0引言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中国正迎来从IT时代到DT时代的变革。《2020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7亿人，全网作品累计约2800万部，全国文学网站日均更新字数超1.5亿，全年累计新增字数超过500亿。由此可见，网络小说平台在运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读者、作者、类别、热度、评分等信息。面对日益增加的数据压力，网络小说的平台流量成本不断提升，平台在老用户维持、新用户吸引、网站点击率等方面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1]。由于新媒介的不断崛起，读者对网络小说平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用户阅读时长呈现离散化分布，导致网络小说平台行业独占率下滑，用户争夺日趋白热化。因此，对小说平台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势在必行。一方面，有利于指导网络小说平台改编影视，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收益[2]；另一方面，便于读者和新手更加快捷有效地发现感兴趣的小说题材。本文以“我爱小说网”为研究案例，通过开发一个海量数据分析系统，旨在提高用户体验，推动小说网络平台发展。平台的用户主要包括小说阅读用户、小说网站管理者、新入行的网络小说作者等。通过爬取小说网站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有助于用户找到当前比较流行的网络小说类型、各种类型小说所适合的篇幅等。 1系统概述 本系统设计的目的在于使用户便捷高效地采集到需要的数据，并将数据清洗之后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呈现[3]。因此，本文将系统的功能需求分为数据采集部分、数据存储部分、系统登录部分、后台管理部分、数据可视化交互部分。以下每个功能模块的需求分析。 ⑴数据采集部分 数据采集功能只有管理员才拥有权限操作，普通用户无法操作数据采集。因此，数据采集模块是在服务器端上进行操作的。启动后，系统会生成相应的任务采集数据表，然后启动引擎开始爬取网页数据并存储到对应MySQL数据库表中。当任务没有可爬取的网址时，任务结束并返回任务结束信号[4]。 ⑵数据存储部分 数据存储部分主要是用来存储爬取小说的文本数据，包括ID、小说类型、小说名称、更新的小说章节、小说作者、小说字数、小说状态、发布时间、点击量和推荐票数量等。除此之外，还包括系统登录账号以及密码和用户的权限管理。 ⑶系统登录部分 当用户对相关的平台接口进行访问时，首先进入系统的登录界面。在该界面中，包括有两个功能模块：注册与登录模块[5]。如果当前用户属于未注册用户，需要用户先进行注册，得到系统管理员的授权之后才能进入系统内部。若当前用户属于已经注册的老用户，可以直接通过填写用户名和密码完成登录。 ⑷后台管理部分 前端界面的数据查询部分、小说数据详情展示部分和数据分析可视化部分都需要先从后台管理获取对应的图表数据，而后台数据管理则是从MySQL数据库获取全部数据，管理员用户可以对数据清洗没清洗掉的数据进行管理操作，以求前端展示的数据都是有效数据，并可以根据需求调整排序方式，以及前端页面数据的展示数量。 ⑸数据可视化交互部分 数据可视化交互部分只针对普通用户，用户可以自由选择想要查看的图表信息。且用户可以下载所呈现出来的图表信息并保存至本地，方便随时查阅。以上各部分模块独立开发、低耦合、适合于团队敏捷开发，更加方便后期系统的升级和运维。 2系统架构设计 完成系统分析后，需要设计系统的总体架构，主要分为表示层、业务层和数据层。分别使用DjangoWeb框架和DjangoAdmin框架来实现。在系统功能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数据采集系统的架构设计，将系统分为五个部分，主要有数据采集部分、数据存储部分、系统登录部分、后台管理部分、数据可视化交互部分。系统结构图如下所示：下面简要介绍系统的体系结构，总体框架是PythonWeb的Browser/Server架构，主要包含数据采集、数据分析与展示。其中数据采集部分采用Python的Scrapy框架，后台存储数据采用的是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MySQL，后台管理采用Djangoadmin，前端采用DjangoWeb框架，主要用到CSS、JS、HTML等语言。体系结构图示例如图1所示。业务逻辑层主要是由Django框架和Scrapy框架这两部分组成。DjangoWeb负责实现业务逻辑，从后台获取数据、通过统计分析之后，再到前端展示。而后台的数据则是从数据库获取的，后台的数据管理请求可以修改后台的数据并保存下来，实现对数据库的增删改查（CRUD）。数据采集Scrapy框架包括以下这些模块功能：URL获取功能、数据响应内容功能、数据提取功能、数据清洗功能和数据持久化功能等[6]。数据层主要使用传统的关系型数据库MySQL作为数据持久化层。 3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⑴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模块主要包含URL获取功能、数据响应内容功能、数据提取功能、数据清洗功能和数据持久化功能等，数据采集的功能模块图如图2所示。 ⑵数据分析与展示 数据分析与展示模块主要有用户管理、数据分析与展示、数据维护等功能，其中用户管理模块有用户注册和用户登录，数据分析与展示模块包括：小说类别状态图、每年小说类别数量动态占比图、各类小说平均字数图、每年小说占比图、词云图和小说状态图等，数据维护则是通过数据查询查找到需要维护的数据进行维护操作[7]，数据分析与展示模块功能设计图如图3所示。 4系统实现 整体的系统实现分为四个模块，分别为数据采集模块、数据清洗模块、系统后台管理模块以及小说数据管理模块。 ⑴数据采集模块 Scrapy框架接受到数据采集的任务之后，负责对小说网站进行数据采集。经过页面的请求到URLconf，再到相对应View函数，View模块负责整个采集任务的配置信息，并发布启动请求。 ⑵数据清洗模块 在爬取的过程中，无法保证每个字段的数据信息格式是正常的，但是我们每一列数据后续所需要使用的信息必须是一致的，所以在进行后续的可视化操作或者模型分析时，需要确保当前的每一列的数据维度是正确的。对于系统爬取到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满足系统所要分析的内容，所以需要通过对数据进行清洗之后，才能将数据完整的与模型进行适配。 ⑶系统后台管理模块 后台管理是针对管理员用户设计，经过数据采集模块爬取数据，清洗数据和持久化存储数据之后。采集到的数据依旧存在一些垃圾数据问题，用DjangoAdmin框架设计实现后台管理模块，可以在后台实现对小说数据的管理和维护操作，通过对小说详情数据表各个表头的正序和倒序排列来实现对小说垃圾数据的快速查找，并且可以对系统用户进行认证和授权管理操作，包括对普通用户授权、资料管理和管理员用户的资料管理等。 ⑷小说数据管理模块 管理员可以在后台对存储到MySQL数据库中的小说数据直接进行管理操作，主要任务是去除一些数据清洗时没有清洗掉的垃圾数据。为了方便且快速查找，小说详情表每一个表头都能够实现正序和倒序排列。在数据管理模块，对于清洗后的数据会做一些可视化呈现，其中部分数据分析界如图4所示。图4采用柱状图的形式呈现，所有的小说都可以划分为完结跟连载两种了类别，能明显看到完结数量最高是“玄幻奇幻”，连载数量最高为“都市生活”。 5结束语 网络小说在互联网时代呈现出海量数据且内容繁杂，想获取准确高价值的数据并不容易，由此对网络数据采集与分析提出更高的要求。网络爬虫技术可以高效获取并整合这些海量的数据，为用户提供相关高质量的数据信息[8]。本文设计开发的小说网数据爬取分析系统，通过Scrapy爬虫框架采集数据，利用Django框架管理后台并进行数据分析与展示，使得用户可以直观的获取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测试表明，该系统具有高效获取、分析和处理网络小说平台数据的功能，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作者:杨孟姣 杜棋东 单位:湖南省石门县第一中学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电影细读问题意识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英美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及策略 实行英美文学教学，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及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语言功能以及文化素质。而电影可以加深学生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理解，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外国的风土人情、历史状况以及社会背景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可行性研究 一方面，现阶段随着我国科学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加深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已经成为可能。尤其是通过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更是为作品的深入理解奠定了基础。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使得枯燥、乏味、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形象。加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学校的先进设备日趋增多，教学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人们接触外国文学的几率大大增加，而不再仅仅是借助书本上的内容获取知识。另一方面，一些情况下，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能完全满足学生对作品认知的需求，如果单纯依靠教师的课堂讲解，就不能使学生完全掌握和理解英文文学中的深层内涵，有时文学中的这种深层含义是需要学生自己去领会的，此时就需要辅助原版电影加深学生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电影的演示，寻找未知的答案。此外，许多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都是典范，具有代表性，这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英美原版电影，可以使学生直接接触到更标准的外国语言，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和熏陶，学生的英语能力就会大大得到提升。而且在观看原版影片的同时，还能够提升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二）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相关策略 首先，了解原版电影的背景。在观看原版电影之前，教师需要向学生交待影片及作者的相关背景然后提出一些和影片相关的问题。一方面能够增加学生观看影片的目的性，而不是盲目地看个热闹；另一方面还能够使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这种方式能够增加教学的针对性，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其次，观看原版电影不是最终目的，只是一种形式，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让学生掌握和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形式。因此，学生在观看完影片，对相应英美文学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应多多鼓励学生写读后感悟、体会等，同时还可以开展一些团体活动，如报告会、心得分享会等，让学生对电影和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感悟进行分享和讨论，一方面能够加深学生对英美文学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还能提升学生对作品的欣赏、鉴赏以及分析能力。这才是原版电影辅助英美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二、利用英美原版电影辅助 英美文学教学的策略英美原版电影只是学生提升自身文学作品鉴赏以及理解能力的辅助工具，并不能完全地用原版电影将文学作品取而代之，最重要的是通过原版电影去引导学生阅读英美文学作品的原著。首先，要选取最能代表原著精神的影片，利于学生对原著的理解。例如《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影片最能体现出原著的精神，而且无论是影片中的语言还是人物情节都对原著进行了最佳的诠释。学生可以在对影片理解的基础上，对原著进行阅读，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原著有更深的体会。其次，要鼓励学生观看完整的原版电影。一部完整的原版电影能够使学生对原著的理解达到最佳的效果，但是由于课时的限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在课堂上难以将原版影片进行完整播放，这种片段式的影片不利于学生领悟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此时，教师需要鼓励学生在业余时间观看完整影片，并给学生布置一些与影片相关的问题以检测学生的观看和理解效果，同时还可以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增强影片的理解力。最后，对影片进行剪辑，实现对比式教学。无论是何种课程的教学，为了增强学生学习的效果，最有效的就是采用针对式的教学方式，即结合授课的内容，播放与其相关的部分影片。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也是如此。对影片进行合理的剪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即与授课内容有关，应该包含作品中内容比较丰富、有着较深的文学意义，以及教师难以向学生讲述或者作品中情感难以表述的内容。以此实现文字与影片的结合。在许多情况下，一部相同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是由许多不同的影片来诠释的，因此，教师在授课时可以用几种不同的剪辑影片实现对比式教学，考察学生对不同影片之间表达情感、思想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三、结语 虽然原版电影作为辅助工具，极大地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改变了学生对文学作品阅读的枯燥、乏味感，但是原版电影只是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一种辅助工具，它并不能完全代替英美文学原著。因此，原版电影只是催动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和热情，然后在这份热情和兴趣的驱使下，去阅读文学原著，从而对原著达到心领神会的目的。． 作者：陶冉冉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英美文学教学论文 一、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理由 （一）电影具有文学价值许多电影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电影在体现文学价值时具备两方面的内容。首先，电影的制作来源于文学的文本，电影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载体。英美文学的文学色彩非常凸显，而电影的制作离不开文学文本，并且将文学文本用图像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许多人都希望电影可以体现更高的文学价值，而不是纯商业的电影制造，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展现文学魅力的电影是人们特别期待的。其次，电影是对文学文本的另一种阐述。电影作为教学过程中应用的材料，教师可以与文本进行对比的讲解，积极引导学生对电影和文本间差异的思考，可以促进学生对文学更深入的理解。电影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学生通过电影材料，不仅可以更深入的研究文学，而且可以对英美文学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二）电影可以辅助文学教学电影是英美文学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通过播放电影，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学生对文学的学习有更加深刻的印象。首先，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电影更易实现，学生看电影更加直观，能够促使学生的思考和理解，与教师或者其他学生进行沟通时更有想法。其次，学生通过观看电影，会对文本产生好奇心，善于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寻找与电影的不同之处，这就在无形之中增强了学生对原著的理解程度。在高校的英美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的为学生播放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的手段。许多学生十分迷恋电影，播放电影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从而能更好的引导学生进入课堂状态，而学生对电影中的精彩片段不断回味，会试图从文本中寻找文学的魅力，这也就促进了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 （三）文本和图像结合是时代的要求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学生的思维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而我国高校的传统教学方式必定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其教学方法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我国，有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等对电影引入课堂的教学方式达成了共识，并且希望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实现文本与图像的互动，从而更加适应教学方式的改革。 二、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原则 （一）选择材料的原则选择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态度开放。选择的电影素材只要是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有助于加强学生的文学文本的理解，就可以作为教学时选择的材料。目前来说，电影对原著进行的改编的方式有三种，即忠于原著的翻译式改编、细节性放大但与原著基本框架一致的改编、对原著大胆创新的自由式改编。这三种改编的方式中，最为肯定的是第一种，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两者也是有可取之处的，通过给学生播放后两种方式的电影，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从多种角度去看待文学作品。二是选材精炼。一部电影的播放时间较长，而高校学生的课时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将一整部电影全部播放完毕，所以教师在选材时，要使选择的材料与授课的内容高度相关，从而使教学效果发挥更加理想。倘若电影选材不当，可能对学生产生误导，因此需要教师在选材过程花费时间和精力，更准确的把握选材原则。 （二）播放材料的原则播放材料原则主要遵循两个方面：一是收放合理；二是观评并举。首先，教师应该明确播放电影的目的。播放电影是为了使学生对文学加深理解，使学生轻松的学习英美文学，而不是给学生施加压力，增添负担。这就需要教师谨慎考虑电影播放，科学合理的使用电影素材，从而使电影引入课堂是一种放松的娱乐形式。其次，适时插入对电影内容的评论，鼓励学生对问题进行探讨，形成批判思维。在高校英美文学教学课堂上，教师利用电影播放手段时，需要对电影适时的停止、回放，并且按照教学计划对学生提出一些思考问题，既有利于学生的边看边思考，又不会使学生只是单纯的观看电影忽略了文学文本的学习。 三、电影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一）将学生课堂权力归还给学生将电影引入课堂，可以有效的使学生在课堂上发挥主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积极参与互动，二是学生自主选择相关电影素材。首先，教师授课之前，学生对文学文本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而通过教师课堂播放的电影，学生可以有效的将阅读文本和观看节目相结合，从而学生会获得更多的信息，对于影像中与文本有出入的地方，学生会深入思考，提出问题，十分有利于师生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其次，教师可以提前给学生布置任务，寻找与文学文本相关的影视资料，在课堂上互相展示成果，有效形成主体的对比，利于师生对影视资料与文学文本间不同之处的研究。 （二）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这种方法适合辅助对名人名家的教学活动中，因其作品较多，被翻拍成影视也较多，所以调动全班同学一起参与互动是十分有效的方法。首先，如果课堂学习的主人公背景较为复杂，作品较多，教师则没有过多的精力和时间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所以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给各个小组布置任务，从而在课堂上起到汇总的效果。通过全班同学共同参与互动环节的方法，可以使小组同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更有效的对文学文本进行学习。 （三）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看法英美文学中，有许多名著的理解与学习难度很大，学生理解文学文本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从而会使学生产生一定的畏惧和不满情绪，所以教师应尊重学生对文学的理解和看法，并在可以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予赞同。在学习英美文学过程中，教师在课堂上播放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电影，这些电影通过现代意义的翻拍，能够增强学生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学生观看文学电影过程中，必定会对电影的某个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有自己的看法，教师应在学生理解未偏差的基础上对学生理解给予肯定，并且循序渐进引导学生加强理解。 （四）兼顾文本与图像的结合在我国高校的英美文学授课过程中，兼顾文学的内视性与图像的外在性相结合，从而促进教学活动达到更好的效果。英美文学的创作背景和时代与我国高校学生的生活背景和时代有很大偏差，所以学生往往不能更好的理解英美文学的内涵，而电影形式与我国高校学生的距离较近，通过电影的播放，可有效的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学文本的理解，还可以使学生对文本和电影进行对比，有利于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四、结论 总而言之，电影应用于高校的英美文学课堂教学中已经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对英美文学的理解，而且可以促进教学环节的互动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图像化越来越为广泛的青年群体所接受，通过图像的呈现，可以使高校学生更加明确英美文学的内涵，也可以促进学生在课文中积极寻找电影故事里的精彩片段。 作者：王晓蕊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浅议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的联系 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等影片几乎都是根据当代小说改编的。他曾经感叹道“：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可以说，当代文学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没有文学的繁荣，也就没有电影的成功。实际上电影的繁荣寄托于文学的繁荣，文学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素材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导演创作经验谈，同时也是对中国电影的一种经验总结。 我国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对中国电影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文学作品的大量改编。伴随着文学作品的改编，也基于文学和电影的创作者所处的共同历史境遇和社会环境，文学的思潮、观念、风格乃至叙事技巧也自觉不自觉地被纷纷引入，无形中对中国电影进行了重塑。也就是说，大量的经过文学改编的影片的出现，使得新时期的中国电影得紧跟民族反思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步伐。有趣的是，和中国文学发展所经历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等几个阶段的思潮相同步，电影出现了伤痕电影如《神圣的使命》、《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电影如《天云山传奇》、《人生》、《芙蓉镇》、《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寻根电影如《红高粱》、《牧马人》、《黑骏马》、《黄土地》、《边走边唱》等和改革题材的电影如《陈奂生进城》、《人到中年》、《祸起萧墙》、《野山》、《秋菊达官司》等等几个阶段。特别是张艺谋拍摄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更是莫言文学作品以影视剧的形式第一次受到国际认可。正如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所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作品是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国际上A级电影节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也促使中国电影反省：注重文化思维而非市场功利、注重个性自由创造而非统一规格玩弄、注重人性挖掘而非概念主题俯就才是正道!”②莫言的作品不仅仅是在于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还在于莫言在文学中表达了自己的真性情，使中国电影走向了世界。电影《红高粱》正是有了文学的内质才能走得更远，因此可以说文学永远是一切艺术的呈现。进入新世纪后，迅猛发展的电影高科技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技术时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影视生产越来越注重和依赖新技术、高科技，并且以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来制造视听奇观征服观众。沃卓斯基兄弟1999年的《骇客帝国》开启了电影影像叙事、景观叙事的新纪元。风靡全球的《侏罗纪公园》、《哈利•波特》、《指环王》、《2012》、《阿凡达》等影片则是靠着叹为观止的视听效果让人如痴如醉。与此同时，中国电影在产业化、国际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大片策略。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创下了2.5亿的票房奇迹，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此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夜宴》等中国式大片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模式，采用大明星、大投入、大制作创造出了中国电影的视听奇观。过犹不及，这些“大片”不尊重叙事的逻辑、情节的逻辑、人物性格的逻辑，造成了很多笑场和漏洞，同时也放弃了从文学中去寻找电影的主题、趣味、美感和人性深度的努力，有意无意地拒绝文学的滋养，不可避免地陷入文学性贫血的艺术困境，因而遭到人们激烈的批评。当下中国电影文学贫血、叙事紊乱、情感苍白，追求大制作、大场面以视听为其主要表征下，中国电影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关系当中，中国电影的“文学”创作发展就显得非常必要。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电影环境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全不一样，当文学不再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以视听文化为其主要表征的电影势必将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学习和应对好莱坞的挑战。这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艰难但是又必须完成的使命。 中国电影经历一个初级阶段以后，应该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原地踏步，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文学需要电影，特别是在视觉艺术占主流的今天，文学通过电影进入受众的视野，在文学创作中寻找切合大众心理和情感的题材通过电影表达，也可以将电影的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运用到文学写作中，给读者以全新的感受。只有中国文学辉煌时代的到来，才有中国电影的辉煌时代到来。电影是综合性艺术，而文学是它最大的综合性因素。这种综合不是一种相加，而是一种化合，是被转化成电影的语言、元素变成电影自身的一部分血肉。这就是中国电影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样很好，没有必要否认。 作者：廖晓文单位：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中国当代电影发展与文学的关系 烧着的始终是二堆熊熊的“哑火”。为什么电影界的“奥斯卡”文学界的“诺贝尔”会垂青于同样是亚洲和东方的弹丸之邦日本和贫穷的印度呢？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俺以为艺术不是一门吃饱了就可以出去耍猴的行当；艺术家不能等同于工厂里面熟练的技术工人。艺术作品不能奉行“拿来主义”更不能靠“山寨”；且称之为乞丐文化或是流氓艺术。艺术家必须具备自我批判意识与创造精神此两种品格；即风骨与思想。 电影被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存在。断不应该只是一味地整天玩弄着那美女开会俊男扎堆的无聊游戏，此亦为中国影坛的一大特色。所谓电影起码也要能够表达出思想承载着人性吧；但此两点恰是当代中国电影的硬伤与软肋。 最搞笑的是；某些导演竟扬言若给他们几个亿的话也同样能够导出像欧美那样的大片来！呵呵；恐鬼才会相信他们喷出的豪言壮语呢？典型的“猫盖屎”！再来瞻仰一下当代中国的文学界，可能称之为“文字界”更贴切些吧。单看那些整日里打着作家和诗人旗号招摇的人士就多如牛毛给人以“大海”般的感觉。 作家和诗人是多么奢侈的尊称而今却已然沦为了鸡肋。多所谓的作家诗人也不过是一帮垃圾搬运工或叫作专业生产多余文字的机器罢了。他们洋洋洒洒的天书风格实在不是一般人类的审美能够企及或欣赏的了的，则更像是为了满足地球以外的神马鸟儿的口味。 文字其实更像一个接近于我们灵魂的载体，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是无眠的孤独的甚至是痛苦的产物。而今一帮“文人骚客”沐浴更衣皆跑龙套似地签名作秀实像极了小丑儿，说白了就一“书贩子”。 今日之文坛流派林立且互捧臭脚。真正的文学大家乃以思想著述立于世且不随波逐流；然此等之流却聊以维生计耳！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和文学相似性艺术 摘要:电影与文学都是人类的一种表意方式,都具有时间形态的艺术特征,因此两者的相似性即为叙事性。当代叙事学研究以及电影改编自文学的普遍现象,均表明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叙事文本的基本范畴包括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因此从两者的叙事方式、叙事角度、叙事话语的技巧———修辞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则能清晰地看到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详细表现。 要害词:电影;文学;相似性;文本;叙事性 文学是古老的艺术,电影是当代的艺术,两者的产生相差几千年,而就在两者共存与发展的短暂时间里,却不断地联系、碰撞并发展,两者的关系有时被人们认为水火不容,有时却被人们合二为一,可以说,在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还没有哪两类艺术的关系像电影与文学那样被人们所争论。本文试图从文本的角度,阐述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及其表现。 一、叙事性是电影与文学相似性的根本所在(一)理论依据。文学和电影的根本差别,是书面文字和视觉影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把它们分隔为不同的世界。要穿越这看起来似乎是无限的隔阂,最好的方法是把文字和影像两者都看成符号,其目的都在于传达某种意义。在这个角度,文字和影像都是一个更大的表意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广义的“语言”的组成部分。文学和电影都是从自身最理想的起始线出发,一个从画面,一个从言语,它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完善地表达意义。正是在写作论文文本的意义和人类的理解这个哲学高度上,文学与电影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如伽达默尔所说的:“解释学观点的普遍性是包容一切的……归根到底,歌德的论断''''万物皆符号''''是对解释学思想最全面的概括。它表明,一切事物都指示出其他事物。”[1]文学与电影最根本的联系在于两者都具有时间艺术塑造形象的特征,即在时间的流动线上展开形象的叙述。小说是时间艺术,是一个词一个词地在延续时间中积累组合,在人脑中形成一篇小说的故事形象。电影是诉诸视觉的空间艺术,同时又是时间的艺术,电影的运动性决定了它的时间特征,也就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在延续时间中运动发展,最后构成整个影片的银幕形象。正是在观赏延续时间中展开形象,使得电影在理论上就具备了类似于文学的叙事性质。所不同的是,“文学的叙事是根据主要被看作线性顺序的时间展开的,而电影似乎就是要通过同时性的观念才能完成叙事”。“确实,叙事性是连接小说和电影最结实的中介,文学和视觉语言最具有相互渗透性的倾向”。[2]电影叙事学与文学叙事学一样,都是当代叙事学的重要分支,都有着浓郁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背景。而在一般叙事学和符号学研究中都是既包括文学,也涉及电影,即使在早期俄国的形式主义文论中也包含着对电影理论的研究。自从克里斯蒂安·麦茨把索绪尔的符号学原理引入电影理台州学院学报第30卷论研究,并于1964年发表《电影:语言还是言语?》之后,电影叙事研究才有了自身的独立品格,同时,与文学叙事的联系也更紧密了。因为,麦茨的研究表明,“电影与文学的研究自从在内容分析上建立起相同的一致性后,又在表达方式的层面上建立了一致性。易言之,过去电影与文学只是在语言的表达内容(对象、题材、范围……)的研究方面相联系,而现在则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联系起来”。[3](二)事实依据。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即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工厂的大门》、《婴儿的午餐》、《火车到站》等影片,尽管只有一两分钟,尽管不怎么出色,但它们确确实实在讲故事。到1915年美国闻名导演格里菲斯综合运用蒙太奇手法拍出了长达2小时的《一个国家的诞生》,短短的20年时间,电影就具备了讲述复杂故事的能力,并可以与小说相媲美了。电影“大量借鉴了小说和文学这一古老形式。因为正是小说把文学遗产传给了电影,从而使它从中获得了灵感和源泉”。[4]79-80正如这部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杰作是改编自托马斯·狄克逊的小说《同族人》所喻示的,百年电影史说到底是电影与文学(另外还有戏剧)的关系史。这里有两个重要事实,一是“电影事实上日益明显地走上小说的路,并且成绩斐然”。[5]电影史上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文学作品,而在得奖的电影中,改编自文学的比例就更高。世界上闻名的小说大多数曾被搬上过银幕,有很多还不止一次。怪不得温斯顿说,“电影确实可以和世界文学杰作等量齐观”。[4]48许多闻名作家同时又是有名的电影编剧甚至电影导演。二是“小说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极为重大的影响就是叙事和讲故事的形式”。[4]81电影从文学尤其是小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反映现实生活,通过选材、剪材来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通过人称、线索、结构的安排使作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通过各种叙事技巧和修辞方法的运用,使作品更完美、更精致和更富有表现力,等等。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借鉴和利用,使我们一度分不清彼此,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掀起过一场电影与文学关系的大讨论,甚至出现了“电影就是在银幕上完成的文学”这样一种观点。 二、电影与文学的相似性的详细表现(一)叙事方式。1、表达方式。表达方式是叙事方式之一。文学中的表达方式主要有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等,这些表达方式在电影中也同样存在,除了运用的媒介不同———前者是语言文字,后者是画面影像外,其他方面,包括目的、意义、作用、效果等都很相近。例如“叙述”,常见的叙述有顺叙、倒叙、分叙、插叙、补叙等,电影中也相似。这里举倒叙和分叙各一例。倒叙是把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或电影的开头来叙述,然后再使文章或电影的叙述回到“顺叙”。这种手法往往可以突出中央,造成悬念,渲染气氛,形成波澜,产生引人入胜的效果,避免结构上的平铺直叙。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影片一开始,主人公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飞驶,前方突然闪现两个骑车人,他躲避不及,飞入路旁树丛中,葬礼之后再顺叙劳伦斯的一生。这里的倒叙手法把主人公的爱冒险和富于人道精神的个性突显出来,同时也有吸引观众的作用。分叙,是指平行地叙述两件或两件以上的事,它可以把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情,写得眉目清晰,有条不紊。影片《侏罗纪公园》中,奈得利破坏公园控制系统、偷窃恐龙胚胎逃跑却被恐龙吃掉,格兰博士与蕾克丝、蒂姆三人在躲避恐龙的追袭,哈蒙特、马尔登和萨特博士则在控制中央竭力修复系统,这三条线索分开叙述,把这些事件的复杂关系叙述得一清二楚。再如议论和抒情。文学作品中的议论主要有作者的评论和作品中人物的议论两种。相应的,电影中也主要是这两种,假如是剧中人物的议论,可以由角色直接说,假如是作者的评论,可以借助画外音,也可以借助于画面。如俄罗斯影片《烈日灼身》中,画在巨幅画布上的斯大林画像在微风吹拂下,像水波纹一样起了皱褶,这实际上是电影编导对斯大林这个人物的评价。文学中的抒情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大类,电影也与此相应。电影中的直接抒情往往直接由剧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来表现,间接抒情则借助空镜头、音乐和歌曲等手段。2、结构方式。电影文本与文学文本在叙事结构方式上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开头、结尾、过渡、巧合等等。例如“照应”,如《乡音》的前半部,几次借人物之口提到并表现了陶春的腹痛,为后面发现陶春患癌症作了伏笔。所以,后面的情节发展就显得有理有据,也显得自然。《魂断蓝桥》以主人公站在滑铁卢桥上拿着吉祥符回忆开始,又以回忆结束,两端是现在时空,而中间是回忆的内容,首尾呼应,浑然一体。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如影片《死亡诗社》,基丁老师在上课时站到了桌子上,启发学生要善于从不同角度去看待事物和思索问题,并让学生轮流站到桌子上领悟一下感触。后来,校方将一起事故的责任推到基丁头上并欲赶他出校门时,学生们不顾教务长的吆喝而一个接一个地站到桌子上对基丁表示支持。再如“省略”,在文学创作时,对现实生活进行概括,在构成情节时略去多余的时间过程,在刻划人物时略去没有价值的部分,这就是省略。它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电影的艺术手法。马尔丹说过,“电影是省略法的艺术”。[6]影片《苔丝》中,苔丝杀亚历克那场戏:苔丝伤心地伏在桌上哭泣,她望着亚历克插在牛肉上的那把刀子,眼里布满了愤怒,接下来的镜头表现苔丝急步从楼上下来,匆匆外出。而公寓治理员布鲁斯太太坐在楼下绣花,不经意中看到天花板渗出的不断扩大的红晕,她好奇地站到桌上伸手去摸,旋即惊恐地用手捂住了嘴。这个情节因省略的手法而表现得非常含蓄,没有把凶杀的场面展示出来,起到了维护苔丝在观众心目中美好形象的作用。(二)叙事角度。叙事角度是叙事本文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7]叙述人身份的确认,为影片叙述提供一个总体叙事角度,不同的叙述视角,确立起叙事主体与所叙之事的距离、范围和介入程度,从而表达出作者的叙事评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谁是叙述者”,二是“人物视点如何”。“谁是叙述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称。文本中最常见的人称是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如基耶斯洛夫斯基的《三色:蓝、白、红》,影片叙述人身份均是“本文中存在的观众”,即第三人称“他者”———叙述人跟着被叙之事走,因而对故事的评判权还给了观众。影片《城南旧事》,保留了小说的第一人称的自述体风格,整部影片从小英子的视角来表现,因而观众容易认同主人公的感触。文学中第一人称可以直接用“我”“我们”这样的词语表达;影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则通常采用画外音的方式。假如说“人称”是叙事角度的直观表现,那么,“人物的视点”则是叙事角度的内隐方式。文学中的人物视点可以由叙述人直接加以叙述,但电影却不能,它要通过镜头来表现,有时单个镜头不能传达视点关系,需要与前或后一个镜头的配合。如《蓝色篇》中萨布林娜见朱丽的镜头,前一个镜头是萨布林娜面对摄影机的近景,下一个反打镜头是从萨布林娜背后拍摄的双人近景,由此我们才可以确定,这里的人物视点是客观视点,而不是剧中人物视点。另一方面,电影的表达面要比文学复杂,它至少有两个叙事层面:视觉层和听觉层,在视觉层包括了影像、构图、光线、色彩等,在听觉层则有对白、音响、音乐等。正因为如此,法国电影叙事学家弗朗索瓦·若斯特把电影的叙事角度分为视觉角度、听觉角度和所知角度。假如对应这种分法,那么,文学的叙事角度只有所知角度了。因此,叙事角度,包括人称和视点,是电影与文学叙事相似性的表现之一,只是电影的叙事角度更加复杂而已。 (三)修辞。叙事话语在文学文本中以言语的方式存在,在电影文本中以影像的方式存在,同样,作为叙事话语技巧主要表现的修辞,在电影和文学中也有着各自相应的手段———电影修辞直接以画面形象为修辞手段,而文学修辞是以语言文字为修辞手段。不过,从修辞所达到的效果来看,两者又有着相通之处,比如运用比喻和象征来表达作者隐含着的思想,运用对比来突出差异,运用反复来表示强调,等等。电影与文学在修辞技巧上有很多的一致性,但不等于所有的文学修辞在电影中都能找到,那些借助词汇特有的语音、语气、语义技巧创立的修辞,如谐音、反问、设问、呼告、仿词、顶真、回文、对偶、移就等等,就不能与电影的修辞建立起对应关系。电影根据自身媒介的特点,则充分运用隐喻、象征、反复、夸张、借代、比较、衬托、示现、拟人、双关等修辞。例如“比喻”。电影是典型的隐喻性艺术。由于直接借助自然物作为表意符号,所以“喻体”与“本体”之间通常呈现为同一关系,而不是比喻这种文学修辞的相似关系。电影中由实物组成的代码和被编码物(实物本身)是无法严格加以区分的,本文中自然意义上的本体,与文化意义上的喻体同时出现。卓别51林的《大独裁者》中,踢气球舞蹈那场戏,大气球做成一个地球仪的样子,是为了喻示出独裁者兴格尔想统治和玩弄整个世界的野心,而这个气球不小心被他踢破,则喻示了他终将失败。意大利影片《天堂影院》中主人公与银行家的女儿相爱了,但由于门第悬殊而注定是一场梦。导演借助栏杆、建筑物、木帘等障碍物将他们隔开,而当他们到野外郊游时,碰到了银行家。此时,银行家在画面中的位置恰好将两个年轻人隔开了,尽管银行家没有说一句话,但画面已经给我们喻示了“他们再也不可能在一起”的含义。再如“象征”。电影中的象征与隐喻非常接近,大体来说,比喻是画面并列或“碰撞”产生的临时的局部的新含义,象征则画面里的事物不断重复出现并稳定地联系着它的文化含义,如影片《蝇王》中的海螺。影片开头,海螺从水里被捞起来,并做成吹号的工具。随着海螺被当作集合的工具和一次次的使用,它在整部影片中就获得了“权力和规范”的象征意义。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封闭的陈家大院在不同的片段里反复出现,于是,它获得了象征意义———封建社会的缩影。影片中的“主题道具”灯笼也成为封建院宅里欢娱、恩宠、荣耀的徽号,灯亮则代表着“幸福”,灯灭则象征着所有的不幸。 电影文学论文:哲学重提电影文学性 摘要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它包括主题意蕴的人文性、情感的幽默性、故事的真挚性、叙事的机巧性等。电影文学性在当代电影理论探讨和电影创作实践两方面正在被冷落和边缘化，究其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电影理论界专注于电影的绘画性而忽略甚至排斥电影的文学性；二是当代电影奇观化的审美风潮影响所致。非常必要，一是强调传承中国传统审美观的重要意义，二是呼吁拯救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文学性品格的下降趋势，提升当代技术主义电影的艺术品格。 关键词电影文学性；技术主义电影；审美价值 一、什么是电影文学性 电影文学性是从电影与小说有较大的相似性这一视角出发来探讨电影的特性，如电影要贯穿作者的意图、要塑造人物形象、要再现事物的进程与各种矛盾冲突等。电影文学性是衡量电影艺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关于什么是电影文学性，我国著名电影艺术理论家张骏祥是这样解释的：影片的文学内容包括影片的思想内容、典型形象的塑造和文学的表现手段。在影片主题思想方面，他既反对直奔主题，同时也提出要防止忽视一部影片的主题思想，指出影片的思想性或哲理性还是以明确为好。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他认为要通过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写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这一说法带有时代的烙印，虽然基本明确了电影文学性的内涵，但在电影文学性的具体阐释上却有着明显的局限性。电影文学性应该是通过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表达对人类过去、现在及未来命运的思考。电影的文学性要具备一定的人文性，要有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怀；在情感表达上要真挚，不虚假造作；在叙事上要圆融连贯，能将一个事件(故事)讲述得既曲折有致又不故弄玄虚。刘锋杰在《文学是简单的》一文中对“故事”进行了精彩的论述：“打动人心的人性故事，既是人类的实践产物，又永远都是满足人类审美想象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尽管不同类型的电影其文学性品格有所差异，如受众较多的大众电影更多地考虑电影叙事的机巧性或幽默性，而受众较少的艺术电影偏爱电影的悲悯情怀，但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叙事的内在逻辑性、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性却是任何类型的电影都必须具备的，它也是任何时代处于不同审美文化思潮中的观众不变的、永恒的审美追求。 电影文学性是电影生命力旺盛的重要表征。中外电影史上的电影家都非常重视电影的文学性。经典时期的好莱坞电影艺术家们把向观众奉献一个精彩动人的故事作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早期的中国电影理论家和电影导演虽然认为电影是戏剧的一种，但他们同时强调“文学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影戏是居文学上最高的位置的，最具有文学的价值的”。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一文中也认为，影戏非有文学的意味、艺术的价值是不会成功的。早期中国电影之所以能够突破帝国主义的文化入侵和国际资本的强力渗透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取得观众的认可，能同输入国内市场的好莱坞电影一较高下，固然有着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与郑正秋他们那批早期电影工作者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现在很少有人提“电影文学性”。电影文学性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创作中的失意有着复杂原因，但显然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的审美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二、电影文学性被边缘化的原因 当代中国理论界对电影文学性的放逐肇始于1980年代那场众多电影理论家都参与讨论的关于“电影的本性”和“电影文学性”的争辩。张骏祥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提出电影应该具备文学价值。张骏祥的这一电影观念立刻遭到郑雪莱的反驳。郑雪莱认为电影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不是用电影表现手段完成的文学，而且对张骏祥所提出的电影的文学价值说表示质疑。他认为，“任何艺术都有思想性、主题思想等问题。任何艺术都有塑造典型形象的任务，而不仅仅限于文学”。“一切文学艺术都有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问题，都有塑造形象的任务。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个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在这场争鸣中，郑雪莱对电影作为一种独立艺术的尊重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张骏祥的电影观念确实并未揭示电影的本质。一门艺术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找到了它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性，电影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文学。但是郑雪莱强调电影的美学价值、取消电影的文学价值，这个观念却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电影文学性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电影与文学的有机联系而言的。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同多种艺术形式有着密切联系，同文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拍摄电影需要文学剧本，很多电影改编自文学名著。就电影和文学作为两种独立的艺术而言，他们在某些方面也非常接近，比如他们都是时间艺术，都在一定的时间流程中展开故事情节、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我国电影理论界强调电影文学性的理论渊源应该是苏联学者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电影是“具体化了的文学”。弗雷里赫在论述了电影与其他艺术的相似点后，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一电影观念不同于西方电影的形式追求，更倾向于给观众带来富有生活气息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其次，电影文学性作为一个电影概念被提出来后，得到了很多电影理论家们的认可，电影文学性被认为是衡量一部电影作品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 在那场沸沸扬扬的辩论中，张骏祥的电影观念受到了质疑，而且连带他对电影文学性的强调都被冷落了。电影的绘画性，即如何用富有深意的镜头语言去表现人物，成了那时电影理论家们和导演们最需要确立的电影新法则。在电影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都被僵硬地束缚在一些机械的条条框框中的时候，在中国电影经历了“”电影的假、大、空后，在电影被极端化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后，电影理论家和导演们迫切需要重新为电影“立法”；当无法肯定表达什么是否还是禁忌的时候，如何表达就成了首先需要突破的方面。一些陈旧的电影语汇遭到激烈的批判，一些从西方电影中引进的电影语法迅速被确立为电影语言规则。电影的绘画性，也就是电影的画面造型被推到了电影舞台的中心，成为电影的本性。原来绑在电影这驾马车上的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被扔下，电影甩掉了附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非电影因素。但遗憾的是，厘清逐渐演变成了对电影同文学有机联系的抛弃甚至蔑视。在以后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趋势愈演愈烈，电影被演绎成为一种唯画面的视觉艺术，淡化甚至放弃了故事、人物等与画面相匹配的内容。电影的形式语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与张扬，与此同时，电影文学性被遮蔽。 在电影中，消费奇观已经成了当代电影审美价值的主导趋势，并且这个趋势有愈演愈烈的态势，世界各国的电影都开始追逐这个潮流，电影已不再是以故事为主要审美价值的文化形态，而是演变为以场面和视觉奇观为主的重度能指电影。现代人生活的摩天大楼、乘坐的航天飞机、惊险刺激的游乐场等，已经建构了现代人生活中的奇观，从而使消费奇观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奇观是人类文化史中由来已久的一种现象，远古先民的宗教仪式、中世纪的圣像崇拜、拉伯雷时代的狂欢节、路易王朝的断头台、大革命时期的庆典，这一切都曾是奇观的场景。可以说世界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奇观所构成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奇观化的文本，我们就在奇观之中。对奇观的渴望几乎一直是好奇的人类想要摆脱自身平凡生活的一种重要途径。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电影与奇观的关系最为密切。电影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与奇观之间的血缘联系。一位早期的中国电影观众在他的《观美国影戏记》中这样描述他的观影感受：“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电影艺术发展至今，对发现一个让观众意想不到的奇观世界的热情始终未减。电影理论家伊芙特·皮洛说过：“电影唯一的宗旨似乎就是令人眼花缭乱，使人心醉神迷，用美仑美奂的布景引人入胜，以洋洋大观的场面征服人心。”毫无疑问。对奇观的追求一直是电影艺术家们的梦想，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科技发展的限制，电影中的奇观还只是小打小闹。后来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加上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电影对奇观性的依赖已经被置于其他任何电影艺术特性都无法比拟、无法望其项背的位置。 电影文学性正是在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理解——不恰当地过分强调电影的画面造型，而忽视或蔑视电影的文学性，以及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奇观效应的双重夹击下，在电影理论和实践中被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了。 三、的必要性 首先，从我国文化传统来看，有必要。相对于强调电影的绘画性这一西方的形式主义传统来说，电影文学性更加关注电影的内容，而对艺术内容的重视向来是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中国自孔子开始就强调尽美尽善，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但如果“文”和“质”发生矛盾时，尤其当“文”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外在虚饰的时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纯粹的官能享受排除在审美之外，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感官享受。《老子》第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无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认为审美本来同感官的愉快分不开，但是无止境地沉溺于声色感官享乐就会使人与审美无缘。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一部针对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辞藻的形式主义趋向而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就是说，内容是文辞的经线，文辞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畅通的文辞，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随后，他进一步指出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另外一种是“辞人篇章，为文而造情”，并且总结出了为以后中国人一直信仰推崇的艺术传统，那就是“联辞结采，将欲明经；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意为，写文章运用辞藻，目的是要讲明道理，如果辞藻浮泛诡异，作品的思想内容就会模糊不清，最后必然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只有繁丽的文采而缺乏深刻的思想感情，看起来必然令人生厌。刘勰的这种文、质并重，但又以“述志为本”的内容一形式观对后世中国人的创作和审美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电影审美价值取向上，中国人更关注电影通过形式呈现出来的内蕴。尽管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审美风尚也有全球趋同的态势，不少年轻的中国人在审美观上可能更接近于西方的审美价值观，较能欣赏电影的形式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电影内容没有追求。 其次，从当代电影的创作实践来看，忽视电影文学性直接造成了当代技术主义电影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技术主义电影是指新世纪以来主要依靠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大导演、大宣传来获取票房利润的商业大片。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这些影片是中国技术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他们无疑在电影的奇观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其中的视觉、音响效果代表了目前中国电影技术的最高水准，完全可以同好莱坞大片一较高低。但是与雄伟壮观的奇观相对照的却是渺小可怜的故事和虚假造作的情感，就像是一个打扮前卫的时尚女郎却裹了个小脚。思想暧昧陈旧、人物形象干瘪失真、情节简单粗陋、情感夸张造作，其对文学性的无视甚至蔑视已严重损害了这些电影的艺术质量。 针对观众就《英雄》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作品思想意蕴提出的质疑，张艺谋这么回答：“按照我们以往拍文艺片的习惯，都喜欢找一个文以载道的大主题，于是就找了这么一个说法，实际上完全没有必要重视这个，你们也不要用一个好像多么大的标题来定位，这只是一部电影。”电影不是必须得表达什么思想，这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确实有一些中国电影因为忙着思考哲理，而忽略了电影的观赏性。但问题是《英雄》它自个儿憋着劲用着力在解说着“天下和平”，却又没能说周全说动听，就像一只美丽的孔雀它完全可以向观众只展示它最美丽的羽毛，可它偏偏还要炫耀它丑陋的屁股，完了还要责备观众为什么要看它的丑陋的屁股。 作为新世纪的商业大片，如果对它们的电影文学性要求过高显然不切实际，这与它们所追求的商业目标相冲突。因为那些技术主义电影锁定的观众群是那些迫于生存竞争压力日夜煎熬、把在电影中寻求娱乐放松作为欣赏目的的现代中国人，或者是那些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外国观众。从这个层面上说，技术主义电影不可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人文关怀的电影作品。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已经彻底放弃了在电影中进行精神探索和情感释放的审美需求。这就需要寻找到一个与故事相匹配的奇观影像和一个能感动人的故事，并使形式与内容实现完美的结合。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技术主义电影只追求奇观和场面，而放逐了最起码的叙事的内在逻辑、人物性格的基本完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如果技术主义电影的这种轻视电影文学性的状况得不到扭转，尤其当这些电影在电影市场上呼风唤雨，有意或无意地遮蔽其他一些电影的存在价值，从而成为一种电影话语霸权的话，这些无视电影文学性的商业电影的危害就更不可忽视了。 综上所述，由于当代中国电影理论界对电影特性的片面认识和当代电影审美文化环境的影响，当代中国电影，尤其是主导着中国电影发展方向的主流商业大片，都陷入了一个因为忽视电影文学性而导致的审美价值误区，从而造成电影作品思想的暧昧不清、人物的虚假失真和情感的夸张造作。电影的现状表明：中国电影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亟待加强对电影文学性的重视和研究。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苏联电影文学诗意及对电影影响 苏联电影早已成了历史，在中国现在似乎只存在中老年人的记忆里，然而在世界影坛上，苏联电影的辉煌和贡献却是无论如何也抹杀不了的。苏联电影不但具有思想内容的进步性、电影语言的独创性；而且还以其浓郁的文学诗意，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美学特色，并在中俄两国电影文化几十年的交流中，对中国电影美学风格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前，在中国文化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电影艺术走向市场之际，我们不妨再回过头认真思考研究苏联电影与中国电影的联系和影响，探讨电影在市场中的定位和审美适应性，这将会对我们认识电影发展的本质规律有着很大的益处。 一 符·维·阿格诺索夫在谈到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时曾说道：“20世纪的俄罗斯承传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而文学则形象地反映出俄罗斯复杂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考察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基础。”[1](p3)实际上也是我们考察苏联电影的基础。上个世纪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是俄罗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在世界文坛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就苏联电影来说它和苏联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苏联电影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其深厚的文学基础，可以说它是在俄罗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浸淫下成长发展起来的。苏联电影从内容到形式上处处都闪现着俄罗斯文学的浑厚、深沉、辽阔的艺术底蕴和壮丽而忧郁的抒情现实主义特色，总能引起人们无比的向往和思考。苏联电影以其鲜明的文学性特征区别于娱乐电影等其他不同类型的电影。特别是“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创作与发展，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电影创作，使苏联电影形成了鲜明独特的文学性诗意风格。 电影的文学性实质上是指电影作品从整体上所体现出来的浓浓的文学精神和韵味，它有别于纯粹的商业电影和戏剧式电影。在电影诞生初期，苏联的电影大师们就反复研究学习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和创作经验，并从文学创造的角度着力探索电影如何运用电影的影像和视觉表现力来地描绘生活。在默片时代的高潮期，以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库里肖夫、杜甫仁科等一批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在批判法国“先锋派电影”的基础上，富于创造性地实验和发明了电影的镜头剪辑，并揭示了这种剪辑技巧在艺术创作中听显示出来的隐喻、对比、以及理性揭示的巨大艺术表现力，他们把这种关于电影镜头的剪辑组接技术称为蒙太奇。电影蒙太奇可以象文学那样具有艺术典型化的创造作用、对形象内涵的理性揭示和表现功能。客观地讲当时爱森斯坦和普多大金等人对蒙太奇的努力探索实际上是想找到电影艺术对现实生活的深刻的表现能力，并创造一种艺术性的电影，为此他们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美学思想为基础的“诗的电影”学派，并奠定了苏联电影的文学风格。对此，米·罗姆认为爱森斯坦等人是充分地继承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对于我国文学的这些宝贵经验，我们研究得还不够深入，而爱森斯坦是深入研究过的。他所以提出‘杂耍蒙太奇’，正是根据原始艺术、古典悲剧、托尔斯泰的经验以至世界艺术的全部经验概括出这种手法的。”[2](P95)也正是由于此，在他们的电影中都处处洋溢着浓郁的文学色彩。象爱森斯坦拍摄的《战舰波奖金号》和普多夫金拍摄的《母亲》等影片则标志着“诗的电影”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很好地处理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注意了诗的隐喻与电影叙事的密切结合，显示出了影片的大气和场面的惨烈，此片赢得世界影坛的广泛赞赏。 为了使电影能够象诗那样去表现出浓郁的情绪性和鲜明的“俄罗斯忧郁”：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爱森斯坦就拍出了《白静草原》，尽管这部影片在当时遭受到了极左思想的批判，但它仍表现出爱森斯坦对电影的诗意情绪化进行的深入不懈探索。影片内容是少先队员巴甫立克·莫洛卓夫因向苏维埃政权告发了富农父亲及其同伙的罪恶阴谋，而被其父亲手杀死的故事。这部影片并没有完全迎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而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多样的本质，特别是父亲杀子的场面写得极富人情味。此外这还是一部具有屠格涅夫式的诗意片名的影片，影片并没有详细具体叙述一个故事，而是运用多样化的电影语言手段去表达和挖掘影片的内涵。本片按照爱森斯坦的说法就是影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是采用非现实主义手法处理的”，这里有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隐喻、借喻、假定性等手法，这些丰富多样的表现技巧使影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影片还特别突出了影像造型的电影元素作用，环境、布景、自然景色、道具、照明、明暗对比等成为超越演员表演和对白的重要的剧作手段，较好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塑造和对影片内容的表现。影片正象科瓦洛夫所分析到的，在影片中“爱森斯坦没有把大自然意识形态化，而是赋予它以灵性。他的仁慈厚道的俄罗斯中部地带并不是冷漠无情的，他发怒、欢乐、和悲伤。在那里整个人类世界都是自由自在的。在永恒、回声隆隆的苍穹下，杀子本身就具有奉献牺牲的语言的特征。”(3)(p137)这类“诗电影”对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影响很大，以至后来出现一大批优秀的诗电影，象《伊万的童年》、《跟随太阳走的人》、《雁南飞》、《士兵之歌》、《恋人曲》等影片。因为这些影片都非常好地运用了诗的语言表现方式：譬喻、寓意、象征、主观情感性等艺术手法，使影片比较完美地体现了作为文学主要形式——诗歌的艺术韵味。 “散文电影”是苏联另一种极具文学色彩的电影体裁形式。散文电影是通过人物的形成过程去体现主题思想，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其表现手法体现了散文创作的“形散神凝”的基本特点。就这一点而言，这也是戏剧与小说的共同美学要求。戏剧有其时空局限，强调对话，视点固定等特性；小说也有其时空跳跃，结构灵活，重视抒情和描写以及插叙等特性：散文电影也就是借鉴了小说与戏剧的艺术表现特点，并以更加纪实的方式使影片能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征。其中早期影片有：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夏伯阳》；艾尔姆列尔的《伟大的公民》，以及格拉西莫夫的《七勇士》、《教师》等影片，这些都是富有代表性的散文电影。其中，格拉西莫夫的电影最具散文的特征。格拉西莫夫非常喜欢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作品，他从契诃夫的作品中汲取了大量文学和美学的营养，力图像契诃夫那样，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在影片中体现出“平凡中的诗意”和“平凡中的美”。在以后苏联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非常好的散文电影的出现，如舒克申的《红莓》、舍皮奇科的《升华》和罗斯托茨基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影片。特别是最后这部影片以散文诗的方式展示了二战时期苏联女战士的魅力与悲壮。正像卡拉甘诺夫所谈到的：“姑娘们在远离前线和部队的卡累利阿地区森林里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在牵制了敌人、阻止敌人伞兵窜向白海运河的战斗中立下了功劳，……每个姑娘都像他们的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一样，在影片的进行中展示出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建立功勋的诗学形象表现得更加突出，对胜利的价值的思考也通过银幕动作、气氛和语调得到更加清晰地刻画。”[4](p110)影片以充满诗意的艺术意境，描绘了影片的典型环境：幽静的山林、漂浮着轻纱一样的雾的湖面，古老的乡野小教堂，远近传来的鸟的叫声，安宁而又富有生气的村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发生了一场卓绝的生死较量。六个美丽的姑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爱神一样的女战士在这样美的环境里为国捐躯，使人充满了痛惜和崇敬。影片的诗化散文特点还表现在它的结构上，在影片中以残酷的战斗为发展主线，然后根据主题表现的需要，构筑了三个不同时空的画面形式，并从空间的情绪色彩上创造了这种结构所必需的意境。黑白颜色的镜头表现的是阴森残酷的战争，高光色彩镜头表现的是姑娘们对战前爱情与家庭的回忆，而真实还原的色彩则是对现实安宁幸福生活的再现。正是这样的彩色蒙太奇的结构形式，使严峻的战争、梦一般的回忆和绚丽的现实既形成鲜明的对比，又有着密切联系。高调彩色而提纯了的回忆场面是现实女战士的信念和力量的源泉，而现实那美丽灿烂的山林，又是女英雄们的崇高精神的折光。影片以凝炼的笔触、抒情的意境和新颖的结构形式，从多方面塑造出了极富启迪意义的银幕形象，并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实质。 综上所述，苏联电影中所表现出来强烈诗意和散文色彩，实际上是其所追求的文学风格的多种表现方式，并折射着俄罗斯文学的传统的文化色彩。电影的这种风格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颖的欣赏喜悦和美的艺术享受。正是由于此，苏联电影在世界影坛上独树一帜，并对我国的电影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苏联电影浓郁的文学特性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然而这种艺术上的影响由于社会政治方面的极左思想的制约，有时候显得顺利，有时候也呈现出曲折和困难。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政治大环境决定了电影所关注的首先是电影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中国电影对于苏联电影的接受首先注重的是其革命的思想内容。我们从众多的苏联电影作品中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看到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与巩固政权的复杂性与艰苦性，并鼓舞了我们的胜利信心。此外，我们更多的还是提倡从前苏联电影中获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感染，如所放映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等等。这一些电影在当时确实给了正在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以极大的鼓舞和教益，也对年轻的新中国电影给予极大地影响。正象夏衍同志所描述的：“以苏联电影为榜样，并制成了许多反帝反封建的、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影片。”[5](P8)而这一切在我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出来，象《钢铁战士》、《红日》、《红旗谱》、《南征北战》、《地道战》等影片。可以说苏联不但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而且，也整整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思想和电影审美观念。但是此时我们的失误也是严重的，那就是我们在关注苏联电影的革命性与思想性的同时，却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苏联电影在艺术上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文学诗意的美学特性。特别是当五十年代苏联电影出现解冻迹象时，不少的富有探索精神的苏联电影艺术家坚持人道主义原则，努力从多方面开拓电影表现生活的领域，并且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大胆的试验，拍出了很多富有强烈文学性的“诗电影”和“散文电影”。象《雁南飞》、《海之歌》、《士兵之歌》、《七面风》、《伊万的童年》、《恋人曲》等为人们所瞩目的优秀影片。这些影片虽然也能很快通过不同渠道输入到中国，但那时国内对待这些影片的态度很是令人费解的。当时的情况是，这些影片大都是作为反面教材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放映，人们不但对这些影片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艺术形式的创新视而不见反而以极“左”的态度对其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把这些富有艺术探索价值的影片看作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黑样板，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是艺术上的形式主义。当然也有一些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敏锐的注意到这些苏联影片的审美意识上的创新性，并对这些影片的诗学特点做出了深入的分析。郑雪莱先生对此曾说道：“我们有些同志囿守于三四十年代：‘戏剧电影’的概念，认为‘诗电影’、‘散文电影’等等仿佛都属于旁门左道，甚至将其斥为‘现代派’，殊不知爱森斯坦、杜甫仁科、早已是‘诗电影’的代表人物，尤特凯维奇、格拉西莫夫、赫依费茨迄今仍是以散文电影风格的成熟运用而著称。……采用戏剧或诗、散文的风格则属于诗学的范畴。其实、散文化或散文电影在现代电影中已成为相当普遍的风格，它更接近于叙事文学，及艺术散文的诗学特点，因而使电影与文学更加靠拢。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倒可以说，现代电影中的文学形式大为加强了。”接着在谈到苏联电影《海之歌》时，他又说道：“这个电影剧本既有散文、诗(抒情诗)、史诗(叙事诗)的因素，又有戏剧的因素，它既具有较高的电影艺术综合性及电影性，又具有不可置疑的文学魅力或文学性。”[6](下卷p64)显然在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那里，他们还是在默默地关注和研究着苏联电影。苏联文学诗意电影对我国的影响在以后年代的电影创作中逐渐显示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电影诞生以后的几十年间都是影戏和戏剧电影的天下，只有极个别的影片如《小城之恋》表现出一定的文学色彩。我国电影真正地向艺术、向文学靠拢是在“”以后开始的。此时电影的风格、样式、结构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一大批极富文学性的电影相继出现。随着电影美学观念的进一步确立，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在叙事结构上演化为一种更加随意自由、更加生活化叙事方式，于是出现了散文式电影。如《城南旧事》、《都市里的村庄》、《小街》、《逆光》、《巴山夜雨》、《如意》等。这些影片都力求从电影艺术的本体、现实生活的本源与流程上来进行艺术的变革。《都市里的村庄》采用了多层次、多侧面穿插并进的手法，虽然它以丁小亚受冷漠与孤立的故事为主线，但其他的情节纠葛并不是它的必然有机延伸，而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对主题有着自己的意义。《城南旧事》则是以小主人公英子童年的目光，关注着发生在老北京的几个故事，这几个事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但又是时代的折光，影片的格调朴实清新、含蓄隽永，叙事随意自然，有着极强的艺术真实感。这些影片在结构上都力求避免人物的戏剧化，尽量按照生活的自然流程和真实的时间关系来结构影片。影片还注重细节的运用，注重场面的积累，注重光影造型，强调视觉形象的象征意味，使影片透露出浓浓的诗意。此外这些散文式影片都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新颖的文学式结构形式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并在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获得荣誉。 新时期中国电影美学观念最突出的变化则是文学诗意影片的崛起，这是由一批年轻的“学院派”电影艺术家们带来的。这些艺术家大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和扎实的电影理论知识，并受过严格的电影制作训练。他们观摩了大量的外国影片，其中包括苏联的一些经典影片，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他们在对中国传统电影冷静深入反思的基础上，从电影本体论出发，向文学靠拢，大胆实践，终于以自己别具一格的富于诗意美的电影给世人一个惊喜。《红高梁》、《黄土地》、《海滩》、《晚钟》、《菊豆》、《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在世界影坛上相继获得大奖，这标志着中国文学诗意派电影美学的诞生。这些影片充满了强烈的探索精神和造型意识，注重向文学吸取营养。影片中大都通过精心的空间造型和叙事以展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以此来揭示审美对象的深刻内涵。影片中那些高度写真又混然整体的空间处理，质朴逼真又达到高度的象征概括化的画面构图、以及精心独到的光影造型等不但给人以新颖的诗的意境感受，而且还传达着丰富多义的历史文化意蕴。 这种诗意美电影还打破了叙事电影中情节是塑造人物、展示内涵的唯一的手段。在传统的电影中叙事性占统治地位，影片要叙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或曲折、或惊险，总是要把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这种电影的情节体系，实际上是一种线性的封闭性电影结构表现方式。而诗意电影强调的象诗一样是意象而不只是故事，它刻意追求的是通过比喻、象征、拟人的手法，以及色彩、光影等空间影像的造型以达到作品思想内涵的目的，并希求运用形象的含蓄性给接受者以思考、回味的广阔空间，让接受主体自己去体悟影像造型的思想意义。所以说诗意电影是意象体系，是开放性的结构。由于诗意电影重视影片的造型性，这就必然带来影像思想意念的多义性，一个画面、一缕光影、一抹色彩都可以引起观众多种多样的联想和思索，每个人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可以看出，这种“以形写神”、“写意传神”既有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特征，也有苏联“诗电影”和“散文电影”的艺术韵味。如《海滩》中老鳗鲤等人奔向咆哮的海潮，人和自然合为一体，显示出无穷的意味性。《黄土地》结尾处，憨憨穿着红兜肚在求雨的人群中呼喊着，逆向奔行，画面采用的是高速摄影，缓慢的奔跑动作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它所创造的意念也是耐人寻味，富有意义的，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更是一部情节简单、纯净的电影。有的人把这部影片描述为“散文诗”，也有人称之为“抒情电影”，实际上都无不可。的确，《我的父亲母亲》不同于张艺谋以往的风格，他不是着意在影片中讲述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而更多地是一种对意境和画面的塑造。这部影片虽然淡化了故事情节，然而却通过优美出众的音画造型传递给观众一种诗情画意的美感，一种心灵的抚慰，表现的是艺术家对美、对真挚爱情的理解和追求。另外，创作者在这类影片中都不是通过画面把现成的结论和观念奉送给观众，而是运用精心营造的富有诗意美的画面引导观众去想象和思考，进而感悟人生，理解世界。总起来看，在文学诗意美字观念下创作的电影作品具有新颖独立的意义，由于这类影片是以新的结构形式和造型语言来表现当代人的意识和观念，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直感的艺术，同时也是一种理解思考的艺术，它同当代人多层次、多视点、多极性的思维方式是相一致的。诗意电影及其美学观念正是通过电影的特殊造型手段，向世界电影美学的哲理化、内心化和生活化健步迈进，终于以其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使中国电影在世界影坛独树一帜。电影的这种发展趋势，实际上也是电影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确实汲取了各种艺术的营养，但我认为它主要还是从文学和戏剧获得了更多的自身发展的基质。到现在为止，不管电影的自身视听造型手段有多么长足的发展，他仍然摆脱不了文学的强大支持，或者说他仍然需要向文学那样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表现力和对人、对世界深刻认识来赢得自身生存的价值。如果说苏联电影一开始就注意到文学元素的重要性，并进而在电影艺术实践中实现了电影的文学诗意性，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在学习借鉴的前提下，也终于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诗意性电影，这对于我国电影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当前，电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压力，在商品经济规律的支配下，电影文化出现了新的转型，出现了内容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令人担忧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影片出现了“浅”、“俗”、“丑”的不良倾向，缺乏艺术的魅力，当然也就不能吸引观众。电影的创作不能为了迎合市场就一味地闹剧化和粗俗化，而应遵循电影的艺术的创作规律，着眼于提高影片的艺术晶位。所以说我们的电影还是应该多借鉴一些外国电影的创作经验，特别是苏联电影的文学诗意性特点，要提高我们的电影的艺术品位，使电影在给人娱乐的同时，更能给人强烈的富有诗意的审美感受，这样电影的发展才会多样化，才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也才会更有前途。 电影文学论文:儿童文学电影改编思考 ［摘要］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关键词］儿童文学;电影;改编 电影和文学虽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改编却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在电影发展史上，大量的文学作品都通过改编的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如《乱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面纱》《肖申克的救赎》等著名影片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它以其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天马行空的诡谲想象、丰富多样的叙事内容而大放异彩，深受读者的喜爱。［1］在视觉文化成为主流的今天，将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例子不胜枚举。本文即以英美经典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切入视角，从改编策略、改编效果、影像表达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探讨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把握电影改编的规律。 一、改编策略 电影与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类型，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就意味着把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绝非易事。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主要通过直观的影像画面来讲述故事，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而小说则依靠文字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所以，将文学改编为电影实质就是将文字语言转换为视听语言的过程。但电影改编并不是简单照搬复原，而是要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这样才能获得成功。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搬上大银幕，引起了轰动。首先，叙事内容的转换是英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重要手段。电影和儿童文学都是典型的叙事性艺术，以讲述故事作为自己的叙事基础，这种共通的特点为把文学改编成电影提供了可能。删增与改动是电影改编的主要手段，是把文学转化为电影的必经之路。［2］以经典童话故事《灰姑娘》的电影改编为例。灰姑娘的故事在欧洲流传久远，很多电影制作者都对这个童话进行过改编，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迪士尼推出的《仙履奇缘》三部曲，即《仙履奇缘》《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1950年上映的动画影片《仙履奇缘》基本上延续了原著的叙事模式，讲述了处境凄惨的灰姑娘在神仙教母的帮助下成功地参加了王子举办的舞会，并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除此之外，影片也保留了小说中的经典元素，如水晶鞋、南瓜车、魔法等，这体现了影片对原著继承的一面。但灰姑娘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无法满足电影74分钟的片长要求，于是在改编的过程中，电影增加猫鼠追逐等情节，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而《美梦成真》和《时间魔法》作为续作，它们对灰姑娘的故事则进行了全新的演绎。2002年推出的这部《美梦成真》由三个故事连缀而成，讲述了灰姑娘成为王妃后的生活。身为王妃的灰姑娘无法适应自己的新身份，这令她感到十分难过。在经历了挣扎与纠结、痛苦与迷茫之后，灰姑娘终于意识到了只有做回自己，这样的生活才会完美。2007年的《时间魔法》讲述了继母利用魔法将灰姑娘打回原形，但坚强的灰姑娘通过自己的努力打败了邪恶的继母，重获属于自己的幸福。由这三部影片可以看出，它们都以灰姑娘的故事作为叙事基础，同时又根据影片需要进行了改编，将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全新的演绎，令人眼前一亮。其次，在改编的过程中对人物形象进行重新塑造，这是电影改编的另一策略。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为电影改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同时它们也通过电影的传播而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在电影史上，为数众多的英美儿童文学都被改编成电影，如《查理与巧克力工厂》《精灵鼠小弟》《冰雪奇缘》《驯龙高手》等。这些影片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人物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这大大增强了电影的艺术表现力。在蒂姆•伯顿执导的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导演对女主人公爱丽丝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用心良苦。这部影片是根据英国童话大师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儿童作品———《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记》改编而来的。电影通过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展开叙事，讲述了她在仙境的种种遭遇。在爱丽丝形象的塑造上，影片与小说相比大有不同。小说中的爱丽丝还是一个孩子，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无尽的幻想，天真活泼;而电影中的爱丽丝是一个19岁的少女，遇到事情有着自己的看法。小说对于爱丽丝形象的刻画较为单薄，没用凸显出人物在经历困难后的心理变化;而电影则通过爱丽丝击败红皇后、解救疯帽子、大战恶龙等情节细腻地表现了爱丽丝内心的波动与选择，由此将一个丰满、立体的人物呈现在观众眼前。 二、改编效果 将经典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目前电影创作的主要手段，是沟通电影与文学的纽带。一般来说，电影与儿童文学属于不同的艺术形式，有着各自的创作规律与特点，这就决定了将儿童文学转换成电影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因此，在对文学进行改编的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文学基础上进行改编的电影作品无论是在叙事节奏上，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抑或是故事情节方面，都与原著不尽相同。首先，根据儿童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在叙事节奏上更显紧凑。文学与电影毕竟存在着不同:文学作品可以用洋洋洒洒的几十万字来讲述故事，但电影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明快的叙事节奏来完成叙事，以此来吸引观众的目光。因此，改编自文学作品的影片与原著相比会呈现出极大的不同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叙事节奏上。儿童文学以儿童作为阅读主体，多以平铺直叙的单线叙事为主，故事情节相对简单，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激烈，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和接受水平。［3］但是电影在受众群体的定位上并不局限在某一个群体，这影响着电影的改编策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饱满立体的人物形象、引人入胜的悬念设置是电影改编的主要特征，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根据同名儿童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夏洛的网》在清新自然的镜头语言下，讲述了小猪威尔伯与蜘蛛夏洛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电影为了使叙事更加紧凑、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于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改动。如删减了夏日、家庭谈话、蟋蟀等章节，增加了老鼠、蜘蛛、乌鸦等动物的戏份。这样的改编策略使得整部影片的故事情节更加流畅、紧凑，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其次，从文字到电影的改编效果还体现在叙事主题的继承与深化上。在英美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中，赞美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是其主要的叙事内容。如《夏洛的网》中对纯真友谊的歌颂、《动物农庄》中对动物反抗精神的赞美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以这些文学作品为蓝本改编而成的电影在主题思想上也体现着明显的继承性。但是儿童文学以通俗易懂为主，这必然会影响作品的思想表达深度，给人一种浅显、简单的感觉。因此，电影制作者在进行改编的过程中，会通过各种方式深化原著的主旨，以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电影突破了原著的故事情节，在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下，讲述了主人公爱丽丝的成长历程。电影延续着小说中爱丽丝对自我身份的寻找与确认这一主题，“我是谁”成为困扰爱丽丝的一个难题。除此之外，影片还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将成长的主题融入爱丽丝寻找自我的过程中，这样的处理使电影更耐人回味。从表面上看，爱丽丝在仙境所做的一切是命中注定，因为“预言书”中早有记载。但是，影片着重刻画了爱丽丝在遭遇困难时候的点滴成长轨迹。当她回到现实世界，勇敢地拒绝了豪门公子的求婚时，一个独立自信的女性人格由此树立。 三、影像表达 在电影发展史上，涌现的许多经典儿童影片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改编为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文学作品也通过改编焕发了新的生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主要借助文字来描绘形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作为直观艺术的电影则是通过镜头语言来表情达意。改编成为沟通文学与电影之间的桥梁，实现了两者之间的转化。从文字到影像，改编电影赋予了原著新的生命。首先，根据英美经典儿童文学改编的电影直观地呈现了原著的空间场景。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包括叙事内容的改造、人物形象的重塑、环境场景的选择等。或唯美、或壮观的场景环境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空间场所，成为刻画人物心理、渲染氛围的重要手段，因此也成为电影改编者关注的重点。2010年梦工厂推出的系列影片《驯龙高手》改编自葛蕾熙达•柯维尔的同名儿童文学作品，讲述了维京少年希卡普成长为一个英雄的传奇故事。影片开始就是一场激烈的人龙大战的场面:喷射火焰的凶猛巨龙、四处逃跑的维京居民、英勇奋战的屠龙勇士……整个博克岛陷入一片慌乱之中。电影通过刻画如此激烈的战争场面，凸显了人类与恶龙之间势不两立的生存状态。在村落居民的心中，龙是邪恶、可怕的生物。因此，“格杀勿论”成为每个村民心中的基本信条，但这之中不包括希卡普。少年希卡普也曾想通过屠龙行为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也想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但当一条受伤的夜煞摆在他眼前时，他犹豫了，最终他选择放走夜煞。在接下来与夜煞的相处中，他渐渐发现龙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那么可怕。影片通过场景的呈现，描绘了一幅人龙和谐相处的感人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巨龙巢穴的视觉呈现:在雾气缭绕的画面中，成群的龙飞进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将捕获的食物投到深渊之中。电影以鬼魅的红色、阴冷的黑色作为主色调来表现空间环境，营造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其次，改编电影的影像表达还体现在影像风格方面。文学作品是电影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为电影的发展注入活力。改编电影主要通过把大量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流动、直观的画面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实现两种艺术之间的转换。但是不同的导演因为个人风格的不同，他们拍摄出的电影也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这在英美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中自然也不例外。例如，鬼才导演蒂姆•伯顿在拍摄电影时就常常将哥特元素融入其中，这在《剪刀手爱德华》《僵尸新娘》等诸多影片中都有体现。在改编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蒂姆•伯顿同样以他所擅长的哥特手法进行拍摄，展现了导演独特的艺术创造力。［4］掉入兔子洞的爱丽丝来到了仙境，跟随她的脚步观众看到了神秘的古堡、阴森的墓地、恐怖的森林……导演用哥特元素装饰画面，营造了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童话世界，令人大饱眼福。而在系列影片《霍比特人》中，彼得•杰克逊则用气势恢宏的场景、如梦如幻的色彩、灵活多变的镜头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魔幻世界。霍比特人比尔博•巴金斯原本生活在夏尔国，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但是巫师甘道夫的到来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巴金斯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充满传奇色彩的冒险旅程。在路途中，这支探险队不仅看到了隐藏在森林深处的精灵王国、可怕的荒蛮之地，还遭到了半兽人军队的围攻、恶龙史矛革的攻击。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主人公巴金斯终于成为一位有担当的霍比特人。作为影像时代下的“宠儿”，电影在诞生之初就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方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为电影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故事素材，成为电影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另一方面，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视听优势将文学语言转换成直观的画面，扩大了文学作品的影响力。《驯龙高手》《动物庄园》《纳尼亚传奇》等经典英美儿童文学的成功改编为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作者：王菲 单位：中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及策略 摘要：高校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背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学相长，但容易造成学生以观影取代文本阅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精心甄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通过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 关键词：外国文学 电影 细读 问题意识 比较文学 在视听文化影响强大的当下，经典名著备受冷落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普遍倾心于影视产品带来的视听愉悦，而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兴趣索然，这给以作品为支撑的外国文学课堂带来了挑战，有学者提出构建“图文互文的教学模式”。[1]许多中文专业的教师根据外国文学的课程特点和大学生审美心理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将外国电影作为课程资源引入课堂进行开发利用。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学生了解外国文化打开一扇窗，也可能会让学生止步于文学阅读。教师只有正确认识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和弊端，才能充分发挥电影作为课程资源的功能，拓宽学生文化视野，“引导大学生健康地鉴赏西方文学经典，吸纳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从而建构开放性的人文视野。”[1]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方法。本文围绕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利弊和策略进行思考探索，希望能对外国文学课堂改革提供一些启发。 1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的优势 1.1电影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异域文化 外国文学教学引入电影资源，为学生感知国外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媒介。文学是人类精神文化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文学植根于深厚的国外文化土壤中，对外国文化背景和特点的了解将有助于学生深入解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对西方文化存在疏离感，文化差异成为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障碍。由于个人经历、视野的局限，学生对异域文化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文化符号上。学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基本上是由外文翻译的中文版本，因此与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学作品又隔了一层。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是建立在了解国外历史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学生对外国文化和价值观念了解不足，学习外国文学如同雾里看花、隔靴搔痒。译制电影是学生感知了解外国文化的便捷途径，尽管电影中的人物语言经过了翻译转化，但影片所负载的风俗、礼仪、艺术、宗教、历史等文化信息则是原始直接的呈现，它是鲜活生动的文化资料，能够带给学生直接的感性认知，为学生深入解读文学作品的人文意蕴奠定基础。 1.2电影进入外国文学教学能促进教学相长 新生代大学生思想自由活跃，周围充斥着让人目不暇接的文化消费产品。外国文学课堂如果继续依靠教材和教师传统的讲授已经很难唤醒他们的热情和求知欲。声、情、画并茂的影音资源则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能够调动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课堂教学改革提倡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只有学生的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主体性作用才能得到发挥，而电影资源的巧妙嵌入有助于打破沉闷的课堂氛围，吸引学生走进外国文学的世界，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投入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提高学习效果。电影进入外国文学课堂，可以促进教师专业技能的拓展和文化素养的提升。电影是一门有别于文学的艺术样式，它的叙事手法、鉴赏方法都与文学存在着差异。外国文学教师要高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加强电影艺术鉴赏活动和专业理论的学习。教师在教学中运用电影资源，重在培养学生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探索文学作品向电影艺术转化过程中的取舍与再创造问题，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教师只有加强电影鉴赏和批评方面的知识学习和实践活动，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收放自如，实现文本阅读与电影鉴赏的有机融合，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2外国文学课堂利用电影的弊端 文学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它们有各自的媒介、言说方式和话语体系。依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融合了编导的生命体验、价值取向、艺术个性等元素，即使是忠于原著的电影也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异。电影创作者受到电影时间和叙事节奏的制约，在改编时会对原著中的人物、内容、情节等进行削减和压缩。阅读一部长篇小说一般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观看一部译制影片仅需一两个小时，且给人带来视听愉悦。尽管每位外国文学老师都会给学生提出文本阅读要求，但很多学生通过观看影片捕捉故事情节，体会人物形象，把电影看作原著的压缩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放弃对作品的阅读。文本阅读的缺失会阻碍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造成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下降。电影毕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消费文化产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和市场因素，会对原著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编，造成电影在人文诉求、风格呈现等方面与原著产生很大的分离。如果学生选择这样的影片作为文本阅读的替代品，则会造成对原著的误读。 3外国文学教学运用电影的策略 3.1坚持文本教学为主、电影教学为辅的原则 电影资源进入课堂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手段，它以服务文本教学为指归。外国文学教学以文学课程的学习为主阵地，“一切教学活动都应在本专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下合理有序地进行。影视教学服务于文学教程，就是要更加突出专业特点，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2]教师要正确认识电影资源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不能喧宾夺主，以影片观赏代替课堂讲授。教师在外国文学教学实践中根据学习内容的特点和学生的认知水平，适时引入电影资源，充分发挥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的课程资源作用。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代表作家雨果和司汤达，他们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蕴含着丰富的宗教、历史、社会心理等文化信息。由于年代间隔及社会文化差异，仅靠文本阅读及想象活动和教师的讲解，学生难以进入小说构建的历史文化场景中。教师如果借助《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等经典影片，可以帮助学生进入立体可感的历史情境中，缩小历史文化隔膜感，走近文学大师精心营造的艺术世界，用心灵触碰他们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3.2精选影片，引导学生回归文本阅读 部分外国文学名著有不同的电影改编版本，有的电影对原著改动较大，注入了浓重的商业元素，不适合选作外国文学教学的课程资源。教师要有效利用电影资源为教学服务，需要谨慎筛选影片，“真正把那些成功地体现原著精神，又能依据影视艺术本体特征改变而生成的作品带进课堂。”[3]教师在选择影片时，最好选取原声带中文字幕的电影，此类影片能够呈现给学生原生态的声音和情境。《高老头》、《包法利夫人》（1991版）、《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安娜•卡列妮娜》等影片成功再现了原著的艺术风格，不仅能够带给学生强烈的视觉审美体验和情感涤荡，而且能够诱发学生阅读原著的冲动。“文学经典的意义永远阐释不尽，而一个好的电影版本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鼓励学生从图像回归到文字，在比较和细读中发现问题，获得认知和审美感受。”[4]教师选取忠实于原著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影片，通过电影这扇艺术之门，引导学生向文本阅读回归。学习外国文学如果离开了文本阅读这一根本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通过电影这个窗口，教师有意识“引导学生去潜心阅读小说原著，培养学生对文学的敬畏之心和专业责任感，进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审美情趣和鉴赏批判能力。”[5]阅读在外国文学课程的学习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功能，学生要涵养文学精神，是不能绕过文学作品阅读这个基本途径的。阅读过程是一个陶冶心灵和蓄养情操的过程，它能够发展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丰富自身的生命体验，提升人文素养。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外国经典电影与小说文本进行参照性阅读。日本电影《罗生门》通过多视角叙事揭示人性的深邃复杂，福克纳的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也采用了多视角复沓叙事的手法。学生在学习福克纳这一部分内容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观看影片《罗生门》，学生通过观摩影片获得对多角度叙事的感性认识，再引导学生阅读福克纳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通过两者的对比性阅读，教师顺势引导学生比较辨析二者叙事艺术的差异，实现文学史与文论学习的结合，在阅读实践中提升学生思辨能力和理论素养。学生在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可以与作家的灵魂展开碰撞和对话，丰富情感，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3.3重视文本细读，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跨学科思维 “从比较文学的观念出发改革外国文学课程,对于培养本科生的比较文学观念与世界文学眼光、本硕阶段专业知识的自然衔接以及和课程本身的时代性和学术性,都是十分有利且必要的。”[6]而引导学生对电影和原著进行比较性阅读是培养学生比较文学思维的一条途径。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电影改编是一个跨学科重构的过程，电影创作者在重构的过程中融入了许多时下流行的文化元素，赋予文学经典以现代性审美内涵，表达创作者的审美旨趣和艺术追求。教师引导学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思考文学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利用这类电影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比较文学的概念。例如好莱坞影片《特洛伊》对《伊利亚特》的改编大胆调整了人与神的关系，有意弱化了神的色彩和力量，突出了人的因素。[7]教师要把学生观影的热情与史诗的阅读结合起来。教师在运用影片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小说和电影文本的细读，考量电影在画面构图、场景调度、视点转换等方面的深层意蕴，探索电影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计等方面对原著的继承和超越。只有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才能洞察细节差异，逐步建立起问题意识，在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索文学转化为电影艺术过程中的“遗传”和“变异”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梳理归纳，上升到理性思考的层面，逐步培养学生比较文学的思维能力。而比较文学的视野和思维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实践或者学术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由于外国文学教学课时和教学任务的限制，教师可以将精选的外国影片推荐给学生在业余时间进行观摩鉴赏，将影片细读延伸到课堂之外。在观摩影片之后，鼓励学生撰写影片赏析或评论，对学生进行思维和语言能力训练，这样不仅可以优化教学效果，也有利于学生实践技能的发展；也可以借助撰写课程论文或者毕业论文的机会，激发学生调动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审美感受力，在文学作品和电影的话语转换之间进行穿越性思考，将体验和感悟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阐发，培养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为他们今后的学习研究奠定基础。 作者：黄晓丽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政法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研究 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的源头活水 消费文化语境下的网络文学和电影改编，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中都呈现出消费时代的属性特征。首先，从创作文本上来看，网络文学积极探索大众文化心理，寻找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倾向于消遣化、娱乐化、青春化的文学风格，丰富的题材类型几乎涵盖了大众的各类选择，在改编成电影剧本时自然迎合了市场的消费需求。如网络人气小说《失恋33天》立足于青春情感题材，在网络上连载时便拥有极高的点击率。在对其进行电影改编时，制片方以“光棍节”爱情治愈系电影为卖点，取得了不凡的票房业绩。网络文学的优势不仅在于其适应市场需求的文学题材类型，还在于其拥有海量的故事资源。如网络小说《请你原谅我》讲述了一位罹患癌症的都市女白领叶蓝秋因“公交不让座”而遭到全民网络人肉搜索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搜索》（陈凯歌执导）。影片中通过人物、事件的逐层推进，展现了一系列如同“蝴蝶效应”般的职场、道德、舆论、人情等社会各方面的变动沉浮。该影片以其新颖独特的故事题材，在国产电影低潮期一路逆势而上，最终获得了电影市场的认可。电影与网络文学结合带来的是资源共享，这种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电影剧本资源的匮乏，也可以实现网络文学与电影的市场双赢。其次，从版权营销上来看，网络文学既是电影剧本的源头活水，同时又能降低电影剧本的版权费用。当下的文学网站已进入“全版权营销”时代，各网站通过多媒体、跨行业的营销建立起了“签约—付费阅读—印刷出版—影视—游戏改编”等一系列完整的产业链模式。网络文学的作者大多只是业余出身，他们的版权费用与专业编剧相比自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随着网络文学电影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的版权费用也在逐年提升，但对于制片方来说，相较于支付给知名编剧的版权费用，购买网络文学的改编版权仍具有较大的资金优势。热门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在版权营销上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案例。这部小说不仅被成功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还改编为话剧，登上剧场舞台。另外，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0年12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调研报告》中显示，“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有很大市场空间，表示会观看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用户比例达79.2%”。因此网络文学的版权经营和多元开发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金矿，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不仅仅是文化资本增值的过程，也是消费文化属性的一大表现。再次，从受众群体上来看，从网络文学的读者到电影市场的观众都是文化产业“参与性消费”的一员。在以往的传统文化模式中，受众群体仅仅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者，只能被动地接受书本和影视文化作品的内容，即使有发表评论的权利，也往往是文学、电影作品完成之后才能参与其中，缺乏能动性而颇显滞后性。当下媒介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文化产业的受众群体可以通过在网络上自由评论和表达的方式参与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甚至可以引导文学/影视作品的生产、策划、推介的走向。具体来说，在传统的文学模式中作者在稿纸上挥洒笔墨，读者抱书本体验情感，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创作—阅读”的单向传输。随着信息开放与共享的网络时代的来临，读者参与文学创作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新型的文学模式中，作者与读者形成了“创作—评论—再创作”的交互性传输。在写作前，网络作家首先要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择符合市场需要的题材；在写作中，网络作家可以通过阅读网友的实时评论、与网友互动讨论等多种形式来随时调整创作内容和创作走向；写作完成后，网络作家可以依靠作品的网络人气实现影视改编的文化资本增值。当今的文化市场所谓是“得网民者得天下”，在改编电影之前，热门网络小说已经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聚集了一大批网络读者。当网络文学改编成电影后，这些读者自然会转化为忠实的电影观众。同时，这些读者/观众也会积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影响电影选角、创作、宣传的走向。在此影响下，电影市场也适时而变，运用微博、微信、贴吧、论坛等各类新兴方式与受众沟通，积极了解受众的情感需求，满足受众的心理期待，从而达到票房口碑双丰收的目的。因此，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受众群体不再是单纯的客体身份，而是交互环境中的一员。他们凭借网络的影响力介入创作、参与创作，成为文化创作的重要一环。这种受众的“参与性消费”正是互联网影响力介入文化产业链条的表现，也是媒介多元化时代背景下消费文化的重要价值标准。 二、电影市场：网络文学的坚强后盾 工业化/产业化的发展，市场上商品数量和种类的极大丰富，使得大众的需求得到了源源不断的满足。但同时，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大众的消费欲望也在逐步扩大。“冲动和满足源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被打破了，冲动受到控制并且有意识地指向一个扩大了的满意领域。”在消费文化时代，由于受到这种“需求—生产—再需求—再生产”滚雪球模式的影响，文化产业不可免俗地成为了一种工业化批量生产的产物。网络文学与电影作为两种审美化的消费品，同样属于文化产业化的范畴，它们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也符合上述“生产—需求”的互动关系。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促进了国产电影的蓬勃发展；反之电影市场的需求，也影响着网络文学的走向。电影改编热使网络文学“潜剧本写作”方式逐步推广。网络文学本来就是一种文学与大众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产业营销合力的实践行为。由于网络文学是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平台上的写作，生产方式的不同使得网络作家对市场需求的把握往往要比传统作家敏锐得多；另外，网络作家要想在丰富多样的网络文学版图中争得一席之地，他的文学生产力必须不断地提升。因此，与传统作家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相比，网络作家更倾向于融入大众、走向民间，主动地采取文化和商业并行的写作策略。电影改编作为网络文学产业链的一环，它的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使得网络文学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敏锐的网络作家们很快感受到电影改编的持续热力，开始有意识地将写作朝着电影剧本的方向靠拢，形成了“潜剧本写作”的倾向。在选题上，侧重于电影市场热捧的题材，如青春、玄幻、戏仿等；在情节安排上，更加注重戏剧化的场景效果；主人公形象、语言表达都自觉地采取影视剧本写作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增加作品被影视公司青睐的可能性，而且影视公司在购买该作品后，可以不用花费很大精力去再次改编，减少电影制作环节的投入。同时，网络文学网站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公司，开展剧本改编推广工作。所以，无论是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还是“潜剧本写作”与网络文学网站自营的编剧公司，都是消费文化需求下的文学生产与增值过程，是文学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改造提升，也是文学产业化时代网络文学发展的新趋势。电影改编进一步推动了文学的产业化发展。产业化“是指某种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服务和质量管理，形成的系列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如网络小说《盗墓笔记》，自2006年在网络连载以后，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读者。2007年小说一经印刷出版便登上了畅销书榜单。随后随着网络小说的继续连载，以《盗墓笔记》为依托的文化产业化模式逐步形成。小说不仅改编为漫画、游戏、还改编成话剧、以及与国外影视团队合作的影视剧制作，实现了全版权运营，取得了较高的增值收入。这一案例表明，网络文学要想持续良性发展，还是要依托自身优势，与电脑、手机、电影、电视、剧院、出版界等多媒介合作，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化道路。在这一点上，“盛大文学”的运营和发展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盛大文学”自称为“全球华语小说梦工厂”，是中国最大的社区驱动型网络文学平台。根据盛大文学网站显示，“2012年，盛大文学在影视等版权开发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共计售出版权作品近千余部，艾瑞报告显示，2011年根据网络原创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中，来自于盛大文学的原创作品最多”。这种有组织、有规模、系统化、标准化地进行网络文学创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电影改编的生产模式，既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存空间，又适应了大众文化消费的需求，是文化产业化的最好诠释。电影改编还是网络文学走向主流文学，得以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分庭抗礼的重要助推力。纵观我国几千年历史，精英文化一直以其严肃的使命感、高雅的审美性牢牢占据着文化界的主流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大众文化则一直处于支流甚至是末流。“在很大程度上，传统的大众概念都是精英的对立面，不管其定位态度是肯定还是否定，因为只要文化被强化其精神审美的一面，大众就难以摆脱非精神审美的拘牵，而被定位于较低的精神维度。”而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里，文化早已走下神坛回归民间，成为了“狂欢式”的大众娱乐体验，具有大众化、日常化、娱乐化的审美特征。这种大众文化消解了精英文化较为纯粹的审美范式，瓦解了精英文化的权威地位，从而使文化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以早期的网络文学来看，由于网络文学的写作者一般非专业作家出身，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熏陶和写作训练，因此他们的作品难免出现立意粗俗、语言鄙陋的状况；同时网络文学的消费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学品位低下；再加之网络文学市场的庞杂性，导致管理约束的困难，这几方面的原因共同使得网络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与传统的精英文学平起平坐。然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文学市场的逐步规范，网络文学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文化水平的提高，一大批文学性和审美性俱佳的网络文学作品涌现了出来，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就国产电影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后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如《芙蓉镇》《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活着》等，都是由传统作家的优秀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然而近几年的国产电影市场，却热衷于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这除了网络文学的高人气之外，与网络文学自觉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追求是分不开的。如《山楂树之恋》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两部网络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以其清新唯美的审美品格给电影市场带来了一股清风，展现了当下网络文学的较高水准。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壮大，主流文学与网络文学也打破了不相往来的格局，出现了主动交流的新局面。唐家三少、当年明月等著名网络作家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也向网络文学敞开了大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也在网络文学的版权保护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为网络文学产业的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由此可见，借助消费市场特别是电影市场的强大助推力，网络文学实现了与主流文学的握手，文坛出现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互动互补、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无论是主流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应以文学性和审美性为评判标准，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为电影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文学资源。 三、网络文学与电影互动性消费展望 “拷贝盘上的世界和印刷文字中个人的梦幻经验有密切的关系电影业自身也把自己的一切成就看成是导源于小说，这一点不无道理。电影的拷贝形态和剧本形态，都完完全全和书籍文化纠缠在一起。”因此，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离不开一个好故事、好剧本。尽管在消费时代，文学也成为一种消费商品，但同时它又不等同于普通的日常消费品。网络文学若想与电影继续“联姻”，就必须自觉提高文学作品的审美性，注重思想深度的挖掘，关注现实干预生活，构建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只有做到这一点，网络文学才能在影视改编市场占据更多的份额。另一方面，电影在选择网络文学进行改编时，除了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和思想性，也要充分考虑到电影创作的自身规律，选择易于改编的网络文学作品。路易斯•贾内梯在谈电影的文学改编时讲到：“一般认为，如果某个艺术作品在某种艺术形式中的成就较高，改编至另一形式的成绩就往往不如其原著。因此，《傲慢与偏见》虽被改编成电影多次，成就却都有限。而影史的杰作，如《假面》《公民凯恩》，几乎都不能改编成小说。这主要是因为文学与电影媒介不同，其内容分别受其形式支配。”因此，网络文学的电影改编，必须做出系统化的分析，如电影的文学性如何，角色的表达能否完全呈现，整部影片是从什么角度来叙述，改编策略是忠于原著的“忠实改编”还是只保留原著意念的“松散改编”，这些都是改编过程中需要考量的问题。综上所述，当下的网络文学为电影改编提供了源头活水，反之电影市场又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助推力量，这是消费时代文化策略与商业策略共赢的结果。只有保持这种可持续、有活力的互动消费模式，才是网络文学与电影发展的长久之计和正确趋势。就此而言，网络文学与电影实现产业化合作，仍然有一段漫长的道路要走。 作者：张书娟 单位:浙江大学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资源融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探索 一、文学与电影相互改编的比较研究 （一）原著文本与改编电影的比较研究 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主要体现在电影对文学文本的改编。传统的电影改编强调对原著的忠实再现，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归结为图像语言对文字语言的置换，这也是两种不同的叙述模式之间的转化。改编过程中两种艺术内在的差异性更能引起大众舆论和文艺评论的关注。从写作学的角度来看，影视图像是对文学文本的二度创作。现如今，“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仅仅是选‘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1]新世纪的电影作品没有止步于再现原著，而是在改编过程中较多地突显编剧和导演的个性化解读及创作。例如张艺谋改编自严歌苓同名小说的电影《陆犯焉识》，只选取了小说最后30页的内容。影片在叙事手法上是张艺谋式的，淡化情节和主题，长于场面的营造、情感的煽发、色调的渲染。因而使得改编后的影片留白较多，减少了必要的情节过渡、交待和发展，给观众更多的艺术想象空间。而小说《陆犯焉识》是通过主人公陆焉识在残酷的动荡岁月里的命运变迁，控诉了政治环境对人性的摧残和异化，歌颂了知识分子对于正直、良知、责任的坚守以及自由的追寻。改编后的影片，在情节上成了原著的删减版，在主题上对于历史的反思和自由的追寻均被弱化，观众的聚焦点被转移到了时代变迁中爱情和亲情的思索上来。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影视剧改编成为大部分作家创作作品和扩大影响的潜在梦想，因而使得文学文本具备了鲜明的影视化特征。电影艺术镜头式的叙事语言、强烈感官刺激的象征符号、故事情节的强化等等都对当代文学写作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而言，电影改编是对原著作品的阐释和批评，它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接受和批评方式。因为电影制作者“在电影剧本写作、电影拍摄甚至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对原著所做的选择、删减、增加甚至变形都体现了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批评方式。”[2]我国关于文学与电影的跨学科研究长期局限于原著文影视与舞台艺术本及其改编电影的相似与差异性的比较，这包含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比如李欧梵的《文学与电影改编》、张宗伟的《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魏韶华的《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等。学术界也有针对个体作家小说的电影改编的专题研究，比如《刘震云小说的影视化研究》《麦家小说影像化研究》《严歌苓小说与影视改编互动关系研究》等。总体说来，对小说与电影改编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在具体的文本细读、改编的理论研究以及改编差异性的原因分析等问题上似乎稍有欠缺。并且从研究对象出现的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新世纪以前的小说文本与改编作品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张爱玲的《色戒》、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麦家的《风声》等纷纷被搬上荧幕，其中不少是对文学原著再创造的精品。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在数量上较之新时期电影改编的研究要匮乏得多，研究观念和方法也较为陈旧，往往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探讨文学与电影的结合与背离。今天，我们的研究应当从电影对文学的二度创作的角度出发，突破传统的文学文本与电影作品在主题、情节、结构、意义、风格等方面异同性的浅层比较，而应当深入挖掘改编的规律及美学意义、差异性产生的原因及衡量改编成败得失的标准等等。我们既要关注新世纪以来具体的电影改编现象，也要注意抽象改编理论的探求，从而更好地指导电影改编实践。 （二）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 新世纪以来，畅销小说改编成电影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热映的电影改编成小说这种反向发展的模式也逐渐盛行起来。如周杰伦为自编自导自演的两部电影撰写的同名小说《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这种改编力求忠实于原著，不颠覆受众原有的观影印象，因而创作空间不大。根据电影改编小说的创造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语言对影像语言的转换上。倘若小说的语言缺乏表现力和感染力，便难以复原影片所营造的画面感和情绪感，往往沦为品质低劣、缺乏营养的“快餐文学”。小说《被偷走的那五年》的作者八月长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影视改编小说并不容易，“镜头语言和文字语言存在巨大的差异，电影中许多灵动的情节和细节落在纸上会失掉三分颜色，把具体的画面与声音转化为富有想象力的文字，这样的再创作其实相当吃力不讨好。”电影及其改编小说的比较研究，由于研究对象较少，尚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可以把电影改编小说纳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新型创作现象中加以研究，比如可探讨电影改编小说的创作原理、叙事特点、改编质量的评价标准等等。 二、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探索 除改编原著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作品的创作灵感、主题内涵、叙述策略等方面影响的研究尤其匮乏。因此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与新世纪电影的互动研究仍有进一步开拓发展的空间。 （一）非改编原著与电影的比较研究 即跨越性地比较电影改编原著之外的文本和电影在主题内涵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异同。这并非是基于感性认识、生硬地建立二者的联系，重点突出的是二者的借鉴和承继关系，从而实现不同艺术形式间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聚焦于新世纪电影的研究相当的匮乏。苏州大学章颜在2013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跨文化视野下的文学与电影改编研究》中通过比较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黑泽明的名作《生之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讨了文学和电影在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突破“改编式”研究套路的实践性探索，这对我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内探讨非原著文本与新世纪电影的交流互动给予了宝贵的启示。比如我们可以对小说《爸爸爸》与电影《杀生》进行比较研究。《杀生》的导演管虎在接受访谈时称韩少功的小说《爸爸爸》中的傻子形象（丙崽）乃是影片主人公牛结实的创作灵感来源，影片“也有寻求某种精神之根的意思”。[3]可见，影片与这部“寻根文学”的代表作有着强烈的思想共鸣。两者都继承了鲁迅国民性寻根的创作思维，既赞颂了包含于民间文化中的民族优良品质，又批判了潜藏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国民劣根性。通过两者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建构起新世纪电影作品与上个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沟通的桥梁，甚至可以上溯到鲁迅先生开创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影响至深的一个思想母题——批判和改造国民劣根性，使得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比较在建构健康的国民性，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方面找到了契合点。 （二）电影作品蕴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的解读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不少导演为了寻找艺术创新的生长点，凭借文学化方式变革传统的电影语言。文学化思维为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对于电影文学化的理解，我们可以不必肤浅地仅从改编的角度去挖掘文学在故事情节、主题内涵、人物性格等方面对电影产生的影响，还可以拓展性地探讨文学在创作思维、艺术手法等方面对电影的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段施加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陈晓的《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侯孝贤、朱天文合作为研究个案》，以长期跨界合作的导演侯孝贤和作家朱天文共有的艺术品味为出发点，总结两者艺术创作上的共性，比如张爱玲式的苍凉意境、故土乡愁情怀、社会边缘化视角、散文化的叙事风格等，进而探讨两者如何实现电影与文学两种艺术形式的成功契合。新世纪以来，文学化的理念思维和表达方式，在贾樟柯、管虎、王小帅等的电影作品中，已经成为一个鲜明的符号，引起了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如管虎电影作品中包蕴的鲁迅文学精神、寻根文学思潮等等。我们通过对新世纪以来电影作品深入细致地鉴赏研究，发掘其内蕴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文学思想、创作母题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叙述策略等文学性元素，从文学、文艺学以及比较文学的角度，可以充分地发挥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电影艺术的阐释功能，同时也可以归纳出新世纪电影文学化的特色及规律，进而为新世纪电影的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研究的电影作品的创作时间可由上个世纪拓展至新世纪，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当下研究价值。研究的电影作品也可突破本土的局限，放眼全球电影市场，创造性地开掘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对于世界电影的艺术阐释功能，进而探讨人性、生存困境等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话题。 作者：寇嫒丽 单位：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电影文学论文: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探析 本文作者：王洁辉 单位：平顶山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在文化艺术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这种“照搬式”的影视改编路径难以保持生命力和吸引力，而畅销小说的洛阳纸贵让影视创作者看到新的曙光。从《黑暗时代》《亚瑟王》的英雄传奇故事，到《布拉格之恋》的悖论式“眩晕”技法，再到《达•芬奇密码》的详略得当、跌宕起伏，电影改编从畅销小说中汲取灵感又勇于创新，迎来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成功时代。 电影的叙事性文学足迹:选材与详略 畅销小说的改编电影绝大多数是以故事为着眼点的，情节的推动、人物的设定是电影的核心，叙事性的特点使电影中的文学足迹较为明显。电影改编的关键环节集中在背景选材、详略取舍与叙事手法上。第一，文学选材要深厚、广泛，探索尽可能多的观众兴趣点，以便于激发电影创作灵感;第二，不可照搬原著，影视作品的时间有限，无法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因此情节安排要详略得当、去粗取精。 (一)取材广泛，视角集中 小说家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搜索中汲取灵感，对亚瑟王传奇的描写不断推陈出新，留下一部部巨著名篇，《亚瑟王之死》《国王牧歌》《仙后》《荒原》，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亚瑟王国”。这个西方世界耳熟能详的传奇故事，不可避免地成为影视创作的取材源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部:1981年《黑暗时代》、1995年《第一骑士》、2001年《阿瓦隆迷雾》以及2004年公映的《亚瑟王》。《黑暗时代》是导演约翰•保曼的成名之作。这部作品较大程度忠于原著，完整的叙述了亚瑟王传奇的基本脉络，从亚瑟的出生、拔剑、称王，到一统天下、王国繁盛，直至背叛、乱伦和死亡。影片中人物众多，墨林、摩甘娜、兰斯洛特、桂尼维尔等都粉墨登场，且性格迥异，命运不同。由于叙事全面，情节安排上十分紧凑，圆桌骑士追寻圣杯等经典历险故事大多几笔带过，加之当时电影特效水平的限制，是电影看起来过于拖沓，更像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亚瑟王传奇故事是博大、庞杂的，要把所有的情节融入两个小时的胶片中不切实际。《黑暗时代》做到了取材上的广泛着眼，但没有进行梳理和定位，细节表现不突出，疏于肤浅的叙事，而立意和文化内涵差强人意。 相比之下，杰瑞•查克导演1995年的作品《第一骑士》(又名《剑侠风流》)则截取了亚瑟王传奇的一个侧面，即圆桌骑士中勇士兰斯洛特对亚瑟王的忠诚和对王后桂尼维尔的爱情这个两难的抉择来展开情节。流浪剑客兰斯洛特从歹徒手中救下了出嫁途中的少女，风流剑客与妙龄少女一见钟情，为了陪在桂尼维尔的身边，骑士投在亚瑟王麾下默默守护，在一系列战争和吞并之后，两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纵览全片，电影在小说故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中世纪浪漫主义创新，雄伟的城堡、碧绿的原野、英俊的骑士，视觉效果极佳。可以说，这部影片取材于亚瑟王传奇，但定位在圆桌骑士的爱情故事中，探讨忠诚于爱的矛盾和抉择，情节紧凑集中、叙事完整，展现了一个独特的视角。2001年上映的《阿瓦隆迷雾》根据著名魔幻女作家玛莉恩•布托德蕾从女性角度改写的传说改编而成，女性主义足迹十分明显。影片故事自始至终是一个悲剧，背景设定为古老宗教的没落之时，虔诚的皇后桂尼维尔，野心勃勃的摩高丝，湖夫人薇薇安以及阿瓦隆最后的祭司摩根，在王国没落之时讲述一曲史诗般的传奇，姐弟乱伦、三角关系、父子相残等剧情残酷上演。亚瑟王传奇演化成为宗教斗争的产物，亚瑟王也丧失了领袖的睿智与英勇，沦为周旋于诸多女性之间的牺牲品。当一切复归于沉寂，茫茫原野中传来基督教堂沉郁的钟声，迷雾最终笼罩了阿瓦隆上空。这部影片的视角定位于亚瑟王背后的几个女性人物，以女性的视角展开情节，细腻且平静，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争场面却内里波涛汹涌，可谓取材定位独树一帜。四部影片中最为出名的要数2004年公映的大片《亚瑟王》，它一改《阿瓦隆迷雾》的颓废与无奈，亚瑟王重新恢复了骑士领袖的英勇与果敢。他成功地把互相仇杀的部落统一起来，带领他们取得了一系列决定性的胜利。电影还原了当时的历史，以亚瑟王的统一之路为视角，围绕这个核心展开情节，战争场面宏伟，骑士、将军刻画英勇伟岸，是一部较为成功的英雄主义战争史诗作品。影视改编在取材时要完整、广泛，但定位视角时要注意取舍与偏颇，应当选取一个核心点展开情节，设定饱满的人物形象，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电影毕竟与小说不同，它应该是精炼的、集中的。 (二)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达•芬奇密码》(TheDaVinciCode)是美国作家丹•布朗的一部悬疑小说，一经面市就横扫美国各大畅销书榜，以750万本的成绩打破美国小说销售纪录。在叙事话语上，作者采用简洁、紧凑的语言，特充满悬念的设置故事情节，展开叙述。此外，书中大量使用了文字游戏、字谜游戏和密码游戏，把峋山隐修会、达•芬奇、牛顿等特定历史人物和故事重新解读，内容丰富，文化深厚。电影《达•芬奇密码》在进行改编创作时保留了原著的悬疑特质，紧凑情节，选取最贴近“追凶寻宝”主题的边线展开叙述，以时间的直线顺序发展为主导来组织叙事。影片安排详略得当，事态从点到面渐次发展，整个故事环环相扣、一波三折。因果式线形结构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利用制造悬念、设置圈套等叙述技巧，强调对信息的藏与露、铺垫与照应，极大增强了本文中难以表达的结构叙事张力，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和脉搏。小说的情节特别是解谜过程十分复杂，全部融入电影如处理不当会显得枯燥、晦涩，导演在把握精髓的基础上删减了部分环节，以紧凑影片节奏。例如，片中删去了兰登与索菲在卢浮宫逃跑前与巡逻警察斗智斗勇的较量情节，还有假装去撒骨灰等，使影片的关注点集中于谜题的发现与破解之间，为主要情节留有余地。又如，出于发行和票房的考虑，影片对宗教问题没有过多的争论和阐述，对达•芬奇的生平、画作《岩间圣母》的描述都没有出现，对圣婚也只是在影片结尾时出现很少的镜头，回避态度十分明显。笔者认为，这种详略得当的选取是十分必要的。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部危机重重的悬疑侦破故事，这也是影片受众范围广泛的基础，过多的宗教描写难免喧宾夺主，使影片流于小众的宗教主题电影。 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 影视创作者要承认和利用小说与电影的互文叙事，观众难免会将改编电影与原著相对比，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来比照，创作者不要一味地剥离或靠近，而应结合语言性与画面感，发现更多有价值的艺术特性和连接点。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克里斯蒂娃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最先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所谓互文性是指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它必须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毫无疑问，文学与电影也具有很强的互文性特征，不能割裂开来，特别是在影视改编中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叙事。前者通过文字叙事，而后者借助镜头叙事。两者的艺术元素是相互交织的，文学具有电影的空间视觉性，要通过想象实现;电影具有文学的时间流逝性，要通过活动的视觉画面来表现。 以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与电影作品《布拉格之春》为例，两者在叙事上具有共同性，而策略上却各有所长。《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开始就有叙事者存在，“我”在小说第一句提出“永恒轮回”的哲学命题，旨在为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设置一个规定情境，即关于轻与重的存在编码。而导演考夫曼在长篇的哲学理论中提炼出了电影主题，选择用托马斯与特蕾莎的爱情长跑为主线，由表及里为观众展现轻与重的哲学命题。与小说的单线叙述不同，影片分为五个阶段展开情节:小镇初遇、感情插曲、布拉格政变、流亡瑞士、回归田园。 或许有人认为，影片《布拉格之恋》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一小部分，但正是这一段影像，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子一样触手可及又凉气袭人，外化了小说深奥的哲学逻辑，使叙事更加通俗、生动。立足于文学与电影改编的互文性，我们能更好地解读影片的文学足迹，创作最佳的剧本，实现更高的电影艺术价值。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作品赏析 《呼啸山庄》，文如其名，充斥着暴风雨怒吼咆哮的声音，这些声音喊出了人物的命运，传递出文章的思想。我国钱青教授曾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呼啸山庄》激荡淋漓的力量，更接近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弥尔顿的史诗。”可见，这部小说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力。小说里面全是狂风暴雨下的荒芜原野、孤立突兀的山庄，有超越生死的爱恋，也有疯狂的复仇，扭曲变态的人性分裂……作者灵活地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将这些意象、场景、思想与人物内心刻画得十分传神，彰显了这部小说独有的艺术魅力。 一．作品简介 《呼啸山庄》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待（emily bronte，1818-1848）。《呼啸山庄》讲解的是一个爱情和复仇故事，是一部爱情悲剧。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小时候是一个孤儿，被别人收养长大，但是童年生活悲惨，备受欺凌，就算是他的爱情，也无法守护。后来，备受打击的希思克利夫通过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便成了有钱人，于是他开始对这个世界进行复仇；仇恨让他变得人性扭曲，变得人将不人。最终，人间真爱感化了他，他放弃了对下一代的继续复仇，而在神经错乱与极度的忧郁中死去，也代表了他人性的复苏。 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在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也十分到位，在希思克利夫的“爱—恨—复仇—醒悟”过程中，表达出最激烈的爱与恨，表达出人类世界中最极致的情感、经历。因此，《呼啸山庄》被誉为英国小说历史上最奇特，最具艺术魅力的一部小说。 二．独具匠心的叙事技巧 《呼啸山庄》的叙事技巧是与众不同、独具匠心的。作者艾米莉并未采取传统平铺直叙式的描述手法；小说没有采取常用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来描述，而是通过文中不起眼人物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叙述，采取双重叙事，多视角转换，听者与故事人物的多层次换位的结构，将故事情节一步一步引向深入。《呼啸山庄》的这种叙事技巧，被称为是“时空倒错的多角度叙述模式”，极具创造性。 小说的故事从洛克伍德的自叙开始：“1801.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my landlord……”。而到了第四章便是由丁耐莉将故事讲解给洛克伍德听的方式进行，直到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是由洛克伍德再次拜访山庄时开始叙述，“1802.this september i was invited to devastate the moors of a friend in the north, and on my journey to his abode……”最后两章再由丁耐莉叙述，由洛克伍德结尾。文章的结尾采用顺叙描述法，描写了小说的高潮部分，即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在对凯瑟琳的思念，以及对人生的彻悟接受了自己的死亡。最终解开了扣人心弦的悬念，意蕴深长、发人深思。 独特的叙事技巧，勾勒出这部小说的双重框架，且两层叙述之间衔接得十分紧密，环环相扣。洛克伍德和丁耐莉的交流式叙述，让读者感觉更真实、更亲切、更自然。“时空倒错”的叙事模式，让小说情节变得波澜起伏、悬念重重，并从多层次、多角度展出人物的性格、心理特征，表达了小说的中心思想。 三．别具一格的象征手法 象征手法是《呼啸山庄》的另一个创新和独特之处。作者艾米莉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把神秘荒凉的原野山庄，狂风暴雨般的自然状况与矛盾复杂的人物内心结合起来，将抽象的思想具体化，用形象的事物象征了抽象的心理世界和思想情感。 小说中，四处都是偏远的山庄、荒凉的原野、枯黄的杂草、幽冷的落日、呼啸的狂风暴雨等意象，用以衬托主人公希思克利夫遭遇的命运，落寞的生活，曲折的爱情以及疯狂的复仇。文中用“枝干扭曲、发育不良”的树来象征了复仇状态中希思克利夫的人性扭曲变形，用阳光象征爱情，用火象、雷鸣电闪象征激情等。尤其是在文中的最后，以“i lingered round them, under that benign sky: watched the moths fluttering among the heath and harebells, listened to the soft wind breathing through the grass, and wondered how any one could ever imagine unquiet slumbers for the sleepers in that quiet earth.”这段话结尾，用温和的天空、起舞的飞蛾、层叠的兰铃丛、呼吸的柔风、平静的大地等意象，勾勒出一副祥和、静谧、温馨的场景，意境优美、意韵深长，更象征了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幡然醒悟，彰显出爱与人性的温暖。 大量的象征手法,使得《呼啸山庄》的细节描述既真实又浪漫，内容丰富，又寓意深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四．结论 《呼啸山庄》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世佳作。它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散发强烈的吸附气息，用它独特的艺术特征和永恒的文学魅力吸引着国内外广大读者。每读一遍《呼啸山庄》，就感觉内心受到一次强烈的撞击与震撼，不得不被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巧妙的语句搭配，新颖的爱情视角，别出心裁的艺术风格……所打动，所折服，所感叹！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周珏良（2006）在《英国20世纪文学史》所说，“艺术存在于时间之内而又超乎时间之外。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在时间的长流中不断孽生新的价值。”是的，《呼啸山庄》作为一部极具文学价格的英语文学作品，必将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品读英语文学作品——《呼啸山庄》，不仅可以让我们领略到文学艺术自身的魅力，更能让我国读者感受异国文化，进而提高英语语言的理解、运用等综合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部，是地处印度洋和大西洋之间的航海要塞，而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通道就包括了西南面的好望角，它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并且富含黄金和石油。1488年，迪亚斯首次到达好望角后，从此掀开了南非的殖民统治时代。各殖民国的入侵，使得南非一些本土语言成为记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语言。据统计，南非现在的官方语言就有十一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英语。当然，并非只有南非才出现这种情况，在地理位置同样十分特殊的加勒比地区也遭遇了西方语言的入侵以及本土语言的没落。 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得它成为各殖民国的争夺焦点，而殖民者的入侵，造成了本土原住民（阿拉瓦克人和加勒布人）几乎被消灭殆尽，使得本土语言一度没落。此外，来自非洲、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大批奴隶的迁入，带来了新的语言，从而在该地区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种族、语言、文化。近代，随着一些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作家的活动，加勒比本土语言又逐渐兴起，并最终立于世界语言之林。那么，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又有何积极的作用呢？这正是本文要探索的内容。 一 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由来 语言与文化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语言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是文化内容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通过对一个民族语言的了解，便可窥见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文化具有很广的含义，传统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在其不断的历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特传统和风格。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都有着自身的文化体系和文化色彩，因为每种语言的形成都是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这其中有社会发展、意识形态和社会地理等多方面所形成的，这些构成了语言的一种独特标志，如中国的语言就是带着独特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各种表达方面与西方有着很大不同的一种语言文化，其发展的特征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的一种鲜明的浓缩体。一般而言，语言文化中包含的主要因素就是词汇、语音、语意、语法及语用等层面，这些层面综合体现了一种语言文化的综合面貌。 以语言的词汇来说，不一样的民族的语言中的词汇量、词汇的用法和词汇的特色是带着鲜明的本土特色的，如加勒比的早期词汇中是不会有熊猫这种词汇的，因为很显然，在很久以前，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任何词汇的创造与创造者的早期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然的联系，可见，语言和文化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密切关系的，语言的学习过程也有对于国家文化的极大融合，所以加勒比英语文学与其本土语言意识一样，也有着天然的融合过程。 关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浙江大学张德明教授是这样描述的：“从全球体系来看，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加勒比英语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比较早的一种文化语言，并对其他语言的发展有着一些密切的影响。正因此，地理位置如此重要的加勒比地区，在新大陆一经发现后，便与南非地区一样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互相争夺的对象。 文化的侵略从发展的开始，这也是帝国主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所采用的重要策略。而且，语言就是一种手段。正如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所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对于加勒比地区的争夺，欧洲殖民国依旧采用了文化侵略的方式，在这种手段下，作为最广泛使用的语言之一，英语便出现在了加勒比地区本土原住民口中，并逐渐成为当地的官方语言。于是，在欧洲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加勒比英语诞生了。 随着加勒比英语的诞生，也出现了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这些作家使用标准的英语写作，并认为只有使用了标准的西方文学形式创作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根据一些早期的加勒比英语作家所说，他们的少年时代是在背诵欧洲著名的诗歌散文或者阅读一些名家的长篇小说中度过的。“人们对英国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这便是对当时加勒比英语文学形式下的加勒比地区文化现状最好的描述。于是，在这些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活动下，形成了早期的加勒比英语文学。 二 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现状 当然，上述描述的只是最初的加勒比英语文学的表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欧洲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加勒比地区后，在当时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有利于本土语言复苏的倾向。一些作家在其作品中开始展现出一些本土意识，这些作品中同时包含了对宗主国和本国的浓厚感情，例如：雷德凯姆作品中便描述了他对英国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而另一些作家开始意识到民族语言不应该是使用其他民族语言来对本民族进行描述，而应该是使用与他们所生存的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语言，v·s·奈保尔以及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有相关的描述。这种倾向的主要创作表现为，雷德凯姆的创作还混合了英国文学的忠诚和作者本土的大爱情结，这种对于本土文化的尊敬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才能更好地反映出加勒比本土文化的特点，雷德凯姆的英文中还有一种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的矛盾，矛盾主要体现了朦胧的本土意识，本土意识中的矛盾性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这之间的断裂形成了一种本土意识无法被强行输入的特征。如奈保尔写的散文中有一句：“有一位老妇人折了花朵给我，我将这朵花朵点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闻着，茉莉花，茉莉花。”在这里，词语和花之间在“我”的心中是脱节的，他们没法同时存在。作者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茉莉花在加勒比英语中没有特定的说法，所以作者觉得非常的生疏，出现了一种特有的鸿沟。 这种倾向的出现使得一些后殖民地作家开始感到困惑，在文学创作中是选择欧洲语言还是本土语言，亦或是选择保持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平衡？沃尔科特的诗句便道出了这些后殖民作家所面临的语言困境。然而，尽管有困惑，但对于民族的热爱还是让他们决定选择本土语言。于是，一些后殖民作家开始探讨如何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束缚，并试图建立他们本土语言的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他们开始关注本土语言，并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如克里奥尔语、卡里普索小调、西印度语等。 三 加勒比本土语言复苏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意义 在殖民主义者撤出后，本土语言意识开始复苏，对于一些后殖民作家来说，尽管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本土语言、开始使用本土语言创作，并且不断改进和发扬本土语言，使得本土语言在世界语言之林中有一席之地。 克里奥尔语在加勒比本土语言的复苏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它起源于18世纪末期，是在加勒比当地的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种植园中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工人，所以情况比较特殊，发展的语言类型非常综合。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卫·戴比迪认为，“加勒比语言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对于世界文学来说，尽管它是一种方言，但它有着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带给语言文化的发展与研究很大的语用资源，对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了多元化，它应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语言。 20世纪初，许多加勒比地区作家开始在作品中运用克里奥尔语，如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这是一次重要的突破，它代表着加勒比本土语言开始复苏。但与此同时，本土语言的复苏也遭遇了一些阻力：一些作家在使用克里奥尔语时表示困惑，如女作家荷洁（merlehodge）在她的作品中这样写到：“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对于这种困惑，我们将它称为克里奥尔化。 对于克里奥尔化现象，在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之前，没有人能够对其做出一个全面而明确的解释。布莱斯维特不仅对克里奥尔化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而且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可以说，他是第一位肯定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的文化地位的人。布莱斯维特同时也是当代巴巴多斯诗人的代表，他的自传性三部曲《祖先》便是使用加勒比本土语言创作的。 作为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学的另外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v·s·奈保尔是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闻到”很浓烈的加勒比味道。如《米格尔大街》小说集使用了大量的西印度的口语，而在《蓝色马车》一书中，奈保尔这样写着：“中国的孩子叫我爸爸，我黑得像块炭，我老婆黑得像沥青，可是，中国孩子还是叫我爸爸！哦上帝啊，是谁在我的咖啡里放进了牛奶。”在这里，他使用了一种有着明快节奏的、带有加勒比地区比较粗俗和乡村味的语言，我们把它叫做卡里普索小调。卡里普索小调在加勒比本土语言中十分具有代表性，这种小调源于古巴的“钢鼓爵士乐”。钢鼓是一种由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非洲黑人发明的可奏出两个音程的打击乐器，以其铿锵有力、具有表现力和节奏性而被当地人广泛使用。这种小调一直流行于特立尼达，它的形式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在奈保尔的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使用这种小调来增加小说的戏剧性、幽默感。 从加勒比本土语言到加勒比英语，再到加勒比本土语言，虽然加勒比本土语言一度没落，但它最终战胜了西方语言，立于世界民族语言之林。在此过程中，加勒比本土语言吸收了东西方语言中的精华，发展了自身，使之更加深入人心。加勒比本土语言与西方语言的“战斗”及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对当代全球化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有着深刻的意义。 作为历史产物的加勒比语言传统文化既有进步性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对待世界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要采取一贯的文化方针，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要吸取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放弃一些与社会现状不符合的不良成分，这样才能够将世界语言的精华和文化的精华加以继承和发扬。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遵循着其是对当时社会形态和社会意识的一种多元记录而且真实再现的角度去看，对于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英语文学和本土英语意识的发展，更要带着文化传承的目光去理解。加勒比种植园传统文化塑造了民族醇厚中和、勤奋勇敢的品格和高尚的人文作风，这一点不仅仅对当地的种植园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小结 从上述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勒比本土语言在欧洲语言的入侵过程中曾经没落过，加勒比英语文学一度成为当时最主要最盛行的文学形式。然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后殖民作家的努力下，加勒比本土语言最终走上复苏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语言文化中的一员。而加勒比本土语言文化的传承过程，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 一. 英语文学阅读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 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能为读者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文本资料,而且还可以拓宽一个人的灵魂,并给他带来终生的审美愉悦。由此看来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当今有些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人却认为文学毫无实用价值,是没有前途的鸡肋。学生们也在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下将有限的时间用于考取各式各样的证书上。文学阅读尤其是英语文学阅读受到冷落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究其原因除了外部环境不容乐观,大学英语教学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1. 认识观念问题 长期以来在大学英语学习的课堂上文学被拒之门外,英语文学常常被冠以语言晦涩,生词太多与现代生活中使用的语言相比过时落伍格格不入之名。外语界也存在着重科学轻人文,重实用轻素质等的倾向问题。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文学事实上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它非但与大众使用的语言不存在迥异不同的问题,它还是一种必要的理想的的语言输入。文学语言是文学家们汲取大众化的语言,经过筛选、加工、提炼而成,并未脱离大众也未发生异化。事实上文学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近乎于现实生活的语言学习场景和文化知识宝典。所以,学语言是学文学的必要准备,学文学是学语言的自然延伸。文学语言输入是一种理想的语言输入,是不该被英语学习者排斥的。 2. 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经调查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的“填鸭式” 的教学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失去了兴趣,并且不能提高其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导致广大学生将学习英语文学视为在做无用功。如今大学英语课的教学模式大都还停留在授课、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做课后练习、发材料给学生做、核对答案、解疑的程序上。直接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传输给他们,没有引导他们去思考,在这种状况下怎能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呢,更何谈培养能力了。即使在分析文学作品中,有些教师还是从中式英语的角度来阅读理解文学作品,仅仅将教学停留在句子翻译及分析句子成分上,而不是对文化背景、写作创新技巧及遣词造句方面作进一步的展开。如此一来,在课堂上英语文学的学习必将是枯燥乏味的。而在这种教学模式下,难怪学生会认为学习英语文学是在做无用功。 3. 师资培养问题 教师在英语文学学习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目前高等院校中,中青年教师大都具有硕士、博士学历,但想要他们得心应手地教好英语文学课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虽然他们经历过众多考试的洗礼,身经百战,但教好英语文学课仅仅掌握一些考试技巧是不够的。此外在大多数院校中,中青年教师也很少有参加国外学术交流的机会,这也在信息与学术水平上大大制约了他们。想让他们真正洒脱地教好英语文学课就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教师的素质。一方面教师自身要不断学习提高完善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尽可能地加大投入,为教师创造进修等学习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师资问题上做到双赢。 二. 英语文学阅读的重要性 1.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培养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这也就说明了学习一定要对所学的知识感兴趣,有兴趣去学习,是学好的根本,英语学习也一样。 激发并保持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是大学英语教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传统的英语教学过程就是一个记单词学语法的过程,久而久之学生极易对英语学习产生厌倦情绪,从而出现:教师上面讲得汗流浃背,学生下面听得昏昏欲睡这一尴尬局面。将英语文学元素引入外语教学中则能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高级表现,其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生活,抒发感情,表达思想。杨周翰曾在《诗歌和语感》一文中提到:“文学反映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种类型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情感、心理、思想,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中各种活动和生活中各种细节,以至大自然各种现象,内容可以说包罗万象。文学的表达方式方法也是丰富多彩的,各个作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争妍竟丽。”读者可以在文学阅读中体会到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和洒脱,也能身如奇境地感受到那种飘然思不群的浪漫和绮丽。正是这些元素,它们将学生心灵深处的美感引发出来,从而产生共鸣,让他们在文学的熏陶中,体会到英语学习的乐趣。 2. 英语文学阅读有助于提高学生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伍铁平教授在《普通语言学概要》中指出:“在传统的伙伴中,和语言最密切的是文学,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要用语言创作,通过语言鉴定、评论文学作品也必然涉及到它的语言。所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精通它的语言。反之,一种语言的最精彩、最丰富的作用是集中在文学作品里面。文学是使用语言的典范,为学习语言提供最好的榜样,为研究语言提供理想的材料。”通过阅读英语文学作品,学生不仅了解了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文化常识,文本的词义、意象、情感、意境、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也都在阅读活动中重新建构,具体化了。这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语言知识,有利于对令人费解的长难句的理解。同时阅读英语文学作品也为学生创造了一个运用阅读技巧的机会,既理解作品中具体的事实,也理解抽象的概念;既理解字面的意思,也理解深层的含义,包括作者的态度,意图;在理解某句,某段的含义的同时也理解了全篇的逻辑关系,并据此进行推理和判断。不知不觉中通过一系列的语言实践活动,扩大了词汇量,锻炼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 英语文学阅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大学是一个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人文素养则在各种素养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包括大学生思想素养、文化素养、人格素养、道德素养及大学生为人处世的涵养和做人的境界。在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过程中,大学英语教学也还存在着一些差强人意的现状。过分强调考试成绩,考取这样那样的证书,疏于思考从而导致道德缺失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乏味的说教中走出来,将人文教育引入课堂,去丰富大学生的生活体验,陶冶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外语教学中融入英语文学是一条不错的途径。优秀英语文学作品的阅读,评价和赏析,有助于学生在掌握如何正确使用语言的同时造就有思想,有精神,有胸怀,有教养的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同时在不断学习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发现历史、感悟历史,发现社会、感悟社会,发现人生,感悟人生。从而在心灵深处建构起一座人文精神的乐园,来抵御不健康的文化侵袭,在潜移默化中完善整体人格,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并提高自身人文素质。 三. 如何将文学阅读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以不同形式从不同渠道接触和学习英语,亲身感受和真实体验语言及语言运用是大学英语教学的特点之一。因此就要突破教科书的使用,努力开发英语资源,将英语文学阅读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使学生更可能多的接触、学习和使用英语。 1. 利用课余时间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在教师的指导下培养学生阅读的技巧 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更是为了掌握阅读技巧提高阅读水平。因此教师应推荐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供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涉猎广泛,见多识广,胸中自有"丘壑"这样才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但在阅读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加以指导。例如在阅读中,文章中的许多细枝末节可能会阻碍阅读速度的提高,这时教师就可以结合所阅读的文学作品,从扩大阅读视距入手,对学生加以训练。即在阅读中抓住文章的主题,主要人物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物冲突。其中主题是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掌握的,否则将会发生理解的偏差,发生严重错误。这就要求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章中力求叙述什么。第二,如何来理解作品的主题。第三,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什么。此外任何一篇文学作品都是由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构成的。在这两者中主要人物是主体。一篇文学作品的所有情节冲突都是围绕主要人物展开的,所以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要分析主要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包含: 人物本身的内心冲突、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正是这些冲突赋予了简单的语言以生命。学生只要抓住了这三个方面就抓住了一篇文学作品的中心环节,在此前提下再结合阅读教学中的扫读、跳读、意群阅读、长句短读等阅读技巧,加以不懈练习,必能在阅读速度及水平上获得大幅度提高。 2. 课堂中结合课文内容,适当插入英美文学知识,扩展学生视野 大学英语的阅读教材都是精心编排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如果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与所教授内容主题相关的的作品并将其引入课堂教学必将成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例如在授课中某个单元的主题是围绕文化冲突展开的。如果教师仅在课堂上照本宣科地讲文化冲突是指两种或这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所产生的竞争和对抗状态等的定义,这将很难激发学生对此主题的学习兴趣,也很难理解文化冲突的真谛。这时教师可适当地在授课中引入一些有关的族裔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往往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看待文化的差异性的,分析视角深入独特。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就很具有代表性。如《最蓝的眼睛》、《秀拉》、《所罗门之歌》、《柏油孩子》、《宠儿》、《爵士乐》和《天堂》等这些作品均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笔触细腻,人物、语言及故事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反映了在白人强势文化压制下美国黑人所处的文化困境,同时对建构美国黑人文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坚持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才能使黑人摆脱历史与文化的包袱,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发展。这些作品为学生提供了典型的文化冲突的案例,类似的补充能有利地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文化冲突的含义。但在具体的课堂操作中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将英语文学作品引入课堂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学术专才,而是本着“以阅读体验为主,文学知识和文本分析为辅,在学生的阅读实践中实现文学的娱乐和教化功能”这以理念,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文学世界,提供了解英美文化传统、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等背景知识的机会,拓宽他们的视野。切忌将该课程变为灌输系统的文学理论知识的理论课。 四.结束语 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能丰富英语课的内容,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运用语言的能力;还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为学生提供认识世界,了解人生的机会。有目的、有计划地为学生选择适当的英语文学作品进行阅读和鉴赏,这不仅对大学英语教学起很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助于培养高素质的人才。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英语文学原著应用在大学英语教学上的优势 目前我国大学英语课程应用的教材中多是改编自原文或原著的文章，这类文章旨在列举具体语言特征和用法、控制生词数量和对信息的选择性输入，因此与原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方面有着很大差异。国内外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研究者认为在外语教学中应用原文或原著更有利于学习者对语言的接收和掌握，有利于语感的培养。用阅读原著作为目的语输入的主要渠道可以有效地感受和吸收原汁原味的语言，与此同时还能了解目的语国家的文化，增加文化底蕴，这对于语言学习者将来的学习和语言使用都是非常有利的。交际语言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研究者认为在各层次的外语教学中应用原著能够向学生展现真实的语境和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输入假设理论（input hypothesis theory）的提出者krashen［1］指出原著更容易理解，因此比改编的简化版具有更大的交际价值。全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instruction）的实行者认为应该让语言学习者接触具有丰富背景信息的材料，以便于他们学会使用功能性语言并看到语言的全貌。cummins［2］的认知文学语言能力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 academic language proficiency）坚持应该通过对文学原著的使用让语言出现在有意义的语境中。因此将英语文学原著应用于语言课堂上可以带来诸多益处。 1.英文原著的语言有助于学习者对内容的理解 英文原著不仅为语言学习者提供了真实丰富的词汇应用的范例，富有创造力的语言结构和真实的情境，而且原著具有的语言特点比改编过的文本更利于学习者理解。连贯理论（theories of cohesion）提出，语言使用的连接技巧越多，那么它的连贯性越强，也就越容易理解。文学原著提供了更多自然语言和合理的语言连接方式，使得文学文本较之含有曲解的信息结构的简写本要更好理解。简写本尽管语言简单，但连贯性受到影响，因此不利于语言学习者理解和掌握。willis［3］在强调应用英文原著的必要性时指出，如果外语学习者所使用的课本里的文章都是理想化的、不真实的文本，那么学习者将处于语言劣势，接收的都是被曲解的语言。有些研究者认为识别和理解诸如连词和其他句际语言应用对于外语学习者的信息处理和阅读理解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连接方式对于文本理解的把握十分必要。成功的阅读者能够在只学习了一部分文本后，利用原著中正常的重复来帮助自己重新构建整篇内容。另外，这种自然重复可以帮助学习者理解不熟悉的词语，从而尽量避免由于生词打断对全文的理解。简写本通常是依据可读性公式削减词语和句子的长度、省略句子间的连词来缩短篇幅，这类改变了自然语言重复性的文章使得构建意义的过程更加复杂，因此会比原著更难解读。 研究发现英文原著比简写本包含更多的非正式的动词和小品词，因而原著在展现因果关系时、发展情节和主题方面更胜一筹。此外，原著比简写本应用了更多的非正式连词和否定时间连词，这是由于简写本通常避免使用例如修饰语和逻辑连词等复杂的连接方式来展开和关联情节，而是用像and，or和but这样普通的连词来衔接。连词是文章各部分之间紧密的粘合剂和纽带，如果缺少了这种结合力，文章的思想便很难充分表达、得到加强，并有力地传递给读者。同时，原著使用了更多的逻辑词汇和if条件句。条件句一直被认为是英语中比较复杂的句法，而这些复杂的逻辑词汇是描述假设情境所必需的语言。简写本中较少出现这类用法，因而文章内容较原著更具体，少了几分抽象，但语篇结构受到了限制。johnson［4］在其研究中也发现简写本由于缺少逻辑词汇和连接语，文章的内容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变得更难理解。 文学原著的词汇类型多种多样，尤其体现在词性的复杂性上，例如原著中会应用到比较副词、动名词、感叹词、情态动词、小品词、过去分词、前置限定词、最高级、wh限定词、wh代词和普通代词等。简写本中出现得最多的是名词短语和名词短语修饰成分，所以文章的句型结构比较单一，无法展现语言应用的自然状态。简写本力图用简单结构表达复杂思想，因此每个名词短语都使用了比原著更多的修饰语，每个句子的组成部分都比原著更多，这使句子结构变得很臃肿，本想让语言更容易被接受的目的没能实现，反而更加大了学习者处理信息的负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许多研究证明语言学习者对刻意改编的句子的语法的理解力要远远低于对自然应用状态下的关系从句和时间从句的理解力。 2.英文原著有利于培养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目前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需要全面发展的国际化人才，我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都愈发凸显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具有高素质的交际能力。教育部新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国际交流需要。”［5］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培养跨文化意识，多接触多了解目的语文化，以期减少因文化不同而出现的交际失误。许多研究者指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要想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必须了解产生、使用这种语言的特定的文化背景，目的语文化在使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不可或缺。 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名著，既是人类文明史、精神史、审美史、奋进史的形象演绎，又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求诚的生动展示。一部好的文学原著是文化的最好体现，它能使读者较好地逾越语言理解障碍。英语文学原著内涵丰富、语境自然，表达地道灵巧，精句妙语令人回味，为学习者提供了广阔、生动和真实的语料，并常常体现着浓郁的本土文化，这些正是英语学习者急需掌握的精髓。阅读题材各异、内容不同的原著，不但可以学习基础语言知识，而且能了解历史和文化，在接触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同时领略异国风物景象、熟悉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 文学语言是语言应用的最高层次，它比普通词语更能反映时代精神且最富表现力。在英语文学原著中，有许多贴近社会和生活且具有文学色彩的语料词库。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学习者能够加深对英语及英语民族思维方式的理解，提高对英语的领悟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在英语教学中使用文学原著，可以更好地展现语言技能，是发展学习者语言使用意识的一种有效手段。此外，英语文学原著所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特征是一个民族文明的缩影，是帮助学习者获得更多文学和文化知识的重要途径。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输入是输出的基础。丰厚的背景知识能全面提高语言学习者的素质，增加有效的输入与输出，为提高他们的交际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础。除此之外，通过大量阅读原著还可以使他们克服语言僵化，保证交际的得体性、适合性和灵巧性。 3.英文原著有助于增强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性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学习活动中主动性的发挥首先有赖于学习者对学习材料产生兴趣，之后他们就能主动投入、积极参与，以良好的心态储备知识、提高能力。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英语文学原著可以有效利用学生对陌生作品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来推动语言学习、增强学习主动性，同时强烈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帮助学生克服阅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如生词、寓意复杂的段落等）。 此外，研读英文原著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提供了交流平台。当对作品的整体立意和一些细节根据教学目的做出评判、阐释、说明和分析时，教师和学生双方就可以共同参与教学活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教师鼓励学生开动脑筋，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由于作品与读者之间是未定性关系，读者作为作品接受的能动力量，在生成意义的阅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阅读者凭借自己的经验参与作品的意义阐释，就不可能实现其价值。正如姚斯［6］提出的，只有阅读才能使文本从死的语言物质材料中挣脱出来，而拥有现实的生命。伊塞尔以“隐在的读者”（即指作者在作品的本义中所设计的读者的作用）的概念表明，作品本身是一个召唤结构，它以其不确定性与意义的空白，使不同的读者对作品作具体研读时获得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读者的阅读过程实质上是对作者虚构作品的解码、具化和再创造。学生在阅读原著时不仅受到语言熏陶，而且能锻炼分析和思考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促使学生形成并产生自己对文本的释义，并采取多种方式让学生参与课堂讨论。如指定学生作专题报告，要求其他学生提问，或阐发自己的不同论点，形成一个以学生为主的研讨场面，使课堂在争论的形式中进行。或者规定每学期学生必须撰写三到四篇小论文，期末一篇学期论文，使学生有机会梳理思考，并对掌握的知识进行自检，实实在在地拓展知识面，提高写作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模式。还可以引导学生对原著和某个简写本之间做一些对比阅读，特别是在谋篇布局和遣词用句上做一些推敲琢磨，就可以大大地激发他们对原著的兴趣，使他们开阔视野，从文学遗产中学习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知识，从艺术感染中接受深刻的教育，也有助于他们锤炼语言、增强遣词造句的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 《英国大百科全书》在阐释“文明和文化”时形象地指出：“用文字建造的宫殿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宫殿更加富丽堂皇；用文字建造的地牢比任何用手建造的地牢更加阴森可怖。”文字所拥有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世界文学名著所具有的力量自然更是无与伦比。讲授英语文学原著是必要的，因为它是取之不尽的语言材料宝库，它可以帮助学生深化知识、加强语感、开阔视野、增强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同时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课堂活动，展开与教师和同学的交流，增强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和德国，是当时影响比较大的派别，对英语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主要表现在小说和戏剧，特别是当今英国剧坛上比较流行的荒诞戏剧。对于存在主义者，他们反对根据人物性格和类型对人及其命运进行描写，他们觉得，人本身就没有先天的本质，只是在一些具体环境中生活，按照其自身的行为创造自我，演绎着其自身的本质。英语存在主义文学主要体现出两个方面的主题思想，一个是体现人生和世界的荒诞体验，即“焦虑感”和“恶心”；一个是体现荒诞环境中人的选择自由。 一 存在主义的基本观点 存在主义是20世纪在欧美非常流行的文艺思潮，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其在文学史中风靡全球、声势最大，其先驱者是丹麦人索伦·克尔凯戈尔。存在主义在一战后流行于德国，二战后在法国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影响波及到文学的各个领域，其中，黑色幽默和荒诞派戏剧是存在主义文学发展的结果。存在主义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主张“意识”决定“存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他们都主张意识的第一性，否定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都认为那些只有被自己所感觉到的存在才是世界或者事物的本原，才是最真切的存在，并且此存在跟客观现实总是以一种对立的形态出现，其不是一个统一体。比如萨特认为，“存在”即“自我”，任何存在都是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任何存在都是来自主观性，主观性具有第一性，即客观事物都是由主观意识所决定的。 2 重视“个人”的价值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个人的价值极其重要，其高于任何一切的价值。他们认为社会和个人永远都是彼此独立、分离的。人是被遗弃到世界上的，社会和客观事物与人总是对头，它们总是威胁到人的“自我”。比如萨特在《禁闭》的名言：“他人就是（我的）地狱。”总之，存在主义者将被遗弃感、厌恶、失望、孤独、恐惧等看成世界上人的基本感受。对他们来说，人之所以跟动物有区别，主要是由于动物对自己死亡的来临并不知情，也就无所谓恐惧；而人却对自己难免一死甚是了解，从而心存恐惧感。所以，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死亡的过程，这便得出了“存在”最终走向“不存在”的悲观主义。 3 对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艺术作品并不能对现实事物进行反映，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对人心灵冲动的一种揭示，只具有给人感受和“享乐”的能力，让人那些非理性的感觉、感受明确、清晰起来。存在主义者认为，艺术家之所以存在，其主要是为了创造属于其自身的世界，用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和哲学思想，而不是对现实客观世界进行艺术地再现。因此，存在主义文学一般是对荒谬世界中人们的失望、孤独、恐惧等心理进行描写。 4 认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永恒的荒谬，是人之所以存在的一种丑恶行为。在世界上，人生本身就虚无飘渺，其活着并没有任何目的，所有的活动对人来说都是徒劳的。存在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丑恶的现实进行了反映，同时也对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进行了宣扬，通过“自由”的名义对悲观厌世、虚无缥缈的人生进行了美化。比如加缪的《局外人》（1942）、萨特的《禁闭》（1943）和《恶心》（1938）等文学作品都是对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的一种否定。 5 否定人的先天本质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人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先天性的，他只能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加以存在，必须依靠其单个的个体的行为来创造自我，演绎自我。比如，小说家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存在提供丰富多样的环境来超越自身所生存的环境，从而选择其要成为的人的个性。所以，人物的典型化特征在存在主义者那里被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 6 认为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文学艺术创作者都提倡读者、人物、作者的三位一体观。他们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能离开了读者来谈创作，他们的观点都不是先验的，都必须通过读者进行检验，任何作品都必须将人物的活动展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和作者共同去探索人物的真面貌。这种三位一体的文学观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特别对于那些年轻的英语文学作家。 二 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存在主义的观点在英语文学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其主要主题模式有以下五类：寻找自我、荒诞与无意义、死亡、孤独和异化、自由选择和责任。 1 英语文学对“自我”的寻求 根据存在主义“存在先于本质”的观点，任何人的本质都必须靠其自身的选择去进行规定，从而，“我是什么”、“我是谁”等这些问题英语文学中便成为了普遍性的思想主题。比如英国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小说：《哈哈》（詹尼·道森，1961）、《身份证》（莱杰尔·丹尼斯，1955）、《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每况愈下》中，伦姆利读完牛津大学之后，在完全感受到其在大学中所学的知识并不能为其生活谋取较好的条件，因而决心去比较“罪、苦、贫”的社会底层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在社会底层，他更换了很多工作，如夜总会保镖、走私贩、司机、清洁工等，伦姆利就好像贫富世界中 的边沿人，尽管他的人生态度总是处于一种中立的地位，但是他对其“自我”问题的寻求总得不到答案，社会和自我的冲突并没有得出胜负，他对“我是什么”答案的寻找是徒劳的，没有任何的解答。 2 英语文学中“无意义、荒诞”的韵意 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整个世界都是荒诞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存在都是一种虚无的、荒谬的。存在主义者的这种观点进而产生了英国荒诞派戏剧文学。因此，在许多英语文学中都体现出“存在的荒诞”等主题思想。根据其意义，荒诞本指音乐中的不和谐音。在文学和哲学中往往是指人跟自身生产环境的背离和脱节，人并不作为世界的主人而存在，也不作为社会的牺牲品而存在，人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缺乏了解和理解，他的任何一种行为如喜怒哀乐都不能影响着外部世界的存在性。世界总是以一种陌生的、冷漠的面孔而存在着。对于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意识，文学往往指出，宇宙都是没有目的的偶然的存在，人存在于世界上都是没有任何先天目的的，是无意义的存在。总之，对于存在主义文学来说，其情节、语言、人物等都是极其荒诞的。如英语诗歌作品中“存在即荒诞”的主题思想。如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在1967年创作的《渥德渥》中的第一句就提出了“我是什么？”的问题，在其后，他回答：“我好象/……胡乱地从虚无中/倒下来”“我似乎被赋予了使用这块地方的/自由那么我是什么？”“但是我将叫什么名字我是第一个吗/我有主人吗……”“……它是什么呢根/根根根”。这后面一句，很明显是对海德格尔“被扔进这个世界”思想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人生虚无、悲观厌世”的态度。 3 英语文学中对“死亡”的描写 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从而我们也可以引申出存在主义文学的另外一个主题思想：“死亡”。在存在主义文学中，人生存在于荒诞的世界中，总是充满着偶然性，生命总是那么的短暂，文学家们总以悲观的、消极的观点进行看待，于是，死亡便成了许多文学作品的中心主题。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在其文学中提倡“学会死亡”的哲学。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这种荒诞的死亡普遍地存在于许多荒诞戏剧中，如品特的“威胁性喜剧”，在他1957年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一间房子》中，罗斯好不容易才能得到一个闭门不出的安全感。可有一天，一位眼睛看不见的黑人突然地闯了进来，并带着其父亲的信，使得她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而在她丈夫回家之后又莫名地将此黑人给打死，也使得她的眼睛莫名的失明。又如，在其1960年创作的《升降机》中两个长期待于地下室的刺客，他们通过升降机不时地接受从地面传递的命令及食物。可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而突然性地，每人都收到了一个“杀死对方”的命令。以上两部英语文学作品充分体现了人生的可怕性和荒诞性：人对自己的命运不能控制，人的生死难测…… 4 英语文学中“异化、孤独”的体现 异化、孤独是英语文学中存在主义的又一体现，它体现出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异化，如《畸形人》（舍伍德·安德森，1919）、《陌生人》（夏尔·波德莱尔，1864）、《局外人》（阿尔伯特·加缪，1942）等。而这种异化的存在使得人总是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因而，在英语文学中总出现一些以“异化、孤独”为主题的作品。如品特1960年所创作的《看房者》，尽管里面凸显了较少的“威胁性”和较大的安全感，但是其中也体现出了“不交际”所带来的后果。尽管作品中所提及的三个人物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可他们缺乏交流，彼此孤立，各自的言行都不能为其他两个所理解，从而彼此抱怨，生活极不寻常。这部戏剧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人的“孤独”感。 5 英语文学中对“自由选择”的追求 存在主义认为，在荒诞世界里，个人必须勇敢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这种选择创造它的自我本质。因而，在英语当代文学中，涌现出一批“愤怒”的 小说，其主题思想就是倡导“自由的选择”。如《每况愈下》（约翰·韦恩，1953）、《在网下》（艾丽丝·默多克，1954）、《向上爬》（约翰·布莱恩，1957）等等。以上几部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对政府和权势集团，甚至多数派奉行的规范持反对态度，将它们视为政治、社会的荒谬。最终，他们在“极端的环境”之中，作出了“可怕的自由”的选择，没有上帝为他们指路，也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供他们遵循。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存在主义对英语文学产生了深厚的影响，英语文学中的存在主义作品充分体现出了存在主义“意识决定存在”、“个人的价值高于一切”、“艺术认识作用加以否定”、“人生虚无、悲观厌世”、“否定人的先天本质”、“文学艺术的三位一体”等观点，其主题思想也主要表现在“自我”的寻求、“无意义、荒诞”、“死亡”、“异化、孤独”、“自由选择”等方面。 英语文学论文:关于对英语文学中隐喻的分析 1前言 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隐喻的含义和功能 有学者认为，隐喻可以分为两种，即狭义的隐喻与广义隐喻。第一种指的是人们下意识地用其它的思想内容取代所要表达的抽象、难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指的是既是一种修辞手法，又是一种思维方式。在《诗学》中把隐喻看作是把将一个事物的名称用到另外一个事物上，其中，这种转移可以是从属到种，也可以是从种到属，同时也可以是属到属之间的转移。在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 3隐喻的派别分类 3.1夸美纽斯的“种子”隐喻 在夸美纽斯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种子”隐喻，指的是“神圣的可教性”，是夸美纽斯思想的理论基础。对于“种子”隐喻主要从三方面理解。首先，人是所有造物中最完整、最美好的。其次，他认为“种子”主要包含博学、德行、虔信，只要将这三个“种子”种植在每个人身上，那么人们便会按照道德规律生存下去。他还认为，人类是上天拔掉的树木，其根依然存在，如果上天给这些树木充足的阳光与雨露，那么树木还可以继续生长。其再生的本质是要使人们回到最本真的状态。 3.2洛克的“白板说”隐喻 在洛克时代，有人曾提出了天赋观念，并且受到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洛克却反对此观念，他认为能力是上天赋予给人们的，知识是人们后天获得的。他把人的心灵看作是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标记，需要外界事物来加以塑造。经过发展，在白板上印上了痕迹，这便形成了观念，这就是洛克的“白板说”。洛克认为人的能力是上天赋予的，而知识的获得是后天的，因此，后天的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儿童来说，天性就像是没有任何标记的白板，对于认知者来说，能够随意涂改与塑造。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人是好人，但有些人是坏人，还有些人对社会有用，有些人根本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这些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90%都是由他们的认识所决定的。洛克对于认知作用非常重视，他认为在人成长过程中，认知发挥中巨大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能力的发挥。 3.3柏拉图的“洞穴中的囚徒”隐喻 柏拉图比较善于运用比喻，他的哲学思想与认知理念都可以借助隐喻来表达。他用隐喻来阐明太阳喻、线段喻与洞喻。其中洞喻具有丰厚的哲学意味，这表明了认知的本质与受过认知的本质。 3.4苏格拉底的“产婆术”隐喻 苏格拉底认为经验是激发先验观念的主要手段之一，它能够清理那些过于模糊的观念，进一步获得比较正确的新知识，所以，谈话法是帮助人们巩固所学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后，他的学生继承了他的观点，其教学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讽刺。在和人们交谈的过程中，探讨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第二，产婆术。此步的作用是待发现人们认知有偏差或者直接否定认知的基础上，从而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认知道路。 4研究隐喻的重要意义 4.1丰富和扩大了隐喻的内容 语言学主要是对认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但是，事实上，认真问题和人们的成长与发展又密切的联系。而人的成长主要表现为两点，即外在身体的变化与人们社会身份的改变，除此之外，还表现为对人生阅历的积累与价值的实现。人成长和发展的表达方法有很多种，因此，想要正确把握人在认知过程中的发展与变化，必须借助文字来表达，然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些比较科学的方法只局限在事物外在的洞察，并不能正确的描述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就不会把握其实质。 4.2能够较好的把握语言学的本质 隐喻的出现，显现出了认知活动的意义与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如果将认知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显现，那么势必会和文化背景存在一定的联系。认知学者面对认知世界，然而，认知世界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并不完全包含在科学世界范围内。认知隐喻是人们对认知理论的表达与理解，充分体现出了语言所具有的生动感与丰厚的文化意蕴，这可以认为是对科学语言的补充。 4.3更加有利于认知理念的研究 隐喻可以看作是语言、也可以看作是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种较好的思维方式。对于认知隐喻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对认知的精神性、文化性等的深刻把握与呈现。通过学者对认知隐喻的探讨，使我们充分对认知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这也是对精神世界的进一步探索。通过隐喻，让人们对认知的本真赋予了诱人的魅力。 5结束语 总体来说，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隐喻是非常常见的。隐喻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文章所要表述的内容，便于人们理解和记忆。当今社会，对于隐喻的理解也是多层次的。从表面上来看，隐喻是不明显的比喻，有时人们也称之为暗喻；但是，从功能上分析，是用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种更为复杂、抽象的事物。隐喻既是语言问题又是思维问题；从结构上分析，是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映射。本文主要对隐喻的含义进行了深入探讨，重点分析了英语教学中隐喻的功能特点，提出英语中隐喻的主要功能，这对于今后学生掌握英语的表达与认知规律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语文学论文:从英语文学翻译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欧·亨利是美国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虽然the gift of the magi ①是其广为流传的优秀作品，曾被收录中学课本，但对于这篇小说的翻译版本，一直存在许多的争论。本文从翻译的功能角度阐释对这篇小说众多翻译版本的个人认识，希望读者能透过这篇小说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有新的思考。 翻译标准 对于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我国学者严复最早提出“信、达、雅”的标准——“信”即忠实于原文，“达”即翻译的流畅，“雅”即译文的典雅。这一翻译标准至今仍对我国翻译界存在影响。此外，德国著名功能派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莱斯对译文按照功能划分为不同的标准：描述性文本，即报道和说明类文本，应注重客观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表达性文本，即各种文学性文本，应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祈使性文本，主要指各种宣传类文本（广告，宗教和政治宣传等），这类文本翻译应注重宣传和感染效果。依据莱斯的观点，the gift of the magi属于表达性文本，应注重语言表达的形式，即应忠实于作者的情感立场和语言表达风格。 这两个翻译标准理论，将作为本文比较各个译本的主要评判依据。 the gift of the magi作品解读 翻译好一部作品的前提是要了解这个作品。在the gift of the magi这篇小说中，作者讲述了一对小人物的看似很平常的故事，它主要讲述了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公寓里的贫穷的德拉想给丈夫吉姆一个惊喜，可是她只有1.87美元，她知道这点钱根本不够买什么好的礼物，于是她把引以自豪的褐色瀑布似的秀发剪下来卖了，换来了20美元。找遍了各家商店，德拉花去21美元，终于买到一条朴素的白金表链，这可以配上吉姆的那块金表。而吉姆也想给老婆一个惊喜，他同样卖掉了引以自豪的金表，买了德拉羡慕渴望已久的全套漂亮的梳子作圣诞礼物。夫妇俩为了给彼此准备礼物而费尽周折，礼物最终买回来了，却让人哭笑不得。 翻译好这篇小说，我们首先要体现小说的写作风格，欧亨利在这篇小说中运用了他一贯的幽默语调和简练的语言，选取了一个生活中看似很平常的故事，但故事中又带有淡淡的哀伤，结尾也出乎意料。由于故事情节主要是靠素材体现，故大部分翻译都能保留原作的跌宕起伏；而对语言的整体选择，大部分译文都体现出简单和口语化的特点，对此在本文中也就不再赘述。 翻译中文的化差异 读完这篇文章，许多读者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标题为什么叫“the gift of the magi”。对于标题的翻译也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大家所熟知的中文标题为“麦琪的礼物”。此外，也有其他的译法，如“东方博士的礼物”、“贤人的礼物”。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的版本呢？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标题的含义。 标题中的the magi②，实为magus③的复数形式，出自《圣经》典故：指东方三贤人，他们在耶稣诞生时给耶稣送去黄金、乳香、没药三件礼物。黄金表示高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耶稣最后要受迫害致死。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人，都会知道the magi的寓意，即象征智慧和神圣，看到小说的这个题目自然就能领会这种表达法的含义。但是翻译的目标读者，由于固有的文化差异，很多并不熟知这个典故，所以看到这个题目未必能够明白其中隐含的深层意思。读者即便借助注解能明白the magi的意思，但仍然很难产生自然的联想。就象汉语中我们用“说曹操曹操到”这个短句一样，我们汉语的读者一目了然，在其他语言中却似乎无法用一两句解释让读者清楚“曹操”深刻的文化含义。 可能正是基于这个缘故，为了使读者更容易理解标题中包含的寓意，伍蠡甫先生最早将the gift of the magi翻译成“东方博士的礼物”。可以肯定，参照《圣经》中的典故，这样翻译保留了the magi的真实寓意，似乎也符合了“信”的标准，但这样的翻译却又难免让人觉得太直白，失去了小说原有的意境。依照莱斯的翻译标准来看，文学作品重在欣赏和体味文章的感情和语言，而这一翻译很明显丢掉了原文原有的色彩。 后来王永年先生将the magi译为“麦琪”，这显然是音译。此译法难免也有其弊端。首先，译文读者大多不知道典故来源，一眼看到标题“麦琪的礼物”，几乎无一例外的以为“麦琪”是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所以有必要为其加一个注解，加注解后，“麦琪”的含义非常清楚。翻译中遇到这类有典故的文化问题，音译加注解不失为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法之一。它既能保持原作风味，又能促进文化交流，不失为上策。故之后的翻译也大都沿用了“麦琪的礼物”这一翻译方法。 两种译本比较来看，“东方博士的礼物”与“麦琪的礼物”两种译法的不同并不能绝对的区分孰对孰错或是否忠实于原文的问题，只是所达到的效果有差别。如果是对于领悟能力较低的初级读者，译者将the magi译成“东方博士”或者“贤人”既能使读者避免对小说的标题产生误解，又能使读者深刻领会原文the magi的含义。而对于文学爱好者，翻译成“麦琪”，则一方面有助于中国读者自发的去探究更深层的英语典故，有助 于使中国读者接受和熟知西方文化，有利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读者品味欧亨利的写作风格。 几个译本对标题翻译体现了不同的目的和原则，对于小说整体语言的运用亦存在些许差异。比如对钱币翻译，由于各个国家对钱币的衡量尺度不同，形式也不同，这就造成了“sixty cents ofit was in pennies”翻译的多种多样，“其中六角是铜板”，“其中六毛钱是铜子儿凑起来的”，“而且六毛是钢■”，“而且其中的六毛是小硬币凑成的”……这些翻译中大都是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且前两种译法可以看出明显的古代文化。当我们的文化中没有这样的概念时，或许这是理所当然的办法。而这样译的好处是使中国的读者觉得很亲切，也很容易想象出“零散”和“拼凑”的概念，容易体会出作者所表达的感情色彩。然而，文化交流的问题再一次摆在面前——中国的读者读懂了小说的大概意思，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样花钱的，或者说美国的钱币是什么样的。如果是本着这一目的，我认为翻译成“六十美分是零钱”或者“六十美分是便士”则能够更好的传达这一概念。 此外，这对小夫妇有两样特别引为豪的东西——吉姆三代祖传的金表和德拉的头发。如果示巴女王住在天井对面的公寓里，德拉总有一天会把她的头发悬在窗外去晾干，使那位女王的珠宝和礼物相形见绌。如果所罗门王当了看门人，把他所有的财富都堆在地下室里，吉姆每次经过那儿时准会掏出他的金表看看，好让所罗门妒忌得吹胡子瞪眼睛④。 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都是旧约圣经中非常富有的人物，拥有各种珍奇宝贝，文中通过与示巴女王和所罗门王的夸张对比映衬出珍宝在夫妇俩真爱面前黯然失色。对于这一表现手法，各个译本几乎一致的采用了保留原有文化中的人物，而后通过注解使得中文的读者对此有了一定了解。这也恰恰验证了这才是符合翻译的最初目标，也是众多读者需求的。 仅从这几处，我们可以看出翻译中难以避免文化差异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重要的是看读者和翻译目的。如果仅是为了普及这一故事或者为了让读者知道欧亨利的作品，或许“入乡随俗”采用中国读者更熟悉的概念让读者觉得更容易理解；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尽量保留其原有文化，虽然读者最初并不熟知，但看得多了才能真正慢慢了解西方文化。 结 语 翻译的最初目的是文化的传播，而在翻译过程中，难免遇到不同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现象，这就给翻译增加了难度。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更是给翻译家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翻译不仅要考虑文化传递的任务，还要尽量保留其文学价值。而面对不同层次的读者，翻译还应有不同的标准，这样才能使译作最终符合读者所需。 英语文学论文:后现代、后殖民视野中的加拿大英语文学 论文关键词：加拿大英语文学　后现代主义　多元文化　后殖民主义 论文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消解中心”、“边缘化”等为特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兴起，对消解“欧洲中心”、“西方中心”，促使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移向中心，起了推动作用。近年来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的崛起，更是从理论上支持了这种倾向。本文审视了这一背景下加拿大英语文学的发展，论述它如何继承、借鉴和超越宗主国文学——英国文学和强势文学——美国文学，并发展和繁荣具有鲜明加拿大特点的民族文学；特别关注因长期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而产生的体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流派的一些优秀作品及其作者，如包沃林、克罗耶奇、小川、翁达杰等。 加拿大文学是在大西洋彼岸欧洲文学的历史性影响和近邻超级大国美国文学的强大影响的夹缝中发展起来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是法、英殖民地的加拿大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加拿大作家（这里指加拿大英语作家，下文同——笔者注）所写的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整体，往往被视为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或美国文学的一种翻版。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加拿大知识分子就决心改变文学上这种令人沮丧的从属状况，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从分析、归纳加拿大文学作品中有代表意义的主题入手，着意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到了被称为“加拿大文艺复兴”的六十年代，他们更是孜孜不倦，把建立独立的加拿大文学、探寻和确定加拿大自己的民族特性视为已任。二十世纪中期，特别是一九六七年加拿大独立百年纪念以来，加拿大人思想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信心，加拿大文学才真正走向成熟，形成独立的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与日俱增，开始作为一支生力军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以来的二十年中，加拿大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作家队伍空前扩大，新一代的作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家的队伍日渐成熟；文学作品的题材日趋丰富多彩，创作手法也日趋多样化。由约翰·莫斯编著的《加拿大小说读者指南》（一九八七）就列举了诸如道德教育、哲理、社会现象评论、女权主义、老年问题、移民生活、历史、战争、科幻、心理分析、讽刺与幽默、荒诞与恐怖、地域风情等十余类。从创作手法来看，短短二十年中就涌现出一大批实验小说及先锋派小说。以前，诺斯洛普·弗莱几乎是惟一有国际影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但六十年代末以来，一批年青的文学评论家脱颖而出，文学评论刊物数量激增，新增了如《加拿大小说杂志》、《加拿大作品评论》、《加拿大文学研究》等刊物，促进了作家间的交流切磋和加拿大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九十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加拿大文学已进入成熟时期，它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主要表现在：（一）加拿大文学不但已成为加拿大本国中学及大学的独立课程，而且还成了许多外国（包括中国）高等学府的外国文学专业的研究课题乃至独立课程；（二）加拿大不少著名作家不但为本国人民熟知，而且也享誉世界；（三）加拿大的优秀文学作品已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加拿大英语文学较为突出的是其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倾向以及多元文化的特点。 一、加拿大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潮流 加拿大作家的主要写作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各国兴起，并代表了一个卓越的文学发展时期；二战后，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又出现了后现代主义这种更新的文学潮流。加拿大在文学发展方面似乎总是比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慢半拍到一拍[1]。一方面，一些加拿大作家仍在摹仿别人已近尾声的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加拿大人传统的反美情绪使不少人对发源于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抱怀疑态度。尽管如此，加拿大文学界仍然出现了一些学者，他们从理论上、创作实践上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探讨、实验，写出了具有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作品。他们中的突出代表有乔治·包沃林（一九三五—）、罗伯特·克罗耶奇（一九二七—）、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九三九—）、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达夫妮·马拉特（一九四二—）等。 乔治·包沃林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实验小说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关注点是加拿大开拓史。从这一题材入手，他实施了他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他的文章《画出来的窗户：关于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几点想法》一直被视为加拿大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中为数不多的有创见的论文之一。小说《燃烧的水》（一九八）被加拿大当代文学评论家琳达·哈钦归于“首先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2]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典型，也是包沃林实践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学观的最好范例。他在小说的前言中意味深长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然而实际上，他是在借历史人物乔治·温哥华的探险来戏仿“大英帝国殖民主义英雄发现和征服世界”这类帝国主义神话。“通过使用戏仿，他们（包沃林等加拿大作家——作者注）还对欧洲和美国文学中典型的神话和形式提出了疑问……”[3]包沃林认为，小说的功用不是描述历史或解释历史，而是创造历史。他说：“加拿大惟一的历史就是书写历史。”[4]在此，他不仅暗示了加拿大历史的短暂和平淡，也似乎在间接说明，只有通过小说这面镜子，历史才成为历史。《燃烧的水》这一类小说被琳达·哈钦称为“编史元小说”，“这些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因为它们在关注写作、阅读和理解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元小说的倾向，不仅自觉地表露出自身的虚构性，同时也公开地关注阅读和写作历史与小说这种行为（及结果）。”[5]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是罗伯特·克罗耶奇。在加拿大和美国求学与工作的双重经历使他的小说创作也带上了双重性。一方面，他依恋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家乡的西部大草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地植根于阿尔伯达这块肥沃的土壤中——他所有的小说都以加拿大为主要场景，人物绝大多数也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同时他还勇于借鉴叙述学、魔幻现实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国际文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不断开拓新的“疆界”。在其“西部草原三部曲”——小说《我的吼叫》（一九六六）、《养种马的人》（一九六七）和《沉沦的印第安人》（一九七三）中大胆尝试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创作手法，运用了文本的互文性、元小说、自我指涉、高度的不确定性等多种后现作策略和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与美国学者威廉·维·斯巴诺斯一起创办了著名的《疆界2：后现代文学杂志》，探讨和推广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激发了加拿大人对作为文学和文化运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趣。克罗耶奇还被看成后殖民主义文学理论在加拿大最早的表述者或代言人：在与玛格丽特·劳伦斯（一九二六—一九八七）的交谈中他说，“我们没有自己的身份，除非有人讲述我们的故事。虚构（小说）造成我们的真实”，这句话因暗示了加拿大的后殖民身份而成为经常被人们引用的语录。 包沃林关于“历史即虚构”、“发现即编造”的论点和克罗耶奇“小说使我们真实”的名句显然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传统背道而驰。这两位后现代主义作家又不约而同地强调了“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为了重新找到一种独立的、真实可信的叙述声音，克罗耶奇认为，“加拿大（英语）作家必须摧毁那种一直使自己无法听到自己声音的、出于同源的美国语言和英国语言。”[6]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加拿大作家态度更为激烈。如丹尼斯·李（一九三九—）就宣称，只有退回到沉默的状态，拒绝玩以说话为基础的摹仿性游戏，加拿大文学才能最终摆脱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阴影，因为采用这种现实主义就意味着采用外国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法。李认为，只有通过倾听空间的“韵律”，加拿大作家才有可能寻找真正能表达自我的方式。他还宣称：“要在一个殖民地不假思索地说话……那就不得不借助反映异国空间的文字。思索意味着陷入沉默，意味着发现真正属于你自己的空间却没有文字。”[7]这是对人们的一种提醒：光用美学标准来评判、探讨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够的，我们不应忽视它作为前殖民地身份的政治内涵。“政治是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加拿大后现代主义作家们在背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传统的同时，还向欧洲/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或中心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中不少人在小说中记载、反映了加拿大作为殖民地的经验、人们对强大邻国文化殖民倾向的恐惧，以及这种经验和恐惧在当代加拿大人心灵上留下的阴影。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浮现》就是一例。女主人公对美国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事物都有一种恐惧感和厌恶感。她走在回故乡的路上，满目都是被“从南方蔓延过来的病毒”毁坏的树木——暗喻美国对北方邻国加拿大的毁灭性影响；一路上，美国的阴影更是随处可见：美国人开办的电力公司为提高水位，破坏湖围，给森林和动物们带来了灭顶之灾；有美国人提出用高价购买主人公的家园，以便“从事一些狩猎或捕鱼的活动”。[9]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美国文化对加拿大文化的侵蚀，包括女主人公的两位旅伴在内的许多加拿大人竞相模仿美国人的生活风格和语言，并以此为荣；到处都是美国游客，“他们的独木舟船头上插着一面满是星星的旗子，……这好像向我们（加拿大人——作者注）显示：我们正在一个被（他们）占领的土地上。”[10] 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没有就此驻足，他们认为，加拿大文学的发展中没有完全成熟的现代主义运动这一阶段，这未必不是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被看成建立独立自主的加拿大（英语）文学理想的起点。克罗耶奇宣称：“加拿大文学从维多利亚阶段直接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这个产生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和诺思罗普·弗莱的国家，（对欧洲和美国的主导文化）作出抵抗的方法就是从来没有现代主义化过。”[11]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人并没有跟在美国和欧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在走自己的路。相对欧美“中心”而言，加拿大处于“边缘”或“外围”的位置。琳达·哈钦指出，“加拿大是一个不喜欢中心的国家，多元文化盛行”，那儿有极强的“反中心意识”和“地域意识”（regionalism）；同时，“加拿大文学传统中妇女的声音特别强……她们一直就是文学主流”。[12]因此，加拿大当代文学又呈现出区域性、多元化、女性化等特点。以弗兰克·戴维（一九四—）为代表的一些加拿大学者表达了更为激烈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当已被奉为经典的、代表了等级制度的欧美现代主义文学衰败了，加拿大的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如少数族裔文学、女性文学等）才有可能兴盛繁荣。因此，他们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与区域性文学和边缘/外围文学视为利益一致、同步兴盛的发展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不是一场纯粹的文学运动，它应该是加拿大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加拿大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含有后殖民主义、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等政治倾向，它的政治内涵使它有时成了“后殖民主义”和“后美国、欧洲中心主义”的同义词。 二、双重语境下少数族裔作家的崛起 加拿大是移民国家，种族构成十分丰富。二战以后汹涌的移民潮更使其然。为了保护少数族裔权益、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维护社会稳定，加拿大政府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通过立法，推动形成了以英法双语制为基础、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新格局。这一特色被称为“加拿大马赛克”，它如同一幅多彩拼贴画，其中每个族群都可以保留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点，它们既是相对独立的个体性群体，互为彼在，同时又在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中共存。 近年来，源于文化研究的反西方文化霸权和欧洲/美国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兴起，它也借助多元文化的浪潮迅速传遍全球。有关专家认为，凡受过英、法、葡、西等殖民主义者压迫的民族的文学，尤其是在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霸权撤出后所产生的民族文学，都是后殖民文学[13]。作为前法、英殖民地和英联邦的一员，加拿大的文学，特别是始于六十年代末、真正具有本国特色及独立文化意识的加拿大文学显然属于此列。与加拿大的后殖民文学一起发展、成长的，是一大批优秀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增添了鲜艳的色彩，也拓宽了加拿大文学创作的表现空间。由于受作家双重或多重种族文化背景的影响，他们的创作主题往往具有独特的冲突性和复杂性，而这种冲突性和复杂性往往使后现代手法运用起来显得更为贴切自然。他们将本民族的文化及语言特色带进加拿大英语文学，也丰富了传统的英语文学形式，增加了它的生气与活力。 在加拿大，不仅有被称为“立国民族”的英裔、法裔居民，还有被称为“第一民族”或“原住民族”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等土著居民，更有来自世界各地各民族的移民。与此相同，正在崛起的加拿大优秀少数族裔作家的种族构成也很丰富多彩，他们包括犹太裔作家伦纳德·科恩（一九三四—）、捷克出生的作家约瑟夫·斯克沃雷克基（一九二四—）、乌克兰裔女作家简妮丝·库利克、匈牙利裔作家乔治·乔纳斯（一九三五—）、印度出生的作家洛辛顿·米斯特里（一九五二 —）、斯里兰卡出生的迈克尔·翁达杰（一九四三—）和日裔女作家乔伊·小川（一九三五—）等等。其中，乔伊·小川和迈克尔·翁达杰的文学创作分别体现了加拿大当代文学的两个重要特征——多元文化与后殖民倾向。 乔伊·小川生于温哥华，是日本移民后裔。尽管她是因诗歌成就成名，但人们普遍将其长篇小说《伯母》（一九八一）及其续集《总有一天》（一九九二）视为她的代表作。她的小说被看作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觉醒并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之后，加拿大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立法，强行将在温哥华附近沿海地区居住了好几代的日本侨民（约二万余人）撤离西海岸，并剥夺其财产。他们或被关入劳动营、集中营，或被驱赶到内陆地区，或被遣送到废弃的矿区；尚未取得加拿大国籍的日侨中则有不少人被赶回日本。这些远远超出军事必需的种族主义政策造成了大量家庭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战争结束后，这一政策仍在继续且变本加厉，直到一九四九年才终止。七年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促使人们逐渐觉醒并进行了经过多年的抗争。一九八八年，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向受害者道歉并承诺向社团和个人赔偿经济损失。 二战期间，小川一家作为“敌侨”也被迫从西海岸迁往内陆。《伯母》及续集《总有一天》就是根据她和家人的这一亲身经历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作者用充满深情的笔调，描写了中根和加藤这两个日本侨民家庭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遭遇，反映了世界大战和种族主义给众多普通人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叙述了他们逐步认清痛苦之根源并为在加拿大这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中争取民族认同而进行抗争和最终取得胜利的过程。《伯母》一书既真实感人，但又避免了直接、过分地宣泄怨恨与悲痛，从而显现出一种哀而不怨、隐忍有力的风格。小说获加拿大作家协会一九八二年颁发的书籍奖，也成了反映加拿大多元文化语境中少数族裔自我意识日渐觉醒并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不断成熟的经典作品之一。为此，它被列入“加拿大英语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 少数族裔作家的另一杰出人物迈克尔·翁达杰出生在英属殖民地锡兰（如今的斯里兰卡），十一岁时随母赴英国，在伦敦读小学和中学；十九岁迁往加拿大，受大学教育并获文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定居加拿大，在多伦多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特殊的身世和经历使他的作品带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色。他认为自己“既是亚洲作家，也是加拿大作家，也可能是二者的混合”。从种族上说，他本人就是多元混合血统的产物，其祖先中既有印度人，也有荷兰人和英国人。 翁达杰是位多产的作家，迄今为止已出版了诗集、小说、回忆录、文学评传等十数部，还发表过文学评论文章等。这位很有天赋的后现代主义作家，早在七十年代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琳达·哈钦指出：“在文学中，我们对体裁的界限也持同样的怀疑。用克罗耶奇的话讲，‘现代主义文学限定了边界，现在需要的是一种冲破这些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学’”。[14]翁达杰正是这样一位“冲破界限”的后现代主义作家。他涉及的范畴主要是诗歌和小说，但他最大限度地对传统的文学形式进行了反叛和颠覆，打破了小说与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之间的阻隔，将诗歌、笔记、传记、医学档案、病史记录、新闻报道等融入小说，尤其重要的是，他颠覆了小说创作的传统套路。在他充满激情和诗意的笔下，虚构与事实、抒情与机智、反讽与幽默、诗歌与小说、新闻与笔记、访谈与想象，等等，完美地融为一体。翁达杰以其杰出的叙事艺术拓展了小说的疆界。他的作品给图书分类带来了麻烦，有些机构只能将他的作品粗略地分为“散文”和“诗歌”两类；不同的研究人员将他的同一部作品分列在 “回忆录”、“小说”、“散文诗”等不同的目录下。他被誉为“风格的熔炉”，也被称为所谓“跨文体”或 “跨文本”写作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还被赞为“兼顾视觉效果和听觉效果的诗人小说家”。 翁达杰像小川等加拿大作家一样，也是先以诗歌创作成名。然而，使他跻身于国际知名作家行列的却是小说《英国病人》。《英国病人》也显示了上述“跨文体”创作风格的不少特点，而最为突出的，是它的后殖民主义倾向。 《英国病人》的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前夕，地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北部一幢被用作英军临时战地医院的别墅内。小说有四位主要人物：一位是印度锡克族工兵基普·辛格，在英军中任排雷专家，他出生入死为英军排除地雷受了伤，内心却对英国殖民统治深恶痛绝。第二位伤员卡拉瓦乔是英国前殖民地（加拿大）居民，战前曾是行窃高手，战争中任英军谍报员，被敌人折断拇指，失去了谋生能力。第三位是个全身严重烧伤、身份不明的神秘伤员，大家称他为“英国病人”，最后却被证实根本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沙漠探险家阿尔马希伯爵，他为救被困沙漠的女友而遭遇飞机爆炸、女友丧生、自己负重伤的悲剧。第四位则是照顾这些伤员的护士——二十岁的加拿大姑娘汉娜，她的生父和养父都在建设英国殖民地的劳作中受伤乃至丧生，母亲也死于养父所制造的炸弹的意外爆炸，接二连三地失去亲人使汉娜心灵深受创伤。整部小说就写这四个人物在医院里的生活、交谈、回忆。最后，作者才简单交代男女主人公的结局：基普战后回印度当了医生，家庭幸福；汉娜回到加拿大，“很可能与另外一个她并不满意的人共同生活”。 《英国病人》被公认是“后殖民小说”的经典。小说的反殖民主义立场十分明显。基普、卡拉瓦乔和汉娜称阿尔马希为“英国病人”，其实他们三人的身世和经历却都在暗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英国（殖民主义的）病人”，因为他们多少都受过英国殖民主义的伤害；他们是后殖民时代的一代新人，是“生于此地却居于彼处的国际混血儿，终身都在为回归或离开故土而奋斗。” 翁达杰本人也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意识，对欧美白人所写的历史著作有意忽视亚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做的贡献很反感，声称“在那场战争中，印度次大陆的损失也是巨大的。我非常高兴基普·辛格的出现，在他身上有着我的经历。”[15]同时，《英国病人》以其对“历史”的戏仿、对小说创作过程的关注、对“真实”与“虚构” 可疑界线的揭示等，又展现了典型的后现代文学特征。如同在其他作品中那样，翁达杰再一次把历史与小说、真实与虚构融为一体。小说的英国版和加拿大版都在封面上使用了一个头缠穆斯林头巾、双手攀沿的男子的照片，这是摄于一九三二年的阿尔马希伯爵。历史性和真实性在这幅照片中带着一丝嘲弄人的形式进入小说（虚构）的世界，令人深思[16]。书中不少情景虽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它不是历史而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是这个虚构的故事给人造成了一个非常生动逼真的印象。 翁达杰已荣获无数国际、国内奖项和荣誉，包括四次加拿大最高文学奖——加拿大总督奖，《英国病人》（一九九二）是四部获奖作品之一。此外，《英国病人》还获当年的布克奖，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后还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的九项大奖（一九九六）。 “后现代”、“后殖民”和“多元文化”成了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中几个紧密相关的特点。正如琳达·哈钦在为一部多元文化题材的小说集《另外的孤独》所写的序中所说：“加拿大文学是一个由许多条河流汇入的海洋，这些河流中流动着七十来个文化群体的痛苦和欢乐，而这些河流的汇合使所有的水都发生了变化。……我这里引用了“后现代”和“后殖民”两个词，因为加拿大多元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可以被视为参与了这两种文化现象。”[17] 正是少数族裔文化的多样性造就了当代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移民为加拿大所带来的文化繁荣永远改变了我们关于‘加拿大文学’构成的观念”。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 内容摘要：英语文学出现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伴随着人们思想的发展，从兴起到高潮，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展壮大，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英语文学作家，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广为流传，兴盛不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语文学精彩而又富有魅力的语言艺术。文学作品的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最常见的语言艺术的具体表现形式。而英语文学作品更是具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艺术特点的，当我们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深入研究时，自然离不开对其语言艺术的赏析和研究。深入的了解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语言文学的内涵，正确地对他们进行赏析，并了解到英语文学真正的精华所在。 关键词：英语;文学;语言艺术 在我们日常对于英语的学习中，往往学习的都是英语的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却很少会对英语文学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更是缺乏了解。但是，对于这些英语读音单词，句子，语法等内容的学习和了解只是学习英语的基础阶段，想要对英语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学习，就离不开对英语文学的深入赏析，而对英语文学进行深入赏析，就必须要了解英语文学中的各种语言艺术。文学是一种高于一般语言的表达形式，而文学的出现，正是代表着一种语言的正在处于不断发展，甚至走向成熟的阶段。文学涉及到的不止只是文字的表达，更是融入了对于作品所处背景的深刻把握和分析。和作者丰富的思想情感。笔者结合对于英语文学研究的多年经验，在语言艺术研究方面给出了一些个人见解。对于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工程，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涉及的方面非常广，他和英美国家的历史文化习俗特点，地域背景等都具有非常深刻的联系，在研究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时，必须要把这些历史背景，地域特点等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研究，二是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多种多样，种类繁多，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分类，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而这些语言艺术之间，又往往具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区别和联系。文学作品的语言自然与普通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他们为文学作品而服务，自然要彰显文学作品独特的特点，表达出该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态度，或者体现对伟大人物的赞扬，或者表达对历史发展的批判，又或者表现对爱情的赞歌，又或者抒发自己的伤感和不得志。这些东西都需要通过语言艺术来体现出来。通过对与语言艺术的特点的划分，笔者从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一、语言艺术的意向性 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吸引人们要关注和喜爱，最主要的是他们来源于生活实际，却又能够超越生活。作者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创设出各种虚构的情景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在文学作品中，从来不存在什么可能与不可能，无论在我们看来多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可能会发生。作者深知能会对生活中的一点儿细微的小事进行夸张或扩大，从而产生戏剧性的效果，通过利用英语的语言艺术对于背景进行描述，对情感进行渲染，塑造出一个个特点鲜明的角色，把是非黑白分隔得非常明显，把自己的褒贬态度表现的淋漓尽致。文学语言的意向性是文学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当然，英语文学也不例外。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表现为它是既抽象又具体的，他描述的事物有时虽然存在但是我们却感受不到，或者我们能感受的到，但它却并不真实存在。每一部英语文学作品都是通过塑造一个具体的形象鲜明的人物，通过这个人物鲜明的性格特征，来反映他自己内心的情感特征或者是整个时代的人所面对的共性问题，或者是情感追求。在我们的理解中认为，意象是一种类比的表达方式。这种语言艺术能够充分的抓住主客体之间的细微联系，能够表现出文学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区别和联系。以客观实际来打造文学世界，而又以文学世界来反映客观实际。在英语文学中，作者以意像的手法来表达内在，尤其是在英语诗歌文学中。意象派是存在于1909年至1917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在这一时期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主要是意像主义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他们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意象派的产生最初是对当时诗坛文风的一种反拨，埃兹拉•庞德便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主题鲜明，含含蓄凝练例如，《在地铁站内》仅两行、14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poem）。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初看起来，唯只两行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却不知是诗人偶得的印象在主客观之间反复提炼，苦思一年之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可以说是字字经典。 二、语言艺术的生动性 语言艺术的生动性具体是指通过作者对语言艺术的运用，给文学作品或者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附与独特的生命特征。一个好的文学作者可以使自己在作品中塑造的形象活跃起来，让人们看到的不只是一堆死板的文字，而是一个可以在脑子中浮现出来的生动的人物，通过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外貌特点，性格特点的描述。使人们看到这个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甚至能够让人们在阅读他的文学作品时，产生一种身临其境，自己参与其中，在和故事中的主人公做着一样的事情的感觉。这便是语言艺术中生动性的最具体的写照。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语言艺术的生动性，为使读者产生独特的感觉，有利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美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地狱里的科勒》言中,诗坛中最杰出的几位诗人友—伊兹拉•庞德、和华莱士•史蒂文斯、艾略特,试图与他们,特别是艾略特,划清界限。威廉斯倾向于以日常生活题材入诗，坚持实用主义的反理性和反智性倾向。诗歌的形式简洁、节奏口语化、意象生动，并强调视觉效果。威廉斯的名作《一辆红色手推车》。威廉斯的诗歌赋予平凡而朴素的事物以深远的诗意，拓展了诗歌写作题材，并具独特审美意蕴。一直追求为了生动性而生动性。把自己作品的生动性作为最大追求。力求留给作者最好的阅读体验和想象空间。 三、语言艺术的含蓄性 含蓄性，通俗的来讲就是不把话说的特别明白，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在英语文学中，作者要用少量有限的语言去表达出丰富的，无限的内涵。文学作品的作者追求的是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引发读者无限的想象和思考，使读者回味无穷。通过短短的几句话来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见解，这样往往比那些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把情节背景人物交代的明明白白的文学作品更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文艺复兴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但丁，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意大利北部，我们一般认为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为《神曲》，他的作品首先以含蓄的手法批评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为中世纪欧洲正式文学语言的拉丁文进行创作。他认为古希腊、罗马时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时代，中世纪将人性压制是违背自然的。他虽然对拉丁文学有深入广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写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诗为形式的抒情诗歌，受到各城市国家统治者的热烈欢迎。他的文章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和愚蠢的批判，而是以含蓄的语言进行表达，这样反而更能使读者感受深刻。 四、语言艺术的情感性 每一篇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为了表达，其作者独特的情感。或者是要表达对于社会的批判，或者是要分享自己的悲伤或欢乐，或者灵动煽情，或者寂寞虚无，通过对世间百态的描述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这些隐藏在作品中的深层次的东西，主要是靠语言艺术的情感性来体现出来的，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也是体会它里面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情感，那些情感能够对人们起到激励作用，丰富和强大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于语言艺术的情感性，表现的最深刻的便是英文诗歌作品和荒诞派。例如，托马斯格雷作为荒诞派感伤主义先驱，在他的代表作《乡村教堂内的挽歌》，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怀古伤今的文字，可以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一种虚无和空洞的情感境界，再有美国作家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这篇小说，它从一个精神病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小镇，文中语言不区分大小写，对标点符号胡乱的进行省略等现象，都在语言艺术上表现了这个小镇的混乱和无助的情感。此外，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哈克贝利•芬历险记》，雪莱的西风颂等，这些诗人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非常的平淡的，但是他们通过将情感寄托在这些诗歌中，并且使用语言艺术表达出来，通过富有情感的语言来表现出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和情感，非常恰当的诠释了文学艺术情感性的特点。英语文学的语言艺术是使英语文学能够广为流传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于英语文学的研究应该将其语言艺术放在首位进行研究。语言文字是我们表达情感和思想的主要方式，研究语言艺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英语文学的设计和构思，更好的理解作者刻画出的人物形象和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从语言艺术的意向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等四个方面对语言艺术进行深刻理解是非常有必要的。意象性，生动性，含蓄性，情感性往往相互联系，在英语文学中会一起体现出来，而不是单独存在着的。语言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语言是丰富多彩的，而英语文学中的语言艺术则更是这样，丰富的语言艺术对于表现英语文学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非常的重要。学会对于语言艺术的研究分析，在英语文学的研究学习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王雪 单位: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英语教学分析 摘要: 文学不仅是语言文字艺术性的主要体现，还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新形式。它既可以给予读者在文化和语言领域中的丰富感，使其认识到更多的资料和知识，还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文化修养和审美价值观，为读者带来美好的心境。文学其实可以是人文学科的一枚枝干，所以，文学素质也可以表现为人才素养，在教育事业中应该有着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新课标的要求下，英语老师应该在英语教学时将英语所学的知识内容、自身的情感态度、语言的能力、英语文化理念以及学习的方法策略等贯穿其中，以达到激发学生英语的思维活跃度和提升学生综合英语水平能力的目的。在这几个方面上它们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的，当中的英语文化理念就是为了可以让学生体会英语文化的魅力和语言上的美好，激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兴趣，是学生可以更好更快的接受英语，并作英语学习的主人，从而在达到教学目标和宗旨要求的同时，使教学效率和学习效率得到双重提升。此篇文章就针对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性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对英语教学提供帮助。 关键词: 英语文学；英语教学；重要性 引言: 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技能，使其可以全面的掌握并能够灵活的运用，尤其是锻炼学生的听力和口语的表达能力，让学生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可以使自身的文化素养得到提升，用英语来实现交际，进行与不同国家人员的交流，从而为我国的国际交流做出贡献。在如今语言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对学生英语语言基础的稳固、学生各项素质的提升以及交际能力的锻炼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伴着全球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英语文学也随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引起了人们大范围的关注，各大院校也都应该引起对英语教学的关注，积极开展一些英语文学探讨活动，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水平，对我国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英语人才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英语文学的概述 英语文学其实与中国文学相类似，只不过就是其各大文学著作的写作文字采用的是英语书写，其作品的主创者不仅是只有英国作家，还可以是美国作家，对于一些美国的文学也可以被列入到英语文学当中，通常情况下，美国的文学作品大多都是依照特定的学科来对其进行处理的。英语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都经历了文艺复兴、古代文学、新古典主义文学等历程，其历史悠久而且拥有充足和丰富的文学内涵和价值，当中也不缺乏一些小说或戏剧等内容。 二、英语文学在英语教学中重要性的体现 1．可以激发学生英语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人们常说: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兴趣来源于乐趣，有了乐趣才可以进一步发展兴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英语的学习产生了乐趣，使其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快乐，就会愿意去接受，就会对学习产生兴趣，从而可以进一步的让学生学会自主学习，激发学生对事物、知识的自主认知。所以，就要求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以此来强化对学生兴趣的培养。英语文学的内容丰富，且对英语知识所描述的内容形象、生动，富有凝练和文艺的气息，其可当作学生英语学习的相关资料或课外读物，对学生文学素养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文学语言具有生活性，一方面它与生活实际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容易让学生感知其自身情感，另一方面其语言又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个性文艺，应将其融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让学生体会其中魅力，有助于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吸收和应用。长久以来，人们对于美的事物经常会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而且都会去追求美、感受美，就要求老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向学生展现英语的美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英语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有着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魅力，在英语文学中莎士比亚的戏剧和MarkTwain的小说等都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老师可以向学生讲述其作品中的内容、人物生活背景等，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培养学习兴趣。从而可以让学生自主的投入到英语文学的研读和学习中，进而提升学生英语的综合能力。 2．锻炼学生英语的思考能力和思维方式。在许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都涵盖了许多的英语句式、短语和词汇等，这就要求学生在对英语文学进行阅读的过程中，要善于对当中的语句词汇等进行相应的总结，对文学中一些优美的句字要适当摘抄。在此阅读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和英语文化的认知与理解，还可以培养学生的英语语言鉴赏能力和交际能力，使学生得以全面发展，且由于英语学习的持续时间较长，所以仍需学生要不断为之努力，使学生对英语文学及知识的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但是因为许多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通常很少接触到实际用英语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不能将语言灵活的运用到实践当中，使其得不到良好的锻炼。所以就要加强学生对英语文学以及相关作品的阅读与鉴赏，从而在理解的过程中使其思维可以得到良好的锻炼。 3．有助于提高学生英语的交际能力。语言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交流的工具，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说一个国家文化的体现还取决于语言，所以说语言的学习也不仅仅是交流方式的学习，更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学习。这就要求老师要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把英美等国家的文化渗透给学生，以此来让学生可以对英语有着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并让其可以充分融入到外国的文化当中感受其中美好，学习其中的文化内涵。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当中对国家的各项习俗、政治等内容也有一定的概述和认知。在语言全球化和时展的今天，语言作为各国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工具，特别是英语，在全球的应用都较为广泛，所以就更要求老师加强学生对英语知识的学习，对语言能力的锻炼与培养，可以通过多媒体、对话等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英语交流环境，强化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得到加强，努力达到国际交流水平。 4．有利于学生品德素质和文学素养的提升。一方面，语言具有艺术性，很多的英语文学作品其内容丰富多彩、情感鲜明、语言生动形象，有很强的艺术色彩，就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了学生对美的感官和认知，被英语文学语言的魅力所吸引;另一方面，文学具有很强的历史性，记录着一个国家有史以来所发生的各个事件，学生在学习时就会对英语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对一个国家的文化有着进一步的了解，从而使学生的身心素质得以提升。此外，对于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英语文学作品，当中大都都囊括了一些对人生的感悟和态度，以及一些深入的人生哲理等，这些都会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受到潜意识的影响，从而使学生在提升自身语言技能的前提下，也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品德观得到提高。 三、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措施 将合理的教学与学习文学的有效方法相结合，以此来达到提高学生文学素养、品德教育、口语交际能力的目的。以下就是加强学生英语文学学习的有效方法。 1．强化学生对英语文学作品阅读的完整性。虽然有些英语课本中只是选读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部分内容，且内容细腻、精化，但是对于作品的本身却有着较为强大的破坏性，使得作品整体情感及主旨等发生变化。所以，老师就应要求学生利用有效的途径去寻找并阅读作品的原文，也可通过观看与原著有关的视频或短剧对文章的整体有大致的了解。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学生的内心有所触动，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让学生了解到英语文化的特色，感受其中所表现的情感，学会其中对语言运用的方法，文学的写作手法等，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运用写作能力。 2．学会正确评析作品。学生在通读文章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善于引导学生去对文章进行赏析、评定，可以通过开展文学的鉴赏活动等让学生对自己所观看的文学做一个大体的评析，说说其中文章的美在哪，有哪些有特色的地方等，然后让学生间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探讨自己对文学的鉴赏观点。老师也应该在学生讨论时适当的所处自己的观点或意见，告知学生评析文章要从那几个方向入手，教学学生评析的方法。在学生对一段内容评析完后，老师应该从文学所描述的细节、注入的情感、表现的手法、情节的安排、人物的个性特征等多方面对其做出具有专业性的评析，让学生学会如何全面具体的去鉴赏一篇文章，从而促进学生脑体思维模式的转动，让学生不拘泥于单向思维，从而使学生的鉴赏能力得到提高，使学生的英语水平得以提高。 3．善于写出自身的观后感。通读文章之后，学生内心会受到强力的冲击，有着对作者情感的理解，对内容的感触，所以就要让学生在读完全片后，写出自己的观后感，这样不仅可以让学生的写作能力得到锻炼，还可以加深对文学的理解与吸收，让学生写作感悟双向发展。此外，有许多的文学当中对于语言的使用和表达都极富特色，每个作家运用语言的方式方法也是有所不同，这样学生的大量阅读之后，就会潜意识的收到这些语言的冲击，就会逐渐被感染，积累到大量的语言信息，从而使学生无论是在写作方面，还是在语言的交际方面，都能够很好的运用所学到的知识，从而在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同时也使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得到提高。 总结: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善于讲英语文学渗入到学生英语的学习当中，用其来开展一些英语文学作品鉴赏或交际活动，让学生的思维和英语的运用能力得到锻炼和培养，将语言与国家文化相结合并通过英语文学来展现，使之感受文化的魅力与境界，让学生可以更好的产生对英语的乐趣，从而锻炼其自主学习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和口语交际能力。所以，就要求老师要正确的认知英语文学，并利用恰当有效的教学方法把英语文学渗入到教学中去，从而在提高教学效率同时使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作者：孙懿超 单位：皖西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中西文化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研究 [摘要] 所谓翻译，主要是对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转换，让受众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了解不同语言所表达出的含义。在今天，为了加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各种翻译活动不可或缺，尤其是对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已经成为了当今译者的重要工作，但是英语文学作品必然会受到特定民族文化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化、思维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中西在这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进行文学作品翻译时，必然会面临着很多障碍。那么，如何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差异问题，进而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地翻译呢？下面笔者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具体分析。 [关键词] 中西文化差异；英语文学作品；翻译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为了对外来的知识进行传播，翻译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管是在延续民族文化方面，还是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翻译的地位都非常重要。季羡林曾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华文化就像一条长河，其中的水可能会或多或少，但枯竭的现象却不会出现，这是因为其会被不断注入新的水源，而这种注入最主要的方式就是翻译。中英文学作品能够进行翻译的基础是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另一方面，文化个性也不容忽视，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就必须对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行充分考虑。 一、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影响 艺术感染、文化内涵等很多方面在文学作品翻译中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从事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人来说，除了应当熟练掌握两种不同的语言外，更应当深刻理解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词语的内蕴才能更为显著地体现出来。中西文化差异对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具有显著的影响，下面笔者将从地理环境、思维方式、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自古以来农业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基础，在地理环境的作用下，耕作方式主要是牛耕，因而汉语文化中，与牛相关的词语非常多。而英国主要是以岛国的方式出现，在古代，耕作工具主要是马。这两种动物在两个国家的传统生产中有着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在语言表达上也有较为清晰的体现。比如，在汉语表达中的“吹牛”，用英语表达就是“talkhorse”，汉语中的“力壮如牛”用英语表达就是“asstrongasahorse”。再者，英语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大多临近海洋，与海洋经常发生联系，因而在英语表达中，与水有关的词汇较多，例如“ableseaman”这样一个短语翻译为汉语意思为“一级水手”，其中，如果进行直译，很明显，“seaman”是海员的意思，但在英语国家中，这个词语是指一个海员具有较高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将这个短语翻译为“一级水手”较为恰当。相反，在汉语中会出现很多与山川、湖泊有关的习语，这些习语很难在英语中寻找到恰当的翻译，因而意译就是一种较为适当的办法。 2.在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民族长期的发展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不同的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也会给文学语言交流带来一定的障碍。例如，汉语中的“红茶”和“红糖”在英语中一般被翻译为“blacktea”和“brownsugar”；而“blackcoffee”在进行汉译时，一般翻译成“（不加牛奶和糖的）清咖啡”。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不仅在词汇翻译上具有明显的影响，在句子理解中也有所体现，不充分理解英语国家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准确地翻译。除此之外，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万物合一”，而在西方文化中，人被看做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说，中国对意更为注重，而英语则对形更为强调。中国对群体文化的重视以及西方对个人中心的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必然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是非常著名的作品，译者在进行翻译时，就将“Lyceum”这个词翻译为“兰心剧院”，很显然，这是译者在充分考虑中国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翻译，“兰”在中国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充分显示了中国的文化。 3.在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及影响 在人类的文化中，宗教文化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方面，其主要构成部分是民族的宗教意识和信仰等。在中国，佛教、道教和儒教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这些具体在我国的汉语语言中也有所体现，比如“玉帝”则是从道教文化发展而来，“阎王”则是来源于佛教，除此之外，“临时抱佛脚”“借花献佛”“五体投地”等习语也是从佛教文化中发展而来的，但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却没有体现。而在西方，《圣经》这一著作的地位非常重要，它不仅是基督教的重要著作，对西方文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载体。上帝在西方人的世界中地位非常重要，不管是表达祝福还是痛苦与愤怒，都可以使用到“god”这样一个词汇。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更是有很多与《圣经》有关的典故，其中，很多典故也发展成为了习语，并得到了广泛运用，比如“Solomon”“Judah’skiss”等等。总之，《圣经》中的典故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使用非常广泛，只有对其有深刻理解，才能够对文学作品进行适当翻译。 二、在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如何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 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影响下，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恰当翻译，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下面笔者将进行具体分析。 1.让中西方文化融合及交流得以加强 今天，一体化和全球化正在不断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正在碰撞与交流中得以共生和融合，文学翻译是不同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方式之一，需要积极主动地通过各种途径，借鉴西方国家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英语文学作品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历史背景等各方面加强了解，让彼此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增强。译者所翻译的作品，只有充分结合文化氛围和语境，才能够让文化差异导致的障碍得以消除，给读者呈现出一部兼具内涵与灵魂的文学翻译著作。 2.对文化的适应性给予足够重视 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化适应性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重要现象，由于文化观念方面的差异，经常会产生很多翻译方面的障碍。进行翻译时，绝不能将文化和语言内容分开考虑，必须将文化适应性作为翻译的重要问题。比如，杨柳作为一种树木种类很常见，一般在春天时焕发生机，因而在中国文化中，其经常被用来形容春光明媚的景象，也因此留下了一些较为优美的诗句；但对于英语国家来说，佩戴杨柳一般是代表对死者的哀悼，例如：“wearthewillow”就表示“服丧戴孝，痛失亲人”这样一种含义，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出发，必然很难理解这样一种含义，这就需要在具体翻译过程中借助直译和意译两种翻译手段。 3.对翻译策略进行恰当运用 在进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时，针对译入语和源语之间的文化差异问题，如何进行恰当地处理，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具体来说，人们主要提出两种翻译情形：一是主张借助源语为重要导向，进行“异化”翻译；二是主张借助译入语作为主要导向，进行归化翻译，但无论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策略，在具体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的作用也都不容忽视。归化通常是指在进行翻译时，要尽量以译入语为中心进行思考，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尽量对异域风味进行本土化翻译，使得译本符合读者的语言文化习惯，尽可能地降低读者阅读的困难。通过归化翻译，能够使得译本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也更为通俗易懂。而异化则是指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去尊重原文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使得译文能够充分体现出异域文化，整个译本与原文能够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是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方法。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不管是异化还是归化，都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进行归化翻译时，要尽量不改变原文，避免文化失真的情况出现，而进行异化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能力，避免产生一些文化错觉，从而出现理解上的错误。在英语文学作品的翻译中，对异化和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要灵活地进行使用，掌握一定的分寸和尺度。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归化和异化与意译和直译是不同的，前者已经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是一种策略，而后者只是翻译方法的体现，前者对于后者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就归化策略来说，比如：在英语文学作品中，有一些短小诗歌的表达，诗歌中往往有比较明显的押韵，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想在翻译中也能够体现出原诗歌的押韵，对于翻译者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适当的押韵可以使得整个诗歌更具有可读性，同时也更为生动并且富有音乐感。对于孩子们来说，有节奏感的诗歌能够增强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更容易记住其中的内容。但是要想使得翻译具有韵律和节奏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既需要译者有很强的双语素质，同时也要充分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而就异化翻译策略来说，主要是指在西方的文化中所孕育产生的一些独具特色的词汇，对于这些词汇进行翻译时，通常很难在汉语中找到适当的词语予以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 三、小结 总之，对文化起源和发展来说，语言是极其重要的土壤与载体，其中，翻译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桥梁，对双方文化交流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中西文化方面的差异，要想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充分诠释，并且做出准确的翻译，就需要对两种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恰当理解，找到适当的翻译策略。可以说，不管是“归化”还是“异化”，在翻译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针对具体情况，对这两种策略进行恰当运用，能够让译文更为准确，也能够适应更多人的需要，最终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作者：李洁 单位：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英语文学语言艺术论文 一、英语文学语言艺术的意象性特征 与普通的语言不同，文学作品的语言具有一定的使命特征。文学作品的语言是为文学作品服务的，文学作品往往会根据作者的思想，构建一个想象中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情境当中，也许能想象到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出现的，而作者则需要利用一定的英语语言艺术对文学作品里面的情境进行相应的描述。在这种具体的描述过程中，作者利用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的情绪进行描写，有时候还需要对主人公的思想进行渲染，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对主人公进行塑造，并且通过一定的语言艺术承担起作者对现实的批判，或者是寄托作者的哀思，并且给读者分享自己的欢笑。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英语文学的意象性特征是最明显的特征。纵观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19世纪当中，说到意象派的代表人物，最有名的意象派大师就要数庞德了。对于意象派来说，意象描写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塑造一种意象，进而对作品作者的思想感情进行传递，这种思想感情可以是作者的忧思，也可以是作者的喜悦，抑或者是作者的批判。在意象派的诗歌创作当中，意象派诗歌作品主要坚持三个原则：首先是在诗歌创作中的单一的意象原则；其次是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诗歌的用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简洁的原则；最后，在诗歌创作过程中，需要使诗歌具有音乐感，而不是强烈的韵律感。在这意象派诗歌的三种原则当中，每一个原则都是与语言艺术息息相关的。以庞德的两句诗为例进行分析———人群中出现的鬼影/正如盛开在潮湿漆黑枝丫上的花。在现实的环境当中，诗人描写的显然是火车站当中人来人往的场景，可是到了诗人那里，这么平淡的场景却是一幅美丽的图画———树枝上盛开的花朵。诗人通过语言艺术将枯燥的场景描写的异常美丽，给生活赋予意象性特征，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画面。 二、英语文学语言的生动性特征 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性也是英语文学的语言特征。生动性具体是指作者通过用语言艺术进行描写，使所描写的画面塑造出具有生命性的特征，使所表达的思想以及画面具有灵动性，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描述，使所要描写的场景就像真实的一样，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描述，具有一种在现场的感觉。在生动性方面的描述中，最著名的文学大家就是英国的狄更斯。狄更斯的作品《雾都孤儿》就很好地展现了狄更斯语言生动性的一面。如在《雾都孤儿》当中，狄更斯通过自己的语言艺术，成功地为读者勾画出了以下几个生动的主人公，在所有的角色塑造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有着凄苦悲情色彩的孤儿奥利弗以及心肠善良的梅丽太太，除此之外还有窃贼团伙费金。在《雾都孤儿》的具体描写当中，首先，狄更斯通过对各个角色的穿着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使我们就很容易想象出各个角色的身份特点。除此之外，狄更斯还通过对《雾都孤儿》里面各个角色的语言进行描写，使各个角色的形象更加真实，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一个真实的主人公，并且通过各个角色的衣着进行描写，可以使读者对当时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场景进行展示，能够使读者感受到当时社会的风貌，并且通过小说中各个角色的语言，传递出作者对整个社会的基本的思想感情和看法。因此，在英国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运用一定的语言艺术方法，使文学作品能够真实地再现作者想要描写的社会环境，能够让读者通过作者的文学作品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并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除此之外，作者在文学作品当中通过刻画一定的人物，当然作者的刻画可以是衣着方面的描写，也可以是故事人物的语言、情感和心灵的描写，使书中的主人公仿佛就在读者面前，让主人公更加生动形象。最后，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一切语言艺术都是为了传递作者的感情，和作者对社会的看法。 三、英语文学语言的情感性艺术特征 对于读者来说，读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了解作者刻画出的画面或者情感，有时读者还会对文学作品中传递的作者的感情进行揣摩，并感受作者想要说出的话。从作者的角度来讲，作者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达一些观点，而在观点的传递过程当中，作者往往是通过对一定的感情表达来进行的，当然，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不尽相同，可以是一种喜悦的感情，也可以是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心情，亦或是一种对岁月看淡后的恬然和哲理。总而言之，任何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在文学作品中，不存在没有感情的枯燥描述，因此，对于英语文学作品来说，情感性是英国文学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托马斯格雷的《乡村教堂内的挽歌》当中，这位伟大的伤感主义诗人很自然地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对古代的怀念和淡淡的忧伤感，但是诗人所传递的当然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不满情绪，作者通过作品传递出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提到英语诗歌当中的情感性艺术特征，就不得不提英国诗人济慈，在济慈的《夜莺颂》当中，诗人通过语言的描写表达了自己对真善美的追求。在诗歌当中，很显然，诗人想要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夜莺歌声的赞美，更多的是传递着诗人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的描写当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情也许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因此，诗人只能通过文学作品将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 四、结语 总之，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作者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艺术自己的思想感情。这种语言艺术可以是一种意象性的特征，也可以是一种生动性的语言特征，抑或者是一种富有感情的语言特征。这些语言特征都是为作者的感情服务的。 作者：吕程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英语文学论文:初中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教学分析 文学阅读激发兴趣 文学阅读应该是愉悦身心，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看有趣的中文小说一样，经常被剧情深深地吸引住。那么，英文阅读也应该有这样的功效。如果真地能读懂、读透阅读材料，那么英语文学阅读应该是能够舒缓学习压力的。它也应该是有利于学生情感开发的，让学生在阅读中，真正体会到英语之美，诱发出他们诗意的情感，进而对英语产生爱学的情趣。而现在的英语教学多以应试为主，学生的压力大，心理负担重，他们本来可以快乐的学习，但是却被做不完的功课禁锢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实。我们发现学生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他们的理智情感没有提升，反而在呈下降趋势。他们的乐趣感和自信心下降得最为严重。文学作品可以传神、达意，又具有哲学、幽默，这些都能让学生进入角色，也能让他们自然地进入学习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运用文学作品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他们尘封的心灵再次被激活。 体验阅读发展语言 语言并不是教师教会的，而是学生学会的。外界的教并不是我们学会语言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有较好的语言环境，学习语言会有事半功倍之效。而中国学生恰恰就缺少这样的氛围，因此，要想学好英语，就要借助于文学阅读，因为文学作品所提供的真实语境能够驱动语言能力的习得。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语文老师也特别强调学生的阅读，只有读得多了，学生才会说、会写。而英语教学也同样如此，读的量越大，接触语境的机会越多，语言重复的几率就越高，看得多了，词汇量就越多，语言能力也会随之增强。通过研究也证明，在阅读过程中，学习者的词汇知识和拼写知识会发生渐进式的增长。而人的记忆也分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文学阅读是情节记忆，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会有身临其境之感，这种体验有助于他们习得词汇，增强理解能力，并促进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全面发展。所以说，英语文学体验阅读，是发展学生语言能力的必然选项。 深入阅读培养创新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阅读是掌握各领域知识的主要渠道。阅读也是人生的必经之路，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也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许多合理的想象与推测都是从阅读中获取的。在进行文学阅读教学时，可以设置一些思考题，要求学生书面回答。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思考题可以分为必答题和选答题。让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合适的题目，他们会更加感兴趣。另外，还可以让学生根据文本内容提出质疑，谈谈自己的观点，进行创意性的表达。这种读、写、想结合的方式，有助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激发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培育他们的创新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自学与他学相结合 文学体验阅读可以让学生将自学与他学相结合，以自学为主。阅读是人自学的过程，它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会的过程。因为一个人一旦学会了阅读就学会了自学。自学就是要求学生自觉自主地阅读，并尽量学会合理地安排好时间，学会自我管理，每天投入 30 分钟阅读一定量的文学作品，每读完一部小说，就认真地去完成书面作业。他学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阅读。让学生明白阅读任务和目标，知道读什么、读多少，并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背景知识，以激发学生的阅读欲望。并让他们以积极的情感态度进行阅读活动，在阅读中享受学习的快乐。还可以教会学生进行合理的推理判断，并去思考人物事件，这时不要太在乎句式结构和语法知识，让学生读懂意思即可。 阅读与体验相融合 不论学母语还是学英语，都离不开阅读。阅读是大众化、普适性的学习方式。在阅读中学习语言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但是一定要坚持，如果时间短，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因此，我们的文学体验阅读要持之以恒、日积月累，切忌浅尝辄止。文学阅读是一种体验式的学习方式，它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让阅读融入学生的生活，让阅读成为他们学习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思维和语言是不能脱离自身的经验而单独存在的。文学阅读就是用语言去思维，使用语言的阅读是一种自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学习是最原始的，也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所必要的。体验学习是让学生亲自去尝试错误，也就是在文学作品的真实问题情境中，尝试错误，并学会去自我纠正，从而产生语言体验。体验学习也是让学生以当事人的角色去求知，把文学阅读作为享受智力的快乐，让知识与情感相融。 乐趣与努力相互促 进阅读的乐趣就是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只有充分认识到文学阅读的意义，才能够有效地提高英语语言能力，并提高考试的成绩。但是英语阅读也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它需要我们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若能顺利渡过艰难时刻，那么苦涩就会变为甘甜，自然地进入乐趣阶段。乐趣与努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区分的，只有两者并重，才能在乐学、勤学中大幅度提高英语成绩，并达到成功的理想和目标。综上所述，体验式学习是一种有意义的、充分调动主动性的学习方式，它强调了学生必须参与学习过程，并引导他们主动地参与实践，让他们在问题中分析、评价，让他们在问题中学会思考，在经验中获得知识，并逐渐培养出他们乐学、善学的情趣，提高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学习能力。而英语属于语言和文学领域，文学体验阅读正顺应了英语的学科特点，它把主动权真正交给了学生，让学生去掌控教学资源，并自主地去驾驭学习过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到自己是主人；在阅读中加深记忆和理解，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本文作者：张小芳 单位：江苏省淮安市丁集镇初级中学 英语文学论文:论体验英语学习与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一、体验英语学习理念与CBI英语文学课程的契合 将体验式英语学习理念引入CBI英语文学课堂开展教学，这一构想是建立在学习、借鉴两种理念各自的理论依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体验英语教学和CBI英语文学教学在学习对象、学习途径以及学习者身份的界定上都实现了有机的契合。 （一）基于内容的学习对象 体验英语学习理念指出，英语学习应该以外语语言系统为目标，以学习内容为基础。认知功能模式的语言观认为，“外语语言系统的发展必须伴随着概念系统的发展，它必须在和概念系统的互动中发展；而概念系统也就是人类认知世界以及人际交流所获得的相关经验知识”（程琪龙2009：74）。割裂语言系统与概念系统，单纯强调语言知识的学习是违背外语学习目标的。首先，以诸如词汇、语法等孤立的语言要素作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忽略有意义的语言内容交流，不利于学习者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悖于语言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其次，脱离内容的语言操练不利于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和动机，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英语应该成为学习者累积社会知识，进行经验交流的途径，英语学习不应该以单纯语言系统学习为终极目标。外语语言系统的构建需要使用概念内容来激活，让外语自身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所构建的概念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在体验交流中提升语言能力，概念系统日臻成熟的同时，外语语言系统也逐步形成。CBI教学理念的突出特点是围绕内容实施教学，其理论依据是Krashen（1985）的输入假说。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习得第二语言的必要条件是所输入的目标语言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理解的，即可理解性输入。“这些陌生的信息与学习者现有的经验知识、对于习得新知识的期待以及学习者仍具缺憾的语言系统发生互动”（Kasper2000：41），为语言习得创造有利的学习环境。“语言是通过内容来习得的，而真实系统的语言教学材料可以为有效的学习或习得语言提供有意义的语境”（常俊跃等2008：27），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学习活动不再是不自然的、无意义的机械操练。由此可见，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都关注有意义的学习内容，在语言学习对象上二者达成共识，两种理念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二）交互合作的学习途径 Vygotsky（1978）的“文化历史”发展学说也为CBI教学理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Vygotsky（1978：86）的“最近发展区（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简称ZPD）”理论指出，“实际的发展水平与潜在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定，后者则是指在成人的指导下或是与能力较强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因而，教学应该注重培养学习者通过交互合作学习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众多社会文化理论学者将“最近发展区”理论进一步深化，着眼于针对学习者最近发展区的开发，将学习活动界定为分布式的、互动式的、情境式的以及亲身体验式的。Vygotsky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CBI教学，提倡交互合作型的学习途径，诸如合作学习、学徒学习、体验学习以及研究性学习等。体验外语教学模式是以学习者获得积极心理体验为驱动力和导向特征，以情景、互动、任务/项目、合作学习为主要方法，更多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外语教学资源，搭建二语习得的语言生态环境，营造外语学习的人文环境，通过参与、愉悦、共鸣的体验学习机理，获得语言交际能力的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刘援2011：59）。在学习途径方面，体验英语学习和CBI语言教学也不谋而合，二者都支持交际语言教学原则，强调教学的重点是过程，重视交际和意义，主张让学习者通过参与有目的交互活动和任务习得语言。 （三）自主完整的学习者 Rogers一向推崇体验学习，他认为体验学习关注学习者的个人需求，“是一种自主的学习，其动机来自学习者内部而不是外部，这种学习的核心是‘意义’，一个重要特点是学习者全心投入，对学习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Rogers1983：20，转引自曾徳琪2003：46）。单纯机械性认知教学是毫无意义的，它遏制了学习者的求知欲和主体自由，而体验教学是“让学生的认知、情感、意志、态度等都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在认识知识的同时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内在意蕴，获得精神的丰富和完整生命的成长”（辛继湘2005：66）。CBI英语文学课程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概论或者文学史课程，它是基于真实文本细读的文学课程，学习者“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王守仁2002：11）。CBI英语文学课程为学习者提供有意义的语言学习环境，架构起依托文学经典进行人文体验的平台，“课堂中的文学使用是一种能使学习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投入的有效方法，它为学习者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反应和情感的绝好的机会”（Lazar1993：3，转引自潘章仙2001：35）。CBI英语文学课程为体验英语学习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文素材，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学教学也在体验英语学习模式下实现了有机融合，英语文学课程的学习者在体验学习和内容依托教学理念联合创造的真实/仿真实情境下实现了读者身份的人本回归，彰显了人本主义关怀。 二、基于体验的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以英语戏剧课为例 如何在CBI英语文学课堂上贯彻体验英语学习理念，采用具体步骤实施体验教学呢？笔者以本人讲授的英语戏剧课为例，参照Kolb（1984）构建的体验学习圈，结合该课程的特点，将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应用于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教学反响。 （一）Kolb体验学习圈 Kolb认为学习应该将重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教学过程应该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Kolb将体验学习阐释为一个体验循环过程（如图1），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观察反思（reflectiveobservation）—抽象概括（abstractconceptualization）—行动实验（activeexperimentation）—亲身体验（concreteexperience），如此循环，构建一个自然连贯的学习过程，学习者自动地完成反馈与调整，经历学习过程，在体验中认知。由此可见，体验学习认为“学习应该是由学习者的思维、情感、行为和自我等共同参与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纯的认知过程”（石雷山、王灿明2009：50）。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为学习者创设人性化的学习情境，让学习者体味享受学习过程，真正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和意义。 （二）CBI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 严格来讲，戏剧文学不同于诗歌和小说，它不是停留在对于剧本的阅读和赏析上，而是最终要付诸表演与实践。因此，止于剧本阅读赏析的戏剧教学是不完整的，“戏剧教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剧本的分析和欣赏能力，还应向学生介绍一定的舞台表现手法，提高他们的实践和创造能力”（金李俪2000：59）。针对CBI英语戏剧课的特点，借鉴Kolb（1984）体验学习循环模式，笔者构建了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的英语戏剧课体验教学模式（如图2），学习者循序渐进融入到整个循环体验过程，实现文本与学习者、学习者之间以及教学者与学习者的全方位真实交流。笔者选用该课程的剧目之一———萧伯纳的《卖花女》（Pygmalion）为例，具体介绍该模式的操作流程。文本阅读是整个体验循环的基础。CBI英语戏剧课程的文本阅读是指对于原著文本的细读。 不可否认，原汁原味的真实戏剧语言材料保障了语言输入的质量，满足内容依托语言教学对于可理解性语言输入的要求；但是由于戏剧文学作品属于特定地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思维创作，因而往往具有较高的阅读难度，甚至让语言学习者望而生畏。为了适当缓解学习者对于原著文本的阅读焦虑，有效激发学习者的阅读兴趣，避免学习者断章取义，笔者基于支架理论（scaffolding）在教学的初始阶段设置了导入性介绍和支架性练习。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为例，教师首先可以向学生介绍剧名的由来，即Pygmalion的神话故事，学生从小故事着手为进一步接触戏剧文本构建心理预期，从而大大降低阅读难度；除此之外，教师可以采用适当教学手段引导学生主动了解该剧的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创作风格等。这样的设计大大缓解了学习者的焦虑情绪，帮助学习者自然步入文本阅读体验，提升了阅读效率和质量，为接下来各个环节的有效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赏析反思是从认知体验向情感体验的第一步跳跃。教学者可以通过赏析反思环节追踪学习者文本阅读效果，教师可以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问答、小组讨论、主题辩论等思辨性课堂活动，引导学习者结合情感体验发表个人观点见解。这一环节的设计让学习活动突破了单纯的认知层面，上升到情感高度。当学习者“既用认知的方式也用情感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时，有意义的学习才能发生，完整的人格成长才有可能”（辛继湘2005：65）。《卖花女》中的Eliza改头换面之后又为什么会发出“What’stobecomeofme?”的呐喊？Eliza和Higgins对于待人之道有着不同的见解，谁的更为可取呢？卖花女的父亲Alfred关于“MiddleClassMorality”的论断是否值得认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引发学习者个体积极反思的同时，也一度激发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观点交锋，这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人格之间的对话。赏析反思环节的设计还原了语言学习者的读者身份，突破了语言认知体验的情感体验，给传统刻板的语言教学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彰显了语言教学本该具有的人文教育功能。 表演实践是整个体验循环的核心环节。“表演是一种建设性的行为，它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周围世界的判断力”（Vygotsky1978：76，转引自金李俪2000：60）。戏剧文学的特点赋予这一环节极强的可操作性，戏剧表演实践成为英语戏剧课堂的最大亮点，为课堂教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笔者选取了《卖花女》剧目中矛盾冲突较明显的若干片段分配给学生进行小组演绎，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熟悉背诵台词，设计准备道具，进行小组彩排，最后在课堂上汇报演出。各小组的表现令人叹服，学生对于剧本台词语气的拿捏、肢体语言的设计、道具的选用以及舞台效果的统筹等都做得非常到位。实践证明，大多学习者都具有较强的表演能力，他们需要更多的机会。通过表演实践，学习者对于文本的了解更加深刻，对于人物心理的揣摩更加到位、对于剧目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感触更深。另外，该体验环节的益处并不止于剧目学习本身，它也助益于学习者舞台表现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多种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自主创作是对于学习成果的检验和体验学习的升华。通过系统的戏剧课程学习，学习者对于戏剧这种文学创作形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了解，对于抽象的戏剧概念具备了比较成熟的认识，学习者可以通过自主创作活动检验所习得的经验知识，进一步挖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潜力。《卖花女》的结尾比较独特，关于各个人物的最终结局并不是以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这就为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对陈述版的故事结局进行戏剧创作改编，延续该剧的主体风格特点，最终以英语戏剧文本的形式呈现大结局。教师对于这项自主创作成果可以从两个层面检验：一是书面形式的创作剧本，另外是对于创作剧本的表演实践。教学实践表明，只要给学习者足够的自主空间和创作机会，学习者完全可以充分展示和提升其想象力和创造力，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文本阅读—赏析反思—表演实践—自主创作”四个环节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逐一落实开展，完善了CBI英语戏剧课程的学习体验。体验循环整合了从感知到领悟再到行动的学习过程，涵盖了阅读、听说、写作等多种语言能力训练活动，将语言学习与人文教育合二为一，体验式语言教学的优势显而易见。 三、结语 语言是思考和认知的工具，是文化与思想交流的载体，无论是母语还是二语习得都应该尊重语言所承载的对于个人发展以及社会性互动交际的功能，回避语言之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的语言教学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体验式英语教学和CBI语言教学都是基于内容的语言教学理念，秉承以人为本、交互合作的原则开展教学，二者具备扎实的合作基础。基于体验理念实施CBI英语文学课程教学，将自由和自主释放归还给学习者，能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和意义，真正体现教育的价值。在贯彻体验理念的CBI英语文学课堂上，学习者可以与文学巨擘进行思想的交流，在愉悦的氛围中与师长和同学分享真实的情感体验，依托英语文学课程的平台挖掘自身潜力、全面提升个人修养，在积累人文经验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因此，人文学科的优势得以凸显，教书“育人”的目标得到真正的落实。 本文作者：李莉莉 单位：大连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英语文学论文:浅析英语文学教学之远程教育 英语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 （一）教学现状 众所周知，我们过去的教学方式只是老师进行单纯乏味的讲解，学生被灌输思想，然而现在采用的模式和过去的老旧方式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采用的远程教育打破了以往的那种单单凭借老师教的过程，而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它更多地注重学生的学习目的，老师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变成了帮助者以及辅助者，而不是以往的那种主导地位。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更加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他们主要依靠媒体等远程方式进行。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是远程进行，辅导老师不能很好地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这样就不方便分层次地辅导教学，不能实行有效的监控。 （二）学生方面的现状 由于我们的远程教育针对的学生对象存在很大的差别，不仅仅局限于学校的在校生，还有很多参加工作之后的学生，因此很多时候他们面临各种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他们的基础也相对地不太好，没有足够的词汇，特别是文学作品相关的各类修饰手法以及文化背景、宗教习俗等没有很好地了解。有部分学生对于远程教育没有很好的适应能力，因此他们的学习被动，没有计划，盲目进行，而且不能很有效地使用现代的科技软件等。 文学赏析相关课程的学习方法 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只有那些正确引导学生的老师才是好的老师。特别是在当今的远程教育模式下，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就成为当前工作的一大重点以及难点。在我们具体的英语文学工作中，就要认真地将各种类型的学习方法进行有效的综合，注重培养学生自主以及合作的能力。真正的将引导、自主学习以及合理有效的监控，还有各种有效的评价工作做到实处。下面具体就这几点进行简要分析。 （一）要将课程导学工作做到精确合理 下面具体讲讲何为导。所谓导，通俗地说就是合理地引导学生学习，要不断地引导他们认识到我们学习的目的以及各类要求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先进行简单的作品阅读，这样能有效地树立学生的信心，除去他们的恐惧心理。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日常所建的各类成语以及书报等的标题所引用的修辞等文学手法进行讲解，这样学生就能够将复杂的文学和我们简单的生活进行有效的连接。我们可以重点讲解常用的方式，举例进行，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掌握文学。通过对各类文本的阅读，不断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以及自身的表达能力。我们不可以急躁进行，要慢慢地深化，给学生一个接受的过程。对于其中面临的难点，我们一般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对于此过程中学生面对的各种难题，我们要通过网络以及 QQ或者电话等多种方式进行解答；设立专门的难题辅导专栏等多种形式来有效地为学生排解遇到的各类问题，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学生学习。除了上述的两种方法，我们也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和学习内容相关的网站等，或者是推荐一些由世界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这样他们可以将枯燥的知识转化为更加简单有兴趣的学习方式来进行，更好地帮助他们掌握学习文学的方法。 （二）要不断地改良学习方法 只有掌握了合理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学习，开展各项活动。因此我们的学员可以通过组成自发的学习小组或者是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等各种方式学习，会有很好的帮助。第一，开展自主化的学习。在当今的开放环境下，学生必须要做到很有效的自我管理以及学习发展并及时进行反馈，只有做好了这些才能确保我们的自主方式的学习能够真正地开展。在具体的导学中，既要做好引导作用，引导他们制订合理的计划，并认真详细地介绍各类教学相关资源的使用方法以及功能等，这样学生就能够自主获得各类相关的信息，对自主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同时还要做到，不断地向学生介绍讲解对我们学习有帮助的各类实用技巧等。像是依据文章的前后文来猜测词义；阅读时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要很好地掌握文章的结构意图等。我们还可以根据已有的信息来获取文章隐含的意义，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写作背景以及要表述的深层次内涵。这就要求学生们要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更好地帮助他们独立学习，并进行积极的信息反馈等活动。第二，开展多形式的小组学习等。具体开展时，学员可以根据老师的指引，并结合自身的特点，自发组织各类讨论学习小组，对学习的各类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研究。这时每一位学员都可以随意地发表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学习中面临的各类问题等，大家通过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彼此完善；同时还可以背诵优美的段落，或者分角色扮演，这样能帮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学习的氛围里，最终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能力，对学习有意想不到的帮助。 （三）要加强对学习过程的监督 远程开放学习有很强的自主性以及随意性，这就会导致学生在学习时不能连续有效地进行，学习进度以及步伐不能得到保证。因此，依据这种特点，就需要我们的老师进行相关的各类监督以及控制工作，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学习。第一，对过程的监控。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要让学生认真地把如下的工作做好，比如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制订合理的学习计划等。可以按学期或者月份或者一周等的时间来具体地实施文学作品欣赏。每天都要做好相应的记录，定期审核所做计划的合理性，不断调整方案，到学期末可以采取验收对照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些工作记录到对学生的评价里去，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可以通过不断地解答疑难问题等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将工作做好。第二，对于进度的掌控。老师在做具体工作时，可以以书本为依托，按文学体裁的不同按月上传各种学习任务以及辅导材料等。这样学生的学习就有层次，更加易于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我们还可以实时地进行在线测评，认真地把握好学生的学习进度问题，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学生学习。 （四）要认真落实好评价工作 我们在教学中开展的各种类型的评价活动，都是为了更好地激励以及辅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具体评价他们的学习态度以及方法、能力等，只有做好了这项工作，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展开学习。1.学生的自我评价内容。具体的评价包括评价他们的学习计划能否合理完成，能否真正掌握学习内容等；我们要积极地鼓励学生做好日常的记录工作，这样能帮助他们很好地进行反思，通过不断的反思然后制订更合理的计划。总之做到有效地自我测评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就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2.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这类评价的内容也很多样，具体地包括对参加小组的次数以及对待学习的态度、平时的表现、对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等。我们要合理发挥学习小组以及网络等高科技来认真及时地将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展示。以此来更好地让学员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最终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以及热情度，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学习。3.授课老师给出的评价。老师的评价内容相对的具体点。主要包括学生对作业是否及时完成、辅导情况以及其他形式的内容，同时还可以结合学生的自身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互相评价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做出最终的合理评价。#p#分页标题#e# 结语 众所周知，老师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技能，不应该强加给学生一些东西，而是通过各种有效的方法手段让学生本身激发出学习的热情，自主地进行各类型的学习，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很有效地掌握好知识。当今的英语文学欣赏中引进的远程教学工作就是最好的代表，它充分体现了当代教育教学的特点，通过开展这种新型的教学，学生能够打破以往学习中的被动以及畏惧的心理，对于他们掌握英语文学知识很有帮助。 本文作者：陆东日 单位：广西广播电视大学百色民族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