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法的应用: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是中国新闻教育培养国际化新闻人才的重要举措，也是新闻传播学教学模式的大胆改革与创新。我国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在教学观念、师资力量、教材使用、教学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应根据各高校办学层次、培养目标、师资力量等具体情况，分层次进行，循序渐进，提高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水平。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问题；对策 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传媒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越来越多的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外社会与文化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人才，这就促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进行相应的双语教学改革与探索。 一、目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上存在偏差 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师对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准确，仅仅认为用英语来上课，或授课过程中使用了英语就是双语教学，这种认识使教师的双语教学多流于形式，或者是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词义解释、翻译分析英语句子上。而双语教学其实质是一种学科教学，不是语言教学，更不是翻译教学，是以教授内容为主体的教学[1]。虽然双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双语教学中英语并不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而是我们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才是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 （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我们有一支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了解新闻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前沿知识和动态，又精通英语能看懂英语原著和相关资料，并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沟通，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师资队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大多数院校的教师的都是专业知识具备，而英语能力欠缺，这一现状使双语教学的推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三）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均衡 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效果。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的素质和基础也存在差异。高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即使在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大家的基础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划分中，由于学生的招生类别不同，学生的英语基础和水平也存在差别。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艺术类进行招生，学生的英语基础与新闻传播学其他专业相比相对较弱，学生英语水平不均衡的情况势必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四）教材资源匮乏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使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大多数学者主张使用原版教材。如毛家五、张文锋认为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2]。引进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逻辑性强，案例丰富，语言纯正，能让学生在原汁原味的语言环境中接触专业知识，能开阔国际视野，了解知识前沿。但原版教材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专业词汇多，篇幅长，阅读难度大，编写体例与国内教材出入较大，案例多以西方为背景，缺少中国案例，而且费用较高，所以使用原版教材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由我国学者编写的能够满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需要的知识体系完善，学科思维新颖，案例丰富的教材尚未出现。 （五）教学方式落后 在双语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单调乏味也会降低教学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板书+口述的授课方式，不辅以生动的多媒体课件，不注意通过课堂讨论、提问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师生互动，来吸引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由于语言的原因，学生本就兴趣较低，注意力容易分散。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无疑会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达不到预期的授课效果，常常事倍功半。 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选择正确的教学模式 关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黄艳春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维持型、过渡型和浸入型。维持型：一直保持着双语教学几乎同等地使用；过渡型：从母语多外语少过渡到外语多母语少，直至几乎不用母语；浸入型：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外语而几乎根本不用母语[3]。三种教学模式实施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别的、对学生和教师要求也不一样。维持型对师生外语水平要求最低，过渡型要求较高、浸入型要求最高。不同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适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外语教学方面有明显优势、生源外语水平突出的外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学可采用浸入型教学模式，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可采用对师生英语要求相对较低的过渡型、维持型。这三种教学模式，不同的院校、专业或同一专业的不同年级，甚至同一门课程的不同阶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二）建设师资队伍 较强的师资力量是双语教学的保证。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引进专业领域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是双语教学最理想的师资。他们熟悉教学内容，有最新的专业知识，了解西方的教学理念，而且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进行知识传授。 二是挑选教师队伍中英语基础好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有条件的院校可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学习和培训。 三是激励教师在实践中提高双语教学能力，根据教师英语水平，分层次培养和使用。英语水平高的教师可安排在高年级进行浸入型教学，英语水平次之的进行过渡型教学，英语水平一般的可在低年级进行维持型教学。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各尽所能，共同提高。 （三）提高学生外语水平 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是促进双语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中要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英语学习氛围和环境。结合学科特点组织各种活动、比赛，如英语播音主持、英语配音、英语诗歌朗诵、英语稿件采编等比赛，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培养对英语的兴趣。在学校的校园网站、广播站等传媒平台中多为学生播放英语新闻、英语电视节目和欧美电影等原汁原味的视音频资料，使学生在学习、休闲、娱乐中不断提高英语水平。 （四）分层次使用教材 高校双语教学的教材选用上，目前有三种普遍的作法：一是使用中文版教材；二是使用国内学者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这部分教材包含有汉英对照的内容；三是采用国外的原版教材[4]。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对教材的使用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师生英语程度、课程、专业、年级等各种因素，分别采用。例如，在大一阶段，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较少，可采用中文版教材，授课中对概念、案例等用英语讲解。大二阶段可采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汉英对照的方式，有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英语能力。大三、大四阶段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因为经过前两年的学习积累，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对原版教材的接受能力也更强。 （五）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由于使用学生并不熟悉的语言进行授课，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听课的积极性尤为重要。这要求教师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要采用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首先，采用互动教学法，启发式教学，课堂上提出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加强师生互动。其次，采用研讲教学法，课下给学生布置研究课题，让学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集相关知识归纳整理，进行思考研究，并在课堂上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充分发挥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克服单纯依靠板书或静态课件的枯燥感。第四，利用情景模拟法教学，对于新闻传播业务方面的课程，可让学生扮演身份，模拟现场场景，提高学生的专业语言交流能力。教学方法上要不断创新，灵活运用，优化教学效果。 双语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它适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我国高校教学改革重要措施和发展方向。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根据高校的办学层次、培养目标、师资力量、学生素质等实际情况采用分层次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实事求是、循序渐进，不断探索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化复合型新闻人才。 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法的应用: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措施分析论文 【摘要】双语教学是使用原版专业学科教材，运用外语授课的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即采用外、汉两种语言来讲授原版教材。本文分析了在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课程选择、时间安排及教师要求，讨论了双语教学如何有效地进行教学的方法。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方法 近年来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对参与全球化运作的人才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加入WTO以后，我国更加快了迈向市场和教育全球化运作的脚步。伴随着高教体系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意见”。其中规定，在部属的高校实行双语教学，并强调率先在金融、法律、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其他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使用英语教学。目前，在我国的一些高等院校的某些专业，已经开始陆续试用国外教材进行双语教学，以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人才，为中国经济腾飞做人才储备。本文拟就新闻传播学科进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课程选择、时间安排、教师要求及其相关教学方法做一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推动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的发展。 一、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所谓“双语教学”(bilingualeducation)，是指在专业学科课程的教学中，采用国外原版教材(通常是英文教材)，而授课中采用中(汉语)、外(英语)两种语言交叉进行，作业、实验、考试均采用外文(英语)的一种教学方法。目前，在我国，双语教学只是在试行阶段，各院校对双语教学都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双语教学科目的选择还比较盲目，专业主要集中在理、工、农、医及经济等学科，文科涉及较少。其实，在社会学科的部分学科，如新闻传播学科推行双语教学也是非常必要的。 传播学自80年代初传入我国，20多年来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来看，还是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而且引进的速度是有限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激励机制的问题。目前我国大陆各高校中，翻译作品在职称评定和考核奖励制度中都不做计算，这种机制打击了相当一部分有翻译能力的高校专业教师的翻译热情。这种背景下，传播学的译著很少。反映在教材中，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研究成果都无法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新闻传播学科选用原版英文教材，对促进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都是大有好处的。 二、开展双语教学课程的选择及时间的安排 1.课程的选择 选择进行双语教学的教材应是国外优秀的教学用书。国外教材内容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完全不同，国外教材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国外教材知识较新，反映了学科前沿，内容层次分明，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在一些内容上说明得过于详细，反而觉得累赘，看起来厚厚的一本国外教材与国内同类教材相比内容要少而且简单。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本人认为对于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内容相对较少，加上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选择学科性而不是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课程是比较合适的。 2.时间的选择 最好不要在大学一年级采用双语教学。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水平只略高于高中的英语水平，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均比较差，而且词汇量也少，如果这时候实行双语教学，会感到困难重重，教学效果比较差。在目前双语教学尚处在逐步探索和逐步完善的阶段，最好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在大学三年级、四年级连续安排进行双语教学，并选择合宜的学科专业课程作为双语教学的课程。高校的大学英语一般开两年，在大学三年级，相当部分学生已通过全国大学英语四级统考，学生普遍已有了较好的英语基础，这时采用双语教学对学生来说困难相对要小些，可避免学生一开始就产生的畏难情绪。另外，在大学三年级上学期开始连续合理地部署、安排双语教学，可延续英语学习，符合大学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的指导方针，对学生的英语学习可起到一定的促进和提高的作用，而且可在基础英语学习之后，将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转移到自己的专业上来。 三、开展双语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1.对专业教师英语口语水平的要求 我国高等院校的教学(除某些学科专业英语外)一直以来都是采用汉语教学。现在进入双语教学阶段，任教教师基本上能熟练阅读英语教材，采用英文板书经过短时间训练也能做到。但是用英语口授课程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这并不是指教师不会讲英语，而是讲英语时的语音、语调和语言使用的正确性，对于没有经过较长时间专门进行口语训练的教师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双语教学中口授主要采用英语，辅以汉语，如果教师在用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学生听不懂，将大大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还会使学生产生厌学情绪。此外，双语教学不仅是要学生掌握所学的这门课程的内容，而且还要通过双语教学来提高学生对本专业英语的听、说、读、写各方面的综合运用能力。教师英语口授时语音、语调不准非但不能提高学生的听、说能力，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开设双语教学，不能盲从，要有一定的师资条件，若不对教师进行授课前的英语培训，就要教师开设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最终只会留于形式。要使双语教学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授课前，首先要做好双语教学任课教师的英语，特别是英语口语的培训工作，至少要进行一学期的口语专门培训，以提高教师的语音、语调和语言表达的准确性、流利性，这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学生的表率很重要。 2.教师的信息搜集能力 实施双语教学，教师最头痛的事莫过于材料的匮乏。要了解本学科国际水平的最新研究动态，教师必须具有一定的信息搜集能力，主要包括信息获取、信息整理和信息利用三方面的能力。在获取信息方面，可以到图书馆查阅国内外专著和英文文献材料，甚至向图书室建议购进所需外文教材；也可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向其他高校取经，吸取别人实施双语教学的经验；还可以通过因特网追踪国际学科热点、下载供课堂教学用的英文材料等。积极地与国外同专业教师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帮助，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四、双语教学的教学方法 1.合理组织教学方案 开展双语教学时，由于口授课程时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句，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这是因为英语语言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的思维表达方式在很多方面大不相同，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这正是在外语学习方面需要认知或习得之处。当然，鉴于大学三年级学生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主要任务还应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另一方面，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计划一些讨论题和某种课堂讲座方式，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启动学能，调动学习积极性，释放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笔者认为，组织采用同一学科专业原版英语教材的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 2.结合采用电化教学和多媒体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可组织上同类课程的双语教学任教教师设计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教学课件可以选择采用全英语或兼有中文和英文的两种方式，这有利于学生的复习和自学。课件中的讲解聘请英语专业教师或英、美籍教师来录音，这样可避免因教师语音、语调不准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采用多媒体教室上课，可节省板书所花费的时间，从而可改善教学进度。多媒体课件可集声音、动画、文字、图像为一体，因此在讲课时，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可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笔者认为，观看影像式的教学手段毕竟不能代替面对面的教学，教师仅凭多媒体的手段，无法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无法了解学生的理解程度及需要表达的要求。多媒体的教学只是教师授课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它能刺激学生课堂学习兴趣，但在整体课堂组织教学中，难点疏通、提问、回答、答疑甚至讨论之类的面对面师生间的交流，仍是帮助学生理解、汲取知识，提高技能的重要环节。多媒体的手段只有结合这些传统性的环节，课堂教与学才可能成功进行。单纯的外语课或专业课教学是如此，双语性的专业课教学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技术全球化脚步的逼近，我国教育也日趋向国际市场开放，我国许多有条件的学校，都在适量开展学科原版英文教材教学，以适应“全球化”人才的需求。新闻与传播学科由于自身的学科特点，虽然未被列入教育部试点专业，但若能在教学中及早尝试并坚定双语教学方法，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学生的热情，就一定能提高整个学科的教学水平。既有利于学生掌握本课程国外的最新动态，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英语运用能力。 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法的应用:大学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创新 如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正从沿海向中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全方位推进。与此相应，这些地区的新闻传播也正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素质要求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表现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则是对相关的新闻传播教学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为此，本文对广西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策略试作探讨。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多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根据社会对国际型人才的需求，逐渐摸索出一套“复合型”外语人才培养的路子，即结合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知识，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已经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既精外语又通新闻传播的优秀人才．有的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在外交、外宣方面作出了杰出成绩，为中国传媒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03年，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应加强和深化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为此，清华大学在2004年恢复英语新闻采编专业的招生工作。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关新闻传播学，特别是国际新闻专业双语教学的实践一直没有停止，但与整个社会对高素质、复合型对外传播人才的需求差距仍然较大，对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也相对滞后。查询中国知网，截止到目前．中国大陆关于大学双语教学的论文达717篇，但有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论文仅3篇，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中，目前还没有开展双语教学．相关研究也尚未起步。就教学改革和创新方面的意义而言，目前在广西区内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展双语教学，进行相关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二、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创造条件．因校制宜 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大喜功，搞超前教育，甚至只把它作为某个高校或某个地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开展双语教学应该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符合开展双语教学的初衷。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不能搞“一刀切”，在开办前应该争取创造以下四个条件：一要学校和主管院系高度重视，做好相应的资金投入和硬件建设准备，比如应保证开辟专门的多媒体教室供双语教学使用，有专业的摄影室和录音室：采购原版的西方经典新闻案例VCD等等。二要引进或培养一批既懂英语又熟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三要打好学生的英语基础，激发并保持学生的热情。四要准备好几门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课程及配套的教材。 (二)办学思路：内外合作 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应打破高校各个专业封闭办学的传统思路，可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与外国，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特别是与有双语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外宣部门共建等等。 (三)实施步骤：稳步推进 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双语教学宜先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教学试点。在广西高校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可尝试以下推行方法： 1．首先，作为培养广西高校学生的媒介素养，开阔学生国际视野的的任意选修课，可面向所有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学生开设。 2．作为专业选修课，让有一定英语基础和兴趣的新闻专业学生选修。 3．在上述基础上，将双语课程逐步提升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必修课。 在大学三年级阶段开设新闻传播学双语课程比较合适，这个时候学生已经接受了两年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教育，对新闻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学习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两年的大学英语学习，也让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而且大学英语课程在大二结束，这时接着上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4．在上述三种课程教学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在广西高校中大力推广。 (四)课程选择：注重前沿 在高校的双语教学中，并非所有的新闻传播课程都适宜双语教学。双语课程的确定应根据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选用那些与新闻传播实践结合紧密、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的专业实践课和基础理论课程，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西方新闻理论等少数课程。尤其是传播学．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传人我国的一门学科，其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较高，较合适先试行双语教学。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对传播学概念的引入，传播学已经发展成为和传统新闻学并列的同级学科。传播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很多传统新闻学概念，都能在传播学的领域中找到更为准确，内涵更丰富的对应。 总体来看，目前传播学在我国还处于引进、吸收、消化阶段，引进的速度不快，传播学的译著不多。可选用的传播学教材数量和质量还无法与国外同类教材相提并论。国外许多有关传播学发展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成果，还没有在我们的教材中得以体现。因此，选用传播学原版英文教材，从传播学开始尝试双语教学，对促进传播学科的发展，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传播学人才大有好处。除传播学外，还可以用双语开设英语新闻写作、英语新闻编译、经典新闻作品赏析、西方新闻发展史、舆论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或是来源于西方，或是涉及世界最新成果，通过英文原汁原味地讲授，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更好地融入原著语境，有助于深化师生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理念的认知，并以此观照当代中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些现象。如果使用翻译过来的西方新闻传播学教材，由于中间的翻译偏差，可能导致不能准确把握其内涵，体会不到作者精准的英文表述和良苦用心。用英语讲授新闻传播学，通过英语交流的环境为专业学习设定模拟的意境，有助于避免或减少这方面的偏差。双语教学虽然要求中英文并举，但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侧重，这既体现在教师对教材的选取、讲授上，也体现下学生在课堂的双语讨论和课外实践上。目的都是为了学生能在最清晰的语境内把握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核心知识和前沿问题。 (五)师资培养：一专多能 在广西区外高校的双语教学实践中，普遍感到师资不足，能流利自如地使用双语教学的不多。目前，要在广西高校推广双语教学，瓶颈问题之一就是师资。外语教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不足，新闻传播专业教师又英语功底不深，尤其是口语水平差。师资培训是推广双语教学的基础之一，为加快双语教学的开展，应制定好双语教学师资培训计划，培养英语水平高、学科知识强的复合型教师。具体来说，可分以下三步实施：起步阶段：选派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培养出双语教学试点所需师资。结业后开始双语教学试点实验。第二阶段：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教师加强英语训练。通过几年努力，从博士毕业生中选择一批素质较高的教师，从事双语教学，建构起双语教学的基本师资队伍。第三阶段：参加各级各类双语师资培训．聘请外教作短期培训，对双语教学课程专业教师进行轮训；将骨干教师送到国外参加专业培训，不断提高双语教学师资质量。另外，学校还可以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留学归国人员、跨国公司以及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到学校来开办各种形式的讲座，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变学生被动的、不情愿的学习为主动的、积极的学习。 (六)教材选择：引进为主 适当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教材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一条捷径。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可通过与国外大学建立友好学校。互相交换教材、引进国外的优秀原版教材。在引进和使用国外教材方面，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认为，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内容的选编思路和编写形式与国内教材的风格不同，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有其优点，如内容层次分明，反映学科前沿，知识较新，概念叙述详细。但国外教材也有其短处．因此，选择哪些课程采用双语教学不能盲目行事。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因为国外教材涉及这一块的内容相对较少，而学生英语水平偏低，课堂接受能力和课外复习能力较差。专业基础课是后续课程的基础，如果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少，又学得不好，势必影响后续课程的学习。所以他认为基础性的专业课程不宜作为双语教学课程。 (七)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由于口授课程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还要解释一些生词和难旬，为了不影响教学进度．在授课前应“吃透”整本英语原版教材的内容和语言难点，充分做好备课工作，首先要确定授课的重点方向：一是传授专业知识；二是解释难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鉴于大学三、四年级学生对英语语法、结构已接触多年，专业课的教师在授课时的主要任务还是疏通理解，帮助学生尽快汲取文中的信息，而不是流连于语法结构讲解。其次，教师在备课方案中。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教材内容要求和实际应用状况，设计一些讨论题和某些课堂讲座活动，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学生想表达自己观点的情感，调动学习积极性，挖掘学习潜力，有助于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时，自然地习得英语。此外，组织教师一起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很必要，教师们可以从同一层次的学生水平上，从木同的角度讨论如何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制定出符合本校学生具体状况的．详细合理的教学方案。12] (八)教学环境：英语氛围 教育心理学的条件反射原理告诉我们：通过条件作用，个体可以了解某些事实，掌握一些技能；同样，个体在条件作用下也可形成或改变态度。因此，创造环境和语境，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可以使学生在集体的作用下，互帮互学，教学相长．使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巨大的。环境包括社会大环境和学校小环境。学校要通过校园环境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双语教学氛围的整体设计，使学生置身于英语环境之中，让学生所听、所看、所用多用英语，要让英语逐步成为校园的第二语言。学校要积极组织安排各种活动，给学生以实际锻炼的机会，还可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竞赛，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为学生创造浓郁的英语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英语活动，如举行英语短剧、英语演讲、英语对白等比赛，组织学生参加全国性英语比赛。再次，还应充分发挥学校广播站、电教中心、网站的作用，大量播放英语新闻、欧美电影以及各种各样的英语教学、英美文化欣赏以及英文应用技能等方面的节目，全方位、立体式地对学生进行英语熏陶。 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法的应用: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研究 研究背景 自从2001年教育部提出要在各高校有步骤地开展双语教学，10年时间已经过去。我国高校中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情况如何？具有哪些研究成果？在新闻传播学科大规模开展双语教学10年之际，笔者试图解决以下问题：上一个10年（2001—2011），在新闻传播学和相关学科的期刊中有关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研究主题有哪些；这些研究由哪些学者做出，他们隶属于哪些机构。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利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提取“新闻学与传媒”期刊专辑，检索了发表于2001年—2011年间的关键词中包含“双语教学”的所有期刊论文，得到 36篇相关论文。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目前双语教学的“双语”所指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普通话双语教学；另一种是我国高校正在兴起的外语（主要是英语）汉语双语教学。本文讨论的双语教学是指后一种。因此，利用文献分析法，剔除论述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双语教学的期刊论文、采访札记、新闻信息等，共得到26篇关于新闻传播双语教学的期刊论文，即本文统计的有效文本量为26篇。 （二）研究策略。 研究过程分为两个环节：第一步，运用中国知网（CNKI）检索2001—2011年间发表的文献，选出主题中包含“双语教学”的文章作为文献分析的样本；第二步，对各样本的刊名、题名、刊物类别、研究主题、作者姓名、时间、专业等信息进行记录编码。 研究结果 （一）期刊名分析。 将期刊按照累积刊登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论文的数量进行排序，清晰看出，在全部刊物中，刊载论文数量第一位的是《新闻界》，有4篇，占其发表总量的15.3%；居第二位是《教育理论与实践》，3篇，占其发表总量的11.3%。 （二） 作者分析。 26篇论文中，第一作者25位，绝大多数作者在过去10年里只发表过一篇文章。绝大多数作者所在专业主要是新闻、传播或外语。对注明作者单位的文献进行分析，第一作者来自19所不同高等院校。按数量对院校进行排名，累积数量最多的是华南理工大学，计3篇；其次是清华大学和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武汉科技学院、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各计2篇。 （三）研究主题分析。 根据文章的主体内容，笔者把26篇论文归入各种研究主题类别中，以便分析和判断过去10年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主题哪些受到了重视。（如图一） 由上表可见，讨论最多的是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计20篇文献提到此主题。其次是教材问题，计15篇；双语教学模式与方法和师资培也普遍受到研究者关注，计13篇文献讨论了这两个问题。 结果讨论 （一）双语教学目标与教学目的。 上述统计说明，在过去10年中，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的意义，已基本获得各研究者共识。每篇文献都认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双语能力的复合型传媒人才”，[1]是新闻传播学科开展双语教学的目标。但是，不少文献都提到，双语教学的主要障碍在于学生对教学目的的认识。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严俊曾对该院236名学生进行双语教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2.8%的学生认为，双语教学对他们最显著的帮助是“提高了英文水平”，只有16.1%学生认为“掌握学术前沿知识”是双语教学对他们最显著的帮助。[2] 实际上，《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对“双语教学”的定义是：使用第二种语言或者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由此可见，双语教学指的是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通过第二语言学习学科知识。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是，从教学目的上看，双语教学首先应该是专业教学，不能以降低课程或整个学科的教学质量为代价来换取一门孤立的全英文及双语教学。 （二）双语人才培养模式。 具体到人才培养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唐孝详曾撰文介绍了该校的“新闻传播学科联动式双语教学体系”。[3]该校形成了学科、专业、方向三者整体联动，学科课程是基础，专业课程是主干，方向课程为补充，培养新闻传播学科联动式本科人才的模式。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教师毛家武、张文峰以广西地方高校为例，撰文提出了“内外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倡导“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要打破高校专业封闭的办学传统思路，主张尝试与校内外语专业合办，资源共享；并与外国大学合办；与新闻媒体，尤其是与有双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广西省新闻媒体合办；与党和政府的对外宣传部门共建。”[4] 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何天云在《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新闻界》2006年第6期）中提出，外语院校培养新闻人才，是新闻教育专业化的产物。人才培养定位是“英语+新闻”的复合人才，将英语置于前在位置，以“双语教学”为核心课程体系。 上述几种人才培养模式中，应该说都是基于各自的办学特色形成的颇具代表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值得借鉴。 （三）双语课程选定。 双语课程选择方面，所有论述都承认：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双语教学。但是，对于具体哪些课程适合开设双语教学，却各持一词。有学者认为，双语课程应选择基础理论课程和专业实践课，如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学经典论著选读、舆论学等少数基础理论课程；英语新闻写作、西方经典新闻赏析等专业实践课程。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师谢毅却认为，比较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目前不适合采用双语教学。华南理工大学的严俊也根据对学生的调查反馈，提出双语课程的开设首先应避开那些实践操作性强的课程，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电视摄像等。 浙江传媒学院教师赵莉提出了开设双语课程模块的建议。认为：不同专业的课程体系各有其特点，而基础类、专业类和综合类的课程都可以各成模块，每个模块可以有选择地开设一至二门双语课程。如广电专业类模块中，英美报刊选读、传播学课程体系可以设置，传播学经典选读、媒介战略管理综合类模块可以开设。[5] 究竟哪些课程适宜开设双语教学？笔者以为，不以理论课还是实践课作为绝对标准，也不以基础课还是专业课作为最终考量，双语课程的确定，最终根本标准应该是新闻传播学的自身特点。新闻传播学科本身来源于西方，舆论学、传播学等经典理论本就发端于西方；从新闻传播业发展现实来看，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当前的发展阶段也还暂时落后于西方。因此，哪些课程领先新闻传播理论前沿，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哪些课程就是我们开设双语教学的可选择课程。唯有如此，双语课程才能有利于学生领会传播学西方经典理论的精髓；也唯有如此，才有利于学生掌握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实践经验。基于此，再根据特点，选择组合不同的专业模块课程，最终形成学科、专业、方向三者的整体联动双语课程体系，是当下我们新闻传播学科双语教学的发展方向。 （四）双语教材选择。 在教材选择方面，所有文献普遍认为，选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不少文献反映，外文教材与我国学生实际不符。许多原版教材内容过于庞杂，语言过于生僻，没有结合我国高校学生实际英语水平；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很难选择原版教材。 浙江传媒学院教师赵莉对该院254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教材也是阻碍学生对双语课程产生兴趣的重要原因。在回答“对原版教材的满意度”这个问题上，29%的学生认为“合适”， 35%学生认为“基本合适”， 36%认为“不合适”。[6] 对此，赵莉建议一方面引进和使用具有代表性和先进性的原版教材，同时，充分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弥补原版教材的不足。具体来说，是指讲授内容采用原版教材，并在网络教学平台上上传多媒体教案，补充与课程相关的视频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提供几本汉语版本的参考书，也不失为加深对专业知识理解的办法之一。同时，教师最好配备一本汉译本，作为教学参考书，以保证英语较差学生专业课的学习。 （五）双语课程开设时间。 所有文献都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的双语课程，开设在大学三年级阶段是最佳时机。此时，学生经过两年基础专业教育和大学英语学习，具备了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初步的英语听说能力，接着开设双语课程，可以起到比较好的衔接作用。 不少开设双语教学较早的院校，如华南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的双语课程，则已形成比较完整的课程体系，比较成熟的课程模块，其双语课程开设时间则不在此列。 新闻传播学科的双语课程究竟该在什么时间开设比较适宜？笔者以为，新闻传播学科开设双语课程的时间并无一定之规，应根据学校的总体目标和发展规模、办学类型、层次，开展不同层次的双语教学。 提出分层实施双语教学，缘于我国新闻传播专业设置鲜明的层次性。最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过渡到大众教育，各级、各类学校相继开设了新闻传播专业，甚至包括师范类、体育类、理工类院校也纷纷开设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各高校在办学目标、办学规模上差异大。另外，受教育资源的配备、生源水平、地域等条件的制约，迫使双语教学在学生、教师、教学内容和教学媒体的选择上都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 统计文献中，扬州职业大学教师柏莹的《高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双语教学实践》（《职业时空》第6卷第9期），探索了高职层次学生的双语教学；衡水学院教师郭晓丽等在《新建本科院校双语教学浅论》（《高教高职研究》2011年第65期）中，提出了新建本科院校在双语教学方面的问题。 （六）双语教学模式、教学方法。 所有文献都认同双语教学应分阶段进行，由“维持性双语教学模式”到“过渡性双语教学模式”再到“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华南理工大学教师唐孝详曾撰文具体介绍了该校的“三阶段、三水准”教学法。据其介绍，在第一阶段，该教学法建议部分章节双语教学，其它章节中文教学。即使在双语教学的章节，重难点内容也可以采用大量汉语板书和讲授，浅显易懂的部分则相反。具体到英语口语和汉语教学的使用比例，则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和课程学时是决定的关键。第二阶段，可以在全部章节采用双语教学。板书用全英文，英语口授比例可以占到50%左右，甚至可以要求学生完成50%的英文版作业。第三阶段的第三水准为全部章节双语教学，板书全英文，英语口授力求70%以上。[7] （七）师资培养途径。 几乎所有文献都提到双语师资的匮乏是当前开双语教学的困境之一。如何培养双语师资？不同文献方法各不相同，总结起来，无外乎是选拔英语基础较好的专业教师进行英语培训；建立开放的、动态的教师用人机制，加强校际、院际教师互聘、交流，聘请外籍教师、专家等等。 笔者认为，从事双语教学，对教师本人的专业基础知识、英语水平等都有较高要求；况且，从事双语教学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各方面都需要教师在没有成熟经验基础上慢慢探索。因此，建立成熟的师资培养制度，是当下解决双语教师匮乏的必要举措。从事双语教学的教师，在计算教学工作量、教材建设立项、评优评奖等方面，均有激励和鼓励政策。与激励制度同时制定的还有考核制度，比如双语课程主讲教师申报制度、任期教学评估制度等。 （八）双语教学效果。 已有数篇文献采用访谈与调查法，定量分析新闻传播学科领域双语教学课程的教学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浙江传媒学院赵莉教师的调查结果为：双语教学优势明显，学生欢迎程度较高，但是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缺乏优秀的双语教材、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教学满意度不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贺心颖在《关于西方新闻传播史双语教学的探索与思考》（天津市教科院学报2010年第5期）中，通过问卷调查，探索了影响双语教学效果的因素，得出结论：学生的英文水平有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第一因素。 华南理工大学教师严俊通过调查发现：学生对双语教学的效果比较满意，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教学内容的实用性、新颖性和适度性上，不少同学表示“很不满意”，这些因素影响了双语教学的效果。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拓展农村中学生时事政治视野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效能 摘 要：以本校高中学生时事政治学习现状为切入点，通过对农村中学生时事学习状况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学生都认为时事政治很重要，但苦于了解途径太少，信息太闭塞，学习效果不是很好。为此，在此指出在时事教育学习过程中需要给学生提供更多的了解途径和更好的学习方法，并结合本校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对策。 关键词：农村;中学;时事;视野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高考文综政治试题，都以国内和国际上发生、出现的事件、事实作为背景材料。但我校作为贫困山区的农村高中，学生绝大多数是附近农村的，这一地区的家庭情况如下：低保和无收入人员较多，单亲家庭的孩子较多，父母文化程度不高，有些孩子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庭环境和文化氛围较差。再加上学校封闭式的管理，学生收集时政资料成了一大难题。 一、问题的提出 以2010年重庆文综第30题为例，材料以上海世博会丹麦馆展出的“美人鱼”雕像创作为背景，考查学生对于人们主观创作与客观基础的关系。又如第39题第6问以大型电影《孔子》在短短40天的贺岁档期，票房收入过亿元，助推了“国学热”，考查学生对于促进电影业发展因素涉及到的经济学道理。由此不难发现，学生如果不关心国内和国际上发生的、出现的重要或典型的事件、事实及其来龙去脉，对时事缺少应有的了解，做题时就会束手无策。对于农村中学生这个特殊群体，应该采取哪些方式和途径帮助他们了解时事，拓宽时事政治视野呢？ 二、问题的解决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从整体上看，绝大部分学生对时事政治的学习有一定的兴趣，热情比较高，求知欲比较强，渴望交流，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点，但学习主动性稍差，对时事政治学习缺乏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分析理解能力欠缺。他们喜欢听老师讲结论，自己主动思考少，思维灵活性差，不善于提问和大胆质疑，急需教师的引导和指点。因此教师要做到： 1．自觉充电，增强自身的资料储备 针对近几年来高考试题都以国内和国际上发生、出现的事件、事实作为背景材料的趋势，教师要不断学习，自觉充电，积极研究高考试题，及时把握时政动态，关注重大主题，整合时政资源，形成一定的信息搜集和编辑能力。 2．注重课堂教学效能，让“时政教育”贯穿高中教学的全过程 （1）充分发挥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的作用 课前五分钟，让学生上台进行新闻，使他们了解舆论的导向以及党和国家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明辨是非，培养一定的政治意识。并要求学生对该事件进行评论，拿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拓展学生的思维。特别是高三学生要学会结合教材所学知识点（经济、哲学、政治观点）对时事进行分析，一位学生分析不到位的由其他学生补充，这样既巩固了书本知识又培养了学生的运用分析能力，使之逐步与政治课的能力要求相结合，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2）加强时政教学实践 思想政治课教学中采用多种方式加强和重视时政教学，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合作精神，夯实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口头表达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各方面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目前高三学生使用的仍然是旧人教版教材，课本上很少涉及时事问题，政治教师有必要把时事教学融会于课堂教学中。时事素材内容要精选，要摘取有意义、有价值、有影响的，能反映国计民生、纵横天下的大事，使学生能从中了解形势、认识国情、关注国际；渗透要深刻，要抓住学生的思想热点，利用时事现象的生动具体的优势，结合学科的主干观点加以分析归纳总结，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融会贯通，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3）注重时事教学与新闻媒体相结合 随着目前新闻媒体的发展，获取时事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学生可以从《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关注》、《经济半小时》等具有一定权威性、专业性、地域性、生活性的媒体中选择科学性、学科性强的时事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加工处理。 三、问题反思 在当前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时事教学成为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重庆市历年高考试卷来看：高考试题的鲜明特点之一是紧密围绕时政热点。因此，教师要密切联系中学生生活实际，选取具有时代感、时效性的鲜活材料，重点拓展学生灵活运用教材知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作者单位 巫山县官渡中学）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 时事政治即当前国内外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思想政治课教学结合时政教育既是思想政治教学紧密联系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有效渠道，又能弥补教材相对于形势发展滞后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培养学生运用书本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那么，如何结合时事教学、强化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呢？ 一、 以时事热点为话题导入新课教学 导语如何开启，教师如何创设良好的情境，把学生带入新课，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整堂课的学习兴趣。新鲜的时事热点开场往往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课堂氛围。比如我在上《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义务》时，是这样导入新课的：“同学们，你们喜欢看电视、电影吗？一定认识许多明星吧？有一个明星，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红极一时，现在成了‘富婆’，她就是刘晓庆。可是她由于长期偷税、漏税，数额巨大，已被公安机关逮捕，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你知道偷税、漏税为什么犯法吗？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公民纳税的有关知识，通过学习就让我们做一个知法、守法的好公民，好吗？”这样的开场白使学生由陌生、好奇转为主动认真地对待学习，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 让学生收集整理时政资料进行要闻 让学生去收集、整理时政资料，就是促使学生把目光从自身和家庭狭窄的空间投向辽阔的社会大舞台，让他们去关注、去体会世界的变化，感受时代的脉搏，从而培养学生关心社会、关心国家、关心人类的良好品质，培养他们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能力。本着这样的愿望，我要求学生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时政信息，一方面多阅读各种有益的报刊杂志，如《人民日报》、《半月谈》、《中学生时事政治报》等；二是要求学生每天收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和今日说法等节目。学生必须学会在读和看中摘录国内外、省内外甚至区内外的时事要闻。新课开始前，让两三名同学进行新闻，要求他们表述清晰简明，突出热点、焦点，避免内容重复。在学生要闻后，教师适时地进行点评，并引导学生谈感受、提问题，教师带着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问题进入正式课堂的学习。通过开展新闻会的形式，调动了学生自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使学生动手（搜集、整理材料）、动口（口头表达）、动脑（观察问题）的能力得到了锻炼。 三、 举办时事专题讲座 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应该只是以传播课本知识为己任，而要敢于突破课本的束缚，引进课外知识的教学。时事热点、焦点虽是课外内容，然而常常也是学生津津乐道的话题。作为政治课老师要善于抓住这一点，及时地捕捉各种热点、焦点信息，为学生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讲解，而举办时事专题讲座就是比较好的方式之一。在党的“十七大”和两会召开期间，我为学生作了“十七大专题讲座”和“两会专题讲座”。这种把学生学习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的教学，使学生对国策的关注、对社会的关心进一步深入。 四、 结合时事政治进行讨论式学习 时事政治中蕴藏了许多理论知识，如何去挖掘，不是完全靠教师，而主要是靠学生，教师主要是引导学生围绕时政材料进行讨论，互相交流，在讨论交流中发现问题，然后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的课本知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文字，作为练习题的形式交给老师。这种探究式的学习，改变了过去教师一味地向学生灌输知识的教学方法，而是让学生去思考、去发现，自己主动地获取知识。 总之，教师必须有创新的实践精神，教师必须有创新的课堂教学手段，才能实现教学改革的目的。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谈时事政治与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 摘要：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有其特殊性，承担着培养“德艺双馨”艺术人才的重任。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时效性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针对艺术学校的特殊性，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其教学意义深远并行之有效。因此，应探讨在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中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方法。 关键词：艺术学校；时事政治教育；思想政治课 中等艺术学校是培养艺术专门人才的基地，思想政治课是艺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承担着“引导学生如何做人”的任务。学好思想政治课对于提高艺术学校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塑造健康的个性都很有帮助。思想政治课在艺术学校整个教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做好思想政治课教学对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至关重要。但是在教学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标与实际教学效果却存在一定的差异，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期望和实际效果与社会现实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改进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方法，激发艺术学校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就成为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师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笔者根据在艺术学校多年的思想政治课教学经验，认为将时事政治融入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将教材内容与现实问题有机结合，以时事政治激发艺术学校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是一条值得探讨的途径。 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据笔者了解，许多学校的时事政治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笔者在教学中一直在思考：如果在日常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贯穿时事政治教育，将时事政治教育与政治课教学有机结合，恰当地引导学生，甚至于在学生课余时间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时事教育，这不是一条提高政治课课堂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吗？其重要意义有以下几点。 有助于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具体化，更适合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 由于艺术学校专业的特殊性，艺术学校招收的学生年龄大都在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之间，文化课课程跨初中、高中两个阶段，培养方向不仅是就业，还包括高考升学。因此，大部分艺术学校的思想政治课均采用普通中学的教材，但是授课课时却远远少于普通中学。再加上艺术学校招生主要强调专业特色，对文化课要求相对较低，造成学生文化层次参差不齐，慢慢也就导致艺术学校中普遍存在重专业、轻文化，忽视、轻视德育的现象。思想政治课的特点是理论性较强，一些基本概念、原理比较抽象。这些抽象的知识与艺术学校学生的年龄、心理有一定的差距。如果不能创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一味地照本宣科，很难吸引学生。将时事政治与政治课课堂教学有机结合，从学生关心的问题出发，有目标地引入时政教育，会使政治课教学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时事政治材料体现着基本理论，基本理论寓于时事政治材料之中。利用时事政治材料更易于将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具体化，使学生感到更加直观。例如，在讲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时，教师可通过我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世博会、成功举办国庆60周年庆典以及成功进行载人航天工程等时事材料，用活生生的事实感染学生，让富有时代感的知识占据学生的头脑，从而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抽象的理论知识。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 时事政治知识是一种来自于生活的宝贵的课程资源，它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让政治课堂更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源泉。实践证明，利用好时事政治，可以使政治课教学更加生动具体，把握时代脉搏，丰富教学内容。艺术学校的学生是极其特殊的一个群体，艺术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必须要从小就进行专业训练，受专业影响，艺术学校学生普遍重技术性的东西、轻理论性的东西，重具体的东西、轻抽象的东西。他们更多地关心娱乐新闻、文艺界的事件，很少关心时政新闻。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关键还是要靠正确的教育和引导。美国教育家布卢姆说：“一个常带着积极情感学习课程的学生，应该比那些缺乏热情、乐趣或兴趣的学生，学习得更加轻松、更加迅速。”现在的艺术学校学生思维敏捷，求知欲旺盛。当今时代，网络的发达，手机的普及，报纸和电视的司空见惯，使得如今的学生能够迅速了解国际国内的大事小事，关注好奇之余，他们也有自己的思考。教师如果恰当地将时政新闻联系到教学中，最能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的积极性，课堂气氛活跃了，学生视野开阔了，既可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也有利于艺术学校学生的身心发展。 有助于艺术学校的学生准备高考 近年来，中等艺术学校的毕业生除少数就业以外，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要参加高考，升入更高的艺术高校继续学习。也就是说，现如今艺术学校大部分的学生毕业后要参加高考，政治也是他们参加高考必须面对的内容。怎样让艺术学校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通过高考，取得政治课考试的优秀成绩是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高考说明已经明确规定，高考试卷必然含有时事政治的试题，近一年来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社会热点，一直是高考试卷中的重要内容，时事内容占有几乎固定的分数比例。同时，试卷中各种题型的背景材料甚至选择题的题干，也越来越趋向于挑选能联系时事的漫画、文字和图形表格等。“得时事者得天下”，已经成为政治课备战高考的主导思路。所以，在教学中合理地安排时事政治教育的内容，在艺术学校政治课教学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艺术学校思想政治课融入时事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 艺术学校的学生不是天生地不关心时政新闻，关键是要恰当地引导。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前的五分钟时间，开展“新闻播报”活动。也就是每节课在课堂上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学生播报最近发生的国内外重大时事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事前教师要明确“新闻播报”活动要轮流安排，明确一个人主讲，并准备资料，全班学生都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帮助主讲人提供信息和整理材料。这样一人播报，多人帮助，全班资源共享，全班学生受益。这种形式开放活泼，短小精悍，信息量大，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它就像是一个小舞台，可让学生在文化课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独特的见解，非常适合艺术学校学生善于表演的特点。举行课前五分钟“新闻播报”活动，不仅可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能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师生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提高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效果。 定期组织“时事政治专题课” 当国内或国外发生了重大事件后，当党中央了重要的政策后，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积极向学校申请开设专题讲座，对艺术学校学生开展时政专题教育。比如，2011年10月，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党中央做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艺术学校的学生就是将来的文化工作者，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与艺术学校的学生是紧密相连的。学校可以针对艺术学校学生的特点开展学习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专题讲座。再如，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上海世博会的举行、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等，都可以通过时政专题讲座的形式，使学生及时领会重大事件的精神实质，同时深刻地体会到及时了解时事政治的必要性，彰显时政教育的德育功能。 开展“学生时事评述”活动 学生时事评述就是让学生针对十分感兴趣的新闻、热点开展评述，主要是学生阅读时事新闻、结合新闻背景尝试对时事进行深度讲解、点评。这种活动刚刚开始的时候难度可能会比较大，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针对刚入学的新生，可以不追求全面，重点在于将时事表述明白，只要求简单评述。而高年级学生经过多年训练，则要求评述不仅要全面，还要条理清晰，最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等等。这项活动可能会因为学生的素质、水平不同，导致时事评述的效果差异较大。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课下指导，课上补充，对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正确的引导。实践证明，学生时事评述活动既有利于使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积极参与课程学习，也能够使政治课生动形象、充满活力。不仅能拓展学生的视野，给学生呈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也可使学生具备比较健康的政治头脑，使学生终身受益；不仅可使学生学到和巩固课本知识，而且可使学生养成关心世界、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关心身边事情的好习惯。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对国家前途和党的领导的认可度就越高；学生越了解时政新闻，越容易将眼前的学习生活与未来的国家建设联系起来。 浅谈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时事政治课教学方法优化探微 现阶段的时事政治课教学,普遍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流于形式,学生到考试时强迫记忆一下老师列出的重要时事,完全是为了应付考试,解决不了学生的实际思想问题;二是教师在教学时随意性较强,往往达不到教学效果,甚至有时给学生造成思想认识上的误区。笔者认为:要改变上述两种状况,必须改革和优化时事政治课的教学方法。通过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课的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把学生培养成为思想素质高、文化素质好、动手能力强的“四有”新人。基于这一认识,我校针对实际,就新形势下的时事政治教学方法的改革和优化,作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我们的做法是正确处理“三个”关系,坚持做到“五个结合 ” 。 (一)正确处理“三个”关系。 第一,正确认识改革开放中政策的正确性和出现不少问题的关系。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肯定是正确的,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但改革开放过程中,还存在不少明显和潜在的问题。教师对这个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不然在教学中对这个问题引入不当,会使学生思想上产生模糊认识。教师在教学中引入时事政治时,首先,对一些涉及到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问题,应阐明党和政府政策的可靠性、科学性和可行性。这样,既可以与党和政府保持一致,又可以使学生比较全面地理解这些问题,并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弊病,和改革开放中存在的一些严重腐败现象,也应比较客观地向学生讲清楚,让学生分清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主流和支流,树立辩正的思维观念。 第二,正确认识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的关系。正面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符合执政党、政府施政需要以及符合伦理道德、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需要的时事政治教育。正面教育能够振作学生的精神、增强学生的信心和爱国主义热情。反面教育是指对学生进行执政党、政府施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伦理道德、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等方面出现的问题教育。反面教育能够使学生产生危机意识并以此为耻,激发斗志,力争改革现状,但容易使学生看不到希望而丧失信心。因此必须把正面教育和反面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反面教育为辅。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增强信心,又可以使学生具有危机意识,以便给学生正确导向。 第三,正确认识教育目与教育目标达成度的关系。学校担负着为社会主义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任务,这是我们的教育目标。学校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改革和加强德育工作,有效地进行时事政治教育,从学校实际出发,将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礼仪规范和文明准则均列为教育内容,教育学生从点滴小事做起,向身边的人和事学习。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关键还要看实效,不能只以开展的活动多少、找学生谈话的次数为评价标准,应重效果、重实绩。 (二)坚持做到“五个”结合 第一,与宣传方针政策结合。利用时事政治课教学,对学生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提高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绩效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同时,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学生的精神中来。一段时期,在学生中出现了个人意识增强,集体意识单薄;个人物质享受要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工作责任心减弱等现象。这些情况的出现,向学校提出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新课题。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结合实际,利用时事政治课组织学生深入学习、讨论党的“十六大”精神,从根本上提高学生抵御腐朽思想、文化侵蚀的能力。 第二,与社会的“大环境”结合。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大众传媒的普及,社会对青少年影响的渠道越来越广泛,程度也越来越深,这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的负面影响。同时学生对社会也产生强烈的参与意识,他们常常会通过各种途径主动了解社会,关注社会的变革,但由于他们对社会上种种复杂现象未能深入了解,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产生错误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用社会积极面来激励学生,另一方面也要用社会消极面来警示。 第三,与校内的先进典型结合。首先是通过评比“十佳学生”,树立正面典型。我们学校每学期都要坚持评比“十佳学生”,并将“十佳学生”拍成照片,配上其先进事迹,在玻璃橱窗中展出,做到以典型带动一般,促进全面发展。其次是举办事迹报告会,弘扬正气。学校利用校内和社会上的一些典型事例、举办先进事迹报告会,扩大教育影响,使大家都受到教育。 第四,与社会热点结合。时事政治教育自然离不开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学校思想政治课教育假如能够抓住时机 ,利用现实生活中的“活教科书”,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可以让他们接近现实,明白道理,激发斗志。如 2003 年 10 月 16 日,我校全校停课收看了“神舟”五号的成功返回,收到了极大的教育效果。看完电视以后,同学们一个个扬眉吐气,信心倍增,爱国情绪高涨,都想为报效祖国而作大贡献。 第五,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学校常有学生说“九年寒窗,高中渺茫,大学无望,职中混混”,认为自己前途暗淡,有的甚至自暴自弃,对前途丧失信心。针对这种心理和状况,我校对全体学生加强了小康社会人才观的教育,使学生们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需要像钟南山那样站在抗击“非典”前线的中科院院士,也需要像叶莘那样的普通护士;提高科技可以成才,做普通劳动者也可以成才;田间、车间可以成才,竞技场也可以成才 ……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在学生中开展读书活动,演讲比赛,书画比赛,歌咏比赛等一系列活动,让学生各自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通过教育,学生们的学习信心大增。 实践证明,针对性和实效性强的时事政治课教学,确实能够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随着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并与先进制造技术加速融合，制造业正向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快速发展。智能制造以“信息深度自感知、智慧优化自决策、精准控制自执行”为主要特点，正成为各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能否适应发展潮流，顺势而起，决定了我国能否顺利完成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革新。在智能制造背景下，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人才需求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企业从提供单一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转型，从国内领先走向全球发展，也从中低端向高端转型，从规模效益向内生增长转型。同时企业人员结构也从劳动密集向智力密集转型，需求结构将由金字塔形向橄榄形转变，非技能和单一技能的岗位需求减少，复合型技术技能岗位需求增长，设备操作类岗位比重减少，运行维护类岗位比重增加，对人才的职业态度、综合素质、创新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前职业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行业技术的发展及人才需求的变化也给职业教育装备制造大类专业的教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用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存在，落后专业、适合低端岗位的技能型人才相对过剩，智能制造新产业、新岗位所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又大量短缺，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与智能制造发展新需求存在偏差，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亟须突破。“无有匠师，何来工匠”。为快速适应智能制造的大趋势，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就需要以大师、名师为引领，以专业带头人培养为突破，全方位拓展教师的视野、更新理念，全面优化“双师型”结构，开展全方位的技术研发、创新和培养、培训，建设一支能适应技术发展的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提高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能力[1-2]。 1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重要性 1.1助力支持智能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智能制造改革发展的速度，将直接决定着我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而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加速推进，离不开一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而培养一支能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队伍，又需要高水平教学团队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提升技术技能水平及创新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从而培养出能适应产业升级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提供更高层次的技能人才支撑。 1.2鼎力支撑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实施以来，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的提质培优的压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师资问题，一方面在于数量不足，另一方面还在于师资水平难以满足要求，主要就体现在“双师型”教师总体数量和所占比例均偏低[3-6]。新形势下，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一种教育类型，对教师不仅有教学能力方面的要求，还对其工程实践、技术研发服务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7-8]。 1.3适应行业技术转型升级与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立德树人，师者为先。人才质量和服务贡献的提升，关键在于教师。目前，职业院校装备制造类专业教学团队普遍存在缺乏高水平的领军人才，双师素质不高，双师结构不合理，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欠缺，瞄准企业高端设备、核心工艺、关键技术培养人才不够，面向智能制造新需求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不够，职业素养和工匠精神培育不到位等问题，创新理念、改革意识不强，教学内容滞后，教学方法保守，在企业培训、合作研发、技术服务方面也没有对产业发展发挥足够的支撑作用。 2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具体策略与举措 2.1搭建由领军人才引领的人才梯队 一是按照不同类型领军人才的选拔标准，引进或内部培育选拔，以专业教学为重点选拔教学名师，以工匠技艺为重点选拔技术技能大师，以学术造诣为重点选拔学术技术带头人，以创新创业能力为重点选拔创业导师等；二是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和专业建设规划的调整，补齐短板，不断引进或培养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的人才；三是通过在职攻读学位、访问学者进修提高、调整技术方向和参加专业培训等方式，不断调整优化团队的职称、年龄、学历、技术领域的结构，使其更符合专业建设和教学的要求。 2.2建设结构化教学创新团队 一是要结合团队建设目标和自身基础或特点，每个团队成员合理设计个人发展规划，制定能力提升方案；二是以湖南省芙蓉教学名师等为核心和引领，建设优秀的专业教学团队，提升作为教学创新团队而言最为基础最为核心的教学能力水平；三是以国家和省技能大师为核心，建设技能大师工作室，充分发挥技术技能大师在技能攻关和绝技绝艺代际传承中的积极作用，打造具有工匠精神、高超技艺、实践能力强的专业实训优秀团队；四是以学术技术带头人和企业技术专家为核心，通过开展技术研发、技术服务与咨询等活动，打造技术创新优秀团队；五是以创新创业导师为核心，开展创新创业实践与教育教学活动，打造具有创新创业理论功底、丰富创新创业实践经验和精通专业知识的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 2.3提升团队成员教育教学能力 一是要积极申报和承担重大教学活动或课题，针对制约本专业领域教学质量提升的共性问题与关键因素，开展系列研究，形成高水平教学成果并运用于指导教学实践，以教学研究与改革推动提升教学能力；二是要建立教学名师与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机制，充分发挥课程团队、科研团队等团队功能，通过传帮带，开展系列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专业综合改革研究、教材与课程建设、学术交流等活动，着力培养青年教师，提升其教育教学水平；三是积极遴选、推荐团队骨干成员参加国培、省培项目，行业学会举办的教育教学方法、课程与教材资源开发、信息技术应用培训，以及专业或课程教学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等专项培训，提升教师教学设计实施、教学资源制作、课程标准开发、教学评价与总结、团队协作和信息技术应用等方面的教育教学能力；四是建立企业技术人员教学能力提升机制，采取自学、教学能力专题培训、听评课等方式让企业技术人员快速适应学校教学的特点与要求；五是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积极组织团队参加校级、省级和国家级教师职业能力大赛，通过参赛过程中对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的修订及课程模块的重构，不断深入推进教学改革。 2.4提高团队成员技术 技能水平一是以技能大师工作室、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等为基础，在技能革新、技术协作、技能研修等方面，积极承担项目，实施技术改革，解决技术难题，推动教学创新团队技术技能整体提升；二是与华中数控、中国中车、中联集体等行业知名企业共建专业教师发展中心，团队成员进发展中心轮训，选聘大国工匠或企业领军人才担任团队产业导师和兼职教授，提升团队教师技能水平；三是落实职业院校教师定期下企业锻炼，建立相关保障制度体系，选派教师到专业相关的企业跟岗锻炼，了解行业新岗位体系和技能要求，掌握工程实践中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技能；四是围绕1+X证书的试点与考评工作，积极开展团队教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考核师培训，要求专业课教师必须了解所有工业机器人技术相关的X证书，并熟悉掌握2种以上。 2.5增强团队成员技术研发能力 一是以产教融合一体化平台为载体，整合学校科技研发资源，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组建校企合作科研创新团队，以项目研发技术要素为纽带，通过与企业开展产品研发、技术服务、项目推广等合作，激发教学创新团队的技术研发的活力，形成课程教学、技能提升和技术研发的协同育人机制；二是结合已有基础，结合相关课题项目申报与研究，建立面向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不同细分技术领域的技术研发小组，形成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系列研究成果；三是要加强推动科研成果或技术研发案例向教学资源、教学案例的转化，落实和促进科学研究反哺教学；四是加强教学创新团队内部的交流及对外的合作交流，探索设立“智造未来”技术论坛，通过定期的技术交流催生更多研发方向和思路；五是以课题项目资金为引导、团队建设资金为主体、学校配套资金为补充，加强技术研发相关的实验测试硬件设施建设。 2.6培养团队成员创新创业与成果转化能力 一是围绕院校和企业的创新创业导师，组建创新创业专家指导团队，在团队成员参与创新创业活动过程中，为其提供全程化、个性化、专业化、实用有效的指导和帮助；二是联合企业和其他院校广泛开展创新创业培训与经验交流，并积极吸纳团队成员参与相关创新创业项目，提升成员的创新创业能力；三是以创新创业团队为核心，结合技术研发小组取得的成果情况，依托已有的实训室、创新创业基地等搭建创新创业实践与孵化平台，吸纳优秀学生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提高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 2.7提升团队成员国际交流合作能力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全面提升教学创新团队的国际视野与国际交流能力，积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专业领域职业教育的中国方案。注重建设经验与成果的总结与提炼，为其他院校的同类专业教学创新团队或专业建设等提供可参考案例，带动职业教育的向前发展。一是要引进来，包括聘请境外专家担任客座教授承担教学或讲座任务及指导团队和专业建设，引进境外院校在工业机器人技术领域的先进教育教学理念与教材设备，引进工业机器人技术领域国际知名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技术设备与相关的培训资料等。二是要走出去，要选派教师前往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相关技术领域的课程体系，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标准；要选派骨干教师到国际化大企业跟岗锻炼，提升对国际化企业先进管理理念与技术的认识；要探索与西门子、ABB等创建产业学院等平台，拓宽教师国际化视野，拓展师资队伍的国际化能力。三是培养双语化师资队伍，助力专业群开展国际合作，培养具有先进职业教育理念、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国际水准教师队伍，为“一带一路”走出去企业服务，为学生境外实习、就业服务。 2.8加强团队建设经验的总结 宣传与推广一是以教研教改类课题、教学成果奖等的申报为契机，推进教学创新团队和专业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和成果案例的总结和凝炼；二是采用对口支援、研讨会、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对外宣传推介团队和专业建设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扩大团队的影响力，并促进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进步；三是结合“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积极向建立合作的境外院校或办学结构宣传推介团队在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实践经验与做法，承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机器人方面的师资培训，对外输出中国特色的职教模式。 3结语 推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是加快融入智能制造大趋势、全面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以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为引领，以校际、校企协作共生发展、共享人才、共用资源为抓手,全面提升教师团队分工协作模块化教学和培训能力，深化专业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实现团队师德师风高尚、结构科学合理、负责人能力突出、专业特色优势明显的总体目标，为引领高等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发展、打造高水平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给智能制造的快速推进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机械制造及自动化技术领域高技术技能专业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扬,高正春,李娟,等.“双高计划”实施背景下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困境分析[J].现代职业教育研究,2021(1):56-57. [2]李国成,徐国庆.高职院校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J].职教论坛,2021,37(3):86-89,94. [3]涂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学团队重要性分析[J].科技资讯,2020,18(19):131-133. [4]曾照香,李良明.“双高计划”背景下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21,42(2):53-56. [5]陈琴芳.职校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策略的实践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5(29):242-243. [6]欧阳波仪,易启明,汪炎珍,等.高质量发展视域下高职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5):88-92. [7]陈超群,胡伏湘.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高职一流“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J].教育与职业,2020(18):76-79. [8]涂君.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科技资讯,2020,18(18):116-117. 作者：赖春明 李培 孟少明 陈土军 单位：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学院

浅谈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低碳经济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发达国家将低碳经济与国际贸易规则挂钩，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各国不断缩减碳排量、提倡低碳经济成为必然趋势。本文在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分析了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下我国面临的挑战，并提出我国应对的策略。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对策 一、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一）国际贸易规则内容的拓展 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对国际贸易规则的首要影响，表现在发达国家借助自己相对成熟的新能源应用体系，利用相对先进的产业技术，在国际贸易的各项经济活动中将低碳概念与国际贸易联系起来，比如，目前衍生出的如“碳标签”“碳关税”“碳国际标准”等。这些新型低碳概念的背后，实际上是将一些欠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碳减排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排除在外，从而实现其提高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维护国际贸易经济利益的目的。 （二）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 《京都议定书》中明确提出了“排放权交易”，这个概念促进了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排放权交易”允许无法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从已经完成减排任务的国家购买碳排放权。这样实际是把碳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贸易商品，使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由此会催生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从而推动本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效益降低能耗。 （三）导致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现阶段，国际贸易低碳化首先将推动改变人类能源体系，传统的化石能源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污染，会逐渐被更加环保、更加清洁的新能源替代。其次是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应用体系在发达国家发展相对更加成熟，这也成为他们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国际贸易竞争先进地位的工具，长期领先欠发达地区。 二、我国的应对措施 （一）创新发展低碳技术 当务之急是要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加大对新能源技术开发、应用的投入，为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提供必要的技术基础保障。制定合理的低碳技术发展路线，短期目标应以降低能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主，长期目标则要着眼于氢能、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等一系列低碳清洁能源的技术研发。通过不懈的努力，努力做好自主创新，另外是善于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积极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构建我国自主的新能源开发应用体系。 （二）构建低碳贸易发展机制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理应在全球能源体系革新、推动全球环境保护中承担重要责任。当前，我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全球环境治理，承担责任和义务，争取在国际碳交易和碳金融体系的应有利益，包括碳金融产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这些权益的取得，需要我们积极倡导，联合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到国际碳交易、碳金融和碳标准规则的制定中来，努力谋求低碳思维下国际贸易规则制定话语权，从而保证在新的国际贸易规则下参与国际贸易竞争占有一席之地。 （三）优化低碳产业结构 相比发达国家高技术、高精尖、高附加值产业而言，我国处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低端，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较大，在低碳贸易中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发达国家设定贸易壁垒的受害者。对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增加技术创新和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紧迫性。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财政政策和出口退税政策，加大对低碳产业出口产品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国内继续推进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努力实现环境与资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大力开发低碳能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总量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对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尤其是在我国其他能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煤炭长期在我国能源体系和工业生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大量的煤炭消耗，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污染。因此，在低碳经济成为未来主流的情况下，我国亟待开发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加大绿色能源体系的构建和推广应用力度，如风能、核能、太阳能，降低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消耗，为低碳能源的推广应用提供广阔的空间。 三、结束语 总之，应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能源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掌握主动权，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生态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同时，使其成为优化产业升级的动力，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高国际贸易竞争力。 作者:王晶怡 单位: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工商管理系 浅谈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的消耗程度越演越烈。面对巨大的能源消耗，低碳经济越来越成为贸易发展的主流。现今，各国经济的发展多以环境的破坏和能源的消耗为代价。因此，发展低碳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也发生了巨大改变。由此，本文通过正确认识低碳经济，分析制约低碳经济在国际贸易发展的因素，从而提出在低碳经济下发展国际贸易的策略。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策略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集约型企业。在资源的大量消耗、人口日益增长的今天，发展低碳经济成为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国际贸易的发展使我国经济步入国际轨道，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给国内经济带来了新的前景，还给国际贸易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要正确认识低碳经济，发挥低碳经济在促进社会和生态发展的积极作用，调整能源结构，以适应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就是将能源消耗、环境污染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能源消耗降到最低，环境污染程度得到缓解，从而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生态效益并存的目的。其特点包括全球性和多收益性。多收益性主要体现在低碳经济相较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更具发展前景，在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中作用突出，在发展过程中与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完美融合，从而促进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发展。因此，具有多效益性。 二、制约低碳经济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因素 1.调整能源结构困难重重 我国企业经济发展模式多数处于能源消耗阶段，且我国经济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因此，在现今的经济发展状况下，大范围的能源结构调整无法实现。例如，我国的发电企业。我国主要的发电形式是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就要依靠大量的煤炭资源消耗为前提，大量的煤炭燃烧使空气污染加剧，生态环境随之破坏。调整发电企业的能源结构，就要缩小以火力发电为主要形式的电力结构，增加风力发电，潮汐发电等新型形式，然而由于受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制约，调整能源结构很难实现。 2.外贸竞争力低下 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优势是产品的物美价廉，低碳经济的发展使各国在面对进口贸易时注重低碳产品的引进，提高非低碳产品的关税，短时间内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但使我国渐渐失去了对外产品的竞争优势，直接导致外贸竞争力低下。 3.贸易壁垒和碳关税使优势产品无法发挥 贸易壁垒主要指引进绿色技术标准对进口产品实施相应的控制措施，从而保护生态环境和自身贸易[1]。我国对外出口的产品多数技术含量低，使在面临出口时无法满足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要求，使我国产品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行使我国碳超标的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成本增加，导致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失去产品的价格优势。 三、发展低碳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策略 1.调整能源结构，制定低碳标准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实现能源结构调整的有效办法[2]。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使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关的数据标准，使人们树立低碳环保意识，进一步促进人们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低碳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避免因技术信息的泄露导致经济财产的损失。 2.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3]。面对低碳经济这一经济发展趋势，一方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产品的碳含量，才能使我国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凸显优势。另一方面，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要加强与国际的交流，在交流中了解国际低碳经济的标准，学习国际面对低碳经济的先进技术。政府应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力度，增加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从而使我国能源结构得到进一步调整。 3.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谈判 在对外贸易中各国贸易壁垒丛生，面对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应加强与其他发达国家的交流与谈判，在谈判中制定同等的标准，维护自身贸易利益，使我国产品在对外贸易中减缓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力度，从而使我国产品的优势得以发挥。 四、结语 在低碳经济这一大背景下，发展国际贸易要正确认识低碳经济，从能源结构调整的困难性、外贸环境的多样性、贸易壁垒和碳关税的多变性出发，制定符合能源结构的法律、法规，确定统一的低碳标准，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谈判，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产品优势得以发挥，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的形成。 作者:赵芳 李吟龙 单位:陕西科技大学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浅谈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逐渐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改善人类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在低碳经济的视角下,必然会改变传统国际贸易发展方式,发展相应的技术,同时,由于低碳发展离不开科学的规划,因而需要完善的相应机制作为保障。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挑战 一、低碳经济的意义及发展的可能性 (一)低碳经济的定义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通过技术提升、产业转型、能源替换等手段降低石油、天然气等传统高碳能源的消耗,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最早由老牌工业国家英国提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一以低能耗、低污染为特点的经济模式正逐渐成为世界热点。 (二)低碳经济下国际贸易的意义 目前人们已充分意识到昔日过度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和生产方式带来的危害,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渐受到各国青睐,随之而来的便是对领先技术与能源效率的追求。在全球产业与国际贸易的竞争中,除了发展低碳产品的技术差异,政策的争夺也变得炙手可热,在低碳经济的视野下,不仅贸易形态,贸易关系会发生改变,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置和收获也会随技术和政策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因而,如何将低碳经济化为我国的优势也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 二、低碳经济带来的挑战 (一)更为激烈的贸易规则话语权争夺 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势,国际贸易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改变。低碳领域的国际标准是评判国际出口商品的标准和尺度,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可以维护本国的经济发展、在低碳经济的视野下取得最大化的利益,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在低碳经济中,贸易规则话语权的争夺也变得更为激烈。 (二)更为严峻的贸易环境 在国际贸易中,各国贸易壁垒一直存在以保护自己的国内企业。我国作为对外贸易中的出口大国,由于出口产品大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领域,因而随着低碳经济的不断深入,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就拥有了更多的借口抵制中国出口的商品,出台很多相关的贸易措施,这对于我国的外贸事业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贸易条件,出口商品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贸易环境。 (三)难以快速调整的能源结构 中国的能源结构以“富煤、少气、缺油”为特征,电力中,火电占比达77%,可以说,煤炭资源是我国主要的能源资源;同时,我国主体产业为第二产业,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的落后又加剧了高碳的特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目前整体科技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这一特点严重制约了低碳经济视野下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使我国难以在短期内转变成与世界贸易格局相符的低碳经济模式。 三、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 (一)新的市场需求 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低碳产业中不同产品将形成不同的市场。低碳产品指的是具有节约能源、节能减排的产品,例如天然竹木产品、太阳能产品等。相对于传统外贸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也同时具有更高的附加值优势,这些市场需求对于我国而言是新的市场机会,有利于我国开发相应产业从中获利。 (二)产业的升级转型 尽管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仍然以粗放式的工业模式为主,但在随着低碳经济的不断深入和低碳产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国内产业也将随着市场需求进行相应的调整。目前我国在国际贸易中比重过大的在加工贸易方面,随着粗放型经济不断被集约型经济替代、高碳产品工业被低碳产品工业替代,高新产业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提升,低碳经济可以作为市场需求无形中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转型。 四、我国贸易发展对策分析 (一)争取规则制定主动权 随着中国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飞快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了大幅提升,已具备了依靠自身实力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实力。目前发达国家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逐渐减弱,很多西方国家企图利用贸易规则弱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对于我国来说,利用自身逐渐强大的综合国力争取到更多规则制定的主动权,在这场无硝烟的博弈之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加快建设低碳机制 目前我国已经积极参与到多个多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和治理中,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大都企图通过发达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谋求碳交易、碳金融中的控制权。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有很多国家形成了以资源能源定价的体系和控制权,而我国仅仅在少数一线城市建立了碳交易机构,仍然不够完善。在新兴的地坛国际贸易市场中,为稳固我国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应当大力加快符合我国国情的低碳机制建设,形成自身体系优势,从而面对国际形势。 (三)加速低碳技术应用 低碳经济的支撑是低碳技术的应用。西方国家早在上世纪就开始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因而通过洁净技术以及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技术提高能源利用率,具有技术上的优势。我国起步相对较晚,目前应当大力加强相应技术的研发和学习,有效发挥先进技术的特殊作用,促进清洁生产和能源循环利用,广泛将低碳技术应用于清洁燃料交通工具、节能型建筑、环保型农业等不同领域。 五、未来发展及展望 (一)改变全球贸易格局,地区差距扩大 在低碳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传统的能源类物品交易数额也在发生相应的下降。在整体的国际贸易交易格局中,高能耗、高排放的商品交易份额正在不断下降,而低碳环保的高新产物交易份额正在产生相应的上升。对于具有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获得更多的贸易优势,而以劳动力和低附加值产品为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更多的贸易壁垒和挑战,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距将被扩大。 (二)改变技术格局,出现低碳环保技术的转让 根据基本的产品循环理论,可以知道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具有较多资金和技术的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创新生产新产品;而当这一技术日趋完善、消费者接纳程度提高后,厂商将会采用大量生产的方式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因而会逐渐将工厂转移到海外;随着技术不断标准化,生产技术的模仿学习使得竞争主要以价格为主,劳动力成本成为主要因素,因而该产业将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很多低碳产品目前仍然处于第一阶段,但可以预判到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加深和相关技术的学习转让,更多的技术将会深入到发展中国家,相关贸易也会产生新的格局。 六、总结 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对于国际贸易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拥有着相应的机遇,应当积极应对这样的形势变化,通过技术的提升、机制的完善、贸易规则的参与扬长避短,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作者:李庆雨 单位:山东省泰安一中 浅谈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摘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正在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而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将极大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此情况下，我国应了解低碳规则竞争现状，积极参与WTO多哈回合谈判，特别是环境产品清单的谈判，并关注区域及双边贸易协定中低碳规则的发展趋势，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及非官方标准的制定，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的规则条件。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贸易规则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使二氧化碳减排成为影响国际社会和各国经济决策的重要因素，低碳经济正在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竞争的重点领域。我国应及早了解并掌握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主动出击，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参与者、进而向规则制定者转变，化被动为主动，以规则来提升我国竞争力。 一、低碳经济对国际自愿性贸易规则的影响 1、非政府组织制定温室气体核算方面的自愿性工具 在温室气体核算方面，当前已有的核算标准多数是非官方机构制定的，包括非政府组织、智库、企业联合组织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国际资源研究所和世界可持续展工商理事会共同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该体系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核算方面使用最为广泛的工具，提供几乎所有的温室气体度量标准和项目的计算框架，获得了很多机构的认可，并被商界广泛应用，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温室气体核算标准的基础。 2、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气候变化和能源相关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作为重要的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也制定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和能源效率相关的标准。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部门或民间机构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广碳足迹或碳标签活动，其可能采用ISO的国际标准来测量企业的碳排放，如果二者结合起来，将会形成一个非官方但却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规则。 3、企业的低碳供应链要求 在低碳规则制定方面，企业是重要的参与方，并通过价值链和供应链来实现。一些大型的零售企业如乐购、沃尔玛、欧尚等，为了彰显自己的低碳发展态度，往往制定一些企业发展战略和做法，并要求其供应商参照执行，比如对产品加贴碳标签、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这些来自价值链上游的低碳要求也会成为实际有效的国际规则，影响出口企业的发展。这些低碳领域的私营标准和企业标准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二、中国的应对策略 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使得传统的国际规则受到挑战，新的国际规则如何制定，朝哪个方向发展，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我国外经贸的发展。我国作为二氧化碳排放大国，面对低碳领域国际贸易规则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受到较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争取对我有利的规则，以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创造良好的规则条件，从而有助于不断提升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 1、积极参与WTO多边贸易规则的制定 我国应从国内低碳发展的现状和国情出发，综合考虑“十二五”发展规划和重点支持的产业，认真研究，争取对我国最有利的条款。为此，要谨慎对待贸易产品和服务清单，一方面要努力将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环境产品和服务，及未来可能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列入清单之中；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环境多功能产品跟随环境清单被加入到自由贸易的行列，使得这部分产品以环境产品或者低碳产品的名义自由进入我国市场，而实际用于其他方面，而影响我国的贸易利益。 2、关注区域性贸易协定中低碳相关规则的发展趋势 我国也应积极利用双边和区域性贸易协定，来促进我国低碳发展，将低碳发展融入区域性贸易协定之中，利用区域性贸易协定来提高我国的低碳竞争力。我国可以利用区域性贸易协定，逐步统一与协定成员之间在低碳领域的相关标准和做法，扩大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根据签约对象国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减少不同国家之间有关低碳环保做法的差异。也可以利用这种双边或区域性贸易协定，将我国的低碳标准和做法推广到其他国家，以更好地扩大我国低碳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环境改善做出贡献。 3、积极参与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 榱烁好地提高我国低碳领域国际标准的实质参与度，我国应加强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注重标准制定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是加大对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支持力度。低碳领域作为新的领域，各国都在探索中，标准的制定说到底是参加标准制定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需要参与标准制定的人员有很强的专业能力及沟通能力，熟悉标准制定规则，而我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储备还存在很大的缺口。 4、重视国际范围内的私营标准及供应链中的低碳规则 非官方层面的私营标准和低碳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却会实实在在影响企业运营，这类规则往往被用于供应链管理之中，通过供应链对贸易产生影响。此外，还有大量的低碳领域的自愿性标准正在制定过程中，这些标准制定机构为了更好地推广其标准，往往采用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式，并公开征求意见。建议行业协会或行业组织利用自身优势，跟踪国外标准制定情况，及时将信息传递给企业，并征求企业意见，积极参与到此类标准的制定过程之中，以为我国企业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准备时间。 浅谈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浅谈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与应对途径 【摘 要】伴随着日益加重的环境问题，各国都针对如何发展低碳经济做出了自身的努力。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也对国际贸易的规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势必会给世界各国的经济模式带来一定的冲击。越来越多的贸易标准也考虑到了低碳经济的内容。针对这一背景，我国也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并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的内涵，为我国对外贸易未来的稳定发展打好基础。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贸易规则；影响与应对途径 一、引言 低碳经济指的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在技术、制度、开发模式上作出转变，减少各类化石能源的使用，减少温室气体对于环境的污染，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而温室气体的减排工作也成为了世界各国经济政策和决策的重要判断标准，也成为了现代产业竞争的关键因素。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影响 1.多边贸易谈判的影响 低碳经济理念使得世界各国都将如何生产低碳产品和保障低碳服务作为了日常贸易工作的核心，而这些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关税政策也成为了国际贸易规则中的重要工作。不能否认，低碳经济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创造了先决条件，也提供了稳定的需求市场。但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必须制定更加完善的规则来保障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针对这一问题，很多组织和专家也提出，要将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消除，达到贸易自由化。他们的观点认为，这些低碳产品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可以带来生态效益。例如低碳产品的使用可以有效提升空气质量，也能节约能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因而，这一观点的提出也对世界各国的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区域性贸易谈判 低碳经济对世界贸易规则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对于一些双边贸易协定。低碳经济的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的显著区别在于，低碳经济以传统经济模式为基础，重点关注了一些环境方面的问题。例如欧盟，也一直讲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型社会作为核心利益。不难看出，低碳经济也很大可能成为未来区域性贸易谈判的重点参照。相对而言，这些区域性的贸易谈判参与者数量少，因而意见一致的可能性也更高。而低碳经济所带来的生态效益也会使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模式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也需要贸易规则的管理。 3.自愿性贸易规则 低碳经济是全球性的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所解决的。但是，环境问题却是全球性的，其带来的危害也不仅仅针对一个国家。基于这一原则，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环境问题。换而言之，低碳经济的发展是需要世界各国参与完成的事情，也需要协调和合作才能最终实现。所以，很多国家也自愿加入其中，并通过自身的规范管理来实现本国的低碳发展，从而生产出低碳产品。毫无疑问，这也会给自愿性贸易规则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 三、低碳经济理念下我国的应对措施 1.尊重多边贸易制度 如果在未来能够达成协议，那么多边贸易制度将发生历史性的转变。我国作为发起者之一，已经从自身开始进行了转变。所以我国应该继续稳定发展，在尊重多边贸易制度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好“十二五”发展规划以来的发展方向和需要扶持的产业，将我国的优势产品进一步推广，在世界贸易的市场中占有足够的份额。另外，还需要关注一些新能源领域的优惠政策和贸易壁垒接触方面的问题，也有助于实现我国贸易的进一步稳定。 2.关注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双边性贸易协定作为发展的依据，更多环境问题也必然会得到妥善解决。而作为中国，应该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因为未来的世界贸易格局很可能因为低碳经济的产生而发生质变。另外，我国应该利用好区域性贸易协定的优势，来加快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脚步。例如可以扩大产品市场，并根据贸易国家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案，最大化地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作出必要的支持，最终实现共赢的结果。 3.参与低碳政策的建立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催生更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尤其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设定的相关政策。因而我国也需要积极参与到政策建立的过程中来，从而让我国的低碳产品能够具备足够的竞争力，在世界市场中占据有利的地位。这不仅需要我国注重相关人才的培养，还需要加大国际政策的支持力度。 四、结语 不难看出，低碳经济是一个长远的议题，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协调和配合。所以，作为中国，要在认清形势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充分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不断的深化改革中实现环境的保护，从而在世界贸易中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