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当今世界呈现出文化多元的格局，各个文化区域在新的历史时期，更需要在对话碰撞中获得启发，因为在一个多级、多文明构成的世界秩序中，和平是否可能，完全取决于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可能相互理解、和睦相处[1]。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对当今局势的清醒认识，积极面对文化多元主义，焕发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文化上的自信，彼此承认对方所拥有的文化优势，加强交流与对话，正是体现了各自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 一、历史梳理：跨文化对话的不同视角 中西文化作为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所依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风格和特点。“西方”的概念随着历史的演变而转移，大致在明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文化内涵加重并且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3]。中西文化对话是通过中西文化相互的对看、学习与参照，为真正诉诸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互促互融，分别从“西方视角”“中国视角”梳理中西文化对话的历史脉络，关注中西两种视域不同的文化通过这种沟通交流，达到某种程度上相互迁就融合的对话。 （一）跨文化对话的“西方视角” 西方国家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可追溯到13世纪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揭开了西方对中国文化想象的序幕。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原本局限于地理空间而封闭的不同地域和民族，开始了普遍的贸易交往和广泛的文化交流，“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4]。西方国家开始向中国学习先进的农耕和纺织技术。16世纪，中国向西有澳门越过大西洋通达里斯本的航线，有关中国文化的记录多是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探险家的游记见闻。地理大发现以后，中国文化在西方，尤其是欧洲影响最大，引起集体对中国的白日梦想象，印刷术刺激文化传播更为广泛，中国文化方面的相关文本在西方被广泛地翻译，掀起了东方热。近代，社会和政治转型构成了新的语境，中西方文化与学术交流日益紧密。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的经典和儒家学说研究，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和教育思想，成为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理想主义的基本来源，中国的仁君统治和大一统的思想，尤其是康熙年间繁荣的社会景象，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追求的社会楷模，然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当时欧洲的关注与争论所过滤和歪曲，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欧洲制造”，借用中国来解决自身问题，吸收中国文化，为本国服务。欧洲人对中国的描述，触发欧洲启蒙的自觉意识，引发了那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变化。 （二）跨文化对话的“中国视角”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西传，中亚、伊朗的彩陶与仰韶彩陶的交流；两汉时期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蚕和丝织技术传入波斯、拜占庭，埃及的玻璃与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以及塔里木盆地的米兰壁画有典型的罗马式绘画的痕迹，西域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唐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炼丹术、陶瓷传入阿拉伯和西欧；宋元时期，四大发明先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入欧洲，元代著作中的“西域”，范围极广，大致东起唐古特、畏兀儿，西至欧洲、非洲，都可称为“西域”[5]。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日益繁盛，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将中国文化输入欧洲。近代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引起学界对西方文化的讨论和反思。直至今日，中西文化对话又被赋予新时代的内涵。明清时期，中国限定在自己的文化语境中，并不是出于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直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经历了对自我文化的重新评估和文化革命，辛亥革命的失败使得一批有识之士从立国转向立言，意识到文化启蒙的重要性，出现了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等现象，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西方的各种思潮随之涌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被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开始掀起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西文化对话隐匿其下，贯穿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现代化道路之中，出现了新文化运动者在中国衰落之期倡导“全盘西化”，新儒学倡议者在民族复兴之期试图“去西方化”，以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进行单向的二元对比，造成文化上的二元对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话，唤起中华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创造性的自觉，中西文化比较走进中国学术视野。 二、源流脉络：文化自信的多维阐释 全球化带动了不同文化体系间的对话，多种文化价值观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形成冲击，中西文化作为不同的异质性文化形态，文化自信成为各自阐释的主体意识，中国的文化自信是“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6]，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自我认可，通过自我重构为“历史性的民族国家”,在跨文化对话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7]，借助历史“时间”的线性推进力，打破地域时空局限，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文化交流与对话成常态趋势。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跨文化对话中实现对自己的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 （一）承接传统：“不忘本来”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是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话中自信的源泉。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积淀的文化底蕴，从历史厚度上给予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坚守自己的传统文化本位，增强文化自信，立足自身文化是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提，对自我文化正确的认知，汲取传统文化营养，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坚实依靠。新时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较大进展的同时，深入挖掘自身文化价值，结合发展需要，从顶层上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2014年，孔子诞辰2565周年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7年以后，出台一系列文件，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和讲话是习近平从顶层设计的战略高度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地指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性。大学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继者，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应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学习古代先贤的智慧，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班人。 （二）对话西方：“吸收外来” 中国对话西方文化的前提是保存自我，而自我保存又是以自身文化自信为前提，自身的文化可以与他者对话，尤其是近代史上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文化，通过他者来体验和观照自身文化。中国近代一直向西方学习，坚信“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原则，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新鲜血液，中国文化不断地融合新的因素，激发本民族文化的活力，为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和有效对话打下坚实基础，进而寻求自救自强的历程。五四时期，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就中西文化差异的性质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展开论战。东方文化派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民族性的即空间性的，主张中体西用、新旧杂糅；新文化派则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时代性的即时间性的，主张弃旧图新、全盘西化。中国学者学习西方经典著作，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西方国家了解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思想传统做努力，高层次的交流互鉴为更深入地适应多元文化的时代要求，广泛地打开中西方的视野，使双方成为彼此的参照。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都是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中国以足够的自信接纳接受西方文化，并与之有效对话，让其融入自身文化，逐渐实现了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在丰富自身的同时，也让中国文化重现辉煌。当代大学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传播者和践行者，具有较强的接收能力，积极吸收国外知识，融会贯通中外优秀文化，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应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和传承五四精神，肩负起振兴中国文化的担当和使命。 （三）迎接挑战：“面向未来” 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中国特色的标签，承载着文化变革与文化承续，是中华民族文化在中西对话中的更新变革，立足本民族文化，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创新，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对话融合，形成时间上的文化整体发展，更是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中国文化包含大量不同知识视域的相互交接，对接传统文化，对话西方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融合，并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应该是人类的文化经验延展和超越自己的界限，发展的眼光，文化自信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学习他者文化，更是以发展的眼光迎向文化的未来发展，形成不断增长的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新时代，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时代命题相结合，在文化自信的命题下，提出推动中西不同文化交流的对话范式，促进中西文化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文化自信不仅要立足自身传统文化，还要正确对待文化之间存在民族性差异，以一种自我文化建构的态度，融入某种确定的当代世纪文化和知识的发展中。正是由于中西跨文化对话的时代需要，促进当代文化之间的发展，中西跨文化对话的理念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文化自信隐含文化自觉意识，描绘出一幅和谐的跨文化对话的历史图景。新时代的大学生无论是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还是担当时代的神圣使命，都要珍惜韶华，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开放的视野接受外来文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文化，肩负起历史赋予的文化担当，不负青春，更好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浪潮中奉献新时代的青春力量。 三、结论 “全球化”促使国家之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也随之愈来愈频繁。文化自信是将中国置于世界各国交流对话的情境中，而不是独立于各民族、各个国家单一文化。世界文化正在快速地发展，文化中心地带也在转变，正在向多元化转向，中国努力地跟上发展的变化，更为主动积极地去认识变动中的多元世界。现在要建设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到文化自信，有必要开展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对话更深入地了解各自文化。从全球范围内历史互动的角度关注过去，认识现在，重塑未来[8]。当代大学生要在全球化多元文化共生的环境中，思考文化自信的问题，不能脱离多元文化的情境，通过中外文化对话，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赵莲花 单位: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 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 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的多元音乐价值分析 世界多元音乐潮流的兴起是20世纪多元文化理论背景下艺术领域世界各民族音乐的多样化发展的实证。从广义上讲,它是在批判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前提下,对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文化的包容。但在实际创作、音乐欣赏中主要是指除欧洲古典艺术音乐和本民族的传统音乐以外的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文化。本文意欲从宏观角度讨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理论缘起,对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做一般性的历史观照。故取其广义的前者——既包括世人共识的欧洲古典艺术音乐、鲜为人知但逐步为人所知的我族外世界各民族音乐,同时也包括我族中汉族及各少数民族音乐——作为讨论的范围。 一、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的形成 20世纪是多元文化贯穿发展的一百年,也是多元文化理论经过漫长的萌芽期之后,逶迤形成、巍然建立、迅猛发展的一百年。其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造成的劳动力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迁徙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架构的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后殖民主义时期世界各国在民族团结的前提下致力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兴,促进了各国国内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1988年春,斯坦福大学校园的一场课程改革成为了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文化革命”的开端,这场改革迅速波及整个教育界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也引发不同的影响,学术界对此现象进行探讨和争论。到九十年代,由于争论的激烈程度,有人甚至把多元文化主义及相关的争论称为“多元文化战争”。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领域,从1992年《美国研究》第3期沈宗美的《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开始到200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多元文化研究”,国内学术界也对多元文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有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成为了自1900年以后在中、美文化融合研究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世界音乐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的衍生 音乐作为文化内涵描述的载体之一,其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从理论上形成世界认同是上世纪末的事。多元文化发展理论架构的建立和多元文化思潮的形成对艺术领域冲击产生的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对世界范围内音乐文化多元性的认同。 1.欧洲音乐中心论覆灭和美国民族乐派兴起——多元文化理论的萌芽和形成 15世纪欧洲大陆的北欧和西欧的经济迅速崛起;新航线的开辟为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推行自身价值理念和欧系文化观念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以“欧洲为中心”核心价值观确立并得以蔓延。殖民主义者在倾销欧洲文化价值标准的同时也不断攫取他族文化的精义为己用,这也是当代史学家所论及的该时期欧洲文化呈现多元性的重要原因,音乐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之发展。至19世纪下半叶,民族音乐的发展也进入了比较音乐学的新阶段。1885年,英国音乐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兼语言学家艾利斯发表了《论诸民族的音阶》,该文在音乐领域第一次冲击了欧洲音乐中心论,他用物理的方法将研究对象(诸民族)的音阶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世界各民族的音阶、调式无先进和落后之别,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在民族的文化背景”的论断。 20世纪50年代,以斯通普夫为代表的德国柏林学派,以巴托克为代表的匈牙利民族乐派,相继对“我族音乐”和“他族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FieldWork和DeskWork深入乡间,对民间流传的音乐材料进行了田野收集和案头整理,促进了世界各民族音乐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以弗克斯为代表的崭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派动摇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根基。其中鲍亚斯提出“世界上各民族没有优劣之分,一律平等”,其主张的文化相对论彻底动摇了欧洲音乐中心论的观念架构,促使世界音乐呈现多极化发展的外部形态。为多元音乐文化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必要的准备。19世纪中下半叶的后殖民状态和20世纪的经济全球化在西方社会也引起了阶段性的大变动,这就是以后现代性为标志的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性大大促进了各种“中心论”的解体。世界各个角落都成了联成整体的地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过去统率一切的“普遍规律”和宰制各个地区的“大叙述”面临挑战。欧洲音乐中心论及其架构也随着后现代的反叛而崩塌,而多元音乐文化的理论架构经过五百多年的萌芽在与欧洲中心论的抗争中得以确立。 2.世界多元音乐的发展及特点 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当今社会若按种群关系划分,其基本单位不外乎民族,由于各民族生成过程和所形成的文化背景的相异导致了其在文化之一支——民族音乐的多样呈现。早在1580年法国作家蒙田在《食人的蛮族部落》一书中介绍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土着民族的民歌;1650年德国博物学家基歇尔通过《世界音乐》一书向欧洲人展示了美洲土着的舞蹈和音乐形式。虽然书中充满了殖民主义时期欧洲强势文化姿态,但也算是关于世界音乐最早的记录了。历经比较音乐学思潮的洗礼进入民族音乐学发展阶段后,世界音乐借助日趋完善的多元文化理论和日益强大的大众媒介的强势传播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并逐步凝聚成焦点。1960年美国威斯礼安大学首开了世界音乐课程;1980年世界音乐样品出现在国际音乐展销会上引起了学者的关注;1990年《BachToAfrica》将古典音乐与非洲民族音乐进行了融合性尝试,取得了成功;2000年后,相继由日本和中国等国的多位作曲家在世界音乐领域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如喜多郎和马友友合作的《NewSilkRoad》、谭盾的《Map》等。这些有益的探索不仅突现了世界音乐外延的多元发展的特性,而且也将世界音乐观念的多样性、功能的多样性、音乐组织结构的多样性、音乐文化环境的多样性、民族乐器的多样性等特点也逐一呈现。 3.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潮流形成 多元文化主义的不同派别在不同社会、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论争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理论架构逐步形成,多元文化理论在艺术领域的渗入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潮流的形成扫除了藩篱。世界音乐领域的多元理论也逐步建立起来。从世界音乐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多元文化理论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悄然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石,正是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佐证了世界音乐多样性的客观事实。三、中国汉族音乐中心论的完结——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发展的个案我们可以把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作为讨论议题的个案之一进行研究。纵观中国音乐发展的历史,由于历代帝王中汉人居多,且胡人为帝亦离不开启用汉人为官来管理庞大的汉族种群,所以官修音乐历史实际上多为汉族音乐发展的历史,所载少数民族的音乐少且不详。导致近现代以修习前人古籍实现传承文化之目的的学者极易萌生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这是历史上产生音乐文化一元论的始作俑。音乐文化一元论一方面刺激了汉族音乐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为若隐若现的多元化积蓄力量。元、明、清三朝由于各民族进一步融合使音乐文化的多元化成为客观存在的事实。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为音乐文化多元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彻底完结了大汉族中心论,艺术领域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早在1938年,刘咸之就完成了《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一文;1942年,黄友棣写就了《连阳瑶人的音乐》,这两篇早期文献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萌芽,1980年,“南京会议”确立了民族音乐学学科地位,使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实现了从创建向拓展的转型。1984年在贵阳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音乐学术研讨会”,后以两年或三年为周期分别在北京、黑龙江、云南、内蒙古、辽宁、广西、贵州、新疆等地如期举行。每次研讨会均有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音乐文化发展已经走出了汉族中心论的阴霾,踏上了多元文化发展的康庄大道。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而且使中华文化踏上了伟大的复兴之旅。由56个民族共同谱就的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在国内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既有处于主流地位的中国民族音乐,也有俗乐性质的中国流行音乐,还有外来的欧美古典音乐。作为世界多元音乐文化大家族的一员——中国多元音乐文化也跨过开放之门实现了于国门之外的世界他族音乐的融合。 结语 不难预测,21世纪将是世界多元音乐繁荣发展的时期。但如何在文化全球化中保持自身民族音乐文化的独立性?如何规避多元文化观的两种威胁——“音乐文化孤岛主义”和“音乐文化消亡主义”?我们的音乐教育应该教会孩子树立什么样的音乐观?这都是需要我们严肃思考、谨慎作答的问题。 音乐学毕业论文:浅议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着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着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着,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着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着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着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 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 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高师音乐学专业音乐能力培养的浅析 音乐学专业的学生是社会基础音乐教育的传播者,作为一名中小学的音乐教师,应该具备优良的音乐技能和培养学生音乐兴趣的综合能力。多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音乐学专业学生音乐技能培养的第一线,总结并整理了一些关于音乐学专业学生的音乐技能和素质培养的经验,音乐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已经在社会各个中小学普及,也就是说作为培养音乐教育专业学生的我们,对社会基础音乐教育的传授和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师范学生在专业课方面的学习比较全面,钢琴、声乐、指挥、形体都是学生的必修课,在培养学生音乐技能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的组织能力、调节能力、创造能力、综合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全面发展,能更好的面对工作中遇到的困难。 一、歌唱能力 师范专业的学生,声乐是必修课,在大学的声乐学习中,学生的歌唱方法、歌唱的情感处理,不夸张的讲这些将会陪伴他们一生。歌唱是音乐教师的重要基本功之一,洪亮的声音,富于情感的表达,自然流畅的演唱,是一个优秀音乐教师的基本条件之一。认真、准确无误的演唱学生要学的歌曲,是音乐教师必须具备的,课堂上,让学生上台演唱,培养他们的参与、互动能力,学生情绪积极,使音乐课上得更加生动活跃。弘扬民族文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戏曲、民歌在音乐课堂上也是一个亮点,也是普及基础音乐教育的特色之一,所以在演唱上,要求老师要全面发展,耳熟能详的戏曲和民歌也要求老师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在音乐师范专业的教学中,我们把戏曲和民歌作为必修课是非常必要的,让师范类学生了解的更多,学习的更全面,才能让他们更好的面对未来的社会需求。 二、演奏能力 钢琴课也是师范专业学生的必修课,钢琴演奏是音乐教学的首选乐器,音乐教师应具备基本的弹奏能力。清晰准确的演奏能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作品的旋律、速度、节奏和情感。但是,有的学校没有这样的条件,有的有电子琴、电钢琴、手风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老师也必须能够根据歌曲的旋律和情感的需要,来合理正确的选择和编配伴奏,不断提高即兴伴奏的能力。大学期间也开设了手风琴的选修课,为各种工作条件提供技能的培训和支持,为能创造更好的音乐教学活动服务,以保障音乐教学和音乐课外活动的需要。 三、自弹自唱能力 自弹自唱是每个中小学老师应该具备的音乐技能,也是合格音乐教师必备的基本素质。我们开设了自弹自唱课程,每年都参加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的比赛。自弹自唱是结合钢琴、声乐、即兴伴奏,能弹不会唱,会唱不会弹,这都是在学生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强学生对自弹自唱的练习力度,自弹自唱能力是对中小学音乐教师最基本的要求,是从事音乐教学和音乐活动的基本能力,是实践教学中必不可少的。课堂中,教师自弹自唱师范歌曲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弹唱的好,会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在实际教学中,老师弹唱一句,学生学一句的效果非常好,学生会不自觉的按照老师的演唱标准来进行演唱,最终完成作品的学习。 四、合唱指挥能力 合唱作为一种艺术,标志着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音乐普及程度和发展水平,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指挥课也是师范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指挥在中小学的教学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处处都能用得到的,指挥能力是音乐教师必备的音乐技能。在中小学的教学中经常会遇到合唱,或者小乐队的合奏,这就需要老师有良好的指挥能力,来协调学生们的演唱和演奏。有的学校组织了合唱团和乐团,把学校唱得好和会乐器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这就更加需要老师的娴熟的指挥能力。随着学校的各种乐队和合唱队的日益增多,并越来越受到重视,对校园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不断提高指挥技能,也是音乐教师努力的方向之一。 五、综合能力 综合能力包括识谱、舞蹈、语言表达、编导、化妆等能力。识谱能力是对每一个学音乐的人最基本的要求,识谱就像识字一样,是组成音乐最基本的东西,在课堂的识谱中,要把握好识谱和音乐之间的关系,发挥乐谱的工具作用,避免机械似的传授和记忆,让学生在实践中提高识谱的能力。中小学中举办的晚会类的节目编排中,往往少不了舞蹈这一环节,在大学期间,我们开设了形体课,增加了民族舞环节,让学生能够更好的掌握和了解各民族舞蹈的精髓,排练舞蹈的队形、动作,与音乐的配合,都是对音乐教师的考验。语言表达能力不仅是针对音乐老师,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清晰的吐字,能让学生清楚的领会老师的意思,便于和学生更好的沟通。编导能力通常是晚会时候用到的较多,一场晚会的节奏是否恰当,节目编排是否合理,编导的作用显得就非常重要了,它决定了演出的流畅性、效果、观众的反响。中小学学校有它的局限性,所以老师的能力就显得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演出的时候,化妆也是不可缺少的。 总之,中小学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整体素质塑造和锻造的至关重要阶段,所以,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技能与整体素养的优劣,直接影响到中小学生对音乐的审美培养。普通学校的音乐教育越来越走向综合,更加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我们要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为学生提供生动有趣、丰富多彩的音乐享受,提高整体素质并使音乐艺术学习更加有趣。 音乐学毕业论文:概述新音乐课程下高校音乐学生培养 一、高校音乐教育学生专业素质的培养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必须注重发展自身的专业水平,高等学校音乐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优秀的中小学音乐教师。在教学中,以每一个学生为教育目标,不仅注重学生专业技能技巧的掌握还要注重对学生个性及其潜能的培养。前苏联着名音乐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音乐教育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是对人的教育。”所以说音乐教育是以学生积极参与并心情愉悦为出发点,以此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及审美意识的教育。音乐教育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它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说到底,高等学校音乐教育还是以普遍性为基础,面对全体大学生的基础教育。在音乐教育理念的积极倡导下,教师要时刻关注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使学生具备非智力要素的诸多要素,从而形成一种坚强的品质,这种品质又会使学生对学习产生自觉性,使他们懂得如何学习、如何生存,这将会在他们的人生中有着很大的积极作用及帮助。 二、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的教育实践素质的培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新音乐课程中提出了“注重实践”的理念,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是学生更好的掌握必要的知识,才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 1.改革高校理论教学模式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理论大多是采用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有些单调。课堂教学可以诸如一些弹奏或是播放乐曲,以此来增强课堂的活跃性,提高教学质量。 2.课堂模拟并进行教学实践目前高校音乐教育专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学生缺乏实践的锻炼,理论与实践不能相结合。这样学生难以感受到教师的角色,学到的理论知识也难以与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尽可能地为学生提供教学实践的机会,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以外的教学活动中。社会实践要有详细的工作计划,要有得力的指导者和组织者,要让全体学生参与,要有评比和总结,要将它作为一门重要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来规划和建设。音乐教育的实习时让学生担任独立教学,以此使学生认识到实习的重要性,以此从中得到锻炼。 三、结语 新一代高校音乐专业的学生只有将文化素质、思想品德、专业素质及教学实践等多方面技能培养起来,才能迎接新的挑战。二十一世纪的高等师范院校必须要有新的教育理念来指导学生,全面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能力,承担起未来音乐教育的责任,才能符合新的时代的发展要求。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 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 是音乐学， Ethnomusicology 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 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 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 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 ）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 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 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 “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 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 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 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 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 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 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 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 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毕业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历史回顾和思考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 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着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 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着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着《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 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 of 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 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着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着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 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 音乐学毕业论文:综合聆听提高学生音乐学习效率 音乐是诉诸听觉的艺术,听觉感知是欣赏音乐的必要途径,。美国着名现代音乐家艾伦·科普兰在《怎样欣赏音乐》一书中说:“如果你要更好地理解音乐,再也没有比倾听音乐更重要的了,什么也代替不了倾听音乐。”因此,听是参与音乐学习的关键。如何发挥好“听”在学生音乐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实现音乐教学的有效和高效,是每一位音乐教师都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教研实践和探索,在此提出一些做法与经验,供大家探讨。 一、精选材料,激发学生“乐听” 在音乐教学中,要使学生“乐”听,教师首先要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因此,教师就要从作品的选择上下工夫。选择作品必须富有情趣和艺术表现力的,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需要,并能为儿童的感受提供生动、感性形象的基础音乐。作品应该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是大多数学生都体会或体验过,并能形成生活经验,符合儿童音乐能力最近发展区的要求。要选择那些感性、生动、寓意含蓄、结构完整、形式优美风趣的音乐作品,使学生正确体验不同的情感。也只有真正选择那些耐听、好听、能听的作品,才能做到使学生乐“听”。 二、明确任务,引导学生“会听” 如欣赏《赛马》,听前教师出示几个准备好的几个问题:这是由什么乐器演奏的曲子?曲子的速度如何?音乐大概有几部分?你听后有什么感受?让学生带着问题有目的地聆听,很快,学生就能够感受到紧张、热烈的气氛,内蒙古草原上骑手们勇敢、豪放的性格,赛马场的欢腾场面。这些情感体验是通过音乐的力度、速度、节奏、旋律等音乐表现元素的变化来表现的。 三、对比学习,注重“比听” 如在赏析维拉·罗伯斯《凯皮拉的小火车》时,很多学生容易被乐曲逼真的音响模仿、火车动态的车站场景(如汽笛声、车轮转动声等)和车轮快节奏的背景下奏出的悠扬的旋律所吸引,而对作品中体现巴赫风格的体裁“托卡塔”就不甚了解。这时,老师就可以选取一些巴赫风格的作品作为补充,如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让学生进行对比聆听,学生就会对作曲家运用“托卡塔”这种具有浓烈巴赫风格的体裁与具有巴西音乐特点要素的创作技巧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艺术创造手法有一个明晰的认识。 四、视觉感官,“视听”结合 眼睛是人类获取外部信息的重要器官之一,一个美好的视觉环境对音乐教学也是重要的。创设富有新意、诱人遐想、能产生美妙情景的视觉环境对听赏音乐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歌谱、挂图、幻灯、录像、多媒体等的运用都应遵循努力创设一个审美气氛与情境的原则,让学生在聆听的同时观看相应的图像、实景,观察生活中的事物,用视听结合的方法更能加深对音乐的感知和理解。 如欣赏《鸭子拌嘴》时,就可选择视频文件,让学生认识云锣、鼓、小钹、木鱼、大锣等乐器,同时观看不同乐器用不同的演奏方法表演,就构成了一群鸭子拍翅、蹒跚而行、追逐嬉戏、拌嘴时互不相让的热闹场景。 五、情景结合,音景“配听” 为了适应中小学生赏析音乐的能力,一般中小学音乐教材配套资料中选取的欣赏材料大多具有故事性、情景性的特点,为学生赏析音乐提供了方便。但另一方面,很多学生在赏析音乐作品时,容易过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情节上,而把音乐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背景或者道具了,把上音乐课弄成了听故事会、看故事片,偏离了我们的音乐教学要以音乐为本的理念。这就需要音乐老师能准确调控,把学生吸引到听音乐中来。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聆听音乐,然后把音乐片段同故事情节进行配搭连线,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六、表演实践,“听演”结合 如欣赏《孤独的牧羊人》时,老师在学生充分感受、理解音乐后,让他们分小组表演牧羊人、羊儿,同时邀请其他同学用口风琴、竖笛、口琴或其它乐器伴奏,然后在班上展示,评出优秀小组。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兴趣十分浓,表演十分投入,教学效果很好。 七、联想想象,“听想”结合 如欣赏《鳟鱼》,先不告诉学生曲目,让学生随着音乐进入凝思,然后在丰富的内心体验基础上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结果有的想象为山泉欢快地流淌,有的想象为秀丽的山川,还有的想象为海洋里鱼儿在欢快地游动……在学生叙述完后教师再告诉学生聆听的曲目,并适当地介绍作品内容,待学生再次聆听时,对作品的旋律有了更深的感受和体验,展开了更深、更细的想象,使学生的想象更趋完美,让学生随着想象的翅膀飞翔,塑造出更完美的音乐形象,还使学生获得了美的享受。 八、议说评论,“听议”结合 议说评论也是引导学生感受、鉴赏、体验音乐的具体活动,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让学生把对作品的认识融注于作品的音响感知、情感体验和联想想象之中,既发挥了其感性认识,又使得这些心理要素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达到了更深更高级的阶段。在欣赏过程中,老师要注重学生议论、评说的参与,及时引导学生说出听后的感受,加以讨论、评议。 在中小学音乐教学中,音乐教师要运用多种方法引导学生聆听音乐,重视聆听方法,做到激趣、善导,引导学生从多方面参与到音乐听赏中,让学生充分表现自己,真正地会“听”音乐、“懂”音乐、“享受”音乐,使每一个学生都成为真正的音乐学习的主人。 音乐学毕业论文:怎么培养低年级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小学低年级的音乐教学是整个音乐教育的基础,在日常教学中,要求教师不仅要针对低年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因材施教,还要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提高个人音乐素养,让更多更新颖的教学方法走进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对音乐课产生浓厚的兴趣,才能提高音乐教学的效率。本人针对小学低年级音乐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展开了一些有益的尝试,现归纳总结如下。 1 创造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1.1 建立必要的课堂常规 在音乐课上教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一段琴声都要让学生明白是什么意思,应力求音乐课有别于其他学科,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课堂常规,从而吸引学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节课的开始采用让学生听音乐进课堂的形式,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动作协调能力,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感受音乐情绪的能力。师生问好采用唱师生问好歌的形式。音乐课中常有律动教学,律动时站立和坐下都可以用固定的音乐与之相配合(站立:13 55 |1-| 坐下:15 33 |1-|)。学生回答问题正确时,学生用唱歌方式表扬(12 3| 12 3|你真棒)。这些都会让学生感受到音乐课的独特魅力,成为学生对音乐课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1.2 启发学生表现美,激发唱歌兴趣 唱歌的最大目的是给人美的享受。我们不能满足于教学生唱会一首歌。更重要的是要启发准确的表达好歌曲的感情和艺术形象。进入歌曲的意境,用自己的真情去演唱和体会。只有这样,学生才能进入表现音乐的最佳状态,唱出的歌声真挚动听、具有感染力、生命力。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使学生充分理解歌曲的内容。低年级学生理解能力差,如果教师仅用抽象的语言理解歌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教师要把音乐同学生的生活、玩耍融为一体,结合他们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和词语,作形象的比喻和讲解,把歌曲中的艺术内涵挖掘出来,激发起学生深厚学习兴趣。引导他们将整个身心投入唱歌中去,正确的、创造性的表达出歌曲的感情和艺术美。 1.3 自制乐器练伴奏,提高学习兴趣 学生打击乐器的演奏,不但可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和识谱能力,还能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为了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我发动学生让家长帮助自制打击乐器。如:用易拉罐或小瓶子装入沙子做沙球,用铁丝将酒瓶盖儿串在一起当串铃,用胭脂盒对击做小鼓等,学生们用自制的乐器边唱边奏得意极了。即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 创造“自由”的音乐课堂,激发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对于小学生,这种精神的自由很大程度受身心自由的影响。一言一行都受牵制,又何来艺术体验时的愉悦?所以我的做法是“悠着点”。欣赏音乐时学生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手舞足蹈甚至离开座位,且慢呵斥他的随意,不妨以赞许的眼神欣赏他的表演,待他心满意足时自会归座。遇上喜欢唱的歌,总有学生激动的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尽管喊唱有损声带且不好听,但一味强调“轻点再轻点”只会另学生情绪受到抑制,演唱变得无精打采了,我除了在唱前提醒学生用自然的声音演唱外,演唱中决不做“扫兴”的事,唱后的评价也总先肯定学生的唱歌热情,然后再引导学生比较唱得特别响(喊唱)与自然的响亮那种更好听?学生不难发现,唱得太响感觉刺耳,是不可取得。在教学中发现,一年级新生对歌声好听的评价标准首先是响亮,所谓“理直气壮”,所以对掌握正确的演唱方法老师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引导与等待,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改变与适应。给予学生更多的自由,学生才会把音乐课看作无拘无束、放飞自我的地方,才会由衷地喜欢音乐课,学生的兴趣也就油然而生了。 3 通过律动丰富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由于低年级儿童知识经验不足,思维、语言各方面都处于幼稚的状态,他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兴趣和认识常有直观性、表面性、具体性,他们活泼好动、喜欢模仿并善于模仿,他们往往不满足于仅用歌声来表达情感,也不满足于安静地听音乐,更喜欢用动作加以补充,边唱边动作边欣赏,这符合儿童表达情感的特点。对活泼好动,感情外露的儿童来说,感受音乐和表现音乐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当音乐刺激儿童听觉,并且在他们心灵产生共鸣时,儿童便会动起来,这样的律动是他们内心感受音乐的深化和升华。在课上,学生以身体作为一种“乐器”,随着音乐自由的运动。学生通过走、跳、跑,自行创造表现与他们所听到的音乐相应的动作。每个人对自己所听到的音乐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出相应的动作,这就最大限能地发展了学生的创造性和想象力。学生根据自己听到的音乐做上面的动作,每个人都有超过别人的意识,这就充分调动了大家感受音乐的能动性,勇于大胆地表现音乐,从而激发其浓厚的学习兴趣 总之,兴趣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动力源泉,只有充分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有效地培养他们学习音乐的兴趣,才能使他们更好地掌握音乐知识,获得更好地学习效果,从而使他们真心地喜欢上音乐课。 音乐学毕业论文:分析在音乐学习中获得审美体验的方法 审美体验是音乐课程价值的主要体现。音乐课程把审美体验价值提到第一位,这就要求教师在实施音乐教育活动中,要充分重视音乐的审美体验这个核心,将它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要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美好情操和健全人格。那么,教师应如何让学生在审美体验中学习音乐,使音乐学习有机地渗透审美体验呢? 一、教学活动重在审美体验 在音乐教学活动中,教师所应重视的不仅仅是音乐知识与技能,还应包括感受音乐、表现音乐和创造音乐。音乐教育的主要特点就是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培养人的审美情感为主要目标,而不是以技能知识获取多少为目的。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地把“双基”训练作为课堂教学的主导或终极目标,忽视学生的审美情感体验,音乐的美怎么会体现在课堂上?学生怎么会受到艺术的感染?这样的课堂又怎么能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又怎么会通过审美情感的激发而去学会创造音乐呢?例如:在欣赏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教师应首先向学生介绍作品的故事内容,让学生感受到故事的情节美,之后带着这种美来欣赏感受整首作品,感受其旋律美,在美的熏陶下,学生会产生掌握知识的欲望,使学生从“苦学”过渡到“乐学”的状态。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充分重视学生的情感体验过程,把发现美、体验美、创造美的权力和方法交给学生,激发学生的体验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愿望和动力,才能是一节好的音乐课。当然,我们绝不是把学生都培养成音乐家,但在音乐教学中必须要把学生对音乐审美的体验过程作为核心任务来完成,要敢于淡化“双基”,把注意力转向对学生兴趣、情感和创造力的培养上,以审美体验为核心,让学生时刻保持一种对音乐的积极心态和体验。 例如在教唱歌曲《青春舞曲》这首歌曲时,教师首先让学生观看一组藏族舞蹈和藏族的民族服饰,然后在这种美的熏陶中、美的体验中让学生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再进行学唱歌曲,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更浓,学唱歌曲也会更快一些。 二、音乐课堂应归还学生 传统的授课形式中教师是学习的主宰,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地位,教学过程中缺少学生的参与,缺乏民主、平等、融洽、活跃的课堂气氛,致使学生的个性受到压抑,束缚了学生积极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的发挥。学生是音乐学习的主体,师生之间不应只是知识传授和被动接受的关系,而应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教师要把知识融入到情感交流活动中,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重视学生的全员参与和对音乐的审美体验,要努力营造出一种和谐轻松、师生双向、宽松交流的教学氛围,要让学生充分投入到各种音乐审美活动中,这样才能“润物无声”,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我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曲为例,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对中学生来说并不陌生,笔者在教唱此歌之前先考虑到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参与到学习中去,然后问一问学生之中有没有会唱本首歌曲的,有会唱的,让他(她)作为教师来教唱给其他学生,然后教师加入指导、纠正,打破了以往教师唱一句学生学一句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自主性,还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表现能力,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 三、注重审美体验中的情感 长期以来,由于受以往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多教师以学生在音乐技能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作为标准来衡量,这种评价方法无疑是“重结果、轻过程;重量化、轻质态”,使音乐教育偏离了轨道。一些教师为了使学生通过掌握某一技巧来唱好歌曲,不惜以一节课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强化训练。他们认为只要掌握了技巧,学生也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审美体验。音乐是艺术,艺术表达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生命的体验过程。缺少了生命的体验过程,也就失去了深层次的审美内涵和意蕴,即使演唱技巧再熟练,没有情感的投入,其演唱也只不过是灵魂的外壳而已。学生在演唱歌曲或是欣赏作品的同时,要不断注重音乐的审美情感。 舒伯特的作品《魔王》是以歌德的同名叙事诗为歌词谱曲的,歌词的大意是在深夜风雨交加的原野上,父亲抱着病危的儿子在烟雾笼罩的树林中策马飞奔,魔王紧紧地追赶着他们。魔王时而用甜言蜜语哄骗孩子,时而凶相毕露地威胁孩子,孩子惊恐地求助于父亲,父亲极力掩饰内心恐惧安慰儿子。当父亲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时,发现魔王已夺去儿子的生命。这首歌的歌词意象十分明确,音乐部分与歌词融为一体,加强了内容的表达,也给听众带来音乐的美感。由于歌词的意象和主题思想明确,音乐的情感表达有了明确的基点,这样欣赏者可以根据这些投入自身的情感。学生在这种情感基础上进行审美体验,感受其中的意境,从而达到欣赏作品的目的。 音乐教师只有端正自身的认识,科学辩证地对待音乐教育,还音乐教育“审美体验”于课堂,才能激发起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爱好,使其养成良好的音乐学习态度和习惯,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审美意识和情趣,促进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 音乐学毕业论文: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探索 本文重点强调的是任课教师应该主动地在教学中介绍与渗透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通过结合课程实例,由浅入深地进行讲授,引导学生运用研究方法对所学内容进行思考,教学效果则会更好,也是加强师生交流的有效方法与途径。笔者的前辈导师曾教导说:“把搞学术研究比做一个双轮并行的手推车,首先要掌握准确、全面的资料,即搞好资料学建设;其次要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搞好方法论建设。这样,把两个建设搞好了,承载车身重量的双车轮也就准备好了,才能满载丰硕的科学成果而归。”这个例子充分说明,进行学术研究,对于材料的熟悉和方法的掌握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其一,否则,都将无功而返。我们把这个鲜明的例子拿到教学中来做一比较思考,能够受到许多启发。从19世纪下半叶起,以古典进化论为代表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家们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的办法,对原始部落民族文化进行的研究,对音乐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股学术潮流无疑也给作为欧美以外的异国音乐研究以极大的冲击和推动,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较音乐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19世纪80年代。提到“比较音乐学”这个学科,必须提到两位奠基人。一位是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他在1885年的《音乐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在文中不仅把音乐学作为音乐学术研究领域的总称确定下来,而且首次提出了“比较音乐学”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从人种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从而确立该学科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地位;另一位是英国数学家、语言学家埃利斯,他在1885年发表的《论诸民族的音阶》,首创了细密的音程计量体系——音分标记法,通过对希腊、阿拉伯、印度、缅甸、泰国、爪哇、中国等国家音阶的测定,得出全世界的音阶“不是只有一种,也不是所谓的‘自然的’,而是非常多样的、非常人工的、非常随意的”,对欧洲音乐中心论发出了第一次挑战。这种产生自科学实证的认识给当时西方世界对非欧洲音乐的固有观念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与埃利斯这种泛民族、泛世界的“宏观”研究方法相比,19世纪80年代在欧美等国家出现了深入探讨一个部落的音乐风格的“微观”研究方法,比如在此领域的美国与柏林等学派的研究实践。由此可以得之,“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对本科生专业理论课的学习在方法和观念方面的指导与借鉴上是何等的重要!首先,在中国音乐史课的教学中,要让学生对所学知识点(学习材料)有基本的了解和掌握,并运用研究方法引导他们进行巩固和延伸的学习。例如,在中国音乐史中,讲到先秦儒、墨、道诸家,面对同样的音乐生活,面对耽于享乐、求声色感官之乐的音乐生活倾向,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也就是让学生思考各学派对于音乐有怎样的观点。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提倡音乐,肯定音乐的社会功能,讨论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墨家否定音乐,认为音乐是统治阶级奢侈生活的表现;老庄学派也反对音乐,主张“大音希声”,否定人为的音乐,提倡自然天成。这是一条横向的线索,即在同一时间段,在同一领域各自学派的对比,属于横向比较研究;而由此也可以开始梳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史上的发展轨迹,即从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三家到两汉、三国时期的董仲舒和嵇康,延续儒家的美学思想,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提倡“德音”、“和乐”,再到着作《声无哀乐论》的出现,即魏晋时期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等,这属于同一研究领域在不同阶段的传承脉络,属于纵向的“宏观”比较研究;还有,在中国音乐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琴流派的比较;中国乐律学发展的脉络梳理;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明清时期琴家流派风格技法比较;宋元时期说唱音乐比较等都是属于“宏观”或“微观”的横向或纵向的比较研究。上述教学实例可以看出,由于运用了“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即采取了横向和纵向相互交叉的线索式的考察,学生们在学习中由任课教师引导,掌握“音乐事象”②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能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达到对知识的系统化学习,增加兴趣,对音乐的历史和作品的内涵会理解得更加深刻和透彻。此外,还可以尝试运用民族音乐学的“文化中的音乐研究”、“局外人的音乐研究”等原则立场,从一种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角度去探索中国音乐史,使音乐史成为一部音乐社会史,而不只局限于少数作曲家、琴家的历史等等。笔者认为,抓好课堂教学,是解决当前音乐史论课教学中突出问题的主要手段。要注重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与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注重营造课堂中学习讨论的环境,以达到深化记忆,提高教学质量,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总之,能够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渗透并贯穿有益的理论研究方法,是实现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有效途径。这样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其他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如在我院开设的蒙古族音乐史、三少民族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世界民族音乐概论等课程。例如,从“微观”比较研究而论,还可以具体把某地区或某民族的民歌从音乐形态学角度对其音阶、调式、曲式、旋律线条以及音乐与语言的关系等做横向比较的深入研究,如内蒙古地区西部汉族民歌种类的横向比较、各盟市蒙古族民歌种类的横向比较等等。受到文中所述搞好学术研究成果“两个建设”观念的启发,在教学中从各门学科繁杂的知识库中提炼出框架性、基础性的知识点(材料),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加以指导。这样,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会紧紧抓住知识的要点,不会盲目地进行教与学,不仅提高了教师的授课水平,而且提高了学生获取知识的可信度和学习的效度,为全面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笔者上述有关教学改革的思考,供同仁们参考,以期共同促进教学。 音乐学毕业论文:音乐学科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音乐是人类通过特定的音响结构实现思想和感情的表现与交流的重要形式，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和载体，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历史内涵，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是人类基本素质和期力的二种反映。音乐教师肩负着传承人类文论。并发人的音乐素养，提高学生审美素质的使命。教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发挥每个学生的特点，保护学生求异思维的火花，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音乐教学中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教学内容要生动有趣、丰富多彩，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音乐实践，尊重个体的不同音乐体验和学习方式，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形成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为他们终身喜爱音乐、学习音乐、享受音乐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围绕音乐教学各个环节，开展教学改革和创新 1．调整音乐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是指教师使学生掌握有某种文化价值的内容。即“教什么”。那我们应该教给学生什么呢？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主要看他们需要什么和喜欢什么。旧教材中很多内容离学生生活太远，他们不感兴趣，更无法作用于他们的感情世界。那么，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和兴趣呢？当拿到新教材时，我激动不已。新教材能从孩子的生活出发，注重学生的音乐实践、音乐创作和个性发展，注意弘扬民族音乐和发展多元文化。在没有统一的大纲、统“教学过程和方法情况下，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了教师独立驾御教材的能力。 2．改进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达成不同结果的各种方式。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论相悖。现代教学论认为，教学应该是教师与学生、教材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向信息传递，而讲授法只是师生间的单向信息传递，不能发挥学4M作角，伯而对教李st产生本利影＊。比如：我上三年级第六册歌曲《劳动最光荣》，上课时，虽然尽量采用互动式教学法，但是不知不觉又以“我”为中心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转变教学方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一个认识和反复实践的过程。 二、现代教学方法改革五个特征 1．互动方式的多边性，强调教学是一种多边活动，提倡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多边互动。比如：上《丰富多彩的动画人物》一课，首先是师生交流，我会唱动画片《葫芦姓主题歌》（教师唱），你们会唱什么动事片歌曲呀？（学生唱）其次是生生交流，他们分小组、分角色排演动画片《白雪公主》，还有教师与教师之间互动，同样是一课，由多个教师上，他们互相学习，互相发现优点和缺点。 2. 学习情境的合作性。合作性主要是指现代教学方法越来越强调教学中各动态因素之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现代心理学研究认为，课堂上有三种学习情境，他们分别是合作、竞争和个人学习，其中最佳情境是合作的学习情境。这种合作不仅是为了集思广益，相互切磋，而且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与行为，形成良好的非认知品质。 3．价值取向的个体性，个体性主要是指现代教学方法更加趋向于个别适应、因材施教，更加注意增加个体学习的参与度，更加注意发展学生的潜能。比如：上《在动物园里》一课，学生学会歌曲后，让他们创作歌词，每个班创作的内容不同，每个学生创造的内容也不一样，学生发挥了学习的潜能，学生的个体性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4．目标达成的全面性，全面性是指现代教学方法越来越重视认知、情感等目标的协同达成，强调知、情、意、行的有机统一。比如：在上《国旗国旗真美丽》一课，学生掌握了二分音符、四份音符而且还用优美的歌声表达对国旗的无限喜爱之情，同时对学生也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学生还能用动作表现歌曲，所以这一课达成的目标是多种目标的有机统一。 三、优化教学设计 梅里尔等人在《教学设计新宣言》一文对教学设计所做的界定为：“教学是一门科学，而教学设计也可以被认为是科学型的技术。” 1．教学设计的整体性：教学各个要素与各个环节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缺一不可的。 ①教学目标的整合性，把认知目标、能力目标、情感目标和谐地整合在一起，对学生在知识、智力、非智力因素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比如：第一单元《有趣的声音世界》一课，让学生感受自然界和生活中的各种声音，能用自己的声音或打击乐器进行模仿。能用自然的声音；按照节奏和曲调有表情地独唱或参与齐唱。能从各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②教学内容的整合性，促使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结构。 ③教学方法整合钱，要求教学方法的设计，从学生教材、教学目标和教师自身条件出发，在一定教学策略指导下，以一种方法为主，把多种方法融合起来。比如：在欣赏《三只小猪》时，我采用故事的发生、发展顺序来让学生欣赏歌曲《我们才不怕大灰狼》，采用合作式的学习方法来唱歌曲和表现歌曲，但在欣赏和表演时。还可以采用自主，探究等方法，学生自己说出表演台词和表现三只小猪的形象。课堂效果较好。 2．教学设计的构建性：“为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而如’是现代教学论的基本论点，也是教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所谓构建，是县指针师在教学中，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启发学生自主构建认知结构。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必须通过设计各种教学情境，以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促使学生构建良好的认知结构。 3．教学设计的主体性：使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中，积极主动地体验、表现、创造和享受音乐美的过程。教学设计要注重创设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机的教学情境。比如：在上《音乐探宝》一课，我首先创设了找宝情境，让学生根据找宝的内容来演唱、演奏、模仿、敲击节奏等活动，并有奖品鼓励学生，学生的主动参与力很强，课堂气氛活跃。 4．教学设计情感性：情感性是指澡堂教学设计要注意加强师生、同学之间的情感交流，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民主、合作的教学气氛，促使学生有效地学习。教学设计的情感性要求：一要师生互爱；二要以情激情；三要相互尊重；四要教学民主。 5．教学设计的活动性：教学设计把活动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能积极主动地动手、动口、动眼、动脑，使教学成为学生自己的学习活动。其教学设计要求为：一是开展过程教学。二是开展参与教学，给予学生更多自我设计、自己演唱和互相评价的机会；三是开展合作学习。 总而言之，在这半年来的教改活动中，使我忧喜、激动和兴奋，同时又使我有了许多压力，在这压力下，我成长起来了。在以后 的教学中，还需努力进取，肯于钻研，从每课中都找出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为学生终身喜爱音乐、学习音乐、享受音乐奠定良好基础而作出努力。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专业声乐教育的缺失 一、知识性方面 知识性方面指的是音乐的一般基础训练，包括音乐操作技能的训练，音乐的综合感觉，从拍子到节奏以及节奏的变化，从五线谱、音程到各个唱名、音名、调号、以及调式等等；同时包括音乐的理论部分，如曲式分析、音乐术语以及对各种乐器的了解，音乐的相关常识及各个乐派的音乐史及风格的掌握。世界各民族歌曲一般都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因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的节奏，旋律充满民族生活特色的风格，所以，演唱民歌时是最能直接感受到音乐性的特征。 二、审美教育 对于音乐的审美包含了对音乐审美的美学范畴，也就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美”的感受力与敏感度，对于音乐的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民歌的创作主题一般是描写大自然与人类的爱情、以及劳动人民生活劳动场景，演唱者在演唱当中会很快的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心理学家通常称之为的“联觉”，通过这样的过程，学习者往往会很直接的体验到音乐的“美”，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美的感受力。 三、品格修养方面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将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而树立良好的人格品行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性，因为有了民族性学生才具有爱国情操，由于民族歌曲本身具备强烈的民族性特征，所以，在学习的同时就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现结合我国高等音乐学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我国高校中的音乐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主修声乐专业的学生，另外一种是辅修声乐的学生，上课的过程一般是“一对一”，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解决演唱中的一些发声的基本技术问题以及学习演唱一些经典的美声教学曲目；除此之外，学校设有“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上课的内容一般是我国各地方的一些民族民间歌曲，本人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总觉得学习声乐应该是声乐专业的学生的事情，辅修声乐只是走个过场，考试要个成绩，这完全违背了柯达伊音乐教育理论的思想。 2、声乐教材资源的缺乏，无论是音乐学声乐专业的教学，还是辅修声乐的教学，所选教材应区别于声乐表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可选性。 3、对民族歌曲的演唱曲目选择过于单一，学校即使设置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但是老师一般所教授的都是我国各个地方民歌，没有把学习范围放到全世界，更没有将世界的各民族歌曲拿过来转化为本民族的音乐资源加以利用。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世界各民族的民歌学习给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如果高校的音乐学专业的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还是走传统道路的话，就势必将这扇窗户关闭，这样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到学生，更加严重影响到我国音乐基础教育。 作者：尹辉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音乐学论文范文:幼儿生理特点与音乐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概述了音乐教育对幼儿的重要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和说明了幼儿的生理成长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的相应教育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丽和人道主义最美妙、精细的手段……”。音乐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方式。用音乐愉悦生活，使人们获得高尚的情感。音乐有集中注意﹑激发思维﹑发展语言﹑丰富想像的作用，可以促进幼儿智慧发展；音乐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能给幼儿美的享受，美的音乐能够使幼儿情绪高昂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 音乐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对幼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幼儿音乐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型课题。“幼儿音乐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它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育不仅能培养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还能够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通过感受﹑体验﹑表现“美”的内涵，从而使幼儿获得身心发展的“和谐之美”。幼儿只有学会认识音乐﹑驾驭音乐﹑学会寻找和体会音乐之“美”，才能进入音乐的天地并借助音乐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任教内容和任教方法这两个方面： 一、任教内容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一般都侧重于对幼儿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当然，教师对幼儿的技能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教育中需要突出如何让幼儿在潜在的美感中体会到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以及乐曲的整体结构。培养他们把美感辐射到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审美教育在循环反复中得以提高和发展。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审美素质。例如：演奏《泉水叮咚响》时，一般来讲教师主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唱好这首歌曲，而没有依靠让孩子体会曲目的音调、节奏来吸引他们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我则用一个水壶装上水放到教桌上，再用吸管吸上水，从很高的位置往水壶里滴水。同时让孩子们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水壶里发出的”叮咚”声，引导他们去想像这个声音发出时歌曲里面的环境，声音之间的快感和音符，然后再叫他们去模仿这个声音，去幻想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之下音乐所辐射出的内涵和潜在的微妙感觉……这样会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得体。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模仿性成分太多﹑教具的陈旧﹑教材内容呆板等问题上。 1.模仿性成分太多。包括音乐题材，表演的动作，游戏的主体内容等。很多教师都是复制原有的音乐游戏，而且在教导的方法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基本要求去实施和开展。比如按照教材里的所有内容原本的予以辅导或者大量模仿别人的教材，这样取得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2.教具的陈旧。教具就像教师手里的魔术棒。如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则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容易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择具有生动、新颖对孩子具有吸引力的教具将对音乐教育的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教材内容呆板。幼儿对新鲜事物较感兴趣。如果教材内容呆板，孩子们会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和淡然情绪。这种模式会削弱幼儿对音乐的探索性和创作性。因此，在教材的内容上下功夫也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现在音乐教育的状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幼儿音乐教育的一些探索、实践和经验，大胆思考、改变教育思维与模式，旨在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健全他们的启蒙思维。让“音乐”成为儿童生活的灵魂。那么，幼儿有什么样生理特点？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呢?这是开展幼儿教育是否成功的核心内容.根据幼儿的的生理特点和个性，以及对幼儿教育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剖析如下： （一）以幼儿对新生事物具有“趣味性”的特点，采取“以趣引趣”的教育方法 兴趣是幼儿产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幼儿从事活动的内在力量。因此，我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音乐活动充满情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激情及动力。主要在体现于教材趣味化﹑设计趣味化﹑教法趣味化三个方面： 1.教材趣味化。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旋律，从体裁到形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的教材。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同时根据相关的题材加以改编，体现生动、活泼、趣味性。如歌词“汽车”演变成“汽车，嘟嘟嘟”；“流水”演变成“流水，哗哗哗”又如歌曲《走路》，小兔走路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旋律平行，节奏短促跳跃，表现小白兔跳的生活特点；小花猫走路静悄悄，“静悄悄”旋律下行，渐渐减弱，表现小花猫的生活习性。这样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动作特征。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孩子易记、易学、易懂，适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2.设计趣味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成败。因此我对每一个音乐教育活动都要根据教材对结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使之情节化、承上启下、自然过渡。这样就能使幼儿从一个陌生的主题走向一个熟悉的、感知的、进程性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不仅让孩子感受音乐，而且让孩子表现对音乐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音乐活动顺利有序的进行。通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使幼儿感到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比如教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时，我自己充当孩子们的妈妈，让孩子们充当歌曲里的那个孩子，在唱歌的过程中我用双臂去和孩子们拥抱……把亲情和故事的情节化为一体，把这首歌曲设计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根据故事的气氛引导孩子的表情，从而把教材设计得趣味化、条理化、结构化。 3．教法趣味化。“好奇”是幼儿的心里特征。“形象”是幼儿的思维方式。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用”形象”的思维去对”好奇”的事物加以思考、想像、揣摩。我利用这两个特征抓住幼儿的心理把音乐题材的内容变得“好奇和形象”，充满艺术色彩。我把同样的题材“趣味”化之后变得引人入胜，新奇和形象﹑生动。幼儿便于接受并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我对这个方法体会尤为深刻。比如教孩子们做“猫和老鼠”的音乐游戏。我用相应的乐器作背景，用道具比作猫和老鼠，再结合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内容，让孩子去想老鼠本来怕猫的，为什么猫老是被老鼠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去模仿猫和老鼠的动作，用自己的形象来融入到这个游戏中去，利用他们”好奇”的心理把音乐游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以幼儿情感化为特点，采取“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 达尔克有句名言：“对音乐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如说是情感过程”。因此对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引导幼儿对音乐情感因素的体验。那么，怎么利用音乐感受达到情感交流，让幼儿轻松愉快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呢？我得出的经验是由“情”转变成“爱”。只有用“情”去打动幼儿；以“爱”去温暖孩子；用强大的感染力去体贴他们；用微笑去抚慰他们，他们才会在“爱”的情感氛围下茁壮成长。 另外还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气氛，以此来激发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的情感、气质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以自己在审美欣赏中的情感表现出感染力。另外教师对音乐也要有敏感性，具有善于发现、捕捉、审美的能力。教师加强与幼儿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采用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形体训练《花儿笑》进行时，我让孩子意识到眼前就是一片花丛，然后再引导孩子们一起表现出惊奇、喜爱，然后想去闻花的香味，也想去摘美丽的花朵，又怕别人看见的表情。但又要让孩子们知道假如去摘花的话则是损坏自然的一种不良行为。让幼儿从心里变化中和老师一起去体会、寻找、去看、去闻、去摘然而又没有去摘等一系列动作化情感。同时在语言、体会、表现都恰到好处时结合题材，把情感融入到每一个细节的音乐活动中去，让幼儿在情感的底蕴中去领会每个动作的情感内涵。 还有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的同时让幼儿和音乐产生共鸣。如乐曲《欢乐的牧童》，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去体验牧童欢乐的心情与感受，还要让他们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空，引导幼儿去体会和感受草原的美丽。描述时要有激情，形象的表现高兴的动态细节，让孩子说出内心的情感体验，情感的表达会逐步的变得细腻、深刻。 （三）寓教于乐是幼儿音乐教育的又一特点，采取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 音乐艺术有娱乐的特点，这是吸引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音乐娱乐性的特点，引导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体验生活。把音乐教育寓于愉快的音乐感受和音乐表现之中。引导幼儿在愉快的，富有艺术特点的教育活动之中受到教育。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促使幼儿变得活泼、开朗，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四）幼儿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特点，采用“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 奥尔夫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幼儿在自我探索中获取知识，在自我探索中增强创造力。教师是幼儿创造力的挖掘者。因此，我较注意启迪幼儿的形象思维来创造表达歌曲的音乐形象。比如改变歌曲的格调。本来用小提琴演奏的曲目，我用钢琴来演奏。改变了原有的格调，再结合教具，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发掘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潜在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和孩子们做《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时，我把《乌鸦喝水》这个故事的内容用简短的歌词和轻快、明亮的的歌调编写成一首儿歌。再用相应的教具来让孩子加入到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活动中去，根据这个故事的构思引导他们去表演，使孩子们在轻松而快乐和充满稚气的童声环境中动动脑筋，开发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其次，也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他们自己去唱，去演。这就需要教师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善于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鼓励和培养孩子们如何去创新。以”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五）针对幼儿的个性和优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 每个幼儿会因成长的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幼儿对音乐的领会和敏感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针对个性不同的幼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使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人。 2.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它们的艺术潜能。而且不可以整齐划一。 3.积极发挥教师的的指导作用，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 4.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善于抓住幼儿的生理特点，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总结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是现在幼儿音乐教育的核心和重点。让幼儿在音乐教育中享受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加以巩固、发展、成为终生的一种需要。 音乐学论文范文:学生民族音乐学习 一、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体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此,我在音乐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使学生在直观、具体、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中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如在《茉莉花》一课中,我用一段康师傅茉莉花茶广告的录像引出课题《茉莉花》。这一设计,让学生一开始就被茉莉花的魅力所折服,进而有了学习歌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便利用CAI向学生展示了二胡演奏的《茉莉花》和民族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以及歌唱家李丹阳演唱的《亲亲的茉莉花》等,让学生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形式的《茉莉花》并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式需要游戏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让学生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必上的一课。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似乎只有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流行歌曲才离他们更近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并熟悉他们喜欢的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教师还可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审美趣味,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力。例如,在欣赏民族音乐时,我先给学生欣赏一首《大中国》,因为熟悉,学生兴趣盎然,还摇头晃脑地跟唱。然后,我将其中秧歌的音乐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可以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又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盼团圆》时,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节课的内容,我放了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这首歌很多学生都会唱,但对其内涵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便深情地把这首歌的歌词及歌曲的创作背景介绍给学生,重点描述祖国母亲的伟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无论身在何方我们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当再听这首歌曲时,教室里静极了,一股浓浓的温情在教室里悄然弥漫着,歌曲把师生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的同时,我还会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一些音乐,如欣赏中国优秀的民族歌曲和优秀的外国歌曲,以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在强调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应当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优秀成果,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方法。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在实行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教师应采取各种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学生每每带着浓郁的兴趣走进音乐课堂,时时保持一种对民族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让民族音乐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从而提高音乐课堂的实效性。 (三)教学示范需要生动化 自制简易乐器的教育价值很大。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坚强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自制简易乐器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自寻音源材料(如课桌、书本、玻璃杯、身体各个部位等),用以探索、表现、体验音乐的进行、休止、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还包括制作各种简易的乐器,如铃鼓、酒瓶吹奏乐器、自制弹拨乐器等。如在欣赏民乐合奏《彩云追月》时,我让学生组建快乐的小乐队,因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主题的演奏活动。但乐队的组建对一般的四年级学生来说有困难,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自制打击乐器入手,降低演奏的难度,提高参与率。课前我把主动权让给学生,让他们自带茶杯、酒瓶等适合做打击乐器的材料,而上课时,我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制作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了,并用这些打击乐器为乐曲设计伴 奏。敲敲打打,悦耳动听,整个教室成为欢乐的海洋。合作学习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创造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一种节奏型练习,为乐曲伴奏,最后再演一演。如我让有器乐特长的学生上台演奏主旋律,其他学生进行节奏伴奏。这个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个欣赏活动中,陶醉在创设的音乐情境中,尽情地表达对乐曲的感受。 (四)教学评价的合理化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曾说:“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形象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再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对学生尤其重要。如在听赏《采茶舞曲》一课时,我先进行茶艺表演,一边泡佛手茶,一边介绍茶道“韩信点兵”、“游山玩水”等。学生欣赏完我表演的茶艺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先恐后地品茶,并赞不绝口:“张老师,您太棒啦!”“我也要跟您学习茶艺表演!”“这茶真香啊!”看着孩子们可爱纯真的笑脸,我的心也洋溢着快乐喜悦。整节课师生都沉浸在淡淡的茶香中,温馨快乐。我又示范了“凤点头”的手型和拇指、食指的曲伸节奏,引导学生即兴创作采茶的动作,通过提压手腕来夸张动作,将韵律感表现得更优美、柔和,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动起来。有的学生还三两成群地一起编排采茶的动作,连平时上台腼腆不敢表演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老师,我也要上台表演。”虽然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到位,但是全班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其表演进行评价,我也及时给予肯定。 三、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 音乐创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有许多内容适用于学生开展模拟性实践,进行发散性创编,而教师必须善于捕捉这种时机,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中创造。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动、爱表现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自己创编表演,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如可通过歌表演,用动作表现节奏,根据音乐自编动作表演等形式,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情感,进行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表现音乐,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就是对内在美有了一定的感受,而教师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美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可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我们应让民族音乐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让孩子们在民族音乐这块瑰宝中绽放光彩。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西方音乐学 一、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二、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艺术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 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 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院合唱管理 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音乐学院的国家，据记载，16世纪中叶，最早的音乐学院出现在意大利的两座城市——拿坡里和威尼斯。在意大利音乐学院几百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众多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和指挥家。目前，意大利音乐学院教育分为3个层次： Laurea-L：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士）。学习时间为3年，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内容，具备专门的职业技能。LaureaMagistrale-LM：相当于研究生（硕士），学习时间为2年，还必须提交一篇有特色的论文才可以获得文凭；LM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在特定领域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教育水平。DottoratodiRicerca-DR（博士）或高级培训班：学习时间至少为3年，学生要获得文凭必须撰写有特色的论文。DS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从事高等职业的知识和技能。 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设置 意大利的音乐学院分国立和私立两种，有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有附属于大学的音乐学院。目前，除了大学的附属音乐学院外，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国立音乐学院有57所，私立音乐学院22所。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一般只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学习5年。下面列举几所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课程的设置及学分管理制度。 一、佛罗伦萨音乐学院 1.Laurea-L（大学本科文凭，3年180学分） 基础课程（25学分）：音乐史（10）、总谱读法（10）各2年；发声训练（5）1年。特色课程（100学分）：合唱写作（45）、合唱指挥（30）各3年，对位法写作技术（20）2年，单声部歌曲写作（5）1年。同类补充课程（25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美学、合唱音乐和剧目课、乐器学、当代音乐记谱法、第二乐器（管弦乐、钢琴、管风琴）、当代合唱音乐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另一些课程作为补充(如：艺术类课程、神学、创作类课程、出版、戏剧等)，但这些选择必须得到学校课程委员会（相当于教务处）的认可，这样，最后获得的学分才能得到学校内部的注册登记。学校开设电脑音乐（5）、亚历山大技术（基于身心和谐原理的音乐表演运动技能康复的技术、5）供学生选择。外国语言（10学分）：意大利学生须学第二种语言；外国留学生须学意大利语。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并可获得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2.LaureaMagistrale-LM（研究生文凭，2年120学分） 基础课程（20学分）：曲式分析（10）2年、传统剧目的历史与分析（10）2年。特色课程（60学分）：复调音乐写作技术（40）2年、剧目实践与管理（合唱指挥主科20）2年。同类补充课程（20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戏剧的历史、当代音乐记谱法、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持续低音、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演出的组织、版权与法规、出版业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电脑音乐、外国语言、戏剧或其他自选课、实习相关指导各1年，每科5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二、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 在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3年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上，公共课程（110学分）：合唱指挥（30）、作曲技术（30）、音乐分析（10）、总谱读法（20）、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20），基本是基础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合并。其他课程与最后的考试共20学分不变，只是在任意选修课（相当于同类补充课程50学分）上，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选择空间更大：持续低音（10）、圣乐独唱曲（5）、乐队指挥（5）、音乐文献基本知识（5）、拉丁语基本知识（10）、圣咏基本知识（5）、古老音乐实验室（5）、当代音乐实验室（5）、法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德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管风琴（10）、乐器学与乐器学习（5）、用钢琴为歌曲伴奏的实践（10）、歌唱实践（10）、抒情交响音乐剧目（10）、歌剧音乐剧目（10）、音乐记谱法（5）、20世纪及当代音乐历史（5）、现代音乐历史（5）、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历史（10）、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期的器乐（5）、音乐资料学（10）、巴洛克时期作曲技术（10）、古典和浪漫时期作曲技术（10）、音乐文献（5）、英语（10）。学生自主选择课程（10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在2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开设的课程有：剧目的历史与分析，复调音乐形态分析，音乐的历史与美学，古老的音乐记谱法，发声技术与声音生理学，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演唱实践，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与当代音乐的演唱实践，作曲技术形态，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带伴奏的实践和与钢琴的合作，演出的版权和法规，持续低音的运用，即兴创作实验室，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声学与声学心理，电脑音乐，乐器学，外国语言等。 近年来，除了继续进行传统课程的学习，意大利的音乐学院也在尝试一些创新课程，以满足那些与传统的表演、作曲培养方向有所不同的新兴行业的需求，力求在技术上更贴近新音乐与多媒体音乐语言的发展。在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拿坡里圣·皮埃特罗·马杰拉音乐学院、佩鲁贾等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基本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对合唱指挥课程设置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音乐学院及其他多所音乐学院的同专业的课程比较，笔者发现，意大利各音乐学院虽然在合唱指挥课程设置上，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例各有不同的侧重，但课程的分类结构基本相同，公共课程注重指挥的基本技术及理论与作曲技术知识，如发展学生在无伴奏合唱领域的能力，训练合唱指挥基本技术、歌唱的呼吸，起唱和起奏，指挥排练，声部管理，剧目学习与风格掌握等。在选修课程方面，大量拓展学生的学科领域或边缘学科的相关课程，重视文献的大量浏览和掌握，大部分学校都把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合唱音乐列为重要文献。 在理论与作曲技术方面，与中国“四大件”教学不同的是充分运用合唱的思维进行作品的分析与创作（如格里哥利圣咏的形态、持续低音的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唱音乐写作和分析、各种音乐记谱法的学习等）。特别对远古及现代音乐声音塑造的探索，对人声自然规律的尊重和研究（如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声学与声学心理、身体意识的技术），都从不同的侧面增强学生对合唱音质美感的认识和追求；而在指挥的实践上，更以大量的实践课程为依托（如：各时期合唱音乐的演唱实践、保留剧目的历史分析与排演、带伴奏的实践与钢琴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融会了包含剧目执行与管理、乐谱出版、演出的版权和法规等管理类课程。 我国音乐院校目前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并不多，除了中央和上海音乐学院外，中国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也先后创建了合唱指挥系；而首都师大、河南大学、华南师大、华中师大、杭州师院、湖南师大、西南师大等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正成为培养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合唱指挥专业教育人才的主力队伍。这些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主要以合唱指挥法为主，(转第95页）(接第94页）辅以总谱读法、乐队指挥（研究生）、复调与合唱改编、合唱队训练等重点课程。除了在合唱指挥法专业课程上学习16世纪到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之外，还必修理论基础课程：合唱学、乐队法、高级视唱练耳、声乐、钢琴、音乐史论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学生的基础课程和个人技术培养我们的教学具有较强的优势，能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培养他们良好的乐感和指挥气质，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作品的艺术处理能力。但由于教学条件的局限，师资的匮乏，目前大多数的院校合唱指挥课程结构较为单一，很多相关的专业课程无法开设，如合唱音乐文献课、语言课（因合唱文献以欧洲作品为主，常用的语言有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这些因涉及史论、语言、风格、作品分析、作品鉴赏等内容，系统的教材、大量的谱例、丰富的音响资料等等，缺一不可。 与意大利的指挥教学相比较，我们的合唱指挥教学更缺乏对学生指挥排练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往往体现在指挥排练课程上，而要丰富学生的排练经验，还需通过剧目排演、演唱实践、发声技术与生理心理研究、音响学等一系列课程，从不同角度启发学生探索声音的本源，丰富学生对声音的想象力，促进学生对合唱声音高度和谐及多样音色的追求。只有经过各学科的综合培养，才能提高指挥在排练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挥是集组织、排练、演出为一身的合唱或乐队的灵魂人物，在指挥学习阶段注意结合艺术管理课程开设演出管理、演出执行及相关法规等课程，无疑对指挥的实际工作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是极大的促进。 面对意大利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的课程设置，不由得对其几百年音乐教学发展而沉淀的科学教育理念和深厚音乐文化底蕴肃然起敬。但愿我们在感慨意国丰富音乐历史与教学文化的同时，能正视自己的现状，以教学理念的更新为起点，从课程的合理化设置开始，实施对合唱指挥人才能力的全面培养。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内容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方式转变 摘要：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展望和中国的对策 2004年，虽然油价大幅攀升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依然稳定，继续保持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劲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这是28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跨国直接投资也日趋活跃，2004年全球贸易增长9.1%。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长7.1%，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 展望2005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好增长势头。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全球通胀回升，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于收紧，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近来，包括IMF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发表的2004年秋季预测报告纷纷下调了对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如IMF预计，200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比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预言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可能放缓。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2004年6月30日开始的货币政策转向。2004年6月、8月和9月，美联储先后四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6年来的最低点1%提高到目前的2%。有预测认为，此后美联储仍将继续升息，2005年年末将升至3%～4%。人们普遍认为，加息对美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将产生降温作用；二是增支减税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其GDP的3.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以预料，在经济已经全面复苏和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未来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政策将以削减预算赤字为主，逐渐收紧。所有这些调整虽都是以保持美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为根本目的，但短期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降温作用。IMF预计，2005年美国GDP增速将下降至3.3%。 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调。IMF预测，2004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为4.4%，展望2005年，仍然存在不少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首先，经济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开始进入自主增长的助跑阶段。如在《金融再生计划》等多种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004年3月日本11家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已经下降到5.2%，日本政府规定的将该比率降到4%左右的目标，很有希望到2005年3月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其次，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其政策立场是：只要通货紧缩继续存在，就继续实行零利率政策；即便消费价格指数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也仍将继续保持这一政策数月，以确认通缩的彻底消除；第三，来自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进口需求未来仍将有力地拉动日本经济增长。但是，一些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也不可忽视。油价高企将增加企业成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令政府无力扩大公共开支，美国经济减速将影响外需。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计，2005年日本GDP增速将回落至2.3%。 欧元区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与美、日相比，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缺乏活力，投资和消费增势微弱，出口又受欧元升值影响，200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IMF预计全年增长2.2%。明年，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缺乏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油价仍将继续困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欧盟正积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税制等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各项改革，欧盟东扩的新进展进一步扩大了盟内市场，欧洲央行在美国连续升息的同时又按兵不动，客观上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持续放松。IMF预计，200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仍为2.2%。 俄罗斯和东亚经济将平稳增长。2004年，油价上涨和工业增长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俄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达7.1%。展望2005年，俄罗斯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恐怖主义活动抬头将成为其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发生在俄能源生产基地之一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人质事件，将对俄能源出口战略造成冲击。同时，车臣地区的局势变化，也是影响俄经济发展的重要变数。IMF预计，2005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将回落到6.6%。 2005年，东亚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外需增加、内部需求的强劲增势以及区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预测，2004年全年该地区（日本、中国除外）经济将增长7.9%。2005年，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逐渐升高，美国加息影响东亚地区的资金流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财政失衡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东亚地区金融紧缩等不确定因素，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可能稍有回落，但仍有望达到7%。。 新一轮WTO谈判进展及前景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日内瓦达成了框架协议，内容涉及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特殊和区别对待、技术援助、实施问题和发展等众多领域。该框架协议将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各方下一阶段谈判的基础，其签订意味着将重新启动2003年在坎昆停滞的谈判。 该框架协议的主要问题是：仅仅明确了今后谈判的一些指导原则和基本内容，许多棘手的、分歧较大的问题被搁置，随着谈判的深入，这些问题以及深层次矛盾仍将显现出来。 1.尽管发达国家原则上同意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并消除出口补贴措施，但取消的截止日期未定，这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或者发达国家拖延执行留下了余地；2.在本次谈判中，由于发达国家保证在执行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协助，因此后者同意启动贸易便利化规则谈判，而其他三个不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关于投资、竞争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议题被从多哈谈判议程中撤销。但这三个议题仍将继续成为今后双方斗争的内容。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想把这三个议题完全从WTO中撤销，但发达国家仍想保留；3.非农产品关税决议遭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他们希望至少采用一个较温和的关税 减让公式；4.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内容没有得到体现。日内瓦会议仍未能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的特殊待遇措施，或解决他们在执行WTO规则时的诸多问题达成一致。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强烈反弹，跨国并购重组趋势活跃。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在欧洲，仅一季度并购额就达150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同期的3倍，创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趋于活跃。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是国际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加快。流向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势头不断减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服务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时，以发行股票、债券及有价证券来吸引外资的证券融资方式也已成为新的热点，国际投资的证券化趋势日益明显。 二是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仍然没有改观。国际资本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一方面是由于巨额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美联储不断升息的举措和不断攀升的美国股市也使大量外资回流美国。虽然亚太地区引资前景不断改善，东欧地区开始成为国际资金关注的焦点，但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现象仍未改观。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连续两年上升，2003年达到57016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69%。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公司上市转移到了西方国际金融中心以寻求更多国际资本，因而出现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倒流”现象。如拉美深陷金融和债务危机，至今未有大的起色，主要就是因为外资枯竭，无力偿还外债引起的。 三是发达国家撤回海外投资的现象已经显现。如2003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制造业特别是电子产品行业的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力度，将部分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线撤回国内，主要原因是担心高新技术外流。此外，随着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产相同产品所需员工减少，工资在成本中的比例下降，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 四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进入复苏上升阶段，大大增强了企业盈利前景和投资信心。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将为此展开一场新一轮的、世纪性资本竞争。如美国正对华尔街进行彻底改革，并不惜借反恐和竞选等非经济手段阻遏资本外逃，日本央行则试图人为影响股市，通过大幅提高日本股指的点位水平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日本。 国际石油价格走势2004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就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增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扬。以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现货价格为例，1～10月上涨近54%；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从56.37美元的高点急跌到46.1美元，目前仍在43美元左右徘徊。 预计2005年石油价格有望从去年的高位缓慢下跌。首先，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对原油需求增幅也将有所下降。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均需求量同比增幅将比2004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其次，原油供给将小幅增加。一方面，两年来的油气开发投资会形成新的产能；另一方面，产油国将继续调升产量。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供给量将比去年增加150万桶/日（1.8%），其中欧佩克日供给量将增长2.5%；第三，困扰国际油市的若干重要非经济因素有望得到缓解。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已经在全民公决中获胜，继续执政至2007年1月，其国内因政权纷争而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结束，为原油的正常生产及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由于世界原油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不可能发生大的逆转，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又有所抬头，伊拉克局势仍有可能恶化，因此，仍存在投机者利用人们心理疑虑牟利的机会，即使油价下跌，空间也不会很大。 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中国策略综合分析，200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比较有利。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属于复苏中的回调，还不会出现趋势性改变；多哈回合谈判新协议的达成，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最突出的农业补贴问题；内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快速推进，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总体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趋于活跃，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继续加速发展，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此同时，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制订应对措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1.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可能影响我国扩大出口的三大问题。 一是针对我国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贸易摩擦不可忽视。以反倾销为例，2004年上半年，我国仍是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国，受调查总数达23起；二是针对纺织品配额将于明年初取消的情况，我国纺织品出口的一些主要市场正通过调整普惠制、提高技术标准和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手段，提前构筑新的贸易壁垒。2005年1月1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现行纺织品被动配额将全部取消。2004年我国出口纺织品中，配额产品数量约占总量的1/4，因此，国内外研究机构纷纷预计，取消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将增长近百亿美元。这必然会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三是外经贸活动中的非经济风险凸显。去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以华商和境外贸易企业为目标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发生的焚烧华商店铺和仓库的事件影响尤其恶劣。 继续保持出口的适度快速增长，无论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还是防止贸易逆差继续扩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进一步完善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鼓励更多的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基础上增加出口，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从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同时也要规范出口秩序，坚决制止个别企业低价竞销从而损害整个行业利益甚至引发国外反倾销指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行为。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发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分散出口市场过分集中的风险。 2.适应形势，优化结构，不断提高利用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随着发达国家逐渐恢复平稳增长和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对我国而言，保持和稳定利用外资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更应注重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水平。 一是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面向全球的 生产、研发、配套基地和地区性总部，吸引它们投资于农业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继续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三是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积极探索通过收购、兼并和投资基金、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投资。结合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参与和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和企业。探索并试行吸收外资发展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使服务业领域成为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四是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疑虑，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好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长短兼顾，综合配套，确保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特别是石油，2004年全年净进口达到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37%。2005年，世界石油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价格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高，而一旦各种不可预料的因素再度诱发价格高涨，则必然进一步增加我国进口成本，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采取长、短期兼顾的综合配套措施保障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世界经济论文: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标准研究 国际标准化主席海因茨先生曾指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无不同全球标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后者保证了前者的通用性和互换性。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样对于标准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纵观标准化的发展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每一次标准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无不伴随着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标准化活动又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社会逐步走向成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除欧共体积极推进欧洲统一大市场目标的实现以外,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最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GDP为62045亿美元)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如1993年建立的独联体联盟、维谢格拉德公约(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建立的黑海经济合作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1年建立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等。截至目前,世界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已达24个。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也要求标准协调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量占了加拿大出口总量的3/4,两国标准的差异极有可能破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因此,经济区域一体化内部标准的协调对于各国都是极其重要的,不相容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使各方付出巨大的代价。另外,经济区域合作组织的标准协调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凡希望与欧共体国家进行贸易,甚至要想在其它市场上同欧洲公司竞争的各国厂商,都将感受到欧共体施加的新的市场压力。欧共体从1992年开始使用ISO/TC176制订的ISO9000系列标准,作为其质量体系注册和合格审核的第三方认证方案的要求文件。美国和加拿大的标准化组织(ANSI和SCC)也积极推动两国的标准协调工作,就协调现行标准的技术要求和制订两国共同标准(binatinoalstandards)积极努力,并已取得初步成果。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也在积极推动相互的标准协调和质量体系及产品认证的相互承认工作,以保证标准和技术法规不会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为标准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标准的协调和相互承认,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最终目标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标准化工作中要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标准化活动领域和范围应适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过去标准化以制造业为中心开展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服务业标准化领域上来。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成为标准化的重要课题。据ISO资料统计,近年来信息技术标准化在整个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从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术委员会就是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TC97)。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软件和系统过程都离不开事物信息化的协调和统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需紧跟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能够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 3、环境及其保护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遏制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为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环境质量和资源的更新。现在需要各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实现环境的有效保护。标准化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目前社会所需的是一系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关注社会生产和产品的质量,而且关注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 4、管理和开发程序的标准化将在标准化工作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不断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生产经营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标准化不能仅仅追随产品开展活动,而必须以创造性开发为导向,通过开发程序和管理程序的标准化,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 5、质量体系认证可为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提供保障。竞争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普遍的压力,企业家们敏感地认识到,仅仅以单个产品满足质量标准参与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它们需要更强有力的竞争武器。质量体系认证为企业满足需方对质量体系的要求,进而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所以,ISO9000系列标准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已经形成国际化的现实。我国也在积极推动质量体系的认证工作。结合我国国情深入开展质量体系标准的研究和推广,是适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只有重视技术、经济发展对未来标准化发展的影响,才能推动我国标准化事业的发达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对外失衡成因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着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通过对中国2000年到2009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分析,以求能找到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1 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 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 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 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 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 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 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 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 贸易失衡”或“ 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势 一、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式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形式:(1)特惠关税区(PreferentialTariffAreas),如“美加汽车产品协定”和“非洲木材组织“;(2)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s),1994年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结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便是典型的例子;(3)关税同盟(CustomsUnions),如1948年建立的比荷卢关税同盟(BENELUX);(4)共同市场(CommonMarkets),如南方共同市场(SouthAmericanCommonMarket),简称“南共市”(MERCOSUR);(5)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如欧盟(EU)。经济一体化的理想形式将是完全经济一体化(FullEconomicInte-gration),但目前尚没有出现完全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发展概览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被世界广泛认知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欧盟(TheEuropeanUnion)、欧洲自由贸易协定(The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简称E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南方共同市场(TheSouth-ernCommonMarket,简称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简称ASEAN)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AFTA)和东南非共同市场(TheCommonMarket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简称COMESA)。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道,截止2011年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过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有489项。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灵活性与方便性,到2010年前将要实施的所有400项区域贸易协定中有90%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到10%是关税同盟②。 二、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新进展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欧洲经济一体化在世界上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目前有欧洲共同体(EC)、欧洲经济共同体(EAEC)、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欧洲经济区(EEA)、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 1.欧盟自身的发展。19世纪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萌芽阶段。比荷卢关税同盟(1948年)及后来的经济同盟(1949年)是欧洲迈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随后便是欧洲共同体(EC)的成立,成员发展到15国。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2004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欧盟的一员。目前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问题正在谈判中,欧盟认为乌克兰作为欧洲一员,只要它满足入盟条件,它就有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参见表2)。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采用欧元(EUR)进行结算,并对相关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协调和统一。 2.欧盟范围外的发展。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例如,1995年11月,签署巴塞罗纳宣言,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正式确立,并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关系。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一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实现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欧盟与亚洲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举办亚欧商务论坛。目前,欧盟已经与智利、冰岛、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南非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欧盟正与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海湾国家、南共市等国家(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美洲地区目前共有6个自由贸易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安第斯共同体(。AndeanConnnunity)、南 ！ 1.北美自由贸易区。l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的、人口达到4亿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该协定生效以后,区域内贸易额由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1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由1994年的510.6亿美元扩大到2002年的1430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亦有较大幅度增长。③2009年,墨西哥的GDP为8748.1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5080.49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的贸易占到了48.1%④。 2.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共同体。2004年12月8日,由南美洲12个国家组成的南美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南美洲就已存在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和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两大区域集团。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3.61亿人口、97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可供使用100多年的能源储藏的地区共同体,其综合能力居世界第5位。⑤南美国家共同体正是在这两大集团的基础上,再加上智利、圭亚那、苏里南共12个国家组建而成。 3.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维护其在拉美市场的既得利益和加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极力倡导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2001年4月23日,在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美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于2005年1月前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谈判。建成后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包括34个美洲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5月,美国与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6国签署了“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但在拉美有许多国家抵制由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美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尚不如人意。 (三)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曼谷协定(BANGKOK)、新澳的更紧密贸易关系贸易协定(CER)、西亚的经济合作组织(ECO)、海湾合作理事会(GCC)、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商业关系协定(PATCRA)、南亚 优惠贸易协定(SAPTA)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以及准经济一体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表1)。 1.亚太经合组织。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并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它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比较而言缺乏同质性,但它在全球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为亚太地区的协调和稳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在考虑各成员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亚太经合组织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要推进实行的长期目标。 2.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1967年8月,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84年文莱加入,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现今东盟成员国共10个国家,有5亿多人口,4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2009年,东盟的GDP为14940.38亿美元⑥。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与会的十国领导人签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使东盟国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体化。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通过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决定在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从1993年起,东盟向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起步。199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并提出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从15年提前到10年。2003年1月1日,经过10年准备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各国并着手降低关税税率,也在积极寻求与邻近国家的合作。 3.10+3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即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997年12月,由东盟倡导,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10+3机制成了东亚地区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10+3”还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地区合作的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搭起了一个定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磋商同时启动。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2002———200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于2004年达到了1059亿美元,双方已互相成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⑦。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实现区内货物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四)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目前在非洲有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合作(EAC)、南非海关联盟(SACU)、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WAEMU)等一体化组织(表1)。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为非洲争取自身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活动的日益深化,为了搏取更多的利益,各国不断的举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谈判,建立了许多或紧密或松散的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独联体(CIS)、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总体系(GSTP)、海外国家与领地(OCT)、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PAN-ARAB)、发展中国家贸易协商照会(PTN)、南太平洋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SPARTECA)、跨太平洋经济伙伴(Trans-PacificSEP)、美拉尼西亚矛头集团(MSG)和三方协定(TRIPARTITE)等(表1)。而且跨区域的合作变得更加活跃,主要形式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三、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从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趋势: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中最重要的特征 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已成为各国贸易合作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正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且与韩国、新加坡、约旦、巴林、阿曼、以色列、澳大利亚、摩洛哥、智利、哥伦比亚、中美洲六国等国(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与南美洲国家、泰国、菲律宾、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新西兰、南非、埃及等国家进行着自由贸易谈判,并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日本已经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墨西哥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智利、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亚洲另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已经完成了与美国、东盟、智利的自由贸易谈判,正与欧盟、新加坡、日本、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东盟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与我国、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在欧洲,欧盟除了吸收新成员外,已经同智利、墨西哥、南非、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印度、南共市、安共体、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共体,基本上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备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本条件的。但是从它近来所吸收的成员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向世人表明,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和经济欠发达的墨西哥可以进入同一区域组织,实现共赢;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更是把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连到一起,实现互利合作;东盟内部也十分复杂,但也同中、日、韩等国进行了合作磋商,初步形成了“10+3”机制,开展合纵连横与博弈。从签署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看,国别差异更大。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在减弱。 (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 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往往出现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了若干较小范围的次级区域经济组织,形成层层重叠;不同一体化组织之间又形成环环相套。有的国家同时是几个次级区域组织的成员。欧共体内曾同时存在荷、比、卢经济联盟。美国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还在筹组泛美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不仅与新西兰达成一体化协定,又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还与印度、南非等国协商筹组自由贸易 区。 (四)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空前扩大 从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经济一体化中选择了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目前,据不完全统计,WTO几乎每个成员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跨地区跨大洲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署的,出现了泛洲性或跨洲际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准备继续东扩和南扩,把整个欧洲统一在欧盟的旗帜之下,形成有30多个成员的泛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也一再吸纳新成员,包括了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成员。 (五)经济一体化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 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利益,各国不得不加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各国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各国将在合作与竞争中把握发展机遇,共生与共发展。 (六)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形成 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摩擦,但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正积极参与经济一体化,并通过对话与谈判,促进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以形成一个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与中国机遇 全球经济衰退与复苏 2000年11月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正式确认美国经济也于当年3、4月份进入了衰退期,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和扩张期。尽管早在2000年初,全球经济就已出现了减缓的迹象,经济学家与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认为衰退不可避免,但这次衰退来势之迅猛仍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从1999年12月至2001年底,道琼斯、标准普尔及纳斯达克三大指数分别下跌13%、22%和52%。宏观经济指数一路下滑。为了缓冲衰退带来的冲击以及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一年中11次调低短期市场利率。联邦基利金率从2000年底的6.5%降至2001年底的1.75%。同期日本经济在短暂的恢复之后又一次进入衰退。在持续十年的衰退之后,全球对日本经济的绝望和无奈可以用《金融时报》的一句话来概括:“惟一能看好日本经济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报表倒过来看。”欧洲货币同盟在经过两年的过渡准备期后,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通用欧元,为风雨满楼的全球经济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2002年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复苏呢?如果仅从历史数据的角度而言,回答将是肯定而乐观的。美国战后的九次经济衰退的平均长度为11个月。以此类推,美国经济将在今年第二、三季度转入复苏。然而与统计分析不同,经济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准确地预测数据与日期,而在于深入阐述经济周期的前因后果,从而为预测和决策提供依据。 衰退的原因 目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与历史上的历次衰退均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美国在能源和劳动力市场上时而感到压力但经济总体上不存在供给瓶颈,因而中短期的经济波动均由需求的波动所引起。需求的下降将会引起企业销售利润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投资降低,从而使整个经济进入衰退。总需求又分为两大块: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历史上经济衰退大多是起源于居民消费需求的下滑。然而目前的衰退却起源于企业投资需求急速收缩。在互联网泡沫处于高潮的1999年,为追求高额利润,大量投资盲目地涌入科技产业,许多个体投资者也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投身于股票市场。虽然互联网的出现和与之伴随的通讯产业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暴利。“Dream is easy but reality is hard”。(注1)在华尔街和企业界意识到科技进步难以带来预想的利润时,对企业的投资开始收缩。很快,难以盈利的网络公司纷纷走到破产的边缘。投资需求的下降迅速影响到通讯产业的主要供应商,如朗讯、北方电讯。经济衰退于是很快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亲身经历过网络泡沫的人一定会对网络和通讯公司过去几年在销售上的慷慨优惠,在广告宣传上的一掷千金印象深刻。然而大手笔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浪费性投资。相反,一向对经济形势非常敏感的居民消费在经济减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只是在2001年夏季之后才减弱。强劲的居民消费需求延缓了经济减退的到来。 复苏的前景 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信号。在整体的衰退中仍有闪亮的产业,如能源和军事工业。虽然2001年末的零售业表现未尽如人意,但受到利率下降的影响,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直强劲。许多汽车制造商打出了“0”利率的销售计划以吸引消费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经济衰退和9·11的双重压力,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75%,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迂回空间愈来愈小。同时,利率下调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大增,从而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事实上,美联储的首要法定职能是抑制通货膨胀,其次才是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如果通货膨胀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前就抬头,那将迫使美联储转而提高利率。利率转高自然是企业界和金融界目前最不愿听到的消息。 解铃还需系铃人,经济复苏的希望仍然取决于科技产业能否取得并保持一定的盈利。科技的进步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了质的变化。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是大势所趋,并已在经济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因此期待整体经济能在新兴科技产业仍然困境重重的情形下复苏将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新经济学理论已不再将衰退简单地当成一件坏事。衰退往往是经济体系淘汰低效率企业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历史上每次新技术企业热潮都会走过一个由一峰而起到一散而尽的过程。如上个世纪初崛起的逾百家汽车在短短十年内只剩下几大巨头。60年代与IBM竞争的数千家计算机制造商也迅速被人忘却。无疑,网络产业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阵痛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少数公司最终实现盈利并生存下来。然而,科技、通讯、网络何时能在产业一级实现盈利将是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欧盟的经济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呢?对此我们抱乐观态度。在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再创新低的情况下,欧洲12国(注2)于2002年元旦已正式采用单一货币。两年多的过渡期之后,各国已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过渡期的混乱,但实际上比许多经济、金融人士想象的要好。 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利益,如消除汇率波动、增强资源自由流动、提高债务信用指数等,将慢慢在未来几年中体现出来。图2显示尽管欧盟的失业率通货膨胀高于美国,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同时其近期GDP增长率远远领先于美国。与美联储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奉行了非常谨慎的货币政策,如果欧盟的经济能够保持目前的稳定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拉动全球经济在2002年中后期复苏。 中国所受的影响和机遇 记得在90年代,《参考消息》曾转载西方经济分析,赞扬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仍欣欣向荣。然而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特殊待遇自然不复存在。无疑负 面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出口产业将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价格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对西方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也会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摩擦。同时,许多西方企业由于面临削减投资的压力,也会减缓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步伐。然而困境中也蕴藏着机遇,而这些机遇却往往不那么明显。 多种金融工具的引入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大量金融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本自由流动 发达国家之间的证券投资回报率有越来越高的相关性,并且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往往在市场低迷时更高。这对于追求风险分散的投资基金而言无疑是双重打击。 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由于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相关性较弱、政治风险相对较低、市场容量较大等优点,将很快成为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所追求的对象。允许这些投资的进入将有效地降低中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并且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然而这也会要求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完整起来,即引入期权、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金融工具以利于投资者控制风险。否则,相应的金融工具将以离岸的形式出现。其结果将是使国内的投资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利用经济衰退后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开拓新的市场 经济衰退加速优胜劣汰是企业市场转变最迅速的阶段,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的下滑和前景的不确定性,造成大量企业裁员、减产、降低投资。生产能力的恢复对大企业而言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一旦经济出现转机,市场需求的回升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恢复之间的时间差,就成了竞争者侵蚀市场份额的绝好机会。例如英特尔在上次衰退中就大量地丢失市场份额。近年来,中国出口产业在技术上的提升,就对国际市场中的原有生产者构成很强的竞争。这在家用电器、机器设备、半导体和计算机等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为出口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敢于在衰退期锐意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必将在经济上升期得到丰厚的回报。 努力以积极的姿态赢得区域经济领导地位 谋求区域经济领导地位的目的是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长期稳定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区域经济领导有其必然性,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迫使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亚经济转向中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日本的长期衰退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起的稳定作用显示了中国有能力成为区域主导。而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也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向其他东亚国家开发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不需要也从来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世界经济论文:论世界经济展望策略 仍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 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欧债危机已经从冰岛、希腊等国家的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的债务危机。2011年4月6日,葡萄牙向欧盟寻求财政援助;7月21日,希腊形势再次恶化,欧元区向希腊提供第二轮救助;10月6日,全球最大城市银行德克夏银行破产;10月8日,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遭遇主权评级降级。总体来看,目前对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救助方案并未取得切实成效。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欧洲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经济结构日益僵化等,但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欧洲采取的对策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2011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欧元区所做的努力是提供对危机国家的流动性支持。2010年5月欧元区成员国和IMF共同出资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元区各国共同出资4400亿欧元。在2011年,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发酵,EFSF资金显得捉襟见肘。例如,2011年10月,在EFSF施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其可贷余额仅剩约2500亿欧元,这与“欧猪五国”超过3万亿欧元的主权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10月27日,欧盟峰会通过了EFSF杠杆化方案,试图将其可贷资金扩充至1万亿欧元以上,但最终实施细节还未落实;12月9日,欧盟峰会通过了联合声明,同意加强财政融合,并且欧盟各国同意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双边贷款。即使这样,EFSF与IMF可用的资金规模仍相当有限,目前出台的救助措施总是赶不上市场流动性需要。若要根本性地解决欧债危机,不能依赖外部的救援资金,而是要基于经济增长或者财政转移支付。 12月份欧盟峰会中关于财政融合的建议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在目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财政紧缩措施能否取得效果还有待观察。倘若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处置不力,欧债危机具有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2011年欧债问题中就蕴含了两个风险引爆点。第一个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属于系统重要性国家。它在EFSF中占有787.84亿欧元的出资额。如果意大利出现债务危机,它在EFSF承诺的出资将无法兑现,会使救援资金出现较大的缺口。意大利危机所引发的市场信心崩溃,也将进一步传染到法国、比利时等更多的欧洲国家,引发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第二个引爆点是欧洲银行危机。欧洲银行业在欧洲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系统重要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欧洲银行业总资产为16.48万亿美元,占全球银行业总资产的52.57%。一旦因主权债券评级下调或是债务重组恶化银行资产质量,将迫使银行降低财务杠杆,抛售风险资产,导致风险资产(股票、公司债)价格下跌,这将使市场信心不断恶化,打击银行相互借贷的意愿,引发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局面,甚至将传染到新兴经济体,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2012年上半年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惊魂时刻。从2012年2月起,欧洲迎来偿债高峰,仅意大利从2月到4月就将面临超过1500亿欧元的到期偿还额,其他“欧猪五国”也有近1000亿欧元的到期债务规模;2012年4月法国将举行大选,政党之间纷争往往使得决策效率低下,法国政府可能难以制定有力的财政政策。财政问题涉及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决策程序复杂,出现事与愿违结果的风险加大。各种事件在第一季度集中发生,将再度拉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警报。面对数量巨大的偿债规模,一旦市场的信心突然崩溃,或者发生难以预料的交易对手风险、评级下调风险和各种黑天鹅事件,极易产生第二轮金融危机。2012年还有一个风险点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出现动荡的迹象已经出现。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贬值。2011年下半年,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超过10%;印度尼西亚盾、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吉林特纷纷触及近两个月的低位。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并导致了股市的大幅缩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表现远远好于发达经济体。一些人认为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脱钩”,事实上并非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国家,导致新兴国家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升值的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回流,这使得新兴市场陡然出现资本外逃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至2011年6月,欧洲银行对亚洲的贷款大约为1.5万亿美元,对非洲和中东约为5000亿美元,对拉美为8500亿美元,对东欧和中欧为1.3万亿美元。本次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欧债危机前景的担忧以及欧洲银行业对资本要求的提升,导致欧洲银行从海外抽调资金回国,满足较高的资本需求。可以预见,2012年如果欧债危机再有风吹草动,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逃的风险仍然存在。 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低速增长 欧洲的债务问题使得全球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而美国和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两国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或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就美国来说,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将略好于2011年,但经济的整体活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在未来10~15年难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财政支出中有55%以上的支出属于法定支出,例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等,这部分支出不随政党的更替而减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了老年,这又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据美国政府的预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7.1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不得不继续发债,甚至借新债还旧债。另一方面制约美国长期增长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而目前,支持美国长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美国面临的挑战还有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迟迟难以恢复。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这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费;房地产市场难以从泡沫重创中走出。2011年9~10月美国的新开工房屋数量仅相当于战后平均水平的39%~44%。 只要房地产业不走出低谷,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难有根本性改观。尽管目前美国企业资 金充裕,真实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日本经济复苏对于经济回升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未来美国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的局面。就日本而言,2011年经济增速预计在-0.4%左右,2012年会有所反弹。日本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压力。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资本市场泡沫破裂,日本反复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经济持续的低增长率,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变得越发沉重。根据IMF的数字,日本政府的净负债率由1991年占GDP的11%增长到2010年的117%,由于2011年地震灾害后所需的重建工作,预计2015年政府净负债率将达到占GDP156%的高位。同时,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信心十分脆弱,过度对外投资导致的产业“空洞化”严重,这都降低了对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预期。唯一利好的消息是日元汇率开始走弱,由于日本贸易已出现逆差,为支持灾后重建,预计逆差在中短期得以继续维持,日元汇率的总体转弱使得日本经济得以依靠外需支持经济的反弹。201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深陷债务泥潭,另一方面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IMF研究显示,预计2015年G20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5%。为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各国将不得不制定较为严格的“灭赤计划”,增加税负并降低开支以巩固财政状况,这无疑会打击脆弱的经济复苏。 同时,在巨额美债面前,美元贬值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就业压力依然巨大的情况下,仅依靠提高税收偿还债务已经没有希望,利用通货膨胀把债务稀释风险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美元贬值,将风险转嫁给债权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会因外部环境恶化而明显放缓。一旦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将出现过剩,热钱大量涌入经济状况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将高涨,加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为维持自己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各国可能会打起贸易保护战或者货币战,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对策 短期内,中国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来的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风险。贸易领域,2011年,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显着下降。在2011年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都高于中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速。但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速分别是17.1%、16.6%和18.9%,显着低于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速的26.5%、22%和20.4%。2012年欧元区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在金融领域,近期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欧债危机。一则欧洲的银行和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急需从世界各地调回资金;一则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进一步提高并撤出新兴经济体,影响了对人民币的信心,这大大减少了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的下降导致在岸市场上外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2012年第一季度,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国家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到来,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受此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可能还会面临资金外流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时刻存在着缩水的风险。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加快结构转型。 “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然而,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投资率连续八年上升,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最终消费率却连续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47.4%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战略,导致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1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高达51%;过度依赖外商投资,又造成资本账户顺差。我国制造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激发了企业活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服务业尤其是支柱性的现代服务业,如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等行业,由于政府垄断或过度行政管制,造成效率低下、供给不足,形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较快而服务业相对落后的局面,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需要进行结构转型,发展内需,改变依靠出口的现状,加快研发和高科技投入,争取在下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来临时走到前沿。这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放宽投资机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展望未来二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城市化列车。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楼房和道路的建设,而且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同时服务业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世界经济论文: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不同层面论证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永无止境和限制的欲望,它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也生产出自身的界限,它只有在不断地与自身界限的抗争中,才是资本。一旦“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②,它就不再是资本了(扬弃了自身)。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可谓一条红线,贯穿着整部《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因、动力因和历史限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然而,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③考察一下20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会发现,曼德尔的这句话需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双重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双重视角不仅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而且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 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 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 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苏东剧变,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苏东剧变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 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 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从热那亚到荷兰, 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世界经济论文:从经济实力和“软着陆”现状看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此外，汇率情况也能说明问题。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这既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欧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条件，也会在动荡不已、危机迭起的世界经济领域，为欧洲货币地位的提高增加一个新的筹码。作为美国、欧盟、日本三极世界经济格局，随着欧元的问世，从长远态势看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欧元比之原本地位最弱的日元，其地位会进一步增强；就是比之世界第一货币美元，从长远看也会构成挑战。但欧元诞生两年多，其表现特别是汇率表现，并不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好。1999年1月1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1.19，而到2000年10月26日，1欧元只能兑换到0.823美元，欧元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比诞生之初大约贬值了30%。 可见，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但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之外，人们预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到第二个10年，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目前的实力地位和发展势头看，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极的国家。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 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世界经济论文:复苏的世界经济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及趋势 随着今年第1季度的结束，去年的特别是9.11恐怖袭击美国经济之后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算是“贴身擦过了”。4月中下旬以来，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纷纷调高了对今明两年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例如： 4月1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2.8%，比它2001年12月预测的2.4%调高了4个百分点，2003年可望达到4.1%；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2.3%（比它去年12月的预测上调了1.7个百分点）和3.4%，将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motor"（发动机）。 4月2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领军、由60个国家的250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专家组指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数据也显示出复苏的事实或先兆，但发展中国家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从复苏中受益；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1.2%提高到1.8%，明年达到3%；复苏受许多国家低利率、税收措施、个人消费和消费者信心提高所推动，这些因素是复苏的“点火器”，但还不足以保持复苏的持续性和力度。 据此及据其它相关统计，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似可作出如下研判： 1.美国经济复苏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早、要强劲，促复苏为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振兴企业投资 美国经济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跳水”（第3季度GDP下降1.3%），拖累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锐减；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双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分别为2.4%和1%；国外直接投资也由2000年1.3万亿美元减少到7600亿美元。第4季度美国经济出现有力反弹，增长1.7%。今年第1季度美国GDP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5.6%，大大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通胀态势将继续保持，今年第1季度美国通胀率仅0.8%。美联储认为，近期尚看不到通胀加速的迹象，因此无须调高自去年12月定下的1.75%的利率水平（40年来的最低利率）。 这表明，美国经济2001年第3季度1.3%的负增长，与以前发生过的历次衰退相比，是时间最短、裂度最轻的一次。问题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下一步，是V型，W型，还是什么其他型？多数经济机构认为，5.6%的数字不是现实反映，美国经济可能再一次出现下滑。例如，金融市场的信息就不令人鼓舞，道·琼斯指数自2月份以来又跌到10000点以下，美元也值有所贬。此外，与新经济的佳期相比，目前5.7%的失业率偏高，近期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到夏季可能突破6%关线；第1季度的高增长首先来自库存调整，贡献率为3.1%，其次是私人消费增长，贡献率为2.5%。目前库存调整余地缩小，股市下挫和中东局势紧张使消费者信心减弱。保持和发展复苏的关键是企业新投资，但它至今尚未启动。因此，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国民经济学家卡特琳·曼说她“不相信如此之高的增长能够继续，但也不相信出现Duoble-Dip（上岸后再跳水）”，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今年第1季度5.6%的增长率将逐渐回落到3.5%，下半年会出现企业新投资。布什总统在继续要求国会支持他持续减税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复苏成为持续的增长。 考虑到9.11”恐怖袭击及随后的阿富汗打恐行动，以及安然、凯马特、环球电信等大公司会计审计丑闻等冲击性因素，美国经济能在较短时间里实现较强劲的复苏，说明经过10年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包括货币财政政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调节效应）已大大增强。 2.欧盟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短期内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机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3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欧元区12国去年经济增长仅为1.5%，第4季度还下降了0.2%，今年第1季度起色不大，在0.1%-0.4%之间。IMF预测欧盟15国今年经济增长与去年持平，2003年加速到2.9%。15个成员国中，英国情况较好（这将增强英国继续留在欧元区外的信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以2.2%的实际增长率远居欧元区12国平均1.5%的增长率之上。但受世界经济减速和英镑汇率偏高之累，占经济产出1/5的制造业景气不佳，2001年第2季度末陷入衰退。英国官方统计显示，今年1、2月份有所复苏，增长0.4%和0.5%，预计今年GDP增长率为2%，基本与去年持平。 其他4个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欧元区12国经济总量的80%。曾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现已降格为“班里的差生”，增长乏力、失业攀高、预算失控、企业破产增多。IMF指出，德国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是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上升的趋势，回到欧元区稳定条约规定的基准值（不超过GDP的3%）以下，以提升人们的经济信心和保持低利率水平。如果今明两年德国预算赤字率（占当年GDP比率）保持在2.7%和2.0%，两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应为0.9%和2.7%。德国政府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3%。法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0.8%（法国全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3月29日的形势分析预测），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1.4%-1.5%。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在缓慢复苏后进入低速增长。 IT领欧盟之先的两小国爱尔兰和芬兰，因该产业在去年全球经济减速中受累最深而剧烈波动，前者GDP增长率从2000年11.5%降到2001年的7.1%，后者从5.6%跌到0.7%，今年可望随全球IT产业回暖而缓缓复苏。 从中长期看，欧盟经济必须通过机制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振兴企业投资，特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紧密的风险投资，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政策也必须进行有深度和力度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集聚和积累发展后劲。但是，15个成员国的统一市场和12个成员国的统一货币，运营和调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首脑峰会－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的行政层次和规制结构，以及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程序繁琐复杂，照顾各方利益的妥协不能不减弱政策与调控的力度。因此，欧盟正在启动宪制改革的大战略和大行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欧元成长为能与美元并立的世界货币，也要走过漫长的道路、经历曲折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欧盟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增长和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态势，并表现为先于美国经济衰退而衰退，后于美国经济复苏而复苏。 3.日本经济陷在近10年来的第3次衰退中难以自拔，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不可逆转 IMF预计今年日本经济经济继续萎缩1.0%，明年可有0.8%的微弱增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根本出路在改革。IMF指出，日本如果不能立即着手迫在眉睫的结构改革，首先是银行部门的改革，其经济增长将“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日本银行也指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及防范通货紧缩情势恶化，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结构改革也应齐头并进，以解决银行坏账的问题”。目前，日本银行的坏账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换算为3230亿美元），1500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近12%）欠消费信贷公司的帐，其中150万－200万人处于濒临无力偿还的边缘，个人破产创纪录，每天有18.7人自杀，或离家出走从此失踪。问题在于日本结构改革只是旧调重弹，寄希望于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复苏缺乏有力度根本性改革行动。以至于人们怀疑其是否真正有改革的决心，小泉内阁2月27日宣布一项反通货紧缩计划时就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没有即刻解救的良方”。但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居发达国家前列的人均GDP和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一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日本战后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已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洪水般货物出口导致的出口生产能力过剩，也必须寻求出路，立足于保持和拉大对周边国家制造技术差距的亚洲“雁阵”也被打破打乱。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运营目标，自主向亚洲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的趋势不可逆转。 4.东亚经济将逐步从美国经济复苏中重返增长通道，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亚长期以来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的出口依存度高，而且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短短几年里，形成了对美出口IT产品的地区性和产品性结构依赖。如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苏和再次衰退都同美国经济的涨落脉动息息相关。这一结构特点和发展态势，短期内尚难改变。因此，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全球IT产业回暖，将有助于改善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从而今年的增长可望好于去年。其中，韩国经济复苏要更强一些，据韩国中央银行4月15日的预测，今年其经济增长达到5.7%，大大高于其去年12月3.9%的预测。从中长期的发展看，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如10+3和10+1），以构筑东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平台与通道。 5.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是拉美经济的两大拖累 拉美经济发展固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根本拖累因素是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拉美大国的国际债务占全球70%，一旦债务到期而失去偿还能力，就会发生外资抽走、居民挤兑的货币危机，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此外，美国的态度举足轻重，美国和IMF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货币危机处理上不同节奏和措施，就足以说明。IMF对因货币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阿根廷表示极大的忧虑，今年预计还要萎缩10%-15%。 6.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三个亮点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世界三个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这与强调外资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也不否认经济增长还受到全球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景气的明显影响。但国内市场大、内需旺，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外资的吸引力和一定规模的进出口。在2001年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各有特色，并分别实现了7.3%、5.6%和5.5%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亮点，今年将保持较高增长的势头。 二、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特点分析 1.当前世界经济的景气复苏趋势受国际油价的制约，油价涨落受制于中东局势 IMF指出，以每桶（159公升）23美元为基准油价，今年全年油价若长期高于这个基准5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增长将萎缩0.25%。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众参两院银行联合委员会上也指出，油价上扬可能严重抑制占到美国经济3/4的消费支出，1月中旬以来的油价上涨已经吞噬了家庭支出的购买力，美国经济对目前的油价水平尚能勉强承受，如果长时间地继续上涨后果堪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都始于油价上涨。在世界重要油库的中东，巴以“以暴还暴”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高悬在世界经济景气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伊拉克从4月8日起暂停一个月石油出口，并呼吁阿拉伯产油国再次使用“石油武器”。如果局势不能趋向缓和而走向全面对抗，油价飙升将不可避免，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将被打断。 2.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走向既取决于短期的行情性因素，更取决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这次的经济衰退不同以往，出现一系列非常规现象或不确定性因素。其中，短期性现象如可支配收入下降而个人消费支出上升，这里有低利率和低通胀因素的作用。但是，可支配收入的“透支”消费既不可能过度，也难以长期持续。长期性结构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和公司销售额上升，但公司盈利状况恶化、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取消或减少投资计划，待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风险投资锐减。这只能解读为，以IT技术产业化为先导的美国新经济经过持续10年高涨已越过技术创新高峰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投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企业竞争从以高投资、高频率技术创新为主转入以优化组织、革新管理、降低成本为主的阶段。构筑竞争的新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需要高先期投入和较长的时间。美国IT技术平台和快速增长通道的构筑就经历了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三届政府20多年的努力。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未构成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反应力和有效性，以及企业和居民的经济信心和心理预期。 如果再作深远的分析，美国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消费，长期依靠外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支撑，其必要条件是强势美元。实际上，美国“三高”，世界“买单”。例如，美国经济高增长与高贸易逆差和高经常项目逆差并存，必要条件之一，是年均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4500亿美元金融资产（占全球5万亿美元净储蓄8%以上）的外国政府和个人购买与持有。一旦失去这个必要条件，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柱就会崩塌。因此，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打恐，深层次的经济动因是保护美国攫取世界资源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对强势美元的信心。当然，也不应否定美国“三高”经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技术引进源等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 3.经济全球化发展与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矛盾，是制约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根本 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但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既不平衡、更不合理。发达国家不仅不愿调整由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甚至连这样的秩序也不愿恪守，或以合法借口（反倾销、绿色壁垒和保障条款等）加以扭曲。最新的案例是美国宣布实施其贸法“201条款”，导致了一场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贸易争端”，最终结果远未明朗。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之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一个表现，也是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制约。因此，从根本上说，建立一个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相对平衡的增长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思路 当今的世界经济，除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三大潮流。美国是三大潮流的“弄潮儿”，欧盟的突出优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哪里？特别是比较优势在哪里？发展中国家要避免被全球化潮流冲向“边缘化”，积蓄、集聚和发挥积极经济民族主义的比较优势，勇于和智于搏击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潮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互惠互利、谋求“共赢”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加入WTO和启动建立10+1（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积极主动搏击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努力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驾驭可确定的方位和空间，"jest-time"（恰值其时）地应变和调整，这无疑是继续保持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加快经济崛起的一项外部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特别是外部必要条件不等于发展的充分条件，充分条件的营造在于自身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入世为我国体制改革注入了外部压力，这也是我国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进入有时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入世的过渡期仅有3-6年）规定的攻坚性制度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体制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技术通道，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筑的，至今经历了20多年。但它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以人世为契机，再经过15-20年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之构建得更加坚实、宽广和通畅，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相接。对此，我们必须充满信心，不为一时挑战的严峻性和发展的波动性动摇信心而贻误时机。 世界经济论文:剖析世界经济秩序与国内复兴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饱受“二次衰退”风险的折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跌跌撞撞,正经历着无就业的增长;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机过后又遭受巨大灾难,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成为一场胜利,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全球经济版图正处于变革的边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着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 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着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转变,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机制如何体现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博弈的关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和欧洲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贸易自由化协议再到建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合作准则等等,某些行为规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决策程序、非歧视原则、多边主义和透明运作)成为各国的共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虽然经过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树立领导地位的产物,如今新兴经济体需要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现阶段充分发挥G20的作用是新兴经济体务实的选择。G20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其初衷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共同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可以看作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积极矫正。[21]虽然饱受抨击,但是近三年来的五次峰会已经使得G20不断演变,从伦敦和华盛顿峰会制定的一系列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监管协调、全球刺激措施到匹兹堡峰会的注重长期宏观经济治理,其关注的问题范畴不断扩大,如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等,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在未来,G20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新兴经济体当立足于该平台,积极创造有利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机。 然而新兴经济体在G20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它们尚未形成一套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未来自己将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还未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如何参与全球体系的建构也准备不足。新兴经济体内部由于彼此间的竞争和利益分歧,在削弱发达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垄断特权方面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和影响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场的争夺、汇率问题上的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不同意见等等)却很难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只有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深化国际合作、增强民众相互之间的了解,才能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世界经济秩序与国内复兴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厉拷问,比较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关注。不管愿与不愿,世界各国都已经承认,只有依靠新兴经济体的繁荣才能使世界经济脱离衰退的深渊。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度超过50%,令世界惊叹。“中国模式”被神化,社会主义理论再掀高潮。然而,关注并不代表感恩和善意的合作,别有用心者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阻挠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复兴之路绝非一番坦途。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金砖国家的崛起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 内忧与外患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 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 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要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逐步消除区域、城乡差距,使全体国民平等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即通过优化政府结构、创新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某些不需要干预的经济领域退出,而将资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够增强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实现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 世界经济论文:论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组织技术贸易产权纠正 WTO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TRIPS协议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TRIPS协议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应该注意其有关促进国际技术转让、增进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原则和宗旨。”〔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具有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自TRIPS协议实施以来,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其对技术贸易的发展和促进方面几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WTO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作为越突出,其功能错位和扭曲化就越严重,一方面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的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本身就存在众多质疑,而其调整知识产权又对WIPO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产生巨大冲击,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加凸显并难以协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调整贸易的国际组织,由于其对技术贸易的无所作为,使得国际技术转让的调整处于无组织管辖的混乱状态,各国的利益冲突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协调和解决。正是从这个角度看,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是错位的,应该予以纠正。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2〕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3〕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4〕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5〕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6〕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7〕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8〕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 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弊害(一)WTO调整知识产权有悖其贸易管理法的性质T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9〕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10〕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11〕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12〕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13〕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认为在WIPO之外另立炉灶,制订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实属没有必要。WTO对知识产权调整是对WIPO功能的挑战和冲击。两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 1.知识产权保护理念方面WIPO是隶属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便是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进一步规定“公民拥有参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权”。这两条规定,实际上为知识产权进入国际人权法保护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WIPO管理的一系列条约中,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均充分体现了人权法所一贯倡导的理念,知识产权被视为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护,比如《伯尔尼公约》中对作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双轨制保护。〔14〕而与之相反的是,WTO却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TRIPS协议在版权领域对作者“精神权利”的排除。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TRIPS协议所讲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理论上和目的上,均与伯尔尼公约“根本不同”,〔15〕正是由于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发点和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其各自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方面TRIPS协议和WIPO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均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原则,但二者的规定并不相同。如WIPO所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中均没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但TRIPS将该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又如两者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对国民待遇的解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一是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不同。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能够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国籍”,而WIPO公约中的规定并非如此。以《巴黎公约》为例,享有国民待遇的人可以是成员国的国民,也可以是在成员国内有住所或营业场所的非成员国国民。二是对国民待遇原则的阐述不同。TRIPS协议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而WIPO公约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同等”待遇。 3.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方面WTO的TRIPS协议和WIPO所管辖的国际条约都是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的依据。但由于两个国际组织的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理念不同,导致条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如,在专利方面,WTO要求成员国保护的专利只限于发明专利,而对于实用新型没有要求,对于外观设计另作规定,这与《巴黎公约》对专利的规定存在差异。因为,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专利是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版权方面,WTO并不要求成员方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而《伯尔尼公约》中对精神权利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另外,在WIPO框架下没有生效的《华盛顿公约》被TRIPS协议吸收并略做修改后直接生效。在WIPO框架下没有作为知识产权的地理标志和未披露的信息等均被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WTO的功能错位使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调整仍然缺位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重要,国际间技术的流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这种发展不相适应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套统一的专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制度和准则。在WTO之前,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一直希望制定一个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统一国际法规范,并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自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首次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要求制订一项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和条件的关于技术转让的国际行动守则”开始,直到1985年6月期间,联合国贸发会组织各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谈判,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守则》上。但由于谈判各方对《守则》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存在一定分歧。所以《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目前仍然处于草案状态。TRIPS协议虽然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国际技术转让的关注,但其着眼点却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如该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当对促进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 作出贡献,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应当以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以及有助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方式进行。”虽然该条涉及了技术转让,但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的保护。再如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看上去是对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进行规制,但并非强制性内容,而是对各国进行规制的一种许可或授权。所以TRIPS协议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调整,也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作出具有建设性的规定。综上看来,由于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错位,使本来应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的技术贸易仍然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更多关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其对国际技术贸易调整还只是原则性的,实质性内容比较缺乏。这种国际立法的空白状态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由于国际组织数量与职能的不断增长,各种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16〕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亦是如此。就国际层面来看,目前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主要是WTO、WIPO和UNCTAD。所以,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各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应从其功能回归开始,以此,还原WIPO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促进UNCTAD退出对技术贸易的强制调整,配合WTO对技术贸易进行指导性调整。只有这样,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各国际组织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归位的途径WTO的功能错位就是其放弃了对技术贸易的调整,而去管理知识产权。所以,WTO功能归位主要是指其回归到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轨道上。WTO功能归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修改宗旨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符合其宗旨的指引和要求,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功能也应受此约束,或者说WTO调整技术贸易必须有合法依据,该合法依据只能来自WTO宗旨的有关规定。因此,通过部长级会议,修改WTO宗旨是WTO功能回归的原动力。WTO的宗旨中应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规定。使WTO成为真正全面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GATT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没有对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作出回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TO在新时期下,甚至可以说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在技术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只对服务贸易作出了反映,而完全忽视技术贸易问题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同时也不同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WTO将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作为其宗旨应该是WTO发展的必然结果。 2.制订协议为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宗旨,有必要制订新的贸易规则,即《技术贸易总协定》或《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该技术贸易规则的制订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其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经验借鉴。服务贸易进入GATT的框架内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早在1973年开始进行的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倡议将服务贸易列入GATT框架之内,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未果。〔17〕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问题再次被提出,经过艰辛的努力,最终才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该协定只是一个框架协议,留下了大量问题未作规定。但它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WTO调整贸易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样,WTO调整技术贸易也是其功能的又一重大变革,其困难显而易见。《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的经验十分宝贵,值得借鉴。其二曾经的有益尝试。和服务贸易不同的是,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有些国际组织对技术贸易共同规制的制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UNCTAD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联合国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以及TRIPS协议中的有关技术贸易的内容都为WTO制订技术贸易规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件。“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或“技术贸易总协定”从已有的国际指导性规范中提炼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应该是有效可取的办法。 3.改革机构为了配合“技术贸易协议”的执行,WTO的机构设置中应该有“技术贸易理事会”,该机构应与“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的职能并列。鉴于现有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将该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执行“技术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回归的良性后果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学者们关于WIPO与WTO的关系讨论较多,有人赞成前者向后者交出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权,有人提倡二者平起平坐。〔18〕但笔者不能认同前述观点。当今世界,可以参与各类法律关系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法律秩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如果因为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断从各种利益中进行取舍,〔19〕必然消耗其发展成本,同时国际组织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对世界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只能是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设立的主要宗旨应该是推动整个国际社会、人类社会更好地稳步发展,所以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20〕是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化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WTO功能的回归不仅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将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交还给WIPO,使WIPO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更重要的是WTO和WIPO的各就其位将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 2.国际技术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到健康发展由于调整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缺失,国际技术贸易就像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之外徘徊,其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往往凭借其经济、技术等各种优势,在技术交易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大量国内立法的冲突和矛盾无法得到协调和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领域中矛盾不断深化,这对全球经济贸易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疑构成巨大障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贸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当今社会技术贸易早已经融入到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中。所以,国际技术贸易纳入WTO的管理框架中,既是WTO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健康发展的需要。 3.推动《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通过在《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的谈判过程中,各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了协议,但仍然有些分歧难以调和。这些分歧主要是:守则的法律性质;守则的适用范围;限制性条款;法律适用和争端解决。〔21〕虽然分歧集中在四个方面,但其中关于“守则的法律性质”问题至关重要,各谈判方就此问题的分歧是:该守则是一项普遍的、按照国际法对缔约国有正式的约束力的多边公约,还是只是一个没有正式约束力,与联合国大会决议效力类似的法律文件,其实施还有待于各国的立法来实现。在历届谈判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持前一种观点,他们深信这是“唯一能够有效地管理技术转让的方式”,“并有效地达到守则的目标,保证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及对进口技术的迫切需求。”发达国家则持后一种观点。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守则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其他三个分歧也就迎刃而解;如果守则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后三个分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坚持《守则》的约束力,是因为他们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在《守则》之外也不存在强制性调整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规范。这样看来,如果WTO能够将技术贸易的调整纳入其中,各方关于《守则》法律性质的分歧就有了谈判的回旋余地。如果《守则》以指导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被通过,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WTO调整技术贸易的补充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一、引言 2018年1月，中国政府的首份北极政策文件《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表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之路”不仅是连接中国与欧洲的最短路线，同时把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紧紧缔结在一起，有利于促进开发“北极经济圈”，使世界经济贸易产生新的格局。“冰上丝绸之路”是中俄两国间务实合作新的起点，是中国深层次参与全球经济化的变革点，对国家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交流意义重大，尤其是为商贸流通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契机，为流通企业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和重要支撑。因此，深入研究“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冰上丝绸之路”下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一）“冰上丝绸之路”下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机遇 1.“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大幅度降低了流通成本在我国，对外贸易的90%以上都是依靠海运完成，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北冰洋运输的商品，在中国远洋运输中所占比重不到10%。上海以北港口利用“冰上丝绸之路”到欧洲西部、北海、波罗的海等港口的行程将比原来南行传统航道减少25%-55%，航行时间和燃油也减少近三分之一，且节省过苏伊士运河所需要的几十万美元，北极航线的开发将大幅度减少商贸流通企业物流成本。物流是企业的“第三利润源”，企业贸易所产生的物流成本占据流通成本的主要部分，减小物流成本使得企业进出口都具有优势，带动我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市场规模的扩大，为流通产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改变了商贸流通格局从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历史上看，我国东部地区一直是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区域，也是我国商贸流通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从我国整体的区域经济格局上看，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差异性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紧密相关。我国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水平以及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一直逊于东部地区。然而，随着“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加快，东北地区在“冰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中联结中国内陆和欧洲、北美地区，因此具备了独特的区位优势。“冰上丝绸之路”推进北极圈国家以及近北极圈国家经济贸易一体化，这必然会促进我国贸易体系北向空间转移，同时也会导致商贸流通产业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由东部向北部尤其东北地区过渡。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重新塑造我国商贸流通的经济地理格局。3.“冰上丝绸之路”促进我国流通企业国际化一般认为，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国际化程度低下已经开始制约了我国其他行业的发展。提倡流通企业“走出去”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冰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的延伸，中国与北极航线中许多沿线国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也是双方最大的出口市场和主要的投资来源地。“冰上丝绸之路”紧密联结北极圈内国家以及近北极圈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促进产生新的经济圈，我国流通企业增加了与航线沿线国际流通业企业全面合作的机会，提高企业的学习能力及经营水平,综合运用竞争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有利于推进我国流通企业的国际化。4.“冰上丝绸之路”促进我国流通业对外投资目前，我国商贸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比重低。从2017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682亿、292亿美元，仅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8%以及5.5%。另外，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地区很少。“冰上丝绸之路”的建立使亚洲、欧洲和美洲紧密联系，为我国提供诸多对外投资机会。同样，国外企业也会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在产品供给、企业经营、人才培养和管理经验等方面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 （二）“冰上丝绸之路”下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挑战 1.产业竞争加剧“冰上丝绸之路”必然会为沿线国家带来长远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沿线国家之间各自政策和利益导向不同，我国与航线各国之间的产业竞争也必然会不断加剧。“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我国流通企业必然会直接面对国际企业的竞争。由于，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较晚，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同行业企业在规模水平、管理经验、技术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中，我国流通产业必然会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2.流通企业尚缺乏明确的北向发展战略“冰上丝绸之路”为流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契机，但我国的商贸流通企业普遍没有科学和完善的北向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也较其他地区高很多。这就导致了我国传统商贸流通企业更多关注我国东部和南部市场业务的发展，而对于北部市场业务关注不够。“冰上丝绸之路”标志着我国贸易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北向转移。未来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必然是在华北和东北地区，因此流通企业应该充分重视我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关注我国北方市场的发展。这就要求商贸流通企业要做好充分的北向发展战略。3.流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水平有待提高受体制机制的影响，我国流通业的研发投入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冰上丝绸之路”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很大的区别，在运输条件和运输技术水平上有着更高的要求。由于“冰上丝绸之路”环经北极圈，对船舶要求条件远高于普通海洋船舶。目前，我国在极地船舶设计中，核心基础问题未解决制约了我国极地船舶研发制造能力，大多数环北极国家都拥有强大的破冰船队，而中国能在极地破冰前进的船舶只有“雪龙”号，船舶研发技术的匮乏减慢与航线沿线国家商贸流通合作的发展速度。同样，我国保鲜冷链技术和包装技术落后等问题，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商业船舶的北极航行。“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一方面为我国物流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然而另一方面，也迫使我国商贸流通业更加重视流通研发的投入和建设。 三、我国商贸流通业对接“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发挥政府协调作用 我国应该与“冰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有效的互联机制，推动各方在北极各项事务上的共同治理。这会在宏观层面上为我国商贸流通业与“冰上丝绸之路”战略对接奠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具体措施环节上，我国要以多边沟通为基础，加强机制建设，积极开展商贸流通领域深层合作，使得中外市场与政府的双动力驱动产生促进流通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同时，要把促进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制定相关政策标准，加强统筹协调机制，提高中央、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对行业的技术、资金投入，为国内流通企业走向国际提供支持。 （二）推进流通企业外向型合作 “冰上丝绸之路”的建设，必然会面临多方的参与以及激烈的竞争。正如前文所述，单独面临国际竞争时，我国流通企业可能会面临诸多不利地位。因此，我国流通企业应摒弃传统的商业模式，在运营模式上积极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应加强与产业链相关企业的紧密合作，更高层次、更深程度地进行生产价值链衔接，强化与生产和销售企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将流通环节嵌入到生产价值链环节，这样我国商贸流通企业就会以整体价值链形式面对全球竞争，无疑这会提升我国商贸流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培养商贸流通人才 发展主要靠人才，面对北极开发这样新的机遇，如何培养适应我国商贸流通北向发展的人才，同时对我国传统商贸流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无疑这是我国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重点。环经北极航道的“冰上丝绸之路”建设对商贸流通人才的要求是全新的，与以往“海上丝绸之路”人才需求显著不同。这对新时期我国商贸流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改革与创新的内在要求。“产”“企”“研”“学”各环节在“冰上丝绸之路”商贸流通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凸显和重要。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要：欧美文学中有一个常见的、且永恒的特性命题是“个性自由”。在人的有限生命里，我们人类在努力探讨和追求的人生最大价值和人生幸福感使欧美文学的专注和永恒。欧美文学中关于人的“命运”和人的“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和方向性的启迪，其意义极其深远。 关键词：欧美文学 个性自由 意义 引言 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起源，各国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基本都是以口来传播，口是最早的文学小说传播形式，后来发展到书面文学中。其中“个性自由”。作为欧美文学中最长用的命题“个性自由”，我们从欧美文学作品及发展的历程中得以认识。 一、古希腊文学中的个人特性 古希腊英雄传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及其故事）外，他们的个人行为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荷马史诗中英雄们对荣誉的崇尚，表现了古希腊人对个体价值的执着追求和对现世人生意义的充分肯定。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富张扬的个性特点成为古希腊文学的核心内涵，也成为古希腊文化的基点。虽然说古希腊文学中体现的世俗人本意识是原欲型的，但以“我”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个性张扬和个体自由是十分鲜明的。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之后是千年的中世纪文学。重视人的精神和理性本质，强调理性对原欲的限制，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之文化价值观念的主要特征。 中世纪基督教义提出的人之原罪，救赎，禁欲主义，乞求来世，让古希腊的人本意识蜕变为神本意识。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是一场针对中世纪的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主流就是人文主义文学。 “人文主义”，亦即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以“人类的本性”作为观察历史的准绳，反对神的绝对权威。人文主义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即强调把个人放在一切社会关系的中心，充分肯定个人的意志，个人的利益。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基督文学、文化的否定和对古希腊文学、文化的复兴，是对古希腊文学中提出的个人自由和实现个人价值的进一步倡导。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最早提出了“人学”与“神学”的对抗，他的抒情诗集《歌集》，其中绝大部诗作是抒发对自己所钟爱的劳拉的爱情，大胆讴歌建立在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的爱。薄伽丘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的宗教观及禁欲主义的道德观。总之，这时的许多作家，如彼特拉克、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人的尊严和权利，展开了精神个体的无限多样性。当然人文主义决不只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单一性延续与继承，更不是简单的重复；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中也拥有了人人平等、仁慈宽恕等基督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人文主义又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结合的产物。从中世纪的“人是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转变到文艺复兴的“人应成为独立的精神个体”，这是西方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转变，它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终结、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开始。 二、17世纪后文学作品中的“个人主义”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人”比人文主义文学中的“人”疏远了与上帝的联系，也显得更理智、冷静和成熟，但也缺少热情、缺少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18世纪欧洲各国发生了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思想革命运动――启蒙运动。如果说人文主义者的注意中心是如何从宗教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肯定人享有世俗幸福的权利，那么，启蒙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更要求破除宗教迷信，摧毁宗教偶像，反对贵族特权，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进而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社会。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最鲜明的两面大旗。作为一个广泛的思想革命运动，也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许多启蒙家直接进行文学创作，把文学作为宣传启蒙思想、批判封建制度的有力工具。卢梭的文学作品中对个性自由的崇尚是其的启蒙主义、丰富的感情自由的典型，基督教的原罪说他予以否定，因为人至善是人的本性，这种至善是美的，及发自原始的人性和欲望要求是人类的合理的，在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过程是对人性的污蔑和罪恶的孳生地。歌德在他的作品中一个很广袤的天地中深刻地体现了人类的思想问题。这种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对人类的“个性自由”、“情感自由”的理想追求，为浪漫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反古典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更强调自我人性自由与追求。浪漫主义文学中表现“人性自由”不再是表现在人的理智和情感上、个人的私欲和人类社会道德之间找平衡，他表现的是个人及自我的人生价值。比如“沉浸在天地合一”，人溶于美好的自然景色，天地合一的这种忘我境界，幻想描述一个美好的文明社会，塑造一个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这种体现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个人自由观和人生观的理想境界和归宿。 19世纪中期，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欧美国家的工业进程发生很大进步，这时的文学作品，主要以现实主义为代表作。人类历史的进步是物质和财富的创造来推动。这种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性的发展过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个性随着财富的变化而发生了很大的失落。现实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对人性处境和人生命运的关注，从人道为出发点，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现在的作品通过文学彰显了物质化的社会现实，深深地解剖人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人性深处的心灵变化，揭示和引导警告人们在物质面前人的脆弱及对人性的泯灭。也是对这种物化下失去人性自由的批判。 20世纪的欧美现代文学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的科技发展、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类在这个世纪里付出了惨巨的代价，一战和二战对每个民族及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权利和尊严发出挑战。使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存空间发生了对立的很大变化。那种人与万物、社会、自然及民族语民族人和人关系变得不再美好。从思想内容看，现代主义文学表现的是“现代人的困惑”，即揭示周围世界的荒诞、冷漠、不可理解，以及人置身于其中的孤独、陌生、焦虑、痛苦的情绪。到18世纪，西方人认为自己凭借着理性的力量可以摆脱“命运”的支配而走向自由，但到20世纪初，仿佛从云端一下子跌入深渊，而且带着远比古代人更加浓重的悲哀和绝望。卡夫卡小说中的人变成了“甲虫”；艾略特的《荒原》中，物质世界使人的精神世界毁灭，世界也就成了生命死寂的“荒原”。人“原欲”的自由没有了，对于回归原始状态、获得非理性意义上的“自由”的人，又是充满着忧虑 ，而现代物质文明下的“自由”也丧失了。总之，一种比19世纪更深重的恐惧、焦虑、痛苦，乃至绝望的情绪弥漫了20世纪西方社会。但是20世纪欧美文学在人本意识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作家在对“人”自由和个性问题上的探索更加深化了，只是在人性“自由”问题上还没有找到理想的境地，或说，在寻找过程中的失落和痛苦，因此只能继续像“戈多”一样等待，或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样地守望。 三、结论 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表现的“自由”是把对原欲追求和个人荣誉当作人生幸福和实现个人价值的主要内容。中世纪的宗教文学对此加以了否定，今世赎罪和来世才是他们向往的地方，精神的追求代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声色享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学的又一否定，它重新呼唤人的自然属性的回归，但在否定中世纪对声色、肉欲的摒弃外，也部分吸收了宗教文学的博爱仁慈等理性的内涵。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文学，更是在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自由和个性追求之外，探讨人的理性下的自由和个性。浪漫主义文学，对个性自由更强调人的自然天情和自由情感，想与大自然的恬静形成一种默契，而弱化了自然属性和理性的平衡。现实主义文学警告人们不要无限制地追求物质享受，不要被物化而丧失人的自由的天性。现代主义文学，指责现代文明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严重贱踏，使个性自由和个人价值几乎丧失殆尽，作品表现的是物质文明给人带来的更沉重的异化和危机感的情况下，表达出的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感。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知道，首先，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的文学探讨从关注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个体与集体关系到理性与情欲的冲突内容直至更加深入地展开了内部的诸多矛盾，包括潜意识层面。因此，随着历史的进程，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所探讨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深化。其次，争取个性自由，正是在追求实现个体人生价值的最大化，追求在有限的生命里如何过得幸福、活得有价值，个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正是一个人幸福感强弱的最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欧美文学对“个性自由”命题的持恒热衷正是在探讨人的有限生命如何更具幸福感和如何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大命题。第三，无论命运如何坎坷但却始终不屈，因为欧美人把个人荣誉和个人价值最大化视为人生最高的追求，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宁可选择自由而短暂、光彩的人生。这就让我们明白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个命题下的两个集点，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人类的极境是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屈和抗争，争取个性自由，让在有限的生命里实现个体价值的最大化，欧美文学对这一命题的探索还在延续，虽然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最佳的答案，“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付出异常艰辛的努力，走过极为漫长的路程。”但欧美文学关于命运和个性自由的两个命题的探讨对人类的发展有着方向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作用，其意义极其深远。 欧美文学论文:分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 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欧美文学论文: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与文化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着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着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着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及中西文化差异 【摘要】文学及科普作品是文化的表现形式，通过文学及科普作品能够更容易读懂一个国家的语言特征、文明发展、文化变迁、经济状况、政治生态等。在现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和传播活动中，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和语言特点，与汉语的古典著作有非常大的差别。 【关键词】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文化差异；翻译 但是，就近代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影响力对比看，由于中文文字及语言处于高语境文化，理解与书写较为困难；而以西方诸多国家为代表的英语(语言)作品传播渠道和认同感较强。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影响力要比我国的文学及科普作品的大(当然，经济力量的薄弱、政治扩张力不足也有直接关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我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大国梦想”的国家战略，我们的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特别是能够反映我国当代优秀文化内涵和科技水平的作品一定要走向世界，展示给全人类。因此，这些作品的传播就离不开对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现代文明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我们也无法避免西方文化的输入，既然要进行文化进步，就必须研究人类文明，必须透彻的了解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本质内容以及它带来的文化蕴含。本文主要对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翻译的过程进行探讨，找到文化差异，求同存异。 一、早期的中西方文学交流 为了增进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解，我国早期的翻译家陈季同翻译了中国的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外，他还详尽的在书中描绘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陈季同写了两本重要的书，即《中国人自画像》(1884)和《中国人的快乐》(1890)这两本书在西方影响很大，两书都有英译本。特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年由法国巴黎卡尔曼.利瓦依出版社出版，当年即重印六次。英译本中介绍的中国人的文化在许多方面却惊人地与美国人的风俗习惯相雷同。这说明，中西文化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存在文化相似之处。当然，很多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在不同时代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语翻译过程中有效的强化了不同语言的运用技巧，在使用语态和人物刻画过程中形象生动的表现了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语言习惯，有些简洁，有些直白，有些甚至在中国的一些“阳春白雪”类的文学作品中根本就看不到的，粗俗的字眼的语言。然而，却更贴近生活，贴近广大的民众，同时也强烈的、明确的弱化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我们知道，虽然不同民众之间相隔万里，语言习惯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是底层还是上层，都无可避免的归属与人类的范畴，遇到好事欣喜万分，遇到坏事痛苦不堪，对好坏的标准也是有一定想通之处的。因此，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及科普作品在通过多方和双方的交流过程中，作品的本身的内涵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展示了不同语言文化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和对人的内心的冲击，从而对读者形成强烈的吸引力，引起读者的共鸣或者其他的感受，这种感受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所以说，欧美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生命力在中国大地上如果得到了广泛认可，其实就代表了中国人对其文化的认同，至少体现在这一作品上。反之亦然。对于我国的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而言，能够使得它们与欧美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在相互间交流与传递，并且达到很好的效果，也就说明欧美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科普作品内容、形式、文化的认同。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在中英语言之间交流、互动。取决于翻译者对文学及科普作品中的语言、内容、人物性格和思想特点的把握。要翻译出好的作品，必须掌控对人物性格的理解，行为过程的关注，作品结局的把握，思想内容的精炼等。这其实要求翻译者对文化差异进行深入理解和对源语言的良好学习，甚至对该民族的发展历史也要有很好的理解。否则，可能达不到读者的共鸣和喜爱。这也是衡量译作是否为优秀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前提。 二、文学与科普作品的翻译特点 从建国以来，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科普作品在中国从根本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比于欧美文学读者更少。由于我国大多数译者均来自高校，而高校的老师是做为教学主力的，没有太多的精力从事专门的翻译工作。而我国的自由译者人数并不多。因此，科普作品翻译在我国的数量是凤毛麟角，不敢相比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应该说，同样容量的译作，从语篇、词汇、读者三方面来说，科普作品翻译的难度甚至高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这是因为，如果原作者在书中以大量实例来说明科幻、科普作品，那翻译者就要具有同样或更高的专业知识、储备，甚至于领悟能力都要高些。在此基础上，科普作品的翻译还要针对不同的读者或者根据读者的水平进行异化或归化，进行翻译，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是有人掌握了语言能力，由于缺乏相关的科普知识，那翻译出来的作品会脱离“科普”轨道，或许更像是一部说明书。而如果掌握了相关的专业技术，却没有相当的语言能力，疏于语言习得，对原作的语言文化了解不深，同样不能够把科普作品翻译的像样子。从文体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科普作品还是欧美文学作品都是个庞大的体系，属于科技文体类，两者的层次多、范围广。要对它们进行翻译，通常来说更需要了解它们的语域和语篇问题。在了解了翻译词句的语场、语旨和语式的情况下，才能够着手去翻译。这是一项综合技术融合度较高的工作。相比于与科普作品，文学作品则显得很灵活，提成则更是多种多样。就语言标的的风格来说，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本身的精彩程度、语言外在的吸引力，让读者阅读非常的时候是通俗易懂的，从而达到让大家都喜欢阅读的目的小说和诗歌等。不管是欧美还是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可能在语言上比较生涩难懂。但是，另一面则是追求语言的内涵；而一些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通俗平淡的语言也可能蕴含了强大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的小说，内涵丰富，语言精彩。这说明文学语言和科普语言具有差异性。这种差异提示给翻译，但译者却不能只看到差异并做为窠臼，重要的是以内容的表达为主。 三、欧美和中国文学作品及科普作品的翻译 要正确的对欧美和中国文学及科普作品的翻译，就必须了解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的语言特征和中英差异。首先，既然本文说的是作品的翻译，就离不开词语。因此，下文强调“英汉词语的社会文化内涵”：(1)独特文化孕育了独特的词汇。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相对应的就有一种独特的语言，而独特的语言包含了独特的词汇。北京人把走街串户的小商贩叫“胡同串子”；等等。(2)文化差异导致相同词汇表达的含义有差别。英文中的“red”和中文中的“红色”有时就含义不同。如词组“TheRedNose”意指为婴儿猝死。直译成汉语则是“红鼻子”，词意相差甚远。(3)文化差异影响到语义和要表达的内容不对等(不等值)。如英国作家乔叟的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有个叫巴思的妇女，作家把她刻画成一个风流的女性，其中在描写她的装束时就用了“脚蹬深红色长筒抹”(译文：Herdosewereofthefinestscarletred，garteredtight)。这里scarletred带有红色，可是在英语里，却也有“放荡”的联想意义。再如，英语中形容红男绿女们的放荡生活用aredwasteofyouth表达。Isshereallysored意思是说“她果真那么不检点吗?”因此说，相同的词汇，如果用汉英两种语言来表达，可能会出现差异。即使用同样语言不同语境下意思也可能不一样呢。那么，文学作品和科普作品的翻译异同在哪里呢？显而易见，是内容不同。文学作品可以极度渲染甚至是编造，科普作品则不能；其次是，语用词汇不同，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可以根据情节内容用不同的语言风格来做处理。但是，科普作品往往有固定的词汇和语用规律、搭配。最后，科普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文学作品只要遵循一般规律就可以了。这些特点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在语域、语场、语旨上。因此，翻译文学和科普作品，不但要了解中西方的语言文化习惯，还需要了解不同文体所带来的问题。 四、结论 语言是文化艺术宝库中绚丽多彩的瑰宝和重要组成。各民族的语言都有其引人入胜的一面，也有不同的营养蕴含其中。人们运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以各种方式进行传播，以联想、诙谐等等态度将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进行比较，从而深动地刻画事物，传递信息，说明道理。我们只有了解中西方文化对各种形象的联想和喻义的相似、相异及相同之处后，才能正确地使用和翻译英汉词语。 作者：苗国栋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欧美文学人道主义精神 一、人道主义精神 所谓的人道，是指的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它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由此可见，人道的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而萌发的[1]。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脑中,它意指着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思想。到了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即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和指导思想,它代表着反对封建教会专制,提倡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的一种理念。直到19世纪,人道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而关于它的思想内涵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完整。综合古典和现代的各位欧美文学思想大家关于人道的阐述，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基本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尊重人,关心人,维护人的一切权利，进而坚决杜绝和反对任何危害人的行为。此外，人道主义精神积极倡导和弘扬人性中那种美好的、善的、充满慈悲的东西，抑制人性中那种恶的、残暴的东西。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提倡以仁爱、宽恕代替暴力、仇杀,反对以恶治恶,提倡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人道的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在整个西方文学当中,被人们笼统地称为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这也可以看做是人道主义精神出了文学的界线后，在政治运动中的重大作用。详细的来说，人道主义的三大要素是：人性、理性和超越性。即倡导在对人性的基本尊重的基础上，保证头脑清晰理性的思考能力，保持对真理追求的热心和耐力，最终实现超越性的认识。不仅仅是对于事情本身，而是生命的真谛！文学将人作为研究的要义，其中体现的具体含义的人道主义精神，无非就是倡导人的价值。早有说法是，将其归结在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二是，承认人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肉体上人是动物，有生老病死；精神上，人因为有精神灵魂的存在而不同于其它动物。三是，人的尊严，尊严高于幸福，人活着就得活得有尊严。人要有充分的主观能动性，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和意志来做事情，才能获得幸福。 二、萌芽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从萌芽时期到现代社会，欧美文学发展中的点点滴滴都蕴藏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关于欧美文学的起源有很多说法，比较权威的是希腊神话[2]。追踪溯源后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其中包含的人道主义的痕迹。希腊神话中很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做事风格和故事的描述，都可以让我们找到现实中对应的映射对象。天神宙斯，他是众神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更可怕的是他具有最大权威，能够使用可怕的雷电惩罚神与人，他知道神和人的一切事情，能预知未来。所以，当面对背叛的普罗米修斯时，他完全将自己处于高处的位置而想知其于死地。这是我们理想化的，但是故事的他没有这样做。此时的他，露出了和人性一样丑恶的一面，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了残忍的折磨，只为了然他说出所谓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说，即使是神又如何，永远摆脱不了窥视人内心，掌握全局的这些可怜的欲望。此时此刻，宙斯不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众神之首，只是一个失去理智，想尽一切办法满足自己欲望的普通人而已。所以是，希腊神话，并不是神话，其实源于中世纪实际生活的例子，其是宗教统治的工具。在神话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人性的真实面，让我们更加清楚的了解真人，真情。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宙斯与黑暗女神勒托的儿子。他的名字即寓意着“光明”，人们在他的身上找不到黑暗，因为他从不说谎，光明磊落。更有着真理之神称号的他，也很擅长弹奏七弦琴，旋律优美动听；又精通箭术，他的箭百发百中，从未射失。除了多才多艺之外他更是众神中最美最英俊的男子，被塑造的如此优秀的他，简直可以说是大家膜拜的对象。这也就是人们理想中的美好伴侣，有着高超的技艺和俊美的外表，受到众人的一致赞赏。再比如，判官帕里斯在判断要将“不和的金苹果”判给谁的时候，毅然选择了爱神阿佛洛狄忒。虽然，天后赫拉还有智慧女神雅典娜都想要这个可以使人成为天下最美丽的女人的金苹果，但是他们给判官帕里斯的东西都不是他想要的。帕里斯最终在放弃了伟大君主职位，最伟大的英雄的名誉，选择了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里，赤裸裸的展示了君主好色的本性，为了女色而不惜一切代价。由此可见，虽然中世纪宣扬着神学统治，但是神话人物形象中仍然避免不了现实的人道主义精神。更何况，在黑暗的中世纪中，仍然有大批的文学作品渲染着这种不可忽视的精神。中世纪文学类型基本有四种：教会文学、骑士文学、英雄史诗和曲谣、城市文学。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其中更不乏反对封建统治的先进思想。骑士文学就是歌颂忠君护教行侠以及行为举止的文雅知礼的骑士精神，骑士抒情诗更体现了解放封建教会下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感情。很多始终都有描写骑士与贵妇夜晚幽会之后在黎明前分离时依依惜别的情景和感情。这写在教会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真真实实反映了人们内心的人情人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关于宣扬尊重人性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浮现。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先进的思想被寓于文字中，呼吁大家摆脱这种压抑人性的束缚。 三、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精神 17、18世纪欧洲经历了一场反封建、反教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解放运动，它为资产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被看做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欧洲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3]。启蒙时期的封建社会已经在走下坡路，即将诞生的是一个新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启蒙运动试图通过文化思想的利剑，打破传统的束缚，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启蒙思想超出了以往反禁欲主义，要求个性解放，执着尘世，面向现实的观念，大胆提出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等政治原则方面来。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认为，社会之所以不进步，人民之所以愚昧，主要是由于宗教的神学势力对民众精神的统治与束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科学和理性的思想观念。思想家认为只有合乎人的理性的东西才有存在的必要性。启蒙运动致力于宣扬“天赋人权”，主张人民参与政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更加希望在传播科学知识以启迪人们的头脑，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强人类的福利。从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扬自由、平等和民主。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除了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四大启蒙作家外，还有英国的哲学家洛克，科学家牛顿，德国的美学家莱辛和海尔德尔，荷兰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德意志的康德等等。从这些可以看出来，启蒙运动此时已经突破了欧美地区的国界限制，在更多的地方传播自己的以“人”的本性的思想。比如卢梭的著名小说《新爱洛依丝》，这部以书信体裁构成的小说，讲述了两个年轻人为了自己美好生活而不断努力奋斗与命运相抗争的故事。女主人翁同自己的家庭教师相爱了，但是自己的父亲是极力反对的。父亲将两人分开，并且将女儿嫁给了和她在身份上有很大差距的男人。在别人看来这个故事可能就结束了，可是后来，由于女主人翁和深爱的家庭老师一直有书信联系，便有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女主人翁夫妇和家庭老师老师，打破了传统男女恪守的关系，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关系。毋庸置疑，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的事。作者在书里这样大胆的想象和描写，塑造了人性最美好的一面。人需要自爱、自尊，爱被人、尊重别人，这是一种为人的新道德观。卢梭也在试图告诉我们，只有真的将人的基本品质—道德，看做是世上最美好的事物，才可以算是实现真的人性。推崇感情,，热爱大自然,，赞扬人性的自由、独立、真挚、坦诚、宽容、谅解，这就是卢梭文学作品的真谛。 四、资本主义后的人道主义精神 19世纪的欧洲已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此前用来反对封建社会禁锢人性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主题。巴尔扎克的的《人间喜剧》，狄更斯的《双城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把人道主义精神彰显到极致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有很多作家在深刻描绘人被金钱异化的剧章中，处处流露着对金钱社会腐蚀中物质腐坏了人的灵魂、毁灭了人的天性、破坏了人的一切正常关系的哀悼之声。为人熟知的雨果、托尔斯泰这些著名的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以宣扬人道主义为天职。他们笔下的人物，无不体现着正义的人道主义本性，体现着宽恕、人爱的美好品质[3]。这里不得不提到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小说似乎有意选取了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背景，描写了两家人之间的悲欢离、恩恩怨怨。书中的梅尼特医生和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作者笔下形成鲜明对比的两个人物，当然也是狄更斯自身惩恶扬善的意志指导下的产物。梅尼特医生集中体现了仁爱宽恕的思想，他年轻时就正直高尚，对兄弟仗义相助，并且能够接纳仇人的后代为女婿，并在监狱中为所有的人看病。他的志愿就是想用爱消除罪恶，宽恕仇恨。与此同时，厄弗里蒙地侯爵是个泯灭人性，残暴的人。甚至为了私欲，残害了农妇一家。结局是，他最终被革命党杀死。同时期的雨果是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法国文学史上成绩斐然的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雨果几乎经历了法国的一切重大事变，1827年发表韵文剧本《克伦威尔》和《克伦威尔（序言）》，其被学界公认是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运动的宣言。此外《爱尔那尼》的演出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推向了高潮，并走向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后期浪漫主义。进入20世纪的现代社会的欧美文学，对于人性的表达更加的直白、质朴和自然。这一时期的文学紧追时代的潮流，在物质和精神的交叉领域中不断抒发着它的想法。我们清楚的知道，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各方面都进入发达阶段。但是世界大战、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艾滋病的蔓延、自然灾害频发等，危机着人类的生活。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地区，各种压力促使着人们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扭曲。《变形记》就是描述人类在同命运都在中不幸被残酷现实打败的作品，卡夫卡形象生动的文笔让我们感受颇多。 五、结论 欧美文学就是如此孜孜不倦的展现出人性的真善美，不论是古老的神话主义，还是现代的理想主义，都倾注了人道的精神。神话故事的梦幻美好，现实生活的真实残酷，人道主义都是它们表现的主题。原因是，它们清楚的知道文学以人为表现主题，而人也注定最美丽的风景。 欧美文学论文: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嬗变 骑士现象虽然孕育在欧洲中古封建社会的土壤之中，但是，伴随着骑士制度而形成的骑士精神却超越时空的限制而代代相传，成为欧美文学中经久不衰的主题。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的骑士精神，与其说是对中古骑士客观精神状态的准确描述，还不如说是欧洲封建时想化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体现，是人类所共有的天性和基本欲望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淀，和东方中国的“侠义精神”相呼应，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渴望。所以，骑士精神不仅是中世纪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的精髓，而且在文艺复兴以后乃至近代，不同时代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心态将骑士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追溯骑士精神在欧美文学中的衍变轨迹，不仅使我们管窥到欧美文化的发展变迁，还可以感受到文化与世俗之间血脉相连，互相滋润的互动过程和内在联系。 一、骑士精神的渊源骑士制度形成于欧洲中古时代。 长子继承制这一独特的家庭结构使贵族家庭中的次子以下男性转而求之于外，以战争、抢掠为主要谋生手段，成为职业乘马骑士这一特殊的封建阶层，替国王或领主出征从而获得封赏或采邑。11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更凸现了骑士们相对于步兵的优势和独特的存在价值，骑士制度进入全盛时期。12世纪曾经出现了从国王到大小封建主都参加的骑士团组织，如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在当时，当骑士是一件非常荣耀和时髦的事情，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艰苦的训练。一般是在七八岁时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里接受进一步的教育，学习社交礼仪和军事技术，直至跟随主人作战，如果表现合格，则举行一系列庄严的仪式封受骑士封号。骑士制度的存在有着丰富的社会功能，它不仅避免了家族内耗，培养了对外开拓的精神，而且培养了尚武之风，实现了藏兵于民，从而节约了国库开支，国家也有了一支庞大而高素质的准军事阶层，除此而外在精神层面还孕育了荣誉与浪漫这两大主题，对于西方文化和社会可以说是其泽绵绵，至今不绝。 (一)来自于宗教的荣誉感欧洲中古区别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最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督教化，骑士与首领之间固然仍保持着蛮族时期首领与侍从之间的传统忠诚关系，但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他必然对基督教社会和教会保持忠诚。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十字军东征就是依靠宗教热情的力量把形形色色的人联合起来。更是重要的是，基督教的“介入”实际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关系，骑士的根本目标在于荣誉，而且既然那个时代上帝是人类的救世主，那么骑士仿效上帝担起拯救世界的使命是最荣誉的事。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中的罗兰，《熙德之歌》之中的熙德都是救世主式的骑士英雄，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旧约》中讴歌的英雄，救世主，和先知摩西的影子。这两部史诗都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诞生于战乱频繁，封建割局的法国和西班牙，而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或叛乱的各附庸国形成对抗状态。国王和骑士英雄自然而然地是当时进步的力量，是人民心目中拯救世界的上帝。所以罗兰、熙德等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不是违背自己主观愿望所尽的单纯义务，而是根据荣誉原则所做的个人独立选择。他们是民族英雄，也是为信仰而战的殉道者。《罗兰之歌》中大主教杜尔滨对罗兰等人说:“如果你们死了，你们将成为神的殉道者，在天上的乐园中你们也将有一个位置。” (二)来自东方的爱情观工商业的飞速发展使西欧逐渐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拜占廷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经东征的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逐渐取代了夏娃“恶”的形象;投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女子也从夏娃的“恶”走向了圣母的“圣”，理想的物化和真理的象征不再是上帝和君主代表的国家，而是世俗女子，是贵妇人。对这种新型的世俗的骑士理想进行描绘的文学作品包括骑士抒情和骑士传奇，都是以爱情为中心旨趣。例如，《特里斯丹和绮瑟》只是开头描写了骑士英雄特里斯丹的冒险经历，相对于整个传奇而言，似乎仅为引入讴歌特里斯丹和绮瑟刻骨铭心爱情的楔子，最为打动的也是他们这段“此恨绵绵无尽期”的爱情悲剧。骑士之爱，又称浪漫之爱，风雅之爱，在欧洲文明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当时封建基督教化的社会结构中，这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理想实际上暗示了人们对一种新型社会行为模式的探索。这种爱的复兴，虽然是充满不着边际的幻想，但确可看做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奏。罗素曾说过:“说到爱的复兴，假如没有骑士制的浪漫为它开路，文艺复兴是断然不会如此成功的。” 二、骑士精神的演变中世纪结束了，骑士制度也成为陈腐的过去，但骑士精神并没有衰亡，反而借文学的媒介而薪尽火传。 在新的社会环境中，骑士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中世纪的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对于骑士精神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将其看做一种精神理想而大唱赞歌。这种态度在后世的作家笔下则难以看到。对于塞万提斯，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来说，骑士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剖析时代的工具和切入主题的基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杰作。堂·吉诃德并不是骑士，他的穷乡绅身份注定他没有做骑士的资格，他也无骑士封号，他所生活的社会根本不存在骑士制度，他仅仅是在自己的幻想的世界里扮演一个所谓的骑士角色。于是塞万提斯奉献给读者两个世界，一个是清醒的堂·吉诃德世界，一个是疯狂的堂·吉诃德世界。“高贵的骑士”在自己疯狂的世界里按照骑士的最高标准行事，他那强烈的个体意识与拯救世界的上帝情怀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可悲的是，这种和谐与他周围的现实世界却是格格不入。 塞万提斯越是把堂·吉诃德的骑士美德夸大，就越显示出他多么符合骑士道德的最高理想，也就越把他和他的崇高理想道德推入尴尬的境地，与冷酷贪婪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崩溃之后，文艺复兴使人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自由的代价是沉重的，人类丧失了已有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资本积累的疯狂尽显了人性的贪婪，人文主义者的“乌托邦”，“太阳城”根本不可能实现。《堂·吉诃德》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它反封建的指向，而且在于借堂·吉诃德之口倾诉了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理想和面对现实而发自内心的悲哀。在塞万提斯看来，虽然骑士道德有其过时而腐朽的一面，但它毕竟倡导了一种理想的价值观念，一种落后的却仍有诱惑力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人类的某种共同愿望和理想。“我们应当承认在堂·吉诃德的性格中有着崇高的自我牺牲的因素，只不过是从滑稽的方面来理解罢了。”屠格涅夫的这句话至今仍是评论堂·吉诃德的经典之据。司各特，大仲马和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都是借骑士精神来表现现代意识的。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中通过理想的骑士形象的塑造，极力讴歌骑士精神，借此表达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抨击现实的贪婪、残酷和非正义。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塞万提斯是相似的，但他们没有塞万提斯那种复杂纠结的情绪。他们的历史小说，意在通过复苏“古代精神”来观照现实。 大仲马的《红屋骑士》着力渲染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红屋骑士穆朗千方百计营救即将上断头台的王后的英雄事迹以及营救无效自杀殉情的悲壮结局。这在客观上或许起到了“讽刺”骑士道德的作用，但大仲马营造悲剧的目的似乎是为了突出骑士英雄富有浪漫色彩的不平庸的生活历程，从而以一种古老的颇具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吸引读者，与塞万提斯的审美旨趣殊不相同。雨果认为，英国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用奇异的力量使读者在几个钟头之内恢复了在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这里的“古代精神”就是指骑士精神。在司各特的代表作《艾凡赫》中，我们又一次品味了中世纪骑士文学的浪漫气息;对个人人格的爱护和尊重;为被压迫者和被迫害者牺牲全部力量甚至自己生命的慷慨勇敢精神;对“爱和美的王后”的崇拜;向无穷遥远的未来追求一切秘密的欲望。《艾凡赫》所展现的是12世纪末狮心王理查在位时英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者内部的矛盾等等。司各特继承了中世纪骑士文学重想像和虚构的传统，把奇妙和真实这两个史诗的要素放进小说里面，使平民百姓质朴的语言和诗情画意互相辉映，骑士精神在他的生花妙笔下散发出迷人的诗意和盎然的生机。正如雨果所言，司各特还使当时及后来的读者突然发现了那种“今天如此被轻视的古代精神”中所蕴涵的某些并不过失的有价值的东西，发现了一种当代人苦苦寻觅而不得的精神力量。波兰作家显克微支针对的《十字军骑士》同样昭示这一点。19世纪后期的波兰处于帝国主义瓜分的铁蹄之下，显克微支创作《十字军骑士》的意旨十分明显，他希望从祖国过去的历史中寻求鼓舞人民摆脱困境反抗侵略的力量。这部小说热情讴歌一批波兰贵族骑士在保家卫国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同时也揭露了“十字军骑士”的野蛮残暴行径;“骑士精神”是贯穿全书的红线，是高尚与卑劣的分水岭。波兰的胜利也是骑士道德战胜邪恶的胜利。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 在知识膨胀、网络速递的今天,各大高校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人员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繁复、棘手。譬如,学生不愿意花费大量精力阅读文本,怎么办?教师简单地以多媒体教学模式取代传统教学模式,可取吗?外国文学作品质高量多,而许多学校的课时不断缩水,教师们按照时代与国别为序的方式详细地讲解,可行吗?传统讲授外国文学基本上把重点放在20世纪之前的欧美文学方面,那么20世纪以来的文学,到底怎么取舍?在不断模糊高校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界限时,外国文学教学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说到底,就是我们该怎么迎接课程变革、时代挑战的问题。我们认为,面对教学、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现状,每位教师都应按照自己学科的特性,结合个人的所长,积极行动起来,不断优化教学资源,为社会输送优质人才。本文主要就外国文学的讲授内容、阅读文本的选择、讲授方式诸方面进行论述。 一、强化“两头”授课内容,加强彼此内在联系 就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各大高校都在根据新要求调整教学内容与授课时间。随着新的课程的不断加入,教育部门要求各教学具体实施单位挤压原有的授课时间,为新课程保驾护航。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原先每节课50分钟,现在减少为40分钟。这就要求教师们在授课内容上做出相应的取舍。在授课内容方面,教师“教什么”,这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重视“两头”,一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另一头是20世纪西方文学。体系完整,具有神人同形同性、人情美、人性美的古希腊神话不仅是古希腊艺术的宝库和土壤、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源泉,而且也以神话原型的力量影响着后世欧美文学。古希腊神话原型属于世俗神话原型,包括女性神话原型、男性神话原型、英雄原型、漂流原型、寻找原型、父子冲突原型、母子冲突原型、两性冲突原型等,形成了西方文学的母题。 施教者惟有让初涉西方文学的学生领略到她的博大精深与绚丽多姿,才有可能产生浓厚的兴趣,也才有可能静下心来去阅读、玩味、鉴赏、评论她,并把西方文化中合理、优秀的部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养分。因此,一般学者对重点解读古希腊罗马文学部分大致没有异议。但对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传统的中国学界,还存在一些成见。他们认为,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还没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不适宜简单地下结论。例如,意识形态浓、哲理成分重的某些作品,还有一些遵从官方意志的遵命文学,的确下结论略嫌仓促。这部分作品多半是20世纪冷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对垒的结果,既有某些人对某一利益集团的愚忠,又有某些人的阶级或种属的偏见,原因种种,不一而足,历史上学术界把这部分作品调子定得太高,这显然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学术界的看法相对一致,我们所熟知的英、美、法、德和苏联的现实主义文学,精彩纷呈,大家如云,这是人类文学史上的又一座高峰。 分歧最大的主要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作品,诸如意识流小说、表现主义小说与戏剧、超现实主义诗歌、荒诞派戏剧、新小说以及正在产生的新的文学作品等等。对于这些在技巧上刻意求新求变的先锋实验性作品,有些老教师还有所保守,不知该如何进行讲授,毕竟,20世纪的文本与文论都过于庞杂了。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轻易讲授在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东西给学生,似乎显得不够尊重学术,也对学生不大负责。文学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可小觑的“晴雨表”。通过文学,我们可以了解那个时代。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以独特的方式记录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浮尘起落与心路历程。因此,作为21世纪的研究者,我们更应当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来关注社会与每一个个体。更何况,随着许多中国家庭单位人口的减少,人们的审美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个个体的时间与空间被社会多层级的分割与压缩,真正属于我们的自由时空少之又少。事实上,工业化程度越高,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小,这时候人们就只有退守到心灵深处,用自己的方式去守护理想的灯塔、洗涤自己的伤口,进行自我疗救。 而这一切,我们可以在西方现代作品中找到,把那里作为我们心灵的栖居地。除了“两头”之外,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启蒙文学与19世纪文学都不应偏废。为了让学生具有一个文学史的全局观念,讲授者不仅要在时空布局上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进行整合,更重要的是要树立“文学是人学”的观念,以人本、人文、人道、人性为发展主线,挖掘“人的魅力”。我们在梳理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的同时,要强调文学的审美功效(包括教化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时代、每个个体精神向上的努力就是人类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过程。当然,对于拥有优质资源的学校,又可以别开生面,或以文明史的不同进程将全球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各国之间的文化对话,或以专题形式(譬如英雄主义、妇女命运、流浪汉小说、战争题材作品、爱情作品等)授课,而不是按照国别史的序列进行授课。这样学生学习后就会有一个更加系统的了解,更能够从宏观上把握外国文学,更有充盈感、坚实感和系统性。 二、外国文学文本的选择问题 虽然在宏观上我们分析了外国文学课程讲授的内容,但在具体文本选择方面,我们应该如何定位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认为,既要把重心放在传统经典文本的阅读上,又要紧抓地方性文学不放,同时也不可放松对各种实验性文本的阅读。此外,我们也要读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不断积累、丰富自己的文学经验,重新认识、审视文学。 1.选择经典文本(包括文学理论著作)进行阅读。每一个时代都有经过大浪淘沙、汰洗下来的经典著作,我们可以让学生不带有个人的“偏见”去阅读那些文本,这样既可以使学生为流传下来的各民族的经典文本有所“感动”,以便于传承各民族文化,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敦促学生以挑剔的眼光去面对那些作品,发现其中的异质内容,帮助学生与文本保持历史间距,增强阅读与理解的张力。古往今来天生就带有时代基因的作品,又有哪一部没有当代性?例如《荷马史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变形记》《哈姆雷特》《失乐园》《伪君子》《红与黑》《傲慢与偏见》《荒原》《尤利西斯》等。以《荷马史诗》为例,盲诗人荷马吟诵古希腊人的英雄业绩时,就鲜明地反映了他与那个时代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那是宁为“人雄”而不作“鬼雄”的时代,是英雄展示个人又服务于集体的时代。那时的人们陶醉于人的力量,是一次对人的力量与价值的有意义的大发现,讴歌人自身,理所当然就成为了《荷马史诗》的中心主题。可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又从中读到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今天的读者在阅读《荷马史诗》时,首先就把特洛伊战争定位为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将道德的天平倾斜到特洛伊人一边。有些读者甚至联想到国际环境与家国的关系,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或由于绵绵不断的战火而丧失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家人,深感生存环境的恶劣,惊恐灾难的到来;或曾经通过战争获得了可能的一切,建立起了令人炫目的事业大厦,他们阅读的感受自然又不相同。当然,为了一个女人而进行长达10年的战争也令今天的读者感到不可思议。总之,经典作品具有强大的可塑性,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经典作品中寻找到专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典文学作品正是各个时代不同精神产品的交易中心疗治中心。在选择经典文本时,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现实因素,就是我们的学生常常有排斥外国文学的想法。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中国古典诗词语言多么精炼、含蓄、深刻,从《诗经》《西厢记》到《红楼梦》,哪一件不令人称奇!而西方的作品叙述话语常显得冗长啰嗦、繁复难解,譬如《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环境描写偏长,人物的名字也因偏长而难以记住,再则学生看到的基本上是翻译文学,翻译过程中外国语言的优美处常常也有意无意地过滤掉了一些。虽然有的作品经过译者创造性处理,但与原文本相比还是有距离的。简单地说,这些同学主要从语言的角度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学。屠格涅夫就曾说俄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学生对母语的热爱之情值得肯定,但如果因此而否定外国文学中的优秀成分,就需要思量了。另外阅读和欣赏心理的定势特性,也是学习别国文学的大忌。作为外国文学教师,我们需要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学新感悟力、新冲动、新趣味,使其不致画地为牢、固步自封。 2.重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学。文学作品在语言上可以有地方特性,在选材、表现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具有地方色彩。地方特色文学的兴起,是伴随着各地域民众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关注而日渐成为世界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潮流。地方文学立足于各民族文化,富有独特的地理、风俗、心理、性格等地域特性,它不仅折射出各地民俗、神话、民族精神等的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且由于其鲜明独特的地域表达方式和地域特色,可以凸现现代与传统文化的强烈对比,从而获得了隐喻性和指向性,丰富与深化了各民族文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沈从文、张爱玲的声名鹊起,一定程度上就是得力于文学的地域色彩。美国的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同属此列。这部作品作为描写南方社会地方性的小说,着力表现了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地域风情和社会变迁,同时也记录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美国人寻找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这样的事例很多,譬如福克纳、肖洛霍夫、马尔克斯等。在授课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进行拓展,比如,分析福克纳与肖洛霍夫、福克纳与沈从文、莫言与马尔克斯等作家笔下的地域色彩浓郁的世界,以便获取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文学认知。在信息共享的时代,我们更有理由相信文学地方色彩的重要性。地方文学既可以突出文学的个性色彩,更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使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写作方法上自觉求新求变,使学生在阅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变化自己的研究角度。尊重不同国别的地方性文学,也是文学多元发展的需要,是尊重世界各民族感情的需要。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教学与高校生人文素质培育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方面作用: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辨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间题;三、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审美素质;四、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逆境生存能力，适应当今竞争的社会环境。关键词欧美文学;大学生;素质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投身于社会实践的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实施人文素质教育正是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爱因斯坦也曾经说过:“只教人一种专门知识、技术是不够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虽然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但不能给他一个和谐人格。最重要的是人要借着教育获得对于事物和人生价值的了解和感情。”爱因斯坦说的正是在学科教育之外，应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 一、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国家提出在高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着一些偏颇与不足，其中人文教育薄弱尤其突出。针对这一状况，国家提出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进行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审美情趣、文化品位、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这一设想在高校引起强烈反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弥补了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同时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大学语文的教学作为一种素质教育，占据重要地位，它和许多其他人文学科一样，成为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所在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设大学语文课，至今已经有10多年。目前我校在大学语文课的基础上，又开设了一门新课—欧美近代文学，作为大学语文课的延伸，也必然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积极的意义。 因此，本文将谈谈欧美文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影响。当我们谈到人文素质培养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在人的全面素质中占据重要地位。一个人的全面素质应主要包括:知识素质、道德素质、情商素质、行为素质和身体素质等。与此相对应，全面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应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协调发展，使之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人文素质教育是关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说，通过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大学生在学好专业的基础上，具有较广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审美能力，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关心。在大学语文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我国民族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继承的问题;而外国文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这是一个借鉴的问题。它们一起组成了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当今的世界上，国际间的交往空前频繁，文化传播的工具越来越发达，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文学史上出现的无数优秀作品，本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是时代的记录，民族的心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方项的情况，以至风俗礼仪、心理等各方面的特征，无不鲜明生动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艺术形象、生活画面和社会知识、是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宝贵材料。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可以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认识世界各国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风俗习惯，这是其他任何学科所不能代替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总结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理想的精神探索的历程，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起着思想教育和道德陶冶的作用。欧美文学，对于提高大学生的艺术鉴赏水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那么，欧美文学教学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欧美文学教学的结果，究竟要使学生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欧美文学教学对培养大学生素质有以下几个方面作用:的，它是大学生成才的“发动机”和“导航器”，为其提供成才所需的不竭的动力和正确的目标方向。它要求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是谓“积小善而成大德”;“学会做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和他人的人。从而克服感情的混乱和失调。扫除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迷障，以便把握人生，创造和实现人生的价值。文学中的“寓教于乐”正是指这一点。关于树立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欧洲文学史上随处可见。但丁渴望祖国统一和复兴，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对国家民族做了好事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人，就予以赞扬，哪怕是自己的政敌。欧洲文艺复兴巨人多，其中莎士比亚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是《哈姆雷特》，并成为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关于人性复杂、人性悖谬的思想，影响了近代欧洲文学关于人的问题的思考，也将启发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问题的思考。而从理论上讲，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诗学》中提出了悲剧“净化说”，肯定了文学的教育作用。对于改革开放的今天，爱祖国、爱中华民族，依然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我们要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要有民族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轨道。 二、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辩证的思维品质，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一、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求善，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与灵魂。善者，在于祟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远大的人生目标和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道德素质是与“四有”新人中的“有理想”相对应为什么说欧美近代文学可以教会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这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按照社会的本来面目来认识社会，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认识历史。在欧洲文学史上，大量的经典作品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对当时社会历史作了真实的反映。欧美文学课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讲解，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历史主义的方法来分析这些作品，更加能够培养大学生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马克思主义对欧洲文学的分析本身就是典范。意大利诗人但丁是欧洲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欧洲社会从中世纪向资本主义时代的过渡，其代表作《神曲》虽然采用中古流行的梦幻文学的形式，包含着中世纪繁琐哲学思想和禁欲主义的说教，但它却是中世纪文学中最先创造出广泛反映时代的社会生活、具有巨大思想认识价值的伟大诗篇。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取材于12世纪的一部丹麦史，经过莎翁的改编，一段中世纪的封建复仇故事，变成了一部深刻反映时代风貌、具有强烈反封建意识的悲剧。到了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更加明确了文学与社会的联系。巴尔扎克就曾经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认为他“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列宁认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我们突出文学的教育功能，丰富的欧美文学正成为大学生认识欧美历史、培养辩证思维的重要工具之一。不仅如此，培养学生的历史感，立足当今，从更加宏观的视角去了解和认识当今社会以及社会赋予的历史责任，促使学生解放思想，使他们的思想更开放、更合理、更有活力，也是欧美文学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把欧美作品中的主题与当今社会的主题结合起来讨论是一件常做常新的事情。对于大学生而言，也是一件有成效的事情。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回归自然思想 一、希腊神话中的遵循自然 希腊神话是欧美文学的源头，它的好多做法对欧美文学的发展具有开创、引领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回归自然的思想当然不能不从它的源头说起。大家知道，在希腊神话里，古希腊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而在这些形态各异的“神”的身上，既倾注了他们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充分反映出他们渴望了解自然以及对自然现象作出合理解释的强烈愿望。但是对于当时那些知识和智力都极其有限的原始初民们来说，要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作出解释，谈何容易，他们甚至对物的兴衰和人的生死，都一片茫然，于是他们便不断地幻想，不断地沉思，终于在他们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美妙的神话。只是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想象不是一点没有道理而不着边际，而是他们也在以“此”推“彼”，企图以人类自身的经验寻找出大自然的规律，于是便有了最起码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解释。在他们的想象中，宇宙万物都与人一样有着生命，而且都在冥冥之中被一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主宰着，而这种神秘的力量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神”。 这就是他们的思路，即“神”尽管神奇，法力无边，无所不能，但他们必定也与人一样有来处，有习性，有情感。于是在他们创造的神话中，便有了这样的描述，即一切皆从混沌开始，然后，混沌生了地神该亚，然后衍生出黑暗和光明、白天和黑夜以及天空、海洋、冥界等等。再之后苍穹之神乌拉诺斯和大地之神该亚结合，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一共生下了六男六女，即十二泰坦巨神。这样一来，世间万物便各归其主，各有其属，而且还各行其责。你看，宙斯掌管天，波塞冬掌管海洋，哈得斯则掌管着冥界，而太阳神阿波罗、智慧女神雅典娜、爱神阿弗洛狄忒以及农神、火神、月神、家神等等，都分别掌管着世间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便事无大小，不论巨细，都“冤有头债有主”，显示出了大自然的一片秩序。在这样的一种构想中直让你感到不论世界有多大，有多复杂，总会有一个或几个“神”在统领着，绝对不会无序。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神话中古希腊人还将这些神完全“人格化”，把他们描述得不仅有计谋，而且有情欲，甚至有小心眼儿，比如天父宙斯就经常下界追逐引诱凡间女子，而他的妻子赫拉则如同一个妒忌心极强的女人不断迫害她的情敌。当然，既然是“神”，就必定与“人”有区别，这就是长生不老、可随意变形，而且各具特殊本领和巨大威力，其好恶态度对下界人类的生杀祸福起着决定作用。总之，我们读希腊神话，可以感到古希腊人处处都在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每一种事物的“对应物”，而且极力想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前因后果”的推导的思路，是完全照着我们常说的“自然规律”在走，它充分反映出古希腊人遵循自然、描画自然、展现自然，最终热爱自然的情感和思维定律。正因为源头就与自然密不可分，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回归”自然。 二、中世纪的违反自然 公元5世纪至14世纪，是欧美文学史上被称作中世纪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它不仅“时间最长，成就最差”，而且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暗无天日”，让人不愿回顾。原因就在于在这段时间里，欧美文学完全被宗教神学所统治，与当时所有的事情一样，违背了自然规律。在中世纪，基督教是整个欧洲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作为当时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基督教在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被统治阶级用来麻醉民众。我们知道基督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对上帝的崇拜，在这种崇拜中，它宣扬世间万物由上帝创造，引导人们对上帝的绝对服从。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人生在世根本谈不到实现所谓的“现世价值”，而是为了赎罪，为了死后灵魂进天堂。这即所谓的“原罪意识”。应该讲，在基督教文化里，绝对包含着对人的理性和道德伦理的追求，绝对包含着对人性的执着提升的意义，否则她是绝对不会成为日后西方人普遍信奉的东西的。然而在当时，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作祟之下，她被完全“反动”了，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人们对上帝的服从，利用这种“原罪意识”把他们的意志说成是上帝的意志，让人们实行禁欲，甘愿接受他们的奴役。 很显然，正是在统治阶级和反动教会的这种作祟之下，基督教被用来实行神权统治，其结果就是禁欲主义盛行，人的天性受到大大的抑制甚至是封杀，长期发展起来的那种张扬人性的希腊罗马文化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文化也被当作了神学的奴婢，所以她本身一些积极或正面的东西被掩盖了起来。作为文学，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以教会文学为主流。它一味地宣传宗教教义，鼓吹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完全沦为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所以说到底，中世纪文学是违反自然的，是反人性的。它为人们迷失自我崇拜神权起了推波助澜甚至主导的作用。从这一点看，不能不说是文学的一个悲哀。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超越自然 我们知道所谓文艺复兴指的是14~17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一场大规模的几乎遍及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当时出现的新兴资产阶级面对中世纪的黑暗以复兴古代文化为旗号而掀起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在此之前那种长期被宗教蒙昧思想统治，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创的那种张扬人性的思想几乎丧失殆尽，人的所有权利，包括情欲、争取自由的行为等统统被封杀的可怕状况。因此它的出现，意味着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它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常说矫枉必过正。正是由于中世纪太黑暗了，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解放也就在一片释放之中显出了“过正”之嫌。比如在非常有代表性的描写人性解放的《十日谈》里，高尚的爱情和低俗的情欲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甚至纵欲都被认为是人性的自然流露而得到了肯定与提倡。莎士比亚敏感地看到了这一切。他在后期的创作中，写下了大量由野心、私欲导演出的一幕幕罪恶的悲剧。比如他的四大悲剧《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哈姆莱特》就深深地反映出了纵欲的可怕。 他的这种表现是发人深思的。所以我们说莎士比亚的创作是在寻找着一种情感与理性间的平衡，是人文主义思想和基督教精神的双向选择，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融合的典范。 四、启蒙时期的回归自然 毫无疑问，与“回归自然”思想最吻合的就是启蒙时期作家们的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欧美文学，将思想与艺术完美结合，第一次让我们看到了二者的和谐。我们知道18世纪对于欧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原因就是继文艺复兴之后，一场新的具有更加深远影响的伟大的启蒙运动兴起了。可以说西方世界一向炫耀的就是他们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他们那种先进的管理，他们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一向被人们津津乐道。而此时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扫清了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全面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因此对于整个欧洲来说，启蒙运动的意义简直无法估量。所以康德曾经在谈论启蒙的著作中说，一切皆在启蒙!由于启蒙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密切结合，它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比起来都太不一样了。它倾向鲜明，饱含哲理，把“理性崇拜”作为旗帜，涌现出了一大批真正从骨子里追随自然的作家和思想家。 其中法国的卢梭是最典型的代表。卢梭的一生，始终在追求一种独立、自由、美好、纯粹的人生境界。他所有著述的轴心问题就是阐述“返回自然”，以此针砭和抗拒那个专制的处处违背自然规律的“不自然”社会。无论是他的理论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还是他最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爱洛依丝》、《爱弥儿》甚至《忏悔录》，里面都充满了对不自然的人为、专制、邪恶的憎恨和对自然、本真、善良的赞美。他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通过对一切自然美好的呼唤，让社会变得自然美好起来。比如《爱弥尔》是一部讨论教育的哲理小说，“爱弥尔”这个名字是作家在书中拟定的一个学生。据说作家写这部书构思了二十年，撰写了三年，可见它的重要。小说于1762年出版。卢梭在这部书中指出了旧教育的失败，同时，积极地提出了建设新教育的系统的方案。全书分为五卷，前四卷指出当时男子教育的荒谬，提出“顺乎自然”的改革方案;第五卷提出女子教育改革的设想。整部著作夹叙夹议，其主线就是回归自然，发展天性。 比如卢梭认为，对儿童的教育要充分尊重儿童的天性，要启发诱导。他说，儿童在幼年时期应该在乡村的自然中进行教育，应该读的唯一的书是《鲁滨逊漂流记》，应该学的工艺是木工。他为什么倡导在乡村进行启蒙教育呢?因为乡村是最少工业文明浸染的地方，是最接近自然的。为什么要读《鲁滨逊漂流记》呢?因为《鲁滨逊漂流记》是最能体现自由冒险精神的，也就是最鼓励发展人的自然天性的。为什么要学习木工呢?那是因为木工是最能体现“心灵手巧”、最符合“自然天成”美的规律的一种工艺。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卢梭处处想着“自然”。至于被称作“卢梭主义百科全书”的《新爱洛依丝》，就更是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结为自然的东西(这点我在《论欧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主题》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在赘述)。总之，卢梭告诉我们，要找回美好，那就是也只有是“返回自然”! 欧美文学论文:欧美文学悲剧意识思索 在以欧美文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学中，其悲剧意识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传统，而且也许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差异，他们常常喜欢把作品中的“人类之悲”渲染到极致，这一点甚至成为外国文学的一个表征。以下让我们顺着由古到今的脉络来游历一番，看看他们到底是如何来渲染这种人类之悲的。 一、不是一般的悲，而是大悲 鲁迅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外国文学中，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而且他们的这种“撕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撕碎，而是追根究底，撕心裂肺，甚至有点惊世骇俗，让你掩卷难忘。让我们就从古老的荷马史诗说起吧!大家知道，荷马史诗是在“古老的谎言”———希腊神话的基础上锻铸成的，它在转述神话的同时又在好多理念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比如人与命运的冲突就是史诗所特有的。在史诗中荷马认为，除了神以外，人生还受到另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命运或“命限”的约制。人与“快乐的”神相比，除了“可怜”或“可悲”之外他们还从一出生就受命运摆布，带上了死亡的阴影。人生短暂，苦海无边。你看太阳神阿波罗承认不会“为了可怜的凡人”和裂地之神波塞东开战，因为凡人的活期“就像树叶一样”，只有一秋。所以在战场上，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壮士们尖叫着纷纷倒地，死神却只管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咀嚼，即便勇烈如阿基琉斯(其母是一位“不死的女神”)，最终也将走上战死疆场的悲酸之路。而且即便没有战死疆场，归途中的奥德修斯也已是历经艰险，九死一生。 因为在荷马看来，人生就是苦难的历程，在这个苦难的历程中，人在不停地用那有限的生命抗拒着无限的困苦和磨难。这绝对是古希腊人的人生观，也是西方“悲剧意识”的源头。最早的三大悲剧家之一索福克勒斯有著名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部流传千古的名剧里，作家以他特有的悲剧意识，书写出了人在与“命”相抗争的过程中所出现的“杀父娶母”这一不可思议的人类之悲。在剧中作家是这样给我们描述的:主人公一出生就被神示将来要杀父娶母，于是被父王派人用铁钉穿过脚跟扔到荒野喂狗，仆人不忍，将其送给了邻国的一个牧人，但后来他却偏偏被这个国家的国王收养成了新的王子。长大以后，当他知道命运的安排后，他离开了这个国家，宁可成为乞丐也决不做伤天害理之人。但就是因为他的这种抗争———流浪，恰恰酿成了大祸。途中他遇到了一个老人，莫名其妙地与他发生争执并失手将其杀死，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老人竟是他的生身父亲。再后来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拯救一个国家的百姓于水火之中，得到了全国民众的拥戴，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国家的新国王，于是也就很自然地娶了新寡的王后为妻，而这个王后正是他的母亲。 就这样他一步步地“成全”了这个“命运”。这个悲剧的确昭示得有点让人可怕，因为我们感到确实是“天命难违”，人从一降生便被命运锁住，不会有丝毫改变，人生永远也走不出“命”的怪圈。这是一种连环套式的演绎，作者在此确实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命中注定”。试想如果俄狄浦斯一开始“屈从”命运，老老实实做他的新王子，不要管什么“杀父娶母”的神示的话，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一连串出走、与老人争执、被推举为国王等等，这个“命”说不定倒真能避免。可悲的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处处与命作对，结果“一错再错”，终成“大孽”。所以完全可以这样说，俄狄浦斯最后的这种结果既是他命中的安排，同时又是他不甘做命的奴隶起而抗“命”的报应，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他的反抗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即与“命”作对越抗争越悲惨。这里起码有两点让人震撼:一是题材的选择，二是抗命的悲惨。杀父娶母这太不可思议了，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大悲大叹中让我们感悟到了作者超出常规的悲剧意识。正如萨特所言: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行动。这恐怕就是索福克勒斯昭示给我们的悲剧的全部意义吧!我不由得想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恐怕是很认“命”的，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而西方人对这个“命”恐怕与我们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们看来，恐怕越是“命中注定”的事，才越有一搏，因而也才越具有艺术表现上的“戏剧性”。索福克勒斯给我们呈示了这样的故事，司汤达更将这种故事演绎得出神入化、入木三分。在以往对《红与黑》的评述中，一般都把于连看成一个坏的典型，一个反面人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人物恰恰是作家倾心歌颂的一个“革命”的典型、反叛的典型。从他的身上，很能让我们悟到西方人的悲剧意味。不是吗?于连本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平民茬”，但为了抗拒命运，他不惜改变意志、放弃爱好，像猴子似地一个劲向上爬。他先是放弃30岁当将军的夙愿苦读《圣经》，赢得了当时颇有威望的神甫的赏识被推举到市长家当了家庭教师，后又在与市长夫人的恋情败露后来到贝尚松神学院深得神学院院长的器重，结果经引荐当了巴黎木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如果再后来不是前面那位市长夫人的搅和，他就一定会成为侯爵女婿获得更大的成功，从此摇身一变成为“上等人”。这种看似忍辱负重，甚至有点低三下四的做法实际却包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惜牺牲一切，百折不挠、永不言败的精神。这完全是人类的一种特质，是一种雷打不动的征服心理，是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生真谛，根本用不着半点含糊遮掩的。但是作家在展示这个与命相抗的结果的时候，却是以于连被枪杀而结束的，这显然是典型的悲剧。明明是“合情合理”的人生奋斗，却偏偏要贯之以搅和人心的“大喜大悲”，就是不让你舒舒心心，这恐怕是传统的东方理论无法解释通的，但西方人偏偏喜欢这样做。所以我觉得首先在悲与喜的问题上西方人的理解与处理就与我们有些不大一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二、“魔鬼”悲，“上帝”也悲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古一点的作品，上帝与魔鬼是经常要写到的两个形象。也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形象”(或者说是理念)对他们太重要了，所以在作品中就使得这两个形象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意念也太让人咀嚼玩味了。其中的悲剧意识自然是十分明显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圣经故事》，魔鬼撒旦无疑是“罪恶之源”，因此它总是要遭受上帝的惩罚，说到底他一定要失败。但是在弥尔顿的《失乐园》中，作家却赋予了故事以全新的演义，甚至因果关系也完全颠倒了。在这部名著中，撒旦成了革命的“典型”，胜利的“得主”，上帝倒成了一个失败者。难道不是?你看这“撒旦”虽因纠集天使作乱被打入地狱深渊，囚禁在金刚不朽的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但他死不屈服，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运用智慧引诱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致使这对夫妇被逐出伊甸乐园，实现了他对上帝“恶作剧”似的复仇。这里的寓意是很不寻常的，除去作品独有的革命主题之外，仍有好多东西值得我们玩味。 常情常理在这里得到的是颠覆，而表面的得势与实际的结果又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平时受尽折磨、吃尽苦头的一方成了(或可能成了)最终的得意者、胜利者，而一向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一方倒栽了个“底朝天”。这正像体育比赛中的“得势不得分”，结果更可悲。这种打破常规、惊世骇俗的做法一方面显示出故事演绎的高人一筹，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悲剧理念或意识。再如著名的《浮士德》，它是大师歌德花了六十年心血锻铸成的经典之作，其良苦用心不言而喻。在此作中大师用“浮士德博士”这个人们熟悉的人和事，本质性地揭示出了人性矛盾对立的两面，这就是:当“上帝在我心中”的时候，“我”是一心向善的，我充满了对知识的饥渴、对爱情的盼望、对艺术的挚爱、对事业的慕求、对美好的向往;而当“魔鬼缠身的时候”，“我”则丑态毕露，恶贯满盈，无恶不作。因此在作品中，歌德既全面地描写了浮士德对学问、爱情、艺术、事业的孜孜以求，也详尽地展示了他“沉迷爱欲”、“附着尘世”的难以自拔。对这样的一个人真是“魔鬼悲，上帝也悲”。当然作家远远没有到此为止，他揭示主人公的一生奋斗，不论爱情还是事业均以失败而告终，深刻地寓示了一种“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意味，这就是用有限追求无限的可悲可叹:生命是短暂的，至善至美则没有穷尽，所以人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这种大彻大悟的悲剧意识，实在不是悲观，而的的确确是一种清醒。 欧美文学论文:谈论西方宗教文化与欧美文学教学 一、我们都知道，欧美文学来源于两大系统，这就是来源于具有人文主义内涵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和来源于具有唯灵主义内涵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 从欧美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两大系统存在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渗透，形成了欧美文学丰富多彩的画面。但是，由于中国的欧美文学学者和大学教师受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制约，致使他们在编写欧美文学史的过程中过分关注古希腊-罗马文化系统中的人文理念，而对欧美文学史中同样重要的和客观存在着的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系统中的宗教理念却缺乏应有的重视。近年来，随着欧美文学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兴趣的扩大和深入，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逐渐丰富起来，无论是对个别作家的宗教理念的剖析，还是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疏理，都比以前更为深入细致，这就为把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融合到欧美文学教学中来提供了丰厚的科研基础。然而，从目前的欧美文学教材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教材并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其基本构架仍然是沿着人文理念的线索来设计整个欧美文学教学内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郑克鲁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郑先生主编的教材是近年来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构架都是比较新颖的教材，特别是在把外国文学中的宗教理念与人文理念相互融合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此教材虽然在整体结构上沿袭着以往教材的结构，但就是这个结构框架里，却融进了一些近年来的有关宗教理念的研究成果，它包括在概述中增加与宗教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也包括在具体的作家作品的分析中增加其宗教内涵，这就使得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这方面与以往教材相比取得了较大的突破。然而，即便是这样，此教材里的宗教理念也不是欧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仅仅是对以往教材内容上的一种附加，因而，郑先生主编的教材在增加宗教理念上的缺陷是明显的，它的主要缺陷是缺乏对欧美文学中的宗教理念的系统性把握，也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挖掘欧美文学中蕴藏着的宗教内涵。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更新旧观念的基础上，利用现有的研究成果，就可以改变这种现状，从而恢复欧美文学内涵中的本来面目。 二、实际上，从整个欧美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理念和来源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的宗教理念都是同等重要的精神力量，他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对立又存在着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构成了欧美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古希腊文学中，其人文理念和宗教理念是融为一体的，古希腊宗教最富有魅力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通过严格的宗教仪式和刻板的教规来进行宗教活动的，它是通过最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学形式来表达深厚的宗教理念和实现宗教沉思的。从文学的角度上说，古希腊文学诸样式表达的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具有纯审美的性质，古希腊文学中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对英雄主义行为的由衷崇尚，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严峻思考，无不显示出古希腊文学关注人本的特点。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古希腊文学表达的是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过程中确立父系血缘和社会关系的宗教理念。 古希腊人确立父权制的过程，不像其他民族那样完全靠教义、宗教仪式和禁忌来强制实现的，而是通过艺术的方式，在充满审美特质的氛围中自愿去认同这种新制度和新血缘。由于古希腊人的宗教理念是一种智慧活动，因而它很快演变为哲学上的唯灵主义和怀疑主义，古希腊哲学上的唯灵主义是日后与犹太教进行融合的精神基础。而古希腊另一种人文理念由于缺乏崇高、神圣的宗教理念的支持，就逐渐退化为单纯的享乐主义。古希腊人的享乐主义在人文和宗教交织的时代还具有高贵和浪漫的性质，但到了古希腊社会后期，这种享乐主义就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情欲泛滥。而古希腊社会的直接继承者--古罗马社会则把这种情欲泛滥的享乐主义推向了极端，从而导致了古罗马社会的全面腐败和虚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就作为古罗马社会享乐主义的拯救者的姿态出现了。基督教虽然长期以来受到罗马帝国统治者的残酷迫害，但它肩负的使命却非常崇高。对于腐败、虚伪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最大的使命在于瓦解这个帝国的基础，以使整个帝国免于更大的堕落。而对于同样愚昧和野蛮的北方蛮族来说，基督教的救世使命在于对他们野蛮和强悍心灵的驯服和皈依。由于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日尔曼人的大规模迁徙，整个欧洲社会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惟有基督教不仅在原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发展了强大的教会组织，而且在原日尔曼人的荒蛮之地也发展了自己的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顺理成章地担负起了统治欧洲的责任，基督教主教们不仅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宰者，而且是世俗生活的统治者。基督教的教义要求人们鄙视现实生活的意义，因为人类始祖的堕落使得人在现实中总是处于有罪状态，人惟有尽心侍奉上帝，才能获得生命价值的升华，这种注重来世的价值观才是人现实生活的最终目的。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强大的精神力量，阻止了罗马帝国物质主义的进一步堕落，才使得纷乱中的罗马帝国和野蛮、强悍的北方部落得到有效的控制，因此，虽然基督教有黑暗、鄙视人性的一面，但也有对抗罗马帝国的情欲泛滥和制服、驯化北方少数民族的巨大贡献。文艺复兴时期是古希腊人文主义的新发展，虽然它是以基督教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朦味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人文主义也不是与基督教思想完全对立的思想体系，随着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人的宗教改革和文学上诸如莎士比亚等作家的反思，使得人文主义内涵逐渐与基督教思想实现了融合，变成了所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对传统基督教教义的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否定基督教的宗教理念，而是改革那些违反人性的教义，其结果就是人文主义的内容融合进了基督教教义中，从而增强了基督教的世俗内涵。另一方面，人文主义思想由于有基督教价值理念的支撑，也使得它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获得了升华。 这种升华在法国古典主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印证。法国古典主义特别是在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穷奢极欲的时代，贵族们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之能事。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奢华并不粗俗，反而由于他们审美趣味的高尚显得相当的雍容华贵，他们不仅衣着得体，举止文雅，而且逐渐培养出一种具有浓厚贵族气息的高贵、典雅的审美趣味和风尚。路易十四本人就是这种新风尚的典范，相传他在参加舞会时还对他的侍女们脱帽致敬。虽然古典主义在政治上是对传统封建制度的回归，但在文化风俗方面它却使法国甚至整个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得到提升。在传统的欧美文学体系中，18世纪的启蒙运动常常被阐释成是与基督教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但实际上启蒙思想家们反对的只是基督教会的虚伪、阴险、残暴和教士们的腐败堕落，是对基督教抽象的、违反人性的教条的批判，而对基督教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基督教人文主义，则不但没有抛弃，反而通过阐释，把它植根在人的最内在的情感体验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属性，即由信仰外在的上帝转变为信仰人心目中的上帝。这种基督教信仰属性的改造由法国作家卢梭开始，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道德神学，而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就是在这种新神学的背景下催生出来的。因此，从宗教理念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运动是对宗教的某种回归和超越，通过浪漫主义运动，人们对内心体验的宗教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而从文学的角度上说，浪漫主义又具有人文理念的属性，它表达的是人的内在情感的张扬，对自然纯洁性的赞美以及对古希腊文化的回归。这种宗教性与人文性的交融正如奥克塔维奥·伯斯所总结的:“浪漫派的宗教性是非宗教的、反讽的;浪漫派的非宗教是宗教的痛苦的。”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是欧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一方面向往着未来世界的美好，并为创造新生活而不断努力，因而使得这时期文学表现出关注现实生活，张扬个性和反叛传统等精神素质;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动荡对传统道德和价值体系的摧毁，使得人们在心灵上更加需要传统的宗教信仰来获得灵魂的安宁，因此，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都不同程度的表达了祈求宗教来拯救社会危机的精神意向，文学与宗教的关系表现得更加紧密，这时期作家不仅表现了浓厚的宗教理念，而且还自觉地承担了宗教的救赎功能，从而使这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救世色彩。 欧美文学论文:女巫叙述与欧美文化及文学创作 美国萨勒姆(Salem)小镇因女巫而出名。早在1692年,萨勒姆一个牧师家的一对男女小孩,声称看到了异象。紧接着他们人形大变,呻吟作苦。官方很快将疑点集中到牧师家的印第安女仆身上。女仆屈打成招,招认曾暗领撒旦密旨,作法迷心,加害两位小主人。可法官哪肯就此善罢甘休,“女巫”干脆将邻里中略有桀骜之气的女子一一供出,一下揪出数百女巫,数十人被法庭绞死。平静祥和的萨勒姆小镇被搞得人人自危。这段历史不仅给小镇,也给整个美国历史带来耻辱。 女巫审判中有一位特殊的法官――约翰・哈索恩(Judge John Hathorne)。他痛剿女巫,不知多少人在他手下做了冤鬼。之所以提到哈索恩法官,还缘于他有个大名鼎鼎的后代――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作家深以祖先为耻,给自己的姓氏里多拼了个字母W,以示与家族决裂。祖辈的耻辱,反倒让霍桑对清教传统重压下的妇女寄予同情,创作出不朽的名著《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还有二十世纪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也根据萨勒姆审判创作出影响戏剧史深远的《炼狱》(The Crucible,1953)。在麦卡锡恐怖时代,该剧逆风而动,因深藏讽刺而成为名剧。名著、名剧演绎的女巫迫害,主旨大都是控诉美国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与压制,以及主流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暴露愚顽氓众的人性泯灭。但是,女巫传统毕竟不仅仅是政治或社会问题,还不能说它早已落套为历史旧谱,或权当授古诫今的逸事。发达、现代的美利坚,虽然科学技术很先进,功利与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深入骨髓,但女巫文化还有一线生机,深植于新英格兰的风土人情之中。时光荏苒,它虽饱经世变,却并未在快餐文化里委靡。 纽约州界有一处叫“燕尾服”的地方,是全美第三的“恐怖森林”,其实只是个运营成熟的游乐园。看到“燕尾服”的地名,我想起一句老话:燕尾之服终不能掩羊脚。在一本研究女巫的著作《女巫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itches)中,我读到中世纪女巫午夜聚会时,魔鬼总化身公羊或人形,虽着一身庄重的黑色礼服,却常露出公羊的角和脚来。 该书作者巴罗伽(Julio Caro Baroja)是位研究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人类历史学家。虽然形式上是学术专著,但该书内容生动,纪事写景都很丰富,兼有大量鲜活的一手史料。如果想对巫术历史溯流寻源的话,可以在两千年前凯尔特人对时间交替轮回的崇拜里找到蛛丝马迹。与主流文明不同的是,古凯尔特文化相信“一日之际在于晚,一年之际在于秋”,所以在一天的“开始”(即黄昏时分),或一年的“开头”(即晚秋时节),凯尔特人会祭天狂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美国人会在十月底过万圣节。《女巫的世界》给我们展示了欧洲大陆女巫历史的生动侧面。作者收集了大量教会图书馆珍藏的巫术审判档案,有一段17世纪初的巴斯克女巫审判最为精彩。1609年,国王亨利四世指派法官德・兰克(De Lancre)去巴斯克审理堆积如山的巫术案。这位法官是个有心人,在血腥裁断过程中摇身一变成了作家,用审判记录做素材进行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叙述。 《女巫的世界》就是以德・兰克留下的档案史料和“创造性叙述”为对象,分析16世纪巴斯克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书中罗列的档案里可以看出,这位法官很擅长把犯人的口供惟妙惟肖地呈现给读者。《女巫的世界》一书援引了兰克法官完整的审判记录,大大增加了可读性,而且还配有不少插图,更显得情趣盎然。该书的分析和阐释部分试图发现巴斯克女巫盛行的根本原因,于是从风土人情入手,展现出巴斯克与西班牙和法国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这里一直比周围地区落后、贫穷,基督文明未能扎根于民间。在以渔业为主的巴斯克沿海地区,男性对家庭缺乏责任感,除了经济上供养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外出,或海上捕鱼或寻欢作乐。因此,巴斯克妇女主导着社会生活,她们以特有的方式――巫术维系着集体认同和信仰生活。但我想女巫历史也许还有另一层,就是以女巫为题材的绘画、文学和文献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不仅仅是因为女巫审判对社会生活的深远影响,还有男权社会对女巫叙述的需求。在教会统治的压抑时代,德・兰克将女巫审判的档案,添枝加叶转述成奇闻逸事,绘画作品也借诅咒巫术为名,渲染女性的身体和性幻想,满足男性的窥淫欲望。从根本上说,德・兰克不过是唱着维护世道人心的高调,行着声色货利的实务。 逃到北美的女巫也许后来颇有建树,因为八十年后新英格兰又上演了一出场面宏大的女巫审判。17世纪的萨勒姆异常贫瘠荒凉,诸果不实,杂木丛生,森林敝日,颇显荒野蛮风。从“五月花”号上登陆美洲的部分移民,早在此安家立业,开荒拓土,传宗接代了。他们终岁辛劳耕作,敝衣恶食,光景绝望。但因久客而恋异乡,定居于萨勒姆的清教徒,与宗邦英国越来越疏远,与荒蛮的异乡越来越亲近。虽然坚守加尔文清教,但时移世变,人心不古,本地荒原的风貌和土著迷信渗透到萨勒姆人的血脉之中。他们的信仰也开始芜杂混乱,既虔诚信主祈福,又怕鬼神妖怪附体,于是占卜符咒,避凶趋吉。美国作家霍桑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小布朗先生》(Young Goodman Brown),正是以那个时代的萨勒姆为背景,以巫术为题材,创作出一个梦幻般的午夜聚会场景。 小说主人公布朗先生是个基督徒,卑微平庸,循规蹈矩,却鬼使神差地答应参加一个可疑的午夜聚会。他在日暮时分踏上山路,伴着教堂钟声,消失在遮天蔽日的森林里。接下来的怪事连连发生,在一片林中空地,布朗发现村上的善男信女和来自康涅狄格、罗德岛的显赫名流等悉数到齐。哀婉亵渎的巫教大合唱,应和着篝火的起伏升腾。魔鬼被召唤,口出狂言,污秽神圣……曙光渐散,布朗先生回到萨勒姆小镇的街道,昨夜看到的少女、老妇、牧师像往常一样在镇上忙碌着……布朗先生糊涂了,不知昨夜巫术大会是真是梦,可耳中分明还回荡着黑夜啼血的杜鹃鸣声。 霍桑的叙述很是精彩,让人思索玩味。他虚构的新英格兰巫术聚会,完全不同于欧洲人对女巫的想象。在德・兰克这位法兰西法官的笔下,欧洲巫术更具有自然崇拜的神秘色彩,充满巴斯克民间幻想、市井风俗,是乡土文学的肥沃土壤。而霍桑笔下的萨勒姆巫觋,相形之下更社会化,或者说具有“现代文明”特征,人类社会行为的种种偏狭乖张,虚伪荒唐,在巫觋与教会的博弈里,明若观火。霍桑虽然对世道人心痛下针砭,却少了德・兰克的天真、蒙昧与率性。从巴斯克巫术中我们看到的是自然之美,而从萨勒姆女巫审判中,却读到了人事之丑。 我曾特意感受过与欧洲文化迥异的巴斯克风情、言语和传统。巴斯克横跨西班牙和法国疆域,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个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地区,被西、法肢解成了两部分,所以才有旷日持久的巴斯克独立运动。据考古发现,六万年前由克鲁麦农人演化而来的巴斯克人,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后来,印欧语言影响扩大,上升为欧洲主要语言,而巴斯克语却特立独行。当现代语言学家把世界各民族划入不同的语系时,巴斯克语却茕茕孤立,无法归类。更有趣的是,巴斯克人的血型也与其他人群不同,“Rh 阴性”血型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第一。但遗憾的是,这个文明没有记录自己的传统,关于巴斯克的叙述和记载,往往来自像德・兰克这样的主流欧洲人。半个多世纪前,巴斯克地区还是躬耕捕鱼,瓦屋纸窗,与欧洲其它地方的生活迥异。现在素朴清淡早已了无痕迹,现代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街上随处可见一幢幢雄伟堂皇的中世纪教堂。原来巴斯克异教巫术既然如此盛行,天主教会必苦心孤旨收拾人心,好让巴斯克人持护名教,皈于圣道。巴斯克人现在终于得了正果,过上欧洲一体化的后现代生活。 打听起巫术的情况,当地人说有巴斯克学者做专门研究,但不大有人关注了。相比之下,北美对巫术的关注和利用从来没有绝迹。在美国大众文化中,女巫一直是娱乐消费的符号,每年不断有女巫故事和童话大量出版。好莱坞每年万圣节档期不断推出女巫或僵尸影片,更不用说《哈利・波特》《指环王》等异教传奇全球热销,至于里面到底有多少传统文化元素,则另当别论。女巫、魔法可能只充当着后现代消费生活想象贫乏的空洞能指罢了。 灵鬼、巫术是基督教和现代科学剿杀的目标,它们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早已无缘,但未必不能与审美相映成趣。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志怪和传奇,曾是古典创作的重要源泉,《封神演义》《西游记》可谓古典文学的重要脉络,曾开拓中国文学想象的广阔空间。当代中国文人、艺术家对鬼怪题材热情不高,“封建迷信”或“愚昧不化”两个尖顶高帽,足以让“现代知识分子”自惭形秽。但是,这个全民奔竞躁进、阔步前行、心急求变的时代里,能否驻足回望,在灵异鬼怪文学的资源中披沙拣金,重新思索玩味那些已随时移世变、早有隔生之感的人情物理,让生活在这个想象贫乏时代的人们,从不同角度感受自然万物之美? 欧美文学论文:试论欧美文学中的“个性自由”特性 摘 要：“个性自由”是欧美文学作品中最为关键且重要的命题，将人类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人类生命永恒的追求。 关键词：欧美文学;个性自由;个性特点;个人主义;特征 特别是古希腊文学作品作为欧洲文学的开端和典范，在作品中大幅度描写个性自由的内容，对人类的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欧美文学的辉煌灿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阐述早期欧美文学中的个性特点 （一）古希腊传说和古罗马文化 古希腊传说为早期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古希腊传说中，除了极少部分属于神祗传说，无论是关于爱情、王位还是财产争夺等方面，大部分英雄人物都将个性解放和自由当做毕生的追求，都不会以民族利益或者是集体利益为个人动机。例如，在《荷马史诗》中，荣誉是英雄人物个人价值的体现和生活的意义，很多英雄为了追求荣誉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为了实现个人英雄价值，不惜采取极端的方式，个性十分张扬，这种极端的追求方式和张扬个性逐渐占据了古希腊文学的主流，成为其创作的核心内涵和文化基点。尽管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指出，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人本主义具有原欲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一切以“我”和“人”为中心，张扬个性和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特点极为鲜明和突出。 （二）中世纪文学 中世纪文学既继承了传统古希腊文学中的部分文化，又对其进行了延伸和发展。在中世纪文学中，重视人类理性的回归，鼓励和提倡人类通过励志来对原欲进行控制，更加强调精神和理性的重要性，挖掘其本质内涵，形成了中世纪时代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为基督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三）人文主义文学 在中世纪基督教中，所弘扬的观念主要就是人本来就是有罪的，出生主要是为了赎罪，只有控制和禁锢各种欲望，才能在来世有更好的人生，这种教义使得当时的神本意识逐渐取代了古罗马时期的人本意识，在起初对维持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发挥了一些很好地作用，但是后期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文化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因此爆发了著名的文艺复兴活动，反动各种封建行为和教会思想，以“人文主义”为主要文化复兴目标。随着文艺复兴的不断推广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诞生了众多著名作家和学者，开创了人文主义文学先河。所谓的“人文主义”，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对人的各种权利进行保护，以人为本，反对封建社会统治者主导一切的思想，反对神的权威，要求立足于“人性解放”角度审视历史。从本质上讲，人文主义也就是个人主义，突出个人的价值，将个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对个人的利益和意志予以充分强调和肯定。文艺复兴活动否定了中世纪文学禁锢原欲的行为，肯定了传统古希腊文化，并对其进行了复兴和发展，进一步弘扬和推崇个人自由，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皮特拉克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他是第一个提出“人学”观念，鼓励发展“人学”，强烈反对“神学”，其代表作品――《歌集》中，对其爱情进行了全面抒写，推崇和表现了对自然自爱的追求和向往。再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也对中世纪的各种封建宗教观念特别是禁欲道德思想进行了抨击和完全否定。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一系列大师无一例外的强调个人尊严和权利，体现个体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文艺复兴并不是对传统古希腊文化的简单复兴和重复，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基督教的正确观念进行吸收和融合，例如人人平等以及仁慈宽恕等观念。可以这样理解，文艺复兴对古罗马文化和中世纪文学进行了结合、继承和发展，是这两个时代文化结合的综合性体现。文艺复兴思潮的发展被看做是西方文化历史上的关键和转折点，结束了中世纪文化统治，使人类社会文化逐步走向了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时代。 二、后现代主义中的个人主义 随着后现代文学的不断发展，文学本身以及文学评论价值观都出现了巨大变革，个人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导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有多重因素，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是推动后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成因。在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浪潮的影响下，文学的表达方式和内容更加丰富且多变，文学作品面临着严重的叙事危机，同时各种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也导致不同类型的文学主义应运而生，形成了多元化的后现代文学主义。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析时，也不能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角度，而应该进一步从科技、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等多方位角度去对文学价值进行分析和判定。以后殖民主义为例，后现代主义推崇文化相对主义来对其进行分析。英国认为自身文化优于印度文化，处处表现出对印度的歧视和不满，体现出英国自身的文化霸权。然而导致这一观念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主要是由于印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深受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为了消除这一观念而进行努力，希望能够以新的视角和态度看待这种现象。再如女权主义，将重点放在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消解方面，解放女性自由和权利，使女性所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视为经典而广为流传，同时也为女性解放以及文学创作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然而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女权主义所存在的缺陷，例如浓厚的政治色彩以及偏激的行为等也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是反映当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在欧美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人性自由始终是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人类命运发展和社会前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欧美文学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研究 摘 要：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自创世以来就一直成为交融和引进的状态，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同步比较发展的进程中，而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氛围中，科学、民主和文化为精神提升点，将中国原有的文学理念与西方的哲学和话语掺杂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理解，在全球化的文学共融时代，全球化的话语和视角使辩证地、多维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苟泥于决定主义的偏见和僵化，以我们今天的中国，重新审视欧美文学经典、比较性地创设全球化概念之下的价值审美体系，进行文学语境的深入探讨和研究。 在全球化的态势之下，经济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整合的大的时代，当今的中国文学，已在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了欧美文学形态当中的新的文学元素，成为了一种动态的、变化的文学形态模式，我们要在这种动态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变革的方式和欧美文学翻译的全球化共享趋势，要变革泊来文化的引入和借鉴的单一化观念，通过构建全球化的大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化的文学再造和自觉的理论新建过程。 一、欧美文学中国化的理论概念及理解构筑 在现代文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上，发生了新的文化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概念，诸如：原来的文学作品在当代的文学研究中已称为了“文本”、文学语言表达已称为了“文学话语”、还有“语境”的概念等等，文化理念已在全球化的态势下呈现出泛化的、互通性的特性，而欧美文学的中国化进程则由来已久，其“中国理解”的文学语境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表层递进式结构创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在被另一个民族引用和借鉴之时，其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层递式的、渗透性的，欧美文学进入中国文坛的过程也是如此，它由最初的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形式进入中国，由欧美语言转为中国语言的过程中初步渗入，其次，再由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学者进行欧美文学文本的相关探讨，在中国文化学者的不断思考与争辩之下，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对欧美翻译文本的理论框架，这种理性的文学思考过程，无疑更进一步地深化了对欧美文学翻译文本的中国式理解；在经过中国理论学者的思考与反思之后，欧美文学文本语境便逐步进入中国文学应用的领域当中，其欧美风格的文学创作手法、欧美流派的文学理念已融入到中国的文学创作之中，更甚至，欧美文学文本已渗透到中国人民的生活形态当中，这更有力地证明了欧美文学的逐步层递式的中国化内容，形成了表层的欧美文学中国化框架。 （二）深层的现代价值观的构建需求。中国在千百年来的封建文化沿袭之中，一直尊奉着古典的哲学观，信奉着“中庸之道、仁爱、诗言志和风骨”等文学价值观，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为传统文学所崇尚。而随着清末民初的、伴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当中，逐渐引入了欧美先进西方国家的译介外国文学，欧美大量的新思潮涌入而来，各种先进的政治思想资源接踵而至，新的文学思想价值观正应合了现代中国价值观构建的需求，大量的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和文人所运用，并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进程中加以梳理和融合，用现实与浪漫相结合、具体与意象相组合的方式，构建了崭新的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文学史体系。 （三）双向的文学体系影响。在历史的进程中，欧美文学引入中国，我们不但要分析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看到，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之后，为中国传统文学所影响，其欧美元素被中国化的影响过程。由于我国具备自身足够强大的传统中国文学基础，足以对外来的欧美文学进行以中为本的译介和解读，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文学的同时，中国文学研究者就立足于中国之根本，将西方文学进行有意识的、有顺序的译介和阐释，就像我们学习政治文化所知道的：我们学习外国文化知识，只是借鉴和运用，而不是全盘照搬照抄。这就是欧美文学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化的自觉意识所在，它以中国学界独有的视角、独特的文学史观和独特的艺术解读，构建了中国化的欧美文学。 二、全球化的文本旅行使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欧美文学在不断涌入而被中国学者进行翻译和解读的时候，推动了文学研究方式的转型和改变，文本旅行这一形象化的描述即是基于全球化范畴的文本流转的研究思潮，其寓意指文本如同人一样，人在“旅行”的过程中必然会携带自身文化观念，在旅途中会不可避免地与当地文化相碰撞，最后与当地环境相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文本研究也是同理。欧美文学在进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也与中国的文学相整合，在研究的过程中实现了与中国相融合的介质，呈现出欧美文学中国化的本质表征： （一）应合了中国新文化建设文学语境。文学欧美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建设同步进行，它成为了新中国三个阶段：五四民主时期、新中国建立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学背景，在这中国化建设的三个阶段进程中，欧美文学被中国学者自觉地加以阐释和运用，在不同的时期进行欧美文学合理的延伸，用抗争与命运为主旨自觉地指导五四民主时期的中国文学。 （二）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学比较和借鉴的自觉性特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对外来文化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与引用，因此，欧美文学在一进入中国文坛之时，就成为了与中国传统文学进行比较的意识之下，在通过对欧美文学进行尊重与比较的同时，我们熟悉地看到了欧美文学中与中国传统文学所相似的背影，诸如：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象征手法、西方的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之中的写实创作、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潮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诡谲与奇幻文学”等，中国学者在现代化的精神引领下，从比较与借鉴的视角，在批判性的意识之下，进行中国传统文学的反思与批判，既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吸取了西方文学的内容，对欧美文学内容加以中国化的再造和重塑，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思与自我反思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有特殊研究意义的中国化的欧美文学体系。 三、结束语 欧美文学有其本土的原文学形态，它在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过程之中，不断地应合中国特定环境的历史阶段需求，用其与中国传统文学相连的文学语境，实现中国建设阶段的现代化文学价值观的渴望与呼唤，中国学者与文人在对欧美文学进行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中，不断融合其与中国传统古典文学相融的一面，用引进、尊重与包容的文学态度，在文学自觉意识的指导下进行外来欧美文学中国化的进程，用清晰的中国现代价值观来阐释和解读外国欧美文学流派，实现欧美文学的中国化新形态。 欧美文学论文: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影响的研究 摘 要：在欧美文学作品中，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都会以修辞的手法表达其生动的内容。在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欧美文学中的修辞方法发生了改变。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方面，就会以修辞的手法来表达思想。该论文着重研究后现代文化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 关键词：后现代文化思潮 当代欧美文学 修辞手法 研究 后现代文化思潮形成后，对于当代欧美文学作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会以一副姿态呈现出来，导致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都离不开后现代文化的界定。那么在文学表达上，就会以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 1 后现代文化思潮引起了剧烈的文化震荡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作为一种文化思潮，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起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在6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和法国兴起，进入到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此时，欧美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有后现代思维方式。中国的学术研究界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定位，首先是从建筑和文化领域中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得以扩展后，被融入了哲学、艺术、社会、历史学研究的因素，因此而被纳入到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文化思潮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引发了意义深远的效仿热潮，以致于在欧美各国引起了文学震荡。 2 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的修辞方法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为了能够使作品的语言更为丰富，往往会采用恰当的修辞手法，以渲染作品的语境，提高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2.1 比喻的修辞手法 比喻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修辞方法，不仅可以使文学作品更为有声有色，而且还可以提高文学作品的可读性。与汉语的比喻修辞手法相同，在欧美文学作品中所采用的比喻，主要为明喻和暗喻。明喻，是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两种事物和现象相互对比。比如：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stepped out of my book of fairytales and had passed my spirit.译为：他看上去好像刚从我的童话故事书中走出来，像幽灵一样从我身旁走过去。暗喻具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在欧美的文学作品中，暗喻的手法要经过品位和咀嚼之后，才能够感受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比如：Rise，like lions after slumber.In unvan-quishable number，shake your chains from you likedew.在这首诗句中，将觉醒的奴隶比喻为沉睡中苏醒的雄狮。这句话当然不是表面的意义，而是采用了暗喻的手法表达更深层次的内在涵义。 2.2 幽默的修辞手法 在文学作品中，幽默主要追求的是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以将文学语言的表达功能充分地发挥出来，给人以阅读上的美感。比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 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这句话的前半句和后半句在表达上极具对比性。前半句采用了哲学式的庄重语气，后半句则是诙谐幽默的语言表达。这种不协调的语调，将英国上流社会的无聊与空虚表达了出来。从语言的运用上，这种语言表达很显然违背了语言规范，但是正是这种幽默的修辞手法，才会让文学作品的思想表达更为生动而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2.3 反讽的修辞手法 反讽的修辞手法在海明威的《光荣的战士》中极其强烈地体现出了诗文本身所富有的情感抒发，以极其强烈的讽刺手法营造出文章情节中的紧张气氛。E.M.哈里代（E.M.Halliday）曾说过：讽刺使海明威的作品在无形中成为了思想情感宣泄的伟大小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意图与行动之间等矛盾的焦点当中，在很大的程度上存在着讽刺性的差距，而对于讽刺手法来说，其不仅仅是对情感的宣泄，在一定的程度上来说，反讽具有一种艺术价值，在夸张的反讽修辞手法面前，能够将一个人脱离真实的存在体，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形象的构造，能够给读者带来思维上的美的感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助于读者情感的一种释放，能够让读者充分感受作者的思想情感，从而达到艺术上的共鸣。 另外，反讽能够使相应的文章中的人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心情感体现得淋漓尽致，就如《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中所使用的反讽手法，对麦康伯和玛格丽特两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具体的细节描述，并对他们的生活通过反讽的修辞手法，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从而让人们在阅读当中的细节之处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说故事背后的真实现实生活，用悲愤的言语来反映作者内心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使文章的情节更加地生动而富有真情，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阅读兴趣。 2.4 象征修辞手法 在国外一些文学作品中，象征修辞手法通常情况下给读者带来生动的画面感。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充分地体现出了丰富的象征修辞手法，其中对雪峰上的豹子进行生动的描写，是文章体现死亡的象征体，以豹子作为死亡的象征，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作者情感的抒发，通过豹子透视出更多事物的本质，以物象征作者的内心感受，从而对相应的情感进行描述，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看清事物背后所喻指的相关内容，并且其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空间。 2.5 对比修饰手法 在欧美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对比修辞手法进行相关的情感抒发，其丰富的内涵给读者带来更多情感的震撼，对于修辞手法在文学作品中的运用而言，看似单调的文学作品其实质具有丰富的内涵，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通过细细品味，不仅能够增加自己的阅读内容，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提升相应的阅读审美。 在《一天的等待》中作者对父亲出门狩猎这段情节进行描写，并将其与孩子的相关死亡过程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将两个角色之间的内心情感形成鲜明的对比，作者在对孩子面临死亡的过程与父亲打猎过程中的愉悦心情进行对比，从而将悲痛无限地进行放大，带给读者内心情感的震撼，透过父亲打猎的愉悦心情对孩子死亡形成强烈的情感反差，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更深切地感受到强烈的悲痛情感，在死亡与美好生活之间进行对比，从而形成情感的矛盾体，使读者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透过作者的对比手法，在内心活动中形成强烈的矛盾情感，从而致使读者感同深受，在很大程度上对读者的情感进行有效的升华，以至于读者能够清楚作者文笔下具体思想情感的源泉，从而在情感中达成共勉。 3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修辞手法的影响 3.1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欧美文学作品的渗入从修辞手法上得以体现 在当代的欧美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多元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决定了在文学创作中所采用的修辞手法，因此而形成了具有当代特色的写作倾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只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而在文学创作中，用以表达思想的修辞手法却是同中存异，似乎只是一个自觉程度上的差异。以诗学为例。现在主义在诗歌创作上，更倾向于写实描述，而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则弥漫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诗歌原本就是浪漫 的，但由于修辞手法的体现上的同一性，使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渗透于许多的后现代文化作品中，以观念的形式呈现出来。以美国当代文学创作特点为例。美国文学作品在创作主题上，以追求自我为主，小说的内容多以写实的手法，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其中不乏真实的史实。对于文学作品而言，仅仅是写实当然是不够的，于是，作者就运用了修辞的手法，通常是采用多种形式的比 喻，或者是明喻，或者是暗喻，以将文学作品浪漫的气息释放出来。 3.2 幽默的修辞手法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重要体现 对于传统文学观，后现代作家给予了批判，认为传统文学过于原则化，特别是在现实描述的表现原则上以及故事叙述中的内在心理过程的表现方式，都是建立在模仿论的基础上，而并非文学创作。后现代文化思潮讲究文学体裁边界的模糊化，以荒诞和虚无的写作手法，将文学分类法打破，采用幽默的修辞手法，将传统文学作品的教化目的打破，取而代之的是语言排列组合的游戏。后现代主义的崇尚虚无之能事通过幽默的修辞手法的运用被充分地体现出来。 4 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后现代主义精神与现代主义大相径庭，但是在修辞手法的运用上却存在着共性。在文学创作上，在当代欧美文学作品中因为有了各种虚构的神话和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穿插于其中，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小说叙述风格。后现代文化思潮由于在思想意识上对传统的反叛，因此而对于当代的欧美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园林景观论文:关于园林景观施工的分析与探讨 摘 要:根据园林景观设计方案,以及施工团队之间的互相联系进行分析,进而系统地阐述设计与良好施工对园林景观的重要性。 关键词:园林景观;施工;分析探讨 在对园林景观进行建设的时候,如何保证其在建设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如何确保其符合当前时展的潮流,这边需要在动工前对其进行合理的设计规划。而且,及时规划方案在完美,如果没有优秀的施工团队的话,那么也只能是纸上之谈。 1 园林景观施工前期的准备 1.1 根据设计图纸展开施工,加强施工队伍的技术能力 众所周知,园林景观是一种包含着美与艺术的文化特色,在对其进行施工设计的时候,首先就是需要施工人员具备一定的艺术水平,能够按照审美的观念去进行栽植,同时还要确保栽植的存活率不低[1]。 换句话来讲,施工人员要将其栽植的植物中所蕴含的美彻底激发出来,让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衬托出园林景观的大气。而想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合理的设计和优秀的施工队伍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制定规范优秀的设计方案,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技术能力培训便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关键。 1.2 提高对施工队伍的设计应用 当施工场地被施工人员严格地检查之后,施工人员便可以根据设计中要求进行材料购置。其中,施工队伍要明确其工程目标,同时还要对相关的工序给予了解,进而方便园林景观施工的顺利展开实施。其中,在组织设计的时候,施工队伍要对时间进行明确,争取以最短的时间来完成工程。特别是像园林工程这种大型工程,制定合理且科学的组织设计能够让工程施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2]。 2 园林景观施工中应注意的事项 众所周知,园林景观施工是一项集美学、艺术,以及技术于一身的工程,其施工的本质是为美化环境,陶冶人们的情操。但是,在对园林景观工程进行施工的时候,却常常会因为一些突发问题而影响工程的正常进行。所以,及时发现工程中存在的问题,明确园林景观施工中应该给予重点关注的事项便成为当前施工队伍不得不严格注意的问题。 1)施工前期,当相关人员进行材料选择的时候,其首先要根据相应的要求来进行选择。其中,假如工程施工中所选用的植被有些不达标准的话,那么将会对工程带来严重的影响,直接制约着后续工程的展开。2)施工中,施工队伍要积极提高自我技术水平,对于一些工程难点进行严格的分析与研究,尽力解决问题,然后将这些问题及时记录下来,以便当做日后工程的参考。3)在进行园林景观建设的时候,施工队伍还要考虑到周边的环境,特别是对于一些生态环境,施工队伍要做到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来进行施工。 3 设计与园林景观施工的互动 3.1 图纸与施工的互动 当施工队伍对工程的图纸进行明确之后,便可以根据图纸的要求进行施工了。而在这期间,优秀的设计图纸恰恰是施工队伍展开施工的重要依据,因为设计图纸是贯穿整个施工过程的,它的逻辑性是否明确会直接影响到施工进行的顺序。 所以,在图纸进行规划设计的前期,设计人员对对每一个细节做到完美,考虑周全。设计人员要纵观全局,对施工图纸中所蕴含的效果给予想想,并制作成三维立体图形,同时设计人员还要对图纸是否行之有效,是否符合实际需要进行严格的考虑。 3.2 施工设计与施工的互动 通常来讲,在准备好所选择的施工队伍,以及监理单位之前,对设计图纸展开审核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众所周知,设计图纸在制定后难免要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而审核工作所具备的特点恰恰能够及时找到不合理的因素,仅对其进行及时的处理。同理,设计图纸的设计人员可以根据审核工作中所提出的建议,以及相关的缺陷等进行图纸修改,这样不仅能够确保图纸的合理性,还能够让其变得更加完善。 而且,因为施工队伍是对设计图纸中的方案进行现实化的主题,因此,在监理单位对设计图纸进行审核与检测的同时,其还要对施工队伍给予重点的观察。其中,大家都知道施工队伍是具备着优秀专业技术的团队,其施工能力的好坏会影响到日后园林景观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4 结语 总而言之,施工团队的技术能力高低,是否按照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方案设计的是否合理,这是决定着园林景观施工能否符合人们需要,是否会被人们所接受的一个重要前提。而且,施工队伍的技术水平还直接地影响着其余几方面,特别是对整体园林景观施工而来,其水平的高低会对竣工后的园林带来直接的影响。所以,在进行园林景观施工的时候,不仅仅要确保设计方案的合理化,同时还要具备优秀的施工队伍。 园林景观论文:浅谈现代园林景观要素的艺术设计 摘要：社会的发展促使人类越来越追求更高的精神享受，因此对园林师的设计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使园林师们绞尽脑汁将园林中各景观要素加以反复推敲，在满足功能的前提下，做出更好的艺术性设计，从而更好地发挥园林的社会、生态、经济三大效益。 关键词：现代 景观要素 硬质景观 软质景观 艺术设计景观的基本成分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软质的东西，如树木、水体、和风、细雨、阳光、天空；另一类是硬质的东西，如铺地、墙体、栏杆、景观构筑。软质的东西称软质景观，通常是自然的；硬质的东西，称为硬质景观，通常是人造的。当然也有例外，如山体就是硬质的，但它是自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精神生活的水平追求也越来越高。而园林景观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园林设计师的水平要求也随之提高。这就意味着设计师在创新过程中对各园林景观要素的细节进行艺术设计，从而提高园林景观的价值。 1 硬质景观的艺术设计 1.1铺地 铺地是园林景观设计的一个重点，尤其以广场设汁表现突出。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广场都因精美的铺装设计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米开朗基罗设计的罗马市政广场、澳门的中心广场等。但是我们现在的设计对于铺装的研究，特别是仔细琢磨似乎还不够。不是去研究如何发挥铺装对景观空间构成所起的作用，而是片面追求材料的档次，以为这样就好，其实不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用高档的材料，所谓“好钢用在刀刃上”。国外，在这方面研究的很深。如巴黎艾菲尔铁塔的广场铺装与坐凳小品都是混凝土制品，而没有选用高档次的花岗岩板，并无不协调或不够档次的感觉，同时，也可利用铺装的质地、色彩等来划分不同空间，产生不同的使用效应。如在一些健身场所可以选用一些鹅卵石铺地具有按摩足底之功效。盲道与正常人的铺装也应加以区分，从而方便盲人行走，这在东营市的城市道路规划中已经得以体现。 1.2墙体 过去，墙体多采用砖墙，石墙，虽然古朴，但与现代社会的步伐已不协调。出现的蘑菇石贴面墙现正受到广大人民的亲睐。不但墙体材料已有很大改观，其种类也变化多端，有用于机场的隔音墙，用于护坡挡土墙，用于分隔空间的浮雕墙等，现代的玻璃墙的出现可谓一大创作，因为玻璃的透明度比较高，对景观的创造起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墙体己不单是一种防卫象征，它更多的是一种艺术感受。 1.3小品 园林小品的种类多多，如坐凳，花架，雕塑，健身器材等，坐凳是景观中最基本的设施，布置坐凳要仔细推敲，一般来说在空间亲切宜人，具有良好的视野条件，并且具有一定要安全和防护性的地段设置坐凳要比设在大庭广众之下更受欢迎。西单文化广场由于不可能在广场上摆满坐凳，只好在狭窄的道路旁摆了一排坐椅，因为没有其它可坐人设施，游人只好坐在上面，但这种设计是不合理的，可见，设计必须提供辅助座位，如台阶，花池，矮墙等，往往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1.4景观构筑 它包括雨水井、检查井、灯柱、垃圾筒等必要设施。过去，人们只是一味注重大的景观效果，而疏忽了对一些景观构筑的艺术考虑，从而产生总是对一个设计项目感到美中不足。现在，随着人类思想意识的不断积累和提高，人们逐渐将景观细部加以考虑。从而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这一点在国外表现的尤为明显。如检查井井盖的处理，在中国，对井毫不修饰，虽然已出现一些预制的褐色井盖，但其视觉效果一般。而国外则对井盖进行细部研究，他们将井盖的颜色加以修饰，五颜六色的图案被恰当地运用到景观设计中，与景观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景观。 2 软质景观的艺术设计 2.1园林植物：植物造景可谓艺术在其中起很大作用。植物造景定义为“利用乔木、灌木、藤木、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并发挥植物的形体、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植物造景区别于其他要素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生命特征，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所以对植物能否达到预期的体量、季节变化、生态速度要深入细致考虑，同时结合植物栽植地、小气候、干扰等多因素的考虑。在成活率达标的基础上，利用植物造景艺术原理，形成疏林与密林、天际线与林缘线优美、植物群落搭配美观的园林植物景观，随着生态园林建设的深入和发展以及景观生态学、全球生态学等多学科的引入，植物造景同时还包含着生态上的景观、文化上的景观甚至更深更广的含义。 2.2 水体：水体有动水和静水之分。动水包括喷泉、瀑布、溪涧等，静水包括潭、湖等。喷泉在现代景观的应用中可谓普遍与流行。喷泉可利用光、声、形、色等产生视觉、听觉、触觉等艺术感受，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感受到大自然的水的气息。尽管如此，人工的痕迹始终不可避免地展现出来。如果能将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那一定会早现另一种境界。 2.3其它：和风、细雨、阳光、天空等。 它们是大自然所赐予人类的宝物，人类在创造自然中充分利用这些要素，产生了许多大地景观艺术，如荷兰WEST8的鹿特丹的围堰。 现代景观要素的细部设汁很重要，一个景观的好坏不仅要看结构，也要看细部，从台阶的尺寸，雨水口的处理，到铺装图案建筑的立面种植方式都很关键，要反复推敲。道理很简单，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既然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抓紧时间学习，相信我国的景观设计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园林景观论文:法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及其启示 内容摘要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 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因此，就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而言，我们只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绝不能以偏概全，用几句口号来概括现代园林景观的整体设计理念。对于同样的理念，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个人，当他面对不同的场地或项目时，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设计理念来。此外，随着现代园林景观从业人员构成的日趋复杂，各种设计理念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主流设计师的理论与实践，而不要片面地追随“先锋”、“前卫”的设计理论，或者只留意那些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作品。 总的来说，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场地的设计理念 尊重场地、因地制宜，寻求与场地和周边环境密切联系、形成整体的设计理念，已成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并非在于刻意创新，更多的在于发现，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发现它积极的方面并加以引导。其中，发现与认识的过程也是设计的过程。因此说，最好的设计看上去就像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只是对场地景观资源的充分发掘、利用而已。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对场地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出场地的最大特性，以此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就像“潜能布朗”所说的，每一个场地都有巨大的潜能，要善于发现场地的灵魂。 2 注重空间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一些景观元素构成的实体，一是由实体构成的空间。实体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而空间往往容易被忽略。尤其是我们目前的设计方法，常常只注重那些硬质实体景物，对软质实体景物相对忽视，对空间的形态、外延，以及邻里空间的联系等等注重不够，形成各种堆砌景物的设计方法。因此，注重空间结构和景观格局的塑造，强调空间胜于实体的设计理念，针对视觉空间领域进行整体设计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老子在《道德经》中的第十一章说：“……故有之以有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实体“有”之所以给人带来物质功利，是因为空虚处“无”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 3 注重时效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园林景观是随季节和时间变化的，是有生命的，是处在不断地生长、运动、变化之中的。因此，设计师提出将运动中的花园作为自然持久的作品。所以风景园林师必须认真研究时间性和时效性因素，注重园林景观随时间变化的效果，以塑造随时间延续而可以更新的、稳定的园林景观。一个园林景观作品的诞生，就像一个婴儿出世一样，他本身的生长、变化过程就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愉悦和满足。不要期望园林景观作品一次完成、一步到位，那样将会失去很多乐趣。 4 注重地域景观的再现 所谓“地域性”景观，就是指一个地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的总和，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动植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和人们的各种活动、行为方式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景物或景观类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与其周围区域的发展演变相联系的。园林景观设计应针对大到一个区域、小到场地周围的景观类型和人文条件，营建具有当地特色的园林景观类型和满足当地人们活动需求的空间场所。 5 注重简约的设计理念 “少即是多”，简约并不是简单，相反却是对本质的深度挖掘和坦诚表现。高度概括设计方法和惜墨如金的表现手段，是简约设计理念的基本要求。简约的设计理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计方法的简约，要求对设计对象进行认真研究、分析，从而抓住其关键性因素，减少细枝末节过多的纠缠，以求少走弯路，以最小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成效，即事半功倍；二是表现手法的简约，要求简明和概括，以最少的元素、景物，表现景观最主要的特征；三是设计目标的简约，要求充分了解并顺应场地的文脉、肌理、特性，尽量减少对原有景观的人为干扰，也就是“最小干预”的原则。简约的理念实际上是要求有的放矢，反对闭门造车的设计方法。 6 注重生态的设计理念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在近邻德国的影响之下，法国风景园林师逐渐开始注重生态理念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关于生态，有几点需要进一步阐述。首先，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不是光靠风景园林师就能够解决的，园林景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理念，更多的是呼吁政府、公众的关注生态环境，更多的是表明一种姿态；其次，风景园林师提出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学家、环保组织提出的生态理念还有一定的差别，他们所关注的内容虽有着一定的交叉和融合，但根本上却具有不同的层面，否则社会就不需要风景园林行业了；最后，如若完全从生态原理出发，设计师往往会陷于极端而难以被社会接纳。 法国风景园林师并没有天天把“生态”挂在嘴边，呼喊各种“生态”口号，而是努力把生态理念落实在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法上。生态学的本意，是要求风景园林师要更多地了解生物，认识到所有生物互相依赖的生存方式，将各个生物的生存环境彼此连接在一起。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具有整体的意识，小心谨慎地对待生物、环境，反对孤立的、盲目的整治行为。不能把生态理念简单地理解为大量种树、提高绿量。此外，生态学原理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以自然为师，研究自然的演变规律；要顺应自然，减少盲目的人工改造环境，减低园林景观的养护管理成本；要根据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营建园林景观类型，避免对原有环境的彻底破坏；要尊重场地中的其他生物的需求；要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减少能源消耗等等。因此，荒地、原野、废墟、渗水、再生、节能、野生植物、废物利用等等，构成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理念中的关键词汇。 7 对立统一的设计理念 自然与人工，是贯穿整个园林景观发展史中的对立统一体，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是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既是某种园林景观形式、风格、类型的衡量准则，也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因地制宜，根据场地状况和使用要求来决定的，不能片面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一般来说，在城市环境中，应较多地考虑到人工与自然结合，考虑到自然的人工性手法，而随着离城市环境的远去，自然的作用在逐渐增强。 园林景观设计实际上反映出设计者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并通过设计手段加以表现。在各种园林景观形式中，自然始终是设计的源泉。风景园林师对自然的认识、理解的程度，如何处理自然与人工的关系，是其设计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注重科学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门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边缘性学科，与多门学科交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如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植物学、美学等等。因此，风景园林师应采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研究和了解各个学科特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强调科学的设计方法。 但是，园林景观设计又是统筹和综合的技艺，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都取代不了园林景观设计。因此，就某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可以重点突出某一学科的特点，但是就整体而言，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特性并不可取。在一个复杂而充满变动的社会，单一性的景观设计趋向是难以为继的。现在这种不分场地、不分环境的强调绿廊、湿地的做法，实际是对生态学的误解，是在破坏生态环境，也造成园林景观的单一性和趋同性，最终必将像国际建筑那样遭到抛弃。 9 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的社会，个性体验、个人理解和个人情感的投入，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是园林景观设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证。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并非鼓励个人刚愎自负或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是强调个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态、对艺术、对历史等等的独特理解、在旅行中的独特体验、以及个性化的设计表现手法，强调个人对园林景观内涵与本质的独特认识。 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发展的启示 近10年来，中国的园林景观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面对开放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市场，面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境外设计师的激烈竞争，中国的风景园林师如何提高行业的门槛，并确立自身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抵御外来文化的全面入侵与占领，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研究借鉴西方先进理念与设计方法的同时，加深对本土园林景观文化内涵的研究与认识，营造既符合“全球一体化”趋势、又具有本国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现代园林景观，避免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完全丧失自我，以致被世界文化所淘汰，是每一个中国风景园林从业人员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大量的园林景观建设项目和低劣的设计施工水准，造成中国现代园林景观整体行业欣欣向荣，设计作品却粗制滥造的矛盾局面，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园林景观行业的健康发展。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对推动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然而，无论是学习西方经验，还是继承中国传统，都应以科学、严谨、全面的治学态度，注重其内涵与本质的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断章取义、惟我所用。因此，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与设计理念，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1 规范行业管理，完善竞争机制 只有在一个规范有序、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会有好的从业人员和好的作品出现。在国外严肃的设计师看来，中国还没有形成出“作品”、出“精品”的氛围；在国内设计师眼中，缺乏公平竞争机制、混乱无序的市场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因此，走规范化、市场化之路，完善竞争机制，是中国现代园林景观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2 深入理论研究，反对形式主义 应加强对东、西方园林景观历史与文化内涵的研究，尤其是要深入研究其理论、理念，力求抓住园林景观本质性的内容，反对各种不求甚解的简单抄袭和形式主义风气。当中国人还在表面化地研究老子的学说时，外国同行则将其奉为研究空间理论的鼻祖，深度挖掘其理论的精华和实质。我们的园林设计不应一提到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仿古建筑，就是风水图形，就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八卦等等；一提到西方文化，就是欧式建筑、机械的平面构成，就是各种图案、色块，就是各种“风格”、“风情”等等。要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作风，反对不求甚解的商业炒作。 3 借鉴西方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首先要了解西方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要了解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适用的范围、场所。不能盲目照搬，表面化地将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都弄到自己的花园里来。我们应注重借鉴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并借此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注重在观念上的学习和研究，反对粗浅的模仿和抄袭。 4 提倡未雨绸缪，杜绝急功近利 尽管目前我们的园林景观市场表面上看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热火朝天，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们的园林景观行业给我们、给后人留下哪些东西？现在看来，留下来更多的是遗憾，是若干年后人们不齿于面对的园林景观垃圾，是对园林景观资源与文化的糟蹋和破坏。如此急功近利、东拼西凑下去，中国的园林景观行业将走向没落，甚至遭到全人类的唾弃。 结语 大篇幅的比较和研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通过踏实的工作在我国出现一些好的园林景观作品。到底何谓好的园林景观作品？一个好的作品，是不能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应该从场地中“生长”出来的。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一方“水土”出一方景观。许多有识之士，许多境外严肃的设计师，都在强调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本土化研究，都在探索营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园林景观之路。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就像园丁一样，要充分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要精心选育适合这片“水土”的种子，并加以精耕细作、悉心呵护，使其健康成长。 园林景观论文:中国、日本和意大利园林景观比较浅论 内容摘要 园林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天国仙境的向往与企盼，而其发展则以来于人天性中所固有的对美的追求与探索，所以说园林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营造理想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所应用的美学认识和思维的集中体现...... 园林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天国仙境的向往与企盼，而其发展则以来于人天性中所固有的对美的追求与探索，所以说园林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营造理想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所应用的美学认识和思维的集中体现。关于美的思辩，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思维模式等的不同，历史上各个文明体系与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方式，而古今中外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更是见仁见智。因而，当人们把各异的审美方式应用到实际的造园活动中时，也就必然产生出各种形式、风格大相径庭的园林。而作为园林艺术所根植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园林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生物等各种自然环境因素上也各呈异趣的差别更使几大园林体系在诞生时，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而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东方、伊斯兰、欧洲这三大体系，每一个体系都对周边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文明有关环境的认识、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关于它们之间异同的比较正是当今景观园林界所关注的课题。 一、传统园林体系概述 这里所讨论的中国、日本和意大利三种造园风格中，前两者属于东方体系，意大利属于欧洲体系，但由于欧洲体系的形成受伊斯兰体系的影响很大，意大利风格作为近代欧洲园林的鼻祖，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效果尤其明显，所以有必要先就三大体系做一个初步的概述。 1、古代西亚体系和伊斯兰体系： 西方的造园起自于西亚的古代波斯，即古波斯所称的“天国乐园”。这种造园的特点是用纵横轴线把平地分作四块，形成方形的“田字”，在十字林荫路交叉处设中心喷水池，中心水池的水通过十字水渠来灌溉周围的植株。这样的布局是由于西亚的气候干燥，干旱与沙漠的环境使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庭院里经营一小块绿洲。在波斯人的心目中，水和绿荫对于身处万倾黄沙中的他们显得特别珍贵，认为天堂（即后来基督教所说的伊甸园）就是一个大花园，里面有潺潺流水，绿树鲜花。在古代西亚的园林中，那个交叉处的中心喷水池就象征着天堂，后来水的作用又得到不断的发挥，由单一的中心水池演变为各种明渠暗沟与喷泉，这种水法的运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园林。不过，最初的西亚园林影响范围主要还是在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的所有伊斯兰地区。而目前最完整继承并保留其手法的也就是伊斯兰体系。 2、西方古典体系和现代体系： 古希腊于西元前5世纪逐渐学仿波斯的造园艺术，后来发展成为四周为住宅围绕，中央为绿地，布局规则方正的柱廊园。随后希腊的园林为古罗马所继承，他们将其发展为大规模的山庄园林，不仅继承了以建筑为主体的规则式轴线布局，而且出现了整形修剪的树木与绿篱，几何刑的花坛以及由整形常绿灌木形成的迷宫。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园林出现新的飞跃。以往的蔬菜园及城堡里的小块绿地变成了大规模的别墅庄园。园内一切都突出表现人工安排，布局规划方整端正，充分显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与豪情壮志。到法国的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时代，随着1661年凡尔赛宫的开始兴建，这种几何的欧洲古典园林达到了它辉煌的高峰。在这一时期乃至随后的数百年内，欧洲大陆上从维也纳到柏林，从彼得堡到枫丹白露，到处都可见到这些闪现着王家与皇室荣耀的灿烂光辉的园林，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在其中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此后，受东方园林的影响，欧洲园林中出现了以英国自然风致园与图画园为代表的偏向自然风物的园林，这种园林发展到现在，就成为当代美国新园林。 3、东方体系： 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在这里诞生的东方体系最初形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不过那时的园林基本上还处于圈地时期直到秦始皇营造阿房宫和汉代的上林苑依然如此，而且园林的使用功能中还始终含有一条供天子和诸侯狩猎之用。这种情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有所改变。在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玄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关注自然，模仿自然，从而开创了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做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各种艺术文化成就纷纷涌现，园林艺术在此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在于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墅的修建。王维的诗画向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著称，对于意境的追求是其重要特色，这座与自然山水风景结合的宅院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到北宋，抽象自然和象征自然在园林建筑中日益明显，成为中国园林的主要特色。从宋至清，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成熟期，其间名园举不胜举，单在苏州一地，就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一系列经典作品。此间东方园林对自然的模仿手法还传到西方，对欧洲园林的发展和现代园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东西方两种园林风格的比较 从上面对三大园林体系形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和伊斯兰体系之间存在着同源的关系，即都始自于对古代西亚造园方法的模仿。只不过伊斯兰体系是在古巴比伦故土上发展，和其所模仿的原型有着同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沙漠中珍贵的水源和植物的运用，所以对古西亚流派的手法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其视水如金的水法处理也是其最大的特色。当然当这一体系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展而进入南亚次大陆后，因为这里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再加上古印度文明深厚本土文化底蕴的影响，使传统的西亚派水法有了重大的改变而产生了伊斯兰体系的一个特异支派。这里的园林不再使用谨慎保护水流的渠道和堤岸，不再只有狭窄的溪流潺潺和低矮的喷泉点点，而开始呈现河道横行和跌水纵流的景象，在泰姬陵前还有较为广阔的静水，植物的运用也向郁郁葱葱的方向发展，不过那种十字规划水道的基本法则还是保留下来。而有趣的是欧洲在学习古西亚法式时对其所进行的改造与印度对传统伊斯兰手法的变更有很大相似性。欧洲的水源也很丰富，植被更是繁茂，所以这里的造园同样屏弃了节约性用水的水法，而只使用了模仿伊甸的四条水路分割法则。有赖于植物的丰富，后来欧洲又用大量的几何植栽来加强了这种分割，并以这种矩形分划为基础，衍生出一整套几何造园的理论，而水法的运用也日趋宏大，与伊斯兰体系已是大异其趣。但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两者之间无论是源流还是具体的手法上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而与其所对立的东方体系则是完全自我生长和发展的另一套理论，从其审美基础、所生长的文化土壤到具体的理水、堆山、用树和园林建筑都有着判若云泥的差别。所以意大利园林风格与中国、日本园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的不同，而比较的重点也应先放在东西方两种对景观的处理模式的比较上。 1、东方风格： 东方园林以自省、含蓄、蕴藉、内秀、恬静、淡泊、循矩、守拙为美，重在情感上的感受和精神上的领悟。哲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混沌无象、清净无为、天人合一和阴阳调和，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对自然物的各种客观的形式属性如线条、形状、比例、组合，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地位，却以对自然的主观把握为主。空间上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以含蓄的藏的境界为上。是一种摹拟自然，追寻自然的封闭式园林，一种“独乐园”。其中某些流派如日本园林还将禅宗的修悟渗入到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之中，使其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悟境，在一个微小的庭院里营造出内心的天地，即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其抽象意味的浓重已达到了一种超出五感的直接与自然相溶的默契，把人引向内省幽玄的神秘境界。东方的古典园林富有诗情画意，叠山要造成嵯峨如泰山雄峰的气势，造水要达到浩汤似河湖的韵致。这是为了表现接近自然，反扑归真的隐士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寄托传统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念。仿造自然，但又不能过分矫揉造作。在这样的园林中，可以达到“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的境界，追求的是“抱琴看鹤去，枕面待之归”的生活以及“野坐苔生席，高眠挂竹衣”的趣味。东方园林的石有情，水有情，花木也有情味意趣。窗外路出树木一角，便是折枝尺幅，山涧古树几株，修竹一丛，乃是模拟枯木竹石图。东方园林妙在含蓄和掩藏，所以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东方园林精在曲折幽深，小中见大，因而有“遥知杨柳是门外，似隔芙蓉无路通”。 2、西方风格： 西方园林则表现为开朗、活泼、规则、整齐、豪华、热烈、激情，有时甚至是不顾奢侈地讲究排场。从古希腊哲学家就推崇“秩序是美的”，他们认为野生大自然是未经驯化的，充分体现人工造型的植物形式才是美的，所以植物形态都修剪成规整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园林景观都是沿中轴线对称展现。从希腊古罗马的庄园别墅，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台地园，再到法国的凡尔赛宫苑，在规划设计中都有一个完整的中轴系统。海神、农神、酒神、花神、阿波罗、丘比特、维纳斯以及山林水泽等到华丽的雕塑喷泉，放置在轴线交点的广场上，园林艺术主题是有神论的“人体美”。宽阔的中央大道，含有雕塑的喷泉水池，修剪成几何形体的绿篱，大片开阔平坦的草坪，树木成行列栽植。地形、水池、瀑布、喷泉的造型都是人工几何形体，全园景观是一幅“人工图案装饰画”。西方古典园林的创作主导思想是以人为自然界的中心，大自然必须按照人的头脑中的秩序、规则、条理、模式来进行改造，以中轴对称规则形式体现出超越自然的人类征服力量，人造的几何规则景观超越于一切自然。造园中的建筑、草坪、树木无不讲究完整性和逻辑性，以几何形的组合达到数的和谐和完美，就如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整个天体与宇宙就是一种和谐，一种数。”西方园林讲求的是一览无余，追求图案的美，人工的美，改造的美和征服的美，是一种开放式的园林，一种供多数人享乐的“众乐园”。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园林基本上是写意的、直观的，重自然、重情感、重想象、重联想，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韵味；而西方园林基本上则是写实的、理性的、客观的，重图形、重人工、重秩序、重规律，以一种天生的对理性思考的崇尚而把园林也纳入到严谨、认真、仔细的科学范畴。 具体再来看一些例子： 西方的古典园林最为代表的当然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大花园，那种华丽与壮阔的美正来自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与不羁，正如作家刘心武笔下所描绘的：“那花园布局特点是简洁而豪放的，与宫殿垂直的中轴线上形成三次平面的下跌，每个宽阔坦实的平面上都主要由两种景观组成。一种是极其巨大、规整的水池，周围有众多的铜塑和喷泉；一种是栽种并修剪成异常整齐的几何图形的常绿灌木，而这种景观又以其中的中轴线一望无际和两侧绿篱花囿的严格对称夺人心魄……”。 东方园林可以以中国江南文人园的造园理论和法式为例。凡是园林创造中有利于体现生活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各种景物，都是造园的物质要素，不仅有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有峰峦岩崖及溪瀑湖海，有亭台楼阁，水榭山馆等各种建筑；还包括各种有利于构成园景的皓月、朝阳、晚霞、雨露等气候气象因素，以及与园林内容和形式和谐的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在这众多的造园要素中，最基本的是山水地形、花草树木、园路与建筑三类。 山在东方园林中是用能与稳定的象征，常有“山骨”之称。水在园林里则是象征智慧和廉洁。 花木在园林中最富有生机，象征着欣欣向荣。有些花木还被赋予特殊含义。花木的培植要自然并讲究已经，同时注意保持古树和植被。 东方园林要求“曲径通幽”，因而建筑需要分散在自然要素之中，与自然景物融合在一起。园中的主要建筑往往和主山池泊相对，景色绝佳 在造园设计时，除了重视上述三点外，还要考虑对景和借景、楹联匾额以及风声、水声、钟鼓声、花香、草香、泥土香等多种媒介的参加。只要用心，碧空万里、峭壁千仞、明月繁星、春江渔火都可以成为赏心悦目的景物。 三、意大利园林的特点及其与东方园林的具体比较 大体上说来，意大利风格与中国、日本风格的差异在以上的比较中都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了。但最为欧洲体系的一个分支，意大利风格还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还存在着和向来被视为欧洲古典园林典范和代表的法国勒诺特尔式园林明显不同的特点。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的亚平宁半岛上，境内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80%。意大利的地中海气候与西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有明显的差异。这里夏季在各地平原上既闷且热，而在山丘上，哪怕只有几十米的高度就令人感到迥然不同，白天有凉爽的海风，晚上有来自山林的冷空气，正是这样的地形和气候特征造就了意大利独特的台地园。 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当中世纪结束时，意大利人对帝国往昔的辉煌仍然记忆忧新，而各种古罗马以及在意大利也是随处可见。古代的古典主义于是成为文艺复兴园林艺术的源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向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富豪权贵纷纷在风景秀丽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别墅庄园。由于这些庄园一般都建在丘陵或山坡上，为便于活动，就采用了连续的台面布局，也就成为台地园的雏形。在以后的发展中，意大利造园家们在起伏的地形上创造出非常动人的景观效果。这些园林的构图由于受地形的限制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形决定了园林中一些重要轴线的分布，规定了台地的设置，花坛的位置和大小以及坡道的形状等。建筑物的位置安排也要考虑其与台地之间的关系。因此台地园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将平面与里面结合起来考虑的。台地园的平面一般都是严整对成的，建筑常位于中轴线上，有时也位于庭院的横轴上，或分设在中轴的两侧。由于一般庄园的面积都不很大，又多设在风景优美的郊外，因此为开阔视野、扩大空间而借景园外是其常用的手法。这一点是东西方所共同重视的。在中国的造园中，这种离子举不胜举，如颐和园借玉泉山塔和佛香阁形成对景，在江南私家小园中由于面积狭小，这类手法就更多。不过中国在借景时往往会利用窗框、门框而做成框景的形式以增添画意。在总体布局上，意大利台地园往往是由下而上，逐步引人入胜，展开一各个景点，最后登高远眺，不仅全园景色尽收眼底，而且周围的田野、山林、城市面貌均可展现眼前，而给人以贴近大自然的亲切感。逐步的渐入佳境是东方园林的传统手法，但与意大利不同的是东方式的展开乃是基于散点透视的卷轴画式的步移景换，而意大利虽然也是展开，却是颗粒性的分个呈现，所追求的仍是定点式的特定位置的欣赏，而其欣赏的顶点在于位处峰顶的鸟瞰，这在东方园林中是极少的，这可能与东方文化的内敛性格有关。 在关于园林和建筑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意大利开欧洲体系把园林视为宅邸室外延伸部分理论的先河，这一理论也成为欧洲园林几何构成形式的生长基点。另外中轴线的设置也是意大利园林对欧洲体系的一大贡献。虽然早在希腊罗马时代，中轴线已经开始出现，其最早还可以上溯到西亚的中心水道，但意大利台地园中的中轴却以山体为依托，贯穿数个台面，经历几个高差而形成跌水，完全摆脱了西亚式平淡的涓涓细流，而开始显现出欧洲体系椰油的宏伟壮阔气势。而且庄园的轴线有些已不止一两条，而是几条轴线或垂直相交，或平行并列，甚至还有呈放射状排列的，这些都是从前所没有的新手法。东方的园林当然到是不用轴线的，但也有一些例外，如避暑山庄的宫殿区部分和靠近宫殿区的园林前区，圆明园的大宫门口还模仿九州的形式也形成一条大致的轴线，而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建筑布置由于里面意象很强，其轴线意味也就更加明显，至于紫禁城中御花园的构图则几乎是沿着整个皇城的大中轴布置的。这些园林无一例外都是北方的皇家园林，江南园林的小尺度中决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不仅有规模的因素，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礼教和封建皇权的威严要求所决定的。欧洲体系中典型的水法也是从台地园开始的。水因为可以使空气湿润，从而在意大利园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位处台地，意大利园林的水景在不断的跌落中往往能形成辽远的空间感和丰富的层次感。在台地园的顶层常设贮水池，有时以洞府的形式作为水的源泉，洞中有雕像或布置成岩石溪泉而具有真实感，并增添些须的山野情趣。沿斜坡可形成水阶梯，在地势陡峭，落差大的地方则形成汹涌的瀑布。在不同的台层交界处可以有溢流、壁泉等多种形式。在下层台地上，利用水位差可形成喷泉，或与雕塑结合，或形成各种优美的喷水图案和花纹，后来在喷水技巧上大做文章，创造了水剧场、水风琴等具有印象效果的水景，此外还有种种取悦游人的魔术喷泉。低层台地也可汇集众水形成平静的水池，或成为宽广的运河。设计者会十分注意水池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之有良好的比例和适宜的尺度。至于喷泉与背景的色彩、明暗方面的对比也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关于主体景物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东方体系也是很重视的，但东方的做法是以融合得了无痕迹为上乘，而非以背景衬托主体的静物写生式构图。 综合看来，意大利台地园作为欧洲体系的一个分支和其滥觞之所在，无疑也是以规整布置为主，与东方体系的模仿自然迥异其趣，但应该注意的是意大利台地园并不完全排斥自然：首先，其结合地形的设计思路就有明显贴合自然的意味，当然，东方园林自然式的地形处理方法决不会像意大利那样去将山坡切成几个台面，但利用地形来创造合适的景观还是两者所共有的思考方式，何况东方园林所处理的大都是些小山，甚至完全违反自然原理地纯用湖石堆山，比之于意大利的台地切山，谁更自然也还未有定论；其次，意大利台地园虽有中轴线的存在，但它在轴线两侧使用了退晕的手法，而使园景由人工逐渐过渡到自然，这令人想到颐和园也有同样的做法；另外，在植物的使用上，意大利台地园也少用几何式的修剪，而整个庄园的背景更是往往呈现自然的植被，确实有回归自然的意味，而东方体系的自然相比则带有了更多的象征性，至于日本的枯山水则直接放弃了真实的自然而完全去追求宗教哲学上的一个抽象概念了。 四、中日园林的比较 相对于意大利台地园来说，中国园林和日本园林因为同属东方体系，其间的差别自然要小一些，但由于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的截然不同以及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使中日虽然同种同文，却有着趣意相异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始于汉代，在唐代达到高潮，气候的宋、明两代也都间有输入，因而可以说日本是在不断吸取中国文化的先进成分才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但是日本在吸取的同时却对输入的文化进行了及时的吸收和改进，使其适于本国的生存环境，从文字、宗教、伦理到文学、绘画、书道、茶道、剑道、花道等，无不如此，所以现在的日本文化虽然无处不透着中国的影子，却又无处不体现出日本特有的民族个性，园林艺术自然也不例外。以下就环境、类型、思想和手法等方面对中国、日本两种园林风格的异同分别进行探讨。 1、环境的不同： 中日于国土环境之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大陆和海岛的差别。两者各成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近来日本又有学人提出森林文化的说法，综合起来反映在园林上即山水文化和水岛文化的对比，路文化和舟文化的对比。 东南为海，西北为山的中国，山地多，平原少。以山和水为骨架的格局最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其次，在山水平衡上，中国园林表现为山多水少，平地多水面少。山水本质的意义中，中国园林水景取象是讲和溪瀑的流水和沼泽湖海的静水两方面，山景中，园池以外的是以中国本土的山峦为母题，园池以内的则是以海外三神山为蓝本，而以园林的西北为山东南为水的布局，本质上是对中国地形的模仿。此外，园林中除了山水的创造，还有路创造，即所谓路以曲为美，以幽为上的原则。 漂浮于海洋中的岛国日本，陆地面积狭小，岛上山地多平原少，丘陵占国土面积的4/5。与中国相似的陆地环境，加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日本园林也选择了以山水为骨干的形式，但由于日本国土四面环海的海洋性，而使日本园林在以后的发展中朝向海岛型、海洋型、水路型发展。日本园林的山取象于富士山和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屿及其周围四千多个小岛。总体上看，日本园林本质为池泉式，以池比拟海洋，以石比拟矶岛，泉为水源，池为水象，池泉为基础，石岛为点缀，舟桥为沟通。 如果说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园林山水性质的不同，那么气候差异则决定了园林建筑和植物的差异。中国北方寒冷，园林建筑以防寒为主而形成端庄厚重的风格，江南气候宜人，需要更多的通风和采光措施，所以园林建筑小巧玲珑。在树木方面，中国土地开发早，破坏较重，恢复较慢，加上大陆性季风气候，茂密森林不多，所以中国园林树木不多。 同处北温带的日本却是温暖的海洋性气候，温度较高，雨量充沛，自然式和整形式植物成为园林的主景，且连苔藓和蕨类也成为同等重要的主景，植物形式的多样化远胜于中国园林，与中国园林以建筑为主景明显不同。而日本自己的园林建筑被称为是夏天的建筑：不用实墙，而用拉门和拉窗分隔，夏天可以全部拉开，室内外连通为一个大空间，园林的围合多用植物性材料，桥也用木桥，而不是中国的园墙有用砖石砌成的实心墙，园桥也用石拱桥。 2、类型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古典园林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三类。中国皇家园林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在为皇室提供宴游狩猎的场所时不忘体现帝王的威严和登记的森严，故而显出庄重、典雅、气派、大方、华贵等特点，具体表现为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有一定的轴线和对称，建筑呈现出北方风格，整体富丽堂皇，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中国的私家园林则以诸多江南园林为代表，其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而是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三教合一的特征，在手法上，园林成为建筑群体轴线的延伸和附属。日本皇家园林在起自于飞鸟时代，奈良上和平安时代的作品以轴线式和中心式为主，在桃山江护时代达到顶峰，作品有京都的桂离宫、仙洞御所、修学院离宫、京都御所庭院四大名园。日本即使皇家园林的手法也都是小山小水、茅茨草屋、不施粉黛、树多屋少、伏式置石、土桥平桥，且规模较小。由于自镰仓时代到江护时代近千年中日本都是由将决执政，故日本的私园以武家园林为主，与中国的文人园有别，其特点是园林面积大，建筑体量大，彩画多，立石规模也大，园林整体开阔舒朗，再规模和装饰上都胜过皇家园林和宗教园林。日本的宗教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的气氛和形象在手法上有非常独特的 枯山水庭院，而神社园林则以建筑为主，庭前的一片白沙映衬出分外的神圣与神秘。 3、造园手法的差异： 东方园林从来都讲究天人合一的理念，但却恰恰在为表现天人关系的各种造园手法上，体现出中日园林在思想追求上的诸多不同。中国园林建筑多，体量大，表明人力的伟大，日本园林建筑少，体量小，表明人力的弱小。中国园林装饰华丽，建筑的群体组合，讲究联系和紧凑的布局，表明工艺上的人巧，日本园林则极力尊重自然造化的天巧。中国园林与外界一般都用较实较重较厚的墙隔开，表明人与自然的平等和独立，日本园林较少用围墙，即使用，也以虚和薄为特色，表明人与自然的亲近。在山水方面，中国园林的假山高大、硬朗，水域开阔，人工味较浓，日本园林则无论山水尺度都偏小，一般都用覆盖草皮的土山，而不用假山，水域也更接近自然溪流沼泽，人工味较淡。中国园林属于山性，有着坚定、刚强和永恒的特点，日本则属于水性，具有水的可塑性、柔软性和稍纵即逝的易变性。在植物方面，中国园林的绿化少且多用高大浓荫的乔木、灌木都表现出中国人的高傲和自信，而日本的大量绿化和用低级植物及草地的方法则显出日本人的比较谦虚和谨慎。写意山水园是以山水为骨骼，以诗情画意为表现的园林形式，文人建筑山水园则在前者的基础上突出了建筑的成分。从总体来看，中国古典园林在天人关系上偏重于人的成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期人工味越重，把诗词歌赋、文联匾对、亭台楼阁和廊榭宫馆过分的夸大，以至于江南园林已略显拥挤，至于乾隆花园还要加上大量精雕细刻的细部和眩目夺人的彩绘，更显得拥堵，另外堆山上也片面强调太湖石的瘦、皱、漏、透而不免绮巧过余而无天然雅趣。而日本园林则偏重于自然的成分，如枯石、枯水、草坡、苔藓等，越到后来，园林景观甚至只用一石一木即能点题，例如茶庭和坪庭，充分体现了自然的天性，其游览以远观事物外表，坐思事理内在，不重于直接交流，而重于心与心的天人对话而不像中国园林的这种对话体现为人与自然的面对面。 4、思想与文化背景的比较： 探究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共为中日哲学支柱的儒、释、道三个思想体系的彼此消长的结果。两国的园林都基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也正是因为道家的这种思想才造就了东方园林体系独有的从单纯的模仿和取法自然出发而上升到象征和抽象自然从而高于自然的思维模式和操作方法，但而后两家却各自向儒家和佛家两方向发展。中国偏于儒，显现出入世治世的特点和仁者的理想观，日本偏于佛，以智者的形象带有出世解脱的色彩。中国园林的布局思维介于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日本则在形象和抽象之间。中国园林用文学艺术的手法表达较多，日本则喜欢用拟佛拟神的较为晦涩的语言。中国园林生动形象，表现了乐天爱人的景象，而日本园林则是在荒凉孤寂的山林中体现着孤独的禅意和对短暂人生的寂寞思考。 综合以上的叙述，已可以大略理出中国、日本和意大利三种园林风格的异同，然而比较并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在当今景观园林领域，单独、孤立的谈论任何一个流派或一种风格已没有多大意义，多元化、综合化的发展是景观创新设计的关键之一，所以我们应该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而着眼与实践和创造，从而使古老的园林艺术呈现出新的生机。 园林景观论文:法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及其启示 内容摘要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 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一个充满变数的社会，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就整个行业而言，任何单一化的、片面强调某一方面的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最终都将遭到社会的抛弃。但就个体而言，面对激烈的竞争，每一个设计师又不得不追求个性化、专门化的工作方式。因此，就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而言，我们只能“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绝不能以偏概全，用几句口号来概括现代园林景观的整体设计理念。对于同样的理念，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同一个人，当他面对不同的场地或项目时，也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设计理念来。此外，随着现代园林景观从业人员构成的日趋复杂，各种设计理念层出不穷，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主流设计师的理论与实践，而不要片面地追随“先锋”、“前卫”的设计理论，或者只留意那些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作品。 总的来说，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理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注重场地的设计理念 尊重场地、因地制宜，寻求与场地和周边环境密切联系、形成整体的设计理念，已成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的基本原则。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并非在于刻意创新，更多的在于发现，在于用专业的眼光去观察、去认识场地原有的特性，发现它积极的方面并加以引导。其中，发现与认识的过程也是设计的过程。因此说，最好的设计看上去就像没有经过设计一样，只是对场地景观资源的充分发掘、利用而已。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对场地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概括出场地的最大特性，以此作为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就像“潜能布朗”所说的，每一个场地都有巨大的潜能，要善于发现场地的灵魂。 2 注重空间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一些景观元素构成的实体，一是由实体构成的空间。实体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而空间往往容易被忽略。尤其是我们目前的设计方法，常常只注重那些硬质实体景物，对软质实体景物相对忽视，对空间的形态、外延，以及邻里空间的联系等等注重不够，形成各种堆砌景物的设计方法。因此，注重空间结构和景观格局的塑造，强调空间胜于实体的设计理念，针对视觉空间领域进行整体设计的方法，对我们来说显得尤其重要。老子在《道德经》中的第十一章说：“……故有之以有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实体“有”之所以给人带来物质功利，是因为空虚处“无”起着重要的配合作用。 3 注重时效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与建筑设计最大的区别在于，园林景观是随季节和时间变化的，是有生命的，是处在不断地生长、运动、变化之中的。因此，设计师提出将运动中的花园作为自然持久的作品。所以风景园林师必须认真研究时间性和时效性因素，注重园林景观随时间变化的效果，以塑造随时间延续而可以更新的、稳定的园林景观。一个园林景观作品的诞生，就像一个婴儿出世一样，他本身的生长、变化过程就能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愉悦和满足。不要期望园林景观作品一次完成、一步到位，那样将会失去很多乐趣。 4 注重地域景观的再现 所谓“地域性”景观，就是指一个地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的总和，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动植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和人们的各种活动、行为方式等等。我们所看到的景物或景观类型，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与其周围区域的发展演变相联系的。园林景观设计应针对大到一个区域、小到场地周围的景观类型和人文条件，营建具有当地特色的园林景观类型和满足当地人们活动需求的空间场所。 5 注重简约的设计理念 “少即是多”，简约并不是简单，相反却是对本质的深度挖掘和坦诚表现。高度概括设计方法和惜墨如金的表现手段，是简约设计理念的基本要求。简约的设计理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设计方法的简约，要求对设计对象进行认真研究、分析，从而抓住其关键性因素，减少细枝末节过多的纠缠，以求少走弯路，以最小的改变取得最大的成效，即事半功倍；二是表现手法的简约，要求简明和概括，以最少的元素、景物，表现景观最主要的特征；三是设计目标的简约，要求充分了解并顺应场地的文脉、肌理、特性，尽量减少对原有景观的人为干扰，也就是“最小干预”的原则。简约的理念实际上是要求有的放矢，反对闭门造车的设计方法。 6 注重生态的设计理念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保护生态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以及在近邻德国的影响之下，法国风景园林师逐渐开始注重生态理念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运用。关于生态，有几点需要进一步阐述。首先，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问题，不是光靠风景园林师就能够解决的，园林景观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理念，更多的是呼吁政府、公众的关注生态环境，更多的是表明一种姿态；其次，风景园林师提出的生态理念与生态学家、环保组织提出的生态理念还有一定的差别，他们所关注的内容虽有着一定的交叉和融合，但根本上却具有不同的层面，否则社会就不需要风景园林行业了；最后，如若完全从生态原理出发，设计师往往会陷于极端而难以被社会接纳。 法国风景园林师并没有天天把“生态”挂在嘴边，呼喊各种“生态”口号，而是努力把生态理念落实在一些具体的设计方法上。生态学的本意，是要求风景园林师要更多地了解生物，认识到所有生物互相依赖的生存方式，将各个生物的生存环境彼此连接在一起。这实际上要求我们具有整体的意识，小心谨慎地对待生物、环境，反对孤立的、盲目的整治行为。不能把生态理念简单地理解为大量种树、提高绿量。此外，生态学原理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以自然为师，研究自然的演变规律；要顺应自然，减少盲目的人工改造环境，减低园林景观的养护管理成本；要根据区域的自然环境特点，营建园林景观类型，避免对原有环境的彻底破坏；要尊重场地中的其他生物的需求；要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减少能源消耗等等。因此，荒地、原野、废墟、渗水、再生、节能、野生植物、废物利用等等，构成园林景观生态设计理念中的关键词汇。 7 对立统一的设计理念 自然与人工，是贯穿整个园林景观发展史中的对立统一体，是“以人为本”，还是“以自然为本”，是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既是某种园林景观形式、风格、类型的衡量准则，也是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因地制宜，根据场地状况和使用要求来决定的，不能片面地加以肯定或否定。一般来说，在城市环境中，应较多地考虑到人工与自然结合，考虑到自然的人工性手法，而随着离城市环境的远去，自然的作用在逐渐增强。 园林景观设计实际上反映出设计者对自然的认识、理解，并通过设计手段加以表现。在各种园林景观形式中，自然始终是设计的源泉。风景园林师对自然的认识、理解的程度，如何处理自然与人工的关系，是其设计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8 注重科学的设计理念 园林景观设计是一门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的边缘性学科，与多门学科交叉并受到它们的影响，如生物学、生态学、土壤学、植物学、美学等等。因此，风景园林师应采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充分研究和了解各个学科特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强调科学的设计方法。 但是，园林景观设计又是统筹和综合的技艺，任何一门单一的学科都取代不了园林景观设计。因此，就某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可以重点突出某一学科的特点，但是就整体而言，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特性并不可取。在一个复杂而充满变动的社会，单一性的景观设计趋向是难以为继的。现在这种不分场地、不分环境的强调绿廊、湿地的做法，实际是对生态学的误解，是在破坏生态环境，也造成园林景观的单一性和趋同性，最终必将像国际建筑那样遭到抛弃。 9 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 在一个越来越强调个性发展和个人价值的社会，个性体验、个人理解和个人情感的投入，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也是园林景观设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证。注重个性的设计理念，并非鼓励个人刚愎自负或脱离实际的闭门造车，而是强调个人对自然、对社会、对生态、对艺术、对历史等等的独特理解、在旅行中的独特体验、以及个性化的设计表现手法，强调个人对园林景观内涵与本质的独特认识。 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发展的启示 近10年来，中国的园林景观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面对开放度越来越高的中国市场，面对各行各业、尤其是境外设计师的激烈竞争，中国的风景园林师如何提高行业的门槛，并确立自身在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如何抵御外来文化的全面入侵与占领，并在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在研究借鉴西方先进理念与设计方法的同时，加深对本土园林景观文化内涵的研究与认识，营造既符合“全球一体化”趋势、又具有本国地域性文化特色的现代园林景观，避免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完全丧失自我，以致被世界文化所淘汰，是每一个中国风景园林从业人员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大量的园林景观建设项目和低劣的设计施工水准，造成中国现代园林景观整体行业欣欣向荣，设计作品却粗制滥造的矛盾局面，长此以往，将严重阻碍园林景观行业的健康发展。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设计理念，对推动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然而，无论是学习西方经验，还是继承中国传统，都应以科学、严谨、全面的治学态度，注重其内涵与本质的研究，反对各种形式的断章取义、惟我所用。因此，法国现代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与设计理念，对我们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1 规范行业管理，完善竞争机制 只有在一个规范有序、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才会有好的从业人员和好的作品出现。在国外严肃的设计师看来，中国还没有形成出“作品”、出“精品”的氛围；在国内设计师眼中，缺乏公平竞争机制、混乱无序的市场也不利于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因此，走规范化、市场化之路，完善竞争机制，是中国现代园林景观行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本保证。 2 深入理论研究，反对形式主义 应加强对东、西方园林景观历史与文化内涵的研究，尤其是要深入研究其理论、理念，力求抓住园林景观本质性的内容，反对各种不求甚解的简单抄袭和形式主义风气。当中国人还在表面化地研究老子的学说时，外国同行则将其奉为研究空间理论的鼻祖，深度挖掘其理论的精华和实质。我们的园林设计不应一提到中国本土文化，就是仿古建筑，就是风水图形，就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八卦等等；一提到西方文化，就是欧式建筑、机械的平面构成，就是各种图案、色块，就是各种“风格”、“风情”等等。要提倡脚踏实地的研究作风，反对不求甚解的商业炒作。 3 借鉴西方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学习、研究西方现代园林景观，首先要了解西方园林景观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要了解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适用的范围、场所。不能盲目照搬，表面化地将各种各样的风格特征都弄到自己的花园里来。我们应注重借鉴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法，并借此来研究中国的问题。要注重在观念上的学习和研究，反对粗浅的模仿和抄袭。 4 提倡未雨绸缪，杜绝急功近利 尽管目前我们的园林景观市场表面上看来是一片“欣欣向荣”，热火朝天，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经过近10年的发展，我们的园林景观行业给我们、给后人留下哪些东西？现在看来，留下来更多的是遗憾，是若干年后人们不齿于面对的园林景观垃圾，是对园林景观资源与文化的糟蹋和破坏。如此急功近利、东拼西凑下去，中国的园林景观行业将走向没落，甚至遭到全人类的唾弃。 结语 大篇幅的比较和研究，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通过踏实的工作在我国出现一些好的园林景观作品。到底何谓好的园林景观作品？一个好的作品，是不能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应该从场地中“生长”出来的。正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一方“水土”出一方景观。许多有识之士，许多境外严肃的设计师，都在强调对中国现代园林景观的本土化研究，都在探索营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园林景观之路。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风景园林师的作用就像园丁一样，要充分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热土，要精心选育适合这片“水土”的种子，并加以精耕细作、悉心呵护，使其健康成长。 园林景观论文:中国、日本和意大利园林景观比较浅论 内容摘要 园林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天国仙境的向往与企盼，而其发展则以来于人天性中所固有的对美的追求与探索，所以说园林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营造理想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所应用的美学认识和思维的集中体现...... 园林的起源来自于人类对天国仙境的向往与企盼，而其发展则以来于人天性中所固有的对美的追求与探索，所以说园林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以营造理想生活环境的过程中所应用的美学认识和思维的集中体现。关于美的思辩，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思维模式等的不同，历史上各个文明体系与当今世界的各个民族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解读方式，而古今中外众多的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更是见仁见智。因而，当人们把各异的审美方式应用到实际的造园活动中时，也就必然产生出各种形式、风格大相径庭的园林。而作为园林艺术所根植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园林所在地的地理、气候、生物等各种自然环境因素上也各呈异趣的差别更使几大园林体系在诞生时，就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而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东方、伊斯兰、欧洲这三大体系，每一个体系都对周边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文明有关环境的认识、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关于它们之间异同的比较正是当今景观园林界所关注的课题。 一、传统园林体系概述 这里所讨论的中国、日本和意大利三种造园风格中，前两者属于东方体系，意大利属于欧洲体系，但由于欧洲体系的形成受伊斯兰体系的影响很大，意大利风格作为近代欧洲园林的鼻祖，这种影响所产生的效果尤其明显，所以有必要先就三大体系做一个初步的概述。 1、古代西亚体系和伊斯兰体系： 西方的造园起自于西亚的古代波斯，即古波斯所称的“天国乐园”。这种造园的特点是用纵横轴线把平地分作四块，形成方形的“田字”，在十字林荫路交叉处设中心喷水池，中心水池的水通过十字水渠来灌溉周围的植株。这样的布局是由于西亚的气候干燥，干旱与沙漠的环境使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庭院里经营一小块绿洲。在波斯人的心目中，水和绿荫对于身处万倾黄沙中的他们显得特别珍贵，认为天堂（即后来基督教所说的伊甸园）就是一个大花园，里面有潺潺流水，绿树鲜花。在古代西亚的园林中，那个交叉处的中心喷水池就象征着天堂，后来水的作用又得到不断的发挥，由单一的中心水池演变为各种明渠暗沟与喷泉，这种水法的运用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各国的园林。不过，最初的西亚园林影响范围主要还是在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以及后的所有伊斯兰地区。而目前最完整继承并保留其手法的也就是伊斯兰体系。 2、西方古典体系和现代体系： 古希腊于西元前5世纪逐渐学仿波斯的造园艺术，后来发展成为四周为住宅围绕，中央为绿地，布局规则方正的柱廊园。随后希腊的园林为古罗马所继承，他们将其发展为大规模的山庄园林，不仅继承了以建筑为主体的规则式轴线布局，而且出现了整形修剪的树木与绿篱，几何刑的花坛以及由整形常绿灌木形成的迷宫。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园林出现新的飞跃。以往的蔬菜园及城堡里的小块绿地变成了大规模的别墅庄园。园内一切都突出表现人工安排，布局规划方整端正，充分显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成就与豪情壮志。到法国的路易十四称霸欧洲的时代，随着1661年凡尔赛宫的开始兴建，这种几何的欧洲古典园林达到了它辉煌的高峰。在这一时期乃至随后的数百年内，欧洲大陆上从维也纳到柏林，从彼得堡到枫丹白露，到处都可见到这些闪现着王家与皇室荣耀的灿烂光辉的园林，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在其中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此后，受东方园林的影响，欧洲园林中出现了以英国自然风致园与图画园为代表的偏向自然风物的园林，这种园林发展到现在，就成为当代美国新园林。 3、东方体系： 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在这里诞生的东方体系最初形成可追溯到夏商时期，距今已有四千年历史。不过那时的园林基本上还处于圈地时期直到秦始皇营造阿房宫和汉代的上林苑依然如此，而且园林的使用功能中还始终含有一条供天子和诸侯狩猎之用。这种情况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才有所改变。在这一时期，由于佛教和玄学的影响，人们开始更加主动地关注自然，模仿自然，从而开创了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做法。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各种艺术文化成就纷纷涌现，园林艺术在此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标志在于唐代诗人王维的辋川别墅的修建。王维的诗画向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著称，对于意境的追求是其重要特色，这座与自然山水风景结合的宅院也贯彻了这一思想。到北宋，抽象自然和象征自然在园林建筑中日益明显，成为中国园林的主要特色。从宋至清，是中国园林艺术的成熟期，其间名园举不胜举，单在苏州一地，就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等一系列经典作品。此间东方园林对自然的模仿手法还传到西方，对欧洲园林的发展和现代园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东西方两种园林风格的比较 从上面对三大园林体系形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欧洲和伊斯兰体系之间存在着同源的关系，即都始自于对古代西亚造园方法的模仿。只不过伊斯兰体系是在古巴比伦故土上发展，和其所模仿的原型有着同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沙漠中珍贵的水源和植物的运用，所以对古西亚流派的手法保存得比较完整，而其视水如金的水法处理也是其最大的特色。当然当这一体系随着伊斯兰教的扩展而进入南亚次大陆后，因为这里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再加上古印度文明深厚本土文化底蕴的影响，使传统的西亚派水法有了重大的改变而产生了伊斯兰体系的一个特异支派。这里的园林不再使用谨慎保护水流的渠道和堤岸，不再只有狭窄的溪流潺潺和低矮的喷泉点点，而开始呈现河道横行和跌水纵流的景象，在泰姬陵前还有较为广阔的静水，植物的运用也向郁郁葱葱的方向发展，不过那种十字规划水道的基本法则还是保留下来。而有趣的是欧洲在学习古西亚法式时对其所进行的改造与印度对传统伊斯兰手法的变更有很大相似性。欧洲的水源也很丰富，植被更是繁茂，所以这里的造园同样屏弃了节约性用水的水法，而只使用了模仿伊甸的四条水路分割法则。有赖于植物的丰富，后来欧洲又用大量的几何植栽来加强了这种分割，并以这种矩形分划为基础，衍生出一整套几何造园的理论，而水法的运用也日趋宏大，与伊斯兰体系已是大异其趣。但是尽管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这两者之间无论是源流还是具体的手法上都有着很多的共同点。而与其所对立的东方体系则是完全自我生长和发展的另一套理论，从其审美基础、所生长的文化土壤到具体的理水、堆山、用树和园林建筑都有着判若云泥的差别。所以意大利园林风格与中国、日本园林的最大和最根本的不同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体系的不同，而比较的重点也应先放在东西方两种对景观的处理模式的比较上。 1、东方风格： 东方园林以自省、含蓄、蕴藉、内秀、恬静、淡泊、循矩、守拙为美，重在情感上的感受和精神上的领悟。哲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混沌无象、清净无为、天人合一和阴阳调和，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的，相互依存的融洽关系。对自然物的各种客观的形式属性如线条、形状、比例、组合，在审美意识中不占主要地位，却以对自然的主观把握为主。空间上循环往复，峰回路转，无穷无尽，以含蓄的藏的境界为上。是一种摹拟自然，追寻自然的封闭式园林，一种“独乐园”。其中某些流派如日本园林还将禅宗的修悟渗入到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之中，使其达到佛教所追求的悟境，在一个微小的庭院里营造出内心的天地，即所谓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其抽象意味的浓重已达到了一种超出五感的直接与自然相溶的默契，把人引向内省幽玄的神秘境界。东方的古典园林富有诗情画意，叠山要造成嵯峨如泰山雄峰的气势，造水要达到浩汤似河湖的韵致。这是为了表现接近自然，反扑归真的隐士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为了寄托传统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念。仿造自然，但又不能过分矫揉造作。在这样的园林中，可以达到“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的境界，追求的是“抱琴看鹤去，枕面待之归”的生活以及“野坐苔生席，高眠挂竹衣”的趣味。东方园林的石有情，水有情，花木也有情味意趣。窗外路出树木一角，便是折枝尺幅，山涧古树几株，修竹一丛，乃是模拟枯木竹石图。东方园林妙在含蓄和掩藏，所以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东方园林精在曲折幽深，小中见大，因而有“遥知杨柳是门外，似隔芙蓉无路通”。 2、西方风格： 西方园林则表现为开朗、活泼、规则、整齐、豪华、热烈、激情，有时甚至是不顾奢侈地讲究排场。从古希腊哲学家就推崇“秩序是美的”，他们认为野生大自然是未经驯化的，充分体现人工造型的植物形式才是美的，所以植物形态都修剪成规整几何形式，园林中的道路都是整齐笔直的。18世纪以前的西方古典园林景观都是沿中轴线对称展现。从希腊古罗马的庄园别墅，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台地园，再到法国的凡尔赛宫苑，在规划设计中都有一个完整的中轴系统。海神、农神、酒神、花神、阿波罗、丘比特、维纳斯以及山林水泽等到华丽的雕塑喷泉，放置在轴线交点的广场上，园林艺术主题是有神论的“人体美”。宽阔的中央大道，含有雕塑的喷泉水池，修剪成几何形体的绿篱，大片开阔平坦的草坪，树木成行列栽植。地形、水池、瀑布、喷泉的造型都是人工几何形体，全园景观是一幅“人工图案装饰画”。西方古典园林的创作主导思想是以人为自然界的中心，大自然必须按照人的头脑中的秩序、规则、条理、模式来进行改造，以中轴对称规则形式体现出超越自然的人类征服力量，人造的几何规则景观超越于一切自然。造园中的建筑、草坪、树木无不讲究完整性和逻辑性，以几何形的组合达到数的和谐和完美，就如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整个天体与宇宙就是一种和谐，一种数。”西方园林讲求的是一览无余，追求图案的美，人工的美，改造的美和征服的美，是一种开放式的园林，一种供多数人享乐的“众乐园”。 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东方园林基本上是写意的、直观的，重自然、重情感、重想象、重联想，重“言有尽而意无穷”、“言在此而意在彼”的韵味；而西方园林基本上则是写实的、理性的、客观的，重图形、重人工、重秩序、重规律，以一种天生的对理性思考的崇尚而把园林也纳入到严谨、认真、仔细的科学范畴。 具体再来看一些例子： 西方的古典园林最为代表的当然是法国的凡尔赛宫大花园，那种华丽与壮阔的美正来自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与不羁，正如作家刘心武笔下所描绘的：“那花园布局特点是简洁而豪放的，与宫殿垂直的中轴线上形成三次平面的下跌，每个宽阔坦实的平面上都主要由两种景观组成。一种是极其巨大、规整的水池，周围有众多的铜塑和喷泉；一种是栽种并修剪成异常整齐的几何图形的常绿灌木，而这种景观又以其中的中轴线一望无际和两侧绿篱花囿的严格对称夺人心魄……”。 东方园林可以以中国江南文人园的造园理论和法式为例。凡是园林创造中有利于体现生活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各种景物，都是造园的物质要素，不仅有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有峰峦岩崖及溪瀑湖海，有亭台楼阁，水榭山馆等各种建筑；还包括各种有利于构成园景的皓月、朝阳、晚霞、雨露等气候气象因素，以及与园林内容和形式和谐的书法、绘画、雕塑等艺术品。在这众多的造园要素中，最基本的是山水地形、花草树木、园路与建筑三类。 山在东方园林中是用能与稳定的象征，常有“山骨”之称。水在园林里则是象征智慧和廉洁。 花木在园林中最富有生机，象征着欣欣向荣。有些花木还被赋予特殊含义。花木的培植要自然并讲究已经，同时注意保持古树和植被。 东方园林要求“曲径通幽”，因而建筑需要分散在自然要素之中，与自然景物融合在一起。园中的主要建筑往往和主山池泊相对，景色绝佳 在造园设计时，除了重视上述三点外，还要考虑对景和借景、楹联匾额以及风声、水声、钟鼓声、花香、草香、泥土香等多种媒介的参加。只要用心，碧空万里、峭壁千仞、明月繁星、春江渔火都可以成为赏心悦目的景物。 三、意大利园林的特点及其与东方园林的具体比较 大体上说来，意大利风格与中国、日本风格的差异在以上的比较中都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了。但最为欧洲体系的一个分支，意大利风格还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尤其是还存在着和向来被视为欧洲古典园林典范和代表的法国勒诺特尔式园林明显不同的特点。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的亚平宁半岛上，境内山地和丘陵占国土面积的80%。意大利的地中海气候与西欧的温带海洋性气候有明显的差异。这里夏季在各地平原上既闷且热，而在山丘上，哪怕只有几十米的高度就令人感到迥然不同，白天有凉爽的海风，晚上有来自山林的冷空气，正是这样的地形和气候特征造就了意大利独特的台地园。 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本土，当中世纪结束时，意大利人对帝国往昔的辉煌仍然记忆忧新，而各种古罗马以及在意大利也是随处可见。古代的古典主义于是成为文艺复兴园林艺术的源泉。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向往罗马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富豪权贵纷纷在风景秀丽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别墅庄园。由于这些庄园一般都建在丘陵或山坡上，为便于活动，就采用了连续的台面布局，也就成为台地园的雏形。在以后的发展中，意大利造园家们在起伏的地形上创造出非常动人的景观效果。这些园林的构图由于受地形的限制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形决定了园林中一些重要轴线的分布，规定了台地的设置，花坛的位置和大小以及坡道的形状等。建筑物的位置安排也要考虑其与台地之间的关系。因此台地园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是将平面与里面结合起来考虑的。台地园的平面一般都是严整对成的，建筑常位于中轴线上，有时也位于庭院的横轴上，或分设在中轴的两侧。由于一般庄园的面积都不很大，又多设在风景优美的郊外，因此为开阔视野、扩大空间而借景园外是其常用的手法。这一点是东西方所共同重视的。在中国的造园中，这种离子举不胜举，如颐和园借玉泉山塔和佛香阁形成对景，在江南私家小园中由于面积狭小，这类手法就更多。不过中国在借景时往往会利用窗框、门框而做成框景的形式以增添画意。在总体布局上，意大利台地园往往是由下而上，逐步引人入胜，展开一各个景点，最后登高远眺，不仅全园景色尽收眼底，而且周围的田野、山林、城市面貌均可展现眼前，而给人以贴近大自然的亲切感。逐步的渐入佳境是东方园林的传统手法，但与意大利不同的是东方式的展开乃是基于散点透视的卷轴画式的步移景换，而意大利虽然也是展开，却是颗粒性的分个呈现，所追求的仍是定点式的特定位置的欣赏，而其欣赏的顶点在于位处峰顶的鸟瞰，这在东方园林中是极少的，这可能与东方文化的内敛性格有关。 在关于园林和建筑之间关系的处理上，意大利开欧洲体系把园林视为宅邸室外延伸部分理论的先河，这一理论也成为欧洲园林几何构成形式的生长基点。另外中轴线的设置也是意大利园林对欧洲体系的一大贡献。虽然早在希腊罗马时代，中轴线已经开始出现，其最早还可以上溯到西亚的中心水道，但意大利台地园中的中轴却以山体为依托，贯穿数个台面，经历几个高差而形成跌水，完全摆脱了西亚式平淡的涓涓细流，而开始显现出欧洲体系椰油的宏伟壮阔气势。而且庄园的轴线有些已不止一两条，而是几条轴线或垂直相交，或平行并列，甚至还有呈放射状排列的，这些都是从前所没有的新手法。东方的园林当然到是不用轴线的，但也有一些例外，如避暑山庄的宫殿区部分和靠近宫殿区的园林前区，圆明园的大宫门口还模仿九州的形式也形成一条大致的轴线，而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建筑布置由于里面意象很强，其轴线意味也就更加明显，至于紫禁城中御花园的构图则几乎是沿着整个皇城的大中轴布置的。这些园林无一例外都是北方的皇家园林，江南园林的小尺度中决不会有这种情况，这不仅有规模的因素，主要还是中国传统的礼教和封建皇权的威严要求所决定的。欧洲体系中典型的水法也是从台地园开始的。水因为可以使空气湿润，从而在意大利园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由于位处台地，意大利园林的水景在不断的跌落中往往能形成辽远的空间感和丰富的层次感。在台地园的顶层常设贮水池，有时以洞府的形式作为水的源泉，洞中有雕像或布置成岩石溪泉而具有真实感，并增添些须的山野情趣。沿斜坡可形成水阶梯，在地势陡峭，落差大的地方则形成汹涌的瀑布。在不同的台层交界处可以有溢流、壁泉等多种形式。在下层台地上，利用水位差可形成喷泉，或与雕塑结合，或形成各种优美的喷水图案和花纹，后来在喷水技巧上大做文章，创造了水剧场、水风琴等具有印象效果的水景，此外还有种种取悦游人的魔术喷泉。低层台地也可汇集众水形成平静的水池，或成为宽广的运河。设计者会十分注意水池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之有良好的比例和适宜的尺度。至于喷泉与背景的色彩、明暗方面的对比也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关于主体景物和周围环境的关系，东方体系也是很重视的，但东方的做法是以融合得了无痕迹为上乘，而非以背景衬托主体的静物写生式构图。 综合看来，意大利台地园作为欧洲体系的一个分支和其滥觞之所在，无疑也是以规整布置为主，与东方体系的模仿自然迥异其趣，但应该注意的是意大利台地园并不完全排斥自然：首先，其结合地形的设计思路就有明显贴合自然的意味，当然，东方园林自然式的地形处理方法决不会像意大利那样去将山坡切成几个台面，但利用地形来创造合适的景观还是两者所共有的思考方式，何况东方园林所处理的大都是些小山，甚至完全违反自然原理地纯用湖石堆山，比之于意大利的台地切山，谁更自然也还未有定论；其次，意大利台地园虽有中轴线的存在，但它在轴线两侧使用了退晕的手法，而使园景由人工逐渐过渡到自然，这令人想到颐和园也有同样的做法；另外，在植物的使用上，意大利台地园也少用几何式的修剪，而整个庄园的背景更是往往呈现自然的植被，确实有回归自然的意味，而东方体系的自然相比则带有了更多的象征性，至于日本的枯山水则直接放弃了真实的自然而完全去追求宗教哲学上的一个抽象概念了。 四、中日园林的比较 相对于意大利台地园来说，中国园林和日本园林因为同属东方体系，其间的差别自然要小一些，但由于中日两个国家的地理环境的截然不同以及两个民族的性格差异，使中日虽然同种同文，却有着趣意相异的文化。中国文化输入日本始于汉代，在唐代达到高潮，气候的宋、明两代也都间有输入，因而可以说日本是在不断吸取中国文化的先进成分才逐渐形成自身的文化。但是日本在吸取的同时却对输入的文化进行了及时的吸收和改进，使其适于本国的生存环境，从文字、宗教、伦理到文学、绘画、书道、茶道、剑道、花道等，无不如此，所以现在的日本文化虽然无处不透着中国的影子，却又无处不体现出日本特有的民族个性，园林艺术自然也不例外。以下就环境、类型、思想和手法等方面对中国、日本两种园林风格的异同分别进行探讨。 1、环境的不同： 中日于国土环境之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大陆和海岛的差别。两者各成陆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近来日本又有学人提出森林文化的说法，综合起来反映在园林上即山水文化和水岛文化的对比，路文化和舟文化的对比。 东南为海，西北为山的中国，山地多，平原少。以山和水为骨架的格局最直接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其次，在山水平衡上，中国园林表现为山多水少，平地多水面少。山水本质的意义中，中国园林水景取象是讲和溪瀑的流水和沼泽湖海的静水两方面，山景中，园池以外的是以中国本土的山峦为母题，园池以内的则是以海外三神山为蓝本，而以园林的西北为山东南为水的布局，本质上是对中国地形的模仿。此外，园林中除了山水的创造，还有路创造，即所谓路以曲为美，以幽为上的原则。 漂浮于海洋中的岛国日本，陆地面积狭小，岛上山地多平原少，丘陵占国土面积的4/5。与中国相似的陆地环境，加上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使得日本园林也选择了以山水为骨干的形式，但由于日本国土四面环海的海洋性，而使日本园林在以后的发展中朝向海岛型、海洋型、水路型发展。日本园林的山取象于富士山和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大岛屿及其周围四千多个小岛。总体上看，日本园林本质为池泉式，以池比拟海洋，以石比拟矶岛，泉为水源，池为水象，池泉为基础，石岛为点缀，舟桥为沟通。 如果说地理环境的不同决定园林山水性质的不同，那么气候差异则决定了园林建筑和植物的差异。中国北方寒冷，园林建筑以防寒为主而形成端庄厚重的风格，江南气候宜人，需要更多的通风和采光措施，所以园林建筑小巧玲珑。在树木方面，中国土地开发早，破坏较重，恢复较慢，加上大陆性季风气候，茂密森林不多，所以中国园林树木不多。 同处北温带的日本却是温暖的海洋性气候，温度较高，雨量充沛，自然式和整形式植物成为园林的主景，且连苔藓和蕨类也成为同等重要的主景，植物形式的多样化远胜于中国园林，与中国园林以建筑为主景明显不同。而日本自己的园林建筑被称为是夏天的建筑：不用实墙，而用拉门和拉窗分隔，夏天可以全部拉开，室内外连通为一个大空间，园林的围合多用植物性材料，桥也用木桥，而不是中国的园墙有用砖石砌成的实心墙，园桥也用石拱桥。 2、类型的比较： 中日两国的古典园林都可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宗教园林三类。中国皇家园林的指导思想一直是在为皇室提供宴游狩猎的场所时不忘体现帝王的威严和登记的森严，故而显出庄重、典雅、气派、大方、华贵等特点，具体表现为面积规模大，山体高耸，水面开阔，有一定的轴线和对称，建筑呈现出北方风格，整体富丽堂皇，屋角起翘小，屋面琉璃瓦多，木构彩画多。中国的私家园林则以诸多江南园林为代表，其特点是面积小，文人意味浓厚，山体矮小，水面狭窄。中国的宗教园林个性最不明显，在表达上，较少体现宗教意义而是更多地与儒家结合，形成三教合一的特征，在手法上，园林成为建筑群体轴线的延伸和附属。日本皇家园林在起自于飞鸟时代，奈良上和平安时代的作品以轴线式和中心式为主，在桃山江护时代达到顶峰，作品有京都的桂离宫、仙洞御所、修学院离宫、京都御所庭院四大名园。日本即使皇家园林的手法也都是小山小水、茅茨草屋、不施粉黛、树多屋少、伏式置石、土桥平桥，且规模较小。由于自镰仓时代到江护时代近千年中日本都是由将决执政，故日本的私园以武家园林为主，与中国的文人园有别，其特点是园林面积大，建筑体量大，彩画多，立石规模也大，园林整体开阔舒朗，再规模和装饰上都胜过皇家园林和宗教园林。日本的宗教园林风格明显，讲究禅思枯意，靠园林本身塑造宗教的气氛和形象在手法上有非常独特的 枯山水庭院，而神社园林则以建筑为主，庭前的一片白沙映衬出分外的神圣与神秘。 3、造园手法的差异： 东方园林从来都讲究天人合一的理念，但却恰恰在为表现天人关系的各种造园手法上，体现出中日园林在思想追求上的诸多不同。中国园林建筑多，体量大，表明人力的伟大，日本园林建筑少，体量小，表明人力的弱小。中国园林装饰华丽，建筑的群体组合，讲究联系和紧凑的布局，表明工艺上的人巧，日本园林则极力尊重自然造化的天巧。中国园林与外界一般都用较实较重较厚的墙隔开，表明人与自然的平等和独立，日本园林较少用围墙，即使用，也以虚和薄为特色，表明人与自然的亲近。在山水方面，中国园林的假山高大、硬朗，水域开阔，人工味较浓，日本园林则无论山水尺度都偏小，一般都用覆盖草皮的土山，而不用假山，水域也更接近自然溪流沼泽，人工味较淡。中国园林属于山性，有着坚定、刚强和永恒的特点，日本则属于水性，具有水的可塑性、柔软性和稍纵即逝的易变性。在植物方面，中国园林的绿化少且多用高大浓荫的乔木、灌木都表现出中国人的高傲和自信，而日本的大量绿化和用低级植物及草地的方法则显出日本人的比较谦虚和谨慎。写意山水园是以山水为骨骼，以诗情画意为表现的园林形式，文人建筑山水园则在前者的基础上突出了建筑的成分。从总体来看，中国古典园林在天人关系上偏重于人的成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到后期人工味越重，把诗词歌赋、文联匾对、亭台楼阁和廊榭宫馆过分的夸大，以至于江南园林已略显拥挤，至于乾隆花园还要加上大量精雕细刻的细部和眩目夺人的彩绘，更显得拥堵，另外堆山上也片面强调太湖石的瘦、皱、漏、透而不免绮巧过余而无天然雅趣。而日本园林则偏重于自然的成分，如枯石、枯水、草坡、苔藓等，越到后来，园林景观甚至只用一石一木即能点题，例如茶庭和坪庭，充分体现了自然的天性，其游览以远观事物外表，坐思事理内在，不重于直接交流，而重于心与心的天人对话而不像中国园林的这种对话体现为人与自然的面对面。 4、思想与文化背景的比较： 探究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应该是共为中日哲学支柱的儒、释、道三个思想体系的彼此消长的结果。两国的园林都基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也正是因为道家的这种思想才造就了东方园林体系独有的从单纯的模仿和取法自然出发而上升到象征和抽象自然从而高于自然的思维模式和操作方法，但而后两家却各自向儒家和佛家两方向发展。中国偏于儒，显现出入世治世的特点和仁者的理想观，日本偏于佛，以智者的形象带有出世解脱的色彩。中国园林的布局思维介于具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之间，日本则在形象和抽象之间。中国园林用文学艺术的手法表达较多，日本则喜欢用拟佛拟神的较为晦涩的语言。中国园林生动形象，表现了乐天爱人的景象，而日本园林则是在荒凉孤寂的山林中体现着孤独的禅意和对短暂人生的寂寞思考。 综合以上的叙述，已可以大略理出中国、日本和意大利三种园林风格的异同，然而比较并不是研究的终极目的，在当今景观园林领域，单独、孤立的谈论任何一个流派或一种风格已没有多大意义，多元化、综合化的发展是景观创新设计的关键之一，所以我们应该从比较的角度出发，而着眼与实践和创造，从而使古老的园林艺术呈现出新的生机。 园林景观论文:论住宅区园林景观设计 摘要：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房地产光速般的升温。老百姓越来越关心我们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他们居住区的环境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设速度加快，房地产光速般的升温。老百姓越来越关心我们的周边环境，尤其是他们居住区的环境。 关键词： 论 住宅区 园林 景观 设计 一、目前小区园林景观的现状 园林景观发展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适应现代园林景观研究只有四十几年。所以，很多人对园林景观的认识很肤浅。他们认为园林只是种花种草，挖湖堆山，置石理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有了出国的机会，看到欧洲的几何对称的园林，开阔的大草坪很壮观。于是出现欧陆风、草坪风。随着房地产的兴起，中国园林风、欧陆风吹进了居住小区，他们不考虑小区人性化空间和功能性空间，也就是只注形式不注重功能。不理解东方园林的风格和特色，古典园林和现代园林服务的对象。 二、东方园林的风格和特色 从古至今的世界园林景观基本上分为东方和西方两大类，各有典型的传统风格和特色。 西方园林是以法国古典主义园林为代表的几何形式，景观特点是整齐、规则、对称均衡，常以轴线作引导的几何形图案美为其独特的风格特色，包括树木也都作规则式造型。东方园林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代表的自然山水形式，景观特色表现为不对称均衡，以曲线作为引导的自然式山水园，成为著称于世界的独特风格。形成东西方园林形式各异的原因，都受各自的历史、文化、哲学、和美学思想传统的影响。西方园林把美学建立在“维理”的基础上，它还左右着雕塑、绘画、音乐和戏剧等艺术。东方园林源出于我国五千年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特别是儒、道、佛三家崇尚自然的“天人和一”观，把美学建立在“意境”的基础上，并因借于文学、绘画和建筑诸艺术。 中国园林景观的内涵“意境”，是中国园林传统风格和特色的核心。所谓“意境”，意是寄情，境是遇物。情由景生，景由心造，景情交融而产生意境。古人又说：“情与景遇，则情愈深，景与情会，则景常新。”所以“意境”赋予艺术以灵魂，灌注以生气，化景物为情思，变心态为画面，对景观产生意象含蓄，情致深邃，具有飘然于物外之情，玄外之音，画外之境，味外之致的特殊魅力。在审美活动中，高度发挥了意想思维的能动性，激发心灵创造出比之于实际的景物远为丰富的艺术情趣。在体察感受中，让游者从身入心入情入至神入，心领神会中引人入胜，耐人寻味，提高到深层性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中国园林艺术传统中的审美心理结构，都是建立在内心境界的基础上的“心物感应”和“兴到神会”的审美价值，而西方园林文化唯独缺乏“意境”这一灵魂的审美内涵。 三、富于诗情画意的特色中国园林自从唐代出现了诗人画家自成一派的“诗画园林”以来，及至现代，园林景观的布局构景，仍与文学、绘画紧密结合，蕴含着誉谓“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的美学基础。 中国文学与文学、绘画自古以来互为表里，彼此借鉴，交互引发，相资为用。按诗画艺术组织园林类型，划分和组合园林的形式，犹如中国画咫尺千里的山水画立轴或横幅手卷，运用散点透视，及动向透视的表现方法。它的超时空概念，正是东、西方绘画和园林艺术的基本差异。 中国山水画追求“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边走边赏边构思的民族传统的方法，表现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任其高低远近、角度和视点的自由观察，集大自然之精美于方寸之中。中国山水园林犹如画幅一样，集大自然之精美于一园。在组织时间和空间的游览路线中，任其高低远近、角度和视点的转变，都观赏到如诗似画的园林景观。 宋代画家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论述：“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还有绘画理论中的“移天缩地”、“小中见大”和“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等等，中国山水画的超时空概念，融注入园林的景观空间，极大地推动园林艺术的发展。 中国园林的布局构景，首先是一个完整的审美系统。借鉴于文学艺术的立主题，分段落，讲究起、续、转、高、结的程序组合，因借在园林的规划设计布局构景中。首先立主景、配景，划分景区、景点，讲究游览路线在组织景区中的序幕、连续、转折、高潮和结尾的系列组织程式；犹如诗歌中的抑扬回转，富有韵律节奏感。如园林中的从一个景区引向另一个景区，由封闭到开敞，从峰回路转到柳暗花明；又好似运用章回小说中的一波三折、隐喻等手段，引向主景高潮，然意未尽，噶然而止，令人产生余音绕梁的意境情趣。 中国园林艺术形式因借于文学和绘画，景观富于诗情画意，便是中国园林东方民族形式独具的风格和特色。这些宝贵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我们要借鉴的继承，但不能机械的照搬。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自由、开放的新社会，我们设计的东西是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老百姓才是真正的主人。旧社会是为封建帝王、达官贵人而设计，往往过分的满足他们的意志，追求豪华、诗情画意、文学哲理，对人的活动空间重视不够。 四、现代园林景观特点 现代园林景观考虑最多的是人性化空间，以“人”为本，经常见到大家提，真正运用到实际当中很少。各大城市都有广场，广场很大，人不能留足，原因树很少，城市家具少（座椅少），草坪大，不让人进。雕塑很大让我们窒息，比例关系和控制范围考虑不足。现代园林景观应多注重尺度“宜人、亲人”，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文化、文脉。不能违自然而行，不能违背人的行为方式。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所以我们的设计应符合人的行为方式。既要继成古代文人、画家的造园思想，又要考虑现代人的生活行为方式，运用现代造园素材。形成鲜明的时代感，如果我们一味的推崇古代园林，就没有进步。不同的时代要留下不同的符号。 五、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故事的地方 当设计是为了生活、为了内在人的体验，当设计师成为一个内在者而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当设计的对象具有功用和意义时，我们方可重归人性的场所，找回那故事的地方。为此，设计师应该： 第一。 认识人性：人作为一个自然人和社会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人需要交流，害怕孤独；人需要运动，需要坐下休息；人离不开水，人也爱玩火；人爱采摘和捕获；人需要庇护和荫凉，需要了望，看别人而不被别人看到；他需要领地，需要适当尺度的空间；人需要安全，同时人需要挑战；人爱走平坦的道路，有时却爱涉水、踏丁步、穿障碍、过桥梁。同时，人要交流、要恋爱、要被人关注、同时喜欢关注别人……。因此，需要设计的场所能让人性充分发挥。 第二。 阅读大地：大自然的风、水、雨、雪，植物的繁衍和动物的运动过程，灾害的蔓延过程等等，都刻写在大地上，因此大地会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有树木，什么地方可以有水渎；大地也告诉你什么格局和形式是安全与健康的，因而是吉祥的，什么格局是危险和恐怖的，因而是凶煞的。同时，大地景观是一部人文的书：大地上的足迹和道路，门和桥，墙和篱笆，建筑和城市，以及大地上的文理和名字，都讲述着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爱和狠，人类的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因此，阅读大地是在认识自然，而更重要的是认识人自己。 第三。 体验生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当地人的价值观。如果你不到都江堰的江边林下坐上一天，就不明白为什么成都被认为是中国最悠闲的城市；如果你不搭一回北京街上的出租车，就不理解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含义；如果你不到温州街头走走，你也不知道“全民皆商”的意味；如果你不经历青藏高原的缺养，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里的人会成为释迦牟尼的选民。只有懂得当地人的生活，才会有符合当地人生活的公共空间的设计。 第四。聆听故事：故事源于当地人的生活和场所的历史，因此要听未来场所使用者讲述关于足下土地的故事，同时要掘地三尺，阅读关于这块场地的自然及人文历史，实物的或是文字的。由此感悟地方精神：一种源于当地的自然过程及人文过程的内在的力量，是设计形式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是设计所应表达和体现的场所的本质属性。这样的设计是属于当地人的，属于当地人的生活，当然也是属于当地自然与历史过程的。 城市景观是人类欲望和理想在大地上的投影。在近万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中，人类为摆自然力、神权、君权以及自己创造的机器的约束，今天终于走进了一个天地人神和谐的人性化的时代。 园林景观论文:积极开拓城市建设中的园林景观 摘 要：景观绿化环境是城市建设规划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要达到合理布局、形式多样，首先应重视该区域环境的地方特色和建设本身的个性；其次是应根据城市区域规划的整体构思进行统筹考虑，譬如单体结合整体，选型结合色调，山地结合平地建设，平面结合空间等。最后，设计形式应多样化、元素布置应空间化、植物配置应体现层次丰富，总之绿化空间要充分体现协调、多样、丰富。城市的各种规划因素联系紧密，有公共活动的广场、公共建筑、城市交通路网、大型的公园、区域绿化等诸多因素，起联系的核心应该是城市的居民，因而城市建筑和城市的景观绿化必须满足居民的生活休闲游憩等要求，以及城市的整体发展前景要求，所以在规划景观绿化用地时，应考虑处理好城市的建筑、道路、广场、景点、绿化、院落以及建筑小品之间和人的活动空间，最大量的满足城市的发展需要，让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绿化和谐统一，空间层次感具佳，让人们生活在花园式的城市中。 关键词：城市建设；景观园林；作用；发展对策 城市作为一件艺术品，包含了各种元素：建筑、植物、山石水体、历史文化，人们用这些来创造完美的生存环境。但若规划不当，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忽略对城市活动主体人的考虑，或是千城一面，缺乏灵魂和个性，都将是失败的城市。适时适度的景观建设很好地弥补了上述缺陷。在很多西方国家，城市景观建设随着环境变迁成为社会和政治重要关注点。在政府带领下，大规模整治与改建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新区的开发也在生态人文的指导下谨慎开展。更有一些现代化厂房、水塔、码头等构筑物和设施，经处理成为新的城市景观。同样，中国城市也顺着这条和谐之路逐步前行。但景观到底有何意义，其作用何在呢？这需要我们（每个身居城市的人们）去深入探究，从中借鉴。 一、园林景观艺术对城市建设起的作用 人们的居住环境中，园林景观搞得好与不好，不仅对一座城市及一个乡村的外表形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对防风沙，涵养水泥、吸附灰尘，杀菌灭菌，降低噪声，吸收有毒物体，有毒物质，调节气候和保护生态平衡，促进居民身心健康都有一定的自然环保作用。 1.净化空气：绿色植物被称之为“生物过滤器”，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植物对有害气体是有一定的吸收和净化作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许多污染环境的有害气体，最大量的是二氧化硫，其他主要有氟化氢、氮氧化物、氯、氯化氢、一氧化碳、臭氧以及汞、铅的气体等。这些气体对人类危害很大，对植物也有害。测试证明，绿地上的空气中有害气体浓度低于未绿化地区的有害气体浓度。 2.净化水体：城市水体污染源，主要有工业废水、生活污水、降水径流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在城市中多通过管道排出，较易集中处理和净化。而大气降水，形成地表径流，冲刷和带走了大量地表污物，其成分和水的流向难以控制，许多则渗入土壤，继续污染地下水。许多水生植物和沼生植物对净化城市污水有明显作用。比如在种有芦苇的水池中，其水的悬浮物减少30%，氯化物减少90%，有机氮减少60%，磷酸盐减少20%，氨减少66%。另外，草地可以大量滞留许多有害的金属，吸收地表污物；树木的根系可以吸收水中的溶解质，减少水中细菌含量。 3.净化土壤：植物的地下根系能吸收大量有害物质而具有净化土壤的能力。有植物根系分布的土壤，好气性细菌比没有根系分布的土壤多几百倍至几千倍，故能促使土壤中的有机物迅速无机化。因此，即净化了土壤，又增加了肥力。草坪是城市土壤净化的重要地被物，城市中一切裸露的土地，种植草坪后，不仅可以改善地上的环境卫生，也能改善地下的土壤卫生条件。 4.树木的杀菌作用：空气中散布着各种细菌、病原菌等微生物，不少是对人体有害的病菌，时刻侵袭着人体，直接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绿色植物可以减少空气中细菌的数量，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许多植物的芽、叶、花粉能分泌出具有杀死细菌、真菌和原生动物的挥发物质，称为杀菌素。城市中绿化区域与没有绿化的街道相比，每立方米空气中的含菌量要减少85%以上。例如，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每立方米空气中有几十万个细菌，而在郊区公园只有几千个。 5.园林植物的心理功能上的影响：植物对人类有着一定的心理功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不断深化对这一功能的认识。在德国公园绿地被称为“绿色医生”。在城市中使人镇 静的绿色和蓝色较少，而使人兴奋和活跃的红色、黄色在增多。因此，在绿地的光线则可以激发人们的生理活力，使人们在心理上感觉平静。绿色使人感到舒适，能调节人的神经系统。植物的各种颜色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不同，青草和树木的青、绿色能吸收强光中对眼睛有害的紫外线。对光的反射，青色反射36%，绿色反射47%，对人的神经系统、大脑皮层和眼睛的视网膜比较适宜。如果在室内外有花草树木繁茂的绿空间，就可使眼睛减轻和消除疲劳。 6.彰显城市个性：园林景观艺术有利于体现城市的地方特色文化主要体现在它的造景艺术手段和对当地植物与构筑物的采用上。首先是园林景观艺术的理法有利于更好地宣扬城市的文化，使得城市更加具有地方特色，充分体现城市的个性。园林艺术的主要理法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二、国内城市景观建设面临的问题 在城市化运动过程中，“速成式”景观稳步跟进，由此大量景观建设问题浮出水面。 1.景观设计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的城市景观是我们急应摒弃的。目前国内景观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及实践经验，模仿是不二的解决方案。很多城市开始景观复制工程。从一样的草坪、广场，到一样的街区景观、城市风貌。这种抹杀城市个性，忽略城市自身的文化、特色，切断城市文脉的景观规划是值得我们反省思考的。 2.缺少“软性景观”的营建 植物作为城市景观最独特最自然的一笔，在城市景观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生态及景观效益是其他景观设施不可比拟的。而近年我国流行的大面积、不合时宜、过度的“硬质景观”正与此背道而行。 此外，多数景观建设对植物群落的营建方面缺乏考虑，几乎仅停留于机械性的“种树”工作上。尤其在一阵“草坪热”和“大树移植热”后，我国多个城市都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景观系统，包含了太多的自然要素，这个有机体建设，必须遵循自然规律才能长期为城市服务。 3.“以人为本”的设计原则 目前，越来越多的新景观正面临“缺少人气”的尴尬境地。这些问题景观地块上，缺乏人性化考虑的设计往往层出不穷。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城市空间内都未设残疾人专用通道。 城市空间是人与人交流的地方，是供人使用、让人参与其中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充分考虑人的情感、心理及生理的需要。在景观设计中，公共设施要符合人的视觉观赏位置、角度以及人体工程学的要求；座椅摆放位置要考虑人对私密空间的需要；考虑不同年龄段人的行为心理特点，照顾特殊人群对景观环境的需要。这些都将帮助我们的新景观成为大众喜爱的城市空间。 三、积极开拓可利用的园林景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城市绿化就是城市的清洁剂；如果不注重绿化建设和城市建设同步进行，就会造成城市整体布局上的恶性循环，像过去70年代以前的大上海、北京等知名城市，由于只注重城市建设，而忽视了绿化和环境的治理，一度使城市市容、卫生失控，卫生条件差，空气质量差。而现在还有一些房地产商和环境意识淡薄的建设者，为了达到使用效果，而一度加大建设密度，高强度开发，高强度建设，使建设环境绿化用地逐渐被蚕食，大幅度降低绿化面积指标，甚至于没有绿化。所以，保障城市生态环境的良好环境，严格按规范建设，广泛的拓宽城市景观绿化用地，必须加大城市绿化的可利用面积，使城市绿化率尽早实现接近40%绿化率指标。 1.居住区变室外草棚为绿化地 过去人们建设住宅时，楼群按规划建设形成后，为了解决人们的储存物品、存放自行车等，一般在楼前楼后建设平房作为储存间，楼前除了硬化路面外，就是一排平房，可以说是占据了全部的绿化用地，使绿化率接近为零。甚至于有的人们将储物、烧材堆放在平房周围，更使室外环境形成了脏、乱、差，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环境卫生，造成了空气质量下降，区域管理混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变平房为绿化地，现在城市设计取消平房，使居住一层按技术要求≤2.2米层高，变一层为地面上储存间，这样在保证了绿化用地而且还解决了脏、乱、差恶性市容，如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小区1987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对住宅小区进行绿化改造时，率先实行了储存间建于楼下一层≤2.2米层高，变室外为绿地，十几年来住宅区域绿化面积一直保持在40%的绿化用地指标，而且小区环境良好，为此变室外 存间为楼下储存间应值得广泛推广。 2.改善城市停车场，增加景观绿化面积 目前多数城市仍以室外设指停车场为主，这样看起来多建设了建筑，但是给城市建设，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大大减少了城市的区域绿化用地指标。且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车辆和家庭车辆大幅度增多，停车位仅靠小型的停车场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建设地下停车场和一层设置停车场，可以想象车辆的停放是怎么样的形式。为此，高层建筑地下设置停车场和多层建筑一层建筑架空设置停车场，势在必行，这样将室外公共场所充分的设计成绿化景观用地，增加环境的美感，多层建筑一层设计成架空层作为停车场，既可以解决室外的停车位，又可以解决建筑群体的通风，增加建筑群体间的空间效果。 3.营造屋面绿化，使城市绿化空间化 在城市环境备受重视的今天，世界各地都在积极寻找各式各样的绿化方式来换取美丽的城市景观。其中，屋顶绿化已成为众多城市环境规划者眼中的“宠儿”。屋顶绿化又可称为“空中花园”、“屋顶花园”或“空中绿洲”，是在屋顶、露台、天台或阳台上广植花木，铺植绿草，建造园林景观。当今，许多发达国家在屋顶绿化设计建造上已经拥有很长的历史，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屋顶绿化带给人们的视觉效果是绿草如茵、花木扶疏、四季青翠、清新宜人的。其绿化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它可使屋顶住宅的室内温度得到改善，屋面的隔热保温效果明显提高；保护建筑物免遭高温、紫外线等的损害，有利于延长其寿命；屋顶绿化还可净化空气，调节城市气候，缓解热岛效应等。无庸置疑对于有建筑“第五立面”之称的屋顶进行绿化，是城市三维立体绿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城市环境景观的一大飞跃。 4.提倡垂直性绿化空间 垂直绿化是与地面垂直，在立体空间进行绿化的一种方法。它利用檐、墙、杆、栏等栽植藤本植物、攀缘植物和垂吊植物，达到防护、绿化和美化等效果。它不仅能增加建筑物的艺术效果，使环境更加整洁美观、生动活泼，而且占地少、见效快、绿化率高。在城市绿化建设中，精心设计各种垂直绿化小品，如藤廊、拱门、篱笆等，可使整个城市更有立体感，既增强了绿化美化的效果，又增加了人们的活动和休憩空间。 总之，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区域，也是先进生产力最集中的地方。实现城市化、工业化，对人类是有益的，但它的发展并非仅是建筑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更应是城市整体水平的升华。 园林景观论文:浅谈观赏草在园林景观中的运用 [摘要]通过对观赏草的概念、美学特性、生物学特性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初步探讨了观赏草在园林景观中的运用,提出园林建设者对观赏草的运用要产生足够的重视和关注,我国应大力 发展 观赏草。 [关键词]园林植物 观赏草 园林景观 观赏草的发展,最初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如今,观赏草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环境美化和绿化的新宠,有“无草不成园”一说。在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周围的生活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观赏草也已崭露头角,并逐渐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观赏草的概念 观赏草(ornamental grass)是一类形态美丽、色彩丰富、以茎杆和叶丛为主要观赏部位的草本植物的统称;以禾本科植物为主,常见的还有莎草科、灯心草科、花蔺科、天南星科、香蒲科、寥科等植物。 二、观赏草的观赏特性 1.形态和线条 观赏草的形态和线条包括姿态、叶片和花序等部分,有直立线条的种类,如芒属种类和品种,单独种植时能形成焦点或重点,与周围圆形或小型的植物对比明显。当这些直立的形态重复运用时,便会形成独特的线条,甚至产生戏剧性的形状和图案。 2.质感 观赏草主要通过叶片来表现其特殊的质感,除了少部分种类叶片较宽外,大多数叶片窄长、质地细腻。正如他们特殊的外形,叶片也会与周围植被形成对比。 3.色彩 很多园林设计师将色彩作为观赏草应用的主要原因,虽然绿色是 自然 界的主导色,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叶色能用来创造非凡的效果,如:黑色(如‘黑龙’麦冬ophiopogon planiscarpus 'nigrescens');蓝色(如欧洲异燕麦、蓝羊茅、蓝丛早熟禾)。 有些种类的观赏草,其花和果实的颜色比叶片有价值,如:柳枝稷和芒属的很多品种在秋季长出巨大的亮红色或银白色花序;一年生禾草和谷类,也有颜色出众的花序,在儿童园中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4.韵律和动感 当微风吹过,观赏草的叶片发出阵阵娑娑的声响也给种植带来无限生机,若是成片种植,观赏草随风起伏,像浪花在花园中翻滚的姿态,尽显动感之美。 三、观赏草的生物学特性 1.养护成本低 人们对低养护成本植物的需求是观赏草越来越流行的原因之一。美国著名园艺学家allen lacy曾经针对观赏草管护说过这样的话:“对大多数观赏草来说,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看着它们生长和变化。”在一些商业化的园林布置场合,低养护、很少或根本不需要水或养料的植物,比其他需要专门养护的草本和木本植物更有优势。家庭园艺者也青睐观赏草的低养护性,他们希望把时间更多的花在欣赏花园的美景上,而不是清理或喷洒农药之类的事情上。许多观赏草一年仅需要一次简单的修剪,即使是最繁忙的园丁也可以抽空完成。 2.环境耐受力好 适应性广,观赏草种类繁多,适合在不同的立地条件下栽培,既可在肥水条件优越的沃土中生长,也能在贫瘠干旱的土壤中定植,有的品种甚至在废弃的矿地和建筑渣土上生长,产生很好的覆盖和观赏效果,还可以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抗寒,植株可持续生长多年;抗病虫害能力强,几乎不用施用药剂;抗旱性好,无需频繁灌溉,大多数情况下靠自然降水就可健康生长;生长速度快,一个生长季节就可到达成熟植株的高度。 四、观赏草在园林景观中的运用 1.观赏草在花坛和花境中的运用 观赏草的叶具有细致的质地和细长弯曲的生长特征,与笔直生长或具有明显体量及开大花的多年生植物形成鲜明对比,观赏草与多年生开花植物相结合的花境比完全由开花植物组成的传统的、规则的花境更具柔和、 自然 的效果。 观赏草在整个生长季节逐渐成熟,给花坛和花境带来令人兴奋的变化,尤其在夏末和秋季,很多受欢迎的多年生花卉已过花期,但暖季型观赏草叶色变化较迟,具有很好的表现效果。观赏草结束生长后也可以为花境提供趣味性。 2.观赏草作为欣赏焦点 观赏草不仅能成片种植营造自然和谐的景观,也能单独一丛种植,在花园中成为非常引人注目的焦点。这类观赏草一般种植在节点处,达到引人注意的效果;或在入口、转弯处,引导游人的游览路线。推荐植物:芒属(miscanthus)的巨芒草(m. x giganteus)、芒,天蓝沼泽草,乱子草属(muhlenbergia)的鹿草,芦竹,羽毛芦苇草,蒲苇,狼尾草,紫竹(phyllostachys nigra),黄假高粱,大油芒等。 3.观赏草作为边界和屏障 观赏草作为边界和屏障,比传统的绿篱具有很多优势:一般比绿篱生长、成型更迅速;在冬天寒冷地区,观赏草不会因冰雪的堆积形成永久的伤害;被风吹动时发出的沙沙声能有效消除 交通 和附近的噪声;观赏草没有密集繁茂的枝叶,不会给人及动物的通行带来不便,但若要用作天然屏障,芒属植物和蒲苇叶片都很锋利,可以非常有效地遏制人们穿越。可以说,种植高大的观赏草是确定边界、营造空间、隐藏不雅景观、为户外休憩或就餐创造隐蔽环境的一种理想解决方案。 但需注意,即使最大的观赏草在冬季也不能发挥显著的屏障作用,如果要得到更理想的屏障效果,可以与多年生植物和夏季开花灌木搭配,形成混合屏障。 4.观赏草在水景园中的运用 平静的水面给人很强的水平感,选择直立的观赏草,如灯心草(juncus effusus),可形成强烈对比,并给人整齐的感觉;选择弧形、扇形的观赏草,如苔草属的(carex pendula),则能产生更自然的效果。同时,观赏草在水面形成倒影,在适当的光线下,镜子般的水面使雅致的花和轻轻摇摆的叶在水面上下产生双重美感。 5.观赏草用作地被 保持地被植物最佳状态一般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而观赏草很少或永远不需要剪草也可以提供类似的绿色景致。一些观赏草类植物的质地很好,可以创造出完整统一、如地毯一般的草地景观;有些种类,如沿阶草属(ophiopogon)植物,终年常绿;其他种类可能会在冬季或夏季停止生长,但会随生命周期带来外观的季相变化。 以观赏草作为草坪时,需要注意,大部分观赏草无法承受草坪草可忍受的践踏程度。因此,观赏草一般不用于儿童游乐区或其他一些一周至少要走好几次的场地,除非通过添加踏脚石或其他一些手段供人们穿过种植区。 综上所述,观赏草因它独特的观赏特性和生物学特性,为观赏草在园林中的运用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将观赏草融入到园林景观设计中,是创造优美生态空间过程中“师法自然”的一种必须趋势。观赏草在未来园林景观中将会处于重要地位。 园林景观论文:声景学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在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中，安逸静谧的园林景观设计满足了当下人们的休闲需求。传统的园林景观设计自古以来就单在视觉呈现方面下功夫，亭台水榭、小桥流水、如诗如画。然而人对环境的感知不仅局限于视觉对空间、色彩、材质的感受，还有流水潺潺、雨打芭蕉、古刹钟鸣带来的听觉享受。把声景学理论引入园林景观设计中，旨在开拓园林景观设计的视野，从声景观设计原则、设计方式等方面加以论述，为园林景观设计提出新思路。 关键词：声景学；园林景观；声音设计 传统的园林景观设计重点在于视觉的处理，较少考虑声音环境。但身临园林之中，带来的不仅是视觉的享受，还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上的欢快体验。随着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绿色园林景观被周遭钢筋水泥、车水马龙所笼罩，传统园林中原有的流水潺潺、鸟叫虫鸣、夜半钟声被淹没在嘈杂的声音环境中。园林声景观的设计同样是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内容。声景学在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在园林规划设计中落地生根。声景观的设计在传统园林景观设计中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迄今为止，关于园林声音景观的研究依然有限。目前关于声景学的应用，更多的在于噪音控制方面，而在声景的设计方面，自然声景与社会声景的关系若即若离。如何让城市发展减少对自然声景的破坏，让社会声景与自然声景融为一体，和谐共处，营造理想的声景环境，是景观研究和设计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声景学的发展及范畴 加拿大音乐家R.MurraySchafer在上世纪60年代末提出声景（Soundscape）概念，他带领研究小组致力于自然环境中的声音研究，也把声景学称之为声音生态学。之后，随着声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参与研究的学术范围逐渐扩大，声景学的研究范畴也逐渐扩大。日本在声景的研究方面发展迅速，日译为“音风景”，举办过“评选日本音风景100项”的民众活动。岩宫真一郎出版专著《声音生态学》，对声景做了全面阐述。我国学者李国棋是声景学研究第一人。他师从日本学者岩宫真一郎专注声景学研究，并在2001年开展“Sound-scape———声音景观的研究与应用”课题，研究成果颇丰。声景学（SoundscapeArchitecture）借鉴了景观学（LandscapeArchitecture）的构成。虽然声景学的概念自提出已有四十多年的研究历史，但对声景学的理解和研究范畴一直没有定论。声景学研究的是人、声音、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权且从三者中来比较声景学的研究范畴。在“人———环境”关系中，传统的景观学只注重环境的视觉效果对人的反射，而这一审美体验是无声的感官设计。“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若没有了钟声，那这画面的意境便相差甚远。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声景学是传统景观学中的研究范畴。在“人———声音”的关系中，心理声学、语言声学、音乐声学等都是传统的研究听觉机理的门类，但这些研究是脱离了声音环境的研究，并没有对不同环境下的声音对人体听觉影响的研究深入开展。比如人在滨江公园听古乐与在家听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发声场景也是声景学的研究范畴。在“声音———环境”关系中，环境声学、建筑声学都是基于物理声波在不同空间和物质的声学特性进行研究的，直接抛开了环境的视觉特性和声音的文化特性对人听觉的影响。比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用环境噪声级是解释不通的。因而从历史文化的方面研究环境中的声音也是声景学的研究范畴之一。 二、声景学在园林景观中的设计要素 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说：“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声景的一个关键状态就是静，静是一切声景的基础和条件。园林景观中的声音要素从功能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背景声，背景声包括人声、动植物之声、水流声、风声以及园外的环境声。背景声是园区的环境声，是难以逆转的主要声音，突出了园林的位置、特点。二是信号音，信号音一般是通过园区内的广播播报和传达危险信号、通告等信息提醒游客注意，比如入园时的须知、闭园时的通知等。信号音在声景设计中容易打扰游客的听觉享受，引起反感情绪，属于园内的人工噪音。三是标志音，通过模拟环境音、背景音乐等来达到环境与声音的协调，或者为了突出某一景观设计特色，传递文化内涵，比如园内的背景音乐、某一文物古迹具有表征性的诗词朗诵或古风乐曲等。 三、园林景观声景环境的设计 （一）园林声景设计的原则 1.保护性原则 园林所在区域一般具有良好的生态基底，存在一些长期栖居或季节性徙居的动物，在园林规划和设计前期要对地域的自然环境和园林区域的生态环境详尽勘察，最大可能地维护好动物原有的栖息场所，避免影响到动物的生存。对于大雁、野山鸡等特殊动物要提供保护设施来维护原有声景观。自然声景观之外，园林场所附近原有的钟声、号角声、叫卖声等也要根据声级、音量等进行分析，保存该地区独有的地域文化声音，使背景声富有层次感。 2.协调性原则 “幽人即韵于松寮，逸士弹琴于篁里”。通过上文对声景学研究范畴的分析可知，声景和景观是统一的整体。景观在设计时要考虑到与声景的协调一致，同时，声景的设计也要与景观元素形成统一的整体。园林声景要尽可能地突显原有环境的声音，而削弱外在的环境噪音对声景环境的侵扰。人工声是最容易破坏视觉景观与声音景观协调性的元素，这就要提升警示声音、引导声音、通告声音的质量，避免人工声音对自然声景的冲突。同时，提高音响的质量，采用音质清晰且音量适中的隐形音响，科学合理地设置音响摆放位置。此外，还要积极教育和引导游客对声景观的认识，提高游客对声景观的欣赏水平。 3.以人为本的原则 园林景观的设计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作为景观的设计者和使用者，以人为本是其要遵循的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重要原则。园林景观面向普罗大众，有青壮年、老人、孩童以及残障人群。声景设计要满足绝大部分人群的参与需求和体验兴趣，体现人文主义关怀。老人喜好静谧的环境，因此为中老年人开辟人流小的僻静场地。儿童喜欢热闹，对声音充满了好奇，可以在园区内摆设飞禽猛兽的模型，配合相应的模拟声音，营造欢快的声景同时，还起到了科普的作用。对于视障人士要在声景设计中加入导视功能，通过园区引导声和音响的摆设方位来引导视觉残障人士顺利游玩。 （二）声景设计的基本步骤 1.调查基地声音 园林建设的选址一般都是自然生态维护较好的地方，园林的声景设计首先要对园林基地的声场进行全面的勘察，结合气候、地形地势、水系、风向、动植物等，用科学方法收集场地中的所有声音，以及基地附近的环境声，然后对这些声音进行评价划分，尽量保留有价值的声音，摒弃对声景造成破坏的噪音，在提升声景的丰富性的前提下设计出与视觉景观相协调的声景观。 2.确定声景观功能分区 根据园林景区的功能规划和板块设置来区分不同的声景功能。比如根据园林的功能特性可以分为历史文化声景区、活动声景区、自然疗养声景区等，让每个声景区都具有截然不同的功能效果。根据声景的声级还可将声景观分为静谧区、缓冲区和热闹区。游人可以在适当的区域内嬉戏打闹，也可以下棋赏花。3.各分区的具体设计首先应根据每个分区的环境特性、功能特性等，明确视觉景观的主题，以及对应声景应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确定区域整体的景观氛围，从而确定声景的主题，以升华视觉景观的意境。这样设计的声景才能达到声音与环境特性的协调，从而创造一个完美的声景环境体验。 （三）古典园林声景设计方式 《园冶》中论及声景的有约二十处，分为三类：人声、动物之声和自然之声。人声计九种，分别为梵音、涛沸、喧哗、长啸、吹箫、樵唱、即韵、弹琴、吟诵。其中八种属借景中的“佳则收之”的佳声，一种属借景中的“俗则屏之”的俗声。吹箫、弹琴、即韵、吟诵和涛沸是园内声景，而梵音、长啸、樵唱和喧哗常常是园外声景。其中梵音、长啸和樵唱是声景的典故，自然包裹着情境和意义的外衣。动物声景有鹤声、犬吠、鸠啼、马嘶、莺歌、虫声、雁鸣七种。自然之声有风声、雨声、落叶声三类。 1.借声 在中国古典园林中，借声也叫做“音画”，是常用的借声借景手法。利用声音引发游人产生视觉联想，从而在视觉景观上增添内容。比如园林内本看不到的寺庙、江畔，却可以听到诵经、挽钟、渔唱的声音，从而不自觉的在游客心中产生对应的诗情画意，形成独特美感。苏州耦园的“听橹楼”就是借助园林附近河上的滑橹声让游人能够“坐楼观景”。扬州个园的“风音洞”由墙上开凿的圆孔发出的风声，给人寒风凛冽的视觉联想。 2.补声 一种人工化的声景填补。如人工的背景音乐和模拟自然的声环境。补声在现代园林景观中普遍使用。但是如果音乐、音量控制不好，补声自身就是噪音。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森林中的声响能够激发人类的原始应激反应，并和身体形成某种“共振”。现代医学已经证实，森林声响能够舒缓情绪，调节人体的血液、内分泌和消化系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免疫功能，进而使人体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现代园林生态条件有限，人造森林声景在园林声景设计中较为常见。 3.反衬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在古典园林中，声景的反衬大都是利用某种声音来衬托环境的安静、幽深等。要做好园林的降噪处理，合理设置安静沟。声音之间的间断的安静叫安静沟。鸟鸣及动物之声都因有其安静沟而悦耳。 4.掩声 掩声手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某种悦耳或更协调的声音去掩盖噪声，如利用地势落差的跌水声去掩盖城市中的各种噪音，跌水激荡置石所产生的声景完美地掩盖了城市中的噪音；而另一种就是直接屏蔽或消除掉使人不快和与整个环境不协调的声音，如利用植物组景降噪、屏蔽噪音，或利用隔音材料吸收、阻挡噪音。 作者:李奇岩 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项目质量管理分析 摘要： 在2016年的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鼓励各行业需要以匠人精神重塑行业的客户价值与提供服务水平。本文旨在通过表格化形式，为景观工程管理者提供质量与细节管理的思路与控制要点，工程营造过程中应不断深入改善、总结锻造匠心。 关键词： 工匠精神；园林景观项目；质量管理；质量控制点 “工匠精神”是指手工生产者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是一种情怀、一种执着、一份坚守、一份责任、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对所从事的职业高度忠实和把工作做到极致，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产品与价值，于个人可以修心，提高自身的素养。景观施工是对景观设计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施工的理解在早期的园林庭院营造中，更多应该是工匠们的工作内容，设计与施工往往是同一批人，缺乏设计理论与风格，更多的是施工工艺的精湛或手艺的好坏。设计图纸都是在工匠们的大脑里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不断深入而精细化，导致设计与施工专业的细化。有了好的设计，但并不一定会有好的作品，因为没有好的施工，一切都是空谈，无法落地。作为景观项目的管理人员需要了解景观项目的特点、质量管理周期、工艺细节、关键控制点等，以匠心去琢磨，才能营造出理想的作品。 1园林景观项目及其特点 1.1外观布局的艺术美观 项目是城市形象的直接表现，关系着城市人居环境的提高与改善。除了要求工程安全、适用、人性化外，还应追求艺术性，在外观和布局上给人美的、愉悦的感受，施工中更要比土建项目更加精细。 1.2工程材料的特殊性 施工材料除了和土建工程相同的钢筋、水泥、混凝土、砂石等常用建筑材料外，还有各种具有生命的各类植物，以营造景观的艺术性和生态性，具有调节气温等功能。 1.3工程的广泛性和后期维护的长期性 园林景观工程作为关乎民生、生态环境类的项目，越来越受到城市居民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近年来，园林景观项目在很多城市普遍开展，宏观如城市特色乡镇，中观如区域，微观如小区园林等。景观工程如此重要，其后期维护则比一般土建工程更长久、更复杂、影响因素更多。 1.4施工工艺复杂，工期紧张 园林景观项目除了土建工程，还包含施工工艺。因人们对其外观造型视觉感受、体验等的追求，使得施工工艺更加复杂。另外，由于园林工程以具有生命的植物为材料，会受到气候、温度、水分等条件的影响。因此，施工时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最快的施工进度完成工程，故工期较其他常规土建项目更为紧张。 1.5变更量大，成本不宜控制 由于施工图纸在结合现场实施时，往往与实际有一定差距，加之施工工期紧张、材料特殊等原因，使成本波动较大，增加了成本控制的难度。 2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TQM） TQM奉行的核心思想是以客户为中心的质量管理观。客户需求对企业经营和决策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客户满意程度成为衡量产品和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了解客户需求，高质量满足客户要求，培养“客户就是上帝、以客户的眼睛看世界”等一系列生产服务管理观念，最终形成客户导向型产业，建立和谐的供求关系，营造客户认可、口碑佳的作品，才能使企业与个人不断地持续发展，现以时间为维度，分析项目质量的全周期管理。 2.1工程质量形成阶段（见图1）图1 2.2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制度；工程质量监督制度；工程质量检测制度。 2.3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内容 2.3.1质量目标（见表1）。2.3.2质量策划内容。设定质量目标；确定实现目标的方法；确定相关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确定所需的其他资源；确定实现目标的方法和工具；确定其他的策划需求。2.3.3质量控制。（1）熟悉工程质量控制影响因素：人员（管理人员素质、施工人员素质）、材料（结构材料、饰面材料、苗木材料、建筑设备）、施工机械设备、施工方法（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专项技术方案、新工艺技术）、环境（工程施工条件、项目管理条件）。（2）制定合理的施工顺序，遵守“先地上、后地下、先主体、后围护、先结构、后装饰、先土建、后设备”的原则，保证施工各项工序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联系，互不干扰。控制工序质量对每一道工序的质量都应做好监督检查工作，尤其对施工关键点和隐蔽工程的工序，检查合格后才能行下一道工序。（3）在景观工程项目质量控制纵向体系中，工序质量控制是基础，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提高对施工操作工序的技术水平，加强对全过程工序质量的检查和监督工作。尤其是对关键部位、薄弱环节以及隐蔽工程的施工工序，做到“预先计划、防微杜渐、过程控制、严格检查”。（附表2、表3） 2.4质量保证 园林景观项目质量保证是指在质量体系中，为了提供足够的信任，表明实体能够满足质量要求而进行的有计划、有系统的系列活动。相对于质量控制是企业内部的质量管理工作，质量保证则侧重于企业对于用户的质量承诺。质量保证可以分为企业内部质量保证和外部质量保证。内部质量保证是对企业内部管理层的保证，使其确信提供的产品能够达到其设定的质量要求。外部至保证是对产品使用者的保证，使其确信提供的产品能够满足其生产活动的质量要求。 2.5质量改善 景观项目质量改善是质量管理中致力于提高有效性、运行效率、工序细节的部分。从质量管理的PDCA原理出发，质量改进是企业在现有的质量管理水平上的进一步提高，使项目质量达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的系统性活动，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关键。企业通过质量改善，不断提升自我质量管理能力，提高项目质量档次，向用户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同时，也能降低企业成本，节省能耗，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实现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3结语 终上所述，匠人化的园林景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于产品的极致追求，把产品当成艺术品来打造。因为其要求非常细致，几乎每一项细部工程永远都可以有自己的一整套精细化标准。时代需要呼唤“匠人精神”，以一种做人做事敬天畏人的态度，对抗日渐炽热的浮躁之风。追求细节，才能塑造有品质的作品；精益求精，才能有完美的结果。希望所有的景观项目管理者能够在浮躁的社会中，修炼一颗“匠心”，爱生活、爱工作、更用心。 作者:梁锦钧 单位:江门北控水环境开发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城市道路园林景观设计浅析 摘要： 本文阐述了中小城市道路园林景观设计的生态单元性、协调性、安全性、地方特色性特点，研究了中小城市园路规划布局设计和园路铺装设计等技术问题。 关键词： 道路；园林；景观；设计 1小城镇道路园林景观设计特点 1.1中小城市道路园林景观设计的生态单元性。1.2中小城市道路园林景观设计的协调性。中小城镇的道路景观更具有地方特色。只有结合地形、节约用地、考虑气候条件、注重环境生态，中小城镇的道路尺度才更适合人们的生活。1.3中小城镇道路园林景观设计的安全性。城镇道路的安全性要求景观设计必须考虑到车辆行驶的心理感受、行人的视觉感受和各景观要素之间的组织等多方面因素。对于驾驶员来讲，道路的安全性是首要的，而乘客观赏的道路两侧风光，会反映出城市的整体风貌和社会气息。在车辆行进的过程中，人们对弯道、上下坡或前进方向的加减速等都产生与静止完全不同的动感。节奏单调的视觉环境会使人感到疲倦，甚至引起困倦等不必要的危险；反之，急剧的节奏变化也会使人惊慌失措。所以，城镇道路景观的设计必须保持基本的张弛度，以恰当的节奏变化和景观片段的重复，形成舒适的道路景观。城市中不同道路，园林景观设计是不同的，疾驰的车辆和漫步的行人对道路两侧的感受差异巨大。行走的人们能够体验更丰富的空间层次和景观要素，封闭的空间使人感觉私密，开敞的空间则使人感觉舒畅，色彩斑斓的道路景观环境会使人产生视觉上的享受。在行人体验为主的道路景观中，需要考虑各种植物和构筑物的色彩、质感和肌理的搭配和组合，使人们在行走过程中产生视觉上的景观享受。同时，可在道路景观中放置一些体现当地城镇的历史文化特色的景观小品或个性化的铺装等，形成丰富的道路景观，并展现出地方特色，突出城镇道路景观的个性。有很多城镇以道路景观作为标志性的门户景观，如迎宾大道，以植物为主题的特色街道等，都能够有效加强城镇的识别性。1.4中小城镇道路园林景观设计的地方特色性。在许多城镇的中心区都设有步行街，以商业、展示为主要功能，承载着较大的人流，也是展现小城镇地方特色的主要区域。步行街造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古典与时尚的交汇，步行街区文韵悠悠，商味浓浓，力日益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打造了一方生活休闲、观光游乐的新福地，其美丽和繁华尽展了现代城市的文明和发展。 2中小城市园路规划布局设计 中小城市园路规划布局设计方法如下：a.对收集来的设计资料及其他图面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初步确定园路布局风格。b.对公园或绿地规划中的景点、景区进行认真分析研究。c.对公园或绿地周边的交通景观等进行综合分析，必要时可与有关单位联合分析。d.研究设计区内的植物种植设计情况。e.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确定主千道的位置布局和宽窄规格。f.以主干道为骨架，用次干道进行景区的划分，并通达各区主景点。g.以次干道为基点，结合各区景观特点，具体设计游步道。h.形成布局设计图。 3小城镇园路铺装设计 3.1砖铺路面 目前，我国机制标准砖的大小为240mm×115mmX53mm，有青砖和红砖之分。园林铺地多用青砖，风格朴素淡雅，施工简便，可以拼凑成各种图案，以席纹和同心圆弧放射式排列为多。砖铺地常用于庭院和古建筑物附近。因其耐磨性差，容易吸水，适用于冰冻不严重和排水良好之处；坡度较大和阴湿地段因易生青苔行走不便故不宜采用。目前，已有采用彩色水泥仿砖铺地，效果较好。日本、欧美等国尤喜用红砖或仿缸砖铺地，色彩明快艳丽。大青方砖规格为500mm×500mm×100mm，其平整、庄重、犬方，多用于古典庭园。 3.2冰纹路面 冰纹路面是用边缘挺括的石板模仿冰裂纹样铺砌的地面，石板间接缝呈不规则折线，用水泥砂浆勾缝。接缝多为平缝和凹缝，以凹缝为佳。也可不勾缝，便于草皮长出成冰裂纹嵌草路面。还可做成水泥仿冰纹路，即在现浇混凝土路面初凝时，模印冰裂纹图案，表面拉毛，效果也较好。冰纹路适用于池畔、山谷、草地、林中的游步道。 3.3碎料路面 碎料路面是指用碎石、卵石、瓦片、碎瓷等碎料拼成的路面，这种路面图案精美丰富，色彩素艳和谐，风格或圆润细腻或朴素粗犷，做工精细，具有很好的装饰作用和较高的观赏性，有助于强化园林意境，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情调，多见于古典园林中。 作者:刘春丽 单位:七台河市园林管理局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设计中彩色植物的应用 摘要: 本文主要从彩色植物的概况分析角度出发，详细阐述了彩色植物的分类，以及福建省园林景观对彩色植物的应用概况，论述了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分析，分析了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中存在问题，最后阐述了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中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而为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彩色植物;园林景观;景观设计 随着人们对植物颜色种类要求的不断提升，要不断地开发新的园林景观设计方式，积极合理科学地进行彩色植物的应用，从而符合园林景观的色彩，增加园林景观的观赏度，为城市增添一份新的色彩。 1彩色植物的概况分析 1．1彩色植物的概况 在城市园林景观的建设设计中，彩色植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促使园林景观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元素，同时也能对建设生态园林提供更多的帮助。其含义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角度来分析，狭义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春季和秋季的时候能够生长的彩色的植物，而广义的角度来说就是在生长的季节里，一直能够以非绿色植物的形式稳定展现的植物。植物在生长过程中会因为季节、环境的变化影响发生变化，但是要保障某些元素的稳定性，这样可以称之为彩色植物。 1．2彩色植物的分类 在对彩色植物进行分类时，以两种方式进行分类，首先是要依照其色素的分布来实施，具体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的:第一种是单色叶类彩色植物，主要是指植物的叶片呈现出一种颜色;第二种是双色叶类植物，主要是指植物叶片的上下颜色不一样;第三种是花叶类，主要是指植物叶片的颜色是彩色的，但是这种彩色是以条纹的形式呈现的;第四种是彩脉类，主要指在植物的叶脉上呈现彩色;第五种是镶边类，这种植物的叶片边缘的颜色是彩色的。其次是依照叶片色素的种类来进行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是橙色类彩色植物，其主要包含三种颜色的彩色植物，分别是橙色、橙黄色以及橙红色;第二是金色类的彩色植物，主要包括三种，分别是棕色、黄色以及金色;第三是蓝色类彩色植物，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分别是蓝绿、蓝灰以及蓝白;第四是紫色类彩色植物，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分别是棕红、红、紫以及紫红色等;第五是多色类，只要是植物叶片的颜色超过两种的都属于多色类。 1．3福建省园林景观对彩色植物的应用分析 以福建省的一些城市为例，相关资料显示，福建省的彩色植物约有29科共26种，其中种植较多的是苏木科和蔷薇科植物，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要色调，以自然方式来进行植物的配置，从而表现出自然风貌。 2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分析 2．1种植方式的分析 首先是丛植，也是彩色植物的常用种植方式，利用一定的数量通过不同的分布方式来提升园林的动态美，将常绿植物和彩叶植物进行混合种植，将彩色植物作为整体景观的分界线，或者利用彩色植物来构建不同的图案，用常绿植物来作为景观的背景，利用彩色植物来进行点缀，从而提升园林景观的美。其次是孤植，彩色植物具有高度的观赏性，容易吸引人们去观赏，因此常常通过孤植的方式来种植彩色植物，在绿色植物中利用孤植的方式来种植彩色植物，将彩色植物放在园林的路边或者草坪的中央，作为景观中点的方式来丰富园林景观，能够起到点缀的作用，通过色彩与数量的差距，来体现视觉效果，从而展现出园林的个性美和整体性的美。 2．2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应用中的问题 以福建为例:第一，在进行彩色植物的种植时，种类的发展比较乱，均匀性较差，尤其是在乔木以及藤本的彩色植物上的占比比较少;在彩色植物种类上比较单一，斑叶类占比重较大，一些双色类和单色类的彩色植物较少，造成园林景观整体的植物种类比较单调。第二，在彩色植物的色彩上比较单调，一般都是以黄色类和红色类为主，其他类的颜色使用的较少，第三，福建的气候及土壤条件，彩色植物种类一般都能够适应，但是有的地区使用北方的植物则难以适应长势较差。 3彩色植物在园林景观中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具体有:第一，要有效地对资源进行发掘，根据当地的实际环境和土壤条件来进行彩色植物的选种和培育，有效地进行引种实验，测试植物的生长能力和表现情况。第二，积极地引用外来的彩色植物，从而丰富当地的植物种类。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福建省当前引进的彩色植物有很多，例如日本的紫藤、美国的红枫以及北美的茶条槭等。第三，在设计上要有效地开发新的造景手段，以当地人文特色为基础，将彩色植物进行有效的利用，开发不同的园林景观造景方式。 4结束语 科学地进行园林景观设计非常重要，要充分合理地应用彩色植物，提升彩色植物的存活率，加强城市环境的美化。 作者:蒋雨芊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园林景观论文: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原则及主要内容 摘要： 城市园林景观需要紧密结合本地的规划，综合考虑，正确地处理好土地、环境的现状与园林景观建设的关系。把园林景观广泛地渗透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之中，发挥潜在力量。必须从整体出发，制定分期规划目标，分批分层次地设计完成。本文主要研究了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生态优先原则、协调发展原则、均衡布局和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园林景观、街道与广场景观、水系景观、居住区景观等内容。 关键词： 城市园林；景观设计；原则；内容 城市园林景观需要紧密结合本地的规划，综合考虑，正确地处理好土地、环境的现状与园林景观建设的关系。把园林景观广泛地渗透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之中，发挥潜在力量。必须从整体出发，制定分期规划目标，分批分层次地设计完成。 1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几项原则 1.1生态优先原则 在城市的园林景观设计中必须按各地的现实条件、绿化基础、地质特点、规划范围等因素，选择不同的绿地、布置方式、面积大小、定额指标，从实际需要和规范出发，创造出适合城市自身的景观，切忌生搬硬套，脱离实际地单纯追求形式。 1.2协调发展原则 用地紧张是我国现有土地的情况，科学合理利用土地乃当务之急。在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中，首先要科学合理地选择园林景观用地，使得园林景观有限的用地能更好地发挥改善和美化环境的功能与作用；其次在满足植物生长的条件下，利用不适宜建设和耕种的破碎地区，避免耕地被占用。园林景观用地规划是城市综合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与城市的整体规划相结合，切实把园林景观分布到城市之中，融合在城市的景观环境之间。 1.3均衡布局 随着城市的发展，居民对周围服务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园林景观均衡分布在城市之中，必须在充分利用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功能。这种均衡的布局更方便公众的使用与参与，比较适合城市的建设。在建筑密度较为低的区域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的要求增加数量较少的具有一定功能性质的大面积城镇绿地等，这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城市园林景观的分期建设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划城市不同阶段的园林景观建设内容，使城市的景观能够高效地完成，并保证景观体系的完整性。 2城市园林景观设计的内容 关于城市园林景观设计，首先主要从总体上研究园林景观设计理论，着重针对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专题进行详细论证，从城市的街道和广场、水系以及住区等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研究，希望对城市园林景观建设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索。2.1园林景观。世界园林一般分为东方和西方两个大的体系。东方古典园林主要包括中国古典园林和日本古典园林；西方古典园林主要包括古希腊园林及古罗马园林。东方园林以自然式为主，西方园林以规则式为主。2.2街道与广场景观。街道与广场景观主要分为传统城镇聚落的街道和广场、历史文化街区和节点的文化景观保护以及当代城市街道和广场景观的设计几个部分。其中，传统城镇聚落的街道和广场具有多义性的空间功能、尺度宜人的空间结构、丰富多变的景观序列、结合自然环境进行空间变化等特点；历史文化街区和节点的文化景观保护。2.3水系景观。纵览中西古典园林，几乎每种庭园都有水景的存在。尽管水景在大小、形式、风格上有较大的差异，但人们对它们的喜爱却是相同的。东、西方园林景观中水体景观设计往往成为景观艺术设计的难点，但也为点睛之笔。水体形态多样，或平淡或跌宕，或喧闹或静谧，按水体景观的存在形式可将其分为静态水景和动态水景。静态水景赋予环境娴静淡泊之美，动态水景则赋予环境活泼灵动之美。水生植物的养护管理，首先要采取适当措施保持水体的清洁，尤其是一些观赏性的水生花卉需要比较清澈的水资源才能健康生长。对于一些具有水体净化功能的水生植物可放宽管理，保持水生植物的自然性，例如，一些湿地景观的自发生长可以实现优胜劣汰，自发选择适宜环境生长的植物品种，最终形成符合自然规律的植物群落。水生植物的冬季管理维护是至关重要的，水生植物对温度的要求较高，冬季结冰后会产生植物的冻伤、冻害。因此，在冬季来临时，要将一些放置在水中的植物钵移至室内。2.4居住区景观。城市居住区的景观设计主要包括居住区道路的景观设计、居住区公共绿地的景观设计及居住区宅旁绿地的景观设计。道路绿带分为分车绿带、行道树绿带和路侧绿带。主要以行车安全及美化环境，考虑道路环境对植物生长的影响，在植物选择上以抗逆性强的乡土树种为主。居住区公共绿地主要包括居住区级、组群级或院落缀公共绿地，布置形式有自然式、规则式及混合式。其主要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环境优美的休息空间及活动空间。宅旁绿地与居民日常生活起居息息相关。观赏性、生态性的兼顾是宅旁绿地设计的原则。景观建设是美化城镇面貌、增加城镇的建筑艺术效果、丰富城镇景观的有效措施，加强城镇与大自然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优美的环境景观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有积极作用，可以消除在工作和学习中产生的紧张和疲乏，使体力、脑力得到恢复。城市园林景观设计会使得城市的风景更加优美、更能吸引旅游者，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又会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优美的环境还会吸引更多的企业来此发展，吸引更多人来此工作生活，促使城市整体经济向前发展。 作者:曹伟 单位:牡丹江市人民公园 园林景观论文: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浅议 摘要: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住宅小区中的园林景观设计受到了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分析施工时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存在的问题，探讨设计阶段的解决之道。 关键词: 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 住宅小区景观是以创建宜人景观为中心，在一定经济投入下实现的，是综合了生态性、社会性、艺术性的一个整体，这三大属性总体上应达到相互平衡，即具有合理的使用功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 1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的原则 (1)生态原则。与生态过程相协调，尽量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影响达到最小的设计形式都称为生态设计。居住小区是人们聚居、生活的场所，其生态环境是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以人工为主的复合系统。整个小区的生态环境并非自给自足的系统，作为开放系统的小区之所以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是需要外来干预不断投入、交换方能实现的。小区园林景观设计生态原则就是探索人与自然的最优关系，在保证小区生态稳定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外来投入，利用自然系统的自我设计和更新能力实现可持续化。绿化种植设计生态原则，应注重适地适树，以乡土树种为主，外来树种使用需适当、有节制，应禁止盲目大跨度调苗。小区户外不同空间和环境对植物配置方式需求不同，应丰富配置手法才能满足场地与人的需求，乔灌草组成的复合植物群落，景观效果好、自身结构最稳定、生态效益最大，提倡广泛应用于小区园林景观。园建、水电设计生态原则，应注重节能节材，提倡朴实简约，反对浮华铺张，尽可能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达到优良的性价比，提倡将先进的生态技术应用到环境景观的塑造中去，利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江头某小区小区外围沿街铺地与市政人行道为花岗岩铺地，近期厦门市政人行道海绵改造时，小区业委会向街道提出申请，将花岗岩铺地更换为透水地坪。在雨水丰沛区域，使用渗透性铺地，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还能有效克服地面积水问题，便利行人。(2)社会性原则。以人为本，推行人性化设计，尊重人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不仅是给生活带来便利，更重要的是让使用者与景观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应最大限度地迁就人的行为方式，体谅人的感情，使人感到舒适而不是让使用者去适应它，同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文化层次和不同年龄的人对园林景观需求差异，丰富功能分区与空间结构，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通过美化生活环境，体现社区文化，促进人际交往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还应注意经济性，既要考虑一次性建设投入费用，也要兼顾后续养护维保费用。(3)艺术性原则。好的园林景观设计必须具备科学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既要满足人与自然在生态上的和谐统一，又要体现园林景观的形式美及人们欣赏时所产生的意境美。人们由视觉观察到得出景观评价是一个心理感知过程，在园林景观设计中，一方面要让人触景生情，另一方面还要使情、景升格为意、境，达到感情上的升华，以满足人们得到高层次的文化精神享受的需要。小区园林景观设计应根植于所在的地方，尊重传统文化和乡土知识，富含当地人文特色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 2现代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存在问题分析 住宅小区园林景观随着房地产迅猛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简单绿化向生态园林发展的过程，在功能布置、景观效果、设计手法诸方面均获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着绿化代生态、忽视自然追求人工、大树移植破坏山林、过分追求档次用材污染、水景应用过于盲目等等问题。小区园林景观存在的诸多问题，其核心还在于设计阶段应解决好营销、业主、物业三者的需求。营销:代表了开发商的利益诉求。开发商作为小区园林景观建设方，其专业化程度对小区园林景观起着决定性作用;营销部门从销售推广快速去化的角度，希望园林景观能有力助攻，由于销售阶段往往实景尚未施工，只能凭方案、模型进行推广，所以富于表现力的硬景、水景、“大洋怪”常常大行其道。业主:由不同文化、年龄层次组成，个体需求存在差异，在园林景观设计阶段其述求无法表达给设计者，但作为小区园林景观实际消费者，是设计时最应全方位考虑的“人”的因素。物业:物业移交验收于项目完工后进行，其基于后期物业运营提出的改进意见，经常因项目已完工，需在成品上调整，增加成本又影响效果。营销、物业、业主代表了小区园林景观建设、管养、使用三个层面，其述求有一致也有冲突，如何协调好三者述求，是小区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工作。现阶段小区规划多由建筑设计单位完成，根据建筑布局会完成配套的消防通道设计，后期园林景观设计开展时，由于方案的需要，道路系统常与消防通道设计产生冲突，消防登高面、施救面乔木栽植矛盾最为突出。综合管网特别是燃气管线与乔木栽植的矛盾也是需要设计阶段进行充分考量的。有些地区要求小区园林景观设计提前介入，将有效解决景观方案与各类强规相冲突问题。 3现代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随着房地产行业发展，出现了旅游地产、长租公寓、养老地产、教育地产、体育地产等细分市场，针对此类特色地产应开展相应研究。例如旅游地产，早期功能相对来说比较单一，后来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的多元化需求不断被激活，旅游地产开发也随之从功能相对单一模式转向复合化。旅游地产发展离不开两个翅膀助力，一个是文化，一个是科技，文化解决的是旅游地产的内容问题，科技解决的则是旅游地产的表现问题。旅游地产园林景观设计需要依赖文化来支撑，需要借助文化来突出个性、特色以及提升内涵与品味，和文化深度融合是旅游地产园林景观设计的新方向;旅游地产成功的核心秘密在于抓人眼球、创造人气，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则为园林景观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表现手段。住宅小区园林景观设计的互动性设计既是都市人的情感需要，也是实际生活便利的需要。小区园林景观在满足各类业主生活、休憩、邻里交流等使用功能外，应结合现阶段业主需求变化，丰富小区园林景观功能，提高业主参与度。近年来部分小区对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鼓励业主对绿化苗木进行认养;有条件小区择地建设蔬果园;小区园路按跑步道进行建设等均取得不错的效果。泉州东湖某小区在景观中设计了“烧金炉”，满足了当地风俗习惯要求，又解决了初一、十五楼道烟雾扰民的问题。园艺疗法是借由实际接触和运用园艺材料，维护美化植物或盆栽和庭园，接触自然环境而纾解压力与复健心灵。人口老龄化、亚健康等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获得身心的疗愈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渴望。在小区园林景观设计中鼓励结合园艺疗法进行设计，园艺疗法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感受出发，通过景观设计激发使用者在触觉、嗅觉、味觉、听觉和视觉等感官方面的疗效;另一部分则是通过课程设计让使用者积极参与进来，通过实践操作获得疗效，在有条件的小区设置无障碍环境和易于使用的园艺操作设施，如无障碍通道、抬升的花床或容器、刺激感官的环境，选择有芳香、质感、色彩的植物等，方便使用者参与园艺活动。我国园艺疗法的发展起步较晚，还需要更多的人积极参与，以使更多的人获得福祉。 4结语 现代住宅小区中园林景观已经属于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小区居住环境的优劣。因此，在小区的景观园林设计中，应更好体现生态设计原则，以人为本，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结合，营造宜人的居住空间。 作者:黄廷华 单位:厦门宏旭达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设计探索 摘要： 从当前园林景观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分析了东西方文化差异对造园思想的影响，并通过实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对营造园林景观设计的重要意义，包括儒家比德之说对园林植物的影响、道家上善若水对园林理水的影响、释家禅风濡染对园林意境的影响。最终希望当代园林景观设计在设计手法上应当回归本土、结合自然，在设计理念及文化层次上能对中国古典园林思想继承并深入拓展。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园林；景观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刻地影响着园林景观的设计思想。然而随着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社会文明日益发展，当代园林景观也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涵义，不仅仅有流觞曲水、亭台楼阁，还有音乐喷泉、欧式广场、罗马拱券等物象，这种景观缺乏本土文化和传统文化，成就了一种大杂烩文化和观光文化。面对此困境，设计者应当在引进现代设计理念的同时积极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在景观设计中充分利用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设计的精髓，从视觉上增强景观的灵性和美感，从感官上拓展景观的想象空间和审美意境。 1东西文化差异———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 东西方的传统文化是着巨大的差异，在东方，中国传统思想追求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融洽共存，并相信人和自然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生存与健康之道是大自然的恩赐，所以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而在西方展现的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认为人具有天赐的统治一切的权利，他们不是去寻求同大自然的结合，而是想要去征服自然。他们相信人与人之间或人与上帝之间的对话，而大自然则是人类活动的淡薄的背景。东西方的思想文化差异使得其造园思想有着天壤之别。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手法便遵循老庄哲学思想，庄子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即从阐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其主张人类应顺应大自然之伦理，吸收大自然之精华。老庄的哲学思想为中国园林设计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的古典园林的意境表达从“象天”到“法地”，从对自然颜色、自然形状、自然元素的学习模仿进而发展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是“师法自然”之美妙，是源于自然却高于自然的境界。而西方文化主张“天人相分”的自然观，以人为主体，以自然为客体，站在统治世界征服自然的角度来强调人的绝对神圣。在西方，这种主客二分的自然观，使其成为自然的主宰者，从意识形态上与自然疏远和对立。因此西方古典园林中的一切形态都有人工穿凿的印记，植物配景经由人工修建整齐划一，广场规划呈中心对称，高高在上。 2中国园林景观设计的文化渊源 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使得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儒道释是三大主流思想，即儒、道、禅，这三大思想对中国造园艺术有着非常长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始终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对于自然孔子曾经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意思是有大智慧的人治世，犹如流水一样无穷无尽，仁义博爱的人造福天下苍生就像山一样宏伟而容纳万物。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崇尚自然的山水，在追求自然美的同时，也体现了仁者和智者的治世之道。以儒家的比德思想融入古典园林景观设计，使得园林景观既寓情于景，又情景交融。道家思想通过一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便精简的阐明了天地人神的和谐。后汉仲长在《乐志论》中讲“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市，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描绘了闲适惬意的园宅，良田美景、溪水环流，既是汉代人所追求的诗意生活，同时也是现代人向往的乡村田园风光。禅宗的思想认为，世间万物皆是由本心或佛法幻化而生，认为一切生命是灵魂不断转世的过程。人生在世，应追求内心最纯洁的声音：初心即是佛。因此对待园林的态度亦是注重真善美，真就是要遵从自然本身土生土长的规律，既物镜；善就是善待自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色，既情镜；美就是吸取自然之灵气，引起观赏者内心情感的释放或是对生命的感悟，既意境。 3中国传统文化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儒、道、禅这三大思想文化以其不同的思想特征影响着园林景观，同时这三种文化又相互贯通融合，使得中国的园林景观具有至高无上的境界。其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对园林植物的影响———儒家“比德之说” 植物是造园不可缺少的要素。儒家文化中的比德思想将园林植物赋以深厚的象征内涵，使得园林植物在怡景之际更怡情。所以中国园林的花草树木不仅能对山石景观起衬托作用，还能够表达园主本身对品德美，精神美和人格美的追求。如梅花象征坚贞不屈，兰花象征幽静典雅，竹子象征高风亮节，莲花象征洁净无瑕，牡丹象征雍容华贵，石榴象征多子多孙等。受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园林善于用植物的象征意义来表达造园者内心深处的情感，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自然中的植物映入眼帘成为人眼中美丽的风景，传统文化使得人们在造园观景的同时也注重从自然景物的象征意义中实现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草木竹石、月树风花都可以用来婉转的传情达意，这与西方传统园林直白的表达方式形成强烈对比。适度的隐喻，含蓄而不露骨；恰当的比拟，委婉而不张扬，这种蕴藏于内而不显与外的精神使得中国山水园林犹如一幅水墨画一样耐人寻味。 3．2对园林理水的影响———道家“上善若水” 理水是造园中的另一重要因素。水是生命的源泉，自然界中的动植物无水不活。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里的水滋润世间万物，包容一切却不求回报，它“通达而广济天下”，滋养着一座座山川，哺育了一片片土地，却从不挑剔，从不推辞。事实上，人类的善行如若能达到最高境界，那便如水的品性一样，细水长流而润物无声，临泽万物而不争夺名利。中国园林是最注重天人合一的，因此，中国园林中无论是哪一类型的园林，凿池引水都是必不可少的。水景设计的“上善若水”，正是品德的反射与意境的结合。在中国古典园林景观中对于理水又有“上善若水任方圆”之说，这里的“水”刚柔相济、润泽万物、可曲可直、可静可动，自由的流淌于天地之间。宁静的水如一面镜子倒映着满园春色，不仅有扑朔迷离之美，也给人营造了一种静谧、舒适的环境，使人的内心得到安宁。流动的水奔腾不息，让园林更加优美灵动，给人带来一种欢快，生机勃勃的感觉，同时也能使人感受到万物的生生不息。然而无论是一池宁静清澈的碧波、一条缓缓流动的溪流，还是蜿蜒曲折的跌水，动静结合，刚柔相济则更能为园林景观生色增辉。 3．3对园林意境的影响———释家“禅风濡染” “意境”的营造是古典园林设计思想得以传达的关键所在。所谓“意境”，“意”是寄情，“境”是借物，情景交融能给人带来心灵上的触动，既产生意境。早在中唐时期，佛教文化的“禅风濡染”就对中国造园的意境产生了非比寻常的影响。禅宗思想上讲“返璞归真，追寻本心”是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两者浑然融为一体的，通过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和个体的直觉体验，在物境的基础上感知情景，最终上升到的意境的超脱与自由。古典园林也有“情景遇，则情愈深，景与情会，则景常新”之说，意境赋予景观灵魂，化景物为情思，具有“飘然于物外之情，画外之境”的特殊魅力。游者在游园赏景之际，能够从园林景观中引人入胜、心领神会，这是中国园林艺术文化中的审美要素，也是禅宗思想中建立在内心境界上的“心物感应”。 4结语 随着社会文明的日益发展，公共性、开放性、人文性，已成为当代景观设计的基本特征。但随着都市快节奏的生活，人们越来越追求内心的宁静安逸和精神世界的升华，也更加向往田园风光。中国古典园林是一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已然成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在营造现代园林景观时，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及造园思想，必将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种伟大的文明要想不至于枯萎与消亡，就必须做到尊重传统而不屈服于传统，还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推陈出新，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去挖掘、去创新，从而研究出新的文化价值形式。而中国园林这棵大树，在传统文化的滋润之下，将会更加枝繁叶茂。 作者:曹雪菲 李兰馨 叶武军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施工管理探微 摘要：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人们需要一个能够尽情放松的场所来缓解工作压力。而园林景观不仅能够提供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同时也能有效地改善空气质量，为人们创造更加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社会各界十分重视园林景观工程的相关建设，对园林景观建设的质量要求也不断增加。文章从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的特性入手，进一步的分析了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管理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 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管理 1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的特性 1.1较高的随意性 城市园林景观的形式多样，在建设当中可以根据实际的要求进行一些调整，因此园林景观的设计具有较高的随意性。设计师在满足相应的设计要求和标准之后，可以根据自身的水平和意愿自由发挥。园林景观设计师必须具有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和独到的眼光，才能设计出独特新颖、别具一格的园林景观作品。而施工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临场发挥能力，这样有利于提升园林景观的艺术性。例如，园林景观当中常见的景观石，设计师能够对景观石摆放的方式、形状等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同时，设计师还需要注意园林景观设计当中各个部分的协调性，既要保证设计的每个作品都具有各自特色，还要保证作品集合能够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例如，在景观石和绿色树木之间铺设草地，能够显著地突出景观石的形态特色，同时也能够使整体之间更加和谐。邻近建筑的植物选择较为矮小的植物，而较远的则可以选择较为高大的植物，这样不仅创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同时也提高了园林景观整体的协调性。 1.2活体的特殊性 园林景观建设的绿化工程当中，施工对象大多都是活体绿色植物，这是园林景观工程与其他城市建筑工程最大的区别。在施工过程当中，园林景观工作人员在进行绿化植物的选择时，例如草皮、灌木、乔木、花卉，都要对外形特征进行一定的了解，然后分析生长周期，最后按照园林景观绿化需求选择适合的品种。在遵循合理性、科学性、美观性的原则之下，因地制宜的设计出合理的配置和种植方案。另外，还要考虑不同季节植物的生长状态，对所选择的绿化植物进行优化组合，以保证绿化植物能够顺利地发挥其生态功能。通过不同植物的组合最大限度地提升园林景观的艺术性和美观性，同时达到净化空气、隔音杀菌、吸烟滞尘的目的。 2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管理的有效措施 2.1加强图纸设计审核 园林景观工程施工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严格遵循设计图纸。图纸的设计是否正确和符合规范，都会对园林景观建设工程的建设质量产生影响。如果园林景观设计图纸存在错误，例如设计中的土建工程大于实际施工场地，或者设计图纸与实际建设需求不符，必然会阻碍施工的顺利进行。在如此情况下再对设计图纸进行修改，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还有可能导致工程在工期内不能完成，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相关的园林景观施工单位需要在施工之前对设计图纸进行全面的审核，确保设计图纸每一个部分都达到相关的标准和设计要求。需要对设计图纸的整体风格和施工效果进行详尽的核对，以保证所完成的园林景观工程能够达到最佳效果。同时，还需要考虑园林景观当中其他的布局、项目设施的安排、地域气候因素、地质条件以及园林景观的整体功能等问题，还可以对园林景观施工现场土壤进行勘测，以保证设计图纸当中所要求种植的绿色植物和实际能种植的绿色植物相符。综合分析之后合理微调设计图纸。设计过程也可以借鉴优秀的园林设计经验，但要尽可能的避免出现重复频率较多的设计。 2.2加强施工材料的控制 园林景观的施工过程涉及较多的项目，不同的项目建设所需要的施工材料各不相同。园林工程涉及的建筑类型、建筑形态、建筑风格等都存在差异，这就增加了工程的材料种类。园林景观工程建设当中所需的施工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且每个部分建设阶段所需的建造材料都未必一致。因此相关的管理人员必须从材料选购阶段出发，严格控制材料质量，然后根据具体需求，遵循施工工序完成各部分的施工。例如，土建工程当中使用频率较多的给排水、强弱电、预埋材料以及和绿化相关的绿色植物、种植土质等，都需要详尽核实。对于园林景观施工过程当中所需的各项材料，必须选择达到施工标准或者标准以上的材料。此外，不同地域栽种的绿色植物各不相同，因此在进行土壤检测时。如果发现园林景观施工场地的土质较差，没有较好的透水性和透气性，工作人员还需要对土壤进行改良。根据土质的情况对土层进行翻耕，结合实际种植植物对土壤进行增肥，有目的性地向土壤当中增加适合绿色植物增殖生长的成分。 2.3严格遵循施工工序 园林景观工程施工正式开始前，相关的施工人员需要严格的按照规定进入施工现场，并配备好标准的安全装备，例如，安全帽、安全带等。园林景观现场管理人员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再按照设计图纸来进行细致的施工划分，对于工程的可行性进行进一步的考评，按照方案进行施工安排。例如，园林景观基建工程施工时，施工人员需要做好施工前准备，对施工场地进行清整，检查施工过程当中所需要使用的施工设备。在了解施工规范、施工标准、施工要求的前提之下，严格按照施工工序进行相关的操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园林景观施工现场管理人员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在保证工程基础施工稳定进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升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施工时，相关的施工人员需要对后期养护和植物种植分别进行较为妥善的管理，尽可能选择适合当地种植的绿色植物，然后按照绿色植物的生长规律和特性进行栽培，以保证绿色植物都能在适合其生长的环境之下顺利生长，提高绿色植物的成活率。 3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时代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使得人们更加重视生活质量，不同阶段人们对园林景观的需求和鉴赏水平不断变化。因此园林景观施工单位在图纸设计过程当中不仅要考虑人们的实际需求，还要结合城市的发展方向以及时代因素进行综合设计，然后严格根据相关的施工工序执行各环节的施工。还应不断地提升相关施工人员的素质水平和技术水平，这样才能够在保证园林景观工程质量达标的同时具有较高的美观度，更加的符合人们的审美需求和城市建设要求。 作者：钟素丽 单位：浙江松茵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园林景观建筑工程施工技术应用 摘要: 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园林景观建筑工程面临着向更高层次和更先进技术升级完善的时代要求。园林景观建设必须要打造成融合多学科的科学艺术创作工程，方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园林景观建设步伐。本文从园林景观施工技术重点、要点、难点以及解决方案四个方面，探讨园林景工程施工技术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明施工过程中的重点和要点，提出施工的难点以及解决的方法，希望我国园林景观工程施工领域能够站在世界先进水平，为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关键词: 园林景观建筑工程；技术重点；技术要点；技术难点；质量控制方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绿色发展作为十三五规划中重要目标来实现。因此，经济建设围绕着“绿色”主题，是我们今后全中国、全社会共同奋斗的宗旨。绿色城市和生态建设对园林景观工程的施工技术提出了新时期的更高规格的要求。如何做好园林景观建筑工程，提升园林景观建筑质量，在园林景观施工技术上探索升级，是影响景观质量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1园林景观施工技术重点 首先是项目部建设，这是整个工程的总控制系统。管理者同时要具备的专业技能和掌控全局的能力。在工程进展中，如果项目部掌控得当、管理到位，工程的圆满完成就有了保证;其次是图纸会审。这是整个工程的软实力。也是在工程进行之前的总体设计。会审要结合现场，通过测绘得到精确的数据。必须保证现场与设计完全吻合，准确率达到最高标准。保证施工过程万无一失;第三是工程管理。管理人员的技术人员相互配合，从行政和技术层面严把质量关，严格遵守图纸测绘的数据，严格执行设计方案要求的标准。绝对不能拍脑门自作主张;第四是群策群力。在施工过程中，难以避免根据实际情况来对策划设计的方案进行修改。这时候，绝不能单凭经验不经过团体的论证就随意更改，而是要第一时间对设计图纸和施工现场进行调研和论证，经过管理、技术、施工人员的一致认可，方能进行改动;第五是质量控制。在施工前、施工中、施工后，在质量的控制上必须有完善的控制组织框架，做到事前有准备、事中有监管、事后有养护［1］。 2园林景观施工技术要点 2．1骨架结构建造技术 在建造骨架结构时，防水工作是关键的一步。如果骨架结构防水处理没有做好，那么后期的施工就受到影响导致延期。为了防患于未然，不论是砖骨架还是钢骨架抑或是混合型骨架，都要注意在施工过程中的防水技术。 2．2表土回填技术 在改造过程中，应注意让土壤保持最佳状态，即保留土壤的养分以利于后期植物的生长。必要时还要将土壤的质量加以改善，深度以80－100厘米为宜。遵循原则有几点:(1)雨后不施工，在干燥的状态下用铲车倒退来掘土;(2)不能破坏团粒结构，可以改良下层非优质土壤后对表层土施工，防止出现滞水层;(3)注意表层土壤深度和排水坡度要自然、高低起伏适当，路沿土壤高度低于路沿石3－5厘米。 2．3定点放线技术 定点放线技术决定了园林景观施工的成败，这句话并不言过其实。事先的布局对于最后的视觉效果起着决定作用。固定物如建筑类可以为定点提供更加准确的精确坐标。严格对照图纸，可采用图纸参照点、方格网法等方法来定点放线植物。如果还是不够精确的话，就请设计师亲自到场来督导定点放线，这样如果需要临时变更，就可以及时有效准确地解决问题。再就是注意放线时植物的品种、规格、流畅性、美观性，整齐又不能过于规矩。如果出现植物放线与图纸设计需要变更时，必须经过客户、管理、设计人员同意方可执行。绝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随意施工。 2．4植物栽植技术 种植挖穴是在定点放线之后，穴位的大小参照苗木土球大小，深度比土球的高度深10－30厘米，大小比土球直径多20－50厘米即可。穴位多为圆形或者是U型。同时要将穴位中的垃圾或者石块清理干净。种植前要根据植物种类修剪一下，要去除疏枝、病枝、枯枝、密枝等。栽植顺序应按照植物种类有先有后，注意栽植的技术、土壤的干湿、病根据植物的种类不同加以不同地养护手法，最后还要参照图纸，让植物既栽植得当，也要体现景观的美观度。植物栽植技术需要有技术有经验的熟练施工人员来完成。因为其技术难度和经验水平都能让施工来的更快更完善。 2．5养护技术 俗话说，栽植容易养护难。要保证植物的成活率，后期的养护只管重要。在养护过程中，科学的养护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包括浇水施肥、防治病虫害以及清洁工作。都是决定工程质量好坏的关键。例如植物载重之后，是先浇水还是先施肥，修剪枝叶如何才能得当，枝叶密度是否合理，病虫害的防治是否到位，都是个技术活。如果确保植物不因水分多少而死亡，就要密切关注植物的和土壤的情况，还要对植物的枝叶及时加以修剪。时刻关注病虫害等问题，保证植物在栽种后能得到细心的照料以增加成活率［2］。 3园林景观施工技术难点 第一，在园林景观施工中，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人员综合素质、执行能力和沟通能力都决定着施工质量的成败。细节决定成败的案例比比皆是。技术不到位、思想意识不到位、设计不完善以及管理和技术团队执行力不够，都可能会造成施工的进度收到影响，上述施工重点和要点中提到每个环节，如果没有严格遵照施工要点和标准来执行，都会导致施工建设最终难以达到合格;第二，园林种植的定线、挖穴、修剪、栽植、养护这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严格的标准，不按标准执行，就会造成土壤的质量、植物的生长出现问题。导致前功尽弃，工程失败［3］。 4园林景观施工技术质量控制方案 4．1园林景观施工工程在设计会审上要做足工作 图纸完成后，设计人员与施工人员在交接时要尽可能地详细讲解，确保施工人员了解设计理念、思路，既要保证施工到位也要保证景观美观。 4．2确保施工队伍拥有较高水平的技术水平和对图纸的高度执行力 园林景观施工也是一项再创作工作，没有较高的专业技术、知识素养以及文化修养，是无法很好地胜任这个工作的。因为在选择施工方的事后就要多方考察其专业度、业绩以及队伍培训情况。合格后方可使用［4］。 4．3施工完成后，专业详细的验收工作室重中之重 验收监理人员要从始到终地监理工程，监督工作进程、检查施工工序、查验施工材料、督导施工质量，发现不足及时沟通各方会审出方案。保证工程质量安全、高效、高品质。 5结语 国家确定了绿色发展的大方向，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和转型升级，园林景观工程必然要跟随时代的脚步，顺应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探索更加先进的管理模式、技术方法，寻求改进措施，既要有技术含量、又要有全方位的学科素养，还要经的住艺术品味的考量。因为，现代园林景观施工面临的是更高层次的提升，这需要所有从业者共同努力。新的要求给园林景观提供了更广阔的提升空间。在全社会的关注下，园林景观工程领域需要做的是，在已有的优势和成就基础上，致力实践、勇敢创新、追求精品，达到视觉艺术、技术含量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趋近完美的境界。 作者：赖建山 单位：厦门创园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园林景观论文: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传统文化创新应用 摘要： 中华文明经过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从孕育之初，到不断积淀形成并传承发扬至今，已经成为世界上一颗璀璨明珠。这颗明珠化作无数颗繁星散落在大江南北，古往今来都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有所体现。将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以创新的方式运用于现代园林景观的设计之中，既是对于中国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也能使现代园林景观呈现出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本文将阐述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我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意义，为现代设计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向。 关键词： 传统；现代；文化元素；园林景观；创新应用 景观设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从环境、生态、美学到科学涉及面相当之广。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经济愈加发达，全球化越来越深入，西方文明入侵加上许多设计师对于西方文化和当前流行元素的盲目追捧，我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思想受到了束缚，放弃利用地域优势展现出自身的色彩和特点，各地的工业化气息和同质化十分严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智慧结晶，包含着中国广大人民的智慧，博大精深、包罗万象，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人类及自然认识和思考，它所包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可谓是设计创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目前中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思路较为单一追求潮流的现状之下，从世界范围内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审视传统文化所包含的精髓和内涵，从中凝练出新思路，以现代人的新观念，利用当代社会的新技术创新应用在景观设计之中，在表达出设计者设计的理念同时，呈现出富有自身特色、感染力和生命力，充满文化内涵的中国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作品，让我国现代园林景观。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概况 1.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中华文明是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被中断的文明。沿袭至今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人类所创造的被我国人民所认可的包含有人类思想、文化符号、形象、风俗艺术多种事物等多种传统文化元素组成的，是现今中国元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过实践而形成的，在人类的衣食住行中都有鲜明的体现，通过人类的世代相传沿袭至今。可以说传统文化元素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题材广泛，在形式上表现形式极其丰富多样，比如中国书法、武术、中国四大发明、甲骨文等。而现代社会逐步出现的新的文化元素如功夫熊猫、中国印、嫦娥一号等也将在未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蕴含着我国独树一帜的文化，见证了我国的发展历史，象征中华民族的品格与精神。 2.现代园林景观设计 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城市化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旅游也是人们物质生活逐步提高后一种追求。而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这二者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人类利用现有资源和技术对某个区域进行设计并打造出一个由自然景观和人造景观结合的空间，为人熟知的就是住宅小区、广场、景区等。现代园林景观设计融合文化、美学、艺术、建筑学等诸多因素在现有景观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改造布局或者重建等一系列措施，最后展现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园林景观既要方便人类生活，又要为现代城市发展起到一定的助推作用。 二、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存在的联系 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作为一门艺术性学科，不可能凭空捏造，必须建立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当代人不应单纯舍近求远去模仿西方的流行元素，应当立足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利于传统文化元素与当代文明的碰撞创造出新的思想火花。现代景观园林设计中如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实则一直是园林景观设计关注的焦点，如何将二者完美结合，并设计出引领时代潮流、符合时代背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又能更好的服务于人们与社会的作品是设计师和规划师不断探讨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成百上千，繁杂无比，可以单纯的从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上进行创新借鉴；而另一方面不计其数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共同特点是其中蕴含的思想是以儒释道三家思想为主线，融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意境”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现代园林景观可以无限制加以利用的创作源泉。所以说现代园林景观设计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形式和文化内涵等多方面汲取创作灵感，展现出现代城市独特的魅力。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园林景观设计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能在不断地应用中被传承发扬。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蕴含着无数的传统文化元素，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对其加以利用并创造出新的产物。当代是一个科技发达，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迸发的新的思想观念，在社会的进步中不断产生的新的科技和园林景观设计所需材料，是将传统文化元素创新应用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首先是要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元素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主要思想，在立足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创新融入先进思想观念以及西方文化元素，将文化意义抽象化应用在现代园林景观之中。其次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产出的新材料本质上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在园林景观设计中应当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新兴科技和新型材料结合并应用。再次在现代园林之中也可以将古代建筑现代化或者将现代建筑之中融入传统元素以谋求创新。 结语 传统文化元素作为现代园林景观设计所需的一个重要部分，在设计过程中应该继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探索传统文化元素的精神内涵，结合当代文化和现代科技，以创新手段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园林景观。 作者：黄学军 单位：湖北美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系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 [摘 要]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理论中，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从描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污染的表现、类型、状况和危害，到剖析资本家的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再到批判资本主义工业之后的未来社会的建构，分别由浅入深地对资本主义工业开展了现象批判、本质批判直至生态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国预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 当我们曾经为之顶礼膜拜的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之时，人们开始冷静头脑、深入反思，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派别都从不同角度开始了对工业文明的重新审视。然而，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弊端初露端倪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极具预见性的系统思索，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一步研究，阐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思想博大精深，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在哲学、政治经济乃至生态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马克思思想中的生态论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价值。然而，马克思生态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和他生活的历史年代息息相关的，是发轫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比其他理论更彻底、更深刻。笔者认为，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年代与社会发生的三个本质性变化，即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世界市场，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转向，同时也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一）工业革命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西方在人类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重大转型中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其主要标志就是蒸汽机时代的来临。1769年，瓦特制造出了第一台蒸汽机，从这以后，人类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而正是这一路高歌的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另一层面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观念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直接表现是人类征服自然、压榨自然、盘剥自然行为的加剧。英伦三岛上首先爆发、继而遍布全欧洲的工业革命，既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同时又开启了另一个新的时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豪言壮语都催生着人类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的意识。在科技高奏凯歌时，人类从自然界攫取了大量资源，尝到了无数甜果，在控制自然的喧嚣中人类坚定了自己是大自然君主的信念，人与自然分离的天人对立观念也随之加深，导致了人类更大规模地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业化萌芽已经在悄悄生长，这一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不断扩大蒸汽动力的规模与效益，消耗了大量的煤炭，在滚滚黑烟中，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开始了近代大工业生产体系的运行，这种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工业废气、废渣、废液，当生产与生活垃圾堆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大自然终于毫不留情地给人类实施了报复，造成了惨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居于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环境的变化中，马克思很早就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在最早体现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问题实质，鲜明地直接把文章焦点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①既然人具有能动性，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必然会发生交流与影响，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有着互动性，是一种交互关系。因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奠定了他后来生态批判最初的理论基础。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 如果说工业革命更多地是让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形成的社会新型结构，则使马克思从人与人的关系的层面，深入反思了资本主义工业带来的生态危机。马克思给出了精辟的论断：“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①马克思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结构变化，并给出了当时社会结构的最大特点，即对立阶级简化，矛盾加剧。我们看各个历史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结构。古罗马的社会结构包括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的社会结构包括封建主、教士、属臣、师傅、雇工、农奴等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社会结构仍然复杂，但却被马克思统统归入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这意味着阶级之间的冲突趋于单一，涉及广泛。单一指的是只剩下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广泛指的是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范畴之外，已经没有其他形式的社会存在了。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之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一切都变得异化起来，“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产相反意义上的自身。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②工人们的劳动完全背离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收获，他们生活的环境“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③就这样，马克思从人与人关系异化的层面，把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环境恶化的事实全部浓缩于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环境中并揭示出来。 （三）世界市场的形成 1840年以后在欧洲迅速延伸的铁路，让过去的主要交通工具马车望尘莫及，火车的出现也使得交通显著扩大了规模，加快了速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提出了“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所看到的就是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欧洲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④他在《资本论》中进一步论述：“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⑤马克思的以上论述可谓一针见血。马克思所处年代之后的社会形态仍然符合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只不过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先是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着殖民地划分市场的争夺，挑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市场的主要特征已经不仅仅是对外贸易，而是工厂的国外转移、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等，超越了国家框架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展开。这种世界市场对于生态领域来讲，就是污染由富国向穷国的转移。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已经通过世界市场的形成，演变深化为资本主义富国对第三世界穷国的生态剥削与压迫，资本主义对污染从来都不是寻求“问题的解决”，而只是会绞尽脑汁实现“问题的转移”，①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具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二、马克思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批判 众所周知，在诸多社会理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最能有效解析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矛盾和主要弊病的思想武器，该理论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都有极其深刻的批判。今天，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也随着世界生态危机的加重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可以说，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逻辑延伸，是从揭示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理论延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这一理论的不同侧面虽有所侧重，但都直面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殊途同归，就是要以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一）现象批判：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的反思 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方式就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这种方式直接导致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工人的生活与工作状况惨乱不堪，使得整个社会也深陷生态危机。 1.直击工人生活状况。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使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并且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成本，无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渣、废液对工人生活环境的污染。在空气污染中，煤烟当属罪魁祸首。恩格斯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②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在这种似乎是被故意毒化的空气中，在这种条件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的最低阶段。”“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道上和大杂院里……一切腐烂的肉皮菜帮之类的东西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自由地散出去，势必要把空气搞坏。”③大工业城市把污染直接引向了人类生命的源头――水。“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都是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④“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处理的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⑤此外，就像今天一样，富人区的垃圾堆也总是高高地垒起在贫民窟里，当时马克思早已看到，“位于城市中最糟的区域里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① 2.直击工人工作环境。工人在资本家压榨下，一天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不停地劳动，因而身处的工作环境的污染给工人的危害更直接、更严重。关于磨工：“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岁”，②“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③关于陶器工：“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浸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肺结核、羊癜疯和四肢麻痹等。”④关于玻璃工：“工房里的温度高，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⑤关于采矿工：“由于空气里充满了尘土、碳酸气和矿坑瓦斯，产生了许多痛苦而危险的肺部疾病，特别是哮喘病……黑痰病，它是由细微的煤屑侵入肺的各个部分所引起的，这种病的征候是全身衰弱、头痛、呼吸困难、吐黑色的浓痰。”⑥关于纺织工：“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很差，等等。”⑦ 3.直击社会“工业黑化”。由于英国的大城市最早进入工业生产体系，因而这些城市也是环境污染最早、最严重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工业黑化”这一概念也因此在这里首先被提出。早在19世纪初，英国曼彻斯特第一次发现了一种黑色飞蛾，而在以前，这种飞蛾只有浅色型个体。但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黑色型频率稳定上升，以致于出现在所有工业地区，而且这些地区黑色型都很常见，频率高达95%以上。伴随着“工业黑化”现象的则是各种“环境公害”事件。“据相关资料统计，1846年,英国伦敦的耗煤量就比同年德国的煤产量（320万吨）还要多。”⑧仅此一项,我们就可以知晓当年伦敦的工业污染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也决定了伦敦必然在以后的1873年、1880年和1892年屡次发生令世人震惊的煤烟污染的“环境公害”事件。恩格斯多次到“工业黑化”首发城市曼彻斯特及周边考察，他提到:“曼彻斯特周围的城市是一些纯粹的工业城市……到处都弥漫着煤烟。”① 在曼彻斯特的工人聚居区“总是把一切工厂的煤烟都吹到这方面来。光让工人去吸这些煤烟！”②在曼彻斯特附近的波尔顿，艾尔克河“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③ （二）本质批判：对资本主义环境恶化根源的揭示 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生活状况、工人生产环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等种种事实后，又对导致这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进行了剖析。 1.诘问人类思想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人们对于自然界认识能力的不足，导致人们没有真正看清人类在大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充分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国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自然科学的兴起，唤起了人们对于改善生活条件的欲望。这一时期，“技术至上”的口号响彻整个世界，随着人们对自然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凭借科学技术可以统治世界。这种对自然界没有丝毫敬畏的心理，终于支撑着人们把地球宰制得千疮百孔，把大自然盘剥得支离破碎。实际上，每一次人类以地球的主人自居对大自然肆意掠夺后，总是伴随着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地告诫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④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⑤ 2.挖掘资产阶级本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解放全世界无产者伟大的理论武器，就在于马克思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看到了资产阶级的丑陋本性。资本主义工业能以其自身的运行方式，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就源自于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极端贪娈的本性决定，导致资本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会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除此无他，工人阶级是死是活根本不在考虑之内，只要工厂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哪怕背后的代价是无数工人的尸体。他们只在乎眼前的高额利润，而这是他们进行工业生产的惟一动力。而且，为了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投入成本，以最大程度地追求收益，资本家极尽所能地压榨剥削工人，从生产生活环境、到饮食、工资，无所不用其极，把工人们能干活的各种需要压到最低标准才是他们绞尽脑汁所想。正如马克思所说，“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惟一动力。”⑥“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① 3.探析社会生产方式。笔者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基本属性：一是资本属性，二是工业属性。资本属性体现在资本家对获取资本的极度贪娈上，只要能扩大生产、聚集财富，劳动者和自然资源都可以无限牺牲。工业属性体现在工业化生产的极大“反自然性”。②一方面，从资本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资本属性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了资本的无穷积累，资本家丧失良知，剥削工人，无产阶级为了生存，只好牺牲劳动，受尽压迫。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③因而，从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的角度来讲，必须追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另一方面，从工业属性上来分析，实际上工业属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工业生产无论能给人类带来多大益处、享受到多少文明成果，究其根本，这种生产是建立在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所说的GDP之所以能够增长，无一不是以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为代价。而既然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工业生产又是马不停蹄的，这样两者之间就形成一个永不调和的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本质是反自然的，后果只能是把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自寻灭亡。我们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种属性上来剖析，资本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人的背离，工业属性上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背离，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是反人类的，又是反自然的，它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马克思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病入手，找到了生态危机的病根，要根治这种社会病症，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三）生态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超越 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就是建立在现象和本质两方面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所谓“不破不立”，以上两个层面的深刻批判相当于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破”，而在这一部分，要重点探讨生态批判“立”的一面。 1.理论内核：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都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贯穿始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理论的内核就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谈到批判的生态维度，也就进入了生态学领域，这一领域有两个概念是贯穿始终、不可避开的，就是人与自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论断就构成了他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理论实际上是强调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人是主体，有其主观能动性，但这个主体是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主体本身就是大自然不断进化的结果之一，没有自然这个客体，就不会产生人这个主体，而一旦人这个主体产生后，必然会依照人有其能动性这一本质对自然进行改造。“人需要以自然为其劳动的对象，并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这种人的对外活动，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一种生产劳动。”④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借由劳动来联系的。而主体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联系之后，自然就人化了。人与自然任何形式的沟通互动，都是自然与其本身的联系。马克思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开发自然是人的需要，过度开发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这种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构成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内容。 2.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态论证。马克思以一个斗士的身份，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毁灭的结论，这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然而，这背后还隐藏着另一维度的资本主义灭亡论证，即生态论证。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也就是说生产资料都被资产阶级控制和拥有着，这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而无产阶级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劳动，并承受着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环境恶化与垃圾污染。对此，马克思论述道:“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剥削得以实现靠的就是让工人和生产资料相分离。马克思论证的工人阶级要进行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这种论证之下隐藏的另一层面的生态论证可以理解为，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生产资料，获得发展权利。这种生态论证在今天更具有现实意义，它时刻警示我们，不但要实现政治经济的解放，更要实现自然解放和生态解放。 3.生态批判之后的社会建构。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生态批判后，给出了他有力的构想，这些构想成为生态文明的理论先声。首先，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只要工业生产得以继续存在和发展，工业废物就不可能绝迹，而生产废物特别是工业废物又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我们可知，减少污染的方法既可通过减少工业废物，也可通过再利用工业废物来实现。关于减少工业废物，马克思说:“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②关于利用工业废物，马克思认为，随着科学特别是化学科学和化工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工业废物的有用性质或属性，并在生产的各个部门加以利用，把本来毫无价值的废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产品。马克思提到的对“排泄物”的深度开发和综合利用，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各个工业生产部门的合理配置和协调发展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尤为重要。其次，各类工厂应尽可能合理地分布，实现城市和农村的高度融合，通过合理布局来减少工业污染的密度，这样就可以减轻环境承受污染的重负，在一定程度上仍可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自我净化能力和生态修复能力，达到缓解生态环境受到的压力。最后，消除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当时大工业中的蒸汽技术是社会生产的核心技术，这种技术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真正使其导致大规模污染环境的是资本主义对它的使用方式。因此，“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只有消灭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统一的总计划协调地安排自己的生产力的那种社会，才能允许工业按照最适合于它自己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的原则分布于全国。”①以上皆为马克思针对生态问题所预设的解决措施。我们看到措施当中包括了认识上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应用，这些实际上都属于技术层面的解决措施，而真正解决问题必须刨根问底，找到根源。在马克思看来，必须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赋予工业生产以社会主义性质，实现健康的、无愧于人本性的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着眼于长远利益，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透过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恶化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的生态批判，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尽量避免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而逐步实现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 沿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寻觅，我们可知马克思在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人与自然不可化解的矛盾后，仍然将批判理论的重点放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问题上，这是因为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比当今有限得多，工业化生产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没有今天严重。时间推移到今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批判方法，抓住了马克思在工业化初期对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关注，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更具有时代意义的生态批判，这些内容构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生态批判的理论延续。反观之，相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成份的现实基础，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扩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新的维度与视角。 （二）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理论先声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落后的文明形态总是不断地被先进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当人类迎来勃勃生机的工业文明之时，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巨大成果之中，只看到了工厂林立，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浓浓黑烟。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工业刚刚兴起，甚至还没有称其为一种文明之际，就已经看到了光辉之后的黑暗，并用他深邃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新一轮的文明转型――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关于工业文明早期的生态呐喊，为今天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支撑。现在，我们看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思想的生态关注，生态批判理论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出现，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给地球带来巨大的生态灾难之后，开始大力呼吁重视、解决生态问题。与此同时，还置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于不顾，置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向这些国家大量倾销具有污染性的废料，将高耗能与高污染的废弃工业出口给这些国家，转移生态问题，加剧了全球的环境恶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问题已经蔓延到全球，危及全世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批判中呼吁的人类文明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三）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指导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起步较晚，今天，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我们正在走着当年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路，而且距离他们还有很远。可是，我们绝没有必要步其后尘，连生态危机、环境恶化也要重蹈覆辙。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理论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完全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越”，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道路。首先，要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科学观，“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①、“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②等等，我们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大力研发新能源技术。其次，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断裂的事实造成了城乡的对立，工业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起来了，农村土壤的肥力变成了工厂的产品，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劳动力，而城市中的含有有机肥料的垃圾，农村又利用不上，工业废料又加重城乡污染。从我们国家来看，应多筹划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发展，以农村发展促进城市发展，合理调整城乡建设布局，理顺城乡关系，使之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再次，马克思阐述的异化劳动，在工业文明时期导致了工业异化，这种工业异化对劳动异化进行放大，形成了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新的侵略方式――生态侵略。我们一方面要仔细研究这种现象，进行反生态殖民主义的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这种趋势在本国的变相存在，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富人把垃圾屯积在穷人区，富裕地区把城市污染转移给穷困地区等等。 总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工业的生态批判理论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富矿”，其内蕴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对当下中国的发展极具启示意义。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 摘 要:如果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关注多集中于它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批判理论上,就往往会忽视它对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整体性批判。以生态马克思主义为视角,从自由主义文化传统、利己主义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三个方面阐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内在文化价值观根源,可得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生态环境危机的逻辑推论。 关键词:生态环境危机;文化价值观;反生态性 生态危机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国都极力解决的现实性难题,寻求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已经是时下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由此应运而生。它把理论矛头直指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并以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批判而名声鹊起。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反生态性进行批判时,也意识到了支撑这种制度的文化因素。 我们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文化价值观维度批判资本主义反生态性,可以弥补以往人们总是注重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维度批判消费主义的不足,而显现其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性。 一、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一贯坚持的文化传统,它既是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利己主义价值观的典型。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时说道:自由主义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不过是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割开来的个体的人”[1]。自由主义把人的全部生活限定于脱离国家整体主义结构的原子式个体,从政治上的个人权利到文化价值观上的自私自利成为自由主义追捧的个人全部生活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开始,人们的精神贫困化就开始了。人们全部的精神生活和价值追求被单一化为建立在金钱之上的物质满足,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启蒙理性运动以来就成为追求个人自由的理想的代名词。“自由”被描述成一种人的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独立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基本权利。这样,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初,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就被视为这种新社会的基本内容并一直贯穿其发展的一切阶段直到今天,并形成自由主义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轨迹。 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被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所倡导,人与自然便被逻辑地放在了对立的境地。西方自近代以来,尤其是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人”是指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与社会整体或国家相分离、相对立的个人。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最强音承认“人是目的”(康德)、“个人拥有权利”(诺齐克),为人们争取政治平等、反对政治压迫和奴役确立理论依据,具有反封建、反神学的价值,推动了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或生产关系)中相当程度的历史性解放,起到了历史性的较大进步作用。然而,如前所述,“人是目的”在资本主义逻辑演绎中仍然异化成手段,“平等”徒有躯壳,而“自由”则更只是资本家剥削劳工的自由。同时,正是在“人是目的”这一凝聚着西方思想史两千年发展成果的命题背后,隐含着其它一切(显然也包括自然)皆为手段的意蕴(或至少是片面理解或误读)。在个人“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的旗帜下,在资本追求利润的推动下,人开始了对自然前所未有的征服。人在自身社会环境中获得解放的巨大力量转化成了征服自然过程中的巨大动力,并且走过了头,衍生出一种巨大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力。这样,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的矛盾还未解决,人与自然生态的矛盾却又随之凸显。所以,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那一刻起,当追求自由的理性演变成追求自由主义的过程,就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就意味着这种思维方式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掠夺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由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指出,自由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不仅造成认识论上人与自然的二元分离,而且在个人追求自由、平等的同时,掠夺性地对待自然,这实际上是一种人与自然不平衡关系的开始。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特有的自由观决定了其社会意识是一种个人主义。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赋予个体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同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向了一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思维境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导致“世界的祛魅”。人们对自然的敬畏感、审美感退隐,自然成为完全世俗的、单纯的有用物。这样,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要遵循的任何规范,被抽象为空洞的实在。当然,现代科学的祛魅法则在一定范围与程度上是适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法则具有无限的普适性,而现代性中对它的过分夸大则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还原论的认识方法将一切认识对象还原为事物最小的单位――基本粒子,而在这种基本粒子中排斥了精神的位置。这样一种机械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方法认为自然界是毫无感觉的外在存在,这也就是二元论哲学所强调的主客体二分法。“这种哲学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控制、支配、统治、征服自然的欲望正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2]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莱斯分析了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存在着三种内在矛盾性:一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这种观点把社会作为唯一有意义的能够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支撑结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二是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机构,它们威胁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3]5,但人类目前在解决这两方面问题时却无能为力。三是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是莱斯的又一个重要观点。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的奴役,而且带来了对人的奴役。他认为:“自然本身不是控制的对象,控制的各种不同含义适合于对自然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反过来也是正确的,即控制自然不是科学本身的事业而是一项广泛的社会任务。”“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幻的希望中隐藏着现时代最致命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6它意味着通过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类自身的控制,反过来而言,科学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是为了加强对人的控制。在莱斯看来,控制自然的观念最为重要的问题是,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已经被社会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并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愈发尖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将整个自然作为满足人类无法满足的欲望的材料加以占有和利用,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强制人们进行消费,从而使人类失去自由,并完全否定人类从外部自然的强制力量中获得解放的努力,最终导致人类和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的自我毁灭,而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动力。 莱斯进一步指出,至关重要的不在于“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成了它的信条”,而在于“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遭到破坏”[3]49。因此,莱斯得出结论:自由主义把个体自由建立在日益加深的自然控制的后果之上,因而在这种虚假的意识控制下,资本主义为了公共消费而作出的任何控制自然的行为都得到了人们奋力的坚持。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从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列举大量事实分析资本主义破坏了文化与自然之间原本统一的关系,以此证明在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中对自由放任的生产方式的追捧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他说:在资本主义之前,“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统一性――文化价值、技术水平、劳动方式以及‘第一自然’之间或多或少都是能够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自从第一条铁路在这一地区建造起来,自从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和石灰生产业在这一地区出现,自从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甜菜蔗糖业被移入帕加罗山谷地区,自从‘旅游业的巨子们’把自然界舒适宜人的故事加以理性化,自从蒙特利湾地区著名的沙丁鱼加工业被提升到机械化的水平上,自从这一地区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命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句话,自从资本主义化的财富取代原来的社区性和自主性的财富的时候起,上述的这种统一性就开始瓦解了”[4]。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文化成了“人力资本”和“社区资本”,生态环境成了“自然资本”,人们的自由的表现就依赖于掌控资本的程度和扩张资本的速度上。 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形成、人类理性支配地位的获得意味着人同自然关系的分离和对立,大量打着“自由”旗号的“功利主义残忍行为”正在破坏和威胁着生物种群。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整个星球面对的最大威胁的生物圈文化的扩张已显得十分脆弱,因为这种文化已经构成了对地球基本生化循环的威胁”[5]。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每一种衰落的文明无不打上“统一和标准化的趋势”以及“差异性和多样性丧失”的烙印,如果资本主义社会仍然以这种自由放任的方式对待自然,并受狭隘的、掠夺式的道德支配,那么,生态破坏危及人类生存时刻的到来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就必须破除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 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经这样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在经济上采取放任主义的形式而在一切其他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务中采取了个人主义的形式”[6]。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指出了自由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进一步推演到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上,就表现为一种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在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清教徒式勤俭节约的世俗禁欲主义――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精神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但是,“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的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这力量不断增长,且不屈不挠”。“今天,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7]。反之,资本主义文化精神被另一个极端的贪婪攫取的功利主义所替代。丹尼尔•贝尔就此指出,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的阶段就已经带有这种潜伏的“病灶”,“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边疆、征服自然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8]。这种精神反映在文化领域,就是热衷于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由此,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跃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人们表现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方式。 如何追求个性自由和自我表现的满足?一方面,人们通过机器和技术提高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另一方面,人们从利己主义原则出发,寻求各种各样表现自我和实现自我的需要与满足。这样,整个社会的功利主义趋向、个人利己主义的本性在资本增值的无限发展中得到淋漓尽致的释放。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一直以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原则的真正缘由。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韦伯和贝尔那里得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反生态的论据。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利己主义将导致人对自然的掠夺和人对人的剥削的加速;同时,在资本的怂恿下,个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地就把利己主义的享乐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异化消费的消费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虚假意识就此形成。对此,佩珀指出,“虚假意识是异化的核心”,在资本主义社会,“虚假意识在商品拜物教中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容易发展,其中人类劳动的产品转化为商品:看起来非人性化的东西,其重要性不是来自工匠技艺或社会有用性,而主要来自交换价值。商品被具体化了。它们的真正价值(它们所体现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被疏远(异化)和物化”,“同样地,他们借以产生的生产关系被隐藏了起来。它们的存在与否看上去好像是一种供应满足需求的直接经济‘规律’运作的功能――而在现实中,大量需求事实上是资产阶级通过广告和营销被创造出来的,就像‘新需求、新需要’一样――通过对其他人的劳动的占有满足资本积累的主要目的”[9]。 生态马克思主义高兹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时也指出,经济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资本主义在经济理性的控制下,为了追求效率和利润的最大化,必然会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简单的金钱和利益关系,由此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视为一种工具关系,对生产与利润的无限追求最终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此,在高兹看来,只有让创造性、快乐、美感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选择,才能出现“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远景”。可见,高兹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视为是内在反生态的,这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于其中的反生态的根源。 三、消费主义的价值观 哈贝马斯在关于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分析中看到了在国家干预下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危机正在由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政治、文化领域,由此推导出当代资本主义消费观蕴含着反生态的价值取向。哈贝马斯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文化制度所提供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由公民的利己主义和职业家庭的利己主义综合而成的。”[10]66在他看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那里获得投入,具体表现为可以购买的能够满足集体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法律行为和管理行为,公共和社会保障等。其他两个系统的产出危机同时也就是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失调,并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前面所说的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66。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抛弃了传统的合法性根据,但又没有形成一种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文化或意识形态严重透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正是根源于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要求所产生的动因危机,即:“对于维持生存非常重要的传统遭到腐蚀,普遍主义的价值系统超载。”[10]68这就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系统已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经济与政治系统已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如同其所包含的公共领域一样,也遭到了破坏,国家权力渗透于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之中,同时,公共文化生活也不断地商业化,出现了“文化的贫困”,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的异化,规范同一性共识难以达成,进而由于普遍利益受到压制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危机。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由于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不断满足人们的需要(主要是由资本家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的基础上,因此,“鼓励所有的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关注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每一个已获得消费水平上加强不满足的体验”成为资本家赢得更多利润和政治家维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商品拜物教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更为突出。 生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现在工业社会把满足等同于无止境的物质消费的消费主义文化生活方式。马克思曾经指出:“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11]通过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资本家就赚取了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了资本不断增值的目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从一开始就成为资本家赢利的工具。后马克思主义者鲍德里亚对这种情形也进行过尖锐的批判。在鲍德里亚看来,消费社会的兴起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的结束,它是一种与新型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特定的社会化模式;在消费社会,消费取代了生产的角色,生产是为了消费。这是对马克思时代生产决定论的“颠覆”。一些“关于开支、享乐、非计算(‘请现在购买,以后再付款’)的主题取代了那些关于储蓄、劳动、遗产的‘清教徒’的主题”[12]。 消费主义在消费社会中流行起来,这与其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选择,它选择了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生。今天,消费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泛滥使得早期商品拜物教的形式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的二重维度,即在消费社会,物质消费不仅包括“功能性维度”的消费,而且包括“符号性维度”的消费。物不仅具有原来的物质性(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作用,而且具有意义性(也可以称之为“符号性”)作用。在消费主义者那里,物的符号性意义维度已经完全超越了其原本的功能性作用,导致异化消费的流行。在日常生活中,物的符号化意义的凸显必然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致在当今整个由消费主义控制下的社会无论物质产品还是精神文化产品都必然采取符合符号化审美意义的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自己的存在。这样,从物到符号的商品拜物教形式的变化标志着消费社会的来临。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种符号化的结果使得消费越来越抽象化、虚拟化。20世纪尤其是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了刺激消费而鼓励实施自由的经济政策给国际化股票以及债券市场的发展创造了轻松的银根松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成了消费社会“不消费就衰退”的道德逻辑和及时行乐的人生价值观。按照这样的逻辑,资本家和消费者好像站在了一起,一方为了赚钱,另一方为了享乐,他们都需要过度消费资源。正是这样,在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通过符号化消费的控制进而牢牢地控制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们盲目满足符号化了的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被视为缓解现实生活中所受压抑的人性的手段,把满足虚假需要的消费过程错当作个人自由的实现,最终把符号化了的物质主义的消费与精神满足、人生幸福等同起来,用消费在数量上的多少作为衡量自己幸福的尺度,其结果是造成这种需要超出自然界承受能力的限度。在阿格尔看来,由于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其自身的生态限度,因而它根本就不可能支撑人们对需要无限增长的追求,这就会导致人们无限获得商品消费以满足需要的期望破灭。阿格尔说这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它要求人们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消费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活动”[13];消费只是达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只有把人们从消费等于幸福和自由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把劳动看作幸福和自由的源泉,树立劳动、闲暇一元论,才能真正摆脱功利主义对待自然的做法。 从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复苏和维护政治稳定依然脱离不开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富裕和制度优越的必然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恰恰紧紧抓住了对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批判,它批判的不仅仅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生态性,而且指出蕴含在消费主义背后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文化观念的反生态本性,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深层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关键所在!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恶化的关系 [内容提要]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它们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经济发展；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生活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它们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丰裕和愉悦生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关键词]西方国家　生态文明　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实现物质文明的同时，逐步实现了生态文明，西方民众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带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原罪”。它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它们拥有了优美的自然环境，却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它们拥有了健康和生活质量，却牺牲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它们在国内开始追求经济可持续发展，却在国外大肆掠夺物质资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一、西方资本主义掠夺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源，换取自身的生态平衡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以剩余价值规律为其基本经济规律，以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为驱动力。在此情形下，这个社会必然要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开发新的产品，不断扩大消费市场，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也必然要消耗极大的物质资源，这给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生态文明的诉求形成明显的矛盾。 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们“幸运”地找到了既可不断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又可保护本国生态环境，既可追求生态文明、又不愁物质满足的办法。他们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靠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助推本国经济发展，进而解决了本国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矛盾；靠“巧取”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支持西方民众的物质满足，进而为他们追求生活质量和“时尚”的生态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样做的结果是将生态环境的破坏、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活质量的下降留给发展中国家，而换来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生态文明毫无后顾之忧的追求。正如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所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靠疯狂掠夺资源的‘错误’使欧美国家富裕起来，‘文明’起来。” 首先，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凭借自身拥有的先进科学技术，优先开发、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而保护本国的矿产资源。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维持其经济的繁荣就要不断进行经济扩张，所需矿物的消耗量也不断上升，这使它们加大了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有数据显示，美国、欧盟、日本对发展中国家拥有的13种重要原材料的平均依赖程度分别为60％、90％和92％。1988年，发达国家进口的矿物燃料和有关材料54％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比率分别为67％和85％。美国80年代主要工业原料进口对穷国的依赖程度超过70％的达10种：锶100％，锡97.3％，钶91.7％，石墨88，6％，铬83，9％，锑83.9％，铝土矿82％，石油85.3％，锰76.7％，钨70.7％。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别国的“生态掠夺”有增无减，其重要的稀有矿产几乎全靠进口(见表1)，而本国矿产资源却被严格保护起来。通过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矿产资源来奠定本国的物质基础，维持本国的经济繁荣，这是西方国家“发达”起来的基本条件。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大肆购进发展中国家的木材、谷物等初级产品，以此维护本国的植被和土地的肥沃。1989年，欧共体、日本和北美共进口了价值为1360亿美元的“初级产品”。其中，日本70％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的大豆，50％以上的木材都需要进口。其绝大多数都来自拉美正在迅速消失的热带雨林。荷兰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了三倍于它的土地面积的农产品。以发展中国家的土地肥力递减和植被不断被破坏为代价，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满足。 如果说发达国家大量进口谷物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破坏力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那么，木材的进口则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据统计，发展中国家每年采伐137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每年消失极其珍贵的1290万公顷热带林。虽然毁林行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一半以上的木材和近乎3／4的纸张都被运往工业化国家。日本森林覆盖率为70％，被誉为世界上的“绿色王国”。但自1962年以来，日本就不曾砍过一棵树，所需木材全部从国外进口。20世纪90年代，日本木材消耗量占世界第六位，是热带木材最大的购买国。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林野厅2003年统计，日本全年一次性筷子消耗量约为25亿双，人均200双左右，但日本国内一次性筷子的产量仅占3％左右，其余97％依靠进口，仅从中国进口的就占96％，而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只有18％。 再次，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技术和金钱，大量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稀有野生植物，以满足其优裕的物质享受。在自然界中，有许多颇有经济价值的、稀有珍贵的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一旦被开采，便会造成对自然植被的严重破坏。科技十分发达的西方国家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它们不许人们开采本国的稀有植物，却利用其技术优势和金钱诱惑，大量开采发展中国家的稀有植物。中国云南生长一种植物――红豆衫，从中可提取贵重的抗癌物质――紫杉醇。美国研制成功紫杉醇针剂后，严禁任何人开采美国的红豆衫，却将目光锁定在中国。受利益驱使，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的商人也想尽各种办法，低价、大量收购中国的红豆衫。中国红豆衫的过量开采，满足了美国对抗癌药物的需求，却给我国红豆衫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美国还从马达加斯加热带雨林中发现一种名叫“长春花”的植物是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特效药――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的主要原料。于是，这种植物被大量开采，源源不断地成为美国的制药原料，而马达加斯加的热带雨林则为美国医药行业的繁荣作出了牺牲。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的制药工业每年从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中获利300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的植物资源则遭到过度采伐，自然植被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 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产生了两个截然相反的结果。 其一，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极其廉价的自然资源，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丰裕社会”。同时，依靠发展中国家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也实现了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保护。连年大量进口木材的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0％；连年大量进口石 油的美国，国内石油储量极其丰富，只是不予开采；淡水资源十分丰富的德国，每年竟有50％的用水是进口的。西方发达国家靠对穷国的“生态掠夺”换来了本国的“生态文明”，靠牺牲穷国的资源换来了自身的生活质量。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低价掠夺，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急剧减少，可持续发展能力严重降低，人们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据统计，非洲开采的钻石、黄金、铀等矿产比例分别为世界总产量的98％、46％和21％。二战后，南非、津巴布韦成了黄金生产国，扎伊尔成了金刚石生产国，赞比亚成了铜的生产国。这些矿产资源的出口占到国家出口总值的90％以上，主要提供给发达国家消费。经过半个世纪的过量开采，这些非洲国家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更为不幸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主要在为发达国家开采自然资源，几乎没有发展现代工业体系。在资源日益匮乏、几近枯竭的今天，这些非洲国家如何发展，如何走向现代文明，实在令人堪忧。在生态环境惨遭破坏的地区，不要说可持续发展，甚至人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二、西方资本主义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弃物，换取自身的良好环境 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必然产生大量的废弃物。废弃物的增多与倾倒会污染空气，污染水源，污染耕地和牧场，污染整个人居环境，从而影响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当今世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最为强大，其所产生的各种工业垃圾或废弃物最多。据联合国环境署统计，工业发达国家生产的有害废弃物占全球产量的95％。与日俱增的工业垃圾给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人的健康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致使西方社会陷入两难境地：要经济的发达和优裕的生活，就要有强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的发展，这就免不了要产生工业垃圾；要良好的人居环境和较高的生活质量，就要解决工业垃圾问题，而这极有可能影响经济的发展。面对两难，西方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两种解决办法：一是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然而在现有条件下，这对于解决强大的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来说，作用十分有限。另一种办法就是将大量的工业垃圾或废弃物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发达国家看来，这是解决两难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此种处理工业垃圾的方式既保证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又保证了环境、健康和生活质量。可悲的是，发展中国家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成了西方民众追求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牺牲品。对此，前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主席、圭亚那前外长拉夫尔爵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富国给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他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运用两种方式将生态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 其一，将工业垃圾直接出口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财富和权力、用“蝇头小利”的利诱和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中的“权力”高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倾卸场。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处理一吨有害废物的平均费用约为2000美元，而将工业废弃物扔到穷国，每吨只需支付40－100美元不等的价格，于是，穷国成了发达国家“处理”有害废弃物的最佳场所。对穷国而言，因为有“可观”的收入，再加上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压迫”，它们只能十分无奈地“同意”充当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堆放场。据统计，自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国家已向发展中国家输送了1.63亿吨有害垃圾。美国每年要向境外倾倒200万吨左右的有毒废料，主要倾倒到发展中国家。除美国外，欧盟每年向亚非拉68个国家出口有毒垃圾。2006年，荷兰一家公司向科特迪瓦倾倒垃圾500吨，不经任何处理就堆放到18处废物场中，造成17人死亡，数十人病情严重。据埃及《金字塔报》估计，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每年约有8000万吨毒垃圾被出口到第三世界国家。仅日本一国在2006年就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毒垃圾3100万吨。 西方发达国家还将80％的电子垃圾出口到了亚洲。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从1997年到2004年，有超过3.15亿台电脑报废，而在美国西部地区回收的“电子垃圾”中，有50％到80％被运到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享受了现代科技成果，却由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污染的恶果。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倾倒生态垃圾的过程中，中国也未能幸免。据统计，发达国家进入我国境内的废物1990年为99万吨，1993年为828，5万吨，1997年为1078万吨。从1997年到2005年，仅英国运往中国的垃圾数量就增长了8倍，2005年该国向中国运送的垃圾达到190万吨。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统治者们坚持的是双重价值标准。在国内倡导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而对待发展中国家，则坚持生态殖民主义和反生态主义的价值观。由此可以认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内的“生态文明”图景中已明显打上了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反文明”行径的底色。对此，美国学者威廉・格雷德公正地指出：“当美国公司仍自由地把来自它自己国家的有毒废物倒进贫困国家的领土时，美国人却在责备贫困国家破坏自然，这种做法是十分伪善的。如果要改造这个世界，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必须先整理好自己混乱的内务。”。 其二，西方发达国家将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项目从本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每年产生的有害废弃物的数量是惊人的。虽然有发展中国家做“垃圾场”，但这只能解决固体废弃物问题，废水和废气是无法向别国“出口”的。为了彻底解决有害废弃物(尤其是废水、废气)问题，西方发达国家还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实施战略性的国际转移，转移的目的地就是发展中国家。 近几十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及国际资本全球流动的有利时机，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的心理和环境保护标准的不完善，打着对外援助的旗号，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大量的高污染产业(如塑料、橡胶、造纸等)，在本国被禁止、严重危害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产业、产品、工艺和设备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里建立生产企业或生产基地。西方发达国家的此种做法收到了一石二鸟的“理想”效果：既在发展中国家赚取了巨额利润，又把难以治理的工业废水、废气及废物留在了发展中国家。据统计，为了避免本国受到环境污染，日本已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国家，美国也将39％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在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化工部门中的外国直接投资额所占的比重居各部门之首；在马来西亚，跨国公司占农药零售额的75％；在菲律宾的258家跨国公司中，60％涉及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日本“最肮脏”生产部门的国外投资中，2／3－3／4是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在将“肮脏”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也是受害者。据《中国 经济时报》报道，1991年外商在中国设立生产企业11515家，其中污染密集产业达到3353家，占企业总数的29.12％。污染密集产业在引进外资中所占比例为34％。 21世纪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又出现“去工业化”趋势。他们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的人居环境，开始将工业生产部门逐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就可以将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和生态垃圾问题全部甩给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则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信息产业、技术研发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以及将“肮脏”的生产部门投到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带来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损害。许多国家空气质量严重恶化，水污染严重，土地肥力锐减。有的地区传染病横行，有的地区民众饮用水常年达不到卫生标准，有的地区因空气质量影响，癌病高发。在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地区，几乎不适合人居。美国的联合碳化公司将高污染的化肥厂设在印度的波霸罗。1984年12月3日，该公司设在印度波霸罗的化肥厂发生甲基异氰酸脂毒气泄露，造成2000多人直接死亡，10万人致残，当地环境被严重污染。欧洲国家将各种危险的农药、医药及有害制品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和销售，其中一家石棉公司在印度投资办厂，使7000工人中60％的人身体受到伤害。 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反生态主义”的做法表面上是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损害了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环境。 三、西方资本主义以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换取自身的愉悦生活 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念是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和人的自我实现。然而，与上述理念形成悖论的是：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并不是健康、生活质量、生态文明，而是贫困、疾病和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形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很容易理解。 其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过上优裕的生活，利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购进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时压低价格，出口本国的高附加值产品时抬高价格，通过这种不平等交换盘剥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众多民众陷于贫困为代价，保证了西方民众的优裕生活。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将生态垃圾及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将高污染的生产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逐步枯竭，环境日益恶化，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降低。西方国家以发展中国家逐步降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代价，保证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世界自然保护同盟作了正确的分析：“大多数人，主要但也不完全是生活在低收入国家，他们生活水平从凄惨到无法忍受，使用的地球资源远远少于按计算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并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患有贫困病。”与此相反，“少数人，大多数但也不完全在高收入国家，享受着很高的生活标准，消费与其应占有的能源、食品、水、矿产和其他资源分量不成比例的那部分，并且染上富裕病(主要与过量消费有关)。”虽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贫穷原因复杂，但西方发达国家的“巧妙”盘剥肯定是其贫穷的重要原因。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让国内民众有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把自身产生的生态垃圾和有害废弃物倾卸到发展中国家，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居环境恶化为代价换来了西方民众良好的人居环境，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了西方社会的生态文明。在占人类1／4人口的西方民众享受愉悦生活的背后，是发展中国家承载着发达国家的垃圾和工业废弃物，承载着西方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移，支付着西方发达国家快速发展而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成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民众陷入贫困，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状况下降。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披露，一半的非洲人生活极端贫困，1／3的人处于饥饿状态。199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日生活费为1美元的人口比例为49％。这些与十年前一样，几乎没有发展。联合国计划开发署负责人布朗的话引人深思。他说：“在欧洲国家，一头牛每天的生活标准是3美元，但与此同时，却有40％的非洲人日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在富裕的发达国家，恩格尔系数大多为10％－19％，而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大多为50％－59％，有些贫困地区恩格尔系数甚至高达80％－90％。”更为严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众多民众长期挨饿，几乎难以生存。2008年，东非至少有1400万人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状态。厄立特里亚人口营养不足率高达72％，海地46％的人营养不足。全球有22个国家处于长期高水平的饥饿状态(30％以上的人口食物不足)。这些国家均是发展中国家。 追求人的健康、生活质量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是美好的、与人类文明与进步同步的议题。照理说，坚持“文明”价值观的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应注重本国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也应该关注全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才是现代文明的表现。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统治者和主流社会，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窠臼”。他们在国内高调关注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追求丰富多彩的人生，而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则“巧妙”盘剥。他们过度开发、消耗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资源，将源源不断的垃圾倾倒到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就是拿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健康和生活质量作“牺牲”。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现代文明发展中所面临的结构性冲突，也是它尚难克服的制度性矛盾。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及其解决路径分析: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 [摘要]生态环境问题虽然古已有之，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则是在近代以后开始产生，并逐渐显现的。世界性的经济体系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这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要害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生产把追求利润放在至高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不断扩大生产和提高生产力也就意味着消耗更多的资源，造成更严重的污染。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不惜污染环境。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都证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　全球生态环境　世界历史 除了自然界本身的运动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如历史上的小冰期)及其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外，由于人类的活动而造成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近代以后逐渐产生的。这是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张而变得愈加明显和严重的问题。15、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许多活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和意义，有一些活动尽管发生在局部地方，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球性的；另一些活动发生在这一时代的初期，虽然在当时还没有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但长期的、累进的过程却给全球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后果。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资本的扩张最终都要通过侵害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来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包含了不断破坏生态环境的倾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 一、生态环境问题：从地方性到全球性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有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古已有之。人类长期分散地生活于一定的地域。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利用或改造自然。同时，人口不断繁衍，又加大了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历史学家庞廷说：“农业的采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种后果――定居社会和逐渐增长的人口，对于环境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见，环境问题几乎是一个与史俱来的问题。而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阶段，所谓生态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地方性而非全球性的问题。当时，全球联系还未建立；世界市场还没有形成；没有因为大生产而引起的严重的大气污染；没有大量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也没有核爆炸、核污染的威胁；等等。那时的生态问题主要由人口繁衍对土地造成压力所引起。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垦山地、林地、荒地、滩涂，造成自然环境的改变或破坏，并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等。但这些问题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局部，比如砍伐森林，近代以前世界上几乎每个地方都出现了随人口增长而砍伐森林和开垦土地的情况，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后果从未影响到全球。 中世纪欧洲人对森林的砍伐就是这样一个史例。在中世纪早期和盛期的欧洲大部分地区，主要的生态系统属于温带森林。农业的发展导致部分天然林被砍伐。但欧洲的生态系统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从10世纪开始，欧洲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到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到来之前，从意大利开始一直到欧洲的中部和北部，人口增长了三倍。随着人口的增长，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森林和沼泽地都被清理出来用作耕地，这导致欧洲的森林资源大为减少。“森林起初覆盖着西欧和中欧面积的95％左右，而到了中世纪大移居时期结束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0％左右”。结果，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较为恶劣。在西欧，新的居民定居点已经出现在土壤比较贫瘠的地区；在东欧，开荒的移民一直把前沿推进到斯拉夫人生活的区域。欧洲的经历表明，人口的增长的确对资源和环境造成了压力，并且最终破坏了原有以温带森林为主的生态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历史学家并没有发现可以表明这一经历对全球生态系统产生灾难性影响的证据。也就是说，这个持续了几个世纪的生态破坏过程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仅限于欧洲。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一如欧洲。森林面积的减少是人口增长的一个后果。以明、清的人口迁徙与环境变化的关系为例，可以说明前因后果。由于人口增长，明、清时期，我国出现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江西填湖广”和“湖广填四川”之说，表明了当时的人口流向。移民大量涌入，耕地便不断地从平地向低山、中山、高山地带拓展。结果，林地面积逐渐后退、减少，原本是豺狼虎豹出没之地，到后来演变为“山尽开垦，物无所藏”的境地，原始生态遭到破坏。学者高寿仙认为，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呈现日趋恶化态势中的“快速恶化期”，人力因素的影响要大于自然因素，致使“不少地区的环境急剧恶化，抗灾能力急剧下降”。从目前的有关研究来看，明代是一个灾异频发的朝代。而且各地都普遍出现旱涝灾害。但从灾害的发生范围来看，这些灾害多为区域性或流域性的。清代生态环境的破坏比明代更严重，学者张研称清代的自然“渐失丰饶”，旧的生态体系在17－19世纪结束。它的后果一如明代，其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对“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以上两个发生在欧洲和中国的生态环境遭到比较严重破坏的事例表明，生态环境问题的确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类活动的扩大而变得更加严重。但是，近代以前，这主要是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由于人口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来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问题。 近代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不断扩张而悄然来临，并越来越严重。不过，这并不是一个从以前的地方性、区域性的问题简单地扩大到全球的问题，而是一个在破坏的方式、内容、程度和后果，并且归根到底在性质上不同于以前的新问题。 仍以毁林来说。同样是欧洲人砍伐森林。后果却是全球性的。 一是欧洲人到世界各地去砍伐森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商人和殖民者开始踏上全球所有的土地，并着手掠夺世界各地的林木资源。在美洲、东南亚和印度，到处都出现大片的原始森林被西方殖民者砍伐的情况，比较突出的事例是砍伐巴西的原始森林。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后的头一个世纪，殖民者最感兴趣的是巴西的红木，这种可以用来制作红色染料的木头生长在热带丛林里，要想把它们砍倒并运出森林很不容易，殖民者便雇佣土著，砍伐树木、清出空地，以便伐木者进入密林深处和运出红木。在头一百年里，大西洋森林里有6000平方公里的森林因红木贸易而消失。东南亚的森林也遭遇到类似的破坏。19世纪，英国征服了缅甸。缅甸尚未被开发的森林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在首先被征服的德林达依省，那里的柚木森林在不到20年的时间被砍伐殆尽。低地缅甸在1852年成为英国的附属地，使得伊洛瓦底三角洲的大片森林遭到被砍伐的命运，欧洲又是这些木材的市场。到20世纪末，那里共有约1000万英亩的森林被毁。 二是砍伐森林的主要目的是牟利。如果说，以前的毁林主要是为了开垦土地，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那么，近代以后西方人在世界各地到处伐木，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牟取利益。木材成为一种商品，伐木成为一种工作，殖民者将砍倒的树木运出林区，卖到远方的市场而赚取利润，如上述对巴西红木、缅甸柚木的采伐；或者是为了在通过毁林而开垦的土地上种植别的植物，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例如，当橡胶成为19世纪欧美工业化国家的重要商品时，英国人和荷兰人就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清除茂密的森林，建立橡胶种植园。 三是用现代化的手段大规模地砍伐。由于市场对木材需求的扩大而大规模采伐森林，引起全球森林资源急剧减少。自18、19世纪起，随着欧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广泛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大增，成片的原始森林成为西方人大肆砍伐的对象。如巴西的大西洋森林虽然很早就开始遭殖民者的侵蚀。但早期的殖民掠夺并未对它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到1822年巴西独立时，大西洋森林还只消失了一部分。但是，大西洋森林的消失速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加快，铁路建设一方面使用大量的枕木，同时也使火车这种现代的运输工具可以自由地进出大森林。从此，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世界各地，直到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如今，大西洋森林最多只剩下8％。南美热带雨林的生态意义是众所周知的，它的面积急剧缩小，物种大量消失，生物多样性遭破坏，很多美景成为人类的记忆。 从西方人在世界范围砍伐森林，到砍伐的目的、规模、速度、方式，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等方面来看，近代以来因为商品生产的需要而对森林生态的破坏与以前主要为解决吃饭问题而毁林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承认森林构成全球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对于调节全球的气候、净化空气、涵养地表水分、防止水土流失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认为地球上到处消失的大片森林，尤其是像巴西的热带雨林那样的原始森林的大面积减缩，已经对全球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后果是由西方殖民者进人世界各地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所造成的。所以，就森林消减这一事例来说，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从近代以后逐渐产生，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没有这样一个历史的维度。我们就看不到这一问题与历史上早已有之的地方性、区域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区别，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当代全球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之所在。 事实上，近代以来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森林减少这一个方面。在这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对全球生态环境起消极和破坏作用的活动还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后果也更加严重。一些经济活动在大量消耗资源的同时，又严重地污染环境。比如18世纪下半叶以来，煤炭和石油作为大工业的能源先后被大规模地开采和消费，不仅过快地消耗了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而且造成了大气污染；化学工业是19世纪新兴的工业，随着这一工业的出现和发展，有毒物质被大量排放和散布到全球各地，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永久性的毒害，对人类的危害不论是显现的还是潜在的都无法估量；在20世纪，核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更使人类生活在全球毁灭的恐慌和阴影之中。 如此这般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近代以前的人类从未遭遇过。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生态环境 近代以前不存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因为没有一种力量或一个因素可以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到了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世界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形成。这个经济体系从15、16世纪起一直发展至今，被人们称为“现代世界体系”。随着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就逐渐出现了。尽管在这一经济体系的历史早期，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还不突出，但后来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其源头仍可追溯到这一经济体系形成期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到工业化以后，这一经济体系对世界资源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了。 这个经济体系由资本主义驱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世界性的特征。 资本主义起源于地中海周围的地区，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在15世纪前后，这个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处的区域就是当时的国际贸易、长途贸易的中心，具有世界性的特征。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以后，全球联系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便适时转移到以北海和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西北欧地区。在那里。经济活动具有更加明显的全球特征。工业革命以后，这个经济体系的世界性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化的世界市场，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就是当今的“全球化”现象，也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扩张趋势。历史地看，所谓全球化只不过是由于资本的力量所驱使的、从15、16世纪以来就处在不断加强过程中的世界性联系发展到当前的一个状态。 根据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它在全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之间的紧密关系。开创全球联系的主角是资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是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与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那个时代的资产者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到处奔走、到处创业、到处落户，那么，全球化时代的资产者及其人们只不过是借助了比他们的先辈们更加高效、快捷的交通和联络方式。更加方便地奔走于全球各地而已。他们与他们19世纪的前辈有共同的志向，就是通过资本在全世界流动，实现最大的资本增殖。 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史。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性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活动场所，资本扩张的天性驱使它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全球联系形成并越来越紧密的动力来源。 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决定了资产者们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在这一经济体系的早期阶段，换言之，在16、17世纪，在这一体系的核心地区，生产力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在世界上“配置”资源的能力还有限，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还拿不出足够的、可以吸引人的产品与亚洲国家进行正常的贸易交往。所谓“核心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物资需求主要限于在当时被称为“奢侈品”的丝绸、香料等物品，而大宗商品也不过是粮食、木材。所以，从生产和贸易的角度来看，这一经济体系在当时能调动的全球资源的数量和种类还不大、不多，这种情形下的资源配置似乎还不足以对全球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影响。 不过，破坏性的趋向从一开始就已经显现。当时的一些经济活动已经表现出了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的特征。从长期看，这种掠夺性的经营方式意味着生态灾难，本文前已提到的森林砍伐就属于这种情形。关于狩猎和毛皮贸易是又一个事例。狩猎是自古以来到处都存在的活动，而毛皮贸易也一直是市场 上的一项重要交易。但是，以往以生计为主的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市场的地方属性，对生态的影响并不明显，这种狩猎活动和毛皮交易或许可以称之为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但是，近代以后，古老的狩猎活动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欧洲人和亚洲人对兽皮、毛皮和象牙的需求(常常取决于消费者的狂热)给狩猎产品赋予了前殖民时代没有的新的经济价值”，而对野生动物制品的渴望驱使被称为“国际经济先驱”的商人和资本家们深入内陆，开拓边疆，对毛皮的追逐成为欧洲人在北美大陆四处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为了组织大规模的毛皮贸易，殖民者建立了多家毛皮公司，而当地的狩猎者也被纳入殖民者的毛皮贸易网络之中。近代世界经济中的这项贸易具有典型的掠夺性，商人和捕猎者们在一个地方尽量捕猎，直到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为止，然后换一个地方。当19世纪的狩猎者开始使用对动物更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以后，狩猎和毛皮贸易对野生动物的掠夺性就充分地暴露出来了。猎人和商人们所考虑的是“最大数量的眼前收获，根本不去考虑怎样保存资源”。商业性的狩猎很快使相关的动物处于灭绝或濒危的境地。 当然，我们不能根据这个经济体系早期出现的一些活动就认定当时全球的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事实上，在16、17世纪，全世界到处都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与毛皮贸易有关、后来被大肆捕杀、甚至灭绝的紫貂、黑狐、海狸、海豹等动物，那时也未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如果我们从这种掠夺性的贸易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去看，那么，早期的商人和殖民者，即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先驱。他们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就是导致后来全球资源遭到大肆掠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整个过程的开端。 到18、19世纪，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兴起，资源“配置”完全就是全球性的了。工业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生产力大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扩张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资源的需求增加了。新的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地区，英国调动了全世界的资源。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年)有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谷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地区是我们的森林；澳大利亚相当于我们的牧场，而我们的牛群在南美：……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糖和香料种植园全在印度。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二是环境污染前所未见。工业革命期间，煤炭成为大工业最主要的能源，生产量猛增。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达到一年1500万吨左右。而在156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才22.7万吨。这240年间，英国的煤炭生产量增加了66倍。以英国煤炭生产量急剧扩大的趋势，可知工业生产大发展对能源的巨大需求。 煤炭资源的大量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往的历史研究及相关的论著多将煤炭的大量生产和消耗视为一种衡量工业生产规模的指标，从积极的意义上进行叙述，而少从环境污染方面给予足够的考量。今天，当我们意识到世界上到处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气温上升，破坏了全球生态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祸害源自于人类大量消费了从地下开采的煤炭、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有人指出，“开始于18世纪后期的集中的工业化阶段，就其将污染因子释放到大气中的规模、浓度和种类来说，可算是一场革命”。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伦敦以“雾都”闻名，空气中飘浮的大量煤烟造成令人恐怖的雾气是常有的事，并常常致人于死地。直到1952年12月，伦敦还发生了历史上最恶性的烟雾事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造成4000多人死亡，而“家庭取暖、工厂和发电厂等燃烧煤炭时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是导致这一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伦敦的煤烟污染不是孤例，所有在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崛起的工业城市都逃不过被污染的厄运，“从欧洲大陆的鲁尔和林堡地区，到英国中部的黑县和匹兹堡附近的莫那加艾拉(Monongahela)山谷，这里有1.4万个烟筒群向大气中释放烟雾”。 化学物品的污染危害更大。化学物质对人类的毒害早就发生过，比如水银这种剧毒的物质常常是矿石冶炼所不可缺少的，所有的采矿区都会发生有毒污染。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化学工业竟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发展起来，新的化学品的生产和化学污染物质的排放都大大增加了。从工厂排出的有毒化学废料，使河里的生物灭绝，并危害人类健康。化学品之所以最难容忍，在于这种物品即使少量释放，也常常是难以消除的，并且会对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以上情况说明，全球性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是在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形成以后逐渐出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的。世界市场似乎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工业革命在大规模地消耗资源的同时，也使环境的污染规模化了。 但是，经济活动的世界性难道必然要破坏全球的生态环境吗?世界各地互通有无式的贸易往来，以及在工业革命时代因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所带来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结果，本来可以造福于人类，与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但它们之间竟然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问题出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上。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 三、资本积累趋势的生态环境后果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无限积累趋势所隐含的生态环境后果。 资本是资本家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取利润的生产资料和货币。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资本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包括机器、工具、建筑物、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它被称为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资本是指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可大可小。这部分资本因而被称为可变资本。资本家把他所购买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并使资本增殖；途径是尽可能地利用被雇佣者的劳动力。资本家尽量榨取雇佣劳动剩余价值的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延长劳动时间，以及在一定的工作时间内增强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做法在资本主义早期及19世纪的欧美国家都普遍采用过。 欧美工人阶级在历史上为争取10小时、8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表现了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这一剥削方式的反抗。现在，这种剥削方式在欧美国家已很少见，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比较常见。增强劳动强度的做法是资本家在规定的工作时间里对雇佣劳动者的体能和智能的充分利用，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革新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一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对不能阻止他仍旧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 我们以前对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这两种方式的了解，主要是为了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对人的残酷剥削，而关于对人的残酷剥削又是如何引起对物的大肆消耗、进而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上述两种剥削方式都包含着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料的趋势。比如提高劳动强度，“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提高劳动生产力也有同样的结果，过去一个工人用手工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同一个工人用一台机器就能加工一百倍的原料。“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 工厂制度下的大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大规模消耗资源的集中体现。马克思说，“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句，如果我们从全球生态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大概包含两个意思：一是资本主义经济必将使它的活动空间最大化，创造一个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广及世界的市场；二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利用最大化，乃至将可用的资源消耗殆尽。的确，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除了扩大生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了对外投资的形式，将资本直接投向世界上任何一个可以给资本家带来预期收益的地方，这种形式是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那时，资本积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资本的扩张出现了输出资本这样一种新的形式，我们习惯上将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称为垄断资本主义。资本流向全球，方便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全球资源的利用和消耗。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讲到英国要在印度建铁路网的事情时说，以前，英国的各个统治阶级对印度的发展几乎没什么兴趣。后来，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铁路建设就是一个资本输出量很大的项目。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人在印度境内铺设铁路，到1910年。印度就已经拥有世界上第四大铁路网，铁轨的总长度占亚洲的85％。铁路建设对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有促进作用，但修建铁路的目的是为殖民掠夺服务，所以，对印度生态资源的破坏就不可避免。比如对森林资源的破坏，修筑铁路对枕木的需求量猛增，木材的价格也随之攀升。伐木的步子因而加快，并深入到内陆山区。到19世纪70年代，光是为了提供枕木，每年就得砍掉50万棵大树。 从19世纪后期出现垄断资本主义，到今天的全球化，西方国家输出资本的量在不断扩大。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资本流动也更加方便和自由。全球化是19世纪晚期以来开始出现的资本扩张过程发展到当代的新形态，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资本的运动。不过，今天的跨国资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向全球更广大的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扩张。随着跨国资本的广泛流动，对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也达到了更加严重的程度，全球化与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存，不是偶然的巧合。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本全球扩张所造成的问题。 剩余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积累或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从资本家个人来说，这一切当然是资本家发家致富的手段。是为了满足资本家个人的目的和需要。不过，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于任何单个的资本家来说，不断扩大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等，到后来都成为一种必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是的，资本必须积累，否则，资本家就无法在社会中竞争；生产和市场占有率必须扩大，否则，他就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在这里，资本家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 可见，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一方面，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自身有绝对的致富欲，是一个“价值追逐狂”，对剩余劳动就有“狼一般的贪欲”；另一方面，资本家的这种贪欲并不完全以他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竞争是一个生死攸关、并且需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事情，资本家不能以取得一次利润为满足，而必须无休止地去谋取利润；资本必须不断地和尽可能地增殖，在竞争中壮大。 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制下，生态环境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对资源必要的消耗。如果这种消耗的结果是使人们享受到更丰富的产品，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那么，这种消耗应该既必要，又合乎理性。但是，当无休止的谋取利润和无限的资本积累成为经济活动至高无上的目标，而越来越发展的生产能力也服务于这一目标时，那么，资本无限积累的趋势就必然具有不顾一切地去消耗地球资源的冲动，而且还不惜污染环境。 四、资本扩张的脚步与被践踏的生态环境 我们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资本积累趋势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下文将结合实际，叙述资本扩张的脚步 踩踏脆弱的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式。 首先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生态环境的公共性的侵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总是力图将一切物质形态，包括土地、森林、水等据为己有，以谋取私人利益。马克思曾说过，“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自然物质可以用于创造利润，那么，它们最终都不过是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或者是可以用来生产商品的手段。例如，森林在他们的眼里只不过是长在地里的大量木材而已，当他们获得对土地和森林等自然物的所有权以后，他们所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快把成才的树木砍倒，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变现。但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森林还具有涵养水源、吸纳二氧化碳和产生清新的空气、保存生物多样性等环保作用，它的存在有益于所有人的生活，是具有典型的公益性的生态自然资源。可是，森林的公益性不是木材的所有者最关注的事情，把森林视为生产资料的人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将木材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公共的生态环境往往经不住资本扩张的脚步的践踏。 诚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作为一般的人，也懂得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保证必要的生活品质的意义。但是，资本积累的最高追求决定了执行资本职能的人们对公共利益的态度。对他们来说，降低生产成本和赢利是第一位的，而公共的和社会的利益总是被放在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比如美国伊利诺伊州电力公司按规定必须减少污染物排放。起初，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耗资3.5亿美元的洗涤塔，用以消除二氧化硫。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政策允许企业买卖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公司发现购买污染许可比建造洗涤塔合算，(通过购买排污额度，公司不仅可以继续燃烧高硫煤，而且在20年的时间里还可以节约2.5亿美元的开支。结果，该公司决定废弃洗涤塔，转而购买排污许可证。购买排污许可证在某种程度上使企业污染环境的行为合法化了。这一事例表明，企业即使被迫承担环保责任，也总是将减少成本、扩大利润和积累资本放在第一位。私有制与公益性的关系由此可见。 其次，投资行为的短期性不利于生态环境的长期性保护。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而市场行情则变化多端，风险不可把握。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投资者和经营者在最短的时限内取得投资的回报。在多数情况下。投资者或经营者必须在自己认为有把握的时间内尽快收回某一项目的投资并实现赢利。 而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对生态环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快资源消耗的节奏而较少考虑长远的保护，比如过度掠取海洋渔业资源、动植物资源，对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的大肆开采或浪费性开采，等等。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投资行为的短期性往往导致竭泽而渔。二是在资本无限积累的总趋势下，一些短期的投资行为所造成的污染，经过不断的累积，从长远看对生态环境产生危害。比如大量使用化肥对土壤的影响。在1950年，全世界的化肥使用量为1400万吨；到2000年，这一数字攀升至1.41亿吨。由于年复一年地使用化肥，在一些国家，化肥的使用量开始接近植物吸收营养物质的生理极限，再增加化肥的使用量对于提高产量已无意义。同时，过度使用化肥，使营养物质流入河流和海洋，使藻类迅速繁殖，水中缺氧并导致水中的生物死亡。 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仅着眼于当前，更是为了子孙后代，这与资本追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取得回报的要求是不相符合的。当然，并非所有的投资都只看重眼前利益，有的投资也追求长远利益，甚至还产生生态效益，比如造林。不过，这种兼有经济效益和长远的生态效益的投资确实只占少数，而且，投资者也是在估算到有确切的回报以后，才会做这样的投资。 第三，资本全球流动，污染全球化。这是资本谋求利润并逃避责任追究的一个结果。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的工业化时期。欧美国家的环境污染一如当今正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情形。当欧美国家的环保标准提高以后，那些污染严重的行业和企业就无法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于是，有人就鼓吹污染转移。1992年2月8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让他们吃下污染》为题，发表了当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的一份备忘录中的部分内容，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鼓励更多的污染企业迁往欠发达国家。他主张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完全不讲道德而只讲经济逻辑。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观点“反映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他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适合条件”。 事实上，借着全球化的潮流，许多原先存在于西方国家的污染企业都已搬迁至发展中国家。这一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环境问题，我们已深有感受，这里不再赘述。但是，我们还得指出，随着资本的全球化，污染也就不可避免地全球化了。 第四，鼓动和诱导消费，浪费性地消耗资源，并产生大量废弃物和污染物。资本主义破坏生态环境最遭人批评的事例莫过于“消费社会”(或“消费主义”)了。的确，资本主义的积累趋势对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在消费社会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消费社会”并不只是就消费而言，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突出现象，但这个现象的直接来源却是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消费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消费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不可分割，通过扩大消费、加快消费的节奏或增加消费品的种类，进而维护和推动生产。 消费社会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所出现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我们现在身处消费社会，但消费社会的源头在19世纪晚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扩张，尤其是19和20世纪之交的科学管理与“福特主义”被广泛接受以后，产品大量地生产出来，丰富的商品需要有人去消费。否则，生产能力过剩，生产难以为继。与此同时，生产者和经营者又积极开发新产品或力图将以前由少数人享用的奢侈品推向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建构新的市场，把大众“培养”成为消费者，就成了极为必要的事情。于是，企业主和商人便借助于经过巧妙安排和设计的广告和电影、电视等媒体。煽动和刺激人们的物欲，并用“时尚”来诱导人们的消费观念，鼓动人们追求时尚，不断将“时尚”大众化，以扩大时尚用品市场。丰裕社会的人们就这样被引导或诱导着去消费他们原本可能不需要或不想要的商品，即去消费在生活必需品以外的其他商品。所以，在消费社会，人们的消费欲望是被引诱出来的，消费需求也是被资产者们创造出来的，为资本积累服务。 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说，消费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浪费社会。消费社会的消费是炫耀性的消费，是消费者有意炫耀自己的消费行为，是展示个人经济实力从而确定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所消费的商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活需要。尽管高档的用品和奢侈品的消费从来就有，但这种消费一直限于社会中 的小部分人群。而在消费社会，很大一部分民众出于炫耀的目的而追求奢华商品的消费，非生活必需品竟然变成日常生活用品。因为炫耀性消费而造成的不必要的资源耗费，正是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 加快消费的节奏是消费社会中与炫耀性消费相关的另一种浪费性消费。在原本意义上，商品的耐用性是确定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件的、价值较高的商品通常具有耐用性。耐用性与节约相关，商品的耐用性越强，浪费就越少。所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商品的耐用性应当最大化，从而使资源消耗最小化”。但是，在消费社会，商品的耐用性妨碍消费的节奏，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才符合经济增长的要求。因此，有意规定商品的使用寿命和有计划地推出商品的新款式成为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结果，前者使商品在规定的时间后成为废物；后者则不断使新款变旧款，从而使旧款折价而弃用。比如不断推出新的汽车型号的做法，一方面自然而然地降低了先前汽车的价值，加快老款车的淘汰进程；另一方面，推出新型号意在挑起新的购买欲望，以便卖出更多的汽车。在加快产品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消耗。更多的物品遭废弃。资本加速积累的步伐以经济增长的名义把生态环境踩在脚下。 最后，信贷消费把消费社会中的挥霍性消费推到极致。消费需要消费者具备一定的能力，即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消费信贷不仅为一般性的消费提供支持，也为消费者炫耀性的消费融资。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借钱消费的国家，信贷消费不仅有文化传统，而且也是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美国人的信贷消费几乎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在1979年，美国的家庭债务达到个人收入的66.8％；1998年，这个比例上升至98％；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更是升至102％。这种疯狂的贷款消费最终导致今天的金融危机实在是不足为怪。同时，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同样不可小视，因为这种生活方式等于透支了地球资源，也提前污染了生活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为消费社会的形成创造物质基础，而日益增长的消费的诱惑又驱动着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互为条件、互相促进，资本在此基础上又形成新一轮的循环和积累。而真正的受害者是脆弱的地球生态环境。 结束语 把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上进行观察，我们发现，这是一个经过了长期累积、在工业化以后日趋严重、到全球化时代已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近代以来的每个历史阶段，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当然，对生态环境不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20世纪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甚至曾经发生过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对生态环境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放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意义上来衡量，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才是真正具有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同时，它也是最强大的资源消耗机器和最主要的污染源。 讨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当然需要全球眼光。有些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看上去只发生于局部地区，实际上却是世界经济体系运转所致。甚至当今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拥有碧水蓝天、森林茂密的优良环境，很大程度上也是以仍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知道了要用10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资源消耗那么多、环境质量那么差，而美国只要卖掉一架飞机就可以让每个美国人穿上几件质地优良的衬衣，用很少的资源付出换得良好的生态环境。所以，越是全球化时代，我们越是需要用全球的视角、在世界经济整体的范围内看待一地的环境为什么污染或另一地的环境为什么优良。 资本主义为积累而生产，必然使生态环境遭殃。资本具有无限积累的趋势，最终要与有限的地球物质资源，以及与地球对废物和污染物有限的吸纳能力产生矛盾。就此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长久地发展下去。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布艺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运用和作用 摘要：在室内软装中，通过布艺的搭配，能很好的诠释主人的品味和爱好。可以通过灵活更换布艺来转换空间的风格。 关键词：布艺；软装；空间效果；空间风格 一、布艺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运用 如今，布艺在现代的家庭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若是说“硬装修”是家庭中的使用功能的装修，那么就可以说“软装饰”中的布艺在室内装饰中是最有魅力的装饰。布艺因其特性可以展现出各种风格的特色。其次，软装风格中的布艺更能显示出它的桀骜不驯的特点，布艺不但能够诠释空间的风格，而且不同风格之间都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融合。 二、布艺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作用 （一）布艺可以灵活转换空间的风格 布艺装饰具有柔和的质感，具有易更换和便于清洗的特点，无论是室内陈设或维护清洁都十分方便并富有变化性。 布艺装饰品因其布料的色彩、图案、质地的多边形，室内空间的搭配和风格的多元化，绝不部分的布艺装饰品所呈现的风格多以贴近人心的舒适、自然、温馨的感觉为主，与布艺装饰品的布料的质地、色彩、图案相呼应。由于空间风格不同，布艺制品的质地、色彩、图案有所差异。如欧式风格和美式风格的布艺常用单色、格纹、碎花的布料，打造出回归自然、温馨浪漫的氛围，与原木色家具的一体搭配，更具特色；地中海风格，主要包括西班牙风格、意大利风格、希腊以及土耳其风格等，西班牙风常以织锦、色彩华丽的或者金葱的绸缎布艺为主，展现出贵族的高贵华丽的气质；意大利风格的布艺饰品多以大方、简洁的设计风格为主，多以鲜明的极冷的单色调突显其本身个性的特点。 布艺本身的特点是轻巧优雅的造型、艳丽的色彩、和谐的色调、多变的图案、柔和的质感使空间呈现出舒适、明快、活泼、温馨的气氛，更符合人们崇尚自然、追求休闲、轻松的心里和气质高雅、大气尊贵的品味。同时，布艺还具有易清洗、便更换的特点，可以随时根据自己的心情、四季的变化，更换布艺不同的质地、色彩、图案去改变室内空间的风格。布艺饰品因其易于更换；便于调换。因此布艺在室内软装饰中成为了最佳选择饰品。 （二）布艺可以塑造室内空间效果 在室内软装设计中，布艺被称为最有魅力的“软装饰”。布艺针对不同的功能对室内空间所塑造的效果也有所不同。 1.使空间具有流动感 布艺的使用功能和墙体相当，作为隔断，可以把室内的空间进行分割，但是因其质地不同，作为软隔断布料多选择丝绸等半透明布料或者选择透明的布料，是的室内空间具有对话的效果。以前人们觉得厨房、卧室、客厅、卫生间等几个不同功能的房间拼接在一起就是房子，但是现在家居，越来越追求流动空间的境界，卧室、客厅、书房等不同空间之间相互呼应的，不再拘泥于单一的空间与功能，彼此连通起来，组合成一个全新的空间，在小面积的空间中，运用布艺的软隔断，可以让人的视觉感受到房间的宽敞。在色调上，重的颜色会让空间显小，反之，轻的颜色会让空间看上去开阔些许。 2.使空间变得温暖 人们如今已经习惯性随着季节变化来变换家中的布艺用品。由于冬季的到恚室内的空间温度需要迅速提升，一些暖色调的布艺以及绵柔质地的布料开始受到大家的喜爱，让室内的空间效果随着四季的更替而替换，室内的空间效果也会因其改动产生变化，也使得布艺在整体的空间效果中获得四季变化的效果。 3.使空间变得柔软 在彻底放松的空间，布艺的质地可以很好的创造出舒适、柔和的环境效果。棉绒的地毯，使得空间地面的坚硬、冷感的大理石变得更为柔和、绵软的效果和质感。 4.塑造室内安静的效果 对于室内的卧室来说，选择墙体软包和地毯可以吸取来自外界杂音的功效，可以增强室内空间的混响效果，有利于改善室内空间的声音环境。软包和地毯可以营造出安静的空间效果。 （三）布艺可以为家具增添多样化 布艺的原材料属性具有保温、防潮、吸声、遮光、易于透气、增强弹性等功能，采用现在技术处理后的阻燃、防污、抗皱、拒水等属性，从某种程度上增加家具的功能性内涵和使用性的外延。 从室内空间意义来看，部分家具和布艺品不发生表面的接触，没有表面上的相互联系，但是在室内的构成中，布艺品通过本身特有的质感触觉，丰富的色彩图案和视觉的形态，如在共享空间环境中，围合的沙发可以构成一个会客的独立空间，在此空间上的四周，布艺品可以悬吊、垂挂等形式来强调此空间的作用，增强空间的融洽感和私密性。 家具和布艺品的组合联系，使整体空间产生特定的界面效果，可以采用彼此呼应的地毯或挂毯等装饰品来表现：创造视觉上的虚拟空间，采用线条、多彩、强烈对比的布艺品来创造动态空间。 三、结语 所以，在室内软装设计中，布艺不仅具有原始的物质使用性，而且还通过本身与室内其他家具的搭配，成为现代家居装饰的主要角色之一。通过它们的色彩、材质、样式上的选择来塑造特定的空间效果和风格，增添了新的活力，使居住者更加舒适。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论永州瑶族文化元素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运用 文化是民族的根系，是民族生存、延续、发展的重要支柱。我国各民族文化带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不同区域的文化长期相互交流、借鉴、吸收，渐趋融合，又各保持各自的特色，这样求同存异又兼收并蓄的民族文化是取之不尽的设计灵感源泉。 一、永州瑶族文化元素 瑶族是我国56个民族之一，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分布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永州市位于湖南省最南端，地理位置偏僻，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少，因此，长期生活在这里的瑶族人民在极少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通过千百年生产劳作生活的积累，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永州市不仅拥有全国瑶族人口聚居最多的江华瑶族自治县，也有着全世界瑶族同胞寻根访祖的圣地――江永千家峒，这里是神秘的瑶族发源地，不但有千年古寨遗留下来的原始风光和瑶族风情，而且更有震惊世界的女性文字――永州女书。瑶族人民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其颇有民族特色的图案纹饰，构图手法、色彩与造型等将对现代设计的创作带来独特的灵感。因此研究永州瑶族文化元素在室内软装设计中运用，不仅利于继承和保护瑶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形成具有民族性特色的室内软装设计风格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永州江永女书 女书（又名江永女书）是一种独特的汉语书写系统，起源于湖南永州市江永县，以前在江永县及其毗邻的道县、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大瑶山、以及广西部分地区的女性之间流行的一种记录当地“土话”的比较成熟的特殊文字符号体系。在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时期独自绽放的女书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女书仅限于女性间的传承和使用 当时的社会男尊女卑，女子无权上学、认字和读书。大部分女孩出嫁以后在家里受了委屈无法表达出来，于是她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想让自己的姐妹知道，借此宣泄自己的情感，为了避讳也不想让自己的隐私让外界包括男人知道。于是女书仅限于妇女之间使用。一般情况下，由母亲或其它女性长辈传承给下一代，主要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 （2）女书是一种表音文字 女书文化是瑶族文化与汉文化结合所形成的，所以，女拥有着与汉子相似的形体、笔画和结构。但汉字是一种既表意又表音的文字，而女书是一种表音文字，每一个字所代表的都是一个音，因此女书只能通过江永当地的方言来记录。每件女书作品都可以用方言唱出来，所以它是一种由特殊文字记载的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结合的文学形式。现时文献搜集到的女书文字约有七百个。女书的字型虽然参考汉字，但两者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3）独特的书写和造型 女书文字呈长菱形，形式上既有小篆体匀称的特点，又有甲骨文劲挺的姿态。从图片上不难看出，女书笔画一致，并无粗细之分，因为女性书写，所以字体秀丽娟细，造型奇特，也被称为“蚊形字”。此外，女书蚊子的造型还常常通过刺绣的工艺手法，用于衣服和包袋上的装饰。 （二）永州瑶族服饰 瑶族传统服饰制作考究，不同地区和族系的衣服也存在差异，永州江华瑶族自治县主要以高山瑶和平地瑶为主，瑶族男子服装相似，头饰多用青蓝色布包头作为装饰，衣裤整体颜色多用宝蓝或者藏青色，通过土布手工缝制。 （1）高山瑶 高山瑶传统服装颜色以青蓝色为主，男女服装颜色相近，女装比男装制作更为讲究，衣服边角及袖口常配有彩色布边，头饰上绣有精美的图案，整体服装配有银饰。 （2）平地瑶 平地瑶传统服装和高山瑶传统服装相比风格更为朴实，女装头饰更为简单，常用青黑色的田字形头巾作为装饰，材料由蚕丝和纱线组成。衣服袖子常，袖口小，衣服领口配有银扣，其余为布扣，其鞋面常绣有云状纹。 二、室内软装设计 （一）软装定义 “软装”是相对“硬装”而言的，指在室内基础装修完毕之后，利用易更换、易变动位置的室内纺织品、家具、艺术品、灯具、花艺以及植物等实用或装饰性的物品对室内空间进行的二度陈设与装饰美化。作为家居饰品，他更能体现主人的品位。 软装可根据居室空间的大小形状、主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各自的经济情况，从整体上综合策划装饰装修设计方案，体现出主人的个性品位。软装室内软装设计需要服务的空间类型多种多样，在进行软装设计时，设计师要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和使用要求进行相应的规划和布置。 按照使用性质，室内软装设计可以分为家居空间软装设计、公共空间软装设计。 （二）软装设计原则 软装设计需要从风格、颜色、尺寸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在设计风格上有欧式、中式、地中海、田园、美式等，要根据主人的个好选择合适的风格，其次在颜色上要注意和谐统一，其设计原则主要有： （1）比例适度 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说过“美是各部分的适当比例，再加一些悦目的颜色。”由此可见比例适度的重要性，合适的比例总是能突出美感。 （2）色彩协调 色彩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室内软装设计中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室内环境中，各种色彩之间的和谐与对比是最根本的关系，如何恰当地处理好这种关系，是创造室内空间气氛的关键。 （3）风格统一 进行室内软装设计时，风格的一致是个大问题，这和硬装是一样的，都要讲究风格的完整性。各种材质的款式、色彩、质地，应统一在一个相似的大基调中。 （4）突出个性 个性特征是软装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室内装饰设计的个性特点，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的人的价值观和欣赏倾向的差异，而且更突出、更集中地表现了主体特定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主体的个性要求是多种多样的，这也决定了室内软装设计的丰富多彩、变化无穷。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论软装设计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社会经济的进步促进建筑行业的发展，建筑设计是建筑物建设施工的重要内容，建筑设计的水平关系着建筑物的质量以及外观形象，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建筑设计的美观性、观赏性要求也在逐渐提高，建筑设计人员必须不断的积累经验、开发自身的创造才能，才能够更好的满足现代社会人们对室内装饰的要求，软装设计是室内设计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着室内空间的设计效果。本文就软装饰的定义及其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分析。 软装饰概述 软装艺术起源于现代的欧洲，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满足了温饱需求的条件之下，人们开始追求精神需求，建筑住宅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软装饰问题成为现代住宅设计的重要问题之一，软装饰艺术发展至今已经比较成熟。具体来说，软装设计及在居室装修完成之后，根据居住者的个人喜好以及特定的软装风格利用布艺、窗帘、拄画、灯具、家具、地毯、绿植等等物品对居室进行二次装饰，使得整个室内空间更加美观、和谐。下文简单就软装饰的具体内容进行初步的探讨分析。 1.家具 室内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家具，家具的类型、材质多种多样，实际的设计过程中可以根据其具体的功能以及业主的使用需求审美需求选择不同的风格，从而实现美化室内空间的目的，从风格的角度来说，家具可以分为中式家具和欧式家具两种，中式家具以中国古典建筑设计装饰为主要的设计风格，中式家具可以分为清式家具和明式家具为主，传统的中式家具以黄花梨、沉香木、紫檀等硬木为主要的材质，但成本较高，价格昂贵，不适合现代普通居民的使用，因此出现了现代中式家具，现代中式家具保留了传统的意境以及精神象征，制作工艺上摒弃了以往繁杂精细的纹路图案，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欧式家具是欧式古典风格装修的重要元素，家具艺术感强，华贵优雅，欧式家具的主要木材有橡木、胡桃木、桃花心木等等，从材料上来说，室内家具主要有实木家具、人造皮革、藤编家具等等几种。 2.灯具 灯具是现代建筑室内装修必备的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灯具不再仅仅局限于照明，更多的应用于室内装饰，首先灯饰本身能够增加室内设计的美观性，其次光与影相互作用之下也能够营造出不样的视觉效果，因此灯具选择时不仅需要注意其外观效果，还应关注灯光的颜色。 3.布艺 软装饰的另一个重要组成即布艺，布艺包括窗帘、地毯、桌布、灯罩、各种床上用品等等，种类繁多，功能不一，在室内设计过程中窗帘及床上用品的使用最为广泛，布艺的主要作用是协调室内整体的装修风格，使室内设计更加流畅柔和，增强室内的亮度，布艺应用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室内布局及装修风格进行设计。 4.墙体装饰物 壁画、墙纸、无缝墙布、纱窗等等都属于墙体装饰物，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墙体、美化墙面环境，提高室内环境的舒适度，另一方面，墙体装饰物的添加能够让室内分区更加明显，在视觉上增加了室内空间的面积，在室内设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5.装饰工艺品 装饰工艺品在所有的装修设计之中都会应用到，它们的使用能够使得整体的室内设计更具艺术性，工艺品选择时可以完全按照业主的个人爱好以及室内的整体风格进行，不需要拘泥于某一类固定的物品。 6.室内绿化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现代社会人们的环保意识在逐渐的增强，室内设计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一些绿色盆栽净化室内的空气，同时增添空间的生气，因此室内绿化逐渐成为室内装饰的重要元素之一。 软装设计在室内装饰中的应用 软装饰对于室内环境相当于公园中的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它能够赋予室内空间一定的精神价值及生机，对于建筑物十分重要，下文主要从意境、尺度、色彩、质感、风格等等几个方面简单讨论软装设计在室内装饰中的应用，仅为相关人员的室内设计工作提供参考。 1.意境 意境其实也就是整个室内空间的环境氛围，根据建筑及空间功能的不同，营造的空间的氛围可能会有不同的意境，室内装饰品在空间氛围的营造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设计幼儿园的室内空间时，设计人员往往会在墙壁上绘上各种卡通人物，营造一个生动的、充满动画色彩的室内环境，然后将室内的桌子、凳子等等设计成为蘑菇、石头、木桩等等的样子，让整个室内空间充满童趣。 2.尺度 室内设计中空间的整体把握十分重要，室内的家具、电器、甚至一个花瓶、挂钟都会占据一定的空间，所有的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整个空间的维度，任何一个物品的位置变化，都会对这一维度带来一定的影响，合理设计空间布局能够使得整个空间维度比较宽敞，让人感觉更加舒适。 3.色彩 常言道“远看色，近看花”，室内装饰的色彩搭配直接影响着室内的视觉效果以及风格，室内设计过程中应尽可能保证颜色的色系相近或者相同，避免选择相互排斥的对比色，色彩搭配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尽量选择能够稳定心理平衡的调和色，然后搭配少量的对比色，使室内气氛更加活跃，不同的色调上会带给人不同的感官，比如蓝色、绿色等等冷色调会让人联想到大海、蓝天、河流等等环境，红色、橙色、黄色等等暖色调会让人联想到太阳、火等物品，会带给人温暖的感觉，白色、黑色、灰色、金色等等中性色能够与其他的任意色彩相协调，同时让人感觉轻松、沉稳。色彩会传达出一种强烈的艺术感觉，同时还能够反应不同的历史文化，比如说故宫室内的陈设就具有十分典型的中国传统网络基调，黄色的织物象征着华贵，同时给人带来比较强烈的视觉冲击。 4.风格 软装饰对于室内风格的塑造十分重要，通过合理选择灯具、家具、布艺等等软装饰品能够塑造许多种不同的室内风格，或古典或现代，或传统或新潮。 5.质感 质感主要可以通过材质进行表达，软装饰物的表面色彩、文理、发光度、光滑度等等都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心理感觉，比如致密坚硬的紫檀木会带给人种含蓄、端庄、高贵的感觉，光滑的真丝织物会给人柔顺、温和的感觉，嫩绿的植被及灵动的金鱼会带来勃勃的生机，剔透的灯具会带给人洁净、明亮的感觉。 结束语 室内的家具、窗帘布艺、灯具、装饰物等等元素都会影响到室内装修的实际效果，实际的设计工作中，设计人员需要结合业主自身的喜好，合理布局，保证室内设计的流畅性，设计风格的统一性、协调性，增加设备的美观程度、舒适程度，提高客户对于设计效果的满意度，本文就软装饰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分析了软装设计在室内设计的具体应用，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设备装修中更加追求个性化、多元化，设计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在此基础上不断学习、与时俱进，积极创新，才能够切实提高室内设计的质量。 （作者单位：贵州省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饶淳（1970-），女，贵州贵阳人，贵州省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职称副教授，研究方向：室内设计。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现代软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不仅能够展现出设计特有的艺术风格，还能够体现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近些年来，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软装饰设计中的应用更加受欢迎。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本文就以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几点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室内软装；设计 作为现代艺术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室内软装设计的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室内软转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也越发重要。为了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室内软装设计也需要不断进行创新和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为室内软装设计提供更多灵感，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有效平台。实现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室内软装设计的融合，是现阶段我国室内软装设计创新发展的关键。 一、室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设计思想 （一）儒家思想的融入 作为中庸思想的主要代表，儒家一直被世人所关注。孔子的仁爱思想被历代人所推崇，并成为一种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进一步展现了中庸思想的价值。通过仔细对儒家的思想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将这种思想与室内设计相结合，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种思想的价值。设计师为了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在对不同室内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传统设计理念，不断完善设计方案和设计技巧，合理地加入F代化元素，既能保证对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又能让现代化元素更好地进行表达，满足室内的观赏需求。 设计师需要突出儒家的中庸思想，将主要的设计过程与以儒家的仁爱思想相结合，让室内装饰更好的体现来自自然的美。例如：对于家居的设计，假如设计师只是采用传统的构思对室内进行设计，所呈现的结果则会显得十分简陋和落后，而融入了传统文化的雕刻工艺，既可以让家居脱离俗气，又可以满足一定的观赏需求，由此可见，将中庸思想与家居设计相结合，能够进一步满足人们的审美标准，让人们在居住的过程中，精神得以享受，心情也会变得开朗。 （二）道家思想的融入 老子作为道家的创始人，更加追求来自自然的本性之美，这与现代人所讲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理论相一致。老子追求的是一种虚空无明的状态，他所思考的道法是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尊重和不破坏自然环境。这种思维方式与普通的逻辑思维有明显区别，人们需要不断提高个人思想境界，加深对于理论知识和传统文化的学习，才能将这种无法用语言进行传递的思想境界参透。作为文化的一种传播方式，道家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抽象派性质，将这种思想理念与现代室内设计相结合，能够更好地体现室内设计的艺术价值。设计师采取虚实结合的设计模式，不断加深对于理论思想的构思，让设计结果更加神秘。 二、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 （一）传统装饰图案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元素中图案的应用，能够为室内墙面设计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方向，通过装饰画、木雕以及挂屏等介质承载传统文化元素。通常来说，壁画都是在比较大的空间内应用，这种大空间的传统文化图案应用，可以采用青龙纹，或者兽面纹。隔断的设计，可以采用几何图纹，比如冰裂纹或者是棋格纹，文字或者风景也可以。而家具、工艺品或者是壁饰上的图案，则可以采用凤鸟纹、植物花草纹等。对于中国人来说，喜欢讲究的布局是“天、人、地三合局”。所以，室内的天花就相当于“天”，要明亮、平整，设计出来的色彩要跟整个墙体和室内家具相搭配，可以在墙体天花以及墙角的部位做一些线条，这样就给人一种宽敞、平整的感觉。 （二）传统书法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汉字的书法具有独一无二的审美意象，有坚厚的美学基础。比如，在屏风上以占体书法为基本画面，就会带给欣赏者以浓重的文学气息，不但具有简单明快的特点，还是一种独特的装饰设计元素。除了这些，书法在室内设计中应用的比较多的形式就是对联和匾额，特别是一些老住宅或者庙宇等室内设计中，基本都会在门框上悬挂对联，也会在大堂的上方悬挂一些匾额，设计出来的效果比较庄重而威严。在现代化气息比较浓厚的室内设计中，书法的装饰效果同样也很明显。比如，可以把汉字刻印在不同的材质上，从而达到不同的装饰效果，像金属汉字等。总之，书法装饰在不同的空间布局中，跟图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三、结束语 本文从两大方面对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从设计理念，到设计方法展开了具体论述，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发现，传统文化元素在我国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是非常必要的，它不仅可以促进我国室内设计的创新发展，丰富设计形式与文化底蕴，而且也能够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有效运用分析 摘 要：在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们对室内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同时也开始逐渐趋向个性化空间的设计。如今，室内设计的风格日新月异，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元素的装饰，是许多设计师追求灵感的重要来源，不仅将传统元素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室内软装设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有效地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元素。本文主要是对传统元素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有效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室内软装设计；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应用 0 前言 室内软装设计是现代艺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室内软装设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对室内软装设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因此设计师们需要不断创新，将中国文化中所沉淀的传统元素发扬与传承。如今，传统元素也逐渐被人们所喜爱，所以设计师们在对室内软装设计时需要将传统元素融入其中。近几年，对个性化空间追求的人变得越来越多，这也正是设计者们将传统元素融入室内软装设计中的主要原因，使得传统文化元素自身独特的魅力受到更多的关注。 1 传统文化元素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 1.1 汉字 汉字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软装设计上能够显示出独特的魅力。通过汉字本身，可以在室内空间中营造出浓重的文化气息，如果在室内增加诗歌挂画，会使得整个室内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除此之外，在设计过程中，还可以使用汉字图案来装饰室内，如寿、福、禄等汉字，它们都蕴含着吉祥的寓意。[2]由于中国人对对称平衡有着一种特殊的好感，“四平八稳式”是我国传统对均衡对称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为了寻求和谐、平安、吉庆，往往利用一些汉字图形来寄托自己的理想。例如，在室内装饰中常见的“出入平安”“家和万事兴”“五福捧寿”等汉字图形，分别以“寿”“安”“和”为中心基点，很好地体现出了均衡与对称之美。再如，小、北、双、丰、兆等汉字都是根据均衡、对称的形式法则创造而来的，汉字不仅是汉字图形的装饰元素，还是汉字图形装饰的主要元素，汉字图形装饰是以汉字元素为中心的。因此，汉字元素在形式上给人一种均衡、对称的视觉审美观感，还能够给予人一种愉悦的心理，同时还能彰显出祥和、圆满的寓意。 1.2 图案 图案也可称为纹样，它是中国文明智慧的集中体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文化图案也得到了创新发展。图案已经被人广泛应用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室内软装设计中，传统的装饰图案能够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营造出良好的视觉效果，并能够凸显出室内质感，同时体现出屋主的气质。例如，在室内的家具中采用宗教中的万字纹图案进行雕花设计；在家具的边角还可以使用马蹄形的图案；还有在室内贴中国传统的莲花图案，不但可以突出房屋主人高贵的品质，还能够体现出很高的审美价值。此外，随着潮流时代的发展，彩绘工艺也能够将中国古典的图案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给予人良好的视觉体验，使得彩绘也逐渐被应用于室内软装设计中。 1.3 色彩 室内设计逐渐倾向于使用中国传统的色彩，如白色、红色、黄色、青色，每一种色彩都具有其自身独特的象征意义。白色象征着纯洁、美好，是一种宁静与自由的体现；红色象征生机、活跃、热情、鲜艳、充满生命力，是喜庆与不朽的代表；黄色是帝王之色，给予人一种明亮、崇高的感觉，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青色代表生命、年轻，给人以雅感、没有事俗喧嚣的安静。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使用我国传统的色彩，因为在目前很多人把室内装饰的风格定位为中式风格，然而在中式室内设计中往往以红色为主要的色彩，如红色的窗帘、被子等，这些色彩均能有效地凸显了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 1.4 传统工艺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们不断地创造，传统的工艺变得越来越多。例如，刺绣、剪纸、壁画等，这些精美的工艺作品都凝结了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智慧，而且它们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将传统的工艺应用于现代室内设计中，也可体现出其独特的魅力，犹如壁画工艺，可以体现出某个领域的独特文化，还能给人一种审美的情趣，是传承传统文化元素的一种手段。再如，在我国东北地区，剪纸工艺的应用也十分普遍，剪纸工艺在色彩与材料方面都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在门窗装饰中使用剪纸工艺，可以给人们带来很好的视觉效果。在室内设计中，我们可将我国传统的字画、家具、玉器、古玩、陶器等这些工艺作品直接作为室内装饰品来使用，因为其本身就是艺术品，能够增加室内的中国传统体元素的韵味，让室内设计风格更加符合人们的追求，体现出时代感。 2 结语 传统文化元素是我国现代室内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效地融合于现代室内设计文化，有效地营造出良好的室内文化气息。将汉字、图案、色彩、工艺等传统的文化运用其中，不仅仅凸显了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浅淡软装设计对未来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摘要】室内陈设设计又被称作软装设计，主要工作内容为将室内那些容易被移动的装饰物件进行艺术性的布置。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升，压力的加大，很多人开始注重精神层面的放松，使得身心得到愉悦感。在室内设计环节，大多数人更加注重对空间环境进行优化设计，使得空间具有良好的艺术性和独特的个性。而在空间室内设计领域，软装设计无疑属于关键环节。 【关键词】软装设计；室内空间设计；影响 1、软装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开展软装设计时，需要注重诸多要素的综合考量，这些要素包括了尺寸、风格和颜色等。其中设计风格则包括田园式和欧式等。对于需求方，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偏好来遴选相应的风格，然后再配置对应的颜色，实现颜色和风格的统一和协调，让整个空间设计变得主次分明，拥有显著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而且在进行软装设计时，还需要对装饰效果进行重视，下面对软装设计原则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统一原则。颜色、样式和物料的材质等诸多元素要具有统一性。例如室内空间所选择的家具风格具有简约属性，此时选择的窗帘样式也应该具有典型的简约属性。 第二，协调原则。室内诸多物体陈设在一起能够给人带来协调和稳定的感觉。 第三，平衡原则。在开展软装工作时，室内的装饰物件并不一定要具有对称性，关键需要使之具有平衡杆，关键是不能一侧极为丰满，而另一侧则极为瘦弱，这样就缺乏平衡感。另外室内的屋顶颜色相对于地面而言，一定要更为清淡。 第四，对称原则。这个对称原则并不一定要让空间的陈设变得绝对的对称，如果这样反而会觉得呆滞。实际上在整体对称的条件下，在一些局部区域进行稍微的改变，这样会让陈设变得更加灵动。 第五，节律原则。在开展软装过程中，要让整个陈设空间都要有一定的变化，使之具有层次感，这样就能够让整个陈设变得具有韵律感，尤其是复式建筑空间的软装设计，更要注重整体的节律感。 第六，视觉中心原则。在整个陈设空间中，要在视觉范围之内形成一个中心，只有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让整个空间每个角度拥有一个关键点。而这个关键点也能够很好地指导具体的软装设计。 2、软装饰在室内设计的具体运用 2.1 布艺织物元素是软装中的主角 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使用大量的布质品，比如窗帘、椅套等。这些物件在软装设计环节极为重要。因为这些物件拥有一些特定的纹路和颜色，而且还能够创造诸多的样式模型。另外这些模型和室内的家具进行配合，就能够形成具有一定个性的艺术空间，让整个环境变得更具有生趣。另外这些物件更替也相对简易，并可以运用不同的样式进行相应的搭配，并让整个家具的软装设计成本得到有效的降低。 2.2 灯具是家居空间的重头戏 灯具不仅有照明的功能，在具体的空间中还能够起到装饰的效应。尤其现在灯具样式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而且风格多元，比如有中国风、西洋风和华丽风等。实际上有些灯具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艺术品，不同材质构成的灯具可以协调布置在一起，让整个装饰变得更加突出，另外也能够创造出优美的光线，让整个家居空间变得更加温馨。 2.3 合理使用绿色植物 在居住空间中布置一些绿色植物，不仅能够去除空间中的有害气体，还能够让整个空间环境变得更富有生气。而选定这些绿色植物，不仅要遵循生物生存条件，还需要遵循居住环境的特征。比如需要选择一些合适室内温度成长的绿色植物，如果空间较大，那么可以配置散尾葵等绿植。如果存在较高的柜台，则可以使用吊兰这样的小绿植，这可以让环境变得具有动态感。如果在窗台上或者桌子上配置一些水养植物，那么也能够形成别样的氛围。 3、软装设计对未来室内空间设计的影响 3.1 室内空间设计生态化 随着气候环境的恶化，尤其是臭氧层规模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绿色环保，希望能够回归自然的。而通过绿色环保这样的空间环境设计，就能够让人们获得原生态的空间感。正是因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绿色环保设计运动才真正兴起。在设计过程中大量使用天然物料，将传统和现代的风格进行有效融合，这样就能更好的体现出本土化的艺术特色，这一点对全球的设计风格及理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尊崇朴实自然的风格，崇尚简约的设计理念，真正体现出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和体系。 3.2 室内空间设计风格化 在物质生活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群众期望能够摆脱大量物品所带来的压抑感，希望能在居住空间中获得相应的审美追求，那就是统一风格。因为室内空间的设计本身就是一种整体性的设计艺术，需要对空间、颜色、造型和功能等诸多要素进行科学整理，让环境和意境的关系变得协调统一，进而让整个空间环境变得更具有意境。一个成功的空间环境设计作品，都具有统一的艺术风格。设计领域所涉及到的造型、色彩和光影以及声音等诸多元素都可以借助于现代科技，实现最佳的艺术搭配效果。随着科技的进步，室内环境的设计也开始逐步向高科技领域发展。在设计风格领域更加注重频繁的变化，在设计理念上则更加注重新颖性和探索性。 3.3 室内空间设计个性化 随着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现在很多建筑空间基本上都保持一致，这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平淡。为了有效解决这种同一空间的单调问题，很多设计师开始注重空间环境设计的个性化。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自然转换至室内空间中，让室内和室外的空间彻底联通。还有一种设计办法也能够有效的突破之前的水泥堆砌而成的空间，例如可以采用曲面或者斜面的装饰效果，让垂直和水平的直线变得具有动态性。另外还能够使用空间环境中的图案和色彩等元素来优化整个空间环境，使用玻璃镜面的发射效果来实现空间的拓展等。通过这些不同的创新手法，可以让整个空间设计变得更具有个性化。 3.4 室内空间设计人性化 设计室内环境的关键就是实现人和空间环境的和谐统一，让整个环境空间更加合适群众的居住，也就是说，在软装设计领域，未来发展趋势就是以人为本。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进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尤其是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以人为本的服务实施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在日本，很多自助销售设备得到全面应用，这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出行。在室内空间软装设计领域，同样遵循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充分满足需求者的使用需求。而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人们追求的已经不再是温饱问题，而是希望获得更加高雅的生活，那么他们对于软装设计的要求，就不再是仅仅凸显其艺术性和审美内涵，对于以人为本和贴近生活的要求也开始变得更加迫切。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论室内软装设计中时尚符号的运用 摘 要：目前家庭住宅装修装饰创作中软装创作占据着重要地位，和硬装相比，软装比硬装更能表现出一个家庭的情操与志趣。软装创作中潮流符号的使用更显的具有创造性及决策性，更能衬托出家庭主人对潮流元素及符号的掌控。本篇文章以此为依据，先是对家庭软装创作的流行符号特点展开了剖析，随后具体讲述了在潮流界范围内流行符号在软装创作中的运用。 关键词：家庭创作；软装；潮流符号 一、室内软装创作的潮流符号特点 目前室内装饰的重心慢慢的开始向软装创作过渡。首先，是因为目前建造能力的提升减小了硬装的装修难度，其次，软装更加能够显示出消费者的设计需求及风格特色。时尚风格是目前软装需求比较多的一种创作风格。室内软装创作的流行元素表现了顾客的情操及见识。软装创作能够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 1.创新性。创新在创作中起着主导作用，对于潮流界来说也是如此。在流行范围内非常容易看到创新连续不断地出现带动时尚，从多年以前的豹纹图案出现到后来的流行颜色及色彩相拼，再到现在Minimalism的超群出众。不管是潮流圈的服装设计还是软装中的潮流运用，我们都能够看到创新的作用。家庭住宅装修装饰创作中流行元素的创新不但与时尚潮流圈互相贯通，还经常出现将早期的元素提取过来融合当下时尚元素，再创新产生别出心裁的创新产品。 2.差别性。潮流就是要别具一格。所以在室内软装创作中创作人员要重视依据对顾客的定位供给差别化的创作形式。比如对于上了岁数的消费人群可以将当下流行的若干潮流化的古典风格运用到创作中去，然而对于青年消费人群则可以选用日韩元素的流行元素。倘若消费者喜欢欧美风格则可以将众多的欧美流行元素运用到室内软装创作中去。 3.效用性。潮流的效用性是创作人员必需要面临的问题。创作人员必需拥有长远的眼光。通常情况下，越是具有超前及远见思想的创作被广泛审美认同的时间间隔就越长，效用性就越大。例如在电影《疯狂的石头》中艺人的服装在那时是比较前卫的，一些服装就是在目前来看也是非常时尚的，这种潮流就有了很多年的效用性。 二、国际时装秀对软装创作的影响 1.时尚元素对室内软装的影响。在当代室内设计领域，经常用流行符号等时尚元素当作设计创作灵感的来源，或者依靠对其实施笼统的处置模式来实施创作。创作人员将时下最流行的时尚元素变化为室内软装创作的语言，融合创作人员的想法，将时尚元素经过肢解、革新等模式创造出室内软装的流行符号。 在2014年意大利米兰时装周的走秀台上，格子成为了最为吸引人眼球的地方。在室内软装设计领域，格子作为创作人员脑海中经常使用的创作元素已经沿袭了很多年，然而在意大利米兰时装周上格子创作让人眼前一亮，不一样元素及款式的格子让人耳目一新。使用这样的时尚风格运用于室内软装创作，以流行而又出乎意料的感知带动2014年秋天及冬天的软装创作趋势。格子独有的多线条特征给人眼前带来端庄高雅的优雅之美及跳动典雅的节奏之美。对于室内软装创作来说，格子不但是软装修的方式，而且还是渲染室内空间氛围及设计室内空间元素的主要构成部分。格子可以进行多种改变，弧线、延伸、回旋或者作为补充色彩，都能够给软装创作以打破旧例的创造能力。 2.流行色调对室内软装的影响。在2014年法国巴黎时装秀上，混合搭配变成了全场时装秀的核心，也成为带动今年冬天服装色调的引领方向。对于室内软装创作，混合搭配好像一直都存在，然而今年冬天混合搭配色调又变成了潮流首选。对比色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互补色，在色相分布图上处在对比位置的两种相比程度相差最大的两种色调。通常状况下，一类色彩表现为有温暖感的颜色，另一类色彩给人一种阴凉、宁静的颜色，而且两种色彩分别属于鲜艳及灰暗和明亮与暗淡的两个方向。在这中间最具有代表性的是Red和Green，Blue和Orange，Yellow和Purple。在室内软装创作中，混合搭配在色彩相同的状况下表现出灰黑色，这样在看起来肯定是不成功的。因此，想要将红色表现更加明显，只能选用绿色去陪衬红色，色彩的冲突使其将另外一方推到另外一端。固然也有运用两种色彩不那么矛盾的办法，减小一方的表面大小，或者减小一方的鲜艳度或者明亮度，或者将两方互相交叉与渗入等。互补色的室内软装运用，不但能够产生色调上的极大冲突感，还能够对创造室内色调有巨大的作用。引人注意的色调在起居室、儿童休息室的软装创作是未来室内软装创作的潮流首选。无性色彩指的是黑色、白色、灰色，是近年来实行的新潮流，能够构造出端庄优雅的当代感。选用中性唯一的色彩取代经常变化的色调，并且防止色调选用的剧烈差距，比如在很多的地方也会选用多种色调及光线。中性色彩通常指的是黑色或者白色，然而并不是仅仅局限于这两种颜色。软装创作中性色的选用一般情况下适合于给人寂静和深思之感。 三、从法国、意大利带来的潮流暗号 在2014年意大利米兰国际家具展上带来了一个流行信号是非洲民族文化。非洲对于外来人而言一直充满神秘色彩，其元素以粗野的部落文化而闻名遐迩，特别是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的马赛民族。他们的服装、色调经常的改变，其巨大的耳洞是马赛民族的象征。本篇文章中采用了这次家具展上的软装例子。在起居室，用黑色及灰色相互混搭为主，用木头做的黑色家具搭配黑色的铁制灯具在往一边配搭灰色的沙发，建立了起居室软装的根本格调。焦点在于非洲人物挂画与书架上摆列的是马赛民族的人物形象画。这样形式的作品一并显现在沙发抱枕上面。基础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搭配以色彩明亮的马赛民族的软装，将起居室充满了非洲大陆浓厚的原始感觉，其诡秘感及稳重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四、从国际家具展带来的潮流暗号 舒服安逸是意大利米兰国际家具展永远不变的旋律，在2015年意大利米兰国际家具展上我们很容易的看见诸多同时具备创新及舒服安逸的创新商品。例如卡佩利尼这一品牌，自从品牌成立之日起就以其独有的后现代主义风格与极其简单但是非常舒服安逸的创作引领着当代家具行业的发展。在这次国际家具展上卡佩利尼依然推行其传统的风格带来了新的创作商品。和卡佩利尼不一样的荷兰家具品牌摩伊是非常注重舒服安逸和感性。大范围内墙面上的画与松软的羊毛地毯将富有的美感衬托的浓墨重彩。卢卡・尼奇托作为创作工艺品的始作俑者，2015年创作的小糖果产品非常的吸引大众的眼球，融合了金属、均衡、将来、简单、色调等风格。小糖果产品被放置在床铺旁边也非常容易成为这个空间的主旋律。 五、室内软装创作中流行符号的应用 对于室内软装创作中流行符号的运用，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伦敦剑桥钢琴酒店里套房。闻名遐迩的剑桥钢琴酒店套房是由时装品牌DVF的创始人范福斯特伯格和奥利弗格尔博斯曼一起创作。每个房屋内不但使用了时下最为流行的软装创作符号，并且也留有饭店早期的装修艺术效果。这样的创作在元素一致的基本上能够将钢琴套房的流行元素呈现出来。开导性的新颖空间聚合了诸多创作风格，其中包含漂亮的现代图形、引人注目的具有中国格式的花草图案，还有动物皮毛花纹等。房间内地面上铺有色调鲜艳的羊绒毯子，屋内的窗户、镶在墙里面的装饰材料和家具垫子都选用Diane von Furstenberg高贵布艺品系列，包含当代气息的布艺品系列和卷筒式的典雅魅力完全融合。 六、结束语 室内软装创作要到达流行创作的程度是要求创作者对时尚有长时间的了解与琢磨。创作人员需要经常与海内外时尚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对其产品的流行风格及家庭住宅装修装饰的融合要充分的弄明白。并且要特别注重本身的革新运用。尽最大努力使产品能够显现出潮流信息而不至于过于老套。固然对创作趋势的了解与掌握并不是意味着直接抄袭。室内软装创作人员应该防止照搬照抄，努力创造自然健康、合理竞争的设计环境。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设计 【摘要】本文通过对欧洲古典风格与新古典风格的对比，总结出新古典风格之“新”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新古典风格出现的时间及背景，挖掘其本质与特点，同时对其市场前景进行分析，全面了解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设计的来源、本质特点及发展前景。 【关键词】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设计；建筑 前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居住空间不再满足于功能性，对于居住空间的审美性的要求也慢慢提高了，所以现在人们越来越看重室内软装设计。本文主要围绕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设计展开探究。 1、欧洲新古典风格出现的时间及背景 新古典主义时期出现于18世纪50年代，出于对洛可可风格轻快和感伤特性的一种反抗，也有对古代罗马城考古挖掘的再现，体现出人们对古代希腊罗马艺术的兴趣。这一风格运用曲线曲面，追求动态上的变化，到了18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一风格变得更加单纯和朴素庄重。 软装历来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生活中的艺术，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懂得用鲜花、瓷器、陶罐等物品来装饰室内空间，用不同的装饰品来表现不同场合的氛围。而现代人则更加注重用不同风格的家具，饰品和布艺来表现自己居住环境的独特品味和生活情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带给人们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更多的选择，什么样的搭配更协调，更美观，更高雅，更能彰显居者的品味，成为一门艺术，于是诞生了软装饰行业。 在中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吃饱穿暖不再是基本需求，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也达到更高层次，与此同时，软装行业也在提升人们生活需求和审美标准的方面。 2、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的本质 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设计风格其实是经过改良的古典主义风格。欧洲文化丰富的艺术底蕴，开放、创新的设计思想及其颇具代表性的尊贵姿容，一直以来都非常受众人的喜爱与追求。新古典风格从复杂到简约、从整体到局部，精雕细琢，镶花刻金都给人一丝不苟的印象。一方面保留了传统材质与色彩的大致风格，但仍然可以很强烈地感受传统的历史痕迹与浑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又摒弃了过于复杂的肌理和装饰，简化了线条、色彩、装饰品以及整体风格特征。是对欧洲古典主义室内软装设计一个高度提升。 欧洲新古典主义，这一风格的设计最大的特点就是摆脱旧式欧洲古典主义的厚重华丽，对欧洲古典主义的精华进行提升，更加符合人对居住环境的需求，体现欧式风格的同时让人觉得更加舒适。这便是欧洲新古典主义区别于古典主义的不同特点与本质。 3、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的特点 下面我们来归结一下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的特点： （1）“形散神聚”是新古典风格的一个主要特点。在注重外在装饰效果的同时，采用现代装饰手法与材质还原古典那种贵族气质，让人隐隐感受到华贵却不浮夸的视觉体验。新古典具备了古典与现代的双重审美效果，完美的结合也让人们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2）用比较简化的手法将现代的材料和加工技术去追求传统式样的大致轮廓特征，省去欧洲古典主义的纷繁、厚重。使风格在外在体现出“轻”与“新”的特点，内在加强了创作风格的神似。 （3）传统仿照欧洲古典主义往往会过分注重装饰效果，用室内陈设品来增强历史文化与特色，大量的照搬古典设施、家具，日用陈设品来烘托室内环境气氛。 （4）暗红色、珍珠白、黄色、金色是欧式风格中比较常见的主色调，少量白色糅合，使色彩看起来明亮精彩。在整个空间中给人以开放、宽容的非凡气度。而在墙面的设计中使用了古典欧式色彩的壁纸配合经过提炼的欧式线条，使欧式不再是遥远的过去，而是鲜活时尚的品味象征。 4、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新”的体现 欧洲新古典风格室内软装顾名思义就是来源于欧洲室内设计的创意，首先，欧洲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艺术底蕴，创新、开放的设计思想及其尊贵的姿容，一直以来颇受众人的喜爱与追求。新古典风格软装设计其实就是经过改良与的软装设计，它含有高度浓缩的欧洲古典主义风格特点，又融合了现代设计师对欧洲古典主义的尊崇，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形成新式的轻古典主义风格。 新古典风格软装设计在软装设计方面打破了原来古典主义的沉闷、规矩、中庸的色彩搭配及造型，融合了具有经典性、时尚性于一体的新古典主义。那新古典主义风格到底是怎么样打破这些的呢？一般来说，室内软装设计师们都将改变的突破口寄于家具、造型、色彩、装饰品、园艺和花艺等来实现他们的软装设计效果。 欧洲新古典风格软装设计在色彩的运用上也逐渐打破了传统古典主义的沉闷、忧郁，以稍亮调的温馨色彩搭配，如象牙白、米黄、清新雅致的浅蓝、稳重而不过分奢华的暗红、古铜色等演绎着新古典主义的华美、近人的新风貌，给人感官以愉悦的享受。 装饰品在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室内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需注意的是应大整上与整体色调风格融合在一起，协调自然平衡。除了家具之外，几幅具有艺术气息的油画、复古的金属色画框、剔透的水晶制品、精致的银制或陶瓷的餐具也能平添很多古典的韵味。带有文化内涵的装饰品更会给室内软装效果起画龙点睛的作用。 更多的时候也像是一种多元化的思考方式，她灵巧的将怀古的浪漫情怀与现代人对生活的需求相结合，兼容典雅华丽与现代时尚，反映出后工业时代个性化的美学表现和文化品位。 去繁就简，在保留欧式古典风格的元素之上，去除繁杂的设计堆砌，以沉稳大气的风格为主，搭配一些古典元素，营造出优雅舒适，富有浓郁特色的整体空间。这就是新古典主义室内软装特点之“新”。 5、欧洲新古典主义室内软装行业的现状 中国的软装设计行业并不完善，下面来分析一下该行业的现状及突出问题。 5.1新古典风格软装设计离普通消费群体还有一定的距离 普通住宅消费者，极少有可能能接触到软装设计，只有高端家装少数工装或者公司设立有专门的软装部门。对于大多数的家装公司而言，他们并没有建立自己独立的软装设计团队，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室内设计师带领业主进行软装配饰的选购。主要是以经销商、设计师以及家居厂商为主。而在欧式新古典风方面，就更是一个大的缺口了。 5.2软装市场缺乏专业的从业机构 软装行业的从业者专业水平未能跟上潮流，很多纺织服装企业向外延发展家纺，把发展家纺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但是还没有形成专业的软装市场。并且，现在中国市场专门的软装单位数量很少，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机构。 5.3缺乏专业软装设计师 因为在我国软装市场消费火热起来的时间比较短，兴起的速度较快，一般都是由室内设计师带领业主进行软装配饰的选购，专业的软装设计师人才缺口非常大，“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半路出家的现象”，并不完全专业。 综上所述，中国大部分消费群体，缺少细分、专业的行业机构，更缺乏软装设计师和细分到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软装设计师。三点主要原因，使软装行业很难细分风格化，也使真正懂得了解欧洲新古典风格的软装设计师难以发展。 6、总结语 软装设计是一个新型行业，我国的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同时软装设计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在软装设计过程中力求做大自然和现代化的完美结合，不断提高软装设计人员的素质，加强同国外地区的合作和交流，加强行业协会的构建，积极引导消费，提升我们的软装设计能力和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论盐城地域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 地域特有的传统文化，应被融汇在现代范畴的室内设计之中，凸显设计特色。融汇传统元素，显示独有的文化表征，是室内软装特有的设计走向。盐城地域独有的这类元素，拥有多样优势。在软装设计中，应当整合运用。唯有如此，创设出来的居室才会凸显亮点，表现新颖风格。 盐城临近海域，它独有的区段特性、战略方位特性都应受到注重。在很长时段内，盐城传承及延展的传统文明，涵盖着深层的多样要素。室内软装特有的新颖设计，应能显示明晰的室内风格。盐城特有的区段文化，融汇地域特性，延展了多层内涵。为此，有必要创设新颖的设计机理，结合室内特有的真实架构，提升审美水准。 盐城地域特性 历史进展之中，盐城区域累积得来的文化凸显了多样色彩。这些特色文明，构建了城区延展的美好图景；对于室内范畴中的软装设计，也显示了指引。具体而言，盐城独有的累积文化，含有如下元素： 首先，盐城被归类为革命老区，是革命根据地。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历经了奋战及抗争，终于夺取胜利。历经皖南事变，战略转移之中的新四军也经由盐城，留下红色文化。现存这类旧址，含有泰山庙及正北楼、抗大学校故地、烈士纪念塔及银行旧址。在苏北大地上，盐城显示出独有的红色文明。 其次，盐城毗邻海域，拥有盐都美称。城区内的产海盐历程，已超出两千年，归属盐场中心。在全国范畴内，它是最大基地，拥有海盐文化。存留下来的产盐旧址，包含西溪古镇、海春塔及多样的盐场。在这之中，还保留着盐灶。海盐特有的制备流程、城镇居民习俗、民间累积下来的艺术，都是非常独特。许多历史名人，也紧密关系着这一区域。 再次，盐城归属湿地，是丹顶鹤故乡。面临东海的盐城，沿海延展出来的滩涂超出了4500平方千米，在亚洲范畴以内是最大的一块。在这类滩涂中，构建了保护区，专门保护这一区段内的珍稀禽类、其他珍贵物种。区域布设着的滩涂很广，丹顶鹤常常栖息。这种优美景致，激发了诗情及独有的创作灵感，留下了描画古镇美景这样的美丽诗篇。 解析软装设计 现代架构下的室内软装，起始欧洲大陆。在早先进展中，被看成装饰流派。历经多年进展，它已被拓展至全球，快速发育成熟。最近几年，伴随生活改善、审美水准提升，现代特有的新颖软装也渐渐被注重。在各个区域内，地域风格各异；由此延展得到的软装艺术，也会带有差异。探析多彩风格，是室内软装特有的创新根基。作为装饰设计，软装被划归某一分支，是新兴的行业。 在室内设计中，软装创设了美好及舒适的总氛围，供应精神满足。这样构建起来的家居，吻合了多层级的个体需要。在总体装饰中，硬装饰被划归为根基，创造总的轮廓；与之对应，软装添加了多样的点缀，构建温馨空间。添加进来的装饰并不是冗余的，它们衬托着静谧及温馨这样的氛围，显示室内亮点。常用到的软装，含有灯饰及布艺、花草及装饰画。 设定新颖理念 1.涵盖文明底蕴 室内框架中的各类软装，契合现代审美，拥有深层级的底蕴及内涵。入住室内以后，会体悟出独有的温馨。为此这类设计应能接纳并延展文明要素，涵盖深层底蕴。传承传统要素，添加新颖内涵，融汇多样体悟。现今多样软装，融汇着盐城累积的独特文明。妥善融汇古今，是应被注重的。 历经摸索探析，创设了软装独有的新颖风格。这类中式风格，含有传统路径下的多样细节。重构这类细节，发掘并且运用，这就折射出新旧框架内的要素交织。增添新颖文化，把它们设定成深藏的设计精髓。对比新旧软装，摸索出独特精华。增添新的手法，运用于平日内的软装构件。 2.选购新颖材质 设计好的居室软装，应能折射出多样的历史题材，融汇多样风格。在这一层级内，软装应选购最适宜的材质，以便打造造型。现代特有的新颖材质、天然类的材质应被融汇在一起。例如：常用到的木质、玻璃及藤条、坚固的不锈钢。这类新旧对比，强烈吸引视觉。例如某博物馆，增添了园林架构内的幽僻路径，包含竹子倒影。在构建空间上，它表征为独有的园林趣味。人工累积起来的假山，配有天然石头，布设巧妙分割。 居室搭配着的金属原材、古典的老虎窗，突破传统路径下的材质装饰，整合多样搭配。它含有古典意蕴，体现现代质感。在现有空间内，图案含有典型情形下的文明内涵，提炼并创设了新颖的符号。放弃惯用设计，寻找出新颖路径下的匀称变化。 3.搭配色彩图形 软装要调配多样的色调，汇聚均衡色彩。例如：把室内拟定为草堂的总体形态，悬挂着竹帘；在卧榻之上，布设被子枕套。放弃沉闷色调，添加明晰的自然色调，强度对比凸显。经过调和色调，创设惬意及轻松的软装居室。居室陈设着的多样物体，含有传统元素，配有亮丽图案。但与此同时，要保证拟定好的主旨一致。 再如：常用纺织制品、服饰镶嵌着的图形，可用来布设窗帘这样的软装。在现代居室内，还可添加抱枕、成套床上用品、桌旗及关联的设计。设定家具款型，用在新颖情形下的家具摆设。这类原材及款型，含有古典雕饰、各类新颖屏风。纹饰及布设着的摆件，可被设定成各类漆器。镶嵌着的首饰盒、摆设好的相框，显示传统元素。 设计中的细节 盐城区域之中的独特文化，含有红色文化、产盐类的文化、近海特有的生态文化。新颖软装设计应被灵活运用，侧重调配色调。在真实设计中，要注重的细节含有如下： 1.调节软装色调 选用人工色调，是调配色彩必备的细节，也应予以注重。传统盐城建筑，常会选取很近似自然的这类色调，让人觉得很朴素。适当调和色调，可增添家居之中的厚重氛围。在构建墙柱时，选用厚重黄色、浓郁的深红色，它们都紧密关系着古典范畴的哲学思路。在这之中，黄色被归类为必备的色调，视为中间色调。 搭配居室软装，要选取偏柔和的这类色调，以便彼此中和。最优美的色调，含有三类元色、其他陪衬色调。偏冷色调及对应着的暖色调可被布设在一起。但在软装之中，不可添加偏多的冷色调，避免室内变得冷清。在平日生活中，暖色让人觉得很暖心，象征喜乐及希望。例如室内抱枕可被设为粉红、浅橙色这样的暖色；搭配着的床罩及窗帘，可设定为淡绿色、雅致的淡蓝色。 2.填涂软装彩绘 传统木质原材含有自带的弊病，例如很易碎裂、很易遭到虫蚀、遇有明火被引燃。为此，在木质软装上，应当添加漆面以便设定保护。借助这一特性，木质自带的本色被维持，还可增添彩绘。布设这类彩绘，自由度还是很大的。例如：盐城特有的文化架构内，惯用琉璃制备成的透明构件来制备家具。发挥天然优势，也不可忽视创设出来的人造软装。 现代特性的居室，并不常常采纳木质的总构架。在这种情形下，彩绘不再被设定成主导，而是变成点缀。然而，若被妥善运用，也可凸显亮点。对于传统符号，可以提炼抽象。历经艺术加工，简化原有的符号。常见家居构件，也可经由裂解及形变，变为新颖的某一意义，显示象征内涵。新旧两类符号，由此被衔接在一起。室内设计混合着惯用的色调、现有的新颖色调，带来独特搭配。 3.慎重选购原材 建筑框架设定成木质的架构。在建造承重架时，应当选购木材；余留的其他细节也含有多样的原材，例如屋面及地面、细节及台基。对于有着古典气氛的这类居室，更应慎重去选购原材。软装常用木材，含有椴木及楠木；搭配着的硬质石材，含有汉白玉及青白石、花斑石及稀有的绿豆石。古典建筑搭配着简易的砖瓦。调配多样材质，穿插这些建材，凸显了本体的居室特性，显示朴素风格。这就为视觉添加了舒适的体会，构成传统特色。 4.描画美好图案 历经长期进展，盐城累积着灿烂的海盐特色文化，创设多彩文明。这类元素经由抽象及提炼，变成多样的软装饰。软装饰图形包含盐晶体、动物植物、历史杰出人物等。创设的美好图案，折射出盐城居民期待中的美满及幸福。通过构建软装饰，可以表示赞美，或者凸显独有的魅力及风姿。 在借鉴及接纳中，不可单纯仿照。这是由于，传承下来的地域文化，也有不符合现有家居气息的地方。若单纯来仿照，就会破坏意境。设计独特软装饰，还应考量选出来的家居场合。依照场合特性，选出最为适宜的软装及布景。设计居室软装，常用这类图案。窗帘及搭配着的床上枕套、沙发及门帘，都可添加绣出来的这类图样。它们蕴含吉祥，为居室添加了亮色。应当规避的另一倾向，是过于凸显这样的海盐文化特性。适当增添含蓄成分，让人经由思索才会体悟出来。这种设计思路，常常会获取更为优良的居室效果。 结语 在地域文化中，可摸索出独有的思路及途径、独特美学原则、文化层级很深的符号。这些累积要素，适合被整合在新时段的设计流程中。对于地域要素，可以嫁接移转，增添原有的这类内涵。发掘独特风格，接纳盐城地域特性，创设新颖的软装细节。善用拼接符号、传统软装构件，创设典型的新颖内涵，密切衔接区域范畴内的文明延展。 （作者单位：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浅谈室内软装设计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装修品味的提高，以及对自身健康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提出“重装饰、轻装修”的口号。在空间的营造过程中人们往往更注重空间的艺术性、可变性、参与性与互动性，注重家居氛围的营造、紧跟时尚潮流的设计等方面。“软装饰环境”设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室内设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室内；软装饰；设计 1何谓“软装饰” 软装饰是相对于建筑本身的硬结构空间提出来的概念，是建筑视觉空间的延伸和发展。软装饰一般是指室内装潢中可以移动的、易于更换的饰物如窗帘、沙发、书画、工艺品、床上用品、家具等，对居室进行二度陈设和布置。软装饰作为可移动的装修，打破了传统装修行业的界定。 2软装饰在室内设计中的作用 2.1软装饰在居室的衬托作用 无论是作为室内家具的摆放、工艺陈设，还是在室内活动的人，都需要有相应的背景作为衬托。比如说在客厅里用羊毛毯、化纤毯等，都可以烘托家具。在小的空间，可适当在茶几下局部铺设，更能体现出客厅的主题，利用沙发的靠垫或装饰布来增加温馨的气氛，也是改变家具颜色的最方便的方法。 2.2软装饰在居室的装饰作用 现代室内设计是包括软装饰在内的综合室内环境设计，它包括视觉环境和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包括声、光、热等物理环境以及氛围、意境等心理环境和文化内涵等内容。因此设计要遵循艺术规律，才能达到装饰美的目的。随着人们对时尚生活的追求，窗帘已不再是单纯的调节温度、光线，遮光、防尘的功能，它在现代家居环境的美化及环境营造中它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优质纱帘薄如蝉翼，可增加室内的轻柔、飘逸气氛。 2.3软装饰在居室的调整作用 由于软装饰的随意性大，便于更换，且能体现不同的装饰风格和品味，因此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对室内许多不理想的方面进行调整。 如果房间不够明亮，可以用布质组织较为稀松、布纹具有几何图形的印花布做窗帘。如果房间显得太空洞，那么可以选择布纹较柔软、蓬松的材料，具有吸光质地的材料来装饰地板、墙壁，而窗户则大量选用有对比效果的材料，或在醒目的地方，采用颜色鲜亮的窗帘布幔、床罩。使其与地板和墙壁形成鲜明对比，改变房间空阔、单调的感觉：如果房间显得太矮，可使用色彩对比强烈的竖式条纹和图案来装饰墙壁和窗户：显得太窄的则可用横式条纹和图案装饰墙壁和窗帘，在狭窄的两端使用醒目的图案，可以利用材料的反差、对比。 2.4软装饰在居室的分隔性 现代室内设计的趋势是争取流动的具有可变性、参与性的空间，而软装饰的利用，则是达到这种目的的重要手段。用帘帐、织物屏风划分室内空间，是我国传统室内设计中常用的手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可控性，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和使用质量。 2.5软装饰在居室的系列性 系列变化是渐变、渐次、退晕、层次、统一、和谐、整体等形式法则的主要表现。各种软装饰都有它自身的系列性。此外，窗帘和壁纸可以构成系列，窗帘和挂画也可以构成系列；靠垫和沙发可以构成系列，窗帘、床罩、枕垫也可以构成系列，甚至软装饰和室内的其他物件如家具、灯具、器皿、大件陈设物等，都可以构成系列变化形成统一风格。 3、软装饰的分类及运用 3.1室内纺织品 室内纺织品亦可统称为“布艺”，其在成功的室内环境设计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布艺是软装饰中用的最多的一种元素，从窗帘、纱、幔、床上用品、布艺沙发到地毯、壁挂和各房间的家具蒙面，布艺已不是单纯的功能上的配合，更多的是调和室内装修中生硬的、冰冷的和呆板的墙面、家具和地板，通过布艺柔和、弱化、重组室内空间中的棱角，使之有机的成为一个整体。不同的材质、不同图案和颜色的布艺带来不同的视觉享受，起到的效果也不尽相同。 3.2字画 字画是室内软装饰的灵魂，它是主人思维深处的精灵，是跳动的音符，同时更是视觉的焦点。既然是视觉中心，那么只有个性鲜明的字画，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因此我们要在室内软装饰中尽可能用最少的视觉语言，表达最丰富的信息含量，从而使字画从正负形面积中跳跃出来，成为视觉捕捉的焦点。同时，字画的台理选择也是体现居室主人性情和文化修养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3.3室内绿化 在日益喧嚣的都市，现代人越来越崇尚自然元素。自然元素是指绿色植物、水、鲜花、自然光等。自然元素移植到室内，不仅可以净化室内空气，还使室内环境变得生机勃勃、趣味盎然。室内植物的选择一般是双向的，一是选择什么样的植物适合室内温度和湿度生长：二是室内空间对绿色植物的制约，选择不同的植物，在某种意义上，是寄托一种情思，一种期望，通过人与自然的对话，达到情境交融的意境。 3.4光与影 灯是室内装饰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在科技发达的今天，灯有了双重作用，一是用于居室空间的照明；二是用灯的造型装饰周围的环境。用光和影为主题，既可营造一面墙的磅礴气势也可营造一份温馨浪漫，还可以通过点光源成为视觉的中心，并利用其处理装修中的死角暗角，从而得到别有韵味的情趣。光源带来的光晕效果也诠释了现代人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宽松的生活状态。 3.5工艺陈设品 每一件工艺品，都表现某种内在的东西，既然表现了就要传递某些信息。许多工艺品传递着“无目的性的、不可预测的和无法确定的抒情价值“并”能够引起种种诗意的反应。 4软装饰的分类及运用 4.1美式古典风格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浅欧式，简单、抽象、明快是其明显特点。而且多采用现代感很强的组合家具，颜色选用白色或流行色，室内色彩不多，一般不超过三种颜色，且色彩以块状为主。 4.2欧式复古风格 亦欧式，这种风格的特点是华丽、高雅，给人一种金碧辉煌的感受。以室内的纵向装饰线条为主，包括桌腿、椅背等处采用轻柔幽雅并带有古典风格的花式纹路、豪华的花卉古典图案、油画等挂画及艺术造型水晶灯等装饰物都能完美呈现其风格。 4.3日式素雅风格 亦称和式风格，这种风格的特点是使用于面积较小的房间，其装饰简洁、淡雅。一个约高于地面的榻榻米平台是这种风格重要的组成要素，日式矮桌，配上草席地毯，布艺或皮艺的轻质坐垫、纸糊的日式移门等。日式风格中没有很多的装饰物去装点细节，所以使整个室内显得格外的干净利索。 4.4中式风格 具庄重、优雅的双重品质。墙面的软装饰有手工织物（如刺绣的窗帘等）、中国山水挂画、书法作品等。房间顶面不宜选用富丽堂皇的水晶灯，宜选带有木制的造型灯（灯光多以暖色调为主）。因为中国传统古典风格就是一种强调木制装饰的风格。 4.5田园风格 具自然山野风味。用有节木材、方格、直条和花草图案，以朴素的、自然的干燥花或干燥蔬菜等装饰物去装点细节，造成一种朴素、原始之感。 4.6现代简洁都市风格 这种风格注重实用功能，以“少就是多”为指导思想，强调室内空间形态和构件的单一性、抽象性，追求材料、技术、空间的表现深度与精确。常运用几何要素（点、线、面、块）来对家具进行组合，从而让人感受到简洁明快的时代感和抽象的美。 5结束语 软装饰因其轻便、舒适的独特质感和相对便宜的价格，带给生活许多便利和美感，它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当今的室内环境设计和装修过程中，它的地位也在不断地得到提高。我们要充分发挥软装饰的作用，让其体现出更大的功效，让家居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论软装设计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人民收入日益增加，对生活住房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就促使了室内设计中软装设计的兴起。我国室内设计师积极吸取国外软装设计的优秀理念，并将其与我国的软装经验与模式相结合，不断丰富和创新软装设计的艺术手法。本文介绍了软装设计的理念与方式以及软装设计在家居装修中的实践应用，希望对软装设计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我国软装设计得到更好更快地发展。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人们对于住房的需求量愈来愈大，这使得我国的建筑行业不得不加快了发展的脚步，如何使建造出来的建筑能满足大众的需要，既美观又实用，则成为了建筑设计师们面临的重要问题。为此，设计师们一定要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技能与创新能力，力求与不断发展的社会室内设计需求相适应，利用软装设计的优势使室内设计更加具有科学性，满足不同住户不同的的实际装修需求。 什么是软装设计 通俗易懂的来说，软装设计就是对住房内可灵活移动与改变的家居物品的选择与摆放设计，例如；房间内悬挂的窗帘，客厅墙壁上装订的艺术品。室内设计中的软性设计通常是在对房屋的固定设计完成后进行的，目的是使室内环境更加充盈与和谐，提高房屋装修的美感，在感官上提高装修设计的可观赏性。家居硬性装修通常是指固定的，不可移动的装修设计，例如墙面的粉刷，天然气的安装。软装设计对于家居的整体装修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硬性装修提供的是设施以及房屋的设计骨架，软装设计则能使硬性设计更加丰满，和谐，提高房屋整体装修的层次感与设计感，填补硬性装修的缺陷，良好的软装设计更能彰显住户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软装设计的设计原则 软装设计作为室内设计的组成部分，它在设计过程中是要符合室内设计总体的布局理念与风格的。这就要求软装设计人员要从各个方面对将要进行的软装设计进行适应性的思考，如果住户要求的室内整体装修风格是“宫廷”感的，那么线条简单的室内软装设计就与装修风格相背离。软装设计的最终目标还是为突出装修风格起到辅助作用，那么设计人员在进行软装设计时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一致性 任何软装设计结构的样式，材质，颜色都应该属于同一个设计风格，不能将提升美感的软装设计随意结合。比如，室内的吊灯是豪华型的“欧式”款式，那么相应的沙发以及茶几的风格也应该是欧式的。 2.平稳性 软装设计切忌室内环境布置的不平衡性，将室内一端的软性设计布置的满满的，而另一端却是非常稀少，这会使人产生一种类似于“头重脚轻”的感觉，违背了软装设计本身要提升室内美感的设计目的。在软性设计中，同样要注意不要太过于追求对称性，这虽然会使室内设计看起来更加整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软装设计为提升室内布置提供的灵活感，使室内整体布局显得更加“死板”。 3.设计重点 软性设计不同于硬性设计，它的布局相对来说更加灵活，这也就使得不少设计师在进行软性设计时过于用力，重点设计的繁多复杂，使房间整体布局显得混乱。软性设计要注意在一定的范围内，突出的设计重点数量要与范围大小相适应，比如一个房间内最好只有一个设计重点，这不但有利于体现房间设计的层次感，对室内整体的软性设计风格把握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软装设计对室内设计的影响 软装设计有助于维护室内设计的科学性，在用软装设计的艺术创新调节当代建筑硬性设计结构的同时，还要利用软装设计的材质与特点，为人们营造有别于工作环境的有机氛围，以舒适，健康，轻松为创作基调，进行不拘一格的室内设计。软装设计的应用有助于室内设计的层次划分，最大限度的利用室内空间，提高对空间的利用率，使软装设计与硬性的房间线条相结合，以解决硬性条件无法轻易改变的设计弊端，达到丰富空间层次的目的。 软装设计的应用 软装设计中对房屋大小的掌控，对色彩的运用与搭配，对装饰品材质的选择，对软装设计的整体意境烘托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房屋内的家居用品和电器都有自己所占的大小空间，科学空间设计能在视觉上“增加”房屋面积；在对色彩的运用上，要注意采用同一色系或类似的色彩搭配，符合房屋的整体基调，这样有助于提升室内设计的整体效果；不同材质的装饰物品传达着不同的感官感受，透明或者磨砂的玻璃，花瓶瓷器的纹理与光泽度都对室内设计风格的传达产生着影响。软装饰有助于对室内设计风格的强化以及环境的烘托，为了营造不同的室内设计风格对软装饰的利用是必不可少的。 结束语 现如今我国经济的稳定向前，使人们提高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住房条件作为物质生活的首要指标，也给装修设计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与商机。作为室内设计的两部分，硬性设计与软装设计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硬性设计强调室内设计的实用性，软装设计则强调室内设计的独特风格性。软装设计在室内设计中能够更好的体现现代人的品味与生活条件，清新个性的室内设计也能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放松与感官上的愉悦，将功能性与个性相结合，设计出有特色的实用家居环境是当代室内设计的核心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浅议不同装饰元素在室内软装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纺织品元素是室内软装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室内设计中越来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人们的要求和品位的日益提升，我们有必要来探讨不同设计元素在室内设计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室内软装设计水平。 【关键词】纺织品；元素；软装饰；室内设计 1 现代室内软装的概念 现代室内软装设计，是指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性质及所处环境和相应标准，一般指在商业空间和居住空间中，运用物质技术手段和美学原理，创造出功能合理，且舒适优美，能够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室内软环境。硬装打造出空间装饰的轮廓，软装在空间装饰中充当化妆师的角色，它可以使空间变得温馨和谐，是空间装饰的点睛之笔，大致包含家具、灯饰、各类布艺、装饰工艺品、装饰画、花艺等。 2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室内设计的交融催生了现代中式风格。现代中式的软装风格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细节或者构成部分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创新运用在现代室内软装设计中，此风格也是现代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织的产物。传统新用是现代中式风格的精髓，新跟旧是相对应的，也就是选取传统精华部分用新式手法应用于现代软装设计中。 该风格的室内空间是通过软装将一些典型传统文化内涵图形图案元素及纹饰符号等的提取再设计，放弃传统的绝对对称，寻求均衡式变化。像草堂中的竹帘，卧榻上的枕、被、垫子，等。通过放弃大面积沉闷的自然朴素色，加入明度和纯度对比强烈的色彩打造现代轻松惬意的室内空间。 通过室内陈设物，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形式，色彩以及图案的二次创新再设计。完成了从建筑主体到室内设计，高度统一的设计主题。再比如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纺织品及服饰图案运用在现代软装的窗帘设计、抱枕设计、桌旗设计以及床上用品等的布艺设计中； 中国明清家具的款式造型运用在与新式家具材料的结合中，中国传统建筑的构建及纹饰雕刻运用到室内软装的摆件及新式屏风等的设计中，中国汉代漆器的色彩运用到现代摆件及相框首饰盒等的设计中等等。 3 纺织品软装饰色彩的运用 作为软装饰的重要组成部分，造型和色彩缺一不可。而室内纺织品的设计，更是在色彩和造型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生理学家巴普洛夫说过：色彩是人类认识活动的重要方式，色彩不仅能够装饰人的居住环境，更能够帮助人类认识环境。在色彩的运用上，尽量选择共性较强的色彩组合，或增加对比色各方的共同性，削弱尖锐刺激的对比，使颜色的色调统一而调和，更要与周围的环境协调。比如，在炎热的夏季，尽量使用绿色或者蓝色这样的冷色调织物组合，让人内心涌出清凉的感觉来，仿佛在海边吹着海风，或是在草地畅快呼吸（如图一）。 在寒冷的冬季，则可以使用黄色或是红色这样暖色调织物组合，让色彩通过纺织品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好像坐在暖暖的火炉旁（如图二）。 在选择室内织物的主色调时，还需要综合考虑到色调与使用功能以及周围环境的关系。比如，我们在医院中常见到的粉色调，它很好地烘托了一种稳定安静、有序的环境，而换成其他鲜艳浓烈的眼色就显得极为不妥。 色彩的选用还需要注意到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惯的影响。像具有强烈民族气息的中国红，就是带有我们中国特色的装饰色彩。一抹蓝色则是地中海装饰的最深情表达。色彩之间可以通过色彩明度、纯度、色相的重组和构建，来协调色彩之间的关系，体现统一和协调的装饰效果。 4 现代室内装饰中“明式”风格的运用 “明式风格”在现代室内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所设计的明式家具上面。而艺术化的造型和合理化的结构，充分显示了一种质朴、明快和简洁的艺术感。这种设计架构既实现了一种美观的效果，同时也对功能性进行了充分的考虑。明式家具有着大方和简洁的造型，家具表面没有多余的装饰累赘，通过线条的组合，带给人一种利落的感觉。而这种特点，与现代人的审美观点完全的符合，尤其是那种简约的设计风格，更是备受年轻人的推崇。明式风格其实与当下流行的“极简主义”的审美风格有重合的地方，其古朴自然的审美追求和设计理念，与回归自然的设计理念暗合。 极简主义（Minimalism）以简单到极致为追求，是一种设计风格，感官上简约整洁，品味和思想上更为优雅。作为对抽象表现主义的反动而走向极至，以最原初的物自身或形式展示于观者面前为表现方式，意图消弥作者借着作品对观者意识的压迫性，极少化作品作为文本或符号形式出现时的暴力感，开放作品自身在艺术概念上的意像空间，让观者自主参与对作品的建构，最终成为作品在不特定限制下的作者。 明式家具古朴的造型，在花纹装饰设计中，摒弃繁复复杂的设计条纹，而以回归自然作为其审美追求与审美格调。通过实木构件与良好的木工工艺的结合，通过榫卯结构的组合与构件，打造以实用为目的的家具。实用性的家具是其在家居设计中的最为重要的设计理念，而这使得整体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审美感受。这些家具的设计使用来源于生活，但其最终旨归也是走向生活。而人文与生活的相互结合，使得明式家具成为设计界的一种理念，（如图三）。 5 结语 发扬和继承传统装饰艺术风格，并非是简单的沿用，而是利用现代的手段，表现传统的装饰语言，通过在现代室内环境艺术中的充分融入，形成有机的整体。依照现代室内环境艺术设计和传统的装饰风格的不同特点，并遵循一定的方法和规律，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对明式风格中隐性和显性的特点充分地汲取，在现代室内空间中，充分的运用以“明式家具”为代表的“明式风格”，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室内空间环境进行打造。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室内软装设计中的时尚符号 室内软装设计的时尚符号是软装设计的前沿问题，时尚的特性决定了设计的时效性。本文从室内软装设计的时尚性特点入手，详细分析了国际时装周对室内软装设计的影响以及应用案例。 室内软装设计的时尚性特点 室内软装设计在当前“轻硬装、重软装”的趋势下被格外重视。软装设计具有时代性和时尚性，具有时尚特征的软装设计无疑会展示居住者和使用者的品味和档次。笔者认为，室内软装设计的时尚性特点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新奇性 室内软装设计中时尚性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新奇性。在软装设计中所有的时尚符号都体现出新的内涵，新奇性是软装设计中时尚的生命力所在。对室内软装设计而已，新奇性不仅是对经典元素的再造，更是对时尚潮流的预测和把握。 差异性 室内软装设计时尚特征另一个特征是差异性。这里的差异性是指受众的差异性。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时尚理解。随着社会时尚在社会生活中渗透的层面越来越广，这样的差异性体现的越明显。 短暂性 所谓室内软装设计的时尚性，是被特定人群中一小部分人所接受并运用，而其他人只是在认识、接受这种设计的路上。如果一种设计被社会所广泛接受，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时尚了。例如巴黎秋冬时装周所展示的，只是某一部分人的前卫表现，即为时尚。 国际时装周影响软装设计 1.流行元素对室内软装的影响 在现代室内设计领域，通常以时尚符号等流行元素作为创作灵感的源泉，或者通过将其进行抽象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设计创作。设计师将当下最前沿的流行元素转化为室内软装设计语言，融汇设计师的思想，将流行元素通过解构、创新等方式构造出室内软装的时尚符号。 在2014年米兰时装周的的T台之上，格子成为引人眼球的亮点之一。在室内软装设计领域，格子作为设计师手中常用的设计元素已沿用多年，但米兰时装周上的格子设计令人耳目一新，不同风格和款式的格子令人炫目。利用这样的时尚流行元素应用于室内软装设计，以时尚而又出其不意的冲突感引领2014秋冬室内软装设计潮流。格子特有的多线条特质给人视觉上以凝重大方的典雅之美和跳动优雅的韵律之美。对室内软装设计而已，格子不仅是软装饰的手段，更是营造室内空间气氛和创作室内空间风格的主角。格子的变形更是无穷，曲线、拉伸、旋转，或者填充色彩，都会给软装设计以突破常规的创造力。 2.流行色彩对室内软装的影响 在2014年巴黎时装周上，混搭色彩成为瞩目的焦点，也成为引领今冬服装色彩的风向标。对于室内软装设计，混搭色彩彷佛从未消失，但今冬混搭色彩又成为时尚之选。 对比色 对比色即通常所说的互补色，在色相环上处于相对位置的两种反差最大的两种色彩。一般情况下，一种颜色属于暖色，而另一种颜色则属于冷色，且两种颜色分属于鲜与灰及明与暗的两极。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为红色与绿色、蓝色与橙色、黄色与紫色。在室内软装设计中，混搭色彩在等量的情况下呈现出灰黑色，这样的视觉效果是失败的。所以，要想使红色更加凸显，只有用绿色去衬托红色，颜色的冲撞使其将对方推向不同的极端。当然当然也有使两种颜色不那么冲突的方法，降低一方的面积，或降低一方的纯度和明度，或使彼此交错和渗透等。对 比色的室内软装应用，不仅会带来色彩上巨大的冲击感，同时对营造室内格调有很大的作用。跳跃醒目的色彩在客厅、儿童房的软装设计下一季室内软装设计的时尚之选。 无彩色 无彩色指的是黑、白、灰，是最近几年流行的新风尚，能营造出高端大气的现代感。采用中性单一的色调代替变幻不定的色彩，而且避免色彩选择的强烈对比，给人安静柔和的感觉。单一并不意味着单调，需要时也会通过色彩的变化达到舒适感，像是在一些特殊的位置也会采用多元的色彩和光线。中性颜色一般则是白色或者黑色，但并不仅限于这些颜色。软装设计无色彩的选择偏重于给人安静与沉思之感。 从巴黎、米兰传来的时尚信号案例 在2014年米兰国际家居展上传来的又一个时尚信号是非洲部落文化。非洲以神秘大陆而著称，其风格多以狂野的部落文化而闻名，尤其是肯尼亚的马赛部落。服饰的多样性、色彩富于变化和巨大的耳洞是马赛部落的标志。文中选取了本次家具展上的软装案例。在客厅中，以黑色和灰色色调为主，黑色的木质家具配搭黑色的铁艺灯具，旁边配合灰色沙发奠定了客厅软装的基本形式。亮点在于非洲人物挂画和书架上陈列的马赛部落人物肖像画。这样风格的画作同时呈现于沙发抱枕上。基本风格的新古典主义配合以鲜明马赛部落的软装，使客厅充裕着非洲大陆浓郁的原始气息，其神秘感和厚重感油然而生。 室内软装设计中时尚符号的运用 对于室内软装设计中时尚符号的应用，本文选取了伦敦Cartridges hotel Piano套房。大名鼎鼎的Cartridges hotel Piano套房由Diane vonFurstenberg与Olivier Gelbsmann共同设计。每间套房内不仅利用了当下最时尚的软装设计符号，同时也保留酒店原有的装饰派艺术特色。这样的设计在风格统一的基础上又凸显piano套房的时尚。极具启发性的别致空间荟萃众多设计元素，当中包括优美的当代图案、夺目的大型中式花卉图形，以及动物皮毛花纹等。套房备有色彩华丽的羊绒毯子，房内的窗饰、嵌墙式壁布及家具衬垫均采用DVF尊贵布艺系列，充满现代感的布艺系列与Cartridges的优雅魅力完美结合。 结语 室内软装设计是当下室内设计的热点，如何做到不落俗套，推陈出新，是设计师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时尚符号的把握、应用应从借鉴做起，大胆利用时尚元素和符号，将我国室内软装设计推向世界高峰。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关于室内软装设计原则及未来发展趋势的探究 摘要:软装是相对于硬装而言的，软装是在居室完成装修之后进行的利用可更换，可更新的家具、灯具和饰品等进行的二次装饰。软装是室内装饰的一个重要部分，提高软装设计水平，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本文对室内软装设计原则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初步探索。 关键词:软装设计；原则；发展趋势；研究 软装是相对于硬装而言的，软装是在居室完成装修之后进行的利用可更换，可更新的家具、灯具和饰品等进行的二次装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位业主或室内设计师都设法提高室内舒适度而努力。基于此，笔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就室内软装设计原则及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如下分析。 1.软装概述 软装就是软装饰、后期配饰、家居店面陈列设计，是主要针对家庭空间、商业空间、样板间的家具、画、陶瓷、花艺、布艺、灯饰等的装饰设计以及家具、家居饰品卖场的陈列设计，通过饰品、艺术品的陈列设计赋予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品位。软装可以根据居室空间的大小形状、主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各自的经济情况，从整体上综合策划装饰装修设计方案，体现出主人的个性品位[1]。 2.阻碍软装设计的因素 2.1消费者的审美观念 物质生活高度发展，人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享受。软装可以根据居室空间的大小形状、主人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和各自的经济情况，从整体上综合策划装饰装修设计方案，体现出主人的个性品位。不同的软装设计风格对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修养素质的人群有不同的追求。从消费者的审美观念上看，很多消费者没有达到程度的阶段，很多消费者都是在被动的接受设计室观念或者跟随他人的设计风格。 2.2行业处于初级阶段 软装设计还是一个新兴行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软装行业在生产、设计、流通、消费者引导等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市场上的软装设计过于生硬，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模仿国外的设计，没有创新。没有出现大型的软装市场。 2.3缺乏专业的软装设计师 目前我国在软装行业缺乏专业的软装设计师，很多设计师都没有专业的设计教育经历，也没有学习过软装方面的专业知识，不同的审美观念和诉求使得对软装设计从业人员要求有更高的综合素质，使得软装设计水平良莠不齐，设计的作品也很难到达审美境界。 2.4地区和民族文化影响 地域文化与当地历史、民风、民俗、地域紧密联系，对内共性、对外个性，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地区由于经济和人文环境不同，存在很多落后或封建因素，对我们的软装设计造成影响，以致于造成软装行业滞呆不前，难以突破，没有生机。 3软装设计基本原则 软装设计和布置应以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为基础，下面是软件设计的基本原则。 3.1回归自然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向往天然的材料和自然的生活方式，软装设计中要创造田园的舒适气氛，运用自然色彩和天然材料，采用许多民间艺术手法和风格。在此基础上设计师不断在“回归自然”上下功夫，创造新的肌理效果，运用抽象的设计手法来使人们联想自然。 3.2融入现代化气息 科学技术不断向前发展，高科技产品也日益走到了寻常人家，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在软装设计过程中，要通过现代声、光、色技术打造出现代感极强的空间环境，软装中智能化的出现，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情趣，让人们的生活充满现代信息技术的气息。 3.3提高整体艺术化水平 人类社会物质文化不断丰富发展，人们开始更多的追求精神享受，力求从“物的堆积”中解脱出来，走出原有的条条框框，逐渐向着整体艺术美感，空间层次感靠拢，软装设计对居室的空间、形体、色彩、虚实关系及功能组合关系把握起来，为人们营造更充分的艺术化的境界。 3.4突出个性 工业化生活给社会留下的是千家一面的境况，人们的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开始想要打造属于自己个性化空间，一种设计手法是把自然引进室内，形成自然的美好环境。另一种设计手法是打破水泥方盒子，运用斜面、斜线、或曲线装饰来打破水平垂直线求得变化。还可以利用图画、色彩、图案，利用玻璃镜面的反射来扩展空间来打破千人一面的冷漠感，通过精心设计，给每个家庭居室以个性化的特性，从整体上综合策划装饰装修设计方案，体现出主人的个性品位。 3.4民族化区域化发展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统一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多源汇聚的过程和多元一体的结构，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软装设计关注传统的、特色的东西，让室内陈设的民族化趋势强了起来。将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的风格运用到软装设计中来，提高我们的民族化设计风格，同时也起到团结民族凝聚力和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2]。 4.促进软装设计行业发展 4.1积极引导消费 国内软装设计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整体水平得到了整体的提升，家具产品的销售业推动了人民对家居软装的设计要求，从销售产品本身上升到了文化、品位、生活方式的引导消费，从而带动了消费群体消费习惯的根本改变，以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带动整体消费。例如红木家居成为室内中式或中式古典装修的一个重要的装饰元素，能够体现出屋主人的文化古典气息。大型的软装行业市场的建立也促进软装设计发展，所以积极引导消费，对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使软装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4.2成立软装行业协会 行业协会是指介于政府、企业之间，商品生产业与经营者之间，并为其服务、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企业的桥梁和纽带。成立软装行业协会旨在构建软装饰行业规范体系，提升软装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公信度，推动软装饰行业的健康发展。中国软装饰协会强调务实，强调服务，以行业发展方向为代表、以企业需求为代表。加强软装行业间的相互交流，提高软装设计的宣传力度，举办软装设计大赛和研讨会，都有利于打开软装行业的市场，提高软装设计的整体实力。 4.3培养高素质的软装设计人才。 目前，商业空间的装修已非常重视软装饰设计的作用，这种趋势得到了客户充分认可，为软装行业的发展赢得了新的契机。软装行业市场空间巨大，但是专业的软装设计人才素质良莠不齐，目前软装设计方面的从业人员基本都是在实践中学习，人才的发展已远落后于行业发展需求，专业人员极其缺乏。只有加强软装设计方面的培训，提高设计人员的基本业务素质，赋予室内空间生机与精神价值的重要元素，提高软装设计行业的整体水平。 4.4加强同国外的交流发展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不同区域、不同国家的文化都通过旅游、交流、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渗透，室内软装设计过程中要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做到兼容并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习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设计经验，为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交流和发展建立渠道，为中国走向世界铺平道路。同时也有利于软装行业的有序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3]。 5.结语 综上所述，软装设计是一个新型行业，我们的发展空间还十分巨大，同时软装设计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在软装设计过程中力求做大自然和现代化的完美结合，突出主人的个性化特色特色、民族化特色和整体艺术水平。不断提高软装设计人员的素质，加强同国外地区的合作和交流，加强行业协会的构建，积极引导消费，提升我们的软装设计能力和水平，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室内装饰设计的灵动之处――软装设计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对家的环境要求不再仅仅只是满足于住。而软装此时在装饰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设计作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连接桥梁，被用来改造我们生存的世界，改善我们生活的环境，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软装设计就如花儿有了绿叶一样相得益彰，使得家充满生气，充满美感。 【关键词】室内装饰设计 软装设计 引言 软装是近年来装修界诞生的一个新名词。随着人们生活物质财富的富足，人们在生活中开始更多地追求对精神层面的享受，追求更加舒适更加健康的生活。 家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栖息地，是私密而安全的港湾，近年来“重装饰，轻装修”这一设计理念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室内的软装设计。软装设计作为近年来一个新兴的行业，需从多方面研究软装设计在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1 什么是软装饰 软装饰是指除了室内装修中固定的、不能移动的装饰物（如地板、顶棚、墙面以及门窗等）以外，其他可以移动的、属纺织物料的室内装饰物（如窗帘、沙发、珠宝盒、欧式纸巾盒、床上用品、收纳盒、玻璃制品以及家具等多种摆设、陈设品之类）都可以称之为软装饰。 软装饰不应仅仅是针对家装来的，比如美容中心、服装店、品牌卖场等一些高档的消费场所，都需要用一些装饰品、工艺品（欧式纸巾盒、收纳盒、珠宝盒）来衬托他们的场所或者产品。室内软装饰意在将家打扮的更美更舒服，在于将我们生活所能接触到的室内场所装饰得更靓更时尚。 2 软装的种类 软装是对室内装修工程完成后，对室内装修场景进行装饰摆设、布景配搭等处理，使其装修效果更加美观化、使用功能更加合理化。软装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2.1 家具软装 对家庭装修而言，装修完工后，给其配上电视柜、沙发、床、餐桌椅等就是家具软装；对办公室来说，装修完成后，配置办公需要的桌椅就是办公家具软装；家具软装配饰重点在于除了满足使用功能的需求外，一定得注意所配家具与整体装修风格的协调；切记软装是让装修场景更加美观的一个装饰过程，如果不注重搭配效果，只是简单的进行普通家具的摆设，这样严格意义上讲不叫软装。 2.2 布艺软装 布艺软装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窗帘的配饰，二是指日用品布艺的配饰。但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布艺软装都得遵循色彩搭调、造型协调的要点，不注重要点的随意搭配不光难以使装修场景美观，有时反而会降低原有装修的效果。 2.3 花卉及装饰画软装 让装修场景与大自然相融合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花卉及盆栽的软装配饰，在合理的位置上摆放花卉或盆景，在美化了装修场景的同时又让室内充满生机。而墙面最好的装饰就是装饰画，合理的挂画对装修场景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3 如何做好室内软装设计 3.1 层次运用 简单规则的层次会让人觉得大方得体，庄重优雅。错落有致的层次会让人感觉到丰富和有趣。但是层次必须要设计师去规划，否则杂乱的层次很容易让人看起来是走进了一家仓库或者杂货铺，杂乱带给人的情绪影响是绝对负面的。 3.2 色彩运用 色彩无处不在，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里，颜色会通过视觉系统带给人不同的想象和感受，纯色的躁动、暖色的温暖、冷色的冷清，有时候甚至可以影响人的情绪。取悦人眼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把色彩用好。 3.3 光影运用 有光才有影，人才看得见物体。不同的光可以带给人不同的感受，通过一些形容词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光的反应，如温暖的、冷艳的、冷清的、刺眼的、昏暗的等等，这些都是光对于我们情绪的影响。影子有时候让人觉得神秘甚至恐惧，也有时候因为抽象变形可以让空间显得更加生动。另外光影也有突出重点和加强层次的作用。 3.4 造型运用 物的造型可以让人们区分物品的用途和种类。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造型会让我们在空间里觉得有趣，而规规矩矩的造型又会让我们感觉到轻松和舒服。经过产品设计师精心设计的各种物品造型或实用、或美观、或厚重、或纤细、或圆润、或刚硬。不同的造型给人带来的情绪影响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造型在各自合适的空间里出现，都会让氛围变得更加协调，让空间变得更美。 3.5 文化运用 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能够被传承的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是人类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都产生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历史文化，我们把不同地区历史文化的装饰风格加以分类，就产生了许多设计风格。经常提到的古典、新古典、中式、欧式等等风格，都是我们对于不同文化的装饰风格给出的名称。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当我们把有某种文化特色的元素应用在软装设计当中，就会让空间氛围具备这种文化的韵味。但是由于每个人对于不同文化的偏好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种文化代表的装饰风格，都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绪影响。 结语 生活中有许多选择可以让自己快乐，一把椅子、一盏台灯，提升了舒适，点亮了空间，也改变了生活的气氛。乐趣来自变化。多一份对设计生活的关注，也就多了一份选择的自由。 室内的软装设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有时候一件精致的小饰品，一件适合室内风格的创意家居，都能很好地提升室内的整体效果。 室内软装设计论文:室内软装设计课程对艺术素质要求的研究 摘要：室内软装设计课程是一门新兴的课程，是与社会的需求分不开的。同为艺术课程，对学生艺术素质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要懂得相关的艺术常识，还要通过建立艺术课堂和实验室、进行个体差异培养研究、加强专业艺术教育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加强社团活动等措施提高艺术素质。 关键词：室内软装设计课程 艺术素质要求 理念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 高职学生艺术素养培养研究与实践（HGJXHC111309 ）阶段性研究成果。 软装，也叫做软装修、软装饰。和传统“硬装修”的室内装饰不同。它指在完成地板、墙面、门窗等硬装后进行的材质上也比较‘柔软’的后期装修。如窗帘、沙发套、靠垫、花艺、布艺 、挂画及装饰工艺品、装饰铁艺等，对室内的陈设与布置。家居饰品，家具等，更能体现主人的品位，是营造家居氛围的点睛之笔，它打破了传统的装修行业界限，将工艺品、纺织品、收藏品、灯具、花艺、植物等进行重新组合，形成一个新的理念。 软装适用范围有家庭，专卖店、休闲场所等，一些高档场所，如高档会所等，都需要用一些软的装饰品、工艺品衬托他们的场所或产品。 软装是新兴的技术，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受重视，而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中，室内软装设计课程也成为一门必修的专业课，有的院校还开设了家具专业，由此可见，软装在社会上有很大的需求。 和其他艺术类专业和课程一样，室内软装设计课程对学生的艺术素养也有较高的要求。 因为本专业学生毕业后要从事软装设计师职业。家居软装对于设计师的要求比较高，其中有一点是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质。对于市场的敏锐力，实际的动手能力是现在企业用人的的重要衡量标准，对于自己经营家居卖场的设计公司，那更是必不可缺的。 要成为一个软装设计师，首先，最基本得设计软件要用的熟练，其次，要有必须的艺术素养，对于艺术的文化和起源等要有一定的了解，另外，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还是来源于生活，所以作为软装设计师，非常重要的还是要具有非常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只有整合了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才能成为一名较为出色的软装设计师。 软装设计一定要知道巴洛克美术，巴洛克美术是17世纪的美术样式，它的发源地是意大利，以热情奔放、剧烈、装饰的华丽富贵而形成一体。巴洛克美术在当时很受宫廷贵族的喜爱，因此在17世纪风靡整个欧洲，也影响到了其他艺术流派。18世纪以来，倾向于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对巴洛克美术怀有偏见，因此对其进行讽刺。因此也就让巴洛克美术的时代停留在17世纪。 在软装家居的设计中，设计师们要更加真切的体验到家居陈设的流程和细节，让更多好的工作习惯在自己身上养成，从而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的贴近生活，贴近主题的需要。 艺术素养是什么？先从艺术说起，艺术是用形象来反映现实， 但比现实更具有典型 性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包括文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曲艺等等。艺术修养就是指人们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进行的努力锻炼， 以及经过长期实践所达到的一定艺术鉴赏水平。 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 尽管他的外在表现，甚至生活状况不一定太好。 他的内在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富而有创意。于是大千世界变得那么富丽，他自己也变得富有。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不管他担任什么工作， 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 更仁慈， 更幽默， 更易展现个性， 更潇洒从容。许多军事家、政治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的震慑力， 但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 却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因此，艺术修养也可以定义为一种生命的独特存在状态， 是一种具有重大实质性意义的人格力量， 而不是人生的一个过客。 艺术修养是一种社会性的人格素质， 因此， 又不能因强调直觉而把它看成是一种纯个体的东西。艺术修养有一些起码公认标尺， 因此， 需要先把自己的个体人格首先经历一次陶冶。凡属全人类公认的世界艺术名作， 要强迫自己投以积极的审美态度， 学会欣赏， 以取得这种社会性修养的基石， 然后再来体会个体感受。 目前提高室内软装设计对提高学生艺术素养的措施有： 1.打造一个富有艺术气息的课堂和实验室。即具有现代特点，气氛活跃，环境幽雅，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的和教学环境。让学生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得到美的享受。发挥学生的想象空间。还要有艺术展览室、演出厅等艺术功能的设施。使教学环境整体上充满美的氛围，让学生真正置身于艺术的殿堂。美育的基本特点是“ 寓教于美”“，寓教于乐”，所以凡是古今人类按照美的原则所创造的物体，都可以作为艺术素质教育的教材。艺术素质教育重在课堂，但也不能忽视许多辅助性的教育活动。如组织学员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等，这些都是陶冶学生情操，进行审美教育的好方法。从艺术教育自身出发，还可以开展歌咏、舞蹈、绘画、书法、摄影等各种各样艺术表现活动。在开展过程中，学校必须以审美为核心，精心地组织，在学生参与及欣赏中培养良好的审美习惯，及对艺术的感受力和审美力。各种活动应处处体现“出 意美以动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艺术氛围，有利于艺术素质教育。 2.进行个体差异培养研究。审美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因人各异，受到自身文化程度、民族、地域，经济的条件所限制。美感具有个人直觉性，有时对于同一艺术作品，不同的欣赏者、历史传统积淀程度不同的审美主体、其审美能力、审美倾向也自然会有所不同，美感的个体差异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对待这种审美个体差异在欣赏课程设置上就要遵循循序渐进、因人各异的科学教育观。欣赏课可以进行阶段性设置，普及、实践、提高三个阶段，艺术欣赏应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在普及中提高，是培养大学生艺术素养能力的重要实施过程。 3.必须加强专业艺术教育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专业艺术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的功能是互补的，两者的联系，能够弥补各自的缺陷，在艺术欣赏中渗透科学的方法和精神，以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艺术对其它学科积极的作用，实现融合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培养人才的整体素质，要把专业艺术教育学科与其它学科教育各自的单一目标整合到总目标中来，达到教育的完整性要求。 4、加强社团活动，提高大学生艺术素养。加强学生的社团活动，给大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接触艺术、亲近艺术、提升艺术素养、感受艺术魅力的平台，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文化、人文艺术氛围。成立各种学生艺术团体和开展各种比赛，强调群众性及普及性，使活动制度化、多样化、经常化，使学生得到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使课堂内知识在实践中得以充分应用，艺术修养、审美能力在实际生活中得以进一步提高。丰富校园文化艺术生活是对艺术欣赏课堂之外有益的补充，同时也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有效途径。 总之，软装设计课程和学生的就业均离不开艺术素养的提高，通过加强学生的艺术素养，能提高学生的整体实力，创新能力，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资金市场的几个问题——对科大卫先生文的商榷和补充 摘 要：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既要重视与之相关的“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等制度性因素的探讨，也要从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股东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的合伙也有了一些类似于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要到清末《公司律》公布之后。中国15——18世纪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相对于同时期西欧一些国家，表现出了票据化、社会化进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它毕竟还是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资本流通，法人，合伙 科大卫先生最近发表的大作[1]对中国经济史上的关键问题之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由此所得教益极多，因近年一直从事典当业、高利贷资本、合伙制方面的研究，与大作内容联系颇为密切，一些问题我也进行了长期的思考，观点虽稍有不同，却似有所补充。本文意欲就以下几个问题略述拙见如下，以就教于科大卫先生及其他学界大雅。这些问题包括：第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主题问题；第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第三，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1]发育程度的估计问题。 （一）“作坊资本主义”、“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 ：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主题有关的几个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文中将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称之为“作坊资本主义”,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引致资本主义原因，所以“作坊中雇佣关系的性质，只不过是一个侧面的问题”。“那么有关资本流通的制度，在中国是否已经充分发展，是否足以提供大规模使用新技术的必需的投资”，才是“资本主义萌芽”讨论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他主张改弦易辙，到“祀产的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中寻找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1］（p59.61.67）那么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究竟是“作坊资本主义”呢？还是明代以后的“祀产发展和交易过程证券的应用”即“期货市场的资本主义”：呢？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从资本生产即生产方式的角度还是资本流通的角度来研究明清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P67.P64)呢？这涉及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实体及研究的主题问题，值得我们首先为之置辩。 在开始本文的讨论时，亦欲仿科大卫先生文之顺序，先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予以适当的认识和界定。 应该说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组织。马克思的定义是“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2]( P358)这一起点的外在组织形式便是工场手工业，它存在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叶。 [2]( P373)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形成的，而“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发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 [2]( P402)这一定义20世初的法国经济史专家保尔·芒图是基本同意的、他首先指出：“所谓大工业，首先必须将其理解为一种组织、一种生产制度。”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某些篇幅中，完成了历史学家的工作。[4](P9.P20)重视精神因素的W·桑巴特（1863-1942）、马克斯·韦伯（1864——1920）也是如此。桑巴特虽然认为“那由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心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但他同时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交通经济的组织，在此项组织中通常有两个不同的人口集团对峙着：即生产手段的所有人和无产的纯粹工人。……他们经过市场，互相结合，共同活动，此项组织并且受营利原则与经济的合理主义的支配。” [5](P215.205)韦伯同样认为：资本主义的西方近代形态是一种“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或者说是一种“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6](P11) 在《世界经济通史》第22章中他还指出：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须具有六个先决条件方能成立，即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市场的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经济生活的商业化。[7]而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则是自由劳动，因为合理的核算也好、合理的法律也好，“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6](P12)最近的罗伯特·杜普莱西斯“则将资本主义视作物质财富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个人和群众以货币、信用、土地、生产性设备和原材料库存等形式拥有资产。他们用这些资源雇佣工资劳动者，依靠他们的劳动生产出农业和工业产品（商品），然后将他们在市场上销售，以实现利润。”而这种制度的核心，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经济制度的是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8](P5) 总而言之，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产制度”、“交通经济的组织”、一种“理性的工业组织”、“物质生产的一种特殊的组织方式”。而“自由劳动”或者说“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则是其中的核心因素。其他的因素都只有在自由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恩格斯所言：在雇佣劳动中“包含着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9］（p296）既然如此，以雇佣劳动为核心，探讨明清手工业、农业、矿治、航运等行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及发展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了。 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是如何研究资本主义的呢？是否如科大卫先生所言“整部《资本论》都在讨论资本流通过程”呢？[1](P57)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首先，《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流通、生产的全过程，或者说《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依次经过三个阶段，变换形式再回到原有形式的整个的循环运动。以图示则大体如下： 资本循环总过程 第一阶段：资本家在市场上以货币购买劳动力、生产资料，货币资本变成生产资本。 第二阶段：资本家监督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创造出大于预付资本价值的商品，生产资本变为商品资本。 第三阶段：资本家出卖商品，商品的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收回预付资本并实现剩余价值。 其中第一、第三阶段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阶段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其次，马克思一生学术研究的目的，也是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发展，及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秘密——剩余价值的生产，如果只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因为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不创造剩余价值的。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重商主义时期——对现代生产方式进行最早理论探讨的时期——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并且曾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经济学才从流通过程出发。马克思认为这只抓住了假象。因为这实际上这是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时所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而真正的现代经济学是从理论研究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3](P376)既然这样，马克思怎么会在《资本论》中通篇都去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呢？ 那么，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与资本流通的制度的关系又如何呢？我觉得必须重视资本流通制度即资金市场的研究并将它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结合起来。但是否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必须完全转向资本流通制度的研究，是否在研究后者的同时必须否定前者，是否必须到资本流通制度的发展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而不理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则还须进一步商榷。也就是说对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流通暨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还必须重新加以探讨。才能确定生产方式变革与资本流通两个因素孰轻孰重。[2] 从中外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研究的整体状况看，除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较早的有以马克斯·韦伯及W·桑巴特为代表的定性学派，本世纪2、30年代以著名经济史专家H·皮雷纳为代表的商业学派等[10]，比较近期的研究则有法国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陶蒲（Maurice Dabb）[11](P89)、罗伯特·杜普莱西斯等。 这些作者时代不同，观点各异，从其所提出的资本主义起源的核心因素看，如马克思主义史学侧重生产方式的变革，关注新经济因素在封建社会经济内部的成长；如W·桑巴特与马克斯·韦伯注重某种精神因素的作用；H·皮雷纳注重商业的作用；[10]布罗代尔注重高层商业及信用制度的作用，即集市、交易所、长途贩运贸易及其相适应的金融信用。[12](P87-93)黄仁宇总结意大利、尼德兰、英国的经验，概括出信用、专业经理、及经商技能三个因素，并指出重点是信用及法律对信用的支持[11](P57.P70.P95-96)等等。 由以上所引各家之说看，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越来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也十分重视信用因素，马克思认为，中世纪小生产者的资本积累是非常微小的，因为手工业、小农业等“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15](P509注1)但是从流通领域中，很早便积累起了货币财富，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是同小生产，尤其是小农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它主要对小生产者放贷，也对那些显贵主要是地主放贷，这是高利贷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3](P672)。但是高利贷资本也有其他的“从属的形式”，如商人借贷货币作为资本去牟取利润的形式[3](P671)。至12世纪以后，作为高利贷资本的对立因素，信用制度发展起来了，在12和14世纪的威尼斯和热那亚，由于海外贸易及建立在这贸易基础之上的批发商业及国家摆脱旧式高利贷和货币经营者的需要，设立起了“信用组合”，在17世纪的荷兰，虽然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与后来的汉堡银行（1619）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使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旧式高利贷的垄断自然地被推翻了。在17世纪后30年及18世纪初，整个英国都有一种反对高利贷、使工商业和国家摆脱高利贷的要求，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之前（1694以前），1683年即有设立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而且不久确实设立起来了。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建立信用货币，限制贵金属的流通[3](P680-683)。这样银行制度便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从私人高利贷者手中夺取了资本分配的权力，从而将社会上可用的、可能的资本交给产业、商业资本家分配，这使资本扬弃了它的私人性质。 综合以上所述来看，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在反对高利贷资本的过程中，银行及其他信用组合发展起来了，高利贷资本开始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随着中央银行的建立，信用货币发行，贵金属流通受到限制，银行制度便夺取高利贷资本掌握的分配社会资本的权力。总而言之，信用这一因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生及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的。 但是信用因素在资本主义萌生阶段的作用不能随意夸大。 14、15世纪欧洲呢绒工业纷纷从行会控制的城市迁往乡村，“外包工制”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12](P18)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然这种初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规模很小，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家庭纺织工人和他的工具，诚如布罗代尔所言“除了个别例外，资本家并不关心大生产系统，满足于通过家庭劳动控制手工业生产，以便更好地保证生产的商业化。由于手工业方式的家庭劳动的存在，制造厂直到19世纪还只占生产中的小部分。” [12](P92)故而资本主义生产初起时显然不需要那么大的资本或那么复杂的资本制度。即使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还是如此，例如“英国的棉纺业革命是在普通生活的土壤中萌芽的，多数发明由工匠做出，工业家往往出身低下。投资最初数额较小，也容易借到。” [12](P115-116)不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其他各国“大多数企业的开业资本是以很不正式的方式筹自个人及其家庭、朋友、邻居……厂房通常是租的，而且往往由原来别的用途——如寺院等——改建而成。需要量大的是周转资本，而这往往是通过赊帐买进、现金卖出挤出来的。”[14](P264-265)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并不是中世纪从流通领域积累起来的资本，事先购买了原料、材料、工具等，以之与雇佣劳动工人结合进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便是资本的真正的积累过程。[15](P511)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生产并不需要太大规模的资金，因而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故而对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金融信用因素作用的估价似不宜过度。 当然这里也绝对不是否定工业革命与金融信用（资金市场）的关系。而只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阶段（15-18世纪）与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即近代工业资本主义阶段对金融信用暨资金市场的需求之间的区别稍加强调而已。到了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它与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的关系便发生了本质的关系。依约翰·希克斯所论，由于商业贸易的推动，欧洲18世纪手工业得到发展，在科学尤其自然科学的推动下，机器工具及动力发明，引起投资扩张及形式变化，机器的应用使手工业企业中固定资金开始代替流动资金取得中心地位，固定资本货物种类增加。以机器为中心的固定资本有一个特点：就是其价值只能逐渐释放，这样就对取得流动资金的取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主要适应海上及陆上长途贩运贸易、批发贸易之需求而成长起来的西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十八世纪得到发展，各种债券很容易地在市场上出售，流动资金比较容易取得，[16]（p130-136）再加上十八世纪的欧洲利率水平已经下降， [17]P413)于是乎工业革命便得资金市场（金融信用）之助而更快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16-19世纪上半叶的情况看，以高利贷、商业信用、各种形式合伙制为代表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较大的发展，高利贷中生产性、资本性放贷比例增加，且在一些地区、行业中与经济运行形成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利率表现出稳定和下降；钱铺、钱庄在进行货币兑换的同时，开始发行信用货币，清代以后帐局、票号兴起，在进行京债放贷及货币汇兑业务的同时，也多对商人放贷。再加上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当铺资本性放贷加强，各种形式合伙走向普遍化，一些合伙尤其是长途贩运贸易中的合伙资本规模大为扩展。各种金融机构、经营信誉较好的商业店铺乃至富豪殷商都接受私人款项存储，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大大加强了作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功能。商人尤其是铺店零售商人还通过“赊”的手段获得信用。所有这些使工商业者能够较快地筹集资本或获得流动资金，从而较好地适应了16世纪以后长途贩运的发展、经济作物种植和农业手工业的地区分工、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经营发展的需要。亦基本上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需要。这种关系在以下将详细论之。至于19世纪后半期及二十世纪初工商业企业与资金市场关系问题，不属本文范围，此不具论。可参见洪葭管[18]、李一翔[19]等人的大作。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为了否认所谓的“作坊资本主义”，科大卫先生极力否认工厂制度与作坊的关系，认为“手工作坊既非资本主义的制度，亦不构成资本主义的原因；工厂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但是它并非由手工作坊演变而来，而是19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它包涵了如同在作坊中使用的雇佣劳动，还把会计的方法用于生产的管理。”[1](P59)这一观点指出了二者的区别，是有道理的，但是完全否认二者之间的联系，则又有不妥。理由是：第一、工厂制度既是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产物，同时也是手工业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作坊乃至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关系长期演变的一个结果。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或“制度”）绝对不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一僦而就的，从西方经济史看，至少经历了独立手工作坊——手工工场——工厂这样的演变过程。中国虽未经历独立的手工工场阶段，但后世大机器工厂与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这种继承，不仅表现在“包涵了雇佣劳动”，而且表现在包涵了与工厂制度有关的另一极即有关资本的一系列制度，如资本组织方式、企业经营方式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在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阶段积累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即使发生类似工业革命的技术变革，工厂制度的产生恐怕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工厂制度既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的技术基础之上，也建立于手工作坊、手工工场以来不断积累的生产关系（或曰制度）基础之上。就中国的情况看，近代工业虽由国外移植，但不少工厂即建立于手工工场的基础之上，而且不少传统的工场手工业转化成了近代化工厂[25]（P 77-78）第二、生产关系确实是适应于与特定技术相适应的生产力的变化的，但生产关系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也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己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否认这种独立性、完全割断这种连续性是不准确的。 总而言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货币、借贷、合伙、典当等与资本流通有关的制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扩展了我们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促使我们对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因素的作用作出新的评价，但既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主题仍只能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研究，资金市场即资本流通方式只是与之相适应的环境问题、条件问题。 （二）合伙组织与法人问题 科大卫先生谈到宗族财产的合股占有时指出：“祀产可以比生意的合伙关系维持更长的时间……因此有名义拥有财产的祖先或神明，就具有了法人的特性……也许可以说，祀产是传统中国对没有皇帝特许的情况下，如何合股问题的一个答案……祖先和神明成为唯一有可能维持永恒不变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能期待会有长期存在的以个人名义拥有的资本性组织。如果说明清时期有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组织，那么它们就是尝产和庙产。”“许多祀产都表现了企业性的目标。”商人贸易是用号的名义做的，而却用堂的名义拥有房地产。“这些生意和财产，或者其中的股份，就会成为以堂名义设立的尝产，传给子孙，而子孙不能将其瓜分掉。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1](P62-63) 故而，科大卫先生认为：以合股形式占有的尝产和庙产，虽无皇帝特许，但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资本组织，“具有了法人的特性”；相反“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维持的时间要短暂得多。”因而不具有法人特性。那么“合伙和其他名目的生意”究竟是否法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具有法人特性呢？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庙产、祀产具有法人特性的问题呢? 应该说，完整意义上的、近代的法人制度首先是从西方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来考察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发现在西方中世纪及近代早期存在多种多样的商业社团组织，如行会、合伙等，而这些社团是在从自由设立到特许设立的过程中转变为法人，而后又由特许设立转变为自由注册设立并进一步向大众开放的。方流芳以西方行会的转变为例，认为：“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动力是对行政性垄断的追求。”“正是求助于国家权力的加入，以形成私人力量难以单独实现的行业垄断。”而国家之所以确认商业社团的法人地位，“正是将商业社团改造成推行公共政策的工具。”因此法人初始形态的最本质的特征即是“政企合一”，“法人社团被视为是国家权力的延伸。” [21](P157) 从西方法人制度发展的一般进程看，它经历了从特许设立到准则设立的发展过程。早在13至15世纪的英国,大部分行会通过受领皇家特许状或经国会法令特准成为法人社团。16世纪以后，由于海外贸易的扩大，此类特许公司普遍起来，此后，历经三个世纪的发展，直至19世纪中叶，伴随着特许制向准则设立的过渡，特许公司才逐渐消退。 [21](P158)、 [22]（P55-56）早期特许公司主要是一种管理性质的公司，资合不是必要条件，随着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从16世纪开始，从特许公司衍生出一种叫做合股公司的海外贸易组织。（joint stock company），这是一种行政垄断权与资本相结合的公司形式，或又称特许合股公司（chartered joint－stock company），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形成，独立法人人格的特征也就完全成型。与此同时，在特许公司出现很久以前便已出现的各类合伙企业，即非特许企业也在不断申请而成为特许公司；特许公司最初只不过是行会即基尔特组织的海外贸易延伸而已，后来随着它的发展，它才向国内各行业延伸。 随着特许合股公司的成立及壮大，在原有合伙股份已经大量被转让的基础上，向社会募集股份资本及合股股份的转让随之兴旺，17世纪末在阿姆斯特丹、伦敦已经有较固定的股票交易场所。但股份交易引发社会投机，发行可转让股票成了一种无本取利的特权，大量商人假冒特许公司参与股票的投机，引起股票泡沫化，为了打击投机，扭转这种股票泡沫化趋势，以1719年英国泡沫法案为代表，各国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但这一法案亦严重伤害了股票投资者，至1825年，英国泡沫法案废除，1844年英国合股公司法出台，规定废除特许法人，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注册的方式，获得组建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是特许法人还是自由注册的法人，其股份均可自由地转让。从此法人失去了受领垄断权及分担国家职能的特殊地位，这样政企分开、政府职能在私法领域受到极大限制。[22](P59.P62) 、[21]（P162-163）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第一、无论特许设立还是依法自由注册设立，法人资格都是国家给予的。[23](P31)第二、法人的出现是国家对营利性商业社团追求行政性垄断的结果，一方面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手段推行它的某些公共政策，而另一方面，这些接受法人地位的社团则力图通过公法权力的干预，达到取得垄断某些行业经营权的目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看看中国古代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过程？ 据笔者所见，目前学术界谈到合伙与法人问题最早的当推日本学者今堀诚二先生，他将中国古代合伙分为三种形态，认为即使是均等出资、平均分配的古典合伙，合伙也可以对抗合伙的出资者，“具备了作为第三者的团体性”；[24](P622)而合伙分化第一类型的合伙，“带有对抗于无机能资本家的独立性”及“独立于机能资本家的团体性”，这种团体性是一种“具备了相当接近于法人资格的团体性。” [24]( P718)而对铺东型合伙却认为“合伙的独立性并不十分充分，未达到所谓法人格的地步”。 [24]( P758.) [1]可见今堀先生是从团体性角度探讨法人问题的。吴承明先生论及明代晋商资本合伙制时认为，明代徽商中的合伙，“可能还不是组成一个法人”。 [25]彭久松、陈然认为四川自贡盐场的契约股份制极类似于近代的有限责任公司，是一种“由不同的财产主体按一定章程组建的以营利为目的并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联合体”。[26]曹树基认为：清代台湾垦号是股份制企业，“类似于现代的法人，它拥有独立的资产，具有法人资格，承担民事责任。”“具备了类似现代企业法人的基本功能。”[27]《中国民法史》则认为：中国古代的各种民事权利主体包括合伙并不是法人，因为“中国法人组织是从清末开始的”，即在清末第一次民法草案颁布之后才存在法人制度。[28]（589） 应该说，就中国古代的整体情况看，手工业、矿冶业、商业中的合伙制店铺、作坊、工场或一次性的合伙贩卖的结成，均是依事实设立，而不是依法设立。除了要遵守官府维持政治社会秩序的一般法律之外，其成立及经营并不依据特定的法律规范，不但国家成文法中没有相关内容，封建地方政府及有关城市对工商业的一般政策中也缺乏相关规定。但是如上所述，官府处理与合伙组织有关的问题时又确实是将它作为团体来处理的，以区别于参加合伙的各股东个人。这一事实表明合伙作为一种营利性社团已经成为当时的民事法律主体之一，其财产的占有及经营活动的开展，是以团体的名义进行的，也就是说，其权利义务与合伙各股东个人的权利义务是有区别的。总而言之，合伙即使不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企业是不是具有法律地位，归根到底是由国家颁行的有关法律条文，如公司法所赋予的，即是国家法律给定的，”[23](P31)也就是说必须有明确的公司法，依此成立的合伙组织或公司组织等营利性社团才是法人，因为如上所述，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是谈不上公司法的。但是像以上几位学者那样从合伙的团体性、合伙组织的内部特征、设立及存在的时间长短等法人的非本质特征来确定合伙是不是一个法人团体，似乎也是不准确的。这样看来，将庙产、祀产看成具有法人特性也就不怎么正确了。 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法人制度的形成和演变，或者说从什么角度来考察中国营利性商业社团（合伙、公司）是怎样被赋予法人地位的呢？ 与西方中世纪经济史类似，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行”的组织，唐宋时代“行”的组织，除了同行业集会、平常经营聚集在一起以外，主要功能是官府向工商业者进行征敛。宋人记载言：“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29](卷13《团行》)明中叶以后，会馆出现；清代中期之后，公所、公会出现，这些类似于西方基尔特的组织才具有了管理垄断工商业的某些功能。 但是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与西方古代中世纪史发展的差异，“行”也好、“会馆”也好、“公所”也好，不但中国封建国家没有明确地以某种形式赋予它以法人的资格，而且最终“行”、“会馆”、“公所”等组织也未演变成实际上的营利性社团组织。 与西方特许设立形式上有些类似的事件是明清时代牙行的凭帖设立。明清牙行均需由朝廷批准，给予官帖，才能设立。从官帖所登记的内容看，大致相当于营业许可证。由官府查选地方殷实可靠的人户充当。雍正十一年以后，整理牙帖，规定各省牙帖定数，从此以后，牙行设立不许随意增加。而牙行的主要职能，一是替商人服务，即在商品交易中发挥居间、中介的作用；二是替官府执行某种市场管理的职能，如平准物价、监督度量衡、维护地方治安等 [30]（P1311-1332）。这样看来，雍正十一年以后牙行虽不是被特许经营，但确实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业垄断的意义，因为牙帖数量有限，故在一定地段市场中，一家或几家牙行是有一定垄断专利的意义的。而且政府也通过牙行执行了部分公共功能。所以牙行的凭帖设立及所具有的功能确与西方公司的特许设立有某些相似的外部特征，但是因为两项本质特征的区别，使我们还不能断定二者之间就是完全相同的，第一、凭帖对牙行是否专享其特定名称、统一印章，其成员是否可以利用其名称发起诉讼或应诉等即关于牙行主体特征缺乏规定。第二、对于牙行的机构、合股原则、成员责任、牙行担任的政府职能等也无明确的规定。因而牙行虽凭帖设立，但也很难说他已经具有了法人的特征。 前引方流芳的论文还提到一个有趣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中国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设立了专司对外贸易的行商（洋行、十三行），而与洋行打交道的主要外商，即是由英王特许设立、垄断远东海外贸易和殖民事业的东印度公司。方流芳认为，二者颇为相似：（1）同是权力当局特许设立；（2）同样分担政府职能，行使公共权力；（3）同样从政府处获得垄断特权。作为分担公共职能的补偿；（4）同是若干商人的集合体，且与官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些洋行是否就是某种与东印度公司类似的特许法人社团呢？方流芳认为是肯定的，因为，“在这种历史的巧合背后隐含着法人社团的共同源头——公共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混合。”[21]（P164-165）但是这种观点理由似乎也不充足，虽然洋行特许专营的色彩比之一般牙行更浓一些，但与以上所述牙行的一般特征一样，同样缺少法人特许设立所应该具有的本质特征，故而也不能说清代洋行己经是一个类似于东印度公司的法人社团。 综上所述可见，法人制度的确立暨合伙、公司等营利性社团组织被赋予法人资格，在中国已经错过了特许设立的阶段，而直接要到清末《公司律》等法律的制订，他们才真正取得这一资格，[2]当然，诚如方流芳所论，西方近代商业公司（非行政垄断性的营利性社团法人）制度虽然引入中国似乎毫无障碍。但是中国境内实际存在的公司真正转变成近代商业公司却步履维艰。从推行的过程看：中国近代公司制度的首先是在通商口岸的一些外资企业中推行，华人投资多于此附股，然后是由中国自己创办的所谓“官督商办”的工矿企业，最后才是民间资本成立的一些家族企业。[23]（P103-173）还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大陆公司企业之被赋予法人地位，大体也遵循了这样一个发展的轨迹：即先是因外国独资及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而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1980）、《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年），然后在《民法通则》公布（1986年）以后，国内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也与外资、中外合资企业一样获得了法人地位。至1988年《私营企业暂行条例》颁布，规定私人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形态为法人。[31]中国的法人制度才算是大体建立起来了，当然还需进一步完善。 (三)关于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程度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科大卫先生在中西对比的背景下，指出：“在15－18世纪的欧洲，从高层的金融界（high finance）到零售业的运作，发生过一场商业革命，接踵而来的，包括保险业、银行、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商业融资（business financing）、债券（interest-bearing instruments）等一系列制度被创造出来。现在，西方的历史学家把这些制度视为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的建筑构件，在工业融资的增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没有出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1](P64)那么，此时的中国资金市场（金融信用）究竟发展到一个什么水平了呢？应该说，确实有些近代工业革命必需的金融信用制度在中国没有形成，如保险业、股票交易所等。但整体上估计，适应15－18世纪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资金市场发育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随着专业性地区集团商人活动的加强，资本的流动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像所谓银行、商业融资等在当时已经形成，并且成为当时工商业运行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而股份公司、股票交易、债券等也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萌芽。以下便逐一对有关事实稍加申述。 关于近代银行制度的起源，是中国经济史界的一个老问题。日本学者加藤繁、日野?三郎曾对唐宋时期专营存款的机构——柜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证论述，认为是中国早期金融业者，中国早期银行制度即源于此，但因材料缺乏，以下两点尚不能完全证实：一是柜坊的存款是否有息？二是柜坊是否利用商人、居民的存款进行放贷等经营？故而柜坊是否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实际上循着这一思路，我觉得宋元以后的质库、典当铺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特色，这不但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固定的经营机构、地点、资本核算等，更重要的它具有了信用中介的功能，因为宋元以后它既进行固有的动产抵押放贷，而且还经营了有息存款，清代以后的当铺还根据本铺资本及信用状况，发行钱票，这样它作为近代金融机构的特色就更浓厚了。如果专论15－18世纪，则除了当铺之外，钱铺及帐局也具有了早期银行机构的性质。至少从16世纪开始，钱铺在进行钱银兑换业务的同时，也进行各种放款；早期的帐局以放京债为主，逐渐也对商人放款，并接受商人、官僚、地主、农民等城乡居民家庭及店铺存款。 至于商业融资，如果是指对商人的经营性资本放贷的话，那么中国15至18世纪这种资本性放贷是相当普遍的。除典当、钱铺、银号、帐局等银行业机构对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资金放贷外，一般商铺如布铺、绸锻铺、杂货铺、盐铺等及一般商人、地主、贵族、官僚家庭也常以闲置资金及家财对商人放贷。这种放贷包括开办资本及流动资金放贷。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主要是同城的金融机构、店铺及私人放贷者与商人之间结成了比较稳定的资金供求关系。 以上所述似乎都是一种直接的货币存贷，实际上，除此之外工商业者还常得到其他多种形式的信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是合伙。商人除借贷外，还常通过与人合伙获得足够的资本。15－18世纪的合伙一般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资本与资本合伙；第二种类型是资本与劳动合伙；第三种类型是介于二者之间，即以劳动参加合伙者除以经营劳动及能力参加利润分配外，自己还出一部分货币或实物资本。除了这种以资本或劳动临时组成的合伙组织外，合会、宗族财产共有等社会固有的组织形式也常向合伙组织形式转化。这一时期合伙的股份化已经非常普遍，股份转让也已比较常见。 二是商业信用。这里且不论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只将民间商人与商人之间发生的商业信用关系做一个简要的概括。从这一角度看，15－18世纪商业信用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赊，如贩商通过牙行对铺店商人乃至直接对手工作坊和个体手工业者提供商业信用，这种商业信用从牙商角度看也是贩商给予自已的信用。第二，汇兑，货币从一个地方汇到另一个地方。既可以是一次性地由会票所记目的地的家庭或商号兑现，也可在有人愿意最终承兑的情况下零星支用，不过在零星支用时，须每次填写支票存照，[33]、[34]、 [35]( P 7-13)如果延期或改变承兑人，则须另外背书承兑之人。汇兑之事多由商铺、金融性店铺如银号乃至殷实之家兼营，清代中期以后，又有专营汇兑的票号。在所汇货币兑现之前，等于是承兑之家（及后来的票号）为出票之人及其他开具支票零星支用之人提供了延期的信用。第三“期票”、“兑票”等。这与借贷、合伙或其他经济行为（如雇佣等）尤其是借贷有关。商人A欠了商人B的钱，不能按原有惯例或约定及时偿还，这时商人A便可以开出一纸票据，承诺将在未来某个地点、时间里偿还所欠金额；这种票据便被称之为“期票”。这种期票等于是延长了原有的直接货币借贷信用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提供了某种新的信用；所谓“兑票”，不是指上面汇兑的票据。为说明其含义，假定有商人A、商人B、商人C三人，如果商人B因商品交易等欠了商人A银钱，至期偿还货价，称之为兑还。如果商人B一时资金紧张，则由与商人B关系密切的商人C开具票据给商人A，承诺在某个约定的时刻兑还该欠商人A的银子；或个人承诺某个时间之后予以清偿，这种票据清人称之为兑票。显然这种票据是商人C延长了商人A与商人B的信用关系，扩大了金融信用规模。 关于股份公司的起源问题。一般认为，中国近代股份公司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古代合伙组织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至15－18世纪时，已经具备诸多近代股份公司制度的因素：如有限责任制度的萌芽、经营权和资本所有权分离等，已经接近于两合公司，并向股份公司的萌芽期迈进。 关于股票交易起源问题。在15至18世纪时期，合伙制的股份化已经相当普遍，尤其资本规模扩大的一些企业。股份的买卖、转让也还比较常见。当然尚未见有固定的交易场所，也就是说，正规的股票交易所尚未形成。 关于债券起源问题。明清时期的存款、委托生息、领本经营、合伙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界限，从存款与委托生息看，如果从存款者和委托者角度而言，二者目的都是使资金生出一定的利息，区别可能在于，存款可以小额、零星进行，委托生息则较大额地、一次性进行；而领本经营与合伙则是领取他人资本、外出经营，以后或按固定息率向资本主纳利，或与资本主依一定比率分取所得利润，前者为领本经营，后者为合伙。其中委托生息即带有一定意义上的企业债券的意义，然尚未能向社会公开发行，局限于亲朋好友等人的关系之中。 综合以上所述可见，15至18世纪的中国，作为早期银行机构的典当铺、钱铺、银号、帐局已经形成并对工商业的运行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的商业融资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普遍和常见，不仅上述金融店铺对工商业者进行各种资本性放贷、一般商业铺店及地主、商人及其他富豪之家也对商人放贷，同城商人经营资金常形成某种固定的供求关系。除了这种直接的货币供应以外，商人还通过种种形式获得商业信用，从而有效地扩展信用圈子、扩大资本规模。 但是相对于同时期的西欧先进各国，中国古代资金市场在十七世纪后在走向近代化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如当时钱铺虽然也发行钱票，但限于个别钱庄个别使用；银行业仍然还是其初创形态——当铺、帐局、钱铺等，未创立类似近代银行的全国性的金融机构；虽然也有类似北京、苏州这样的金融中心，但缺少冲帐、拆借等业务；合伙虽然也有了长期的发展，但相对英、荷等国却显得落后，如缺乏股东大会等固定的权力机关和经营机关；股票虽也有转让、买卖，但缺乏集中统一的、社会化的、价格可预测的股票交易场所；财政仍是依靠直接的实物、货币、劳役征收，信用化的趋势仍不明显。 究其原因，我觉得其中之一可能与中国特定的比较成熟的资金市场结构有关系。一方面这一时期新的生产方式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以手工业、农业结合的小生产方式为主；相应地商品市场方面虽然日常用品（粮、棉、布）的长途贩运为标志的全国性市场得到发展，但仍以地方性小市场、区域性市场及城市市场为主。与这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商品市场相适应，中国古代资金市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整合，到15至18世纪已经相当成熟，形成了一种灵活的、以直接的金属货币存贷为主、高中低层配套的、能满足各种各样的社会金融需求的资金市场。[40]这一资金市场被整合得非常好，徽商、晋商等的放贷资本规模较大、所跨地域较广、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供求相对稳定、与经营者和生产者（主要是商人、手工业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满足了大部分资本性、经营性资金的需求，这可以说是一种“高层的金融”；除此之外还有满足小农、小手工业者乃至小商小贩的那种数额较小、主要在本地农村或集市、市镇上便能满足的资金放贷，或各种因日常生活、侯选求学、丧葬嫁娶、溺佛求神及其他一般人情来往而引起的生活性借贷。这些大概都可以说是一种低层金融了。另一方面，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的伦理宗教对有息借贷是不加谴责和禁止的，政府不但不加禁止，有时自身还经营多种有息放贷。因此商人、地主个人或组织和团体一方面可毫无障碍进行直接的有息放贷而不必担心被禁止，也就没有必要采取与人合伙或将借贷隐藏于汇兑之中的办法以躲避政府或教会的禁制。从而减缓了走向票据化的压力。 此外封建国家的影响也不能忽视。中国封建政府在经济方面最重要的控制干预之一便是将货币的铸造、供应的大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直至宋元明初等钱与楮币并用的时代还是如此。当国内银铜产量不足，白银自美洲传入中国、这种控制有所减轻时，政府仍有较强的控制干预力量。整体上说，这种控制干预表现在：打击假劣货币、盗铸等；通过购买实物收回货币或投入货币增加市场货币供应；或作好金银、铜钱等实物货币的储备以稳定纸币之价；或收回旧纸币，换回新纸币等。国家至少从秦开始便建当了庞大而完备的文官系统和常备军队，尽管政府为财政需要常滥发货币，尤其是滥发纸币。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国家毕竟较好地供应了货币；通过这个完备的文官系统及相应的吏役系统征敛到了足够的货币、实物及人力；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垄断控制，获取禁榷专利收入；建立起属于国家及皇帝本人的产业，直接获得地租、利润、利息收入；利用商人完成了国家所不能完成、或作起来成本太高的、与政治军事密切相关的一些事务，如军粮、官物的购买、运输等，这样封建国家财政便无需走国债信用化的途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文化思想环境允许直接的有息货币放贷，封建国家又有较好的供应货币、维持相对较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通过庞大的文官系统又征敛到了足够的实物或货币，以直接的货币借贷为主的资金市场己经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因而缺乏使这种直接的货币借贷走向票据化的动力。而这种以直接的货币存贷为主体的资金市场（金融信用）容易被狭隘的人的关系所束缚，因而是不利于走向社会化、近代化的。 结语 综合本文所述可见： （1）完全否认或贬低从生产方式角度探讨资本主萌芽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既要探讨“资本流通”等与资本主义萌芽相关的种种制度性因素，也要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角度继续进行深入研究。不能将这一重大课题单纯地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2）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国没有经历特许设立的历史阶段，故而中国的赢利性商业社团（合伙乃至公司）虽在古代有了区别于自然个人的团体性，某些类型合伙也有了某些类似法人的因素。但法人的正式形成还是要到清末《公司律》颁布之后。 （3）15－18世纪中国金融信用发展相对于同时期西方一些先进国家，表现出了发展迟滞的特点，新的信用工具有的缺乏、有的进展缓慢，但仍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经济的发展。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探究 摘要: 如果必须直面的近代史论，回答“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是否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问题，如同评述清末新政一样，如果不是暴力革命推翻了满清政权，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对历史的假设往往就是这样，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由于既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任何说法都可以存在，甚至可以说，假设的历史往往比文学世界还要精彩。本文试图通过将这一问题予以消解，未尝不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答。 关键词: ;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关于中国历史的著名论断。这里包含着一个对历史的“假设”，即假设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将遵循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至于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则是后话。历史学人却有一个共识: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是，另一个共识却是，每每提到“容不得假设”，随后便开始在假设的基础上开始评说。本文或许也摆脱不了“假设”之窠臼，但希望更多地在假设之外，得出对历史的认知。 一、革命史观 所谓革命史观，是一种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研究和评价以往革命斗争史中的人物、事件的历史观。如果用历史学科的专业要求来衡量这位非历史学家的史论，虽然有苛求之嫌，但是有利于还原更加贴近真实的历史认识。首先有必要提及一下的近代史论的特征，郭世佑教授将其概括为三:概略性，政治性，多变性。简而言之，的史论既无专著，又乏专论，以应时应势的政治报告和政策文献为主要载体;并且谈论的许多问题对自己而言是时事政治问题，而非历史的范围;更重要的是他会随着现实革命斗争需要有所调整、予以变化。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既然存在这些问题，基于革命史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学科建设问题，自然需要专业的历史学者加以解决。在建国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初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来撰述近代中国的历史，例如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到了1949年以后，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巩固，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论著成为争相引用的学术权威，此后的诸多近代史著述、教材大都受其示范与影响。当然，在革命史观逐渐成为主导观点的过程中，范文澜、胡绳等人的历史认知与对近代中国的认识，相互影响、彼此互动，共同催生了革命史观。可以说，学术与政治、历史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极其微妙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即使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有接近或倾向于革命史观的，例如著名清史学者萧一山，革命史观在当时有极大的进步意义，并且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政治局势。今天，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淡化革命因素，是从和平年代的视角、需要出发看待历史学科的，这并不是要否定革命史观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意义，只是它与当下“建设”、“发展”的主题不相适应了。同样，对的近代史论的讨论，也无法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场，我们的讨论更注重它的当下意义。 二、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一语，处于第一章第三节，但是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谁写的，文中的观点是赞同的。明显地，文章正是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重要基础，进而探讨中国社会问题。首先，必须注意到，这篇文章虽然有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但是对文章观点起决定作用的却是政治宣传、革命教育的需要;其次，共产党人是在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可以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性，则是值得商榷的;再次，这篇文章的观点确立之后，更多的学者做的工作是以此为论点找论据，而鲜有敢于寻求突破的。最后，进入新时期，伴随着思想解放，史学研究开始回归学术本身，有些学者剥离政治因素后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涌现出了许多学术成果，使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 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它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一个环节，重要性可见一斑。例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洋洋几十万言，全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诸位作者，主要在于完成政治任务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何晓明所著《世界眼光与本土特色———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梳理，从学术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深入反思。何晓明认为， (1)关于名与实。按照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统一体，而我国的研究实践长期注重的是生产关系层面;另外，“萌芽”二字近乎文学描绘的用语，其本质是非精确、非学术的。 (2)关于史与论。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受权力的引导，先有了不可质疑的“论”，然后整理史料、充实结论，违背了历史学的认识规律。 (3)关于一般与特殊。马克思自己尚且认为他的理论不一定与其他地区的特殊情况相适应，所以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学术起点，值得怀疑。但是，作者还说了一段十分中肯的话:“回顾近60年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史，可以说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对于相关领域基本历史资料、历史过程的清理、爬梳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虽然在许多时候也发生过‘削足适履’式的错误做法，将中国史实硬套进西欧(英国)模式里去，但是，在‘削’之前，我们毕竟对‘足’做了一番认真细致的考察和分析，对它的生命机理和运动状态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全面的把握。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学人坚持本土立场、凸显本土特色的结果。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充分的理解、钦佩和敬意，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完全否定、横加指责。” 作者:宋花乐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初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区别 摘要：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的区别。由此可见，民族资本主义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资金；劳动力；市场；雇佣关系 学生在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2002年审查通过必修本）关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时，容易出现一种误解，即认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而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准确理解明清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间的关系和区别。 资本主义萌芽与民族资本主义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即以商品经济活跃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萌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但民族资本主义并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基础上逐步成长起来的。二者不能混淆。以下是它们的区别： 一、从概念上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是指农耕社会中孕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是为购买劳动力增值利润而进行的商品生产，并以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而民族资本主义是指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民族独立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所拥有的资本及民族工业。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是相对于官僚资本主义而言的。 二、从背景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后期，处于封建社会内部，由于社会分工扩大，使各自的生产品成为商品，而扩大着交换的范围。民营手工业作坊增多，市场比较繁荣，白银流通和货币关系也得到发展。这些都说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是在外商企业的刺激，洋务运动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前提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三、从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中叶以后产生并缓慢发展，但始终未能成长起来，仍是封建经济的附庸。鸦片战争前缓慢发展着。中西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差距不大，但发展的结果却明显不同，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自产生后发展迅速，16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兴起，尼德兰革命成功后出现了荷兰共和国――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却发展十分缓慢，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到清朝前期，经历了两个世纪，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始终还处于萌芽状态。为何发展结果如此不同呢？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君主的权力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如，天主教会和教皇对王权的制约、封建贵族领主对王权的制约、一些封建自治城市对王权的制约等，因此，欧洲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较，专制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萌芽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来，历代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极大地束缚了社会的进步，根本原因是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的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政策上看，西欧主要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增强国力，对内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励发展工商业对外拓展海外贸易，实行殖民扩张，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 特别是明清统治者对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如，设立众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等，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严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资金上看，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如，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圈地运动等方式，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积累了雄厚的资本。而中国的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多用来买房置地，很少把资金投入到生产领域，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缺少必要的资金。主要表现在：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工业品；地主和商人将赚来的钱大量买房置地，严重影响手工业的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设立众多的关卡。 从市场看，在欧洲，政府对内通过一系列措施，积极建立和拓展国内市场，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对外通过殖民扩张，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因此，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所需要的国内外市场十分广阔。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使得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封建地租沉重造成农民极端贫困，无力从市场上购买手多关卡，对商品征收重税，并严格限制手工业生产规模；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禁止或限制海外贸易。鸦片战争爆发时，这种萌芽就被侵略者扼杀了。正如同志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民族资本主义是在19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产生，经历了一个初步展、黄金时期、遭受挫折、日益萎缩、被改造的曲折历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两个方面：不利因素：先天不足。缺乏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人才、技术落后、规模小，市场狭小等；后天畸形。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和列强的压制与掠夺，造成民族工业在工业结构和地区分布上呈畸形发展，中国民族工业基本上是轻工业，其中有主要是纺织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合理，主要集中沿海大城市，未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三座大山的压榨。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束缚，步履维艰；动荡的政局。近代中国政局长期动荡，使民族工业发展缺乏稳定的社会环境。有利因素：列强侵华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冲击了中国落后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瓦解着中国自然经济，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清末至民国历届政府都鼓励兴办实业；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高涨，使实业救国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爱国精神是支撑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四、从特点来看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江南地区的个别行业（个别部门）如：纺织业、制瓷业等，一般规模小，采用手工操作，其主要特征就是雇佣关系。手工工场的管理者是富裕起来的手工作坊主，即“出资”的机户。劳动者是丧失了任何生产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别无生活保障，他们与作坊主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即生产资料拥有者与出卖劳力的自由雇佣劳动者的有机结合。民族资本主义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一般规模稍大，其主要特征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企业的管理者是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转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的劳动者是工业无产阶级，即来自破产的农民。 五、从影响来看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封建制度衰落的标志和具体体现之一；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总趋势，但是资本主义萌芽仅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产生，是对雇佣关系的一定发展，在整个商品生产中不起决定作用，在整个城市经济中也无足轻重，而相对于大海般的封建经济，它仅是沧海一粟，对整个社会的进程未发挥什么作用。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中国式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战主导地位。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使封建经济日益解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后，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出现了新成分，促进了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中国的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诞生并得到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发展壮大。促使了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革命的发展：在近代工业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西方的是科学知识也随之引入。在此基础上，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派，他们的主张为以后的奠定了思想基础。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成长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不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 （作者单位：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南康中学 536017）

经济形势论文: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平稳的上升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复苏步伐显著加快，带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回升。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有所恢复，商品和金融市场明显回暖。从目前情况分析，下一阶段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健康的运行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较为宽松。 一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回升 美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目前，各方面对美国经济下一步走势普遍较为乐观。这种乐观情绪是有一定根据的。从需求方面看，消费继续充当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个人消费支出今年前两个月继续明显扩张；投资从去年二季度起扭转下降局面后，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加速的重要因素。从供给方面看，在服务业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工业生产止跌回升，2003年全年增长0.2%，扭转了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下滑的情况，这是经济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标志。从目前情况分析，2004年工业继续表现良好，天然气、电力和矿业生产的继续稳步增长，延续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势头。美国今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布什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局面，以为其竞选获取有利的筹码。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没有得到控制，同时，今年前3个月物价水平连续上升，增幅分别为0.5%、0.3%和0.5%，这引发了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 欧洲经济有望好转。从一些主要预期指标的情况看，欧元区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出现回升或好转迹象。反映制造业信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今年初以来均高于50的基点，其中，关于订单和产出的评价均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标的大多数构成指标也分别为2000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的信心明显增强。近期，波兰等中东欧10个国家加入欧盟，原成员国将面临一定的资本外流和工资下降压力，整体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但由于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也会给欧盟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俄罗斯经济将继续较快增长。政权比较稳定，经济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原油价格继续处于相对高位，这些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从当前情况看，日本经济回升的动力仍主要来自出口和工业生产。日本出口在今年一季度达到14.5兆日元(约合132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12%。由于日本企业效益得到改善，企业经营情况出现好转，破产企业连续减少，这对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有利的。目前，消费尚未摆脱颓势，物价跌幅虽有所回落，但通货紧缩状况仍未完全消除。但总的来看，全年日本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也将在出口的带动下保持较快的增长。 应该说，目前世界经济的继续回升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风险已基本缓和，压抑许久的投资者信心和消费者信心明显回升，投资和消费活动重新趋于活跃，经济复苏的动力不断增强。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条件大都处于多年来十分宽松的时期，都将继续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支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主要是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长，复苏的基础还不够稳固；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仍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障碍；主要经济体在连续降息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后，政策调控余地较小；国际石油价格持续处于多年来的高位，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但总体上看，全年世界经济运行前景是乐观的。根据世界银行最新预计，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3.7%，明显高于2003年的2.6%，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4.6%、1.7%和3.1%。 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缓慢恢复 1.世界贸易在曲折中复苏。当前世界贸易总量温和扩张，2003年增长了4.7%。但从结构上看，出现了更趋不均衡的势头，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03年美国逆差接近500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强烈抬头，相继出台了大量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限制措施。这在国际贸易领域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对立情绪。最近，欧盟已开始了历史上首次针对美国的贸易制裁，相关惩罚措施主要是对美国商品征收5%的额外关税。如果这种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为大范围的贸易战，将对2004年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国际贸易领域另一件重要事件是坎昆会议的不欢而散。在此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以农产品贸易为核心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对立，导致了旨在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磋商破裂，给全球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不过，从世界经济运行情况看，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对贸易的扩大是有利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将带动整个国际市场需求的恢复。据联合国预测，2004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7.5%，高于上年的4.5%的增幅。 2.国际投资情况将逐步好转。2000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股市价格缩水、公司利润下降等，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到2002年跌至6510亿美元，比历史最高水平几乎减少了50%。进入2003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势头有所缓解，虽然全年跨国直接投资水平仍处于低位，但资本流动在亚太等局部地区重新趋于活跃。从2003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向看，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美国大幅度增加，流出略有减少，欧元区和日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均大幅减少。由于国际投资流向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关度较高，估计2004年流入美国的资本仍将增加，日本、欧洲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将有所增强。 3.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1)外汇市场。近两年，外汇市场发生了重大的结构调整。美元强势货币地位大为削弱；欧元稳步升值，受到汇市投资者的普遍关注；日元对美元呈现稳步攀升趋势，在日本央行的再三干预下仍顽强挺升，成为汇市次强货币。这种结构调整过程在2003年发展得如火如茶并延续到2004年初。但从2004年情况分析，美元继续下跌的空间有限。经过较长时间的下跌，美元当前汇价已比较充分地释放了下跌的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断稳固，美元汇价已初步止跌，下一步回稳的可能性较大；而欧元和日元得益于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也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跌，国际汇市整体上可能将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2)股票市场。全球股市在2003年完成了由弱到强的转变，全球股市的涨幅是近年来较大的一年。道·琼斯指数上涨约2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40%，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0%，法兰克福dax指数上涨约30%，日经指数上涨近20%，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约30%。这样大的涨幅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04年很难再重现相同的涨幅。但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2004年的国际股市还是谨慎乐观的。 三、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多个方面。当前国际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总体上看利大于弊。 1.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需求增长，进出口贸易恢复，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香港、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均增长很快，增幅分别达到34.5%、41.7%、23.4%、29%和31.9%。由于强势美元地位改变后，2004年美元可能在一个相对低价区域波动，因此我国的贸易条件仍将相对有利。另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国际贸易的扩大带来较为严重的障碍，我国外贸出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今年一季度，国外对我发起11例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调查，涉案金额3.3亿美元，特别是一些国家在特别保障条例下专门针对我国商品设立了一些非关税壁垒，将增加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难度，这种趋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当前国际直接投资重新趋于活跃，跨国购并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我国在此方面已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对于吸引国际购并资本将有促进作用。境外股本融资的形势也相对乐观。全球股市在止跌转升后，融资气氛已明显好转。这对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发行股票融资比较有利。2003年，“中国人寿”在美国和香港股市同时上市，募集资金达到35亿美元。2004年国内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均有意抓住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时机，赴境外融资。另外，美元贬值使欧元区和日本的投资商在我国境内采购投资品和雇佣员工的价格降低，这些也将增强我国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将吸引国际主流资本的流入，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3.其他方面的影响。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价大幅下跌，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虽然2004年美元继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没有消除。近年来，美联储连续大幅度下调美元利率，并引发其他国家跟进降息，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低位，对于我国通过调整人民币利率调控经济运行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形势论文:浅析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经济形势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 扩大内需 论文摘要：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 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述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不断扩大与蔓延，已经对我国的当前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对外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外销产品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幅度的减少，受成本激增、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一些中小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的困境，原油、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还是被各国所看好。首先，虽然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还是一直保持向上的。其次，我国政府积极地进行宏观调控，积极稳妥的推进中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开拓国内市场、及时的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以此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再次，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尽快改变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三，积极采取相关优惠措施，以资金来支持，加大大学生就业，确保就业率稳步上升。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只不过速度缓慢了而已，但对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 国际环境现状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盘踞世界首位，多数用于对美国的投资（包括持有美国的国债），国际经济形式的下滑，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近四成；全球市场萎靡及各国的保护政策以及国际市场的疲软，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大幅度的下降。 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渗透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 2、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 3、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我国市场潜力依旧很大 经济持续增长可期望。 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大开发建设正在积极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为保证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较快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与政策的扶持。 节能减排、扶持农业、灾后重建等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比如，我国将筹集约1万亿元资金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同时，近期国务院又出台了十项政策措施，目标直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到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再到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等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扩大内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 3、我国现存劳动力资源丰富，高科技人才不断的涌现使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生产周期缩短，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了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开拓占领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看，中国经济的内生机制与内在发展潜力明显。目前受影响的，多是一些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及相关行业。随着相关行业因应世界经济形势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因应国家出台的这些措施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所受的不利影响或将加速消除。增速保持平稳，符合调控预期，最新数字显示，2008年1至8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84920亿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27.4％。与2007年同期相比，增速加快了0.7个百分点。 综观今年以来各月增长情况，投资月度增速基本保持在25％左右，投资增速呈加快趋势。随着十项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实施，中国经济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将在投资与消费的推动中进一步显现。 经济形势论文:浅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欧美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持续动荡，对于处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受此影响，我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需市场惨淡、内需依旧不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内未可奏效，必将拖累已经极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换而言之，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运行充满变数。 其次，由于通货膨胀的拉动和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我国物价上涨势头明显，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从长期来看，他们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不下，从而与以收入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换而言之，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物价上涨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最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拉动经济操作后，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鉴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时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因此，在我国面临低迷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压力下，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大目标之间，我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全面评估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内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做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议。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即便仍旧维持着名义上的“积极加稳健”的经济格局，如今，其实质性内容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当前预调和微调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其对经济扩张性的操作可相对从缓。我们尚不需要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大规模扩张性的操作，如今经济形势不宜于反应过度。 其次，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复杂性的变化，但是不足以改变2011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换而言之，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稳定物价水平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最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下，即便我国经济下滑势头有所显现，宏观经济政策着重在刺激的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即在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说，不能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为代价稳定经济的发展势头。 三、结构性减税与改善民生 迄今为止，结构性减税是来自官方的正式提法。自2008年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结构性减税由积极财政政策的配角转为主角，在反危机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而易见，在变身主角的今天，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性减税。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减税，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减税与增税并行，优化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实施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七章第三节中，写入“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流转税或间接税的税制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最大，是全部税收收入的37.75%。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增值税无疑应当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它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不仅是增值税，其他税种都会迎来一场降低税负水平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改革。 鉴于当前积极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物价水平仍是我们的的重中之重。并鉴于稳定经济的增长和调节经济结构两大目标，增加财政支出的重心地带，也应当锁定改善民生，切实办好有关民生的大事。 具体而言，有关增加财政支出的安排，除了继续着眼于优化投资结构外，要把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有：支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积极落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住房工程建设等等。 可以预期，以增值税为重心的结构性减税及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增加支出的操作，将有可能在2012年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布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之路。 经济形势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形势论文:认知国际经济形势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当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时代，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功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因此，充分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经是我们的时代主题，更是提升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备知识。 在讲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以及深入了解国际经贸环境以及相关的国际事务对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性和意义。 当前世界处于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始于2008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影响仍然继续发展深化，这种形势对我国的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不容乐观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欧盟、中国等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救援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扭转了经济继续下滑的危势，使得全球经济基本上转入复苏或恢复性增长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进程中，各国情况差别很大，形势不够均衡，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良好，恢复势头明显，而美欧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则问题较多，进展缓慢。 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未来的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始终停滞不前，使世界经济也很难迅速恢复。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业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过于庞大而又疏于监管的虚拟经济饱受批评。因此，美国也提出要改进经济模式，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新能源等领域，但是这些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的增长动力还有待观察。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欧盟，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自2010年以来又发生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等国深陷其中，至今没有明显好转，严重拖累了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使世界经济的前景也暗淡了下来。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艰巨任务，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显然为我们的调整增加了难度和风险。 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使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 本次经济危机使国际贸易遭受到严重打击，2009年全球贸易额出现20%的下滑，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当前，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国内经济的目的，不断打压进口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升温，各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各国已经形成的一些经济联系将受到损害，不利于各国和世界经济的恢复。 四、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 未来一个时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对全球经济发展可能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强。 那么这种国际经贸环境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化，对我国仍然是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1、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巨大的国际市场扩大和稳定出口，为我国更多企业开创适销的外部环境；2、是有利于我国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其次，绿色产业在经历经济危机后迅速在全球兴起，为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绿色产业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要我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就可以与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步伐一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也可以从中培育出自己的新产业和新企业。 第三，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恢复进一步突显出我国扩大内需的紧迫性。目前世界主要经济提复苏普遍缓慢曲折，造成需求增长缓慢，使我国出口增长受到外需制约的境况短期内不会得到彻底缓解；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面临的贸易保护措施呈现明显增多态势，因此，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就必须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上这些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将不是短期和暂时的，它们会对我国的众多经济领域的未来带来一定不确定性，自然会对众多大学生的学习、就业产生影响。而现实是，很多学生对这些知识大多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对外部世界非常缺乏了解和理解，造成了与大时代、大环境的脱节，比如，不少学生对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都不清楚，更谈不上根据这些分析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来帮助他们把握自己的未来了。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对于学生正确认知各种社会现象、辨明不同的观点以及在各种问题上做出合理选择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学生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学习和实践，学生看问题的视角越来越新颖、越来越全面，认识问题的态度也成熟起来，不再是无知无觉或者人云亦云，进而能够做出非常理性的判断。例如，近两年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充分暴露出欧洲经济模式的长期问题，通过我和学生的共同探讨，学生对欧洲的经济形势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欧洲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对欧洲经济形势的正确认识，对学生正确理解我国经济形势也非常有利，很多学生都开始关注欧洲与我国在经济上的互动，以及欧洲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形势的影响。学生的这些变化显然是日趋成熟、理性的表现，也是全面发展成长所必须的。今后，我会在教学中继续探索，努力把真实的世界和已经融入世界的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我们的学生。 经济形势论文:新经济形势下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探析 一、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因素分析 （一）外部因素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失业率不同程度上升，严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家具生产企业的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额明显下降，企业财务风险增加。2008年中国家具出口下降1.27%， 这是多年来中国家具出口的首次负增长，其中，中国家具主要的进口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香港、英国等的家具出口额分别下降2.7%、9.5%和2.1%。中国家具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多年的出口经营中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主要依靠价格优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升值，以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优势逐渐消退。国外采购商为了压低成本，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更加低廉的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的家具生产商，将大批订单开始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家具出口下降导致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上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家具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吸引境外消费者，国内家具生产企业扩大信用销售，延长货款回笼时间，资金周转缓慢；二是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性不足，使我国家具出口形成的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坏账金额增加；三是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压力，一定程度导致家具生产企业应收账款等外币资产相对贬值。 （二）内部因素 家具生产企业的财务风险除了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之外，还与企业内部自身因素有关，如企业定位不准确、风险意识不强、财务管理水平低、资本结构不合理等。 （1）企业定位不准确。我国家具生产企业均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技术出身，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凭经验决策及主观臆断的现象比较普遍，对企业缺乏正确认识。没有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不能识别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规划及经营方针等企业定位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2）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财务风险。在实际工作中，经营管理者缺乏财务风险意识，只注重企业资金安全，没有科学的理财观念，忽略企业理财重要性。最突出的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没有领会资金时间价值、风险和报酬权衡、投资分散化及资本市场有效等基本财务管理原则，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二是存在重会计核算轻财务管理的现象，企业财务预测、财务控制、财务分析及财务评价等工作很欠缺，只是被动反映企业会计信息，没有利用企业会计信息为企业决策服务。 （3）财务管理水平低。我国大多数家具生产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统一、所有者不重视财务管理，企业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所有者自己决定，没有经过财务决策过程，使财务管理失去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财务管理主要记录企业经济活动内容，反映会计信息、应付税务部门的手段，与会计核算作用等同，不能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资产管理、财务监督，财务预算、财务决策上的功能。另外，家具生产企业普遍缺乏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不能准确理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以及财务管理的原则，难以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 （4）资本结构不合理。我国家具生产企业为了追究经济效益，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第一，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由于企业负债过多，企业利息负担重，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同时，降低企业偿债能力，可能因短期偿债能力差而导致企业破产的风险。第二，风险型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型资本结构是指流动负债不仅用于满足企业流动资产的资金需要，还用于满足部分长期资产的资金需要，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不匹配。风险型资本虽然为企业降低筹资成本，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但是导致企业财务风险加大，一旦市场发生变动或意外事件发生，就可能引起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出现“黑字破产”的情况。 二、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措施 （一）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是家具生产企业度过经济寒冬，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手段。大部分家具生产企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以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来占领市场。低成本优势是建立在低的人工成本、被忽略的环境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的基础上的，这部分隐性成本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而且有可能会刺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因此，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的中国家具生产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家具生产企业要突破这种低盈利生产模式必须实行战略调整，增加科技投入，延长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力较好的家具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差异化战略和细分市场战略。实行差异化战略时，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质量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来占领国内、国际市场；实行细分市场战略则要具备良好的环境敏感性，充分的市场的调研，以及对机会的把握。此外，企业总体战略的实现需要有财务战略作支撑，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相互匹配，充分发挥企业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的协同效果，有效控制企业的风险。 （二）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财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是通过财务风险指标体系，对企业实际财务运行数据进行预测分析，及时向管理层及有关方面发出风险预警，以便采取应对措施的一种机制。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可以预知财务风险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就能发出警告，以提醒管理层及早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根据目前家具生产企业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资料重点分析家具生产企业偿债能力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如表1所示。当家具生产企业财务指标超过预警区域范围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企业财务状况，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等级。 （三）提高财务决策水平 提高企业财务决策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引进会计专业能力强的财务人员，加强培训和会计继续教育，提高财务人员会计核算、财务分析、财务监督、财务决策等方面的能力。第二，保障会计信息质量。严格执行会计法律和会计准则规定，客观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避免会计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第三，重视筹资决策。根据企业竞争能力准确预测销售情况，确定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量，权衡各种筹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和风险，选择合适的筹资方式。第四，控制投资风险。对企业所有投资项目，必须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只有净现值大于零或投资报酬率高于企业资本成本的项目才能作为备选方案。第五，加强营运资金管理。营运资产管理重点是加强现金、应收款项和存货的管理。确定企业最佳现金持有量，充分利用企业现金资产；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控制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通过存货模型确定企业存货经济批量，降低企业存货成本。 （四）加强财务控制 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完整的财务控制体系有助于家具生产企业有效防范财务风险。第一，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保障企业财产物质安全完整。第二，重视预算管理。制定科学的预算编制计划，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第三，加强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再监督，保障财务管理制度的正确执行和会计信息质量。 （五）优化资本结构 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财务风险，家具生产企业应当从资本属性结构和资本期限结构两个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优化资本属性结构。家具生产企业在进行融资过程中，需要权衡财务风险和资金成本，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规模、融资渠道等因素，严格控制财务风险，不断优化资本结构，逐渐提高偿债能力。第二，优化资本期间结构。合理组织企业不同筹资渠道的时间安排，保持企业资本结构与资产结构相匹配，保证企业正常的现金流量，防止出现支付困难的现象。 经济形势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工农（城乡）、区域、产业、产品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改革动力不足转化缓慢、时有徘徊。而当前的经济运行，从发展的需要看问题，形势是相当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走低，从四个层次矛盾看既是阻力又是动力。我们应顺其势，借其力，加速四大结构调整，靠发展提高运行质量，以运行推动发展，避免逆调节措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只要我们抓住实质经济发展、抓住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采取治本的措施，我国经济不仅能保持目前相当好的运行态势，而且必将迎来发展态势的根本好转。 （一）、宏观经济运行走势将好于上年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 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第一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20多年来农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的70％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粮食生产并没有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甚微，致使农民和政府财政为此两败俱伤。1998年、1999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粮食积压、财政损失加重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型农业提到日程上来。这将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革。2000年从春耕开始，农业的结构调整将出现新的气象。以效益为中心，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虽然风险增加，为此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一个农民、政府双盈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必将在总量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财政的损失。农业体制实质性的变革必将加快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使农业企业化的进程。自2000年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协调的农业基础之上，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发展和运行的势头将好于近两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经贸关系走势都会比去年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消失，全球经济走出紧缩低谷，我国政府近两年成功的外交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美国和欧盟不能不正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随着中国加入wto，合作和斗争的天平将会偏重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际环境将大大好于去年。从1999年下半年起，我国的出口回升之势已令人瞩目，2000年这个势头将会保持下来。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当然有退税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毕竟为出口企业和经销部门赢得了结构调整的时间。可以预见，今年即使扣除退税的贡献，出口也将是正向增长。1999年进口的大幅增长，客观上也为出口创造了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进口增加是内需增加的一个标志，已对国内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压力，我们应把压力看做动力，借以推动结构调整，使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步伐加快。没有这个压力，国内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进出口形势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政治经济影响上看待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问题。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承担什么国际责任，而是出于本国长期、根本利益的需要。 经济形势论文:浅析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论文摘要：自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等刺激经济措施。虽然经济刺激政策确保了我国经济的稳定，但是其财政政策所配套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这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其货币政策所增加的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反而推动了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倾向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化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也会使商业银行的风险大量累积。在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形势尚未回稳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风险的大量累积和不良资产的产生。 一、引言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并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支撑着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而大量增加的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在世界经济仍未见底的情况下，这种“虚热”为我国商业银行埋下了巨大的信贷风险隐患。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刺激主要围绕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四万亿”方案。中央政府承诺承担“四万亿”刺激方案支出中的29％，其余支出则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我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银行控制了约8o％的资金，而其大多数都通过短期负债来融通长期借贷的资金需求，一旦有大量不良资产的事故发生，极有可能会引发储户恐慌性的挤兑行为，从而严重危害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曾要求商业银行支持其经济刺激政策，随后却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点应当作出调整，以应对我国的刺激经济政策可能会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 二、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经济在面临着出口疲软、消费依然低下和市场性投资乏力等几大不利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放松了对银行放贷的配额限制，并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以支撑商业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6月贷款增幅已上升到34．4％，环比于2008年上半年名义gdp增长的19．8% 2009年上半年的名义gdp只有3．8％。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季报》中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名义经济指标的增长．而这就意味着风险。实际上，世行提到的风险是指目前我国信贷规模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增量资金并未进人实体经济，反而进入了资本市场，推动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在资产价格泡沫的扩大阶段，借款者抵押资产的价值上升，提高了其获取商业银行贷款的能力，但也扩大了银行的风险敞口；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化本身就是经济“虚热”的具体表现，其经济基本面并未完全好转。当有负面冲击发生时会使资产价格泡沫处于收缩阶段、甚至破裂阶段时，抵押资产的价值就会急剧缩水，会导致资金借贷者大面积违约，如果形势继续恶化还会导致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从而影响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持续运行，是因为银行被迫放贷，而这可能导致资产泡沫重现，或产生大量不良贷款。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刺激主要围绕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四万亿”方案。中央政府承诺承担“四万亿”刺激方案支出中的29%，其余支出则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这是导致2009年前5个月商业银行放贷激增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在刺激方案的前两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为中央承诺的2300亿的项目提供1700亿元配套资金。财政部发现到4月底为止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只到位880亿元。地方政府为了弥补配套资金的不足，又必然会直接、间接地通过向商业银行借贷而融得资金。由于地方政府直、间接融资都是天生的信贷软约束，如果政府出现了偿还风险，其债务融资极有可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风险十分容易就转移到商业银行体系。目前，银监会已考虑到信贷激增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贷款损失风险，迫使其将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调至150%。另外，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等来偿还负债，因此有强烈的动机推高土地价格，从而对房地产泡沫形成显著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地方政府的直、间接融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最终又会导致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大量累积。所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伴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急剧累积，特别是房地产信贷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的明显增加。当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形势下，虽然我国其他的经济部门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这些部门的贷款规模在银行信贷总量中占比不高，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响有限。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种风险： (一)房地产信贷风险 2009年年初以来，房价上涨过快已经接近2007年投机风潮的最高值，房产市场投机风潮逐渐高涨并累积形成了投机泡沫。预期未来的政策取向上将渐渐进入一个利率上升期，利率的提升意昧着融资成本增加，这对于依靠大量融资来发展的房地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在高融资成本下投机泡沫一旦破裂，借款者很容易发生无法还款的违约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银行大量坏账产生。所以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房地产贷款在信贷资产中占比过大。据统计，我国房地产行业中的开发商建房借款和购房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有7o%以上依赖商业银行贷款，而2009年1—7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于国内贷款6524亿元，同比增长42．7%；个人按揭贷款3628亿元，同比增长78．9%。很明显，我国商业银行承担着来自开发商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的双重风险，并且风险正在累积加大。首先，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筹资金一直维持在25％一33%左右，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获取项目后，只能靠外部融资以土地或者房产作抵押，借人银行信用贷款资金来保证项目资金的需要。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中使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甚至在55%以上。由于当前房价上涨较快，房地产项目利润较大，高房价又意味着抵押品有较高的价格和变现能力，短期看来这类信款风险较小，实际上长期看来商业银行的风险实际则逐渐累积。其次，由于未经历过房地产业真正的行业周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商业银行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优质资产业务．得到了大力发展．导致按揭贷款在银行贷款中所占比重也偏大。虽然我国各商业银行对房贷申请人的把关较为严格，但由于我国银行的个人征信数据库没有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和严格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个人征信系统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和防范个人信贷风险，导致“假按揭”的骗贷行为还是经常发生。由于“假按揭”只有毫无变现能力的收入水平证明，而没有相应的抵押资产，其损失率远远大于一般抵押贷款的损失率。根据银监会进行的大规模房地产贷款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6月末，涉及“假按揭”的贷款金额达数十亿元，其中某国有银行被查机构共发放个人住房涉嫌“假按揭”的贷款占被查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的6．05%。所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还不是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业务。 (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 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中，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直接债务、或有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等地方政府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组建的不同类型公司进行的融资，其资金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银行信贷，并以地方政府做为最终信用担保人。这类公司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和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由于政府偿债资金的来源受其财政收人的限材，债务资金的回收期较长，导致相应的银行信贷风险的增大。从规模上来看，在2004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就至少在]0000亿元以上。自采取刺激经济政策以来。全国各级地方政府2008年初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已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中，地方本级收入3166．79亿元，同比下降了2．7%。经济危机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同前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与如此巨额债务的严重不对称，导致地方债务融资风险明显的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偿还风险和支付危机。如果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并将债务融资风险转嫁于银行，这些债务最终会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风险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一)严格管理房地产企业的项目贷款，注重防范“假按揭”等个人住房贷款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要深入研究判断宏观经济走势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方向，认真评估能够承受的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总量，严格控制房地产行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从而有效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业系统性风险。 对房地产企业而言，要积极做好房地产客户的结构调整，强化对开发企业资质的审查。对有欠账问题的房地产企业贷款要进行全面的清查和管理，要逐步收回资金实力较弱的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可以适当支持有良好信用记录、资金实力较强和长期盈利能力有保障的房地产企业的贷款要求。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而言，要强化审查开发项目的合规性情况，严格实行项目贷款的封闭式管理，防止信贷资金的挪用。首先，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申请，必须通过对项目基本情况的评估。要审核项目的企业自有资本金和前期销售收入的到位情况。应严格要求项目权益性资本金的比例满足35%的最低标准和项目的预售资金占2o%的要求，才能签订房地产贷款相应的借款合同。其次，严格实行项目贷款的封闭式管理并进行专户监管。贷款的发放要根据整个项目建设销售过程的进度和合同中约定的付款进度，合理安排贷款发放和资金拨付。项目资金要做到专户、专项发放，其资金只可用于该项目本身的建设，要加强与城建、土地等政府部门的横向交流沟通，严防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贷款用于缴交其他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做到专款专用。同时个人购房按揭的首付款以及项目其他销售资金也应尽可能纳入专户管理，以确保后期开发贷款的收回。最后，要根据房地产项目已经实现销售收入进度及合同中约定的还款进度等情况，督促开发企业按销售收人比例及时还贷，以收回本项目的原有贷款。针对于房地产的购房个人而言，商业银行要注重防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中“假按揭”的发生。首先，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除了应以借款人的收入水平和信用记录等作为审批贷款申请的依据外，还应要求借款人提供工资、银行对账单等难以造假的收入水平证明材料。同时，我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系统”也应完善升级。原有的系统可以增加一些能多角度反映被征信人社会信用情况的信息项目，如公积金缴纳和交通违章记录，也可以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基于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信用等级评估系统，从而更好地辅助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最后，应利用法律手段严厉追究信贷个人“假按揭”的相关法律责任，增加造假者道德风险的法律成本，以减少个人按揭贷款骗贷事件的发生。 (二)全面清查涉及地方政府的信贷，大力推动政府融资行为的市场化 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信贷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直接由政府出面向商业银行贷款，有的由地方政府组建的公司进行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等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致使地方政府贷款在总量测定以及管理方面具有较大难度。涉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信贷，尤其是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等债务信贷，一旦发生坏帐后，其责任不好追溯，很难用司法手段处理。鉴于此，商业银行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做全面的调查和认定。首先，各商业银行需要对地方政府贷款进行清查，测定出其总量和结构，然后按照显性、隐性、担保债务和政府直接债务登记作分级管理，并找出债务的责任人，共同制定出符合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偿还机制。对于有的地方政府债务责任人的主体不明确，且发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有效清偿的情况时，应联系相关上级部门和监察部门，共同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其次，对地方政府融资实行更审慎的风险管理举措，包括对项目资本金的严格监控，对偿还能力的深入分析，控制发放打捆贷款。重点跟踪不同地方政府的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把握其还款能力和贷款风险。通过上述措施掌握最新的贷款信息，对于不同状态的地方政府贷款采取监督、限制、催收等方法预防损失的产生和加剧，进而达到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 另外，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给商业银行系统带来的压力和风险，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公债发行资格并配以市场化的预算约束机制。首先，在当前信息严重不透明的状态下，应推动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信息公开，转变为合乎市场化规定的显性债务，以利于商业银行对原有债务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追溯相关责任。其次，还应大力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举债。从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看，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筹资建设的项目，由于有市场约束机制的约束往往有相对高的透明度及相对严格的自我约束。据悉，2009年国务院已同意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由财政部，列人省级预算管理。显然这种融资方式在减轻商业银行的压力和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风险。 经济形势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摘 要】本文试图对世界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对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进行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 对中国 影响 一、世界经济形势 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2008年世界经济面临次贷危机、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最近各研究机构纷纷调低了预期经济增长指标。200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从2007年7月时的5.2%下调到4.1%，下调了1.1个百分点；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均下调至1.5%；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6%；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0%。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风险加大，但不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之间周期的非同步性决定了全球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2．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9.11”以后，为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实施低利率政策，导致不动产价格攀升，继而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从2004年6月开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至2006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最终被提高到5.25%，导致房地产需求下降，价格回落。同时，因为债务已经超过了房屋的实际价格，拖延还贷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款。美国住房市场的急剧降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学术界有这么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有评论认为，美国这次经济衰退将比1991年、2001年的衰退历史更久，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第二种看法，认为对美国经济的估计不必太悲观。从长期看，美国经济结构比较稳健，目前所面临的只是一些短期的不确定因素。第三种看法，认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第四种看法，认为以美国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需要重新考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使命。第五种看法，认为短期内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中长期经济走势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利率政策、注入流动性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措施进行市场干预，这些政策会阻止次级贷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但中期内大量注入流动性与降息使通货膨胀风险加大，长期内将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 3.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分析 关于原油价格高企，油价已不单纯是石油供需关系的反映，而是世界地缘政治、外交关系的晴雨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衍生物。近期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美国原油库存的变化；（2）石油产量的变化及产油国政局的影响；（3）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4）全球通胀与美元贬值；（5）对经济增长的预期；（6）经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导致对原油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等等。石油价的确定，既受供求关系影响，又受金融投资影响，还受预期影响。研究显示，石油市场是一个信息无效市场。这意味着，石油价格并非随机游走的。目前，金融投资是决定石油价格的主导因素。国际上的金融强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石油价格的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关于油价走势，，持续6年的弱美元局面可能于年内改变，相应地，高油价、高金价状况也会改变，国际大宗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的走势可能不会延续太久。这是因为尽管弱美元有助于提高其国家资产负债的质量，但从战略上说，强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长期实施弱美元政策，一是降低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二是使俄罗斯获益；三是激化了美、欧矛盾。投机与欧佩克（opec）理念的转变是此轮油价上升的主要动因，但全球经济减速短期内将不支持油价大幅攀升。油价走势在短期内不排除继续创出新高的可能，但需求面不支持油价上涨；中期看，新兴市场经济对石油需求的稳定增长与opec理念的转变，使油价仍然维持在高位；长期看，油价走势将取决于替代能源的开发进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1）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下降。有关分析认为，外部环境“趋冷”，使中国内部经济自动“降温”。如果宏观调控过度紧缩，容易形成“超调”。（2）货币政策加息空间很小。中美货币政策具有不同取向。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中美利差的扩大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入中国，加剧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加息空间被一再压缩。 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减速的程度。根据测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因此，2008年要警惕出口增速下滑，但一些行业的生产性投资依然过快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 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求资源的紧张甚至限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其中不排除某些国家有压制中国的战略思维。在获取世界重要资源方面，中国今后还会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中国也应审时度势，更加理性地分析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克服急功近利的情绪与做法，避免当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不成反而形成被动局面的事情再次发生。实际上，中国不必过分沉重地背上资源的包袱，毕竟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基调。同时，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寻求海外资源应当更加理性化、策略化，多采用民间资本包括海外华商资本的形式，实现资源主体的多元化。 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经济形势论文:浅谈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 经济 形势; 金融 危机 ;g20峰会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使得各国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为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各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达成多项共识,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缓解经济衰退。本文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指出g20峰会上提出的应对措施的积极作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给各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目前已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例如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便是很好的明证。在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多项共识,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 一、当前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可谓造成影响的范围非常广;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可谓造成影响的程度非常深。 (一)美国的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因此给美国造成的影响也最为严重。首先是美国金融业遭受史无前例的打击,这种打击宣告着是美国华尔街投行时代的结束。举世闻名的华尔街五大投行目前处境惨淡: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由投行转为传统 银行 控股公司,这些都标志着一个高杠杆金融时代的结束;其次是美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我们可以从美国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数据中窥见一斑: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降6.1%,比上一季度萎缩6.3%略微缩小,但从去年三季度下降0.5%至今,累计下降12.9个百分点的幅度,已经刷新了大萧条以来连续下降幅度的纪录(此前最高纪录为1953年三季度至1954年一季度的累计下降10.6个百分点)。这就无怪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要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并将引发经济持续衰退和动荡。 (二)欧洲的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由美国向全球 传播 ,并且在欧洲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因此欧洲银行业首当其冲,已有多家大型 金融机构 陷入 财务 危机。传统上,欧洲的银行业以稳健著称,但近年来,受美国金融业发展模式影响,在国际 市场 上活跃的欧洲大型银行纷纷提高财务杠杆率,并大量 投资 于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衍生品,以博取高收益。这种与美国相似的 金融发展 模式使得欧洲银行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遭受巨大损失。据bloomberg 统计 ,截至2008年年末,欧洲银行共提取次贷相关减计和损失24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金融机构减计总额的一半,且损失主要集中在大型银行。英国央行也在每半年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这次英国经济走向衰退的严重性将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当,预估英国六大金融机构可能损失1300亿英镑。这个金额已远远超出政府宣布的500亿英镑援助方案。 另外,金融危机也敲响欧洲实体经济衰退的警钟。全球金融动荡已显著改变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基本面迅速恶化,失业率已增至7.5%,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季度甚至年度的经济零增长。目前,imf已将欧元区经济增长今年预测值由1.2%降至0.9%。 (三) 3.就业形势严峻。 经济 增速的放缓势必影响就业。一方面是城镇新增就业减少,今年1-2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2008年年底有10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而2009年又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 4.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据4月9日 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1.2%,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6.0%,这是cpi和ppi同比增速连续第二个月双双为负。 经济学 家们普遍认为,代表居民生活 成本 和企业原 材料 成本的cpi和ppi数据持续为负,应被视作是宏观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征兆。

世界农业论文:中国引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事业蓬勃发展 10年来在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组织下，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GIAHS）取得了丰硕成果，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在32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占了11个，位居世界第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驻蒙古、朝鲜、中国代表PercyMisika10月13日在浙田举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总结及‘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授牌十周年纪念会”上致辞并高度评价说，“中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构建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引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十年磨一剑，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探出新路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重大行动，旨在发掘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财富，探索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2005年，粮农组织在6个国家选择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我国的“浙田稻鱼共生系统”经农业部推荐、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和联合国大学技术支持，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第一批保护试点，并于2005年6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授牌的遗产地。经过10年探索实践，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趟出了新路，成为GIAHS保护的的世界样板；在青田的带动下，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福建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陆续入选GIAHS名录；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凸显，农民文化自觉性与保护积极性显著增强，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在成为研究传统生态农业的“实验室”，展示传统农业文化的窗口，生产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基地，开展生态文化型旅游的目的地。 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发展 为建立一个全方位、立体性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农耕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部确立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指导思想，在中科院等有关专家的支持下，构建了政府主管、科学论证、分级管理、多方参与、惠益共享的管理机制；于2012年率先在国际上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目前已分三批公布了6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出台多项措施，在国际上率先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成立了由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建立了GIAHS工作经验交流制度；探索了行之有效的动态保护途径，在有效保护传统农业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景观、农业民俗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通过农产品和特色食品加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拓展了农业生产功能和发展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为遗产地带来显著的经济、生态和效益，让遗产地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成功的实践者。” 搭建平台强化科技支撑，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战略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复杂的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多学科、跨领域、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在全球环境基金、农业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专项、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环保公益项目、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的支持下，10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资源所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开展了包括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效应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功能及多重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生态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旅游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基础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完成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及文章；搭建起了系列平台，倡导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学科领域的发展与青年人才的培养，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队伍；完成的咨询报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学普及工作。10年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科研成果丰硕，既有效支撑了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引领了国际GIAHS保护理论研究。 中国经验走出国门，提升了影响力、话语权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在遗产申报与管理、科学研究与成果推广、政策融合与机制建设、学科发展与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经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11年李文华院士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GIAHS指导委员会主席，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闵庆文研究员于2013年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颁授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获奖人。我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相关制度的决策参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借鉴，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了粮农组织开展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使中国的经验辐射到越来越多的国家。2014年6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署了“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GIAHS工作合作协议，农业部于2014、2015年连续举办了两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有30多个国家的60人次到我国学习考察，促进了更多国家加入GIAHS保护行列。在农业部的推动下，2014年召开的APEC第三届农业与粮食部长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北京宣言》强调，要“加大各经济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正是在中国政府等的强力推动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一项重要工作。10年来的发展，中国为推动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成为我国农业国际合作的一项特色工作和农业对外交往的一块“金子招牌”。通过GIAHS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国际合作的影响力、话语权、主动性。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各国的有机农业 美国――科技挂帅 据统计，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购买有机产品，即使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要贵得多。为了研究出新的、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有机农场主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和时间，美国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都投入了很高的科技研究成本。美国还成立了农业调研服务组织（AgriClllturalResearch Service，简称ARS），它的最主要任务是研究更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关于农场的科技问题。美国的农场主们只要付钱给专门的农场顾问公司就可以了。田里应该留些什么草、养些什么虫，根据农场的情况要深耕还是浅耕，顾问公司都会在调查研究后给出答案。虽然有机农业成本昂贵，但是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农民乐此不疲。 印度――回归原始种植 直到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才知道什么是化学肥料，在此之前，无论是杀虫剂还是肥料，他们都是从动植物身上取得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发起了“绿色革命”，大量引入经过基因改良的种子、化肥、化学农药。化学农业带来的恶果，让现在的印度农民和消费者都渴望回归到有机农业时代。和欧美发达国家提倡的开发、利用新科技进行有机种养的方式不同，印度对于有机农业的概念就是――复古。他们用牛粪，用原始的种子，不用化学驱虫剂。 英国――王子示范 英国查尔斯王子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1986年，查尔斯将自己的农场“公爵之家农场”（Duchv Home Farm）从普通农场改成有机农场，亲身示范有机农场在环保和商业上双赢的可能性。20年过去了，查尔斯的农场运作十分成功，为英国的农业有机化树立了很好的榜。农场是商业经营的，并推出了“公爵原作”系列食品。农场出产的蔬菜也对外出售，而农场的有机羊肉就会供应伦敦著名的丽池大酒店（Ritz）。如今，农场每年的盈利约100万英镑，均全数捐给慈善团体。除此之外，查尔斯本人还是“珍稀品种留存信托”的赞助人，很多英国农民舍弃的物种，在查尔斯眼中都是宝贝。有时，查尔斯甚至让农场专门开出一小块地来种植一些市面上不售卖的品种，只为保留这个物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基因。 土耳其――有机出口 土耳其气候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让他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近年来，土耳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承认，土耳其的有机农场都按照出口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认证，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源，土耳其的出口商严格按照出口国的法律和市场法规、市场要求办事。这都让土耳其的有机食品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2007年，土耳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而土耳其农产品在瑞士、美国、比利时、瑞典、日本、南韩等国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 意大利――葡萄也有机 在有机食品越来越风行的欧洲，葡萄酒的有机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意大利的有机葡萄园种植面积是全欧洲最大的，足有3.4万公顷，几乎是整个欧洲有机葡萄园面积的一半。钟情有机葡萄酒的欧洲人相信，酿酒的方法不是决定葡萄酒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酿酒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当这些方法搬到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因此，要种出最好的酿酒葡萄。 就必须是当地的、原始的种子，再配合当地的气候、水源，才能种出最好的葡萄。而在种植葡萄的时候，如果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不仅对葡萄不好，还会影响当地酿酒的水质。导致酿出来的酒不够纯净，而且，非有机酒的亚硫酸盐含量要比有机葡萄酒高出近一半，而亚硫酸盐正是引起酒后头痛的元凶之一。为了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有机葡萄园会引入一些益虫或者植物来驱赶害虫。 世界农业论文:蔬菜立体栽培带你进入神奇世界 第三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已在昌平落下帷幕。作为国际都市型现代农业盛会的总策划――中国农业大学富通公司，除了为这场盛会注入优新奇特的瓜果蔬菜品种之外，还示范了更吸引人眼球的、千奇百怪的、颠覆传统农业种植理念的农业高科技，不仅小编看得目瞪口呆，许多前来游玩的大妈大爷们也赞不绝口，直呼现在的科技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下面，小编就如数家珍地为大家展示一下。 叠碗式栽培 叠碗式立柱栽培设施结构简单，即碗形种植容器串叠而成，碗内灌注基质即可用于种植，柱芯管为直径25.4mm的镀锌钢管，配合给回液管路设施即可。立体栽培设施可用于各种草本蔬菜、花卉的立体栽培。 悬挂气雾培 雾培又称气培，它不用固体基质而是直接将营养液喷雾到植物根系上，供给其所需的营养和氧。悬挂气雾培采用常见的PVC管做栽培容器，将植物栽到管上，茎和叶露在管外，根系悬挂在管内。通过每隔2～3分钟向根系喷营养液几秒钟，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 一茄多果技术 采用嫁接技术，在同一株茄子上嫁接不同品种的茄子，或者在一株茄子上嫁接不同类的蔬菜品种，如辣椒、番茄等，经过特殊的养护，让同一株茄子上结出多种不同的蔬菜果实。 抱柱式栽培 抱柱式立体栽培设施由“1/4圆弧形”种植盒、“1/4圆弧形”连接盒、固定螺丝螺母、内支撑骨架、给回液管路等组成。 螺旋仿生立柱式栽培 螺旋仿生立柱式水培设施由柱体固定装置（底部或顶部）、六瓣型种植盆、配套屉型定植盖、七孔定植盖、水培定植杯、柱体串叠轴管及液位控制小管、供回液管路等组成。 浮板栽培 采用栽培床内设浮板栽培植物，使栽板漂浮在营养液上，为培养湿气根创造丰氧环境。解决水气矛盾，确保停电时肥水供应充足和稳定。 岩棉椰糠复合基质高效栽培 椰糠是椰壳加工后的废料，价格便宜，理化性质优良，性能稳定，可作为蔬菜新型无土栽培基质。岩棉用于蔬菜栽培基质，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利用岩棉作为基质育苗，结合椰糠栽培基质，能避免瓜果类蔬菜栽培过程中伤根，通过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技术，可实现瓜果类蔬菜工厂化生产，达到高效、优质、高产的目的。 倒挂栽培 倒挂栽培是一种新型无土栽培方式，采用基质栽培，适用轻质蔬菜、花卉等的栽培，可用于家庭、观光农业或大规模商业化栽培。倒挂栽培，属于一种空间栽培，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将无土栽培装置悬挂，该无土栽培装置底部开有一个孔，孔的直径不宜过大，因为孔径过大不利于保持基质。 深液流密植栽培技术 属于深液流水培的一种，适宜栽种各种叶菜和部分果菜，水培箱在地面或架子上铺设，安装简单方便，也便于操作。它具有设施建造容易、适应种植的植物种类较多、养分利用率高、对环境污染轻、管理方便等优点。利用深液流栽培的蔬菜生长旺盛，病害少。 竹艺A字架栽培 A字架栽培的一种，A字架式基质栽培使得基质栽培立体化种植得以实现，可根据种苗的大小调节栽培间距，实现“小苗密布，大苗均植”的目的，采收、定值、管道清洗、杀菌消毒均可以进行单管道作业，空间利用率可提升2～3倍。这种栽培模式适用于大部分瓜果蔬菜。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提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但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农业的科技支撑不足，距农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本文从世界各国角度分析不同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从而可以借鉴到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关键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启示 一、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农业发展阶段和程度也有差异，与此同时，地理自然环境也完全不同。为了匹配本国的实际情况，各国形成了不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纵观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府农业部门主导类型。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农业部门领导和实施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推广人员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将农业科技传播给基层农业生产者，保障农业生产中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转化。 面积较小的国家只需通过中央政府的农业部门就可以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如希腊、荷兰、英国、挪威、比利时、泰国、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等。面积较大的国家则同时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部门才可以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我国农业部设立了推广局和推广站，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的领导、管理、组织、实施等工作，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也设有服务于当地农业发展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保证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以农业科技研究教育机构为依托类型。许多国家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起来，进行统一领导，实现三位一体。在当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科研选题，注重市场的需求和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性，使得科研成果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和商品化潜质。与此同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商品化、资本化等一系列转化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性政策，促进科研、教育、推广转化三位一体化结合逐步成熟；各国的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也设立机构，进行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技术咨询、承包和转让等，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 （三）非政府性质的农民组织参与类型。很多国家出现了一些隶属于协会或者宗教的农民组织。英国、法国、丹麦、冰岛、塞内加尔、中国台湾等都存在负责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农民组织。这些农民组织与政府无直接关系，不需接受来自政府的任务，其推广内容和推广项目自行决定，而这些推广的信息更加贴近农民的兴趣，推广的技术可以更容易地被农民掌握。 （四）以大型农业企业为依托类型。很多国家的大型农业企业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多贡献。例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一直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并且收购了许多种子公司，美国的种子公司已经逐步取代了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所在育种方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以大型农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业科技基地建设和农副产品经营的模式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涌动出现。这些大型农业企业内部设有科研部门，企业投入科研资金，引导科研项目，控制科研进度和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并从中获取收益。这样，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重合，避免了从科研到产业化中一系列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投资风险也相应变小，是理想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五）农业高科技园带动类型。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农业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出现较多，它以先进的高新技术和农业设施向人们展示创新性的生产模式。农业高科技园区主要包括示范农场、假日农场和农业试验站。农业高科技园区是由政府划出一定区域，由政府推动完成的。农业高科技园区通常坐落于农业科研力量较强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农业科技成果进行集中研发，形成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和生产基地，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科研效率，并最终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资产化、产业化，甚至国际化。农业高科技园区通常会有政府的优惠政策，会吸引企业和金融业与之建立合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走入市场和实际的农业生产中。 二、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启示 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农业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模式。每一种模式兼具优势和适用条件，但都旨在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质量，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转化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而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一）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努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项目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需要根据市场来判断产业化的方向、时机、进度和规模。美国和日本就是抓住了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给本国的农业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美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强大的市场意识使得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应用到农业产业的整个过程都精准地抓住了市场需求，使农业科技成果发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崛起就是得益于高新技术。在农业方面，对具有市场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遴选，使得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整个国家也被科技改变了命运。 （二）政府需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政府对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措施主要有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在资金支持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投资数额高风险大，直接影响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政府应积极加大投资力度，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链条。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在农业技术领域有较大的资金投入，也带来了相应的农业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需要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农业产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美国和德国都通过法律导向和政策导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把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起来。科研、教育和推广三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在我国，农业部管理部属的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省政府的农业部门管理省属的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农业行政部门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这种状况不利于科研、教育和推广工作的工作衔接，加大了整个过程的人力资本、时间成本和成功风险。政府需要将科研、教育和推广部门紧密衔接起来，将会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四）提高推广人员素质，鼓励人才扩散。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主要来源于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研究人员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缺乏实践经验，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主要由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负责，推广人员具有较多的实践经验但无法对科技成果的技术精通。政府需鼓励人才扩散，支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亲身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并且对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对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掌握程度。英国、美国和德国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示范。 （五）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风险资本市场。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投入生产产业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除了政府投入外，还需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供给。尝试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渠道进行融资，推广机构也可以通过有偿服务来解决资金难题。农业科技成果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技术资产，若能从风险资本市场融资，不仅解决了资金困难，还会带动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 （六）完善中介机构，多元化组织推广。科技中介机构是连接农业科技成果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技中介的基础是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科技创新研究提供支撑性服务，为科技研究主体和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完善实体的中介机构，更要多元化中介形式，比如网络中介平台，等等。通过中介，完成对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和指导推广工作。 世界农业论文:创造世界奇迹的荷兰农业现代化 荷兰是一个欧洲小国，只有1600万人，国土面积4万平方公里，约为我国江苏省的2/5，农业劳动力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 荷兰农业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荷兰农业奇迹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合作组织等等诸多方面，也得力于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简要地说，荷兰的农业政策可以归结为3大块：一是投资于人的素质的“人才战略”；二是增强农场生命力的“结构政策”；三是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荷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和鼓励创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分散经营的农场主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各类产业、企业、产品的优势可以综合成整体竞争优势，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建立高效率的知识创新系统 现代农业高生产率，头等重要的是具有现代技能的农民。提高农场主的整体素质，在荷兰已有上百年的传统。荷兰政策把对“人”的投入放在首位，进行高强度的投入，从而建立起了高素质的农场主群体。这是荷兰政府发展高效农业最重要的战略――“人才战略”。 荷兰的农业知识创新系统，被称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国家的全国教育和研究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19%（2004年），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部门，充分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农业相关的科研、推广和教育，由农业、自然及食品质量部（以下简称“农业部”）统一负责；该部向“科学和知识传播”的投入，每年又占全部预算的2/5。荷兰农业研究、推广、教育“三位一体”，给荷兰农业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荷兰还有各种企业、实验站等为主力军的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 早在1876年，荷兰就成立了国家农业学校，把原有的中等农校和研究站改建成国家的农业科学中心，使农业研究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在育种和温室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荷兰的义务教育始于1901年，所有农民的孩子（包括雇工的，年龄从5岁到16岁，）必须上学，完全免费。中级职业教育分2～4年不等，青年农民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其他工作必须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干中学”，学校听课只占10%，主要是与农场主一样地干活，差别只是可以得到辅导老师的帮助而已。一般来说，年轻农民刚工作，手里就握着两张资格证书。农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不但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为部分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其他产业就业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可以说，通过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民投资，是国家对农业最有效的支持。 实行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的政策 荷兰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体现在对农业（作为“产业”）的保护（如执行欧盟的价格政策）只是一个方面，而重大意义的是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增强农业的活力。这是荷兰农业的“结构政策”。 农场主是荷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一种“推力”，促使生产率较低的农民不断流向其他产业。农民离农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动态过程。 荷兰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农业以外各部门转移，导致农场总数的不断减少。荷兰的农业部门是一个有活力、高效率的动态系统。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在“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农场数量不断减少，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1980～1999年，荷兰农场数量从14.5万个减少到10.2万个，同期农产品的净出口值却从44亿多美元上升到142亿多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大大增强了荷兰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形成高效率的产业链条 荷兰1/4国土处于海平面以下。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都要团结起来抵抗洪水的侵袭。善于团结协作成为荷兰农民的美德。 荷兰农民有一种共识：单个农民的经营规模再大，在市场面前总是渺小的；依靠合作社，分散的家庭农场能够“变小为大”。这种良好的互信关系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荷兰学者认为，团结与协商是荷兰“经济秩序的支柱”。 在荷兰农业发展中，农民的合作社和各种协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荷兰的农民合作社主要有：购买投入物的合作社、销售产品的合作社、加工合作社、信贷即荷兰合作银行。因此，农场主可以安心生产，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减少市场风险。合作社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扩大经营、做好服务、扩大规模来增强竞争力。例如合作银行，它虽然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但是它仍然以农业为本，是农场主扩大生产的金融后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通过不断改进技术，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荷兰增加农产品出口额的重要“诀窍”。合作社大大免去了农场主寻找客户的麻烦，还能够从企业的销售额中按比例返还利润，增加收入。 荷兰还有许许多多的“行业协会”、“商品协会”等组织，以加强农场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行业协会是横向组织，包括某一部门（如花卉）所有的农场；商品协会是纵向组织，包括在一个生产链中的所有农场和公司，即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零售商。此外，农场主还建立了各种技术性组织，在沟通信息、教育、研究和推广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推行“大进大出”战略 几百年来，荷兰一直以“贸易立国”而闻名于世。荷兰农业的外贸依存度一直比较高，以“大进大出”为特色。荷兰农业是名副其实的“创汇农业”。随便问一个荷兰的农场主，他都明白自己的产品将出口到哪个国家。因此他一开始就能够按照国外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 荷兰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除了面包用小麦等有限的几种外，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确保畜牧业和加工业的需要。各种原料农产品在荷兰经过多次加工（畜禽饲养可以看作对种植业产品的第一次加工）后，附加值大幅度增加，为荷兰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说，企业的目标非常明确：“大进”，就是为了更好地“大出”。 出口依存度高，意味着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一个小国来说就更是如此。要避免这种风险，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准确把握世界市场的脉搏，随时信息，指导有关的农场、企业及时进行调整。遍布世界各国的荷兰大使馆农业处（40多个）是进行农产品市场调研的能手。他们为国内的农场、企业及时提供各种商业信息。荷兰各类行业组织、协会等也各显神通，工商企业对参加世界各地的农业展销会、博览会等等也特别踊跃。荷兰出口依存度虽然高，但是它出口的增长却比许多大国还稳定。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荷兰农业的特点是高度集约化，大量施用肥料和农药。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自然、环境、食物安全表现出空前的关注。随着欧洲农业政策的变化，环境政策对荷兰农业的影响日益凸显了出来。根据欧洲环境立法的要求，荷兰加强了对农用地肥料用量、牲畜排泄物数量的控制。1989年，荷兰农业部等4个部联合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计划”，要求从结构调整、总量控制、畜粪排放处理3方面控制对环境的破坏，并且通过筹措资金和设立新的税种两个方面来保证计划的实现。 国家通过立法、政府计划和税收等强化了对环境的保护。除了把土地划分为农用（绿色用地）和“非农用”（红色）外，制订了农业生产方面的重点政策：控制农用化学品（化肥、农药）的使用，防止水体和土壤污染；加强厩肥的无害化处理，控制氨、磷的释放量；促使不宜农作的土地退耕，改作自然保护或户外娱乐活动的场所；建立由核心地区、自然开发区和生态走廊组成的国家生态网，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国家实行了相应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未来的企业”为发展目标，开征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如“燃料税”和“过量肥料税”，同时鼓励发展可持续的生产体系、动物福利和从事“绿色”的经济活动。环境政策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准绳，生产者及产销各环节都要在市场上通过环境质量认定（如“生态产品”或类似的认证）显示自己的特色，以提高其产品的身价。 与此同时，国家投资的“围海造田”也被终止。在1970年以前已经形成的大片“圩田”，基础设施良好，土地平整，国家通过竞标选拔合格的中青年农场主，让他们来经营这些圩田。其他湿地不再开垦，供水生动物栖息、繁衍，保持自然原貌，供人们休闲、娱乐，使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各国的有机农业 全球约有140多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有机农业，全球有机耕作面积占农业生产面积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列支敦士登（17%），第二位是澳大利亚（11.3%），中国仅为0.06%。虽然我国有机食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美国――科技挂帅 据统计，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购买有机产品，即使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要贵得多。为了研究出新的、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有机农场主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和时间，美国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都投入了很高的科技研究成本。美国还成立了农业调研服务组织（AgriCllltur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ARS），它的最主要任务是研究更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关于农场的科技问题。美国的农场主们只要付钱给专门的农场顾问公司就可以了。田里应该留些什么草、养些什么虫，根据农场的情况要深耕还是浅耕，顾问公司都会在调查研究后给出答案。虽然有机农业成本昂贵，但是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农民乐此不疲。 印度――回归原始种植 直到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才知道什么是化学肥料，在此之前，无论是杀虫剂还是肥料，他们都是从动植物身上取得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发起了“绿色革命”，大量引入经过基因改良的种子、化肥、化学农药。化学农业带来的恶果，让现在的印度农民和消费者都渴望回归到有机农业时代。和欧美发达国家提倡的开发、利用新科技进行有机种养的方式不同，印度对于有机农业的概念就是――复古，他们用牛粪，用原始的种子，不用化学驱虫剂。 英国――王子示范 英国查尔斯王子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1986年，查尔斯将自己的农场“公爵之家农场”（Duchv Home Farm）从普通农场改成有机农场，亲身示范有机农场在环保和商业上双赢的可能性。20年过去了，查尔斯的农场运作十分成功，为英国的农业有机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农场是商业经营的，并推出了“公爵原作”一牌系列食品。农场出产的蔬菜也对外出售，而农场的有机羊肉就会供应伦敦著名的丽池大酒店（Ritz）。如今，农场每年的盈利约100万英镑，均全数捐给慈善团体。除此之外，查尔斯本人还是“珍稀品种留存信托”（Patron of the Rare Breeds Survival Trust）的赞助人，很多英国农民舍弃的物种，在查尔斯眼中都是宝贝。有时，查尔斯甚至让农场专门开出一小块地来种植一些市面上不售卖的品种，只为保留这个物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基因。 土耳其――有机出口 土耳其气候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让它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近年来，土耳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承认，土耳其的有机农场都按照出口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认证，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源，土耳其的出口商严格按照出口国的法律和市场法规、市场要求办事。这都让土耳其的有机食品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2007年，土耳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而土耳其农产品在瑞士、美国、比利时、瑞典、日本、韩国等国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 意大利――葡萄也有机 在有机食品越来越风行的欧洲，葡萄酒的有机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意大利的有机葡萄园种植面积是全欧洲最大的，足有3.4万公顷，几乎是整个欧洲有机葡萄园面积的一半。钟情有机葡萄酒的欧洲人相信，酿酒的方法不是决定葡萄酒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酿酒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当这些方法搬到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因此，要种出最好的酿酒葡萄，就必须是当地的、原始的种子，再配合当地的气候、水源，才能种出最好的葡萄。而在种植葡萄的时候，如果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不仅对葡萄不好，还会影响当地酿酒的水质。导致酿出来的酒不够纯净，而且，非有机酒的亚硫酸盐含量要比有机葡萄酒高出近一半，而亚硫酸盐正是引起酒后头痛的元凶之一。为了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有机葡萄园会引入一些益虫或者植物来驱赶害虫。 世界农业论文:比尔·盖茨:中国农业创新可为世界做出贡献 2月12日，比尔・盖茨在墨西哥接受专访时表示，2008年开始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培育绿色超级稻，盖茨基金会提供为期三年，1 800万美元的资金，改良中国的“绿色超级稻”并引入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项目若顺利推行，非洲的农业产量将翻番，”盖茨说，“我们希望在中国国内的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三方的合作――贫困国家，中国和我们――但我们有信心将其顺利推进。” 盖茨认为，尽快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经历了绿色革命，农作物产量得到较大提高，但农业仍面临种种问题：对种子改良的研究投入仍然不够，农作物产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的农产品病虫害出现，全球变暖影响下旱灾日益频繁，而绿色革命中化肥的大量使用污染了土地，影响了土地产出的可持续性等等。 全世界70%的最贫困人口是拥有小块田地的农民，而在提高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努力中，比尔・盖茨认为中国的经验和创新可以为世界所用。盖茨基金会对农业项目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从每年3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5亿美元左右。捐赠受益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亚，大部分是为从事小规模（2公亩以下）生产的贫困农民。“贫穷国家缺乏大型农场，农民也没有资金来购买机械。幸运的是，（借助改良种子）大部分主食农作物即使在小块农田中也能获得高产，并不需要依赖机械化，”盖茨说，“世界上许多工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采用正确的考量方法，或是对结果进行考量的投入不足。” “要提高慈善组织的效率，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所取得结果的考量标准，”盖茨说。“与企业相比，政府和慈善组织面临共同的挑战，都没有基于盈利能力的直接反馈机制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但很多事情唯有慈善能做，商业部门做不到，甚至政府也做不到。” 世界农业论文:树立世界眼光 推动贵州农业 由14个县(特区)党委书记和省直相关部门的同志共l8人组成的贵州省贫困县主要领导现代科技农业管理赴欧洲培训班,已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学习归来,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在基本了解了欧盟各个时期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现状,以及扶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措施和效果后,我们更加明晰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优势和长处、更加找准了自身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我省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山区农业省份,尚处在工业化初期,城镇化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加快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 结合实际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比利时北部及荷兰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农产品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按定单生产,实行产供销一体化。荷兰仅4.3万平方公里土地,花卉出口就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量的60%,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我省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立体型气候的组合优势,对于发展立体型生态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科学编制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特色主导产业,推动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规模化生产为抓手、以产业经营为方向,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生态农业;以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以工业手段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帮助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尤其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要实行一厂一策、精细化服务,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壮大“永远不走”的经纪人队伍和农产品生产、营销大户,使其成为调整农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体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拓宽销售渠道,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着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科技、加大投入。通过对西欧现代农业的考察,我们感到,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存度正在提高,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主的传统要素投入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正在增大。我们要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加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注意引导农户、企业和科研院校通过股份合作、要素重组、资本聚合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建立集科研、教学、生产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应用力度,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增强环保服务意识 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在培训考察中,让每一位学员感受强烈的是,无论是欧盟还是比利时的官员、专家或农民都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尽管是冬天,每个地方都没有裸露在外的土地,到处绿草成荫,全面实现了“绿色过冬”。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各级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都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生态农业的推广既没有通过行政手段硬压,也不是仅靠经济刺激拉动,主要还是靠试点示范、服务引领,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最佳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稳定了农产品市场。培训班到每个单位和部门学习考察,他们不搞迎送,直入主题,接待方式简单又不失礼节。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让科学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导群众自觉珍惜环境、爱护环境。进一步加强宗旨教育,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方式,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加强对外交流 推动“三农”工作 领导干部对外考察学习是借鉴先进经验、培养创新思维、树立世界眼光的重要形式。集中组织领导干部到发达地区培训学习,是省委组织部多年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本次组团培训,让我们超脱于繁琐的工作事务,静下心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经验,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条件分析研究发展现代农业问题,使培训更加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议今后继续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县委书记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促使其更加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开放的态度、先进的理念、务实的作风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核心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国际法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国际法研究影响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际法思想中所体现的法学研究方法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领域内主要表现为: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决定不同性质的法，经济制度的变迁决定法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及各阶段主要的性质和特点。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近代国际法就是随着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而形成的，并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国际法作为资产阶级进行世界扩张的工具和幌子越来越偏离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轨道，早已失去其调整正常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促进和平的应有目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彻底抛弃和否定国际法，而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预测当世界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剥削和压迫将退出历史舞台，“和平”、“私人间的道德和正义原则”将成为国际法的主要原则。② (二)阶级分析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法的阶级性质。法的阶级性就是法的社会属性，亦即法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所表现出来的最终利益归属。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法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以阶级斗争来观察一切事物和一切过程的始终，并将尖锐的阶级矛盾外化为对抗的形式。而法的阶级性则是强调法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特定利益归属，强调通过法将阶级斗争控制在一定秩序的范围内，使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际法也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特点。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主要由国家来制定和发展，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没有超阶级的国际法。在他们生活的时代，资产阶级为追求剩余价值进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扩张，使其压迫和剥削具有了世界性，因此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分层现实，这种国际关系的结构形式呈现出西方与非西方，世界范围内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不平等国际秩序特征。国际法的制定和发展主导权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因此这种国际法必然反映和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三)批判的方法 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着批判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国际旧秩序，揭露了西方列强之间的秘密外交和政治同盟的频繁变换使国际关系充满了欺诈和变数，批判了近代国际法的局限性。批判的观点贯穿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和看待法律现象的始终，在批判和阶级分析的过程中，他们提出要以公平和正义为国际法的宗旨和价值目标，恢复国际法的尊严与权威。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批判方法与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批判法学思考问题的角度上有相同之处，如批判法学也持批判的观点，从最坏的方面透视法律，揭露实质性的阶级矛盾，但批判法学在批判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提出可以操作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方案，也没有提出对批判对象实行革命性改造的主张，因此它的批判缺乏持久的力量，仅仅靠否定性的批判并不能从根本上破坏它所批判的对象，因此批判法学派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法学的范畴。①二、当代外国国际法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周鲠生、刘丰名等老一辈国际法学者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研究国际法，其成果对于我国建国后对外政策的开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但苏联解体一度使马克思主义受到质疑和批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等国内外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当代中国法学领域内，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否认法的阶级性的观点日益增多，在国际法研究领域内更是普遍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指导作用的倾向。相比之下，国外国际法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论在国际法领域内的运用却保持了勃勃生机，一批国际法学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国际法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学者有印度的B．S．契姆尼，英国的苏珊•马克斯，芬兰的马尔蒂•科斯肯涅米等人。下文以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为线索对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论述。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发展史 学者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密不可分，而国际关系则取决于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对比状况。各国的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策密切相关，都由建立在特定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经济决定。国际法的发展阶段是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同阶段相契合的。资本主义学者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1)1600～1760年，旧殖民主义发展阶段;(2)1760～1875年，自由资本主义时期;(3)1875～1945年，帝国主义时期;(4)1945年～，新殖民主义时期。②无独有偶，英国著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也将国际法发展阶段分为1648～1750年，1750～1850年，1850～1950年，1950年～。B．S．契姆尼也认为世界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产生了相应的国际法律体系，具体可以划分为:(1)1600～1760年，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由封建国际法发展为资本主义国际法;(2)1760～1875年，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国际法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际法;(3)1875～1945年，在帝国主义时期，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帝国主义国际法;(4)1945年～，国际法经历了从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到资本主义帝国国际法的转变。③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西方国家相互之间、西方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国际法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旧殖民主义发展时期，资本扩张的趋势打破了东西方之间完全隔绝的状态，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以征服和被征服的形式开始了不平等的交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呈现为对外剥削和征服，这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国际法由调整欧洲封建国家关系的封建国际法发展为真正具有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国际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利用国际法作为幌子，该阶段的国际法呈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的色彩。在帝国主义时期，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进行资本输出和对外剥削也影响到国际法，该阶段的国际法中出现的大量不平等条约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特点。1945～1975年间，二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国内社会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享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在国际舞台上享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新生民主力量的加入使该时期的国际法具有了一定的民主性，因此该阶段的国际法被称为资本主义民主国际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改变了这一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世界经济的发展使跨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上升，他们拥有世界范围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拥有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金融机构，控制着世界上的大部分财富，甚至影响到不同国家的主权行使，在这些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当代国际法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国际法向资产阶级帝国国际法转变的进程中，致力于推动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国际法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也是有阶级性的，国际法所要实现的抽象的国家利益事实上是特定团体和阶级的利益。作为国际法的社会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分层的现实决定了国际法的阶级性，国际法由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主流国际法学者也代表着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当代国际法主要是服务于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 1．国家及国际法的定义和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主流国际法学者关于国家的定义主要围绕国家的四要素而展开，关于国际法的定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认为主流国际法学者总在谈“国家利益”，试图掩盖国际法所代表的特定阶级利益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指出，资本无限扩张的欲望是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僵化的、受权力驱使的国际法的渊源，是国际法民主化的内部制约因素。主流国际法学者主张当代国际法的主要渊源包括条约和习惯。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条约是特定社会秩序的表达，反映集团利益的一定程度上的平衡。这一条约的定义揭露了条约的阶级利益的本质。习惯法的构成要素包括各国反复一致的实践和法律确信，大国的一致实践则往往被要求作为构成国际习惯的必要要素，加之国际法富有弹性，因而更能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国际组织的决议等“软法”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具有民主化的因素，更能反映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利益，但主流国际法学者则认为“软法不是法”。①这种国际法渊源的界定方式剥夺了低层阶级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使国际法完全受制于跨国资产阶级。② 2．国际法具体制度中阶级性的体现 由于代表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发达国家把持着制定国际法的主导权，为了保障跨国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多的利益，国际法的各个分支中都体现了跨国资产阶级利益主导的倾向。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冲突、东西方国家关于征用时的赔偿标准界定的冲突、对于东道国的义务规定等都体现了跨国资本的利益。自由贸易体系不是服务于低层阶级利益的，其所倡导和推进的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遭到了低层阶级的抵抗，①就是这一结论最有力的证明。一些当代国际法学者认为国际法没有阶级性，因此，没有必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指导国际法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阶级性的科学论断，主要是针对国内法讲的，而国际法是无法用阶级性去分析的。②还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的阶级性很难论证，国际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表现为明显尖锐的阶级对立。③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法的阶级性实质是在分析法的社会功能和法所最终体现出来的社会某一团体的利益。国际法是由国家制定的，主流国际法学者宣称国际法反映的是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太过空洞和抽象，因为国家意志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在当代国际社会中，主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无一例外地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些发达国家主导之下所制定的国际法规范也反映着隐藏在国家的“面纱”之下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在上述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的观点的论述中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了。通过国际组织而形成的国际法也同样体现着阶级利益，因为国际组织同样是由国家所创建和主导的，除了极个别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外，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的国际组织并将跨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渗透其中。当代国际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主化的因素，如国际强行法的出现和普及，对一切义务等新概念的出现等，有人提出这些民主化的因素突破了国际法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总是会作出一定让步从而把阶级冲突控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之内。④但更多的是被统治阶级的让步，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法的阶级性并没有变化。国际法也是一样的，跨国资产阶级进行资本扩张、实现其经济利益也需要有一定程度上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反映跨国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全球化浪潮、贸易自由化趋势需要建立在一个相对和平和平等的国际社会的基础之上。同时，低层阶级的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跨国资产阶级的行为，因此，国际法体系中的国际强行法、对一切的义务等民主因素并没有消除国际法的阶级性。⑤ (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 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有助于纠正主流国际法的不公正和盲目性，有助于让低层阶级认识到当代国际法的性质和特点，有助于国际法的民主化、合理化发展。事实上，阶级分析的方法必然会伴随批判的方法，因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正是通过批判当代国际法的不公正进行阶级分析的过程。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国际法要求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其他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共同形成对主流国际法学派的批判和监督。在当代国际法的研究队伍中，具有左倾倾向的学者正是以批判的方法来分析和看待各种国际法现象，对国际法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西方国际法学的主导地位及其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以批判的精神进行国际法的研究可以使国际法在批判中前进。B．S．契姆尼将自己的研究方法称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法方法。①但要注意在批判主流国际法时，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主张和理论，否则容易重蹈批判法学派的覆辙。 三、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用于当代国际法研究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当代国际法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改革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方法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在分析国际法阶级性的基础上，批判了大国在国际法制定过程中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指出跨国资产阶级利益在背后的操纵是当代国际法偏离公正和正义价值的主要原因，而大国对国际法的违反是当代国际法民主化发展的真正障碍，有助于引导低层阶级、第三世界国家认清当代国际法的性质，鼓励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法的制订过程，抵制霸权主义，促进国际法的公正合理和民主化发展。 (二)有利于对国际法理论进行反思与审视 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观点，其批判的研究方法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助于揭露当代国际法的实质和价值追求，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通过分析国际经济体系的变迁与国际法发展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揭露了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在近代国际法与当代国际法中所产生的影响。这些与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研究方法和角度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给国际法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可以启迪学者们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进行国际法的分析研究，并促使主流国际法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和审视。 (三)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法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的倾向，国际法领域的研究最主要的趋势是追求与西方接轨，西方主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被大量地引进和宣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将阶级的、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国际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让中国的国际法学者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立场，让中国的国际法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实践，更有力地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低层阶级的利益，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者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国际法学流派，是与主流国际法学流派截然不同的一种流派，不同声音的呼喊可以启迪人们对主流国际法学进行反思和改革。但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用于国际法研究仍有许多局限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方法进行国际法研究的队伍势单力薄，其研究成果也仍处于分散的、非体系化的阶段，一些概念的界定仍不太明确，对于国际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于各个部门法的研究都不够充分和完善，在批判主流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行的构建新的国际法理论体系的努力仍不够充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国际法研究中的运用还要警惕过于“左”的倾向，否则无异于作茧自缚。 国际法学论文:浅析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方法论领域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对于法学的成熟与发展都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这一点对于国际法学而言亦是如此。同对各种具体方法的简单描绘和罗列不同，方法论侧重的是揭示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各种具体认识方法的方法，是“方法的方法”或者说是方法论原则。由于“方法论”一词在我国法学领域本就属于一个“时髦”的词汇，如何界定国际法学方法论国内目前尚无权威、一致的结论。但是，从方法论的本质不难看出，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是关于国际法的本质的抽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包含国际法的性质、渊源、效力依据、运作模式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综合性方法体系。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的方法论相比，国际法学方法论应当既含有法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又具有相对于其他部门法认识方法的特殊性。具体而言，这种“普遍性”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和一般方法论相同，主要涉及研究者思考问题的立场选择、研究对象范围的确定、研究途径的科学考量等内容;而这种“特殊性”则表现在国际法学方法论内容体系的上述三个主要方面所呈现的国际法学科专业特色。 一、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理解 如上所述，国际法学方法论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综合性体系，而对于这一复杂综合体的理解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展开: 1．国际法研究的主体立场———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 方法论作为研究者论理所使用的方法、手段和程序的体系，不仅无可避免地受制于研究者的主观思维，并且深刻反映着研究者的思想活动。从研究者所持立场划分，对国际法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实证主义研究与价值主义研究两大类。 其一，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国际法研究的实证主义，是指在对国际法规范、国家实践、国际司法判例等素材进行价值无涉地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客观、中立地描绘出某一国际法问题“是什么”的方法论体系。它强调事实与价值、法律因素与非法律因素的严格区分，强调以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等实际的国际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而有效排除道德、正义和价值等自然法要素对于国际法研究的干扰与渗透。普遍认为，实证主义方法的研究对象———“实然法”，起源于边沁对“实然法”和“应然法”概念的区分;而就实证主义方法本身则根植于以奥斯汀、哈特、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分析法学派的研究。具体到国际法学领域，以宾刻舒克、奥本海为代表的实在法学派(Positivist)是实证主义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践行者。自17世纪首次被提出至19世纪占据压倒性优势，实在法学派自产生至占据主流地位经历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发展。在实在法学派看来，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来自于体现各国共同意志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惯例。他们肯定“公认”是国际法的唯一基础，强调法律只能是被创制出来的，不存在人定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如自然法。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在对大量的国际法规则、国家实践和司法判例进行客观中立的解释的基础上，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国际法的本质属性。主张实证主义方法论者的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3］51－52 其二，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是指在以价值批判为分析方法研究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国际法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以及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否符合正义标准的基础上，带有主观性地解决国际法“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同实证主义不同，价值主义认为法律应建立在“理性”、“正义”、“道德”等抽象的概念之上，强调法律的合理性。国际法研究的价值主义根植于16世纪摆脱基督教神学束缚的自然法学派(Naturalist)。关于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以普芬道夫、维多利亚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学者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其效力来自于人的本性、理智，因而不承认实在法规则及其效力。然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国际法体系不禁使人疑虑重重:一项国际法规则，怎样证明其体现了人类理性?国际法中“正义”的标准又为何?这些通过演绎方法推导出的自然法规则，给人以空中楼阁的感觉，使国际法体系岌岌可危，因此自19世纪开始，自然法学派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实在法学派所取代。 价值主义的研究方法侧重于通过运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寻找国际法规则有效之“理性之命名”。而对于国际法本身，价值主义更是认为需要从国家的本性或国家存在的目的上去推求。尽管主张价值主义的自然法学派已经衰落，但是价值主义本身仍然是与实证主义相对应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范畴。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4］47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主义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并预测其发展趋势，其典型代表为:如就国家间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遵循价值主义的学者在总结当下制度存在的缺陷的基础上，往往也会探讨其相应的解决策略，例如将其纳入WTO机制解决的可行性等。 2．国际法研究的素材客体———学说研究、规则研究与实践研究 “进行国际法领域的各项研究，首重资料。”［5］74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价值主义方法论，除了确定研究者的主观立场外，还需要根据学科特点明确把握国际法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一，学说研究。学说或学说史研究，是研究该学科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学问，体现了以历史视角把握该学科发展脉络的内在要求。［6］13在国际法领域，许多权威法学家的学说都曾经在历史上对国际法规则、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公法领域，欧洲近代国际公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就曾对近代国际公法的整体发展产生过突出影响;又如“在条约解释上，瓦尔特的‘无需解释的事项不须解释’的学说竟成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并且也成为《维也纳条约公约》第31条解释通则的组成部分”［7］78。而回顾国际私法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从没有一个学科像国际私法一样创造出如此多的学说和理论，例如就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何以适用外国法这一国际私法核心问题之一，自12世纪以来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及其学说，这其中包括巴托鲁斯及其意大利法则区别说、以胡伯为代表的国际礼让说、萨维尼及其法律关系本座说以及里斯提出的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等等，可谓数不胜数。至于学说能否作为国际法渊源的问题，《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权威公法学家学说只能作为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其本身并不是法律渊源，不能产生法律拘束力;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学说也被普遍认为一般不能成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在国际经济法领域这一点更是没有争议。尽管学说一般不能被视为国际法渊源，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学说无论是对国际法的规范体系建立还是对国际司法实践都曾发挥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一些普通法国家，学说甚至是法官据以裁判的根据。因此，对于学说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基础上，将国际法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其二，规则研究。对于国际法规则的研究，既包括对国际法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则的研究，也包括对国际法“软法”的研究。就研究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而言，需要从法律渊源角度入手。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公法的渊源包括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性材料的公法学家学说和司法判例。国际私法的渊源，一般而言，除了国际公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外，还包括国内立法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判例，其中国内立法不仅是国际私法规则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国际私法最主要的渊源。比较而言，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主要包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的有法律拘束力的裁决。以上这些构成了现行有效的国际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在具体研究这些规则时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1)鉴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其规范呈现出的各自特点，在研究国际法规则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以国际习惯和国际惯例为例，前者常出现在国际公法的概念中，要求必须是国家实践的产物;而后者则常出现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常常指向国际民商事私主体实践的产物。在国际公法中，习惯只要一经证实，即可直接作为法律执行;而在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中，惯例只有在经当事人选择或法律和法院认可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法律执行。(2)即使是已经明确的国际法渊源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模糊性，这无疑给研究国际法规则造成一定的困难。以国际公法中的国际习惯为例，如何确认某一事项构成国际习惯，需要考虑两个因素，即国家的确信和国家的实践，而这两项标准往往不能轻而易举就得出结论。除此之外，即便是得到缔约国共识而广为使用的国际条约，也可能会表现出模糊性，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由于各国无法在实际履行等问题上达成一致，因此对于合同的效力、合同的转让、营业地在非缔约国的当事人能否通过意思自治选择适用公约等重要问题，CISG都没有涉及。(3)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家和跨国民商事主体的实践累积，国际法在不断发展，而国际法规则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以一直不断更新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为例，尽管这些改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国际法规则的不稳定性，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些更新后的惯例因切合国际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普遍认同和接受，而且也不断完善着国际经济法的规则体系。所谓国际法上的“软法”，是指不具有强制力的某些宣言和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尚未生效的国际法公约等等。这些“软法”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渊源，但是他们在调整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也不容忽视。如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尽管该公约目前尚未生效，但是通过该公约，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在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方面表现出的加强司法合作的意图，而这一意图又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立法成果。由此可见，国际法中的“软法”为处理国家关系、国际民商事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原则和磋商基础，以联合国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为例，尽管其内容多为建议性的规范，但是其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国际经济法的辅助渊源或准渊源，理所应当纳入国际法规则研究的范畴。 其三，实践研究。通常而言，国际法中的实践包含司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大类。其中一国的国内司法判例因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因此除具有判例属性外也是国家实践的一种具体形式。由此，“国际法判例”和“国家实践”这两个概念便在“国内司法判例”领域存在内容上的重合，其具体关系。 有鉴于此，关于国际法的实践研究，笔者也将按照图1所示，将其划分为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的判例、一国国内判例和非判例的国家实践三部分展开分析。 (1)对于国际司法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等作出的判例，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理，它只对个案当事人和当事国有效，对其他案件或当事人和国家并无拘束力。但是，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司法判例在国际法上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国际公法领域，尽管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和第59条的明确规定，司法判例只是辅助性渊源，但是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在判案时还是会经常援引先例，其中以1949年“科孚海峡案”和1953年“诺特鲍姆案”最为典型。此外，除了为法院今后审理相似案件提供可援引的依据外，某些判例甚至创造出新的国际法规则，并且这些规则为一般国际实践所承认和遵循，例如领海直线基线的确立就来自于1951年“英挪渔业案”的判决。除国际法院、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外，一些准司法机构的实践也越来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这其中以解决投资争端的国际中心(ICSID)和WTO争端解决机构(DSB)最具代表性。就ICSID而言，其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存在遵循先例的原则，如就两国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包含对ICSID仲裁的同意的问题，ICSID先后裁决的“玛芬兹尼诉西班牙案”和“普拉玛诉保加利亚案”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然而这两个案子最后都得出ICSID享有管辖权的结论又反映出它们在扩大ICSID管辖权方面起到的先例指导作用。如果我们研究WTO框架内的争端解决，我们会发现它更是如某些学者所言“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8］123以1995年至2001年7月为例，DSB形成的54个专家组报告和38个上诉机构报告中，阿根廷鞋保障措施案、日本酒税案、美国汽油案、美国羊毛上衣案和欧盟荷尔蒙案在40个以上的报告中被引用，欧盟香蕉案和印度专利案被引用的次数也超过30次，而美国虾案、美国内衣案和澳大利亚鲑鱼案也被引用过20多次。［9］276由此可见，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仅已经成为国际经济法领域的经典案例，而且为DSB处理以后相关的争议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2)一国国内判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在国际法实践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国际公法领域，国内司法判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国际习惯法的证据，尽管其证据效力与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作出的判决相比要小得多。而在国际私法领域，国内判例对于国内法院审理案件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秉承“遵循先例”的普通法系国家，国内判例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除此之外，一国国内判例同样有助于促成国际法新规则的形成，这方面的例子有:1812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的“斯库诺交易号案”开启了美国历史上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时代;1878年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鲍福莱蒙案”引起了人们对法律规避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1926年英国法院审理的“安斯利继承案”正式确立了双重反致原则，等等。 (3)非判例类的国家实践既包括单一的国家实践也包括国际社会的共同实践。研究这些国际实践的意义在于，它们深刻地反映着当前一些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国际关系的最新趋势，表明着某些规则正面临的挑战或者在某一领域出现新规则的可能。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有些国家的单一实践已经形成了新的国际规则，典型代表如“即时国际习惯法”(in-stantcustomaryinternationallaw)，与通常意义上的国际习惯法强调国家的长期反复实践和各国的内心确信不同，即时国际习惯法只需要一国采取一次性的国家行为，如果没有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其合法性一般就会得到国际法的承认，如某一国家向太空发射卫星的行为便是即时国际习惯法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一些国家的实践由于不符合当前的国际法规则，非但无法构成新规则反而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制定新规则加以规制的对象，例如“预先性自卫”。所谓预先性自卫是指一国对其主观认为即将来临的攻击率先采取军事打击的行为。近年来，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采取了许多预先性自卫行为，对此，各国普遍感到不安，不仅强烈反对这种扩大自卫权范围的主张，并且希望能够在联合国框架内利用一切办法应对这一国家实践。［10］51 3．国际法研究的阐述路径———单独研究与比较研究 在进行国际法的阐述时，有两种可遵循的研究路径: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前者的优势在于这种研究方式能够有效把握问题的核心，始终围绕问题本身分析，不会造成思维和叙述上的混乱;而后者的优势则在于发散思维，通过比较从不同侧面分析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更为全面的认识。支持单独研究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具有自成一体的特征，注定与国内法或一般法学有所不同，比较方法并不适用于国际法。事实上，国际法中的“联合国”、“WTO”等概念及制度确实与一般法学或国内法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在研究这些国际法特有的制度上，有必要通过单独研究展开具有针对性的讨论。与之相反，支持比较研究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法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其概念本身都是在和国内法进行关系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因而比较法更适合说明国际法问题。而事实上，这两种研究路径由于侧重不同，在不同的国际法问题研究中都各自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单独研究。通常而言，单独研究可以划分为对某一制度整体进行的宏观研究和对该制度中某一个体进行的微观研究。以WTO为例，作为当前国际社会协调和约束各成员贸易政策、法规、措施等关涉多边贸易关系的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WTO在性质上的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从宏观角度进行单独研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WTO的机构设置、法律体系、争议解决机制以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参与成员等客观现实又天然地要求对它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微观。因此，如果说宏观的研究模式使人能够对WTO有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认识和把握的话，那么，微观的研究模式则使人能够更加深入理解WTO的各项具体规则，更有助于实践操作。 (2)比较研究。“早在1900年，就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的两大作用:它既是‘解释法律的宝贵工具’，又是‘立法进步的有力工具’。”［11］54在笔者看来，用这句话来说明比较研究对于国际法的重要性也同样正确。由于国家法本身的国际性和多元性，国际法学比较研究本身也具有多种形式。例如，在研究作为国际私法渊源之一的国内法时，常会涉及各国国内法之间的立法比较，而由于各国语言的不同，立法比较又会建立在对各国立法文意和对国际私法规则理解的比较基础之上;在研究海上货物运输的相关规则时，我们总是会将调整提单运输的国际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鹿特丹规则放在一起进行前后比较，以便思维得到清晰的梳理;在研究国家责任时，历史比较的眼光又会使我们充分了解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责任对传统国家责任的补充和完善。总之，比较式的阐述方式早已深入国际法研究的各个领域，成为国际法学方法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之我见 关于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及重要意义，拉伦茨教授在《法学方法论》一书中曾经给予高度评价———“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2］21。笔者认为，这些评价也可以适用于国际法学和国际法学方法论之间的关系。自奥本海在1908年撰写《关于国际法的任务与方法》［13］313的论文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国际法领域正在发生的两点根本性转变:“第一，国际关系尤其是新生领域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规则和制度的制约和影响;第二，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为解决以上新生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14］291这种转变在笔者看来，深刻地展现着国际法学方法论对于国际法发展的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关于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尚不够成熟，未形成任何研究体系，而就其发展笔者愿意提出自己的拙见，即:从方法论角度研究国际法学，应当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基础上辅之以价值主义，并且结合多种方法选择合适的阐述路径展开分析。 其一，面对实证主义与价值主义之争，纵然有学者认为价值主义的意义在于:“法学中弥漫着意识形态，并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一直哺育着法学理论，事实上不受意识形态约束的实证法学根本上不存在。”［4］47然而，我们应当注意到国际法学本身方法论上的特殊性:一方面，国际法规则大多是国家间利益妥协与平衡的产物，是国家的现实实践，在研究时不应涉及价值判断;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认清国际法的发展并非是普通人甚至专家学者可以预测的。仅以国际公约为例，很多时候只要符合公约要求的缔约国之间同意，随时可以修改公约，但是缔约国家间在什么情况下会达成一致意见则涉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研究国际法时，笔者认为最好将其限定在当下的国际法框架内，坚持实证主义的方法，既不对现行有效的规则作过多的“善恶”判断，也不要动辄就修改国际规则或预设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但是，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弃价值主义的立场，相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前提下，国际法的研究也应当适当考虑价值主义的方法，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把握“适度”原则合理批判，准确理解国际法学的现在和未来。 其二，在具体研究国际法问题时，应注意灵活运用多种方法，选择合适阐述路径。(1)以现行国际法为核心展开的国际法研究，要求我们观察、分析实际的法律制度及其运作，而且必须注重采取规则研究、实践研究等多种方法。这种围绕国际法规则、案例等法律因素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恰恰是实证主义所倡导的。(2)除了现行国际法外，研究者还应当以动态的历史眼光审视国际法的过去，建构国际法的未来，因此除以上方法外还有必要对国际法展开学说研究。尽管学说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成为国际法的渊源，而且随着国际法的不断发展和国家实践的积累，以学说作为国际法的证据或者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依据的情况正在日趋减少，然而权威的国际法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仍然为我们研究现行国际法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路与可靠的资料，而且近些年出现的独具视角的新国际法学说也为我们解决当下国际法面临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应当善加利用。(3)在前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注意分析所研究问题的特性，在单独研究和比较研究中选择更有利于清晰阐述观点的方法，从而完成揭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过程。 因此，尽管国际法学方法论涵盖内容之广泛不是一时一刻就可以罗列完全的，而我国国际法学研究方法及其方法论体系“先天不足”的缺陷也不是短时间可以弥补的，但是从现在起不断完善我国国际法学方法论的体系架构却是可以做到的。鉴于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其他国家比我国开展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有些国家已经在大学开设了具体的国际法学方法课程［16］388，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一方面对国外学者成熟的理论加以借鉴移植，另一方面针对我国的特殊国情和法律制度完善我国独有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体系。总之，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际法学方法论作为今后国际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为我们开启了研究国际法的一扇新的大门。相信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其必将为我们研究国际法拓宽思路，使国际法的研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作者：刘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国际法学论文:论国际法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朝阳大学、东吴大学、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的法学教育中似最具规模、影响力最盛。节取上述各校的课程设置，以及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学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观察： 首先，国际法课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视的同时，也在教学上有了更为精细的授课安排。除在课程中普遍将国际法区分为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独立授课外，一些学校也进一步将国际公法区分为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在不同学年各自讲授。虽然这种课目划分并非此阶段的新兴现象，但更多学校对这一国际法课程设置的采用，既是国人对国际法学的认知更为系统全面之体现，也意味着法科学校愿意给予国际法更为充分的学习时间，显示出对国际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评估与偏重。如，国立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法学专业课程中，在第二、三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国立中央大学从第三学年划分组系，而无论是司法组、行政法组，还是法学组，都将在这一学年开设国际公法课程，而在第四学年开设国际私法课程。其中，国立北京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更细分为平时国际公法与战时国际公法，前者讲授于第二学年，后者则讲授于第三学年。 其次，国际法课程得到授课时数或年限上的较好保证。在多数学校，国际法课的授课年限至少为一年。如，中央大学法学院为三个不同组系所安排的国际公法授课时间均为一年，即使是列为选修课目录中也未缩减。东吴大学的国际公法课程的学习年限也为一年，且在那一学年中所占学分最高。较之同校一些仅开设半年的基本法学课程，如中国宪法、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国刑法总则、中国民法总则等等，国际法一年的学习时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其在中国法学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学法科，由于平时国际法与战时国际法的分开授课，实际也分配给国际公法两年的学习时间。 最后，国际法出现从法学教学科目向法学教育专业上升的迹象。作为法学教育的必要构成，清末以来的国际法教育一直是作为教学科目之一得以重视并渐为发展。而至20世纪40年代，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学系科目表所示，中国国际法教育有了性质与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据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两种学分制度，一为混分制，二为分组制。在分组制教学中，四大组系分别为：司法组、行政法学组、国际法学组、理论法学组。在这种分组制的科目列表中，对于司法组、行政法学组以及理论法学组而言，国际法仍作为共同必修课之一门；但对于国际法学组而言，国际法教育不再单单体现于一或两门法学课程，而成为了一个法科教育的专业或培养方向。国际法教育由此开始了从法学学科下的一门课程向高等教育的一个独立学科的演进轨迹。 国际法学师资构成的演变与充实 早期从事中国法学教育的多为西方传教士，丁韪良无疑是在中国教授国际法课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国法律专家被聘来华执教，日本学者则成为其中之最。据载，清末京师法政学堂、京师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山西法政学堂等22所法政专门学堂均有延请日本教师，达311人之多。以京师法律学堂的课程开设为例，包括法学通论、宪法、国法学、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编制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破产法等在内的全部法学主干课程都由日本学者担纲。其中，担任国际法教学的为岩井尊闻，而教授国际私法的则为志田钾太郎[2]116，726。时至民国，国际法教学的师资队伍开始出现明显的本土化趋势。随着法科留学生的陆续回国，以及中国各类法科学校所培养人才的日渐出炉，民国时各大学法科或专门法政学校中执教的中国教师越来越多，国际法师资队伍中的中国教师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后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当时法学教育界享誉盛名的“北朝阳南东吴”为例。从民国元年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朝阳大学的法学教员中尽管仍有冈田朝太郎、岩谷荪藏等外国教师，但其主要教学任务已交由中国教师来完成，所聘请者不乏当时中国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钟赓言、程树德、陈镐生、王家驹、李怀亮等等。最初在该校教授国际公法的为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巽来次郎，但据1917年《教育部视察朝阳大学报告》，当时亦有中国教员承担此门课程的讲授。报告中提及，检查当时正逢中国教师钱泰在讲授国际公法课程，报告评价其教学为“讲解详明，学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为与朝阳大学齐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东吴大学的本土师资也得到明显充实。由于创建东吴大学法科的美国人兰金本是律师出身，为在中国培养具有现代专业素养的司法人才，东吴大学最初所聘教员都为实务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专家，如“大美国按察使衙门”的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随着学校的扩充，如董康、吴经熊、梅华铨、张君励等中国法界名人都陆续受聘开始于东吴大学法科执教。至20世纪30年代，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执教各主干课程的人员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萨莱德（GeorgeSellett）与教授国际公法的路义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学、宪法学、罗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均为中国人。而在路义斯外，其他担任国际公法教学的都为中国教师，如梁鋆立、姚启胤、夏晋麟、倪征燠。就当时在各校教授国际法的中国教师的学历构成来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学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学于东洋日本，如周鲠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同盟会；更多人则选择远赴欧美，如在东吴大学教授国际法之钱泰就留学于法国巴黎大学，并获博士学位。不过，这些后来活跃在中国国际法教育舞台上的身影，留学前多已在国内研修过法律，往往同时具有中外两方的法学教育背景。可以认为，对于曾积极参与过民国时期国际法教学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学是对其学识的提升与眼界的拓展，但这种收获与国内法学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导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息息相关。这也从又一侧面印证了民国时期中国国际法教育的成长与收效。 国际法学教育对国际法理论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国著作或教材的翻译无疑是中国国际法教学资料的第一来源。早在京师同文馆开设国际法课程的最初，丁韪良主导下的一系列国际法译著就作为同文馆之授课教材而集中出现。据《同文馆题名录》所载，除丁韪良所译之《万国公法》外，当时既为早期国际法输入中国的代表作品，又作为同文馆授课教材使用的还有《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公法会通》、《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至20世纪上半叶之法科大学与法政学堂中，外国国际法著作及教科书的翻译更为活跃，劳麟赐所著《万国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国际法学》、高桥作卫所著《最近战时国际公法论》、中村进午所著《战时国际公法》及《平时国际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横田喜三郎所著《国际法》等的中译本纷纷现世。一些编撰者在书中甚至连教材资料来源、适用学校、建议课时或学分都进行了专门交待。如宁协万在其《现行国际法》中称：本作为“著者历年关于国际法之札记、杂录、论著、译述、及讲演各稿，为有系统之整理，而仿德国黎斯特国际法与英国罗连士国际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书”。著者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专任教授，在职八载，逐年将新得材料，加入本书，讲授学子”，而其在“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央大学之讲座，均以本书为讲授之资”[4]1。周纬《新国际公法》中也谈及，其先“担任北大法科国际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学国际公法教授”“，今以其两处讲义”，“出版问世”，“不负国际法学院之期望”[5]11。谭锡庠在《新编平时国际公法》中介绍，“本书原为民国十九年时之讲稿徒以材料及编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删之”“，本书可供大学教本或参考书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问题之国际法的研究》中附有说明称“，本丛书每册各附导言或编后记，并各跋以讨论大纲，以便各训练班或小组讨论会之应用”[7]3。张道行的“部定大学用书”《国际公法》则有更具体的指导：“本书力求深入浅出，以冀能合于初学者的应用，若采而为教科书，则以四学分至六学分为宜，每周讲授两章，适可供一年的学程之用，书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苟有不足，则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编本都可补充，实则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种成案的课本中，详研其内容，成为有用。”[8]6 由此，国际法教育的需求牵动了国际法学研究的进步：教材的编写是教学开展的要件，也成为国际法理论延展的基础与构成；学校刊物的创办是国际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国际法学科成长的助力与印证。可以说，中国国际法教育为中国国际法学生长不可或缺之内容，其前行之步伐与国际法学之成长丝丝相扣，为近代中国国际法学体系的生成贡献良多。（本文作者：刘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教育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理论教学力量雄厚，实践教学力量薄弱的重要现实。法学院不乏具备博士学历和高级职称的法学专家，但是法学教学实践基地却较少，尽管有些院校也对外宣称建立诸多法学教学实践基地，但是由于资源的限制，大多数也是徒有其名，这对学生法学实践技能的培养造成不利的后果。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基本使用“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主要通过引导学生之间对法律问题的辩论，逐渐的发现各自的错误，进而达到对法学问题认识深刻，并提高法学思维和法学素养的目的。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学专业学生主要通过学习上诉法院裁决编写的案例教科书来提高自身的法学素养和技能。案例教学法的特点是，学生主要通过学习和研究大量的司法案例来研究法律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精神。英美法系法学院的教师大多由具备多年司法经验和实践的法官和律师担任，这样他们在传授学生法律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法律知识和司法实践的有效结合，真正培养学生的法律分析能力和应用能力，对学生的法律职业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英美法系案例教学也存在一些弊端，由于司法判例不能囊括所有的法律问题和法律知识，因此这种教学方法不能使得学生系统地掌握法律的知识体系。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模式 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采取课堂讲授和课外课程讨论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在大学校园里学习书本上的法律，通过系统的科班教育，掌握法律的基本原理、基本体系和基本原则;还要到司法、行政部门去练习运用法律的能力，并且最终检测学生学习成绩是否合格考试，不是由大学教授而是法官、高级行政官员主持的。大陆法系国家注重对法学理论和原理的研究，实践以理论知识的掌握为基础，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展开。 建构我国实践性法学教育模式的建议 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在教育体制、教育方式与培养目标与英美法系国家有显著区别，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判例教学法”，也不可能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当前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对法学人才越来越缺乏，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也势在必得。 1．提高教师使用案例教学的能力和水准 案例教学要求法学教师具有掌握司法案例的能力和水平，能够根据法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针对性”的案例，从而适合法学教学内容的需要。另外，在法学讲授的课堂上，法学教师在运用案例教学的时候，要具有掌控和引导学生对案例产生兴趣的能力，能够激发学生对司法案例分析和探究的兴趣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原理，分析和解决实际案例的能力。 2．重视法学模拟教学的推广和使用 “法律的生命力始终不是逻辑，而是实践”。法律如果制定出来不出执行，不去规制社会经济秩序，保障社会权利，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死法”。因此，在法学教学中，要注重将死板的法律教活，这样法学模拟教学便应要求而受到广大法学教师的应用。因此，重视法学模拟教学，具体可以利用模拟法庭、庭审观摩等形式使学生置身于模拟和现实的诉讼活动，使得学生真正体验诉讼主体的角色和诉讼程序，进而掌握和理解模拟过程体现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理。 3．实行法学专业学生双导师制 法律是实用性的科学，英美法系国家的教师多数都是法官和律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有效的促进实践和理论相结合。我国大多数教师没有司法实务经验，这对于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因此高校可以对法学专业培养采取双导师制度。具体来说，就是对现行法学专业教师侧重于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校外导师(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务人员)侧重对学生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本文作者：佟曾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理论贡献 自1919年国际关系作为独立学科成立以来，它经历了92年的变迁，其中包括20－30年代的初创时期，二战之后的重建与美国支配时期(1945－1990)，以及苏联解体后对国际关系重新认识的现阶段(1990－)。由于美国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在该领域的影响近半个世纪，以致当今人们谈论起国际关系研究时，首先想到的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摩根索(HansMor-genthau)、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Waltz)、新保守主义代言人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新建构主义理论新秀温特(AlexanderWendt)等，甚至连国际关系学科也常被称为“美国学科”。可是对那些在国际关系学科初创时期有过重要理论贡献的国际法学者及其学术思想却论述甚微。其实，在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多为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历史学者。 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时期为背景，分析当时三位国际法学者诺尔－贝克(Phil-ipNoel－Baker)、曼宁(C．A．W．Manning)、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旨在论证他们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容、理念以及研究方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实际上，作为国家间行为的规范，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容常为混同之形。无论从国际法学史还是从国际关系学视域，两者具有的共同点甚多，只是其着眼点迥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之辈多有国际法学者了。然而，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研究在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被武断地“科学化”、简单化，其结果导致了后来国际关系学者过于追求抽象理论的研究，从而忽视甚至歪曲了国际法与外交史在理解与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从此导致了国际关系学科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这一现象值得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相关学者们认真地反思和总结，以求推动和繁荣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而且也使其部分地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随后，渴望避免再次发生此类战争演变成社会的要求，并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创建。不言而喻，对和平的普遍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际关系学科初建时期的学术方向与研究方法。当时英国仍拥有世界上一流的海军和庞大的海外属地。此外，它的高等教育制度暨学术传统，包括对国际问题研究的理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对国际秩序中的传统机制———外交、国际法、均势原则更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实践经验。〔2〕学术界普遍接受1919年英国创立了国际关系学科，而第一代学者开始探讨如何构建国际秩序并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宏观的视角。〔3〕由于国际关系研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在当时仍为世界近现代文化、教育重镇的欧洲，所以初创时期的奠基者多为欧洲学者、尤为英国法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一群体中较为影响的是伦敦经济学院(LSE)的诺尔－贝克、接替诺尔－贝克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34年的曼宁，以及同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学界新秀劳特派特。1919年，诺尔－贝克以英国首席谈判代表塞西尔(SirRobertCecil)的高级助理身份同往巴黎和会，他目睹了主权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在构建国际秩序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不久，基于他的外交经历以及长期从事集体安全和裁军问题的研究成果，诺尔－贝克被伦敦经济学院聘为首任国际关系教授(1924－1929)。他在相继出版的代表著《裁军》、《论国联的作用》中阐述了他对国际社会与集体安全的思考，这一论述曾引起摩根索(HansMorgenthau)等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4〕的确，诺尔－贝克的教育背景很具国际化，这使他在看待国际问题时更注重国家间的了解与合作。不过，他在晚年谈到裁军时也曾伤感地说:“在人类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原子能技术、成功地探索了月球、成功地控制了某些险恶疾病的时代，如果裁军问题还是如此难以实现的话，那就意味着人类的未来是黯淡的。” 历史上，集体安全的理念与实践早已存在于国家间的互动中。就其性质而言，摩根索认为:“建立集体安全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由于没有执行国际法的权威机构，从而存在国际社会中的无政府状态。”〔6〕而诺尔－贝克强调，集体安全是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的情况下，各国有义务以集体而非个体的名义维护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尊严，从而“让潜在的侵略者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必将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社会的反对。”〔7〕一战后，集体安全在欧洲被看作是“世界政府”的理念与现实中存在的主权国家体系之间的妥协。由于当时“世界政府”的理念被视为过于理想主义，而“均势政治”又在战后备受指责，因此，集体安全的提法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随之，也就成为战后欧洲各国谈论最多的议题之一。那么，什么样的集体安全才是当时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期望?对此，诺尔－贝克指出:集体安全的目标必须是满足各国的安全需要，即带有普遍性，因为“一个不能消除战争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是不可能解决任何国际问题的。”就思想传承而言，诺尔－贝克属于格劳修斯代表的欧洲古典自然法学派，他们相信国际法与集体安全最终能够取代国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强权政治规则。他的思想与已故的国际法学家奥本海(Lassa．F．L．Oppenheim)和当时的法学新秀劳特派特的主张较为接近，即倡导国联发展成为集体安全机制的最高形式，并以国联公约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作为英国政府派驻国联的常任代表(1929－1932)，诺尔－贝克建议各国政府遵循体现集体安全精神的国联公约。他指出，集体安全的意义在于各国政府能够、也应该一起探讨并解决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而其成功则取决于各国间的信任与合作。这种合作不仅要体现在移民、跨国税收、医疗卫生、万国邮政等社会问题上，更应该以集体安全来取代传统的军事同盟。诺尔－贝克的主张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可，英、美乃至欧洲知识界、政界中不少人赞成国联公约应成为国际社会的法典，并将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 然而，外交经历丰富的诺尔－贝克深知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别。生活于现实中的国家通常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故集体安全的首要任务是使“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具有“兼容性”和“共性”。这样才有可能促使各国相信:构建国际社会并使其制度化是实现各国的共同利益———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为此，诺尔－贝克主张在和平时期就应当制定一个全面可行的裁军方案，以落实国联公约第8条规定的，“普遍裁军计划将由国联委员会起草，其成员国须承认该举措为维持和平之必要。”〔10〕近代历史上，欧洲思想家孟德斯鸠、康德等人早已指责过军备竞赛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例如对经济资源的挥霍以及在民族心理上产生的恐慌。1899和1907年相继在海牙召开的国际裁军会议，更是旨在消除大国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必然产生的恶性后果。但是，由于国家间的合作不甚理想，上述理念和实践并未能真正消除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针对30年代中期出现的军备竞赛及其导致的国际困境，诺尔－贝克这样写道:“当一国开始在与他国对抗(rivalry)中武装自己时，新一轮的扩军便会出现。首先是这一方，而后是另一方。国家间的对抗情形还会导致军事同盟的形成。同盟各方必然会不断地怀疑对方想要实行军事打击，或者是正在发展超越捍卫自身的实力，于是便力图重新调整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欧洲国家应该明白，正是相互对抗才致使他们陷入战争的灾难;各国实行的自我防卫的军事准备摧毁了他们苦苦追求的和平。”〔11〕诺尔－贝克的集体安全理念是战后欧洲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鉴于1919年后的欧洲均衡政治已无法通过自发调节来维持和平，集体安全则取而代之、并受到了欧洲社会的普遍重视。新诞生的国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临时性组合，其实质是为了遏制未来敌人的潜在联盟。后来，马丁•怀特(MartinWhite)的观点十分接近诺尔－贝克的这一看法，他们把集体安全定位为国际社会的联合防御体系，并分别在1936年和1946年提出，集体安全意味着它最终成为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石。同样在裁军问题上，诺尔－贝克与怀特也先后主张各国接受裁军以表示对未来国际社会的高度信任，同时呼吁《国联公约》第8条应对各国发展军备予以法律上的限定。的确20－30年代要求裁军的呼声高涨，各国政府不得不举行多次谈判并签有条约;其中包括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的《四国海军条约》、1927－1934年间的国联裁军计划和筹委会的建立，这些都反映出当时国际社会致力于裁军的努力。为此，诺尔－贝克、劳特派特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齐默恩(AlfredZimmern)、汤因比(ArnoldToynbee)等统被称为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 但凡一个新学科的建立都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教学体系，其中包括课程设置与相应的研究方法。国际关系研究也是如此。深受一战后欧洲渴望和平与避免战争的影响，诺尔－贝克积极推动了国际社会对集体安全与裁军的关注。毫无疑问，它们均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安全关注的核心议题。但是这也表明诺尔－贝克的研究方法仍然袭用传统的历史学和国际法来解读20世纪、特别是一战后的国际问题。〔12〕这就很难给这一新生学科定位，即它属于传统的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因为这涉及到该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方向。为此，学界认为诺尔－贝克的继任者———查尔斯•曼宁则是提出国际社会为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对象的第一人。〔 曼宁1894年出生在时属英帝国自治领的南非，那里仍实行着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年轻时的曼宁深受影响，并接受这一制度是“文明的西方对非文明的非洲土著人文化的保护”。〔14〕他甚至在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的60年代依然为这一制度辩护。不过，曼宁在种族问题上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他在南非完成大学学业后，获得了罗兹奖学金(RhodesScholarship)前往牛津大学攻读法律(1920－1922)。毕业后，他被派往日内瓦担任国联首任秘书长迪拉芒(JamesE．Drummond)的助理。在此期间，曼宁参与了处理战后海外殖民地的托管事务(Mandatesystem)。这六年的工作经历以及他对国际事务的理解促使曼宁支持国联的作用，并一直关注这一新创立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与发展。1928年，他先是受聘于牛津大学，但不久转往伦敦经济学院接替了资深的国际法学者、国际关系教授诺尔－贝克，并在那里执教至1962年退休为止。曼宁属于第一代国际关系学者中从事教学时间最长、最早探求国际社会的学者。据菅波英美(HidemiSuganami)追忆，他是第一个潜心把国际法中的国际社会理念扩大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并借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国家间的问题。〔15〕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如齐默恩、诺尔－贝克、卡尔(E．H．Carr)等人相比，曼宁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他把国际社会明确定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体系。他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强调不能忽视国家间的外交承认与均衡政治的作用，但更应该关注国际法体系与集体安全机制的构建。〔16〕显然，曼宁的学术论述体现了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承，也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倾向。〔17〕因此有人认为，曼宁的学术思想源于其法律的训练和对欧洲文化的理解。他本人也坚持，在理论与实践上，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必须受到国际法与集体道德的约束。〔18〕这一观点显然来自他本人的信念和在国联的实践，同时也还深受英国近代法学家奥斯汀(JohnAustin)的影响，即国际法体系虽然缺少“宪法”特征以及强制的执行手段，但它毕竟能够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中促进稳定、规范和安全。〔19〕1962年曼宁在退休之际，完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国际社会的性质》一书。其中收录了他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如何构建国际社会的思考以及他30年来的教学总结。回顾与探讨曼宁的学术观，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贡献是具体而有远见的。首先，曼宁十分重视国家主权与国际法原则之间的兼容或和谐。当面临如何解释二者可能出现的冲突时，他则从社会学的视角考虑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准则、国家身份认同，其中包括国际法在内的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产生的后果。曼宁认为，国际法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而非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法规。正如法泰尔(EmerichdeVattel)解释的那样，“如果没有规范各成员国之间的法律体系，也就没有所谓的社会。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形态中。”〔20〕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曼宁坚持主权国家、国际社会和国际法规的三重关系;并认为他们虽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只有将其一同使用才能够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21〕曼宁分析了主权国家的性质，并认为由此构成的国际体系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超国家的权威能够提供给各国必要的安全或约束;同时也正是主权国家的存在才构成了国际秩序的前提。为此，曼宁把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建立在两个假设上。首先，无论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其实都是由人来制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在国家的互动中，各国政府不仅必须考虑到它们的名声和信誉，而且更会以体系成员的身份进行交往。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拒绝获得外交承认和必要的援助。其次，主权国家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接受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约束;这与股票市场的游戏规则差不多。〔22〕因此，纵观欧洲国家体系演变的历史，当前的国家虽为主权实体(sovereignentity)，但其性质不应与国内君主(sovereignperson)相混淆。曼宁认为，主权国家的对外权限仅仅指它在缺少“超国家治理”时拥有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权国家或君主可以在国际上同样行使其在国内政治中享有的最高权利。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只能在受到国际法原则制约的同时，享有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说到底，国际关系需要一种共同接受的社会准则(socialnorms)，才能保障整个体系或秩序的平稳运转。〔23〕对此，他明确强调国际关系的教育对象应该是包括民众在内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国家政府所应该承担的集体责任。〔24〕曼宁的学术理论对国际关系学者、特别是“英国学派”成员，如布尔(HedleyBull)、詹姆斯(AlanJames)影响颇深。他们坚持国际社会已经存在，并解释它实际上更多地是存在人们的共识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法规中。例如，那些来往于国家间的外交官员、跨国企业人员或者是穿梭于国家间的文化艺术人士。〔25〕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在功能上存有问题，但它存在本身则表明，人类有责任去思考如何构建一个基于法治、道德与合作的世界秩序。 与诺尔－贝克、曼宁直接从事国际关系教育的经历不同，劳特派特则是位国际法学者兼律师。虽然他未担任过国际关系教职，但却一直心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特别是劳特派特在思考战后国际法与国联的作用时，往往会从构建国际社会的视角进行探讨。如果用学术成果和影响衡量的话，国际关系学者———从卡尔、摩根索到曼宁、布尔———都会提及或引用劳特派特的观点。1897年8月16日，劳特派特出生在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省(今属于波兰)。他在维也纳大学读书的岁月恰逢一战期间;虽然劳特派特的天资与勤奋让他荣获法学和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是战后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中东欧出现的社会动荡迫使他和一些同代人前往社会稳定、学术氛围宽松的英国。1923－1937年间，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得到了讲授国际法的教职(但1938年转入剑桥大学)。1933年劳特派特出版了他长期研究的《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职能》一书，并于1935年在日内瓦国际关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国联公约对国际法之影响”的报告。这时期完成的学术成果基本上体现了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及其学术思想。〔26〕从学术传承上讲，劳特派特属于维也纳学派(theViennaSchool)，即反对国家主权至上并否认国家意志创造法律之说。就像该学派的创始人凯尔森(HansKelson)一样，他认为全部法律应该归纳于一个体系，在其最上端为国际法;而它的效力溯源于一个“最高的规范”或称“原始规范”(normeoriginaire)。〔27〕劳特派特本人通过考察国际审判案例的历史轨迹，来论证国际法是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以此增进法律在国际社会中的实效性。他实际上一直以此作为从事国际法所肩负的使命。劳特派特当时已开始思考国际人权与国际法庭的作用，并视其为研究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他二战后出版的《国际法与人权》一书是这一领域里的早期成果。〔28〕深受20－30年代集体安全与裁军呼声的影响，劳特派特主张国联必须在未来国际社会中扮演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角色。他写道“国联公约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法律基石并独立于或超越国家的意志。”〔29〕这是因为《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通过集体强制措施来执行和平解决争端。为此，劳特派特与齐默恩、曼宁等人极力反对把国联变为各国政府代表定期会晤的国际会馆而非有实际效果的国际组织。他试图从国际法的视角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国联的性质与作用。 鉴于当时国联的使命是“维护和平与推动国际合作”，他努力提高这一国际组织的权威以及赋予其权威的合法性。而国联公约在事关主权国家传统的核心利益上应该具有束缚某些国家权利的权威，这就要求《公约》须有相应的执行力度。劳特派特倾向把《国联公约》看作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以代表国际法体系上的根本性变革。〔30〕他在曼宁主编的《和平转变》一书中写道:“如何使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和平转变’成一种有效的机制，答案只能是各国政府需接受国际法规定的责任职责，并承认由国际组织做出的对国际法的裁决或修改。”〔31〕如果我们分析劳特派特思想的话，会发现他实际上相信国际冲突不是来自人类的邪恶或国际体系本身的不健全，而是来自国际法律机制的不完善或者说国际法缺少应有的“实效性”。因此，这里包括建立一个真正意义的国际法庭，因为它是“维护国际和平正常机制的必要条件(sinequanon)”。〔32〕显然，致力于国际法研究的劳特派特一直坚持“条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这一欧洲古老的惯例，而任何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劳特派特与格劳秀斯、卡尔森、特别是他的学术前辈奥本海一样认为，国际社会与其受约束的成员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是存在的。他坦承地写道，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需要不懈的努力和长远的眼光，如果国际法不能“变革”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很难为国际社会的治理做出理论与实际的贡献。〔33〕这一观点对当今国际关系学者而言仍然值得深思。劳特派特的学术思想得到学界、包括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认可;不难理解也同时招来了指责。历史学家卡尔对他的抨击最为严厉。作为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言人，卡尔对齐默恩、诺尔－贝克和劳特派特等人观点的批评，主要是认为这一群体对国际政治现实报以盲目乐观，并且分析方法上多有纰漏。在20－30年代的不稳定期间，这种态度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可是，卡尔对上述学者的批评显然带有很深的误解。正如劳特派特所言，双方的分歧实际上来自对问题关注的视角不同，即目前的危机处理还是长远的理论探究。 劳特派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于1938年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前，当时他对国联的信心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就欧洲近代历史发展而言，这一国际组织是欧洲外交体系长期演变的结果，即从国家间的冲突发展到相互制衡;再从19世纪的大国协调演变到20世纪初提倡的集体安全。因此，集体安全意味着主权国家分担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这是国联存在的核心基础。就国际舆论而言，国联是由新崛起的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总统提议、并由巴黎和会批准成立的国际组织。劳特派特相信20世纪的国际趋势只有一个可能的方向，那就是推动各国间的普遍合作与磋商而非抗衡。国联是集体合作的形式，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因此它没有明确的假想敌，只是根据国联公约第16条规定，“所有成员国家有义务对进行侵略国家予以各种可行的制裁;其中包括授权国联统率其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去恢复现状”。〔34〕就现实利益而言，一战中暴露出来的残酷性、破坏性，让当时有识之士意识到，任何国家试图通过战争手段来追求排他性的国家利益，到头来必然是适得其反。同时，劳特派特也表示，法律对世界和平虽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可是，鉴于欧洲仍处于战后的痛苦中，他相信，只有当各国政府与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国联，并通过这一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时，这种痛苦与迷茫才有可能消失。国联的使命在于不仅要防止世界战争，而且要努力消除未来所有的战争。〔35〕他支持设在海牙的国际法庭，并期待通过国联与国际法来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如果能实行的话，这将意味着各国最终会迈向一个稳定、公正的国际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劳特派特并未忘记，没有实力保障的国际秩序只能让侵略者产生错觉，有效治理无政府状态必须拥有“世界警察”的能力，当然也需要各国认同的道德准则和法律。为此，他希望国联成为一个真正有效、公正的国际组织，诚如英国政治家索尔特(ArthurSalter)指出地那样，国联将应扮演一个“抗击未知敌人”的永久性的潜在联盟。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科教学若干疑问思索 摘要:本文从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教学风格、讲授方法、内容设计和因人而异以及爱国主义情愫和思维方式的培养等方面对国际法学科的教学特点和规律以及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思考。 关键词:国际法学;教学;思考 自改革开放恢复法学教育以来,国际法学科在许多高校本科阶段更不用说研究生阶段划分为三个专业细分为众多方向,后经教育部调整为一个专业(即大国际法学)三个方向(原先的专业变为方向)。笔者曾较长时间从事过国际法学科诸多课程的教学,后集中到国际法,加上现已转入新的领域,所以,有必要对这一教学旅程予以总结,并有助于探讨和求教于同仁。作为教研论文,又限于篇幅,不得不对写作目的予以限定:一,围绕教学效果和教育质量这一中心;二,紧扣国际法学科教学的应有特点和规律;三,突显个人特色和风格。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必须着重体现和把握好以下方面: 一目标的确立和兴趣的激发 教好一门课就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明确学习目标。在目标的确定上,笔者注意因人而异,定位实际。对大部分学生来说,达到本科教学程度即可;对少数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学生(包括报考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者),适当加宽、拓深其知识,并介绍外交工作的重要性、特点和优势等。因为外交部是一个大部包括其所辖驻外使领馆和国际组织代表,另外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局和金融机构均有条法司以及省市外事部门,而进入这些单位的大都须是国际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专业的研究生才有可能。在兴趣引发方面,笔者注意以下几点:(一)强调学习这门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客观澄清并明确强调国际法的性质;①国际法是有别于国内法的一个丰富而独立的法律体系,仅具有国内法知识而缺乏国际法知识则于法学本科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它是学好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后者孕育于前者,它们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制度具有相通性,前者对后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学好国内法课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因为国内法各部门几乎都有相应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条约形式,有些更健全和超前,两者紧密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信息网络化时代,国家间交往和人员往来更加频繁,“地球村”和“世界公民”概念渐显,涉外事务、涉外案件日益增多,缺乏国际法知识将难以正确应对和处理;国际事件频繁发生,常见诸于报端等媒体,对其正确认识和评价非运用国际法知识不成。因此,学好国际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科学、全面和宏观的思维方式。(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授法,注意生动形象性,既有助于学生对比较陌生的国际法概念、原理和知识的理解和接受,又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点下文再议。(三)时常穿插国际时事点评,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有助于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此点下文再议。 二符合学科特点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 教学风格和语言特色因人而异,但也会因学科而有别。国际法在内容、适用范围和运用人员上不大同于国内法,主要适用于外交场合,大都由专门外交人员运用。这一专门职业群体形成了其特有的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主要体现为端庄、整洁、潇洒、大度、严谨而又不失洒脱、轻松之风,外交辞令具有不同于其它场合辞令特色,具有专业性、特定性、严肃性而又不乏技巧性、轻松感和特有魅力。所以,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适当体现和保持这种特有教学气质、风格和语言特色,既体现了学科特点,又增强了教?42?学魅力。 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 鉴于国际法概念、理论和制度于学生比较陌生,更难领会,笔者注重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法。既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又增添了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对“主权”概念(乃国际法最基本概念,可谓国际法基石)的诠释,将其概括为“六性”,这样不但便于学生理解,而且使其印象深刻;在讲解“斡旋”、“紧追权”、“国际法上的承认和建交”、“国际习惯”、“反报和报复”等概念和制度时,笔者联系到朋友关系的处理等日常事例;在讲解国际法的特征(即与国内法的区别、外交特权与豁免和领事特权与豁免包括外交职务与领事职务及其任职资格和履职时间等理论和制度时运用对比分析法,辨析其异同,虽打破了教材体例,但易于学生把握,使学生记忆深刻;在分析国际法特征、领土组成部分、海洋区域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内容时,则利用图表予以展示,增强了直观性,自然使学生易于领悟,印象颇深;在讲解安理会强制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和方法等制度和概念、理论时,结合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例如,对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案”的制裁,对南非曾推行种族歧视和隔离政策的制裁,尤其对伊拉克因发动对科威特战争的制裁全面展示了安理会职权特色。另外,还有“中美撞机事件”、“美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等。这样便于学生清晰理解,全面掌握所学知识点并学会学以致用。对于颇难理解的联合国国际法院诉讼管辖权类型,笔者撇开教材用语,用自己的话予以概括,使学生一下子抓到了问题的精髓,吃透关键;在讲解“缔约权”和“缔约能力”等概念和原理时,适当结合已学的有关国内法概念和原理对比进行,既使学生融会贯通,又使其理解得快。 四联系时事,穿插点评 理论讲授若脱离实际,不仅枯燥无味,而且听者难以领会,印象不深,所以,法学课大都注重联系案例和事例。笔者时常联系国际时事,穿插点评,不但活跃了气氛,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加深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理解,有助于培养学以致用之风。例如,笔者在讲领土主权、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制度、国际责任法和国际航空法时就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美国炸毁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就涉及到外交关系法,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法;伊拉克发动的吞并科威特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先后发动两次对伊拉克战争以及联合国对伊武器核查就涉及到国际法基本原则、战争法规、安理会解决国际争端的职权、程序和方法、战争犯罪、国家责任法、单边主义对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挑战以及有关禁核包括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巴以冲突和各种国际恐怖主义事件就涉及到国家领土法、民族自决权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法、安理会和国际法院的职权、国际刑法、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以及国际合作反恐机制的建立等;“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等就涉及到安理会职权、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犯罪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等国际刑法问题,尤其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对有关国际法和国家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例如对国际刑法、武装冲突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组织法和某些国际习惯规则(如“条约相对效力原则”等)以及美国和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再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中越、中国和南海邻近岛国关于专属经济区、捕鱼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某些岛屿领土之争的协议和谈判,东海大陆架与日、韩划界问题,钓鱼岛事件等就涉及到领土法和海洋法;“10+1”和“10+3”、APEC、上海合作组织就涉及到国际组织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反恐等问题等等。 五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 鉴于国际法内容丰富繁复,已有十几个部门法,几乎每一个都可独立成科,又受限于学时,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平均使用力量,而应进行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的设计。笔者的设计标准主要有:是否紧扣学科特点;是否达到本科教学程度;是否照顾到绝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和兴趣;是否能更多地联系本国和本地实际;其制度是否足够健全和成熟;是否能更多结合国内法现实;是否适当顾及自我优势和特色;其难易程度是否具有时代性。因此,笔者将具有统领各部门法作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理论即“总论”部分作为重点予以详讲;另外还包括:海洋法,因为海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海洋省;条约法,因为它乃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各部门法包括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都离不开它;国际争端解决法,因为它有助于学生学以致用,正确认识和评价国际事件,另外具有触类旁通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之用;国际组织法,因为国际组织众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已成为国际法的又一大主体,预示着人类组织化趋势以及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国际人权法,因为其中包含着众多人权规则和刑事诉讼基本准则,而这些正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且有待完善的地方;外交关系法,因为它有助于鼓励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和考研生的积极性,同时有助于学以致用,以之评判国际关系,另外,运乎处世为人也有相通之妙;主权和国家管辖权,因为主权是国际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概念,国家管辖权的行使具有经常性和现实性且与他国易生冲突,这就涉及到如何妥善处理的问题;国际习惯,乃国际法的特有渊源且不大好理解,所以,应当详讲;国际知识产权法,乃国际法的一个新型部门法,在知识经济时代意义重大,知识产权在我国已上升到战略高度,也是我国比较落后的制度,所以,也安排为重点讲解内容。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和内容有:外层空间法,因为相对离现实较遥远且其制度尚未健全;国际法中的居民法,因有些内容也属国际私法范畴;战争法,和平和发展已成时代主流;国家的构成及其类型,已为有关国内法所包括且易于理解等。对于这些非重点和略讲的部门法,主要由学生根据兴趣自学。 六量体裁衣、因人而异的点面平衡 学生的基础和理解力参差不齐,学习兴趣和动力也存在差异。因而,在教学中,都应当注意量体裁衣,因人有别,因材施教,点面结合,综合平衡,无论是内容的安排,还是方法的设计以及语言风格。这里关键是点面关系的处理,就本人体验,所谓面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水平、要求和兴趣,这是需要首先照顾的。于他们千万不可高估和拔高,而应专注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即可。对他们,教师应不厌其烦,耐心细致,反复强调,语速舒缓。否则,难以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所谓点就是极少数基础较好,感受力较强,学习用功,立志较高(例如准备报考研究生包括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以及树立其它涉外志向等)的学生,于他们可适当拔高要求,即适当拓宽、加深其知识面,同时语言简洁、轻快,少重复。但点的照顾只能放在其次或通过单独辅导补之,否则教学效果难优,因为忽略了多数人利益。另外,还有对学生的亲和力等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注意和改进之处。 七爱国主义情愫的培养 国际法主要是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自然言必称国家,?43?因而也就是最宜于寓爱国主义教育于教学中的一门课程。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于国家和学生都十分必要和重要。目前,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弱国无外交”已成历史。但是,我国在国际生活中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大国地位还很不相称。我们正在走和平崛起之路,这就需要薪火相传的青年一代满怀爱国热忱努力学习,掌握本领,为国家的更加富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人,更应时刻注意维护国家形象,运用好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人类共同事业发出中国最响亮声音;不直接从事外事工作的人,也不要小觑自己的工作与国家利益和前途的关系,应认识到自己的工作也是在为国家利益和前途添砖加瓦,也体现着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要有大国民意识,在涉外场合,要表现出大国民风范。爱国是一个国民或公民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就如同儿女爱母亲一样。在目前市场经济环境下,爱国情操的培养更应从青年学生着手。基于上述理念,笔者在教学中时刻注意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愫。例如,在讲国际法史和条约法时,近代中国“无外交”,不懂国际法或无权运用国际法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被迫接受含有“割地、赔款、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反动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不平等条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在讲国家的构成要素时,笔者就联系到其它国家国民的爱国意识和表现……,我国历史上主权和领土残缺的屈辱事件……,引用“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只要我能活到九七年,我就要到回归的香港去走走”———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执著的爱国情怀……等;在讲外交关系法时,联系美国炸我驻前南联盟使馆事件,青年学生如何正确地表达爱国情感;在讲到国家领土法、国际航空法、海洋法、国家管辖豁免法和国际争端解决法时,联系到中美撞机事件,也涉及学生如何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在讲领土法和海洋法时,结合南海诸岛有关领土纷争、钓鱼岛事件和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有意识引发学生爱国热情,甚至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影片———“西沙儿女”(“西沙保卫战”)中的主题曲“美丽富饶的西沙,我可爱的家乡”;在讲外层空间法时,联系到“神州五号”圆飞天梦和航天英雄杨利伟;在讲国际法的居民法中的无国籍人和海洋法中的“方便旗”时,在讲武装冲突法中的战争法规和日本遗留在华的“毒气弹”事件以及中国民间因侵华战争受害向日本政府索赔诉讼时都自觉引发学生的爱国激情,联想到母亲、祖国之意,等等。另外,设有专题讨论:引导大家思考探讨在和平崛起,靠自身力量实现祖国的腾飞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代,青年学子应肩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我们的爱国思想应如何确立,爱国情感应如何培养和表达,爱国行动如何表现等。如此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知识传授中,引起学生的极大共鸣,更直接、生动地引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爱国情操和爱国理念,从而使他们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进而为国奋发。 八思维方式的培养和为人处世之道的感悟 科学、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与通达、合宜的为人处世之道于青年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可从国际法的学习中得到培养和感悟。国际法是放眼全球,适用于世界的法律,所以,通过学习国际法有助于学生养成登高望远、放眼世界、立志高远的宏观视野和思路。国际法与国内法具有密切联系(几乎所有国内法部门均有相对应的国际法律制度,国际法所涉范围上至外层空间,下至海床洋底,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样,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习惯于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即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结合起来进行学习、观察事物\思考问题、钻研和写作的思维方式,而这才是符合时宜的全面和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观察视角。如果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国内,则不仅思维单一、视野狭窄,而且难以知识全面,有所创新和突破。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总是注意引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例如在讲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理论、各部门法和论文写作时,都适当联系有关国内法,结合国内层面事宜。国际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间关系(即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许多相通之处;作为国际社会主体的国家和作为国内社会主体的个人也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思想、秉性、风格和情感,可以概括为国家性(民族性)和个人性(个性),它们都是法律人格者,只不过前者可拟制为活动于国际社会的抽象的“人”。那么,通过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就可获得一些为人处世的启示,感悟其真谛,从而触类旁通,有助于正确、合理地运用于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例如,曾被誉为“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被其后裔美国取代,这体现了后来者居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律,日韩与中国有类似之处。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声音最响凭借的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所以,青年学子想要今后于国于民于己有所作为,就必须充实自己、增强实力、提高自己、完善自我,具有真才实学。因二战惨败以致几乎一片废墟的日本和德国短短几十年一跃而为世界经济强国,启发我们在逆境中要心中充满太阳,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同时注意从自身实际出发,扬长避短,敢于和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人之长;国际纠纷的处理最提倡用和平方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营造安宁、友好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稳定的国际局势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大小、强弱、贫富、远近、特征和与其历史现实关系等)和事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对策和行动(总方针是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包含着丰富的外交智慧),对我们理性、友好处理人际矛盾,与人和睦相处,营造良好氛围和适应环境,培养原则性和灵活性不无启迪;国际舞台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凭实力说话,均势打破又平衡,力量对比常转换,这启示我们要有竞争意识。尤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接受和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律,培养坚强意志和善于平衡、调适和重塑的良好心态和习性。当某国遭遇灾难,他国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往往施以援手,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不也应提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援助弱势吗?国家人格和尊严不容侵犯,我们个人也要注意维护自身尊严,切不可为贪图名利而置人格和自尊于脑后,而应自尊自爱;国家利益是国家考虑国际事务的出发点,但同时有责任的国家也还要为他国、国际社会和人类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作出本国的贡献,这启示着我们个人在实现自我时还要兼顾他人、社会和国家利益并对之有所贡献,就是所谓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理,否则就会陷入极端个人主义泥潭,自然也难以有利于自己的全面发展。外交场合,国际关系中充满着礼仪规则,十分讲究外交礼节,同样,我们人际关系中亦应以礼相待,文明交流与合作。相反,粗暴、盛气凌人、无礼不但于事无补,而且会引发矛盾和问题,等等。因此,通过国际法教学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和通达、合宜的处世为人之道将会大有裨益,并能使其受益终身。因此,不能不说国际法是最适宜于寓教于乐的学科之一。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二审即终审。这样设置的优点在于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性较大的反倾销案（实际上，国际贸易法庭不仅审理反倾销调查案，还可以审理涉外贸易的其他案件），更加体现效率与公正。 （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研究会论文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WTO规则与我国反倾销法的完善 ■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张志兵 “倾销”（DUNMPING）一词，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出口商在海外市场的波动导致了该市场上其他竞争者的销售困难，并以掠夺性的价格消灭进口国的竞争对手，进而图谋垄断进口国市场。作为法律上的名词，《布莱克法律辞典》（Black''''sLawDictionary）是这样定义倾销的：倾销是以低于国内市场的价格在海外市场大量销售商品的行为。经济学家根据维纳（VINER）的理论将倾销分成三类：偶然性倾销、掠夺性倾销和连续性倾销。对于第一种，不必介意。对于第二种，各国是一致反对。因为这是超贸易保护的工具，具有侵略性，自然不“公平”，应予惩罚。对于第三种持续性的倾销，有人认为该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的损害就只有一次，即受到冲击抑或被迫转产，而进口国消费者从中却可以长期获利，此消彼长，无须抵制。有一部分专家却认为，在现代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都采取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使其生产能力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过剩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各国已经比较普遍，因此生产商为了扩大或保持生产规模，在维持国内高价水平的情况下，也常常在国外市场进行长期性的倾销。这种倾销会造成全球资源分配和使用上的误导，从而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据反倾销专家帕米特（PALMETER）统计，1980—1986年，澳大利亚、加拿大、欧共体和美国所发起的767起反倾销诉讼案中，没有一起是掠夺性倾销，而绝大部分为长期或连续性倾销。①因此，我们下面讨论的反倾销指的就是反长期或连续性倾销。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韩国。当时，韩国出口增长最快的“现代汽车”正在加拿大遭受反倾销调查，因此韩国政府谈判代表决定在1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签约国产生效力，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 国际法学论文: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国际法学研究 关键词：世界新格局；中国国际法学研究；挑战；应对 摘要：近现代国际法发展表明，实证国际法制度本身多源于经济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定国家学者的国际法理论；格劳秀斯的思想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及杰克逊的观点对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影响便是例子。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际法理论尚难满足国家在国际社会应对相关事务的需求，中国国际法学者面对诸多挑战。为此，我们的国际法学研究应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这个特定时代国际法理论创新的指南，努力增加国际法体系中的中国元素，提高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在维护国家正当利益的同时，也为人类做出积极贡献。 一、引言 本文所说的世界新格局是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全球经济、政治等格局带来变化的状况。大国要靠经济实力说话，也需要有能够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国际法律制度。多年来，中国在国际法规则制定方面处于难以与其地位相称的位置，多是被动接受已经形成的所谓的国际规则，特别是在经济贸易领域。毋庸置疑，世界新格局对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影响，这些变化也必将反映到国际法及国际贸易制度中。 回顾近四百年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一国国际法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与该国的经济、政治等综合实力及国际上的影响力是密切相关的；而且，诸多的国际法规则总是最先产生于学者的理论，尽管国家之间的冲突往往在先；正是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不同于国内主体之间的冲突，结合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使得很多的国际法规则不可能先于冲突而产生；针对这种情况，解决问题的规则往往只能以学者的理论为依据来确定了。而且，自从主权概念诞生以来，其对内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独立权的本质及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主权国家平等原则，使国际法的本质最终体现就是各国之间意志的妥协，而这又不同于国内法。因此，通常在特定的时代，强国的国家意志多能左右着国际法的制定、执行与发展，而最终规则制定背后的依据均是相关国家国际法学家们的理论与学术观点。 大国国内产生的国际法概念或规则，常多源于其国内学者的观点和理论，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国际法中最为重要的“主权”概念源自16世纪法国的博丹与该国当时的综合国力及其在欧洲的影响有很大的关联，实力强大要求世俗世界国家君主的权力有合法来源，主权应之而生。荷兰17世纪初中叶的崛起导致它与其前的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以致时代为格劳秀斯推动近现代国际法形成创造了条件。格劳秀斯能够写出《捕获法》《论海洋自由》及《战争与和平法》等划时代的巨著与荷兰当时的经济贸易状况及格劳秀斯的人生经历等密不可分。他所主张的“海洋自由”就是为荷兰在为荷兰人争取利益寻找国际法依据；在他国的航海技术、贸易技术没有达到荷兰水平的情况下，荷兰对已有既得利益者西班牙、葡萄牙形成的秩序之挑战，会让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海洋自由”这一规则被普遍接受成为海洋法的重要原则。此外，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对其去世后3年结束欧洲30年战争所达成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恰如学者赫德利.布尔所言，格劳秀斯所提倡的国际社会的观点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给出了具体的表达，格劳秀斯可能被认作是近代史上这一划时代的首次普遍和平解决争端的思想之父。这说明该著作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签订做出了贡献，也为后来国际法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此后强大了150多年的英国取代了荷兰，在国际法的制定和执行中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该阶段英国产生很多个知名国际法学者，如约翰・塞尔登（1584-1654）、边沁（1748-1832，最早提出“国际法”一词、戴西（1835-1922）、奥本海（1858-1919，被誉为“现代国际法之父”）等；英国鼎盛时期的国际法学家有很多，他们为英国在国际上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寻找国际法依据，并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与发展。 美国在20世纪初逐渐成为世界上头号强国之后，开始注重国际法学的研究。在钢铁大王卡耐基的支持下，美国国际法学会组织一批学者陆续将欧洲大陆的一些非英文版的国际法经典之作译成英文，在美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事实证明，美国的国际法也是在学习借鉴他国的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及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而日渐形成的，并对他国产生了影响力；但其不变的一条就是：在全球争取和维护本国利益，服务本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规则的背后预示着国家利益，一直遵循着国家利益导向主义。二战以来国际贸易规则先由学界推动制定，进而进入政府国际谈判桌上，最终多数成为国际条约的内容。20世纪美国的国际法学者很多，知名的有美国前总统威尔逊（1856-1924）、鲁特（1845-1937）、修斯（1862-1948）、赫尔（1872-1955）、哈德逊（1886-1860）、杰塞普（1897-1986）、沙赫特（1915-2003）、路易斯・亨金（1917-2010）、杰克d（1767-1845）等。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今天仍占据着国际法研究的主流地位，主导着国际法的发展方向，其国际法制定的霸主地位仍无人撼动。 国际法在无政府国际社会中通常是强国意志的体现，这已无需太多的证明。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与发展的重地欧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欧洲内部的法西斯主义德国、意大利的失败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的衰落才日渐减弱了其对国际法的影响。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重心由欧洲转向了借助于两次世界大战迅速崛起的美国。罗斯福总统在二战结束前设想的政治、金融和国际贸易的三大国际组织中，联合国（政治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如期设立，而尽管他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因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经济贸易制度的根本对立未能建立，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却起到了临时性的国际组织的作用。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最终使美国在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意图得到了实现，其国家意图在国际法层面得到充分反映。这些脱离不了学者的贡献，如被称为世界贸易组织之父的杰克逊教授的相关理论被当做WTO建立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学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及在世界经济、政治和贸易中的作用因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及国际法规则形成中的作用也日益得到彰显。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国际法思想较为发达和有影响力，而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初，英国国际法学者的思想在国际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则在二战后至今，其国际法思想在世界发挥着主导作用，其重要表现就是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在有关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及执行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尽管其中不乏欧洲、日本甚至韩国等国际法学者的一些论点偶尔点缀，但美国的国际法思想主导着国际法领域的发展。 二、中国国际法学研究面对的挑战 中国国际法学的发展与本国经济发展几乎同步，但与国家的实力、经济增长速度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似乎未能同步，与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话语权及应对国际纠纷的效率还有差距。除了通过战争解决冲突之外，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纠纷处理中，尤其是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形式的和平解决常使我们处于有些被动的地位，不能最为有效地保护我们的利益。国际社会是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社会；国际法向来与政治、经济等难以分离。中国百年国际法发展的挫折坎坷之路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和日益强大，应不再重现，而应让中国及其学者担当起中国国际法随着国家的强大而获得其在国际法领域中应有的地位。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清楚我们面对的挑战。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政治上大国地位早已为世界所认可（常任理事国是其标志之一），但在国际法的创制、理论及实践方面，似乎还显得较弱，与中国的国际地位严重地不相称。 在国际实践活动的某些方面，我们走在世界前面，2008年北京奥运会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彰显中国的影响力，2015年8月北京又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上海合作组织于1996年在上海成立，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其中已通过国内审批程序的50个国家正式签署《协定》，2015年底符合生效条件，亚投行届时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产生了一些新观点、形成了一些新思想，并在服务着我国的外交、国际贸易等实务，但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不多，限于语言等因素，与老一辈学贯中西的世界级国际法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国际法理论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特别是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学术思想或流派方面，我们尚难于有所建树。 （一）领土、海洋主权方面面对的挑战 中国今天在世界上政治、经济的地位，需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法思想与理论。然而，近来中国南海诸岛主权不断遭到周围实力不强、国家不大的8个国家的不断挑衅，日本、韩国在东海大陆架与中国不断产生摩擦，如何利用现有的规则和国际法理论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大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干预，增加了问题的复杂化。至今我们在国际法理论和学术中未能为政府主张中国合法权益找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国际法依据。中国当下需要适合其要求的国际法学理论来为上述争议的解决提供路径。 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形势变化的国际背景下，通过国际司法路径解决中国与他国如日本就钓鱼岛事件等产生的争议，是否是一条可以考虑的路径？依赖政治途径难以解决时，久拖不决，可能会使争议变得更为复杂：历史越久远，证据、事实会变得模糊，争议会变得更不容易解决。就如同在WTO框架下解决问题一样，可以据理力争，并在国际社会赢得尊重；而且，依据国际司法路径，未必一定对中国不利。国际社会日渐走向法治化，在法治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下，我们是否须有所突破？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充分的研究；就算结论是不借助于国际司法路径，在理论上也需为解决这类领土、海洋之争找到切实的解决方法。 （二）国际贸易领域中国际法研究面对的挑战 苏联解体后，美国通过新的贸易规则及知识产权制度，仍在干着殖民主义时期的事情，只不过今天不再是通过武器和战争，而是依赖于知识产权、国际制度与市场。我们以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和稀土资源出口为例：在铁矿石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买方，在买方市场情况下，应该掌握着较多的主动权，但实际情况不是，我们对价格没有话语权；在稀土矿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卖方，在稀土资源严重稀缺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有主动权，但也没有话语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遭诉后败诉的案件较多。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著作权法“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之规定申诉到WTO争端解决机构，最终以要求中国修改著作权法而告终；2012年和2015年WTO争端解决机构分别裁定中国9种原材料和稀土出口限制措施违反WTO规则。这些均是典型例子，且现在还面临着更多被诉的危险。不论是作为买方还是卖方，我们均无话语权，或说我们均是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国际贸易规则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我们面对的国际法的挑战也越来越大。看看稀土领域，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哪些？是日本企业。20世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罪恶意图就是抢夺中国的资源，今天依然是这样。只不过战争对它来说是失败的手段，但今天的投资手段却是成功的。有资料表明，日本在东海海底的稀土存储量至少够其用40-50年；其储存量是中国的10倍。难怪有人发出惊叹：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实现不了的东西，在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投资、技术转移和其他的知识产权战略在一一的实现；日本仍在续写着“侵华”的梦想，不过不再是血淋淋的战争，而是温情脉脉面纱下的和平掠夺。 在国际贸易中，我们日渐成为贸易争端中的大国，争端案例从反倾销、反补贴到知R产权再到稀土出口等，几乎涉及所有贸易领域，在国际法以保护主权国家利益为重要宗旨之一未改变的今天，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俨然成为严峻话题。 很多人以为，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历史可以画上句号了。但接下来，人们发现，美国开始“张着大嘴吃世界”，对全球实施“新殖民主义”。美国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夺他国的基础上。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坐收渔翁之利。比如，很多韩国企业都被美国收购了。 上述国际贸易领域的问题的解决，维护自己正当合法权益，对形成贸易规则增加自己的话语权，显然需要国际法学者的理论突破及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 （三）全球环境保护、气候变化控制等公共问题方面面对的挑战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的中国对能源（尤其是石化能源）的大量需求和使用，既给中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也让中国成为世界头号排放大国。在各种相关会议上，中国温室气体减排及环境保护成为其他国家关注的焦点。这些也给国际法研究人员提出挑战。尽管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环境污染治理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我们应当探索找到充足的理由为正在谈判的后京都议定书时代气候条约的制定寻求更为公平合理的方案。这也需要理论上的探索。比如，我们的直接目标常放到“减排指标”分配上，但忽略导致排放的原因在于先进技术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原因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排放”是果不是“因”。为此，我们如何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谈判的条约中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先进技术的转让和使用作为条约的重要内容纳入进去，可能比只看减排指标分配更为有效；但这需要充分的理论论证，也需要相应的文本草案。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挑战。 在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及外层空间法等新兴领域也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特别是涉及到“人类共有财产或遗产”的使用与分配方面，尚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随着中国的技术发展，过去我们“鞭长莫及”的领域现在也有能力介入。我们如何利用现有的制度，或创造出一个既有利于本国又有利于人类的制度来获得国家的正当利益，并在特定领域有话语权，也需要有关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显然，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积极谋求有中国声音的国际法研究方向。 （四）其他方面面对的挑战 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学时，一位来自英国在该法学院从事教学的教授认为，至今为止，中国经典国际公法教材主要参考了奥本海国际法，而且诸多教材中涉及中国的国际法案例甚少。她问：“为什么中国的国际法教材中很少使用与本国有关的案例？要知道，美国的国际法教材，55%以上的案例与美国相关。英国的教材也有1/3以上的案例与英国相关。”她还问：自己本国的教材都不以本国的国际法案例为主要研究对象，那么你们的学者研究国际法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让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确，我们研读的中国法学院使用的很多国际公法教材，包括案例分析，除了老掉牙的“湖广铁路债券案”及“光华寮案”外，少有案例与中国相关，其他案例似乎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如果国际法教材与本国无关，那我们用这样的教材培养的学生们，将来会关心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吗？这从一定层面说明我们目前的国际法教材存在的普遍问题。好在近来WTO争端机构处理的涉及中国的案子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及充分的讨论，并在相应的教材中体现。尽管如此，完善教材使其更为合理、符合中国需求仍是国际法学人面对的挑战。 至于其他方面，如国家主权相对论挑战传统的国家主权绝对论、国际法主体的拓展（非政府组织、私人主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国际法主体地位等）的讨论，都是我们在理论上需要完善和拓展的领域。 不同阶段的学者，对当时的国际法探讨和国家利益维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作用很有限，因为国际法与政治向来很难分离，国际法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际法理论的扎实对维护国家利益也能超越于国家实力而发挥作用，如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一些国际法学者、印度、巴西甚至非洲的尼日利亚等国的国际法学者可以不受国家实力的影响而依据国际法理论起到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作用。因此，应对挑战，创新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与国家和政府而言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三、未来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思考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的V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中国对国际法理论的诉求毫无疑问也在不断增加。这是全体国际法学者面对的大好时机，也是国际法学者促进中国国际法发展的时代使命。如何利用现有的国际法规则维护国家利益，并修正不公平的国际法规则及对正在形成的新国际法规则产生积极影响，以听到更多的中国声音，体现中国国际法学者的智慧，是21世纪国际法对中国学者提出的要求。 中国错过了国际法发展的几个较为关键的时期：一是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并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由于刚刚全方位介入国际社会，再加上国内的混乱，对国际规则尚未充分了解和掌握，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对当时的活动施加影响。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会议上的中国谈判力量的影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于此前国际法尤其是海洋法研究被荒废近20年，人才培养没有跟上，在国际谈判中显然难以收到理想的预期效果。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等。考虑到法学的继承性，老一辈为我们打下的国际法学基础，我们需要在其上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出满足国家现实的需求的努力。尽管国际法的基本原理、原则与规律是不变的。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前辈们没有遇到的问题，既要继承，更要有所突破和创新，这是时代赋予当今国际法学者的使命。 （一）加强国际法理论的研究，为实务提供依据 我们需进一步加强学习西方现有的相关理论及现行国际法律制度，把握国际法学的原理及制度的本质，充分利用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原理，在掌握他人理论基础上，结合国内国际实际，形成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体系或流派，为国家的国际事务需要服务。近现代国际法其诞生本身源于学者的理论，然后将其上升为实证的条约或规则，尽管产生理论的缘由是实际生活中纠纷；今天依然如此，国际法理论研究走在前面，甚至公法学家们的观点可以作为国际法院判案的补充性渊源。有史料表明，中国1689年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也是在徐日升等传教士在参阅早期国际法学者如荷兰格劳秀斯及西班牙苏阿瑞兹等的著作下为中国的钦差大臣提供建议而签订。 对中国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对国际法的接受由被动变为主动，且也是从翻译有关学者的学术专著开始的。林则徐因禁烟及处理英国人在中国的违法行为，他被迫请人译出了《各国律例》；清政府各国事务衙门因处理与各国之间的关系，被迫出版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西方列强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的头上，引起了各种自强运动和革命，我们被迫利用国际法的合理部分为自己挣得生存权益。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特定的环境，我们被迫接受苏联的国际法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下，为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加入WTO，被迫去适用西方列强主导下的贸易规则，它虽然给中国带来很多利益，但也在严重伤害中国利益（如反倾销、反补贴、知识产权案及稀土出口案等）。这些都是我们被动的体现。尽管近百年史上，我们曾经有过很大贡献，如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理论等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与泱泱大国应有的地位相比，这是远远不够的。今天中国在逐渐强大，我们在国际立法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应该提升。它除了各种有利因素支持外，依赖于国际法学者努力。 学者理论研究的深度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利益在国际社会得到保护的程度。笔者曾经参加2014年4月7日至14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第76届国际法学会年会和第108届美国国际法学会年会，体会到发达国家学术界对时下国际法问题的关注、研究的深入及为政府提供应对策略探讨的投入。这里仅从他们对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条约的《气候变化相关法律原则》的起草便可看出端倪。国际法学会为负责起草该条约的原则部分（共10条），学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约30人），至少自2010年就开始进行研究；每一条由来自不同国家法学院、律师事务所及政府部门的3-4个专家（教授60%以上）负责。在该次大会上，小组人员展示他们的草案，说明理由，并请与会者参加讨论，提出建议，然后他们再去修改。最终他们会将修改后的草案提交给有关的谈判代表。在谈判时，经过充分研究的条约，与那些仓促上阵、提出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研究的约文草稿相比，哪一个更具说服力，不言而喻。 国际法学理论的薄弱，会让我们在国际谈判及国际规则制定及国际事务应对中处于劣势。美国国际法的强大，除了其自身的国力之外，学者为其政府提供充分的论证和理论依据，是美国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产生影响力方面进退有余的重要条件之一。美国学界与实务界（如政府机构、律师及法院等）之间流动十分频繁，学术与实务问题解决结合紧密，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又对相关理论提供证据，推动理论的形成。 这种行为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的学会可以变得有组织，并且划分不同的专题组，平时加强研究，为国家的有关外交政策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法律事务服务。 （二）国际法理论研究拓展的原则 1.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发展的基本指南 中国强大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国际法理论，不能跟着别人的理论转圈，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法准则。有学者提出，面对大数据、网络时代，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的形成过程中，要提出“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智慧”，这指明了中国国际法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指的是什么？其具体内容如何？我们提出后如何使他国接受并成为国际规则？这些都为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中国经过160多年的国际法实践探索，构建的方案涉及的国际法理论应当包括和平发展、和谐国际社会构建与以人为本等要素。它要求我们在国际社会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种理论的形成有其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当时的处境，第一代领导人、等提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关键在于和平，以为新中国赢得生存机会，站稳脚跟。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针对结束后，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状况，亟需和平的发展环境，邓小平与大树“和平与发展”旗帜，既主张中国的和平发展、也期待世界和平发展。时代，国际社会已经走向“合作社会”而非“共存”，面对公共问题，各国需要合作。全球化日益深入，商品价值链分布于全球，技术使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任何一个区域性的问题都是世界性的，合作是本世纪以来的必然选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包括技术共享等）”成为我本世纪前十年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指南。在几代领导人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将“共赢”融入到国际关系行动指南中，彰显出负责任大国与世界共同前进的胸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合作，不是出于中国一国之利，而是兼顾天下之利。因此，“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国际法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也是顺应这种规律；为此我们要慎提“崛起”而多谈共赢。 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思想指导下，我们以实证的研究方法，探索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遭遇的种种不幸，尤其是面对气候变化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情况及其根本原因，以分析已有的国际法理论或制度已不合时宜；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以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及构建和谐世界为指导思想，创设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在经济全球背景下，以70年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诉求，根除新经济条件下“新老殖民主义”再生的土壤，为国际社会和平发展提供依据。 世界发展趋势也证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当下的主题。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的巨大灾难使人类深恶战争，渴望和平，“和平”成为人民的当然选择。只有和平没有发展，难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所以发展也成为上世纪后半叶人类共同关注的议题。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世界已经连为一体，任何一个单个国家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的行为，进而对全球造成影响：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疾病传播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狭隘民族主义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这些客观上要求国家与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并为这种合作准备了条件。合作、尊重民主的行为准则和全人类价值成为新的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所以本世纪以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提出的重要原则。国际条约及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大就是各国“合作”的重要体现。然而，国际组织的形成及国际条约的作用并非只是让部分国家受益，而是要让所有有关条约缔约方或国际组织的成员都从中受益，分享文明及科技进步带来的积极成果；这就是“共赢”“互利”。比如，加入WTO，并不意味着其成员放弃其国家主权或地区经济权益，而是要求通过较为合理、公平、透明的规则不要把弱势成员变为他人刀俎上的鱼肉。在越来越多发展中成员参与的情况下，它要改变殖民主义时期“你的东西，通过不公平的规则，要变成我的”之强盗逻辑，让各成员在合作中互利共赢。当然，WTO中仍有很多有待进一步完善的规则，如技术贸易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下，在所谓的国家技术出口管制法规下，技术后进国没有办法从公平的贸易规则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成果，但有谁会说西方国家因控制的“高端技术”未让发展中国家分享而当上被告？而中国出于保护环境、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对九种原材料如稀土等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出口限制时则遭到美国等国家的申诉，进而在所谓的WTO规则下裁定这种行为违反WTO规则；这是否有承袭老殖民主义时期政策的迹象：只不过当时是通过战争来占领他国领土、武力迫使他国提供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今天是通过贸易制度？可以看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借助于WTO规则，利用中国等成员方的技术后进、国际贸易经验不足等因素，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所谓文明的方式强迫其他国家继续为它们供应原材料，使后进国仍然成为它们廉价的加工地。这种合作显然有违公平正义精神，难以带来共赢的积极效果。因此，当下国际法理论的研究，必须在“和平发展合作”原则下，强调“共赢”，这是我们要积极改进或完善国际规则的重要出发点。 2.主张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为原则 21世纪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主旨是：人类共同利益至上，在国际法的价值取向上，当使人类的共同利益优先于狭隘的民族利益。全球化下，任意一个消极的影响会波及全球，如环境污染、气候变化、核事故等，这些使人类共同利益变得更为突出。对恐怖主义、人类认定的国际犯罪如奴隶贩卖、种族灭绝、海盗等行为的遏制和打击需要各国国家的共同努力。技术发展已经使国际法理论创新变得更为迫切：在人类可用陆地资源基本耗竭的情况下，南、北极及海洋（特别是专属经济区、公海等）、外层空间将成为人类竞争的主要领域。人类共同财产（南北极、公海、电离层空间、外层空间――含月球及人类目前所发现的天体――及其所拥有的物体、生物、天梯等）、公共空间（含公海、外层空间、南极等）、人类共同利益在今天显得更为重要。 处于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中国，在追求本国利益、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坚持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这是我们在发展自己国际法理论时应当坚持的态度。 在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我们需要警惕某些国家假借国际法之名而行“单边利己主义”及貌似合法实质上损害他国权益的行为。它们试图努力地让全球国家碎片化或实行它们所设想的民主化，这背后都其不可告人的意图：被肢解的国家没有足够的强大的实力与其相抗衡，通过它们扶持的国内人实现对他国的战略资源的掠夺，奴役、剥削这些被肢解的国家。无论是科威特在西方操纵下从伊拉克独立，还是科索沃从塞尔维亚独立出被宣布不违反国际法、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更不用说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等事件在西方引起的欢呼雀跃：被视为民主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国家变化后，并没有给其本国带来真正的福音，如茉莉花革命没有给埃及和利比亚人民带来安宁、民主和幸福；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在美国干预后并没有给两国带来和平，相反它们的国内战争、贫穷依然如影随形；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干预没有带来进步，反而刺激了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活动等，以致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虽然这些国家的变化短期看都反映西方意图的实现，但长期地看，都留下了祸根。在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某些国家借助于所谓的民主、人权，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准确地说，一小部分统治集团利益的需要），在全球扩张自己的利益。短期地看，它损害的是部分国家的利益，但长期地看损害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特定制度下的跨国公司行为给人类带来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如果它们的行为仍得不到控制或引导，最终会毁坏全球环境和气候，最终使人类像恐龙一样遭遇突然的气候变化一夜间从地球上消失。无论从维护国家利益还是人类利益，我们都必须坚守最起码的原则：在国际社会尚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下、在国家作为最根本的利益单元存在背景下，任何国家都应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要在西方利益集团的叫嚣下，毁了自己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而纵容跨国公司的猖獗行为，最终毁了它们自己，也毁了人类。美国对我国西藏等问题一直或明或暗地染指或干预，并利用一小撮看不到美国险恶意图的分裂主义者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这种行为的表现。 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的总体利益高于单个国家的个别利益；而主权国家在强调自己主权和利益的同时，不应侵犯或损害别国的主权及人类整体利益。有学者将民法原理运用于分析国际法的法学理论部分，并提出全人类总体利益原则作为国际法原则的新发展（和平权利、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发展权利、物质文明权利及精神文明权利）；这是很有道理的。 在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强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是：根据其利益需要来遵守或要求他国遵守，规则只是约束弱者，强者都会根据规则来做出利于自己的解释。美国对有关关键产品、涉及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的高端技术等出口实行管制，但有谁对美国、西方国家的出口管制提出过质疑？这种国家利己主义或单边主义与时代赋予国际法所要求的合作、共享、共赢等原则相违背。各国间的共同利益应该是我们的追求，但它不是共同意志而是各国问意志的妥协，即出于人类利益的需要，各国问在利益方面一定的妥协，它遵循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寻求的是安全、有序、和平、公平和正义。因为国际法不是超国家法，不是各国的共同意志，而是各国协调的意志。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是WTO框架下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环境友好技术作为基础，在人们普遍关注货物贸易、金融等服务贸易的时候，又有多少人关注技术贸易中的公平？发达国家将要求他国“公平”开放原材料、廉价劳动力等市场时，何时要求过他们的技术市场也要公平开放让他人容易获得？因此，将技术贸易纳入WTO体系中，制定相应的规则，应该是经济、技术后进国力图突破的领域，以便于我们也可以利用类似的公平规则制约西方。 在探寻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对有关私人主体在国际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也颇值探讨。在全球公共问题日益严峻情况下，企业和其他私人主体在相关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活动中也在积极介入。有些国际条约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诸多的私法行为主体的意志（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最早就是十二家跨国公司率先提出的）。充分利用非政府组织等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法制定、实施中的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各种利益趋同者共同维护国际正义。 3.充分挖掘中国本土的“国际法”元素 随着中国国际法研究水平的提高，对外交流的日益深入，专著、论文等研究成果的不断提升及中国影响力的日益增加，国际法中应当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基于国际法的本质及其形成规律，我们不能盲目提倡与“与国际接轨”，涉及某些特定领域，如主权、国家政治利益等，提与国际接轨是危险的；但在商事、贸易领域，技术性规范或商业运行规则，与国际接轨，可能并无害处。但不论何种情况，需增加中国的话语权。与国家的国际法实践相一致，我们的国际法学只是处于被动的翻译、学习、接受和消化阶段，未能产生出真正对国家发展有用的、有自己特色的国际法理论。国际法领域创新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在西方经过40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形成的规则对后来者形成较高门槛，突破原有的不公平做法，形成既能体现中国意志、维护中国利益又能被多数国家接受、体现公平正义精神的新理论与新规则，需要国家良好实践及学者们的理论挖掘与创新，这并非易事。 中国本土（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文化中国际法思想的挖掘十分重要：如和平共处的“和而不同”“大同社会”和谐相处，墨子的“兼邸薄胺枪ァ薄敖焕”的崇尚和平互利思想（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不希望战争在本土上发生，同样他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在本国领土上发生；自己不想环境被污染，他国也同样）；“不战而屈人之兵”（发动战争的目的主要是获取财富与利益，而通过非战之措施同样可以实现类似目的，并共同促进人类的繁荣）；“伐交”对于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即外交、和平争端解决机制等。 我们应该用中国的“和”文化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并将其体现在国际法理论与规则中。和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和”文化，所以他不仅反复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而且他本人就是最好的中国故事讲解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攻克人类的共同难题。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和力量……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等等。”我们要以此为指导结合中国、世界的现实，并将它们同相关的国际法理论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国际法思想体系，这对利益冲突纷繁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有着积极意义。 （三）国际法理论的实践基础 学界与实务界的专家学者应该可以进行双向流动，以促使国际法理论研究与国家国际事务实践的结合。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都不同程度担任过政府部门的要职。这样的结合，使现实问题对理论的需求直接变成动力并为理论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对国际法而言，实务和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实践是理论产生的源头又要求理论服务于其，而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并高于实践，但它必须服务于实践。国际法本身的发展验证了这样的判断。 国际法史证明：国际法学强大了，该国在国际法领域的影响就会强大；国际法案例，最终的解决均是源自国际法理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条约的解释，而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就是理论的诠释。国际法理论的创新十分重要。百年来中国的国际法学理论基本上还是处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西方与苏联国际法理论阶段；我们原创的国际法理论较少，适合中国国情的国际法理论更少。但国际法理论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学科，它也依赖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其国际法理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结合其实力，使其国际法理论处于一种较为突出的优势地位，其实用主义哲学指导的特征较为明显，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其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据传统国际法优势地位的欧洲，在自然法与实证法理论交融的体系下发展着自己的国际法理论。在中国的未来，经过国际法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会在研究国际法的方法、基础和理论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 四、结论 总体上，国际法在中国演进的轨迹是：先是被动接受国际法，但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国际法下，中国遭受到不公的国际待遇，未能利用国际法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北洋军阀及国民政府时期产生过一批杰出的国际法学家，他们在相关活动中维护中国利益，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形成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同时也为新中国的国际法发展准备了人才。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国际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迫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中国对西方传统国际法的主要内容扮演着革命者、挑战者的角色，给予批评和否定，但对于《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律文件中的合理部分及西方一些学者较为公允的国际法理论也在充分利用，并阐释自己的国际法思想。在1978年之前，几乎没有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活动，国际法理论研究较为单薄，主要以服务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政策为目标。不过也收到一些实际效果，在法学家努力和参与下，国际化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形成了“和平共处”国际法思想。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实际需要及世界技术、经济、贸易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开始对现存国际法采取接纳并积极参与的态度，虽然对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在努力改变，但是，国际法中中国元素还是较少，中国声音较为做弱，这种局面亟待改变。 在国际法研究中存在着上述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逐步开放并融入国际社会才近40年，我们对许多规则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规则是别人先制定好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先接受、参与，再在学习、分析和适用的基础上，参与更多的立法、修法活动，逐渐增加中国的影响，增加中国的元素，展现中国人的智慧，为世界的和平与和谐作出中国人的贡献。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缩短这样的时间。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等改变世界交往方式及经济一体化更为深入等背景下，形成适合新形势发展、富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理论和国际法思想是对当下国际法学人的重大挑战。 国际法学论文:议国际法学之方法论 摘 要：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要依据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和研究对象的特点有针对性的选择，不仅要借鉴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知识，还要以相关学科的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综合运用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等方法来研究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研究对象 引言 法，大体上可以分为国内法和国际法两部分，相对应的，也就分为国内法学和国际法学。从国际法本身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来看，它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各国联系的日益紧密而产生的，伴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日益增多而发展起来的。在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国际政府的现状下，国际法的研究注定与国内法大不相同。 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离不开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正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才决定了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尽管国内学者对国际法的定义各有千秋，但争议较少的一点是，国际法的发展趋势是调整不同的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自然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规范。即“国际法已不是传统的国际公法，而是反映国家意志的协调，调整一切国际关系（不仅仅限于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总和”。① 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与国内法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国内法的研究，比如一国的民法、刑法等实体法，以及各部门法的程序法，都不可避免地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或者说是立法机关的立法目的决定，其范畴大体在一国范围内，而很少涉及与其他国家、国际组织以及法人、自然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的研究应该从宏观上，以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不同国家之间的国际法主体，其各自的诉求不同、立场不同、知识背景或者生活环境不同，也决定着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达成统一、协调的过程更难。 一、国际法学的传统研究方法 鉴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以及国际法学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不同。其研究方法应该更侧重于比较研究（包括横向的各国之间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价值研究，体系研究，实证研究，演绎与归纳研究，以及结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等。以上这些研究方法在国际法学的学习中不可或缺。诚然，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必定是建立在普遍的法学研究方法之上的，但也有特殊之处。下面就作者发现的应当受到重视的几种研究方法或者国际法学的学习方法做一些理解和阐述。 首先，从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学研究的确对我国的涉外实践―广义上的―未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1]，尽管大体如此，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国际法学已经在处理WTO争端、松花江跨界污染、解决钓鱼岛争端、大陆架的主张等等领域起到了一些作用。普遍认为，国际法学始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我们所要做得更多的是消化吸收，才能有所创新。孙世彦研究员认为，当前的国际法学研究过多侧重于理论研究，理论创新只能作为我们长期的目标，而不能每日追逐的目标。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实践入手，从案例入手，从我国所面临或可能面临的国际法问题入手来做一些研究。从历史上来看，国际法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正是现实所迫，才得以引进。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针对理论研究较少，而主要是针对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中国那段时间“面临着收回租界的斗争、日本侵略、两次世界大战、联合国成立等重大事件”[2]，因而当时的研究重点放在“国家主权（领事裁判权）、条约法、战争法等国际法领域”[2]等领域。尽管当时的研究是被人牵着鼻子走，是不得不为之举，却奠定了中国国际法研究的良好基础，产生了一批国际法学巨著，如1932年周鲠生先生的《国际法大纲》，1943年的王铁崖先生的《新约研究》，1948年李浩培先生的《国际私法总论》等等至今仍被国际法者视为经典大作。所以，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的角度来看，可能还是侧重于实践研究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从这一角度来看，目前我们学习国际法学还是要多从实践入手，多从我国遇到或可能遇到的国际法问题入手，多关注我国的经济贸易发展现状和前景，才能更有可能主动地学好国际法学。 其次，由于“国际法学看起来不像‘法’的特点”[3]，国际法需要运用更多的实证方法来充实研究，使国际法学也更有血有肉一些，不是仅仅有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的骨架。国际法着眼于国际法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相对更抽象，运用好实证研究的方法，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实践服务。从实证方法本身来看，其经典论点是“恶法亦法”，侧重于研究对象“是什么”，注重于还原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因此，首先要获得大量真实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才能进而加工提炼。那么，如何搜集资料，显得尤为重要了。尽管现在搜集资料的方式很多，如文章检索方面可通过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JS-Tor等外文数据库，中文的CNKI等数据库以及WTO、ICJ等判例，而一些核心的第一手资料的确很难掌握，比如近期中国与欧盟的光伏谈判，由于是闭门谈判，以至于基本不可能拿到未公布的第一手资料。看来，要用实证方法必须要多下功夫，仅仅依靠书籍、检索文献、判例等还是不够的。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区还原、分析该问题的实际情况。然而，宋连斌教授认为“就算是纯基础理论构建，也并不排除实践”，因为“没有一个时代像美国冲突法革命那样，选法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但其中有影响力的，还是那些从实证中来，到实证中去的。”[3]实证研究对国际法学的学有裨益，不过确实需要下苦功夫，否则即使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素材，也不能做出创新的结论来，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实证阐释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4]。 从传统国际法学的角度来看，自然分析法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地位与实证分析法基本相当。自然研究的方法，解决的是国际法“应当怎么样”，它主张国际法应该体现普遍的价值，应该是正义的、公正的，对国际法主张进行价值评判。对于当前国际法的现状，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政府的情况下，国际法在判定国际法主体的行为上，更多的是运用评价的方法，包括肯定性评价和否定性评价等，来影响国际法主体的行为。因此，对于研究国际法本身来说，不仅仅在于要重要国际原则、国际习惯等准则，更要抓住国际事件和国际关系的内在主线进行分析，也要注意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本身就具有“立场”，因此在研究中，分清事实是什么，立场是什么对研究的中立性格外重要，更进一步来说，自然分析与实证分析并重，才能改变一些学者认为的目前国内国际法研究上的“注释法学”趋势。 二、跨学科研究方法 从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国际法天生与其他学科不可分割，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甚至于要以其他学习为根基。比如国际经济法，天生与国际贸易相关联，不熟悉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实物，无异于闭门造车。正如周忠海教授所言，不知道什么是波、什么是涛，怎么作好海商法的研究？因此，有学者主张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是包容与被包容，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提出一条从国际关系理论入手来分析国际法的新路[5]。这种理论认为，不能仅仅关心，何时、何地以及什么，而是要分析如何、为何。该理论主张，要避免实证分析所带来的国际法学趋向“注释法学”的危险，避免脱离国际关系的现实来论国际法，要以国际关系入手，分析原因，进而真正繁荣国际法学。在国际关系理论看来，国际法的产生、发展等要从历史角度、政治角度来衡量，要国际关系入手作为研究主线。如“一战”以后“巴黎和会”的召开，国际联盟的建立，这都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密不可分，也就是说为了形成战后新的国际局势，避免战争，从而促进了“一战”后国际法的繁荣局面。而“二战”后，联合国、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后随之的联合国法律体系的制定与遵守都受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很大。 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来分析，国家之所以遵守国际法，是因为国家在合作中关心的是相对获益，也就是本国所得利益多于还是少于其他合作国家。国家并不在意是否所有参与方都能获益，而关注的是谁获益多。这种博弈论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立法博弈的失败原因，以及一些国际条约迟迟不能生效的原因。与博弈理论不同的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理性国家关注的是本国的获益，而不是其他伙伴获益的多少，因而在一次博弈中，一国不惜代价获得利益，容易导致欺诈的产生，从而忽视了长远利益。又如，在GATT乌拉圭回合中引入的“议题挂钩”理论，即同时构建和谈判多个领域的国际规则，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看，它避免了在蛋糕做大之前而分割蛋糕，满足了利益的分配和平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5]。诚然，国际关系的理论对于理解国际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协助提出了独特的看法，加强了对国际规则制定的客观认识，不失为国际法理论的很好补充，似乎看来为构建国际法上的法理学提供了可能。 除国际关系外，国际法学与逻辑学、经济学等天生存在密切联系，国际法学无论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的基本规则，而经济学是进行国际经济法研究的必备工具。还有一些基础学习，如外语，在国际法发展的今天，不掌握一门以上的外语，想研究好国际法已经不存在可能。在一国法律体系内，还需要具备民商法、仲裁法等国内法律学科来促进国际法的研究。除此之外，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对国际法学研究有重要意义。 三、综述 由于国际法学的研究对象相对分散，研究领域广阔，因此选取何种研究方法，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总体上来说，要遵循实证分析、自然分析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思维上来说，要有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客观国际关系的分析能力；从研究工具来说，要必备一定程度的外语知识，掌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际法学要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如果研究海商法，要掌握潮汐、水文反面的自然科学知识，研究外空法，要掌握航天领域的知识等等。从研究的态度上来说，还需保持不怕吃苦，不能偷懒的态度深入研究。 在国际法哲学中，有学者提出了呈倒金字塔状排列的五个层次的知识结构，最底端是哲学，往上依次是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社会科学，法理学，民商法、宪法等部门法学，最顶端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4]。可见，国际法学要想有所创新，必须要实现与其他学科融会贯通，具备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视角来分析国际法问题。 国际法学论文:严峻国际局势下的国际法学教学改革 摘 要：国际争端的不断涌现，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但当前的国际法学教育模式使得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亟需进行改革。对此，应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明确教学目标，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等角度，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以应对国际局势严峻挑战。 关键词：国际法学 教学改革 指导思想 具体措施 法学教学改革一直都是高等教育界非常热衷研究的问题，这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法学教育的必然要求，因为法律是正义的象征，法律人才是实现正义的主体，法律人才队伍的建设水平则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明程度和法治化进程，这就要求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从而为社会提供最专业的法律人才。 1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整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呈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态势，而且在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各个领域的国际争端不断涌现，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提出极大需求和更高要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国际法学在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中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出现断层，根本无法满足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基于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引起了各高等院校的重视，逐步成为法学教学改革研究的重点领域。 1.1 国际法学在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法是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调整对象的、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在规范国家行为和调整国际关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1998年，教育部将国际法学纳入到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分支，各高等院校国际法学方向课程围绕这三个分支开设；2002年开始的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亦将这三门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纳入到其考查范围。 由此可见，国际法学无论是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是在中国法律人才筛选体系中，都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2]但是，正如开篇所述，由于中国大多数高等院校法学教育未给予国际法学应有的重视，致使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现了断层。这些都要求我们对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进行深入改革，进而使国际法学得到其作为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专业核心课程的应有尊重，并培养出适合国际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1.2 迎接国际局势严峻挑战的迫切要求 进入21世纪，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关系进入重新整合的新时代，新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法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能够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更好地反映本国的立场和主张，世界各国对国际法学的研究和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愈来愈重视，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因为先进的国际法学理论和专业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能够为其本国外交政策的实施提供各种合理有效的借口，进而为其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提供各种有利条件。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文化，从汉朝“丝绸之路”开始，中国就开始了广泛而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当代，中国的对外交往更加频繁，在整个国际社会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政治上，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并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军事上，中国是世界上军队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各种自主研发的先进军事设备傍身；文化上，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最丰富的人力资源。中国如此显耀的优势，使其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同时也使其遭受诸多挑战，这从近期的国际局势就可窥探一二。政治上，黄岩岛、钓鱼岛的领土主权问题；经济上，欧盟针对中国出口的光伏产品反倾销、美国针对中国出口的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进行反补贴；军事上，美日、美韩在我国周边进行军事演习，妄图威胁我国。所有这些都彰显着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 基于国际法学在中国法学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传统的国际法学教学模式亟需加以深入改革。为此，我们应该以社会需求为本位，明确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具体实施国际法学教学改革奠定思想基础。 2.1 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学教育理念 深化国际法学教学改革，首先要明确国际法学教育理念。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是法学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平行领域，两个领域解决的问题迥异，社会对相关人才的需求亦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两个领域法律人才的培养模式大相径庭。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应注重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与国内各部门法学专业人才的不同，以当前国际局势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为导向，紧跟世界国际法学学科的发展前沿，在培养模式、专业结构、课程体系、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优化，采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2.2 引入先进的国际法学教学方法 在国际法学教育领域，一大批国际法学学者一致致力于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研究，他们开拓创新，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育方法，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和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所提出的教学方法。这些国际法学教学方法，经其本校实践取得了很好成效，应将其推广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国际法学教学中。 2002年9月，在华东政法大学召开的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年会上，黄进教授针对国际法学的分支之一―― 国际私法的教学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教学方法，具体包括“国际私法教学与5H人才培养观、国际私法教学与3D课堂教学模式、国际私法教学与实践教学、国际私法教学与双语教学”等。其中，“5H人才培养观”是指在国际私法教学活动中教会学生how to be（如何为人）、how to do（如何做事）、how to learn（如何为学）、how to be with others（如何与他人相处）、how to enjoy life（如何享受生活的乐趣）；“3D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广泛使用discussion（讨论）、dialogue（对话）、debate（辩论）方式进行教学。[3] 武汉大学肖永平教授在国际法学教学方法上提出要实现“五变”，具体是指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共同探索”，变“以教材为中心”为“教材和课外读物并重”，变“以课堂为中心”为“课堂与课外并重”，变“以传授知识为中心”为“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并重”，变“以学会为中心”为“以会学为中心”。同时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五I学习法”，指出在国际法学学习过程中，要做到正确识别法律争诉点、准确解释法律规则、善于确定关键事实、养成不断追问的习惯和得出自己的结论。[2]而“五I学习法”的养成，则离不开国际法学教学过程的引导。 3 国际法学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应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整合一切可利用的教学资源，从教学模式、教学语言、考核方式三个方面深入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高质量、高层次人才。 3.1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模式，采用新颖教学方式 国际法学的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法学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引入新的教学方式。由于国际法学内容繁杂，涉及公法、私法的各个领域，为保证学生学习国际法学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国际法学教学体系和教学结构上必须由专业教师主导，因此，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不可抛弃。但基于传统教学模式过于抽象枯燥，教学效果会因此受到印象，因此，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引入各种新颖的法学教学模式，主要包括多媒体教学模式、案例分析教学模式、模拟国际组织教学模式等，这些新型教学模式使原本抽象枯燥的课堂讲授变得生动形象起来，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听课兴趣，加强专业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思考，进而使学生能够自主分析当前的国际局势与国际争端，把这些枯燥的国际法规则灵活运用到保护国家利益的实践中。 3.2 改革国际法学教学语言，引入双语教学因素 国际法学与国内各部门法学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国际性，这就使得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国内领域，而应走出国门进入国际领域，这需要有非常高超的语言能力作为研究手段才能完成，因此，在国际法学教学改革中引入双语教学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相应的也越来越多，这些国际问题和国际争端的解决迫切需要一大批掌握国际局势发展动态、具有坚实理论基础和开阔视野的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对国外相关知识的涉猎是必不可少的，双语教学因此应运而生。所谓的“国际法学双语教学”是指在教师讲授国际法学的相关概念和规则，应该提供标准的英文注释，尤其是对于其中的专有名词，必须能够标注准确的英文翻译；在介绍相关国际条约时，对于其出处和原文内容必须向学生加以介绍；在介绍经典的国际法学案例时，应将裁决原文中的关键部分向学生展示。[4]通过以上双语教学途径，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的国际法学专业外语水平，从而为其自主学习国外先进的国际法学专业知识提供便利，以进一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3.3 改革国际法学考核方式，进行多角度效果考查 教学过程分为授课和考核两个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核是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其中，期末考试时最传统的验收学生学习效果的考核方式，但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出发，考核方式不应局限于此。基于培养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要求，国际法学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灵活化，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考察，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除了期末考试之外，国际法学的考核还可以通过布置案例分析式作业、设置模拟法庭或模拟仲裁庭、针对热点问题撰写毕业论文、分小组讨论并展示探讨结果、组织辩论等多种方式灵活进行。通过对国际法学教学效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考核，保证学生既能够掌握国际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又能够灵活运用国际法学专业知识分析国际局势、解决国际争端，进而使他们成长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国际法学科高质量、高层次人才，满足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法学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信仰法律、熟练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并能将“教条化”的内容“务实化”的法学专业人才，作为法学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国际法学的教学目的亦是如此，但是当前中国的国际法学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但无论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研究成果的水准，仍然远不能适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与规模。为了应对国际局势的严峻挑战，满足国际社会对高素质国际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我们应该通过国际法学教学改革，调动学生自主学习和运用国际法学知识的积极主动性，从而培养出高层次的国际法学专业人才。 国际法学论文:案例教学在国际法学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目前，案例教学已成为国际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方法。然而在国际法学案例教学过程中出现了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案例选择不恰当、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等诸多问题。国际法的案例教学应当合理选择案例，教师应当恰当运用讲授案例的技巧，在课程设计方面应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关键词：案例教学；国际法；课程实践 国际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现阶段我国学生普遍缺乏锻炼和实践的机会，接触国际法实例很难，学习过程中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在国际法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提高学生学习国际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案例教学法，就是运用典型事例进行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和解决思路、方法等的掌握，使学生进一步理解一般的分析原理，并借助这一原理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1]。其本质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互动式教学。 一、国际法案例教学易出现的问题 （一）将案例教学等同于举例教学 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案例报告的规范化和权威性。在目前的国际法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将案例教学理解为简单的援引案例来说明理论知识。虽然在系统知识的讲解过程中穿插案例有助于提高课堂气氛和加深学生的理解，但是这仅仅是系统教学的手段之一，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案例教学。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从案例选择到课堂设计的一系列过程。 （二）对案例教学不够重视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与其他的教学方法处于同等地位。引进案例教学方法却将其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过于依赖案例教学方式都是不正确的。案例教学应当与其他方法并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课程分配上的均匀。案例教学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将其与其他教学方式进行合理的搭配。 （三）案例选择的不恰当 案例的选择存在有难度，一旦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案例教学的整体效果。案例选择困难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案例来源不充足，另外一方面因为教师在选择案例时没有把握好标准。在案源上，困难的不是案例的数量问题，而是符合案例教学要求的案例质量问题；在教师选择案例方面，既要顾及到案例自身的价值，还要考虑到学生的基本情况，考虑到教学的进度和整体的教学状况，这些因素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案例教学的质量。 （四）以学生为中心的模式很难达到 通常的讲授式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中心，教师处于课堂的中心地位，学生只是单纯的听课、记笔记，在课堂上没有主动性。这种影响呈现在案例教学中表现为教师在台上陈述案件事实，讲述案件涉及的法律知识，总结案件的意义，其中插入学生对于问题的看法。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案例讲解，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的一种，只是将系统知识换成案例，而不是案例教学。案例教学要求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的角色转换不当，过于主动，就会削弱学生的主动性，同时也会限制学生的思维活动，达不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二、国际法案例教学的课堂实践 选择精确、有效、典型的案例，是实行国际法案例教学成功课堂实践的第一步。所谓精确，是指所选案例内容要与有关国际法理论相吻合；所谓有效，是特指国际法案例的政治性。国际法调整的国际法律关系除了包含法律因素外，更多的还要包括国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现实，与国际政治太过脱节的案例是没有生命力的。所谓典型，是指该案例在相关法律领域具有代表性。 实例演示：以WTO海龟海虾案为例 该案件的案情如下：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投诉美国对某种虾和虾类制品的进口限制（WT/DS58）（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排除海龟捕捞装置捕捞的虾）。1996年10月8日，上述联合投诉方提出磋商要求。争端起因是1996年5月美国颁布609条款，禁止在捕虾时没有安装防止误捕海龟的装置TED的虾类产品进口。投诉方认为美国违背了GATT1994第1条、 第11条和第18条，并造成了利益的丧失和损害。1997年1月9日，马来西亚和泰国要求设立专家组。1997年1月30日，巴基斯坦也提出这一要求。1997年2月25日，DSB设立了一个专家组，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11个国家（地区）保留第三方的权利。1997年2月25日，澳大利亚也要求就同样的争端事由设立专家组；1997年4月10日，DSB同意这一要求，决定由同一专家组合并审理澳大利亚的要求。专家组认为，美国禁止早虾和虾类进口的措施违反了GATT1994第11条第1款，不能被认为是GATT第20条中的例外。1998年5月15日，专家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1998年7月13日，美国对专家组适用法律和法理解释问题提起上诉。随后，专家组推翻了专家组的一项调查结果，即专家组认定美国的被诉措施不包括在GATT1994第20条的序言允许的范围内。上诉机构推断出，美国被诉措施虽然符合第20条g款的要求，但却不能满足第20条序言中的要求。1998年10月12日，上诉机构报告由成员各方传阅。 该案若实践案例教学，大致可以分成如下步骤： 第一步，教师先将海龟海虾案分配角色，角色的分配应尽可能使大多数学生参与进来。在该案中，教师可以设定主持人1人，该主持人负责介绍案情，并以一段开场白开始这个案件的模拟。教师设定申诉方4人，分别代表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泰国四方；设定被申诉方2人，均代表美国，由其2人共同搜集资料加以抗辩；设定第三方11人，这11人分别代表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加拿大、菲律宾、新加坡、危地马拉、墨西哥、日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设定专家组成员3人；设定上诉机构成员3人；设定一定的评委（最好基数），由评委对上述人员进行打分。 第二步，专家组审理程序。这个过程先由申诉方发言，然后由被申诉方抗辩，期间听取第三方的意见，最后由专家组做出裁决。这个过程评委应该对各个人员的表现进行打分，然后取平均值。 第三步，上诉机构审理程序。这个程序是上诉程序，具体设计跟第二步大致相同，最后由上诉机构做出终裁。 第四步，由评委进行核分，并将结果予以告知。同时，旁听观众（未分配任务的同学）可以向任何发言的同学就其所陈述的相关问题进行提问，这个环节要求准备案例的同学需要课下认真准备，确保就自己负责的部分了然于心。 第五步，由教师进行最后总结，并就相关知识点进行讲解，讲解的过程中需要将核心争讼点详细阐释，并积极给学生提供参考资料或推荐相关书籍、论文，以便学生在课后能够及时查阅。 第六步，由学生课下及时查阅资料并进行复习，教师可以在下一堂课时检查学生阅读资料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教学中可以援引案例的选择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法院的判决。国际法院对国家的管辖权是建立在国家自愿的基础上的，由它审理的案件数量、范围有限，但根据国际法对国际法院职能的规定，国际法院除了拥有诉讼管辖权外，还有咨询管辖权。所以国际法中的教学案例除国际法院审理的成案外，还应该包括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仲裁机构的裁决、以及国际关系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等等。这些意见、裁决和事件虽然不同于法院审结的成案，但它们都可以说明与论证国际法的原理、原则的产生和存在，同时也能说明国际法的现实性和复杂性，所以都应该在国际法案例教学中得到合理的运用。 三、国际法案例的教学设计 国际法案例教学设计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步骤： （一）案例的选取和整理 “法学案例教学以法律案例为课堂教学的起点，选择恰当的典型的案例是成功实施案例教学的先决条件。”[2]一个好的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实际价值，从法学教育来讲，首先，国际法案例的价值集中体现在案例中体现出的法律知识与法律运用；其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教师所选择的案例必须具有现实性和真实性，避免凭空虚构案例；再次，国际法案例必须具有启发性，这是案例教学目的的要求，启发性强的案例可以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分析能力；最后，国际法案例的选择还要考虑学生的心理要求，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争议性强的案例能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案例教学的效率。 （二）课堂讲授的技巧 国际法案例教学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可以有不同的课堂讲授方式和手段，恰当的形式可以使得课堂教学达到意想不到的结果。讨论法和质疑法是案例教学中常见的方法，组织学生就案例所涉及的法律知识进行讨论，发现案例中涉及的法律知识；不迷信案例中的结论，在论证结论的正确与否的过程中达到对案例知识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在此过程中，教师要随时把握课堂进程，在应当给与提示、启发或者进行总结的时候能适时地做出反应。除了这些一般的方式，组织学生观看法庭审判或者邀请非课堂人员参与课堂讨论都是可以采取的方式。 （三）增加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 由于法学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结合较为紧密的课程，因而针对这一特点，教学管理部门在制订教学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实践性教学环节。然而目前对实践性教学环节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它还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或者虽有少量安排，却是杯水车薪。这样要想把学生培养成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人才恐怕会成为美丽的肥皂泡。所以，对现行教学计划也应进行改革，要把实践性教学环节时间增加到总课时的1/4甚至1/3，并加强检查落实，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讨论案例，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法律操作训练，这更有利于将其培养成应用型法律人才。 国际法的学科理论和实践在普通高校的法学或国际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看来是充满吸引力的，但同时又难免产生隔空喊话的距离感，因为他们生活的空间终究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相去甚远。[3]案例教学是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应当在国际法法学教育中予以广泛采用。我国不是普通法系国家，案例教学不可能成为主要的教学方法，但是吸收案例教学方法可以弥补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要使案例教学在我国的法学教育中达到良好的效果，必须将其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相辅相成，同时应当正确认识案例教学，采取科学合理的方式使案例教学达到最佳的效果。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的分析实证主义 【摘要】面对国际法学方法论的选择，历史上的东西方法律文化都倾向于在国际关系上采用道德哲学的进路，将问题的解决诉诸于抽象意义上的原则与教义。近现代以来，国际法上道德哲学进路与社会科学进路的冲突集中表现在自然法学派与分析实证法学派两种不同的国际法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的明显优势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处于主导地位。国际法学的发展需要法理学的理论支撑，在分析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统治下，中国的国际法发展需要更多的吸收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多种社会科学进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突破。 【关键词】国际法；法学方法论；分析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进路 一、历史上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哲学进路 传统意义上，自然法学家们认为道德原则是比法律更高的标准。传统法学确实乐于接受道德哲学的教诲，这来源于道德高于法律的基本假设，道德可以为法律提供评价标准和合理性依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道德哲学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这种进路在国际关系处理中不可替代。随着国家不断的强大，世界上每一个君王或政府不论对内统治或者对外交流都无法离开道德哲学的帮助，道德哲学成了统治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并有效进行国际交往的必然选择，古代的国际法带有了明显的道德哲学色彩。 在古代中国，周朝就出现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统治思想，随后的国际交往制度中，“朝贡体制”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朝贡体制”起源于先秦的服事制度，《尚书·禹贡》所载“五服”制和《周礼·秋官·大行人》所载“六服”制，依据血缘亲疏、尊卑高下、地理远近，确立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向周边层层扩散的统治结构，将夷狄置于边远地区。在朝贡体制下，中央王朝有抚驭、开化夷狄的责任，而夷狄则有义务向中央王朝进贡。这样，在高尚德行的感召下，中央王朝和夷狄之间将处于和平的状态。这既体现了华夏民族高度的政治智慧，又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冷兵器时代处理国家关系问题中的强大作用。 在西方社会，传承千年的古老文明抵挡不住野蛮人的入侵，黄金时代和民主政治消散在马其顿王朝的铁蹄之下。人们惊奇地发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先进无法转化成一种绝对的强大。在生产力尤其是军事科技无法取得压倒性超前的时代，专制集权的制度才能保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于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划分，人们为了生理和安全的需求，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更高层次的需求，抛弃了诸如“品德”、“节制”、“荣誉”等美好的词汇，甘心在“恐怖”下“幸福”地活着。顺势而为，道德哲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成为专制统治的精神载体，恰如其分地渗透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每个细微的角落，把脆弱的国家沾粘起来，创造了一个看似稳定实则压抑了诸多矛盾的秩序。从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然法在古代社会可以给一个区域带来和平，只有当国家和民族的棱角被道德哲学所磨平，才能真正带来国际社会的稳定。相对于灿烂不朽的古希腊文明，运用道德哲学伪饰的宗教统治来处理国际关系有着一种不可逆的进步性。古代中国的“朝贡体制”和古代西欧的宗教统治都同样体现了道德哲学在其处理国际关系上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思想定位 （一）近现代两种不同视角下的国际法 1、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从历史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出，自然法学派带有明显道德哲学价值判断的思想一直是确立国际法的指导理论，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宗教教义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时被理所当然的顺从。格老秀斯作为“国际法之父”，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明确支持国际法学中的自然法理论，认为国内法、国际法甚至战争法都应当遵循自然法的基本原则。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对人权的呼吁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自然法中的“恶法非法”思想。20世纪的新自然法学派同样传承了这种对法律应然性的推崇，马里旦所谓的尊严，富勒的道德，德沃金的权利，罗尔斯的正义等等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价值评判标准，即那种抽象意义上的道德哲学。 面临对国际法问题的评价时，自然法学派主张的道德哲学进路要求人们去考虑国际法“应当”如何，这种预设带有明显的价值衡量倾向。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法应当具有道德性，但在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下，道德标准如何确定？法律应然性的具体表现在哪个方面？这种抽象的原则教义无法解决真正的国际法难题，如国际争端的具体解决机制、WTO的具体贸易规则等，道德哲学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自然法学派的道德标榜与口号在面临现实质疑时只能偃旗息鼓。 2、分析实证法学派的国际法学方法论 与自然法学派的国际法“应当怎么样”相对应，分析实证在解决国际法问题时更多的关注其具体“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分析实证的方法论要求人们将国际法从实然之法的角度去研究，进行最基本的实证阐释，从国际条约、国际判例中寻找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规则。所谓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对于国际法的规范、实践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解决国际法某个领域、某一方面、某一问题上的规则或者实践‘是什么’的问题。”这种方法论以奥斯汀、凯尔森、哈特等人为代表，在不考虑道德的同时注重研究法律规则、文本和体系。 分析实证主义认为，国际法不仅存在于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教义之中，更存在于具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中，软法便是国际法的重要研究对象。这种方法论要求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实际起作用的法律究竟如何，能够切实解决国际纠纷的国际法才能最大程度上满足现实的需要。“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力量博弈的过程。 （二）社会科学进路的理论优势 抽象的教义原则高于具体的法律规则，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评价标准或正当化依据，这种被德沃金称为“正当化追溯”的道德哲学学术进路源远流长，道德哲学所推崇的正当化基础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在人们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哲学在法律甚至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给予了人类社会一个简单而又稳定的是非评判标准，但它的局限性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矛盾的增加而日益暴露。抽象的原则在不断涌现的实际问题面前显得无比乏力，一个笼统的、普遍的、神圣的教义被证明根本不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万能钥匙，道德哲学不再像之前的一千年一样高高在上，国家统治者作为法律决策者开始注意更为细节的东西，他们思考并论证着每个棘手的问题，从中获得更为珍贵的价值判断。 道德哲学所说的更高的原则教义，比如对权利话语的推崇或者对自然法、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并不能指导具体的法律制度，最多算作是最后的保障或检验标准。在国际法学领域甚至整个法学理论体系中，真正能够改善人民生活和解决法律疑难问题的只能是社会科学。毕竟，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解决问题才是王道。国际法学的时代任务不是单纯的寻求正当性基础和标准，而要努力解决国内统治和国际交往关系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莎士比亚说过，“简洁是智慧的灵魂”。社会科学并没有道德哲学如此繁琐和夸张的法律修辞，然而却能提出最简洁的方案和策略去化解法律面临疑难问题的尴尬，因此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指导权。 国际社会的客观现实日益复杂，在处理日常法律问题尤其是国际法问题上，人类需要一种更犀利，更高效，更能直指问题本质的思考方式，这就是社会科学进路。道德哲学所统治的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相对稳定，但法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让当前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社会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矛盾增多、文化多元、道德分质的现代必须抛弃这种进路，道德哲学的传统进路已经不能给予复杂的国际问题以充分的援助，法律决策者必须采用社会科学进路，以应对法律发展的需求。当然，社会科学的各种实证分析方法并没有要通过研究法律疑难问题本身的各种经验要素去取代法律实践中的价值判断，因为毕竟道德哲学的进路解答了人们为什么要受到某种约束的原因。社会科学在解决法律疑难问题时并不能忽视道德哲学的存在，比规则更高层次的法律原则和教义仍然具有指导性，又或者在疑难问题得到解决时用来验证判决和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社会科学和道德哲学一样，都不可能包含所有的思考。其实，没有哪种进路可以囊括所有问题的复杂性并且完全取代其它的理论竞争者。 三、分析实证主义统治下的国际法学与中国 （一）国际法研究中的法理学基础 与各部门法不同，法理学为法学研究提供的是一种共同的基础理论，国际法的方法论研究需要法理学基础作为强大支撑。有学者已经用法理学的理论来分析论证国际法中的基本问题，如从不同流派的视角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框架，特别是《联合国宪章》中的部分规定；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国际习惯的构成要素等初步探索，但这远远不够，整个法理学的理论框架仍然架构在国内法的研究基础之上，国际法的法理基础与国内法相比明显缺失。 十九世纪，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轰隆声，孔德的实证主义和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古典自然法学拉下神坛。随后，奥斯丁把两者结合，创造出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并把法学从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近代以来，分析实证主义已经取代了自然法理论，在国际法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到了当代，虽然在国际人权法等领域，自然法理论有所复兴，但实证分析仍然是大多数国际法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虽然有学者曾提出质疑：“独木不成林，倾分析实证主义国际法理论一派之力，尚难以支撑起一个国际法之‘法理学’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分析实证主义“一派独大”的现实局面，国际法学方法论的法理学基础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分析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进路之中。分析实证主义需要不断的丰富和扩充基本理论知识，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以此来弥补相对于国内法“百花齐放”的理论缺失。 （二）分析实证主义与我国的国际法理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使得传统的法文化并不具备分析实证的特点，分析实证作为一种外来的法学方法论，从近代开始传入我国。有学者将其在国内传播以1919年的“”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一个初步传人阶段，之后进入深入的探索研究。梁治平先生明确肯定了分析实证主义对我国的影响：“20世纪初输入于中国并且很快在中国思想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是19世纪在西方达于鼎盛的科学实证主义思潮，而中国法律学的出发点正是法律的实证主义。”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如此乐观。分析法学强调法律的概念和规则分析，试图使包括国际法在内的法学理论成为一门与道德分离开来的独立科学，这本身便与中国本土的意识形态存有隔阂。尽管司法实践中一直在强调法官的中立性，但注重情理的儒家传统文化与政治政策压力使得分析实证主义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在国际法方法论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微乎其微。但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分析实证主义最具国际法律思维的特色；而且在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精确界定上，离不开实证主义依概念和逻辑的技术分析方法。”面对中国的国际法理论，实证分析的方法论仍然需要处于主导地位。 道德哲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更多的采用政治艺术和道德感召。面对如今的分析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或许会为其在中国国际法的方法论发展中提供新的思路。国际法学的方法论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进行融会贯通更有利于我们找到最为正确的社会科学进路。在运用分析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中，国际关系理论可以更好的研究国际法律制度，实现与国际法学的有效融合。随着新现实主义、制度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关系中对国际法律制度的体现也越来越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法律价值观已经使得多种社会科学方法并存的国际法学理论拥有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的中国国际法律制度并不处于学术高位，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坚持分析实证主义的基础上，要广泛吸收借鉴各种社会科学进路的优秀理论成果，在总结归纳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提高，用科学的方法论来更好的指导国际法学理论和实践。 国际法学论文:中国国际法学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年会 李适时、娄勤俭出席 2012年5月26日，中国国际法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在西北政法大学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李适时，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娄勤俭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西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朱开平致欢迎辞。朱开平说，这次大会的主题选定为“当代中国与国际法——国家实践及理论思考”，非常契合当前我国的外交法律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会议选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来解释和适用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将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实践提供良好的决策建议，必将对我国国际法学科的发展和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国际法框架内的外交政策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和国际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和西北政法大学建立更进一步的交流与合作，为我国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和我国教育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娄勤俭首先代表陕西省委、省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中国国际法学会长期以来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关心与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陕西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富集、科技资源优越、工业门类齐全。近年来，陕西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上升通道。当前陕西正处于全面建设以经济强、科教强、文化强、百姓富、生态美为主要标志的西部强省的关键时期，诸多知名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来陕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建设生产基地，迫切需要更加完善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税收、信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他希望中国国际法学会进一步加强对西部地区特别是陕西对外开放的国际法律问题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政法大学的支持力度，为陕西培养更多的涉外法律理论与实务人才，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服务和智力支持。 李适时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法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应对挑战，加强研究，快出成果，既是客观形势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法学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强调，加强国际法研究，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以我为主”，冷静分析、理性判断，准确把握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特点和规律；要始终服务国家利益，“为我所用”，立足实际、着眼长远，紧紧围绕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现实需要，不断拓展国际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要着力培养青年人才，努力造就一批适应形势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化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发展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力支持，要不断加强学会建设，促进学会与政府部门及企业的沟通，进一步强化桥梁纽带和服务作用。 据悉，本届年会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第一次在西部地区召开的学术年会。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会议围绕当前国际法领域若干前沿问题，就中国国际法事业的繁荣发展面临的形势、挑战和任务等进行交流探讨。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及省人大常委会、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全国各地国际法教学科研机构的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国际法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签署了共建“中国西部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与科研创新基地”协议。 来源：西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论文:国际法学方法论探究 【摘　要】国际法学的深入发展，需要以建立有效的方法论为基础，来解决传统法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对不同方法类型的选择，以形成国际法学的方法体系，同时结合本专业的特点提出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 【关键词】国际法学；方法论；方法体系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方法论界定入手，阐述了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进而论述了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并介绍了相关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方法论概述 方法论，也称科学方法论，是有关各类科学研究的方法的理论，是关于科学研究活动的程序、途径、手段、模式及其规则的理论体系。方法是重要的，但在不同领域所适用的方法不可能都完全相同，解决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最合适的方法、最有效的“招数”，因而需要对各种方法进行类型划分，以便于人们选择和取舍，从而能够针对不同的问题，根据不同的需要，运用不同类型的方法。而研究不同的方法类型及其所构成的方法体系，同样也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法方法体系的构建 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部门，除了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以外，特别重要的、也是首先要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法学方法。所谓法学方法指的是在阐述和分析问题中运用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法律概念和法律逻辑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以法律的拘束性为依据的。在国际法上，主要是指对国家的拘束性，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脱离对国家的法律拘束性这个基本点：概念是对国家有拘束性的概念，逻辑是以对国家的拘束性为其特点。因此，深入分析需要善于使用法学方法。然而在研究或确立国际法方法论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一）方法体系的开放性。即国际法研究的方法体系，应当具有开放性。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特别是随着方法的不断创新，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自然也会不断得到更新。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国际法学研究对象的国际法系统十分复杂，对于这样的复杂系统，无论某种方法多么重要，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要采取多种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因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必然要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趋势。 （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即尽管研究方法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从现代的发展需要和国际法自身的系统协调来说，不仅要强调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而且还要强调对相关问题的综合，因而不仅要强调具体的分析方法，而且同样也要强调方法的综合性、系统化，使方法得到整合，使具有综合性的方法能够得到应用。为此，不仅要注意一个个具体方法的应用，还要注意国际法研究方法的系统化。 （三）研究方法的协调性。强调方法的系统化，进而言之，就是要强调方法的协调性。事实上，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国际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与其他部门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普遍联系的。因此，在国际法研究过程中，对于研究各类不同事实的方法，尤其应注意其协调性，从而更好地发现事实与事实、方法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相关领域的一般规律。 三、国际法学习的具体方法 任何学科都需要掌握外语，以便扩大知识，打开眼界。而国际法尤其如此，因为国际法研究的对象是国际问题，需要广泛地了解外国情况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把知识只限于一国之内是根本不行的。掌握外国语言，当然是越多越好，至少也要通晓一种外国语文。如果是一种外国语文，最好是英语。因为英语在当前是国际上最为流通的语文，英语国际法材料是最为丰富的。 其次是广泛的基础知识，任何一个部门科学都不是孤立的，它必定与其他部门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国际法也不例外，因此，对某一部门科学进行研究，必须涉及到一些其他有关的部门，所以较广泛的基础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以前，国际法除了作为法学的一个部门以外，主要与历史和政治学有密切的关系。现在，国际法所涉及的学科更多了，它与经济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它的一些分支逐渐与一些自然科学部门发生了关系，例如海洋法、外层空间法、国际环境法等等就需要一些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知识。因此，研究国际法要求有相当广泛的学识，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的知识。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法研究工作者必须是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但是，为了深入地进行研究，对于一些有关学科具有一定的知识，却是必要的。要对国际法进行研究，当然必须有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这里应该提及，国际法是一门范围很广的学科。在传统上说，国际法的范围已经很广，其中有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国家领土、居民与个人、国际条约、外交及领事机关、解决国际争端以及战争与中立等方面。 四、小结 对国际法的研究，像对任何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样，有它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表明了国际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历史方法、政治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至于各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等。这些研究方法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入分析起了重要作用。阐述国际法问题的历史发展，或者从政治或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法问题，或者以国际社会结构为背景或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为基础来探讨国际法问题，无疑都将使国际法问题得到深入的分析。然而，一个国际法研究者不易同时使用各种方法，而往往偏向于某种方法，从而使自己的论点在理论上成为一个学派。

数据管理论文:建立机电设备大数据管理系统探讨 摘要:大同煤矿集团公司机电设备盘活工作采用手工记账，主要存在处理速度慢、传递不及时等问题；建立机电设备盘活系统可以对集团公司机电设备盘活管理所涉及存量机电设备信息生成、存量机电设备信息公示、盘活步骤、存量机电设备使用情况跟踪、分析等进行全程闭环式信息化管理，加快了设备周转、提高工作效率。 关键词:机电设备;大数据管理;系统 1建立盘活大数据管理的必要性 大同煤矿集团公司设备机电管理处、设备租赁中心的机电设备盘活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业务停留在手工记账阶段，机电设备信息以纸质单据或报表形式分散存放于各生产矿与集团不同部门，共享程度低，处理速度慢，易出错；机电设备信息汇总、统计慢，传递不及时，造成信息滞后，影响决策、分析；财务信息、存量机电设备台帐信息、现场实际情况对比困难，可能造成存量机电设备过储或供应欠缺；存量机电设备价值计算、平衡利库、库存预警等均依靠人工计算，工作量大。集团机电设备盘活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机电设备盘活系统或系统)对集团公司机电设备盘活管理所涉及存量机电设备信息生成、存量机电设备信息公示、盘活申请、审批、价值评估、调拨、租赁、出售、转让、接受、报废、存量机电设备使用情况跟踪、分析等进行全程闭环式信息化管理。 2盘活设备管理流程 系统从各矿设备台帐及集团各部门财务数据开始，生成存量机电设备台帐，实时/定期对该台帐进行数据更新；各生产矿可通过实际需求查询或由系统库存报警自动生成机电设备盘活申请；设备机电管理处、设备租赁中心依据该申请，联系设备归属矿、机电处、集团财务等相关单位、对该申请进行线上核实/审批，以及线下现场检验等；获得审批通过的设备，将在存量机电设备原所属单位进行出库，在接收单位进行入库。系统为管理流程中的每一环节都提供详尽准确数据，有效辅助集团公司解决存量机电设备盘活过程中业务管理、库存管理、财务管理存在的执行、监控、统计等问题。其主要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图中资产即指机电设备）。针对集团机电设备盘活业务停留在手工记账阶段，机电设备信息以纸质单据或报表形式分散存放于各生产矿与集团不同部门，共享程度低，处理速度慢，传递效率低，易出错；机电设备信息汇总、统计慢，传递不及时；财务信息、存量机电设备台帐信息、现场实际情况对比困难，可造成存量机电设备过储或供应欠缺；存量机电设备价值计算、平衡利库、库存预警等均依靠人工计算，工作量大等问题，研究开发集团机电设备盘活数据管理系统[1]。 2.1建立集团盘活机电设备源数据仓库 目前集团公司各直属矿井、千万吨矿井、二级子公司所辖矿井的各类盘活机电设备信息共享程度低，针对各矿可盘活机电设备管理的不摸底，各矿盘活机电设备所在位置、盘活机电设备完整性、可用性、可靠性情况不明朗。建立基于利用集团局域网和国际互联网的集团盘活机电设备设备数据仓库，对各矿盘活机电设备建立集团统一的标准化信息管理平台。 2.2建立集团盘活机电设备管理信息化体系 目前集团盘活机电设备管理流程是基于手工层面的管理流程，各矿信息获取、申报、审核、批准等均处于手工或半手工状态。建立基于电子信息流程的管理体系，盘活机电设备信息状态在线共享，与集团财务系统，设备管理系统实现对接，共享盘活机电设备的设备信息，状态建立集团层面的盘活机电设备管理运营标准实现机电设备盘活流程的电子信息化。 2.3建立集团盘活机电设备的考核指导体系 目前盘活机电设备的管理流程中有些环节还存在管理困难。目前集团各生产矿所属盘活机电设备的完整性，该机电设备是否已经被拆卸成不同配件；盘活机电设备的可用性，该机电设备是否在可以运行的状态；盘活机电设备的可靠性，该机电设备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维护。由于手工操作的局限性,上述工作的管理处于缺失或部分缺失状态。利用互联网电子信息化技术，将管理颗粒延伸到每一台盘活机电设备设备，针对各台设备进行信息化考核。 2.4完善盘活机电设备分析预测功能 通过对盘活机电设备的机电设备管理运营，建立设备完整性、可用性、可靠性的大数据分析模型，对各矿盘活机电设备调拨、属地化管理等进行数据分析，实现风险库存、调拨预警等功能。 2.5实现平台分级管理、远程访问等功能 系统提供数据网络接口，可以利用Internet和集团局域网将盘活机电设备信息和分析报表等传送到有关部门及生产矿井，实现盘活机电设备信息的整合和信息共享、远程查询。同时针对各级领导和管理者开放不同级别的盘活机电设备数据，做到信息分级化管理。 3大数据在机电设备盘活方面的应用及创新 将大数据概念引入机电设备盘活领域，同时兼顾煤矿集团企业架构与煤机管理特殊背景，在国内外此项研究均属首次。系统为同煤集团机电设备盘活管理工作定制开发，以机电设备盘活工作为主线，同时兼顾研究设备维检运行、煤机调配规律等实现对集团直属矿井、千万吨矿井、子公司等分级进行机电设备设备状态的跟踪监督；通过与设备管理系统、财务系统对接，利用现有集团局域网、国际互联网等，实现信息共享，与机电设备盘活工作信息化。主要创新如下：（1）建立集团盘活机电设备设备的数据仓库，记录从设备采购、地理位置、归属、维检、盘活等信息，记录盘活机电设备的“前世今生”。（2）建立基于集团局域网、国际互联网的混合网络架构，通过与财务系统、设备管理系统对接，实现的煤矿机电设备盘活信息化工作体系。（3）通过对每台设备的数据信息化管理，建立完善的机电设备盘活监督考核体系，弥补了手工作业条件下，单台设备监督苦难的缺陷。（4）通过K-means、最大期望等大数据算法，建立机电设备盘活的大数据预警机制，实现库存、采购、盘活等多维度数据分析功能。 4前期研究工作情况、现有的基础和条件 同煤集团集团公司在煤矿信息化方面已取得了较成功的经验，塔山、同发东周窑等千万吨矿井已经成功实施库存管理系统，马脊梁矿实施了安全生产大数据系统。集团机电设备盘活大数据管理系统可充分利用机电设备管理与大数据风险预警的积累经验，为集团机电设备盘活管理工作进行定制开发。 5社会经济效益 （1）系统对集团盘活机电设备设备信息进行了统一化、标准化、数据化。通过建立盘活机电设备数据仓库，将集团各所属矿井的闲置机电设备进行统一归口管理，将各类可盘活机电设备进行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可极大提高闲置机电设备的使用效率，避免重复采购。（2）系统对集团盘活机电设备管理工作进行了数据化、信息化梳理，建立完善基于现代网络信息化技术的机电设备盘活管理流程。从过去的手工/半手工管理模式，全面提升为信息化/自动化管理模式。（3）系统对集团盘活机电设备工作进行了深耕细作，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从过去管理到矿/大类别的设备，精细化到每台设备的管理，通过监测每台设备的属地性、完整性、可用性、可靠性。大大提高机电设备盘活工作效率、通过对每台设备的精确考核，从而实现了机电设备盘活工作的闭环管理。（4）系统利用K-means、最大期望等大数据常用算法，建立大数据设备管理平台，通过监测盘活机电设备设备状态，为设备采购、设备报废、库存预警等提供管理支撑。 6结语 同煤集团存量机电设备盘活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机电管理处、设备租赁中心每年仅有数名管理人员，便已经实现了每年四亿元以上的机电设备盘活，为集团节省了大量采购开支。机电设备盘活大数据管理系通过对每一台盘活机电设备的精确管理、管理流程信息化实现、与现有设备管理系统财务系统对接、商业智能机制引入，可有效提高闲置机电设备使用效率，大大节约集团设备采购数量。 作者:庞海龙 单位:同煤集团机电管理处 数据管理论文:大数据管理会计信息化解析 摘要： 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化不断发展，信息化手段已经在我国众多领域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此发展过程，我国的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应用和发展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优势和应用现状以及所面临的的问题，以供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对这些问题的控制和改善进行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大数据；管理会计信息化；优势；应用现状；问题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管理会计的功能已经由提供合规的信息不断转向进行价值创造的资本管理职能了。而管理会计的创新作为企业管理创新的重要引擎之一，在大数据的时代下，管理会计的功能是否能够有效的发挥，与大数据的信息化，高效性、低廉性以及灵活性等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一、大数据时代下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优势及应用现状 在大数据时代下，管理者要做到有效地事前预测、事后控制等管理工作，在海量类型复杂的数据中及时高效的寻找和挖掘出价值密度低但是商业价值高的信息。而管理会计信息化就能够被看做是大数据信息系统与管理会计的一个相互结合，可以认为是通过一系列系统有效的现代方法，不断挖掘出有价值的财务会计方面的信息和其他非财务会计方面的综合信息，随之对这些有价值的信息进行整理汇总、分类、计算、对比等有效的分析和处理，以此能够做到满足企业各级管理者对各个环节的一切经济业务活动进行计划、决策、实施、控制和反馈等的需求。需要掌控企业未来的规划与发展方向就能够通过预算管理信息化来实现；需要帮助管理者优化企业生产活动就能够通过成本管理信息化对供产销一系列流程进行监控来实现；需要对客观环境的变化进行了解以此帮助管理者为企业制定战略性目标能够通过业绩评价信息化来实现。 (一)预算管理信息化 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下，预算管理对于企业管理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同时对企业的影响仍在不断加强。正是因为企业所处的环境是瞬息万变，与此同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多元化发展方式，选择跨行业经营的模式，经营范围的跨度不断增大。这就需要企业有较强的市场反应能力和综合实力，对企业的预算管理提出了新的发展挑战要求。虽然不同企业的经营目标各不相同，但对通过环境的有效分析和企业战略的充分把握，从而进行研究和预测市场的需求是如出一辙的。企业对需求的考量进而反应到企业的开发研发、成本控制以及资金流安排等各个方面，最终形成预算报表的形式来体现企业对未来经营活动和成果的规划与预测，从而完成对企业经营活动事后核算向对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监管控制的转变。然而从2013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和元年诺亚舟一起做的一项针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调研结果中得出，仅仅有4成的企业完成了预算管理的信息化应用，大型的国有企业在预算管理信息化应用这方面的普及率都不高，足以说明我国整体企业的应用情况也不容乐观。所以从整体上来讲,预算管理信息化的应用并未在我国企业中获得广泛的普及。 (二)成本管理信息化 企业由传统成本管理企业向精益成本管理企业转换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而基于大数据信息系统能够为企业提供对计划、协调、监控管理以及反馈等过程中各类相关成本进行全面集成化管理。而进行成本管理的重中之重就是对企业价值链进行分析以及对企业价值流进行管理。企业能够通过成本管理信息化对有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原材料等进行有效地信息记录及进行标示，并结合在财务信息系统中产生的单独标签，使与企业有关的供应商、生产经营过程和销售等的过程全都处于企业的监控。以此企业可以做到掌握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即能够通过财务信息系统实时了解到原材料的消耗，产品的入库及出库等一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同时，结合价值链的分析和价值流管理，企业通过将生产过程进行有效地分解，形成多条相互连接的价值链，运用信息化手段对企业的每条价值链的成本数进行有效的追踪监管和综合分析，以此为基础为企业提出改进方案，并使用历史成本进行预测，达到减少企业的不需要的损失及浪费，最终达到优化生产经营过程。虽然成本管理信息化是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可以使得企业完成全面的成本管理，给企业的成本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信息化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三)业绩评价信息化 业绩评价是对企业财务状况以及企业的经营成果的一种反馈信息，当企业的绩效处于良好状态，代表企业的发展状况良好，也反映了企业现阶段人才储备充足，发展处于上升期，由此企业定制扩张战略计划。而当企业的绩效不断减少，代表企业的发展状况在恶化，也反映了企业的人才处在流失状态，企业在不断衰退，此时企业应该制定收缩战略计划。企业进行业绩评价信息化的建设，通过对信息系统中的各类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有效地将对员工的业绩评价与企业的财务信息、顾客反馈、学习培训等各方面联系在一起。对于企业而言，具备一套完善且与企业自身相适应的业绩评级和激励体系是企业财务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企业组织内部关系成熟的一种重要表现。然而，如今对于具备专业的业绩评价信息化工具平衡分卡等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对业绩评价的先进办法对于数据信息的要求比较简单，通常可以由传统方式获得。所以，现如今能够完全将业绩评价纳入企业信息系统，并能够利用业绩评价信息化来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的企业数量并不多。 二、大数据时代下管理会计信息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企业管理层对管理会计信息化不重视 我国企业管理层对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存在着不重视的问题。首先，对管理会计信息化概念和建设意义没有正确的认识，有甚至由于对于企业自身的认识不够充分，会对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趋势产生了质疑和抵触心理。再者，只有在一些发展较好的企业中进行了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建设工作及应用，但是，企业应用所产生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进而促使管理会计信息化在企业的发展速度缓慢。 (二)管理会计信息化程度较低 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化手段已经在我国众多领域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在此发展过程，我国的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应用和发展也得到了非常多的关注。但是，由于管理会计在我国受重视程度不够，企业在进行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与软件的设计和应用也要求较高，所以与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相关的基础建设还相对较落后。 (三)管理会计信息化理论与企业经管机制不协调 虽然随着国家政策鼓励和扶持，很多行业的不断涌现出新的企业，企业数量不断增多，但是由于这些企业在规模以及效益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同时在管理决策方面也产生了显著地差别。很多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权责统一，产生了管理层短视行为，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的长远利益等管理水平低下的问题。 三、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的措施 (一)适应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的外部环境 企业在进行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时，要结合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全方面的规划和建设。在企业进行规划和建设时，国家的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需要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充分理解和考虑，为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提供好的法律环境。管理会计信息化系统的正常运转要求企业处于相对较好的环境之中，以此充分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二)管造合适的管理会计信息化发展内部环境 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的良好发展要求企业能够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树立有效推进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作为企业股东、懂事、管理层以及每个员工的价值观念体现，有利于各级员工都能够正确认识到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接受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价值取向。再者，企业要储备足够的管理会计人才,为管理会计信息化的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同时，为企业管理会计信息化建设提供强大的资金保障。最后，对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不断完善，为企业创造长足的生命力，为管理会计信息化赖以生存的环境。 (三)开发统一的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 在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化不断发展，对于企业而言，会同时使用多种不同的信息系统进行组合使用，并且这种情况在未来也可能将持续下去，企业需要建立综合统一的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 四、结束语 管理会计信息化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也面对着一些问题。因此，相应的措施和不断地完善和改进是必不可少的，以此才能够促进管理会计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作者：李瑞君 单位：河南大学 数据管理论文:制造企业资源数据管理系统设计 ［摘要］ 制造企业逐渐认识到材料、标准件等基础资源数据统一管理的迫切性，传统思路是每一类基础资源建一个管理系统，存在建设重复、维护成本高、系统集成复杂等问题，文章着重分析了企业基础资源管理业务流程共性需求，在分析基础资源数据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数据建模为核心的企业基础资源数据管理系统，实现多种类型的基础资源数据的统一管理。 ［关键词］ 制造企业；基础资源数据管理；管理系统；数据建模 1制造企业基础资源数据管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数字化技术在产品的设计制造过程中的深入应用，制造企业逐渐认识到基础信息资源统一管理的迫切性，开始逐步开展设计、制造等基础信息资源数据库建设，并应用信息化手段建立统一的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将企业经常使用的材料、元器件、标准件等基础资源整理后形成内部共享的基础资源数据库。然而，制造企业研发相关的标准件、材料、元器件等基础资源的分散在各个下属单位和部门，都不全面、比较零碎。由于缺乏统一管理和支持，各单位的数据库结构不一致、编码不一致、建设要求不一致，信息分散、数据重复、相互封闭，缺少持续维护，各数据库多数不具备完整性、权威性和开放性。缺乏统一的有效管理，共享程度低，必然影响设计制造一体化效率。传统的基础资源管理系统的建设思路是为每一类基础资源建一个管理系统，虽然实现了各类基础资源的管理，但也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问题。主要问题表现在： （1）投资大，开发周期长。 （2）运行维护成本高，管理员需要学习多个系统的管理技巧，需要与多个不同的系统供应商合作完成系统的维护和更新。 （3）使用成本高，使用人员需要熟悉多个系统，在查找一些紧密相关的数据时，需要跨多个系统操作。 （4）缺乏统一的、完整的基础资源管理，各系统间数据重复存储，造成大量数据冗余但又有部分数据不全的矛盾现象。 （5）集成应用成本高，各个系统间是独立的，为实现跨系统间的数据共享和交换，需要额外的集成工作。针对以上问题，制造企业亟需研发支持包括标准件、材料、元器件等基础资源在内的统一的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为企业各单位和部门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管理系统就能完成各类数据的管理和查询使用。 2基础资源数据统一管理模式 以标准件在企业里管理基础信息资源的主要过程如下。 （1）梳理数据模型：标准化管理部门完成标准件信息梳理，包括标准件类别信息，每个标准件的描述信息等。 （2）开发系统：系统开发人员根据标准件信息设计数据库，完成系统的代码开发。 （3）部署系统：系统管理员完成系统的初始化，设定人员功能权限。 （4）数据录入：数据维护人员将标准件数据录入到相应的管理信息系统中。 （5）数据使用：标准件使用人员访问管理信息系统，查找需要的标准件并下载数据。材料、元器件以及其他基础资源的实现方式大同小异，最终企业往往在逐步建设过程中形成了矩阵模式，即标准化人员、软件开发员、系统管理员、数据管理员和数据使用人员需要再多个不同的系统中完成相应的重复性工作。针对传统的多个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并存的缺点，本文提出的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抽取业务流程共性需求，通过一次系统开发实现多种类型的基础资源信息统一管理。 （1）开发系统：系统开发人员总结各类基础资源信息的数据模型共性，开发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 （2）系统建模及部署：系统实施人员根据基础资源数据结构和管理要求完成基础资源数据模型、表单模型、流程模型等模型的建立。 （3）数据录入：数据维护人员选择待录入的基础资源数据模块，将数据录入到系统中。 （4）数据使用：使用人员访问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查找需要的数据并下载数据。因此，建立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后能有效解决多个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功能是需要设计开发兼容各类基础资源信息的建模工具。 3系统核心功能 针对新的数据对象的管理需求，数据管理功能模块为系统实施人员提供业务建模配置工具。 （1）数据建模：利用数据建模工具完成数据对象的数据模型的建立。 （2）表单建模：从数据模型中选择相关的数据源作为表单展现数据，利用模版自动生成表单的样式（HTML代码），美工人员借用第三方网页设计器完成表单页面的美化。 （3）报表设计：从数据模型中选择相关的数据源作为表单展现数据，选择报表的模版展示方式，生产报表页面。 （4）利用功能设计工具实现数据对象的展示页面（WebPage）的布局，设定增加、删除、修改等基本功能，确定页面的位置及关联菜单。 （5）利用工作流引擎设计数据管理的流程，明确各环节的角色、权限和业务逻辑。该步骤可选，即对于部分数据可以不经过流程直接提交数据库。 （6）用户使用新功能完成数据维护。 4数据建模设计与实现 数据建模功能是基础资源管理系统的基础模块，是实现多基础资源数据统一管理系统的核心。从企业设计制造过程中使用的标准件、材料和电子元器件数据特点分析可以得出，基础资源信息由两类数据或属性组成： （1）基本属性：可以用数据可中一个字段描述的数据，包括字符、整数、小数、时间、文件、富文本、图片等。 （2）复杂数据对象：指资源的一个属性需要用多个数据来描述，在数据库中需要用一个结构化的表格来表示。因此，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需要提供支撑上述两种属性建模及数据录入功能。在数据建模中根据描述基础资源属性的不同，采用三种类型来创建及管理。对同一种基础资源建立一个单独的库进行管理，对每个库建立分类。注意到基础资源每个类别拥有该类别的独特属性。以材料数据为例，在金属材料类别中一个常用的属性是剪切强度，但对于非金属材料而言，如橡胶而言，一般不测试热导率。为保证系统能灵活定义基础资源属性的同时保证存储空间最优化，系统采用继承树的方式存储基础资源属性。数据建模的最终目的是生成物理表，在生成物理表的过程中有“继承”关系的体现，所谓继承就是根据分类的层级关系，孩子分类结点自动拥有父级结点的属性，同时孩子结点可以有自己特有的属性。Browser是浏览器段运行的JQuery脚本程序，在客户端对建模过程字段类型、字段长度、精度以及是否必需等规则开展校验，T9PcategoryTypeAct为分类管理前后台交互类，属于基础服务层，获取从浏览器发出的建模指令，判断属性字段是否存在，T9PropertyCategoryAct负责数据建模前后台交互类，属于数据交互层，根据T9PcategoryTypeAct的指令完成在数据库（DB）中完成数据库表的建立。 5结语 上所述，本文提出的制造企业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基于统一管理模型，能有效降低开发和维护成本，有效解决多种基础资源管理系统建设重复、缺乏统一管理等突出问题，系统的核心是灵活的数据建模功能，使系统适应基础资源数据多样化的特点，目前已在制造企业实际使用，取得了较好的经济价值。 作者：马戎 周翀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 中国兵器工业信息中心 数据管理论文:探析欧洲海洋数据管理网络及其服务 欧洲的海洋观测系统是分散的。在欧洲各沿海国家内，分布着政府机构和私人工业的600多个科学数据收集实验室。他们通过船载传感器、潜水设备、固定或漂流平台、飞机、卫星等手段收集数据，用以观测物理海洋、地球物理、地质、生物、化学等参数。欧洲的海洋观测系统又是集中的。它是全球海洋观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的主要海洋区域，如北极、大西洋、波罗的海、地中海和黑海以及北美和亚得里亚海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也都有各自的区域海洋观测系统，如西北大陆架业务化海洋学系统（NOOS）、波罗的海业务化海洋学系统（BOOS）等［2］。另外，欧洲的海岸线蜿蜒曲折，破碎复杂，各国还建立了许多局地海岸带监测系统，以便为海岸线资源的监测和管理提供支持。 欧洲的数据管理网络 海洋数据的获取对于众多的海洋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海洋防灾减灾、海洋工程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气候变化预测、海洋国防安全等都离不开海洋数据。欧洲在先进观测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数据信息管理和服务网络，并将它们在互联网上公开。通过使用人性化简单快捷的可视化用户界面，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无论是否具有处理复杂元数据库经验的用户来提取所需要的信息，这些措施有效保证了对海洋学相关数据和信息的轻松访问。这种便利的访问和获取方式将确保网络的使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业务海洋学中心和机构。学者及来自各界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将能够找到各种欧洲海洋观测系统和数据相关的信息，例如观测站点／设备，观测数据要素、测量精度、时空分布及观测数据所有者等特征信息。 1）欧洲海洋数据和信息管理网络 欧盟发起的海洋搜索（sea?search）计划聚集了来自30个欧洲沿海国家的33个研究所／中心，在不同的海洋数据和信息的管理和附加服务方面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3］。数据的学科范围包括物理海洋学、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水动力学。另外，这些中心在各自的国家局扮演海洋数据和信息的国家资料中心或联络点的角色。它们是国家的中心节点，与其他的组织相连接，积极参与海洋研究和海洋环境管理活动；因此，负责监测和检查国家海洋研究活动和海洋数据流。大部分的合作伙伴也加入了IOC－IODE系统的国家海洋学数据中心。这些成员机构也参与了很多国家级和国际级别的海洋研究计划，包括一大批的欧盟委员会①计划。在多数情况下，成员机构对这些计划的海洋数据管理给予支持或协调。通过这些过程，成员机构为数据和信息管理的全过程，即数据监测、追踪、质量控制、处理、存档、产品制作、数据分析、元数据库及数据库维护、支持服务、数据分发／服务等积累了专业的技巧，训练有素的员工，以及建设基础设施（软件、硬件、网络）。在sea?search（2002—2005年）计划期间，所有的成员组织一起建立并推广了来自欧洲30个沿海国家的海洋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泛欧洲目录以及概况。这些服务的维护、升级，以及未来的拓展由sea?search的后续计划———海洋数据网络计划（seadatanetproject，2006—2010年）来完成。sea?search计划的目标包括以下内容。（1）建立、维护及电子3个元数据产品／目录以追踪海洋数据和信息的动态，并提高欧洲海洋数据和信息的知名度、总体概况及可获取性。这3个目录分别是：①欧洲海洋环境数据集目录（europeandirectoryofmarineenvironmentaldata?sets，EDMED），一个索引和检索海洋环境相关数据集的欧洲标准，覆盖多个学科，它发起于1991年，至今仍在不断更新。目前，EDMED已经涵盖了来自超过574个资料中心的2814个数据集。②航次总结报告（cruisesummaryreports，CSR，旧称ROSCOP），一个通过调查船检索海洋航次信息的全球标准。它给出了这些航次所涉及的数据收集活动以及研究机构。航次报告由首席科学家编写。③欧洲海洋环境研究计划目录（europe?andirectoryofmarineenvironmentalresearchpro?jects，EDMERP），提供正在进行的研究计划、数据收集活动、参与机构和科学家、成果产品等信息。目前，EDMERP包括了来自超过62个研究中心的320多个研究计划。（2）针对数据和信息管理实践与方法交流经验，共同促进其发展和实施。（3）建立并组织形成处理、质控、存档不同格式海洋学数据的总体能力，并充分考虑单个团体能力差异以及新数据种类的出现。（4）定义、建立、实施公共数据索引（commondataindex）元数据目录，保证用户可以获得详细的海洋数据可获取性和地理分布信息。可扩展标记语言（XML）技术将被应用于以分布式网络方式建立并维护新的元数据库，支持跨越多平台的检索。 2）海洋数据管理欧洲基础设施 欧盟海洋数据网络（seadatanet）计划是sea?search计划的后续计划，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系统来管理由海洋调查船和新型自动观测系统所收集的不同种类的海量数据集以及网络，并巩固现有基础设施，即来自35个欧洲国家的积极进行数据收集工作的40个国家海洋数据中心和卫星数据中心。这些专业数据中心的联合将产生一个独特的数据管理系统来在线提供统一质量标准的综合数据集［4］。seadatanet已联合开放数字资源库，对来自海洋船队，新型自动观测系统和空间传感器的数据、信息、产品和知识，进行管理、访问和共享。 通过使用通信和信息技术的新发展和标准，现场和卫星海洋数据平台正在作为一个独特的虚拟数据中心提供元数据、数据和产品。seadatanet的各国合作伙伴将确保数据的归档和保存，以便它们被用于新的研究，保护不可能被重复创建的独特观测数据，提高供研究项目及海洋环境管理和教育、历史以及其他用途的数据的可用性。seadatanet还涵盖了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所强调的重要信任问题：安全性、保密性、所有权、保证来源、真实性，以及数据质量和元数据。标准的制定及其在通信和数据、元数据和产品质量保证问题方面的应用，为综合数据集提供了可通过评估的质量。seadatanet采用分布式网络方法对其数据资源实现综合协调的概述和访问，即通过制定和实施通用数据索引（CDI）服务来为用户提供了跨越整个欧洲的不同数据中心的海洋数据的可用性和地域分布等详尽信息。CDI为单个的数据集（如样本、时间序列、剖面图、轨迹等）提供了基于ISO19115的指数（元数据库），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在线数据访问接口。seadatanet同时还提供数据产品服务，其产品设计的目的是验证和综合有关海洋状态和健康监测的多学科数据集。区域涉及北极地区、北大西洋地区、波罗的海、地中海、北海等区域；主要变量包括热量和盐度、海平面、海流，还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及生态系统的相关变量，如营养盐和溶解氧等。区域seadatanet产品已通过这个项目的框架开发了专用的网络界面———OceanBrowser并向公众访问开放。通过这个网络界面可查看水平断面和任意垂直剖面。图形可以导出为各种格式，包括PNG，EPSSVG和KML，还可下载NetCDF格式的整个数据产品或使用OPeNDAP下载一个子集。seadatanet开发的基本型产品主要是环境参数的网格场，用于估算其平均值、季节变化及年际趋势。分析场使得seadatanet数据中心能够进行质量比对检查和其余离群值的检测。这些产品被科研团队广泛使用，如模型初始化和新的观测地点的优化选取等。#p#分页标题#e# 同时，一批面向非专业人士的高层次产品也将被，以实现贡献于国际气候变化与可预测性研究计划（CLIVAR）和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海洋生态系统综合研究计划（IMBER）等重大国际项目、为Argo／Coriolis、My?Ocean、MFS／MOON等实时／业务项目提供补充产品等目标。用于分析的算法在优先级参数、时间和空间尺度和现有的程序方面，充分考虑了在不同海洋区域的特殊环境条件和需要。不同区域产品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由逆变模型分析进行的交叉检查来确保，并且通过参考DIVA图形软件专家和国际专家来实现。目前的工作主要为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可视化服务：用户将能够从产品目录中搜索到数据产品，然后在地图中查看以及下载产品。目录和地图查看服务正在与My?Ocean合作，根据INSPIRE和OGC标准进行开发［6］。在元数据服务方面，欧洲海洋机构目录（EDMO）、欧洲海洋环境数据集目录（EDMED）、欧洲海洋环境研究项目目录（ED?MERP）、航次总结报告（CSR）、欧洲海洋观测系统目录（EDIOS）等5个欧元数据服务，给出了欧洲的海洋组织和他们在海洋研究项目、大型数据集管理，以及调查船和监测计划获取的欧洲海洋和全球海洋数据方面的概要。这些目录由各国协同编制，由seadatanet合作伙伴整理。每个目录都有各自的来源，然而seadatanet已将所有目录在使用语法、语义和工具上进行了统一。下面分别介绍seadatanet的5个元数据目录［7］。 （1）欧洲海洋环境研究计划目录 欧洲海洋环境研究计划目录（europeandi?rectoryofmarineenvironmentalresearchpro?jects，EDMERP）涵盖了海洋气象、物理海洋、化学和生物海洋学、沉积学、海洋生物学和渔业、环境质量、沿海和河口研究，以及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等学科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在EDMERP编目中的研究计划是根据其题名或最关键内容的摘要而排列的［8］。其主要目标是支持用户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寻找其感兴趣的研究活动，使他们能够与计划的科研管理人员联系，并访问项目成果，如数据、模型、出版物等。数据库具有许多实用功能，例如确定沿海和河口的研究项目，包括它们的数据收集活动，确定灰色文献（greyliterature）等。EDMERP由欧盟海洋搜索（EUsea?search）项目发起。欧盟seadatanet是其后续计划，参加seadatanet的成员国覆盖了所有35个欧洲国家。此外，EDMERP最近完成了一次重大升级：EDMERP用户界面和在线内容管理系统已经升级到第二版（V2），这将更好地衔接其他seadatanet目录，并使用已被引入seada?tanet的通用词汇。用户可以查询和浏览EDMERP目录，还可以指定搜索条件的组合。由此生成的与查询匹配的结果将出现在一个浏览列表中，清晰显示所选的个数，并允许在列出的结果之间跳跃浏览。此浏览列表可按一些关键要素排序，也可查看每个条目更多的细节，用户可以从一个项目跳到另一个。所涉及的组织和国家机构名称均设置了超链接，以链接到欧洲海洋组织目录（EDMO）所提供的具体组织的完整地址和描述介绍。EDMERP条目的汇编和维护由seadatanet网络的参与伙伴进行协调，它们与各自国家的机构联系和沟通，确保收集到重要的海洋研究计划的最新信息以及有关合作伙伴机构的地址和相关配置文件。NODC通过位于荷兰的机构来协调EDMERP的维护。这是通过一个专门的网上EDMERP内容管理系统（CMS）实现的。NODC可以为该国机构设置子账户，使其可以拥有自己的登录信息，因此，各机构可以添加和编辑自己的计划记录。然而，NODC负责验证由当地机构执行的所有修改和新建条目，然后再通过EDMERP用户界面提供给用户。另外，研究机构可以通过XML文件交换提供新条目和现有的条目的修改。因此，已经开发了一个新的适合单机使用的录入工具———MI?KADO。本着与seadatanet和NODC内的其他元数据库标准化和统一化的目的，EDMERPV1XML架构和XML交换格式已使用ISO19115元数据标准的标签来制定。EDMERPXML格式使用了通用词汇（commonvocabularies），该通用词汇是在seadatanet计划内发起建立的，通过网络服务和用户客户端保持业务运行。通过使用ISO标签和通用词汇，确保了与其他元数据库之间的互操作性。MIKADO工具可兼容修订后的CSRV1的XML格式，并使用seadatanet通用词汇。 （2）航次总结报告航次总结报告 （cruisesummaryreports，CSR，旧称ROSCOPs）是记录和汇报航次调查或海上现场实验的常用手段［9］。传统上，首席科学家有义务在航次结束两星期内向其国家海洋学数据中心（NODC）提交一份航次总结报告。通过此报告给出海上测量和所采集的样本的第一级目录清单。在欧盟Sea?Search项目范围内，德国海洋局（DeutschesOzeanographischesDatenzen?trum，DOD）已经安装了一个创新的基础设施，以简化录入和更新航次总结报告（CSRON?LINE）的流程，并通过互联网搜索和提交航次总结报告（CSRRETRIEVAL）。作为其后续项目seadatanet的一部分，覆盖范围扩大到了参加seadatanet的所有35个国家。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重大的升级是：CSR用户界面和维护系统已经升级到第一版（V1），与其他seadatanet目录更加一致，并使用了为seadatanet介绍的通用词汇。目前，CSR数据库涵盖了从1873年直到今天，来自欧洲30个沿海国家覆盖欧洲海域和全球海洋的超过37万条航次信息。其中也包括来自欧洲国家历史的CSR，从国际海洋勘探理事会（ICES）数据库加载的1960年之后的航次总结报告。CSR的汇编和维护由seadatanet网络成员负责协调，他们与各自国家的首席科学家沟通并且提交其CSR报表。NODC是荷兰的责任机构，协调和指导NODC成员机构整理和维护全国的CSR条目。这可以直接使用在线内容管理系统通过seadatanetCSR数据库完成，或者以CSR的形式提交给NODC，然后NODC将传输XML格式的CSR更新至seadatanetCSR数据库。为了与seadatanet和NODC内的其他元数据库标准化和统一化，使用ISO19115元数据标准的标签制定了CSRV1XML架构和XML交换格式。CSRXML格式使用了seadatanet发起的通用词汇，它通过Web服务和用户客户端保持业务。通过ISO标签和通用词汇的使用，与其他元数据库互操作性得到了确保。作为seadatanet项目的一部分，输入工具也已经升级。已经开发了一个新的输入工具：MIKADO，它适用于单机使用，与修订后的CSRV1的XML格式兼容，并使用seadatanet常见通用词汇。#p#分页标题#e# （3）欧洲海洋环境数据库目录 欧洲海洋环境数据库目录（Europeandirecto?ryofmarineenvironmentaldatasets，EDMED）。由意大利国家海洋学和实验地球物理学研究所（OGS）维护的海洋资料库目录介绍了由意大利几个科学实验室收集的500多套意大利海洋数据和普遍关心的国际数据库。该目录清单包括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生物海洋学、海洋气象、水文、海洋生态和水下声学等学科［10］。自21世纪初开始，已在全球范围收集多目录记载的数据集。他们的描述信息包括：观测的参数、仪器、数据处理、地理区域和时间周期、可用性和协调中心及联络人。它们以各自的格式（如数据库或文件、模拟记录、纸图、硬拷贝表格、生物样品等）被引用。完整数据集目录位于服务器上。 （4）欧洲海洋机构指南 作为seadatanet检索服务的一部分，欧洲各国的国家海洋数据中心维护着许多的元数据库。对于每个目录，重要的是具有海洋数据采集、处理和管理活动和研究项目所涉及组织的最新名称和地址。因此，建立了欧洲海洋机构指南（Europeandirectoryofmarineorganisati?ons，EDMO），以简化和有效一致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地址和组织概况。目前，EDMO列出并描述了超过1000个研究院、数据保存中心、监测机构、政府和民间组织，它们从事海洋和海洋科研活动和／或数据和信息管理或支持服务。EDMO条目的汇编和维护，由seadatanet网络的国家海洋学数据中心（NODCs）协调，他们与其所在国家的机构接触和沟通，以收集信息确保这些机构的最新地址和信息。每个现有的元目录的维护工作被并入这些NODCs的国家收集活动中，并已经实施新的手段和工作方法，以支持协调的维护。NODCs可以通过网上内容管理系统（CMS）检查和更新国家组织的条目。 （5）欧洲海洋观测系统目录计划 欧洲海洋观测系统目录（Europeandirecto?ryoftheinitialocean－observingsystems，ED?IOS）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欧洲海洋观测、测量和监测系统的检索目录，是欧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EuroGOOS）的倡议之一，由欧洲委员会研究总局共同出资开发。该目录包含元数据，即位置、测量参数、频率、数据的可用性、仪器的技术信息、负责机构以及数据持有机构的链接等信息。EDIOS目录的定期更新，确保大多数欧洲进行连续观测的海洋观测系统的最新信息。该目录是EuroGOOS全面实施的先决条件，它实现了对欧洲业务模式的可用数据进行连续分析，从而能够优化仪器的布放、采样策略及分类设计；基于EDIOS可访问数据及其包括的海洋观测系统，将海洋观测设置为欧洲标准，并帮助定义欧洲海洋观测系统。EDIOS有如下几个目标：①收集目前在波罗的海、东北大西洋（包括西北部的欧洲陆架）、地中海的所有欧洲海洋观测站点／设备（站、断面、重复样品、浮标、平台等）获取的信息，包括其地理位置、技术特点、观测的频率，并将这些信息传输到一个可查询的数据库（目录）。②通过对使用中的海洋观测站点／设备进行分类来定义欧洲海洋观测系统。③创建一个可视化用户界面（用户参与），以方便各种潜在用户访问本目录。EDIOS分类系统对EDIOS元数据库中的条目进行了分类，使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的工作人员和使用者能开放式的以最小限制访问GOOS并立即识别描述观测站／数据的记录；访问某些组织和GOOS区域联盟的观测站／数据；以及那些仅设计为单一机构或本地接入和使用的观测站／数据。目前EDIOS包括12000多个信息条目，并不断地在更新中。EDIOS收录的信息包括：①数据收集手段（仪表、传感器、船舶、网络等）的技术规格。②地理坐标。③观测的详述以及他们的时空特征（但不包括观测值）。可以包括站点采样的生物和生物化学数据的信息，没有必要为这种实际记录存储做特殊的考虑。将提供包含实际记录的数据库／档案的链接。④测量的近似精度。⑤采样数据目前的应用，包括衍生产品的应用。⑥每个仪表或传感器的责任机构／研究所。⑦数据持有机构和研究所的链接。EDIOS使得各国的国家海洋观测系统能够快速组合和协调，提高欧洲周围海域的监测和建模，并发展和完善观测活动。它还允许对海洋观测和预报系统的性能进行评估，并通过建立业务海洋观测系统的分类计划，来为海洋观测技术设置欧洲标准。EDIOS将鼓励对目录中包含海洋观测系统产生的数据在国家间进行广泛科学使用，以助于预测、评估，并制订应对全球变化的方案。 EDIOS对欧洲业务海洋学的促进作用将凸显在业务系统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中，从仪器制造商、海洋观测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建模到附加价值处理和客户的需求。除了IOC／全球海洋观测系统、EuroGOOS、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计划的用户外，该目录还将寻找自己的用户群体。他们将是科学家和海洋科研院所和机构，环境和资源管理机构，气象部门等其他人员；此外还包括SMEs海洋行业的中小企业。EDIOS将有助于一般的海洋资源用户找到他们感兴趣的数据来源。此外，欧洲海洋观测地点／设备的汇编将有利于业务海洋学产生数据的协作及科学使用，从而减少冗余或重复的数据采样。由此带来的成本节约可能吸引更多的调查研究海洋，进而增加我们对海洋过程的整体了解。对ED?IOS测量系统的分类，将建立欧洲的海洋观测系统所需的欧洲标准。这些标准将处理由国家和区域机构存储的海洋观测站点／设备的格式、尺度、单位、地域分布、类型和详细信息。他们将有可能激励海洋观测设备的制造商和业主改善他们的系统。EDIOS将有可能首次实现对欧洲业务模式的连续性数据进行分析。主题网络将收集分散的海洋观测系统信息，将其整合归入目前正在使用的欧洲业务化海洋观测站点／设备的目录（包括黑海）。EDIOS的建立将尽可能与现有的如SEANET和EDMED等国际元数据库密切结合。如上所述，这样的一个目录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海洋观测站，以改善欧洲海域周围的监测和建模，它是EuroGOOS全面实施的先决条件。EDIOS将会包括欧洲目前所有的目录以及数据存储机构和研究所的链接，从而有利于欧洲的海洋组织、机构和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网和数据共享。EDIOS将采用未来定期更新的规定。EDIOS将向海洋科学、机构和企业提供前所未有的服务。这将补充和支持元数据库，包含项目的档案记录，或该清单的科学航次，档案数据中心，数据中心目录和其持有者。到目前为止，海洋观测站／设备的信息包括：海洋站、重复站、锚系浮标、远程成像等，目前在欧洲这些信息分散且不容易获得。许多区域数据库包含某些类型海洋观测地点／设备的材料，或专注于测量变量和机构持有的数据。国家机构和研究机构通常持有他们经常使用的海洋观测地点／设备名单，但这个信息在不同的机构之间是不兼容的，即格式、尺度、单位等类型和详细信息往往不一致。因此，欧洲海洋观测地点／设备全面的目录将是业务海洋学和海洋科学领域一个新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在海洋数据管理领域，EU／MODB（地中海海洋资料数据库）率先提供了一个地中海温度和盐度的全面数据集。这项工作由EU／ME?DATLAS项目进一步发展，该项目制作了目前地中海地区最完整的数据集，包括温度和盐度的气候图集。正在进行的EU?MEDAR／ME?DATLAS－II项目，旨在通过收录化学和生物参数和黑海地区的数据推进上述工作。欧洲海域其他地区的数据库和元数据库包括：波罗的海海洋观测系统（BOOS）收集由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运行的观测站观测信息；对于北海，欧洲北海地区的固定监测网络研讨会（SeaNet）提供浮标和平台的全面信息；其他欧洲国家建设海洋数据和元数据的数据库的行动，与欧盟支持的区域海洋大型研究项目框架内进行的海洋数据和信息管理活动相互联系（OMEX、MTP、CANIGO等）。#p#分页标题#e# 除了BOOS和SeaNet元数据库外，所有上述数据库和元数据库，主要或完全以传统海洋航次调查期间收集海洋学数据为基础。然而，欧洲的海洋预报需要具有实时数据采集能力的观测网络和分析系统、数值模式和资料同化程序。为此，大多数欧洲沿海国家维护着业务海洋监测计划，这些计划通常由国家机构和研究机构或科研组开展。然而，这些计划和项目通常只在每个国家内部运作，很少互相协调，即使在一个国家的各机构之间他们往往也是不相容的。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有10到15个不同的机构在进行业务观测，如果计算所有那些地方一级的机构，数字可以达到更高。除了国家方案，业务海洋数据也来源于国际项目（如MF?SPP—地中海预报系统的示范项目）。总之，EDIOS是业务海洋学一个急需的工具，将填补现有欧洲海洋元数据库存在的差距。EDIOS将通过提供关于欧洲在连续使用的仪器和传感器信息的一个全面的目录，帮助Euro?GOOS建立欧洲海洋观测系统。此外，它的可视化用户界面会使用户很容易获得感兴趣的EDIOS资料，从而确保了EDIOS对所有海洋部门、商业和非商业组织的实用性。 欧洲海洋观测与数据网络欧洲海洋观测与数据网络 （Europeanma?rineobservationanddatanetwork，EMOD?NET）是欧洲海洋委员会2008年发起建立的，其目的是把现有的、分散的欧洲海岸带、大陆架以及周围海盆海洋观测系统获取的原始数据整合起来，对其进行综合管理，并制定相应的政策保存数据，为政府决策者、海洋管理部门以及相关部门和研究人员等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数据访问和获取渠道，提高海洋观测、预报、海洋资源管理、海运安全以及欧洲海洋研究效率等各项工作。EMODNET是端对端的系统，由传感器与平台、调查研究、通信系统、数据管理和信息工具几个模块组成。EMODNET将形成一个公共的数据管理办法，倡议和组织协调海洋数据的管理，包括欧盟第六框架计划全欧洲海洋数据网络（seadatanet）的延时数据、欧洲海底观测网（ESO－NET）的海底长期、多学科观测站，欧洲全球海洋观测系统（EuroGOOS）区域的实时和准实时数据，欧洲气象卫星组织（EUMETSAT）的数据、图像和产品，国际海洋勘测理事会（ICES）的大量海洋学数据等。欧盟委员会已经签署了创建欧洲海洋观测数据网络（EMODnet）试点组件的服务合约。总体目标是创建试点门户，将分散和访问不便的海洋数据整合成完整海盆的可互操作的、持续和公开的数据流。整合的结果将有助于欧洲海洋观测数据网络的最终业务运行，为其确定流程、最优技术和近似成本。EMODnet－水文地理门户（EMODnet?hy?drographyportal）是EMODnet正在建设的数据门户之一。水文地理门户发起于2009年6月，目前正在为广大用户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在编制水深调查（铅垂线、单波束和多波束调查）目录方面正在取得突出的进展，并采用SeaDataNet的通用数据索引（commondataindex，CDI）结构，提供其数据检索和获取服务。此外，这些调查数据被整合处理，生成了欧洲下列海区的高精度的电子水深产品：①泛北海区域：包括卡特加特海峡（在瑞典和丹麦之间）及延伸海域。②英吉利海峡和凯尔特海。③地中海西部、爱奥尼亚海、地中海中部。④伊比利亚海岸和比斯开湾（大西洋）。⑤亚得里亚海（地中海）。⑥爱琴海－利万特海（地中海）。通过专门的数据产品查询服务，用户可以公开访问下列地理信息系统图层：①在0．25′经纬度DTM网格上的格点水深。②标注有等深线的标量水深。③选择查看单个DTM单元的质控参数和源数据。④选择显示沿航线的深度剖面。⑤海岸线。⑥通过OGCWMS协议选择添加CDI检索服务所包含的图层，如测深调查的轨迹等。用户可以下载多种格式的数字地形。此外，用户可以检索原始调查的元数据，并可以向分布式数据管理者提交对这些数据集的访问请求。OGCWMS还支持用户使用数字地形与其他门户网站数据产品相结合进行使用，这些门户包括EMODnet开发的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洋地质学、物理学和海洋生物栖息地门户和其他门户。许多组织参与了水文地理数据和产品的获取和提供，它们包括：①水文局，负责测量航线、港口航道，生产用于导航的纸质海图和电子海图（ENC）。②负责管理和维护港口、海防、航道和水路的主管部门。这些机构开展定期水深监测调查，以确保维持经协商的航海深度或确保国家的海防安全。③研究所，在其科学航次调查中收集多波束调查资料。④工业机构，特别是能源工业，进行多波束调查线路管道和电缆线（风电场），以及电信行业调查电话和互联网电缆的架设。EMODnet水文和海底制图组正在积极寻求与这些组织的合作，以生成更多的数据集（单／多波束调查、探测轨道、复合产品），以支持良好的地理覆盖率和高品质的水文数据产品。接收到的数据集正用于生产区域的数字地形模型（DTM），分辨率为0．25′×0．25′。该数据集本身不，但在CDI的元数据中有所描述，提供有关制作DTM的背景调查的数据，数据的访问限制、组织者和者等明确信息。这样一来，门户网站不但为水文资料的提供者设置了一个向潜在用户展示数据集的有力窗口，还可以对数据集进行有效的管理。 结束语 海洋环境现场实测资料的采集和管理是监测海洋环境变化、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开发、海洋防灾减灾、海洋工程建设、海洋国防安全等一系列涉海事业的重要基础。海洋观测资料管理涉及海洋环境数据的存储、管理、分析、处理和共享等多个方面。为此迫切需要建立一套以海洋数据为对象，集海洋环境参数实时监测、海洋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处理和数据共享为一体的数据管理系统。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间，全球已经建立了海洋科研数据和元数据的几个国际数据库。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已建立了海洋环境数据和信息（MEDI）数据集的查询目录。从最初打印的目录开始，MEDI已于最近被重建为基于PC的应用程序。MEDI的数据库结构以全球变化的主目录（GC?MD）为基础。GCMD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发的一个有关全球变化的数据集目录（包括海洋数据集）。近年来，国际海洋资料和信息交换委员会（IODE）又发起了海洋数据门户（ODP）计划，旨在通过IODE网络下的国家海洋资料中心完整地获取海洋数据集和目录，同时考虑通过网络服务开发，使用户能迅速便捷地查询、评估并获取数据，发展一个全球性的分布式数据系统。此外，澳大利亚也已经开发了自己的“BluePages”目录。尤其是海洋国家占大多数的欧洲，海洋数据和元数据的发展更是走在世界前列，欧洲海洋学数据和信息管理网络（EU／EURONODIM）、欧洲海洋观测与数据网络、欧洲海洋数据信息网络等项目和计划正在不断的扩充和更新。欧洲的先进海洋数据管理理念和运行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采取具体行动，建立我国的综合海洋数据管理网络，并确保其能够持续地发展。这里仅对我国的海洋数据管理和共享网络持续发展提出几条建议。#p#分页标题#e# （1）对国内现有的各种观测系统进行行动成本和效益评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善的海洋观测、预报和预警系统。（2）通过加大适当的资金投入、鼓励机构间的合作、开展统一的海洋战略研究等手段，缩短各沿海省市、各涉海部门之间的数据观测和管理方面的差距。（3）尽快制定海洋观测数据和信息管理规定，指导并提高海洋数据收集方式和数据的科学使用，建立国家海洋观测资料共享机制，加快海洋数据共享平台的建设，开发方便快捷的数据检索和下载界面，以方便用户能够非常轻松地访问并获取现有海洋数据和产品，并且是高质量的数据和兼容的格式。（4）尽可能收集军事与工业数据（如石油、天然气、渔业和海上运输），收集各沿海地方政府决策需要参考的数据，并列入我国综合海洋管理网络。（5）开发新技术（如深海观测站）、购置和布放新的传感器（如Argo浮标的有氧传感器）；提高海洋科学仪器设备自主研发和产业化能力，逐步改变我国海洋仪器设备依赖进口的局面。（6）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参加全球和区域的观测计划，促进海洋数据和信息技术的交流与共享，扩充我国海洋资料储备，提升我国海洋观测和预报的能力。 本文作者： 于婷 王海波 董明媚 单位：天津国家海洋信息中心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环境学院 数据管理论文:农业物联网数据管理 物联网(Internetofthings)的概念是在1999年提出的，2005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发榷了《ITU互联网摄告2005：物联霹》将之定义鸯萼冬各释信息传感设备葛踅联网结合藏宋而形成的一个臣大网络．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在一次会议上表示：“经济刺激资金将会投入到宽带网络等新兴技术中去，毫无疑问，这就是美国在21世纪保持和夺回竞争优势的方式n吨]．”激家宝总理2009年指出，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毅兴产照，攘抉物联网的研发应用并将“发麟物联网，促进倍感化”作当年“两会”期间为讨论的主题之一． 当前世界各豳都投入了大鬣的人力和物力开展物联网相关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丹麦运输公司采用IBM的传感器技术允许园艺供应链中的参与者跟踪鲜花和盆栽植物的运输进度(从种植者到批发商，到零售商，遍及欧洲40个国家)．整条运输链的各方公司都可以利用传感器对运输的条件和气候进行跟踪．使运输过程更加透明．英国的Pachube允许给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物品、设备、建筑和环境添加标签，并分享即时传感器信息[3]． 我国在物联网方面也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无锡传感网中心的传感器产品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世博会被成功应用，这套设备由lO万个微小的传感器组成，散布在墙头墙角墙面和周围道路上．传感器能根据声音、图像、震动频率等信息分析判断，爬上墙的究竟是人还是猫鼠等动物．远望谷开发的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XC型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已成功应用于中国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在铁路货车使用费用清算中实现了精确统计货车数量；消除了铁路运输调度管理的盲区，提高列车正点率． 然而我国当前在农业物联网应用上做的工作还比较少．本研究结合传感器网络、移动网络与智能手机实现了对农田的实时监控和数据采集，对于农业安全管理、产品溯源都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1材料与方法 1．1概述 物联网有3个特性：全面感知、可靠的传送和智能作用[4]，其控制特性与传感器网络‘51有很大不同，主要强调系统的可控性，而传感器网络则强调系统的可观测性．因此将传感器网络作为物联网的一个组成部分接入时就必须对其进行调整，使之适应物联网的要求．物联网包括3个层次：1)传感网络，即以二维码、RFID、传感器为主，实现‘物’的识别；2)传输网络，即使通过现有的互联网、广电网络、通信网络等实现数据的传输与计算；3)应用网络，即输入输出控制终端，可基于现有的手机、个人电脑等终端进行‘…． 本研究中，物联网中的“物”包括4种：农田(棉田、麦田与玉米地)、传感器网络、数据管理终端和智能手机．构建物联网的目的是将这4种“物”连接起来，使农田能够成为网络中的一个可观测终端，在此一共包括3个层面的连接： 1)直接测量．通过传感器网络采集温湿度和光照；通过数据管理终端归纳并管理采集到的数据；并通过智能手机实现数据的实时查看、分析与管理． 2)多源数据集成．将当前已建成的气象监测网络获取的数据与无线传感器网络采集到的数据相结合，建立传感器网络采集到的特征点数据与大环境数据的对应关系，使研究人员能够通过此网络更好地了解农田各参数之间的关系． 3)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利用WebService将网络内的数据开放出去，使之可以为更广泛的应用提供数据支持．例如为卫星遥感数据提供地面数据支持等． 1．2网络结构与部署 网络由3部分构成：精准灌溉传感器节点——用于采集空气温度、土壤湿度和光照强度，并为邻居节点提供路由；数据服务提供者——在服务器上部署相关服务，用于连通网内成员，并对外提供数据服务；数据管理终端——包括智能手机、B／S数据管理网页和C／S客户端，用户可通过不同方式查看服务器上的数据．系统在新疆与北京分别部署，服务器设在北京．在北京主要监测种植春小麦和夏玉米的农田，采集土壤湿度、空气温度和光照，并由网关节点记录喷灌机行进数据；由于新疆采用滴灌，故仅采集棉田土壤湿度、空气温度和光照，人工记录灌溉时间与灌溉量．通过B／S网页或分布部署在智能手机和电脑上的C／S客户端，用户可以远程查看农田参数与农机使用情况，分析数据以提高灌溉效率． 1．3软硬件配置 传感器网络系统采用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FieldwSNs(农田环境无线传感器网络系统)，载波频段433MHz，实际部署时节点间距50～100m，每子网包含20个传感器节点构成对等网．土壤含水率传感器采用ECH20水分传感器，工作电压为2．5V． 由于部署网络区域经常出现连续阴雨天气，为方便部署传感器节点采用4节1．5VAA电池供电，通过稳压芯片t作电压3．0V；节点MAC层采用CSMA／CA协议，网络层采用洪泛协议；在能量管理上采用休眠／同步机制，使全部节点同时工作而后同时进入休眠状态以节省能量，通讯时利用网络层的洪泛机制进行全网同步[7]． 网关节点采用太阳能供电，工作电压12V；为保证网关节点在雨季也能正常工作，蓄电池容量为12Ah． 基于智能手机的移动终端采用WindowsMobile操作系统，通过WebService与服务器相连．主要目的是：1)在部署时以机载GPS定位节点，将节点位置信息上传至服务器；2)在现场查看网络工作状态，方便部署与维护；3)方便管理人员远程监控农田参数、人员工作状态与农机工作状态． 1．4数据服务的设计 传感器网络在外部看来是网络化的传感器，更强调数据的采集，强调系统的可观测性【8]．在传感器网络中观测的对象是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传感器的工作状态以及网络的连接情况．而物联网则强调各个相连的事物之间的连通性，以及系统的可控性，物联网中传感器网络是连接观测者与被观测对象的渠道．因此，需要对传感器网络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以观测者需要的形式出去．主要包括2部分服务：滤波和插值和．观察者可以访问通过这些服务了解被观测对象，这一过程对传感器网络而言是透明的． 1．5数据滤波 由于传感器网络在传感器端没有作滤波，可能会有一些奇异数据被采集回来，在一般使用中需要进行滤波，只观测台理可靠的数据．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特别关心奇异数据，也可以通过滤波服务获取这些奇异数据．为方便计算，采用简单的平滑滤波∽j．#p#分页标题#e# 平滑滤波的目的是在不影响低频率分量的情况下减弱或消除图像中的高频率分量并将观测值中的细小中断连接起来．处理后的任一输出值弧均为观测值≈与相邻元素运算后的结果，如式(1)所示：Yk=≥：口：zf， (1)t=FN滤波窗宽度为2N，ai为加权系数，k为滤波窗中值． 为方便计算采用矩阵表达，可得y=IA】X／n， (2)其中l，为输出向量，x为输入向量，Ea-1为滤波矩阵，n为平均值参数． 针对不同情况可以使用线性平滑滤波和加权平滑滤波，线性滤波的滤波矩阵为行列元素皆为1的7阶矩阵，n为7；加权滤波的滤波矩阵为行向量为[1，6，15，20，15，6，1-1构成的矩阵，以为64． 对应服务为record[]DataProcess．Smooth(Datetimestart，Datetimeend，boollinear)，其中start为起始时间，end为终止时间，linear为线性滤波标志，返回值即为滤波后的输出值． 1．6插值分析 如果观测者仅能获得传感器所在位置的数据，就无法体现被观测的农田与观测者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插值，将空间插值后的数据提供给用户，使观测者只需输入位置信息即可获得所需的数据．因为同一农田中的温度、湿度和光照都是连续变化的，所以采用插值分析获得的数据是可信的．插值方法采用简单的两点插值和全图距离倒数插值2种． 1．6．1两点插值 两点插值又叫线性插值，取最近的2个点A，B的观测值为参考值，计算任意点的值．y一丝坚≯盟，(3)L其中L为最近两点距离，z。为插值点距A点距离，z：为插值点距A点距离，Y。为A点观测值，Y：为B点观测值．两点插值非常简单，而且不受其他点干扰，通常在部署网络时用于校验观测点传感器工作情况． 1．6．2全图距离倒数插值 两点插值计算简单，但是缺乏连贯性，每次参考点发生变化时插值结果会跳变，因此提供全图距离倒数插值服务，用户可以任意选用插值方法．全图距离倒数插值公式如下‘10]：3，一∑暑／∑z1， 其中zi为观测点i的观测值'rl为观测点到插值点的距离，n为观测点集的规模．对应服务double[]DataProcess．getValue(doublelongitude，doublelatitude，boolsimple)，其中longitude为插值点经度，latitude为插值点纬度，simple为两点插值标志，返回值即为插值点湿度、温度和光照观测值． 2结果与分析 网络被部署在新疆哈密、石河子和北京，图2为新疆石河子的网络实际部署图．为保证通信质量，传感器节点和网关节点被部署在2m左右的支架上． 由于距离较远，传感器节点须通过多跳方式将数据发送到网关，实验中跳数最大为6，通信距离400m左右． 传感器网络在4个月中采集到大量的数据，通过相应的服务，可以采集区域内任意点的数据曲线． 用户观测的对象由传感器网络节点转变为被观测对象，可以通过选择位置直接获得观测值．展示了哈密实验田中经纬度与石河子实验田的土壤湿度和光照曲线，在7月4日至7月5日哈密经历了一场降雨，在降雨期间光照强度急剧下降，而土壤湿度则迅速攀升直到夜间降雨停止湿度才开始回落．而石河子则是多云问阴的天气光照强度发生变化，而土壤湿度则基本持平． 通过相关数据服务，用户可以使用装在手机上的移动客户端访问网络．定位系统包括2部分内容：1)利用手机GPS进行定位，通过服务现场记录节点经纬度，并提交服务器．2)通过服务获取网络中各节点位置及其数据，通过插值算法将数据与位置关联起来，为用户提供直接的数据支持．此时传感器网络对用户完全透明，用户可以直接获取自己所关心的位置的农田参数． 数据管理论文:环境监测数据管理信息化发展 近几年，我国各级环境监测部门都积累了大量与环境有关的数据。但是，由于数据管理的手段还停留在单机和手工处理阶段，数据质量主要依靠人工检验，这就出现了无法有效处理大量数据的情况，甚至还会引发错误。如果数据出现错误，就无法反映实际情况，相关高层也就无法及时应对紧急的环境事故，继而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1开发系统的要求 建设信息化环境监测数据管理平台主要是为了加强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对监测数据的管理和综合分析，进而实现信息共享。利用网络、B/S、GIS、数据库、Internet/Intranet、智能化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收集、汇总、审核、统计分析各级环境监测部门的数据之后形成报表，从而实现信息的完整收集、迅速传递、高效管理、综合分析和共享。 2系统设计 2.1平台的开发 不同城市的环境监测系统开发平台是不同的。其中，大部分系统使用的都是由微软公司开发的NET作为技术开发平台，使用的开发语言为NET语言、VB语言和ASP语言，这些都是系统最常用的语言。而个别WebGIS部分是不用语言来编程的，它使用的是MAPINFO家族技术和MAPX技术。这2项技术和语言编程同样重要，并且该系统主体是用可以使系统保持正常运行的B/S构建的，而录入使用的结构是由C/S构建的，可以有效提高平台的运行效率。 2.2数据库建设 该系统所用的数据库为SQL-SERVER2000，它是用关系型数据库来管理数据的。由于该系统的空间关系不复杂，而且空间属性相对简单，所以，可以统一管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环境监测中涉及到的数据有环境质量基础数据、环境质量标准数据、自动监测数据和例行监测数据等。其中，环境质量基础数据包括环境质量各要素的基本信息，即各级环境监测站，湖库、湖库垂线，河流、河流断面，饮用水水厂、饮用水源地、饮用水采样点，地下水、入海河口以及近岸海域监测点，噪声监测点，空气、大气监测点，网格等主要要素的基本信息；环境质量标准数据是指评价环境时用到的各种国家标准；自动监测数据包括水质自动监测数据和空气日报预报数据；例行监测数据则由水、气、声三大监测数据组成。为了适应环境监测中一点多用的需求，数据库中还设计了水环境点位属性表和空气点位属性表。通过点位属性表，分析人员可以灵活管理点位的变化，并且按照某一属性分析数据，从而实现合理利用、监测数据的目的。 2.3服务器端与客户端互换 系统使用了B/S架构后，要想简化操作，就可以利用WebService。这种简化主要就是实现服务器端与客户端之间的互换。WebService在网络运行中能发挥调用的作用，以此来满足客户端的调用需求。只要调试了客户端，那么，WebService就可以在服务器中运行，并处理运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将各个服务端的数据收集起来，最后再把最终的结果返回到调试区域。通过客户端与服务器端之间的互换可以实现两者间的高效互动。 3主要功能模块 信息化环境监测管理平台的功能模块主要有例行监测数据的录入模块，导入导出模块，数据管理、分析模块，自动监测数据的管理模块，监测点位管理模块，WebGIS数据查询分析模块和系统设置模块。例行监测数据的录入模块主要为C/S结构，它具有清空数据库、导入数据、检测值校验设置、数据录入、数据查询修改和设置地区年份等功能，同时，还能得到规范的监测数据。例行监测数据的导入导出模块主要是提供DBF格式和ACCESS格式的数据，它不仅可以排除掉错误的数据，提示错误，还可以自行规定校验的规则，比如监测点位完整性校验、监测值范围校验等。分析结果会在EXCEL中被编辑，使数据和检测结果更加直观。例行监测数据管理包括基础数据管理和监测数据管理两部分。基础数据管理主要是指数据的查询和修改、基础代码数据年份间的转换、数据增加等；监测数据管理主要是数据的简单、高级查询，还有要按照点位属性查询监测数据。自动监测数据的管理模块包括水质自动周报管理和空气质量日报预报管理。监测点位管理模块是为了适应一点多用监测工作的实际情况而设计的。这个模块可以实现用户管理水和空气点位的需求，同时，用户还可以添加或修改属性类别满足自己的需要。WebGIS数据查询分析模块具有视图功能，可以修改图像数据，使其达到最佳的效果。而该模块还可以实现属性数据与地图数据的图文互查，为各类数据的分析绘制专题图，比如柱状图、面状图还有饼状图等。这样做，不仅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查询数据，还能够更加清楚地呈现相关问题。系统设置模块囊括了地区设置、数据校验规则管理和环境标准管理。 4结束语 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如何利用信息为人们的工作服务，解决问题，已经成为了需要人们不断思考的内容。环境监测数据的传统处理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化发展的需求，所以，实现环境监测数据管理的信息化刻不容缓。 作者：程诗雨 单位：南京市江宁区环境保护局 数据管理论文:主数据管理应用下的轨道交通论文 1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需求分析 随着企业日益向全球化迈进，为应对不同业务部门的个性化需求，信息系统越来越多，众多系统造成数据量不断增加。主数据在不同系统中的重叠现象日益显著，由于同一主数据在不同系统内部的标志和描述不统一，从而导致企业数据大规模形成冗余，用户无法确定其有效性，造成维护成本居高不下，业务差错率升高。即便在同一个应用系统内，所涉及的物料、人员、客户等主数据信息随着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数据规模和分散的程度也不断增长，同一主数据在同一应用系统中会被不同的用户维护成为不同的对象，企业无法出具精确的分析报表，导致企业领导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因此，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在信息化道路上高质量的数据已经成为区别企业管理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主数据是企业运作过程中必须使用的基本信息，它们长期存储在数据库中，集中存储并且可以由各组织维护和使用，是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主数据的有效管控，可以支持经营管理层便捷地获取多种业务角度的全面分析报告，加深数据挖掘和透视；可以保证业务管理层使用主数据的一致性和实时性；并可以帮助业务操作层人员统一沟通语言，降低沟通成本。一个企业在信息化建设的道路上是否实施了主数据管理最终的结果有着鲜明的对比。 2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目标 根据该公司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分布实施的策略，主数据管理系统建设的核心目标为：1）整个集团内制定并执行统一的，并且是符合业务要求的、科学合理的主数据标准；2）通过主数据标准的执行使得企业内部各个业务环节使用的主数据完整统一，只有一个真实的版本并且质量较高；3）提高数据的使用率和用户对企业数据质量的信任度；4）满足企业的诸多管理战略目标的需求。 3主数据管理系统实施 3.1主要实施内容1）制定四类主数据标准会计科目：立足于集团财务报表需求制定统一的会计科目体系。物料：包括原材料、标准件、成品和半成品，重点解决物料整体分类和对应属性标准。客户：制定集团统一管理的客户主数据的数据标准。供应商：制定集团统一管理的供应商主数据的数据标准。2）系统建设固化主数据标准和管理流程等，为用户管理主数据编码提供系统平台。实现对新增主数据编码的申请、审批、、更改、映射和查询功能。3）数据清理按制定的各类主数据标准对现有的会计科目、物料、客户和供应商数据进行清理，对清理后的规范数据进行集团统一编码，并导入主数据管理系统供集团及各企业共享使用。4）建立有效的管理流程和组织机构建立主数据管理流程和管理规范，建立主数据管理组织及职责设置。 3.2系统应用架构该公司选择了国际领先的SAP公司最新的主数据管理产品MDM7.1，提供了丰富的数据类型和强大的管理功能，但它本身没有流程审批控制功能。为了实现对集团主数据的申请、审核、等关键环节进行控制，将主数据标准、流程固话到系统中，该公司自主开发了工作流平台，并与SAPMDM系统集成应用，实现了整个集团主数据（物料编码、会计科目、供应商、客户）申请、审核、、修改等管理流程，为整个集团实现研发平台、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决策支持系统（BW）等系统的全面集成共享奠定基础，实现了跨企业、跨系统的业务数据集成应用，主数据管理系统应用架构。 3.3实施方法MDM系统的实施是组织、流程、标准、平台高度集成的系统工程，实施推动工作巨大，主要的实施方法如下： 1）组织准备和MDM系统培训宣贯项目调研准备及集团数据标准宣贯，了解企业信息标准化现状并组织协调集团标准化专家进行标准培训。(1)了解企业各类主数据活跃数据量（存在于哪些系统，由哪些部门负责收集），确定数据收集范围。(2)了解企业各类主数据维护流程及编码规则。(3)建立企业主数据清理团队（包括内部顾问、关键用户）。(4)通过培训使最终用户了解主数据质量的重要性。(5)通过培训使最终用户了解物料、客户、供应商、会计科目等主数据标准规范。(6)通过培训使数据清理团队了解数据收集及清理方法。 2）数据收集及清理与数据的初始化(1)按照已确定的数据范围采集原始数据并存档。(2)制定数据清理流程及数据清理计划，划分数据清理过程相关人员职责。(3)汇总收集数据，按照主数据标准进行数据规范性检查，组织自身排重，检查和排重完毕后提报给MDM系统负责人，并存档；对于物料分类等标准问题，汇总记录后提交给集团标准化专家，并跟踪协调，直至问题全部解决。(4)MDM系统负责人对数据进行排重检查，将疑似重复数据反馈给原企业确认。(5)数据清理并检查完毕后，将清理出的所有主数据统一进行编码分配，导入MDM系统并下发至各企业相关信息系统。 3）MDM系统与企业信息系统集成(1)系统集成方案讨论，结合集团现有集成模式，根据企业的实际业务进行具体的集成方案讨论。(2)了解企业正在实施的系统内容，为系统集成及数据清理做好基础。(3)集成接口实现，制定数据映射规则，通过SAPPI进行配置，实现系统之间的数据集成。 4）上线前准备及系统配置(1)收集企业组织机构，完成主数据管理系统内组织机构的创建。(2)收集系统用户申请表，完成平台内用户创建，分配用户的角色、业务权限及功能权限。 (3)配置各类主数据的申请流程，包括物料、客户、供应商、会计科目等主数据的申请、修改、分发等业务流程。(4)组织相关业务部门关键用户进行MDM系统操作培训并编写用户操作手册。 5）系统上线及运维支持(1)建立系统运维组织及和职责划分。(2)做好系统支持及运维工作，及时解决出现的系统与数据问题，对问题进行汇总记录，并持续优化完善系统功能。 4应用效果及效益分析 4.1应用效果通过成功构建集团统一的主数据管理系统，建立集团统一的主数据标准、管理流程、支撑平台，保证整个集团基础公共数据的一致，促进了各企业规范基础管理，推进了全集团信息资源共享。为集团实现重要物料采购动态对标、财务综合分析、供应链优化提供有力支撑，有效提升集团科学决策分析能力。通过主数据管理系统的实施获得了以下收益：1）通过主数据管理系统逐步建立起集团公共基础数据标准库，实现了ERP、供应链管理系统和其它信息系统的灵活数据交换，为集团整体信息化建设综合集成和信息共享奠定基础。2）有效解决集团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即缺乏公共数据的标准和统一编码，尤其是物料编码的统一。这是集团推进ERP系统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之一。3）使用统一的公共数据编码标准可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降低数据合并、整理、对比等工作量，提高效率，降低工作复杂性，具有长远的经济效益。 4.2经济效益主数据管理系统自2009年12月上线运行以来，日均集团统一主数据编码300多个。用户每天登录主数据管理系统申请、审核、审批物料等主数据。与此同时，主数据管理系统与公司SAP-ERP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BW）的接口每天进行稳定的数据交换。由于有了统一的主数据管理系统，各类主数据的数据质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按照业界调查统计报告，仅数据质量提升一项即可带来平均28.5%的收益。同时，由于主数据管理系统统一了各企业的物料编码，使得集中采购业务的操作性大大提高。通过主数据管理系统与集团供应链电子采购平台的集成应用，为推动采购对标、集中采购，阳光采购等管理手段提供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截止2013年底各企业线上采购金额已达到201亿元，线上降采金额约为7.6亿，综合线上采购率为50%，如果全部实现线上采购，降采金额预计超过10亿元。 作者：魏涛单位：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数据管理论文:开放存取资源元数据管理案例分析 1OAPS概述 OAPS是由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三校图书馆于2Oo4年7月共同发起的一个联合式机构仓储计划，即学生优秀作品仓储计划。目前已经加盟的成员有清华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逢甲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并建立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_1]。该联合机构仓储的目的在于更广泛地传播和利用各个成员机构的优秀作品资源，实现优秀作品快速、有效地交流和共享，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是以开源软件DSpace系统为基础。通过应用OAIHarvester2．0元数据收割软件和本地开发XMLParser软件，收割各成员机构利用DSpace系统建立的本地机构仓储元数据(及数字对象)的方式建立并提供服务的仓储网站。OAPS面向全球提供免费元数据检索。并通过OpenURL技术链接至各成员机构的全文资源。 2OAPS元数据标准的选择 建立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其元数据标准．由于OAPS采用了DSpace系统，而DSpaee默认的元数据标准就是DC元数据，因此DC元数据自然而然地成为OAPS的首选标准。虽然OAPS的成员机构仓储都采用了DC元数据标准，但各成员机构在应用时的元数据结构又有所不同，因此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采用取合集的原则，尽量保留各成员机构仓储的所有元数据字段。另外，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充分利用了DC元数据的特性，根据自身情况采用了DC元数据的14个基本元素，并增加了Degree和Course元素。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的元数据方案如表1的DSpace-DC列所示。表1也给出DC元数据与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DSpace—DC的对应关系。 3OAPS元数据的生成 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的各成员机构的元数据主要通过表单提交元数据的方式生成。当然．OAPS各成员机构都规定了只有获得授权的用户才能提交元数据表单。用户只需参照各成员机构DSpace帮助项中的“submit”指示提交元数据，“sub—mit”中对每个元数据元素的填写进行了明确的说明。虽然DSpace系统利用元数据提交表单生成元数据很方便快捷，但是在提交的过程中，缺乏自动纠错功能。如填写Tide元素时，出现词汇错误，DSpace系统的提交程序无法自动检测，只有通过管理员的审核工作才能发现。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的元数据生成主要有2种途径：一种是收割成员机构仓储中的元数据；一种是远程直接提交元数据。收割生成方式将在下节阐述。远程直接提交元数据方式与各成员机构的元数据提交方式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4OAPS元数据的 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以及各成员机构仓储都采用了DSpace系统，DSpace系统通过OAICat作为一个数据提供者向外元数据资源。OAICat是OCLC开发的一个开放源代码软件，遵循OAI—PMH协议。因此，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以及各成员机构仓储的元数据能够被诸如GoogleScholar、Scirus、OAIster之类的网络搜索引擎检索。 5OAPS元数据的收割与解析 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的元数据收割主要通过遵循OAI—PMH协议的OAI．Harvester2．0软件实现。0AIHarvester2．0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ServiceProvider)从遵循OAI—PMH协议的仓储中收割元数据。OAIHarvester2．0遵循OAI—PMH协议的技术框架，它通过HrrP协议向数据提供者发送请求，数据提供者根据相应的请求返回一个XML文档，发送的H11、P请求不同，返回的XML文档内容就不同。OAIHarvester2．0主要通过请求动词和时间戳控制其收割的元数据范围。截止到2011年5月13日。OAPS联合仓储网站已经收割到1614条元数据记录。OAIHarvester2．0将收割到的元数据存储至本地服务器。为了将收割到的XML文件解析为DSpace系统能够导人的格式。需要利用元数据解析技术对XML进行解析。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自行设计开发了一个XMLParser软件。设计者在开发时。考虑到不同数据提供者在提供的xML文档数据格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在XML—Parser开发过程中，采用了通用性和适应性原则。由于OAIHarvester2．0收割到的是DC元数据元素名称，但DSpace系统可接受的DSpace—DC元数据既有元素名称又有修饰词，XMLParser在解析数据时，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映射处理。另外，考虑到各成员机构仓储提供的元数据有所差别．XMLParser为针对每个仓储建立了专门的映射文档，以便准确地解析出元数据。 6OAPS元数据的增值 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将收割到的DC元数据转换为本地统一的DSpace—DC元数据，通过统一的界面对元数据进行了索引。从而解决了由于不同成员机构仓储元数据结构和索引方法的不同．给用户带来的资源难发现、难检索的问题。OAPS以用户服务为中心。对收割来的元数据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聚类，如从主题、题名、作者、日期等角度对元数据进行聚类。这样用户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检索浏览方式。 7对OAPS元数据管理的评价 0APS联合机构仓储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各成员机构的大力支持和重视，自成立以来，成员机构每年都会组织召开相关会议。讨论OAPS的发展事项．积极探讨有关OAPS的相关技术问题，如元数据标准及共享方案等技术问题。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采用DSpace系统作为资源组织的基础，遵循了OAI—PMH协议，统一了元数据标准，实现了仓储之间的互操作，并对元数据进行了一定的增值处理。虽然OAPS联合机构仓储网站在元数据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与同样利用DSpace软件开发的香港科技大学机构仓储相比，首先。OAPS联合机构仓储缺乏明确的相关元数据政策说明，不便于用户对其元数据细节的相关了解和使用。而香港科技大学机构仓储中有明确的元数据使用政策说明、元数据提交政策说明，比如其在元数据使用政策中规定任何人可以免费获得元数据，同时规定在非商业应用的情况下，只要提供其OAI标识符或原始元数据记录链接，就可以在没有获得事先许可的条件下以任何方式使用其元数据『3_。其次，OAPS联合机构仓储缺乏相关元数据技术说明，而香港科技大学机构仓储在其系统特征中明确说明其采用的是OAI—PMH协议和SRW协议。便于用户对其元数据互操作技术的了解。最后，OAPS联合机构仓储缺乏对DSpace已有元数据提交界面的修改．而香港科技大学机构仓储针对DSpace本身提交界面太复杂的特性，在其基础上进行了重新设计，使得元数据提交更便捷，也更符合用户习惯。由于DSpace系统本身存在一些元数据处理方面的缺陷，比如DSpace在元数据扩展问题上，只能完成对新元素的注册，并不能在资源提交过程中自动添加新注册元素的属性描述项_4]。这就造成采用DSpaee系统的仓储在元数据管理上难免有些不足，因此．需要对DSpace系统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修正，以增强其元数据管理功能。 数据管理论文:经计局发展数据管理计划 2009年我县统计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省、市统计工作总体要求和工作任务，紧紧围绕经济发展大局和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深化统计改革，夯实统计基础，规范统计行为，加大统计执法力度，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强机关作风建设，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质的统计服务，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推进统计工作再上新台阶。 (一）精心组织，抓好国情国力调查 2009年是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关键之年，按照经济普查工作方案，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抓好普查登记工作。普查登记工作是经济普查能否取得一次性成功的关键性工作，必须全力以赴高质量完成。要切实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普查业务培训和指导，严把普查源头数据质量关。要坚持依法普查，严肃查处经济普查中的违法行为。要严格按照普查计划，力争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抓进度、保质量，确保普查登记工作紧张有序稳步推进。 二是抓好数据审核处理工作。要严格按照数据处理方案，做好普查数据的审核、录入和处理工作。要落实好审核及录入人员，要加强业务培训。及早做好数据处理硬件、软件设备的准备工作，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三是加强数据质量控制。认真落实各种数据质量控制措施，做好各个环节的质量控制，做好质量抽查、审核与评估，接受上级经普办的检查。要成立普查数据质量控制小组，负责质量控制与监督检查，确保普查数据质量。 四是做好普查数据工作。在数据审核、评估的基础上，及时向社会公布我县第二次经济普查的有关数据，为各级领导和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依据。 五是继续抓好普查宣传工作。动用各种新闻媒体，采用多种宣传方式，集中宣传经济普查的有关知识及方针政策，使各类企事业单位充分理解经济普查，主动配合经济普查，确保经济普查顺利推进。 （二）拓展职能，打响统计服务品牌 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不断充实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手段，增加服务品种。紧紧抓住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增强统计服务的针对性。要进一步拓展服务领域，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充分发挥统计信息的主渠道作用。 一是把握重点。加强对全县经济社会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努力把握和反映苗头性、趋势性问题，重点加强对经济运行形势、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固定资产投资、服务业发展、新农村建设等问题的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统计跟踪、统计服务，充分发挥统计晴雨表功能。 二是注重调研。围绕党委、政府关心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依托全面、系统的统计资料，深入开展调研，加强专题研究，形成有较高价值的统计研究成果，为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当好参谋，做好助手。 三是深化服务。积极主动为党委、政府、人大有关会议提供参阅资料。加强部门协作，做好统计数据对外加工整理服务，并依法为企业及乡镇和有关部门做好评比、论证材料的认证工作。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在*门户网站公开有关统计信息和统计数据。通过撰写《统计信息》、《统计分析》，编印《*经济动态》、《镇区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卡片、《*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满足社会需求。 （三）深化改革，提高统计数据质量 一是注重服务业调查、贸易业调查、能源调查等专业报表制度和“一套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建立健全社情民意调查等新制度，从方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上确保数据质量。 二是加强第三产业增加值核算基础工作。根据市局统计业务和我县相关考核工作要求，强化第三产业名录库管理工作，做好第三产业核算考核。 三是严格统计数据的审核评估，加强对基层数据的审核力度，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严肃性。 四是严格执行地区生产总值核算下管一级的规定，积极推进专业统计与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方法的协调，做好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与专业统计数据衔接，着力提高地区生产总值核算数据与专业统计数据的匹配性。 （四）夯实基础，提升统计工作水平 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统计队伍建设。继续贯彻落实县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的意见》（盐政办发〔20*〕1*号），进一步明确统计机构的综合职能和职责范围，完善基层统计网络，加强部门、镇（区）和村（社区）统计力量。加强统计业务培训，组织好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统计人员的统计继续教育培训，抓好统计职称教育和高级统计师的评审推荐工作，提高统计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是要进一步做好名录库维护管理工作。积极协调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建立协调配合工作机制，利用窗口行政记录及招商信息，依托各镇（区）及部门的力量，做好统计单位登记工作，确保名录库资料按时提供、动态维护、信息共享，提高名录库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统计信息化建设和网上直报工作。加强基层计算机技能培训，拓展网上直报专业统计领域。加强统计信息网的安全管理与维护，提高统计软件的应用与开发水平。强化统计基础工作规范化的管理，指导和督促基层单位建立和完善各种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 四是要加强指导和检查督促。按照基层统计规范化、报表台账标准化、统计管理制度化、统计调查科学化、统计手段现代化的要求，加强对基层的业务指导和考核，全面推进统计基层基础建设。 五是加强部门协调。理顺与部门统计的关系，搭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统计平台。 （五）及时准确，全面完成统计调查 一是强化质量意识，做好统计定、年报工作。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加强组织实施，明确目标责任，落实规范标准，及时、准确、全面完成农业、规模工业、固定资产、房地产、建筑业、科技、劳动工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专业统计20*年年报和2009年定报工作。 二是强化能源统计工作。落实能源统计制度，加强节能降耗统计，认真做好我县节能进展情况、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数据质量和重点耗能企业节能降耗情况的监测，确保能源监测工作客观性、公正性和严肃性。同时，根据部门间分工协作的能源统计工作机制要求，协同配合做好我县节能降耗目标年度考核工作。 三是强化服务业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全县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以提高三产比重为突破口，完善服务业统计，健全规范服务业统计信息搜集渠道，全面准确反映我县服务业发展进程。 四是抓好各项专项调查和监测工作。进一步完善抽样调查方法和质量评估机制，积极开展规模以下工业、规模以下能源、限额以下服务业、限额以下贸易业、企业景气调查、5‰人口变动与劳动力抽样调查等各项专项调查；做好“平安浙江”群众满意率、食品安全感、软环境调查等社情民意调查工作。做好科技、妇女儿童等统计监测工作。 （六）依法行政，推进统计法制建设 一是要继续深入开展统计“五五”普法教育。按照省、市县“五五”普法规划，落实好2009年的“五五”普法工作。充分利用业务培训、经济普查和专项调查等有利契机，有针对性地开展统计法制宣传月、宣传周、宣传日等各项宣传活动，加强《统计法》和《普查条例》的宣传力度，积极营造依法统计的良好氛围，增强全社会的统计法制意识，推进各项统计工作任务的完成。 二是要加强统计执法队伍建设。研究统计执法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解决统计执法的突出问题。加强执法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统计执法水平。坚持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统计执法行为，推进统计法制建设。 三是要继续加大统计稽查力度，严肃查处统计违法案件。以重点行业为突破口，加强日常稽查工作，扎实开展统计专项检查，加大迟报、拒报、瞒报、虚报的处罚力度。强化监察、法制、司法、统计联合执法。加大对部门、镇（区）、企事业单位典型统计违法案件的查处和曝光力度，着力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统计进程。 （七）强化效能，增强统计工作执行力 一是要加强政治理论和政策法规的学习。要切实抓好十七大精神的学习、贯彻和落实，要把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思想统一到十七大精神上来，统一到统计工作的具体实践上来。在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凝心聚力，确保机关人员思想不乱，人心不散，工作不断。 二是要加强能力建设。要从宏观着眼、微观着手，更新、学习统计专业知识，全面掌握国家及区域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努力培养既精通统计专业知识，又具有较好思考分析问题和判断预测能力的专家型专业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统计部门的工作水平。 三是要强化内部管理。进一步完善落实争先创优等各项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要深化机关作风建设和效能建设，深入开展“五型”机关的创建活动，使局内部形成一个团结、协调、齐心、高效的事业型、创业型团队。 数据管理论文:计算机网络数据管理 [论文关键词]数据交换电路交换报文交换、分组交换综合业务数字交换 [论文摘要]本论文讨论计算机网络数据交换技术的发展历程，阐述数据交换每个发展阶段的技术特点。着重对分组交换技术进行分析论述。 交换设备是人类信息交互中的重要实施，在相互通信中起着立交桥的作用。交换技术的发展总是依赖于人类的信息需求、传送信息的格式和技术，以及控制技术的发展而螺旋型发展。从电话交换一直到当今数据交换、综合业务数字交换，交换技术经历了人工交换到自动交换的过程。人们对可视电话、可视图文、图象通信和多媒体等宽带业务的需求，也将大大地推动异步传输技术（ATM）和同步数字系列技术（SDH）及宽带用户接入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 从交换技术的发展历史看，数据交换经历了电路交换、报文交换、分组交换和综合业务数字交换的发展过程。 一、电路交换 自1876年美国贝尔发明电话以来，随着社会需求的增长和通信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电路交换技术从最初的人工接续方式，经历了机电与电子式自动交换、存储程序控制的模拟和数字交换、第三方可编程交换等技术的变革，当前正在发展中的融合多媒体格式相互通信的软交换技术。 随着电子技术，尤其是半导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交换机内引入电子技术，这类交换机称作电子交换机。最初是在交换机的控制部分引入电子技术，话路部分仍采用机械接点，出现了“半电子交换机”、“准电子交换机”。只有在微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后，才开始了全电子交换机的迅速发展。 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对交换技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脉冲编码调制(PCM)技术成功地应用在通信传输系统中，对通话质量和节约线路设备成本都产生了很大好处。随着数字通信与PCM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于是产生了将PCM信息直接交换的思想，各国开始研制程控数字交换机。1970年法国首先在拉尼翁(Lanion)成功地开通了世界上第一台程控数字交换系统，标志着交换技术从传统的模拟交换进入到了数字交换时代。程控数字交换技术采用PCM数字传输和数字交换，非常适合信息数字化应用，除应用于普通电话通信以外，并且为开通用户电报、数据传送等非话业务提供了有利条件。目前在电信网中使用的电路交换机全部为程控数字交换机，可向用户提供电路方式的固定电话业务、移动电话业务和窄带ISDN业务。 二、报文交换 报文交换方式的数据传输单位是报文，报文就是站点一次性要发送的数据块，其长度不限且可变。当一个站要发送报文时，它将一个目的地址附加到报文上，网络节点根据报文上的目的地址信息，把报文发送到下一个节点，一直逐个节点地转送到目的节点。 每个节点在收到整个报文并检查无误后，就暂存这个报文，然后利用路由信息找出下一个节点的地址，再把整个报文传送给下一个节点。因此，端与端之间无需先通过呼叫建立连接。报文在每个节点的延迟时间，等于接收报文所需的时间加上向下一个节点转发所需的排队延迟时间之和。 三、分组交换 分组交换是交换技术发展的重要成果，代表着网络未来演进的方向。分组交换方式兼有报文交换和线路交换的优点。分组交换技术使用统计复用，与电路交换相比大大提高了带宽利用率。这要求在交换节点使用存储转发，从而导致掉队现象的发生。因此，分组交换全引入不固定的延迟的概念。分组交换网络主要有面向连接和无连接两种方式．分组网络包含3个功能面，分别是数据面、控制面和管理面。数据面负责分组转发，因此需要高性能的实现。目前主要的分组交换网包括面向连接的X．25、帧中继、ATM、MPLS以及无连接的以太网、CP／IP网络。 分组交换网有两种主要的形式：面向连接和无连接。对于分组交换技术来说，面向连接的网络与电路交换类似，也需要通过连接建立过程在交换机中分配资源；但由于它采用统计复用，所分配的资源是用逻辑标号来表示的。自分组交换技术出现以来，已经有多种分组交换网投人运行。电信领域最早提出的是X．25网络，但由于它协议复杂，速度有限，逐渐被性能更好的网络如帧中继代替。帧中继网络可以认为是X．25的改进版本，它简化了协议以提高处理效率。 计算机领域的一个侧重点是局域网，即小范围、小规模的网络，用于互连办公室内的计算机。目前以太网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局域网技术。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特网获得较大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对核心路由器吞吐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于路由器对IP分组进行转发时路由表的查找比较复杂，转发速度受到很大限制。前面指出，面向连接网络使用逻辑子信道标号进行转发表查找，速度是很快的。人们结合ATM技术在这方面的优点，提出将核心网络改为使用类似于ATM的交换机，而只在边缘网络使用路由器的IP交换技术，最终发展为多协议标记交换(MPlS)。然而，在随后的几年中，提出了多种实用的高速路由查找方法，使其不再成为瓶颈。此时，MPLS最大的优点就是流量工程(TramcEn小needng)能力，即人为控制分组流向。但是由于目前高速路由器还能够很好地工作，MPLS技术并没有被广泛使用。 四、综合业务数字交换 综合业务数字网是集语音、数据、图文传真、可视电话等各种业务为一体的网络，适用于不同的带宽要求和多样的业务要求。异步传输模式ATM(AsynchronousTransferMode)就是用于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一种交换技术。ATM是在分组交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使用固定长度分组，并使用空闲信元来填充信道，从而使信道被等长的时间小段。由于光纤通信提供了低误码率的传输通道，因而流量控制和差错控制便可移到用户终端，网络只负责信息的交换和传送，从而使传输时延减小。所以ATM适用于高速数据交换业务。 随着通信技术和通信业务需求的发展，迫使电信网络必须向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B—ISDN)方向发展。这要求通信网络和交换设备既要容纳非实时的数据业务，又要容纳实时性的电话和电视信号业务，还要考虑到满足突发性强、瞬时业务量大的要求，提高通信效率和经济性。在这样的通信业务条件下，传统的电路交换和分组交换都不能够胜任。电路交换的主要缺点是信道带宽(速率)分配缺乏灵活性，以及在处理突发业务情况下效率低。而分组交换则由于处理操作带来的时延而不适宜于实时通信。因此，在研究新的传送模式时需要找出两全的办法，既能达到网络资源的充分利用，又能使各种通信业务获得高质量的传送水平。这种新的传送模式就是后来出现的“异步转移模式”(ATM)。 ATM是在光纤大容量传输媒体的环境中分组交换技术的新发展。在大量使用光缆之前，数字通信网中的中继线路是最紧张也是质量最差的资源，提高线路利用率和减少误码是最着重考虑的事情。光缆的大量使用不仅大大增加了通信能力，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传输质量。这使得人们逐渐倾向于宁可牺牲部分线路利用率来减少节点的处理负担。 与此同时，人类对于通信带宽的需求日益增加。特别是传送图像信息和海量数据，已经使人们对于数据通信的速率由过去的几千比特／秒增加到几兆比特／秒。这样，节点的处理能力成了数据通信网中的“瓶颈”。ATM对于节点处理能力的要求远低于分组转送方式，更能适应现代的这种环境。 ATM方式中，采用了分组交换中的虚电路形式，同时在呼叫建立过程中向网络提出传输所希望使用的资源，网络根据当前的状态决定是否接受这个呼叫。可以说，ATM方式既兼顾了网络运营效率，又能够满足接入网络的连接进行快速数据传送的需要。 五、计算机网络数据交换技术发展的展望 近年来。以Internet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的电信观念和体系架构，并且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工作已经离不开网络，这导致了人类社会对网络业务需求急剧增长，并且对网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提供话音、数据、视频业务，也要同时支持实时多媒体流的传送，并且要求网络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性能。下一代网络应是—个能够屏蔽底层通信基础设施多样性，并能提供一个统一开放的、可伸缩的、安全稳定和高性能的融合服务平台，能够支持快速灵活地开发、集成、定制和部署新的网络业务。 下一代网络将是—一个以软交换为核心、光网络为基础、分组型传送技术的开放式的融合网。软交换的出现，可通过一个融合的网络为用户同时提供话音、数据和多媒体业务，实现国际电联提出的“通过互联互通的电信网、计算机网和电视网等网路资源的无缝融合，构成一个具有统一接入和应用界面的高效率网路，使人类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以一种可以接受的费用和质量，安全的享受多种方式的信息应用”的目标。 数据管理论文:电子商务数据管理 [摘要]企业的竞争优势并不取决于信息的拥有量，而是取决于信息的处理利用能力。如何化信息优势为竞争优势，是企业制胜于市场的一个法宝。本文论述了一种信息处理利用的有效工具——数据挖掘方法及其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关键词]数据挖掘方法电子商务应用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据库技术的成熟，传统商务正经历一次重大变革，向电子商务全速挺进。这种商业电子化的趋势不仅为客户提供了便利的交易方式和广泛的选择，同时也为商家提供了更加深入了解客户需求信息和购物行为特征的可能性。数据挖掘技术作为电子商务的重要应用技术之一，将为正确的商业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可靠的保证，是电子商务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一、何谓数据挖掘及方法 确切地说，数据挖掘(DataMining)，又称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nowledgeDiscoveryinDatabase,KDD)，是指从大型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提取隐含的、未知的、非平凡的及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信息或模式。它融合了数据库、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学等多个领域的理论和技术。比较典型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关联分析、序列模式分析、分类分析、聚类分析等。它们可以应用到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决策分析和管理的各个不同领域和阶段。 1.关联分析。关联分析，即利用关联规则进行数据挖掘。关联分析的目的是挖掘隐藏在数据间的相互关系，它能发现数据库中形如”90%的顾客在一次购买活动中购买商品A的同时购买商品B”之类的知识。 2.序列模式分析。序列模式分析和关联分析相似，但侧重点在于分析数据间的前后序列关系。它能发现数据库中形如”在某一段时间内，顾客购买商品A，接着购买商品B，而后购买商品C，即序列ABC出现的频度较高”之类的知识，序列模式分析描述的问题是:在给定交易序列数据库中，每个序列是按照交易时间排列的一组交易集，挖掘序列函数作用在这个交易序列数据库上，返回该数据库中出现的高频序列。在进行序列模式分析时，同样也需要由用户输入最小置信度C和最小支持度S。 3.分类分析。设有一个数据库和一组具有不同特征的类别(标记)，该数据库中的每一个记录都赋予一个类别的标记，这样的数据库称为示例数据库或训练集。分类分析就是通过分析示例数据库中的数据，为每个类别做出准确的描述或建立分析模型或挖掘出分类规则，然后用这个分类规则对其他数据库中的记录进行分类。 4.聚类分析。聚类分析输入的是一组未分类记录，并且这些记录应分成几类事先也不知道，通过分析数据库中的记录数据，根据一定的分类规则，合理地划分记录集合，确定每个记录所在类别。它所采用的分类规则是由聚类分析工具决定的。采用不同的聚类方法，对于相同的记录集合可能有不同的划分结果。 应用数据挖掘技术，较为理想的起点就是从一个数据仓库开始，数据挖掘可以直接跟踪数据并辅助用户快速做出商业决策，用户还可以在更新数据的时候不断发现更好的行为模式，并将其运用于未来的决策当中。 二、据据挖掘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数据挖掘能发现电子商务客户的的共性和个性的知识、必然和偶然的知识、独立和关联的知识、现实和预测的知识等，所有这些知识经过分析，能对客户的消费行为如心理、能力、动机、需求、潜能等做出统计和正确地分析，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具体应用如下： 1.分类与预测方法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分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也是应用最多的技术。分类的目的是构造一个分类函数或分类模型，通常称作分类器。分类器的构造方法通常由统计方法、机器学习方法、神经网络方法等。这些方法能把数据库中的数据映射到给定类别中某一个，以便用于预测，也就是利用历史数据记录，自动推导出给定数据的推广描述，从而对未来数据进行预测。 2.聚类方法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聚类是把一组个体按照相似性原则归成若干类别。对电子商务来说，客户聚类可以对市场细分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持。市场细分的目的是使得属于同一类别的个体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小，而不同类别的个体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大，通过对聚类的客户特征的提取，电子商务网站可以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3.数据抽取方法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数据抽取的目的是对数据进行浓缩，给出它的紧凑描述，如求和值、平均值、方差值、等统计值、或者用直方图、饼状图等图形方式表示，更主要的是他从数据泛化的角度来讨论数据总结。数据泛化是一种把最原始、最基本的信息数据从低层次抽象到高层次上的过程。可采用多维数据分析方法和面向属性的归纳方法。在电子商务活动中，采用维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数据抽取，他针对的是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客户数据仓库。在数据分析中经常要用到诸如求和、总计、平均、最大、最小等汇集操作，这类操作的计算量特别大，可把汇集操作结果预先计算并存储起来，以便用于决策支持系统使用。 4.关联规则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管理部门可以收集存储大量的售货数据和客户资料，对这些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并发现关联规则。如分析网上顾客的购买行为，帮助管理者规划市场，确定商品的种类、价格、质量等。通常关联规则有两种：有意义的关联规则和泛化关联规则，有意义的关联规则，即满足最小支持度和最小可信度的规则。最小支持度，它表示一组对象在统计意义上的需满足的最低程度，如电子商务活动中的客户数量、客户消费能力、消费方式等。后者即用户规定的关联规则的最低可靠度。第二是泛化规则，这种规则更实用，因为研究对象存在一种层次关系，如面包、蛋糕属西点类，而西点又属于食品类，有了层次关系后，可以帮助发现更多的有意义的规则。 三、结束语 电子商务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商业运作模式的必然选择。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充分发挥企业的独特优势，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企业在在电子商务的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数据挖掘算法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数据挖掘一定会有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实践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设计艺术学科思路论文 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从初创期算起，已经走过了80多个春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不仅激发了企业创立设计部门提高新产品的研发力度，以提升企业的形象、增强企业的活力，也使社会对创新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随着社会及市场机制的逐渐成熟，设计艺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呈急速上升之势。近10年来，全国开设设计艺术类专业的院校由过去的几十所猛增到1400所。一些院校专业仓促上马、学科基础薄弱、毕业生就业比例等问题，直接影响到设计艺术学科的发展。我们该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如何迎接现实和发展的挑战，是当前设计艺术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全面学习与把握学科建设“四要素”，以质量求生存 任何事情要办好，都有它的规律，有它的基本要素。笔者以为，从创建第一个专业起，就应站在学科发展制高点来把握学科方向、学术梯队、基地平台、项目成果四要素。笔者所在院校从1987年开设第一个专业——“工业设计”起，看准了它是“一种创造性行为”，要狠抓创新意识教育，不断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实干精神，这关系到学科与专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市场对人才培养的挑战，高校设计人才培养的质量应突出表现为人才特质上的“三重”和“三性”，即“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和“适应性、可塑性、创造性”。设计艺术院校需要着重培养出一大批“创新意识强、适应能力强、实干精神强”的“三强”人才，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是设计艺术教育的趋势。具体而言，教学应该根据社会对各专业人才培养的特殊要求，在主干专业教学内容设置、实验条件建设、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充分考虑设计行业所需的素质教育，使培养的学生有振兴各设计专业所需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设计艺术学院的发展加强与行业的共建合作、产学研结合，强化实践教学，坚持把解决行业发展中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输送行业所需要的高级设计专门人才放在办学的首要位置。 “三强”型人才把创新意识强摆在首位。在竞争中，特别是面对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新意识与原创意识更具优势，充满艺术与个性气息的产品必将成为消费新追求。具有感性形象创造性的设计师和善于推理与分析进行技术结构创新的设计师，都是所需要的。设计教育努力培养具有两种综合素质的人才，这需要以搭建扎实的知识结构交叉平台为基础，奠定学生将来进行“越界”设计、“越界”沟通的能力。只有具备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和善于“越界”设计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设计人才的基础。 “三强”型人才把适应性摆在关键的基础位置，这与设计工作本身的性质紧密相关，设计工作具有灵活、协调和市场的偶然性，设计开发过程就是一个了解市场——调整适应市场——改进适应市场的过程。此过程可以借用设计原理中的“适应性系统”概念，设计艺术适应性系统是处于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之间的交界面处、具有一定目标与功能的系统。这个适应性系统需要从内外环境、因素两个方面去考察，系统的复杂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表现，同时也受内在因素少量限定性质的制约。它的理论根据是人为创造的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协调形成天人合一的系统，这个系统针对环境规定具体的目的或意图，具有适应环境的根本特征。适应性系统的行为具有复杂多变性，但这种复杂多变的行为主要是其所处外在环境复杂性的反映。它运用规范性、限定性的描述方法，即：从目的、手段适应环境的角度去讨论“应当是何种方式”的问题。产品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及目标也是适应性系统的三大组成要素。该系统的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对内外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方式的理解程度。因此，设计专业学生必须从入学就逐步建立“适应性系统”意识，无论是适应社会的强化协作意识，还是具体的设计开发和改良工作的开展本身，都要重视“适应力”。 现代社会真正需要的设计艺术人才是能吃苦、肯实干的人，设计工作与市场紧密相连，从市场调研开始就有大量繁重且要求细致严格的工作要做，而且在专业和社交技能上对设计人员提出了很实际的要求：现代社会需要的是能与他人合作、能不断地发现市场中的空缺点并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地运用设计程序与方法；利用理性的设计思维分析和引导产品设计、熟练运用现代表现技能进行产品设计的设计人才，这些能力也都建立在实干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为企业认可。 二、“三强”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多培养出“三强”人才，设计艺术教育和管理可采用以下措施。 1.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 坚持“人才强校”的原则，设立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运行“高层次拔尖人才引进和培养工程”“中青年学术骨干培养工程”“中青年教师博士化工程”，支持杰出人才和创新团队建设。通过与国际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每年派出教学科研人员出国留学、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专家、学者短期来校访问、讲学及合作研究，发起和主办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推动师资培养国际化。实现教师队伍“四个转变”，即以科研项目和教学为纽带的松散组合转变为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并具有内生凝聚力的科研和教学团队为主体；以本科学历为主体转变为以博士学历为主体；以中老年教师为主体转变为以中青年教师为主体；偏单一血缘教师为主体转变为血缘结构合理的教师为主体。梯队的建设要做到：一方面，授课老师要有全面的知识结构、先进的教学程序和方法、实践的经验及能力，并能明晰有效地引导学生进入设计的殿堂；另一方面，教师要懂得因材施教，克服传统中国教育的学生被动学习模式，激发学生智慧、创造能力，挖掘潜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活跃教学思想，启发学生专业学习的热情，释放教与学的创造性能量。 2.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 例如，武汉理工大学加大本科教学条件建设力度，在预算编制上“重点向教学倾斜”，2004至2006年用于教学4项经费总计达1.7亿元，2006年4项经费占学费的比例达到31.31%，校园基本建设累计投资达到24亿元以上。网络学堂、网络教学平台为重点的数字化校园等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均超过国家规定标准。 与此同时，学校制定了一系列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强化工程实践能力训练等教学质量标准和规范教学环节、规范教学管理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实施高起点的教学质量工程，使良好的教学条件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推行教学名师制度，启动多级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加强教学研究与改革，实施多级精品课程建设工程，支持精品教材建设。因此，笔者所在院校设计艺术学科的平台建设有了明显进展，拥有该学科本、硕、博和博士后层次，工业设计、动画等专业成为国家特色专业，“设计概论”等课程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 3.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 首先是按社会的需求安排教学内容和培养着重点，建设新的课程体系。以学科建设为核心，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通过制订发展规划、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召开“两代会”，确立学科建设在学校办学中的核心地位。优化学科结构与专业布局，整体推动学科、专业建设，着力构建人才培养的高水平学科专业体系。 其次是培养模式创新，积极探索教改试点班，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模式上强调因材施教、个性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建立了“2+2”“3+1”等多种培养模式；同时营造创新氛围，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教育创新，开展教学研究，积极引导大学生课外科技活动，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学生在全国各类设计大赛中居先进水平，并率先在全国设立500万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金，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 在设计艺术教学中，实践是产品设计的最好教学方法，设计艺术教学应以实践环节教学来带动理论教学，只有实践才能带动创新，走学院与企业相结合的教学路线，可以较好地解决设计脱离实际的问题。设计院校应开拓社会办学资源，优化“三强”人才培育环境，重视搭建科研合作、教学交流、学生互换的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平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开展国际合作教育。坚持科研促进教学的原则，广泛开展科技合作，利用教学与科研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2006年笔者所在院校的学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数中，科研课题或来源于生产实际的课题占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总数的90%以上。科研时间增强了学生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 结语 设计艺术学科，特别是工业设计专业是一门交叉性、“越界”性极强的学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必须本着尊重科学、尊重发展规律的态度，正确认识设计艺术专业的本质，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教书育人这项神圣的工作。“三强”类型的设计人才是设计艺术教育的培养方向，具体可行的设计教育改进措施有：以学术梯队建设为关键，造就人才培养的高质量教师队伍；以条件建设为基础，实施人才培养的高起点教学质量工程；建设新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创新；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社会为前提，“以服务求共建”，推进产、学、研积极共建合作，建立校外“三强”人才培养运行模式。“三强”型的设计人才步入社会可以大大提升工业设计的辐射力，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艺术学论文:学术研究是一种修行――关于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摘 要：艺术学学科是我国的一个新兴学科。随着艺术学科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科研究生的数量也日益增多。标志着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学位论文的质量日渐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本文作者通过指导研究生的实践，深深地感觉到，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关键是要从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重视学术训练、坚持认真读书三方面着手，端正学术研究态度，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素养和学术能力的修行。 关键词:艺术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发展；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和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学学科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的不断增加，艺术学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问题。笔者从近十多年来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实践和评阅校内外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切身感受中，深深地感觉到，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以及艺术学科建设。而近几年来学位论文的质量明显地呈下降趋势，学位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不少。其中突出地表现在论文选题大多缺乏问题意识，学术训练普遍不足，读书问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要想提高艺术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关键是要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强化选题的问题意识 从事任何学术研究，尤其是学位论文，首先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发展的生长点。而现在一些学位论文，研究者花的精力不少，仅从写作的角度讲，写得也不差。但是，由于论文研究的课题大而笼统，缺乏明确而集中的问题，往往泛泛而论，最后得出的结论，很难说得上有什么学术价值，更谈不上创新，有的甚至还不如已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现在学位论文中常见的低水平重复。有的论文研究的课题，如笔者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再认识》，从整体上看论文写得不差。从课题上看，研究者要论证的问题似乎比较明确，有问题意识。研究者研究这一课题又具有相当好的有利条件、即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留学期间，搜集了不少有关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第一手资料，研究者本人又有比较丰富的素描教学实践。但是，由于研究者在思想上对问题意识的重视不够，加上客观条件的一些困难，关于过去国内美术界对契斯恰可夫素描体系的认识（包括正确的或片面的、以至不正确的认识），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分析，对原来认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明确，所以，论证起来缺乏明确的针对性。论文得出的“再认识”，总显得不是那么有说服力，更难说有什么创新。由此可见，论文选题有无明确的问题意识，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有否创新。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创造始于问题”。当然，有问题固然不一定就有创造，但没有问题，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所以，问题意识，是创新的基础。不少研究生对于学位论文研究课题中的这个“题”字，往往只是把它理解成论文的题目，实际上应当把它理解成学位论文所要研究论证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或问题意识不强，不仅仅发生在艺术学科的学位论文中，而是我国自然科学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的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的思考。笔者认为，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有关。研究教育学的学者正确地指出：“问题意识是与生俱来的本能”。袁振国著《教育新理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的确，小孩子从开始学会说话以后，对大人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这是什么？那是为什么？”等等，有时可能问得大人很不耐烦，生气地回答：“那有那么多为什么？”当孩子上小学后，他们仍会向老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对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不正确甚至浅薄可笑的。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正是由于求知才上学。然而，我们一些老师遇到这种情况时，不但不注意保护孩子们的这种可贵的渴望求知的积极性，而是采取不适当的批评以至嘲讽。久而久之，孩子们提问题和回答问题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以至越往高年级，学生提问题的主动性越来越差。现在不少研究生在听学术报告时，报告人要大家提问题，往往很少有人提问，即使有人提问，所提问题往往很肤浅。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缺乏问题意识，应当说就是我们教育观念中的偏差所种下的恶果。 其次，我国高中阶段过早地文理分科、以及普通高校过早地分专业，促使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尽合理，学术视野十分狭窄。单一的知识结构和狭窄的学术视野，是很难激发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还有，研究生对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也是造成问题意识缺乏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对于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都开设有相应的课程或编写相关的学术著作。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凡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入学都要求他们上一门被称为“研究之研究”的入门课程，名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该门课程的目的，是从学科评论的高度，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实际是一个学科），其发生发展的历史、现状、热点、难点以及一些前沿性的课题。从而让研究生寻找自己可能适合的位置，明白自己可以从事那些研究，什么样的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同时领略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以及多种多样的治学风格，由此找到自己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学会触发研究的问题，找到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2005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一书，便是上述课程的教材。稍稍浏览一下这一教材的内容，就可以感觉到它对研究生选择研究课题、触发问题意识，将会起到重要的引路作用。因为，所谓问题意识，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自对本学科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学科前沿问题的深入思考，包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充分把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学位论文中比较普遍的，选题缺乏问题意识、从而造成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相比，我国的艺术学学科是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这一学科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授予点，虽然不断增加，但学科建设严重滞后。不少研究生学位授予点缺乏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程和教材，研究生对本学科学术研究的历史、现状以及一些前沿问题，缺乏应有的了解。而这单凭研究生个人的能力是很难做到的。应当从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即尽快开设和编写像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那样的“中国艺术学学科概要”课程和教材。 二、重视学术训练 学术研究，是需要不断训练、不断培养的。学术训练的目的是培养研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种训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阅读和写作以及学术规范的养成。关于阅读的问题，下面专门再谈，这里只谈写作训练和学术规范的养成。 1、写作训练 有学者正确地指出：“大学，特别是文科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参见郑也夫著《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名牌大学对文科学生也主要是强调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要求文科本科生具有很强的独立学习能力，每一门课，都要求学生读大量的书籍。文科类博士生课程主要使文选精读和讨论，精读则要求写大量的读后分析和体会。 我国高等院校文科类本科生，一般都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不同类型的写作课，或是通过写作学年论文等方式，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即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生，他们本来就以文科类成绩高分进入大学的，但他们仍要上“专业写作”课，可见写作能力是要不断训练的。有机会读读由北京大学出版的《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一书，便可以看到他们对写作训练之重视。然而，同样属于文科类的我国高等艺术院样，在本科生阶段，除了不数艺术史论专业开设有专业写作课外，其他很少有开设写作课程的，即使有一点写作训练的课程，教师与学生大都不予重视。这样一来，来自于艺术类本科毕业生的研究生，在写作能力上就存在“先天不足”的缺陷，如果，在硕士生阶段再不重视写作能力的训练，那就是“后天失调”，而写作能力的低下，必然影响到论文的质量。现在，艺术类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在学位论文中暴露出来的写作方面的问题是很多的。诸如论文结构不尽合理以至混乱、缺乏逻辑学的基本常识，基本概念不清，论述主次不分，论点与论据脱节，论证简单，文字表述不清，以至语法不通，标点符号错乱，错别字时有出现。至于论文完成后，还应当有一个修改阶段，研究生对此普遍不予重视，不懂得好文章是通过反复修改而产生的。而所有这些有关写作能力训练方面的问题，目前尚未受到艺术学学科研究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导师应有的重视。 2、学术规范的养成 学术规范，对于一个学术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来讲，是个初级的问题。但对于我国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长期缺乏学术规范教育，学术失范严重，以至屡屡出现的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的现实而言，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198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t望》杂志发表《关于“学术语法”》一文，文章一开头明确提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t望》，1988年第38期。。所谓学术语法，就是学术规范。上世纪90年代初，学术规范成为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这一场学术讨论的一些重要文章收录在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杨玉圣、张保生主编《艺术规范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6年6月经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学术规范》）正式下发，学术规范问题开始成为我国高校师生及相关人员在学术活动中自律的准则。这一文件包括：总则、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学术批评规范、附则等七个部分。这一文件应当引起高校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的重视。 所谓规范，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应当遵守的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按照笔者的理解，学术规范包括道德、精神、技术三个层面。 从道德层面来讲，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守学术道德，主要包括“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凡引用他人观点、方案、资料、数据等，无论曾否发表，无论是纸质或电子版，均应详加注释。凡转引文献资料，应如实说明”；“学术成果的署名应实事求是。署名者应对该项成果承担相应的学术责任、道义责任和法律责任”，（《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归根结蒂是要求学术研究的真实性，反对和杜绝学术造假。 一旦违反上述学术道德、一些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可以加以法律制裁，但主要的还是靠研究者自律。我国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例如，我国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他近年发表的论文《项羽不死于乌江考》，文章一开头便说明他的这篇论文是受他人的启迪而作、即安徽省一位中学教师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项羽究竟死于何地？》，突出地体现了老一辈学者良好的学术品格。 从精神层面上讲，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术研究者“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认真弘扬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学术规范》）。 从技术层面上讲，学术规范要求我们遵守国家的有关学术研究在技术层面上的一些法规，如国家标准局的《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等。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艺术学科的研究生导师包括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不了解或者根本不重视这些法规。因而在学位论文的编写格式、学位论文格式的各部分如摘要、关键词、绪论、结语、致谢、参考文献等部分，明明有明确要求，但大多不按要求去做，从而出现了许多不应该有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在“绪论”（或称“引言”）中的文献综述、论文的“结语”和“参考文献”三方面。 论文主体部分开头的“绪论”中，一般应包括对研究课题的文献综述，即对本课题研究的历史回顾，前人有什么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本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说清楚了，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明确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也由此来判断。所以，有学术素养的学者审阅论文往往首先是看这一部分。而现在不少论文恰恰在这一部分的写作上暴露出了不少问题。有的是不懂得这部分对论文的重要性，也不懂得怎么写。有的则是虽懂得这部分的重要性，但要对本课题的学术研究史作一回顾和评价，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不仅工作量大，而且需要一定的学术眼光，就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开列一些已有研究成果的书目或论文的篇目，不痛不痒的评价几句，最后用一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全面、不系统”来结束，至于“不全面”、“不系统”究竟表现在那里，根本说不出来。像这样的文献综述，对于学位论文写作是毫无意义的。 至于论文的“结语”，国家标准局的学位论文的格式中，明确指出“论文的结论是最终的、总体的结论，不是正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结论应该准确、完整、明确、精练。”可是，不少论文的结语都达不到这一要求。大多写成论文中各段小结的简单重复。此外，不少论文结语中所用的词语，常常表现出绝对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滥用“最”、“极其”、“所有”、“都”、“独有”、“毫无疑义”等绝对意义的词语。按常规，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许多问题，都是探索性的，发表意见时，不要急于下结论，应当使用一些探索性的或弹性较大的词语，尽量留有余地。因为学术探讨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即便有了99%的论据，也不能忽略和排除1%的例外。 论文后面参考文献的写法，现在流行一种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的做法，有的甚至将小学生用的《新华字典》都写进去，最多的多达二、三百种。事实上，文后的参考文献只是指对论文的写作中参考过并产生了影响的书目和篇目，并不是书目列得越多越好。相反的，不分学术价值，不分主次地罗列一大堆书目，是缺乏学术素养的表现。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专家学者，仅看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大体能判断出该论文的学术价值。 艺术学论文:从高被引论文和期刊探析艺术学科学术影响力(2002—2011) 〔摘 要〕本文基于CSSCI数据库，统计分析近十年我国艺术学科高被引作者、高被引期刊频次，并用h指数评价高被引作者学术观点的影响力。统计数据客观显现我国艺术学科近十年期刊和作者高被引现状，引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高被引论文与学术影响力的正比关系。在艺术学这门学科中高被引论文表明学术期刊及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影响力；CSSCI；艺术学科；h指数；引文分析 高被引论文和期刊客观反映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及个人的科研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学术著作或者一篇学者的论文若被学术界众人重视及多次被引用，说明著作或者论文本身就有理论创新或实践价值。本文尝试从艺术学科高被引论文和期刊视角分析其学术影响力。 1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以2002-2011年我国艺术学科来源文献、总被引篇次为依据，统计2002-2011年的相关数据。 2 数据分析 2.1 高被引论文源自文献类型的数据分析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把学术文献分为12种类型：期刊论文、图书、报纸、会议文献、学位论文、信件、汇编、报告、标准、法规、电子文献、其它。本文核心期刊数据来源于CSSCI收录艺术学期刊19种（2010-2011年）以及其它相关期刊。它们是我国艺术学科传承和发扬光大的主要载体。本文讨论的论文被引数据来源于上述文献类型及期刊种类。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总被引频次统计表见表1[2]。 统计结果显示，2002-2011年CSSCI收录我国艺术学科被引文献类型12类总计31 097篇，其中，图书、期刊、汇编合计为29 147篇，占全部文献类型的93.37%，占绝对比重。图书占38.75%略高于期刊2.57个百分点，凸显在艺术学科领域图书仍然占第一位，期刊占36.18%位列第二。汇编占18.80%位列第三。艺术学科总被引频次为40 349，图书、期刊和汇编3项之和占94.94%，其中，图书总被引频次为19 975次，达到49.50%,已独占鳌头，这在其他学科中为数不多。究其原因，与其重要学术专著更受学者青睐有关，这是艺术学科的特点。同时表明，篇均被引次数大幅度提高，主要原因是最近五年来，我国艺术学科学术论文发文数量及论文质量增长很快。 2.2 用h指数分析高被引论文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J.Hrsch教授提出的h指数作为一种定量评估论著质量的方法[1]，本文尝试用h指数进行统计。经过检索统计，我国艺术学界h指数最高的作者是作者A（王一川），其h指数为13，即作者A（王一川）发表的文献中，有13篇至少每篇的被引用次数不小于13。并给出其总被引次数的最低估计：h2=169。当然，实际的总被引次数通常会远大于h2，数据检索的结果，作者A（王一川）的《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达37次；《语言乌托邦》被引35次，作者A（王一川）的实际总被引篇次是564。其他h指数在10以上的艺术学专家有作者B（尹鸿）（h：指数＝12）、作者C（周星）（h：指数＝11）、作者D（于润洋）（h：指数＝11）、作者F（乔建中）（h：指数＝10）；作者G（汪毓和），其《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版，被引篇次达到112次。作者M（薛艺兵），其《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被引篇次为49次。还有作者I（陆晔），其“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被引篇次为51次，不胜枚举。 另据笔者统计，30名高被引作者h指数合计为225，平均为7.50。总被引篇次合计5 874，平均为195.8篇次。可见作者高被引论文、尤其是学术专著在艺术学界独具慧眼、学术影响力较大。这也与艺术学文献类型统计的图书数据基本吻合。 在h指数方法中，总被引次数Nc tot与h指数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方程Nc tot=ah2，其中a是系数。一般a介于3和5之间[3]。这对于统计作者的高被引论文数据比较科学。一般而言，作者较多，h指数较高。但是，也有作者较多，而h指数较低的情况。此外，笔者在实际分析作者被引频次与h指数关系时发现，还有一种比较简便、科学、实用的方法来确定作者的h指数：就是直接把作者的全部论文按照被引频次依次从高到低排，并用序号1、2、3…n标注排列。例如，A作者有30篇论文被引，当按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列至其第13篇被引论文时，序号是13，则A作者的h指数就是13。若B作者被引频次从高到低排至第5篇被引论文时，序号为5，则B作者的h指数就是5，（5=5）。此种方法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可以商榷。 2.3 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和平均被引率分析 2002-2011年，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平均被引率见表2。（去除自引） 表2显示，30名艺术学高被引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合计为1 208篇，平均为40.26篇；总被引率合计为155.05，平均被引率为5.16。从中可以看出，高被引作者的作品数与被引率显著正相关。其中，来源文献（作品数）最多的作者是作者B（尹鸿），有73篇，平均被引率为6.47。平均被引率最高的是作者D（于润洋），虽然，其来源文献有30篇、不是很多。但是，平均被引率高达12.33。究其原因，其《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被引篇次高达62次；还有《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2010年仍然持续被引，被引篇次高达76次，独显其平均被引率相对最高。还有作者H（修海林），平均被引率也高达10.04，其《音乐美学通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出版，被引56次；《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出版，被引26篇次，等等。凸显其学术研究成果被艺术学界普遍认可，学术影响力较大。同时也注意到，有些作者来源文献（作品数）比较多，但平均被引率却较低，主要是其个别作品被引率较高，而多数作品被引率较低所致。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论文:电视剧艺术学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文章基于对英美文学中跨文化意识含义的分析，重点阐述关于英美文学中跨文化意识的渗透与养成方法，从而对深度了解英美文学以及加强文化交流与建设提供良好的理论指导。 一、英美文学中跨文化意识的渗透及方法 （一）培养阅读兴趣 利用英美文化进行跨文化意识的渗透及养成，培养读者阅读兴趣在这一过程中较为重要。只有读者有阅读兴趣，能够被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才能保证持续阅读。此外，了解他国文化中，最主要的是要对他国文化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例如，在了解英国封建时期的历史文化时，可以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开始，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宫廷生活作品《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或者能够表现英国贵族生活的《奥赛罗》以及《罗密欧和朱丽叶》。这些作品对英国古代的王室生活以及宫廷斗争进行详细描写。但是与我国古代宫廷生活不同，通常在英国王室中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小丑”，该角色是国王的心腹，同时也负责国王开心，他们敢于说真话，并且国王不会怪罪他们。尽管他们看起来有些傻，但说的话却有一定的哲理性。这在亚洲国家的古典小说和影视剧中都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 （二）通过影视节目了解文化差异 我国部分小说作品被改变成电影，发达国家也是这样。通过观看影视节目可以更加方便地了解英美文学与我国作品的差别。影视作品可以更加生动地呈现人物形象、特点。中国传统女性在文学作品中通常以较为柔弱的形象示人，如，我国传统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中的女主角林黛玉就是这一形象的代表性人物。林黛玉在母亲去世后被贾母接至贾府居住，在这一优越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自尊心强烈、内心脆弱且敏感的性格。而英美文化中，女性普遍存在着一种追求自立自强的性格特点，如，名著《简·爱》中主人公简同样作为孤儿，由于其自身性格的特点在被送入孤儿院后逐渐培养出独立自强、勇敢的性格特点。可以说，两国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的不同直接反映了两国文化间的差异。 （三）结合区域文化特色 在跨文化意识的养成中，对英美文化的了解要从当地的文化背景考虑，在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前，要认真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特色，从而体会国家间文化的差异。例如，在英国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从主人公对女儿的婚姻大事选择中可以看出，英国在9世纪初期主要处于保守状态下，从作品中能够了解到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女对待婚姻的态度，同时也能够了解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婚姻的不幸。而同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封建时期，主要采用婚姻包办的形式，并且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为是正常现象，这可以体现出同一时期由于社会背景不同，从而使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有所不同。 （四）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1.怪异文化的培养。对某一类被认为是怪异文化的认识，例如，非洲部落的半裸装扮，长久以来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看来都认为是比较怪异的事情，但非洲本地人却认为这是一件比较平常的事情，对于这种文化差异，要分析其原因，应从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审美观与本国的差别来看，而不能直接否定其他国家的文化。2.异族文化的培养。一些异族文化中与母语文化有所差异的文化，也就是说一些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文化。英美文学主要是指英国文学及美国文学，英国文化历史久远，并且长久以来都将英国文学作为整个西方文学的代表。美国历史与英国相比较短，但其多元化在文学中也有较高的体现。3.理性意识的培养。在理性分析后应获得对异族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并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看，英国文学是西方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文学。虽然英国不属于四大文明古国，但是英国文学在基督教传入后就已经开始了宗教文学的创作，并在14世纪后期，形成文学发展的高峰期，出现了杰弗雷·乔叟这类的诗人，其代表作为《坎特伯雷故事集》。4.异国文化的培养。从拥有异族文化国家的角度出发，了解其文化特征。其中在跨文化的四层意识中，最后一层被称为跨文化意识的最高境界。英美文化是指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两种文化，英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具有久远的历史，这也与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有较多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阶段文化已经成为各国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枢纽。从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的角度来看，现今的社会发展在衡量一个国家时，不应该以自己国家的标准去衡量。 二、英美文学中培养跨文化意识的价值 （一）增强国民文化内涵 跨文化意识在理解中由于其内涵丰富多彩，因此在培养跨文化意识的过程中，需要拥有包容的心态。在逐渐理解的过程中，认同各民族文化，从而使世界和平发展、共同进步。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多种方面，例如，长久以来我国都属于相对传统的国家，大部分人在看到欧洲国家的裸体面时，都认为这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为。但是这种文化在欧洲人看来，裸体面所展现的是一种艺术美，我国与欧美国家在裸体面上所具有的不同观点就是文化差异。也就是上述内容中所说的，不能用本国文化的标准区衡量其他国家的文化。例如，我国有尊祖敬宗的习俗，要求小辈对长辈不能直呼其名，这一文化与西方国家的礼仪完全相反，因此在了解及学习其他国家文化时，要保证尊重他国的礼仪习俗， （二）提升国民文化素养 在跨文化学习中要理性对待他国文化，从文化持有者的角度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征。从跨文化意识的层面来说，也就是跨文化学习的最高境界。经济及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使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文化差异对其所在国家的经济以及文化发展产生重要意义。因此现阶段积极吸取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较大程度上能够使本国发展更加强大。比如目前较为发达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文化的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文化发展，是将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文化。因此在美国，既没有特定的语言文化也没有特定的风俗习惯，但是美国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在时间的积累下也逐渐形成具有较大价值的文化。现阶段美国在其强势文化的发展下，促进其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与活力，并吸引了世界各国优秀的人才。由此可说明，培养跨文化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一个国家及民族的发展。 三、结论 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文化需要时间的积累。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辉煌灿烂的，但不能仅满足与目前的发展现状，为使我国能够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对英美国家文化的吸收和借鉴，因此对英美跨文化意识的渗透及养成十分有必要。中西文化的交流以互相了解文学作品为基础，只有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在各国竞争中处于强势地位。 参考文献： [1]鄂巍.浅谈英美文学的异质性障碍与大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亚太教育,2016(32):24. [2]王媛媛.关于英美文学的异质性障碍与大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J].文化学刊,2015(3):128-129. [3]程晓.浅谈学习英美文学对提升内涵的自身价值及投身社会实践的现实价值[J].海外英语,2015(20):157-158. 作者:董海涛 单位: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外语系

艺术学毕业论文: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形势分析 摘 要：高校扩招，这一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的教育计划出台。高校招生人数随之逐渐达到高峰，这直接影响到当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艺术专业招生，随着艺术生的普及，高校更是大力扩招艺术专业学生。家长们本着艺术生易就业的说法，纷纷让孩子报考艺术专业，然而事实上因为毕业人数的急剧增加，供过于求，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于是导致了就业率普遍偏低。种种现象的出现表明，艺术生就业困难的现象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艺术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总体来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竞争。 关键词：高校扩招；艺术教育；艺术生；就业形势 前言 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的影响，更多高校持续扩大招生规模。 此次研究这个课题，主要就是，作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明年也即将面临就业选择，而自己了解的又少之又少，因此对这个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高中时的艺考和高考，再到大学时我所专攻的艺术学设计专业的课程，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类活动，以及进行外出写生、艺术展览、参加服装演出等一系列社会类艺术实践活动，一路走来，在这从中我学到了很多，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更多是在实践活动中所提高的能力，同时个人阅历也变得更加丰富。 对于高校扩招后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现状的这个选题或许我更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认识，我同样也是伴随着高校扩招这一股趋势进入我理想中的大学的，高校扩招这一政策对于我们这几代大学生来讲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一政策的确算得上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了。通常，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以相对低的文化要求进入同等大学，而我，也选择了通过艺术学习，考入理想的大学。当年的我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如今的毕业之际，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艺术生的就业形势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 第一章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变化 1.1高校扩招计划过于急切，就业形势的弊端逐步显露 “高校扩招”，这个另所有人都十分敏感的词汇，也有着大学扩招或是大学生扩招等等称呼。高校的这一举动最初源自于1999年我国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这一教育计划的出台主要致力于解决当下经济和就业等问题，这一高校扩招计划向全社会的一公布，对于还在没日没夜埋头苦读的高中生来说真可谓是一个再振奋人心不过的好消息了，犹如他们理想的大学已经向他们开启了绿灯，他们似乎感觉到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校门，等待他们的将是令所有人向往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活。扩大普通高校本科及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自1999年起至今，各大高校的扩招计划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举例子来说，2001年统计数据得出各级各类高校统招生与艺术生的总人数达到115万人，接下来的一年就已达到145万人比前一年又增长了30万人，再到2003年竟然疯狂增长到了212万人这一巨大的学生数量。很显然以这样的高增长速度，我国高校扩招在2004年不可避免的迎来第二个就业高峰，达到280万人之多，这可是比以往平均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这样大规模毕业总数是在这4年中比以往翻了一翻还要多[2]。一个个惊人的数据就这样持续增长了9年，直到2008年后，我国教育部才逐渐意识到1999年开始的扩招计划的确过于急躁，并开始不断调节全国各省市的高校扩招比例，一年后的毕业生人数的确得到了一定的控制与优化。 因2008年教育部将扩招比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之后，许多本科及专科类院校针对艺术生的招收态度也变得尤为慎重，因为扩招力度调整以后，绝大多数的院校都积极采取了一定的保障措施。举例来说像增加教师工作时间来缓解教师人员短缺的问题；课堂形式更多的变成了以上大课为主、设置更多的班级、压缩课时、延长课堂上的时间，还有全天排课等方式来安排扩大招生后对学生的教学工作；以增开更多自习室、加强课后辅导课外作业等形式作为保证教学效果的辅助手段之一；还以增设高级的扩音和投影设备、增设多媒体教室和语言实验室等新形势的手段来提高和强化教学质量。不过这些都是针对扩招带来直接问题的即时性应对措施，比如像艺术学专业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专业未来的毕业设计、毕业实习等等环节还会面临较大困难与压力。如果是从积极的一方面来讲，扩招不但可以扩大居民的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还可以为知识、经济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优化我国的人才结构，但是有多少人曾想过在持续扩招的背后将是怎样的就业状况和就业压力呢？“大学毕业生为求职给人下跪”；“大学生毕业后回家种地”；“当代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跳楼自杀”；“大学生因就业压力大而精神崩溃”。这些让我们触目惊心的新闻虽不能简单地和大学扩招划等号，但难道说扩招后对就业没有影响吗？扩招的确让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有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是扩招会给高校的教育质量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影响也备受教育界的关注。 1.2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直接关系到到就业困难的问题 高校是扩招了，基础教育却荒芜了。在基础教育没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生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降低招生质量的方式从而盲目扩大高校招生规划，这也间接造成了当今社会对高校毕业生评价不高，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大学生的知识文化水平也就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高中生的水平差不多。就是这样，生源质量差导致毕业生质量不高，毕业生质量不高导致就业困难，就业困难导致高校声誉下降，这一恶性循环的过程的形成也就成为必然。 当下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多少大学生，而是提高全体民众的素质才是更加需要注重的方面，教育资源的应用不是建设多少所名牌大学，而是尽可能的将有限资源中的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其实高校扩招这一计划自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问题就出现在了扩大的幅度与用意。许多高校提出教育与科研并重的发展思路，提高对教师的要求，对于新进教师，大多要求具有博士学位或者高级职称。然而一些老教授们思想已经陈旧僵化，依旧在照搬照抄西方早期的部分理论思想与研究成果，与中国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常常接受这些没有价值的教育并不能帮助学生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学生毕业后在工作中间处理各种实际问题能力，往往也没有明显的增加，因此对学生在工作中确立自己的竞争优势严重不利，也不利于毕业生在单位里提升自己的收入分配地位。高校应该是创新之源，但目前高校的学术评价机制过于重视短平快，一些为学术献身精神的教师却得不到承认，以至于被迫辞职，相反一些善于经营学术的鸡鸣狗盗之辈则是荣誉加身如果目前我国高校在招生的人数、类别、及收费标准等方面不具备足够的自主权时，就如同企业对自身的产品开发规模时丢失了选择权，这一企业也就不可能具备很强的市场竞争力，如同学校难以真正引入产业化的运作机制。长期以往，高校不但不能为民族发展培育新生力量，在基础理论上也不能有所创新，从而影响了民族发展的潜力。 现如今，无论是一本二本还是三本的就业困难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不景气的现状之下，本科大学生的月收入工资水平也是在不断的下降，根据目前急剧的状态可以判断，很快就会和农民工的月收入水平相齐平了。能够拥有一份好工作是当前许许多多在校大学生读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古时候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第二章 扩招后的艺术学专业为高校所带来的影响 2.1艺术学专业的开设已趋于普遍化，学科设置亟待完善 从1999年高校扩招实施开始像当前如此大规模的开设艺术学专业的课程教育来说，其实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对此类专业人才需求的论证和大规模测算。但是根据不完全统计可知，全国开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大大小小、数目众多，排名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市、广东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南省、湖北省、河北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原先艺术专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山东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较低的河南省招生数量却名列前茅，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市招生人数却趋于中游，以此为例可以看出不同地区面对招生规模有着不一样的计划与态度。近年来随着不断扩大的高校扩招规模，我国包括青海、西藏、新疆在内的等许多偏远地区的省市都已经开设了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从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于艺术类专业的大量需求来看这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出现连专攻畜牧业、专攻政法类的院校也都在纷纷开设与艺术类相关的专业时，这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要还是真正出于社会需要。 带着这些种种疑惑让我想起在近日浙江卫视《我看你有戏》的节目中，其中一位选手在自报家门时提到一点，自己是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一名学生，然而说到自己是属于传播系的时候，这不禁让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脸上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可以看出两位导师对当前国内各大盲目增设艺术学专业的院校表示非常不理解，这一小小的细节也的确非常值得我，作为综合类大学里一名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去提出同样的质疑。冯小刚导师十分幽默的反问道：“中国的大学真是太有意思了！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传播系了？”而在一旁的张国立戏谑道：“不应该是传播系，应该是播种系吧？”这也能够看出张国立和冯小刚两位导师都对当下中国综合性大学不断增设艺术类专业的学科和课程都十分的困惑，这两位导师对于各行各业发展所持的严谨态度和看法同样也需要我们深思。 实际上，在采访前武汉大学校长时他也曾表示说：“现在中国的大学乱了套，对大学一定要有准确的功能定位，必须各司其职。”面对目前国内大学不断增设专业的情况，他认为：“世界任何一个名大学也不一定是一个学科齐全的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为世界性的名校，照样没有囊括所有专业的[3]”。这也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开展艺术学专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最令人担忧的地方，也是需要对这种教育进行科学规划与调整的原因所在。 2.2艺术学专业的不规范性为学校管理带来困扰 众所周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通常是先通过艺术专业的考试，再进行高考，得出最终的成绩后择优录取的，因门槛低、录取率高，被很多学生看成是一种能够升入自己理想大学的捷径，因此与统招生的文化课成绩相比都普遍偏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很多专科院校甚至要求更低，这就使得一些文化课成绩平平的考生，为了能够进入理想中的名牌大学，把自己的学习转向了艺术学习。像这样带有很强目的性的选择，在无形之中造成了一些学习艺术专业的学生，不仅仅对艺术学习毫无兴趣同时又缺乏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为的都是提高艺考时的过关率，不断研究着每年的出题方向，从构图、到色彩搭配，一项项地摸索规律。这种培训谈不上艺术培训，更像是在工厂里的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一个个画风极为类似的艺术生，千千万万名考生中很少能有人真正热爱艺术。因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艺考补和四处招生所填满，因此也无法静下心来投入到文化知识学习中去，丧失了一种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在当下，也不难看出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其专业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关系[4]，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来许多高等院校持续大规模招生，这也给该专业负责的教师对艺术学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考验与影响。 由于艺术学专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在艺术实践和艺术创作方面都比较注重突出和强调学生的个性化的自由发展，学生在考虑问题时容易脱离现实基础，过于情绪化，遇事不够冷静，再加上独生子女们普遍有着追求自我、注重个性、自我意识强烈等性格特点，他们以自我为中心，注重个性方面的表现。另一方面，艺术学专业的学生大多数家庭状况比较不错，这些家长在平时对子女也更是溺爱有加。日积月累下来从而导致某些学生的自我意识过强，以及对集体主义观念的缺失，生活、学习行为自由散漫，有着我行我素的一贯作风，上课经常迟到，对教师的管理也是不愿服从等多方面。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大多配置电脑，但不少学生利用电脑通宵玩游戏，上网聊天，既给舍友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还给自己身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在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后，对艺术专业学生的教育与管理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艺术生的文化基础相对较差，然而部分又不认真、也不是本着踏实、勤劳、刻苦的学习态度，上课听不懂便成为了他们经常逃课还有课堂不认真听讲的借口之一。虽说学艺的学生一般对专业学习比较重视，但这种重视也只是表现在艺术实践上，例如音乐专业的学生只重视声乐、器乐等这些专业性的艺术课程和文艺演出。设计专业的学生则过分依赖于电脑绘画、制图等等，而对自己本专业理论性的学习普遍轻视，理论课上不认真听讲，做自已的事情，作业不能够保质保量完成，以及迟到早退等现象实属常见，久而久之弊端慢慢暴露，不仅理论功底差、知识不系统，在艺术作品中也缺乏灵感与独到的创造性。 除此之外，大多数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经常要参加很多社团以及社会性质的艺术类展、艺术实践活动等等，因此占用了大量课内外的时间，有时甚至在课堂学习期间也要进行艺术类活动，这也间接地影响到了艺术专业学生的文化课课程的学习和文化素质的提高。据我亲身的经历我非常理解在高考前考生们天南地北地参加艺术专业考试，在进入大学之后，由于自身专业的需要，大又花费了量的时间进行外出写生、艺术考察、参加演出等一系列社会艺术实践活动，与普通统招生相比较，个人阅历也会更加丰富，但由于对某些学科和领域涉及的不够深入，求新求异意识和自我意识又比普通统招生更强，时常又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在当下我们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非常容易受到社会中各种各样的负面因素和不良现象的干扰，从而极大地了影响这些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对善恶美丑判断，以及明辨是非的能力。 2.3艺术生走进综合类大学，教育教学面临挑战 2011年，艺术学专业成功被批准成为我国研究生培养专业目录中的第13个门类[5]，通过不断对艺术学专业领域内课程的规范化与系统化，我国艺术学专业领域也必将迎会来更高层次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如何让这一专业领域在既保持较快成长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各个功能与格局配置的合理、得当？如何推动艺术学专业教育？俨然已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最热门的教育话题之一，作为普通高中教育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教育群体――艺术学专业学生，许多大学和院校纷纷相继增设和开办了招收艺术学专业，并且伴随着当今社会艺术的宣传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才和大量艺术作品的需求量增大，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所带来更多高校持续大规模扩招的趋势，在我国1080所本科院校中已经有近600多所院校设立了艺术学的相关专业[6]。随着非艺术类专业院校中艺术类学生的不断出现，给曾经那些作风传统、学风严谨的各类高校增添了不少新的活力与生机，再次基础上，高校也对原来相对单调、传统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管理模式都提出了最新的要求与挑战。例如某高校在扩招前，每年招收艺术学专业学生近100人左右，然而在扩招政策实行后，该高校每年至少招收300至500人[7]。 近年由于招生人数和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增加，必然会导致其管理上的疏漏和教育教学模式的新问题。所以说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艺术学专业学生的特点，探索出一种更加适合于艺术学专业学生自身特点的教育体系与管理方法，这样既能够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又可以让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以及身体、心理健康等方面得到更大的发展。 3.1艺术学专业领域人才过剩，行业秩序失衡 据报道，在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报告上指出，音乐学专业和美术学专业已很明显成为了失业率最高的两门专业[8]， 这两门专业看起来似乎很高雅也很时尚，然而失业率却是最高的，供过于求正是音乐专业和美术专业的陷于瓶颈的原因所在，也可以说是社会对这两门专业人才的需求量的限制有关。动画专业在红牌警告的专业中排在了首位，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动画的专业的确蕴含着巨大的潜力，然而在潜力当中也蕴藏着极大地功利性和盲目性，由此看来这不仅仅给我国动画行业的发展带来深层次的隐患，而且也是近年来整个艺术学专业急速扩张的一个缩影。我，作为一名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我就以服装设计的基础教育来讲。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得到，对优秀的服装设计人才及设计团队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设计人才等方面的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变得日渐尖锐起来。据不完全统计计算，当前我国设计类院校已达一千五百多所，七千多个专业和四十多万名学生，现在我以普通大学本科四年学制来计算，高校扩招后的近几年中全国学习与艺术类设计相关专业的学生人数最少超出一百五十多万人[9]。 高等教育虽然需提供了合格且必要的劳动力及就业人口的基础教育，但是对于学生更加深入的教育模式当中却隐含着令人担忧的价值导向，例如以技术操作为主要课程内容的某些艺术类专业，这会使得该专业的学生很难真正具备绘制、设计一些产品的能力，同时因课程的局限性更无法了解社会和市场，无法展开今后在事业的发展上个人对未来的憧憬与想象。一门真正的设计学专业教育是具备可以为将来发展指明方向的能力的，最现实的角度是从表面上来看，这依然不是一种只与现实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能够真正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人才需要有足够的社会、市场经验与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还需要具备创造力、引导力以及丰富的想象。然而对于一批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讲，需要经历这一系列复杂而又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当今社会，半年多的艺考集训加上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化、趋同化的教育模式，想要达到那种理想的效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在我看来，国家对艺术的重视程度与大学生学习艺术类设计学专业教育有着最直接的关系，与国民经济规模也是息息相关，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可以无限扩张扩大的专业领域。毕竟设计行业也并不是一个人数越多等同于贡献率越大的行业，如果在另一个消极的角度来说，设计者的人力资源过剩甚至泛滥，反而会加剧设计行业内部竞争的秩序，严重的说还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行业走下坡路以及出现低质倾向，这也是上面报道中所提到过的我国动画行业对当下动画专业性教育盲目发展深感忧虑的原因之一。 根据对全球的设计专业的调查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每百万人口中的设计专业毕业人数，美国约为130.8人，英国约为218.2人，日本约为219.3人，挪威最低，仅为37.2人等等。中国，虽然有着庞大的人口总基数，但是以此来计算后得到的这一数字应该为340人左右，虽然说不算太高，但也已经远远超过美、英、日这样顶尖的设计国家了[10]。 3.2艺术人才结构配比不合理，市场用人机制混乱 在社会言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有更多的人认为，这几年中国高校扩招政策是世界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大败笔。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之时，中国高校扩招的弊端也开始一点一滴地显露出来，每年不断创出新高的在校大学生人数，对当前的就业市场确实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与此同时如此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也为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一系列困扰和问题。 令人头疼的就业问题也是大学生毕业后每个人都需要考虑的，当年因为享受到高校扩招待遇而走进大学校门的他们，如今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也许直到走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才会真正明白，有大学上并不等于有了一份好工作，更不等于出人头地、平步青云了。于是，有人便开始怀疑接受大学知识的教育毫无用处，利用上大学的时间外出打工和应聘才更有意义，而且上大学的成本高，付出却没有回报。抵触知识、抵触大学教育、抵触高等教育的言论铺天盖地，大部分都是由于就业困难、就业压力大而不断引起的，这也是高校扩招引起的间接后果之一，各大高校如果继续这样盲目的扩大招生规模，必定会对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上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高校扩招还造成了学历贬值，高学历等于高学费高消费的不良后果。无论高校是否具有培养出高素质大学生的能力，或是不清楚该专业与市场的需求是否相互匹配，如果还在盲目的进行高校扩招，必定会造成当前社会学历上的攀比。为了高学历才去学习的不正常现象，十几年的扩招政策实行造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不断贬值，专科生的那就更不用多说了。 在近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屡屡出现，就业上的职位也要面对僧多粥少的尴尬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当然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高学历人才，曾经一个专科生就能够胜任的工作，现在反而转变成了应聘者必须是研究生才有资格应聘。也因为社会的供求定律，即这种无形力量的支配下，供给者也只能不断抬高标准、降低价格，应聘者也是屡屡碰壁，找不到一份适合自己而且满意的工作。应聘上的这种不合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某些学历的价值，造成了当前市场上用人机制的混乱局面和人才结构配比的严重不合理现象，往大里说，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发展。 第四章 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劣势与优势 4.1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自由职业者占据主流 每年，伴随着艺考大幕的拉开，艺考难现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现象就会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在众多新闻报道中了解到，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后都选择了转行做其他工作，甚至在行业与行业之间的非常大，事实上，选择这种跨专业就业方式的艺术生并非个例。我通过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作为例子分析一下该校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日前公布了该校2015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从就业单位的对口情况来看，工作与所学专业完全对口的比例为22.70%；基本对口的比例为61.74%；不对口的比例为15.56%。尤其是以服装表演及服饰设计类专业的就业率偏低的特点较为突出，从专业来看本科22个专业中，表演和艺术设计专业的就业率为87.88%，艺术设计的就业率为76.6%，表演类和服装设计类专业就业面比较窄，并且跨行就业的难度相对较大[11]，不如各种平面设计类的专业就业面那么宽泛，因此会导致就业率会相对偏低一点，到最后很多学生最终都选择了离开本专业，最重要的原因是工作机会太少，社会需求早已远远饱和，入学时供不应求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专业都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难题。通过我与我们本专业毕业后的学长、学姐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仅有极少数的人选择继续从事这个行业，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转行，有的去参加公务员考试、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有的去应聘，希望能够进入国企单位，大约一半以上的同学把设计与绘画当成了自己的业余爱好。除了转行之外，也有不少同学选择相对口的专业继续深造，考研、考博等等，但是统计下来就业率也就大概在百分之30～40左右[12]，值得庆幸的是通过新闻和媒体等途径交接到，近几年中国家出台了新的就业政策，未来的就业率或许会比目前要更可观一些。 根据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以明显看出，与非艺术专业学生不同，自由职业更受到艺术学专业毕业生的青睐，自由职业也将成为他们毕业后短时期内的就业方向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对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的调查发现，自由职业的状况也显的尤为突出，虽然总体就业率高达96.11%，但国企就业所占的比率为8.87%，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比率仅为可怜的6.68%，绝大部分毕业生选择了进入私企公司工作或成为自由职业者[13]。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由于所学习的专业具有特殊性，与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相比，情感表达也更为丰富，思维积极、活跃，求新求异意识较强等鲜明的个性特点。导致有不少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或是就业协议书，有些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虽然已经开始就业了，但并不与用人单位签合同，只要用人单位给找活干，工作完成给相应报酬就可以，有很多艺术生在就业过程中今天这家公司的活干完，其他空闲的时间又可以找别的单位去做工作，具有灵活性很大的优点 [14]。 4.2艺术学专业毕业生因较高的艺术素养，颇受欢迎 难道说艺术学专业的学生真的就那么难就业、难糊口吗？我们所谓的前途，往往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大环境之中。同样，也是有不少新闻报告显示各大企业招聘启事中都写道，在同等资历与条件下都愿优先考虑从事过艺术专业学习的毕业生。学习艺术不仅可以拓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门路，还可以有更多就业选择的机会，即使在将来，毕业后不再从事艺术方面的工作，但更多的单位在把普通大学生与艺术生作对比时还是愿意接受那些有一技之长的大学生，毕竟他们的审美能力、动手能力、整体素养、以及鉴赏能力等方面都在此之前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与提高。据统计，北京市每年仅美术类大学生毕业生就可以消化掉15万人，而且就业方向、就业前景非常好，涵盖了装饰、建筑、报社、出版社、电视台、影视、动漫、网络设计行业和各大企事业单位等。也就是最近几年来，日本和韩国的企业也纷纷向中国投来招聘公告，提出预订某些艺术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年薪至少都在10万元以上。举例来说，我的同学是音乐学院学习钢琴的，今年才大二，已经开始兼职做钢琴老师了，除去每月的开销，还是有比较高的收入的。很显然，这就比非艺术学专业的大学生在外打工、做兼职时赚的多很多。 不要去一味的认为学习艺术是无用的，它不仅教给人技能，让人带着技艺去谋生存，而且还影响着周围人的思维模式，让人在做事上更加感性，并且在生活的选择上有一个与普通人不一样的审美和要求。作为年轻人学习美术、学习音乐、学习其他类艺术，不仅仅是掌握了一项技能，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艺术的期间或许能够尽早发现自身所蕴藏的艺术天赋，在一次又一次的练习中不断挖掘每个人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并且在未来的生活中，无论是为别人打工还是自己创业，都会拓展开一片更加深入的发展空间，用音乐丰富个人的精神世界，用美术去提升对美的鉴赏与品位。 第五章 针对解决艺术生就业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艺术学毕业生是国家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我国新世纪飞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各高校以及用人单位要高度重视艺术人才的价值所在，艺术学毕业生由于其专业特性的因素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他们不仅实践能力较强，而且就业面非常广，我们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真正把艺术学毕业生，这一专业资源优势，转变成当今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然而落到实处却发现，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整体形势不容乐观，就业市场的劳动力供应量远远大于需求量，高校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也变的更廉价，其原因还是由当今社会的就业渠道不够畅通造成的，就行形式仅仅为熟人介绍、学校推荐、就业网站招聘、社会和校园招聘会等。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最主要的两条就业渠道仅为招聘会和招聘网站，但盲目性和不确定性是这两个渠道最大的弊端，缺少了必要的法律监管求职者的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大批高校毕业生的求职需求也就不能被满足。再加上某些用人单位不断抬高对求职者的要求，挑剔用人单位在招聘通告中还要求有数年的工作经验，这对于刚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学生来讲实在困难，也导致了众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理念存在误区。在当下，大学生对工作的期望值普遍偏高，低工资往往不能对他们形成长期的工作激励，结果必然会导致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戒备心理。在求职时，缺乏技巧的大学生往往表现得不够自信，回答问题支支吾吾，他们真正的实力无法展现给面试者。更有甚者在面试时想要蒙混过关，就伪造一些假证书弄虚作假，然而这种方法往往是行不通的，久而久之，用人单位也不再信任大学生了。 第一点，高校应该为艺术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增强艺术生社会实践的能力。许多院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际工作中用处并不大，导致许多艺术学专业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和学习。艺术专业的教育通常实践性较强，艺术生的择业方向也要顺应其专业所具有的特点，加大社会实践的比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实践岗位，学生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工作意向自由选择社会实践的内容，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学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高校在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与实践过程的同时，也可以联系各级各地的用人单位建立起以学校为主的小型人才招聘会，充分调动起艺术生就业的积极性，拓展艺术生的就业空间，于此同时用人单位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优化了人才结构。 第二点，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拥有专业设置变更权的高校，确实变得更加灵活、自由，学校也能够根据社会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作出调整。但是学校对人才供求信息的掌握不全面，因此难以保证对招生人数的制约，当人才供给与市场需求不配套时，就会形成招生人数增加，就业市场严重饱和的现象。艺术生就业难，也是高校培养艺术人才与社会就业需求脱节的一种现象，只有艺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应该与就业市场相接轨的时候，才能在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的条件下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第三点，各类高校应注重把艺术生向多元化方向培养，把发展艺术生综合素质的能力放在首位。从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上来看，需求量最大的是复合型人才，而不是单一的专业性人才。艺术学院的学生在组织文艺汇演和毕业设计演出时，邀请相关企业参加学生的作品展，为艺术生与文化企业之间搭建一条沟通便利的平台。学校在教授本专业的知识与学习技巧的同时，还应该开设一些对发展专业有利的课程，培养相应的组织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要拓宽就业思路，着力培养复合型艺术人才，在掌握好本专业的基础上，增设就业人才需求量大的选修课，鼓励同学去报考第二专业或第三专业，只有掌握了各种与就业市场相辅的技能，在当前充满竞争的就业市场中才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 第四点，转变艺术生的就业模式，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随着艺术生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人才饱和带来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促进就业方式多元化的同时，自主创业模式也逐渐占据了主流。国家以各种形式的优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进行支持，就是想鼓励、引导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创业锲机。艺术生相比其他专业具有一定优势，可利用专业特长开展自主创业活动，以创业实现就业。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过程，不仅要对传统就业观念的转变，而且需要有一份长效的改革计划。其次，鼓励学生建立创业工作室，学校提供场地支持，并对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潜力的项目给予资金技术方面的支持。还可以邀请专业老师、企业家、市场营销、企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共同组建创业顾问团队，对创业团队开展各种创业指导和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并推动艺术生创业团队与社会企业团体对接、交流与合作，促进创业项目的蓬勃发展。 第五点，拓展艺术生的就业思路，就业不再受地域环境所限制。许多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在毕业后往往都选择了留在其大学所在的城市，他们普遍的认为只有留在大城市才有好的工作机会[15]。例如北京各高校的艺术毕业生基本上都想留在北京，但这远远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艺术生就业需求，然而我国除去北上广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其他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较为偏远的西北内陆地区。之所以这些艺术生的就业方向出现明显的地域性，原因在于我国的地区间差异远远明显于其他国家，在相同行业内做着同样的工作，只因为地域不同，劳动者工资福利差别也不同，再加上我国住房、医疗、保险、教育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善，对艺术生就业范围选择产生严重影响。我们在面对当前的就业局面下，只有转变就业观念才能更快的适应社会。除此之外，作为一名艺术学专业的毕业生，做好就业前充分准备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扎实的专业性理论知识以及优秀的专业技能的掌握特。毕竟还是那句话俗语说的好，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结论 高校扩张计划从九九年一路走到今天，背负着肯定的同时也背负着骂声，艺术生的就业之路也整整走了16年，在当今社会对艺术人才以及艺术作品的需求只增不减的形势下，这显然是个好兆头，越来越多的招聘启事也是更青睐于艺术生，扩招与艺术生就业之间也延伸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关系。我认为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方向，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抛开大形势上的种种顾虑，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拓展开一片个人发展的空间。通过这次对当下艺术生就业形势的分析，让我对这一领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激发了自己继续调查与研究下去的兴趣。 艺术学毕业论文: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现状与对策研究 作者简介：杨晓丽（1982.10-），女，汉族，云南保守人。学历：学士学位，职称：助教，研究方向：文秘。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已由原来的“国家统一分配”变为“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机制，从而为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广大高校毕业生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然而，竞争机制的引入和就业制度的改革，也给毕业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音乐专业学生，在就业方面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问题。大学就业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2012；高校毕业生；就业 一、音乐系毕业生就业的基本情况 音乐系是以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体从事音乐教育、科研工作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音乐教育人才的教体系。截至2012年底，音乐系为立足我市实际，面向云南省广大乡镇、农村，培养了1000多名合格人才。去年和今年都达到了就业率100%。这批学生，在各类中小学校、各级文化站、艺术团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主动适应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的要求，使毕业生就业工作始终保持着较平稳的局面。 随着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式有国家统一分配向毕业生自主择业转化，保山学院一方面重视就业工作，增加就业部门职能，成立了相应的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指定部门党委书记、副书记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给予2012年高校班主任们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成为了做好毕业生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认真抓好深化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每年除了认真组织学生参加供需见面洽谈会，积极向用人单位推荐外，还举办了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为毕业生顺利就业拓展渠道和空间。 （二）确保音乐系毕业生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主力军地位 今年来，我系学生就业走向略有变化：特岗考试及专升本的录取率比以往有所提高。学生改变就业观念，灵活就业，有部分学生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到基层第一线就业。为滇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从总体情况看，近几年保山学院毕业生就业基本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局面，多数毕业生均已毕业，流向则发生可喜的变化，特岗考取率增加，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一次性落实就业单位的人数比例偏低。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客观因素的制约 1、2012年仍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大环境很严峻，很多工作多年的资深老员工都面临失业的危险，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学生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不足，社会经验太少，在择业方面存在“眼高手低、挑三拣四”的心理和行为误区。以至于普遍的岗位不愿去，自己想去的单位又不能达到用人单位的招聘要求，彷徨、观望之后，就业的相对黄金时期就错过了，最后当自己想通的时候，已经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和岗位了。 2、用人单位受大环境的影响，企业不景气，不得不采取裁员或减薪，有些单位甚至利用大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以节约成本，往往到了实习期满后又不愿意与大学生签约或以各种理由将大学生辞退，这也是造成了签约难。 3、各高校出于对学生负责而不断动员学生外出实习、就业，毕业班学生因为交差而随便找单位实习，以求能开具实习证明，或是随便敲章应付。当然，这个原因占得比率不多，但不能说绝对没有的。 4、用人单位一般都侧重于招募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对于毫无经验的应届毕业生，其需求量是很少的，有些即使是因为大学生实习生可以帮助公司减少开支，但毕竟少量。 （二）主观因素的影响 1、主要是学生在就业时，因急于就业而并未全面分析招聘单位的实际情况、自己对于岗位的要求和自身能力等方面的客观实际，就到单位实习，开具相应的证明。而后，在工作中发现了各种未曾预料到的状况，对工作的满意度的不断丧失，最终离开用人单位。且这过程中的时间跨度太短，以至于未赶上签约就离开了，这就造成了“签约难”，签约率难以与“就业率”持平。 2、表现在缺乏自我约束和控制的能力。有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的愿望，但自身素质、能力条件不足；渴望成才，又缺乏学习毅力；希望正确认识社会，但又缺乏辩证的思维能力等。加之窘迫的经济条件所带米的生计压力，造成了毕业生程度不一的心理负担，使其在心理上产生承受压力较差、情感脆弱等。 3、学生还存在着就业地点的自我制约，“交通要方便，离家要越近越好，市区不愿往郊区跑，郊区的也不愿往市区找，本省的不愿到外省市寻求机会”，大学生的这种“圈地自限”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冈素。 当然，影响的学生就业的原因还有很多，以上只是毕业班就业工作中碰到的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影响因素。 三、进一步做好保山学院艺术学院音乐系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提高音乐系毕业生的就业率 现在，国家定期对高等院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将就业情况作为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以推进高校逐步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因此，保山学院要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率，加快学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调整，统筹考虑招生、就业工作的能动性、积极性，逐步明确以就业率来考核、评价、推动和促进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建立相应的激励监督机制。 （二）建立集体教育、管理、指导和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 1、多做教育工作。只要有机会，就给学生灌输“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的观念。给学生泼些冷水，强调社会就业压力之大。同时，也不能把学生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全部破坏，所以，应该把握分寸和尺度，择机鼓励学生，要求学生学会换角度思考问题，要有积极、乐观的心态。 2、充分利用学生家庭所具有的有利社会关系，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学生多走出去，到其他高校招聘会走走看看，在那里寻求就业机会。 3、将往年学校的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时间提前告诉给毕业班学生，让他们有时间做些准备，特别是心理上的必要准备。强化学生紧迫感，有利于就业工作的有序开展。将学校提供的大量的招聘信息及时告知每位学生，并且鼓励他们多去参加面试，不被录取也没关系，至少可以积累面试经验，发现自己的不足。 4、对于在外实习的学生，充分利用QQ群、飞信、电信等手段，实行跟踪到每位学生的策略。特别是飞信，是极为有效的方法，能确保与每位学生都可以实时联系，是一种科学、有效的盯人战术。 5、灵活变换自己的身份，以最有利于工作的角色与学生沟通，可以是老师、姐姐、甚至是朋友，只要把握好一个度，都能有利于工作的进展。当然，其前提是几年来与学生建立的良好互动，有过深层的交流、沟通，具有很浓厚的师生情谊。其实，学生是有人情味的、讲道理的。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毕业班的学生，本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但是因为毕业班班主任的催促，甚至为了配合班主任的工作而紧盯着用人单位，要求单位与其签订就业协议书。 （三）针对保山学院自身的特点，加强毕业生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毕业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保山学院要抓住开发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历史机遇，把向边疆民族地区各条战线输送合格人才作为毕业生就业一作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毕业生转变观念，顾全大局、讲奉献，把个人理想同国家的发展结合起米，积极引导毕业生到边远地区、艰苦行业等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作者单位：保山学院艺术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类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分析 摘要：艺术类跨专业毕业设计能够让作品更具实用性和特色，同时也可以让不同专业的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进行交流和学习，加强团队的协作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对于高素质复合型艺术人才的要求。通过这种跨专业毕业设计活动，还可以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以期今后为艺术类学生的毕业设计提供更好的指导和帮助。本文从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的现状出发，着重探讨这类教学模式在艺术类毕业设计中的开发和运用。 关键词：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 毕业设计是本科教学各项环节的一个最后环节，是对学生四年学习的一个总结和鉴定，也是本科教学计划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实践环节，这一点在艺术类专业学生中体现的尤为突出。学生通过毕业设计，可以综合运用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自身专业发展和社会实际需求去完成，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大学毕业之后更快地适应今后的工作环境和工作需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随着社会的迅猛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发的挑剔和严格，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并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这让传统的毕业设计教学模式不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因此需要及时对这些显现的弊端进行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毕业设计教学模式进行不断的创新。笔者认为，通过运用跨专业毕业设计模式，能够对学生的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起到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通过这种毕业设计模式，能够扩大学生的专业领域，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能力。 一、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 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毕业教学设计过程首先是让学生从学院指定的题目中进行选择，或者自己拟定论文题目，然后通过文献法、调查法等对所选题目进行论证完成毕业设计；最后出具毕业设计作品或论文并参加相应的论文答辩。可是这种传统模式的毕业设计存在着以下几点弊端： 1.毕业设计选题方向单一，缺乏跨专业选题意识 不利于学生跨专业综合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在以往的毕业设计选题过程中，大部分专业的学生都会选择和本专业相关的题目去研究和创作，很少有学生进行跨专业选题。这样做导致学生的跨专业能力不足、创新精神缺乏，不利于学生对跨专业知识的融会贯通。 2.毕业设计的完成单打独斗，缺少团队协作意识 现在的大部分工作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才能够出色的完成。但是，以往的毕业设计很多都是学生自己个人去完成的，这种独立精神固然尤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弊端：在毕业设计完成的过程中，学生单打独斗、孤军作战，使得学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其作品设计也只能说是“闭门造车”。 3.学生专业知识狭窄，就业选择面单一 以往的毕业设计，关注面主要在学生对于本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掌握如何，忽视毕业设计中跨专业知识的运用，导致学生毕业后可选择的就业方向单一，影响到学生的就业质量。 二、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针对艺术学类毕业设计教学模式现状，结合艺术类学生特点以及他们今后选择从事的职业进行针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特别是在毕业设计的教学模式上，要进一步推进改革。 1.何为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 所谓团队教学模式是指在通过不同学科人员之间共同去参与涉及课程教学的一种合作模式。其中“团队”一词含义广泛，可以是教育者，也可以是受教育者。团队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融合、协作和传递。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则指的是在学生毕业设计过程中，去打破各自专业的隔膜，不同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的团队，教师团队去帮助和指导学生团队，完成毕业教学设计。 2.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实的施过程 （1）毕业设计的团队组成。从概念出发，这种团队教学模式首先必须打破各自的专业限制，由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等不同专业背景出身的老师来组成一个指导团队，同时选择其中一名老师来担任组长。相应地，让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毕业设计团队，选定一名同学为组长。以小组为单位，去共同完成要给教学设计作品。 （2）毕业设计的选题确定。题目的选择可以让教师团队共同商量决定，其原则是毕业设计的选题无论从选题的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应该同传统毕业设计不同，应该更加突出综合性和融合性。只有这样的选题，才能提升学生的能力，达到拓宽学生知识面的作用和目的。具体应兼顾以下几点：①选题要求：以能体现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等专业的综合性和融合性为选题对象。②选题内容：以视觉传达设计、珠宝首饰设计、服装设计专业等的交叉点作为选题的内容。 （3）教学实施方法。首先由每组设计团队去顶一个题目，通过教师团队和学生团队的集体协作，共同完成这一设计创作。具体的指导与完成步骤如下：①将选定的题目按照不同专业分解为相应的子课题，由相应专业的老师分别给予学生指导；②指导老师将子课题继续进行分解，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能力下达给每个学生，分别让他们去完成；③在这一过程中，要定期召集团队老师和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完善各自的设计任务；④学生根据计划完成各自的任务，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4）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学生毕业设计的成绩评定依据有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平时成绩、毕业设计说明书成绩、毕业设计成绩以及答辩成绩。 （5）毕业设计展览。毕业设计的展览是按照项目进行划分。同一项目的各专业学生再同一区域进行展示，确保展示的完成性。 3.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的管理 （1）指导教师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管理至关重要。每组教师组长要根据毕业设计的时间来认真计划，并监督项目的整体完成进度，确保毕业设计的整体质量，并定期组织本组各专业指导教师见面讨论、汇报毕业设计进展情况等。 （2）学生的管理。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每组学生组长要负责不同专业学生之间的日常沟通与交流，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同时，随时同指导教师进行联系。教师应不断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维护学生团队合作、沟通的协调性，使学生在跨专业毕业设计团队教学模式中，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 作者:魏敏 单位:武汉工程科技学院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的学汇和再提高的过程。学生将综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完成广告设计专业的整个毕业设计任务。设计作品应符合市场，具有独特构思，甚至是超前的，以展示学习成果。学生在参加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之前，必须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即规定的学分），毕业设计(论文)按排在第7、8学期，时间约8周。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和要求： （一）毕业设计(论文)的目的： 1.巩固和加深已学过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高综合运用这些知识独立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掌握广告艺术设计专业设计的基本程序和方法，了解我国有关的建设方针和政策，正确使用专业的有关技术规范和规定。 3.学会针对要解决的问题，广泛地搜集国内外有关资料，了解国内外的水平和状况。 4.培养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从经济、技术的观点全面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及阐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二）毕业设计（论文）的基本要求： 1.为综合同学们四年所学知识，设计内容项目较多，一般选择典型性较强、风格鲜明、难度较大、任务较重的题目，这是同学们创作高设计水平的难得机会，因此要求学生认真对待，按时完成设计。毕业设计风格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定，设计尺寸统一要求，可手绘，也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效果要求明快、简洁、富有设计内涵，突出自己的想法。由于展览需要，还需进行装裱，装裱材料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统一制作。 2.毕业设计是学生走向社会发展自己事业的桥梁，因此要求教师有较高的学术和先进的设计水平，在辅导过程中随时启发性地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设计思路，引导学生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真正把设计做到极致。 3.毕业论文为8000字以上。论文应力求研究计划和方案合理、论点正确、论据可靠、层次清楚、文理通顺、书写工整。 4.毕业设计（论文）文本按规范化要求装订。 二、指导教师 1.由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教师。 2.每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得超过10组。每组1-3人。 3.指导教师负责指导毕业设计的全过程，并对学生的设计成果设计表现作出评价。 4.指导教师应认真负责，树立正确教育思想，认真指导学生查阅文献，做好开题报告，制定毕业设计进度计划，及时检查学生工作进展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并对实际完成情况做好记录。 5.指导教师应加强对学生毕业设计说明书方面的指导，做到论文及设计说明书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符合科技写作规范。并严格要求学生按照规定的文本格式打印和装订。指导教师要对论文及设计说明书、图纸认真审阅，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学生，要求学生进一步修改，保证毕业设计质量。 三、毕业设计内容 设计题目可以根据四年的学习经历以及自己感兴趣的事件自定，做成系列招贴形式，也可结合实际项目来做。总体设计要求布局合理，构图富有创造性，色彩搭配符合设计需要，风格不限。 建议辅导方法：指导和观摩相结合，其间多学习国外大师的先进表现方法，使学生了解国外的先进经验，增加同学门对大师作品的感性认识，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和作品的品位。 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 （一）选题原则 1.毕业设计（论文）应按照教育要“三个面向”的要求，选题要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毕业设计（论文）应当有利于学生巩固、消化所学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选题要尽量选取既能满足教学基本要求，又能联系生产和科研实际的题目，提倡“真题真做”。选题也可模拟实际工程。 3.选择课题的份量和难度要适中，使学生能在规定时间经努力可以完成为宜。 4.鼓励一人一题，若多人同做一个课题，每人必须完成个人基本内容，其设计内容及工作量应与小组人数相符。 （二）选题类型 论文参考题目 1.突破传统的传统—平面设计中的传统与现代 2.谈平面设计中的创意 3.非纸类材质在书籍装帧中的运用 4.浅谈对以文字为主题的招贴的视觉感受 5.包装设计的价值观 6.创意思维与图形设计 7.书籍装帧中的文字版式设计探讨 8.汉字标志设计漫谈 9.浅析现代包装设计中的色彩表现 10.平面设计中的精神与物质 11.版面设计中的“平面空间” 12.浅谈沟通在文化性广告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评分标准：创意构思（35%）、理论畅述（25%）、文字表达（25%）、答辩表现（15%）。 毕业设计参考选题： 1.酒类包装系列 2.茶叶包装系列 3.饮料、咖啡系列 4.电子产品系列 5.2008北京奥运会招贴系列 6.中、外文学名著装帧设计系列 7.环保海报设计系列 8.和平海报设计系列 9.文化、艺术博览会招贴系列 10.商业广告、艺术摄影系列 11.企业形象识别设计系统设计 12.挂历、台历设计 13.DM手册设计系列 毕业生设计作品要求：整体设计构想有创意、设计实体的制作有整体、系列效果、制作精良。 参考评分标准：设计构思（35%）、设计实体（35%）、制作精良（30%） 五、毕业设计的一般步骤： 本专业毕业设计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选题收集资料、方案比较、设计计算绘图、编写毕业设计说明书。 毕业论文可分为三阶段：选题、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提出论点、阐述论据；撰写毕业论文。 六、毕业设计的成果要求：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教师指导下，独立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最后提交毕业（论文）文本，包括图纸及毕业设计文本。除作品要求中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外，其它内容一律体现景德镇陶瓷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论文）。 （一）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要求 1.毕业设计论文封面（详见附表）； 2.毕业设计论文的任务书（详见附表）； 3.毕业设计（论文）目录； 4.论文摘要； 5.毕业论文及工程设计说明书； 6.参考文献； 7.附录； 以上内容的要求 1.任务书：包括设计（论文）题目、论文主要的内容及进度安排、论文主要指标及要求、主要参考文献； 2.摘要：一般为400汉字，摘要介绍设计（论文）的研究课题，本人见解和主要结论； 3.目录：按论文章节次序编好页码，设计图纸要有标号； 4.论文或说明书要求论证严格，层次分明，语句通顺，表达确切，字体端正。 5.参考文献按以下格式列出 ［序号］作者姓名，期刊、名称、卷号、期数、页码（年份） ［序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页码（年份） 6.附录：与论文有关的数据表、计算机程序、鸣谢等。 论文完成后按（一）文本结构的顺序排列好，加以封皮，进行装订。 （二）作品要求 1.设计手册一本 A4规格，16页以上，主要包括封面、封底、目录、设计说明、设计草图、成品效果图等，全硬质封面、封底，并设计版面，彩色打印。版式体现“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字样。 2.展板两张 规格：800mm×1200mm，输出时最低分辨率：300dpi。展板中不少于4张电脑效果图,展板正标题统一为“山东艺术设计学院广告设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副标题自定或指导老师拟定，并设计版面、装裱。 3.毕业生实习鉴定表（详见附表）。 七、毕业设计的组织领导及成果评定 1.本大纲及根据本大纲所制定的毕业设计任务书，是毕业设计工作的具体依据，指导教师必须在毕业设计工作开始前阅读并领会这些文件的含义，学生要认真阅读毕业设计任务书，熟悉资料并明确自己的任务； 2.毕业设计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进行；指导教师应给所指导的学生指定题目，给予必须的原始资料，并下达设计任务书。在毕业设计过程中，指导教师对学生应严格要求，启发诱导，全面负责； 3.指导教师应根据毕业设计的内容由有关单位选派，必要时还应指定有关课程的教师作为答疑教师； 4.指导教师的业务领导人应分阶段检查毕业设计的进展情况，并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5.毕业答辩 （1）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后，经指导教师评阅，并写出评语和平时成绩，方可进行答辩；毕业设计无成绩或成绩不及格，将根据有关规定，取消毕业答辩资格。未参加毕业答辩或毕业答辩未通过者，将影响该生的本科毕业。 （2）答辩委员会由本专业中级以上职称5～7人组成，其中高级职称不少于两人，答辩小组成员备案； （3）答辨分设计情况介绍（10分钟），基本问题（5分钟）和追加问题（5分钟）的答辩。 （4）成绩评定：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分的办法，按百分制评分。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中等艺术学校素质教育研究论文 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作为中等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艺术教育更应快速健康持续发展，但目前，全国大多数中等艺术学校的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招生持续滑坡，生源素质下降，规模开始萎缩等。在这种形势下，中等艺术教育该如何摆脱困境，快速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综合职业素质，乃是强有力的措施。 一、加大思想品德教育力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目前，艺术学校的学生年龄大致在10—18岁之间，正处于半成熟、半幼稚阶段，是独立性与依赖性、闭锁性与开放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学校必须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建立健全学校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严肃校风校纪，并真正贯彻落实到教学、日常活动中去。第二，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成立德育委员会，由副校长主管学生工作，学科设专职支部书记主抓学生管理和德育工作。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志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第三，活跃校园文化，努力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校园文化气氛，使学生有进取心，教师舒心，家长放心。第四，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遵守纪律的观念、文明的行为习惯、自我管理的能力，提高学生适应社会需要的思想道德素质。 二、强化文化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由于中等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学生的文化素质相对薄弱，给他们的升学和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若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就必须大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 第一，要调整课时比例，细心研究教材，精选教学内容。在遵循文化部指导性教学计划的基础上，根据专业的不同，调整文化课程比例。目前，艺术类中专大多采用全日制普通初、高中教材。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时必须对教材进行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科学地精选、取舍，尽快建立符合自己实际的文化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第二，注重教研，探讨艺术学校文化课教学的方法和途径。组织文化课教师参加“新大纲、新教材”及各种教学改革研讨会，定期到重点中学听课、观摩，积极撰写教改、教研论文，研究艺术类文化课教学如何在课时少等条件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径、新方法。 第三，要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开设各种文化辅导、补习班。对文化课基础差的学生要进行个别辅导；对入学后文化成绩较差的部分学生利用业余时间，以小班形式补课，使之尽快达到中等生水平；对参加高考的毕业生开办高考补习班，进行强化训练，提高升学成绩。三、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 从一定意义上讲，未来人才质量和水平如何，关键在于学习了什么课程，从所学课程中获取怎样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因此，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深化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第一，调整课程体系结构。在课程体系中，根据实用、实效的原则，形成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专业技能为核心、专业理论和专业基础知识为专业技能服务的课程体系结构。这就需要适当压缩理论课和专业基础课，加强文化课和专业课，以适应学生升学就业的需要。 第二，加大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大部分艺术学校都是以戏曲专业起家的，可以把戏曲专业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从而积极推进各学科的专业课程改革。戏曲专业课程改革首先要以京剧表演专业为主攻方向，紧紧围绕推进素质教育这个中心，加强专业基础课教学、调整部分专业课的设置，遴选规范教材内容，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加强教学研究，强化集体备课，博采其他艺术门类之长为京剧教学所用。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改革中，要充分发挥教师、教研组、学科和学术委员会的积极作用，认真论证、抓住重点、举一反三、务求实效。积极倡导教学方式改革，使学生从“要学会”向“要会学”；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方式转变，使学生从纷繁的灌输教学中解脱出来，留给学生更多的消化吸收空间，突出学生能力的培养。其他学科的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要以京剧表演专业改革的思路为指导，根据自身专业特点加强教研，及时总结，扩大积累，特别是新专业要尽快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 第三，建立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制。要建立校、科两级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机构，学科评价机构由科主任牵头组成，学校评价机构由校学术委员会组成；采取多种形式，逐步对全校各门课程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重点评价各学科的专业主课；并把评价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学科主任及个人，存入教师业务档案，作为评职、晋级及岗位工资的重要依据；还要逐步建立科学的课程质量评价体系，以保证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学生全面素质的稳步提高。 四、重视青春期教育指导，提高学生的身体心理素质 中等艺术学校学生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虽然好于中小学和其他中专学生，但继续提高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要开设青春期教育课程，配备专职的心理咨询教师，让学生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对美术、器乐等专业做到保证体育课时、有专职体育教师、有体育设施等，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要加强疏导教育，使学生正确对待人生、前途、家庭、社会、荣誉、人际关系等。 综上所述，中等艺术学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摆在当前需要认真思考并积极落实的重要工作。只要艺术教育工作者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就一定能使艺术教育走出困境，快速健康地发展，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艺术学毕业论文:我国抽象艺术学研究论文 一、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一种绝境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艺术理论专著《中国抽象艺术学》的出版。 《中国抽象艺术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抽象艺术理论学术专著。作者许德民，是一位跨领域的艺术家。作为抽象画家，他从半具象、意象画开始，在二十多年前走进抽象，坚持至今。作为诗人，许德民曾是复旦诗社第一任社长，他从写哲理诗、抒情诗、城市诗、意象纯诗到抽象诗，已经走过三十多年的历程。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绘画和诗歌竟然都在抽象境界中异途同归——从情感型到非情感型到对情感的摒弃，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探索与实践，走过一条否定之否定的艰难崎岖的艺术道路。 近十多年来，许德民除了绘画、写诗，还把更多的时间用于抽象艺术理论研究。我曾经和他聊过这事，按理说一个画家的本分应该是画好画，少分些心。他说他的理想不是仅仅做一个好画家或好诗人，而是要做一个有自己独立学术思想的艺术家，做一个对历史和社会有贡献的学者型艺术家。一个没有独立学术思想的画家是不能称为艺术家的。同样，艺术如果没有学术的总结、归纳和引导，也影响艺术的深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社会成果让更多的人接受和了解。 他说，中国的抽象艺术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我们在各种文本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抽象文化、抽象审美、抽象思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却没有一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甚至没有一个专职人员在研究它，这种巨大的文化反差也是他重拾理论的重要原因。他宁可花上几年的时间不画画，或少画画，来做抽象艺术的学问。“我是先行者，使命感和虚荣心都逼着我在这条路上一路走到黑。”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社会理念，至今在他身上保存完好，他自己把自己逼到了一种绝境。 二、看了这本书，我们能得到什么？ 如果是画家或美术爱好者，你会全面了解抽象艺术的理论，知道抽象艺术应该具有完整而严密的审美和价值标准，它们是原创、审美、精致、中国文化元素、艺术家的素养和资历。其中最重要莫过于原创。原创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更是抽象艺术的灵魂。它的图式、符号、材料、技法、题目、题材应是独创性地运用。就像看到世界上第一幅架上抽象画诞生于一次偶然性的颠覆：康定斯基以“构图”、“即兴”、“抒情”命名的作品，它的陌生化，和“这幅画中无法辨认出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那种客观真实。”（米歇尔·瑟福）成就了康定斯基抽象艺术之父的地位。譬如，美国表现主义抽象艺术大师波杰克逊·波洛克，因其独特的“滴洒法”创作了《1948五号作品》，并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格成为世界艺术的“标王”。 如果是一个不懂抽象艺术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会知道抽象艺术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不会再信口雌黄地说什么抽象画看不懂，或太难懂；是“乱画”，太简单，小孩都会；早过时了，没有标准等等。他会懂得什么叫抽象艺术，抽象艺术该如何审美和理解，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畏。抽象艺术是人人可以进入的艺术，但是要画好抽象画，是十分艰难的。 如果是文化人士或者学者，这本书会告诉你中国五千年抽象文化的诞生、变化和发展。他会更深刻地理解抽象艺术的价值取向和对生命的意义。“象形文字出现以前，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抽象符号和元素就出现在史前石器和用具上。从七千多年前中国仰韶文化时期开始，丰富多彩的彩陶纹饰就将中国人的审美带入抽象美。”但长期以来，中国抽象文化是“实证”大于言论，史料多，言论少，使得中国抽象文化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分散在工艺美术、书法、织锦、建筑、庭园设计等各个领域，没有成为一个单独的美术体系被人认识。因此在漫长的中国美术史上，抽象文化处在一个失语的状态。我们虽为中国庞大的抽象文明而骄傲，却又更为长期以来抽象文化没有受到重视、得到珍惜而惋惜。 三、“抽象诗学”的学术含金量 书中有“抽象诗学”一章，这是许德民近年来研究抽象艺术的最新成果。作为诗人，他始终有着诗人情怀。当他把抽象艺术的研究推向一个高度之后，自然想到了诗歌。诗歌在美术的各个流派里：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荒诞主义、印象主义、意象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能够找到对应的形式，甚至在很多学术流派里，是诗歌影响了绘画。但是，当绘画走到抽象绘画阶段，诗歌失语了。至今一百年，诗歌（文学）拿不出和抽象艺术对应的文学作品。许德民的抽象诗的出现，在理论上打破了这个僵局。他使得诗歌在创作和审美的理念上，有了和抽象艺术创作和审美相同的途径和境界。抽象诗（抽象文学）的理论的出现，是许德民此书中学术含金量最高的一章。 四、许德民的若干“原创” 《中国抽象艺术学》纠正了中国抽象艺术是跟西方学、西方走的偏见。 抽象艺术被认为是西方的舶来品的原因之一是“抽象”是外来语，一百年前，西方人开创了“架上抽象画”时代。作为20世纪最流行的抽象艺术，西方架上抽象绘画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抽象绘画的集体萌发。但是，外来的激发和本土文化的传承是不矛盾的。用外来的观念审视和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并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发现新的“大陆”，也是顺理成章的。许德民在此书的“中国抽象艺术的民族化、本土化的研究”一章里，以图文的形式雄辩地论述了中国抽象艺术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理应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并以民族文化的形式与世界对话，显示了一位中国抽象艺术家的雄心与抱负。许德民认为：抽象艺术是人类的审美艺术，审美是人的天赋，人的天赋怎么可能只属于西方？中国人的抽象审美天赋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天赋极高，足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媲美！ 从书中，我们还惊异地发现，作为抽象艺术家的许德民的许多“原创”——他在上海开设的“角度抽象画廊”，是中国第一家抽象艺术的研究和文化推广机构。举办讲座、展览，组织学术论坛，坚持至今已经十年，文化的意义远大于市场的意义。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抽象艺术必须有审美和价值标准，并且建立以原创、唯美、精致、中国文化符号、中国人文精神和画家的知名度等六大标准的价值体系。他创办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一本《中国抽象艺术》学术刊物，成为抽象艺术在中国发展和成长的见证。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方法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 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摘要：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和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现代高科技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摘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摘要：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心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新问题》中将目前中国职业片创作和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摘要：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摘要：“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和国际准相接轨”。前期和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影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摘要：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和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和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新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规律，它和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理论学习，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和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新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功能，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摘要： 职业传统的分类摘要：艺术职业片和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和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和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续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实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拟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摘要：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和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聪明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目前状况。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和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练习班和动画设计练习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和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和教学布置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心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索。我们根据自己的特征，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定，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新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时尚性和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征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摘要：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新问题 文化课语文、英语、法律、哲学、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征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征，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把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练习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练习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自然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把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征，电影语言及理论探究。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熟悉。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和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方法摘要：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和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以下特征摘要：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和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学习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目前状况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熟悉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科学性。加上影视理论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熟悉，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和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艺术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实，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和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教育中体现商业性应注重的新问题。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熟悉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规律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和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功能绝不可忽视。目前在中国，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定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定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重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定和选择能力。假如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熟悉，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和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发展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经济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和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职业艺术学院职业教学论文 引言：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不平常的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同时也经历了空前的文化转折。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的一个分支，中国职业正经历着最为辉煌的高峰和最为险恶的低谷。80年代上海美影厂出品的《大闹天宫》（1982年）、《哪吒闹海》（1983年）、《三个和尚》（1982年）、《小蝌蚪找妈妈》（1981年）、《人参果》（1982年）、《金猴降妖》（1989年）、《女娲补天》（1986年）等一大批职业影片在国际上获奖，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目光。在此之后，随着90年代的来临，《狮子王》（1994年）、《钟楼怪人》（1996年）、《花木兰》（1998年）等一大批海外商业职业大片的成功上映，使得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职业热潮，中国职业相形见绌。因为90年代，中国职业几乎没有能与之抗衡的作品。再加之高的引进，为外国职业艺术家提供了更先进的和充分表现艺术的可能。1995年《玩具总动员》、1999年《泰山》、1999年《恐龙》、2001年《怪物史莱克》、2001年《怪物公司》等一大批数字职业电影的涌现，将职业艺术的视听表现力推向极至，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回报，也引起强烈的反响，创造了《狮子王》获3亿1290万美元票房，《玩具总动员2》获2亿4580万美元票房，《泰山》获1亿7110万美元票房，《恐龙》获1亿3780万美元票房，《怪物史莱克》获2亿6766万美元票房，《怪物公司》获2亿4463万美元票房等商业奇迹。 另外，职业的周边产品的开发更使商业潜力无限。外国电视版职业的大量引进，极大的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这使我国小至家家户户的电视节目，大到大街的书店报亭，玩具、礼品店，无不充斥着外国职业的周边产品：漫画、宣传品、装饰品、服装鞋帽、日用品、玩具等等。由此，外国职业不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且又极大的促进了下一部影片的成功推出。机器猫、米老鼠、皮卡丘、蝙蝠狭、史努比等大批卡通名星已深入人心，而我国传统职业中的孙悟空、葫芦娃等中国明星，在当今中国年轻人当中，却很少被谈及。至此，中国职业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 造成这一形势的原因很多，这不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是在长期计划下进行创作的必然结果。那么，在新形势下，中国职业该何去何从，中国职业人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有资料指出：从1990年10月召开的“全中国职业联席会议”开始，九十年代中国职业实际上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大的转型，职业界进行着新的一轮创业。面对新文化的建构.新的职业艺术理念和新的经济观念，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世界职业业对中国职业的冲击，中国职业应改进自己的创作，向职业的商业化，市场化迈进。 1999年8月上海美术制片厂率先推出了《宝莲灯》，这便是中国职业对职业大片完全商业性运作的第一次尝试。票房收入2000万人民币，加之影片后期产品及衍生品如光碟，画册，文具，玩具，服装等，商业回报相当可观。由此可见，不是中国职业无市场，而是中国职业缺乏商业性。尽管此片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议，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无疑有着极为重大的转折意义，它为中国职业吹响了向商业化迈进的号角。 （一）。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应注重职业教育。 中国职业产业要发展商业性，教育是关键。正如我国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主任梁晓涛在他的文章《国产职业事业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将中国职业片创作与制作的全程比喻为一条鱼：鱼头为前期创作（包括剧本、美术设计、动作设计、导演、文字分镜头及画面分镜头台本等），鱼身为中期制作（包括设计稿绘制、原动画绘制、背景绘制、描线上色、拍摄等），鱼尾为后期制作（包括剪辑、作曲、演奏、声效、配音、合成等）。梁晓涛说：“很遗憾，我国动画的创作和制作恰如中间粗两头细的鱼一样，前期创作和后期创作薄弱，而中期制作倒已经与国际准相接轨”。前期与后期创作的薄弱严重我国动画片的品质，阻碍我国动画片顺利进入国际市场。 梁晓涛在文中还指出：在前期创作中，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程度尤为突出。目前，我国具有专业水准的职业编剧凤毛麟角，我国制作的职业片故事性不强即为佐证。目前从事职业片编剧的人员中，儿童作家和美术制作人员居多，这使职业片的文学与美术的含量很高，但是，由于这些编剧对电影语言运用的不成熟，导致职业片的影视感不足，缺少视觉震撼力。与此相类似，职业导演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我国，职业导演多为从美术人员转行而来，美术含量高而影视思维弱。而对于职业导演来说，虽然需要美术修养，但电影语言的娴熟运用才是职业片成功的根本。因为职业片是电影的一个片种，它要遵循电影创作的所有，它与其他电影片种相区别的根本点只不过是它用职业的形式来表现而已。由于我国目前的职业导演很多都没有经过系统的电影，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就显得不娴熟，更缺少创造性，所以我国多数职业片的电影含量不高，播映效果欠佳，这是我国与其他职业大国职业节目的主要差距之一。 这两个薄弱环节恰恰体现了中国职业商业性不强的问题。正是剧本和导演两个环节的薄弱，导致中国职业片成为“内容贫乏，情趣低下”的代名词。中国职业失去了市场，失去了观众。造成这两个环节薄弱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从业人员缺乏商业意识，不能从市场出发进行创作，忽视了商业性在职业中的重要作用，要增强职业创作的商业性，就必须从职业教育中抓起。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培养有商业性思维的高素质创作人才，是发展中国职业，当务之急。 （二）。商业性在教育中的体现。 那么，何为职业的商业性？它自身又有哪些特性呢？ 那麽先让我们明确以下两组概念： 职业传统的分类：艺术职业片与商业职业片。商业职业片又包括影院职业片与电影职业片。 艺术职业，多为40分钟以下的短片，这些影片不以盈利为根本目的，而以追求某种艺术境界或表现艺术技术为宗旨。在我国，更加重视这类影片的艺术性中所包含的教育意义或道德情操。如《骄傲的将军》（1956年）、《牧笛》（1963年）、《三个和尚》（1980年）、《超级肥皂》（1986年）、《山水情》（1988年）等，都是这一类的优秀职业片。为艺术而艺术，固然是一种善的追求，但遗憾的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故事在一定意义上早已断言最终会到来的优劣之差；在商业大潮冲击下的职业片市场，艺术职业片的发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商业职业片，顾名思义是以追求商业价值为主要目的的影片，市场利润是衡量此类影片成功与否的标准。在这类影片中，一切艺术性因素都首先是现实经济效益的手段。商业职业片又可分为影院职业片和电视职业片。 美国迪斯尼公司出品的《白雪公主》（1937年）、《狮子王》（1994年）、《花木兰》（1998年）等可说是典型的影剧片。新中国成立至今，严格意义上以商业价值为目的的影院职业片应从《宝莲灯》算起，而它之前的几部职业片《大闹天空》（上，下集）（1961-1964年）、《哪吒闹海》（1980年）、《天书奇谭》（1983）、《金猴降妖》（1985年）等虽然也有拷贝远销国外，但人们更重视它们的是社会效益和艺术影响力，所以称其为影院艺术片更为恰当。 商业职业片具有的那些商业化特性便是职业的商业性。它不单纯指传统意义上的商业性职业片，也不单纯指好莱坞式的商业片，而是指在中国国产职业民族风格基础上增添的商业化成分。这样，我们就不会完全否定历史成果，而是更多考虑如何继承和发扬。韩国电影1995年之后的崛起，再次证明任何单纯意义上的模仿都不是职业艺术的真正出路。韩国电影商业化的成功，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和较高的艺术品味。他们之所以会为世界认可，就是在推动影片商业化的同时，不忘保存民族风格，根据自己国情，不盲目降低艺术水准。注重商业性，是指培养这种观念，培养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的艺术创作才能。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过硬的视听语言表达能力，扎实的绘画功底，善于讲故事构思剧情的创意能力，与人协作能力，整体的卡通意识及对新鲜事物的把握能力。 综上所述，培养具备以上能力的从业人员，才能够真正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才能凝聚了更多人（社会团体）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创作完成艺术作品，最终实现商业利润的最大化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1．国内各院校职业教育现状。 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应该说较早。回顾职业人才培养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五十年代初。1950年钱家骏、范敬祥等职业家曾在“苏州美术专校”开办职业科，先后招收两届学生。该科在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调整时，并入北京电影学校，学生于1953年毕业，而后停办。其中大部分师生进入“美影”工作，为美术电影增添了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在六十年代初期。1959年“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成立，设立职业专科，由钱家骏任主任、张松林任副主任培养具有大专程度的职业人员。该校共培养了两届毕业生，先后于1961、1963年毕业，但于1963年停。，这批专业人员又充实了“美影”的创作队伍。 由于“”的干扰，培养职业人才的工作中断了十多年，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第三个阶段就是在十年动乱之后，“美影”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动画人才。一是电影学院开设动画班，多次派专业老师任教，培养了一批高等程度的动画人员。二是与上海华山中学合作，开设中等程度的动画动画班，共招收三个班级，培养了六十多名动画人员。三是在厂内开办动画训练班和动画设计训练班，以边实践边学习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人员。通过上述三种途径，在八十年代，又有一大批动画人才正在茁壮成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动画教育仍显得规模很小，专业学科建设欠缺，而且没有形成系统性与联系性。乃至今天在课堂设置上与教学安排上，还没有实现完全的正规化。 近些年来，发展职业教育已被摆到议事日程上来。美术电影人才的培养，尤其高等职业教育工作，迫切需要发展。两年来，国内已有近十所高校开设了职业专业。新的职业艺术家将在他们中间出现。目前，开办职业专业的院校大致分为两种，一类为影视艺术类院校，包括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等，其办学特色以电视节目制作、艺术性电影、脚本编剧等为主。另一类为艺术类院校，包括吉林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美院等，办学特色以平面漫画出版物、多媒体技术、影像视频编辑为主。从办学数量上看我国职业教育已经有了很大改观，而培养人才的层次也有了显著提高，并且逐渐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这无疑是对整个中国职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真正的实现中国职业的商业化，还须继续努力。 2．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分析 面对蓬勃发展的职业教育行业，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保持着冷静的思考。我们根据自己的特点，分析当前形势并做出了自己的判断，确立了自己的教学体系和思想体系，走出一条新路，确立了自己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 中国需要大量的职业从业人员，学校教育是一条重要途径。课程设置必须明确培养方向，如一般的业务人员要加强其动手能力的培养，而高级专业人才，除了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动手能力外，更要加强其艺术修养和理论素养，即着力培养其艺术创造力。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针对当前职业业面临的人才问题，制定了科学、系统、正规的职业专业课程。以宏观的职业产业为切入点，重新整合职业专业各门课程的概念和含义，充分发掘和倡导职业的性与娱乐性，深抓有专业特点的基础课建设，重视影视语言修养的培养，有机搭配成熟商业职业人所应具备的各学科知识。 表四：专业 分类课程内容目的内容要求针对问题 文化课语文、、、、西方美术史、艺术概论、美学基本素养和社会生活知以课本为纲要，以职业专业角度为切入点，思想不深刻思维狭小艺术修养低 专业课基础素描、速写、色彩、绘画技能具有职业专业特点的基础教学。强调空间造型结构特点，要求学生要理解型和掌握型。绘画能力差造型能力差 专业课职业、原画、设计搞、造型设计、场景设计、画什么训练学生严格的达到标准的职业制作工艺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达到较高的职业表演能力，及丰富的想象能力。高标准的制作水平 专业微机课二维拍摄后期合成、特技、三维、建模、渲染、贴材质、现象、利用科技手段做职业。掌握高科技手段实现职业意识。技术能力弱工作效率低 专业理论课。影视鉴赏、视听语言、电影艺术史、职业市场学怎样画结合职业专业特点，电影语言及理论。编剧能力差，市场观念弱 这样的课程设置层次分明，所包含知识全面，有利于学生将来从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加深对职业的理解、认识。这样的课程设置体现了专业与基础的并重，协调了二者的关系。正如电影学院院长孙立军所说，“让我们来看看迪斯尼做职业人物造型的：造型设计师在对剧本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现实生活中找与职业人物性格相近的模特，对其写生。在把握了对象的总体形态和性格特征后，再来进行抽象和提炼。这样创作出的造型才生动，才能打动人。”可见，二者皆重要，不可偏废一方。 其次，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对伍，为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倍出提供保障。汇佳职业艺术学院的教师不仅具备广泛寬博的知识面，灵活机智的教学法，专业精深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具有以下特点： 教师素质优势 文化课专业学科院校毕业头脑灵活由学术著作的优秀人才知识渊博能灵活调度知识间有机联系增强信息量 专业课基础背景设计或有专业知识的美术院校本科生使基础与专业课更有机联系 专业课从事专业创作多年的有高等教育经历的创造性人才使学生学习到更有高度的专业知识 专业理论课影视，编导专业的有建树优秀人才增强学生的电影知识 专业微机课熟悉软件，有多年创作经验的优秀业内人才增强表现手段的先进性 （2）。显著的教学成效 经过一年的教学探索，我们已取得显著成果。第一学期，学生已经完整地将整个职业流程系统地了一遍。基本上能够独立完成小短片，创作出各种教学短片不下20余部，其中较为成熟的有3部。学生的创作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从一般的传统职业向新式风格化的影片提升。第二学期，一方面增强了基础课学习，为进一步表现更加深刻的造型和动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增加了对业界现状的了解，通过对上海美影厂即相关动画公司的考察学习，学生开阔了眼界，认识到了当前形势，更加深刻理解，学校课程的实用性以及性。加上影视课的学习，学生都在原来基础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学生对本专业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确立了奋斗目标。 与此同时，良好的办学声誉为学生提供了极好的实践机会。学生完成社会项目多个（短片8个，及其他职业片多个）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学生创造了展示自己的机会。2002年5月20日，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动漫节上，我校一名学生的作品获优秀奖。 由此可见，汇佳职业学院教学模式已基本形成，艺术风格及取向基本形成，集中体现为当前正在积极制作的职业片《库比》。 我们取得的成绩再一次证明，专业方向的正确性及实施的有效性。它不但解决了学生将来就业的顾虑，同时也解决了家长的顾虑，极大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得教与学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方向一致。 （三）。在中体现商业性应注意的。 虽然我们在很短时间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如学籍管理的有关细则还有待完善，各学科的自身建设还有待于深化，各学科间的有机联系还有待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对专业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尊重各学科独立性的同时，应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增强知识的联系性、有机性。这将更加符合教学及学生的学习规律。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作为一个年轻的学院，带着蓬勃的朝气，不会墨守陈规，而是积极进取，注重探索与实践，时时刻刻关注着业界的动态，把握着的脉搏，在既定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我们在今后的教学中，还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改进不足，对各学科知识的不同层次提出更加细化的要求，坚持创新、求实的治学精神。 （四）。强调商业性并不等于否定艺术性，二者应实现统一。 汇佳职业艺术学院倡导商业性，但并不等于排、否定艺术性。我们对艺术性的追求是建立在商业性基础上，即建立在务实基础上的艺术追求。在教学中这样教导学生，职业不是单纯的商品，它是承载着精神内涵的文化产品，它的宣传、诱导作用绝不可忽视。在，14至17岁的青少年已经成为低幼儿之外的第二个职业片大宗受众，也是卡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一年龄正处于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权，但没有成熟的判断和选择能力的阶段。这就对我们的职业创作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是顺应他们的盲目选择，被他们的喜好牵着走，还是用既能够占领市场又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优秀作品来教育、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形成理性、健康的判断和选择能力。如果职业创作采取盲目迎合的姿态，必将造成深远的负面。同学们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自己肩上的责任感和应处的地位，既是大众文化的创造者，更是大众文化的引导者，而不是被动的跟随着。这样，一方面避免商业性影片不至于庸俗化；另一方面也使艺术性不至于过于超脱。我们的动画艺术是能被广大观众接受的高档次高品位的商业动画艺术。这样艺术会成为有本之木，商业性会成为有源之水。艺术性与商业性互为补充，相互促进，这样才能最终中国动画。 随着我们的努力，我国的商业职业必将带动动画及文化消费的提升，同时也将给动画的艺术性创造更丰厚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环境。汇佳动画艺术学院一定会做出商业性、艺术性皆高水准的动画影片来服务社会，这是每位汇佳动画人的理想。不可或缺的商业性是艺术性提高与发展的有力保障，是汇佳实现其理想的必行之路。 艺术学毕业论文:艺术学研究与学术规范论文 拙著《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欢桓鑫薹ɑ乇艿氖率凳牵渲兄辽?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而我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如前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艺术学毕业论文:电视剧艺术学建构管理论文 一 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还是属于社会科学，都是对一种现象的描述、概括和总结，并且在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电视剧艺术学创建活动即是由于在社会展衍进程中现实地存在着的电视剧文艺实践所发出的历史必然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把握行为。正如其它艺术模式和艺术阐释一样，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电视剧艺术理论也并不能脱离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而独存，其必然是作为整个人类大文化环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在这个大文化环境里，艺术实践与艺术理论既受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催发，又以能动的积极参与精神扮演着文化环境本体拓展的主体角色。这是一种辩证运动的关系。人类大文化环境和各文化组成形态在互相作用的状态下按照它们的内在规律向历史的另一端行进，而从宏观文化与微观理论思维的相互作用与辩证交融的界面上出发去探究与二者相联系并且积极介入其中的一种建设性意识及其属性就成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先锋意识正是我们在文化迅速嬗变的当前历史背景下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所要求的重要质素之一。 这里，在概念内涵上我们首先要把这里所说的“先锋意识”同西方的先锋派艺术及其理论区别开来。自本世纪初以来先锋派崇尚者及实践者们尽管所持具体观点各异，哲学流派背景错落纷杂，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甚至老庄哲学等都被其所采携，但在求奇索怪这一层面上却殊途同归。虽然不能否认在某些艺术领域内确有出色的专门家的存在，但一般来说，对一切传统模式的极端反叛构成了他们“独创性”的主要艺术趣味，从总体上看类似迪尚把小便池以《喷泉》命名后提交艺术博物馆要求展出的行为也就基本上反映了该艺术思潮的艺术追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强烈消解色彩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艺术实践和理论当然不会成为我们散发清新朝气的崭新艺术学的催化剂，不论从外表还是内里都无法看出两者有太多相接近的地方。我们所说的“先锋意识”，指的是主体在理论施事前在大脑中所孕育的一种运动的积极的充分的能动的观念，它包含丰富的潜意识和显意识内容，并深刻地在整个理论思维生长过程中发生着影响。显然，这更接近“先锋”一词的原始意义，而在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前和建构中做为一种认知态度的存在它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拥有这种“先锋意识”呢？在众多考察视角之中，我们可以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向度来审视：一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文化环境变迁的运动关系来看；二是从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与当前大文化条件下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关系来看。 必须承认，虽然与整个宇宙时空相比人类的历史显得十分短促，但人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进程中确已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一过程不仅仍在蓬勃地继续着，而且在量的积累上也越来越是以一种加速度的方式来完成的。进入20世纪以来，原来需用千年百年才发生较大流变的诸多传统文化模式受到了革命性冲击，发韧于欧洲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生革命循环模式已经可以用几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个更新周期了。在人类文化模式遽变的状态下，包括传统艺术及文艺理论在内的所有人文现象都毫无例外地重新受到了现实的拷问以求证其文化生存权力。幸运的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为物理基础的电视艺术（含电视剧艺术）在新的大众文化角逐中不仅没有落得下风，反而取得了不俗的话语权力。而在这种新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视剧艺术理论建构之所以要有一种先锋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并不由它自己所决定，在更深的层面上是生产力水平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对其表层文化形态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包括哲学、美学、文化学等等在内的全部人类精神产品以及复杂多变的人类文化现象无不是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而存在的。恩格斯说：“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电视剧艺术实践及其理论是文化嬗变的产物，而文化嬗变又根本上是受生产力的推动才得以进行的。因此，在缤纷的艺术部落中由于先锋性生产力因素的介入而获得多种优势从而兼具传统文化、工业文化和科技文化属性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具有一种内涵丰富的先锋意识就不仅是其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它所存在的环境对它的必然规定。 横向地看，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对“先锋意识”的要求在与其它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相较中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把握。我们知道，人类庞大的艺术殿堂中珍藏着无数瑰宝，有的历史极为悠远，从原始社会绵延至今，如歌咏、舞蹈；有的在早期艺术形态发育并不充分，后随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进一步从社会实践中分离出来，如书法、篆刻；有的本来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伴随着人类新的物质产品和技术手段的产生而产生的，如电影、电视。无疑，在这个艺术大家族里，电视艺术是诞生较晚但却发展最快的一个。它所具有的文化先锋色彩不仅在与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雕塑、建筑等传统艺术相比时可以直接地感觉得到，而且从技术支持层面上看同与其相差不大的电影艺术、电脑艺术以及其它融入更多新科技因素的艺术相比，从目前看它仍然拥有领先一步的受众认同感。这一地位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电视本体对作为当代社会群体主体的“人”的更胜一筹的适应能力决定的。作为电视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电视剧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艺术实践同姊妹艺术电影或者其它艺术形态相比在先锋性内容上也要更特殊一些。以综合艺术面貌出现的电视剧从接受视角看比传统的电影方式有着获取更便利、选择方式更灵活和审美持续时间更长等一系列新特点，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一种几乎集中了所有传统艺术样式于一身的现代艺术体裁。电视剧的创造过程得到了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艺术因素的积极介入，而每一艺术样式自身亦处于时刻运动状态之中。这样，不断变化着的其它艺术动态便会在电视剧的生产中体现出来，电视剧艺术本体亦酝酿了更多的先锋意识生长点，而这同时也就必然提高了电视剧艺术学构造理论神经的反应能力。 二 那么，电视剧艺术学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都有哪些内容呢？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把握： 一、整体把握的自觉性。 这里所说的整体把握包括两部分：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与其生长的文化环境做为一个紧密整体来把握；一是把电视剧艺术学内部众多组成因素做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电视剧艺术学所生长的文化环境是一个随时处于运动变化之中的复杂组织体，电视剧艺术学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环境中任何其它成分的改变都会或多或少地对电视剧本体的衍变脉络发生影响。同时，电视剧本体也处于一种由许多艺术因素和非艺术因素所共同组成的极具综合性的交融状态，其组成因素的任何变动亦会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提供新的切入点。电视剧的外部因素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大环境，其内部各要素则构成了电视剧文化的小环境，不论对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必须用整体的眼光对待之。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整体眼光必须是在充分自觉的基础上所施为的。可以说，能否自觉地运用不同方法对电视剧实践做整体的分析和梳理是电视剧艺术理论最终能否全面而扎实地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保证。 二、联系实践的敏锐性。 电视剧是一项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的事业，简单停留在纯文本层面上是不能够对其有太多助益的。而理论的特点是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易于走近它的书面性内容循环，正如电视文艺理论家曾庆瑞先生指出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艺术科学，在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的时候，容易封闭自足，容易满足于自我欣赏，而脱离实践，不少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教训。”在艺术实践中，电视剧与其它艺术相比起来的综合特征十分明显，它的实践内容也更为丰富，这就必然要求电视剧的艺术理论要更紧密地联系实践。我们不仅在考察电视剧的艺术本质、艺术哲学、艺术史等宏观内容时随时要以实践做为立论行文的根本，而且在探求诸如电视剧艺术创作、艺术接受、艺术管理等应用行为突出的电视剧本体形态时更要强化一种敏锐的实践观念。对电视剧理论工作者来说只有具备了有着灵敏的实践感应度的理论触角，才能真正为电视剧艺术学大厦的崛起做出大的贡献。 三、文化适应的主动性。 在科学技术和物质创造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被改变。如前文所述，在新的人类文化条件下所有人文现象都要受到现实的重新拷问以求证其话语权力，历史将迫使种种艺术形态为其存在的理由注入新的规定性，如果艺术不能合理地调整自身对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适应状态，那它就会随时处于可能被淘汰的危机之中，这就是说，艺术本体应该有主动更新价值取向的能力，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教条。在艺术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历史新背景下保持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稳定和提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用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思维去适应文化的流变过程。在文化适应上的消极被动心态是殊为有害的，不少所谓“不景气”的艺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于环境的变迁等外力因素使其容光不再，实际上从深层看相当大程度上是该艺术模式对环境的主动适应性较差造成的。电视剧艺术从目前看无疑是在文艺实践中较为出色的弄潮者，但不可忘掉的是，电视剧理论时刻要怀有一种文化竞争者的危机感，唯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网络剧时代以一个建设者而不是一个迷惘者的角色出现。 四、贴近大众的积极性。 与文化适应相伴，电视剧艺术学还要特别注意明确其同广大受众之间正确的关系。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是我们在讨论电视剧艺术学种种属性时须臾不能被忘记的。可以说，如果不是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生力军而昭显于当世，电视剧是不可能有着如现在一般旺盛的生命力的。在理论施事中切勿把这项鲜活的理论形态搞成一种只为“精英”们所瞻阅的书斋文本，在这方面理论界的教训是不少的，特别是在许多人文科学理论的阐释方面，有相当多的理论被搞成了逻辑水平不高但又艰涩费解不知所云的半成品。电视剧与广大受众贴近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作品的接受价值的高低，而电视剧理论对大众文化切入程度的深浅又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剧艺术实践正确的方向感的树立。电视剧艺术理论积极地投入到大众文化氛围之中去，不仅可以了解社会受众对电视剧艺术的接受程度和接受水平，而且又可以捕捉社会心理对艺术生产的新的审美需求，从而得到丰富的文化给养。 五、道德建设的紧迫性。 表面上看，电视的艺术学理论同道德建设没有太多的直接联系，它们好象是两个相距较远的属于不同范畴的概念。但需要强调的是，在电视剧艺术理论工作者的思维中道德建设不仅不能消解而且应始终把其放到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上。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怀有充分的责任感去关注一个时代的道德建设，而只满足于在它狭窄的圈子内搞所谓“纯理论”的研究，那么这种理论就必定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理论。电视剧理论建构中的先锋意识所包含的重要因素之一即是对社会中的人的道德感的积累和张扬，这是由电视剧的大众文化属性所决定的。电视剧在作品中所传达的内容往往成为大众精神给养的一个重要源头，因而传递怎样的符合历史和美学双重要求的正确价值观就显得特别重要。在当代复杂的社会精神背景下坚持给予道德建设以充分关注，始终不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精神家园的追求，保证大众文化时代的电视剧艺术实践和理论不会在躁动不安的虚浮状态中迷失自己，对电视剧艺术学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 上述五个方面作为电视剧艺术学理论建构在文化嬗变中的先锋意识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紧密相联的。可以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能否自始至终地抱持这些先锋意识内容不仅是塑造良好理论施事心理的需要，而且也是电视剧艺术学学科质量和水平能否得到保证的重要前提。 艺术学毕业论文:影视艺术学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艺术与技术合流、电流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技术学与影视艺术学。这种组合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革，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本文简要回溯了影视各自独立成为艺术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正是在电影电视为争得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与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件超越原有范式的影视艺术学的新的学科范式，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即旨在从学术层次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并给这种结合以学理上的论证。 [关键词]影视艺术学范式变化整合理论重构 新世纪伊始，一个新系在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成立，名曰“影视艺术与技术系”，乍一听，这名字稍嫌冗长，读之也觉拗口。不过因为她是在理顺了各方面关系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运作的，而且她依托于广播学院及其所属电视学院这一强大后盾，所以组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将原来分属不同系别的四个相关专业——表演专业、导演专业、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和动画专业结合，组成一个新系，这更多涉及的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比较易于解决，因此，虽然两年多的筹建时间不算很短，但一个全新的艺技系毕竟顺利地诞生了。而从学术层面探讨电影与电视作为艺术的结合，则显然比单纯的一个系的挂牌成立困难得多。能否及早给这种结合的产物——这个诞生于千禧年的幸运儿——以学理上的论证，也许会关乎她日后的顺理成章。 一 艺术与技术携手、电影与电视联姻之后，将会出现两个新的学科生长点——影视艺术学与影视技术学，要使这两门学科成为真正规范的常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之所以称之为新的学科生长点，并不是指这两个学科的名称是新的（它们在不同的场合已被屡屡使用过），而是因为这种组合不是一次简单的相加，它应该意味着一次触及本质的学科变化，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 “范式变化”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因（ThomasKuhn）定义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⑴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影视技术学尚处于草创阶段，其“范式变化”还不明显，本文姑且不论，而由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发展到影视艺术学，⑵其间经历的学科的“范式变化”将是巨大和不可避免的。托马斯•库恩曾指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取决于该学科是否提供了被广泛接受的范式（Paradigm，或译范型，规范），范式乃是理论由以设立探讨目标、解决方式以及断定其价值的依据。换言之，也就是有没有提供构成该学科的基本结构、基本概念以及特有的研究方法。而一门学科范型的推陈出新，则标志着该学科的革命性发展。⑶任何一个新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本学科研究的方式方法、成就和缺点的清醒认识，⑷若以此标准衡量，作为学科的影视艺术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谈论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的结合，以及因此产生的从电影艺术学、电视艺术学到影视艺术学的“范式变化”之前，有必要先来简单回顾一下电影和电视成为艺术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而奋斗的历史，同时也就是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成型的历史。 尽管电影和电视是如此年轻，但是我们仍然无法确知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的起点。因为与其他传统艺术相比，电影和电视带有如此浓厚的技术色彩。电影的诞生不过百余年，电视的历史就更短，众所周知，两者诞生之初都没能在艺术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此后电影和电视的每一次飞跃，都笼罩着技术进步的耀眼光环，当人们瞩目并惊叹于技术的伟大时，艺术之被忽视就是自然的了。电影由最初的杂耍技艺和一种以娱乐为目的的商品争得艺术的称谓，花了相当的时间。“把电影的诞辰定在1895年是出于对电影技术发明人的尊重，或者说，这只是电影技术的诞辰，这个日子和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并没有直接的关系。”⑸电影“作为艺术，它实际上是20世纪的产物”。⑹即使“在艺术理论界，电影也被视为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所谓‘电影不是艺术’曾是德国吐林根大学美学和艺术史教授康拉德•朗格的著名结论……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也曾经是一个最瞧不起电影的人，他可笑地预言说，‘电影要成为艺术，惟一的办法就是摄制一部完全用字幕构成的影片’”。⑺最初的电影是无声的，只用作客观世界的记录，必然强调电影的复制能力，但即使是电影获得了声音之后，一些写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如安德烈•巴赞和克拉考尔等人仍对电影能否称为真正的艺术表示怀疑，克拉考尔说：“如果电影是一门艺术，那么它便是一门不同寻常的艺术”，“是惟一能保持其素材的完整性的艺术”，⑻尽管没有直指电影不是艺术，但是这种论调对电影成为真正的艺术起到了消极的阻碍作用。他们认为电影仅仅是“照相艺术的延伸”，电影的早期就是“活动的照片”，是“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先生干脆断言克拉考尔等人的理论是非纯理论：“物质现实的复原”与其说是一个审美性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命题。克拉考尔理论的非纯性质几乎是无须论证的。”⑼巴赞—克拉考尔学派对电影自身形式和电影内部语言的轻视，至少从客观上助长了“电影不是艺术”观念的流行。 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导演开始在实践中尝试镜头的运动，段落的剪辑，逐步摸索电影特有的语言，此后，随着有声片的出现，色彩的应用和特技的使用，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电影叙事手法，电影开始有了自己的文法和修辞手法，尤其是以探讨镜头的不同组接为核心的蒙太奇理论逐步完善，使得电影渐渐被人们视为独立的艺术。一批造型派理论家如雨果•闵斯特堡、谢尔盖•爱森斯坦、鲁道夫•阿恩海姆等人在这个过程中贡献巨大，正是他们强调电影必须脱离单纯的机械复制，发掘出电影影像的表现力，从而确立了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特性，确立了电影的艺术品格。 电视的命运与电影相似。电视的发明与科技的进步更加密不可分，当电视在本世纪30年代正式播出时，就显示了余生据来的大众传播媒介的顽固特性，它想争得艺术的地位就更加困难。不仅传统艺术的领地不肯接纳电视这个新生儿，即使是在早期遭受同样冷遇的电影也不愿承认电视的艺术地位，上文提及的电影理论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电视是汽车和飞机的亲戚，它只是一种文化上的‘运输工具’”，⑽既然都曾受人冷遇，更应惺惺相惜，但是电视表现出来的工具理性实在太强，所以对它作艺术上的价值理性的评价就尤其困难。之所以至今仍有相当数量的人不承认电视也是艺术，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电视的形态过于驳杂。在我国，人们惯常把电视形态分为三大类：纪实形态（非虚构类节目），如新闻节目、社教类节目、纪录片等；表现形态（虚构类节目），如电视剧、电视文艺等；混合形态，如综艺类节目、某些少儿节目等等。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形态之中，艺术与非艺术的因素相互掺杂，是非莫辨。前苏联电视理论家A•尤罗夫斯基说：“电视报道的视觉和造型实质决定了它始终拥有审美元素。屏幕上的图像不可能脱离一定的范围、拍摄角度、照明度、镜头结构与镜头剪辑、速度节奏，以及图像和音响、语言等的相互关系而存在。因此，电视中的审美范畴（与电影一样）不仅包括艺术报道，也包括争论报道和科学报道。”⑾我不赞同把电视报道也归入电视艺术的范畴，尽管如这位前苏联的电视理论家所说，电视报道的制作方式也许采用了某些技巧，但是以传播信息为主要目的新闻报道仍然不能算是艺术。这里又要涉及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即什么样的东西才是艺术？如果说有一个评判什么是艺术的终极标准的话，那这个标准只能是审美的标准。我认为，以审美的标准衡量，则电视剧和纪录片最具备成为艺术的特质。而拍摄方法，镜头结构、速度节奏等借鉴自电影的技巧不过是构造艺术的手段而已。 [page_break] 二 尽管举步维艰，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都跻身于艺术的殿堂了。也许是因为影视之间的区别太多而且过于明显的缘故，所以很长时间以来，尽管被人称为“姊妹艺术”，电影艺术和电视艺术还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人们津津乐道的影视之间的区别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二者传播的物质材料有别。电影的承像物质是昂贵且冲洗工艺复杂的胶片，而电视的承像物质是简便且无需冲洗的磁带。磁带记录的拍摄成果是即时可见、随时可以修改的，导演在现场就能进行艺术上的鉴定，决定取舍，但其放映效果和清晰度远远逊色于胶片，胶片拍完后到冲洗出来总有一个间隔期，如果导演对样片不满意，要组织重拍，在情绪、气氛和影调上当然会受到影响，从而损害影片的质量。二是二者的欣赏方式不同。电影是封闭型的大集体的欣赏方式，电视则属于开放性的家庭欣赏方式。三是两者的传播媒介的差别。电影以面积较大的银幕作为媒介，而电视则以面积小得多的荧屏作为媒介，从而造成观看影视时极大的视距差别。上述区别实质上更多体现了电影和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区别，探讨这些区别应属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畴。而作为艺术，电影和电视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这种共通之处恰恰是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重构的基础。 正是在电影和电视为争取艺术地位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的过程中，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通过几代电影理论家和艺术家的摸索，电影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已经确立，近年来，经过以高鑫为首的几位学者的努力，电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也已初见雏形，⑿但是影视艺术学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刚刚起步，广院影视艺技系的成立，是建立中国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整合的基础上构建超越原有范式的新的学科范式，是摆在影视理论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 相对文学、哲学、历史、美学、社会学等等传统学科而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都是十分年轻的学科，其学科范式还很不稳定，这对突破它们并构件以之为基础的新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非常有利。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20甚至30年之久。因为范式变化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建构的问题，它应该包含解构基础上的理论重构。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学者已经在影视艺术学的理论重构方面做了很多宝贵的探索。外国学者主要探讨了影视剧本创作和导演的一般规律，如英国人威廉•米勒的《叙事性影视脚本创作》，⒀法国人米歇尔•西翁的《影视剧作法》，⒁美国人阿伦•A•阿莫尔的《影视导演》。⒂在我国，每年都有大量探讨影视艺术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专门设立了“影视艺术研究”的专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研究影视艺术的论著，比如刘书亮先生关于电影电视导演实践和理论的研究（刘书亮著《电影电视导演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先生关于电影电枢艺术的本体研究（张凤铸著《电影电视艺术导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张凤铸主编《影视艺术本体论》），郑国恩先生关于影视摄影构图的专题研究（郑国恩著《影视摄影构图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傅正义先生关于影视剪辑的专题研究（傅正义著《电影电视剪辑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天版），韩世华、朱少玲关于影视编剧的研究（韩世华、朱少玲著影视剧作引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宋家玲的《影视文学创作论》，周传基的《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等等也是研究影视艺术的很有特点的著作。上述学者中不少人把影视放在一起来讨论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许多著作和论文把影视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却只单独论述了电影或电视中间的一种，如王心语主编的《影视导演基础知识》就只论述了电影导演的一些基础知识，而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导演方面的问题，对此主编者是这样解释的：“鉴于电影与电视在艺术创作上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把书名定为《影视导演基础知识》。”⒃这种被忽视的共通之处正好是重构影视艺术学学科范式的基础。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造成了由研究视野和方法所决定的具体学科的局限，使影视之间难以找到一套公认的“游戏规则”，这种局限往往妨碍着我们的学者对一些整体性、共同性问题的把握。重构影视艺术学的学科范式，必须结束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长期分离的局面，打破具体学科的局限，制定影视两种艺术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 新旧两种学科范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新学科不会立刻与旧学科彻底决裂，新范式容易对旧范式有归属感和认同感，比如这也正是为什么不少学者进入了新的领地之后还操着过去的一套话语，在此意义上，学科范式的更替将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过程，所以电影（视）艺术学和影视艺术学两种不同的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是十分自然的现象。要使构成一种学科的基本规则和用法的那些“游戏规则”获得某个知识共同体成员的一致认可，决非易事。学科理论的沿革，正是这种共同体成员对旧范式的摈弃和对新范式的认可。一个成功的学者应该具有吐故纳新的理论勇气，因为科学是通过传统的维持和传统的变革而进步的；而一个高明的学者更应在这两种学科型式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妥善处理新旧理论框架及学科范式之间的关系，两种范式的接触乃至最终“融合”，将意味着长期歧异中的共存，每一个参与这种新旧范式变革的人面临的都是一场勇敢者和智慧者的游戏。 影视艺术学范式的重构和在重构过程中涉及的范式变化，必须虑及中国当前影视理论界的研究现状。当前，我国专门从事电影艺术学和电视艺术学研究的学者不多，这为数不多的人在论及影视艺术学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比如广院学者的论述侧重于电视艺术，而电影学院以及其他部门学者的论述则可能偏重于电影艺术。表面来看，这是学者从事研究时的学术背景不同所致，而实质则反映了学术范式的动态选择以及相对稳定成型的问题。广院电视艺术学的发展就是这种过程的生动体现。广院电视系有相对长期的历史，在电视系的学术发展史上，一批学者或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电视）新闻学，而另一批学者则选择了电视艺术学，这两个学科沿着不同的路径在动态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学科范式，各自成型以后，就有了现在广院的两个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学科——新闻学和广播电视艺术学。而在学术范式的选择和成型的后面，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问题，选择新闻学还是艺术学，不同的选择体现出来的学者价值观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 今天，相对成型的范式开始分化，新一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遵循已有学术规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潜力，在学术规则的转换与研究范式的重建中扮演主角？每一个关心影视艺术学学术范式重构的人都面临机遇和挑战。 艺术学毕业论文:田野艺术学研究管理论文 《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学术界的反应颇出乎我的意料。该书是我在浙江台州经过8年田野考察之后形成的最终研究成果，也是我学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以文本与田野结合的路径从事当下艺术研究的初步尝试。著作已经出版，同行乃至一般读者自会判断其中得失。但是我深知诸多学者对拙著的兴趣并不完全针对拙著本身，学界的反应涉及到艺术学研究方法论层面的重大问题，而有关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还需要做一些更深入的探讨。 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深信，这样的研究正是艺术学的发展所需要的，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研究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艺术学问题，这也正是我们把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引进艺术学研究领域的初衷。 所述，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中国当前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最终导致当代艺术学研究的转型。田野研究始终只是艺术学研究多种方法中的一种，然而随着英美经验主义学术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在世界学术整体发展格局中越来越明显的强势地位，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中的地位会越来越显著。也许若干年后，我们将不得不再来讨论宏观的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田野方法的诸多弊端，重新认识基于文献的研究的意义，但就目前而言，我相信倡导田野研究，对于中国的艺术学研究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中国通过40年的改革开发，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断增强，国家对跨境电子商务贸易的支持力度也越来越大。首先需要承认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的良好成就，尤其是中国的电子商务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方面独树一帜的贡献。但是，中国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中国能否保持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还有待回答。基于此，本文尝试通过分析电子商务对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机制，对如何进一步促进中国国际贸易发展提出可行建议。 一、中国电子商务的国际化进程 （一）电子商务模式简析 电子商务的出现提升了国内外贸企业与国外客户的数据传递效率，降低了国内外贸企业的交易成本，同时也规范了国内外贸企业业务的管理。国际贸易的扩张和贸易中介功能的发挥得益于电子商务在全球的飞速发展，电子商务促使交易费用率下降，改变生产组织方式和交易模式，并重构了贸易模式以及全球生产模式。电子商务作为国内企业走向世界的一条“高速公路”，为中国企业发展国际贸易创造了良好的途径。电子商务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手段，它将分属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易主体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交易和结算，实现产品和资金的双向流通。当前，具有跨境属性的电子商务主要包括B2B、B2C和C2C三种。电子商务的发展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科学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具体而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通过有效提高消费者搜寻次数、降低市场搜寻成本，对市场价格产生显著影响，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拉近，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电子商务的出现极大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同时也极大改变了电商企业的发展方式。 （二）国际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国际电子商务以欧美国家为主流，其中欧洲大约5%的GDP由电商贡献。2012年B2C贸易额达到3117.2亿欧元，其中88.7%为欧盟所创造。2016年欧洲电商销售额增长近15%，达到5300亿欧元，占全球电商销售额30%。美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约占全球的1/3，亚马逊净销售额由2001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437亿美金。电子商务在非洲同样发展迅速，埃及2012年已经有超过20%的网民在进行网购，同年尼日尼亚已经建立了一个被称之为“非洲亚马逊”的购物网站Jumia，2013年“非洲版阿里”Kaymu开启运营，2014年由中国人创建的非洲第二大电子商务平台Kilimall正式上线。环顾全球，电子商务已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根发芽，触及到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世界正在建立起一张由电子商务搭建的巨型的网，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贸易的全球化。电子商务的发展少不了中国的身影，某种程度上中国已经在引领电商市场，中国企业向世界提供的产品和中国消费者对世界范围内产品的消费都形成了巨大规模。中国十几亿人口中互联网用户于2017年6月份达到7.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4.3%，2017年上半年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5.14亿，较上年增长10.2%。2016年中国进出口跨境电商整体交易规模达到6.7万亿元，其中零售方面以天猫国际（占比18.5%）、京东全球购（占比15.2%）、唯品国际（占比16.3%）、聚美优品（占比12.4%）、网易考拉（占比21.6%）、小红书（占比6.5%）等为主要代表。2017年“双11”期间，网易考拉海购对外宣布其当年“双11”销售额达到2016年的4倍，28分钟之内就已经达到2016年“双11”全天的销售额。因此可以认为，电子商务大发展背景下的中国正在逐渐改变着世界范围消费者的消费方式，中国逐渐成为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的引领者。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中国的消费者能够及时便捷购买海外产品，而国际消费者也能及时获得来自中国的产品。一方面，电子商务背景下，信息搜索成本大幅度降低，消费者能够及时从网络渠道获得相应的产品信息和商业信息，进而快速做出决策；另一方面，电子商务虽非中国首创，但却在中国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国际的引领者，这对中国而言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二、电子商务是新时代国际贸易的“贸易中介” （一）电子商务成为一种“贸易中介” 在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下，不同交易主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低、成本高，很容易发生信息不对称风险，交易对手之间的信任感不高。然而在电子商务时代，作为硬件的计算机和作为软件的电子商务系统共同构成了现代国际贸易的基础设施，成为这个时代乃至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路径。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都产生了重大冲击，电子商务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交易结构及主体结构等内部结构。电子商务具有交易技术化、虚拟化、智能化、全球化的特点=，能够实现对超大量信息的高速处理和计算，能够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迅速寻找到最佳解决方案，使得交易效率大幅度提升。因此会发现，在跨境的两个交易主体之间，电子商务就如同一座“桥梁”将供给方和需求方联系起来，发挥着信息中介、产品中介、服务中介，乃至交易中介和结算中介的作用，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中必不可少的贸易中介这一角色。 （二）贸易中介与信用中介 电子商务不仅扮演了贸易中介角色，更重要的是基于电子商务活动建立起了一个系统性的商业生态环境。电子商务将生产者到消费者全流程进行资源整合，融合了商业和金融，既有传统金融业务，同时又融入了新兴的金融科技技术。在生态化的电商系统中，电子商务平台提供的不仅是产品和服务，同时提供金融服务，甚至形成了闭环的信用交易系统，深度契合了当前的区块链概念。传统金融思维中，货币或者代表产品价值的等价物脱离产品和服务而存在，具备价值储藏等功能，随着现代金融科技的不断发展，金融逐渐回归本质，摆脱对货币的依赖。电子商务将会成为构建新型信用交易的重要场景，闭环下的交易建立在具有实力保障的电商平台基础之上，衍生出一系列的信用交易方式，也即意味着贸易中介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信用中介，市场中此种模式已经有所实践。 三、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 国际贸易可以调节国内生产要素的利用率，改善国际间的供求关系，包括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这其中物流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各类B2B、B2C模式之所以能够发展越发成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企业具有良好的物流基础设施，具备系统化的物流配送网络。电子商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对产品流通和服务供给的流程再造，是对传统贸易的颠覆式改革，不仅是流通模式的变革，更是贸易思维的革新。对于具有海量制造型企业的中国而言，市场打不开永远是发展痛点，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是传统贸易模式无法及时满足的，而电子商务恰好解决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向痛点。其核心就在于电子商务作为一种“贸易中介”将两者的信息进行快速匹配，然后借助其强大的物流网络迅速进行资金结算，快速完成交易，这是电子商务背景下国际贸易大发展的内在机理，也是中国大力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契机。发展跨境电商贸易关键在物流。图2展示的是中国跨境贸易的两种物流模式，其中保税模式相对较为厚重，仓储、资金压力大，但国内物流效率极高；直邮模式相对轻型化，中间环节相对较少，但缺点在于物流时间较长，无法满足即时消费需求。相比较而言，两种物流模式各有所长，适合不同的贸易需求，对于具有稳定消费周期的产品而言，保税模式更为合适，而对于不具备长时间存储且消费规律性不强的产品则直邮模式更为合适。两种模式存在的前提就在于企业具备一站式操作的能力，具备强大物流体系。结论与建议通过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可以看到中国在发展电子商务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促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不断取得突破。但是，在法律制度、人文环境、跨境服务专业性、通关效率等方面还存在各类较为明显的问题，对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阻碍。此外，电子商务在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企业缺乏现代电子商务理念、电子商务环境不完善、技术支撑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当有必要从法律法规制定、人才培养、服务专业性、物流网络优化等方面进行改进。第一，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法律法规体系的健全主要从国内国际两个角度展开，国内需要继续完善有关电子商务领域的法规制定，明确厂商、消费者、政府管理者等各个主体的定位，对各个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清晰划分，充分保障各方合法权益。国际层面，一方面积极争取国际规范制定的话语权，为保护本国利益进行努力，另一方面则是企业层面、消费者层面对国际贸易法规的掌握与应用，避免各类贸易摩擦的出现。第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更高要求，对具备跨境贸易背景的人才需求很大。特别是在当前科学技术与商业活动日渐融合的大背景下，具备优秀的跨界能力的人才将会是未来人才竞争的核心。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方面依靠企业的自主培养，依赖于市场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则需要改变中国现有的高等教育模式，设置更加贴合实际的现代教育体系，从师资配备、设备引进到课程设置，资源配置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实践。第三，提升企业国际贸易服务的专业性。虽然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十分迅速，涌现出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一批优秀商贸型企业，但更多的则是规模较小、服务水平相对较低的中小型企业，使得中国电子商务整体服务专业性较差。如果要实现中国电子商务的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国跨境贸易在国际竞争中不断进步，就必须提升企业跨境服务的专业水准，包括物流配送、资金结算、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多个方面。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航空工业促进法对加快航空工业发展的重要性 摘要： 自从我国大飞机项目被确立为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后，关于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立法也不断的提出。现在，有没有必要制定一部航空工业促进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立法的各方面条件是否成熟，各方权利义务如何配置，立法中，我们的困难都有哪些，解决争论的理由和思路是什么。文中分析了制定我国航空工业促进法的必要性，并且探讨了制定航空工业促进法时可能遇到的立法问题。 关键词： 航空工业法；立法；立法问题 0 引言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年间，不断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我国应该制定《航空工业振兴法》、《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等航空法律、法规。然而见诸于公开刊物、平台讨论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文献并不是很多。我国需要一部航空工业振兴法吗？韩国、日本有航空工业振兴法，我们就需要吗？他们的法律效果如何，如果移植到我国，适合我国的情况吗？能起到积极作用吗？航空工业立法与航空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学者们研究和探讨。 1 我国制定航空工业促进法的必要性 “6月11日，为促进《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工作，部装备工业司和政策法规司组织召开了《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座谈会。国务院法制办、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单位的相关同志参加了会议。”[1]自从大飞机项目被列为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2006年—2020年）的十六个重大专项之一后，建议为此项目进行立法的呼声也随之而出，工信部召开的《民用飞机产业发展条例》立法座谈会就是应这一要求的确切反映。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部分人大和政协委员建议制定一部扶持、发展航空工业的法律。“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110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要求国家尽快制定《航空工业振兴法》，人大财经委和国务院法制局把本法（条例）列入国家立法计划。”[2]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中，航空工业立法的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也由于我国当时的政策注意力还未把航空工业及立法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此事也就没有下文了。 现在，随着我国把发展航空工业放在国家重要战略目标地位之一时起，由此，制定一部有利于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法律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人说中国的大飞机产业之所以发展曲折、缓慢，是因为缺乏法制的保障。“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商飞公司董事长张庆伟同志在谈到推进大飞机项目的困难时。把法制保障不健全、人才严重缺乏、技术储备不足作为三大困难。张庆伟认为，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的大飞机项目，应当在执行中得到完善、及时的法律支撑，得到有效的法律监督。”[3]有人认为，我们应该效仿日本、韩国制定自己的航空工业法。“日本政府扶植重点产业（尤其是出口重点产业）主要采取以下措施……50年代中后期，又制定了《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航空工业振兴法》等等。”[4]“韩国于1988年制订了《航空宇宙开发促进法》，代替了原来的《航空工业振兴法》，进一步完善了培养航空产业的法律制度。”[5]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航空产业的重视，学者们对航空法的讨论也热烈起来了。从先前关注航空运输企业立法的研究到国家把大飞机项目列为重大战略目标后，开始关注航空工业企业的立法问题，这一转变扩展了航空立法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立法探讨的问题也从运输业扩展到飞机制造业。这些客观事实正好说明了法律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现实客观需要产生的结果。我国需要一部航空工业促进法吗？日本、韩国制定了航空工业促进法，我们就需要制定同样的一部法律吗？“大飞机项目是振兴航空工业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务之急是要明确战略目标。目标即国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从一开始就明确大飞机项目的目标是发展民用客机，才能使民用航空工业的发展不再重蹈20年前失败的覆辙。明确目标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是因为在技术路线、项目选址等方面的正确决策只能根据战略目标来决定，而且是因为目标明确就可以对承担责任者进行考核、不给畏难厌战者和化公为私者以任何推卸责任的借口。大飞机项目是一个涉及到几百亿元公共投资的国家项目，绝不容许任何个人和任何组织把自己的私利置于国家目标之上。”[6]“两个有关航空工业发展决策的问题严重影响航空工业建设的进程和振兴：一是我国曾经未把航空工业技术列入国家高科技领域；二是航空工业要不要有强大的科研工作体系，预先研究在航空工业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7]路风教授在他的报告中谈到把大飞机上升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性，也谈到了整个中国航空产业现状的体制问题，而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大飞机项目国家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制度保障。吴大观先生也谈到了确立航空工业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地位的重要性。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陕西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科技激励政策研究 摘要： 参与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促进陕西航空工业发展，是陕西科技政策的重要立足点之一。在推进由航空大省向航空强省的转型进程中，陕西的相应科技激励政策逐步得以建立和完善；而这些建立和完善的科技激励政策，不仅表现在对航空科技人员的激励，还表现在航空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措施，以及为推动航空工业技术发展而规定的税收激励政策。 关键词： 陕西；航空工业；科技政策；激励 1 陕西促进航空工业发展的科技激励政策制定之必要性 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的规定，国产商用大飞机项目是当代中国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2007年2月，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同意正式实施大飞机专项，并确定大飞机专项为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两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一。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陕西、上海等五个省、直辖市成为了直接参与大飞机研发制造的重要基地和责任主体，陕西省人民政府和负责大飞机战略推进的责任主体——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已经正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这给航空工业优势明显而省域经济实力较为落后的陕西省，提供了依托国家大飞机战略、促进航空工业腾飞、整合各项产业集群的独有经济发展之路。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推进国家大飞机战略的实现，促进在省航空工业的稳步发展，在国家科技政策的总体指导下，陕西通过一系列的地方立法，以地方税收优惠、国家级和省级航空基地建设、促进陕西航空科技成果转化、驻陕航空产业所属科技研发人员权利保障等多方面为视角，建立和完善了相应的科技激励政策，为陕西航空工业建设和陕西航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软环境支撑。 2 与陕西航空工业技术发展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 航空工业的稳步发展，依靠的是航空科技的进步，而航空科技既是典型的高技术群，包括“空气动力技术、发动机技术、航空电子技术和航空新材料技术等”[1]，又是典型的高风险科技，需要政府在税收方面予以激励。国家层面的科技立法，基于航空科技发展的特征，往往都有宏观的税收激励政策。2008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在该法的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对于在实施国家大飞机重大专项的过程中，需要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关键设备、原材料或者零部件，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近年来，陕西本省的地方立法，依照中央立法的宏观精神，着眼于本省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发展的需要，也积极制订了与此相关的税收激励政策。根据2012年9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的《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在陕西省境内开展的航空科技关键技术研究开发，以及开展的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可以将研发团队、研发资产、研发成果等整体孵化为科技企业，享受西部大开发、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条例》还规定，航空科技企业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发生的费用，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对于企业由于科技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的固定资产，可以采取缩短年限折旧或者加速折旧的方法，给予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 当然，为确保航空工业的研发经费实际用于航空科技的进步，该《条例》第二十条还强调：企业列支的研发经费未用于企业技术研发的，税务部门对本部分经费全额征税。 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的发展，离不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航空企业的通力合作与联合攻关，离不开大众的参与，而采用税收优惠的激励措施，则是地方立法机关在航空技术普及方面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此，《陕西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在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航空企业向社会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的科学技术普及服务，向社会提供公益性、非营利性的服务的，依照陕西省的相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当然，陕西省在促进航空工业和航空科技发展方面，还需要采取更加灵活、更加优惠的激励政策。例如，基于国家大飞机在自主研发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大量进口航空产品的实际情况，陕西应当制定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对关键性设备和配套性材料免征进口税，或者通过先征后返的措施来减轻相关航空工业企业的税务负担。至于陕西航空工业生产的产片，只要是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采用的航空装备内产品，笔者认为对其征收的企业所得税，不宜超过百分之十五。 3 与陕西航空工业发展相关的科技人员激励政策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张庆伟先生在谈到中国实施大飞机专项的三大困难时，把人才储备严重不足作为其中的第二大困难。国产支线飞机ARJ-21的副总设计师也认为，受“708工程”下马的负面影响，当前一个时期，我国航空科技人员的科技水平急需得到提高。陕西作为我国的航空工业大省，要从根本上提高本省航空科技人员的水平和素质，就必须制定和实施相应的从业人员科技激励政策。而这些针对航空科技人员的激励政策，不仅要以中央立法为指导，而且应当切实解决航空科技人员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因此在相应的人身激励内容上更应具有可操作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总则的规定，全社会都应当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国家只有在这“四个尊重”的前提下，才能够发展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高新技术产业。《科学技术进步法》在第五章则具体规定了科学技术人员的待遇和权利，如科技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聘岗和取得相应职称和职务的权利、在行业内部合理流动的权利。《科学技术进步法》中这些有关科技人员的待遇和权利规定，作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一种评价和承认[2]，也为陕西制定更加科学和具体的航空科技人员激励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指导下制定的，2010年最新修改并实施的《陕西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在第九条即明确规定，作为新中国航空工业摇篮、陕西航空工业核心的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必须发挥其作为国家级航空产业开发区的优势，采取措施，加快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制定吸引优秀航空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者创新创业的激励措施，增强为各类航空工业企业和科研院所提供服务的功能[3]。 为推定航空工业技术的进步，陕西省还积极借鉴相关部委立法的经验，对航空科技人员进行精神和物质的奖励激励措施。陕西省的航空科技人员，一旦其完成的航空科研成果通过了符合规定的技术鉴定或者其他形式的技术评价，如与航空活动有关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被依法鉴定后，即享有选择获得奖励的权利。一方面，航空科技成果的权利人，可以依据2010年2月1日生效的《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所规定的评审程序，向陕西省人民政府及其办事机构申请获得陕西省科技奖励荣誉和奖金。《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科技奖励条例》而制定的陕西省科技奖励方面的专门性地方规章，该《奖励办法》设立了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奖金100万元）、一等奖（奖金6万元）、二等奖（奖金3万元）、三等奖（奖金1万元）等四个级别的奖项。 另一方面，基于航空工业技术与航空活动的紧密关系，陕西省的科技奖励政策也鼓励本省科技人员向国家相关部委申报各种奖励。如果陕西航空工业的从业人员希望其研究成果获得国家部委的奖励，则应当向国家民航局申报。1997年修订的《中国民用航空总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即明确规定了该项部级奖仅仅适用于航空活动的科研成果奖励。该《办法》第七条列举了可以申报该局科技奖的具体人员类别，如直接参与航空项目的开发与管理、在解决关键航空技术和疑难问题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励办法》的规定，一旦航空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并认定为应当获奖，则应当享受具体的奖励证书和奖金，如一等奖奖金为二万元，二等奖奖金为一万元，三等奖奖金为六千元。 航空工业发展途径与对策:论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及其文化的形成 摘 要：现代航空工业技术是一个国家的工业顶尖技术，是一个国家科研技术、国防力和工业水平能力的综合体现。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航空工业体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再到具备与设计和生产世界先进战机的航空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航空工业部门发展和生产了各种类型和各种用途的飞机和飞机引擎，并且生产了数千种民用和外贸产品，航空工业为国家科技进步和国防力量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航空工业；发展；企业文化 新中国航空工业从1951年4月17日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经历了从修理飞机到制造大飞机、从仿制到创新的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已经从一个破土发芽的幼苗逐渐长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新中国的航空工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艰苦发展，成功地研发并生产了各种用途的飞机，包括歼击机、轰炸机、无人机、直升机、教练机、强击机和各种民用飞机，为我国的国防力量的建设和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估量的建设。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航空工业的零起步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起始于修理飞机，1950年7月，美国率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战场。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战争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新中国必须马上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当时说过：“我们能造什么？我们能造纸、桌子、椅子，但我们不能造坦克、飞机和大炮。”经过苏联专家评估后，全国只有22个工厂可以改建利用。1950年3月，航空工业筹备组成立；1951年4月，政务院下发关于《关于航空建设的决定》，标志着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正式建立。新中国在苏联的帮助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航空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创建自己的航空工业基础，其中创建了一批航空院校和13个航空重点企业，初步建立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 航空工业部门在初步建立我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后，航空工业部门试制新中国的第一架飞机――初等教练机5（简称“初教5”），并且成功首飞。1956年歼击机5（简称“歼5”）试制成功，1957―1958年，经过航空部门夜以继日的努力多用途运输机5（简称“运5”）试制成功并且初级教练机6研发成功，之后歼击机6（简称“歼6”）制造成功。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新中国的航空工业部门仅仅用了七至八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修理制造到自行设计，从活塞引擎到掌握飞机引擎的核心技术的伟大改变。航空工业部门在1953―1961年间，我国的航空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其间，航空工业部门制造了3种飞机和4种引擎以及其他产品，新中国的航空部门成立之初先后从苏联引进7种型号的飞机和9种引擎，并且先后聘请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华援助我国的航空工业发展，这批苏联顾问和专家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自由发展航空工业 1963年9月，航空工业部成立，后经中央批准与航空研究院于1965年1月1日合并。我国航空工业发展之初是引进机型并仿制，通过仿制机型来积累航空工业生产经验。在仿制机型的同时我国也开始自行设计机型并生产。强击机5（简称“强5”）经历了“”时期，在几沉浮后于1964年重新开始研制，终于在1965年6月1日首飞，强5的成功研制标志着我国可以自行研制并制造喷气式战机，继强5之后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以米格─21为基础研制歼击机8（简称“歼8”）并研制成功，而此时我国航空工业技术完成了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度。 在1963年，哈尔滨飞机制造厂以伊尔─28为基础自行研制轰炸机5（简称“轰5”），首批轰5总装了两架并于1966年9月24日首飞，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在生产轰5的同时也在研制轰6。1966年10月西安飞机制造厂完成轰6飞机第一架静力试验机的总装，轰6飞机于1968年12月首飞成功。在运输机方面，运输机7（简称“运7”）和运输机8（简称“运8”）完成设计和首飞但直到1976年后才定型。运输机10（简称“运10”）的研制是我国在航空运输机研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市场、经费和其他原因而落马，运10的落马不得不说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遗憾。 三、航空工业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跟紧世界发展的步伐和世界航空先进技术，由几位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在访问了欧洲航空工业和工业强国后，在1979年1月6日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讨论在不远的将来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方案和战略目标。1979年1月18日，航空工业部门决定成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我国开始将西方国家的先进整机技术整体引进，提高我国航空工业研发的整体技术并缩小与世界先进航空技术之间的差距。 航空工业部门成功地将直升机9（简称“直9”）引进，不仅解决了我国直升机的更新换代问题，同时使我国的航空工业研发和制造技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消化吸收并且掌握世界先进的航空设计技术和试验方法，为其他型号的直升机研发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和更先进的生产技术。 现在，随着歼10B、歼15、歼20、歼31和轰6K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世界航空强国的行列，我国进口武器将成为历史。 航空工业的发展离不开航空产业，航空工业部门的目标始终是研发现代化航空武器和发展现代航空技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航空工业除了进行强5、歼7、歼8等飞机的改型外，还努力研制新一代性能更先进的飞机，其代表就是歼8Ⅱ歼击机。此外，中国的下一代主力战斗机歼10也已经宣告研制成功。这一系列的成果说明，中国已经有能力自己设计高性能的战斗机，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我国吸收很多先进的飞机设计制造技术并以此来研发了很多产品并且交付部队，极大地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 中国航空工业部门在努力发展军用航空的同时，开始转向民用航空产品。航空工业产业本身就是军民航空产业结合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国家的航空工业迅速完成了从战时到平时的转变，很多设计军用飞机的工程师开始设计民用飞机。而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也加快了航空工业军转民的进程，我国的民用飞机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多种产品研发成功并且批量进入国内外市场。2008年11月28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支线飞机ARJ21-700飞机成功首飞。2012年4月17日，ARJ21-700完成全部研发试飞工作。2014年12月30日，ARJ21-700飞机获得我国喷气客机首张型号合格证。C919项目于2008年11月启动，C919飞机首架机于2015年11月下线，C919飞机预计于2017年初进行首飞，我国民用飞机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进入21世纪后，2001年11月10日，中国被批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和新的军事力量的挑战，我国航空工业应整合所有资源。近年来，我国航空工业全面对外开放，积极进行国际技术合作，全面融入世界航空体系，先后出口上千架飞机和引擎。新舟60和运12 实现批量出口，而K8教练机直接向埃及出口生产线。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由单纯的出口航空产品向出口航空技术的转变，我国的航空工业走向了世界，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推动航空技术的进步。 四、中航工业的重组 1999年7月，国防科工委决定将其旗下的五大军工集团改组为十大军工集团。其中，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一分为二，改组为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中国一航，AVIC I）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中国二航，AVIC II）。2008年11月6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重组成立新的航空工业公司，集团公司下辖200家子公司和20家上市公司。2008年5月11日，中国大飞机项目公司――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在上海正式成立。中航工业集团秉承“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宗旨，践行“敬业诚信，超越创新”的理念。中航工业集团成立以来，构建起了集团文化体系，即以集团宗旨理念为核心的理念体系，以“六统一。统一的集团公司战略，集团宗旨理念，公司名称和司徽，司旗，司歌，标准字和标准色）为核心的形象识别体系。我国的航空工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肩负起了航空报国的历史重任。 航空工业部门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基础上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更深地融入世界市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航空产业链方面，我们要积极进行全球合作，增强中国航空工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市场份额，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航空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步伐，针对国际市场的需求应不断创新，开发更多的产品。在融入区域经济方面，航空企业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而且航空企业本身就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中航工业集团相应国家号召与很多地区就区域经济进行了深入合作。 世界上的第一架飞机诞生于美国，但欧洲的航空技术曾长期行走在世界的前列，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才重新坐上世界航空技术的宝座，这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这样的后起航空国家深思。美国的工业基础和科技曾落后于欧洲，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后不久，欧洲的航空工业技术领先于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飞机差不多都是欧洲设计制造的。 目前，美国是世界航空工业处于最高水平的国家，美国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只是美国航空工业技术先进的一个原因，美国航空产业发展有六个特点：一是将航空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发展；二是重视预研和前期技术发展；三是科学的论证与分析对整体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四是在项目发展中的科学实用观；五是重视人才和充分调动人的作用；六是重视在实践中检验和修正，这六点可以说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助推剂。此外，美国航空工业之所以发达还有其他原因：其一，美国很多航空企业是私人企业，这使得公司为了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以增企业的生命力，其二，航空工业企业也是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竞争，以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指令；其三，人才是科技发展的动力，以人才为中心；其四，飞行器和飞行器引擎应分开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经历了六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独立研发和生产先进作战飞机的能力。但在航空工业方面，我国与美国的差距是全方位的。飞机的研制不仅仅是研制飞机，还包括航空材料的研制、航电系统的研制、机械制造技术和加工工艺以及系统整合的能力。在航空领域还有广阔的领域等待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这使得飞行器设计师必须具有一定的冒险精神，毕竟科技的进步不是康庄大道。

美术史小论文: 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与文化创建 摘要：衡阳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美术创作提供了无尽题材和资源。但是，目前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呈现散乱的状态，还没有形成规模。美术创作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在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教育，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衡阳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应有的动力；因此，衡阳市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衡阳；人文历史；美术创作；文化建设 衡阳位于湖南省中南部、地处蜿蜒千里的湘江中游、五岳独秀的南岳衡山之南，相传“北雁南飞，至此歇翅停回”，故又雅称“雁城”。衡阳拥有深厚、悠久、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深远影响，绵延至今。 一、衡阳人文历史 衡阳是湖南文化资源最丰富的聚集地区之一，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书院文化，“下书院，楚为盛，楚之书院，衡为盛”①，衡阳有很多书院，如石鼓书院、东洲船山书院、杜陵书院等，其中石鼓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我国的教育史上地位极高，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为之作《石鼓书院记》，流传至今；同时，衡阳还是宗教圣地，五岳之一的衡山即坐落于此，它是“天台宗和南派禅宗的发源地”②，深刻影响了我国佛教的发展；衡阳还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民间歌谣、舞蹈、工艺美术、地方戏曲等，这些都是衡阳文化中的瑰宝；还有很多美术资源也是衡阳丰厚历史积淀的体现：如木雕、窑瓷艺术、历史悠久的古民居等；同时，衡阳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自古以来，衡阳文气郁郁，才俊辈出：古有辅佐蜀国的大臣蒋琬、改造造纸术的蔡伦、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等；近代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夏明翰、唐天际、等。与此同时，衡阳也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抗日战争纪念城，1944年，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展现了衡阳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 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现状 衡阳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良好传统，在此基础上，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的美术作品，将衡阳的历史展现在当代人面前。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丰富多彩，但仍然呈现出一种散乱的状态，基本上都是艺术家的个人创作行为，表现手法也欠丰富，每个画种都只是零零散散的表现，总体上只是反映衡阳历史文化的一部分，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完整性、多样性。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还没有被充分利用其资源优势，将其灿烂丰富的人文历史展现出来。自建国到当下，在国内反映我市区域人文历史的美术作品零零散散，且为数不多。2011年9月，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部门主办。同年11月，衡阳召开了创作动员会。目前有一系列反映衡阳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正在进行中。比如衡阳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颜志武与赖尚平、李清白等几位画家合作创作的作品《衡阳保卫战》，这幅作品场面宏大，画面中、等一百多人点缀其中，没有一丝杂乱的感觉，那段历史瞬间就这样被凝固了下来。类似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有何润成的《庆功会上》、肖一丹和肖健创作的《火种———水口山工人大罢工》、张宗秋创作的《彭大将军》等。他们的创作填补了我市红色历史资源大型美术创作的空白。但是面对衡阳如此悠久丰富的资源，这些创作只是表现了本土人文历史的冰山一角。文化建设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美术创作又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加强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创作出一大批好作品来满足和丰富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为衡阳的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三、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必要性 美术创作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美术创作对于增强文化建设具有积极意义，在衡阳地区加强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 1．美术创作的文化意义。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美术创作是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用不同的手段以最直接的方式更好地记录和反映一个区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明。如：敦煌壁画、四大石窟、永乐宫壁画、汉代石刻、各代的绘画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瑰宝。一个民族的精神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得以体现、传承，而衡阳的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也可以很好地表现衡阳地区悠久的人文历史资源。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传统文化不断消失，尤其是一些民间艺术，如何保护其传统文化已成为重要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传承提供了诸多的选择，美术创作则是其中最传统也是最直观的记录，其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美术创作可以将衡阳区域文化艺术记录下来，传承具有衡阳特色的地域文化，实现其文化意义。 2．美术创作的教育意义。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美术作品不仅仅只是用来装饰、欣赏，更重要的是挖掘作品的深层含义，教育后人、陶冶情操。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除了其本身的绘画价值，同时也拥有教育与熏陶的价值，它让后人看到祖辈的辉煌事迹，可为他们树立良好的道德规范。例如，大足石刻的警醒世人、中国传统文人画那种宁静致远的心性等。美术创作利用各种表现方式将人文历史展现给世人，人们可以通过它直接感受到其中的内蕴。而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可以全面地展现衡阳人民的勤劳、淳朴、智慧，特别是抗战阶段的历史，在表现衡阳人民的爱国精神和奋斗精神方面是很好的素材，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3．美术创作的经济意义。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民族复兴、国家富强，都需要提高文化为之提供持久的发展动力。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与文化呈现一体化趋势，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经济发展离不开文化支撑，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了重要的内容，它存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文化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越来越大，行业持续增长，传媒、娱乐、旅游等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巨大竞争力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文化是一面旗帜，加强文化建设无疑可以为经济发展开辟一条新道路。美术创作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发挥其推动作用，积极发展、完善区域文化建设从而带动或促进本区域经济发展。“文化资源应成为政府招商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③，同时要以文化理念为导向，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衡阳地区加强文化建设应该以区域文化为依托，构建衡阳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打造具有相当规模和有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基地、壮大文化产业的发展队伍、挖掘和利用本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发展相关产业。衡阳拥有深厚悠久的文化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书院文化、船山文化、南岳文化、革命文化等都是当地特有的人文历史资源；衡阳的瑶民在居住、服饰、饮食、婚姻、喜庆、禁忌、宗教信仰等方面风情各异；衡阳剪纸、版画、皮影戏、渔鼓等都是颇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这些在省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如果将这些人文历史资源都可以用美术创作的方式展现、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衡阳、向往衡阳，以此带动衡阳的区域经济发展。美术作品是一种最直观的展示手段，可以通过美术创作加强衡阳本土文化的传播，再辅以现代传媒和各种手段，使衡阳的特色文化更好地推向国内外市场，这有利于提高衡阳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当下，文化产业正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传播衡阳文化还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把衡阳优秀的区域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艺术生产能力，并运用产业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民族文化的交流传播工作，组织开展重大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④，如是所说，加强衡阳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可以进一步促进衡阳经济与文化的健康发展，打造、提升衡阳区域特色文化的影响力，为衡阳的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四、加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对策 面对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目前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有社会团体和个人支持的立体规划开发。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鼓励艺术家进行创作，美术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家自发的进行，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人文历史资源的搜集，整理规模较大，必须系统有序，因此，建议由衡阳文化部门或者政府的相关部门进行统筹规划，组织有关专家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确定重点，同时将有志为衡阳美术出力的社会团体和个人组织起来进行系统创作，将衡阳本土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有条不紊地开展。艺术作品既是艺术家的心血与荣耀，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与展示的手段，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时代与使命。2011年的湖南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是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委宣传部和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的大型专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吸引了众多省内外优秀艺术家创作完成了一批主题性美术作品，这也为衡阳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2．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在中国美术史上，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为例，无论是在教育功能还是艺术审美功能较之以往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应当成为我们在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中值得延续和发扬的。目前，衡阳美术界对本土人文历史题材已有所重视，诸多本土知名画家对此进行了创作，从绘画到雕塑、从中国画到西画、从城市主题壁画到城市主题雕塑……几乎都有所涉及，但都零零碎碎，收效甚微，无论是题材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创作方式的多样性，都成不了系统化与规模化，更形成不了产业化。因此，建议由文化部门或政府相关部门统筹、规划，将衡阳本土的人文历史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比如：首先对文化资源进行盘点，根据具体的资源特点包括环境地理位置进行不同创作表现，或打造成城市壁画、或打造成主题雕塑、或打造成工艺品产业、或打造成绘画展览等等；将区域文化规划与区域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条不紊地进行建设和开发。 3．加强与外界的美术活动交流。美术创作不能封闭在自我狭小的空间当中，应加强与外界的学习交流。衡阳的美术创作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应不断为美术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这就需要向外界学习，在与外界美术界交流中，吸收外界优秀的艺术创作资讯和艺术手法。在学习的同时，也可以向外界展示衡阳、宣传衡阳的人文历史。利用好每一个平台与外界交流，使外界了解衡阳，让衡阳走向全国或世界。 4．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媒体进行宣传。当下，现代传播渠道众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将美术创作与现代文化传媒相结合。利用现代传媒资源，比如：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海报、展览、各种活动等等，根据不同媒介和平台的特点，制定不同的宣传策略，全方位地传播信息，让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深入民间，引导人们对衡阳人文历史资源的认知度和认同感。本土人文历史资源是本土特有的宝贵资产，优秀的人文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也是人类珍贵的精神食粮，因此，大力提倡人文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是十分必要的；进行系统、全面、完整、多样性的美术创作是文化承传的重要手段，有利于向外界展示衡阳本土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将这一资源为我所用，打造出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以便为加强衡阳本区域的文化建设、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修养、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促进衡阳经济、文化的全面、健康、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作者：尹小平 蒋花 单位：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20世纪前期美术史的思考 摘要：该文从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出发，探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艺术，着重阐述了20世纪几位代表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追求和人文关怀，并对比当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和精神追求，从而得出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它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物，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 关键词：中国近代；20世纪前期；美术史；当代艺术；时代产物 谈及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那个时期的艺术受到政治、外来文化、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励精图治、效法西方、西为中用的时代背景下，绘画也成为救亡运动的载体和武器。 在中国社会激烈的变革中，美术对推动社会转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很多热血志士留学海外，探寻救国之路。他们试图通过绘画开启民智，宣传进步思想。李叔同、高剑父、何香凝等在日本学习绘画艺术，把西方的裸体艺术传播到了中国，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裸体艺术在当时算是中国开启文明的一个时代标志。而今天的学院教育仍然坚持百年前的人体艺术教学模式，很多人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要画人体、怎样画人体，现在所画的人体和以往古典的人体、后印象派的人体、立体派的人体、超现实主义的人体有何不同，这是当今的学院教育应该思考的问题。在美术教学中，如何实现个人的绘画语言与当下的时代性有机融合也是值得思考的。20世纪初，上海开埠以来，受到越来越多西方文明及绘画的影响，出现了与传统中国画不同的海派，其以赵之谦、虚谷、任伯年、蒲华为代表。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受到旧势力的攻击和阻挠。海派的产生和中国当代艺术的产生有着相同的时代因素。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各种西方的书籍、画册涌到中国，短短几十年里，中国的先锋艺术家学习、借鉴了西方历经几百年的艺术样式和图式风格，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等。在当时，“当代艺术”这个词就像洪水猛兽，让很多人难以理解和接受。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走过了近30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当代艺术创作领域，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对社会、个人生存体验及人文关怀的思考。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人格，就是批判精神。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的当代艺术成为资本市场的价值凹地。张晓刚的油画作品《大家庭》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以近百万美元成交成为拐点，中国当代艺术在2006至2008年迎来了市场的井喷，大量的资本涌入这块凹地，泥沙俱下，甚至不少人改行来做艺术。艺术品和市场连接在了一起，很多天价的作品频频出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普通老百姓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并开始关注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明白了艺术可以多元形态出现，不是像以往只有一种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民智的开启。20世纪早期，中国最早的实用美术或者叫商业美术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张光宇、丁聪、丰子恺、叶浅予等杰出人士。他们通过报刊漫画等形式，发表对当时社会的看法，他们的作品家喻户晓。笔者曾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校庆时看到叶浅予的几幅水彩画，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画的是那个时代农民丰收的景象，技法娴熟，画得极好。形式风格很有夏加尔的感觉，即便放在当下也一点不过时，笔者不由地心生敬佩。古往今来，优秀的艺术品都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性和个人的局限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阅，沉淀下来，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财富。叶浅予等人与学院派画家不同，大都没有受过正统的高等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通过种种方式使自己的漫画得到发表和传播。他们的作品往往关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所以受到了老百姓的追捧，他们的进步思想也得到了空前传播。这和当下的中国当代艺术关注当下、表现当下，注重人文关怀的精神不谋而合。回顾中国20世纪前期的美术史可以发现，时代造英雄。生活在当下这个和平的，经济、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时代，艺术家又该以怎样的视角关注和表现当下的事物？生活在当下，不管你身处何地、愿不愿意，都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当代艺术的浪潮中，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中国美术馆、798艺术区、艺术北京博览会等处，都能看到大师的作品，如“从提香到戈雅”“里希特个展”等，人们能近距离地欣赏大师的作品，揣测那个历史时期的创作情绪和社会背景。 随着西方进入现代文明时期，先锋艺术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对传统艺术进行了彻底的革命，今天的艺术家必须重新思考艺术是什么，艺术作品的指向变得更加重要。艺术家须置身于当今的文化环境中，思考社会形态的变化，艺术已经变成个人生存体验和生活态度的载体。观念性是当代艺术的一大特征，也是当代艺术区别于以往艺术风格的一种形式。可读性和可识别性变成了绘画的主体，绘画语言的可识别性是一个画家区别于其他画家的主要标志。艺术虽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有品位的高低之别。什么是高品位的作品？笔者认为，技术与思想完美融合，同时符合时代特征，表达个人内心真情实感的作品就是高品位的作品。如今，虽然我们没有如先辈那样崇高的历史责任，把绘画变成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关注当下的社会并表现出人文主义的关怀，创造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需求的艺术作品. 作者：吴双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与应用性 摘要：美术史论体系框架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架和具体内涵在不断丰富、发展和变化的动态过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价值；应用性研究 一、引言 自从2011年教育部正式批准艺术学升级为第13个学科门类以来，美术学作为艺术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持续受到理论界学者们的关注，美术学科史论体系的研究范围也愈加明晰：根据所属研究对象的不同，被划分为“史、论、评”三个领域，即美术理论、美术史和美术批评。作为高等院校美术学科专业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史论体系肩负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此同时，以美术史论为基础理论所构建的现行美术学科教材体系，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更是承载着传播经典美术范式、承继国学传统、传递人类审美情感的重要意义。 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价值与意义 伴随着人类美术实践在时空领域的不断扩展，人们对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的认识与研究在持续不断地深入，与之相伴产生的美术史论研究成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美术学科领域内快速地扩张。作为高等院校美术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势必影响着高校美术人才的理论水平与创作能力。第一，作为承担高校美术人才培养的基础理论部分，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承担着美术史研究、美术作品批评、探索美术创作规律等诸多问题的基础理论支撑。可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知识承担了美术学科体系大厦构建的基础工程，没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支撑下的美术教育，必然沦为技能传承的职业教育，这将违背本科教育中关于美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初衷。第二，通过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可以使学生系统地了解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的精粹，及时掌握当下美术作品、美术理论范式的经验与技巧，在最新的美术批评理论引导下创作出符合现实审美要求的美术作品。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无疑充当了文化艺术积累与传承的最坚实的后盾。第三，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美术创作者指导美术实践的理论向导。随着科技文化的不断进步，美术与科学的关系更加紧密，新的美术门类正在不断涌现。在日新月异的美术实践作用下，如何成长为一名善于辨别美术门类、适时总结实践规律的美术人才是每一位美术专业人才培育者值得思考的问题，而此时美术史论知识的总结作用与引导价值分外凸显。从价值与意义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的建构是指引美术人才培育者与美术专业实践者最重要的基础、最有力的支撑、和最准确的航标。 三、当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可行性与应用性 我国高等院校美术学科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高等院校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支撑，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一直是推动美术学科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美术史论类教材，是系统培养美术专业人才的重要保障。当下美术史论教材在美术史论知识的教育方面，在美术技法训练与审美教育的有机结合方面，具有其他相关知识内容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与应用性。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它是美术生人文素质提高必要的理论来源。艺术教育（包括美术）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可靠手段。美术史论以自身丰富的理论涵养帮助人们弥补文化素养的缺陷，尤其是高校美术人才在人文素养方面的缺失。其二，它是学科体系建构不断完善的必然选择。美术学科的门类的持续衍生，必然促使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美术史论知识的积累与更新，这必将促使高等院校美术史论教材体系走向更为科学化、系统化的境地。其三，它是当下高等院校美术教育走出困境的迫切需求。当今美术教育的困境相当程度上是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又不得不归咎于现有美术史论知识的陈旧与教材体系的僵化，从这个层面上说明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实际操作方面来说，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价值。首先，我们应让美术史论教材体系中的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实时地指导美术创作实践。其次，我们应建立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相关制度，强化高校美术教育培育者对美术史论教材建设的意识，注重美术史论研究人才梯队的培养与构建。再次，我们应立足国学经典文化，挖掘中国传统理论范式，建立基于中国哲学体系基础之上的美术史学观和美术理学观。最后，应不断扩充适应新兴美术门类的美术教材内容。通过必修、选修、课外阅读等多种形式在美术领域的各专业学生中开展史论教育，破除美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壁垒，保护与传承中国民族美术史、美术理论的精髓。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美术史论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梳理和总结人类美术实践规律的基础上为美术创作与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指导。它能够进一步推动人类美术实践的创新、发展和繁荣，进而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美术作品。而美术史论教材体系建构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即从微观上帮助当代美术教育走出困境，从宏观的层面上让美术人才的心灵得到净化，性情得以陶冶，人格更加完善，从而以以清晰、丰满的创作状态投入到美术创作实践中去。 作者：张焱 美术史小论文:西方美术史与人文精神研究 摘要：纵观西方美术史可以发现，其美术作品的主题大多以人文主题为主，这种主题表现形式的应用是通过人文精神的渗透实现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可以将对不同表现形式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渗透的研究看成是对西方美术史的研究。本文从西方美术史的概述入手，对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进行分析和研究。 关键词：西方美术史；人文精神；渗透 西方美术史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艺术家创作理念及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西方美术作品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特点。然而，人文主题却是大多西方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的过程中遵循的一种主题。从整体角度来讲，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表现形式存在一定的变化。 一、西方美术史 （一）西方美术史的概述 在西方美术史中，人们发现的创作时期最早的美术作品是于旧石器晚期被创作出来的。在西方原始美术中，获得大众一直认可的美术作品被发现于西班牙以及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洞窟中。西方美术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当时的艺术家所创作的美术作品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1。 （二）西方美术史的阶段划分 西方美术史大致包含史前时期、封建社会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7世纪至今。在史前时期中，西方创作者在旧石器时期所选择的刻画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动物。创作者通过不同形象、体态动物的描述满足自身的创作需求。在该阶段中的中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创作者的雕刻对象逐渐由动物转变为人类。就该阶段以女性为原型的美术作品而言，其突出部位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生殖器官上。这种以性表现独特人文主义内涵方式的应用，主要与时人的生殖崇拜仪式有关。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创作者美术作品中反应的主题主要与战争以及宗教信仰有关。就古希腊美术作品而言，以生殖之神为原型的美术作品数量较多。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达•芬奇、拉斐尔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代表的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创作与现实人性之间表现出了极高的契合。自17世纪开始，西方美术作品形成了多种不同的风格，巴洛克风格、罗可可风格以及印象派等都是在该阶段出现的。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为众多艺术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更加致力于将人文精神渗透在自身的美术作品中2。 二、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西方美术作品中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人性表现形式 人物是西方艺术家完成美术作品创作的首选。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他们通过对所刻画人物的神态、动作等将所要体现的人性表达出来。这种以展现人文精神为目的的人性表现形式的应用，提升了美术作品的艺术性和价值。 （二）性表现形式 这种表现形式是指，艺术家通过人物生殖器官、的刻画，实现人文精神对美术作品本身的融入。这种表现形式的应用在为欣赏者带来一定视觉冲击的同时，不禁引发其对艺术家所刻画人物形象思想、生活习惯等内容的反思3。 （三）个性表现形式 相对于其他表现形式而言，个性表现形式对艺术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得自己所创作的美术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家需要为此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努力。对于西方整个美术作品创作群体而言，能够实现利用个性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在美术作品中的创作者极少。但当美术作品创作者能够实现这一目的之后，他们的作品内涵和价值也会发生显著提升4。 三、西方美术史中的人文精神渗透 为了更好地分析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史中的渗透，这里将人文精神的表现形式作为分析依据进行分析： （一）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纵观西方美术史，性属于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渗透人文精神最基本也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目前已知较为出名的应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美术作品主要包含古希腊早期美术作品、奥地利原始雕塑。维纳斯是古希腊艺术家在创作美术作品中经常描述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当今人们对维纳斯形成的圣洁、端庄印象之前，维纳斯在史料中的形象更倾向于以为毫无贞操观可言的女性形象。《伊利亚特》中记载，维纳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常常会利用一条能够迷住所有男性的魔带施展魔法。当维纳斯把目光转向宙斯时，这位地位无限崇高的万神之王也败在了维纳斯的石榴裙下。而荷兰著作《奥德赛》中则记载，维纳斯在维持火神妻子身份期间，同时与阿多尼斯、赫尔墨斯等多名不同身份的英俊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以该时期的美术作品《尼多斯的维纳斯》为例，创作者通过对维纳斯肌肤、体态以及身体各个部分比例的合理处理展现出维纳斯的迷人女性魅力。作为以性表现人文精神的雕像作品，雕像中的维纳斯并没有穿衣服。这种表现方式的应用将维纳斯这一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5。奥地利原始雕塑中最精彩也最引人遐想的美术作品无疑是被学者称为《维林多夫的维纳斯》。在这个全裸的女性雕塑中，创作者将整个女性形象的高度设置为11厘米。通常情况下，这种比例设置会让观赏者产生一定的失真感和视觉误差，但创作者通过自身精湛的技术弥补了这一问题。虽然这个女性形象的五官全部被她的头发盖住，但观赏者仍然能够从这种若有似无的表现方式中感受到创作者想要表达的象征含义。除了手臂、膝盖以下小腿等位置的淡化处理之外，创作者用突出生殖与性的方式完成对该女性形象自胸部到生殖器官这个范围的处理。这种弱化与突出融合的创作方式为观赏者带来了一定的视觉冲击。由于该美术作品的出现时间较早，其创作者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性与生殖对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意义。创作者更可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成这幅雕像作品的创作，而西方美术人文主义的体现也是通过创作者的这种创作目的实现的6。 （二）人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人性表现形式无疑是西方美术史中人文精神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应用这种表现形式完成人文精神向美术作品渗透的行为大多集中在西方美术史的文艺复兴时期。同时，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美术作品人文主义盛行的时期。以该期间的文艺复兴三杰拉斐尔、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为例。就拉斐尔而言，这这位画家在当时的体现人文精神的代表作是《西斯廷圣母》。从这幅作品中，拉斐尔用精湛的笔法刻画出一应人物形象。从抱着圣子的圣母来看，拉斐尔通过动作以及表情的合理使用，使得欣赏者几乎能够想象出圣母与圣子从云端翩然落到地面的过程。而在帷幕周围的男性正对圣母与圣子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拉斐尔还通过帷幕旁女性羞怯表情、半跪状态的刻画，将一个信徒对她所信奉圣子圣母的到来表现出的恭顺和尊敬逼真地展现出来。拉斐尔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渗透使得作品本身蕴含的价值变得更加丰富7。达•芬奇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作则是举世闻名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关于这幅作品有一种著名的解读：一千个人可以从这幅作品中看出不同的微笑状态。与大部分画家的人物画作创作相同，达•芬奇的这幅《蒙娜丽莎的微笑》也是有原型的。这位能够为人带来平静和喜悦感的女性形象的原型是一位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这个身份也可以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眉毛的处理中看出——当时以没有眉毛为美的化妆风格正受佛罗伦萨妇女的一致追捧。从达•芬奇对蒙娜丽莎站姿的处理中可以发现，他并没有使用传统的正面站立的方式进行创作，而是通过微微侧站的方式使得蒙娜丽莎这个女性形象看上去更加自然和生动。这幅作品与当时西方大部分美术作品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达•芬奇对透视点的应用上。在大多数创作者都将人物的胸部作为整幅作品透视点的背景中，达•芬奇大胆地将人物身体比例的四分之三作为欣赏者对《蒙娜丽莎的微笑》第一印象的聚焦点。从细节的角度来讲，达•芬奇对蒙娜丽莎手臂的细腻处理也是大多数欣赏者喜爱这幅作品的主要原因。即使在“手控”观念流行的当下，这幅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作品的手部也能获得时下流行的手部审美的认可。欣赏者从蒙娜丽莎这一双可爱丰满的双手，大致可以得出这位女性美好品格的判断。从作品价值的角度来讲，《蒙娜丽莎的微笑》人文精神的体现使得作品受到更多人的追捧和喜爱8。米开朗琪罗以人性为表现形式将人文精神渗透其中的代表作无疑是能够让人产生强烈视觉冲击的《末日的审判》。从这幅作品的组成人物数量就可以判断出画家对该作品倾注的心血。的确，绘制这幅作品用了米开朗琪罗将近六年的时间。作为信仰人数众多的一个教派，米开朗琪罗将基督教作为整篇画作的背景，按照从上至下的顺序，米开朗琪罗分别刻画除了天堂、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以及地狱这三种不同的景象。在即将步入地狱的人类部分中，大多数人类都是赤裸或者身上仅仅残余一小块布料。米开朗琪罗用这种绘画方式暗示这些人类的身份：他们身上背负着背叛上帝的罪恶。虽然米开朗琪罗将这些人类的肢体动作、神情神态等刻画得十分可怜，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在反讽人类本身以及时人的处世态度：明明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罪孽，却在即将被送入地狱时表现出不可理喻的夸张。在《末日的审判》中，悲剧色彩不仅仅是通过米开朗琪罗对地狱情景的精致刻画体现出来，这幅作品为欣赏者产生最大冲击的位置在于，米开朗琪罗以一张皮囊的形象将自身融入到整幅作品中。米开朗琪罗通过四百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刻画揭示了他对人生的理解：每个人的人生都处于信仰上帝和不断背离上帝过程中，到这个人死亡之前，他可能已经犯下了滔天的罪孽，但仍然会得到慈悲上帝的救赎。无论是审判还是救赎，米开朗琪罗对人性的剖析虽然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但他通过画面布局、内容设定等方面使得整幅审判画面能够对欣赏者的心灵产生一定的冲击9。 （三）个性方面的人文精神渗透 在个性方面，西方美术史中利用这种表现形式渗透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以及荷兰画家梵高。就毕加索而言，从美术作品风格的角度来讲，毕加索通过自然主义、抽象主义、古典主义等不同风格的应用，使得自身个性在不同美术作品中得到良好体现。从毕加索的创作历程来看，其最初抨击当时西方美术作品创作主流的作品为《亚威农的少女》。在大多数画家都将定点透视作为主要绘画原则的1907年，毕加索用这幅以动点透视为原则的立体化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毕加索对不同图形及其组合的应用创建出一个全新的画派——立体派。当立体派成功便成西方美术界的一个主要流派之后，毕加索并没有停止自身追求个性美术作品创作的脚步。到了1918年，毕加索开始在古典主义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成功创作出一种被后人称为新古典派的美术作品。以毕加索新古典派的代表作《赛跑》为例，在这幅美术作品中，毕加索通过两个四肢伸张，处于奔跑状态的女性人物体现出赛跑这一主题。其中，毕加索除了通过阴影、线条的处理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之外，还通过女性乳房的暴露以及两人手部的交握体现出“赛”这个主题。从毕加索漫长的创作历程来看，转换美术作品风格已经成为他彰显作品个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时，这个特点也是毕加索与西方其他画家之间的最大区别10。就梵高而言，他的一生几乎都是在探索绘画以及探索画作的个性发展中渡过的。在创作初期，梵高大多是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的方式进行创作。以梵高在创作初期中的代表作《背煤袋的妇女们》为例，在这幅作品中，梵高通过装着大量煤的煤袋以及妇女表情和动作的刻画，将劳动人们的艰辛充分表达出来。虽然这种较为拙劣的绘画手法不被时人接受，梵高甚至还拒绝了皮特森牧师提出的修改意见。从这个时期开始，梵高就开始在追求绘画作品个性的道路上不断追求和探索。在梵高创作过程的中期和后期，他经历了无数的打击和磨难。这些实际经历使得他对美术作品创作以及创作方式产生了新的理解。于是，梵高开始通过创作自画像的方式达成追求个性的目的。在梵高的众多自画像作品中，流传最广、最为出名的是那张割掉耳朵的自画像。梵高创作这幅作品时正处于被癫痫以及经济困扰的窘迫期，虽然无法从这幅作品中判断出梵高当时的真正想法，但从梵高对自己独特表情、被割掉且包裹住的耳朵等方面的绘画中，依然可以发现梵高对个性的不停歇追求。除此之外，梵高绘画作品中包含人物形象较多的知名作品——《夜晚的咖啡馆》也彰显了他对个性的追求。这幅作品取自真实的法国兰卡散尔咖啡馆。这家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是梵高命名这幅作品的主要依据。在政府作品中，梵高刻画了六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在所有人物中，大多数人物都集中在作品的周边，唯有一名身着白衣的男性处于视线中间位置。作为与作品颜色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形象，梵高通过这种方式展现其对借助该咖啡馆的追忆。这种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使得熟悉梵高绘画风格的人一眼就能从众多绘画作品中分辨出梵高的作品11。 四、结论 纵观整个西方美术史，虽然不同时期创作者创作出的美术作品存在一些差异，但人文主题是大多数创作者会遵循的一种创作原则。人文精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的渗透主要包含性、人性与个性这三种不同的方式。就性而言，当时的创作者主要是通过突出人物形象生殖器官或者裸露身体的方式实现的。相对于这种方式而言，人性与个性的应用和实现难度较高，创作者需要利用适宜的透视角度、刻画方式等实现渗透人文精神的目的。 作者：赵红娇 单位：苏州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与改革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概况介绍及现状分析，指出民族地区综合性大学该课程面临的困境，并对困境形成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该课程授课内容的架构特点，总结了该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措施，尤其是在信息化背景下一些新的教学模式的尝试。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改革措施 一、“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概况及面临的困境 1.“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基本情况 在教育部颁布的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艺术学门类下设有5个专业类，33种专业。其中设计学类的专业包括艺术设计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公共艺术、工艺美术、数字媒体艺术8个专业。根据新的专业目录要求，各个高校的原艺术设计专业都在修订新的培养方案，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依然是这些设计学类专业非常重要的基础理论课，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所发挥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对于设计类的各个专业而言，能够为学生铺垫重要的理论知识背景。在课程性质上，“中国工艺美术史”属于学科基础课，笔者所在学院将这门课程安排在第二学期开课，共36学时，2学分。在教学目标上，使学生系统地了解中国工艺美术自原始社会起，在陶器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建筑工艺、金属工艺、染织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掌握工艺美术的基本属性、形式特征、发展规律和艺术风格，从中总结出基本规律，探求其历史渊源，并培养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古代工艺美术进行了解和研究的能力；培养学生对古代工艺美术作品从造型、纹样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进行辩证分析，总结特点，从而更好地应用于现代设计，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 2.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 综合性大学的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有别于专业的美术院校，艺术理论类课程开设的类别相对较少，基础性的理论课程如：“中国工艺美术史”“现代设计史”“设计概论”是相对来说开设频率较高的几门课程。综合性大学“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培养方案编制对课程的价值与地位认识不足、师资队伍的不足、学生对艺术理论课程的重视程度不足等几个方面。在编制培养方案的时候，有的综合性大学中的设计类专业去掉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新颖、更前沿的课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对这门课程的价值和地位认识不足。在设计类专业的课程结构中，“中国工艺美术史”往往被分配在基础课范畴，即打基础的课程，是与专业课相对而言的，就像是理工学科的高等数学一样。这一类课程是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但“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对于设计类专业而言，又不是一门简单的一般性基础课，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属于专业基础课，是专业课中着重于专业理论讲解的基础课程。师资的匮乏是造成“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目前，各个高校该课程的任课老师大都由其他专业课老师兼任，并不是由专门的史论专业老师担任，这就造成了在授课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受到限制。除此之外，教师数量也存在不足的现象，直接导致了无法进行小班上课，只能几个班级合成大班上课，人数在100人左右，教学效果不理想。很多客观问题需要慢慢地去完善，在现有条件下，任课老师可以在教学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做一些调整，如教材建设、授课重点、考核办法等。 二、“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了由许衍灼编译的《中国工艺沿革史略》，这本书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本工艺史专著。在内容上，它涉及范围非常广，甚至还包括自来水、电气、煤气等领域。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徐蔚南编写的《中国美术工艺》，书中介绍了玉器、刺绣、陶瓷等工艺门类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60年代，文化部曾组织南京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的相关教师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版本并没有正式出版。后来，陈之佛、罗尗子和王家树先生分别以油印本印刷作为教材使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著述：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的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上海知识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田自秉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由龙宗鑫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简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在1993年出版的由卞宗舜、周旭、史玉琢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文化艺术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由王家树先生撰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这些著作的出版为中国工艺美术的系统研究、工艺美术史教材的撰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今仍是“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的经典范本。随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材建设也越来越繁荣。目前不乏权威的、全面的、高质量的教材，如尚刚、朱和平、刘世军、陈鸿俊、姜松荣、华梅、要彬等诸位学者都分别撰写了不同版本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教材，尤其是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尚刚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新编》，作为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们的教学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这些版本中，除了延续传统的通史研究方法外，也在门类史、断代史等方面加以尝试，如200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朱和平教授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开始尝试从陶瓷、青铜器、玉器、家具等工艺门类展开论述。这些教材从再版的次数、数量就可以充分地说明大家的认可程度，但是目前各个高校设计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各有不同，尤其在对待基础理论课程的思路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就导致了在学分设置、课时安排、教学目标、授课内容、考核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试想，在有限的36个课时中，完成一本大部头“中国工艺美术史”通识的讲授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结合教学实际，笔者在自编教材中尝试了以门类史为主，通史为辅的架构方法，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重点知识的理解。主要包括陶瓷工艺、青铜器工艺、玉器工艺、家具工艺、建筑工艺、金银器工艺、织绣工艺和湘西地区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八章，前面七章按照原始社会时期到明清时期的时间脉络设置每一节的内容，第八章则涵盖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苗族服饰、苗族锉花、土家织锦、侗锦等少数民族传统工艺，并且将笔者田野调查的访谈记录呈现出来，让学生可以感受到最本真的艺术描述。 三、民族地区综合性高校“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笔者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承担“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教学任务，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内容体系该如何重新架构？新的教学模式该如何建设和应用？这些问题都是该课程教学改革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史”教学内容侧重点的调整。“器以载道”是中国传统的造物思想，它通过具体的形态语言传达着丰富的思想境界，体现着人们的审美情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道”的理论，始于庄子，《易传•系辞上传》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抽象的、无形的、“形而上”的；“器”则是具体的、有形的、“形而下”的。“器以载道•道以器载”，“器”，也就是工艺美术作品，它始终是我们所讨论的核心内容，“器”以有形的语言传达着无形之“道”，同时，深厚的无形之“道”也要依附于有形之“器”来展现。而这里所说的“器”与“道”恰恰是我们最应该给学生讲解的内容，具体来讲也就是关于造型、设计创意、设计思想和理念等相关的知识，这些对于设计类专业显得尤为重要。2010年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王琥著《设计史鉴：中国传统设计思想研究•思想篇》，运用现代设计学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古代的设计思想，对我国古代传统设计的功能、原理、文化价值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解读和诠释，这些成果都为我们今天的设计史论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实际教学中，内容上可以侧重各个工艺门类主要作品的工艺分析和设计理念讲解，突出“器以载道•道以器载”的基本原则。比如商周青铜器，这一时期的青铜制品，不仅具有使用功能，还有传达森严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治国礼器。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演变而来的，被统治阶级赋予了神圣的含义。例如，代表性器物“鼎”，它同样是由生活用品演变而来，成为青铜器中最重要的一种礼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再比如明代家具，这一时期家具的设计吸收了中国传统造型中用线的特点，欣赏明代家具，犹如品一杯好茶，可以让我们回味悠长。造型的简洁、选材的考究、做工的精细，无不体现了匠人的独特构思在“器”物上的延续。经典之作圈椅更是把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一气呵成的靠背与扶手、“S”形的背板，体现出独特的文人气息。从现代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符合人体工学的要求，而且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给人以精神享受。而将艺术性、实用性、科学性完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长信宫灯更是体现了中国传统造物的意境，不愧是古代青铜灯具的珍品。课程中对这一作品的讲解要注重其造型特点和设计原理的分析。长信宫灯最令人惊叹和赞美的就是它别致精美的艺术造型，总体上属于人物形灯的类别，宫女跪坐持灯的形象，是汉代宫女生活的真实写照，它的造型设计改变了商周以来青铜器的神秘厚重，造型设计轻巧华丽，优雅迷人。在功能性的体现方面，要着重强调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以及对室内环境污染问题的考虑。长信宫灯通体鎏金，集中体现了浪漫与华丽的艺术境界，它的铸造方法采取分开铸造组装的方式，先将头部和身躯、右臂、灯罩、灯盘分别做好，再与灯座等六个部分组合而成，这种设计和结构便于拆卸和清洗，制作工艺水平之高，是汉代灯具中首屈一指的作品。灯盘设计为能自由开合的弧形屏板，以调节光线方向。宫女左手持灯盘，灯盘中心有一个烛钎，在灯盘上设计有一个短的把手，通过把手地来回转动来调节灯盘上两片弧形屏板的开合，这样的设计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光线的强弱和照射的方向，类似于今天台灯的功用。宫女身体中空，右臂上举，下垂的衣袖罩于铜灯顶部，形成铜灯的灯罩，燃烧的烟尘，通过宫女右侧手臂的袖管进入体腔内，烟尘通过灯体底部水盘的过滤之后排出，会减少烟尘中细小颗粒和异味，减轻了对室内环境和陈设品的污染。现在看来，这样的设计，类似于今天的烟道，但在两千多年前，这实在是可以堪称最先进的发明创造，说明中国早在西汉就已经着手于居住环境空气污染的治理了。除此之外，在“中国工艺美术史”课程的整体结构上，还应该考虑加入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美术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地处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学生，这些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使学生切身了解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体悟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的魅力。少数民族的工艺文化是中国工艺美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道一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曾指出美术史研究的四种偏颇,其中就有以汉族为中心，忽视了其他55个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忽视了周围的边远地区。因此，如果能够对少数民族工艺美术进行有理有据、言之有物的写作，无疑是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有益补充。如果大家都能够去关注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相信中国工艺美术的研究视野将会愈发的开阔。 作者：周亚辉 贺炜 单位：吉首大学 美术史小论文:高校美术史课堂教学提升策略 一、内在觉醒：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开发美术史料的价值，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愿望，是课堂教学有效性提升的一项重要策略。首先，注重美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结合，将中国美术史的理论教学与学生的艺术实践相联系，如在对原始美术的学习中，将原始彩陶纹饰与学生的平面设计相联系，使学生意识到原始彩陶纹饰的构成特点对现代设计形式美和意象性等美的规律的重要借鉴作用。而通过分析当代油画家罗中立的作品、梵高奶奶常秀峰的绘画以及被称作“真正的后现代”的农民雕塑家邬良英的作品，让学生体会到现代艺术中的原始意味，认识到原始美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在学习中端正态度，产生学习的内在需求。其次，注重理论教学中的人文演绎与情景创生。教师可以通过分享艺术创生相关背景和调动学生的人文参与等方式增加教学的趣味性，把艺术家的生平轶事、作品创作背景等进行穿插讲解，从而使晦涩的理论变得有趣易记。如在讲解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时，教师可以穿插“墨池”、“东床快婿”、“王羲之写字换白鹅”等轶事的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样，当教师在对隋唐佛教美术中较为抽象的概念“经变画”进行理论分析时，可以结合“西方净土变”、“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化城喻品”等经变题材的相关故事讲解，来分析这些经变画作品的艺术元素和美学特点。在分析元代黄公望名作《富春山居图》时除了讲解画家的创作意图外，教师可以适当播放一些与之相关的视频，如费玉清和张靓颖合唱的《山水合璧》MV，其背景即是对《富春山居图》创作的故事化演绎。在讲清初大写意花鸟画家八大山人的艺术时，可以让学生结合对八大山人的独特身份和独特生活经历的认识进行角色互换认知。学生对八大山人独具个性色彩角色的体认，不仅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增加了学生对八大山人的生活经历及其水墨大写意花鸟画风格的直观感受。再次，借古以开今，如通过介绍国航标志——红凤凰的设计灵感来自云南出土的文物——汉代青铜凤凰拐杖头，学生能够把中国美术史的学习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认识到美术史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从而激发学生对中国美术史学习的内在动力。 二、图史共建：视觉轨迹之中的理论解读 对美术专业的学生来说，视觉在其感知和接受过程中居于首要地位。因为艺术活动“必须依靠经过选择和改造的物质媒介并作用于审美感官才能进行。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艺术家必须创造出有独特时空特征的艺术作品，呈现于他人的感知觉。艺术活动不是纯粹的精神活动，而是材料中的体验和思维”（王林，2004）。所以，中国美术史课程的理论解读可以循着图像分析的视觉轨迹来行进，这就要求教师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包括多媒体课件、图像和影视等资料的综合运用。例如在讲授秦汉美术的画像石、画像砖艺术时，可以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向学生展示不同地区画像石、画像砖的作品图像，通过图像的分析来阐述画像石、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艺术手法及艺术特点，从而将美术理论的分析贯穿于图像的解读过程中。这种以读图来释理的方法较之传统的理论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代先民缤纷多彩的生活画面，也更容易被学生接受。再如，教师在讲授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时，可以采用图像演示的方式，让学生从直观的图像感受和比较中，得出清代山水画的空间已由两宋时期自然化的物象空间转向抽象化的笔墨空间。而通过对清代山水画代表作品的图像分析，也可以使学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清代山水画是以“笔墨”、“写意”和“书法性”的特点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的结局。从而使学生对清代山水画的特点有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正如彼得•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对图像研究者而言，绘画作品并不简单地只是用于观赏，而是用来‘解读’。在今天，这种思想已成为常识”（彼得•伯克，2008）。所以，在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中，通过图像和美术史的共建与解读，学生才能更加直观和全面地了解艺术作品的全貌。 三、人文制衡：从先验的说教走向经验的认同 中国美术史的课堂教学，并不是简单地对美术史知识的先验说教，而是要将理论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艺术实践相连通，使美术史和艺术理论知识真正得到学生的经验认同。“教师由知识和技能的讲解者、传授者，变为学生能力构建的帮助者、指导者和促进者”（钱初熹，2005）。所以，一方面，教师可以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美术技法学习相结合，更好地促进学生技法的提高。正如学习在五代时期山水画的章节，教师引导美术专业的学生结合自身山水画的创作实践，来分析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五代时期所形成的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艺术特点，学生结合自己的绘画实践很容易总结出山水画的南北两大派别及其各自在构图和表现技巧方面的特点。反过来，教师对这一时期山水画派别及特点的理论分析及总结，特别是对南北两大山水派别皴法的分析则会对学生的绘画实践起到深化和指导的作用，这样理论学习和绘画实践之间就形成了相辅相成的互通关系，形成了学生的绘画经验认同。同样，在花鸟画、人物画等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联系学生的绘画实践，把学生对美术史学习的被动性转化成主体内在的驱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枯燥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学生生活经验紧密联系，使学生从日常生活经验中领悟美术史知识学习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原始彩陶及不同历史时期陶器及瓷器艺术的学习中，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到的陶器和瓷器，对辨别陶器和瓷器找到经验的认同，这样学生在学习陶器、瓷器艺术时必定会产生主动学习的愿望。因此，将中国美术史知识的学习置于学生美术学习经验和自身生活经历中去解读，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性提升的重要策略之一。 四、调转模式：多元文化生态中教学方法探寻 中国美术史的教学要不断探寻更加适宜的教学方法。首先，不同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我们一般认同原始美术用人类学的方法，古典美术用图像学的方法，现代艺术用形态学的方法，当代艺术用文化学的方法。由此，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典美术的学习阶段，教师要向学生扩充符号学、图像学等学术研究方法，并注意培养学生的读图和分析能力。其次，在教学中教师要适时对不同美术类别的发展线索进行梳理，包括纵向历时性的，如中国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人画等发展线索的梳理；和横向共时性的，如中国明代山水画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风景画的横向比较、中国秦汉美术与西方古希腊美术的比较、西方油画的传入及其对中国明清时期绘画的影响等。再次，对美术史知识的分析要放到整个历史背景之中，把社会历史文化对美术发展的影响加以阐释。当然，教师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还可以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和互动。总之，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要调转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开创更加开放多元的教学方法。 五、因材施教：特定学生群体的针对性教学 教师要对所教授学生群体的能力、兴趣、特点等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合于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这样才能使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要针对美术专业的学生逻辑思维及理性分析能力较弱，但感性认识和形象思维能力较强等特点，在教学内容上多与美术实践相联系，在教法上多选取图像分析方法等。如果教师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味地将中国美术史的教学内容教条化或者是采用单调的理论分析的教学方法，则可能会收到事倍功半或者是教师的理论分析再严谨细致也引不起学生学习兴趣的消极效果，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配合理论课学习。因此，针对具体的教学班级，教师要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内容，并采取适宜该学生群体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有效提升。 六、自我成长：教师业务素养的全面提升 毋庸置疑，中国美术史课堂教学效果的有效性提升与教师的业务素养和知识储备密切相关。无论教师对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的分析还是对画家生平轶事的介绍，以及对中国儒道禅三大美学价值对中国美术发展影响的阐释，抑或是中西美术发展面貌及形态的比较……都与教师的专业水平和知识量直接相关。因此，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素养，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在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灵活运用各方面的知识，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课堂教学效果得到真正的提升。综上所述，在高校中国美术史的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开发，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注重采用图像解读方式对美术史学科进行图史的共建，将理论知识与学生学习经验和生活经历相联系，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更加多元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对特定学生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等策略使课堂教学得到有效性提升。 作者：刘恩芹 单位：六盘水师范学院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在国内文化历史中的背景 作者：林早 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20世纪之初才出现在汉语语境中的“美术”一词，从其界定生成上可说是典型的“跨文化历史语境”的产物。“美术”一词对应着西文中的“fineart”，但在外延上“美术”小于“fineart”小于“art”，汉语中的“美术”专指造型艺术、视觉艺术。这种对译上的非一对一状态，暗示着中国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发生了误读。“文化‘影响’的真正发生，并不单纯取决于‘影响者’一方，‘影响者’并不能主导整个‘影响’的全过程，因为接受者一方也具有‘主体性’……‘接受者’如何转述、翻译、描述和解释异文化的‘他者’，就更深地依赖于自身的主体性。在‘跨文化历史语境’中，根本不存在对异文化‘他者’绝对客观、毫厘不爽的叙述、翻译和解释。”［1］根据“影响研究”方法予以我们的启示，中国在跨语境实践中所发生的“误读”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文化上的“合理性”。并且，通过对这种跨语境实践的呈现，有助于我们了解彼时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状态，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艺术主体性。 一、“美术”生成的西学东渐背景 十九世纪末，整个中国都处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震惊的状态中。中国的有识之士们开始自动自觉地思考中国的现代性命运，几千年以来超稳定的中国文化受到了反思和质疑。随着轴心时代的结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然而从文化输入的方向上看，近代中国文化历史语境中发生的“西学东渐”并不是一种纯粹两极的西方———(东方)中国直接文化对接。事实上，在中国的西方文化输入中，我们的邻国日本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自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深受日本刺激的中国政府意识到邻国“明治维新”的卓越成效，遂把“取经”的重心从英美等国转换到了距离自己更近一些的邻国日本，于1896年向日本派出了13名留学生，此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中国留学日本的人数竟达8000之众。［2］(P36－39)如此一来，发生在中国“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西学东渐”，西方文化对应的是一个“大东方”概念。从中国本位出发，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输入中，除了西方———中国的两极状态之外，还同时存在着一个西方———日本———中国的“二度转手”状态。如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有一半以上的术语来自日文对西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二度转手”的物证。据相关考证，梁启超是东渡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译名词的第一人［3］(P206－215)。1898年，失败之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当时并不懂日文的他借助假名和汉字的组合接触了日文书籍，并在不懂外文的情况下，于1898年—1899年之际，借《清议报》向国人输入了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日语汉语。相对于西方原典来说，梁启超当时所从事的翻译是标准的“二度转手”。用今天“翻译”专业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引进中国的“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等词汇，在翻译上是不免有失轻率。这就在客观上给中国日后的人文学科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惑，比如我们所熟悉的围绕“美学”学科合法性的争论。由上述背景，我们要追溯“美术”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就不可不考察“美术”概念在日本的生成。 二、“美术”在日本的生成 “美术”在东方语言中的首次亮相是与艺术展览密切相关的。“在日本，‘美术’一词的起源，一般说是明治六年(1873年)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时，将参展规则中的德语词汇Sch?neKunst(英文FineArt)，译成日文而产生的。但是，当时所谓的‘美术’一词，却是意指包含音乐和诗在内的所有艺术。”［4］(P45)1871年，日本接到了奥地利维也纳万国博览会的邀请，并收到了一份德文的展览分类分项说明附件。1872年，将参加万国博览会作为维新之举的明治政府下发了动员、组织参加博览会的分类分项说明日文译文，在日文译文中“美术”一词首次出现:“第22区作为美术的展览场所使用第24区展出古美术品及爱好美术者的作品。又，第二种:各种美术品比如青铜器与烧画陶器各类形象等。第25区今世美术品。”［5］值得关注的是，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美术”译文生成于“展示”(需要/空间/机遇)并不是一种翻译上的机缘巧合。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术”，乃是与公共领域的艺术制度紧密相联的。其中对艺术品的公开展示可谓是现代艺术社会学意义上的表征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看，西方对东方的“美术”输出，输出的不仅是以“油画”为代表的“画种”、以“美学”为代表的艺术理论，同时在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相对独立的“艺术”观念之下还潜伏着一套西方现代的文化体制模式。这样说起来颇有些当下“视觉研究”所关注的“视觉政体”意味，但彼时日本明治政府对西方博览会的重视和效仿所反映出来的利用视觉传达进行社会启蒙的文化措施却足以证明我们对“美术”与公共性“展示”的强调并不是一种行文上的“过度阐释”。日本“美术”一词在产生之初，其含义是与西方的fineart十分吻合的。然而，日本在将“美术”融入本土的现代性文化建构过程中，却使“美术”与fineart的原意发生了一些偏离。“日本引进西方工业文明和技术，是在‘明治维新’时期，比中国早三十多年，当时‘明治维新’时期的历史背景与中国非常相象。由于当时图画类的科目完全从属于工业技术，是为了培养产业后备军所需要的技能。日本人把本来属于西方艺术科目下的视觉艺术表现称之为‘美术’则不足为奇了。”［6］刘剑虹的叙述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在设立“美术”科目中表露出来的功利的文化建构心理，这种“功利”色彩是有悖于西文中fineart的原意的。然而结合当时日本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来看，日本人对于“fineart”的偏离并不是出自一种文化翻译上的轻率，而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不存在被动的接受者。结合日本人将“美术”科目设立在工科之下的学科建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美术”是被工具化和功利化了。但是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在民族自立、自强成为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前提下，这种文化功利心态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也正是当时中国迫不急待地接受了包括“美术”在内的一系列日本式西方外来词汇的深层原因。在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游学》，这种文化功利心态表露无遗:“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二、去华近，易考察。三、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三、“美术”在中国的生成 根据邵宏的考证，清末民初的大学者王国维是向中国引进“美术”日文译语的第一人———“190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译著《伦理学》，书后所附的术语表上便有‘fineart’美术”一词。这是日语译词‘美术’首次在汉语出版物中出现。”［8］1904年，王国维在其连载文章《＜红楼梦＞评论》中，开始频繁地使用“美术”一词。王国维主要在三个层面来使用“美术”，一是接近于西方的“fineart”———“而美术中以诗歌、小说、戏曲为顶点”;二是艺术、艺术表现———“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以及解脱之道”;三是美学———“美术之价值，存于使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5］而在王国维发表的以“美术”为题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天职》文中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曰‘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9］(P105)，可见，“美术”在学者身份的王国维那里尚处于一种含混使用的状态，并且在这种含混中更偏向于“美术”的“美学”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国维是从日文译词中接受了“美术”，但是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却更多地吸收了叔本华的哲学。这里就又给我们呈现出了“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接受者的主体性———“美术”一词在日文中一开始便被用于艺术(品)的器物层面，而在中文中一开始则被用于艺术(品)的精神层面。1905年秋，李叔同在日本东京撰文《图画修得法》，其中有:“图画者，美术工艺之源本”，并称法国为“世界大美术国”。［10］(P116)画家身份的李叔同在对“美术”一词的使用上与作为造型艺术的美术要相对接近一些。但在文章中，对于什么是“美术”，李叔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界定。王国维与李叔同在使用“美术”一词上的不同倾向，反映了学者与艺术家在“美术”认知、体验上的不同侧重。在中国，作为艺术而非美学的“美术”认知是由刘师培来促成的。1907年，刘师培发表的《中国美术学变迁论》从中国本土的艺术出发，第一次明确地界定了“美术”及其范畴。“夫音乐、图画诸端，后世皆视为美术。皇古之世则仅为实用之学，而实用之学即寓于美术之中。舞以适体，以强民躯。歌以和声，以宣民疾。而图画之作，以为行军考地所必需，推之书契既作，万民以昭，衣裳即垂，尊卑乃别，则当此之时，舍实用而外固无所谓美术之学也。”又有，“汉印、汉碑，所图之物，不外指事象形……汉代美术，至此可窥。”另，在刘师培的《论美术与征实之学不同》一文中，提出“美术”是“乃以饰观为主者也”的原则，这已经相当接近我们今天所谓的“造型艺术”了。［5］在此，刘师培通过金石、水墨、书法、印章中国传统艺术来讨论“美术”的文化自觉与同期日本将传统的水墨画排除在“美术”之外的作法又形成了接受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间”实践中的一个比照。作为舶来品的“美术”在中国的真正普及是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其中，鲁迅对“美术”的普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1912年，鲁迅为刚成立的“美术调查处”拟定的工作中清楚表明了“美术”是指雕刻、绘画的现代立场。1913年2月，鲁迅以周树人本名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一卷第一册发表了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其中，“美术”既泛指“艺术，”又专指“造型艺术”，在用法上与fineart的原意非常接近。《意见书》共分四段，分别阐释了“何为美术”、“美术之类别”、“美术之目的与致用”、“播布美术之方”。在讨论美术的普及中，鲁迅在“美术”的“造型艺术”意义上提出了“美术馆”与“美术展览会”，并对二者作出了区分———“所列物品，为旧时中国固有之美术品”(美术馆)与“陈列私人所藏，或美术家新造之品”(美术展览会)。 四、“美术”的生成与文化操作 在将“美术”与“美术馆”、“美术展览会”放到一起来阐释的意义上看，“美术”在中国历经王国维、李叔同、刘师培等先贤的阐释，其内涵逐渐从一种美术之“道”落实到了实物的层面。从“美术”的“西学东渐”历程上看，“美术”在东方语境中的首次亮相是伴随着博览会上的艺术品展示而来的。而当“美术”在中国开始“播布”(普及)，美术又一次显示了与“展示”的联系。在中国的“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美术”从哲学意味、艺术学意味转而进入实物层面并得到最终的确证，这一过程不仅展现出中国的民族思维特点，同时也显示出“美术”的“西学东渐”背后隐含着的文化体制模式输出。在这种文化体制模式中，“美术”与对美术(品)的公共“展示”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设想一下，只有西方“油画”，而无对西方“油画”所作的公开“展示”，作为一个外来画种的“油画”如何能在中国现代性历程中取得“先进性”和“合法性”。并且从文化体制模式的输出上看，只有将“美术”作实物层面解，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体制模式才能真正展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美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能来进行理解。1911年，第一套《美术丛书》编著。1912年，国民政府设立“美术调查处”。同年，上海图画美术院成立，苏州创办苏州美术会;1916年，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中华独立美术协会”。1917年，第一部美术著作撰写。1918年，第一本美术杂志发行……虽然同期，音乐、文学并没有完全从“美术”中脱离，狭义的“美术”与“图画”并存，“画会”与“美术协会”并存，但是一套相对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包括了艺术家、艺术品、艺术展示空间、艺术批评、艺术院校、艺术机构和公众的艺术世界体制已经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显现。如果说在对于“美术”的最初选择上，日本与中国有着相同的初衷，那么在后续的现代性进程中，由于不同民族性格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对国家制度、社会制度进行的不同选择，中国的“美术”发展与日本又渐渐形成了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美术馆馆藏品中没有一件西方艺术作品。这与热衷于收藏西方艺术作品用以立馆的日本美术馆实践形成鲜明的反差。“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空前的大清洗，“美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中取得了“造型艺术”的最终界定。1919年，紧随“文学革命”之后，吕澄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美术革命》:“窃为今日之诗歌、戏曲固宜改革，与二者并列于艺术之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塑、建筑三者，必具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art)，此通行之区别也……尤亟宜革命……文学与美术，皆所以发表思想与感情，为其根本主义者惟一，势自不容偏有枯荣也。”同刊同期，陈独秀撰文《美术革命———答吕澄》:“现在得了足下的来函，对于美术———特于绘画一项———议论透辟，不胜大喜欢迎之至。说起美术革命来……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12］在吕澄与陈独秀关于“美术”的讨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是“美术革命”的紧迫性;二是将“美术”与“文学”并举。并且这两点又共同指向了“美术”的“写实性”，而“美术”的“写实性”是对应当时文化传播中的“可操作性”的。可以肯定的是，彼时文学和美术对“写实性”热烈追求并不出于一种理想状态的纯粹审美判断。同时，撇开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历史背景不谈，当“美术”界定经一本刊物的发表在民众中形成了普遍认知这样一个事实成立的时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文化(美术)机制在中国开始发挥作用了。据此，我们也可以尝试去理解，何以“美术”在中国会缩小了外延并最终界定于造型艺术、甚至绘画———这背后的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主体在文化体制操作中的理念。这个理念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就是“革命”，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邹荣《绪言•革命军》)“美术”在东方民族国家最终被界定为“造型艺术”的专指，乃是出自一种功利的文化建构考虑。此前，我们已经知道“美术”在传入中国之初，虽然在概念上与美学、艺术表现等混生，但外延上与fineart是基本吻合的。使得专指“造型艺术”的“美术”从泛“美术”中独立出来的，是附带在“造型艺术”身上的最能适应文化建构需要的“展示”、“传播”功能。其中，造型艺术的公共“展示”特别暗示出了现代中国史无前例的“公共领域”。因此“展示”是“传播”的基础。中国的艺术批评一般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木刻家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前卫艺术家———“前卫”在这里作对艺术现代性的追求解，然而联系左翼木刻家联盟的倡导者鲁迅的提倡新木刻运动的初衷———“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不难见出艺术现代性追求背后为革命所“用”的功利目的。再进一步联系“美术”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基本分类———国画、油画、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其中版画、连环画、宣传画这三个画种由于媒介上的“工具”意味，都暗示着强烈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及文化普及意识。这种美术分类思路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的美术馆的展览组织原则之一。明了“美术界定”历史生成的“跨历史文化语境”实践，明了民族国家主体在“跨文化历史语境”实践中的困顿和选择，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艺术现代性从一开始呈现出来的推动国家现代性历程的文化自觉。而这也正是中国现代艺术发展在20世纪后期饱受当代艺术家诟病的向国家意识形态投诚的根源所在。 美术史小论文:地方美术史研究状况 时间性与空间性:地域美术研究的两个维度 在全球化背景与现代化的进程中，地域文化及地域美术研究的前景与趋向愈发引人关注，无论是对于信息时代与地域美术之间的关系，还是以现代性理论观照与阐发地域美术研究，都成为艺术史研究方法论与范畴内容的焦点。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区分每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史叙事，更已成为世界艺术史界学术实践的核心问题。全球化的多元结构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但没有消解地域性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地域文化的无法替代的可贵特性。地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论上承担着双重使命，即当创建普通艺术史的元叙事时，研究者还要针对不同的地域性特征展开叙述，从更广层面上指出其相似和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地域性因素。长期以来美术史研究的逻辑与体例都遵循纵向的时间线索，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到邓椿的《画继》，纪传体的常规体例与时间顺序的前后相接，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美术史叙事的传统方法。经典意义上修治美术史的习惯路径，首先需要排年表、列师承、追溯源，虽也有《益州名画录》等地域性美术的专题述评，但对地域美术的横向梳理一直缺乏深人的研究，唐宋之际的南北之分也只停留于宽泛而模糊的地域分类，实际上更强调某种风格而非地别的差异。 地域性首先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其内涵又绝不止于空间上的界定。空间层面不同的地域性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或者说不同的地域往往展现了同一现象或事物的多个侧面。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很少有学者从时间的角度去考察过地域性，似乎地域性只是时间之外的某种与之二元对立的范畴，是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另一种不相干的维度。然而当我们回顾艺术史，就会发现“地域性”中已然包蕴了时间的概念，例如，当今天我们谈到“青铜时代”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魏晋风骨”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盛唐气象”不正是包含着一种地域性?虽其作为古代艺术史中某一时段的时代称谓，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魏晋风骨和盛唐气象已经消失了，与今日的中国艺术完全隔断不发生任何关联。反过来，艺术史中的“吴门四家，，、“扬州八怪”、“海上画派”等也分别代表了某个时代。同时，这些派别、概念、范畴之所以直至今日依然有效，是因为它们代表着某种风格，具有艺术价值的普适性。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艺术史的地域性问题就变得错综复杂，同时也充满着戏剧性。 地域性的研究范畴，实际上已经给出了美术史家所需要的“地点”和“读点”。对于某一研究对象的地域性的选取，发挥的空间有多种可能，很多因素可以纳人其中。特定空间与线性时间的混合，可以在某一项研究中奇妙地展现出来。正如人类学家、结构主义哲学家列维一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谈到自己领略结构主义精髓的感触:当你忽然发现……可以同时在岩石上面发现两个菊石的遗痕，看到它们微妙不对称的回纹，这些回纹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证明两个化石之间存在着长达几万年的时间距离，在这种时候，时间和空间合而为一:此刻仍然存活着多样性与不同的年代相重叠，并且加以保存延续。思想和情感进入一种新的层次，在那当中，每一滴汗，每一片肌肉的移动，每一息呼吸，全都成为过去的历史的象征，其发展的历史在我身体重现，而在同时，我的思想又拥抱其中的意义。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后终于用相同而唯一的声音说话。 一项深人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应力求发掘并展现出这种时空并置的微妙结构，从中追求一种多样性基础上的共同感。惟其如此，时间维度的历史学含量才能在一项以局部地域为对象的研究中提升其意义。 然而说到底，地域性又首先是一种以空间为依据的分类方式。沈宗赛《芥舟学画编》在讨论地域性格与地域绘画的关系时提出“天地之气，各以方殊，而人亦因之。南方山水蕴藉而萦纤，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温润和雅，其偏者则轻桃浮薄。北方山水奇杰而雄厚，人生其间，得气之正者，为刚健爽直，其偏者则粗厉强横。此自然之理也。于是率其性而发为笔墨，遂亦有南北之殊焉。”12环同地域艺术创作风格与样式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理空间的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是艺术史还是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历史，必然要在一定的空间中展开，并试图解释在这一空间中独有的审美思维与人文特性。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断发展、变化，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展现了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环境中与环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烙印的某种特性。尤其在当代视角的大文化格局中，地域(Loeal)、国家(National)与全球(Globle)的概念呈现了空间分类的不同层面，更寄托着文化政治的差异性与由此带来的不同地理版块异质文化之间的互斥与关联。作为空间层面的“地域性”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以指一片村落、一处城乡、一个省份、一个国家，甚至地球的东西两方。狭义上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则更加强调对于同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地域版块或地点的各自考察与观照。在这一点上，地域性比国家性或民族性更具针对性和专属意义。因为由于诸多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民俗、文化及艺术创作是在相对封闭、隔绝的状态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尤其在交通条件有限、缺乏文化沟通交融的时代所形成的相异特点，更保留了地域美术的可识别性。这一点在五代时期已经形成的山水画南北两派的风格分类、传统工艺美术史上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域在媒材技法与审美标准上的巨大差异都可见一斑。 无论是地域范围的广裹或狭小、中心或边缘，一项地域美术研究总是以某种形式的“整体”形态显现。但如果仅从美术史写作的层面，地域美术研究与国家或民族美术的通史相比，始终处于一种支流、局部或从属的地位，反过来，地域美术的多元存在又构成了国家、民族更高一层美术内容的主体。这就要求地域美术研究不能局限于现状考察，而应追溯研究该地域美术的纵向特征，即各个断代的时间段内形成的地域特征，同时要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地域美术的发展，及其在交叉、流动、迁徙中造成的相互影响，以揭示在特定时空中存在的价值观。正如生活在北宋蜀地的黄休复在《益州名画录》中所追求的，“至如蜀都名画之存亡，系后学之明昧，斯黄氏之志也。”在这一层面上，地域美术研究关涉到风格样式的衍变规律，通过历史性的关联，完成某种“超越”。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晚近历史与现状述评20世纪以来，随着美术史学研究的门类细化与现实需要，兼受西方现代学术方法的影响，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的个案梳理意识与学术自觉愈发深人。早在民国时期，已不乏地域性美术研究的著述，罗元肪的《蜀画史稿》(1917)、汪兆铺的《岭南画征略》(1928)、王瞻民的((越中历代画人传》(1928)、庞士龙的《常熟书画史汇传》(1930)等的出版成书，已经反映出民国时期美术史学者的地域研究意识，这一过程与以滕固为代表的美术史论家以现代学术方法进行断代史研究近乎同时。 地域画派的概念与影响在美术史叙述中的生成，促动了百余年来中国地域美术史的蓬勃发展。民国初期已经对于地域画派有过的系统的梳理与分类。在民国时期的传统派画家群体中，按照地域性划分其南、北分别以北京画坛与沪杭画坛两大版块为代表。前者代表人物为陈师曾、金城等人，兴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后者代表人物为黄宾虹、潘天寿等人，盛于二、三十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地域性又与时代性并列为美术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当时作为上海“中国画会”41的发起人和执行委员的郑午昌撰文强调了这种关联: 我们既不能忘却我们所处立的地域，尤不能忘却我们所生的时代。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一时代有一时代的艺术，同一时代而又有各个民族的独特的艺术，以其环境及历史的条件反映使然也。 在此前后，对于地域画派与地域美术现象的研究方兴未艾，地域派别观念盛行。由于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自民国建成以来首次全面汇集全国画坛作品，此间评论者的印象也更具参考价值。“第一次全国美展汇刊”于1929年4一5月间共出版10期，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全国著名的画家和理论家，其中陈小蝶的《从美展作品感觉到现代国画画派》，以个人印象对于当时的画坛作了细致的阵营划分，依据此次展会中的国画作品风格，将当时画坛分作复古派、新进派、折衷派、美专派、南画派、文人派六派，实际上牵涉了上海、北京、广东三地的代表性画家。如果按照今日约定俗成的革新派与传统派的分类逻辑重新归列一下，则在陈小蝶划分的六派中，折衷派、美专派属革新派或中西融合派的范围，而复古派、新进派、南画派和文人派均属传统派的阵营，且陈氏对传统派前三者的复古、摹古风格均持有不同程度的不满，而毫不避讳对文人派的情有独钟。在当代学者以特定地域性为范围的民国时期中国绘画的研究文章中，北京画坛、上海画坛和岭南画坛有关中国画的相关研究相对其他地域更为充分。其中代表性论文如薛永年先生的《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2002)、李松先生的《20世纪前期的湖社与京津地区画家》(2003)等文章探讨了民国画坛传统派的理论与实践;万青力先生的《南风北渐:民国初年南方画家主导的北京画坛》(2000)从当时北京画坛以南方画家为主流的现象人手，从画家与机构的角度探讨了这种现象的历史动因、时代契机与文化意义;他的另一篇论文《美术家、企业家陈小蝶—民国时期上海画坛研究之一》(2001)则通过美术家个体的研究，从第一手史料出发，在美术史细节中考察评价艺术家的成就，从而上升到对于上海画坛的整体考察。单国强、单国霖对于隋代以来至清代的京江画派研究、赵力对于京江画派形成的历史文化条件和艺术渊源背景的研究，曾对镇江地区的地域性画派作出了较为深人的考查。在对于广东民国画坛的专项研究中，黄小庚、吴瑾编辑的《广东现代画坛实录》(1990)收集了岭南地区画家讨论美术的文章，对于这一专题有重要的资料作用;黄大德的相关文章更揭示了当时岭南画坛“方黄之争”的历史细节，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一直致力于广东美术地域性研究的李伟铭以数篇相关学术文章，对于岭南画派中国画论争及其史料的收集与研究，也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 近十年来对于地方画派的研究著述及其出版，在2002、2003年之间达到了一个高潮期。2002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画派画集》在汇集图像资料的基础上，对二十世纪前期的“京津画派”、“岭南画派”及“海上画派”进行了研究。2003年前后由吉林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画派研究丛书”作为一部汇集性著述丛编，对海上画派、松江画派、新安画派、娄东画派、吴门画派、常州画派、南方山水画派、北方山水画派等十五个古代地方绘画流派分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整理研究，详细评述了各画派的来历、产生背景、画风的形成和转变、主要艺术特点及其影响，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地域画派的渊蔽与全貌。目前看来，地域美术通史的研究对象仍然以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最为集中深人。以上海、广东两地为例，在相关研究领域，已有徐昌酩主编的《上海美术志》、李超的《上海美术史》、黄可的《上海美术史札记》、李公明的《广东美术史》等著作，对于两地的整体性地域美术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外，一些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工具性资料汇编著作，也为以往地域美术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如王震编撰的((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1872一1911 申报 艺术条目索引》、颜娟英编撰的《台湾近代美术大事年表1895-1945》等，以及各地域中城县各级的地方志，都成为地域性美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料和依据参照。在对于近年来面世的北京美术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以邵大篇、李松主编的 ((20世纪北京绘画史》和李福顺主编的《北京美术史》最具代表性。6二者都是国内一流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均在不同程度上拓展了这项专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所有地域美术史研究阵营中，北京美术史研究作为地域美术史的特殊性不言而喻，其理据正如《北京美术史))引论中的描述:“北京经历了从原始聚落到城市萌芽，从中土边塞到多民族城市，从少数民族政权之都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演化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构造宛如古老的地质积层一般，错综繁芜，一言难尽。”北京长期作为都城的历史，也决定了其具有主流示范性和中心辐射性的杂揉特征，从而兼具地域美术独特性与国家美术史的普遍性。 由北京画院组织编写的地域性断代史 ((20世纪北京绘画史))作为北京美术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从20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各时期北京地区美术发展的历史图景。参加各章节的编撰人员均为在各自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美术史论专家，在主编邵大篇先生和李松先生的主持下，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和掌握原始资料，力求客观地呈现历史原貌，分析历史事件、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而《北京美术史》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北京美术通史，不但填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而且在研究视野的广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在此书之前，尚未有学者以通史的线索系统梳理北京地域性美术的发展历程。该著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李福顺教授为首进行编撰，长达八十余万字，编者将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诸多美术遗存图片相结合，系统书写了自原始社会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美术发展历程，对北京美术的地域性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区别于其它地域已有的美术文献史。除了对于北京、上海、广东的集中性研究之外，一些研究针对特定区域与门类，也体现了较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如郑工、莫小也等学者各自对于澳门美术史的研究，展现了一个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艺术交汇的独特个案所能体现出的学术价值。在对于不同艺术门类的梳理方面，亦有吴敬贤、汪天亮等学者对于陕西、福建等地的工艺美术史专项研究的著述出版。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美术史的面世，丰富了地域性美术研究的内涵，一些专家学者有意识地从中寻找地域性美术的审美特性，发掘各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由王伯敏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于 1995年面世，作为国内第一部少数民族美术史专著，整理汇集了各少数民族地域的美术史研究文献。近年来，更为详尽深人的相关个案性研究尤以西藏、云南、内蒙古等地域的地区美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在数量、质量上令人关注，如康•格桑益希的((藏族美术史》、张亚莎的《西藏美术史》、谢继胜的((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昊明娣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李伟卿的《云南民族美术史》、王嵘的《西域艺术史》、韩小忙的《西夏美术史》、阿木尔巴图的《蒙古族美术研究》、鄂•苏日台的《蒙古族美术史》、乌力吉的《内蒙古艺术地理》等。这些著作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域艺术的发展，并进一步阐析了宗教对于艺术的影响，对于研究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发展以及多民族艺术的交融具有重要意义。综观以往中国地域美术史研究，史料梳理与图片整理的文献汇集，至目前为止仍然是此类研究的首要任务和学术使命。特别是地理位置或文化坐标上相对“边缘”地域的美术，对于一些原始资料的及时收集与发掘，以及诸多尚待填补的学术空白点，应引起相关学者的更多关注，投人更多精力进行调查研究。在方法论上，一些地域美术尚缺乏通史与断代史角度的整合梳理，从而考察、发现该地域美术的独特价值。 个性与共性:地域美术史研究范式及其存在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地域美术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通过对于一个特定地域美术发展的专项研究，探求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继而建构一种美术史发展模式，完成意义的升华。受到现代学术观念与方法论的影响，愈来愈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过践行与反思。是单纯“就事论事”、保持其独有价值体系的个案研究，还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整一的社会文化形态中，观照其普适价值与建设性意义，成为地域美术史研究回避不开的选择。在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发展史上，有着从地域美术史研究中抽绎美术史研究范式的传统。温克尔曼较早试图通过一项特定地域范围的个案研究来推导出各地域艺术史的统一规律与模式。他认为研究古希腊艺术的目标，是要把人们的认识“引向统一，引向真理，并以此来作为我们在判断和实践中的指南”。其((古代艺术史》(月殆勿尽oIAn~tA材，1764)通过对于古希腊艺术史的深人考察推导出艺术史研究的原则，提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艺术必须看作和它的物质环境和社会背景有血肉联系:“艺术史的目的在于叙述艺术的起源、发展、变化和衰颓，以及各民族各时代和各艺术家的不同风格，并且尽量地根据流传下来的古代作品来作说明。”对于这种“由点及面”的推广，认同与批判的声音一直并存。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1922一1996)认为“取得了一个范式，和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以此来看，温克尔曼从希腊艺术史中抽绎出的规律与发法论完成了一次伟大的建构。而同样的方法在艺术史家文杜里(1885-1961)看来，“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它所研究的艺术作品失去了个性，而成了某种类型。因此，温克尔曼开拓的道路偏离了历史和美学的标杆。……他把‘艺术家生活’置之脑后，而创造了‘艺术史’的一种类型。”正是这种地域美术史研究推导出的范式，使温克尔曼成为了文杜里眼中横亘在后来艺术史家们面前的“伟大的绊脚石”。对于地域美术史研究来说，比研究范式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文化氛围、地理环境和人文风俗的具体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干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及其文化氛围，深刻影响、启蒙了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风格追求。郑午昌也在《中国画学全史》指出，画家传、画迹录和画学论“三者互相参证，并及与有影响之种种环境而共推论之，则其源流宗派，与乎进退消长之势，不难了然若揭。”如此说来，与地域美术研究相互关涉的因素就十分复杂丰富，随之而来的相关问题也存在着多种可能。在笔者看来，对于地域画派和地域美术史研究，存在以下几个容易掉落的陷阱: 其一，方法论的“范式”误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域美术史专项研究的个性特征，与其可能达成的普适性范式，并非直线对应的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地域美术史研究对于美术史方法论的真正的建构意义可能在于，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不是对于已有模式的重复验证，而恰是对于一种已有的“普范性”模式的校正、反拨与挑战。任何先人为主地“套用”既有方法论范式来进人一项特定的地域美术研究，都可能无法发掘该地域美术的核心特点。因此，在“小中见大”的同时，秉持“同中求异”的精神，即在建构普遍联系的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与个案性，也正是地域美术研究的普适价值所在。 其二，研究初衷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与“家乡偏好”(权且借用金融学界的“ homebias”一词)。研究者的“故乡情结”，很容易变为地域美术史甚或地域文化史研究的动力来源，这种源于集体无意识的乡土情感本无可厚非，也确为一种可贵的文化使命与伦理情操，但正如站在山中望此山的全廓难以尽收眼底，“家乡偏好”也使研究者很难保持一种理性客观的中立态度。如果这种立场又与某种文化权力甚至经济利益相对接，其后果更可想而知。一个新鲜而典型例子，是2009年12月在河南安阳一次考古发现，所引发的关于“曹操墓”的真假及其归属的争议。其后来的一系列由地方政府等各方人士参与的辩论和争夺，事实上已与学术研究无关，与随后“刘备墓”的挖声又起，共同沦为一场争夺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旅游资源的角逐。 其三，过度强调地域文化性格对于地域美术的影响。地域艺术史研究乃至地域文化研究，稍有不慎便会陷人地缘决定论的极端，即过度放大地域决定文化的绝对性。事实上对于地域美术研究而言，地域性不过是某种特定的资源与背景，而非对艺术创作的全部内容，甚至也不是对于艺术创作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清人沈宗赛在《芥舟学画编》中论述过地域性对于画家影响的相对性，并举其反例:“视学之纯杂为优劣，不以宗之南北分低昂也。其不可拘于南北者复有二:或气察之偶异，南人北察，北人南察是也;或渊源之所得，子得之父，弟得之师是也。第气象之闲雅流润，合中正和平之道者，南宗尚矣。”川地域并非不可跨越的因素，尤其在交通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南方画家寓居北方，西部画家定居东南沿海的情况十分常见，地域文化间的交融互渗是愈发需要重视的现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此点，就容易陷人一叶障目、刻舟求剑的尴尬。 其四，地域美术研究的“主流饭依”情结。尤其在当代美术史与美术现象研究上，这一情结与文化权力与美术史研究的话语权有关。面对现当代中国的地方画派，一些学者与批评家试图通过推广某一地域的艺术家、画派来进人美术史的主流叙事。这种趋向的结果是，相关研究片面地回避地域性特征，导致了叙述模式与价值标准的趋同。一些本已珍贵的具体研究，一经“升华”，反而失却了它原初的优势和独特味道。这种趋向的另一种表现是，在一些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地域性”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应对无法与主流文化对话的窘迫与尴尬。 今日的地域美术史研究，已经愈发依赖于各不同学科方法的参人，需要考古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通力合作。尤其当今日的美术史研究“不再奠基于严格的材料划分和专业分析方法之上，它成为了一个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各种学术兴趣和研究方法的交汇之地和互动场所。”地域美术史就注定成为地域文化的视觉映像及其意义阐释的重要方式，并折射出特定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 美术史小论文:民俗美术历史命运 一、泥人张彩塑艺术综述 1、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 “泥人张”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简称，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雕塑艺术流派，是中华民族雕塑的重要代表，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徐悲鸿先生称赞泥人张彩塑为“若在雕刻中，虽杨惠之（唐代著名雕塑家），不足多也”，又称“信乎写实主义之杰作也”。（徐悲鸿《对泥人感言》，收入《大陆杂志》第一卷1期，1932年7月1日。）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其艺术活动主要集中在清朝道光和光绪时期，他制作的小型观赏性彩塑泥人雅俗共赏，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张明山被时人称作“泥人张”，他所创作的泥塑艺术被称为“泥人张彩塑艺术”亦简称为“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被张明山的子孙继承，代代相传，至今已有六代，各代艺术家众多，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影响。尽管每一代的泥人张艺术家们的艺术制作水平各有特点，但从整体上看，各代泥人张的艺术都一以贯之地体现着一些共通的审美观念和造型因素，因而是可以从一个“流派”的视角上来对“泥人张”艺术加以考察。 2、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定义及特征 泥人张彩塑艺术是民间美术中较高级层次的美术类型，它是在民间艺术的土壤中产生的，其目的主要是满足具有一定艺术文化修养市民的精神、审美的需求，甚至是部分满足文人审美情趣的精神需求，它是一种高雅化了的民间艺术。“狭义的泥人张彩塑”就是指张明山和张玉亭二人创作的，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高度写实风格的，强调比例准确，敷彩雅丽，以反映清末民国初社会生活的泥质雕塑作品。由此可以引申出“广义的泥人张彩塑”概念：绘、塑结合的，35厘米左右高的小尺度，风格写实，形象准确，敷彩雅致，有张明山明确师承关系的传人的作品的泥塑作品。著名美术理论家、批评家郎绍君先生认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特征也是如此：敷彩、泥塑、小尺寸、形象的真实性。（《天津文化史料》第四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3年，第37页。） 二、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面临问题及原因 1、当代泥人张彩塑艺术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泥人张彩塑作品良莠不齐，名称使用混乱。泥人张彩塑艺术作品是有其特定的艺术风格和样式的。不是泥塑制品、泥塑工艺品就是“泥人张”，现在很多泥娃娃、泥制脸谱都不是泥人张彩塑，即使是某些大型泥塑制品，自称是“泥人张”彩塑作品也多是一些伪劣之作。第二、传统泥人张彩塑艺术制作水平正在下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高度写实的小型彩塑，其技法是复杂的，其制作技术是高难度的，但目前具有传统泥人张彩塑制作水平的艺术工作者非常少。第三、缺少继承者，后继乏力。泥人张彩塑艺术同其它很多民间、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缺少继承者，尤其是缺少优秀的、有天赋的继承者。社会在转型，传统民族艺术对现代年轻人的吸引力减弱了，很多当代年轻人没兴趣了解，更谈不上喜欢和想去学习民族艺术了。第四、政府相关部门应了解民间艺术理论，正确对待民族艺术。“泥人张”艺术是由张明山创建的，后以家族方式传承，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应该重新审视民族艺术，应该在新形势下重新研究泥人张艺术的发展现状，明辨是非，分清真伪，正确对待民族艺术。 2、泥人张彩塑艺术现状产生的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文化转型。泥人张彩塑艺术同中国其他民族艺术一样都面临着生存问题，其最根本原因是，传统中国民族艺术所依赖的生存环境正在消失。以泥人张为代表的民间美术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而中国正向工业社会转型，工业文明、文化正迅速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文化。第二、随着经济型社会的来临，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影响泥人张彩塑艺术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利益在促进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所谓大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某些传统民族艺术的衰微的原因。某些艺术在市场机制下可以很好的生存，某些民族艺术却因市场经济而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对待有能力自我生存的民族艺术，国家、政府应该让它们自由的生长。第 三、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研究不够。 国家、政府应该给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以足够的重视，对这些民族艺术进行研究，政府没有条件研究的可以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分析其价值与意义，应该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确实是民族艺术中优秀的部分，应该让其传承、发展和延续 三、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历史命运 1、泥人张彩塑艺术正处于一个衰落的势态。泥人张彩塑艺术产生于农业社会的后期，正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渡阶段，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本质还是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人们对民间美术的需求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当代中国社会，大工业的生产、生活方式正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状况，泥人张彩塑艺术确实是处于一个衰落的趋势。 2、泥人张彩塑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优秀的民族艺术，是中国民族自己创造的优秀民族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非常值得去保护和发展。 3、泥人张彩塑艺术正趋向高雅化、纯艺术化，重新成为商品型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从产生之初就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代表，当泥人张彩塑艺术引起上层社会的关注之后，创作者的精品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加强，泥人张彩塑一开始就是处于雅化了的俗艺术的状态。泥人张彩塑正趋向纯艺术化，所谓“纯艺术”，简单讲就是纯粹用来欣赏的艺术。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都是被当作雕塑艺术品来收藏、欣赏或作为礼品来传递的。 4、泥人张彩塑艺术趋向旅游商品化。泥人张彩塑在其发展的初期和盛期都是作为精神性商品而存在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是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它是一种精神性商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进入商业社会，泥人张彩塑艺术品作为天津地区的特色艺术品而再度成为商品，其生产和销售成为天津文化产业中很重要的旅游纪念商品经营实体。为了满足数量巨大但购买能力小的旅游者们，泥人张彩塑“变形”出来了大量的泥娃娃艺术品，传统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了巨大冲击，假的泥人张彩塑——泥娃娃、泥脸谱逐渐取代了真正的泥人张彩塑艺术而成为“泥人张彩塑”的代名词。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旅游纪念商品化一方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为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护、延续了泥人张彩塑艺术；但另一方面，泥人张旅游纪念商品化促使泥人张彩塑产生了低端变形，也就是马克思哲学里所讲的“异化”现象，艺术品不再以客观审美作为唯一标准了，泥人张彩塑艺术受到经济的影响而转变成为纯粹经济的产物，很多所谓的泥人张彩塑艺术品粗制滥造，甚至是以假充真。泥人张彩塑艺术因旅游纪念品化而逐渐失去自己的艺术特征，丧失了自己应该具有的艺术格调与品位。只图眼前经济利益而不是去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艺术已经呈现了没有传承人尤其是优秀传承人的困窘局面。正是泥人张旅游商品化导致了如今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混乱现状。如果现在不去及时纠正而且还是一味去袒护这种错误，天津将失去“泥人张”这个民族、民间艺术瑰宝。 四、正常发展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建议设想 1、认真执行国家所制定的艺术政策、法规。国家、政府为保护传统文化制定了很多政策、法规，但这些政策、法规是没有办法具体到每一项民族文化之上的，这就需要依靠天津市政府能够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文化政策、法规、措施。 2、真正关心、重视、研究泥人张彩塑艺术。泥人张彩塑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变化，原有对泥人张艺术的研究成果已不能满足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发展需要了，因而也影响了现在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正确认识。只有依据正确、客观、详尽的理论分析，政府才能更好解决泥人张彩塑所面临到的问题，更好的发展、保护泥人张彩塑艺术。 3、正确、合理的控制利用泥人张文化经济资源。鉴于泥人张旅游纪念艺术品存在着的巨大经济利益的情况，应该由专门组织来控制“泥人张”这个重要的无形资源和由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把这个无形资产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资金进行正确、合理的使用，使资金能去资助那些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真正传承人，去资助泥人张美术馆和天津博物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展示和维护。 4、成立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成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研究机构，由此机构总结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确定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标准和泥人张彩塑艺术传承人的标准，梳理明确的泥人张师承关系，确定泥人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去伪存真、去劣存优。 5、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普及正确的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审美知识，使广大民众真正了解、认识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征和意义。以泥人张彩塑艺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知识必须由整个中华民众自发、自觉、自愿的去喜欢，才能够真正实现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广大民众是传统文化艺术的真正土壤、根基，民族艺术的普及性教育是弘扬、保护民族文化最重要、最根本、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6、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为主，发展为辅。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色就是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生命力，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对泥人张彩塑艺术应该以继承保护为主，而不是求新求变。当然，时代的审美趣味在变，泥人张彩塑艺术也应该有所发展，但此发展不应该脱离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基本标准。 五、当代民间美术的历史命运 1、民间美术正失去其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濒临灭绝 。在当代中国，社会已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国民间美术中所依存的大环境、建筑、生活方式、人生观、社会观、精神消费方式（娱乐）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西方的文化传统、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被引进了中国，它们逐渐影响、改变了中国人固有的和传统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娱乐方式。中国传统文化亟需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自强发展。 2、传统民间美术亟待普及、传播。人民大众是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传承者，而在当代中国由于各种原因，传统民间的美术几乎与当代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割裂开来了。民间美术的土壤是民间，只有人民大众才是使民间美术能够长久传播的基础。 3、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过大。首先，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表现在审美趣味上的变化。现在民间美术的艺术作品已经都只是为了农民以外的社会阶层、甚至是外国人来生产制作的，这种购买群体的变化必然使民间艺术生产者的审美发生了重大改变，当代很多传统民间艺术作品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艺术风貌，失去了它原有的古朴、稚拙的美。 其次，民间美术受商业因素影响的表现是制造“伪民俗”。现在很多地区借助旅游热的兴起而大搞“伪民俗”，单一的经济目的驱使使许多民间美术开始走形变味，许多地区以虚假的民间美术代替了传统优秀的民间美术，以质量次的民间美术作品代替质量高的民间美术作品。 4、 对民间美术研究不够，缺乏专业研究人才。中国的民间美术浩如烟海，而真正从事民间美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却少之又少。对民间美术的研究不够，自然也就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一个正确的、全面的认识。缺乏专业人才是中国当代民间美术保护工作混乱的重要原因。 美术史小论文:职校美术类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摘要】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的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革新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关键词】职业中学；美术专业；历史教学；方法革新 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由于是一门文化辅导科目，不纳入期末考试范畴，难以引起学生重视，面对稀缺的课时和浩繁的书本知识，许多老师只能照本宣科，师生难以形成课堂共鸣，大多数学生对历史课程都没有兴趣。因此教师要起—个引导者的作用，改革传统的填鸭式的历史课堂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学习兴趣，把学生引入历史的殿堂．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发现。 一、结合学生个性特征和专业特色 美术专业职中生大多活泼好动、思维活跃、性格外向、想象力丰富。特别渴望展现自己的长处以引起他人对自己的欣赏和称赞，对感性和形象的东西尤其感兴趣，但虚荣心强、情绪波动较大、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注意力难以持久，对理性和抽象的知识往往会敬而远之。所以在历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利用教学内容，结合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个性特征和美术专业特长，让他们能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展现自我的能力和特长，品味成就感，这样就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作者在给学生讲授《祖国的统一大业》一课时，安排了一个课前预习的教学活动：请学生临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设计今后台湾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区旗。所教的两个班级的学生都积极参与了该活动自觉设计了未来的台湾区旗，而且在活动中这些学生都主动了解已有的香港、澳门区旗的设计特色和理念，查找能体现台湾地域特征的标志性物体，设计出的区旗有的还十分优秀，我立即将该活动升级为一次竞赛活动，对优胜者进行一定奖励，该次活动一方面转变了学生的历史课程学习观念，另一方面也较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不仅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也指人们对客观存在过的史实有意识有选择地记录，故而历史内容生动具体丰富多样，故事性强，趣味性足，知识面广，容易激发学生感情，激励意志，又因其内容都是真人真事，有血有肉，富哲理于史实，寄智慧于真理，有利于激思明理，获取人生启示。”但在教学中过程，教师往往因为教材的制约，突出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思想意识等内容的讲述，使历史失去了生动性，变得枯燥、艰涩，学生难以产生学习的热情。所以，教师要积极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视野，增强课程趣味性，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以下的方法： （一）补充与美术专业有关的课外内容，拓宽学生视野 教师要注意学生美术专业的学习热情极大高于文化课程的学习，尽量补充与专业有关的内容以迁移学生的学习热情。例如，在讲授《古代手工业的发展》一课时，讲授到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时，挂出司母戊鼎、四羊方尊、三星堆青铜礼器的挂图，讲授完他们的基本状况后，让学生寻找与其他两者具有不同风格的青铜器，当学生找出是三星堆青铜礼器时，就向他们讲解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来源于印度，从而再引入现在史学研究领域从三星堆青铜礼器的设计风格探索出远早于西汉张骞的丝绸之路的由四川蜀道到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来丰富课程内容，能通过专业内容（设计风格）学习热情的迁移激发学生探究热情，同时也增强了历史课程的趣味性和可读性，而且可以使学生感到历史课程的学习有利于自己美术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提升，从而强化历史课程的自觉性。 （二）增加社会生活史的内容，提高学生人为素养 历史上，古代居民的衣、食、住、行方面的知识，一方面能引发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也与美术设计有较大的联系，是我们可以在教学过程中予以丰富、加强的内容。例如：在讲述民族融合史的时候，我们可向学生补充胡、汉服饰比较的历史知识：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优点，对汉族的衣服进行改进，现在汉族仍然使用的马靴、马甲等物品最初来源于少数民族。这样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既能增强历史知识与现实的联系，增强历史知识的可读性，激发学生对历史课程学习的兴趣；也能促使他们掌握更多的与美术专业技能相关的历史知识，至少在他们今后进行影视剧务服务和舞美设计时，再也不会出现让曹操大军踩踏玉米地的谬误了。 三、革新课堂教学手段 教学手段的落后，是职中美术类专业学生不愿意学习历史课程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教师要积极革新课堂教学手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增强他们的认知途径。 （一）改变教师一言堂局面，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教师要做的就是精心设计好课堂活动方式、认真选择学生容易上手的活动内容，做好活动后的反馈。笔者曾经在学校组织的面向苏南地区公开教学活动课中展示过一节“殖民主义与殖民地发展之我见”的历史活动课，要求学生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定位自己观点和写好维护自我观点的辩论稿，在课堂上先设立三个投票箱，分别标上“促进说”、“阻碍说”、“促进、阻碍并存说”，然后由学生进行投票，将自己归入三个阵营中的一个，然后唇枪舌辩进行论战，活动效果十分明显，学生感到自己成为了课堂主人，而且通过活动使分析问题和阐述观点的能力获得较大提高，学生在课后的反馈中希望老师多组织类似活动，可见，将学生纳入教学过程是一种成功的方法。 （二）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加强学生历史感性认识 美术类职中学生由于其专业学习内容的特殊性，对声音、动作、色彩等形象的东西具有特别的敏感度，采用具有声、形、色等立体感受的多媒体教学手段更能调动起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如讲授中国古代制瓷业的发展状况，我们就可以用多媒体课件来向学生呈现历代的瓷器精品图片，用表格展示近年各大拍卖行进行的公开拍卖的古代瓷器的价格，这样就可以通过感性认识使学生对中国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精妙绝伦形成认同感和自豪感。近年逐渐流行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要求教师能够为学生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我构建知识体系，现代化教育手段无疑是历史课程教师帮助学生构建真实的历史情境，吸引学生入境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加强职中美术类专业历史课程建设的有力助手。 总之，“当前课改在课堂教学层面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无效和低效的问题。……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当前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和根本要求”，中职美术类专业的历史课堂教学并无定法，贵在有效，只要我们认真钻研，肯定能够找到激发中职学生课堂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教学方法。 美术史小论文:现实主义美术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摘要：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兴起于19世纪的西欧，对于欧洲美术乃至世界各国的美术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德国、俄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艺术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给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美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该文对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及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进行阐述。 关键词：现实主义美术；欧洲；亚洲；地位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是现代主义美术中的杰出代表，它的出现取代了长期占据核心的浪漫主义美术的地位。通过研究欧洲现实主义美术，人们不仅可以了解现代背景下现实主义美术的主导地位，还可以从中掌握一些核心的美术史论观点；同时，这些对于今天美术史的发展而言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值得深入研究。 一、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基本特点 1.注重现实 从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时代背景和选材来看，该类美术作品主要针对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进行描绘，着重表现的是艺术家眼中的现实生活。另外，其美术题材也大多来自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都市生活。 2.尊重客观 现实主义美术理论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并要求在其作品与史论著述中都必须客观地贴近现实世界，真实地反映生活。如，福楼拜就曾经说过杰出的艺术应该高于艺术家本身的生活，并且应具有明显的科学、客观性等特征。 3.重视科学 纵观整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欧洲社会围绕科学发展，因科学而繁荣，也因科学而进步，因此这些核心价值观也深深印在了艺术家的心中，并表现明显。4.勇于批判热爱真知的欧洲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社会中种种恶习与束缚人性的现象深感不满，于是开始追求视觉上的真实性，并对现实生活中的丑陋与欺骗展开批判，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 1.法国 法国现实主义美术诞生于19世纪，具有代表性艺术家有柯罗、卢梭、米勒等，这些伟大的艺术家将大自然和浓浓的乡土生活作为主题进行美术创作，热情歌颂人们的朴质生活和劳动价值，创造了一部部优秀的美术作品。 2.英国 英国的现实主义美术是欧洲大陆之外，以后来居上的态势发展的现实主义美术。集中表现在风景画大师康斯太布尔、荷加斯等人倡导的自然风光作品中，并以康斯太布尔的代表作《运干草的马车》等最具影响力。 3.俄国 19世纪的俄国深受沙皇统治的压迫，其现实主义美术兴起的时间并不算很早。以特罗平宁、列宾等为代表的艺术家在美术作品中表现民主主义思想与人民的善良品质，对腐化的社会形态予以批判。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俄国虽然并不是最先发起，但依旧有卓越的影响力。4.德国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相对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不是那么平静。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思想对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国出现了一些杰出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如门采尔与珂勒惠支等。《织工暴动》等美术作品批判了冷血的反动统治者，表达了对劳动者的赞美。 三、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 1.中国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对中国的影响也比较突出。美术家根据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人们的内心情感现状等特征，以负责任的态度切实展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其中以徐悲鸿、罗中立、陈丹青等人的影响最为深远。 2.日本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流传到日本时，日本已是明治维新之后充斥矛盾的社会。基于日本种种阴暗的社会现象，日本艺术家借助有识之士的民主主义思想，创造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绘画作品。在当时日本诸多艺术家中，以喜多川歌麿、安藤广重和葛饰北斋的作品最有说服力，这些艺术家创造了辉煌的篇章。当然，受现实主义美术影响的远不止上述国家，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欧洲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现实主义美术，可以发现现实主义美术也曾一度成为这些国家主流的美术流派。 结语 欧洲现实主义美术在世界美术领域的确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我们不能忽视其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消极影响，如过分关注形式语言等。但是，现实主义美术及其理论始终立足于社会环境，坚持以一种科学、批判的艺术创作思想进行创作，从而引导人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问题，引领人们不断朝着健康、幸福的未来前进。这些放在当下的美术发展进程中进行探讨也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作者：黄永成 美术史小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胡蛮美术史论 内容提要： 胡蛮(1904-1986年)，又名王均初，曾用胡蛮、苦力、祜曼、华普等笔名发表过文章，著名美术史论家、美术活动家。毕业于北京国立艺专，有赴苏留学和工作的经历，回国后任教于延安鲁艺，建国后奋斗在中国美术事业的最前线。胡蛮流传于世的，除两部美术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和《中国美术的演变》外，还有《论神似及其他》、《辩证法美学十讲》等理论成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美术家，胡蛮的学术成果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和时代的烙印，其本人堪称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 关键词： 美术史学贡献；美术理论贡献；局限性 20世纪初，受社会转型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美术史学实现了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完成了现代转型并形成了明确的学科意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成果相当丰硕，综观这些成果，多数是在进化论史观下进行的研究。事实上，20世纪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播种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助推作用下，马克思主义如同一股洪流传遍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在“五四”后期迅速成为新的世界观。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作为意识形态在中国确立下来，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拉开了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美术史的序幕。胡蛮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美术史学研究的先驱，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构成有着极大关系。胡蛮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的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政治身份，他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美术工作者，他的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他的史观及治学方法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与革命要求高度一致。虽然胡蛮美术史学受时代局限而不甚完美，但其绝对进步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一、胡蛮美术史学的新视角及其撰写特点 （一）唯物史观1、“美术起源”问题唯物史观是胡蛮研究美术史的根本出发点和理论基石。在这一史观的影响下，胡蛮首先挑战的是传统画史的美术起源问题。纵观中国传统书画史的开篇，对于美术起源的陈述通常会伴有有巢氏、伏羲、仓颉、史皇、画嫘等一系列神话人物，其中诸如“黄帝有臣史皇，始造画”，“画始于嫘，故曰画嫘”之类的认识被普遍接受且影响深远，直至民国时期的一些美术史著也依然延续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观点。随着顾颉刚疑古学派产生影响以及考古学成果的陆续问世，一些民国美术史学者在面对“美术起源”这个既古老又新颖的问题时，开始摒弃一直以来被普遍接受而事实上经不起半点推敲的神话故事。胡蛮较早的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接受了考古学的成果，《中国美术史》一书中，他表示：“我们必须根据考古学上的发掘，实际存在的物迹，历史记载和艺术的书籍，加以综合考察与客观分析，其主要点，在乎获得中国美术的源流变迁之迹，并以破除世俗对于中国美术之命运的迷信。”[1]由此可见，考古学研究成果是胡蛮论证艺术起源问题的重要依据之一。另外，胡蛮还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论断作了进一步推论，他指出在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伴随着手的开发、工具的发明、火的发现等综合条件的推动，“美学上的一些‘形式感’的起源问题，线条、色彩、形状和韵律底起源问题，也在这个上面给被发掘出来了，——艺术起源于劳动。”[2]胡蛮也曾在一篇名为《韵律原于劳动动律》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艺术起源的问题。在文中，胡蛮提出“韵律”是各种艺术存在的基本原则，艺术中的“韵律”发生在人与自然的联系中。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与自然规律一致的潜在动律，这种潜在的动律一旦遇到外界环境的刺激，就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胡蛮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证明了美术起源于劳动，将美术的发端从神话传说的谬误中纠正过来，冲破了笼罩了美术史千年的神话幕障，正式提出了“美术起源于劳动”这一科学的论断。对于美术起源的论证是胡蛮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下治史的一块重要基石。2、经济基础决定论本文所借用的“经济基础决定论”的表述并不是通常学术意义上所谓的“经济唯物主义”，[3]在这里是为了说明胡蛮把美术生长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作为考察美术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并认为各种美术现象和美术思潮不仅取决于其所依赖的社会背景，其本身也是社会背景的形象反映。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胡蛮首先对先秦诸子的哲学与美学主张进行了解读。胡蛮认为“老子主义”的诞生根源于老子所处的社会。老子生活在贵族经济崩溃、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时期，此时的小农自然经济在剥削阶级的压迫下无以为继、面临破产，在这种社会状态下，老子主张恢复自然经济。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消极抵抗”的处世态度，在这种态度下，老子以“无为”的姿态看待一切世物，正如他反对一切人工艺术，并宣扬“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其“淡然与神明居”的个人主义宣言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老庄一脉所推崇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更是玩世艺术和颓废艺术的源头。胡蛮还指出“孔子主义”诞生于“世道衰微”的“封建贵族的末日”，孔子的美学纲领与其哲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归纳下来就是“一本于仁”。孔子强调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秩序，他的主张只能在封建统治下才能得以伸张，因此孔子思想在皇家美术中备受推崇，被确立为“正统的”美学思想。胡蛮对于“老子主义”和“孔子主义”都是极为批判的，他认为“墨子主义”是比较有“革命色彩”的，因为“墨子主义”反对权贵政治从某种程度上是希望解除下层农奴和手工业者的痛苦。另外，胡蛮还认为墨子主张的“非乐”、“节用”体现了实用主义的作风，反映在其美学思想上，并非是对艺术的摒弃而是想以适合于国民经济的“实用主义”美术来反对专贵族美术。站在“经济基础决定论”的立场上，胡蛮深入剖析了历朝美术的发展状况。例如，历史上的“六朝繁华”是因战乱导致人口大规模南迁带动了江淮流域的经济发展所致，经济上的繁荣使得此时文学艺术也呈现出繁华的气象。胡蛮指出这种繁华的推动者是曹操，作为统治者的曹操为了显示自己容纳异己和海纳百川的气度，大力提倡通脱的思想作风。这种通脱的气度反映在艺术上是一种类似于“为艺术而艺术”的作风，在这股风气的影响下当时的名士们过着吃药喝酒的放纵生活，崇尚清谈、反对旧礼教的束缚。胡蛮将这种名士风度解读为封建士大夫们在乱世时期“一边厌世一边纵情享乐”的矛盾情绪，这种情绪深刻地反映在了当时的美术创作上。胡蛮认为在六朝之前，美术的作用是宣传宗教，六朝时期由于崇尚享乐，美术创作从宗教美术转向了玩赏美术，胡蛮称之为从“封建的、固执的‘古典主义’转变为享乐的、浪漫的‘自由主义’”。胡蛮还进一步做出论断，指出玩赏美术之所以能够从封建道德和宗教宣传中独立出来，是随着艺术工作者逐渐脱离被压迫阶级的工匠身份跃升为文人名士而实现的。对于宋代宗教画的衰落，胡蛮认为这是由于在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影响下人民变得更为务实，于是“要钱不要鬼神”。关于文人画在宋代的兴起与发展，胡蛮从当时工商业的发展、社会流行的哲学思潮及文艺政策上找到了原因：首先画院在当时备受重视，画院的考录制度反映出整个宋代的审美倾向，即“在内容上在课题上去转变现实主义倾向的‘危机’”，[4]于是考试作画以“对于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诗句来命题。胡蛮认为画院的这种选拔方式表现出当时朝廷的一种反写实主义的指导思想，恰巧当时的士大夫们也并不欣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同时令他们反感的还有写实技巧，于是借着统治阶级上层的这股暗流，士大夫们建立起一套反写实主义的理论，这就是文人画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此后直至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国的绘画一直缺乏写实精神。元代文人画大盛，胡蛮将段时期称为中国美术史上“极端的形式主义”时期，由于政局影响使得文人士夫们消极避世、寄情山林，于是在山水画创作上取得了同期绘画的最高成就。关于明代美术，胡蛮将其定位于“美术狱”的产物。他又指出清代闭关锁国，而其美术却走到了封建社会传统美术的烂熟期，但正如盛放的鲜花行将凋零一样，烂熟时期的封建美术如同日薄西山时的回光返照，等待它的命运终归是衰落。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18世纪末“扬州八怪”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的出现正是新的商业资本发展的产物。 （二）“人”本位观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人民本位的观点是贯穿其中的思想核心。一般来讲，艺术的形成是通过几个步骤来完成的：“艺术构思艺术创作艺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哪一个环节也离不开“人民”二字。深谙马克思主义“人民创造历史”的内涵，并强调包括美术在内的整个文艺都要为这一历史创造者而服务。可以说，在革命年代艺术是否表现人民、服务于人民，已成为判断艺术进步与否的重要标准。胡蛮的“人”本位思想深受的影响，在美术史论著中除了有对大众美术的阐发外，他还尤其关注了古代的美术创作者，这是胡蛮美术史的一大特点。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给予人民群众崇高的地位，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艺术上的人本位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作为创造者而言，一个是作为接受者而言。人民群众既是艺术的创造者，也是艺术品的接受者。胡蛮认为过去中国的美术史家一直鄙视或者忽视从事美术劳动的工匠们，在美术史著作中从来没有美术工匠的位置。鉴于此，胡蛮极为用心地搜集了古代工匠工作和生活的资料，首次将美术工匠和从事美术劳作的奴隶写入美术史，一改往日下层美术工匠在美术史中长期缺席与边缘化的局面。胡蛮还在美术史中将工匠、从事美术创作的奴隶等社会底层群众提高到美术家的地位。 （三）社会学的治史方法胡蛮作为一个站在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他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立场的，只有这样才能为揭秘艺术的发展变迁规律提供社会参照和历史依据。胡蛮写作《中国美术史》，不光考察各时代的物质基础，还对当时的政治情况、宗教信仰、阶级斗争、文化思潮以及人们的认知水平等因素进行研究。例如在考察古代青铜器艺术时，胡蛮就针对青铜器上的纹饰作了一番研究，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来阐明这些纹饰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被统治者利用之后的社会作用。胡蛮指出青铜器上的纹饰直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出于一种蒙昧的自然观和图腾崇拜，上古人民将古生物中的爬虫（龙、蜥蜴）、禽鸟（凤凰）等动物的形象铸刻在器物上，这些形象经过艺术诠释，在殷周时期逐渐演变为蟠龙、夔龙、夔凤等纹样，至战国时代进化为蟠螭、蟠禽，两汉、三国时期又发展成鼍龙、翔凤，隋唐时期变为蟠龙、飞凤……这种取自自然界生物形象的器物纹样经过不断地改变与演化一直流传下来。由于人们对于这些纹样的原形逐渐从敬畏转化为信仰，封建统治者就顺势利用了人们的这种信仰，将皇族比附于龙凤以宣扬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龙凤图案也就逐渐成为统治者御用的象征符号。在山水画的起源问题上，胡蛮从社会背景出发，分析山水画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的历史根源。胡蛮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山水画独立发展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士大夫的厌世情绪滋生了遁世思想，大自然成为士大夫眼中的庇护所；其次封建地主厌倦了都市繁华意欲返璞归真；第三，美术家地位的提高，使他们拥有了更多的创作自由，加之与士夫名士们往来密切，受到了名士风度的影响，创作兴趣也转向了大自然。另外，胡蛮还指出山水画之所以盛产于江南地区，不仅因为江南的自然风光好，更因为江南地区有着优越的经济条件，因此文艺创作更加兴盛。胡蛮还从社会政治、时代思潮的角度来分析20世纪“革命美术”兴起的原因及其发展的独特面貌，其中对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极为认同。他认为鲁迅的革命美术思想本身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鲁迅看到了艺术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于是指导美术创作为革命宣传事业作出贡献。胡蛮认为“五四”以来，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被无限放大，艺术肩负着改造社会、改良人生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艺术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等人推动的左翼美术运动中，强调艺术功利性的艺术社会学观点被确立下来，成为领导此后革命美术运动的主导思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术思想已经把革命文艺看作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还将艺术社会学理论转化为一套适用于革命事业的文艺政策。 （四）书写“当代”的美术史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其二是作者在书中对自己亲历的美术思潮和美术运动的论述，有一种修著“当代”[5]的美术史的意识，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术史学领域是较早的尝试。中国历史上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权的干预；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当代人”在修史时陷入狭隘的历史视野和主观情感当中。然而，鸦片战争后，这一约定俗成的传统被打破了。魏源首开研究“本朝史”的先河，而在美术史著述领域，胡蛮则堪称书写“当代”的美术史的先驱。《中国美术史》中关于“当代”的美术史部分主要涉及当时的美育思想、美术流派，左翼革命美术运动，抗战美术创作及中国美术的新动向等。胡蛮对“当代”的美术史进行整理和研究，这是作为历史参与者与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作用下的结果。抗日战争爆发后，美术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统摄下日益成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美术史的撰写也同样具有革命属性。胡蛮当时在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任教，作为教科书的《中国美术史》很自然地就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书中对于“当代”的美术事件的书写不是对当时美术发展状况的机械记录，而是处在一种“革命叙事”的视野下，是作者政治倾向的一种投射，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正因此，这一部分的撰述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到一定的历史局限当中。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胡蛮书写“当代”的美术史，体现了一个美术史学者在学术眼光上的提升。 二、《中国美术史》的学术论争 胡蛮的《中国美术史》在上世纪50年代遭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 （一）对文化遗产的片面认识学术界批判胡蛮在《中国美术史》中轻视文化遗产，认为造成胡蛮轻视文化遗产的罪魁祸首是弗里契的庸俗社会学。以弗里契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关于文化遗产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以前的各历史阶段的艺术，统统被视为“侍奉民众压迫者的艺术”。胡蛮受其影响，对中国美术遗产作出了错误的价值判断。例如，认为秦汉美术是“宗教的和封建道德的题材”，汉代肖像画是封建王权下“歌功颂德”的主题创作，秦汉至清的美术皆有侍奉宗教之嫌……诸如此类偏狭的论断过度地强调了中国美术遗产中的负面内容，对于真正有人民性的现实主义作品缺乏切实认真的挖掘和阐述。另外，同时代的学者们还认为胡蛮一笔抹杀神话和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是对历史遗产的轻率处理。 （二）对现实主义理解的偏差一些学者批判胡蛮的现实主义观带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特征，指出胡蛮偏激地将所有与人民生活无关的美术都定性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观点。另外，胡蛮对“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标准也是诸多学者抓住不放的批判点，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即“写实的技巧”加上某种特定的“内容”，这种特定的“内容”只能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内容，如若表现其他，则是反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在胡蛮定义的“现实主义”标尺下，纵观中国古代美术的发展过程，能够符合胡蛮所谓的“现实主义”标准的美术作品非常稀少。虽然胡蛮的《中国美术史》遭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质疑，但在当时也有学者对胡蛮美术史的学术价值作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如金维诺就认为胡蛮的《中国美术史》“是革命的，虽然资料少，有缺点，但是《美术》月刊过去那样的批评，完全持否定态度是错误的”。[6] （三）胡蛮的自我批判胡蛮就学术界对《中国美术史》的批评进行了反思，于1956年写了一篇题为《轻视遗产——自我批评》的文章发表在《美术》杂志上。自我批判主要针对以下两点：首先，针对美术遗产的问题，胡蛮认识到有些美术遗产需要从政治角度和艺术角度分开讨论；他还认识到神话和宗教题材的艺术是以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为原型的，反映了全民族的欣赏习惯以及历史好尚，其价值是不能抹煞的。第二，胡蛮坦承自己过去对于“描写艺术”和“装饰艺术”的关系和区别不甚明确，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描写艺术”才能反映现实生活、才具有现实意义。后来通过反思，胡蛮对“装饰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装饰艺术”来源于人民的日常生活；在设计构思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观点，它与“描写艺术”不仅在艺术思想和形象思维的构建上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同样重要。另外，胡蛮还检讨自己在“双百”方针提出以前，曾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艺术创作的最好方法，甚至是唯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三、胡蛮美术理论贡献 胡蛮美术理论观点与其美术史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其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辩证法美学十讲》、《论神似及其他》两部著作以及大量的理论文章中。胡蛮论美术的基本立场是唯物的，辩证的，部分成果带有革命政治色彩，他的很多文章甚至可以成为解读中国当时美术政策以及美术工作开展情况的依据。 （一）矛盾互动的辩证思想1、关于古代画论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胡蛮出版了《论神似及其他》，这是胡蛮在文艺思想和党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遵循“批判地接受遗产”和“推陈出新”的党政文艺方针，整理传统画论、画迹，通过研究绘画中“形象”、“主题”、“意趣”、“感情”、“精神”、“生活”、“笔墨”、“神似”以及“神似”与绘画艺术中其他构成因素的辩证关系来阐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性及其在艺术发展上的规律。其中不乏创见，如胡蛮在对神似与形似的关系论证上，没有像传统画学家那样过分地拔高神似的地位，他还创造性地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看作是透过现象表现本质的过程。另外，胡蛮还在提倡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双结合的年代对“意境”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即“意”指向理想性，“境”指向现实性，“意境”的达成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完美结合。2、关于现代艺术理论的思考胡蛮除了对中国传统画论进行了深入辩证的思考外，还结合时代思潮对当时影响艺术创作的几对概念进行了论证。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公共的艺术”与“个人的艺术”，这是他对弗里契在《艺术社会学》一书中观点的评论。弗里契认为“公共的艺术”和“个人的艺术”是艺术的两个典型，他们反复交替地出现，各自产生并适应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公共的艺术”表现为各种艺术形式浑然一体的、综合的、纪念碑式的艺术，产生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神权社会，通常以建筑为核心，以规模宏大和美轮美奂为特征；“个人的艺术”是指艺术由整体分化为各自单一的状态并独自发展，产生于个人主义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以风俗化和亲民性为特征。在弗里契观点的影响下，胡蛮对中国的古代艺术进行了剖析：秦朝的阿房宫、万里长城、佛教壁画和南北朝的寺庙建筑、佛教造像，都是封建王权在艺术上的彰显，是专制统治下国家观念的输出，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主流艺术形式是纪念碑式的、宏大的“公共艺术”。宋、元、明、清时期山水画备受青睐，体现出“个人主义”的取向，艺术由“公共的”美术工作者——工匠的手中转移到了士大夫有闲阶级的手中，他们充满“个人主义”意味的作品折射出了文人“避世”的社会隐痛。另外，弗里契认为艺术的两个根本典型所发挥的不是装饰作用就是煽动作用，胡蛮对此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伟大的艺术必然同时具有“装饰性”和“煽动性”，“煽动性”以“装饰性”的形式为载体，而“装饰性”则被“煽动性”的意识所支配。 （二）创作实践的主要观点1、艺术、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揭示，艺术从来就不是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独立存在的特殊世界，而是一个植根于社会生活、脱胎于现实世界的开放系统。社会属性是它的首张标签。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那么艺术家的社会属性也是不可回避的。艺术家真实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时代风气、社会思潮以及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都会影响艺术家的世界观和美学观的形成。在对中国的新美术[7]创作提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同时，胡蛮还将视线转向古代。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高度评价了古代画家倪瓒和八大山人的艺术成就，认为二者“国恨”题材的作品反映出他们并不是世人所想象的那样远离世事。但是，二者身上传统隐士的通病仍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是倪瓒对于老庄哲学的皈依和过分依赖导致了他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与生俱来的剥削阶级的寄生思想、个人主义思想、消极遁世思想、艺术上一味的“怀古”思想，都是与变革年代的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是必须批判的。虽然胡蛮对倪瓒作品的某些解读稍显牵强，但是胡蛮做出评价的时候始终保持辩证地看待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2、关于典型主义胡蛮将典型主义看作是表达人类美的最新“工具”，这种工具可以表达人类共同的情绪和思想。胡蛮就典型主义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例如典型主义中的艺术美问题，胡蛮指出“艺术美即意识的造型”胡蛮还将典型主义视为大众艺术运动的工具，并在典型主义的基础上对新艺术的发展作了规划，他指出新艺术应该是新的意识、新的形象、新的内容与新的形式的结合：新的意识是指无产阶级的文艺观；新的形象是指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典型形象；新的内容是结合时代主题的内容；新的形式是融合民间美术和民族精神所建立的民族形式。 （三）强调创新的革命理论1、文化遗产问题胡蛮在其《中国美术史》一书中对中国的文化遗产问题尚缺乏全面客观的评价，在其后期的理论文章中逐渐转变了认识。胡蛮在《现代中国艺术的总检讨》一文中重新认识到历史上的“旧艺术”，在内容上虽然是“死去的情绪和思想”，但是它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在“当代”的价值绝不能被粗暴地否定，尤其是古代的艺术技巧。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家，胡蛮坚决批判“艺术要创新就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的观点。他指出抛弃传统等于割断历史，会使艺术创作陷入到虚无主义的泥沼，从而导致民族精神的丧失。但同时，胡蛮也反对无原则地膜拜文化遗产，他认为全盘接受文化遗产最终会陷入“崇古抑今”的历史倒退论中。2、民族形式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在中国落地生根并发挥作用都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因此民族形式问题在革命年代被频繁地讨论和宣传。胡蛮就此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首先是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民间美术的借鉴与民族形式的发展问题。胡蛮认为民间形式也就是民族形式，单从字面上看，民族形式包含的范围更为广泛；民间美术是构成民族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民族美术相比，它在民间有着广泛的普遍性、深厚的群众基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独特的审美价值。第三是民族形式与抗日主题的问题。胡蛮指出当时美术创作上存在着两个严重的倾向：一是“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一是“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革命的内容+非民族的形式”，主要是由于革命美术青年带有极端革命主义情绪，忽视了美术上的“旧形式”对建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的作用，还错误地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主义美术当作拯救中国美术的救星。“民族的形式+非革命的内容”则是偏离革命思潮的创作，一味地沉浸在“旧形式”中。要实现民族形式和抗日内容有效地结合，最重要的是将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要为抗战服务则必须是民族化了的现实主义。总体而言，胡蛮认为具有民族形式的美术在思想上不应该是狭隘主义，在技术上不应该是关门主义，它必须与国际艺术相互补给，才能光景常新。 四、总结 胡蛮作为延安时期的一位重要的美术史论家，他坚定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密切联系中国的革命文艺政策，提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观点。相较于20世纪上半叶的其他美术史学者来说，胡蛮首先是一个革命者，革命的美术青年，这一身份决定了他是站在一个革命者的角度来进行美术活动、书写革命文艺理论的。受时代所限，胡蛮编撰美术史期间的一些观点稍显偏激，但他时刻保持自省，及时自我修正，表现出一位学者的治学态度。在现代美术史学研究领域，胡蛮开启了美术史写作的新方向，正是有了他的开拓性尝试才推动了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应用道路上相继又有王逊、李浴、阎丽川、王伯敏等学者的继续探索。 作者：赵丹 单位：山东大学（威海）艺术学院讲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发展史的历史意义 一、从狂飙突进到潜心于民族文化 阳太阳在广西美术发展史上产生影响，要从1937年返回桂林办学算起。在这段时期，他的“初阳美术学院”像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虽然微弱，尽管尔后就被黑夜掩住，但已经在广西文化的土壤中播撒下一粒粒种子，为接下来的萌发孕育了新的力量。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促使他放弃赴法深造，回到故乡桂林。在这段时间，他的绘画风格有着显著的变化，他1937年的国画《农舍》，以及1938年所做的《古树榕荫》《桂林文昌桥》《花桥》等作品虽然只与油画《烟囱与曼陀铃》《海边裸女》等相隔几年，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人文取向。日后漓江画派中常用的一些元素，如洋溢着浓厚乡土气息的百姓家常诸如民居、舟船、青石板道路、石桥、香蕉树、牲畜等都已在画作以主体地位呈现出来。由于阳太阳是一位喜欢大胆尝试新鲜画风的画家，所以他接下来的绘画题材也不局限于广西山水。如代表作之一的油画《沙原上的船》（1939年）就带着现代主义的余音。但就是这么一幅超现实主义色彩极为浓重的油画，在其内涵却已经移向民族化的建构———不再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开始了对民族苦难的沉思，因而也获得了超越早期欧化风格局限的人文底蕴。抗战时期，阳太阳曾于桂林建干路一间二层小楼里创立私立学校“初阳美术学院”。过去学者对这段历史多是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还可以从艺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如果深入其脉络来理解阳太阳艺术创作发展演化的思想历程，就能发现这段历史虽然属于漓江画派前史的范畴，实际上在广西本土美术的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史上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孟超曾总结出“初阳画风”为“有生活”“有时代激情”“富有诗意”“富有创造性”等③。这些与后来的漓江画派有浓郁乡土味和时代朝气这些特征虽还有一些差别，但发展的脉络已经较为清晰。特别是身处那个国家危亡、仁人志士以身报国的大时代潮流之中，阳太阳的这种本土化主体意识顺应了新的时代趋势。此外，这个时期兴起的强调走近大众、走进生活、走入时代，对一直以来士大夫气息浓重的中国绘画传统也有着重要的矫正作用。据昔日学生林杨回忆，当时学院十分重视组织学生外出写生，规定每学期要外出远足写生一次，曾经组织学生去过阳朔、兴安、苏桥等著名风景名胜写生作画。此外，也经常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工厂去深入人民生活，体会我国人民勤劳俭朴的本色和收集民间丰富多彩的民族形式的艺术④。后来由于桂林因日军入侵而进行了大疏散，初阳美术学院也解散了。等到1947年，阳太阳在广州试图重整旗鼓，但最后终难实现桂林时期的辉煌。这段艰难时期，阳太阳夫人开的桂林米粉店倒是给过着清贫生活的一家些许补贴和安慰。这种窘境除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末期的民生凋敝之外，其实也跟初阳美术学院与桂林文化环境的根基断离有着密切关系———广州是岭南画派的优势地盘，虽然高剑父极为欣赏阳太阳的才华而聘其为广州市立美专的教授，但绘画环境早已不是昔日的桂林胜景，奇山已难搜，如何打草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阳太阳思考自己绘画的地域化、风格化问题。任何革新，终究是要在依托传统的坚实基础上进行的。艺术传统之所以为传统，就在于其为数十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不断试错、对照、革新、积淀中最终得出的，所以革新不是与过去一刀两断，而是把握住时势流变的脉络，顺时而动，将时代精神与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样的艺术才能在深厚底蕴的基础之上引领潮流。阳太阳在美术史上的建树，恰恰表现在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上。 二、在画卷中建构广西乡土意境 20世纪50—60年代是阳太阳一段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期他的绘画开始呈现出鲜明的地域艺术特征，以桂林山水风貌为题材的作品相继涌现，这正式表明他历经探索，终于走上了以绘画形式来表述文化自觉意识的创作道路。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1955年参加苏联国际青年艺术节并获得造型艺术奖，苏联的主要美术刊物《造型艺术》上专门加以刊载并配发评论。周楷教授认为：“《漓江木排》在阳太阳的美术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他从抗日战争以来探索外来艺术形式民族化，形成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取得成功的显著标志。也是他在艺术上转向以风景画创作为主的开端。”⑤不过我认为，水彩画《漓江木排》的确是阳太阳那个阶段最为突出的作品，但这幅画不是凭空出世的，除了初阳美术学院时期的积淀之外，《漓江木排》前后他就画有不少桂林乡土题材的画作作为铺垫了。而这都是昔日他回应中国绘画面对的三重困境的历史性延续。水彩画《漓江木排》创作于1954年，同年他的《桂林象鼻山和解放桥》获选“全国水彩、速写画展”。1961年深入百色地区写生，《靖西之春》（油画）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该画抓住靖西最为优美的石山，配以富有生活气息的竹木、梯田，描绘出一派祥和的山乡风光。有意思的是，他画的是靖西，但选的却是靖西山石中与桂林山石精神气质最为契合的平地起山的类型。1963年他五十四岁，与同仁们一道沿着漓江写生作画，创作了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和国画《碧莲山道》等。只是突如其来的“”浩劫打断了他的创作进程，批斗的纷扰和抄家导致他创作陷入停顿。在那个极左年代，阳太阳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家中多年的书画、画稿也因此佚失。但这没有磨灭他的意志，反而为后来如朝阳一般喷薄的新时期绘画做了铺垫。通观阳太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绘画，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类型的画面，他画了一次又一次。 1954年他创作了水彩画《漓江木排》，该画以大幅桂林奇峰占满画面左侧，右侧是顺流而下的漓江之水，水上有一弯木排随着水流向画面前方飘来。这幅水彩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在水彩绘画中渗透水墨画的笔法，在云绕群山的施墨上，具有强烈的中国气派。而1956年，他又推出了油画《漓江之晓》，该画与水彩画《漓江木排》在构图上非常相似，以至于让后来一些评论者在不经意间误认为是同一幅画。油画《漓江之晓》最大的改进之处，在于强化了对山石嶙峋的刻画，凸显了桂林山石的独特造型。而且他还把水面所占比例扩大，以便在水中画出山的倒影。1972年他以中国画形式画出《烟雨漓江》，仍然是山石、竹排的构图，不过多了变电站和信号站等，该画画面感似乎不够强烈，缺少整体的力度感，倒是其中云雾的营造颇为成功。直到1989年，他还又以近似的构图再画了一幅油画《漓江之晨》，这次重视的是对云雾的渲染。如此对近似的画面落笔，必有其用意。早在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的艰难岁月里，由于各种绘画原料的匮乏，阳太阳已经开始尝试“土法自造”颜料。如周楷教授就曾提到：“由于处在战争的环境中，油画工具材料的来源困难，也促使他更多地采用水彩画。他作水彩画重意境重气韵，力求情景并茂，水色交融，习惯使用毛笔、水彩画颜色与中国画颜料混用并善于使用墨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水彩画技巧。”⑥在最初，这是不得已为之的方法，但或许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发现其中笔墨转换的独特趣味，于是有意识将中西绘画方法融合为一。结合他1963年所画的系列水彩画《漓江》《塔山朝晖》《渔村》《漓江初霁》，可以看出其中的脉络。在这些系列水彩画中，他尝试用笔墨晕染的方法画水彩，又尝试用水彩的丰富色调来探索国画用色的多样性。其实我们可以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他对三重困境的探索上，他事实上一直在试图以西画的用色、构图纠正中国传统水墨画的陈旧萧条，又试图以中国水墨笔法突破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的局限，而且还要在过程中针对现代主义带来的民族虚无主义迷茫，强调绘画的民族风格，力图在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中建构新形势下的民族艺术方面的精神面貌。他曾言：“用感情挥洒的画面，比现实更高更宽阔、更真实，就是意境。家乡的山水有无穷的意境，爱得越深，意境也就越深。” 阳太阳少年时期师从桂林资深画家帅础坚，笔下桂林山水自是练笔的必备。待他日后学习西画成名，最终旅日归国重画桂林，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复归。从年轻到资深，阳太阳的题材和画风几经变化，但那颗不懈探索的心从未改变。他以厚重的创作，来具体回应前述的20世纪初期中国绘画面临的三重困境问题，力图在画作中对年轻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进行解答。新中国成立初期，阳太阳在水彩画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他并不停留于此，而是开始把主要的战场转向国画。在20世纪50到60年代这段时期，从他的国画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到他的良苦用心，因为从具体用笔到施墨，他在不断从各个角度进行民族化、地域化的深入探索。在1951年，他画的《桂林花桥》似用的是逆锋枯笔配以中锋重墨来画山石、树木，画作墨色凝重如钢筋铁骨，讲求的是构图的力度。而《南溪桥畔》落笔相对传统持稳，左山折带皴，右山斧劈皴，而且偏重以写实手法勾勒树木、石桥、山貌，在中国水墨构图中融入了西画焦点透视。而《桂林山水》则画风转为偏向写意，山顶以积墨渲染，再用带牛毛皴味道的斧劈皴来画山石，这使得他所描出的山形，自由酣畅，远看颇似整座大山都振翼起舞，隐约中似乎有西方未来主义的韵味。桂林是喀斯特地貌，以奇峰突起的石山居多。阳太阳在这些山水画中都用了表现石山的斧劈皴，似乎并非偶然。或许他试图将传统技法揉以现代气质，探究以新的精神气质表现桂林山水的独特韵味。而且1951年的这批画作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在用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土黄色的石山正是广西喀斯特石山的典型色征，他又以蓝色点染树林，这是桂北习见的晨雾色调。1962年的《碧莲峰下》《碧莲山道》《清江诗意图》等走的都是这一路数。经过“”的中断，他探索的劲头却更足了。1979年的《桂林山水最宜人》《阳朔白沙即景》试用青绿山水来铺陈桂林胜景，这是在用色方面的复归，又有所创新。作为对比，传统青绿山水往往失之于浮华乃至匠气，而阳太阳尝试援以水彩的湛蓝入中国画，用绿颜渲染树木的苍翠，于是创造性地画出了乡土气息浓郁的“青绿山水”。把世家气派的青绿山水画得乡土味十足，这也可谓当代创举。乡土味入画的风格，在后来漓江画派的画作中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黄格胜的画作，就具有相当深厚的民本风范，以八桂大地的人文底蕴深深打动观者。 三、从“被表述”到“自觉表述” 学者黄伟林在研究“漓江画派前史”时，考据出其实历史上有不少艺术家和历史文化名人曾以桂林山水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从米芾到齐白石、徐悲鸿，再到关山月等，在不同时期画出了各具特色的画作⑧。他还提出“：抗日战争期间，桂林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战文化城，除了徐悲鸿、关山月，中国一批杰出的绘画大师如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张大千云集桂林。人们发现，此时中国山水画的题材重心，逐渐从江南转移到了岭南。”⑨不过我想补充一点，那就是抗战时中国山水画关注的重心确实移到了岭南，尤其是桂林，但之后实际上却逐渐退潮。以桂林山水为题材的画家不少，但他们画桂林山水的作品如齐白石的《独秀峰》《漓江泛舟》，徐悲鸿的《漓江春雨》《青厄渡》《漓江两岸》等却都并非他们的代表作，在绘画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是特别高。而且画家们关注的也仅仅是桂林山水，对广西的其他秀美风光和人文风情则大多忽视，偶有，也只是浮光掠影。说得不恭敬的话，抗战之前，历代文人关于八桂大地的奇山秀水，与其说是欣赏，还不如说是往往持猎奇的态度。可见，在没有广西地域文化的自觉意识的情况下，桂林题材、广西题材至多也只是国内外艺术家作品中的陪衬，属于游记性质的边缘作品。若想摆脱这种窘境，广西艺术家就必须以文化自觉意识，将这种“被表述”的被动处境一变为“自觉表述”的主动状态。手指只有捏成拳头才有力量，艺术家需要有明确的流派艺术的意识去凝聚力量。阳太阳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有意识地号召创建具有广西本土地域特色的画派，群策群力，而非单打独斗。据学生蒋振立回忆，当时在开学典礼上，阳太阳先生就在作报告时以激昂高亢的声音说“：我们身在天下第一山水的桂林，生活在天然画廊的漓江畔，漓江两岸聚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丰富悠久的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乳汁。我们比之外地画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我们要创造‘桂林画派’。”⑩阳太阳在作品上的探索，与以文化自觉的高度号召成立本土画派是同步进行的，有绘画实践，有开展的理念，还有具体的实施工作。他的不断呼吁，为后来以黄格胜为代表的新生力量创立漓江画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小结 以阳太阳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经过了20世纪初的反叛中国传统的狂飙突进思潮，抗日战争的国家危亡时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现代民族文化复兴，“”极左浩劫的洗礼，新时期的探索之途等一系列的历史性时段，千锤百炼，在广西绘画的文化自觉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最初时，他只是在艺术社团中做辅助性支撑工作，但随着岁月的历练，他逐渐走向历史前台。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跟随走向自觉，从浅稚走向成熟，最后成为新的青年一代的引路人。他从最初的纯粹西式油画见长，到钟情于满含水墨雅韵的水彩，再到融水彩色调入画的水墨，以及晚年带有抽象极简意味的水墨，摆脱了中西隔阂的藩篱。真力弥满，万象在旁，他的绘画到了晚年，已经达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状态，再不追求什么刻意的画种模式的门户之别，笑看写实写意的人为区隔，而是信手拈来，画风多元。这，即是所谓历经沧桑之后的大自在。 作者：简圣宇单位：广西艺术学院教授 美术史小论文:美术教学历史文化论文 一、信阳地区的民间艺术 皮影是一种极为古老的民间表演艺术。皮影戏小小的幕布，可以取得以近追远、以小见大、生动有趣的艺术效果。罗山皮影又叫“丝弦皮影”，相传始于明代，有着悠久的历史，皮影剧多取材于历史人物、神话传说等，没有固定的剧本，只通过师傅口头传授技艺。罗山皮影的影人以水牛皮为材料，经艺人镂刻而成，再以布帛作为背景，一般表演时由三个人同时操作影人，由唢呐配乐或是演奏成员用豫南方言演唱，通俗易懂。信阳固始柳编全国闻名。固始县拥有“中国柳编之乡”的称号，固始柳编有着色泽洁白、造型新颖、款式大方、纺织精巧、风格独特、自成一统的特点。随着市场的需要，固始柳编由原来单一的柳编创新发展出草柳混编、蒲柳混编和藤柳混编等多种材料混合编制的新产品，主要有果篮、礼品篮、购物篮、门帘、屏风等多种产品，既经济实用又绿色健康，是集工艺、装潢、实用性为一体的生活用品。同时，由于编织工艺精细，有的柳编制品可以当做工艺品和室内软装饰品。信阳的根雕艺术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形式。信阳地处大别山腹地，根材资源丰富，种类繁多，是从事根雕艺术创作的好地方。现在常用的根雕树种有檀木、女贞、杜鹃等十多种。信阳根艺具有浓厚的泥土气息，令人爱不释手，在色、形、质、味、韵等方面都保留了根料的自然天趣，给人以高层次的艺术享受。 二、信阳历史文化遗产在美术教学中的开发利用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问题，并在新的美术课程标准中专门设置“综合·探索”学习领域,使美术教学不再局限于美术学科本身，而进一步拓展至自然、文化、社会等范畴。因此，教师要敢于开发利用当地的美术教学资源，以拓展美术教学内容。 1.改变教学观念 部分教师仍以课本和课堂为中心，只注重学生美术技能的培训，只看重学生的考试分数，不注重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这样的结果只会导致课堂气氛不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差。还有的教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艺术理解不够，误以为“乡土”就是过时的代表。殊不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大到世界各民族，小到各村寨部落，都因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而骄傲，越是本土的越受到追捧。因此，教师必须转变观念，不能把教学局限于书本和课堂，而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积极搞科研，要认识到美术教科书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要掌握和了解本地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美术等资源，并善于研究，理解这些历史文化资源的内涵和意义，并将其与美术教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根据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这些资源进行整理、筛选、分类和整合。 2.改变教学方法 教师要改变以往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方法，可以根据课堂教学需要，结合信阳地区的美术资源进行课堂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放映影音、照片资料等，也可以就地取材，带领学生考察当地的美术资源，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如，在上建筑设计课程时，教师可以利用信阳鸡公山上的“万国建筑”讲解各国建筑特色和建筑构造；在上手工艺制作课程时，教师可以教学生制作皮影，这样学生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可以了解自己家乡的民间手工艺。利用这些民间手艺结合教材开展美术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家乡艺术的了解，从而使学生发现自己身边就有这么出色的艺术，更能深刻地明白、体会艺术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教师可以把美术课堂移到室外，进行野外考察和写生练习，让学生感受信阳的自然风光之美，了解信阳人文景观的文化内涵，积累文化知识和创作灵感，提升文化素养。如，在景观设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进行景观理论知识的传授，然后根据信阳当地的人文或自然景观进行实例分析，带领学生考察信阳市浉河公园，分析公园的整体景观设计，这样的教学更加直观生动。信阳毛尖茶叶全国闻名，在信阳，茶叶生产非常广泛，茶园遍布。茶文化是信阳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教师可以由“茶文化”这一主题开展多种教学科研活动。如，教师可以讲授茶的历史以及与茶有关的古诗词，然后引申到信阳毛尖，讲解信阳毛尖的发展史，使学生对信阳茶文化有初步的了解，然后带领学生到信阳市博物馆中的茶文化馆参观茶叶的制作技艺和过程，还可以欣赏茶艺表演，使学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信阳茶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包装设计、标志设计等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信阳毛尖”为主题，让学生进行茶叶包装设计或是茶叶标志设计。由于前期的深入考察和了解，学生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方向，创作出有内涵、设计感强的包装作品。同时，教师可以将课堂练习与实践相结合，鼓励学生参加信阳每年一度的茶文化节的宣传海报设计，并联系信阳本地茶厂和茶叶经营企业，推荐学生的优秀设计作品，争取投入市场，变成真正的产品。这样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作积极性，也有利于信阳本土茶文化的传播。信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美术教学资源被开发利用，可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仅可以拓展美术教学的范畴、优化美术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对信阳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播和人们文化素养的提升有着现实意义。 作者：甘露单位：信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航空工业管理体系研究:航空工业管理体系改革回顾 我国航空工业自1951年建立后,通过全面学苏联,经过不长的时间,建设起了一批骨干企业,实现了从修理到仿制的过渡,为航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以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航空工业从小到大、从修理到制造、从仿制到自行研制,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拥有科研、生产、教育各个方面的工业体系,共仿制、研制型号70余种,生产各类飞机1.5万余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但也要看到,我国航空工业管理体制长期以来基本上还是军事工业的体制,对外高度封闭,内部结构失衡,重军轻民,重生产轻科研,依赖国家财政支持,缺乏活力。虽然建立了航空工业体系,但摊子大、力量散,形不成拳头,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 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 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1951年4月～1952年7月)1951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为适应空军建设需要,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统一负责飞机的一切修理工作。5月15日,重工业部转发政务院4月29日文件,正式批准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由段子俊任局长。同年5月,重工业部航空工业管理局在沈阳市民生街63号开始办公。7月16日,政务院决定任命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兼任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任副局长。 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后又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第三机械工业部第四局)(1952年8月～1963年9月)1952年8月17日,中央人民政府第17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任命赵尔陆为部长,并将原重工业部兵工总局、航空工业局、北京工业学院和干部学校划归第二机械工业部(后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赵尔陆部长兼任航空工业局局长,王西萍为副局长。1955年3月,王西萍任航空工业局局长。1958年2月,第二机械工业部与机电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改称为一机部四局。1960年9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29次会议决定,把原军、民品统一管理的第一机械工业部重新分为主管民用机械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主管国防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即国防工业部),张连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薛少卿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航空工业局改为三机部第四管理总局。1961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孙志远为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63年9月～1982年4月)1963年9月,中央决定将国防工业部(即老三机部)按专业分开,成立航空工业部,代号仍为第三机械工业部,任命孙志远为部长,刘鼎、吴融锋、段子俊为副部长。不久又对国防工业生产与科研的体制作了调整,1965年1月,航空研究院与第三机械工业部合并。1966年开始的“”使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受到严重冲击。 1967年5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宣布对三机部实行军事管制,10月周洪波任军管会主任。1969年8月,成立航空工业领导小组,由空军牵头抓航空工业,吴法宪任组长。事件以后,航空工业又划归国务院领导,1972年3月,任命李际泰为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粉碎“”后,扫除了航空工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1977年12月5日,中共中央任命吕东为第三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工业部(1982年4月～1988年4月)1982年4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四个军工部机构改革后领导干部任职的通知,莫文祥为航空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其恭、崔光炜、高镇宁、何文治,科技委主任姜燮生。1983年12月,中央批准姜燮生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2年6月,航空工业部正式通知撤销航空研究院,有关业务与部机关对口司局合并。中华人民共和国航空航天工业部(1988年4月～1993年4月)1988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成立航空航天工业部。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以第2号令任命林宗棠为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5月3日,国务院任命姜燮生、刘纪原、何文治、孙家栋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1993年4月～1999年6月)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根据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下文撤销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由朱育理任总经理,王昂、张洪飚、张彦仲任副总经理,后又增加刘高倬为副总经理。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1999年7月～现在)1998年3月,国务院作出了“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个企业集团公司”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和论证,1999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批准了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的方案。1999年7月1日,中国航空工业第一、第二集团公司成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由刘高倬任总经理,杨育中、石川、顾惠中为副总经理,刘思诚为党组成员。2006年6月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由林左鸣担任总经理。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由张彦仲任总经理,池耀宗、梁振河、宋金刚为副总经理,王守信为党组成员。2003年3月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由张洪飙担任总经理。 管理体制变革中三次大失误 回顾50多年来航空工业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中比较大的失误有三次。一是部院合并,严重削弱了航空基础研究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苏联中断技术援助后,中国必须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1960年12月中央批准聂荣臻元帅的建议,把有关国防工业的研究力量集中起来,成立航空、舰艇和无线电电子三个研究院。1961年6月,在划拨航空工业局所属的六个研究所、空军的四个单位和哈军工有关专业的基础上,航空研究院即国防部第六研究院(以下简称六院)正式成立,建制属国防部,由国防科委领导。六院成立不到一年,航空工业局提出重新调整科研体制,要求把六院划归工业部门。1962年3月罗瑞卿总参谋长召集会议讨论此事。会上争论激烈,分歧很大。罗总长决定暂时搁置,“再看两年”。同年7月,国防工业部又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上报《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研究设计体制的意见》,要求由国防工业部收回19个研究院。1963年9月,国防工业部(原三机部)按专业分开,成立航空工业部,代号仍为三机部。1965年初,六院与三机部合并。“”期间,航空研究院(即六院)从1967年起被军方接管,但科研体制基本未变。1973年年初,受委托召开航空汇报会。他在最后总结发言中指示:三机部和航空研究院要实行“部院结合,厂所挂钩”,要求三机部和研究院共同组织一个党委,统一领导,研究院负责人要进入三机部党委,任副书记;研究院要把科研统统管起来。当年8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按“部院结合,厂所挂钩”原则,将航空研究院划归三机部。1977年吕东任三机部部长后,航空研究院再度受到重视。但吕东离开后,三机部于1982年6月将航空研究院撤销,其科研管理工作划归航空工业部的科技局,但在与国外合作交流时,仍然沿用中国航空研究院的名义。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航空工业部再次成立航空研究院,到1993年再次被撤销。部院合并,设计、研究院所都隶属于总公司。 撤销航空研究院严重影响了航空科研健康发展,削弱了航空基础技术研究,使我国航空工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二是航空航天部合并,没有取得强强联合应有的效果。1987年下半年,随着七届人大召开时间的临近,国务院各部委机构调整的方案设计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虑到美国和欧洲的航空航天工业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我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中国航空和航天工业合并的呼声也很高,很快就确定下来,明确了负责人,开始了“三定”方案的设计。1988年1月12日,林宗棠同志向李鹏代总理汇报航空航天工业部“三定”方案的初步设想,当时重点汇报了这样几个问题:一是部的名称叫“航天航空工业部”,还是叫“航空航天工业部”?李鹏说,航空工业部建立在前,航天工业部建立在后,国际上通称Aerospace,也是航空航天,以后就叫“航空航天工业部”吧!二是如何进行联合?林宗棠同志提出按“小政府,大集团”框架组建,企事业按型号类别逐步联合组成十几个企事业集团,如飞机六个、航空发动机一个、航空机载设备一个、战略导弹一个、空间技术一个、战术导弹五个等,下面的骨干院、基地、企业先不动,采取先松散、后紧密,逐步联合的做法。李鹏表示赞成,并说,航天部几院不要动,逐步联合,不要搞乱。三是要不要组建航空航天基础技术研究总院?李鹏说,把共性的所组成总院,我赞成,但不要把原来各研究院的所硬性地拿出来,要有灵活性。1988年7月5日,航空航天工业部正式挂牌成立,成立后马上碰到许多棘手问题,如办公地点、干部设置、如何办公等等。 航空航天工业合并没有成功,在于事先没有充分征求业内人士意见,事后也没有对推进联合进行认真的讨论。应该说,航空与航天工业同为一体,在国际上有先例,在我国也不是不可能,关键是如何精心组织和运作。比如,航空与航天的产品制造工程的实体可以分开,这是由于我国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相比,有两个基本不同点:第一,我国航空工业是从仿制起家的,是先修理、生产,然后发展到自行研制,而我国航天工业是先有设计然后才有工厂,工厂始终附属于研发和设计。第二,航空军民用飞机有载人、多次使用的特点,要求长寿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效益、低成本,而航天生产的导弹、卫星、运载火箭等技术要求也很高,但基本上是一次性发射使用。而航空与航天的基础技术部分具有共性,应该有效地结合,做到资源共享。 由于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后,各方意见极不一致,领导忙着处理具体事务,加上结构调整根本动不了,从而形成了“两块铁板、一个焊点”的现象,使原先设计的方案根本无法实施。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五年,到1993年航空工业与航天工业终于又分手。三是航空工业总公司分为两个集团公司,加剧了矛盾和重复建设。1998年3月,国务院作出“逐步将各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个企业集团公司”的决定。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反复酝酿和论证,1999年3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批准了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的方案,对国防科技工业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改革明确了三条:(1)国务院重新组建国防科工委。(2)中央军委成立总装备部。(3)将五大军工总公司改组为若干企业集团公司。在确定集团公司组建原则时,朱镕基总理强调,要适度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组建两个实力大体相当的集团公司,在军工企业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度竞争的机制,使两个集团公司都有保军任务,两个集团公司实力大体相当。航空两个集团公司在组建方案中明确了以下几点:一是按照“分工协作,发挥优势,各有侧重,有序竞争”的原则,加强团结和合作,共同发展我国的航空工业。二是为了避免重复建设,航空老产品按现行配套关系继续执行,新产品按国家批准的航空工业军品科研生产能力调整方案及有序竞争的原则进行配套。三是对重大项目采取联合研制、生产的办法,由双方分担任务和研制经费,发挥各自优势,按分工承担责任、风险,享受收益。四是航空研究院所主要依托第一集团公司管理,同时为两个集团服务。五是中航技等为两个集团公司服务的、涉及军品的直属专业公司采取股份制的办法,组成董事会进行管理;供销公司也要为两个集团服务。这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实际上都没得到很好执行。事实上,航空工业分为两个集团公司以后,矛盾加深,重复建设加大,出现了以邻为壑、力量分散的新情况。飞机研制的技术力量,如强度、气动、试飞、飞机设计、机载设备等,集中在一个集团;中型运输机、直升机研制生产以及起落架专业化厂等却在另一个集团;一些公益性、基础性科研院所本应该为两个集团服务,而实际上服务起来很困难。 管理体制改革的探讨 当今世界航空工业,联合、竞争、专业化是发展大趋势。西欧各国为了与美国抗衡,出现了法、英、德、西班牙四家公司为主,荷兰、比利时两家为协作公司的跨国合作的空客模式。空中客车公司开展国际合作,扬长避短,发挥联合优势,进行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成员公司的技术特长和优势,从而保证了合作的成功。美国波音与麦道强强合并,更体现了这一世界潮流。而我国航空工业体制长期封闭、僵化,缺乏活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国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航空工业部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总公司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但这个体制仍然是从原来的主管行政部门的传统体制直接继承过来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为了加快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必须理顺航空工业的管理体制,统一思想,理清思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各方面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取长补短,发挥航空工业总体优势。 (一)进行专业化重组,建立飞机、发动机、机载企业独自发展的经济实体。国外飞机、发动机、机载企业都是独立存在、各自发展的。欧美国家如此,俄罗斯最近也单独成立了飞机和发动机集团,并特别申明不含机载设备。而我们混在一起,互相牵制,影响航空工业的长远发展。首先看一下国外航空发动机企业的情况。美国普拉特•惠特尼集团公司:简称普惠公司,是美国最大两家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之一,也是世界主要航空燃气涡轮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公司雇员4万人,年销售额为60多亿美元。 通用电气公司:也称GE公司,是一家多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涉及12个主要领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经营业务,在25个国家开设有250个工厂。其中航空发动机集团有民用发动机分部、军用发动机分部和船用及工业发动机分部。GE公司雇员22万人,年销售额为600多亿美元。联信发动机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小型发动机制造厂商,在辅助动力装置、小型涡轮发动机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司雇员5600人,年销售额为17.5多亿美元。加拿大普拉特•惠特尼加拿大公司(普惠加拿大公司):是专门设计和制造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的著名厂商,成立初期是美国普惠公司在加拿大设立的活塞式发动机维修中心,现在是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的子公司。该公司研制的PT6系列发动机,已有30多个型号,产品广泛用于150多个国家的支线飞机、直升机和轮船。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简称罗罗公司,是世界三大航空发动机企业之一,主要有民用发动机、军用发动机和直升机发动机三类产品的研制、生产和销售。公司雇员3.6万人,年销售额为50亿美元左右。法国国有航空发动机研究制造公司:简称斯奈克玛公司,为法国唯一的大型军用和民用航空发动机制造公司,也是世界主要发动机制造商之一。公司雇员1.1万人,年销售额为140亿法郎。透博梅卡公司:主要生产中小型燃气涡轮发动机。公司雇员3700人,年销售额为20亿法郎。再看看国外航空机载设备企业的情况。 美国联合信号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航天设备制造厂商之一。公司在辅助动力装置、空中环保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航空电子设备及机轮和刹车装置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公司雇员9万人,销售额超过150亿美元,其中航空航天公司雇员3.8万人,销售额为50亿美元左右。霍尼威尔公司:研制生产航空航天电子控制设备,主要有数字飞行指挥系统、飞行管理系统、飞行显示系统、飞行控制系统、电子飞行仪表,包括平视显示仪、卫星通讯系统、惯性基准及全球导航系统、防撞系统、自动测试设备、大气数据计算机和气象雷达等。公司雇员5.2万人,销售额为60亿美元左右。GM休斯电子公司:休斯公司按业务范围分为四个子公司———航宇及防务公司、导弹系统公司、电子系统公司和民用工业公司。产品为雷达及通讯系统、电子光学系统、武器系统和信息系统。公司雇员7.9万人,销售额为140亿美元左右。 英国马可尼公司:隶属于英国的通用电气公司,下设马可尼航空电子公司(雇员8700人,年营业额42亿美元)、马可尼雷达和控制系统公司、马可尼通讯公司、马可尼仪表公司、马可尼防御系统公司和马可尼安全系统公司。卢卡斯宇航公司:欧洲最大的航空设备制造企业之一。该公司设计制造的飞行操纵系统、发动机控制系统、发电系统、电源控制系统和货物装卸系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雇员7000多人,年营业额8亿美元。道蒂航空航天公司:是英国和欧洲最大的飞机附件公司之一,主要产品有飞机起落架、螺旋桨、液压设备和飞行控制系统等。公司雇员2800多人,年营业额3.7亿美元。法国汤姆逊公司:是世界著名的和欧洲最大的防务电子公司,在航空电子、光电子、通信、空中管制、防务系统、信息系统和软件等领域居欧洲领先地位。公司雇员4.9万人,年营业额360亿法郎,在世界100家航空航天大公司中排列12名。达索电子公司:产品有导弹自动引导装置、机载雷达、地面雷达及激光吊舱等探测系统。公司雇员2700人,年营业额为30亿法郎。意大利意大利航空设备企业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大型航空工业公司的航空设备(导弹)分部或子公司,如阿莱尼亚、阿古斯塔、马基、菲亚特公司均有航空设备分部或子公司;二是在大型电子设备公司中,设有研制航空设备的子公司,如意大利电子公司、菲亚尔公司、微型技术公司等;三是一些小型专业公司。意大利各型导弹的研制生产集中在阿莱尼亚公司和奥托•梅拉腊公司。它们属于国有机械金融集团。仔细分析这些发动机和机载企业有以下一些特征。 1.航空发动机企业基本上是垄断的。大型发动机世界上只有普惠、罗罗和GE三大家,小型发动机为加拿大普惠。其他发动机企业则把追求局部技术优势作为自己的发展战略。如法国斯奈克玛、德国慕尼黑MTU、意大利菲亚特等公司,尽管在某些部件方面具优势,都不独家研制整机,但都有总装线,通过参与联合组装,合作研制产品,占有一定份额。 2.航空机载设备企业能够独立存在并得到发展的都是专业化发展,人员少,技术精,通过提升产品的竞争力,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如美国联信、法国汤姆逊、英国马可尼等,这些公司都是把某些机载产品作为主产品的专业化公司,而不是包罗万象的航空设备公司。这些机载设备企业与主机企业的关系是经济与合同关系,不对主机企业全面配套承担义务。 3.从世界主要发动机和机载企业的情况看,发动机企业基本上同飞机企业是分开的,航空机载设备企业则不然,有分开的(大多是技术有优势、产品有市场、经济有效益的企业),也有不分的(如意大利),有的是航空工业公司内设航空设备(导弹)分部或子公司,有的是民用电子公司内设航空设备的子公司。鉴于以上情况,建议我国航空工业也应进行专业化重组,形成飞机、发动机集团、机载设备中心协调配套的航空工业研制生产体系,建立有主产品、有竞争力、各专业独自发展的经济实体。 (二)组建国家级的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我国航空工业建成的规模庞大的体系,从总体上看是粗放的、分散的、重复的且效率低下的,与世界航空工业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与我国航天工业也有不小差距。究其原因,阻碍我国航空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的瓶颈不是别的,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严重滞后。我国航空工业创新能力落后于航天工业,其原因是有两个不同点:一是航天工业是先有设计然后才有工厂,工厂始终附属于研发和设计。而航空工业是从仿制起家,先有工厂,然后才有设计和研制。二是航天工业一直保留有研究院,而航空工业曾经有过的航空研究院几经折腾已不复存在。正是由于这两大差别,中国航天工业自主创新能力强,在导弹、卫星、运载火箭、载人航天等领域硕果累累,而航空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明显不足,一旦自行开发大项目就缺乏后劲。1992年,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分别获得国家100亿元的拨款。但航天工业却用这100亿元和后来追加的80亿元,于2003年10月把“神舟”5号载人飞船成功送上天,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俄罗斯、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自主开展载人航天的国家。航空工业却因AE100项目的失败而让国家把钱收了回去。这一显明对比说明我国航空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措施就是尽快建立国家级的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世界航空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国家航空研究院对各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现在世界各航空强国都拥有自己强大的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总部设在华盛顿,在行政上隶属总统领导。其中兰里中心从事飞机、气动、强度、仿真、机载电子等研究,刘易斯中心从事发动机及高空模拟研究。它们的研究成果无偿转让给国防部、各航空企业、联邦航空局及其他机构。NASA还对各航空制造公司设计的新机和联邦航空局适航性鉴定提供技术基础。苏联(俄罗斯)中央空气和流体动力学研究院(ЦАГи)是苏联和俄罗斯航空工业各学科研究机构的摇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科研中心之一。它拥有一批世界级的学者和许多世界级的科研成果。德国航空航天研究院(DLR)是德国最大的航空航天科研机构,直属联邦德国科技部领导。总部设在科隆-波尔茨。研究重点领域为航空、航天和能源技术三个方面。 英国皇家航空航天研究院(RAE)是英国国防部主要的航空航天科研机构。其总部和一些主要飞机、航天器科研部门都设在范堡罗。两个主要科研基地设在贝德福(侧重于飞行研究)和皮斯托克(侧重于发动机研究)。法国国家航空航天研究院(ONERA)为国家航空航天科学与技术研究机构,兼有工业和商业性质,由国防部监管。该院除与法国的许多研究机构有联系外,与美、英传统伙伴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与俄罗斯研究机构在空气动力和燃烧等研究领域开展了合作。欧洲航空研究与技术组织(Garteur)。为了在航空研究方面能与美国相抗衡,1973年,欧洲法、德、英、意、西、荷和瑞典七国政府协议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即欧洲航空研究与技术组织(Garteur),其宗旨是鼓励和协调七国间航空研究院和航空工业公司之间航空科学研究的合作与开发,增强欧洲的整体实力。该组织设有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以上国外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有下述共同特点:⑴“地位”、“级别”高,均是名副其实的“国家级”。如NASA是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直属总统领导。⑵人才荟萃、设备精良,拥有本国顶尖级航空精英和人才,拥有世界一级的科研设备和试验手段。⑶资金由国家给予保证。如NASA1999年的研究经费就达134亿美元。⑷研究院科研活动与企业分工明确,互相补充,不搞重复建设。科研成果无偿向工业企业转移。⑸科研成果突出,对航空技术发展起着重大推进作用。⑹航空研究院促进本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保证了航空技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坚持科研先行方针,建立坚实的航空科研能力,必须要有专门的基础技术研究机构,这是保证航空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的可靠基础。只有拥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把基础打扎实,航空工业才能加快产品的研制的步伐。因此,为了提高我国航空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建立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把航空工业的基础研究统一起来,由国家扶持、集中规划,建成类似美国NASA、法国ONERA、德国DLR之类的航空科研机构。这个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应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是国家级的、非盈利的科研事业单位,在政府领导下,统一组织航空技术的预先研究工作,并无偿转让研究成果。 2.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任务是:进行前瞻性、基础性的航空科学技术研究,承担应用基础研究、探索研究、演示验证等科研任务,为发展新型飞机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代表国家对新研制的航空产品进行鉴定与评估。 3.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按飞机、发动机、机上系统与设备发展的“技术流”配置,突出总体研究,突出综合性。其技术专业应当涵盖航空预先研究的主要专业和内容。 4.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应当拥有成套的超声速、跨声速和低速风洞,发动机高空试车台和成套地面试验设备,大型结构强度和疲劳强度试验室,飞行试验试飞手段和全景飞行模拟机,飞行控制系统试验室,航空电子系统试验室,大型火箭撬滑轨试验场,大型水洞,巨型计算机等国际一流试验设施。 5.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要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逐步进行补充、调整、完善。 6.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经费主要由国家投入。其投资强度应当在总体上能保障航空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保障国家级航空研究人员享有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待遇。 7.鉴于航空、航天同属战略性高技术领域,特别是由于历史发展的渊源原因,航空、航天许多技术是相通的,因此,在建立国家航空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时候,要站在国家高度,借鉴国际经验,统筹考虑航空航天的技术资源,优化配置,不搞重复建设。 (三)以重点产品为龙头,建立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航空工业长远体制。军民结合是长远方针,不是权宜之计,必须树立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20世纪80年代航空工业军品陡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全行业需要大干民品,起到了一定作用。目前不少企业军品任务增加,要干的活很多。有的企业似乎对军民结合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这是很危险的。应该看到,由于我国现行体制的制约,航空工业摊子大、人员多的矛盾不是短时期能够解决的,只靠下岗分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随着形势的变化,军品任务也会有波动,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会措手不及,这是历史的经验。因此,一定要居安思危,始终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坚持寓军于民,不仅在军品任务少的时候要搞军民结合,在军品任务饱满的时候也不忘搞军民结合,使军民结合在发展规划上占应有的位置。民用飞机是航空工业军民结合的重点产品,应集中力量予以突破。航空工业是代表一个国家工业先进水平的高科技产业。民用飞机包括航空零备件、三来加工,是航空工业军民结合的主业。我国航空工业在军用飞机研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民用飞机发展一直没有走出路子。在历史上我国曾经多次进行民用客机的尝试。从20世纪70年代起,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航空工业多次跃跃欲试,要研制喷气客机,但是,不管是自行研制的,还是国际合作的,都无果而终,不是中途停止,就是生产一两架就下马了。现在我国的民用客机研制远不如美国、法国、英国以及俄罗斯,甚至有的方面与日本、印度等国家比较,也存在一些差距。近几年来,在国家的重视下,我国民用飞机出现了发展的好势头。国家决定研制大飞机。这是百年难逢的好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积极主动做好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大力支持,把航空工业军民结合的主业尽快发展上去。航空产品不少是军用与民用技术通用的产物,利用航空技术优势,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有很大的市场,比如,将航空发动机改装为工业燃气轮机,在油田发电、供热、注水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要利用航空技术优势,大力发展非航空产品,继续努力开发生产燃机发电、风力发电设备等,从技术基础上做出特色。机载设备厂和专业化厂的技术本身就是航空与非航空产品两用技术,只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发展前景很大,应重点扶持发展。 同时,航空工业也要从实际出发,在内部建立国有独资为主的军用飞机制造企业和以产权多元化为特征的民用飞机制造企业,要运用新的体制和新的机制,采取合资、合作、股份化等新的运营模式,实现资本结构多元化,学会资产运作和资本运作,以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换,非航空产品的发展还要按其所属行业的规律进行,使之融入行业、融入地方、融入国际,以增强市场竞争力,从而使航空工业既执行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又立足于市场经济,依靠国家产业政策的长期扶持,建立产业发展的基本组织和体制框架,为全面改造我国航空工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航空工业管理体系研究:加快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研究 摘要：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航空工业的作用是无法忽视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与航空工业具有密切相关的联系，为此，有必要在财务管理中多下功夫，以做到航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在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要想实现进一步的创新管理，就要在财务管理上多下功夫，创新性的管理模式为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另一条崭新的出路，并且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下文中将作出具体的阐释。 关键词：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 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正在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风险性的投资，这主要体现在财务管理方面，这是因为企业在投资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应该更加慎重，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更加有效的管理，这有助于降低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在航空工业的发展进程中，主要经历了几个重要的阶段，只有更加有效的运用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应用于航空工业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航空工业长远发展的目标，这具有极其重要的发展意义。 1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与财务管理创新 首先，应该认识到的是，在航空工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变迁发展史，同时也经历了在不同阶段的创新性发展，正是因为如此，才更加应该运用所学到的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对航空工业进行进一步的发展，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因此，转变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的优化升级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发展的重要目标，创新是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财务管理作为航天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就要做到将这二者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航天企业是社会发展中的主要企业类型，在航天企业中实现财务管理的创新发展是十分可行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航天企业已经由过去的负债逐渐转化为盈利的模式，这不仅要归功于体制上的改革，同时也要归功于观念上的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航天工业在财务管理中主要凸显了以下几种特点。其一是组织结构的转化，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中，航天企业主要是以总分的形式进行管理的，即在总的管理体系下又分别创设了不同的管理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各个部门分工合作，既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这样在共同发展的模式下实现了航天企业的创新化管理，在此基础上，还将自主经营权与业务管理权进行了有机的分离，以成本管理为中心，航空工业由此实现了大发展、大转变。在传统的管理中，航天企业是以三位一体的管理方式实现发展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逐渐朝着新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转变，主要变革的内容是将企业品牌形象的提升作为发展的重点环节，品牌形象的提升不仅有助于在整个行业间树立起积极的形象，还有助于在国家的发展中树立起榜样，企业的品牌价值就是新的商业模式开展的契机，所以说企业品牌价值的实现有助于促进航天企业在我国地位的提升，有助于人们对于航天工业具有更加深刻的认知。 2我国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之路 在我国的众多行业中，航天工业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一行业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展与整体实力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朝着技术密集型的模式进行转变，未来的社会必然是科学技术为主的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因此，航空企业作为这一领域中的佼佼者，所肩负的责任是十分重要的，正是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大力开展财务务管理的创新之路，因为财务管理是企业中的中心环节，企业的发展与财务管理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只有做到加快创新，才能实现未来发展的目标。刚柔并济是财务管理中首先要遵循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航空工业需要投入的资金量更大，这一点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发展中借鉴相关的经验，航空工业具有系统复杂、工程量大，并且专业性要求高的特点，因此，只有加大资金成本的投入，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科技成果，研究工作是一项漫长的过程中，在这之中会经历多次失败，并且也会面临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只有勇于突破，勇于挑战才能实现成功，才能获得更大的价值，这就要求财务管理实现刚柔并济的发展目标，将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有效的预防，针对投入与产出的特点进行资金的投入，将风险降到最低，这样财务管理才会在企业的发展中稳定下来，实现更加有序的管理，刚柔并济中，柔主要是针对环境的变化而言的，无论是外部的环境还是内部的环境，都要做到快速而又准确的进行决定，对于不确定性的因素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长久的发展航空工业。刚则是指任何决策的制定都是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基本前提的，所有的活动，包括研究工作、研发生产都不能违背相关政策法规的规定，只有做到将刚与柔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共同为财务管理的创新性发展服务，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财务管理创新性发展的目标，促进航天工业的长远发展。除此之外，航天工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要努力实现纵向价值链的发展，当前，国际上的竞争环境应该使人们意识到这一环境的变化不仅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同时也是一项挑战，只有抓住国际环境变化的大机遇，才能令财务管理朝着创新的趋势变化着。航天企业要更加重视产品的实际价值，不断优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流程，从生产、供应以及竞争等各个环节形成链条式的发展，并且以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发展航天工业，不再以传统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进行约束。在过去的纵向链条式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已经认可了价值链的重要作用，并且价值链的实现可以最大化的凸显产品的实际价值，在财务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将财务战略进行了统一的调整，并且保证财务信息的有效性以及准确性。当价值链上的信息活动在一个个信息孤岛进行时，集团总部将财务管理制度和政策层层“下达”，集团成员单位将财务信息层层“上传”“、汇总”等活动的协同性、及时性、有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基于传统虚拟价值链的财务管理方式，虚拟价值链上的信息孤岛将使集团的财务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和控制力大大弱化，进行价值链重组和优化，实现整个集团的信息集成。最终实现集团能够做到集中管理和配置关键资源。 3结论 新经济条件下，创新是我国航空工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动力，财务管理创新是其战略实现的基础和保障。本文针对我国航空工业产业财务管理创新的特殊性、重要性及迫切性，有效、有针对性并有重点地解决了我国航空工业财务管理创新的难点问题。对于提高我国航空工业产业财务管理水平，促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其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卜嘉音 单位:海军驻沈阳地区航空军事代表室 航空工业管理体系研究:航空工业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方向与内部控制管控效果探析 【摘要】当前，我国航空工业企业多数为国有企业，其改革的重心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建立的关键就是要有一套健全有效、合理规范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及责任追究制度。针对这些突出风险，本文将实现管理科学、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内部控制目标位核心，进一步梳理了现代航空制造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方法。 【关键词】航空工业 全面风险 内部控制 探析 针对航空制造企业全面风险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由于自身经营模式的不同，涉及的风险领域也与其他制造企业不同。在依照实际案例分析过程中，将航空工业企业识别了6项重大风险领域，比较突出的有市场、采购、质量风险等，这样按重要程度先后排序也凸显了航空制造企业与其他航空制造企业承受风险类别的不同。正如前文所述，航空工业企业风险管理特点是由其面对国际化市场的经营特点决定的，也是我国航空制造产业发展特点和在国际航空制造产业中的地位决定的，反映着较为复杂的历史渊源和行业背景。 一、全面风险梳理与控制目标构成 （1）销售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目标。受客户最终产品市场竞争力、经济景气因素和国际转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影响，客户的订单有调整的风险，相应对收入、采购成本、存货等因素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每月跟踪客户订单执行情况，完成订单计划。继续加强客户沟通，开发潜在工作包，增加经济增长点。主动获得客户反馈，并制定行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降低客户损失，提高客户满意度。 （2）存货管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目标。由于客户产品的技术还不成熟，需要更改设计或工艺，产量迟迟不能上速率，导致为部分产品批量采购的原材料、零件的账面增加金额大于产品交付所减少的金额，造成存货指标增加，且消耗较慢，对资金占用、存货占收入比等经济指标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与客户进行及时沟通，在订单变化时及时调整采购进度，减少存货对资金的占用。具体沟通措施包括日常沟通和商务洽谈以及高层互访等。坚持应用ERP系统进行采购申请、采购订单多级审批，采购比价审批，确保采购活动公开、透明。进一步平衡生产计划，逐渐控制批次投产数量，最大可能的实现多批次、小批量投产，降低存货水平。 （3）质量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目标。由于质量问题一旦发生，对企业信誉、产品交付进度、成本等因素的影响面较广，因此需要对质量风险重点关注。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持续组织开展质量管理标准、制度培训、内部审核和自我监督检查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确保实物质量。完善质量体系，修订相关文件，确保体系的运行有效性，并通过二、三方体系监督审核。 （4）采购管理风险与内部控制目标。突出表现在零件采购方面存在满足不了生产线需求的风险，可能会制约生产能力进一步发展。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积极调研并加强与国外、国内有实力的供应商的沟通，争取统一资源调配的支持，在国内解决关键零件生产线的问题，提高抗风险能力。 （5）技改基建风险与内部控制目标。新建生产线关系到企业今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在建设过程中涉及到立项风险、安全风险、生产线评审风险等。 内部控制目标包括建立建筑设计的综合评审机制，在设计委托中明确设计质量及投资控制要求、设计深度要求，建立相应的检查控制措施。完善技改基建规章制度，有效进行立项风险控制和安全风险控制，将技改基建风险降低到较低水平；严把设备选型、论证和验收环节，兼顾设备的经济性和先进性，确保能顺利通过生产线评审，尽快达到设计产能。 二、内部控制运行实施效果 （一）进一步规范了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 内部控制体系运行使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得到进一步规范，企业各级干部员工能够也必须按照内部控制体系中的流程规范进行业务操作。通过内部控制所形成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制约机制，能够及时地反映、检查、揭示和纠正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中的风险和管理问题，从而不断改进企业日常工作，也能够促进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能够对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和人员进行合理的分工、协调、监督、检查与考核。通过内部控制体系中所规定的各种程序和手段，可以将企业内部各个职能部门的方针政策、计划定额以及其他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反馈给企业管理部门，及时发现和纠正所出现的偏差，保证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高效有序地进行，从而全面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各项预期目标。 （二）为企业风险防控和应对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立以风险为导向的内部控制核心观念，将企业内部控制的重点工作转移到建立针对关键风险点的关键控制活动上来，直接促进了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于内部控制体系的进一步融合，为企业风险防控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建立了内部控制监督与自评价的常态机制，以评价手段将控制措施与实际管控效果相关联，保证了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也为未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奠定了基础。 （三）新的理论基础为同行业内部控制工作提供了先进经验 应用了全新的内部控制“一个基本目标、两个控制层面、四项具体内容”内部控制结构与功能框架和“三位一体”内部控制体系牵引运行机制指导内部控制体系建设，进一步拓展了航空工业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领域的实施途径；同时，通过“强管理、练内功”的方式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了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也明确了内部控制组织职能分工，带动企业各层级人员参与运行。 （四）保证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 财务会计工作涉及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企业决策和日常管理所需要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准确可靠地财务会计信息是企业评价过去、控制现在及把握未来的重要条件，也是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内部控制制度通过制定和执行恰当的业务控制程序，科学、合理地划分职责范围，建立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制，可以使会计活动得到有效的控制，避免差错和弊端发生，从而可以保证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水平。

装饰是体现艺术的一种形式，通过装饰普通事物可以发现其内在的艺术价值，向外界展示自身具有的另一种艺术形式，在绘画作品中也有所体现，这是将自然升华的一种表现。中国山水画，顾名思义是作者以山水等自然景物为绘画的主要内容，采用水和墨作为颜料，抒发作者对山川等自然景物的喜爱之情。山水画起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约到北宋趋于成熟，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独特的审美和风格，并形成新的绘画派系。不同于别的绘画派系，山水画只是作者寄托自己对自然的喜爱，画作的寓意比较少，是作者在精神层面上的寄托。 一、装饰性语言的概念界定 绘画指的是用纸张或者布作为载体平面，在载体上对颜色进行一定的组合修饰，使得图案成为人们所想象的样子。添加颜色的方式有很多，可以使画笔、刷子或海绵。装饰有两层意思，分别是动词和名词，动词“装饰”指的是一种行为，用材料对物体进行装饰活动，使其具有原本不具有的美感；名词“装饰”指的是进行装饰活动后的成果，在《辞源》中的解释为：“装者，藏也，饰者，物既成加以文采也。”[1]另一种说法是，装饰是为了美化，改变原有物体所具有的部分特征，使物体具有较高的艺术性。装饰绘画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为了装饰物体所进行的绘画活动，并由此产生绘画作品。例如，壁画、广告画等。装饰绘画与普通绘画有较大差异，装饰绘画侧重于表现形式的装饰性。装饰艺术主要包括室内设计，不同于建筑艺术，装饰艺术被归纳为艺术，人们常见的雕塑、摄影等都是装饰艺术。顾名思义，装饰艺术的主要作用是装饰，因此，其观赏价值远远大于其功能性。美术和装饰艺术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别，美术作品中包含部分装饰艺术元素，随着作品的流传，会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影响。相比欧洲，中国的装饰艺术和艺术区别不大。在欧洲，装饰艺术和艺术是不同的，虽然装饰艺术包含艺术的成分。随着中世纪的手稿及纪念雕塑的出现，人们开始确信，但人们承认的还是那些大型的雕塑作品。壁画，长时间以来都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认为其太过粗糙，因而作者都很少提及，尽管在最近几个世纪逐渐被人们重视，认为壁画是另外一种艺术，但当时并不被人们所认可。 二、中国山水画特有表现形式中的装饰性 1.中国山水画的意象造型 中国画无论是哪个分支，都不像素描那样客观画下所看到的事物，而是根据“以意立象”。在这里，“意”的含义有两层，分别是事物内在的生长规律及作者的主观感受。由于绘画受这两方面的影响，所以，内容上肯定会有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影响。“象”有客观物体具有的形状，还有主观作者想要赋予的外形。所以，中国山水画在创作过程中，是由作者根据意向进行加工的一部分，即意象造型创作的过程。在绘画中分类有平面造型和立体造型，平面造型主要研究形状，立体造型主要研究形体，中国山水画属于平面造型。形状又分为艺术形状和自然形状。因为中国山水画在创作过程中会加入很多作者的主观感受，等于再创作，所以，中国山水画可以归为艺术形状。 2.笔墨造型中的装饰性 中国山水画在发展过程中使用了构成原理。纵观历史，在山水画中大有名气的画家都有自己的绘画特点，也被称为笔墨语言，在作品中有一定的规律。中国山水画构成非常简单，只是用一种颜料在纸上运用二维元素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排列、分解、组合等，便形成了中国山水画。山水画中运用最多的绘画方式是有机形、不规则形及偶然形。有机形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物体外观，主要是由弧线及不规则线段构成。有机形的合理运用可以使整幅图画面内容明确，但又不是简单地将元素画到作品中，给人们流畅的感觉[2]。不规则形主要运用在山水画中山石的绘画过程中，山石是由作者徒手绘画，用直线和曲线直接画出，质量的高低全凭作者的水平和状态，秩序感不是很强，但有极强的变化性，其中还有深厚的人情味。偶然形是作者创作过程中偶然画出的部分，可能是作者下意识或突然起兴加上的一笔，往往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三、中国山水画装饰性语言的表现 1.主观的色彩装饰性 在山水画中，色彩是主要内容，是山水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山水画采用多种颜色相互组合的方法来配色。山水画中的颜色厚重，给人带来清新的感觉，以及独特的视觉感受。色彩是表达感情的主要方法，是山水画的装饰语言，也是山水画的关键部分，作者往往对色彩更加关注，也更加注重色彩在整幅作品中与其他元素的相互配合。传统青绿山水画一般来说表现的是现实，但需要将自然景色转换成生命的情怀。 2.丰富的线条装饰性表现 在中国山水画中，线条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元素，中国山水画的意蕴都需要用线条来表达，对线条的完美把控是中国山水画家一生的追求。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就是线条运用的发展，中国山水画每前进一步，都是因为线条得到进步，二者密不可分。与西方绘画不同，西方绘画追求的是颜色的搭配，限于物象，颜色是最重要的，而中国的山水画是用墨汁绘成，不存在颜色的使用，所以，古代画家更重视最基础的东西，即线条，用线条表达内心，表达自然所存在的一切，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东方文明的特质。除了“米家山水”采用较少的线条外，从古至今大多数门派都采用线条来勾画图案。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从树木到山石，从房屋到流水，无一例外都是用线条勾勒的。线条是中国山水画的灵魂，是人们从自然提炼出来的产物，是最能表达自然状态和内心世界的载体，是一种语言方式，具有很高的艺术和美学价值。直到今天，线条的应用依旧频繁，现代的美术理论家研究线条在中国山水画中所具有的价值，深入挖掘其包含的内在意义，赋予线条新的意义，使其在现代画作中得以使用[3]。线条之所以能被古代画家广泛应用，是因为线条以柔克刚，可以表现各种形态，表达作者的各种心情，线条是山水画的符号，线条的良好运用可以创造不同的风格，不仅可以将山水的外形等准确描述出来，还可以将中国的传统思想融入其中，使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四、山水画装饰性语言在当代艺术中的应用 1.创作理念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不断变化，山水画也被现代人赋予新的理解。在现代文化的理解下，首先要遵循艺术的基本规则，以良好的心态来研究东西方的传统艺术作品，结合自然以及人类的生存情况，传递精神指向，解释绘画语言的更多种可能性。 2.创作想法 部分艺术家可以将山水画中的语言运用在当代，将盛唐辉煌的艺术表现形式，通过现代新材料诠释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精神。在山水画中可以对不同元素分类讨论，可以在现代找到代替山水画中元素的东西，例如，在山水画中运用比较多的青绿色，可以用塑料、铁丝网等现代材料或植物标本代替，青山绿水材料不仅仅局限于颜料的选用，更为重要的是精神的传承。对古代社会人们所具有的思想意识终究只是猜测，不能完全理解古人的思想，就不能读懂画作。所以，随着当代社会的不断进步，对山水画的传承给予更多支持。 五、结语 中国山水画的基本构成为现代画家创造了重要的绘画方法，中国山水画具有丰富的符号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山水画同中国汉字一样，可以作为我国的标签，有明显的符号特征。山水画将作者情感和自然景物结合起来，表现装饰美法则的魅力，展现山水画的笔墨美，这种高度概括自然形象，加入情感的表现手法，成为现代装饰法则的基本表现形式。 参考文献： [1]王瑜琦.论装饰性对现当代山水画的影响[J].美术教育研究,2012(24). [2]李婵.当代中国山水画构图形式的特色探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2(12). [3]张亮.浅谈现代青绿山水中的构成意识[J].大众文艺,2011(6). 作者:王文静 单位:大同大学

科技发展论文: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1607－1966 摘要：16世纪末以来，西方科技知识系统地传入中国，中国科学研究的内容、方法、制度及其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均呈阶段性变化。本文讨论“”前中国选择科技发展战略的阶段性特点及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并探讨战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科技发展，战略选择，近现代中国 众所周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于国计民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正缘于此，制定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这一国策的顺利实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回顾近现代中国的重要战略选择的历程及分析影响战略选择的因素，获得些许历史启发。 1．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1607--1840 17世纪前后，当中国科技继续沿着传统的模式缓慢发展的时候，欧洲发生了科学革命，产生了科学学会和科学院之类的科学组织，使近代科学实现了建制化。成立于1660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和1666年组建的巴黎法兰西科学院代表了社会团体化的分散型体制和国家支持的集中体制。俄国的彼得大帝选择了法兰西科学院的模式，1724年在圣彼得堡创设了科学院，聘请国外一流科学家到圣彼得堡工作，使俄罗斯的科学研究有了一个高起点。 16世纪，由于航海技术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这两大文明传统得以直接交流。为了达到传播天主教的目的，欧洲来华传教士有规模地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地理学、钟表技术等。1607年《几何原本》的译成标志总欧洲科学系统传入中国的开端。明代末年，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优越性的徐光启以 “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作为他传播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理念[1]，其意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知识的框架之中。这一名言也概括了此后250年间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中国学者吸纳外来新知识的态度。 入清之后，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播欧洲的知识。康熙帝对于研习西方的科技知识的提倡使得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探讨西方知识及中西知识比较研究的高潮。然而，康熙帝无意也无力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价值体系。当时建于宫中的学习欧洲知识的机构及皇家天文观测机构北京观象台均与欧洲的国家科学机构存在本质的差异[2]。 18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发生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技术与制度的创新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工厂组织为发明创造活动提供了条件，技术学校训练了工业化所需要的新型技术人才。 在18世纪的中国，国人对欧洲知识的了解还是完全依赖于在华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随着罗马教庭与中国儒家学者对彼此的信仰及伦理哲学的了解的加深，二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维护王朝的稳固，康熙帝下令驱逐欧洲传教士。其后的乾隆帝也严辞拒绝英国使者提出的通商请求，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由此几于中断。在封闭的条件下，中国科学家虽然很努力探讨科学问题，却无法了解欧洲科学技术前沿的发展，其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越离越远[3]。 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并没有被视为对国家发展和安定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之一，相应的，也就不存在国家性的科技发展战略。天文观测、历法制订等并不是因为它们是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而受到重视的。实际上，在传统文化中，它们是皇权合法性象征的一个指标，故历来受到皇家的特别关注。当时中国的的科学研究多属个人行为。意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中国学者试图通过“翻译”西方著作，“会通”中、西知识和方法，达到“超胜”西方的目的。但科学技术研究及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不为学术界主流所重视。同时，当时“翻译”的内容基本上由传教士决定，天主教一旦被禁，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也随之中断。 2．师夷之长技以制夷：1840－1895 19世纪，欧洲和美国都在经历着迅速工业化的历程，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欧美国家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工业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力鼓励和资助科学研究和科技教育。1809年洪堡开创研究生制度，使普鲁士的大学成了“科学研究的养成所”。这种制度被欧美国家效仿，科学技术在教育制度中的地位被日益强化。 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在对欧洲的贸易中仍然是顺差。为了填补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最终引发了鸦片战争。面对千古未有的变局，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奕?、曾国藩、李鸿章等自强派官员下决心引入西洋的近代“坚船利炮”。其目的，首先是为了剿灭太平天国，其次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自强派官员所选择的是近代军事技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基于数学是一切军事技术的基础的认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倡导数学及其它近代技术的基础性学科，物理、化学等“格致”之学的研究与教育。 从1860年到1895年间，虽然科学技术研究得到了当权者的重视，但清朝的科技战略存在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当时科技研究的内容基本上限于兵器研究及相关的矿冶、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领域，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的研究被忽略；其次，过多依赖外国工程师和技师，人才培养滞后；再次，对近代科学的认识滞后，新知识的传播主要依赖译书等有限的方式[4]。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对近代科学技术和西方世界的理解肤浅，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包袱过重等。 在当时的中国，保守派士大夫担心引入的西方理念和技术会冲击传统社会的经济秩序、道理伦理秩序等。倡导及参与西方科技传播的官员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西方知识的传播危及儒家传统伦理规范之时，二者均选择了维护传统。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为反映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当留学美国的中国学童中出现了剪发辫等有违传统道德的行为时，自强运动的领袖奕?遂下令中止留学计划，将学生尽数撤回。 日本引进近代科学技术的起步并不早于中国。从17到19世纪中叶，日本人还需要借助于中国人和传教士翻译的中文书籍来学习西方的科技。尽管日本也有人拒绝接受西方科技，但他们没有背上中国人那么沉重的传统包袱。部分日本人甚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从明治维新到19世界后半叶，日本人在吸收近代技术和科学的成效明显好于中国。 3．选择近代科学技术制度：1895－1949 19世纪末和20世纪，鉴于科学技术对提高国家之间的竞争力和军事实力有重要意义，工业化国家率先把科学研究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并建立国家科学研究机构。1911年德国设立威廉皇家学会（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前身）。苏联科学院继承了圣彼得堡科学院的研究机构，并建立新研究所。法国于1939年成立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美国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研究所或实验室。而纳粹党的错误使得德国的科学和人才损失惨重，使得德国丧事了基础科学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19世纪后期，德国的大型化工企业创建了工业实验室。20世纪初，其它欧洲国家及美国、日本也建立了工业实验室，这种新的制度使企业有了越来越强的转换科研的能力，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苏联大规模引进欧美的技术，大量聘用欧美科学家和工程师，建立国家研发机构，迅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 1895年以前，中国的科技战略选择以学者和官员的倡导为主，大多局限于具体的需求。甲午战争的失利，使清王朝意识到政体改革势在必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按照下述几个阶段，从全面接受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发展到选定近代科学技术制度[5][6]。 第一步是选择近代科技教育制度。清朝“维新变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学制改革和1904年废除科举制，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的建立就是一个具体的体现。新学制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建制。从1896年的天津中西学堂，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交通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中国建立了正轨高等科学技术教育制度。新学制为社会造就了一代一代的懂科学的人才。 第二步是组织科学技术研究的学术团体。在“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中国新生的职业科学家和工程师创建了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1915年创办的中国科学社和1912年詹天佑等创办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些团体得到了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促进学科建设、学术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步是建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者试图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科学研究机构，也就是说，选择了类似于英国皇家学会的自治的科学体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很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在科学制度方面做出了一项重大的选择，即决定组建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它类似于法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1929年，国民政府又成立北平研究院。实业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航空委员会等政府部门和部分大学也建立了小规模的科研机构。这几类科研机构成为中国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主要力量。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大学的研究机构给科学家们以较大的自主研究空间，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华罗庚、钱三强、钱学森等经过国内外的培养和历练，逐渐成长为大师和帅才。 产业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薄弱，科技不能为经济建设和国防提供有力支持，这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科技领域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大多规模很小，以直接或间接引进、消化国外技术为主，基本上是低水平仿造国外产品。鲜见的成功范例是永利制碱公司在1923年建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其功能类似于欧美的工业实验室。侯德榜成功研发制碱工艺，展现了中国企业的创新潜力。 4．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49－1966 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处于对峙的冷战状态，两者发展科学技术的思路有所不同。美国、西欧和日本推行贸易禁运政策，阻止先进技术向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转移。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一边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引进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大力发展国营工业。 中国共产党重新选择了科技体制和科技发展战略。1949年，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为基础，新中国组建了中国科学院[7]。1957年以前，中国科学院主导了全国的科研事业。后来，高等学校、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在科研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为了大量造就工业化建设所需人才，中国共产党参考苏联的经验，改革了教育体制，显著扩大了工科和理科的教育。 新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是采取规划科学技术的体制，具体例子就是1956年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远景规划”）[8]。规划的制订者选择了“以任务带学科”为主的方针。并利用学科规划促进难以用任务带动的学科研究。苏联专家和苏联科学院等机构为此提出很多意见，并且帮助中国开展了一些领域的研究[9]。十二年远景规划的成功实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求，对中国科技事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全面地推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填补了很多学科领域的空白，构建了现代科学技术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使国家具备了发展核技术、空间技术、制作技术、电子技术、能源技术等领域的能力，产生了以两弹一星、合成牛胰岛素等为代表的重大科研成果，为发展经济、维护国家安全等提高了科技保障。其次，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民生问题等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体现在重大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农业技术进步、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当然，新中国在科技战略选择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差甚至失误。比如，20世纪60年代起放弃研究生制度，大学停止招生，意识形态一度严重冲击科学研究，等等。 5．影响战略选择效果的因素 综上所述，自1607年到1966年，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经历了会通中西知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建立科技制度及调整科技制度四个阶段，进行了知识传播、技术转移、学科建立和制度建设，使近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中国知识体系与社会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简单归纳一下影响战略选择的方向、范围、及时性、社会影响力等的若干因素。除了国家需求、国情等重要因素之外，我们特别关注三个因素。 5.1 对世界及科技前沿的了解 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了解国际科技前沿的成果及动向，从而做出合理的科技战略选择。 明清两朝，中国人对自己的“天下”之外的世界近代科技了解甚少，无法洞察科技的巨大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仅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朝廷的需要，做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战略选择，先是沿续传统科技发展的模式并有选择地接受部分欧洲科学知识，后是片面选择军事技术，以至于错失发展的机遇。 民国时期，中国已经对国际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留学归国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们对近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基本的把握，他们和政府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建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国外参与过高水平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归国，他们对国际科技前沿有了更深入理解，国内培养的专家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于我们尚不熟悉的领域，苏联专家贡献了他们的见识和经验。 5.2 领袖式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 在科技战略决策者中，除了那些有决断权力的政府领导人之外，领袖式的科学家、工程师的水平、见识和经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国内外科研机构和大学的主持人的实践所证明。 19世纪中叶，曾国藩筹划如何引进近代技术的时候，听取了留美学者容闳的意见。容闳所学专业是文学，但对西方技术的初步感悟还是比一般的中国人准确。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在30年展得比较好，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战略眼光和发展思路是分不开的，他们了解欧美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 20世纪50年代，在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时，在众多的领域里做出轻重缓急的选择是很不容易的。比如，究竟是优先发展远程轰炸机，还是优先发展火箭技术？中国政府决策者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决策者采纳了钱学森的优先发展火箭技术的建议，做出了合理的战略选择。钱学森之所以能提出可行的战略思路，是因为他在国际前沿做过多年的研究，了解航空和航天两个领域的特点和难度。 5.3 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代以来，中国在科技领域是一个后进国家。无论是了解世界和国际科技前沿，还是提高科技专家的水平和见识，都需要一个开放环境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越有利于及时、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发展的脉搏与规律，制订合理的发展战略。 明清时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本上依靠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人，中国人能走出国门学习的人很少，在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处于被动境地。20世纪50年代，十二年远景规划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三、四十年代中国科技专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苏联专家的帮助也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填补了当时中国人与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专家交往的空缺。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订科技规划的境况与今天有很大的差异。那时我们与世界的差距太大，要追赶的目标比较明确、比较具体。今天，我们有了与科技先进的国家交流和合作的多种可能和机会，自身的科技水平与国际科技前沿的差距缩短了。实际上，越是靠近未知的前沿，越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规划的不确定性越明显。这就更要求我们研究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与趋势，认知其中的规律性特征，根据自身国情和发展阶段，适时制订和调整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使中国科技能沿着合理的路径快速发展，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为人类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对于历史上科技策略的选择的情况及相应后果的分析为我们现代科技战略的确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实际上，历史还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某些阶段和某些条件下中国人能成长为科学技术的大师？“以任务带学科”为导向的科学技术规划究竟怎样影响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的发展？制度的变化与创新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产生的？在通过什么途径可以从模仿过渡到创新？中国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文化价值对科技发展、战略选择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同样也会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借鉴。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论文 关键词：科技 发展 伦理建设 理论建设 制度建设 主体建设 论文摘要： 现代 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理论、制度和主体这三个不同方面均提出了新要求。在理论建设方面，要求实现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从规范伦 理学 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并立足于多学科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在制度建设方面，要求变革社会制度，加强科技立法，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在主体建设方面．要求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 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课题，准确把握并解决这些课题，就会把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今天，2o世纪已经揖别，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要大力发展 科学 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就必须处理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伦理学问题。正如所指出的那样：“在二十一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伦理学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忧虑甚至恐惧。正如英国著名 历史 学家汤因比所指出的：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进步不平衡，后者远远滞后，前者毫无约束地被加以发展和滥用，从而产生致命的危险。因此，探讨现代科技发展对伦理建设的新要求，对于我国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所谓伦理建设就是建设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规范和准则。其目的是以像 法律 调节人们的行为而使人们有法可依一样，在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也同样“有法可依”。伦理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理论建设、制度建设和主体建设。 一、现代科技发展对理论建设的新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关于道德的 哲学 思考。但是最初的伦理学调节的只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把人类看做是惟一值得道德尊重的物种，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作为惟一的尺度，去对待其他事物。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对道德现象的反思日益加深，道德调节的范围始终囿于人伦之理。这里把这种只关怀人伦之理的伦理学称为传统伦理学。但是，现代科技的发展，对伦理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把人类的道德关心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技文明下，以保持地球和人类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由传统伦理学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扩展到调整人和人以及人与人以外的其他物种和 自然 界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的伦理学，称为现代伦理学。由传统伦理学走向现代伦理学，是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双重需要。现代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相比，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近距离伦理向远距离伦理的延伸在传统伦理学中，伦理规范体系主要涉及的大多是人与人之间的或人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系，我们称之为近距离伦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范围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传统的主体司直接的近距离伦理关系随之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上出现了延伸。在时间上，未来世代的权利和当代人的责任已经成为反思科技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空间上，为了克服全球问题，一方面，人们正在寻求全球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希图构建一种普遍性伦理，另一方面，人们日渐意识到，人不仅仅对人自身有义务，而且对生活于其中的生物圈和大自然也有保护的义务。-es]94如人类在2o世纪9o年代制定的《2l世纪议程》，提出了人类社会今后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了人权保护和人道主义思想；“国际和平年”、“生态年”等的提出，使人类能同时按照统一的道德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第二。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转向传统伦理学侧重于规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元伦理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使伦理学不能停留在哲学层面的“高山之巅”，而应该通过新的道德规范向应用层面发展，以解决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伦理学向应用层次的拓展是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向。于是，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的应用伦理学方兴未艾，为人类的道德思考提出了许多新的宗旨和目标。如：生态伦理学提出了尊重生命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规范和要求；生命伦理学的兴起反映了对新技术的使用进行社会控制的要求；核伦理学的发展体现了人类追求世界和平的强烈愿望； 计算 机伦理学要求人类重新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价值观。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21世纪新兴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与高科技相关的应用伦理学还会不断产生。从规范伦理学向应用伦理学的研究的转向，既关系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着伦理学的前途和发展。 第三。现代伦理学的研究是立足于西方伦理学、东方伦理学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基础上的大交汇、大融合2o世纪是一个既对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全面的批判反省、又空前地呼唤价值重构和伦理现代化建设的世纪。2o世纪中西文化的交融、冲撞和科学技术向人类提出的许多使人目不暇接的道德问题，催生、孕育了众多异彩纷呈的伦理思潮。现代伦理学正是吸收了西方伦理思想、东方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 其中东方伦理特别是 第三。引进科技伦理的“软着陆”机制所谓“软着陆”机制就是 科学 技术与社会伦理的价值体系之间的缓冲机制。这个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科技工作者和管理决策者，尽可能客观、公正、负责任地向公众揭示科学技术的潜在风险，并且自觉地用伦理价值规范及其伦理精神制约其研究活动；其二，社会公众就科学技术所涉及的伦理价值问题展开深入、广泛、具体的讨论，使支持方、反对方和持审慎态度者的立场及其前提充分地展现在公众面前，然后，通过层层深入的讨论和磋商，对科学技术在伦理上可接受的条件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样一种讨论一方面能够启导 政治 活动家们参照着技术上可能的和可行的情况，纠正他们对其利益所持的那种由传统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另一方面，政治活动家们将能够根据讨论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做出判断：将来，我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和在多大规模上 发展 技术知识。”在实际的科技活动中，科技的“软着陆”机制已得到较为普遍的运用。 三、 现代 科技发展对主体建设的新要求 人作为现实主体，在与科技的关系中始终居于能动的主导地位，因此，主体建设是科技发展中伦理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第一。明确科技主体的伦理责任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是因为他们具有专业科学知识，能比一般群众更全面、更长远、更准确地预见到科技发展和运用对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后果。他们有责任去预测和评估有关科研选题及其成果所可能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社会影响。当然，在这方面，科技主体所负的伦理责任的分量是不同的。 对于从事基本理论研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很难预测自己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应用前景，虽然不能苛求他们对该基本理论应用的全部后果负伦理责任，但是他们毕竟为后来依据该理论没计研制作恶或有明显负作用的人工制品或工艺程序提供了基础概念，因而也多少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对于把基础理论应用于实际(例如 工业 和军事等)的工程师来说，他们的科技成果或科技活动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明确的、清晰的、善恶分明的，虽然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家或经营者控制的，而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自由支配的，但是他们仍然必须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同时，科技主体之所以负有伦理责任，还因为他们经常参与政府或 企业 经济 活动的重大决策。一般说来，在现代社会中，科技主体不但要对科技活动的后果负有趋利避害的责任，还要对全人类的未来负责。 第二。建设科技主体的伦理规范近百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反复的科技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经过一些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技伦理规范体系，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普遍遵循的评价和判断善恶的标准，调节着科学家或工程师之间、科学家或工程师与社会集体之间的伦理关系，促进着人类科技事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当然，在不同社会、不同 历史 时期，不同阶级的科学家或工程师有着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伦理规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毕竟具有超越阶级利益的共同性，科学家和工程师毕竟是一个职业共同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毕竟有着共同的要求和行为准则。因此，从全世界的高度看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有着共同的伦理规范。这规范有：(1)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应用和后果并不引起严重的生态破坏；(2)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会对我们这一代及我们的后代的安全带来更多的危险，因此，科学成就不应该应用于或有利于战争和暴力，应该保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应与国际协议提到的人类基本权利(包括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权利)相冲突；(3)科学家应该认真地估计其研究将产牛的后果并将对其公开负有特殊的贵任；(4)当科学家断定他们正在进行或参加的研究与这一伦理规范相冲突时，应该中断所进行的研究，并公开声明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做出判断时应考虑不利后果的可能性和严重性。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规范：例如锐意创新，勇于进取；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真诚协作，友好竞争；民主讨论，自由探索；谦虚谨慎，勤奋好学；尊重前辈，奖掖后学；热爱 自然 ，珍惜资源等等。美国学者j．t．哈代在他的《科学、技术和环境》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生活在一种技术化的环境之中，因此不免要遇到这样一些问题：人类是这种新技术的主人还是奴隶?技术使人的选择和自由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限制?到目前为止，从表面上来看，人类有能力驾驭和引导技术向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人类现在掌握的知识，已经赋予了人类几乎能摆布自然的本领，因此必须谨慎小心地衡量各种技术抉择是否合乎需要，这种强大的力量必须用于高尚的目的。这种“高尚的目的”就是造福于人类，而不是危害于人类。 第三。开展多极主体的对话社会是由各种不同利益需要的主体构成的，他们的利益需要有一致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对于科技发展来说，尤其要处理好科技主体与政府主体、公众主体的关系，使他们能够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对科技“发展什么，怎样发展”达成共识，确立多极主体间的和谐关系。“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对话必然启导政治活动家们参照社会在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方面的潜力，纠正他们对自身利益和目标所持的那种由传统所决定的、想当然的态度，同时使他们能够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判断，将来他们想在哪个方向上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具体地说，就科技主体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质，增强社会责任感；就政府主体而言，主要是指政府或国家的决策者应从政策、经费、人力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加强引导、监督和管理，形成高效、有力、合理的科技发展机制，让国家的科技活动在一定的规范下进行；就公众主体而言，应该积极关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的现状，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后果与影响的评价中去，自觉加强科技伦理的修养，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同时，还应拓宽科技界与政府、公众之间联系的“绿色通道”。 科技发展论文: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分析 摘要: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提出了要求，包括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实验基地配套建设以及可移动设施购置。本人在对我国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现状分析基础上，从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投入、开展渔业基本建设项目专项科研课题研究、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等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基本建设 一、引言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建设现代农业，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提高现代农业装备水平，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现代渔业作为现代农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现代农业形态的普遍特征，又具有渔业自身特点‘”。正确把握现代渔业建设的内涵，可从技术特征角度认识，也可从产业特性方面理解「2]。 从技术特征上，林学钦认为，“现代渔业是科技先导型渔业。在生产活动中，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位置，不断提高生产手段的高科技含量;采用新技术和现代装备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观念进步，重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质的提升而不是量的增长”〔3]。赵明森认为，“现代渔业建设是指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武装提升传统渔业，用现代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经营渔业，不断提升渔业科技水平，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王学光认为，“发达的渔业生产力是现代渔业的基本特征”〔5]。 从产业特性上歹农业部原副部长范小建认为，“现代渔业是相对于传统渔业而言，遵循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现代科学技术和设施装备为支撑，运用先进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手段，形成农工贸、产加销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和谐共赢的渔业产业形态。”农业部副部长牛盾认为，“加强现代渔业建设就必须立足我国国情，坚持科学发展，切实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提高渔业现代化水平”。 从上述学者、领导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渔业建设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支撑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物质装备一一基本建设力度的强弱。渔业科技创新是现代渔业建设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动力。我国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六五”末的35%左右提升至“十五”末的53%，与此同时，水产品年总产量由705.2万吨增加至4419.9万吨，渔业经济年总产值由12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48%)提升至4016.1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0.18%)‘6]l7]。大力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就必须要充分认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的需求。 二、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的基本建设需求框架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是以现代化物质装备为基础的，迫切需要基本建设给予大力支持。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现代化实验用房建设渔业科学研究实验对象是生活在水体中的水生经济动植物，实验环境复杂且不易控。对比其他行业，渔业科学研究对实验条件要求更为严格。表现在实验用房方面:一是需较大的业务用房建设规模。按照实验人员情况、工艺技术流程以及科研仪器设备使用要求，综合考虑科研辅助用房、科研设施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用房配套需求，如学术交流中心、水生实验动物用房等，需加大实验用房建设力度，扩大建设规模;二是确定合理建设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实验室(如按命名权限不同，划分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等;按实验目的不同，划分为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按学科群划分为综合实验室、专业实验室以及野外科学观测实验台站等)功能定位以及承担课题情况，充分考虑建设前瞻性、国际化等要素，通过专题研究，确定各类实验用房合理建设标准。 (二)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 科学仪器设备是现代科学研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实验条件，受配置的数量和精密度两项指标影响。数量决定研究工作效率，精密度决定研究工作深度。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仪器设备配置提出了更为苛刻要求，如水产生物科学研究已进人以现代生物技术为基本研究手段的基因组时代，要求所配置的仪器设备须具有高通量、高自动化特征。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快速发展，一要根据需求，提高高精尖科学仪器设备配置比例;二要在加强对现有科学仪器设备管理，推进共享共用，提高使用效率的同时，增加配置数量。 (三)实验基地配套建设 提高渔业生产力，服务渔业经济发展和渔民增收，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根本目的。因此，要高度重视渔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实验基地是渔业科研中试实验、渔业科技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重要平台。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进程，加快渔业科技发展速度，必须要加强实验基地建设，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准，完善配套设施。2008年，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了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天气。由于受灾地区大部分水产实验基地设施未达到防寒抗寒标准，很多水产养殖动物被冻伤、冻死，甚至一些珍贵的水产种质资源也因此而丢失，重创了我国南方水产养殖业。实验基地建设中还需权衡建设标准与建设成本关系，设置一定的安全阑值，确保实验设施能够抵御一定破坏力的自然灾害，保障实验基地内水产生物的保存安全。 (四)可移动设施购置 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数据为我国国际渔业权益谈判提供了重要支撑。在“目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尚未有扭转，水域环境恶化还在加剧”〔81的形势下，以及受《中日渔业协定》、《中韩渔业协定》以及《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签署和生效的影响，远洋渔业可能是我国下一个重要的渔业经济增长点。因此，大力发展远洋渔业，不仅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更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渔业资源环境科学考察船是开展远洋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的重要手段，是发展远洋渔业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仅有两艘海洋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远不能满足远洋渔业发展需要。尽快立项建设一批渔业科学考察船，加快我国现代化渔业科学考察船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此外，为加强内陆渔业资源环境考察与观测，也迫切需求配备一定规模的内陆渔业资源环境专业考察船以及采样车、采样艇等设施。 三、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现状与挑战渔业基本建设的加强需最大程度地利用全社会各方面资金，本文仅就中央投资部分进行讨论。经过“十五”和“十一五”的建设，我国渔业科技基本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一)渔业投资规模与建设规模增长快“十五”以来，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61.56亿元，完成了一大批渔业发展急需的实验用房和试验设施的建设，改善了科研条件和研究手段。以农业部所属公益性的国家级水产科研机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十五”以来共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约5.6亿元，完成业务用房建设7.76万扩，试验设施建设3.58万耐，仪器设备购置2901台套。渔业基本建设资金的投人以及渔业科研设施的建设，为快速推进现代渔业科技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渔业基本建设支撑行业发展能力增强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规划(2006一2010)》中，规划建设的6个部级渔业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中心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质检中心仪器设备配置达到一流水平，检验检测能力显著提高，在大菱坪药残、松花江硝基苯污染等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我国水产品国际声誉;在支撑水产良种选育方面，《全国水产原良种工程建设规划》，规划建设了一批遗传育种中心、原种场、良种场，为水产原种的保存、优良品种选育搭建了平台，提升了我国水产业发展质量;在渔业资源监测与环境研究方面，完成了“南锋号”科学调查船建造以及5个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试验台站建设，加强了渔业资源环境野外科学观测条件建设，提升了数据采集与分析处理能力;在水生动物疫病研究方面，建设了1个病原库、3个流域性重点实验室以及一定数量的县级防疫站，支撑了我国水生动物病害防治工作，提高了对我国部分重大水生动物疫病防控的研究能力。 与此同时，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还面临着如下几方面挑战:(一)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近10年来，在国家加大“三农”投人的大背景下，农业部的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从2003年的8.54亿元下降到2008年的4.16亿元l9j。虽然2009年开始加大了渔政渔港、良种繁育体系建设，但到2010年渔业投资也仅9.68亿元，略高于2003年投资规模，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却在下降。渔业基本建设投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二)渔业基本建设研究广度有待进一步拓宽渔业基本建设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当前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投资结构、基本建设环节、基本建设项目管理机制等方面，而对渔业发展与渔业基本建设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对基本建设需求方面，研究较少，一定程度上制约现代渔业的发展。 (三)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快速推进渔业基本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尽早高质量地完成项目建设，是发挥渔业基本建设投资效益的关键。据统计，2009年底渔业基本建设结余资金约0.79亿元，积累资金占已下达投资 16.2%。因此，进一步提升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能力，提高有限建设资金使用效率是推进现代渔业建设过程中又一重大挑战。 四、完善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对策建议(一)重视并加大对渔业基本建设的投入渔业基本建设资金是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中物质装备的最重要资金来源之一。在国家加大对“三农”投人的新形势下，渔业基本建设投资不仅没有获得同步增长，甚至绝对数也呈阶段性下滑趋势。现代渔业建设，要求从水产良种选育、渔用饲料研究、水产动物疫病防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渔业机械研究与加工、水产品市场完善、水产品冷藏与加工研究、水产品物流发展、远洋渔业发展、平安渔业建设等多方面人手，加大资金投人力度，夯实发展基础，用科技引领和支撑产业发展。因此，必须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大现代渔业科技基本建设的投人力度。此外，为落实好、利用好国务院提出的，要编制有关领域发展建设规划，并将批准的建设规划作为投资决策重要依据‘’01的有关规定，我国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在广泛调研基础上，尽早制定渔业相关专项建设规划，并争取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投资部门批复，逐步完善渔业基本建设投入机制，不断增强现代渔业发展后劲。 《二)开展渔业基本建设专项课题研究一是将现代渔业科技发展与基本建设相结合，设立相关科研专题，通过分析现代渔业科技发展特点以及趋势，明晰新形势下我国渔业科研单位对基本建设的需求，为相关政府机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如科学调查船体系应如何布局等;二是加快修订完善渔业工程建设标准。相关标准的缺失或数据的滞后，对现代渔业发展极为不利。如:目前渔业科研用房建设标准主要依据是《科研建筑工程规划面积指标》(建标【1991】708号)。经过近20年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科研等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当前仍参考该标准建设科研用房，显然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现代渔业建设需要。另据查询，在我国渔业工程建设领域中，当前只有渔港工程部分单项制定了专门建设标准，而在其他渔业工程建设领域或无建设标准或仅在行业标准中简单涉及，渔业工程中许多建设标准当前只能借鉴大农业，甚至工业建设标准，不符合渔业发展实际需求。 (三)进一步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履行好基本建设程序，按照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立项批复实施项目，执行好“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监理制、合同制以及施工安全制”，规范基本建设行为，并在保障资金安全前提下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通过自查、专项检查、重大项目稽查等形式，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控制，并及时纠偏;重视项目验收，严格审查财务执行、工程质量验收、档案管理等情况，总结经验与教训;开展项目后评价，及时进行投资成效分析;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监督职能，健全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制衡机制，保证基本建设的廉政;加强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管理队伍以及相关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为高效规范执行项目做好智力支撑。通过对渔业基本建设项目的规范管理，确保渔业基本建设资金安全使用以及投资效益尽早发挥，保障我国现代渔业建设快速推进。 科技发展论文: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原文作者：窦艳芳 摘 要：种业作为农业的先导产业，是农业科技应用最集中的载体，也是农业科技的核心领域和战略制高点。畜牧种业是产业的源头，是现代畜牧业高效生产、实现增产增收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全面客观总结了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种业科技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畜牧种业；科技创新；科企合作；育繁推一体化 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及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1 天津市畜牧种业发展基本概况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畜牧良种供给能力大幅提升。2010年，全市有畜禽良种繁育场45个，年供种能力为种猪18.4万头、蛋鸡雏1 568万只、肉鸡雏5 690万只；年供奶牛冷冻精液能力260 万剂。畜牧种业产值10.4 亿元，占畜牧业总产值的12.8%。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的生猪、奶牛种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优势种业，宁河原种猪场、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育种中心等畜禽良种场生产的种猪或冻精销往全国30多个省市。畜禽良种的优先发展，有力支撑了天津市现代畜牧业的持续发展。2010年底，全市肉类产量42.6万t，禽蛋产量20万t，牛奶产量67万t，综合生产能力显著增强；肉蛋奶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34.7，16.3，54.5 kg（按2010年常住人口1 229万人计算），猪肉、禽蛋、牛奶自给率分别达到65%，74%，100%，居京津沪三市之首，保障了天津畜禽产品的有效供给。 1.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 1.2.1 种猪、奶牛等畜牧种业科技获得快速发展 当前，天津猪育种水平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总体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开展了猪高产仔抗应激分子育种工作，培育出了高产仔抗应激品系。2008年，按照《天津市农业种业基地建设意见》要求，天津市7个种猪场参与了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优良种猪引进、猪舍等基础设施改造、育种关键设备引进以及育种实验室建设等；生猪数字化育种管理系统建设。猪良种繁育基地建设为提高猪种业的科技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有力提升了种猪供给能力。 近年来，天津市奶牛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奶业经济规模不断壮大，奶牛遗传改良工作对奶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10年，天津市奶牛年平均单产已达到6 904 kg，而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仅为4 575 kg，全市奶牛生产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38.4%。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等通过奶牛遗传改良及改进饲养管理措施，所属部分牧场奶牛单产已达到12 000 kg，已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天津市种公牛培育取得积极进展。2010年58头优秀种公牛进入全国良种补贴名单，其中验证种公牛25头。种公牛后代生产性能突出，平均年产奶量及乳蛋白率、乳脂肪率等指标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天津市奶牛遗传改良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天津市奶牛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体型鉴定等规模达到2万头，参测牧场达到32个。人工授精覆盖率达到百分之百。青年公牛后裔测定场达到10个。 此外，天津市在开展牛、羊新品种选育及扩繁工作，在牛、羊胚胎移植产业化、胚胎生物工程、家畜克隆、家畜转基因育种和健康养殖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获得了世界首例胚胎克隆波尔山羊，并获得了批量生产体细胞克隆波尔山羊的成功，成果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1.2.2 具备良好的科技创新基础和技术储备 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天津农学院、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等近年来在山羊克隆领域、肉牛胚胎移植以及转基因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性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同时具有一支积累了大量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长期从事克隆、转基因技术等育种技术研究和良种畜禽饲养、繁育的科研队伍。 目前，天津市有3个原种猪场，其中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是国家级种猪核心选育场，有较完备的育种设施设备和试验猪舍、化验室等；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负责为天津市培育优秀种公牛，是我国最早的主要种公牛站之一；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数十年来一直从事肉羊良种的引进、扩繁、选育和推广工作，是中国首家引进杜泊绵羊原种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一家进行选育的公司；天津市畜牧兽医研究所建有先进的实验基地和现代生物实验室，并 在试验室配备了显微操作仪、二氧化碳培养箱、凝胶成像系统等先进仪器；这些畜牧种业企业和研究中心均具备了良好的科研条件和技术储备，为畜牧种业科技创新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1.2.3 拥有丰富的种质资源 天津市拥有丰富的畜牧种质资源，为新品种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生猪有世界三大名种猪，即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奶牛为中国荷斯坦奶牛和娟姗奶牛。肉用羊为杜泊绵羊、波尔山羊和澳洲白绵羊。蛋鸡有海兰褐、海兰灰等鸡品种。肉鸡有爱拔益加、艾维茵品种等，还有一些地方猪种、地方鸡品种以及长毛兔和狐、貉等品种。 2 畜牧种业科技发展存在的问题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种业和种业科技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在一些优势品种方面保持了国内领先水平，取得了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成果，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成效[1]。但就整个行业而言，仍存在着种业企业实力不强、种业科研创新机制和创新水平不适应现代种业发展要求、产业化程度低和引进品种优良性状保持不佳等问题。 2.1 畜牧种业企业实力不强，龙头企业少 目前，天津市畜牧种业企业规模较小。由表2可见，天津市主要畜牧种业企业的基本情况是2011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的仅有2家，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在业内较知名的畜牧种业公司年销售收入均不足千万。在全国市场上有较大影响的大型种畜禽龙头企业还不多，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相比，无论从种畜禽场的数量、档次、单体规模，还是总体规模上都有较大差距。调研中发现，畜牧种业科研实力不强，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企业偏少，且产业化程度不高，种业育、繁、推产业链条较为松散，且规模小，缺乏竞争实力。畜牧种业中仅有3家为国家级产业化龙头企业、4家为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尚未形成产业集群，没有“育繁推一体化”的畜牧种业企业，不适应天津市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 2.2 畜牧种业科技水平和创新机制不适应种业发展需求 经过多年的努力，天津市畜牧业种业的发展有了一定基础，特别是生猪、奶牛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差距。如：每头母猪年提供断乳仔猪头数和年提供出栏商品猪的头数：养猪发达国家普遍在22头和20头以上，例如：2009年，丹麦为26.1头和24.3头，荷兰24.5头和23.4头，法国为24.2头和22.4头（表3）；天津市能提供的商品猪仅为15～18头，差距较大。2010年天津市奶牛平均单产虽已达到6 904 kg，还远低于北京、上海奶牛业平均8 000 kg的生产水平。从整体来看，天津市畜牧良种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科技研发能力相对薄弱，集中表现在：天津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畜牧优良品种或品系，畜牧优良品种、育种关键技术、设备主要靠引进；尚未形成“育繁推一体化”的种业产业体系；畜牧种业科技研发能力有待提高，包括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科技研发设备以及实验室能力的提升。 当前，天津市还尚未真正建立起商业化的农业种业研发体制，科研单位与企业的协作机制还不紧密，科研成果评价与转化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科技创新实力不足，80%的企业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绝大多数育种企业仍采用常规育种技术，育种周期长、效率低、成果转化速度慢的现象仍然存在，现代生物技术手段还没有被广泛采用。 2.3 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 近年来，天津市每年从国内外引进大量的畜牧原良种，但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为：引进——维持——退化——再引进，即引进良种的优良性状保持不佳，从而也导致了畜牧种业的低效生产模式。究其原因主要有2个：第一，生产性能测定、品种登记、系谱建设、体型鉴定等选种技术和管理滞后，转基因、体细胞克隆、胚胎移植、性控等生物技术相对落后，导致良种选配效果不佳，繁育的后代或配套系不能保持原种或良种的优良性状；第二，由于对引进原良种（种猪、种牛）的饲养模式落后，如养殖设备不先进、养殖环境不佳、疫病防控技术落后、饲料营养不能跟进等原因，导致原良种生产性能不断退化，目前天津市种母猪的繁育年限仅为3～4年，种公猪为4～5年。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在对引进良种的利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调研的基础上，会加大对育种选配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支撑，确保引进良种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4 种业科技人才缺乏 当前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普遍缺乏，课题组调研了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天津市奶牛发展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畜牧种业企业的科研人员情况。调研结果为，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23.15%；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的10.39%；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科技人员仅占职工总数的1.67%（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前天津市种业企业科研人员尤其是高端科研人员普遍缺乏，人才缺乏是制约现代种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瓶颈。调研中还发现，天津奶牛发展研究中心、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嘉立荷牧业有限公司、天津市宁河原种猪场、天津市农夫种猪场等种业科研实力较强的畜牧种业，其科技人员占比相对较高，拥有的高学历和高职称科研人员比例也高于其他企业，进一步印证了种业企业的纵深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的支撑。 3 推进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 3.1 提升畜牧种业科技创新水平 3.1.1 创新科企合作模式 目前，天津市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科研与生产、应用推广相脱节，是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因素[2]。一方面，种子企业优势表现在具备市场推广能力，在组织生产、推广营销、构建渠道等方面得心应手；劣势表现为企业规模较小、不具备建立育种研发机构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农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科研单位则具备育种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但在品种的产业化、市场推广手段和经验上却明显欠缺，由于不能与市场有效对接，导致大量科研成果得不到有效的转化和推广，积淀了大量的科技资源[3]。在这种背景下，为迅速提高畜牧种业整体竞争力，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就是推进科企合作，把科研院所的优势与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强强联合。天津市应在借鉴国内外成功范式基础上，把科企合作、产学研结合的合作模式推向深入，探索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相结合的科技发展新模式[4]。同时，还要通过政策促进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科研人员向企业流动，鼓励支持龙头企业建立研发机构，通过与科研院所联合，共同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鼓励龙头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行业关键技术，开展集成创新；鼓励龙头企业承担科技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利用。 3.1.2 加强畜牧业育种关键技术及种业基础研究 首先，强化畜牧育种关键在于技术攻关。不断培育动物新品种，挖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创建目标基因高效转化平台；加强常规技术和生物技术育种相结合，选育创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多抗、广适的动物新品种[5]，鼓励规模较大、实力较强、成长性好、有望成为“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现有育种力量和资源，充 分利用公益性研究成果，按照市场化、产业化育种模式开展品种研发；其次，要加强种业的基础研究，开展动物产量、品质等重要性状形成的分子遗传机理，动物种质创新的分子生物学途径和方法等研究，为养殖业遗传资源高效利用提供理论与方法指导；以种猪、肉牛等主要畜牧为重点，开展以功能基因组为核心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研究，获得一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功能基因；最后，要强化种业高技术研究，加强畜牧分子标记和细胞工程育种技术、家畜体细胞克隆等高技术研究，创制畜牧优良种质，以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生长点，抢占未来农业科技竞争制高点，支撑和引领现代都市农业发展[6]。 3.1.3 培育畜牧良种生产龙头企业 结合天津市畜牧种业建设规划，遴选基础设施较好、人员队伍素质较好（如天津嘉立荷有限公司、天津梦得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的企业作为龙头企业，集成先进的良种育种、扩繁、繁育和健康苗种生产技术和工艺，打造种猪、种奶牛、种公牛、种羊等良种扩繁、健康苗种的规模化生产。开展良种检测技术研究和扩繁生产技术工艺研究，制定良种扩繁生产管理技术，提升良种质量，为天津市及周边地区的畜牧养殖业提供优质健康良种。推动各种子企业积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文化和品牌建设，强化企业自律，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此外，还应加强畜牧种业基地建设，继续推进生猪育种繁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奶牛育种繁育基地、以天津奥群牧业有限公司为主体的优质肉羊良种基地、顶级种羊（牛）体细胞克隆基地和转基因畜禽新品种培育及繁殖基地建设，为种业科技创新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3.2 加强现代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科技和人才是引领现代种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科技又依托于人才，因此，人才是现代种业发展的核心要素。由于天津市畜牧种业科技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普遍缺乏，已成为制约种业科技创新和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加大种业科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成为现代种业科技发展的战略核心。首先，天津市应围绕现代种业发展需求，加强畜牧种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加大领军人才的培养力度，建设种业人才高地。其次，畜牧种业企业应不断强化科技人才培养力度，种业企业通过组织各级农业部门、科研、教学单位，采取研修、集中办班和现场实训等方式，加强对企业检验、生产、加工和贮藏技术人员与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科技素养；同时聘请国内知名专家，组成专家服务团队，为种业企业提供技术服务，通过他们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天津市种业从业人员整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最后，还要发挥天津市高等院校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引导高等院校在相关专业设置、课程选择、人才培养等方面与现代种业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促进高等院校培养专业知识和能力符合现代种业发展需求的高等人才。 3.3 推进种业科技体制改革及机制创新 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遵循农业科技发展规律，完善科研立项、评价、投入与联合协作机制，提高科技管理与资源利用效率，以管理创新促进农业科技创新。首先，要建立种业科研新体制，强调建立基础性研究以公益性科研教学单位为主体、商业化育种以企业为主体的种业科研新机制，引导和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7]。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要通过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搜集、保护、鉴定和育种材料的改良、创制，育种理论方法和技术、分子生物技术、品种检测技术等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术性研究等，夯实种业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基础[8]。建立适合农业科研单位特点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种业科技项目的立项、评价、经费管理机制，真正建立以种业发展需求和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注重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引导其根据种业发展需求提出科研项目和研究方案，同时要加强对项目的过程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制度，使种业科技项目真正能够服务种业科技发展，推进种业科技创新。最后，要健全种业科技联合协作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科技联合协作制度，促进跨学科、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单位和科研人员之间开展联合协作，打破条块分割，形成全市种业科技“一盘棋”的良好局面。建立完善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推广及应用主体的活力，促进各层次人员的协作。 科技发展论文:关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规划的思考 论文 关键词：森林防火科技 论文摘要：基于国内外森林防火工作现状，对今后我国森林防火科技发展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科技的进步首先应体现在构筑坚实的应用技术研究、开发和运用的平台，包括造就一大批胜任不同技术层面工作的人才队伍和建立起与行业科技发展需求相符合的科研服务 网络 。通过行业引导，加强技术装备的规范化建设。把宣传和 教育 摆到与技术装备同等高度予以重视，提升宣传和教育的影响力。东北森林防火工作，应在加强应急和扑救能力的同时，强化可燃物管理、火险等级预报和监测等方面的工作，并在相关作业中实现有效性和 经济 性统一。 1普遍意义上的科技进步 这几年，伴随着我国的森林防火技术和装备水平的提高，相关技术研究工作空前繁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森林防火的应用基础研究不够深人和连续，尤其是针对林火 科学 中关键性的问题以及目前诸如林区和居民点结合部火灾现象这类研究热点。这首先表现在，我国科技工作者发表的关于林火科学研究的文章在国际火灾研究学术期刊和重要国际会议上占有率很低。这不仅仅意味着我国的林火研究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影响相当小，从深层次上更看到了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工作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工作的差异。 正如其他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一样，有效发展森林防火科技、确保森林防火的百年大计，需要一个基础来支撑。这个基础就是对于我国森林火灾 规律 可靠性和系统性的认识。这是未来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化的灾害管理的基石。这一切不但会反映在诸如学术论文和科技专著等出版物中，而且最终都会体现在防火理念的更新、装备的发展以及应付紧急状态综合能力的提高。通过对林火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予以长期性投人和扶持，确保相关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学，积累人才和技术，也有助于进行技术革新和着手新形势下的防火手段的更新和提高，最终建立起我国独特的和 现代 化的森林火灾预防、监测、扑救和善后的完整体系。 技术运用和储备对人才队伍的依赖关系也提 不言而喻的。正如一个浅滩撑不起一艘大船，对于 应用性很强、涉及面很宽的工作，明显需要大批专 业人才来实施。一个先进的科技装备，不管是引i} 的还是自主开发的，只有拥有一批合格的技术人员和必要的支持设施，才能进行有效的操作和组护，并把采集的结果运用到工程实际中去。比如目前呈现的全球性的地理信息资料数字化趋势，勃需要大批专业人员来完成相关信息的输人、更新、分析和与相关管理决策系统的链接。笔者非常赞同在今后若干年内通过吸收和培训各类专业人才以充实森林防火科技管理和研究队伍。当然，这需要通过组建或扩充一些有效的运作平台以确保这类工作有序和高质量地实施。 在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有一个发展我国森林防火科技的战略构想，那就是组建专门从事林火研究的实验室to。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然而要落实它，不但要对建设过程中的问题有充分的考虑，更要有长远的规划。就笔者参与不容忽视的是，森林防火事业相关的管理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例如，消防力量的配备和维持与特定地区的森林面积、生态和 经济 价值以及火灾危险程度等是密切相关的，量化并优化相关管理工作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提高投人效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过这样一个理念[[6j，即特定地区火灾防控效果是对诸多工作的综合检验，不但与当地消防扑救力量的储备水平有关，还与各基层管理部门有效协调，尤其与应付紧急状态时的人员和物资配给、后勤保障等有关。应该就诸多管理技术和相关规范开展必要的研究。 3防火宣传和 教育 的地位 传统意义上的宣传和教育包括在一些场所张贴标语、发放宣传品，通过媒体介绍防火知识，设立关卡对火灾易发地区进行火源管理以及对违规人员的说服和开导。我国近若干年来每年发生数以万计的森林火灾，其中9g%是人为因素造成的f},}l。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到如果老百姓的防火意识提高了，相当一部分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目前笔者在对国内煤炭矿井火灾调研时，深切感到国民的素质、尤其是特定群体的防火防灾意识有待提高。 如何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和教育其实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让老百姓在脑海深处真正意识到火灾的危害、那些事会导致火灾以及遇到火灾该如何应对等等，不仅仅是简单的 科学 普及，更涉及教育手段、方法和技巧以及心理认知学问的应用。这方面的投人应包括对如何进一步开展有效的宣传工作所做的相关研究。 在一些发达国家，宣传和教育一直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环节来操作。以澳洲为例，相关工作通过设立专门政府机构指导、协调和落实。在召开的火灾科学研讨会上，宣传和教育作为主要议题进行交流和讨论fgl。笔者工作过的联邦科学和 工业 研究机构(csiro)曾承担一个课题，耗资折合人民币数万元，只是为了设计出一个恰当的防火宣传标签。在澳洲的公共场合和集会上，经常看到肩负丛林火灾扑救使命的消防队员的身影以及融防火教育与娱乐一体的展览。拥有大片丛林面积并且经常处于非常干燥气候条件下的澳洲，每年发生人为火灾的数量少得惊人。2003年1月曾发生横跨两个州的丛林大火，烧毁房屋500余间。只有4人死亡，其中还包括因突发疾病引起的[[9]。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说明国民森林防火教育的成功。 提高我国百姓的防火意识的确应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防火宣传的工作量极大。并且基于该项工作的性质，见效也较慢。这与百年树人是同一个道理。在贯彻“政府主导，媒体联动，教育渗透，全民参与”方针的前提下，有必要突出重点。比如，从林区和居民点交界域等火灾多发的场合人手，在强化宣传工作的同时，探讨经济高效的宣传模式和实施渠道，再由点到面将成功的经验予以推广。 4关于东北的森林防火工作 素有祖国绿色宝库之称的东北林区，拥有丰富的森林植被和大规模极具经济价值的原始林和人工林。由于所处地缘的特殊性，常因雷击、跨国界火灾以及其他人为因素引发森林大火l叨，一直是我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在森林防火科技 发展 的中长期规划中，针对东北林区的森林防火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11。可基本概述为，在加强火灾监测装备多元化、立体化和监测网覆盖率的同时强化对火灾发生的预测预报工作;在加强森林防火分隔和阻火带建设的同时，强化专业防火扑救队伍应付紧急状态的技能和装备力量。大面积和拥有高可燃物载量的森林植被的保护要充分突显“预防为主”的原则，而以林场为基本单元的林区百姓防火意识的提高以及针对交界域的可燃物管理和火源管理则是火灾预防至关重要的措施。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以建普通阻火带和植物防火林带为主要手段的防火分隔要从科学的高度予以提炼并规范化，以求实现相关作业的有效性和经济性统一。 科技发展论文:结合科技发展动态提高《药用植物栽培学》教学效果 作者：白岩，田薇，徐建伟，斯金平 【摘要】 《药用植物栽培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章探讨了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其它学科的前沿动态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适应知识的更新和发展的需要，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药用植物栽培学; 科技发展动态; 前沿知识 《药用植物栽培学》(culture of pharmaceutical plant)是研究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产量和品质形成规律及其与环境条件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栽培技术措施以达到稳产、优质、高效为目的的一门应用科学[1]。这门课程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遗传学、昆虫学、病理学和中药学为基础，借鉴了农业、林业、园艺等栽培植物的技术和措施，成为自成体系的学科[2]，为人类的防病、治病和保健生产优质的中药材。因此，本门课程的重要性在于：由于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物种减少，导致野生药用植物资源日趋减少，甚至有些种类濒临枯竭，所以，今后的中药材在相当长时间内主要来源于人工栽培，尤其疗效显著需要量大的药材更是如此。这就需要培养从事药用植物栽培的人才，生产出栽培规范化、质量标准化的优质中药材。 为达此目的，必须打破传统观念，在原有的课程内容体系基础上，引入近年来的科学进展和高新技术新成就，以便拓宽课程体系的广度和深度。 1 结合gap标准化种植知识，了解相关法令法规 药用植物的栽培比普通农作物的栽培要求高，要符合gap标准化种植，对中药材生产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是保证中药材质量“稳定、可控”，保障中医临床用药“安全、有效”的重要措施[3]。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强调通过革新栽培技术，获得高产量、高质量、低农药和低重金属残留的原药材。同时，补充学习国 家出台的中药质量管理规范内容，包括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药提取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管理规范和与药用植物栽培直接相关的法令法规，使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科学研究过程中增加相关的规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2 结合现代农业技术，扭转学生错误观念 针对学生认为药用植物栽培就是简单重复大田、林学、园艺等植物的栽培经验，没有科技可言这种状况，将现代农业技术引入到课堂中，提高学习积极性。 2.1 增加病虫害的生物防治和理化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管理过程中，如何控制病害、虫害和草害，是提高中药材的产量、保证中药材质量的关键。在讲授药用植物病虫害防治时，除介绍一些常用化学药物防治方法外，同时强调物理防治与生物防治的重要性，旨在尽量减少药用植物中的农药和重金属残留。例如：利用植物之间的对等效应[4,5]，间、混、套作种植一些具有防病虫害作用的植物;使用天然植物型农药;利用天敌或一些致病真菌防治害虫;利用紫外线诱杀害虫;利用辐射或性激素干扰害虫交配等措施，均可达到不使用农药、无残留、生态和谐的目的。使学生深刻地理解对于病虫害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同时为今后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2.2 增加节水农业的相关内容我国是世界上水资源贫乏的国家，尤其在某些久负盛名的地道药材产区更是如此，为此，在讲授灌溉的内容时，引入节水农业[6，7]的概念，包括工程节水、农艺节水、节水基因型筛选、植物精量给水、区域智能化给水技术等。同时重点介绍了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澳大利亚的局部根区变干给水技术，使学生了解国内外的新型灌溉技术以及技术改进后对于产品质量的改良效果。 2.3 增加生物入侵与防治的内容在药用植物引种和驯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植物材料的检疫。从国外或外地调运种子、种苗时， 必须经过检疫，在确认无检疫对象和主要病虫害后，方可调运。近百年来，由于没有入侵生物检疫的概念而人为或无意引进我国的新物种非常多，对我国的生态和经济都造成极大的损失[8，9]。这些实例能使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外来物种可以改变生物的种群、群落甚至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隐藏着巨大的威胁。外来植物一旦入侵成功，要彻底根除极为困难，因此在学习和生产过程中必须形成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 2.4 增加绿肥和菌肥的内容在药用植物栽培时，结合间、混、套作种植绿肥[10,11]，不但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腐殖质含氮量、提高土壤肥力、药用植物品质和产量，而且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同时可以通过绿肥饲喂牲畜“过腹还田”、或放养蜜蜂生产蜂蜜，达到提高经济收入的目的。利用菌肥[12,13]则可以通过菌肥中的微生物生命活动，改善作物的营养条件，固定空气中的氮素，参与养分的转化，促进作物对养分的吸收;分泌激素刺激作物根系发育;抑制作物有害微生物活动，利于药用植物的生长发育。 3 结合生物技术，开拓药用植物栽培新领域 无土栽培、细胞的工业化生产[14,15]虽然属于生物技术范畴，但可以引用到药用植物栽培，生产中不但可以打破土壤栽培的连作障碍，节水、节肥、省工，还可以在不适宜于一般农业生产的地方进行药用植物种植，避免土壤污染、生物污染和工业污染，生产出符合gap标准的药材。在授课过程中添加这些方面的内容，会使学生深刻认识到其中的技术所在，思路更加开阔。而脱毒快繁、细胞融合等技术也广泛应用到药用植物生产研究领域中。目前，蜜环菌、紫草、人参的细胞悬浮培养、地黄的脱毒苗、曼陀罗和百合等的花药培养、桔梗的多倍体培育以及一些转基因药用植物的培育均取得成功，为药用植物栽培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4 结合中药质量检测技术，增强中药质量监控意识 药用植物引种栽培不单单以成活为目的，同时要求能正常生长发育，并获得一定产量，而且药效成分、含量以及医疗效果达到药典要求，因此需要与中药质量检测技术相配合[16,17]。通过补充该课程的相关发展动态，使学生了解有关中药质量状况、中药质量控制的思维方法与发展趋势，增强质量意识，明确“药材好，药才好”的相关性，为今后从事药用植物栽培、中药质量控制、中药质量规范化管理等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5 结合实践教学，培养动手能力和科研能力 《药用植物栽培学》以植物学、植物生理学、生态学等知识为课程基础，同时又要求与实践相结合。由于现在的学生真正接触农事活动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课堂教学的同时安排一周的百草园内种植实习[18]，可以使学生能更好的掌握中药相关的知识。通过实践教学，增强专业实践技能，提高创新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习之前，要求学生提前查阅资料，结合前沿的技术，自行设计一些切实可行的试验，在实习和观察的过程中，记录相关试验结果，分析和讨论一些栽培管理措施对于药用植物的产量和质量的影响，加深学生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的理论理解和感性认识，同时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团队配合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6 激发学生自学兴趣，主动学习多学科前沿知识 在《药用植物栽培学》的学习中，不但在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到目前科技发展前沿，改变学生的错误观念，同时结合课程论文，鼓励他们充分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了解更多的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将前沿知识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起来。例如，有的同学设计了太空药用植物种子，将gps、rs和gis技术与药用植物栽培结合，或结合生物技术生产超级人工包衣药用植物种子，通过不断引导学生主动查找资料，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增加课外知识，逐渐重视药用植物栽培的技术性与重要性。 由此可见，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穿插药材生产、农业生产、生物技术的前沿知识，同时增加药物知识、医药最新动态及临床应用等方面的介绍，可以让学生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联系，将单一的专业课程与其它学科相联系，不但缩短了对药用植物栽培学知识技能的掌握时间，能够快速进入实际应用，而且使学生系统掌握了中药专业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动机和兴趣，增强了教学效果，课程结束时学生调查结果反映良好，满意度高。对《药用植物栽培学》进行教学改革，符合中药现代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发展需求，能够尽快为我国中药gap标准化种植培养优秀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切实可行的。 科技发展论文:浅论从二十一世纪高科技发展最新突破探讨教育伦理学的新变化 论文关键词：突破　高科技　教育伦理学　探讨 论文摘要：从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发展到生物高科技技术时代突然到来1我们似乎一直是高科技技术被动的顺应者。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使我国成为高新科技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就必须对现行教学模式进行彻底改革，自己动手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新的教学模式必然导致教学伦理学的更新变化。我们认为教学改革，不能简单囿于传统的教书育人观念1还要致力于创新教学改革，致力于培养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 20世纪末以来，正当信息技术席卷全球、世界为信息网络技术疯狂，热衷于信息网络开发和信息网络攻关的时候、美国众多的高科技专家预言，在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2000年6月，很快传来惊人的突破性消息:继生物克隆技术全面成熟之后，人类遗传的基因密码组全部被翻译出来了。在我们还在热衷于信息开发和网络攻关的时候，生物技术和生物经济时代的到来却已不再是纸上谈兵或什么预测了。 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高科技竟争一直处于劣势或被动状态。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的近代以来的教育模式有间题。我国的教育，历来是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一直缺乏对尖端高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激励手段和理论研究。教书育人的传统教学观念，是影响我国近代以来高科技顶尖人才培养和高科技发展的沉重桔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高科技竞争特别是高科技创新人才竟争将是直接影响国家发展和民族生存的关键。改革现有教育模式，改革现有教育伦理学观念，通过我们自己的院校培养我们自己的尖端高科技人才是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这个问题已引起国家和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一、教育伦理学观念的变迁 从’.学而优则仕”开始，孔夫子为天下读书郎设下诱饵，中国古代教育一直是围绕师古人而明大志、师圣贤而明是非”进行的。几乎同期，欧洲则是“昨天教育”(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要把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一代一代传教下去)的天下。与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不同的是，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冷天教育”的思想、“今天教育”与“昨天教育”最大不同是强调过去的一切只能说明过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为现实服务。而此时中国则几乎全是“八股文”的天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以后，欧美开始诞生了“明天教育”的思想。“明天教育、、强调学习以昨天，，的知识为基础，以培养创新能力，应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和综合决策能力为指导方向的全新教育模式。 二、教育伦理学观念的更新与教育模式改革 目前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基本上还是延续了以教书育人为基准指导方针，以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为方向的思想。仅相当于二百多年前欧洲的今天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不仅窒息了学生的创新性思维，也使具有创新创造性天才难以脱颖而出、反映在科技界则是步人后尘，被动发展 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历史使命。这震耳发聋的呐喊，是唤醒中华民族教育界的战鼓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到自然科学各学科，关于在我国开展创新教育的研究、关干西方创新教育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开展创新教育，科教兴国成为时代主旋律。 三、教育伦理学所面临的挑战 科教兴国，开展创新教育，目前还仅停留在理论阶段在我国完全实施创新教育还有相当距离。 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创新教育感到茫然，不可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认为目前一直在搞教改，教学内容改革了教学手段也改革了，还需要搞“创新教育吗?教书育人还要不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的口号还提不提? 其实“创新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矛盾，是‘明天教育”与“今天教育”之间的矛盾是一致的。教书育人，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合格人才是社会对大专院校的最低要求，而不是院校的最高目标。传统教育是基础的、是必需的，创新教育是提高的、创造的。对.今天教育”学习都十分吃力的学生，你是无法实施..明天教育”的。学有余力，而且具有相当创新创造性才赋的学生，是实施“明天教育的主要对象。本来院校培养的学生就应该只有两种:一种是创新性人才，一种是对社会合格人才。这是我国教育伦理学应正视的现实。 值得指出的是，开展创新教育不能完全照搬照抄欧美的模式与经验。欧美创新教育培养甚至从小学就开始了，教育手段主要是两大法宝:启发预见、师生互动。结果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连自己国家在地球仪的哪个部位都不知道。启发预见与师生互动式的教学本没有错，是创新教育的重要手段，但这必须要以传统教育为前提，以传统教育为基础。否则教育的结果只能是空中楼阁。 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开幕式上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让我们教育工作者积极努力，锐意改革进取，培养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创造性人才。 科技发展论文: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与我国的战略选择 （一）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呈现出新的趋势，预示着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一是科学技术发展不断突破人类传统认识极限，引发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导致众多跨学科领域的诞生。二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周期缩短，不断造就新的追赶和超越机会。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不少国家都处在相近的起点上。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带动整体科技竞争力的跃升。三是科学理论超前发展，引领新的技术和生产方向。核能、集成电路、生物技术以及正在兴起的纳米技术，都是源于基础科学理论的突破。科学理论越来越走在技术和生产的前面，为技术和生产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四是科技全球化加快，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资本、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置日益普遍。但是，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竞争的本质，只是改变了竞争形式，也就是通过对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占有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总之，在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推动下，人类正经历着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演进。 （二）科学技术的竞争已成为当代国际竞争的焦点 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转变，以及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手段。一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市场。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高度垄断，从中获取大量超额利润。二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资源。如果说过去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是用暴力掠夺殖民地资源，那么今天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利用技术手段控制国际资源及其流向。目前，对空间、海洋和生物等战略资源的争夺已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三是发达国家用技术控制媒体。随着通信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美欧等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先进信息技术，通过对各种传媒的控制，在传播西方意识形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甚至以此影响他国重大决策。 （三）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的基本战略 面对当今科技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战略选择。一是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美国政府把保持美国在科技前沿领先地位作为国家战略目标；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和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政府提出必须在国家层次上制定和执行以科技为基础的政策，为国家发展探索新的道路。二是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2003财年美国联邦科技预算为1180亿美元，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邦政府研究开发支出；英国政府决定从1999年起，在3年内追加14亿英镑投资，是“有史以来政府对科学基础投入金额最大的一次”；欧盟提出到2010年将研究开发经费占gdp的比重提高到3％。三是超前部署和发展战略技术及产业。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国家超前战略选择和实施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后发国家既可以借助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跃升，也可能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最终被边缘化。 （四）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是我国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众多国家都在各自不同的起点上，努力寻求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自身丰富的自然资源增加国民财富；一些国家主要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和技术；还有一些国家把科技创新作为基本战略，致力于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国际学术界把后一类国家称为“创新型国家”，他们共同的特征是：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在70％以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都在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都在30％以下。在科技产出方面，这些国家获得的三方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授权的专利）数占世界总量的97％。 我国尽管与创新型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是特定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的根本转变，使科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最终依靠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第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意味着我国必须保持从改革开放到2020年连续40年7％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这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研究表明，如果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没有根本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仍保持目前39％的水平，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就要求投资率达到52％的特高水平，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投资率可以保持近年40％左右的高水平，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必须达到60％，即在目前水平上提高20个百分点，才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目标。 第二，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我国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严重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面临日益严峻和紧迫的重大瓶颈约束，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在世界发展史上前所未有。据统计，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石油仅为十分之一，水资源仅为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由于技术落后和长期粗放经营，进一步加剧了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实践表明，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路子已经难以为继，依靠科学技术是突破资源和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途径。 第三，保障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决定了我国必须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许多新的问题。确保国防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维护我国空天、海洋权益，以及应对各类公共安全和新的社会风险等，都对科学技术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如果我们不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不具备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就很难在急剧变幻的世界竞争格局中把握机遇，甚至有可能丧失战略主动权。 （五）我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和能力 目前我国创新综合指数排名大约位于世界第28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意味着我们在未来15年内，创新综合指数排名要提高10位左右。我们认为经过全国人民的积极努力，这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 建国5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研究表明，我国虽然处在人均gdp1000美元的时期，但是科技创新综合指标已相当于国际上人均gdp5000—6000美元国家的水平。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这是任何国家无可比拟的，也是我国独具的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最大优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大多数国家尚不具备的比较完整的学科布局，这是走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具有独特的传统文化优势，中华民族重视教育、辩证思维、集体主义精神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积累，为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的路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我国还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日益深入人心。因此，我国完全有条件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依靠自主创新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统一思想和意志，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 2004年底以来，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坚持把推动科技自主创新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坚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在实践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路子。总理在2005年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也强调，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努力将我国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国家。我们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重大决策上来，贯彻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仍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和思考。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推进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20世纪90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技术创新能力决定国家竞争力。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主要通过“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和外国直接投资，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一是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传统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步丧失，我国越来越难以从单纯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中获得应有的利益。比如，我国生产一台电视机的利润不到10元钱，计算机的毛利只有5％，贴牌手机的专利费占到售价的20％。二是由于收益率过低，广大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很难得到提高，从而使得扩大内需、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三是一些产业领域正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对外技术依赖，大到飞机、汽车、制造装备，小到服装、日化用品，国外品牌和技术主导的格局日益显现。在wto规则下，知识产权、 技术贸易壁垒和反倾销已成为我国众多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面临的重大障碍。 第二，引进技术不等于引进技术创新能力。在一定条件下，技术可以引进，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可能引进。实践证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培养锻炼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发展高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及其产业方面，强调国家意志并没有过时。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素质，把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转化为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应当成为新时期我国技术进步的一个立足点。 第三，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从冷战时期的“巴统组织”到今天的“瓦森纳协议”，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技术出口的控制不断加强。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事件、捷克维拉（vera—e）无源监视系统事件、美国smic公司在华投资建设芯片生产厂受阻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应当引起我们严重注意。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我们应当立足于自主创新，在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依靠自身的创造性努力来逐步解决所面临的核心技术问题。 （二）正确处理引进技术和自主创新的关系 自主创新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坚持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技术引进，而是把在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学习和再创新作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加强自主创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要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二是要加强集成创新，使各种相关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就是要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二战”后的日本及20世纪80年代的韩国，都是在充分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在许多领域的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1∶8，这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与他们相比，我国在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方面严重脱节，2002年两者的投入比仅为1∶0.08。今后我们还需要从国外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必须在消化吸收上多做文章、做足文章，否则将很难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被动局面。 （三）必须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实现强大的永恒动力。走自主创新之路，必须树立敢于跨越、敢于争先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只有树立了自信心和使命感，才是主体意识健全的民族，才能在多极化的全球格局中有所作为。我们总结“两弹一星”的经验，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科学家表现出来的高度的民族自信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40多年前的20世纪50、60年代，在当时我国经济和科技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有这样的勇气是何等不易！今天我们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经济、科技、教育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前人、把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做得更好。 三、调整思路，重点部署，走出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当前，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正处于新的战略起点上。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我们一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 （一）努力实现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 第一，在发展路径上，从着重跟踪向加强自主创新转变。跟踪是促进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以跟踪为主的发展路径，难以突破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构筑的知识产权壁垒，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家安全和自身发展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难以实现后来居上的发展目标。我们必须确立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努力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力争在国际竞争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第二，在创新方式上，从注重单项技术的研究开发向加强以重大产品和新兴产业为中心的集成创新转变。单项技术研发是科技活动的必要方式。但是，以单项技术为主的研发，如果缺乏明确的市场导向和与其他相关技术的有效衔接，将很难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因此，我们应当注重集成创新，选择具有较强技术关联性和产业带动性的重大战略产品，实现关键领域的突破。 第三，在创新体制上，从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向整体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转变。近20年来，我国以科研院所改革为突破口的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当前，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深化科研院所改革的基础上，以建立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突破口，进入到在国家层次上整体设计、系统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阶段。 第四，在发展部署上，从以研究开发为主向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并重转变。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是科技进步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科技工作的一体两翼，不可或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提高全体公民的科技素质，实现科技公平。广大公众只有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神，才能充分理解科学、支持科学和参与科学，也才能充分享受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福祉。 第五，在国际合作上，从一般性科技交流向全方位、主动利用全球科技资源转变。全球化环境、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国际大科学工程的深入开展，使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学习先进科技成就，分享研究开发资源和管理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加快形成国际化研发体系，全面提升国际科技合作的层次和规模，有效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二）确立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方向和重点 中国科技进步必须牢牢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点之上，依托自身特定的国情，适应自身的战略需求，选择自己的科技发展方向和道路，确立自己的战略目标。 据此，我们确定了以下六个方面的战略重点：一是把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放在优先位置，下决心解决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源节流、保护环境，实现从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从忽视环境的增长向环境友好型增长转变。二是以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为中心，抢占信息技术战略制高点，大幅度提高我国信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大幅度增加对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的支持力度，为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农产品结构、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科技支撑。四是以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集成创新为核心，大幅度提高重大装备和产品制造的自主创新能力。五是加快发展空天技术和海洋技术，拓展未来发展空间，保障国防安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六是加强多种技术的综合集成，发展城市和城镇化技术与现代综合交通技术，以及公共安全预测、预防、预警和应急处置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保障公共安全。 （三）集中力量实施一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和工程专项 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愿，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科技资源相对匮乏，有限的科技资源和多样化的科技需求，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进入世界前沿，必须突出重点，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加以实施。我国举全国之力实施的“两弹一星”工程和载人航天工程是跨部门、跨学科的重大科技项目的成功典范，也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过程中，我们根据各方面意见，确定了一批重大项目，将在未来15年陆续启动实施。我们相信，这些重大项目的实施将对提高我国竞争力、保证国家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超前部署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 近代科技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新兴领域的产生，特别是对处于萌芽和初生阶段的技术而言，总是需要及早给予大量投入和精心呵护。在科技领域进行超前部署，是先进国家保持领先地位和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共同做法。一些国家在航空、核能、汽车、微电子、软件等产业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些国家超前战略部署的结果。对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进行超前部署，对于提高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为此，我们将采取以下举措：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和支持方式，加大对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社会公益研究的支持力度，并对基地、队伍给予相对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进一步扩大科研院所在科技经费、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决策自主权，提高科技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科研院所自主发展的能力。三是优化科技评价体系，对于基础研究要以学术水平作为主要评价标准，鼓励科学家能够潜心于学术研究，把探索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四是鼓励探索，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特别资助，促进各类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五是建设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促进科技资源的社会共享，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竞争的条件和机会。 （五）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提高科技资金使用效益 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总体目标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争取进入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学和技术大国行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国家公共财政必须把科技投入放在更加重要和突出的位置。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指出， 科技投入总体目标是：2010年和2020年，r d／gdp比例分别达到2.0％和2.5％。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全社会共同来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将高度重视科技资金的高效使用问题。一是调整科技投入结构，财政支出优先解决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能有效解决的投入问题，如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科技基础设施，体现国家意志的战略高技术、关键技术和战略产品等。二是提高科技预算的权威性，使科技预算与国家科技发展目标保持一致，提高国家的科技动员能力，提高科技经费的使用效率。三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要求的多元化科技投入宏观架构，实现政府、企业、金融体系在市场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之上的科技投入合理分工和协调配合。 （六）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和经济体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革，但“科技与经济结合”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技系统和经济系统两个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系统内部完成，形成了两条彼此不完全重合的并行线。从产业技术进步方面来看，主要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依靠从国外引进技术，目前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占销售额的比重仅为0.78％，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仅占25％，大部分企业没有技术研发活动；从科技创新活动方面来看，科技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在科技系统内部完成的，没有完全走出自身的小循环，科技创新活动还没有全面进入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循环体系之中。 各国经验表明，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利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在技术创新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各国科技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央将自主创新提高到关系全局的战略高度，关键要从制度和政策上进行安排。我们应当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通过财税、金融、政府采购、科技计划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鼓励和引导企业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技术集成应用的主体。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必须高度重视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把支持中小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实践证明，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也面临巨大创新风险的企业群体。我国65％的国内发明专利是由中小企业获得的，80％的新产品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目前，全国各地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富有创新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潜力，只要给予必要的扶持，其中一定会有一批企业能够由小到大滚动发展起来。 （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但是，人口负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应认识到，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把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财富，使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力资源大国，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当今世界，各国可以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的产品，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但是，唯一无法控制流动的就是人才。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留住人才、有利于尖子人才成长的环境。一是要造就开放的学术环境。开放是创新的灵魂和源泉。与国外学术交流非常频繁的情况相比，目前我国学术交流还不够活跃，门户思想、小团体主义还时有滋生。如果这种局面长期得不到扭转，我国的科学事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制约。二是要倡导追求真理、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科技事业的真谛在于追求真理，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不断开放的环境和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三是要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我们并不主张人们禁锢在科学的象牙塔里，但每一个步入科学殿堂的人，首先要以科学的精神要求自己，不忘对科学真、善、美的追求，不应当把人文性与科学性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因为只有把科学内化为我们精神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对科学的热情和灵感。 （八）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学发展的灵魂在于不同思想和文化的撞击。激烈的科学争论与兼容并蓄的科学宽容，往往能够引发重大的创新突破。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吸纳他人的智慧和技术优势，符合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近年来，科技全球化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和有效配置，使得传统的科研组织结构和创新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形成了技术创新收益的溢出，从而为发展中国家加快技术进步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利用国际科技资源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参与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大科学工程方面，我国还面临很多障碍。我们对此应当保持清醒头脑，把握各种稍纵即逝的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 科技发展论文: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形成原因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对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概述 自古以来，中国的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农业科技主要表现在农具的制作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更进，社会形态的变化也对农业生产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原始社会中，由于受到农业技术发展的限制，农业的耕作水平较低，自从秦汉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小农生产方式对封建经济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农业的科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都有记载，社会的不断分工也对农业改变生产方式提出了很大的要求。原始农业的发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在以采集业为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时期，人们在对野生植物的开采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新的栽培方法，原始社会属于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农业科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石器初期，人们主要从事采集和渔猎，因此在采集技术和打猎的技术方面取得了相应的进步，这些技术的进步对于后期农耕技术的发明提供了很多经验，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在原始畜牧业和原始农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为了提高农业的生产，农民开始不断采用新的农耕技术，从而有效提高了原始农业的科技水平，这时候人们主要依靠群体的力量进行生产，一些简单的农具的出现主要是通过充分利用自然的有限资源，如一些石器农具和木制农具的出现，这些农具随着社会的进步也在不断改进，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农具，不同的农具有着不同的功能，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利用牲畜来进行农耕，农具的使用结合驯化的动物来进行农业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的科技水平。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发展特点，在秦汉时期，中国社会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各民族实现了高度的统一，社会的稳定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这时候农业的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处于历史中的一个高峰时期，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农业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土壤、肥料、农具和灌溉技术方面，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的进步使铁农具开始出现，而铁农具的出现使农业耕作技术更加精细；在播种方面，粮食的种类不断增加，人们开始利用节气和四季的气候开始播种，在播种的具体操作中，开始注意种植物之间的密度，掌握合理的米制标准有利于节约更多的土地，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的产量。在古代，农业科技还表现在对土壤的分类和处理，春秋战国时期，农民开始根据土地的质地、色泽以及土壤的肥力来对土壤进行分类，不同性质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名称，这些土壤技术的进步为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奠定了理论和技术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农民更加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在秦汉时期，农业科技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精耕细作技术上，这种技术的成熟又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在整个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在我国的宋元时期，农业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第二个发展高峰，出现了大量专业省力的农具，农田水利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技术，水利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产量。精耕细作是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我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古人的聪明智慧，古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农具和耕作栽培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些农业技术成果对于农业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 （一）重经世致用，超越性与前瞻性不足 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是和现实中农业的需求密切联系的，古代的农业科技像农具和栽培技术的出现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现实中农业生产，当农民在种植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技术问题而导致农业的生存受到阻碍的时候，人们会根据现实的具体情况加大对农业技术的研究。在南北地区，不同的气候条件导致已有的农具难以适应不同区域的土壤耕种的需求，前代耕犁对南方的水田耕作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北方的旱田的耕作则很难进行，因此在唐代出现了曲辕犁，这种犁具的独特构造促进了耕作范围的扩大，新增的构造增加了它的灵活性，至此，中国的传统犁具已经开始标准化，在技术上已经处于成熟的水平。农业技术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现实中的发展需求也为农业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我国，实用性的思想对我国的农业技术发展特点也有重要的影响，农业工具的发明很好地体现了中国惯有的现实主义思维。当农业种植在生产过程中受到气候的严重制约时，农田水利技术的出现和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作物的生长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川省处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有名的都江堰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农作物的有效生长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然而该地的河流分布也给农业生产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河流的分布特点在汛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洪水泛滥，从而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因此为了解决现实中气候导致的水流的问题，当地的人们开始建筑水利工程，从而使得农作物的水量需求在一年四季中能够得到合理的满足。农业技术的发展仅仅依靠现实需求的推进难以推进技术取得更大的进步，技术的发明创造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想象力，思维空间的拓宽能够促进农业科技的长远发展。中国的农业科技在特定的时期虽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受到现实的制约，中国农业科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严重落后于世界农业科技水平，特别在西方国家陆续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科技突飞猛进，自己在加强科技研究的同时还广泛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而我国在明清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国家在各个方面的严重落后，农业科技的发展空间开始不断缩小，仅仅依靠现实需求已经难以促进农业科技取得更大的发展，实用性思维过多强调使科技满足现实的工具性需求，这种科技思维严重阻碍了农业科技的进步，因此在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思维的超越性和预设性，从而促进农业高科技的发展。 （二）重实际实效，逻辑思维难以推进 在中国自古以来农本的思想体系中，发展农业科技主要通过直觉思维来推进，这种思维方式主张强调直觉体验，与西方的逻辑思维相比，中国的思维体系存在着一些问题，实证方法的运用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精细学科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像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导致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基础比较薄弱，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农学家在发展农业科技的时候忽视了数学的作用。在学科分类方面也受到务实性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思想家在学科分类上没有对学科进行具体的分类，这些学科发展特征导致了人们在逻辑推理上存在严重的不足。 （三）重田园生活，忽视学科基础研究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科技水平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科技的影响，西方先进的科技水平为其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提供了很大的支撑，这导致了西方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迅猛发展，极大地加强了农业的基础地位，而中国自古以来农业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行业，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遵循自然规律，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这些生活状况在一些诗词著作中有很多的体现。小农经济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缺少对事物的想像，人们通过耕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缺少浪漫主义情怀，在发展农业科技的过程中只重视技术的实用性而相对忽视学科的基础研究，科技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农业科技不仅仅需要实用性思维，而且还需要更新思维方式，不断的创新，从而有效地促进逻辑思维的发展。 三、我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特点的形成原因 我国古代的农业科技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特点，这既与古代人们的思维特点有关，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影响。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缺乏基础理论研究和分析，大多数的农业科技都是根据农业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研制出来的，在技术分析方面缺乏系统的分析，科技成果分布零散，不利于后世对农业科技发展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自己历来经济的发展都是以农业为根本，然而农业科技发展的整体水平不高，这种状况离不开中国古代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种思想体系限制了人们思维的想像空间。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古代农业的发展状况，从而为今后农业科技的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作者：吴林华 单位：山东省农业展览馆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优势 目前，全省科技示范区的实用技术入户率已达到95％，实用技术到位率达到80％①。再次，多种传播模式的调动优势提高了对农民科技传播的效果。省及各级政府部门在经费、人力等方面加大投入，扩大传播效果，促进了吉林省的现代农业发展步伐。吉林省农委与吉林省电视台共同开办了《农业科技大讲堂》栏目，系统宣讲和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政策。全省遴选重大技术和农业政策共24个专题，组织24位专家每周一讲，从目前已制作播出的15个专题看，由于大讲堂内容紧贴“三农”实际需要，加之形式新颖活泼，深受农民欢迎和好评②。最后，在科技服务方面，由吉林省政府统筹安排科研资源提供农技服务。全省集中组织了34个农业科研院所、农业大中专院校和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对全省60个县（市、区）进行技术包保，每个单位包保1－3个县市区，确保实现了省级科教资源能够有效地深入基层开展科技服务、指导农业生产。 二、吉林省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决策层对现阶段乡镇政府机构人员设置的基本判断是机构臃肿，人员超编严重，因此改革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真正精简机构和人员。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⑤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三、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 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进一步发挥政府职能优势，有效整合各种传播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农技推广服务所具有的特殊使用价值，导致其消费活动的双重性：农民对农技推广机构提供的服务所进行的消费构成直接消费，农产品消费者则构成农技产品的间接消费。在整体提高基层科技传播系统的传播能力同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和长远目标应该是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农业，通过扶植培养新型农民科技带头人带动乡村科技传播事业。尽可能在短时期之内在现代农业科技传播领域形成合力，把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有机结合起来。在农业技术外部产出的受益者中，除了消费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受益者，那就是国家与社会：农业的保障国家食品安全、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资源与生态环境四大功能。因此应把农业科技传播工作和项目建设（诸如新农村建设、高产创建、增产千亿斤粮食工程、世行、亚行等项目）结合起来，在经费投入机制上，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建立政府、社会多元投入机制。 2．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3．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 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农业科技发展中的问题及措施分析 一、农业科技的组织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主要表现为基层农技人员队伍严重不足，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很难承担农业科技传播这一重要角色，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吉林省农业从业人员为938．67万人，乡级农技人员4754人，乡级农技人员人均承担农业从业人员1970人（见表1）。吉林省耕地面积8300多万亩，乡级农技推广人员人均承担耕地面积17458亩，人力明显不足。为了维持日常工作开展，全省农技推广系统中，县乡一级目前都是超编状况，县级超编为21．5％，乡级超编20．1％。 尽管如此，基层农技人员却是农民获取农业科技信息的重要途径。调查发现，由于吉林省乡村人际传播网络的缺失、村农民技术员在补助几近于无的情形下形同虚设；多数农户对大众媒介传播农业科技的方式不认同，电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是娱乐工具，而不是通过电视来获得农业科技信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在传播农业科技方面的作用也没有想象的大，上网的农民只有6％，如果以全省的农户为基数，这个比例更是微乎其微，这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户上网并不是为了获取农业科技信息。因此农户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依赖性很大，近90％的农户遇到技术问题首选基层农技人员。 解决吉林省基层农业科技组织传播中的问题，需要对当前基层农技体系的现状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对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个切合实际的定位。客观地说，目前基层农技推广面临的情况，不论是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上看，还是从农业生产集约化的发展方向上，都颇有过渡的意味。因此在原有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外供给模式已经在事实上解体的情况下，目前的体制安排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新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才刚刚拉开序幕，乡镇政府目前这种尴尬的角色亦不会是长久的制度安排。 二、提高基层农技推广 部门科技传播能力的对策无论如何，当前的农技推广人员的数量很难增加，基层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难依靠大幅提升工资待遇来提高，基层农技人员必须适应当前农村的整体环境，认清形势，在过渡时期采取过渡办法。现阶段对于基层农技人员来说，需要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行业自律，发挥政府的组织传播的优势，探索适合本地区特点的科技传播方式。 1．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提高基层农技队伍现代农业的综合素质。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素质较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短期之内其人员结构是很难改变的，对这些人员的培训将决定吉林省现代农业的发展进程。在此，外企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自己产品的推广介绍而进行的各类培训极具可借鉴之处。当前应该对基层农技人员进行农业基本技能的考核测试，对其知识结构、基本技能的分层分类，制定人员培训计划，同时通过相应的评价激励机制的制定，调动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的积极性，使基层农业科技传播人员具备自主学习提高能力，当然这些工作是需要一定的经费投入的。 2．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使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系统化。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调动社会力量投入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活动。要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的机制，鼓励农业科研人员将科研工作与农技信息传播结合起来；要将农业技术人员纳入大学生“村官”选拔体系，在就业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充实农技队伍；要引导涉家企业，结合经营活动加大对农技信息的传播力度。总之，结合吉林省现实省情，未来几十年的农业科技传播依然会是政府主导的格局，随着经济的发展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主体参与进来，但是政府主导的组织传播依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 作者：王凯锋单位：吉林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科技发展论文:科技发展对林业经济的影响 加快林业科技体制改革，加速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林业科技进步对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85.69%，林业科技进步已成为广西林业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广西林业发展必须要率先建立健全适合市场规律的科技进步管理机制，加快实施政府制定的科技兴林战略，挖掘和发挥广西林业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建立健全科教投入激励机制，加大科教投入帮扶力度 “科教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因此，必须改革和完善促进广西林业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等激励机制，整合科教创新资源，优化R D资源配置，提高科教资源利用率。积极培育科教创新主体，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广西林业经济的效率与公平发展。 优化科教创新环境，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知识经济其本质就是人才经济，依托实施“领军人才引进、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两项英才工程，加速林业技术人才引进与集中，积极引进高层次林业科技专家，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林业科技人才，创建活力四射的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加大林产工业等产业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会极大促进与提升广西林业经济增长水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人才合理流动、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有效机制，促进林业科技队伍不断壮大。 强化政府在农户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扩大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 政府加强林农林业科技教育培训，林业科技进步的受益对象将是十分广泛，是解决广西”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仅要增加对农户科技进步教育培训的经费投入，建立林农教育培训和科教兴林专项资金，而且还要提供林业科技技术指导。为了做好林农增收的林业科技支撑工作，着力提高林农的科技素质，推动广西林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广西区林业厅应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选送和培养优秀的林业科技特派员，成为促进林业增产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本文作者：奉钦亮覃凡丁作者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科技发展论文:电工科技发展与展望 本文作者：李延斌作者单位：大庆府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电力企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种情况下电力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够优化供电结构和形式，还能带动企业的更好更快的发展，下文中笔者将从几个方面，就我国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1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超导体和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下文中笔者将进行详细论述。a.20世纪60年代初，实用超导体被研发出来并且应用于电工领域，至此超导体材料进入了电工生产，以其应用中的优势逐渐的取代了其他材料。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高临界温度的超导体的发现，更奠定了超导体材料在电工生产中的地位。b.半导体的发现和应用给电力设备和仪器提供了新型的电子元件，使得电力设备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向着自动化前进。 2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在电力工业中被广泛的应用。下文中笔者将对该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a.电磁场的数值计算对于电力设备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近些年来有关单位和部门的研究重点，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使得这一计算中的复杂分析和精密实验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大大的推动了电磁场的数值计算的发展。b.数控系统的发展同样使得电机控制向着更加自动化和全面化的方向发展，使得电机系统的整体使用功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c.电力电子技术作为能源扩展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对于提高用电效率和能源的使用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电工新技术未来的展望 上文中我们分析了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必要性和基本现状，下文中笔者将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分析未来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并将其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1太阳能发电技术。太阳能作为目前最受瞩目的新能源，其发电技术对于日后的新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太阳能的获取的便利以及利用形式的多样化，使得其在众多的新能源中成为了开发重点。而太阳能的使用也将很大程度上改变现有的能源利用方式，所以太阳能发电技术的未来发展前景是十分广阔的。 2风能发电技术。风能作为新能源的一种，其最主要的应用特点就是其具有较好的清洁性和可再生性，因此也被广泛的应用于新能源的开发领域。就目前风能的发展速度来看，已经超越了太阳能，成为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我国对于风能的发展也给予了多种政策上的支持，所以风能发电将会取得更好的发展成就。 3核能发电技术。受控核聚变的发展以及利用可以提供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从根源上解决经济与能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核聚变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现实性，它依靠核工业技术以及电工新技术的结合，为能源的利用提供更加便利的方式，核聚变电站的建立还可以促进新兴电工产业的发展。 4水力发电技术。我国的水力资源比较丰富，在水力资源集中的中南以及西南地区已经建成了多所发电站。对于水力资源未来的发展以及开发规划已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策划和前期的准备工作。重点对金沙江以及黄河上游和湘西等水电基地进行开发，这样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对可开发的资源进行利用，促进水力发电技术的发展。 5磁流体发电技术。磁流体发电是热能转化为电能的一种新型的发电方式，可以进行高效率的热电转换，具有低污染以及用水少的特点。磁流体发电技术经过发展已经可以持续发电数百小时，最高的发电功率达到几万千瓦。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电工新技术以及化工新技术的发展，对于以燃煤为主的我国来说，热媒磁流体发电技术的利用以及产业化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和使用，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量的增加，有关部门必须从技术的角度进行革新，推动现有的电工技术的改革和创新，来解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中的供需矛盾。上文中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电工新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并展望了其发展前景，希望能够引发广大同仁的讨论，为推动我国的电工新技术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科技发展论文:CTP科技发展历程与运用状况 本文作者：高峰邢晓坤作者单位：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1引言 目前，直接制版技术（CTP）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及采纳，其未来发展受到业内的高度关注。CTP技术从1995年进入产业化应用，至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从技术发展诱导期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期。本文主要对光敏CTP技术发展历程及应用现状进行分析梳理，旨在对我国CTP技术的研发与推广能有所裨益。 2光敏CTP技术研究与应用现状 目前，CTP在世界各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CTP装机量更是高达70％以上（占制版机总量比例），全球应用的CTP制版机已经超过5万台。新闻报业是CTP应用的重要领域，全球10％以上的CTP用在新闻行业。欧洲应用量远多于其它地区，世界一大半新闻CTP都用于欧洲地区。与欧美相比，日本在新闻CTP应用方面，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数量上都要相对落后一些，但近年来发展速度明显加快。CTP在我国报业的应用的情况与日本相似，2010年5％以上的CTP用在新闻报业上。目前，全球主要有四家公司拥有紫激光CTP技术，它们是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德国爱克发公司、美国柯达公司、中国乐凯华光公司。富士公司的紫激光版材技术在上述四家公司中，最为成熟。版材各项性能比较平衡，突出高分辨率，感光度（90μj／cm2）略低，版材可以在200线／英寸的精度下再现2％～97％的网点；同时，还可以使用20μ的调频网加网，主要目的在于满足商业印刷的要求，版材的耐印力可达15万印；还采用特殊的显影加工技术，40L显影液的使用寿命从1000m2增加至2000m2。爱克发公司的紫激光CTP版采用与富士紫激光版截然不同的配方体系，具有感光度高（约50μj／cm2），中间调网点增大小、显影性能优良、耐印率高等优点，但分辨率低，广泛用于报业印刷。柯达公司也于2006年正式向全球推出紫激光版VioletNews和Violetprinting，突出优势是高感光度（约40μj／cm2），加网线数最高可达200lpi，耐印率最高可达20万印，但稳定性欠佳，适用于激光头功率超过30mW的紫激光制版机，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环境和印刷业务的需要。中国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是国内最早涉足光聚合CTP版材研制的单位，其研制开发的适应488nm激光光源和532nm激光光源的光聚合版材通过上海市科委的技术鉴定。广东中科银实业有限公司是将银盐扩散版实现产业化的公司，近3年来共实现销量几十万平方米。乐凯华光从1998年开始研制光聚合CTP系列版材，经过持续的不懈努力，先后研制开发出PPA（488nm）、PPY（532nm）、PPV（410nm）、PPVS（410nm）版材。其中，PPVS于2009年实现产业化，进入批量正式生产阶段，近3年来共销售近300万m2。 3技术发展带动设备更新 直接制版机是负责将数字页面直接扫描输出在适当的介质上从而满足后续工序，如显影和印刷的要求。直接制版机主要分为光敏、热敏和其他扫描成像方式3大类，其中光敏直接制版机又细分为采用发光波长在390～41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紫激光二极管———UV－LD）的紫激光直接制版机和采用传统高压汞灯、激光器的CTcP制版机。热敏直接制版机定位于搭载发光波长在830nm的半导体激光器（红外激光二极管———IR－LD）的制版系统。其他成像方式主要是采用喷墨成像的直接制版系统。 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我们综合分析判断，2011年在我国直接制版机的市场保有量为4050台，其中，热敏制版机2800～2900台，占69．14％～71．60％，紫激光制版机700～750台，占17．28％～18．52％，CTcP制版机500台，占12．35％。这些数据仅供大家参考。值得一提的是，CTcP在我国直接制版市场占有12％以上的份额，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全球的统计数据，UV－CTP在中国为什么这么“火”［1］，这大概与我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PS版制造和出口国有着密切关系。光敏CTP制版机多采用内鼓式或平台式激光扫描装置如图1，分别应用于商业或报业制版系统。由于激光器体积小，通常紫激光CTP设备采用内鼓式成像结构。它是把滚筒作为承托印刷版的鼓，印刷版被固定在内轮廓的某个固定位置上。曝光时，声光调节器根据计算机中图像信息的明暗特征，对激光器光源所产生的连续激光束进行调制。调制后的激光束先照射到旋转镜上，随着镜子的旋转，激光束就被折射到滚筒上，形成曝光图像。调整聚焦就可以改变激光束的直径，从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分辨力；调整镜子的转速，则可以调节曝光时间。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在市场上的高占有率与它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稳定且寿命较长的高功率激光光源是一个重要因素［2］。UV－LD的功率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数毫瓦，在2006～2007年进入到数百毫瓦的范畴，不到10年的时间提高了100倍。功率的提高意味着对版材敏感度要求的降低。在UV－LD的低功率时代（数毫瓦级），只有敏感度非常高的银盐CTP版材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在中等功率时代（数十毫瓦级），光聚合CTP版材即可满足相关要求；在高功率时代（数百毫瓦级别及以上级），传统的PS版就可以满足高速扫描成像的要求，因为UV－LD的发光波长正好处于传统PS版敏感的光谱范围内。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采用高功率UV－LD（超过100mW）和高感度PS版的直接制版系统，必将成为CTc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UV－LD功率的发展是否依然维持直线上升状态，目前还不能轻易下结论。IR－LD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近红外固体激光光源，但由于光热成像敏感度低，其功率分类比UV－LD普遍提高了2个数量级，即低、中和高功率定义在数百、数千和数万毫瓦级。 目前，热敏直接制版机普遍采用集成光源模块和多光源模块组合技术，激光功率处于数千毫瓦甚至数万毫瓦的水平。先进的扫描技术是热敏制版机和紫激光制版机引领市场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先进的热敏直接制版机主要采用光栅光阀（GLV）分光技术和外鼓扫描技术。紫激光制版机主要采用内鼓扫描方式，向内圆弧弯曲且固定不动的版材与始终处于版材圆弧半径中心、平稳高速旋转的斜面转镜是技术的关键。内鼓成像的光路特点保证了激光束始终从圆弧弯曲的版材的半径中心出发，使达到版材任何一点的光程完全相同，即减小了成像质量对光学系统的压力，也提高了光学系统的成像质量。斜面转镜采用气垫轴承转子技术，不但转速高，且转动平稳、准确，磨损小，寿命长。UV－LD激光器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使紫激光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在过去几年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从而导致热敏直接制版机的市场占有率呈缓慢下降趋势，但其在市场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近年来市场上推出的主流紫激光CTP机列入表1［3］。 4成像特质决定工作环境 光敏成像，更准确的应称谓为光粒子成像，是光敏剂吸收光子后跃迁到其光化学活泼状态（高能量状态），继而发生化学反应生产希望的产物的过程。原理上说，只要光子携带足够能量或具有足够短的波长即可引发希望的光化学反应，所生成的产物只与吸收的光子数量，即曝光量有关，与光子的空间数量密度，即功率密度或辐射强度没有阈值要求，只要曝光量达到成像曝光量即可。最低成像曝光量是重要的成像特性，不同材料体系由于成像原理和增幅机制不同而各有其典型的敏感度范围。银盐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0μJ／cm2；光聚合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1～2μJ／cm2；热敏材料的最低成像曝光量一般为102mJ／cm2。前两者属于光量子成像系统，由于存在很高的增幅机制，敏感度明显高于后者；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属于光热成像系统，很少具有增幅机制或只存在及其有限的增幅机制，与前两者相比敏感度低了3个数量级以上。 5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4］ 紫激光CTP明显的技术优势主要表现在：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可靠的设备稳定性、优越的出版速度以及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 5．1高精度成像质量 405nm紫激光特性是光点的大小可以控制到1μm，该物理特性很好地保障了紫激光CTP的成像品质，配合高精度的内鼓式结构及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用户可以从容应对3001pi调幅加网和20μm调频加网的制版精度要求，完全满足印刷企业对制版质量提升的渴求。目前，紫激光CTP版材已经完全实现了国产化，并向国内外销售。从设备结构上讲，内鼓式成像结构本身在成像原理上要优于外鼓式的螺旋式成像原理，在平网和极细线条的复制方面为用户提供更高的精度保证。 5．2低廉的激光器维护成本 405nm的紫激光波长短，属于冷光源，光源的稳定性更好，适用于光聚合紫激光版材曝光成像的激光器。功率只有30～60mW，仅为热敏CTP激光器功率的千分之一，如此小的激光器功率完全可以确保紫激光CTP的激光器做到瞬时开关———激光器仅在版材曝光时才点亮打开，其它时间激光器则完全处于关闭状态。因此，理论上讲在紫激光CTP设备8～10年的使用周期内根本无须更换激光器。相对于热敏CTP的大功率激光器而言，仅激光器一项，紫激光CTP每年将为企业节约非常可观的激光器更换成本。没有了高昂的激光器维护成本，解除了企业的后顾之优。 5．3可靠的设备稳定性 在设备长达8～10年的使用周期，紫激光CTP将为用户节约多个激光器的高昂更换成本，从而确保设备长期可靠稳定地运行。并且，由于光聚合紫激光CTP版材的感度只有几十μJ／cm2，因此，在设备8～10年的周期内，紫激光CTP将有非常恒定的生产效率。而在热敏CTP的使用过程中，设备的出版效率会随着激光器功率的衰减而逐渐下降。此外，内鼓式的机械结构在紫激光成像过程中版材和滚筒都静止不动，使得设备的稳定性获得长期有效的保证，完全避免了外鼓式热敏CTP经常发生的卡版、飞版及螺旋式成像所带来的平网不匀等现象，同时也进一步保障了制版成像的精度。 5．4优越的出版速度 生产中设备实际的出版速度快是紫激光CTP的又一重大优势。富士公司“多激光AOD（A－coustoOpticalDeflectors———声光偏转器）”成像技术在紫激光CTP上的成功应用，大幅提升了CTP设备的出版速度。每小时40张商业精度对开版材的出版能力，是普通热敏CTP设备的3倍左右。对于急件、快件而言，则有了更好的应对手段，这是热敏CTP所无法匹及的。1台富士紫激光CTP，完全可以轻松满足企业后端8～10台四色胶印机用版量的需要，从而在CTP设备的拥有台数和印刷生产能力之间实现最佳配套。5．5稳定的显影环境和最低的显影液成本光聚合版材特有的砂目结构和涂布工艺使得显影液的使用周期大大延长，在所有CTP版材的冲洗药液中，紫激光光聚合版材的药液宽容度无疑是最大的———显影液可以6周左右更换一次，相对于所有热敏CTP版材2～3周的药液更换周期而言，将为用户节约大量的冲洗成本。目前紫激光CTP用户的显影液更换周期大约都在6周左右，这其中不乏曾经用过热敏CTP的用户。相对于以往热敏的应用，用户普遍反应光聚合紫激光带来了大量冲洗成本的节约。显影液更换周期长不仅带给用户使用成本上的极大节约，与此同时，由于药液更换周期长达两个月以上，大大提高了工艺稳定性，大幅度降低了操作者的劳动强度。 6CTP版材的应用促进行业向前发展 CTP版材对直接制版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直接制版技术出现之前，光量子成像是主流，主要使用倍率YAG激光（发光波长532nm，又称为绿激光）和氩离子激光（发光波长为488nm，又称为蓝激光）。由于激光功率不高，对版材敏感度要求非常苛刻。因此，银盐材料是首选的成像材料体系，主要有银盐和PS版复合版材，以聚酯片基为基材的向上扩散银盐版材和以铝板为基材的向下扩散银盐版材等几种类型。1997～1998年，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特别是搭载IR－LD激光器的光热成像直接制版设备得到市场的广泛采纳，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设备，成为市场主流。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半导体紫激光（UV－LD，发光波长390～410nm），随着其输出功率的快速稳步提高和配套的内鼓扫描成像技术给光量子成像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进入本世纪后光量子直接制版设备的市场份额呈现了上升的态势。2003～2004年，随着UV－LD激光器功率进入数十毫瓦时代，以光聚合材料为代表的具有高增幅机制的感光高分子材料开始进入光量子成像直接制版领域并迅速成为主流版材成像系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UV－LD激光器与感光高分子的搭配基本上成为光量子直接制版技术的不二选择。同时，针对UV－LD激光器的感光高分子材料体系和针对IR－LD激光器的热敏成像材料体系逐渐成为了CTP版材的主流。 随着IR－LD激光器功率进一步提高，传统PS版也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CTP版材。CTP版材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显影前需要预热的第1代版材，显影前无需预热的第2代版材、免化学处理的第3代版材和免处理的第4代版材。第1代和第2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处理，显影废液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必须经过恰当处理才能排放或废弃。第3代和第4代版材在扫描曝光后可以使用中性水进行显影处理或无需显影即可上机印刷，显影废液的废弃处理压力小或者根本不产生废液，属于绿色环保性版材。目前在第2代和第3代版材之间，又出现了一个称为低化学处理CTP版材，也有学者称其为所谓的2．5代版材［5］，这种版材在扫描曝光后依然还需要使用碱性水溶液进行显影，但是碱和其他化学成分的浓度已经大幅度降低，废液处理压力小于第2代版材。目前我国CTP版材的主流处在第2代和2．5代，正在向第3代和第4代迈进。 免化学处理版材是一种使用中性水显影的版材，要求版材非印刷区的光敏涂层必须分散或溶解在中性水中以满足显影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两种材料体系，一种是采用热熔成像原理的非均相光热成像系统，属于中性水可分散的材料体系，应用于光热成像CTP版材，另一种是采用中性水可溶的成膜树脂的感光性高分子成像材料系统，属于中性水可溶解的光敏成像材料体系，应用于光量子成像CTP版材。免处理版材应该是在扫描曝光后无需任何显影处理即可上机印刷的版材，因此要求激光扫描曝光后能够在版材的曝光区和非曝光区产生足够的亲和性反差，以满足非图文区亲水和图文区亲油的要求。目前市场上主要有2种版材，一种是采用热烧蚀原理以硅树脂为非图文表面的光热成像版材，是一种典型的无水胶印CTP版材。这种版材的光敏涂层由硅树脂、吸热层和具有良好亲油性能的聚酯涂层构成。硅树脂涂层处在版材的表层，构成斥油表面。金属层吸收激光后温度迅速升高并发生气化反应，使表层的硅树脂涂层成为碎片气化离开版材表面，亲油的聚酯底层裸露成为亲油表面。这是一款具有实际意义的免处理版材，无需任何显影处理，主要应用在直接成像印刷机中。但是，该版材曝光产生的化学气体和碎片会对直接制版的光学系统形成污染，需要在激光曝光部位加装抽滤系统以便及时处理；另一种是在激光扫描曝光后，图文区和非图文区之间的亲和性反差还不能完全满足印刷需要的亲油和亲水要求，依然需要采用适当方法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掉的版材，最常见的处理方法是利用印刷机开机前润版水的浸润作用和油墨的粘连作用将非图文区光敏涂层转印到过版纸上，从而达到将非图文区的感光涂层去除使更加亲水的铝版基裸露出来成为亲水表面的目的。因此，这种版材在激光扫描曝光后需要在印刷机上完成“显影”处理，但这种显影处理不需使用专门的显影机且在印刷机上自动完成。这种版材与免处理版材的定义还有一定的差距。 科技发展论文:改善人文环境促进科技发展 1、我国人文环境及科技创新发展现状 从现实社会来看,跟欧美相比,我们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有所落后,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中国是勤劳智慧的民族,但是由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非理性开明的态势使这种所需的“人化环境”不容易形成,传统的教育模式具有很强的应试性,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才创新思维的培养与能力的提高。亚洲文化不是不鼓励创新,主要是怕失败,失败不起。其实亚洲的年轻人并不比美国的年轻人怕失败,但社会因素和文化环境,总是会让这些科技创新的人付出的代价太多,在亚洲失败付出的代价要比在美国的高,美国人失败几次都没关系,且引以为荣。所以对科技创新来说,我们需要接受各种文化的冲击,对各种思想进行讨论,打破常规追求科技方面的进步。要发展创新文化、营造创新社会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环境。科技成果方面,从2008—2010年的数据来看,在全国四大区域经济中:环渤海地区在这三年内登记成果数占登记成果总数比例最大,但成果数增幅不大,且2010年出现了负增长;长三角经济地带登记成果数每年都呈递增状态;东北地区登记的成果数位居第三位,其数值远低于环渤海及长三角;而珠三角地区登记成果在登记成果总数所占比重最少,近几年来所占比例都不足5%。在高新技术领域分布上,技术成果仍然主要分布在四大高新技术领域,从2009年的数据来看,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占27.63%,农业占16.18%,光机电一体化占13.58%,新材料占12.21%,四大高新技术领域合计占69.60%。 2、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重要性 首先,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但我们知道,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即能通过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甚至灾难。新领域科学技术的开发,应用于自然和社会时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的科技方面的发展带来的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转基因及克隆等生物技术在某些方面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好的人文环境来支撑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之所以伟大,但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我们需要做的是确保科技创新的正确方向,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任务;所以在科技创新必须重视人文环境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1]。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注重科技所带来的社会效应。有一句话说明了这一点,“科技不等于产品,产品不等于市场,市场不等于效应”。这个话说明了科学创新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到社会财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人文因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何时生产及谁做决策,以及如何销售、如何分配利润等方面问题;都需要人文环境为之做铺垫。人文环境可以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提供精神方面的支持。人文环境在创新道德品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没有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没有当今世界多项有用的发明;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作用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应注重发挥其重要作用,使人类社会能长期受益[2]。 3、创造环境,整合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人文因素 （1）加大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及管理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特别是科技创新,对社会的进步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行科技创新就离不开人才,“得人才者得天下”,而人文环境是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以人为本”口号的提出是中国整合人文环境的初步思想;那么中国的人文环境特点是什么呢？在我国,人本观念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3]。对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应从教育做起,加大科技人才培养的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不是把其看作蜡烛,不停地燃烧直至告别社会舞台,而应该把人才看做一种资源,好比蓄电池,可以不断地充电、放电,使更好地学习及发挥科技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为社会注入先进的生产力。培养科技人才应该像华为所崇尚的“狼性文化”,关心人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发展空间,即发展一群科技领域的狼,因为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奋不顾身、不屈不挠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敏锐地觉察社会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积极投入到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行列,寻找社会需求的科技点,加强团队合作互助,以促进科技创新,推动所需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及国家的快速向前发展。 （2）营造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的文化环境 创新是自由思想流动的产物,而能够使思想自由流动则离不开所谓的“文化环境”,任何创新都需要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崇尚科学、鼓励创新、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一整套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潜力最大化的优化机制得以发挥。我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都为我国在科技方面的创新及成果方面的转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形成创新文化环境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接触创新信息的来源;二是科研人员的大量储备;三是能够吸引风险投资的基础性科研成果。充满人文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会更有效地激励科技工作者创新,也会更加促进科技创新成果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创造型思维和批判型思维的系统,大力提倡敢于创造、敢于冒险、善于学习、勇于竞争、不怕失败和挫折,努力将理论转化为实践,形成全社会一片创新的良好局面。 （3）努力建立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的社会组织 有创新活力的组织,是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科研院所机构,都对使用、扩散新技术发挥很大的作用,国家在政策方面也应该鼓励促进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使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项目能更多的进入大型集团,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及时更快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给社会带来经济效益。科技创新团队是以重大科研项目或创新平台为载体,以杰出人才为团队带头人,具有共同目标、良好互动性和凝聚力以及分工又合作的创新研究群体。建立虚拟科技创新团队（VTIT）,它不仅能解决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而且能提高参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VTIT是基于科技创新性任务,具有共同目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特征,利用电子信息技术,跨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障碍,面向重大机遇整合优势力量的创新研究群体[4]。科技创新是一种组织和社会行为。要建立并完善科技创新的机制与组织,政府要发挥其职能作用,调节各种科技资源的配置、科技创新成果及科技工作者的评价机制等。以科技政策、制度保障及基础设施建设来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4）建设科技创新型文化 以企业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IBM根据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市场状况,确立了技术领先战略目标,科技创新型文化建设围绕技术领先战略目标,其特点是重视创新,强调“人”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首先提出“三个注重”:注重顾客利益、注重员工利益、注重股东利益,将员工利益放在较高位置。着力营造和谐融洽、锐意创新的文化环境:将办公室小型化;创造大公司的小型经营,设立员工意见箱,鼓励争论、竞争:激励员工间进行专业讨论,深入思考如何提高产品性能及产品创新[5]。 总之,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最核心的动力,科技成果只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投入市场,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未来经济的发展关键问题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中国是一个前进中的国家,在我国的发展中,应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型道路,以优化科技创新所需的人文环境为首,人文环境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发展论文:加快农业科技发展实施方案 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就是组织县乡百名农技人员结对帮扶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专业合作社、科技示范户，并通过他们幅射带动10000户农民共同致富。现就组织实施我县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充分发挥农业科技人员的作用，以培训、指导服务农业科技示范户、专业户为重点，认真组织农业科技人员进村入户，向农民传授科学技术，为农民制定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 （一）县乡联动，协调配合。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县、乡（镇）农技人员共同参与，开创“百名农技人员送科技入户”的局面。其中，乡（镇）农技人员除同县农技人员一样从事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服务外，还要落实农业科技入户的联系协调工作。 （二）抓住重点，整体推进。今年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在上年实施的基础上，适当调整指导服务对象，继续以“一村一品”专业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为重点，以科技示范户、种养加销专业户为对象，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品一片的产业发展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培训和实践指导，着力于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村、专业户的生产规模，培育农业产业“亮点”。同时，做到点面结合，兼顾其周边村及农户的发展，注重辐射带动，全面提高全县农民科技素质和科技应用水平，整体推进全县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注重实效，方便农民。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由农民点“单”，农技人员“配菜”，采取各种贴近和方便农民的方式方法，为农民提供有效的技术指导和教育培训服务。 （四）围绕重心，高效结合。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是我县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工作的重心，全年农业工作都要围绕这个重心开展。一是春耕备耕等生产活动要与之相结合，在指导春耕备耕过程中，要把春耕备耕的科学方法送进千家万户，特别是送给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二是测土配方施肥、“多播一斤种，增收百斤粮”、农业标准化、粮食高产创建、沼气建设等工程的组织实施要与之相结合，明确这些工程都属于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范畴，共同利用教学资源，降低项目实施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三是强农惠农政策宣传要与之相结合，明确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强农惠农政策是首要生产力。四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与之相结合，明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依托科技入户，科技入户的目的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目标任务 今年组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目标任务：一是组织县、乡（镇）农技人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加销专业户、农业科技示范户结对帮扶。要求每名农技人员帮扶6户科技示范户或种养加销专业户，共帮扶400户。联系对象必须是种养加销大户和科技示范户，由农技人员报考评小组认定，存局科教股备案，并建立档案。通过结对帮扶，促进种养加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户均增加纯收入5000元以上。二是县农技中心、县经作局、县畜牧水产局、县农机局四个单位，要按照“围绕主导产业，进村办班指导、培训专业农民、发展一村一品”的工作思路，积极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每个单位负责培训5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每个专业村或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有30名产业发展相对较好的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参训，共培训600名种养加销专业户和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科技素质和专业化程度，促进专业村的产业上规模、上水平、上效益，达到参训种养加销专业户或科技示范户户均增加纯收入3000元以上。三是通过上述1000户种养加销专业户或农业科技示范户的辐射带动，促进其周边10000户农户户均增加纯收入1500元以上。通过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的组织实施，使全县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 四、主要措施 1、积极鼓励农技人员踊跃参与实施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要求有专业技术职称或有一技之长的农技人员必须参加。一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向联系户发放技术明白纸，结合农时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介绍推广新品种、新方法，做到技术人员直接到户，技术要领直接到人，良种良法直接到田（园）。二是宣传强农惠农政策和新信息。及时将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和新农村建设的方针及有关富民信息等传送给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调动联系户甚至广大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三是讲解和传授文化知识、新观念、新风尚以及健康生活、生态环境、经营管理、民主法制等方面的知识，满足农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积极指导农民成立并发展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面向市场的能力。要求每名农技人员每年对每个帮扶对象的技术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12次。县农技中心等四个单位每年对服务对象的培训或指导服务次数不少于5次。 2、建立农业科技入户台帐。每个农技人员要建立科技入户台帐。台帐上要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姓名和住址，从事的产业与规模，培训指导的时间、次数及效果，并有受培训指导的户主签名。 3、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典型。每个农技人员要培养出至少一名靠发展农业产业致富的典型（标兵），致富典型（标兵）年收入要在10万元以上，纯收入要在3万元以上。 4、撰写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论文。每个农技人员年终至少要写一篇科技入户工作总结或试验示范推广报告（论文）。 5、建立农业科技入户激励机制。一是农技人员科技入户成效与其年终考评和职称评聘挂钩，对于考评“不称职”的农技人员，其技术职称在下年度不再续聘。二是把科技入户工作总结、论文（试验报告）和服务对象的评议作为对农技人员年终考评的重要依据。三是对县农业局进村入户的农技人员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费，对全县科技入户作出贡献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 6、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和考评小组。为使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项目顺利组织实施，决定成立农业科技入户“百千万”工程领导小组 五、要求 1、科技入户指导服务内容必须与农技人员的专业特长相对应，并与农业局管理的业务有关。 2、科技人员服务对象必须是大、中户，即服务的农业产业相对一般农户要有一定规模。 3、参加项目实施的农业科技人员必须填报科技入户申报表。 4、各个科技人员的服务对象原则上不要重复。 5、平常考核由农技人员根据各自的科技入户开展情况和效果向考评小组提出考核申请。 科技发展论文:医学科技发展战略分析 1医学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医药卫生事业的基本任务是保护人民健康、防治重大疾病、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健康素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生活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卫生问题,以保证经济、社会的顺利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医药卫生科技主要研究人的生命过程及其本质、人体结构及其功能、健康基础及其维护、疾病的发病机理及其防治、人类健康与环境和营养的关系、生育机理及其调节等。大量事实说明,医药卫生科技研究的突破及新技术的应用,对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带来巨大的变化,成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建国50多年来正是由于医药卫生科技的迅速进步,我们才很快消灭或控制了一大批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使卫生状况彻底改观,人民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没有医药卫生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依托和先导,要提高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完成其战略任务是不可能的。因此,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在整个医药卫生事业中具有战略性的关键作用。 2当代医学科技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点 2.1生命科学 19世纪中叶,细胞论、进化论和经典遗传学的创立,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上半叶,基因论的创立和DNA功能的确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DNA双螺旋结构及遗传信息存储、复制、转录和翻译机制的阐明,蛋白质、核酸人工合成的成功等一系列突破,导致70年代和80年代以基因工程、单克隆抗体、聚合酶链反应(PCR)为代表的技术上的突飞猛进,今天又在向着阐明基因奥秘、人脑奥秘、重大疾病病因发病机制及防治方法的方向进军。 2.2生物医学 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印度和中国都曾有过医学的辉煌时期。16世纪创立人体解剖学,从整体水平进入器官水平;17世纪发现血液循环,促进了生理学的发展;18世纪开展实验研究;19世纪创立细胞学和微生物学,从器官水平进入细胞水平;20世纪上半叶,随着病原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等研究的突破,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维生素类药物和疫苗及其他生物制品的研究成功,促进了传染病的控制,从而推动了以传染病防治为主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开始过渡到以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退行性疾病防治为主的第二次卫生革命。20世纪中叶以来,分子生物学及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向医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促使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以至量子水平,正在从微观水平逐步阐明许多生命现象和疾病现象的本质,慢性病的防治亦已取得显著的成效,健康水平明显提高,如美欧发达国家癌症治愈率达到50%,心脑血管病的死亡率在20年间下降了40%~50%,平均寿命达到70~80岁。今天,医学科学受其自身发展内在逻辑力量的推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中许多学科的高新理论和技术方法广泛渗透及应用的促进和社会巨大需要的强力驱使,正从生物学单方位研究、精细分科、高度分化,在微观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向宏观不断拓展,出现了社会心理、生物学全方位研究、多学科融汇、高度综合的态势。 这一态势正在以个体为中心,从小到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水平,大到群体、环境以至宇宙水平,日益清楚地阐明人体不同层次,特别是微细层次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日益广泛地研究从个体发生直至死亡的生理和病理过程及其物质基础和自然、社会、心理影响因素;日益深入地提示癌症等重大疾病和衰老的发生、发展、转归机制、规律性及干预措施;日益成功地探索生殖机理、调节生殖、优化生育、卫生保健和延年益寿的原理及方法,从而在调节人口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防治人群疾病、维护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医学的发展将有如下几个特点:(1)卫生保健服务的重心将转入社区,社区医疗将成为重点,既方便群众,又有利于疾病的预防及人人享有保健;(2)人类基因组工程将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影响。(3)癌症、艾滋病的死亡率将下降,瘫及神经因素性疾病的发病率将上升;(4)胚胎工程有可能加速发展;(5)随着老年性疾病的不断增多,老年性疾病的预防及康复治疗,在卫生保健中将占据越来越显著的地位。 3科研重点向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转移 随着科技、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身认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对生存和生命的价值越来越重视,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从50年代起,许多发达国家逐步把科学研究重点转移到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方面来,如美国1982年卫生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92年达到15%,到2000年时将达到19%,超过任何其他领域。由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关于生命现象的本质、生物结构和机能及其各种特性认识的一系列突破,促成了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同时由于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使人类在生产中从被奴役的被动地位逐渐转变成驾驭生产的主宰地位,从而使人类有可能并且需要来研究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人类为了更好地实现生存、发展,特别是享受的基本需要,应进一步了解生命的本质和过程。人类在“征服”和“控制”自然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后果,资源短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森林砍伐、水土流失、酸雨频繁、臭氧空洞等等已成为全球性的危机,使人类更加重视自身生命和生存的价值。了解和调控生命过程,认识和控制疾病,保证和维护身体健康,创造和谐健康的生存环境,调整人和自然关系,解决农业、环境、资源、医药问题,调节和优化生育、开发人工智能等紧迫的巨大的社会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发展。 4我国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战略 4.1指导思想 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发展总方针以及“预防为主,依靠科技进步,动员全社会参与,中西医并重,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实把医药卫生保健工作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鉴于医学科学研究是人们健康素质的科学保障,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前提、基础和条件,应考虑医药科技的超前发展。 4.2总体战略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以世纪之交国内外科技(尤其是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科技)、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发展的战略态势为背景,按照医药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适当超前发展的思想,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适应我国经济体制、环境条件、人口结构、疾病构成、卫生需求和医学模式正在发生的历史性转变,以提高全国人民健康水平为目标,以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防治重大疾病及其他常见病和多发病、加强卫生保健中的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为主线,采取系统思想和重点战略相结合的战略,贯彻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方向,充分发挥整体优势,集中精干力量,积极跟踪世界医学科技发展的前沿,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以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并有效地发展适宜技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开发,努力促进新技术产业及其基地的形成。 4.3战略目标 加强现代医学研究,积极跟踪世界医学领域的先进科技,明显提高我国医学科学和医疗卫生保健水平,在某些有优势的领域达到或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大大加强重大疾病的防治能力,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保护环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在下世纪逐步接近身心健全及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健康目标。 4.4重点任务和发展策略 4.4.1加强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研究,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5的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为科教兴国打下坚实的基础。 4.4.2加强对危害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疾病关键防治技术的研究我国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是大有作为的,对世界医学也是有很大贡献的。如解放初期对沙眼病毒的分离,目前在世界上依然遥遥领先的大面积烧伤治疗,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绒癌化学治疗,以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教授为代表的断肢再植及我国的显微外科,以汤钊猷教授、吴孟超教授为代表的小肝癌的防治研究,以王振义教授为代表的白血病的分化诱导,以医科院肿瘤医院吴〗淌凇⒙绞啃陆淌?为代表的食管癌的防治研究,以及青蒿素的研究,这些都是在世界上影响比较大,或者说对世界医学有很大贡献的。目前,精神病的发病率始终保持一种上升趋势。如何指导脑科学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精神病和与精神病相关的一些其他疾病能够得到解决,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极大的益处。至于一些神经科疾病,包括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病等,由于脑科学的迅速发展,将会提供新的诊断和治疗途径。 4.4.3加强药学与制药研究,满足国内需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这里只说一个问题,中医药学。这是我们的祖国医学,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优势,这不仅是我们的宝库,而且是我们发掘最有用的药材、药品,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可是在这方面,非常遗憾的是,美国FDA引进的中国的中草药,只占全部中草药的3%左右。所以,中草药的现代化、标准化、国际化是我们发展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医应尽快现代化,中草药应尽快国际化,这对我国的医学将是更大的贡献。 4.4.4加强基础研究,抓住前沿学科、前沿课题、优势领域,结合重大疾病和卫生保健需要开展基础性研究。中国可以为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问题是我们如何根据我国国情,开展我们自己的医学科学研究。从我国的现状出发,我国的人口多,民族多,病人多,所以我国的流行病学、地域医学在全世界占据相当的优势。在小环境医学研究上,我们得天独厚,这在很多国家是办不到的。我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今年协和医科大学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有一篇论文提到,彝族人没有高血压。这里有一个问题:彝族人为什么没有高血压?如果在彝族人体内能分离出一种抗高血压基因,那么高血压的防治将取得重大的进展。但事实并非如此。追踪仍居住在该地区的彝族人,他们依然没有高血压,那么他们到了其他地区会不会有高血压呢?追踪了数千人,结果发现彝族人到其他地区后,高血压的发病率与当地人一样。这说明不是基因的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其价值在于彝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至少在高血压的防治上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无论怎么讲都是一篇好文章,中国要做这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地做下去。所以我想,所谓世界尖端,就是你能做而别人做不了,越有自己的特色,就越有可能和别人交流。当然,我国还可以集中更大众的病例,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对某些病例的分析判断,提出更正确的方法。这种可能性包括我国拥有350~370张脑外科病床的医院,这在全世界也不多,还可以在这方面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世界医学提供我们中国人的特殊产权,属于中国人的专利。邓小平同志讲:“我们中国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问题是怎么干。我想,卫生部在“十•五”期间集中物力、财力,也办一个象美国NIH那样的医学研究中心,建一个中国医学科学城,将对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4.4.5加速发展医学高技术 首先是生物技术,包括基因工程、细胞工程、蛋白质工程、组织工程等等。当前,我国基因工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到目前为止,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生物技术产品还没有。生物技术发展非常迅速,将成为下个世纪影响医学,特别是药物学的重要领域,如果我们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势必无法与外国竞争,甚至连我们自己也无法生存。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未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蛋白质工程。随着基因工程的迅速发展,蛋白质工程越来越复杂,而在我国,目前可能将蛋白质工程忽略了,做蛋白质工程的研究人员可以说微乎其微,寥寥无几。我国目前提取白蛋白,还是用人血提白蛋白法,但大家都知道,猪血的白蛋白与人血的白蛋白只差几个氨基酸,如果把这几个氨基酸对换一下,把猪血差的那几个氨基酸,换成与人血白蛋白一样的氨基酸,那么,将来的屠宰场就有可能是分离人白蛋白的最重要的原料基地。可是我们偏偏在这方面没有几个人在工作。至于组织工程,将来我们可以做细胞、分子、组织的培养。现在我们就可以做耳朵,将来可以再做鼻子,或者其他的器官,那么整形外科不是方便多了吗?比组织工程再大一点儿的,还可以有。 这势必对未来医学的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新材料和更高的质量。其次,纳米技术的微机器人已经在医学上得到应用,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工具。现在就有人把一个微小的机械人放到冠状动脉里。大家知道,现在做PTCA时,先插入一个管子,溶栓,然后如果还没有把握,再放入一个支架,这就是所谓的PTCA冠状动脉支架。如今放入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仅能解决再狭窄的问题,而且可以监视动脉血中的血凝状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再溶栓。当然,将来也许会有更小、更有用的工具。至于材料,我只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人工心脏。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人工心脏的手术,当时是在牛身上做的。做完以后,心脏的节律、博出量、大小都和牛一样,既可以放在皮下,也可以放在胸腔或腹腔。这个人工心脏现在是否就可以进入临床应用了呢?答案是还不行。什么问题呢?是材料不行。这个心脏只能用2年甚至不足2年。如果人换一个心脏,用了2年就不行了,还得再换,这显然是不行的。人工心脏的技术没有问题,现在是材料的问题,是人工心脏的寿命问题。如果过了这一关,人工心脏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对于心脏病患者又是一个福音。另外,我说一下医学伦理的问题。 现在许多国家已经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而我国现在还是以心脏停止搏动为死亡标准,这个标准不知浪费了多少卫生资源。做医生的都知道,我们做蛙的动脉心脏灌流实验时,把蛙的心脏取出后,心脏依然能保持长时间的跳动,但蛙已经死了。而我们现在仍在抢救那些大脑已死亡,没有意识,并且永远也救不回来,现时心脏还在跳动的病人。我们可以用呼吸机维持,用各种药物维持,可以维持多久呢?我听说最多可维持2~3年。如此维持,高干病房每天需花费3000~5000元。这一个人3年消耗的卫生资源,相当于3个县老百姓的医疗费用。但目前死亡标准没有立法,由于亲属的要求,治疗只能继续。尽管目前移植外科非常发达,但制约移植外科发展的不是技术,而是供体严重不足。一个人如果脑死亡,这时人的肾脏、肝脏等器官取出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供体。但如果循环停止了,这个供体可能就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如果也象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把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就可以节省大量的卫生资源,为脏器移植提供更好的供体。我希望大家共同呼吁,在中国及早实施脑死亡法。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