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论文:对中医学重视地理环境的探究 摘要:中医学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中医人,不仅要注意人体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关键词:中医学;地理环境;体质;寿命;疾病;治疗;药材 中医是运动变化的医学,它将天地万物看作是永恒运动变化并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处理生命问题上是随着天、地、人等情况灵活多变。地域不同,人体质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疾病的状况,治疗的法则,以及药材的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视地理环境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医籍,特别是《内经》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兹概述如下。 1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九野)、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地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云:“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了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2《内经》对地理气候的认识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是具体说明五方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东方象春天一样,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地处海滨,盛产鱼、盐。西方是金玉沙石之处,气候象秋天,有收引之象,水土强硬。北方象冬天,有闭藏的气象,地势较高。南方象夏天,自然界多长养之气,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雾露经常聚集。中央之地平坦多湿,利于种植,且与四方交往便利,所以物产资源丰富。 3地域不同体质不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营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进而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陵居,风寒冰铡,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驸(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中央者,其民杂食而不劳”。是说东方之地的人们习惯吃鱼类和咸味食品,因鱼性属火,会使人积热于中,成能走血,多食伤血,所以该地域的人大多皮肤色黑,肌腠松疏;西方之地的人们依山陵而居住,宅简多风,披毛布,盖草席,吃鲜美的酥酪骨肉类食品,形体较肥壮,抵抗力较强,不易受外邪侵袭;北方之地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过着四野临时住宿的游牧生活;南方之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肤理致密而色红;中央之地的人们吃的食物种类繁多,劳动比较少,生活相对安逸。这些论述初步概括了前《内经》时代五方之地人们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着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人的体质有地域性的差异。 4地域不同寿命长短不同 人的寿命亦有地域性差异。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由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都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都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由于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动植物的生成速度不同,人体寿命长短同样有差异。 5地域不同疾病不同 学各地区虽然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阴阳之气盛衰各异,人体的疾病也表现出地域性的倾向。古籍中的记载大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旭(足部肿胀)与跫(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虺(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古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水土中具体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二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癍“:”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瘟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6地域不同治疗法则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日,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充分体现了治的灵活性。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螨。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抗外邪能力较强,疾病多属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 体,疏通经脉气血。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螨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中的这些治法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生,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今人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此外,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也不可拘泥。 7地域不同药材质量不同 五方地域各自盛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了前面提到《索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理论宏观概述了五方动植物之异:“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因素外,药材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东汉药物专着《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日:“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着的《新修本草 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山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都非常重视药材的产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医者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淡而薄劣矣。”由于特产地的“道地”药材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其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品质自然退化,临床疗效也下降。更何况古方中所用之药有很多原本野生,与人工种植的更是名同实异。临证处方用药切忌对此忽略。 综上可见,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代中医人,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地理环境,辨证施治要因地思变。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I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 中医学论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学论文:对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的通识教育探讨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主要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大学生共同进行普遍的文化教育,它包括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等基础性知识的统一讲授,公民意识的陶冶及实际能力的共同培养,使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地了解,从而“生为有教养的人”[1]。所以,通识教育是在文理交叉以及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入到人格,深入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2]。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时,通识教育与中医学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割裂,运用通识教育进行中医学教育育人的方式,可以较为通俗地表达中医学的抽象和精髓,拓展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使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发展。 1 中医学的特点需要通识教育 传统文化是在朝代更替战争以及思想冲突中不断完善进步的,作为传统文化奇葩的中医学更是如此,它与各种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信息乃至社会、战争等关联较为密切,具有较强的通识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中医学[3]是我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结合的一门学科,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石,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归纳证型,辨证论治,使用多种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理论精髓是对在长期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个案与可重复验案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学归纳、总结、推理得来的。中医学是涵盖思想、哲学、文学、思维、伦理等诸多内容的大文化,医学生对中医学哲学思辨体系、思维判断模式、人生价值观念的学习过程,必须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进而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和促进中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发扬传统医学。 2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更加需要通识教育 现在西医院校学生对于医学的认识多以西医为主,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理论认知和建构中,很难理解建立在古代朴素辨证法上,并以直观思辨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学。所以他们对中医学的精华理论学习状况不理想,对于初次学习中医的西医院校学生来说,常常觉得内容枯燥乏味,理论艰涩难懂,难以把握。而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着作不单字词难懂,其意难通,甚至还需要不断地背诵,反复记忆,费时费工,收效甚微,往往知难而退,无法深入学习研究。由于中药药性的五味和四气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解析,给人不科学的感觉,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结构乃至生理病理的奥秘,甚至心脏起搏器、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似乎说明现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所以有的学生在入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现代医学先入为主,认为现代医学对于所有临床疾病都能解决,根本没有必要学习中医。种种情况导致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系统讲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入提升学生中医理论水平,达到中西互重的难度较大。 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识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等教育的综合教育。由于在西医院校内,西医知识体系的教育是教学主要内容。西医理论、解剖、生理、药理、病理、诊断以及内科学等西医课程大约占总课程90%,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医理论乃至中医文化的拓展,在中医学教学时加入医古文以及中医历史乃至哲学等多个方面的补充,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在进一步讲授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药理论经典,比如《内经》和《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课程的讲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对中医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3 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特点 美国一些大学校长认为:跨学科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法宝,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医学健康领域尤其需要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应打破传统的院系之间僵化界限,不要因为限定学科专业而抑制创新能力的培养。香港大学把通识教育作为所有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分为6个核心模块,涉及经典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等诸多方面。此外,台湾的中医药院校也有通识教育课程。而内地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我们首先要确立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医学生培养成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同时最终融入整体观的医疗模式中去,争取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着重于医学人才更符合时展的培养。 其次,可以在医学专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通识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通识 教育教学过程中程序性的策略体系。使医学教师尤其是中医学教师普遍认可的现代医学生对中医人格教育的体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结合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中医学教育。 还可以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同时,注重教学实践的代入式教学,比如进行中药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中药的实体讲授,让学生对于中药具有直观的认识,讲授时把中药的产地以及相关联的各个时期医学大家应用的体会以及经典验案等系统回顾,深入细致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好的接受中医学教育。 总之,通识教育与中医学教育并不矛盾,它可以较通俗全面的表达中医学的精髓,确保培养医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平衡,获得全面发展。 中医学论文:探讨中医学说下的音乐治疗观 一、中医学说的音乐养生理念 1.中医阴阳学说与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医学说中,提前祛除可能致病的诸多因素,或对已有病症,通过参加音乐活动、聆听音乐等缓解或帮助恢复正常(或部份阻断致病因素),通过心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病人躯体上的症状。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始终贯穿在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阴阳是用以表达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正反两方面属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内经》把阴阳的平衡看作是身心健康的基础[1]。人体的阴和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消长的特性,而且通过这些特性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阴阳平衡才能使人的“气”升降、出入正常,才能使人的肌体和心理达到平衡。音乐的进行和发展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阐述,比如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快慢、疏密等的变化。运用音乐进行和发展中的阴阳变化、平衡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使人体阴阳时常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应针对其阴阳的偏胜或偏衰,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调理,以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如,应该让阳亢者选择安静型音乐听;让阴虚者听刺激型音乐或让其主动参加气氛活跃的音乐活动,如听《旱天雷》、《丰收锣鼓》、《战马奔腾》、《奔驰在千里草原上》、《步步高》、《狂欢》以及多参加唱红歌比赛、多欣赏交响音乐会;而对阴阳偏衰者则可以选择听一些抒情、优美、柔和又略具激情的音乐作品;如听《彩云追月》、《翻身的日子》、《北京颂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对阳虚且寒者则选用活跃、欢快、激情振奋的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如听《春节序曲》、《阳光照跃在塔什库尔干》、《真的爱你》、《祝酒歌》、等。同时音乐作品的选择也要注意因人因气候适当调整,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2.中医五行学说与音乐养生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也与音乐养生有密切关系。五行最初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古人用其特性来归纳自然界的的事物以及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总结出五行学说。而且以五行特性将人体中的器官及体内所有宏观微观的变化机理都进行分类,其原理跟自然界五行相通。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关系常常被运用到临床的治疗、保健、养生上,如“培土生金法”即肺虚补脾“、滋水涵木法”是肝阴需补肾阴等。中国古代就已经将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要获得较好的养生效果,就应该根据五行学说选用适当的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2]。木、火、土、金、水与五音对应。其间的关系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应;如五音中,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就是与五行对应的相生关系;而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商、角属金、木,徵、羽属火、水,均为大二度,系不协和音程,这样的音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相克。《黄帝内经》中更是运用五行规律和角、徵、宫、商、羽五音对不同病症进行治疗,按患者对不同音调、音量、节奏、旋律产生的不同情志反应以及所对应的五脏,创立了“五音疗法”,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古人有语:“宫音悠扬谐和助脾健旺,旺盛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徽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发人遐思、启迪心灵。”一般情况下,宫调式和徽调式属于色彩明亮的调式音乐,有让人欢乐、激励的效果,具有健脾养心的作用;羽调式和角调式则属于色彩较暗淡的音乐,给人舒缓、平和之感,有补肾、舒肝的作用,商调式则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使人欣慰而具有清肺的作用[3]。 3.七情与音乐养生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而情志变化成为养生的关键。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起到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但七情之病起于脏[4],七情过激,必生拂郁,病从内起。七情和悦是健康长寿的根本,而学会“疏泄”则是七情和悦的关键。古代典籍有载:“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将五音各调与对应的精神效应进行归类,说明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人的情感变化受五音的精神效应影响:宫音让人温舒广大;商音让人方正好义;角音让人恻隐爱人;徵音让人乐善好施;羽音则让人整齐好礼。音乐养生的原理可以总结为以情胜情来疏导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的音乐来使另一种偏胜的情绪得到渲泄。也就是使消极的情绪变得积极,使积极的情绪变得丰富和充实,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静神与音乐养生 中医注重恬淡虚无,从某种角度来说即要求清静、安静和调、凝神敛思。静神理念同样贯穿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其主张心神宜相对静,不妄动,用之有度,不用不动固属于静。“静则神藏,操则消亡。”强调静神使精气神内守而不散失,调畅精神,保持人体形神合一的生理状态。《荀子?乐论篇》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明音乐具有直接、迅速、深刻影响人的情志的特性。而《吕氏春秋》也记载:“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反映了音乐的需要是人的共性。通常情况下,用于静神养生的音乐,宜选择曲调节奏流畅舒缓、和声简单和音色典雅的乐曲,而且播放音量宜轻柔,此类音乐会让听的人自然沉浸在音乐美的境界中,这就满足了内心泰然的需要,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5]。 二、中医学说下的音乐养生理念之核心 1.在大自然中感悟身心统一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指的是人自身为一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可以归结为人的身心统一和天人合一,而这一理论核心同样适用于音乐养生。古有云“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意指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正是由于人的身心对大自然的感悟才产生了音乐。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指人的健康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而身心合一则主要指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互根性和统一性,决定了音乐具有调整情志而健体养生的作用,即调节人心神的作用。 2.迟以气用,远以神行 环境的选择对音乐治疗的效果也是个关键的因素,音乐配合环境对心境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欧阳修这一描述体现了优美环境对音乐治疗的重要性,情境的合理设计才能使人与音乐水乳交融。现代音乐养生强调环境和色彩的选择,不同意境的设计应根据不同的对象,使其如临其境,才能使音乐与治疗对象的身心交融。明代古琴大师徐上瀛提倡的“音与意合”,适用于音乐的欣赏、演奏、创作方面,也正是“迟以气用,远以神行”。音乐的养生作用可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来形容,从中医的阴阳、五行、七情和静神理论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音乐对情绪的调整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将中医学的音乐养生理论广泛运用到养生实践中,丰富养生的方法与方式,可以使养生效果更加理想。21世纪是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经历深刻的变化,如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病还要心药治”,中医学说中的音乐疗法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同的音乐可以防治不同的疾病,其特殊的疗效已逐渐得到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学论文:西医校园中医学教学概念 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同属医学范畴,都以病人为治疗对象,但两者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影响下,以实践为基础,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强调整体观,通过调整阴阳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西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实验学基础之上的多学科相融合的一门科学。如何使已较全面接受西医理论,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另一门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就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谈点体会。 1明确中西医概念的本质区别 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与认同困难的问题。由于学生已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因此,必须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内脏”“器官”等,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西医的内脏是解剖上有形可见的,而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个功能上的概念。如中医将“心”的功能归纳为“主神明、主血脉”,其含义已超出解剖概念的“心脏”。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用中医的思维理解中医,用西医的概念学习西医,不能相互混淆。另外,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有本质区别。西医的“病”指人体的器质性病理变化,临床中有实验室证据可循;而中医的“证”是机体功能失调后连带出现的一系列证候群,更多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2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进行直观教学 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都是从研究病人的外在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开始的。但中医四诊重点在于把握机体脏腑气血经络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用取象比类、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体表部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整体、恒动的系统。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其建立在宏观的自然观察、表象观察基础上,并以哲学为核心,注重整体联系和感悟、推理,经高度概括、抽象而成,与现代医学的微观结构和直观形态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注重功能模拟和直观教学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可采用表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解释枯燥的名词术语,应用临床病例的辨证分析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运用教学的直观性原则,调动学生视听等感官功能;采用各类直观教具,特别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培养学习兴趣 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具有西医学无法比及的丰厚的人文底蕴。在教学中,可强化中医学这一特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采用诗句、顺口溜等形式帮助记忆。如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学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白虎汤主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症”等,这些琅琅上口的歌诀、顺口溜,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理解、记忆。在针灸学教学中,讲授经络的循行路径时,除借助图片的动态演示阐明经络的循行外,还可对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事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感性认识,帮助理解记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各类知识。 4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念和在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康复医学、养生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医学中高、精、尖设备和先进仪器的使用在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容易导致“物化”倾向和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如“见病不见人”等现象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医学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等观念。因此,在教学中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和哲学思想,通过运用和借鉴中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临床诊治中的整体观念、辨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启发、熏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医学观点,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此外,传授学生传统的保健康复技能,如针灸推拿、保健按摩、中药薰洗、刮痧拔罐等,使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有所用,增强对祖国医学的认知。 5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建新型的中医学教学模式 中医学课堂教学教具甚少,可利用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等,把讲授的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制成多媒体演示稿,结合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采用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他们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从而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之,在西医院校要讲好中医学有很大难度,教师应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中津液在诊断疾病上的重要性 津液是指有滋养各组织器官,濡润空窍和滑利关节作用的物质。津液为饮食经脾骨消化吸收而成,由脾、肺、肾吸收,分布、排泄,以调节维持其平衡,循行周身,出脉管内外和组织同隙之中,供给各部分的营养需要,剩余的水分和废料,则成汗、尿排出体外。《灵枢》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又云“膀胱为津之腑,热则津液内虚”等。 可以睦出津液是一种液质成分,成在于机体之内,分布于周身各处,内至五脏六腑,外至皮肤肌肉,皆其所布。它由口引入并由尿、皮肤、大便、呕物、泪、肺脏等上排出体外,我们知道汗、尿、吐物等除液质占绝大部分外,其中还溶有其他物质。于此可知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的并溶存有一定的溶解物质组成。 津液和体液:由上看出,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要的物质,液体成分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及细胞外各处,能补充,能排出,但与现今医学所称的体液有无关系,从下面比较可以看出。 从体液的组成成分及分布来看,体液分布在细胞内及细胞外者叫细胞外液,占人体重20%~25%,是人体的内环境,浸润着细胞以作转运营养物质之用,细胞外液以分布的范围和质量的差别有不同的名称,如在血管内叫血液,在淋巴管者叫淋巴液,在脑和脊髓者叫脊液,在组织间叫组织间液,体液在内者叫细胞内液,为辅助代谢的媒介。虽然体液各在不同的部位而细胞外液之间及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而且成分是稳定质中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质组成,即是说:水质和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构成体液。从体液的组成分布和上面的津液比较起来看是相似 ,因此说津液相当于体液。 从体液的平衡调节来看:体液中小部分是溶解物,大部分是水、水的平衡调节代表了体液的平衡调节,同时水的调节与某些溶解物如氯化钾等也有一这的影响。水在人体内是维持平衡的,即是说每日摄取的排出的是相等的(生长需要除外),排泄的器官是肾、皮肤、肺、大肠等处,其中以肾的排泄为要,但体内水分平衡调节的转机有以下几点:①饮水管制,在唾液分泌减少时或血浆的渗透压增高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射性的引起口渴。②动向管制:水喝得多的时候血中水分并不增加多,很快的被肾排出及进入细胞间液,水分少的时候则反之。③排出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肾为排水器官,受着中枢神经的管制及激素的调节。 我们从体液的调节上也可以看出津液是相似于体液的,因津液的调节与体液的调节是相似的。 《伤害论》云:“大便硬,小便当数”。又“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不利。”以大便硬即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吸收得多故小便多,若饮水多必是汗多而小便也多,以使身体的水分维持平衡。关于津液平衡的调节,我们可以从古代医书中看出,先谈水的调节。《伤寒论》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灵枢》云:“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上走之,血之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注入则胃中竭,竭则咽焦,故本干而善渴。”说明呕吐失水后及唾液分泌减少而“咽焦”时,对机体均是刺激而反射性的引起口喝。至于津液的动向调节,中医学家已利用此原理津液平衡改变而显出的某些症状,是不加以治疗的。《伤寒论》云:“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心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从亡津液,胃中于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小,以津液当还地胃中,故知大便不久必大也。”又“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又“大便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以津液自动的平衡调节。 体内的津液是维持平衡的,过多过少则由人体的调节机能来维持平衡,多则增加排泄,少则减少排泄,使人处于健康状态,但这种调节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受着时间,调节力量,人体器官机能是否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些会有增多和减少的情况出现。 津液的增多与水气病的形成:人体的水分排泄过多叫亡津液,相反的人体的水分排出过少则叫水气病。水气病所表现的症状,是逐步进展的疾病,初期、晚期的表现以及在切脉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样,在望诊上触诊上来检查诊断水肿病及其程度。 津液是沿着经脉不断流行,输布到全身各个脏腑各个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津液的改变,会对人体的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这说明津液在中医学中,对疾病的产生是占重要地位的,在诊断疾病上不可忽视。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护理带教新方法的实用性综述 制定具体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护生入科前带教老师根据学校和护理部的实习计划,针对中医科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分中医理论知识与中医护理操作训练,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方法追求多样化,注重学生思维型和能力型培养,开启了启发式、讨论式、小讲课、角色扮演、批判式等多种方式教学[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的参与意识,调动护生的内在潜能,也符合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具有先天的学习潜能,教育应当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成为护生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自发指向的学习者”[3]。 做好护生入科教育为帮助护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带教老师要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中医科病区环境、病房结构、治疗室、操作室布局,技术设备及物品的摆放等,使护生尽快熟悉环境,尽快适应角色,增强自信心,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详细介绍科室的中医特色: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治疗既考虑局部,又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中医护理也具有整体护理的鲜明特点,指导护生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舌苔、脉象、体质、治疗用药等情况,分辨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根据缓急,扶正避邪,因地制宜,辨证施护,辨证施教。 严格带教过程的管理注重护生对中医护理兴趣的培养,培养护生对中医临床护理的兴趣,不仅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指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护生刚接触到中医临床,对中医的阴阳、五行、舌诊、切脉、经络、百草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临床教师要抓住护生的学习热情,重点运用生动的事例,介绍中医治疗、中医护理在临床治疗、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方面取得的应用实效,与护生共同探讨现代中医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景和巨大潜力,激发护生探索中医的渴望。同时让护生参与临床特殊病例讨论、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规范中医护理操作流程,标准参照文献中常用中医护理操作,把临床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如中医的“四诊”、拔罐、中药灌肠、中药导入治疗、针灸、艾灸、熏洗等操作制成多媒体形式,增强直观性教学,强化护生在进入临床操作前的中医护理操作规范。在临床实际操作带教中,带教老师对各项操作要认真讲解步骤、要点、注意事项,指导护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做到多示教、多提问、多鼓励,在“放手不放眼”的监控下,创造更多机会让护生独立操作,提高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习期间,困扰护生最常见的问题是“师生关系”,带教老师要经常主动与护生沟通,了解她们的心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正确给予指导和帮助,及时征求护生对教学计划内容及进度的意见,及时做出调整[4]。在护生出科前,召集护生对本科室带教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鼓励护生提出带教过程中的不足。科室将护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归纳、总结,积累带教经验,改进带教方法,提高带教质量。3.7严格出科考核护生入科时带教老师便将考核项目分发给护生,让护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准备。考核分理论与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出科前由带教老师按要求和程序对护生逐一进行考核、考试,将成绩当面告知学生,记入护生实习档案,对不合格者,给予护生一定期限重新补考,直至合格。 中医学论文:《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谚云:“医易相通”。《易经》“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的直觉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易经》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易经》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气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易经》。与《易经》一样,中医学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积淀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医学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即是一种古代文化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现实文化的研究对象。[1]《易经》在一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中医学论文:让传统中医学焕发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中,中医学的发展经久不衰。为了让中医学始终扎根于中华大地深厚的沃土,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医人前赴后继。彭金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彭金维和中医的缘分由来已久。小时候,彭金维家附近有个卫生院,他经常跑过去看医生怎么给病人诊脉看病。他一有空便跑到卫生院看,并开始用心去学,从而萌发了长大后也要有自己的诊所为病人看病的愿望。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彭金维开始看医书,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书籍。他父亲有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彭金维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他那里,看他如何给病人诊脉治病。闲下来的时候,朋友也会教给他一些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彭金维对中医的兴趣便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研读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为了追寻自己的“中医梦”,后来,彭金维又来到了香港,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带着空空的行囊,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迷茫。就在他对中医前途感到犹疑的时候,一个报道使他看到了希望。报道上说,一位外国科学家正在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彭金维的爱国心再一次被激发了:一个外国人都能够熟稔中医理论,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中医的愿望,增加了学医的信心。五年来,彭金维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香港中国国医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了对中医理论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 彭金维一边钻研中医理论,一边给人看病。经过多年的积淀,2001年,“彭金维中医诊所”终于成立了。在这里,他以传统中医学为主,结合针灸、耳穴,综合诊治,使许多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远离了痛苦。经过多年的摸索,彭金维对治疗中风后遗症、子宫肌瘤、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都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特别是他用中医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更是开了传统中医的先河。他用传统的针灸和中药调理气机气血,加强气化动能,化有形为无形,达到了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摸索出了中医的外治疗法 “天灸疗法”。即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据彭金维介绍,“天灸疗法”可以治疗小儿痉挛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肺部疾患,五更泄、虚寒胃痛、肾虚腰痛。但是用“天灸疗法”治病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必须选择三伏或三九天。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彭金维解释说,中医理论讲究天人合一,气候可以帮助调节机体功能,再利用针灸、药物透过特异腧穴的皮肤,有效成分可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体部位,从而发挥药理效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通过经络腧穴吸收、传输、利用的同时,经络腧穴对药物刺激可做出较强反应,将药物作用放大,其疗效是经络腧穴与药物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潜心中医的同时,彭金维还不断奔走于各个中医学术交流会和学术讲座之间。在2007年广州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2007年安徽合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以及2008年澳门世界中医药大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每天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彭金维和中医的情缘仍在继续。为了把祖国神奇的中医学发扬光大,为了更多的人早日恢复健康,彭金维仍然在努力。 中医学论文:浅议衰老的机理的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研究 衰老是机体固有的、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揭示衰老的机理,探索出高效、安全可靠的抗衰老方法,这是老年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就衰老时的机理和机体体内发生的变化进行综述,为抗衰老的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衰老机理的现代医学的研究 (1)遗传基因与衰老。衰老是一连串基因激活和阻抑,及其通过各种自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表达理论认为衰老是与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三聚化失败、迁移、磷酸化、脱磷酸化失败、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与dna结合下降导致的翻译后修饰失败、hsf mrna成熟和翻译有关[1]。(2)免疫系统与衰老。机体免疫功能和衰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衰老的进程,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等发生了许多变化[2],通过改善免疫系统功能则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3)脑内神经递质和氨基酸含量变化与衰老。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及氨基酸的含量对机体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在参与身体组织老化及寿命的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各核团的神经元呈现不同程度的丢失,其递质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内分泌功能不足,加速机体衰老[3,4]。(4)自由基与衰老。自由基在机体内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对生物膜类脂结构破坏性极大,自由基还可直接或间接氧化蛋白质,并且可以使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量下降,尤其是自由基可与dna、rna反应,引起主键断裂、碱基降解、氢键破坏、发生基因突变、细胞老化,导致机体衰老疾病的发生[5]。人体内具有一整套产生和清除自由基的平衡体系,机体的衰老是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及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使体内自由基物质过剩的结果[6]。(5)端粒、端粒酶与衰老。端粒是真核生物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其长度、结构、功能与机体衰老及癌症的表型等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端粒可影响细胞核内基因的表达。端粒具有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染色体结构的稳定与完整的功能。细胞衰老是由于随着细胞的有丝分裂,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酶的活性降低致染色体末端端粒缺失所致[7,8]。(6)线粒体dna与衰老。呼吸链反应是产生自由基的重要来源,线粒体在活细胞内产生90%的自由基,同时也是自由基损伤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线粒体dna裸露,无组蛋白保护,并且修复校正系统功能较差,因此线粒体dna比核内dna 更易产生突变。自由基对线粒体dna造成的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线粒体dna重要功能的丧失[9]。(7) no变化与衰老。no是体内重要的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10]。nos是no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机体各组织细胞普遍存在。研究发现衰老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组织中no含量和nos活性降低,而通过提高组织中no含量和nos的活性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11]。 2、衰老机理的中医研究 (1)精气神衰老学说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的健康,如三者虚衰,则是衰老的征象。历代医家对人体的精、气、神非常重视,精充、气足、神旺即是健康的标志,如精亏、气虚、神萎则是衰老的征象,从精、气、神三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反映出人体衰老的程度。(2)阴阳衰老学说中医学认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生命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机体衰老的过程也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或阴阳两虚的结果。(3)肾虚衰老学说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过程就是肾气逐渐充实、隆盛、衰少乃至衰竭的过程。中医认为:肾藏精,肾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齿为骨之余,肾外荣于发。齿、骨、发的生长状况是判断机体生长发育状况和衰老程度的客观标志。(4)脾胃虚弱衰老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人体活动中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肾中的先天精气也依赖于脾胃化生的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脾胃虚弱是导致衰老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体衰老过程是人体内部环境各因素间、人体与外环境各因素间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结果。衰老原因是多方面的,衰老的机理也是极为复杂的。衰衰老时机体内更多的变化及其机制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 中医学论文:简论中医学睡眠理论的特色 论文关键词:睡眠理论;睡眠障碍;心神;营卫 论文摘要: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对睡眠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秦汉之际,在我国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睡眠理论的内容,相关论述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和病症分类以及症状描述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阴阳睡眠理论、营卫睡眠理论和五脏睡眠理论,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在很长的时期,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出于无奈,最初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为什么天亮了人会醒来,天黑了人要睡觉,但也由此适应了自然变化规律,正是这种与昼夜更替和谐的痛寐节律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此不谈及其他生物的睡眠),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机体功能活动正常的写照。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睡眠有不同称谓,先秦多称“寐”、“寝”、“膜”,为其前后的文献广泛应用。《黄帝内经》除沿用以上称谓外,以“卧”表达睡眠之义的情况比较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属此种情况,早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就有“一昔(夕)不卧,百日不服”的论述。汉代以后惯称“睡”或“眠”,以单音词形式表达,“睡眠”一词以合成词形式表义最早见于翻译后的汉文佛经,南朝慧影《智能疏》:“凡论梦法,睡眠时始梦。如人睡眠中梦见虎威号叫,觉者见其如其梦耳。”《黄帝内经》对睡眠有独到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导致睡眠障碍原因及辨证治疗等。西医学关于睡眠有抑制扩散学说、中枢学说和睡眠物质三大学说。巴甫洛夫以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论述觉醒与睡眠,睡眠是人体的抑制扩散状态。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从动物实验认识了睡眠中枢。又有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睡眠研究者从尿中提取出“尿核贰”,该物质有引发睡意的功能,被称为睡眠因子或睡素。这种睡眠因子,既能促进睡眠,又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事实证明,人在发烧生病时,睡眠因子分泌增加故睡眠量也随之增加,使人体白细胞增加,吞噬细胞活跃,免疫功能和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体内代谢速度加快,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故尔有人称睡眠是治病良药。总之,睡眠这一十分平常的生理现象的确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机制,较之西医学而言中医学睡眠理论独具特色。 1睡眠的生理机制 中医睡眠理论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主导,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机枢,五脏藏精化气为基础的整体生理过程。 中医理论中神的含义较为复杂,本文提及的神主要指五脏所藏之神,即心之神一神、肝之神一魂、脾之神一意、肺之神一魄、’肾之神一志。睡眠以脾肾意志为基,心神的自觉意识内敛为主导,肝魂随之潜隐,肺魄失出人之机,则精神活动减弱乃至停止、各种感觉与运动反应迟钝,进人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心神屈藏止息,魂魄相合而安宁,魂不游荡而无梦,魄处其舍而形静。《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睡眠之机枢,《灵枢·口问》云:“卫气昼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螟;阴气尽而阳气盛,则痞矣。”《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灵枢·卫气行》:“天周二十八宿,……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冈五脏主气化。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只有五脏气化和调,营卫气血充实、升降出人有序,才能使气顺神灵,睡眠以时而沉酣。故肝之藏血疏泄生发气机、心脾之化营生血、肺之主气行营卫、肾之主水蒸腾津液,以及肝脾调和、肝肺升降相因、肝肾藏泄适宜、心肾水火相交、脾肾先后天互养等,对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的生理意义。 五脏藏精,是一切生理活动,也是睡眠活动的基础根底。先天之精化为五脏躯体,五脏主躯体又生化后天之精,以为气化活动基础。五脏之精充盛,其气化活动才有充足化源,睡眠以精为根基,精盛体壮才能痞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如《营卫生会》述少壮之人“昼精而夜眼”、老人“昼不精不夜眼”。 概括地说,《黄帝内经》睡眠理论有三,即阴阳理论、营卫理论和五脏理论,而五脏理论当为核心。中医学睡眠理论体现了其天人合一思想,重视整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化,又强调睡眠(寐)与清醒(痞)由心神所主宰,神静则寐,神动则痞。心神是五脏神之一,心神能否发挥主宰作用有赖于五脏神之间的协调与各司其职,这一认识确立了以五脏精气神论睡眠的基本原则。后世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富祖国医学睡眠理论,为养生及临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道路。 2睡眠障碍 2. 1睡眠障碍的主要病症睡眠的正常机制遭到破坏即导致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失眠、嗜睡、梦寐不宁、睡行症。 失眠,或称不寐、不得眠:表现为夜间难以人睡、或难以持续睡眠,并在隔天清晨醒来时有疲劳感。从神的层面看,心神受扰,动摇不定,可致不寐;从气的层面看,卫气留于阳,不人于阴则不寐;从精的层面看,五脏阴精不足,心神的活动、气的运行失去原动力,亦可致不寐。 嗜睡:嗜睡总属心神不能应时外张,魂魄沉溺于内,以致寐而不痛的病证。究其原因总以阴、寒、湿、痰为患。而嗜睡见于大病后者,多气虚懒卧;见于病证危重者,是精气衰竭,神败难振,当另论。 梦寐不宁:表现为多梦,常伴梦魔、梦惊、梦吃、梦交等,因梦不能安卧。一般以不快梦境反复出现,醒后身心不适为要点。从五脏神的层面看,梦之所生,在于寐后魂不安舍,魂不安多因魄受到内外刺激,魂有所感而受扰,魂魄分离,魄静而魂动也。内刺激与生理或病理状态有关,也可因情思经历之痕记有所忆起而使魂不安宁而梦。《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播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黄帝内经·素问·方盛衰论篇》云:“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播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将以上三段经文的内容归纳起来可见:梦境的不同与脏腑阴阳的盛衰虚实有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睡眠中梦的现象已经有高度的认识,并引导人们通过了解病人的梦境,测知病人的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邪气之强弱,病变之部位,从而正确诊断,以利于有效施治。 睡行症,或称梦游,表现为睡中起来,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往往步伐缓慢但能避开障碍物,有时只限于睡房内活动,有时会走出去,严重者有离开住处很远的情况。通常能自行返回继续人睡,醒来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是人寐后虽然心神内敛,意识潜而不张,但魂魄不宁,相为颠倒,魄激而形动,故睡中起坐或行走而不自知,醒后亦不能回忆;并非意识下的魂魄活动,故无“形开”(觉醒),多无感知,或仅有表浅感知。常见于少儿神志发育不全者,亦可发生在成人。 2. 2睡眠障碍的辨治思路睡眠障碍的病机之本在于机体阴阳失调,一般地说不外饮食劳倦、情志刺激伤及人体脏腑气血,导致脏气不平,气机逆乱,阴阳所主失序,出现少寐,或梦寐不宁、或嗜睡、或睡行等症。从睡眠由心神主宰这一观点出发认识睡眠障碍,启发了从脏腑精、气、神的角度分析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思路,从而历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以脏腑为核心论治睡眠障碍的基本原则。由于阴阳、营卫、五脏精气神之间彼此联系,故对于睡眠障碍的认识允许多视角、全方位,对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同类疾病,均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体现了人性化治疗的重要特色。 3结语 重视五脏精气神,以脏腑辨证治疗睡眠障碍是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也堪称一大优势,其理论依据源自《黄帝内经》,加之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中医学睡眠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睡眠障碍仍是困扰人们健康的棘手问题,临床上以失眠最为常见,如何发挥中医睡眠理论的优势,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睡眠障碍问题,对此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医学论文:外科临床实习中医学留学生的教学体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是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一个临床医生的品格素养、思维模式及工作技能等与医学学习期间的临床实习密切相关[1]。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医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教学,对笔者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进行总结,现报道如下。 1医学留学生在外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医学留学生的语言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家,在教学中笔者发现留学生的英语词汇量比较充足,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留学生的口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与平时接触到的美式或英式英语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师生间的沟通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留学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临床实践获得更好学习机会的主要障碍。 1.2医学留学生自身的问题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与中国医学生相比,留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1)医学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前期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医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2)留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3)留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的实践操作,缺乏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学习意识。 1.3医学留学生教学中的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外科学教材,但主要是针对理论教学内容编写的,对于能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的英文教材较少。对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尽管以病案等资料为基础,但仍然有必要配备用于临床实习指导和参考的教材。 1.4医学教学中的教师问题 在医学留学生教学中,教师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能较流利的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而笔者发现部分高年资教师最欠缺的正是英语口语的表达应用能力。青年教师口语虽相对较好,但临床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欠缺,难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学老师的选拔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提高教学质量 2.1重视医学留学生汉语口语的教学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和老师及患者需要有很多的交流,尤其是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的取得相当重要。针对留学生与患者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医学留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基本汉语口语显得很有必要[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循序渐进地培养留学生用汉语提问、表达观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通过训练语言交流能力,不仅提高了他们与患者之间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严谨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从而使教学成效得以提高。 2.2医学留学生教学教材的选择 好的教材是进行医学教学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过精心挑选,并征求了学生意见,主要选择医学英文原版改编系列《外科学》作为临床实习过程中的主要教材,它是国内首部针对于留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此外,根据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留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作为在临床实习的教学参考教材。 2.3进一步培养青年教师力量 青年教师对于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上都相对优于高年资教师,他们也具有更旺盛的精力和更强的创新力。因此,青年教师始终是留学生教学的主力军。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欠熟悉、教学经验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集体备课和试讲,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教师和督导点评并提出相应意见,使其提高教学成效。青年教师与留学生年龄相差不大,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两者亦师亦友,交流更易进行。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更应做好留学生与患者沟通间的桥梁。 2.4积极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的教学方法 医学教学应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内容的改革,注重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习教学中,pbl教学方法已在国外很多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很好的促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3-4]。在临床实习中,同样可以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临床知识相互联系起来,通过问题提出,让学生可以从一手的患者资料和前期的理论学习中寻找答案,积极参与思维过程,相互交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得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应积极引入。 2.5加强医学留学生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 医学留学生自小的教育模式与国内差异较大,笔者发现他们活泼外向,自由度大,纪律性相对较差。因此,在临床实习教学中,除了讲授医学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学生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医疗工作的极至,真正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转换到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 3结论 总之,近些年对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笔者也只是刚刚起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通过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总结经验,笔者相信在将来医学留学生教学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中医学论文:“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医学论文:“五味”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摘要] 中医五行学说将五味归入人体五脏。本文根据五味生克乘侮规律与五味作用探讨了五味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养生康复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五味;中医学;运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中医学运用五味指导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康复,颇具特色。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1 五味运用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的理论依据 中医学根据五行学说的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将五行与五味、五脏、五色、五方等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类水”;又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这些阐明生理上五脏对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归。 五味应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推演到五味中则形成五味间的生克乘侮关系,即相生关系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关系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中医学据此来阐释五味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另外,中医学认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咸味能下能软。这些为应用五味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诊断 中医学认为五味源于天地之气所化,靠舌的味觉功能感知,机体病变会影响舌的味觉功能而使患者产生异常味觉和对五味的好恶发生改变。应用五味与五脏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变化,有助于临床诊断。 2.1 问患者口味以知五脏病变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异常味觉。口为脾窍,五脏六腑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络、经筋与舌相连,脏腑精气上荣于舌,脏腑病变必然影响精气的变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觉,口中异常味觉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脏腑病变的反映,故临床可根据味脏关系分析患者口味的异常变化来诊断疾病。如口咸者多属肾虚,因咸味入肾,肾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湿热,因甘味入脾,湿热蕴结脾胃,浊气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蕴热,因酸味入肝,肝热之气上蒸于口则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属火,火邪炎上则口中苦。可见临床问诊病人异常口味可助诊断。 2.2 问患者对五味喜恶可测知五脏病变 五脏对五味各有好恶,五脏病变也会使好恶发生改变,不同脏腑的疾病可产生不同的饮食嗜味,临床可据此测知五脏情况及病变性质。《难经·六十一难》指出:“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如嗜甘者多脾虚,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补脾体,助脾用,复其运化;又脾欲缓,甘者能补能缓,故脾虚者嗜甘。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肾病嗜咸,其理同。因此问诊患者对五味的好恶对于诊断其患病情况及性质,无疑是一大帮助。 3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治疗 五味与五脏相互应通,五味间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可根据药物性味及对脏腑的影响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3.1 运用五味分析药物归经 一般药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据五味与脏腑的关系可知其归何经,因此五味可作为分析药物归经的依据。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经;苦入心,黄连、苦参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经;甘入脾,茯苓、山药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经;辛入肺,麻黄、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经;咸入肾,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肾经。 3.2 运用五味指导方剂配伍 中医学认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据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进行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剂配伍原则。如治营血亏虚,疏泄失常致月经失调等证的四物汤即按《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酸泻之”的原则组成。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当归、川芎助肝用,复其疏泄,顺肝条达之性为补;白芍味酸,补肝体,性能收涩而缓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补而养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条达之性为泻。辛酸补泻,切中病机,使肝功能恢复,其病自愈。又如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即遵《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的原则。可见药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据。 3.3 运用五味指导治疗用药 知道患者所喜所恶之味与药物之味,在遣方用药上对如何安脏气、祛病邪会更有把握。即从所喜某味知某脏虚,以具某味之药助某脏气以祛病邪。如中气不足,脾精偏虚喜食甘味者,可用黄芪、大枣、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温健脾或甘淡实脾;肝阴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补肝体,缓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黄连、知母、木通等清心泻火。总之五脏各有体用,临床用药得当,效果明显,相反若用药之气味与脏之体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运用于中医养生康复 临床上一方面可根据患者对五味的喜恶通过食物来补所病脏腑之不足,平调其偏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据四季变化与味脏关系调整饮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4.1 运用五味指导食物调养 饮食具有五味,五味内通于脏,因此治疗疾病用药固属重要,饮食调养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及患者病情、习惯口味对食物加以选择,通过合理调配,增进患者食欲,利于脾胃运化,发挥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过食某味,否则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如《素问》指出:“气病无多食辛,血病无多食咸,肉病无多食甘,筋病无多食酸,骨病无多食苦。”又比如从现代医药角度看高血压患者过食咸食会加重高血压,溃疡病患者食甘味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因此,当据病情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给以适当食物之味调养,补养脏气,有助于药物发挥疗效,促进疾病康复。 4.2 运用五味指导预防养生 饮食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养生防病、益寿防衰的作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法度,其中饮食之味尤为重要。首先当调节饮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脏机能偏盛,机体阴阳失调产生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可见五味调和的重要性。此当为养生者戒。其次,根据自然变化规律、五味间生克制化及味脏关系调节饮食,天人合一,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很有好处。如春季肝气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属土,其味甘,故当春之时饮食之味要减酸增甘之物,以护脾气。同理,夏季宜减苦增辛之物以护肺气,秋季宜减辛增酸味之物以养肝气,冬季宜减咸增苦味之物以养心气。由此可见运用五味指导养生防病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医学运用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据五味生克制化规律与味脏关系,将五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与历史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科技史论文:科技奥运历史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科技史论文: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科技产业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产业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适度放宽管理权限,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产业。几十年来,高校科技产业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积极开展科研试验、多渠道补充教育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重要的实践和试验基地,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办科技产业的改革改制工作,组建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资产公司出资人的职责,行使资产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别设立了学校资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组建了资产公司运营管理团队,初步建立了高校资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管理方面仍有较多问题,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气去解决,进一步巩固高校产业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国高校基本完成校办科技产业的规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产业管理框架结构。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改革逐渐触及深层次问题,虽然组建了资本运营主体,但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尚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度建设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多采取单一的制度约束,即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对具体经办人员的约束,大多表现为党政纪律,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融资渠道不畅,缺乏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 从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学校对科技产业开发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较低。多年来,高校科技产业除学校给的一小部分启动资金外,大多是企业自我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维持企业生存,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原始资本积累上,从而导致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设立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使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许多有市场前景的成果无法向商品化阶段推进。 (三)高校产业管理模式滞后,经营决策效率低下 从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管理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的校办企业管理模式仍留存浓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现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滞后效应严重制约了高校产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成立了资产公司,纳入资产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等经济行为经常请示资产公司,而绝大多数资产公司作为学校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职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决策权,上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繁琐,不能像社会化企业那样迅速及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四)缺乏专业化的科技产业管理队伍,员工身份转换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学校教师,他们擅长教学以及技术研发,但是缺乏高层次战略决策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约,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高素质经营决策队伍。 三、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快速发展的若干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快高校科技产业改革与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具体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点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科学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采用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以及董监高派出、考核和激励政策等,这些措施可以强化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能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在挖掘企业家潜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从企业内部、市场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约束。 (二)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资金紧张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借助政府和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开始,高校部分企业被列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高校科技产业应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申报和参与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等项目,争取获得国家各项资金的资助,从而补充自己研发资金的不足。与此同时,高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利用国家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融资上市。 (三)适度放宽管理权限,科学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最低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有效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因此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管理机构资产公司,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赋予高校和高校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行为。 (四)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 高校科技产业应注重加强人才培养,重点是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和管理优势,才能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使高校科技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事业、企业、人才、制度和资金等诸多因素。只有科学的规范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壮大产业的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与水平,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史论文:关于科技史的教学思考 [关键词]科技史,概念,科学传统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难点,很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上,而没有在史识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甚至还有老师在课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讲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内容,把历史课上出了物理课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学的特点和魅力,也有违课标“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虽然早有论者指出,科学史的重点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科学的萌发、科学的环境、科学的影响才是科学史教学的重点。但笔者囿于自身学识,讲起该内容总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把握。吴国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学》令我茅塞顿开,在该书的启发下,我确定了科技史教学的基本思路:在引导学生梳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脉络和架构的基础上,重点讲解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认为,今日所谓科学,不单是一种自然知识,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之下对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的,常常称作近代科学。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德语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广义的科学,即自希腊以来追求确定性、系统性知识的理性探究传统。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理性科学一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代表了“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狭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小传统,广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关键所在。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希腊,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了科学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现是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它包括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与希腊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第一,现代科学能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第二,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而且侧重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方面。其实,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即所谓“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即所谓“求力的科学”。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翻译成“格致”或“格致学”,但后来这一翻译被“科学”所取代。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是来自日本人对英语science一词的翻译,而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科学指高端知识、典范知识,狭义的科学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告诉学生: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江晓原教授指出,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在今天正确与否,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果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所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数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为什么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吴国盛教授认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没有说清楚他所谓的科学是指什么,其论述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如果李约瑟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正因为如此,吴国盛教授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方正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看来,它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受外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影响,但最主要动力仍然是内在的,即来自这个传统本身。换而言之,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大传统的产物,忽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没有可能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与由来。”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遥远而强大的源头,几乎为科学史家所公认,中国古代虽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技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李约瑟难题”应当修订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对此,吴国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古代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而希腊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学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文结构,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传统。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个特征。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科学情有独钟。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科学由古希腊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学术,转变为现代数理科实验学,完全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陈方正教授总结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吴国盛教授还特别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运动,发现天体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设法解释这些运动是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这最终使得希腊天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解释行星的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也为现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中国天文学则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研究天文学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皇帝为垄断来自上天的消息,不仅高度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因为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和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江晓原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中西天文学的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怀特海在追溯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深刻地认识到,神学(尤其是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现代科学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吴国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他还指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哲学分别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 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就是说,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分离:研究物理世界意味着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研究上帝则意味着了解世界。追求、发现、阐明自然规律的效果,足以显示上帝造物之奇妙与思虑周详,这一神学动机为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特殊本领,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窥探万物的本质,只有运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类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认识工具,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马斯・阿奎拉在《神学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我们必须牢记,科W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所以,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这样一来,神学与自然哲学作为科学的不同门类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把神学看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则被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推动了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神学与科学不仅不是矛盾关系,而且基督教促进了科学进步。(请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哈维、波义耳、牛顿这些被后世尊称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哲学家”,从事的是哲学工作,如牛顿那部伟大著作的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 在中国,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多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天主教会对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成长壮大?美国学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确因为传播哥白尼的学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的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作天主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面对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督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力图将科学发现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相调和。在1878年至1903年间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三世提倡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强调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证实的新的科学信条。他及其继任者们所持的立场逐渐变为:自然科学不属于教会范围,进化论可以作为一个学说在教会学校讲授,《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这些前提下相信进化论是个人的私事。 综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也不能把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对立,只不过是17世纪以来科学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科学与宗教之分道扬镳,上帝之被摒弃于自然哲学以外,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 四、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科学史“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是科技史教学中体现“历史味”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欧洲思想界。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适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使人们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行着。这就动摇了经院哲学中将宇宙秩序归结为上帝安排的说法,神学必须再给科学划分出一大部分地盘。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呢?牛顿力学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想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毫无疑问,经典力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生物学等领域内的影响。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用“生存竞争”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要求国家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只有当最适应者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适应者承受竞争的后果,社会才会出现进步。有些工业家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财产和利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纳粹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学家给我们的启示 讲述本单元内容时,不能没有关于科学家的小故事,当然,讲述这些小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无论是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人生态度方面。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鸣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宗教法庭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后,血气方刚的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怒不可遏地训斥伽利略:“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还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在被软禁在家期间,伽利略写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两门新科学》。后来安德雷亚问伽利略:“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对伽利略的坦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显然,这时的安德雷亚早就理解了老师。但伽利略后来经常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对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65年,22岁的拉瓦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科学界注意。24岁就被选入法国科学院。大革命开始之初,他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受影响。但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判处他死刑。法国科学界呼吁赦免拉瓦锡,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同其他包税商一起被处死。拉瓦锡被处死的第二天,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悲愤地说:“他们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一瞬间,可法国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两个月后,雅各宾党被推翻,但拉瓦锡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故事三: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幼年时代的达尔文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分。8岁那年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学校,但他对圣经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在河边钓鱼、上树摸鸟蛋,还喜欢搜集杂七杂八的物品。中学时成绩很一般,却迷上了打猎和养小动物。老师对他很恼火,认为他“不可救药”,父亲也经常训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下去会给我们家庭丢脸的。”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先是学医,因为没有兴趣,改学神学,也没有兴趣,整天跟一些纨绔子弟一起赛马、打猎、酗酒。但他结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并在他的介绍下去听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的地质学课,后来还跟随塞奇威克一起去进行地质考察。达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他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综合事实,从而根据事实得出一般的规律和结论”。后来当英国海军“贝克尔号”舰招聘随舰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学家时,达尔文排除了父亲的阻拦,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故事四: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科学,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题为“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之乌云”的长篇演讲,指出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正是这些乌云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奖得来十分不易。当时不少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胁说,如果给相对论授奖,他们就要退回已获的奖章,结果评委会找到了一个办法,让爱因斯坦作为光电效应理论的建立者而得奖,相对论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一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故事二则说明,动荡的社会环境对科学家个人和整个科学的冲击太大了。故事三通过达尔文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找到和明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人们往往由于认识的局限,对新理论不屑一顾甚至打压,但是,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另外,科学家必须要有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部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W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素养在本单元教学中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和培养。在教学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才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教育,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进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浓浓的历史味。 科技史论文: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看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摘 要]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对比探讨马克思和诺思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得出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找出马克思和诺思各自理论分析的优势,得出我国改革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要注意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维度下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测评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重要维度之一,通过科学史教育,有助于科普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方法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针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设计了反映科普从业人员职业特点的测评方案,对科普从业人员以及非科普从业人员对照人群开展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对照人群。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论文:现代科技在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镇,开创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其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中遗留下来各个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它们见证了天津从被迫开埠到如今15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一座万国建筑的城市展览馆。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及人为破坏,不管是建筑表层还是内部结构、附属设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近20年来,天津风貌建筑管理单位对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使得这些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在维护改造过程中,使用魍澈拖执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展现了原有的风采。 一、检测技术 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手段来代替人工检测,可以实现精度测量和精准检测,又可以省却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时又避免了人工检测取芯对建筑物结构带来的破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同于传统的高精度测绘技术,它利用激光测距的原理,通过记录被测物体表面大量的密集的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将各种实体或实景的三维数据完整地采集到电脑中,进而快速复建出被测目标的三维模型,为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构建的基础上,对构件内部异常及缺陷进行检测,为建筑结构的修复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现代化检测手段的应用,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实情况,维护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础维护技术 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盐碱度大,容易对地基、基础造成腐蚀伤害。因此,多数风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受损现象,严重危害着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础的加固多采用扩大基础面积来提高原有基础承载力。扩大的基础宽度要视建筑物结构状况而定,开挖的过程中,要对原基础的基底部分进行承载力加固处理,对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掺有速凝剂的水泥浆液加固地基,使地基变形得到稳定和遏制。同时,将扩大基础的钢筋与原基础相连接,浇筑混凝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础的承载能力。 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维护过程中,防潮层的修复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传统的防潮层施工往往需要破坏墙体,这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对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复,经常会采用墙体内部化学注射法进行。这种修复方法是先用设备在墙体底部钻孔,然后将特种防水剂沿钻孔注入墙体。防水剂一方面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墙体材料中,另一方面会沿墙体内裂缝、薄弱带渗透流动扩散,使钻孔周围墙体的毛细系数降低,形成膜状的整体,从而达到防水、防潮的效果,这种方法业内俗称为“扎针治病”。这种方法对老建筑的破坏程度小,经过处理可几乎不影响外观,且操作方便,根据注入浆体的不同,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是一项很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 三、主体结构及墙体维护技术 风貌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及墙体按照正常的设计年限,一般不超过50年。天津处于地震多发带,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对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财力、物力、重视程度的影响,只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加以补救。通过管理单位加大风貌建筑的整修力度,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墙体开裂是结构问题中最常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裂缝的宽度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简单的就可以将裂缝进行剔槽、灌浆处理;严重的采用双面钢筋网水泥砂浆外包加固法对开裂墙体进行加固补强,提高了砌体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过程的监控,防止对老旧墙体的二次损坏。 对于风貌建筑中的梁、板、柱这些重要结构部件,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纤维用含浸树脂系粘贴剂贴合在混凝土构件受力部位,使之与基体合为一体,共同作用提高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减少构件的变形和控制结构裂缝扩大。这种加固方法的优点是:一是抗拉强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刚度;三是抗腐蚀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劳能力强;五是结构外观和尺寸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修复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过程简单,大部分为手工操作,无需特殊的装备,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工人,无需焊接,没有噪声。 伴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风貌建筑也在新技术、老经验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现给世人。作为管理单位,需要将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充实到实际维修工程中去,为这些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展现往日风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论文:中学科技文化史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溧阳市埭头中学) 摘 要:中学历史关于科技文化史这部分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难度较小、具有学科交融性等特点,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出发,研究教学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自主学习课堂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完成课程目标,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关键词:科技文化史;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教学模式的探讨具有启发式意义。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掘有限。在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体现学科交融性,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具有较大的学习兴趣。(2)课程内容难度较低,学生易于理解。因此关于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程,非常适合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笔者从历史教学实际出发,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实施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课堂自主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来完成课程目标。 一、教师关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 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教师的职责是“组织”与“帮助”,因此,教师对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文学的繁荣》这一课,学生要能够列举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20世纪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成就,并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达成核心目标,本课的设计重点在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设计难点在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关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依据教科书的线索将其归纳表达,主要分为三大块,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让学生结合教科书自学,完成表格,为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作铺垫。 关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史实资料,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讨中共同完成。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给学生选择了各流派文学作品相应的时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我给学生简列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实,“1825―1826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1830年法国爆发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我联系了必修二工业革命的相关内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对立、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给学生提供了20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20世界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苏联文学,我建议学生结合必修2《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进行思考,亚非拉文学则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班小组合作讨论环节结束后,在时间安排上,还需要留5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启发答疑、总结概括、构建知识网络,巩固自主学习效果。 二、学生推进自主学习课堂的注意事项 1.学生个人思考,培养自主意识 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在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学习,关键在于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分析,改变以往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习惯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积极承担学习的各种责任。因此,推进自主学习课堂,就必须要改变学生的这种依赖思想,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创造空间。 2.小组合作讨论 在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成就这一目标之后,为达成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响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小组合作与讨论,这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讨论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从多角度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学生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主要环节是:教师分析课程目标、设计问题―学生结合问题、独立思考与探究―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难点问题―教师总结概括、构建知识板块。学生通过独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科技史论文: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实证到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浅析 【摘 要】现代西方科技哲学,是从19世纪30年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本文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详细讲解这两大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此来说明西方科技哲学受到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这一论断。 【关键词】科技文化;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 一、浅析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发生了以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实验为代表的物理学危机,这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这场物理危机,那么这种方法的来源就是现代的逻辑技术,现代的逻辑技术就演变出了一系列的逻辑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也就悄然诞生了。20世纪初产生的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潮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从休谟到孔德再到马赫的思想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就此孕育而生并发展成熟。 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对之进行理解:第一,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理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对于本体论的讨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种新的思潮,它反对的时旧的哲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本体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的原则。老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对经验进行描述,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的来源,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不强调研究经验,更主张研究命题的意义,再看这个命题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数学分析,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启了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针对性提出三种观点,首当其冲的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学派主要是对哲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数理命题为工具对科学的陈述命题进行分析。那么何谓科学的陈述命题呢?分别则是主谓命题,是肯定某一个事物的属性,可以这样理解:S是P。另外的一个命题则是关系命题,这个命题主要是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事物有何种关系:A和B,R(a,b,c)。另外这个学派还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表示,原子事实则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客观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觉经验。这二者是同构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逻辑原子主义。i 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新历史主义和老历史主义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是对老历史主义的发展和传承。老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为开创者的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劳丹、夏佩尔。历史主义的各代表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也有对前面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的各种批判。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老历史主义,都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历史主义开始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主张对客观事实进行归纳形成理论;其次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剖析科学的发展;再次对科学进行整体的分析,科学更加的整体化,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的分析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用整体化的目光来看待历史;最后,历史主义否认有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认为对科学和客观事物的评判要依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 库恩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的概念,“范式”这个词语最早是来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或伴随着某一项科学成就而出现的复合点,或者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者学说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学与前科学的一个分界标准。以下是科学的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时期ii 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行。在这一点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长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多元理论,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理论的多元化,经验论者将理论一元化,而费耶阿本德在这一点上面进行了一个突破,认为理论是多元的,这也印证了他的第一点多元方法论。第三点是理论不可比,认为科学无进步。当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看起来是十分极端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论的进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 新的历史主义都坚持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的传统,都反对批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劳丹将问题分为两类,分别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包括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反常的问题三个方面。夏佩尔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信息域理论。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构成的,用来解释科学发展。iii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思考 从前文的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范式演变的两条线索: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解释与说明,历史主义侧重于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不足,历史主义才会应运而生。科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客观辩证法,它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客观辩证法也可以称“事物的辩证法”、“存在的辩证法”。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正确认识了这一观念的总要意义,他们从科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的解释、科学假说的确认等。经过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把新的、更深入的问题,如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内史与科学外史、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能用它来取代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应该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一般的哲学一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用实证哲学来取代哲学本身,抛弃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与客观方法论相对抗,拒绝回答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问题。由于他们排斥彻底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往往在哲学的结论中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极端中。但是我们庆幸的看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收客观方法论的自发支配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用更加客观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受到自发支配的表现。 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科技史的教育 面对新世纪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切实推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尤为更加重要。历史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直接服务于科技事业,但也不应无所作为。加强历史教学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执着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科技意识,并以此为动力,献身于科技事业。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看法: 首先,比较系统地讲解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技成果。让学生清楚人类科技史的轨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人类从古至今在险恶的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奴隶制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制定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尤其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15世纪以后,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伽利略到开鲁勒,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一步步发展到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了人类航天的历史进程。今天,人类不仅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又如,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展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发展到当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这些知识在历史教材中是不连贯不系统的。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综合挖掘内在的联系,研究这些成就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而学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 其次,帮助学生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性,引导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研究科学。 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历史说话,以丰富的史实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之后,铁器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至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了铁器时代的说法。又如计算机,它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从最早最原始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时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科技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来说,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最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上无数优秀科学家是当代青年学生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师在讲授科技成就的同时,更要以科学家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迹激励学生,教育他们积极进取,,献身于科学事业。例如,法拉第是电脑理论的奠基人,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他不仅研制出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拒绝他人的高薪聘请,坚持为青少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发明大王”爱迪生只上过几个月小学,也全靠自学成就了近2000项的发明,为了研制碱性蓄电池,他经历了上万次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许多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热爱科学,并树立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 科技史论文: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科技合作新机遇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里程碑非工业革命莫属。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也有了空前飞跃,同时,她还毫不留情地把雄踞东方的第一文明大国从王者宝座上踢了下去。 在欧洲孕育工业革命之时,尽管大清皇帝们非常喜爱西方钟表、珐琅彩、数学等,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之术来对待,而近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却令封建统治走向瓦解。以工业生产总量为例,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6%,欧洲却上升至62%。劳师远征的外国人轻易打败了曾经号称虎狼之师的八旗军,东方大国很快堕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科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如今,日本的数码照相机、精密仪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个资源匮乏、经济模式“两头在外”的国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运输量为特点的精密仪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精密仪器设备不仅消耗能源、资源少,运输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垄断,更重要的是精密仪器设备往往与标准制定密切相关。日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来控制他国的生产标准。这样,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赚钱工具,又是控制它国的手段。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海峡两岸局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中国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大陆在钢铁、煤炭、造船、汽车、水泥等传统工业的产量不俗;台湾地区也在平面显示、芯片等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今,两岸科技经济合作在双方积极推动下已初具规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质”与“独创”、“独占”方面,我们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称雄产业,两岸科教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 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在饮食、医药等方面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完全可以凭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如在标榜“脱亚入欧”的日本,其电影、动漫产业却在不断地借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故事演绎其新产品;在市场上,色香味俱佳的中华美食与西洋快餐难分伯仲;在健康产业领域,中医、中药至今不能进入世界主流医学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证施治、整体调养观念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充分表达。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科教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从战略角度打造拳头产品、塑造支柱产业。 在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上,两岸炎黄子孙应该看到自身的发展优势,抓住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论文:从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兴衰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对独立性,科技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千多年的时间尺度上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从未间断。在公元五世纪欧洲开始黑暗中世纪时,中国步入宋朝,科学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约十六、十七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建筑、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为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入手,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文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科技史论文: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摘 要:对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现存标本进行了整理,依据标本信息,从类群、采集地点和植物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标本室的构成,回顾了标本室的发展历史。对标本室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标本室;标本;历史;现状;展望 标本馆是标本的贮存场所和载体,标本是其承载对象在时空存在的第一手证据。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工作者科研活动的积累和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也能反映标本馆拥有者的学术氛围和历史积淀。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标本大多已经超过了保色期,颜色开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纪采集制作的标本出现破损、脱落和丢失现象。受场地、开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标本在教育教学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标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标本急需整理、修补,有些甚至需要废弃。为此,自2012年3月,我们对安徽科技学院标本室的标本进行了归类、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统化利用直观教学素材,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拓宽渠道,探讨一条切实可行、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资源的植物学教学模式。 本文是对标本前期整理工作的总结(主要针对维管植物),并就我院标本室的发展历程和标本现状做简单回顾。 1 标本基本情况 我院标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约有60a的历史。未经整理的室存标本总共2 023份。从保存方式上来分,主要是腊叶标本,也有少量浸制标本、风干标本和种子标本;从分类类群上分,涵盖了藻类植物、菌物(含地衣)、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管理不善,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经不能使用。整理后,较为完好的有1 214份,在这些标本中,蕨类植物有9科、12种、46份,裸子植物6科、15种、53份,被子植物的情况汇总于表1。 3 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园教学资源直观素材的开发利用[2],探讨新形式下的植物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将我院标本馆中历年采集、制作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并研讨与之有关的标本馆管理模式和开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同步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国植物图像库(PPBC)、中国自然标本馆(CFH)、物种2000中国节点高等植物信息系统(CNPC)和中国数字植物园(CVBG)等一批覆盖全国植物标本、图像、物种和引种植物的信息系统。这些生物或植物学信息平台,为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互联网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对传统的植物科学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作为与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植物标本和标本馆,其构成、管理、使用和开放模式,是其改变方向之一。改变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联网为之带来的迅捷、便利和翔实。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为教学提供更多服务的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是植物标本和标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史论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史述论 摘 要: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探讨源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念并建立农业科技园以来,至今经历了18a光景,在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化暨农业科技园的模式。基于中国农业科技园的状况,从科技史角度展开研究,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挖掘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科技园史;中国农业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农业型发展,社会与科技对现代农业提出了具体的三高要求,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开始酝酿发展。农业科技园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区域内运用信息技术、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最佳的协调状态和经济最高效益的产业综合体。农业科技园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与经济组织活动[1]。也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 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 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 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 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 【摘要】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的管理技术,无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点。日本企业文化不仅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也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在当代东西方文化进一步交流融合的趋势中,应当注意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 【关键词】管理哲学;管理技术;文化融合;管理之术;管理之道 西方管理学从泰勒、法约尔开始,逐渐架构成完备的体系,又衍生出众多的流派、学派、丛林。与此相对,中国古代诸子百家,虽观点各异,但都离不了理国治邦,他们的文化精髓既是人生哲学,也是管理思想。东方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不乏深邃闪光之处,却沧海遗珠,散见于经、史、子、集,缺乏系统的于是,学院教授的“正统”管理学“言必称希腊”,基本是西方管理学一统天下。 一、西方管理学分析 西方管理在直接为现代市场经济服务中积累出明显的优点:善于运用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在试验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严格地控制和严密地管理,注意引进竞争机制,提高整个管理活动的效率,不断根据管理实践的结果来变革管理模式和创新管理理论,重视发挥个人的能力和专长,充分利用法律和契约在管理中的作用等。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重视对管理的理性分析,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管理技术片面追求数学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无视了人的心理情感因素和管理艺术的丰富性;对管理中某一要素进行深入地、科学地分析,总结出的某一方面的规律,却往往把局部的规律看成是一个管理活动的普遍法则,产生了以偏概全,走极端的弊病;现代西方管理日益趋向复杂化,复杂也带来新的矛盾。组织结构复杂常常使各种矩阵结构相互牵扯,扼杀了创造行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重视社会人生。所以东方管理文化也是以人为核心,具有浓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协调各种组织、群体间的关系,强调整体协同,而且这种协同不仅是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员工“心愿”的问题;而西方则注重员工“会不会、能不能”,是针对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方面下工夫,各有侧重。一个企业家,如果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不断提升境界的养料,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共同发展的平台,而不只是个人财富积累的木桶,那他前进的动力在某些阶段会受到限制和影响。 相对于西方系统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已发展起来的科学监督和统计制度,东方管理思想更注重人的自我约束、修身养性的自我管理,通过高度的自律适应自然。从“性善论”出发,通过自身修养来解决问题。这些和现在比较流行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共通之处。儒家讲究的是“宽容和谐内部环境”,但在管理中的感性成分较大。极端的感性管理也会导致具体管理者无所适从、无所凭依,管理走型。 东西方管理文化不同,对管理的本质和认识也就不同。但是在当代东西方文化的进一步融合的趋势中,现代管理本质越来越体现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为核心的人本管理思想。对于“人本”管理思想的回归,中国上古时代提出了“德为贵”的思想,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儒家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其归宿是“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的天下大同。“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与管理方法。市场经济体制更加需要提倡诚实守信、意志坚强、艰苦奋斗的精神。西方也普遍认识到了这种重要性,在mba课程中也开设了“管理伦理”的课程,东方管理学派提出了“以德为先”观念,强调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把道德行为放在首位,遵行“德智兼容”。日本企业的成功更是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三、日本企业文化的示范意义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球开始展露风采。当时美国正在受到石油危机的冲击嘛。企业劳动生产率在连续增长了20多年后骤然停止了增长。而这时,日本作为战败国,战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石油等原料全部依靠进口,但他们的企业在石油危机中安然无恙,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管理思想的长期熏陶。很多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一)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的东方传统人文精神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府推行,国民诵读《孝经》,提倡孝道。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奉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瞩目。于是全世界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包括曾经是日本人老师的美国人也放下架子,“拜徒为师”。经过一番探讨研究,欧美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日本企业的成功不仅与美国的资金扶持有关,而且他们在实践中能够打破西方注重理性的管理理论的框架,不是单纯就管理论管理,而是把企业作为一个文化实体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不仅强调设备、技术、产量等“硬件”,也推行现代管理的体系、制度、方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重视人的价值,重视属于文化层面的“软”的因素。如员工归属感、价值观的培养,“企业风土”等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如“社风”、“社训”、“社长信条”、“经营原则”、“企业使命感”等。而儒家思想正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是创造“软”因素(日本企业文化)的关键所在。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学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时空的优势。于是产生了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强调的“人本管理”思想。这种人本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也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日本企业文化这一灵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日本企业管理还讲求施义,这种管理思想,与儒学中的“义”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有的日本公司在经营宗旨中就明确直奉行“先义后利”!“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荀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成功的日本公司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日本企业家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二)日本企业文化成功案例简析 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是世界上九大公司之一,是目前日本获利最高的企业之一,其营业额从战后至今增加了4000倍以上。松下公司的创始人及领导人松下幸之助被誉为“经营之神”。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有很强东方色彩的企业文化建设,突出表现在:一是强化企业命运共同体建设,在日本首先创作公司歌曲并制定价值准则;就像现在你一走进“好又多”超市,你就会听到他的公司歌曲,这样的文化熏陶很容易让人们不自觉的将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联系起来。日本的横滨饭店规定对新雇员培训的一半时间不是讲业务,而是教他们懂得自己应对周围的社会承担责任,其中包括让他们到饭店前面的公园打扫卫生。在日本,有一句很响亮的话:“没有文化,就没有企业。”由此可见日本企业家对文化在企业活动中的地位的认识。二是重视人才培养,这从松下幸之助的名言“松下电器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兼而制造电器产品”中可见一斑;另外一家日本企业——日本京滨制铁所是一家高度自动化企业,在技术管理和工序管理上全部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但这样一家企业却也十分强调人的作用,建立很强的工作道德观念,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培养职工道德观念为主,并围绕道德观念在其他方面协调发展。三是注意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容,使员工易于接受。比如开会,可以选择不在会议室里,而在其他地方。比如开会迟到的人,可以叫他们请按时到场的人吃饭等等。这样一些比较远离传统的企业文化,可以让员工避免被束缚的感觉,从而能够更容易的接受。 四、结语 日本是“东方的西方国家”,或许正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让日本同时受到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熏染,它才能有这样一个契机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日企横扫英国的摩托车业,超越德国和美国的汽车工业,抢夺德国和瑞士的钟表和光学仪器市场,打击美国在钢铁、造船和一般电子产品上的传统优势等一系列的企业神话,这些神话不断的被文化管理学、企业战略学、工商管理学等学科选入教材,流传起来。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企业的成功,掌握西方的管理理论,领会东方的管理思想,借着改革开放的契机,将东西方的管理哲学在中国来一个第二次融合。 美国华人管理学家成中英教授说,中国是“心”文化,美国是“脑”文化,管理是外在伦理,伦理是内在的管理。西方的管理方法在国外公司有时很好用,但现在我们的员工是中国人,就出现了一些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亚文化的角度来观察,在东方文化背景下运用西方习以为常的管理方法。虚实结合,既学习西方的管理之术,又领悟中国的管理之道,从让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成为全世界学习的样板。 不可否认的中西方文化和思维差异,既不能消灭它,也难以统一它,因为世界需要五彩斑斓的文化,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在差异彼岸构筑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搞洋务运动的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今天用在现代管理中,仍然有借鉴意义。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论文 一、东西方企业的质量管理特点 (一)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东方企业质量管理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要数日本了。以下以日本为代表谈论一下东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自主,主动是日本企业的独特的特点。日本企业质量管理成功的原因在于其最主要的思想是来源于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戴明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循环管理思想。顾客至上是他们企业的经营理念。最为值得学习的是,日本企业的质量政策在内容上不仅体现出了“把顾客作为焦点”的原则,而且能够在各个生产活动中得以全面的执行应用。 (二)西方企业质量管理特点 质量管理的起源地在美国。美国企业一直重视质量管理,其质量管理方法当然是各不相同,比如:“统计质量管理法”,“全面质量管理法”。因此,美国企业在质量管理思想,质量管理组织和质量管理方法等方面,都有其特点。美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注重规范化和程序化管理,讲求质量控制,在管理方法上,美国企业是在标准的规范下进行的,也有一些企业为了解决质量管理的具体问题设置一些临时的机构:如福特汽车公司为生产专用零部件而设置的临时工作小组等。 二、东西方企业质量管理比较分析 通过以上对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理念是在生产过程中综合考虑产品的质量,美国的企业则是在规范化的过程中生产产品。通过对其优缺点分析可以对我国企业的质量管理有一个很客观的改正标准:第一,中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研究还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层面;而西方企业已经有自己独特的质量管理理论体系。因此,应该借鉴国外企业质量管理研究,加强中国企业质量管理研究。第二,中国企业质量管理重形式轻实践。我国的绝大多数企业管理者只是把质量管理这一重要的操作流程当做是无关重要的环节,而不是具体的去实施它的作用。第三,需要提高中国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员工的素质,因此我国企业管理部门最重要的职责是提升员工的文化素质。 三、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一)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企业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是令人堪忧的。我国目前企业质量管理的现状如下:第一,企业产品质量差,浪费生产的原材料。第二,质量不合格的各种产品横行于市场,损害消费者利益乃至生命。第三,我国企业对TQC(TotalQualityControl)和贯彻ISO9000系列标准不进行实际实行。 (二)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的对策 我国企业质量管理远远落后于美日。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方面来加强我国企业质量管理:第一,真正把全面质量管理放在重要位置。企业必须按照全面质量的原理来重新安排质量战略策划,真正将全面质量面质量管理放在首位,以顾客满意为中心。第二,真正实施ISO9000系列标准,切实做到运用此标准来对质量体系进行规范。第三,注重质量文化的作用。我国的企业应该学会创建文化企业,把员工的个人素质首要位置,以此来提升企业产品的质量。对我国的企业质量管理的思考,切实做到从我国自己的实情出发,总结我们之前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国外质量管理好的方法,活学活用现代科学的质量管理手段,认真预测世界质量管理的发展趋势,在理论的基础上重实践,一定能把我国质量管理提高到现代质量管理的水平,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道路。 作者:刘艳菊郑满单位:西藏民族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哲学论文 俗话说,无规矩就不成方圆。纵观人类的发展史,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再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人类的这些进步,一个又一个发明创造,经济不断发展都离不开管理,包扩人的管理和物质的管理。管理思想的发展按时间划分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的管理思想、中期的管理思想、现代管理思想。 毋庸置疑,人类早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的管理思想,管理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中的课题,不同时代的管理有着适用于那个时代不同的含义,但是很少全部弃旧立新,不能说过去的管理思想已无用途,现在科学的管理也是在建立在前人的思想的基础上的。之所以过去的管理思想还在影响着现在的管理活动,有多种原因:首先,事物的发展必须经过一定的过程和遵守客观规律,人类早期并没有一系列的理论概念,我们靠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就在这些看似平常的经验之间,蕴藏的管理思想的萌芽。要怎样安排怎样分配才能更好的完成生产生活任务。这些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技巧和经验想法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当然每个名族每个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继承,所以我们现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行为中都会有自己名族的特点在内,也就是说早期的管理思想会对现代的管理思想影响。例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是永久存在的,天地之所以能永久存在,是因为它不是为了自己的运动变化规律而存在,而是万事万物运动变化规律平衡的集合,因为他是和谐平衡的,让人生存,无私奉献,所以它能够永世长存,而现代管理思想中有关企业要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的问题其中就有企业要有造福社会,回馈社会的责任,这就是个影响的例子;其次,现在所说的管理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一路走来,从欧洲的古希腊神庙到中东的古埃及金字塔再到东方的长城,这些奇迹的诞生不仅仅是技术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许多的管理经验。虽然时代一直在变,但是一些理论的有效性还是没有变,例如马基埃维利的思想领导原则和现代领导理论的一些原则的是相当类似的。还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巴贝奇对劳动分工的研究等等。 当今世界经济再次步入新的历史时期,现代的管理不仅仅是一门学科更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手段来管理的是新的特征之一,包括很多学科要素在内,不单单是对于人行为的管理或者是对怎样提高生产效率来思考而是运用心理学、计算机、运筹学、统计学等学科手段来综合管理一个企业。第二是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加强了人的培养,企业生产运营更人性化。职工的满足感,归属感成为了影响管理好坏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就是现代管理中的创新意识,现在的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企业和国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机遇,适者生存,不仅要适应更重要的还是创新。根据形式不断改革管理体制。这些就是新的特征。 人类早期的重要思想到现在也能指导管理实践,比如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中比较有名的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告诉我们要分析客观规律才能克敌制胜,这句话在现在的一些企业的竞争的到处都能体现;孟子主张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当今社会中对人的管理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肯定了人性本质上是善良、美好的,荀子认为恶是人性自然需要善来改造。现代管理实践中需要把二者结合起来,人是复杂的动物,有两面性,对人的管理要运用不同的手段。15世纪著名的思想家马基埃维利提出了四项领导原则,这四条原则同样也在现代的领导实践中发挥着作用,比如领导需要得到拥护和领导需要团结群众等。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吸取的早期管理思想之一。 无论是东方的管理思想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都具有自身的传承和自己的特点。这和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是分不开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偏向与理性的思考,逻辑推理,追求的是最根本的性质。在管理理论中,多数是以工作本身为目标,提高经济效益。很少考虑人的因素,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提出了工作定额原理、差别计件付酬制等。而东方人更注重人的本身,诸如修身养性、忠孝义等词。把个体和外界都有联系在一起,强调事物都是相联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倡导的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至今仍然对人们的观念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东西方的思想上的这些差异,导致东西方思想的发展也有诸多理念上的不同。西方的管理理念强调科学与效率,注重科学手段;东方的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力量,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 虽然东西方管理思想有所不同,但是整个世界是在相互联系之中的,经济已经全球化势必会带来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代东西方管理思想就是在不断的在互相学习交流中发展的。西方在强调科学方法,运用各种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加入了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科学严谨的同时,也不缺个性化,既追求卓越也追求和谐。东方当代的管理思想也越来越重视科学和严谨。用以人为本的态度来领导群众,用科学的指标来要求群众。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理念取其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管理实践中,升华为自己的特色。 作者:罗孝骏 单位: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图书馆公管管理 文化比较的前提是文化接触与交流,没有文化的接触,就谈不上文化的比较。中西图书馆文化的接触和交流源远流长,一部图书馆事业史也就是一部中西图书馆接触和交流的历史。中西图书馆文化交流经历了古代东学西渐到近现代西学东渐两个完全相逆的阶段。来新夏先生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表层的器物层、中层的理论制度层和深层的文化心态层。由此图书馆文化也可分为物质层、制度层和精神层三个层次。[1]藏书是图书馆文化赖以存在的重要物质基础,本文试图从古至今分三个阶段对中西图书馆藏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 第一个阶段:东西方古代形态各异的自然书写载体比较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中国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对人类文化的进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图书馆的发展更是意义巨大。纸质书籍的生产、贸易和保存远远优于简、帛、纸莎草纸和羊皮纸,最终取代了它们。但这一过程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灞桥纸”“罗布淖尔纸”“扶风纸”和“居延纸”等考古发现证明,纸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发明,在东汉时期经蔡伦改良已得到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初期的纸张质量不高,产量有限,再方口上当时的人们尚有轻纸重帛的观念,纸在汉代并没有广泛地用作书籍载体,简帛仍占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魏晋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提高,纸的优越性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纸也就逐渐地由下层平民的使用进入上层贵族的使用,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之一,与简帛并行使用。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4年)桓玄帝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纸才得以广泛地使用,纸写本书才基本上完全取代了简帛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形式。中国书籍制度从此由简帛阶段过渡到写本书阶段。到隋唐时纸写本书的发展达到全盘。纸写本书籍制度基本上沿袭简帛制度,虽然写本书出现了卷轴装、经折装和旋风装等三种装订形式,但卷轴装出现得最早,应用的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思想对比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社会和哲学背景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管理思想的演化规律,指出了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论述了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阐释了东方思维方法对现代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重要借鉴意义。以期为解决现代管理学思想与理论和管理实践界不能对接的困境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 关键词:管理思想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东方思维 管理学只是近一二百年才出现的名词,而人类的管理实践却几乎同人类的历史同样悠久。一般认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标志着现代管理学的诞生,但是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没有办法给管理和管理学一个可以广泛接受的定义,对管理思想的研究也还局限于管理学自身,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甚至哲学的角度,也没有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从现实的角度看,一方面现代的各种管理方法、理论和思想层出不穷,管理学空前“繁荣”,另一方面管理上和社会上各种问题越来越多,而一贯的解决方法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越来越没有效,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管理思想失去哲学基础支撑,不能进行思想和理论创新。本文试着从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西方的管理思想,通过对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基础进行挖掘,得出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借鉴意义。 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管理思想的演化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整个社会的思潮对具有历史性的管理思想影响巨大。而一个社会思潮的形成在于人们的实践和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天才思维。归根到底,管理思想历史演化的背后是其深刻的哲学渊源,掌握了管理思想发展的哲学路线,就能把握管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方向,为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者提供指导。 (一)西方管理思想演化的哲学逻辑 从哲学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的哲学线索有两条,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1.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和思想的主流。按照一般的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理性主义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根本特点的思想或倾向。近现代的西方理性主义开始于文艺复兴,理性取代上帝成为时代变换的最主要标志。中世纪的人相信神的启示至高无上,而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人渐渐相信人的理性才是至高无上的。理性主义从古希腊的自然理性开始,认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来发展到经验理性,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内涵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再后来发展到天赋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理性主义变为科学理性,认为科学就是真理;后来发展到机械理性、工具理性和数学理性,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数学和几何学准确推导的才是科学和真理。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它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被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不因外在因素而改变其本质。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进行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性质,还原论对应的是分析的研究方法。 沿着理性路线的管理学理论和思想的特点是以“工作”为中心,遵循理性的逻辑和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强调理性的决策、定量化、标准化的管理、稳定有序的组织结构、明确的职责分工和权限隶属关系、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采用金钱刺激和纪律控制等。理性路线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有泰勒等人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等。二战后,运筹学的成功,加上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管理提供了深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这时相继出现的数理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系统管理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都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科学管理的进一步强化,同时对人性的关注相对忽略。其中尤以管理科学学派为典型,他们强调运用新的科学方法,建立管理的数学模型与逻辑程序。在管理科学学派看来,管理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完全可以而且只能用数学模型和逻辑程序进行,不容许有半点非理性的艺术成分的存在。 2.非理性主义不是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主流。非理性主义是指那些将人的心理的非理性因素置于优先地位加以强调的思想。它强调人的意志、欲望、情感、直觉的作用,不过分强调理性与逻辑的作用。它的理论表现有生命哲学和心理分析理论。非理性主义是将人心理中与思想无关的因素,如情绪、本能、冲动、直觉等置于最高的地位,进而认为一切存在的最深的本质是非理性的。理性主义是注重研究外部世界,非理性主义则从自身内部找原因。当面对许多问题的时候,理性主义认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哪个推导错了,甚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而非理性主义认为“是我的哪里出了问题,是我心里的欲望太多、太杂而又不切实际,还是我的想法根本就不对?”。它从古希腊的神化故事开始,表示人向一种更高的智慧和力量的屈服;从古希腊一直发展到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它极大发展了非理性主义,牢牢的控制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交锋后,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非理性主义重新被人们拾回,因为社会和经济等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成就与困惑 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思想是还原论,方法是公理化研究方法。基于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庞大和完整,在它的基础上诞生的工程技术,创造了空前繁荣的人类文明。 西方理性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贡献不容忽视,但科学所培育出那种理性计算精神,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日益趋向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所有这些的结合,使对人本身的迫害和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这种负面的影响可以从技术层面和系统层面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它本身内部就存在许多的“悖论”。首先,人类科技知识的进步和发展需要人类理智和思想力量的强大支持,但人类的理智和思想造出的产品反而压制了人类的思想和理智。其次,由于科技的大规模广泛应用,电子文化乃至人工智能装置却以其精神生产的工业化、平面化、批量化、非个性化消除了人的思想创作的冲动,抹煞了人类的个性。各种应用于生活中的软件设计活动的高度技术化和产业垄断,无形地剥夺了他们培养和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机会,人们必须被动地接受各种设计,人把自己的理性变成了技术,交给了技术,物化的技术理性却抹煞了人的思想和灵魂。再次,由科技发展而来的工具理性,由市场竞争而来的功利理性,以及由货币广泛媒介关系而来的价值理性等,它们都抛弃了培育它们的人文精神,让本来作为手段的它们成了主宰人生的目的,把本属于目的的人变成了服务于它们的手段。 从系统层面来看,首先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发展模式,特别是生产和消费模式已经走进死胡同,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种模式的劣势在于:虽然使一些幸运的地方富裕和发达起来,却在更多的地方造成了贫困和落后,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虽然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却过度地消耗资源,破坏了生态平衡和生存环境;虽然部分满足了部分人们的近期需要,但总体上却牺牲了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因此,这种模式既没有带来全球普遍的和共同的发展,也没能保护好环境。其次,西方理性主义过度繁荣也使得伦理、道德的沦丧,人类的精神家园遭到破坏。这种精神的沦丧并不是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因为某种错误的学说使我们误入歧途。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实用理性等,所有这些“理性”,都因其方法的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而博得人们的欢迎。然而“简便易行”和“实际有用”的代价,却是从最深的根处切断了精神源头的活水。东方思维对西方管理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借鉴 (一)东方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 东方思维可以概括为:整体论、超级系统论、和谐论、太极思想。根据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里面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整体观。认为主体和客体是统一的,人是整体宇宙中的一部分,自然与人类有统一性,统一的基础在人之内。第二是整合的系统思维方式。这种系统整合的思维方式不是一般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它是一个超级的有机系统,也许目前人类的智慧还不足以完全掌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西方文化注重分析,中国思维注重综合,着重从整体上掌握事物,强调事物的结构和功能,不注重它微观实体和元素。第三是以社会和谐为本位的人文精神。和谐包括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做事情讲究“合情合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是,宇宙以人为中心,知识以利于人为准绳。“太极思想”是中国又一重要思想,太极图被人们誉为“第五大发明”,但现代人类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价值。在目前人类可以认知的时空状态下,太极思想能被人类认识的至少包括有:矛盾的观念(阴阳鱼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永恒变化的观念、永恒不变的观念。以上这些都是高度的思维方式,它引导西方管理哲学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发展。 (二)东方思维解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发展的困境 西方管理思想自身的理性和非理性维度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自身增长的极限问题、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人类自身心灵和道德的问题。从西方的历史可以看出,物质上极大的丰富却没有真正使西方幸福、快乐起来。 西方理性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然是东方的实践理性。因为人类创造的工具、方法、流程最终都要回归到人类的实践中来,回到“知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上来,可以有“真空的数理推导”,但不可能有“真空的管理”。 西方非理性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全面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的对人自身的关怀悄悄的演变为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他们的本质已经变为把自身欲望的满足和各种动机的得到响应看成是个性的解放与张扬,这种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精神,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但是正由于这种“自由竞争的环境”却不同程度的损害了其他一些人的真正的自由,它在本质上缺乏对人性真正的关怀和对心灵的呵护。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管理思想非理性维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必然是东方人文主义。东方人文主义与西方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着深刻的不同,东方人文主义主张人类与自身的心灵和谐相处,即所谓“正心、诚意”,在自身心灵得到呵护、合理欲望得到合理满足的同时能增进与周围人的和谐,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和谐。东方人文主义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和为贵”、“合情合理”、“和气生财”、“互惠互利”;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和周围环境关系上是“天人合一”,共生共荣。 综上所述,西方管理思想无论是从非理性路线还是理性路线最终都要回归到东方思维方式上,这种西方管理思想的东方回归是历史的必然。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比较分析研究 [摘 要]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完善,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成为了企业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础,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管理者所认知。高效的人力资源不仅有助于员工之间人际关系的改善,更有助于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实现,进而让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胜利。但在实际工作中,人力资源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基于此,本文把中西方人力资源差异作为研究课题,阐述了相关的理论知识,分析了东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差异。 [关键词]人力资源;外企企业;可持续发展 0 引 言 S着现代企业行政管理理念的发展,绝大多数的企业认识到,企业如果要想在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优势,必须将企业自身的长期战略规划和人力资源管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且笔者发现企业战略规划的各个方面与人力资源管理有关。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是企业获得充足效益的基础和核心,并在企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发展,大部分的大型企业都在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头疼,企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而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 人力资源的内涵 人力资源也称作公司企业文化精神,指的是企业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中长期实践形成的带有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和社会定位,是企业所有人员的社会文化共识,同时和全体员工的各项需求统一,是企业长期以来,在广阔的社会经营中实践凝聚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经营的目标和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精神等。 2 东西方企业人力资源比较分析研究 2.1 东西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比较 2.1.1 我国企业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人力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规划、激励、绩效、培训、考核、员工招聘以及晋升机制等多方面的内容,是企业能否长足发展的最关键因素之一。但国内绝大多数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对人才是企业竞争的核心要素的意识较弱,在人员技能与岗位的匹配上与如何留住人才的工作上缺乏实践;在对人才的管理和定义上,仅仅停留在以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表面来简单定义人才。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概念片面,有些小微型企业甚至是大型国企领导对“人才”的认识存在偏见,其认为人才只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或者是从国外引进的高级技术人员,并未把企业内部业绩优秀突出的员工纳入“人才”的行列,这使员工的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造成企业的人才大面积流失,影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不能满足员工多样化的需求,现代企业的竞争本质是利用人才的竞争,人是具有高度复杂心理的动物,人在具有经济属性的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当下绝大多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者单纯认为员工需要的仅是经济上的收获,而忽视了员工作为社会人的复杂需求,企业以金钱来驱使员工付出的想法是不成熟、不科学的管理思想,忽略了人的社会属性,只看到人的经济属性,在工作中只以经济利益为基础,人际关系单薄,导致员工对公司缺乏归属感和凝聚力。 2.1.2 西方人本管理理念 西方企业较早地树立了“以人为本”的观念。日本的企业文化在这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特点,其把员工问题视为企业自身的责任,在绝大多数企业裁员以保证公司的资金安全时,日本企业几乎很难进行裁员,同时日本企业的高层也非常注重保护员工的各项权利,他们把员工当作创造企业市场价值的根本资源,在企业经营中充分考虑和尊重员工的劳动价值和各项权利。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长远发展起着根本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需要。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西方企业管理模式也将与时俱进,人本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本管理战略的制定将以企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为导向,并对未来方向进行规划。人本管理理念是西方企业发展的基础保障,西方企业认为人本管理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着根本性的作用。 2.2 激励考核机制的比较 2.2.1 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对于有些员工来说,报酬不仅仅是生存的手段,更多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是自我满足、自我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由于基础弱、起步晚,缺乏对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的认识,造成了在人事政策的制定上,很难做到细致全面,导致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员工实际的需要。公司管理层对激励的理解单一,认为“奖惩”是最科学公平的方法,缺少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和章程,仅以晋升、加薪、奖金激励员工,导致员工工作缺乏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实际激励时,往往凭领导的个人判断进行奖惩,公正性缺失使激励行为适得其反。 企业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领导甚至会因为私人关系对个别员工进行特殊关照,而对有的员工故意刁难;员工奖惩管理处罚多于实际的奖励,现金奖励缺乏明确的标准,甚至使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成为公司部分管理者挤压员工的借口。即使公司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对员工的奖惩不能进行客观、公平的判断;如果对员工的绩效评价仅靠领导个人评判,会使企业缺乏公平的工作环境,导致人才大量流失,进而产生企业留不住人、人才找不到企业的矛盾。 2.2.2 西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激励考核机制 西方企业一般都有一套公平性和外部竞争性的激励管理机制,公司在设计激励政策时注重内外部的均衡,在确保外部激励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时,为员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并与绩效挂钩,保证及时支付不随意拖欠工资。在强调激励时注意物质与精神相结合,充分激发员工工作的动力,发挥人才的作用,给员工以归属感;制定明确清晰人事考评的办法、标准、程序,让员工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寻求最适合自己的岗位,达到岗位匹配。建立健全企业民主制度,例如成立公正的公会组织,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积极献言献策,通过物质、精神的双重刺激,使员工和企业荣辱与共。 2.3 沟通文化的比较 2.3.1 西方企业沟通文化 在一个关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专访中,笔者注意到整个公司的高层有接近60%是工人代表。通常在西方企业的管理理念中,其只是把员工视为公司整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员工只需要按照具体流程和规则,像流水生产线一样正常运作就行。但他们把零件看的非常重要,正如当时接受采访的主管所说“每一个员工都应该是企业的一部分,所以领导非常支持员工的提议,且通常绝大多数的提议都是有效可行的。”他们给予员工丰厚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不仅未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和营业额下降,反而效益得到了更明显的提升,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不单纯的以“经济人”的科学管理理论进行管理,而更多的尊重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和需求,所以在企业沟通上,西方企业的沟通更加有效且富有价值。 2.3.2 国内企业沟通文化 2013年7月,深圳富士康公司员工集体罢工事件,就是因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集体罢工停工事件是由于企I忽视了员工的理性诉求,单纯的以“经济人”眼光进行管理,导致企业停工,当下我国很多企业在人力资源的管理上相对落后,企业沟通不到位,这也是富士康公司频繁出现员工罢工和跳楼事件的原因之一,其应加强与员工的沟通,满足员工合理、合法的要求,事实上,员工利益和企业利益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双方应和谐共生。 在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企业文化是企业自身的价值及行为规范的统一。企业文化对组织的沟通方式有重大的影响,畅通无阻的沟通交流是优秀企业文化形成的必要条件,和谐的企业文化可以创造良好的沟通氛围。高效的沟通应该以双方的平等为基础,要让沟通变得开放、公正。首先,管理人员要具备开放的思想,积极接受别人的建议,注重沟通;领导在同下属员工进行沟通时,要放弃个人的偏见,要公平公正的评价,择优听取。其次,依靠合理、公平的公司规章制度,鼓励主动沟通。员工淤积太多负面情绪无法疏通,会导致其对企业失去信心,从而造成人才流失。 3 结 语 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能满足员工多层次的需求,增加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和组织内部的稳定性,减少人才流失,保持企业竞争优势。员工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应致力于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形成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总之,人力资源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长久之计,以人为本是企业经营长盛不衰的秘诀。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摘 要:东西方管理思想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不断发展并完善成熟,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管理思想体系。然而我们在学习西方管理思想的同时,对东方管理思想的学习比较模糊,本文从人本管理在东西方管理思想中的不同表现入手,探讨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不同。 关键词:人本管理;行为科学学派;儒学;融合创新 一、西方人本管理思想――以行为科学学派为代表 行为科学学派是在梅奥开创的人际关系学说发展起来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把对于人本身的管理提升到了最高高度,从而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各种人本主义学派。 (一)行为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行为科学学派的创始人乔治・埃尔顿・梅奥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车间照明实验、继电器装配实验、大规模访谈计划等。以这些实验为基础,梅奥建立了人际关系学说,提出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并在实验中发现了人的动机与非正式组织的存在。 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提出了激励理论:双因素理论。他认为有两个因素对于人们工作情况的影响最大:其一是保健因素,其二是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是人们最低需要达到的需求,只是一种保证,而激励因素才能鼓励人们朝更高的目标发展,使得自身有满意感。 道格拉斯・麦克里戈提出了X和Y理论:X理论指人性本坏,一般人都有好逸恶劳的、尽可能逃避工作的特性;而Y理论相反,指人都是勤劳的,他们是否喜欢这一份工作取决于这对于他们是一种惩罚还是奖励,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乐意于发挥自身的价值为这份工作而努力。 (二)行为科学学派的贡献 1、管理对象中心转变 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的管理对象是事情与物体,它强调的是生产过程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整个组织需要有一定的秩序等等,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一切事情都是依靠人来完成,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才能得以实现。因而,行为科学学派的管理对象就是人本身及其行为。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观察和激励,来实现对人及其行为的指导与控制,并通过管理人达到管理事与物的目的,从而实现管理的最终目标。 2、管理方法转变 由于管理的对象发生了改变,管理的方法也就随之而改变,由原来的机械管理,转变到更为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是一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与权力规定的管理理论,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以及人在事情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作用。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重视人的感情和工作动机的作用,所以在管理方法上强调尊重人的个性、关注不同人的需求,以及用鼓励与引导的方式引起人们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其自身的潜力,这种方法显得更加人性化。 二、东方人本管理思想――以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为代表 东方管理文化是以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取西方管理文化之精华并与中华国情相联系,并融合世界各民族管理文化之精华的系统性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直沿用至今,所以本文以中国作为东方人本管理思想的代表。 (一)中国古代儒家孔子人本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中“重民”、“贵民”、“惠民”等一系列思想都体现对人的关怀和重视,儒家管理思想以德治为核心,提出施仁政、德治礼制的管理方式。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非常全面而且深刻,他强调人的基础和核心作用,重视管理者的地位和作用。 春秋中晚期,孔子对那时候的统治者提出,首先要爱人民,还要为民表率,兢兢业业,不避辛劳。孔子认为不仅要“爱人”,还需要重视选拔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孔子特别主张用“礼”和“义”这些道德规范来协调统治者上下左右的关系,因此孔子的人本管理思想是一种主张按照伦理原则进行管理的思想。孔子的管理思想中最优特征的内容是重视人的因素,擅长用教育手段来改善自身的素质与思想,人是先秦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现代人本管理思想 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也称作“东学”,是由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学派带领各地管理学人员对于东学的研究与探索。东方管理科学是以东西方管理思想为基础,融会贯通,并随着时展有所创新,在文化、哲学、人本、道德、方法五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东方管理科学相比于西方管理学,主要体现在五个字上:学、为、治、行、和。东方管理学包含了东方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核心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将人视为管理的首要因素,围绕着满足人的需求,观察人的需求,以及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开展管理工作;二是通过给人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提高人们的智力、磨练人们的意志,使得人们得以摆脱自然的束缚,达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人的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这才是“以人为本”的深层内涵。 三、东西方人本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文化起源不同 西方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的人本主义探索。他们从古希腊神话笼罩与神权主宰的桎梏下,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认识你自己”等富有主体意识和挑战意义的人本宣言,第一次将人提升到不屈于神的地位。它对于在一个神权社会唤起“人权”意识,发起“人权”抗争,并最终赢得“人权”,特别是启迪后人对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以及宇宙大观意识的确立和提升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一种“赋予性”关怀与尊重,即基于主体的客观属性所应该获得的关怀与尊重,是“道本”义上的人本启蒙和奠基。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儒家人本的“本”意是立足于主题内部的力量,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关怀与重视,且其关怀与重视的动因也主要落脚在对于统治阶级统治秩序与利益的尊重和维护,而缺乏主体性的尊重与回馈。当时一些儒家学派所倡导与弘扬的思想,基本上属于“官方认可”、“民间运作”的希望工程,但其实质上是为了达到笼络老百姓进而维护统治阶级统治的目的。因而,其人本价值主要停留在“力本”,最多也就是还存在“义本”的取向,没有上升到古希腊从人类的视角和宇宙万物的情怀审视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 (二)人本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注重以人的自然思考方式和逻辑为基础,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通过对人们思想上的教育与引导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个人的思想状态升华到一个高度上,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中国的人本管理思想社会性比较重,偏重于感性,模糊化分析,是一种“软”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以效率、利润为出发点,用制度和流程等合理科学的方法提高整个组织的效率,并且通过一定的管理模式、一定的制度流程来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的环境与空间,以保障人们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因此西方的人本管理思想科学性比较重,偏重于理性,定量化分析,是一种“硬”性的人本管理思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今管理理论与时间发展的重要趋势,这种融合与发展的趋势不可阻挡。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 摘 要:东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东方管理哲学基于民本的哲学前提,而西方管理哲学基于人本的哲学前提;东方管理哲学具有非系统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具有系统性;东方管理哲学偏向思辨性,而西方管理哲学偏向实证性;东方管理是一种宏观管理,而西方管理是一种微观管理;东方管理哲学体现出一种情感管理,而西方管理哲学着重于制度管理。 关键词:东西方;管理哲学;差异 管理哲学共同探讨一个问题,即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在现实的管理领域中,西方管理哲学由于其专业化、系统性、制度规范性等原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然而,具体哲学总是适用于具体的环境。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不同区域的管理也应该区别而论。区分东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差异尤为重要。 管理哲学产生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之中,同时,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具有反作用。东西方管理哲学都具有实学性,即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东西方环境的区别、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别、理论基础的差别等,其管理哲学也存在着一些具体的差别。 一、分别基于民本和人本的哲学前提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从《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到孔子提出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仁政思想,无不是告诫统治者要“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即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于“以民为本”。在东方社会中,“家庭”是重要的社会组织细胞,因而东方“以民为本”的管理中渗透着群体本位的思想。“民本”中的“民”本就属于一个群体的概念。群体本位强调以群体为中心,以群体利益为核心利益,即集体利益优于个人利益。此外,它还强调个人对家族、社会等群体的责任、义务和贡献。 而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西方管理哲学以“人本”为前提,强调的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管理思想。所谓的“人本”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管理中,人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是各种实践活动中的主体而非客体,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目的,而不是工具和手段。因而,在现代西方管理中,管理者更注重被管理者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注意为管理对象创造有利于激发他们创造力的环境和条件。 曾经西方管理学界认为,群体本位与工业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利于人的独立创造性的发挥。荷兰的文化大师吉尔特・霍夫斯坦特还用定量分析法,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程度与该国的贫富差距有很大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推翻了霍夫斯坦特的结论,使得人们对群体本位和个体本位重新进行深度的思考和认识。特别是80年代,企业文化使群体本位在现代管理重点地位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二、非系统性与系统性 东方的文化圈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圈,东方各国都深受华夏文明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或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在着重探究社会国家治理以及个人修身之道。在整个传统的东方儒家文化圈中,没有专门提出管理哲学的论著或文章,就连修身齐家治国之道也是零散地分布于各大思想家的论著之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东方文化中没有管理哲学。事实上,东方管理哲学渗透于关于道德、国家等建设的思想之中。比如“人之初,性本善”这句最为人所普遍了解的命题,包含着对人性的判断,而正是在这种“性善论”的儒家思想的官方指导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从古至今都强调“以德育人”“以德感人”“以德服人”[1],体现在国家管理上,就是强调一国之君要作“贤君”,而不能作“昏君”。正是后人对这些思想的整理和总结,构成了整个具有东方特色的管理哲学。它的原始文本虽不成系统,却依然对管理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21世纪的今天,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找不到突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得到飞速发展,呈现出风景这边独好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管理哲学也成为世界管理学界所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与东方管理哲学的非系统性相反,西方管理哲学体现出很强的系统性。西方不仅有专门研究管理的管理学家,而且他们形成了各大管理哲学学派。二战后,孔茨在美国的《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管理理论的丛林一文》,他将西方管理哲学主要划分成六大学派:管理过程学派、人类行为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验学派、社会系统学派、数学学派。西方管理哲学经过自然经济与“自然人”的管理哲学、工业经济与“经济人”的管理哲学、知识经济与“文化人”的管理哲学三个阶段,其理论体系越来越庞大而完善,这也与他们系统而逻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思辨性与实证性 东方的管理哲学与东方哲学一脉相承。哲学更注重思辨,通过思辨来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东方管理哲学更多的是哲学家通过“格物”以“致知”,然后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提出对应的方法论,通过这些方法论来引导各领域的管理实践活动。 西方的思维方式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本身就具有严谨性,具有严格的推理、论证和较强的逻辑性,就像科学家对待自然科学那样既严谨又细致。因此西方管理哲学更接近于管理科学,西方管理哲学本身就是从管理科学中分离出来的。科学更注重实证,通常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实验和分析。而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通过对一些自发式的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归纳和总结,从而得出管理活动中具有一般性的,即规律性的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则形成了管理科学的基本理论。现代西方管理则看到了管理中人的主体性作用,越来越注重人的情绪、需要、价值等非理性因素的发挥。于是现代西方管理也看到了“软管理”的作用,注重管理的艺术性。但是这些改变仍然不能占据西方管理哲学的主要部分,理性依然是其主流。 四、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 由于东方国家封建时期历史更为悠久,国家统领各个领域的现象更为普遍,反映在管理上就是国家从宏观上掌控着各个方面的规范和管理。与之相对应,东方管理哲学则更重注宏观管理。在中国,人们关注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行为规范最开始是适用于管理实践的社会领域的问题,这些道德规范流传至今,就逐渐扩展并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各个具体的管理领域。而且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关注人的精神,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和谐,因此关注的范围广而抽象。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也建立了中央集权国家,此后,日本开始从国家层面大量学习外来经验文化。这一时期,日本明治政府开始注重国民教育的开展和国民意识的培养。尽管他们大量学习西方的管理哲学思想,但是,作为一个深受传统东方哲学思想影响的国家,他们的管理特色仍然具有鲜明的宏观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在西方,国家对具体的领域掌控得没有东方社会那样严格,各个领域需要自行管理,于是为了适应各个领域的管理需要,一些针对具体领域的管理科学应运而生。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西方主要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代替政府,发挥着更多的作用,“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于是,各经济组织便开始摩拳擦掌,各自探索着自己的管理模式,准备在自由的国家氛围中大显身手。另外,自然科学也较早地在西方得以发轫。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具体性、经验性、精确性等特点”[2],这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如管理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五、情感管理和制度管理 东方管理哲学向来重视人的力量,认为人的道德、情感等可以作为纽带,维系一个管理团队。“传统东方管理模式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的作用,是‘情、理、法的统一’”[3]。也就是说,东方的管理是以“情”作为纽带的中庸的管理模式。与这种管理模式相符合的代表就是日本企业的“7S”管理模式,即融合策略、结构、制度、人员、技巧、作风和共同的价值观的管理模式。 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思想,就代表一种将道德与经济相结合,用道德进行经济管理的思想”[4]。日本的企业管理在推行西方现代管理体系、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同时,更注重“软管理”,即注重一种柔性管理,而不是刚性管理。这种柔性管理注重对管理对象的价值、情绪和需要的关照,在管理中注意对被管理者的尊重,以及对过错充满宽容。这种管理模式更注重管理中“软”的因素,如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价值观等。 而西方国家则更注重规章制度、组织结构、竞争机制等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其管理模式更是以“法”为重心,偏重理性管理。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3S”管理模式,即利用策略、结构和制度进行管理与规范的管理模式。 由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运用的是严谨的推理论证、逻辑论证、实证分析以及精确的数学计量等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不能运用于对人的复杂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和处理,在这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西方管理哲学中也缺乏对人的主观因素的考虑和关照。例如,早期的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完成一项工作最佳的、最科学的方法。泰勒的科学管理思想是将理论重点着眼于工作任务本身,即“重事不重人”。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中表现出的那样,他把人所要从事的工作视为一种纯粹机械式的运动,从而忽略了人性。而其他,如“法国人法约尔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等,这几种西方早期管理思想都是以工作本身为侧重点,以经济效益为管理的目标,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来实现管理,也没有考虑到人的因素。”[5]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经验主义学派基础上发展了“权变理论”。权变理论认为,人是复杂的,受多重因素的影响。企业管理没有什么最为理想和普遍适用的理论和方法,应该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权益而变。莫尔斯和洛尔施所研究的“超Y理论”,也属于权变理论的观点,又被称为“组织行为中的人性理论”,它就将人性也列为管理中要考虑的因素,将“由自然需要质变而来的社会性需要”[6]考虑进来。这些理论为西方管理思想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努力。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融合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渐加深,各国思想文化的不断碰撞,出现了东西管理的融合。本文简要介绍了东西方管理的融合及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融合现状,对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管理文化 融合 文化价值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物质文明越来越发达,精神文化交流向纵深发展。在管理领域,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交流逐渐增多,在碰撞融合中相互学习。 1 东西管理融合趋势及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 1.1 东西管理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历史必然性,经济发展是其根本动因,文化交流是其主要形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管理研究的推进不断得到发展。苏东水教授认为东西方管理文化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五大方面:一是人本管理文化的回归;二是人德管理文化的回归;三是人为管理文化的回归;四是人和管理成为东西方的共识;最后是人道哲学的融合。 1.2 人力资源管理融合的现状。在人事管理的融合上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2.1 “以人为本”总体人事思想的融合。在我国古代的用人思想中,以儒学为主流的诸子百家,对人本主义看的很重,在治国安邦、经商为官等领域,不断践行着这种思想。无数经典的历史故事,都演绎了深刻丰富的用人思想,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关怀和爱惜。在历史上的先秦时期,就有不少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以人为本这一思想的合理性。如孔子提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能够“兼相爱,交相利”,说明人的本性相同;孟子从性本善出发,提出“恻隐之心,善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理论等。在政治层面上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唐太宗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所有这些都强调的是“以人为本”。 1.2.2 “选人”方面的融合。选人思想主要体现在选人的标准、吸引人的条件与选人的方法等方面。古代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人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如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人才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错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在吸引人的方面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点,不能把人才当做器具使用,而应以礼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承认他们的自主权。也就是说要把人作为一种资源,一种有着主动性和无限开发潜力的资源,而不是一种器具。选人的方式一般通过考试、招贤、自荐与推荐。在西方管理的发展中也是由刚开始的把人看做简单的没有人格没有思想的生产工具,发展到现在提出人力资源的这个概念。在选拔人才上也是采用德才兼备,并考虑到性格与岗位的适合度等等因素。东西选人的标准和途径逐渐走上融合。 1.2.3 “用人”方面的融合。古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把任用贤能之士看做治国之首务,为政之根本。古代强调的是知人善任,合理用人的前提是知人。只有知人,才能做到善任。司马光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是“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司马光认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更替的经验教训,发现无一不与当朝者用人政策相关,因而得出:“兴亡在知人”的结论。此外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是古代使用人才的一个重要原则。在用人方面,西方的用人更是不拘一格,大胆提拔有能有绩之人,任其所长。西方的专业分类比中国还要细致,在用人方面强调专业对口,也强调授权管理的重要性,强调对人对下属的信任。 1.2.4 “育人”方面的融合。孔子最早提出“有教无类”的观点。人才的培养既要开发才智,又要完善德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因此管仲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也就是强调终身教育。以前我国的教育比较关注的是理论知识的学习,偏重应试教育,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西方对人才的培养比较注重人的兴趣的培养,实践能力的培养,也强调终身教育,干中学。我国也借鉴西方的教育体制,重视实践教育及人才的兴趣及分层次培养。东西方“育人”方面渐渐趋向融合。 1.2.5 “留人”方面的融合。所谓的“留人”主要从企业激励人员,增强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责任感、荣誉感、归属感等等方面。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关于激励主要有:“所欲给之,所恶去之”的满足需要型激励;“赏有功,罚有罪”的行为改造型激励法;“交相利,兼相爱”的利、誉激励;“行其所想,致其所欲”的心理动力诱发型激励;“令之以文,齐之以武”的心理调谐型激励;“改之所行,在顺民心”的疏导型激励;“有欲而后为”的诱导型激励等等。这与西方人事激励思想中的激励思想有不谋而合之处。如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理论、奥尔德弗的ERG理论、斯金纳的强化理论等等,强调人的动机、人的需求及行为导向的强化激励。由最简单的需求激励到后来越来越复杂的激励思想,显示了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个人对自我对社会的要求不断的变化的趋势,并逐渐走向融合。 2 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虽然东西方的管理以及人事管理的文化在融合中发展,但是现实中还是存在很多问题。这是在发展进步中必然存在的问题。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在目前管理融合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比较滞后。现阶段,绝大多数企业把人力仅仅视为一种资源,不承认人力资本的贡献就会使得企业内部失信状况严重,也就必然引起非理性的反抗,其结果必然导致高级人才的流失,而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蒙上阴影。此外主要表现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误区。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全盘引进西方的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制度。经验主义者认为西方的管理思想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不吸取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还执着于以往的家庭作坊式或者迷信个人的以往的经验。 2.2 人力资源投资不足。在我国中小型企业中,对人力资源的投入严重不足。重利用、轻投入的培训模式使中小型企业倾向于直接利用“现成”的人力资源,不愿意、不舍得对人力资源进行时间和资金上进行培训投入。特别在家族企业中存在重血缘、轻外人的培训模式,家族血缘关系和信任心理,把培训的精力和资本花在自己人身上“肥水不流外人田”。 2.3 人力资源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不完善。中小企业员工对薪酬现状不满,难以有效激励他们积极地工作。此外,激励手段单一,忽略员工需求的多层次性,以物质激励代替一切;忽略高层次人才对精神激励和自身发展的需要,结果造成能人留不住。忽视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激励、核心知识员工的激励。 2.4 价值文化建设滞后。企业的价值文化属于企业的软实力,但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价值文化,是企业整体的精神内涵,对企业的全体员工有着约束和激励作用。目前好多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的规模、实力较小,在企业价值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精力较少,导致企业的价值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3 东西管理融合下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议 3.1 引导管理者转变观念,提高管理者的素质。道家认为,管理者“知不知”,即知道自己还有所不知,是实现轻松管理的前提条件。德鲁克也说过:有效的管理者都知道一项决策不是从搜集事实开始,而是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企业管理者的观念的对管理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尊重人、尊重知识、尊重劳动。要重视知识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德鲁克先生也说过:组织中的每一位知识工作者必须是一位决策者,至少也得在决策过程中担任一个积极的角色、智慧的角色和自主性的角色。 3.2 设计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提高引进人才的质量。科学的人才聘用机制,是保证引进人才质量的制度保障,所以企业要设计一整套科学的人才选拔、考核、引进流程,采用多维度的指标评价体系,综合衡量每一个人的综合技能。做到发现适合的人才,引进实用的人才。 3.3 建立全面薪酬制度。全面薪酬主要由4部分组成,由核心至边缘依次为:薪资、福利、事业、环境。因为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东方,个人的需求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激励的制度、考核的机制以及薪酬制度都要进行调整。首先应制定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确保金钱分配的内外部公平。该体系的建立不能一味的采用西方的量化的思想,中国讲求长远的眼光,潜力的发掘,所以要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成绩要给以突出,优点要给以发扬,具体岗位指标要有所侧重。其次在福利上要建立弹性化或者是菜单式的福利模式,避免简单的一刀切。而且目前国家还准备对福利的收入进行征税,怎么才能真正提高员工的福利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次事业上确切来说是个人的发展上,要帮助员工建立个人的职业发展规划,一方面按照我国传统的思想,尊重资历比较老的员工,一方面大胆采用有能力的青年员工。特别是针对一些专业人才,要建立多种途径的晋升渠道,弥补因管理岗位不足而带给专业人员的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最后在环境上要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和良好的办公环境。对于在一些恶劣环境工作的员工要给以一定的补贴和关怀。 3.4 利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层次建设企业文化。顾文涛、李东红、王以华提出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其逻辑层次,它凝结了我国古代多家的管理思想。首先对基层员工管理的中心在于“法”字;对中层干部管理的中心在于“忠”字,忠于自己的信念。要使中层干部忠于上级,儒家用“德治”而法家则用“权治”;而高层领导团体管理的关键在于志同道合,管理的中心则是一个“道”字。具体在一个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有健全的制度,有一批有敬业精神、忠诚于企业的中层,还要有明智的、道德高尚的高层管理者。在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人缘文化很突出,而且是强势文化。中国有句俗语称:做事的企业做不大、做人的企业做不小。企业就要利用我国现有的文化背景,去培养企业的员工的认同感,归属感,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样的话,企业文化的倡导就不会得到太多人的反对,在这个文化的建立过程中再借鉴西方的一些科学化的管理方式,中西合用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 4 结语 企业的发展,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是高素质的人才,任何科学技术的创新、生产工艺的改进、管理制度的创新,都离不开专业人才。人才的培养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应当提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将其纳入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东西方优秀的管理文化加以融合,取长补短,兼收并蓄,逐步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才文化价值体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发扬我国的经典用人哲学,结合西方现代管理理念,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发展。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摘 要】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 如果能从企业管理学专业的角度来深入分析,我们对管理沟通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理解会更加清晰。著名管理学家西蒙曾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而笔者认为,管理与决策还不止于此:管理不仅是决策,而且还是沟通,决策也是沟通。 作者简介:白(1976―),男,现供职于宁夏西蒙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浅析东西方班级管理差异 【摘 要】本文以东西方班级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当代班级管理改革共同理念作为研究目的。本文通过对班级管理的概念和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具体特点进行分析,且尝试结合当今新课改的趋势的分析来探索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然而东西方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具体的班级管理模式,本文仅通过对西方的美国的班级管理与中国的班级管理特点作对比来研究东西方班级管理的差异。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本文涉及的基础理论,通过对班级管理的理论研究,认识到不同班级管理理念的观点与发展现状;第二部分是在前面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针对分析,对东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进行对比,认识东西方不同班级管理的特点,并且从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中寻求共同的特点探寻东西方教育改革追求的共同教育理念。 【关键词】特点;差异;东西方;班级管理 一、班级管理的概念 班级管理是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全班学生,对班级的教育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动态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在广大教育者和教育家的实践下逐渐发展为四种比较成熟的模式。第一种是常规管理,既通过设定和执行规章制度来指导和组织学生完成班级各项工作,该模式能使得班级工作井然有序地运行;第二种是以班主任核心的班主任管理模式,即班主任带领全班学生领导、组织和实施班级各项工作,管理又可根据民主程度具体分为目标模式和平行管理模式;第三种是民主管理模式,班级活动由集体来决定和承担责任,每个学生都可参与班级管理的模式。在东方盛行班主任管理模式,在西方则盛行民主管理模式。二者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利弊。 二、东西方班级管理特点的对比 (一)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班主任负责制最早源于20世纪30年代苏联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传入我国并得到了大规模推广并延续至今。班主任负责制中,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核心,在班级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起主导作用。由于班主任在组织和实施班级工作中具有权威,因此该模式能高效地发挥班主任的教学协调、强化常规管理、德育学生等功能,班主任也因此成为了学校教育的枢纽,沟通师生情感,联接科任教师以及家庭、社会、学校等各种教育力量,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和学校的教育质量。班主任制初期对教育有明显的积极作用。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班主任管理模式也出现一系列弊病,与教育民主化改革冲突问题最为突出。不同的教育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认为应加强班主任地位的“强化”说,取消班主任职能的“取消”说,二者都遭到了学校与家长的一致反对,而目前教改提倡的弱化班主任职能的“弱化”说也建立在以班主任为中心的前提上的。因此以班主任为管理核心是东方教育班级管理中最显著的特点。 第二,管理方法以专断式管理为主。中国的班主任负责制确定了班主任的权威。班主任单方面主导着班级教学和德育工作,是主要的决策领导者与实施者,班主任凭借个人的经验判断进行班级决策,班干部和学生则从上到下服从执行决策。班主任通过专断式管理可以很好地把教学任务和班级工作的意志贯彻给班级,并使其能但得到有效实施,使班级工作能得到有序而高效地完成。但是专断式管理也面临着班主任工作负担过重,班干部职能被弱化,班级决策缺乏科学性,师生信息缺乏有效互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主动性不高等问题。 第三,管理目标为应试成绩服务。东方大部分国家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资源缺乏,因此不得不实行精英化教育和应试教育。以中国为例,教师工作业绩取决于学生的分数和排名。 因此,班主任在安排班级工作中,将资源倾向课堂教学和考试学习,而忽略了学生多样性的需求。例如,班主任更愿意学生将更多的课后时间分配在学习和考试上;更愿意挤用音乐、美术等课程时间来为语数外等应试科目服务。因此,东方教育的应试教育特别发达,学生的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不过由于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应试成绩服务的管理也面临着学生综合素质不断下降等问题。 (二)西方教育的班级管理的特点 第一,管理者以学生为主体。美国实行的班级管理体制是“走班制”。走班制是指学科教师和教室固定,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和兴趣意愿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层次班级上课的班级管理制度。不同层次的班级的教学难度和内容都不同。“走班制”也被推广到了各种学习生活中,诸如自主管理、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等课程中。走班制与班主任责任制完全不同,没有一个确定的老师来负责学生的平时的学习和班级工作,而是由学生自己来选择、比较和决策自己的学习成长方案,由自己独立实施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管理中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是走班制也面临着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缺乏自我认识而导致管理盲目性等问题。 第二,管理方法以民主式管理为主。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中学生是根据兴趣爱好来选课学习,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谁来担任他的授课老师,使得师生之间有了双向选择的机会,保障了师生之间的平等性;自由的选择也使得任课老师变动性很大,因此无法确定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老师来管理学生,师生之间消除了权威的阴影而具有了平等对话的空间。这种民主式管理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自信,广受学生欢迎。然而民主式管理也使得教学内容无法得到高效贯彻,学生学习兴趣的频繁变化导致学习的不稳定性。 第三,管理目标为发展学生个性服务。走班制充分保障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听自己感兴趣和合适的课程,充分满足了学生的多样性学习需求,避免学生能力同质化情况发展,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激烈竞争,美国的走班制教育模式的后遗症开始显现,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数学、物理等基础知识相对于亚裔等东方学生弱的现状也让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呼吁改革走班制班级管理模式。 (三)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 东西方教育虽然班级管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二者理念的交流却有力地推动了班级管理改革的发展。随着新课改如火如荼的发展,东方教育的班级管理改革也在尝试着新的突破。以中国的班级管理改革为例,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尝试通过班级教育小组负责制来替换班主任负责制,小组由班主任、任课老师、学生代表和家长代表集中负责各项班级工作,试图贯彻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注重学生主体性等典型的西方的班级管理的某些观念;同时美国面对其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的基础能力和知识不断被弱化的情况,不得不硬性加大了数理化等基础学科的学时比例,限制和削弱了走班制的学生的自由选择的权力,保障学生学习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西方教育也坚持严格的学年与年级制,并没有放弃应试教育方面的选拔。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班级管理模式却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断地相互学习、交流融合,取长补短,推动自身的班级管理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教育的共同发展。 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面对越来越多共同的教育问题,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追求的共同理念也越来越多。西方教育过度注重学生的个性的发展的走班制管理模式,客观上弱化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学习,不得不参考东方教育的教师主导教学工作的班级管理模式,硬性强化学生的基础学科的学习;而东方的班主任负责制的班级管理模式在面对市场经济要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与民主化管理实际时,尝试着引进西方的以学生为主的班级管理理念来推动教育改革。因此东西方班级管理改革只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共同推动当代教育改革。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以Z公司为例谈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摘要:加入WTO后,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和冲击,东西方在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势必给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以特定的企业为例,分析东西方企业人才管理观念的差异,力求构建合理和谐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便为企业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提供借鉴。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东西方;差异 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自然资源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力逐步下降,而人才资源的作用正在不断上升。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更加速了各国对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的需求。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跨入WTO的大门不断深入,势必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极具吸引力的中国市场,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世界经济浪潮的挑战,对企业也会产生诸多方面的巨大冲击。企业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当然也不能例外。东西方在意识形态、文化底蕴及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而使得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入世以后国际化竞争的影响使得企业人才争夺战此起彼伏,人们称之为没有硝烟,没有战争宣言的战争。如何建立规范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如何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赢得主动对企业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本文将以地处山东省的Z公司这一有代表性的制造类高新技术企业为典型,共同探讨人力资源管理观念上东西方企业的差异。 一、人才管理理念上的差异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地域、环境等诸多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各国、各民族间文化的巨大差异。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使东西方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有许多显著区别。 任何企业,无论东方西方,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必须想方设法赢得人才。基于这样的前提,东西方企业都通过种种方法吸引和挽留人才,但核心理念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从西方企业来看,主要是许以优厚的待遇,通过对个人的尊重、生活的改善等人性思维来吸引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路。而东方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强调以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来激励员工,吸引人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比较深远,这在国有资产重组成立的Z公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在有的情况下,权利本位较浓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尽管Z公司已实行了股份制改革,但是高层领导有很多是国资委直接派员,因而,对于Z公司来讲改革工作还任重道远。 二、人才选择方面的差异 每一个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都要不断招聘人才,为自己企业输送新的血液,但在人才选择标准上东西方存在巨大的差异。在选人方面,西方企业注重选取最好的人才,并且有一整套严谨的招聘程序,比如宝洁公司,在人员招聘时,要通过面试、笔试、心理测试的严格的程序后,才能成为公司的员工,力求在应聘者中挑选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加入公司,注重人才的创造性,张扬个性。而东方企业虽然也希望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但多以品质德行排在第一位,不是一味追求最优秀的人才,不追求个人的突出能力,而是强调合适即可,希望获得适合于企业的能满足工作要求的人才。以Z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招聘时便提出:我不要求你最好,我只要求你好,适应公司节奏,懂得精诚合作,演奏和谐音符即可。 三、在用人方面的差异 东西方企业都希望在用人时发挥人才优势,达到人尽其才的理想状态。然而,西方企业在用人时以才为主,突出“个人英雄文化”,强调英雄个人的作用。对于高级的管理人才往往从外部直接招聘,等级观念不是很强,敢于提拔低层的年轻人,并且在员工的培训上,教多的依靠外部力量,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培养适合公司所需的各类人才,重视管理者的培养。东方企业强调集体主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尤其对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求更严格。领导阶层多是从低层干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老员工,等级观念比较强,为了追求集体和谐可以适当牺牲个人才能的要求,小我要服从于大我。多注重培养技术人员的技能,往往忽视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升。在这些方面,Z公司体现的尤其突出,公司的中高层技术领导大部分是从一线车间干起的普通员工逐步成长起来的。并且对于管理人员的培训也是从近几年才开始,技术人员的培训还是公司培训的重点,他们先后与山东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签定了培训计划。尽管如此,Z公司还是以技术人员的内部培训为主,较少的依靠外部力量。 从以上的简单比较可见,东西方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但到底谁优谁劣,不可以“一刀切”。客观的讲,对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没有世界最佳,只有企业本身最合适。随着经济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应在充分了解本企业文化理念和国外理念的基础上,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企业中的中西方观念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使不同的文化观念达到最佳的结合,双方势必互相影响,互相交融,发挥其最大优势。 对于Z公司而言,要想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西方观念与公司内的文化、制度等观念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势必给其各个方面带来巨大影响,在此基础上,整合企业文化,加强沟通,建立共同价值观念,积极进行跨文化沟通与培训,要认清现实,把握机遇促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方法的不断创新。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试论东西方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差异 【摘要】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方面差距很大,需要合理借鉴,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文化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尊重古人,服务今人”。本文从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等6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方面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但相关部门、行业、政府往往合谋拆旧建新。 【关键词】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文化悖论 一、引文 本文试图从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权力配置、法律法规、经费筹集、公民参与、经营机制六个视角对比分析,分析我国和西欧国家在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的差距。鉴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不同,直接照搬西欧国家的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是行不通的。真正要做的,是借鉴发达国家遗产管理的先进经验,并将其管理经验与我国历史传统、现实土壤结合起来,特别是根据我国具体的遗产国情和转型时期社会经济环境,积极探索适合中国现阶段与长远发展的不同遗产管理模式和制度,改善我国文化遗产的管理模式,改变“十八龙治水,浑水摸鱼”的混乱局面,化解遗产保护与利用悖论,加强遗产的技术管理与精细化管理,最后“尊重古人,服务今人”,这才是我国文化遗产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分析 (一)比较视角一:组织结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不同层次的管理都只设一个行政主管部门,其他相关部门在自身职责范围内协助与监督该主管部门工作。这样就从体系上避免了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因存在两或多个主管部门而造成的互相扯皮、推诿、职责不清的状况,符合了亨利.法约尔的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的管理原则。中国在文化遗产组织结构上表现为:中国目前文化遗产分别由相应的职能部门,即建设部、文物局共同管理。这些职能部门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垂直序列,各自依法律和部门政策对遗产地资源进行管理,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设在景区内的所有单位都应服从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1]。 西欧国家的组织结构更有利于管理,意大利在行政上的划分同我国有相似之处,行政区划如同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意大利始终强调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在管理体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实行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自1870年统一建国以来,意大利一致奉行这种垂直管理的制度,使得所有文化遗产统一由中央政府行使管理权,地方政府不得任意干预管理[2]。这种统一管理的制度,有其优越性。因为地方政府在考虑本区域的经济发展中难以摆正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方面体现得很明显。笔者曾经分析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迁问题,北京为了加快城市建设步伐,位于老城区的一些胡同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其中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到底是选择经济的短暂繁荣与官员业绩,还是选择牺牲长久的经济利益、保存修缮名人故居,缅怀名人,传承文化精神,这些问题开始浮现。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名人故居保护与遗产传承,两者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契合点。面对这样的文化悖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前者,学术界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如果有效借鉴意大利这种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的制度,那么决策层在做出任何一个拆迁决定之前,会权衡文化因素及经济因素,顾及更多的群众因素,舆论导向等。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 (二)比较视角二:权利配置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只有一个领导部门,其他部门只有协作和监督的责任,并不承担管理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在遗产遇到困难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权利配置是文化、城乡规划、旅游、宗教等部门同样拥有对部分文化遗产的管理职权,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都承担着相关职责[3]。我国现在多部门共同拥有对文物的管理职能,导致每个部门所追求的目标、利益都不同,不利于遗产管理方式的统一。 我国的遗产管理组织结构和西欧国家有很大区别,西欧国家是典型的直线制,而我国的遗产管理直接涉及到8个部门,分别是文物局、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旅游局、宗教局、国家民委和水利部等,这些部门在各自业务范围内主管文物类、农业类、自然保护区类、海洋水下考古类、A级以上风景区、寺庙道观、民族文化类、水利风景区类等不同类型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各自为政,互有重复;同时我国遗产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8个部门。而国家文化部是国家文物局的上级主管部门,指导国家文物局业务工作,同时又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审核等。教育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政府联系单位。每个部门都拥有对遗产的管理职能,谁都能够管理,条块分割严重。甚至公安、工商、海关等部门在其职能范围内也承担着相关职责(图1)。 早在2004年,九部委就联合了《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提出:①要提高认识,端正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②强化责任,加强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领导;③加大力度,全面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但是,在这种水平管理模式下,容易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同时,每个部门所追求的利益不同,也容易产生矛盾。例如,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所利用的事物和因素都可视为旅游资源[4]。所以国家旅游局看重的是对于挖掘世界文化遗产背后的旅游资源;而国家文物局可能更看重的是对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很容易引起平行各部门之间的矛盾,也会导致国家提出的新政策无法顺利的实施。 图1 我国的遗产管理体制模式简介 (三)比较视角三:法律法规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具有统一性的全国性的法律、法规,且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就英国而言,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就有很多,主要有: 1882年的《古迹保护法》,1913年的《古建筑加固和改善法》,1933年的《城市环境法》,1944年的《城乡规划法》,1953年的《古建筑及古迹法》,1962年的《城市生活环境质量法》、《地方政府古建筑法》,1967年的《城市文明法》及1990年的《登录建筑和保护区规划法》。这些法律法规,使得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有了根本性依据。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法律依据。我国诸多专门针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且多以国务院及其部委或地方政府制定颁布的“指示、办法、规定、通知”等文件形式出现,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很少[5]。没有相关的法律体系对管理制度、机构设置、各方面责任与义务进行明确,也没有相关法规对保护运行过程中具体管理操作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定[6]。再加上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结构的混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无法顺利有效地进行。 遗产管理制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法律法规问题,法律是管理的基础,有了法律作为保证,再加上一个合适的遗产管理制度,才能促进我国遗产管理和保护事业的发展。英国的法律很明确的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文化遗产的坚决性,我国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也应该向公众传达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决心和态度。同时,法律法规也应该明确遗产管理的程序,以及国家、地方及民间团体的各自职责与相互关系,还要对资金的来源、经营内容等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样就不会存在像名人故居在没有被批准的情况下被拆除的事件发生,也不会存在遗产机构滥用、挪用资金的现象。 (四)比较视角四:资金筹集 西欧国家在文化遗产管理上资金来源渠道的多样化。资金筹措方式,如减免税收,贷款、公用事业拨款、发行奖券、自筹资金等形式。遗产单位保护资金既包括传统上来自公共财政的资助和税赋优惠,还包括来自私人(基金会、企业、家庭或个人)的投入、资助与捐赠,其中也包括通过发行彩票来募集资金,而我国用于文化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资金多来源于财政拨款,过分依赖一种资金来源途径,有很大风险。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拨款是需要经过预算的,像医疗、教育等方面都需要财政拨款,所以一旦政府加大了对于某一方面财政支持力度,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和管理的经费投入就会减少,这样一来,就会导致遗产保护工作的停滞。而西欧国家实行的多渠道资金筹措方式,则更为保险。一条筹措资金的渠道出现问题,还有其他方式,不会造成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停滞。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寻找合适的募集资金的新渠道,摆脱对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的依赖。这样才能推动遗产保护事业发展。 中国在文化遗产管理上,从资金来源上看,渠道比较单一,除获得上级政府预算投资以外,遗产机构的主要收入是门票收入,但是门票收入大都用来保障日常管理。用于遗产保护和管理的费用基本上由各级政府财政拨款支付,费用支出远远大于政府拨款[8]。由于我国文化遗产数量多、级别不一,仅仅靠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难以满足遗产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实行分类别、多样化的融资、收入模式。 (五)比较视角五:公民参与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在公民参与上,善于调动民间和私人积极性参与文化遗产管理。将公众利益、公众服务置于遗产管理工作的关键地位,已成为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重要特点。笔者在欧洲考察期间,见到一些城市博物馆主体游客都是社区居民,居民义务讲解,参观者在其中培育与社区、家乡、民族、国家的感情。他们公民参与积极性高,以博物馆为荣,将博物馆的精神传承给了下一代和其他民众。 真正健全的遗产管理体系的形成,依赖于公众对于遗产的保护意识和监督机制的完善。在发达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所以,在欧洲,可以看到各种民间遗产组织、公众活动、社会团体,正是因为这些团体的存在,使得民间自发的保护意识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转化为具体的保护参与。积极的公众参与使遗产事业所需的资金与人才得到不断补充,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始终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中[7]。 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公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和程度都较差。因为文化遗产数量多,类型丰富,同时限于国情,许多文化遗产都是实行现状保护,只求最低程度的防盗、防雨等,甚至一些遗迹面临被破坏、拆毁的命运。例如,为了城市建设,北京众多胡同、名人故居被拆除,星巴克一度“入侵”故宫,一些高级别单体古建筑出租打造成商业会所;为了修建三峡大坝,壮丽的三峡激流景观不复存在,产生了“高峡出平湖”的新景观。如果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保护和管理文化遗产之中,那么民众的呼声可能会影响甚至改变相关部门的草率决定,有公民参与的决策会实行更有效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公众的参与,能够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同时需要考虑的是,我国公众对于遗产管理和保护的参与程度不高,这可能与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不足有关,也和我国封闭式的管理制度以及相关政策不完善有关。试想一下,如果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拆除问题上,公众能够很好的发挥舆论和监督作用,让有关部门意识到保护故居的重要性,那么梁、林故居可能就会免遭拆除的厄运。 (六)比较视角六:经营机制 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营机制体现在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放权,即进行“私化”改革,私化改革的基础是文化遗产经营实行“非营利化”,这种模式无碍于遗产的文化价值,且更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8]。本文第一部分分析的内容就是西欧国家的文化遗产经营机制,西欧国家文化遗产经营的核心就是“私化”,基础是“非营利化“,从本文提到的三个案例中也可看出这种“私化”的经营机制在西欧国家的实行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存在多头管理,各部门追求的目标和利益不同,导致了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矛盾[9]。我国的文化遗产经营与西欧国家有着鲜明的对比。中国遗产机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都是归国家所有,行政部门对遗产机构进行直接管理,有的遗产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10]。文化遗产名义上归国家所有,遗产管理机构并不掌握遗产资源的产权(如土地权、林权等),而只有对资源的部分管理权。这样导致了遗产管理结构对自身的定位不明确,不知道应该定位于“非盈利的”遗产管理部门还是“盈利性”的遗产管理组织。定位的不明确,会导致管理责任的不明确而且这种政企合一的模式,也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将以上所述内容汇总如表1所示。 三、总结 第一,在遗产管理的模式上,西方国家更强调“科学”和“理性”,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进程中开创了相对独立的遗产管理制度、体系,遗产多由某一国家级政府部门直接管辖,或将管理权交由某一机构管理。大多由一个专门上级部门统筹协调,化解保护与开发悖论。例如美国的直属于内务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国家公园体系;意大利的中央政府垂直管理制度;英国的中介机构模式等。中国自古注重人与人的协调和统一,而不是对象本身的垂直管理,这使得中国的遗产管理以一种“多部门协调”的方式进行,最后“十八龙治水”,越搅越混。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和相关责任的交叉、行政分割等,使得中国文化遗产管理的多个部门管理、人为管理 、重复管理、最后出了事情谁都不管理。 第二,在修护和保护方式上,西方国家在维护遗产古迹注重遗产的原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等,这充分体现了西方科学管理、尊重历史传统的思想。在日常的维护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严谨的数据测量、技术分析等方式对遗产进行严格的保护,修缮,维修,谨慎性地重建等。针对不同的遗产对象,采取精细化的遗产保护技术方式。中国在维护遗产古迹时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维持原貌”,往往将遗产本体与遗产环境割裂。甚至在旅游开发的商业驱动之下,拆了原真的“旧古董”,大量仿造和重建“新古董”,这不仅破坏了遗产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而且使之成为了旅游开放商、地方政府追逐现实利益的工具,最后还要将这种污名强扣在“旅游管理”的头上。其实不是旅游管理本身拆旧建新,而是其他部门、行业、政府合谋拆旧建新,最后给“旅游管理”戴了一顶破坏文化遗产的坏帽子而已。 东西方管理学论文: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逻辑研究 【摘要】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的差异直接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但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都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发展逻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逐渐走向融合和创新。 【关键词】东西方文化;管理思想;融合;创新;发展逻辑 一、东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 以中国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欧美国家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流文化。东西方文化因为起源不同,所以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也存在很多的冲突,有着各自的历史发展逻辑。 1.东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东方文化是以中华文化为代表,中华文化在秦以前,百家争鸣,没有明确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中华文化共有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以儒、道、释为中心,第二层是以法、墨、农、名、兵、纵横、阴阳为副线,最外层是民族特色文化,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体系。在整个东方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儒家思想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是发展中的两条副线。儒家思想是一种以规则和说理的方式来传播的思想,而道家是以一种辩证的理论而使人信服的,佛家则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来解释世界。它们对人生、对事物发展的规律都有自己的解释理论,对人性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都有自己的角度,尤其是对人生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更是各有不同。有人说,儒学治皮肤之疾,道学治血脉之疾,佛学治骨髓之疾。这里说出了三个层次:儒学尽管提出了许多的治国方略,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是它的致命的弱点是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道家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由于过于消极,同时又没有得到统治者长期的青睐,而没有在东方的文化中占主体地位;而佛学是一门出家人的学问,它有着一套严密的逻辑体系,对于事物发展的规律有一种自圆其说的逻辑。 2.西方文化的渊源和发展。从历史进程看,西方文化至少包含着三种传统,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古希腊的文化带有一种和谐的特点,在现实和彼岸、理想和现实之间,它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罗马文化,则完全是另一个方面,它一头扎进了功利主义、物欲主义的浊流里;到了中世纪则进入了基督教时代,基督教文化是惟灵主义,它把眼睛盯在天国,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中世纪落后的经济和愚昧的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既有希腊那种对人的尊重、对知识的追求,又有罗马那种对功利的向往、对世俗国家的热爱,同时也有基督教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想主义的向往,这样的融合性的文化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逻辑的。 二、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冲突 1.价值观的冲突。东西方文化在价值观上有着本质的不同。美国学者Linell Davis(2001)通过调查发现,中美之间在价值观上存在着五个方面的区别:(1)人性,中国人认为人性基本上是善良的,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结合体;(2)人与自然,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强调人控制自然;(3)时间观念,中国人珍惜过去,而西方则重视未来;(4)社会活动,中国人重视身份,而西方则重视所作所为;(5)社会关系,中国讲究等级,而西方则讲究个性。 2.思维模式的冲突。东方文化讲究天人合一,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和知觉上的垂直感。东方人表达时总是由整体到具体再到局部,因而体现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就是表达事物总是按时间和事理发展顺序由因到果、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具体到一般进行阐述。西方的思维模式将人与自然分离开来,崇尚“人物分离”,西方人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使他们为赎罪而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天人相分的思想决定了西方人一切二分,改造自然,讲究理性。久而久之,使得西方人习惯于分析事物、习惯于抽象思维和重形式逻辑的思维以及求精确的语言观,在具体表达事物方面,总是先概括后分解,先表态后叙述,先总结后事例,先总体后具体,先结果后原因,先大后小。 3.人际关系造成的社会角色期望的冲突。在不同的文化里,人和人之间交往的行为准则不一样,于是人际关系以及相互之间信任建立和维持的基础随之也不一样,人际关系的不同造成了社会角色的期望也不同。在中国,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很是模糊和微妙的,往往除了单纯的工作关系外还会涵盖到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下属对上司的期望也很是广泛,一个称职的上司要是个比自己强的“专家”。可是在西方文化里,上司仅仅是个问题的解决者,也就是说“我是老板,可是我不一定要比你强,你也不必期待我会比你强,你只要相信在关键的时候我会很好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站在一种高角度上给予各方面的指导。”他们之间除了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外,没有什么额外的附属关系。 三、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创新 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存在着互补性。西方文化是以基督教为立国之本,强调科学的进取和民主法制的游戏规则,重视发展和个性化;而东方文化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强调的是关系的协调,重视家庭和群体的利益。所以东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就应该逐渐融合创新,取长补短,把西方的法制、法规融入到东方的文化中,使东方文化也加入定量的元素,走向规范;西方也把东方文化中的对群体利益的关注和关系的协调等元素融入西方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在规范中更加人性化,这样文化的发展就更加能适应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不仅渗透到我们的工作中,也将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文化差异既影响人的思维和行为,也将导致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差异,所以有人说,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的产物。东方习惯以管理家庭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国家,而西方则以管理国家的方式来管理企业和家庭;东方管理重态度、重情理,西方管理重程序、重法理;东方管理情、理、法兼顾,西方管理法、理、情兼顾。它们之间管理思想的不同都是建立在文化不同的基础上的。 四、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发展趋势 东方管理思想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尤其是日本的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使得欧美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西方不断的向东方寻求新的管理妙方。被尊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先生认为,给东方经济带来繁荣的“天机”不是别的,正是“论语加算盘”的管理理念。“论语”是传统东方儒家文化的经典,代表了一种先进的、融合了东西方管理特色的管理理念;而“算盘”则代表了谋取利益的先进手段和方法,在这里,主要是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论语加算盘”中,“论语”是管理活动的灵魂,在管理活动中起到核心作用。这样,东方管理思想不断和西方的管理思想进行交融。西方的管理思想,是一种制度化、规则化管理,已经制约了人的自主性,出现了“管理有余,领导不足”的情况;而东方管理,缺乏规则,强调打好基础,失去了管理的科学性。所以我们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管理思想是各有千秋的,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管理规律,他们是互补的,是兼容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施行管理,所以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趋势是在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 1.全球化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前提。管理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建设,是人类知识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势必带来各民族管理理念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就是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文化相互冲突和融合,在客观上为东西方管理理念的融合创造了条件。 2.互补性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基础。东西方的管理思想各具特色,外在的表现为一“柔”一“刚”,在客观上存在着互补的条件和要求,其一,东方儒家管理理念可以有效弥补西方科学管理理念的不足,在西方传统的管理理念中,强调“物”的作用,把“人”与“物”归为一类,强调管理全过程的标准化、量化,称为“科学管理”;在东方的管理理念中,注重“人”的积极作用,称为“人本管理”,两者可以互相弥补;其二,西方的管理理念促使东方儒家管理理念走向规范化,弥补了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定量性问题。由此可见,东西方的管理理念的融合,互相补充,互通有无,可以达到“刚柔相济”的效果。 3.“拿来主义”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途径。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文化上,我们也曾走过不少弯路,一方面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崇洋媚外。其实我们对待管理思想不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只要对我们有用,就要奉行“拿来主义”,结合自己的特点和民族特色,把这三者加以整合,发展出适合自己企业、适合自己国情的新的管理思想。其次,东方的和谐思想在西方管理思想中将越来越重要。东方管理思想中的和谐思想告诉人们,和谐是取得最大受益的最好方法,所以在西方的制度化、规则化管理思想中应该融入东方管理学中的和谐思想。在人的行为的研究上,主要放在对物的管理和对组织的管理上,尽管也有对人的研究,但主要偏向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从理性的思维出发,认为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考虑人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真正站在人的角度看问题。而东方的管理思想认为人是属于社会性的,很多时候不是规章而是道德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西方的管理思想应该引进和谐的思想,加强对人的研究,加强一些柔性管理因素。 4.跨文化管理是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创新的趋势。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跨文化管理中表现尤为突出。典型的美国式管理以“法”为主,强调个人管理、强调严格的制度、理性决策和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等等。而中国式管理则是以“情”为主,注重发掘人的内在的价值和积极性,强调管理的人和效应,对制度管理比较松懈,理性精神严重不足。现在,美国企业开始注重社会效益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职工的稳定,而中国文化也开始摒弃论资排辈,强化竞争机制,开始强调能力至上的观念。跨文化管理会使得东西方文化和管理思想的融合创新在实践中得到加强和提升。
重视症状体征在诊疗中的价值,用现代手段对其进行细分和拓展,有助于弥补现代医学在功能性疾病诊疗方面的短板。而将平衡观贯彻到治疗当中,尤其将对机体的调节作为疾病治疗的重要靶点,有可能在获得更好疗效的同时,避免了对机体调节功能的破坏及耐药性的产生。现代医学是一门建立在严格实验基础上的科学,但也因此忽略了哲学层面的分析和指导,导致其在方法和策略上容易陷入误区,造成临床应用进展缓慢及医学研究的投入-产出比失衡等问题。 中医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以长期实践经验总结为基础,用远低于现代医学的技术成本完成了对疾病的有效诊断和治疗。尤其在现代医学较为棘手的功能性疾病诊疗方面更凸显优势。这充分说明了中医的科学性与现代医学的互补性。而中医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和诊疗理念,尤其是其整体观、系统观和平衡观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将中医理念进行合理的运用和借鉴有助于对现代医学的补充和改进。 1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 “还原论”方法是目前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均在直接或间接的应用。其指导思想是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进行处理,是一种对复杂系统非常有效的研究方法。然而,现代医学研究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分解得越细越好,认为只有分解得越细则研究得越深入,从而忽略了相关功能联系和调控关系的探讨。人体是个极为复杂的大系统,各部分间除了纵向的分解细化,还有横向的复杂联系和调控关系,每一个成分结构的变化都可能引起相关结构的连锁改变,即“牵一发而动全身”。在目前技术水平和条件无法阐明这些关系之前,抛开整体谈局部则有失严谨。只简单的、割裂的分解会造成信息的严重失真,这也是大部分体外实验或动物实验有效而在人体应用时却又无效的一个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医亦有由高层复杂对象分解为低层简单对象处理的过程,尽管限制于科学技术水平,仅将人体简单的分为精、气、血、津液、神、五脏、六腑等,但古人智慧地将整体观贯彻其中,通过五行生克、经络腧穴、阴阳相制、表里相关等将各个组分关联成一个有机整体。故这种分解虽较为简单粗糙且不够精确,但却非常实用,足以用来描述和解释通过“四诊”所能感知的身体异常,并有效的指导诊断和治疗。这说明,对复杂对象的分解并非越细越好,而应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选择合适的分解层次。而结合整体观,构建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调控网络亦是推进医学发展及应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步骤,基于历代医家总结的人体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可以为中医临床工作提供参考。 2重视症状体征 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医学的诊断越发依赖各种仪器设备的检查结果。尽管目前的实验室检查已深入到分子水平,影像学检查也已精确到毫米级别,但由于人体结构和疾病发生的复杂性,辅助检查并不能明确结果。对于功能性疾病(如亚健康状态),患者有强烈的不适感,辅助检查却无法探知任何器质性病变,此时,通过中医四诊获取简单信息,即能对该类疾病进行较为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必定有值得探讨和借鉴的地方。对中医四诊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可发现,其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症状和体征,只不过中医的划分更加细致,并依据中医理论构建了机体的相互关联网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证”的概念。症状体征在中医的诊疗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在现代医学中,其作用有被弱化的趋势,甚至有时只是为进一步辅助检查提供指引,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在诊疗中的价值。症状是患者向医生陈述(或是别人代述)自身的不适表现,体征则是医生给患者检查时收获的具有诊断意义的证候。概括来说,症状和体征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患者感官系统感觉到的信息;二是机体各部分呈现的异常征象。这两方面是疾病最根本的表现形式,治疗的目的是令这两方面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故其对诊疗的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人体调控的精密性及系统的相对封闭性,在功能性疾病或疾病发展的早期阶段,有些感官系统感受到的信息及各脏器的轻微功能改变难以通过第三方手段进行精准的监测,而只能通过患者的直观感受及疾病相关脏器状态的异常体现,这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难以改变的,因此症状体征在诊疗中的价值不该被弱化。除对症状体征进行细分和对获取渠道进行拓展外,还应对症状体征所反映的机体功能状态进行深入探讨,构建适应现代医学的证候体系,从而解决现代医学在某些功能性疾病诊治方面的短板问题。 3平衡观指导治疗 疾病的发生主要为两方面,一是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调,二是外在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害和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在发病过程中极为关键且相互影响。机体自身失调易导致外在致病因素的侵袭,而外在致病因素的侵入,又可加重机体的功能紊乱和代谢失常。治疗时要综合考虑并进行同步治疗和调节,则较单方面治疗取得更好效果。目前,将机体调节作为疾病治疗主要靶点的研究和应用仍然较少,最常见的是通过接种疫苗改善机体的免疫状态,从而预防某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临床上,更多的是强调对致病因素的祛除,鲜有针对机体功能和代谢的治疗措施。这种单纯祛除致病因素的治疗方法,虽然短期效果不错,但从长期来看,可能导致机体的免疫和调节能力下降及耐药性的产生。相比较之下,中医治疗强调的是扶正祛邪和调整阴阳;扶正祛邪是兼顾两方面因素,并基于机体的功能状态来选择扶正或祛邪为主的治法。若机体免疫力和调节功能较差时,应以增强免疫,改善调节功能的扶正为主,兼以祛邪;当机体状态较好、致病因素也较强时,则选择消除致病因素的祛邪为主,兼以扶正。扶正的方法主要为调节阴阳,即根据机体平衡双方的偏盛或偏衰情况,选择损其有余或补其不足,使之重新达到平衡。中医的治疗不仅兼顾了疾病两方面的因素,还提供了针对机体功能和代谢紊乱的治疗策略,原则上可总结归纳为:以平衡的观念(扶正与祛邪的平衡和机体的阴阳平衡)贯彻治疗的始终。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体中存在大量的平衡调节系统,如交感-副交感平衡、酸-碱平衡、免疫增强-抑制平衡等;而人体与外界之间亦存在各种平衡关系,如正常菌群与免疫系统的平衡、体温与环境温度的平衡等。这为借鉴中医治疗理念,从平衡的角度探讨疾病的病因病机,并用于指导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条件。治疗时,应以重建系统的平衡为度,扶祛损补均不宜太过,太过则导致新的不平衡。故,机体的功能状态及其调节作为疾病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和应用应被重视。 4结语 现代医学和中医是基于不同理念和不同视角的医学,现代医学依托人类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具有诸多优势,但与中医之间并非简单的先进医学与落后医学、新医学与旧医学的关系。中医依托古代的哲学体系,侧重功能性和联系性,擅长通过整体的思维分析问题,这些正是现代医学所欠缺的。因此,在呼吁“中医现代化”的同时,应注重吸收中医的治疗理念,以对现代医学进行补充和改进。事实上,这两个过程是一致的。此外,中医是基于临床经验的总结,有许多诊疗手段尚无法用目前的科学来解释。但也不应盲目拒绝,可作为科研方向进行研究、证实。通过对中医的借鉴,将有助于克服现代医学短板,完善治疗手段,从而更好的运用于临床治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史探讨 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1949-1956年) 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基本落实,当时的中小学音乐实现了对就有教育体系的系列的沿袭和改造: (一)逐渐形成稳定的音乐学科:1949到1956的七年间,音乐课一直被作为中小学教育的固定科目,总体课时量也较为稳定。 (二)音乐教学模式已基本建立:虽然最初缺乏基本的音乐教学模式,但是教育部在1950年正式了暂行的音乐教学标准,并于1952年谈到了美育的重要性,并将音乐教育作为开展美育的主要手段。 (三)音乐教育服务于政治教育:根据对当时公布的系列文件的研究发现,音乐教育中也包括了大量突显政治特色、强化国家观念的相关内容,当时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是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为主旨的。 二、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57-1966年) 1957-1960间爆发的“教育大革命”给我国当时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此外,由于并没有明文规定“美育”的必要性,当时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并不很受重视,音乐教育的总课时量有了明显的减少,很多学校压缩了音乐教育的所占比重,甚至曾经一度被部分学校取消过。直至1963年国家教育部正式了工作条例文件,中小学的正常教学工作才得以逐渐恢复,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才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这十年是我国包括了中小学音乐教学在内全体教育界曲折发展的十年。虽然也曾历经波折,但是其发展整体方向还是积极向前的,也为后来音乐教育的逐渐完善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三、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 适时正逢全国推广改革开放和落实现代化建设的大好时期,我国的经济水平和文化事业都有了较长足的发展: (一)教学整体内容日益丰富,并得到了很大的改进,音乐教育的具体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有了详细规定,这些改进都有助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教学考核体系也日益完善,具体的考核要求、方式以及时间都有了较为精准的规定,明晰了音乐课程的考核必要性和实践性。 (三)音乐教育的内在功能也日渐被认可和接受,音乐教育不仅有利于让中小学生学会必要的音乐知识和技能,更有利于完善中小学生精神世界和道德体系的发展,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四、改革开放飞速发展时期(1991-2000年) 上世纪末我国的中小学教育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音乐教育也得到了很显著的提升。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在历经多年的摸索和调整后,迎来了迅速提升发展的阶段,并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一)将音乐教育纳入艺术教育范畴:长期以来,我国习惯将音乐教育划分到文化课范围内,不能体现音乐教育的特殊性。如果将音乐教育纳入艺术教育范畴,则可以很清晰地体现出音乐教育的艺术特点,并且将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同时囊括在内,实现了与其他艺术教育课程的具体区分。 (二)音乐教育的功能、目标、内容、方法、评估等具体环节的相关体系逐渐形成并得到了较好的完善。音乐教育为培育人和发展人而服务,音乐相关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很有必要,树立并形成了应有的音乐教育系统理念,同时还增添了必要的教学评估体系。 (三)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大重要组成得到了深入发展。我国的教委会于1989年了国内第一部明确艺术教育的总体规划要求和执行标准的规定文件,具体阐述了艺术教育在我国整体教育体系中的重大作用和重要位置,分析了艺术教育对于提高人才综合素养和总体竞争力的战略意义。1993年中共中央更是针对“美育”对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大作用正式了我国的教育发展及改革纲领文件。 五、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时期(2001年至今) 当今社会对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认可度及推崇度越来越高,音乐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美育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步入了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一)教育部颁布的最课标为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评估体系提供了建设和完善标准。新课标强调要发展多元化的评价主体,扩充音乐教学效果评估成员的规模和构成。与此同时还要设立和发展多元化的评估方式,例如开展老师与老师、老师和学生的互评、自评,以及上级部门的和学校高层的跨越评审。新课标的颁布和推广、落实不仅对各位老师的专业水平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学生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出了一定要求。 (二)我国的音乐教学实现了以老师讲解为主到以学生自学为主的模式转变,“以生为本”的教学新理念不断被学校和老师认可和实行。时至今日,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培育目标已经发展为从学生角度出发、为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引导学生形成和加强正确的道德意识和个人三观理念,培样学生尊重和理解差异性文化等等思想高度层面的相关要求。 六、结语 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反思和创新,本文希望通过对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发展历史的研究,能促进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更进一步发展。 作者:关群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教师专业发展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传统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传播 一、师志传承,提高素养 教师作为培育祖国花朵的园丁,他们的一举一动将会影响着学生们的思想和认识。所以,教师自身的素质对学生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据调查目前我国音乐教师在课堂上更多的是以传授西方音乐体系为主体。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首先,自1840年以后,国人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其中中小学音乐教师在音乐方面也颇受影响。因此,当面对学生时,他们教授更多的是欧洲音乐体系。其次,由于打开国门后的中国人为了使国家富强起来在各方面向西方学习,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音乐领域也是如此,因而造成了国人对我国的传统音乐知之甚少。再次,音乐教师由于自身长期生活在这种重视西方轻视传统的环境中,没有意识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由此得知,如果想提高我国中小学学生对传统音乐的兴趣,首先必须提高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在传统音乐方面的素养。关于如何提高中小学音乐教师在传统音乐方面素质的途径和方法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观点。冯光钰提出从音乐教育的“母体”出发,即从师范类院校的音乐系入手,此类高校在培养中小学及幼儿教师时,应当注重类似传统音乐文化等课程的开设和培养。从而使从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在未来的教师岗位中可以有能力传授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给予学生。 二、尊重传统,把握方式 目前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教授学生学习音乐知识时大部分是按部就班的遵循教学大纲完成教学任务,并通过钢琴精准的音高和准确的节奏节拍教会学生演唱歌曲。然而,当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音乐时,我们最好较少的运用钢琴和固定的节奏节拍教授学生。其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传统音乐的律学运用的是五度相生律,而钢琴则是十二平均律;二是我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有许多都是以自由的节奏节拍表现的。所以,较多的运用钢琴教学会导致学生在学习传统音乐时失去最初的音乐风格。我国传统音乐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口传心授”为主,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使学生能够整体把握音乐感觉,而且可以直接通过音乐和语言交流从而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心灵沟通。在学生学习传统音乐时,我们应该遵循“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以便学生更好的把握传统音乐的学习。除此之外,由于中小学音乐课程本身的内容是让学生感受和欣赏音乐。所以,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应当尽量的让学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和欣赏到最真实的音乐。由此我们应当提倡“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方法。“请进来”是指在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请一些民间艺人走进课堂,为中小学学生讲述我国传统音乐的历史与发展。“走出去”是指我们应该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去感受我国最纯真、最淳朴、最淳厚的传统民族民间音乐。通过实地观看传统音乐的形式,体会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感受和欣赏我国传统音乐,从而提高学生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兴趣。 三、坚持方向,实现创新 在当今全球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各领域各部门分都应该充分加强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视,要坚持中小学传统音乐教育的正确方向,把握好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本文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恢复中国传统音乐的统治地位,忽视西方音乐,搞文化复古主义。我们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继承传统音乐,而是要实现要对传统音乐教育的创新。立足于当代中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践,是进行创新的基本要求。我们一方面不能离开传统音乐,空谈教育创新,任何形式的音乐,都不可能摒弃传统音乐而从头开始。这是我们进行音乐教育创新的根基,这其中蕴含了太多艺术家们一生的积淀。另一方面,在音乐教育创新的过程中又不能过分拘泥于传统音乐,也要随着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这就需要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交流、借鉴与融合。在音乐交流、借鉴与融合的过程中,必须以世界优秀音乐为营养,充分吸收西方音乐中的有益成果,海纳百川、熔铸百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永葆文化生命力和文化的民族特色。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要想让这条河流越流越大、越流越长,就必须保护好它的源头和支流,也就是说我们在音乐教育创新的过程中,既要反对一味固守本民族传统音乐,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新音乐的“守旧主义”和“封闭主义”倾向,又要反对一味推崇西方音乐,根本否定传统音乐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倾向。 作者:苏杭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探析 一、素质教育背景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改革的重要意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徐沛东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出,家长都希望孩子能茁壮成长,培养孩子的艺术素质,但每个时代都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教育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各级少年宫和文化馆,现在变的更家庭化、个性化,有些家长互相攀比,花了很多钱,负担很重。徐沛东认为,要加大社会对儿童艺术教育的力度,不能光靠家长。应该由国家来负责,不是盖几个图书馆,弄些设施就可以,而要真正的把实际有用的教育让孩子们学习。徐沛东还建议,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是好事,针对特殊的艺术天才,可以特殊培养。 二、让中小学音乐课“活起来” 在大多数学生家长的意识里,我国的中小学音乐课传统的教学模式基本等同于“唱歌课”。顾名思义就是教师打着节拍唱,学生跟着教师唱,毫无新意可言。事实证明,这种教学模式并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热爱音乐的本性,反而会增加学生对艺术的厌恶和排斥。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热爱音乐的情感受到极大的抑制。而素质教育下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要让课堂“活起来”,要满足学生自我表现欲,让音乐课堂焕发活力。 (一)突破传统音乐教学,寓教于乐 中小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他们天性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是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因此,在小学音乐教学中,为了让学生充分展示智慧,教师要为学生提供较为宽松和自由的课堂氛围和表现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活动的空间寓教于乐,展示才华。 (二)为音乐教学注入鲜活气息 素质教育下理想的音乐教学应该是将歌唱、身体律动、游戏、表演、即兴创作等形式相结合,这样可以统一调动孩子们的听觉、视觉、身体动作与心理情感,让孩子们理解复杂的韵律的同时,得到完整的音乐体验。这一教学过程的最大优点是将枯燥的教学活动变得轻松和快乐,引发孩子们对音乐艺术的兴趣,从而自觉自发地学习音乐,并逐渐形成其全面的音乐素质。作为一名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让音乐课真正活跃起来,全面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说:“我的科学成绩很多是从音乐启发来的。”实践证明,音乐可以启迪智慧、开发智力,在提高人的创造力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音乐教育是中小学必备课程之一。音乐中乐曲的旋律美、歌词的语言美、音响的意境美、是其它学科难以比拟和代替的。音乐教育不仅能够陶冶儿童情操,活跃思想,还能激发创造想象力,放松自己,使学生在享受音响美、配器美、意境美的过程中以美怡心,彻底放松。 作者:蔡珍 单位: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中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学生音乐教育论文 一、创新教育应树立新的教师观 在时代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对教育工作者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不单单只是传道、授业及解惑,而是不仅要教书育人,还要具备视野开阔,学科专业水品要高,有较高的职业道德,较高的理论水品以及沟通能力。当然,总结下来要想当好新时期的教师,无疑就是要树立新的教师观。 1.教师不代表权威 陈旧的教育比较强调教师的尊严,学生对于教师的一言一行需要听取,非常注重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地位。这也导致了教师的权威地位,致使学生的想法被忽略、拒绝,长此下去对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主动性都会失去。因此,要让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对等的关系,就要把学生当成有主见、有思考能力的人,尊重他们的选择,对学生自己的意见要允许他们发表。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主动性及创造性。 2.教师只是作为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能力的一个培养者现今计算机辅助教学已经实施,网络教育也逐渐开展起来,科学文化知识覆盖面也不断扩大,且速度也逐年上升。在短短的几年间,教师不可能完全把学科的所有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也不是过去单一的角色,即知识传授者的角色,而应该是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培养各种能力与积极个性的人。所以,其教学中心应是“学”。 3.在学生的人生中,教师只是引路人 教师为了对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潜能有更好的掌握,观察及交流沟通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让学生能正确把握人生目标、方向,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及能力等特点,在学生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地设置不同的路标,引导学生有更高远的奋斗目标。当然,另一面上,教师要想作为学生健康心理、良好品德的促进者、催化剂,就需起到自身经验与榜样的作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调试、自我选择,鼓励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和个性发展的动机,并能使其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二、创新教育应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教师要在传授知识及培养能力两者之间把关系处理好,就一定要在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上加重培养,从而引起学生的质疑,进而去调查、探究。教师应做到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对不同的需求都要满足,对个体之间的不同也要关注。在教育环境的创设上,教师需要引导学生去主动参与,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能很好运用知识、掌握知识。 三、只有对教学方法设置的加强,才能创新教育 (一)为激发兴趣应采用背景音乐,创造艺术氛围 学生上课进出教室时,其背景音乐一定要选择明快、活泼且节奏感强的优美歌曲或者是乐曲。这样在音乐课中可以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氛围,对学生在学习音乐课的过程中会激发起兴趣与向往。 (二)为引发兴趣应采用范唱、范奏 为了使中小学学生的情感得到共鸣,可以采用教师或学生范唱、范奏。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甚至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在对《天鹅》欣赏时,会大提琴的学生可以进行演奏,这对课堂教学会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三)为增加兴趣应采用电教、媒体等教具 对音乐教育的感染力、时效性的增强离不开电教及媒体。教师可以在开头,就创设出引人入胜的效果,在中间营造出花团锦簇,结尾时抛砖引玉,这样能让音乐课更加形象、生动,让知识成为一体化、网格化。这样,在现代化的音乐教学实践中,可以让学生产生愉悦之感。 四、结束语 为了让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创新,对学生的创新意识有所培养,就需要在中小学音乐教育基础之上,对其课程、课堂教学、学科评价等方面进行改革,对其内容开始拓展,对其学科的特点优势充分利用。这样可以对科学文化的发展有所推进,也可以让人类历史向前迈进一大步。 作者:卢君 单位:河北省廊坊市第十七小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状态研究 什么是音乐?识谱、乐理究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把钥匙,还是一堵墙?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符。”美国一科学家对学生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表明:每天坚持听十分钟音乐的学生,比不听音乐的学生智力得分要高得多。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大力发展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1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校音乐教育不够普及、不够深入 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蘅,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仍不健全,音乐课开课率不平衡,有的还很低,音乐师资缺额大,外流情况严重,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投入少,整体上教学设备奇缺等等。面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课堂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广度,轻深度;重传统,轻创新。音乐教师常为“阵地被占领”(音乐课被“主课”占用),“地盘被侵略”(音乐教室被挪做它用)而苦恼和叹息。这种现象在高中阶段尤为普遍与严重。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忽视音乐教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音乐教学也就走了过场。 1.2社会主流媒体的责任心不强 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学生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电视、录音机早已司空见惯,复读机、随身听、mp3、电脑等都已成为学生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渠道,音乐也不例外。近几年网络歌曲、超级女生已风靡全国各地,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一代无疑造成了一股很强的冲击影响。运用这些音乐资源的时候,要注意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不能放任自流。首先要提供好的内容和引导正确的艺术观,在这些资源库中,存在着良莠并存的无序状态,对艺术鉴别能力有待提高的中小学生来说,如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受到一些低级庸俗音乐的消极影响,以致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1中小学音乐是中小学生人格、品质的净化剂冼星海说得好:“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音乐课是一门具有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综合性育人功能的课程,它主要是通过美的渗透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心灵的净化剂。教师应该用音乐艺术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颤,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可见,音乐在净化人类灵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式都应当宗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的道德水平,让学生在音乐课内感受美,欣赏美,识别美,创造美,并在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使音乐教学真正成为灵魂的净化剂。 2.2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开发中小学生的音乐潜质 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首要任务,艺术教育不应只注重知识技能,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培养人的创造性。音乐课不单纯是教学生唱歌,学生还要看、要听、要动。要让学生充分地感受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破除学生对音乐的神秘感,使学生对音乐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听、多唱、多想、多做、多动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和创造。听赏课曲目的选择则要为学生提供多听、反复听、对比听的可能。还有,新教材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教学活动形式——综合表演,小学低年级主要安排了“歌表演”、“随着音乐表演”、“音乐网页”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在具体环节上给以指导。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同时,还应着重学生音乐潜能的挖掘,激发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质,为学生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加强中小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人的综合素养 俄国音乐理论家霍姆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句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综合素质得以培养与提高。但是喜欢音乐却缺乏音乐素养的人却很多。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偏爱流行歌曲,无论是在放学的路上,还是课后,你都能听到学生哼唱的总是流行歌曲,甚至在校园歌曲大赛上也听不到民族风的艺术歌曲,取代的都是通俗和摇滚乐。怎样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呢?教师应从“多听、多练、多看”这三点来抓起。多听:聆听能使学生欣赏和理解音乐;多练:练习识谱,视唱,节奏与和声等;多看:看音乐方面的书,比如音乐专业基础知识,音乐文化书籍。学校应以多种手段来鼓励学生提高音乐素养。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教师是美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殿堂,去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与创造美,塑造美的心灵、美的人格,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就需要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培养造就适应新时展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创新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更是绚丽多彩,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中国民族音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象征。今天民族音乐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增进了解的通用语言。中国民族音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打开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让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审美教育形式。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育本身,而且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高。首先,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民族音乐在给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教育中小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刘天华先生作于1931年春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生活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移。刘天华先生的这首《光明行》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用主和弦分解进行构成的号角式音调,在乐曲中占主导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全曲生气勃勃,充满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刘天华先生借这首乐曲来鼓励国人,并且告诉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中小学生们在学习这首乐曲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很容易理解这首乐曲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中小学生通过民族音乐不仅接受了审美教育,同时也接受了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赏析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可以让中小学生在赏析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音乐家以及音乐作品的意义、价值,使中小学生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如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讲讲其作者华彦均的故事,通过对曲作者生平的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二泉映月》并不是一首赞叹美景的作品,而是一首作者吐露心声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不但懂得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赏析其他同类型的乐曲。所以说,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再次,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中小学生发现美、认识美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过,民族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老师还应该教授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让同学们通过这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去发现民族音乐之美,并学会怎样认识民族音乐的美。综所上述,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小学生各方面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现行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各地音乐教材中都增加了乡土教材的内容。这表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强烈冲击。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张口就能说出一大批流行歌星的名字,他们平日里主动接触的也仅限于流行音乐。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流行音乐,而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中小学生的音乐生活中民族音乐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外,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学习。而在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上,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学习上,很多家长和学生视民族乐器为“土”乐器,不愿意学习。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民族乐器后继无人,乃至失传。 第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育不被重视。虽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实际教学中看重的还是升学率,把升学率看作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不属于升学考试课程的音乐课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其他“主课”的排挤。很多中小学的音乐课可有可无,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关心。使得音乐教育无法按照《课程标准》执行,更不用说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了。 第三,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中过分地注重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应该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并且许多中小学校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但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学校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违背了“以审美为核心”的原则,依然过分地强调知识点的掌握,从而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欣赏和参与中体验、探索、感知民族音乐。 第四,现代社会过分地看重音乐的功利性。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人不注重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其他音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来与民族音乐作比较。人们逐步远离民族音乐是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人们不会只重视审美的价值而对民族音乐的深远意义发生兴趣。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小学生,使得一些中小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到了民族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音乐带给人们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们就偏离了音乐的本质,曲解了音乐的真正价值。 第五,音乐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地放大,主要表现为“快餐式”的流行音乐盛行。这种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为高节奏生活减压的作用,但其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且传递的音乐思想过于低俗,所以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如果中小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种“快餐式”的流行音乐,首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态度,再次会对他们学习民族音乐形成障碍。举个例子,近几年来类似于“超级女声”等平民选秀活动特别火爆,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学生都是活动的主体。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是一赛成名的选手幸运地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前呼后拥、光彩照人、名利双收等等。而且这一切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往往是被星探相中,然后重金包装就行了。由此可见,过分放大音乐的娱乐功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笔者之见,现在的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上述几个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三解决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民族音乐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积淀,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民俗、民情,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第一,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气氛。学校可利用广播、报刊等各种宣传手段宣传民族音乐,传播民族音乐的知识,组织民族音乐知识讲座,成立民乐学习兴趣小组,组织民族乐队,举办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广泛收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兴趣,传授音乐知识,提高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能力,真正繁荣民族音乐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第二,加强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各中小学校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课和其他课程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片面地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还是要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做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应该继续发掘民族音乐教育的巨大价值,肯定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第三,培养中小学生赏析民族音乐的能力,增强中小学生的感性经验。民族音乐的欣赏应本着以主观体验为主,增强学生的感性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民族音乐的美,领悟民族音乐的妙,体验民族音乐的情,感受民族音乐的真的原则,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在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乐曲结构、旋律发展手法等内容的分析讲解,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族音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族音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乡土教材的挖掘和利用,可使学生从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获得民族音乐的素材,更加愉悦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第四,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音乐教育。我们不应该用功利的目标去衡量民族音乐教育,应该认识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重在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提高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开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第五,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面向中小学生的音乐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传递的功能。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各种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找到缩影。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音乐,使学生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地挖掘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受到文化熏陶、提高文化素养。这并不是说中小学生的音乐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是娱乐,必须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正在探索中稳步前进,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国内中小学音乐教育现况探索 什么是音乐?识谱、乐理究竟是学生学习音乐的一把钥匙,还是一堵墙?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有三把:一把是数学,一把是文学,一把是音符。”美国一科学家对学生做了多次实验,结果表明:每天坚持听十分钟音乐的学生,比不听音乐的学生智力得分要高得多。拓展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音乐综合技能技巧,大力发展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是当前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 1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状 1.1学校音乐教育不够普及、不够深入 基础差,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蘅,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仍不健全,音乐课开课率不平衡,有的还很低,音乐师资缺额大,外流情况严重,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真正的投入少,整体上教学设备奇缺等等。面对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形势,由于主观和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我们的教育观念、课堂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相对滞后,仍然沿用以前的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广度,轻深度;重传统,轻创新。音乐教师常为“阵地被占领”(音乐课被“主课”占用),“地盘被侵略”(音乐教室被挪做它用)而苦恼和叹息。这种现象在高中阶段尤为普遍与严重。这种为了提高升学率,忽视音乐教学的现象大量存在,从而音乐教学也就走了过场。 1.2社会主流媒体的责任心不强 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学生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获得自己喜爱的音乐。电视、录音机早已司空见惯,复读机、随身听、mp3、电脑等都已成为学生们获取各种社会信息的渠道,音乐也不例外。近几年网络歌曲、超级女生已风靡全国各地,这些新时代的产物对我们的中小学生及社会青年一代无疑造成了一股很强的冲击影响。运用这些音乐资源的时候,要注意给学生以必要的指导,不能放任自流。首先要提供好的内容和引导正确的艺术观,在这些资源库中,存在着良莠并存的无序状态,对艺术鉴别能力有待提高的中小学生来说,如不加以引导,势必会受到一些低级庸俗音乐的消极影响,以致产生负面效应。因此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2中小学音乐教育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2.1中小学音乐是中小学生人格、品质的净化剂冼星海说得好:“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音乐课是一门具有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综合性育人功能的课程,它主要是通过美的渗透来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境界,也是他们心灵的净化剂。教师应该用音乐艺术那独特的艺术魅力去感染学生,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颤,心灵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艺术,特别是音乐,道德内容是其灵魂,是其存在的意义。可见,音乐在净化人类灵魂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学校音乐课的一切形式都应当宗旨在发展学生的精神生活,帮助他们的道德水平,让学生在音乐课内感受美,欣赏美,识别美,创造美,并在教育过程中渗透思想品德的教育,使音乐教学真正成为灵魂的净化剂。 2.2音乐教育有利于培养和开发中小学生的音乐潜质 音乐教育观念的转变是改革的首要任务,艺术教育不应只注重知识技能,而更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培养人的创造性。音乐课不单纯是教学生唱歌,学生还要看、要听、要动。要让学生充分地感受音乐、鉴赏音乐、表现音乐、创造音乐。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参与,破除学生对音乐的神秘感,使学生对音乐感到十分亲切,在多听、多唱、多想、多做、多动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和创造。听赏课曲目的选择则要为学生提供多听、反复听、对比听的可能。还有,新教材中出现了一种新颖的教学活动形式——综合表演,小学低年级主要安排了“歌表演”、“随着音乐表演”、“音乐网页”等活动形式,教师则在具体环节上给以指导。因此,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同时,还应着重学生音乐潜能的挖掘,激发每个学生的音乐潜质,为学生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3加强中小学生对音乐的理解有利于培养人的综合素养 俄国音乐理论家霍姆斯基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应该是人的教育。”这句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学校音乐教育的目的是除了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音乐修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使人的综合素质得以培养与提高。但是喜欢音乐却缺乏音乐素养的人却很多。现在的中小学生都是偏爱流行歌曲,无论是在放学的路上,还是课后,你都能听到学生哼唱的总是流行歌曲,甚至在校园歌曲大赛上也听不到民族风的艺术歌曲,取代的都是通俗和摇滚乐。怎样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呢?教师应从“多听、多练、多看”这三点来抓起。多听:聆听能使学生欣赏和理解音乐;多练:练习识谱,视唱,节奏与和声等;多看:看音乐方面的书,比如音乐专业基础知识,音乐文化书籍。学校应以多种手段来鼓励学生提高音乐素养。 音乐是美的艺术,音乐教师是美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带领学生走进音乐的殿堂,去感受美、理解美、表现美与创造美,塑造美的心灵、美的人格,让学生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生活。这个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这就需要广大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培养造就适应新时展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高素质人才而奋斗!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创新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中国民族音乐更是绚丽多彩,在世界乐坛独树一帜。中国民族音乐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而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象征。今天民族音乐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符号,是各个国家、各民族之间增进了解的通用语言。中国民族音乐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打开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窗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学生中进行中国民族音乐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它不仅可以让中小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拓展他们的艺术视野,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审美教育形式。 一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的意义 民族音乐教育作为一种审美教育手段,它的作用不只是美育本身,而且有益于中小学生的德、智、体全面提高。首先,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我国的民族音乐在给中小学生以美的享受的同时,也教育中小学生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刘天华先生作于1931年春的二胡独奏曲《光明行》。1931年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寇入侵,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对生活都抱有一种悲观情绪,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偏移。刘天华先生的这首《光明行》就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旋律明快坚定,节奏富于弹性,用主和弦分解进行构成的号角式音调,在乐曲中占主导的地位,这一切都使全曲生气勃勃,充满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和对光明前途的乐观自信。刘天华先生借这首乐曲来鼓励国人,并且告诉国人,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的未来就会充满希望。中小学生们在学习这首乐曲的过程中,通过老师的正确引导,很容易理解这首乐曲的中心思想。这样一来,中小学生通过民族音乐不仅接受了审美教育,同时也接受了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积极的作用。民族音乐赏析是一个全面的过程,它可以让中小学生在赏析民族音乐的过程中了解音乐家以及音乐作品的意义、价值,使中小学生掌握大量的感性材料。如在欣赏二胡曲《二泉映月》的过程中,老师可以讲讲其作者华彦均的故事,通过对曲作者生平的讲解,让同学们了解到《二泉映月》并不是一首赞叹美景的作品,而是一首作者吐露心声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同学们不但懂得了《二泉映月》这首乐曲的真正意义和价值,还学会了应该如何去赏析其他同类型的乐曲。所以说,民族音乐教育对提高中小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是很有帮助的。再次,通过民族音乐教育可以培养中小学生发现美、认识美的能力。前面已经提到过,民族音乐教育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小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老师还应该教授一些基本的音乐知识,让同学们通过这些基本的音乐知识去发现民族音乐之美,并学会怎样认识民族音乐的美。综所上述,民族音乐教育对中小学生各方面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应该在中小学教育中受到更多的关注。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虽然现行的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例,各地音乐教材中都增加了乡土教材的内容。这表明教材编写者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愿望是美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却是另外一种情况。那么我们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流行音乐和西方音乐的强烈冲击。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张口就能说出一大批流行歌星的名字,他们平日里主动接触的也仅限于流行音乐。因此现在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音乐的了解仅限于流行音乐,而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少之又少,在中小学生的音乐生活中民族音乐已经变得无足轻重。另外,现在很多中小学生热衷于钢琴、小提琴等西方乐器的学习。而在对民族音乐的学习上,尤其是民族器乐的学习上,很多家长和学生视民族乐器为“土”乐器,不愿意学习。这样就造成了某些民族乐器后继无人,乃至失传。 第二,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中小学生民族音乐教育不被重视。虽然现在的中小学教育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在很多地方的中小学实际教学中看重的还是升学率,把升学率看作是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来,不属于升学考试课程的音乐课自然而然地就受到了其他“主课”的排挤。很多中小学的音乐课可有可无,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关心。使得音乐教育无法按照《课程标准》执行,更不用说完成《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内容了。 第三,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中过分地注重音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民族音乐教育中应该得到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体验。虽然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提出“以审美为核心”的基本原则,并且许多中小学校都摒弃了以往把音乐知识和技能作为音乐课程的首要目标的做法,而是强调音乐兴趣爱好与审美能力的培养,强调通过音乐教育开发创造潜能,培养全面、和谐、充分发展的个体。但还是有很多的中小学校在民族音乐教学过程中违背了“以审美为核心”的原则,依然过分地强调知识点的掌握,从而忽视了中小学生在欣赏和参与中体验、探索、感知民族音乐。 第四,现代社会过分地看重音乐的功利性。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从而使得中小学的民族音乐教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很多人不注重民族音乐的审美价值,而是用其他音乐所带来的现实利益来与民族音乐作比较。人们逐步远离民族音乐是因为学习民族音乐不能给人带来现实的利益,人们不会只重视审美的价值而对民族音乐的深远意义发生兴趣。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了一部分中小学生,使得一些中小学生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了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到了民族音乐教学的正常进行。众所周知,音乐是一门情感的艺术,它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而不是某种现实的利益。如果我们一味地追求音乐带给人们的现实利益,那么我们就偏离了音乐的本质,曲解了音乐的真正价值。 第五,音乐的娱乐功能被过分地放大,主要表现为“快餐式”的流行音乐盛行。这种音乐的确可以起到为高节奏生活减压的作用,但其内容大多与爱情有关,且传递的音乐思想过于低俗,所以并不适合中小学生。如果中小学生过多地接触这种“快餐式”的流行音乐,首先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会影响到他们学习文化的态度,再次会对他们学习民族音乐形成障碍。举个例子,近几年来类似于“超级女声”等平民选秀活动特别火爆,无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学生都是活动的主体。这其中有个重要原因是一赛成名的选手幸运地过上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前呼后拥、光彩照人、名利双收等等。而且这一切似乎不需要付出太大的努力,往往是被星探相中,然后重金包装就行了。由此可见,过分放大音乐的娱乐功能会对中小学生产生负面影响。以笔者之见,现在的中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上述几个问题是最为突出的,也是亟待解决的。 三解决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所面临问题的途径 民族音乐是本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是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在音乐领域的积淀,它体现着本民族的民俗、民情,具有巨大的教育价值。 第一,我们要创造良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气氛。学校可利用广播、报刊等各种宣传手段宣传民族音乐,传播民族音乐的知识,组织民族音乐知识讲座,成立民乐学习兴趣小组,组织民族乐队,举办民族音乐演唱、演奏比赛,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广泛收集本地区、本民族的民歌。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兴趣,传授音乐知识,提高民族音乐的演唱、演奏能力,真正繁荣民族音乐的教育,提高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 第二,加强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各中小学校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审美教育的重要手段。音乐课和其他课程一样,是同等重要的,不能片面地为了提高升学率而忽视甚至放弃对中小学生进行民族音乐教育。因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还是要从中小学音乐教育做起,从娃娃抓起。我们应该继续发掘民族音乐教育的巨大价值,肯定民族音乐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中的地位。 第三,培养中小学生赏析民族音乐的能力,增强中小学生的感性经验。民族音乐的欣赏应本着以主观体验为主,增强学生的感性经验,在教师的引导下发现民族音乐的美,领悟民族音乐的妙,体验民族音乐的情,感受民族音乐的真的原则,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在欣赏的过程中,不要拘泥于乐曲结构、旋律发展手法等内容的分析讲解,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族音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族音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乡土教材的挖掘和利用,可使学生从自己生活的区域中、从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获得民族音乐的素材,更加愉悦地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第四,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民族音乐教育。我们不应该用功利的目标去衡量民族音乐教育,应该认识到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核心是“审美”,重在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审美观,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了解、继承和发展传统音乐文化,提高中小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开创民族音乐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培养中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第五,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面向中小学生的音乐应该承载更多的文化传递的功能。我国的民族音乐不仅包含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各种传统文化都可以在民族音乐中找到缩影。所以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辨别音乐,使学生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好音乐,并且带领学生深入地挖掘民族音乐中的文化内涵,使学生在学习民族音乐的同时受到文化熏陶、提高文化素养。这并不是说中小学生的音乐不可以娱乐,但不能只是娱乐,必须在娱乐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提高素养。 建国以来,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仍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我国的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正在探索中稳步前进,我们的音乐教育工作者也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国中小学民族音乐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探讨 摘要: 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状况处于不断完善的趋势,课堂教育和课外教育相互补充,给学生营造一个持久的学习氛围。本文通过对泰安市几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进行调研,对课时量、课程内容、授课方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总结,并提出创新性思考观点。此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也给现代音乐教育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局面。 关键词: 音乐教育;信息化;学生 一、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实施现状 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状况正处于不断完善的趋势,不论是从师资配备方面,硬件设施提供方面还是授课方式、音乐活动展开情况等都优于过去。笔者走访了泰安市多所中小学,了解到,音乐教育领域的师资力量正在逐渐强大起来,学校广泛招聘业内优秀教师,形成了越来越强大的教师队伍,在文凭、学历、从业经验方面都有较高的要求。学校对于音乐类课程的授课方式也在与时俱进,大力倡导使用新媒体,实现现代化教学。不仅多媒体教具广泛运用到教学中来;艺术活动使用的会堂、多功能厅、活动教室、排练教室等也在不断进行修建或者翻新、完善,甚至各种艺术活动学生所需要的用具也越来越充盈,服饰、舞台化妆品、合唱谱夹、谱架、音乐情景剧道具等等。由此一来,艺术活动的展开就更加丰富、更加便易,学生的积极性也逐渐提高。不过,当前音乐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笔者选了泰安市三所具有代表性的中小学作为例子来进行比较分析,在下面将做详细阐述。 1.1课堂教育课堂教育 一直在学校教育工作中占有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对于学生的覆盖面广,而且易于管理,易于形成系统性、规范性,对于教育成效也相对直观,通常来讲,学生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纪律性,尤其是对于音乐学科兴趣浓厚的学生来讲,他们往往能从课堂教育中收获大量的音乐基础理论知识,兴趣稍淡的学生也能够在纪律的约束和规范下很好地完成学校设置的课程学习,并在长时间的音乐熏陶中有所改变、提高,受到良好的影响。课堂教育在中小学的音乐教育实施中起着重要作用,也是学校惯用的传统方式。 1.2课外教育艺术教育 除了传统的课堂教育以外,课外教育也逐渐被重视起来,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常用的方式有各类大小型活动,例如校园音乐戏剧节活动、六一儿童节文艺展演等等。这些艺术活动、讲座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让他们在不经意间便接受到强烈的艺术感染,对于传统式教育而言,这些方式更灵活、新颖,更加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课外教育是课堂教育的辅助和补充,也是良好的实践,已经逐渐被综合性大学的师生重视起来,并且在年复一年的活动中不断的完善和创新,在音乐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中小学现代音乐课程的潜在问题 首先是受重视程度不够。中小学教育对于音乐类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学生的认识上。他们通常认为语文、数学才是应该努力学习并且花费时间的科目,从而忽视对自己审美能力的培养和艺术熏陶。对于上课的纪律往往也容易忽视,甚至有些同学一到上音乐课的时间就去做数学作业。课程内容较单一也是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据问卷调查显示,平均20%--35%的学生表示对于音乐学科的学习感觉有些枯燥。而音乐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本应该起着平衡、调剂的作用,又有35%以上的学生希望再增加一些和现有学科相关的内容,使音乐课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再就是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由于繁重的学习任务,学生总是缺乏课余参加音乐实践的时间和精力。例如,文艺演出的排练,这就需要花很大部分时间,有些学生因为面临期中考试或者感觉近期学习任务较重,就选择放弃。有些学生总认为只需要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即可,实践是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由于他们对于音乐学科的特点还认识不够。 三、创新性思考 3.1多样化设置 音乐教育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必须是一个长期缓慢的熏陶过程。笔者认为,在现有的日常课程安排基础上,可继续增加一部分音乐类课程的时间。此外授课方式也可多样化一些。音乐学科需要融入学生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这样才能将学科优势最大化发挥出来。吸引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进来,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很重要的。近年来很多教师在摸索总结下对于课堂教学都进行了创新和完善。音乐活动的开展也可多样化,例如加强校与校的交流与合作等等。 3.2客观需求与主观愿望相交融 在实施音乐教育过程中,需结合本校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工作的开展,学校可参考学生自己的学习愿望来调整学科设置的比例和分量。例如,有一些学生对某一种学习方式尤其感兴趣,而他所在的班级又没有或者缺少相应的学习机会,针对这一类学生,笔者认为学校应该考虑到他们的诉求,多提供一些机会,鼓励师生之间加强交流和探讨。再比如对于课余实践活动更加重视起来,配备好的指导老师,创造更多艺术实践的平台,满足学生自身的需求。总之,音乐教育的实施要将学生的客观需求和主观愿望相交融,过分地强调客观需求或者主观愿望都难以达到最佳成效。 3.3学生受益,变化显著 3.3.1积极性提高 通过对音乐类课余活动的更新、课程设置的改进,再融入学生自己的主观愿望。笔者认为,学生对于音乐教育的接受程度和参与积极性会大幅度提高。选课会更加主动积极,上课会更认真投入,课外活动的学生覆盖面也会扩大不少。对于开展音乐教育的老师们而言,效果也是显著地,学生课余生活、课堂氛围都更加丰富了起来,大部分学生都能找到与自身兴趣爱好相契合的接受音乐教育的方式,这是尤其重要的,只有学生的主动性被激发出来了,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作用。 3.3.2学生身心受益 良好的音乐教育带给学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能使其轻松愉悦地浸泡在艺术氛围中进行耳濡目染地感受和熏陶,长时间维持这样的状态之后,对于学习压力较大的同学来说都是一种极好的释放和调节途径,也为他们投入到日复一日的繁重学习中不断储备新的能量。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中小学教育很重视的工作,艺术教育作为重要途径之一,一定会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接受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学生的情感有所共鸣,心灵得到净化,各种负面情绪也能很好地舒缓。参与一出励志音乐剧的排演可能让人重新燃起对理想的追求,一段诙谐幽默的歌剧片段也许能让人开怀一笑……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密不可分的,良好的音乐教育对于二者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四、音乐教育在现代中小学教育中的前景展望 4.1被重视程度大大提高 随着精神文明建设愈发被重视,国家的大力倡导,人们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不论是学校领导、教师,家长还是学生,都从思想上、工作学习思路上有很大的转变。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校所认识,他们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程度会日渐提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孩子的培养,尤其是在城市,从一线大城市到县级市,家长们通常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努力给孩子提供一个从小接受音乐熏陶的机会,例如,在艺术培训中心学习钢琴、声乐、古筝等等。对于中小学阶段,家长和孩子自身对于艺术教育的重视将会呈缓慢上升的趋势,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4.2现代化、信息化 信息化网络时代的到来加快了我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改变的步伐,教育事业也很快随着进入了改革的进程。随着现代化信息化的推进,音乐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局面,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信息,有谱例图片、视频、教学视频、教学文案、各学科专家的讲座视频等等。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校愿意加入优质课程视频分享的活动中来。日前,国内外很多知名学校正在推广一种名为MOOC的教学方式,也就是“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中文昵称“慕课”①。据了解,以后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情形是老师在网络上通过视频给学生讲课,甚至连校外的人,只要打开电脑,连上网络,即便不是该学校的学生,也完全可以享受到名校名师的讲课。互联网深度介入教育领域的时代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借助于网络的便捷传播,能听到优质课程的人数会翻倍,能吸引人们的各种艺术呈现形式越来越丰富,接收起来方便快捷,视觉冲击力更强,对学生的创新思维训练极其有利,专家大师们的学问和精神也将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对学术振兴、文化繁荣、社会进步也就顺理成章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介入为学生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在那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尝试、创造、展示,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与此同时,这种新形势下的教育模式对传统的师生关系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于教师们是机遇,也是极大的挑战。这就需要教师们在熟悉掌握学科构架的同时,不断熟悉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与时俱进,吸纳学科最前沿的理念,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当然,这样的信息化教学和学生的年龄有密切的联系,太小的学生只能在老师和家长的辅助下完成,较大一点的则可以独立进行学习和资源利用。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以泰安市几所中小学为例,做了相应的问卷调查,进行综合比较。较为仔细地分析了中小学现代音乐教育的实施现状,参考结合多位国内专家教授们的文献著作,提出了一些对于现代音乐教育的创新性设想及看法。音乐教育的不断完善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代又一代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在广大学生、家长的密切配合下,中小学的音乐教育一定呈现出乐观的走势,更加光明的前景。 作者:胡薇 单位:山东服装职业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哲学观分析 中小学音乐教师作为儿童音乐素养发展的促进者,其专业的发展是个“动态”的过程,它是在研究自身教学经验和改进教学行为的过程中实现的,是在不断学习和完善自身素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缺少对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的学习,其专业化发展历程被动且迟缓。在《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新课标”)已经实施了十五年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显现出来,即中小学音乐教师教育理念与教学行为的改变均来源于官方“外驱力”的驱使,大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师改革意识被动,教学实践呈现出机械模仿,甚至是换汤不换药,应付检查的现象。究其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化的发展缺少内动力。因此应寻找到中小学音乐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动力,增强其专业发展的自觉性,最终使其在职业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个人的教学风格。作为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音乐教育哲学,应该受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普遍关注,因为坚实的哲学基础可以帮助教师形成独特的教育观点和有效的教学策略。对于中小学音乐教师来说,缺乏对音乐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对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无视和冷漠,导致音乐教育哲学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之间长期得于隔离状态。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尊重当今国内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观点,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做出正确的鉴别和选择,并在教学实践中加以验证与运用,使其成为自身专业化发展的内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小学音乐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一、建立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 在当今音乐教育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其中影响在我国较大的有“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功能(社会)的音乐教育哲学”“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以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观”等[1]。我国鲁东大学的崔学荣在深入研究以上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1]。 (一)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理论基础1.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之间存在兼容性纵观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哲学思想呈现出普遍的兼容性。比如美育音乐教育哲学观兼容了审美哲学与功能哲学的思想,主张音乐教育既要培养人的审美观和欣赏能力,又要培养人的健康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审美音乐教育哲学在强调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的同时,认同音乐教育同样具备教育、社会、文化、创造等功能。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兼容了文化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在强调音乐是多样化的人类实践与学生的亲身参与的同时,提倡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理解音乐。音乐创造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既从审美、实践出发,又超越审美和实践,达到审美与创造的高度,主张音乐教育重在培养人的创造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把音乐教育提高到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目标上。纵观多元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既各具特性,又存在相互兼容的性质。2.课程标准中体现出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新课标”中所确立的课程性质以及课程理念中,均以“美育”“文化”“审美”“实践”“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作为基础。比如,在“新课标”课程性质的人文性中就是这样表述的:“音乐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智慧结晶。无论从文化中的音乐,还是从音乐中的文化视角出发,音乐课程中的艺术作品和音乐活动,皆注入了不同文化身份的创作者、表演者、传播者和参与者的思想情感和文化主张,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文化发展脉络以及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的展现,具有鲜明而深刻的人文性。”[2]在“新课标”的课程总目标的表述中融入了“功能”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在三维目标视阈以及在教学内容所指向的“感受与欣赏”“表现”“创造”“音乐与相关文化”四个领域,进一步体现出以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只有全面了解制定与修订课程标准背后的哲学理论基础,深入、透彻地把握其内涵,认同并理解课程标准中所体现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才能从更深层次上解读课程标准,才不会出现教学行为的机械模仿、盲目跟风的现象,才会避免出现诸如关注了学科综合与文化的多元性、却偏离了音乐本体,强调了音乐实践活动而导致音乐活动的花哨作秀等一些较为极端的现象。 (二)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的哲学主张鲁东大学崔学荣提出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从三个层面阐述了其哲学观点:第一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内容层面进行阐述,即“在音乐实践与音乐创造的过程中,体现音乐审美与文化的统一、美育论与功能论的统一。也就是从音乐教育的内容来看,要以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和文化的音乐教育哲学为基础”[1]。第二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阐述,即“从音乐教育的过程来看,以实践的音乐教育哲学和创造的音乐教育哲学为载体”[1]。第三个层面,是从音乐教育的目标进行阐述,即“从音乐教育的目标来看,以美育论哲学和功能的音乐哲学为指导”[1]。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融合了各种哲学思想的合理性,规避其局限性,向我们提出了开放哲学视野下的音乐教育哲学观。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建立起“基于音乐学科本体及其文化语境的,以音乐的实践和创造能力培养为重点,同时使学生受到美育的和功能的音乐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1],才能将其转化为专业发展的“内动力”,从根本上实现音乐教育的优质教学,使自身成为推进基础音乐教育改革的践行者。 二、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要充分认识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和音乐教育的多维性,丢弃“非黑即白”的单一思维惯式,运用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来指导教学实践。 (一)以文化为引领,以审美为核心“文化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文化”理念已广泛地被运用于基础音乐教学中,一些中小学音乐教师也在不断探索着文化的切入点与音乐审美的融合与贯通。因此,在音乐教学中,首先要以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创设相应的文化情境,引领学生在音乐文化的“原始语境”中进行音乐性的审美,促使音乐“原始语境”与学生“主题文化语境”的融合。要始终沿着文化的主线展开,不能偏离轨道。其次,要以音乐为本体,坚守音乐艺术的独特禀赋,引领学生探索音乐的内在表现力,使学生深入到作品内在的音乐性中,培养学生对音乐表现要素的精确体验,充分领略音乐要素所蕴含的民族性格、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深刻领悟音乐艺术的独特美。同时,要避免文化淹没音乐审美,或音乐审美没有文化的现象,从而达到音乐审美体验的真正目的。例如,在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跳竹竿》,就是以彝族民歌为教学内容,通过用方言朗诵歌词,用惊钟、椰壳为歌曲伴奏,跳彝族竹竿舞等,将学生带进了彝族的文化语境中,充分体现了以文化为引领的教育理念。该课例在演唱、伴奏、跳舞等艺术实践中处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突出了以音乐为审美本体的教育思想。 (二)强调音乐实践,突出创造能力培养在基础音乐教学中,引领学生参与聆听、演唱、演奏、综合性艺术表演和音乐编创等多样性的音乐实践活动是教学的主体内容,要使每位学生都做到情感参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是音乐实践的关键所在。首先,教师既要有精心设计音乐实践活动的能力,又要有探索教学中新生成的教学资源的勇气,只有如此,才能不断将实践活动推向纵深。其次,创造力的培养是儿童内在发展的需要,音乐是极富想象力的一门艺术,能刺激儿童产生丰富的想象,是培养儿童创造能力的重要途径。要使学生在音乐活动中始终保持持续的兴奋度,就要不断地给予学生新刺激与新挑战,精密设计每个环节的创新点,不断给予学生更多的创造机会,“使音乐创造即贯穿于‘立美’的音乐创作、音乐表演,也贯穿于‘审美’的音乐鉴赏”[3],使音乐活动真正成为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能力的有效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在教学中音乐实践与创造活动的设计要紧紧依托学生的音乐认知能力,契合学生的内在需求和知识储备,只有如此,才能深深吸引学生,使其投入其中,乐此不疲。例如,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月亮月光光》,教学紧紧围绕为台湾民歌《月亮月光光》配伴奏而展开,教师精心设计了聆听、演唱、演奏、音乐编创等层层递进的实践环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活动形式灵活多样,使全班学生做到了人人参与,亲身体验,实现了音乐实践活动的有效教学,充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每位学生都做到情感参与、行为参与和认知参与。另一方面,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教师引领学生探索三角铁、蛙鸣器、小纸片、钢片琴等打击乐器的音响特点,使学生创造性地用它们来模拟月光、蛙鸣、风声、流水声,进一步烘托了歌曲意境,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 (三)以美育和功能为借鉴,实现育人目标教育是人类最具目的性的一项社会活动。对于音乐教育来说,它综合了音乐和教育两种实践活动,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培养学生的音乐素养、审美情感、音乐技能外,还要关注学生接受音乐教育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人的审美观和欣赏能力,还要培养健康人格。广大中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借鉴古今中外的美育哲学思想和功能的哲学思想,将教育理念提升到培养人的层面上,使音乐教育成为促进学生知、情、意、行全面发展的育人教育。总之,通过音乐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成为热爱音乐的人,更要成为人格健全、富有创造力的新时代的谦谦君子。例如,全国第六届中小学音乐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的课例《三只小猪》,在教师的积极引领下,学生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即有秩序,又有合作,他们快乐地表演,并在表演中享受着快乐,在愉悦的氛围中认知曲式结构、乐句、音乐情绪等音乐基础知识,整个课堂和谐、友善。 三、结语 面对国内外多元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并存的总体态势,我们的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应该尊重和学习当今国内外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观点,对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成果做出正确的鉴别和选择,以发展的眼光,融会贯通的智慧,建立起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观,在教学实践中灵活地加以运用,并不断针对个人所处的教学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做出修正与完善,做到研究和教学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一体化。不断增强专业发展的自觉性,寻找到专业发展的内动力,使兼容的音乐教育哲学对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起到真正的指导作用,使我国的基础音乐教育朝着理性的、合理的和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方向发展。 作者:王景 单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 一、音乐教育的方法 合适的教学方法能够将音乐旋律当成调动听众的工具,进而使其进入一种新的情绪状态。中小学音乐教育需要用演唱以及美妙的音乐来感染、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所以要积极探索合适的教学方法,以强化学生自身情绪的管理。目前,在音乐教育的方法上,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方法不够灵活,教学手段单一。目前,中小学音乐课的教学大多比较死板,教师教学过于看重书本教学。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学生虽然喜欢音乐,也有音乐特长,但当问起他们的音乐课堂学习时就会摇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音乐教师没有把音乐课所特有的轻松活跃氛围带到课堂上,从而使很多学生根本不喜欢上音乐课,提不起积极性。音乐课的教学方法应该是多彩的,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不能只以教师为中心,要看重学生学才是有效的教学思路。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给学生足够的创新和思索空间,进而挖掘出学生的潜能,发现并培养音乐人才。二是共同参与不够,双向互动匮乏。为什么学生普遍喜欢音乐但仍有相当多的学生总是不愿意上音乐课呢?可见我们的音乐课教学方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青少年学生简单、天真,他们对课堂的要求其实也很简单,尤其是音乐课堂,每个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梦,那就是期待被老师提问和重视,期待在课堂上有所表现,期待参与到音乐课堂互动中。事实上,也只有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音乐课堂教学才是成功的、有效的,学生的潜能才能开发出来。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接触状态,不仅要为学生营造一种民主、和谐、活跃的课堂环境,同时也要为学生参与沟通提供合适的、有自由发挥空间的课堂氛围。总之,“教学”包括了教与学两个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能只顾自己在讲台上讲,还要与学生互动,重视学生的反应状态,看学生是否接受。如引导学生讨论一些音乐问题,应尽可能使学生的思维过程得到释放与开发;还可让学生简单评赏一首乐曲或对某一位歌唱家的艺术特点进行简单点评等等。从整个教学过程来说,教师不能时时处处包办,应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和空间,学生始终应该是主体,主动性也始终属于他们,而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则是抛砖引玉,这样的课堂教学才有效,这样的教育才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二、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建议 1.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利用现有资源一是教师要有分工。一般城镇中小学设有音乐教师三人左右,这对于只在低年级开设音乐课,且每个教学班每周只有一节音乐课的中小学来说,师资也不算紧张。重要的是现有的音乐教师一定要分工明确、合理负担,这样才有利于中小学的整体音乐教育质量提升。据笔者调查,不少中小学音乐特长班的教学几乎全由老资格的音乐教师承担,而其他几位较年轻的音乐教师则闲置一边,这样一来,不仅他们的音乐才能得不到发挥,还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等于是资源浪费。如果让仅有的几位教师联手合作,把试唱、乐理、声乐、钢琴、加试等项目加以分工,这样中小学特长班的成绩肯定会更加辉煌,资格较老的教师压力也会缓解很多。另外,在负责组织学生课外娱乐活动的时候,这几位音乐教师也能各负其职,分工明确,共同完成任务。二是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如乐器、教室等)。对于提高整体音乐教学质量来说,有良好的硬件设施作保障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但由于不少地区经济条件有限,音乐教学设施普遍不足,所以笔者建议在资源利用上多做文章。如不少乡镇学校还没有舞蹈房和排练房,每到有大型文艺活动,学生一般在露天场所排练,如遇刮风下雨天气就无法正常进行。为了解决这种不便,我们可以把学校的闲置房简单布置成舞蹈房和排练房,供学生平时学习或排练时使用。三是合理利用课外活动。调查发现,很多爱好音乐的学生都盼望着过十一、过元旦,这样就可以有文艺晚会之类的音乐活动。这个问题引发了我们的深思,如果我们能给学生们多一些展示自我的机会和空间,学生也许对音乐教育的感触会有另一番反应和见解。笔者建议平时可以组织业余的合唱团、舞蹈队之类的团体,以提升整个中小学的音乐教育氛围。对这一方面,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就做得非常好,他们利用周六下午组织爱好音乐的学生排练合唱、学习乐器,还组建了合唱团、小乐队,经常演出,在江西省中小学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的名气。四是适当添置基础设施,改善办学条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学校领导应尽力改善音乐学科的教学条件,筹备音乐教学用具专项资金,对教室环境、教师用具、音响设备、多媒体等方面逐渐进行补充、配套,使之适应素质教育下的音乐教学。此外,学校还可发动一些有条件的教师和学生提供自己多余的音乐器材,如手风琴、电子琴等常用乐器及教学挂图、教学光盘等教学用具;还可自制一些道具、教学挂图等,以填补音乐课教具的不足。 2.对教学系统的建议一是课程方面的建议。中小学因为受到应试教育的限制和目前社会、家长双方面的升学压力,在音乐教育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存在着许多不足。对此,建议教育当局一定要转变对音乐课的态度,方能使这一现状得到改观。首先,要把音乐课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做到既不抬高,也不压制。其次,保证每周的音乐课有足够的课时。在课时上努力做到既不能取缔,也不能虚位。最后,让音乐课成为活跃和拓展师生业余文化生活的阵地。二是教师方面的建议。教育当局应当给音乐教师提供进步的时机,如进修、培训、交流等,经过一些专业院校的培养、培训,使之成为业务精、素质高的骨干音乐教师。目前,在新课改的冲击下,全国上下掀起了教师继续教育、学历培训等热潮。在各级各类培训中,利用现有资源,通过双休日、寒暑假、节假日等课余时间来给音乐教师队伍充电,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十分可行的。另外,如能给音乐教师一定量的工作压力(申报课题、写学术论文),也可使之有一种责任感,容易发挥主人翁的精神。 3.对改变教学观念的建议“蹲下来,同孩子一起看世界。”作为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老师,要以学习为本,克服对学生音乐学习所带来的各种束缚,要创新学习方式[。一是积极引导,尊重学生天性。教师虽然要时刻把握学生的学习方向,正确引导学生学习,不能完全按照他们的喜好,由着性子发展,但同时也要尊重他们的学习天性,更不能抹杀他们的个性。这让人想起流行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由徐楠、尚纪元作词,谷建芬作曲,苏红演唱的《我多想唱》,在当时唱出了那个时代中小学生的心声,成为他们挣脱束缚在身上那根无形链条的呐喊。转眼已经过去20多年了,当年正值中小学生时代且备受压抑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已经为人母、为人父或为人师了,他们的孩子也多半都处于高中即将毕业或已经迈入大学门槛的青春期,如何处理当年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是再次跳入自己父母当年的思想旧巢里、压抑孩子的个性发展,还是思想解放地任由他们发展,值得我们深思。看来压制打击、回避无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尊重学生活泼爱唱的天性、积极引导才是最佳的出路和归宿。按我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就是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所有目标了,但新课标实施后,我们发现中小学音乐教育不再只是掌握基本的乐理知识和发声技能就可以的,新课标更加注重创新,注重个性的发展。这样的课标也要求我们在音乐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学生学会听懂还应该做一些调研,深入到学生中去,看看他们是否感觉到了音乐课堂的轻松和愉悦,以及唱好了的那种成功的喜悦感,或者听到美妙音乐的那种憧憬和朦胧的幸福感。二是开放办学,实践多练。在音乐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给中小学生较多的尝试机会,让学生自身感觉不到老师先入为主,而是尝试自己试一试。所谓开放办学,就是在充分发挥学校师资资源的基础上,邀请社会知名音乐人及本地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奏家、歌唱家、戏曲家参与学校教学,如开演奏会、演唱会、办讲座等,藉以丰富学校音乐教学的形式和内容,弥补课堂教学单一化产生的疲软效应。还可邀请兄弟学校的音乐老师来交流学习,并给同学们介绍他们是如何上课、培养学生的,这种新鲜感会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另外,让本校一些具有音乐特长的学生现身说法,谈谈自己是如何利用业余时间达到现有水平的,并通过他们的表演,使具有同样爱好的学生找到自己的差距,努力克服困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有了以上眼见为实的成功范例,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平台,老师精心辅导,学生多实践练习,在学校的各种文娱活动舞台上给予展示,同时也走出去,到社区、工厂、企业、部队等单位慰问演出,提升学校的知名度,给特长学生更多锻炼机会,把音乐课堂无限延伸扩大到社会上……这样,才能让老师赢得学生的尊重,而学生也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这门课程。 三、结语 我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音乐教育,音乐不仅可以培养人的鉴赏、表现和创造能力,还可以培养人的良好品德和高尚情操。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重视音乐教育应是教育界的神圣职责和义务。因此,就目前音乐教育的情况来看,我们不仅要把中小学音乐教育开展得红红火火,还要努力把城乡差距缩短,让远在乡下的孩子们也能公平地享受到接受音乐教育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才能全面提升国民的整体素质。 作者:王媛媛单位:河南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近况与策略 1南充地区农村音乐教育现状 (1)在教师方面问题突出。首先,音乐教师负担繁重。由于农村地区中小学师资极其有限,特别是在小学里,音乐教师往往除了要任教音乐课程以外,还要肩负起语文、数学等文化课程,有的音乐教师甚至还同时兼任班主任工作。繁重的文化课教学和班主任工作让音乐专业毕业的教师无法顾及音乐课教学。其次,音乐教师非常缺乏。由于南充农村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活设施落后,对优秀师资的吸引力有限,所以大多数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都只配备了一名音乐教师,而且以女性居多,如果这名教师遇到休产假或者因其他情况请假,音乐课就会无限期停上。再次,音乐教师待遇较文化课教师有所区别。如今南充地区义务阶段的教师都实行了绩效工资,其中有30%是根据教学成绩来考核和发放的,虽然需要音乐教师组织或参与的学校文体活动较多,但均未折算和纳入绩效考核的课时数,而音乐教师却因为课少甚至没课可上,导致这部分工资无法发放,音乐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严重下降。此外,音乐教师不重视科研与再教育。笔者通过与部分教师的交谈中了解到,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不开展教研活动,对“国培计划①”也反应平淡,报名并不踊跃。很多年才搞一次区域性的竞教比赛,完全是应付评职称而进行的竞教,也不需要精心的准备,目的只是去拿个证书,达到评职称的基本要求就够了。在发表教育科研论文方面,就少之更少了,笔者询问了数名音乐教师,他们在近5年内的科研成果基本都为0。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南充地区教育主管部门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科研要求不高,没有像中东部部分地区按年划拨科研任务及目标,教师只要上好自己专业领域的课程,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就算合格。 (2)社会捐赠系统不完善,常常赠非所需。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到影响的学校,大多都得到了国家灾后重建资金的扶持。南充地区很多的农村中小学都重建了新的教学楼,并由其他省市和地区的援建单位捐助了最新的教学设备、仪器等等。数码钢琴教室、多功能排练厅、舞蹈房等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学校才具备的教学设施开始在四川农村中小学中普及。另外,南充虽然是个人口大市,但经济却欠发达,许多农村孩子的家长为了生计都远赴沿海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工作,留下子女在家乡跟着爷爷奶奶们学习和生活,也就是俗称的“留守儿童”。专门针对四川地区留守儿童就读学校而定向扶持的“阳光育苗工程”、“彩虹工程”等项目,也给南充地区的农村中小学提供了各种先进的教学设备。设备先进了,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就是想要的设备得不到,不想要、不会使用的设备又源源不断送过来。这不仅是南充地区中小学教育中的单独现象,而是已经成为社会捐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这也暴露出了我国社会捐赠中流行粗放型捐赠方式的一大弊病。送来的电吉他、电贝司、数码调音台等设备,农村音乐教师没有经过培训根本就不会使用,更别说教孩子了。本来学校需要几台古筝,结果送来几台架子鼓;需要一台钢琴,却送来一批吉他,很多时候都是赠非所需。究其原因,社会捐赠的物资和设备一般都由捐助单位或企业自发购买,然后捐献到市一级的教育主管部门,然后由教育主管部门分配给各个辖区的农村中小学,这种捐赠都只能是被动的接受。因为这个问题,笔者专门走访了本地教育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别人有心捐赠都不错了,也不好意思找捐赠单位主动要求什么。” 2针对南充地区农村音乐教育存在问题的思考和发展对策 (1)改变社会各界对音乐课程歧视的观念,共同提高对音乐教育的认识。音乐课程是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南充地区的农村中小学中根本没有意识到开展音乐课程的重要意义。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新课标中明确提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文化传承、社会交往和创造性发展四个方面。农村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必须有音乐教育的一席之地,以促进音乐教育与其他各科教育的共同发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首要的问题是改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教师及家长在农村音乐教育中的不良教育观念,让他们意识到素质教育在农村音乐教育中同样重要。要着眼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能够积极而正确的处理文化课与艺术课程的关系,实现以知识本位向发展本位的转变。同时,在学校教育中要充分认识音乐教育在农村中小学教育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及其在农村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让农村音乐教育正常而有序的开展起来,使其成为推进素质教育发展的主力军,着力培养适应未来发展的新一代,达到共同构建和谐社会的深远意义。还要通过举办一些有意义的文艺活动和比赛积极的向家长宣传艺术教育的功能,争取获得家长的认同和支持,为学校的音乐教育奠定坚实的社会舆论基础。 (2)为农村地区音乐教师减负并提高待遇,同时重视音乐教师的科研与再教育。首先,要着力解决音乐教师负担问题,使农村音乐教师从繁重的文化课和班主任工作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将自己的专业优势发挥出来,并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音乐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来,从而实现新课标中普及素质教育的目标。其次,应该按付出教师付出劳动的多少,而不是完全以“主科”和“副科”来划定绩效工资的发放标准。应将音乐教师组织学生开展的各种文体活动也纳入绩效工资的考核中去,努力提高音乐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再次,中小学音乐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教学水平以外,科研能力也不能忽视,开展科研,可以促进教师教学水平往深层次发展。196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中明确的之处:教师职业是一种“专业”。说明教师不仅要有专业的知识和学问,同时还要兼备与教师职业相应的品格与专业技能,要有对基本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规律的深刻认识,还要有不断进行思考和改进教育工作的能力。科研就是培养教师进行思考和改进工作的最直接最合理的方式。随着中小学新课程标准实施的深入,音乐教师面对全新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材的变革及课程功能的转变,这就要求如今的中小学音乐教师不仅要科学的使用教材,而且还要创造性的使用教材,甚至根据民族、地域等特点开发出最合适的校本教材,这些都是需要有科研能力的应用。此外,还要鼓励教师多参与各种形式的再教育活动,随时进行必要的知识更新,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增加、更新自己的知识,才能将教材中有限的知识拓展到无限的生活当中去。 (3)建立捐赠需求制度,避免盲目捐赠造成资源浪费。民政部在2012年针对社会捐赠制度混乱的情况,下发了关于完善捐赠导向机制的通知,要求各地建立捐赠需求的制度,及时将受捐地区所需的物资公布,以引导公众有针对性地捐款捐物,避免物资浪费。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效仿民政部的举措,建立捐赠需求制度,避免受捐学校“需要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对成山”的情况重复发生,要减少甚至杜绝“赠非所需”现象。因此,必须构建捐受双方的沟通机制。受捐方应派出代表,与捐献方进行讨论和协商,将最需要的设备提供给捐助方,由捐助方自主选择所要捐赠的设备。 3结语 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期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只要重视音乐教育,就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培养符合时展要求的综合性人才。本文通过调研的亲身体验,分析了南充农村地区中小学音乐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认真细致的分析了导致这些问题的源头所在,以期能引起广大教育界同仁的关注,共同推动南充地区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作者:李嵬单位:西华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我国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研究 摘要:在我国素质教育的号召下,农村教育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素质教育的其中一部分就是音乐教育。本文根据我国农村音乐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为了更好响应国家号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农村音乐教育应该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历史责任,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农村;素质教育;音乐 一、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 1、滞后的教育观念 我国号召全面的素质教育在农村中小学中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实施,多数农村中小学中学生的个性发展几乎被忽略,学校领导和教师一味追求所谓的升学率,学校中大量的音乐教室占用学生。音乐课的重要性常被老师们忽视,甚至有些教师认为音乐课是无关紧要的,与其花费时间学音乐不如多做几道数学题实际。殊不知,美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不比数理化的小。。落后的教育理念,不进行升级,不只对音乐教育的发展和我国的教育质量有影响,而且对学生的害处也很大。应试教育在我国仍然被运用,而应试教育的实施使得学生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大部分老师忽略了音乐的特殊功能,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它具有任何科目不能替代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陶冶情操,而且能给学校带来轻松的环境,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但是现在忽略音乐在农村中小学的作用,有限的条件,上课时间不能保证,教师专业素质偏低,各种因素使音乐教育的作用不能很好的发挥 2、音乐教师素质较低 在许多农村学校音乐课大部分是主课教师代课进行的,教师的专业素质十分低,课堂上的音乐课只是教师用敷衍的态度进行的简单的听歌或者唱歌课。不仅如此,许多农村音乐教师的空缺使得音乐课被取消。底下的教学素质和敷衍的态度根本无法使音乐课的意义得到体现,更保证不了音乐的课的教学质量。师资短缺的问题和低质量、教学模式的呆板也影响到学生的素质发展。据我所知,许多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都没有正式的音乐训练,职业素质低,教师的水平相对较低,教学过程的随机性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其他任课老师兼职音乐课的现象并不罕见,学生从根本上得不到正规的音乐训练,这也是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 3、教学设备落后、经费不足 目前制约我国大部分中小学音乐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教学设施落后、经费不足。我们都知道,音乐课不仅仅是单纯的老师教、学生常的科目。在我国城市中小学,教学设施十分齐全,这也使城乡差距一步一步拉大,城乡教育发展步伐不一致。目前,当地政府对农村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学的投资仍然非常有限,基本的教学不能别满足。另外,偏远的农村财政收入是非常困难的,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比较低的,更何况在投资的音乐,这是非常小的,这样也使音乐教育受到了限制。 4、偏远农村家庭收入低 有些偏远的农村家庭条件艰苦,经济水平远远落后城镇,没有文化的父母从小教育孩子要好好学习,主要是教育孩子学好主课,一门心思把主课学好,考个好成绩从而走出贫穷的农村,在他们看来音乐不能养家糊口,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只有学好数理化才有出路。孩子们受家人的影响,对音乐不感兴趣,这也是导致中小学音乐教育难以顺利发展的原因。 二、改变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的措施 1、更新教育观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在迅速发展的素质教育过程中,音乐教育在城市里额外的受关注,城市音乐培训也在逐渐增加,在审美享受的过程中提高学生们的素质。在农村地区,强调音乐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培养农村小学和初中音乐,音乐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音乐教育的力度可以激发学生的审美能力。如果想改变农村音乐教育的现状,首先,教育部门和音乐教育工作者转变观念,教师更应该从根本上提高意识,有长远的眼光、尽快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音乐教育倡导者的作用,建立正确的教师评价机制消除对音乐课的偏见,音乐课与其他同样重要的科目都应该被受到同等的重视,并允许农村音乐教育的正常有序的进行,让小学和中学音乐成为教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2、加强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最好的引导者,教师身上具备的素质应该是全面的,而且在本专业领域,教师的专业知识面也应该非常广泛,能够满足学生的求知需要。为了很好的引导学生,教师自身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而且不断扩大知识的范围,加强对使用音乐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自己的音乐修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视野,加强音乐技术与音乐文化的理解,尽可能在学生的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对美的认识。另外学校应该增加对兼职教师的专业培训;充分发挥专业能力强的教师做好带头作用,通过走出去学习和请进来更好的教学方法来提高学校的教育水平。 3、加大音乐教育投入 在小学和中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学设备是确保正常教学的重要条件,为了能够达到良好的结果,因此,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努力,地方财政补贴不足的部分投资,改善办学条件,使中国的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主要是在有效地执行多种教学硬件设施,使教学过程所需的各种乐器的音乐已达到规范要求,在检查和维修定期对乐器的同时,保证音乐教学的正常开展。中小学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学校和教师应该根据他们的成长特点积极引导,而在音乐教学中很好的利用音乐教学设施,吸引学生的眼球,增强他们的好奇心,从而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增加更多的音乐资料使教室有更多更新的信息来丰富学生的视角。 三、结语 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教材的安排是不是合理,教师、教学设备短缺和低的水平,不仅解除了距离对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利于有效的传播和弘扬中国音乐文化。因此,要想促进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从根本方向入手,不断更新教师的教学观念,适时的引进优秀的音乐教师,学校领导要注重学生全面素质的发展,在教学设备上也兼顾。[2]总之,在素质教育的影响下,为了更好的响应国家号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农村音乐教育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历史的责任,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赵浩雨 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论文:中小学音乐教育具体性和不平衡性特点研究 摘要:我国中小学音乐教育教学中存在着具体性特点和不平衡性特点。本文认为进行综合课程理念的应用,可以缩小中小学音乐教学水平的差异,可以有效地提高课堂内外中小学生对音乐的感受力与审美意识,提高其综合的理解力,在不断进行综合知识的扩宽和延伸过程中,提高中小学学生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中小学;音乐教育;具体性;不平衡性 我国当前的中小学音乐教育,具有很大的复杂性、不平衡性特点。我国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不仅是一门包含教学规范理论、实践操作的理性学科,同时它更是一门关于创新力与创造力培养、实现教育理念公平和教学资源平衡配置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社会学科,还是涉及学生情愫发展与审美意识培养的一门高级别的感性学科。 一、城乡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平衡性 鉴于中小学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意义,我国多年来在推行这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方面,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但是目前我国城乡间的中小学音乐教育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特点。首先,课堂活动作为我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教学的主要模式,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体现在这方面的不平衡,主要是在我国创新教育教学的新时代背景下,各地配置的教师资源和硬件资源方面的差异,导致当代城乡中小学生接受音乐方式、信息的不均衡。其次,我国开始推行新的中小学音乐教育课标,这次课标的主要目标是针对城乡间中小学生的音乐教育情况,推广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学,实现对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农村则面临着设备设施缺乏,无法有效进行音乐教育,更无法保质保量地完成教育目标。 二、城乡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具体性 首先,很多的农村音乐教育教学,需要根据师资的具体情况和教学目标、设备等情况做出具体的教学设计,尤其需要针对教学的具体方法进行全新的探索,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需要通过在音乐课程实践中发挥教师的能动性,针对很多需要补充和完善的因素进行弥补。其次,当前我国的城乡中小学音乐教学实践活动中,还常常出现对音乐教学模式多样化、片面化理解的问题,这就需要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中进行不断尝试和改革,实现包括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思路和具体方法等在内的素质教学观念的转变。 三、城市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不平衡性 相对于城乡间的具体性、失衡性,城市间的不平衡性特点则更多是由于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原因引起的。城市间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大城市与中小城市间。首先,针对上述情况,需要教师们着眼于各城市中小学音乐教学的目标,进行失衡情况的完善和改革,需要通过多维努力、多种模式探讨,从当前中小学音乐教育城市差距的具体问题着手,对需要改革的环节和涉及的参与人群、因素、单位机构等进行立体化统筹。其次,还需要教师从社会、教育机构、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等多个维度来综合考量中小学生的音乐接受问题。教师需要在教学中全方位地进行多种具体要素的调动,将这些不同层次、类别的人群和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实施对中小学生音乐教育目标的补充性改革和教学策略性改革,从这些方面出发才可能让社会对中小学音乐教育有更多关注,才可能在音乐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现更多因素的支持,才可能进行更好的思维发展与模式探索,才可能在教育理念和机构要素等硬件和软件两方面都获得社会广泛的支持。 四、乡村间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具体性 首先,一方面新型的教育者往往留在了大中城市,乡村普遍缺乏专业音乐教育者;另一方面是新型的教师培养机构与传统培养中小学教师的中师相比,虽然专业的具体课程、模式、知识结构、技能等方面都有所提升,但是在培养优秀教师的目标模式与层次方面依然还未有根本的改进与提升,因而体制内的改革很难完成所有城乡中小学教育发展的新型师资需求,也很难在教学思路与模式等方面实现彻底的颠覆。其次,中小学教育专业的音乐课程建设在这些年获得了一定发展,但是针对全国城乡间差异性问题的教学并没有获得彻底解决,人才流动和流失反而导致了情况的加剧,这是尤其值得重视与探讨的问题。音乐教学教育目标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音乐教师综合各类课程的结构特点,综合多种不同专业的特点,进行以音乐为主体的多种知识内容的综合,准确地进行综合性教学目标的定位,在具体的课内与课外教学、辅导过程中,实现兴趣的培养和网络教学平台的运用,进行富有个性和针对性的课堂内容设计。总之,综合课程,不是各类课程的形式上的综合,而是一种内容的兼容与设计,需要教师在深思熟虑和纵观所有教学课程特点的基础上进行音乐为主题的课堂内容设计和目标设计。
教育专业论文:探讨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论文摘要:我国各个高等学校专业设立中,设立最多、设立时间最长,同时又是学校专业组成中必不可少的专业之一便是汉语言文学。它具有众多的优势,例如基础实力雄厚、就业范围较为广泛、社会各个行业对其需求比较稳定,等等。但是,在信息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与经济文化也在飞速向前发展,这都在渐渐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人才战略观念,更对传统的人文类专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作为历史久远的传统类专业之一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早在“五四”时期便已确立其基本内涵,而其专业中的课程系统组成是在20世纪中叶左右,在借鉴前苏联模式的基础上确定的。在时代的限制下,汉语言文学的人才培育方式发展为知识性的,其能力培育仅仅是知识传播下的衍生品,能力本质并不是其目的。如今社会迫切需要专业性能力较强的应用型专业人员对于汉语言文学类专业毕业的学生来说,展现自身能力及才华的主要方式就是写作,这也是社会各界对此类专业毕业生的最基础性的要求。从当今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业状况来看,他们的主要工作类型有:语文教育、文化宣传推广、新闻类工作、秘书、行政管理等,这些工作都要求相关从事人员具备较高的写作能力。所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时期要进行语言及文学基础知识的扎实积累,同时还要进行文学气质的培养、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审美观念与创新思想的培育,这都是为毕业生踏上社会赢得欢迎所做的备战工作。所以,要从当前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所要具备的能力培育出发,针对其课程系统与培育方式进行相关的改进以及结构性的调整,整体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以此形成自身特有优势,不仅顺应实际需求,同时也是顺应时势潮流。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是比较模糊的,它不像建筑工程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实用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重任,还承载着发扬和提高全民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与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认知和社会责任。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培育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非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 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另一方面,教师也要培养自己的思维创新能力。他们要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在教学工作中不断地创新,用新观点、新思想不断地激励学生,学生在巨大的感召力之下也会感同身受,进行探索、发现、分析、思考、创新。虽然,根据专业特点,此专业的教师大都不讷于言,然而,他们必须要以实际行动,言行结合,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善于思考的能力。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教育专业论文:专业人才需要的计算机基础教育知识结构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曲式公共课面临的教与学的现状,从“学非所用”、因“才”施教、课程对接、课件运用四个方面,论述了曲式公共课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应对措施。 关 键 词:曲式公共课 教学改革 对接 一名优秀的演奏(唱)者必须充分理解作曲家的基本构思,把握作品的风格、情绪和意境的要求,进一步理解作品所要揭示的音乐内容和音乐发展的逻辑,从而在作曲家界定的框架内进行二度创作。音乐基础理论学习的过程,正是使演奏(唱)者理解作曲家基本意图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途径。因此,音乐基础理论的学习对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 沈阳音乐学院本科公共课的音乐理论课程,都是由作曲系担任的,它包括曲式、复调、和声、乐理和视唱练耳5门课程。因此,作曲系的音乐理论课教学质量的高低,对学院整体教学水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所讲授的曲式公共课程,采取了理论讲授——音响感觉——谱例分析的结构形式,在讲授这门公共课过程中,笔者深深体会到,以相同的教学内容与谱例分析应用于不同专业各系的这种形式,不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一、“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予改革 目前曲式公共课分析的绝大部分曲目都是以欧洲经典钢琴曲为主的。按照一个课程模式,以同样的要求、相同的谱例、相同的深度来教授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妨碍了他们掌握自己专业所需要的更多、更深的知识,结果在演唱、演奏中,学过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没有学,甚至是简单分析一下曲式结构,也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改革。 例如,钢琴系的学生,接触了许多大型独奏和协奏作品,有许多是协奏性奏鸣曲式结构、边缘曲式结构和大型复杂自由曲式结构,在教学中仅仅要求他们掌握到常规奏鸣曲式,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学声乐的学生来说,分析大量的钢琴音乐作品,也是不合适的,应以分析声乐作品为主,以分析钢琴作品为辅。特别是学习民族声乐和民族器乐演奏的学生,应当针对其“民族”的特点,加大民族声乐曲和民族器乐曲的分析比重。 民族器乐曲在曲式结构和陈述结构上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与西欧传统曲式有一定的区别。在民族器乐曲的整体曲式结构方面,并不总是应用所谓的“三段体”形式。特别是对于小型民族器乐曲来说,四部再现曲式或多部再现曲式是十分独特的,这在西方传统音乐中为数不多。我国的散——慢——快的程式方法,是一种独特的、区别于西欧传统曲式结构的传统艺术手法。在曲式部分内部特有的复合呈示手法,以及各种乐思陈述的结构形式等都说明了民族器乐曲在曲式结构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创造力。这些优秀的民族艺术手法,都应在民乐系学生的曲式公共课的教学中得到充分运用,而不应没有针对性地,把不同基础,不同专业的学生,硬要按照一个课程模式按部就班地学习,那样不仅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而且还会因此而牵制课程的进度,妨碍他们掌握自己专业所需要的更多、更深的知识。一个学期跟下来,结业成绩虽然能及格,但在自己的实际演唱演奏中,学过的用不上,用得上的又没学,即便是简单分析一下曲式结构,也感到力不从心。这种“学非所用”的教学方法应该进行改革。 二、因“才”施教、学有所用、增强学习的积极性 教学改革应针对不同系的具体情况,制订出以部分典型的钢琴作品为核心并各有侧重的教学大纲和谱例。讲授及分析的内容应根据各系相应的情况而定。如钢琴系、电子琴系可用相同的大纲和谱例,以西方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时期和中国现代的钢琴作品为主,旁及印象派之后的作品,以声乐作品为辅,并对于部分复调作品进行分析与讲解。曲式范围可延伸至协奏性奏鸣曲式、边缘曲式以及自由曲式。声乐系的学生,应以分析中外艺术歌曲、歌剧为主,辅之以典型钢琴作品分析。民族器乐演奏的学生应以分析民族器乐曲为主,以分析钢琴作品为辅,掌握民族器乐曲式及陈述结构特点。只有这样以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谱例,来教授不同专业的学生,才能做到因“才”施教,针对性强,才可以更多、更广泛地接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音乐文献,做到学有所用,有利于学生专业课水平的提高,增强学习积极性。 以相应的教学大纲和谱例,教授不同专业学生,有如下好处: 1.针对性强,可以更多、更广泛地接触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音乐文献,学有所用。 2.增强了公共课的学术性,能激发教师的进取精神。 3.因“才”施教,减轻了学生的负担,解决了基础差跟不上、基础好不解渴的问题,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与学生的专业联系密切,有利于自己专业课的提高。 三、应加强曲式课与和声课、乐理课的对接关系 笔者在教授曲式公共课时,深深体会到曲式课与和声课、乐理课的脱节现象,特别是和声课,这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首先,在曲式课的实际分析中,学生不能熟练地分析出和弦功能以及调式调性;其次,曲式课中所涉及到的和声远远不止和声公共课讲授的一级关系转调的范畴;再次,单纯的四部和声写作已很难适应曲式课的需要。 因此衔接好这三门课程势在必行。 那么如何能在有限的课时内把三门课程衔接好,达到最佳效果呢? 首先,这三课应该由一位老师来贯穿讲授,这样教师在讲授一门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兼顾其他两门课。如在乐理课的讲授中,对于调式调性的分析,除了单声部旋律外,还应加强由旋律与和声结合而成的主调音乐的分析。同时还可以把曲式课中,涉及到的重复、再现、模进等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法,在乐理课中讲解、分析。而和声的学习,应以谱面的和声分析为主,并且一定要结合曲式结构分析。 其次,应该把这三门课的课时重新调整分配。目前沈阳音乐学院乐理课、和声课和曲式课这三门课,由以前的2.5学年变为2学年,其目的就是要把这三门课融为一个整体,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把学习效果达到最高。但就目前学时分配,笔者认为不太合适,乐理课36学时、和声课72学时、曲式课36学时,乐理课学时过长,而曲式课学时过短。把乐理课的学时减缩为16学时左右即可。因为在入学前,学生都系统地学习过乐理,有的学生学过若干遍,而入学后再让学生重新学习,学生感到乏味,教师也没有热情。如果一味地加深乐理的难度,可能会出现死钻牛角尖并且是毫无意义的问题,不实用,要么就是涉及到了和声、曲式其他学科的问题。所以,笔者认为,用16学时把乐理复习一遍,足矣。 在和声课的72学时中,用36学时学习四部和声写作,范围到一级关系转调的程度,虽然时间比较紧,但还是可以做到。在后36学时的学习中,主要是和声分析的学习,分析的深度可扩大到和弦外音及远关系转调,曲式结构掌握到单三部曲式的程度,并且分析的谱例尽量以完整乐谱为主。这样经过72学时的学习,学生能较好地掌握小型曲式的结构分析、和声分析、调式调性布局及发展音乐的基本手法等,为大型曲式的掌握打下牢固的基础,使学生在曲式课的学习中,能够适应授课的难度及节奏。由于曲式课涉及的内容多,难度较大,把乐理课剩余的课时,加入到曲式中,使曲式课的学时扩展到60学时左右,这样时间就比较充裕了。通过学时的调整,把乐理、和声、曲式三门课程的讲授真正地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相对独立,使学生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也为研究生入学及读研期间 曲式的学习铺平了道路。 然而,要真正去实施曲式公共课的改革并非易事。改变多年上课的模式,一下子恐怕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还有,新的理论体系的确定、新的教材的编写、教学大纲的制订、谱例的选择、分析的范围都需要一个重新梳理的过程,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并且对教师的知识也要求提高。 四、充分利用课件辅助教学 曲式公共课教学改革,还要充分利用课件辅助教学,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提高学习效率。 在传统的教学中,分析谱例,通常要说在多少小节,是谁的重复、变奏、模进、减缩、倒影等;在多少小节处,第几拍,是什么音,和弦是什么,这样分析起来特别麻烦,而且有些学生经常不能及时地找到谱例位置,久而久之,学生便对这门课失去了兴趣及信心。通过课件及展示台把谱例、文字、图形、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使教学更方便、生动形象,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发展,对教学内容更容易领会和掌握,提高学习效率。一改大家普遍认为呆板、机械、缺乏启发性、缺乏创新思维与能力的传统教学模式,从而把枯燥乏味、被动学习的习惯变为主动,并且教师利用先进的备课工具进行备课,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而且教案还可以永久保存,方便了教案的再利用和教师之间的交流。 在自制课件时,教师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把课堂教学达到最佳效果,变枯燥为有趣,因此自制课件的过程也是对知识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会使教师教学的创新能力得以发挥。如果所制作的课件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一样,那实际就失去了运用现代化教学设备的意义。 但在教学中也不能过分依赖课件,即使水平再高的多媒体课件也代替不了整个教学,它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教师的人格魅力,以及通过师生间的互动、情绪的相互感染、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是任何形式的多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就目前而言,多媒体教学只是教学中的一种重要辅助手段。既然是一种辅助性的手段,在运用中就不能过于夸大它的作用,更不能喧宾夺主。 教育专业论文:对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方式研讨 1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大学生就业困难是当前社会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追根溯源就是学生学到的知识和社会需要严重脱钩,面对这一越演越烈问题,高等教育部门必须引起重视,将实践真实地引入课堂,而不仅仅是只停留在形式上而已。学生只有真正的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具有交通运输方面的能力,才会被用人单位接受,并且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也会养成善思考、会分析、能应变的能力,了解知识转化为生产技能、社会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还能有助于学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熟悉生产实际,了解社会生活,开阔视野,提前实现社会化。才能有助于学生就业相关的各种能力的形成,才能逐渐减轻我国大学生严重的就业压力。 2将理论联系实际融入交通运输专业课程教学的几点建议 2.1改革教学方式 目前,从我国的教学现状来看,仍然以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科书”的教学方式为主,但是这种传统的“你讲我听”的方式已经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课堂教学应设计出一种使学生犹如置身于现实的虚拟环境,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启发学生运用交通运输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现实问题,寻找理论和现实的最佳结合点,这样才能起到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效果[2]。案例教学就是一种可行的教学方式,授课老师通过对现实生活中一些重要事件与项目的精心筛选,提炼出一个个案例,并利用先进的多媒体设备,集文字、图片、音像与模拟软件为一体,将教学内容生动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原理剖析这些案例,在分析的过程中,使学生融会贯通,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加强师资力量 建设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导向的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模式,离不开一支有力的教师队伍。但就目前而言,大部分专业教师都毕业于以基础理论教育为主的名牌老大学,往往实际动手能力不够强,所以除了要鼓励教师多组织研究项目外,还应该鼓励教师在行业组织和机构中兼职,鼓励他们在规划、设计、综合调度与运筹学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对现有院校中进行职业实践和教学培训的中青年教师给予资金帮助与时间上的保证,支持各种途径的进修学习。并聘请相关专业部门的高水平人才进行讲座,组织青年教师们进行谈论,共同提高专业时间能力,使他们既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高的教学水平,又具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打造一支适应社会需求的专业教师队伍[3]。 2.3重视实验教学 总所周知,交通运输专业知识的相关模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必须拥有相关的独立实验设备,所以交通运输专业的教育教学对实验室建设的要求是很高的。授课教师必须通过实验室的仿真模拟,真实的表现所学内容,使学生真实的感受所学知识的具体表现,从中找出某些设计方案的缺陷与不足,从而分析其原因,并进行改善分析。所以,对实验室的建设要求就显而易见了。学校首先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保证实验室设备的购置与更新;其次,需要专门的实验室管理教师,熟练掌握所有的设备应用;最后,实验室应随时开放,欢迎广大师生去实验室进行实验,并在实验中对所学知识融会贯通。 2.4增加社会活动和实习的机会 对于交通运输专业,它是一门动态的专业,许多课本上学到的东西由于社会的发展也在逐渐的淘汰,所以对于交通运输专业的教育教学,不能只着眼于课堂上的教学,应该增加社会活动与实习的机会,组织学生去一些规划院、交通局、枢纽站进行实习,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与实践动态的结合在一起。并可以明确一些当前的社会需求问题、与一些相关领域的空白知识,为以后的科研方向与就业方向做准备。并且,通过真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不仅能让学生全面、系统的了解交通运输专业,更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勤于思考、精于分析、懂得应变的能力,使学生可以提前了解社会生活,开阔视野,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2.5改革考试方式,组织模拟竞赛 传统的单一的、闭卷的考试方式过分的追求同一的标准答案,很大程度上促使学生只是上课记笔记、复习背笔记,考试考笔记,无法真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没有真正考核出学生的真实实力。所以,应采取灵活的考试形式,除将课堂讨论、上课出勤、综合表现等内容纳入平时成绩外,还应该增设调查报告、实习心得等考试内容。有条件的话,可以组织模拟竞赛,可以通过以对某路网规划,或某枢纽的选址规模等研究为课题,进行模拟竞赛,全体学生参与,专业的相关教师们进行审核并打 分,最终以一定的比重记入考试成绩。通过多样化的考试形式,对学生的综合实力进行评分,充分、客观的反应了学生的真实水平,通过多方面的考试,也增进了学生对交通运输专业课程学习的热情和动力。 3结论 本文以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导向,全面提高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水平为主线,深刻分析了其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几点意见。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建设和完善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惟愿此研究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让更多的力量参与到交通运输专业教育教学模式的研究工作中来。 教育专业论文: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研究 摘 要: 在当前的音乐教育改革背景下 ,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采取改变原有课程体系、改变教师声乐教学观念、改变学生学习方法、完善声乐教学条件等办法 , 旨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 培养高素质的师资人才。 声乐教学是以声乐演唱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 , 是一门规律性极强的应用科学 , 也是高师音乐教育专业的一门重要技能学科。大连大学几年来积极进行声乐教学的系列改革 , 旨在进一步强化职业技能培训 , 培养高素质的师资人才。 一、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的历史长期以来 , 我国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受专业音乐院校影响 , 教学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都没有体现出自身特点。2001年教育部制定的 《全日制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 》(以下简称 《标准 》 ) 正式出台 , 强调以音乐审美体验为核心 , 使学习内容生动有趣、丰富多彩 , 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 , 重视音乐实践 , 提倡学科综合 , 鼓励音乐创造。 《标准 》的提出不仅对我国音乐教育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 而且对从事普通高校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广大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具有合格教学能力的音乐师资人才。 这就要求学生不仅具备完成课堂唱歌、欣赏、弹唱等内容的教学能力 , 还应具备讲授科学声乐理论知识的能力 , 掌握科学声乐教学方法。因此 , 声乐教学改革力图探索新颖的教学方法 , 更新教学内容 , 实施多样化教学 , 采用集体课、小组课、个别课相结合 , 艺术实践课、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教学手段相配套 , 以弥补一对一授课形式的不足 , 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 促进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二、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主要问题 1 . 大量扩招 , 生源质量下降。 随着国民教育的发展 , 对音乐师资的需求不断增多。新形势下,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 扩招生素质偏低给声乐教学带来难度 , 旧有的教学及管理模式与新形势不适应。 2 . 专业能力不强 , 忽视师范素质培养。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担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教师的重任。 “ 合格 ”已不再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新世纪所需要的综合素质和敬业精神 , 仅仅上好专业课已达不到新的教学目标。 3 . 过多注重技术训练 , 学生综合素质不强。 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在关注技术训练的前提下,应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素质。声乐教学不仅要弘扬我国民族声乐文化艺术 , 还要关注世界多元文化;不仅要提高专业综合素质 , 还要加强相关学科的综合素质 (特别是艺术类学科 ) ; 要与文学、历史、民族、宗教、民俗等紧密联系 , 使学生的人文内涵更加丰富和鲜明。 4 . 声乐教学内容单一 , 参与教学研究活动能较低。 一直以来 , 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课程基本延用传统的声乐表演专业设置 , 尽管增设一些特色课 , 但也存在随意性设置的现象。课程设置显然是不全面的、不适应时展要求的。经过改革后 , 确定了新的教学内容 , 更加突出了师范性。 三、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1 . 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需要。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 我国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发展与进步。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音乐教育对社会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 , 人们需要多元文化的真、善、美来陶冶情操 , 提升精神境界 , 因而对声乐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2 . 全民素质教育的需要。 目前 , 我国教育模式更多倾向于理性素质的培养 , 但感性素质的培养更应得到重视。感性素质的培养只有通过艺术教育来实现 , 其中音乐教育起着重要作用。 3 . 高校新课程标准的需要。 新课标为大连大学声乐教学改革的发展创新提供了理论依据 , 使学校及学生真正认清自己专业的职能所在 , 并正确地规划设计 , 这是教好学好声乐 , 贯彻新课程标准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手段。 四、大连大学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改革的策略与实施 1 . 声乐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施。大连大学在教学改革中 , 改变原有课程体系 , 强化各种演唱技巧及声乐基础理论学习。 新课程体系要求学生不但要加强声乐演唱的技能训练 , 还要学好声乐理论基础知识和声乐教学方法。学生不但要唱得好 , 还要懂得多、教得好。大连大学在教学改革中 , 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 首先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内容改革 , 加入声乐教学法的课程内容;加入声乐理论的课程内容; 加强声乐教材的选编工作; 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声乐教学的实践活动; 加强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舞台演出实践活动; 积极开展教师声乐技能大赛; 在确立声乐学习目标前提下 ,抓住发声训练与作品演唱 , 抓住声乐理论、声乐教学法 , 以及舞台表演、教学实习等环节 , 立案备课 , 有的放矢地实施教学。 2 . 改变教师的声乐教学观念。 专业声乐教学正处在高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 ,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 , 市场经济体制也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这种状况下 , 培养专业音乐人才 , 切实提高教师声乐教学观也成为必要的趋势。 教育专业论文:如何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练琴的积极性 摘要:本文通过巩固学前教育学生的专业思想,激发练琴的兴趣、排除常见的心理障碍等论述来对如何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展开一些探索。 关键词:学前教育专业练琴兴趣积极性 钢琴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在对这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每一个学生都要面临着练琴和回琴。一节钢琴课中学生回琴效果是否好,主要是要看两方面:一是教师的教;二是学生的练。由于键盘是一门技能课,所以在这两方面中,教师的教固然重要,但学生的练也是非常关键的。曾记得一位学者用过这样一个划船的比喻:教师只能指给学生划船的方向,但船桨是掌握在学生手中的,所以能不能到达目的地,关键是在于学生是否努力去划了。确实,学生练琴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学生对这门技能的掌握。那么如何提高学生练琴的积极性是至关重要的。 一、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一代的启蒙老师,钢琴是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一门技能,这个专业意识应该是学生去练琴的一个指导思想,也是学生练琴的一个最基本的 ! 二、激发学生练零的兴趣 首先是课堂上教师的范奏。因为接受任何新事物,意识上总是先入为主的。一首乐曲,教师范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如果教师的每一次范奏都能做到认真、严格、规范、有艺术感染力,让学生在第一次听到时就能感受到乐曲之美,并能产生我也要把它弹得像老师这样好听的想法,这样,学生最初的练琴积极性就会提高。但是范奏始终又要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在音乐方面适合学生的境界,又要寻找比较简易的技巧解决方法,因为过于华丽或者过分细腻的解决方法都是学生所难接受的,而且也会影响学生课后练习的自信心。其次是教师的讲解。因为一首乐曲,光使学生觉得好听,但练习起来却困难重重,那会大大削减了刚开始想去好好练的兴致,所以教师在课前一定要仔细备课,分析教材、在指导练法时能把学生练琴时将会出现的难点一一列举出来,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给学生解决这些难点的具体的并适合学生能力的方法。再次是要培养学生对乐曲的理解。在二年级的教材中,有一首由歌曲改编的乐曲《小白船》,旋律很美,一般学生都会唱这首歌曲,我就试着让学生回忆原来的歌词内容是什么,然后再根据内容去理解想象这首乐曲,使学生从旋律中体会出乐曲所表现的内容,学生课后练琴的积极性都相当高,在回课时学生也都弹得相当不错,都能够进入到乐曲所表现的意境中去。因此,让学生在练琴时能感受音乐之美,是可以使学生练琴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不致产生乏味之感。但是音乐作品之中的美,需要教师先要去领悟、洞察、创造,然后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带领学生去寻求和感悟:(1)领会乐曲的风格美;(2)建立音乐形象与文学形象联系的美;(3)掌握乐曲的节拍与节奏型的规律美;(4)把握旋律的趋势美;(5)熟悉乐曲中对称与对比美等。从美学角度看,也只有形成正确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评价,才能有创造美的欲望。因此,在钢琴的教与学中,如果教师能够充分挖掘到作品中的美,使美的种子真正埋藏在学生的心灵之中,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也将会由苦学变为乐学,练琴的积极性自然也就会高了。 三、排除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直接影响了学生练琴的积极性,这些心理障碍有许多种,如基础差的学生,看到别人弹得好,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对自己失去信心,就容易产生越差越不想练的恶性循环,对于这种情况,首先教师要帮助这些学生树立自信心,在平时的回课中,不要总是归咎为学生主观不努力的结果,而应该耐心地去听学生弹奏,适当指出优缺点,并以理解为出发点,控制自己的情绪,多为学生考虑,告诉他们努力的方向,使他们能感受到自己正在进步,从而加强他们的自信心。其次教师要培养学生在平时练琴时的互助习惯,因为学生一周只有一次钢琴课,其余时间只能学生自己练习,一些基础差的同学在练习时有时会出现错音或错节奏,但这个时候学生自己并不知道,此时,班组里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就可以起到“小老师”的作用,能及时纠正错误。 还有一种情况,是学生一进课堂回琴,自然产生了一种害怕的心理,平时练得好好的,这下子却弹砸了,久而久之,学生就认为平时练琴都是白练了,从而练琴的积极性也大大削减了。那么如何帮助这些心理素质差的学生去克服这种情况,使学生有兴趣继续认真练琴呢?我认为,首先教师要创设一个良好的课堂气氛,这期间,教师要和蔼、耐心,并要有鼓励的目光,使学生能心平气和地回琴,在学生的弹奏过程中也不要随意打断,也不要看一个地方弹错了,马上就严厉批评。键盘老师的耐心和爱心,能够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回琴,这样会间接提高学生平时练琴的积极性。其次,指导学生在日常练琴的同时加强练习心理适应力,比如,平时练琴时给自己录音,多请些同学站在旁边听等方法,有意给自己制造压力,然后逐步去适应这种压力,或者平时练琴时进行情景设想,想象中就在课堂回琴,老师和同学都在听的情景,这样,慢慢地,这种感觉逐渐适应,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发挥便正常了,既然发挥好了,那么对下节课也自然有信心了,也就形成良性循环了,当然平时练琴的积极性也就大大提高了。确实,排除学生的心理障碍,对于提高学生练琴的积极性是非常有效的。 教育专业论文:学前教育专业美术人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探索 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当前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培养创新型的高等学前美术教育人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高等美术教育面临的重要挑战。因此,对我国高等学前美术教育人才的培养模式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索,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高素质、具有创新能力型的教育人才来,这也是作为一名当代教育工作者应尽的职责。 一、教师具有创新思想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前提 教师要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必须首先要使自己成为一名创新者,要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的教师才能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出具有创新型能力的学生。 教师具有创新思想,首先,要有不断探索,更新观念,锐意进取的意识。能经常给自己提出新任务、新课题,树立不断追求新事物的思想;能有大胆改革、不断完善新目标的精神;更重要一点是要有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要把自己的灵魂投入教育,教学的过程不仅是塑造学生灵魂,也是塑造教师灵魂的过程。去年,陕西师范大学附中语文老师杨林柯的给家长和学生的万言信,给笔者带来了很多触动。他们是让自己的灵魂走进了学生的心灵,以为学生前途负责的高远理想、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创造力在担负着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笔者认为,像杨老师这样有理想、有行动、有创造力的老师是我们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师楷模。 其次,教师具有创新思想,还表现在教师在美术教学中能够创造出富有个性的、独特的、新颖的教学方式,并用以指导学生创造性地设计和完成自己的美术作品。例如,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能够根据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每个学生的个性、知识、技能等,适时地运用各种新颖的现代技术教育手段,启发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现代社会发展很快,作为一名教师只有不断学习,不断获取最新信息更新固有观念,才能使自己保持艺术创造力和教学中的青春活力,也才能培养出更优秀的创新型美术教育人才。 二、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学内容是培养创新人才学习兴趣的关键 创新教学不是一句空话,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迫的教与学,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兴趣是学习的推动力,是帮助学生获取知识的捷径。首先,美术课的教学内容一定要让学生感兴趣,要选择有利于激发学生求知欲,触动学生好奇心,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内容。让他们充分感受、去体验,让趣味的内容、美感吸引学生、感染学生,让学生能积极、主动地“要去学习”,而不是“让我学习”。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根据在众多幼儿园的观摩、调研的实践活动中,结合该校学生培养目标和需求,创建了适合学前教育美术专业课的教学内容大纲。例如,在进行色才构成的练习与运用,把先修课程中的简笔画的内容与色彩构成的练习相结合,同时以主题创作的方式,如四格、或六格简单的简笔画造型设计以春夏秋冬为主题元素的简单连环画,并用基础色彩构成的要求搭配画面色彩等,这样新颖、有趣、实效又有针对性的教学手段,再通过点评与评比学生作品,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创作兴趣和热情,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很多学生主动要求希望能再多增加美术课课时。 其次,理论课结合实践课,实践课结合设计与创作,让学生从接触一个新理念到实践应用,以便学生更好地将新知识及时地通过思维转化为创新设计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学生爱上美术课,让他们把上美术课当成一种快乐的享受,只要学生对美术感兴趣,就会有学习的愿望和动力。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利用各种有效途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兴趣变为动力。教学内容的不断创新,才会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提供更好的平台。 三、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教学方法是培养创新人才思维积极性的有效途径 课堂教学一直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阵地,而教师必须转变观念,在教学意识上要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诱导,教学方法上要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发展,把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落到实处,才能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创新人才。如笔者前面所提到的陕西师大附中语文老师扬林柯在给学生和家长的万言信中就提出:要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指出这是培养创新人才,使学生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关键。笔者认为,现在的教育教学方法大多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培养,致使创造性人才相对缺乏。以往的美术教学也通常是一味地临摹范本,缺乏创新性培养和个性化思维的理念。学生的作品没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见解,只是一些僵化的、教条的模仿。这种美术教学,压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阻碍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不利于创新人才能力的充分发挥与施展。创新思维活动具有新颖性、独创性,而创新性人才最显着的特点是拥有自己的个性以及多元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教师就是要在指导学生绘画实践中,首先要让学生在心理上获得自由,让学生想到什么就表述什么,充分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这是激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有效途径。笔者在教授简笔画时,就有意采取让学生任意想象、大胆思维设计自己作品的方法,如给学生出题画一个面带笑容的儿童头像,学生们就绘画出造型各异的各种头像,或形态可掬,或生动活泼,甚至有些学生一人就设计出三四种笑容的画面。这极大地调动了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在学生绘画的过程中,学生的一些夸张、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有趣的形象作品我们都应加以赞赏与鼓励,让他们勇敢、大胆地无顾虑地画,敢于表达和表现自己不同于老师不同于其他学生的独到见解和创新,排除学生创作时的一切心理障碍,使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创作过程中充分地发掘自己的艺术直觉和创造潜能。每一位教师还应注意尊重和保护学生的个性,正视其差异,给予其自由发挥的环境和空间,最大程度地发挥学生的创造思维。另外,作为教师还要有意识的诱导学生运用一双画家的眼睛,多观察生活中的各种事物,这也是提高学生创造想象力,从而发现美、创造美的必备条件。 四、具有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是培养创新人才的摇篮 宽松的环境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摇篮,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条件,而压抑的环境则会扼杀创新型人才。笔者认为,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的关键,就是要营造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民主 、平等的师生关系就是要求师生之间应在民主、平等的水平上交流意见,教师应运用良好的情感引导方式去激发学生积极的情感反应,创设师生情感交融的氛围,使学生在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中积极主动地渴望去探究新知,从而使学生敢于创造,继而迸发出创新思维的火花。教师应多给学生一些鼓励和关爱,使学生在自我表现的过程中增强自信,提高创新能力,这种自信心和成就感就是推动学生创新和自主探究的最大动力。必须克服那些课堂上老师是主角,学生是观众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教师主导模式课堂,限制了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教师应尊重、理解和信任学生,和学生建立起和谐、朋友式的师生关系,以平等、宽容的态度对待学生。开放、自由和民主的教学环境,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能激发他们的创造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也只有不断创设这种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学生的思维才会不受束缚,他们才会放飞思维,才可能去探索、创新。 综上所述,要为我们学前教育事业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能力的美术人才,作为一名专业教师,我们需要的是更加不断地探索进取,创新改革,不断研究出更适宜与教学和开发学生创新潜能的多种教学方法与思路,使我们学前教育的美术人才具备更优秀的创新能力,推进我国的学前教育专业更好地长足发展。 教育专业论文:土木工程专业教育可持续性发展研究和实践 分析了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现状,研究了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方案、教育评估指标体系和工程教育认证情况。从我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实际出发,提出了转变教育思想观念、加强师资队伍专业化建设、深化实践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方法措施及修订专业教学计划的设想,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保持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 目前,我国有近300所高等学校开设有土木工程专业,涉及工、理、农、林、师范等学科。各校每年招生人数不等,最少60人、最多可达600人。这些学生毕业后将从事建筑工程、桥梁工程、地下工程、道路工程、岩土工程、隧道与涵洞工程、铁道工程、市政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安装工程、矿山建设、交通土建等行业的建设工作。土木工程专业适应了我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就业形势良好,但是,居安思危,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保持土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不断提高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的培养质量。 一、土木工程专业培养方案(一)培养目标和从业范围土木工程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土木工程学科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获取工程师基本训练并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与管理工作,具有初步的项目规划和研究开发能力;能在房屋建筑、隧道与地下建筑、公路与城市道路、铁道工程、桥梁工程、矿山建设等的设计、施工、管理、咨询、监理、研究、教育、投资和开发部门从事技术或管理工作。 (二)毕业生基本规格在德育方面:热爱祖国,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社会责任感;具有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团结协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具有文明礼貌、心理健康、勤奋努力、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在智育方面:具有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和素养,较扎实的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在体育方面 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知识,达到国家规定的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标准,形成健康的体魄。在素质教育方面:具有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的能力、表达和交流能力、管理和组织能力。 (三)教学计划从课程设置上看,教育部1998年专业目录设置的土木工程专业,涵盖了原来的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矿井建设、城镇建设等专业,是一个宽口径的专业。专业的拓宽主要体现在专业基础课程的拓宽和对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内容编排、教学方式等,应充分反映各校培养特色。对此,专业指导委员会建议课内总学时控制在2 500学时之内,其中公共基础课不低于50%,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分别占30%和10%左右,剩余10%由各院校根据自己特点安排。课程性质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选修课又分为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并规定课程总量中至少应有10%左右的课程为选修课程。 从必修课程来看,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其中专业基础课程构成了土木工程专业共同的专业平台,为学生在校学习专业课程和毕业后在专业的各个领域继续学习提供坚实的基础。这部分课程包括了工程数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结构工程学、岩土工程学的基础理论,以及从事土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所必须的专业基础理论6类课组。 二、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长期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土木工程师注册制度。为使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质量能够符合土木工程师注册制度的要求,在全国统一质量标准, 1993年建设部成立了“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对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进行评估。评估的目的是加强国家对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保证和提高土木工程专业的教育基本质量,更好地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加强教育界与工程界的联系。并且,使我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参加注册师考试的教育标准,为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相互承认同类专业的学历创造条件。 教育专业论文:浅析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摘要:教学评价是教学过程的最后环节,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制度,加强素质教育,注重创新能力的培养是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教育研究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一、财务管理专业教育评价制度 教学评价是教学常规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笔者认为,教学评价制度应贯穿于教学活动的始终,即从学生课堂教学前的准备、课堂教学中的表现到课程结束时的考试,对学生作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考核。 传统的学期结束时的考试有两大弊端:①学生为了应付考试,常会临时突击,把该门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单纯地去背去记,而很少将该课程与其他课程、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差,知识的含金量低,这样,四年学习始终处于一种知识量的简单积累过程中,而很难达到质的飞跃。②传统考试会形成由于一次偶然失误而影响整个课程最终成绩的结果,从而也导致学生忽视日常的学习过程。因此,我们倡导实行动态的、全面的、形式灵活多样的评价制度。考核学生成绩可以包括课堂发言、书面作业、科研论文写作等。 1.课程参与及评价。首先,教师应向学生讲明课堂参与的重要性,告诉学生完全靠期末考试来争取好分数是不明智的,只有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学生才会有若干次让教师了解他的机会,而期末考试却只有一次机会。其次,选择适当的评价课堂参与质量的时机。笔者认为,课堂参与质量的评价应放在每一次课结束后,因为,课堂上的打分,会影响教师听取学生发言的注意力,同时也可能会干扰学生自由发言。比较好的做法是:每节课后,教师回忆每一位学生发言的情景,标出有突出表现的学生;标出能推动一堂课前进的学生;标出能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问题,贡献大的学生;标出那些被点到名才被动发言的学生;标出那些发言偏离主题的学生;标出那些有独特观点,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2.期末考试及评价。对于标准化的考试题,教师应给出每一主要步骤的评分要点,而对实务性的案例分析考试题,笔者认为应采用更粗放的评分方法,只要学生能找出案例中80%的主要问题,运用了正确的分析方法,分析判断思路、计算结果与正确结论一致,就可以给出较高的分数。 3.书面作业及评价。书面作业既能起到对基础知识的巩固,又能为科研论文的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好的写作卷面会使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论点综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找出规律,加以评价并提出解决方案;而差的卷面大部分是鹦鹉学舌,重复题目中的细节,很难切入主题。 多样化的考试形式与灵活的评分方法相结合,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动态的、多样的、全面的教学评价方法,更有利于客观、准确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财务管理专业素质教育问题 素质教育的中心是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创造性思维和综合分析与判断能力、专业知识与技能。素质教育观念的形成,使学生更加注重应用能力的提高。教学中同学们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案例教学、课堂讨论,财务管理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等内容的讲座,这正是素质教育的体现。针对这一要求,教师更应注重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教育,课程设置应具有超前性、实用性,要求学生增强对会计信息的职业判断能力、财务问题的洞察分析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的自我更新能力。实施素质教育应把握以下三点: 1.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思想政治素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教育必须摆到素质教育的首位。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在学生人生观和道德品质形成初期,接受正确、严格、规范的职业道德教育,对学生一生的思想品德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2.素质教育改革教育评价制度。笔者认为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并非是取消考试,而是要加强对学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考核,建立全面反映学生德智体各种素质的考核体系,改变考试方法、内容,考核重点应放在考核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上。 3.素质教育主张淡化专业界限,这对于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有益处。我国 学校专业设置总数曾经多至2 500个,之后,压缩到500个,目前约有25个左右。这种压缩不是知识面的压缩,而恰恰是知识面的拓宽,把相近专业的知识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趋势是与世界科技潮流由分化走向综合的大趋势相吻合的。这种拓宽与综合正是高校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对培养一流人才极有好处,素质教育不会冲击专业教育。 三、财务管理专业人才创造力培养问题 创造力是进行创造性活动的能力,根本特点有二:一是首创性,能给予新的,第一次创造的活动;二是有社会意义,能给社会以有益的成果。心理学专家认为,创造才能是一种广泛的综合才能,包括探索问题的敏锐性,创新思维活动的能力,转移经验的能力,形象思维、逆向思维的能力,联想的能力及记忆力,产生思想的能力,运用语言的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能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了创造力完整、统一、有机的结构。为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培养具有创造力的人才是财务管理专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 1.培养创造力要以基本知识的传授为基础。先进的教育方法是以一定知识量的积累为基础的。创造力培养过程的关键是把教育的重心从学生学习和记忆知识转到培养他们的求知欲、独立性和创新才能上来。创造力建筑在想象力上,而想象力又建筑在广博的知识基础之上。创造力的培养绝不能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2.培养创造力要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创造力的实现途径多种多样,科研作为教学过程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提高学生创造力有积极、重要的意义。在财务教学过程中,可以把一些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布置给学生,要求他们广泛搜集资料,写出自己的新观点,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创造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学生也可以在创造性的学习中领略实现自我的乐趣。 3.培养创造力要注重创造性思维的训练。人的创造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实践中点滴积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训练,培养其分析、综合、比较、抽象、判断和推理能力,提高其逻辑思维能力,加强思维的广阔性、流畅性与灵活性训练,要求学生勤于思考,积极想象,引导学生分析问题,理清思路,使学生的创造力在学习过程中逐渐提升。 教育专业论文:谈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 随着社会发展,生活节奏加快,就业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社会压力日益突出,心理疾患逐年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将会有更多高新技术应用到医学领域,要求医生不但要掌握人体科学,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领,还要了解新设备新技术的运行原理,具有捕捉分析不同病人心理变化能力,善于沟通正确处理医患关系能力。医学双学位教育为培养这种复合型人才提供了新的途径,但由于医学院校专业单一,专业性较强,教学资源不足,双学位教育开展相对滞后,甚至有些单独设置的学校尚未开展,不利于培养医学复合型人才,本文就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的意义、组合形式及注意事项做简要阐述,以期促进医学院校双学位教育的开展。 1、开展双学位教育的意义 1.1 开展双学位教育有利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医学双学位教育就是结合社会对不同医学人才的需求,培养英语能力强,计算机知识丰富,掌握法律、心理、管理学等知识的复合型医学人才。这样的人才不但专业技术好,知识面广,且知识结构合理,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提高人们健康水平,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1.2 双学位教育是彰显学生个性、就业的需要 目前我国的大学教育专业流动性非常小,学生一但被录取到什么专业学习,一般是不能够改变的,这种做法虽有利于稳定高校教学秩序,但极大的限制了学生个性发展[1]。加之很多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由于对社会的了解不够,不明确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随意性比较大,到学校后专业又不能够改,只好硬着头皮学,导致很多学生产生厌学,不通充分发挥学生的专长,制约了学生个性发展。双学位教育开展使学生有了选择的机会,可以学习自己喜欢的知识,可以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掌握主修专业知识的同时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更多知识。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约2100万,用人单位选择人才的空间和自由度很大,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再是他们的唯一,他们更喜欢实践能力强,善于沟通,团队精神好,知识面广的复合型人才,具有双学位的学生无疑更容易获得他们的青睐,就业机会显着提高。 1.3 双学位的开展有利于学校的发展 随着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大学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学校除必须加大教育投入外,应注重内涵建设,双学位教育以其灵活性和实用性越来越被高校领导重视,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就业竞争力,而且根据相关精神收取一定费用,弥补学校硬件建设资金不足,促进学校的发展。 2、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的几种组合形式 双学位是指在校本科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第一专业,即指学生入学时所选专业)获取学士学位的同时,又修读其他学科门类专业(第二专业,即指学生入学后兼修的专业)而获取的学位。结合现代医学的发展及市场,需要懂管理、通法律且具有较强外语应用能力与高科技术能力的复合型医学人才[2],本科临床医学专业辅修学位常见有以下几种形式。(1)临床医学专业+卫生事业管理专业:通过对管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学习,具备管理学知识,管理基本技能得到较好锻炼,这种组合有利于提高医院管理水平。(2)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心理学专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心理疾患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有些心理疾病是无法通过药物治愈。这种形式为医学人才解决人们心理障碍提供了有利条件。(3)临床医学专业+英语专业:就目前而言,西方国家医疗水平较高,能够阅读外国文献的医生就多一条信息来源的渠道,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先进技术先进理论。(4)临床医学专业+法学专业:通过法理学,宪法,法社会学,中国法制史,民法总论,刑法总论,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经济法,劳动与社 会保障法,刑法分论,物权法,债权法,合同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民事诉讼法的学习,掌握相关法律知识,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更好地解决医疗纠纷,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 3、开展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达到本科双学位教育目的,培养出高质量的复合型医学人才目,应做好如下几点。 3.1 大力做好双学位的宣传,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双学位政策已不是新生事物,早在80年代很多综合性大学已开始实行,至今已有30多年了,但对刚入大学校门的学子来说就是新鲜事物,他们对这方面的了解太少,甚至有的同学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双学位”。为保证双学位教育质量,学生真正受益,一方面要加大双学位的宣传[3]。可以通过专题报告,现场解答,印制宣传单,师兄师姐介绍经验,邀请刚参加工作同学做报告等形式进行宣传,使每位学生了解双学位制度,了解各个辅修学位情况、作用和意义。另一方面要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生涯规划一经确定,就是学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学生根据职业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选择修读学位,更能够实现双学位教育的目的,同时避免因随意选择而导致中途退出,无法获得学位等情况的发生。 3.2 合理安排工作,优化师资结构,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热情 辅修学位的课程除和主修学位课程相同的外,一般安排在晚上或周末进行,这无疑增加了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导致有些教师产生抵触,而且有些教师正常情况下课已经很多,根本就没有精力在业余时间再教学,特别是年纪较大的教师难以承受。为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双学位课程精心安排,尽可能的安排教师教学相对较松的时候开展,要优化师资结构,让年轻的教师多承担些任务。除课时酬金外给予适当的补助,在外出进修、职称晋升等优先安排等,充分调动教师教学热情各积极性,确保授课质量和效果。 3.3 加强教学管理,确保教学质量 由于双学位是各高校根据自身条件开展的一种教育形式,国家没有对其提出相关管理制度[4],这就要求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建立相关制度,确保经费投入,加强教学管理和监控。一方面要加强学生管理,做好修读学生的筛选,设立课堂签到制度,督促学生学习。另一面要加强考试管理,不能因为是辅修学位,或学生另外交了双学位修读费就放松考试制度,要按主修课程一样对待。第三,加强教学质量监控,加强对课堂的巡视,对教师备课情况不定期检查,对双学位教师实行竞聘上岗。第四,通过网络教学,教师答疑、定期辅导等多渠道为学生自学提供条件和便利 开展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双学位教育,有利于培养知识结构优化、综合素质较高的医学复合人才,有利于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教育专业论文:香港专业音乐教育的定位问题 摘 要:文章以香港历史为背景,以各专业音乐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对课程内容、演奏技巧、作曲技法、电子音乐等方面的研究,指出香港音乐教育在技巧或技法上模仿欧美,忽略了理论和修养方面的培养,对中国音乐和欧美音乐以外的音乐文化,仍然未够重视。并以此探讨香港专业音乐教育的定位问题。 严格地来讲,中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始自1927年成立的上海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而“专业”这个名词,其内涵是十分现代化的。从这个角度来探讨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本文在时期上的上限应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香港在割让给英国(1941)之后论文直到抗日战争(英国称之为“太平洋战争”)战胜(1945),不仅没有专业音乐教育,连中、小学音乐教育都可有可无。假如“专业音乐教育”是指从音乐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学成后可以在社会里各个音乐行业从事实际工作,如演奏、指挥、作曲、音乐行政管理、主持广播节目、为电影配乐、灌制音乐录音,等等,那么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算不算“专业音乐”人才?若依照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等专业标准来要求,大学音乐系或音乐学院的毕业生还不能算是合格的专业人员,因为他们没有像律师、医生、建筑师、会计师等专业那样,在大学毕业后经过一两年实习、考牌及格后成为正式、拥有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员。 音乐学院毕业的演唱、演奏、指挥、作曲系学生当然可以算是“专业音乐”人才,但音乐学系和大学音乐毕业生则只能算是“学者”,不是“专业音乐”家。也正由于这个原因,伯恩斯坦、马友友等人读完哈佛大学学位后,还跑去寇蒂斯、朱莉娅音乐学院进修演奏技巧。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想提醒音乐教育界的决策者,在制定高等和专业音乐教育策略上分清学术、理论和技巧等不同领域、不同的标准和要求。依我个人之见,学作曲、演奏、演唱的用不着去念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成为“大师”(Maestro);学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和理论分析的则需要攻读博士,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要做“学者”、“教授”。本文所讨论的“专业音乐教育”,是指香港中学教育以上的音乐教育,包括大学音乐系,演艺学院里的音乐学院、私立音乐专科学校和私立音乐学院。 一、历史背景专业音乐教育在香港最初是以业余兼时形式出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内战,一些共产党员音乐工作者于1947年4月初在香港成立“中华音乐院”,院长由着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但实际工作由从上海南下的赵和李凌负责,真正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党委。这所音乐院集中了为数颇多的音乐家任教,也培养了不少的学生,以声乐歌咏为主,电影音乐为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音乐院的部份教师留港发展,大部份则北返大陆,成为中国内地的音乐干部。中华音乐院结束后,另一所夜间“以培养宗教音乐基本人才,促进圣乐布道工作”为宗旨的“基督教中国圣乐院”成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毕业的邵光于1950年在香港教育署立案注册“基督教中国圣乐院”为专科音乐学校。这所专科音乐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中自置校舍,并改名为“香港音乐专科学院”,现以培养中级音乐人才为主,学生毕业后名继续深造进修,有的则返回东南亚国家工作。上述两所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在香港经济非常因难的时期成立的。 到了60年代初,德明书院和清华书院也先后建立了音乐系,前者只办了两年(1961~1963),后者则一直坚持到7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岭南书院(后升格为“学院”,再于1997年成为香港政府资助的“大学”)也办了一阵子音乐系,由于过于昂贵,于80年代初结束,部份教师与学生分别分配到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和新成立的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此外,香港联合音乐院和海燕艺术学院于1969年成立,前者以报考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在香港的公开考试为其主要招生来源,故就读学生不少;后者则难以为继,于90年代末结束。1975年成立的南方艺术学院,后改名为“黄自艺术学院”,现在事实上已变成个别教授的音乐“私塾”。与“官方”关系较密切的一批音乐界人士于1978年7月成立“香港音乐学院”,为不牟利并获慈善捐款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规模远较上述各“音乐院”和“艺术学院”为完善———在香港艺术中心租了近万英尺的地方,可收学生90名、雇用兼职教师20余名。这所音乐学院于1985年合并入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从上述音乐院、艺术学院和下文所叙述的大学音乐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 乐学院看,香港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1.夜间上课的私立民间学校。2.私立专上学院、书院如清华书院、岭南书院的音乐系。3.香港政府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音乐系、浸会大学的音乐及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 二、目前的专业音乐教育目前,香港培训专业音乐人才主力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香港大学音乐系、浸会大学音乐艺术系以及香港演艺学院音乐学院四院系负责。在上文提及的《香港的音乐(1841~1993)》一文里,我已交代了这四个院系从成立到90年代中的教与学以及研究的情况,下面将谈谈他们的近况。 1.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成立于1965年的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是香港专业音乐教育历史最悠久的学府,目前设有:(1)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2)兼读学士课程。(3)硕士、博士学位课程。现简略介绍如后。修读三年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的本科生,在毕业前至少修毕123学分。除特别注明外,所有科目均为学期学科目:3学分,每周授课3小时。凡属两学期科目,第一学期科目是第二期之先修科目。供选修的科目如下:合唱训练(1)至(8)、音乐术科(1)至(16)、中国戏曲专论、音乐之材料与结构(1)至(3)、音乐学导论、西洋音乐史(1)至(4)、对位法(调性及现代)、曲式及音乐分析(1、2)、配器法、听音训练(1、2)、乐器教学法及作品研究、中国音乐历史及理论(1)至(3)、中国民歌专论、世界音乐导论、中国说唱音乐专论专题研读(1)至(4)、西洋音乐史专题(1、2)、毕业音乐会、音乐讯息科技、室内乐(1)至(8)、电子音乐、当代亚洲音乐、指挥学、20世纪音乐材料与技巧、中国音乐历史专题、圣诗学及比较礼仪音乐、记谱及分析法概论、作曲技巧、中国音乐专题研究(1、2)、对位法(调式)、圣乐专论、作曲(1)至(3)、西洋歌剧专论、中国器乐专论、管弦乐团及管弦乐专论、管弦乐合奏(1)至(8)、记谱法、19世纪前的演奏传统。 据统计,中大音乐系本科毕业生在海外考获博士学位的约在13%,考获硕士学位的更多。有毕业生现任教于美国密芝根大学和夏威夷大学、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香港演艺学院、香港浸会大学及教育学院等;还有些毕业生任职于电台、电视台、香港政府音乐事务处和教育署以及其它艺术及行政机构,或从事专业演奏及作曲工作。除一般中、西音乐基础科目外,专研范围包括理论、作曲、演奏、欧洲音乐史、民族音乐 教育专业论文:对非哲学专业学员哲学教育探索 教育工作者要学会从哲学原典中抽取学生感兴趣的哲学理论来讲解,原典即为原着与经典,哲学思想在原典中才有深刻体现,在具体教学过程要将教材与原典结合起来讲解。哲学不是智慧本身而是对智慧的爱,所以不要把哲学当成单纯的知识来传授,那样会把哲学教育教条化,会显得生硬与枯燥,学生接受起来更为困难,给学生带来厌学情绪。适当举办哲学论坛,让更多的非专业学生参与进来。论坛可以课上举行,也可课下举行。举办论坛的好处可以不必拘泥于课堂教学模式,而在论坛中充分调动学生的思维积极性,把内心的思维火花撞击出来。论坛主题也不必拘泥于传统的哲学论题,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哲学。课堂上学习基本理论而论坛里可应用这些理论解释与解决学生切身的现实问题,这样哲学教育便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会像很多人误解的那样哲学总在“天上”而不在“人间”。引导学生对哲学经典的理论兴趣,提高学生阅读经典的能力。课堂讲授与论坛的开展往往都是为了激发学生对理论的兴趣,从而使学生从自发的学习状态到自觉的学习状态转换。不能只泛泛讲些哲学理论便完成教育任务,还要将学生引导到独立阅读哲学经典的层面。这个教学层面很少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学生往往完成正常教学要求便放弃对哲学的继续学习,从一定程度上看,如果到此便完结我们哲学通识教育,那证明我们的教育并未成功。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志趣的学生引导他们阅读相关哲学经典着作,比如针对理工类学生可引导其阅读关于经验性及科学性强的哲学经典,针对文史类管理类等学科同学可引导其阅读人文性强的哲学经典。在阅读过程中讲究方法也非常重要,不要走马观花式的阅读,要和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对社会对人生的体验结合起来阅读,另外应进行读书笔记的梳理。在教育过程中不断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对于教育工作者与学生来说都将有益处。 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哲学通识教育目标探析 进行哲学通识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不唯书,不唯上,在对现实进行肯定性的理解的同时还要进行否定性的理解。这一点对非哲学专业大学生非常重要,这种批判思维不是培养学生对一切都进行任意批判,而是要学生不局限于已有的思维模式,对现实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大学生往往接受的是现成的体系化的知识形式,这种知识本身是否真正符合学生成长和成材,是否真正对人生起到有价值的指导作用,另外以何种眼光来看待当前社会的发展以及发展前景,自己在社会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等等很多方面都需要哲学批判性思维来指导。培养学生的哲学品格。这意味着不要使人永远停留在现实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待人生和社会发展,要从形而上的高度来反观现实反观人自身的发展,这就要求大学生要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把目光放在远大的未来,社会是有广大发展空间并大有可为的。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要使自己的生命质量提高和完善,要有对人生理想持之以恒的追求,另外,需要建立起坚定的信仰和有所归依的精神家园。这样就需要依据于哲学自身所具有的反思性、批判性、求索性的品格来支撑学生培养,实现人生目标。要把哲学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哲学通识教育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培养学生具有哲学理论素养,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推进哲学的应用性。这绝不是说要把哲学降至一种实用主义层面,其实哲学本身永远不会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哲学就是思想所把握的它的时代。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在掌握必要的哲学知识地同时应注重自我内在素养的提升,主动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意味着人不但要创造物质财富更要创造精神财富,这针对当前大学生的教育是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的。从总体上说,非哲学专业大学生哲学通识教育要“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其目的与结果都是要提升理论境界。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决定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理想、审美情趣和终极关怀,也就是从根本上决定人们想什么和不想什么、怎么想和不怎么想、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怎么做和不怎么做。这意味着,哲学是每个人的‘终生大事’。”[2]作为通识教育形式,哲学通识教育仍然要不断探索新形式和新内容,并且和时代本身发展相关联。 教育专业论文:汉语言文学专业就业教育创新 [论文关键词]汉语言文学 就业 教育创新 师范 文秘 [论文摘要]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就业能力,实施就业教育创新已成为必然。在承袭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方法基础上,针对当下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要求,改革汉语言文学教育机制,是从根本上改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必经之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方向基本上可归为两大类:一类为教师方向,另一类则是文秘方向,本文就这两个方向的就业教育创新给出几点建议。 一、 师范类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市场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理论告诉我们:消费决定生产的方式和数量。消费促进生产,如果把学校培养出学生比作生产的话,那么社会对学生的需求就是一种消费。时代在前进,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人才类型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改变。生产出逢时对路的“产品”、产学结合是当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来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是大部分同学的首选。但是,就当前中国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来看,更重视语言和文学的理论教学,注重提高学生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素养,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对来说语文教学等实践方面则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点大学都会用很大一部分时间来开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课程,而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和语文教育学这些实践性课程则相对薄弱,这就造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一个困惑——学不能致用。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提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建议: 1.优化课程设置 首先应该提倡创新性课程设置。身为母语教学的语文教师,他们是对后代人影响最早,也是最久远,最深刻的群体,中国的人才是否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教师的教育方式息息相关。因此,教育观念非常重要。高校汉语言专业必须培养学生的前瞻性、创新性观念,为中国的创新教育培养一批预备队员,以便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代代传习下去,为中国未来的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基础。 要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就必须对传统的“一听到底”,“满堂灌”的授课方式进行改革。传统的课程体系过于封闭,很多同学都带着“熏”和“浸”的意识在听课,当然,这种听课方式可以好好的感受大学教师的学者风范,体会他们滔滔不绝,声情并茂的讲述,但是,很多同学听完后脑子里面什么都没留下,也从来不思考,自己应该怎么样去让自己以后的学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优化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应该把学生纳入课堂中来,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真正做到“熏”、“浸”之后的“刺”和“提”,真正做到教学相长。改革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增强课程的人文性品格。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大特色是它的人文性,学生不仅在本专业可以学到关于汉语言文学的系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本专业感受到强烈的人文关怀。这对于学生将来步入教师队伍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增强课程设置的人文性同时也是为了回应新课改和新热点,做到教学联系实际,当下小学和中学教学都提倡人文教育,对小学生、中学生实施人文关怀,给学生减压,所以,在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中加入人文性元素是对同学自身的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对教育者提出的要求。二是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是把学生纳入课堂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学生只要带“两只耳朵”去上课的方式。例如,教师可以先把要讲授的内容告诉同学,让同学们预习,然后在上课之前每个学生都要提一个问题,看看谁的问题最具有建设性。 2.提高实践能力 实践是师范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提高自己能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他们不仅仅要通过理论性的课程汲取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要通过实践课程掌握扎实的实践知识。作为一个教者,他必须知道“教什么”和“怎么教”,不懂得实践,就有“心中浪翻浪,口中不见波”的感觉,学得再好,不懂得教,也不是一个好老师。究竟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呢?改变传统的实习方式势在必行。老一套的实践方式无非是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出去实习一个月,这种方式可能对某些同学有用,但是它只是给同学一个实践机会而已,并没有在观念上给学生们一个实践的转变,有很多同学并不能适应角色的转变,等到自己适应老师的角色之后实习已经完了。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关键是从观念上的角色定位,也就是说让学生一进大学就有老师的观念在他心中,在大学四年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学生的实习期间。这就相当于每个学生都有四年的工作经验。 二、文秘方向就业教育创新 文秘方向的学生就业方向要远远大于师范类的学生,记者、编辑、机关单位的文书等等都比较适合文秘方向的同学,但是近年来文秘专业毕业生表面上的供不应求和实际上的就业质量不高,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分析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趋势和就业影响因素,从而提出提高文秘专业学生就业质量的有效路径,为文秘专业的建设指出努力的方向。从文秘专业就业方向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工作的的共同点都写作。 小结: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专业技能强,适合市场发展的人才,闭门造车并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产学结合以成为现代教育办学的宗旨。高校就业教育与教育一样重要,汉语言为学专业不是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加强就业指导显得尤为重要,为适应当下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就业教育必不可少。 教育专业论文:对于小学教育专业学生专业素质培养探析 使小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成为“道德高尚、知识丰富、身体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比单纯传授知识更为重要。因此小学教育专业更应该注重对学生整体专业素质的培养。 一、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内涵与作用 教师专业素质是指教师在教育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直接作用于教育过程的,具有专门性、指向性、不可替代性的品质,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 2003年教育部颁布的《三年制小学教育专业课程方案(试行)》中特别指出,小学教师要“懂得小学教育教学的规律,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进行小学教育科研的初步能力”。 因此,小学教师的专业素质主要是指教师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实践操作技能、全面的人文素养、崇高的职业理想、积极健康的德育组织管理能力和一定的教育研究技能。小学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本着“综合培养,学有所长”的要求,主要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文字与图形表达能力、课堂教学基本技能、现代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美育与艺体活动技能、学生教育与班级管理能力、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技能等方面的系统的培养和培训。 二、小学教师专业素质的内容 根据教育部的有关文件以及时代的要求,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素质主要包括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情意。 1.专业知识 主要包括学科知识、一般教学理论知识、课程知识、学科教学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的知识、教育情境知识,还包括关于教育的目标、目的和价值以及它们的哲学和历史背景的知识等。 2.专业技能 主要包括学科教学技能、班集体管理技能、教学研究技能、教学实践性知识与理论性知识互化的技能、人际交流的技能等。 3.专业情意 教师的专业情意是教师对教育专业所抱有的理想、情操、信念和道德操守,是教师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融合,也是教师专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三、小学教师专业素质培养的途径与方法 小学教育专业是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的一个源于中等师范教育的新专业,因此,小学教育专业在培养方式上既要吸收高师其他专业的长处,重视学科专业知识的教学和教育理论修养的提高,又要注意保持中师的传统优势,注重学生“三字一话”等职业技能的训练。从培养目标来看,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小学教师,而小学教师的工作对象——小学生具有独特的心理特点,这些特点对小学教师职业伦理和职业行为提出了特殊要求。也就是说,小学教育专业所要培养的小学教师,必须具有坚定的职业信念、综合的知识能力和系统的职业技能。这些都决定了小学教育专业必须重视对学生进行系统化的职业素质的训练。 1.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具有良好的职业意识 激发学生的主体性就是使学生明确专业定位,热爱小学教育专业,知道专业素养对于未来从事职业的重要性,清楚决定专业素质高低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态度和付出,从而发自内心积极主动地进行专业素质的训练。为此,学校要让学生了解教师成长与发展的基本阶段,理解教师成长发展的基本规律,树立当一位优秀的小学教师的职业理想。 2.整合相关课程,全面提高学生的学识素养 适应小学课程改革需要,整合相关类课程和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素养,培养学生的学识素养。目前,许多高师院校在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的课程设置上主要照搬高师的“中文专业”,形成了相对“专门化”的课程设置。这种课程体系不符合小学教育专业的特点,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能适应小学教育课程改革对教师素质的要求。小教专业的特点强调“综合培养,学有所长”,高师院校小教专业的学科专业知识要相对宽厚一些,因此需要对相关类课程进行整合。通过整合,使学生不仅对枯燥的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还能提高他们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同时使他们充分掌握小学课堂的教学规律,从而大大提高高师小教专业学生的学识素养。 3.使学生掌握较为实用的综合专业技能,提高学科的专业化技术水平 综合教学技能是指在基本教学技能形成的基础上,在课堂教学情境中,综合运用基本教学技能的能力。这一阶段的训练反映了学生运用已形成的一定的教学技能来完成特定教学任务的熟练程度和水平,是对基本教学技能的运用和发展。这一阶段的训练目的是开发学生潜能,使其形成一定的教学能力,学会做小学教师。其特点是紧密结合具体的教学情景,开展见习、实习、调研等综合性的训练,使各种技能达到熟练与和谐,形成完整与灵活的教学能力。 以往的小学教育专业教师专业技能训练内容多为普通话和口语表达、文字和图形表达、课堂教学以及班主任工作等传统教师技能方面。在新的形势下,教师要新增有关新课程和信息社会等所需的现代教师教育能力。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具有基本性、全面性和规范性、展示性的特点。这就要求小学教师能从事小学多学科教学的能力,不仅具有扎实的听、说、读、写技能,还应具有能唱、会演、能做、会画等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能力。小学教育具有强烈的示范性,儿童模仿性强,具有向师性,对教师有着特殊的情感。教师自身基本的人文素养、教学技能对小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这就要求小学教师的教学技能不但要全面,而且要规范,要成为小学生模仿的榜样。因此,小学教育专业教学技能的培养要具有规范性、展示性的特点,小学教育专业在对学生基本技能的要求上,例如读、写、算、艺体等基本技能不但要会,而且掌握得要准确、扎实、规范,且富于美感,切实提高未来小学教师的人文素质,提升教学技能的内涵品质。 4.采用学习与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教育研究能力 为适应新时期的教育教学要求,教师应由过去的“作为技术员的教师”转变为“作为专家的教师”,全面了解教育科研的基本方法,具备初步的教育科研能力。在信息化社会。终身学习的要求变得日趋明显。教师在其职业发展过程中,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修养,提高教学与管理能力,为了更好地 认识教材、了解学生,教师应加强研究意识,并通过研究促进自身的发展。 要使学生成为有专长的小学教育“行家”。首先,要使其精通“教什么”和“如何教”这两方面的专门知识,有坚实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学知识。其次,从一入学起,就要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训练他们形成教育教学研究的习惯,使之掌握从事教育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试行“导师制”,由学有专长的导师带领他们从事一些课题的研究,以此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于当下小学教育的各个环节(教育制度、学校、学生、教师、教材等)进行思考、讨论并形成心得体会,可以利用教育见习、实习等专门教育教学实践活动或通过社会调查、社会实践活动等自由多样的途径进一步深入了解;通过撰写读书笔记、调查报告等形式逐步完善学生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教育专业论文:谈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的职业定位比较模糊,因为它不像法学、会计学以及医学类专业那样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与专业性,因此难以与应用型直接相提并论。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传统的人文类学科,不仅承载展现人文精神风貌的历史重任,还担任着提高全民族整体语言文化素质的重任。它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外优秀文化及其遗产的学习和传承,其核心内容是关注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意义与价值,即对人类、国家、民族、集体、个人与自身的一种挖掘。因此,其专业教育的特色在于培养出的毕业生主要就职于人事的相关工作,对专业学生人文素质的培育比较重视;教育并非要直接体现于应用方面,而是从对社会人文观念及精神文明择取的影响上加以体现;不注重直接创造出的、可以进行计算的经济收益,而是注重对无法以数值计算的社会收益的创造等等。目前,在社会不断进步以及就业形势逐渐严峻的情况下,教育的实用性逐渐成为教育的追求目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来讲,进行适当变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坚持传统的同时,积极与社会需要接轨。 二、当前汉语言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比普修课课程安排,专修课的上课时间明显太少,导致对专业的深度学习出现不足;其次,教育教学方式中存有的问题,实践类课程安排较少,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不强。 考核体制与考核形式方面的问题。部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够顺利获得相关学分以及通过最终毕业考核,这其实是对专业考核体制与专业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种展现。例如:部分试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简单的专业概念,等等。同时,试卷决定课程最终成功的观念使得学生们只关心考试的最终结果,而忽略教育教学的整个过程。 学生对自身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不足的问题。对自身所学专业的认知不足,缺少对优秀文化传承与发扬的光荣感及使命感,同时自身专业素养还有待提升。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专业教学借助实用性理念来指导 在《中国大学生》这本杂志中,该专业的就业方向被描述为各类的编辑职务、教师、文案策划工作人员以及文秘等。然而,现实中,这个领域的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多为新闻出版社、政府工作机关、企业公司以及科研机构,还有部分人从事了新兴的产业,诸如房地产、律师、金融外贸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的就业面是非常广泛的,但是此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往往面临着有关专业的竞争压力,比如像新闻、公共管理、广告、文秘等专业。 2优化课程,增加学生专业知识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量多且杂,包含了诸如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以及现当代文学等十几门课程,为了使汉语言专业具有更好的竞争力,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对课程进行优化:(1)课程内容精简化,要随着本领域的发展步伐,将最新的知识体系以及分析方法注入每门课程中。(2)核心内容凸显化,每门课程的结构都必须优化,学科基础的建立应根据此学科当前的发展来确定。(3)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化,将各课程中的内容进行整合,使交叉重复现象最大限度地消除。 3提高学生的专业应用能力 为了满足就业的需求,必须提高专业的应用性,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方向,增加其专业应用性。应该在“读”、“写”、“说”这三个领域下功夫,这三方面的技能必须得到强化。此专业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实用性教学工作:现代各种类型问题的写作能力、古今各种问题类型的阅读能力、信息的调研能力、语言的教学能力以及口头表达能力。课程体系必须得到良好的设置,教学内容也应丰富化,最好是能够形成某些应用模块 来辅助专业课程的教学。只有这样,学生的这五个方面的能力才能加强,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成为一个专业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人才。 4要始终围绕着目标进行教学内容的改革 结合开放式的人才教育培养目标,教育教学中后续课程与该课程的衔接工作应得到我们的重视。比如,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中都有某些相同的文字,我们应该对此部分知识进行整合梳理,让重复度降到最低。安排课程内容的教学工作,不必追求过深,只要“够用”“必须”即可。要结合本专业的最新动态精选课程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敏感度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关于教学资源的选取问题,学校应根据课程改革以及教学大纲的需求,优化选择各种不同的教材。一方面要选择使用频繁的教材,满足语文教师的各种新需求以及现代教育的新挑战;另一方面要选择足够量的参考教材作为后备资源。这样一来,诸如教学标准的制定、教学大纲的实施、课程体系的确立、教学辅导的夯实、教学资源评价以及数字化工作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我们要借助网络,稳步有序地组织有关的教学辅助资料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教材档案体系。 四、专业教育要具有创新的理念作为指导 我们进行创新就要做到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创新以及教学思维的创新,各自的具体内容如下。 1教学内容创新要突破专业限制 该专业的毕业生虽然拥有着一个广阔的就业面,然而因为专业针对性不强,其就业工作往往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强力冲击。因此,本专业的教学工作不能仅仅考虑文学和语言本身,而应该适当地结合就业现状和学科的发展历史推陈出新,增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其实说白了,像广告、公共管理、文秘以及新闻专业,其实就是在汉语言文学这个领域经过创新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在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突破传统的限制,不断改革创新,让汉语言文学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诸如新闻传播、教育教学工作、社区文化管理、公关和文秘、广告文秘等,都可以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个应用模块,借助各个模块的学校教育,学生可以获得宝贵的从业能力和动手能力。 2强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强的文学底蕴,要求学生不仅要有坚实的东方文化底蕴,还要有深厚的汉语感情。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能力与自身关于东方文化的亲和力以及自己推陈出新的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非常重要。一方面,教师要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具有极强的意识以及新颖的教育教学思路,他们不仅要潜心实验、乐于探索,还要不断地开拓进取。要一改以往的那种文化传声筒的角色,通过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例如新媒体传播方式、博客等)可以为我所用,将其带到课堂之上供学生思考。 总之,新课堂不仅饶有趣味充斥着人文气息,而且还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它让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工作做到了最好,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望。新课堂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了精神栖息的最佳港湾,培育新型思维的一方沃土,更成为师生人生历程的一次洗礼。如今的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还不能实现如此完美的教学目标,但只要我站在了神圣的三尺讲台之上,我就要孜孜不倦、竭我所能地工作。学生是我国的未来,我们在进行中文教学的过程中,更应该贯彻实施上面提到的问题,学生实际掌握的语文知识丰富了,学生的汉语言体系自然就完善了,只要这样,中华文化才能不断地流淌,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地传承和弘扬。 教育专业论文:从网络新闻传播特质看专业人才教育 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一种非常广泛的传播方式;网民的急速发展奠定了网络新闻传播成为主流传播的基础,它取代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如报纸、广播等,从非主流传播地位上升到主流传播地位。这无疑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在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究竟要怎样的专业才人才可以适应网络新闻传播的发展趋势,本文对其进行讨论。 一、网络新闻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传播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新闻传播,只不过其载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新时代的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通过这些载体形成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但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变得模糊、不明确,传受关系不在是单向的,而是受众与传媒双向交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新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意见,从而影响到他人,微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今网络传播发展速度之快,让人不得不加以重视。它的传播速度快捷,并且传播便利,不受空间的限制。像世界瞩目的奥运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出来,实现新闻传播的全球性特征。并且传播的方式往往也并不单一,不像报纸只是通过纸质、文字和图片来进行传播,也不像广播通过声音来传播,更不同与电视单一的声像传播方式。而是融合了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是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动画、影像多种方式并存。 传播的快捷,也直接带来了大量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广泛、涉及生活、社会、人文、科普等等,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但同时也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的新的挑战,过多的信息量会使广大群众难以分辨是非,无法确定其真假,从而导致网络新闻传播混乱,影响网络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群众对其权威性有所保留。 二、专业人才教育 面对网络新闻传播的新方式,笔者认识到其为传统的新闻传播带来了挑战,边缘化了报纸、广播等传播方式,成为了主流传播主体,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迎接这种挑战呢?笔者认为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大专业人才培养,这种培养不在是单一的、传统的培养,而是要结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与时俱进。 1.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人才培养,都对其自身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在专业上,更应该表现在思想、生活等等方面。作为新闻传播者,要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坚定的思想原则,忠诚的政治素养。在面对网络新闻传播复杂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必不可缺;试想在面对众多的新闻时,怎样正确的引导群众,发挥新闻传播的作用,对传播者都是十分大的考验。新闻传播者要对新闻内容,有着正确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全球化的急遽发展下,英文也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必修课,想要获得传播第一手的信息,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并且要知法懂法,这种法律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律,也要懂的国外的法律,只有知法懂法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出新闻内容的正误,从而正确的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总之,只有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上的去,才更有利于新时代的网络新闻传播。 2.那究竟怎样才能使得网络新闻传播者具有高素质呢?这就对专业人才教育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新闻传播者不能像从前一样只注重人文,而不注重其他学科,当代的网络新闻传播不在单一的属于文类,而是一种文理交叉的学科。这种性质上的转换,让我们不得不对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网络新闻传播中,网络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对计算机的水平提出了要求,不在是你会写稿子便可以进行新闻传播,只有懂得网络技术,利用视频、动画、文字等等多媒体方式,才能更好的进行工作。这就要求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时候,不能只看重文学素养,同时也要文理兼顾,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文理兼顾的基础上,还应该认识到网络新闻传播者也要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领域有着相应的理解,网络新闻传播不能只掌握专业内知识,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十分重要,只有凝聚各个领域的精华,融会贯通才能更的做好网络新闻传播工作。 3.对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关键就是要注重培养的方式。新闻传播学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对于这门学科的教学,已然形成了一定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在实践中,向我们表现出来其缺点。传统的培养方式并不适合新生的网络新闻传播工作者的成长。纵观当下的各种学府,对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并没有明确的教学体系,有的只按照新闻传播者进行培养,有的也只不过加入了计算机教育,甚至对于这门学科,都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在课程体系上也明显十分混乱,公共基础知识、专业课知识等包含的内容复杂、混乱。这都影响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且,专业人才培养中“专业”,也向我们揭示培养方式需要改革,传统的授课方式并不适合“专业”培养,只有做到因材施教,并且具有自己的特色进行培养,才更有利于网络新闻传播的专业人才培养。在因材施教的同时,更要注重实践,现今许多大学生都感觉在大学上所学,和到岗位上所做,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是一无所用,空有一腔理论,却只能纸上谈兵,这种不能学以致用的现象并不少见,想要减少这种现象就只有加大对实践教学的力度,可见只有实践才能更好的进行培养,只有实践才能验证其成果。培养方式的创新才能产生更多网络新闻传播的创新型专业人才。 三、结语 快速发展的网络新闻传播,无疑是一种多元化的传播方式,成为主流传播主体,对于怎样做好这项工作,是对其专业人才培养的一种考验,这种传播方式的壮大依靠的是人才。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做好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工作,从根本上变革,迎接网络信息时代的考验。
在“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中,必须借助课程实践的特质,把“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和思政教育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以“艺”扬“道”;“道”入“艺”心;“艺”、“道”合一的新型教学形态.将“思政课程”转变到“课程思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次序调换,而是通过探讨与实践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思想政治的教学模式. 马克思曾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和陶瓷艺术内化到学生之心外化于社会实践,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且这一方向的研究在高等教育的科研中也相对空缺。在引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辨过程中,有必要引发艺术学子的兴趣,需要抛弃纯哲学理论的讲授,扎根在“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这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中,探索新的艺术化教学形式,势在必行。 1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专业课程思政的难题与目的 陶瓷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象征。因此,陶瓷艺术创作源于生活,是人类通过生活实践活动来不断提升人类的感知能力,并且在生活中不断发掘功能与艺术的关系。随着智能网络时代的日益普及,中国的网民快速增长,其中大学生网民为网民数据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在校园中,随时可见,每一名学生都被智能网络包围,尽管上课时段,也需要智能网络辅助教学。虽然,智能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以及生活方式,但对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带来了难题,更加对政治思想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首先,就整体信息环境而言,由于信息时代的迅速发展,信息也快速膨胀,我们称之为“信息爆炸”,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新闻信息飞速增加;(2)娱乐信息急剧攀升;(3)广告信息铺天盖地;(4)科技信息飞速递增;(5)个人接受严重超载。面对季度膨胀的信息量,面对“混沌信息空间”和“数据过剩”的巨大压力,人们对于信息的苦苦追求和期待忽然变得踟蹰了。据英国学者詹姆斯·马丁统计,近年来,全世界每天发表的论文达13000~14000篇,新理论、新材料、新工艺、新方法不断地出现。汹涌而来的信息使人无所适从,从浩瀚的海洋中迅速而准确地获取需要的信息,变得十分困难,其中存在着大量无用的,甚至不真实的信息。在这一背景下,高校学生通过网络惯性搜索来获取有关于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的准确知识是相当困难的,经常会产生信息误解。其次,就教学环境而言,由于智能网络的发展,现在大学生基本沦为“低头族”、“微信控”。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电脑、手机等网络工具。对于艺术课堂来说,教学实践中我们无法避免使用手机或者电脑等网络工具作为教学手段。因此,如何让学生抬起头来,至始至终集中注意力,认真听讲,是教学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最后,就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的课程性质来说,主要目的是弘扬陶瓷文化,通过实践活动来转变艺术视角,完善学生对待学习以及生活的感知能力,完成“感知——实践——再构筑”这一教学目的。让学生扎根在传统文化,通过感知来内化文化,立足于实践,构筑新的设计体系的过程。过多的信息,以及分散的注意力会弱化学生的感知能力,让学生对学习与生活缺乏敏感度,从而无法体会这门课程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把课程思政与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攻克我们的教学难题,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 2探索思政教育中以人为本的教育功能 “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大以来,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国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根据这个指导方针,我们首要任务是扎根于我们陶瓷传统文化,迎合时展,回应时代问题,在实践教学中扭转单一的教学模式,向多元化教学模式变革。狄更斯曾在《双城记》中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此言同样适用于当前的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中。传统的陶瓷文化教学还是存在教学模式上的单向输出,让学生单向的接受文化传播,导致学生缺乏主动性、积极性,以至于课堂学习气氛淡漠。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以扭转这种局面。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要把学生作为主体,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开发学生的潜能、发展学生的个性,并在此过程中输出陶瓷文化。在艺术院校中,这一点尤为需要注意,艺术类学生性情活泼,富有好奇心和想象力,创造性较强,喜爱独特新颖的新生事物,对新鲜事物有较强的接受力。在这样的情况下,陶瓷文化的输出必须充分利用学生的这种心理来教育。因为陶瓷的工艺美术属性,所以过程是陶瓷的标签,动态是陶瓷的特征。由此可见陶瓷文化传播有极强的体验性,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增加陶瓷文化的参与感。陶瓷文化的动态特征可以体现在,陶瓷文化的时间动线和地域动线。第一,就陶瓷文化的时间线来说,它不是简单的线性时间的发展,它还具有跨时间线的特点。陶瓷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材料和技术,文化也不断发展,但是却不是简单的新的材料、技术与文化代替旧的材料、技术与文化,而是传统材料、技术、文化与新型材料、技术、文化融合发展,互相跨越。根据这一特点,在陶瓷文化传播中我们可以立足于学生容易接受新的材料、技术文化,来传播传统的材料、艺术、文化,使得提升学生对陶瓷传统文化的积极性;第二,陶瓷具有地域性特征。不同的地域,地貌以及生活习惯都会影响陶瓷的文化。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考察,让学生“走出去”,通过对当地的生活习惯,地质地貌,传统文化的深入考察,来近距离接触陶瓷。通过实地考察不仅能加深学生的记忆,更加可以深入体会陶瓷文化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参与到文化本体里,成为推动陶瓷文化发展的主力军,实现“中国梦”的社会正能量。 3探索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中的实践方式 3.1技进乎艺,艺进乎道,艺道于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教育 清代《魏源集》曾记载:“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亦可祁天永年;造化自我立焉”。书中反对脱离实际的“心性迂谈”和“玄虚之理”,提倡“亲历诸身”和“验诸实事”,认为人的知识是通过学习实践去取得的,强调直接经验的重要性,认为“身教”比“言传”重要。魏源把人的认识比作“水”,把客观事物与“盂”作为比较,认为“水”必须随着“盂”的方圆而方圆,强调主观认知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同时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应注重实践教育,开展工作室教学模式,反转课堂,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首先,学习陶艺技术之前开展调研,通过观察生活,学会感知生活的细节,通过实地考察,了解材料、技术与文化的特质,通过全方位的调研,发现陶瓷艺术与设计的创新点;其次,通过工作室的教学模式——“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设计来示范教学,让学生切身体验“从做中学”,通过实践来检验调研的合理性、科学性,从而调整之前片面性的知识框架,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后,根据实践结果进行反思,再次整合知识,扎根陶瓷文化反思实践结果,为深入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这门实践课程很好实现了技进乎艺,艺进乎道,艺道于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教育核心。 3.2互联网+的教学目标 “互联网+”是互联网发展的新格式,“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两者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允许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发展生态。在马化腾提交的《关于以“互联网+”为驱动,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建议》的议案中,呼吁我们需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同样,我们高校的教育者也应该将此作为教学目标和手段落实到我们实践教育中。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实践艺术课程可以把“互联网+”作为教学目的,通过开展校内工作室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校内工作室需要通过“O2O”方法来作为教学手段,把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这门实践艺术课程打造成一个“艺”“道”“技”“心”融合为一体,通过线上进行文化与知识的传播,线下来完善时间技术的校内工作室,创造“课程品牌”,让校园里的“低头族”门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不断学习,同时也要开展艺术设计的跨界融合,不仅让艺术设计类学生参与进来,也应该发动其它专业的学生积极参与,不断丰富知识,为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提供新的思路,真正实现“艺”“道”“技”“心”的核心价值,达到“互联网+”的教学目标。 4结语 综上,陶瓷文化与艺术设计课程思政,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迎合时代要求,扎根传统文化,并结合专业的实际要求,体会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学生才能在实践中锻炼能力,全面创新,提综合素质,实现“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