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作品教学探析 摘 要:阅读能够让人们的内心变得更为丰富,能够极大地开阔视野,使生活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儿童也不例外。儿童文学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一种文学作品,由于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轻松活泼,想象丰富,构思精巧,因而受到了广大儿童的认可及喜爱。儿童文学与小学教育具有天然联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入研究小学语文中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能进一步提高语文教学实效性。 关键词:儿童文学作品;小学语文;策略 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全新的教学理念不断涌现,对小学语文教学以往滞后的教学方法、教学观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语文新课程理念与儿童文学的内在特质的精神可以说是高度统一的,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尤其是重点强调人文性。经过现阶段的课程改革,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所占据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升,同时也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项重要资源,因而受到了教学界的高度重视以及普遍关注。同时,在儿童文学教学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地影响了小学语文的教学效率及教学质量,因此,研究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作品教学,是非常必要的。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现状 (1)存在功能上的认识偏差。相当一部分的小学语文教师错误地认为儿童文学所具备的功能只是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而实际上儿童文学绝非只是有助于作文水平的提高。在很多教师和家长眼中,如果对作文不能提供立竿见影的直接帮助,那么就会被摒弃和忽视。不可否认的是,儿童文学阅读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儿童文学的作用及功能并非仅仅如此,不仅有助于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够将学习的乐趣给予学生,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情感和心灵,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和想象能力。还有些教师将道德说教看作儿童文学主要的教学功能,使得儿童文学教学的开展受到限制。 (2)正确的引导不足。通常儿童文学作品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需要教师引导学生多元地进行解读。但是,多元解读并非就是说随意地解读。如在《去年的树》这篇儿童文学作品进行讲解时,教师应当对文章主旨进行多方面、完整地加以解读,尊重学生独特的见解和富有童趣的视角,然而,很多教师却忽视了这一点,对学生的正确引导缺乏,对学生整体划一,这便使得学生在解读作品上偏离了方向。另外,教师在儿童文学作品教学中,要么是硬拽生拉学生将自己明确要求的理解深度达到,要么是满足于个人对文本理解的展示,导致学生“误读”了儿童文学作品。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作品教学的有效策略 (1)正确认识儿童文学作品教学的作用。审美功能是儿童文学的一种首要功能,智力开发功能、教育功能及认识功能等均从属于审美功能,而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的作用主要是文学教育作用。即便是语文课程标准没有将文学教育的目标明确,但是语文教师应当重视其人文内涵,提高文学教育的地位,正确认识儿童文学作品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儿童文学作品教学的文学功能,以便于从根本上提高小学语文儿童作品教学的效果。 (2)创设教学情境,激发学习兴趣。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作品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借助于氛围环境的熏陶、主题活动的影响、学科教学的渗透、评价表彰导向等一系列措施进行融化、转化、感化。儿童文学作品教学的重要内涵就是将适合学生发展及成长的儿童文学作为主要媒介,通过教师的点拨及启发,在主动状态下促使学生将人文精神的发展实现,进而使学生逐渐形成能够用自己语言来感知世界的一种能力,并且将对待他人、对待世界的人性关怀态度最终树立起来。一方面,教师的工作态度、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言行举止等要切实进入状态,在儿童文学作品教学中,教师的言行举止要具备感染力、生动性和形象性,精神要饱满,以此更好地带动学生;另一方面,要注意教室环境的布置。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具体需要,可以布置书法作品、展板、图画、鲜花等饰物于教室,还可以利用音乐的播放或者桌椅的摆放等,来创设良好的教学环境,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 (3)联系生活实践,加强朗读指导。正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品是学生语文学习的良好语言材料,因而在小学语文儿童文学作品教学中,教师要尤其重视学生的朗读指导,要以充满感情且独特的语言吸引学生。例如:语文教师在儿童故事方面的文学作品教学中,应当明确教学的重点是课文的朗读及认字,要让学生在富有内涵且有趣的故事中自主地领悟和阅读,体会作品中所蕴涵的道理,以此在学字的前提下,使学生对生活的感悟和理解加深,在生活实际中使学生体验作品中的深刻涵义。首先,要注重方法的指导,让学生通过字典识字,教师采用教学课件的演示将学生的写字兴趣激发出来。其次,要注重生活体验。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教学情境的创设来让学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让学生联系生活,亲身感知。第三,要重视情感的渗透。教师要将各种有效的途径利用起来,对有利的教学情境加以创设,将文本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拉近,让学生尽快地融入到教学情境中,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掌握作品中的知识点,提高素养和水平。 总之,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现状不容乐观,鉴于儿童文学作品教学的重要意义,小学语文教师应当尽快将传统教学模式摒弃,高度重视儿童文学作品教学,充分发挥儿童作品教学的功效,并且探寻有效的教学途径,从而为教学质量的提高奠定坚实的基础。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素养的培养 摘 要:目前,我国农村小学在语文的教学上存在很大的儿童文学素养不足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包括:对小学语文教学和儿童文学的关系认识不彻底,对专业的儿童文学知识掌握不足,对国内外的儿童文学的知名作家了解肤浅,儿童的理解意识有限,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有限,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和写作的时候经验不足等等。要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教师在任职之前的培养以及在任职之后的强化培训工作相结合起来,加大教师在儿童文学方面的知识量,开展多种形式来提高农村小学学生的文学素养。 关键词:农村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专业成长 从2011年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以后,最新的课程改革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改革的环境下,小学的语文教学正在向“儿童文学化”的方向发展。从当前小学语文比较常见几个教学版本来看,儿童文学的教学作品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比例。由此看来,目前农村小学或者是城镇小学的语文教学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是否能适应当今新课改的发展要求。 一、农村小学儿童文学素养的严重缺失 目前,我国处在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师在对儿童文学素养的培养能力上存在很大的不足,其原因存在很多方面,其中主要分以下几个方面: 1、语文老师对儿童文学和传统的语文教学的关系情况不清楚 儿童文学的教育宗旨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以及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正是因为这一个原因,儿童文学和普通的语文教学就出现了一个共同的宗旨――都是服务于儿童,为了儿童的身心和精神的健康成长。目前,儿童文学已经成为了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必不可少的内容,同时它还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参考材料。为了使学生能更彻底的感受到我们中国语文丰富的文化底蕴,以及让学生能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可以从中的增长文学知识,小学语文教学的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已经和儿童文学相融合。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师还没有充分的理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和它真正的作用价值,没有从正确的角度去认识儿童文学和普通的课堂语文教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2、儿童文学专业知识的贫乏 目前一部分的农村小学的语文教师,他们的学历并不是很高,专业性也不是很全面,他们在学校任职期间,尽管他们学习了儿童文学的基础内容,但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和古代文学以及现在文学作品相比,儿童文学的教学时间确实寥寥而已,对儿童文学的教学内容认识浅薄。在小学语文的教学实践当中也是很少和儿童文学相联系起来,导致了学生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对儿童文学的概念知之甚少。对于那些只有中专层次学历的小学教师而言,他们根本没有学习过真正的儿童文学课程,以至于在后期的学习和培训过程中,不能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得到真正强化,最终严重的影响了整个小学语文的教学效果。 3、对儿童天性意识浅薄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学语文教师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以及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具有先天的优势,因为小学教师每天和学生们的相处时间比较长,他们是最了解和亲近儿童,他们对学生的生活习惯和说话的语言方式最为了解。但是对于现在的农村教师的教学方法上却忽略了儿童的存在,教师们大多都以他们自己成年人的角度去选择教学内容,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学生们所学的知识内容。在小学语文的实践教学模式的课堂上,教师带领学生总是按部就班的分析文章的意义,挖掘文章的内涵,注重于个别字眼的理解和记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被大大的剥夺,以至于学生的思维能力被局限化。 二、提升农村儿童文学素养的方法 1、对任课教师任职前后的培训 要增强农村小学学生的文学素养,首先要提高任教老师的儿童文学的认知度,一个老师的教学水准直接的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程度。其中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选拔农村小学语文教师的时候,可以将儿童文学的考核内容作为重点的内容,加大儿童文学知识的考察比例,这样一来就会对任职前的教师在思想上做一个正确的引导。对已经通过选拔的任课教师方面,除了强化教师在教学的方法、道德修养等方面,更要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加以提升。 2、加大文学作品阅读量 农村小学教师应该多阅读关于儿童文学的作品,因为在儿童文学的作品中饱含着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的认识,可以反映出儿童的本性,表达出儿童心里的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可以在教学的过程中通过丰富的文学经验或者借鉴文学作家对儿童的深刻理解的思想来正确的引导学生对语文文学的学习的方向,逐渐的增强学生的文学素养。 3、开展多种方法和平台增强学儿童的文学素养 鼓励多样化的师生之间的互动,尽管当前农村小学的教学条件和城镇小学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农村小学受办学条件的制约,很多的校园活动都无法正常的展开,但针对农村小学的实际条件情况,举办一些富有乡村特色的文化活动也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比如在农村小学,大量的兼并使学校有了很多的住校学生,因此,老师就可以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们进行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老师可以选用现有的语文课本或者是课外的大量优秀文学材料,把儿童文学不仅带到课堂上也要带到学生课余的生活中去。 本文主要是讲述了针对农村语文教学该如何提高儿童的文学素养问题进行了分析,老师是学生接收知识的重要载体,一个老师的文学素养的深度直接的影响到学生对文学素养的提高,所以我们首先要针对任职教师进行系统化的培养,语文老师在针对学生的文学素养的引导上,不仅要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学习,在课下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阅读活动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儿童文学素养的重要性 摘 要:作为中国人来说,通过语文的学习加强学生对于汉语文化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应该通过语文的教学来加强学生对于汉语的进一步了解。在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下,儿童文学作品的地位逐渐升高,很多教师和家长都在推崇通过儿童文学加强对儿童语文能力的培养,但是,怎样才能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通过儿童文学作品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这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根据个人的工作经验总结出来几点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仅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小学语文;儿童文学;地位 一、能提高小学生语言运用的能力 儿童文学作品在内容表达上比较浅显,并且,在语言的选择和故事情节的设计上也非常的形象、生动,所以,有别于其他的文学表现形式,更加适合小学生的学习。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语言的运用上是非常有讲究的,不仅要能够有丰富准确的语言,还要符合学生的学习标准,吸引学生学习,引人入胜。通过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学习,让小学生能够掌握到文学语言的魅力,不断地体会和总结,让他们在以后的情感表达上也能有所提升。学生通过对文学的学习,能够不断地学习到相应的语文方面的知识内容,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总结,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总结概括的能力,对于以后语文知识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实现小学生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的提升 儿童文学作品还对内容上有很高的要求,语言的表达还有故事情节的设定都要符合学生的心理和发展特点,故事内容的设定应该能够符合学生的智力发展需求,让学生能够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通过对人物的描写,让学生感受到每个人物在故事中的心理活动和形象,为他们以后的思想品德的设定也有一定的帮助。与此同时,儿童文学作品还能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让学生能够不断地思考文学故事中的内容,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接受故事给他们带来的思维方式的转变,还有道德标准的树立,并且,一些文学作品还能满足学生的好奇心,不停地对故事充满幻想,才能让自己的学习不断提升,思想进步。 总之,让儿童文化作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发挥作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学生进行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然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能够更好地学习到语文知识的内容,并且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中儿童文学导入研究 摘 要: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小学语文教学有了新的标准,儿童文学中具有真、善、美特征,是小学语文教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儿童文学也正符合在儿童这个年龄阶段的认知水平。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与其他内容不同,儿童文学需要教师教出童真、童趣,让小学生感受到儿童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感。 关键词:小学语文;儿童文学;导入 语文的教学涵盖内容甚广,教学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语文是深入学习汉语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的感情也是非常细腻的。而儿童文学则是小学语文中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手段,儿童文学与一般的语文教材内容不相同,它是以培养学生情感意识为主,从而提升小学生的文学素养。 一、增强学生和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 教师是传道授业的载体,如果自身的儿童文学素养不够,将会直接影响小学生对于儿童文学的感知,以及对儿童文学中所蕴含的真善美产生歧义。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对学生儿童文学意识的培养,深刻了解儿童文学,让学生独立地去品读儿童文学。教师应该让自己保留一颗童心,才能言传身教,去影响学生、教导学生和激发学生的文学素养。 不仅仅是教师自身需要有儿童文学素养,小学生更应该努力地增强本身的儿童文学意识。教师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学生能够获取知识,小学生在学习儿童文学时,不需要拘泥于文中的字词,应该拓宽自身的阅读量,比如,《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陶渊明的儿童小说等,这些作品中都透露着浓浓的情感意识,小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会受益匪浅。 二、抓住儿童文学中特有的艺术内涵进行小学语文教学 儿童文学中特有的艺术内涵就是童真与童趣。小学阶段的学生情感细腻,纯真无瑕,这个时期的学生是最容易受外界事物所影响的。儿童文学中所蕴含的童真和童趣对于小学生而言,是一件新奇而有趣的事物,其中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着想象力,在学习儿童文学时,能够让小学生满怀对世界美好的向往憧憬。在学习《小松鼠找花生》这一课时,最有趣的就是小松鼠蹦蹦跳跳找花生的样子,活泼可爱。教师可以试着让学生模仿小松鼠的语言和动作,将小学生内心的稚嫩情绪展现出来,其他小学生也可以在观看其他同学模仿时带入自己的情感,感受这纯真而美好的生活。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学的时候,也应当观察发掘小学生的童真情趣,进行合理的方案设计,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学习《小蝌蚪找妈妈》这一篇课文的时候,青蛙妈妈生下了一群小宝宝,长成了小蝌蚪,小蝌蚪很焦急,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动物妈妈都上前去询问“我的妈妈在哪里?”文中有“弯腰的虾公公”“大眼睛的金鱼”“白肚皮的螃蟹”“四条腿的乌龟”“大鲶鱼”都热心地帮助了小蝌蚪,告诉小蝌蚪们妈妈长什么样。最后小蝌蚪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欢快地叫着“妈妈,妈妈,好妈妈”。这篇文中表现了儿时的纯真以及对妈妈的爱。小蝌蚪在寻找妈妈时坚持不懈,不怕艰难。当小学生学到这一课时,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当小蝌蚪走丢找不到妈妈时为它担心,当小蝌蚪找到妈妈时为它高兴。这个故事以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学生,是以中国画为背景,浅显易懂,简单的故事却表现出一种不简单的情绪。 三、根据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进行小学语文教学 儿童文学中有许多体裁包括小说、寓言故事、戏剧、诗歌、乐曲等,教师应该熟练掌握不同体裁的儿童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以及将其归类划分,从中掌握儿童文学中鲜明的特性。例如,在学习《咏鹅》这首诗歌时,表现的是一种自然环境中动物的生活习性与大自然所形成的画面。宣扬的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心态。当在学白的《静夜思》时,勾勒的是一种思乡情切的画面。让学生感受到即使漂泊在外,对于故乡的情感是无法忘怀的。学生在学习诗歌的时候,不仅能学到诗中所蕴藏的深厚情感,还能潜移默化地锻炼学生的写作能力,学习诗歌以简单的语句表现深刻的含义。 总之,儿童文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宝贵的教学资源,是让学生时刻保持干净纯洁心灵的重要方式。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儿童文学的教学时,也应不断加强自身的儿童文学素养,积极挖掘小学生心中存在的童真与童趣,将课本中的内容与儿童文学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小学生的文学素养。 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全能型人才的培养需求,教育改革在一次一次的伟大实践中得以展开。而小学作为学生学习素养形成的初级阶段,形成良好的语言功底对于学生往后学习有很大的帮助。在新的教学形式下对学生教师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实行的第八次课程改革过程中,这种新的课程要求尤为突出。这是因为新的课改模式下,大量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学作品被引入了教材,作为课堂上学生学习的内容,这时就需要教学的语文教师具有相应程度的儿童文学素养,使得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沟通线路。但当我们以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为主题展开实地调查研究时就会发现现状不是太理想,教师的素养水平普遍偏离新的教学要求。本文将就新的课程改革模式下的语文老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展开论述。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教学 在新的课程变革实施过程中,针对小学语文教学的教师,随着大量儿童文学引入课程教学,教师的相应素养的缺失程度的表现也越来越显著。根据调查显示小学语文教师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状,教师在从事教育工作的时候没有入职前的相关教育,也没有接受相关的培训工作,除了简单的教学任务教师有时还要从事班主任,班务等额外工作任务。繁杂的工作任务致使教师们也没有空闲时间进行相关文学作品的阅读,导致了大量的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以教育儿童语文为主体的教师而言,在对其学生进行相关指导时就会缺乏相应的技巧,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有时无法形成良好的引导。因而如何改善提高小学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值得我们为之探讨一番。 1.儿童文学素养的内涵理解 著名的教育学者成尚荣先生曾说过小学教师身兼重任,他们承载着孩子们光明前途的命运缔造。而对于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具体需要包含哪些方面,学术界也没有详细的划分。著名学者教师陈晖作为北京师范大学致力于儿童文学阅读推广研究的引导者,他认为教师应该具备四个方面的文学素养要求:对于儿童文学,教师要有一颗童心,具备相应的基础情感和态度,全方位的理解认知儿童文学作品,经常阅读来增加儿童读物的经验,和学生一起来展开读书学习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学院的黄耘老师对此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将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的实质归纳总结出四个环节:正确的儿童文学观,系统的儿童文学专业知识,丰富的儿童文学阅读经验,儿童文学阅读指导的能力。 2.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现状 为了实现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我们将就现实的一份调查来展开说明。在几十份的以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为主题的调查中,我们总结出了相关的结论分析。在我们的调查成果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该调查领域的语文教师的文学水平还是蛮高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调查中我们看出对于儿童文学观念和态度,多半的教师认为它占有十分大的教学比重,也有少数人持相反的观点。当提及教师对儿童文学的喜爱程度,大多数是比较喜欢。调查显示的儿童文学基本理论知识课程学习的情况是有一半是了解过的,还有接近一半都未接触过。儿童文学教学上基本与其他课程一致。教师的儿童文学阅读经验一半以上阅读量达到五本以上,教师逛书店时对于最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关注情况达到一半人数的教师只是偶尔关注。 3.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现状的形成原因 3.1 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让人"喜"的原因。语文教育改革后,语文的教学内容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考试分值也占有很大的份额。从而可以看出语文教学得到了广泛的教育认可,小学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著名学者王巨才先生提交了关于重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提案。教育部也就其展开指示,同时提出了实质性的内容指导,强化校内学生的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积极开展校外培训,注重儿童文学方面的教育。相信在教育部的明确指示下,儿童文学课程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在提倡素质教育大背景下会给教师提供一个阅读儿童文学的好时机。从我们的中小学的学生的学习现状可以看出学生深深的受"应试教育"所累,读书也只是为了考试能取得好成绩,也就没得时间来进行课外读物的阅读。在新形势下,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得以展开,并得到了良好的延伸发展,出现了很多的读书形式如读书周,读书月。在进行为期几天的读书阶段后展开课时的交流探讨,加深对书籍内容的了解。在这样的读书形式下,教师与学生彼此之间的交流合作得到了大大加强,潜移默化下提高了文学素养,文学作品的阅读量也得到了提高。 3.2 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让人"忧"的原因。小学语文教师的继续教育工作有所欠缺。随着教育变革的不断深入,对于一些年龄层次较大的教师而言,需要补充的新时代的文学知识就比较多,而对于这些问题教师只有通过继续教育和课外自学来实现知识补充习得。自学的内容也比较浅陋,当课外的一些教务事物插入时,就会打乱计划。 儿童文学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不够大。从上面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对于最新儿童文学作品的关注度并不高,当儿童文学领域出现值得教师去及时阅读的经典著作时就容易错过,这对语文教师是一种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除却教师本身缺乏兴趣等原因外,还存在着客观因素就是儿童文学读物的宣传力度不够,而日常的一些评价文章也只局限于儿童文学报刊上。而街铺林立的书店大都摆放的是一些成人书籍,如小说、作文、散文等。针对儿童的文学作品大都是一些传统经典书籍,没有新形式的内容。在现在信息日新月异的今天,已经无法引起潮流,这样语文教师也就无法及时的向学生推荐相关的文学作品来阅读。对于儿童而言,广播电视对他们充满了好奇与兴趣,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可以结合网络电视广播等有效途径实现对其作品的有效宣传,来加大作品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教师就可以及时的获取相应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信息,实时阅读提高自身素养的同时,还可以推荐给学生来作为阅读学习材料,实现了其价值的多重效益。 结语: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详细了解了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的相关信息,包含了儿童文学素养的范畴以及小学语文教师的素养现状。在不断创新的教育改革大潮流下,相信我们的儿童文学课程在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的语文教师的引导下得到更好的发展,培养出具有深厚文学底蕴的学术子弟。
中学生阅读论文:分析中学生语文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 【摘 要】要想切实有效地培养中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单靠课堂那点训练还远不够,还必须重视习惯的培养。教师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因材施教。在进行快速阅读前,教师应将培养能力的目的、方法、要求等告诉学生,使他们心理上有准备。当他们遇到困难时,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关键词】视觉运动;阅读目标;阅读方法;阅读能力;阅读习惯 中学生的快速阅读是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很值得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是日益盛行的读书方法。它不单是指眼睛看过文字的快速,更主要的是理解的快速、想象的快速、记忆的快速。因此,快速阅读法不同于一般的浏览,而是注重读书质量的一种创造性的理解过程。 为了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质量,可以采取比较固定的读书程序,,每次阅读时让学生都遵循这个程序,在脑子里形成“定势”,从而养成读书要讲速度又需求甚解的习惯。只要一看书,就会自然地、习惯地循着下面七项内容去读,这样就能读得快。七项内容是:文章的题目 ; 文章的作者 ; 文章的出处及发表时间 ; 文章的基本内容 ;文章所涉及到的重要事实(或重要词语、句子); 文章的特点或有争议之处;文章的新观点、新思想,以及读后的启示。由于这七项内容包括了一般的浏览,甚至研究问题时所寻找的内容,而且其中不单要有记忆,还需要有思考,选取有用的信息,略过对自己用途不大的内容,所以进行这种能力培养时,在阅读速度提高的同时,理解能力、阅读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1.快速阅读是有规律可循的 所谓快速阅读就是利用视觉运动的规律,通过一定的方法训练,在较短的时间里阅读大量书报资料的一种科学的学习方法。快速阅读这一概念的内涵应有以下几个属性构成,即阅读文学材料的快速性;阅读文学材料的无声性;阅读方法的科学性。 1.1 阅读文学材料的快速性。 要想达到此目的,关键是眼肌能训练,即用特殊方法,使眼肌能灵活自如,达到视角,视幅,视停,视移等视觉最佳状态,使视线如行云流水般地快速阅读,当眼肌能训练适应之后,可采用快速阅读初级方法之一:跳读法。所谓跳读法就是指眼光从一个"字群"跳到另一个"字群"进行识读(字群是由多个单词组成的)这个过程眼球按"凝视--跳跃--凝视"的程序进行连续,不断运动,当跳读练习熟练之后,我们可进行练习扩大视力识读文字的单位面积的训练,这样就能缩短凝视时间,达到快速阅读的目的。 1.2 阅读文字材料的无声性。 上面我们介绍的只是快速阅读的先决条件,速读的关键还在于"无声"训练,在阅读速度上,无声要比有声快,无声阅读只是运用眼和脑两大器官,省去了口的发音和耳朵的监听,因而它的速度要快,快速阅读的信息变换方式为:书面信息- 眼睛扫描信息- 大脑记忆中枢的信息。因此我们应用特殊的方法和手段消除读音和心音,特殊手段就是用自身单声调鼻音,单声调心声或外界背景音乐抵消并消除读音和心音的手段,对特殊顽固的不发音不能阅读的人,还可用一套自创歌曲,边唱边读,最后达到无音。 1.3 阅读方法的科学性。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必须通过直觉,联想,相象,逻辑分析和综合判断等一系列思维活动,才能把顺次进入视觉的一连串文字信号转换成概念和思想,完成阅读过程,要完成其过程,必须进行科学阅读,进行科学阅读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自信心:一个人要想在快速阅读上获得成功,首先要有自信心,在快速阅读时,自信心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坚信我们能成功,通过长期苦练就会实现的。 (2)集中注意力:快速阅读的同时还要求快速记忆,这就要求在阅读时,不仅要阅读,而且要记,要理解,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思维活动,没有集中的注意力是很难保证"速读"的完成。 (3)快速理解是快速阅读的催化剂。"理解"就是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获得新的知识经验,并把新的知识经验纳入已有的知识经验系统中。 (4)抓住关键词句。为了提高阅读速度首先应抓住关键词句,因为它是联接上下文的纽带,快速阅读时只注意瞬时关键词,其它便可迎刃而解,通过识别主题句,可以快速,准确地抓住文章中各个段落的主要意思,如果能把每一段落的大意抓住了,那么全篇文章的中心思想也就把握住了,在阅读中识别主题句,并准确理解其意思,可帮助我们了解作者的行文思路,分析文章的内容结构,搞清楚各个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有利于提高阅读的速度和理解的准确性。 (5)快速阅读能促使快速记忆。快速阅读时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连续的快速阅读是一种强化活动,强化活动能够巩固和促进快速记忆的成果。以阅读现代记叙文类(童话故事,作文选等)为例,要求硬记的是文题,作者,文中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名人名句等;要求联想记忆的故事情节(事件起因,事件发展,关键情节,高潮情节,事件结局);要求理解记忆的关键词,关键句,中心语,段首语,事件性质,人物命运,作者态度,人称变化,词语概念,文章含义或中心思想等等。总之,快速阅读能促进理解的质量,促进理解的速度,促进快速记忆。 2.让学生明确快速阅读的目标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应首先明确目标,做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否则,是很难把事情办成或办好的。同样,我们要能较快、较好地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首先就得让学生明确快速阅读的目标。本文所谈的目标,其外延包含两大方面。 首先是明确主体目标。这是就阅读者主体而言的,要求阅读者主体——学生应该明确自己在阅读方面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即应了解自己懂得快速阅读的哪些知识,不懂得哪些知识,应该在理论上重视弄懂自己不懂的快速阅读的知识(当然,对于这点,教师也应及时得到学生的反馈信息,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有了正确的理论方法指导,实践就成功了一半。其次,要求阅读者主体——学生应明确自己对阅读材料方面的知识知多少。对于自己不懂的,应找机会弄懂,力求使自己的知识、技能更丰富、更全面。不能扬长避短,而只能是查漏补缺。 其次是明确客体目标,这 是针对阅读材料本身而言的。它包含三个小问题。 第一是明确试题目标。对于学生来讲,虽然他们学习的目标是渴求知识,但直接的现实目标还主要是为了应对考试(及平时的练习题)。而近年来的各种类型的语文试题中,阅读理解题的比重都是很大的,并且,学生答题时都比较被动,盲目性很大,因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养成答题前弄清题目要求的习惯,搞清楚试题要求学生回答的是语音知识,或词语理解、或词语运用、或是句子分析等等。尤其是近几年试题中出现了一些较灵活的阅读题型,如词、句、段歧义的分析、辩证等。 第二是明确自我阅读目标。(这主要指学生课外阅读而言)。由于学生学习负担本来就很重。(经有关调查表明,走读学生白天从早自习到下午放学,其中只有下午第四节课才有一部分时间学生能自由支配,晚上在家大都要做一小时的家务,除有时看自以为好看的电视节目外,每晚用于学习的时间至多两小时,住读学生除下午那一课时外,也仅多出晚上的一小时。何况,他们还要利用这点时间来完成课外作业和温习功课),学生每天的课外阅读时间至多有两小时。所以,采用快速阅读来充分利用这可怜的两小时,必须有明确的快速阅读目标。关于总体阅读计划,本文不赘述,只谈单个的一次阅读活动的目标。这就是,指导学生首先速读书前的序言(或出版说明,或内容提要)、书的后记、或刊物的目录、或报纸的各版大标题等,了解其大致结构,揣度其内容框架。筛选出自己要寻求的信息范围,如人物形象、环境的描写,语言的运用艺术或是知识性文字的某个知识点,或是该文章(作品)的写法,或其它科技知识。 第三是明确阅读对象的文体规律性特色。因为对阅读对象的文体规律性特色的了解程度,直接影响到阅读的速度。比如,议论文,就要涉及到论点、论据及论证,讲求语言的逻辑性和语言的书面化等,而小说则更多的是讲求塑造成功的典型形象,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而语言方面的要求是更讲求形象性和生活化等。如果我们象阅读小说那样只注重议论文的形象性,那将导致事半功倍。又如,人们发的一封电报,文字简略到几乎不能再简略的几个字或几十个字的程度,但如果是写成一封信,那文字恐怕就会增加到几百字甚至几千字。其实,它所包含的阅读信息量也还是电报那点。了解了这一层,我们即使是快速阅读这电报,也必须一字一字地“看”在心里,而不能象阅读这信那样“一目十行”,甚至有些句、段根本就不看。对于这个问题,有的还涉及到作者的文风和学风、写作背景等因素。因此,学生只有在阅读前明确阅读材料的文体特色,才能更好地加快阅读的速度,提高阅读的效率。 实践证明,学生在阅读前明确了这些目标,就能更好地减轻阅读负担,从而提高阅读的速度。 3.交给学生快速阅读的方法 使学生明确了快速阅读的目标,还仅仅是具备了速读的一个基本条件,其更重要的,带有关键性的条件乃是懂得快速阅读的方法,并把这一方法较灵活地运用于阅读实践中去。 首先是,使学生明确何谓快速阅读。所谓快速阅读,是指利用视觉运动的规律,通过一定方法的训练,达到变声读为视读,以记忆快、理解快、阅读快为标准进行阅读的科学阅读活动。当前,对于速读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虽然国外对此研究的成果已喜人,但对于汉语来讲,还有它的特殊性,而且还只是刚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没有一套较系统的科学方法。这里只谈点肤浅认识,只根据前文的定义来说明我们在教学中应交给学生一些学习方法而已。 根据人在阅读时的眼跳规律和“视读野”的特点,人眼在眼停时具有摄取相当多的文字信息的能力,不仅如此,它还具有把摄取到的大量信息及时传递到大脑的能力。因此,人就能够通过一定的快速理解方法,把输入在大脑的信息整理加工,快速记忆掌握所需要的信息。实践证明,传统的声读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科学文化现实的需要,必须变声读为视读,提高视觉扫描的速度,在不影响理解和记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扩大“视读野”,充分调动大脑的积极性,综合左脑得来的信息,并充分利用右脑的图式认识能力,从而提高阅读速度,对于快速阅读的速度,到底以多快为标准,综合诸位专家的测定,我认为,一般中学生以每分钟600—800字的速度阅读,是切实可行的。当然,这个速度也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我们要能使学生很好地进行快速阅读,其实际情形又是极为复杂的。我们要能较好地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既要针对学生的阅读情形、知识水平和教学实际,也要看阅读材料本身的难易程度等灵活运用。 4.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 快速阅读能力怎么培养呢?除了前文所谈的使学生明确快速阅读的目标,交给快速阅读的方法外,还得进行一些必要的快速阅读课堂训练和快速阅读习惯培养。 4.1 快速阅读课堂训练。按三步训练法进行有计划的系统训练: 4.1.1 提出要求,讲明目标。提出本次训练要达到的目标,训练的题目。开始训练时,可提示该次训练的目标,逐渐地就取消了目标提示。题目由单一逐渐到复杂全面、循序渐进地过渡。最初训练,可只注重字词的注音、注释的运用,这时就可采用“误读”(此指阅读学上讲的,读者根据上、下文按自己的理解诠释的高级阅读方法);然后到训练语、句的诠释、运用、“误读”;再到段、篇的分析;最后是对一些有较高艺术成就的作品进行艺术鉴赏。使学生得到比较系统的、反复的整体训练。 4.1.2 给予材料,规定时间。所给予的材料,既要讲求新颖、规范化,又要注意地道、大众化,还要针对学生实际,循序渐进,由语言通俗化、大众化、内容单一的材料,逐渐加深到形式多样化的、内容复杂的材料。总之,注意材料的丰富性、多样性。同时,选择的材料要讲求知识性,使其通过对该材料的阅读,既培养了快速阅读的能力,更又达到了学习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目的。对于时间的规定,一定要注意科学性。即是说,所给的时间,不能过多,导致达不到快速阅读训练的目的;也不能过少,导致学不到知识、回答不了问题的后果;而应是针对学生实际,以全班中等偏上一些学生的阅读水平为准。一般地讲,要求初中学生每分钟阅读500—600字,要求高中学生每分钟阅读600—700字为标准。同时还要给予适当的思考时间。所有这些,都应在实际运用中灵活处理。 4.1.3 到时检查,纠正评析。规定的时间一到,应立即交卷,严格检查、总结,纠正错误答案。重要的是对典型的错误进行精到的分析,找出其中产生错误的原因。提出补救的办法。而且,检查评析,还要注意兼顾评析上、中、下各等级学生的答案。实践证明,最好是采用现身说教法,即由答案正确的学生介绍自己怎么地进行快速阅读的,把他成功的思路介绍给其他同学;同时,由答案错误的学生谈自己的错误思路,老师纠正;对于根本就没能安时完成的学生,更应让他们谈自己的阅读情况,然后给予正确引导。 4.2 快速阅读习惯的培养。俗话说“习惯成自然”。 只要形成了习惯,要改也难。所以,我们要想切实有效地培养中学生的快速阅读能力,单靠课堂那点训 练还远不够,还必须重视习惯的培养。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相对于教师来讲,我们对学生进行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要养成习惯。我认为,除了要求背诵默写的课文和需要逐字逐句进行讲解、研讨的课文外,都应进行快速阅读的训练。即是说,每个单元,可重点讲析、研讨一两篇课文,其他的课文,就可大胆地按照前述的“课堂三步训练法”进行快速阅读训练。既可进行篇与篇的快速比较阅读,也可选择该篇中精彩的片断进行快速阅读。既可口头回答,也可书面回答。二是相对于学生来讲,既要通过课堂训练逐步养成习惯,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生活中的阅读(包括课外阅读)养成快速阅读的习惯。其实,生活中的快速阅读的机会是很多的,而且是快节奏的生活逼迫人们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掌握尽量多的阅读信息。所以,从社会的角度讲,培养学生的快速阅读习惯是可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学生快速阅读能力的培养 在改革实践中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对于这一点,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如果在某个问题上学生的见解有独特精神,而自己的理解属于很一般的看法或是看法片面陈旧的时候,要勇于肯定学生的见解而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在认识到相信学生,激起他们的成就动机面适度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缺乏快速阅读基础和习惯的学生,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教师必须深入细致地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因材施教。在进行快速阅读前,教师应将培养能力的目的、方法、要求等告诉学生,使他们心理上有准备。当他们遇到困难时,重在启发点拨,“拨开迷雾,使见端倪”。这样才有可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中学生阅读论文:指导高中学生阅读物理课本的策略 在中学物理学习中,重视学生读书,培养学生读书的习惯和读书的能力,指导学生如何读书,是当前物理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是新课程改革的要求,是改变“教师讲,学生听”这一局面的一个重要方法。 物理教材是学生获取物理知识的重要的、基本的工具。因为教材体现了物理科学最重要、最基本的知识及技能和研究方法,体现了教学大纲中的知识、能力、思想教育等方面的要求。在物理学习的全过程(即课前预习,课内听讲,课外复习、练习、考试、试卷分析与评讲)中,学生都不能离开教科书。同时,学校学习,尤其是课堂学习,在时间、空间、知识范围和深广度、智能培养与训练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当今世界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科学知识急剧增加,今后将面临很多需要认识、探讨、分析和解决的复杂问题,这就使得学生读书能力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有了读书能力,学生今后可以从工作需要出发,独立、有效地从浩瀚的书本中去寻找和猎取大量必要的知识。只有这样,才算获得了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终身受用。就眼前来说,物理概念抽象,规律公式繁复,而高考对学生“双基”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迁移能力要求很高,要求学生会读书,也是解决物理难教难学这一长期困扰广大师生的老问题的重要方法。 在物理学习中,常见学生在阅读时出现“四不”现象。 读不惯:学生开始学物理,由于不了解物理学的特点,常常认为学物理就是背公式,做习题,只要完成了作业就万事大吉,不习惯阅读课本内容。 读不细:阅读时,有的类似看小说、翻连环画,一晃而过,不假思索;有的用朗读语文、外语的方法来读物理,死记硬背,不重视将现象与概念、规律联系起来,阅读之后,收效甚微。 读不懂:一开始阅读物理,由于方法不当,常常现象与概念脱钩,便感到读不懂,产生倦怠情绪,以致觉得物理难学。 读不实:好动好奇是现在的高中学生的特点之一,因此导致注意力不持久,兴趣易转移,使阅读流于形式收不到实效。 针对这些现象,在教学中,认真分析教材和学生实际,因材施教,可采取以下阅读课文的基本程序: (1)首先理清课文的层次和条理。课文大致分几个部分?每一部分想要探讨什么问题?做到心中有数。 (2)抓住重点,反复琢磨。概念和规律作为第一节内容的重点,要真正理解它们的物理含义和使用条件,有时对一个概念或规律要逐字“咀嚼”。对于重要的地方,可采用眉批和标注的办法,以加强认识,帮助理解。 (3)看完后归纳、总结,形成体系。只有形成了知识体系,才能融会贯通,牢记于心,使知识得到升华。 这一基本程序要与通常用的“三读法”结合起来。 通读:上新课前,要求学生预习,通读新课内容,大致了解知识结构和要点,不忙于解疑答题。阅读中,了解哪些是新内容,对概念和规律要用着重号标出,疑难地方作记号。 细读:要求具体地将现象和概念、规律等联系起来,细致地逐句阅读,弄清其内涵、外延,明确逻辑联系,对抽象难理解处反复多读、多思,并同相关的旧知识联系对比,抓住实质识记,以了解知识的脉络。 精读:做到弄清重点字句,懂得术语含义,能把来源于现象的概念、规律活化,达到见“物”能明其“理”,知“理”能联其“物”,能灵活地将物理知识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要精读关键字句,以深化对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的理解。例如楞次定律是判定感应电流方向的重要规律,其内容是“感应电流的磁场总是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其中关键词是“总是”、“阻碍”、“变化”。“总是”指出了楞次定律适用于任何电磁感应现象,“阻碍”不是“阻止”,并说明“原磁通”增大时,感应电流的磁场要与原磁场方向相反,“原磁通”减小时,感应电流的磁场要与原磁场方向相同。 课文阅读指导有如下四种类型。 第一,答疑性阅读。即带着问题阅读课文,从中解答疑难。一边看书,一边圈画重点句子,一边做笔记。最后大家讨论,解决疑难问题,再整理成笔记。 第二,示范性阅读。对于比较难以看懂的课文,教师给予示范性阅读。如《光子说》一节,可逐段阅读,逐段解释:第一段,经典波动理论在解释光电效应实验规律上遇到的矛盾;第二段,光子说的提出及光子说的内容;第三段,光子说解释了第一、第三个实验规律;第四段,光子说解释第四个实验规律;第五段,光子说解释第二个实验规律,特别对于光电效应方程,如何从能量守恒出发,用自己的语言作出叙述,并将其变形。通过较详细的阅读解释,帮助学生提高阅读课文的能力。 第三,预习性阅读。对于重点课文要抓好预习性阅读,如对《表征交流电机的物理量》、《光的干涉》、《光电效应》等课文,要求学生通过预习阅读,列出提纲。上课时,抽查同学们所列提纲,请几个学生向大家公布自己的提纲。然后,再让大家讨论取得较一致的意见,从而帮助学生在阅读时抓住课文的重点。 第四,复习性阅读。即每章学完之后,全面整理阅读课文,然后编织知识网,做小结。 中学生阅读论文:对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教学论述 1缺乏阅读教学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阅读教学与实际生活脱节,是当前阅读教学中非常突出的问题,学生没有相应的社会活动阅历,无法理解经历了长期社会经历的作者所写出的优美文字。阅读教学材料的解读往往只能依靠教师一个人,对学生自己理解与提升不利。造成中专语文阅读教学与实际生活脱节的原因主要是教学条件的限制以及学生社会阅历的缺乏,从而导致二者脱节。我们看到,无论是阅读课的范文还是阅读理解试卷的题目,其所选取的材料都是文学形式见于实际生活的载体,作者所描述的事物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深刻的社会背景,而我们仅仅局限于课堂的阅读教学,显然无法让学生去社会中感受作者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刻的心理活动,阅读教学的效果十分有限。 2提高中专语文阅读教学效果对策 2.1充分认识阅读教学的重要性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质量是否能够得到提升的关键,是学生文学素养养成的关键,也是教师水平的重要体现,中专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阅读教学的重要性。一方面,教师要充分理解阅读教学,从教学方法到教学内容上积极实现创新,用更加适合中专生的教学方法保证教学效率,用更加有趣的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另一方面,要认识到阅读教学不仅是课本内容与有限知识的教学,更要认识到阅读教学与人生真谛、真理的重要关系,通过阅读教学将学生引导到对实际生活的感悟,对所学知识的运用上来,使学生通过阅读学习,达到强化内引,提升素质的目的。 2.2改变落后的教学观念相对于中专语文其它的教学内容,阅读教学可以让欣赏到更多优美的作品,实在是一件多姿多彩的事情,中专语文教师要更新教学观念,使阅读教学真正成为学生们愿意学、能学好的课堂。用更先进的、学生更喜闻乐见的教学观念开展中专语文阅读教学,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情景教学。针对阅读量大、内容生涩的现实,在吃透课本的前提下,以丰富多彩的多媒体表现手段进行辅助教学,营造有利于学生提高效率的教学情境,将取是事半功倍的效果;另一方面,要用更科学的教学方法,从点到面,逐步突破。任何一篇好的作品,作者都是围绕着其重心与中心而展开写作的,抓住了作者表露出或是隐藏的关键环节,整个阅读将会变得更加轻松和有效。不同的教学内容要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诗歌的朗读、戏剧的主题表演,尽可能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通过他们自己的演绎,加深学生对阅读作品的理解与掌握,如此一来,在兴趣的带动下,阅读教学效果将更有保障。 2.3积极拓展教学内容 毫无疑问,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的脱节,或是教师没有正确地将阅读材料与生活相联系,将会导致中专生进行阅读学习的兴趣缺失,无法保障教学效果。作品是作者与读者心灵共鸣的纽带,阅读教学重要的是让学生学会通过作品与作者心灵、情感的交流,要在阅读中,将自身置身于作者创作的背景中去,从作者的角度去感受作品所讲到的人与事,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与情感,通过感受与休会,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洗礼与升华。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学生能够从生活中,从自己的阅历中找到与优秀作品的共鸣,进而实现优秀的阅读教学。中专语文教师可以用开展开放式教学,将学生纳入到教学计划的制定当中来,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保障阅读教学。同时,注意多给学生预留一些阅读时间与空间,以培养学生阅读理解思维,使学生的理解能力与解题能力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实现我们的中专语文阅读教学目的。 3结语 中专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难点与重点,关系到语文教学的整体质量,也关系到学生文学素养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新课改日益推向深入的今天,素质教育要求我们中专语文教师更加重视阅读教学,用更加科学的教学理念,积极拓展教学内容,运用多种教学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全面培养学生文学修养,陶冶学生心灵性情,为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中学生阅读论文:论促进中学生阅读能力的措施 一、不断提高阅读的基本条件 1.要掌握常用的字、词、句、段、篇的基本知识 每一篇文章都是由字成词、词成句、句成段、段成篇来完成的。有的学生之所以阅读能力差,就是因为掌握的字、词以及词组的量太少,不能准确的理解每一句的意思,就更不用说段的意思了。由此可见学好语文对我们的重要性。中学阶段是学习语文的基础阶段,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为以后学习打一个良好的基础,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为以后丰富的阅读生活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 2.了解熟悉基本的科学知识 现在的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现代化社会里要提高阅读能力,必须要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才行,面对现代社会全方面人才的要求,不能专攻一门,其他不精也要略懂。 3.懂得运用工具书 对于一些不理解的字、词或以及词组,我们都可以借助一些工具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借助的工具太多了。例如最简单的《新华字典》。 二、始终忠实于原文,抓住主体特征 无论读什么样的文章,回答什么样的题目,毫无疑问的一点就是必须要忠实于原文,面对无从下手的问题谨记要去原文中寻找答案。当然,原文中的答案不一定能够直接使用,或许要经过加工、修改才能用,或许要提取主干,或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总结答案,才会得出较为完整的答案。同时做题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字不离词 在文章中每个字眼的意思要根据原文的意思去翻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同样的字在不同的场合就代表着不同意思,因此,必须要忠实于原文。 2.词不离句 在综合阅读中常常要求解释某个词语在上下文中的作用或含义,这就要求同学们必须综合该句话在文中的意思,表达的含义,再作答,如果仅仅是着重于该词语去作答,得出的答案往往会有所偏颇。 3.句不离段 在做题是要求对某一句进行分析时,不能脱离原文中的段落,要看看该句所处的语言环境,以及作者所寄托的某种情感。 三、多读文学名著,勤于思考 多读书对学生来说绝对是有益无害的,不论是那类的文章,科普文、记叙文等,我们都可以去读,这样不仅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同时对我们提高阅读能力也有很大的帮助。多读可以使我们的思维更加严密,解决问题时逻辑性更强。而对于课外读物的阅读,我还是建议要博览,不必精读。这样既可以提高我们读书的效率,又可以开阔胸怀,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四、结语 中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要珍惜把握好那些宝贵的时间,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利用这一段时间多读些书,多继承点人类的宝贵知识财富,多给自己存储些精神食粮。提高中学生的阅读能力对他们的将来有很大的益处,可以为他们一生奋斗的事业打下坚实的基础,丰富的阅读生活也会给他们在将来的自学生活提供良好的条件,使他们赢在起跑线上。 作者:朱伟娟 单位:常州市武进区湟里初级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小学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摘要:小学作为教育初级阶段,在学生整个学习生涯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到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深入,分析当下小学语文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探索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总结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小学语文;阅读能力;途径 一、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 迄今为止,大部分教师依旧崇尚传统教学模式,只负责教学,学生的学习模式就是埋头做笔记。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书是学生自己读懂的,而不是教师讲懂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阅读对于学习的重要性。现如今我国小学语文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在课堂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尊崇单一的教学方法。这样的教学方式被称之为灌溉式教学方式,整个课堂所呈现出来的都是教师耐心讲解,学生埋头做笔记。其次受传统教育的影响,教师更加注重教学标准,认为不符合答案就是错误的解题思路。然而,世间万物皆有不同,在学生阅读时,每个人的见解都不一样,不能单一的肯定某个答案。再者未能做到各科之间相互联系,语文作为一门大学科,无时无刻不运用在生活当中。很多老一辈的教师全然没有注意到这点,只是一昧的解决自己负责的学科。最后年轻的教师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探讨新的教学方式,但因为传统教育的根基太深,老一辈教师的反对,家长对成绩的过分重视,只能让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半途而废。 二、小学语文阅读能力培养 学生是活生生的个体,教学模式应当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当中,应该不断转换主导作用。培养小学语文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首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完善当前教学模式的不足。 (一)巧妙设问,营造氛围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先是从识字开始,然后逐步引导学生连字成句,连句成段,最后才可以在朗读文本的时候运用所学知识结合实际,将课本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学生对于课本的阅读积极性并不高,从而制约了学生的阅读能力提升。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若想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要从学生的阅读兴趣开始培养,利用巧妙设问,引起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让学生自行解决问题,从中获得阅读的乐趣。例如,在小学课本《苹果里的五角星》这篇课文,学习到中间部份时,教师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1)他的新本领是什么呢?(2)他是如何获得这项本领的呢?(3)他是如何切苹果的呢?跟我们平时切苹果的方法一样吗?让学生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课文,以小组的形式让学生进行竞争回答,在课堂快接近尾声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刀与苹果,实践操作,切出不同形状的苹果,然后要求学生进行观察,看看有什么发现,紧接着让学生思考按照文章中所提供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切出一样形状的苹果。如此一来,通过动手实践,既提高了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又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从而使学生体验到阅读的实用性和乐趣。 (二)事先预习,自学存疑在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中,预习是重要的环节,是学生接受知识、获取课堂信息的重要步骤。因此,在小学语文教学当中,第一堂课所要教授的知识就是预习,培养学生自主预习的良好学习习惯。预习可以让学生发现疑难问题,带着疑问认真听讲。如此一来,既能提高学生的阅读效率和理解能力,又能有效的提高课堂质量。需要注意的是,教师严要求学生在预习过程中,需要眼、口、手、脑相结合,同时做好读书笔记。例如,在学习《蚂蚁和蝈蝈》这篇课文时,教师要求学生进行自主预习,找出课文当中的生字,并标注拼音,利用新旧结合,让学生温故而自新。如形声、笔画、加换偏旁的方法巩固学生的记忆力。对于文中生词的意思,教师可以要求学生结合上下文进行解答,课后应当让学生用生词进行造句,从而加深记忆。对于重点问题,课堂当中可以进行学生之间讨论,或者师生之间进行讨论解决。例如,在低年级学生学习“蚂蚁”“蝈蝈”各自拼音,教师应当做出示范和领读。 (三)解决质疑,提高能力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质疑能力也是教学培养的重点目标之一。质疑能力培养的前提需要教师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并鼓励学生勇敢提出质疑,团队合作解决质疑,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在高年级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注意区别于低年级教学方法,高年级更应该注重引导,设计矛盾,精心提问,引导学生思维定势,把握整堂课的走向。例如,在《穿山甲问路》这篇课文当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读题质疑,明确本文的学习目标。将整篇课文合成以下几个学习目标:穿山甲是什么?为何要问路?最终问到路了吗?让学生按着要求去阅读课文,找出问题答案。解决完课本问题之后,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再次提问“在我看来路就在脚下”这句话有何意义?从文章中唤起学生的探究热情,提高学生阅读能力。三、结语当今社会发展迅速,对于传统教学模式应当有适当的调整,制定出一套适合于放下学生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师也应该改变课堂的主导地位,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控制课堂,从而增强学习氛围,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从本文分析总结的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想要提高小学语文阅读能力的有效途径就是改善当前的教学模式,从低年级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有计划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良好学习习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疑难问题,提出疑问,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高阅读能力。 作者:韩志军 单位:河北省南和县史召学区中心学校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学生逻辑思维培养 摘要: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似乎从来都未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得到关注,很少有语文教师将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专门列为阅读教学的目标,也很少有专家对一堂阅读课中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给出评价。这一现状使我怀疑在实际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授人以渔”这一教学目标能否实现。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若不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那么,课程标准中的语文思维的培养也只是狭隘的考试思维。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中学语文;阅读教学;逻辑思维;培养 1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意义 逻辑思维是一种抽象的思维能力,包括分析、概括、推理、评价、判断、解释等等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能够帮助学生更全面的掌握知识,对知识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并形成自己的认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在中学阶段的教学中应培养学生逻辑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运用逻辑思维理性的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语文教学在中学阶段的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对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全面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有重要意义,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积累才能够写出优秀的文章,甚至出口成章。在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帮助学生提升语文能力,科学灵活运用语文知识的有效手段。 2中学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途径 2.1关注阅读文本的语言目的: 语文教学中的阅读文本大多是文学作品,在传统的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更关注的是阅读文本中语言的内容和形式即语言“说了什么”以及“怎么说的”,注重的是语文知识的学习,无异于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诊疗方式,不能够很好的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因此,在阅读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就必须关注阅读文本的语言目的即关注作者“为什么这样说”,通过分析、概括能够把握一类文学体裁的表达方式,以小见大。关注阅读文本的语言目的是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有效途径,语文阅读教学应兼具感性和理性,引导学生理性的多角度看待问题。如在教学《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文章时,一般教师会列出如下的教学目标:第一,了解该演讲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内容,理清文章的思路;第二,反复诵读文本,了解排比、比喻这些修辞手法运用的效果,体会文本科学严谨的语言;第三,把握演讲词的特点并学写演讲词。就教学目标而言,并没什么不妥之处,但是这样的教学目标不利于学生把握演讲词的实质。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提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关注语言的目的。如,恩格斯为什么要在马克思墓前讲这些内容?他所讲的内容和他要达到的目的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他是怎样有效地运用语言来达到他的目的的?学生通过思考这些问题,通过认真的研读文本,能够更深刻的理解演讲词,了解受众的需求,通过灵活的科学严谨的语言达到自己演讲的目的。 2.2关注阅读文本的内在逻辑: 文学创造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作者有感于社会生活才能够进行文学创作。社会生活是客观的,是具有一定的规律的,因此,阅读文本是有一定的逻辑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只有抓住文本的内在逻辑,才能够抓住文章的文脉,抓住文章的主题,才能够深入的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准确把握文本的思想感情,并内化为自身修养,逐渐的提升自己的语文能力。关注阅读文本的内在逻辑,就是在阅读教学中从关注文本的语言目的入手,结合文本的体裁,进行深入的阅读。如在教学鲁迅的《祝福》时,在明确文本所属体裁后,教师要引导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关注祥林嫂出场的时间以及每次出场的变化,关注变化的地方,思考变化的原因,从中分析祥林嫂死亡的真正原因,思考作者将文本命名为“祝福”的原因。此外,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引导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要将祥林嫂的死安排在鲁镇人们祝福的时候。学生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了解鲁迅所说的中国人民的劣根性,以及整个病态的社会。并引导学生进行今昔时代的对比,在比较中能够更全面的正确的认识自己,思考当今社会的相关问题,形成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正确认识。 2.3关注作家创作态度: 传统的阅读教学更过的关注的是对文本写作手法的赏析,但是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学观念指导下,教师在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更多的关注作家的创作态度,在关注作家创作态度的过程中更加深刻的把握文本内涵,提高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关注作家的创作态度,要理清写作手法的赏析与作家写作态度推断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写作手法是对文本某一个写作特点的诠释,写作技巧归根结底是属于“形式”的范畴,“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内容”又是为表达作家的感悟、观点或者态度等等服务的。如《一滴眼泪换一滴水》这篇文章,文本中最感人的是喂水这一场景,但是作者对这一场景的描写并不多,更多的笔墨是对伽西莫多接受刑法时的表现以及周围观刑群众的表情进行描写。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应停留在对写作方法进行分析的层面。而应引导学生继续探究作者突出伽西莫多忍耐力强、力量超常、蠢笨、狂暴等一系列的性格特点的原因。学生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这样写是为了更加突出“水”的影响力,伽西莫多因为艾丝美拉达的水,流出平生以来的第一颗眼泪。作者这样的安排是为了表达出自己对人生抽象的独特的见解即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恶的人性可以被美的人性感染。 结语: 总之,在语文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可行的,是有效的,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升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关注文本的语言目的与内在逻辑,关注作者的写作态度,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作者:魏丽娜 单位:陕西省延安市延安大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阅读教学中学生感悟能力培养 学生对语言的“感悟”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与感悟“牵手”,阅读教学将呈现出另外的风景。它不仅可以解决一些理性“言说”的困难,还能丰润文学的“趣”“味”“气”“韵”,使阅读走向轻松,走向精彩。然而,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学走入了“感悟”的困境,课堂上的“感悟”知识走过场,缺少过程;有些问题本可以迎刃而解,结果却因学生不懂得“悟”而变得困难。如何跳出困境,走出云雾,突出重围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立根培土:找准切入的点———可悟 文章的重点词语、句子、标题、文眼,包括作者重力凸现人物的言行及心理活动的字、词、句,是研读教材领悟文本的切入点。抓住这些词句,能为落实教学目标找到有效途径。而这一个个点往往又是破解全文密码的关健所在,它们或统领全文,或概括内容,或提示中心,或提示内涵,或标明作者意图,或流露作者情感。作为老师,更要找准这一个个点,为学生引路,立根培土,让学生去习得,去感悟体会,把握文本的价值或内涵。教学《军需处长》一文时,学生通读文本后,了解了这是一篇写人的记叙文,其主旨是赞美军需处长的崇高精神。立足于这样的根,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人物精神的应是人物的语言、神态和内心活动。军需处长死去了,只能通过活的将军来解读。于是,笔者大量培土,让学生读一读文中描写将军的地方,看能不能挖掘文字背后的丰富蕴涵。因为先给学生引了路,学生悟出两个“愣”内涵不一样:前一个“愣”可能是气愤、发怒;后一个“愣”则是震惊、震撼。可见,教师要引领学生用敏感的心捕捉文本潜在的信息,对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不轻易放过,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对文本潜心涵咏,品味语言艺术,发掘文本核心的价值。 二、理枝舒蔓:接对相关的线———敢悟 教材中总有部分内容因其发生的事件久远,人物所处的环境或角度与现在不尽相同,如果让学生自读自悟出文字背后的东西可能很难起到效果。相反,如果教师充分发挥引导作用,舒枝理蔓,适当链接,为儿童课堂学习知识提供源泉和补给,为他们的感悟插上翅膀,将有助于学生感悟相关材料。教学《徐悲鸿励志学画》中这样一段话“:徐先生,我知道达仰很看重你,但你别以为进了达仰的门就能当画家,你们中国人就是到天堂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学生读完后完全明白这段话,那个学生由对徐悲鸿的嫉妒产生了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偏见,但就此抛出“因嫉妒徐悲鸿转而歧视他的国家的原因”的问题让学生悟,是不现实的。这时,笔者适度地把当时国内国际情况与文本内容进行对接,学生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在海外的学子,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没有强大的国家,哪里有个人的人格、地位。 三、固本思源:融合情境的面———能悟 感悟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环节,要让学生的情感活动与认知活动结合起来,离不开教师创设典型的场景来融合。在教学《徐悲鸿励志学画》中心段,感悟他学画的“勤奋”时,笔者采用融合情境来激活学生的理解力,让他们可悟,敢悟,能悟。首先提问:课文中哪些语句具体描写徐悲鸿学画?从这些语句中你感悟到了什么?当学生寻章摘句回答出“每逢节假日,徐悲鸿就进馆去临摹”“他画呀,画呀,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后,从学生的表情、朗读上,笔者发现这些并不是学生的真实感受。于是笔者让学生回忆节假日他们常常干什么,接着让学生填空:“每逢节假日,当我们,徐悲鸿就进馆去临摹”,再将填空进行整合,从他们的朗读中,笔者听出学生们真正感悟到了徐悲鸿学习的“勤奋”。学生用同法感悟出“:严寒的早晨,他的双手冻得通红,也不肯停下画笔,他画呀画呀,常常一画就是一整天;炎热的夏夜,蚊虫四处叮咬,他也舍不得花时间驱赶,他画呀画呀,常常一画就画一整天。”笔者融合场景诱发学生的主动性,以填空形式训练他们的语言,以朗读的方式强化学生的感受,让学生读得进,悟得出,敢悟会读。 四、传花授粉:激活生活的圈———会悟 学生的生活常识、经历和经验常常是他们进行学习活动、从事实践、展开思维、丰富认识、加深理解、提升感悟、加深体会的源头,是他们的认知原点、思维根基和策动力。教学《最大的麦穗》最后一段时,在激活学生生活经验的同时,在关键环节传花授粉,让学生真品细悟。当学生们一个个说出“最大的追求”是指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眼前的一穗”就是指眼前的机遇。只有实实在在抓住当前,才能展望未来。在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实际和体验之间进行“传花授粉”,学生会感悟出文字背后的人生哲理。 五、结语 总之,只有从学生实际出发,从文本出发,帮他们找找点,连连线,设设面,盘盘圈,巧妙地引导学生感悟,学生才可感悟,敢感悟,能感悟,会感悟,从而真正感悟出生活的真谛、做人的内涵及人生的价值。 作者:徐小玲 单位:淮安 市富士康实验小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高中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论文 一、抓好基础,掌握词汇奠定阅读基础 词汇是语言教学的地基,是感知语言的触角,是实现交际,促进沟通的神经。高中阶段的英语是义务教育阶段英语教学的延续发展,阅读材料的词汇量与词汇难度明显加大,很多学生都产生了一时无法适应的高原现象。因此,笔者以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妨秉承“狠抓基础,拓展词汇,打好根基”的阅读教学策略,从文本的构成源头入手,丰富学生们的词汇储备量,奠定阅读的基础。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四《Unit1Advertising》这一单元时,笔者考虑到,随着信息传播的日新月异,各式各样的广告(Advertising)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因此,在教学前,笔者采取头脑风暴法,引导学生们以“Advertising”这个中心词汇四面拓展,以日常生活中接触过的各种广告为素材,快速地说出与这个主题相关的词汇。在学生们苦思冥想过程中,笔者适时地利用多媒体课件,呈现一些学生们日常常见的广告图片或商标,给出提示,如当教师呈现著名运动品牌安踏的商标时,不少同学立马脱口而出:“keepmoving!”通过这样的词汇互动,能够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自觉地关注词汇,夯实学生的词汇基础,为随后的阅读实践活动奠定基础。 二、找准关键,逆向推导准确定位内容 高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具备较为独立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明确的抽象意识,因此,对他们而言,阅读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审美的体验,更是一个思维漫步之旅。笔者认为,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发展学生英语逻辑思维,引导学生学会抓文本的关键词,以逆向推导的文本阅读思维精准定位本文结构与所需内容,从而提升学生的英语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英语思维能力。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模块一《Uni3Lookinggood,feelinggood》时,笔者在引导学生阅读“Dyingtobethin”这篇文本时,引导学生们采取“带着问题抓关键”的阅读策略攻克难关。在阅读前,笔者引导学生以快速横扫的方式,揪出所给问题的关键,如WheredoesAmycomefrom?(圈出关键词Where);WhatkindofpillsdidAmytake?(圈出关键词Where和pills),引导学生养成带着问题、抓着关键找答案的阅读技巧。在教学中,笔者发现,通过由问题再阅读的逆向推导方式,能够有效地帮助学生缩小阅读范围,精准定位阅读内容,提高阅读效率,促进学生自主阅读能力的长足发展。 三、瞻前顾后,精泛结合提高阅读效率 在阅读学习中,瞻前顾后的阅读能够帮助学生科学合理地把握文本,周全有效地考虑问题,提高学生们的阅读效率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引导学生学会将精读与泛读相结合,通过泛读快速地定位文本类型、情感基调以及题末问题;通过精读,细细品味英语文化魅力,寻找细枝末节里的玄机,从而提高英语阅读的有效性,提高阅读课堂的目的性与指向性,让每个学生都能明确阅读目的,采取符合自己阅读习惯的阅读策略。教学译林版高中英语二《Unit3Amazingpeople》时,笔者在课堂阅读实践活动中,以多媒体课件的形式补充了一则关于BillsGates的阅读材料,通过这则补充材料帮助学生理解比尔`盖茨为什么被称为“Amazingpeople”。在文本阅读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采取瞻前不忘顾后、精读泛读巧妙结合的阅读策略,结合教材中有关BillsGates的简介,泛读找相似,精读破问题,在泛读和精读相结合的基础上,总结回答“Howcanhebecomesorichatsuchayoungage?”这个探究性学习方法。 总之,阅读是高中阶段英语教学中一块“大蛋糕”,如何让这块“蛋糕”新鲜诱人,帮助学生吃到、吃好这块“蛋糕”,是新课程背景下每一位英语教师都应该深入探讨的教学课题。因此,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着力打造与学生们心理相容的阅读氛围,为学生们提供紧跟时代、贴近实际、彰显文化魅力的英语阅读素材,为学生们创设丰富多彩、轻松愉快的阅读实践氛围,让阅读变成愉快的体验而非喘不过气的学习压力。 作者:邱美芝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阅读创新教学 一、鼓励发散,促进创新 发散性思维是创造思维的基础。发散性思维的培养,主要是引导学生学会从不同的途径、不同角度去思考问题,以求得多种设想、方案和结论,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路,突破单向线性思维的狭隘和保守,以培养思维的广阔性和灵活性品质。在阅读教学中可结合课文让学生说说和课文不同的方法和想法,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如教学《曹冲称象》一文,让学生说说有没有比曹冲更好的称象方法;教学《捞铁牛》一课时,让学生说说有没有比怀丙和尚更好的打捞铁牛的办法;教学《跳水》一课时,让学生想想当船长的孩子爬上桅杆顶端,情况十分危急时,除了船长用开枪的办法命令孩子跳水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救孩子。当然,教师在引导学生发散、想出种种的不同方法之后,还需要再引导学生将他们所想出的众多办法和课文中讲述的办法进行比较、选择,经过讨论,使学生明白课文中的方法是最佳的方法。 二、引导求异,促进创新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般按常规思维去处理事情,解决问题。但有的事情和问题按常规思维却解决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大胆求异,突破思维定势,从事情或问题的反面(逆向)去想,以取得成效。这就是求异思维或叫逆向思维。求异思维是创造型人才必须具备的思维品质,小学语文教材中有许多这样的课例。如《将相和“完璧归赵”这一故事,蔺相如出使秦国的目的是保护好和氏璧,但他见秦王无诚意换璧时,却以“举璧撞柱”逼迫秦王举行典礼,赢得了将和氏璧送回赵国的时间。由此可见蔺相如的机智勇敢。《司马光砸缸》中司马光的绝顶聪明就在于从反面设想,使水离人,砸缸放水,就了落水的小孩。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像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在教学这类课文时,通过课内的启发延伸至课外,鼓励学生大胆求因,用求异思维解决现实的事情或问题,这有助于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启发想象,促进创新 想象是人脑对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从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活动。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渗透在小学学习的各个方面,丰富的想象是创新的翅膀,无论是再造想象还是创造想象,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都是十分有益的。小学语文每一篇课文都是很好的想象思维材料,在阅读教学时应充分启发学生想象,促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1、增扩续补想象。扩想就是对教材文句内涵作开拓或将课文故事加以扩充。如教学完古诗《暮江吟》后让学生进行扩充想象,写成一篇写景的记叙文;有的课文结尾意犹未尽,十分含蓄,可让学生需想,续写想象作文。如《粜米》、《凡卡》、《穷人》等文教学后,以《粜米之后》、《凡卡寄信之后》《收养孩子之后》为题让学生进行想象说话作文;许多课文中有“空白”之处,教师可以设计问题,让学生想象补充。如《珍贵的教科书》中,指导员在牺牲时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却没有说出来,指导员可能会说什么呢?让学生进行补充想象,通过增扩续补想象,既能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2、画图想象。就是要求学生把自己对课文语言的理解用图画画出来。这一画图的过程既是深入体会课文语言的过程,又是培养想象的过程。如《黄山奇石》一文,对奇石“金鸡叫天都”作了生动的描绘,但文中没有插图。为使学生读懂这段文字,并受到美的感染,让学生按课文描绘,用画表现出来。“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子弹琴”这三块奇石仅说了名称,没有作任何描述,为了使学生进一步体会黄山奇石的“奇”,让学生想象这些奇石的样子,并将其画下来。 四、大胆质疑,促进创新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教学中,通过鼓励学生大胆质疑问题,教师可以清清楚楚地知道学生有哪些地方不明白,难点在什么地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减少无效劳动。对于学生来说,则能够起到深入理解课文内容,促进主动探索,激活创新思维的作用。 语文阅读教学中处处有疑。在课始可引导进行预习后的质疑,如教学《穷人》时,问学生:“遇上了哪些不理解的问题?”学生提出了问题:“渔夫一家生活很苦,为什么还要收养西蒙的孩子呢?”引导学生针对课题质疑,如教学《月光曲》时,出示课题后,问学生看了题目想知道什么,学生们提出了许多问题:《月光曲》是谁创作的?是怎样创作的?曲子是怎样的?这样就更好地为理解课文作了铺垫;在教学课文中可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性的质疑,如教《记金华的双龙洞》,引导学生提出”溪流声为什么会时时变换调子“这个有一定难度的问题,通过释疑弄清溪流的宽窄缓急变化,弄清溪流和双龙洞的变化,使学生明白“山势”的变化引起了“溪声调子”变化的关系,发展了学生的形象思维;在课后引导学生进行延伸性的质疑,如在教学完《鸟的天堂》后,教师引导启发,学生提出了“大榕树为什么会成为‘鸟的天堂’?”通过释疑,既使学生深入体会课文内容,又使学生受到一次保护环境,爱护动植物的教育。 热情鼓励学生质疑问难可以开拓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思维,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把学生引入问题的天地,让他们各抒己见,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阅读教学的效益。 五、教给学法,促进创新 “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是当今世界流行的口号,教学改革发展的共同趋势。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不仅对学生在校学习各门学科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良好品质,使学生终生受益。 小学语文教学教师要注意对学生进行以下几个方面阅读方法的指导:理解词语的方法、理解句子的方法、分段方法段意的概括方法、概括课文中心思想的方法、理解写作特点的方法、朗读方法、默读方法和阅读课外书籍的方法。对小学生进行学法指导要从整体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能力培养目标、教材特点、学生学习的需要进行有机渗透,适时点拨。比如教学生归纳课文主要内容,可采用两种学习方法:(1)认真仔细读课文,给课文分段,概括段落大意,再把各段大意有机合并,整理成一段通顺的话。(2)抓“四要素”句子(就是人物、事件、时间、地点俱全的句子。例如《登山》一课,①先看题目,“登山”是“四要素”中的一要素——事情;②通过阅读,找到人物——列宁和巴果茨基,地点是普罗宁,时间是一天早晨;③根据故事情节,归纳一段“四要素”俱全的话。这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学到了知识,又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促进了学生自学能力,创造能力的发展。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培养 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育。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图书馆要改变陈旧的管理思想、服务方式,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知识信息等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的阅读行为,分析各个阶段的阅读需要,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他们各个阶段的阅读动机,从而在读者工作中掌握主动,指导课外阅读。 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者的阅读兴趣千差万别,要培养他们好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做到符合读者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动机、阅读兴趣和爱好。 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因素、职业、年龄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求知欲、性格等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阅读的能力。 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要引起兴趣的行为,并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的内在原因。培养读者的阅读动机,首先是通过阅读目的,激发读者的阅读,通过阅读的过程,调节个人的阅读活动,引向一定不变的方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各种“诱因”来引发读者,培养读者阅读动机。中学生尚未正式进入社会,职业尚未定向,知识能力、思想感情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他们的阅读目的只能是为了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做好准备,主要是做好知识能力、行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图书馆就要开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辅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图书展览等来激发学生,把直接、间接主导和辅导的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阅读兴趣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研究问题、探索未知的一种认识倾向和心理素质,是人们对阅读某种出版物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倾向。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是图书馆当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呢?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读者阅读兴趣是有它的广泛性、深刻性、选择性及自觉性。读者阅读兴趣都是由一定的需要而引起的,或是实践的需要而决定,亦受社会政治、经济、社会职业、活动、环境、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而产生的兴趣。而中学生的阅读往往凭兴趣,随意浏览,遇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一定的阅读目的。因此,阅读起来缺乏方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市场“鱼龙混杂”,有些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选择有益身心健康的优秀读物,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特点,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给予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爱好兴趣,提供不同的读物,并提供一些爱好以外的读物,作参考阅读,培养学生的多种阅读兴趣,这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 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不仅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扩大知识兴趣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能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生阅读兴趣亦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分。他们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能够使阅读兴趣持久下去,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培养课外阅读兴趣。首先要做好: 一、学校图书馆应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 现在的课程结构是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组成。除了必修课以外,选修课有知识类(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技能课(家电、电脑)和体、艺类(体育活动和艺术教育)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多种类型。活动课也将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图书馆要为新的课程结构、新的教学内容提供多种学习资料,要按上述教学内容和要求,添置各类课外读物供师生阅读。 二、搞好课外阅读,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能力 中学时期是人生里程的关键阶段。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其年龄、身体、性格、思想、学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跨度较大的变化。学生不但需要在课堂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从课外获得广博知识。其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作品。为此就要开辟学生阅览室,让他们在良好的场所阅读图书、报刊资料,逐渐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三、积极引导,诱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要正确选择课外读物,而中学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需要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在当前浩如烟海“良莠”并存的课外读物中,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思想内容健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书,课内学习有关的读物,谈理想、人生、思想品德修养、介绍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的著作,也要读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文章,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阅读与鉴赏》《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中的优秀文章。还要适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革命领袖、名人、英雄人物的传记《名人传记》《名人录》和一些介绍新知识、新科学、新成果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世界》《求知与探索》《飞碟探索》等,以扩大知识面以及图书展览,进行直观宣传,使一些五颜六色、有趣的封面,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使学生眼馋手痒,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书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和兴趣,使他们逐渐接近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自觉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加深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而有细致的工作。在培养阅读兴趣过程中,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样的,还需要多下点功夫。作为一名中学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师生得到更多的好书,指导学生阅读,培养课外阅读兴趣,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本职工作,使课外阅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和实践 一、反思篇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老祖先早就形象凝练地道出了关于阅读的要义——我想无论如何,在教书先生的学堂是破不了万卷书的,唯有在学堂外也即今天的课堂外才有可能去读成千上万卷的书,也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学生自发的课外阅读兴趣有助于作文能力的发展,增加课外阅读比增加经常性写作训练对帮助发展学生作文能力更有效。”这是美国的斯迪芬·德·克拉森教授通过对写作与课外阅读的关系进行长期调查和研究后在其《作文:研究,理论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与中国古人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然而我们既丢掉了优秀的传统,也没有借鉴外国学者的先进理念,却走进了讲课文讲作文“唯讲是上”的死胡同,在“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具体看来,对课外阅读的忽视直接导致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两大硬伤:无趣和贫乏。“语文天然是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是反映生活又反过来服务于生活的一种工具。现在有一种现象,在‘应试教育’影响下,家长和学校都把学生束缚在教材中,不鼓励学生课外阅读,孰不知,这就切断了学生了解生活和社会的一条重要通道,也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刘国正先生的这段话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轻视课外阅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闭塞中压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即抑制了学习的兴趣。在许多地方和学校,语文课成为学生最反感和最不受欢迎的课。爱因斯坦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无疑为语文早早地判了死刑。学生对语文失去兴趣,这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不重视课外阅读所付出的最惨重的代价。 另外,忽略课外阅读致使学生囿于狭小的“课本”空间,成为“井底之蛙”;大多患有“贫血症”,从而在课堂上回答问题总是同样的答案,作文中总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材料,甚至是同样的假话、空话和套话,孰不知这一恶果的酿造正是我们自身的失误。张志公先生指出:“语文这个工具,要掌握得好,运用得好,首先必须手中握有丰富的材料,贫乏是语文能力的致命伤。古人一直强调多读,他们认为只有多读,才能善写。他们不主张狭窄,主张广博。”“多读”“广博”正是课外阅读所承载的任务,要治愈语文的致命伤“贫乏”,唯一的药方就是走进课外阅读。 二、实践篇 基于在语文大讨论中的反思,基于对语文高考命题原则“知识点在课内,题在课外”的理解,更基于深圳学生(尤其是笔者所在学校生源为三类)因阅读少而文化底蕴浅,因广东白话的影响而语感差的现状,为适应高考改革形势,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我把抓好课外阅读作为突破口,从1998年起在高三这个敏感的雷区大胆进行了尝试和摸索,连续四届高三均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为提高学生的语言素养(其中也包含考试能力)走出了一条希望之路。 我尝试的方法和探究的途径可概括为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 一、喜爱一本杂志。推荐内容丰富、类型多样、人文性较强、国内知名度和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为日常读物(也可选择《青年文摘》《视野》《中国青年》等),并开展“读《读者》评《读者》”课前演讲活动,学期结束将演讲稿由学生自行设计、编辑、打印、装订结集为作品集。每期《读者》约15万字,一年24期,约360万字。 二、欣赏一个作家。买或借自己喜爱的作家作品,潜心阅读,高三一年内读所喜欢的作家作品不少于20万字,加深对作家的感情,并写出自己的体会。 三、辑录一本《作品精选》。每周选择抄写一篇自己喜欢的作品,给予点评,并写出喜欢的理由。文体不限,每篇不少于1000字。一年约有3万字。 四、推荐一篇好文章。每周轮流由一名同学给全班推荐一篇自己欣赏的好文章,要求写出百字左右的推荐语,印发给全班阅读,每篇不少于1000字,文体不限。一学年全班累计有6万字。 五、做一系列专题对比阅读。借《语文学习》杂志上的“阅读新空间”栏目,指导学生进行专题阅读。共进行了如下10个专题: 1.倾心阅读(关于读书与人生) 2.音乐之声(关于音乐与人生) 3.学会倾听(关于感悟自然) 4.品读文化雕塑(关于文人与古迹) 5.风景的再造(关于唐诗宋词散文化) 6.最后的家园(关于环保) 7.感受奥运(关于奥运会与体育文化) 8.疯狂足球(关于足球、球星与人生) 9.感受余秋雨 10.语言的艺术 以上每个专题各由3篇同一话题不同角度的文章组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适于对比。每个专题约有6000字,共计6万字。利用课外辅导课进行。 阅读“五个一工程”的尝试实验取得了五大成果: 第一,培养了学生的阅读兴趣,并使之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在高三读《读者》成为学生学习生活重要的一部分,据班主任反映,在学习之余学生借读《读者》做调节的为最多。在调查中有50%的同学能期期必买必读,有90.2%的同学读完每期一半以上的文章。还有不少同学课桌上同时有几份杂志,阅读兴趣高涨,阅读蔚然成风。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选抄佳作时,有许多学生一次抄10页以上甚至20页,我劝他们不要因此而费太多时间,应适可而止时,他们竟风趣地说:“这是我们的权利,我喜欢,你管不了。”在学生离校前的调查中,有95.8%的同学认为经过高三一年的培养,已基本养成了经常阅读的习惯,从而为学生终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完成了阅读积累,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语感能力。北师大博导刘锡庆教授强调,一个人学语言,第一是靠积累。阅读“五个一工程”一年提供给学生的阅读总量达到了近400万字,有60%的同学阅读总量达到了300万字以上,有30%的同学达到200万字以上,其余同学也在100万字左右,远远超过了新大纲要求高中三年阅读300万字的要求,而在高三以前每学年的课外阅读量在20万字以上的只有9.85%,10万字以下的却有70.4%,而每学期的课外阅读量在3万字以下的所占比例最高,达36.6%。300万与10万之比是30倍,300万与3万之比竟达100倍,而这又是在学业最紧张繁重的高三完成的,面对如此大量的阅读要求持赞成的同学高达97.2%,认为量有些大的只有2.8%,不赞成的为0。有85%的同学认为阅读开阔了视野。有57.7%的同学认为增强了对文章的感悟力和理解力,是培养语感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有62%的同学认为提高了分析和鉴赏的能力。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的语言是人治的,要习得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汉语文能力,积累语言素材,培养语感是一条非常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五个一工程”阅读中“读读—说说—抄抄—背背—写写—讲讲”的方式方法也切合了时下被语文界认同的语感培养模式。 第三,顺应了教育改革,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变“苦学”为“乐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以“讲析”为主要特征的课堂阅读教学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把学生当成纯粹的“听客”或“看客”,消磨了学生求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五个一工程”阅读给予学生极大的主动性,课外阅读的性质就决定了学生本身是阅读的主人,老师即使“欲讲不休”也只能是“鞭长莫及”。无论是“喜欢一份杂志”“欣赏一个作家”,还是评《读者》演讲,推荐文章和选抄文章,都突出一个“自己”,尊重学生的选择权,以学生自己“最喜欢”和“最欣赏”为标准,充分体现学生的个性,决不替代学生,老师只做一个组织者和参谋者。即使是“专题对比阅读”,也是以学生阅读、交流、讨论为主。自主性不但使学生有了做学习的主人的强烈优越感,也为语文学习带来了极大的语文空间。令人惊讶的是曾经不喜欢的鲁迅成为学生的最爱,钱钟书、沈从文、托尔斯泰、余秋雨也成了学生经常谈论的作家。原先在自习课看不到学语文的状况极大地改变为人人都在学语文,致使其他学科羡慕不已。而当高三的课外辅导课在学科安排上有冲突时,学生总是以最快最急切的声音呼唤语文课。在多次问卷调查中,语文课总是我所任教班最受欢迎的课。 第四,高考结硕果。尽管素质教育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高考依然是评判老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禁得起高考检验的教改实验才能得到学校、家长和同行的认可。令人欣慰的是在进行课外阅读“五个一工程”实验的四年中,实验学生的高考成绩年年有进步,届届有突破。1999届有4位同学突破了700分,12人在600分以上;2000届政史地班平均分达522分,最高765分,600分以上10人,其中班级9名本科生的语文成绩有7名在600分以上,是语文的受益者;2001届政史地班均分创历史新高达555分,理化生班的均分也比上年提高25分;2002届理化班和生物外语班均分均达530分,较上年提高30分,创学校理科班均分新高,600分以上12人,最高725分。这些成绩的取得,我想主要应归功于课外阅读,2000届几位学生戏称自己的本科是读《读者》读来的,戏言中有真意。2000届王雁声同学回北京参加高考,语文竟考了139分、北京市第二的优异成绩(最高为140分),她说坚持读《读者》,爱读余秋雨作品是成功的根本因素。由此看,以为大量阅读、少做练习会影响考试成绩的看法大可休矣。 五,提升了人生境界,强化了人文精神,真善美广植人心。“人文精神”的失落是语文失去魅力的根本原因。课外阅读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学生的人文精神。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基本标尺的《读者》作为国内最具人性、最具温情的杂志,被读者喻为“温暖灵魂的阳光”。余秋雨先生这样评价《读者》:“它的大多数篇目,只是挖掘出了许多普通人蕴藏在心底的点滴美好;这些美好并不壮丽却纯净得不羼杂质,因此可以一篇篇、一期期地融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独立的精神天地;执掌这个天地的主角不是悲剧英雄,凌世超人或深思智者,而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不再是呻吟者、诉苦人或抗击者,而是心灵光亮的点燃者。”难怪学生中有80%把《读者》选为自己最喜欢的一份杂志,人文精神的光芒使它散发出了恒久的迷人魅力。学生喜欢的作家鲁迅、沈从文、钱钟书、朱自清、巴金、托尔斯泰、哈代、莎士比亚……无不是人性的化身。10个专题阅读所选的文章也都与文化与人生相关,学生推荐的文章大多也是向真向善向美。钟锦云同学在《满溪流水香》的推荐语中写道:“柔弱的溪水尚且能不畏阻挠而勇往直前,那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着的人的我们又有什么做不到呢?只要我们用心去把握那股冲劲,那么当深度、广度、纯熟度合并为一时,便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成为我们的阻碍了。”在选抄点评自己喜欢的文章时,同学们更是自由地抒发出了一些对人生的体验和理解。“一台破旧的冰箱竟成了夫妻二人爱的结晶,物件因为爱而有了生命,世界也因为爱而充满生气,只要珍惜眼前的一切,满眼都是爱!”“文章是随性随心的东西,它的美需要共鸣和应和的。凡事只求不负心,不负心,便有了宁静;而宁静,恰是绵延的源泉。”这两段文字分别是周家荣和钟玉清两位同学对《满眼都是爱》和《缺口》写的点评,课堂是教不出这种体悟的。在学生评价课外阅读的意义和价值时,“有书相伴,人生不寂寞”“在阅读中品味人生”“提升了人生的境界”选择率高达90%,学生的所得,正是我的期望,也是课外阅读的一种必然收获和最大收获。 三、启迪篇 课外阅读是阅读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做得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获得良好的效果,从四年的实践体会来看,以下五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激发兴趣是前提,养成习惯是最终目标。国际阅读协会把“鼓励人们养成终生阅读的习惯而努力”作为根本宗旨。语文教学的“叛徒”——复旦附中教师黄玉峰自豪地说:“学生们爱读书,会读书,将来养成终生与书为伴的习惯,我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养成习惯的前提是激发兴趣,使学生对读书达到入迷的程度,从而自发地去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中学生年龄增大,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他们欲了解社会,关心天下事,要求探讨人生的价值;他们课业繁重,开始人生的烦闷,欲寻求解脱,愉悦自我心情,调整生活节律;他们还想提高修养,涵养气质。这些精神需求正是引导学生投入课外阅读的内在有利因素。还有更直接的外在功利因素是阅读的积累可强化语感,提高理解力,提高语文成绩。只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充分利用积极有利的因素,就一定能激发起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实现阅读的最终目标。 第二,积累是首要任务。实现积累要达到三个要求。一是量要多,曾有学者将语文教学的问题归纳为“三少一多”,其中一少就是阅读量少。新大纲要求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生的课外阅读量分别要达到400万字和300万字,就是对量的要求。量的保证,才能带来质的变化。二是范围要广,阅读视野要开阔。刘锡庆教授提出:“经典名作和有兴趣的好书,或应读、可读之书等,都可以尽兴去读,越多越好。”著名作家贾平凹也建议:“文学书要读,政治书要读,哲学、历史、美学、天文、地理、医药、建筑、美术、乐理……凡能找到的书,都要读读。若读书面窄,借鉴就不多,思路就不广,触一而不能通三。”《读者》杂志视野的开阔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是获读者好评的原因之一,因而被称为“百科杂志”。三是要坚持长期性。课外阅读主要利用课余时间,是一点一滴积累所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口也吃不成胖子。应指导学生充分利用学习期间的边角料时间或休息日来阅读。语文阅读还要积极与其他课争抢学生的时间领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主动让时间给数理化和外语。也不能给学生没时间的借口。高三学生尚且一年能读300万字,其他年级更无理由不读多一些。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时间如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苟子曰:“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坚持就是胜利。 第三,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阅读要体现自由性。复旦附中黄玉峰老师的语文教学班与学生达成共识突出一个“自己”:靠自己看书,靠自己领悟,靠自己修炼;让学生自己看书,和古人对话,和外国人对话,自己升华。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是不可逆转的教育改革潮流,教师应充分地相信学生无限的潜能,尊重学生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生活,用自己的心体味人生。只有这样,学生在实践中才能产生学习的愉快感和自豪感,并享受探求知识的快乐,学习的兴趣会越来越浓,越学越要学。 第四,阅读的读物和方式要多样化,切忌单一。课外阅读的读物应允许在统一中求个性,阅读的方式要在稳定中有变化。在“五个一工程”阅读尝试中,“最喜爱的杂志”以《读者》为主,也允许选择《青年文摘》等;“欣赏一个作家”任学生自由选择,不求一致;“课前评《读者》演讲”因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力和心理素质能力而受欢迎;“推荐一篇文章”因同龄人推荐,更有知音之感,并给了学生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而大受赏识;“系列专题阅读”则因开阔了阅读的视野得到70%同学的肯定;即使是被少部分学生反对的“每周抄写并点评自己喜爱的一篇文章”的阅读方式也仅仅由于“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学的维护和认可。让名著经典与杂志时文并存,读写抄评与听说论辩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多样中获得丰富,在丰富中拥有厚实,在厚实中求知欲得到满足,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阅读欲望。 第五,提高品位,突出人文性。浙江师大王尚文教授认为,语文界数十年高举语文的工具性,致使语文学科的人文价值、人文底蕴严重流失,应当掀起以突出人文性为基本特征的第三次浪潮。课外阅读在尊重学生阅读的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一定要积极地引导学生阅读那些充满人性,关注人类命运和地球家园,使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具有正义感,爱好和平,拥有爱心和温情的报刊杂志书籍,尤其要诱导学生与那些人类良知的代表者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曹禺、巴金等大师对话,提升学生的人生境界,培养起他们对人的终极关怀,奠定坚实的人文底蕴。巴金说:“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倘若通过课外阅读,让每一个学生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那么便达到了阅读的最高境界,也实现了阅读的终极价值。 中学生阅读论文:中学生课外阅读兴趣培养 内容摘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来源,不能只局限于课堂教育。图书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图书馆要改变陈旧的管理思想、服务方式,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知识信息等优势,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课外阅读;培养;兴趣 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只有把握各个时期的阅读行为,分析各个阶段的阅读需要,才能较为准确地掌握他们各个阶段的阅读动机,从而在读者工作中掌握主动,指导课外阅读。 培养课外阅读兴趣是图书馆读者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读者的阅读兴趣千差万别,要培养他们好的阅读兴趣,有针对性地做到符合读者的要求,收到良好的效果,并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读者,研究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动机、阅读兴趣和爱好。 读者的学习心理,阅读需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由于社会因素、职业、年龄以及个人兴趣爱好、求知欲、性格等特征,都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学习动机、学习兴趣和阅读的能力。 阅读动机是反映阅读需要引起兴趣的行为,并为了达到一定的阅读目的的内在原因。培养读者的阅读动机,首先是通过阅读目的,激发读者的阅读,通过阅读的过程,调节个人的阅读活动,引向一定不变的方向。同时还要不断创造各种“诱因”来引发读者,培养读者阅读动机。中学生尚未正式进入社会,职业尚未定向,知识能力、思想感情等方面还不成熟。因而,他们的阅读目的只能是为了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而做好准备,主要是做好知识能力、行为思想方面的准备。图书馆就要开展有计划、有目的地辅导学生课外阅读,开展各种座谈会、报告会、图书展览等来激发学生,把直接、间接主导和辅导的结合起来,引导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掌握科学的阅读方法,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帮助他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阅读兴趣也是人们获取知识、研究问题、探索未知的一种认识倾向和心理素质,是人们对阅读某种出版物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倾向。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是图书馆当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要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呢?由于个人的兴趣、爱好、文化水平和年龄差别,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读者阅读兴趣是有它的广泛性、深刻性、选择性及自觉性。读者阅读兴趣都是由一定的需要而引起的,或是实践的需要而决定,亦受社会政治、经济、社会职业、活动、环境、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而产生的兴趣。而中学生的阅读往往凭兴趣,随意浏览,遇到什么看什么,没有一定的阅读目的。因此,阅读起来缺乏方向性和系统性,特别是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市场“鱼龙混杂”,有些书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帮助学生选择有益身心健康的优秀读物,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以上的特点,我们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给予创造条件,根据不同爱好兴趣,提供不同的读物,并提供一些爱好以外的读物,作参考阅读,培养学生的多种阅读兴趣,这也是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种手段。 培养学生课外阅读兴趣,不仅使学生开拓视野,丰富知识,增长智慧,扩大知识兴趣和思想品德教育,而且还能提高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中学生阅读兴趣亦有直接兴趣和间接兴趣之分。他们二者能够有机结合。能够使阅读兴趣持久下去,并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培养课外阅读兴趣。首先要做好: 一、学校图书馆应为师生提供学习资料 现在的课程结构是由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组成。除了必修课以外,选修课有知识类(实用知识和理论知识)、技能课(家电、电脑)和体、艺类(体育活动和艺术教育)以及研究性的学习等多种类型。活动课也将是丰富多样的。因此,图书馆要为新的课程结构、新的教学内容提供多种学习资料,要按上述教学内容和要求,添置各类课外读物供师生阅读。 二、搞好课外阅读,培养学生读书兴趣和阅读能力 中学时期是人生里程的关键阶段。中学生正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其年龄、身体、性格、思想、学识等各方面都经历着跨度较大的变化。学生不但需要在课堂内打下坚实的基础,也需要从课外获得广博知识。其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类作品。为此就要开辟学生阅览室,让他们在良好的场所阅读图书、报刊资料,逐渐培养阅读兴趣,提高阅读能力。 三、积极引导,诱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为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课外阅读兴趣,要正确选择课外读物,而中学生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正需要通过课外阅读来提高,在当前浩如烟海“良莠”并存的课外读物中,我们根据需要选择一些思想内容健康,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性的书,课内学习有关的读物,谈理想、人生、思想品德修养、介绍学习经验和学习方法的著作,也要读一些具有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风貌的文章,如《人民文学》《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阅读与鉴赏》《阅读与写作》等刊物中的优秀文章。还要适当读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革命领袖、名人、英雄人物的传记《名人传记》《名人录》和一些介绍新知识、新科学、新成果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科学世界》《求知与探索》《飞碟探索》等,以扩大知识面以及图书展览,进行直观宣传,使一些五颜六色、有趣的封面,各种题材的优秀作品,使学生眼馋手痒,使他们认识到除了教科书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书世界。从而激发他们的读书欲望和兴趣,使他们逐渐接近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自觉到图书馆借阅各种书籍,加深阅读兴趣。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而有细致的工作。在培养阅读兴趣过程中,内容是多方面的,形式是多样的,还需要多下点功夫。作为一名中学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提高教育质量,让更多师生得到更多的好书,指导学生阅读,培养课外阅读兴趣,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合格的人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努力做好为读者服务的本职工作,使课外阅读工作取得更大成绩。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摘要】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是新课程改革对物理教学提出的要求。文章结合教学实践,分析探讨初中物理教学中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策略。 【关键词】阅读;能力;技能;情境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要学会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学会正确阅读教科书,学会归纳所学的知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和鉴别各种信息,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本文结合教学实践分析探讨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1.创设情境,提升学生对物理学科的学习兴趣 在实际教学中,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教师应注意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知识的兴趣。为此,教师应该创设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情境,如运用教材中的导图、章首语、插图等创设问题情境。现在初中物理教科书的每一章节都有导图、章首语和插图,形象生动,充满了人文气息,符合广大初中生的阅读习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巧妙利用这些有利因素,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如在教学《声现象》(初中物理人教版八年级上第一章)时,教师可引导学生观看教材中海豚发声的图片,让学生通过图片分析为什么人听不到海豚之间交流的声音,从而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2.培养学生自主阅读习惯 习惯,就是为了完成某一类型行动的需要,多次重复某一行为(或方式)使得动作趋向于自动化、稳固的行为习性。为了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应该注意培养学生自主阅读的习惯。在物理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自主阅读习惯,教师可以提供导学案,引导学生预习下一节课要学习的内容。通过预习,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提升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成就感和学习兴趣。为了提高预习效果,教师在新课开始之前,应该根据课堂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精心设计导学案,为学生提供阅读提纲和思考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教材。在问题的设计上,教师应该注意问题的概括性、启发性、针对性,形式上可以采用问答式、填空式、计算式等。在课堂教学前,教师应该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如通过与学生交流、沟通,了解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也可以通过学生对导学案中的习题的解答情况,分析学生对有关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在教学《摩擦力》时,教师可以这样为学生拟定预习提纲:①摩擦力是什么?滑动摩擦力又是什么?②在实验过程中,为什么要突出木块是在木板上做匀速运动?为什么要通过弹簧测力计拉木板,并读出弹簧测力计的读数?③影响滑动摩擦力大小的因素有哪些?通过预习提纲,引导学生阅读教材,自主探索问题的答案,这样有助于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 3.多方实践,提高阅读技能 在物理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提高阅读技巧。在实际阅读过程中,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抓关键词,增强阅读效果。例如,在讲述“阿基米德定律”的时候,教师应该指导学生抓住“浮力的大小”“浸”“排开”等字词。其中,“浸”是原理发生的条件,“排开液体应承受的重力”“浮力的大小”是理解把握阿基米德定律的关键。通过对这些关键词的分析理解,学生对“阿基米德定律”的内涵就有了深刻的理解,运用定律时就不容易出错。教师还应该教会学生分析语句结构。当学生阅读到结构比较复杂的长句时,可以分析句子的主、谓、宾和定、状、补。最后,教师还应该指导学生学会归纳总结。通过某一章节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结合课本内容,列出本章的知识结构,并通过知识结构表,对学习的知识进行纵横对比、前后联系,使零碎的知识条理化. 作者:梁清源 单位:北流市石窝镇初级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培养 摘要:在初中历史日常教学中,教师如何指导学生有效阅读,提高学生阅读能力,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结合笔者日常教学中的一些做法,介绍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指导学生提高阅读能力,培养学生终身阅读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阅读能力;培养 一、引言 教育部颁布制定的《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版)》中,对义务教育阶段历史课程的总体设计思路是:面向全体学生,从培养学生的历史素养和人文素养出发,遵循历史教育规律,充分发挥历史教育功能,使学生掌握中外历史基础知识,初步学会学习历史的方法,提高历史学习能力,逐步形成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并提高正确认识现实的能力,达到课程目标的要求,学生这些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良好的阅读能力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在日常历史教学中,要不断加强对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积极转变思维,认识到历史学习必须加强学生对史料阅读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不断渗透。2001年修订后的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编排有序、图文并茂、重难点突出,需要学生自主阅读的信息量非常大。第一,课前提示(导入框),放在每课最前面的方框内,以生动形象的历史故事、诗歌、文物、图画等形式呈现,便于把师生带入正文的学习;第二,正文,也就是课文,是学生阅读的主要内容,既帮助学生掌握历史发展线索,又补充大量史料,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第三,穿插许多图表和注解,形象直观地再现历史情境,便于学生感知;第四,利用黑体字(即竖排字)引用大量文献资料,增强了历史知识的真实性;第五,设置了许多课内动脑筋和课后活动探究题,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潜能;第六,课后附设诸多自由阅读卡,扩展与课本有关的历史知识。这样的教材安排,增强了课本的趣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对学生而言,是比较符合口味的,对教师而言,可以把课本作为培养学生历史阅读能力的范本。 二、教师对学生阅读的指导 1.对照课文子目,阅读课前提示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每课前面都有课前提示(导入框),主要概述本课主要内容和帮助教师引入正文学习。教师要指导学生对照课本子目阅读课前提示,明确本课主要内容,并在出示学习目标时,突出“重点、难点目标”,点明三维目标时,突出“知识与技能”“方法与过程”“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教师要经常给学生强调贯串整个初中历史课本的主线:以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为主,以历史事件为纲,从而使学生在阅读时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分清主次,把握重点,突破难点。 2.大字和小字相结合阅读 大小字结合,小字多于大字,内容富有弹性,是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的一大特点。大字言简意赅,但结论性比较强,学生不易理解。小字则是对大字的补充,尤其是课后附设的自由阅读卡,多姿多彩,既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又能帮助学生拓展历史知识。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把大字和小字结合起来阅读,加深对历史事件或历史结论的理解。例如,学习七年级历史下册《明清经济的发展与“闭关锁国”》一课中“‘机户出资,机工出力’,机户是早期的资本家,机工是早期的雇佣工人。他们之间这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是一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这一部分内容时,涉及到经济术语,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小字。明朝小说《醒世恒言》里描写的施复夫妇发家致富的故事,了解当时一些小手工者发展成为早期资本家,一些小的家庭作坊变为大型手工工场的过程,就不难理解课本出现的“机户“机工”“机房”三个历史概念和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3.文字和图表相结合阅读 图表文并茂,以图表佐证文字或直接叙史或充实文字等是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的又一大特点。学生喜欢看图,但往往肤于浅表,抓不住图中反映的问题,或者仅仅看图,而忽视文字阅读。教师要指导学生把看图和阅读文字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学习九年级历史下册第三课《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一课中“凡尔赛体系”这一目内容时,对“凡尔赛体系确立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欧洲、西亚、非洲的统治的新秩序”这一结论,学生在空间概念上是难以理解的。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两幅地图,通过对比,就能从空间看出帝国主义国家在一战前后势力范围发生的变化,从而就弄明白了“凡尔赛体系”确立的统治新秩序。 4.讲练结合阅读黑体字 现行初中历史课本(人教版)几乎每课中都有黑体字(竖排字)引用的大量文献资料,这些文献资料既增强了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同时也是学生平时考试或中考历史材料分析题的重要素材。因此,教师在平时教学中,不仅要指导学生阅读这些黑体字,还要详细讲解,帮助学生弄清意思。同时,要根据文献资料,设置一定问题,加强训练,提高学生阅读和解决中考历史材料分析题的能力。 5.整理课堂笔记 学生整理课堂笔记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整理、归纳概括的过程。教师应以规范的板书和醒目的提纲进行示范,指导学生领会知识要点,建立知识体系。学生在整理课堂笔记时,教师指导学生既要记住知识点,也要记住重点、难点和疑点,而且要简明扼要抓住关键“字”“词”“句”。这样,学生既归纳整理了课堂笔记,也提高了识记效果和阅读能力。 三、结束语 初中学生具有爱看图、爱发问、爱动手等特点,教师要充分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尽量为他们创造自我表现的机会,鼓励他们阅读。同时,教师要抓住初中学生的阅读心理,精心设计阅读模式,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加强对他们的阅读指导,让他们逐渐掌握阅读的方法,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为他们以后的历史学习和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作者:陈庚 中学生阅读论文:高中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培养 高中英语教学目标对听、说、读、写四方面的能力都有要求。但就中国的英语学习环境来说,学生的英语能力主要是通过“读”来获得,“读”即我们常见的英语阅读。高中英语阅读的教学要求主要包括单词的掌握、语法的理解以及文章结构、主旨和背景的领会。笔者就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做出一些总结和分析,希望能与大家分享、探讨。 一、目前高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总结,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首先是教师的教学模式问题。过去的英语教学多通过“朗读翻译练习”的途径进行,容易形成“灌输式”教学,从而导致学生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不能把握英语阅读的要领以及影响教学质量。另外一方面,学生对英语阅读的兴趣、语言学习能力、个人性格特点对英语阅读教学至关重要,然而,教师往往为完成教学任务而忽视学生的学习角色及其特点。 二、提高英语阅读教学质量的策略 笔者针对目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问题,结合自身经验和思考,提出以下教学策略。 (一)采取“学生先理解,老师再讲解”策略 为使学生更深层次地理解文章,老师可先让学生自我阅读,利用已有知识背景诠释文章,在学生已把握文章大意后,老师进行讲解。在加深学生对文章印象的同时,激发了学生对文章的兴趣,从而保证了教学的顺利有效开展。例如,在学习高中英语文章《HowtoImproveYourStudyHabits》时,老师可先与学生开展关于文章题目含义的互动,发散学生思维。在学生形成“StudyHabits”的思考模式的基础上,规定在15分钟内完成阅读。另外,可利用5分钟让学生自由讨论以及分享文章中提到的“StudyHabits”。最后,进行逐句讲解、翻译,让学生充分参与。 (二)授予阅读基本技能,让学生自主完成细读环节 词汇是语言学习的基础,语法是沟通词汇和文章的桥梁。因此,要高效率地完成英语阅读,必须在扩大学生词汇量的基础上完善语法知识的教学。另外,学生在进行英语阅读时,存在许多阅读技巧方面的缺陷,老师应该多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及时发现英语阅读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例如,在学习高中英语文章《Sailingtheoceans》时,老师可首先通过直接介绍法、猜词法、形象法或多媒体展现法向学生介绍本文涉及的新词。如“voyage、deposit、exploration”等,保证学生能完全把握新词汇的含义和用法。其次,老师需先通篇把握文章包含的语法点,根据其难度、重要程度分层,并在课堂上轻重有序地介绍和强调。如《Sailingtheoceans》一文中,关键语法点为谓语,主要要求学生把握谓语的分类和应用。老师可以文中句子为例,提炼出使用谓语的一般方法,并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引申造句,从而构建学生关于谓语知识的框架,以独立完成文章其他部分的细读。 (三)口头重述文章,提升英语综合运用能力 有效的英语阅读不仅在于对词、句等细节的理解,全文的把握和顿悟也很重要。因此,老师可在完成词、句以及语法的细读教学环节后,设置课堂活动,如使学生用英语重新叙述课文内容、对课文进行创意延伸等。不仅可以促进学生对英语阅读深层次的理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符合新课程教学宗旨。例如,在学习《JourneydowntheMeKong》一文时,可在学生完成基础学习任务后,设置分享活动环节。首先,令学生用两句话复述全文,复述的侧重点可根据学生理解的角度不同而不同;另外,可让学生回忆旅行经验,以《JourneyDownTheMeKong》为模板,结合自身情况叙述旅游经历,如“JourneyDownTheYellowRiver”等。 三、结束语 英语阅读能力需要长期培养。因此,教师应该在平时的教学中多采取科学、有效、适宜的策略,培养学生正确的阅读思维模式,从而提高阅读速度和质量。除此之外,教师还应与时俱进,向学生呈现与当代科技、经济、文化等有关的英语阅读素材,扩大学生的阅读面,为高质量地完成教学任务奠定基础。总而言之,新课程视野下的英语阅读教学应集效率、质量、创新为一体,培养学生符合时代要求的英语运用能力。 作者:李瑞 单位:通辽市奈曼旗实验中学 中学生阅读论文:初中学生语文阅读教学论文 一、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一)围绕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恰当的教学手段 初中语文阅读其实是教师与学生就文章进行交流,阅读是交流的媒介。但是由于师生之间存在年龄、认知能力、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师生之间的阅读能力也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当中,教师应当了解学生认知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发展规律,切实贯彻初中语文阅读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以下介绍几点教学原则:第一,抓住文章中心思想的原则。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教师可选取教材中一些经典的并且容易理解的文章来作为案例进行语文阅读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阅读的信心,也为了激发学生对阅读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二,紧密联系生活实际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课内知识和课外的生活实际,将一些处事方法、思想价值观念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多关注生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学生的品质和素养。第三,理解文章整体结构和首尾呼应的原则。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文章结构的分析,注意文章开头和结尾的呼应,注意文中过渡句和过渡段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高阅读效果。 (二)以教学目的为准则,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 语文课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点学科,语文课具有综合性和联系其他学科的特点,因此学好语文课对于其他科目的学习起到了基础的作用,因而合适的、良好的教学内容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为此,初中语文教师应当仔细研究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从学生的视角出发选择最有利于培养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教学内容。教师只有深入教材理解和把握,体现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素养,才能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从而得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总而言之,教师要充分挖掘对学生有益的教学内容,才能逐渐地提高学生的思想,实现教学目的。 (三)教师要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提高学生注意力 合理安排教学顺序,有利于明确教学目的,避免课堂上出现没头没尾的现象。在安排教学顺序时,应当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心理发展趋势,坚持符合学生认知事物的原则,突出教学重点,从而激发学生对语文阅读学习的兴趣,提高效率。 (四)教师要指导学生利用感情进行阅读 情感是事物之间进行交流的有效手段,也是初中阅读教学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语文教师既是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文章作者情感的疏导者,每一篇文章都会蕴含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学生只有理解了作者的情感,才能真正达到阅读教学的要求,实现语文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 (五)掌握语文阅读教学的手段和方法 1.增强语文课堂气氛,激发初中生对语文阅读的兴趣 语文阅读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合作、共同交流的过程,因此教师必须平等看待学生,学生必须尊重语文教师,才能制造良好的语文课堂气氛。在课堂上,教师要认真地帮助初中生融入作者的世界里,感知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建立一个合理而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生有意识地发表感想,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2.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素质 在进行课文阅读的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生僻字词,这时教师不应该帮助学生认识生僻字词,而应教导学生要自觉使用语文工具书和相关文章资料进行查询,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此外教师还应该培养学生能够独立地完成课堂任务,提高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 二、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在进行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应当注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从学生的真实需求出发,不断地更新现有的教学方法,为学生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以及真正从文本出发进行阅读教学,以此有效地提升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让学生真正对阅读学习充满兴趣,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活动中,从而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作者:徐平 单位:江苏省阜宁县施庄初级中学
艺术学毕业论文: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形势分析 摘 要:高校扩招,这一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的教育计划出台。高校招生人数随之逐渐达到高峰,这直接影响到当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艺术专业招生,随着艺术生的普及,高校更是大力扩招艺术专业学生。家长们本着艺术生易就业的说法,纷纷让孩子报考艺术专业,然而事实上因为毕业人数的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于是导致了就业率普遍偏低。种种现象的出现表明,艺术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关键词:高校扩招;艺术教育;艺术生;就业形势 前言 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多高校持续扩大招生规模。 此次研究这个课题,主要就是,作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明年也即将面临就业选择,而自己了解的又少之又少,因此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高中时的艺考和高考,再到大学时我所专攻的艺术学设计专业的课程,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类活动,以及进行外出写生、艺术展览、参加服装演出等一系列社会类艺术实践活动,一路走来,在这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多是在实践活动中所提高的能力,同时个人阅历也变得更加丰富。 对于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这个选题或许我更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识,我同样也是伴随着高校扩招这一股趋势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的,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对于我们这几代大学生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一政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通常,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以相对低的文化要求进入同等大学,而我,也选择了通过艺术学习,考入理想的大学。当年的我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如今的毕业之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艺术生的就业形势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第一章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 1.1高校扩招计划过于急切,就业形势的弊端逐步显露 “高校扩招”,这个另所有人都十分敏感的词汇,也有着大学扩招或是大学生扩招等等称呼。高校的这一举动最初源自于199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这一教育计划的出台主要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这一高校扩招计划向全社会的一公布,对于还在没日没夜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再振奋人心不过的好消息了,犹如他们理想的大学已经向他们开启了绿灯,他们似乎感觉到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等待他们的将是令所有人向往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扩大普通高校本科及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自1999年起至今,各大高校的扩招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举例子来说,2001年统计数据得出各级各类高校统招生与艺术生的总人数达到115万人,接下来的一年就已达到145万人比前一年又增长了30万人,再到2003年竟然疯狂增长到了212万人这一巨大的学生数量。很显然以这样的高增长速度,我国高校扩招在2004年不可避免的迎来第二个就业高峰,达到280万人之多,这可是比以往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这样大规模毕业总数是在这4年中比以往翻了一翻还要多[2]。一个个惊人的数据就这样持续增长了9年,直到2008年后,我国教育部才逐渐意识到1999年开始的扩招计划的确过于急躁,并开始不断调节全国各省市的高校扩招比例,一年后的毕业生人数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与优化。 因2008年教育部将扩招比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之后,许多本科及专科类院校针对艺术生的招收态度也变得尤为慎重,因为扩招力度调整以后,绝大多数的院校都积极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举例来说像增加教师工作时间来缓解教师人员短缺的问题;课堂形式更多的变成了以上大课为主、设置更多的班级、压缩课时、延长课堂上的时间,还有全天排课等方式来安排扩大招生后对学生的教学工作;以增开更多自习室、加强课后辅导课外作业等形式作为保证教学效果的辅助手段之一;还以增设高级的扩音和投影设备、增设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等新形势的手段来提高和强化教学质量。不过这些都是针对扩招带来直接问题的即时性应对措施,比如像艺术学专业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未来的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等环节还会面临较大困难与压力。如果是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扩招不但可以扩大居民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优化我国的人才结构,但是有多少人曾想过在持续扩招的背后将是怎样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压力呢?“大学毕业生为求职给人下跪”;“大学生毕业后回家种地”;“当代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跳楼自杀”;“大学生因就业压力大而精神崩溃”。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新闻虽不能简单地和大学扩招划等号,但难道说扩招后对就业没有影响吗?扩招的确让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扩招会给高校的教育质量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也备受教育界的关注。 1.2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关系到到就业困难的问题 高校是扩招了,基础教育却荒芜了。在基础教育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生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降低招生质量的方式从而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划,这也间接造成了当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评价不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就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的水平差不多。就是这样,生源质量差导致毕业生质量不高,毕业生质量不高导致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导致高校声誉下降,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大学生,而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才是更加需要注重的方面,教育资源的应用不是建设多少所名牌大学,而是尽可能的将有限资源中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实高校扩招这一计划自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就出现在了扩大的幅度与用意。许多高校提出教育与科研并重的发展思路,提高对教师的要求,对于新进教师,大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者高级职称。然而一些老教授们思想已经陈旧僵化,依旧在照搬照抄西方早期的部分理论思想与研究成果,与中国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常常接受这些没有价值的教育并不能帮助学生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间处理各种实际问题能力,往往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对学生在工作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严重不利,也不利于毕业生在单位里提升自己的收入分配地位。高校应该是创新之源,但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重视短平快,一些为学术献身精神的教师却得不到承认,以至于被迫辞职,相反一些善于经营学术的鸡鸣狗盗之辈则是荣誉加身如果目前我国高校在招生的人数、类别、及收费标准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权时,就如同企业对自身的产品开发规模时丢失了选择权,这一企业也就不可能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如同学校难以真正引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长期以往,高校不但不能为民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在基础理论上也不能有所创新,从而影响了民族发展的潜力。 现如今,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的就业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现状之下,本科大学生的月收入工资水平也是在不断的下降,根据目前急剧的状态可以判断,很快就会和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相齐平了。能够拥有一份好工作是当前许许多多在校大学生读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第二章 扩招后的艺术学专业为高校所带来的影响 2.1艺术学专业的开设已趋于普遍化,学科设置亟待完善 从1999年高校扩招实施开始像当前如此大规模的开设艺术学专业的课程教育来说,其实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此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论证和大规模测算。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可知,全国开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大大小小、数目众多,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艺术专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山东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较低的河南省招生数量却名列前茅,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市招生人数却趋于中游,以此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地区面对招生规模有着不一样的计划与态度。近年来随着不断扩大的高校扩招规模,我国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在内的等许多偏远地区的省市都已经开设了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从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大量需求来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现连专攻畜牧业、专攻政法类的院校也都在纷纷开设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时,这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要还是真正出于社会需要。 带着这些种种疑惑让我想起在近日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节目中,其中一位选手在自报家门时提到一点,自己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然而说到自己是属于传播系的时候,这不禁让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出两位导师对当前国内各大盲目增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表示非常不理解,这一小小的细节也的确非常值得我,作为综合类大学里一名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去提出同样的质疑。冯小刚导师十分幽默的反问道:“中国的大学真是太有意思了!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传播系了?”而在一旁的张国立戏谑道:“不应该是传播系,应该是播种系吧?”这也能够看出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都对当下中国综合性大学不断增设艺术类专业的学科和课程都十分的困惑,这两位导师对于各行各业发展所持的严谨态度和看法同样也需要我们深思。 实际上,在采访前武汉大学校长时他也曾表示说:“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面对目前国内大学不断增设专业的情况,他认为:“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性的名校,照样没有囊括所有专业的[3]”。这也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开展艺术学专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也是需要对这种教育进行科学规划与调整的原因所在。 2.2艺术学专业的不规范性为学校管理带来困扰 众所周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通常是先通过艺术专业的考试,再进行高考,得出最终的成绩后择优录取的,因门槛低、录取率高,被很多学生看成是一种能够升入自己理想大学的捷径,因此与统招生的文化课成绩相比都普遍偏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很多专科院校甚至要求更低,这就使得一些文化课成绩平平的考生,为了能够进入理想中的名牌大学,把自己的学习转向了艺术学习。像这样带有很强目的性的选择,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些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不仅仅对艺术学习毫无兴趣同时又缺乏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为的都是提高艺考时的过关率,不断研究着每年的出题方向,从构图、到色彩搭配,一项项地摸索规律。这种培训谈不上艺术培训,更像是在工厂里的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一个个画风极为类似的艺术生,千千万万名考生中很少能有人真正热爱艺术。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艺考补和四处招生所填满,因此也无法静下心来投入到文化知识学习中去,丧失了一种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在当下,也不难看出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其专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4],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许多高等院校持续大规模招生,这也给该专业负责的教师对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与影响。 由于艺术学专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比较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的自由发展,学生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过于情绪化,遇事不够冷静,再加上独生子女们普遍有着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烈等性格特点,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性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家庭状况比较不错,这些家长在平时对子女也更是溺爱有加。日积月累下来从而导致某些学生的自我意识过强,以及对集体主义观念的缺失,生活、学习行为自由散漫,有着我行我素的一贯作风,上课经常迟到,对教师的管理也是不愿服从等多方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大多配置电脑,但不少学生利用电脑通宵玩游戏,上网聊天,既给舍友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给自己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在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后,对艺术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艺术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然而部分又不认真、也不是本着踏实、勤劳、刻苦的学习态度,上课听不懂便成为了他们经常逃课还有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借口之一。虽说学艺的学生一般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但这种重视也只是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声乐、器乐等这些专业性的艺术课程和文艺演出。设计专业的学生则过分依赖于电脑绘画、制图等等,而对自己本专业理论性的学习普遍轻视,理论课上不认真听讲,做自已的事情,作业不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以及迟到早退等现象实属常见,久而久之弊端慢慢暴露,不仅理论功底差、知识不系统,在艺术作品中也缺乏灵感与独到的创造性。 除此之外,大多数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经常要参加很多社团以及社会性质的艺术类展、艺术实践活动等等,因此占用了大量课内外的时间,有时甚至在课堂学习期间也要进行艺术类活动,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艺术专业学生的文化课课程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我亲身的经历我非常理解在高考前考生们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专业考试,在进入大学之后,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大又花费了量的时间进行外出写生、艺术考察、参加演出等一系列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个人阅历也会更加丰富,但由于对某些学科和领域涉及的不够深入,求新求异意识和自我意识又比普通统招生更强,时常又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在当下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非常容易受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干扰,从而极大地了影响这些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对善恶美丑判断,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 2.3艺术生走进综合类大学,教育教学面临挑战 2011年,艺术学专业成功被批准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的第13个门类[5],通过不断对艺术学专业领域内课程的规范化与系统化,我国艺术学专业领域也必将迎会来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一专业领域在既保持较快成长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各个功能与格局配置的合理、得当?如何推动艺术学专业教育?俨然已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最热门的教育话题之一,作为普通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艺术学专业学生,许多大学和院校纷纷相继增设和开办了招收艺术学专业,并且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更多高校持续大规模扩招的趋势,在我国1080所本科院校中已经有近600多所院校设立了艺术学的相关专业[6]。随着非艺术类专业院校中艺术类学生的不断出现,给曾经那些作风传统、学风严谨的各类高校增添了不少新的活力与生机,再次基础上,高校也对原来相对单调、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都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与挑战。例如某高校在扩招前,每年招收艺术学专业学生近100人左右,然而在扩招政策实行后,该高校每年至少招收300至500人[7]。 近年由于招生人数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增加,必然会导致其管理上的疏漏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新问题。所以说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艺术学专业学生的特点,探索出一种更加适合于艺术学专业学生自身特点的教育体系与管理方法,这样既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可以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以及身体、心理健康等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 3.1艺术学专业领域人才过剩,行业秩序失衡 据报道,在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上指出,音乐学专业和美术学专业已很明显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两门专业[8], 这两门专业看起来似乎很高雅也很时尚,然而失业率却是最高的,供过于求正是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的陷于瓶颈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说是社会对这两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的限制有关。动画专业在红牌警告的专业中排在了首位,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动画的专业的确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在潜力当中也蕴藏着极大地功利性和盲目性,由此看来这不仅仅给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带来深层次的隐患,而且也是近年来整个艺术学专业急速扩张的一个缩影。我,作为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我就以服装设计的基础教育来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得到,对优秀的服装设计人才及设计团队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设计人才等方面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渐尖锐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计算,当前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一千五百多所,七千多个专业和四十多万名学生,现在我以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制来计算,高校扩招后的近几年中全国学习与艺术类设计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最少超出一百五十多万人[9]。 高等教育虽然需提供了合格且必要的劳动力及就业人口的基础教育,但是对于学生更加深入的教育模式当中却隐含着令人担忧的价值导向,例如以技术操作为主要课程内容的某些艺术类专业,这会使得该专业的学生很难真正具备绘制、设计一些产品的能力,同时因课程的局限性更无法了解社会和市场,无法展开今后在事业的发展上个人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一门真正的设计学专业教育是具备可以为将来发展指明方向的能力的,最现实的角度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依然不是一种只与现实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人才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市场经验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需要具备创造力、引导力以及丰富的想象。然而对于一批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讲,需要经历这一系列复杂而又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当今社会,半年多的艺考集训加上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化、趋同化的教育模式,想要达到那种理想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看来,国家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学习艺术类设计学专业教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与国民经济规模也是息息相关,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扩大的专业领域。毕竟设计行业也并不是一个人数越多等同于贡献率越大的行业,如果在另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说,设计者的人力资源过剩甚至泛滥,反而会加剧设计行业内部竞争的秩序,严重的说还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走下坡路以及出现低质倾向,这也是上面报道中所提到过的我国动画行业对当下动画专业性教育盲目发展深感忧虑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全球的设计专业的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专业毕业人数,美国约为130.8人,英国约为218.2人,日本约为219.3人,挪威最低,仅为37.2人等等。中国,虽然有着庞大的人口总基数,但是以此来计算后得到的这一数字应该为340人左右,虽然说不算太高,但也已经远远超过美、英、日这样顶尖的设计国家了[10]。 3.2艺术人才结构配比不合理,市场用人机制混乱 在社会言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人认为,这几年中国高校扩招政策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败笔。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之时,中国高校扩招的弊端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每年不断创出新高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对当前的就业市场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如此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困扰和问题。 令人头疼的就业问题也是大学生毕业后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当年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的他们,如今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也许直到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才会真正明白,有大学上并不等于有了一份好工作,更不等于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了。于是,有人便开始怀疑接受大学知识的教育毫无用处,利用上大学的时间外出打工和应聘才更有意义,而且上大学的成本高,付出却没有回报。抵触知识、抵触大学教育、抵触高等教育的言论铺天盖地,大部分都是由于就业困难、就业压力大而不断引起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引起的间接后果之一,各大高校如果继续这样盲目的扩大招生规模,必定会对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高校扩招还造成了学历贬值,高学历等于高学费高消费的不良后果。无论高校是否具有培养出高素质大学生的能力,或是不清楚该专业与市场的需求是否相互匹配,如果还在盲目的进行高校扩招,必定会造成当前社会学历上的攀比。为了高学历才去学习的不正常现象,十几年的扩招政策实行造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断贬值,专科生的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屡屡出现,就业上的职位也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高学历人才,曾经一个专科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现在反而转变成了应聘者必须是研究生才有资格应聘。也因为社会的供求定律,即这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下,供给者也只能不断抬高标准、降低价格,应聘者也是屡屡碰壁,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而且满意的工作。应聘上的这种不合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某些学历的价值,造成了当前市场上用人机制的混乱局面和人才结构配比的严重不合理现象,往大里说,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四章 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劣势与优势 4.1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自由职业者占据主流 每年,伴随着艺考大幕的拉开,艺考难现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会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众多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后都选择了转行做其他工作,甚至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非常大,事实上,选择这种跨专业就业方式的艺术生并非个例。我通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例子分析一下该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日前公布了该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从就业单位的对口情况来看,工作与所学专业完全对口的比例为22.70%;基本对口的比例为61.74%;不对口的比例为15.56%。尤其是以服装表演及服饰设计类专业的就业率偏低的特点较为突出,从专业来看本科22个专业中,表演和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率为87.88%,艺术设计的就业率为76.6%,表演类和服装设计类专业就业面比较窄,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11],不如各种平面设计类的专业就业面那么宽泛,因此会导致就业率会相对偏低一点,到最后很多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离开本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机会太少,社会需求早已远远饱和,入学时供不应求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专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难题。通过我与我们本专业毕业后的学长、学姐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仅有极少数的人选择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转行,有的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有的去应聘,希望能够进入国企单位,大约一半以上的同学把设计与绘画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转行之外,也有不少同学选择相对口的专业继续深造,考研、考博等等,但是统计下来就业率也就大概在百分之30~40左右[12],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新闻和媒体等途径交接到,近几年中国家出台了新的就业政策,未来的就业率或许会比目前要更可观一些。 根据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与非艺术专业学生不同,自由职业更受到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青睐,自由职业也将成为他们毕业后短时期内的就业方向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调查发现,自由职业的状况也显的尤为突出,虽然总体就业率高达96.11%,但国企就业所占的比率为8.87%,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率仅为可怜的6.68%,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进入私企公司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13]。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所学习的专业具有特殊性,与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相比,情感表达也更为丰富,思维积极、活跃,求新求异意识较强等鲜明的个性特点。导致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是就业协议书,有些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虽然已经开始就业了,但并不与用人单位签合同,只要用人单位给找活干,工作完成给相应报酬就可以,有很多艺术生在就业过程中今天这家公司的活干完,其他空闲的时间又可以找别的单位去做工作,具有灵活性很大的优点 [14]。 4.2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因较高的艺术素养,颇受欢迎 难道说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真的就那么难就业、难糊口吗?我们所谓的前途,往往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环境之中。同样,也是有不少新闻报告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启事中都写道,在同等资历与条件下都愿优先考虑从事过艺术专业学习的毕业生。学习艺术不仅可以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门路,还可以有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即使在将来,毕业后不再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更多的单位在把普通大学生与艺术生作对比时还是愿意接受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毕竟他们的审美能力、动手能力、整体素养、以及鉴赏能力等方面都在此之前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仅美术类大学生毕业生就可以消化掉15万人,而且就业方向、就业前景非常好,涵盖了装饰、建筑、报社、出版社、电视台、影视、动漫、网络设计行业和各大企事业单位等。也就是最近几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也纷纷向中国投来招聘公告,提出预订某些艺术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年薪至少都在10万元以上。举例来说,我的同学是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的,今年才大二,已经开始兼职做钢琴老师了,除去每月的开销,还是有比较高的收入的。很显然,这就比非艺术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外打工、做兼职时赚的多很多。 不要去一味的认为学习艺术是无用的,它不仅教给人技能,让人带着技艺去谋生存,而且还影响着周围人的思维模式,让人在做事上更加感性,并且在生活的选择上有一个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审美和要求。作为年轻人学习美术、学习音乐、学习其他类艺术,不仅仅是掌握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艺术的期间或许能够尽早发现自身所蕴藏的艺术天赋,在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中不断挖掘每个人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是为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都会拓展开一片更加深入的发展空间,用音乐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用美术去提升对美的鉴赏与品位。 第五章 针对解决艺术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艺术学毕业生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新世纪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各高校以及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价值所在,艺术学毕业生由于其专业特性的因素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不仅实践能力较强,而且就业面非常广,我们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真正把艺术学毕业生,这一专业资源优势,转变成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然而落到实处却发现,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高校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变的更廉价,其原因还是由当今社会的就业渠道不够畅通造成的,就行形式仅仅为熟人介绍、学校推荐、就业网站招聘、社会和校园招聘会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主要的两条就业渠道仅为招聘会和招聘网站,但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两个渠道最大的弊端,缺少了必要的法律监管求职者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大批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也就不能被满足。再加上某些用人单位不断抬高对求职者的要求,挑剔用人单位在招聘通告中还要求有数年的工作经验,这对于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实在困难,也导致了众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理念存在误区。在当下,大学生对工作的期望值普遍偏高,低工资往往不能对他们形成长期的工作激励,结果必然会导致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在求职时,缺乏技巧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不够自信,回答问题支支吾吾,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展现给面试者。更有甚者在面试时想要蒙混过关,就伪造一些假证书弄虚作假,然而这种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久而久之,用人单位也不再信任大学生了。 第一点,高校应该为艺术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增强艺术生社会实践的能力。许多院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用处并不大,导致许多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和学习。艺术专业的教育通常实践性较强,艺术生的择业方向也要顺应其专业所具有的特点,加大社会实践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岗位,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工作意向自由选择社会实践的内容,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高校在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与实践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联系各级各地的用人单位建立起以学校为主的小型人才招聘会,充分调动起艺术生就业的积极性,拓展艺术生的就业空间,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优化了人才结构。 第二点,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拥有专业设置变更权的高校,确实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学校也能够根据社会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作出调整。但是学校对人才供求信息的掌握不全面,因此难以保证对招生人数的制约,当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配套时,就会形成招生人数增加,就业市场严重饱和的现象。艺术生就业难,也是高校培养艺术人才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的一种现象,只有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的时候,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三点,各类高校应注重把艺术生向多元化方向培养,把发展艺术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放在首位。从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上来看,需求量最大的是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专业性人才。艺术学院的学生在组织文艺汇演和毕业设计演出时,邀请相关企业参加学生的作品展,为艺术生与文化企业之间搭建一条沟通便利的平台。学校在教授本专业的知识与学习技巧的同时,还应该开设一些对发展专业有利的课程,培养相应的组织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拓宽就业思路,着力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掌握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就业人才需求量大的选修课,鼓励同学去报考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只有掌握了各种与就业市场相辅的技能,在当前充满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四点,转变艺术生的就业模式,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随着艺术生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饱和带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促进就业方式多元化的同时,自主创业模式也逐渐占据了主流。国家以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持,就是想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锲机。艺术生相比其他专业具有一定优势,可利用专业特长开展自主创业活动,以创业实现就业。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程,不仅要对传统就业观念的转变,而且需要有一份长效的改革计划。其次,鼓励学生建立创业工作室,学校提供场地支持,并对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企业家、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共同组建创业顾问团队,对创业团队开展各种创业指导和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并推动艺术生创业团队与社会企业团体对接、交流与合作,促进创业项目的蓬勃发展。 第五点,拓展艺术生的就业思路,就业不再受地域环境所限制。许多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都选择了留在其大学所在的城市,他们普遍的认为只有留在大城市才有好的工作机会[15]。例如北京各高校的艺术毕业生基本上都想留在北京,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艺术生就业需求,然而我国除去北上广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较为偏远的西北内陆地区。之所以这些艺术生的就业方向出现明显的地域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地区间差异远远明显于其他国家,在相同行业内做着同样的工作,只因为地域不同,劳动者工资福利差别也不同,再加上我国住房、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对艺术生就业范围选择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就业局面下,只有转变就业观念才能更快的适应社会。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做好就业前充分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扎实的专业性理论知识以及优秀的专业技能的掌握特。毕竟还是那句话俗语说的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结论 高校扩张计划从九九年一路走到今天,背负着肯定的同时也背负着骂声,艺术生的就业之路也整整走了16年,在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以及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的形势下,这显然是个好兆头,越来越多的招聘启事也是更青睐于艺术生,扩招与艺术生就业之间也延伸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我认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方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抛开大形势上的种种顾虑,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拓展开一片个人发展的空间。通过这次对当下艺术生就业形势的分析,让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自己继续调查与研究下去的兴趣。 艺术学毕业论文: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杨晓丽(1982.10-),女,汉族,云南保守人。学历:学士学位,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文秘。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已由原来的“国家统一分配”变为“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机制,从而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广大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音乐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大学就业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012;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音乐系是以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体从事音乐教育、科研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的教体系。截至2012年底,音乐系为立足我市实际,面向云南省广大乡镇、农村,培养了1000多名合格人才。去年和今年都达到了就业率100%。这批学生,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主动适应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要求,使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保持着较平稳的局面。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有国家统一分配向毕业生自主择业转化,保山学院一方面重视就业工作,增加就业部门职能,成立了相应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部门党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给予2012年高校班主任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了做好毕业生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认真抓好深化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每年除了认真组织学生参加供需见面洽谈会,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外,还举办了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拓展渠道和空间。 (二)确保音乐系毕业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力军地位 今年来,我系学生就业走向略有变化:特岗考试及专升本的录取率比以往有所提高。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灵活就业,有部分学生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到基层第一线就业。为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近几年保山学院毕业生就业基本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局面,多数毕业生均已毕业,流向则发生可喜的变化,特岗考取率增加,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一次性落实就业单位的人数比例偏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1、2012年仍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大环境很严峻,很多工作多年的资深老员工都面临失业的危险,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学生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社会经验太少,在择业方面存在“眼高手低、挑三拣四”的心理和行为误区。以至于普遍的岗位不愿去,自己想去的单位又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彷徨、观望之后,就业的相对黄金时期就错过了,最后当自己想通的时候,已经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了。 2、用人单位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不景气,不得不采取裁员或减薪,有些单位甚至利用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以节约成本,往往到了实习期满后又不愿意与大学生签约或以各种理由将大学生辞退,这也是造成了签约难。 3、各高校出于对学生负责而不断动员学生外出实习、就业,毕业班学生因为交差而随便找单位实习,以求能开具实习证明,或是随便敲章应付。当然,这个原因占得比率不多,但不能说绝对没有的。 4、用人单位一般都侧重于招募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对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其需求量是很少的,有些即使是因为大学生实习生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开支,但毕竟少量。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主要是学生在就业时,因急于就业而并未全面分析招聘单位的实际情况、自己对于岗位的要求和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就到单位实习,开具相应的证明。而后,在工作中发现了各种未曾预料到的状况,对工作的满意度的不断丧失,最终离开用人单位。且这过程中的时间跨度太短,以至于未赶上签约就离开了,这就造成了“签约难”,签约率难以与“就业率”持平。 2、表现在缺乏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有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愿望,但自身素质、能力条件不足;渴望成才,又缺乏学习毅力;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又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等。加之窘迫的经济条件所带米的生计压力,造成了毕业生程度不一的心理负担,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承受压力较差、情感脆弱等。 3、学生还存在着就业地点的自我制约,“交通要方便,离家要越近越好,市区不愿往郊区跑,郊区的也不愿往市区找,本省的不愿到外省市寻求机会”,大学生的这种“圈地自限”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冈素。 当然,影响的学生就业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毕业班就业工作中碰到的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 三、进一步做好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提高音乐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现在,国家定期对高等院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将就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以推进高校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因此,保山学院要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加快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统筹考虑招生、就业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逐步明确以就业率来考核、评价、推动和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建立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 (二)建立集体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 1、多做教育工作。只要有机会,就给学生灌输“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给学生泼些冷水,强调社会就业压力之大。同时,也不能把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全部破坏,所以,应该把握分寸和尺度,择机鼓励学生,要求学生学会换角度思考问题,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2、充分利用学生家庭所具有的有利社会关系,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学生多走出去,到其他高校招聘会走走看看,在那里寻求就业机会。 3、将往年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时间提前告诉给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有时间做些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必要准备。强化学生紧迫感,有利于就业工作的有序开展。将学校提供的大量的招聘信息及时告知每位学生,并且鼓励他们多去参加面试,不被录取也没关系,至少可以积累面试经验,发现自己的不足。 4、对于在外实习的学生,充分利用QQ群、飞信、电信等手段,实行跟踪到每位学生的策略。特别是飞信,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能确保与每位学生都可以实时联系,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盯人战术。 5、灵活变换自己的身份,以最有利于工作的角色与学生沟通,可以是老师、姐姐、甚至是朋友,只要把握好一个度,都能有利于工作的进展。当然,其前提是几年来与学生建立的良好互动,有过深层的交流、沟通,具有很浓厚的师生情谊。其实,学生是有人情味的、讲道理的。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毕业班的学生,本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但是因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催促,甚至为了配合班主任的工作而紧盯着用人单位,要求单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书。 (三)针对保山学院自身的特点,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保山学院要抓住开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机遇,把向边疆民族地区各条战线输送合格人才作为毕业生就业一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毕业生转变观念,顾全大局、讲奉献,把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米,积极引导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等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者单位:保山学院艺术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的学汇和再提高的过程。学生将综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完成广告设计专业的整个毕业设计任务。设计作品应符合市场,具有独特构思,甚至是超前的,以展示学习成果。学生在参加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前,必须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即规定的学分),毕业设计(论文)按排在第7、8学期,时间约8周。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和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1.巩固和加深已学过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高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独立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掌握广告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了解我国有关的建设方针和政策,正确使用专业的有关技术规范和规定。 3.学会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广泛地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了解国内外的水平和状况。 4.培养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技术的观点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要求: 1.为综合同学们四年所学知识,设计内容项目较多,一般选择典型性较强、风格鲜明、难度较大、任务较重的题目,这是同学们创作高设计水平的难得机会,因此要求学生认真对待,按时完成设计。毕业设计风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定,设计尺寸统一要求,可手绘,也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效果要求明快、简洁、富有设计内涵,突出自己的想法。由于展览需要,还需进行装裱,装裱材料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制作。 2.毕业设计是学生走向社会发展自己事业的桥梁,因此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学术和先进的设计水平,在辅导过程中随时启发性地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真正把设计做到极致。 3.毕业论文为8000字以上。论文应力求研究计划和方案合理、论点正确、论据可靠、层次清楚、文理通顺、书写工整。 4.毕业设计(论文)文本按规范化要求装订。 二、指导教师 1.由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 2.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0组。每组1-3人。 3.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毕业设计的全过程,并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设计表现作出评价。 4.指导教师应认真负责,树立正确教育思想,认真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做好开题报告,制定毕业设计进度计划,及时检查学生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实际完成情况做好记录。 5.指导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说明书方面的指导,做到论文及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符合科技写作规范。并严格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打印和装订。指导教师要对论文及设计说明书、图纸认真审阅,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学生,要求学生进一步修改,保证毕业设计质量。 三、毕业设计内容 设计题目可以根据四年的学习经历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自定,做成系列招贴形式,也可结合实际项目来做。总体设计要求布局合理,构图富有创造性,色彩搭配符合设计需要,风格不限。 建议辅导方法:指导和观摩相结合,其间多学习国外大师的先进表现方法,使学生了解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加同学门对大师作品的感性认识,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品位。 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一)选题原则 1.毕业设计(论文)应按照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要求,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毕业设计(论文)应当有利于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选题要尽量选取既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又能联系生产和科研实际的题目,提倡“真题真做”。选题也可模拟实际工程。 3.选择课题的份量和难度要适中,使学生能在规定时间经努力可以完成为宜。 4.鼓励一人一题,若多人同做一个课题,每人必须完成个人基本内容,其设计内容及工作量应与小组人数相符。 (二)选题类型 论文参考题目 1.突破传统的传统—平面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 2.谈平面设计中的创意 3.非纸类材质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 4.浅谈对以文字为主题的招贴的视觉感受 5.包装设计的价值观 6.创意思维与图形设计 7.书籍装帧中的文字版式设计探讨 8.汉字标志设计漫谈 9.浅析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10.平面设计中的精神与物质 11.版面设计中的“平面空间” 12.浅谈沟通在文化性广告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评分标准:创意构思(35%)、理论畅述(25%)、文字表达(25%)、答辩表现(15%)。 毕业设计参考选题: 1.酒类包装系列 2.茶叶包装系列 3.饮料、咖啡系列 4.电子产品系列 5.2008北京奥运会招贴系列 6.中、外文学名著装帧设计系列 7.环保海报设计系列 8.和平海报设计系列 9.文化、艺术博览会招贴系列 10.商业广告、艺术摄影系列 11.企业形象识别设计系统设计 12.挂历、台历设计 13.DM手册设计系列 毕业生设计作品要求:整体设计构想有创意、设计实体的制作有整体、系列效果、制作精良。 参考评分标准:设计构思(35%)、设计实体(35%)、制作精良(30%) 五、毕业设计的一般步骤: 本专业毕业设计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选题收集资料、方案比较、设计计算绘图、编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毕业论文可分为三阶段:选题、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提出论点、阐述论据;撰写毕业论文。 六、毕业设计的成果要求: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最后提交毕业(论文)文本,包括图纸及毕业设计文本。除作品要求中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外,其它内容一律体现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一)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封面(详见附表); 2.毕业设计论文的任务书(详见附表); 3.毕业设计(论文)目录; 4.论文摘要; 5.毕业论文及工程设计说明书; 6.参考文献; 7.附录; 以上内容的要求 1.任务书:包括设计(论文)题目、论文主要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论文主要指标及要求、主要参考文献; 2.摘要:一般为400汉字,摘要介绍设计(论文)的研究课题,本人见解和主要结论; 3.目录:按论文章节次序编好页码,设计图纸要有标号; 4.论文或说明书要求论证严格,层次分明,语句通顺,表达确切,字体端正。 5.参考文献按以下格式列出 [序号]作者姓名,期刊、名称、卷号、期数、页码(年份) [序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页码(年份) 6.附录:与论文有关的数据表、计算机程序、鸣谢等。 论文完成后按(一)文本结构的顺序排列好,加以封皮,进行装订。 (二)作品要求 1.设计手册一本 A4规格,16页以上,主要包括封面、封底、目录、设计说明、设计草图、成品效果图等,全硬质封面、封底,并设计版面,彩色打印。版式体现“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字样。 2.展板两张 规格:800mm×1200mm,输出时最低分辨率:300dpi。展板中不少于4张电脑效果图,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副标题自定或指导老师拟定,并设计版面、装裱。 3.毕业生实习鉴定表(详见附表)。 七、毕业设计的组织领导及成果评定 1.本大纲及根据本大纲所制定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是毕业设计工作的具体依据,指导教师必须在毕业设计工作开始前阅读并领会这些文件的含义,学生要认真阅读毕业设计任务书,熟悉资料并明确自己的任务; 2.毕业设计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指导教师应给所指导的学生指定题目,给予必须的原始资料,并下达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启发诱导,全面负责; 3.指导教师应根据毕业设计的内容由有关单位选派,必要时还应指定有关课程的教师作为答疑教师; 4.指导教师的业务领导人应分阶段检查毕业设计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5.毕业答辩 (1)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后,经指导教师评阅,并写出评语和平时成绩,方可进行答辩;毕业设计无成绩或成绩不及格,将根据有关规定,取消毕业答辩资格。未参加毕业答辩或毕业答辩未通过者,将影响该生的本科毕业。 (2)答辩委员会由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5~7人组成,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两人,答辩小组成员备案; (3)答辨分设计情况介绍(10分钟),基本问题(5分钟)和追加问题(5分钟)的答辩。 (4)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分的办法,按百分制评分。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中等艺术学校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艺术教育更应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但目前,全国大多数中等艺术学校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招生持续滑坡,生源素质下降,规模开始萎缩等。在这种形势下,中等艺术教育该如何摆脱困境,快速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乃是强有力的措施。 一、加大思想品德教育力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艺术学校的学生年龄大致在10—18岁之间,正处于半成熟、半幼稚阶段,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闭锁性与开放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学校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严肃校风校纪,并真正贯彻落实到教学、日常活动中去。第二,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成立德育委员会,由副校长主管学生工作,学科设专职支部书记主抓学生管理和德育工作。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志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第三,活跃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气氛,使学生有进取心,教师舒心,家长放心。第四,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遵守纪律的观念、文明的行为习惯、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强化文化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由于中等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学生的文化素质相对薄弱,给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若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第一,要调整课时比例,细心研究教材,精选教学内容。在遵循文化部指导性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的不同,调整文化课程比例。目前,艺术类中专大多采用全日制普通初、高中教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科学地精选、取舍,尽快建立符合自己实际的文化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第二,注重教研,探讨艺术学校文化课教学的方法和途径。组织文化课教师参加“新大纲、新教材”及各种教学改革研讨会,定期到重点中学听课、观摩,积极撰写教改、教研论文,研究艺术类文化课教学如何在课时少等条件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径、新方法。 第三,要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开设各种文化辅导、补习班。对文化课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个别辅导;对入学后文化成绩较差的部分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以小班形式补课,使之尽快达到中等生水平;对参加高考的毕业生开办高考补习班,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升学成绩。三、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人才质量和水平如何,关键在于学习了什么课程,从所学课程中获取怎样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因此,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在课程体系中,根据实用、实效的原则,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专业技能为核心、专业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为专业技能服务的课程体系结构。这就需要适当压缩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加强文化课和专业课,以适应学生升学就业的需要。 第二,加大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大部分艺术学校都是以戏曲专业起家的,可以把戏曲专业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从而积极推进各学科的专业课程改革。戏曲专业课程改革首先要以京剧表演专业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推进素质教育这个中心,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调整部分专业课的设置,遴选规范教材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强化集体备课,博采其他艺术门类之长为京剧教学所用。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教师、教研组、学科和学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认真论证、抓住重点、举一反三、务求实效。积极倡导教学方式改革,使学生从“要学会”向“要会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方式转变,使学生从纷繁的灌输教学中解脱出来,留给学生更多的消化吸收空间,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以京剧表演专业改革的思路为指导,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教研,及时总结,扩大积累,特别是新专业要尽快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 第三,建立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要建立校、科两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学科评价机构由科主任牵头组成,学校评价机构由校学术委员会组成;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对全校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重点评价各学科的专业主课;并把评价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科主任及个人,存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评职、晋级及岗位工资的重要依据;还要逐步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以保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学生全面素质的稳步提高。 四、重视青春期教育指导,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 中等艺术学校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虽然好于中小学和其他中专学生,但继续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教师,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美术、器乐等专业做到保证体育课时、有专职体育教师、有体育设施等,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加强疏导教育,使学生正确对待人生、前途、家庭、社会、荣誉、人际关系等。 综上所述,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摆在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并积极落实的重要工作。只要艺术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就一定能使艺术教育走出困境,快速健康地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艺术学毕业论文:我国抽象艺术学研究论文 一、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一种绝境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理论专著《中国抽象艺术学》的出版。 《中国抽象艺术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抽象艺术理论学术专著。作者许德民,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作为抽象画家,他从半具象、意象画开始,在二十多年前走进抽象,坚持至今。作为诗人,许德民曾是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他从写哲理诗、抒情诗、城市诗、意象纯诗到抽象诗,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绘画和诗歌竟然都在抽象境界中异途同归——从情感型到非情感型到对情感的摒弃,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探索与实践,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崎岖的艺术道路。 近十多年来,许德民除了绘画、写诗,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抽象艺术理论研究。我曾经和他聊过这事,按理说一个画家的本分应该是画好画,少分些心。他说他的理想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画家或好诗人,而是要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艺术家,做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学者型艺术家。一个没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画家是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同样,艺术如果没有学术的总结、归纳和引导,也影响艺术的深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社会成果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说,中国的抽象艺术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各种文本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抽象文化、抽象审美、抽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甚至没有一个专职人员在研究它,这种巨大的文化反差也是他重拾理论的重要原因。他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不画画,或少画画,来做抽象艺术的学问。“我是先行者,使命感和虚荣心都逼着我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社会理念,至今在他身上保存完好,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绝境。 二、看了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画家或美术爱好者,你会全面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知道抽象艺术应该具有完整而严密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它们是原创、审美、精致、中国文化元素、艺术家的素养和资历。其中最重要莫过于原创。原创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更是抽象艺术的灵魂。它的图式、符号、材料、技法、题目、题材应是独创性地运用。就像看到世界上第一幅架上抽象画诞生于一次偶然性的颠覆:康定斯基以“构图”、“即兴”、“抒情”命名的作品,它的陌生化,和“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米歇尔·瑟福)成就了康定斯基抽象艺术之父的地位。譬如,美国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大师波杰克逊·波洛克,因其独特的“滴洒法”创作了《1948五号作品》,并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格成为世界艺术的“标王”。 如果是一个不懂抽象艺术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会知道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会再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抽象画看不懂,或太难懂;是“乱画”,太简单,小孩都会;早过时了,没有标准等等。他会懂得什么叫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该如何审美和理解,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抽象艺术是人人可以进入的艺术,但是要画好抽象画,是十分艰难的。 如果是文化人士或者学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抽象文化的诞生、变化和发展。他会更深刻地理解抽象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意义。“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抽象符号和元素就出现在史前石器和用具上。从七千多年前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就将中国人的审美带入抽象美。”但长期以来,中国抽象文化是“实证”大于言论,史料多,言论少,使得中国抽象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分散在工艺美术、书法、织锦、建筑、庭园设计等各个领域,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美术体系被人认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上,抽象文化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我们虽为中国庞大的抽象文明而骄傲,却又更为长期以来抽象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得到珍惜而惋惜。 三、“抽象诗学”的学术含金量 书中有“抽象诗学”一章,这是许德民近年来研究抽象艺术的最新成果。作为诗人,他始终有着诗人情怀。当他把抽象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自然想到了诗歌。诗歌在美术的各个流派里: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形式,甚至在很多学术流派里,是诗歌影响了绘画。但是,当绘画走到抽象绘画阶段,诗歌失语了。至今一百年,诗歌(文学)拿不出和抽象艺术对应的文学作品。许德民的抽象诗的出现,在理论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使得诗歌在创作和审美的理念上,有了和抽象艺术创作和审美相同的途径和境界。抽象诗(抽象文学)的理论的出现,是许德民此书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章。 四、许德民的若干“原创” 《中国抽象艺术学》纠正了中国抽象艺术是跟西方学、西方走的偏见。 抽象艺术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的原因之一是“抽象”是外来语,一百年前,西方人开创了“架上抽象画”时代。作为20世纪最流行的抽象艺术,西方架上抽象绘画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集体萌发。但是,外来的激发和本土文化的传承是不矛盾的。用外来的观念审视和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发现新的“大陆”,也是顺理成章的。许德民在此书的“中国抽象艺术的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一章里,以图文的形式雄辩地论述了中国抽象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理应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与世界对话,显示了一位中国抽象艺术家的雄心与抱负。许德民认为:抽象艺术是人类的审美艺术,审美是人的天赋,人的天赋怎么可能只属于西方?中国人的抽象审美天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天赋极高,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媲美! 从书中,我们还惊异地发现,作为抽象艺术家的许德民的许多“原创”——他在上海开设的“角度抽象画廊”,是中国第一家抽象艺术的研究和文化推广机构。举办讲座、展览,组织学术论坛,坚持至今已经十年,文化的意义远大于市场的意义。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抽象艺术必须有审美和价值标准,并且建立以原创、唯美、精致、中国文化符号、中国人文精神和画家的知名度等六大标准的价值体系。他创办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本《中国抽象艺术》学术刊物,成为抽象艺术在中国发展和成长的见证。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方法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摘要: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和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现代高科技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摘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摘要: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心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中将目前中国职业片创作和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摘要: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摘要:“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和国际准相接轨”。前期和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影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摘要: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和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和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新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规律,它和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和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新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功能,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摘要: 职业传统的分类摘要:艺术职业片和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和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和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续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实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拟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摘要: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和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聪明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目前状况。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和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练习班和动画设计练习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和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和教学布置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心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索。我们根据自己的特征,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定,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新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时尚性和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征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摘要: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新问题 文化课语文、英语、法律、哲学、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征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征,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把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练习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练习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自然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把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征,电影语言及理论探究。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熟悉。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和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方法摘要: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和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以下特征摘要: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和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学习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目前状况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熟悉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科学性。加上影视理论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熟悉,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和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艺术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实,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和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教育中体现商业性应注重的新问题。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熟悉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规律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和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功能绝不可忽视。目前在中国,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定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定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重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定和选择能力。假如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熟悉,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和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发展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经济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和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毕业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毕业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在梳理欧美文学中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根源的基础上,阐释了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形态,为欧美文学宗教伦理的教育问题提出了方法,以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绵薄之力。外国文学课程作为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其教学目标在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使其了解世界各民族所取得的文学、文化成就,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重建自身的民族身份,提升自身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但是由于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再加上学生理解能力有限,不可避免地会对外国文学文本产生误读,这显然会对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因而,笔者认为在外国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仅仅只传授客观知识,而应将伦理教育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一、欧美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 外国文学课程主要分为欧美卷和亚非卷两个部分,但由于受教学学时数所限,教师往往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欧美文学部分。“欧美文学的历史源出于两个主要的文化背景或传统,也就是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和希伯来·基督教的中世纪传统。”[1]21前者张扬自我,肯定理性,注重世俗生活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后者寻求道德的自律,强调人的灵性,注重对个体超越性的追求;前者称之为人本主义,后者称之为神本主义。两者相互交织,形成了欧美文学中伦理价值的底色。对于古希腊·罗马传统中所延续渗透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的宣扬以及全球化语境的浸润,国人对之较为熟悉,当代大学生更是以张扬个性、追求个体价值为自我标榜。而对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儒家文化伦理价值的熏陶,以及中西政治语境的差异性,从而使国人对于基督教文化传统较易产生隔阂感。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于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2]205由此可见,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传统是打开欧美文化大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而这一文化传统在文学中的表现,则体现在审美价值和伦理价值两个方面。聂珍钊教授认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在于其伦理价值,其艺术审美只是其伦理价值的一种延伸,或是实现其伦理价值的形式或途径。”[3]因而探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大学教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面对价值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伦理价值教育引导同样非常重要。如前所述,由于中西文化和政治语境的差异性,当代大学生对于欧美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无法理解,往往断章取义,导致误读,进而影响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因而,梳理和阐释欧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的基督教伦理层次,探究学生在各层次可能存在的误读,引导学生对作品的内涵进行正确的解读,对于当代大学生伦理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欧美文学教学与基督教伦理价值辨析 基督教伦理是以圣经伦理为基础,对人的行为规范进行道德评价和构建的一门学问。主要包含两层关系:一是人与神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其中人与神的关系是基础,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人神关系在人世间的体现。而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的体现便主要在此基础之上展开,因而笔者将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梳理欧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伦理层次,以帮助学生解决在阅读过程中存在的关于基督教伦理问题的困惑。 (一)文本阅读预设前提:人与神关系的断裂 《神曲》中的但丁迷失在昏暗而荒凉的森林;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日夜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问题;《罪与罚》中索尼娅对于苦难的拥抱;艾略特笔下的大地成为荒原,“我们是空洞洞的人……我们头脑中充满了稻草”;《等待戈多》中的戈戈和狄狄了无生趣的无望等待;卡夫卡《审判》中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在30岁生日那天被叛有罪,等等。这些文学现象对于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国人是难以理解的。儒家伦理以“仁”构建其伦理价值的核心,注重内圣外王,强调生命价值的此世性,“生命感既自足又自予,既自失又自得,个体生命深契大化生命,在有‘大美而不言’的自足自逸的快乐境界中悠然独化”[4]145。显然,在儒家文化中并没有一个超越世俗世界的永恒他者的存在,因而对于西方文学中莫名的罪感、虚无感和漂泊感无法理解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进而产生理解的偏差,或者根本不知如何解读。而西方文学中这一切思想之根源,便在于人与神关系的断裂。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安置于伊甸园之中,并叮咛他们:“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人类经受不住蛇的诱惑,违背了上帝旨意,从此被上帝遗弃,与上帝的关系断裂,像一叶浮萍在苍凉的大地上无根地漂泊,进而感受到生命的卑鄙与堕落,恐惧与虚无。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原罪”,这是西方罪感文化产生的根基。如此便可理解卡夫卡作品《审判》中的约瑟夫·K为什么莫名被捕。作为一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卡夫卡作品中自然会反映出其对宗教原罪伦理问题的思考。约瑟夫·K在莫名其妙地被宣判有罪之后,他无法相信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经理为何会被宣判有罪,于是,他一直试图通过理性来为自己辩护,通过女人与莫名其妙的法院建立联系。但是最终的结果是,约瑟夫·K在审判过程中的辩护日益苍白,越来越体会到个体生命的虚弱无力,自主选择像狗一样地死去。罪、理性与女人是《圣经》中的关键词源,卡夫卡通过《审判》表达了他对于原罪的思考。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卡夫卡认为约瑟夫·K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罪的状态,即理性之罪和沉沦之罪。《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罪的产生在于人类的自由意志,希望获得理性,取代上帝。约瑟夫·K在世俗的生存伦理中,依靠理性获得存在的根基,而这恰是人类堕落的根源。在审讯过程中,随着约瑟夫·K理性话语的逐渐减少,表明约瑟夫·K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进而才有可能产生灵魂的恐惧和颤栗,从而接近永恒。而这也正是卡夫卡对于人类理性的嘲笑。而约瑟夫·K的罪之二便是在审讯过程中,希望通过与女性的肉体沉沦来寻求与法院的联系,但同样是徒劳的,从而陷入绝望。这一点则隐射了亚当对于夏娃的沉沦,而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显然,《审判》中约瑟夫·K的“罪”的背景正是建立在基督教“原罪”伦理基础之上的,否则学生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卡夫卡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罪感体验。以此类推,学生在了解了人类的“原罪”状态之后,便能够理解艾略特的《荒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等一系列欧美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人的荒诞、虚空、堕落和漂浮等状态,那正是一种与超自然的神的关系断裂的无根之痛。罪之沉沦不仅使人类感受到生命中的有限性和无根状态,但是同时也促使人类渴望与上帝重新建立联系,寻找生命中的无限与永恒,实现灵魂上的超越,基督教教义中称之为救赎。其关注的是沉沦中的人们如何在世俗生活之中获得上帝的拯救,进而衍生出一系列基督教伦理思想。 (二)文本阅读中宗教伦理问题梳理 如上文所述,基督教文化中以原罪论作为根基,以救赎思想为线索,建构起了西方世界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欧美经典文学作品,其成就就不仅仅是满足于反映社会历史现实,而是在于刻画人类灵魂的深处,使灵魂感受到颤栗,最终获得拯救的可能。那么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伦理价值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学生往往会产生何种误读? 1“人之罪性”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写道:“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5]33人类一方面忍受着人性中的幽暗带来的苦难和罪恶,另一方面又渴望通过忏悔和谦卑,来实现与彼岸的连接。因而,在基督教伦理中,忏悔、谦卑和顺从被认为是美好的道德规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描写了坚信超人理论的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犯了杀人罪之后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并在基督徒索尼娅的感化之下内心忏悔,最终投案自首,获得了心灵的皈依。在课堂讨论中,笔者发现,学生往往会对索尼娅得知拉斯科尔尼科夫是杀人犯时没有感到吃惊,反而觉得他可怜而惊讶;对索尼娅面对苦难时的顺从感到不解。因此,学生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层的创作思想无法把握。但是当学生了解了基督教伦理中原罪说之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上文已分析指出,人类由于和上帝关系的断裂,自出生时起便背负原罪,进而导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偏离,产生人性之恶,各种苦难从此遍布人间。因而索尼娅面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并没有觉得他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的罪人;索尼娅面对苦难,她并不是起来反抗,而是拥抱苦难,希望通过苦难获得最终的救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显然是通过《罪与罚》来表达他的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并抒写了其对于理性的思考。他认为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和罪恶,人类不能通过理性和暴力获得最终的拯救,而是应该通过自我的忏悔和自省,建立与上帝的联系,最终获得心灵的皈依。以人之罪性为原点,欧美作家作品中常常表现出对于人类之罪的思考,并希望通过忏悔、自省和受难来实现灵魂的自我救赎,如《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等,都在自觉人性之罪后,进行忏悔,选择皈依上帝。教师在授课中,在对文本中所渗透的基督教伦理思想进行解读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以契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对其中的人的理性的思考、人的内在自省和谦卑等,应予以提倡和赞赏,而对于苦难的顺从以及最终宗教皈依,则应让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2“人之救赎”所衍生的伦理规范康德的墓志铭上如此写道:“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人类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仍然渴求暗夜划过的光芒,而连接深渊与星空的桥梁则是人对于上帝之爱的回应,并由此而形成的仁爱、善良、忍耐、节制等伦理规范。但丁的《神曲》中,但丁在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和贝阿特丽齐的带领下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最终在天堂与上帝相遇。在授课时,学生往往会采用情境代入法跟随着但丁游历三界。游历地狱时,学生会与中国佛教中的地狱观念进行比对,因而对但丁笔下的地狱描写能够很好地把握,但对于但丁进入天堂之后,有关信、望、爱的思考难以理解,从而无法深入了解但丁创作《神曲》的深层原因。 显然,在本书中,但丁从两个层面探讨了人类如何获得幸福。一方面,通过对历史罪恶的批判,从现实层面探讨了人类的幸福境地,即希望意大利的和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层面探讨人类的幸福之路,而对于这一层面学生则不明其存在的意义。在《神曲》中,但丁在维吉尔的带领下清算了人类的七宗罪,即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但丁希望人类通过对于罪恶的认识,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即节制、忍耐、平和、宽容和良善。但是仅仅通过人类自身的美德还不足以使人类实现最终的幸福,但丁认为只有将所有美德指向上帝,才可获得灵魂的超越,因而但丁在结尾处写道:“爱却早已把我的欲望和意愿移转,犹如车轮被均匀地推动,正是这爱推动太阳和其他群星。”[6]444而此处的爱则是上帝之爱,它犹如黑夜中的星光指引人类在苍茫大地上前行,而人类对于上帝之爱的世俗回应,正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律,即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但丁正是带着上帝之爱,以忏悔和悲悯之心,游历地狱,并最终完成灵魂的超越,获得幸福的境地。可见,神之爱是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根本。在神之爱的关照下,人类通过自身美德的构建最终可以获得个体的超越。学生只有建构起如此基督教伦理的知识背景,才能够去感受欧美文学作品带给读者的精神抚慰,避免产生误读。《双城记》中的卡顿为了所爱之人一家的幸福,自愿走上断头台,临死前说道:“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我现在做的是一桩大好事情,远远胜过我一向所作所为。我现在去的是一处大好归宿,远远胜过我一向所知所解。”[7]424-425这不正是基督之爱在人间的回响吗?《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最终在孤寂之中选择死亡,他对于家人无私之爱不正与家人的冷漠无情形成了对比?《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最终为了心爱王子的幸福化为泡沫,却因此而拯救了自己的灵魂;《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对周围人基督耶稣式的奉献最终让警察沙威陷入伦理的困境,选择自杀……欧美文学中此种不计回报、无差等之爱怎不让人的灵魂颤栗?作为外国文学专业的授课教师,在介绍基督教伦理价值观形成背景的同时,应将上课重点放在人自身美德规范的探讨上,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公民基本道德观相结合,在文本教学中,使学生对仁爱、善良、诚信等伦理价值得到共情,进而培养美好的伦理道德。 三、结语 鲁迅在1907年创作的《摩罗诗力说》中曾提到,“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8]254,认为文学“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8]252。此文之立意,在于以世界文学之格局,开启民智,振兴民族。一百多年后的今日中国,民族存亡之危机虽已成过往,但在现代处境之下,我们仍然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现代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和世俗化倾向,虽然为个体生存提供了宽松的生活空间,可是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盛行;道德沦丧,个体私欲膨胀,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在如此之背景下,鲁迅一百年前的呐喊,在今日仍然具有其现实意义。本科高校中,世界文学的教学任务主要由外国文学这门课程来担当,笔者深感外国文学教学中宗教伦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笔者希望外国文学教学中的伦理教育能够在其中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朱维之.圣经文学十二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艾略特.基督教与文化[M].杨民生,陈常锦,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3]聂珍钊.文学经典的阅读、阐释和价值发现[J].文艺研究,2013(5):34-42.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5]帕斯卡尔.思想录[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6]但丁.神曲·天堂篇[M].黄文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7]狄更斯.双城记[M].张玲,张扬,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8]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作者:姜海涛 单位:淮海工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文科下的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一、大学语文课程建设内涵:通识启蒙教育与母语审美教育 通过汉语经典传承民族之魂,正是高校大学语文课程的使命。从此意义上讲,该课程也与童蒙教育一样,具有启蒙性质,有别者唯有对象而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懵懂稚嫩的小学生面临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用通俗易懂的人文经典涵养其品格,恰逢其时;而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大学生则面临各种纷至沓来的诱惑,如何把持自己不被西化的狂潮淹没,尤须开设一批大文科通识课程强势介入高等教育环节,对其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再启蒙。这既可以调节大学生的思维习惯、文明素质单一西化的倾向,又可以让他们真正恢复民族自信心,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做好最生动坚实的心理铺垫。作为通识启蒙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只有坚持大文科教育理念,以文史哲一体化的语文经典为基础、以文化传承为方向,真正成为一门老师爱教、学生爱学的高校必修再启蒙通识课程,其存在价值才会不言自明。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逐渐强大,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这个昔日曾被妖魔化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掀起了汉语学习的一股股热潮,很多地方还建立了孔子学院。他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汉语“听说读写”,试图更深地认识“中国速度”,体味汉字这种神秘的象形文字背后隐藏的文化密码。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交流活动,为了向世界科学地传播民族文化,帮助世界对中华民族建立真实、立体、丰富的知见,我们必须盘点家底、自我认知。无论是自我认知,还是帮助世界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都不能停留于机械的转介说明阶段。活的文化与文字、文学的持久的美密切相关。汉字“法天象地”的创造历程让我们感受到神奇的宇宙大美,让我们领略到华夏先人的智慧之美。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本书,一个世界,一座文化的宝库,一个审美的舞台,是一个衔接宇宙先天与人类后天的脐带。从汉字,到汉语言、汉文学、汉文化,这是一个美的链条。只有民族的母语审美能力成熟了,提高了,民族语言文字背后蕴含的文化之美,也即是民族化的美的创造才能征服世界,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只有充分民族的,才是充分世界的。在十七世纪德国四分五裂的时代,民族作家席勒正是出于德国文化启蒙和统一的紧迫要求,才写下了《审美教育书简》这本小册子,希望德国人能从独特的民族审美中重拾自信,最终实现民族振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先生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德育”。蔡先生的提法当然有待商榷,不过以审美教育代替功利教育,以汉文化之美熏陶学生,指引他们,在高度的物质文化条件下过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也只有深入到这个层面去解读、传播华夏文化,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如何以母语审美教育来自我认知、建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杭州师范大学的何二元副教授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自编教材就体现了这一思想,以文史哲一体化的“母语审美教育”代替单纯的“语文教育”,通过提高审美能力来强化语文训练,在感受汉文学与文化之美的过程中感受汉语之美。这与当年胡适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审美的国语)的设想是吻合的。简而言之,为实施民族文化复兴战略,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校启蒙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理应纳入高等院校的必修课程体系。作为世界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教育,它也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学改革:信息技术时代的雅俗共赏 狄更斯的《双城记》有一句十分精彩的话:“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其实这段话也非常适于当下的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然而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甚嚣尘上已经使得这个时代陷入一种空前的精神危机之中。时代的症候引起了审美趣味的多元化、低俗化,作为审美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学也趋于商业化与边缘化。面对种种病态的审美趣味和这一系列乱象横陈的文学现象,在这样一个尊重个体人权、强调平等意识和话语独立的时代,我们不可能以权威的身份令行制止,只能通过长期的经典教学展开“润物细无声”、春风化雨式的审美熏陶。健康的趣味多一分,病态的趣味便少一分;经典的美熟悉一点,低俗的美便陌生一点。此消彼长,经典的审美教育总有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经典”教育已经陷入了尴尬的处境。拿文史哲来说,随着读图时代和网络时代的全面来临,青少年们对孔孟老庄等圣贤经典、对荷马、但丁所代表的文学经典大多视若无物,束之高阁,倒是对网络影视、娱乐游戏情有独钟。面对这种现象,包括大学语文在内的所有通识课程恐怕都应该在教材教法上作出相应的改革。 (一)教材:经典阅读、时尚快读与审美理论导读三者有机结合据母语教育专家何二元副教授研究,语文学科创建于上世纪初,具体标志是1904年癸卯学制,这个学制是中国现代教育分科教学的起点,国文成为独立学科。在此之前,中国学术是文史哲不分的,如叶圣陶所说,“整个就是一个语文学科”,也就是所谓“大语文”或者“大文科”。分科是对语文学科内容的分解,文学、政治、历史、地理、常识等等都成为独立的学科。那么,现在,既然要正本清源,为“大学语文”课程重新定位,就必须回到“文史哲不分”的那个原点。其实,从这个原点生发出来的汉民族早期的母语美文也都是叩问人生、沉思天道,超越了简单的“为文学”、“为人生”而“文学”,大多是上升到形而上层面的“天问”之作,譬如《庄子》、《老子》等。原点出元典。这些“文史哲不分”的元典既可以让我们领略母语丰富的张力和表现力,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还可以让我们循着“语言文字———文学———文化”的汉字长河,感受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元典字字皆可入门,入文情审美之门,入哲思智慧之门,入民族文明之门,鉴于此,大语教材实应加大元典的选入比例和教学的力度。其次,在当今学科化、专业化已成难逆趋势的背景下,“文学”意义上的审美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文学”大众化、审美多元化在适应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之外,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无中心,无主流,存在即合理”的审美错觉。许多流行的所谓“美学原则”作为现代“自大”症的垃圾副产品,已经背离了真实原则。“美”固然不是真、善,然而,最高、最正的美却离不开真、善。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理应在这个信息泛滥、经典缺失、审美多元的时代,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审美引导。在教材编选时,简要介绍文学鉴赏的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作品中披沙拣金,选择阅读和分析鉴赏的能力,培养他们纯正健康的审美趣味。 (二)教法:信息技术环境中的综合教学我们处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影视充斥的网络时代,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的是非利弊,论者多矣,已无解说的必要。不过,单从教学手段而论,教师引导下的大学语文课程网络化可以有效打破“一本教材、一套教案、一份多媒体课件包办课堂”的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立体认知,给学生留下广阔、开放的思考空间,延伸课堂教学于课外。何二元副教授在这方面仍然是开风气之先者,他每堂课必用网络。作为“大学语文终身义工”,他曾免费建立了“大学语文研究”网站。在网站里,示范了许多精彩的教学案例。从网站里各信息点之间的立体网状链接,到“二元教学”课程实例里的“知识点”之间的相关性、对比性链接,整个网站给人“如入山阴道中,目不暇接”之感,更有如《华严经》“帝网重重”,相互映发之效。如前所述,民族元典与文学经典理应是大语课程必不可少的母语审美与思想圣餐,对其品读决不能成为快餐文化式的饕餮之举。何况,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已经为这一过程扫清了诸多障碍,提供了各种辅助学习的便利平台。这种便利长一分,对经典的理解便应深入透彻一分,而绝不是采用偷懒的做法:用网络搜索代替记诵吟咏,用相关视频代替文本阅读,拾他人唾余代替独立思考。网络技术只有以其工具性的存在服务于“人”对宇宙人生的直面叩问,才能发挥其价值。网络链接的大量运用,跨文类、跨学科、跨文化等现象在有限时空的频繁并置,大大凸显了知识(视界)之间的丰富联系,也因此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应。鉴于此,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也可以适当地运用比较教学法,以收振聋发聩、开权显实之效。例如,学习应用文写作,各类公文文种之间因用途不同,在基本格式与写作要领上会体现出一定差异,不过,从制发程序、发收方向上看,许多相近文种又可以归为一类。鉴于此,我们可以把各类公文模板乃至各式古旧公文的影印件排放在一起,开展形象生动的比较教学,这比起单纯概念层面的辨析和机械的特点分析自然要好得多,庶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何二元副教授为旅游专业学生讲导游词的写作,不仅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与“最佳东方旅游网/旅游频道/精彩讲词”建立超级链接,引导学生在比较借鉴中学习范文的优长,而且特别拈出“杭州西湖导游词”与“浙江金华概况导游词”为例,说明导游词与景点解说词之间略有区别,导游词通常采取移步换景的写法,而景点解说词则相对比较静止。这两者说到底俱属应用文范畴,为了告诫学生导游词“不应该如何写”,他还更进一步从反例入手,比较了写景抒情散文和“导游词”等应用文的巨大差异。在《何二元自编讲义》中,从编排体例、章节设置到讲义演绎,我们随处可体会比较教学法的无穷妙用。《讲义》有如导游,时而来往于文学、音乐、绘画、摄影诸域,时而穿梭于雅俗文化之林,时而会心于文论、文本之互证,时而惊异于文学、科学之融通,给我们留下了最逼真、最丰富的“比较教学”样本。 三、结语 综上所述,当下高等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作为大文科教育的基础通识课和民族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母语审美课,既可以依托信息技术环境,帮助大学生传承文化、涵养人格、砥砺品行,而且有助于引领他们摆脱文化殖民者刻意植入的他者心态,教他们学会自我认知、自我建构真实的中国形象。 作者:郭伟 胡立新 单位: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方向研究 摘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在新课标的改革之下,对教育工作者们得出了更高的教学目标,教师们不再依靠原先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单一的,“填鸭式”的教学,而是针对新时代下的学生们,对其创造一个轻松自由的良好环境,在其创立的环境下,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与思维,促进学生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对新形势下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指明方向。本文就此展开论述,并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高职教育;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创新教学 引言 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改变传统单一的应试教育,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成为教育发展的主流模式。在这种试卷么,只想对教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加强自身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制定完善的教学目标,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给学生的学习创造一个和谐的氛围。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是高职院校人文课程的主体,在提高学生文学知识软实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想让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程课堂重新展现活力,教学改革是一条必经之路。 一、高职大学语文教学意义 1.塑造健全人性,促进学生成长 高职大学语文课程体系的建立对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编辑与写作能力、思考与辨识能力、综合应用能力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学习阶段,组织学生开展语文教学活动,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发展,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采用多元化和人性化的创新式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做到因材施教,个性发展 学校应该为学生打造一个良好的展示自我的平台,指导学生分组学习。使学生在小组学习讨论中可以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小组合作的方式能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教育工作者通过学生的表达,因材施教,可以对每位学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3.培养学生们的创新意识 学生们的语文素质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多种教育手段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当学生遇到了比较难的语文知识后,教师应该选择全新的教育模式来给学生创造一个人性化的课堂。 4.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学进程 教育工作者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也就是一个为学生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氛围、调动学生学习能力、扩展学生思维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都会被不断的被提高。同时教师采用的创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水平,都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合理有效地将大学语文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为学生们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的学习氛围。学生们在老师为其营造的学习环境下,轻松愉快的学习,更好的发散思维,开阔创新。高职院校有着属于自身院校的生源计划与学生的培养目标,这也决定了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有着属于自身特定的教学氛围与环境。想要提高大学语文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就需要在素质教育的倡导下,积极的进行大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探索。在语文教材的编写上面以及教学目标方针的制定上,都要符合高职学生学习的特点,为高职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语文学习的氛围。这才是符合新课标对于素质教育的改革。但是在实际生活中,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 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出现的问题 1.应试教育的现象依然普遍 随着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高职语文教学上面,强调改变原有的应试教育模式,重视学生们人文素养的培养,为学生们今后的人生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学生们真正成为课堂上面的主人。但是在很多的学校应试教育的思想还在保留着。一些学校只注重教学成绩,却忽略了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在学生毕业之后,存在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一些学生的成绩是比较好的,但是实践能力是比较差的。到那时这就使得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的学习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考试成绩,而忽视了对自身语文文学素养的提高与个性发展。 2.语文教学模式单一 当前的高职语文的学习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教学方式传统,教学模式单一,导致学生的在学习语文过程中出现灰心、厌烦,消极学习的现象,这对教育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高职语文教育的教学手段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吸引人学习的亮点。例如在学习一些小说时,由老师给大家讲解后,学生就开始做一些题。这样呆板的教学模式,导致了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厌恶。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没有了学习兴趣,只会影响自己的学习成绩。 3.统一教学,难以因材施教 语文这门学科强调要有对文学的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够观察每位学生的能力和水平,能够针对学生不同的学习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学习计划。但是由于在我国受教育人口是比较多的,所以难以达到因材施教。这就使得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学生的两极分化。一部分学生的文学的欣赏与感知能力较强,对于老师在课堂上面传授的知识很好的吸收,而另一部分的学生对于大学语文的知识,难以理解,产生了厌烦与抵触的心理。针对以上高职语文教学的现状,需要加强对高职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在语文课堂上重视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只有在高职语文教学的过程中,重视大学语文教学。采取多种手段,才能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们养成语文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三、如何进行高职大学语文教学 1.尊重学生个性,做到个性发展 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可以为每位同学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互动式学习尤为重要。学生之间的互动可以通过小组合作来实现。比如在语文学习过程中遇到难已解答的问题,我们可以让学生之间进行小组互助合作。通过小组互助学习的方式,可以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能够交流思想,这样可以大幅度提高学生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也非常关键。通过这种互动方式,可以通过学生对老有的放矢,制定出合理的高效的课程方案。 2.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提高学生大学语文修养,就是培养学生们的文学感知能力与欣赏能力。用文学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对文学有一个审美能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们针对学生们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文学问题。还要提高学生们自主学学语文的能力,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学知识,掌握文学构架体系。 3.创设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 轻松愉悦的教学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新课标的不断改革对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们顺应教育发展方向,跟上时代步伐与潮流,将新型的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上来。对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师生关系。同时老师们都应该鼓励学生们勇敢的将自己的见解表达出来,在对学生们的回答进行讲解。 4.教师提高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针 高等职业教育目标是培养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教育工作者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不断地参加一些专业的培训,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不断更新自己的语文教学模式。教师的教学质量提高之后才能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课本知识,并且在讲课过程中可以融入其一些创新的观念,这样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有创意,学生们才会更加喜欢学习语文。 5.改进评价方式,设立奖励机制 新课程标准指出:对语文学习的评价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课堂表现,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信心。因此,在高职语文课堂上的教学中,教育工作者们要更加专注与学生能力的表现情况,为学生们提供更多展现自我的机。改进评价方式,采取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差异化的评价。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并且设立奖励机制。以学生在训练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语文学习材料作为学习成绩评定的依据。充分体现新课标的素质教育中对于评价方式的界定,符合过程性考核的原则。以学生提供真实学习证据的数量和质量作为课程学习评价的依据。使考核方式多元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激励学生们不断的提高自己,勇敢的在课堂上展示自我。锻炼自身能力,让学生们知道,自己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提高学习兴趣与自信心,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学校只有做到这些才是真正的为培养素质人才作了贡献。 6.引导学生参与文学活动 在语文的学习过程中,自主学习能力是比较重要的。教师为学生创造的教学平台。打造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就是不断的激发学生们的创新与思维意识。鼓励学生们加入到创新型文学活动中来,这就是开展高职大学语文的目的。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努力的为学生们创设主动参与文学活动条件,为学生们找到发散创新思维的机遇和挑战,鼓励学生们的行为,让学生们在活动的过程中体验到成长的乐趣与知识的魅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真正成为语文课堂的学习的主人。 7.调动学生语文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教育工作者应该采取创新型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锻炼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思维与想象力创新性的教学模式不仅需要多种手段的融合,互动式学习,也需要现代教学手段。教学中,现代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有了多媒体的使用,语文的学习才会更加的充满乐趣语文课堂才会更加的活力。例如,在学习一些史诗性的文章时,可以在多媒体教室播放一些相关的视屏,还有一些音乐,这样都能为学生提供一些理解上的帮助。学生如果有了这样的学习条件,会不断的提高语文的学习兴趣,能够不断的学习到很多有价值的语文知识。教师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利用多媒体教学,采用先进技术教学。有效的利用多媒体教学,采取多种大学语文教学手段,大大吸引学生们的学习注意力,激发创新思维。 四、结论 语文教学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阶段,是需要不断提高的一个过程。教学模式对语文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应得到学校的重视,这样才能真正提高我国的教育水平,才能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语文的教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突破。初中语文教育的发展将会进入一个新的台阶。为中国教育事业的进步贡献自我,促其发展则是每一位教育工者们的使命与任务。相信在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下,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语文人才,培养出很多为国家发展有用的栋梁之才。 作者:宋永燕 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摘要]大学语文是我国高等院校教育体系中一门基础性的课程,不仅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而且也有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因此我们要结合当前时展的要求和大学生的特点,积极发挥大学语文的各种功能,从而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大学语文;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研究 大学语文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包含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民族文化,因此有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意义[1]。大学生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必须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所以要积极发挥大学语文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大学教育的目标。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语文课程发挥的积极作用 1、大学语文课程拥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小学语文,他虽然也有着很强的工具性和实用性,但是在教材编写和课程选择上更倾向于人文性和思想性[2]。因为大学生经过十几年的语文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字词、语法和各种写作方式,是即将步入社会的群体,所以要塑造他们健康人格和完善他们的价值取向。大学语文还拥有丰富独特的教育资源,是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基础条件。比如在大学语文的第四讲“铁肩担道义”中选取的文章大多都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让学生从战国的《孟子》到中唐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从南朝范晔《班超传》到清末民初梁启超的《呵旁观者》中真正理解“铁肩担道义”的内涵[3],这些文章穿越了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着非凡的古典魅力。通过学习这些文章也开阔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更好的认识历史、认识现在、认识世界,从而也能树立家国情怀,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引领下阔步前行。 2、大学语文课程有着隐形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大学语文课程毕竟和政治课程不一样,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大多都隐藏在具体的文章中,只有通过教师全面的解读和学生努力的学习才能真正地发现和应用。大学语文选取的文学作品都是具有丰富的审美和人文功能的,他的导向功能、育人功能和启发功能需要教师根据文学作品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以及艺术特色去仔细认真的分析,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把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传递给了学生,让学生在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感受每个作者的人格魅力、感受祖国走过的历史痕迹、感受大好河山的壮观景色[4]。这样就加深了学生对祖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认识,加深了对十三亿祖国同胞的深切感情,陶冶了学生的情操,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力,让学生带着对祖国的热爱继续努力学习。 3、大学语文课程可以营造更好地教学情景感染学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环境已经不适应长在信息时代的大学生们,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各种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尤其理工类的大学生更是用一种排斥的方式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5]。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关系着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和价值取向,所以绝不能因为某些原因就放弃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课程的优势去引导和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语文不同于单一的思想政治理论,它本身就有审美功能和人文功能,而且精选的文学作品,都是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学生可以通过这些优秀文学作品看到在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各种英雄人物的爱国精神、博大胸怀和崇高品德,学生在优秀文学作品身临其境的感受作者营造的各种或优美、或悲壮、或雄大的情境,这些极具感染力的优秀作品也进一步的发挥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激发了学生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也增强了学生对真善美的追求,真正地达到了大学语文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二、大学语文教学中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措施 1、有效提高大学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 大学语文教师不仅需要专业的教学技能和深厚的文学素养,而且大学语文教师必须具备超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因为只有具备高超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在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文学作品为基础,利用各种有效的方法,营造积极的教学情境,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学生,真正地发挥大学语文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6]。因此高等教育院校一定要注意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要通过各种培训和学习,有效增强语文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质,而语文教师本身也要加强对自身思想政治的认识,并且要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的授课技能结合起来,要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教材,把教材中的内涵真正发挥出来,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学术修养以及爱国情操积极的引导和教育学生,让学生在老师的授课和自己的学习中感受到大学语文所蕴含的人类的终极关怀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2、要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 大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激情可以说是有所衰退,只有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才能让学生爱上大学语文,努力学学语文,也才能让学生在大学语文课程中真正地感受思想政治教育,在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仍然延续使用多年的传统的教学方式,学生不但很难通过大学语文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而且甚至没能完整的学好基本的课程内容,因此必须积极的创新大学语文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不但要学好基本的大学语文知识,更要通过对大学语文的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比如教师在教授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摸鱼儿》[7]的时候,就要通过创新的方式来进行授课,这首词的历史背景是南宋时期,正是我国历史宋金对立的年代--金强宋弱,许多知识分子投笔从戎,辛弃疾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展现当时的历史画面,而且这首词大量引用历史典故,教师可以将这些历史典故贯穿在整个诗词讲解过程中,教师也可以创设历史情境让学生穿越回到宋金的时代,这样就把一个官场失意却对国家前途仍然忧心忡忡的文人将军展现的淋漓尽致,不但了激发学生学习这首词的兴趣,而且也让学生真正地了解了那段历史,增强了学生对祖国更加诚挚的热爱,让学生在无形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这种方式教师真正地做到了寓教于乐,将古诗词的内容和思想政治内容进行紧密的结合,展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涵,从而也实现了思想政治功能的最大化。 3、整合各种大学语文资源,合理编排大学语文教材 大学语文教材不同于中小学语文教材,他不仅要注意发挥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也有通过对教材的合理编排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编排语文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进行有效的整合,让学生通过有序的教材编排更好地接受作者的思想和作者的观念,使学生更全面更透彻的认识五千年的辉煌发展史[8]。大学语文教材实际上是与高中教材有着紧密衔接的,所以在编写教材过程中一定充分理解当代大学生的情况,尤其是要掌握大学新生的情况,而且要对高中语文教材进行细致的研究,要准确把握当前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掌握程度,要在学生现有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编排。所以要尽量避免重复的选文,对于文学作品的选择也有主意古今搭配得当,外国也要有所涉及,让学生全面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有效地学习,从而保证学生吸收各种文学作品的精华,从而受到更好的熏陶和教育,培养健全人格和树立正确价值取向。总之对大学教材的选取和编排要有助于大学生通过积极努力的学习实现教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从而养成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坚强豁达的民族气质[9]。 4、要充分发挥大学生在学学语文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大学生相比较于中学生有更强的自主性和主观性,比如大学中开设的选修课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喜爱的学科去听去学,大学语文虽然是必修课但是要想真正的发挥出思想政治的教育功能,必须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语文的主体作用。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决定了大学语文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有效的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要充分的运用各种丰富的资源,要让学生走出课堂,了解祖国大好河山,感受风土人情,在更广的更宽的背景下感悟大学语文的魅力,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要让学生分享学习语文的心得体会,要让学生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名著,通过这些就能引导大学生主动积极的去学学语文,从而潜移默化的提高了学生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10]。 结束语: 大学语文孕育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只有充分发挥大学语文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健全人格和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才能使大学生成为祖国合格的接班人和现代化的建设者。 作者:吴苏芳 谢卫华 单位:江西护理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中医药大学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土建工程高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研究 【摘要】分析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提出促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措施: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关键词】土建工程类高职语文课程建设办学理念课程定位 近几年,各高职院校在深化高职教育改革中,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然而,当前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虽然得到了提高,但人文素质不高。这一问题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高度重视,各类职业院校的教师也纷纷从各自的专业进行改革。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主干课,它在培养高职生人文素养中发挥着其他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高职院校语文教师应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与专业结合,与职业教育培养目标结合,加强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 一、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面临的问题 当前,部分高职学院对《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中“高等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理解过于功利化,造成在专业和课程建设中,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就保留,能帮助学生成就一技之长的课程就开设,即用对学生就业是否有直接作用作为标准的“实用”原则来对专业和课程进行建设。大部分高职院校把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作为课程建设的首要和重要任务。因此,专业课程建设围绕着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技术能力为主线构建。受“实用”原则影响,承担文化传承与培养学生人文素质的大学语文课程成为“课余”的选修课。作为培养学生人文素质主干课的大学语文处于这样的尴尬地位,无疑使学校的人文教育进一步受到削弱。学生方面,迫于就业压力,多数高职生认为到职业学院就是来学技术的,只要学好技能就万事无忧,放松或完全放弃了自身素质特别是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不感兴趣,不关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近几年部分高职毕业生的信息反馈来看,高职学生职业技能和水平不低,人文素质却不高,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功利化。具体表现在:首先,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体到生活实际中,人际交往以利己为重,行为的出发点看对自己有多大的好处;在工作中不爱岗敬业,更不会为企业奉献、牺牲。其次,民族、国家、社会等概念模糊。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大公无私”的崇高人格,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情怀,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一代身上有所淡化。 二、围绕专业推进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 提高高职学生的人文素养,将高职学生培养成具有高素质的技能人才,同时也为改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创新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成为广大高职学院语文教师最迫切的使命。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创新办学理念和课程定位。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这一纲要明确提出素质教育与科学技术同等重要。爱因斯坦在《教育的神圣职责》一文中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科学前辈提醒我们,职业教育使学生成为“精神人才”比“技术人才”更重要。目前,我国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重视学生专业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轻视人文素养提升倾向比较突出,导致培养出来的学生专业知识扎实,但知识面窄,有一技之长,但水平不高,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素质和能力更是欠缺。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职业教育培养目标认识偏差与人文教育缺失。作为职业学院的管理者,必须改变观念,强调“以专业为主,职业能力与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办学理念。作为素质教育的实施者教师,应进一步强化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是专业课程的基础。教学实施时,协调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在大学语文课程体系建设中强化人文性,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各个环节。在职业教育不断发展的今天,结合专业和职业教育培养目标,重新将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为“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兼具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与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职教育能否在今后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632016.2创新办学理念,科学定位大学语文课程的地位是实施人文教育的前提。 (二)以学生为主体,协调发展人文素养与职业能力。 土建工程类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具有高职语文学科的共性,既培养学生人文精神,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又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同时必须具有个性特色即与专业结合、与学生将来就业结合、与职业教育结合,以学生为主体,使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协调发展。 1.激发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教师和学生虽然都是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但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被动地位,跟随教师兴趣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和兴趣的陶冶。为此,语文课教师主动改变自己,由主体地位向主导地位转变。在教学活动中应以学生为本,注意学生的兴趣爱好,切实践行“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让学生养成主动学习习惯,主动满足自己学习欲望,真正实现将课堂还给学生。 2.突破时空限制。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接受知识的途径和方式更多元化。大学语文课教学不应局限于有限的时间与有限的空间。应通过互联网或是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即给学生创设一个可以自由的吸取知识滋养,翱翔于知识海洋的活动平台,主动获取知识,扩大视野,提升素质能力,为可持续发展蓄备力量。 3.激发学生创造性。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指高职学生不但有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有创新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要使职业院校毕业生成为未来新技术、新工艺、新发明的创造者,在教学中应注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创设自主学习情景,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或独立思考后勇于质疑,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 4.培养和谐发展素质与能力。 从近年来的市场调查发现,社会及用人单位认为人文素质,是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生产力之一,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学生的形象和水平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形象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人文素质对个体也是决定个人行为、做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良好的职业能力的习得,需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课堂教学的熏陶培养是良好的人文素养形成的主渠道。大学语文课既能充实学生文化底蕴,还具有丰富的人文含量,能提升人文素养,因而成为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主干课。将高职学院大学语文定位为专业教育服务,应立足职业,突出应用、实用,人文素质与职业能力和谐发展。 (三)以学生能力为主线,结合专业构建教学内容。 “语文教材是语文教育的一个机制,任何教学思想、教学主张、教学方式都是通过教材去实施的,没有好的语文教材一切都无从谈起。”教材编写以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教学改革成败的关键性问题。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方式及内容选择,应突出语文学科特色,结合职校生特点,选取贴近学生生活,反映时代特色,与专业、就业岗位结合进行建设,达到既为学生学习专业服务,也为学生“成人”服务的目的。 1.当前高职教材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职学院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及教材建设模式主要有:沿用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和各学院自编的语文教材或读本。本科院校通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大多以文学发展为主线和以文体分类为主线。按文学发展编写的教材强调系统化,脉络清晰,有助于学生充分了解各个时代的文学流派、文学风格,在阅读选文的同时也是对文学史的一次梳理,不足之处大多限于名家名作,忽略学生学习兴趣与现实性。按文体安排内容有利于学生对各种文体特点的把握,有利于提高写作各种文体的水平及鉴赏能力,但长时间学习单一的同一体裁文本,容易使学生产生倦怠、乏味的感觉,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会影响学习效果。高职学院自编教材有的以语文人文性为主线或工具性为主线,有的将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有的将人文性、工具性和职业性结合,然后按模块组合编排。这些自编教材体现了一定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内容具有一定可操作性,时代性和弹性。不足是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同一套教材各种专业的学生都可用,不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能力为本位”、“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特色。大学语文教材文本的选择,是编写大学语文教材最重要的工作。教学效果和教学目标的完成,除与教师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式有关,更与教材的质量及教材选择什么篇目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历年来教材的编写者们对选文特别用心。现行大学语文教材主要的不足有:一是注重传统经典名篇,而缺乏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文章。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古今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学习,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因此,对于当代优秀作品应该广泛地选用,而不应厚此薄彼。二是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教材选文重复篇目多。大学阶段的学习,无论是从知识的深度还是广度方面要求都应比中学高。如果大学语文教材选文与中学语文教材选文重复,会降低高职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兴趣,因此,大学语文教材与中学教材在要求上应该有较大的不同。三是外国文学作品入选太少或未选入。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加剧了世界各国文化融合。外国文学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外国的风土人情、社会风貌,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有利于高职学生开阔眼界,面向世界。 2.与专业结合建设大学语文教材。 目前高职教学中,课程改革方向是围绕专业设置课程。公共课中的英语、数学与专业结合取得很好的实效。高职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相结合是可能的。为实现高职学院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与专业结合,应以学生对专业学习兴趣迁移为突破点,以服务学生就业为目标,通过市场调研,了解行业从业人员的岗位素质能力需求,以“职业岗位需求”并结合语文学科特点构建教学内容。针对大学语文教材的不足,笔者结合多年来语文教学实践,对现有的优质大学语文资源进行重新组合优化。根据土建类专业特点和学生能力素质要求,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应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线分模块编写教材。具体内容有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水文化导论、建筑文化导论、实用口才、文学欣赏五大模块。每个模块内容分册编写,其中土建类工程应用文写作模块内容是必修内容,其他模块内容作为选修,各专业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自主选择。教材选文注意传统经典与现当代美文结合,中国作品与外国作品结合。 3.构建立体化教材。 教材是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一切用于教和学的包括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的语文材料。在网络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发辅助教学的光盘、多媒体课件、课程网站等资源。通过多介质,多种手段有机配合的形式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习惯,提高大学语文的教学效果。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新工艺、新技术将会给职业教育带来什么影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对未来的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的会有什么要求,这一切都难以确定。因此,高职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建设要走出困境,走出特色,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与专业结合,将人文素质理念渗透于整个课程体系中,为实现职校生的职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协调发展的目标服务。这是大学语文最终的教育目标,也是教学创新的方向。 作者:李田秀 单位: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困境和对策思考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现状 大学语文课程是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汉语的阅读、理解、评价、鉴赏和写作能力,提高母语修养和综合文化素质,是集基础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为一体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国青年报文章《语文贫血后是精神贫血》曾写道:“别的东西可以是技能,学了之后打工、干活儿,语文不是这样,语文是灵魂依靠,或者说,是一种以无用达到有用的学问。”但实际上,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理工科高校的生存现状是怎样呢?把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的理工科院校比率不高,还有很多工科院校甚至没有大学语文课;大学语文课程在理工科院校的课时逐渐减少;工科院校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漠视等因素导致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处境尴尬。 二、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边缘化”的主要原因 1.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目的认识存在困惑。 21世纪,随着工业化和信息化速度的加快,企业间的竞争和兴衰更替加快,学生就业压力和难度加大,于是急功近利地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很多大学生学习的动力。正是在这种价值导向引导下,学生往往会不自觉重视那些实用性强、实践成果可立竿见影的课程,比如:英语课,计算机运用课,各种专业技能课,等等,语文作为一门主要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文化底蕴的课程,这种看似“无用”其实“大用”的学科因其不适合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必然被学生们忽视甚至漠视。 2.教师对课程内容的选择存在混乱。 工科院校学生在我校学习多是为了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而一些工科院系大学语文课程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教授大学语文课程时多是强调一些语法和文法知识,往往忽视了理工科学生的特点和需求,以及社会对新型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教师对课程内容选择的混乱与错误,导致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抵制情绪。 3.教师教学方法单调。 语文课本来是一个很形象很有趣味性的课程,但有的高校往往很少采用一些先进手段进行教学,仍采用传统的“满堂灌”,使形象、有趣的内容失去生动性和趣味性。有些语文课在讲解过程中,被拆分成知识点,语文学科本来的魅力被忽视了。 三、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改革措施 1.从培养目标需求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据调查,不少理工科院校的理工科专业虽然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课时安排少,重视程度不高,多数学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实际上沦为“摆设”课或“点缀”课;工科院校很多学生在校学习多是想掌握几门操作性强,可为将来就业增添砝码的高实用性知识技能,语文课程在多数工科院系的学生眼里是一门既无实用性又不含技术性的花边课程,大学语文课多被理工科学生当做学习专业技能知识之余的一种消遣课,无法转化为一种独特的技能,更别提用在大学语文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来投入社会,产生效应。对于理工科学生来说,如果不是个别本身对文学感兴趣,大学语文课程自然就很容易被工科学生忽视。基于以上原因,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教学培养目标不应该是多方面、只追求面面俱到的大杂烩,而应该是有针对性的、联系实际以满足工科学生要求的有的放矢。笔者认为,理工科学生的语文教学应从适应科学发展目标出发,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主,这样既满足了学生们对实用性知识的追求,又在有限的课时安排内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教学。这样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到了需要性,又考虑到了可能性。工科院校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级专业人才,是“应用性”人才,为此,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的适用性就应显示应用性的特点,根据这个要求,我认为理工科专业语文教学应着重放在阅读和写作基础的训练上,工科学生学习和掌握一些基本的写作知识,特别是应用类文体的写作,提高自身写作能力,其意义在于适应当今信息社会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的需要。理工科专业由于受开设大学语文课程课时量的限制,因此,教授大学语文的老师应把重点多放于讲授常用的部分实用类文体知识,加以实施必要的写作训练,使学生了解一般实用类文体的写作格式和基本要求,并能掌握常用类文体的写作,能独立写出符合基本要求的实用类文章,以适应在校学习和将来工作的需要。 2.从进行教材建设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大学语文课程涵盖的知识面广,涉及工具性、人文性、美育性多重功能,内容庞杂,如果蜻蜓点水式面面俱到则势必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所以,教学内容和教材的选择是一个关系到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质量与教学成果的重要内容。根据现实情况调查,很多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内容选择不合时宜,导致课程失去原来开设的初衷,学生对课程内容没有新鲜感,感到乏味、郁闷。关于教学内容的选择,笔者认为,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要有鲜明的时代感和针对性。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普遍开设的基础性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评价、赏鉴和写作能力,据此,各理工科院校可根据教学条件和师资队伍水平,以及学生的语文水平、文学素养、人文素质状况等,有计划、有目的地编写或选择某种适合自己学生的教材内容。在教材建设上,要顺应时代需求,针对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和基本规格,根据当前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及社会对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掌握一般应用写作规律,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相统一,编写出适合学生特色的理工版教材。 3.文理交融,从调整教学方法出发改革理工科大学的语文教学。 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是提高大学语文教学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过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不同类型的学生应该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理工科院校学生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应依据先进的教学思想和理念,采用文理交融,建立一门符合教学规律的课程教学模式。在新一轮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符合现代意义的大学要培养的不是单一门类知识的专才,而是综合应用多学科专业知识的全面型人才,综观古今中外的大家无一不是文理相容的全才。如耳熟能详的作家曹雪芹,如若他不是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工艺、饮食等都有研究,则很难写出旷世之作———《红楼梦》;又如《中国石拱桥》一文的作者茅以升,他本是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所作的《中国石拱桥》一文能很好地运用简朴、洗练、明快的语言介绍中国石拱桥结构形式的建筑特点,并被编入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语文》中;再如好莱坞大片《接触未来》就是根据科幻畅销小说《接触》改拍而成,其小说的作者卡尔•萨根是美国著名天文家、行星探测专家、著名科普作家和科幻小说家。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国大学生,即使是理工科学生,中国文化素养仍旧不可少,只有古今并蓄、文理交融,才能造就未来社会的栋梁之才。据此,建议理工科院校一些学院在督促学生完成专业知识之余,可在大学语文教师的指导协助下多开展一些能蕴涵深厚文化沉积、展现中华文化、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的活动。例如,在大学生中组织读书活动,举办古诗词大赛、演讲比赛、写作比赛,开设话剧社等,这样既能丰富理工科学生的大学生活,更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同时可培养他们多方面的才能,为社会输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适用型通才。 四、结语 现代大学实行的教学模式实际上是通才教育,大学不应只是培养精通某一学科或某项技艺的专门人才,更应该是培养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横向型人才。通才教育的基础是大学语文,因此大学,特别是理工科大学在为社会培养通才的过程中,大学语文课程肩负着强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相信只要各理工科院校给予大学语文课程足够重视并尝试对原有大学语文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寻找适合自己学校及本校学生的教学模式,就定能为社会输送适应当今社会需求的综合性全面发展的高素质通才。 作者:邬文静 陈实 单位:南昌工程学院评估中心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在不同专业中的定位 职业院校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开设了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和课程定位。大学语文在每个不同的专业也应有自己的定位,对每个专业提高学生的专业教育,丰富专业知识和培养专业人文精神都应起到应有的作用。 一、职业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的必要性 首先,语文文本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中国的语言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与政治、哲学、经济、文化等许多门类的学科融合在一起的,文本中许多作品其内容本身就蕴涵着人类相关生命的种种体验与思考,关联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各方面,具有无限丰富性与复杂性。“文史不分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都说明了这一点。如,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流言家看见宫闺秘事”,成了人们百读不厌的百科全书;大家熟悉的《史记》,既是文学著作也是历史著作,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徐霞客游记》中用文学的笔触记述了大量的地理学知识。语文无限丰富,包罗万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也就为大学语文课程对丰富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热爱专业的兴趣、提高学生的专业人文精神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阐释也表明大学语文课程对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提高专业的人文精神具有很好的作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告诉我们:学习兴趣是学习的重要心理成分。具有学习兴趣,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的满足,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围绕着专业方向来组织的,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学生的兴趣是其知识、素养等方面因素在其外在选择上的综合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符合学生兴趣需要的,也往往是符合学生知识水平、文化素养的,也是学生最容易接受的。教师有培养、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任务,但也同样有适应学生兴趣爱好的需要。大学语文教师利用学生对专业的兴趣而主动对教学内容、重点等做相应的调整,使其更贴近学生的专业,突出其专业特色,是符合教育心理学及有关学习理论的,这也势必使我们的大学语文教学更具魅力,更能激起学生学习专业的兴趣。第三,大学语文教学自身的不断深化也要求走与专业结合的道路,对提高学生的专业职业素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大学语文课程定位与专业有机结合的措施 一是在教材内容的取舍上,教师要突出专业特色,对现行教材内容进行取舍。在目前还没有一种具有专业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的情况下,按照因材施教的原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教学内容。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各专业学生的专业爱好及需要来增删课文内容。如果教的是音乐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一些词句优美、富有音乐节奏感的篇章。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白居易的《琵琶行》、李商隐的《无题》、苏轼的《前赤壁赋》等文章,就可以补充一些古代的有关音乐评论等内容;如果面对的是美术专业的学生,则可选取那些画面感强、色彩明快、具有诗情画意的文章。如,王维的山水田园诗、的词等,还可补充一些古代文人(同时常常又是画家、书法家)的书论、画论;如果面对的是园林、建筑专业的学生,则可多选像剧作家李渔《闲情偶寄》中关于农林营造等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汽车专业的学生多选取结合汽车文化方面的文章;如果是旅游专业的学生就相应选取历史典故和地理方面的课文……这样以来,大学语文教学的专业特色从内容上渐渐凸现出来,相信这样的取舍一定会令学生兴趣大增。二是那些经典美文,对不同专业的学生,教师应根据不同的专业确定不同的教学重点。经典美文,学生都要学习。如,同是苏轼的《前赤壁赋》,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侧重在对语言节奏感、音乐美的把握以及“呜呜然萧声”的赏析与想象;而对美术专业的学生则重在对“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以及主客们“相与枕籍乎舟中”等意境的赏析与画面的描绘;同是《琵琶行》,对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可把重点放在对“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千百年来不绝于耳的琵琶曲的“聆听”与感悟上;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对“别时茫茫江浸月”那一种离别情境的理解与构想则又成了他们的重点;而对服装专业的学生来说,可引导他们由青衫进而对古代官服加以识别与再绘……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与热爱,定能为我们的语文课堂营造出一片生机勃勃、富有创造精神的新天地。三是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根据不同专业具有的专业特色来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大多性格外向、活泼、善表演,有很不错的音色和标准的普通话;美术专业的学生喜安静,善用色彩、画面来思维。如,教李煌的《虞美人》时,音乐专业学生可让其声情并茂美声清唱,极富表现力地把作者那种故国之思、昨是而今非之感唱出来,课堂一片悲寂。这一唱,意境全出,远比师生反复的朗读和教师仔细讲解更有效。如,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学习《卫风•氓》时,教师可让学生想象女主人公各个时期(婚前、新婚、婚后)的着装,将其勾勒出来,来一次作品展示会,效果很不错。总之,我们要很好地挖掘和利用富有专业特色的教学资源,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在教学中要了解他们的特长,为我所用,大胆地选取能发挥学生特长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我们的语文课堂里唱起来、跳起来、画起来。这既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可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四是在作业布置及考核中可按照研究性学习的教学方式方法,将专业与大学语文教学结合起来。如“从XX文中看X时X地的建筑(或音乐、美术、服饰、园林设计等)的特点”等,学生可自主的确定研究课题便于查找、搜集资料。研究可以是小组合作也可以个人来完成,研究所得撰写成论文上交,既作为作业也作为这门课的成绩。学生已具备较强的自学和独立思考能力,有较宽裕的课余时间,这为语文的这种作业及考核提供了方便。在长达近一个学期的学习、资料搜集后,学生都能交上一份较好的答卷。学生的作业内容各个不同,但他们对所钻研的问题都有较深的理解,能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展示了高职学生较为独特的思考与见解。因为有所得,学生对语文学习、研究也就更有兴趣了。 三、结语 大学语文课在不同专业中,对提高学生对本专业的人文修养,对提高学生对专业职业素质的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各个专业中的定位是提高各个专业学生职业素质、培育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基础课程。 作者:孙雪梅 单位:大连海洋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中现当代文学教学思考 大学语文课程作为高等院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在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帮助学生养成健全人格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由于该课程和中小学语文有共通之处,处理不好,就很容易成为中学语文课的延续,被称为“高四”语文。中小学语文教学一贯以考试为目标,强调的是语文的工具性,遮蔽了语文的人文性、审美性,这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丧失对语文的兴趣,产生厌学心态,甚至有“三怕”(一怕写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树人)心理。由此看来,如何讲好大学语文这门课,使学生摆脱固有的偏见和束缚,从这些拘囿中超脱出来并真正喜欢上这门课程,还需要广大教师多多努力。笔者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应该淡化以考试为目的的工具性,突出所选文章的人文性、审美性,让学生在没有考试之忧的轻松心境中去领略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思想价值以及作者的人格魅力。笔者去年参与了省级重点教改项目“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地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应用实效研究”,其中模块化教学就是此项目的一个主要内容。一般大学语文教材所选择的模块都会包括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几部分,笔者的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所以承担了教改试点班大学语文教学中的现当代文学部分。本论文主要以现当代文学部分的教学为论述对象,以高等教育出版社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例,结合近十年的教学实践及思考,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知人论世的重要性 一般来说,能入选教材的文章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这些文章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方面看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价值。如何将这些特点讲出,让学生真正领悟,是每个授课教师都应该思考的。这就要求授课教师在开讲之前必须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应该对作者的身世、创作成就和特点以及课文的写作背景有全面的了解。以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与鲁迅的《复仇》为例,因为周氏兄弟是现代文坛上的两员大将,对文学史的贡献非常大,所以兄弟俩的文章双双入选。但尽管是亲兄弟,成长环境相似,求学背景也一样,但只因一个是长兄,一个是二弟,相差四岁,便对人生的感受迥然不同,这也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观念。教师可以采用比较的方法讲授这两篇文章。鲁迅由于是兄长,幼时自然受到更多的关爱,但家道衰落后也最先感受到了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虚伪,这给敏感的鲁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所以鲁迅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会把这种激愤写出来,形成了深刻、犀利、批判式的文风。而周作人因为是弟弟,所以对家庭的变故便没有那么深的切肤之痛,再加上有哥哥将家庭的重担挑了起来,他便可轻松应对,因此在后来的文章中多写对自家生活的描述,很少关注时事政治,形成了平和冲淡的文风。日本攻陷北平后网罗文化名人,无奈周作人文名已出,很难固守象牙塔,最终难逃罗网,做了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讲解《我学国文的经验》应该注重周作人平和闲谈式的叙事方式,他将自己的学习经验穿插在每一段成长的经历中,以故事的方式写出,给人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无论是思想内核还是语言文字,理解起来都比较容易。但讲《复仇》时就没这么简单了,因为这篇散文选自鲁迅非常抽象的作品集《野草》,这部集子比较晦涩难懂,是鲁迅深刻思想的象征性表达。讲解时,教师首先要把表层的故事情节梳理通:一男一女赤身持刀相对,周围的“看客”赶来“赏鉴”他们,为了向这群看客复仇,这对男女以毫无动作相持下去,最终,看客因无聊而散去,这对男女为了表达复仇的决心和彻底性而僵持到干枯,也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篇课文的重点问题是究竟谁是复仇者,在向谁复仇,为什么复仇?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学生就能了解鲁迅通过复仇的主题直指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目的。两篇文章的思想及风格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前期对兄弟俩身世的比较介绍,就很难理解他们文章的差异性。 二、时代背景的必要性 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则记录了中国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波澜起伏,是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历史。当代大学生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所以很难理解文学作品的真意,而且极有可能会误读作品。以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为例,这篇散文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青生活为写作背景,而更大的时代背景则是其时的。那是一个混乱荒唐的年代,政治运动是生活的主题,政治高于一切,人们思想单调,精神世界极度压抑,作家身历其中,深深感到了这种悲哀,所以,若干年后,他用回忆的方式,用寓言体的表述将自己的思考写了出来,其中有对人的命运被政治控制的那种无奈悲凉感,有对那段罪恶岁月的批判,有对沉默的大多数的谴责。如果学生不了解这段历史,可能仅会被其标新立异的题目吸引,也可能还会觉得作者行文幽默风趣,但对文字背后蕴藏的深意却很难领悟。所以授课教师应该把这段知青历史简述一下,还可以给学生介绍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作为拓展学习的内容,比如叶辛的知青系列小说《蹉跎岁月》《孽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等。其实,包括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也多次提及岁月,所以,这段历史是不能够被忽略与遮蔽的,教师应该尽可能还原历史,让90后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 三、独特深刻的思想价值 文学经典是后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具有独特而深刻思想价值的文章,授课教师在讲课时应以剖析思想为重点,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听,让其感受到大师的思想魅力。以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为例,这篇文章集中表述了蔡元培先生办大学的理念,办月刊的缘由与必要性。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由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到现代一流大学的转型是离不开蔡元培先生的。从这篇文章发表到现在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蔡元培先生的现代大学理念在今天的大学教育中有没有实现呢?教师可以就此话题预设如下问题:1.你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2.你对现在所上的大学满意吗?3.你认为大学之“大”应该指什么?4.最近十多年,中国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升格运动,专科升本科为学院,学院升大学,大学之间强强合并,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在学生思考并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正确的引导,然后再让学生回到课文,了解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了解“学术”的意义,了解通识和通才教育的意义。这样讲下来,学生肯定收获不小。 四、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 教材中所选择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共有二十多篇,按大学语文教研室的要求,必讲的篇目只有9篇。授课教师首先应熟悉这9位作家的艺术风格,这样分析课文的时候才可能得心应手。以张爱玲的《天才梦》为例,这篇文章以客观的叙述方式讲述了天才型作家的成长经历,其语言是简洁的,态度是高冷的,感情是复杂的,有天才的自信,更有性格乖僻带来的痛苦,由此文可以大略感受到张爱玲行文处世的风格。林语堂的《秋天的况味》体现了他典型的小品文写作特点,其叙述方式是娓语式的,感情是幽默的,给人与老友对坐话家常的感觉。王蒙的演讲稿《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体现了睿智、幽默的学者风度,文章旁征博引,信手拈来,足见作家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思想。罗大佑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也选入教材诗歌部分,教师在讲解的时候可以强调罗大佑在流行歌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重点应把罗大佑歌曲中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对古典文明的留恋讲出来。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罗大佑两种风格的代表歌曲播放给学生听,同时也可以梳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简史,让学生对这一领域有更全面的把握。 五、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 教材中所选的篇目虽然经典,但是和当今社会有距离,如果教师讲授不好,会让学生有脱节之感。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过程中必须把课文和现实密切衔接起来。如王蒙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一文有助于学生认识语言的重要性,对提高演讲能力也有帮助,教师在课后可以布置相关作业加强练习。周作人的《我学国文的经验》可以切实指导学生提高写作能力,教师可以据此指导学生通过有效阅读与写作学好语文。在讲解鲁迅的《复仇》时,可以联系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看客心态,比如老人摔倒扶不扶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近十年来,笔者主要围绕以上几方面来讲授大学语文课程,从学生听课时的反应、课后讨论及期终网上的教学评价来看,学生对这种教学理念是比较满意的。总之,教材中的课文如果能够真正进入学生心灵,激发学生思考,进而影响他们的现实人生,甚或转化成精神食粮让他们受用终生,那么,大学语文课程的目的就达到了。 作者:韩文霞 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探讨 近年来,我国大学语文改革旨在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语文观念,大学语文改革是高校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改革不仅增添了大学语文的时代感染力,蕴含丰富的启发性,并且能够有效调动当代大学生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发现问题、探求问题的问题意识和批判精神,推行大学语文专题教学,实行专题教学模式正是此次改革中的一次全新尝试。专题教学以人文专题为核心,从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性的热点问题入手,将具有人文精神的经典范文归纳整合为不同的教学专题,进行专题式教学和探讨,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开放的思维空间,符合大学生的认知心理特点和人格塑造规律。 一、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的内涵 大学语文作为高校的一门基础公共性课程,在高校已经开设多年。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已经探索出多种教学模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模式有传统的文体分类教学模式,以文学史为主线的教学模式,经典范文选讲的教学模式等。随着高校课程改革的推进,当前教育工作者开始尝试以专题教学为主的教学模式,该种模式以弘扬学生的人文精神,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为主要目的,此种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谓专题教学模式是指在规定的授课时数内,以人文精神为主线,重点选讲中外文学史上有教育价值的作家及其作品,内容涉及作家的生平经历、人生信仰、思想品格、主要作品及成就等。该种教学模式旨在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感受他们的人格魅力,认识社会,思考人生,提高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产生背景 1.符合健全学生人格,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 爱因斯坦在《论教育》曾说:“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大学应该将培养和发展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放在首位,假如一个人掌握了他所学知识的所有内容,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独立思考和工作,这样的青年是社会所需要的,能够在社会中独立承担责任。在现代信息爆炸的社会,单纯依靠知识学习是不够的,面对海量信息和有限的生命,仅学习专业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可将学生变为学习的机器,但在人格和精神品质上却是残疾的,这样的人无法适应现代生活的迅速变化,不是一个和谐健全的人。全面素质教育的实施提倡培养身心全面发展和谐的现代人才,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教会学生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教会学生怎样学习,这是新时期素质教育的主题。 2.符合以学生为本,从学生兴趣入手的教育理念的要求。 大学语文不同于中学语文,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以往以字、词、句为主的教学方法,大学语文不拘泥于作品的字、词、句分析,作品的字、号等烦琐的基础知识已不再是教学的重点,教学主要是从名家作品的大处入手,站在较高层次品读欣赏作品,通过作品来反思现实,思考人生和社会。教学以课本为基础,但不囿于课本,学生遨游在文学世界中接触大量信息,在学习品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心灵境界,受到文学的熏陶,增加人文修养。实践研究表明,以专题为主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熏陶中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通过作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自强不息的人生意志和人格魅力,能够使他们产生爱国,爱民,爱自然,爱社会,爱生活的情感体验,这些名家名篇就像春雨一样孕育着青年学子的高尚人格。 3.符合高校学生的心智发展和认知规律。 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与其他课程,例如思想政治课程的专题教学不同,大学语文通过对名家名篇的作品进行分析和学习,能够让学生在欣赏品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了解做人应该具备的品质。高校教育对象是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这一时期的青年在心智上已经成熟,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拥有强烈的自我个性,在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方面已经基本定型。面对心智成熟的青年学生,仅仅接受单纯的知识教育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的,他们更多的在思考社会、思考人身。在这一关键时期,通过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熏陶,使他们感受古今中外优秀人物的人格魅力,接受富有人文精神的文化熏陶,无疑会对他们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 三、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可取之处 1.以人为本。 课程专题教学改变了传统工具性课程的目标,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提倡人文精神的弘扬和培养,将提升新时期大学生的人文素养作为教学的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新时期大学生在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拥有开放的心态和鲜明的个性。因此,大学语文的课程专题教学表现出多元思维的开放型和灵活性,在教学课文选择方面打破了原有课程纯文学性的框架局限,更多选用富有当代人文科学和现代审美性质的名家名段,兼具时代气息和审美性,在专题呈现上不分国别和时代,这极大地调动了大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了当代大学生积极学习语文,增加人文修养的热情。 2.富有人文精神。 在价值观多元的时代,面对社会转型期的复杂问题,当代大学生在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有一定的缺失和错位,此种缺失和错位一定程度上与社会人文关怀意识淡薄和人文精神失落有关,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难题。大学语文的专题选择是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文化等方面的话题,注重以高尚的人文精神引领大学生分析和反思自身的现实生活以及社会问题,这有助于当代大学生以平和宁静之心面对生活,锻炼学生的价值伦理观念,提升人格素质修养。 3.注重问题解决与合作精神。 课程专题教学始终坚持学生主体原则,旨在以多种开放灵活的问题激发学生的问题解决意识,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学生善于发现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拥有敏感的问题意识。专题教学主要以当前热点话题作为引导,选用多元化的范文,将热点问题以开放形式呈现给学生,留给学生较多的思考空间和时间。大学语文是全校性的公共基础课程,通常情况下采用大班教学的模式,但在大班教学中可以灵活地将学生自由分组,使学生自由组合成不同小组,然后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专题课程的讨论,为学生搭建参与探索学习的平台,集思广益,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兼顾不同学生的兴趣和能力。最后,在每个专题教学结束后,通过课堂演讲的形式进行学习成果汇报总结,并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课程学习报告,或是采用手绘手抄报的形式进行课程反思和总结。 四、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专题教学模式的思考 教学模式改革是教育改革中的重点,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的教学模式出现以后,在实践过程中要不断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改进,从而使新的教学模式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对课程专题教学模式来说,也要在后期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其教学价值,注意实施运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1.注意促进文本细读和文化讲析之间的有机融合。 “语文”一词既是语言性的文本工具,同时也是人文性的文化文本,二者之间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具有不可分割性。在进行专题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语言文本细读与文化讲析之间的融合,要做到二者的平衡,不能忽视任何一方。大学语文课程内容广泛,涉及历史、人文、艺术、科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不管是何种学科,对文本的理解都要建立在篇目赏析的基础上,使学生在篇目赏析中感受我国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体验自然世界、人类精神是结合宇宙的内在情感美,掌握丰富的精神文化资产。这才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真正目的。 2.注意处理好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关系。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大学校园中的学生已经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思辨能力,主体性的要求更加突出。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意挖掘学生潜在的学习能力,调动起学习激情,充分发挥其自身的主体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这在课程教学中是极为重要的。探究式学习主要以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程学习为主,使学生自觉参与到学习内容的构建、分析、理解和思考过程中,旨在发展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合作学习能力。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是让学生从无知到有知实现认知提高的传输者角色,但是现代教育理念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学不再是简单的重复和移植,更多的是知识的自我构建和生产。因此,教师要扮演的角色是知识的引领者,引领学生关注知识的前沿,教会他们学习的有效方法,锻炼他们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也是探究式学习模式的精华和目的所在。 3.注意在考核评价体系上做相应改革和完善。 专题式教学模式不再适用传统考核评价体系,教师在实践中应该注重探索新的教学评价体系。例如,语文教学注重提升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语文综合素质,因此,考核评价中就要将知识与能力的考查放置在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语文综合素质的前提下,知识不再是考核的唯一标准,学生能力的发挥以及综合人文精神的提升是考核评价的重要的指标。大学语文专题教学的实施使人开始关注课程中的人文意义,学者就人文性展开了广泛深刻的讨论,大学语文不能仅仅强调其工具性的方面,更多的要注重人文启蒙,挖掘其中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人文性应当成为大学语文关注的重点。专题教学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探索和批判精神,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的模式,形成了课堂教学的认知互动,符合新型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未来语文教育的需要。 作者:唐敏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知识拓展运用 一、提升教师素质 增强修养品位“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良好的素质,才能让学生发自内心地佩服。大学语文教师如果自身没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其人格魅力就不足以感染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从知识中而来,有道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当教师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功底时,其灵气与魅力就会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当今时代,文化的多元化让文学精华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的素质,重点是大学语文教师要能与时俱进,只有教师坚守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教学走在时尚前沿,才能将语文的魅力展现出来。如何提升大学语文教师素质:第一,高校教师交流。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教学特色,高校之间的教师进行交流,可以促进高校之间的教学交流,为高校教师的语文教学提供新思路,在交流中互谈自己在教学思想和实践体会,思想的碰撞能产生激烈的火花,实践的交流则可推动教学的创新。第二,推荐优秀书籍。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教师应避开世俗,潜下心来,认真地读一些好书籍,对于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教师们可以将自己认为比较好的书籍相互推荐,在大学中举办“书林大会”,介绍一些好书籍的摘要,推荐给学生,活跃学校学习气氛,创设读好书籍氛围。 二、合理教考分离 营造轻松气氛所谓合理教考分离,是指把教学和考试合理地分开,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有考试负担。大学语文课程的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完善学生的人格、改善学生的思维品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是让学生仅仅学习书本上的简单文学知识。教师只有认识到教授大学语文的真正内涵,才能更好地做到教考分离,为学生营造轻松的学习气氛。合理地进行教考分离,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第一,考试融入教学。很多学校对于期末考试十分重视,学生为考试往往是在短时间内突击,考得一个好分数。这种方式不利于学生的日常学习,如果能够将考试融入日常教学,就能够避免学生考试临时突击,使学生平时按部就班地学习。例如教师可以每星期让学生写一篇文章的读后感,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或者经常举办演讲,练习学生的即时表达能力。日常的这些都可以算作考试部分成绩,让学生重视日常语文教学。第二,丰富教学手段。大学语文课堂本就应该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天堂,不应拘泥于教学的形式,丰富语文课堂教学手段,可以极大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将辩论融入教学中,让学生自由开放地辩论交流,培养学生的辩论观点和辩证思想。 三、开阔学生眼界 拓展知识应用大学语文给学生贯彻的是一种思想,一种大的人生价值观,学学语文除了学习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让作品里的精神感染学生,使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看得清,走得远,做得好。下面具体介绍将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方法:第一,户外实践教学。户外实践教学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户外实践教学可以让学生在户外中体验到课堂教学中不能给予的感觉。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一起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欣赏自然的美景,感受古人面对美景有感而发的情怀,克服爬山过程中的困难,体验到达山顶的快乐,领悟“一览众山小”的哲理。这种在实际环境中得到的切身感受,本身就是对知识应用的一种拓展。第二,传承创新并举。大学语文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通过学习这门课,传承了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学。但是传承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承,在传承中还需要创新,在传统文学中找到创新灵感,是一种较好的知识应用拓展。例如学生参加一些设计大赛,设计一些代表性的logo,logo需要简洁而富有意义,这种设计的深厚底蕴能充分体现学生对传统文学的理解与创新。第三,缓解精神压力。物质生活越丰富,人们的精神压力就越大,精神压力使得当今一些大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处于一种低迷状态。大学语文具有人文关怀的精神,理应对学生的精神生活给予关注,通过语文教学开阔学生眼界,缓解学生压力,给予学生动力。以上介绍的方法还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性,希望学校、老师和学生充分认识到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共同努力,探索出更多提升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的新方法,开创出更多大学语文知识拓展运用的新途径。 作者:王祖光 单位:公安边防部队广州指挥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艺术设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改革 一、明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 大学语文课程是集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综合性于一体的课程。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学常识,具备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教师引导学生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提升文化品位。第二,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审美能力。大学语文课程目标的设置要突出美育功能,以教材中的“美文”为载体,引导学生阅读欣赏,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感受文学作品表达的美好情感,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第三,提高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通过课程的学习,学生能独立完成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写作任务,会运用口语表达的技巧与人沟通。从写作和口语表达两方面提高学生语言和文字的应用水平。 二、构建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艺术设计专业的大学语文应该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针对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特点,从教学实际出发,教材内容整合为“文学欣赏模块”、“应用写作模块”、“口语表达模块”三个主题模块,构建起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体系。每个模块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每个模块的教学均有目的、有内容、有步骤、有要求。 1.文学欣赏模块 文学欣赏模块以经典文学作品为载体,引导学生感受、领悟文学和汉语言的魅力,加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此模块还注重提高学生阅读、鉴赏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能力,为学生专业课的学习奠定阅读、理解、分析和写作能力的基础。 2.应用写作模块 应用写作模块以工作过程为导向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教师将学生日常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常用的应用文设计成四个项目:日常生活工作事务、求职应聘、产品营销策划、科研。围绕这四个项目设计工作情境,课上通过任务演练的方式,帮助学生掌握各类常用的应用文写作知识,提高学生的写作素养,为学生学好专业课和将来进入社会从事实际工作奠定基础。 3.口语表达模块 此模块遵循由易到难的阶梯性原则,从基础口语交际技能(朗读、演讲)、日常口语交际技能(介绍、倾听)、职业口语交际技能(求职应聘)三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训练,让学生掌握口头表达技巧,增强学生当众讲话的胆量,培养学生口语表达、沟通与交际等通用能力。此模块与其他两个模块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通过对课程内容的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成为提高艺术设计专业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介质、传承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成为培养学生职业综合能力的重要平台。 三、针对学生的专业特点,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形象思维较强,想象力较丰富。针对此特点,可采用以下教学方法: 1.任务驱动法 在应用文写作模块教学中,我们尝试建构任务型应用文写作模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课上教师把学生在校园、生活和职业中涉及到的写作知识和技能,转变为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学习任务,以具体的实践任务牵引教学。在任务的驱动下,学生阅读写作案例,教师布置讨论任务,然后通过分组讨论咨询、教师提示、任务演练、组内相互评价、教师总结评价、学生检查誊写等师生互动的方式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教学目标的落实。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锻炼了写作能力,提高了学习的自主性。 2.情境教学法 为了达到教学目的,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创设合适的场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起学生情感共鸣。例如,在讲授诗歌《蒹葭》时,教师配上古乐示范朗读,然后指导学生诵读,让学生在反复的诵读中感受诗歌的音乐美,欣赏诗歌的意境美,领会诗歌的感情美,接受艺术熏染。教师借助多媒体演示与诗歌意境相符的图片,再现情境,引导学生抓住其中的意象,展开想象,细细品味,在情与景的关系中体会诗歌的意境美。教师还可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专长,尝试为诗歌配画,练习配乐朗诵,进行诗歌改写,制作诗歌欣赏影片。这样不仅能锻炼学生的专业创作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 3.实践演练法 在教学中,教师针对学生所学专业特点开展训练,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的校园生活对接,向专业延伸,为学生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根据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安排,教师可开展“介绍我的作品”、“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求职应聘会”、“产品推介会”、“校园(班级)活动策划”“、专业课学习经验交流会”等活动。通过这些实践演练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锻炼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使学生适应未来职业岗位的需要。 四、采取合理的课程评价方式课程 考试评价的目的是促进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如果采用传统以一考定乾坤的考核评价方法,很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学生学习的水平、能力和态度。艺术设计专业大学语文课程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目的在于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强化竞争意识。终结性评价取消了以往闭卷考试的形式,考核内容包括理论考核、阅读能力考核和应用文写作能力考核。通过考核检验学生的学习是否达到了大学语文课程的目标。这种考核方式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能够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学生课程学习的效果。总之,艺术设计类高职有其自身的特点,教师在教学中要以学生为本,分析总结出适合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大学语文教学内容,探索良好的教学方法,以增强教学效果,更好地发挥语文学科的作用,帮助学生成长为高素质的艺术专业人才。 作者:张宏武杨丽彬单位: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传统文化论文 一、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定位“大学语文” “大学语文”始于1938年的“大一国文”,作为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建国初期,1952年院系调整后取消。1979年,在匡亚明、苏步青等先生的倡导下,高等学校重开“大学语文”,继而成为国内各高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课,迄今已逾30年。然而,由于对教学目标、课程定位等的认识存在太多的差异,使得大学语文在高校基础课程体系中处境尴尬。2004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连续刊发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文章,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讨论,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注重大学语文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2006年颁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强调:“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3月,教育部高教司转发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明确指出:“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普通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由于国家法规性文件的硬性规定,大学语文被国家重视并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至此,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基本上已无争论。然而,关于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问题,却一直歧见颇多、持论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1)人文论:培养人文素质;(2)文学论:提高文学鉴赏能力;(3)文化论:提升文化综合素质;(4)工具论:强化听说读写技能;(5)综合论:人文性(道)与工具性(器)融合。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大学语文”呢?2004年10月,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届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成为会议的主要议题。会上提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应该定位于“高校素质教育”范畴,落实在人文素质教育层面。具体内容包括:“第一,仁爱精神: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道、仁爱的以人为本的精神;第二,国家民族意识的培养:现代国家、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是其内涵之一;第三,以道德为标准的主体人格精神:中国儒、释、道自古重视主体人格精神;第四,中庸为贵的和谐精神:中和即中庸,即同和;过犹不及的精神;执两用中的精神;第五,自爱自重自省自悟的自利精神。”按此界定,显然极大提升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地位,使之与注重吸储知识和训练能力的一般性通识课区别开来,表明了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大学语文”的独有特质,应在高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这一界定也与《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来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规定性内容基本相符。 换言之,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标准来定位“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也符合“大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课程的实际属性。“大学语文”应该是综合性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人文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基本精神,一直内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中,成为我们创造新文化、新历史的动力和基础。在当今“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将以怎样的姿态参与世界合作与竞争,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所以,对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文学艺术、科技工艺、哲学宗教、伦理规范等丰厚遗产,如何继承和创新使之进一步光大辉煌,应该是我们的立国之基和立人之本。这是一项关乎国家民族发展强大的根本性任务,高校责无旁贷。基于此,在大学语文课程中渗透和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就具有了极大的可行性。在大学生已经基本具备独立的分析和思考能力的前提下,与“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大学语文”是以具体的母语文本阅读为主要学习形式。这就使得大学生可以通过有关中国哲学、历史、艺术、文学、宗教、民俗等作品篇章的阅读,来具体形象地感受和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作品篇章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载体,也是形象载体,教师的讲授与学生的自主学习相结合,学生便可以由感性到理性、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与博大,领悟其精髓。由于这个特点,“大学语文”便成为“中国文化概论”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置性课程。也可以说,以具体作品篇章讲授为主要教学形式的“大学语文”,与宏观性把握的“中国文化概论”和断面性讲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一起,阶梯式地构成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课程群,其中,“大学语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在“大学语文”课程建设中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按照的讲话精神和教育部《纲要》的明确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高校相关课程体系中势在必行,“大学语文”尤其要担当重任。但实际情况却是,“大学语文”逐渐被边缘化,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某种权威地位,也没有外语课程的强势现实需求,处境越来越尴尬。若要改变这种不利现状,就须牢固坚定地确立“大学语文”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中华民族精神的课程定位;同时,也要解决好课程自身建设层面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母语教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机构成“大学语文”的本质属性是母语高等教育课程,应该成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各级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者、大学教师等的共有理念。语言影响思想,语言就是思想本身。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文化深层编码,都蕴涵在母语中。母语是构成民族文化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母语里有文化的故乡,母语就是祖国,母语承载着民族凝聚力。保护母语,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安全的首选要件。换言之,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独特、最具生命力的语言系统之一,是中华民族身份的首要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直接载体。著名诗人余光中曾说:“当你的情人已改名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这句话的理论内涵是在表明:母语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符码。因此,在我国当下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中,怎样强调母语教育都不过分。而“大学语文”,就是高校完善汉语母语教育的最佳课程平台。汉语作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象形文字,是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语言。从母语教育的角度看,汉语的形意特点使之具有工具性、文化性和审美性等多重属性。其中,文化性是衔接工具性与审美性的桥梁和纽带。汉语“说”与“写”的表情达意功能要得到完美发挥,必须借助文化蕴涵来融通工具与审美的语用效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认定一个人“有文化”或“没文化”,主要依据是他的说(口语表达)和写(书面表达),意即所谓“汉语能力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强化大学语文课程的母语教育性质与学习效能,是提升中华民族母语水平、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扬民族精神、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二)“大学语文”学科化有利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国教育报》评选的2013年度中国高等教育10大热点问题中,大学语文的问题位列第8,几十年来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争论仍在持续。同时,大学语文课程的边缘化现状也仍然是醒目的存在。之所以被“边缘”,除了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外语课和其他技能通识课的现实功利性之外,还有课程自身学科归属性的原因。根据《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大学语文”属于教育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和“大学体育”等课程同类。也就是说,与专业性的中文课程不同,“大学语文”在学科归属上已经被“边缘化”。这也成为大学语文课程定位模糊的主因。事实上,早在1986年,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呼吁大学语文应成为独立的学科。目前,“大学语文”学科化的条件已经成熟。首先,根据的讲话精神及国务院、教育部颁布的各项包括《纲要》在内的法规性文件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密切相关,这是其他公共课没有的课程优势。其次,母语高等教育是高校各个专业课程教育的基础,提升母语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迫在眉睫,这是高校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再次,自193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规定开设“大一国文”以来,迄今已近80年,“大学语文”可谓历史悠久。虽然建国后一度停开,但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构架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最后,大学语文课程已具备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和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是课程自身发展的内在基础。如果能如“汉语国际教育”那样成为独立的学科,“大学语文”的教学地位就能获得法理上的保证,其独有的课程功能就可以得到全面发挥,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也更为便利和顺畅。自然,关于大学语文课程的所有争议与无奈,也会随之消失。 (三)大学语文教师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导者和引领者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大学语文”,在教学理念、知识储备、教学能力和方法等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师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主导群体,“大学语文”的师资队伍建设是落实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目标的重要环节。大学语文教师要具备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和传播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知识结构上,大语教师一要有良好的母语运用能力,听说读写的水平较高;二要有基本的专业背景,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的某一方向有所长;三要专业基础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有辩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理论判断和分析能力。如近年来,某些学校包括高校教师让学生穿“汉服”,对孔子像行跪拜礼的行为,实际上是在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形式化、简单化和粗鄙化。“汉服”与“汉朝之服”都分不清楚,既蒙蔽了学生也降低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应有水准。在教学能力和方法上,大学语文教师首先要成为本课程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者,以研究促教学,会有力地提高教学的水平和层次。其次,教师不搞一言堂,既不能故弄玄虚,也要避免肤浅单调。应以互动式教学为主。以教材为依托,可以设计文化专题研讨,也可组织经典文本讨论,引导学生联系现实问题进行思考,激发和培养学生自主研读、探究的兴趣与能力。同时,也要借助新媒体技术使教学手段丰富和多元。再次,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制订以撰写研究论文、读书报告、调研报告等为主要形式的多元化考核原则。当然,各个层次的高校因课程目标的具体差异,会在教学方法的运用上有所取舍,但无论怎样,都不能背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宗旨。第四,大学语文教材是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导向性资源平台。 1979年至今,已经出版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近2000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中玉主编本、王步高主编本、夏中义主编本、温儒敏主编本和陈洪主编本。这5种教材从内容到体例都各具特色,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完善和创新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到教材中,还须在既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更新教材编写的理念、内容和体例。在教材的编写理念上,要明确大学语文绝不是中、小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里的内容延续,也不是文学专业知识对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普及化,更不是单纯的工具性技能的补偿和提升,而是对基于母语教育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固本强基的系统工程。在教材的内容选择上,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串连起不同时代、不同人文领域的经典文本;也要精选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性文化典籍。在此,世界性是对传统经典性的对照和融通,能够促进学生由“学”到“思”、由“思”到“智”,以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在教材的体例设计上,宜采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经,以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民俗等学科模块为纬———经纬纵横的单元式体例,既利于显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导向性,也体现开放性和系统性的教学资源格局。 总之,以《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契机,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理应有新理念、新定位、新气象。在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大学语文”任重而道远。 作者:郭海军张旭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肇庆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功能研究 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义 (一)大学语文课程具有工具性 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有学者提出,除了基础性以外还要强调其工具性。笔者认为这与基础性一样,根本不属于大学语文的性质范畴。语文的工具性主要体现在说和写两个方面,一个学生身体健康但不能正常的说话和写作一般不会进入高校学习,因为高考具有一定的考查意义。当然不排除有表达和写作障碍的学生,但这只是极少部分,至于表达不好和写作不好的学生不能统统交给大学语文解决,也很难解决。笔者认为,语文的工具性功能应在中学时期完成,在中学进入大学的选拔性考试中,应着力考查学生其语文工具性的掌握情况。到了大学,如果开设一门课程教学生如何写请假条、如何正常说话,这样的大学课堂简直难以想象。 (二)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人文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人文性。这是学者普遍认可的观点。人文可以看作是人类文化的简称,而人类文化恰是具有普遍意义和普世价值的。所以大学语文课程发挥其人文功能是再合适不过了。大学语文的人文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人格的完善。人区别于禽兽的根本在于人有人性,兽有兽性。人性的完整即是人格的完善,从古代先哲到现今才子,无数英雄、诗人和学者等为后人的人格完善提供了宝贵的活生生的原材料。关注人,关注人格,这是人文性的首要体现。二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洗礼。作为中国人,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不仅可以通过大学语文学习,还可以从历史等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但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的侧重点不同。大学语文重在洗礼。从一篇篇可歌可泣的诗句中沐浴民族精神,从字字珠玑的散文中重温古典文明,这是一种体悟,更多的是让学生依靠文字进行充分的想象,语言之美这是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 (三)大学语文课程具有生活性 大学语文课程应具有生活性,这是笔者的观点。生活的定义在各时期有所差异,《孟子》:“民非水火不生活。”这是将生活定义为生存;杨万里《春晓》诗:“一年生活是三春,二月春光尽十分。”这是指美好的时光;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我想下去再多经验些群众斗争,来补我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够。”这是指为了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经验。笔者认为生活应该定义为美好的时光,大学语文课程必须要有促使学生追求、喜爱生活的属性。首先,大学语文不是教学生不食人间烟火,不尝世间百味,而是真正在生活中感受美,真正享受美好的生活,即使是苦难,也许也是另一种美好。其次,人文性的最好载体就是生活,人文素养的提高不是空谈,要在生活中实际联系,没有了生活,不理解大学语文课程的生活性,就很难将人文性的功能发挥出来。如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忧国忧民的思想,如果不在生活中体验,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见到课文才想起其人、才想起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效果违背了大学语文教育的初衷。 二、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1978年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二位教授的极力推动下,大学语文课程在全国大学悄然兴起。二位教授在谈到大学语文的功能时,提出了四点要求:(1)提升大学生汉语水平和应用能力;(2)传承传统文化精髓;(3)提升精神文明;(4)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今天我们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再来关注这四点要求,有些当然要继续坚持,而有些不得不说真的需要进一步与时俱进 (一)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常言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可细细想来,何谓中华文化?贾莹在硕士论文《大学语文课程定位和目标研究》中也谈到大学语文课程要起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但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有值得流传千古的真理,也有荼毒生灵的毒药。如果一味传承中华文化,试问,毒药也要传吗?所以首先要对中华文化有所警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儒、释、道三家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三根擎天柱。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浩然正气,安邦定国,民族精神,中国优秀文化。佛家,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红尘看破,万元放下,成佛作祖,中国优秀文化。道家,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和而不同,中庸为道,辩证统一,中国优秀文化。笔者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变不离其三宗。一方面,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民族世代繁衍、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影响下,学习这三家的优秀文化对当今社会和现代人也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功利风气在大学也十分盛行,学生学学语文课程中的中华优秀文化,可以起到排毒驱风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对美的欣赏和追求能力美,存在于任何时间和空间内;美,任何人都可以简单说上几句。但事实上美是一门学问,在大学里有专门的美学课程,有专门的美学教育,简称美育。关于大学语文课程中的美有很多,如语言的美,思想的美,精神的美等。但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领悟到这些美,文学史没有了解,情感上的不认同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学生对美的欣赏。刘汉波主编的大学语文课本中收录了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边城》片段,湘西唯美的自然景色和安静恬淡的人文情怀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认为,这些美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但欣赏美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表面,上世纪30年代已经距离白话文运动十几年时间,十几年间,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白话文的水平也越来越高,沈从文的《边城》可以看作是白话文写作的一个高峰。如果通过大学语文培养学生对白话文美的欣赏,也许我们大学生在平时的日常交流中就不会出现骂人、说脏字的情况,因为白话文很美。白话文美的理解难度相较于文言文来说,可能稍微简单一点,但要有这种意识。文言文之美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苏轼、李清照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等。但语言上的美只是大学语文想让大家欣赏的较低层次的美;较高层次的美莫过于思想之美、精神之美。无论是精忠报国的豪情,还是你侬我侬的柔情,都是思想之美,懂了其美,再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追求其美,不能不说是人生一大乐事。面对国仇家恨,山河破碎,表面上看,应该无美了,但实际上美在其中,无数仁人志士屹立在凋零的山河岁月中,壮士满腔热血,拯救家国,不愿做亡国奴,不美吗?如果大家都能追求这种美,若十年后,百年后,此种场景亲临,我们也像先辈一样,吃胡肉,饮匈血,美在自己。 (三)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积极生活的态度 笔者之前提到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有生活性,在对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上,依然强调其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能力。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无论是哪种观点和看法,都不能阻碍人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在世界上热爱生活、更好生活的自由。生活,一般意义上指生物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大学语文中的人物热爱生活、懂得生活,也许会对大学生或者对大学生群体中的某一个人都影响,促使他积极面对生活;大学语文中的人物在生活中以苦作乐,这更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激励和暗示。榜样的力量往往是强大的,且不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就是司马迁遭受奇耻大辱后毅然完成巨制《史记》难道不值得大学生反思吗?热爱生活、更好生活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态度。我们的社会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学校也在强调以学生为本,笔者认为,学生掌握未来生存发展的技能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学习如何热爱生活、积极生活。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偏重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审美和生活,这是未来大学语文课程功能发展的方向,没有赘述其功能的工具性是笔者认为这种功能应在中学阶段就该完成,不应在大学课程进行补充。 作者:孔苏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现状探析 一、大学语文教材五花八门,讲授水平、讲授方法都有不足 1.美国心理学家布卢姆曾说:“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兴趣“教材编纂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状态。我国各个朝代、各个时期,好的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从中挑选出一批符合教学标准,适合学生口味的作品并不困难。但大部分教材重古轻今,选文绝大部分集中在古代文学部分,现当代所占比重较低。考虑到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和审美倾向,应调整“古”、“今”文学各自的比重。同时,由于备选文章有许多都已脍炙人口,导致编者为了回避中学阶段学习过的篇目而另择他文,使得一些不是太适宜的篇目入选教材。所以,选择文章时,要严格把关,力推精品,观点要严谨。对于为大家烂熟的选文,通过寻找新的切入点,同样能够讲出新意。切忌泛泛而谈,流于肤浅;也不要故弄玄虚,而要通过深入剖析,在解读高度上进行提高,才能够讲出新的特色。 2.目前,高校普遍采取自编教材的方式编纂大学语文课本好处是充分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较为方便。但各高校中文专业的水准不甚相同,学术体系互有千秋。你专工魏晋,我独尊唐宋,从一开始,教材的选篇就已经打上了各自的烙印。须知,大学语文不单是展示自身学术价值的阵地,其首要任务是要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利用选文弘扬中华民族之真精神,提高学生的人生观、审美观等价值是其最终目的。因此,在教材编写方面要求编者们时刻牢记,大学语文这门课程是大学高级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的起点,它绝不同于中文专业的教材,应更易普及,更易推广,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执著精神和超越意识应予特别关注。有基于此,编写大学语文教材应首先考虑到:“对大学生性情的涵泳作用,应有助于大学生性情和人格的塑造。应有助于高雅审美趣味的陶冶和审美能力的形成。” 3.高校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理念落后、教学手段单一的问题由于大学语文在一些高校倍受冷落,导致老师不愿讲,学生不愿听。因此许多院校在授课教师的安排上,也不愿将最优秀的一部分师资投放到这门课程上。就任课教师而言,因为不被重视,因此,在讲授方面往往是照本宣科,好像是继续在为中学补课;要么就是图省事,把给中文系学生的讲义全盘照搬,不顾及听课对象的接受情况。这都进一步导致了课程质量和课程魅力的下滑。因此应选择知识结构宽泛,讲课特色鲜明,比较有感染力的教师担任授课。讲授过程中,应善于深入浅出,突出时代感,让学生真正感到高中到大学的一种飞跃。此外,在教学中应对以下几个方面多加关注:第一,教师的讲授应与学生讨论有机结合。教学中力争改变教师一个人满堂灌,唱独角戏的局面,鼓励、引导学生参与教学,通过讨论,使学生被动地接受变为主动地探索。可以尝试在课堂上多组织专题讨论,也可鼓励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随时发言,对教师提出的每个问题及观点进行提问、质疑、反驳。第二,采用多媒体教学及网络教学的方式。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教学内容,应借助多媒体手段,制作各种教学课件。同时可以利用网络,成立网络课堂,同学们在网络上既可搜索各类参考文献、补充资料,还能在网上进行讨论,发表意见。这样不仅能及时更新和丰富教学内容,还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第三,课堂讲授与课外自学结合。课堂时间毕竟有限,我们应要求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进一步阅读文学原典,提交读书心得等。教师根据学生反馈的信息,及时进行沟通交流,根据学生要求和意见,对讲授内容和形式做出相应调整。课程结束时,最好让学生写出对课程的建议。 二、重视“大学语文”课程,多管齐下,搞好课程建设 通过大学语文这扇窗,我们可以由小见大,从文本的知识跨越到文化历史的精神之中,吸取到更宝贵的精神营养。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做一门公共课,教育主管部门应提高对它的重视程度。要想更好地提升大学语文的魅力,不能仅凭高校一己之力,我们“应大力纠正中小学中的‘唯智教育’和‘唯理教育’倾向,大力加强学生的母语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作为一线的教师,应该具有奉献精神,在已有的教学基础上,继续深入调查和研究,精心组织这门课,确保其质量和魅力。让大学语文对培养自觉学习、自觉鉴赏、自觉体验、自觉奉行的有修养的中国人,发挥最大的作用。 作者:王晓非单位:河北工艺美术学校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教学 一、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提倡素质教育大的前提下,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生中仍然是存在着重视自然科学轻视人文社科类课程,重视专业学习轻视思想道德修养的倾向。这样的问题不得不引起关注。首先,在理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被边缘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每个人都是从义务教育阶段走过来,通过努力地学习才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那么在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是作为一门主要的学科开设的,学生要想考上好一些的学校离不开对语文的学习。所以,在当时来看这样一门关系到个人发展的学科得到了教育部门、教师以及学生和学生家长的重视。可是,到了大学以后,虽然有一些高校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但由于受到高等教育专业化的影响,大学语文课程往往被逐渐的边缘化,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特别是理工科院校为了培养专业性更强的人才,往往忽视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了大学语文在对大学生素质全面培养上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面对此种情况,大学语文在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比较尴尬的局面。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于外语教学越来越重视,而忽视了汉语的学习与提升,造成了“母语放逐”的现象,引起一些著名学者的重视与呼吁。特别是在理工科院校中,大学语文与“两课”、英语一样属于公共基础课,但在课时的安排,受重视的程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大学语文在国家课程设置的要求最初是108学时,后来逐渐的缩短为36学时,再后来一些学校根据自身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把大学语文课缩短为24学时。只有短短的20几个学时的来提高理工科院校学生的人文素质确实很难,教学过程中只能是蜻蜓点水。理工科院校的学生在进入大学前,我国的应试教育阶段更多注重的是语文的工具性,很多知识需要死记硬背,这种强化式的教学方式也会使学生对语文会产生厌倦的心理状态,进入大学后,他们更多的学习兴趣在于专心学习专业知识。这些都是引起里工科院校大学语文课程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再次,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不能够满足学生的需要,无法打开理工科大学生的视野。目前,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授课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整个一个学期结束,大概讲解20左右篇的文章,教学的内容文学性很强,没有突出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思维接受特点,教学方法单一老化。很难实现大学语文对于提高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从事专业课的教师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高,还有人们头脑中的功利主义思想泛滥,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被认为是博而不精,会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同时,有些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队伍也存在不稳定因素,教师的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年轻教师缺少教学经验难以驾驭大学语文课堂,有经验、有水平的教师又不安于大学语文的教学,最终导致教学效果不尽人意。最后,教学理念落后。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经常是满堂灌输,精细的讲解文章中的每一个知识点,这就忽视了文学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语文课与基础教育时期相比更加注重语言能力的培养,同时让学生们从大学语文的课程中受益,体会到大学语文给予他们的良好文化修养、健康的人格和高尚的文化追求。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课程,大学语文任重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思考 大学语文是我国各高校按照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开设的一门公共必修基础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为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院校的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但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全面地发挥它的作用。 (一)当前,很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师都是兼职教师,除了授课之外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所以很难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教学中。这就需要成立专职的教师队伍和教研室,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做到人尽其才,同时,多开展教研活动,使教师之间能够有合适的时间沟通彼此的教学经验,优秀教师有时间和条件对青年教师进行教学辅导。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提高教师尤其是高校相关领导对大学语文的重视,选拔和引进优秀人才,成立专门的教师队伍,组建教研室,更好的提升教学水平。 (二)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是能够很好的进行教学,培养大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的前提。教师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知识能力、心理状态等都会对大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授课,课后与学生的沟通,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大学生的引导,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必须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 (三)改进课堂教学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学语文课由于学时有限,教学任务繁重,所以更多的是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缺乏互动。因此,教师要调整教学观念,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多选取一些励志的文章,具有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时间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时展的需求,尽量使用多媒体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让学生能够在听的过程中也看到一些视觉上的知识,这样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让学生“愿意学”。 (四)改革考试方式。针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实际情况,应加大在平时的考核力度,成绩不应该由最后的一张考卷或者一篇论文来决定。通过学生的平时课堂表现再加上期末的考核,作为期末考核的总成绩。这样能够更加全面的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学生在期末复习的压力,使他们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下学习到喜欢学的知识,取得良好的实际教学效果,以此也能够实现教育的目的。 (五)多开展名家名师专题的讲座。将专题讲座与课程内容融合在一起,大学语文教学设置学时有限,在大学生参与讲座的过程中有所收获,把讲座变为对课程的有效补充,让讲座成为课堂的延伸,激发和引导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大学语文教学的意义 2007年5月,总理在同济大学考察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要学些文学和艺术,人文科学的,也要学些自然科学,扩大视野,大学者都是这样成功的。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当前发展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21世纪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人类又处于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阶段,经济的全球化发展需要综合性的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因此,对于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也已成为国际教育和改革的主要方向。人的创新能力需要有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需要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培养出来。理工科人才的培养由于专业课所需对思维的培养更多的是逻辑思维。作为当代大学生,理工科院校应该除了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培养更需要注重培养形象思维,让文理知识互相渗透,坚持把理性与感性、知识和文化很好的融合起来,实现学科的互补,重视理工科院校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社会培养所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提高人文素质,有利于学生培养积极向上的审美意识,提升他们辨别真假、是非的能力。随着教育改革工作的不断深入,理工科院校的大学语文课程必将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更好的、能力强、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 作者:高竞男单位:吉林化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 大学语文课程论文: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 一、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征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要使学生在掌握必需的文化知识的同时,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可见,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必须首先有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大学语文课程是培养学生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的重要阵地,必须增强大学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切实提高大学语文课程教学质量。要通过大学语文的实践性教学,使学生在大量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学习中,获取知识,提高能力,发展智力。现代社会充满机遇和挑战,高职院校培养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仅凭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借助大学语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较强的表达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增强竞争力,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哈佛大学前校长查尔斯•艾略特曾说:“我认为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唯一应该具有的必备素养,是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要“精确而优雅地使用本国语言”就必须先有语文实践,在语文实践中培养语文能力。 二、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特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语文教学中缺失语文实践的现状 很多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采取的授课方式依然是教师讲学生听。教师掌控整个课堂,唱着“独角戏”,充当教学活动的主角,从历史背景、艺术理论到人物性格、艺术成就进行“满堂灌”。学生在课堂上则成了观众或者配角,配合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没有设计提问以促进学生思考,没有组织课堂讨论以锻炼学生的听说能力,没有落实阅读(朗读)以品味语言、提高审美情趣、感悟人文情怀,忽视对大学生的语言表达、阅读理解、逻辑思维、审美鉴赏、写作等语文能力的训练,忽视对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感染和人文精神的潜移默化。这种课堂教学缺失了学生的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而脱离语文实践的教学是难以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的。据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的汉语能力是不容乐观的,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大学生,语文基础知识、语文能力显得更薄弱。究其原因主要是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没有在语文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 (二)造成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缺失现状的原因 1.教师教学缺少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语文课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语文,都应该在语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依据语文教育的特点教学。语文是一门人文性学科,有其自身的教育特点。语文课程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语文课程中具有大量具体形象的、带有个人情感和主观色彩的内容(特别是文学作品),教师不能要求学生有一致的理解,提倡师生之间的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有独创性的理解。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式的。教师不能按照教学参考资料进行生硬的宣讲灌输,而应该采取多种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参与,让学生在读、思、议的实践中充分感受汉语言文字和人物形象的美。在这样的教学中,学生得到美的熏陶感染能逐步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高尚的审美情趣,这样的教学还能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2.大学语文失去应有的课程地位我国高职院校存在重专业技术,轻人文素质的办学理念,在这种办学理念下,学校以培养技术型应用型人才为最大目标,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忽略人文性学科。学校按照企业需求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最大限度地加强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学生的就业率,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学校的生存和发展。高职院校认为大学语文这样的公共基础课可有可无,因而课时一再被压缩,有些高职院校干脆不开设大学语文。这种办学理念下,大学语文失去了应有的地位。 三、落实大学语文课程实践性的建议 (一)从学校层面更新认识给予大学语文课程应有的地位 早在2006年,教育部高教司在《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中明确提出:“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大学语文应当成为高等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而后,又在2007年第38号文件中,再一次向全国高校提出此条建议。因此,高职院校当然应当开设大学语文,并把它纳入公共必修课系列,保障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时间,让教学活动有充足的时间开展。 (二)客观看待师资现状帮助教师提升教育理念和教学技能 在教育部的组织领导和大力推动下,中小学阶段的语文教改已经进行了十几年,取得了很多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大学语文教学却犹如一潭死水,教师对语文课程的学科特点不甚明了。高职教师应当与时俱进,重新认识语文课程,更新语文课程的教育理念,改进教学形式。首先,教师要认识到语文课程是人文性学科,有人文性学科的教学特点,与自然学科的教学不同,不能以教师的讲解分析代替学生的读、悟、议等语文实践。其次,教师要认识到大学语文课程具备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的性质特点,且人文性与工具性都离不开实践性。工具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运用汉语言文字的能力。人文性强调的是大学语文必须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健全学生人格。不论是大学生母语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还是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都是在教师组织下的学生的实践练习中和教师引导下的学生的感悟中完成的,教师越俎代庖是没有意义的。最后,教师要树立“以学定教”的教育思想。正确认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依据学生学习的需要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看到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对于语文基础知识与技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不一样,教师必须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语文学习方式,将语文实践的权利还给学生。 作者:叶朝红肖素美单位: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教学督导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关系探讨 摘要 消费文化的形成源于“离散社会”的形成和人欲望的无限唤起,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是人们对于符号意义的消费和占有。而在消费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中,大众媒体通过自己强大的符号意义的制造能力、传播能力和渗透能力,不断为大众提供着新的符号意义并一次刺激着人们的欲望,不断唤起人们的好奇心,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消费文化的流行。本文以大众传媒之一的类型电影为例来探讨研究二者的关系。 关键词 消费文化类型电影关系 全球化形成的微观机制和直接动力是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经济运作,跨国公司在全球的运作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当他们在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的同时,也在构建着文化上的宏大景观。更确切一点说,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创了宏大的文化景观并不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意识的创造出这种普适的文化形式来为他们的全球运作和经济行为提供观念上的保证,而这样的文化形式就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对商品“符号意义”的占有,并对这种符号意义不断唤起来激化人们的占有欲望,也就是说消费文化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的“使用价值”逐渐隐于幕后,并把商品的“象征意义”或者“符号意义”推向了前台。“消费文化”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以其自身独特的内涵确保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利益。而跨国公司又是怎样来进行“消费文化”的营造的呢?一般地,跨国公司是利用大众媒体通过广告等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制造着商品的符号意义并唤起人们占据这些意义的欲望的。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作为大众媒体重要产品之一的类型电影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 一、美国类型电影的产生发展 格里菲斯于1915年拍摄的《一个国家的诞生》是好莱坞推出的第一部高成本的电影,并取得了丰厚的利润,① 从此,电影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并在20世纪20年展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进入了商业运作后的电影和平面媒体一样,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内容作为卖点的。怎样让自己拍出来的电影受到观众的喜爱,取得高额的票房收入就是电影制作者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电影的艺术性被放到了一个较为次要的位置。既然电影要取得最大的商业收益,就必须以观众为中心来制作电影,而不是以导演为中心制作电影。拍出来的电影如果要想有人看,那么在内容上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心理期待和审美角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类型化的电影出现了。所谓的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的类型或者样式创造出来的影片,是由于不同的题材或技巧而形成的影片范畴、种类和形式。”②一般的类型电影分为:恐怖片、科幻片、喜剧片、灾难片、纪录片……,类型电影的分类不是绝对的,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而且在每种分类标准下,分类的结果也有重叠的现象,但这不是类型电影的重点和要害,类型电影的要害是类型化和模式化,是标准化的制作和生产。 20世纪30年代,电影制造者模仿福特汽车的流水线的方式开始生产电影,有人提供想法,有人写情节,有专门的对话专家来设计对话,有人专门负责往剧本里加噱头,最后由剧本医生来审定,我们看电影片头署名的编剧其实不是剧本的写作人,这个写作人经常就是剧本医生。“在纽约,这些人(编剧)叫‘作者’,但在好莱坞,他们只能叫做‘’。在纽约,他们可以置身于一个孤独的房间里,忘我地在他们自己的小说里遨游,但在好莱坞,他们却只能重写别人的作品,出席编剧会议,然后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尽量让那些巨头们满意。”③ 总之,从电影的创意、写作直到拍摄都有一个有迹可寻的标准,这样的制作程序使得电影的类型化、模式化生产成为了可能,类型化电影也就应运而生了。类型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制造幻觉和梦想的场所,是一个制造崇拜和偶像的平台,是一个欲望和好奇心的加工厂。一方面,类型电影所制造出来的物质幻影相当于一种无形的或者无意识的广告,通过电影的叙事模式“润物细无声”般地进入受众的意识里,达到了唤起他们好奇心和欲望的作用,另一方面,电影所制造出来的明星偶像就把人的身体也变成了商品,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和意义的载体,而人们对于这种符号意义的占有更是电影引导消费文化的独特方法,是其他诸如广告的形式所无法企及的。下面就从这两方面分别论述类型电影对消费文化的引导。 二、作为物质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曾经流行过这样的一句信条——“电影引导贸易”,下面一段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在英国企业主的俱乐部里,一个成员抱怨说在中部的工厂被迫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款式,因为在中东部地区,人们在看了美国电影以后,纷纷要求那种美国影星穿着的服装样式;而日本的裁缝们则都要求去看看美国的电影,以便他们知道怎样为那些被西化的顾客裁减出美国服装的款式来;在巴西,一种型号的美国车在它出现在了一部新上映的美国电影上以后,市场销量猛增了35%,而建筑设计师们则开始设计并建造加利福尼亚州风格的建筑了。④ 从这段文字,我们看到美国的电影不仅把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全世界,而且美国还把自己的物质幻影也带到了全世界,在那个“美国电影的黄金时节”(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美国的电影就像美国商业的急先锋和广告一样,让全世界都不但以看美国片为潮流,更是以买美国风味的商品为时尚。所以正是“电影引导贸易”的逻辑使得美国国会在1926年拨款15,000美元在美国的商务部成立了电影局,把对电影贸易的控制直接纳入政府的干预下。 这里想指出来的是,人们看美国的电影也好,买美国的商品也好,模仿美国影星的装扮也罢,并不代表他们想成为美国电影所反映的那个样子,“他们只是想通过朝着美国电影里所提示的那种样子来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行为,以此来证明和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⑤ 消费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离散社会”的形成,所以消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社会成员社会性的不断丧失,在消费社会“符号”和“价值”的海洋里,“代表大众的只不过是由抽样调查得到的一些统计数据罢了。”⑥ 也就是说大众越来越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者说根本就很难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而美国电影里所代表的那种新奇的生活方式,体现的那个光怪陆离的物质世界正像一座灯塔,正像一根救命的稻草使得迷失在消费文化海洋里的大众看到了一线希望。那种想要证明自己存在的欲望,那种想要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物质的好奇心被美国的电影极大的唤起了,所以他们拼命的模仿,拼命的追求美国电影所制造的时尚来“强化自己对于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要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美国的电影引导了消费文化的发展:它为大众提供新奇的事物和思想价值,不断的唤起受众的欲望,并且大众按照它所提示的东西满足了自己。但当欲望被满足以后,当自己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被证明以后,新的空虚又产生了,新的欲望和好奇心在这种被满足后的空虚里被孕育着,期待着电影来提供新的事物和价值观念来抚平他们。于是,好莱坞的电影使得大众陷入了这样一种“空虚——满足——空虚”往复不断的怪圈里,于是,消费文化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不断浸润着大众的灵魂,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法动摇的统治观念。 类型电影中充满了华丽的酒会盛况,艳丽高雅的服饰,奢侈豪华的别墅,卓尔不群的高级跑车……,这些影像唤起了人们内心被压抑的占有欲望,这些符号在类型电影特定的叙事模式下向大众清楚地宣称“这些就是美国的神话,这些就是美国的梦想”,⑦ 追求这些东西吧,占有这些东西吧,这些才是你人生的价值,这些才是你生命的意义。当人们看了《泰坦尼克号》以后,除了感动于其中的爱情以外,也会对《泰坦尼克号》里呈现的生活方式存在幻想。当人们看了《007》以后,男人除了对邦德那种集英俊潇洒、智勇双全于一身的完美男人形象称羡不已以外,也对其中的“邦德女郎”——一种男人价值的体现的符号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占有欲望。当人们在看了《pretty woman》以后,除了对vivian这种灰姑娘般的经历大肆感叹外,也会对其中那种奢华的生活氛围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类型电影就是这样把一种生活方式、把一种物质、甚至是把女人变成一种体现成功和光荣的意义的符号,注入了大众的意识或者潜意识里。 类型电影里所隐含的美国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都会使人们对于美国公司的全球运作的合理性作出更加正面的评价。例如美国迪斯尼根据我国北朝民歌《木兰辞》为原型制作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巾帼英雄摇身变成了具有美国价值观和美国精神的“英雄”。⑧ 基于这些原因,大多数学者认为好莱坞的电影,尤其是类型电影,是美国全球化战略的先导。 三、作为身体符号意义制造者的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不仅催生了强大的电影产业,催生了好莱坞的奇迹,也催生一大群世俗的偶像——电影明星。类型电影造就了卓别林等伟大的喜剧演员,造就了奥黛丽 赫本等经典的淑女形象,制造了汤姆 汉克斯代表“美国梦想”的男人……。一句话,好莱坞的电影把人的身体,或者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商品和符号。“身体的商品化是消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或者可以说消费文化正是在身体的商品化中将自己推向颠峰的,没有什么比身体赤裸裸地跨进市场更刺激,更加彻底地事情了。”⑨ 当身体成为一种符号,一种意义地代表时,已经说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相对于商业文化的净土了,一种娱乐化的逻辑把一个普通的人赋予了一种世俗的荣誉和崇拜,并利用这种荣誉和崇拜来作为赚钱的工具。类型电影把身体变成了符号,把人变成了一种意义和价值,把消费文化推向了一种极致——对于人所代表的符号和意义的追求和占有。 baudrillard从结构主义的消费主义逻辑出发,将身体认为是“最美的消费品”,他敏锐地解析出了消费社会里的身体文化,他从当前生产/消费结构的这一社会关系的投影中,看到了人们在身体上会表现出来的双重实践——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作为偶像(或者消费品)的身体实践。而在后一种实践中,身体已经不再是有某种固定体积的堆积,而是成为可以不断向外延伸,日益完美功能更加齐备的对象。⑩的确,类型电影是新时代的造神机器,而这种由类型电影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的神话,它相对于大众而言,虽然遥远,但却是亲眼可见,在大众眼里,电影明星已经超越了人的属性,而是光荣和梦想的代名词,是一种完美的化身,是一种由人的属性所衍生出来的功能齐备的对象。所以追星的现象在消费社会里随处可见,“追星族”也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追星族”所追求的不是电影明星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是他们作为一种视觉符号所代表的现代社会里成功的意义和光荣的梦想,“追星族”苦苦追求的就正是想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符号意义的占有。正像baudrillard所说的那样:“身体之所以被重新占有,依据的并不是主体的自主目标,而是一种娱乐及享乐主义效益的标准化原则,一种直接与一个生产及指导性消费的社会编码规则及标准相联系的工具约束”。11 但当这样的梦想不能实现的时候,大众又会有另一套占有这种符号和意义的方法。当我们在观看影星的电影时,我们确实真切的感受到了我们占有了这个影星所代表的那种人生价值,我们通过“移情”的机制,通过将自己的感情交付于电影情节的发展时,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我们和这个影星的生命融为了一体。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感觉更能体现类型电影的魅力了,没有比和别人的生命融为一体的错觉更让人着迷的事情了,在宗教的偶像崩溃的现代社会里,大众终于又一次陷入了一种新的崇拜,一种对标榜世俗价值的符号的明星的崇拜,并且在这种崇拜中多少找到了一种对于人物和身体符号的占有快感。 一旦这些明星成为了跨国公司的广告工具和形象工具,那么消费文化就在他们身体力量的召唤下进一步在大众中间流行开来,明星和商品的联袂所赋予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商品拥有了难以抗拒的魔力。一旦明星的符号价值和商品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这种商品顷刻之间就具有了强大的符号价值。类型电影所催生的电影明星,他们本身作为一种符号和意义,却更是一种制造商品符号意义和价值的工具。他们在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中的亮相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制造商品“符号价值”的效率,使得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基本元素“符号”和“意义”的生产机制的到了极大的改进,促使了消费文化的流行。 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 大众传媒论文:试析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研究 论文关键词:阿多诺 大众传媒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之所以走向极端,是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分不开的,当时“是一个充满极权恐怖的时代: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造极,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准,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就是被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取而代之。在那个时候,大众传媒成了法西斯统治的宣传工具,帮助他们愚弄和统治大众,是值得批判的。可进人文化工业时代后,媒介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娱乐和消遣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应该从那个历史语境跳出来,重新理解媒介。 最后,阿多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基本上局限于意识和精神领域,没有什么太多的数据分析和经验证,而且主严是一种纯粹的学理式分析,以雄辩和逻辑推理见长。这样,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虽然显得比较严密和合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也没得到很好的论证,从而使理论走上了形而上。后来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传媒研究时,指出了阿多诺这一“硬伤”,认为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只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存在,没有现实的可能,而且还指出,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在资本主义社会对大众有欺骗和愚弄的功能,对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有消解的作用,却没有提出可执行性的解决方案,让批判理论流于空想。由此可见,阿多诺的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然而,由于当前我们正处于一个被媒介包围的时代,大众文化通过媒介日益渗透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仅影响了我们的工作和休闲,也影响着我们对生活、对审美的看法,站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审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理论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浅析大众传媒与农产品信息传播 论文关键词:农产品 信息 大众传媒 传播现状 论文摘要:当前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解决农产品流通的问题。而农产品信息得到有效传播是农产品流通的前提条件,对此大众传媒应该承担重要责任。本文考察了报纸、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关建议。 研究缘起与研究对象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办法,在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农业生产者所考虑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农产品宣传出去、推销出去。所以,当下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解决农产品宣传营销的问题。 虽然事实上农民所依赖的信息传播渠道往往来源于人际传播,但是要实现农产品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就必须要重视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它们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实现农产品信息及时而广泛的传播。因此,本文试图对有关大众传媒进行考察,分析其农产品信息传播的现状及问题,探讨新闻媒体对农产品流通和销售应该承担的责任,并就此提出一些参考性建议。 农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农产品的价格、品性、产地、规格、质量、市场分布、流通信息等方面,其中,农产品流通信息主要指与农产品生产、经营、销售有关的一切消息、情报、数据、资料等的总称,是农情和商情的综合反映。 从对农民有实际影响的角度考虑,并且为尽量反映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全貌,笔者分别从传统媒体(涉农报纸、农业电视频道)、新媒体(农业网站)中同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对其在2009年3月的部分农产品信息进行随机抽样分析。这些媒体依次是《农民日报》和《山西农民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中国农业信息网和农博网。 传统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状况 作为全国性大报,《农民日报》注重宏观的报道。该报每期共有8个版面,但是并无专门的农产品信息版面或栏目,只有在周三的“市场信息”专刊中,每周定期国内外大宗农产品的价格信息。《山西农民报》每逢周二、周五出版,共16版,其中与农产品产销直接相关的市场信息集中在第10版“种养参谋”和第9版“农村财富”两个版面上。 央视七套农业频道的节目内容比较丰富,向观众提供大量致富信息、科技信息、种养殖技术、成功典型事例等。山东卫视农科频道是全国地方电视台中开通的少数涉农专业频道之一。该频道拥有“乡村季风”、“致富招招鲜”、“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等节目,同时还建有比较完善的网络平台,提供节目在线直播。主要问题有: 报道面过宽,针对性不足。涉农报纸用大量版面来报道国际国内时事新闻,甚至地方农业报纸也有这种情况。3月4日《农民日报》的8个版面中有2个版(第3,4版)刊登的全部巧篇报道都与“三农”无直接关系。3月6日《山西农民报》的16个版面中,有“娱乐”、“新闻天下”、“新闻热点”、“社会经纬”、“参考消息”、“时尚潮流”6个版面与“三农”没有直接关系。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也需要获知国内外的重大时事政治、经济新闻甚至娱乐新闻,但这些新闻己经通过各种综合媒体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农民可以从这些媒体上获知有关信息。而作为专业媒体的农业报刊,如果再进行报道,显然是一种重复和浪费。 央视农业频道主要涵盖农业科技、致富信息、致富典型、农民工问题、农村问题深度报道等方面,内容非常集中。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从6时到22时的30档节目中有巧档节目与“三农”相关,而这巧档节目中有7档是当日重播节目(主要包括“乡村季风”、“农资超市、城乡大卖场”、“致富招招鲜”)。从节目的时间长度来计算,涉农节 目总时长为329分钟,占节目总时长(975分钟)的33.7%。可以看出,山东卫视农科频道的关注点非常丰富。然而,涉农节目数量偏少,重播率偏高,节目时间占总时间的比例偏低。 偏重各地农产品市场行情的综合性宏观报道。报纸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距离农民的生产实际需求依然很远。例如2009年3月3日((农民日报》第6版“监测信息”有“批发市场价格周报”、“热点调查”、“统计分析”、“市场现象”、“市场说话”个栏目,共刊发4则蔬菜批发市场上市量消息,4则各地米价上扬消息,2则图片新闻,1则关于养猪业市场行情的预测分析,1则与养殖业有关的玉米市场价格预测分析。这些信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者来说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复杂,个别地区的市场信息,对于分布广泛的农村受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缺乏针对性。 当然,作为全国性报纸,《农民日报》在报道取向上偏重于宏观角度无可厚非。那么,地方农业报纸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同日,《山西农民报》的“种养参谋”版共刊发5篇报道和一张山西农副产品市场行情表。“农村财富”版面共有7篇报道,其中有5篇分别介绍了5位农民的致富故事,另2篇则是关于如何理财和防止上当受骗。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与农产品直接相关的有用信息。 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不足。在《农民日报》、《山西农民报》样本中,并无读者来信来电,或“读者声音”之类的栏目或版面。央视农业频道和山东卫视农科频道也同样如此。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决定了农民媒介消费能力不足,导致农民接触媒体的机会较少,更难进行信息反馈与交流。二是农民远未树立起信息消费的意识,缺乏和媒体进行有效沟通的动力和能力。三是媒体自身对农民渴望表达的需求不够重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平台,这就使农民无法获得有效渠道来传播自己的声音。 网络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现状 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能够让网民免费各种供求信息,门槛低,信息更新速度快,覆盖面广,信息来源广泛。在各省(区、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中,已有83%的地级和45%的县级农业部门建立了农业信息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是农业部官方网站,其最大特点是权威性和可信度高,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屋建领地传播各种信息。农博网的投资主体是北京一家农业信息科技企业,集行业在线媒体与专业性农业商务于一体。中国农业信息网中仅“资讯信息”和“服务社区”两个频道就设置了“批发市场”、“供求”、“网上展厅”、“农技推jl ?,“优质产品”、“促销平台”、“价格行情”、“分析预测”等近30个栏目。农博网除开设一般信息栏目外,专门设有“商务”板块,下辖“供应”、“求购”、“产品”、“网店”个栏目。网络的一大特色就是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频率高,时刻保持信息更新是网站的生命之本。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村供求一站通”,截至3月13日12时,当天更新农产品求购信息25条、供应信息30条。与此同时,农博网新增供应信息更是高达419条,新增需求信息高达72条。 在网络媒体中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农产品网店已经走进互联网的视野。比如,农博网设立电子商务平台,网民只要免费在线注册,即可开通网上店铺。虽然目前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还远远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其巨大的上升空间。主要问题有: 内容重复。网站之间信息重复率较高。几乎每一个综合性农业网站都设有“农业法律法规”这一专栏,而每一个专栏里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在这两家网站中也存在内容重复的现象。3月26日,这两家网站都了“农业部部署2009年定点扶贫及援疆、援藏工作”、“农业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保障春耕生产用种,加强种子市场管理”等新闻。 信息不够全面立体,图文、视频内容太少。农业生产技术的操作性很强,单纯依靠文字说明无法完整准确地指导农民。受到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很难对复杂的文字说明产生兴趣。因此应该将图片和视频作为农业网站的重要传播方式。然而,这两家网站图文及视频信息很少。比如,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农业科技”频道的所有文章均没有配备相应图片或视频。农博网虽然设有“视频”频道,但是其节目大部分是人物访谈、要闻剪辑、会议报道等,没有充分重视农业技术或农产品的推介。 服务性、实用性仍不足。涉农网站基本上仍然处于信息“传声筒”的初级阶段,习惯于自上而下传播信息,还没有将农户的实际需求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例如,农博网虽然开辟了“专家在线”专栏,然而其内容并非是专家在线咨询,而是专家个人成就介绍,只是专家的个人风采录而已,没有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指导作用。 讨论与对策 囿于样本覆盖范围小、数量少,本研究很难全面深刻地透析大众媒体农产品信息传播之现状,但是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斑见豹。笔者认为,涉农媒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农产品信息有效而广泛的传播: 加强信息源建设。目前我国涉农传统媒体的信息主要来源于记者的采访报道,直接来自基层生产一线的信息还非常少,所占信息总量的比例很低。这就导致了媒体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农产品信息,而市场又是瞬息万变的,这必将造成信息时效性滞后,从而使得受众大量流失。农业网站的情况也类似,多数没有统一的架构和应用平台,也没有面向农村的、有效的农业科技信息服务模式,一直沿用传统网站建设和信息采集方法,使得农业信息资源匾乏。如综合信息多,科技文献信息少,实用技术信息少,可用中文数据库资源零散,不成系统。因此,涉农媒体要广开信息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户、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社、购销商的信息渠道功能。 推动涉农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进一步融合。报网融合是媒体发展的一大战略趋势,涉农媒体也在这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2005年举行的全国农业媒体高层论坛上,百家与会媒体联合提出创建“全国农业媒体联盟”。而一些理念超前的媒体已经付诸实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2004年江苏农业科技信息网与《江苏农业科技报》实现报网整合,双方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提升农产品信息的权威性。农产品信息的准确、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实际利益。政府应成为农产品市场信息最主要的提供者。农业信息产品中多数具有公共产品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政府职能部门与媒体之间要建立信息合作的常规机制,为政府权威信息创造便利。 深化服务功能。要突破传统的涉农信息服务思维,实现从“对农民说”到“为农民说”,再到“让农民说”的转变,使新闻媒体真正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强化新闻媒体反馈和互动功能,收集整理农户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总结归纳其经验教训,反映用户对产品的需求和建议,并且直接为其创造平台进行交流。在各种网站上普遍设立的“论坛”,却很少出现在涉农网站上。这固然与农民受众的上网几率较低、文化水平不足有关,然而,媒体不够重视也是其直接原因。媒体完全可以在这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另外,应该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涉农媒体的重点战略。目前农产品网店服务模式过于简单,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功能也不够强大,而且其进人门槛还比较高,必须缴费升级才可以享受更多的功能,这就给普通农户进人电子商务领域设置了障碍。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农产品不仅要搞活国内市场,也要在国际市场上开拓广阔天地,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离开电子商务的大力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语境下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解读 摘要 进入到21世纪,中国社会的革命带来了阶层上的变化,即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在此阶级的形成过程中大众传媒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新兴的中产阶级在消费认同上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本文探讨的正是基于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这一问题。 关键词 中产阶级 消费认同 符号价值 一、中产阶级与消费社会 萨特曾经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又是怎么生活的呢?关于中产阶级,本文认为最初应该是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物欲上的满足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精神上的渴求。关于中产阶级一般西方国家给出的界定大概是指那些“家庭年收入2.5万至10万美金的阶层”,而且“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处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与生产技能,在观念上持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人”。但是,在当下的中国。促使中产阶级形成的原因之中,除了这个阶级形成必备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修养以外,还有一种不可缺少的社会因素在此发挥功效,那就是大众传媒,而本文所探讨的有关中产阶级问题也正是在大众传媒这一语境下方能成立的。有论者将其所指的中产阶级定义为“拥有稳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买房买车,能够将收入用于旅游、教育等消费的人群。”显而易见,在该人士的界定中,毫无疑问的将中产阶级直接纳入到了消费社会的形态下。因此本文给中产阶级下的界定是,指那些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审美情趣和良好的品德索养,拥有稳定的收人和住房并其收入用于到精神层面的消费群体。 每一个阶级都会产生一套“独特形成的、显著不同的情感、思维方式和生活观”。这套东西来源于一个阶级的集体经历,是阶级成员试图认清他们的地位时要不断援引的东西。伴随着中产阶级需求的产生,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势必出现,即消费社会。我们界定的中产阶级也正是源于消费社会的出现,离开了消费社会探讨中产阶级,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波德里亚最初的书籍中曾经提及:从早期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阶段向后来的垄断资本义阶段的过渡要求人们更加注意增加并引导消费,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将注意力放到了操纵消费、创造对新的知名商品的需求上。那么。生产商为了满足中产阶级的消费和实现自身盈利的意图,如何使得消费者进行消费呢?我们一定要引入“消费认同”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 二、消费认同的构建 提及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英文中的“identity'’,由于翻译的方法不同,于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也会出现其他的词汇,如“同一性”、“身份”、“认同”等。本文引用的是中山大学伍庆博士关于“认同”的界定:它是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其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它是在自我与杜会的互动中建立起来的。。认同作为对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是指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自我与社会互动产生的结果,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认同——关于自身属性的认同,另一种是社会认同——自我社会性维度,即对所属社会群体的认同。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人们的不变身份也发生了改变。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的身份认知进行了重新的“洗牌”。 在当下“我是谁?”一直成为一种疑问,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本文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的这种社会认同是通过消费行为来实现的。正如鲍曼所言:“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他已经看到了现在社会中身份从拥有性向存在性转变的趋势。拥有性身份是指我们的身份是依据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判定的,他的建立基于先天和后天拥有的属性;而存在性身份是根据个体的主观行为特征来划分的群体成员资格,他的建立不是基于客观资源而是主观的观念和行动,更加需要通过认同构建才能引发相应的行为从而确立身份。 消费认同构建的关键就是利用同一与差异来使人们确立对同一性的信念,相信自己在消费属性上与某些人同一而与另一些人存在差异,从而愿意将自己根据消费属性而归属于特定的群体。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文化实践行为。能够建构个体生活的意义,更加具有了公共的内涵。在日益意义化和公共化的过程中逐渐具备了构建认同的条件,消费也逐步取代劳动成为建构认同的重要方式。 麦克拉肯关于消费与文化的意义转移模式可以作为我们探讨消费构建认同的借鉴。他认为,消费行为是以各种仪式的方式将商品的意义转移到消费者自己身上。而本文认为这种“意义”是无法完成自我转移的,需要的是借助于“符号”来完成,这就涉及到消费商品的符号化和符号化的消费商品。消费本身并不意味着商品的某种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是通过消费行为利用商品的符号价值进行新的创造,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同时再创造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文化世界。对于符号消费正是本文探讨的关键,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就源于此。 三、中产阶级消费认同的分析 1. 符号价值及其机理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我们进行自我与他人识别和归属的重要方式之一。古语说:“你是你吃的东西”。因为你吃与所消费一样是进行自我识别的一种行为。至于你吃的“东西”,即商品,则包含了有形与无形的内容。一般来讲,我们对于商品的认知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是从任何一本经济学著作中都能够发现的,但是正如波德里亚所认为的一样,在消费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被“符号价值”所代替,而“这个‘符号价值’将商品重新定义为主要是被消费和被展示的一个象征”。 波德里亚关于“符号价值”是受到了莫斯及其《礼物》的影响,在他看来符号价值根本不是商品的属性,而是发生在互惠的礼物交换即象征交换中,而在完成象征交换时所遵循的是与等价交换完全不同的经济逻辑。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礼物与商品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原来在象征交换时的符号价值也在商品经济交换时变成了类似商品使用价值那样的“有用性”。这时,商品的符号价值就具有了类似使用价值那样的“特性”。但是,这绝对不能说符号价值就等同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的基础“在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和物在满足人们需要时的多重属性”。。所以说,符号价值是商品的“第三种价值”,而这种“符号价值”正是中产阶级在消费社会中的所进行的“消费”。 萨林斯认为人们的文化观点决定了商品所具有的意义,以此来决定商品的符号价值,而波德里亚认为商品只有成为符号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一样;商品的符号化是商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的,而符号的商品化是在一定的市场环境中获得的。宝玉“抓周”抓了胭脂引来其父的大怒,其实想想抓什么本无可厚非,只是宝玉抓的物品的“符号价值”不随人愿而已。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在中产阶级这个阶层选择衣装时的行为,衣服本是用来“遮羞”的,满足这个使用价值即可吗?当然不是,在当今的大众传媒的肆意渲染下,现代商品的符号生产与认知显得更加的重要,符号价值也成为我们鉴别商品“好与坏”的重要参数。 2. 品牌消费与消费认同 较之于使用价值,符号价值具有派生性、主观性、变更性,本文在分析下面问题的时候又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_品牌。品牌来源于古挪威文字,意为“烙印”,这一简单的解释很好的诠释了品牌所具有的意义。在现代消费社会中,品牌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化的符号,为普通的商品增加了更加复杂的符号价值。共有的符号价值原本是属于某一类商品的,但是品牌出现后,完成了从“共有”向“专有”的转化,同时。品牌还可以脱离商品而进行独立符号操作。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也正是建立在品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幻想”的构建来完成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专属性,特定的符号价值与品牌联系在一起就不再属于这一类商品。由于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对于某一类商品而言,他们具有的是相同的符号价值,但是品牌的出现使得某些商品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含义。就如所有的运动用品都具有速度、健康、活力、青春等元素,但是唯独kappa运动品牌具有凄美的爱情故事,而这个爱情故事又强化了消费者对于品牌形象的认知。在这次消费过程中,消费者完成了对于社会中自我的识别和社会的认知,进而完成了这次的消费认同。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随意性,由制造商根据实际制造差异的需要随意制定。索绪尔提出符号的任意性,“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同样是男士西服。不同的品牌进行宣传时则使用不同的广告语,“简约而不简单”等。这种广告语暗示给消费者,只要身着此衣,你便成为“简约而不简单”的男士。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确立了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 品牌的符号价值具有独立性,可以脱离商品进行任何商品的移植。生产者控制着品牌,品牌即使外在于商品,也会赋予自身一定的价值。例如利群烟与其口号“让心灵去旅行”,吸烟本身就是伤害身体的一种行为,可是利群企业却通过大众传媒营造出一种“幻象”,即通过购买和使用该产品达到他所宣扬的理念,而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中也实现了这种自我身份的识别和社会认知,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让心灵去旅行”的,只有那些实施消费行为的人可以做到。 总之,当消费者通过大众传媒构想自己的消费,即在心理上消费的时候,就形成了消费认同和消费欲望;当消费行为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后,“认同”就成了相对的消费概念,而消费者的“认同”越来越由别人而不是自己来界定,这一切都是由商品的符号价值和商品的品牌价值来完成的。 3. 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 在消费认同的构建中,我们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消费方式,即占有性消费、存在性消费和群体性消费。在占有性消费方式中,商品的符号价值直接转移到消费主体身上,消费者通过占有证明和确立自我。通过某些品牌的消费,使得一些消费者成为消费者共同体,在这一点上,占有性消费与群体性消费有着不解之缘。龙丹奶业宣扬的“龙的传人喝龙丹”,如果消费者购买的是其产品,那么,“龙丹奶”自身所具有的“龙的传人”的符号价值就直接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而同时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就成为一个消费群体,在他们的想象中,只有他们才是“龙的传人”。 在存在性消费方式中,消费行为本身便说明了符号价值的意义,有学者概况为“我消费,我存在”。商品的符号价值外在于消费主体,消费活动通过内在化的方式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而言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位消费者在购买“宝马”车的同时就已经证明他的身份和地位了,他的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确立是通过实施购买行为来完成的。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就是基于以上的品牌消费及其消费模式来完成的,所有的消费都是建立在大众传媒在宣传过程中赋予了商品一定的“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之上的,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消费形式,也正是通过这种消费形式,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知和社会认知。 四、中产阶级的消费认同的反思 在大众传媒发展的今天,其制造“幻象”的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广告和媒体运用其独有的优势对商品进行直接灌输符号价值;在电视、电影作品中出现的植入式广告,甚至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软广告”等等,无所不入的渗透和传播到消费者的脑海中。大众传媒控制着商品的符号价值的同时,商品的符号价值也被大众传媒操纵成“易碎品”,进行不断的更迭,从而造成消费者“新品”的“幻象”。中产阶级正是在大众传媒所营造的这种消费环境中被“幻象”所蒙蔽,也正是在这种制造出的“幻象”中,通过消费行为实现了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完成了消费认同。 大众传媒先是“塑造”出中国的中产阶级,再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企业“合谋”通过塑造商品的符号价值,使得中产阶级在消费行为中实现自我和社会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消费认同。正如鲍曼所言:如果说现代性的缺憾源于容忍了太少自由的安全,那么后现代性的缺憾则源于容忍了太少的个体安全的自由。没有同一。我们就缺少安全;没有差异。我们就丧失自由。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消费认同本身也许就是一个悖论。那就在没有希望的路上前行,只因心中充满了希望。 大众传媒论文:互联网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 [摘 要]在分析国际互联网技术特征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呈现方式的内在发展趋势,继而从操作性角度研究了国际互联网技术对网络新闻业务活动的具体要求。 、国际互联网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的媒介平台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internet),是一组全球信息资源的总汇。有一种粗略的说法,认为国际互联网是由于许多小的网络(子网)互联而成的一个逻辑网,每个子网中连接着若干台计算机(主机)。因特网以相互交流信息资源为目的,基于一些共同的协议,并通过许多路由器和公共互联网而成,它是一个信息资源和资源共享的集合。 近年来,人们常把国际互联网称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出现的“第四媒介”。笔者认为这一说法颇为片面,体现了人们对国际互联网的技术特性和传媒业之间的关系缺乏科学的理解。 国际互联网的根本特性是使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的最大特征是使任意形式呈现出来的信息在传播的技术层面上同质化———都变为逻辑上0或1的二进制数构成的编码。基于这一特征,因特网中现行的tcp/ip协议实现了在通用的网络中对任意信息的黑箱式传输。因此,因特网之于媒介,绝不是一种和报纸、广播、电视并列抑或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多功能的全媒体平台。 因特网是一种极其便捷的信息传递渠道。基于这一渠道,人们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网络终端实现不同功能特征的媒介应用。在多媒体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显示屏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看到以文字媒介形式传递的信息,这种媒介使用的体验可以是类似于报纸的,但又具备了报纸所不具有的种种特性。同样,类似广播、电视的声音、声像媒介也可以通过各种网络终端借助因特网的信息传递功能得以实现。 因此,国际互联网是一个基于数字化技术的通用性的信息传输网络,它为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全媒介平台。 二、国际互联网技术特点对网络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当然,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活动是因特网上重要的传播活动之一。作为一个通用性媒介平台,因特网具有各种特征,其中三点特征对于网络平台上进行的大众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非常重要。(1)信息的海量性。因特网的诞生使得理论上一切在这个地球上以数字形式储存的信息都可能被接入网络的任何终端设备瞬间调用,这就造成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信息供大于求的状况。海量的信息来源必将造成关于同一新闻事件的大量同质化报道。(2)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因特网生来就是一个工业标准的集合体,任何功能的机器电子设备,只要它符合接口标准,支持因特网的协议,就可以接入网络,上传、下载信息。握有正确设备的新闻记者可以第一时间将新闻上传至网络,有感想的任何人也可以第一时间发表自己的观点,加之接入网络人数的海量性,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排除制度因素的影响,则重大新闻事件的信息在因特网上的更新是即时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意义上时效性的新闻价值。(3)信息来源的复杂性。网络的另一重要特征———交互性,决定了绝对意义的信息获取者或生产者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或观点,甚至在因特网上开办专业化的信息网页的成本也低得惊人。信息来源的异常复杂导致了信息真伪的辨识变得较为困难。此时,信息者的权威性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变得尤为重要了。 基于因特网的上述特性,网络新闻传播活动中媒体间的竞争呈现出了与传统媒介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信息的即时更新性使新闻的时效性几乎成为了必然,并且网络用户的媒体使用是主动性、习惯性的操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传统媒介独家新闻的激烈竞争。而信息的海量性和来源的复杂性更使网络使用者面临着大量关于同一新闻事件雷同的抑或是事实陈述迥异的报道。此时,专业传者最急需发挥到极致的职业角色恰恰是最为经典的“把关人”角色。面对网络上无穷无尽的信息和“超文本链接加关键词搜索”的网络信息基本呈现模式,传者要为受众准备的应该是一份分门别类、精心编制的新闻标题菜单。这份菜单的分类是否足够精细,重点是否足够突出,标题是否足够精彩,内容是否足够准确,是否利用先进的网络最大程度上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以上种种决定了受众在众多的新闻媒体之中更青睐谁。 在网络上,培养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而习惯的培养必须通过常年累月新闻信息的完美呈现。由此可见,互联网平台上大众传媒新闻传播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完美的内容编辑与呈现形式。 三、网络新闻内容呈现的内在要求(一)时效性是准入的门槛前文中强调了网络信息的即时更新性对新闻时效性的淡化,但这绝不是说时效性是不重要的,而是说时效性的实现变得空前简单了。因此,新闻的时效性也就成为了网络新闻传播游戏的准入门槛。网络虽然也像报纸一样具备文字媒体的功能,但是忽视时效性一味追求深度报道是很难取得成功的。最先把新闻呈现在受众面前的媒体,才能优先享有向受众提供相关新闻背景线索与观点评论的超文本链接的机会。 (二)多维度、明晰的信息分类排序时效性只是最基本的要求,网络新闻的关键是呈现的模式要符合受众的要求。如前所述,新闻标题菜单的分类与排序格外值得讲究。新闻的分类维度要多而细致,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重大新闻安排在开头醒目处之外,其他消息应分门别类置入各个栏目之中,可按题材、内容、地域、特点等各种维度分类,按照重要性或者时间顺序排列整齐,并且应包含相关的关键词,以便搜索引擎能够检索到这篇新闻。此外,新闻标题菜单的呈现美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三)表意精辟、引人入胜的新闻标题网络新闻需要用户的点击才能呈现出全文,而用户是否点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闻标题的质量。网络新闻的标题受篇幅限制应尽量短小,用有限的字数较为明确地表达新闻事件要素的同时,更关键的是要表明这条新闻值得关注的价值点何在。在命名标题的过程中,应切记浮夸,标题与内容不符,一旦让受众在点击之后产生上当的感觉,则会影响受众使用习惯的培养和延续,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四)多媒体内容、丰富的背景资料和深度分析网络新闻的一大优势就是网络信息彼此间的链接性。 第一时间简要报道了新闻事件之后,这一新闻的网页应当尽快被不断丰富,加入新闻现场的声像资料,加入之前相关新闻及背景资料的超文本链接,加入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观点与评论,这样一个完善的新闻网页才能为受众提供最令人满意的服务。 (五)用户定制———接近性的极致因特网技术中ip协议的使用使得网络通讯可以实现点对点、点对面(广播)、群组等各种模式。对于新闻传播而言,对这种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实现新闻信息的用户定制。接近性本是新闻价值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任何传统媒介在接近性方面也不能够与用户定制的功能相提并论。用户定制是个人化的操作,它允许用户根据个人喜好定制自己感兴趣的栏目和关键词的新闻。对于细致的栏目、关键词划分及相应的新闻标题菜单的高质量编辑,可能需要网络大众媒介投入更大的人力才能实现,这也可能成为未来因特网新闻传播竞争的一个关键点。 大众传媒论文:试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论文关键词:文学思潮 兴起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学思潮,而每个时期的文学思潮的发生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性质。本文将从当时大众传媒的整体情况来考虑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 文学思潮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事业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进入到现代社会以来,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兴趣,有关现代中国文学思潮的论著与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加。这些文章或者论著从文学本身、文学思潮本身对文学思潮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为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也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现代文学思潮的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为核心,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这一话题,以我国现代大众传媒为切入点,来窥探我国现代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将我国现代文学思潮放在一个全新的视域下进行剖析。 一、力量的积蓄:大众传媒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挣扎 在论及大众传媒和文学的关系时,蒋晓丽在她的《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一书中说道:“没有机器印刷技术的出现,没有由机器印刷技术的发展而诞生的近代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传载方式的改变,也就没有文学言述样式的改变,更没有文学观念的改变,自然就不会有新的文学形态的改变”。由此可见,大众传媒在文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近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分界线,起到了一个里程碑的作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文化事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封建传统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局面,几乎在一夜之间被瓦解,文化领域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态势,在表述上采用了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各类文学创作快速增长,文学创作流派和文学思潮纷纷涌现,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那时候“中国传统通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戏剧盛极一时”,“小说也由过去的末技升堂入室。由于印刷业的兴盛,历代小说在近代大量重版,流传甚广,封建王朝的禁毁令不宣而废”。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推动了文化事业的不断进步和进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种新的文学思潮如雨后春笋一样迅速成长,在中华大地上盛开出一朵一朵灿烂的文化之花。 在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统治阶级的公私言行,经由大众传媒的监督机制暴露在民众眼前,往日神秘的权贵阶层失去了变得触手可及;同时,在这个世界里,社会对政府决策和行为的反应和评论也得以公布,文化专制的霸权被淡化,被消解;许多报刊以“监督政府,向导国民”为天职,成为约束政治权利的社会制衡机制。正是在这种社会基本机制的转型之下,在有大众传媒掌控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风气为之一变,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的思想,以报刊表之。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报,社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有一大问题出,为各种社会的注意,则必占各报之主要部分。”不同的思想能够在报刊上反映,各种言论能够在传媒上出现,这种信息环境必然会冲击专制正统文化的霸权,构成思想良性发展的机制,社会文化环境随之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公开并存与竞争,使思想先驱和革命新势力的社会领导地位得到确立;同时这些拥有传媒话语权的人,“既具最高之地位,代表国民,国民而亦即承认其代表者,一纸之出,可以收全国之观听,一议之发,可以挽全国之倾势”。 随着西方国家和中国商业贸易的越来越频繁,也由于西方国家想侵占中国的野心驱使,外国的一些新技术或多或少的流传进来,这样就造就了以动力革命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工业社会后,文学的传播与交往才彻底突破了手工的、低效的阶段,呈现出一日千里的发展局面。 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认为造成晚清小说空前繁荣局面的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当然是由于印刷事业的发达,没有此前那样刻书的困难;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在运用上需要多量生产。第二,是当时知识阶级受了西洋文化影响,从社会意义上,认识了小说的重要性。第三,就是清室屡挫于外敌,政治上有极腐败,大家知道不足与有为,遂写小说,以事抨击,并提倡维新与革命。”尽管阿英并没有据以论述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在晚清如何发达,并如何影响小说的发展,但是,他把“印刷事业”与“新闻事业”发达的因素基于当时社会的与政治的要求之上的事实,却无可置疑地反映了他对近代传播媒介引起文学巨变的初步感悟,并表现出他对传播媒介变革的高度重视。这是社会在步入工业化之时对文学的馈赠。它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与交流都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近代传播媒介的变革,根本不可能有二十世纪文学思潮空前的繁荣,就更不可能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兴盛,也就无从形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此庞大的体系与格局。 二、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大众传媒 要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大众传媒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绕过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单单说现代文学思潮,也就是,我们不能将文学思潮从整个文学版块中抽离出来去论述,文学思潮本身就是文学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不离不弃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分割开来论证,不免会落入片面和激进的圈子。 中观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历史步入现代进程以后,现代工业经济给传播媒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不论是传播媒介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技术,都呈一日千里的发展趋势。首先,从硬件技术设施上来说,在社会历史发展到现代以后,各种新产品新能源(相对于工业革命之前来说)极大程度的运用到各个领域,现代印刷技术应该说首当其冲得益颇丰,在没有这些新动力之前,所有的加工印刷流程只能靠传统的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并且印刷质量也不是很高,这对文化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约力量。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共出版通俗小说二百七十五种,文言小说五百五十九种,两者合起来总计八百三十四种。而晚清以来,单单就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书目》中收录1898年到1911年这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一千一百四十五种,比前二百五十年出版的总数还多。这组数据说明在先进技术的推动下,我国的文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从大众传播媒介的软件方面来说,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之前几千年来“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读书为官论在瞬间土崩瓦解,以前认为只要通过科举考试就能走向仕途的梦想突然崩塌,举国上下的读书人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样在社会上就“多余”出了一大批自由学者,也就是为数众多的文化人。这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提供了人才的保障,使大众传播媒介有了人才软实力的助推。在一大批有为青年的簇拥下,胡适、陈独秀闪亮登场,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而他们的出场,从一开始就是与大众传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就没有文学革命,也就更加不会有其后产生的各种文学思潮了。 大众传媒与文学的相互渗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就有一个新的文化阵地的产生,一个文学思潮必然要以一种出版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传播自己的文化。一种文学思潮之所以要选择或创办一种出版物作为自己的文化阵地,是因为作为大众传媒的出版物,改变了文化的传播形式,扩大了受众群体和社会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接受传播的权利,拓展了人们认知空间,加快了某种文学思潮的传播速度,更是方便了此种文学思潮的文人们与其他文学思潮的人展开斗争,为他们提供一个没有硝烟的文化“战场”。 如以吴宓、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学改良派,就分别以《学衡杂志》和《新青年》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在各自的刊物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在上面进行“唇枪舌战”。学衡派源自创刊于1922年1月的学衡杂志。该杂志的创办历史可追溯致1915年冬在清华学校成立的天人学会。天人学会由学衡重要成员吴宓、汤用彤创建。但是政治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勃兴的前夕,他们以融合新旧,撷精立极,造成一种学说,已影响社会,改良群治为天人学会的宗旨。吴宓为了实现这一宗旨,曾经希望创办一份杂志。 正是在这种文化思想的对抗中,我国文化事业逐渐走向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仔细分析一下,现代文学思潮的兴起与大众传媒可以说是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文学思潮是以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为环境的,在这个环境中出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上的具有倾向性人们的精神需求的述求。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举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热情,文人志士也力求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救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开始向西方寻求良方、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学习外国文学。这些对传统的中国文学就是一股猛烈的冲击力量,那么,之所以有这种力量,是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功劳的。他们有先进的思想,就必须要依靠大众传媒的力量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这些新知识新文化,而传媒强大的传播力量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正切合了文学思潮的自身需求,并且,传播媒介本身也得以成为这些新文学创作的元素。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思潮的出现也为大众传媒提供了传播素材,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的论战必然会以各自的观念表达为方式,他们纷纷将自己的观念诉诸文章或者是评论,然后将这些文章或评论发表在各自的刊物上让对方和大众了解,这样既能让大众知道自己的观念,也能让大众了解对方文学思潮的弊端,让大众更加全面的了解他们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 三、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思潮的兴盛 中国文学经过近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型,在20世纪初已经具备了现代文学的性质,现代文学的创作和发展大大超过了传统文学时期,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读者的接受率上来看, 这段时期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是相当活跃的,在短短三十年间就出现了现实主义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代主义思潮等八种主要的文学思潮,并且形成了百家争鸣、争奇斗艳的局面,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的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创作方式由以前的单一刻板转向通俗大众路线,而且把文学从“庙堂”上解放下来,让以前披戴着神秘面纱的、精英化的文学变的平民化。中国文学事业步入现代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离不开先进的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付出的心血,中国文学界的先辈们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用自己的智慧谱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奇迹,让中国文学在向现代转型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发出了震撼寰宇的历史最强音。 在中国文学由近代转向现代之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就已经开始了向现代的转变。晚清时期国弱家贫,外来人士处于各种目的在中国兴办工厂、学校、报社等等,虽然他们是想通过他们的这种努力来同化中华民族的儿女,最终达到不费一兵一卒占领中国的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给我们国家带来了新兴的技术和科学的理念。大众传媒就是其中的一种,以机器印刷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随着外国人进入中国而传入,使我国改变了之前手工雕印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印刷行业的生产力,加大了知识传播的广度,加深了传播的深度;他们将新闻媒体这个新兴的行业带给我国,并在我国实行公司化经营管理,这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也被我国人学得并用于自身的发展,并使得媒介市场逐步建立并日趋完善。传播媒介的变革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在于他促使了现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使得文学成为一种公众的事业。在我国报学史上,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近代化报纸,是伍廷芳于1858年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自此之后,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断涌现。到1902年梁启超统计全国存佚报刊时,则已达一百二十四种之多。媒介市场的繁荣推动了文学市场的建立和繁荣,文学市场逐渐壮大起来,职业小说家的出现、报人文学家的双重身份在当时并不罕见。 如前所述,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来自于文学观念的改变和文学思潮的兴起,各主要流派的负责人和拥护者都借助于大众传媒来推广自己的文学观念。也许在当时,他们并没有争取受众的意识,只是想借助报纸的力量来表达和阐释自己的文学思想,维护自己的文学思想,但是他们借助的是一个拥有庞大接受者的读者群,这么一个庞大的群体通过阅读报纸,阅读文学思潮各流派的文学观念,会不自觉的选择一个自己比较中意的文学思潮派别去支持,这样,本来只有少数几个人汇流而成的小的文学思潮,慢慢就壮大成一个大的社会群体性的文学思潮,其影响自然会随着拥护者的增加而增加了。 从二十世纪初年各种文学期刊杂志的区域分布来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许多文人视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文学事业,这时也强烈地带有了工业化社会的特点。许多文学期刊都是作家亲自创办或自任编辑,往往具有同人刊物的性质。出版商、编辑、作家形成了一个有机的联系整体,协同配合并进行文学实践,甚至有的即是编辑又是作家还是出版商三种身份。诸如梁启超创办《新小说》,为一批维新派志士发表政治与艺术主张提供了阵地。又如包笑天,在图表中可以发现,他这时主编的刊物有《小说大观》和《小说时报》两种,在他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下鸳鸯蝴蝶派作者,被推为这一文学流派的元老。此外,像周桂笙编的《月月小说》,王蕴章编的《小说月报》,王钝根编的《礼拜六》,等等,都团结了一批作者,通过刊物来呼唤同道中人,形成风气,这种风气被很多人采用了,也就是文学思潮了。这是文学已经从纯粹的个人事业中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公众的、集约化的工作。 因而我们发现,传播媒介的变革与自由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自然还会派生出两个特点:一是由于读者趣味与书刊市场的影响,文学书刊与杂志不断花样翻新,争奇斗艳,带有商品经济社会中不断竞争的特点;二是每个作家或者一个文学团体都可以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自己的文学主张,形成不同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最终形成风行一时的文学思潮。 大众传媒论文:浅论大众传媒与大学生国情教育 观 国情备忘录 有感 论文关键词:国情资讯 大学生国情教育 大众传媒 论文摘要: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大众传媒论文:全球想象与传统的再生产 全球化语境中大众传媒的 城市叙事 关键词: 大众媒介 城市叙述 全球化 传统的发明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浪潮,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生活日益受到重视,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展开城市叙述、想象和建构的呢?本文即以《南方周末》、《解放日报》、《新京报》等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运动,我国的城市迅速发展,有人指出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城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样态。未来10年到15年,我国将逐渐进入城镇社会。”[1]而在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加入wto,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发展更加迅猛,到处都出现了“造城运动”。而在此过程里,媒介也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本文即探讨新闻报纸等媒介“城市叙述”过程中出现的一方面对城市全球化的渴望、向往,另一方面又努力挖掘和再造城市传统的媒介现象,并深入讨论大众媒介城市叙述中,“全球想象”与“发明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造城运动与大众传媒的“全球想象”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虽已实行“改革开放”,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西方都有了接触,但西方的技术、资本和媒体并没有大规模进入中国。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越来越融入到全球经济和文化秩序中,同时,外国资本、技术和文化开始大规模地渗透到中国,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更加频繁。这股全球化浪潮,刺激了电影、报纸和电视剧等大众媒介对城市的“全球想象”。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1993,郑晓龙、冯小刚导演),描写中国人在纽约生活的情况。电视剧之所以引起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电视剧对纽约大都会的展现,激发了许多观众对西方大都会生活的想象,两位主人公王启明和郭燕竭力融入美国的过程,也说明了当时许多中国人一种对个人、城市和民族在世界秩序中所处位置的不满。电视剧的开篇就展现了一对初到纽约的中国夫妻,妻子郭燕在机场不断抱怨王启明(姜文饰)不认真学“英语”,所以无法在美国大城市自由行动。而当“姨妈”终于找到了他们时,王启明和妻子坐在姨妈的车子里,手舞足蹈,嘴里喊着:“美国,纽约,我王启明来了。”这句话似乎在宣布中国重新走进“西方”,但另一方面,王启明进入“美国”那种手舞足蹈的表现,却又显示了北京和中国的自卑,因为随着王启明的欢喜雀跃,电视也不断地把镜头对准曼哈顿的高楼大厦,这些摩天大楼显示了西方的“优越地位”。 或许正是出于这种不满,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化、国际化成为媒体“城市叙事”的主题,“国际化”成为寻求与世界接轨、重建民族自信的途径,蓬勃兴盛的城市发展也刺激了媒体的“世界想象”,尤其对于北京、上海这两座中国著名城市,大众媒介对它们不遗余力地开展了“全球想象”。北京作为中国一个著名的古都,向来以“古都景象”闻名,这种“古都景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发展,要求北京成为“国际大都会”乃至“世界性城市”的媒体呼声却也连续不断,1993年经过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建设“开放性国际城市”的目标,而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则更加快了北京的“国际化步伐”。在奥运会之前,媒体已纷纷为北京的“国际化”鼓吹造势,例如2007年的《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就是关于城市升级的话题,这篇题为《四大建筑的新北京——城市升级》的文章从中国现代化以及“中国复兴”的视角,讨论申奥成功将给中国尤其是北京城市带来的“新变化”,并对未来的北京城市以及中国发展进行了如下的展望: 我们回到2001年7月13日那个北京的夜晚,天安门与长安街近百万走上街头的人民以及他们的快乐——“北京赢了!”迄今回想,仍让人温暖与澎湃。这是一个有象征性意味的开始,由此出发,我们杂志将广泛而深入地进入城市升级、交通变局、环境治理、食品安全保障……力图完成一系列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中国的报道。“新北京”以及新的中国,不单是一种标签,而是你可能未必完全知晓的事实。[2] 2008年奥运会举办之后,《光明日报》更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讨论北京未来的城市发展,这次讨论根据萨森的理论将城市划分为全球性城市、区域性国际城市和国家性国际城市,专家们在讨论过程中,指出北京和上海虽然是“国际城市”,但还只是“国家性国际都市”,离“世界都市”还有不小的差距,而这次讨论则强调要借助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专家还详细指出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三步曲”:第一步,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二步,2030年初步形成世界城市基本框架,第三步,205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和首都特点的国际大都市。[3] 《新民晚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上海的主流媒介不像一些媒体对北京的“国际化”还抱有疑虑,因为在这些媒体看来,相比于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上海有一种典型的“西方秩序”。[4]在《南方周末》上,当葛剑雄等几位学者讨论上海的城市形象,他们一直的结论就是上海这个城市主要与西方有关,而不是跟中国本土相关。葛剑雄针对有人担心上海的本土文化正受到麦当劳、肯德基等西方文化的冲击时说:“有些人怀念其实有点自作多情,因为他所怀念的东西本身就是洋化了的东西,比如石库门就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是英国的连排式建筑结合中国的特点而产生的。上海无所谓乡土文化,我们现在讲海派文化也好,旧上海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是混合体,根本不存在真正的乡土文化。”[5]媒体与上海的学者都刻意强调上海的“西方身份”,大张旗鼓地对上海开展“全球想象”。而不像北京,在其国际化过程中,始终被其本土传统所牵累。 媒体经常用日新月异这样一些词语描写全球化语境中上海的快速变化,例如随着浦东的崛起,《新民晚报》迅速开辟了“今日浦东”栏目,用文字和图像报道这块通向世界的“新天地”。《解放日报》上的“解放画刊”专门刊登反映“上海变化”的摄影作品,奢华外滩、摩登高楼、繁华街道和中外游客成为了“照片主角”,这些摄影图片都是为了突出上海日益现代化、国际化的主题,不少图片旁边还加上了富有鼓动性的文字,培养公众的“城市梦想”,例如《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副颇有意味的照片,一对青年男女在外滩幸福地偎依在一起,照片下面特地加了这样的文字:“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6]关于上海的图像很多,但为何选择“上海男人和他的外国太太”,照片当然旨在说明上海越来越开放,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图片的特别用意,“外国女性”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像,改变了通常是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因为外国男性搂抱着中国女性的照片,通常暗含着一种被殖民和占有的屈辱历史,但“她”投入到上海男人怀抱的图片,则改变了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性别建构,这幅照片似乎要证明,这一切伴随着上海的重新崛起正在改变,上海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获得了一种“男性自信”。尤其是2010年世博会的召开,更是点燃了报纸媒体对上海等城市的“全球想象”。许多媒体、影像都传达了这种“融入世界”的热情,从而也培养市民对“新上海”的城市认同。“世博会”被媒体看做是上海以及中国城市与世界接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盛会,历史学家苏智良特别在媒体上撰文,详细谈论“世博”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意义: 毫无疑问,组织并举办如此重大的盛会,将极大地提升上海的城市魅力,扩展上海的文化影响。上海亦期待以世博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典礼,进一步确立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地位,向全球城市迈进。[7] 大众媒体不仅对北京、上海建成“世界性都会”抱有极大兴趣,而且广州、苏州、杭州等媒体在讨论“城市话题”时,“国际化”、“现代化”也是频繁出现的一个词语,2002年就数十个城市宣布自己将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譬如《苏州日报》2008年9月12日就发表了邬才生、方伟的《凝聚强调精神动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新苏州》一文,文章把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的新苏州”看做是未来一段时期“全市人民的共同追求。”[8] 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何出现如此狂热地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潮呢?这是颇值得思考的话题,或许罗丽莎在探讨为何中国对现代性项目表现的十分强烈时所说的那样:“中国在现代性想象历程中的断裂标志了一种渴望,它始于半殖民地的历史并不断被延迟,它渴望中国这个前西方殖民地有一天也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及政权达到与西方同等的身份。事实上,现代性项目之所以在中国被表现得如此的迫切,被如此不屈不挠地追求,是源于一种担心自己可能被排斥于现代性之外的恐惧。”[9] 追求“国际化”包含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心理,而且,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往往也是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表现。通过“国际化”、“全球化”中国将获得一种新的主体身份。李鸿谷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奥运的中国:历史动力》一文,从历史发展考察了中西之间的转换关系,他认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曾经以波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东方作为对比,去“描绘欧洲国家、宗教、经济、法律、语言、哲学等各个领域的特征,从而使西欧从封建国家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事实获得了自我确认”,在他看来,现在则是我们通过西方来获得“自我确认”,不过,他也提出了中国进入“那个世界”后的认同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自身特殊或主体性的表述,随着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最终被视为是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按此论定,世界和中国关系框架,中国须进入的“那个世界”,那些普适性原则,其源头实则西欧“自身特殊或主体性”。那么,当中国完成了它的世界进入,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之后呢?[10] 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北京和中国进入“世界”的必然途径,通过此途径,城市和国家才获得了“自主性”,而拉动城市快速升级为国际大都市的步伐”的口号下,鸟巢、水立方等建筑不再单纯是比赛场地,更是成为改变城市和国家形象的标志性建筑,借助“入世”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初步完成了进入“世界”,获得了一个与过去不同的“新主体”。而且,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它们都不仅要进入“那个世界”,被“那个世界”所接受,而且还要成为“世界中心”,例如随着2010年世博会的到来,许多人对于“上海”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在谈及“世博会”时,特别对上海寄予了这样的厚望:“而上海能以这样进步的主轴,主办这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也意味着上海不但用于面对城市未来的挑战,也勇于承担城市的全球性责任。相信,在上海世博会的带领下,中国也能从一个物质生产的沃土,逐渐成为进步观念的乐园。”[11] 二、 全球化的反思与“传统的发明” 李金铨说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媒介一直纠缠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之间。”[12]这点对于城市也一样,媒介一方面大肆宣扬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但另一方面,许多媒体却又担心“全球化”、“国际化”不仅不能让中国城市得到世界认可,相反,中国城市自身的传统,却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特别是对于北京、苏州这样的传统型城市,许多媒体却忧心忡忡,因为在许多媒体和学者看来,是传统建立了这些城市的历史和身份记忆,而全球化、国际化却损害了这些城市的传统。建筑学家阮仪三对江南古建筑在“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被破坏感到痛心疾首,他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江南一带大约还有50多个像周庄那样的古镇,但在城市开发过程中,为了追求“现代化”和“国际化”,这些古镇先后被破坏,[13]国际化、全球化成为了许多中国城市自身文化毁灭的“罪魁祸首”。所以,正是在城市大张旗鼓宣扬国际化、全球化的同时,《南方周末》发表了鄢烈山的文章《城市的主体是谁》(2002),批评全球化让中国城市失去了“主体意识”。张在元也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城市的气质来自何处?》批评全球化浪潮对中国城市致命性的“伤害”: 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城市告诉我们昨天,城市见证我们的今天,城市也预示我们的明天。但是现在太多的城市,我们无法了解她的昨天,也难以准确把握她的今天——因为,一只只贪婪的“手”,无知并无情地割断了“城市的昨天”。[14] 倪邦文则在《读书》2009年第5期上发表了《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更是这样批判国际化的城市发展路线:“传统不再、经典难求。难怪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已成为摩肩接踵的劝业场,难怪乔家大院、周庄水乡已成为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的稀有场所。中国人都已经难以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具有独特气质的城市记忆和家园之梦了,况外国乎?难道要让来自纽约、东京的朋友看我们的钢筋水泥玻璃房吗?”[15] 他认为外国人到中国,不是来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是要看具有东方特色的中国城市。许多学者和媒体更是认为“国际化”、“全球化”,不仅未能提升中国城市的世界地位。相反,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因为这种盲目“国际化”的背后,是对西方文化的顶礼膜拜和全盘接受,例如冯骥才就说:“现在全国都在旧城改造,把一片片街道、胡同、弄堂都铲掉了,变成一个个所谓的‘罗马花园’、‘香港国际村’、‘美国小镇’。这是对民族自尊心和文化心理的无形打击。”[16]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媒体上,不少市民和知识精英,就国家大剧院和cctv的“新大楼”展开了激烈论争,100多名专家上书有关部门批评国家大剧院的建设计划,广泛的争论还迫使“国家大剧院”暂时停工,[17]而争论的背后主要是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和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矛盾,关于央视新大楼的外观造型,甚至引发了媒体和公众的“民族情绪”。 其实传统本身就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正是在快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传统”才成为一种标识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被重新唤醒。诸葛蔚东在考察二战之后日本媒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时发现,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们对曾经所疏忽的“传统的礼节和日常习俗”,以及整个“日本文化的传统”表示了极大兴趣”。这是因为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社会消失,“有不少人一种失落感。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也拉开了现实与传统的距离,使人们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成为可能。”[18] 中国的情形也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一路高歌中,“传统”曾作为一种沉重的包袱纷纷被抛弃。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的高度发展,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人们不仅要考虑中国如何进入世界,而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早在1998年,张旭东回顾中国当代社会思想的变化时就指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存在着一种害怕被现代社会和西方社会抛弃的“忧患意识”和“开放心态”,但九十年代之后,当中国卷入到了“全球化”浪潮时,反而带来了种种“本土化的想象”。[19] “发现传统”正是在这样语境的产生,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反而引起了人们的精神和心理恐慌,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怀念“失落的传统”。在这股思潮之下,人们不仅重新发现乡村文明的价值,也开始挖掘本土的“城市传统”,特别致力于塑造前工业时期城市的“家园形象”。江苏美术出版社就较早地意识到“老城市”的历史价值,于1997年陆续推出了“照片系列”,出版了《老北京》、《老杭州》、《老昆明》、《老苏州》、《老上海》、《老南京》、《老天津》、《老西安》等城市的“老照片”,并邀请陆文夫、冯骥才等文化人给“老照片”配上文字,通过照片再现“过去的城市”,老的街道、城墙、河流、商店、风俗和人物被形象地再现出来。《老苏州》的文字作者陆文夫曾用一种特别抒情的笔调,讴歌石桥、老宅、古街、城墙和民俗等苏州的“城市旧景”: 一座半圮的石桥,一幢临河的危楼,一所破败的古宅,一条铺着石板的小街,一架伸入河中的石级……,这些石无记载的陈迹,这些古老岁月漫不经心的洒落,如今都成了摄影家们的猎物,成了旅游者的追逐之地。那些旧时代的老照片,也成了书店里的卖点。人们在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为何又回过头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 曾几何时,我们向往过西方的大桥,汽车的洪流,摩天大楼,乡间的别墅和那如茵的草地;我们把石桥、危楼、古宅、石级视为贫穷与落后。如今,国内的某些大城市和开发区,与西方的距离正在缩短,一样的高楼林立,汽车奔流,一望无际;那些新建的公寓楼、小别墅,明亮宽敞,设备齐全,冷热任意调节,真有点儿不知今夕是何夕? …… 现代化意味着高速、方便、舒适,到处留下的是时代的标志,及科技力量的显示。人在巨大物质力量的面前显得那么渺小,生命变成了群体。几千人造出一个软件,几亿人在一个软件中疾走。人的寿命在延长,可在感觉上却是那么匆忙,好像未曾在某个地方停留过。于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突然想起了过去,过去虽然艰苦,却在那悠悠的苦难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留下了他和我,于是便在历史的残留中去寻找生命的遗痕,在汹涌的潮流中去寻找那失去的自我。[20] 陆文夫强调人们之所以重温那逝去的岁月,主要是出于对快节奏的现代化的反思和抵抗,现代化带来的高速、方便和快捷,但却让完全的传统破碎,让人抓不住某些东西,尤其是自我也在现代化快节奏中消失了,只有重新回到传统,才能找到“失去的自我”。 在这样一股怀旧的潮流中,《新京报》、《南方周末》、《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纷纷参与到“发现传统”的活动中,这些新闻报道大量挖掘、发现和再造传统。就连上海这样一座现代性的代表城市,也都开始寻找“失落的传统”。 例如《申江服务导报》的“发现上海”栏目,《解放日报》的“探寻申城‘新’与‘旧’”的“系列报道”,在这些报道中,老城墙、老马路、老场坊、老码头的陈年旧事被纷纷“发现”,这些老码头、老城墙、老场坊仿佛是“老上海”的转世,代表“老上海形象”;北京的媒体则致力于对于“胡同”、“四合院”等传统北京建筑和文化的重新发现;苏州的新闻报纸《苏州日报》和《苏州杂志》则刊登了大量文章,发现和推介“传统”,比较全面地宣传“传统的价值”。例如创办于1988年的《苏州杂志》是一本专门介绍苏州文化的杂志,大量介绍苏州的桥梁、河道、建筑、园林等传统,从其目录(1988-1998年期间)《今日苏州》、《人物纵横》、《姑苏情怀》、《古城春秋》、《文丛艺林》、《艺术沙龙》、《春华秋实》、《江南风情》、《吴苑茶话》上,不难看出这份杂志的“传统趣味”,保护和介绍苏州的城市文化传统,成为杂志的核心议题。 正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许多媒体都致力于“传统的发现”,从物质世界到非物质世界,从日常生活到文化生活,从私人住所到公共场所,大众媒体努力向读者勾勒一个个传统的“城市形象”。时,这种传统城市形象如张英进所指出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传统是自然的、诗意的世界。传统城市被认为是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世界”。在一篇回忆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文章这样写道:“四十年代的苏州是那样的静谧。我家在南园边上,更加洋溢着乡野情趣。沧浪亭的浓荫里栖满各种鸣禽,一座名叫南栅寺的荒庙里,偶尔传来暮鼓晨钟,使空旷的田园充满神秘。趁夏日如火的骄阳,我们到小河里嬉戏。我不会游泳,只能站在水边看小牛鱼儿一样在碧波里旋游、下潜,小狗似地打着响鼻。阳光照着他玫瑰色的肌体,细细的汗毛历历可见。我们在菜畦里奔跑,快乐地尖叫着。那一片行人稀少的田野,是无福远游的孩子们天然的乐园。”[21]在叙述者笔下,“老苏州”完全是一幅充满牧歌情调和田园趣味的生活画卷。(2)传统是温馨的、悠闲的世界。张英进分析北京时说,“对北京人的日常活动来说,时间就变得几乎无关紧要——不是缺少时间,而是时间太多。”[22]《新京报》就提供了一幅记者的“纪实摄影”,展现老北京悠闲的日常生活。在照片中,两个老人坐在胡同墙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接受露天理发师的“剃头”,旁边坐在门口椅子上的两三个老人正在逗小孩玩,他们身后是破旧的“四合院”。从这些“纪实照片”,不难看出记者对“北京胡同”的特殊感情,也不难辨认出老北京的形象,那就是闲适、安稳和充满乡土气息。虽然照片中破落的墙体上悬挂着“时钟”,但整幅照片告诉“读者”,“时间”在这里并不重要,它似乎已经停滞,人们有的是聊天、逗小孩和闭目养神的“闲暇时间”,这个空间和谐、宁静、富有秩序感。[23]许多文章在提及老苏州,都特别强调了它的“悠闲性”, 品茶、听评弹、昆曲,都代表着“悠闲的城市生活”,例如徐城北在《苏州杂志》上也曾发表《寻觅苏州》,介绍老苏州的缓慢节奏:“苏州人真会休息。晚上过了八点,街道上几乎就没人了。从打开的楼窗中,有时飘出唱评弹的声音。猜想中如果有人问及,唱者或许会答‘现在是八小时以外啦!’”[24]还有一篇《成都时间》的文章,专门谈在成都这样传统型城市中,时间的不重要。“成都时间是成都的自办节目。成都时间隐藏在北京时间的后面,3点,是北京时间的3点,但后面的成都时间,这个确切的点是模糊的,是延伸的,是弹性的。”[25](3)传统是一个道德化、礼仪化的世界。在传统型城市中,传统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一篇报道苏州的老茶馆,特别指出,老茶馆的经营是通过道德和信用来维持,对于老茶客,有时甚至不用付现金,只要记账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传统式的经营方手段,赢利自然必要,但如果“斤斤计较几个钱——即便换个文雅而又时髦的名词——便贻笑大方了。”[26](4)最重要的一点,“传统”代表着一种精神,是与自我认同相关的“精神家园”。传统总是以“家园形象”出现,虽然没有丰裕的物质世界,旧的街道、风俗和遗迹这些“传统”被媒体叙述成与“我们的来世”密切相关,是人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的精神本源。(5)与此相关的,传统是一个符合东方审美趣味的美学世界。许多媒体在报道传统城市的街道、建筑时,总是强调它所代表的独特的东方美学,相反,现代城市被一些人认为不符合东方的审美观念。“我们今天的城市只是看上去像是‘西方现代’而已。这不仅不合乎美学,更加不合乎伦理,因为它承载不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想象。”[27]。 总之,在媒体的重新挖掘、发现和叙述中,“传统的世界”并不是死去的“过去”,它被新闻报纸、媒体杂志和大众电视描述为一个具有温馨感、连续感和稳定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被媒介塑造为当代人的“梦想家园”, 与当代城市人的自我认同、历史记忆紧密联系。“失落的传统”重新变得有价值起来,成为反思快节奏现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成为疗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药,也成为人们寻根的精神归宿,“传统的世界”成为了流落四方的现代人自我、家族和民族认同的根源,而媒体的宣传无疑推波助澜,吸引更多人的到“传统世界”寻根,现代城市中分裂、失散的人们通过“传统”被重新聚集在一个“共同世界”中。 三、地方主义与被消费的“传统” 通过报纸、图书、杂志和电视等各种各样大众媒介的报道,“传统”不仅被源源不断地发掘,而且确实开始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保护,发现和保护传统成为了一种历史潮流。当然,传统本身就是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传统”,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传统,伴随着城市传统的再发现,是城市“区域意识”和“地方意识”的加强。在共同发现“传统”的大背景下,每个城市都开始寻找、发现和建构属于自己城市的“传统”,例如2008年6月5日《苏州日报》的“大众论坛”,就发表了苏简亚的《文明对话视野中的苏州文化》,这篇文章站在全球时代文明对话的语境思考苏州的“传统文化”: 苏州文化是指苏州这个地区的区域文化。苏州地区不仅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同时还具有比较浓厚的区域性特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太湖文化。此外,还由于苏州地区临江面海,对外交通非常便利,具有与外界对话的有利条件。这就决定了,苏州文化必然会在区域文化的交流中,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中发挥出自己的独特的作用。 这篇文章强调苏州独特的“本土特色”,不少学者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提出苏州的建筑、文化和艺术都要显示一定的“苏州味”,阮仪三接受媒体采访时,特别解释了什么是“苏州风格”:“什么是苏州风格,咱们大家一道来说,苏州风格各人各理,没有关系,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通过大浪淘沙,会留下金子。首先,高度规定了,不好超过24米,高度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灵魂,高度控制住了,基本上体型控制住了,所以我们苏州还保留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也就是一种婉约的、精巧的,和人的尺度相宜的风貌;然后,再尽量地运用苏州各种各样的元素,这个元素就是艺术性,或者说建筑化的……”。[28]新闻报纸和电视媒体还开辟了专门的“苏州话”栏目,绘声绘色地讲述“地方故事”,属于苏州特有的风俗、人物和文化被不断地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一种较高的价值。上海《社会科学报》也开辟了“文化上海”栏目,邀请吴福辉、熊月之等专家,专门谈上海文化的特征,并讨论上海文化和苏州文化、杭州文化之间的“地域差别”。在《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等媒体上,阮仪三谈到上海里弄时,特别强调了它的“上海味道”:“里弄浓缩了上海市井生活的点点滴滴,儿童们在弄堂里玩耍,张家妈妈、李家阿姨帮着照看孩子,主妇们在后门口做家务,老头老太在前门口孵太阳,小贩们串弄堂叫卖,这些都形成了里弄情结,演绎了里弄风情。里弄是活着历史,最典型的是新天地,虽然只取了里弄的形,没有了原有的内涵,但新天地却成为了重要的经典,它体现了‘里弄风情’,有一种‘上海味道’”。[29] 每个地方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都在努力挖掘属于自己城市的“本土传统”,但这种城市的本土意识无形中使得“地方保护主义”抬头。“地方传统”不仅成了抵抗现代化、全球化的有效工具,而且成了排斥其他文化的有效手段,例如在快速的现代化、全球化中,上海的媒体出于担心强调要保护“上海话”,但有一些人就指出“强调纯正的上海话,作为一种识别标记,很可能有上海原居民要保持对新移民的心理优势的潜在动机在。这种潜在心理对上海实现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宏大目标是有负面影响的。”[30]更有不少地方城市借助于大众媒体争夺一些“传统资源”,相互之间产生了“恶性竞争”。 其次,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许多媒体看来,传统的自然、亲情和温馨的“家园形象”固然令人向往,但传统生活毕竟与现代生活相去遥远,老灶头、箍桶匠这些“传统”,实际上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即使还存在的“老传统”,有不少也与现代世界格格不入。报纸、媒体也记载了许多城市“老传统”的尴尬境地。例如一篇《驻颜有术看古城》的文章一面称赞了“老苏州”的美丽,随后却对老城区有了抱怨:“韶光流逝,沧海桑田。时隔一千多年,如果白居易再次光临苏州,看着那拥堵的车龙人流,狭仄的百姓居室,恐怕不会有‘平铺井邑宽’的赞叹了。在14.2万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中,拥挤、破旧、污染、堵塞已经成为令人头痛,拖社会发展后腿的严重问题。时代把一个大题目摆到了当代人面前:苏州古城向哪里去?古城的保护和发展如何寻找最佳结合点?”[31] 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胡同、四合院和弄堂生活,或许并没有媒体和大众所宣扬的那么充满诗意、温馨和田园情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对“大栅栏”这样的老城区进行了实地调查。结果发现,位于北京市中心宣武区东北部的“大栅栏”已经成为“典型的贫民窟”: 大量居民日均生活费不足8元。调查披露,截至2005年6月,大栅栏57551人常住居民中,60岁以上的达9914人,占17%,残疾963人,失业登记4427人,社会低保929户,共1946人。外地女嫁北京人的277人(大部分北京男人是残疾、无职业、无收入、吃低保)。人群结构呈现社会困难人群的特征。大栅栏人口密度大,居民居住拥挤,某住户3口住房仅为4.8平方米,女儿出生后父亲只能睡在躺椅上过夜;街巷狭窄,火灾隐患多,最窄的钱市胡同只有82厘米宽;社会治安混乱,珠宝市、月亮湾的110报警占全地区的70%以上,黑三轮、黑导游屡禁不绝。[32] 这个“老北京”已完全不是媒体和公众所想象的一个充满闲适、温馨和乡土诗意的北京,相反是一个吵杂、混乱和毫无诗意的世界。在这里,人与人之间冷漠无情,互相敌意。出现这样情况主要还是“城市化”的压力,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集中在老胡同里,学者陈平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四合院已经沦落为大杂院,在那里生活的北京人,对专家们所论证的四合院建筑的美感没有真实的体会,只知道其脏乱差。反倒是文化人,出于某种理念,一直呼吁保护四合院。你让老百姓投票,看他们要那些未经改造、没有现代设施的四合院,还是宽敞明亮的高楼大厦,恐怕很多人会选择后者。”[33]媒体和文人对“老北京”的想象,与胡同的实际状况显然有很大差距。 所以,“传统”必须要面对“现代世界”。在现代面前,传统要么消失,要么适应现代社会而加以改造,媒体也不仅要发现和挖掘“传统”,还要参与“传统的改造”。例如《常熟日报》2009年刊登了一副摄影照片,照片的标题是“古城今韵”,所配的简短文字用一种自豪的口气介绍常熟古城改造后的效果:“近年来,常熟古城在悄悄发生变化,原有破旧不堪又窄小的老道,已在古城保护改造过程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粉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水乡风韵跃然眼前。”[34]许多“传统”经过“改造”得以重新彰显,获得了“新生命”。北京的南锣鼓巷、苏州的平江历史古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山顿溪老街、拉萨八廓街等老城街区都是被媒体誉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不过,尽管媒体和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保护和改造传统,大量的传统得以“复活”,这些传统和真正的“过去”还是有本质的差别。比如苏州的历史平江古街区,尽管被媒体看作是“传统”改造的典范,但也有人批评,这个“历史古街区”实际上也有点变味,因为平江历史古街的改造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出于旅游和商业目的,许多原住人口都被迁走(有475户居民被迁离),这个古街区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风貌。[35]不少媒体也把改造后的“南锣鼓巷”看成是“老北京”复活的典范,因为在这里还保留着完整的“老北京风情”,这些“老北京风情”不仅吸引中国人,而且还吸引了无数外国游客:“在南锣鼓巷两边的胡同里,到处都能看到长长的胡同游三轮车队伍,外国人饶有兴趣地游览保存如此完好的老北京风情街景”。[36]虽然经过旧城改造以及媒介宣传,“老北京风情”得以“复活”和“再现”,但这个“传统”并不是过去的延续,相反,被保留和改造的只是一部分而已,传统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是零散的、琐碎的。许多被保存和改造的“胡同”、“四合院”,同样零星地散落在新的城市群中或者湮没在新的城市空间里,所以有人指出: 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的涵义已不仅仅是建筑物本身,而是与北京人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方式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没有了四合院和胡同,还能有京韵大鼓的神韵和卖豆汁的 吆喝声,也很难想象在一个现代化的广场上能够让天桥的杂耍和叫卖声真正重现、长盛不衰?[37] 最后要指出的是,被改造的胡同和四合院,虽然给现代都市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寄托怀旧梦想的场所,提供了一种大都市所没有的浪漫诗意,人们在这里可以短暂地重温和体验往日的“胡同生活”,却无法真正走进“过去”。《青年时讯?双城》,曾刊登一组《私藏北京:小街巷里的甜蜜小日子》文章,介绍了几个值得去的老北京“小街巷”,这些“老北京胡同”都是经过重新改造,文章配上了这样的文字:“在北京生活的达人们,都有自己私藏的心水小店,幽静的小咖啡馆、文艺腔的酒吧、风景绝美的餐厅、拥有独家商品的小店……善于发现的人们在北京数不胜数的胡同小巷里找到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38]胡同、四合院过去它们是普通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现在却变成为人们提供了大都市里的另一种美好时光的场所,摇身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酒吧、咖啡店、餐厅和商品小店,是厌恶大都市生活的达人们闲暇好去处。就连南锣鼓巷也不例外,摆脱了过去的“平民身份”,变成了现代化、摩登化的“中产阶级胡同”,它们被改造成适应现代和后现代都市空间的新场所,日益成为现代消费社会的象征。甚至有些四合院,摇身成为明星向外界炫耀的上流“豪宅”,离普通的北京市民越来越遥远。 总之,发现、改造和创造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保存“传统”,也不完全是抵抗全球化和现代都市文明,相反,“传统”并不是传统“本身”, 大部分的传统都无法“原汁原味”,许多许多“传统”的创造正是为了适应全球化和现代化,大量的传统被改造、挪移和美化,以适应现代消费社会的需求。传统文化变成了德里克所说的那样:孔子变成了东方的“钱袋”。[39]在此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传统”,例如《苏州日报》就曾经对苏州市“山塘历史文化保护区修复性工程”的一些做法进行了一场“讨论”,因为这次修复要根据曹雪芹的《红楼梦》在山塘街重新修复一座“葫芦庙”,有人就尖锐地批判说:“再逼真的新葫芦庙,也是假古董,真的‘葫芦庙’是无法复活的。因为一种千年历史沉淀的文化,不是朝夕间能用金钱堆砌起来的,即使建成,也是经营企业商业开发的盈利性产品,而非用心合理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40] 结 语 于治中也在《读书》上发表了《全球化之下的中国研究》一文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们对自身的认识,对传统的发现或再发现,事实上并不完全受制于过去,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现在与设想我们的未来。过去并非与现在对立,而是作为未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41]中国城市本土文化传统的复兴,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德里克说:“东亚进入全球资本主义所伴随的不是对东方主义的否定,‘东方人’自己东方化,从而使东方主义变得神圣。”[42]。传统本身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迁,并没有恒古不变的“传统”。所以大众媒体在重建“传统”时,其实应该强调了传统与现代社会、传统与全球化之间的对话关系,而不是对立关系。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公共政策论文 一、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 1.在《公众舆论》一书中,向公众描述了大众传媒影响现实世界和人们头脑中的事件的重要性,后经美国传播学学者的研究形成了“议程设置功能”的假说。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于在《舆论季刊》发表名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的文章,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简言之,大众传媒可以促使政府改变考虑问题的先后顺序,引领政策议置的建立。大众传媒常常利用其掌握的传播媒介,大量某一社会问题的相关“公共议题”,利用网络媒体受众量大、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办事效率高的优势,吸引公众的眼球,引导社会公众舆论,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舆论群体。对同一议题感兴趣的群体可自行进行沟通交流,并且之后可能能够形成一股舆论或社会风气思想的浪潮,使该议题逐渐转化为群体议题,再经过不断变化发展,其影响范围能够扩大到整个社会,于是便形成了公众议题,进入政府视野,最终促成政策议程。大众传媒的出现使得议程设置的反馈更迅速,互动交流更多,能又快又有效地达到理想中的传播效果。大众传媒利用自己独特的观察力,以及自身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中的某一问题进行频繁报道和讨论,影响受众对该问题内容及性质的认知、态度,进而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利用大众传媒构建“第二现实”,使政策制定者不得不关注本问题,是社会或公众问题进入政策议程的重要途径。 2.近年来,“宰客门”等公共事件接二连三的的报道,形成舆论焦点,致使全民沉思道德滑坡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国家应该好好处理这些事情,致使中央政府针对这一系列问题也作出了应对之策。在这一大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得极为重要,学雷锋活动、互帮互助等活动开展起来,鼓励社会公民要坚持做好人好事,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旨在调动公众参与全民做好事的积极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先进文化。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意见领袖”这一代名词出现,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并对现实社会中的舆论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多方重视。意见领袖应带头规范自身言行,引导主流舆论价值观,理性运用媒介传播,从而推动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协调发展。大众传媒对议程设置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由于没有明确“把关人”的存在,一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容易造成谣言的泛滥。信息的过度重复与转载,导致信息混乱,过多的信息轰炸易使公众产生疲劳感和无聊感,整个传媒界将面临失控危机。由于自身特点不同,个人设置的议程主题可能会受到盲目围观,易产生负面偏执影响,同时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边倒现象,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因此,对于大众传媒在政策议程中的作用,我们要全面看待,在知道其具有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全面了解大众传媒,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为议程设置服务,创造一个良好的公众互相交流的平台,从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序,实现大众媒介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完美结合。 二、大众传媒影响公共政策的评估 大众传播媒体利用自身信息传播、接收信息迅速的优势,向公众及时传播事件的真相,引发受众相互交流,大众传媒通过自身的直接评估间接影响政府和公民对公共政策的总体性或局部性认识,从而可能引发公共政策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政策评估主体的角色。大众传媒的出现实现了政策制定与公众的双向互动,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众可以参与其中,打破了先前决策者独断专行的局限性,以保证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如果一项政策方案在出台前没有得到公开与公众的充分辩论,那么这项政策就很难实现所谓的公平公正公开。公共政策的效果怎么样,社会公众的评价是十分重要的。大众传媒将公共政策从各个方面传达给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从各个角度对公共政策进行剖析,为公众提供可以参考的依据。同时,大众传媒也为某一政策的评论提供了平台。意见收集和反馈涉及到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可度,是政府进行政策再制定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为公共政策的评估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其能够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同时可以发表有倾向性的评论,尤其是会对政策的不良后果进行评估,引导公众进行舆论监督,指引政府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北京市政府从2004年3月1日开始就《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征求市民意见,结果在收到的246条反馈意见中,大多数公众反对。北京市政府经过认真分析,尊重了公众的意见,最终决定对草案推迟出台。可见,大众传媒及其公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及意见,将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发展演变产生深刻的影响。大众传媒业承担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不仅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公共性、有效性,也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平台。大众传媒出于自身的职业责任感,抱着对公众、社会、政府负责的态度,会对社会各领域的活动进行及时报道传播,并在这一过程向公众做出解释说明,引导社会舆论;同时也会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之于众,引领社会谴责违反者,旨在规范社会道德秩序。当某些问题被公开之后,公众与政府会受到“制度性的压力”, 三、结语 因此会主动改正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现在,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大众传媒已成为政府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是政府和公众之间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希望大众传媒能够秉承自身原则,正确引导公共政策的发展方向,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和谐发展。 作者:杨娇娇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积极作用 (一)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随着科技的发展,大众传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发展和普及,同时,人们获得的信息量也在急剧攀升,各种文化和思想在人们的生活中广泛、自由地传播着,使得人们的思想不再闭塞。 1.及时地报道国内外各种重大事件。这些报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及时了解世界局势以及国内外形势、政策的变动,了解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有利于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形势政策观。如在“2014全国两会”上,许多委员把通过网站和博客等形式收集到的民情、民意反映出来,各类媒体也以各种专题的形式将会议精神及时地传达给群众。国外的各种重大事件通过卫星以及网络也能在瞬息之间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得人们足不出户,就能知晓天下事。 2.宣传社会发展动态。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大众传媒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重大成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如载人航天飞船上天、奥运会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等,让人们看到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科技发展所取得的进步,从而能够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奋斗,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地域以及数量的改变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要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如党政干部、学生、军人、国企职工。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获得信息和受教育的程度则会受到限制。但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打破了这种信息传递的受阻现象,特别是互联网的出现,实现了全球的信息共享,人们通过互联网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不得不说,大众传媒以其高效的传播方法与手段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地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极大地扩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覆盖的深度和广度。 1.扩大了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以及广电网络覆盖率的影响,国家的思想主张与政策法规在农村得不到宣传,大部分农村成为了大众传媒覆盖的盲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众传媒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如今,大众传媒在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覆盖。人们无论居于何地,都可以随时通过大众传媒接收信息。我国大众传媒业的快速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地域范围不断地扩大。 2.使得教育对象数量得到增长。据统计,我国的网民数量从2001年6月到2006年6月,仅仅5年时间,增长了3.67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大众传媒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农村居民成为大众传媒新的受众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潜在的教育对象。大众传媒的快速普及和发展使得其思想政治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通过大众传媒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员数量在不断增长。 (三)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多样化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途径不再仅仅以人际传播为主,而是通过广播、报刊、网络等传播媒介多角度、多元化地传播给受众,这样受众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从而使得教育途径可以多样化发展。现今,人们的生活压力在不断地增加,产生的心理问题也在不断增多,这时架起主客体之间心灵桥梁的大众传媒就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大众传媒可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催化剂,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解决其存在的心理问题。 二、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产生的消极影响 (一)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价值取向的偏差和行为失范当今社会,大众传媒作为“守门人”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弱化,对于信息没有起到筛选的作用,不管什么性质的信息都可以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都没有限制。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所占的百分比大得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在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多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走向市场,在转变经营方式的同时,使得自身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为了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大众传媒变得越来越世俗化。为了争夺受众,很多媒体在传播过程中侧重于扩大娱乐性,加大对受众的感官刺激,再加上监控技术的不完善,进而导致受众个体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偏离了社会主导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特别是使得没有完整辨识能力的青少年出现了道德意识的扭曲和价值观念的偏差。例如,备受青少年追捧的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中就渗透着典型的资本主义式的文化形态和价值标准。受到这些影片的熏陶和影响,一些青少年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极度的不满情绪、扭曲的价值观念和严重的心理失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心理和社会交往受到冲击大众传媒将传统的人际传播方式转变为人与媒体、机器的交流方式,这就使得受众在人际传播过程中无法感受到对方通过表情、语气以及肢体动作语言传递的丰富情感,从而造成了人际关系以及情感的冷漠,甚至造成情感或者心理的错位,特别是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导致许多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为了逃避现实生活而热衷于网上交际。据我国互联网调查数据显示,在平均每周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人群中,13%的人会减少与朋友、家人的相处,26%的人会减少与朋友的言语交流,8%的人逐渐与社会隔离。长此以往,这一群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会逐渐下降,他们甚至会对亲情、友情都变得冷漠,从而诱发人际障碍。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较低,网络世界又是吸引人的虚拟世界,因此,青少年若徜徉其中,很容易迷失在“网络的丛林”中。 总之,在现代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努力发挥好大众传媒的积极作用,根据大众传媒的规律,消除其消极影响,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上推进。 作者:李继民赵心瑜单位:吉林建筑大学 大众传媒论文:传媒对少儿文学表现的影响 本文作者:孔凡飞作者单位:沈阳化工大学 实际上,大众传媒与文学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只不过在今天,大众传媒的强大优势让其对文学的影响更为扩大。“文学在大众传媒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更多更大,也更为深刻,表现出文学对大众传媒这一强势文化力量的趋附和大众传媒对文学内部的深度进入。这既是大众传媒时代大众传媒掌握文化领导权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作为文化产业构成部分的文学所做出的功利性选择和商业化的转化。”[7]大众传媒不仅通过改变文学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从外部对文学的艺术表现进行干预,同时,它也以媒介本身的技术条件,通过普通使用电脑及网络,无形中对文学创作的内部进行改变,从而让文学创作在思维、内容、表达方式、审美趣味及语言的运用上都发生变化。 对创作思维的影响 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电脑成为作家写作的重要工具。正如有专家预见的那样,“在电脑上书写不仅使作家的书写方式发生变化,而且影响到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思维方式”[8]。但是,这种影响隐晦而不易察觉。从用笔书写变为用电脑书写,是书写的一次技术革命,但对思维影响而言,则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用笔书写是文字在头脑中不断建构形象的过程,而电脑写作则是用手指敲打键盘,仅仅是文字的输入过程,作家关注的是文字呈现的过程。传统的文学是用笔逐字逐句的创作过程。在写一篇作品之前,作者需要想好如何开头,如何结构作品,如何结尾,是一个完整而严谨的过程。写作思维是一种线性的思维方式。而电脑写作则打破了线性思维的结构,可以发散性思维进行,因为电脑带来了思维空间的开阔性和思维结构的高速性。再加上网络上寻找资料的方便性,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网络上找到更多需要的资料,只要对其进行简单的复制就可以完成,这就削弱了作者对资料的深层加工。在用电脑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地增添或者删除内容,甚至可以先写其中一个部分,再写其他部分,然后再连接成一个整体。电脑写作带来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可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浅表性,不追求作品的深度,故事有大众化倾向,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模仿他人或模仿自我,这也被成为“备份式写作”。“备份式写作以一种复制的众多性取代了创作的独一无二性,追求标准化、程式化,它使陌生的创新变成庸俗的成规。”[9]不可否认,近些年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可谓丰富,然而真正能够产生影响的却寥寥无几,尽管作品的销售也很可观,但大多数作品都被湮没在儿童文学创作的滚滚滚洪流中,如前文提到的那些迎合市场而创作的魔法系列就是如此。可以说,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故事的大众化倾向,缺乏独特的生活体认,作品也缺乏相应的深度,塑造的都是魔法、巫师形象,不可避免地有雷同的印象,更何况J?K?罗琳的珠玉在前。作家自身也会就某种题材出现雷同。如刘东的“奥运小子”系列中,他创作的《闪电手的故事》和《林大脚的故事》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标准化”的趋向。主人公一个打篮球,一个踢足球,在他们的各自生命中都有一个精神上的引路人出现。《林大脚的故事》中出现的是球星李皓,而《闪电手的故事》中出现的是坐轮椅的女大学生赵越。主人公都在一系列故事中体味到运动对人生的意义。而同一系列的其他几位辽宁作家的创作似乎也没有逃过这样的“标准化”趋向。同样,薛涛的那部具有文体突破意义的“山海经系列小说”,也有同样的问题。三部小说分别和中国古代的三个神话故事“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相对应。而小说中的主人公都穿越现代与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相同的,这和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中的“新神话”模式是有一定区别的。尽管该小说开拓了中国本土幻想小说的新领域,但却因故事构思的同构性稍显精致有余而大气不足。电脑化写作对创作思维的这种影响,让人觉得写作似乎可以批量化,而不是创作。正如马克?波斯曾担心的那样,“电脑写作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而使所有的东西变得非个人化了。”[10]个人化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尺,它标志着作者个人风格的形成,个性精神的独特展现。而电脑化写作导致的写作思维的改变,“备份式写作”的形成,会让文学趋于平庸。 对文学表现方式的影响 文学的表现方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日新月异、手法多样、文体的交融、文本的超越,成为今天的文学创作的一道新的风景。新闻报道是大众传媒的重要载体,新闻报道以及时性、真实性和典型性而著称,而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似乎更愿意通过新闻报道来体会喧嚣的现代生活。因此,在大众传媒影响下,新闻语言的叙事方式对小说的叙事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小说新闻化的叙事方式在成人文学中屡见不鲜,但对于儿童文学来说,这种新闻化的叙事还没有形成规模,毕竟儿童文学就其语言来说有其特殊性。但是这种创作倾向却在某些作家那里得到印证。刘东的那部获奖无数的《轰然作响的记忆》就是此类作品。该作品由12个独立的故事组成,号称“中学生的口述实录”,作者将其称为“采访小说”。该作品以纪实的新闻手法向读者讲述了12个少年的成长故事。每篇作品的后面都附一篇作者手记,这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典型性。这或许也是这部作品受到舆论好评的原因。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则在作品中赠送与作品内容相关的视频光盘,让读者在读书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播放光盘进入到游戏当中,从而使文学创作超出原有的文本,形成“超文本”。这种文学文本与视觉文本的互动,开拓了文学表现方式的新类型。而实际上这种超文本的形式可能会成为未来图书出版的一种新形势。大众传媒对作者和读者审美趣味产生重大的影响。文学的写作和阅读在大众传媒流行之前,一直被视为一场高雅的精神活动,甚至有“贵族化”的趋向。然而,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文学的消费者追求的不再是细细品读作品的高雅情趣,相反,追求最贴近自身生存状态的生活趣味,追求阅读作品传达出的感官快乐,成为一种常态。有学者认为,“他们更喜欢在都市的奇异故事与刺激的场面中寻求感觉与情感的通道;他们更倾向于欣赏节奏欢快、情节突变、充满荒诞、惊险场面的‘艺术品’。”[11]其实,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强调其故事的轻松有趣,倡导“游戏精神”,这或许和大众传媒时代的要求不谋而合。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曾一度以深沉厚重而著称,但是,在大众传媒时代的背景下,生活化和娱乐化的创作也层出不穷。董恒波的那些以幽默著称的创作如《清明时节》《危险的实验》等反映城市少年儿童生活的小说作品,在惊险而轻快的叙事中,让读者体验快乐,感受成长。单瑛琪的“小哥俩儿系列”是强调游戏精神的作品。故事以情节的欢快、荒诞而著称,一对双胞胎兄弟的那些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让读者感受着成长的可爱与稚拙。这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种低幼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而以刘东的《称心如意秤》《镜宫》等作品为代表的创作,大多讲述生活在城市中的少年,在一系列奇异的经历中寻求成长的过程。《镜宫》通过主人公南海进入电脑网络中一个被称为“镜宫”的网站,实现不同人生交换的目的,而在一次次的人生交换的过程中,他体味到成长中所要面对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等必须面对的问题。故事本身很吸引人,在和主人公一同交换人生的过程中,读者似乎也寻找到一种情感宣泄和体验的过程。 对文学创作内容的影响 大众传媒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和生存方式,同时也意味着今天的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以往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围绕着家庭与学校讲述故事。而大众传媒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时代内容。辽宁儿童文学的创作就内容而言丰富多彩,涉及到广泛的社会生活。于立极的系列以反映中学生内心的“心理咨询小说”,如《自杀电话》《生命之痛》《心结》等从心理学的视角介入,关注了社会转型时期当代中学生的内心世界以及遇到的心理问题。作品讲述了这些学生如何走出内心的阴影,回归正常的社会,他们为当下正在成长着的青少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此类的作品还有薛涛的《正午的植物园》等。尽管进入和平年代,然而,战争的阴影并没有过去,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在战争题材上有着非常深刻的挖掘。比如车培晶《沉默的森林》《老骡,老骡》《红麻山下的故事》等、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庚子红巾》等,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战争时代少年儿童无法回避的逆境、创伤和苦难,并试图通过对这些苦难、逆境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塑造少年儿童的英雄群像。关注当下的热点问题是辽宁儿童文学的自觉追求,如于立极的《在高高的楼顶上》关注了农民工的问题;许迎坡的《寻找爸爸的天空》关注了下岗工人子女的自强自立的社会问题;董恒波的《同一个梦想》关注了当下社会环境对校园生活的入侵;常星儿的《回望沙园》关注了沙漠地区少年成长;薛涛的《黄纱巾》等作品关注了父母离异对孩子内心的影响……应该说,在大众传媒时代,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鲜的题材作为作品的内容,丰富了儿童文学表现的艺术空间。张邦卫认为,“只要文学还反映社会,反应生活,由社会中的人创作与阅读,那么,它就难以摆脱媒介强权意志和媒介文本的诱惑性主导,文学生存与生态环境已不可避免地萦绕着媒介的话语及其声音,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制约与限制、解放与提升的关键因素。”[4]177应该说,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在给文学带来负面影响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新质。值得庆幸的是,辽宁儿童文学总体上而言,还是保持了纯文学创作的立场。很多作家仍然坚持文学的诗意与优雅,并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作家们努力消解大众传媒给儿童文学创作带来的制约与限制,尽可能利用大众传媒让儿童文学创作得到解放与提升,在大众传媒的背景下传承着“文学的薪火”。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人文环境的影响 一、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人文环境对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会推动人文环境的优化,而良好的人文环境也会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美国著名的经济管理学家德鲁克说:“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良好的人文环境会带动当地旅游、餐饮、交通、商业等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人文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资源,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二、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 大众传媒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方面。谁提供的信息最有价值,速度最快,最能吸引受众的眼球,谁就掌控了受众的注意力,从而才能形成自己的影响力。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指出,在网络信息社会,物质和信息都不稀缺,稀缺的是什么?是注意力。传媒把新闻产品售卖给受众时,他们同时也获得受众的注意,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注意力”和“影响力”才凸显了大众传媒在建构人文环境上的优势。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主要表现在对内、对外宣传上。对内宣传,塑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稳定和发展“内部资源”,为引进持续稳定的“外来资源”打下坚实的基础。内部人文环境塑造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把人们一时的“注意力”转化成长久的“影响力”,是一地区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对外宣传,为本地区打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增强本地区的“影响力”,吸引更多“外来资源”。同时,大众传媒也必须先做好自身建设,才能在建构本地区人文环境上发挥最大的作用。有一定影响力的媒体传播,才能吸引最大的注意力,这对一个地区的主流媒体质量提出了一定要求。 三、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哪些问题及对策 衡阳市是资源相对短缺的城市,人均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到2010年全市能源缺口达8%,土地供应也日趋紧张。物耗、能耗比较高,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还有些不合理,正是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和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挖掘好人文环境这一强大的“潜在资源”十分必要。衡阳市有其特有的区位优势,是南北交通要道,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有着自己丰富的文化传统和人格特征。如以南岳为中心的旅游文化、佛文化等对促进衡阳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的注意力和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近些年来,衡阳市经济已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作为潜在资源的人文环境,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存在的问题 衡阳大众传媒业以衡阳广电和衡阳日报社为主,这两大传统主流媒体在建构衡阳人文环境方面,起着主要作用。衡阳的大众传媒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不断进步,但在建构衡阳地区的人文环境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政府对人文环境的投入和认识不够大众传媒要建构好人文环境,必须以本地区现实存在的人文环境为依托。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主要从城市的硬件设施、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制度政策这三个方面体现。 (1)政府对城市硬件设施投资力度不够。如果一个城市,所到之处,绿树成荫、花香遍地;所见之人,精力旺盛、激情满怀,仿佛创意会随时涌出。这样融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于一体的生活环境给人轻松、自由,能够激发人的想像力和创造欲。衡阳的城市建设这几年在不断改善,但相较于其它城市其发展速度很缓慢,城市环境、交通、建筑等硬件设施都不完善,离舒适的居住环境还有一段距离。 (2)政府对建构人文环境认识不够。政府在对人文环境认识的欠缺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政府对精神文化建设有所忽视。主要表现在:一、社区文化活动场所不多。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很贫乏,尤其是青、中年人的精神生活。很多青年人工作之余的爱好是打游戏,而很多中年人的闲暇爱好是打麻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整体认识度不够,自我意识不强,而为丰富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活动及活动场所非常少。在制度层面上,执法力度还有待加强。如城市随处可见的行人过马路乱闯红灯、乱扔乱涂乱吐现象,当众吵架、打架以及聚众赌博等等。对于这些不文明现象打击、教育力度不够。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的价值取向、能力、素质等。 2、大众传媒本身的影响力不大 (1)传媒质量有待提升 有好的客观环境,没有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传播,其构建人文环境的效果也不会明显。纵观衡阳两大主流传媒,其主要功能还停留在提供信息上,而引导舆论、监测环境、指导工作等功能还很薄弱,没有一支能形成影响力的采编团队,而最能体现和提升媒体质量的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很欠缺。电视节目不够丰富,采编、制作、策划、创新等能力还有待加强。同时,被派出外地采访的记者也应该承担宣传本地媒体的职责,这些记者也是一面镜子,能反映衡阳媒体的整体质量。大众传媒如不能获取更多的注意力,那么它无论宣传什么内容,宣传力度多大都不能产生效果,所以衡阳大众传媒对人文环境的传播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形成大的影响,必须先提高自身的质量。 (2)媒体品牌观念不强 能否引起读者的注意力是媒体能否赢得读者的第一步,但在获得“注意力”的同时,还要将受众不“固定”的注意力转换成对传媒的忠诚度,才能生成对传媒长久的“影响力”,使传媒达到应有的社会效应。因此,媒体要推出自己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最大限度地对受众产生长期的影响力,扩大自己的知名度,犹如湖南电视台推出的一批批娱乐节目。目前,衡阳大众传媒在打造可以向全国推广的品牌节目或栏目方面还很欠缺,还没有能获得“固定”注意力和长久影响力的节目或栏目。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传媒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人气,这是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最重要的基础。一旦传媒与市场成良性互动,受众对于传媒的忠诚度大大提高,积极的效应便大大增长。 (二)衡阳大众传媒建构人文环境的对策 1、政府以及传媒机构要对人文环境引起足够重视,加大投资力度政府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城市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优良的社会秩序,提升城市的形象品位,人居环境得到明显优化。当今,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会愿意到一个硬件基础条件差、社会文明程度低的地方投资。强化城市建设的法制管理,提高市民遵法、守法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水平,狠抓居民文明意识,综合治理城市交通秩序等,不断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增强对国内外投资者的吸引力,使广大投资者乐于来投资办厂。发展和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鼓励和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优秀作品,提升市民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发挥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努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投入资金,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场所,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文化阵地作用。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进一步活跃社区文化、企业文化、乡村文化、校园文化。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 2、提升本地区大众传媒的质量新闻产品要产生影响力,必须获得受众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传媒推出的产品对受众来说要具备有用性,要获得受众对新闻产品价值的认同,并且还必须具备自己的个性化特质,这样打造出来的新闻产品才能获取自己的影响力。在内容上,对内要营造好的舆论环境,引领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生活是人文环境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地区的各类媒体要在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和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准确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等。要树立公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引导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升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外要积极宣传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有特色的人文风情,突出地域特色。要打造一批专业性强的采编队伍,尤其在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的数量和质量上下功夫,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节目,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闻质量的提升离不开采编能力强,有创造力的新闻人才,离不开正确的指导方针政策,同时还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3、在吸引人才上下功夫营造人文环境对人才确实有很大的吸引力。据调查,人才们普遍认为,必要的经济因素是需要考虑的,但是经济因素决不是决定人才留和外流的关键因素,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他们的才能希望得到尊重、认可,他们的智慧能够充分地发挥。一个城市如果管理体制僵化,运作机制不规范,人际关系复杂,干什么事都要凭关系,办事效率低下,扯皮现象严重,后顾之忧繁多等因素,都是人才们最为头痛和厌恶的,也是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的根本原因。像衡阳这样的中小城市自己培养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又大量流失,会严重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提升本地区产业发展的竞争力。现今社会,适应社会发展的各路优秀人才频频告急。要留住优秀人才,就需要加快人文环境的营造进程,改革用人管理体制与机制,从真正意义上为人才提供自由发挥智慧与才能的空间,这也是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关键所在。人文环境的好坏,已经成为地区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它是一面镜子,能反映出一个地区人们的生活全貌,同时,它也是一个地区的门面,给人直观、强烈的第一印象。人文环境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也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宣传、指导,更离不开公民自身的认识、觉悟,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在这些方面衡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大众传媒论文:大众传媒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关系 摘要:我们把用于传递主流意识的主要工具称为大众媒体,其内容主要带有预示社会价值的趋向,是一种舆论引导工具,大众媒体的刻画逐渐影响着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因此,加强90后的家庭教育观念,传导正确的思想已经迫在眉睫。 关键词:大众传媒;青少年价值观;关系研究 由于大众传播技术的巨大的作用,许多研究人员对它进行了探索和总结,持续推断和证明了大众传播技术对人类和社会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大众传播媒介由最初被称为“皮下注射论”以及“魔弹论”,逐渐成为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还包括一些理论如使用与满足理论等,这些都是人类在认识到它的重大影响力下所做出的各种效果分析总结。然而,不管是大众传媒对人类有绝对影响力,还是有限效果论和宏观效果论,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始终与各种传播媒介共存,让人类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在现今媒介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大众传媒技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整个人类和社会。 一、大众传媒的含义 媒介一词也就是现在用的是media这个英文单词的复数形式,单数形式是medium。大众传播媒介简单地说就是传媒,它是职业化的信息传播机构,是在1920年前后出现了广播电台后才产生的名词,指在传播途径上用于复制和传播信息和符号的机械与传播组织之间的传播渠道,这些传播组织包括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等等,详细的可以划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其中印刷类媒介包括报纸、杂志、书本等,电子类媒介包括电影、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 二、青少年群体受大众传媒影响状况 根据青少年时期所接触到的媒介形式,可以将我国的大众传播媒介受众分成三个群体,即报纸广播媒体受众、电视媒体受众、网络媒体受众。而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通常是最大的接触群体,因此青少年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最大最深远的。青少年受到的影响有方方面面,婚姻观念是其中一个方面。大众传媒所倡导和报道的时尚婚恋观和时尚婚恋行为,很容易被青少年模仿并运用于实践中去。若在划分中,再细化到年龄中的话,50年代到70年代往往是报纸媒体受众,而80年代到90年代通常是电视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一般都是网络媒体受众。90年代之后,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传播使处于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成了接触网络媒体最多的群体。 三、实验证明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有深远的影响 媒介内容对青少年来说,影响非常深。有关实验表明,西方国家的心理学家曾经针对媒介中带有暴力特点的节目对儿童产生攻击性行为是否有影响这一课题开展了接近十年的调查研究,800多名接受试验者都是年龄位于8、9岁的儿童。结果发现,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跟那些不爱看暴力节目的男孩群体比较而言,在人际关系交往方面的攻击性更强。此调查还显示,9岁男孩喜爱暴力电视节目的程度跟他19岁年龄时候的攻击行为息息相关,且是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各种高科技传媒产品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影响愈来愈强,不管其形式怎样变化,扩大规模还是内容更时髦,无一例外都表现出了对青少年日常生活的强大渗透能力,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受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用。 四、大众传媒影响下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对策建议 大众传媒给青少年价值观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怎样合理避免大众传媒对青少年群体的负面影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 (1)政府应加强诱导和管理监督,促进价值观的教育。政府应该在整个社会群体达成广泛的认识,除了学校教育方面之外,家庭教育、传媒教育、有关政府公共部门也是社会教育,既有责任也应该有义务针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面引导。价值观教育不能作为一个孤立存在的系统,没有任何单一机构可以独立担负价值观教育的重任。所以,务必综合考虑到各个方面的作用,使他们相互协同,克服彼此之间的冲突,避免因为各种因素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降低学校价值观教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导致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用状态。 (2)大众传媒需要得到完善,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社会给予大众传媒的职责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促进人的全方位发展,大众传媒在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方面有功不可没的影响。所以,大众传媒的消极信息内容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态度和努力决定的。大众传媒不但要在乐趣中教学,让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也开心,而且不能丢掉它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大众传媒应加强提倡行业自我约束,提升文化品位,展现出人文关怀。 (3)家庭价值观教育方法策略。家庭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比较特别,至今还没发现其他事物可以完全替代家庭对孩子的社会化功能,父母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的策略如下:在家庭中打造良好积极的媒体环境,对青少年要加强关心和培养,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家庭的建设,父母自己也要持续充电,加强媒体知识的学习。 (4)加强对青少年的传媒素养教育。传媒的素养教育或者媒介教育,就是指对受众群体传授有关广播、电视、电影或者是报刊、国际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特性、制作技术及其产品的美学欣赏和社会学评析等方面的知识,它的目的是加强大家对大众传媒信息的分辨过滤能力、承受和抗干扰能力,学会合情合理地使用大众传媒。只有这样,才能使青少年们在学习和生活之中通过大众传媒获得很多积极的帮助,才能培养每个人的判断能力,以及根据情况采取行动的能力。 五、小结 大众媒介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到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正确反映,清楚它的巨大效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根据舆论引导生活,形成意识和行为,进而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作者:邳靖雯 单位:北京浓眉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课外阅读论文:谈谈小学课外阅读 许多大作家一谈起之所以“成名立家”,无不同声答道,那是得益于孩提时期多看了几本书。曾经有人向鲁迅先生请教过写作经验,他也这样说,哪有什么经验,无非是多看了几本书罢了。名人名家朴素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仅靠课本上数量有限的几篇文章,怎能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高涨的孩子们?岂能培养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跨世纪人才? 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导孩子们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为孩子们导航,让孩子们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 一、“用”、“学”、“积”——课外阅读的“航向” “用”即应用,就是把课内所得之法,及时应用于课外阅读之中,以求“得法于课内,得益乃至成长于课外”。叶老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课本内数量有限的文章只能举其一,只有课外阅读拓宽知识面才能反其三,才能在应用中化方法为能力,使阅读能力越来越强。 “学”即学习,就是从广泛的课外读物中学习知识,增长见闻,以求“课外促课内”,相互引发,相得益彰,举个例子,《示儿》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人陆游的生平,对今天的孩子来说是那么遥远,实在难以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清晰而又丰富的表象。如果指导学生阅读有着南宋史实和陆游生平的书籍,在获取丰富的感性认识之后再来教学《示儿》,诗人毕生的心事和无限的希望也就跃然纸上,贯注于诗中的爱国热情也就深撼着孩子们的心。 “积”即积淀。语言精妙,源之积累。如果没有语言和语感的“厚积”,哪有惊世之作的“薄发”呢?课外阅读,博览群书,正是企望为这种“厚积而薄发”提供广阔的天地。 二、“趣”、“广”、“适”——课外阅读的“航标” “趣”即有趣,枯燥之物,谁也不想领教,“嚼蜡”之味,谁也不肯品尝。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肯去吟诵“老学究”的“之乎者也”,我们也不应妄想他们会去玩弄“科学家”的天文数字。只有《天方夜谭》才是他们一千零一夜的美梦,只有叶圣陶的《稻草人》才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趣”是孩子们对课外读物最先的选择。 “广”即广泛。鲁迅先生曾告诫少年朋友:“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了,枯燥了。”他还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会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的糊涂虫,“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这富有哲理的话,正是指导学生选择课外读物的“金口玉言”。我们只有指导学生广泛地阅读文学、数学、理化、史地、生物等通俗少儿读物,才能实现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宗旨。 “适”即合适。选择课外读物,必须注意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不应使我们的“小山羊”这样对我们说:“谢谢你!我不吃骨头。”(引自《小山羊》)选择课外读物更应注意适合党的教育方针和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我们不能拿“毒蘑菇”去喂饱我们的孩子。众所周知,诸如《童话大王》、《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小学生周报》、《中小学生安全防范常识》等有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学性的少儿读物,均是孩子们爱吃的“零食”;诸如《上下五千年》、《强国之路二十年》、《中国澳门》、《热爱祖国立志成才》等有思想性的书籍也是他们必吃的“精神食粮”。 三、“读”、“思”、“记”——课外阅读的“船桨” “读”即阅读,其方法有二:一是精读,一是略读。课外阅读应以略读为主。因为当今社会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期,信息含量大变化快,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篇篇精读,章章深研。但是略读也并不等于贪多求快,囫囵吞枣的结果必须是一无所得。略读方法指导可侧重于下面两种:①浏览式读书法——这是一种广泛阅读课外读物、获取各类知识的读书方法,可按照“速读—寻找知识点—摘记”的程序进行指导(如以某一综合书刊为例,引导学生快速阅读,用找标题、找中心句的办法,搜寻知识要点,并简要摘记);②筛选式读书法——这是一种快速查阅资料、选取所需信息的读书方法,可按照“目的—检索—浏览—精读—摘记”的程序引导学生对阅读材料分步筛选,获取所需知识(如教学《十六年前的回忆》前,以了解时代背景和生平为目的,组织学生到图书室检索书目筛选有关书籍;再通读浏览有关章节;最后精读,筛选有关知识点并摘录下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一次课外阅读都是多种读书法的综合运用,都应在略读中穿插精读,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思”即深思。“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普朗克)因为,“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托尔斯泰)。如果懒于思索,不肯深入钻研,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只会摹仿和抄袭。因此,我们应当把教会学生边读边想作为课外阅读指导的又一个重点。指导时可着力于下面两种读书法:①问题式读书法——这种方法是针对阅读材料从正反两方面多角度地提出问题,并逐一查询有关资料进行分析解答,从而理解知识,掌握知识;②评议式读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文章提出个人的看法和见解,列举优点和缺点,提出改进意见。(鉴于篇幅不举例说明) “记”即摘记,就是对阅读中遇到的优美词句、学到的新知识、发现的新问题以及读书心得一一摘记下来,以便今后查阅。可以指导学生专设文摘卡,分门别类地摘记文章的题目、作者、书刊名和知识要点,学会摘记的方法。 四、“讲”、“展”、“赛”——课外阅读的“马达” 有检查才会落实,有测评才会有促进。如果放任自流,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定期测评可采用“讲”即讲述,可采用读书汇报会、故事会、阅读心得交流会等形式;“展”即展评,就是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剪贴册、手抄报等;“赛”即竞赛,可采用知识竞赛、查阅资料比赛等形式。“讲”、“展”、“赛”的测评方式,既能有效地检查阅读情况,巩固阅读成果,又能激发阅读兴趣,调动阅读积极性,推动课外阅读步步深入,不愧是课外阅读的“马达”。 课外阅读论文:让孩子在课外阅读中真正“悦读”起来 课外阅读,是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可以巩固孩子课内所学的读写知识;可以拓宽孩子的知识面,陶冶情操,促进其健康成长;可以提高孩子的整体语文素质,为孩子的人生打好底色,为孩子的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然而,经调查显示,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普遍不足,仅有一部分的中小学生喜欢课外阅读,而且存在着年级越高越不爱读书的情况。本该是人生一大乐事的“读书”,为何不受孩子们的欢迎,甚至让他们谈“书”色变了? 一、分析现状:孩子不“悦读”的原因。 课外阅读是孩子们求知、启智、奠定良好素质的重要平台,但是广大学生面对课外阅读不是笑逐颜开,积极欢迎,而是愁眉苦脸,消极应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缺乏对课外阅读正确的认识。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多学生和家长对“阅读”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误区。他们认为,阅读就是指读好语文书,只要钻透那薄薄的一本语文书,认真上好那短短的一节语文课,做对那无数的练习题,那就算是高枕无忧了。有着这样错误的认识,他们自然对课外阅读是不屑一顾,认为看课外书是不务正业。 2、缺乏阅读的时间和精力。 小学生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而在“考试猛于虎”的今天,孩子们的时间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一丝儿的闲暇空余:早上至下午都是坐在课堂里上课,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则是在题海中苦苦挣扎,双休日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培训班在等着他们。孩子不是超人,海绵里的水再挤也是有限的。在这样情况下,试问他们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轻松地“享受”课外阅读的乐趣吗? 3、缺乏读物选择的权利和自由。 孩子的课外阅读是关系着孩子文化积累和心灵成长的大问题,但总有一些家长和教师以“影响功课和考试”为借口,认为课外读物是“闲书”,有意无意的限制着孩子们阅读的自由。但是再经典的好文章就如同再美味的佳肴一样,若是天天都吃,也会腻味的。 二、解决问题:让孩子真正“悦读”起来 那么如何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课外阅读中真正的“悦读”起来了?针对问题产生的原因,结合在教学中的实践经验和思考,我总结出以下几点方法: (一)让孩子明确课外阅读的意义。 教师可先利用时间向学生宣传和介绍古往今来众多伟人因爱读书而最终有所成就的轶事,如吃“墨水”,闹市读书等故事,利用榜样的力量,激发学生向他们学习的志向;教师还可利用班会课、文体课等时间给学生讲各种有趣的故事或者组织好书推介会,让学生感受到课外知识的奇妙与有趣,从而爱上课外阅读。对于家长们的担心以及对课外阅读的误解,教师可采取多种手段与之沟通和引导: 1、如以“告家长书”的形式或者是召开家长会的方式与其进交流,介绍课外阅读的好处,列举世界上的一些伟人、名人,无不是从童年大量的阅读引起阅读的兴趣,迁移为强烈的学习兴趣、求知欲而走向成功的,让他们明白课外阅读对孩子终身发展的重大作用,消除家长将“阅读”和“考试”相互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充分认识到考试只是孩子一个阶段性的人生体验,而课外阅读则会伴随他们一生的发展; 2、家长为孩子创造浓郁的阅读氛围。事实证明,家长爱读书的家庭,孩子基本上也爱好读书。号召家长们在家多读书,给孩子以良好的薰陶和感染,甚至和孩子共读同一本书,读后共同交流读后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方式不仅会让家长们也感受到书的魅力,而且能增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感情。 (二)合理安排阅读时间,养成良好习惯。 阅读时间是阅读质量的保证。目前很多小学生普遍反应:我们没有时间读书。看看现实,也难怪他们。小学阶段的孩子正处在活泼好动的童年时期,一天中,听完课,做完老师和家长们布置的作业后,他们最渴望的就是尽情的玩乐。对他们来说,比起白纸黑字的书本来,与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耍,打游戏,或是看电视等娱乐活动更显得要轻松,不费脑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帮助孩子们合理的安排阅读时间,保障他们的阅读精力,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1、固定阅读时间 每天安排“师生共读”时间。一到时间,大家都坐在教室里,手捧自己心爱的课外书籍,静心阅读。刚开始时我是采取强制手段,每天要检查人数,检查是否带了书籍,检查阅读态度是否端正,可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惊喜地发现,这些检查渐渐的都不需要了,甚至有好多学生纷纷提前来到学校进行课外阅读,他们说:读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2、压缩课内阅读时间 我在备课时,仔细地钻研教材,锁定教学的难点和精点,提高课堂的效率,节约课堂时间。在此基础上,我将每周五的语文课开辟出来,改为“阅读指导、交流课”,专门用于对孩子们进行阅读的指导,让他们就自己所阅读的书籍进行读后的讨论。事实证明,这样不但没有影响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且让学生对语文课的兴趣倍增。 (三)营造宽松氛围,追求开放的阅读方式。 1、阅读材料,自由选择为主,经典推荐为辅。 据我调查,孩子们感兴趣的书有两种: (1)符合孩子年龄特征,能满足他们心理需求的书。孩子的心理需求具有其特定的年龄特点,小学阶段的孩子一般都具有好奇心强,好表现,寻求冒险刺激,渴望神秘的经历 (2)能紧跟时展,适应时尚潮流的书。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今的孩子对于科学,对于宇宙、未来的了解和渴望,对于流行、时尚的跟随,都是我们小时候所不能够比拟的。 当然,对于阅读材料的选择,让孩子们自主选择并不等于教师就放任自流。对于一些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图书,如一味追求恐怖、刺激,宣传不健康的生活趣味的书籍,教师应绝对加以制止,而对于一些经典名着则应进行积极的倡导、宣传。 2、阅读过程,减轻阅读负担,享受其中乐趣。 课外阅读本是一件随性而为的人生快事,但目前很多孩子的课外阅读却被人为地套上了“枷锁”,很多教师急于看到课外阅读的成效,便做出了许多硬性的规定,如摘抄优美经典的句段甚至 背诵,繁琐分析好字好词的意义和作用等。这种“揠苗助长”的方法,无形中增加了孩子们课外阅读的负担,让他们对这种“辛苦的阅读”厌恶习起来。其实,课外阅读很大程度是一种随性阅读,而阅读的成果处于一种“无心柳柳成阴”的状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给孩子们的阅读创造出一种宽松、自在的阅读环境。 3、阅读交流,允许各抒已见,珍视独特体验。 我们怎样面对孩子的课外阅读体验了?这是一个很严峻的话题,因为阅读总会产生种种不同的体验和感受,而因为体验的不公正遭遇是会严重影响孩子阅读的动机和兴趣的,我们一定得谨慎。 (1)允许存在阅读体验的差异性。阅读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受个性、阅历、知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孩子们对读物的解读也必然是会有一定的差异性。如,在《哈利.波特》中,有的孩子读到的是智慧,有的孩子读到的是魔法,有的孩子读到的是勇敢,有的孩子读到的是正义……这种阅读的差异性正说明孩子是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中去了,包含了他们真正的情感和思考。作为教师,要慎重将成人的体验强加给我们的孩子,只有这样,课外阅读才是鲜活的,才能真正植根于孩子的生命之中。 (2)允许存在阅读后表现的差异。孩子通过课外阅读会产生心理和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对阅读内容的体验和感悟中获得的。例如,再读了同一本书之后,有的孩子喜欢低头沉思,有的孩子喜欢聚在一起热烈讨论,有的孩子喜欢模仿书中人物比比划划……各种不同的表现正是孩子阅读之后的兴奋溢于言表,一种真情的流露,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应宽容对待,不应一味加以指责,打击孩子的阅读热情。 课外阅读作为阅读的一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课内阅读更为重要。在倡导素质教育和终身学习的今天,作为教师,我们更有着责任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爱上读书,为他们的人生奠定成功的基础,做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人。 课外阅读论文: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指导的策略 [论文摘要]课外阅读的丰富性为学生的个体发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通过对学生课外阅读氛围的营造、兴趣的培养、方法的指导、习惯的培养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探索新形势、新标准下课外阅读有效引领方式,完善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有效引领策略,提高小学生课外阅读引导的实效性,培养小学生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当今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空前提高,知识、信息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膨胀着、裂变着,由此牵动了人类物质生活、文化与精神活动方面的改变。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重要方面,阅读活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融入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开放的语文教育体系中,课外阅读不是游离于语文教育过程之外的“点缀”是语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扩大课外阅读量势在必行。 当前《新课程标准》提出,小学语文必须高度重视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首次把“丰富语言的积累”写进了教学目的,并用具体条款要求“注意积累语言材料,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明确规定背诵优秀诗文不少于150篇(含课文);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50万字。“积极创造条件,指导学生多读书,并采取多种形式交流读书心得。”教学要达到大纲这样的要求,不能仅靠课堂上的课文阅读指导,还要指导学生在课外大量阅读。 课外阅读对提高小学生语文水平和获取生活知识经验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本文作了一些探讨。 一、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和氛围 学校读书环境是一种语言,良好的读书环境的能够激发师生的读书欲望。把班级布置成一个小型图书室,开展了“自给自足”式的补充图书方式,进一步规范了图书角的建设,学生的课外书籍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利用教室的墙壁展出名人名言、经典诗文,乃至优秀学生的读书自创“小名言”。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一面墙壁,都浸润着文化气息,飘溢着浓浓书香。我们学校早已把课外阅读列入课程表,每周三下午固定有一节课外阅读课,它已成为综合活动的主要课程。 二、培养阅读兴趣,让学生爱读书 兴趣是阅读最好的老师。只有让孩子读书的欲望增强,产生阅读的内部动力,才能开发心智,主动去了解、研究,渐渐培养学习的持久性,提高读书能力,抓住学生的心理特点,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孩子的读书兴趣。 1、“以讲诱导法” 孩子不爱课外书,从根本上说是对课外书缺少了解。老师可以利用各种契机,用自身的语言描述给孩子建立一个有趣的课外书表象,让孩子产生对课外书的一种向往。每周三的阅读课,我们根据不同的年级学生特点,适当安排一定的时间,引读部分童话故事、成语故事、作文天地、精典名着,用生动的描述和精彩部分的嘎然而止,激发学生强烈的看书欲望,激发孩子阅读类似书籍的兴趣。 2、“以身示范法” 古语道:其身正,不令侧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每次读书时间,老师也和学生一起读书、笔记;每次读书展示周,老师和学生一起撰写读后感、共编阅读小报。我们用自身阅读的状况、频率、习惯等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以师道的示范作用带动孩子,让孩子们在不知觉中爱上课外阅读。 3、“赏识激趣法”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为了学生能保持读书的热度,在阅读教学的开展中,老师要以赏识的眼光关注每一个孩子的阅读过程,发现其“闪光点”,不失时机为孩子某一做法进行激励、表扬、喝彩,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我们还开展“读书小明星”、“课外知识小博士”、“书香小姐”等荣誉的评比活动。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激发阅读愿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三、传授读书方法,让学生会阅读 1、在阅读中积淀阅读方法 我们应当教会学生自主阅读的方法,让学生调动多种感官,发展多种思维,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读书方法,提高阅读能力。以下介绍三种: 选读法。这种方法的运用一般是根据学生在课内学习或写作上的某种需要,有选择地阅读有关书报的有关篇章或有关部分,以便学以致用。 精读法。所谓精读法,对于一本书中的重点篇章段落,集中精力,逐字逐句由表及里精思熟读的阅读方法。教师指导学生地进行课外阅读的精读,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调动多种感官,作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边读、边想、边批注逐渐养成认真读书的好习惯。 速读法。速读法就是对所读的书报,不发音、不辨读、不转移视线,而是快速地观其慨貌。这就要求学生在快速的浏览中,要集中注意力,作出快速的信息处理和消化。 摘录批注法。此阅读就是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将有关的词、句、段乃至全篇原文摘抄下来,或对阅读的重点、难点部分划记号,作注释,写评语,做到读与思共,思与读随。 2、在活动中砺炼阅读品质 课外阅读的习惯不是一朝地夕就能养成的,如果不及时检查督促,容易自流。为了提高阅读质量,把该项活动引向深入,每学期应进行若干次定期和不定期的阅读检查、评比,展开各类读书活动,可以是“我是小小推荐家”、“我是小小评论家”、“我是小小创作家”、“我是小小编辑”……,还可以是读书经验交流会,与作家面对面等,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开展能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读书的乐趣,在活动中砺炼阅读品质,提升阅读品位,从而进入阅读的两良性循环。 3、在评价中培养阅读情感 阅读到一定的程度,学生也会在日记中有所表达。因此,鼓励学生在习作中运用积累的语言特别重要。对学生作文中的好词好句,教师在修改文章时,用红笔标出并加以好的评价,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慢慢体会到正确应用积累的语言的方法。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在课外语言实践中运用语言、评价同学的语言。在辩论会上,在小记者会上,在演讲会上,对学生在表达时应用的好词好句,都要予以充分的肯定。在班级制度中,组织学生运用多种形式交流所积累的语言,积极进行展评,从而给学生一个舞台,让积累腾飞。 四、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教是为了将来不用教”小学语文教学应立足于促进学生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生活和工作奠定基础。教师理所当然要强化学生自主阅读意识,培养他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具体做法如下: 教会学生做文摘卡片。让学生置备卡片盒,避免散乱,每张卡片应适当留有空白,以备补充资料。教会学生不仅会做文摘卡片,而且还要求学生勤做文摘卡片,蜜蜂一样及时地不断地把精彩的片段、重要的材料和信息随时摘录下来,指导学生到知识的海洋中去寻宝。 创造口头交流信息机会,进一步加强指导怎样选择、积累有益信息,让他们在交流中获取更多信息。 “不动笔墨不读书”。鼓励学生多读书勤动笔,既可以在书上做眉批,划线打重点号,也可以边读边思考,阅读后用读后感的形式对文章的内容发表自己的体会、见解,督促他们做到勤动笔多看书,及时写自己的感受,促进理解消化,提高表达能力。 在学生认真写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定期利用语文课进行交流,评出优秀读者给予表扬,做到以读促说,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同时也领悟到阅读和写作的方法,学校或教师要适当地提供学生把阅读的感受和习作展示出来的场地。 总之,课外阅读不仅是学生开阔眼界、储备知识、训练能力的有益桥梁,而且更是大语文课堂所必不可确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自主的、有序的、有效的课外阅读学习,让课外阅读为学生的人生打好底色,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课外阅读论文:课外阅读的价值取向 新课标以全新的理念谈到了课外阅读的问题,要求“扩大阅读面”“增加阅读量”“有较丰富的积累”,不仅对课外阅读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且对课外读物提出了建议。“有较丰富的积累”不仅是指语言的丰富,还包括精神世界的丰富。因此,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必须做到质和量相统一:既要让他们完成量的规定,更要让他们在阅读中真正受益,努力使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丰富语言和精神的有效阅读。 一、从功利阅读向经典阅读回归 在当今这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时代,我们会发现许多孩子手中捧着卡通漫画、通俗故事、作文选编和流行杂志等。这种感性化、浅层次的功利性阅读,占据了他们许多课余时间。功利阅读的需要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放松,二是应试。放松是因为学生学习生活紧张,读一些轻松休闲的图文,可以调节情绪。为应试而读则更为明显一些。家长把作文选、作文辅导用书当作孩子最好的读物,认为对提高作文成绩有用,于是累案的作文书包围了孩子,最终导致他们阅读兴趣的失落。 功利性阅读是需要的,但绝不应该成为学生阅读的主流。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说,只有多读经典作品,才能完善他们的人格,丰富他们的人生底蕴,引导他们走向积极健康的人生之路。这已是形成共识了的。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去品味经典的醇香,从功利阅读向经典阅读回归。 回归经典阅读,关键在于教师的引导。新课标中推荐了一些经典篇目,还给教师留下了推荐的空间。语文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个具体的经典作品阅读计划,提供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在实际阅读中,很多经典作品的内容远离学生的生活,不易读懂。因此教师要利用课外阅读指导,向学生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生平,赏析精彩章节,为学生阅读经典提供帮助。教师除了指导之外,还应创设一个阅读经典的氛围,如在班级张贴作品的插图,播放相关的影视片段,摘抄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等,让学生在这种浓郁的经典文化氛围中成长。 二、从兴趣阅读向意志阅读跃迁 兴趣是阅读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是阅读动机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对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来讲,阅读活动主要表现为兴趣化的阅读。他们只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读物,而对一些虽然有意义、有价值,但不感兴趣的读物很少顾及。实际上,仅靠兴趣来维持阅读是不长久的,也难以取得良好的成效。而新课程标准以及教师推荐的读物,并不是每个学生都感兴趣的;课程标准规定的阅读量,学生不下一番苦功夫也是难以完成的。然而,这规定的阅读量是提高语文素养的基础,是必须完成的,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这就要求学生有高度的阅读自觉性、自制性,需要他们用意志来支撑,保证阅读任务的顺利完成。从这一点来看,阅读指导不能完全迁就于学生的兴趣,应该在激发兴趣的同时,注重阅读意志的磨练,促使他们从兴趣阅读向意志阅读跃迁。 培养阅读意志,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教师要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将阅读量的目标任务分解到每个年段、每个学期,甚至每一天,让学生逐步达到规定的要求。其次是要运用阅读成果来强化意志的培养。阅读过程是艰苦的,学生很容易半途而废。因此教师要定期举行读书节、报告会等阅读活动,让学生交流、汇报自己的阅读成果,以成功的体验来补偿过程的辛劳,增强战胜阅读障碍的信心。三是要发挥阅读兴趣与阅读意志的相互促进作用。学生在阅读开始阶段往往受兴趣的支配,随着阅读任务的加重,困难越来越多,兴趣就渐渐失落。这时就需要意志来维持阅读活动的进行。学生在意志的支撑下,阅读取得明显成效的时候,又会增强阅读的兴趣。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注重阅 !""# 年第 $ 期读兴趣的激发,又要注重阅读意志的培养,充分发挥两者的互动作用,推动阅读活动持续深入地进行。 三、教师阅读与学生阅读共生 阅读是语文教师的立身之本,不爱阅读的语文教师肯定是不称职的。只有热爱阅读的教师,才能充实自己的课堂,体验学生阅读的甘苦,找到与学生进行心灵对话的话题,及时向学生推荐有益的读物,成为学生阅读的榜样。我们每一位教师在大力倡导学生阅读的同时,也要自我反思一下:自己的阅读状况如何?读了多少书?读了哪些书? 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的阅读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语文学习。教师阅读与学生阅读之间要努力形成“共生”效应,达到相互依存、彼此有益的境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共同阅读。推荐给学生的必读书目,教师要先去读。同时,教师的阅读面一定要拓宽,既要读好经典作品,还要关注当代作品,及时为学生推荐优秀读物;不仅要阅读原著,还要阅读一些相关的评论文章和背景材料,以提高对学生的指导能力。其次是共同感悟。师生在阅读中都有体验和感悟,但由于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差别,他们的感悟和体验是有区别的。因此,师生及时交流,进行心灵的对话,不仅有利于师生情感的沟通,而且有利于学生精神世界的充实。第三是共同打造班级“阅读文化”。文化的熏陶具有滴水穿石的力量,师生合力打造的“阅读文化”,能对阅读活动的推进产生深刻的影响。“阅读文化”的打造可以从氛围营造、环境布置、活动开展等各个层面进行。如教师和学生人人拿出自己喜爱的几本书,在班级建成“小书屋”,再辑录一些关于读书的名人名言张贴上墙,营造浓浓的读书氛围。又如,教师与一些学生结成书友,定期交流阅读情况,对师生双方的阅读都能产生激励和督促作用。这种浓郁的书香将引领学生踏上与书为伴的人生之路。 课外阅读论文:对现代课外阅读指导探索 1、充分利用各种手段,搞好读前“诱惑” 可以选择有关读书的名人名言或警句制作大幅标语或横幅、条幅,悬挂于学校的各教学楼显目的地方。各教学楼的外墙、楼道、教室走廊、宣传橱窗、黑板报都是宣传的极好阵地,要充分利用起来。校广播台、校园网络、班级多媒体可以定期举办阅读讲座、名着欣赏等活动,介绍读书成才的故事。在科学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电脑、电视、网络对学生的诱惑力是很大的。因此,要充分搞好读前“诱惑”,把这种诱惑搞得越红火越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积极参加课外阅读活动。 2、加强图书馆的建设 学校本来就是一个读书的场所,图书馆应该是书籍的王国,应当成为全校学生的精神家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可能什么都齐全,但如果没有了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丰富精神生活而必备的书,或者大家都不喜欢书,对书籍冷淡,那么就不能称其为学校。一所学校也可能缺少很多东西,可能在很多方面都很简陋贫乏,但只要有书,有能为我们打开世界之窗的书,那么,这就足以称得上是学校。”鉴于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校图书馆、阅览室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增购图书和杂志,特别是现当代着名作家的作品和经典杂志,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杂志不妨多买一些。当然购买图书时要深入群众,要征求任课教师和学生的意见,可召开师生座谈会或由各班统计学生意见后汇总,这样可以更贴近学生的需求。(2)阅览室搞好环境布置,使学生愿意走进阅览室,走进阅览室后产生急需阅读的冲动。(3)调整图书馆、阅览室的开放和借阅时间,尽量与学生的活动时间相适应。但毕竟本校班级很多,不可能每班都能照顾到。图书馆可以试行将图书分到班级,由班级组织集体借阅,每个月班级之间轮换一次。这样做,既可避免在馆中借书的拥挤,又能充实班级图书角。图书到班,与学生更贴近,更便于借阅,能提高图书的利用率。(4)经常举办各类读书活动。在阅读活动中,图书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定期举行图书推介会、阅读知识讲座、名着导读、读书心得交流会、评论会等、有奖读书比赛或征文等活动,充分发挥主阵地的作用。 3、营造较好的班级读书氛围 较之图书馆,学生在班级里活动的时间更多,因此更要把它变成充满书香气息的学习场所。本人在所教班级就进行了这样的班级布置:(1)一条大标语:“读书造就了丰富充实的人——培根”,贴在教室的后墙上。(2)几则名人名言:张贴于教室两侧窗户之间的墙壁上。(3)一个小书橱:内有100多本图书。其中教师和学生捐献了60多本,向校图书馆集体借阅40本。(4)五种报刊:以班费订阅了《中国青年》《科技博览》《旅游天地》《少年文艺》《语文报》。(5)一块黑板报:开辟了“新书简介”“优秀读书计划心得交流”“读书小报”等栏目,由读书小组定期轮流更换内容。(6)一张统计表:张贴于教室黑板的右侧墙壁上。这张表主要统计每位学生每周的读书情况,包括读了多少页书,摘录了多少佳句好词、精彩段落,写心得篇数等。这张表的内容由学生自行上报给读书小组长,由后者填在全班统计表上,每周统计一次并在全班公布。每月由学习委员汇总后上报,并根据统计表评选出本月读书积极分子,经审核原始资料后把先进者名单填上黑板报相应版面。这样的环境布置融宣传、指导、监督、成果展示于一炉,对学生促进很大。许多学生都说,一进教室就想着要读书,要完成自己的读书计划。课外阅读不仅能拓宽知识面,拓展视野,而且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课外阅读在学生全面素质的形成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创设良好的课外阅读氛围,让学生爱上课外阅读,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课外阅读论文:低年级课外阅读教学交流 多元性让孩子爱上了阅读 摘要:低年级课外阅读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丰富的阅读内容,生动的图画,使孩子们喜欢上了课外阅读。借助拼音阅读、亲子共读和师生共读等多种形式又解决了孩子识字量少、读书难的问题。而丰富多样的交流方式,又让孩子们乐于将自己的阅读收获与他人共享。阅读内容的多元性,阅读方式的多元性和交流方式的多元性,使得孩子们乐于阅读,乐于交流。课外阅读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也丰富了他们的人生。 关键词:课外阅读 多元性 内容 交流 从上学期起,学校进行了有关阅读课题的实验。我所任教的一年级推荐的阅读书目是:《小猪唏哩呼噜》、《猜猜我有多爱你》、《母鸡萝丝去散步》、《安徒生童话》、《爱心树》、《三毛流浪记》等。通过一学期的阅读实践,我觉得低年级课外阅读内容丰富、方式多样,一学期下来,多元的阅读,让孩子们和我一起享受着阅读带来的乐趣…… 一、阅读内容的多元性。 一年级孩子的课外阅读,是一张白纸。这时适合低年级段孩子阅读的课外书多种多样,有内容短小的童话故事书,如《安徒生童话》《小巴掌童话》等;有图文并茂的儿童绘本,如《猜猜我有多爱你》《爱心树》等;有知识丰富的科普书籍,如《十万个为什么》等;有富有童趣的长篇童话书,如《小猪唏哩呼噜》等。丰富的阅读内容,生动的图画,让孩子在课外阅读中,乐此不疲。 二、阅读方式的多元性。 根据一年级孩子刚入学的特点,在阅读方式上,我引导孩子采取了多种形式。 一年级孩子认识的汉字不多,我让孩子阅读注音版的书目。阅读让孩子的汉语拼音越学越好,识字量越来越大,同时也帮助孩子走进了神奇的阅读世界。 根据一年级孩子阅读还缺乏独立性的特点,我倡议家长与孩子亲子共读。在家长的帮助下,孩子不仅能够流畅地读完整本书,而且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直接与家长进行交流,表达自己最初的阅读感受。 师生共读,这也是我常采用的一种方式。有时我会利用阅读课读书给孩子们听,我声情并茂的朗读带着孩子们走进了美好的阅读王国,孩子们在享受着阅读带给他们的乐趣。有时,我会和孩子们一起读书,我们一起扮演者书中的角色,我们一起感受着角色的喜怒哀乐。每到这时,我就会看到孩子们如林的小手,“老师,我来做小猪……”、“老师,我来读大狼先生……”、“老师,我来做花花……”孩子们阅读的热情,充满了整个课堂,我被感动着……孩子们阅读时稚嫩的童声,更是让我也走进了一个纯真而美好的童话世界,我也在享受着…… 三、交流方式的多元性。 每读完一本书,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交流阅读感受了。我们的交流方式多种多样:采用最多的就是读书交流会,可以边读边交流,也可以读后交流;其次还采用了读书故事会、读书表演会等等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交流方式。 l 师生共读,边读边交流:如《母鸡萝丝去散步》交流片段: …… 师(指着绘本上的图画):哈,狐狸被蜜蜂蛰得四处逃窜,头上还鼓起了很多大包,此时,它会说些什么呢? 生1:它一定会说,这个坏母鸡,我上了它的当了!哎哟、哎哟,疼死我啦!(孩子一边说,一边捂着脑袋,装出一副痛苦的样子。) 生2:它会一边逃跑一边大喊:这个臭母鸡,我被你害惨了!都怪我,我光想着吃母鸡汤了,怎么就没想到这些呢?(孩子一边大声地说,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仿佛他就是上当的狐狸。) 师:瞧,母鸡萝丝在得意洋洋地散着步,她会怎么想呢? 生1:她一定会得意洋洋地想:哼,狡猾的狐狸,活该!也有你倒霉的时候!(孩子扬着头、不屑地说。) 生2:哼,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做坏事!(小家伙叉着腰,指着前方说,仿佛她指的就是坏狐狸。) 生3:母鸡萝丝一定会说:哈,这个坏家伙,谁让你不安好心!坏心肠的人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孩子一副很开心的样子,好像惩罚狐狸的不是母鸡萝丝,而是他自己。) l 师生共读,读后拓展:如《猜猜我有多爱你》阅读交流片段: 我和孩子们一口气读完了整本绘本,孩子们还沉浸在小栗色兔子和大栗色兔子的母子亲情之中。我决定趁机进行阅读拓展。 师:孩子们,小栗色兔子和他的妈妈已经将爱延伸到了月亮上,甚至更远、更远……让我们永远记住它们之间的这份爱!生活中,你最爱谁呢?你能:像这两只兔子一样表达出来吗? 生1:我爱我的弟弟,从这儿一直到遥远的乡下。(孩子两眼闪着光彩,也许,她看到了她的可爱的弟弟,还有那遥远的乡下。) 生2:我爱我的妈妈,从这里一直到宇宙里。(孩子做了一个拥抱宇宙的姿势,在他的心目中,他爱妈妈的程度就像妈妈爱他的胸怀一样。) 生3:我爱老师,从教室里到月亮上,再到火星上,再回到地球来。(平时较内向的小姑娘,这回声音很响亮,她一边笑眯眯地、深情地望着我,一边极力地做着手势,表达着她对我的爱。) 生4:我爱我们班所有的老师,从教室到月球上,再到火星上,再绕地球一亿圈,再回到这里来。(另一个活泼的女孩子趁机说道,也许她觉得此时只有用“一亿圈”这个在她看来足够大的数字才能表达出她对所有老师的爱。) …… 爱从绘本上延伸到了教室里,爱从栗色兔子母子延伸到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l 学生个体阅读,读后交流:如《小猪唏哩呼噜》阅读交流片段: 师:读完了《小猪唏哩呼噜》上册,你喜欢唏哩呼噜吗?为什么? 生1:我喜欢唏哩呼噜,因为他很聪明,他能用和学大狼先生说话的方法吓跑大老虎,完成送鸭蛋的任务。 生2:我觉得小猪很能干,他帮助狐狸掌柜清理了一院子的垃圾,所以,我很喜欢小猪。 生3:小猪也很孝顺,他为了给妈妈买蛋糕,先帮老山羊卖萝卜,又帮狐狸掌柜打扫院子,吃了很多的苦,我很喜欢他。 生4:我喜欢小猪是因为他不管做什么事都先为别人着想,从来都不为自己着想。 …… 师:你一定对这本书里的其他小动物,还有很多想说的话。你最想对谁说什么? 生1:我想对月牙熊先生说:月牙熊先生,你想吃小猪唏哩呼噜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生命。如果别人吃了你,你妈妈也一定会伤心的。 生2:我想对大狼先生说:大狼先生,小猪救了你的三个孩子,你可不能再想着吃小猪了。 生3:我想对花花说:花花,你帮助唏哩呼噜系裤子,帮助猪太太抽毛毯、晾衣服、抓耗子,你真是个好孩子。 生4:我想对象博士说:象博士,小猪唏哩呼噜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可你每顿饭只给他吃两粒煮蚕豆,你也太不应该了! …… 在这节阅读交流课的最后,我对孩子们说:“要想了解接下来小猪和这些小动物之间还发生了什么事,请大家接着读《小猪唏哩呼噜》的下册。”“耶!终于可以读下册啰!”话刚说完,教室里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 当然,我们的《安徒生童话》故事会上,孩子们也都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在稚嫩的童声中,孩子们讲述着一个个故事,也一起与故事中的人物感受着:他们一起喜欢着可爱的白雪公主,厌恶着凶狠的皇后;他们一起为窗沿上的那颗豌豆挽救了女孩的生命而欢呼,也为化作泡沫的美人鱼而流泪…… 多元的阅读让孩子们走进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他们在感受着这些神奇的文字,也在学习着一些做人的道理。我在孩子们的阅读中也走进了一个个充满童趣的故事中,我感动着,也在享受着:享受着孩子们阅读的热情,享受着孩子们阅读的内容,也在享受着孩子们与我形成的阅读共鸣…… 课外阅读论文:谈谈小学课外阅读 许多大作家一谈起之所以“成名立家”,无不同声答道,那是得益于孩提时期多看了几本书。曾经有人向鲁迅先生请教过写作经验,他也这样说,哪有什么经验,无非是多看了几本书罢了。名人名家朴素而富有哲理的话,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仅靠课本上数量有限的几篇文章,怎能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高涨的孩子们?岂能培养出视野开阔、知识丰富、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跨世纪人才?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指导孩子们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为孩子们导航,让孩子们在浩瀚的书海中遨游。 一、“用”、“学”、“积”——课外阅读的“航向” “用”即应用,就是把课内所得之法,及时应用于课外阅读之中,以求“得法于课内,得益乃至成长于课外”。叶老说过:“语文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反三。”课本内数量有限的文章只能举其一,只有课外阅读拓宽知识面才能反其三,才能在应用中化方法为能力,使阅读能力越来越强。 “学”即学习,就是从广泛的课外读物中学习知识,增长见闻,以求“课外促课内”,相互引发,相得益彰,举个例子,《示儿》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人陆游的生平,对今天的孩子来说是那么遥远,实在难以在学生的脑海中形成清晰而又丰富的表象。如果指导学生阅读有着南宋史实和陆游生平的书籍,在获取丰富的感性认识之后再来教学《示儿》,诗人毕生的心事和无限的希望也就跃然纸上,贯注于诗中的爱国热情也就深撼着孩子们的心。 “积”即积淀。语言精妙,源之积累。如果没有语言和语感的“厚积”,哪有惊世之作的“薄发”呢?课外阅读,博览群书,正是企望为这种“厚积而薄发”提供广阔的天地。 二、“趣”、“广”、“适”——课外阅读的“航标” “趣”即有趣,枯燥之物,谁也不想领教,“嚼蜡”之味,谁也不肯品尝。我们不能指望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肯去吟诵“老学究”的“之乎者也”,我们也不应妄想他们会去玩弄“科学家”的天文数字。只有《天方夜谭》才是他们一千零一夜的美梦,只有叶圣陶的《稻草人》才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趣”是孩子们对课外读物最先的选择。 “广”即广泛。鲁迅先生曾告诫少年朋友:“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了,枯燥了。”他还说,“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会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的糊涂虫,“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这富有哲理的话,正是指导学生选择课外读物的“金口玉言”。我们只有指导学生广泛地阅读文学、数学、理化、史地、生物等通俗少儿读物,才能实现博览群书、厚积薄发的宗旨。 “适”即合适。选择课外读物,必须注意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不应使我们的“小山羊”这样对我们说:“谢谢你!我不吃骨头。”(引自《小山羊》)选择课外读物更应注意适合党的教育方针和儿童健康成长的需要,我们不能拿“毒蘑菇”去喂饱我们的孩子。众所周知,诸如《童话大王》、《十万个为什么》、《少年文艺》、《小学生周报》、《中小学生安全防范常识》等有趣味性、知识性和文学性的少儿读物,均是孩子们爱吃的“零食”;诸如《上下五千年》、《强国之路二十年》、《中国澳门》、《热爱祖国立志成才》等有思想性的书籍也是他们必吃的“精神食粮”。 三、“读”、“思”、“记”——课外阅读的“船桨” “读”即阅读,其方法有二:一是精读,一是略读。课外阅读应以略读为主。因为当今社会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期,信息含量大变化快,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篇篇精读,章章深研。但是略读也并不等于贪多求快,囫囵吞枣的结果必须是一无所得。略读方法指导可侧重于下面两种:①浏览式读书法——这是一种广泛阅读课外读物、获取各类知识的读书方法,可按照“速读—寻找知识点—摘记”的程序进行指导(如以某一综合书刊为例,引导学生快速阅读,用找标题、找中心句的办法,搜寻知识要点,并简要摘记);②筛选式读书法——这是一种快速查阅资料、选取所需信息的读书方法,可按照“目的—检索—浏览—精读—摘记”的程序引导学生对阅读材料分步筛选,获取所需知识(如教学《十六年前的回忆》前,以了解时代背景和生平为目的,组织学生到图书室检索书目筛选有关书籍;再通读浏览有关章节;最后精读,筛选有关知识点并摘录下来)。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任何一次课外阅读都是多种读书法的综合运用,都应在略读中穿插精读,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思”即深思。“思考可以构成一座桥,让我们通向新知识。”(普朗克)因为,“知识只有当它靠积极的思维得来而不是凭记忆得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知识。”(托尔斯泰)。如果懒于思索,不肯深入钻研,其结果必然是使自己什么也不会创造,只会摹仿和抄袭。因此,我们应当把教会学生边读边想作为课外阅读指导的又一个重点。指导时可着力于下面两种读书法:①问题式读书法——这种方法是针对阅读材料从正反两方面多角度地提出问题,并逐一查询有关资料进行分析解答,从而理解知识,掌握知识;②评议式读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文章提出个人的看法和见解,列举优点和缺点,提出改进意见。(鉴于篇幅不举例说明) “记”即摘记,就是对阅读中遇到的优美词句、学到的新知识、发现的新问题以及读书心得一一摘记下来,以便今后查阅。可以指导学生专设文摘卡,分门别类地摘记文章的题目、作者、书刊名和知识要点,学会摘记的方法。 四、“讲”、“展”、“赛”——课外阅读的“马达” 有检查才会落实,有测评才会有促进。如果放任自流,肯定不会有什么效果。定期测评可采用“讲”即讲述,可采用读书汇报会、故事会、阅读心得交流会等形式;“展”即展评,就是展评优秀的读书笔记、剪贴册、手抄报等;“赛”即竞赛,可采用知识竞赛、查阅资料比赛等形式。“讲”、“展”、“赛”的测评方式,既能有效地检查阅读情况,巩固阅读成果,又能激发阅读兴趣,调动阅读积极性,推动课外阅读步步深入,不愧是课外阅读的“马达”。 课外阅读论文:采用科学措施,加强课外阅读的指导 要想营造一种大的语文学习氛围,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光靠一本教材、一本练习册已经不行了。虽然课外阅读越来越受到广大语文教师的重视,但是目前在课外阅读上往往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教师光强调要课外阅读,而没有指导。只是对学生说课外阅读很重要,必须扩大阅读面,否则语文水平很难提高上去。可到底怎样阅读,阅读什么,训练什么能力,学生根本不知道,甚至教师也心中无数。结果造成了课外阅读的盲目性 J 二是虽有一定的指导,但很粗浅,不系统。比如说,有的教师要求学生订阅《中国青年报》《杂文报》等报纸杂志,人手~份,互相传阅。有的地方搞语文实验室,拿出课堂时间到实验室去阅读。这些做法应该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效率不高。只是用了一种跨咸菜的方式,把学生按在阅读的盐水里去腌,没有科学的措施。 要想通过课外阅读迅速广泛地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就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方略。 一、除营造大的阅读环境外,每周要从语文课中拿出一节课作为专门的课外阅读指导课,系统地指导学生的阅读。 二、要给课外阅读指导课制定明确的目标。 首先要明确课外阅读的大目标:一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一是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为了便于具体落实,可以把这两个大目标再分解成若干个小目标。这些小目标可以分别是:训练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开拓记叙文的写作思路,开拓议论文的写作思路,抓关键句分析文章,提取文章信息,鉴赏文学作品(又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等等。这样,目标明确了就能有的放矢,提高效率。并且,把大目标分解成若干小目标,化整为零,就像把西瓜切成瓜瓣,学生才能吃得着,啃得透,有兴趣,有信心,乐意学,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三、要上好课外阅读指导课,还得根据每堂课的具体目标选好阅读材料。 首先要确定具体的典型材料,不用太多,三两篇文章即可,印发给学生,以备课堂上作例子分析。其次要有广泛的阅读材料,那就是报纸杂志等,这些材料可以放开,让学生在课下找出与指导课的典型材料同类型的文章进行阅读。 四、阅读指导课要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按一般的认识规律,指导课上应先让学生阅读典型材料,教师再点拨材料的特点,然后让学生讨论,从而总结出一些阅读或写作的规律,最后出一至两个实践题目训练学生的思维,以期转化为学生自己的思维方式。概括起来,就是“阅读点拨讨论总结提高”五个步骤。 五、课外阅读指导课之后,还很有必要的课下作业,以期进一步巩固提高。 课下作业最好的形式就是让学生写阅读周记。周记的内容应明确规定是指导课训练内容的巩固与提高,如果是突出阅读能力,就写文章分析;如果是突出写作能力,就要对指导课上的典型材料进行仿写。这里要强调一下,仿写是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的最佳途径。 根据上述规律,笔者上过这样一堂课外阅读指导课。目标是“打破固有的旧框子,开拓议论文说理的思路”。选印的典型材料是《中国青年报》上的《大师与大腕的比较》和《男孩女孩》。 学生阅读完之后,老师点拨。这两篇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举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通过比喻或类比进行说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比如,作者在论证“大师有真功夫需要‘文火慢熬’所以少,大腕靠包装、炒作,所以数量就多”时有这么一段:“东北大米好吃,那是生长期长的缘故;南方稻两季、三季的收成,产量高但不好吃。甲鱼大补,盖因‘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六十天的西装鸡,就没有这等功效。”“高压锅炖排骨,省时、省力,但口感上得作些牺牲;同样的东西,在砂锅里用文火慢慢地熬出来,味道胜出几筹。”接着,让学生从这两篇文章中再找出类似的语段,反复诵读。然后讨论一下,自己平时写文章都怎样举例说理,人家作者又是怎样做的。最后总结,学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平时自己写文章,老举古今中外名人的例子,而且一个例子就得占半篇文章,没有新鲜感,没有说服力;而人家举身边的生活现象,既新鲜又有说服力,还简洁,况且这些现象我们也知道,只是写文章时不朝这方面想。 这时,我趁势给学生出了一个题目:就机遇和幸运问题谈谈你的看法,要用人家作者的这种思维方式。沉默了一会儿,有同学发言:“幸运宛如一片雪花,它落在他经风霜的树枝上会变成一树银花,落在玻璃上却会变成水滴滑下,你要想留住雪花匆匆的脚步,就得像树枝那样历尽沧桑,满身伤痕。”又有同学说:“幸运是个挑剔的天使。有人考上名牌大学,幸运吧,可人家勤奋好学,认真刻苦;苹果砸在牛顿的脑袋上,砸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幸运吧,可人家牛顿对物理学早有很深的研究,碰到文盲脑袋上是无论如何也砸不出万有引力定律的。”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学生就把最初的领悟运用到实践之中,写作的思路得到了开拓。临下课时,再给学生留一个作业,仿照典型材料,自找话题,写一篇阅读周记。 总之,要想使课外阅读收到大的成效,必须有一套符合教学实际、切实可行的方略。 课外阅读论文:新课程下课外阅读的新视角 课外阅读是语文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它的意义深厚而广泛。课外阅读可以巩固课内所学过的读写知识,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课外阅读能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培养自学能力,促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课外阅读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孩子整体语文素质,为孩子的人生打好底色,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等。 那么在基础教育改革向纵深推进的今天,我们怎样来看待课外阅读呢?《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是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语文于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依据新课程的理念,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语文不仅仅是一门单纯的教授文字章法的学科,语文世界的内涵是丰富多彩的,有语言文字的训练,有语文学习习惯的培养,有人文情怀的陶冶,有精神世界的奠基等。作为语文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课外阅读也当然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他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单纯方面,而是要注重孩子整体语言语素质的提高,尤其是要能激发孩子一生的向往。从“终生学习”的观念来看,传统的“一张文凭,终生管用”的旧观念已经改变,人的学习过程不会只在课堂内、学校里进行,大量有效的信息,大量需要的知识和技能都要通过人们未来的阅读来获得,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阅读的态度,对人生的信念,因此课外阅读为孩子的人生打好底色,为终身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显得成尤为重要。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应该怎样以新课程的理念去理解和指导课外阅读呢? 一、“问泉哪得清如许?”寻找课外阅读的源头活水 指导孩子开展课外阅读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读什么?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给孩子选择合适的课外读物是教育者极重要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我认为教育者的立足点应该从孩子出发,以孩子的兴趣为中心通盘考虑,综合开发课外阅读的源头活水。 1、课外读物要能满足孩子心理需求 我们现在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重视“兴趣”二字,顺着这种思路想下去那就是只要孩子感兴趣的都可以读。这本来是特别有道理的。但一旦面对孩子,这种道理有时会变得挺无力,因为孩子似乎除了对那些我们认为益处不大、趣味不高甚至有些无聊的东西感“兴趣”外,死活不能获得我们所期望的兴趣。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引导”,于是我们就会当然地把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交给孩子,我们的理由是:孩子是一张白纸,他们不可能真的有自己的兴趣,他们的兴趣依赖我们的培养。于是,就有了十几年长盛不衰的“读书教育活动”。偶尔,学校、老师也会推荐课外阅读书目,可那绝大多数都是老师们小时候的畅销书,其中当然不乏经典,但是远离今天的孩子的兴趣。 孩子的心理需求具有年龄特征,小学阶段的孩子一般都具有好奇心强,好表现的心理特点,比较渴望神秘、冒险、刺激,仰慕机智、勇敢、轰轰烈烈等。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奇怪《海底两万里》、《木偶奇遇记》、《 吹牛大王历险记》等会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成为几代人的钟爱;也就不会惊讶于《哈利·波特》能誉满全球,《拇指牛》、《魔法学校》能畅销全国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心理需求是由个体差异的,有一些孩子的情感比较细腻,稍大一些又会有青春期的心理萌动,因此,有针对性的推荐一些描写青少年爱情心理的作品也未尝不可,比如《少年维特的烦恼》、《猫狗之恋》等,阅读这些作品不是鼓励孩子们早恋,恰恰相反,她的积极意义在于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恋爱观。 2、课外读物要能适应孩子时尚需求 前几年,郑渊洁的“皮皮鲁”和“鲁西西”横扫童话世界,成为中国几千万孩子童话梦中的主人公,郑渊洁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童话大王”。近两年,英国女士J·K·罗琳的四本厚厚的《哈利·波特》风靡校园,那个戴着黑框眼睛的的长发小男孩成了众多男孩女孩的偶像,因为书中对于“光轮2000”的精彩描写,使学校打扫卫生的工作一下子成为一个热门“行业”。孩子们“我为书狂”,每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一套《哈利·波特》的书而想方设法地努力;每人都为自己能有与哈利·波特同样的魔力而陷入暇想之中。这种校园时尚、儿童时尚应该成为课外阅读及课外阅读指导的宝贵契机和资源,可惜的是我们往往忽略、甚至粗暴地给扼杀。 的确,时尚图书如同一柄双仞剑,既可能因为它的低劣质量导致孩子心理的扭曲,也可能会为儿童撑开一方想像的天空。国内的一些原创作品的内容、艺术手法上显得稚嫩,粗糙、牵强、荒谬之处甚多,在恐怖的分寸把握上也稍欠火候,在情爱问题上牵扯得过头,没有把握好“安全恐怖”“纯洁情感”这样一个少儿图书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艺术标杆和伦理底线。像这样的书,除了能把孩子吓得半死,搞得神魂颠倒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绝对是应予以制止的,比如《流星花园》。 但是,更多的时尚图书是有其充分的流行因素的,这些流行因素中包括:正义的感召、美好的幻想、过人的机智、天真的童趣等。对待这种时尚阅读的正确态度和做法应该是一要积极地亲身体验这种时尚,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如果我们有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兴趣,那么,正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孩子能够真正产生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兴趣的。二要积极的引领这种时尚,如我在一本资料上看到一位香港的小学老师,她能亲自为学生朗诵《哈利·波特》片断,能和学生一起穿上带有“哈利·波特”标志的衣服,招摇过市地去观看电影《哈利·波特》。 3、引导孩子读经典名著,纯净孩子的精神世界 阅读经典名著是课外阅读的最高境界,也是一个成熟的阅读这必须经历的一段生命历程。余秋雨先生认为,幼小的心/!/灵纯净空廓,由经典名著奠基可以激发他们一生的 文化向往。当我们看到,当孩子沉浸在阅读经典名著的喜悦中,目光炯炯,神采飞扬时,我们会感受到:经典名著对于孩子心灵的呵护,精神的滋养已如春雨点点入土。其实,我们并不期待经典名著能教会孩子学会语文,但它能温暖他们的心灵,打开他们美好而又人道的感受世界,激发他们心中善良的、温柔的一面。 对儿童而言,经典名著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唐诗三百首》和《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四大古典名著,也不仅仅是国外的《唐·诘科德》、《约翰·克利斯多夫》等,成人世界的经典当然可以成为儿童的经典,但是他们更有自己的经典:《绿野仙踪》、《狐狸列娜的故事》、《木偶奇遇记》、《爱的教育》、《神笔马良》以及安徒生、格林兄弟,甚至迪尼斯的故事等。一般来说只有符合儿童的心理和认知发展水平的课外读物,并能促进他们进一步完美地发展的课外读物,才能纯净孩子的精神世界,才能敞亮孩子的心扉,才能成为孩子的经典。
新闻专业论文:从新闻专业主义看“戏仿新闻” 摘 要:戏仿新闻是将“戏仿”引入到新闻实践之中,对传统新闻进行“恶搞式”的摹仿,特别是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与舆论焦点。戏仿新闻最为直接的两个特点是“假”和娱乐性。“假”是建立在一定事实依据之上,并非凭空杜撰,“假”只是呈现给受众的表象,传达的是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及其根源;同样,戏仿新闻以一种娱乐化、戏谑调侃的方式“说新闻”,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暗含对社会严肃的思考。 关键词:新闻戏仿;新闻娱乐化;新闻真实;论文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由于受到媒介属性的限制、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等,经过一层层的“把关”之后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大众传媒所提示的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并不是环境的全部。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新媒体的不断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意见的表达,越来越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新闻戏仿”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出”在新闻媒体中不敢说、不能写的事情,弥补了传统新闻的“缝隙”。针砭时弊,反映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有观点认为戏仿新闻就是假新闻,就是单纯娱乐大众,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又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娱乐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传统新闻被“戏仿”,衍生的戏仿新闻是更加注重“戏仿”的成分,还是新闻的成分,值得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一、从“戏仿”到“新闻戏仿” “戏仿”的定义首先出自于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在《牛津英语辞典》中,首先认为这种摹仿可以造就戏剧效果、滑稽效果以及荒谬效果;其次这是一种低劣的摹仿。“戏仿”之风从电影艺术开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蔓延到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人们运用“戏仿”这一手法,在自己作品中借用其他作品,通过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化”气氛,使其具有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以达到调侃、嘲讽,有时甚至是致敬的目的。当“戏仿”被借用到新闻实践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媒介现象——“新闻戏仿”,由此衍生出戏仿新闻。 但“戏仿”并不是新闻的表现手法之一,戏仿新闻也没有成为新闻体裁之一,在业界并没有“新闻戏仿”或者“戏仿新闻”这种说法。因此“新闻戏仿”只能说是一种兴起的媒介现象,与“恶搞”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学者说:“使用戏仿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否定母本的价值取向,新文本总体上有一定的价值追求。使用恶搞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对母本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更高的价值立场,因而恶搞是‘空心的戏仿’[1]”,由此说明,“戏仿”是对模仿对象的批判与否定,而恶搞则不一定,也许是否定,也许是褒扬。 在西方国家,最着名的新闻戏仿节目是在美国喜剧频道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十一点播出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戏仿新闻”的研究就源自美国学界在讨论关于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节目的论文中所用到的“News Parody”。 在国内,新闻戏仿节目并不多见,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00年伊始,各大中文论坛曾出现过一批源自“黑通社”(黑色幽默通讯社)的“假新闻”,以标准的新闻体或者访谈体播报,但其内容缺乏真实性。此外,还有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网站奥一网开创《愚人日报》;《南都周刊》2006至2008年制作的年末评点特刊《反向新闻》。它们所制造的“假新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假新闻,而是暗含着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调侃与讽刺。 2010年春节,《壹周立波秀》火热荧屏,周立波以特有的方式对2009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如重庆打黑、房市楼市的跌跌涨涨、奥巴马访华等等,其中“立波梦话”的板块秉承了“新闻戏仿”的创作手法,周立波与另一名女主持人互相搭档播报新闻,严肃认真的表情俨然新闻主播,文本模仿“新闻联播体”对当下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播报,整个过程中极尽戏谑与讽刺,例如“近日几百万观众走向街头向各电视台抗议,强烈抵制在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他们声称现在大多数电视剧还不如广告好看,我们要想看到一条精彩的广告,经常要等上四五十分钟……”是对广电总局要求电视剧中不允许插播广告这条新闻的“戏仿”。而“面对国际燃油价格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专家撰文透露,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型汽车燃料,该燃料不仅价格便宜,无污染,还可以饮用……”是对油价上涨此类新闻的“戏仿”。 “新闻戏仿”并不是单纯地制造一条条的假新闻,混淆视听,而是通过“戏仿”这样的形式求得人们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进而发掘事件背后的根源。 由此,得出新闻戏仿的定义,所谓新闻戏仿是通过对传统新闻文本的戏谑性摹仿,以批判者的姿态与传统媒体建构的新闻事实保持适当距离,并在对事实的有差异的重复中创造出调侃、嘲讽的效果[2]。 二、摹仿与真实:戏仿新闻与新闻真实性 任何新闻都可以成为“戏仿”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有被“戏仿”的价值。戏仿新闻因其所要凸显的调侃与讽刺的意味,对于某些负面的社会舆论热点事件成为新闻戏仿的“宠儿”。 “新闻戏仿”以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为中心,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成为其戏仿的对象,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相差甚远,以黑色幽默的态度,表达百姓诉求,提供意见宣泄的良性渠道。例如,“限塑令”的出台之后,有“戏仿新闻”称“塑料袋自述:我活着,但我已经死了”对当时社会热点事件的反讽。而有些新闻事件本身就带有几分荒诞意味,例如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华南虎事件”,事件的真相——所拍老虎只是通过年画PS之作,令人啼笑皆非,对其的戏仿“正虎拍龙”将事件中的怪异可笑之处进行放大与夸大,通过情节离奇化、权威丑角化、仪式闹剧化、严肃游戏化等手段对其新闻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批判。 “戏仿”之下,虽然新闻变的“面目全非”,被冠以“恶搞”的形式,被称为是人们口中的“假新闻”。 区分其的标准之一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真实性要求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报道的事实是准确的;二是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戏仿新闻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第一层的要求,报道的新闻事实并非准确而客观,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臆想,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目的是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从这一点上看,在形式上与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但内在具与传统新闻具有一致性:还原事实真相。相比较之下,假新闻则彻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一方面戏仿新闻的传播主要依托于网络,另一方面,新闻仿作虽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杜撰的比例比较高,当“假新闻”拥有了“戏仿”之名,虚假的信息便会迅速扩散,新闻的真实性就面临着挑战。因此,“新闻戏仿”应该怎样做?戏仿新闻的真实性究竟如何?重要的是把握戏仿的“度”,分寸的拿捏影响着“戏仿新闻”与“假新闻”之间的距离。 三、新闻与娱乐的嫁接: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 “新闻戏仿”的戏仿对象为新闻,但其本身是否为新闻还有待商榷;而新闻娱乐化只是新闻在内容上更加偏重于娱乐新闻,表现形式上多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具体而言,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有着以下的不同之处: 首先,“新闻戏仿”和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有所区别。“新闻戏仿”的主体有专业的记者、编辑等媒体工作者,但更多的是非专业“草根”,以平民视角、大众精神去评论社会热点事件。正如巴赫金所述,“在戏仿面前,无论身份高低、无论男女性别、无论尊卑长幼,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卑微贫贱者,不管是伟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智者还是愚夫,都在这一场狂欢中体验着有趣的快乐。[3]”但是在新闻娱乐化中,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是大众媒体、新闻从业者,新闻的娱乐化实 际上是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娱乐意识在新闻报道中的泛化和滥化。 其次,“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态度也不同。新闻戏仿是一种严肃的娱乐,通过娱乐化的形式表达其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表达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以荒诞的形式中承载严肃的内容。而新闻娱乐化是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去诠释所有品种的新闻。这种娱乐化是不仅仅是由于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内容遭到冷漠和挤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也越来越多,从严肃的政治、经济等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并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与情节性,表明其主体态度从严肃向娱乐的渐变。 娱乐只是戏仿新闻的表象,用娱乐大众的方式,引发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反思。 四、反思:“戏仿新闻”未来之路 戏仿新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新闻以一定的冲击,以其独特的风格揭示当下的社会矛盾和话语冲突,弥补了传统新闻引起报道规范而产生的部分缺失,从传统新闻的“对立面”促进其作出适度的改进。此外,戏仿新闻的草根性有利于提高大众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新闻戏仿”给了大众以“发声”的新的方式,网络作为主要载体为“戏仿新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但与此同时,戏仿新闻的“虚假性”和“恶搞式”在成为其显着风格的同时,也阻碍着其更大的发展。要想未来走的更远,必须掌握好“度”的问题:超越“虚假性”的“度”,“戏仿新闻”就沦为假新闻;过分的“恶搞式”则会丧失“戏仿新闻”的批判价值。在恶搞新闻时,要传达正确的观念,遵循道德规范,恪守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否则会沦为纯粹的网络群体暴力。 为了让受众能够明显的区分戏仿新闻和大众媒体所报道的新闻,在“”戏仿新闻时应在开头或者结尾做出明确的说明,使戏仿新闻得以规范化,区分虚构信息与新闻事实。 作者简介:丁晓旭,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刘慧,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广告传播研究。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个案研究 历史嬗变 现代化 道德伦理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新闻专业论文: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分析 摘要新媒体逐渐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本文探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该如何区别于本科生。 关键词高职 新闻专业 网络传播能力 身处网络时代,新闻行业不甘落后,传统媒体纷纷向网络拓展。而网络新贵们,如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也开辟了自己的新闻阵地,并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 随着媒体的就业门槛逐渐提高,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更不用说高职院校了。如何寻找出路,不妨把目光投向新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平台等)。那么分析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且如何区别于本科生,就很有意义了。 网络传播,简单来说指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一系列传播活动。而网络传播能力,自然指人类利用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的能力。 1 国家标准与职业要求 1.1 国家标准 对新闻专业学生来说,具备网络传播能力后比较对口的职业是网络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网络编辑工作组对其这样界定:“网络编辑是指利用相关专业知识及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从事互联网网站内容建设的人员。”① 2005年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网络编辑师的国家职业标准,将其分为四个等级:②“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助理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三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二级)、高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一级)”。四个级别的职责各不相同,网络编辑员侧重于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助理网络编辑师的工作涵盖了采、写、编、评等新闻核心业务;网络编辑师要求能策划栏目、制作专题、编辑和管理内容等;高级编辑师的重心是策划频道、管理运营。③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编辑员的学历要求并不高,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且同时在网络编辑岗位连续见习一年的即可申报,这对于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从高职新闻专业实际出发,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传播能力?我们从高职毕业生能找到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来分析。 在“智联招聘”投简历并应聘成功的正德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应届毕业生董同学目前在“丁丁网”实习,这家网络公司专注于本地生活搜索。他的工作是信息编辑,负责维护“丁丁社区”(该网论坛)。刚开始他的任务是在每个版块发贴、跟帖、转帖,带动流量和人气。后来负责更新论坛首页图片和帖子的更新。用photoshop和“光影魔术手”把图片调到合适尺寸便于浏览,或把图片上的水印修掉。这份工作比较注重编辑能力,要心细,文字功底也要稍微好点。他认为“信息编辑”顾名思义就是善于捕捉信息,所以新闻专业的人应更加适合这个岗位。他觉得自己面试成功很大一个原因是新闻专业出身的。他分析这样的网站需要文字编辑能力比较强,或者有一定策划头脑的员工。 2 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既培养基础网络传播能力,又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传播能力,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寻找到机遇。 2.1 基础网络传播能力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信息编辑的具体工作基本属于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标准的初级标准——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范畴,只需要具备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的能力即可,这就是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该培养的基础网络传播能力。进一步细分,这种基础能力又可以分为: (1)文字功底——能够流畅、准确地将事件和创意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不出现错别字,语法正确。并能够根据要求将繁杂信息进行整合和 (2)信息敏感——能够对社会热点和新兴事物保持关注,并有自己独到的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分析,来带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这是新闻专业学生区别于其他专业的重要指标。 (3)图文处理——熟练掌握photoshop等图片处理软件,能根据文字处理不同的图片,使之符合传播要求。 (4)网络互动——会利用网络资源准确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利用网络工具保持与周围人的联系,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步的信息宣传和推广。 2.2 长远发展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普通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具备基础能力即为合格,但若想具备持续的发展力,就必须要求他们达到助理网络编辑师的水平(采写编评能力)。如要再进一步加强竞争力,还必须具备网站专题策划能力。我们在基础能力上进行能力升级: (1)新闻基本功——在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基础上,训练其新闻基本功,包括采写编等能力。新闻评论暂不包括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功之中。这就体现出新闻专业学生特有的文字功底,不只是文笔好,还需要遵守新闻的规律,真实、客观。并且能够在“编”的能力上进一步提高,有新闻意识地将信息进行整合。 (2)新闻敏感——从信息敏感上升到新闻敏感,需要学生站在较专业的角度来看待新闻事情,并具备一定的观察力,能够从生活中发现新闻,并进行深度思考。 (3)网页设计——在图文处理的基础上,还需要掌握flash、dreamweaver等网页设计与制作的软件,能够自主更新网页,网络新闻,这样可大大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4)策划与推广——懂得运用各种途径进行信息和创意的策划与推广,包括了解各种媒体的特性,并依据不同内容规划不同推广方式。这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是一项比较高的要求。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知识产权素质教育 [摘要]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点,高校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为了使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新闻学学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加强各种能力的培养,新闻学知识产权课程应当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为根本教学目标,合理安排,建立以理论为支点,以提高新闻学学生的知识产权应用能力。 [关键词] 新闻学专业学生 知识产权 教育 一、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的紧迫性 1.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在 经济 国际化的新形势下, 网络 技术 发展 迅速,知识经济开始进入百姓生活,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显重要。对在校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知识,让学生了解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产权法,学会运用 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懂得尊重他人的智慧成果,这是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新闻学专业学生是未来 三、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素质基本知识的对策措施 1.改革高校知识产权普及 教育 的内容体系。在课程设计上,首先应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和前瞻性,除介绍传统的专利性、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内容外,还要讲解民族民间文学 艺术 保护、生物技术知识 发展 等热点问题,既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教授,更要重视知识产权创造、投资、管理和运用的相关知识传递,并充分利用典型案例教学法以及多媒体等 现代 化教学手段来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和直观性。 2.扩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渠道,探索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基本途径是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正规的教学体系,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开设知识产权必修课和选修课。此外还应扩宽教育渠道。如定期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聘请知识产权专家就国内外传媒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典型案例,知识产权的最新进展与动态进行介绍。建立校内知识产权 网络 教育咨询平台,利用网络的进行资源共享,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影响面。加强校媒合作,组织学生学习知名传媒单位的经验。 3.加强知识产权师资培养和引进力度,合理配置各种教学资源。目前,我国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主要是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其自身的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实际经验不足,难以满足对学生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需求。师资短缺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一是自主培养。可以重点选派本校有一定基础又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或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系统培训,整合到知识产权专职教师队伍中来。二是引进人才。引进的重点应该放在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兼职教师,如校外聘请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人兼职授课,弥补专职教师实践能力较弱的缺陷。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教育势在必行,高校最为人才培养基地,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不仅要分阶段、多模式、多途径培养,还应合理利用和挖掘知识产权人才的潜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下,高校应该积极探索,克服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不断为国家输送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人才。 新闻专业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数量激增与就业困境矛盾日益严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专业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思考,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和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实践教学;核心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成本低敛钱快范长江认作潘长江中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文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类专业不仅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普遍设立,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到了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每年的毕业生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万余人。”[1]李良荣教授在2010中国教育传播高峰论坛上也提到,30年前,全国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只有3家,现在已发展为850余家,与每年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相比,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且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 据笔者的了解和研究,专业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专业人才的适销对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很多高校出现了照搬名校经验、缺乏明确专业定位的尴尬局面。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很多高校都是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一本权威的教材,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如同空中楼阁般的知识框架,最终以闭卷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结束,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特殊性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特殊性。 以下,本文将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一)专业核心课程的清华模式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我国国家级精品课程,他认为该课程是解决“故事在哪里?”这个核心问题的。他认为,记者不仅会报道突发事件,更会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见木,更能见林;不是简单地报道表面的事实,而是报道更能接近真相的事实;不仅能写作5个w,更能回答报道的意义;不仅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更能让读者看清事件的本质。 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告诉学生,培养一个好记者的标准要具备以下要素:1.对新闻报道充满了激情;2.对新闻理解充满了理性;3.有社会责任感;4.有新闻道德;5.有强烈的好奇心;6.有怀疑精神;7.有一个批评态度;8.有敏锐的观察力;9.高超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李希光教授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结合当前在广播电视新闻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习的开端,作为教师务必要给学生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学新闻?我要学什么样的新闻?我要怎样学新闻?我学了新闻之后可以做什么?据笔者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一般是开设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作为核心课程,历时一学年,主要向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往往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目标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喜爱等方面。在课程学习中也会以课本知识为主,所以,如果教师在这个阶段只是机械的灌输给他们课本上的概念定义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接受所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纲举目张的学习理念,不能帮助他们尽早的树立职业目标。所以,在学习技巧和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关于培养学生自主树立专业学习的整体观念,笔者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的方法:在课程的开始,首先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特点。其次,在课堂上请学生思考上述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再次,请他们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并借此引发思考与讨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影响,我们要做怎样的电视人?最后,教师在课堂上把他们的意见和讨论发言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传媒人要遵守专业理念与职业规则,在课程中我们会具体学到很多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技巧;另外一方面,媒体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责,促动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平等与和谐,而不是成为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反作用力。这是我们在掌握了方法和技巧之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最后,一名合格的记者要对社会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和别人平等真诚的交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教学方法限于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等限制,很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都是以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课堂讲授为主,该课程的实践特殊性得不到体现。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一)课堂实践教学 1.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低,对社会信息变动缺乏专业敏感,在采访交流中存在语言表述拖沓,意思表达含混等问题。为此,笔者特意在课堂上设置了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强化学生关注新闻、把自己当成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意识和动力。 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为此,笔者在开课初始的一段时间,先让学生尝试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中找到他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然后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新闻说出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学生“念”新闻,而是要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关注新闻、寻找新闻价值要素、自己组织语言并现场表达的能力。 在课程进入到中后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现场出镜记者,在课堂上根据媒体已有报道进行再次报道,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是在运用电视语言,电视画面和现场主持的相互作用、现场出镜主持的语速、仪态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由于紧张不敢尝试,笔者还建议这样的学生在课下用dv等数码设备把自己的现场报道拍摄下来,带到课堂上进行播放。 此外,学生在逐渐熟悉了电视现场报道方式之后,还可以自主选择、设计报道新闻的形式或评论新闻的内容,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事哪种方式,每次课至少有5位同学要进行5分钟现场报道,报道结束后教师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评价总结。 2.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1)案例教学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授课过程中,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实例,特别是在讲授新闻采访部分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鲁豫有约》、《康熙来了》、《60分钟》等节目以及奥运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如何与同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笔者也会提供一些存在问题的采访实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采访方法。 此外,笔者在教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除了上述电子媒体案例之外,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这个环节也是跟前面提到的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联系在一起的。 (2)情景模拟教学 在采访部分的教学中,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让学生尝试进入角色。比如在讲到采访形式中的新闻会时,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观看一些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会录像,例如“70码飙车案”发生后的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会等,然后让学生总结新闻会的流程,记者提问的要素等。其次,笔者还发动学生模拟新闻会现场,根据某一新闻事件由他们自己担任新闻发言人和记者,进行实际问答。在此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会结束后,由学生点评以及教师点评。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邀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或其他相关教师作为嘉宾、发言人,走进我们的课堂,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现场访问,这样的练习比起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在课下更加积极认真的准备。 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一定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面对面》、《鲁豫有约》等,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笔者还尝试在课程接近尾声的部分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来上一节采访与写作课。他们可以自己选定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老师来担当学生听他们讲课。尽管有的学生会紧张甚至是在提问同学时笑场,但是这种情景也是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方法之一,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这种体验的。 (二)课外实践教学 1.校园采访报道实践以新闻采访部分的教学为例,按照课程进度的安排,教师向学生介绍了采访准备、采访方式和采访技巧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逐渐引导学生在校园之内寻找选题,并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在课时安排上也是尽量把学生实践操作和课堂展示作品排在首位。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尽管在课堂上增加了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教学,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在人为设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初级实践,学生只在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的话,还缺乏进行采访写作的亲身经历,无法准确的知道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以学生的第一次分组采访作品汇报为例。首先学生以6人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校园话题采访报道的策划,进行背景资料搜索,确定采访主题,拟定采访计划,实施采访活动。其中有一组同学的汇报对他们来说是收获很大的。这组同学选择的主题是“校园食堂的安全与监督”。因为在当时关于校园后勤方面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他们这组同学就选择了从学校食堂的角度,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学校的后勤保障。他们呈现回来的是自己用dv拍摄的10分钟采访。在采访中,他们找到了用餐的学生、食堂的服务员还有食堂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进入到了操作间里进行了拍摄和采访,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食堂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食品保鲜和卫生消毒措施的运作。他们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打交道。刚开始他们很担心怎么找食堂的负责人,人家不理他们怎么办,不让他们拍摄怎么办,为此也想好了一些对策。可是后来他们小组中有两个女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们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们注意观察过,除了有服务员收拾餐具之外,在食堂里还有一个阿姨经常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学生饭菜怎么样。她们就猜测这位阿姨可能是食堂管理人员。后来,她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这个阿姨,跟她说明了采访意图,这个阿姨果然是管理人员,而且答应了他们的采访要求,还专门找人带他们去了食堂的操作间进行实地拍摄。 这样的采访虽然只是初次尝试,但是对他们来说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实际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如何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与别人有效地交流。而这只有在实际采访练习中才能得到。 当然,也有部分同学的采访练习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他们自己发觉的还是没有发觉的,在课堂展示和讨论过程中,都可以得到集思广益的交流与学习。 2.校外采访报道实践 限于时间与客观条件的限制,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校园内报道一些活动或采访不同对象。但是,笔者也尝试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出校门,可以先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方面开始,用他们的dv和相机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笔者在课堂上询问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是否有人去做兼职?笔者也建议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下兼职。同时,笔者也提醒学生,兼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锻炼我们与别人交往交流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勇气,获得一定的报酬;其次,大家去做兼职的同时别忘了要和你的兼职伙伴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兼职的目的,大学生普遍从事的兼职有哪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等。还有,笔者了解到在大学城附近有网吧专门做学生上网的生意,有专车负责接送学生,笔者所教的班级中也有部分学生在网吧中上网。因此,笔者就建议学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我们详细了解大学城网吧产业链的形成与现状。总之,笔者一直以来都是启发学生不管是走在路上,在地铁中,在商场里,在旅游时等等,都要做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做探究真相的有心人,做记录事件的有心人。 3.野外实践与暑期实践 本专业的学生到了大三阶段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等也屡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重要奖项。 近几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能否把新闻采访与写写作的专项野外实践单列出来,就像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那样,老师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但是,考虑到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笔者提出可以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野外实践与学生大三阶段的摄影摄像野外实践结合起来,学生除了担负拍摄任务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我们还可以把野外实践的阵线扩展到暑期实践。暑期,学校团委会安排一定的暑期实践活动内容,鼓励学生参与。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发动学生成立专业暑期实践小组,去走进媒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记录生活。暑期实践形成的作品可以争取发表在媒体上,还可以鼓励学生通过新媒体制作并发表,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还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学生自办媒体实践 笔者所教的学生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平时,笔者一直不忘提醒他们要结合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积极尝试媒体实践,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实践。学生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地就是学生自办的校园媒体,如我院的《十分快报》、《奔逸》杂志,电子杂志和校园网络电视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媒体的报道策划、采访和拍摄制作等,课堂知识的积累,还有课内模拟训练和校园报道的实战经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为学生能够在校内媒体中完整的制作出新闻作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向校外媒体投稿,积极参与各级竞赛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专业核心课程,是实践性操作性课程。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学习清华模式,但是至少在我们讲授此类型课程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我们应该变“老师讲学生学”的死板教学模式为老师学生共同学习研讨,在实践尝试中不断调整修正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权威的灌输者。 除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外,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也应该逐渐调整。比如,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期末成绩以独立完成的一份报道为依据,逐渐减少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为考核标准的比例等。 新闻专业论文:探析当前新闻学教育专业的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高潮期,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国新闻学教育也进入了无法回避的危机期。在这场新闻教育的危机中,高校教育的危机体现得也最为明显。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在整个新闻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体性地位,在新闻教育活动当中,能够承担设计和教学组织任务的最重要的主体无疑是新闻学专业的院系机构,新闻专业教育目标的制定、整体教育内容的确定、不同教育方法的选择以及整体教育程序的设计都取决于院系机构的决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学教育的整体规范都要通过新闻院系的专业决策来实现。然而随着新闻媒体的强劲发展,新闻学专业的教育机构却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而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诸多矛盾把高校新闻教育推向了整个新闻教育危机的风口浪尖。本文拟从中国新闻教育机构存在的问题入手,着重分析新闻教育专业机构所面临的不同矛盾,希望能为新闻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学理上的参考与借鉴。 专业化与宽口径的悖逆 根据职业社会学原理,专业化教育被视作是一个行业的独立专业的重要标准之一,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成为专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专业化的标准就是通过专业化教育而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身上的,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独特的专业价值体系和从业规范标准。经过近百年的辛勤努力,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成为新闻业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尽管在中国新闻业获得从业资格还不像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那样需要通过严格的专门考试来领取从业执照,但新闻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中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具有极强专业化特征的职业,并且这些技能性职业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专门化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新闻业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化的道路。这也是几代新闻学教育工作者所梦寐以求的。 然而,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以及随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各高校纷纷提出了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办学新思路。近年来许多大学模仿台湾地区及欧美而设置的大量“通识”类课程,除了相近学科之间的课程如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文化学、美学、逻辑学等课程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环境科学等理工科课程引进了新闻学专业,甚至为了扩大学生的就业渠道,不少大学的新闻院系还开设了管理学、文秘学、会计学、旅游、护理、化妆、烹饪、裁剪以及与师范类专业相关的教育学、课程论、演讲学、教案课件、板书设计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多学科课程的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开阔视野,为他们日后成为“杂家”型新闻记者打下“通识”性基础,然而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大量通识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致使许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大三时还没有接触到本专业课程,甚至不少新闻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在修读了大量的通识课程之后,竟然还不知道新闻是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宽口径、厚基础”办学思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 尤其是在某些实施按大类招生的高校,新闻学专业和文史哲中各种专业共同招生,其中的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文献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类的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专业统一招生、共同培养,其结果便是这些不同类别的专业学科的基本课程都将作为新闻专业学生修读的课程内容,按照现在的热门流行语来说,学生学习的专业“口径”确实“宽”了许多,“基础”也“厚”了许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所谓的“宽”“厚”是以牺牲学生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思想为代价的。 最近许多新闻院校开始尝试将新闻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提前插入到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中,以改变学生进入专业意识缓慢的局面。然而,在校学生的总学分数是有限的,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的同时,还有多少余地留给新闻学本专业的课程呢?实际上,“宽口径、厚基础”与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相悖逆的思维方式和办学理念。虽然这种相悖的尴尬在不同的学科专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对于作为新兴专业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悖逆无疑是致命的。 师资建设与教育产业化的冲突 由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师资建设就成为兴办教育最基本的前提保证,没有师资的教育活动就像没有劳动者的劳动一样不可思议。尤其是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科学合理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显得越来越重要。综观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专业化教育,谁占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谁就抢占了现代教育的先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大学的专业化教育都把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专业建设的首要位置。 由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起步较晚,与传统的强势学科相比,新闻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也相应比较薄弱。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闻专业招生迅猛发展,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就显得更加匮乏而急需建设。就全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师资状况来看,除了少数几个资深院校之外,绝大部分兴建不久的新闻院系的师资队伍都处在临时搭建状态,一方面,这些临时拼凑的师资大都缺乏纵深的专业背景,教学和科研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即便是临时拼凑,但由边申报边建设的新增专业特点所决定,师资数量仍严重不足。可以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学专业都急需大量优质的师资力量。 然而与此相悖逆的是,1999年以后在全国普遍兴起的“教育产业化”,却又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新闻学专业师资建设雪上加霜。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高等教育与国家财政匮乏的矛盾,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育全面产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市场化,却将全国的高等院校推向了商业化的危险境地。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校方看到的往往是新闻专业的商业价值,是新闻人才的市场需求,是就业市场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招生和就业压力的缓解。至于专业化教育是否规范,如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师资结构是否健全、招生规模是否合理等都往往会被弃之不顾。 就全国范围内的文史性专业来看,新闻学专业还是一个兴起不久的新专业,其学理的积淀无法和一些传统专业相提并论,相对于中文、数学、外语等强势学科来讲,刚刚建立的新闻学专业规模也都往往较小,为了保证学校的整体利益,缺少了规模效益的新闻学教育便不得不将市场效益作为专业整体规划的基本标准,同样的师生比,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则必然处处捉襟见肘,一名教师同时兼授四五门课的现象在全国新闻院校司空见惯。同时,由于缺少了规模效益,新闻学专业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也往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专业积淀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师资队伍在这种不良环境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刚刚兴起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打击无异于釜底抽薪。可以说,由教育产业化而导致的与新闻教育专业师资建设的矛盾不解决,新闻学教育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 学理性与技能性的两难 新闻学专业到底是“学”科还是“术”科的问题历来就有争论,虽然已经历尽艰险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地位,但是有关“学”与“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矛盾却远没有得到解决。 其实,新闻学教育产生的缘起是为新闻业界培养具备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并且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师徒相传的方式,除了由中文专业的教师讲授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大多是请业界资深记者编辑入学讲授,采用“短平快”的方式进行专业教育,从而形成了许久以来的“重术轻学”的办学模式。然而由于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培养的专业人才往往是后劲不足、根底不深的新闻“工匠”,从而形成了“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到新闻学教育高潮迭起的上世纪80年代,学院型的新闻教育机构开始逐渐增加,旧有学徒型的新闻教育机构才逐渐减少,但仍然处于“无学找学教”的地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解决新闻专业毕业生“后劲不足”的缺陷,改变新闻学早期重技能训练、轻学理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从而彻底改变“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新闻学教育才开始从传播学汲取学理营养向学术性倾斜,并因此奠定了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的地位。 然而,“学”与“术”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新闻学学科地位的提高而在新闻学教育界停止或缓和。随着近年来硕士、博士学位教育的日益兴起和大规模发展,新闻学教育的学理性与技能性的矛盾表现更加凸显。近年报载的《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算合格吗?》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消息援引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的话:“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1]虽然也有人坚持相反意见,但是明显的技能性倾向已经在新闻学界形成。再加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次高薪聘任曾任新闻高官的范敬宜担任院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新闻教育重镇紧随其后的效法,重术轻学的教育风气便在全国各大新闻院校迅速形成。 然而就在新闻教育界开始向技能培养转型的同时,新闻学又遭到“上手快却后劲不足”的指责。众所周知,当年夏骏面对新闻专业学生所说的 “新闻学科的厚度不够,能给予你们的知识准备和知识联想力不足”以及“出色的编导和记者都不是学新闻出身”这样一番话还被视为惊人之语,[2]而现如今,公开放言不招收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体已经相当普遍。实际上,这种观念和行为是许久以来的“新闻无学”理念的一种回归和复辟。据唐远清博士归纳整理,目前来自我国学界、业界甚至是政府权力部门的“新闻无学”的代表性观点至少有20种之多。[3]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做过多的是与非的判断,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新旧理念遥相呼应,以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共同抵制和解构着本来就稚嫩脆弱的新闻学教育体系,从而将新闻学教育与生俱来的“学”与“术”的矛盾激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新闻学教育所处的尴尬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左右维谷的两难之中:强调新闻学理被说成是脱离实践,强调实践技能又被指责为缺少后劲甚至“新闻无学”,这种两难实际上就使得新闻学教育处在了学理与技能无可选择的矛盾状态。 从1918年10月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起,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算起来,也仅仅比美国密苏里大学1908年建立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晚了十年。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发展甚至是整个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只有关注正视这些矛盾,并认真进行深入思考,才有可能将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业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初探 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教育部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业被亮起“红牌”,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2个新闻传播类专业位列其中。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谈及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对口就业问题,也坦言,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对口率在40%左右,清华大学在60%左右。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固然有新闻传播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等外在因素,但更折射出新闻传播类专业自身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新闻传播机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往往是重“术”轻“学”,而新闻传播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则较为重“学”轻“术”。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侧重的不一致,造成了用人机构、教育单位、专业学生“三输”的局面。为此,改变新闻传播院校在教学中重“学”轻“术”的倾向,构建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性教学以实现掌握熟练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既包括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也包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而新闻传播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五大要素。 一、教学目标:能力本位 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较为注重的是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连贯性,是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新旧之间的联系。以能力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其教学目标要求十分明确,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较强。一般会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的联合调研,确定相关职业与岗位所需能力结构,并将岗位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结构图转化为专业教学目标,以满足新闻传播一线需求的岗位能力为中心,设计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教学内容。教学中,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并重,相互配合,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岗位能力服务。在理论知识传授上,虽然离不开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传授,但会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会涉及多学科的整合,而不是着眼于单一学科知识系统地讲授,主要是按照新闻传播岗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而在新闻传播实习实训中,侧重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依据实际传播需求,进行整合处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完成某一项实际或仿真的新闻传播任务,需要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能力、问题的理解能力、角色的扮演能力以及任务的胜任能力,而在这类能力的运用中,促进学生掌握相关传播理论,提升传播素养。 二、教学方式:工学结合 注重理论知识讲授,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与新闻传播行业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学生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是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方式的一个主要弊端,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在于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中,院校教师懂传播理论不熟悉新闻操作;聘用来自行业的教师,懂新闻操作不熟悉传播理论。虽然教育部和力推新闻传播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实行高校与新闻单位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加大力度逐步推动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但是在人员互聘之后将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将学生新闻传播类知识理论的学习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实训结合起来,结合的效果主要看能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认识;能否让学生在看到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后,提高他们学习新闻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否让学生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接触,跳出校园学习的局限,增强对社会新闻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体会新闻传播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能否让学生在新闻传播的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中,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他们新闻传播工作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责任心和新闻传播判断力;能够让学生借助实践岗位锻炼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三、教学内容:项目导向 传统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大多按学科架构形成教学体系,按章节结构传授教学知识。此类教学内容主要注重的是知识理论的传授,而不利于学生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因此,有必要参照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工作流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符合学生今后工作环境的项目,以项目为导向,重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内容中的项目开发,主要以新闻传播中产品与服务为载体让学生能够学会完整的完成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因此,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开发,需要做到以新闻传播任务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参照点,确保教学内容以项目任务核心构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技能;另外,需要为学生设计围绕项目运行的所需要的综合化教学情境,以保障项目的仿真度或者真实性。项目确立后,对于承担项目的小组,需要对学生的角色基于真实新闻传播岗位的不同进行分工,并要求学生按照“明确任务、提出计划、组织实施、检验评估”等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展开项目实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新闻传播工作项目中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受教师的外部控制,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学生可以围绕学习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行动,锻炼学生从多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锻炼学生对新闻传播工作任务的结果预测预判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意识。以项目为导向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其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获得新闻传播职业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与行动能力,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最为看重的动手能力。 四、教学管理:加强反馈 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教学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加强教学反馈工作。传统的新闻传播类教学,其教学反馈较多以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中在组建中,需要以教学反馈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条件,认为教学信息反馈是提高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实践性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学信息的反馈收集与传统理论讲授型有所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由于教学场所不固定于教师,有时甚至是在校外,因此,教学反馈信息的获得具有随机性,而这也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增派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参照有关院校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来看,教学反馈信息的搜集,分为三个阶段:实践活动开展前的教学策划信息搜集,实践活动开展中的教学开展信息搜集,实践活动结束后的教学总结信息搜集。而如果从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的来源来分,又可以分为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新闻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营销情况;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教学要求;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个人职业能力是否在实践性教学中有所提升。 五、教学考评:行业评估 依托教学管理搜集的反馈信息,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效果展开评估,是判断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性教学的考评,肯定存在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原有的教学考评,必须基于实践性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革。比如,将评价内容从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改变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又如,将评价方法从之前的理论考试总结性评价,改变为项目结果的总结性评价与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而为了保障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评价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过程,最有必要的改革就是将之前单一的以院校、教师为主的评价,转变为传媒院校与传媒单位的双主体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不少主流媒体开始与新闻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教学团队、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当然,也就包括了共同制定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参照相关职业的人才培养办法,一般来说,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是由院校与行业联合成立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其领导下,院校可以将教学的内容融入评价标准中,而新闻行业可以将实践的要求引入融入进来,并有可能引入通行的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以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通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等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考试,作为学生结业的重要标准,实现学生毕业时同时拥有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保障。 作者:纪富贵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 一、从教师主体化到学生主体化的观念转向 首先,教师需要将整体的教学内容进行化整为零的工作,将本学期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十五个或二十个专题:如白话新诗创作、三十年代的戏剧创作、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张爱玲与海派小说、莫言与寻根文学、金庸与现代武侠小说等。与此同时,根据这些专题的内容设置阅读计划,给学生开具参考书目,分列出精读和泛读两种阅读要求,并撰写相应的读书心得、阅读感受,或是抄写读书笔记。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有的放矢,还能增加他们的阅读广度和阅读深度,训练其独立学习、思考和分析文本的能力。其次,按照教学专题给学生分配演讲任务,并在每一次课中进行相应的演讲活动。主讲人必须事先准备详实的资料和流畅的讲稿,包括作家的创作简介、代表作品的故事梗概及其创作风格或是文学现象的主要特征,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等内容,学生也可以在专题的内容范围之内选取一两个自己最有心得的知识点进行自由发挥。当主讲人演讲完毕后,教师和听讲人可以向其提问,叙述人必须进行相应解答,如果学生无法完成,可由教师进行提示和补充。对于目前学术研究存有较大争议,尚无定论的课题,教师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可以采用小型的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展开系统辩论,使学生在这样的思维碰撞和语言表达的活动中形成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口头表达,这些都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今后从业中必须具备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辩论的结果,更深入地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尝试着撰写小型的学术论文或学术随笔,并在网上相关学术论坛进行发表,或是向一些学术期刊投稿,成功地实现从口头语言表达———逻辑思维———文字表达的完整过程,这对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通过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则退居其次,侧重于从整体上调节和把控教学进程,介绍基本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引导学生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并协助学生解决学习中出现的困惑和疑难。这样,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定和强化,从而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学习真正成为了学生的一种自主性、独立性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敷衍。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在传统教学中往往出现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其他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中同样存在。当学期或学年课程完成后,学生往往能够对于文学发展史中出现的各种主义、思潮、流派等内容夸夸其谈,而对于原始作品却涉猎甚少,即使有少量阅读经验,也只是针对某些大家的选本、节本,很难对作家作品产生直观的主体感受,只是凭借二手材料形成表浅的拿来主义似的分析结论。而阅读分析和撰写成文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不可或缺的两种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适度减少对文学发展、文学现象等内容的讲授,而增加作品文本解读、分析的比重,强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训练。只有对作品产生第一手的直观阅读体验,才能真正地领略文字背后蕴藏的创作意图,才能有可能接近和还原作家的创作心灵。 二、教学内容的不断调整和深化 与中文教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现当代文学应该是最具有变化性特点的,不光是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其本身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化,都使得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动态发展特点。因此教师在积累并形成稳定、深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关注学术前沿动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架构,从而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学科同步发展的态势,而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个人的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相贯通。对于高校的本科教学而言,教师除了承担一般性的教师工作外,更必须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厚积而薄发,才能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比较广博的专业知识与深刻的学术思想,这与中学侧重语言结构的教学不同。我们不难发现,从民国到现在,大学者往往都出自高校教师,特别是在某一领域有着非常高的科研水平。但这并不是说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讲解很专业的科研成果或是很高深的文艺理论,而是要求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体验和学术水平融入到课堂中,深入浅出地展示自己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能力,特别是对于文本的重新解读。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文本解读必须立足于文本,不能盲目求新,无的放矢,而是换一个角度去认识文本,揭示其曾经被遮蔽的意义。例如我们在解读鲁迅的《故乡》时,往往更关注“我”在离乡和归乡不同时间段中的人生经历,然而对于叙述者,即作者,第一人称“我”个人的内心世界却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精神困境以及自觉对于亲情的愧对等问题,是值得在课堂教学中重点观照的。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增加了文本解读的深度。另外,像这样跳出教材局限的教学内容可以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作品,并通过解读文本来探寻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而在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设一座理解和阐释的桥梁。在提供更多的阅读思路的同时,也更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热情。其次,在教学中注意向当下新兴文学或文化现象倾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容与古典文学不同,它的内容一直在不断地生长发展,甚至新变,几乎看不到时间的下限。因此在教学中,适当地突出其“生长性”和“当下性”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对90后的学生们来说,尽管过往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但他们往往更偏好时下流行的文艺作品,更熟悉新生代的作家。如何在课堂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品味,教师需要有选择地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代表作家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和微博时代的碎片化写作等话题。因此,我们在课堂中专门开设了相关专题,介绍和评述如郭敬明的物质写作、安妮宝贝的校园文艺、网络原创小说等不同的创作类型,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目前新锐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潮流。最后,及时了解学界研究动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度引入当前研究热点的介绍,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的文艺思想的传入和渗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西方的文艺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大量的新课题、新方法,如阐释学、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文艺批评术语广泛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但是这众多的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上却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对于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现当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互动,开拓和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使学生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而是与时俱进地认识和了解世界,了解文化的“他者”。例如在以往讲述张爱玲时,往往将其视为海派市井小说的代表作家,但依据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和考察其小说作品,便可发现其中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张爱玲虽然描述的大多是家庭婚姻和庸常生活中的细碎之处,不涉及重大现实题材和政治事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主流有所偏离,但她的小说绝不只是所谓的市井之言。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视域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语言驾驭力对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弱者———女性,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特征。另外,像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热衷于展现暴力和描述死亡,但他们笔下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并不相同。在他们看来,暴力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更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化的事件。先锋作家们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揭示了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而这些话题,只有通过存在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才能彰显出深刻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样的解读角度与叙述视野,使学生觉得别开生面,他们通过课堂接触到了现当代文学更广的维度。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所选择地介绍西方文艺新理论和新方法,尽量避免一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背离中国文化传统或是争议性非常大的话题。 三、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手段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与网络资源在高校课堂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已进入到读图时代的当下,教师适当地借助信息技术来改变教学内容的展示方式和学生的接受途径,对于丰富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制作并使用多媒体课件。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艺运动至今尚存有大量的文字或图片材料,为课件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网络上各类搜索引擎使我们能够便利而快捷地获取各种资讯,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对于这些渠道各异的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一个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教学课件,不仅可以展示作家作品的生动图景,还能够深化和突出教学内容。例如在介绍鲁迅的生平经历时,教师特地收集了他抱着儿子周海婴“一岁和五十”的照片,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之外,增加了他作为人父的脉脉温情,使得学生能够更立体地了解鲁迅的性格特点与人格精神。其次,有效利用网络的学术资源。目前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网站,像中国知网、维普网等收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学生可以在这类网站上查询并下载最新的研究成果;像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能帮助学生收集相关的普及性介绍材料。通过浏览这些网站,学生不但可以获取丰富充实的关于作家作品的认知,还能使他们学会如何在众多资讯中,选择有效信息,并就此进行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另外,还可以鼓励学生浏览一些相关的学术论坛,一方面旁观、学习,及时把握当下的文学、文化热点;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发表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论点,在不断地论辩中获取更深入的资讯。最后,合理引用影视材料。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创作基础,而后者成为前者的展示手段。由现当代文学作品直接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非常多,观摩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成为我们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之一。教师不但要事先介绍文学文本的写作特征、表现手法,还要在观影中提示影片与文本的异同,在观影后系统分析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在叙事、抒情、整体结构上的异同性特征,从而培养学生对于不同艺术类型的审美分析能力。例如,从余华小说《活着》到同名电影《活着》,故事的主干是一致的,但故事的整体叙事强度和人物命运结局都有了较大差异,小说完整地展现了福贵悲苦而隐忍的一生,而电影却在中途就戛然而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艺术类型的不同;创作理念的不同;传播途径与受众的不同。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加入,使得课堂更生动、精彩,也使学生认识到现当代文学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而是渗透到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总之,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处于不得不革新的状态中,并且针对不同专业应该进行更合理有效的调整。除了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尝试性创新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教学观念上、教学内容上、教学思路上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以适应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需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钻研能力的学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吾辈任重而道远。明月熙: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革新初探。 作者:明月熙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论中小城镇新闻专业化之道 关于坚决走专业化路子的问题 目前,中小城市办新闻广播实际上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观念。专业化已是必由之路,但一些中小城市电台现在仍然处于疑虑之中,比如现有节目怎么办?丢掉的受众市场怎么办?中小城市新闻资源不够怎么办?等等,这些确实都是问题,但都是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如今短兵相接的媒体竞争中,特别是当广播进入“窄播”时代,专业市场细分的今天,新闻广播试图继续保持“全面丰收、处处开花”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只有跳出取长补短的旧思维,将广播办的有了特色才能有所作为,出奇制胜。无数事实证明,“扬长避短”比“取长补短”更重要。广播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精耕细作”上来。借鉴广播诞生地美国的广播发展之路,自上世纪50年代电视兴起以来,广播已经无法以综合取胜,只能以专业化求生存。目前,美国的广播节目全部都是类型化节目,即一家电台直播一个类型。国外和国内广播先行者的实践证明,有些媒体的长处我们是无法通过追赶或者求取就能得来,同时我们自己的短处也无法去弥补,因为有些缺憾是天生的,后天尽管努力去改变,但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比如,广播的长处就是声音的优势,速度快、成本低、操作简单,广播把这些比较优势运用到直播中,其他媒体就会相形见拙;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弥补我们天生的比较劣势上,效果只能事倍功半,比如,稍纵即逝、线性传播等广播特点,要完全改变是有一定难度的。只有集中精力,把广播的直播优势、贴近优势、合作优势和交互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才是取胜之道。 关于新闻广播信息源的问题 获取信息是人的天性,这也是新闻广播节目的收听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广播节目的原因。走新闻专业频率的路子,也是由大众媒体的性质所决定。中小城市新闻广播实施全面改版,走专业广播的初期会面临极度的困难。由于中小城市获取新闻的手段很少,而且记者数量有限,仅凭记者是无法撑起如此高密度的新闻播出频次和数量的。所以,开发信息源就成为首要任务。可以开设《本地新闻?县区企业专版》并以此为相互吸引的共赢手段,向其提供专门的广播宣传手段,由此利用其新闻资源,形成环绕新闻广播的信息场,再辐射到乡镇、社区一级,形成一大批相对喜欢广播,忠诚度高,有政治素质的信息员、通讯员、播报员队伍,第一时间内向新闻广播提供信息。以此类推,和本地日报社联手推出《天天读报》栏目,可由报社自己编排、播出(介绍)报纸新闻,让其占据广播一席之地。同时,该报记者(尤其是晚报记者)即可为我所用,在现场为我插报新闻。此外,在全面改版的初期,可向当地各单位、各行业收稿、组稿,弥补信息不足。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大局信息科的资源,等等。快节奏的新闻播报,以多频次、滚动式形式出现,主要还有大量访谈类、谈话类等新闻专题穿插,形成快慢结合、张弛有度、节奏感强的编排框架,再在各节目、各时段间隔中,加入适量的各类广告、频率包装(如形象主题、音乐、间奏乐、片头乐、片花乐)、节目包装、下一时段节目预告等内容,即填充了时间,让听众感觉不那么拥挤,同时又是树立品牌频率的必要手段。 办好新闻广播的思路 1.本土化。忠实贯彻“三贴近”是新闻不竭的源泉。在本土化上下功夫,真正办出地方特色,才是新闻广播常办常新,经久不衰的路径。本土化是广播节目对本地信息的深层把握,对外地信息的本地化解读,以及采用适合本土听众口味的节目形式。方言节目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表现平台不可或缺。2.模仿。一些中小城市开办的交通广播大多办得较为成功,其主要是“拿来主义”,也就是照搬大城市交通广播的模式。所以新闻广播也可以如此。模仿相对成熟的节目形态,可以大大降低开发难度和风险成本。“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在这方面一些卫视台模仿国外电视台节目大获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3.裂变。力促品牌节目扩张,让其产生“核裂变”效应。《本地新闻?县区企业版》就是要让各县区、大型企业在充分利用《本地新闻》权威性的基础上宣传自己,同时成为我们高忠诚度的合作伙伴;《行风热线》也应由市纪检委、监察局牵头,聚合报纸、电视、网络同时出动,以广播为龙头,为民办实事。4.联动。把不同的媒体平台,媒体资源捆绑运作,使节目资源得到更深、更广的发掘利用,推动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向更大范围渗透。真正达到全民办广播,广播为全民的效果。5.移植。即从一种媒体向另一种媒体横向潜入。目前,成功的是广播向“电视周刊“”新闻信息网”进行了移植,今后可以考虑向更广泛领域进军。6.拓展。即本文中“非常态节目”设置的思考部分,即向广播运营的其他领域进发,办“看得见的广播”,进而赢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文作者:陈玉惠 新闻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转型研究 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2010-2015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及相关领域,掌握新闻基本理论和不同媒体的知识、技能、方法,具有报刊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采编、节目和广告的策划与制作、网络多媒体动画及网页制作等能力,能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相关文化产业中的技能性岗位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岗位,从事新闻采写、采集与编辑、节目策划与制作、网站维护与管理等工作。专业依据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主要依托报刊(纸质媒体)、广电(电子媒体)、网络(网络媒体)三种媒体,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创建了“三技三能三媒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简称333模式。“三技”是指本专业就业所面向的三种媒体的技能,包括报刊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写、新闻摄影、版面设计编辑等技能,广电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摄录、节目策划与制作等技能,网络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集、编辑、网页美化、维护等技能。“三能”指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这三种能力构成了本专业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教学模式的出发点是紧紧依托于三种类型新闻媒体,紧跟媒体报道内容和媒体技术发展,及时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保持良好的教学效果,预期依据该模式培养的学生具有的职业能力,除了适应新闻媒体的专业技术工作外,还能适应文化产业公司及其他企业单位相关岗位工作。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很多弊端和问题。“333模式”的人才培养方案,从理论上讲,的确顺应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学生预设了就业宽出口,使学生在校所学几乎到各种文化公司都能找到用武之地。然而,高职院校学生在校期间遵循的是“2+1”的学习模式,导致学生专业学习技能的时间相当有限,当专业追求涵盖面“广”的同时,无法保证学生掌握新闻业务技能的“精”和“尖”,导致学生就业方向不明确、就业后职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2展开社会调研 2.1新闻专业人才需求调查 只有正视新闻人才需求的现状,才能够有的放矢,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为此,笔者在郑州、开封等地展开了“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人才需求问卷调查”,共有100余位媒体从业人员参与了问卷调查,他们来自报纸、广播、电视、企事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策划公司及影视公司等媒体机构。调查问卷从课程设置、个人素质、职业道德、新闻单位的用人标准、人员引进情况、对高职毕业生的看法、校企合作等方面来设置,以期从调查中分析出媒体对从业人员的素质需求,为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新闻教研室共收回110份问卷调查,经数据分析,发现以下情况。 2.1.1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差异 在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因地区而异。通常,郑州的媒体对毕业生的学历有着较高要求,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郑州以外的地区,新闻单位在学历方面要求则有所降低。在河南省境内,大城市和小城市,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一发现为新闻教研室开拓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实习就业市场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2.1.2用人单位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最应具备的素质 接受调查的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能力要求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其中最受用人单位重视的毕业生能力分别是:综合能力、专业技能、策划与创新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而理论知识水平的排名则比较靠后。 2.1.3用人单位对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 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设置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报刊电脑编排、摄影、摄像及视频编辑等课程。在调查当中,广大新闻单位没有提出增减意见,但普遍认为核心业务技能的训练不够精深,要对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等技能着重加强训练,切实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2学生就业情况调查 课题组对新闻专业已毕业历届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追踪,充分了解学生就业情况。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共有117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达到97.5%,其中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学生占35.5%,60%的学生进入了企业。真正进入新闻媒体工作的学生比较少,还不到6%,35%的学生是从事和新闻专业相关的文化传播领域工作。只有1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剩下9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和“很满意。”27.5%的学生表示“专业对口,与所学专业联系紧密”,45%的同学表示“有一定联系,但联系不大,偶尔会用到专业知识”,27.5%的表示“毫无联系,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这和学生的工作领域直接相关,进入媒体和文化传播公司工作的学生,工作和专业的联系较为紧密,而那些其他工作领域的学生则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实训课程是否能满足您目前的岗位需要”这一问题上,32.5%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40%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27.5%的学生认为“有很大差距”。通过对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发现学生对新闻专业的整体教学设计还存在局部不认可的地方,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需要进一步调整和设计,使其充分满足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3确定新的专业发展方向 经过近两年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新闻专业逐渐找准发展定位。结合当前最新的行业发展形势,新闻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聚焦,确定“影像制作”为下一步的专业发展方向。 3.1摄影、摄像及相应的后期制作 技术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显著提升,大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上升,追求精神享受的愿望随之增加,国家也在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提高综合艺术素质。摄影、摄像行业是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的朝阳产业,未来行业对摄影、摄像及相应后期制作人才的需求将逐年增加,其中经过正规培训的高端摄影、摄像人才将更加抢手。当前行业人才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行业内就业的专业人才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优越。本专业方向的就业适应性也非常广泛,既能让学生在报社、电视台、影像制作部门、广告宣传部门、音像出版部门、影楼、剧组及影视公司从事摄影、摄像工作,又能支持自主创业,打造具备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的专门应用型人才。 3.2本专业转型存在可实施空间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教研室教师均获得“高级摄影师资格”。面对高职学生就业市场的瞬息万变,教师紧扣市场发展脉搏,积极调整自身的业务发展方向。教师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培训和行业实践,在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摆脱了长久以来教师知识与能力脱节的问题,也为新闻专业向“影像制作”方向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 3.3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向“影像 制作”方向发展的专业建设思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在培养学生媒体应用技能的基础之上,强化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建构“目标引领、知识构建、平台孵化、服务保障”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目标引领”指明确培养“精业务、懂媒体、会策划”的创新创业型摄影摄像人才的目标;“知识构建”指构建融合人文学科和新闻传播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课程知识体系;“平台孵化”指搭建孵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梦想平台的“影像传播工作室”;“服务保障”指提供满足学生创新创业需求的教学管理服务和保障。重新确定了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后,教研室基于工作过程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确定相应的技能要求,进一步设置课程,从而打造全新的课程体系。全部课程和环节对知识、能力、素质进行了结合,既包含体现能力训练为主线的、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也有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开设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职业基础课为学生学习专业核心课提供必需、够用的理论基础;开设摄影、摄像、视频编辑与Photoshop图像处理等职业技能课,培养学生从事摄影、摄像前后期领域及新闻领域的职业能力;开设影像工作室实训、模拟电视节目实训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在职业拓展课程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选修相关课程,课程包括人像摄影、商品摄影、主题微电影策划与制作、网页排版设计、网站运营、商业修图、广告策划与活动营销等,助力学生提升职业能力。此外,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还开设了提升学生个性化素养的选修课体系,包括唐诗宋词与人生、生活中的管理学、历代女性法律地位解读、大学生岗前法律问题、高尚女性的必修课、婚姻爱情与家庭、职业发展中的团队智慧、交友与情商、幸福心理学及大学语文等,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场适应能力。课程设置与开发体现了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撑。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将根据学生的教学反馈和就业市场的反馈,持续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职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高职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 作者:于秀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高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方案主要是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需求设计的,很难适应非中文专业学生的需要,在新闻课堂上存在着教学效率低、教学效果不佳等现象。因此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方向调整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切实改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新闻专业;现代汉语;针对性;趣味性 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过去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上,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关注得较少。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课堂教学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定位不明确 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定位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是要教会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新闻专业主要培养媒体记者或者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对他们而言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熟练的语言应用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现代汉语课的学习是为他们提供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教学应侧重于其专业性,重在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课堂上如果仍采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是不合适的。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及时进行调整,在教学内容上应有所不同。 (二)教学内容繁多,实用性不强 现行的许多《现代汉语》教材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上制定的,教学内容繁多,理论性强,而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的课时量只有三十多课时,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4,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市面上专门针对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多,仅有邵静敏先生的《现代汉语通论精编》,黄李版的《现代汉语》等,即使使用这些教材,仍需教师在课前精选教学内容,并适当补充符合新闻专业未来工作所需的语言文字知识进行教学。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对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认识不足,一些同学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交际,没有必要再开设这样的课程,而且这门课程的理论性又很强,所以学生学起来兴趣不大。因此要上好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在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二、增强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 针对新闻专业的专业特色,应该把汉语基础知识和基础运用能力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进行教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一)增强教学内容的专业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知识分类比较细致,知识点讲解比较深入,比如语音章节时学习了音位、音位变体、四呼等知识,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则可以不讲,只需要加强元音、辅音等基础知识的了解和训练即可。同时涉及古代汉语的押韵等知识也可以不讲,侧重于现代的、实用性强的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每个章节可做如下调整:语音部分,淡化音位分析法、押韵、合辙等理论知识,注重汉语拼写规则、普通话训练等内容;文字部分,淡化对古代汉语“六书”的分析,侧重现代汉字的规范化;词汇章节,不讲语义分析法,侧重同义词的辨析、词汇的规范化等内容;语法章节,在句子成分分析、病句修改上下功夫,淡化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词类辨析、特殊句式等知识的讲解,旨在提高学生的编辑能力和语句分析能力;修辞部分,应侧重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可与同学们共同分析一些好的新闻稿件的辞格、句式的变换等,旨在让学生体会新闻稿件的撰写和润色。在章节时间的分配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章节,对于新闻专业的同学而言,应加强文字和修辞章节的教学比例,因为这是编辑、新闻记者所必须对面的问题。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优秀的新闻稿件,这需要良好的文字和修辞基本功。因此在课时安排上可以从语音和词汇章节中匀出部分课时向文字和修辞章节倾斜。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些新闻专业特有的内容,如语音部分列举电视新闻稿中易读错的字;文字章节增加“报纸版面设计”中的排版、字体、字号等内容;词汇部分可加入新词新语的讨论、报刊用语用句调查、媒体禁用语等内容;语法章节区分语法规则的超常规组合;修辞部分增加新闻标题与修辞等内容。一批与现代汉语用语用字规范化相关的表格、法规,如《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标点符号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内容也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补充进去。 (二)增强练习的专业性 课堂练习能够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领会、巩固和运用所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要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精选课堂练习。老师的讲解一定要透彻,根据学生的回答有的放矢地分析,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针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可以布置以下课后练习:词语拼写、不规范字的修改、同义词的辨析、标点符号的修改、新闻稿件的修改等作业。总而言之,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充分重视其专业特点,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语言能力的训练,有针对性地教学,适当降低理论难度,注重讲练结合。 三、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趣味性具有使人愉快、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现代汉语课由于理论性较强,常常调不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形象化,把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就会愿学、爱学。 (一)知识点讲授的趣味性 在知识点的讲授中插入一些有趣味性的教学内容,能够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学生学习更有积极性。在讲方言部分内容时,最好让同学们说说自己的方言,或者播放一些方言的音频材料,会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如邵静敏先生的教材(2012)光盘中就有方言音频材料,录制了某句话的全国各地的语音,选择一些播放出来,让学生感受各地方言的差异,同学们兴趣很大。在汉字章节的学习时,可以采用猜谜语的形式让学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如“表里如一(回)、打断念头(心)、黄昏前后(昔)、拉她也不来(接)、人人都走横道线(丛)”等等。还可以组织班上同学开展“汉字英雄”比赛,让同学们辨别常见的错字、别字。另一方面,讲授的知识要时时更新。在问卷调查中询问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关注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这要求教师具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了解当下汉语的面貌,与学生拥有共同的话语,尽可能以这些共同的话语为讲解、分析的对象,才可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使课堂具趣味性。 (二)例文引用的趣味性 同学们在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之所以感觉趣味性不强,是因为教学内容与文学课相比,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感到枯燥乏味。如果在课堂上渗透一些趣味性的语料,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丁声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引用了很多自赵树理、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小说中的例句,这些例句风趣幽默,能激发学习者不由自主地学习,在教学中也应向这些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学习,精选例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典例文的教学方面,还可以学习一些名人的事例,如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讲到语音的平仄时,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全文百余字的故事却只用一个音来描述,以表达如果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汉语语意。我们将这个小故事引入课堂,引起了同学们的啧啧称奇和浓厚兴趣。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中引用了一个明代小故事:“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过来,嘱咐了几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喜,……”。“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被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初刻卷三十三,岳麓书社,1983年9月版)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汉语篇章句法具有流水式的特点,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断连会十分随意,断连不同语义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截然相反。把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引入课堂中,受到同学们的喜欢。 (三)教学媒体手段的改进 在调查问卷中询问需改进的教学手段时,不少同学建议增加一些视频音频资料来丰富教学,适当的视频动画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具体方法如下:语音章节通过视频展示人的口腔、鼻腔发音动画学习元音、辅音的发音方法,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每个音的发音;汉字章节以动态形式展现易写错汉字的笔顺、部件、构造,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修辞章节通过一些作品配乐片段的欣赏,让学生感受经典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果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把趣味性的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 四、结束语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应该以其专业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对于现阶段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而言,专业针对性和趣味性的欠缺是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只有结合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让课堂活跃起来,使学生真正从课堂中受益,增强学生的语言功底,为未来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昱 雷鹏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时期高校新闻专业创新教育探讨 摘要:在新时期,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发达的全新的时期,高校的新闻专业的培养面临着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的新闻专业需要创新教育培养。分析认为,从教育理念来说,高校的新闻专业要从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的教育理念出发,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正确的职业道德。从培养模式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的方式都要具有创新的培养方式,才能更好的做好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创新教育的培养。 关键词:新时期;新闻专业;创新教育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传媒行业已经开始了繁荣的发展,现在从事新闻传媒领域的从业者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人,对于高校的新闻专业培养,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客观的说,网络社会,新闻传播的方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首先,从新闻单位管理方式来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人员的传播已经有了极大的冲击,新媒体带来的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使得人人都是新闻人员的趋势开始加强;其次,新闻界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新的动向,新闻从业者在商业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新的问题,由此新闻队伍的道德问题和新闻腐败问题也成为了新闻行业重点的关注的问题。所以,面对新闻行业趋势的变化,作为高校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不能够像传统的培养一样,继续守着传统,要在新时期,创新的改变自身的培育模式,培育出更适合新时代和新市场的新闻从业人员。 一、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 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专门的新闻传媒人才,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具备专门的新闻的从业能力,在新闻教育中要具备相应的社会价值和职业价值的双重责任,因此,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的新时代,是一个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有着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以新媒体为主的自媒体系统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新闻的场所,大数据下的浩瀚的新闻,要第一时间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并且才有可能得到观众的阅读,但是,时代的变化导致了新闻量的增加,因此在新闻从业人员做新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其具有社会效益和价值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第一时间的新闻从而抢独家和头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的新闻专业的教育理念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改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教育学生,让学生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知识。首先,新闻专业在新的时期虽然繁荣发展,但是竞争力在扩大,除了自己行业内的竞争以外,太多的自媒体人群也参与到了新闻传播中来,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教育中意识到这是新闻专业最好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具有挑战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中,必须要牢固的树立自身新闻专业学习的理念,扎实的学习自身的专业知识,用自己专业新闻知识去服务于传媒媒体,去传播正能量。其次,在新时期,许多新闻已经开始在变味,为了利益和效益,不惜用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做新闻,为了新闻的点击率,不惜违背道德底线,新闻已经违背了自身的职业道德。所以高校培养出来的新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自己做新闻的职责,在教育理念上要树立学生做有职业道德的新闻人,让学生在未入行之前就树立一种有职业道德的新闻观念,从而用这种新闻观念来指导自己以后的工作。 二、高校新闻专业教育模式的创新培养 专业培养,模式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培养方式,客观的说,作为高等教育,一方面,要突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要从应用型或者研究型的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深度的培养,让大学生深度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另一方面,在培养的过程中,作为新闻专业,应该如何培养,怎样培养成为了新闻专业培养的重点。新闻专业,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专业,是应市场规律而兴办的,新闻专业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实践性操作非常强的专业,新闻专业的培养模式更应该在新的时代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进行培养。再次,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对师资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全面的学习更多的知识,从而有效的把自己的知识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因此学校在对老师的培训和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要让老师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明确自己的教书的职责,从而使学生获得更有效的培训。总之,在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学生的培养有挑战也有机遇,新闻专业是一个全新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高校培养新闻专业学生来说,衡量学生的合格与否要站在社会功能上去评判,让自己的学生牢牢的用舆论和喉舌来传播具有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新闻,担负起一个合格新闻人的使命,才能在新闻界走出一条具有社会责任的好的道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作者:张斯文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党委宣传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教育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教学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主权、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考验。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各种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回避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指导教师必须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采访能力及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的选择好报道题材。同时确立新闻视角,发掘新闻主题,提升题材的新闻价值。(2)要对新闻作品采写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指导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采写过程,及时发现采写过程中的问题。指导教师从采访方案的确立、采访提纲的准备,到采访的实施和稿件的构思、撰写,都要全程参与,在采写过程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学生交来作品,则很难发现一个静态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实施动态管理也是监督、激励学生的一种方式。(3)要有编辑意识、总编眼光。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要转变社会角色,要把自己当成是媒体的编辑和总编,从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审视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既要从各种技术层面检查修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还要考虑这样的作品媒体是否会刊播?哪一类媒体(甚至是哪一类栏目等)会刊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传播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等。只有当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一品)达到媒体刊播的要求和标准,指导教师才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放行。 当然,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并不是要完全废除毕业论文。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可以在两者间进行个人兴趣的选择,学校则可以实现对学生考察方式的多元化。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是对现有新闻教育缺陷的一种弥补。这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如果不能从宏观制度及资源配置上改天换地,那么从中微观上改进教学环节就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在新闻学专业教育改革中把毕业设计(新闻作品)作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虽然它不能解决新闻教育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有助于推动新闻教育改革的艰难起步,有助于新闻教育改革真正的走向实践。只有这样新闻学教育才能顺应时展,接受新的媒介技术革命的挑战。
文化解读论文: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尴尬——徐坤《厨房》中枝子形象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厨房》 反叛与回归 传统女性文化 现实尴尬 论文论文摘要:枝子从反叛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到试图重新回归的心路历程,彰显出传统女性文化深远的影响力及其在现实中的困惑与尴尬。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昭示了当代女性解构、重构与继承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多重困境。 二十世纪短短一百年间,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都演绎得无比壮怀激烈,但一百年相对于漫长的几千年来说毕竟还是太过短暂,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印记早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烙在每一位女性的心里,内化为她们生命存在经验的集体无意识。徐坤《厨房》中枝子从逃离厨房到回归厨房的心路历程和轨迹,形象地喻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历史惯性和宿命,更深刻地昭示了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一、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自远古人类母系氏族被父系氏族所取代以后,伴随着漫长的男权制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女性文化形成了深刻而丰富的伦理内涵,其中性别位置与角色成为最直白又最重要的文化识别符号。在古代《易经》里是这样说的:“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辟户谓之乾,阖户谓之坤;乾,健也,坤,顺也;乾,天也,故称呼父,坤,地也,故称呼母。}}pl通过男女关系天地化对女性位置与角色作了明确的框定,她们的性别角色是理家主内,做一个孝顺贤良的媳妇、妻子与母亲。 然而对于这种男权化语境下的角色定位自古以来一直有诸多女性心存质疑和不甘,所以在传承女性主流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的声音。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更有一大批现代女性大胆地冲破伦理或制度的樊笼,从封建家庭和封建婚姻中挣扎着跑出来。而临近二十一世纪新旧更替之时,许多经过改革开放洗礼的知识女性不仅拒绝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自身上的延续,而且反过来解构并颠提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徐坤《厨房》中决然地离家出走的枝子无疑便是这样一位女性。不知是她天性中实现生命价值的欲念使然,抑或是她内心里固有的围城情结作祟,结婚生子后她却又毅然地追求另一种生活而“不甘心做一辈子的灶下脾”。她的反叛并不针对那个笼统的大家庭以及围绕大家庭的伦理制度等,而是普通家庭中一间真实的厨房。“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摆设。那些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全都让她咬牙切齿地憎恨。正是厨房里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让她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身手不得施展。”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 虽然文本没有对枝子的婚后生活作过多的描述和交代,但有一点读者还是可以清晰地从文本中解读出来,枝子的出走并非因为婚姻家庭的不睦与不幸,更多的是一种性别觉醒与反抗。枝子不是中国的娜拉,她的出走不同于易卜生笔下娜拉的出走,娜拉因不愿成为男性的附属品,不愿成为男性的玩偶而决绝地出走。枝子也不是现代的子君,她的出走也不同于鲁迅笔下子君的出走,子君的第一次出走是为了追求婚姻自由,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主动离开生她养她的“大家”;第二次出走则是因为他们的爱已经无所附丽,涓生嫌她已成为累赘而被动地离开组建不久的叼、家”。她们的出走带有极其浓重的悲剧意味。 当年鲁迅在深人思索与探究《娜拉走后怎样》的同时,以多数作家所关注的终点作为自己艺术叩问的起点,完成了关乎女性解放问题的不朽之作《伤逝》,如今徐坤的《厨房》又站在了一个更高更新的起点上。枝子的出走已几乎不复存在娜拉们和子君们出走的种种原因,她的婚姻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她有丈夫和孩子,她与丈夫“爱与被爱”着。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从女性自身的厨房语言中读出了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的危险,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个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不甘在简陋的厨房中简单地度过她漫长的一生。枝子的出走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角色的异变与反叛。 二、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女性文化不仅有着牢固庞大的根系,而且时时彰显出其超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枝子在割爱逃离厨房,经过岁月风尘的砒砺与磨洗,成为商界里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之后,其内心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后的满足与骄傲,反而对这个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名利世界感到一种莫名的厌恶与不安,于是家中宁静而温馨的厨房对她又重新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在一个个孤夜难眠的时刻,真是不由自主地常要想家,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 人们常说商场如战场,它会泯灭和湮没人性中许多美好宝贵的东西,它可以把弄潮的男男女女送达到风和日丽的宁静港湾,也可以残酷地把他们抛掷到精神荒芜情感死寂的无垠沙漠。为了事业的成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枝子在艰难的摸爬滚打中几乎把曾经拥有而弥足珍贵的亲情和温情丧失殆尽,她每天所面对和接触的是“名利场上各色各样的人:卑鄙的、醒凝的、委琐的、工于心计的、趋利务实的人……”她越来越觉得每天的酒桌应酬是“那样累,那样食不甘味”,带给她的似乎只有算计和尔虞我诈,还有就是“或明或暗、防不掉也躲不开的性骚扰和准性骚扰”。 好在物欲横流、追逐实利的商业化生存环境并没有完全异化和湮灭枝子的精神本能和情感良知,虽然“早年的一颗多愁善感的心,早就像茧子那样硬厚”,但在她心中某个隐秘的角落里,在她精神和情感的源头里依然存有些许温馨而柔软的东西。“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的原始本能和冲动会时时从她的心底涌起,终于她又实实在在地重新回到了那摆放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充满了色香味的厨房,“回来得又是这么主动,这样心甘情愿,这样急躁冒进,毫无顾虑,挺身便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里。” 尽管枝子走进松泽的厨房有着一定的荷尔蒙因素,她看到“男人的身子、手、脚都长长大大的,t恤的短袖裸露出他筋肉结实的小臂,套在牛仔裤里的两条长腿疏懒地横斜,大腿弯的部分绷得很紧,衬出大腿内侧十分饱满,很有力度”,并且她的脸“突然莫名其妙地红了”。但是对枝子的重回厨房显然不能只从如此狭窄的角度作浅层解读,因为如果她仅仅想得到一个男人或者一个男人的所谓爱,“以一个商界女星的身份来说,对她前呼后拥献殷勤的男人总是数不胜数”,她根本不用也不必如此屈尊地到厨房去俯就一个男人。枝子的重回厨房是一种传统意识惯性下的真实的心理诉求,是女性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虽然从性格逻辑上来说有点匪夷所思,但却是一种女性文化心理的必然。对厨房的向往是女人的原始天性对真情世界的向往,“厨房是一个女人的出发点和停泊地”,其在女人心里的地位和分量不亚于漂泊游子心中的故乡,在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上都是女人最真实的永远的家。因此枝子的重回厨房如同她的出走一样,也有着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指向,从文化意义上完成了一次传统女性心理的诉求与回归。 三、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走出厨房,枝子是一个成功者;重回厨房,枝子是一个失败者。但成功者也好,失败者也罢,她始终挣不脱的是几千年来织就的那张巨大的乳豁的网。《厨房》之所以超越同类作品而备受推崇,就是因为其没有陶醉于女性走出厨房的虚幻胜利,而是以此为起点在更高的层面和更新的时代际遇中审视女性生活和女性命运。透过枝子形象,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女性的历史宿命和抗争的无奈,更强烈地感受到传统女性文化在现实中的多重困惑与尴尬。 其一是传统女性文化解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自己被缚乃至被物化危险的枝子,解构并颠覆了传统文化对于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经过一番刻苦的拼搏摔打之后终于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此时她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不仅迷失了早年多愁善感的女儿心,甚至在酒桌酬醉和虚与委蛇中几乎要失去作为一个女人真性真情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女强人”之后,她离“女人”的本义和本质也渐渐地远了。她可以从精神上完成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解构与颠覆,却无法解构和转换女性的自然性别和文化性别。她的内心又隐隐地听到了在一代代女性血液中流淌不息的来自远古的呼唤,所以她又试图让自己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到“女人”,情愿让主体化的自我重新回归到客体化的厨房。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把女性解放的要义理解为经济解放,鲁迅说“一切女子,倘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 +娜拉和子君的悲剧似乎便是最现成最有力的例证。但是枝子却用另一种话语形式告诉人们,经济权的获得并不能使女性得到彻底的真正的解放。作为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枝子无疑已拥有了无比强大的经济权,但她却深深地陷人了另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惑与尴尬。在解构与颠覆对女性的角色定位之后,枝子的生活方式与传统女性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她的身心无法言说的疲乏和倦怠,使她的精神无所归依的失落和空虚。 这就是反叛的枝子的精神困境,既非源自于反叛的抉择与痛苦,也非源自于反叛的艰难与失败,而是源自于男权化的生存竞争环境对女性介人的有意识骚扰和排挤致使女性潜意识中的传统文化角色被重新唤醒与召回,使事业成功后的枝子又无奈地陷人了传统女性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 其二是传统女性文化重构者的困惑与尴尬,即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意欲让自己重新从“女强人”回归到“女人”的枝子,试图复归与重构当年被她质疑并解构的传统文化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定位。已然不惑的枝子自认为是一枝虽历经风霜却仍然盛开在厨房氮氯香气里的桅子花,所以“在一阵骤然而至的雷阵雨突袭过后”的一个夏天的傍晚走进了一个男人的厨房。爱与欲往往会使女性的智商和年龄同时降低,平时枝子无疑是一位高智商的成熟女人,此刻枝子却成了一个低智商的幼稚女孩。当年枝子从女性的厨房语言中读出被缚的危险而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如今她却在自己欲回归厨房时试图将另一个男人也缚于“厨房”。尽管在厨房中“女强人”阴影淡退,“女人味”暗香浮动,但枝子的真情骚动和肢体表达却始终得不到松泽的进一步回应,反而让“不怕玩就怕认真”的松泽倒吸一口冷气。其实徨论让松泽伴她共度漫长的一生,就连她刻意经营的这个夜晚他也并不情愿就此度过,“男人一方面惴惴,觉得女人枝子给他的面子太大了;一方面又稍嫌累赘,觉得整夜晚在自己家里吃上一顿饭,太缺乏新意。”所以,那个夜晚枝子可怜地成了“衔笛起舞的印度耍蛇者”耍弄的那条蛇。 如果仅把枝子的失败归因于她错把一位花心而不愿负责的男人当作了自己托付和依靠终身的对象,那就显然没有真正读懂《厨房》的深层涵义。枝子的情感追求与失落并非仅仅源自于人物与人物的性格冲突,更源自于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枝子当年在解构并颠覆传统女性贤妻良母角色定位时,把厨房连同爱与家庭都置于一个心理的对立面,所以从她出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回归厨房得到真爱只能是一种奢望。男人可以兼得事业和家庭,而女人为了拥有一部分就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作为代价。切莫以为事业成功的枝子在男女关系中已处于强势地位,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男性及男权往往会变换不同的形式来蹂嗬女性,“新的商业文化语境中的实利性运作对男性精神人性的严重异化致使中国当代女性最大的优患不在于男权的压迫,而在于来自男性的玩弄和欺骗。 不过纵然松泽不是一位不愿被依赖不愿负责任追逐实利的花花公子,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个业已功成名就的不惑之年的艺术家娶一个同样年届不惑的“女强人”为妻终究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这就是回归的枝子的情感困境,一个拥有经济权的“女强人”的情感困境。她试图从“女强人”重新回归女人,回归厨房回归家,重构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但她的家已然不复存在。枝子只能无奈地面对渴望回家又回不了家的尴尬处境,只能在回家又永远回不到家的漫漫长路上终生流浪。 其三是传统女性文化继承者的困惑与尴尬,即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这是每一位受过女性解放的大潮冲刷却依然生活在本色中的大多数当代女性的心理两难,是隐藏和隐含于《厨房》故事之外需要读者自己通过想象去体认的更现实的女性生存状态。假如当年枝子虽然读出了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却没有毅然地从厨房中出走,而是以本色的形态承袭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那么其困惑与尴尬必然会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一方面让这样一位聪颖多才的知识女性在厨房中默默地消耗一生,无疑就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0,强烈的悲剧性元素定然会凸显出现实生存环境的不合情与不合理;另一方面,既然枝子已读出自己被缚被物化的危险,她的心就会始终蠢蠢欲动,“走与不走”的困惑会伴她一生,她不得不终生忍受身与心相分离的痛苦与煎熬,她的心既已不愿传承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她的身就只能处在一种伪造的生活里。 枝子的这种心理困境无疑正是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反叛与继承传统文化的两难困境。女权主义者所倡导和推进的一次次女性解放运动使许多女性的内心已对传统的角色定位产生强烈的不满和质疑,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仍不得不无奈地继续扮演自己不满的角色。表面上看她们也已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但男权的强势地位决定了其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只能是延续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正如西蒙·波伏娃所言:“在今日,女人虽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虽然当代女性的处境有了很大改善,政治经济获得独立,但她们仍然受到重重的束缚。 女性真实的心理困境正源于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现代人类和现代文明所面临的两难境地。一个不知道现代城市文明的人会满足于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一个厌倦了现代城市文明的人又会重新向往乡村生活的悠闲与宁静,但一个已然知道现代城市文明却依然生活在乡村的人,必然会向往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因为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对任何一个“乡村人”都有着天然的吸引。 这就是本色的“枝子”的心理困境。当然“本色”仅仅指枝子未曾改变的生活和生存状态,而不是指她已然蠢蠢欲动的心绪和心理状态。显然她也不再仅仅是《厨房》中那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才子,很可能是一个患有严重“城市病”的不幸女人。但是她以及她们的多重心理困境正昭示了中国传统女性文化的现实困惑与尴尬。 文化解读论文:基于制度优势视角的企业文化解读 [摘要] 企业文化就是“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在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上具有比较优势;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契约制度 比较优势 一、企业文化——企业必然的制度创新 “市场运行要花费成本,通过成立一个组织允许权力(企业主)指导资源配置,可以节省某些成本。”于是在劳动分工、减少偷懒、委托、道德风险、契约市场、信息的不完备性等各种理论的解释中,企业是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出现。 企业的经理人为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获得而必须要求他发挥最大潜能来管理好企业。这样企业的经理人就必须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契约合同(或者说是企业正常运行的各种规章制度和约束机制等)来监督企业成员,使得监督成本和监督收益达到有效的统一。企业的监督制度的出现对于企业的运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是维系企业经理人和企业成员之间契约合同关系的有效媒介。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与其所处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密切相关,而且企业的发展历史过程、企业创始人的精神品格等对企业的发展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企业经理人可以利用企业存在的这种独特性(与其他相似企业在文化背景、家族管理、历史背景、企业使命等各种因素比较)制造各种差异化的优势,并把这种差异化优势转化为一种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传输给企业成员。这种信息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信息和刺激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企业成员的生产热情、奋斗干劲、团结精神。企业经理人可以很好的把业已存在的各种企业规章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转化为企业成员的一种意识形态,有效的作为一种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出现是企业减低监督和激励成本的必然的制度创新。 企业成员内部存在非正式组织行为。在企业中,强制性的契约和正式的制度首先规范着人们的行动以求获得行动的一致性,但是由于人自身具有“社会性”的人性,使得人在企业生产中又内生出一种自然规则,即非正式组织的文化规则。“非正式组织就是企业成员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这些团体有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其成员必须服从。”(芮明杰,袁安照,1998,p38)上述的正面积极的激励因素以及非正式团体自然形成的规范和惯例就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企业文化。 二、企业文化较正式制度的比较优势——建设企业文化的缘由 企业的契约制度作为正式的制度设施并以监督机制形式在企业内部运行。契约制度要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必须先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直接意识形态,然后这种直接的意识形态再影响企业成员的具体行为,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总是直接受到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企业文化则作为“自然约定俗成而非书面的行为和规范”以意识形态直接深刻的影响和规范着企业成员的行为,这是因为企业内部的价值观和经营哲学、禁忌等精神符号在行为层次上都已经转化为一种企业内部共同遵循的规则—一种人际间的默契,而非契约下的行为。它就像原始宗教中的图腾和戒律,深刻的影响其成员的意志和行为。 两种作用模式比较之后,企业文化较契约制度能更有效的影响企业成员的行为。人的行为更多的是受到自己意识形态的指导。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以直接意识形态的途径最为直接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企业成员。企业的各种规章制度存在,如果没有很有效的转化为企业成员头脑中的意识形态,那充其量只是外在的制度形式,不能有效的产生激励和约束的作用。企业文化一旦形成,企业成员便会以企业经理人的合作伙伴身份完全纳入企业的运作之中,虽然企业成员可能没有剩余索取权的激励。 企业文化也因此比企业内各种规章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效果更具有优势,这对于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洞悉企业文化的本质特征——建设企业文化的关键 1.企业文化的不可复制性。企业文化是扎根于企业内部的内生变量,它始终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缓慢的进化和发展。企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具有十分稳定的独立性和单一性。 2.企业文化的弥补性。任何完美的契约制度是不可能全面监督和激励企业成员的行为。企业文化则可以有效的弥补这些缺憾。 3.企业文化的制度化。我们可以发现好的文化规则,使之制度化或通过仪式使之强化;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的经验检验各种规则,选择更有效的制度,使企业达到一种自发有序的状态。 4.企业文化的原创性。企业文化是企业中群体经验的积累,它常常包括了企业最初领导人或第一批创业成员从自己经验中领悟到东西,并逐渐融入更多成员的理性思考,最终沉淀为组织内共同遵循的原则。 5.企业文化的顽固性。企业文化容易造成一种思维定势,使人们的思想囿于其中,而且丧失了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突发问题的能力。 四、构建企业文化的启示 1.企业管理者必须重视和意识到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文化内在的比较优势造就了企业外在竞争优势,企业一旦形成了这种差异化的文化,就会演变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它的竞争企业是无法复制和模仿的。 2.企业的管理者在企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必须挖掘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断的创新和发展固有的企业文化,原创性的总结形成企业独特有差异性的个性文化。 3.企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把全体企业员工视为建设和创新文化的主力军,做到以人为本,充分的发挥每个员工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企业管理者应发挥企业文化建设领导者的角色,敏锐的挖掘企业中好的的非正式制度并使之制度化,加强企业的外部宣传,导入企业cis识别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促成企业文化的形成并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解读论文:试论信访困境的传统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无讼”是 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观 (一)“无讼”观的提出 古代社会里,官方追求“无讼”并非排斥解决纠纷的一切手段,只是尽量避免将词讼引入官方的视野。一方面,官府积极引导宗族等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纠纷解决在官府之外,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阻止当事人讼至衙门;另一方面,对已进入审理程序的民事纠纷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官方的“无讼”观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官方的“无讼”观体现为采用“引导+阻止”的模式避免大量的民事纠纷涌入司法途径;从实质上看,官方的“无讼”观表现为对纠纷本身(而非纠纷承载的案件事实)进行否定性评价。 在官方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压力下,普通百姓形成了不同于官方正统观念的“无讼”观。如前所述,百姓对讼争的轻贱,不取决于诉讼影响自己的德行,而取决于讼争会给自己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笔者认为,民间的“无讼”观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形式上看,百姓在官方的引导下,将大量的纠纷解决在官方之外;从实质上看,百姓对诉讼这种纠纷解决的权威方式持轻贱和蔑视的态度。 这种官方与民间二元化的“无讼”观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古代 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将信访事件的大量涌现看作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是社会稳定的隐患。中央将上访率作为考核评价指标,其目的也在于通过基层国家机关的工作,减少信访事件的发生。某地上访率高,则表明该地社会不稳定,地方官员缺乏政绩。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时代背景下,纠纷大量增长不再是地方官员“德行有亏”的表现,但对官员政绩的负面影响则是古今同一的。地方国家机关面对刚性的评价指标,只能千方百计做好息访工作,堵访、截访只是工作手段之一。在社会和谐的理想图景中,这种思维方式将公民的信访行为与社会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对立起来。从形式上看,这种做法并未对法院的纠纷解决职能产生直接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国家将纠纷本身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加以否定(负面)评价,则与古代官方“无讼”观是完全一致的。正是在这种以政绩为追求目标的“无讼”观的影响下,才会出现政府官员的“刁民论”、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刑法增设“扰乱信访秩序罪”的惊人建议,以及将拍摄上访照片的网民送进精神病院的极端行为。 四、摒弃“无讼”观念,摆脱信访困境 要解决拓宽信访渠道与堵访截访层出不穷的矛盾现象,应当从正确定位信访入手,将其还原为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的法定权利,排除“无讼”观对信访制度的影响,通过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定位信访——政治参与的手段与权利救济的方式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从根本法的高度赋予我国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基本权利。信访正是公民通过书信、走访等形式实现政治参与的方式,是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手段。《信访条例》则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信访界定为公民向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的活动,信访从政治参与的手段演变为提出“投诉请求”的方式,其职能也由一般性的监督向多元化转变,即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和权利救济。 其他国家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等)颁布的信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与信访条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信访工作规定》将信访界定为信访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控告、举报和申诉”的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则将立案与信访工作合并窗口办公,将信访视为与起诉并列的“来访、申诉和申请再审”等活动。 由此可见,信访是宪法、法规以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通过信访渠道向国家机关反映自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没有采取激烈的方式与国家对抗,是行使法定权利的表现,同时也是信任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表现。 (二)摒弃“无讼”观,实现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赢” 1.摒弃“无讼是求”的传统思维,树立信访是信访人正当、合法权利的观念 既然现行法律体系已将信访定位为公民的合法权利,则在实践中各有关机关应当正视这一权利的行使,引导其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大禹治水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对待“信访洪峰”只能采取疏导的方式,“堵”、“截”只能收一时之效但可能酿成更严重的后果。各级国家机关应当摒弃“无讼”的传统思维,“不责人之争,但论其曲直”??,对社会纠纷、社会矛盾本身不做否定评价,将着眼点放在如何更加高效、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上去。 2.维护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古人早已指出:“讼也者,世事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既然纠纷不可避免,在目前司法资源尚不足以解决全部社会纠纷的情况下,盲目、片面地追求“无讼”、“零上访”将是掩耳盗铃之举,不仅起不到促进社会稳定的目的,反而可能导致更大规模不和谐事件的发生。当前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力的现象普遍存在,很多当事人提出信访请求确有合理之处。根据于建嵘教授研究的成果,信访中“有道理”和“没有道理”的比例大致为4:1。既然确有道理的信访事项占绝大多数,各级官员没有理由为了自己的“一阵子”对其采取壅塞的态度,而应当依照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程序的权限,积极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从这个角度来看,机械地将“无讼”(零上访)作为地方官员的考核标准存在较大的不合理性。可怕的不是词讼本身,而是词讼背后的纷争得不到及时、妥善的解决。 当然,肯定信访行为的合法性、及时受理信访请求,并不必然产生妥善解决信访事项的结果。信访的结果如何,与信访制度是否合理、信访机制是否健全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应当看到,信访机构对公民通过信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持肯定的态度,双方易于产生“共情”的效果,本身就有助于化解信访人在其他法律关系中积累的怨气,提高信访人对国家机关的认同感,这对维护社会稳定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根据于建嵘教授赴止访村统计的结果,上访人上访的目的:90.5%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可见,信访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访人的一种宣泄的渠道。对其不逃避、不压制,有助于缓解信访人与政府间的对立情绪,对维护社会稳定产生积极作用。 总之,传统的“无讼”观对现行法律秩序有深刻的影响,无论是民众对诉讼的排斥和对信访的青睐,还是国家对信访渠道的畅通以及对社会纠纷大量涌现的恐慌,都是“无讼”思维在当今的表现。维护社会稳定可以通过完善诉讼和信访制度,更有效地解决纠纷来寻找突破口;如果仅仅为了营造“无讼”的假象,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只能适得其反,并使信访困境无从破解。 文化解读论文: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摘要: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关键词:汉代酷吏;王道;霸道;法律文化 作者简介:李巍涛,男,河北廊坊人,法学博士,北京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酷吏之“酷”本意为“酒味厚”,原与暴虐、残忍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不能将“酷吏”简单理解为“残酷暴虐的官吏”。执法严苛以及对法律的特定理解和运用是汉代部分官吏被归于“酷吏”的主要原因,但这往往无关乎其政绩和个人品质。汉代酷吏大量参与当时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审判活动,乃当时法律文化的承担与创造主体之一,其盛衰变化与汉代法律文化的发展存在相互印证的关系。尽管汉代酷吏与后世酷吏存在诸多不同,但今人对酷吏笼统一贯的认识已经偏离了司马迁的本意,究其原因,自是儒家思想对传统文化影响过深,汉代酷吏则往往被置于儒家德礼教化标准之下进行评判。本文从国家律令制度、法律文化角度对汉代酷吏进行实证性解读,进而说明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一番厮杀、融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政治实践的历史性选择。 一、汉代酷吏的法家底色 先秦及秦法家的思想融汇于其所创设的文吏制度、选官制度、考绩制度等各项制度之中,这些制度均为汉代大体继受,而酷吏作为汉代政治体制内的一分子,大多经由这些制度培养选拔出来“优事理断”,此一过程即其受法家思想熏染的过程。自汉代始,法家式微,甚至不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但其影响却从未间断,“中国以后的政治,大部分受法家学说支配,因为他们的学说乃从实际政治出来,且与实用”。因此,汉代酷吏与先前法家在对法律的认识、执法方式和手段等方面虽存在差异,但其仍不失为法家文化的传承者,摆脱不了法家底色。 1.以法家思想为渊源 汉代酷吏的法律观念大多受法家思想影响,法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立公弃私、明法治吏”等观念均在汉代酷吏身上有所体现,不同之处在于汉代酷吏并无法家人物对法律的价值认同,法家思想对酷吏的影响主要通过制度性训练耳濡目染而成,所以汉代酷吏对法家思想的继受往往有其形而少其实。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是法家学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法家尊君注重法律建设、摈弃道德判断,基于相同的政治考量。“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了法家的路线,他们内心所关切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不断推进中央集权成为汉代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汉代酷吏因之以拱卫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为己任,遵循“以猛服民”的方针,充当君王的鹰犬之任。法家思想中的皇权具有抽象至上、超越个体的意味,是法律权威的源头与保障,而汉代酷吏眼中的皇权则是实在的,其往往直等于法律,正如酷吏杜周言:“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法家不别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在于废止官贵特权,汉代酷吏亦大多为“不避权贵,勇于执法”之人:郅都“行法不避贵戚”;宁成“其治效郅都”,让“宗室豪桀人人惴恐”;义纵、严延年等也“直法行治,不避权贵”。 汉代酷吏的兴起及峻法的实施有着强烈的维护社会秩序和集权统治的目的性,适用苛法重刑比法家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适用对象往往集中于破坏法制的诸侯、豪强,以及大规模的民变,表现为对法家重法思想继承基础上的修正。法家在明确公、私有别的基础上强调吏治清浊以立公弃私为前提,并将严于治吏的思想贯彻于立法之中,承秦而治的汉代也很重视吏治,崇尚以法律规制臣下,汉代酷吏是治吏手段也是吏治对象。汉代酷吏大多明法任法,其行治以“明法”为基础,又常常领受君命,取得法律上的裁量权与豁免权,至少形式上表现为依 法行治。西汉末年儒生出身的丞相薛宣、朱博皆谓:“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汉代官吏奉职守法的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大部分汉代酷吏严而少恩的一面则为法家奉公去私、忠于职守思想的表现,他们大多都能做到廉洁奉公,而用法苛暴的酷吏往往会得到君主“一切便宜从事”的支持和授权。 2.与儒道学说相纠葛 “秦汉律是法家的法,隋唐律是儒家的法;中国法律原是这两个法系衔接合成。”瞿同祖也认为秦汉法律为法家系统,并不包含儒家礼的成分在内。但汉代统治者明白一味适用严刑峻法,全面推行酷吏政治必会重蹈亡秦覆辙,所以汉与秦虽然同样用法严苛,但是法家思想与制度的运用大多时候被限制在一个更高层面的价值体系之内,汉代并未像秦一样将法律尤其重法适用于社会的所有领域,而是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秦代“法治”全面至上,汉代“法治”则受到约束,这种“约束”表现为汉初黄老政治包裹着法家思想,而后则嬗变为“霸、王道杂之”的儒法合流,除了武帝朝的短暂勃兴之外,法家思想再也没有取得至高地位。选择“王道”意味着皇权从某种程度上接受礼法的约束,而受到约束的权力更容易接近理性,也正是这种“约束”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力量。《史记·礼书》记载“孝文好道家之言”,《儒林列传》又说“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岂不矛盾?其实汉初诸帝坶睢黄老是尊,一方面推行“无为”政治,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秦代的严刑苛法,只不过此时法家思想须在道家思想的统摄之下发挥作用。此期法家的治世之术退居次席,隐匿于道家无为的原则之下发挥维系政治机体运转的最基本功能。黄老学说对法家思想的统制使其不再表现为“以力胜”的激烈形式,法律实践层面更多地表现为“约法省刑”,法家制度的运用则更具隐蔽性,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法家思想中适应社会发展的因素得以保留下来。“以道统法”的原则将法家理论融入道家思想之中,表明黄老一面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另一面也认识到法律滋彰的破坏性,因此强调必须将法家的制度模式拘囿于特定的价值体系之内,制定和实施法律时要以“道”为指导,遵循“道”的原则和精神,只有如此才能使法治之术扬长而避短。黄老与法家对法的认识最大的差异乃在于辨识“法”在一国政治中处于何种地位。在法家看来,法的地位是最高的,上至君主都应该遵守法度;而黄老则将法纳入“道”的统制之下,以“无为”来约束法的社会功能,这直接导致汉初酷吏处于潜伏状态。 从秦时“焚书坑儒”,到汉武帝时再次受到重视、尊奉,儒家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汉儒接受了法家的君臣观,实现了儒学政治性格的转变与制度化,儒法本体之争在汉代已不存在,原本儒法两家竞争激烈、互不相让的争辩思潮渐趋沉寂。“法家的理论本来只及于治理的方法,未尝及于为政的目的;儒家的理论有为政的目的,而未尝及于方法。两者结合,遂成为帝国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儒学是“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法家则“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儒家正好借助法家事功性在政治上取得立竿见影之效,法家亦可借儒家之道德性来弱化“严而少恩”的一面,从而形成“累世行之”的正统思想。 酷吏群体内在的发展变化印证了儒法合流的趋势,西汉酷吏大多逢迎主意以执法,只是将法律视为实现安定、统一等政治目标的最有效手段,所以西汉酷吏大多一味杀伐立威。尽管武帝以“儒术”缘饰律令法术的思想引发了当时“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的习气,但彼时的儒学更多的是一种装扮。东汉酷吏受儒家思想影响日深,一方面执法态度更为坚决,出现了为维护法律权威而违抗王命的情况;另一方面则出现考量平民利益以适用法律以及先教后刑的例子,汉法和抽象的皇权意识凝结为国家观念,成为东汉酷吏抗拒强权、严于执法的凭借,此时的酷吏已经是渐趋儒家化的酷吏。具有专业法律技能的文吏逐渐放弃排儒立场,许多继承法家传统的文吏开始学习经学,“有俗材而无雅度者,学知吏事,乱于文吏,观将所知,适时所急,转志易务,昼夜学问,无以羞耻,期于成能名文而已”。一语道破 了东汉儒生改习吏事的原因,法家透过文吏对汉代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儒家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实际上也要漫长得多。这既是董宣质问光武帝“何以理天下”,且“终不肯俯”的原因,也是儒法合流深层发展的表征,这一文化的选择最终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法律传统的走向。当然,法家思想依然在东汉酷吏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汉代酷吏的法制基础 “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 到东汉初年,“法令,汉家之经,吏议决焉,事定于法,诚为明矣”的观点依然盛行。秦时确立的法律制度随着帝国体制一起被汉代继承下来,这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基础,只不过随着道、法、儒三家思想的激荡、融合,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1.汉代酷吏兴起的制度保障——文吏制度 按照法家的设计,一国之中“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人们应该遵循的传统只有法,即“以法为教”,所赖以解决问题的只有习法之吏,即“以吏为师”,官吏则应该精通法律、熟悉政事、奉公守职、严行法令,这个理想国家的基石即为文吏制度。肇始于秦代的文吏制度是法家思想制度化、程序化的一种表现,包含一系列关于基层官吏培养、选拔、奖惩的制度,也是秦帝国得以运行的基本制度之一。汉高祖入关时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汉文帝时,治平为天下第一的吴公曾向李斯求教律令之学,后被任命为廷尉;御史大夫张叔也曾经因研习法家刑名之术而做过太子的顾问;精通申商刑名之学的张恢则隐居教授法家思想制度;张汤、范晔、周纭、阳球等汉代酷吏均好申商之学、韩非之术。《汉官仪》载,东汉辟士四科中第三科即为“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案章覆句,文任御史”。由于明法、断狱受到政府的重视,且有较多的升迁机会,两汉之世习律之风一直很盛,贵文吏之风与汉王朝相始终。东汉“论者多谓儒生不及彼文吏,见文吏利便而儒生陆落,则诋訾儒生以为浅短,称誉文吏谓之深长……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反映了当时贵文吏、轻儒生的社会风气。 文吏制度之所以在汉代得以保留,研习法家治术之所以成为汉代入仕的通道之一,乃是因为文吏已然成为帝国统治不可缺少的官僚群体。早在汉初“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的范围。遵循道家无为的准则,朝廷很可能发现从事别的激烈的改革是行不通的,于是就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旧有的制度,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者按照这种制度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牟宗三曾评说汉代政治:“章则法度,非其所长,又无既成之文化系统可资凭借,其所赖者唯萧何耳,而何之所承者,秦之吏制也。” 文吏制度既为秦代帝国政治的基石,又被视为弊政之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汉初黄老盛行,帝国官僚体制的存续虽然使文吏制度得以保存,但官僚机器被迫将转速降至最低,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务,以此来缓和对社会的压力。黄老“治道贵清静”的宗旨反对文吏的进取苛察,“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谍谍利口捷给”的文吏不得不让位于“木诎于文辞”、“言事曾不能出口”的“忠厚长者”,因为“其为治乃能与秦吏相反,年又长大,非唯历事多,其人亲受秦法酷烈之害,必事事思顺民情,与之休息也”。对于以“刀笔筐箧”为能事的文吏来说,当“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成为政治愿景,整个社会沉浸于“官不扰民”、“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时,他们的功能必然会大大受到限制。作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酷吏在此情况下自是同样受到抑制,难以大量出现。儒法两家都具有积极的事功性,它们的融合必会以一方受到较大约束为前提,“德主刑辅”即为儒法合流后二者在治世思想层面的重新定位。为了适应主导思想的变化,官僚的技能和成分也发生了变化,文吏制度随着儒法合流的深化而受到结构性冲击,并最终影响了酷吏的形态。 汉初不重视儒学,以儒生身份参政的官员不多,但随着儒学的复兴,帝国政 府向儒生敞开大门,越来越多的儒生充任政府官员,他们自身的行政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贤良之士大量进入政府任职,他们尊奉儒家德治的措施得到实行并深入人心。太学弟子大多“归为郡吏”,成为基层官员,儒生通吏道成为一种客观需要。随着武、宣、元三帝对儒术态度的变化,汉代朝廷中文吏与儒生的势力此消彼长,酷吏与循吏并用,儒生、文吏进一步融合与儒法合流的进程相互印证。儒法两家思想的合流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儒生与文吏的融合,而文吏制度作为汉代酷吏产生的制度保障受到如此的冲击势必会遏制酷吏的产生,“吏服雅训,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相克也”,成为儒法合流在官吏政治性格上的表现。 2.汉代酷吏兴起的法律原因——苛法繁多 汉代酷吏之“酷”在法律上更多地表现为“执法深刻”、“牵连竟深”,并非对法制的破坏,所以汉代酷吏的兴起与君主的意志和重典的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杜周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即为酷吏思想源自君主意志和国家法令的一个明证。武帝为配合重用酷吏的政策颁行大量苛法,以立法的形式促使官吏不得不“酷”。张汤与赵禹“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见知”罪意在严惩缉拿盗贼不力的官员,执行过程中“不知不见,不坐”的情形很少。凡是“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则急诛之”,深文峻法、严而少恩的官吏反而无人追究,甚至被称为发奸惩顽的能吏,因此大多官吏受风气驱使以至于严酷。武帝时设十三州部刺史,监察二千石长吏和强宗豪右,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严于执行此法的刺史都称得上酷吏。 此外,汉代虽沿用秦以来“纵囚与同罪”的原则,但武帝时扩大了“纵囚”的适用范围,往往把执法平允者指斥为“故纵”,甚至通过重判所纵之囚来加重“纵囚’’之吏的罪过,形成“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的局面。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酷吏行重法已成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自安之道,以致“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 “法令之繁,自武帝始也”,随着苛法的颁行,酷吏已经从少数个体通过抽象立法泛化为一个群体,而酷吏的积极意义也开始转化为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武帝立法不仅扩大了官员的责任范围,而且也通过“通行饮食”罪扩大了对盗贼株连的范围,即凡为贼盗通风报信、充当向导、供给饮食者,皆须处以严刑。史载武帝时“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催促官员严格执法、深刻执法,意在杜绝“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大强则不可以罚威”的局面,避免中央集权统治受到威胁。 汉代酷吏之“酷”建立在精通国家律令的基础上:严延年“少学法律丞相府,归为郡吏……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奏成于手”、“奏可论死”都反映了严延年精通律令、善为谳辞的一面。张汤、杜周之属则不仅因为明习律令,承办皇帝诏狱,而且积极参与立法、释法活动,可以说是酷法造就了酷吏大兴的局面。而酷吏之为“酷”无须以破坏法制为前提,此种“恶法亦法”的状况源于传统法律的“人治”本质,务在追求专制统治的巩固。汉代酷吏之“酷”反映了汉代律令之“酷”,而律令之“酷”又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时代性,其指向大多为宗室豪强,至于小民的作奸犯科往往不会纳入酷吏管辖的范围。 三、汉代酷吏的人治之维 文吏制度为秦汉培养了在性 上别无二致的基层官僚,不同之处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制始终将文吏的活动囊括于律令之内,甚至君主亦遵法守法;汉代法家思想制度受到拘囿与限制,当特定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社会突发事件的处理无法令可资遵循时,自然需要作为皇权人格化的酷吏的出现,因此汉代酷吏实为传统法律文化人治之维与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产物。 1.皇权的人格化 汉初为数不多的部分酷吏均出身郎官,为皇帝近臣,对皇帝的治世思想与政治目的心领神会。身为郎官的酷吏被委派到地方担任长吏、令守,可视之为皇权对地方政治的直接渗透,汉代酷吏也成为君主有针对性地适用重法,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得力工具。吕后曾经积极剪灭汉初封立的异姓王和开国功臣,酷吏侯封“刻轹宗窒,侵辱功臣”,成为她一系列政治举措的执行者。景帝欲废弃太子、诛杀外戚,不得不让酷吏郅都代替卫绾完成任务,因为卫绾乃宽厚长者,他的“不忍”很难实现景帝的政治目的。汉代酷吏因大多出身底层小吏,这使得他们很少陷于派系之争,从而“治敢行,少蕴藉”,因此宗室贵族聚居的京畿地区,以及经济发达、富人多出的关东地区成为他们经常任职的地方。统治阶层对酷吏的功能、利害有足够的认识,表达了一种将酷吏政策限制于特定地区,适用于特定犯罪类型的用意。“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干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于是上召宁成为中尉”;义纵“迁为长陵及长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尹齐“所斩伐不避贵戚。迁为关内都尉,声甚于宁成。上以为能,迁为中尉”;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董宣“特征为洛阳令,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周纡“征拜洛阳令” 此外南阳、北海、蜀郡等也是豪右屯聚之地,因此酷吏常往任之。在罪名管辖上,酷吏以治理谋反罪、叛乱罪等威胁中央集权的重大政治犯罪和刑事犯罪为主,犯罪主体均为诸侯、宗室、豪强和组织武装反抗的民众。反观张汤“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赢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严延年“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一宽一猛之间,酷吏之“酷”的指向立现。民间广为流传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之类的童谣足以证明权贵、豪强对封建法制和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因此终汉之世,酷吏始终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斗争的重要手段。“皇权的直接干预地方社会秩序,既见之于皇权人格化的‘酷吏’,又见之于制度化的部刺史制。”而代表皇权被派驻地方的刺史又往往以酷吏充任,因此汉代酷吏以忠公自负,以能治善理为号,实为遵守从律令条文中渗透出来的君主意志,从赵禹、张汤到尹赏、王温舒都被武帝称赞为“能吏”。 2.文吏的极端化 文吏经由专门训练而具备基本的司法行政技能,擅理政事、遵循法度,并依照能力、功绩和年劳任职升迁,乃职业化的官僚。作为法家“法治”理念的产物,他们务在奉法行事、公平循良,足以用其所学来解决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面对的问题。但是当社会状况超出制度设计者的预期,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令普通文吏无所遵循、无以为济时,突破就在所难免,酷吏即为文吏突破的一种出路。赵禹、张汤、杜周、尹齐等汉代酷吏大都出身文吏,而进身文吏的前提条件即为“无害”、“公廉”。张汤、减宣、杜周等被称为“无害”,郅都、赵禹、尹齐等则被称为“公廉”、“廉平”,司马迁也直言汉代酷吏“虽残酷,斯称其位矣”,大多酷吏身上体现了文吏奉法谨循的品质。郅都“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不受贿赂,不听请托,常说:“已倍(背)亲而仕,身故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乃典型的奉公守职的文吏做派。赵禹则“廉倨”,不仅不接受贿赂,还拒人于千里之外,十分傲慢,“为吏以来,舍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终不行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其“傲慢”乃是因为奉公,杜绝“知友宾客”请托,与荀子眼中“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的秦国文吏非常相像。 但文吏所表征的仅为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酷吏则是社会矛盾加剧的产物,这些矛盾通常表现为统治集团内部的倾轧、地方豪强破坏法度、规模较大的民变,大都可能威胁 皇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并非一般文吏采用常规手段所能解决。汉代酷吏治世以深竞叛逆、不避宗室、摧折豪强、镇压平民暴乱为多,很少涉及一般刑民事案件,处理事项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遵循常法往往不能实现目的,因此酷吏治世严而少恩,以杀伐立威,实为“法治”与“人治”传统冲突的结果。文吏循法行事,发挥法律正常的威慑效力,仅给社会造成一般的压力气氛;而酷吏则以重法、“文深”处理事端,是法家重刑思想的一种实践,意在形成一种恐怖气氛,不同于法家传统的是当酷吏认为常法不足用时会超出常法的范畴行罚。 酷吏之所以敢于如此,一方面因为处理突发危急事件,君主会以一切“便宜从事”的口谕把自由裁量的权力授予酷吏;另一方面则因为汉代“失刑”罪轻,“纵囚”罪重,即使以“残贼”罪失刑免官也还有可能重新被委任官职。汉成帝时酷吏尹赏做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当“南山群盗起”时,又被任命为“右辅都尉,迁执金吾,督大奸猾”。其临终时告诫诸子说:“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 由此可见,酷吏用“酷”的利益驱动还在于朝廷施政的方针和法令导向作用,出身文吏的酷吏无不通晓法令,孰轻孰重,他们自是心中了然。职业化的训练使得制度标准覆盖了文吏的性格特征,他们表现出来的素质、操守、行治方式大多比较接近,而酷吏的极端化则决定了他们往往张显个性,自身品德素养多样化,“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韩非曾经这样来描述他心目中的治国之才:“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直到劲直,听用,矫重人之奸行。”依此标准,汉代酷吏既有“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强毅劲直、案法治官的一面,也有“重人”亏法利私,甚至无令擅为的一面,所以汉代酷吏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同时又只是法家思想“片面”而深刻的实践者,是文吏顺应时代需要极端化发展的结果。 四、汉代酷吏的时代特征 黄老政治为汉初社会的恢复做出了贡献,但当社会元气渐复,潜在的各种矛盾、冲突随之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时,清静无为的黄老便不足以应付时变。思想层面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士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休养生息70年之后,宗室贵族势力兴起,“多暴犯法”,“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弗能任之”。地方豪强则往往利用经济、政治或宗族的势力在地方上横行霸道,违法乱制,甚至与官府分庭抗礼,也成为一股与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离心力量。《盐铁论·刺权》载:“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 在汉初“无为而治”的大环境下,吏治也日趋败坏,景帝时已发展到“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的程度,甚至有以杀人为职业的组织与官吏相勾结:“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受人十万,谢客数千。又重馈部吏,吏与通奸,利入深重,幡党盘牙,请至贵戚宠臣,说听于上,谒行于下。是故虽严令、尹,终不能破攘断绝。”。 如何压制诸侯宗室和地方豪强的乖张,如何整饬吏治成为当时君主必须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思想领域,黄老学说悄然退去,儒家思想却陷于“缘饰”的地位,显得“软弱无力”,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新秩序无以为继。包括法家思想在内的各家思想所受束缚骤然减少,凭借帝国体制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文吏群体最先对“拯救时弊”、“顺应世变”做出回应,自汉初就占据着各级政府职务的文吏从蛰伏的状态中活跃起来,他们来自法家的原色调又开始显现出来。汉初的“忠厚长者”此时不得不让位于能吏,而酷吏便是司法按狱、奉旨治世的能吏典型。“民倍(背)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景帝时“济南酮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 拾遗。”通过“族灭首恶”的刑罚手段实现了从二千石“莫能治”到“郡中不拾遗”的变化,不得不说酷吏政治是一项有效的拯救时弊的措施。汉武帝凭借汉初积累的雄厚国力和个人的雄才大略,意欲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弊端,在政治、经济、军事、甚至文化事业上有一番宏大作为,于是“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重新加快了运转,并在武帝之朝达到了顶点”,武帝时期的酷吏也因此构成汉代酷吏的主体。武帝时期地方诸侯的实力虽远逊于“七国之乱”前各诸侯国,但他们仍然是中央集权统治的潜在威胁。淮南、衡山王密谋叛乱未遂,武帝令张汤案查反狱,结果由此牵连列侯、二千石高官及贵族达数千人,皆被处以重刑。更多的诸侯国虽不至谋反,却想方设法摆脱中央政权控制,败坏法制:“胶西小国,而所杀伤二千石甚众”,“彭祖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赵王擅权”;“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所发觉者百余人,国皆知之,莫敢夜行。” 因此,汉代酷吏的兴起是社会治安恶化的表征,也是帝国政治通过依法治吏对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诚如司马迁所言:“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精通律令的酷吏往往执法严苛,将法律视为规制社会的力量,认为刑罚为恢复社会秩序的最有效手段。他们不像循吏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治理民众,循吏的宽柔政策对普通小民或许奏效,但当地方豪强或者宗室权贵破坏法纪时,就不得不重用“武健严酷”、“杀伐立威”的酷吏。 汉代酷吏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但时代背景要求他们对法家思想做出调整,这种调整即表现为汉代酷吏对文吏的突破,成为文吏极端化发展的一种类型。武帝晚年曾言:“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又有用法深刻者诟病太子“仁孝不能武”,武帝则曰“正欲其守成”。统治阶层思想的转变决定了酷吏政治消退的同时也预示了儒学的复兴,在时代任务大体完成之后,治世政策开始从“宽猛相济”的一端慢慢滑向另一端。 结语 “和谐”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而汉代酷吏的存在却似乎是一个变音,但笔者认为“和谐”最大的特征不是结果的有序性,而是在承认各种矛盾处于不断激荡、调和之中的前提下,运用有效的规则制度长久地实现和维持有序性的过程,矛盾的多样性与变动性决定了规则运用的灵活性。汉代酷吏的存在深受法律传统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当国家平稳,以黄老或者儒家学说足以统摄各种社会矛盾时,酷吏自然少有;当社会危机四伏,法家思想占据上风时,酷吏必然大兴。其存在仍不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的治世传统,汉代酷吏则为“宽猛相济”中猛烈一端的体现。汉代酷吏大多遵循、重视法律,不仅张汤、赵禹“其治尚宽,辅法而行”,即使酷吏之恶者如王温舒,在执行刑罚之前也会依法“上书请”,征得廷尉及君主的同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碍于秋冬行刑制度,他也只能顿足叹息:“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大量汉简证明“法令是秦、汉行政的重要依据。”因此,汉代酷吏之谓“酷”并非全因他们对法律的破坏,而更多地是指其用法深刻,其所悖逆的不是封建法制,而是后世儒家正统的治世手段和价值观念。 汉代以降,随着儒法合流的不断深入,价值观念的不断更新,社会整体对法律的重视程度逐渐下降。三国时卫觊称:“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升而成为过去,原本以是否“明法律令”来判断良吏、恶吏的标准也渐为是否精通儒家经典所代替,这在中国法律学上是一种倒退,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诸多因素经过博弈之后的一个必然走向。 文化解读论文:浅谈“问世间,情为何物”——金庸小说爱情主题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爱情主题 传统文化 认识价值 论文摘要:金庸小说的爱情主题蕴涵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 现代 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从唐宋到清代的侠义小说中,侠客多被描述成“无情”、“无欲”的“铁面英雄”。这种江湖文化的既定规则,是建立在兄弟情谊基础上的一种流动状态的文化。它担心:女性的魅力会威胁兄弟之间的情义,爱情的力量会让江湖人物回归常态生活。所以,对女性的贬低、对爱情的排斥,是江湖文化为自己设置的保护层,也是 第二“最感人的爱情”。以胡逸之对陈圆圆、程灵素对胡斐、仪琳对令狐冲、小昭对张无忌等为代表。程灵素为了救胡斐的性命,不惜用嘴吸出毒素、牺牲自己的生命;仪琳虽然痴恋着令狐冲,却并不强求与之结合,只是虔诚地祈求菩萨保佑令狐冲一生快乐逍遥;小昭一片芳心全在张无忌身上、不慕名利权势,只要能在张无忌身边做一个“丫头”就心满意足了……。这些感人的爱情只求奉献、不求回报,正如“百胜刀王夕,胡逸之所说的那样:“你喜欢一个女子,那是要让她心里高兴,为的是她,不是为你自己。” 第三“最可怕的爱情”。以李莫愁对陆展元、李秋水、天山童姥对逍遥子、梅芳姑对石清、何红药对夏雪宜等为代表。这些女性原本温柔美丽,由于得不到想要的爱情或被心上人抛弃,以致心理变态、乱施报复,成为可怕的疯魔。这类女性形象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多见的,因为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 发展 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巨翅老人》的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马尔克斯 《巨翅老人》 文化批判 文化重生 论文摘要:马尔克斯的小说似乎总是少不了对恶劣的环境,病残的人们,怪诞的现象的描写,因此呈现在读者眼中的世界是贫穷落后,愚昧歼变,因循守旧,与世隔离的—这实际上是拉丁美洲的缩影。在《巨翅老人》中,作者在用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揭示拉美贫穷落后的同时,流落出作家的忧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寻求文化重生的理想和愿望。 马尔克斯的小说《巨翅老人》一开始便展现了这样的世界: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雨、许许多多被打死的螃蟹、发烧的婴儿、死螃蟹带来的瘟疫、水汪汪的庭院、连成一片的苍天和大海、变成烂泥塘的海滩,暗淡的天光……作者对 自然 环境的极力渲染,意在将一个本真的、原生态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这里的人们过着与世隔绝的近乎原始的生活,巨翅老人的出现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好奇的人们任凭愚昧的头脑对老人做出种种异想天开的推测和判断,贪婪的人利用大家对巨翅老人的好奇收取围观费而大发横财,缺乏同情心的人们用最不人道的手段对巨翅老人进行挑衅。人们冷漠的态度和不友善的举动,令巨翅老人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杂耍班蜘蛛女孩离奇的身世分散了人们对巨翅者人的注意力,人们似乎又恢复到生活的常规,巨翅老人成了人们生活中被忽视的对象。饱受风吹雨打的巨翅老人在寒冷的冬日里几乎奄奄一息。巨翅老人不再是人们的生活中的障碍物,人们生活恢复了孤寂,喧闹的世界恢复了平静挣扎,巨翅老人却出人意料的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中起死回生,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振动着翅膀,飞回属于他的世界。 一、《巨翅老人》中的文化批判意识 巨翅老人并没有被他意外来到之处的人们接受,原因仅仅在于其奇特的长相和无法交流的语言。人们怀着戒备的心理看待老人,不管他多么的残弱,不管他多么的友善和忍耐,一切都无济于事,老人被永远隔离在当地人认同的生活世界之外。虽然老人的到来为那些贪婪的人带来钱财上的富足,但并没有给那个世界和那个世界中的人们以任何的改变。尽管人们寄希望于老人的到来能治愈病中的小孩,但小孩不治而愈;尽管老人奄奄一息时,有人仁慈的将其裹起来,却依旧束手无策,老人依靠自然 规律 的变化起死回生。这些看似诡异的现象背后意味着人和人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各自代表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小说中,巨翅老人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而巨翅老人所到之处的人们则象征另一种文化。那么小说的主旨是否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注定不能水火交融,而只能格格不人?文化的宿命注定无法打破呢? 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人们由于生活环境,社会结构等众多因素的缘故,其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各自的特色。正是因为文化的差异,所以当一种文化接触到另一种文化的时候,才会发生冲突和摩擦。当一种文化约定俗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之后,便会对另一种文化产生本能的排斥抗拒。例如小说《巨翅老人》中描写的那个世界的人们,他们对陌生人始终保持着戒备心态,即使是老态龙钟、温和的没有攻击性的老人也不愿去同情,不愿去了解。他们把老人看成是异己,是他们生活中的障碍物,希望他消失。谁都不愿意因为陌生人的出现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秩序,颠覆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文化。巨翅老人因落难来到陌生的环境,虽然他始终表现出谦和的态度和巨大的忍耐力,依旧离开了那里,回到属于他的世界。老子曾提倡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文明极度低下的状况里维护各自生态环境不被侵犯的有效途经。然而文明的 发展 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级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层面上, 历史 发展的足迹给我们以启发,仅仅寄希望于地理环境上的与世隔绝来阻隔文化的冲撞是多么的幼稚。先进的文化终究会以侵略的形式完全取代落后的文化,如何在保留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护自身的文化的前提下吸收其他文化,打破文化宿命是大多数人都面临的问题。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态度:无条件的接受或排斥。《巨翅老人》里的人们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但不是每一次外来文化都会以温和的面孔出现,当外来文化以侵略性的嘴脸出现时,带来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巨翅老人》中那个世界的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遭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完全沦丧,这也许只是时间的问题。在马尔克斯的小说里对外来文化欣然接受依旧导致灭亡的例证比比皆是,借用《百年孤独》简单说明。《百年孤独》里的小镇也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人们在与世隔绝里繁衍生息。吉普赛人的出现给小镇带来了文明,这种文明是有益的,小镇的人们狂热的接受却未给小镇带来很大的改变。独立共和时期,内战、政变这些看似文明世界的 政治 运动也没能使小镇摆脱蒙昧癫狂的状态。最后,美国的香蕉公司给小镇带来 经济 上空前的繁荣,同时也把小镇卷人文明的肮脏之中。宁静纯朴的生活被打破,道德沦丧,意识茫然,小镇跌人痛苦的深渊,彻底消失在一阵咫风中。显然,保守的文化观念或是纯粹的附庸都会宣告破产。 二、《巨翅老人》与文化重生 从“巨翅老人”的文化象征性意义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异己文化呢?首先,要坚守传统的文化。每个人,每个民族最珍贵的往往是失落的东西,传统文化像命根子一般可亲可贵。无论外界的文明有多么的绚目,多么的精彩,传统文化的积淀会使我们不至于迷失自我,不会急功近利地追求异己的文明而走向文明的深渊,沦丧为文明的奴隶。存在先于生存,也就是说,首先要有身份的标示并得到认同才可以谈论生存。那么旧的文化根基就是我们的身份标示,它使我们区别于他者而生存。没有旧的根基, 现代 文明根本无法适从。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即便能够接受外来的文化,即使外来文化能给它带来辉煌,也一定是昙花一现,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接受不是一毗而就的,如果只是简单地进行文化的嫁接,其结果必然是拔苗助长。在80年代, 文化解读论文:儿童·民族.自然——佟希仁儿童文学创作的民族生态文化解读 论文 关键词:佟希仁 儿童文学 满族 生态文化 论文摘要:佟希仁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他一直勤勤恳恳、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为儿童创作了数量颇丰的各类文学作品佟希仁先生作为一位满族作家.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经常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别的民族情愫;另外,在其作品中,他总是会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去观照小朋友们所熟悉和喜爱的大 自然 .因此自然生态与环境也构成了他许多作品的主体框架。 生态文学是近年来文艺界新兴的一个重要范畴,它“试图探讨文学 艺术 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进而运用 现代 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文学艺术。”这虽是一个文学与生态学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但其终极目的仍然是指向生态的,即以文学作为表现手段来指出在自然生态 发展 中所面临的问题或给予解决现存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文学样式会为当下生活中出现的一味注重社会 经济 生活的快速发展,而不关心由此衍生出的包括生态环境在内的诸多问题的总体趋势敲响了警钟。俘希仁先生作为有半个多世纪创作经验的老作家,他以对生活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契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一问题,因此在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便会有意的为儿童描摹大自然的绮丽与绚烂,使儿童能够从小做起、从自己做起去贴近大自然、爱护大自然。 1书写体验:儿童视角下的自然生态与环境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都飞速发展的时代。然而在这些眼前的既得利益满足了人们的一些基本的日常需求之后,人们日益注意到过度追求发展而导致的种种弊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匾乏,等等。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也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解决途径。在文学领域中大量以体现“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和人与自然和谐理想的构建”为目标的作品便应运而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俘希仁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为儿童创作的诗歌、散文中很多都与自然环境相关,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儿童展现大自然的无穷魅力,希望孩子们能从小就熟悉自然,与自然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进而能使孩子从自我做起,热爱大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让环保意识在儿童的心灵中扎根。但在终希仁先生的作品中,他所要表现的中心内容并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出现在孩子面前,因为他有着数十年与学生打交道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是对孩子以一种说教的形式去灌输,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基于对孩子的了解和文学家的敏感,伶希仁先生在创作中往往是以一种儿童的视角切人对自然的描写。这种从儿童自身视角为出发点的描写方法使儿童更为真实地看到了自然的原貌,也更能使儿童真切地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好与绚丽。在散文诗《梨花满枝头》中,就有这样一段描写: 我从梨园中悄悄走过,那芬芳雪白的花辫儿,落满了我的头顶,落满了我的肩膀,也铺满了山间的条条小径。它们洁白清香,它们沁人肺腑,使人郁闷了一冬的心情,感到分外的爽朗分外的舒畅,眼睛顿时明亮了许多,兴奋得好似浑身也有了力气。 在这里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动的初春梨园图,在对梨花的特点以及梨园的环境的描绘中动用了视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这便使得小读者在阅读中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境界之中。这种以对自然界的自我体验为核心的书写,能够贴近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特点。因为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总是会把自己置于首要位置,希望自己能够进入作品中所表现的美妙世界。终希仁先生从教多年,经常与孩子们接触,因而能很熟悉儿童的这种心理,所以他在创作中会以儿童作为根本出发点。他希望儿童都会在对其作品的阅读中,获得一种极其真切的亲身体验,因为只有这样,才更足以唤起儿童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好感,以达成让孩子成为在当今时代中爱护环境、促使生态平衡的倡导者和实施者的目的。正如有的论者所提及的那样“传导自然之美,树立具有审美价值的自然万象,便成为伶希仁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之一。”伶希仁先生将具有高度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大自然当作他作品的核心部分,通过描写四季的更迭与各个季节不同的特色,展示各种自然现象的瑰丽,描绘生活在其中的种类繁多的动植物生长的欣欣向荣,等,为小读者呈现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所能达到的美感境界。 终希仁先生执着于生态自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民族身份。他出身于满族正蓝旗,是不折不扣的八旗子弟。满族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的白山黑水间,广裹的黑土大平原滋养了勤劳勇敢的满族先民。满族人长期在这相对严酷的环境中战天斗地,与兽类为伴,逐水草而居,以达到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对自然环境的尊崇与景仰已经深深刻人每一个满族子孙的心底。同时,东北地区“所有的自然环境特性与社会环境特性构成了满族生存的具体环境”。因此在十分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终希仁先生也很注重对于自己所属的满族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民俗风格的表现,从而使儿童对于满族这一少数族群能够有更深的了解。 2民族情傣:对满族的风俗及生活的展现 俘希仁作为满族作家,他深刻的体会到由于清代满族统治者强烈的汉化趋向,使如今的满族文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遭到了汉族的同化而逐渐丧失了其本身固有的文化特色。因此终希仁先生希望由文学作品来找回这即将逝去的宝贵财富。尤其是在儿童文学中,使儿童通过阅读作品先对有关民族的各种内容产生认同,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可行途径。在这样的目标下,伶希仁在文学创作中便经常用美丽的满族神话故事作为蓝本去 发展 成童话,同时也更多的去选取能够体现出满族人民“特殊的民族审美意识、包括它的民族心理、民族气质、民族愿望和理想,以及民族生活和风俗的表现等方面。”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乃至儿童都很熟悉的题材进行创作。我们以散文《放鹰》为例,文章开宗明义,点出了放鹰的目的和意义: 家乡的人,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都喜欢出去踏雪放鹰,这是满族人的习惯。他们一方面为了捉些锥鸡、野兔,算做副业,一方面也为节日晚餐的盛宴上增添一盘野味。 在这之后,作家又详尽描写了家乡人是如何驯化鹰以及鹰是如何去帮助人们捕获猎物的情形。在作者笔下,这些内容既真实又生动地表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近乎原生态的展示,古老的满族放鹰风俗文化仿佛穿越了 历史 时空,呈现在 现代 人的面前。在散文《家乡的火炕》中,将希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为我们描写了故乡所特有的建筑附件—火炕的种种优点以及他对火炕的眷恋之情:“到了夜里,躺在炕上听老北风在山野里冻得嚎叫着奔跑,听窗外的雪花扑打在窗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或偶尔听到远处山林里传来的狼嚎,你的心里顿时会有一种分外的惬意和幸福的感觉。那热乎乎的炕头很快就会令你走进香甜的梦乡……我家乡的火炕啊,你是我童年的摇篮,少年时代的朋友,老年时代的思念。”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不仅仅是作者对火炕的情感,更饱含着一种对于民族习俗文化的深深追忆。于是在这样的作品中,小读者所受到的就不仅仅是表面的 教育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洗礼:在伶希仁充盈着满族风情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简单的乡土感情和民族情怀,更是通过满族生活的表现来折射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整个满族族群的多种文化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可以说伶希仁先生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自己浓厚的民族情慷深刻地蕴藏于其中,这在丰富了作品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增添了其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对于希望在阅读过程中能够学到更多知识的小读者而言,更是值得称道的。 伶希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一直努力为孩子们创作出各种文类的作品,而其中的大多数作品致力于使孩子们将生态环保意识和民族情怀深深的植人心底。在他的笔下,民族与生态二者共同构成了作品的重要内容。正如张锦怡教授所说的那样,“作家通过儿童文学创作,给儿童以美的愉悦、美的启迪和美的教育。”伶希仁先生正是以这样的目的为指导,孜孜不倦地为儿童创作出许许多多的优秀作品。其中涉及到 自然 与生态的篇章更是重中之重,这融人了他更多的心血,堪称其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品! 文化解读论文:对《楚门的世界》的文化解读 摘要 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时。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楚门的世界》 电视文化 电影创作 联姻 1998年6月5日,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推出了由彼德·威尔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楚门的世界》,由著名喜剧天王金·凯瑞担纲主演,这部作品获得了第7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项。当年,观众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要远远超过它所获得的大奖,对它评价极高,很多观众喜极而泣,认为它是一部与众不同、创意十足的电影,是一部颇有深度的喜剧电影。 影片主人公楚门被塑造成具有离奇色彩的角色。从一出生就被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收养,在他成长的30多年里,他是电视剧《“楚门”秀》的主人公,但却是唯一不知情的人。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全球瞩目的电视“明星”。楚门生活在人工搭置的巨大摄影棚——西海文的一个小城“桃源镇”,这个小城是《“楚门”秀》的制作人、集导演和监制大权于一身的克里斯托弗一手打造的桃源神话,日出日落。阴晴风雨,潮涨潮落也是由他控制。电视制作公司通过桃源镇上的几千台摄像机隐蔽拍摄,全日现场直播楚门的“真实”的生活状态,使楚门的人生完全被观察、记录、铭写、规训。全世界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观看楚门的一举一动。看着他出生,看着他蹒跚学路,看着他吃饭睡觉,恋爱结婚……楚门在被无形控制了30多年以后,终于发现事实真相,克服种种困难逃离桃源镇。克里斯托弗深情地挽留楚门,他告诫楚门外面的世界充满欺骗、危险和罪恶,但楚门决然地与克里斯托弗说“再见”。在楚门看来,他的幸福生活纯粹是按照导演的乌托邦理念设计的。他压根没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生活方式的自由。 许多观众认为这部电影揭示了一个荒诞无稽的人生寓言,人生如戏。有人从道德批判的角度分析这部电影,认为电视媒体将他人的隐私公开传播是不道德的:还有观众从“自由”主题进行分析,认为心灵的自由永远比外在的幸福更重要。观众的热情评议使这部电影再次成为被关注的焦点。 自电视诞生以来,电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所抢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看到了电影与电视这对姊妹花争夺观众的疯狂竞争。电影与电视的竞争在经历了漫长的马拉松长跑后,两者逐渐开始联姻,产生了一种重要的电影题材类型,即取材于电视文化的电影创作。在美国电影创作史上,这种创作类型并不鲜见,且多有成功的范例《楚门的世界》就是其中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作品,它的诞生来源于对美国电视文化的深刻思考。 《楚门的世界》蕴含了导演本人的理性认知,启发观众对美国电视节目原型进行深刻思考。影片内容实际上是对肥皂剧、真人秀节目两种节目类型思考的结果。肥皂剧是美国电视中最常见的节目类型,影响深远,它以开放式结构著称,可以没完没了的永远把故事讲下去。历史最长的肥皂剧《指路明灯》,自1952年播出电视版以来(之前已经在商业广播网中播出15年),已经持续半个多世纪了。这种播出时间的长久性使许多肥皂剧作者包括演员在内有可能终生奉献给肥皂剧组。此外,肥皂剧使观众认为剧中发生的故事与日常生活同步进行着,是在“真实时间”发生的。这种肥皂剧是在流水线上被赶制出来的电视剧作品,所以它也是电视节目中公式化倾向最严重、模式规范最少发展变化的一种样式。在《楚门的世界》中,每天必有的“早上好”问候、必不可少的广告都是肥皂剧特征的呈现。在电影中,我们看至《“楚门”秀》的观众非常痴迷。聚集在酒吧间的观众,泡在浴缸里的老人,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消磨时光的暮年妇人……这一系列镜头反映出电视肥皂剧的真实收视状态。 真人秀节目是综合娱乐节目的一种,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节目,与其他同类节目的最大不同是其以人为本的真实性,因此被称为“realitytv”。尹鸿将真人秀节目定义为:“真人秀节目是一种新型综合性的电视娱乐节目,是假定情境中的真实展现。”在《楚门的世界》中,楚门这个主人公是真人演绎,其他的角色包括楚门的父母、妻子、朋友在内,虽然遵循着导演的情节设计,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但对楚门而言,他们都是实质意义的父母、妻子、朋友,他们也是真人演绎。正如楚门的妻子所说“私生活与公众生活对我来说没什么分别,我的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这是真正幸福的生活!”桃源镇这个巨大的摄影棚,安装了几千部的微型摄像机。对于楚门生活的记录采用隐蔽拍摄获得,真实性极高,这对于拥有“窥视欲”的观众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电视居ⅱ《“楚门”秀》结局的非确定性,其传播方式的真实性也是“真人秀”节目的特征。 在《楚门的世界》中。观众所熟知的肥皂剧、真实节目经过杂糅、变形处理被搬演到银幕上,处处充斥着电视媒体对自己的调侃与讽刺:电影叙事过程被趣味化,电影变成了喜剧。在某种程度上。《楚门的世界》“剽窃”了电视节目的制作机制,整个电影依然遵循着经典叙事的规则,但是在具体情节叙事中运用了电视节目制作的具体元素与理念。电影与电视结为姻亲,这种处理往往会产生“间离效果”。“间离化”是布莱希特的核心理论之一,即有意识地在演员与所演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观众与所看演出的戏剧事件、角色之间制造一种距离或障碍,使演员和观众都能跳出单纯的情境幻觉、情感体验或共鸣,以“旁观者”的目光审视剧中人物、事件,运用理智进行思考和评判,获得对社会人生更深刻的认识。正如他所说,“使所要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事物带有令人触目惊心的、引人寻求解释的、不是想当然的和不简单自然的特点。这种效果的目的是使观众能够从社会角度做出正确的批判”。彼德·威尔导演从对电视肥皂剧、真实节目的理解中受到启发,将电视节目某些元素进行再处理为电影所用,这使得观众在观看《楚门的世界》欢笑之余,能跳出电影剧情重新对作品进行理性思考。 《楚门的世界》是美国电影与电视联姻的成功电影作品,它的影响可以说一箭双雕。一方面通过对两种电视节目类型进行变形处理演绎出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以达到对电视媒体的一种讽喻批判,同时又蕴含着一种道德思考。真人秀节目在美国上映之后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但同时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为了提高收视率,很多节目环节的设置暴露个人隐私、人性弱点:许多真实节目的参与者为了赢得比赛,往往会不择手段。甚至相互倾轧,朋友离间、情人反目、仇敌牵手……《楚门的世界》中,电视剧导演克里斯托弗为了情节设计违背楚门的本意,将他深爱的群众演员玛丽逐出剧组:同时对公众宣称《“楚门”秀》将直播楚门的“床上戏”,这是对他人隐私的践踏。另一方面,《楚门的世界》中精心打制的“桃源镇”寄予了美国观众的诸多渴望与梦想。美国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小镇”理想,随着美国城市的扩展。美国人为他们的小镇的逝去感到悲伤,他们越是被迫与城市中陌生人打交道,就越想把乡村生活中稳定、人人都熟的关系、共同价值和道德责任加以神话。文化史学家渥伦·萨斯曼说,“肥皂剧对巩固基本价值观念起着重要作用……不管社会和经济条件所表现的现实会怎样,肥皂剧总是提供一种连续感以确保普遍的共同价值观念和信仰得以胜利。”在飞速发展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中。很多美国人得了一种社会晕眩症。频繁不断的搬家,不断从彼此熟悉的环境过渡到一个完全是陌生者的世界,这当然是一种情感痛苦。电影《楚门的世界》恰恰为美国人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小镇复制品——桃源镇,大家都相互认识,相互有关联,彼此和和气气,没有尔虞我诈,这是个家庭观念主宰的世界。这部电影作品是对美国人逝去的“流金岁月”的纪念。 结语 《楚门的世界》是电视与电影竞争的产物,它的成功预示着电影与电视的联姻将成为现代电影创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宁愿呆在家里自由自在的观看那些轻松的娱乐节目,电视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作为电影产业龙头大哥的美国电影不得不放下了原先的高姿态,从对电视的不屑开始低头直至结为姻亲,这将成为美国电影吸引观众、争取票房的有效手段之一。同时,新的电影题材类型将对美国电影市场甚至是世界电影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化解读论文:试析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 论文关键词:《灶神之妻》 文化冲突融合 母女关系 东方主义 论文摘要:谭恩美在《灶神之妻》中从一个华裔美国女作家的特殊视角探讨移民美国的母亲和美国出生的女儿之间从冲突到相互尊重和融合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剖析了谭恩美的情节安排迎合了东方主义的阅读喜好。表达了作家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和隔阂中,寻找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望。 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序言中所说的:“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他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谭恩美就是这样一位从中美两国文化冲突和隔阂缝隙中看到女性的挣扎和母女从隔阂到融合的著名的美籍华裔作家。她继1959年出版的《喜福会》获得美国主流社会和大众读者的欢迎后,又于1991年推出了第二部小说《灶神之妻》。在这两部畅销的小说中,谭恩美以自己第一代华人移民后代的特殊身份,将在大陆有着坎坷经历的中国母亲和在美国有着文化困惑的美国女儿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描写得淋漓尽致。 《灶神之妻》以女儿珍珠作为主要的叙事主角,她向母亲隐瞒了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的病情,而母亲也向自己的女儿隐瞒了她在中国和一个中国丈夫文福的不幸婚姻经历,以及第二任美国丈夫吉米·路易怎样让她摆脱中国的痛苦折磨来到美国的经历。母亲仍然是中国式的,而女儿却是完全的美国化,两人在文化上、心理上都有着深刻的隔阂。这种文化的纠纷和冲突主题,不单单是在谭恩美的作品中得到特别的体现,它几乎是一个母题,在许多海外华文文学中反复吟唱,同时在海外游子心中萦绕。 一、中华伦理和西方价值观的冲突 中国儒家文化中,强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要求中国女性“未嫁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灶神之妻》中的母亲扛雯丽在书中却没有尊崇妇女的“三从四德”。江雯丽出生在20世纪初上海的一个富商之家,由于母亲是二姨太,并且和情人私奔了,父亲一怒之下将江雯丽扔到崇明的叔叔家,从小就没有“未嫁从父”。嫁人后,她的丈夫是个心胸狭窄火自、私小气的施暴者,虽然是个飞行员,但是没有教养,对她百般凌辱。他随着国民党部队到处飘零,她也只好跟随着他。他在外吃喝缥赌,在家不顾亲生女儿的死活,最终让她忍无可忍,决意离婚。他们来到上梅时,江雯丽曾幻想依靠父亲的权势来摆脱与文福的婚姻。可当了汉奸、破了产的老父反而需要在国民党当过兵的女婿的支撑。江雯丽只好再次忍气吞声。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得到一个爱她的美国人吉米·路易的帮助,来到美国。江雯丽在中国的婚姻中,也没有“嫁后从夫”。来到美国,丈夫死去后,她也没有依靠任何一个子女,自己开花店,自给自足。江雯丽夫死后也没有“从子”。 母亲江雯丽虽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抗封建伦理纲常的女子,但是她所做的一切符合美国自由、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美国宪法保护个人圣神不可侵犯的权利,《自由宣言》中崇尚“天赋人权”的精神,也是母亲最终享受到的。中国的封建伦理在美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彻底的解脱。这样的故事情节让强调“自助者天助”的美国读者拥有了强烈的阅读期待。 在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中,母亲最终选择了西方的价值体系。同时,作者又安排了美国人吉米·路易给予母亲无私的爱和帮助。这也正契合了西方人眼中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方。萨义德曾指出:“东方主义是一种与宗主国社会中的男性统治或父权制相同的实践:东方在实践上被描述为女性的,东方的财富则是丰富的,而它的主要象征是性感的女性、妻妾和专横的—又极为动人的—统治者。正如同萨义德所言,在《灶神之妻》的故事结构中,就蕴涵着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吉米是西方的男性,魁梧动人而且彬彬有礼,崇尚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而母亲是东方的女性,美丽聪慧却被暴虐的东方丈夫统治,缺乏爱情和安全感。母亲通过吉米的爱情和移民帮助逃离父权统治的行径,最终被东方主义理解为西方解放了东方。东方主义认为:东方总是代表落后原始、荒诞无稽、神秘、奇特,多为女性的象征,而西方则是理性、进步、科学、文明,多为男性的象征。在20世纪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终于将东方文明发现并解救出来。在文学中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的再思考》中指出:“文学史学家已经进一步注意到,在所有种类的审美创作与人物塑造中,人们习惯地按照一种西方化的轨迹来看视东方。”谭恩美的《灶神之妻》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 二、母女间的文化冲突和隔膜 “母爱女孝是父子伦理的变体,是传统文化中儒家家庭伦理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华裔作家也擅长通过母爱女孝伦理的体认来反思传统文化是如何塑造中国人的,也以此反映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的成名作《喜福会》中,作者就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写出了在东西方文化下,母女之间关系怎样由隔阂走向融合和理解。而在第二步同样畅销的小说中,她依然通过第一代移民的中国母亲和本土生长的美国女儿之间的关系来反思不同文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快乐和忧伤。 《灶神之妻》中除了描写东西方两者之间的伦理价值观有着冲突以外,血缘至亲的母女也在两种文化的熔炉中相互不理解。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既代表着家长对子女的权力,又意味着子女对其依赖关系。“血缘关系”即与“孝道”相伴随而存在,有“百善孝为先”之说。但是在女儿珍珠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的时刻,她做了让母亲很难原谅的事情。女儿拒绝悼念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为了这件事情,女儿和母亲关系一直就很紧张。正如文中说:“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 结婚后,女儿看望母亲也像是例行公事。珍珠在从母亲家回到自己家的路途中,“我望着窗外急驰而过的风景‘水库,起伏不平的小山坡,还有我路过上百次的同样的房子,从来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一程又一程,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就是这距离横亘在我和我母亲之间,把我们分开了。这中间的距离就是文化的差异和隔阂。虽然女儿珍珠生有中国人的脸,但是她自小长在美国,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是美国式的。她主张父母与子女是平等的,父母对子女没有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对她的管教仍然是中国式的,需要严格地服从和遵守。一旦女儿反抗,母亲便觉得触犯了中国的“忠孝”观念,更不用说不看一眼濒临死亡的父亲吉米了,那在中国简直是大逆不道,不可原谅的罪过。她不知道,女儿其实也爱父亲,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罢了。 三、血脉的融合消饵了隔阂 中国有一句古话:“血浓于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更迭中,宗族主义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在文化的冲突和隔阂中,血缘关系对于定居在他乡的华裔来说,也是最好的毅合剂。“所有族裔散居团体定居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想象中的出生地)之外地领域,承认‘古老的国家’—一个深埋于语言、宗教、风俗或民间传说中的概念—认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总是能抓得他们的忠诚或感情。虽然中国只是存在于女儿珍珠几乎模糊的记忆中,但是毕竟自己的中国人外貌和族群认同心理是不能磨灭的;虽然美国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但是“中国”是更具有象征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家园”。 无论文化有怎样的隔阂,总是有更无法割舍的血脉维系着母女的关系。母亲终于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见了意想不到的东西。她发现女儿将父亲的逝世日期记在一张卡片上,同时上面盖着黑纱。当时,母亲想到:“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即女儿)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母亲立刻理解了女儿当时因为愤怒和绝望而没有看垂死的父亲的心情。女儿没有从行动上安慰父亲,但是在心中却一直深深地缅怀着。 而女儿则是通过母亲的叙述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和母亲一起追忆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经历了怎样的沧桑生活和情感纠葛才更了解母亲的。通过这次文化寻根和精神砒砺,女儿自觉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与精神上的归属。寻根这个主题,作者在前一本书《喜福会》上已经通过四对母女的故事阐释过,《灶神之妻》继续通过“母亲和女儿”这条生命链来追溯。谭恩美的文艺理论观也是跳出了“美国叙事”或“中国记忆”单一的一维思维模式,如乐黛云所说:“从人类文化的现状和合理交往方式出发,站在多元文化共存、‘和而不同’、互补共进的文化生态立场,将自己的方法论基础放到了世界性文学对话的起点上,力图将不同文学话语之间的事实联系、逻辑关联和美学精神相结合。谭恩美站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熔铸出反映出跨文化特征的华裔文学《灶神之妻》。 母亲的爱和关怀通过血脉源源不断的渗透到女儿的身上,女儿最终也沐浴于母爱或者说是中国特有的家庭血缘凝聚力中。女儿珍珠愿意用中草药来治疗多发性硬化症,母亲也送给女儿一个具有寓意的女菩萨“莫愁”,她希望用中国的菩萨“莫愁”来保佑美国长大的女儿珍珠。这次文化寻根意义的谈话,终于让中国血脉的融合消饵了文化的隔阂。 文化解读论文:解析影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的因素 [摘要]《阿甘正传》是好莱坞的一部经典文化影片,中国观众对其进行的跨文化解读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如此,总有一些共性的因素制约着他们对影片的解读。从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看,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生疏等两个方面。 [关键词]解读;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文化 作为好莱坞拍摄的一部经典文化电影,《阿甘正传》在美国本土受到不同观众的好评。在中国一经上映,它同样受到了我国观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观众的青睐。尽管如此,中美两国观众对该片中人物、历史事件和价值观的解读存在很大差异。本文根据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系2005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认为阻碍跨文化解读美国电影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美国价值观和中国价值观的差异,受试者对美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不熟悉。 一、中美基本价值观的差异 问卷调查中清晰地显示有46%的受试者认为中美文化的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20%的人认为电影中人物的表意方式是主要障碍,19%的人认为语言(英语)为主要障碍。下面首先谈谈中美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中美两国不同的自然、政治环境因素积淀了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价值观。比如说,美国价值观以基督教、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基础,而中国的价值观则主要以孔孟儒学为基础。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而影响了中美观众对同一部电影的不同解读。其主要差异如下: 1.国家形象。 美国人和中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国家认识不同。美国人认为其国家最显著的特征是自由、民主。他们通常使用正面的词汇,如伟大的、最好的、美丽的等来描绘美国。尽管中国人(大陆)也意识到了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但他们更叹服美国的高度发达的现实。在本次个人访谈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国家形象。其中70%的人认为美国是~个民主、自由、开放、繁荣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另有17%的人强调美国的个人主义,10%的人认为美国是一个混乱的、霸权的国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大部分受试者(87%)对美国持有正面的态度。同时大部分受试者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他们对本国的经济状况抱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通常把中国也描绘为强大、繁荣、富有、稳定和团结的国家。只有少数人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国家。 2.个人主义。 个人意识或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渗透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为他人考虑的。现在这种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调查中,76%的受试者认为珍妮代表着美国的个人主义,不顾一切地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然而,只有6%的人认为她是一个堕落的女孩。 事实上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并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或自我主义。《心灵的习性》的作者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个人主义”一词也非美国人所创造,而是由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创造的。他指出个人主义有可能和自私自利混在一起对传统美德形成挑战并摧毁它们。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个人主义是一个褒义词或至少说是一个中性词。它蕴含着自力、自我完善、自我实现以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的意义。然而,大多数的受试者通常情况下还是注重和强调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美国个人主义的误解。 3.宗教观。 在高度发达的美国,宗教的痕迹随处可见:90%的人宣称他们有宗教信仰。“我们相信上帝”的字样印在美国的货币上,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总统就职宣誓时,总把右手置于《圣经》之上,等等。很明显,宗教影响到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情况则大相径庭。多数人不信奉某种宗教。尽管有些西方人认为儒教是一种宗教,但对中国人来说,它仅是一种哲学思想。与宗教信仰相比,中国人更注重有某种信念。 在电影《阿甘正传》中,阿甘和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把自己的成功都归于上帝的力量。小的时候珍妮就希望上帝把自己变成一只小鸟,远走高飞。结果在她死后,一群小鸟就从她墓地旁边的一棵大树上飞出。这就预示着上帝让珍妮的梦想成真。而中国人只有在他们需要神的帮助时他们才相信某个或某些神灵。可以说他们是地道的宗教实用主义者。 美国人的信仰宗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有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以划分为两种:个人使命感和国家使命感。个人使命感是指个人做事的成功感。《阿甘正传》中,作为虔诚基督徒的阿甘是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比如成为橄榄球明星、越战英雄、捕虾业巨头等。他同时被描绘成为纯真的美国的化身有责任去拯救那些堕落的人,如珍妮和丹中尉。对中国人来说,这种精神主要体现为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对他人、集体或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是对上帝或其他神的责任。 二、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不够深入、全面 受试者对自己的本族文化了解得不够深入、全面是他们理解美国电影的另一障碍。爱德华・T・霍尔在其著作《超越文化》中提到,某种文化创立之初,身居其中的人们的行为和思想都是任意的,一旦这种文化确立之后,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就会相对的固定下来并且难以改变。而且,这些人会很自然的认为其他文化背景下的人也应当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思考和做事。在此,作者认为文化是矛盾的。文化的矛盾性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一旦形成人们认识、理解世界的某种框架后,它将有助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顺利的交流。另一方面,文化也能形成某些障碍,阻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间的相互交流。这种文化的矛盾性就成为跨文化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为了更为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人们应该有意识地了解本族文化。 在个人访谈中,笔者发现受试者对本族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刻。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就涉及上述方面:您认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是什么?有60%的受试者认为中国文化是很保守、含蓄、传统、封闭并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然而他们却认为美国文化是开放、自由和突出个性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应当向美国文化学习。因此他们也非常喜欢美国的文化产品。这一结论从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印证:其中有36%的受试者喜欢美国电影而只有20%的人喜欢中国电影。也就是说,有更多的受试者对自己的文化产品,至少是对自己的电影并不满意。由于缺少对自己文化的深层了解,于是他们就对外国文化,包括其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有了一种盲目的认识。这种观念势必会对正确解读外国电影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中国受试者不了解异质文化――美国文化 受试者解读《阿甘正传》的差异首先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引起的。除此之外,中国受试者对美国文化的不了解也是导致解读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问卷调查中,40%的来自于大中型城市的受试者认为他们解读《阿甘正传》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而50.8%来自农村的受试者同样认为他们解读该电影的主要障碍是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这就说明一个人的居住地越是开放、越是发达,他接触、了解的美国文化就越多。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对美国文化了解的越少,他们就愈发觉得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是解读电影的主要障碍。 下面这组数据也能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上述情况。当受试者被问道在中学阶段他们是否学习过相关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时,其中仅有16%的人给予肯定回答,而其余84%的人是否定回答。在学过此类课程的受试者中,38%的人认为中美文化差异是他们解读美国电影的主要障碍,而没有学过的受试者中,48%的人持有同样的看法。这表明没有学过相关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受试者缺乏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因而了解美国的文化对于他们解读美国电影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较为准确地解读美国电影、减少误读的几率,电影观众就应充分了解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这种方法对我们跨文化地解读其他国外的影视作品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梁昌明(1973-),男,河北定州人,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副主任,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研究;贾秀花,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连俊峰,河北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 文化解读论文:电影文学剧本《乡殇》的文化解读 摘要 《电影文学》剧本《乡殇》,蕴含了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作品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与历史、写民俗,一个个沉甸甸的话题,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又彰显了作品的厚重文化底蕴。 关键词 《乡殇》;乡风;乡土;乡情 《电影文学》2007年10月下刊登了杨光、朱广辉联合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乡殇》,一幅纯朴厚重的民风、民俗、民情画卷展现于眼前,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当下文坛,要么是古装戏说,要么是在纽约、在东京,要么是都市人的无聊闲侃极度盛行的状况下,写当下、写下层、写平民、写历史、写民俗,而又能写出历史的厚重与质朴,就更难能可贵。 殇,有两个含义,一是未成年而死;二是战死者。而两者又有一个共同点:死。那么《乡殇》中的乡之殇,殇在何处,我们认为,殇在乡风之殇、乡土之殇、乡情之殇。 一、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 作品以农村为大背景辐射到各个层面和角落,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既有农村一望无际的高粱地,也有大都市豪华的洗头城;既有乡村出殡的宏大场面,也有花前月下、甜言蜜语的二人世界;既有几十人拿着槐木杠子拼死拼活的野蛮场景,也有使用微型录音机偷录证言的现代科技;既有乡村个体的原始的手工编织,也有骄横跋扈、先法无天的都市黑老大;既有乡村一个酒瓶一个酒瓶经营的废品回收的父亲,也有在都市开着尼桑轿车、开了一个回收公司、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的儿子……展现了一个厚重而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 看起来像一个万花筒般的世界,然而作者的聚焦点仍然是乡村,是乡风民俗。中国农村素有乡风纯朴、百姓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传统。从作品描写的背景看,应该是中原农村,具体地说就是豫东农村。这一带在地方志中明确地写到:“豫省居土之中,受气之正,其天性朴茂。”“地居中土,物受正气。其人性和而才慧。”“《汉书》曰:‘夏人尚忠,其弊朴野’。太康沿尚忠之制。故俗重朴厚,礼敦古处。简而不陋,华而不糜。”然而时过境迁,中土依旧,正气不再,古风荡然。1940年杜、苗两家因10亩土地,而结下冤仇,此后,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而这个结欲结欲死:两个家族,苗家任书记、杜家任主任,两家你整我、我整你。暗中竞争,明里打斗。苗家当书记,大权独揽,不让杜家沾一点边;杜家开洗浴中心、木器厂挣自己的钱;杜家洗浴中心不正当经营,苗家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的苗新胜就以派出所的名誉去查、去抓、去勒索;苗新胜提出要玩洗浴中心新来的小姐,杜家就趁机带着微型录音机把声音录下来,作为要挟的把柄;苗家当书记的苗新勇背着村主任杜有光用本村的土地建砖厂,也想挣大钱,杜有光听说后直接告到乡长那里,揭露老底,使砖厂办不成;酒桌上本来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机会,然而苗志德逼杜有光喝酒,杜有光不胜酒力,受不了侮辱,掀翻酒桌,导致两家对阵街头;杜家为了使苗家丢脸、掌握苗家的把柄,先是把通奸的声音录下来,继而带领一班子人去捉奸;苗家的媳妇通奸被捉,把气出到郑家,因为郑家人少势弱,到郑家大打出手,把家里砸得一塌糊涂;郑家出不了这口气,明里不敢对抗,就暗中把杜家的3亩桐树苗一夜砍个精光;杜家怀疑砍树苗是苗家暗中操纵,就到苗家门前大骂,导致两家动刀子,两人各负重伤,虽然当场没有死亡,但都元气大伤,不久两人都死于非命……这里看不出正气,看不到和谐,看不到农民的质朴、看不到人性的善良。这就是乡殇吧?一个耐人深思的沉甸甸的话题。 二、土地:“命根”耶?“穷根”耶?一个厚重的话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史,在农业文明时代,农民们自给、自足,虽说不上富足,然而那份自得、自乐的怡然之情,往往令陶渊明们羡慕之至。农业文明的基础是土地,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争斗的焦点就是围绕着土地,大到国家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征伐;小到家族之间的厮杀、弟兄之间的反目,无不与土地相关。正因为如此,从上到下对土地由敬奉到敬畏,由“社稷”、“社会”的“社”,就可看出人们对土地的敬奉。国家每年逢时对土地进行祭祀,春社、秋社、各种社日、社祭名目繁多,修建规模浩大的地坛;在乡村每村都有土地庙。社稷就成为国家、江山的代名词。土地真真正正是民众乃至国家的命根子。工业社会的到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知不觉中,这个命根子不再那么重要了,甚至成为穷根子,这应该说是《乡殇》引人深思的一个沉重话题。《乡殇》写了三个家族几代情仇的故事,而重点是苗家和杜家。两家的仇恨就建立在土地的争夺上。1940年,苗家采取不正当手段,花钱买通土匪绑了杜之文父亲杜聿春的票,又撕票。半年后,杜家的十亩黑淤地被苗家夺走。此后两家都在土里刨食,在势力上没有明显的优劣,尽管杜家时时不忘深仇大恨,然而也无可奈何。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苗家虽然政治上仍然得势,又是行政村的书记,又有人在派出所当临时工,然而重要的是经济上在逐渐失势。杜家政治上赶不上苗家,但是杜家在村里首先开办了大世界洗浴中心,甚至还有一点不规范的经营;尤其是杜家的木器厂,不仅收入很可观,而且拥有一大批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杜家的半脱离土地,使杜家在经济上逐渐占有优势。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的老三杜壮光才敢在给杜家办丧事时顶撞大总管苗志德;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敢到高粱地捉苗家二儿媳妇李琦的奸;经济上占了优势,杜有光才敢掀翻苗家的酒桌;经济上占了优势,杜家才能每个工人发一千,带领二十多个工人与苗家对阵街头, “对峙双方占明显优势的是杜家”;经济上占了优势,当杜家的三亩桐树苗被人砍后,杜之文才敢指桑骂槐对着苗家族长苗志德的脸大骂。三个家族的另一家是郑老歪家,新中国成立前没有土地,流落到青龙镇后村,没有经济,更没有地位,加上孤门独户,几乎是忍气吞声地过日子,任人蹂躏、甚至是任人宰割,“受人欺负一辈子,有一点办法我早就走了。”后来他也就干脆脱离土地,到城市收废品,不仅使郑老歪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而且使郑老歪具有新潮的思想观念,有了这样的基础,夹着尾巴做人几十年的郑老歪,才敢把几十年的怨气发泄出来,一夜之间把杜家的三亩桐树苗砍了个精光。因为被人捉奸无法在家生存的郑爽,彻底脱离了土地,凭着自己的文化、凭着自己的豪爽义气、凭着自己的一身武功在城市站住了脚:“干了一个回收公司,又办了一个再生纸厂……一年收入五六十万。”等到父亲两年刑满时,就直接开着自己的“白色尼桑轿车”去接出狱的父亲了。越离开土地,越有经济实力;越离开土地,腰杆越硬;越离开土地,越能飞黄腾达。这里不仅令人深思,而且包含着一种淡淡的思虑、忧伤。应该是《乡殇》之殇的含义之~吧。 三、情与性:一个既传统又新潮的话题 一般来说,中国农村在情与性方面是比较保守的,性与婚姻是捆绑的,婚姻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思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有后,必须以婚姻的形式建立家庭,婚姻之外的子女是无名分的,是被人瞧不起的;有了 家庭,才有性,家庭之外的性,是见不得人的,是不道德的。性是家庭的附属,家庭是为了“有后”。性、家庭乃至整个生活,都是为了“有后”、为了接续香烟、为了传宗接代。作为女人,再漂亮、再贤惠、再有才能、再有钱,不管什么原因,一旦“无后”,在家庭中,甚至在社会中就没有了地位,就会被人瞧不起。苗家的二儿媳妇李琦就处于这种尴尬的境地。“30岁左右,长相靓丽”, “太漂亮了”的李琦,嫁到后村苗家有十年了,苗家既有哥哥在村里当支书、又有弟弟在派出所上班,可以说,有门有户有地位。李琦的娘家也是“大户”人家的后代,李琦母亲不断地向李琦灌输家族的辉煌历史:“你奶奶嫁过来的时候,光家具排了三里长,那是个大户啊,她怀你爹六个月,你爷就死了,你奶奶操着一个墓生的儿子熬成咱一家,你奶奶守了一辈子的寡,到死没有让人说半个不字”。从李琦的娘家成长背景,到婆家的生活环境,都不是导致李琦红杏出墙的直接原因。促使李琦红杏出墙、主动诱惑年轻后生的直接原因是她的“无后”,尽管这无后的原因并不在她。李琦的丈夫苗新奇“一小点点就上车了,风里雨里给老苗家挣钱,现在落下病了”,“光药吃了一大车”也不见效果,嫁到苗家10年的李琦,一直没有怀孕,一般人看不起也就罢了,连自己本家的亲嫂嫂、亲兄弟媳妇也“没少说风凉话”,身强体壮、能生能养的李琦当然不愿意抱养老大、老三家的孩子, “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我能生为什么不生?”“我想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为了有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李琦选择了高考复习落榜、有文化、有知识、有武功、英俊潇洒,在后村又是孤门独姓,年仅22岁的郑爽。当初李琦接近甚至诱惑郑爽,“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可是与郑爽有了几次要死要活的高潮迭起的接触后,“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身体的内在欲望一旦被点燃起来,就再也难以平息。甚至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李琦也坦然说:“我也不知道这阵子是怎么了。” 作品的厚重之处还在于,捉奸之后几个当事人的心态,反映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古风不再。在传统的中原农村,一旦被人捉奸,就是丢八辈子人的事,特别是女方,更是无地自容、被所有的人瞧不起。“知道奶奶庙吗?那是青龙镇的老祖先,年纪轻轻的丈夫死了,守寡一辈子,后人感动给她立了庙。立庙干啥?警示后人。通奸更厉害,男女光身子往奶奶庙一绑,放恶狗咬。”时间的河流已经把人的头脑冲刷得今非昔比了,李琦不仅主动接近、诱惑郑爽,而且敢作敢当,郑爽转述说:“她(李琦)说她啥都不在乎,让人知道了,大不了离婚。”被人捉奸后,狼狈地穿着郑爽的衣服跑回娘家,面对母亲的唠叨、说教,李琦不仅不以为错,而且振振有词:“我也就是想要个孩子”,“实话实说,因为没孩子,大嫂和老三家没少说风凉话,新奇也不是不知道。”“我能生为什么不生?”当丈夫苗新奇来接李琦时,李琦不仅不羞不愧,甚至是理直气壮。苗新奇到李家,先是“倚着门蹲下来,低着头没言语”,反而是李琦理直气壮地说了第一句话:“我只是想生个孩子,我不想听老大、老三家里的风凉话。”此话一出,“苗新奇双手捂住脸,一下跪在地上,接着低沉的哭声呜呜地响起:‘李琦,我知道我对不住你……我就怕你瞧不起我,咱们家是脸朝外的人,你这样一弄让苗家怎样做人呐。’”李琦的第二句话就有点咄咄逼人了:“不行,咱们就离婚吧!”在这里,好像与人通奸、犯错误的不是李琦而是苗新奇。当苗新奇想把矛头转向郑爽时,李琦非常义气、豪爽地说:“怪不得人家,是我主动找的他。”被捉奸、衣服被别人抱走、穿着通奸男人的衣服跑回娘家,在面对自己的丈夫时,竟然如此不羞不愧甚至理直气壮、大包大揽,怪不得别人,责任在我。这不仅仅是性格问题,也不仅仅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问题。结合故事背景,一个乡村浴场,就有许多单间,男女厮混,甚至是“一男两女全都一丝不挂”;一个派出所的临时工就能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要哪个小姐,就要送哪个小姐;什么时间要,就什么时间送;让送到什么地方就送到什么地方。这种婚姻、情、性等方面所揭示的意蕴,应该说是《乡殇》之殇的另一含义吧。 文化解读论文:美国人的行为趋向:《当幸福来敲门》的文化解读 [摘要]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反映的是没有任何显赫家庭背景、而立之年的黑人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成功奋斗。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浓缩了美国人的生活历程和性格特征,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本文以文化的视角,从生活节奏、对待挫折和追求幸福三个方面来阐述这种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渗透,探索影片主人公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当幸福来敲门》;美国文化模式;行为趋向 一、引言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The Puzmit of Happyness)拍摄于2006年,获当年北美圣诞档的票房冠军,为金球奖、奥斯卡双料提名。该片是编剧史蒂夫・康纳德根据美国百万富翁克里斯・加德纳的同名个人传记故事改编而成。它反映的是美国梦下的另一个阿甘,小人物克里斯・加德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奋斗,演绎了普通美国人凭借智慧和努力追求幸福和成功的故事。 本片主人公克里斯・加德纳是一名普通的医疗器械推销员,怀揣成功的梦想,争取到在一家声名显赫的股票投资公司实习的机会,历经种种挫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迎来幸福时刻。该片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它反映了美国人在独特的文化模式(cultural pattern)下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activity orientation)。 文化模式是指各民族或国家独特的文化体系,是由约定俗成的信仰、价值观、准则等构成的。文化模式不是可以直接触摸到的东西,它渗透在各民族或国家的方方面面,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心底。罗思・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中认为,基督传统、共和主义和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三大要素(Ruth Benedict:1934)。其核心是基督教思想影响下的人人平等自由和个人奋斗的价值观。 Edeard Stewart“文化模式理论”中“行为趋向”的大多数南美人和印第安人采取随遇而安、适应变化(becoming)的行为趋向,通过改变自己而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中国的道家以“无为而治”、“无为即大为”(being)为安身处世的理念,而欧美人行为趋向以“行动”(doing)为主(尹丕安,2007:48)。本文将通过电影《当幸福来敲门》来阐述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体现。 二、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 影片导演盖布瑞-穆契诺(Gabriele Muccino)是意大利人。他擅长以电影语言描述错综复杂的情节。他在此前从未执导过英语电影,但因为是非美国人,他不像美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地看待美国梦,而是以其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独特的影视艺术的形式,通过克里斯追求幸福的真实旅程,向观众展示美国主流价值观。 本片中多次提到上帝和杰弗逊的《独立宣言》。盖布瑞向观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尽管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美国人的行为趋向深受基督教义的影响。确实,上帝是美国人的精神寄托,也是美国立国的精神支柱。历史上美国的国家建立,跟基督教有着很深的关系。当初那些从欧洲来到“新大陆”的人,有很多都是为了躲避母国施行的宗教迫害而来,其中的先驱者多为“清教徒”(Puritans)。虽然后来也有其他教派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陆续移民而来,但是清教徒思想深入人心。在签署《独立宣言》美国的“国父”中,有不少是(新教)基督徒甚至牧师。虽然杰弗逊是一位自然神论者,但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提到上帝的次数不少于四次。 片中克里斯5岁的儿子讲落水者祈求上帝拯救的小故事:一艘船过去了,落水者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第二艘船又过去,他仍然拒绝被救,说:“上帝会来救我的。”后来落水者淹死后来到天堂,问万能的主:“为什么不来救我?”上帝回答道:“我已经派两条船去救你了。”导演巧妙地通过孩子不经意的笑话告诉观众美国人信奉的基督教义:God helm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也)。 导演还安排了一场落魄的克里斯怀抱儿子在教会收容所听牧师布道,听教徒唱圣歌的情景。教徒们唱出了克里斯的心声:“重担虽负于肩,痛苦难以忍受,但我不会也不曾放弃,只因你曾经的承诺:赐予我翻越攀登之力,指引我前进的方向。”在美国人看来努力工作,追求幸福是上帝赋予的“天职”。 三、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生活节奏上 同其他行为趋向相比,在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的文化模式中,人们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美国人认为,时间是一个朝某一方向不断流动的东西。”(王恩铭,1997:204)Hall把不同文化对时间的使用分为两种范畴,一种是一元制时间(Mono―chronic time)简称M-time,一种是多元制时间(po―y―chronictime)简称P-time。一元制把时间看成是可以分隔,但不可重复,有始有终的一条线,也称线式时间观;而多元制则把时间看成是分散的,采用多元制的文化,一般可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几件事情,也称圆式时间观念(王莉,2002)。作为一元制的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时间无异于一条既固执又珍贵的直线,时间如金钱一样可触摸。 在本片中,克里斯时间观念强,精于安排工作、学习、娱乐和社交的时间,力争在有限的时间里取得最理想的效果。他似乎永远在狂奔之中:每天早早上班,奔跑着去幼儿园接儿子,奔跑着赶公交车……为了从20个实习生中脱颖而出,成为证券公司的股票经纪人,他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努力地争取时间去联系潜在的客户。他不停地打电话,整天坚持不喝水――这样就可省下上厕所的时间,他拼命地挤出每一分钟去与他人竞争。他利用业余时间为了生计而推销测骨仪,晚上通宵达旦地看书。他在忙碌生活中的唯一目标就是圆满完成任务。 四、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面对挫折时 面对挫折,各民族有不同的行为趋向。在“无为”的行为趋向中,人们带有宿命色彩,把一切视为上天注定的不可避免的事情。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本民族自己的特点,但是他们共有的独立精神早在《独立宣言》中就表现了出来,即主张人类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都是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十九世纪美国西部移民一往无前的冒险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开拓精神,在各民族二百多年的融合,已经融入了大多数美国人的血液之中。至于进取精神和移民也是分不开的。他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有坚定的自信心。他们在各种事业上都喜欢标新立异,既不怕别人的非议,也不担心个人的失败,失败了再重新起来。他们既不恋旧,也不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抓紧现实(孙延|,2002)。 开拓进取、永不放弃的坚韧精神同样体现在克里斯身上。片中克里斯面对种种困难永不气馁。不肯轻言放弃的进取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位观众。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男主角威尔・史密斯黝黑的皮肤,凝重的表情,匆忙的脚步,将一个奔波、失意,但时刻不忘奋斗目标的美国平民英雄的形象演绎得惟妙惟肖。 克里斯从不放弃对梦想的追求。正如他在球场上对儿子说:“如果你有梦想,那么请保护好它。”尽管他的人生历程坎坷:提着四十多磅重的医疗仪器四处奔走推销,交不上房租,被房东赶出,只能带着儿子去地铁厕所和收容所,甚至被迫卖血,即使在这时候,克里斯仍一如既往地自信和勤奋。在被车撞丢一只鞋子后,立刻爬起来跑回去工作。只是在一个深夜,当无家可归,和5岁的儿子被迫在地铁厕所里过夜时,我们才看到坚强的克里斯坐在地上一个人无声地啜泣。 观众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特写镜头:在克里斯匆匆赶赴一个重要约会时,一个黑人埋头专注地在街头击鼓。这使人联想到克里斯总是一路狂奔的脚步声。这个镜头蕴含着主人公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永不放弃的精神。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克里斯总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因为他相信:有了梦想就要好好守护,全部生活的碎片就是为了等待幸福来敲门的那一刻。他坚信:有志者事竟成! 五、美国人的行为趋向体现在理想追求上 本片片名取自于《独立宣言》中的一句话:“人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刘祚昌,1996:128)。观众刚看到片名《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时也许会纳闷:一个拼写错误?但看到最后一定悟出了编剧的真实用意。所谓拼错的片名实际上是有意为之。就像影片开头克里斯看到幼儿园墙上涂鸦时说的那样:“There iS no Y in‘happiness’,It's an I.”(在“happiness”这个单词里,没有“Y”,应该是“I”。)片名巧妙地向观众传达了这样的思想:美国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不会抱怨“为什么(why)”,而是依靠自己(I)去奋斗!这里的“I”是指“自己、个人、自我”,意思是只有依靠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幸福。“个人主义构成了美国文化模式的基本特性和主要内容”(朱世达,2001:13)。“美国个人主义观念中的重要一点就是独立精神” (王恩铭,1997:204)。毋庸置疑,美国文化鼓励每个人自己作决定,形成自己的观点,解决自己的问题,以及拥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美国人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观念中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物质主义’是针对美国人的金钱观和处世态度而言的。可能没有其他国家的人比美国人更重视对金钱的追求了。”(陈俊森,2000:55)美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多从物质的角度加以评价。虽然物质的追求并不是绝对化的,但从社会整体来看,物质的多少还是衡量每个人的创造力和成就的标准,因为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文化模式中,对一个人的行为评价注重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在克里斯如下的言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克里斯在追求幸福和成功的过程中依靠自己,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一步步“推销自我”,最终成功实现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梦想。当克里斯茫然地提着要推销的仪器看到从经纪公司门口走出的人们满脸幸福的样子时,他毫不犹豫地向一名开着豪华跑车,穿着光鲜的职员讨教致富经验。“做股票经纪人,只要能精通数字和做人处世就行。”职员的这番话点燃了仅高中毕业的克里斯心中的理想火花。 为了争取到实习机会,他亲自上门递交申请书,争取到跟经纪公司经理特维斯图搭车的机会,利用推销员的口才适时推销自己的长处,并通过成功玩转魔方展示他的数学天赋,赢得主管的好感,从而得到了他追求幸福的关键机会――实习生面试。这是他自我推销的第一步。而他自我推销的第二步就是那场精彩的面试。当克里斯穿着刷墙的衣服匆匆赶去参加决定命运的面试时,面对考官们惊讶的表情,他主动坦白“因为没能付清停车罚款而被拘留了。是从警察局一路跑来,拘留前正在家里刷墙”。当主考官对他学历表示失望时,他诚恳地告诉对方自己“喜欢这一行,已经开始自学”。“我知道如何寻找答案,而且我一定会寻找到答案的。”正是他的坦率和坚持折服了主考官,使他终于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实习生。 克里斯主动登门向大客户瑞本因失约而道歉,赢得了瑞本的好感,从而融入了对方的社交圈,认识了许多潜在的客户,这也为他进一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同更高一层群体的联系是通向上流社会的途径,向上攀爬或者在受限制的群体中再造出一个精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美国趋势。” (陈俊森,2000:60)在公司的培训中,克里斯总是增加在主管人员特维斯图、培训经理和上司面前的曝光,他不惜做跑腿工作,赢得了上司的好印象。功夫不负有心人,克里斯・加德纳凭借他锲而不舍、孜孜以求的一股子劲头,赢得了大客户的青睐,从此,幸福之门慢慢向他打开。 总之,电影《当幸福来敲门》可视为实现美国梦,体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完美范本。主人公克里斯实现梦想,即从一个乐观进取的推销员,最终成为百万富翁的心路历程,折射出美国文化模式中以“行动”为主的行为趋向。艺术来自特定的文化,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无论何种艺术都是该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解读这部影片,我们可以进一步透视美国独特的文化模式,了解美国的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