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浅谈对小学文言文教学的两点建议 摘要：文言文相对于现代文而言，在词义、句法和结构等方面差别较大，因此对于刚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而言，能否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获取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加以理解，并能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是有效完成文言文阅读任务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以读为本 循序渐进 参与讨论 文言文是指“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形成的一种简洁、典雅的书面语体。”长期以来，我国语文界对于小学文言文教学持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文言文教学无助于提高小学生的语文能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言文不但要教，而且要教好。因此，将文言文引入小学语文教材，既是一种尝试，更体现了语文新课程的理念，即让小学生初步感知文言文的语言特色及其蕴涵的思想感情，初步掌握文言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记诵积累文言文的良好习惯，从而为初中文言文学习奠定基础。 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发展规律，笔者从教学原则和教学策略两方面对文言文教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小学文言文教学原则 1、以读为本的原则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评价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重点在于考察学生记诵积累的过程，考察他们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书进行理解，而不应考察对词法、句法等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就表明，小学文言文教学应以读为主，读中悟理、读中悟情。 首先，教师可以安排范读、听读、自读、听读、领读等朗读形式，指导学生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特别要注意停顿和语气，揣摩句子的读法，达到读通课文、感知文意的目的。 其次，以学生自读为主，加深理解和体验。教师不宜采用逐字逐句讲解分析的形式，更无必要讲授文言知识，应鼓励学生在反复诵读中揣摩语言的情味，形成文言的感觉，从而理解文章的内容，明白蕴涵的道理。 其三，拓宽文言文阅读的范围。为了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教师可向学生推荐一些故事性强、内容浅显易懂的文言文。例如，在学习《杨氏之子》这篇课文之后，教师可鼓励学生阅读《世说新语》中的其他小故事，了解故事内容，体会语言精妙，从而巩固学习成果。 2、循序渐进的原则 考虑到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及认知发展规律，要求他们在文言文的意境中读出古文味来，确实有些困难。教师可以采用由浅入深、由扶到放的原则，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指导学生借助文后注释、课文插图理解每句话的意思，并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话说说课文内容，还可以在必要时加以点拨。 3、参与讨论的原则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心理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和探索者，而在儿童的精神世界中，这种需要特别强烈。”相比于现代文教学，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悟文言文，教师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过程引导中，教师可以先提出问题，引发学生讨论的欲望，然后学生围绕主题，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朗读、圈画、交流等学习方式思考问题，认真倾听同伴的意见，发表自己的见解，积极展开讨论，最后在小组讨论和全班交流的基础上，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 二、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文言文相对于现代文而言，在词义、句法和结构等方面差别较大，因此对于刚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而言，能否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获取文本所提供的信息加以理解，并能选择合适的学习策略，是有效完成文言文阅读任务的关键所在。因此，教师应根据学生存在的问题，主动地选择相应的教学策略帮助他们更好的学习。 1、设定合适的教学目标 教师不应太多考察学生对词法、句法的掌握程度，可以采用差异性学习和选择性学习等学习方式，即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制定适度的目标，让每个学生积极参与选择，尝到阅读文言文的成功喜悦。例如，《杨氏之子》一课的教学目标由低到高分别是： （1）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 （2）借助注释，理解句子意思，读懂课文内容。 （3）感受故事中人物语言的风趣机智。 教师可先让学生了解这些教学目标，并根据自己的认知水平选择其中的一项、几项或是全部目标，然后采用“同组同质”的分组形式，通过自由讨论、合作探究达成这些预设目标。 2、示范阅读理解的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主动观察学生阅读中遇到的困难，积极引发他们的思考，并采取行动帮助他们克服文言文阅读中遇到的困难，从而提高文言文阅读水平。如《学弈》一课的教学，学生可能会提出“‘通国之善弈者也’一句是什么意思？”，教师就可激活学生原有的学习经验，通过全班讨论来总结学习方法。例如，可引导学生借助注释理解的方式，推测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弈秋是全国的下棋高手”。 3、引导学生自我反思 学生阅读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基于他们能不能主动意识到存在的问题，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理解上的偏差，在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意识地加以自我提问，如“读了课题，猜猜文章会写什么？”，“是不是和我想的一致？”，“我是否理解了句子的意思和课文的意思呢？”，“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哪些还需要我进一步学习的。”等等，从而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小学文言文教学作为一块颇具争议的领地，还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例如如何协调与现代文教学之间的关系，如何编写符合小学生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的教材，如何通过教学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从而提高文学修养等等，这些都还值得我们去不断关注和研究。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探微 摘 要：小学文言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重要组成部分。对小学生进行文言文教学，对于继承祖国优秀文化，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及人文主义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旨在通过实践总结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以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文言文；诵读法；比较教学法；角色扮演教学法 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是现代汉语的源头。文言文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也是我国古代文明传播和承接的媒介。从小学阶段开始，对学生进行文言文的教学，对于继承祖国优秀文化，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观及人文主义思想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文言文本身晦涩难懂，大量的“之乎者也”与现代文大相径庭，小学生又是第一次接触，产生陌生的距离感和畏难情绪在所难免。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讲求方法，提高课堂效率。以下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较为有效的方法： 一、诵读法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程标准》对文言文的教学提出的目标与要求是：“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读成诵，无师自通”，都说明读对理解文章的重要作用。教学文言文，诵读尤为重要，且需注重以下几点： 1.读准 读任何一篇文章，首先得把字音读准确。文言文中存在通假字现象，虽然不要求仔细讲解古汉语的特殊语法，但在朗读时还是要做一些浅显的解释，并提醒学生注意读音。例如《两小儿辩日》中“孰为汝多知乎？”这句就涉及两个通假字，在朗读时就得变换读音。 2.读通 读通也就是要注意读好停顿，指导学生正确断句。要按照词语及语言特点，最好指导学生划出正确的词语停顿。这样不仅能帮助学生断好句、读好文，也有助于其对句子的理解。例如《杨氏之子》中“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句，应提醒学生注意“家”和“禽”中间的停顿。 3.读懂 读懂即在熟读的基础上，让学生理解每个句子意思，了解课文大意。语文教学参考书第十一册也明确地指出：在小学阶段安排文言文的目的，是让学生感受一下文言文的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生学习文言文打点基础。同时也指出，教学中主要让学生自己借助课后注释理解，教师适当点拨讲解，不必逐字逐句地串讲、对译，同时要重视熟读成诵，进行语言积累。这既是教学的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字多义”和“古今异义”这两种古汉语的特殊语法现象。 有些教师可能认为，这些内容课标根本没有要求，不讲也罢。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小学文言文教学要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点基础，那么这些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的最宝贵的能力的载体就必须得到重视。只是讲解不需太过仔细、透彻。例如，在教学《两小儿辩日》时，可提醒学生特别注意“去”和“汤”这两个字在课文注释中的解释，并与其现代汉语中的意思相比较，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虽然没有提及“古今异义”，但是学生已经了解了，同样一个字，在古代和现代会有完全不同的意思。再如，在教学《学弈》时，学生会发现，课文里“之”这个字出现了6次。这些字，有的当助词“的”讲，有的作代词讲，书中又没有作完全的解释，学生就很难把握，以至于有碍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教师应引导学生把这几个“之”字放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加以理解。而不是单独、机械、孤立地拿出来讲。当学生了解了每个“之”字的意思时，自然就理解了。 二、比较教学法 比较教学法是指我们在进行文言文教学时，可以把古今的语言拿来比较，也可以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进行比较。乌申斯基说过：“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是通过比较来了解世界上的一切的。文言文教学也是一样的，通过比较让学生获得深刻的认识。 如，在学了小学阶段的第一篇文言文《杨氏之子》后，紧接着学习的是《晏子使楚》。此时学生们还保留着初学文言文的热情。于是我趁热打铁，再一次将学生们带进文言文的大花园中，去采撷一朵朵语言之花。当我把《晏子使楚》的文言文选段展示在学生面前时，他们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尽管刚开始时读得不流利、不通顺，但是经过努力，这个片段终于被完整流利地读了下来。至于文章大意，学生根据课文中的现代文，也能很顺利地读懂，并能和和课文中的故事对应起来。经过比较，学生能够很明确地感受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又如，在学习课文中的成语故事时，我也会适当穿插文言文。如“程门立雪”“响遏行云”等。通过比较，学生对文言文的认识就更为深刻了，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 三、角色扮演教学法 “角色扮演”是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参与性，追求课堂教学的创新，教师在教学中组织部分学生对文本有关内容进行角色朗读或情节表演，辅助学生感受情境，从而加深对文本内容理解和感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选入小学语文教材的几篇文言文既短小精悍又生动有趣，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的特点。如，《两小儿辩日》，内容基本上都是人物对话描写，而人物的动作行为描写相对比较少。这就给了学生很大的想象空间，鼓励他们展开想象，合理发挥，创造性地加进一些元素。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可让学生自由结合，选择要表演的篇目。这种教学方法，既巩固了对课文的学习，又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文言文课堂散发活力。 综上所述，小学文言文教学作为小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其中之一，同样要注重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教师在文言文教学时，既要看到“言”的重要性，又不可忽视“文”的价值。紧扣课程标准的要求，采用注重培养学生主体参与和创造意识的教学方法，那么小学文言文教学这块“处女地”必将迎来“春风已度玉门关”后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 浙江省慈溪市桥头镇中心小学）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方法探究 摘要：文言文是一种文学语言,是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得以发展和传承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因此，在教学中首先必须使教师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重视起来，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到文言文学习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积极地引导，加深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学习，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要善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从语感的培养、兴趣的培养、情感培养等方面，力求在探索研究中，提高小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 关键词：小学；文言文；教学；方法探究 文言文是在古代汉语口语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形成的一种简洁、典雅的书面语体，有其独具特色的古朴之美——文美、韵美、意美、境美和时代塑造的含蓄、幽深的内涵。教师在教学中应坚持“朗读是第一位”的理念，让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文言文，感受祖国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教好文言文，确非一件易事。现就我的教学实践，谈谈我在教学活动中的几点粗浅经验。 1.抓住朗读培养学生的语感 我认为小学生学习文言文更应遵循多“读”的教学原则，以读为本，让学生读、悟；读、背；细细品位。读的方法很多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读的作用：①教师范读，学生听读。学生在反复听读的过程中，初略地感悟到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以及大体的文意。 ②教师领读，学生跟读。由于学生是初次接触文言文，我在上课时一句一句地教，并且对一些难读的句子划分节线，以帮助学生掌握语句的停顿。如《伯牙绝弦》中：“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学生在准确的反复跟读的过程中，对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以及文意的感悟逐渐加深。③学生自由朗读。目的让全体学生锻炼朗读，获得语感，领会课文大意；④同桌互读，这样他们之间就可相互帮助纠正错误的发音。并使得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学习。 ⑤全体学生齐读。目的让优生带动差生，读通课文，读出课文的节奏。这环节，主要是学生反复读，读到文章自然上口，读出韵味。 2.养成良好的习惯，探求实在的方法 建立在强烈的学习愿望和兴趣上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是中小学文言文衔接教学的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小学里，教师讲得多，喂得多，到了中学，则要慢慢地过渡到自己学，自己找食吃。对教师而言，不只是授业解惑，而且要教给学生开锁的钥匙，让他们自己去打开紧锁的大门，所以必须加强小学文言文学习。 其实，文言文教学不比外语教学，它仍是母语教学，不像学外语那样毫无根基，因为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的继承和发展，与古代汉语还是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学生初学文言文虽然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在词语、句式方面差别较大，尤其是能否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是初学文言文时最大的困难。但是事实上，学生基本上都可以借助于注释结合自身的感性认知基础去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所以我们在学生初学文言文时，便要给他们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教给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把文言文的学习与平时的语文学习进行对比，使他们增强学好文言文的勇气和信心。 小学阶段的预习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要求每位学生准备一本古汉语词典，教会他们选择义项的方法，养成在阅读中尽可能地自己扫除文字障碍的习惯；其次，在预习中应该反复朗读；再次，利用古今汉语相通的原理，养成用跳读、猜读的方法来整体感知古文大意；最后，主动查阅相关资料，了解所讲古文的作者、出处及背景资料。学习习惯就是一把能打开大门的钥匙，它能使学生受益终身。 3.激发兴趣，让学生找到文言文的学习方法 初读，让学生们先把文字读正确通顺。让学生先将文章自己读一读，然后由老师做精心的范读，再由学生自读，初步感受课文内容。人们常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译就是“把一种语文依照原义改变成另一种语文。”我想孩子们的自“译”，应该是先“推测”，让孩子们先经过文后注释，从一字一词开始翻译，再把全句的意思连贯起来译，再联句成文，学生就对文章内容不难理解了，这样的过程，是化难为易，由简单到复杂，帮助孩子们逐步领略文言文的学习方法。诵读的过程是学生初步了解课文内容，理解课文内容的升华，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把握了文言文的故事内容思想感情。再进行个性化的诵读，孩子们定会读得抑扬顿挫、摇头晃脑，有滋有味的。演是学生素质教育的体现之一，学生将理解到的课文内容，运用对话、动作、表情，有条件的还可准备恰当的道具一一展现出来，加深对文字的理解，增强文字的表现力，这也是提高孩子们学习文言文兴趣一条有效途径。 4.及时总结学法 这也就是应了一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掌握了学习的方法。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我想只要方法得当，就会有一种功半事倍的效果。 5.文言文教学要很好地借助于现代多媒体手段 直观是帮助理解的好方法，在教学中借助多媒体图片、动画和音频、视频。它能重现远隔几千年的社会风俗，常人走不到见不了的山水美景也能很方便地呈现在眼前。有助于对文言文教学重点、难点的突破，要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益。 文言文作品是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我们要通过这些优秀的作品，培养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促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文言文的学习和教学不是完全独立的，是交叉的，相互关联的。在文言文教学中，把握住这几个要点，对学生进行积极地兴趣培养和学习方法的引导，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更能培养学生们热爱祖国语言的情怀。 小学文言文教学任重而道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提高小学文言文教学实效性，我们一定会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一如既往地探求新的教学方法！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挖掘，不断探索研究，小学文言文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对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探讨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在小学语文课本中，文言文所占比例较小。关于文言文教学，《语文课程标准》在小学阶段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只笼统地提出：“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既然文言文学习定位于诵读层面，那么它就要遵循诵读的基本规律和要求。小学文言文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感受文言文的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为初中文言文学习做好铺垫。由于小学生刚刚接触文言文，对文言文的语法特点和文言文的实词、虚词完全不了解，所以学习起来有一定困难。如何解决？我们认为，应坚持“读”字当头，以读促悟，把学生读懂文言文的过程变成接触、感受文言文的过程。南怀瑾先生说：“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中国的书，更要高声朗诵，读得多了，自然懂得语言与文字的会意和音韵。”几千年的时空距离，造成古文与现代学生的隔膜，要冲破这道隔膜，读，应成为基础和前提。只有读，才能加深对文言文的理解，才能被文言文中的情感所感染并与之产生共鸣。 一、文白对读，引发阅读期待 小学生好奇心强，初学文言文有着浓厚兴趣。合理利用这一心理需求，适当讲一些与文言文有关的趣事、寓言、典故、文言名句，可以激起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好奇心。在教学文言文时，我们可以利用课前五分钟，借助文本语言所提供的信息，用讲故事、读译文、说典故的方式，为学生建立一个具体的语言交际场景，使学生主动地、设身处地地触摸文本的字、词、句，领悟其中的内涵。然后给学生读文言文原文，使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期待”，急于领略文言文的风采，急于感受文言文的韵味。接着是文白对读，感知文本大意。这样做，可以大大降低学生学习文言文的难度，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如，教学《杨氏之子》（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册）前，可以讲讲与之有关的小故事，再由《世说新语》引出《杨氏之子》，这样就会激发学生阅读的渴望，引发阅读期待。学生“愿意去读”，效果要比老师“叫他去读”好得多。 另外，还可以巧用预习，化难为易。由于小学生接触文言文较少，文言文的词语、句子又十分拗口，难懂。这时如果上不好，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新鲜感不但丧失，还会产生厌烦情绪。而预习，可以降低学习难度，提高学习成效。例如，一位老师在教学《杨氏之子》之前，在黑板上写了三个预习要求：1.课前能读通课文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天才；2.能自己弄懂每个句子意思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奇才；3.课前读过这篇文章的同学是学习文言文的良才。学生都想成为这“三才”中的一才个个跃跃欲试，不想落后，于是很自然就进入了预习阶段。预习了也就有了基础，课堂上的学习自然也就顺畅得多，学生理解起来也就容易一些。 二、指导练读，用语感去触摸 《杨氏之子》是学生在小学阶段接触到的第一篇文言文，它编在“语言的艺术”单元首篇。编者这样安排，一是让学生对文言文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二是能初步理解文言文的意思；三是使学生感受到故事中人物语言的风趣机智。所以这篇文章的教学对小学文言文教学，乃至于对中学文言文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调查，目前在初、高中，学生普遍怕学文言文。我想，这除了跟文言文难度逐步加大有关之外，应该也与小学生初次接触文言文时教师的教法有一定关系。 读通文言文应是文言文教学人人必须达到的“下限”，是文言文教学的“底线”。学生只有把课文读通了，才能整体把握课文内容，初步领悟文本内涵，为进一步探究和赏析文言文奠定基础。对小学生而言，学习文言文最大的难点可能在于按文言文的节奏读顺课文。因此，教学中应加强朗读指导，把读通文言文这一目标作为文言文教学的底线。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过三关的模式来进行：第一关，读通。由于文言文里的一些字词的读音和现代文中的读音不同，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断句不当，出现错读，断读，没有韵味等问题这是正常的。初学文言文，教师要帮助学生闯好“读通”关。读音不同的字词，要指出；断句、停顿，要引导学生体会；难读的句子要领读；要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技巧，如语速、语调，音断气不断等。要把范读、领读、自由练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让学生既能读正确、读流利，又能从中感受到朗读文言文的乐趣。如教学《杨氏之子》，在导入新课、范读课文后，教师可帮助学生划分语句分节线：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学生在朗读古文时注意停顿，读出轻重缓急，读出古文韵味作适当的铺垫。第二关，读懂。如《伯牙绝弦》（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中一句“善哉，峨峨兮若泰山”，有的学生按照注释理解为“太好了，高高的就像泰山一样”，也有的学生理解为“太好啦，我仿佛在琴声里看到了像泰山那样的高山”、“太好了，听着音乐，我好像看到了巍峨的泰山”。对于这些理解都要给予肯定和鼓励，赞赏学生掌握了读懂文言文的方法，因为对于小学生来说，只要求他们把握文言语句的主体意思，核心意思，句子的简洁与具体则不必苛刻。第三关，吟读。古人把读书称为“吟”，叫做“咏”。因此，在完成阅读教学的“底线”――读通课文的基础上，我们要以“读出感情――读出韵味――读出意境”为目的，让学生在读中感悟文言文的特质、感受文言文的魅力。但在此之前，我们应该先做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给古文进行正确的断句。想当年，有着天下第一老师翁同指导的光绪帝，年十六而未能正确断句，更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十二三岁的学生。 怎么断句？断在“所断之处”。文言文多以单词节表意，一个字就是一个意思，一词一顿是规律之一。文言文断句和理解内容紧密相关，多读几遍，理解大意是正确断句的前提，因为读不懂就点不断，不理解就断不好。如“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一句，大意是“没有听说孔雀是先生家的鸟”。“没有听说”是一个意思，“孔雀”今古一样，“是先生家”是一个意思，“家”“禽”不同于现在的“家禽”，现在说的“家禽”是指鸡、鸭、鹅等，而文言中的“禽”指鸟、鸟类，所以断句为：“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断句后，如何读出文言文的韵味？如，《学弈》（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开篇第一句：“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正确的断法是“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照现在普通话的读法来读，于“之”后面是要停顿的。但是试读之后能够发现，对则对矣，可是怎么听都不是那么回事，缺乏古文的味道，倒像现代文。要是出现“断点”多一些的文句，问题就更多了。如下句：“使弈秋诲二人弈。”正确断法是：“使/弈秋/诲/二人弈。”一断一停，读着读着，旁人不禁要问：“您是结巴还是紧张？”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那就是在断点处，把断点之前的字音延长。如：“使――弈秋――诲――二人弈。”延长声音时可以轻，然后试着摇头晃脑，开始时感觉有些怪，但如此几次之后，能发现，咦，还真有点儿意思呢！再想想以前那些长衫瘦弱的书生，是不是和他们的读书方式有几分接近了呢？让学生模仿这样的读法，就能更好地激发他们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三、引领研读，用心灵去感悟 理解，是学习文言文的第二道障碍。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通用的书面语言形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环境已发生了很大改变，文言文中的许多字、词义发生了变化，有的字词意思和现代文相差甚远。对于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来说，要准确掌握和理解其含义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要鼓励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和工具书理解文言文意思，鼓励他们翻译文言文。读与思结合，读与导结合，在读中理解，在读中感悟，在读中体验情感、掌握技巧。 1.放手让学生试译课文。小学课本中选编的文言文都是一些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并且课后都有注释，应该说，理解起来不是很难，但对于初学文言文的小学生来说，养成逐字逐句直译的良好习惯对于以后更好地学习文言文是大有裨益的。文言文每句话中每个汉字的意义都是比较固定的，古代语言以单音节词为主，现代汉语则以双音节词为主，所以只要把每个单音节词转换成现代汉语中相对应的双音节词就可以翻译过来了，这和英语学科的译群翻译法类似，教学中，要放手让学生结合注释，联系上下文，尝试着翻译课文。 2.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学习文言文的桥梁。小学生刚接触文言文，如何学习，是很无措的。在教学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鼓励学生质疑问难，给予学生相应的学法指导，如出示下列自学提纲：（1）自读课文，对照课文的注释自主阅读；（2）对文中出现的疑难字、词，可以利用工具书帮助理解；（3）试着把每句话的意思说出来；（4）不理解的字、词、句或问题可以圈出来准备质疑。如《学弈》一文中六个“之”、两个“其”、两个“为”的疏通；一些离现在生活和学生实际较远、古今意义变化较大的实词的理解，如“走”字；一些难以理顺的句子，如《学弈》中“唯弈秋之为听”的串译等，教师要进行适当的指导。 3.教给学生学习文言文的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只要掌握了学习方法，不仅老师教起来轻松，学生学起来也愉快。如学习《杨氏之子》中的“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一句，可采用先看注释理解“诣”、“乃”的意思，再将注释带入原文揣摩句意，使语言通顺流畅的“看注释理解词句”方法。而“为设果，果有杨梅”一句，因教材中没有注释，则可采用“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学习方法。先理解“设”的意思，再联系上文弄清“谁为谁设果”，然后完整说说句意。由此使学生体会到：有时要说明白文言文的意思，需要适当添加语言。这句话就省略了“孩子”“孔君平”，解释时只有加上这些词才能说清楚。还有“抓重点字理解词句”的方法等等。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自主学习后，及时小结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并强调请学生运用这些方法进行实战演练，不仅仅是让学生明白自己学到了什么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自己是靠什么方法学到的。 在学生读懂文言文的字、词、句义，疏通了文言文的主要内容，体会了文章的情感后，老师要给学生留下充分的诵读时间，让学生熟读成诵。这一步，可采用的方式很多，在学生充分自读的基础上，可以插入体验性读、分角色读、表演性读等。如，在教学《伯牙绝弦》时，起先要注重朗读的体味，在教学接近尾声时，可通过播放《高山流水》音乐，让典雅流畅的琴音款款地浸润学生的心灵，再让学生在音乐声中试着背诵课文，增强课文的表现力，让文言文那优美的韵味深深地植根在学生心中。通过熟读，不仅读出字面上的内容，更读出了文字背后的画面。通过反复诵读，让学生加深对文本的理解，获得理性的审美感受；通过反复诵读，初步掌握文言文的断句、重读的规律，把握文言的语气、语速，形成文言文语感。而且，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读懂了文意，读出了文气，读出了个性化的理解，学习兴趣会特别高涨，从而享受到学习文言文的成就感。 作者单位 广东省深圳市石岩公学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有效策略的研究 【摘 要】自从文言文走进小学语文课程以来，它成了教与学的难点。有的教师认为要求小学生学习文言文是哗众取宠，对文言文教学不重视；学生也觉得文言文“难读”、“难懂”。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从读中体会、表演文言文故事、拓展文言文阅读等几个方面改进文言文教学的效度。 【关键词】文言文；教学态度；兴趣；诵读；拓展阅读 小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文言文都是流传至今的千古名篇。它们让小学阶段的学生初步体会文言文的语言特点，增强学生的文化积淀，提升欣赏语言美的情趣与能力，培养学生热爱中华历史文化的思想感情。 目前，教师比较注重字词与内容的理解，而忽视诵读、体会、学习方法的教授。教师应该如何改进文言文的教学方法，使学生爱学、爱读，从而有所得、有所悟呢？以下是本人通过几年的教学研究，总结的几项文言文教学的有效策略。 一、认知文言文重要性，重新审视教学目标 叶圣陶老先生曾说：“如果把中国语言比作一把折扇，文言文相当于扇轴上面的主体部分，而白话文仅是扇轴下部的扇尾。两者在数量、质量上皆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说文言文是现代白话文先祖。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一共编排了四篇文言文：五下的《杨氏之子》、六上的《伯牙绝弦》、六下的《学弈》、《两小儿辩日》。由于文言文走进小学语文课本的时间不长，老师们在上公开课、教研课时不敢轻易尝试。 因此，文言文的课堂教学研究势在必行。高段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小学课本中选编的四篇文言文都是短小精悍的经典文章。《新课程标准》的阶段目标对小学阶段只要求“诵读”和“体会”；在评价方面，注重学生“能否借助注释和工具书”，不评价“知识的掌握程度”。教师应该把教学重点放在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培养学生对文言文的感知和体会，帮助他们积累文言文的学习方法上，为以后学习文言文奠定扎实的基础。 二、丰富文言文课堂，激发学习兴趣 文言文远离学生的生活，再加上语言简练、精深，学生读起来拗口，难以理解，会产生畏惧心理，因此又有人说文言文是小学生的“第二外语”。可是学生第一次接触文言文很是积极，也许是因为文言文简洁、精悍，也许因为新鲜与好奇。教师要把握学生第一次的新鲜感，为学生创设一个充满古韵味儿的课堂，触动他们对文言文学习的欲望。 要创设这样的课堂最好就是从古诗词、古代名言警句、古代名人轶事或古代乐曲入手。如教学《伯牙绝弦》时，在诵读中配上古琴乐曲《高山流水》，传达出两位朋友相知相惜的情感，既帮助了学生理解课文意思，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收到较好的效果。 三、四步成诵，读中体会 “语文语文，以读为本”，这是教师们口中经常念叨的。节奏感较强的文言文和古诗一样特别合适诵读。教师不妨遵循“四步朗读法”，循序渐进地帮助学生朗读。 （1）读准字音 文言课文中有大量的通假字、古音字、生僻字、破读字，比如古人名、古地名、古官职名到现代已经不常用或是不用了。《学弈》一课中有“弓缴”一词，其中的“缴”字，在这篇课文中它就读zhuó，平常很少用。因此，教师可引导学生借助各种查询方法扫清阅读中的障碍。 （2）读通句子 初学文言文，学生没有形成文言文语感，教师更要注重学生诵读。如《学弈》中有一句易读错的句子：“思援弓缴而射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想着拉开弓箭去射它（它指天鹅），因此正确的停顿应该是“思/援弓缴/而/射之”，但经常有学生读成“思援/弓缴/而/射之”，这样不利学生理解与记忆。遇到这类情况，教师应结合各种朗读形式教给学生朗读文言文的技巧，既能帮助学生理解，又能从中感受到古文的韵味。 （3）读懂文意 在熟读的基础上，教师可指导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工具书等理解字词的意思，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可以适当地点拨、讲解，却不必逐字逐句地翻译课文意思。文言文中音韵的铿锵、语调的抑扬、语言的含蓄、句式的整散等，大都适合“意会”而不宜于“言传”。只能是靠反复朗读，从朗读中去琢磨、体会、感悟。 （4）熟读成诵 诵读正是对文章情感淋漓尽致的再现，是把“不动的文字变成活的语气”。学生可以通过诵读体会文言文的语气，理解意思，进而感悟作者想表达的情感；也可以抓住重点句的理解，然后进行反复的诵读，感情渐渐就出来了。只有多诵读，学生才能对积累的知识进行联系、比较、积累，真正达到学有所得，学有所悟。 四、拓展文言文阅读，巩固学习方法 文言文在教材中的比重相对其它文体的课文，少之又少。所以教师应结合课文，拓展阅读一些层次差不多的文言文。比如，《世说新语》可成为学习《杨氏之子》之后的自读篇目；学了《伯牙绝弦》后可以推荐《望梅止渴》、《黔驴技穷》的文言文版成语故事；学了《学弈》后推荐文言文神话故事《夸父追日》；还可以积累古人的名言警句。通过拓展阅读，扩大学生文言文的阅读面从而帮助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学法，使其能学、善学、乐学。 我们要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让学生自主感受作品魅力，吮汲思想精华，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文言文这一中国古代文学瑰宝不致因时空的久远而褪色。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刍议 文言文作为我国古代通用的书面语言形式，记载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和悠久历史，她以深厚的文化内涵、丰富的人文潜质和独特的审美，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文言文具有独特的魅力。 小学语文教材安排了文言文教学任务，充分体现了新课标“让学生吸收祖国语言文化的珍贵遗产，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的要求。但是在文言文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很多教师很难把握这一教学内容，要么熟视无睹，要么一读了之，要么无所适从，很少有人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索研究。正如钱梦龙先生在《文言文教学改革刍议》中所说：“文言文教学是语文教学改革的一个‘死角’，即便在语文教学改革很红火的年代，文言文教学这块‘世袭领地’上仍然是一派‘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景象。”二是大多数小学生怕读文言文。由于文言文离我们的生活时代久远，再加上语言简约、精深，很多学生读起来觉得佶屈聱牙，难以理解，产生畏难情绪，因此视文言文为第二外语，没有形成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以至于把厌烦的情绪带到中学，甚至影响终身。 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学生喜欢文言文，会学文言文？怎样让文言文在学生的语文素养中占一席之地，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文言文，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我认为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认清小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必要性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作为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言文作品是在经历了千百年的大浪淘沙之后，留给后人的佳作。它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语言形式、写作技巧、思想情感，令我们深深地折服，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感染、陶冶。学习文言文可以修身养性，增加智慧，开启智慧之门；可以让人懂得美、认识美、领略美、欣赏美、享受快乐人生；有利于让学生树立远大目标，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很多有成就的作家、诗人在幼年与少年时都和这些作品有过亲密接触。伟大领袖写过很多脍炙人口、气势磅礴的诗词，很大原因也在于他吸纳了这些古文学的精髓。因此，小学阶段学习文言文是十分必要的。 二、遵循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 小学生的好奇心强，初学文言文有着浓厚兴趣。教师，要合理地利用这一心理需求，适当地讲一些与文言文有关的趣闻轶事、寓言、典故、文言名句以激发他们学习了解文言文的好奇心。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三、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法 1.读通文言文 语文课必须“以读为本”。教学文言文更应该如此，因为文言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强，特别合适朗读。但是要读好文言文并非易事，特别对于小学生来说难度更大。初学文言文，教师更要注重带学生闯过“读通”这一关。读音不同的字词，教师要告诉学生句子该如何停顿，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技巧，如语速稍慢，停顿时要音断气不断。课文中难读的句子如《学弈》中：“使/弈秋/诲/二人弈。”“为/是其智/弗若与？”《两小儿辩日》中：“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如果学生不能够正确地停顿，教师应予以引导帮助，让学生切实掌握停顿的方法。教师最好能范读课文，并带领学生读课文，把范读、带读、自由练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这样学生很容易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并能从中感受到朗读文言文的乐趣。 2.读懂文言文 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既说明了阅读的重要性，更说明了古人读书的追求――读书志在明理。文中的一些字词的意思和现代文意思相差甚远，教师应强调并鼓励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课文意思。教师在指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时可以适当地点拨、讲解，不必逐字逐句地串讲对译，学生能通过自己的理解说出意思即可。另外，文言文的一些语言规律，如音韵的铿锵、语调的抑扬、语言的含蓄、句式的整散等，大都是易于“意会”而不易于“言传”的。而意会既不能只靠眼睛看，又无法从老师的精分细析中获得太多的领悟，最终还是靠反复吟诵，在吟诵中去琢磨、去感知、去体察、去心领神会。 3.背诵文言文 选入小学语文课本的文言文都短小精悍，蕴含警示世人的道理，学生在读通读懂课文后很容易感悟到。学完课文后要鼓励学生熟读成诵，通过背诵熟悉文言文的语言习惯，培养敏锐的语感，这些古代的文学精华会使人一生受用。 4.课后扩展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提高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可以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古代寓言故事、文言名句，以拓宽阅读面，增加阅读量。还可以鼓励学生改编课本剧，创设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运用语文知识的能力。 总之，文言文作品是中国古代精英文化的结晶，具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我们要通过这些优秀的作品，培养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促使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小学文言文教学任重而道远，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提高小学文言文教学实效性，我一定会在新课标精神的指导下，一如既往地“上下求索”，我相信，只要我们不断探索研究，小学文言文教学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文言文教学 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中,文言文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小学语文课本中，安排了几篇文言文，目的是让小学生初步接触、了解文言文，为初中的文言文学习打下基础。那么，怎样让这几篇课文发挥它们的作用，让学生在掌握好这几篇文言文的基础上去感受祖国文化的绚丽多彩呢？通过几年的教学和揣摩，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应做到“读――放――摩――悟”。 一、读，就是先让学生把文章读正确。 小学阶段，学生是初步接触到文言文，因此教师在教学时心中一定要有“朗读是第一位”的观念，在学生熟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展开教学。如第十二册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言文《两小儿辩日》，其中两个小孩争辩的句子有：“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如果学生没有学会正确断句，把句子读清楚，把句子真正地读通顺，那就很难去理解两个小孩到底争辩的是什么。 可是，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往往有的教师在学生刚一接触到文言文就急着想让他们去了解课文的内容和大意，这和学生的认识水平是不相符的。只有学生自己把课文中句子的停顿读清了，把句子中要强调的内容读出了感情，学生才能在这基础上自己去探索课文，去了解课文内容。如在《伯牙绝弦》一课中：“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学生若没掌握好句中的重音和停顿，没把伯牙悲痛欲绝的感情读出来，就很难去把握整篇文章的感情基调，更不用说理解课文所表达的情感了。 在文言文的诵读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教师范读课文，且能读得有声有色、流畅自如，对感染学生，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是极有帮助的。其次，在指导学生读通课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学生把速度放慢下来，这样才能让学生把握住一些重要词句的重音变化，注意到词语间的停顿，从而读出不同句式之间不同的语气。如《学弈》一课中，“为是其智弗若与？”这句应读出疑问语气；“曰：‘非然也。’”这句应体现出肯定的语气。在指导学生读通文言文时，我们的方法应该是多样的。小学阶段，学生已学过很多古诗，古诗诵读与文言文的诵读其极相似，教师应结合古诗教给学生更多的诵读技巧。 二、放,就是在熟读基础上,放手让学生自己去理解字词句，然后把所理解的词句串起来，去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 教师在文言文教学中,不应当过多繁琐地去讲解文言文的语法、词法。学生理解古文的主要障碍虽然是词语、句式运用与现代白话文的差别，但我们消除这种障碍，不是靠教师去大量地讲解古文句式的运用和句法的变化，而是应当在学生反复诵读后，让他们自己去参考课文中的注释，自己去揣摩句子的意思，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理解课文，感悟课文。如在《伯牙绝弦》这篇课文中，“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和“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这两句，教师只要放手让学生自己去体会高山、江河的气势就行了，没有必要在句式的表达上去约束学生。 同样，在小学文言文教学当中，不仅没有必要去讲解古汉语知识，也不宜逐词、逐句讲解课文。如《学弈》一文的开头：“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学生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可以是多样的句式，如“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弈秋在全国下棋的人中是最有本事的”，甚至还可理解为“弈秋是全国的棋圣” 。这些都符合学生的认识和理解能力，没有必要一定得按照标准的语法规范来翻译。 三、摩，就是让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的想法把课文内容以节目的形式展现出来，以达到交流互动。 让学生自编自演文言文的内容，学生才能亲身体会到文章语言的表达方式，才能真正弄懂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的区别。如《伯牙绝弦》一课，如果学生没有把自己放在故事中，没有亲身的体验，是悟不出朋友间互相理解的重要意义的，更不能感受到古人那种知音难觅的心情。所以，学生读通顺课文，理解好课文的内容对学生体会课文的情感有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就需要学生结合自己的经历，把课文内容给演绎出来，只有通过生本、生生、师生之间的互动，课文中所蕴涵的情感才能被深深挖掘出来。 四、悟，就是让学生通过一系列的自感、自编、自演去感受文言文的特点，了解文言文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文言文总是通过简练的文字、生动的形象把所蕴涵的道理说得深刻，引人深思，而其中又往往充满着幽默与滑稽。如《学弈》一课，通过两人学习态度的对比，学生就很容易感悟出学习要专心致志的道理。文言文对所想表达的寓意常常不会明确点出，总是让人自己去体会。所以，对古人这种感情的表达方式，我们更多的应该是让学生自己去悟，往往这样得到的结果才会印象更深刻，意义更具体。 又如，在《两小儿辩日》这篇文章中，仅靠学生对课文的理解，没有结合实际的生活常识，是很难让学生了解其中所蕴涵的科学道理的。只有学生熟读两小孩之间的问答，理解他们所辩论的理由后，经过分角色体会，才会懂得为什么“孔子不能决也”，才能感悟出其中的寓意和道理。 文言文的教学“读”是为“放”做铺垫，“放”是“摩”的前奏，“摩”是“悟”的基础。四个环节又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放”才能更好地“读”， 只有“摩”才能更准确的“悟”，“悟”是“读”、“放”、“摩”的升华。文言文的教学应当把读、放、摩、悟四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让学生真正的理解文言文，感受文言文的魅力。 （责编 刘宇帆）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中小学文言文教学衔接“三步走” 刚进入初中的学生经常诉苦：初中文言文太多，读不懂，学起来很难。学生产生这种感觉，和中小学文言文教学衔接得不好有很大关系。小学语文教材每册只有三五首古诗词，而初中一年级上册教材就有10首古诗词和7篇文言文，高年级教材中的文言文比例更大。虽然这些文章文质兼美、情文并茂，但由于对文言文接触少，刚进入初中的学生往往觉得陌生，再加上文言文词汇、语法和现代汉语有很大区别，因此文言文对小升初阶段的学生而言，犹如“天书”般令人望之生畏。 为了让小学和中学的文言文教学顺利衔接，有必要在小学高年级加强文言文阅读指导，为初中文言文学习做好准备。 一、激趣拓展，引导学生走近文言文 小学生之所以对文言文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平时接触得太少。为了和初中教材衔接，小学高年级应该在课外阅读中补充文言文阅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入手培养他们对文言文的兴趣。小学阶段，学生学习《三顾茅庐》一文，会产生阅读《三国演义》的兴趣，因此可以从《三国演义》中选择《桃园三结义》、《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青梅煮酒论英雄》、《火烧赤壁》等故事片断，作为文言文启蒙阅读材料。苏教版语文教材选入现代文版的《三打白骨精》、《牛郎织女》等神话故事，学生学习时非常喜欢，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可以找到相关内容的古文版给学生阅读，有现代文版内容作为基础，古文版内容会很容易理解，学生在文白对照式的阅读中会对文言文逐渐熟悉，减少陌生感。《山海经》中的神话故事、诸子百家的寓言故事中也有不少情节丰富、内容有趣的优秀作品，很适合小学生的认知水平，也可以作为初步阅读的文言文范例。一位语文教师曾说过：“语文不比数学，有课外阅读作暖窝，生柿子是可以慢慢捂熟的。”在小学阶段，不妨让孩多走近文言文，多积累文言文常识，学生在初中阶段接触到这些内容时，会产生重遇故知的喜悦，为初中阶段的文言文学习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朗读背诵，让学生感知文言文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文言文遣词造句凝练，与现代文相比，更具音韵美和节奏感，读起来琅琅上口，学习文言文如果不诵读就无法体会到它的妙处。选入课本的文言文和古诗大都短小精悍、文质兼美、千古传诵。背诵这些诗文，有助于学生学习语文课的其它内容，有助于整体提高学生语文素养。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小学生与文言文的接触，应该把朗读作为有效的学习手段。反复朗读，不仅能促进学生背诵，了解文言常识，而且能培养古文语感。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思想深邃，文风隽永，感情委婉，内容复杂的文言文，教师不必在语言上做过多的解释和描述，大可任学生自读多背、反复品味，让其在反复诵读中实现初步感知和理解。随着年级的升高，接触文言文机会的增加，学生阅历和知识的增长，这种理解会越来越深刻，渐渐内化，分析和运用文言文的能力也水到渠成地得以提升。 三、培养习惯，助学生理解文言文 小学文言文学习以诵读为主，以意会为主。有一些求知欲强的学生，会不满足于这种浅显的学习。针对小学阶段的学习特点，可以适当引导学生养成一些好的文言文学习习惯，让他们自己寻找文言文阅读材料。比如，可以培养良好的翻译习惯，翻译文言文是理解文言文内容的必要手段，在阅读时遇上理解障碍，应首先想到自己解决。可以利用注释一句一句地理解，在理解不过来的情况下，不必太过教条地逐字翻译，可以采用前后调整词序、增补省略的内容、根据上下文猜测意思等方法来整理和润色。另外，可以培养学生借助工具书学习的习惯，一本古汉语词典是学生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的好助手，教会学生查找辞典的方法，他们会在选择合适义项，理解文言文的过程中实现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提高。再次，还可以培养学生查阅相关资料的习惯，通过查找资料了解作者生平、创作背景、写作心态，能让学生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文本。以上所说自我学习的好习惯，对学生进一步学习文言文会产生很大的益处，有利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持续提高。 优秀的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许多文言文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或者历史生活的生动画卷。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汉语的语言环境之中，但现代语言也是在几千年的文言文历史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因此，文言文是语文学习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果说小学文言文的阅读好比是接力赛中的第一棒，那么，小学高年级应重视文言文、文言诗文的的阅读，以人为本，激发起学生对文言文的热爱。只有小学这第一棒跑得快，传得顺利，才能使初中文言文学习这第二棒有更好的优势和竞争的基础，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得以不断传承。 作者单位：江苏省海安县隆政小学（226602）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怎样搞好小学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打开中国古代文明的金钥匙。在文言文濒于消亡的今天，学好文言文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提高个人的文学修养；另一方面，从民族文化的发展来看，它是继承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因此，文言文教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如何改变传统的从头到尾的“扫描式”的文言文教学模式，以适应新的课程标准，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杨氏之子》是学生小学阶段接触的第一篇文言文，是学生学好文言文的敲门砖。以下，我就结合《杨氏之子》的教学实践及课后反思，提出个人的一些初浅的看法。 一、以读为本，循序渐进 新课标提出：“注意通过诗文的声调、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古诗如此，文言文亦然。文言文一般篇幅短，韵味强，特别适合诵读。因此，文言文教学应以诵读教学为主要途径。 在教学《杨氏之子》时，我先让学生初读课文、整体把握；紧接着，引导学生通过诵读理解课文、层层深入；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学生熟读成诵、升华延伸。一节课下来，学生对课文已经能够熟练背诵了。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展开诵读教学呢？我认为对学生的朗读进行科学的指导是关键。即在朗读中，教师要教给学生朗读的方法，包括朗读的节奏、语气、语调、语速。在学生朗读正确、大致了解每句话的基础之上，让其自由反复诵读，读出文言文特有的韵味。只有充分的读才能让学生懂得文意，才能体会到古文的魅力。 二、渗透学法，疏通文意 杜威曾经说过：“学习并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的建设性的过程。”有的教师为了让学生尽快掌握词句意思，采取逐词逐句讲解对译的办法，甚至对小学生讲授古汉语知识，这是不可取的，结果适得其反。事实上，小学阶段的这几篇文言文，学生基本上都可以借助于注释，结合自身的感性认知基础去疏通全文，了解故事内容。 所以我们在学生初学文言文时，便要给他们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教给他们正确的学习方法，把文言文的学习与平时的语文学习进行对比，感受文言文的语言魅力，增强学好文言文的勇气和信心。 《杨氏之子》是学生学习的第一篇文言文，能够读懂文意是一个重点。但是，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学习了十几首古诗，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知道怎样翻译古诗，所以虽然是第一次学习文言文，但是我在设计的时候还是放手给学生，让学生自己试着理解，一些难懂的地方才给予点拨和指导。在学生交流自己理辩的过程中，我顺势引出理解文言文的两个基本方法，“看注释”和“联系上下文”，这样进行学法指导显得很自然，让学生感觉到这个方法是大家在实践中得出来的，掌握起来就更容易一些。 三、凸显自主，尊重个性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新课标》提出的这些全新理念对我们从事文言文的教学同样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文言文的教学也必须遵循这一阅读教学的基本规律，教学中要注重对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能力的培养。 《杨氏之子》是小学生初次接触到的文言文，学习的重点首先要指导学生把文章读正确，特别要注意停顿的恰当。因此，在学生初读课文后，我就根据教参的示例，出示课文，指导学生朗读，特别是注意读好停顿。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为/设果，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在后面讲解文句的环节时，讲到“家禽”一词我又特别强调了停顿。茌这里，“家禽”与今文理解不同，指的是“家里的鸟”。读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在“家”与“禽”之间停顿。 课后，有学生提出疑问：“老师，我认为这个地方的节奏划分的不够准确，因为‘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是把家禽划分开，表示是家里的鸟，那么‘此/是君家果。’这里的‘君家果’也应该划分成‘君家/果’这样前后才是一致的，朗读起来也才更顺口。”学生说韵很有道理，因此，我又根据学生提出的这一意见，再次指导朗读。 四、活化语言，营造意境 文言文与现代文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文言文的韵味。我想老师的语言是不是也应该引用一些古文，这样既和课文相得益彰，又能用这样的语言来刺激孩子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课始，揭示课题后，我就设计了一个环节，让学生模仿课题“杨氏之子”来介绍自己，将学生带入了古文学习的氛围中。 进入第二个环节“读”的时候，我引用了名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让学生重视语文的读；在进入体会的环节，我引用了朱熹的读书八法之一“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让孩子学会静静思考，品词品句。 在领悟了杨氏之子回答的精妙之处以后，我又指导学生运用这一句式来练习说话。我问：黄晓英同学，假如你去李乐诗家拜访看到桌面上摆放的一盘李子，你会怎么说？学生马上答道：“李子是君家果。”另一位学生又接道：“未闻黄鹂是汝家禽。”对于学生的这一精彩问答，我表扬道：“汝甚聪惠。”我想，通过活化这些语言去感染学生，浸润学生，必将为课堂营造出更为浓厚的古文味。 总之，小学的文言文教学，最应该给学生的，就是让他们通过初次学习文言文，能感受其中的美妙，从而产生浓厚兴趣，一发而不可收，从此打开文言之门，走进烟波浩渺的古文世界，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徜徉。这是我在小学文言文教学中的一些尝试和体会。小学文言文教学是一片较为沉寂的土地，只要我们的语文教师多去思考文言文教学的方法策略，从课程标准的要求去把握小学文言文教学，那么必将能在这块土地上开垦出一片新绿。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浅谈小学文言文教学 文言文即古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安排文言文的目的是让学生初步感受古代的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学习并诵读文言文，能提高语言的感悟能力、表达能力、概括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文中蕴含的道理能给人思想上的启迪。初学文言文，很多学生感到困难，一是难读，二是难懂。有些学生不大喜欢这些“之乎者也”的文章，觉得枯燥乏味。作为教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让学生喜欢文言文，会学文言文？怎样才能让文言文在学生的语文素养中占一席之地呢？我认为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应该做到下面几点。 一、从喜欢文言入手。 如果一个小学生，即没有多渊博的学识，有无何文言文常识，面对“之乎者也”的古文，也许早就头晕晕并望而却步了，更谈不上去读。如何消除初学者的这种惧怕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即是最好的诠释，不错，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怎样激发小学生喜爱文言，从怕文言到爱文言，不妨这样试试：以读为本，读通文言。曾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的经验，杜甫也说过“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可见读在教学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教学文言更应该如此，因为文言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很强，要读好文言文并非易事，特别对于小学生来说难度更大，由于文言文里的一些字词的读音和现代文中的读音不同，学生在读的过程中断句不当，出现了错读，断续，没有韵味等问题。初学文言，教师更要注重带学生闯过“读通”这一关。读音不同的字词，教师要指出，告诉学生句子该如何停顿，教给学生一些朗读的技巧，如语速稍慢，停顿时要音断气不断。教师最好能范读课文，甚至要带学生读课文，把范读、带读、自由练读等多种形式结合起来，学生很容易把课文读正确读流利，并能从中感受到朗读文言文的乐趣。文言文比现代白话文更讲究韵律，带有明显的声韵美，读起来琅琅上口、抑扬顿挫，给人以非常优美的享受，学生也愿意读、喜欢读、喜欢背。通过诵读，可以对学生进行语感培养。文言文语言精炼，含义精赅，让学生平时背诵一些精彩句段，对于语言的积累和接受文化熏陶都大有裨益。 二、借助注释及工具书疏通文意。 “难懂”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第二个困难。文中的一些字词的意思和现代文意思相差甚远，教师当强调并鼓励学生借助课后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课文意思。《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文言文里的“文言”让人觉得艰涩难懂，如果一味地逐字逐句讲解，学生可能就是手忙脚乱、囫囵吞枣地将其记下，感觉极其枯燥乏味，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提高语言的能力，甚至会从根本上抹掉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起到消极的负面影响。因此，教学中，我们不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感受到劳动的味道，这时，我们应该利用好教学资源，让学生借助文中的注释自读自悟。 如《学奕》中一句“奕秋，通国之善弈者也”，有的学生按照注释这样理解“弈秋是全国最善于下围棋的人”，也有的学生这样说“弈秋是全国有名的围棋高手”、“弈秋是全国大名鼎鼎的围棋大师”。对于这些说法都应给予肯定和鼓励，因为学生已经掌握了利用注释读懂文言文的方法。 三，背诵文言文，记住好词佳句。 背诵本身就是一种能力。一个人会不会背，背后记住的东西的多与少，是能力的体现。甚至可以说，一个人背诵的功夫能决定他一生的成就。鲁迅先生就是因为读得多，记得牢，才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小说史。现在许多学生，阅读分析能力不强，表达能力不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脑中无“米”，说起话来、作起文来当然困难。将来做学问、搞研究，也只有积累的知识多了，才能融会贯通，才容易产生新的联系，形成自己的新观点。学生的背诵能力，此时就转化成了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转化成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小学课本入编的文言文都短小精悍，蕴含警示世人的道理。学生在读通读懂课文后很容易感悟到。如《学弈》一课告诉人们学习要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文章结语：“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对事情作了结论而并未论证，但论证已包含于叙事之中，留给读者思考的空间，所以成为文章的佳句。《两小儿辩日》中末句：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采用反问句式，明确两小儿的笑并无讥讽之意，也体现了孔子能正确对待小孩提出的问题，知为知，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的精神。诸如此类佳句，还很多，能背诵文言及文中的佳句，既让学生熟记课文，又为以后的写作积累了素材。学完课文后要鼓励学生熟读成诵，这些古代的文学精华会使人一生受用。 四、初步尝试赏析文言文 对于初学者而言，文言的赏析要求不应太高，只要能理解文章所讲内容，体会文章所表达的中心即可。小学课本所编的这些故事大多是学生熟悉的，是学生已具备的认知基础，当他们进入文言文这一新的学习领域时，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降低了陌生感，消除了其畏难情绪。学生已学习了几十首古诗词，熟读了许多名言警句，有了一定的语言积累，并且这些内容的学习方法都与文言文的学相径庭。虽然学生初学文言文虽然有一定的语言障碍，在词语、句式方面差别较大，尤其是能否正确地断句、流利地朗读是初学文言文时最大的困难，但不是从零开始，也绝不像学习外国语那样毫无根基。由此可见，小学生赏析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并不难。 如《学奕》一文，要把指导学生朗读和背诵作为教学的重点，从理解课文方面看，只要学生能弄明白“两个人学习结果不同，并不是因为在智力上有多大差别。”能体会到“学习必须专心致志，不可三心二意”的道理即可。 总之，文言文的教学是语文教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内容，与现代阅读教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应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模式，选取恰当的教学策略，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情境，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使其乐学、会学。同时在教学中，我们应侧重于欣赏，体味文中之情，想象文中之景，感悟文中之道，感受文中之“雅”，进行审美教育；侧重于诵读，培养学生的语感，让学生享受祖国古代汉语的神韵：侧重于感悟，能用自己的话对整体内容经行正确、清楚、连贯的表达，能由故事内容感悟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能结合实际谈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如果教师能做好以上几点，那么学生对文言文就乐学、会学，从而全面地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策略 文言文，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真实写照，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小学阶段，我们接触的文言文虽然不多，但其凝练的语言，深邃的思想情感，让我们为之折服。 一、小学文言文教学现状 以人教版小学语文为例，虽然选入教材的数量极少（共四篇），但是从目前教学上来看，误区很多。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教学目标不明确 课程标准中没有对文言文的教学提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在小学阶段，文言文教学会出现以下情况：1.教学过深，即教师将所有的东西包括语法在内都统统教给学生。2.教学过浅，即只是读读背背而已，学生连最起码的朗读节奏都不知道。 那么，小学文言文教学目标到底应该如何定位呢？再次翻开课程标准，我们看到的只是“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不过，细细品味，我们不难发现，小学阶段的文言文只是与初中阶段文言文的合理过渡，让学生知道这种文体即可。也就是说，小学阶段的文言文教学是给学生“启蒙教育”的。所以说，积累语感是小学文言文教学的首要目标，其次则是通过文言文教学，了解一下古代文化。这些即可定位为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目标。 （二）文言文教学形式过于呆板 文言文教学中，教师往往都是一个模式：读课文认识生字，再根据注释逐字逐句翻译。教法可谓呆板至极。因此，课堂氛围也就沉闷，学生也失去了学习文言文的兴趣。但也有个别教师扩大拓展，无限制地“挖掘课堂资源”，结果虽使课堂无比活跃，但内容偏离了，学生自然也没有收获。在课程标准中，我们读出了语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因此，我们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为工具，让学生学到方法；侧重人文，则让学生懂得道理。教师应让学生抓住古文的韵味，品味其独特的魅力，从而使学生乐于接受。 二、小学文言文教学方法 文言文该如何教，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从汉字入手，抓字形和渊源 文言文教学，首先得明确字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内容。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一个汉字就是一幅画，就是一个故事。了解了汉字之美对阅读和理解文言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在教学人教版六年级上《伯牙绝弦》时，为让学生理解“绝”字的意思，我是这样展开教学的： 师：“伯牙绝弦”是什么意思？ 生：伯牙把琴弦弄断了。 师：那好。我们不妨把课文换一个题目叫《伯牙断弦》，如何？ 生：不好。仿佛一百个“断”也不如一个“绝”字。就好像我和你“绝交”了，就是永远不好了。而“断交”，仿佛还有和好的可能。 师：（出示繁体字“絕”）看，“绝”字有一把刀，将左边的丝全部割断了，一点都不剩，所以叫—— 生：绝弦。 通过分析“绝”字，学生的理解更深刻了，这比单纯的讲解更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文言文教学一定要趣味十足 文言文离我们的语言较远，小学生读起来很困难。很多小学生都会对其“望而生畏”，在还没有学习时就开始产生畏惧心理。因此，消除小学生的畏惧心理很重要，而让我们的课堂趣味十足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我再以《伯牙绝弦》这课为例进行说明。 师：摆在老师面前的是一架钢琴，我要弹琴了。但在古代不说弹，而说“鼓”。用古代的话来说，现在老师要—— 生：鼓琴了。（大笑） 师：说话，在古代是“曰”，老师要—— 生：曰——了。（大笑）。 …… 教师在教学时创设一个情境，注重文言文与现代文的联系，可以让课堂在趣味中展开。这样，学生不仅对所学知识记忆深刻，更重要的是乐学。但在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注意不可放开大脚步，脚步一定要慢。这样，学生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掌握知识，也不会产生过度的压力。 （三）文言文教学一定要在读和背上多下工夫 我们知道，古诗教学重在朗读与背诵。其实，文言文更应该如此。入选课本的文言文篇幅短，特别适合朗读。曾国藩说过：“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文言文课上，我们要让学生追寻古人读书的姿态，寻其韵味，抑扬顿挫地朗读。“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不仅如此，小学时期是学生记忆的最佳时机，多积累一些经典的文言词汇对学生语文素养和良好的语感都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文言文课上，我们应倡导大声读、反复读、多种形式朗读，从而使学生熟读成诵。 在教学中，我们还要尊重学生的认知规律：初读，抓读音。只有先把字读正确了，才能更准确地把握文言文的韵律美。复读，把握节奏。文言文都有优美的韵律，指导学生读准节奏，方可读得更通顺、更流利。再读，想象画面。我还以《伯牙绝弦》一课为例进行说明。 师：请同学们边读边想象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 生：伯牙静坐，志在高山、流水，钟子期静心倾听，能说出他的想法。 师：把画面想象还原成书面文字。 生：伯牙鼓琴，志在高山…… 文言之美，用画面展现，不仅能还原语境，还能更好地记忆和背诵，可谓一举两得。 最后，学生对内容无比熟悉了，教师再让学生背诵，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样，学生背诵下来的不只是单纯的文字，还有其中的画面，以及其中的情感。 （四）言意兼得 学习古文和现代文一样，不仅需要理解意思，更需要学习句式。如我在《伯牙绝弦》一课中的应用。 仿写句子： 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子期曰：“峨峨兮若泰山！” 伯牙鼓琴，志在 ，子期曰：“ ！” 此设计不仅丰富了课文内容，还激起了学生的思维，加深了与文本的对话，实现了写话训练、语言积累的有机统一。 总之，文言文教学讲究方法，不仅让我们的课堂有了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种文体让学生乐于接受，为学生善于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责编 张翼翔）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关于小学文言文教学的思考 摘 要： 在小学文言文的教学中，要抓住“趣”与“读”这两个字，以达到让学生喜欢并学好文言文的目的，进而去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领域，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精品，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为进入中学学习文言文打好基础。 关键词： 文言文； 兴趣； 朗读 如果说古代文学是一顶华丽的皇冠的话，那么流传久远文言文则是那皇冠上闪耀的明珠。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宝库中，文言文是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小学生学习文言文不仅能感受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领域，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精品，还能进一步培养他们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进入中学学习文言文打好基础。可是，文言文与现代白话文在词意和语法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这对于初次接触文言文的小学生来说，不仅难读而且难懂。通过十几年的教学和揣摩，我认为在文言文的教学中应注重“趣”与“读”。 一、趣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古人亦云：“上自圣贤，下至愚孩，未有声入而不应。”由此可见，激发兴趣，对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何等重要。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是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学习的积极性主要来源于兴趣。作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如果能够让学生发自内心的喜欢上文言文，那就是教育最大的成功。大教育家孔子也曾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为此，我始终尝试着把激发、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放在教学的首位。 （一）联系学生的生活实际，激发其学习兴趣 在人教版的教材中，第一篇文言文课文是五年级下册的《杨氏之子》。这是小学生第一次接触文言文，有一定的新鲜感；但是文言文的词语、句子对小学生来说十分拗口，难懂；这时如果教师把握不好，不但会让学生丧失新鲜感，还会产生厌烦情绪。然而五年级的学生通过自身课内外的阅读和其他途径，已经积累了不少文言文方面的知识。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在导入时我由学生熟悉的语言入手进行交流：（1）古语中“说”读什么？（曰）（2）“我”在古语中读什么？（吾）那“吾等”就是？（我们）（3）那么你怎样讲？（汝）你们该怎样讲呢？（汝等）。（4）问你吃过饭了吗？可以说？（饭否）（5）如果想表达一个小孩子可以好好教诲、培养的意思可以说？（孺子可教也）通过以上内容的交流，学生争先恐后的举手回答，他们的兴趣立刻被调动起来。此时，我趁热打铁随即告诉学生这样的语言就叫文言，用文言组成的文章就是文言文，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篇选自《世说新语》的文言文——《杨氏之子》。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对文言文感到了一种新奇和亲近，渴望立刻去课文一探究竟。 （二）运用多媒体技术，激活学生乐学的情感 现代教育技术，把声、光、象技术乃至各种艺术方式有机融合，能够创设出一个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教学情境，其激趣活情的显著效果令人折服。如果教师善于创设这种教学情境，那么，学生就会情绪高昂，心潮澎湃，内心总是充盈着迫切要求亲历亲为的冲动。如在教学《伯牙绝弦》时，一开始，我便以美妙动人的音乐《高山流水》导入，让学生迅速进入学习古文的意境，在补充介绍伯牙在子期墓前悼念子期时，又以凄婉动人的音乐加以烘托，让学生入情入境地体会伯牙那种悲痛欲绝的心情。在教学尾声之时再次播放《高山流水》音乐，让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诵读课文，感受伯牙和钟子期那种知音情谊；让典雅流畅的琴音款款地浸润学生的心灵，再让学生在音乐声中试着背诵课文，会更好地增强课文的表现力，让文言文那优美的韵味深深地植根在学生心中。如此凭借特定的情境，特有的烘托、感染、熏陶的教学功能，激活了学生乐学的情感，使之生成学习的主动精神。这样既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深刻思考的自觉性，也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激活了他们的情感，那么学生整堂课的学习效果不言而喻。 所以我认为在小学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把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当做重中之重，并以此为主旨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去点燃学生喜欢文言文的情感之火。作为语文老师由此我也深深感悟到：其实不管是古文还是现代文的教学，我们都可以很好创设各种情境进行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读 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总结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和好经验。朗读在语文教学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能训练学生说话时发音准确，句读分明，语气连贯，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还能帮助学生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丰富学生的想象，激发学生的爱憎情感。那么如何在文言文中发挥朗读的作用呢？我认为可以运用多种多样的朗读训练方式： （一）学生自读 让学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批注生字字音及一些字词的今义，粗知课文大意。这也是检查学生对课文理解程度的一个方法。 （二）教师范读 学生初次接触文言文，很难读好它。那么此时老师的范读尤为重要，这可以给学生提供朗读榜样，创造朗读条件，鼓舞学生朗读的兴趣和信心。如我在教学《伯牙绝弦》时，由于学生对文言文的朗读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时我主要指出他们读错的地方并及时纠错，然后正确地领读：“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谓/世/再无知音……”。必要时，还要对一些难读的句子划分节奏，以帮助学生停顿。如《学弈》中：“使/弈秋/诲/二人弈”“为/是其智/弗若与？”再如《两小儿辩日》中：“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学生在听读的过程中，粗略地感悟文言文的音韵、节奏、停顿以及大体的文意。 （三）学生个别朗读 可以加强学生独立活动因素，并通过个别朗读的指导对全班起启发和辅导作用。必要时，也可由两个以上学生比较着读。 （四）全体学生齐读 当学生对课文已经具有一定的理解基础时，可由全组或全班齐声朗读，让优生带动后进生，读通课文，读出课文的节奏和气势，同时也可使每个学生增加朗读练习的次数。 （五）学生自由朗读 让全体学生锻炼朗读，获得语感，领会课文大意。这一环节，学生反复读，读到文章自然上口，读出“之乎者也”的韵味。 当然在朗读中，教师对学生的朗读指导是尤为重要的，包括朗读的节奏、语气、语调、语速。在学生朗读正确并大致了解每句话的基础之上，让其自由反复诵读，读出文言文特有的韵味。教师要着重指导重点语句的停顿和语调，让学生进一步准确把握课文内容。在读熟课文之后，再让学生用自己的话说一说故事内容，可以用讲、演等方式进行，以达到读懂故事的目的。 总之，小学文言文的教学，重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在兴趣的激发下读通课文，读熟课文，读懂课文；在了解内容、明白道理的基础上，让他们穿越时空隧道，走近历史先贤，在阅读与思考中汲取古代优秀文化的精髓，这将为他们进一步了解祖国文化打下基础，并对学生文化素养的积淀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我想，如果我们在教学中牢牢地把握这些，不随意地拔高对文言文教学的要求，让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习，让他们自主质疑、释疑，教师适当点拨辅助，必要时加以讲解。就一定能让学生在整体把握课文内容的同时，了解古人思想道德观点，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点滴 2000年2月20日晚，在欣赏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时指出：“中国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许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有许多教师将古诗文引进小学课堂，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 新教材中也第一次出现了文言文，这对小学语文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虽然这些文章的篇幅很短小，然而对小学生来说，文言文相对现代文而言比较难懂，学习起来也觉得枯燥乏味。我反复阅读了课程标准要求，领会教材安排文言文的目的只是让学生初步感受文言文的语言特点，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下基础。因此，笔者觉得小学教学文言文的落脚点不应放在教懂、学懂这几篇短文上，而应让学生通过第一次接触文言文就对它感到新奇、有趣，摒除畏难情绪。 爱因斯坦曾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使学生对年代较为久远、理解较为困难的文言文愿学、乐学，关键的一点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文言文像磁铁一样牢牢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笔者首先自己对文言文充满兴趣，并始终尝试着把激发、培养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放在首位，多创造机会让学生参与学习。 一、搜集相关信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比如在教学《学弈》前，要求学生尽量搜集有关作者孟子的材料。学生们搜集到了“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的故事以及孟子的其他材料，内容非常丰富，让学生对孟子怎样从一个顽童成长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而对学习他的文章产生浓厚的兴趣。在预习《两小儿辩日》时则要求学生搜集孔子的一些名言警句、生平、事迹，还有“早晨太阳看起来大、中午太阳看起来小”的科学常识。组织交流后，学生知道了孔子是个大教育家，他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同学们知道了孔子的相关背景就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学习起课文来就会兴致盎然。 二、多种朗读，激发兴趣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前人总结的读书经验，今天我们仍可借鉴，特别是对文言文的学习。读得多了，熟了，自然会理解内容，悟通道理。教师要树立“朗读是第一位”的观念。如果让学生有口无心地跟着教师读，课堂效果可想而知；如果让学生自己反复读，读到流利通畅为止，未尝不可，但他只是“任务性”的敷衍。如果让学生带着竞争性、带着表演欲去读，读的要求渐次提高，效果会好得多。在教《两小儿辩日》时我是这样做的： 1.教师范背。笔者把教师范读课文改成范背课文，而且告诉学生笔者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背出来了，你们的记忆力比老师好，一定会背得比我更快，旨在告诉学生“读熟文言文，一点也不难”，以激发学生胜过老师的“斗志”。在教师范背时，提请学生注意教师的停顿和重音等。请学生大胆评议教师的范背。 2.自读互读。学生或两三人，或三四人分成小组，互为小老师，互帮互学，找出生字、多音字，读准字音，读通课文，互相纠正朗读，看哪一组先读正确、读流利了，每组或派代表当众朗读，或小组集体表演朗读。这样，不管功课好坏，在小组学习中都有机会得到表现。 3.让学生摇头晃脑、绘声绘色地读。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那样抑扬顿挫，让他们沉浸在文言节奏中；而后再带动学生读出轻重徐缓。先自己读，然后小组读，最后齐读，让学生通过反复地读，去体会语感，整体把握故事内容。 4.分角色表演性朗读。《两小儿辩日》中，人物个性分明，语言很有特色，所以我在学生读通基本读懂课文的基础上，让学生分角色朗读，进一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增加阅读的趣味性。 5.小组合作，弄懂课文内容。由教师讲懂，让学生自己想办法学懂，虽然都是“懂”，但这二者的价值取向各不相同。前者看重的是为教书而教书，后者关注的是学生如何在读书过程中的成长。因此先开展一个“注释搬家”活动，把课后的注释搬到文中相应字的下面，这样有“一箭双雕”之功效，一方面可以进一步熟悉课文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对重点字词的理解。再要求学生借助注释，以小组为单位，弄懂每句话。要求学生把文中不理解的句子画出，让学生互教互学，教师适当点拨。 三、课本剧表演，发挥兴趣 把归纳寓言寓意籍于“访谈”的进程中，将复习巩固融入小品表演之中，可使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得到最大的“宣泄”。于漪老师曾说：“语文教学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培养和训练学生思维能力上……要千方百计让学生大脑这部机器开动起来。” 例如，学习了《两小儿辩日》，学生自由结合，用文言文表演一遍（即背诵课文）。在学生知道关于太阳远近的科学常识的基础上，表演《新编两小儿辩日》。活动前，教师提供活动构想：一现代少年穿越时空隧道来到了遥远的古代，遇到两小儿辩日，两小儿请少年裁决。活动中，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创编表演，然后在班级交流。 四、课后拓展，提高兴趣 叶老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学习文言文的最终目的是能读懂文言文。在学生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要适当增加他们的阅读量，让他们运用已掌握的方法、知识去阅读，在阅读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反过来又更好地作用于阅读，这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既是巩固知识的过程，又是使知识达到迁移、能力得到锻炼的过程。小学阶段，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要求，但是通过教学文言文，就好像在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铺开了一条通道，让他们能穿越时空，去阅读、去思考、去吸取，与两千年前的大师直接对话，了解并深刻地认识我们的祖先，懂得我们的历史，从而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文化。如在教学《两小儿辩日》后，笔者补充了《论语十则》，选取了学生比较容易接受的名言，对重点字词提供适当的注释，要求学生读读背背。学生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涨，觉得古文一句话就能包含很多内容或说明很多很深的道理，真是了不得。 只要我们能紧扣新课标，正确认识文言文，真正热爱文言文，遵循文言文的语言规律，抓住“读”这个根本，多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文言文教学的春天就一定会来到！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小学文言文教学新探 人教版小学语文第十一册第八单元安排了一组文言文，这是学生首次接触文言文。大纲指出：安排文言文的目的，是让小学生感受文言文语言，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进一步培育其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并为初中学习文言文打好基础。 根据大纲要求和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我们的教学就应与传统文言文教学有所区别，下面，我就结合《两小儿辩日》这篇文章来谈一谈我的做法。 一、以图激趣，初读感知 以图激趣，初读感知是我们进行现代文教学的一种重要方法。同样，在文言文教学中，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激发学生求知的兴趣。例如《两小儿辩日》这篇课文也配有一幅插图，这幅图直观、形象地表现了课文内容的重点。在上课伊始，我就用多媒体出示这幅挂图，引导学生仔细观察，通过图中人物不同的姿态、表情，想象、推测课文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下子就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每位同学都争先恐后地谈论自己的看法。有的说：“从图上看，课文讲的是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一位老爷爷给两个小孩讲故事。”有的说：“一个夏日的早晨，一位老爷爷向两个小孩问路。”还有的说：“两个小孩在争论一个问题，老爷爷在判断谁对谁错……”想象多种多样。借此时机，我让学生带着争议依靠插图、注释，联系上下文初读课文。结果，每位同学读得都非常投入，很快就能读通课文了。 二、反复朗读，读中领悟 《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因此，我们必须为学生创设优良的阅读情境，激发学生主动积极的思维，使其在读中领悟文章的内容。具体做法如下： 1．反复朗读，读准读熟 给学生充分的自由朗读时间，是学好文言文的重要方法。首先，要让学生借助注音读准生字。如：弗（fú）、曰（yuē）、沧（cānɡ）、汤（tānɡ）等。其次，要让学生借助注释读熟课文，恰当断句。如，“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这一句，在上课时，有一部分学生把此句读为：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这就很难理解此句话的意思了。这时，我就指导学生结合注释，先理解句意，然后再让学生试着反复去读，结果，学生很快就能正确地朗读了。 2．逐字精读，读中领悟 能正确熟练地朗读文言文后，我们还要深入地理解文言文。因为相当多的字词古今含义不同，所以应引导学生逐字精读，读中领悟。如《两小儿辩日》中，“而日中时远也”中的“也”在文言文中是一个语气词，和现在常用义不同。在理解这个字时，我先让学生反复读这句话，理解其他字的意思，然后再试着把这句话翻译成现代文。最后通过对整句话的理解，学生很快就明白了“也”是一个句尾语气词，没有具体意义。 三、复述表演，实践探究 为了把语文学习和生活实践结合起来，在学生完全读懂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可以请学生试着用文言文来讲《两小儿辩日》这个故事。实际上，也就是促使学生把课文内容背诵下来。当然，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时间。例如，我在讲到这一环节时，就用多媒体放映插图，然后让学生看着插图，用两分钟的时间回忆这个故事。接下来，请三名同学分角色复述这个故事。出乎意料的是，这三名同学竟然都没有看书，而且非常准确地把课文内容复述下来。同时，其他同学在看、想、听的过程中，也都能很快地把课文背下来了。由此可见，复述是学生背诵文言文的有效方法。 四、旁征博引，探索奥秘 对于《两小儿辩日》中孔子无法裁决的问题的答案，学生们一定也会感到十分好奇，并且会打破沙锅问到底。所以，初读课文之后，教师就可布置这个问题，让学生课下自己去寻找答案。课上，再让其展示学习成果。例如，我班知识丰富的曹云根同学就从《十万个为什么》上找到了这样的解释： 早晨和中午的太阳距离地球的远近是一样的。为什么早晨的太阳看起来较中午时大呢？这是视觉的差误、错觉。同一个物体，放在比它大的物体群中显得小，而放在比它小的物体群中显得大。同样道理，早晨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背衬是树木、房屋及远山和一小角天空，在这样的比较下，此时太阳显得大。而中午太阳高高升起，广阔无垠的天空是背衬，此时太阳就显得小了。其次，同一物体白色的比黑色的显得大些，这种物理现象叫做“光渗作用”。当太阳初升时，背景是黑沉沉的天空，太阳格外明亮；中午时，背景是万里蓝天，太阳与其亮度反差不大，就显得小些。中午的气温较早晨高，是否此时的太阳较早晨离我们近些呢？也不是。主要原因是早晨太阳斜射大地，中午太阳直射大地。在相同的时间、相等的面积里，直射比斜射热量高。同时，在夜里，太阳照射到地面上的热度消散了，所以早上感到凉快；中午，太阳的热度照射到地面上，所以感到热。温度的凉与热，并不能说明太阳距离地面的远与近。 通过他的解说，学生们很快都明白了这个问题。总之，旁征博引，让学生们探索奥秘，不但有利于理解文章内容，掌握科技知识，而且更有利于激发其探索的积极性。 五、开拓思维，创意表演 在学生真正理解了课文内容，并通过资源解答了两小儿的疑问后，可让学生开拓思维，创意表演。这不但可以再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我就提供了这样的活动设想：假如你是孔子，当然，你是已经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孔子，你遇到两小儿辩日时，你会怎样为他们裁决呢？先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创编表演，然后在班上交流。结果，学生表演得非常出色，不但正确地理解了课文内容，而且自己也真正地成了“小圣人”。 总之，在整个文言文教学中，也应遵循和执行趣味性、自主性、扎实性、探索性的统一。这样，才能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兴趣，从而真正了解祖国悠久灿烂的文化。同时，也能提高自身的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 小学文言文教学论文:有效运用故事点燃小学文言文教学 新课程改革犹如一夜春风，吹得“千树万树梨花开”，也吹来了高段语文一项崭新的教学内容——文言文。文言文的出现，为我们小学语文教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带来了新的舞台。但同时也让教师们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文言文教学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 文言文教学一直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一块软肋。在教学实践中，由于教师对文言文教学目标的不明确，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不和谐的现象： （一）拔苗助长，雾里看花 不少教师把小学文言文和初中文言文教学混为一谈，在课堂中，不从学生实际和课程理念出发，过分地强调文言文中的语法，过分地进行拓展等，操之过急，任意拔高，使学生苦不堪言，从而导致学生刚接触文言文就产生畏难情绪，失去了兴趣。 （二）拘泥形式，寡然无味 不管什么形式的文言文，有的教师走的是统一的教学模式。读通读顺课文后，就开始重点字词的解释理解，然后分析串讲，了解内容，最后再读读背背。长此以往采用这种机械、单一的形式，将会使学生对文言文的阅读期待消磨殆尽。 （三）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有部分老师认为在小学阶段，文言文教学只是一种调剂，思想上不够重视。因此，教学时隔靴搔痒，草草了事，不能带领学生深入理解文本。 二、有效运用故事，开展文言文教学的方法 笔者在教学中，透过小学文言文教学现状，在立足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有效运用故事，开展文言文教学，激发学生对文言文学习的兴趣。 （一）导入故事，形成阅读期待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要利用阅读期待、阅读反思和批判等环节，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阅读期待”是通过悬念的制造，情景的创设，激起学生体验的欲望和探究的欲望。小学高段的学生依然喜欢情节，喜欢形象，好奇心强。刚接触文言文，如果只是围绕固定的字词和课文内容，进行简单的串讲，学生的阅读期待马上得到满足，就失去了进一步学习的兴趣。因此，这就需要适时导入跟文言相关的逸闻趣事、寓言、典故等，再次激起学生的阅读期待。导入故事，从另一个角度提升学生对文本的认识，又使学生的情感始终随着阅读过程的推进而不断强化。 （二）还原故事，领略真实美感 1.借助插图，合理想象 想象是小学生的特点，精美的插图给学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也给他们提供了创造的空间。小学阶段入选的文言文相对比较短小，因此，教学中除了引导学生观察图上所能看到的东西外，还要启发学生想象图上没有的东西。插图虽然只是一幅静止的画面，但留有很多空白点，很多想象的空间。利用好了插图，对故事内容的理解会更完整、丰富。 2.依托背景，大胆猜测 文言文的生命意义只有在真实的历史情境中才能显现。只有准确指向具体历史背景的故事才有针对性，才能指向文字背后真实的人物思想情感。因此，在文言文的学习中，背景的介绍引入是甚为重要的，它能让学生更好地走进人物内心，把握情感。有了故事背景作依托，学生能积极调动自己的思维，进行大胆又合理的猜测，延伸了故事内容。 3.找准基点，适时还原 在想象和猜测的基础上，学生的阅读期待已被完全调动起来。这时，教师用与文言感情特点相适宜的语音、语调、语速进行描述，把学生带入情境中去，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中去认识体会语言文字的奥妙，感受文言的韵味。还原历史，还原人物，带领学生在故事中去领略真实的美感。 （三）演绎故事，诠释别样精彩 1.抑扬顿挫，吟出文言音韵之美 俗话说：“三分文章七分读。”诵读是学好文言文的基础和有力保障。学生可以在诵读中整体把握和感知文章，在诵读中体验我国古代文章的精妙之处。文言文比现代文更讲究韵律，古人常采用“吟唱”的方式来诵读诗文，因此在文言文教学时，诵读是不能忽略的。在读准字音，读通句子的基础上，更要鼓励学生读出文言的节奏，使学生真正在抑扬顿挫的诵读中受到感染，想象画面，产生身心的愉悦，更好地感受文言的音韵之美。 2.别开生面，演出文言形式之新 小学高段的学生仍喜欢新奇事物，喜欢展示自我，剧本表演正是他们喜欢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了演好角色，学生会主动去熟读课文，揣摩人物的心理，设计符合人物身份的动作。为了让表演更精彩，学生会有很多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学习方式，既能发挥学生的创造能力，给他们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又能拉近他们与文言文的距离。 3.融会贯通，唤起文言学习之趣 托尔斯泰说：“成功的教学所需要的不是强制，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求知的前提，是推动学生求知的内驱力。在学生接触文言文的初始阶段，要打破学生畏难的情绪激发他们的好奇心，通过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让学生在故事的欣赏和表演中，体味文中之情，想象文中之情，感悟文中之道，使学生在文言文的学习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并乐学、会学，激起学习之趣。 （四）编写故事，丰富文本内涵 1.抓空白，写别样文章 由于文言文的笔法简练，所叙述的故事情节简单，不够具体生动，因此还留有很大的空白。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对文章的咀嚼，形象的理解，主题的领会上，抓住空白，进行仿真的细节补充，让故事情节更为生动，人物形象更丰满。这样的二度创作，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能使文本的内涵更为丰富。 2.移视角，编缤纷故事 文言文的故事背景和学生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换个角度，移个视角，在大胆想象的基础上，巧妙地进行故事新编。可以保留故事的主要情节，运用现代意识进行改造、生发，重新编出一个故事，赋予其新的内涵，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样既能显示学生的创新思维，故事也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 3.续情节，构崭新画面 文言文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和人物形象都是借助情节展现出来的。根据文本中展现的故事内容，抓住人物的言行、性格特点和语言风格，来一个精彩别样的续写，就会使文本焕发出新的活力。 （五）拓展故事，提升语文素养 阅读拓展不仅可以丰富学生的古汉语语言材料和知识，使之形成系统，而且也能转化为能力，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水平。仅靠教材中的几篇文言文是不能让充满求知欲的学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所以，用教材中的几篇文言抛砖引玉，带领学生去收集和阅读一些短小、通俗易懂的文言文、文言名句等，让他们不断地完善自我，提升语文素养，才是最终的追求。 （作者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渔浦小学）

艺术创作论文:浅论艺术创作的基本道理 摘要:柳城写的这个东西,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几辈子都知道的那些有关电影创作,扩大一点儿说是艺术创作的一些基本道理(我没有说规律),这些基本道理我们所知道的,是前人所说过的、反复尝试过的,包括上课、发表文章讲的那些基本道理,他概括了。概括得相当准确。这是难得的。就是说那个被用了几辈子的我们已知的这些关于艺术创作的一般的道理,带一些普遍性的,他概括了一下。 有些基本点既然是带普遍性的,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么对现在的创作应当是有用的。将来怎么样,现在不说。也就是说,这些基本点还可以说明一些创作,可以说明创作还应当遵循些什么东西吧。什么是基本的?比方说他这里涉及到艺术从生活到创作,这个无论中外古今到现在大概还没有绕出的这个圈子。至于怎么去理解生活,怎么从生活到艺术,那还要做别的许多探讨。但主要的、很基本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大概作为一个艺术品的话,还是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也还是说得清。 另外他讲到,创作风格跟人的休养、人的人格有关系,这个也是带有普遍性的道理,是我们中国说的外国也说的道理,这个字可以概括,叫做文如其人。是不是?做人跟作文,它讲风格。他好像涉及到这个吧。 另外,创作过程,就是从现实当中去获取题材。那么怎么处理题材,属于艺术表现,这表现方面也有一些普遍道理,这个可能就难一些。因为表现是各种各样,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某些东西恐怕还是需要的,你比方,不能太分散了,你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你总得有一个作品让人家看清楚,你总得要感动人嘛。做到这些,你就是要结构紧凑点儿。当然风格不同的,你像过去什么是诗的电影,各种风格题材不同的,各有各的要求。但作为某些基本的东西,你还是要让人看得明白你表现个啥吧,因为它毕竟跟一般文学作品不同,它是视觉的东西,你要让人家看得清楚吧。所以他强调了,从选材到表现需要单纯。 我过去也认为,无论你怎么复杂,在银幕上或屏幕上,眼睛看定这个东西,你线索太多了,乱套,恐怕就不好办。所以要单纯要集中。他这个里面也谈到了,这个还是需要的吧。我看有些大艺术家,包括画画的、音乐的、戏剧的、小说的,最好的都是单纯的。像《战争与和平》那种庞杂的人类史实艺术,你仔细研究起来,它也没有那么乱套。你像契诃夫那种单纯就更是高超了,很平淡的,一个人,一个小孩,给他爷爷写信的那个,就那么一点儿。要做到单纯是很不容易的,跟一个人一样。四川话说得好,北方话里也有,叫做“满腹水,它不响”,“半腹水,咣咣响”,就是真有本事的人,他是比较沉默的,没有本事的人,反倒是到处招摇。艺术其实也是这样,厚积薄发。例子我就不一一举了。柳城从创作过程的一些普遍的道理到表现,从生活到艺术,从构思到表现到结构,他都比较精练地概括了,我觉得很不容易。那么到今天这个状况来说呢,他针对的或者说他的出发点,是谈的电视电影,这是个新品种,我不太懂。但是不管它是电视电影也好,是电视剧也好,是现在的银幕电影也好,都有个共同的东西,大家都感觉得到,一个是我们现在国产的东西不大吃香吧;再一个,粗制滥造的多吧,包括银幕上的屏幕上的,电视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那么,他针对这个,来提醒你需要注意一些普遍的道理。电视电影跟屏幕上的电视剧,如果说不懂得这些道理,它怎么做得完全符合柳城说的这些东西?如果它是真正创新的,或是真正艺术品,那就无可指责。问题是它们粗制滥造,已经不成艺术了,但是顶着那个电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名称,那么读读他这个《电视电影三字经》有好处。因为它们并没有往前走得很多啊,但是连一般的怎么结构都不知道,一个线索都不清楚,一把乱抓。针对这些情况,目前创作上的一些弊病,不光是电视电影,甚至涉及到整个艺术创作,包括文学,网上现在沸沸扬扬的,不说别的,起码引起一个波浪。说一个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说的是不客气。但我们也讲文学质量现在是下降。这个质量下降,原因很复杂,不单纯是柳城说的这个。这个普遍道理当中,有他管得着的地方,如那些粗制滥造的、那些低级的。因为他没有主张低级,他这个里面讲的还是要“义”,要风格及人,还是要讲一种高尚思想。所以这个还是有针对性的。到现在,他能够出来这篇文章,不管是《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也好,是什么形式也好,有这个主张出来,那么在舆论上,证明还是需要一些有益于大众的艺术创作的东西,这是好事。他也讲到,虽然没有强调,在最末的这两节,第十、十一节,“文之道,人之道;艺之道,神之道;文之法,天之法;艺之法,无定法”,这对年轻读者,像古典文学书一样,恐怕是有点不大懂。这个其实就是要合乎自然规律,另外呢,“艺之法,无定法”,这个最重要,法无定法,就是不能拴死了。他讲的这个也不能说是永远不变的,它应该随着发展而发展。但是我前面不是讲的么,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知道的关于创作的那些道理,他给概括了,但是不是这样就永远不前进了呢?不是的,那要随时改进,所以它这里还来了个“艺之法,无定法”,虽然没有强调,但也管着了。我来解释一下: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成都有个宝光寺,那里有一个庙,庙上有一副对联,我过去上课的时候给北京大学来进修的那个班讲过,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又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这个是太消极了。但是作为一个道理来讲,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可以不了了之,但你要懂得“了又未了”。艺术道理也是这样。实际是,将来地球怎么的,也还不知道呢。那么文艺创作,既要遵照那些已知的道理,同时也需要在创作当中,随着社会时代前进探索新的,没有止境。这个事情没有止境。人生没有止境,生活没有止境,只要世界上还有人。蒲风过去有句话: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生活并不是一滩死水,不是不变化的。生活怎么变化,你艺术也跟着走,不但艺术跟着走,社会科学等其它都得跟着走。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不变化吗?所以我们中国孔子那一套,《易经》,都应该往前发展。它们没有什么过错,它们是那个时代完成的,我们有我们的时代。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我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不能拴住自己。最后他那一节,很重要的,就是要淡薄名利,“人一世,……十年功”。就是你别着急,不要求名逐利。一点不讲名利,恐怕做不到。我不是主张名利,我也讨厌名利。但一个艺术家,动不动就是为了几个钱,把人民的钱浪费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些大制作,无非是看个布景么,演员都看不见,而且情节简直是胡编。但现在我们的社会,本来工资就不公平,你不赚钱怎么活,商业社会,你可以要,但是商业也讲“诚招天下客”,要诚实吧,还要讲一分钱一分货吧。 除此以外,现在说我个人的了。柳城是有直接的创作经验,看起来也读了很多书,而且还动了脑筋的,这些都很好。现在有些搞理论的,即使是搬一些现代的东西,看起来写得洋洋数万言,却于事无补,柳城的《电视电影三字经》就是反那个,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把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结合当前的创作状况来讲,并不是一个《电视电影三字经》就能概括的,也还需要别人去尝试。现在的理论评论就非常贫乏,几乎没有地位了。当然了,这个跟作者没有关系,好多是跟当前的环境有关系,大家都是要赚钱嘛,所以搞创作的导演不看你的,搞表演的也不看你的,只要拿到多少钱,就这样。但即使这样,柳城能坚持写这个,也好。他那个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从意义上来讲,他并没有说错话,而且是把好的东西,说它是传统也好,他想出《电视电影三字经》的形式来,他的初衷,是想把这个深入浅出。《三字经》是幼儿读的,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相远……是过去小孩儿念的,是终身受用的。现在采取这个形式呢,是便于一些人记。但实际上,一些人恐怕也不大愿意记,但不管你记不记,有人主张这样一些东西出来也是好,就是说我希望能够有人继续思考当前的电影、电视剧,甚至艺术创作的问题。真正能够解决创作当中的问题,使这个创作能够给老百姓一些好处,创作出真正能让老百姓接受的有意义的艺术作品来,就是除了那些空洞说教的以外,在理论上开展一些切实的研究,应该多种多样,他的《电视电影三字经》是一种形式,其它形式也还有。 艺术创作论文:论蒙克的艺术创作心理 摘要:绘画艺术家蒙克的创作心理主要建立在三个方面:一是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二是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关键词:情绪心理 认知心理 动机心理 北欧着名的绘画艺术家蒙克被认为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他的创作心理大致可从三个方面:童年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对世界的认知与思考;成长的过程中经历的变故;对自我的认知以及对艺术的敏感情绪与寄托。 一、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 艺术创作的情绪心理是指“艺术家从现实生活的场景、事件中引起某种情绪反应。”①这种情绪有时候是一段时间的影响,有时候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反应,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一直都无法摆脱童年时代疾病留给他的无助与对死亡的抗拒。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的童年所造成的创伤将会以潜意识的形态伴随人的一生,人的童年处于一种本我状态,较少受到来自社会伦理道德价值等方面的影响,童年时代的创伤在某种程度上找不到可以发泄的出口,于是在以后的人生中变就潜伏在人的内心深处,对于艺术家来说在以后的创作中这种心理总是以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在作品中。 蒙克出生在挪威的普通家庭父亲是医生,但他的童年因为母亲的去世变的灰暗而压抑,在以后的生活中蒙克无法摆脱疾病的困扰,母亲去世之后姐姐,父亲,哥哥的相继离去,这些悲惨的经历吞噬着蒙克的内心,所以他的创作心理总是带有压抑、恐惧与不安,他在日记中曾写到“疾病和死亡蹂躏了我父母的旧居,我一直无法战胜这种不幸。这对我的艺术也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②由于童年时代亲自面临过死亡场景,蒙克创作的情绪心理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思考以及死亡来临时的无法抗拒,由此造成的压抑的创作心理一直主导着他的创作过程,例如他创作过许多关于疾病的题材,如《点燃炉火的女孩》、《早晨》、《送终》等。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所谓认知心理是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受外部世界的干扰逐渐形成的对世界的认知。阿恩海姆在《走向艺术心理学》中指出“艺术家基本上是通过知觉推理来创作其绘画作品的,这种知觉推理为发生在意识水平以下的过程所支配。” 蒙克在对世界不断的接触过程中会逐渐的形成自己的认知心理,最为明显的是蒙克初恋的不顺利使他对爱情以及世界有了不同的看法,爱情的体验让他的创作心理不再局限于对死亡的恐惧,而暗含对“性”的欲望与无法抗拒。蒙克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在他的日记中被称为福楼海宝的女人,这段并不愉快的恋情持续长达六年之久,他在日记中写到“她在我的心上留下多么深的一个印迹啊!” 如果说童年是贯穿创作生涯的情绪心理,那么后来的感情之路在一段时间内影响了他的创作。这段感情让蒙克对世界的认知变的焦虑,同时来自外界的压力使得认知心理出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如《拿香烟的自画像》便表现了他的恐惧不安。 三、艺术创作的动机心理 动机是主体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强烈欲望,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大多伴有强烈的欲望,这种欲望是艺术家内在独特的心理,在一定程度具有精神宣泄性。 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是其对自身经历以及对社会感知的强烈愿望的表达,是对生命的强烈顿悟。他要把自己所经历的事情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但这又不是简单的宣泄,而是对社会、世界的认知,是充满生命张力的,并拥有超越时代的思考。 二、艺术创作的认知心理 克在1890年刊登的与一位艺术家虚构的谈话中说“我想表达一种疲倦的动作,在眼睛里、在睫毛间、嘴唇应该画得看来像在喃喃自语……我要画出生命,画出活生生的人。”“画中的一切都是我亲身的经历”蒙克创作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表达他自己的生活感受同时旨在告诉人们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例如作品《呐喊》画面中一个挤压变形的人站在桥上,空洞的大眼、张大的惊愕的嘴犹如人的骷髅,背景上强烈的色彩视觉冲击,夸张的组合令整幅画面给人恐惧、不安的感觉,蒙克内心对于死亡的思考在画中强烈的表达出来。这是贯穿蒙克一生的心理,但同时也含有后期结合社会状况对生命的思考。蒙克的创作动机心理拥有对其所经历事件的表达,这是对他内心深处恐惧心理的宣泄。 蒙克童年时代的疾病留给他心理的创伤、爱情的不顺利,使其创作一直没有脱离过疾病、死亡等主题,这种心理在他的作品中以特殊的表现方式呈现出来,无助、孤独、绝望、压抑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同时也构成了作品的主体风格。 艺术创作论文:摄影艺术创作中比较手法的意义 在摄影艺术创作中,为了使作品能够更加完美的表现主题,常常有意无意地运用对比手法。对比作为艺术重要的表现手段,广泛运用于摄影构图和造型中,对画面主题思想内容表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掌握对比手法,我们应该分析对比的作用,以求更深刻的广大摄影爱好者了解和掌握。对比的形成,有它的生理因素,也有它的心理因素。人的视觉及其神经感受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些特性是形成“对比”的生理基础。摄影艺术创作中的对比大体分为两大类:即内容上的对比和形式上的对比。 内容上的对比 这一类的对比,要求摄影家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深透的理解能力,善于发现,掌握抓取那些具有对立因素,但又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客观事物。也需要摄影家具有高度的艺术素质和表现技巧,善于用自己的镜头把它们组织成互相映照,或相克相生的画面来,使作品主题突出形象鲜明,又含蓄隽永。内容上的对比,多半是通过一些社会现象、历史事件来进行,对比的效果最终侧重在思想内容上。如新旧社会的对比、贫富悬殊的对比、胜利与失败的对比、兴起与没落的对比、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欢乐与悲伤的对比等等。 形式上的对比 形式上的对比是艺术造型手段形成的对比,对比的效果侧重在艺术造型上。它包含形体对比、影调对比和色彩对比。形体对比是通过不同的形体放在一起而取得的一种对比的效果。如果直线与曲线的对比,横竖的对比,动静的对比,大小的对比,虚实的对比,仰俯的对比,疏密的对比等都能产生形体的对比效果。影调的对比包括整幅照片上的物体相互之间的影调对比,是指照片中的强光部分与阴影部分的比例关系。比率大,对比就强烈,反之亦然。同时也指由强光部分之间所含多级层次亮度的间距。层次多,间距的比率就小,对比也小。反之,对比就大。比如:在一片不同程度的暗色调中加上一点亮调,这一小部分的亮调不仅显得突出,而且也以自己对比的力量加强了暗色调。 色彩的对比,是根据色彩的三要素,可分为明度对比、纯度对比和相互对比。对比能增强画面的表现力,是一种强有力的表现手法。对比能产生一定的意境、情感和感染力。对比能使主体突出,形象鲜明,进而结合一定的内容能产生美感。美感是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美是多样性的统一。如色彩的冷暖对比、黑白对比、浓淡对比、色彩的面积大小对比等等。 构图、造型上的对比。这一类对比是以两种迥然不同的造型手段和构图技巧进行对比,用来突出主体,引人注目,以达到增强作品艺术表现力的目的。 虚实对比。利用景深,使主体清晰(实),陪体模糊(虚),用以突出主体。 藏与露的对比。藏是指形象的不完整,露是指形象的完整。在人们的欣赏的习惯上,完整的形象要比残缺的形象更为突出。 主次对比。利用物体在画面上的位置安排来突出主体,从构图学讲中画面中心的物体,一般比画面边角的物体突出。 大小对比。也称为远近对比,一般来讲,大的比小的突出,主体近,影像大,就突出。反之陪体远,影像小就不引人注意。 疏密对比。指画面影像的轮廓线条、内部线条的简繁对比,如在大片繁杂线条的物体中有一件简洁线条的物体,那么这件物体就显得突出了。 动静对比。主体动,陪体静,主体相对就突出了,主体静,也同样可以用陪体的运动来突出主体。 以上所讲的“对比”是摄影艺术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段。如果运用得当,本身也就油然而生一种美感。“对立”也就是“对比”,作为塑造鲜明人物形象和表现作品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手段加以强调,在摄影艺术创作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确的运用对比,可以使共存于画面中的矛盾因素更加鲜明、悬殊,映射到人的心理活动中的特点,最后得以清晰自然的表达主题内容,加深观众对主题内涵意义的理解,从而加强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效果。 许多成功的艺术作品都运用了对比的手法,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追求形式,为了对比而运用对比。对比作为手法,只能是以主题内容的需要和客观事物的特征为根据来合理运用。 艺术创作论文:谈马蒂斯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审美的艺术性 内容摘要:法国着名野兽派画家亨利·马蒂斯于逝世前写下《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这篇对于画家本人的艺术创作具有总结性质的理论文章结合绘画实践,强调了艺术创作过程中如儿童眼光般“纯净”、“专注”、“创造”等艺术品质的重要性。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在其前期美学着作《谈美》里从审美的“无功利性”、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心理距离”等美学审美的角度表明了类似观点。在各自的理论作品中,两位人文大师还分别借“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将抽象的理论阐发延至艺术与人生领域,提出“人生艺术化”的口号,体现出浓厚的诗学韵味以及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蒂斯 朱光潜 艺术创作 审美主张 本文试以《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谈美》为例,对马蒂斯的艺术创作观与朱光潜的审美主张进行互观,在创作和欣赏、实践与审美的不同语境下,探究两位大师对于艺术创作与审美过程中必备态度和可贵品质的主张,寻找他们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的精神共鸣。 一.儿童“纯净”的眼光与无功利性的“赤子之心” 作为艺术创作的第一步,“观看”被马蒂斯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观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这里的“创造性”更侧重于“破旧立新”中的“破旧”之义,即抛除“养成的习惯”,忘掉“记忆中的柱头”、“一切画出过的玫瑰花”,摆脱“电影广告和杂志每天提供的现成的形象”。马蒂斯认为,只有废除一切对于心灵的“偏见”之后,美术家才能以儿童“头一次看东西时”的眼光看出事物的真实面目。 马蒂斯提及的遮蔽艺术家“纯净眼光”的因素如社会习惯、固有经验等,正与朱光潜先生在其美学着作《谈美》第一章定义的“实用态度”[1]、“科学态度”[2]之“实用”与“科学”相近。不过,朱光潜进一步对前者加以补充、概括和分类,并在审美语境下对此破坏性因素的破坏过程予以具体展现和分析。朱光潜指出,观看者在面对被观看对象时,对实用“意义”、“利害”的联想和对科学“因果”、“关系”的无限推理使得观看主体耗费大量时间与心力,从而影响美感世界所要求的“绝缘意象”[3]的生成,导致建立在独立的、无目的前提下的真正“审美态度”消失,最终导致审美之境的消失。在《文艺心理学》的“作者自白”里,朱光潜明确提到:“我的美学思想受到从康德到克罗齐的形式派美学的影响。”[4]此处先生所言“时间与心力”实质上也是借鉴了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康德、席勒关于“游戏说”中“过剩精力”[5]的观点。作为艺术起源学说之一的“游戏说”受到康德等人的大力推崇和深入研究,席勒更在康德“艺术是自由的游戏”[6]的理论基础上,指出“过剩精力”是文艺与游戏产生的共同生理基础。但是,把艺术活动仅仅归结为“本能冲动”或者“天性”的“游戏说”也因忽略了社会因素而不能从根本上揭示艺术起源的真正原因。关于后者,朱光潜先生在形成自己的美学观点时进行了选择和再造,他将儿童在做游戏时心理、精神上的“自由”状态引入艺术欣赏的层面,提出审美过程中,审美主体进入审美之境的一大必备品质——“赤子之心”。在将“赤子之心”的重要性进一步延伸至艺术创作领域时,朱光潜解释道,艺术家作为“大人”,正是因为有“赤子”所没有的老练和严肃,而很难进入艺术的无功利性情境,从而难以创造出好的、新的作品。 朱老在这里提及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7]的“很难”与马蒂斯主张的“用儿童的眼光”时所需要的“努力”、“勇气”存在很大一致性。可见,在涉及艺术领域的纯洁性、独立性问题时,中西两位人文艺术家均表现出对待孩童一般爱惜、维护的珍视态度。较之马蒂斯言简意赅的理论阐释,在结合“游戏说”且详细揭示了“实用态度”、“科学态度”对于“审美态度”的破坏性后,朱光潜的“赤子之心”显得更为具体和清晰。 二.儿童“专注”的眼光与凝神之境下的“主客同构” 拥有儿童纯洁、无功利的眼光后,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便拥有了理想意义上的“过剩精力”,进而像做游戏时专心、认真、郑重的孩童那样,进入到艺术过程中的“主客同构”状态。 对于欣赏与审美语境下的“主客同构”,朱光潜首先以观察一棵古松为例进行论述:“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我们每个人所直觉的物象并非是固定的,对同一物象的直觉实际上感受到的它显现于我们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带有了很大的主观色彩和个人的二重创造”。[8]从“天生”、“人为”到“物象”和 “直觉形象”,在对具象化的例子加以抽象化时,朱光潜引入美学领域的“直觉形象”和“美感经验”概念,进而指出“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9]。基于“意象的物我一气”这一“直觉形象”特点,朱光潜再次强调了审美过程中“主客同构”的主要特征。 同样,画家马蒂斯在谈及绘画创作时也流露出对“直觉形象”的类似物——“知觉的永久形象”的肯定与亲睐:“绘画最重要的方面不是模仿自然,而是把知觉变成为一种永久的形象。”随着1908年马蒂斯《画家笔记》的公开发表,“永久形象”在“来源于自然”的前提下,又被画家明确表达成“服从我的画面的精神”的“形象”。直至逝世前,画家还结合自身的实践感受,将“自然”与“我的精神”的这种融入过程,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里予以具体描述:“美术家同外部世界联合、进而渐渐地使自我与外部世界同化,直到素描表现的客观对象变成他生命的一部分,直到他把它溶入自身中,能把它作为自己的创造物表现在油画上”,“当美术家画的对象出现在其构图中时,直接或类推地,他从周围的环境中捕捉一切能滋养他内心所看到的东西”。 透过“进而”、“渐渐”、“直到”、“从而”等一系列时间副词,我们发现马蒂斯所认为的艺术创作中的“主客同构”过程含有了与实际创作本身相似的特点,同样充满了分明的层次感和时间的动态感。从周围世界获得的绘画“材料”与美术家脑中的“构图”,外在环境与自我,按照时间顺序,互不干涉、有条不紊地配合,共同完成作品的创作。这里,主客体的统一是主体与客体作为单独个体的同时存在,是两个个体的统一。马蒂斯的这一观点与英国心理学家布洛在对“经验的某种特殊态度和看法”[10]即“心理距离”进行系统论述时,所提出的关于创作主体与外界环境之间前后关系、因果关系的理论颇为类似。 相比之下,朱光潜审美过程中的“主客同一”则因审美主观因素的存在而使得主客双方真正具有了“交流”与“融合”之意。仍以“赏松”为例,朱光潜在《谈美》中这样谈道:“……因为我忘记古松和我是两件事,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所以古松俨然变成一个人,人也俨然变成一棵古松。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11]朱老的“移情作用”不仅把审美主体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审美客体,同时也将审美客体的姿态吸收于审美主体。所谓“物我同一”的境界“不单是由我及物,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是我的情趣和物的情趣往复回流而已”。[12] 针对“主客同一”状态下的艺术主客体,马蒂斯所主张的“前后”、“因果”关系在朱光潜这里转变为关于主客两者并列、甚至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关系的观点阐发。朱光潜这种将广义上的两个独立事件转变为一个事件两个方面的理论方法,某种程度上含有了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色彩。 尽管美学家朱光潜和画家马蒂斯分别就“欣赏”和“创造”两方面谈论“主客同构”的立足点不同,但以接受美学理论家伊泽尔提出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艺术与美”来论,在艺术主体凝神创作或是见到意境的一刹那中,“创造便成了欣赏”,“欣赏也就是在创造”。[13]于是,儿童“聚精会神”所至的“凝神之境”就为我们对读马蒂斯、朱光潜的理论学说带来可能性和意义性。而马蒂斯、朱光潜对“主客同构”具体涵义的阐释也因中西文化土壤和社会话语的差异为探索艺术领域的“凝神之境”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维度和发现空间。 朱光潜关于主客体“融合”、“转化”的观点生成,一方面鉴于“审美”的“移情”特点,一方面也受当时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广泛流传的影响。其所采取的由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的论述方法,在符合东方人思维习惯的同时,更有利于国内读者的理解及作品思想的交流与传播。 马蒂斯在绘画创作时提及的主客“层次”、“顺序”关系,也具有其特定的语境义和文化义。作为画家,除了保持审美之心还需要具备实际创作时的清醒与理性,否则艺术作品便只存在于主体意识活跃的“构图”里而缺少现于纸上的井然和清晰。此外,马蒂斯“观点先行、论述从约”的西式思维也与中国传统的具象化表达方式颇为不同。西方文化的另一产物——基督教同样给马蒂斯的绘画创作带来启示。画家曾在《画家笔记》中对“洞察客观实体和重建时空”的艺术创作过程产生“虔诚”、“投入”等“宗教状态”和“宗教意义”的联想。 摒弃覆盖在理论表面的社会文化、思维模式因素,我们发现两位大师有关艺术“凝神之境”的共同关注。在对创作和欣赏两个领域“主客同构”的不同阐释中,他们之于认真、专注的“儿童眼光”的渴求和呼喊同样急切而真诚。 三.儿童“创造”的眼光:练习“观看”与“想象”的“心理距离” 在《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文末,生命即将枯竭的画家马蒂斯发出对“一切创造本源”的“爱”的呼唤:“需要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爱、一种能够激起并保持对伴随一件美术品诞生的强烈热情和分析的深刻的爱”。这种“不懈”、“强烈”、“深刻”的“爱”再次指向文章开头便开宗明义的“创造”主题:创造是美术家真正的职责,没有创造就没有美术。 然而此时的“创造”已穿透儿童“无功利”、“凝神”的眼光,超越“破旧”之义,近于“立新”之旨。对此,画家马蒂斯一改之前的“惜字如金”,结合自身绘画实践具体阐释这一新的“创造”之义: 当我画一幅肖像时,我一次次回到草图上,每次我都是在画一幅新的肖像:这不是一幅修改的肖像,而是重新开始的完全不同的一幅肖像;每次我都从同一人物中提取出一个不同的生命。 为了使我的研究更圆满,我时常借助于同一人物不同年龄时的照片:最终使肖像可能会显示出一个更年轻或有一种不同神态动作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同他或她当模特儿时显示的样子不太相同,原因是我觉得这种神态动作最真实,最好地揭示了模特儿真正的个性。 在第一阶段儿童眼光无功利性”的基础上,马蒂斯借助“一次次回到草图”、“重新开始”、“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神态动作”的阐释,给凝神的“观看”融入方法论的指导。他强调在不厌其烦的方法尝试与反复练习中见出“创造”的新意。这样的“观看”理论,早在拉斐尔《西斯廷圣母》,达·芬奇《微笑的蒙娜丽莎》等一系列名画的诞生过程中已产生积极作用。幼年达·芬奇画鸡蛋的有趣故事里也颇有这种练习式“观看”的影子。正是经过一次次的尝试和练习,达·芬奇才画出富于新意的各式“鸡蛋”,创作出一系列别具一格的艺术精品。 同是强调“创造”的重要意义,朱光潜美学中的审美创造在结合心理学之后,已脱离马蒂斯的“创作实践”,更多地显出主观“想象力”的成分。 《谈美》第二章开篇,朱光潜以“心理距离”的提出,解释了 “家花不比野花香”、“新奇的地方都比熟悉的地方美”[14]等日常生活现象。朱光潜认为,欣赏过程中产生的美和新意,在于欣赏者的“心理距离”。此处的“心理距离”,某种程度上可与儿童观看事物时所具有的想象力、联想力相联系。但是,心理距离又不完全等同于想象力,心理距离之“距离”是“适当”的。只有在创作者既摆脱了实用的目的性,又未远离凝神之境时,在两者的中间地带,想象力才会获得大展身手的机会。因而,朱光潜此处的“创造”虽然脱离了马蒂斯“观看”的实践和操作性,却也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意味。尽管如此,在创作者的梦境和幻境下,仍多有不俗的音乐、文学作品问世。弗洛伊德在其着作《作家与白日梦》中对此亦多有提及。这些以想象力为最初源头的作品,同样以一种梦幻的方式展现了艺术的“创造”力量。 无论是马蒂斯的“勤学苦练”,还是朱光潜的“天马行空”,作为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创造”均被两位大师置于各自理论的重要位置,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其核心意义可见一斑。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艺术欣赏和创作实践两种语境下的“创造”之义并不相悖,二者具备融为一体的共通性,可共同服务于艺术世界。创作者在创作前的准备阶段,借助适当的心理距离进入一定的审美之境,继而发挥想象力,达到艺术内容上的创造;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又通过反复练习,寻得适当之法,再次达到形式之再造。由此完成的艺术作品便具有了真正意义上形神兼具、“美”“新”双收的创造之义。 四.人生的艺术化:“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与“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15]在《谈美》完结之前,朱光潜以一则“车行阿尔卑斯山谷”的故事,将其对艺术理论的阐发推及生活态度、人生哲理领域,将美学中“无目的的目的性”、“物我两忘”的“凝神之境”以及适当的“心理距离”等抽象理论,浓缩为一句启示人们简单生活、认真生活、享受生活的人生箴言“慢慢走,欣赏啊!”充满了诗性韵味和浓厚的人文关怀。这种“人生的艺术化”之美,同样见于马蒂斯《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一文。画家不仅以自身多年的创作经验,更是以生命的最后呼声,呼唤人们:用孩童的眼光看待生活,追寻“伟大的爱”、“对真理不懈的爱”。 五.结语 法国画家马蒂斯和中国美学家朱光潜,尽管来自不同国家,涉足不同领域,两位人文大师关于创作和欣赏、艺术和美学两大领域的理论作品《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却为我们带来了同样的震撼和感动。 画家马蒂斯立足绘画实践,从专业的角度,以漫谈却不失严谨的笔调阐释自己关于艺术创作的独到见解,美学家朱光潜则结合心理学,以更为详细、更具系统性的理论着述展现“朱式”美学里的审美之义。在马蒂斯富有个性的语言风格,朱光潜循循善诱、沉稳大气的理论论述中,读者既感受到西方民主氛围下艺术家的智慧之光,又领略到特殊时期中国学者的辽远之思。 当然,《用儿童的眼光看生活》和《谈美》这两部作品也因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仍存在不足之处。如前者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过于抽象的思维方式和翻译后的语言文字,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读者阅读和理解的障碍;而《谈美》在第一章中论及“实用态度”时对于“政治”因素的敏感和隐晦,整部作品中间“调和折中”[16]的论述方法以及凌空而起、“天马行空”的理论建构也让受众颇有“如鲠在喉”之感。 透过理论文字及其背后的诸多外在因素,我们却能够发现在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上,马蒂斯和朱光潜这两位人文大师存在着难得的精神“共鸣”。他们均珍视艺术领域中“纯净”、“专注”、“创造”等类似儿童眼光般的可贵品质,他们同样对“简单”、“认真”、“诗意”的人生充满了亲近和向往之情。 而这些,正指向艺术与美学的共通性,指向对读与比较《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和《谈美》这两部理论作品的可能性。在对马蒂斯艺术创作观和朱光潜美学主张的互观中,我们领略了朱光潜先生的学贯中西、马蒂斯先生关于绘画创 作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在两位大师对于“人生艺术化”的论述中,我们进一步领略了人生艺术与人生美学的迷人魅力。 艺术创作论文:李可染的艺术创作研讨 一、艺术创作主体———“生活、思想和传统的全面修养” 艺术家是艺术创作的主体,是整个艺术创作过程的主宰者。艺术作品的面貌取决于艺术家的创作。“艺术作品融入了主体的呼吸和生命,体现了对生活的新发现和审美的独特建构;艺术创作活动是凝聚了艺术创作主体的全部心血的、个性化的、能动的、艰辛的创造性生产过程。”[1](P277)艺术家要想创作出被人民群众所喜爱、具有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作品是需要下一番苦功的。艺术创作体现的是艺术家全部的艺术修养和生活智慧。这就要求艺术家要具备深厚的修养。李可染非常重视画家的全面修养。“深入学习传统、深入认识生活、全面的艺术修养,这三个方面很重要。真正的学术可以说没有什么奥秘,正确的道路就是奥秘。”[2](P45)他主要从生活、思想和传统三个方面来论述画家的修养。李可染说:“我们优秀的传统画家都是把研究生活和认识生活作为修养极其重要的部分。”[3](P278) 李可染认为艺术创作要到生活中去认真研究自然规律。50年代起,李可染数次出游,走遍大半个中国进行了多次写生。到大自然中进行写生和创作给当时正处在发展困境中的中国画带来了新鲜的空气。经过多次写生实践,他坚定地认为,要解决中国画笔墨程式化、不能反映现实的问题要靠深入生活,使中国画不断发展、永远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也要靠深入生活。写生在西方画家看来是理所当然,但中国画画家背着画夹在野外一画一整天还是少见的。李可染当时能够走出书房描画大自然真山真水的风貌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他借助于早期学习西方绘画的功底,将西画的写实手法与国画技巧结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艺术风貌。写生使李可染认识到,到生活中去,在生活实践中才能把握最深层的艺术美。他的人物画《观画图》就体现了他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画面生动地描绘出三个身着长衫的男子一起在观看一幅绘画作品。三人年龄、身份、神态各不相同,或捻须颔首或全神贯注。笔墨凝练造型简洁,人物形象极为传神。着名作家老舍先生曾评论可染先生的人物画说:“他的人物有的闭着眼,有的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有的挑着眉,有的歪着嘴,不管他们的眉眼是什么样子吧,他们内心与灵魂,都由他们的脸上钻出来,可怜的或可笑的活在纸上,永远活着!”[4](P222)老舍先生的评价质朴而又中肯。可以想见的是,如果画家不注意观察生活,又怎能创作出这样生动传神的作品呢?由此看来,深厚的生活修养对李可染绘画作品形成成熟的艺术风貌和李可染艺术思想的完善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中国画一向追求人品与画品的统一,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思想修养是国画家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的。郭若虚曾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5] 李可染继承了这一观点。他曾经说:“持正者胜,容邪者殆。天下学问,为知谦虚、走正道而强毅者得之,机巧人不可得也。”[6](P58)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审美理想总是正确而进步的。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思想的修养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正确的思想指导,才能走上正确的创作道路,才能具有强大的创作激情,才能具备远大的艺术追求。伟大的艺术家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赢得人民的崇敬,不仅在于他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在于他伟大的思想品格。着名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首要标准就是,作品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就进一步说明艺术家要树立崇高的艺术理想,不断加强自我思想修养,才能攀登艺术高峰。李可染认为,当代艺术家最重要的思想修养就是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坚持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坚强的毅力。他认为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做到这三点。思想修养对画家的作用在李可染看来是极为重要的,也正是因为严格的思想修养,李可染才能在现实主义的艺术道路上越走越宽。李可染还认为艺术家应该学习和继承一切优秀的艺术传统而提高艺术的表现力。他说:“传统包括古今中外,包括一切间接的经验,就是除了你自己直接经验以外的一切间接经验。传统是自有文化以来数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7](P46) 优秀的艺术家都是深入汲取传统的营养而又有所发展和创新的。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一套独有的笔法、墨法、构图等技巧,这些都是历代画家们经过无数次的艺术实践而形成的宝贵经验。要想使中国画得以再发展,必须有深厚的传统修养。在深入研习历代名家的绘画技巧基础上融入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果没有传统的修养而奢谈创造无异于空中楼阁。李可染还认为,传统又分为民族传统与外来传统,相对于当时全盘西化和固守古人传统两种极端观点,李可染对于学习传统的态度是开放的,他强调中国传统和外来传统都要学习。但他同时又强调需要分清主次,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为主,吸收外来文化为次,目的还是丰富和发展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证,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李可染提到的对两种传统的不同态度对于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的修养应该是全面而深厚的,它不仅是影响艺术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还是决定一个艺术家是否优秀的重要条件。李可染关于艺术家修养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的继承,也是后代艺术家们进行自我修养的可行途径。 二、艺术创作源泉———“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 “师法造化”是中国画自古以来的重要传统,明代画家王履说:“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清代石涛也说:“搜尽奇峰打草稿。”历代大家无不重视生活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作用,李可染也阐述了“生活是艺术的惟一源泉”的观点。20世纪前期的中国画坛上是以“四王”为正统的。“四王”一派的画家们多对古人师承不遗余力,致力于摹古,笔墨成就虽高但脱离生活。 一是对写生对象的反复认识,他强调写生要对客观事物认识、认识和再认识。在不断的反复观察中寻找并发现写生对象的规律,创作出最美的形象。1956年夏天,李可染做了一次长达七八个月的万里写生,足迹遍及半个中国。这期间李可染有一幅着名的作品《巫峡百步梯》就是他对景创作的。画家经过四川万县时,突然为眼前景物所动,便在此住了两个星期。他们顺着万县城边走了几遍,发现县城内有四座桥,但却不在一个视点上。李可染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全面观察,多次走到每座桥下寻找最佳的角度。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只有对艺术表现对象进行反复观察、揣摩,才能发现对象最深层的美,从而通过高超的艺术技巧把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是从写生中挖掘新的表现方法。中国画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前代画家们创造了无数令人赞叹的出神入化的成就。“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破墨山水”、“米家山水”……这些在国画历史上犹如一座座丰碑,为后人所景仰。但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人的思想感情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国画传统在此时并不十分适合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了。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诚然。李可染也认为,古法一定要和客观事物相印证,凡不能真实表现对象,不能真切传达现代人的感情的,就应当放弃或加以改造。李可染对绘画作品中光线表现方法的新探索就是在此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发现传统山水画大多表现的是顺光下的景物,从来不强调不同光线下景物的不同变化,这种千人一面毫无创新的表现方法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文艺发展的丰富性。于是,他从写生中挖掘出逆光下景物的表现方案。他不断地到大自然中去观察摹写,终于创造出李可染式的逆光山水图式。整体单纯、标准明确,强调绘画的整体感与空间感,强化层次带来的丰富的视觉观感,可谓一炬之光,通体透明。前人画水往往用空白表现,李可染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林荫下的小溪黝黑而光亮,于是他打破了前人用空白表现水的方法,画出了黝黑而又光亮的水。这些都是他从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的绘画技巧,这些技巧突破了绘画的传统表现手法。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可染对于中国画的艺术语言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化起到关键作用。 三是在写生中要酝酿新的意境。古人作画讲究“胸中有成竹”,在对景久观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神与物游,下笔才能如有神。写生要酝酿意境对中国画来说不是新的课题,但李可染对意境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概念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艺术又要求对生活进行高度集中和概括,要求典型化、理论化,从而创造出比现实更美好、更富有诗意、更理想的艺术境界,创造出革命时代新的意境。”[9](P349)李可染的艺术思想一向是与时俱进的,在新的时代中应该创造新的意境,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出高于生活的作品,表现生活和客观事物的时代风貌,形成适合新时代的新意境,这便使传统意境的概念得到了扩展,使山水画写生与生活联系更为紧密。 李可染在50—70年代不断提出关于写生的新理论,这些都体现了画家在生活的历练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不断丰富艺术思想。艺术源于生活,只有以生活为艺术创作的源泉,艺术灵感才能源源不断如泉涌,艺术生命才会长青。李可染以生活为艺术创作源泉的观点可谓把握了艺术创作的真谛和根本。以造化为师,向生活学习的观念被20世纪的许多国画家所认同。在这个观念的指导下,他们共同开创了20世纪中国画的新风貌,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强大生命力。与李可染同时代的国画家傅抱石也说:“画家对现实生活所表示的热情和态度,也是画家赖以创作,赖以大做文章大显身手的无限契机。”[10](P95)这表明根植生活、取法自然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趋势和中国画发展的正确道路。 三、艺术价值观———“为祖国河山立传” 艺术价值观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不同的价值观往往会使艺术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中国画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南北朝王微认为绘画作品的价值在于“畅神”,宋代郭熙要求山水画能满足士大夫“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精神追求,元代倪瓒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更是被无数文人士大夫视为绘画创作的圭皋。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人的精神被压抑,人的价值被消解,大多数知识分子便通过寄情于山水求得精神的麻痹与暂时的解脱,内心的痛楚反而表现为表面的洒脱。绘画这时便成为他们求得精神解脱与自我调节的重要手段。而且只要社会格局不变,知识分子们心中这种难言的苦衷和精神上的压抑就难以解脱,长期饱受这种精神侵蚀的知识分子只能走进自己构建的“可游可居”的意境,在这个世外桃源中暂时忘却现世的苦痛。传统山水画的价值观念往往构筑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与心理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山水画的社会基础与心理基础已不存在,山水画需要树立完全不同的新价值观来指导其发展。李可染正是在时代的推动下突破性地提出“为祖国河山立传”的价值观念。李可染认为山水画是对祖国和家乡的歌颂。他曾说:“画山水就是为祖国的山河立传。”[11](P81)李可染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哪怕祖国曾使他伤痕累累也义无反顾。他曾经特意请齐白石老人题词“江山如此多娇”,他把这当做自己全部创作活动的主题。他把自己对伟大祖国的满腔热情与爱恋都贯注在笔尖,倾泻于纸上。他的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他通过描绘大自然的一草一木来礼赞他生活的时代与祖国。如果说传统画家们是一步步将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抽象为苍白的理念符号的话,那么李可染则是以雄浑厚重的笔墨重现大自然的壮美与博大,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着名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曾评价李可染说;“有志‘为祖国河山立传’的画家李可染,使祖国山河的壮美形象在他的绘画里显得充满了沉着却又激动的情绪,既不是冷漠的叙述,又不是空泛的喊叫,像他自己的为人那么平易近人,却又没有讨好人的媚态和贱相。”[12] 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李可染山水画所传达出来的主要思想感情,他通过描绘祖国的山水来表现爱国主义的情怀。李可染终生不渝地挚爱着祖国的山川乡土和传统文化。年轻的时候,他曾经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的爱国精神贯穿于他整个一生的创作经历中。他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那种真挚的、热烈的、发自内心的对祖国的热爱感染着每一个观者。他的作品《万山红遍》尤其令人心潮澎湃,作品不是描写实景,而是描写了画家心中的祖国山河之美,画面先以水墨勾皴,再以朱砂点染,漫山红树,红得耀眼,红得令人心动。不凡之处便是作者用了大量朱砂来渲染画面,满目红山,意境非凡,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于内心激动情绪的挥洒。画面之中,浓墨、朱砂与白色的瀑布溪流形成鲜明的对比,带给观者极度的视觉冲击,冷暖交映,层次幻化。博大雄浑、具有纪念碑份量的构图方式也令人油然而生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2000年,“李可染世纪展”在台北、高雄展出时,主办方便选择了《万山红遍》作为会标,在展览场地两旁的电线杆上成对悬挂以《万山红遍》画面制作的长幅展旗,猎猎红旗把场内外气氛烘托得格外热烈。据说很多观众都喜欢在特别制作的两层楼高的巨幅《万山红遍》前拍照留影。画展开幕时居然有学校联系说希望在画展结束后将这幅画送给他们当做教学材料用。画家饱含的爱国热情透过作品传达给不同地域、不同年龄、不同经历的人们,李可染使爱国情感具有了超越时空的魅力。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漓江边上》表现了漓江一角平淡中见秀丽的美,《阳朔胜景》揭示了今日阳朔蓬勃发展、恢宏壮丽的景象,这些都是李可染“为祖国河山立传”最绚丽的画卷。在李可染着名作品《树杪百重泉》的跋语中,他讲到,“余昔年居蜀中,巴山夜雨,万壑林木葱郁,青翠欲滴;奔流急湍,如奏管弦,对景久观,真画中诗也。此情此景,令人神驰难忘,故一再写之,以赞祖国河山之美。”[13] 祖国的壮丽河山激发了李可染内心的爱国主义情操。李可染认为,江山可以养浩然之气。人的灵秀智慧和高尚情操孕育于祖国的辽阔疆域和壮丽山水中。李可染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与祖国与人民共命运,与时代潮流相激荡。他热烈真挚的爱国情怀和奔放豪迈的民族信心使中国当代山水画焕发出不同反响的时代光彩。他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化作恰当的绘画表现形式,形式与内容相呼应,创造了具有当代刚健豪迈精神的山水画作品。四、艺术创新观———“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从五代时期到宋元到达顶峰,明清时期盛行的“四王”过于注重摹古,多以古人丘壑搬前挪后,使山水画丧失了自然的血肉与神韵,形成陈陈相因的僵死画风。国画大师徐悲鸿就曾表现出对董其昌和四王山水的厌恶。20世纪以来,许多国画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加以解决。林风眠、徐悲鸿等绘画大师都在革新中国画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李可染、傅抱石等则把大师们开创的革新道路继续向前推进。“”以来,革新国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中国画此时正处于一个不得不变却又不知往何而变的尴尬境遇中。一方面,中国画在历史悠久的发展历程中积累的一套绘画传统与技法不能弃之不顾,另一方面,西画细腻的表现现实的能力这时已深入人心,国画也需要在精神气质和题材意境上能胜任表现现实生活的要求。许多具有时代使命感的国画家勇敢地担起了这一重任,接受了时代的挑战。李可染就是其中之一。国画大师傅抱石也曾经对友人说,思想变了,笔墨不能不变。这种创新意识成为中国画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李可染早年便 有心变革中国画,他曾经认真剖析了明清以来中国画的形式主义倾向,指出:中国画在历史上有过不少成绩,但对我们崭新的时代来说,它已经成为遗产。由于生活的不同,人民对艺术的要求不同,这就绝对不允许再死板全盘的搬用,否则就是继续走形式主义的死路。因此必须改造中国画,使它适应新的时代和生活,适应人民群众新的审美标准。他立座右铭激励自己:“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后来他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他又说,“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14] 对于国画创新,他认为,创新不是轻易就可实现的,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深入观察和研究客观世界,“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因而创造了与前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表现方法。”[15](P192)李可染认为改造中国画的要点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深入生活挖掘创作素材。生活是艺术创作源源不断的源泉,同时也是艺术创新的不竭动力。李可染认为深入生活是改造中国画的基本条件。他认定,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得到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新的内容;根据这些新的内容,才得以产生新的形式。明清绘画之所以走入毫无生命力的僵死状态最致命的原因就是堵塞了生活这个创作的源泉,失去了作品的血肉。有鉴于此,他极为反对“伏案于南窗之下,不敢离开古人一步,甘做阶下囚”[16](P351)的创作方式,而是把自己的画室搬到大自然中去,独辟蹊径创作出意境清新刚健的中国画作品。他生于苏北,定居北京,又长期在江南、巴蜀地区写生,阅尽祖国大江南北的秀丽风光。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环境气候相差极大,或湿润青翠或雄壮荒凉的特色给李可染极深刻的印象,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他在自传中就曾提到他有感于巴山蜀水之壮丽,以至于他20多年后都不曾忘记。“一天,我刚散步到我居处不远的金刚坡半山腰间,那时正当夕阳西下,我回头一看,山下几十里地的水田,一块块都反射出耀眼的金光,像一片摔碎的金色的镜子,天边和远处的烟树千层万层,也沐浴在霞光里,真是令人心胸开阔的惊人奇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图画。”[17](P41)20多年后,他的绘画作品《青山密林图》正是以此印象而创作的。李可染在别人还在沿袭传统文人画的死胡同里徘徊时,勇敢地把他从造化中得来的生动感受融入山水画创作中,赋予山水画以鲜活的生命感。这是李可染改造中国画的重要方面,可以说,没有这个认识,就没有“李家山水”,就没有此后生动感人的山水画作品。 第二,批判地继承前人传统。作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革新者,李可染从未忽视过对于传统的学习,他极其重视从传统中汲取营养。李可染常说“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打进去”的过程正是深入研习中国传统绘画的过程。40年代,他相继师从于中国传统绘画大师齐白石与黄宾虹。他追随齐、黄二师多年,学了很多东西。他早期画风飘逸柔靡,从师齐白石后开始变得深沉厚重。他又从黄宾虹那里学习了山水画的层次、气氛、空间等的解决方法。齐白石、黄宾虹都是富于独创精神的大艺术家,李可染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优点与局限,因而对他们的学习是有分析有取舍的,正如他所说的“师学舍短”。李可染非常注重对优秀传统绘画的学习。他的画室曾命名为“十师斋”,意指他重点学习的十位画家:范宽、李唐、王蒙、黄公望、石涛、石谿、八大、龚贤、齐白石和黄宾虹。他曾评价道,石涛意境第一,石谿深厚第一,八大用墨讲究,龚贤积墨法突出,黄宾虹用墨前无古人,齐白石意境独创。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李可染对传统绘画做了反复深入地思考与研究,他取其长而避其短,才成功的把握了中国画革新的方向。 第三,吸收优良外来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外来艺术的刺激是推动民族艺术发展的有效动力。从美术史上来看,中国每次艺术发展的高潮期,几乎都与外来文化的输入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西文化的交流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艺术发展的必要条件。50年代以来,在革新中国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艺术家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有的要求全盘西化,有的要求继承传统。李可染既不盲目崇洋又不盲目排外。他从历史的高度着眼,提出:“在今天,一切外来的东西,凡是好的,对我们有用的,我们都应该借鉴吸收。中国文化史上也从来没有拒绝借鉴、吸收外来的东西的现象。闭关自守,盲目排外,是错误的。”[18](P190)东西方绘画在各自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西画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精细、明暗之微妙都是值得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的优秀之处。在此基础上改造中国画就是用外来美术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传统,使之适应新的生活,形成更加现代的表现形式。李可染特别提出借鉴外来美术必须消化吸收,杜绝生搬硬套。他尖锐地指出了艺术界在借鉴西方艺术时存在的简单照搬的弊端,提出西方艺术要与中国传统相结合。 在此思想指导下,李可染完成了对绘画中光线的创造性运用。他把光和积墨法相融合,吸收了西画中光的画法,表现出了黑瓦白墙的反照光、瀑布水流的颤光和蒙蒙细雨下的散光等效果。立足于现代生活,从传统基点出发,借鉴吸收外来美术,这才是中国画革新的正确途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国画家的成功都证实了这一点。李可染以其深厚的传统学养、对西方绘画的深刻了解和长期的实地写生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画的革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真正实现了将外来文化“放在中国的土壤里,使它长出中国的花朵。 艺术创作论文:中学美术教学中艺术创作研究 1.引言 艺术创作必须有先进的理论知识起指导作用,这样才能使作品体现出艺术价值。美术是艺术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可以为创作者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并指导学术创造的合理应用。伴随着艺术价值的转变,美术研究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创作者应充分利用资源,提高个人的艺术水平,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 2.中学美术教学的现状和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虽然中学美术教学一直在不断改革创新,但很多美术课堂仍受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的束缚,教师过于依赖课本教学,忽视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使学生过于注重老师所传授的知识,忽视对自己的创造性培养,从而使学生在美术课上表现出不积极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认识到:没有探索精神的艺术教学将严重阻碍学生的整体素质,对新课程的落实也会有不利影响。艺术教学并不是单纯地给学生传授一点艺术知识或绘画技术,必须让学生朝自己的个性方面发展,同时,注重发展艺术创造力,激发创新精神,提高学习质量,使他们经历一个积极的创新发展过程,真正欣赏艺术的魅力,积极探索。 3.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方法 3.1课堂教学要精心设计 如果老师的课堂教学没有足够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就不能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也就很难培养出学生的创新精神。只有精心设计教学,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让他们主动参与到学习中,并且进行独立思考,从而培养出创新能力。 3.2创造宽松活跃的教学氛围 在美术教学过程当中,为了营造出一种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气氛,教师应努力营造宽松的课堂氛围,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达到最佳状态,确保学生有足够的学习兴趣,这样才能发散学生的思维,进行创造性思考。并注重学生探究知识,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积极创造和谐环境,活跃气氛,使学生能够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并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敢想就应该勇敢地说、勇敢地尝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3.3注重培养学生的艺术个性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我经常教导学生独立思考,要求他们改变原来单一的、被动的学习方式。这不仅要求教师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给学生,还要教会每个学生善于观察、勇于表达,敢于标新立异,培养自己的个性特点和专长。老师要教导学生学会收集、分析数据,并得出进行艺术创造的结论,在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实践个性。 3.4关注学生间的交流合作 在课堂上我发现有些学生喜欢和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也有同学比较内向,不敢把自己的作品展现出来。为了实现学生之间的充分沟通,应通过各种方法来促进所有学生在课堂上表达各自的意见,鼓励学生表达自己的想法,允许多种审美观的存在。坚持在课堂上相互合作,坚持让学生参与活动获得实践经验,不仅培养学生探索知识、分享知识的学习习惯,还使学生在表述思想的课堂交流中提高自己得出结论的能力,从而大大激发学生的探索与创新精神。在课堂中逐渐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让他们在实践学习活动中形成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 4.艺术理论起支撑作用 艺术事业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的重要内容,能提高物质生活质量,提倡学生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第一要宣传文化的先进意义,使人感受到艺术创作是一种有趣的运动,是一条重要的宣传先进文化的途径,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间接提高学生的艺术文化水平。实际影响是积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则取决于自身,主要指导作用有如下几方面。 4.1思想指导 美术是一种艺术创作活动,需要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并根据自己的独特性进行个性创造。然而,创作的前提是要具备一种独特的思想精神,艺术创作不是简单的图形组合或者复制雕刻,而要经过仔细的规划,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优秀作品。深刻理解艺术的理论内涵,规范指导艺术创作活动。 4.2选择指导 任何艺术活动都是以实际题材为导向的,选择合适的材料可以发挥最佳效果。艺术理论对主题的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根据实际理论选材,激发了学生的个人灵感,才能创造出更加优秀的作品,体现更好的艺术价值。 4.3创作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先进的思想理念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的,艺术创作必须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独立创作,这样才能取得成功。美术理论是艺术界的指导原则,是艺术创作者的指导思想。在进行美术创作时,理论知识对美术作品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对美术的创作起到指导性作用。只有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创作,才不会脱离艺术主体,才能创作出好的艺术作品。 5.结语 艺术具有独特性,在中学美术教学中,应根据艺术创作的特点,培养学生对艺术学习的兴趣,只有产生了学习兴趣,才能更好地学习。教师应对学生进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深刻理解艺术创作的内涵,让学生进行创造性创作,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艺术创作论文:精神分析学视域下的艺术创作 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的逻辑起点在哪里?比如,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分别在意识和物质两个层面,宗教神学的逻辑起点在上帝,黑格尔的逻辑起点在理念。弗洛伊德的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在“人”本身,不如说是对“性”的关照。那么,“性”就是他所提出的一切理论的基础。比如,在性本能理论中,他认为艺术创作和宗教活动实质上是性本能的表现。本文认为“性”的确是一种本能需要,但这种本能有着极高的精神含量,它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繁殖活动,否则,为什么某些不缺乏性生活的人还伴有精神空虚的现象?或者是因为事业无成,或者是因为心灵创伤等令他不愉快的事情而造成了精神空虚。可见,“快乐原则”并不局限在性活动的快乐中,“精神”决定着人对同一事物的很多不同感受,所以弗洛伊德从精神入手而分析人是很具科学性的,然而他将精神状态的根源归于性活动则有失偏颇。人是一种群居式的高级动物,因而存在一种对社会价值的需求,更多的时候,这种被他人认可的心理需求和性欲得到满足的生理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即使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也经常说,精神可以改变人的生理状况,例如癌症协会的快乐人群。特别是人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感性体验,更使得他的性行为成为一种生命的高峰体验,艺术创作可以与性行为联系之处,也仅仅在于它们同样都是具有精神含量的对生命的高峰体验,而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是一种同样性欲式的良好宣泄。 弗洛伊德在以无意识为根基的心理结构说和人格结构说中提出两个重大发现,即性本能的活动不能被完全抑制住,思维活动本身是无意识的过程。这包含了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概念,即无意识是人的生物本能,是欲望的储存器,而生物本能欲望是人一切活动的推动力,它奉行快乐原则,不受客观现实的调节,为了寻找发泄的出路而达到满足,它总是力图渗透到意识中去。本文认为,人的思维活动有无意识的状态,但不代表它本身是无意识的,逻辑是人思维的高级产物,充满了深刻的理性思考成分,思维活动完全是有意识地力图将相关事物组织在一条锁链上的活动。弗洛伊德又提出,生物本能欲望是一切活动的推动力,但也不尽然,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推动一切活动的力量,而实行活动的人除有生理需要以外还有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在佛学中尤其得到重视,佛学也可以公平地与西方哲学交流)。除非有一个“精神需求也是一种生物本能”的前提,则使弗洛伊德的观点成立。但是,弗洛伊德是通过精神分析得到了性需求和无意识的理论,这是一种演绎推理,而非归纳推理。他的观点以人出发,最后却严重地忽略了人具有精神性的独特一面,将人的具有精神含量的生理本能与动物纯粹繁殖的生理本能混为一谈。 艺术作品是人的产物,必然带有人的烙印,人具有除性本能以外的多重的、复杂的、丰富的体验和情感。那么,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阐明了艺术创作的奥秘?还是20世纪某些艺术家在仿效他的观点进行创作?或者的确有些创作可以与他的观点一一对应?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思考。艺术创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自由的,世界上有那么多风格不同的作品,世界上有那么多性格不同的作曲家,每个人对于性体验的理想也大不相同,因此就不能简单地将这两种活动对号入座。从古至今,艺术都是表达人心的,现代艺术更是以揭示意义和深度模式为前提的。除去表现主义以外,即使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声称自己的作品不表达什么,其代表人物斯特拉文斯基说“音乐只解决音乐自身的问题”;即使超现实主义的前身达达主义出于“创作不表达任何”的目的,而随意地以小刀在报纸上戳字构成文章段落;回到中世纪,即使音乐不能表达个人情感,个人情感只能依附于热爱上帝的宗教情感之上……但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他们恰恰是要表达一种音乐自身的活动和自由写作,以及追求普遍仁爱的意图,这是一种不表现具体感情的抽象的表现要求。从一个音到一个乐思、从一个乐句到一个作品、从一种微弱的音色到宏大的音量、从一种将民间素材与共性写作相融合到那些将各种音响样式综合拼贴的做法,其中都浸透着作曲家绝对的理性设置。优秀作品就是在这种理性设置和感性听觉上达到了平衡,并使这种平衡在听众心里产生共鸣。因此,音乐创作是一种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相结合的高级产物。弗洛伊德怎能说思维活动是无意识的呢? 精神性的要求或者说审美理想是人类独有的,而自由和理性是不矛盾的,如果我们承认美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那么人类演进的根本动力就是人具有的丰富的感性体验和深刻的理性思考,而不仅仅是性活动。无意识也只是人类庞大思维结构中的一个局部,它不能占据充满社会性的人的思维的主体位置。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更加希求一种安身立命的依托,这种依托包括物质和精神两层。如果说在刀耕火种的年代,物质性生存是第一需要的话,那么在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的现代社会,精神归宿便成为首要需求。事实上,无论远古还是现代,“精神家园”是人类内心最为本真的需要,也是人与动物最为本质的区别,而文化艺术就是“精神家园”的外在显映。这里又不得不提及古希腊的文化精神,以及它所经历的古风文化、古典文化和希腊化三个时期。古风文化时代是古希腊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神话在这个时代形成,并且在今天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在各种文化背景下提及;文学艺术中,诗歌、雕塑、壁画也初具规模。古典时代是希腊文化的黄金阶段,此时最突出的文化现象是戏剧,出现了在当今世界戏剧舞台上依然占主流地位之一的悲剧和喜剧,它们成为西方古典文学的经典读物;建筑方面的神庙的三种柱式和雕塑在今天的对艺术风格的探索中也依然倍受推崇。希腊化时代虽然已经是整个古希腊文化的晚期阶段,但它的文化现象仍然推陈出新、辉煌依旧。比如建筑方面的缪斯神宫和宙斯大祭坛,还有伟大的群雕和个人雕塑作品。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化作品中看出,古希腊精神是“志在寻求生命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的一种精神,作品孕育着古希腊人的好学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喜好思想的自由或自由的思想,集中体现出一种“自由、民主、理性”的希腊精神,也被称为原点的超越性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们的思想具有原创性,主题具有永恒性。由此可以认为,希腊精神不仅属于古代世界,更属于现代世界。而弗洛伊德带给人类的启迪就是,让我们在从科学角度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新的对自身的理解,但这不是生存和艺术的最终答案。人类向前发展,我们只能通过真实的艺术创作,不断体会和感悟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其中包含着精神家园的方向。 艺术创作论文:汉斯哈克艺术创作的社会学理念研究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哈克开始关心文化政治议题后,这个议题就慢慢的把哈克引向另一种深度——历史性思考,历史性的艺术手法的解读也成为了哈克80年代的主导思想。哈克通过现有的社会政治现象透析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真相,不顾一切手段让这些已深埋的历史重新穿上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另一种解读,他集中关注的历史性议题有对德国纳粹和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思考、美国里根时期和布什时期政府的疑问、法国种族主义问题的愤怒等等。 1988年哈克应市政新美术馆馆长沃纳芬茨(WernerFenz)之邀制作了《你们毕竟是荣耀的(》AndYouWereVictoriousAfterAll)这件作品,作品是在奥地利施蒂里亚省的首府格拉茨一年一度的文化节上制作的“,节日的特色是音乐会、舞蹈、歌剧、戏剧演出、电影放映、座谈会、文学朗诵以及艺术展览。节日的组织者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机构懂事的选择是从省市政府的代表中选出,而省市政府的代表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每年的秋天都会迎来这个节日,1988年作为20周年庆典的文化节上,总导演彼得武伊察(PeterVujica)准备用“艺术的内疚与纯真(”GuiltandInnocenceofArt)口号来表达,并建议在节日中应当提到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事。这起事件是奥地利所有公民的公共性事件,在1988年50周年上必定成为了这次文化节的主题。 沃纳芬茨邀请了1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格拉茨指定的公共场所上制作临时性的装置,而展览的名字就为《参考38/88》,由此可见展览主题必定与1938年的“并吞”有关。1938年,希特勒带着大部队进入奥地利时受到了全城的热烈欢迎,“就连大学的校长都给希特勒发去热烈的贺电,而神父则用祷告的方式欢迎纳粹的到来,一般大学中法学院的法律教科书上出现了新的德国种族法律,在报纸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焚烧犹太教堂的事情‘,格拉茨,一个存在犹太圣殿挑衅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地被人民的意志解决了’”③而在文化节上把这个历史性话题再次打开必定成为人们公开辩论的主题,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展览的启动可能会开启民众旧的创伤。芬茨把《参考38/88》展览的地址选在了纳粹曾经扮演显着角色的地方,如警察局总部,市中心,广场,这些地方曾是举行纳粹集会和希特勒青年团总部、主教宫殿的地方,只有奥地利铁路局拒绝艺术家使用火车站作为艺术作品的场地。在《参考38/88》展览的目录前言上,芬茨这样写道“:这个展览挑战了艺术家面对历史,政治,社会,最后回归到知识产权的领土上的思考,展览的关注点被持续转移到了日常的人们的淡漠、无意识和倒退上”① 历史的片段把人们带回到了1938年的7月25号,这天希特勒在山脚下圣玛莉亚石柱(Mariensaule)举行庆典,圣玛莉亚石柱被藏在一个巨大的身披红布的方尖碑底下,方尖碑用纳粹徽章和题词写道“:你毕竟胜利”做装饰。希特勒授予格拉茨为“人民起义的城市”的荣誉称号,而格拉茨作为早期纳粹聚点理应得到这个称号,在“并吞”奥地利前的几周,数以千计的纳粹在海仁大街(Herrengasse)举着火炬游行,市政厅的阳台上到处都悬挂了纳粹标志,犹太商店的窗户也都被砸碎。芬茨指定圣玛莉亚石柱及其周围的地区作为艺术家场地的参考和一些根据其转化成纳粹的胜利柱外观的照片。“1938年7月25日,施蒂里亚赫布斯特(steirischerherbst)被重建。唯一和以前不同的是方尖碑基地周围的碑文。在黑色的背景上用白色字体列出纳粹的首选:‘施蒂里亚战败期间:有300吉卜赛人死亡,2500犹太人被杀,8000名政治犯的死亡或在拘留期间死亡,9000名平民在战争中丧生,12000人失踪,27,900名士兵死亡’”② 哈克的这件作品《你们毕竟是荣耀的(》如图2、3、4)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就是重建方尖碑,在原有的圣玛莉亚石柱上故意还原1938年格拉茨市的纳粹纪念碑,第二部分则是16个写满标语的海报广告牌,每一个都是119cm*84cm的大小,是由黑色、白色、红色构成,海报上的内容则是从1938年格拉茨的报纸、文件和传真摘录拼贴组成。无论从艺术手法还是对于公共装置的选址都契合了时下的社会氛围。首先,文化节主题是侧重在历史背景之上;其次,就1938年的“并吞”事件,文化节正好是在其50周年的纪念日上举办,迎合了这个时间契机。而哈克制作这件作品目的在于激起群众的思考,反思历史罪孽给当下人们心灵带来的影响。原来的方尖碑覆盖着红色的布,布面上有铭文和纳粹的雄鹰,清晰地看得到圣母雕像已被包裹在里面。这件公共装置煽动了人们对于五十年前的纳粹记忆,很多退休的人被激怒,那些人的这种情节是不愿回想过去、被过去牵连或是面对历史的沮丧感和内疚之情。所以哈克装置第二部分的海报常常被推倒,警察不得不日夜监督。大部分人对装置出于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作品本身,而是把此装置的艺术观念视为攻击或是政治手腕的恶作剧。大概在展览开幕前一周的晚上,哈克的这件作品被投掷了燃烧弹(图5),虽然消防部门迅速赶到并扑灭了大火,但是大部分的红色面料部分和方尖碑的顶部被烧毁,原圣母的雕像也遭到严重的破坏,后经过调查,“两个市民从很远看到纵火犯,在警察素描草图的帮助下,纵火犯被逮捕在格拉茨街头,纵火犯是一个36岁的男子,该男子刚刚进入新纳粹圈。被逮捕的投放燃烧弹的始作俑者,是一个众所周知的67岁的老纳粹。陪审员在审判和判刑他们,分别为两年半和一个一年半的刑期。”③被投掷燃烧弹的日期是1988年11月2日到11月3日的晚上,而五十年前的1938年11月9日到11月10日就是“水晶之夜”事件④发生之时,在奥地利所有的犹太教堂被洗劫一空,也是被放大火焚烧遭到严重破坏。燃烧弹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和地方都对此进行了深入报道,称这个纪念碑式一个耻辱的纪念碑,强烈的谴责和怀疑背后的政治动机。 在该事件发生后,格拉茨的一位艺术家理查德?克里舍(RichardKriesche)呼吁在下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在废墟上用15分钟“默哀”来纪念“水晶之夜”事件,来自当地艺术机构和群众自发组织的人参加了这个活动并一起讨论了这个事件。在这次文化节的开幕上“,格拉茨市长和副省长都强调在历史上需要更多的 教育,特别是对年轻人的历史教育上,他们指出,任何在公共场所的艺术展览,难免有政治内涵,但对绝大部分来说是有利的”① 哈克关注这些历史性问题,让它们重新穿上了当代艺术的外衣,得到了另一种解读。哈克除早期物理性装置作品外,中后期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大的主题及社会性问题的深层剖析,这里包含了艺术制度、企业赞助、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的自主权、政府执行力、历史文化问题,而哈克的艺术手法正如社会学家那样对现象有着一针见血的批判和另一角度的解读,正如布尔迪厄评价哈克的作品那样:“汉斯?哈克的作品包含了对艺术界、对艺术作品的产生条件本身的批判性分析,将具有社会学性质的意见和思考完全融于艺术创作之中”。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试谈艺术创作与内心的化一 【论文关键词】心 精神性 气 内外化一 【论文摘要】本文意在强调艺术创作中抒发内心情感的重要性,只有源自内心情感的才是最真实的,它关乎一件艺术作品的成败。本文从传统绘画精神、哲学诸方面以及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来进行论证说明在创作艺术作品中是一定会融入艺术家的内心情感的,而且这种艺术规律会一直延续下去。 我们中国人对“心”这个字的理解,不只是被科学的看作身体的一个器官,而是一个复合的概念,说的时候代表了思念和虔诚。重要的是,“心”表示思想,圣人说,“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就是思考,还把记忆也归于心；注意力,也归于心；道德伦理也归于心。还把那些十分打动我们的绘画和书法,叫做“心迹”,“心象”。心的作用、状态,庄子称之为精神。因此,要创造一件成功的艺术品,其中必然要融入我们内在的情感,艺术创作中的内外化一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在满足我们内心的某种需求。从整个艺术的发展来看,由古至今无论是东方或西方,无论多么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件成功的艺术品中必然是艺术家与其内心碰撞的结果。 “迁想妙得”是东晋顾恺之的精辟见解,与西方近代美学中的“感情移入”很近似。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只有通过“迁想”,即内在感情的,才能够“妙得”,达到主客观的统一,才能达到画山“与山川相神遇”,画竹“其身与竹化”的艺术境界。《文赋》及至唐宋,司空图,严羽的诗品,诗话,是道家关于内心的论述抽象为文艺心理学的典范。所谓“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诗品·冲淡》,是讲心意若要妙合天机,必先清虚淡泊而沉没自处。“惟性所宅,真取弗羁”《诗品·疏野》等,讲的无一不是要合于本性,合于内心的自然流露,唯其如此,才会出现清新的意境和淡泊的情趣。这里面都有一个内心的超脱而至“忘我”的意思。至于苏轼的“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清人王国维总结出的“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的创作心理过程；以及“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等等这些描述,都是在强调艺术创作中内外的化一,内心的体味。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道”的逻辑来解释创作心理的这种规律的。 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虽有不同说法,但归结到最后,都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正是这种统一认识论的具体反映和内在的意识的高度凝聚的结晶。《尚书·舜典 》中有“神人以和”的说法,《易经》中则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禅宗里的“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由此而得出“一心不生,万法无咎”,也就是说认识了内心,就认识了佛,自然就认识了大千世界,还是天人合一。老庄更是大讲合一之道,强调天人相通“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万物都是从“一”而发生的,天地与我同生,万物与我合为一体,所以说这“天人合一”的思想,突出地表明了中国先哲内在普遍感应和人与自然对应关系的深刻理解,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中,西方只是到了近代才真正开始重视对异物同构的研究。如苏珊·朗格,杜夫海纳把把艺术解释为种种内在情感符号,与自然有着同构关系等等。中国绘画所要把握的“一”,实质上是形象的,整体的精神性。表现“道”,当然就是表现对象的内在精神,实现物我合一。 以道论宇宙和以气韵来论画同样是一种整体的混沌的直观把握。中国绘画从“一”出发,把握“一”的方法同样要归于“一” ——宇宙中的“我”,从自我的内心直觉体验中把握宇宙的生命。中国画家以空诸一切的心境去体味孤立绝缘的物境,终于实现二者的融合——把自我划入宇宙万物之中,体味道之浑茫。天人合一是建立在画家对民族文化、时代精神、自然物象的深刻体察之上的“天人合一”,它是一种思维,一种意识,一种精神,一种高度凝聚的内在情感。 我们知道中国的文人画崇尚直觉,强调用主观的精神创造对象,在笔墨丹青中,追求独立自由,愉悦满足的内在精神境界,要求作画具有顿悟式的情感的突发,同时又是无为而无不为,有法而至无法。他们所崇尚的真性灵的表现即强调内在情感情绪,只不过这种真性灵不是无理由的本能欲望,相反它来自人品人格。西方美学家也认为,观念越高,便看的美越多,观念的最高形式是人格,所以最高的艺术是以最高的人格为对象的艺术。但是,人格决不仅仅是观念,人格是一种受理性观念升华,净化了的内在精神情感。 中国艺术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内外化一的取向,就是是一种自觉的人性,是一种群体的生命感,更是将自然之心融于万物与一切众生的泛我精神。他以气韵生动为理想,但又要充满着虚静之气。一言以蔽之,它是最超越自然而又是最亲近自然,,是最内在化的艺术, 而同时是外在客观自然的本身。 而西方的沃林格也是殊途同归,他认为艺术根源为超验性和内在的东西是“绝对的艺术意志”,即艺术的最深层,最内在性的本质。所有艺术都是“绝对艺术意志”的完满实现和客观化,也就是说,是它使艺术成为艺术的。这种作为艺术本体的“绝对艺术意志”是人的一种潜在的内在需要。沃林格认为艺术是先验的。这里所谓的“先验”是就其超验性和内在性而言的。用沃林格自己的话来说:“真正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满足了一种深层的心理需要,而不是满足了那种纯粹的模仿本能,即对仿造自然原型的游戏式的愉悦。环绕着艺术概念的神秘的光环,只有从心理学角度才能去解释,因为,人们看到了,艺术植根于人的心理需要而且满足了人的心理需要。”沃林格对人的心理需要的理解,带有相当浓厚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意味。 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与此时期的各种美学理论,产生于相同的精神需要。这就是人们需要创造一种不再依赖于外在世界,不再依附于上帝,纯粹由人创造的艺术,在这种艺术中,人的真正的内在艺术生活能够得到呈现,他的形式不是属于自然的或上帝的,而是属于人自身的。这种精神的核心就是要求把艺术和审美建立在内心需求的基础上,这正是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艺术产生的共同基础。这种时代的审美冲动一方面是内心世界的凝聚,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物质化,日益将人的精神约束在物质利益上的反抗。如果说这世界上有实体,那就是人内在的东西。这种存在于人自身内部的“自然”,马蒂斯称作“自我”,康定斯基用“内在需要”来表述。 由此可见不论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者关于创作中内心情感所起到重要作用如何不同,以及对其描述的如何不同,但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创作中一定要融入内心感受,只有融入了内心情感的作品才能更真实,更有利于揭示事物的本质。他们不约而同都是在强调内外化一的这种境界。 艺术创作论文: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工具媒介；艺术创作；艺术观念；艺术家 论文摘要：工具媒介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它构成艺术作品，同时又对其进行规约：一方面。它决定着作品的创作方式，形式趣味；另一方面，以其复杂的内容层次影响着创作者，从而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深层意蕴。 早在15000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已经开始利用石器、骨胶和赤铁矿在洞穴的岩壁上刻画各种狩猎的场景，以此来乞求狩猎获得丰收。这些简单的动物、人形均体现出原始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和概括，是早期的艺术作品。而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工具也就成为完成艺术作品的工具材料。1917年杜尚将一个签名为“R·Mutt”的小便池送人展览馆，从而质疑了传统的艺术范畴。在这里，其观念以更强有力的方式进入了作品，它不再是一种观察和表现，而是方法本身，如仅仅将“小便池”作为作品的工具材料未免不达意。那么，这个行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针对的传统艺术都作为一种无形的材料介入其中的话，其“工具材料”一词的物质性是相当有限的，对此，笔者将采用“工具媒介”一词。 媒介(media)的用法首创于加拿大社会学家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他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第一章即以“媒介即是信息”作题。在书中他写到“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他又说“虽然媒介本身即是信息——而内容却是另外一种媒介。报纸的内容是文字的表述，正如书籍的内容是语言，电影的内容是小说一样。”…因此可以说，媒介是信息的承载者，而它本身是一个多层次等级性的结构。之所以采用“工具媒介”这个词是因为基于它的包容与弹性。笔者将通过静态与动态两种方式的研究，进一步阐释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一、静态研究 1．工具媒介的层次等级性媒介拥有一种多层次等级性结构。以绘画作品为例，在一幅具象绘画作品中，工具材料的物理属性构成了作品的第1个层次，即它是用水彩、水粉、还是油彩、中国画颜料画成；而写形状物是画面语言的第2个层次；构图、画面的节奏与形式趣味构成了媒介的第3个层次。由于以上这几个层次结构的不同，其画面效果也各有异。 在一幅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作品中，这三者紧密相连，不分彼此，人物之美即是画面之美(达·芬奇曾通过选择不同人物的不同部分共同构成一个理想人物)，平整的画面，完美高雅的人物，以及稳定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充实完整。也就是说作品的物理属性、写形状物的要求与形式趣味这几个媒介层次都得到了体现。而在一幅康定斯基的作品中，其构图节奏，画面音乐性则成为艺术家所主要强调的——即形式趣味。另外，一些极简主义的作品，通过取消人为痕迹，让颜料在画布上自然流淌，也展现了材料的物理特质。 当然，这些都是较极端的例子，更多的作品则是通过强调这几个层次的不同序列而得到充满意味的形式的。以马蒂斯为例：通过对模特进行多次的描绘与提取，马蒂斯得到了一个体现艺术家感受和模特形体空间的线性图式，在构成一幅阿拉伯纹样式的开放性构图中，这些线条可以被移动，然而感受和体现的精髓却始终保留。因此，形式既取得了构图所要求的完整，又能表现出画家对客体的认知与感受。就像画家所说：“我绘画一切。”也就是说，描绘层次与构图层次既相互促成又相互牵制，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意义上，马蒂斯可以说是古典性的，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又确与我们的视觉习惯相去甚远。 2．工具媒介使用的传承性及对艺术家的作用在以上分析的几个层次中，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描绘事物的方式以及构图的规范与趣味，都是艺术家使用工具媒介的具体表现。但是，也应看到：艺术家使用什么工具材料，如何使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有一定的传承性，但这种传承也不是完全的。而传承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题材与工具使用语言的不断丰富，另一方面是形式趣味的形成与精妙化，如中国画中对笔墨气韵的强调，笔墨形式对个人精神气质与审美品格的体现等(文人画的形成可以说是一种形式趣味传承与发展的结果)。 对艺术家来说，传统既是资源，又是束缚，艺术家承袭这些传统，从中形成具有历史脉络的形式趣味，同时，不同时代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又造成了感受性的不同。在这种要求下，艺术家一方面将这种形式趣味内化为自身修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发展个体感受的表达方式，从而产生新的趣味与图式。清代郑燮言“眼中之竹”、“心中之竹”、“手中之竹”正有这种含义。“眼中之竹”更多的是外界刺激，是未加整理的和新鲜的；而“心中之竹”则是为艺术家的修养、心智所捕获和整理的；“手中之竹”是与各层次的工具媒介互动的结果，是脱胎于传统又体现艺术家独特感受的形式。 另外一点也是极为有趣和有待商榷的，即材质的物理特性对艺术作品的思维方式和表现力的影响。以东西方绘画比较而言，中国画以毛笔、宣纸为媒介，笔迹行走的过程是即时的，不易修改的，行笔的一竖一划都体现出极强的过程性，是一种固化了的过程。中国艺术(特别是书法)强调过程，强调贯穿过程之气，讲究气的蒙养。而对西方绘画(相当一部分)来讲，无论是铅笔，还是油彩，其修改的可行性很大，作画过程有强烈的指向，强调目的、结果，其作品常常是草稿的完整实施，且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至于到底是先有材料媒介的选择，还是先有材料媒介的使用来塑造这种思维方式，现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这种工具媒介所表现出的文化差异是极为有趣的。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材料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电子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音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审美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环境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写作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机械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文化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艺术创作论文:论梵高艺术创作的人文情怀及艺术价值 [摘要]梵高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世界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驱。梵高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和市场价值，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为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艺术巨匠。论及自然生命，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就是其短暂的一生，梵高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关键词]梵高艺术创作；人文情怀与艺术价值；世界艺术史 文森特·威廉·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荷兰后印象派画家，表现主义艺术的先驱，其作品如《星夜》《向目葵》与《有乌鸦的麦田》等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世界艺术。1890年7月29日，梵高因精神疾病的困扰，在美丽的法国瓦兹河畔结束了其年轻的生命，时年37岁。梵高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伟大的。梵高的伟大不仅是因为其艺术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和市场天价，更主要是其为艺术而燃烧自己生命的伟大殉道主义精神，富含悲剧色彩的人生经历和催人泪下、不被当世人所理解的苦难情感世界以及撼人心魄的传奇式绘画历程。他的不朽足以当之无愧的堪称世界画坛屈指可数的巨匠。 一、孤寂的情感世界与悲悯的人文情怀 梵高出身于牧师世家，他从事过画商工作，做过短暂的传道士，也曾想仿效基督做一个心灵高沽的圣徒；他曾经历过痛苦的恋爱但一次次的以失败的打击而草草收场；感受过被人误解的孤独与无奈；最后执着而疯狂的用全部的生命把绘画艺术推向一个极致。他一生悲悯人类的苦难，并希冀以牺牲自我的方式去救赎别人，以真实的自我感悟自然，以独特而博大的人文情怀和苦难精神把生命的全部意义在其艺术作品中得以诠释。梵高是真实的。他一生热心于帮助贫穷的人们，并深入其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关爱这些善良朴素的心灵，他经常保持虔诚和永恒的爱心去品读圣经教义并以自虐式基督精神在生活中践行自己的信念：他大量翻阅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在知识的海洋中孜孜不倦地汲取精神食粮；他热爱生活，热爱生命，坚持自我，努力工作，即便在生活最困苦最疲惫、在身心最孤寂最无助、在所有人都不理解而被当作异类而遗弃的时候，梵高还是始终在工作，直到自己结束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对生命本身带有极大眷恋。“悲情永驻”(the sadness will lastforever…)这句他的遗言让所有人对其死神袭来的悲凉心境凄然泪下，历久无法平静。“…一个人必须带着高尚严肃亲切的同情心去爱，带着力去爱，带着理智去爱，……，这是通向上帝之路，也是通向坚定不移信仰之路。”梵高宗教般的人文情怀和艺术信仰超越时空，他悲悯的苦难精神和真实的人格情操万古不朽。 爱情与事业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梵高苦难的生命或许是从他接二连三的失败爱情开始的。当21岁的梵高在伦敦古比尔公司勤快工作的时候，此时的他，性格孤僻而不大合群，甚至有点古怪和偏执，期间，房东19岁的姑娘厄修拉像一只婉转的百灵鸟出现在他的眼前，这天使般的姑娘一下子迷住了正处在青春萌动期的梵高。而后，厄修拉彻底改变了梵高孤僻的性格，把他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带出来。让他看到了生活的美好。他神往恋爱、渴望厄修拉的爱。然而。当他一厢情愿鼓足勇气向厄修拉求爱时，梵高却意外遭到了已经订婚的厄修拉的断然拒绝。初恋的痛苦使梵高的性格更加怪异，他一度消沉和迷茫，巨大的伤痛和孤寂使他渐渐趋向宗教，短暂的传道士经历由此开始，悲悯的人文情怀由此逐渐清晰。梵高的伤痛还远不止他的初恋和传道士职业的破灭。当他爱慕的表姐凯特残酷无情地用她那蓝黑色的眼睛盯着梵高说出“不。永远不，永远不”以及姨夫斯特立克向他说出“滚出去。永远不准再来!”之时，巨大的悲痛彻底地粉碎了梵高的梦，他又一次尝到了事与愿违的残酷苦果。后来，梵高遇到又丑、又醉而且还患有性病、怀孕的妓女西恩，他们在一起过了20个月后迫于压力最终分开，他把自己所能有的全部爱情都奉献给了这个最不值得爱的女人。直到他的邻居——一个老处女爱上他却遭到家人反对而自杀后，梵高幡然醒悟：对他来说，爱情和人类之爱、上帝之爱永远不会垂青在他身上。从此，他那屈辱的自尊便到绘画中去避难了。而后，悲悯的人文情怀又一次于梵高的艺术作品中得以展现。 二、独特的生命蜕变与疯狂的艺术情怀 从某种意义说，梵高的人生轨迹并不是由自己一手所策划的。梵高一直活在世俗和家人的既定法则和意愿中，但是当他遭遇了痛苦的感情世界、悲悯的传道士以及自虐式的基督情怀和种种不幸后，他开始领悟到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一切关于上帝的说法都是天真幼稚的说辞，上帝是不存在的。这个世界只有一片浑噩、悲惨、苦难、残酷、煎熬和无尽的黑暗。他对世俗开始怀疑、不平、仇恨……这些都似乎预示着他的人生将有所改变。终于他在生命的最后10年伴随着痛苦的冲突和摇摆中彻底的发现了自我。 正如梵高自己所说：“我也会有用处的，我也感到自己生存的理由，只是要怎么做，我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对哪一方面有用?”是上帝给予他天才式的思想和智慧。由于以前对绘画的了解和热爱，他的脑海中时刻流传着对绘画的热望，这种急切的愿望正在超越其他一切感觉，而即将奔涌出来。“经过了’这些虚度的岁月，我终于发现了自己!我将成为一个艺术家。我一定要成为艺术家。那就是我做不好其他一切工作的原因，因为我不是那料，现在我已经抓住了永远不可能失败的东西。”梵高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绘画生涯。 初涉画坛之前，梵高通读了狄更斯、斯托、雨果、莎士比亚和米什莱等大师的文学著作。接触和鉴赏过包括夏尔·得格鲁、伦勃朗、吕斯代尔、巴比松和海牙画派等大师的艺术作品，并以米勒和伦勃朗等大师为导师，精心临摹了自己喜欢的大量作品。一开始梵高就显示出对绘画惊人的敏锐力和感悟力。在寻求自己绘画的艺术道路上。梵高先到布鲁塞尔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然后在法国的埃顿、海牙、纽南和安特卫普辗转学画。这段时间他创作了大量的农民肖像画和风景画。作品大都以灰暗的色彩表达了画家内心的苦闷孤独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与怜悯。 梵高并不满足于现有的艺术创作状况，而后他来到巴黎。期间，在弟弟提奥的引荐下，梵高结识了许多印象派画家，并得到毕沙罗的赏识和指教。他尝试着学习运用明亮的色彩，于是，其艺术作品也逐渐明亮起来，并通过技法、运用点状的笔触和单纯的色彩，将其对艺术的满腔热情表达出来。此时，梵高总是处于创作的狂热之中，他的艺 术风格也因此独树一帜，并成为后印象主义绘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浮士绘”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些独具特色的东方艺术因为其色彩鲜明、线条简明而又富有表现力打动并唤起了梵高的共鸣。他吸收其精华，并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加以实践，使自己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具特色。这种博采众长、使东西方绘画技法集于一身的做法，致使梵高的绘画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并超越了欧美同时代许多优秀的大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而后，拥有印象派灿烂色彩和东方艺术简洁线条的梵高，内心蕴藏着一股强烈的情感需要倾泻。他已不满足于巴黎的阴郁，他向往着更加光明的地方，因为他心中有着十倍于太阳的热情，急需一团烈火来加以引发。于是他来到了法国南部的阿尔小镇，这里到处辉煌，梵高的天分和激情完全得到了表露。他曾如此白问：“我的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呢?”现在，那个莫名的东西形成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爆发出来。他以惊人的勤奋不间断地进行创作，阳光让他兴奋，他用艺术描绘着象征热情、光明和生命、富有金黄色彩的太阳，描绘着阳光下的田野，描绘着田野周围生活的农民。热烈的太阳神给了梵高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高涨的创作欲望驱使梵高投入近乎疯狂的工作之中。期间，他大胆创新，大量运用红、黄、蓝等原色。尤其喜欢用红色、黄色及柠檬黄和橘黄。他认为。这种红、黄原色产生的强烈效果会给受苦难的人以希望，也会给自己以慰藉。他的作品色彩炫耀，笔触激情有力，一笔一画之中运载着奔涌不息的情感激流。粗犷、豪放、充满动感，紧张、强烈而富节奏。这些伟大的作品传递着梵高满腔激情，表现出一种既热烈又悲伤、既躁动又孤寂的内心情绪。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竟然完成了200余幅油画和许多素描作品，他的绘画技法臻于成熟。 但是。他那不修边幅的艺术家外表、忧郁孤僻的内心及其意气冲动与暴戾的性格使得人们害怕他、讨厌他，甚至有人把他当作疯子。而他却以高度的绘画热情忍耐着人们对他的误解、敌视甚至驱赶，终于在一次割耳事件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忍受着内心不被人理解的巨大痛苦和身体的极度折磨，而他体内燃烧的绘画激情却从没有停歇。这时的梵高开始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来作画，激越而狂放。作品还使用了一些旋转、扭曲的线条，扭曲的笔触向上升腾着，画面给人一种流动感，并体现着、充满着力的搏斗。这正是梵高内心所追求且意欲所反映的深刻的思想意境。这种境界体现着梵高桀骜不驯、不屈于命运、积极向上且与命运抗争的人格与精神。但是。梵高还是没有战胜精神分裂抑或是癫痫的巨大创伤，他还是向自己扣动了扳机……。倒下的36个小时后，一个幽灵飘向了极乐世界。半年后。他的弟弟也辞别于世，他们生前永不分离，死后仍旧魂魄不离。 三、不朽的艺术价值 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会把自己全部的生命都倾注于艺术创作中，但是面对梵高绘画艺术的真实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力的追求及对苦难民众不屈于命运的关切之情，我们会为之一震。因为这种面对社会丑恶、腐朽而表现出的不屈的精神将鼓舞后来者在艺术长河中不断地探索与追求。 论及个人，梵高无疑是不幸的，他单纯的理想主义信念，痛苦的疾病折磨，孤僻、直率、执着而神经质的性格使他难以融入当时的社会，并与人为善相处。也许正是这种性格缺陷成就了梵高的不朽。他以广博的文学修养，宽厚的人文情怀，博大的同情心，悲悯的基督精神，火热的创作激情，独特的绘画技巧，把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燃烧在绘画艺术中，形成了他得以不朽的艺术生命。 梵高的不朽来自于他高度自觉的自然观绘画思想。早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返回自然”的自然观思想。自然观思想认为，艺术家只有投身自然。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诠释美的生活。凡高的艺术创作深受自然观思想的影响，他以宗教徒般的虔诚走进自然，诠释人生。他以其孤寂的生活和楚苦的精神世界为创作背景，运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达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化的自然世界。凡高描绘出的自然世界不是纯粹的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它是内化于人的“人化自然”。他通过绘画艺术将自身的内在心灵与其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正如梵高所说：“在见到诸多自然事物时，如当看到一片树木时，我都能看到自然的表情，甚至感受到他们的心灵。我甚至奢望能够在那里找到某种斗争的方式。”于是，作为一名艺术者，梵高一直在努力寻求人生意义与自然的本质之关系，他说：“一名社会劳动者形象，一片沙滩、天空与海洋，一块犁地上的犁沟等，都理应成为艺术描绘的对象。将这些自然物描述出来都是不容易的，但由于他们都是生活之美的对象，一名艺术家终其一生从事于表现这些自然物之美，确实是值得的。”因为反映自然之美是非常值得的，所以，梵高常处于一种精神极度亢奋的状态来进行他的艺术创造，正因为这种执着，梵高的艺术作品才真正反映出来自然的“生气与真诚”，打动了有灵性的艺术之人，并传于后世而永不退色。 梵高独立特行的创作精神与思辨意识也促成了其不朽的艺术生命。梵高也曾震撼于米勒、伦勃朗、德拉克罗瓦等艺术家的绘画作品，然而，他更多的是吸取其创作精华，注重自身情感的表达，强调自己的主观感受，追求形式和心理的平衡。梵高绝不墨守成规地照搬传统和如实地描摹自然，他终其一生努力寻求个性化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最终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样式。梵高反复强调，艺术创作要“尽情地表现自我而不是努力地表现眼前之物”。梵高的人生是短暂的，但是，他却用短暂的一生完成了作为一位杰出艺术家的独特的艺术创造图式。他用他的绘画作品表现了他独特的艺术人生和人文情怀，震撼着后来的每一位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人们。他的艺术作品在他去世近100年后成为了世人以天价竞购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他悲悯的人文情怀及疯狂的艺术情怀，并由此带来的无穷的艺术价值。梵高及其艺术作品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门，并成为西方艺术史上“表现主义”的艺术先导。梵高的艺术“是献给未来的”，他不朽的艺术精神将在世界艺术史上永放光辉。 艺术创作论文: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的关系 人的情感创造了艺术，反过来，艺术又创造了人的情感。两者是互动的关系，或者说，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丰富了人的生活，细腻、升华了人的情感。艺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性表现。古罗马的美学家朗吉弩斯在著名的《论崇高》中曾经写道：“那些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其为自己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直没有了压仓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它们每每需要鞭子，但也需要缰绳。” 确实，情感(尤其是激情)一方面构成了美术的真正中心，而另一方面美术创作中所选定的视觉对象必须不仅仅是美术家自己所意识到的和受感动的，而且还必须对其内在的意味加以自己彻底的情感体会。因为情绪的肤浅往往导致作品的空洞无物，而理想的画面则应该是一种情感的凝缩。所以，也只有那些真正使创作者本身也甚为所动的情感体验，才能成为震撼或抚慰观者心灵的内在力量。 正如贝多芬的名言：只有发自内心才能进入内心， 大致上说，人类感情除了大家所熟悉的喜怒哀乐之外，还有很多同艺术世界关系密切的情感，如：孤独、惆怅、悲壮、压抑、空旷、崇高、庄严、神圣、荒寒、淡远、宁静、凄清和敬畏等。 英国唯美主义、提倡“艺术至上”论的代表人物王尔德(o.wilde，1856－1900)曾说：“伦敦一直有雾，可是谁也没有见到雾，对雾不了解。直到艺术创造了雾，雾才开始存在。”当莫奈在英国展出他画笔下的伦敦时，英国人却犯疑惑了：我们身处其中的“雾都”果真是画家笔下的那般面目吗?那些很灰或珠灰的雾气怎么一到法兰西人的眼中就变成一片紫红了呢?然而，当英国的观者疑惑地走出展览厅时，他们无异于经历了一种体验最直接的真理的快感，因为自己头上的雾气真有某种紫红的色调!莫奈的情感体验和艺术创造，就这样使伦敦的市民几乎是唤了一种眼光来看自己的城市。而前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在看了列维坦的《弗拉基米尔道路》一画后，他第一次看见了俄罗斯阴天的五光十色。 人是有情感的，艺术家在塑造形象时，就必须把他对于各种生活现象的认识情感凝聚在形象身上。否则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就是零。艺术作品的形象必须是艺术化了的形象，其中渗透了浓厚的情感因素，并且能引发艺术欣赏者与之产生相应的共鸣。对任何事物、对任何美丽的风景、人物，画家不溶入自己的真实情感，不溶进对该事物的理解和态度。不想用自己所熟悉的表现形式予以表现的话，我认为他是不会创作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偶然创作出来也是空洞乏味。不会给人以美感或联想，或给予人以启迪。也不会有任何意义，作品也就没有了价值。 艺术家是人类审美精神产品的创造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丰富情感的人，并且主要运用独特的思维和技能去表现人类丰富的感情。艺术是真实情感的表现性形式。表现不仅仅是表达，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思的活动，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才是一种创造活动，它所创造的不仅是形式。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类自由的形式的体现。艺术家的情感因素与艺术创作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没有丰富的情感因素不会有好的艺术创作的。 有意识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艺术创作的目的性，艺术作品存在的目的性是什么呢?答案十分重要：是同情。所谓同情，就是我的情感与别人的情感统一，或者别人的情感与我的情感统一。艺术家追求同情。同情作为一种精神的需要，是人类自身发展更高层次上的需要。如果艺术家并未体验到某种情感，他就不会有表现的冲动，从而也就不会有艺术创作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同情是艺术的生命。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艺术家由于受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的驱使，必然要不顾一切地去完成他的作品，从而导致其个人生活的破坏，因此，艺术家的生活即使不说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是极度不幸的。”凡高是天才，是狂徒，是悲剧的主角，是大众画家。凡高的激情，来自他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认识的人们所做的按捺不住的强烈反应。凡高通过绘画语言，力图传达、说出内心深处的凄凉和孤独。这是普通日常荷兰画无法说出的。凡高的成就是通过线条和色彩把这种孤独表现在画布上，使孤独这种情感成为绘画的语言而得以确立，从而丰富、拓宽和深化了人类的情感。他的成就就是用绘画语言说出孤独这种普通日常语言很难说出的、很难加以描绘的抽象情感。凡高是个极端敏感的人。世界的不安传达给了凡高，感染了他，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孤独，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然后他把孤独、凄清、压抑、苦闷和忧郁——这些难以言说的情感编织成一幅幅油画。而一切深刻的绘画作品都包含了孤独等的情感或元素。 艺术家在整个艺术活动中是以情感人的，处处离不开情感因素。艺术创作的动机，追根于艺术家丰富的情感因素。艺术创作不是冷静的分析、判断，而是动静的描摹、表现。在所有艺术作品中，无不充斥着情感这个概念，也只有在如此深奥的领域内，才能被艺术家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产生好的艺术创作。 艺术创作论文:论荣格“集体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摘要】“集体无意识”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艺术创作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本文分别从概念、结构组成以及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意义做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艺术创作应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的创作原则。 【关键词】无意识 集体无意识 艺术创作 “集体无意识”是由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荣格提出来的。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奠基者弗洛伊德的学生,也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荣格发展了佛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将无意识具体地区分为:误差无意识、病患无意识、梦幻无意识、本能无意识、习惯无意识及集体无意识。按照荣格的话说,“集体无意识”是指“有史以来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这遗存既包含了人类先天的生理学意义上的遗存,也包含了人类后天的社会生活意义上的遗存。 在荣格之前,弗洛伊德就已提出了“无意识”这一概念,但这种纯心理学意义的“无意识”只是一种“个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只是客观个体的一种意识属性。正因为如此,“无意识”理论仅仅只可能用于研究客观个体的无意识行为,例如“释梦” [弗洛伊德将梦认为是人在无意识状态下(梦中)“愿望的满足” ]及对精神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医生可以从病人的习惯行为中找到习惯无意识,再按照他或她的习惯无意识就可探索他或她的心理病因,最后可采取相应的心理治疗方法)。 而“集体无意识”的提出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次里程碑式的伟大成就,它第一次将心理学从纯个性化的研究中解放出来,将心理学引入了广阔的人类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以及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哲学、伦理学、美学、艺术学、宗教……)。 就艺术理论而言,“集体无意识”是解读人类审美心理、艺术欣赏心理的钥匙,完全可以有理由说,如果不理解“集体无意识”就很难将美学和艺术学置于坚实的地基之上。 简单地说,无意识就是一种“没有意识到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人们常常也将其称为“潜意识”。我们认为“潜意识”一词也许比“无意识”好,因为“无”字往往易发生误会,“潜意识”可能会更好。 人类的“无意识”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是人的种群无意识,或者说是人的先天本能无意识;二是人的后天社会生活习惯无意识。人的种群无意识是人在漫长的种群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无意识,人在历史长河中会出现多种习惯思维方式,但随着岁月默默的无情冲刷,习惯思维方式在意识中被淡化了、隐退了(所谓时间能改变一切)、沉淀了,变成了无意识。此种无意识就历史而言是习惯无意识,就我们今天而言就是先天的本能无意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先天的本能无意识说到底实际上还是后天的历史的无意识,只不过是因为人只能将自己生命时间段之外遗存的习惯称之为先天的。 在简单的讨论了“无意识”之后,我们再看“集体无意识”。从学理上讲任何意识都只可能是人的一种个体心理活动,或者说任何意识都只能依附于实在的个体,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也就是说,某个具体的意识(心理活动)不可能实在地依附于某个抽象的群体。“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指某一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共同的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是某种集体的(无)意识,而是(无)意识的某种集体。按此种理解,“集体无意识”实际上是某个集体中所有个体无意识的一种公共无意识。“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同样的应包括两个部分:人类进化所形成的共同的无意识——公共本能无意识,以及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公共习惯无意识. 下面就来谈一下“集体无意识”(公共无意识)在艺术创作中的意义。 美是能引起我们产生愉悦感(美感)的形式(形象、符号、外观、样式),艺术是用美的形式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表现真与善),因此,我们在进行任何艺术创作时首先要求艺术作品具有高水准的艺术美,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令人产生愉悦感(美感),才能感动人,才能让欣赏者愉快地接受你的艺术作品,所以莱辛说“美是艺术的最高法律”。任何艺术作品仅仅是只有美的形式也是不够的,它必须同时具有健康的内容,它必须表现健康的情感意志,只有这样“形情并茂”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所谓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艺术,严格得说它们并不是一种艺术,而只是一种美的创造。欣赏形式主义、唯美主义作品实质上只是欣赏纯形式美,欣赏视听冲击,而不是欣赏艺术。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艺术创作必须同时关注形式美与健康的情感意志,那么在艺术创作中存在什么理论原则?或者说应该遵循什么理论原则?实践告诉我们,某一形式它是否美,不是由形式自己说了算的(不是形式的固有属性),而是由艺术欣赏者按照他自己的审美心理所认定的,所谓“人是美的立法者”。艺术作品所传达的情感意志是否能为欣赏者所接受也是由欣赏者按自己的情感意志所认定的。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人的审美心理、情感意志在极大的程度上是人的一种超情感无意识。 原则上,从个人的心理层面上说,每个人的审美观点、情感意志都是个性化的,这下麻烦可就来了!我们怎么可能进行艺术创作呢?难道艺术家可能为每一个人进行艺术创作吗?艺术家可能理解每一个欣赏者吗?幸亏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人类之所以能创作艺术、欣赏艺术,其最终根源就是由于人类存在公共无意识,公共的审美心理、公共的情感意志,公共无意识是上帝(自然)建构于人类心灵之间的一座公共交流之桥。 当我们理解了公共无意识,又了解了美的本质、艺术的本质之后,艺术创作的原则就浮出水面了。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用某种美的形式去表现自己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艺术欣赏是按艺术家创作的形式去理解艺术家所想表现的情感意志。实际上创作心理与欣赏心理是“互逆同构”的,如果是自娱自乐,则两者的心理是完全互逆同构的,或者说是互逆同一的。完全互逆同构的,或在艺术家与艺术欣赏者之间显然是存在差异性的,然而幸运的是,此种差异通常是被两者之间的公共无意识所覆盖的。他们通常都能在差异的条件下找到公共的无意识。尽管人们在欣赏艺术时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差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情的情况总是主流。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得出极其重要的创作原则:艺术创作应尽可能地符合受众群的公共艺术无意识。说具体一些就是,艺术作品的形式美应尽可能地接近受众群的审美心理(公共审美无意识),艺术作品表现的情感意志应尽可能地贴近受众群的情感意志(公共情感无意识)。任何艺术都是具体的,它必然也只能面对某一特殊的受众群,因此在艺术创作时艺术家心中必须对受众群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同时对形式美和情感意志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与受众群协调的定位,唯有这样的艺术创作才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说到底一句话,艺术创作的关键是准确地紧紧地抓住受众群的公共无意识——公共情感无意识。 下面举两个实例对上述原则加以说明。 首先以儿童文学为例,在文学中儿童文学占有一种原始性的地位,它是全人类的启蒙老师。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杰出的儿童文学家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安徒生和格林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灰姑娘”、“丑小鸭”所传递的情感意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历史上许多伟人都曾在它们的陪伴下成长。许多童话语言现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话语,已经成为人生哲理,已经渗入了人类的公共无意识。 任何成功都不可能是偶然的,我们应思考,为什么他们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首先是这些作品中那种朴素、纯真童趣的形式美打动了儿童幼稚、天真的公共无意识,强烈地感染着每一个小读者。再就是作品以儿童形式美所透露(表现)出来的高尚的情感意志温暖着儿童天真无邪的善良的赤子之心。儿童的心是一颗最鲜活的原始的心,它充分地代表了全人类的本能无意识,儿童的心是人类本能集体无意识的一块精美的活化石。 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歌文学不仅能打动孩子的心,而且能震撼每一颗成人的良心(成人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优秀的儿童文学不仅是孩子的“美味”,也是成人的“佳肴”,同时能让成人在返璞归真中获得启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是儿童的,也是成人的,是“童叟共赏”的,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财富。遗憾的是,今天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一切都成人化、市场化了,眼下的一些“儿童文学”,既失去了儿童喜爱的形式美,也找不到儿童的情感意志。社会丧失了童心,作者丧失了童心,人类似乎也丧失了童心!不少有识之士也曾大声疾呼,为儿童呐喊,然而这一切也许都是狂然。作家丧失了童心(儿童公共无意识)怎样可能写出童心!要写好童心,惟有自己有一颗童心。人类离开了童年也许是必然的,成年虽并不是坏事,但我们不希望它很快地就步入老年,至少在心理上不能如此。 再以爱情题材为例,人们常说“爱情是艺术的永恒主题”,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艺术理论家,绝不应仅仅停留于承认此事实,更重要的是应探索,为什么?其实,此种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根本心理学原因是: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公共无意识,而且就时间而言是人类的一种永恒的本能的公共无意识。正因为如此,凡是优秀的以爱情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总能激发每一个正常人的情感,使人从中获得精神享受!《罗密欧与朱丽叶》、《牛郎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成为了人类永恒的公共精神财富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爱情题材作品的成功绝对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人类的本能公共无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优秀的爱情题材作品必须尊重历史的社会的习惯无意识。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爱情,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爱情,每一类人有每一类人的爱情,我们不可能将焦大的爱情与贾宝玉的爱情观相提并论,也不可能将薛宝钗的爱情观与林黛玉的爱情观相比。一切爱情艺术作品惟有能从爱的个性中展现了爱的公共无意识才是好的作品,才可能获得并征服广大的欣赏者,也许可以说,爱情题材只有是个性的才是人类的。 抽象的柏拉图式的“灵超越肉”的爱情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柏拉图式的爱的确是对至高无上的爱的一种希望,一种理想的追求。我们认为,现实的爱情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该)用情爱去取代去排斥,但更不能让情爱完全依附于,追求情爱与的同一也许是一种最高的人生境界。 审视现代世界艺术中的爱情,几乎被全盘物质化、肉欲化了,陪伴他或她的除了豪宅、洋车之外就是时装、珠光宝气……。艺术是反映生活的,当然必然会反映现代社会生活,但艺术不仅应“告诉我们正在怎样生活”,艺术更重要的是应“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生活”。 艺术创作论文:论油画艺术创作中形式语言的运用 一、油画艺术语言的运用 油画人人都可以画，但是一幅好的油画要有其独特的艺术语言，要能够通过这种艺术语言与人的心灵进行对话，油画这种源于西方的古老的艺术形式，其艺术形式语言极为丰富。这种油与颜料混合以后涂在画布上的艺术一方面巧妙的利用了油的透明性；另一方面则灵活的借助了颜料的遮盖力籍以表现所要描绘的对象。油画的色彩十分丰富，但是光有色彩还不够，油画的最大魔力在于它的由深及浅，逐层覆涂而产生的强烈的立体性的质感。油画的形式语言可以通过以下技法实现：构图、线条、空间、光感、质感、笔触、肌理、明暗、色彩等。画家通过灵活运用上述因素经过画家笔触的托、拉、提、扫、抹等形成自己独特的形式语言，向读者娓娓道来画家自己的内心世界。下面我们就以具体油画作品为例向读者展示油画的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二、以作品为例浅析形式语言在油画作品中的运用 （一）形式语言中的对比与和谐的运用 笔者以广州美院油画系副教授，广东美术创作院画家谢楚余的作品《抱陶女》为例对对比与和谐这两种主要的形式语言做一个运用上的深入透析。 《抱陶女》的创作背景是源于画家对女性美的赞美、欣赏，模特原型分别是来自混血女孩、汕头女孩、青岛女孩三位模特女孩。 1.首先我们来看《抱陶女》中的第一种形式语言——对比。女孩交叠着的双手紧紧抱于右胸的陶器，与女孩曼妙的身体之间的对比十分强烈，这种对比迥来自没有生命的物体与鲜活美丽的人体之间，大与小、高与低、丰满的陶器与清秀的胴体、女孩炯炯若语的双眸与陶器的两只像眼睛的双耳。画家通过上述对比刻画了一个集大成的中国女性的美。 2.下面我们再来看《抱陶女》的第二种形式语言——和谐。 女孩松散的系于腰间的那块白布的下摆的下半部分被画家不经意间染上了背景的海的颜色，这就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和谐，象征了女孩的纯洁与大海的广阔。 画家把中国女性的柔美通过与女孩的胴体与陶器、女孩的胴体与大海、女孩的胴体与岩石、女孩的胴体与天空进行了强烈的既有对比又有和谐的统一在一起，向读者传达了中国女性的典雅、清新、纯洁、自然的美。给读者以感官与心灵上的双重升华、双重享受。 （二）比例与尺度 比例与尺度是在一幅画中追求一个完美的图形必须具备的协调因素。 在安格尔作品《泉》中的运用：安格尔在这幅画上展示了可以得到人类普遍赞美的美的恬静、抒情和纯洁性。画中人体的整个造型以垂直轴为中心对称，但整幅画中却找不到真正的垂直线，画中那个姑娘优美的身体曲线又与水罐里面流出来的直线性的水柱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也很好地表现了姑娘的生命活力。这幅看似简单的画实际上充满变化，它从单纯中见丰富，复杂多于统一，带给人无穷的艺术魅力。 （三）对称与平衡 对称是一种秩序、庄重、有条理的静止的美，而均衡则是打破静止局面，追求一种活泼、轻快的富于动感的美。 在拉斐尔作品《雅典学院》中的运用：《雅典学院》全画以纵深展开的高大建筑拱门为背景，大厅上汇集着著名学者，中心透视点的层层拱门，直通遥远的天际，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环境，这幅画的色彩处理也很协调，建筑背景全是乳黄色的大理石结构，人物的衣饰有红、白、黄、紫、赭等色相交错。透视法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深远感，连地面的图案，拱顶的几何装饰结构，都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 （四）节奏与旋律 节奏和旋律使艺术作品有起伏变化、抑扬顿挫的美感。 在列宾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中的运用：狭长的画幅展示了纤夫的队伍，阳光酷烈，沙滩荒芜，穿着破烂衣衫的纤夫拉着货船，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纤夫们的年龄、性格、经历、体力、精神气质各不相同，画家对此都予以充分体现，统一在主题之中。全画以淡绿、淡紫、暗棕色描绘头上的天空，使气氛显得惨淡，加强了全画的悲剧性。 三、结语 由此看来形式语言的探迹是可寻的，也是无规矩可以套用的，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探索、研究，从而自觉地形成对油画形式语言探索与研究的习惯，最终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形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