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一、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 1.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改善周边的整体国家关系 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上个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但通过近五十年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法国、英国和德国已经成为最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德国和法国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了却了历史恩怨,促进了经济关系发展,同理,中国和日本、日本和韩国也正在这样做。 2.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加强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渠道和方式 中国有句老话叫远亲不如近邻。所以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而参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则给我们提供了和周边国家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最有效最积极的途径。 3.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加强中国自身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地区行政区划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各省市之间的行政计划已经构成了对生产要素自由组合的严重障碍。在欧盟国家通过50年的谈判消除了彼此之间的鸿沟,统一了货币、贸易、财政政策。今天在中国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当中,我们更应统一对中央政策的贯彻实施,反对各行其是、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等,从而在中央政策的统一指挥下建立统一的大市场。 2004年中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式实施;中国与东盟实施了自由贸易区的早期收获,为启动自贸区的谈判、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进入了全面务实合作的阶段,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全面启动,中国还相继宣布了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等一系列区域性的合作计划。主席在去年访问拉美时,还正式启动了中国和智利的自贸区谈判。而且在主席访问澳大利亚,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还和这两个国家签订了经济贸易合作的框架协议,都是向着自由贸易区的方向来积极地加以推进。近几年中国同海湾合作委员会、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中非论坛合作方面的谈判与合作都获得了积极的推进,中国积极务实成为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贸易和议定书,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边贸易议定书,同80多个国家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与世界各国的双边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每年我们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无数次双边会议,像与美国就召开了第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与欧盟扩大补偿谈判也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与日本、俄罗斯、拉美、大洋洲和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亦日趋密切。 二、中国沿海三大区域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原有的“行政区经济”,由于条块分割,无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已不能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于是,我国出现了跨行政区不同形式的经济联合,如经济技术协作区、经济协作区等。这些经济联合体,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初级形式,并沿袭了计划经济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联合,虽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也不能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的,但毕竟在推进中。随着中国加入WTO扫除了我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制度障碍,加速了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我国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体城市或行政区经济自闭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受到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强力冲击。经济发展空间的区域组合既是我国经济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客观需要,也是我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旋律的趋势日益强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三大城市群三足鼎立态势渐趋明朗。 2007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GDP约占全国经济总量的35%,同比增长14.7%。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同比分别增长14.8%、15.7%和13.6%。 三大经济圈人均GDP依序分别为52519.3元、54919.8元和33576.9元。单位国土面积GDP产出分别为4246.8、4652.7和1304.4万元/平方公里,其中珠三角单位国土面积产出是长三角和京津冀的1.1和3.6倍。(数据来源:三大经济圈有关省市发改委地区司规划处整理提供) 1.珠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现在已经发展到“泛珠江三角洲”,一场前所未有的区域经济跨地区大整合正在粤港澳、闽、赣、湘、桂、琼、云、贵、川及更广泛地区展开,甚至连鄂、豫、陕、甘、宁都参与了进来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在香港正式签订,对香港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也推进“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我们有信心经过10年到20年的时间,把“泛珠三角”建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具活力的经济中心之一。 早先,广东省政府就决定拿内部离心力最大的佛山市开刀,撤销佛山市代管的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四个县级市的建制,将它们同时并入佛山,成为佛山的四个区。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提出,经过这么一整合,佛山市要成为广东省的第三大城市,这个第三大城市不是过去那种松散集合的地级市概念,而应该是有机整合的现代大都市。为此,新的佛山市从大佛山出发,对自己的城市建设、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重新作了规划,明确提出了“倚重广州融入珠三角”的大方向,具体地说,必须冲破“以己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确立起大城市整体协调发展的思路,把自己放在珠三角经济圈和广佛都市圈的背景下,立足于广佛都市圈,与中心城市广州的发展格局接轨,主动接受广州辐射,分流广州城市功能,构建核心城市边缘聚合功能。在此基础上,利用自身的产业优势、实力优势和所有特有的区域优势,突出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增强向珠三角边缘区域及广东周边地区辐射。 接着,广东的惠州市、汕头市也在省政府的安排下相继进行了类似的整合。此次行政区划大调整,是新中国49年以来广东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体现了广东省打造珠三角都市圈的信心和力度。“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宏观处副处长陈杰认为,“在广东,这样大力度的调整不会只此一次”。 2.长江三角洲 长三角区域经常召开15个城市的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会议,正在形成一个区域内多方沟通共同发展的渠道与机制,正着手从交通、市场、信息、金融、人才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合作,以提升长三角区域整体国际竞争力,以上海为龙头,世界博览会为吸引力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经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 长三角的浙江方面措施不少,杭州已经把其属下的海宁、萧山进行了整合,从而把杭州从“西湖时代”推向沿海沿江的“钱塘江时代”。 江苏省也早就提出了加快建设“三圈四市”的城市发展战略。“三圈”是指建设以南京、徐州、苏锡常为核心的三个都市圈;“四市”是指努力把南京、苏州、无锡、徐州建成特大型城市。同时从本世纪起,对部分省辖市的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把同城而治的市(县)并入城市。苏南地区就有吴县并入苏州、锡山并入无锡、武进并入常州。从形势的发展看,苏南的城市群走向合纵连横的整合已成大势。 从大的方向上,长三角沪苏浙三地已经达成了相对一致,今后,三地的发展会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次中心,城市之间会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协调,共同把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经济圈。 3.环渤海经济圈 由京津领衔的的环渤海经济区早在1986年就提出来了,真正拉开架势是近两年的事。虽然环渤海经济圈尽管还远没有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是它的国际影响已经很大。由于环渤海它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中国欧亚大陆桥的东部起点之一,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重心不断向亚太转移的趋势下,它巨大的潜力开始凸显,吸引了国际上众多的目光,它正在逐步变成连接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国际物流中心。 环渤海地区是指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的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经济区域。位于中国沿太平洋西岸的北部,是中国北部沿海的黄金海岸,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重要地位。 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中部地区,共五省(区)二市。全区陆域面积达11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6亿人。环渤海地区共有城市157个,约占全国城市的四分之一,其中城区人口超百万的城市有13个。 国家提出要加快环渤海地区的开发、开放,将这一地区列为全国开发开放的重点区域之一,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式确立了“环渤海经济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单独的区域规划。其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为环渤海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济区相比,具有五大比较优势: 一是地理区位十分优越。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各国;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结着蒙古国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区; 二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环渤海地区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耕地面积达2656.5万公顷,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之多,粮食产量占全国的23%以上; 三是海陆空交通发达便捷。环渤海地区拥有40多个港口,构成了中国最为密集的港口群;环渤海地区是中国交通网络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是我国海运、铁路、公路、航空、通讯网络的枢纽地带,交通、通讯联片成网,形成了以港口为中心、陆海空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沟通东北、西北和华北经济和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集散地; 四是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环渤海地区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基地,有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环渤海地区科技力量最强大,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四分之一。科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五是形成了一个实力较强的骨干城市群。环渤海地区以京津两个直辖市为中心,大连、青岛、烟台、秦皇岛等沿海开放城市为扇面,以沈阳、太原、石家庄、济南、呼和浩特等省会城市为区域支点,构成了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和外项型、多功能的密集的城市群落。在全国和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集聚、辐射、服务和带动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本地区特色经济区域的发展。在国际经济中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下,环渤海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环渤海五省(区)二市国民经济连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一是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二是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三是第三产业发展加快。环渤海地区如今已成为中国北方经济发展的“引擎”,被经济学家誉为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之后的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 在中国还有许多形态的区域经济,象沿铁路干线、沿国家公路线、大运河流域、少数名族区域、多省市交界区域等等。虽然它们的规模不及沿海三大经济区域,但经济一体化理论指引着我们,区域经济一体化还有着不少规律等待我们去认识。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 [摘要]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发展已经成为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及经济关系已经产生重大影响,世界各国(地区)都在积极制定应对对策,本文尝试通过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核心理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探索其对广西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实践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地缘优势边缘化低成本机制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运作,加快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此举已经对世界经济发展及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将在2010年建成,广西因其地缘优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应成为广西当务之急。 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 区域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第一个提出经济一体化的定义,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动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1961年巴拉萨在其名著《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国内关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早已开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借鉴与演绎,主要是总结归纳国外关于一体化的理论概念来推理一体化定义;另一个层次是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发展过程、制度演变以及社会经济效应等。 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理论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引起了专家学者对其研究的浓厚兴趣,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曾出不穷,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雅各布.维纳为代表的关税同盟理论 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在其代表作《关税同盟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维纳先是指出了早期关税同盟理论的不确定性,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区分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认为关税同盟得益与否取决于二者的最终结果,从而将定量分析应用于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研究,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坚实基础。关税同盟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所带来的不同的经济效应,即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前者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后者主要指规模经济效应、投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等。 2.以罗布森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区理论 英国学者罗布森在关税同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自由贸易区理论。认为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相比是次优的。自由贸易区有以下显著特征:(1)成员方所生产的商品在贸易区内征关税;(2)对来自自由贸易区外(非成员)的各种进口商品,各成员方有权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即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3)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罗布森等人还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专门适用于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型,罗布森认为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目标。 3.以西托夫斯基和德纽为代表的共同市场理论 共同市场的目标是消除保护主义的障碍,把被保护主义分割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统一成为一个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专业化、批量化生产等方面的利益。西托夫斯基和德纽在假设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研究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后成员国所获得的经济效应。其核心是:(1)通过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延伸,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技术利益;(2)通过市场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 4.以小岛清为代表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 小岛清对依据古典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来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工提出了疑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在实行分工之前两国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但由于市场狭小,导致产量很小,成本很高,两国经过协议性分工以后,都各自生产一种不同的产品,导致市场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协议各国都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要使协议性分工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此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还有以普雷维什等为代表的中心—外围理论和国际依附理论、以里斯.塞泽尔基为代表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国家需要理论、货币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理论、政策一体化的经济效益分析理论、双边或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否定的理论即双边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矛盾理论等等,在这里就不叙述。 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理论对广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指导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广西在如何制定正确发展战略规划?如何发挥地缘优势?提升和再造其经济优势?如何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有着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 1.转变发展理念,达成发展共识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多年实践说明一个简单事实:依靠贸易保护不可能使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同样,游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外也难使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广西在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广西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背景下来把握和定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从国家战略高度把广西推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使广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就是把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广西对外开放战略,提升和再造广西经济发展优势,使其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要挖掘广西地缘优势,实施以开放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把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面向东盟市场、拥有国际大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加强与东盟各国及广西周边各省(区)的全面经济合作,巩固经济腹地建设,借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夯实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桥头堡地位。当前,全区上下应加强宣传,转变发展理念,摒弃广西“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传统消极等待意识,抓住发展机遇,谋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达成发展战略共识。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广西发展的机遇更是挑战,不能成为贸易区中心就将被边缘化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边境地区(省份)的发展创造了独特机遇即可接近性。可接近性是具体包括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文化距离三个方面的可接近,可接近性令边境地区(省份)与区域国家在空间上的实现零距离接近,零距离带给边境地区(省份)新的发展机遇和潜力。具体而言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降低关税、市场开放等低成本机制促进区域内国家间贸易与要素的流动,带来生产区位的新变化和新经济中心的出现,具有良好的区位和发展条件的边境地区(省份),因低成本机制将可能在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得到促进,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而社会经济条件不好的边境地区(省份)或非边境地区(省份)可能会因为不能吸引生产要素而被边缘化,即过去和现在的一些生产区间和工业基地可能会因为一体化引发企业迁移,而使其市场潜力和投资吸引力受到削弱。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广西和云南两省区都具有零距离优势,双方都与东盟国家有边界接壤,都拥有若干个国家级、省级口岸和和若干条出境公路,为各自拓展与东盟国家贸易创造极其便利的条件,此外,还有东盟国家越南,一方面,在地理上,其处于中国——东盟地理中心位置,具有绝对区域地缘优势,另一方面,经过近年来改革开放,越南基础设施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不断优化,对未来的自由贸易区更是雄心勃勃,这样,广西沿海沿边的通道地缘优势正受到来自滇、越的分割而削弱。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经验,能否成为区域中心或是被边缘化与当地政府和企业能否正确认识经济一体化效应、是否积极采取措施改善投资环境、消除地方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障碍有着密切关系。尽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于2002年就启动,中国—东盟博览会也于2004年起就落户广西南宁,但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相对而言,在目前的进程中,国家层面推动的多,广西层面积极谋划推动的少。相比之下,云南的区位优势不如广西,但由于其积极争取,泛亚通道、昆曼通道都已启动建设。所以,广西应以积极的态度主动融入区域一体进程中,集全区之谋,迅速打造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举全区之力,办好“南博会”,积极落实区党委提出的“一轴两翼”战略,打造广西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心。机遇也是一种资源,而且是流动性资源,抓住了可以为广西所用,抓不住稍纵即逝,如果广西不能抓住机遇,将会错过发展机会被再次边缘化。3.中国——东盟贸易区大市场为广西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根据共同市场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的共同市场,一方面,可以抵御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贸易内部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实现规模经济。纵观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就主要是在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展开的,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贸易总额的50%~60%都发生在区域一体化组织内部。广西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程度大致相当,不仅具有广泛的经济基础和宽阔的产业与贸易领域,而且利于形成规模较大的市场,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1.3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得到快速发展,2006年广西与东盟贸易额为18.2亿美元,同比增长49.1%,是2001年的4.3倍,东盟已连续8年成为广西最大贸易伙伴,显然,广西对东盟贸易处于持续快速发展态势,前景广阔。目前,广西对东盟的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产品整体技术层次较低,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少,因此,要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新空间,广西必须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首先,做好广西对东部产业特别是粤港澳三地的产业梯度转移工作,促进广西产业升级;其次,广西要加强对生产型企业出口的扶持力度,主要是对已经成为广西优势产业和石化等港口经济的扶持,扩大其自主知识产权,大力推进品牌战略,以提高广西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再次,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和广西相对短缺的资源,完善大宗商品进出口协调机制。 4.发挥零距离优势,夯实低成本机制是广西当务之急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低成本机制,主要包括关税降低和可接近性两方面。关税降低属于国家层面事情,会随着贸易区建立而得到解决,而可接近性则是区位优势所确定。广西的可接近性,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低成本机制提供可能,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还需要健全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交通、仓储等基础设施,搞好金融、外贸、信息等服务,既是打造广西与东盟贸易低成本机制的前提条件,更是广西当务之急。一个方面要尽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把广西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区域国际大通道当前,工作重点是加快建设沿海大型组合港,以建设中国南方大港为目标,统筹规划和建设防城港、钦州港、北海港三大沿海港口,力争到2020年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将突破1亿吨。另一方面是加强广西作为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性国际信息交流中心的建设。具体分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电信业、构建区域网,建设广西与东盟国家跨区域电信网络,便捷广西与东盟国家信息传输;其二是建立、健全数据库,提高信息共享,主要包括:一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系统资料库。包括贸易主要文件、东盟10国的经济发展和主要企业等信息;二是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等资料;三是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地带和桥头堡的资料。包括广西沿海港口、陆路口岸、公路、航空、航运、铁路、专业市场、金融、会展、旅游等物流基地和商贸基地的基本情况,以方便东盟各国和内地各省(区)更好利用广西这个前沿地带和桥头堡。 5.互补性与竞争性是经济一体化内生机制,也是广西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基础 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互补性,那么不同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品范围差异较大,区域之间发生的产品贸易并且贸易的范围比较广阔,即贸易效应,由于贸易量的增加,导致与相应产品生产相关的生产要素的区域进一步流动,形成了一体化内部的生产要素的集聚,通过生产要素的集聚与扩散,充分发挥了要素的经济效益;如果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竞争性,产品之间的替代性较强,竞争会激烈化,结果是质优价廉的产品贸易效应得到加强,从而引发了空间经济主体之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同时也导致了一体化内部生产要素新的集聚与扩散,也会使一些与被替代产品相关的生产要素重新开发新的产品,促进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强化区域竞争优势,同样扩大区域经济规模。显然互补性与竞争性形成了是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构成其内生机制。广西与东盟国家贸易既有互补性,也有竞争性,根据出口商品分类,广西在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第六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第十一类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第十三类矿物材料制品,陶瓷品、第十六类机电、音像设备及其零部件、第十七类车辆、航空器、船、第二十类杂项制品、第二十一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玩与东盟国家存在竞争性,而东盟国家的资源性产品、石化工业产品、电子电器及农产品在广西有很大的需求,逞互补性。总之,广西与东盟在产业和产品上都各具特色,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具备了开展单边和多边合作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四、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浪潮也波及整个世界,对世界经济总体格局及国际经济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各国都将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作为一种战略任务放在愈益重要的位置。广西也不例外,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独特地缘优势,应积极借鉴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指导意义,努力做好以下工作:要转变发展理念,形成发展共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广西发展的机遇更是挑战,广西如果不能成为中心就将被边缘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市场将为广西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新的空间、降低交易成本是一体化的基本点,夯实低成本平台是广西当务之急、经济的互补性与竞争性是经济一体化内生机制,是广西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 该文章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广西区位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战略选择》课题的阶段成果之二,本课题是广西民族大学重点课题,课题成员有李振艺、王新哲、方岚和黄永忠。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欧盟和APEC特征比较 1.动力机制比较——制度与市场 欧洲国家的相对同一性是建立制度性一体化框架的关键因素。欧共体成员有着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相近,贸易政策基本一致,相对容易就一体化目标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它们追求的利益目标和追求利益的方式比较相似,因此能够按照共同通过的法律契约让渡自己的主权、加强经济融合。欧盟拥有紧密的制度性联合和较强的组织机构,成员国政府通过签署条约对其在一体化集团中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并根据具体情况设置超国家机构共同决定一体化的发展。 与欧盟相比,亚太地区包括众多经济体,它们不仅社会制度不同、经济运行体制相异、发展水平悬殊、贸易政策难协调,而且还存在不少历史遗留下来的非经济障碍,难以寻求统一的“价值”或“理念”。APEC以自发形成的密切联系的经济活动为基础而产生,这种以市场为动力的一体化,绕过了影响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经济交流的制度和法律障碍。APEC成员在保留自己主权的前提下消除各种壁垒,形成市场的扩大和客观的融合,其一体化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之间以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 2.运行机制比较——开放与封闭 如果一体化组织的运行通过谈判机制来完成,该组织往往以对内的开放和对外的封闭为特征。在谈判机制下,欧盟给各成员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是以成员间彼此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甚至出让一部分主权为代价的,因此具有排他性。这将减少成员国与外界的联系,更加依赖于组织内部的经济往来,从而产生了封闭性。从欧盟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1960年~1995年欧盟的内部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由6%上升到14%,对外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却变化不大;而且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其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25%下降为1993年的23%。 相反,如果允许成员通过特定的协商机制来确定经贸合作的共同目标,并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那么一体化组织在对内开放的同时也能实现对外开放。如在APEC单边主义协调机制下,任何一个合作事项均实行成员主动倡议、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方式,各成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开放进程的调整以相应的承受能力为基础。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化措施同时面向区域内外,APEC以外国家和地区对APEC的出口依存度由1987年的19%上升到1993年的22%。 3.组织机构比较——紧密与松散 以谈判机制为基础而建立的区域经济合作,客观上需要有一套紧密的制度性组织机构为各成员提供一个经常性的谈判和仲裁场所。欧洲经济一体化制度性合作色彩较浓,因而其组织化程度和规范强度在各成员国的主动认可下远远强于APEC。为保证制度性组织机构行使权力,欧盟要求各成员让渡部分经济主权,由超国家机构统一调控。从关税同盟开始,随着一体化的深化,各成员让渡的主权相应增加,欧盟已逐步建立起一套结构紧密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等。 在APEC协调的单边主义机制下,成员之间在一体化进程中产生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客观上也需要有一定的组织机构作为协调合作目标、合作进程和相互利益关系的场所,但APEC的组织机构完全不同于欧盟的“超国家共同体机构”,它强调功能性合作,不需要让渡主权,是比较松散、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既没有法律和协定的约束,也没有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它只设有一个秘书处,除财务管理外,主要是联系和协调各方面的活动。 二、欧盟和APEC推进方式比较 作为制度性一体化,欧盟在一体化的每个阶段都制定相关法律,成员国依此实施一致对内对外政策,经历了由低到高的一体化形式。《巴黎条约》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反映了特定经济部门的一体化。《罗马条约》建立了关税同盟,实行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单一欧洲法案》对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列出了约300项立法,并规定了完成这些立法的时间表。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正式形成。随后,欧共体成员国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并于1999年实现了经济货币联盟。今后,欧盟将迈向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对各种经济政策通过超国家机构进行协调和统一。 欧盟创建时就采用关税同盟对一体化升级具有决定意义。关税同盟要求成员国放弃关税制定权,并让渡给共同体所设立的超国家机构。根据“新功能主义”,超国家机构具有功能外溢的特征,即当成员国在某一经济领域实现了一体化,超国家机构将提出另一个领域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这将导致其他经济领域的一体化发生。随着一体化程度加深,欧盟各成员让渡的权力从关税制定权扩展到货币政策制定、管理和执行权。尽管让渡主权的范围不断扩大,但权力的实质性转移仍取决于成员政府的政治意志。为平衡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超国家机构加强机制化建设,采取各种有效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在协调成员国和联盟利益的矛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正是在解决这两种利益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 与欧盟不同,APEC在推动经济合作的道路上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首先,APEC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区域主义”。为了推进全球贸易投资的自由化,防止世界贸易形成封闭状态,APEC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其成员任何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的减少或取消原则上可适用于非成员。其次,APEC各成员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强求一致,只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因此APEC选择了灵活的方式,承认各成员贸易投资自由化起点不同,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APEC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强调了灵活性。最后,APEC规定成员用15~20年完成贸易投资自由化,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个长期目标。这样,各成员就有时间和机会逐步调整自己的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在开展具体的经济合作时,APEC成员不需要服从于超国家规章或强制力量的制约,它实行“自愿选择、组织推动”,同时采用单边行动和集体行动,依靠各成员的主动性和成员之间的协调性。APEC的这种发展模式建立在现实和实用基础上,只要亚太地区多样性这一特点不变,APEC开放、灵活、渐进的推进方式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三、发展趋势分析 1.欧盟的发展趋势 欧盟以制度化和机制化作为发展框架,以统一方式和一致进度推动一体化,虽然这样组建的一体化组织容易迅速巩固和深入发展,但封闭性和排他性使一体化规模难以扩大。鉴于生产扩大与内部市场狭小的矛盾,欧盟必须从外部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为振兴经济注入新活力。 (1)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盟按照“同心圆欧洲”的构想逐步推进一体化。以原欧共体为内圆的深化和扩大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二圆也随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达成“欧洲经济区”协议而实现。目前,进一步扩展至中东欧构成欧洲经济圈第三圆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与欧盟差距较大,短期内达到入盟标准的难度很大。1999年,欧盟通过《2000年议程》,对东扩的财政预算、共同农业政策和结构基金的改革达成妥协。2000年,欧盟通过了旨在改革内部机构、为东扩铺平道路的《尼斯条约》草案。随着东扩谈判的进展,由于成员国组成发生变化,欧盟必须放弃过去步调一致的一体化方式而采取更为灵活的方法。已走入经济货币联盟的欧洲国家将形成一个核心内圈,其余国家将以某种松散形式联合起来,待条件成熟时进入内圈。欧盟可能成为一个以灵活性和开放性为特征,发展层次有别、推进速度有异的新型一体化集团。 (2)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尤其是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欧盟利用地缘优势推行新地中海战略,加快与地中海申请入盟国家进行谈判,期望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于2005实现两大地区之间的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的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国合作关系。为了进一步加强和亚洲的贸易合作,欧盟与亚洲以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亚欧商务论坛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见,欧盟开始把其经济集团的范围逐步扩大到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较高的欧洲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互融合,标志着欧盟传统的一体化模式在该地区正在被打破,该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由封闭走向开放或比以前有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性。 2.APEC的发展趋势 经过多年发展,随着发达成员主导APEC发展方向的趋势得到加强,APEC出现了逐步向机制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即其中的非强制性成分在减少,而强制性成分在增加。 (1)有关机构建设和高层会议制度化。1992年,《曼谷宣言》决定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标志着APEC走上了机制化道路。1993年,APEC决定每年定期举行首脑非正式会议,将协商的时间框架机制化。APEC形成了从高官会到部长级会议再到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三层决策结构,并以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出的“承诺”作为实施决议的保证。这增强了APEC的硬性约束力,任何议程一旦达成共识或进行了承诺,就具有“隐形压力”。 (2)贸易投资自由化途径呈现出机制化倾向。APEC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时间表来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构成硬约束。为使各成员国的单边行动计划具有可比性和透明性,APEC贸易与投资委员会设计了标准化格式文件,并配备了一套以修改、审评为内容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对成员更加一致和硬性的要求。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化,集体行动计划无疑将继续增加,这使“自愿灵活”的空间逐渐缩小,依靠舆论压力和形象促进的软约束将演变成集体行动的时间承诺和变相的硬约束。 (3)议事规则的硬性约束趋势。温哥华会议确定的自愿部门提前自由化(EVSL),违背了APEC一贯倡导的自愿和协调一致原则,体现了真正的“硬”行动。EVSL尽管名义上是自愿的,但实际上标志着从自愿向谈判的转变,某些APEC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关贸谈判方式,远离了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单边计划。此外,APEC在协商方面也趋向于强制性,“协商一致”原则蜕变成为“灵活协商”或“实质性多数”方式,从而使多数意见形成主导势力,敦促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成员调整自己的立场。 (4)争端调解机制。《大阪行动议程》对APEC的争端解决机制制定了目标、准则和集体行动框架,将争端解决内容分为APEC成员政府之间的争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和私营企业之间的争端。1996年,APEC在菲律宾高官会上就APEC争端调解的性质和程序作了深入探讨,并通过了各成员的单边行动方案。随着APEC机构的不断发展,成员间经济贸易摩擦和争端日益频繁,争端调解机制的建立势在必行。 今后,欧盟和APEC以前所各自拥有的独特性质将逐渐变为二者的共性。欧盟正积极为实现政治一体化而努力,同时,它在发展趋势上还呈现出松散性、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而APEC在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同时,正致力于加强机制建设,各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的规范化和制度化,APEC正在成为一个更加紧密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管理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和补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继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之后,建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近来也呼声高涨,但是东亚各国之间所特有的一些状况依然对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小的阻碍。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 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 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主权,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 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主权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 合作体制所吞噬,近年来对推进全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已热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种仅在东南亚小范围内实行合作的趋势,此点由2000年第四届“10+3”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发言可见一斑。(2)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顺利实施,大国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占东亚13国经济总量绝大部分的中日两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矛盾以及一些领土的争执近年来政治关系跌至低谷,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双方难以协调配合,从而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局势。(3)比之世界上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亚各国之间无论在社会制度、宗教信仰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巨大差异面前,即使是自由贸易区这种低层次的区域合作,也会由于一些国家担心本国市场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等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4)公认的东亚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内部缺少一个核心力量来推动一体化进程,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拥有自身的主导力量,而东亚国家或者因为实力不济或者因为不愿出头而无人担当主导力量,这就导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论坛层面而无法就更深层次的事项作出决策安排,使得一体化进程受挫。 尽管东亚经济合作面临重重困难,但作为当前区域经济合作主渠道的“10+3”仍在进行,东盟自由贸易区大部分已经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也在进行,通过建立东盟与中日韩的合作关系以及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逐步转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方式也是可行的。如果各方能摈弃嫌隙,拿出合作的诚心共同协商解决困难以实现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构想,那么共赢局面的到来将指日可待。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又是经济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的必然走向。经济全球化在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目标发展的同时,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冲突,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区域间的竞争愈加激励,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因此,依靠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突破区域边界效应、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研究的重点。在全面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人力资源管理内涵的基础上,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源管理;影响;概况 0引言 人力资源作为内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是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自确立人力资本理论以后,大多数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整体而言,研究方向定为三项,其一,作为生产要素,将人力资源向生产函数内引进,进而对经济增长状况进行研究;其二,新经济学影响下,通过企业理论,解释企业形成、交易成本等人力资源;其三,人力资源的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全面分析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的作用,进而对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况 1.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况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都是经济理论领域关注的热点话题。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区域,利用互相协作的同时进行经济政策、措施的制定,且签订经济条款,在经济层次形成一个整体,建立区域经济联合体。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发展趋势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区域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即由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逐步深化为经济政策的统一。经济学家于1950年将其定义为单独的经济整合为较大的经济的一种状态或过程。也可理解为在多个经济区域内,消除或削弱参与体间的贸易壁垒,使生产要素逐步向自由流动状态发展。自上世纪90年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越来越迅速,掀起了一股新浪潮,推动了国家、区域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1.2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况 作为第一生产要素,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在经济学和人本思想的指导下,利用多种管理形式有效运用组织内外具有关联性的人力资源,以此满足组织现阶段及其后期发展需求,确保达成组织目标及实现组织与员工共同发展。招聘、培训、绩效等为人力资源的主要构成部分,具体如图1所示。通过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可协调人与事之间的关系,避免冲突、矛盾,将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做好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最终达到组织目标。 2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由理论角度分析,人力资源理论发展早期主要应用于微观经济学领域,认为对收入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为个人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人力资源逐步引入宏观经济学领域,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在新经济增长理论背景下,人力资源理论研究又迎来了新高潮。为此,针对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进行分析,1)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证人力资源管理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调一致,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合理化。人力资源是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积累、空间结构配置合理化、制度规范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条件,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可为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可靠保障。2)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保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自然资源,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协调。且不得以牺牲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代价,要求经济增长逐步由依赖物质资本转变为人力资本,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人力资源积累可实现相关生产要素如资本等收益递增。3)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选择路径。人力资本流动合理性、配置有效性是区域经济的经济收敛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可提供更高效的人才资源,优选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将区域之间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各个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3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建议 3.1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源基本品质 在中央财政大力支持下,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即有针对性地快速增加教育投资,优化人力资源管理结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为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必须提高人力资源投资利用率,转变落后的发展扶持观念,实现人与物有机结合的开发利用目标。也就是为达到各个地区经济共同发展,必须转变政策扶持的方向,以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改善当地社会环境资源为出发点,将教育投资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增强农村扶持力度,为我国广大农民谋福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在社会竞争愈加激励的今天,针对社会成员再教育问题相关部门必须予以重视。要求以教育、培训的方式将无形的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资源,通过提高人们的各项素质,为自身、为企业、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3.2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1)优化人力资源本地区配置。人力资源本地区配置是指按照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物质资本,以本地区人口与人力资源状况为根本,通过调节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各项政策,如人口、劳动力等达到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目的。其作用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将地区经济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出来。人力资源地区配置必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要求及现状,适当增强人力资源的流动。做到以下三点,第一,通过市场化方式实现人力资源配置。作为一种经济行为,人力资源本地区配置应严格按照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良好的待遇及优越的工作环境,增强人才吸引能力及提高本地区人才流动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源地区配置的成效;第二,消除地方保护主义。避免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人才,减少人才流失;第三,根据城市自身发展合理引进人才。有针对性地制定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引进政策,通常以高科技、高素质型人才作为引进重点。2)优化人力资源部门配置。新部门、新行业的诞生及发展与投入大量劳动力、资金密不可分,要求人才配置合理化。针对高新技术行业,人才配置应选取较高层次技术人员;对于产品生产工艺技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人才配置选取一般层次人员即可。人才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实际情况,要求根据产业结构变动及时调整人才配置比例。因我省在政策上基于优先发展行业、新型产业给予一定扶持及优惠,要求各个部门、行业必须及时、定期人力资源配置信息,实现人力资源配置方向清晰化、明确化。同时,根据各个地市人力资源要求,做好各项培训工作,提高各类人才的技能水平及素质。3)优化人力资源企业配置。人力资源企业配置的主要目的就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换言之,就是实现人与岗位最优化,将最适合的人分配到最适合的岗位。保证人力资源充分结合物质资本才能实现最大价值作用发挥,才能为企业发展贡献最大经济效益,这也是人力资源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为此,针对当前高技术人才紧缺,无法充分发挥先进物质设备资源价值的现状,企业必须根据自身条件、发展规划、长远目标制定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方案,要求做好“由岗选人,人尽其才”,将人的作用充分发挥到岗位上,将人的潜能全面激发出来,进而为企业的高效运作提供人才保证。 4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综合实力逐步增强,在世界上中国的经济地位也越来越高。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缺陷,如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等问题。为平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发展,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重视“人”这一重要因素。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做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极为重要。必须遵循经济学原理,对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进行全面了解,且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实际情况及地区发展现状,提出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高人力资源基本品质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以期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探索 1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关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宝。 2区域经济与城市群 2.1区域经济与城市群的含义 所谓区域经济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资源的优化与科学整合,发挥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优势,集中优势人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区域集团。发展的关键:(1)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战略支点作用;(2)充分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选择,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中部区域经济的联动、协调发展;(3)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所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性,构筑中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支撑平台。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3)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4)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4)英国大城市群;(5)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从涵义上看,建立城市群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2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3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建立城市群的优势 长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势头特别明显。2008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城市GDP总计2.8万亿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优良、创新能力突出的地区之一。 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2)经济实力雄厚;(3)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4)交通网络发达;(5)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6)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 4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4.1核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足与落后,上海金融中心虽已建立但还不成熟,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上海与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组织。 4.2行政区划分,各区矛盾日益尖锐 地区之间各自为政,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6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更助长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3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税大利高的产业上,再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会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4.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本区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更加恶化了生态环境,使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4.5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猛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现不尽如意的现象。江苏省每年用地总量达几十万亩,且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工业用地增加迅速,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粗放利用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转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时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设中,不顾实际搞“大马路”“大广场”,使原本十分紧张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5.1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上海举办2011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 5.2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 5.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 5.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6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6结语 发展中国经济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长江角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收益最大,地理位置资源优越的宝地,必将担负起壮大中国经济的使命,上文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与劣势,很鲜明的指出了今后需加强与发展的方面,通过更加科学的发挥比较优势,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最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完成建立世界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如火如荼的展开,我国的经济一体化区域既包括省内也延伸到周边省外,既包括历史上、习惯上、传统的区域也涵盖了新时期新时代政府主导下着力打造的新型经济区域,从长三角、珠三角到环渤海,再到中西部地区的新疆乌昌、东北黑吉辽三省、长株潭、武汉城市圈、成渝、安徽皖江城市带、河南中原经济区等[1]。区域一体化是我国区域治理的重要组成趋势,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区域治理理论需要法治的保障,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将硬法和软法相结合的法律治理模式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但是当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制度,缺乏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法律治理模式,尤其是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治理模式来推动一体化的发展。因此,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治理对于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原因 1.1区域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的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指出,矛盾具有特殊性。而我国地大物博,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每个不同地区都具有自身的天然地理特征和自然区位优势以及自然资源优势,也不例外的都具有各自的区域短板和发展局限性。于是区域合作便应运而生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有利于迅速实现不同地区之间的优势互补,提高经济总量。并以此为引导实现区域间其他各个方面的发展交流。 1.2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交通通讯是城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建设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是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势互补的血脉联接。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展提供了便捷之路。截止到目前根据资料显示,我国高铁里程达到世界总里程的一半,高速公路里程居世界第一,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50%,交通通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1.3政府政策的支持除了近期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区以及长江经济带以外,我国三十年来发展成熟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国家级特区,上海浦东、重庆两江、甘肃兰州等国家级新区,武汉两型社会建设、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些区域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国家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促进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1.4人口的跨区域性流动人口流动是自古以来都有的“天然”现象,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科技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样化和频繁,而人口流动也越来越容易和便捷,尤其是农民群体在城乡间的往来流动占绝大多数。这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人力支持,为较落后地区带来了思想变革的先兆。 2我国区域一体化及法律治理中的问题 国内经济一体化主要通过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各种政策性支持和调控,例如逐步取消和打破阻隔各地区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壁垒,建立统一市场等等。同时根据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特点和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人口、资源等问题,但是仅仅依靠政府是无法圆满地从彻底上解决问题的,除了政策性支持和引导之外,政府应寻求和积极力促各地区间的更普遍和更深层次上的互补双赢与合作,建立我国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法律治理模式,但是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法律治理中存在许多问题。 2.1缺乏统一遵守的合作协议或章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没有根据各地方的利益诉求去建立各地共同遵守的区域合作协议或章程。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个区域的政府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并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但在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各地政府为了各自政绩而忽略区域全局的建设,强化各地方的资源配置和重复建设,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市场分割的盛行,由此可见利益分配问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发展问题[2]。我国当前区域合作主要通过区域合作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基本上是单一领域的合作协议,缺乏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协议约定,因此难以形成真正有效并可持续性的区域合作机制,最终难以实现共同利益。 2.2缺乏区域政府间的长期合作机制我国部分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主要通过制定行政协议来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虽然引导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这种措施代表的只是发展的方向与发展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可持续性的、长期制度化的机制,更遑论符合法律精神的违约责任认定机制和解决纠纷机制[3]。如果缺乏区域间争议解决机制,会严重限制政府间的合作。 2.3限制了社会公权力的作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忽视了公民参与治理的作用,区域一体化的建设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与民众息息相关,公开是区域一体化法律治理的重要要求。法律治理的公开机制能够有效地保证各区域之间政策运行的透明度,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评价;促使各地区之间及时获取信息,学习实践经验,形成合作和互动。通过发展区域中多元素和多主体的参与,构建多层次、多方位的管理体,充分发挥社会公共权力的作用。 3法律治理模式理论 公共治理理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有利于实现区域合作效益的最大化,而法律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法律治理模式指导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治理是行政管理中的新型沟通合作理性,在权利运行方面,治理是关系到上下、水平方向的互动管理过程,各地方政府进行协商与合作,制定共同目标,共同实施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与职责[5]。每一种社会治理模式都离不开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结构,法律治理模式中主要分为三种模式。 3.1硬法治模式区域治理中的硬法治模式指的是确定的、可预期的法律,能够保障社会的秩序和基本价值观念,从而满足社会法治化的需求[6]。但在区域法律治理的过程中不能完全运用硬法,也没有必要进行全面的硬法治理。在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中硬法很多时候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3.2软法治模式区域治理中的软法治模式指的是由区域各地方成员协商一致,共同制定发展经济的规章制度,软法律虽然不具备强制力,但是各个地方成员必须遵守,具有约束力[7]。软法律模式的缺陷就是过于理想化,在当下社会无法真正实现民主与法治,各个成员从自身利益出发,如果一方不遵守协议,会造成其他损失。 3.3混合治理模式混合治理模式有利于充分发挥软法和硬法的优势,能够充分实现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硬法和软法的有效结合使法律治理更具多元化和有机化,软法有利于回应社会对公平、法制的需求,硬法能够确保区域中各个地方的遵守程度,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法律治理的重要手段。 4构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治理 4.1法律治理的实践轨迹区域行政协议和区域性组织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初期的法律治理机制,其中行政协议指的是各个政府机关之间缔结的协议,行政协议不仅用于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其内容也逐渐向合作和发展转变,逐渐成为重要的法律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是进行统一市场、优化产业结构的改革,破除各地方立法,因此我国在改革法律治理的过程中对地性法规和规章进行清理和协同立法,并采取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的领导方式,在不断地实践中形成了区域行政协议、区域合作组织、区域协作立法、区域行政规划和区域行政指导等五种法律治理方式。 4.2法律治理中的政府首先要建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体系,借鉴国际上欧盟的成功经验,注重基础条约的重要保障作用,并广泛运用于我国区域中各地方内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法律制度进行引导,各个区域内的各地方是公平、平等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各地政府之间的合作,以及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立法进程,明确各个地方政府在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职责,避免地方保护主义。通过立法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要建立有效的区域一体化领导组织机构,加强各区域间各个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各区域的领导集体组织,并形成长期的合作机制。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应要相互协调,逐步建立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导协调机构,并制定符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逐渐形成本区域长期的发展模式。最后要不断完善司法纠纷解决机制,有效地化解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中的各项矛盾,如果无法有效地确定责任的承担主体就会阻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司法纠纷解决机制中建立有效的司法纠纷化解机制,及时解决各地方政府、公民与政府在区域发展中的矛盾与纠纷,促进矛盾的有效解决。 4.3法律治理中的公权关系法律的制定在于反映民意,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治理应充分体现社会公权关系,充分体现民主协商性在法律治理中的作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主题更加多元化,公民能够代表公共自治区的广泛民意,与此同时,法律的制定与实施过程应更加开放,向社会与公民的各项利益诉求开放,最终法律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商谈、合作,注重与各个地方的沟通与对话,强调共同的认同和共识,促进区域各个地方的共赢。 5结语 综上所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治理有利于深化我国行政法治实践,健全我国法律制度,促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法律治理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统一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司法的保障作用,促进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健康、持续、有序的发展。 作者:刘晨 单位:黄河科技学院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对策 一、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困境 (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综合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缺乏 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经济圈以小时覆盖。从甘肃来看,经济一体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一是在铁路运力方面,铁路运力难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铁路交通运力分布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二是高铁方面,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之下,甘肃形成了“兰新高铁”“、成兰高铁”“、兰渝高铁”和“宝兰高铁”,但这显然无法满足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需求;三是在机场方面,机场的航班、客流相对较小,出现供需失衡的问题。 (二)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 甘肃紧跟时展的步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导致经济一体化进程受阻。首先,区域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不同,甘肃有国家级贫困县四十余个,且主要分布在陇南边远地区、庆阳老区等地区,这就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失衡问题比较显著;其次,以兰州为中心城市的发展模式,缺乏良好的带动力和辐射性,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比较被动;再次,资源发展不平衡,交通资源、水资源的补偿失衡,成为制约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图1所示,2014年甘肃各设区市人均工资情况。作为省会城市的兰州,相比于天水、酒泉和张掖,人均工资反而出现严重偏低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兰州在充足资源的情况下,比较欠缺发展的带动能力,影响了以兰州为中心,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三)城市体系不完善,结构梯度不合理 甘肃处于欠发展省份,本身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但就当前的发展形态来看,既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也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一方面,城市体系不完善,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吃紧;另一方面,城市结构梯度不合理,产业规模化、产业链尚不完善,一体化经济发展的扩散,周边落后地区难以有足够的能力接收。 二、深化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当前,甘肃正处于发展的新阶段,如何抓住发展的新机遇,是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也是促进甘肃经济腾飞的关键。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优化与调整,关键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区域协调规划,从本质上夯实发展的基础。那么,具体而言,深化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应切实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创建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 完善的交通设施网络化体系,是当前甘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纽带。交通网络化体系的形成,缩小了区域内的空间距离,却扩大了区域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空间。一是通过以兰州为中心的交通一体化,实现甘肃区域经济发展的联动性。二是高铁建设步伐应加快,在已有的四条高铁线的基础之上,形成幅员更加广阔的高铁覆盖。充分依托高铁建设,加速区域经济发展步伐,让经济发展圈在良好的联动机制下,获得长足的发展。三是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落后性。在深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要针对各区域经济体的均衡发展,充分发挥带动作用下,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 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应进一步退出以市场为主导下的发展模式。甘肃作为西南欠发展省份,在“弱市场”的格局之下,应进一步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着力打造“强政府、强市场”格局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良性铺展,这更符合甘肃省的省情和发展的需求。此外,甘肃省要成立由省政府、发改委为牵头的区域协调发展联席会,让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以一体化战略合作的方式具体体现并深化推进,更具有长远的发展意义。 (三)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扩大中心城市的带动力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点,在于中心城市带动力、辐射力的有效体现。因此,甘肃在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应进一步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确保以中心城市为辐射圈的发展动力。并且,区域经济要以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各方利益的有效协调。甘肃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但发展的空间巨大,这就决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同样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一是甘肃经济发展与产业转移应该从甘肃整体城市群的发展厨房,做到各方利益的协调;二是甘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应注重产业格局的优化发展,充分利用区域经济内丰富的资源,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深化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三是重点区域进行城市群功能定位的协商,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定位以及布局。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仍需克服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并着力于经济一体化发展内外环境的夯实,促进一体化发展带动甘肃经济的腾飞。一方面,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甘肃经济发展处于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甘肃经济发展底子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尚未真正成形,仍需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因此,甘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推进,应着力于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化体系,创建一体化发展的良好基础;增强区域的协调规划,实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完善城市等级体系建设,扩大中心城市的带动力。 作者:李振华 单位:天水师范学院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合作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指的是按照自然地域经济内在联系、商品流向、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为区域经济的联合体。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时也是建立在区域分工与协作基础上,通过生产要素的区域流动,推动区域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过程。[1]区域各地方政府,无论本地的资源禀赋如何、产业结构如何、竟争力如何、地方利益能否得到维护,都无法回避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强劲冲击。在区域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建立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是势在必行的。 1.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理论来源 1.1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理论是研究生产资源在一定空间(区域)优化配置和组合,以获得最大产出的学说。[2]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拍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国际相互依赖理论,指出各国普遍生存于遍布全球的相互依赖网中,都有义务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而不是强制的基础上的全球社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趋于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就是要求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选择,在区域内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通过制度创新消除地区间经济交流的各种障碍,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通过消除这些障碍,使得生产要素能够在区域内部自由流动组合,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从而使地区经济运行效率提高,获取更多利益的过程。换句话说,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就是在于建立区域间政府协调合作机制,建立良好有效的沟通渠道,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摩擦,实现良性竞争,带动区域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1.2都市联盟理论都市联盟理论也是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理论来源之一。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经济的合作发展除了要整合自身资源优势外,还要进行一定的泛空间、跨区域间的交流合作,城市之间日益紧密的合作博弈必然产生都市联盟。都市联盟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城市为了一定的愿景目的建立在契约之上,而进行的一种合作性超边界组织安排。[3]究其实质,都市联盟就是利用联盟理论建立起来的城市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形式,它打破了行政区域划分的限制,克服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雷同化的现象,降低了联盟城市彼此间的交易成本,通过建立稳定的优势互补的超边界合作组织,使得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城市得到了重新定位,不仅加深了区域分工,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形成了区域规模经济,达到都市协同效应,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得都市之间的联盟真正实现了1+1+……+1 n的创造价值效果。都市联盟的发展特性是以市场为机制,以利益趋同为动力,有效促进区域内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联盟城市多赢的局面。因此,都市联盟具有以下的特点:目标性,明确的目标是都市联盟的第一要素,合作的动力是建立在各联盟的“共同意愿”之上,在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城市合作获得各自的利益,避免各自风险;系统性,都市联盟的建立是以契约和协议约束构成的;动态性,失去独特优势的城市可能被淘汰出局,而具有后发优势的城市会被吸纳为新成员,整个联盟是一种动态的结合;独立性,都市联盟的系统是独立的,各成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协同性,联盟城市在拥有各自核心优势的同时,各联盟方又是相互依赖的,进行优势互补而产生协同效应。 1.3府际管理理论、复合行政理论政府间合作模式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一般被称为府际管理(IGM),府际管理理论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再造和地方政府间伙伴关系建立而提出来的,是关于协调与管理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治理任务,以问题解决为取向,通过协商、谈判和合作等手段,是依靠非层级节制的一种网络行政新视野。[4]府际管理以问题解决为焦点,具有行动导向,通过建立协调性、依赖性的网络型治理结构,使得府际间各项计划得以顺利推展;强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提出设立政府理事会来解决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实现项目和管理功能上的府际间转移;具有独特的目标导向、网际沟通的冲突解决方式。总而言之,府际管理是以解决区域经济合作带来的众多相关问题而建立起来的紧密相连的政府间合作共治模式,它以突破地方封锁与保护、解决合作欠缺等区域中政府合作难题为根本目标。 2.区域经济一体化下政府间协调合作产生的现实依据 区域经济一体化绝非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或是一种地区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它要求各地生产要素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建立一个包括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内的统一市场。在统一市场中,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正常进行。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建立良好有效的区域政府协调合作机制;而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将促使区域经济朝着健康有序的状态发展,使得一体化是各方互利共赢的一体化,是规范法制的一体化,是协调合作的一体化。 2.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质需要区域政府间建立协调合作机制区域内的不同地区彼此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分工格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各区域政府各自为政,自成系统,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手段,那么各地区的经济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发展,制约了分工合作的深化,生产要素不能在区域内自由流动,不能实现产业的优势互补,将严重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只能是空谈。 2.2协调合作机制的建立是消除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区域产业结构雷同、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区域环境逐渐恶化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的成长,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则无法处理区域内多种具体的利益矛盾,且协调成本过高,时效性过差,难以达到最有效的目标。而区域政府间的协调合作则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利益矛盾,实现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由于资源禀赋等的差异,各地区之间客观上存在着通过互利合作而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相互需要。 2.3政府间协调合作机制的构建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面对我国特殊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各地方政府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了追求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最大化,由于重复建设而导致产业结构趋同、地区大战、市场分割、跨地区性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屡禁不止,正是因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地方政府的横向关系中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缺少制度保障。因此,建立良好的协调合作机制不仅能消除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良现象,而且将会极大的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探究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实践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经济一体化中,既有全球性的,也有区域性的,尤其以区域性的发展最迅猛。各国之间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联合起来组建区域性经济,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它们都在区域性经济组织建构的法律制度中运作,在这些中又以它们构建的法律组织为依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法律制度尤为突出,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为顺应这种趋势,一改排斥的态度并积极安排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除了参与了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与东盟成员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分别开展的经济合作、东北亚经济合作、中国与欧洲、南美地区经济合作等外,还特别考虑了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两岸四地”间密切的经贸联系以及都是WTO成员方的实际情况,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最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和“内地与澳门最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不但创造性地提出了CEPA这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式,也为构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及内涵的法律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可以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而从近年来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新态势来看,我国学者樊莹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下了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使其利益最大化,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而建立经济贸易联合的过程,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 而我国学者杨丽艳则从法律的角度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进行论述,指出法律角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主要发生在国际区域内的诸个国家或关税领土,以一定协议建立一定机构以确立某种经济一体化的类型,在某些特定经济领域内有效实施统一规则的整合过程。其内涵主要体现在:(1)条约的支撑性;(2)领域的特定性;(3)机构的必备性;(4)规则的向导性;(5)机制的强制性。 (二)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 1、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与东盟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启动自由贸易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是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的。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提出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2年11月,在文莱召开的第5次10+1领导人会议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今后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FTA,会议正式签署了《加强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关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谈判从此开始,并迅速展开了区域建设的谈判,焦点主要集中在例外产品清单和关税减让幅度等一些技术问题上。2003年10月8日,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中国总理参加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双方签署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补充议定书等文件。从10月中旬开始,中国与印度和新加坡也分别就自由贸易区的双边协议展开谈判。 2、东北亚经济合作。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印尼的巴厘岛举行会晤,并发表了三国间第一个联合宣言——《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虽然至今中日韩之间合作仍停留在官方磋商阶段,并没有形成制度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促使中国、韩国和日本三国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以及东盟与东北亚“10+3”合作迈出新的步伐。 3、中国经济圈。从2003年6月开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新的区域一体化进展有:6月29日,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根据中国内地与香港和澳门签署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的协议和六个附件,双方承诺分别在2004年1月1日之前和2006年1月1日之前对不同类别的港澳产品实行零关税;同时,内地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对港产品的非关税措施(进口配额、许可证)和关税配额,内地于2004年1月1日起取消对原产于澳门的产品的非关税措施,双方互不采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内地与香港、澳门《安排》的主要内容包括内地与港、澳逐步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各项措施。CEPA迈出了中国自由贸易区的第一步。 4、中国与欧洲、南美地区的经济合作。2003年9月23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举行了六国会晤,着重讨论了上海合作组织经贸合作问题。中国总理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区域经济合作提出长远目标,倡议逐步建立上海合作组织FTA。自此,上海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浮出水面。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制订对欧盟政策文件,旨在昭示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规划今后5年的合作领域和相关措施,加强同欧盟的全面合作,推动中欧关系长期稳定发展。中国与欧盟的合作同样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步。根据中方的提议,中国还将与包括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等国在内的南方共同市场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南非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在积极酝酿当中。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发展 摘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财政问题,本质上就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借鉴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可以从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个方面去构建。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财政 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和趋势,对世界经济产生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一个倍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财政问题也不断地凸显出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同时,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财政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无法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作出合理的诠释,这需要我们从一个新的视野和分析框架———国际财政的角度去展开研究。因此,探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财政问题,不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财政理论研究和分析方法的深入和拓展。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主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主权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①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主权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 国际区域财政政策主要研究区域内外财政政策协调机制及其实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国独立分散决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减低各国政策之间的相互冲突,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不良影响,稳定各国和区域经济的稳定运行,获得经济开放带来的多方面利益,只是这种协调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国政策的自主性。区域财政协调的理论分析指出,协调政策会减小针对繁荣或萧条的财政扩张或收缩的溢出效应;在协调计划中,任何国家的财政扩张或收缩都应该考虑伙伴国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它要求伙伴国的财政政策取向相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的协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的是既包括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又包括区域内外财税政策之间的协调;而狭义主要是指区域内财政政策的协调,即各国在制定国内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等机制和方式来实现财政政策的协调。从政策协调的程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信息交换、危机管理、政策目标和行动的一致性协调、全面协调及联合行动等层次;从协调方式的角度,可以分为相机性协调和规则性协调两种。还需指出的是,国际区域财政政策协调还涉及到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的协调,它们共同构成区域宏观政策协调的主要内容。 总之,国际区域财政作为一种重要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而国际区域财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构建,不仅是这种区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而且还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政府经济行为及其效应分析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是补台还是拆台? 世贸组织对区域经济联盟 实行引导和监测 周密:支撑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有两根主要支柱: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多边框架;另一个是各种双边和小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区域贸易安排(RTA),它们加起来可以称作诸边区域经济联盟。从这两种机制性安排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到底是什么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关联,并非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主义对区域主义持包容态度,同时也对区域主义的发展发挥指导作用。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 WTO的前身)从一开始就在用包括原产地原则、海关监管、保障措施在内的一整套法则积极引导各个经济体降低关税,影响各种区域安排奉行开放主义,使相关全球实践在很多区域协定中也有充分的反映。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也指导、引领了从全球到区域层面服务贸易的开放进程。 世贸组织文件明确指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性多边安排相矛盾,因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本质特性是排斥他方利益,实际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但关贸总协定第5条、第24条又允许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式存在,前提是有关区域性安排不应对区域外经济体设置壁垒和障碍,关税同盟也有义务向世贸组织进行通报。世贸组织下设有区域经济联盟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申报的RTA是否满足相关要求。最近该委员会审核了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冰岛、印度与东盟三个FTA,认为中澳、中冰FTA拥有世贸组织更高层次的相互开放度,是“WTO+”,而印度与东盟的自贸安排则是“WTO-”,而代表东盟去做说明的泰国强调双方在有选择的领域做出了高水平的相互开放。 世贸组织对区域经济联盟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是持欢迎态度的,它鼓励成员方在区域范围内就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和投资做出更勇敢的尝试,回过头来促进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全球_放。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其很多规定后来也被世贸组织所采纳。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是一种开放型的区域实践,其贸易便利化措施不仅面向APEC成员,区域外非成员也可以享受有关好处。而更多的RTA、FTA,之所以显得比世贸组织有效率、有活力,就是因为参与方有自己的话语权,只需实现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的大体平衡,就可以达成一致继续推动开放。 世贸组织还设有对贸易限制措施的监督机制。从2008年至今,该机制共记录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其中只有740项在2016年10月前被成员方撤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限制措施出现了快速增多的趋势,2016年较上年增加了17%。世贸组织也对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增减进行监测,统计表明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间全球总共新生效了216项便利化措施,月均18项,而同期限制性措施月均增加15项。所以说,仅从绝对数量值看,全球贸易便利化措施还是多于限制性措施的。当然,仅靠数量对比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限制性措施非常多种多样,有针对出口的,有针对进口的,有采取加征关税办法的,有采取配额制的,还有变相征税的。 不同国家对区域一体化有不同实践 刘玮:从经济学的意义讲,判断区域经济合作是否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主要是看它究竟是在进行贸易创造还是贸易转移。如果是以贸易转移为主,那么多边层面的经济一体化水准就会降低。 不同国家推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并不相同。美国推动的以TPP为代表的巨型贸易协定是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它不仅对货物、投资和服务等传统规则进行深化,并且还纳入了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深度一体化议题。这些议题涉及边界内措施相关的诸多新规则,很可能成为“下一代”贸易规则的范本。 美国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实质是一种“竞争性自由主义”战略。一方面,美国利用各国竞相争取美国市场准入机会的优势,通过发起贸易协定谈判,使得贸易伙伴国之间形成一种竞争机制。这样美国就成为贸易协定谈判的核心。正是利用这种“竞争性自由主义”,美国推动了其所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模板在全球的扩散。另一方面,在全球层面推动贸易自由化效果不彰、多哈回合谈判止步不前的情况下,美国转而试图通过推动区域性的、更高标准的一体化新安排,带动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合作,最终迂回实现全球层面的一体化。 中国主张的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的区域主义。比如我们积极推动的APEC,强调的就是这样一种包容性和开放性。亚洲地区的价值文化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体现在区域合作当中就是更强调以协商的方式处理、解决问题。这种价值文化终将对全球化进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周密:韩国是推动全球化和区域化最积极的国家之一。韩国自2002年启动自贸战略以后,一直在非常坚定地扩大开放,现已成为除智利等少数国家外在全球自贸区“疆土”最广泛的一个国家。韩国的开放重点是把基本领域关税都降到很低甚至为零,因而是自贸实践的非常积极的倡导者。 中国在此方面的实践经验日益丰富,我们与巴基斯坦、与东盟的自贸安排都是先从货物贸易开始,再进入服务贸易领域,有“早期收获”,先易后难,总的是一种递进式的、不断探索的开放。2015年12月生效的中澳、中韩自贸协定也做了很多尝试,比如在中韩协定里有独特的地方合作条款,把“早期收获”理念从某种商品发展到地方省市,而地方合作之于国家间的FTA,就好比区域一体化之于全球一体化。 徐秀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根本对立、相互排斥的关系。当然,两者也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表明了全球化的多样性。区域一体化其实也是调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不平衡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不同区域的利益差异性,某个区域内可以形成它自己的区域利益表达,这种表达可以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缓冲。从某种意义上讲,“碎片化”的全球化反映的也是不同地区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并且从长远来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区域经济一体化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 摘 要:“丝绸之路经济带”最早由于 2013 年在哈萨克斯坦演讲时提出,是中国和西亚各国组织合作的一个经济区域,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加大横向和纵向的联系。“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加强多区域各领域合作的契机,是丝绸之路一路上各个经济区域加深合作的重要桥梁,是对历史的鞒校也是对巨大潜力资源的开发。“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是中国整合内部各省市之间物流经济资源的契机。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市场一体化;物流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基本思路――区域经济一体化 20世纪50年代初,区域经济一体化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内市场一体化、物流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等的集合。早期,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经济特色,各区域之间缺乏联动。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动,各区域间的贸易壁垒被削弱,生产要素和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于各区域市场中。古丝绸之路东起十三朝古都长安,穿过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西至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古丝绸之路的升级版。“丝绸之路经济带”处于亚太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横跨欧洲和亚洲,地域广袤,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自然资源、土地资源;涉及到的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被誉为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给沿线地区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这条经济走廊,将以各大城市作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是实现中国西部、中亚经济带、环中亚经济带、亚欧经济带的融合,实现欧亚大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契机。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各层面的影响 (一)市场一体化 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国内市场将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完善,资金、信息、生产资料都活跃起来,资源得以优化整合,市场得以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下自由发展。 (二)基础设施一体化 欧盟和环太平洋经济带,是这条经济桥梁的“核能源”,而西部地区则是这条经济带上的薄弱环节。加强对西部地区各个节点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建设范围,将其连接,形成完整的经济通道,这样丝路建设才能取得丰硕的果实。 (三)物流一体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目前最为庞大而又复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其一体化进程必然困难重重。物流一体化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关键一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本文着重分析的部分。 1.优势分析。第一,古丝绸之路源远流长。古代的丝绸之路历史十分悠久,考证早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由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形成的一条重要的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即使经过多年丝绸之路曾经已经衰落,甚至一度淡出历史舞台,但是其中包含的瑰丽历史和深远影响足以再次发起各国进行经贸合作,加深沿线诸国的信任和合作,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物流一体化的建设,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目标。第二,公路铁路交通运输的完善。通过国内和国际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日趋完善。在铁路方面,例如亚欧大陆桥的建设和运行,大大连接了亚欧两个大洲的关系,便捷了两大陆之间的海陆运输,缩短了运输的里程。另外,连接乌鲁木齐、张掖、武威、兰州的重要铁路兰新铁路是西北地区铁路网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公路方面,临河―哈密高速公路的即将完工,渤海湾区域到新疆的路线得到打通,丝绸之路公路运输辐射变大。新疆霍尔果斯口岸正式开通陆路通道,实现了公路运输的突破。不止所举的这些例子,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与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铁路公路的里程数大大增加,辐射范围变大变广,运输的能力成倍增加,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通关一体化试运行。中国海关总署2015年4月28日宣布,自5月1日起,乌鲁木齐海关将与青岛、郑州、太原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9个海关启用区域通关一体化通关模式。届时,“十关如一关”的通关模式将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通关高速路。如此可以促进沿边区域的多方面多形式合作,也降低了物流业的成本,可以起到促进物流业整合的作用,促进物流一体化发展。 2.劣势分析。第一,思想的制约。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一体化、物流一体化的思想存在良久,并且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可是到了实行的过程中,很多人都知道要实行一体化,可是不知道如何实行一体化发展。国内各城市领导人决策时候都从城市“本位”出发,对本城市进行建设发展,城市与城市之间缺少合作与联系,互动不足。不能从城市群、经济群、经济带方面进行考虑与发展。国内与国外思想的不统一,不协调。国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经济带沿线国内国外的合作交流。思考问题不能从全局出发,也不能从经济一体化、物流一体化的方面考虑。第二,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各个国家、甚至各个城市之间贫富差距较大,经济发展的脚步、速度都不协调。例如国内城市西安,2015年GDP达到了5 474.77亿美元,人均GDP达到了6 400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中等水平,而有的城市却仍然在贫困线奋斗。这样各个城市、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所以其经济一体化、物流一体化的发展动力大小不同,其经济环境不同,其经济一体化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其进行一体化发展所具备的条件也不同。这些都深深制约着一体化的发展。第三,行政体制制约。包括中国所有城市在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许多国家仍然还有很长的工业化的路程要走。而国内国外意识形态的冲突,国家制度体制的不同,各国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其他国家干涉的排斥,国家主要还是为本国以及本国人民负责的思想,都会制约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速度。而由于我国国内行政体制的原因,各城市追求GDP过于热烈,致使城市之间只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充满竞争冲突。这是国内经济带沿线各地区,各区域经济一体化、物流一体化发展的最大障碍。对于自身利益的过度追求,会使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各区域的资源要素无法流向占据真正优势的优势区位,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使经济带缺乏整体的规划与部署,各国家各城市之间争夺战略中心,争夺优势资源,争夺有利政策的现象将屡禁不止,资源在内战中消耗,造成产业的雷同、地区作用的重复,资源使用方面的浪费,极大地影响了合作深度开展。第四,交通运输设施发展不协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公路与铁路的发展与完善固然喜人,可是空路海路方面的发展乏善可陈。海运与空运是加快物流一体化发展的两个重要运输方式,这两者发展的不健全会致使经济带交通运输方式的单一,以及运输能力的低效,也不能解决日趋复杂的运输问题和满足日趋多变物流要求,成为物流一体化发展的壁垒之一。 3.机会分析。第一,国内政策的支持与推动。早在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就通过了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了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平衡发展。2006年12月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其中促进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西部城市群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战略任务成为了国家重点任务之一。2014年9月初,国家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中央访问时着重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引起各方面关注与各部门的积极响应。第二,国内外物流业高速发展。全世界物流产业规模快速增长,如中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013年达到197.8万亿元,比2005年增长3.1倍,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5%。物流业增加值2013年达到3.9万亿元,年均增长11.1%。物流业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高速发展的物流业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流一体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国内外物流业的高速发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流发展提供了技术和经验,为物流一体化的发展起到了探路和指导作用。高速发展的物流业也为物流一体化的实现提出了要求,物流产业的发展为物流一体化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动力,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国内外物流业的高速发展,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物流发展提供了技术和经验。 三、结语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中国加深与西亚诸国合作沟通的桥梁,是中国整合内部各省市之间经济资源的契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整合区域现有的资源,加快建成科学合理、系统运转、紧密协作、快捷高效的区域经济体系,有利于推进区域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实现欧亚大陆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方法。欧亚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将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经济体论文:论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和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 美国着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心-边缘”结构,即存在着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三个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板块与网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这种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它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 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特点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他写道:“表现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大体上是内在的。”沃勒斯坦提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不同于“世界性帝国”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占据有优势地位的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是中心区域;而广大亚非拉地区,由于受到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或是新独立建成民族国家不久,是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域;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区域。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域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域除了向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域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域部分地充当边缘区域角色;对边缘区域部分地充当中心区域角色。 在冷战时期,根据当时苏联的观点,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但这只是一个不长的插曲。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变为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体系。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开始从“中心一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其主要特点有: 1.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 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迅猛发展,开始形成欧盟、北美和东亚三个大的经济板块和其他一些较小的经济板块。 欧盟2004年扩大后,拥有25个成员国,人口约4.55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开始实施,现在包括美、加、墨三国,人口约4.2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亚于欧洲一体化。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将与东盟国家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如能实现,它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将达近20亿,经济规模将超过3万亿美元。日本与东盟签订了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决定在2012年实现经济合作伙伴计划。韩国已与东盟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品自由贸易达成协议。此外,中日韩正在就三国自由贸易安排开展联合学术研究。“东亚共同体”如能建成,将形成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三足鼎立的态势。 北美和东亚经济板块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联合自强道路,也建立和加强了一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较小的经济板块,如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这些都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结构转型。不过,板块与开放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板块也可以是开放的,出现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 2.跨国公司形成全球网络 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营实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体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取得迅速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开放,更给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现在,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到7千万人,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世界100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跨国公司占一半以上,超过许多中小国家。跨国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国家而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国际生产和经营正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跨国公司占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使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近30。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同时,跨国公司加速在不同国家建立研发机构,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当地科技资源,研制出最能适应市场的产品。“跨国公司在这一全球化新阶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跨国公司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3.出现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 现在世界上形成一种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它不仅与过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贸易有所不同,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第一极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第二极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第三极是原材料拥有国。第一种贸易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第二种贸易是低工资地区与原材料拥有国之间进行交换;第三种贸易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用自己的资源与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进行交换。 虽然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主要是过去的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仍主要是过去的边缘区域,但在贸易中的角色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中心区域已转变为提供创新工艺和服务为主,而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直接生产加工制品出售给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例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这一方面表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开始逐渐摆脱边缘化,甚至 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已经属于中心区域;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中心-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心区域由于掌握着创新工艺和服务,仍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服务部门的很大部分-金融服务、很多娱乐性服务,甚至还有教育部门-现在都可以进行贸易。许多服务的可贸易性第一次超过商品。而且,中心区域仍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 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和网络并存结构转型,是在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主要原因 1.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主义(regionalism)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区域化是指某一区域内由非国家实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力量影响下进行贸易和投资所推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建立各种多边机制包括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区域可以界定为地理上相联系的一定数目的国家,它们处于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国际区域主义就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国家间的联合或集团的形成。中国学者马孆提出,区域主义具有“国际性、地缘性和组织性。国际性表明了区域主义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地缘性显示了区域主义的存在范围;组织性体现了区域主义的活动空间。”安德鲁·赫里尔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veness)、经济凝聚力(economic cohesiveness)、政治凝聚力(politicalcohesiveness)和组织凝聚力的程度高低所导致的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来分析区域主义。波恩·赫特和A·伊诺塔用“区域融合度”(re-gionness)的概念来表示区域主义的程度,并将区域融合度由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地理区域(region area)、区域复合体(region complex)、区域社会(region society)、区域共同体(region community)、区域国家(region state)。 近年来,世界上区域化与区域主义都获得很大发展,虽然在各地区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欧洲通常是区域主义发展快于区域化并推动这种进展;而在东亚是区域化发展快于区域主义并推动这种进展。 以东亚地区为例。东亚经济的区域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从1975年至2001年,东亚区域内贸易总量翻了6番,达到年均16的增长率。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增长成为其重要发动机之一。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已成为东亚国家出口商品的主要吸纳市场和贸易出超的重要来源。200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高达2132.8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1,首次超过对美国贸易总额。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经济体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变 在以往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工作的主要模式是政府决定一切,这种工作模式不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工作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工作模式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1 社会工作的基本属性 首先,社会工作是社会福利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人们在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解答与帮助,是社会福利制度好坏的主要体现。其次,社会工作属于助人为乐活动,因此,社会工作具有实践性特点,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来源于宗教开展的慈善活动。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仍旧以助人为乐为主要目的,以达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要求。最后,社会工作属于一门专业,并且具有全面系统的知识结构体系[1]. 2 新时期,如何做好社会工作的转型 2.1 以社区工作为主要方向 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做好社区工作至关重要,能够为社区创造良好的生活氛围,以逐渐改变小区居民的思想意识,在进行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由于服务的主要群体是小区居民,应不断调动小区居民工作的积极性,积极投入到社区工作之中,以在小区中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小区居民逐渐转变为社会公民,为小区建设奉献自身的力量。因此,要想实现社会工作的顺利转型,应逐渐扩大服务的群体,不应局限在小组或者个案,以不断加快社区工作的进程[2]. 其次,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培力过程,通过培力以不断激发社区居民行动的主观能动性,从优势视角方面分析,社区培力强调能力建设、资源的链接和陪伴成长,因此,在开展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以这三种因素为主要方向。此外,应依据社区群体的实际需要,不断关注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情况、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应为社区居民建立公共的活动空间,在公共空间建设的过程中,应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应定期组织社区居民参加各种公共活动,制定议事的基本规则,通过创造这种社区环境,以不断激发居民的积极性,为社区的改变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使公益性组织结构与社区志愿者活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一股社会凝聚力,以逐渐形成共同治理的全新格局。现阶段,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主要依赖国家的政治权利,或是依据治理人员自身的主观意愿进行社区治理,这种治理方式不利于激发社区居民的积极性。此外,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参与式模式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是仍旧存在很多问题,现阶段,在社区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只依赖社区当地自身的力量,而不与外部进行合作,这不利于社区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积极与政府和市场进行合作,进而不断加快社区的发展进程[3]. 在开展社区工作的过程中,应当依据社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公益网络能够与社区结合在一起,进而在社区之中形成一股社会力量,为社区治理奠定良好的人力基础。 2.2 以社会政策为主 现阶段,在开展社区工作过程中,应以社会的基本政策为准,对于社区工作存在的问题,也体现了社会政策存在的缺陷,因此,社会政策还有待完善。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不仅要做好社区工作,还应以社区工作为基础,为转变社会政策提出合理建议,以加快社会政策转变的进程。此外,在社会工作进行转型的过程中,应以社区工作经验为主,提出科学、合理的社会政策,进而为社会转型奠定良好基础。 2.3 做好权利的分配 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利制约性较差,以及无法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权利关系,不利于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做好权利的分配,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到侵害,为确保权利之间能够得到平衡,就应在社会工作转型的实践中,找到制约权利的主要因素,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做好权利之间的分配[4].现阶段,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以下两种现象: 首先,由于受到政府权利的干预,在进行社会工作的过程中,大部分都体现了政府的意愿,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其次,在开展社会工作的过程中,主要强调技术性与专业性,却不能将社区志愿者与社会公益性组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进而在社区工作的过程中,不能充分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 3 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趋势 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工作起步比较早,因此,在社会工作方面,已经形成全面、系统的工作模式。然而,由于我国社会工作的起步比较晚,现阶段,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应吸收国外社会工作经验,依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使社会工作朝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其次,应逐渐转变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不断扩大社会工作的对象,并且还应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工作机制,进而使社会工作朝向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5].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新时期如何做好社会转型工作,我们能够看出,在社会工作转型的过程中,应当做好社区的管理工作,不断激发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使社区居民逐渐转变为社会公民,为社区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在社区工作开展的过程中,还应不断关注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积极与公益性的组织进行合作,以形成一股社会力量。此外,在做好社区工作的同时,还应与政府政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使社会工作转型能够达到政府要求的基本标准。 经济体论文:对“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显着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这一切变化并非轻易模仿而来,而是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出来的,是结合中国国 情开辟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创新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原苏联、东欧一样完全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种是就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建立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改革没有想西方经济学逻辑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苏东激进式改革,而是创造了一条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在先易后难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逐渐完善。 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当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某些环节加以改善,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单纯的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取代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理论指导,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相互联系的环节所做的改革。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模式,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模式样板。 二、“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所有制结构的不断完善。在农村建立了一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一改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模式,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方针,推动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这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探索过程中对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积极扬弃,有助于更好的发挥公有制在自我调节生产关系,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作用。 第二,确立了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中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推进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各种市场,形成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由市场形成统一的价格,保证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市场对各种经济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得到发挥。 第三,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1978年至2011年间,财政收入从1000多亿元增长到10.37万亿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长到3.18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到471564亿元;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到6977元;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51.27%;。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28.2%减少到2011年的10.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从3.8%迅速增长到43.1%。我国经济质量得到显着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巨大改善,充公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优越性和重要性。 三、“中国式”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与以往其他国家都不同,没有先例可循,在三十多年的探索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问题、困难、矛盾,但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把握住正确的方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在已经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之上,不断的继承、创新,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正确的方向和理论指导。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从思想、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越来越密切,为中国经济平衡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二,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以发展推进改革,以改革为发展的动力,自觉的调整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推动社会主义制度 在除弊立新中不断的发展和自我完善。 第三,坚持以人为本,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过去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我们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和推广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实践经验。许多重大改革决策和改革措施,例如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合作制等,都是以人民群众创造的改革经验为基础推出 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改革,为改革开放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同时保障了改革开放措施的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给改革开放带来巨大的动力。 四、结语 “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国情的具体体现,它带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渐找到清晰的发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取得无比辉煌的成就,积累了无数的宝贵经验,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日趋完善,为中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关键动力和重要保障。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的了许多问题,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会逐渐得到解决。“中国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逐步完善,中国经济也将继续书写“中国奇迹”。 经济体论文:研究机构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过显著成就,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 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 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 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 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 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七)对有关体制设计可行性的简单分析。对于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可能的担心来自筹资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这一担心没有根据。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的卫生防疫和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在筹资能力上不应当有问题。 从宏观数据来看,目前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这种投入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按照这种投入水平,解决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保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改革的实质是要进行筹资方式、分配方式和资源运用方式上的调整。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政治决策和制度设计问题。无数事实表明,现实生活中不仅存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也同时存在医疗资源的浪费、流失及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改革解决这些问题,甚至通过更低的投入解决公众的基本健康保障都是没有问题的。 经济体论文:谈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的完善 一、引言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和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环境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正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的法律之一。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 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繁荣,也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1下文将就我国现行的环保法的体系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及产生这些缺陷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有关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的环保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关于我国环保法体系的划分方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普遍都认为环保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规定为基础,一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以及包括污染纺织、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体系。2但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环境问题,且我国的环保法体系相当一部分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上述这些缺陷日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迫切要求加大力度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以下将从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出发,分别论述之: ㈠、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新的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不断出现,必然要求新的环保法的制定实施,再继之便是环境司法要适应新的环保法体系的要求。体现在外部层次上,即为立法上的空白,亦可称为滞后性。所谓滞后性,指环保法在时间上总是落后于环境问题的要求及实践发展。滞后现象已为各国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所证明。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滞后性:3⑴、国家权力观念。环境问题只有发展到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时才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对象。⑵、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环境意识。一般说来,环境意识落后于环境问题的发展程度,而环境意识在行政管理领域又直接制约着管理制度,这必然带来滞后性。⑶、反馈机制自身的限制。系统的复杂性,反馈环节的多元化及立法程序上的时间限制都会引起这种滞后性。从解决方法上看,滞后性只能事后进行完善,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当然,立法时在现实可行性基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使立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 ㈡、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具体说来有: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环保法体系的完善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段期间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环境立法问题就在这高度变迁的时空中,不断受到试炼,不断受到调适。由此而形成的环保法,也就因而带有浓厚的动态气息。现阶段完善我国的环保法,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㈠、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 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㈡、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经济体论文:计划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摘 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生了惊人了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文章讨论了两个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 关键词: 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改革开放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算起,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举世瞩目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亲身的经历。 我们谁都不是先知先觉者,谁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预知此后的中国经济会怎样一步步发展起来。我们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学习、提高、成长。 回顾这30年,使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第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这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想法。 计划经济体制为什么异常牢固 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是非常艰难的。尽管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仍然可以照常维持下去。这一体制的性质决定了它有可能顽强地存在下去。原因是: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把企业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的生产数量、生产品种、价格以及企业的生产要素供给与生产成果的销售都处于政府计划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机构的控制之下,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直到把企业领导人撤职或给予其他处分。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一个企业想背离计划经济的轨道,是十分困难的。同样的道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居民个人实际上也处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个人作为劳动者,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就业和担任什么工作,都由劳动人事机构按计划安排好,流动难以如愿,抵制这种安排等于自己断送了继续工作的机会。 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假定居民个人想离开计划经济所安排的居住地点或工作单位,他在生活上将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样,从居民个人的角度来看,同样可以认为计划经济的运转得到了行政权力的支撑。 第二,计划经济体制是由若干个次一级的体制组成的。例如,计划的企业体制、计划的财税体制、计划的金融体制、计划的价格体制、计划的劳动用工体制与人事体制等等。它们彼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次一级的体制依存于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而另一个次一级的体制又依存于第三个次一级的体制,盘根错节,难解难分,此存则彼存,此损则彼损。于是,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对任何单个的企业或单个的居民个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就算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在某种情况下能够违背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而使自己的经济活动有所发展,那也只能被当作偶然的、非常规的事情,而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别人可以效法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或单个居民都只好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认和顺从的态度,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同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无法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有一种被认为是正确无误、不容怀疑的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支柱,这种经济理论为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辩护,把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选择,把任何背离计划经济体制的经济行为都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这就是说,通过计划经济理论的解释,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即使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出现了这种或那种问题,但一来这是历史所注定的选择,无法更改;二来如果要离开计划经济的轨道,那就是滑到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了,对社会、对企业、对个人的后果都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这等于背叛。计划经济体制既有行政权力作为支撑,又有计划经济理论体系为之进行辩护和论证,要想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如此,由于长时期内计划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方面占据着统治地位,被确定为正统的经济理论,任何对计划经济提出怀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观点都被打成异端。由于人们从学校里、从书籍报刊上、从电影电视中所读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传计划经济的东西,于是人们也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对各种想摆脱计划经济束缚的行为加以谴责、加以抵制。某个企业或某个居民个人如果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面有些举动,就会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围的人鄙视他、嘲笑他、斥责他,使他不得不屈从于舆论的压力、周围的人的压力。尽管这些压力往往是无形的,以致于到后来,连最初怀疑过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也会进而怀疑自己可能真的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于是本来正确而且很有创新意义的改革尝试,就这样被扼杀了、消失了。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怎样起步的 从当初迷信计划经济体制到怀疑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到下决心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归功于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归功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的决策,归功于理论工作者和经济实践者这些年来在推进改革与开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当时,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统治下,要在改革开放方面迈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难。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压制。邓小平同志支持了这场讨论,并领导了全国范围 内的思想解放运动。 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进行了重大创新。他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他所设计的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案与道路,以及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填补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空白,揭开了这一理论的新的一页,并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宝库。毫无疑问,假定没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上的突破,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取得进展,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渐打破。 改革开放初期,从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和经济特区的建立这三个方面取得了成绩。正是这些冲击的结果,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失去阵地,最终不得不趋于解体。 要知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乡镇企业的兴起、经济特区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依赖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这些,即使有的农村中出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甚至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在农村普遍挨饿的条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经济形势稍好一些,马上就展开攻势,把家庭承包取消了。再说,即使有的乡镇办起了一些不受计划经济控制的小企业,那它们也顶多只是小型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生产一些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产的小商品,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不可能扩大生产规模,不可能成为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争高下的经济力量。而更有可能的是:它们迟早会被上级主管部门以各种方式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朝着所谓“更高级的公有制形式”过渡。 至于经济特区的建立,那更是绝不可能的。经济特区的建立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兴起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和乡镇企业的兴起,最初纯粹是自发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门有意识地倡导的,只是在政府领导人发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好处及其意义,发现了乡镇企业的作用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经过研究甚至辩论,统一了认识,才加以肯定,给予扶植。经济特区则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经济特区没有自发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经济特区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识的行动。只有这样,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现深圳等经济特区。从经济特区建立与发展这一事实,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怎样牢固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识的行动,那是不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行政权力牢固结合的条件下,使某一个地区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按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发展经济的。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终于发生了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了,乡镇企业兴起了,经济特区建立了。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只要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僵硬控制,让农民能够自主经营,自己承担生产经营的风险,并得到自己劳动成果中应当归于本人的部分,蕴藏于广大农村中的生产潜力就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农村的经济走向繁荣;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就给人们这样一种启示,即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是可以通过改革与开放而大大缩小的。只要计划经济少一些,市场调节多一些,经济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会以较大的幅度提高。 启示的威力是巨大的,农村经济改革和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向全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息:城市经济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滞后了,必须抓紧时机,推进改革。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经济改革预示着一场更深刻、更艰巨的改革即将展开。它们就像投向死气沉沉的计划经济体制湖面的大石头,激起层层波浪。它们打破了长期的、不正常的寂静,造成了再也平静不下来的经济格局,使中国经济不可逆转地走向改革,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经济。这就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历史的写照。 经济体论文:经济体制改革回顾:以《商法》为聚焦点 摘要: 商法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因此它也是开放的。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商法的演变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商法》没有它自己的体系,是开放性的。它是一些规则群或者法律群,从历史上讲和商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法律之间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但它们之间没有构成一个内在的、和谐一致的体系。所以,《商法》它是缺乏体系的,缺乏体系恰好也是它的优点,它是开放的。根据交易的需要,根据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它可以不断的生长出新的法律。与中国经济改革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 企业产权与法人制度 我们要回顾一下中国《企业法》的改革,从198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到1993年的《公司法》,它反映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 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改革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初的放权松绑的阶段,在那个阶段它法律的形式就是国务院颁布的一些暂行条例,尽管当时组织起草《工厂法》,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进展,所以《工厂法》很快就失去了它的立法需求。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的两权分离的阶段,两权分离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概念,它无非是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对国家所有权的内部的权能怎么进行划分,想在这个平面上切除一刀,这一块归政府,这一块归企业,但是这个是永远切不出来的,因为它存在一个此长彼消的关系,政府的权利大了,企业的权利就小了,企业的权利大了,政府的权利就小。 后来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产权问题,就必须走现代企业制度道路。因为现代企业公司制度它是一种所有权转换的机制,转换以后形成两个平面的权利,一个是股权,一个是企业法人的所有权,投资者拥有企业,企业拥有财产。投资者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拥有企业,股东大会通过它的决议,它可以处分整个公司,决定它的命运,然后企业掌握了它的实际财产。这个产权构造它就提出一个要求就要达到一个独立的法人,在有限责任这么一个原则之下,通过有限责任把股东的民事责任和企业的民事责任区分开,区分开了以后,然后它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结构问题,我们过去叫做法人机关,这是民法上的概念。但是法人机关实际上它是一个人,它不是产权者,这个人就有一个道德风险的问题,有限责任制度首先导致了人制度的出现;有限责任制度还导致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叫做外部性的问题。你既然是有限责任,投资者就利用这个企业进行无限的冒险,冒险以后这个企业破产了、倒闭了,最后这些风险和损失是由债权人承担的。有很多人就利用有限责任公司不断的向银行借钱,借来钱以后,把钱悄悄的转移走,这就是洗钱。这又是当前国际性的一个问题,洗钱和金融欺诈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扭曲了市场的经济基本的法则。所以说,从企业产权制度看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已经成为基本的问题。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 投资环境和资本市场我们可以回顾到1979年的《中外合资企业法》和1998年的《证券法》。从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者正在做是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国家的市场变成一个投资市场,要吸收外来的资本。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资本,据说居民手里面的货币已经达到了九万个亿,这实际上也是国内的资本。但是这个没有变成资本,货币还沉淀在那个地方,就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我们未来新的一届政府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和上一届政府有着很大的不同,上一届可以每年发行一千六百亿的国债,和今年的一千四百亿加起来,一共是三千亿的国债。通过这个来投资拉动经济,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可以说从后年开始,本届政府要再发行国债,比如要发行两千亿的国债,他得拿出其中的一千六百亿还以前的老债。政府能拿出多少钱去再搞新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中国要保持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率靠什么?靠政府项目肯定是不够的,那么每年再发行三千亿或者四千亿,行不行?那就好好的算算账,现在财政的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财政负债的警戒线又牵涉到我们的金融。所以,我们现在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人民银行定下的不良资产的警戒线是百分之十五,我们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资产的警戒线。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百姓不去挤兑,为什么现在四大商业银行还在经营?这个道理很简单,这些银行的信用不是靠它自己的信用来支撑的,是靠我们的财政来支撑的,我们现在所幸的是我们财政的负债还没有达到警戒线,老百姓相信国家财政是还得起债的,任何时候银行要是那不出钱,你财政会拿钱来兜底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国家财政都没有还债能力了,谁又愿意相信银行的资产呢!如果说全国人民都到银行去取款,银行又拿不出钱,这就叫做破产,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局面了。我就觉得政府得想清楚,现在财政负债离警戒线还有多远,所以我不敢相信政府能够除了还一千六百亿的老债以外,我还可以再发行一千六百亿来拉动项目,因为今年发行一千四百亿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要再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必须靠国家以外的其它的资本,要靠民间的资本,要靠外资,你的投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怎么来改善你的投资环境?我们现在投资环境里面又两个问题是最大的,第一个就是缺乏信用,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成了一个讨债经济,我把它总结为三句话,叫做“欠债有理,赖债有利,讨债有功”这是完全不讲信用的短期行为。第二个就是政府管制的太多,资本市场应该是个自由的市场,资本市场允许自由投资而且允许适度投机的市场。我们今天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解放,不敢承认自由投资,也不敢承认适度投机,你就建立不起一个真正的、有活力的、能够吸收资本的自由市场,我们要从理论上、观念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看看1998年的《证券法》基本上就可以定位是一个证券监管法,而不是证券交易法。现在我们还缺一个证券交易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证券 交易法不是国家立法机关立出来的。我到美国去访问,访问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和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他们的绝大多数的规则都是由交易所自己制订出的。他们讲联邦的法律都是一些外围的保障性的法律,他们内部的交易规则完全是长期以来自己制订的。这就是行业规范,也就是行业自立,不是政府可以管的,甚至不是立法者可以直接去管的。我们立法者要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政府少管,然后让有组织的市场主体来制订自己的交易规则,这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允许的能够自立的资本市场。 金融改革和金融安全 1995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和《担保法》,这两个法本来是有密切联系的,实际上当时的立法者主观上并没有把这两个法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金融交易受到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就是由于他们缺乏金融安全。金融业发展初期的时候,它主要的安全是寄托在担保制度的上面,这是不可避免的。在市场规范了以后,可能相当一部分信用交易它不一定寄托在担保,而是寄托在企业已经树立的信用,或者对项目可行性充分的研究论证在这个基础上,可能这个时候金融的安全度会大幅度提高。现在来看,一个是我们银行改革本身不到位,银行还没有形成自负盈亏,严格自立的商事制度。我们刚才讲了,银行的责任实际上是有政府的财政来承担的,银行的很多行为不是市场化的行为,你和银行打交道会发现它的很多作为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很多年前起草破产法的时候我和银行谈,我说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不行了,但是它还有一些资产,为什么不去申请它破产?如果你们现在申请破产也可能会收回百分之五十的资产,如果现在不管,过几年这些资产都被消耗掉,到那个时候你只能拿会百分之十或者更少,这就是他们内部的体制问题。他说我们如果要申请破产了,收回了百分之五十,还有百分之五十的损失,我们从那去充销这百分之五十的损失,我们要充销不掉,就体现我们当年的亏损,当年的亏损我这个行长的帽子就会被拿掉,我全行职工的奖金就拿不到。现在有很多的规则是扭曲的,现在银行里面实行贷款终身制,就是说你贷出去一笔款以后,这个款将来收不收回来,你要永远的承担责任。当然,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责任约束,让贷款人在贷出每一笔款的时候都要认真负责。 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呢?就是因为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制造出十个问题。这就是一个例子,以这种办法你要解决银行贷款责任心不强的问题,就会产生出一系列的问题。银行惜贷以后,银行自己的经营效率降低,然后企业拿不到钱,企业缺乏流动资金就会运转不灵,运转不灵企业可能就会破产、职工下岗,职工下岗就找政府闹事,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事情。中国人解决问题为什么不想清楚,解决问题会产生什么问题,思维方法有很大的毛病。归根结蒂还是体制的问题,银行政策的基本点是为了保护你的资产质量和你的经济效益,而且在经营效益的基础上保护你的资产质量呢,还是把一切都寄托在财政?现在实际上银行的整个管理还是一套行政化的管理。 据说下一步是要把银监会和证监会以及保监会合并在一起,成立一个监管系统。这个监管系统的前提的市场,监管的对象也是市场,前提是它本身已经进入市场,对于主体是市场主体,它们的行为是市场行为,它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市场失灵的那一块,市场失灵毕竟是市场运行当中由于市场本身的局限性产生的市场制度,而我们的政府有可能本身就是市场失灵的原因。虽然有时候政府可能是市场失灵的解决者,但有时候也可能是市场失灵的制造者。在一个充分没有市场制度的国家,它的价值规律为什么不起作用,有可能是价值规律本身就有局限性,而今政府又在过分的干预或者制造市场失灵,然后它又解决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的结果是加重了市场的失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对我们的政府打一个问号!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 经济体论文:加入WTO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经济体制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市场机制已经在商品交易、资源配置中起着广泛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确立。但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改革正处于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如何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以与国际市场经济制度顺利接轨,本文试就此谈几点框架设想。 一、建立市场服务型的政府经济职能 1、改革市场准入靠行政审批制度。 对市场过多的人为干预和行政垄断是我国市场规范化建设中的主要阻碍点,其中,行政审批制度是阻塞市场的核心因素。因此,加入WTO后应全面改革我国市场准入的各种行政审批制度,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对现行的各种市场进入限制进行调整、撤消和废除,特别要清除那些阻碍民营企业、国外企业和产品进入市场的差别性限制;要取消大量不必要的许认可项目和环节,由采用许认可制度向采用申报与核准制度转变。对于必要的许认可项目,要实现审查标准的明确化、具体化和数值化,尽量减少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限和由此衍生的权力型垄断。申请申报制度要坚持尊重企业的自主性原则,逐渐将事前申请申报制改为事后申请申报制;对于涉及资格条件和业务范围等方面的资格制度要从有利于保障资格认证申请人自主性的原则出发进行调整,放宽资格认证方面不必要的限制,实行核准制;在涉及行业及生产标准和规格等方面,要尽可能减少政府的直接管制,尽量采用民间或行业自主检查制度;对于新设立的政府管制必须采取严格的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新设管制实施一段时间后,要重新审查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并配套相应的公众听证制度;要完全改革政策制度不透明,常以内部文件、内部传达、领导批示的形式贯彻政策的所谓“暗箱操作”的行政方式。 2、改革地区、部门自定法规的行政管理制度。 实行全国立法执法的标准化和统一化,改变政府各地区各部门自己制定、自己解释和自己执行法规的现状。全面清理、撤消各地区为封锁市场等各自利益而自行设立的各种“土法规”和“土政策”,拆除各种地区行政垄断的“篱笆墙”和严厉惩罚以“土法”代替正法的行为;改革目前我国的行业法规由行业主管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有关部门或人大批准的制度,特别是改革一些行政性行业集团公司自己为自己制定“法规”和被赋予部分行业管理职能的“政企合一”制度;行政法治化和民主化应尽快列上议事日程,其中,引入行政的社会监督制度和行政司法权力制衡制度是行政管理改革必走的第一步。 3、政府职能转变应由控制市场转向服务市场。 加入WTO后,为适应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 政府职能必须有进有退,由控制市场模式向服务市场模式转变。政府职能应进一步加强的领域包括: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体制环境、机制条件和法治建设;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和战略管理体系;保证国家安全、经济自由、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为信息化和新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政府职能应退出的领域包括:从法治、市场制度能够正常运转的领域退出;从市场能够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领域退出;从社会和市场中介组织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退出;从企业经营管理领域中退出;从垄断领域包括从自然垄断产业领域适当退出。 二、以效率为指针全方位深化所有制改革 1、 加大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力度,大力发展混合经济。 加入WTO后,应完全抛弃劳民伤财的“公”、 “私”意识形态之争,以发展的效率为指针,全方位实施所有制改革。应执行好中央提出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应当加强、收缩和退出的领域及行业,制定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的具体实施办法,打破所有制、地域和资产经营公司界限,大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分散化。逐步减持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份,采取优惠政策和加快设立创业板,扶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国有企业上市、重组、改制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应通过立法建立起制度运行和保护平台,规范政府行为,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产权保护和政策支持,以引导和促进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应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大力发展混合经济,一方面以此来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进程,一方面可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腾出更大的空间。发展混合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应重视对中小企业、乡镇企业的扶持,加入WTO后, 应在进一步“放小”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制定促进小企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加快“放小”进程。对乡镇企业,应在继续抓好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完善集体资产管理体系,进一步明确集体资产的产权主体,推进集体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营运监管体系, 建立规范有效的国有企业内控机制和管理机制。 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退出的同时,应加快实现基础性、命脉性国有企业的管理现代化。首先,应强化国有资本出资人地位和职能,完善国有资产营运监管体系。主要措施包括:强化各级国资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能,加大国资部门对资产经营公司的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资产经营公司的运作,使资产经营公司的出资人职能真正落实到位。资产经营公司要重点强化战略规划、资本运作和监督约束功能,不干预企业具体生产经营活动;应完善母子公司的管理体制,选择部分国有集团公司试行事业部制;推进驻港澳国有企业改革,加强驻外国有企业的监管,研究制定外向型国有企业集团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和加强管理的制度,规避经营和金融风险。其次,应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目标一致、权责明确、相互制衡、高效运作的现代企业组织管理制度。理顺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推行董事长、经理、副经理不得“同纸任命”。推行董事长由所属层级的人大委员会投票聘任,经理由董事长提名、由董事会聘任的高层管理聘任制度;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培养、选拔、管理、考核、监督的办法,研究制定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资质认证和禁入制度办法;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应公开招聘、竞争上岗、择优录用,不能再套用行政级别;通过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进出竞争制度和引入经理人员薪金期权制度来培育多元化、多层次的国有企业经理人才市场,加快企业家市场化进程。 3、以二元结构突破为主线,系统改革农村产权制度。 我国加入WTO,“三农”面临着较大的冲击。要变被动为主动, 必须全面提高农村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其核心是从宏微观上全面改革农村的产权制度。目前,农村的双层所有制制度与制度仍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翻版,乡镇集体依然是政经合一的所有者,农村依然存在相当严重的行政垄断,农民只是在经营土地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因此,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从打破捆绑式的行政型集体产权制度开始,实行政经分离的产权制度,这需要宏观上必须有打破二元制度的政策制度支持,如取消户籍制度、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以最终使农民摆脱土地依附和村庄依附。当前,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应以此为核心展开,一方面,应加快乡镇工业产权改革使其脱离集体产权制度,建立起新型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脱离“乡镇”,走进中小城市。另一方面,应在宏观经济战略上加速城市化步伐和第三产业发展,把农村工业纳入城市工业体系,加速乡镇企业产权的结构重组和空间重组。此外,农村合作经济也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应加快农村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改革步伐,逐步将社区建设和管理纳入政府一般服务管理职能范围,对乡镇和村委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村务、企务公开,并尽早出台合作社法,促进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中介组织和合作社发展。 三、以市场平稳运行为目标建立完善的公共经济服务与管理体系 1、建立基于现实条件的统一社会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失业、养老和医保制度改革。 加入WTO后,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将使企业破产、 工人失业的现象增多,经济波动性也将加大。因此,建立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平稳运行、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应继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起收、支、管、投四个环节相对独立运行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由税务部门征缴社会保障税(费)、由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社会保障费的计发、由财政部门负责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由独立的经营机构负责社保基金的投资运营。同时,要建立起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社会保障基金监督体系。对失业保障制度改革,要将失业救济与促进再就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对失业救济津贴的发放实行累退制,以激励失业人员努力寻找新的工作,并将部分失业保障保险基金用于失业人员的培训和推介,帮助失业人员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养老社保制度改革,要建立起包括城乡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单位职工在内的统一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和推广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从法律上要求企业和职工购买补充养老保险,适当降低个人帐户部分的缴费率,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出台公务员补充养老保险新政策,在公务员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实现公务员退休制度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对医保制度改革,要实行医、药分开,医院与医生分开,建立逐级转诊制度;取消现行医保制度中的个人账户部分,以加大补充医疗保险制度来替代;公务员医疗待遇按加大补充医疗保险缴费比例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方法实行;大力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各项改革,探索试行医疗卫生机构分类管理模式;进一步推进药品集中采购、医疗收费调整、中外合资办医等各项改革。与此同时,应从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方面初步建立起符合国情又能覆盖农村的全面社会保障制度。 2、财政体制要突出改革公共性、科学性和法制性, 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加入WTO后,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要加速向提供公共品,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方向推进,重点在三大领域:一是财政预算改革要注重科学性。应建立科学完备的预算编制体系,包括建立起以经济预测为基础的预算编制模式;摒弃基数法,采用零基预算法、绩效预算法和其他科学方法;实行综合财政预算,建立统一完整的国家预算等。同时加强预算全程监管,硬化预算约束,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控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加大社会对预算执行的监督力度。二是财政支出改革要注重公共性。应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企业经营性发展项目和应用性研究项目以及可以利用社会资金发展的事业,财政资金都应逐步退出,严肃预算调整的法治性,经人代会批准的财政预算一般不能变动,如特殊情况需要调整,也必须依法定的程序进行;将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相分离,把财政部门和使用部门的预算执行职能分开,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三是收费制度改革要注重法制性。由于我国目前费税混杂,以费代税的现象严重, 因而收费制度改革必须加快税费分流,包括:清理乱收费,把政府职能中的行政日常性管理服务收费清除;把有偿性服务转变经营性价格,按市场竞争收费;政府公共建设投资所需资金应通过税收或公共融资方式来解决,杜绝用政府“收费基金”来替代;补偿性收费资金应专款专用,彻底清除“小金柜”私利性收费;应将农村乱收费“重灾区”的三项村提留、五项乡统筹费用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除行政性收费或向农民提供特殊服务的补偿性收费外,其它规定外的收费、集资、摊派等不合理的农村“乱收费”应全部取消。目前,财政体制改革应侧重在全面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应抓紧制定颁布《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细则,实现政府采购的管理监督职能与组织实施职能彻底分离;实行政府采购资金由财政总会计统一管理,集中直接支付制度;培育政府采购市场,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采购运行机制。 3、清理整顿社会中介组织,进一步规范经济秩序。 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受传统体制和市场经济发育不全的影响,存在不少问题,与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因此, 加入WTO后应对市场中介组织实行全面清理整顿和改制,重点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服务机构、税务和工商注册等机构、价格鉴证机构、评估机构、建设监理机构、工程造价站、行使经济鉴证职能的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类型的经济鉴证社会中介机构。整顿的措施应包括:规范中介机构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进行脱钩改制,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依法规范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对经济鉴证类中介机构的监督、指导和管理;对资产评估行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加强行业管理,统一执业规则,规范评估机构运作;对国有评估机构和国有资本还没有从评估行业中退出的要加快退出步伐,对各类评估机构进行以合伙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为主要形式的改制等。同时,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改革必须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以同国际惯例接轨作为长远目标。 四、立足与国际市场接轨进一步完善市场制度体系和运行体系 1、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与产权市场,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金融市场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我国加入WTO后, 金融市场来自外部的压力日见明显,能否建立起完善的金融市场成为中国经济在入世后能否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对此挑战,我国首先应健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我国应加快发展包括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回购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在内的货币市场,完善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电子交易系统,开发金融债券、住房抵押债券等新的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者数量,逐步沟通债券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积极培育票据市场,大力发展商业与金融票据抵押、贴现业务,使之逐步成为企业和银行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重要场所,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资本市场完善方面,一要规范主板市场,加强对资本市场的全面监管,强化对上市公司违规操作的惩罚措施,减少政府政策对资本市场的直接干预和影响。二要加快建立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主的二板市场和大力培育债券市场成长,扩大发行可转换债券,逐步开放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丰富市场品种,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结构。三要培育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扩大基金规模,发展开放式基金和中外合资基金,推动养老基金进入证券市场。其次,我国应培育真正意义的金融市场主体。应加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造和股份化改造;规范和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以资本为纽带的股份制合作银行;增资扩股和重组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增强其竞争能力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放宽保险的进入限制和地域限制,推进保险市场主体多元化等。第三,我国应发展作为企业与金融市场纽带的产权市场。应加快制定《产权交易法》,建立健全产权交易运作体系,不断拓宽产权交易的运作范围,引进挂牌交易、公开拍卖、竞买、托管等方式,大力推进产权交易市场化进程。第四,我国应制订优化金融市场环境宏观政策,尽快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应制定《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法》,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运作程序,严禁边立项、边设计、边施工的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对政府大型投资项目实行稽查特派员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继续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和资本金制度;大力推行招投标制度和强化工程质量、造价、工期监理制度;进一步培育科技风险资本市场,加大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力度;促进项目市场、资本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相互结合与配套,形成比较完善的风险资本市场体系。 2、建设适应网络经济的市场体系, 建立国际接轨的市场流通体制。 加入WTO后,我国市场将进一步开放,市场发育将向纵深发展, 市场管理难度将进一步加大。为此,我国应建立起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并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市场体系,重点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改革措施包括:加快市场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地区、部门、行业垄断和封锁,废除阻碍全国市场统一的各种规定;加强市场设施建设,发展大宗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培育发展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要素市场,全面推进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完善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建立健全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制度,切实提高政府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加大价格检查监督力度,制止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同时,我国应与加入WTO和网络经济发展相适应, 建立现代型市场流通体系。应采取的改革措施有:以繁荣零售、重组批发为重点,加快物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步伐,搞好供销、仓储与交通等不同环节的衔接与配套,努力建设现代化的物流配送市场系统;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和配送,鼓励各类连锁企业延伸发展;建立以综合交通体系为主的运输平台和以邮电通讯和网络技术为主的信息平台,合理配置资源,形成物流与商贸间的协调和互动;完善网络市场规则,强化网络市场监督管理;进一步深化市场管理巡查制改革,建立“经济户口”电脑管理系统,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发展知识产品市场;根据我国加入WTO 的新形势,全面改革企业外贸经营权的管理机制,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向登记制的转变;加大进出口配额管理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完善进口配额招标办法,把 计划性进出口许可证分配改为市场化招标分配;改革与WTO规则相冲突的市场制度规则, 实行外贸政策公开透明化,为全面放开外贸经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经济体论文: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制度 一、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 (一)产权和产权制度:经济学和法学的考察 对产权,经济学和法学的概念是不同的。经济学中的产权(Property Rights),著名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是“一种通过让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品的多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 现代经济学,尤其是以产权为研究重点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的要点是:产权是对经济品的权利,包括使用、获得收益、处置的权利,经济品的交换,即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交换是一组权利的交换;产权具有排它性,同时可分离、可分割(如对一物可以同时或分别有不同的权利),从而可有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同时它还受规则和国家的约束;产权制度是经济运行的根本基础,产权制度决定组织的类型,形式及经济效率高低;产权制度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技术进步也是引起产权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私有产权与政府干预都是可供选择的产权制度,选择的标准取决于交易费用的高低;通过建立在交易费用比较基础上的产权交易,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复杂、合作效率极高的组织,如现代大企业;企业本质上是投资者、经营者、被雇者、债权债务人等各种利益相关者产权交易和“不完全合约”的组合及产物;企业的“不完全合约”性质及信息不对称,使企业的委托问题成为企业制度设计的关键问题。 法学家通常从财产权利法律制度的角度把握产权概念。一些法学家认为狭义的产权制度主要指所有权制度或物权制度,而广义的产权制度则包括物权、债权、法人和企业财产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种的财产权刮。 (二)中国必须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 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从经济关系和法律关系两个层面建立与此适应的产权制度。 首先,产权制度是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制度。所以需要产权制度,是因为资源有稀缺性,必需合理配置资源。因此决定资源生产、使用和交易关系的产权制度就成了事关资源配置机制和效率的基本问题和必要条件。 其次,我们选择了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必须建立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市场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和传统计划体制要求的产权制度不同。主要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意味支配资源、决定资源交换的市场主体-个人和法人的产权必须清楚明确,即市场主体必须有资源交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否则它就不是市场主体,无法担任资源配置的主角。 第三,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按市场经济原则确立的产权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已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是市场化的过程,就是独立的个人和法人取得资源支配权和交易权的过程。80年代初出台以后又不断完善的《合同法》、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90年代出台的《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承认并保护包括私人产权在内的各种产权,为中国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各种企业的发展,及股份公司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证和促进作用。 第四,为解决仍然存在的许多问题,必须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的建设,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目前在产权制度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个人产权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护,有在城市建设中对个人产权的不当处理、私人企业进入限制、上市公司小股东利益缺乏保护等问题;大公司治理结构尚不健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能得到妥当的保护和平衡;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并不清楚,如资产处置权责到底归谁的问题就不清楚,因此企业转制难以推进,国有资产易流失;许多创新和技术进步,受不合理的制度限制,难以推进;法律建设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如宪法中有关公私产权关系的描述需进一步调整,较完备的物权法尚未出台。 (三)推进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建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一,理顺不同产权和主体的关系。 首先要理顺个人与法人(企业)、与国家的关系。 个人与法人的关系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关系,个人作为雇员与法人的关系,个人作为投资者(股东)与企业的关系。这方面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对个人的权益,包括个人产权保护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完善民事法律,强化对个人财产权利的保护,还需要通过劳动法、证券法等属于公法范畴的经济法、社会法的完善,提供相应的保证。 理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主要涉及理顺个人产权与国家公权,及个人产权与国家(国有)产权两个方面。国家权力包括以国家为主体的民事权利和财产权利,还包括旨在服务于公共目标的公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亦公认“公权优先于私权”。问题是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个人产权不能对抗公权,公权亦不能无偿占有个人产权。否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无法建立。理顺公权和个人产权关系,必须明确界定公权和个人产权的边界;确定公权的存在范围,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公权力过大,政府介入了许多它不应也不必介入之事,但同时很多该做之事并无精力去做;明确行使公权的法律条件,公权只能根据宪法和法律,按法定程序行使,不能随意侵犯个人产权;当行使公权会带来个人(及法人)的财产损失时,国家应予以补偿。 理顺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关系的重点,一是界定个人产权和国有产权的范围,要根据中央已明确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的方针,适当缩小国有经济及相应的国有产权的控制范围,允许个人产权进入更广泛的领域,并给予保护和尊重;二是在允许个人产权进入的领域,明确个人产权主体和国有产权主体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要平等保护双方的合法利益。目前既有国有产权主体利用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侵犯个人产权主体的问题,亦有个人产权主体利用国有产权主体责任不清侵犯国有资产的问题。 第二,通过建立合理的企业产权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建设。 在产权制度建设中,要突出企业及法人的产权制度建设。这首先是因为企业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主体,而我国目前又特别关注有利于企业发展 的制度建设。企业产权制度健全离不开个人产权制度的健全,但其产权结构,尤其是大公司的产权结构为与其复杂的功能相适应,通常涉及很多人的产权,远比一般的个人产权结构要复杂。突出企业及法人的产权制度建设,既有利于直接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而且有利于促进个人产权制度的完善。 为搞好企业产权制度建设,还必须重视法人产权制度建设。这是因为从法律上看企业是一种法人,法人制度不健全,企业制度难健全。更重要的是从经济角度看,企业不仅要与个人和企业交易、合作,还要和政府机构、大学、社会团体、职工持股会等各种法人和团体合作,并且这种合作日益重要。基本法人制度不健全,对法人及企业都会有负面影响。 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人和企业产权制度 (一)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人制度 法人是法律认可或规范的有独立人格的团体组织。出现法人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很多事不可能由个人做,只能以团体的方式运作,因而出现法人。 我国《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定义是“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法律我国的法人被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 中国法人制度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我国一些已经存在的或需要发展的团体,没有相应的法规确认其地位及给予规范引导,因而既限制发展,又带来隐患。针对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考虑到现实性,中国法人制度的改善和发展,可考虑首先从四个方面推进。 第一,将按功能进行民事法人分类,改为重视按结合规则和财产制度进行基本的民事法人分类。 在国外,除行政法人外,民事法人主要按结合规则及财产制度进行基本分类,对某些特殊的民事法人(如日本对学校法人)亦按功能差异进行基本分类。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的民事法人分为以财产集合为基础的财团法人和以人(人指股东、合伙人、社员等)的集合为基础的社团法人,还有组合、无人格法人等多种法人。英美法系国家则根据基金信托制度建立非营利法人(捐助基金法人)制度。国外法人基本分类的优点是不限制民事法人目标的多样性、自主性,基本法律(主要是民法)着重规定共通的法人结合规则及相应的财产及其责任制度,辅以必要的特别法律规范某些特别问题。这是因为不是目标,而是法人的结合规则与财产制度,能更好地反映法人法律关系(特别是责任)的基本差异。政府力的科研机构,既可以作为公法人设立,亦可以财团法人的身份作为民事法人登记,按财团法人的要求规范,只是对某些法人的国家拨款成了国家捐助。后一种安排和国家投资设立按公司法注册的企业的制度安排类似。我国的法人分类偏重按功能和资金来源的分类,没有注意功能和资金来源不同情况下法人的共同特点。一些学者指出我国的事业法人实际上相当于国外的财团法人,只是我国规定事业法人主要靠国家拨款。但这种法律规定已脱离中国的实际,而且不利于适应市场和民众需要的多种事业的发展。可以考虑修改法律及有关规定,对事业法人根据财团法人或捐助法人概念进行定义,允许民间兴办。 第二,建立更方便的民事法人设立制度。 在我国除企业法人实行工商登记注册制外,其他法人的设立实际上实行的是审批制,而且审批规则往往不甚明朗。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但法律规定的合法的法人种类实在太少,许多民间的非营利机构以及存在多年的职工持股会等团体在中国均无明确的法律地位。法律制度与客观需求脱节,不仅使应予承认的团体无法人地位,不能保护其合理的利益,而且不利于规范引导这些团体的健康发展。这种情况不利于文化、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需要改进。以后除某些特定范围的事业及团体活动可根据法律继续实行审批制外,应逐步实行登记设立民事法人的制度。 第三,尽快建立独立的法人财产制度。 无论是事业法人,亦或是企业法人,独立法人财产制度都尚不健全。事业法人制度不健全的表现之一是,至今我们没有比较完备的、同时适用于民间机构的公益事业会计制度,结果是或不适当地套用国家事业机构的有关制度,或者是疏于有关的制度建设,最终都是阻碍民间公益事业的发展。法人财产制度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各类民事法人,包括事业机构都要建立合理的治理结构,以保证各种民事法人财产的有效运用。在放宽民事法人设立条件后,还要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防止企业及个人利用非营利民事法人进行不当的、甚至违法的行为。 第四,结合事业机构改革,加快建立适应我国情况的非营利法人制度体系的步伐。 我国高校、科研、文化事业机构都正在进行改革,并将逐步加大改革步伐。事业单位改革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但不等于简单的“企业化”,应当结合建立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非营利法人制度的目标推进有关改革、规范相应关系。 (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法人制度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企业法人制度,是法人制度建设的重点。 企业法人,按大陆法系国家的说法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在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多种形式的企业法人。不同企业法人的差异,主要是企业形态的差异。企业形态即企业组织形式,是作为企业的结合者的人或成员的组织形式。企业形态差异是企业成员结合规则的差异。企业结合规则差异主要指有关企业成员(如股东、合伙人)间及企业和企业成员关系规范的差异。在现代法制国家,结合规则表现为法律规范,企业形态不同即企业法律规范不同。企业形态按结合规则(如资本结合规则)法定及分类是一种有利于企业发展和交易(含企业要素交易)的制度安排。 最基本的企业法人有合伙企业,两合(合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等。合作制企业也是一种重要的企业形态。还有些较特殊的企业形态,如人寿险业普遍存在的相互公司,同时有合伙企业和合作社的优缺点的欧洲经济利益集团(EEIG)。所 以会出现各种法律形式的企业,最根本的原因是企业的成员(出资者等)及利益相关者对商事活动的需求有所不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有不同的要求和定位,因而不同的当事人的协调规则可有所不同。 可考虑从四个方面推进中国企业法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应主要根据企业形态分类规范我国的各种企业法人。 中国的企业,从法律形式看,存在按企业形态和按所有制的两种分类。所有制指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企业的所有制和企业形态是两回事。前者讲的是归谁所有,是经济关系,后者讲的是结合规则,是法律规范。例如国有公司(包括国有独资、控股公司)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两者的所有制都是国有制,但法律形式不同。 根据企业的法律形式,有些企业,如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能立刻明确其所有性质,但仅根据法律形式不能判断公司的所有性质。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重视企业的所有性质有意义。但是总体地看应首先按直接反映结合规则的企业形态对企业进行分类规范。这是因为企业之间必然有交易,根据企业形态分类,有利于立即把握交易对象企业的基本特点、债务责任关系、决策规则,有利于企业交易和合作,有利于与国际惯例接轨;政府所有的国有独资企业的数量,今后不会太多,主要根据结合规则规范企业可以抓住企业的主流;对某些特殊企业可以通过特别法律予以规范,解决有关的特殊问题。 第二,公有制企业亦应尽可能按企业形态进行规范。 按根据企业的控制权判断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原则,可以认为我国的公制企业从法律形式上看,主要指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国有和集体控股的公司。由于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也具有或部分具有公有制性质,今后由养老基金、其同基金持有控制性股份的公司,亦可被视为有公有制成分的企业。 我们认为今后绝大多数公有制企业,将来应尽可能转为公司制和合作制企业,并纳入法律规范。大规模的及资本结合重要、重视资本回报目标的公有制企业将主要转为公司制企业。这样安排,除便于各种公有制企业和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接轨、更好地借鉴现代公司制和合作制企业的经验外,还与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法律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有关。 第三,要建立针对特殊企业的特殊规范。 某些企业具有特殊的功能,用一般的企业组织法难以进行合适的规范。这类企业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特殊的国有企业或公有企业,企业的基本功能是实现国家政策目标(包括公益目标)。第二类是某些行业的特珠企业,如在寿险业地位重要的相互公司,在管制性行业(如金融、电信)的一些企业,这些企业由于行业管制原因,在企业的组织体制方面往往会有特殊的要求。对这两类特殊企业既可单独立法规范,亦可通过行业法规范(特别是后一类企业)。 第四,要从保护债权人利益与提高效率、有利于发展相结合的角度完善企业法人制度。 我国民商法方面的突出问题之一是缺乏对债权人的有效保护,同时又有许多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硬规定”。 不仅要从商事行为法角度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还要从组织法及财产法的角度,对通过转移财产、操纵子公司的方式逃废债的企业责任人及控制者强化法律约束。要允许根据“揭开法人面纱”的原则透过直接的债务人公司向操纵逃债者追溯债权。要建立企业信用调查评估体系,政府也应按一定程序公开公司信息(首先是工商登记信息)。 还存在不少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硬规定”。如我国规定知识产权折股出资不能超过35%。这种规定在一定场合下导致低估创业者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价值,违反商事民定原则。为防止虚假评估可能侵犯债权人利益,较好的办法是公开企业登记信息,对大企业,即使是非上市公司,亦应公开基本的资本负债信息。为既提高效率,又降低风险,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证明,最需要的是尽快建立更健全方便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切实保护包括私人财产、严厉打击逃债人的制度,而不是简单的禁止或不合理的硬设“高门槛”规定。 (三)建立有利于大公司发展的产权制度 股份制公司是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推进大型股份公司的发展,一直是我国企业发展和改革工作的重点。发展大公司必须明确理顺有关的产权制度。 第一,以承认公司独立产权和强化股东及利益相关者权利为基础,构建现代大公司的基本财产制度。 公司,特别是股份公司都有独立的产权,即公司以法人的资格独立经营它所有和管理的资产,包括处置资产、获取收入。在市场经济国家,公司的独立产权得到法律充分保护,任何个人股东不能直接使用、支配公司的资产,即使所有股东的整体也不能随意使用、支配公司资产,因为法律规定股东决定公司分立、清算要受程序约束,需债权人同意,决定公司分红要考虑资本制度的约束。公司有自己的独立产权是公司制度能不断发展乃至成为最重要的企业制度的重要原因。早期的公司是合伙公司,以后为集聚资本实行了有限责任原则,否则谁也不敢当股东,因为它对公司的财务失败要负连带责任。但实行有限责任原则有可能减弱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由此诞生了与有限责任原则对价的原则:公司的债权人保护原则。保护债权人的两个基本制度安排,一是资本金制度,即公司必须有一定的资本金,并且股东分红不能引致资本金减少,二是利息披露及债权保全制度,如公司分割必须向债权人报告并采取债权保全措施。这样的制度安排,导致出现独立的公司财产和物权有限的股东权。以后大公司开始出现“听有和经营”两权分离的情况,经营者住住不是股东,公司有独立财产有利于经营者独立经营,而股东主要关注财产运作绩效。公司进一步长大,成为上市公司,公司有了很多一般小股东(一般投资者),为使大公司能更好地集聚资本,资本市场能更有效的运转并发挥相应的资金供应作用,保护一般投资者的利益就成了公司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由此更需明确任何人不能损害公司的独立价值。公司的独立产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经济学家承认公司的独立产权不是否定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通过董事及合法程序对公司的控制权或“所有权”而是强调在公司产权制度复杂化的情况下,公司经营和财产的独立,是保护好相关者利益的关键性的制度安排。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股东权,特别是股东所有权的含义的理解往往不同。经济学家说股东有所有权通常是指股东本质上拥有的对公司的支配权,作为一种抽象,它舍去了具体的限制程序和条件。而法学家认为股东所有权仅指对股票的所有权或股权,股东对公司只有有限的他物权,若对公司实行全面控制则必须满足严格的法律程序条件(如有多数股东权,按一定程序和条件行权)。 大公司“两权分离”后出现了经济学讲的“”问题,即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东委托的人:公司管理者的目标可能和股东及企业目标不一致,公司管理者还有可能损害其它利益相关者-债权人、职工等的利益。为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是要强调保护公司出资者-最大的风险承担者公司股东的权力和利益。股东应对公司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特别是决定公司经营者 人事和激励制度的控制权。为充分保护和适当平衡包括股东、债权人在内的公司各相关者的利益,公司还必须有合理的治理结构。 中国同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既有对公司独立产权保护不够的问题,又有侵犯公司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和上市公司的一般投资者权益的问题。 中国有必要修改有关法律强化对股东权的保护,需要详细规定公司股东的自益权和共益权、公司经营者对股东的受托责任、强化公司财产转移限制和追索制度、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股东代表诉讼等制度。 第二,通过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大公司的发展。 公司治理结构是围绕公司产权理顺公司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即法律和商业惯例的总和)。狭义的相关者是指投资者、经营者和债权,广义的相关者则还要加上职工和社区。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理顺各方关系,促进公司价值成长。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构架主要涉及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处理机制、公司决策机构及其职责设置、激励和约束机制安排三个方面。 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明确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实行公司制,要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以后,包括证监会在内的许多机构及交易所、企业都加快了改善公司治理的进程。 但是无论是认识理念,还是基本构架、具体规则,中国包括国有和私人企业在内的大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从目前的情况看,推进公司治理完善,首先要抓好以下工作。 树立治理理念。合理的公司治理要有利于理顺股东、企业、债权人及职工、社区的关系。但从公司财产制度角度看,首先要理顺公司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三者的关系。经营者根据法律及授权要有独立经营的权力,同时对股东承担保证公司财产安全及增值的受托责任,对债权人承担及时还债的责任,要遵法守规。 合理界定公司机构的决策责任。股东会的主要责任是决定公司董事、分红及批准与股东权利直接有关的决议。董事、董事会是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机构。总经理是管理决策执行机构。从目前的情况看,使国有企业的“股东代表机构”有效到位但不越位,所有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能有独立、负责的董事会,是改善我国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必须进一步明确董事、董事会职责,完善制度,形成以董事个人受托责任为基础的董事会集体决策,与总经理在既受控又被充分授权条件下的“一长制”决策有机结合的体制,使公司“谨慎决策”,又能有决策和管理效率。为此要合理设计董事结构、明确董事责任、完善董事考核和激励制度,要健全董事会组织,包括在董事会内设审计、提名、薪酬委员会,健全董事会工作制度。 要建立对股东负责,由董事会直接监控的职责明确、内外结合、覆盖各个方面的公司监控体系。该体系对外充分重视披露信息,重视接受股东、媒体、公众的监督,对内覆盖从董事会到内部经营单位各环节,内控体制与治理结构结合;董事会对内控承担战略性的监控责任,总经理(CEO)承担主要执行责任;各委员会承担相应责任;健全制度及使各机构、责任人的责任落实到位,减少风险。 建立有效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有关改革的步伐需进一步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经营者,重在提升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的科学化、合理化水平。对经营者作用重大的财务薪酬制度应包括适当的长期激励安排。 (四)修改完善法律,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完善发展的法律保障 修改宪法,修改有关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有所区别的说法,明确任何合法资产都应受到平等对待。 修改民法,尽快出台物权法、完善债法。有关法人基本制度的规范,应按有利于企事业发展和强化信息披露的方向进行调整完善。 知识产权法要按强化保护(包括个人的有关权利)、实施和结合国情调整的方向进一步健全。 规范企业的各种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要修改公司法;规范集体企业的法律,建议按合作制法的方向调整,集体企业不宜设无产权主体的职工股,但为处理好历史问题可有合适的过渡安排。 经济体论文: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应携手推进结构性改革 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3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发表演讲说,强调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给亚洲地区带来的诸多新挑战,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应加强协作和宏观政策协调,携手推进结构性改革,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楼继伟是在巴库举行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理事会第48届年会上一场主题为“重新审视亚太地区增长潜力和模式”的部长级研讨会上做如上表述的。 亚行预测,亚洲发展中经济体今年仍有望实现6.3%的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但面对更加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越来越多亚洲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增长潜力和模式。 站在十字路口的亚洲经济将走向何方?楼继伟认为,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经受住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重要的原因就是亚洲经济体自上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实施了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 不过,楼继伟认为,近些年亚洲经济体增速开始放缓,也暴露出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人均GDP不高、基础设施落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性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等。“应对这些挑战,各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借助结构性改革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面对共同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楼继伟表示,希望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加强区域的互联互通和宏观政策的协调。“中方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 倡议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替代现有机制,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因此我们欢迎沿线国家和亚洲国家积极参与”。 他指出,亚洲各国也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治理,通过加强南南合作等,积极发出亚洲声音,提升亚洲区域的整体实力。 谈及中国经济,楼继伟说,中国已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增速从8-9%降到7%左右。中国当前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快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此外,针对中国面临的老龄化挑战,楼继伟说,中国一方面努力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以积累国民财富,另一方面,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及加大对教育、城乡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入并改革和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流动性,推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经济体论文:论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 美国着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世界体系理论”。他认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是“中心-边缘”结构,即存在着中心地区、边缘地区和半边缘地区三个组成部分。随着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板块与网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这种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它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一、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 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特点 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他写道:“表现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这个体系内的生活是独立自足的,而且这个体系发展的原动力大体上是内在的。”沃勒斯坦提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不同的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程度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类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 根据沃勒斯坦的观点,16世纪以前,“世界性体系”主要表现为一些世界性帝国,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等。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它不同于“世界性帝国”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经济网络,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占据有优势地位的地区,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地区,是中心区域;而广大亚非拉地区,由于受到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或是新独立建成民族国家不久,是这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区域;在这两者之间的是半边缘区域。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承担着三种不同的经济角色:中心区域利用边缘区域提供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加工制品向边缘区域销售牟利,并控制世界体系中的金融和贸易市场的运转。边缘区域除了向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初级产品和廉价劳动力,还提供销售市场。半边缘区域介于两者之间:对中心区域部分地充当边缘区域角色;对边缘区域部分地充当中心区域角色。 在冷战时期,根据当时苏联的观点,存在着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但这只是一个不长的插曲。冷战结束后,这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变为只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市场体系。近年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开始从“中心一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其主要特点有: 1.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趋势迅速发展 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迅猛发展,开始形成欧盟、北美和东亚三个大的经济板块和其他一些较小的经济板块。 欧盟2004年扩大后,拥有25个成员国,人口约4.55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1994年开始实施,现在包括美、加、墨三国,人口约4.2亿,总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3万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在世界上的影响不亚于欧洲一体化。东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和安全合作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强劲。东亚国家已经开始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进程,中国将与东盟国家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如能实现,它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总人口将达近20亿,经济规模将超过3万亿美元。日本与东盟签订了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决定在2012年实现经济合作伙伴计划。韩国已与东盟就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商品自由贸易达成协议。此外,中日韩正在就三国自由贸易安排开展联合学术研究。“东亚共同体”如能建成,将形成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三足鼎立的态势。 北美和东亚经济板块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走联合自强道路,也建立和加强了一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形成较小的经济板块,如非洲联盟、东非共同体、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里约集团、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这些都促使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结构转型。不过,板块与开放并不一定是矛盾的,板块也可以是开放的,出现开放性与板块性并存。 2.跨国公司形成全球网络 跨国公司是当今世界经济中集生产、贸易、投资、金融、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其他服务于一体的经营实体,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和体现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全球取得迅速发展。冷战的结束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开放,更给跨国公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现在,全世界4万多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在世界各地的雇员达到7千万人,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世界贸易的60%和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全世界100支最大的经济力量中,跨国公司占一半以上,超过许多中小国家。跨国公司正在超越民族国家而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国际生产和经营正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跨国公司占世界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使国际直接投资年均增长近30%。2005年中国出口总额的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占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83%。同时,跨国公司加速在不同国家建立研发机构,以便最有效地利用当地科技资源,研制出最能适应市场的产品。“跨国公司在这一全球化新阶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跨国公司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3.出现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 现在世界上形成一种新型的三极贸易体系。它不仅与过去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贸易有所不同,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有过的。第一极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第二极是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第三极是原材料拥有国。第一种贸易是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之间进行交换;第二种贸易是低工资地区与原材料拥有国之间进行交换;第三种贸易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用自己的资源与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进行交换。 虽然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国家主要是过去的中心区域,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仍主要是过去的边缘区域,但在贸易中的角色已发生重大变化,过去的中心区域已转变为提供创新工艺和服务为主,而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转变为直接生产加工制品出售给那些拥有技术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例如,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这一方面表明,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国家和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开始逐渐摆脱边缘化,甚至有些提供原材料的国家已经属于中心区域;另一方面也说明,从“中心-边缘 ”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心区域由于掌握着创新工艺和服务,仍具有很大的优势。例如,服务部门的很大部分-金融服务、很多娱乐性服务,甚至还有教育部门-现在都可以进行贸易。许多服务的可贸易性第一次超过商品。而且,中心区域仍是“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以及高工资产品所在的地区”。 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边缘”结构开始向板块和网络并存结构转型,是在若干发展中国家从边缘向半边缘甚至中心转化,但中心区域国家仍能保持中心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 二、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主要原因 1.区域化与区域主义相互促进 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主义(regionalism)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区域化是指某一区域内由非国家实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力量影响下进行贸易和投资所推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主要是指国家通过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建立各种多边机制包括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区域可以界定为地理上相联系的一定数目的国家,它们处于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国际区域主义就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国家间的联合或集团的形成。中国学者马孆提出,区域主义具有“国际性、地缘性和组织性。国际性表明了区域主义属于国际关系范畴;地缘性显示了区域主义的存在范围;组织性体现了区域主义的活动空间。”安德鲁·赫里尔认为可以根据社会凝聚力(social cohesiveness)、经济凝聚力(economic cohesiveness)、政治凝聚力(politicalcohesiveness)和组织凝聚力(organization cohesiveness)的程度高低所导致的地区相互依赖程度来分析区域主义。波恩·赫特和A·伊诺塔用“区域融合度”(re-gionness)的概念来表示区域主义的程度,并将区域融合度由低到高分为5个层次:地理区域(region area)、区域复合体(region complex)、区域社会(region society)、区域共同体(region community)、区域国家(region state)。 近年来,世界上区域化与区域主义都获得很大发展,虽然在各地区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例如,在欧洲通常是区域主义发展快于区域化并推动这种进展;而在东亚是区域化发展快于区域主义并推动这种进展。 以东亚地区为例。东亚经济的区域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很快。从1975年至2001年,东亚区域内贸易总量翻了6番,达到年均16%的增长率。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增长成为其重要发动机之一。中国(包括内地和香港)已成为东亚国家出口商品的主要吸纳市场和贸易出超的重要来源。2004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高达2132.8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0.1%,首次超过对美国贸易总额。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1992年,中国与东盟10国的贸易总额仅为80.8亿美元,2003年增加到782.5亿美元,增长了近9倍。而日本与东盟10国的贸易总额2001年已高达近1300亿美元。同时,东亚区域内相互投资也增长很快。例如,从1979年至1987年,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的合同金额仅为1700多万美元。而从1988年至1997年的10年中,东盟国家在华投资项目共计13710个,协议外资为399亿美元,实际投入金额为128亿美元。近年来中国对东盟投资年增幅达60%。又如,至2002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分别达到363.39亿美元和151.19亿美元,分别排名第3和第6位。2003年韩国海外投资的45.8%是投向中国。这些都促使东亚经济朝一体化方向发展。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东亚,国家推动的区域主义合作也有很大进展,包括“东盟+3”、3个“东盟+1”机制、中日韩合作机制和东亚首脑会议等。东亚国家实际上已开始构建东亚共同体的进程。这是冷战后东亚崛起和国际地位上升的重要表现。 从某种程度上说,欧盟和北美区域主义发展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区域国家力图更长时间维持其中心地位的一种措施。 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世界经济体的发展进程趋向于在本身发展过程中扩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地区之间受益不均的情况可能会同时不断扩大。”区域主义实际上是对这种情况的应对措施,它与区域化相互促进所导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板块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2.亚非拉国家独立和其中部分国家走上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使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 世界经济体系转型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中心地区国家。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个历史中,中心国家的各种优势一直在扩大,但特定国家试图留在中心部分内的能力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的事实上,在这种体系内,在长远的历史时期中,从结构上看,优秀分子的循环出现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意味着在一定时期中某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迟早要被另外一个国家取而代之。” 在12世纪,“从经济意义上说,当时西北欧还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区。”但由于工业革命最早在这个地区取得进展,西欧和北欧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18世纪以后成为世界经济体的中心地区。 亚非拉的许多地区在17世纪后逐渐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政治上受到沉重压迫的同时,在经济上遭受残酷剥削,导致贫困落后,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赢得民族独立。其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重新掌握自己命运后,逐渐探索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苏东巨变后,出现了一批转型国家,其中一些国家也走上一条适合本国的经济发展之路。美国高盛公司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中的金砖4国(BRICs),认为它们将成为全球经济中的重量级国家。该公司2005年12月报告预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经济可能会在204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在2033年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BRICs总共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在2041年超过西方6国(G7减去加拿大)。高盛公司还将孟加拉国、埃及、印尼、伊朗、韩国、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土耳其、越南作为排在BRICs之后的新兴的N-11国。这些新兴的金砖4国(BRICs)和N-11国几乎都是过去的边缘地区或半边缘地区国家,现在它们的经济地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最近几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年,新兴国家经济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这是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新兴国家经济平均增长速度达到6%,而发达国家是2.4%。这些国家的出口份额增长到42%,而1970年时仅占20%。在货币市场,新兴国家目前拥有的外汇储备占世界的2/30 3.新科技革命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网络状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新的科技革命。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和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科技创新 出现群体突破态势,新的技术群和新的产业群蓬勃发展。科学技术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密集创新时代。许多重大创新出现在学科交叉领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互渗透。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越来越短,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等的联系日益紧密。而且,“当今世界收集、储存、获取和传输信息的边际成本正趋近于零,这种情况可谓前所未有。能够进入因特网的人,全球已逾10亿。也许更令人惊异的是,约有15亿人使用移动电话。因特网无线接入潜力无限。” 特别是全球即时通讯技术和先进运输技术的发展,促进跨国公司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最佳资源配置和生产要素组合,从而推动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网络型结构。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在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4.经济全球化趋势促进世界经济体系形成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 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的表现。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全方位发展的态势。世界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在经济、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大大加深,经济间相互流通的障碍不断减弱,经济融合的需求在日益加强。二战后初期,世界贸易额仅为500多亿美元。而到2000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近6.2万亿美元,世界服务贸易总额达1.4万亿美元,两项相加总额已高达7.6万亿美元。2006年,仅全球商品出口额就将超过10万亿美元,整个出口比重将达到全球产量的30%,而10年前这一比重仅为20%。世界经济正在逐渐地真正形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球市场加速形成,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达到了空前程度。虽然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断把外部区域变成边缘地区,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体系外的国家已屈指可数。 经济全球化趋势从两个方面促进世界经济体系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的形成。 首先,跨国公司形成的全球网络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呈现网络型结构的主要原因。特别是中心区域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促进了这种网络型结构的发展。 其次,经济全球化趋势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面对发达国家建立经济集团的情况,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快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世界体系的生命力是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 例如,2000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第36届首脑会议通过《非洲联盟章程》,决定在非洲统一组织基础上成立非洲联盟(简称“非盟”)。2001年7月,非洲统一组织第37届首脑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目标是消除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推动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2002年7月,非盟正式接替非洲统一组织。非盟有53个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经济增长超过2%的只有6国,20多个非洲国家经济负增长,被喻为“失落的10年”。20世纪90年代初,非洲在政治动荡和经济困境中苦苦挣扎。1994年经济形势开始逐步改善。非盟成立后,经济明显好转。据世界银行统计,非洲2003年经济增长为3.4%,2004年为3.8%,2005年达5%。2006年1月举行的非盟第六届首脑会议探讨了在非盟基础上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可行性。 当前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全球化趋势背景下发展的,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是通向全球化的一个阶段。因此,世界经济体系结构板块化趋势实际上是各国顺应全球化潮流,利用全球化机遇,防止和抵御全球化负面影响的结果之一。经济板块是全球化的一个阶段。许多新型的、多层次、多种类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主要是地缘经济的产物,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主义的集中体现。 三、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状并存结构转型的主要影响 沃勒斯坦曾预言:“当21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让位于后继的体系(一个或多个)时,我们将看看这后继体系是否会更平等。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活的动来影响其结果。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的作用。”从现在来看,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将是这种后继的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世界经济体系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将产生的主要影响包括: 1.既刺激又抑制贸易保护主义 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板块化趋势使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近年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上升。它们经常挥舞反倾销的大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置更多的贸易壁垒。导致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板块化趋势。 但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体系中网络型结构的发展又成为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结构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如果一国对从另一国进口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就可能也打击到本国跨国公司在对方国家投资的企业。这使得贸易保护主义的“双刃剑”作用更为明显。各国在考虑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时将更为谨慎。 2.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 自18世纪欧美主要国家相继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起,世界经济重心在大西洋地区。近年来,随着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上升,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人口约3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仅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21个成员人口就占世界总人口的45%、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占全球生产总值的57%,拥有全球58%的制造业,贸易占国际贸易的一半以上,增长占全球总量的70%。其中,亚洲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中已占23%,而且这一比例仍在上升。亚洲外汇储备总和达2.35万亿美元,占世界外汇总储备的半数以上。2004年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率达7.6%,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在其中,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持了9%的经济年增长率。2004年中国的外贸总额突破万亿美元,达到11548亿美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其中,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为7600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72.7%。印度政府预计,今后5年印度经济将会以7-8%的速度增长。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出口的1/3、进口的2/5是与亚洲进行的。近年来,美国与亚太地区每年双边贸易总额超过7000亿美元。在新兴的金砖4国(BRICs)中,有两个半是亚洲国家(即中国和印度两国,俄罗斯算半个)。在新兴的N-11国中,有9个是亚洲国家。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的崛起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这实际上标志着世界事务的重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的转移。”由于欧美国家现在仍掌握创新工艺和服务的优势,因此其经济中心地位还会保留相当长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世界经济体系中将出现欧盟、北美、亚太三个中心区域并存。 3.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将会有更大的发言权 由于世界经济体系中原有的“中心一边缘”结构逐渐转型为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与原来的体系相比将显得较为平等。 现有 的国际经济机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这些国际经济机制中占主导地位。 随着亚洲国家的崛起和若干发展中国家逐渐摆脱边缘地区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机制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有望上升。例如,2006年4月,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助理埃德温·杜鲁门(EdwinTruman)发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战略》一书,其中提出关于IMF改革的建议。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失去了其独特作用,面临着身份危机,正在失去许多主要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工业化国家的支持。他提出的三个建议之一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重新调整其投票权的分配,立即将至少10%的投票权从传统工业化国家转移给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这一重新调整只有通过提高IMF份额才能实现。与此同时,他建议欧盟应承诺逐步将其在IMF的代表权集中为一个席位。为此,欧盟应在2006年底前启动这一程序,先将10个席位减为7个席位。美国应说服欧盟加快这一进程。他还建议,在选择下一任IMF总裁和世界银行行长时,应实施公开和透明的程序,放弃现行的IMF总裁由欧洲人担任和世界银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的做法。 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依靠区域合作组织协调在国际组织谈判中的立场。例如,非洲联盟贸易部长会议2006年4月14日通过的《内罗毕宣言》表示,非洲国家将继续为在2006年底前完成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而努力,有关各方必须履行在多哈回合中所作的有关推动发展的承诺,以使非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和关切得到重视。与会部长们提出,欧盟和美国必须重视它们同非洲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必须大幅削减扭曲贸易的各种补贴。 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发挥相互之间经济的互补性,避免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不平等竞争,也在推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自主区域一体化。例如,美国在十几年前提出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但美国一边谈判,一边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使拉美国家对美国的提议疑虑重重。近年来,美国相继对进口钢材提高关税,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取消服装进口优惠,特别是美国国会通过新农业法案,大大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这些保护主义措施引起了拉美国家的强烈不满。为应对在该地区拥有经济垄断地位的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2004年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该方案主张“在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实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2006年4月,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古巴签署关于玻利维亚正式加入“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的协议以及旨在加强三国经济合作的《人民贸易协定》。这将对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4.将促进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世界正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这一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经济相互依存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性质;同时,政治体系影响经济体系,政治因素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世界经济体系从“中心一边缘”结构向板块与网络并存结构转型,不可避免地促进整个国际体系的转型,对国际体系中的“金字塔”型等级制结构是一个重大冲击,从而将使未来的国际体系建立在较为平等的经济基础上。 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上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均势体系。近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和各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增加,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均势体系正在逐渐向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演变。 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应该建立在这种以相互依存状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国际体系基础上,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从理论上来说,建立在均势基础上的多极化难以实现持久和平,这是因为经济和政治不平衡发展的规律会一直起作用。而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多极化才能真正实现大国之间的和平。 从长远来说,相互依存状态的国际体系还将继续发展为一体化条件下的国际体系,这将为进一步建立和谐世界奠定基础。因为随着世界力量结构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将由平衡发展到均衡,再发展到和谐。因为国家利益仍将是各国最优先考虑的因素,所以和谐实际上将必然是建立在各国间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基础上的利益和谐。只有建立在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才能有助于实现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经济体论文: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 陈永 市场经济体制指的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经济运行体制。而财政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它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必要性是什么?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 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国家在出现后,它并不进行生产。然而,为了维持它自身的存在和运转,国家又必须从国民收入中分到一块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国家不进行生产,它不可能通过交换的形式来获取它所需的社会产品,它所拥有并能加以运用的,只有强制性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参加社会产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税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存在和运转消耗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财政支出。因此,国家的存在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能够存在;只要国家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财政的存在,只需要国家这个唯一的前提。可以说,财政是国家内生的一种东西。从古代的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到现代的计划经济国家,无不如此。在执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家仍然是财政存在的充要条件。与财政的这种存在必要性相关的是财政筹集收入的职能。 二、 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扩展。 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都是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和社会生产达到最优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最优”。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财政的作用就应该只限于筹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国家的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现实情况并不是这么理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还应该更进一步。问题主要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具备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全部条件。而只要有某一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现失灵。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失灵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如实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具体来说,市场失灵有以下几种情况: 1、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萨缪尔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一文中给出了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场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进行资源配置时,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般来说,由于“免费搭车”现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场决定的公共产品的生产量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应该设法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 2、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之间或私人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效益之间的非一致性。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私人经济主体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有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外部效应除了影响社会经济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应导致的成本或报酬分担不合理,它也会妨碍社会的公平。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将外部的成本或报酬内部化,使带有外部效应的产品的生产数量改变到合理的水平。 3、垄断 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产品的供给,使其产品的售价高于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形成了垄断。由于垄断者能够操纵市场价格,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产品边际效益等于边际生产成本的水平上。结果是造成市场上该产品的供给量不足,价格偏高,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对此,政府部门应该进行干预,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强迫或鼓励垄断者增加产量,降低价格,使该产品的售价等于其社会边际成本,以避免社会效率的损失。还有一些行业的规模效应很明显,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就会自然形成垄断。对这种自然垄断行业,政府也应该及时加以干预,也可以划归政府来经营。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 信息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中经济主体掌握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要获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寻”成本;此外,市场在交易中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一方总是比另一方有着更多的信息或有着更低的信息搜寻成本。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在交易中总是根据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作出决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市场失灵,资源配置偏离帕雷托最优。 5、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在微观经济中表现为上述偏离帕雷托最优的情况,市场失灵同样也反映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对宏观经济领域中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据的指标主要有:就业水平、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状况。但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失灵在宏观经济领域中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和经济波动与失衡。为此,政府也必须对经济进行调控。 但在现实中,市场失灵并没有使市场经济制度崩溃,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在现实中应该有一条挽救市场失灵的途径。 其中,除了认为应由政府干预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观点之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通过扩大市场覆盖面(即市场完全化)和提高市场效率来挽救市场失灵,但在实践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多种解决市场失灵的方法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要优化资源配置,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体现。 于其他手段相比,财政手段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中具有以下优势: 1、财政手段比较灵活,税率和补贴额可以根据外部性情况及时加以调整。 2、财政手段的管理费用低,避免了产权界定和市场交易的巨大费用。 3、财政手段在技术上比界定产权、扩大市场覆盖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财政所应具有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经济的调节应以市场机制为主,在市场机制能够完成资源有效配置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介入。只有发生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它的职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资源配置职能。 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难以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只能有财政来进行供给。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还可以实现外部 效应的内部化,并解决垄断的问题。 2、 收入分配职能。 我们在前面提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所决定的初次分配状况极不公平。这样客观上就要求社会有一种有助于实现公平的再分配机制。市场本身不能提供这种再分配机制,只有依靠政府以非市场的财政手段来完成这一任务。在这一点上,财政可以说天然地具有作为进行再分配工具的有利条件——强制课税权。这使得财政可以大规模地介入国民收入分配,通过税制设计上的巧妙安排,如征收累进的所得税,把资金从那些收入偏高的人们手中征集上来,然后,再通过各种类型的转移性支出项目,如医疗保险、食品券补贴等,把资金转移给那些收入偏低的人们。 3、 稳定经济职能。所谓稳定经济,就是指政府作为市场上的一种经济力量,运用宏观上的经济政策手段有意识地影响、调控经济,实现就业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及经济增长的协调。这一职能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平稳地向前发展的认识基础上的。在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中,财政的地位举足轻重,它在维持总供求的大体平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政府可以减少财政支出或增加税收,通过压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需求来抑制社会总需求。在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财政又可以通过扩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需求来扩大社会总需求。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财政上的制度性安排,使财政发挥某种“自动”的稳定作用。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关于财政职能范围的界定,众说纷纭。通过对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这一问题。 来源:江苏财经信息网 经济体论文: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环境资源保护法的完善 一、引言 保护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环境和发展研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课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环境资源保护法(以下简称“环保法”)正日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从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最快的法律之一。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环保法是多部门法发展的结果,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发展,不仅使其成为环境法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使其原理成为环保法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 我国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随着我国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不仅给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繁荣,也造成了许多环境问题。一方面使原本某些方面的立法空白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使得原本环境法体系中的一些内容因不适应当前的形势而亟待修改。1下文将就我国现行的环保法的体系所存在的一些缺陷及产生这些缺陷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有关建议,以期不断完善我国的环保法,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环保法体系的缺陷及原因 关于我国环保法体系的划分方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普遍都认为环保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资源保护规定为基础,一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为补充,以及包括污染纺织、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体系。2但由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新的环境问题,且我国的环保法体系相当一部分带有浓厚的计划体制色彩,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上述这些缺陷日益阻碍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迫切要求加大力度完善我国的环保法体系。以下将从这些缺陷产生的原因出发,分别论述之: ㈠、体系外部原因所带来的缺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新的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不断出现,必然要求新的环保法的制定实施,再继之便是环境司法要适应新的环保法体系的要求。体现在外部层次上,即为立法上的空白,亦可称为滞后性。所谓滞后性,指环保法在时间上总是落后于环境问题的要求及实践发展。滞后现象已为各国环境法的发展历史所证明。有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种滞后性:3⑴、国家权力观念。环境问题只有发展到影响社会安定和发展时才成为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对象。⑵、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和环境意识。一般说来,环境意识落后于环境问题的发展程度,而环境意识在行政管理领域又直接制约着管理制度,这必然带来滞后性。⑶、反馈机制自身的限制。系统的复杂性,反馈环节的多元化及立法程序上的时间限制都会引起这种滞后性。从解决方法上看,滞后性只能事后进行完善,不可能从根本上避免。当然,立法时在现实可行性基础上充分考虑环境问题的发展趋势,使立法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实践中是可行的,也是可取的。 ㈡、体系内部原因所引起的缺陷 从环保法体系内部来看,作为体系组成部分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都会相应地改变环保法体系的内容和影响环保法的执行。而且,从整体上看,我国现有环保法体系的结构还不完整,子系统不周全,导致系统功能不完善,使环境资源保护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尚无适当的控制手段。具体说来有: 1、功能不协调。从实践上看,它表现为某一环境问题未被调整或进行了互相矛盾的调整,亦即有的环境法律系统间作用互相矛盾或存在空白点。初步看来,这有两个原因:⑴、系统结构不完整,某些应有的法律制度尚未确定。(这和立法的滞后性是有根本区别的)⑵、系统结构不合理,有的制度间未能很好地配合。如排无收费和水源利用政策及市政工程管理等方面就存在着配合不周的问题。 2、有的子系统不符合技术合理性。环境问题首先作为一个技术经济问题而存在,其产生原因是各类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解决也只能依靠技术进步。环保法要产生有效的作用,它本身必须合理,即:⑴、内容满足技术合理性。许多制度是环境保护领域内技术规范的发展,应符合环境科学的规律和要求。⑵、结构满足操作技术合理性。环保法是通过法律对社会进行调整控制的一种工具和方法,必须有适应的结构和程序保证操作上的合理性,使之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一般规律。4但是,目前我国环保法在这两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某些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共参与问题、现场检查制度问题、“三同时”制度问题,等等。总的看来,作为技术性很强的环保法,在我国并未体现出这一特点,而更多的是一般的原则制度的规定。 三、环保法体系的完善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这段期间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环境立法问题就在这高度变迁的时空中,不断受到试炼,不断受到调适。由此而形成的环保法,也就因而带有浓厚的动态气息。现阶段完善我国的环保法,应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㈠、环境立法对完善环保法的前提作用 这里所讲的立法,仅包括制定新的法律规范。没有环境立法,就没有环保法体系,环境司法更无从谈起。因此,完善环境立法是完善环保法体系的一个前提条件。而“立法的发动、进度及内容未必单纯是事理与民意的结果,而会 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静态结构和动态发展而有不同的演变。”5目前,尽管环境立法领域空前活跃,但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还未能完全跟上。因此,加强环境立法,完善环保法体系,促进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污染和破坏,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 鉴于环境问题的四项特色即科技关联、利益冲突、隔代平衡、国际关联,6当前加强环境立法,完善我国环保法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⑴、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规律。环境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保护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环境立法要突出自然生态规律的要求与发展。⑵、环境立法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的产物,各国实践证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环境立法时,要充分体现经济规律的要求,以环境保护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用法律来教育人们提高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辩证关系的认识,以环保来促进经济的发展。⑶、环境立法要体现“地球一体”的观点。在国际关联的特色之下,环境行政容易衍生外交、国防及国际势力介入等现象,造成环境问题的复杂化。7故环境立法应从整体角度考虑环境问题,把我国的环境问题纳入世界环境问题的范围内进行考虑。 此外,在立法的进程中,应见贤思齐,认真学习环保先进国家的制度和经验,并可以有条件地援用欧美、日本等国环境法律所通用的管制手段,以便及时、高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㈡、健全现有制度,协调体系内部的功能 1、从技术上完善现存的相关制度。这是改善环保法体系的重要措施。首先,应加大处罚力度。可适当引用不同程度的刑罚,但应认识到环境问题多元因应的执行手段中,刑罚只是其中的一种,且适用刑罚不得背离环境问题的特质与刑罚最后手段的定位。其次,应加强科技在解决环境问题的作用,事实上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建议在现行环保法体系的基本原则中加入“科技促进”一项,以彰显科技的重要性。再次,“公共参与”这一原则在立法中虽得到体现,但在现实的决策运行中,却往往抛开公共力量而自行决策,或多或少地损害了公共的利益。故有必要将公共参与落实到实处,如通过听证、质询、述职等途径将之制度化。但同时也应注意不宜一味主张多参与,而应在参与的时机、范围、方式与效力上,妥为规划,并由整体的角度出发,健全相应辅助措施,以免造成公共参与的错置。 2、协调各制度的功能。各制度的协调依赖于其内容衔接和控制手段的协调,即⑴、内容衔接,不留任何空白点,控制环境行为的各主要方面和环节。⑵、内容协同,功能协调,制度间不应有矛盾点。这是由环保法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目的性所决定了的。
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下高校人才培养: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下云南高校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研究 摘要:云南地处我国对东亚、南亚等经济合作圈的前沿,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圈的形成及发展的推动下,以地方特色经济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云南地处我国边陲内陆,山区广大,教育落后,人才匮缺,尤其是高等教育人才十分贫瘠,为适应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形势的需求,云南高校需要培养大量的地方经济管理应用型人才和国际业务开拓与管理的高级人才。本文以云南商科专业为例,对云南高校的人才培养创新模式进行研究,并提出进一步拓展云南高校人才培养创新模式的构想,以解决云南经济发展的人才缺乏问题,并提升云南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促进云南高校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关键词:国际经济合作;云南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发展 云南是矿藏、药材、珍稀动植物的原生态区域,风景秀丽,旅游产业发达,并拥有众多品质优良的农产品,随着我国对东亚、南亚等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云南地理区位的价值凸显。自1992年以来,云南重点与次区域睦邻国家开展了进出口贸易、承包劳务和设计咨询合同等业务,云南与次区域各国的贸易额,年平均增长超过20%,云南95%以上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都在次区域国家。2008年,云南省对GMS五国的进出口总额比例达23.07%,约占云南外贸的1/4[1];边境旅游方面,云南省与老挝、缅甸、越南实行了互免签证。 [2]随着“桥头堡”战略的实施,我国加大了与次区域国家的合作项目,主要合作领域为: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境、卫生、旅游、人力资源、贸易与投资合作,这些合作领域,云南皆具备参与合作的基础条件。但云南在全国对次区域国家的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较低,约为1%。究其原因,是云南知识经济落后,出口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为更好地适应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形势带来的发展机遇,云南高校需要培养大量的地方经济管理应用型人才和国际业务开拓与管理的高级人才,以解决云南经济发展的人才缺乏问题,并提升云南高校的国际化办学水平,实现更大的社会效益。 一、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下 云南人才需求的预测为深化发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云南省全面启动了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以泛亚铁路合作建设为轴心,大力建设出境高速公路;加快建设以县域特色经济参与对外经济合作的机制;工业经济平稳增长;民营企业发展空间较大;外贸业增值空间很大。云南正成为我国一个新的面向国际经济的开放市场,在此背景上,云南地方经济建设的高级人才储备数量与人才能力素质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 (一)经济与管理高级人才需求数量激增 1.工程造价预算与资金审计行业活力无限 预计未来10到20年,云南省的公路、铁路、桥梁、机场以及水利、电力、通信、网络、管道等设施的兴建工程将保持增长趋势,这些都是耗资巨大的工程,国家资金的投入与使用情况需要得到严格监控,为此,工程造价预算与资金审计业务的公共责任加大,这必将使云南本土的高素质工程成本核算与政府审计人才得到催生。 2.财政预算与宏观经济指导部门业务充沛 云南县域以农村经济为主体,农户分散经营,依靠传统劳作方式,科技含量不高,产值创造较低,要搞好县域经济,离不开行政指导产业发展和地方财政推动产业群链发展。为此,县级财政预算与宏观经济指导部门以及乡镇基层经济管理人员必须提高业务工作能力和素质,才能更好地开展财政资金统筹、招商引资、项目规划等工作,延伸县域产业群链,促进地方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3.企业管理与财务核算人员业务量充足 在企业市场化管理过程中,企业自负盈亏、自谋生存、自我发展,资金运营效率决定着公司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企业管理与财务核算人员必须立足于市场,调研分析产业前景、行业竞争情况,然后确定适宜的投资方向,并对企业融资能力、融资渠道、资金使用成本等因素进行综合权衡,才能确保资金运营效率最优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4.会计、税务中介服务业将大力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是市场自我调节和管理,会计、税务中介服务业正是应市场自我调节和管理需要而产生的中介组织,其鉴证业务对会计监督、纳税监督具有重要作用;其业务则有利于促进会计核算规范、税务业务操作规范;其咨询业务则有利于企业战略管理的顺利实施。因此,在县域“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计、税务中介服务业产生的社会效益将保持在较高的发展水平上。 5.中小企业财务管理的地位日显重要 民营企业一般为中小企业规模,资金储备有限,由于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通常不能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且民营企业注册资金往往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导致经营资金严重不足。由于民营企业作为“行政区经济”中的活跃分子,能够有效填补县域经济的空白,推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随着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管理体制的改良,云南民营企业的发展规模将进一步壮大,其财务人员的社会职业地位将得到更大提升。 6.金融信贷业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 云南是全国贫困县最多的省份,而发展经济时刻离不开资金要素,县域优势农产品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需要获得经济补偿,农产品加工业淡季和歇业也离不开资金支撑,而云南地方财政一般都较为贫瘠,因此,金融信贷业支持经济发展成为主要资金渠道,由于信贷业风险较高,因而对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要求也较高,这也正好显现了金融信贷业的存续活力。 7.跨国公司、集团企业的资金管理业务更加专业 随着跨国公司、集团企业的对外工程承包和技术咨询业务拓展,跨国资金结算中心、集团财务公司也逐步建立,外汇管理、汇率变动损益调整、外汇报表折算等业务更加专业,跨国投资收益预测、跨国税收筹划、跨国并购、集团内部定价策略等孕育着高级职场职位的产生。 8.外贸信贷、出口退税、国际保险业务更加频繁 国家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对出口贸易、进口贸易采取外贸信贷支持政策;对限制和禁止出口以外的商品,实行分类别的出口退税、免税等政策;为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国际惯例对进出口商品实行保险制度。随着云南对外经济份额的增大,外贸信贷、出口退税、国际保险等涉外业务会更加频繁,云南本土从事外经贸职业的专业人员也会增多。 9.司法鉴证会计受到社会高度重视 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离不开法制保障,出现合同争议时,当事人的责任承担份额认定需要司法鉴证会计;国家资金投放与使用过程中发生了非正常损失,其责任承担份额认定需要司法鉴证会计;金融信贷、保险等风险损失纷争的责任承担份额认定需要司法鉴证会计。……司法会计在保障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中的作用,必将使其职业品位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 (二)外经贸人才素质能力水平的标准提升 云南与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合作,不仅仅是外贸业务的简单操作,更需要宏观掌握国际经济发展形势,充分了解国际反倾销、关税壁垒、绿色壁垒、国际税收差异等背景知识,才能有效避开国际经济纷争,防止发生不必要的国际诉讼或仲裁损失。 除此之外,次区域国家官方语言多数为英语,民间语言则为本土语言,为此,外经贸人员不仅需要娴熟地掌握英语,还需要掌握次区域国家的本土语言,才能更好地开展外贸活动,促成合作经济价值的实现。 二、适应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创新发展人才培养模式(一)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扩大高校办学规模 云南发展外向型经济具有地理区位优势,但也面临着经济建设高级人才严重匮缺的现实。从20世纪90年代起,云南高校办学规模不足的问题就已经凸显,尽管云南大力发展了独立学院、高职高专等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形式,但由于新增专业须按照教育部计划新增专业数量扩充,致使高校专业不能及时满足地方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此,高校应根据招生一线的反馈信息及时修订专业教育计划,在教育部审批设置的专业下,创设专业模块,分设专业特色方向,开设社会岗位急需的特色课程,创建高校自有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及时满足社会人才需求缺口,吸引更多的学生,扩大高校的办学规模。 (二)创新设计人才培养目标 在云南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层次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云南高校必须认真研究教育需求层次,创新云南开放经济发展下的人才培养目标,才能更好地创建社会品牌,实现办学的规模效应。人才培养目标设计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是实行分层培养,最大限度地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1)创业型。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急需有实力的企业、民营组织或个体自主性创业者。对创业意识强烈和创新思维敏捷的学生,应强化大学生创业理论与实践教育,培育他们成为总裁、总监、经理、助理、主管型人才。(2)就业型。大部分学生属于这个层面,应以职业标准进行要求,督促学生努力朝着高薪职位去奋斗。 (3)考研型。对省外发达地区和省内部分学业骄子,应进行考研导向分流并组织考研强化学习训练。(4)留学型。对具备良好的家庭经济支撑条件,并在外语学习与自学能力方面有优势的学生,应进行留学导向分流并为他们创造出国学习机会。 二是注重人文精神培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经济工作总是与地方政府、税务、工商、客户等进行业务往来,为此,大学教育应为学生搭建经济、管理、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知识框架,引导学生了解社会分工与协作机制,以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社会是个层次结构复杂的群体,在社会工作中难免遭受挫折,调适心态,保持积极的工作状态,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在上述指导思想指引下,制定“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需求为导向,培养综合素质高、专业基础扎实、专业技能熟练、实践能力强,具备人文关怀精神、国际视野、世界情怀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具有组建团队的能力和与人协作的能力,全面发展人文素质、科学素质、身心道德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的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改革课程的知识结构体系 学业围绕着课程来展开,高校课程设置应根据云南开放经济发展下的人才素质能力需求现实,合理构建商科专业的学科知识,应从以下十个知识模块来设置课程体系。 一是经济学基础知识课程。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从决策、影响力和整体运行等角度研究社会经济活动规律[3]。云南作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圈前沿,有许多建设项目急需启动,作为云南地方经济建设人才,学习经济学原理,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才能更好地建设云南。 二是实验课程。根据国家教育部高校人才培养要重视实践运用能力培养的要求,做好校内实验室建设和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合理设置实验课程。 三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课程。国际区域经济业务往来,是基于网络技术、数据库管理、电脑操作技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在云南省内,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金融系统,于2004年完成了银联电子网络操作平台建设;作为保证财政收入的金税系统,于2008年完成了网络电子报税、网络发票认证等电子操作平台建设。因此,现代经济建设人才,掌握现代信息技术是必备的基础技能之一。 四是法学课程。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离不开法制规范,健全完善的法制,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作为现代经济建设人才,需要重点掌握经济法学原理及其应用技能,并了解国际商法等知识,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五是大学生创业素质能力拓展课程。云南县域经济基础薄弱,要在这个条件下进行项目建设,创业精神最为重要。为此,高校应开设创业素质能力拓展课程,对学生进行经济、管理、科技等学科领域前沿知识框架的搭建,强化训练经济应用文写作能力,积极引导就业心理准备,为创业素质能力培养打下扎实基础。 六是职业技能水平等级鉴定课程。为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实现零距离对接,商科课程体系中应适当引入国家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课程,如:会计从业资格、证券从业资格、理财规划师、会计师、注册会计师等职业技能课程,以国家职业标准提升大学专业技能教育水平。 七是考研强化训练课程。对有考研意向的学生进行教学分流,开设考研强化训练课程,以提高考研升学率,进而提升高校的社会认同度。 八是国际业务开拓与管理课程。根据云南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与业务需求,开设区域经济学、国际金融、国际市场营销、国际物流、国际税收、国际商法、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课程,为学生走出校门即能很快适应外经贸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九是跨文化与公关礼仪课程。根据涉外业务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风土、人文知识的要求,开设国际贸易地理、国际商业文化、韩国经济与文化、泰国经济与文化、跨文化公关礼仪等课程。 十是双语特色课程。为强化学生的专业英语应用能力,在国际业务、跨文化等课程模块中实行部分课程的双语特色教学,如:金融英语、会计英语、商务英语听说、外贸函电等。 (四)创新教学管理运行机制,保证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1.积极推动高校教学质量工程建设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发展,社会对高校质量更加关注,能否解决好规模扩大与质量保障之间的矛盾,教育部提出了高校教学质量工程达标体系,云南省教育厅提出了省级教学质量工程达标体系,作为快速发展的云南高校,应紧密结合国家、省级的教学质量达标体系,积极争取获得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立项,各高校内部应主动以质量工程的标准来提高教学质量。 2.扩大实施高校教师聘任制 教师的学术造诣与知识水平对学生具有重大影响力,优秀的教师一般都能够教出优秀的学生,高校应扩大高学历、高职称和“双师型”教师的聘任比例,对具有博士、硕士以上学历,教授、副教授以上职称,以及持有“国际商务师、注册会计师、证券从业师、经济师、会计师、律师”等证书的“双师型”教师,要打破高校之间的校际界限,实行优先聘任,以这些师资的学术造诣和知识水平为课堂教学注入新鲜活力,开阔学生的学习视野,营造良好的大学氛围。 3.实行学业成长导师制度 从高中到大学,学校管理有很大的差别:大学以学生自治管理、自我管理为特点,从“应试教育”中脱离出来的学生感到极其不适;大学以自主性学习为主,从高中“填鸭式”学习中解脱出来的学生感到无所适从。为帮助学生适应大学,合理安排大学学习与生活,高校应采取学业成长导师制度,由教授、副教授、学科专业硕士以上学历的教师承担学业成长导师,以讲座、学生座谈或班会等形式,积极引导学生了解职业前景,热爱所学专业,并在学习方法、学习目标等方面给予充分的指导和帮助。 4.严格日常教学管理 日常教学活动中,要坚持督查教学规范的遵循情况,严格控制调停课,杜绝无故缺课等现象发生,使受聘于各个高校的教师都自觉遵循统一的教学规范,保证教学秩序良性运行。 5.实行学生教学评价制度 教学必须有针对性,教学组织活动要符合学生的实情,才能让学生学有所得,为此,应实行学生民主评议教学制度,定期召开学生座谈会或网络评课活动,专门收集教学改进意见及建议,促进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6.提倡实施毕业生量化标准 根据云南经济发展的人才素质能力需求,对毕业生制定量化标准,毕业生须完成规定的学时学分、撰写毕业论文并答辩合格,至少取得专业相关的一个初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获得普通话二级乙等以上证书、英语口语合格证书,方可获取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三、进一步拓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下跨文化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想(一)积极推进走出国门“本、硕”连读的人才培养模式构想 根据调研,有3%的在校生希望获得国外留学机会。从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等地区的留学生情况看,大多数尚属于本科学士学位层次的留学。 从云南省内人才层次结构看,现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皆以硕士、博士作为人才录用的标准,硕、博连读已经成为大多数本科生的理想。因此,国际合作办学应充分考虑本、硕连读的形式,以推进跨文化国际教育形成规模,让更多具备留学条件的大学生实现“低年级国内学习、高年级国外本、硕连读”。 求学成本方面,则需要国际合作办学方制定合理额度的奖学金制度、助学金制度,以帮助学生解决经济困难,保证学业顺利完成。 (二)建立和发展跨文化留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构想 目前,云南高校跨文化留学生主要是语言短期强化学习,商科专业的留学生教育项目尚待开发。 鉴于中国商科专业国家职业标准,如: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证券从业咨询师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倘若跨文化留学生参与商科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一定有助于实现求学目标,放飞人生理想。近年来,云南高校教师队伍学历提升很快,并拥有商科专业性外语人才,很多高校都开设有一定数量的双语课程,倘若跨文化留学生跟班学习,难度不会太大。 四、结束语 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下,云南高校在规模发展与质量提高的基础上,又获得了教育国际化的大好发展机遇,云南高校应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增进了解,扩大合作,在跨文化留学生的学习层次、专业学习领域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提高质量水平,增添云南高校国际化办学的新亮点,实现云南高校的最大社会效益。 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下高校人才培养:高校经管专业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管专业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本文分析了高校经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经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 关键词: 高校经管专业人才培养 区域经济发展 互动作用 问题分析 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运用,社会对经济管理类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进入21世纪后,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经管专业人才培养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相挂钩。 一、经管专业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 (一)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与人才保证。《管子・权修》中记载道:“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人力资本之父”西奥多・W・舒尔茨揭示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而且发现小学、中学、大学三种不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不同的,并呈递增趋势,从而明确了高等教育在各国社会经济增长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高等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强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教育具有传递、发展和再生产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功能,教育可以使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并且教育又是科学知识再生产和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最有效的形式。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率的正比例关系将会显得尤为突出。并且高校是培养高级经济管理人才的摇篮,美国从1994至2003年新增加的100万个信息产业的管理人员,全部是经过大学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正是这些人员的加盟,使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保持世界领先水平,使美国经济竞争力不断增强。 (二)区域经济的增长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保证。 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加大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并且这也要求高等教育增加容量、提高效益和质量,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个性化发展。并且,经济发展也使其有能力为高等教育提供更多的投入,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多元化更促使多渠道投入高等教育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更新了教育内容。在经济发展达到一个较高水平的现代社会,如果我们的教育仍然固守传统,那么对经济的发展不但不能起推动作用,反而会产生阻碍作用。为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教育内容必须作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在课程设置上要充分满足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使学生在学校中所学习的内容能为将来能更广泛地适应社会做准备。 二、经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课程设置不够合理,选修课偏少。 大多数普通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是依据三段式的结构制定出来的,其课程结构一般由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段结合而成,其基本特点是基础课面不够宽,专业课过专,不利于学生知识面和视野的开拓。而经管类专业毕业生将服务于第二产业中有形或无形商品的流通领域或第三产业,因此,高校经管类专业的课程设置应体现人才的宽适应性和通用性。而在目前的经管类专业教育中,基础课面不够宽,大多局限在数学、政治、英语和计算机基础中,学生没有选择其它有实际应用的学科的权利,如史、地、文学等。而在大学中,学校开设的这类选修课也较少,不利于学生拓宽知识面和培养综合素质。 (二)强化理论,缺乏对实践能力的考核。 在现行的教学模式中,经管类专业同其它高等教育一样,主要是应试教育,因此考试方式比较单一,主要依靠试卷考试或论文考核,这种考核形式只对学生掌握教材上的知识有一定效果,但对于经管类专业来说,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更重要。有些高等院校经管类专业学生的实践环节考核比重还没有真正达到整体课堂教学的1/4,主要是学校没有一定的规划、方案、保障和措施引导或组织学生进入实践环节,因此,在目前的经管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中,如何安排好实践环节和有效实施对实践能力的考查是教学模式改革的重要方向。 (三)职业素养的教育不足。 目前,高等教育中经管类专业对学生进行的素质教育也是和其它专业通用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在公共基础课中开设马克思主义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思想概论和思想道德修养。而这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来说,还缺少必要的职业素养教育,主要有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经职业道德规范,包括热爱本职、忠于职守、勇于改革、讲究效益,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密切协作、正当竞争、平等公正、恪守信用、珍惜资财、反对浪费等内容。同时,经管类专业的培养模式中必须包含风险意识的培养,并在涉难冒险的实践中,对学生的履险心理和历难意志进行培养和训练。 三、经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一)在培养目标上。 主要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和优秀的公民品质,掌握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基础,熟悉现代经济学理论,比较熟练地掌握现代经济分析方法,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高的外语和计算机应用水平,有较强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具备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和较高的综合素质,具有向经济学相关领域渗透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协作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能在政府及研究部门、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和中介机构从事经济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二)知识体系的构建。 既要为学生搭建可塑性的知识框架,对学生掌握知识的要求合理,强调知识体系的完整、系统和科学性,强调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较深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好的科学创造能力,又要注意为学生搭建定性强的技能模块,构建学生掌握职业技能和技术的操作性要求的“实用”的知识,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职业技能、专深的职业业务知识、较强的技术能力。 (三)在素质和能力培养上。 既要重视知识和技术的应用能力的培养,为学生构建应用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技术二次开发的能力,强调综合素质的培养,又要以成熟的技术和规范为基础,培养学生胜任职业岗位的职业技能、技艺和运用能力,适当注重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 (四)在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方式上。 构建“五位一体”教学法,即以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网络教学、岗位实训、实验室模拟为一体的多层次立体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要开展专题讨论教学和组织实例分析或模拟设计,让学生个人和团队去分析、诊断和解决问题,用亲验性、启发性的方式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将教学内容制作成电子课件,把声音、图像、文字等融为一体;把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于教学过程之中,甚至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模拟实验,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另外,每学年的假期进行实践活动,如调查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现状及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对某种产品及其消费群体作市场调查,策划并推销一两种产品等。 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下高校人才培养:发挥地方高校科技人才优势 加速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农业高校是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也是“科教兴农”的强大生力军。加快农业高校科技成果的推广转化对于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加速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地方性高校,河北农业大学从河北省情和学校实际出发,积极构建具有特色的成果转化创新体系,充分发挥学校技术人才优势,围绕新技术、新品种、新产品进行科学研究、中试熟化、集成配套和示范推广,提高了我校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推进了全省农业产业化进程。 制定政策 采取措施 科技优势更明显 河北农业大学是一所有着103年历史的高校,现为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拥有24个学院、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2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66个本科专业,有1个农业部重点学科、4个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10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十五”以来,学校科技工作坚持以应用研究为主体,应用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研究为两翼,始终以提高学校整体科技创新能力为中心,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学校自身建设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广大教师、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学校的科技工作有了长足发展。 “十五”以来,为吸引和稳定高层次科技人才,学校出台了《河北农业大学博士、回国人员科研启动资金管理办法》;设立了“9816”科技工程计划;出台了《河北农业大学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和《关于加强省级重点实验室管理的意见》、《河北农业大学横向课题管理办法》;出台了《河北农业大学科研发展基金实施办法》:该基金包含了高水平论文与专利成果科研后补助基金,应用基础研究发展基金(国家和省基金项目配套基金),“9816”二期计划,非生命学科和新兴学科科研发展基金等,实现了特色突出、系统配套的校内人才培养和基金资助体系,仅2005年学校就拿出913.6万元用于科技发展。以上政策体系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学校科技的创新式发展。目前全校参加科学研究的教师已达到908人,形成了一支职称、学历结构合理、人员相对稳定的742人的专兼职科研队伍。 为了加快科研梯队建设步伐,学校于2004年制定了《河北农业大学科技将帅选拔培养计划》,目前已培养不同研究领域的首席专家11名,骨干专家25名。实践证明,这些骨干已成为承担国家级重大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奖和争创省部级以上科技平台的核心力量。同时,学校还出台了《河北农业大学非行政兼职拔尖科技人员享受特别津贴管理办法》,以充分调动广大非行政兼职拔尖科技人员专心从事科学研究,争创高水平成果的积极性。 加大产出 促进转化 服务地方经济 “十五”以来,学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共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103项,其中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河北省省长特别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8项,省部级二等奖26项,市(厅)级奖励221项。学校获省部级奖励等级、数量和获奖率连续五年位居全省高校前两名。学校已获鉴定的科技成果145余项,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以上的成果112项,占77.2%;一级学报以上数量由2001年的40篇增加到2004年的108篇(其中三大索引论文29篇);出版科技著作155部;2005年的专利申请达43项,同年授权专利15项,其中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11项。学校将成熟的成果与企业联合进行开发转化,建立成果转化与产业化运作体系,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该校研发的白杨杂种741杨是于70年代进行有性杂交选育出的优良品种,具有生长快、材质优良,树干通直、树形美观等优良特性。90年代初,郑均宝教授带领课题组与中科院微生物所合作,利用国家“863”科技成果,经近10年的研究,成功地将部分改造的Bt CryAc基因与慈菇蛋白酶抑制基因构建的双抗虫基因表达载体转化了741杨(该项目2004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该品种在已有优良白杨品种741杨基础上,增加了对主要磷翅目害虫的抗虫性,具有高抗性,可避免或减少施用化学农药,减轻对人、畜和野生动物的危害,减轻对水、土资源的污染;同时可控制美国白蛾等主要危险性害虫的蔓延,保护生态环境。学校就“转双抗虫基因741杨”的推广与开发与北京国宗投资有限公司合作,在河北、天津、山东、河南、陕西建立了10个育苗基地和环境释放点,在山东荷泽建立了转基因741杨速生丰产林基地,共育苗741杨2000万株,其中1000万株苗木已应用于造林。 蔡西村是献县最贫困村之一,全村有489户2000多人口,耕地面积3678亩,多数为沙性土壤,较瘠薄。农业结构以小麦,玉米为主,生产水平较低。1998年前全村人均收入仅400元~500元。针对该村实际,学校计划把蔡西村发展为蜜瓜生产专业村。经过多次动员和反复讨论与论证,各户多方筹集资金,1998年12月该村建起97个高效日光温室,全部栽种伊丽莎白蜜瓜。从设施规划、品种选择、到栽培管理技术,马德伟教授全程跟踪服务,使每个温室产量达到4000公斤左右,蜜瓜一项全村收入94万元。1999年全村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建日光温室99个,同时又引进滴灌系统、CO2施肥、设施嫁接栽培、反光幕、叶面肥等新技术,蜜瓜的产量和品质又进一步提高,同时还注册了”沙龙”牌商标。到2005年全村的经济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人均年收入提高了四倍,广大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蜜瓜节水栽培技术的推广使献县蔡西村由穷困迈向小康,在省内、国内树立了榜样。中央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河北日报》、《光明日报》、《沧州日报》等多次报道。农业部、中国农学会授予”科技兴村”先进称号。现在,蔡西村正积极提高栽培和管理水平,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红富士苹果引入我国之后存在果肉变绵、变粗、口感不良、品质退化、农药残留量过高,食用不安全等缺点。李保国教授带领课题组,在“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内丘县岗底村,从优质和无公害两个方面研究着手,采用生态控制的方法,对树体进行科学管理、肥水管理,综合运用生物、物理、生态等措施,对有害生物进行科学控制,从授粉品种、套袋时期、树形、肥料、病虫害防治等方面入手,建立了优质无公害红富士苹果配套栽培技术体系,培育出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的国内著名”富岗”苹果品牌,使好果率达到89%以上,优质果达到85%以上,平均亩产达8000元。该村年产苹果200多万公斤,果品产值600多万元,人均果品收入2600元,占家庭收入的83%。现该技术已经在河北省的赞皇、临城、内丘、邢台、沙河、武安、遵化、承德,河南省的济源,山西省的昔阳、辽宁省的凌海等地推广应用4万余亩,大大提高了果农的收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20多年来,河北农业大学一直坚持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积极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在“八五”、“九五”的基础上,“十五”工作重点转向农业科技成果的集成配套,培植区域性支柱产业、促进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该校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积极推广转化学校的科技成果,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全面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下高校人才培养:保定地方高校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提要本文结合保定市地方本科院校实际,以所处的京津冀都市圈发展为背景,围绕本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以明确培养目标为核心,以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为重点,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为落脚点,从而构建适合地方本科院校自身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人才;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政府正在把一些应该在国家层面加以研究推进的重点区域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京津冀都市圈就是其中区域之一。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迅速,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归根到底是由人才作为支撑的。人才培养作为高校三大职能之一,高等学校应当义不容辞地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各层次的合格人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的飞跃发展,我国接受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的步伐不断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大幅度增加,产业不断升级对劳动力整体的技术与职业素质要求日益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知识与技能兼备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保定市俗称“北京的南大门”,优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京津冀都市圈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定市服务于地方经济的本科院校,面临非常好的发展机遇,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它们应当以应用型本科教育为发展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高新技术并能熟练应用的高级专门人才,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和区域经济。 一、对人才培养模式概念的认识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教高[1998]2号)中对“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是这样描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这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人才培养模式较权威的解释。龚怡祖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含培养规格)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式样和运行方式,它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风格或特征,具有明显的系统性与示范性。”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人才培养模式由人才培养和模式两个基本概念组合而成。人才培养就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影响,使其在身心方面发生预期变化。“模式”就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对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只要是一再重复出现的事物,就可能存在某种模式,它表明了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是思维的方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才培养模式即人才培养的标准形式或是人们可以照着做的人才培养标准样式。它包含以下几层含义:一是人才培养模式是在某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遵循一定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二是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仅强调实质上的人才培养规律,更加强调形式上的人才培养规律,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可以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模仿和复制;三是人才培养模式具有多样性。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不同,学科专业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也有所不同。 二、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特点 应用型本科人才既不同于学术型人才,也不同于技能型人才已基本获得共识。以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等基层一线工作的本科层次人才为目标,所培养的本科人才相对于学术,更加突出应用;相对于学科,更加突出专业;相对于科学,更加突出技术;相对于深造,更加突出就业;相对精英教育,更加突出大众化教育。在培养目标方面,以培养生产、工程、管理、服务等一线的高级工程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以应用为主线构建学生的素质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使学生具有扎实、使用面宽、实践能力强、素质高等特点;以适应地方和行业经济建设发展为目标,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推广高新使用技术、提升企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服务。所以,应用型人才应具备以下特点:一是实践性。这是应用型人才最显著的特征。这里不能简单地认为实践能力就是动手能力强,也要求“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较系统的基础科学理论,较宽且扎实的技术基础理论以及必要的专业知识”。主要表现为具有实践能力,即开发能力、转化能力、设计能力、应用能力等;二是创新性。这里的创新不是指理论的创新,而是为把理论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二次创新”;三是市场性。衡量一个人才可以有很多标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最终要回到市场检验。市场标准是一个综合标准,也是一个客观标准。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更应具备强烈的市场意识,培养出适应市场要求,经得起市场检验的人才。 三、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在对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上,笔者将具体在目标、方案和实施三个层面上进行详细探讨: (一)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为核心。培养目标对教育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基本规定,可以概括为: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面向市场、面向行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具有“基础扎实、口径适中、素质全面、应用为主”的高级专业人才。“基础扎实”即应用型人才要有扎实的学科基础,但在理论深度上不必追求学术型人才要求得那么深厚,因为应用型人才的重点在于知识的运用。“口径适中”指应用型人才专业口径的宽窄应该与行业发展相适应,而不是一味地求大求宽。“素质全面”指要加强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教育,提高其文化品位和素养,使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和科学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应用为主”指应用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总之,应用型人才强调既要有知识,又要有能力,更要有使知识和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综合素质。 (二)以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为重点。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总的目标是使学科教育与能力培养相结合,以求能培养出具有较强职业适应性与就业竞争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此,培养目标应力求具体,最好能有一定的职业针对性。改革课程体系、调整教学内容,是实现培养方案、构建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环节。应根据岗位群专业人才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基本素质进行分解,按所需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设计课程体系,并按实干、实践、实用的原则,构建“平台+模块”式的课程体系。平台是保证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基本规格和全面发展的共性要求,体现了厚基础;模块主要是实现不同专业方向人才的分流培养,体现个性。要本着加强基础课、注重实践课、扩大选修课的要求,加强课程体系的建设。在重视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加大选修课比重的同时,优化专业课程模块,增设必要的职业技能课为必修课或加大原有专业课的实验、实训、实习教学时间。同时,要加强对教学内容的研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做到“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结合,强调知识的运用;传承与创新结合,强调知识的创新;共性培养与个性发展相结合,强调个性的培养。在要求学生掌握必备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以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实施为落脚点。人才培养是通过多方面实施的。笔者拟选择对于保定地方院校人才培养实施中较为重要的薄弱方面,如教学方法、实践环节的设置、师资队伍建设等进行论述,以达到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目的。 1、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达尔文认为,关于方法的知识是一切知识中最有价值的知识。在大学中的许多人对教学方法的重视是不够的,或者是简单化的,低估了教学方法的价值与作用。教学方法本质上还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哲学问题。教学方法的改革涉及到教育理念与教学观念的变革。因此,教师首先要转变教学观念,把更多的时间还给学生,注重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而不是一味地灌输知识;其次,教师要善于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校园网建设为依托,以计算机为载体,开发和引进各种优秀教学软件,以此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第三,运用启发式教学,推广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要更多地使用课堂讨论、案例分析、实物演示和角色扮演、项目驱动法、网上答疑法等多种教学方法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探索意识、研究意识,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2、加强实践教学,走产学研用合作的路子。出于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学生职业生涯的需要,实践教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一环。虽然地方性院校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目前还未达到尽善尽美,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教学环节上,尤其要重视实践教学,注重课内与课外的统一,校内培养与校外培训的统一,充分利用专业竞赛、认证培训、自主学习、综合素质培养等多种平台,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交流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使学生既能做事,又能做人,从而保证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专业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为社会输送适销对路的人才。 同时,要加强与用人单位的合作,走产学研用联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路子。到业界的实际环境中去感受、去认识、去理解、去实训。教育部启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及提出的高校与社会教育资源深度合作与共享的要求,无不体现了国家对合作教育的倡导。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院校更要走合作教育之路,打破学校的边界、专业的边界、课程的边界、课堂的边界、教师隶属的边界,依据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社会其他子系统各方需求,寻求价值取向的结合点和利益的结合域,通过学校主动、政府牵动、业界随动,实现共同目标的融合、相近目标的契合、矛盾目标的转化。在资源利用和培养过程中与业界密切合作,建设体现行业发展的实践教学环境,创建有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模式。通过高校与业界的相互支持、双向介入、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资源共建、全程参与、互利共赢的新型培养模式,并通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获得自身发展活力。 3、培养“懂教育、通实践”的教师队伍。所谓“懂教育、通实践”,就是他们不仅要成为学术水平高的“学者”,而且要成为教育理论素养和教学水平高的“教师”;不仅精通学科理论与专业知识,而且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要做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工作,而且要坚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努力形成三者的最佳平衡。这就要求学校既要重视人才引进和人才选拔,又要重视人才培训;既要重视教师教育技能和实践技能培训,又要重视教育理论学习、教育理念更新和职业道德培训。 广大教师一方面要结合教育教学的实践,主动学习和研究教育基本理论,提高自己的理论意识和理论自觉;另一方面要深入到企业和社会中去,深入到实验室和实训基地去,亲自动手,做到要求学生会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会做,努力成为不仅愿意而且知道如何去培养应用型人才、不仅有意识而且有能力去培养应用型人才教师,真正做到既懂教育又通实践。 (作者单位:河北金融学院) 浅谈区域经济发展下高校人才培养:基于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地方高校“双创”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 摘要:基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地方高校“双创”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对高等教育更高水平的要求。通过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与“双创”人才培养的关系,构建地方高校“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以期对地方高校实施“双创”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区域经济;地方高校;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前,地方高校“双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已成为一种必然需求。知识经济时代需要高校培养出“双创”型并存的高素质人才;大学生需要高校的“双创”培养铸造他们的创新、创业之基,在校时就将知识与“双创”思维并举,使其毕业后有工作的能力,也有自食其力的能力[1]。区域经济社会的进步和企业的发展需要地方高校的“双创”培养,将大学生塑造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双创”培养也为区域经济社会和企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双创”人才培养的关系 (一)“双创”人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 “双创”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可以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且可以优化区域人才资源结构,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其生产要素的利用与配置效率,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因此,高技能“双创”人才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生产的关键要素,只有针对性地培养“双创”人才,才能保证人才兴业战略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方针得以顺利实施,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和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二)“双创”人才培养是构筑区域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 区域综合实力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培养高技能“双创”人才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呼唤富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一个地区的发展和建设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其中“双创”人才已经成为竞争的焦点,谁拥有“双创”人才,谁就拥有竞争力,谁就拥有主动权。 经济发展程度是衡量一个区域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区域的经济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经济发展需要教育[2]。同时,地方高校教育发展需要区域经济实力的支持,经济发展程度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高等教育以通过人才培养传播知识,通过科学研究创造知识的功能,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三、地方高校“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一)“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基本结构 笔者结合分子细胞学理论和钦州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实践探索,构建的“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基本结构可以概括为“1+4+10”,即:围绕“‘双创’能力培养”这1个主核,环绕“‘双创’教育”、“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实践”与“保障体制”4个次核,每个次核又有2―3个子核,一共10个子核,由此构建而成分子形态,如图1所示。子核、次核与主核三个层次紧密相连,同时,与分子细胞的有机生长性一样,子核又能随着时代的变更和社会的需求而“新陈代谢”、“推陈出新”,从而构成一个有机的“双创”人才培养模式。 (二)“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解析 1.主核。“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基本结构的主核是“双创”能力培养,这个主核的内涵应该定位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镇―村各级区域经济建设,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人文素质高,同时具有“双创”素质的大学生。 2.次核与子核。“分子型”“双创”人才培养模式基本结构的次核由“双创”教育、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社会实践与保障体制构成。 (1)“双创”教育。地方高校培养大学生职业素质能力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开展“双创”教育。首先,“双创”教育需要地方高校开设以培养“双创”意识为核心的指导公共课程,使学生掌握具备“双创”能力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通过建立健全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双创”教育教材(课程)体系,并在教学计划、教学改革实践中加以体现。其次,“双创”教育离不开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一方面通过集中培训,加强教师掌握“双创”教育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产、学、研一体化活动,学校在政策上鼓励有能力的教师进行创业,让教师深入实践单位、企业,体验创业过程,积攒创业案例,丰富创业教学经验。还可以邀请创业者作为特约演讲者或担任实习导师,使没有创业家庭背景的学生也能够对创业者和创业机会有更好的理解。第三,“双创”教育必须建立与传统考核不同的考核体制。地方高校要根据“双创”人才的培养目标,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制。全面考核学生在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双创”的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品质发展等情况,激发学生的“双创”意识,激励学生积极进取,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争当“双创”人才。 (2)思想政治文化教育。以“双创”教育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强化学生“双创”素质和基本品德的养成,突出学生的积极性与实践性;要贴近大学生关心的社会实际和热点问题,让学生开阔视野,培养“双创”灵感;要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注重培养其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其克服困难接受考验承受挫折的能力,形成以开放性、多样化为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内容。 地方高校要努力建设体现时代特征和学校的“双创”文化,突出文化素质教育,完善文化活动设施,开展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娱乐活动和专题教育活动的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双创”活动,经常分析“双创”者成功的个案,进行多种形式的“双创”计划比赛,激发学生的“双创”意识和“双创”理念,形成尊敬“双创”者的浓厚氛围。 (3)社会实践。地方高校要加大基础投入,构建“双创”孵化基地,打造“双创”平台,帮助大学生开展以专业为核心的自主“双创”活动,并且给予如专业技术、工商注册、财务管理经营等方面的专门辅导。地方高校在实施“双创”教育的过程中,要走校企联合的模式,可在企事业单位设立学生“双创”实践基地,学校本身也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创办一些实体,为学生提供“双创”实战演习场所,根据学校专业设置情况,制定周密的“双创”培养计划,通过“双创”教育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利用周末及业余时间创立一些投资少、见效快、风险小的实体,学生从中体会到“双创”的乐趣与艰辛,体会成功的喜悦,在潜意识中培养他们的“双创”意识,在活动中培养和锻炼“双创”技能。在“双创”教育实践中,学校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双创”项目团队和面向“双创”精英,尝试建立面向不同年级的见习、实习、社团、岗位等不同类型的“双创”基地。 (4)保障体制。地方高校“双创”人才培养的保障体制可以划分为硬件制度、软件体系和评价机制三部分。 硬件制度方面,根据发展的需求,进一步完善学生奖惩和激励措施,促进学生“双创”的积极性。制定一些服务“双创”教育的制度,从而使“双创”教育工作从单纯的教育管理向引导咨询服务转变,从垂直的直线管理向精细的科学化方向发展。逐步增加对培养学生“双创”机制的经费投入,“双创”培养需要地方高校投入资金用于教育过程,在学生“双创”实践阶段需要大量资金用于市场运作,同时重视学生教育和活动场所的建设。软件体系方面,要结合市场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开展“双创”研究。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素质“双创”人才,美国许多高校特别是一流大学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措施,鼓励和组织学生参与科研工作,使他们能尽早地有机会参与科研实验的训练,了解和初步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和其他学科一样,研究是教学与实践的基础,它们三者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拉动,“双创”研究工作主要靠地方高校的相关机构和人员,通过探索“双创”活动规律,获得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双创”人才培养的评价机制是由多种标准组合而成的,是一个相互联系、互不可分的综合体系,可以从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动性四个方面展开评价。研究与实践证明,“双创”教育的理论知识是评价标准的基石,理论学习的越扎实,创造出的成果也越高。实践能力是评价机制的深化,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完全是纸上谈兵,只有在实践中把理论付诸于实际,才能更好地掌握理论、完善理论、修正理论。“双创”教育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多地从实际出发,以实际业绩与社会效果为主要人才评价机制。
经贸论文:高校国际经贸专业教学考究 一、国际经贸专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专业课程知识平台的复杂性:非母语教学存在欠缺国际经贸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多个学科基本原理与知识的运用。如何用纯英语对其进行正确、生动和传神的讲解和描述,是中国教师面临的首要难题。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88.6%的被调查学生对教师的英语口语表示满意;65.7%的学生能够完全听懂并理解英文教学的内容;62.9%的学生认为授课内容需要加以引申和扩展。在全英语教学中,教师无法做到像用中文讲课那样旁征博引、游刃有余,从而导致授课效果大打折扣。一般而言,留学生任课教师都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和专业基础,而缺乏对讲课内容或专业知识进行像母语一样的扩展、驾驭和引领的能力,存在中式英语的现象。(二)语言文化存在差异性:师生、中外学生之间沟通不畅留学生是一个多元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和社会经历。尽管大多数留学生都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其英语交流有着各自的地域语音特色,与标准的“英式”或“美式”英语不尽相同,这使得留学生与中国教师之间、中外学生之间仍面临一定的语言交流障碍。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经历也对学生的思维表达方式和沟通习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一些来自南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有着直接而丰富的表现能力,他们思维活跃,在课堂教学中会随时打断教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疑问;在课堂讨论时,经常会因为某个问题与其他同学争论不休。这种开放式的交流在西方课堂中比较普遍,但却让许多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生感到尴尬。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62.9%的被调查者喜欢自己的异国同学;54.3%的被调查者能够与异域文化背景的同学进行良好的沟通;91.4%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加强授课中的语言文化沟通交流。因此,如何克服因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理解困难,是师生各方需要共同应对的课题。(三)中外学生学习风格异质化:传统教学模式局限性凸显由于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影响,中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学习风格,如中国学生关注知识本身,重视对规则与惯例等抽象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留学生则更关注知识铺陈,重视形象知识的理解,喜欢通过具体实例来揭示或论证相关原理;中国学生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只在具备必要知识或观察他人经验的基础上才会进行实践,而留学生则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会通过个人的反复实践来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和获得结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倾向于与他人合作或向教师求教,以人际交流为基础进行学习活动,而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学生则喜欢进行个人研究式的学习,倾向于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学习类型的个体差异对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然而,受传统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同堂教学仍主要沿用“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单一模式,教师习惯于从概念、结论出发,按课本的知识体系循序教学,既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84.2%的中国学生和56.3%的留学生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表示“满意”或“十分满意”,84.2%的中国学生和63.7%的留学生认为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8.9%的中国学生和43.8%的留学生认为教师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中国学生的满意度明显高于留学生。可见,现行的教学模式比较符合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但不能满足具有不同认知风格的留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国际经贸专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的改进对策 (一)积极推行合作式学习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合作性学习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异质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以教学各动态因素的互动合作为动力资源,以团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一种教学活动和策略体系。国际经贸专业推行中外学生同堂合作教学,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其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培养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在推行合作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根据“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将中外学生组成各种学习或讨论小组,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和角色,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主动性,保证每个小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开展合作与竞争;其次,精心设计各种合作学习任务,如问题讨论、计算练习、个案剖析、情景模拟等,这些任务仅凭个人力量难以完成,但通过小组成员的合作可以顺利完成,从而督促每位成员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紧密合作;第三,出于协助教学的目的,授课教师可以让各小组将课堂讨论或任务完成的情况进行总结,分别推选一名中国学生与一名留学生进行阐述,授课教师现场点评,并结合相关的理论要点进一步分析和讲解;第四,教师应注意监控和评估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如是否认真履行职责、是否积极参与讨论、能否与组内其他文化背景的成员有效沟通和合作、对团队任务完成的贡献等,充分利用评价的导向作用,激发学生与他人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二)灵活运用多种互动启发式教学方法中外学生学习类型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设置教学内容和组织教学活动时应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加强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灵活运用案例教学、任务或项目教学、情境模拟、对比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对于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国际贸易术语、国际货物运输及货运保险、国际贸易货款的结算等基本知识,可以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或问题讨论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和记忆;对于报价核算、合同草拟、单证制作等操作技能,可以布置适当的任务或作业要求学生课后练习和完成,确保学生熟练掌握有关技 能;对于贸易合同的履行、贸易风险的防范等综合性技能和技巧,可以选取一些现实的案例进行专题研讨,帮助学生将各业务环节的关键点及操作规范联系起来,促进专业知识学习的系统化;对于交易磋商、争议解决等实战技巧及规则,可以设计相关的情节和场景,由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仿真演练,并由教师进行现场评议和总结。此外,基于教学相长的出发点,可以安排不同国家的学生对本国对外贸易的管理和习惯做法进行介绍,将其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师生共同开拓视野,更好地认识各国对外贸易具体实践的差异性。(三)加强中外学生同堂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沟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对任课教师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教学领域和研究课题,尤其是涉及到对外教育,一定要谨慎对待。首先,应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充分了解不同国家学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尊重学生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习俗,在留学生面前展现中国教师良好的职业素养、渊博的专业知识、友爱相助的热情等,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学生的尊重和好评;其次,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增强其跨文化沟通的意识和能力,鼓励中外学生结交朋友,通过交流和互动来实现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第三,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区分和熟悉英语词汇与实际语境的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用双语学习国贸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每章小结、关键术语、思考与练习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讲解和分析,确保学生能够正确完整地掌握相关知识。(四)进一步增强教学服务理念和完善服务措施中外学生同堂教学不仅仅是教学语言从纯中文到中英双语的转变,更要涉及教学服务理念和各个环节的转变,如教务安排、学生课外辅导、实验和实践基地建设、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文件归档、全英语氛围的营造、教学软件和图书资料的准备等。留学生一般都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中文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差异较大。他们求知欲望强烈,学习经验也比较丰富,对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和操作技能的训练更为关注。因此,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教学服务措施,如学分制和双语选课系统的完善、各种行政管理文件的双语化、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课程配套实验实习软件的更新、课外专题讲座和专家指导、图书馆相关英文资料的馆藏量等都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才能有效契合专业课程中外同堂教学,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经贸论文:四川省与俄罗斯区域经贸合作路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在此背景下,四川省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迎来发展新契机。在现有合作成就的基础上,四川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面临着中俄两国高层重视、两国各级政府积极支持、双方区域发展的战略需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等大好机遇,应充分发挥四川省的多方位优势,制定对俄开放总体方案,建立对俄协调机构,打造对俄优势产业与品牌,培养对俄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区域经贸合作运作平台,实现以川俄合作带动并深化川渝经济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局面。 关键词:四川省;俄罗斯;经济贸易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区域经贸合作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增长点。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新形势下,四川省应抓住发展机遇,积极调整对俄经贸合作战略,发挥四川省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优势、政策优势,开辟恰当的合作路径,为开创四川对俄经贸关系的新局面,丰富中俄区域合作的内涵,为促进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川俄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近些年,中国与俄罗斯为满足两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高度重视并实施了区域开发与发展战略。俄罗斯提出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中国进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阶段。中俄双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一)中俄两国高层高度重视 中俄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对于相互毗邻的两个大国,中俄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也一再强调两国经贸合作尤其是区域合作的重要性。2007年8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上合组织会议上与俄普京总统的会晤中,提出“早日启动协调两国地方发展战略,制定中俄地方合作中长期规划”。普京赞同的建议,提出两国有关部门可就落实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全面深化务实合作问题进一步加强沟通,制定方案。2012年9月7-8日,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女士一行49人访问四川。会晤时,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希望进一步深化四川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加强科技和自主创新合作,欢迎更多的俄企业来川发展,也将鼓励和支持四川企业到俄罗斯投资发展。马特维延科强调,俄中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地方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俄联邦委员会将努力推动俄地方与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地方的合作,希望双方通过建立合作企业、互相投资等方式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这为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合作的拓展与深化。 (二)中俄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为促进中俄区域经贸合作,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也积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现为:一方面,国家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对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201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深入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西部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2012年12月,作为“十二五”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性文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出台。该规划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家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该规划对“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其中之一,便是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新突破,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四川省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合作。2010年,在四川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指出,要清醒认识四川在西部发展格局中的现状,把“巩固扩大优势、走在西部前列”作为努力方向。投资环境要更优,使四川成为内外资投资西部的首选地和窗口;体制机制要更活,成为西部大开发最具发展活力和标志性的地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巩固和扩大四川的优势和领先地位。近年来,作为金砖国家及新兴国家之一的俄罗斯,对其外贸战略也做了调整,开始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速度减缓、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加大,俄罗斯更加注重和加强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三)中俄区域合作战略发展的需要 中俄区域合作的实践表明,对于发展经贸合作的国家而言,除开展互补性合作外,还须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方位互动合作。中国对俄合作,应从近几年客观形成的以北方地区为主的格局,过渡到全国范围内的南北兼顾、东西联动、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的格局,保证享有信誉的中国商品、技术和资金进入俄罗斯市场。目前,俄罗斯正大力实施开发远东地区的战略,俄政府希望将东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同中国西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000年,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同年6月,俄就宣布俄已决定正式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此后,俄罗斯与中国西部地区政企之间接触逐渐频繁起来。201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确定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四川省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突出南向、加强东向、畅通西向,拓展对外开放大通道,改善开放合作的区位条件,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强与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经贸与投资合作。这都为四川发挥地缘优势、加快对外开放、深入发展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契机,并将丰富中俄区域合作的内涵。 (四)俄加入世贸组织对规范川俄经贸合作的有利影响 2012年8月23日,俄罗斯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第156个成员国。这将为中俄未来国家间与区域间经贸合作提供良好机遇。首先,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关税保护水平平均将下降3.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税率2013年将降至7.6%,2014年将降至6.9%,而2015年将降至6%左右。四川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轻纺产品上。“其中,机电产品关税由20%下调至7%,轻纺 织品平均关税由20%~15%下调至7.5%,蔬菜、水果等商品的关税由48%下调至10%左右。”其次,俄罗斯出口到四川的商品价格也会下降,这将促使俄罗斯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刺激中俄贸易增长。再次,加入世贸组织后,川俄经贸环境将逐步规范化。世贸组织对贸易规则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营造公平有效的贸易环境。各国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国际贸易的公平和正义。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俄罗斯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如开放市场、推进相关领域的立法等,以保障其他成员国在俄的商业利益。这都为四川对俄贸易创造了良好条件。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企业也可能面临着反倾销的投诉,中国商品将面临着在俄罗斯市场的严酷竞争,俄罗斯将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力对手,等等。但总体来讲,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俄贸易包括川俄区域贸易而言利大于弊,且机遇与挑战并存。 (五)经贸通道日益完善,为川俄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川省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和标志性的地区,属于经济后发地区,对外经贸通道日趋完善。以航空业发展为例,成都市已逐步成为中国“航空第四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处于欧亚航路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独特,地理位置不可复制,从成都中转出发4小时航程可涵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6~10小时航程可通达中东和欧洲。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成渝经济区的深入建设和全球重要电子信息制造业基地的开发,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将充分利用欧亚航路中转驿站的地理优势,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构建起高效、便捷、通畅、安全的现代交通系统和物流体系,建成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中国第四大国家级航空枢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鉴于四川地处中国内陆的地缘特点,其对俄贸易通道的完善也须与其他省市协同共建。2011年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就“大开放的四川”答记者问时表示,四川省非常重视加强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成都到贵阳、成都到兰州两条快速铁路的建设,将以成都为枢纽,形成由广州、深圳经过成都,再经过阿拉山口,到俄罗斯、欧洲的又一条欧亚大陆桥。这就把中国的华南地区通过成都与中国的西部地区联系起来,进而进人俄罗斯、进入欧洲。这一条欧亚大陆桥会使中国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有更大的空间,也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四川省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利用新的欧亚大陆桥,加强与俄罗斯在经济、贸易、旅游、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二、四川与俄经贸合作成就 (一)川俄贸易总体态势较好,成效显着 近年来,俄罗斯已是四川省的主要经贸伙伴之一和重点开拓的新兴市场之一,四川省与俄罗斯区域经贸往来较为频繁,详见表1。 同时,川俄双方举办的系列经贸合作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2006年5月,四川省与俄罗斯驻华使馆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作为中国“俄罗斯年”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川一俄罗斯联邦州区经贸合作周”,俄罗斯各友城州区经贸界二百多人包机前来参加活动。2007年9月,四川省在莫斯科市举办了作为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内容的“魅力四川”系列文化、经贸、旅游推介活动。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实了国家交往的内容,拓展了地方对外交往渠道,达到了“以我为主、展示形象、密切往来、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目的。 (二)合作方式多样化、产品结构多元化 目前,四川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钻探设备、电视机等机电产品、鞋类和纺织服装。电视机等机电产品所占比例为40%,鞋类占37%。着名的四川宏华集团在俄钻机销售额强劲增长,从2006年的1台跃升到2012年的90多台,每台钻机单价至少千万美元。这也让宏华集团目前在俄罗斯进口钻机数量中排名第一。中国家电巨头企业之一的四川长虹有限责任公司,用骄人的“战绩”向世人展示了俄罗斯市场的独特魅力,成功跻身于俄罗斯几大家电热销品牌。鞋类是四川对俄罗斯出口的重要商品。人们常爱说起一句话:每三位俄罗斯女性脚上穿的鞋,就有一双来自成都。川鞋在研发、舒适度和性价比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俄罗斯是川鞋出口的一个传统大市场。而四川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纸浆及纸制品、橡胶及其制品、金属制品、矿产品等,其中纸浆及纸制品的比重高达70%。四川主要对俄出口商品种类逐渐增多,除了传统的轻工业产品鞋帽等,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速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渐优化。近年来,川茶对俄出口的份额逐年增加,俄罗斯成为川茶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川茶在俄的口碑很好。据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计,2011年,四川茶叶对俄出口共392.4吨、货值314.77万美元,与2010年同比分别增长77.8%和118%,川茶出口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大幅增长。 (三)在俄川人口碑较好,劳务合作潜力较大 作为人力资源大省的四川省,每年有大量劳务输出人员赴俄。四川省对俄劳务输出主要分布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及两国边境沿线,大多数集中在农业种植、养殖业、建筑、森林采伐、商业服务、餐饮和医疗等领域。大多数在外的劳务人员技术好,上手快,效率高,在俄罗斯建筑承包和劳务市场上竞争力较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通常受到俄罗斯雇主的欢迎,并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以四川菜农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有超万人次的四川菜农去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库尔干州、新西伯利亚州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等地,先后在数个农场共承包种植土地、生产各类蔬菜。他们将先进的种植技术陆续带人当地,以“勤奋”、“专业”赢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近年来,川俄经贸合作呈现出向多领域拓展的态势,技术合作潜力巨大,对俄劳务输出势头强劲,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基于中俄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和强劲发展趋势,川俄经贸合作发展已进入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三、川俄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应该承认,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已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如将四川同欧美一些国家的经贸合作规模相比,还存有一定 的差距。同样,在中俄区域经贸发展进程中,四川与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对俄区域经贸合作规模相比,也存有不小的差距。也应该看到,这些差距的存在,说明了新形势下四川省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和潜力。笔者认为: (一)须转变对俄开放合作理念 诚然,产生上述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双方观念上的原因应引起足够重视。四川省如何从观念上发挥自身优势,更加重视俄市场,实施有特色的战略,是值得思考的。理念上的转变与更新,对四川对俄经贸战略的有效实施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对俄经贸应逐步推进。对俄经贸合作应扎实去做,规避风险,谋求长远的合作与发展。其次,强化协作理念。四川省外贸企业既要同省内外企搞好合作,也要协同国内企业开展对俄合作。在合作中,应避免“恶性竞争”,进一步强化合作意识、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再次,加强质量与法律意识,须进一步提升四川对俄贸易与投资的层次和质量,取信于俄罗斯市场。应加强依法经营理念,摒弃不合法的贸易形式,树立文明经商形象,开展规范贸易。同样,俄罗斯也须从自身角度思考如何更重视和挖掘同内陆大省四川的区域合作潜力,将中俄经贸、川俄经贸合作引向深入。 (二)制定对俄开放总体方案 尽管四川省在积极开展对俄贸易,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推介会、洽谈会等,但若要凸显四川省对俄经贸的优势与强势,应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组建对俄对策研究思想库与智囊团,制定四川省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方向及不同时期的合作重点。尤其是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俄经贸面临新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处于深入实施阶段、俄罗斯大力实施远东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下,应抓住俄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时机,凸显四川省多方优势,大力拓展俄罗斯市场,推动川俄区域合作深入发展, (三)建立对俄协调机构 川俄经贸合作是中俄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属于两国非毗邻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范畴。在具体合作过程中,由于双方各地区可能存在着文化地域差异及不同偏好,必须有能够进行协调的务实的机构或部门。这个机构或部门应能以四川省对俄经贸合作为平台,积极推动扩大川渝经济区包括整个西部地区对俄经贸合作的规模和范围。跳出省份对俄经贸合作的概念,发展更大意义上的区域对俄经贸往来。 (四)打造对俄优势产业与品牌 俄罗斯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业,如航空航天、能源工业(水电、火电、核电、核能)等,但轻工业等领域不发达。而四川省具有优势特色产业,轻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有些技术与俄罗斯存在差距。因此,一方面,应对四川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及先进技术进行梳理,强化并推出面向国际市场的特色优势品牌。另一方面,可研究确立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技术,以实现技术互补和共同发展,打造川俄区域产业优势集群。 (五)树立对俄新形象 多年来,中俄经贸取得了喜人成就,但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如双方的误解、欺诈等不规范行为。其中,中国人的诚信与中国商品质量等问题也屡见俄报端。现今,俄罗斯借大力开发东部地区广泛吸引外资,四川省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应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中、国家实施对外形象战略的框架下,发挥媒体优势,完善自身形象,重塑诚信,吸引俄罗斯的更大关注,从而有效助推川俄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六)培养对俄专业人才队伍 未来四川对俄经贸合作中,迫切需要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应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既懂俄语,又懂技术、经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管理体系,对俄科技产业化合作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实施。四川省应以川内高校如四川大学为依托,健全完善培养复合型俄语人才体系,积极构建川俄高层次经贸人才培养基地,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联合建立中俄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基地,邀请或引进中俄两国一流专家,为双方培养急需的领军人才。 (七)建立区域经贸合作运作平台 平台的搭建要求中俄双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协调和努力,可考虑设立中国—俄罗斯区域博览会、俄罗斯联邦驻成都领事馆等平台运作机制,为各方创建良好的协商沟通渠道。首先,借助每年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增设中俄区域合作论坛,为俄罗斯各地区商品进入中国、乃至经过中国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条件,一定程度上将促进、拓展和深化中俄区域经贸合作。在一定条件下,四川省可协同西部各省区向中央政府建议成立中国一俄罗斯区域合作组织等相关机构。其次,可建议设立俄罗斯联邦驻成都领事馆,争取外交部的支持,邀请俄罗斯各州市及大型企业机构选择在成都开设办事处。目前,俄罗斯联邦在北京设有大使馆,在沈阳、上海、广州、香港设有总领事馆,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则未设领事机构。若邀请俄罗斯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对于深化中俄关系、加强四川与俄罗斯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贸论文:试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5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长表示,由于对来自美国产品需求疲软,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 文秘站: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扶持本国企业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尤其针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倾销行动。特别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后虽对部分产品放宽条件,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言自明。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二)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相互投资合作 印度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在诸多“敏感”领域对中资企业投资设限。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为疏缓严重的资本流动性紧张问题,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进入限制,并鼓励企业海外融资。2008年10月,印度证券管理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外资最高40%的投资限额规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国外资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将放宽外国资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凡是印度资本占 50%以上的合资企业所建新的企业一律被看做印度企业。按照原来的法规,凡有外资加入的印度企业建立的新企业仍被看做合资企业。按照新规定,所有印度资本占多数的新建企业将不受到政府关于外资对不同行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举措无疑为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提供了机遇,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势必可作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另外,两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实力雄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仅塔塔和安巴尼两家家族企业的销售额就占印度GDP约5%。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凭借雄厚财力,通过注资、并购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下,许多西方大 公司资产缩水,甚至面临破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之前大幅下挫,为中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经贸论文:电子商务——外经贸系统的发展的必由之路 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解晨光 摘要:本文概述了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然后着重对我国外经贸系统的电子商务环境进行了分析,最后,简要提出了建设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模式与策略。 关键词: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 电子商务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活动。199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商会的权威定义为:电子商务是指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简言之就是网上做生意。目前,国际网络商业交易额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电子商务的兴起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革命。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使世界市场变得进一步融合,促进了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发展,扩大了世界贸易。中国“入世”,可以从根本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贸合作,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出口,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入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经济发展又促使我们必须加紧发展电子商务。加入WTO后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方面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子商务,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又面临世界同行的挑战,但从世界领域来看,电子商务的大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加入WTO将打开国外直接在INTERNET方面投资的大门。根据中美双边WTO协议,国外服务提供者将能够涉及到INTERNET服务的所有方面。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外方可以在合资企业中保持30%的股份,一年以后可达49%二年后达50%。中国同意按照竞争管理原则承担WTO文件中规定的所有义务。其次WTO将会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要求政府出版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并迅速或至少按年度地将新法律法规或方针告知服务贸易理事会。第三,中国将与WTO成员国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能与全球贸易伙伴互相影响,以便对电子商务形成一种统一的方法。 从1993年起,欧共体的贸易方式已正式大量使用EDI方式;1999年,欧洲15国又开通了国际电子商务网。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国内贸易中,EDI电子数据交换已成为贸易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1997年3月亚太经合组织40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信息技术协议》。1997年7月美国政府批准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1999年1月1日美国政府采购全部采用电子商务方式。 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在1999年初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指出:“2000年,世界电子商务方式交易额可达3000亿美元,电子商务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实力较量的重头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大趋势,不能及时调整对策,我们将被开除国际贸易的球籍。” 外贸行业远领先于其他领域的企业,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企业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对国际贸易中电子商务趋势的感受和认同相对来说是靠前的。调查也显示出口企业计算机的普及率、触网率都较高,对互联网的认识较有深度,对互联网的使用较为广泛,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很强烈。 从目前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的现状来看,国内出口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主要途径有两种渠道:一是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因其有着良好的商誉,加之本身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使之能够较容易地把其原有的整个供应链移植到互联网上,并向其他公司包括中小企业开放它的这一渠道;二是新兴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选择。对中国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国企业,所以国际贸易方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更多是将是新创的电子商务网站。事实上,这些新兴网站在目前和今后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方面已经和将要承担起十分重要的角色。经过有关媒体调查表明,42.6%的企业目前已是相关电子商务网站的会员,27.3%的企业正考虑在有关网站注册,另外有30.1%的企业目前还无此打算。在所注册的网站中,40.2%的企业是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注册,29.8%的企业是亚洲资源的会员,23.6%的企业在中国出口商品网注册,21.5%的企业选择美商网注册,15.4%的企业在阿里巴巴注册。 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要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 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有效结合起来。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 ! 2、 在企业战略上要把市场运作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起来。中国目前的出口体制基本还是处于一种管制状态下,电子商务网站必须有效利用好传统体制资源,并且在市场运作上要不断创新。 3、 在网站建设上把商务与内容有效结合起来。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网站一定要在完善电子贸易功能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网站信息内容建设,这样才能增强网站的吸引力,从而拓展商机。 4、 注意把技术与经营有效结合起来。电子商务企业不能忽略作为自己经营基础的技术研发与进步。真正成功的网站必须至少在初期阶段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向网络技术创新方面倾斜。 5、 注意把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有效结合起来。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何有效地发现、使用和培养人才决定了企业现实和长远的竞争能力。关键是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抓紧培养既懂外贸又了解网络的复合型人才。 机遇与挑战并存,外经贸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好处很多,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两增三减”,即“增加贸易机会,增强客户服务,减少库存,减少产品周转时期,减少经营管理费用。”外经贸企业将是国内最先进的开展企业与企业方式电子商务的企业,主要因为: 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逐步普及电子商务,如不能利用电子商务,就可能失去贸易机会。具了解,上海、广州等地部分优秀的外经贸企业已迫切地需要利用电子商务增加贸易机会,减少成本,提高产品售后服务质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2、外经贸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基础条件好。外经贸企业员工授 教育程度高,外语水平好,而且已普遍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企业管理。 3、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采用信用证方式,货物交付方式仍然会采用比较传统的运输方式。我国不发达的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系统并不构成国际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障碍。 经贸论文: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摘要:当今世界,日趋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不同的民族文化,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或制约,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也会给两国间的经贸、政治往来等带来影响。中俄两国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进入2012年,两国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研究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可以规避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促进两国在人文等更多领域的合作,进而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文化;经贸 当今世界,日趋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发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文化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着促进或制约的效应。这样的促进或抑制效应,同时作用于国家间的政治、经贸往来。 所谓文化为一种复合体,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宗教信仰、一个地区或民族所具有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因此,不同的民族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导致各国家各民族间语言沟通、宗教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风土民俗等等形成差异。 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文化因素在中俄经贸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2年,随着俄罗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俄两国都已经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本文从文化因素的一个切入点即中俄文化差异人手,分析其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并对如何解决文化差异给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意见建议。 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现状 (一)两国经贸合作处于史上最好时期 1 21世纪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成效显着 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其间历经数次贸易的中断或不畅。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大形势的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密切,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往来也频繁起来。2000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此后逐年增长(见图1)。这得益于中俄之间政治友好,得益于两国间交往、交流频繁带来的互信。2004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与时任俄总理弗拉德科夫签署了《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双方均认为,中俄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并作出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并超过600亿元的预想。2006年,国家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中再次表明,要实现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元至800亿美元的计划。 近20年来,中俄贸易额扩大了12倍,2011年已达到835亿美元,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中俄两国互相举办了对方国家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来加强交流与了解,中俄关系进入史上最好时期,中俄经贸合作也因此广被看好。2012年这一美好前景再次被印证。4月,国务院副总理访俄期间表示,力争中俄贸易额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成为中俄两国达成的共识。[论文网] 2 中俄展开多领域合作 回顾中俄经贸史可以看到,中俄经贸合作领域十分广阔。除食品、机械、电子、钢铁、化工业和矿业、轻工业、林业、航空航天等传统合作领域外,还扩展到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领域,尤其在煤炭领域的合作近年达到60亿吨左右,未来俄罗斯将成为中国进口煤炭最主要的供应国。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电力资源也在借地缘优势输入我国。此外,物流、金融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建筑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在中俄两国间展开。 在国际大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日益密切,加强了两国经贸领域更广泛的合作,多领域合作必然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3 双边贸易纳入世贸组织的统一轨道,更利于未来的合作 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首先,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会更开放。俄罗斯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0%降至7.8%。其中,农产品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3.2%降至10.8%,工业制成品总体关税将从9.5%降至7.3%。约1/3的商品从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下调进出口关税,1/4的税目将在三年内调整到位。关税水平下降,有利于中国工农业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 其次,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取消进出口与国境铁路运输费等的区别定价;跨国企业合作规则也将被纳入统一的框架中,中俄双边合作将更规范,这也会带动中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 此外,俄海关管理制度在世贸组织规则约束下也会更加规范,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也会逐渐完善,中俄经贸合作未来会更有序、更良性、更健康。 (二)两国贸易繁荣背后仍存在不足之处 尽管近年来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有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单一、贸易不平衡、文化差异等等问题导致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并未充分体现出两个大国的经济实力。 1 中俄贸易相比中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体并不突出 2011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35亿美元,这个数据可谓喜忧参半,喜是这开创了中俄经贸合作史上贸易额的新高,忧是中俄贸易额相比中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体而言并不突出。中俄虽然政治友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但双边贸易额与中日、中韩等国相去甚远。中国商务部官网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美、中日、中韩贸易额分别为4467亿美元、3449亿美元和2139亿美元,而中俄贸易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相较于中俄两个大国间的友好 往来,经贸的合作成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不仅如此,2011年,俄罗斯才刚刚超越新加坡、荷兰和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而此前2000年到2011年间,中荷贸易总额分别为79.2亿、87.3亿、106.8亿、154.4亿、214.9亿、288.2亿、345.1亿、463.4亿、512.1亿、418亿、561.8亿、681.5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仅与中荷贸易额相当。 2 中俄贸易合作还存在很多障碍 中俄贸易的水平不高,是中俄经贸合作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障碍最直接的体现。中俄两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在所难免,双边经贸合作过程中时常出现漏洞,例如“灰色清关”,严重影响了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的利益,也导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畅。 在2012年前,俄罗斯一直没有加入世贸组织,而中国早已加入,这就导致贸易上的不平衡。双方时常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经贸往来。这也使中国的很多产品无法进入俄罗斯市场。 文化上的差异也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不可忽视的障碍。中俄两国虽为邻国却分属东西方两个文明体系,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导致道德差异、观念差异、语言差异等等文化差异的存在,进而在中俄经贸往来中出现很多误读与误解。如因文化差异导致中俄跨国企业在对方国经营的难以维系。跨国公司中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人、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不断产生各类摩擦和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决定企业生死命运的力量。文化差异导致中俄双方在经贸谈判中对谈判目标、谈判方式等有不同的看法,这会直接影响谈判的最终结果,进而影响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 此外,法律的不完善、贸易产品的质量和信誉问题,都或多或少影响着中俄经贸合作顺利进行。 二、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文化差异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产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历史沿革,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中俄两国在长期的经贸合作中,不仅相互向对方国输出自己的产品,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输入对方国。经贸行为过程中,产品输出、商务谈判、跨国经营等环节都融入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可以说,在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过程中,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性,经贸行为本身也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 2 促进了多领域的经贸往来 中俄间的文化差异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两国文化的互补性,而文化互补是国家间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活动的前提条件之一。以中俄之间的旅游业为例。无论是旅游产品还是旅游服务都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因而中俄两国的旅游资源也存在着差异,存在独特性、互补性。正是一个国家旅游资源所具有的文化独特性吸引着对方国游客不远万里而来。 3 文化差异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渗透与冲突逐渐加强。各国文化在相互渗透和融合中给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带来强烈冲击,而以商品为媒介的文化传递不仅满足了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更开发了新的和更多的文化需求。中国具有轻工业、食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应该借此在中俄经贸合作过程中寻找新的商机。如将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冰哥雪妹”做成套娃画面,以类似融合了中俄文化差异的产品来带动俄罗斯人的消费需求。 (二)消极影响 1 观念差异阻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中国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庸、务实、利他、平和的观念,而俄罗斯人坚持个人主义,利己、极端。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而经贸活动最终也是由个体的人来完成,文化差异带来文化冲突,时常导致经贸合作中出现不愉快的情况。尤其在中国人赴俄经商问题上,俄罗斯人依照传统观念将其一概称为“中国威胁”,这样的偏见长期存在于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心中,无法令我们理解,也使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吸引中国的人力、物力时顾虑重重,进而阻碍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2 思维方式与语言障碍导致两国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出现偏差 思维方式与语言差异问题一直是中俄经贸合作中难以规避的障碍之一。这最直接地体现于商务谈判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和整体优先,即注重事物整体性、关联性,注重总体性原则,总是在总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再去谈具体条款和细节。俄罗斯人属分析性思维方式,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通过归纳、演绎推导,强调合同的细节问题而缺乏总体原则。这样时常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而思维方式、语言、法制观念甚至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还会带来对对方国法律的认知出现误读。不必要的误解与认知上的偏差,时常使中国人在俄罗斯处于窘境。如“灰色清关”事件,它是俄罗斯市场机制不健全的体现,但也反映了两国人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同,表明在中俄经贸合作领域极缺懂俄语、懂俄罗斯法律的人才。 三、中俄经贸合作中如何应对文化差异 (一)接受文化差异,多途径促进文化交流 1 政府应加大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力度,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从近年来中俄的政治往来可以看到,双方都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最大努力。化解文化差异最为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认识到差异的存在,了解对方的文化。近年来,中俄高层领导频繁互访是促成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好时机,中俄“国家年”、“语言年”和“旅游年”的成功举办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卓有成效。鉴于此,我国还应该利用中俄互办“旅游年”来增加相互往来的机会,以加强文化交流。此外,在俄罗斯已经有12所孔子学院,这是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平台,我们应该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为两国语言文化交流创造条件,增进俄罗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还应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互访,并设立常设机构助推中俄文化的交流。 2 鼓励民间以留学、旅游、考察、经商等方式了解对方国文化 赴对方国留学、旅游、考察、经商一直是了解对方国文化的一种具体方式。中国学生赴俄罗斯留学的人数并没有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那样多。在旅游方面,受到地缘因素等的影响,俄罗斯人来中国旅游的目的地多集中在东北三省、北京等地。而中国人赴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希腊等地旅游的人数都要多于去俄罗斯旅游的人数。因此,具备地缘优势的省份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与俄罗斯合作,在赴俄留学、旅游、考察等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推出吸引人眼球的亮点,让更多的人关注俄罗斯文化、了解俄罗斯。 3 建设相关的官网,为想了解俄罗斯文化的人搭建网络平台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网络时代,这句话依然适用,不同的是,这句话不再用来形容秀才的知识如何渊博,而是告诉我们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到你想知道的一切。中俄两国一直是国际关注 的焦点,俄罗斯的新闻、消息也屡见于中国的网络媒体之上。 在国内,有关俄罗斯的网站发展可谓良莠不齐,这类网站多集中在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或在有地缘优势的省份,但一些过于专业的网站因为受众太少常常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我们应该整合国内已有的与俄罗斯相关的网站资源,建立具有门户性质的综合性网站,以满足人们了解俄罗斯文化、加强对俄经贸的需要。 (二)多渠道培养相关人才 在商务领域、跨国企业经营过程中,参与中俄经贸合作的人应是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培养既懂专业知识又精通俄罗斯语言的人才。在有地缘优势的省份的高校内应开设更多有关俄罗斯的课程。同时将俄语专业的课程开放,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以培养更多懂俄语并且了解俄罗斯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除了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科研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外,就是住在边境市县的人也并不怎么了解俄罗斯,更别说了解俄罗斯文化了。建议有条件的省市可以定期举办俄罗斯问题论坛、讲座以加深人们对俄罗斯的了解,弥补文化差异给两国间带来的误读。在边境市县可定期举办中俄联谊会、文化展等来营造相互了解的氛围。 (三)培养跨文化意识,寻找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商机 1 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培养新的市场需求 中俄毗邻,有着几百年的邦交史和经贸史,对对方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认同,且随着近几年两国间的友好互动更加深了彼此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寻找新的市场需求便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例如,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上下工夫,带来贸易往来与文化互通双赢。在旅游开放方面,尤其是边境省市,应该借中俄“旅游年”之机会,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开辟一些以了解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吸引俄罗斯游客来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中国人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俄罗斯文化。 2 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创造新奇特的产品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对新奇特产品的创造灵感,中俄文化差异性也早被人们熟知,我们如果一味地迁就对方国,总是以生产制造符合对方国品味的产品有时候可能会给人留下没有新意的印象。我们可以利用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同时适当渗透中国文化,将双方差异性文化相结合定会增加产品的新奇特性,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经贸论文:试析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全过程管理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引入全过程管理思想,采用过程方法,将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活动划分为准备、实施与评价三个过程,并围绕这三个过程就如何保证顶岗实习的效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全过程管理 顶岗实习 高职经贸类专业 全过程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基本要求之一,它是指要向用户提供好的产品或服务,就要从市场研究开始,直至将产品提供用户使用为止的产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管理。过程方法则是iso9000∶2000族标准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之一。恰当地识别和划分过程是过程管理的基础,而过程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任何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活动都可看做是一个过程。 顶岗实习是高职学生毕业前的一次综合性实践,是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途径和重要保证,是高职毕业生走上社会和工作岗位前的必经阶段。顶岗实习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着高职人才培养的质量。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顶岗实习具有产学结合性、社会现场性、基地分散性等特征,这又决定了其过程管理对效果取得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的全过程管理思想,采用过程方法,细化顶岗实习的每个环节,对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每个环节进行规范化管理,对于深化高职经贸类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切实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根据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开展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过程:准备过程、实施过程与评价过程。 一、准备过程 准备过程是顶岗实习活动的起点,准备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顶岗实习的效果。这一过程环节多、时间长、牵涉面广、决策要求高,主要包括制定专业技能标准、编写《顶岗实习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制定《顶岗实习实施计划》(以下简称《计划》)、编写《顶岗实习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建设顶岗实习基地等。 1.制定专业技能标准。专业技能标准是学生在专业技能方面的培养目标,反映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专业技能方面的追求,也预示着高职顶岗实习的行为方向及其结果。因此,科学、准确地制定专业技能标准是提高顶岗实习质量的前提和关键。 目前,我国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存在两类专业技能标准:一类是由政府机构设定的,适用于全国或某一区域同类院校或同类专业;另一类是由各学校或者校内某系、某专业自行制定的,只适用于本校、本系或本专业。 对我国高职经贸类专业而言,可供采用的政府机构设定的专业技能标准(国家职业标准)还较为缺失。而大多数高职院校在制定自己的专业技能标准时又过于随便,调查研究不深入,使制定出来的专业技能标准与企业的实际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造成毕业生的“零距离”就业存在困难。在这一环节上,各高职院校的经贸类专业应在学院教务处的统一协调下,组织专业教师深入各用人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弄清各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的技能要求以及测评的标准。然后与企业一线人员一起制定内涵界定准确、易于衡量的专业技能标准。教务处应对专业技能标准制定的整个过程进行督查,并组织企业相关现场专家对专业技能标准进行认真审核,以确保专业技能标准的质量。 2.编写《大纲》。《大纲》是编制《计划》、组织学生实习和成绩考核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顶岗实习基地和进行顶岗实习质量评估的重要依据。因此,制定科学、规范、完整的《大纲》是规范顶岗实习的基础。由于顶岗实习环节的规范性较差,《大纲》编写的难度较大,再加之受传统的重理论教学、轻顶岗实习思想的影响,高职经贸类专业《大纲》的编写工作很不规范,一部分高职院校甚至没有制定独立的《大纲》。 为规范管理,高职院校应由教务处统一规定《大纲》编写的原则、内容与格式,并由教务处对各专业《实践课程教学大纲》进行统一收审论证、统一管理和印发。一般来说,《大纲》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实习性质、目的、任务与要求,实习内容、形式与时间安排,实习考核、成绩评定办法与成绩评定标准,实习纪律与注意事项等。 3.制定《计划》。《计划》是按照《大纲》的要求,结合实习单位的条件而制定的实习教学的具体执行程序。 制定《计划》是保证顶岗实习质量的核心所在。但当前多数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重要地位没有得到体现,部分高职院校的顶岗实习是纯粹的“放羊式”模式:由学生自己于第五学期结束后寻找顶岗实习企业,学校不对学生进行任何管理,从而使得顶岗实习流于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为此,各高职院校教务处要对各专业的《计划》制定过程加以规范管理,要求经贸类专业制定《计划》,并通过对过程资料的检查来加强对这一过程的监管。《计划》一般应包括:实习内容、实习单位、实习时间、方式与地点、实习日程安排等。 4.编写《手册》。《手册》是规范毕业生顶岗实习行为的指导性文件,是学生实习期间的必备资料,能帮助实习学生了解学校的相关实习规章制度,记录学生的实习状况。 为提高顶岗实习的效果,各专业应编写《手册》,明确学校的《实习管理规定》《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办法》《学生实习安置程序》《学生实习期间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生顶岗实习(就业)协议书》《学生校外实习安全责任书》《推荐实习(就业)登记表》、顶岗实习期间月度工作总结、《学生实习鉴定表》“职场宝典”等内容,并发放到实习学生手中,便于学生实习。实习期满,学生须将《手册》交辅导员,教务处则应加强对《手册》的检查,以推动顶岗实习工作走向正规化。 5.建设顶岗实习基地。建设相对完善、稳定的校内外顶岗实习基地,是做好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的必备条件。在基地的选择上,应考虑经贸类专业定岗实习分散性的特点,同一班级学生的实习要相对集中,原则上选择在同一城市进行,以3~5个实习点为宜。 对于顶岗实习基地的建设与管理,目前各高职院校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是成立实训部,对学院顶岗实习基地进行统一管理;二是由各系部自己负责管理顶岗实习基地建设。我们认为,毕业顶岗实习基地的建设应以学院实训部或就业办为主,由实训部或就业办根据各专业校外顶岗实习基地建设规划,对全院校外顶岗实习基地的建设进行统筹开发、统一管理,提高校外顶岗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的效益。 二、实施过程 实施过程是实习指导教师通过引导和督促学生完成顶岗实习训练过程,并对学生实习训练过程加以指导,以达成顶岗实习预期效果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应该强调的是实习指导教师的自我管理及其对学生顶岗实习训练的指导、管理与控制,学校相关部门的管理监督只能起辅助作用,不宜过度强调和过频实施。 1.选择实习指导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是顶岗实习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其水平的高低以及其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是决定顶岗实习过程效果的主导因素。 目前,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大部分高职院校均没有实习指导教师的认定标准,其顶岗实习的指导教师往往是由理论课教师或辅导员担任,其中,许多教师和辅导员是“从校门到校门”,本身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专业操作技能不强。这极大地影响了顶岗实习的效果。 为切实保障顶岗实习的质量,学院应制定实习指导教师管理的相关办法,对实习指导教师的任职资格认定、职责、聘任、管理与考核等作出明确的规定。由系(部)负责根据管理办法尽快建立起一支符合任职资格的以企业一线专家为主的专、兼结合的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并由教务处和督导处负责督查,不具备任职资格的指导人员坚决不允许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2.对顶岗实习的组织、引导、督促与指导。这一环节是整个顶岗实习活动的主体,其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顶岗实习质量的高低。这一环节具体又包括如下几个阶段:(1)组织教学。任何类型的实践训练,都必须做好组织教学工作。组织教学的目的是使学生在思想上、物质上都做好实践训练的准备。具体做法是:点名检查学生的出勤情况,填写考勤表,向学生分配实习任务,并检查实习所需的各种材料是否符合要求等。(2)入门指导。这一阶段,实习指导教师首先需要向学生讲清楚顶岗实习的目的;其次是要讲清楚顶岗实习中技能操作的相关知识、操作要领、操作步骤及安全事项,引导学生认识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再次是要有预见性,讲清操作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应如何处理,让学生心中有数,出现情况时能灵活处理,不会手忙脚乱。考虑到经贸类专业定岗实习具有社会现场性的特点,因此要特别强调安全管理,包括生活上、操作上和与顾客纠纷处理等方面的注意事项,确保万无一失。(3)巡回指导。在学生顶岗实习进行操作的过程中,实习指导教师应该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地对学生的各种技能操作作全面、细致的督查和指导。通过这样的具体指导,使学生的操作技能和技巧不断提高。这是顶岗实习的中心环节,所用时间较长,是学生形成技能技巧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实习指导教师主要是检查、指导学生的操作流程和操作方法的规范性,督促学生严格按具体操作程序开展工作,即使最简单的步骤,也应要求每个学生必须一丝不苟地操作,而不只是简单地追求结果。在指导中既要注意共性的问题,又要注意个别差异,共性问题采取集中指导,个性问题作个别指导。(4)实践训练总结。学生每一阶段的实习岗位工作结束后,顶岗实习指导教师都要对学生在实习中的表现和实习效果作出点评,引导学生认真总结在实习中掌握的操作技能,分析操作效果,找出消除缺点的办法。 3.提交实习作品和顶岗实习报告。在这一环节中,应该要求每位参加顶岗实习的学生都要在实习结束后,向实习指导教师提交其实习作品(或其通过实习所取得成果的证据)和一份顶岗实习报告(主要包括个人参加顶岗实习的过程、所取得的主要收获、对今后搞好顶岗实习的意见与建议等方面内容),作为学生顶岗实习成绩评定和效果评价的依据之一。 4.指导教师总结。这是实施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应该要求实习指导教师在完成顶岗实习过程后,从教学的总体情况、存在问题及今后改进措施等方面对顶岗实习活动进行认真总结。加强这一环节的管理,不仅有利于实习指导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实践指导能力,而且对顶岗实习过程各个环节的改进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三、评价过程 评价过程是顶岗实习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由相关部门对顶岗实习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并对顶岗实习的效果作出评定的过程,主要包括对学生顶岗实习效果的评价和对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过程的评价。 对顶岗实习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不仅可以对实习指导教师和学生均起到监督和激励作用,而且可以了解顶岗实习各方面的情况,从而判断它的质量和水平、成效和缺陷,有利于今后的提高。评价工作应在顶岗实习结束后及时进行,最好不要超过一周。 1.学生顶岗实习效果评价。对学生顶岗实习的效果进行评价,就是通过各种检测手段对学生的实习成绩进行评定的过程。学生的实习成绩是对学生通过顶岗实习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的最终反映,也是衡量顶岗实习效果的主要标准。因此,实习成绩评定是整个顶岗实习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应按照科学、准确、公平、公正的原则认真进行。 目前,由于各方面原因,在高职经贸类专业顶岗实习活动中,学生的实习成绩往往是由实习指导教师对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表现凭印象直接给出的,缺乏科学性与准确性。同时,由实习指导教师直接给出的成绩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作为顶岗实习效果衡量标准的作用。 为提高学生实习成绩评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并能将之作为衡量顶岗实习效果的主要标准,学生实习成绩最好由以下三部分组成:(1)实习态度。顶岗实习要用企业的要求来要求学生,顶岗实习的目的除了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外,还要培养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的工作态度。因此,这部分成绩可占实践总成绩的30%左右,由实习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在顶岗实习中的出勤情况、实践训练的表现评分,并由教务处和督导处根据实习指导教师记录的出勤表、教学日志以及学生填写的《手册》进行抽检。(2)操作技能。操作技能的掌握是顶岗实习的主要目的,因此,这部分成绩应占实成绩的60%以上。这部分成绩评定应实施指导与评定分离,由教务处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学生的顶岗实习过程材料和实习作品(或成果)作出评定。必要时,直接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学生的技能操作过程进行评定。(3)实结。这部分成绩占实成绩的10%左右。由教务处组织相关教师,根据学生所交实结的质量进行评定。 2.实习指导教师工作评价。(1)过程评价。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检查各种顶岗实习档案,对实习指导教师指导过程的规范性进行评价。在这一环节中,应由教务处对顶岗实习档案材料的形成进行规范。要求在顶岗实习开始前,实习指导教师必须制定《计划》;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实习指导教师必须填写考勤表与《顶岗实习日志》,学生必须填写《手册》,顶岗实习结束后,指导教师必须填写实习指导总结,学生必须提交实习作品、顶岗实结和《手册》。最后,由教务处和督导处对顶岗实习档案进行检查,从而促进顶岗实习活动各环节的实施,对提高顶岗实习质量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2)效果评价。这一环节主要是通过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和对学生通过顶岗实习所掌握的专业技能的测定,对实习指导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科学、严谨的评价。 一般来说,应该在实习指导过程结束后,由教务处在一个星期内组织相关人员对学生的满意度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与学生的实习成绩一起作为实习指导效果的评定依据。 经贸论文: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中的问题及其应对 摘要:在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实践后,目前中国高校双语教学已呈现式微之势。作为相对更适合实行双语教学的国际经贸专业,其双语教学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分析了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在教学师资水平、学生外语素质及参与主动性、双语教材以及双语教学管理与支持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双语教学;国际经贸专业;问题;对策 作为教育部于2001年要求率先实行双语教学的六个专业之一,国际经贸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已为各界所认识。随着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国对外经贸领域迫切需要大批具有较高外语水平、精通wto规则以及国际经济贸易业务规范的复合型商务人才。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带动下,中国高等教育也需要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在此态势下,国际经贸专业由于其专业特性,通过教学改革实行双语教学已是大势所趋。 然而,双语教学在中国仍属于新生事物。虽已经过若干年的探索实践,但受各类因素的影响制约,近几年来,中国高校双语教学正呈逐渐萎缩之势[1]。在此大背景下,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也不能独善其身,其推行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教学质量亟须提高。本文结合笔者从事双语教学的实际体会和观察认识,分析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以期对促进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的开展有所裨益。 一、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制约双语教学开展的因素,一般可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两类。前者指社会文化环境与社会性质、国家双语制度、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学校的性质与规模、学生的家庭背景等;后者则包括师资水平、学生外语水平、教学方法、教材、教学计划、教学管理等[2]。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现实背景下,与其他专业的双语教学类似,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面临的问题更突出地表现在后一类因素方面。 1.师资水平有待提高。当前,国际经贸专业师资队伍一般以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年教师为主,并正迅速补充以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的青年教师。这样一支教学队伍在常规汉语授课方面已相当胜任,并具备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平的空间。但双语教学目的的特殊性,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能够顺畅地运用外语将课程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以及重点内容等讲授清楚,并通过与学生的现场互动了解其掌握理解情况。这对教师的外语口语、听力以及知识表达能力等提出了较高要求。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相当数量的教师缺乏在国外系统学习或工作的经历,其外语能力不全面,语法知识不系统,外语发音不标准,知识内容表达不规范,在授课中难以使用外语与学生做有效沟通,完成双语教学任务显得相当吃力。 2.学生外语素质及参与主动性需要加强。学生的认可和积极参与,是双语教学能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前提之一,而这又是以学生的外语水平及学习主动性为条件的。较之其他专业,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外语基础应相对较好。然而笔者的直接感受是,近些年来,随着高校持续扩招,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似亦呈下降之势,且良莠不齐现象明显。同时,受传统教育模式影响,大多数学生仍只是被动地听课、接受教师提问和参加考试,缺乏主动性及与教师的交流互动。笔者曾就《世界经济》双语课程对学生做过问卷调查,关于双语课程教学过程的侧重点所在,仅有少数同学选择“学生的主动参与”。在课堂教学中,面对沉默且外语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教师只好多唱“独角戏”,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3.缺乏适用的双语课程教材。教材是课程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交流的平台,是实现双语教学目标的基本工具。没有一套好的、难度适中的教材,双语教学的开展不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根据要求,高校双语教学要使用原版教材。目前的问题主要在于:一是教师获取原版外文教材的信息渠道较为狭窄,常常难以做出恰当选择;二是在结构及内容上,原版教材与其对应的中文教材往往不相匹配;三是原版教材价格一般较高,学生缺乏购买积极性;四是原版国际经贸教材通常部头较大,其中专业词汇较多,知识涉及面广泛,对高校师生都存在一定难度。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教师在授课时既要考虑到学生的专业外语水平,又要如期完成教学计划,结果难免顾此失彼,也降低了原版教材的利用率。 4.教学支持条件尚显不足。据调查,目前高校双语教学缺乏相应的配套支持机制,如双语教师培养机制、教学效果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以及教学研究机制等,从而使教师的双语教学积极性不高,严重影响双语教学的推进[3]。由于多数国际经贸专业课程所体现出的宏观性和发展性,要求教师在培养熟练的外语应用能力,特别是较高的听说能力的同时,还需要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及时了解国际经贸理论及现实动态,部分课程还要求教师深入对外经贸实际工作部门,了解其业务流程。这些都要求教师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目前各高校普遍重科研而轻教学的背景下,教师在双语课程方面的付出未必会使其获得期望的回报。此外,高校开展双语教学所需的硬件条件,如图书资料、数据库、校园网、多媒体教室等,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之处。 二、推进国际经贸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对策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当前制约高校国际经贸专业实行双语教学的主要因素。虽然它们错综复杂且相互影响,但仍属可控因素。通过实施系统而有针对性的对策,将能有效地克服这些问题的不利影响,推进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 1.培养与引进合格的双语教学师资。为提高双语师资水平,应实行培养和引进“两条腿走路”的方法。在高校现行体制之下,要使双语教学持续系统地开展下去,教学主力只能是在职教师。聘请外籍教师授课,其从事的是外语教学而非双语教学;聘请对外经贸业务部门工作人员或他校教师,也仅能起点缀或过渡之用。因此,除在职教师需主动设法提高自身双语教学水平外,高校也要创造条件对现有教师进行双语教学技能培训,包括选送优秀人员赴国外对口高校接受培训。此外,当前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已学成归国,高校对他们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有条件从中选拔出专业知识理论水平高、外语口语及书面表达能力强并且有志于献身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现有双语教学师资队伍中去。 2.提高学生双语学习的能力和主动性。应继续强化大学公共外语教学,使学生切实提高外语听说读写能力,为后续双语教学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同时,针对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参与程度不够的问题,教师除要抓好其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环节外,还可采用研讨式、启发式及辩论式等生动活泼的创造性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真正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4]。双语教学还须考虑到学生的承受能力,教师应根据班级内学生外语水平的差异情况,确定授课内容中的适当外文占比。应该指出的是,鉴于课程成绩在学生参与评优、保研以及毕业求职等方面的作用,教师需对双语课程考试方式以及外文试题的占比、难度、涉及面等进行综合权衡,以使考试成绩能相对客观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成果。 3.开发出适用的双语课程教材。鉴于高校的现实状况,笔者以为目前双语教材建设的一种较好方法是,由国内知名高校的资深学者在选择高质量国外原版教材后,参照对应的中文教材的结构和内容,对原版教材的章节和内容进行精选和改编,并在添加注释、名词解释、练习题、小结等内容后汇编成教材。以笔者负责的《世界经济》双语课程为例,由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世界经济》教材包括中文版及英文版各一本,其在内容上完全对应且篇幅适中,很便于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当然,广义的教材不仅包括教科书本身,还包括ppt课件以及相关的教学参考材料等。这就要求教师在选定教材后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制作形式生动的教学课件以及从有关外文网站上选用材料等手段,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将相关领域内的新理论、新方法及新情况等告知学生,充分提高双语教学效果。 4.加强对双语教学的管理和支持。双语教学的顺利开展需要得到教学管理部门等方面的大力配合支持。教学管理部门作为双语教学活动的直接组织者,一方面要设置双语课程准入门槛,实施教师授课资格制度,设立双语教学评价体系,督促教师不断提高授课质量,加强对双语教学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将双语教学及其授课质量同教师的业绩指标和待遇挂钩,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并同时为双语教学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保障。要尊重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教材选用、考试方式、学生成绩判定等方面给予教师必要的自主权,避免凡事搞“一刀切”。此外,教学管理部门还应会同学校其他有关机构,为教师参与国内外进修、异地参加教学研讨会及教学观摩、发表教改论文和出版双语教材等,提供相关信息、机遇以及必要的财力支持。 三、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双语教学既是实现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个主要途径,也是提升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种重要方式。当前,囿于各类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高校双语教学的开展整体上并不顺利。在“全面地用英语讲课,帮助学生掌握一些在英语教学中不常接触到的术语和单词,这才是双语教学的标志。” [5] 这种“规范的”双语教学难以一步到位的状况下,推行双语教学还需要管理者、研究者以及任课教师去不断总结和探索。国际经贸专业由于其更适于实行双语教学的内在特性,在探索和推行双语教学方面责无旁贷。本文结合笔者作为一线任课教师的实践与体会,分析了国际经贸专业双语教学中的主要问题及可以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足之处期望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经贸论文:试析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对湖南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现有实现途径进行了梳理,对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扩展就业服务职能以向在校学生提供兼职服务、加强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等促进校企合作的对策,对当前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论文关键词]校企合作 经贸类专业 高职 途径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校企合作在高职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为所有高职院校和高职教育者所认识,有关校企合作的研究与实践不断深入,取得了较多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但是,由于政府缺乏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企业行为短期以及缺乏长远合作机制等原因,目前我国校企合作模式本质上还是一种“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较少。特别是由于经贸类专业毕业生具有的就业流动性较强、容易掌握企业客户与渠道等方面核心资源等特点,客观上造成企业不愿意为他们提供顶岗实习等实践机会,再加上高职经贸类人才培养所具有的专业化、大批量特点与企业对经贸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小批量特点之间存在的矛盾,使得经贸类专业开展校企合作的难度更大,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更少。可以说,校企合作实现途径的开发,已成为困扰经贸类各专业教师的一大难题,成为制约高职经贸类专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本文就高职经贸类专业拓展“校企合作”途径作一论述。 一、湖南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现有实现途径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途径,是指路径,即如何到达目的地。因此,本文所指校企合作的实现途径,是指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要如何才能实现校企合作,而不涉及校企合作的具体方式方法。通过本课题组的广泛调研,目前湖南省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的主要实现途径有如下几条。 1.以行业主管部门为纽带,实现校企合作。湖南现共有行业主管高职院校30所,接近高职院校总数的50%,而在这些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中,开设了一个以上经贸类专业的有27所,占总数的90%。由于这些行业主管的高职院校大多是由原来行业举办的办学条件和水平不错的中专或职工大学升格或转制而来,计划经济时期多年的行业办学经历,使它们与行业内企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有着较好的校企合作经验和基础。正因如此,以行业为依托,以行业主管部门为纽带,成为当前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主要途径之一。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行业主管部门早已不再对行业内企业和高职院校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其在促使高职院校与行业内企业保持不同程度的技术交流、协作研究、员工培训、教师挂职等业务往来关系,促进行业内校企合作的实现方面的作用已大不如前,且其影响力有日渐减小的趋势。同时,随着高职院校的大规模发展,许多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的行业色彩日渐淡化,服务行业的针对性有所减弱,也使学院与行业内企业进行校企合作的基础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 2.以学院教师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为纽带,实现校企合作。由于各方面原因,在当前校企合作途径开发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多数高职院校出于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和示范院校与精品专业等项目建设的需要,动员学院教职员工利用自己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来寻求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特别是对于经贸类专业而言,一方面由于企业经贸类工作人员相比技术等类工作人员更注重社会人际关系的营造,社会交往较广泛;另一方面,与理工等类专业的教师相比,经贸类专业教师的市场意识相对较强。因此,高职经贸类专业的专任教师往往与企业相关人员有着更为广泛的联系,他们也因此而成为当前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桥梁和维系校企合作的主要力量,有效地推动了湖南经贸类专业前期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但是,这种靠感情和人脉关系而实现的校企合作关系是很脆弱的,无法形成校企双方合作的长效机制。同时,大多数高职院校尚没有就动用专任教师与企业相关人员的私人关系这一特定个人资源建立相关的激励与补偿机制,很多专任教师为校企合作的实现而背上了沉重的人情债,使专任教师利用个人资源实现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也使这一桥梁的作用受到削弱。 3.与中介公司合作,实现校企合作。随着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不断推进,部分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敏锐地意识到以一所学校面对多家企业、一家企业面对多所学校共同合作的“多对多”的校企合作形式,将有利于化解经贸类人才培养所具有的专业化、大批量特点与企业对经贸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小批量特点之间的矛盾,更符合经贸类人才的培养与使用规律,更有利于学院和企业双方的发展。同时,鉴于他们掌握着丰富的企业信息资源,在促进“多对多”的校企合作关系方面具有其他企业(组织)难以比拟的优势,因此,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开始利用自己的优势,充当高职院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与纽带,承担起为企业引进经贸类人才和为高职毕业生联系顶岗实习企业的职责,与高职院校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按企业人才需求共同对专业进行改造,并选择不同类型的企业签订输送学生顶岗实习的合作协议。由于在这种校企合作方式中,企业通过与中介公司合作,可为自身发展提供源源不断、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并可降低在使用顶岗实习学生中的管理成本及风险成本;而高职院校则由于中介公司的存在,降低了校企合作中的运作成本、管理成本和风险成本,从而使这种方式为企业和高职院校所接受,迅速成为当前湖南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另一主要途径。但是,在这种校企合作方式中,作为中介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为了补偿其投入并获取一定利润,通常要从高职院校(学生)一方收取一定的所谓专业改造与顶岗实习安排费用(一般为生均三千元左右),这笔费用的支付,无疑加大了高职经贸类专业学生的经济负担。 4.以校办企业为平台,实现校企合作。校办企业是指由学校作为投资人投资发展起来的企业组织。自20世纪80年代,许多高等院校开始兴办和直接经营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促进了高校的“产学研”结合,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培养创新人才以及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随着高职教育的发展,校办企业在实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方面的独特作用首先引起了一些以理工类为主的高职院校的重视,部分院校以自己的优势专业为依托,通过独资、股份制合作等多种方式创办了相关企业。在这些院校及专业的示范与带领下,近年来,湖南科技职院、娄底职业技术学院等高职院校也以经贸类专业为依托,开办了校内超市、校办管理咨询服务公司等经济实体,并利用这些经济实体对相关专业学生进行实践教学,从而使校办企业成为湖南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又一有效途径。但是,由于湖南高职院校办学资金本就极其紧张,能够用于兴办校办企业的资金极其有限,使得高职院校的校办企业规模一般都很小,而各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的招生规模都较大,因此校办企业所能提供的顶岗实习岗位数量相对于满足经贸类专业实践教学的巨大需求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而且,校办企业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不科学、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企业运营难以规范、资产监管难以到位等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校办企业本身的健康和持续发展,甚至给高职院校的稳定和安全运行也带来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学校办企业这一模式本身就值得反思。 二、完善高职经贸类专业校企合作途径的对策 1.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是实现经贸类专业校企长期合作的关键。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个体,盈利性是其本质特征,是否能赢利是其是否参与任何项目包括校企合作的根本因素。因此,推动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关键在于能否关注企业的经济利益需求,让企业从校企合作中享受到实惠,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而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需要安排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兼课教师、实习指导教师,提供实习场地、设备,支付实习生工资费用等,使企业的劳动成本大幅增加;而由于高职经贸类专业服务企业的能力较低,经贸类专业人才就业的流动性较强,企业很难从校企合作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也很难通过优先录用毕业生而获取间接收益。这可以说是目前企业对参与校企合作反应冷淡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校企合作难以开展的关键瓶颈。为克服这一瓶颈,我们认为关键是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为此可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降低毕业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工资待遇。目前,由于绝大多数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均将学生顶岗实习时间安排在第6学期进行,实行的是“放羊式”的管理,由学生自己寻找实习单位,只要于毕业前能交回实习证明(或就业证明),就给予学生“毕业实习”课程的学分,因此绝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是将第6学期作为寻找就业单位的时间,学生的学业并没有按专业教学计划完成。而极少部分通过校企合作到企业顶岗实习的学生,则以提前就业的学生为参照,对顶岗期间的工资待遇提出较高的要求,高职院校乃至政府相关部门也因要“防止学生成为顶岗企业的廉价劳动力”而对学生的要求给予支持,从而使企业不得不放弃接收顶岗实习生的打算。其实,企业接收高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顶岗实习,不但不能减少原有正式员工的数量以减少用工成本,反而需要派出大量一线技术骨干担任实习指导老师,使企业的协调和管理成本增加。而对于高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来说,进入企业顶岗实习,应是其完成学业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不应考虑取得与从事同等岗位工作的工作人员同等报酬,而且还应当为完成学业支付一定的成本(即学费)。因此,降低高职经贸类专业毕业生顶岗实习期间的工资待遇是非常合理的,高职院校所应做的应该是切实加强对顶岗实习的管理和考核,既要加强对学生的纪律约束以协助企业降低管理成本,又要积极与企业沟通,落实实习岗位和指导老师,防止企业将顶岗实习学生安排到非专业对口岗位作为廉价劳动力使用。 第二,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运用政策、法规推动校企合作,是不少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目前我国关于校企合作的文件虽有不少论述,但这些校企合作的文件大多是针对高职学校一方的,且都属于提倡性的文件,这对达到校企合作的目的并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本不能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为破解难题,政府部门应制定和落实相应的政策法规,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并给予税收与政策优惠,以补偿其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从而激发其参与校企合作的热情,推动校企合作的发展。 2.扩展就业服务职能,提供兼职服务,是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短期合作的有效途径。经贸类专业的学科背景突出表现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融,作为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领域,其劳动对象是人,劳动过程是为人提供有使用价值的服务,行业活动虽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更侧重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从业人员工作的内容和过程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同样的工作岗位,在不同的企业,其工作内容与过程也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区别。因此,高职经贸类专业学生应更多地遵循“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原理,积极利用课余时间去企业兼职,以更多地到实际工作场景中去体验,探索工作技能。而目前,尽管企业的各类短期促销活动、各种展销会与博览会等为高职经贸类专业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兼职机会,但由于学生平时身处校园,缺乏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获取兼职信息的平台,使经贸类专业学生的兼职变得比较困难。同时,学生外出兼职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学校对这一行为缺乏应有的管理。为此,可以将学生兼职作为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有效途径,通过扩展就业服务部门的职能,一方面,加强与各人才服务公司及相关企业的联系,及时兼职信息,为经贸类专业学生兼职提供一个权威的信息平台;另一方面,通过该平台,由专业实践课教师和就业指导老师联合对在校经贸类学生的兼职加以指导与管理。 3.加强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是高职经贸类专业实现校企合作的又一有效途径。对于一些开办经贸类专业较早的高职院校来说,历届毕业生是开展校企合作的一笔不可多得的资源。这些毕业生对促进所在企业与母校进行校企合作、帮助师弟师妹联系顶岗实习和就业单位与岗位、担任师弟师妹的实习指导老师等事项都有着较高的热情。高职院校经贸类专业可以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不断开发校企合作途径与合作对象,以化解其不可能通过与少数几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来彻底解决的高职院校对经贸类各专业人才的持续性大批量培养与企业对经贸类各专业人才的阶段性小批量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一是经常组织跨年级的集体活动,鼓励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加强交往与联系,形成“传帮带”的良好基础;二是加强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通过他们掌握有效的专业人才需求信息,推荐毕业生到相关企业顶岗实习与就业,并聘请其中的优秀人员担任顶岗实习教师;三是邀请历届毕业生中的优秀代表回母校开设讲座和召开座谈会,指导、帮助毕业生成功走向工作岗位;四是通过与历届毕业生的联系,既能及时、准确地掌握企(行)业发展动态及其相关工作岗位对技能要求的变化,同时又广泛收集历届毕业生对专业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意见与建议,以此分析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方向和方法,促进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 经贸论文:浅谈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分析 摘要:近年来,借助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佳木斯市对俄罗斯区域经贸科技合作日渐繁荣,基础设施逐渐完备,政府和民间经贸科技交流频繁,初步建立了合作技术平台。黑瞎子岛部分回归后,成为政治、经济热点,引发各方对俄贸易投资热潮。文章着重从发展机遇方面阐释了佳木斯市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特点与优势,提出了扩大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着重点以及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战略通道;口岸;黑瞎子岛;资源 佳木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比罗比詹相望,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被誉为“华夏东极”。现辖两个县级市、四县、四区,全市总人口252万,幅员面积3.27万平方公里,周边有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鸡西等百万人口城市,辖区内有21个大型国营农场、2个劳改农场、2个森林工业局,经济区内人口1200万。佳木斯市以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优质的人才储备、发达的交通网络、便捷的对俄通道、独特的旅游景观等诸多优势,成为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经济、金融、科技、交通、文化中心,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对俄贸易重要口岸。 一、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佳木斯市立足本地区优势,实现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对俄贸易稳定、快速发展。2010年全市对俄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35.32亿美元,是2005年的9.8倍,年均递增52.77%,居全省第三位。提前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对俄贸易发展势头强劲。 (一)对俄贸易口岸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佳木斯市初步形成了对俄水、陆、空立体交通通道,总运输能力约400万吨。水运方面,五个口岸现有泊位42个,口岸吞吐能力达到300万吨;陆路方面,同江至俄下列宁斯阔耶港浮箱固冰通道运营良好,基本实现了四季运营,全年通关,佳木斯-俄比罗比詹客、货运输线路正在洽谈;空运方面,佳木斯市国际航空港开通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韩国首尔航线,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包机正在办理开通事宜。同时,佳木斯市加紧开通和建设一桥、一岛、三港和两路、两机场。抚远至黑瞎子岛公路2010年建成通车,黑瞎子岛上岛桥和防洪工程正在建设,口岸开通事宜正在会谈中;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2011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同江口岸西港工程项目建成后货物吞吐能力将达到600万吨;抚远深水港项目、前进镇至抚远铁路项目在建;已动工的哈佳铁路客运专线建成后,佳木斯至哈尔滨铁路运行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为1.5小时。抚远东极支线机场项目、佳木斯机场迁建项目已落实;同江、抚远口岸被国务院批准实施外国人入境落地签证。 (二)园区基地建设全面展开 佳木斯市先后规划建设了15个具有现念、先进经营模式的对俄园区。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成为重点项目,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总体规划已经黑龙江省常务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192平方公里,总投资额1700亿元,已晋升为省级高新区,其中辟建了110平方公里的对俄经贸科技基地;围绕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设,规划了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围绕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谋划建设抚远黑龙江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作为黑瞎子岛外的出口加工和旅游服务基地;围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建设下列宁斯阔耶中国木材加工园,年加工木材100万立方米,该项目已纳入《中俄共同开发和利用犹太自治州森林资源合作规划》,成为国家级境外园区项目;境内外农业种植基地众多,在俄境农业开发面积已达到74.7万亩,农业合作项目点50多个。 (三)对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佳木斯市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共青城市、比罗比詹市、南萨哈林斯克市、萨哈共和国纽尔巴区等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政府定期会晤,经常互访和举办各类经贸、文体交流活动。目前,佳木斯市在俄远东从事民贸、劳务人员达到2万多人,已建境外企业35家,投资总额2500万美元。2010年,全市签订对俄劳务合作合同15项,合同金额3600万美元,对俄劳务输出2305人次。佳木斯大学与哈巴罗夫斯克工业大学等8所俄罗斯高校建立了互派外教、留学生的交流机制。依托佳木斯大学建立的中俄科技合作中心与俄方签订技术合作项目52项,储备国内、国际科技项目368项。佳木斯市对俄医疗合作也在逐步扩大,佳木斯康复医院每年收治俄罗斯脑瘫患儿50名以上。 (四)对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10年1-7月份,佳木斯市对俄贸易进出口完成5.8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1%。目前,全市拥有外贸主体528户,其中年进出口额超亿美元的企业在5户以上,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达到28户;全市生产的农机、水泥、玻璃、毛毯、电机等产品在俄远东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并逐步向俄腹地延伸。 (五)对俄合作平台初步建立 2010年4月,在佳木斯市举办的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展业户包括众多全国明星企业236家,参展人员达3万多人,来自俄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及萨哈共和国的260位客商和地区政府高层领导参加了展会。展会现场销售农机3800多万元人民币,总成交额7.9亿美元,其中签订对俄农机农业类贸易与合作项目3.6亿美元。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农机类专业展会,也是全国唯一的对俄农机展会。 二、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优势 (一)地缘区位优势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对俄开放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抚远县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市是俄远东最大城市,也是俄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人口约65万人,占俄远东总人口的10%。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成后,与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直接深入俄远东资源富集区和主要消费市场。俄罗斯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州的木材、矿石等资源直接由同江铁路口岸入境,比牡丹江绥芬河入境缩短运距近700公里。抚远三角洲是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省内货物经抚远港通过江海联运运至日本仅需6天,比经大连港至日本节省三分之一里程。 (二)口岸通道优势 一是口岸众多。佳木斯市有国家对外开放一类口岸6个,其中,水运口岸5个,航空口岸1个,是我国对俄开放口岸最多的城市。特别适合运输进口大宗资源类货物。二是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同江铁路大桥、前抚铁路和黑瞎子岛上公路口岸通道建成后,佳木斯市对俄过货能力将达到3050万吨,“十二五”期间,全市对俄贸易额有望突破100亿美元。 (三)资源互补优势 佳木斯市毗邻的俄远东地区人口密度低,资源储量大。我国市场需求量大的煤、铁、石油、木材等资源极其丰富。此外,金刚石、金、锰、锡、锑、汞、硼、石墨、水镁石等矿产资源储量也居俄罗斯前列。俄罗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远东地区瓜果蔬菜的70%、日用消费品的60%、肉类的50%依赖中国市场。俄远东地区劳动力匮乏,每年缺口达500万人,对我们扩大对俄劳务合作十分有利。黑龙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资源、劳动力、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等方面的互补性,为佳木斯市与俄远东地区开展多领域贸易与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合作基础优势 佳木斯市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机电、食品、轻工业较为发达;全市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长年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提供充足稳定的货源,蔬菜、水果、大米,佳木斯产品占有率始终第一。佳木斯市各级政府、部分企业人士同俄罗斯各界建立了良好关系,贸易中熟悉俄方有关规则、适应俄方的环境;政府交流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日益加强;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外俄罗斯国情、政策和外贸的人才,不仅是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的优势,更是全国开展对俄合作的宝贵资源。 三、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主要着力点 佳木斯市正面临着对俄经贸合作大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一是国家和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强力支持边境地区对俄合作。二是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推进对俄合作战略转移的发展思路,为继续扩大对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实施拓展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空间。在《规划纲要》中涉及佳木斯市的口岸通道项目9个,产业项目4个,园区项目1个。四是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和同江铁路大桥的建设使佳木斯市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向佳木斯市的局面正在形成。五是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大桥两条通道的打开,使佳木斯市有望成为黑龙江省对俄贸易规模和总量最大的地区,真正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桥头堡和枢纽站。今后,我们将以加快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调整为核心,坚持以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两条通道建设为突破口,建立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佳木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抚远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四大园区支撑体系,打造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沿江对俄开放带,带动沿江口岸和内陆县市共同发展,逐步把佳木斯市打造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对俄加工中心、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成为引领对俄合作的大基地、大通道、大平台,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合作新的增长点。力争今后5年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国内外资金的年平均增幅达到20%以上,到2015年突破100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俄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佳木斯市已有的对俄合作基础、发展优势,特别是黑瞎子岛开放开发和同江中俄铁路大桥建设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应将佳木斯沿江区域开放列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重要节点,将之提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在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上给予更大的支持。一是给予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最优惠的政策,包括岛上经贸区保税政策;岛上海关后撤,实行“境内关外”封闭管理;给予中俄公民持有效证件自由往来、自由上岛政策;对第三国上岛人员实行“落地签”政策;简化企业投资手续;将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用地列入国家二次土地总体修编规划;保税区内允许各国货币流通等。二是对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将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家规划,保证建设资金投入。三是在国家层面建立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高级协调推进机制,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以上领导专门牵头负责,相关部委作为成员单位,对黑瞎子岛各种项目审批进行综合协调。 第三,解决边境游异地办证问题。佳木斯市于2008年8月,正式向省政府申请在佳木斯市恢复异地边境游办证业务,省政府已向国务院相关部委转发。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要求,已做好准备工作。恢复佳木斯市边境游异地办证业务,必将带动全市旅游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市的对外开放。 第四,建立重大项目国家、省、市及边境口岸四级对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会晤协商解决重大项目建设中的问题,中俄双方形成有效互动,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经贸论文:世界经济形势逆转时我国对外经贸战略的调整 一、世界经济形势的逆转 2000年底,美国经济开始告别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增长率逐步下降阶段。虽然连续多次降息,布什政府还启动大规模的减税计划,但2001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依然只有0.9%,第三季度终于进入负增长阶段。在美国经济放缓的同时,欧洲经济也出现放缓的迹象。日本经济经过政府财政的全力刺激后,在2001年第一季度只有0.10%的增长率,第二季度出现负增长,出现了10年来的第四次衰退。国际经济形势出现了过去20年来很少出现的美国、日本、欧洲三大经济体同时下滑的局面。而"9.11"事件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世界经济本已出现的颓势,对世界经济无疑更是雪上加霜。事发的当周和美国股市开盘的第一周,全球股市高度震荡。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对世界经济火车头——美国经济的打击尤为严重。 国际经济形势的这种变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尤其巨大。如果说东亚的金融危机主要体现在金融层面的话,这次的挑战则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因为危机之后东亚的经济复苏主要依靠出口,特别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而且出口还越来越集中在电子信息产品。但2000年开始的美国经济下滑、网络经济的泡沫破灭,美国的进口下降,尤其是对电子信息产品的进口需求大量减少,再加上这次祸不单行的恐怖事件,给东亚地区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破坏了东亚许多地区的内部经济结构,它们内部的公司治理结构、银行的坏账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除了政府能够动用微弱的公共开支之外,基本无法增加经济内部消费和投资的力度。从总体上看,东亚地区虽然不至于出现第二次金融危机,但肯定会出现一次较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且,这次经济衰退和外部市场的出口衰退结合,将会进一步加重这些地区原来就存在的内部问题。总的说来,东亚经济(中国大陆除外,但包括香港和台湾)的较长期停滞和重大结构调整是很可能出现的。 二、中国出口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美、日、欧等国际市场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同样,东亚其他地区的经济陷入衰退,汇率贬值,进口大幅度减少,也会给中国出口带来更多的压力,但中国同样也获得了机会。 从表面上看,随着东亚其他地区的出口下跌,中国的出口也在下跌。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出口有两个特点:一是下跌的时间更为滞后,二是下跌的幅度较小。从各国出口市场来看,2001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对日本增长13.7%,对亚洲整体增长8.3%,对欧洲增长11.5%,对北美洲增长6.1%,对美国增长6.0%,平均增幅为8.8%。当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和东亚经济的衰退,中国出口要继续保持出口值的增加,有相当大的难度。 但另一方面,中国完全可以通过这次挑战,进一步增加自己在第三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这个过程,已经被1997-199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的经验所证实了。从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看,目前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主要是东亚其他地区。在美国的进口市场,1996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份额是6.51%,中国台湾是3.78%,韩国是2.86%,新加坡是2.57%,中国香港是1.25%,四小龙之和是10.46%;到1998年中国大陆上升到7.79%,中国台湾是3.62%,韩国是2.62%,新加坡是2.01%,中国香港是1.15%,四小龙之和下降到9.40%。2001年前七个月,中国大陆的份额为8.10%,而中国台湾为2.95%,韩国为3.04%,新加坡为1.34%,中国香港为0.82%,四小龙之和进一步下降到8.15%,已经与中国大陆的份额相差不大。中国大陆与东亚其他地区的国际市场份额呈此消彼长的趋势,在日本市场体现得最为明显。1996年,中国大陆在日本的市场份额为11.58%,韩国是4.57%,台湾是4.28%,香港是0.74%,新加坡是2.10%,四小龙之和是11.69%;1998年中国大陆的份额为13.22%,韩国是4.30%,台湾是3.65%,香港是0.62%,新加坡是1.68%,四小龙之和为10.25%;2001年的前七个月中国大陆为15.48%,韩国是5.12%,台湾是4.37%,香港是0.42%,新加坡是1.68%,四小龙之和为11.59%,中国大陆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早已超过四小龙之和。 "9.11"事件之后,中国产品,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要在呈现衰退的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重复原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世界市场的低价优质策略,重演20世纪90年代中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成功渗透策略。整个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内部需求疲弱不堪,市民的需求转向质优价廉的商品,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的返销商品和其他商品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在日本进口市场的占有率每年以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到2001年前七个月已经达到15.48%,与日本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美国只差三个百分点。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相当多的产品,尤其是价格需求弹性较高的电了信息产品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但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市场需求越弱,价格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低价位的中国商品的渗透,我们的企业,尤其是电子信息产品企业必须要有这种信心。实际上,石油危机后日本产品能够大举进入全球市场,也是依靠当时的全球经济低迷,选准了市场切入点,形成了优势地位。中国需要仔细研究借鉴日本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在国际市场扩张的经验和教训。 三、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战略性转变 "9.11"事件的发生,可能对世界经济的格局造成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总体上看,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因为"9.11"事件缓解了中国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重新赢得了和平建设和迅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中国可以借这个机会在对外经贸方面实行战略性转变。 第一,增加出口鼓励力度,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出口(特别是对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出口)肯定越来越难。但这种困难对所有地区都是一样的,如上分析,中国完全可以采取低价策略,在总额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张自己在美国、日本和欧洲进口市场的份额,目标是战胜台湾、韩国、新加坡等竞争对手(因为它们受到的财务压力远较中国为大),为未来中国企业全面进入国际市场,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扫清障碍。在具体政策方面,可以增加退税的力度,对出口企业给予更优惠的银行贷款等等,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对出口型企业的帮助,可能更需要考虑政治目的,而不能仅算经济账和财务账。 第二、培养外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首先,树立新的管理理念。这是培育外贸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前提,直接决定企业的兴衰成败。突破传统的企业管理理念,强化战略管理,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培养这一主线展开多项管理工作,把企业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略性资源优化配置到有利于企业长期性生存和发展的方向上。其次,掌握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两种基本方式:整合与创新。外贸企业既要注重从无到有的核心竞争力的创造,又要采取有效措施整合已有的部分核心竞争力。第三,深化国有外贸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国有外贸企业是我国外贸企业的主体,而目前有不少国有外贸企业的资产产权关系不清,破坏了企业的自主权,影响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给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加了难度。因而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第四,营造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等,其核心是企业精神,它是企业发展的无形动力。外贸企业通过企业文化的创建,建立起勇于创新的企业精神,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的发展。 第三,以扩大进口为武器,建构行业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进口将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一个亮点。近年来,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都在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而且这种自由贸易协议以投资和电子商务等行业为主。(与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同)它们在构建自由贸易协议的过程中,往往将大中华地区排斥在外。未来数年,中国完全有可能以进口为诱因,与韩国和部分东南亚国家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可以选择在电子信息产品领域和投资方面,主要是用中国庞大的电子信息产品市场来交换韩国的技术,同时对中国台湾产业形成新的压力,迫使它们进一步向大陆转移。在与其他地区建构自由贸易区方面,2001年底中国与东盟已初步达成协议,计划用10年时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此外,还可以借中美关系相对好转的机会和国际经济不景气的时机,进口一大批高新技术和设备,加速完善中国的装备工业。 第四,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中国加入wto的背景和"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安全神话的破灭,将会推动外资大量进入中国。一方面,外商(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寻找新的金融工具,将国际金融市场的短期资金和热钱(特别是未来可能从美国撤出来的资金)转变为对中国的长期投资。从这个意义上看,1993年香港市场上的中国概念股和h股,1996年的红筹股都有此性质。因此,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等机构应该与香港积极合作,尽快推出新的、具有上述功能的金融工具,为中国进一步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发展。 第五,加快对外投资和对外移民,提前为中国在全世界的崛起作经济方面的部署。大量资金进入中国,势必会对人民币带来升值的压力,也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泡沫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依然应该坚持资本账户不开放的原则,因为中国尚不具备这种承受能力。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必须主动引导中国资金向外发展,提前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做出战略部署。在此之前,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投资和中国移民持相当强的防范态度,而"9.11"事件以及此后可能出现的全球经济下滑将给中国提供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操作得好,可以让大批中国人借此走出国门,到海外定居,从而为10年、20年后中国经济强大和全面走向世界提供支持。因此,现阶段中国应当大力鼓励年轻人到世界各地留学(特别是要到知识水平较高的欧洲和澳洲等发达地区),鼓励中国居民到全世界旅游,鼓励中国个体户到全世界推销(特别是要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同时,鼓励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外出投资,特别是到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投资。 因此,全球经济下滑和"9.11"事件虽然可能给中国的外经贸工作带来压力,但如果中国应对及时,完全可以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为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完成战略性部署。 经贸论文:关于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契机及对策分析 论文摘要:东盟是福建的传统贸易伙伴之一,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福建与东盟贸易在未来也将面临多项抉择。本文根据福建与东盟多年的贸易发展现状,结合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发展契机,对福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经贸合作提出若干发展对策,希望对中国与东盟双方的经贸合作具有一定的借鉴。 论文关键词:福建;东盟;经贸合作;契机;对策 一、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现状 (一)投资方面 东盟是福建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福建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业逐渐展开,东盟已经成为福建首选的对外投资地区,东盟国家来闽投资主要集中在东盟的五个老成员国,这五个国家占东盟在闽投资总额的90.24%。截止2008年底,东盟在福建省累计投资3426项,合同外资金额83.8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4.07亿美元;福建省核准在东盟设立境外企业86家,累计投资金额2.8亿美元,项目涉及贸易、铁矿开发、木材加工、农业开发等方面。我国与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贸易,借此机会,福建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在东盟的投资。 (二)机电产品贸易方面 福建从东盟进口的机电产品从2002年的9.04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12.41亿美元,其中95%以上为戴尔、松下电子等外资企业以加工贸易形式进口的电子元器件,东盟成为福建重要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地。福建的机电产品对东盟的出口额从2002年的5.72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23.00亿美元,每年均提供40%的出口增量。机电产品出口种类不断丰富,发电机、船舶、液晶显示器、汽配等多种产品对东盟年出口额突破亿美元。 (三)民营企业与东盟的贸易方面 福建积极鼓励省内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开展对东盟国家的投资,扶持福建省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电子、机械、轻工、纺织、建材、医药、家用电器行业的对外发展;充分利用华人、华侨的特殊桥梁作用,扩大福建省机电、轻纺等产品对东盟的出口。2010年前7月,福建私营企业对东盟进出口29亿美元,增长69.9%,占同期福建对东盟贸易总额的41.1%;福建省民营企业出口持续高速增长,规模日益壮大,在双方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福建省对东盟进出口的主导。 (四)对外工程和劳务输出方面 目前东盟已经成为福建省第一大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一大劳务输出市场,目前已近30家企业在东盟从事劳务、海产品加工、电机制造等行业。2006年福建省对东盟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总金额3320万美元,完成营业额7041万美元,劳务输出2961人。福建省正在进一步加大对东盟市场的开拓力度,为实现中国与东盟提出的“2010年双边年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 (五)旅游合作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来闽旅游人数不断上升,2006年,东盟国家有25万人来福建观光,2009年1-10月份来闽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139.17万人次,其中接待东南亚五国游客12.35万人次,占到了8.8%。东盟游客主要来自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福建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居民出境旅游快速增长。由于地缘、亲缘的关系,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已成为福建出境游者的首选之地。 二、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契机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刺激效应 中国-东盟自贸区不仅在政治上有利于促进和巩固中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有利于改善双方的地缘政治环境,保障区域安全,而且也为福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发展机遇。首先,其有利于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福建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增长。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各成员国关税将大幅降低,这为福建企业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对东盟出口提供机遇。同时cafta贸易便利化进程,将涉及各国之间通关、检验检疫、产品技术标准、市场准入门槛、人员流动便利等诸多环节的衔接和相互承认,非关税壁垒将逐步消除,区内贸易、相互投资将大大方便;其次,其有利于优势互补及合理分工,进一步深化贸易互补性。东盟各国资源丰富,以盛产橡胶、矿产品、石油、塑料原料和树木等原材料闻名,而福建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与东盟产品相比,福建的服装、鞋类、食品加工、车辆零配件、小型机械等产品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福建与东盟存在不同产业间的贸易互补性,可以说在双方之间一种新型的产业分工和产业循环机制已初现端倪;最后,其为福建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便利的区域性市场。目前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启动,福建企业投资于区域内可以享受到区域内国家相互开放市场和提供优惠的好处,这些都将极大地促进福建对东盟的投资。 (二)2010年东盟六国的零关税效应 从2010年1月1日起,我国对进口东盟的7000种产品实行零关税,东盟方面也将作类似安排,这将为福建省机电产品、农产品、建材、鞋服等行业对接东盟市场带来新的机遇。在建材行业方面,目前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用住宅建设出现新一轮热潮,其建材产品大多数依赖进口,每年建材的进口需求额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这不仅为福建民营资本创造了投资机会,同样也为建材供应商带来巨大的商机;在机电产品方面,东盟已成为福建主要的机电中间产品来源地,机电产品一直是福建出口东盟的最大宗商品,其中外资企业占对东盟机电产品出口的55%,如捷联电子的液晶监视器、冠捷电子的crt监视器、友达广电的液晶显示板、厦门建松电器的电动机;在纺织鞋服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则为中国制造提供了一个新的潜力市场。零关税必然会带来低成本,因此福建企业可将规模效应应用于东盟报价上,有益于提高成交量。目前,我省与东盟之间呈现的主要是一种规避贸易壁垒的区域性合作关系,企业利用关税优惠,将线纱、布料、鞋材等中间产品出口到东盟,再加工成鞋服成品后在当地销售,或使用东盟的配额出口到欧美地区。 (三)以海西建设为依据开展投资合作 海峡两岸的经济融合,无疑为东盟十国加速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东盟是台湾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市场,福建省可以结合国家“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战略,积极寻求与尚未被纳入自贸区的中国台湾地区分享自贸区的优惠政策,台商可以通过在福建建立合作基地来拓展东盟市场。目前在福建从事加工贸易的台资企业,销往东盟地区的产品占很大比重。海西建设可以加强台商在福建投资,从地缘、人缘还是从合作的基础等方面得到很多的便利。利用在福建已设立或者进一步设立的投资合作平台,台资企业出口东盟各国的产品将同样有机会享受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各项优惠政策,这对于促进福建与东盟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促进。 三、福建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发展的对策 (一)加大对东盟自由贸易区国家的直接投资 首先,要积极引导福建民间资本投向东盟。调查数据显示福建民间融资金额仅次于浙江,但是由于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而处于闲置的状态,去东盟投资一方面可以为这些富余的民间资本找到出路,另一方面,对于福建民间资本来说,进一步扩大东盟合作的机遇已经到来;其次,加大对东盟各国“边际产业”转移力度。新加坡和文莱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居东盟国家的第一层次;马来西亚和泰国属于第二层次;印尼和菲律宾属于第三层次;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是第四层次。东盟这种多层次的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使得福建企业在东盟中下游国家进行投资有着独特的优势,可以成为福建转移“边际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场所。东盟中下游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并且实施了许多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这些国家的经济与福建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文化背景方面的类似性构成了东盟国家的区位比较优势,可以减少福建投资的进入障碍;再次,引导台商以与大陆商家合资方式投资东盟。 (二)利用产业结构互补,进一步扩大双方经贸合作 东盟各国与福建贸易互补,特点各异。工业方面,福建产业基础完备、产品性价比高,建材、船舶、汽配、纺织服装、鞋类等产品出口优势明显,东盟为其提供6亿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也是福建资源型、原料型产品、高科技零部件的重要来源地;农业方面,相对于东盟优质水稻、棕榈油、橡胶和热带水果等,福建深加工的水产品、蔬菜以及柑橘等具有互补优势;服务业方面,福建在建筑、海运服务等方面竞争力较强,而东盟则在航空运输、金融、酒店、会展、旅游服务方面独具特色。根据比较优势原理,结构互补性就是进一步扩大经贸合作的直接驱动力。因此,双方应充分利用这种贸易互补性,加强合作交流。 (三)改善民营企业的管理机制,加大开拓东盟市场的力度 福建省民营企业应着力发展优势资源和特色产品产业群,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在东盟国家打造强有力的、具有保税功能的特色产业区,鼓励并带动相关企业进行投资,以现有优势产业的多元化战略来拓展区域产业集群的宽度,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区域产业的附加价值,构建福建—东盟国家中小企业合作的平台。 (四)加强企业跨国经营人才的队伍建设 高素质的从业人员队伍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基石,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现实和长远需要。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吸收优秀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将是企业壮大自身规模、开拓东盟市场的紧迫任务。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地分析人力资源方面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从制度上建立起完整的人才体系,有针对性地招揽人才;其次,建立完善的培训体系,积极创造条件,重视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留住高素质人才。 (五)政府要构建投资促进体系与服务体系 政府在企业开拓东盟市场中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其支持体系是促进福建企业海外投资的制度保障,因此,政府应着重提供经济合作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等服务。首先,政府应进一步健全信息服务体系。政府应发挥和利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投资促进平台,加快电子商务网络建设,加大信息服务力度,不断增强中介机构在促进对东盟的出口和投资中的地位,协助民营企业产品的出口,引导发挥涉外经济咨询、法律、会计、市场调研等中介机构作用,为福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和保障;其次,政府应进一步简化手续,简化项目核准,以高效的管理和服务降低企业行政成本。 (六)应充分利用华侨网络 广大的华侨华人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福建作为全国著名的侨乡,全省拥有1000多万的涉外同胞,其中90%居住在东南亚国家,相近的地缘关系、相似的宗教文化,使得福建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着深厚的贸易基础,有利于双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华人华侨是推动福建—盟区域合作的一支不可或缺的人脉资源,资本实力雄厚的东盟华人可以为福建—盟区域合作提供充足的资金。福建省要积极主动地与东盟华人华侨组织、机构和社团等建立密切的联络渠道;合作双方要及时调整政策,改善软环境,加强人才培养,提高科研能力,适度引导华资转向新兴的高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大型投资项目,在巩固传统产业内贸易基础上,推动产业内贸易的深化发展。 经贸论文:CEPA协议对内地经济及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cepa;港澳:内地:台湾:经济 [论文摘要]近年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实施加速了香港和内地经济的融合,促进了两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回顾了cepa实施以来的进展情况,分析了cepa对香港和内地经济的影响尤其是珠三角各地区的经济的影响,并以此为前提,分析在cepa协议的基础上内地与台湾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向。 1 cepa协议的签署 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kong,简称cepa)在香港签署,并于2004年1月1目的正式实施。在香港与大陆签定cepa后,澳门也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两个独立关税区之间建立起来的经济合作框架。是区域贸易自由化的一个新尝试。这是中国签署的第一个实质性自由贸易协定,是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所采取的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中国内地与港澳经贸合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在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迈出重要一步。 2 cepa协议的内容和背景 在2003年6月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之后,又分别在2004年10月27日签署的《(安排 补充协议》;05年10月18日签署的《 安排 补充协议二》;2006年6月27日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三》。2007年6月29日签署《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补充协议四》。2008年7月29日香港特区政府与商务部签署新一轮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五也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cepa其核心内容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贸易投资便利化三方面。总体目标是逐步减少或消除内地与港澳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消除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最终实现内地与港澳的贸易自由化。 香港是内地最大的转口基地、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而内地作为香港经济的腹地,已是香港最大的港产品贸易出口、进口及转口对象,为香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香港也是内地的最大投资者,截至2008年12月底,内地累计批准港资项目298620个,累计吸收香港直接投资3495.7亿美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关系越来越紧密,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着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再提升一个层次,就需要在经贸合作机制和合作体制上有所创新。减少和消除内地与香港经贸交流中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内地与香港之间各项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经济上的融合,成为内地与香港经贸合作与经济发展内在要求。 3 cepa协议对港澳及内地经济的影响 自2004年1月1日cepa实施以来,促进了香港产业结构升级。对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民生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cepa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金融旅游合作和专业人员资格互认等方面对港澳作出了开放程度较大的优惠安排。 在货物贸易方面,目前已享受到零关税优惠的港澳产品已达2178种。基本囊括了港澳全部现有产品,并为未来有可能在港澳地区投资生产的产品预留了发展空间。截至2008年5月底,内地累计进口港澳零关税产品16.6亿美元,免征关税额12.3亿人民币。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在金融、法律、会计、建筑、旅游、医疗、物流等40个领域分别对港澳实施了221项和209项开放措施,涉及内地30多个政府部门。多数行业对港澳投资放宽或取消股权限制,降低注册资本、资质条件等门槛,放宽投资地域和经营范围等。已有2322家港澳企业按照cepa的优惠条件申请投资内地。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内地与港澳在贸易投资促进,通关便利化,电子商务,法律法规透明度,商品检验检疫、食品安全、质量标准,中小企业合作,产业合作、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和品牌合作9个方面加强了合作;已有1154家符合cepa服务提供者资格的香港公司按照有关优惠条件投资内地;内地累计赴香港“个人游”旅客超过2500万人次,占同期内地赴香港游客的41%;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累计达439家,市值占香港股市总值的58%。 cepa是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协议。遵循了互惠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产业有明显差异,互补性较强。在内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内地引人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主要来源的就是香港。cepa建立后,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经贸合作机制进一步促进两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双方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因而,cepa的积极影响不仅仅限于香港,而是对内地的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有促进作用。粗略分析,cepa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港澳对内地的扩大投资,进一步促进内地产业升级和调整,从宏观层面促进内地产业竞争力;第二,有利于内地和港澳资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三,由于更低的门槛,鼓励港澳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第四,奠定三地经济—体化基础。 与内地其他地区相比,cepa对珠三角的意义尤为明显。虽然ce-pa打破了珠三角独霸港澳的优势,但是同时也给珠三角与港澳进行更深入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优越条件。cepa协议中的各项优惠条件清除了两地在经贸往来上的制度障碍,使得珠三角与港澳经济合作的成本进一步下降。在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中,珠三角将在cepa框架下寻求新的定位。 cepa对广东省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创造不少新的就业岗位。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2004年广东省港澳企业增长较快,全年新登记港澳资企业5066户、投资金额96.7亿美元、注册资本63.1亿美元。分别比2003年同期增长17.9%、2.3%和7.1%。其中,港澳服务业企业增长迅速,全年新登记1259户,投资总额28.9亿美元,注册资本17.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56.9%、11.6%、14.8%,占全年新登记港澳资企业三项指标的24.9%、29.9%和28.8%。与香港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如位于珠三角东部的东莞、深圳等地受惠更大。 在制造业充分合作的基础上,香港和内地在服务领域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根据广东省政府的“十五”规划,第三产业规模从2000年的3600亿人民币的增加值上升到2005年的6800亿元,几乎翻一番。而这一时期,香港服务业的强势无疑将对广东经济发展形成新的动力。由于香港服务业的介入,广东在印刷业、旅游业等方面居全国领先地位,中介、市场调查与咨询等服务产业也将加快发展。更加便利化的服务对广东的招商引资提供的良好的环境。除此之外,随着在2009年1月1日cepa补充协议五的实施,旅游、医疗、教育、福利机构等更多的专业领域进一步扩大对香港的开放,粤港两地的服务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4 cepa协议对两岸经贸关系的影响 内地与港澳cepa协议的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与内地隔海想望的台湾是否也能够参与自由贸易的过程当中,取得和港澳同等的贸易地位,也是我们值得考虑的问题。 自1992年台湾正式开放企业赴内地投资以来,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密切,台湾是祖国大陆第七大贸易伙伴、第五大进口来源地,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台商主要的投资地。在投资方面,根据台湾经济部资料显示,到2007年底,台湾共有36,538件投资项目登记赴内地投资,投资金额达到648亿美元。内地已成为台湾对外投资金额最多的地区,为台商海外主要生产基地。在两岸贸易方面,以2007年为例,台湾与大陆贸易总额为1,022亿美元;台湾出口至大陆之商品及劳务约为742亿美元;自大陆输入金额为280亿美元,台湾享有562亿美元贸易顺差。但是在目前的两岸四地,香港和澳门都先后和内地签订了cepa协议。四个单独的关税区域中只有台湾没有与内地签定类似的经贸协议和建立制度性的经贸合作机制。所以在货物贸易上台湾也就不能享受诸如cepa协议中出口内地零关税的待遇,即使将来内地依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进出口关税,台商还是会在内地市场与港澳的竞争中以及在区域性分工格局中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在两岸投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再加上两岸共同面对全球化、区域经济整合等国际经济大趋势,确实有必要建立经济合作机制加强彼此经贸往来。构建两岸创新的经济合作机制,在这制度框架下推动两岸的经贸关系深入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2008年12月15日两岸“大三通”的实现给内地和台湾之间经贸来往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环境。两岸之间往来便利,降低了相关物流成本及时间上的成本,提升了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与台湾签订cepa协议是两岸同胞所共同希望的。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政治上的争议,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自由贸易,形成整个中华的经济贸易区,从而促进中国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两岸四地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经贸论文:聚焦中国与南非经贸关系 摘要:南非位于非洲大陆最南端,是非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影响力最大,也是南部非洲关税同盟的主要成员。1998年1月1日,中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较快,相继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经贸联委会协定、贸易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动植物检疫检验合作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航空协定、海运协定等经贸合作协定。2004年两国确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年6月,南非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代表南部非洲关税同盟与中国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2006年6月,总理对南非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合作纲要》,鼓励扩大双边贸易,以实现平衡、互利的贸易关系,两国将鼓励各自企业寻求发掘贸易潜力的机会,并相互积极支持对方国家企业前来投资。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国与南非迎来了建交11周年,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关键字:经贸关系,双边贸易 一、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现状 (一)双边贸易发展迅速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我国在非洲的第一大出口市场。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到17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9%,占中国与非洲国家贸易总额的16.7%。其中,中国向南非出口85.93亿美元,同比增长15.7%,自南非进口92.31亿美元,同比增长39.6%。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上半年,南非与传统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大幅下跌,仅中南贸易保持稳定,微跌3,99%,中国从南非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一跃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中南贸易在南非对外贸易结构中的比例从去年的8.45%大幅提高到11.94%。上半年南非对中国出口30.21亿美元,同比增长29.48%,南非自中国进口38.31亿美元,同比下跌20.25%。中国成为南非最大的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 (二)贸易产品结构符合双方比较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经过二十多年的开放与发展,已经在机电、纺织等行业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南非是世界矿产资源大国,黄金、铂族金属、铬矿砂、锰矿砂、钒、铝硅酸盐、钛等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钻石、煤炭等储量也居世界前列。在过去五年中,南非经济增长率达到5%,已经成为最有潜力的新兴国家之一。中南贸易产品结构反映了双方的上述比较优势。中国对南非出口的主要商品为服装及衣着附件、钢铁制品、机械器具及零部件,电气设备及音像制品,车辆及零部件等,出口金额由2002年的5.4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43.09亿美元,2008年占中国对南非出口总额的55.17%;从南非主要进口矿砂、矿物燃料、珠宝、贵金属及制品和钢铁等商品,且占我国自南非总进口的比例迅速上升,2008年占来自南非的总进口额的73.12%。 (三)相互投资逐渐起步 在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两国在投资方面也逐渐起步。截至2008年底,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南非累计直接投资额为8.3亿美元。涉及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包括纺织服装、家电、机械、食品、建材、矿产开发以及金融、贸易、运输、信息通讯等。中兴、华为、海信、中钢、酒钢和紫金矿业等中国企业已经在南非建立了生产基地,并迅速打人非洲大陆市场。中钢集团是投资南非的最大的中国企业,它在2008年承诺对南非林波波省新增投资4亿美元。此外,中国工商银行在2008年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2009年7月,中国建设银行与南非第二大银行集团——南非第一兰特银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中非发展基金2009年3月已经在南非设立了办事处,旨在鼓励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目前它正为在南非的多个电力和可替代能源相关项目的融资提供评估。 南非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据斯坦陵布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项目负责人介绍,南非是少数几个能利用中国国内市场的非洲国家之一。截至2007年底,南非在华投资项目共计594个,实际投资4.75亿美元,南非一些大企业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规模较大且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合作。到2009年底,sasol(沙索合成燃料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和神华集团等大型中国企业合作的煤制油项目的一期投资即将完成;世界最大的优质造纸企业sappi注资约5800万美元扩大在华项目。此外,米勒公司(sab miller)于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时进入中国市场,自那以来,这家在伦敦和约翰内斯堡上市的啤酒企业与其政府合作伙伴已在当地市场赢得15%的份额;南非两家最受尊崇的矿业公司——goldfields和在伦敦上市的英美资源集团(anglo american)目前也正在中国开展投资;南非最大的传媒集团naspers在《北京青年报》的一家互联网公司持有相当规模的股权。随着中国一南非直航班机的启动,南非数以百计规模较小的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力。 二、双边经贸发展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双边贸易不平衡 按照中方统计,中南双边贸易中,中方一直保持少量顺差状态。然而按照南非政府的统计,南非对中国贸易存在较大逆差。例如,2006年南非对中国出口21.2亿美元,从中国进口72.9亿美元,逆差高达51.7亿美元。为了保护本国产业、降低对华逆差,南非宣布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实施配额管理,中国与南非政府签署了一项包括对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实施进口配额的协议,限制中国对南非纺织品服装的出口。这对处于行业结构调整中的南非纺织业来说是一个利好,中国政府希望此举能保护南非当地的就业市场,同时也能促进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健康有序地出口南非,彰现了中国政府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负责任的精神。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以来,中国自南非进口增长率均远远大于对南非出口增长率,贸易不平衡出现了改善迹象,2008年,中国对南非贸易逆差创纪录地缩小至6.38亿美元。 (二)贸易产品结构凝固化 尽管中国与南非双边贸易产品结构符合双方比较优势,然而南非主要对中国出口矿砂、贵金属等资源性产品,自中国进口机电、服装等制成品,此种结构并非为南非政府所乐见。例如,中国对南非出口的纺织品、服装近年来高速增长。有资料显示,大量廉价商品进口使得南非不少服装和纺织品工厂倒闭。由于南非对中国纺织品进口增加非常担心,中国首次采取了单方面主动限制纺织品出口的做法。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在2008年底之前就31类产品对南非的出口进行设限,并帮助南非纺织业提高竞争力。在南非副总统恩格库卡看来,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协议,代表了双方的诚意。 (三)贸易摩擦时有发生 南非是非洲地区对中国出口产品提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截至2006年底,南非已先后对中国丙纶毯、平板玻璃、不锈钢制品等产品提起37项反倾销调查,其中许多产品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迫使中国多种产品退出南非市场。截至2006年底,南非对中国产品仍在实施反倾销措施的案件有14起。 (四)企业投资热情高但缺乏完整投资计划 南非经济的发展以及中非论坛的召开在中国国内掀起了新的南非投资热。正如中国驻南非大使钟建华所说,近期到南非考察的企业络绎不绝,“每一个的口气都很大,一来就都想投10亿元以上的大项目”。然而,这些企业往往缺乏对南非社会的了解,也无任何完整的投资计划。实际上,到南非投资要认真研究南非市场,选择合适的经营产品并寻求好的合作伙伴,在此基础上还要制定一个长远规划,以产品质量和信誉取胜。 (五)投资项目技术含量有待升级 过去几百年间,南非一直名列世界第一黄金生产国,拥有大量的煤、铁、铬等资源。中国企业到南非投资往往是看中了南非丰富的矿产资源。例如,中国中钢公司、酒泉钢铁公司皆在南非投资铬矿,在当地将矿石进行粗加工之后,再运回中国作为生产不锈钢的主要原材料。然而,这一传统做法现在正在受到挑战。2008年3月14日。南非贸工部副部长罗伯·戴维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正在研究改变自己的贸易政策,可能限制矿石或者粗加工矿石的出口,要求投资者将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环节留在南非当地。 三、进一步发展互利共赢的中南经贸关系 目前,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于2009年上半年跃居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然而,中南贸易还不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l%,约占南非对外贸易总额的10%。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南应积极发挥双边经济互补优势,以及建交以来发展经贸合作的良好政治优势,充分挖掘经贸合作潜力,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一)拓宽经贸合作领域 南非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其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矿山开采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实力,中国不断扩大开放领域为南非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南非是非洲大陆最有潜力的市场之一,由于其经济稳定发展,自由化水平高,双方经贸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如中国的采矿、发电、汽车等方面的机电产品在南非有较为广阔的市场。双方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对方的市场潜力,必将获得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 (二)适时贸易转投资 南非本身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还是进入其他非洲市场的门户。南非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国,在南非投资意味着直接进入南部非洲市场。同时,南非在为非洲大陆提供能源、救济援助、运输、通信和投资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南非传统上和欧盟关系密切,南非商品进入欧盟市场可享受最惠国待遇,8%的出口商品可以免税。因此,在南非生产的一些产品如纺织品,可以绕过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和配额限制,充分发挥优势。近年来,南非对外商投资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在南非投资生产的产品除在当地销售,还可向周边国家辐射,甚至出口到欧美发达国家。这些对中国企业来说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随着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市场潜力的不断显现和投资环境的成熟,中南双方以商品贸易为主的经贸联系也将渐渐转为贸易与投资并存的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 然而,要有选择、有准备地在南非投资,应注意并妥善处理以下问题: 一是社会治安问题。南非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率高则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南非的治安状况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对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企业投资南非时必须对这一问题有所防范。 二是黑人劳工地位问题。南非政府为提高黑人地位和生活水平,缓解失业压力,要求南非的所有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黑人。然而相对而言,一些黑人办事效率不高,思维不活跃,对数字不敏感。在南非投资,应充分了解当地对企业雇佣员工的要求,以及员工的生活和工作习惯。 三是劳工权益问题。南非政府非常重视劳工的权益保障,南非的工会拥有很强的势力,罢工现象十分普遍。在南非投资应充分了解当地的政策法规,充分考虑所有不利因素,并制定应对措施。 中国与南非互补的经济基础是双边经贸迅速发展的坚实基础,只要双方妥善处理好双边经贸中的关注点,未来经贸合作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经贸论文: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分析 摘要:近年来,借助中俄两国政府的推动和市场发展的需要,佳木斯市对俄罗斯区域经贸科技合作日渐繁荣,基础设施逐渐完备,政府和民间经贸科技交流频繁,初步建立了合作技术平台。黑瞎子岛部分回归后,成为政治、经济热点,引发各方对俄贸易投资热潮。文章着重从发展机遇方面阐释了佳木斯市对俄罗斯经贸合作的特点与优势,提出了扩大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着重点以及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战略通道;口岸;黑瞎子岛;资源 佳木斯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汇流而成的三江平原腹地。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比罗比詹相望,是中国最早迎接太阳升起的地方,被誉为“华夏东极”。现辖两个县级市、四县、四区,全市总人口252万,幅员面积3.27万平方公里,周边有鹤岗、双鸭山、七台河、伊春、鸡西等百万人口城市,辖区内有21个大型国营农场、2个劳改农场、2个森林工业局,经济区内人口1200万。佳木斯市以雄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空间、优质的人才储备、发达的交通网络、便捷的对俄通道、独特的旅游景观等诸多优势,成为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经济、金融、科技、交通、文化中心,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对俄贸易重要口岸。 一、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佳木斯市立足本地区优势,实现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升级,对俄贸易稳定、快速发展。2010年全市对俄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35.32亿美元,是2005年的9.8倍,年均递增52.77%,居全省第三位。提前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对俄贸易发展势头强劲。 (一)对俄贸易口岸通道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佳木斯市初步形成了对俄水、陆、空立体交通通道,总运输能力约400万吨。水运方面,五个口岸现有泊位42个,口岸吞吐能力达到300万吨;陆路方面,同江至俄下列宁斯阔耶港浮箱固冰通道运营良好,基本实现了四季运营,全年通关,佳木斯-俄比罗比詹客、货运输线路正在洽谈;空运方面,佳木斯市国际航空港开通了飞往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韩国首尔航线,对哈巴罗夫斯克的包机正在办理开通事宜。同时,佳木斯市加紧开通和建设一桥、一岛、三港和两路、两机场。抚远至黑瞎子岛公路2010年建成通车,黑瞎子岛上岛桥和防洪工程正在建设,口岸开通事宜正在会谈中;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2011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同江口岸西港工程项目建成后货物吞吐能力将达到600万吨;抚远深水港项目、前进镇至抚远铁路项目在建;已动工的哈佳铁路客运专线建成后,佳木斯至哈尔滨铁路运行时间将由6小时缩短为1.5小时。抚远东极支线机场项目、佳木斯机场迁建项目已落实;同江、抚远口岸被国务院批准实施外国人入境落地签证。 (二)园区基地建设全面展开 佳木斯市先后规划建设了15个具有现念、先进经营模式的对俄园区。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成为重点项目,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总体规划已经黑龙江省常务会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规划面积192平方公里,总投资额1700亿元,已晋升为省级高新区,其中辟建了110平方公里的对俄经贸科技基地;围绕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设,规划了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围绕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谋划建设抚远黑龙江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作为黑瞎子岛外的出口加工和旅游服务基地;围绕《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建设下列宁斯阔耶中国木材加工园,年加工木材100万立方米,该项目已纳入《中俄共同开发和利用犹太自治州森林资源合作规划》,成为国家级境外园区项目;境内外农业种植基地众多,在俄境农业开发面积已达到74.7万亩,农业合作项目点50多个。 (三)对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佳木斯市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共青城市、比罗比詹市、南萨哈林斯克市、萨哈共和国纽尔巴区等城市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双方政府定期会晤,经常互访和举办各类经贸、文体交流活动。目前,佳木斯市在俄远东从事民贸、劳务人员达到2万多人,已建境外企业35家,投资总额2500万美元。2010年,全市签订对俄劳务合作合同15项,合同金额3600万美元,对俄劳务输出2305人次。佳木斯大学与哈巴罗夫斯克工业大学等8所俄罗斯高校建立了互派外教、留学生的交流机制。依托佳木斯大学建立的中俄科技合作中心与俄方签订技术合作项目52项,储备国内、国际科技项目368项。佳木斯市对俄医疗合作也在逐步扩大,佳木斯康复医院每年收治俄罗斯脑瘫患儿50名以上。 (四)对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10年1-7月份,佳木斯市对俄贸易进出口完成5.87亿美元,同比增长28.71%。目前,全市拥有外贸主体528户,其中年进出口额超亿美元的企业在5户以上,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达到28户;全市生产的农机、水泥、玻璃、毛毯、电机等产品在俄远东市场的份额逐渐扩大,并逐步向俄腹地延伸。 (五)对俄合作平台初步建立 2010年4月,在佳木斯市举办的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展业户包括众多全国明星企业236家,参展人员达3万多人,来自俄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及萨哈共和国的260位客商和地区政府高层领导参加了展会。展会现场销售农机3800多万元人民币,总成交额7.9亿美元,其中签订对俄农机农业类贸易与合作项目3.6亿美元。中俄农机产品展销洽谈会已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农机类专业展会,也是全国唯一的对俄农机展会。 二、佳木斯市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优势 (一)地缘区位优势 佳木斯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地区的综合性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对俄开放潜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抚远县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市是俄远东最大城市,也是俄远东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商品集散中心,人口约65万人,占俄远东总人口的10%。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建成后,与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直接深入俄远东资源富集区和主要消费市场。俄罗斯哈巴边区、阿穆尔州、犹太州的木材、矿石等资源直接由同江铁路口岸入境,比牡丹江绥芬河入境缩短运距近700公里。抚远三角洲是我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日本直线距离最近的地方,省内货物经抚远港通过江海联运运至日本仅需6天,比经大连港至日本节省三分之一里程。 (二)口岸通道优势 一是口岸众多。佳木斯市有国家对外开放一类口岸6个,其中,水运口岸5个,航空口岸1个,是我国对俄开放口岸最多的城市。特别适合运输进口大宗资源类货物。二是发展潜力巨大。未来同江铁路大桥、前抚铁路和黑瞎子岛上公路口岸通道建成后,佳木斯市对俄过货能力将达到3050万吨,“十二五”期间,全市对俄贸易额有望突破100亿美元。 (三)资源互补优势 佳木斯市毗邻的俄远东地区人口密度低,资源储量大。我国市场需求量大的煤、铁、石油、木材等资源极其丰富。此外,金刚石、金、锰、锡、锑、汞、硼、石墨、水镁石等矿产资源储量也居俄罗斯前列。俄罗斯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远东地区瓜果蔬菜的70%、日用消费品的60%、肉类的50%依赖中国市场。俄远东地区劳动力匮乏,每年缺口达500万人,对我们扩大对俄劳务合作十分有利。黑龙江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资源、劳动力、农副产品和轻纺产品等方面的互补性,为佳木斯市与俄远东地区开展多领域贸易与合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四)合作基础优势 佳木斯市农业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机电、食品、轻工业较为发达;全市农副产品出口生产基地长年为俄罗斯远东地区提供充足稳定的货源,蔬菜、水果、大米,佳木斯产品占有率始终第一。佳木斯市各级政府、部分企业人士同俄罗斯各界建立了良好关系,贸易中熟悉俄方有关规则、适应俄方的环境;政府交流对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日益加强;培养出一大批精通外俄罗斯国情、政策和外贸的人才,不仅是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的优势,更是全国开展对俄合作的宝贵资源。 三、对俄经贸科技合作的主要着力点 佳木斯市正面临着对俄经贸合作大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一是国家和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强力支持边境地区对俄合作。二是黑龙江省政府提出推进对俄合作战略转移的发展思路,为继续扩大对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础。三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实施拓展佳木斯市对俄合作空间。在《规划纲要》中涉及佳木斯市的口岸通道项目9个,产业项目4个,园区项目1个。四是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和同江铁路大桥的建设使佳木斯市成为国内外的关注热点,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向佳木斯市的局面正在形成。五是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大桥两条通道的打开,使佳木斯市有望成为黑龙江省对俄贸易规模和总量最大的地区,真正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桥头堡和枢纽站。今后,我们将以加快对俄经贸科技合作战略调整为核心,坚持以黑瞎子岛公路口岸和同江中俄跨江铁路大桥两条通道建设为突破口,建立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佳木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江桥头经济开发区、抚远中俄沿边开放示范区四大园区支撑体系,打造乌苏里江、黑龙江、松花江沿江对俄开放带,带动沿江口岸和内陆县市共同发展,逐步把佳木斯市打造成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对俄加工中心、商贸中心、物流中心,成为引领对俄合作的大基地、大通道、大平台,成为全国对俄贸易合作新的增长点。力争今后5年对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国内外资金的年平均增幅达到20%以上,到2015年突破100亿美元。 四、进一步扩大对俄区域合作的对策建议 第一,发挥佳木斯市已有的对俄合作基础、发展优势,特别是黑瞎子岛开放开发和同江中俄铁路大桥建设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应将佳木斯沿江区域开放列为黑龙江省沿边开放带重要节点,将之提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在黑瞎子岛的开放开发上给予更大的支持。一是给予黑瞎子岛“对俄合作示范区”最优惠的政策,包括岛上经贸区保税政策;岛上海关后撤,实行“境内关外”封闭管理;给予中俄公民持有效证件自由往来、自由上岛政策;对第三国上岛人员实行“落地签”政策;简化企业投资手续;将黑瞎子岛保护与开放开发用地列入国家二次土地总体修编规划;保税区内允许各国货币流通等。二是对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支持,将基础设施建设列入国家规划,保证建设资金投入。三是在国家层面建立黑瞎子岛开放开发的高级协调推进机制,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以上领导专门牵头负责,相关部委作为成员单位,对黑瞎子岛各种项目审批进行综合协调。 第三,解决边境游异地办证问题。佳木斯市于2008年8月,正式向省政府申请在佳木斯市恢复异地边境游办证业务,省政府已向国务院相关部委转发。按照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要求,已做好准备工作。恢复佳木斯市边境游异地办证业务,必将带动全市旅游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市的对外开放。 第四,建立重大项目国家、省、市及边境口岸四级对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会晤协商解决重大项目建设中的问题,中俄双方形成有效互动,推动项目的顺利进行。 经贸论文:国贸专业实施“错位发展”养纺织经贸人才的实践研究 普通纺织院校如何秉承工科优势和本校的纺织特色学科,合理利用产业技术资源形成错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贸易业务分工的细化为全国几乎各类学校均拥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带来了新的多样化的需求,文、理生源学生应担负的不同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同时学生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种形势的变化就要求不同类型高校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不同的特色。天津工业大学是以纺织强势学科为特色的普通高校,面对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在我国对外贸易格局作用的不断变化,实施"错位发展"对提高天津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质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一)确定专业方向的定位和人才能力培养定位 到各类院校、纺织行业协会、用人单位等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和建议,成立了由政府部门、学校、纺织企业专家学者组成的专业指导委员会,分析社会对本专业人才的需求、学校的优势特色、自身的基础条件等,准确定位专业方向和人才能力培养目标。 (二)修订并实施了基于错位理念的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中模块化设置必修课、专业限选课和专业任选课。必修课主要夯实基础,限选课突出行业特色,任选课体现分层培养。必修课程中增加了纺织产业通识课程。调整了15门专业课的授课内容,使课程讲授紧密结合纺织、材料等行业(企业)实际;建立了针对纺织行业(企业)的包含认知实习、课程实习、模拟实验、课程设计、学年论文、专业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的实践教学体系和方案。限选课中,纳入体现纺织特色的课程组;增加专业技能课程,如海关业务演练、贸易案例实战与开发、模拟博览会谈判、贸易实务课程设计等;加大实验和实践学时,开设了26个仿真实验和实训。在各类实验实训中又依照基础和兴趣分层培养。任选课中一是增加了《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纺织工程前沿专题讲座》等选修模块,满足学生继续深造的需要;二是开设了职业生涯规划、材料工程等10余门选修课及以纺织经贸为主题的长效化化系列讲座,并建立了课内、课外、校外结合的“一、二、三”课堂结合的大课堂体系,在不同的平台上进行能力的分类分层培养;三是聘请外教开设韩语和英语口语等,并鼓励学生用英文完成论文和答辩,满足学生更高的专业外语能力需要和出国留学深造需要。 (三)构建与实施了学生能力错位培养、教师培养、课程支撑、教学质量保障“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 为实现上述目标,构建了与之相适应的学生能力错位培养平台、教师队伍支撑平台、课程支撑平台、教学质量监控平台组成的“四位一体”的保障体系。 1、学生能力错位培养平台 校内建设三个实践教学平台:实验教学平台、实训教学平台、创新教学平台。同时在校外建立了 “河北海盛威纺织集团”、“盛大雅伦国际货代公司”、“天津市津翔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美国新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实习基地和滨西社区、涞源塔儿中心小学等社会实践基地,完成不同人才的错位培养。 搭建多层次的竞赛平台。一是校企合作每年举办如 “新径国际贸易实务大赛”、 “清源杯报关业务大赛”、 “华泰杯证券投资模拟大赛”等;二是创办“经蕾杯”英语竞赛、统计知识竞赛、商务谈判大赛、外汇期货模拟竞赛等,每年一次;三是设立基金资助学生参加如“全国国际商务谈判大赛”“金蝶杯”全国商业物流企业经营模拟大赛、“世华杯”全国大学生金融投资模拟交易大赛、全国高校学生调查分析报告征文比赛、天津市“职场精英”挑战赛等。 搭建外语能力培养平台。每年聘请田纳西大学教授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英文培训班;每年举办中美文化周,邀请美国教授专题讲座;举办“经蕾杯”英语竞赛;设立英语角、英语桥,免费播放新概念英语视频讲座,开展英语演讲比赛等;指导学生撰写英文毕业论文和英语论文答辩,近四年共21篇。外语学习平台的搭建取得显著效果,本专业二年级末英语四级通过率始终保持全校第一;仅2007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中二等奖 3人、三等奖 6 人;每年有近10%学生出国攻读硕士学位。 搭建学生研究能力培养平台。从05级学生开始实行导师制,学生参加教师科研。近三年学生参与科研项目30余项,公开70余篇。 2、教师能力错位培养平台 按学生能力结构错位培养要求将教师合理定位。从事应用型知识能力培养的教师,实施了“双师型”教师教学能力建设,同时50%的教师完成纺织经济、纺织贸易课程的进修。为培养教师的国际交流能力,自筹资金有规划的每年选派1-2人去国外交流;5-10人参加多层次的学术会议。利用每年的中美文化交流月安排教师为美国学生授课,同时和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科研团队的教师作为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主力。 近四年培养市级教学名师1名,教育部跨世纪人才1名,天津市131工程第三梯队1人,天津市“五个一批”人才(青年理论家)1人,12人次到国外学术交流,其中2名教师受邀讲授中国纺织经贸,获得lincoln fund 1项,fulbright fund 1项,1人被邀主持国际会议分会。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高,使近四年学生评教的优良率为100%,中青年专业教师中有电子商务师、物流师、金融分析师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或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占50%;获得包括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重点课题《环渤海高等教育“四位一体”合作模式研究》、21世纪初天津市普通高校教学改革项目《贸易经济新课程体系构建及教学内容和方法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天津市教委《天津市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就业问题研究》、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国贸专业特色实践教学的研究》、天津工业大学重点教改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等各级别教改项目25项,在国内各类期刊发表教改论文20篇。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及各类科研项目百余项,并将成果融于教学之中,推动了错位培养体系的实现。 3、课程支撑平台 依托校外知名专家、政府主管部门领导、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业务骨干等组成了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大课程教学组,促进课程建设。实务性强的课程,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经济合作、外贸函电、海关业务等15门课程采取校外专家、业务骨干进课堂,教研、科研成果、企业业务进课程,实现教科研与教学之间,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设立了课程建设基金, 建立了8个课程团队,包括: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函电,国际经济合作,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微观经济学,统计学,货币银行学。 4、教学质量监控平台 建立了教学管理团队,构建了以院学术委员会为主体的课程跟踪检查评价机制。其中跟踪检查评价的课程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通过深化教学改革,实现一、二、三课堂有机结合。实施课程教学中以分类错位培养为主旨,针对学生的不同定位安排在二、三课堂完成相应的作业,并纳入课程学习考核。研制了一个符合iso9000质量标准的全过程、各环节、多方法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并于2004年在全国高校中率先通过iqnet和cqm 认证中心普通高等院校iso9001:2000本科教学管理与服务质量体系的国际认证,后经连续两次复检均合格通过,有效地保证了改革实施。 综上,以“应用型”为主旨,紧密联系学校强势纺织学科所属产业,突出地方特色的实践模式,为该专业错位发展提供前提,高仿真、互动式教学实验、实训平台、创造性模拟公司、自主开发性案例教学场所、常态化竞赛机制等为学生能力错位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对提高天津工业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教学质量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经贸论文:浅谈对外经贸与外贸英语人才的培养 [摘要] 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日益频繁,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外贸英语中展现外贸业务中各环节,涉及许多交际事件,建立业务关系、询价、报盘、还盘、订货、付款、装船和索赔等。本文讨了在如何在外贸英语教学中培养学习者的交际能力问题。 [关键词] 外贸英语 交际能力 随着我国对外经贸联系的日益频繁,对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外贸英语函电是对外经贸活动中使用的专业英语。培养具有较强交际能力的人才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积极意义。 外贸英语在培养国际商务人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成功运用商务知识、发挥才能、顺利开展经贸活动的钥匙。 一、何为对外经贸中的“交际能力” “交际能力”最初由美国社会语言学家hymes提出。他认为“交际能力”可理解为一个人对潜在语言知识和能力的运用,包括语法、心理、社会文化和概率等方面的判断能力。该理论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新一代的语言学家,扩展了语言研究视野,引发了一股强大的外语交际教学法趋势。交际能力的含义现在发展为:一个人运用语言手段和副语言手段来达到某种特定交际的能力,包括理解和表达。随着各国间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频繁化,为满足特殊的交际需要,产生了esp(englishforspecificpurposes)课程。esp课程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交际需要。esp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是以特定的语言交际功能和学习者交际需要而确定的。它以学习者的目的来确定教学目标,安排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是一种实践性、应用性课程,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用性,使学习者的专业或职业英语知识和技能专门化。外贸英语函电就是一门esp课程,培养学习者交际能力是成功教学的核心。 二、外贸英语教学中交际能力的培养 1.交际能力的需求分析 munby的外语教学的需求分析的观点,外贸英语课程学习者主要是高等院校商务英语或国际贸易专业的中、高年级学生,有一定的英语基础。教学中英语用于写作符合规范的外贸信件。使用环境涉及对外贸易的公司、企业或招商局。学习者要学会如何与买方、卖方或银行、保险公司等单位和个人,就贸易中具体环节进行咨询、协商或洽谈。外贸英语教学要求达到的程度,视各学校情况而定。外贸英语中展现外贸业务中各环节,涉及许多交际事件,如建立业务关系、询价、报盘、还盘、订货、付款、装船和索赔等。交际过程中要掌握清晰简洁、礼貌貌周到等原则和对方本位的立场。 2.培养兴趣 要让学生能全身心的投入的学习,教师应采取措施帮助学生了解和引导他们喜爱该课程。教师的人格魅力是培养学生兴趣的一个直接因素。热情、亲切、幽默、开明、宽容的教师往往容易获得学生的好感和喜欢。对老师的喜爱会逐渐转化为对教师所教学科的喜爱。课堂话题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商贸领域生动鲜活的事例或其他领域的话题,只要有助于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培养学生的兴趣,都可以选择来讨论。多媒体和网络资源也可以加以运用,以便丰富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不断让学生体验到自己的进步和学习的快乐,也是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个途径。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展示学习成果和进步的机会,同时建立一个全面而理的评估机制,对学生进步予以及时的反馈,激励学生不断进步。 3.提供真实的语言素材 近年来外语交际教学法被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尤其是esp教学。交际教学法认为教学材料是影响课堂交际和语言使用质量的重要因素,能促进交际性语言使用。常用教学材料有以篇章味基础的材料,以任务为基础的材料和以及实物教具。函电课程主要涉及的是前两种。课本提供了大量的经贸信函。教师还可以补充些其他的语言材料。如讲到装船一章时,可以上网搜索国内外海运公司网站,查阅真实素材。即使是中文材料也可以给予学生很强的感性认识,有助于推进学习者的认知过程。 4.开展丰富的语言交际活动 根据交际教学法,外语课堂应是一个充满“交流”的场所,“用语言去学”,交际能力的获得依赖具体的交际活动。教师在具体教学中可根据各单元的主题,精心设计相关的情景活动。任务活动的开展需要较多时间,因此在设计任务时,要抓重点。学生基本掌握该单元信函的特点后,单元中的其他信可由学生课后自习,可另外安排时间让学生上台展示学习成果。展示形式可采用演示文稿,分析各信函中的交际事件、交际手段、写作特色、语言重点;或发挥想象力,进行角色表演,生动展示交际事件。教师应有针对性的评点,并把学生的作品与课文中相关的范例进行比较。学生通过实践,认知到其中的差距和优势,能发现各自应获取的新知识。教师可根据学生的语言水平、接受和领悟能力,进行适度的文化导入。讲解翻译练习时,通过对比突现英汉语言结构与文化间的异同,使学生获得跨文化交际的文化敏感性。还可通过学生喜爱的讨论方式进行文化导入。 5.抓好校外实践工作,增强商务交际能力 校外实训基地的建设也是提高学生商务实践能力的平台。外语的学习毕竟是不同于母语的学习,它需要有一个从学习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转变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就是在实训基地。学生在实训基地的锻炼,可以让语言学习和实践同步进行,学生直接服务于社会,简化了就业环节。许多院校在加大校企结合的力度。在面临很多困难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积极与地方企事业单位签订长期接纳实习、互利互惠的合同,逐步建立合作、协作伙伴关系,使其成为实训基地,让学生在走向工作岗位前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成为应用型人才。 6.加大师资培育力度 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着外贸英语教学的质量。外贸英语教学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需要主动钻研教学理论、学科知识,还应联系企业、海关等相关单位,做到多请教、多实践、多总结,借此提高教学水平。另外,开设商务英语专业的学校应该有计划地进行师资培训。 经贸论文: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对策 【摘 要】当前新疆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面临良好发展机遇。本文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的现状进行分析,然后结合双方在经济合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自己的一些对策和意见。 【关键词】新疆;中亚;现状;对策 一、新疆与中亚贸易的现状 2011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228.2亿美元,位列全国各省区市第l9位,增长50.8%,增幅为全国第四位,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额168.3亿美元,位列全国第18位、西部12省区市第一位,增长61.1%,增幅为全国之最;进口60亿美元,增长11.7%);全年利用外资5.58亿美元,增长21%;境外投资协议额达到4.18亿美元,增长11倍;境外工程承包营业额达到4.7亿美元,增长1.3倍;输出劳务6070人次,增长两倍。新疆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占我国与其贸易总额的76%;新疆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占新疆进出口总额的82%。同时,新疆在中亚五国中的贸易地位不断上升,并且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俄罗斯中部以及外高加索地区产生了较强的辐射作用。可见,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研究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一)新疆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良好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亚国家就与中国新疆开展过许多合作与交流,双方的合作轨迹基本上可概括为20世纪50年代上升,60年代下降,70年代停滞,80年代恢复,90年代调整、提高和21世纪初全面提升的几个发展阶段,并呈现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和多方位合作的新局面。中国与中亚五国建交二十年来,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合作层次不断提高,贸易合作方式来看,从90年代初的易货贸易为主,到目前以边境小额贸易为主,一般贸易为辅,且增加了加工贸易、技术贸易、展会贸易等形式,如2008年新疆边境小额贸易额188.1亿美元,占进出口总额的84.6%,居于绝对主力地位。就其规模来看,2006-2011年新疆对中亚贸易有了较快的增长,贸易额从2006年的,91.03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28.2亿美元,年均增长50%以上。 (二)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贸易往来中但有主要地位,双边外贸发展迅速 2011年,新疆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28.2亿美元,其中对哈萨克斯坦贸易占46.5%,哈萨克斯坦仍是我新疆第一大外贸伙伴。2011年,全国对哈贸易额为249.5亿美元,其中新疆占42.5%,新疆仍是哈在我国内各省区中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由此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在中亚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在新疆与中亚的贸易中,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最大,其次为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所占比重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潜力巨大。 (三)对外投资初见成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疆便开始利用自身的区位和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与中亚国家(甚至在西亚、南亚更大的范围内)开展了双边、多边的跨国经济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近年来,随着新疆企业拓展周边市场能力的增强,贸易与投资相互促进,已从经贸合作初期的纯贸易行为发展到相互投资建厂。双方企业通过贸易合作积累资金,逐步开始投资合作,进一步推动贸易规模的扩大。 二、新疆与中亚贸易存在的问题 1.从国家层面来看,制约新疆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进程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双方合作机制不健全。中亚国家各项法律、法规不完善,一些针对国际间合作与开发的相关文件约束性不强,法规建设滞后。②中国与大多数中亚国家都签订了双边运输协议,但是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致使新疆通往各周边国家的运输线路长、道路设施落后、收费站设置多、收费不规范等。与此同时,客商出入境面临着很多障碍,通关查验不顺畅、口岸通关效率低、货物积压时间长等现象也时有发生。 2.从新疆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①信息渠道不畅,企业缺乏创新能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许多部门和企业的观念跟不上时代变化,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不能及时针对新形势、新问题调整或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再加上信息不对称,掌握信息的部门和中介咨询部门找不到服务对象,具有合作意向的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合作伙伴,致使很多商机没有得到有效利用。②企业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全球化的战略意识。进军中亚的企业缺乏寻求与中亚国家主动合作的强烈意识,缺乏一批有实力的从事跨国 资经营的企业,企业缺乏全球化战略意识。③经济合作的领域主要是边境贸易方面,以能源、劳动密集型初级产品为主,而且商品品种较少,结构不平衡,特别是技术含量高,效益显著的项目很少。 三、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借鉴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验,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渐进式合作 按照当前经济的发展趋势,新疆与中亚各国经贸合作的层次、规模、结构水平都会不断上升,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合作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参与成员的数量较多,要想取得较好的效果,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由低到高逐步推进。在这方面,欧盟的经验值得借鉴。新疆与中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也应当采取“双边合作,之后统合”的策略。各国应当从本国的根本利益着眼,冷静、理性地处理各国关系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鼓励国内外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合作、参股或者控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内的建设。只有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中国经济与中亚经济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推动中亚区域经济的整合。 (二)政府在经贸合作中不仅要发挥制定、执行各项政策法规的职能,更应当为企业进行对外贸易提供便利 加强政府职能。应该发挥政府的作用,为各贸易主体开展对中亚经贸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当前,特别要在争取国家对边境贸易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加快推进中哈自由贸易区、乌鲁木齐出口加工区等各类经济特区建设方面给予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加强新疆外经贸人才培养。总体来说,新疆的外贸人才比较匮乏,应当在注重人才数量增加的同时提高外贸人才的素质。还应当结合新疆的外贸特点,在培养大量英语人才的同时加强培养俄语人才以及相关的专业人才。 (三)加强反恐合作,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创造良好合作环境 中国新疆一直遭受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困扰,中亚国家也长期处在外国政权的干涉中,因此,加强各国间反恐合作是区域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区域合作的目标之一。各国政府应当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加强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上的合作,为经济圈的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贸易投资环境。 作者简介:张双杰(1987-),男,江苏镇江人,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金融。 经贸论文:经贸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借鉴探究 摘要:通识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论文回顾了通识教育的历史溯源,系统介绍了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开展情况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并从统一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建立多层级通识教育统筹机构、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方面对更好地开展通识教育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自2015年教育部推出《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后,高职院校纷纷启动了优质校建设,探讨新形势下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着力点和线路图,力争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提升服务中国制造2025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此期间,通识教育在培养技能专精、务实致用、圆融优雅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受到关注。部分高职院校虽已启动通识教育课程的整合与调整,但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规划不系统、适用教材较少、校际交流合作缺乏等诸多问题,使得通识教育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1通识教育的历史溯源 通识教育即西方经典的LiberallArtslEducation,又称作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文科教育、素质教育、通才教育等,原指在西方古典时代一个自由的城市公民应该学习的基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广博知识和优雅气质的人。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阐释了通识教育,即“广博的锻炼和均衡的发展,而非狭隘的专门化,使学习者不致沦为机械呆板的知识学习”,其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的“儒家教育”有许多相似之处。进入现代社会,通识教育被认为是一种面向社会人的通才素质教育,不同于专才教育和专业教育强调的职业训练或专业训练,其更加关注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以培养全方位发展的理想人格。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最早提出了新式学制的教育目标,规定了学堂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鲁迅先生在1917年《文化偏至论》中也有具体阐述,“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於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直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现阶段,通识教育在各个地区的名称虽不相同,但大家都认可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学校应该提供人文训练,培养人文素质。 2高职院校通识教育的开展情况 高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其具有明显的“毕业即就业”的“工具性”特点,也因过于功利导致接受了良好知识教育的学生缺乏生活教育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职场拓展空间不足,职业生涯跃迁困难重重。教育管理者随之开始了对高职教育本质的思考和对高职教育功利性倾向的反思,提出高职教育应由“专一精深”向“广博宏通”、“务实致用”向“圆融优雅”转变。[1]llll在大部分地区,通识教育的实施大致分为两种模式,即共同与通识课程均衡选修模式和通识均衡选修模式。第一种模式将共同科目定为必修的基础课程或核心课程,通识课程设置多个领域供学生选修,体育、军训及服务课程也都纳入通识教育。第二种模式将共同科目通识化之后,调整原有共同科目的内容或属性(列为通识必选课或者完全开放选修),再将课程规划为不同学科领域供学生交叉选修。随着时代的发展,近年来通识教育也日益呈现新的趋势,表现为综合型大学愈加重视,开课数量愈趋多元;高职领域新设学校规划配套愈趋完善活泼;全人教育与关怀教育日渐获得重视;课程逐渐融入社会参与社区互动;专业课程逐渐向通识课程倾斜,融入服务学习元素;强调生活学习与品德教育的复古趋势明显;三创元素愈来愈得到重视,日渐成为通识教育的内涵[2]。 3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体系分析 3.1教学目标和课程设计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始建于1952年苏南镇江商业学校,几经改制和整合,2002年由江苏商业管理干部学院和江苏省商业学校改建成高职院校,主要为商贸和现代服务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历来重视并扎实开展通识教育,已累计为江苏省乃至全国输送了近7万名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赢得了“江苏商界黄埔军校”的美誉。学校通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为:培养学生发展美好生活与完善人格的全人教育,成为健康、真诚、自律、慎思辨、明是非、关怀社会、热爱生命且具有创新创意动能的健全现代公民。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由正式课程、非正式课程和潜在课程三大类组成,其中正式课程包括博雅通识、品德教育、基本能力三个领域。其中,选修课程中的人文艺术领域旨在启发人的心智能力,增进对自我的了解,培养文学与艺术的修养,进而探讨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自然科学领域旨在了解科技对文明的贡献,注重科学方法与伦理的培育,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社会科学领域旨在促进人际的和谐相处,培养对社会的关怀,认识当前社会问题并适当参与,启发以创新思维解决实际问题;生命关怀领域旨在培养对自我生命的珍惜与所有生命的尊重,促进生命价值与美好人生的实现。 3.2发展趋势 近年来,学校通识教育也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在规划与开设更多元、更活泼、更能指向未来社会且符合学校发展目标的博雅通识课程;追求与专业教育更紧密的融合与汇通,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与基本能力;为学生蓄积发展的可贵动力,即愿意提升更美好的人生境界、开拓更广远的人生视野、创造更丰美的人生价值的动力;全力推动主动式全生活品格的学习模式。 4对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几点思考 4.1统一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 目前,高职院校已充分认识到通识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开展通识教育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但通识教育的实施过程和推进方式取决于学校自发层面,缺乏统一的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部分院校还停留在书面探讨阶段。因此,统一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是高职院校推行通识教育的基础和前提。 4.2建立多层级的通识教育统筹机构 通识教育能够较快地得到全面实施和推进,主要是将综合型大学完善的通识教育体系成功移植到高职院校,形成多层级的通识教育统筹机构,为通识教育的推行创造了必要条件。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可以借鉴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模式,成立通识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不同领域的分教学指导委员会,统筹制定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框架和实施标准。其次,高职院校可以充分整合资源建立学校层级的“通识教育中心”,统筹规划实施学校通识教育活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将其提升至一级教学机构。再次,教育主管部门可以出面统筹协调高职教育领域通识教育的实施,出台相关制度规定以提供更好的行政支持。 4.3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规定 目前,高职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主要有公共任选课、公共限选课和公共必修课三种形式。开课教师资质审定、课程评估标准和课程评估方式等均缺少制度依托,课程教学质量无法把控。因此,制定和完善学校层面的通识教育相关制度规定,做到通识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可控化,是高职院校开展通识教育的方向和目标。 4.4广泛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现阶段,高职院校从事通识教育教师的学术活跃度偏低,通识教育课程基础性、公共性的特点造成该领域高水平的教育教学研究成果鲜见,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和活动的缺乏也让高职院校通识教育领域正在寻求更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经验共享的机会。因此,有效提升通识教育领域的学术活性,对通识教育长期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院校之间可以通过交流会、分享会、研讨会、论坛、学术期刊等各种平台和载体,为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保持通识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作者:陈志刚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经贸论文:探索经贸专业职业素质培育体制的构建 一、高职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描述 为了能胜任毕业后即将面对的不同职业,同时获得个人职业前景的顺利发展,学生除了掌握必须的文化知识,同时还要养成针对不同行业的熟练的职业技能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高职经贸类专业人才的需求特点,决定了高职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会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既包括与经贸活动有关的专业职业技能,例如基本商务知识、法律知识、英语和计算机等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包括如下一些内容:一是良好的心理素质。例如自信心、抗挫折、团队合作精神、情绪控制力、主动、灵活、坚持等,二是人际影响力。例如沟通、说服、演讲、关系技巧等,三是自我管理能力。例如时间管理、个人形象管理、自我规划等,四是审美管理能力。例如礼仪、社会和职业形象管理等。 二、构建高职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培养体系的途径 1.开设经贸类专业职业素质培养系列课程,创建全面的考核评价体系 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必修课程中,除了要开设一些基础职业素质教育课程,例如《职业生涯规划》、《心理健康》、《创业与新新》、《就业指导》、《职业道德修养》之外,经贸类专业还需要特别开设例如《职业形象塑造》、《人际沟通》、《中国传统文化》等与经贸文化和人文素质有关的选修课。而对于经贸类不同的专业,职业素质选修课应有所区别。以国际贸易专业为例,应增加跨文化沟通内容,而对文秘专业的学生则侧重个人形象管理和礼仪知识方面的内容,对营销专业则加重心理素质训练方面的选修内容。 必修或选修的素质系列教育课程要贯穿三年的学习过程,构成完整的课程体系,循序渐进,逐步培养学生经贸类职业素质。与此同时,要改变以往只以学习成绩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考核体系,加强对学生包括学习和日常行为在内的全方位的跟踪考核,构建全面的职业素质考核体系。经贸类专业应增加例如商业道德、行为规范、组织能力、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等方面的考核,并给予一定的分数达标要求,把隐形的职业素质通过一套有形的指标体系反映出来,给每位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生素质测评表,同时要把此表反映在毕业生推荐表上,供用人单位参考。 2.深入推进与经贸类企业的互动与合作,积累职场实践经验 企业是学生将来的工作环境,让学生更早更多地接触企业进入企业,将更加有利于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学生通过岗位认识、参观学习、课余兼职、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式,充分融入企业氛围之中,传递企业的效率意识、服务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意识等,也客观地认识到工作岗位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从而全方位做好胜任未来岗位的准备,为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工作环境打好基础,以职场实践促进职业素质的提高。邀请行业、企业的专家、一线工作人员、业务骨干和优秀毕业生进入学校,为在校学生作如“财务人员职业能力与素养”、“物流业发展与学生职业能力提升”等职业素质系列专题讲座和报告等,让学生在校园内就能获得有关企业的信息、企业的用人要求,感受来自于企业的文化,触摸到市场的脉搏,有效的缩短学生从“校园人”到“职业人”转变的时间。 3.打造独特的经贸类校园文化,提高人文素质 良好的职业素质培养,不是靠哪一门具体课程就能实现的,也不是靠一两次活动就能完成的,而是在一种具有职业特色的校园文化的长期熏陶中,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因此,为了培养适合经贸类专业的职业素质,就应该有针对性地营造经贸类特色的企业文化氛围。例如可以让校园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说“行业话”、说“企业话”,把一些著名的商业企业照片、成功商业人士的个人成长故事、企业用人的最新要求等与经贸类职业相关的内容,张贴公布在校园的显眼位置,而且一定要定期更新,让学生感受到经贸类行业的日新月异的特征,增强自身学习的紧迫感和学习动力。其次,有针对性地开展与经贸类有关第二、三课堂,开展各种经贸类社团活动、各种经贸类协会活动、企业社会实践活动,举办经贸类职业技能节,开展各种技能比赛,提高学生动手操作的意识和能力,营造浓厚的经贸技能操作氛围。支持鼓励学生们参加如“全国职业院校外贸技能大赛”等经贸类全国各地技能大赛,重奖技能竞赛的优胜团队和个人,激发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对专业的热爱,提高职业技能素质。开展素质拓展训练,培养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团队精神,进行创新能力、决策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的有效辅导。 4.加强职业规划与创业指导,培育积极向上的职业意识 将职业规划从入学开始就引入学生职业素质培养中,倡导学生科学系统地将专业、学业、职业统一起来。在新生入学教育中,学生们就能与专业教师和同专业的毕业生面对面交流,通过“了解职业倾向”、“职业近路及职场探索”、“职场伦理测评”等方面的在线测评,分析出学生的各种职业素养,并给出适合的职业选择,形成该学生的“人才DNA资料”。根据测评结果,系统地帮助学生进行自我分析,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格来做好职业规划,并指导他们根据所选职业的要求来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和素质,合理安排好3年的学习计划。 例如,某一经贸类专业新生在入学时将自己的职业定位暂时选择为“人力资源”,他则可以通过专业课程学习、选修课学习和“人力资源管理师”资格证书的考证,来让自己在未来的3年学有专攻,为自己走向社会选择职业打好坚实的基础。在帮助高职学生进行职业规划的同时,给予学生一定的创业指导,帮助学生熟悉自我与社会,着力培养学生包括心理承受能力、吃苦耐劳品质、合作精神,提升就业竞争力,提高创业创新能力,实现大学生由择业、就业逐步发展到职业、事业的终身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明 单位: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展望和中国的对策 2004年,虽然油价大幅攀升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形势依然稳定,继续保持2003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劲增长势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将增长5%,这是28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与跨国直接投资也日趋活跃,2004年全球贸易增长9.1%。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预计增长7.1%,达到6000亿美元左右。 展望2005年,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较好增长势头。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价格上涨推动全球通胀回升,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趋于收紧,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近来,包括IMF在内的众多国际机构发表的2004年秋季预测报告纷纷下调了对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如IMF预计,2005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比去年下降0.5个百分点。 世界主要经济体走势预言美国经济增长可能放缓。由于多种因素,特别是宏观政策调整的影响,美国经济增长步伐可能放缓。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自2004年6月30日开始的货币政策转向。2004年6月、8月和9月,美联储先后四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6年来的最低点1%提高到目前的2%。有预测认为,此后美联储仍将继续升息,2005年年末将升至3%~4%。人们普遍认为,加息对美国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将产生降温作用;二是增支减税的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接近其GDP的3.6%,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可以预料,在经济已经全面复苏和恢复正常增长的情况下,未来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政策将以削减预算赤字为主,逐渐收紧。所有这些调整虽都是以保持美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为根本目的,但短期内会对美国经济产生降温作用。IMF预计,2005年美国GDP增速将下降至3.3%。 日本经济增速将有所回调。IMF预测,2004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为4.4%,展望2005年,仍然存在不少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 首先,经济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开始进入自主增长的助跑阶段。如在《金融再生计划》等多种政策的大力推动下,2004年3月日本11家主要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已经下降到5.2%,日本政府规定的将该比率降到4%左右的目标,很有希望到2005年3月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其次,日本央行将继续维持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其政策立场是:只要通货紧缩继续存在,就继续实行零利率政策;即便消费价格指数开始由下降转为上升,也仍将继续保持这一政策数月,以确认通缩的彻底消除;第三,来自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进口需求未来仍将有力地拉动日本经济增长。但是,一些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也不可忽视。油价高企将增加企业成本,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令政府无力扩大公共开支,美国经济减速将影响外需。IMF2004年秋季报告预计,2005年日本GDP增速将回落至2.3%。 欧元区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与美、日相比,由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经济缺乏活力,投资和消费增势微弱,出口又受欧元升值影响,200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相对缓慢,IMF预计全年增长2.2%。明年,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缺乏活力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油价仍将继续困扰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欧盟正积极推动政府管理体制、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税制等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各项改革,欧盟东扩的新进展进一步扩大了盟内市场,欧洲央行在美国连续升息的同时又按兵不动,客观上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持续放松。IMF预计,2005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仍为2.2%。 俄罗斯和东亚经济将平稳增长。2004年,油价上涨和工业增长加快,有力地推动了俄罗斯的经济增长。俄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达7.1%。展望2005年,俄罗斯经济基本面依然良好,但恐怖主义活动抬头将成为其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发生在俄能源生产基地之一的北奥塞梯共和国的人质事件,将对俄能源出口战略造成冲击。同时,车臣地区的局势变化,也是影响俄经济发展的重要变数。IMF预计,2005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将回落到6.6%。 2005年,东亚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外需增加、内部需求的强劲增势以及区内贸易的迅速发展,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预测,2004年全年该地区(日本、中国除外)经济将增长7.9%。2005年,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逐渐升高,美国加息影响东亚地区的资金流动,一些工业化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财政失衡问题可能导致金融市场动荡,引发东亚地区金融紧缩等不确定因素,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可能稍有回落,但仍有望达到7%。。 新一轮WTO谈判进展及前景2004年8月1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在日内瓦达成了框架协议,内容涉及农业、棉花、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贸易、贸易便利化、特殊和区别对待、技术援助、实施问题和发展等众多领域。该框架协议将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各方下一阶段谈判的基础,其签订意味着将重新启动2003年在坎昆停滞的谈判。 该框架协议的主要问题是:仅仅明确了今后谈判的一些指导原则和基本内容,许多棘手的、分歧较大的问题被搁置,随着谈判的深入,这些问题以及深层次矛盾仍将显现出来。 1.尽管发达国家原则上同意取消农业出口补贴,并消除出口补贴措施,但取消的截止日期未定,这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或者发达国家拖延执行留下了余地;2.在本次谈判中,由于发达国家保证在执行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协助,因此后者同意启动贸易便利化规则谈判,而其他三个不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关于投资、竞争和政府采购透明度的议题被从多哈谈判议程中撤销。但这三个议题仍将继续成为今后双方斗争的内容。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想把这三个议题完全从WTO中撤销,但发达国家仍想保留;3.非农产品关税决议遭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坚决反对,他们希望至少采用一个较温和的关税 减让公式;4.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内容没有得到体现。日内瓦会议仍未能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具体的特殊待遇措施,或解决他们在执行WTO规则时的诸多问题达成一致。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200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现强烈反弹,跨国并购重组趋势活跃。上半年全球跨国并购交易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在欧洲,仅一季度并购额就达1500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同期的3倍,创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随着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将进一步趋于活跃。 同时,国际资本流动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 一是国际投资的产业结构变动加快。流向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传统产业的势头不断减弱,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和金融、保险、电信、物流等服务领域对外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同时,以发行股票、债券及有价证券来吸引外资的证券融资方式也已成为新的热点,国际投资的证券化趋势日益明显。 二是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仍然没有改观。国际资本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一方面是由于巨额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美联储不断升息的举措和不断攀升的美国股市也使大量外资回流美国。虽然亚太地区引资前景不断改善,东欧地区开始成为国际资金关注的焦点,但投资的区域结构失衡现象仍未改观。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连续两年上升,2003年达到57016亿美元,占世界总额的69%。不仅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还将公司上市转移到了西方国际金融中心以寻求更多国际资本,因而出现了资本从发展中国家净流向发达国家的“倒流”现象。如拉美深陷金融和债务危机,至今未有大的起色,主要就是因为外资枯竭,无力偿还外债引起的。 三是发达国家撤回海外投资的现象已经显现。如2003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制造业特别是电子产品行业的许多跨国公司纷纷加大在国内的投资力度,将部分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线撤回国内,主要原因是担心高新技术外流。此外,随着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提高,生产相同产品所需员工减少,工资在成本中的比例下降,也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 四是国际资本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世界经济走出衰退进入复苏上升阶段,大大增强了企业盈利前景和投资信心。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将为此展开一场新一轮的、世纪性资本竞争。如美国正对华尔街进行彻底改革,并不惜借反恐和竞选等非经济手段阻遏资本外逃,日本央行则试图人为影响股市,通过大幅提高日本股指的点位水平吸引国际资本流向日本。 国际石油价格走势2004年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就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增强,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扬。以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WTI)现货价格为例,1~10月上涨近54%;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又从56.37美元的高点急跌到46.1美元,目前仍在43美元左右徘徊。 预计2005年石油价格有望从去年的高位缓慢下跌。首先,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对原油需求增幅也将有所下降。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均需求量同比增幅将比2004年下降1.1个百分点;其次,原油供给将小幅增加。一方面,两年来的油气开发投资会形成新的产能;另一方面,产油国将继续调升产量。美国能源情报署预测,2005年世界原油日供给量将比去年增加150万桶/日(1.8%),其中欧佩克日供给量将增长2.5%;第三,困扰国际油市的若干重要非经济因素有望得到缓解。比如,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已经在全民公决中获胜,继续执政至2007年1月,其国内因政权纷争而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结束,为原油的正常生产及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由于世界原油供求关系的基本面不可能发生大的逆转,同时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又有所抬头,伊拉克局势仍有可能恶化,因此,仍存在投机者利用人们心理疑虑牟利的机会,即使油价下跌,空间也不会很大。 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中国策略综合分析,200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仍比较有利。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属于复苏中的回调,还不会出现趋势性改变;多哈回合谈判新协议的达成,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最突出的农业补贴问题;内地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快速推进,这些都有利于保持我国经济外部需求的总体稳定。国际资本流动进一步趋于活跃,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重组和结构调整继续加速发展,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与此同时,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要求,密切关注可能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监测预警,及时制订应对措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地发展。 1.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可能影响我国扩大出口的三大问题。 一是针对我国的“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贸易摩擦不可忽视。以反倾销为例,2004年上半年,我国仍是最大的反倾销目标国,受调查总数达23起;二是针对纺织品配额将于明年初取消的情况,我国纺织品出口的一些主要市场正通过调整普惠制、提高技术标准和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手段,提前构筑新的贸易壁垒。2005年1月1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ATC),现行纺织品被动配额将全部取消。2004年我国出口纺织品中,配额产品数量约占总量的1/4,因此,国内外研究机构纷纷预计,取消配额后中国纺织品出口将增长近百亿美元。这必然会引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三是外经贸活动中的非经济风险凸显。去年以来,世界各地发生了多起以华商和境外贸易企业为目标的暴力袭击事件,其中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发生的焚烧华商店铺和仓库的事件影响尤其恶劣。 继续保持出口的适度快速增长,无论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还是防止贸易逆差继续扩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要进一步完善鼓励出口的各项政策措施,认真研究解决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鼓励更多的企业在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基础上增加出口,推进出口商品结构从以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转变。同时也要规范出口秩序,坚决制止个别企业低价竞销从而损害整个行业利益甚至引发国外反倾销指控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行为。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在巩固发展美、日、欧等传统市场的同时,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分散出口市场过分集中的风险。 2.适应形势,优化结构,不断提高利用外商投资的质量和水平。 随着发达国家逐渐恢复平稳增长和美国进入加息周期,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继续向发达国家回流。对我国而言,保持和稳定利用外资的规模固然重要,但更应注重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和水平。 一是继续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建立面向全球的 生产、研发、配套基地和地区性总部,吸引它们投资于农业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二是继续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三是适应国际资本流动的新形势和新特点,积极探索通过收购、兼并和投资基金、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中长期投资。结合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参与和促进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升级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新的优势产业和企业。探索并试行吸收外资发展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使服务业领域成为利用外资新的增长点;四是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疑虑,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维护好外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长短兼顾,综合配套,确保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我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对能源、原材料的旺盛需求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特别是石油,2004年全年净进口达到了1亿吨,对外依存度高达37%。2005年,世界石油和其他重要矿产资源价格大幅回落的可能性不高,而一旦各种不可预料的因素再度诱发价格高涨,则必然进一步增加我国进口成本,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为此,必须按照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同时,采取长、短期兼顾的综合配套措施保障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安全。 世界经济论文: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未来世界经济一体化标准研究 国际标准化主席海因茨先生曾指出: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无不同全球标准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因为后者保证了前者的通用性和互换性。事实上,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样对于标准化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纵观标准化的发展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迪是:每一次标准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无不伴随着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反过来,标准化活动又通过其特有的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产业社会逐步走向成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明显加快。除欧共体积极推进欧洲统一大市场目标的实现以外,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世界最大的区域性经济集团(GDP为62045亿美元)将在不久的将来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推进区域经济的合作,如1993年建立的独联体联盟、维谢格拉德公约(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1992年建立的黑海经济合作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1991年建立的非洲经济共同体等。截至目前,世界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已达24个。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迅速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也要求标准协调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量占了加拿大出口总量的3/4,两国标准的差异极有可能破坏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因此,经济区域一体化内部标准的协调对于各国都是极其重要的,不相容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使各方付出巨大的代价。另外,经济区域合作组织的标准协调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凡希望与欧共体国家进行贸易,甚至要想在其它市场上同欧洲公司竞争的各国厂商,都将感受到欧共体施加的新的市场压力。欧共体从1992年开始使用ISO/TC176制订的ISO9000系列标准,作为其质量体系注册和合格审核的第三方认证方案的要求文件。美国和加拿大的标准化组织(ANSI和SCC)也积极推动两国的标准协调工作,就协调现行标准的技术要求和制订两国共同标准(binatinoalstandards)积极努力,并已取得初步成果。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也在积极推动相互的标准协调和质量体系及产品认证的相互承认工作,以保证标准和技术法规不会成为贸易的技术壁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为标准化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标准的协调和相互承认,是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最终目标的重要方式。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标准化工作中要重视如下几个方面的转变: 1、标准化活动领域和范围应适当由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过去标准化以制造业为中心开展活动。随着世界经济由总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化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各国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新型产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了高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服务业标准化领域上来。 2、信息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信息技术的标准化成为标准化的重要课题。据ISO资料统计,近年来信息技术标准化在整个ISO工作量中的比例已从5%增加到25%,目前ISO最大的技术委员会就是信息处理系统技术委员会(TC97)。在社会信息化大潮中,任何硬件、软件和系统过程都离不开事物信息化的协调和统一。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需紧跟社会信息化的步伐,以保证在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能够与国际社会协调发展。 3、环境及其保护的标准化将成为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遏制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为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类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开始普遍关注环境质量和资源的更新。现在需要各国不仅在口头上,而且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实现环境的有效保护。标准化为解决环境保护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目前社会所需的是一系列新的标准,这些标准不仅关注社会生产和产品的质量,而且关注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 4、管理和开发程序的标准化将在标准化工作中占据突出重要的地位。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不断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加快,生产经营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标准化不能仅仅追随产品开展活动,而必须以创造性开发为导向,通过开发程序和管理程序的标准化,适应迅速变化和发展的市场需求以及生产方式的变化。 5、质量体系认证可为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提供保障。竞争的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普遍的压力,企业家们敏感地认识到,仅仅以单个产品满足质量标准参与市场竞争是远远不够的,它们需要更强有力的竞争武器。质量体系认证为企业满足需方对质量体系的要求,进而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保障。所以,ISO9000系列标准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已经形成国际化的现实。我国也在积极推动质量体系的认证工作。结合我国国情深入开展质量体系标准的研究和推广,是适应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变化的重要途径。只有重视技术、经济发展对未来标准化发展的影响,才能推动我国标准化事业的发达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对外失衡成因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世界经济失衡;产业结构;贸易规划 论文摘要:最近几年,世界经济失衡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与谈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事实上,世界经济失衡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美国巨额贸易和财政“双赤字”为主要特征的世界经济失衡就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当时并未明确以“经济失衡”来对这种以贸易失衡为显着特征的经济现象进行概念上的诠释。通过对中国2000年到2009年的国际收支状况进行分析,以求能找到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 1 世界经济失衡的概念 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确切定义,迄今为止尚未形成一种大家一致认同的看法。但是这个问题对于我们的研究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界定清楚其定义,才能分析其形成原因和解决方式。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均衡的概念。在已有的经济学文献中,关于经济均衡至少有两点为人们所熟悉:第一个含义是指市场均衡,即在市场上供求均衡;第二个含义是指经济处在一种不再存在一种内在变化倾向的稳态。基于这两点共识,我们所定义的失衡是这样一种概念:首先,经济失衡所指的是一种由供求不平衡而造成的市场无法出清的状态;其次,从长期来看,经济失衡又意味着动态的不平衡,即在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并且是具有持久性的打破经济趋于平衡的力量。所以研究经济失衡问题,既要分析形成失衡的原因,又要分析形成这种原因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即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如果造成失衡的原因是长期的,则失衡将是可持续的,反之如果原因是短期的,则失衡将是可以消除的。 2 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分析 造成今日世界经济失衡的短期原因,或者说触发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还与两个左右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家高度相关。这两个世界大国就是连续多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且有继续增加之势的美国和既有内部经济失衡又有外部经济失衡的中国。这两个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巨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是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并且,更为主要的是,由这两个国家通过分工、贸易和投资所形成的世界分工与贸易结构几乎决定着其他国家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的地位。因此,一旦中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或者对外经贸关系出现失衡,那么世界经济的失衡就将在所难免。为了分析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本文从中国自身入手,借以拓展到美国在这一系统中的作用,希望能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效果。 2.1 数据分析 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长率高达10%以上。与此同时,国际收支顺差持续大幅度增加,外部经济出现了严重失衡。如表显示,贸易收支顺差急剧增长,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748.1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从2005年起贸易收支顺差出现了猛增态势,2008年高达2954.6亿美元,而2009年1—3月就已达到623.4亿美元。2000—2009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贸易收支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造成外汇储备余额迅速增加,从2000年的1655.7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8年的19460.3亿美元,2009年3月已高达19537.4亿美元,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表中单列出我国历年的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可以看出我国对美贸易顺差逐年扩大,并且对美贸易顺差数额占我国贸易收支顺差总额比例很大,最低的2008年也接近50%。可见,分析我国对外经济失衡的原因,重点分析对美贸易失衡是毋容置疑的。 2.2 原因分析 正如上面分析,我们需要重点分析中美因素。从上面得数据可以发现,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构成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而造成贸易收支巨额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宏观因素,也有微观因素。概括起来,其主要原因是: (1)不同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 从经济结构来看,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而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增长方式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保持着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例如,美国家庭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0%,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帐户赤字。而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赖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支出在GDP 中所占比重从20世纪90 年代初的47%下降到2006 年的36%。因此,发达国家的旺盛消费需求必然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的扩大,而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消费品的产能过剩,进而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同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造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2)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进行了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内集中资源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跨国公司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低附加值的加工业以及资源和能源消耗型产业向外转移,使得国内传统优势产业如钢铁、纺织、服装、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资本外流和劳动力成本提高而逐渐丧失了国际竞争力,变为主要的进口竞争性产业。中国拥有装备良好的制造业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因而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场所和世界制造中心。在2000—2006 年,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平均每年达500 多亿美元。跨国公司将生产加工基地转移到中国,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进行加工制造,然后又将价廉物美的产品返销到发达国家,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和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扩大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从20 世纪80 年代起,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重点发展加工贸易,因而将其原先对欧美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随国际产业转移而转移到中国,进而加大了中国对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 (3)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非同步性。 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即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率先转移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使其拥有相对的出口竞争优势;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是,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体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呈现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 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出来,而亚洲国家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充分体现出来时,都有可能表现为“ 贸易失衡”或“ 经常项目的不平衡”。 (4)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从20 世纪80 年代起,中国实行对外经济开放政策,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以加快发展制造加工业,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并通过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紧紧抓住了国际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成功地将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同外国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充分发挥了各种要素的比较优势,还创造了国际竞争性优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为了推进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出口退税、减免所得税、货币贬值以及贴息贷款。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大大地推动了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在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并且还有固化与恶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结构问题,具体说来:第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继续趋于恶化,农村居民的收入严重偏低,与城市居民相比,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继续扩大。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要占到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而他们的收入水平又不到城市居民的1/3,且农村居民在消费行为上具有比城市居民更为强烈的自给自足倾向,所以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与恶化将使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第二,由中国对外开放所促成的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还造成了中国在经济结构上的新问题,那就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东西部二元结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是基础,但是一定时期内其必然是低效率的,从而政府对西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势必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就使得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 (5)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 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亚洲国家深刻的教训,危机之后,不少亚洲国家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危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危机过后各个亚洲国家的投资需求都不同程度的收到了负面影响,出现了投资率下降的情况。当国内消费和投资不能完全吸收国内储蓄时,就有可能出现出口增加或者资本流出增加的趋势,这种情况就表现为经常项目盈余。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势 一、经济一体化的总体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式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形式:(1)特惠关税区(PreferentialTariffAreas),如“美加汽车产品协定”和“非洲木材组织“;(2)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s),1994年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结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便是典型的例子;(3)关税同盟(CustomsUnions),如1948年建立的比荷卢关税同盟(BENELUX);(4)共同市场(CommonMarkets),如南方共同市场(SouthAmericanCommonMarket),简称“南共市”(MERCOSUR);(5)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如欧盟(EU)。经济一体化的理想形式将是完全经济一体化(FullEconomicInte-gration),但目前尚没有出现完全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发展概览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被世界广泛认知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欧盟(TheEuropeanUnion)、欧洲自由贸易协定(The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简称E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南方共同市场(TheSouth-ernCommonMarket,简称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简称ASEAN)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AFTA)和东南非共同市场(TheCommonMarket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简称COMESA)。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道,截止2011年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过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有489项。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灵活性与方便性,到2010年前将要实施的所有400项区域贸易协定中有90%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到10%是关税同盟②。 二、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新进展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欧洲经济一体化在世界上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目前有欧洲共同体(EC)、欧洲经济共同体(EAEC)、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欧洲经济区(EEA)、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 1.欧盟自身的发展。19世纪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萌芽阶段。比荷卢关税同盟(1948年)及后来的经济同盟(1949年)是欧洲迈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随后便是欧洲共同体(EC)的成立,成员发展到15国。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2004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欧盟的一员。目前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问题正在谈判中,欧盟认为乌克兰作为欧洲一员,只要它满足入盟条件,它就有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参见表2)。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采用欧元(EUR)进行结算,并对相关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协调和统一。 2.欧盟范围外的发展。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例如,1995年11月,签署巴塞罗纳宣言,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正式确立,并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关系。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一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实现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欧盟与亚洲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举办亚欧商务论坛。目前,欧盟已经与智利、冰岛、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南非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欧盟正与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海湾国家、南共市等国家(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美洲地区目前共有6个自由贸易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安第斯共同体(。AndeanConnnunity)、南 ! 1.北美自由贸易区。l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的、人口达到4亿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该协定生效以后,区域内贸易额由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1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由1994年的510.6亿美元扩大到2002年的1430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亦有较大幅度增长。③2009年,墨西哥的GDP为8748.1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5080.49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的贸易占到了48.1%④。 2.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共同体。2004年12月8日,由南美洲12个国家组成的南美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南美洲就已存在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和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两大区域集团。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3.61亿人口、97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可供使用100多年的能源储藏的地区共同体,其综合能力居世界第5位。⑤南美国家共同体正是在这两大集团的基础上,再加上智利、圭亚那、苏里南共12个国家组建而成。 3.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维护其在拉美市场的既得利益和加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极力倡导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2001年4月23日,在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美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于2005年1月前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谈判。建成后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包括34个美洲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5月,美国与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6国签署了“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但在拉美有许多国家抵制由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美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尚不如人意。 (三)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曼谷协定(BANGKOK)、新澳的更紧密贸易关系贸易协定(CER)、西亚的经济合作组织(ECO)、海湾合作理事会(GCC)、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商业关系协定(PATCRA)、南亚 优惠贸易协定(SAPTA)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以及准经济一体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表1)。 1.亚太经合组织。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并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它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比较而言缺乏同质性,但它在全球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为亚太地区的协调和稳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在考虑各成员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亚太经合组织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要推进实行的长期目标。 2.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1967年8月,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84年文莱加入,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现今东盟成员国共10个国家,有5亿多人口,4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2009年,东盟的GDP为14940.38亿美元⑥。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与会的十国领导人签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使东盟国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体化。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通过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决定在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从1993年起,东盟向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起步。199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并提出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从15年提前到10年。2003年1月1日,经过10年准备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各国并着手降低关税税率,也在积极寻求与邻近国家的合作。 3.10+3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即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997年12月,由东盟倡导,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10+3机制成了东亚地区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10+3”还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地区合作的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搭起了一个定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磋商同时启动。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2002———200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于2004年达到了1059亿美元,双方已互相成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⑦。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实现区内货物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四)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目前在非洲有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合作(EAC)、南非海关联盟(SACU)、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WAEMU)等一体化组织(表1)。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为非洲争取自身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活动的日益深化,为了搏取更多的利益,各国不断的举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谈判,建立了许多或紧密或松散的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独联体(CIS)、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总体系(GSTP)、海外国家与领地(OCT)、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PAN-ARAB)、发展中国家贸易协商照会(PTN)、南太平洋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SPARTECA)、跨太平洋经济伙伴(Trans-PacificSEP)、美拉尼西亚矛头集团(MSG)和三方协定(TRIPARTITE)等(表1)。而且跨区域的合作变得更加活跃,主要形式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三、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从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趋势: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中最重要的特征 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已成为各国贸易合作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正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且与韩国、新加坡、约旦、巴林、阿曼、以色列、澳大利亚、摩洛哥、智利、哥伦比亚、中美洲六国等国(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与南美洲国家、泰国、菲律宾、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新西兰、南非、埃及等国家进行着自由贸易谈判,并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日本已经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墨西哥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智利、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亚洲另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已经完成了与美国、东盟、智利的自由贸易谈判,正与欧盟、新加坡、日本、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东盟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与我国、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在欧洲,欧盟除了吸收新成员外,已经同智利、墨西哥、南非、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印度、南共市、安共体、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共体,基本上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备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本条件的。但是从它近来所吸收的成员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向世人表明,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和经济欠发达的墨西哥可以进入同一区域组织,实现共赢;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更是把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连到一起,实现互利合作;东盟内部也十分复杂,但也同中、日、韩等国进行了合作磋商,初步形成了“10+3”机制,开展合纵连横与博弈。从签署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看,国别差异更大。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在减弱。 (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 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往往出现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了若干较小范围的次级区域经济组织,形成层层重叠;不同一体化组织之间又形成环环相套。有的国家同时是几个次级区域组织的成员。欧共体内曾同时存在荷、比、卢经济联盟。美国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还在筹组泛美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不仅与新西兰达成一体化协定,又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还与印度、南非等国协商筹组自由贸易 区。 (四)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空前扩大 从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经济一体化中选择了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目前,据不完全统计,WTO几乎每个成员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跨地区跨大洲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署的,出现了泛洲性或跨洲际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准备继续东扩和南扩,把整个欧洲统一在欧盟的旗帜之下,形成有30多个成员的泛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也一再吸纳新成员,包括了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成员。 (五)经济一体化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 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利益,各国不得不加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各国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各国将在合作与竞争中把握发展机遇,共生与共发展。 (六)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逐步形成 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存在许多矛盾和摩擦,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摩擦,但发展中国家为了自身经济的发展,正积极参与经济一体化,并通过对话与谈判,促进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以形成一个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与中国机遇 全球经济衰退与复苏 2000年11月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正式确认美国经济也于当年3、4月份进入了衰退期,从而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和扩张期。尽管早在2000年初,全球经济就已出现了减缓的迹象,经济学家与金融界人士也纷纷认为衰退不可避免,但这次衰退来势之迅猛仍让许多人大跌眼镜。从1999年12月至2001年底,道琼斯、标准普尔及纳斯达克三大指数分别下跌13%、22%和52%。宏观经济指数一路下滑。为了缓冲衰退带来的冲击以及稳定市场信心,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在一年中11次调低短期市场利率。联邦基利金率从2000年底的6.5%降至2001年底的1.75%。同期日本经济在短暂的恢复之后又一次进入衰退。在持续十年的衰退之后,全球对日本经济的绝望和无奈可以用《金融时报》的一句话来概括:“惟一能看好日本经济的办法就是把经济报表倒过来看。”欧洲货币同盟在经过两年的过渡准备期后,于2002年1月1日起开始通用欧元,为风雨满楼的全球经济增加新的不确定性。 2002年全球经济有没有可能复苏呢?如果仅从历史数据的角度而言,回答将是肯定而乐观的。美国战后的九次经济衰退的平均长度为11个月。以此类推,美国经济将在今年第二、三季度转入复苏。然而与统计分析不同,经济分析的重点不在于准确地预测数据与日期,而在于深入阐述经济周期的前因后果,从而为预测和决策提供依据。 衰退的原因 目前美国的经济衰退与历史上的历次衰退均有很大的不同。尽管美国在能源和劳动力市场上时而感到压力但经济总体上不存在供给瓶颈,因而中短期的经济波动均由需求的波动所引起。需求的下降将会引起企业销售利润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裁员、失业率上升、投资降低,从而使整个经济进入衰退。总需求又分为两大块: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需求。历史上经济衰退大多是起源于居民消费需求的下滑。然而目前的衰退却起源于企业投资需求急速收缩。在互联网泡沫处于高潮的1999年,为追求高额利润,大量投资盲目地涌入科技产业,许多个体投资者也怀着一夜暴富的梦想投身于股票市场。虽然互联网的出现和与之伴随的通讯产业的科技进步有目共睹,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可以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暴利。“Dream is easy but reality is hard”。(注1)在华尔街和企业界意识到科技进步难以带来预想的利润时,对企业的投资开始收缩。很快,难以盈利的网络公司纷纷走到破产的边缘。投资需求的下降迅速影响到通讯产业的主要供应商,如朗讯、北方电讯。经济衰退于是很快在各个产业间蔓延开来。亲身经历过网络泡沫的人一定会对网络和通讯公司过去几年在销售上的慷慨优惠,在广告宣传上的一掷千金印象深刻。然而大手笔的背后隐藏着大量的浪费性投资。相反,一向对经济形势非常敏感的居民消费在经济减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保持了增长势头,只是在2001年夏季之后才减弱。强劲的居民消费需求延缓了经济减退的到来。 复苏的前景 目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包含着正负两方面的信号。在整体的衰退中仍有闪亮的产业,如能源和军事工业。虽然2001年末的零售业表现未尽如人意,但受到利率下降的影响,房地产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一直强劲。许多汽车制造商打出了“0”利率的销售计划以吸引消费者。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受经济衰退和9·11的双重压力,美联储已将联邦基金利率降到1.75%,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迂回空间愈来愈小。同时,利率下调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大增,从而埋下通货膨胀的种子。事实上,美联储的首要法定职能是抑制通货膨胀,其次才是保证经济稳定和增长,如果通货膨胀在经济完全复苏之前就抬头,那将迫使美联储转而提高利率。利率转高自然是企业界和金融界目前最不愿听到的消息。 解铃还需系铃人,经济复苏的希望仍然取决于科技产业能否取得并保持一定的盈利。科技的进步已为全球经济带来了质的变化。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是大势所趋,并已在经济中开始占主导地位。因此期待整体经济能在新兴科技产业仍然困境重重的情形下复苏将是不切实际的。同时,新经济学理论已不再将衰退简单地当成一件坏事。衰退往往是经济体系淘汰低效率企业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历史上每次新技术企业热潮都会走过一个由一峰而起到一散而尽的过程。如上个世纪初崛起的逾百家汽车在短短十年内只剩下几大巨头。60年代与IBM竞争的数千家计算机制造商也迅速被人忘却。无疑,网络产业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优胜劣汰的阵痛过程,其结果必然是少数公司最终实现盈利并生存下来。然而,科技、通讯、网络何时能在产业一级实现盈利将是美国经济能否很快复苏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那么欧盟的经济能否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呢?对此我们抱乐观态度。在欧元对美元汇率一再创新低的情况下,欧洲12国(注2)于2002年元旦已正式采用单一货币。两年多的过渡期之后,各国已在一定程度上经受了过渡期的混乱,但实际上比许多经济、金融人士想象的要好。 单一货币所带来的利益,如消除汇率波动、增强资源自由流动、提高债务信用指数等,将慢慢在未来几年中体现出来。图2显示尽管欧盟的失业率通货膨胀高于美国,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同时其近期GDP增长率远远领先于美国。与美联储相比,欧洲中央银行奉行了非常谨慎的货币政策,如果欧盟的经济能够保持目前的稳定增长,那么这将有利于拉动全球经济在2002年中后期复苏。 中国所受的影响和机遇 记得在90年代,《参考消息》曾转载西方经济分析,赞扬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仍欣欣向荣。然而今天,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种特殊待遇自然不复存在。无疑负 面影响将是显而易见的,出口产业将受到全球需求下降的影响,价格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对西方国家的大量贸易顺差也会带来更多的政治经济摩擦。同时,许多西方企业由于面临削减投资的压力,也会减缓在中国直接投资的步伐。然而困境中也蕴藏着机遇,而这些机遇却往往不那么明显。 多种金融工具的引入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进入中国 大量金融实证研究表明:由于资本自由流动 发达国家之间的证券投资回报率有越来越高的相关性,并且金融工具之间的相关性往往在市场低迷时更高。这对于追求风险分散的投资基金而言无疑是双重打击。 因此中国金融市场由于有与国际金融市场相比相关性较弱、政治风险相对较低、市场容量较大等优点,将很快成为全球资产组合投资所追求的对象。允许这些投资的进入将有效地降低中国企业的筹资成本,并且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加规范化。然而这也会要求中国金融市场更加完整起来,即引入期权、股指期货、利率期货等金融工具以利于投资者控制风险。否则,相应的金融工具将以离岸的形式出现。其结果将是使国内的投资者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利用经济衰退后的重新洗牌的机会开拓新的市场 经济衰退加速优胜劣汰是企业市场转变最迅速的阶段,这是因为市场需求的下滑和前景的不确定性,造成大量企业裁员、减产、降低投资。生产能力的恢复对大企业而言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一旦经济出现转机,市场需求的回升与原有企业生产能力恢复之间的时间差,就成了竞争者侵蚀市场份额的绝好机会。例如英特尔在上次衰退中就大量地丢失市场份额。近年来,中国出口产业在技术上的提升,就对国际市场中的原有生产者构成很强的竞争。这在家用电器、机器设备、半导体和计算机等方面表现尤其明显,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也为出口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敢于在衰退期锐意开拓新市场的企业,必将在经济上升期得到丰厚的回报。 努力以积极的姿态赢得区域经济领导地位 谋求区域经济领导地位的目的是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长期稳定发展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区域经济领导有其必然性,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迫使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亚经济转向中国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日本的长期衰退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推动了这一趋势。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所起的稳定作用显示了中国有能力成为区域主导。而在目前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也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向其他东亚国家开发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不需要也从来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 世界经济论文:论世界经济展望策略 仍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 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恶化。欧债危机已经从冰岛、希腊等国家的问题逐步演化为系统性的债务危机。2011年4月6日,葡萄牙向欧盟寻求财政援助;7月21日,希腊形势再次恶化,欧元区向希腊提供第二轮救助;10月6日,全球最大城市银行德克夏银行破产;10月8日,欧洲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遭遇主权评级降级。总体来看,目前对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救助方案并未取得切实成效。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出欧洲面临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如缺乏统一的财政联盟、经济结构日益僵化等,但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欧洲采取的对策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2011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欧元区所做的努力是提供对危机国家的流动性支持。2010年5月欧元区成员国和IMF共同出资设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欧元区各国共同出资4400亿欧元。在2011年,随着欧债危机的逐渐发酵,EFSF资金显得捉襟见肘。例如,2011年10月,在EFSF施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后,其可贷余额仅剩约2500亿欧元,这与“欧猪五国”超过3万亿欧元的主权债务相比只是杯水车薪。10月27日,欧盟峰会通过了EFSF杠杆化方案,试图将其可贷资金扩充至1万亿欧元以上,但最终实施细节还未落实;12月9日,欧盟峰会通过了联合声明,同意加强财政融合,并且欧盟各国同意向IMF提供2000亿欧元双边贷款。即使这样,EFSF与IMF可用的资金规模仍相当有限,目前出台的救助措施总是赶不上市场流动性需要。若要根本性地解决欧债危机,不能依赖外部的救援资金,而是要基于经济增长或者财政转移支付。 12月份欧盟峰会中关于财政融合的建议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但在目前经济低迷的环境下,财政紧缩措施能否取得效果还有待观察。倘若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处置不力,欧债危机具有演变为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2011年欧债问题中就蕴含了两个风险引爆点。第一个是意大利。意大利是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属于系统重要性国家。它在EFSF中占有787.84亿欧元的出资额。如果意大利出现债务危机,它在EFSF承诺的出资将无法兑现,会使救援资金出现较大的缺口。意大利危机所引发的市场信心崩溃,也将进一步传染到法国、比利时等更多的欧洲国家,引发更为严重的系统性危机。第二个引爆点是欧洲银行危机。欧洲银行业在欧洲金融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且具有全球范围内的系统重要性。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欧洲银行业总资产为16.48万亿美元,占全球银行业总资产的52.57%。一旦因主权债券评级下调或是债务重组恶化银行资产质量,将迫使银行降低财务杠杆,抛售风险资产,导致风险资产(股票、公司债)价格下跌,这将使市场信心不断恶化,打击银行相互借贷的意愿,引发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加剧金融市场动荡局面,甚至将传染到新兴经济体,引起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2012年上半年将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惊魂时刻。从2012年2月起,欧洲迎来偿债高峰,仅意大利从2月到4月就将面临超过1500亿欧元的到期偿还额,其他“欧猪五国”也有近1000亿欧元的到期债务规模;2012年4月法国将举行大选,政党之间纷争往往使得决策效率低下,法国政府可能难以制定有力的财政政策。财政问题涉及不同集团的利益分配,决策程序复杂,出现事与愿违结果的风险加大。各种事件在第一季度集中发生,将再度拉响发生系统性危机的警报。面对数量巨大的偿债规模,一旦市场的信心突然崩溃,或者发生难以预料的交易对手风险、评级下调风险和各种黑天鹅事件,极易产生第二轮金融危机。2012年还有一个风险点在新兴市场。新兴市场金融体系出现动荡的迹象已经出现。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出现了贬值。2011年下半年,巴西雷亚尔、印度卢比、俄罗斯卢布贬值幅度超过10%;印度尼西亚盾、新加坡元和马来西亚吉林特纷纷触及近两个月的低位。新兴市场国家出现了资本大量外逃的现象,并导致了股市的大幅缩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表现远远好于发达经济体。一些人认为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出现了“脱钩”,事实上并非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资本大量流入新兴国家,导致新兴国家面临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和货币升值的压力。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回流,这使得新兴市场陡然出现资本外逃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截至2011年6月,欧洲银行对亚洲的贷款大约为1.5万亿美元,对非洲和中东约为5000亿美元,对拉美为8500亿美元,对东欧和中欧为1.3万亿美元。本次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对欧债危机前景的担忧以及欧洲银行业对资本要求的提升,导致欧洲银行从海外抽调资金回国,满足较高的资本需求。可以预见,2012年如果欧债危机再有风吹草动,新兴市场大规模资本外逃的风险仍然存在。 世界经济将陷入长期低速增长 欧洲的债务问题使得全球存在爆发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可能,而美国和日本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两国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或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就美国来说,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将略好于2011年,但经济的整体活力仍处于较低水平。美国在未来10~15年难以解决债务问题。美国财政支出中有55%以上的支出属于法定支出,例如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及失业保险等,这部分支出不随政党的更替而减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逐渐进入了老年,这又极大地增加了联邦政府的财政负担。据美国政府的预计,未来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7.1万亿美元,联邦政府不得不继续发债,甚至借新债还旧债。另一方面制约美国长期增长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而目前,支持美国长期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美国面临的挑战还有中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劳动力市场迟迟难以恢复。2011年10月美国失业率依然高达9%,这直接影响家庭收入和居民消费;房地产市场难以从泡沫重创中走出。2011年9~10月美国的新开工房屋数量仅相当于战后平均水平的39%~44%。 只要房地产业不走出低谷,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难有根本性改观。尽管目前美国企业资 金充裕,真实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有利于刺激企业投资;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和日本经济复苏对于经济回升也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未来美国经济仍将维持低速增长的局面。就日本而言,2011年经济增速预计在-0.4%左右,2012年会有所反弹。日本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压力。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资本市场泡沫破裂,日本反复使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但是经济持续的低增长率,使得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变得越发沉重。根据IMF的数字,日本政府的净负债率由1991年占GDP的11%增长到2010年的117%,由于2011年地震灾害后所需的重建工作,预计2015年政府净负债率将达到占GDP156%的高位。同时,日本国内投资和消费信心十分脆弱,过度对外投资导致的产业“空洞化”严重,这都降低了对于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预期。唯一利好的消息是日元汇率开始走弱,由于日本贸易已出现逆差,为支持灾后重建,预计逆差在中短期得以继续维持,日元汇率的总体转弱使得日本经济得以依靠外需支持经济的反弹。2012年全球经济的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深陷债务泥潭,另一方面短期内无法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IMF研究显示,预计2015年G20发达经济体的公共债务将占到GDP的115%。为维持债务的可持续性,各国将不得不制定较为严格的“灭赤计划”,增加税负并降低开支以巩固财政状况,这无疑会打击脆弱的经济复苏。 同时,在巨额美债面前,美元贬值或将成为一种长期趋势。因为在国内经济形势并未好转、就业压力依然巨大的情况下,仅依靠提高税收偿还债务已经没有希望,利用通货膨胀把债务稀释风险很大,最大的可能是美元贬值,将风险转嫁给债权国。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也会因外部环境恶化而明显放缓。一旦美元贬值,全球流动性将出现过剩,热钱大量涌入经济状况较好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推高这些国家的通胀水平。与此同时,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将高涨,加大输入型通胀的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为维持自己本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各国可能会打起贸易保护战或者货币战,这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 中国的对策 短期内,中国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来的贸易领域和金融领域风险。贸易领域,2011年,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显着下降。在2011年前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都高于中国对全球的出口增速。但2011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速分别是17.1%、16.6%和18.9%,显着低于中国对全球出口增速的26.5%、22%和20.4%。2012年欧元区实体经济将进一步恶化,这意味着中国对欧元区的出口增速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在金融领域,近期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贬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欧债危机。一则欧洲的银行和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压力,急需从世界各地调回资金;一则投资者对风险的厌恶程度进一步提高并撤出新兴经济体,影响了对人民币的信心,这大大减少了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的下降导致在岸市场上外汇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2012年第一季度,受欧债危机困扰的国家债务还本付息高峰期到来,离岸市场人民币需求下降的趋势难以扭转,受此影响,中国外汇市场可能还会面临资金外流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债务问题也值得关注,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时刻存在着缩水的风险。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加快结构转型。 “十二五”时期的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然而,经济指标显示,我国结构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主要体现在投资和消费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和产业结构失衡。我国投资率连续八年上升,2010年达到48.6%的历史高位;最终消费率却连续四年下降到50%以下,2010年47.4%的消费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70%以上的水平。我国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战略,导致贸易依存度过高,贸易顺差居高不下,201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高达51%;过度依赖外商投资,又造成资本账户顺差。我国制造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间较早,激发了企业活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服务业尤其是支柱性的现代服务业,如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交通通信等行业,由于政府垄断或过度行政管制,造成效率低下、供给不足,形成了我国制造业发展较快而服务业相对落后的局面,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需要进行结构转型,发展内需,改变依靠出口的现状,加快研发和高科技投入,争取在下一轮全球技术革命来临时走到前沿。这需要政府转变职能,放宽投资机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展望未来二十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是城市化列车。城市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楼房和道路的建设,而且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地域上的重新配置和优化,更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市,同时服务业将有更多的发展机会。 世界经济论文: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不同层面论证了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①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永无止境和限制的欲望,它不断地生产出剩余价值,也生产出自身的界限,它只有在不断地与自身界限的抗争中,才是资本。一旦“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②,它就不再是资本了(扬弃了自身)。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思想可谓一条红线,贯穿着整部《资本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因、动力因和历史限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然而,着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德尔却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③考察一下20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会发现,曼德尔的这句话需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双重视角,才能得到理解。这种双重视角不仅有助于把握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而且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今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考察世界经济的双重经济学视角 曼德尔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最初出版时,资本主义工业虽然在西欧少数国家中居支配地位,但是在包括西欧大部分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上,它还是独立农民和手工业者大海所包围的孤岛。”④因此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选择英国作为典型进行剖析。《资本论》所阐述的,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利润并把这种利润用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方式所具有的无情的和不可抗拒的增长趋势。《资本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和工业已传播到全世界,不仅物质财富以及把人类从无意义的机械重复劳动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增加了,而且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扩大了,资本的所有者越来越少,被迫向他们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越来越多。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工业巨头和金融企业手中,这使得资本和劳动之间展开了越来越广泛的斗争。曼德尔指出,资产阶级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尽管采取了凯恩斯的办法,尽管实行了各种各样企图使工人阶级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体化的措施,最近十几年来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说发生了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变得比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⑤。从越南战争到世界货币制度的混乱,从西欧1968年以来激进工人斗争的高涨到全世界大量青年人对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文化的拒绝,从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到周期性的经济衰退,随处都有迹象表明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曼德尔总结道,“《资本论》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⑥,也就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曼德尔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由于像19世纪的英国那样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越来越多,今天的世界远比写作《资本论》时的世界更接近《资本论》中的“纯粹”模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一般公认的信念相反,马克思与其说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是20世纪的经济学家。众所周知,《资本论》研究的是生产关系,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⑦《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全部三卷所讲的“资本”都是一个生产关系概念,而不是生产力概念。这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资本”,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所理解的“资本”是根本不同的。西方经济学大多把资本当成了生产力概念,它讲究的是投入、产出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剩余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里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因而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它只适用于私人劳动与其他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不涉及抽象劳动,只涉及具体劳动。具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同其他人的具体劳动进行比较,不涉及与其他人的关系。在生产力经济学中,资本创造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使用价值。按照这种眼光,资本在一切时代都存在———只要使用价值通过一个生产循环,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就是资本。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理解,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马克思真正主张的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尽管马克思强调,资本要追求的并不是使用价值即劳动产品,而是剩余价值即多余的货币;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剩余使用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利润率的时候,马克思恰恰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来考察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实际上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马克思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⑧。因而,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方面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之意。今天,我们无论是研究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还是研究当今的世界经济,都应当着眼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种经济学视角。 二、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外在表现 罗莎?卢森堡在研究资本积累时发现一个问题,作为一部未完成的着作,《资本论》没有顾及资本主义经济的非资本主义环境:“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她看来,“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⑨。然而一旦涉及现实的世界经济,这一前提就不成立了。实际上,到罗莎?卢森堡的时代为止,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环境中,即在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联系中得到发展的。卢森堡要考察的,正是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前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价值循环和使用价值循环的情况下,资本积累的实现条件问题。卢森堡的研究可以视为对《资本论》的发展。它把《资本论》关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论述沟通起来了。 人们公认,《共产党宣言》最早描绘了经济全球化的图景:“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卢森堡所关注的正是《资本论》中资本的内在否定逻辑在世界市场中的现实表现。在《资本论》的最初 计划中,马克思是把世界贸易、把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把各民族的相互依赖排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也就是现行的《资本论》第三卷之后来考察的。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我们就能够看到,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是如何从抽象过渡到具体,表现在世界经济的全景中的。遗憾的是,这个宏伟的计划未能完成。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从形式上看,考茨基根据马克思遗稿编成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视为《资本论》的第四卷,但从内容上看,卢森堡和列宁的世界体系论才是名副其实的《资本论》续篇。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任何生产力的发展,都必须采取一定的生产关系形式。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生产关系,恰恰是由于它能带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取利润,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但对利润的追求迫使资产阶级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旦这种发展不再能带来利润,资本就不再是资本,而还原为货币,资本的生产就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这也就超出了资本的限度。于是,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就转化为它的外在否定性。马克思对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分析主要是一种逻辑限度的分析。如果把卢森堡的研究和列宁的研究加进去,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内在否定性所表达的逻辑限度,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里表现出来的,即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资本的内在否定性必然会外化为具体的时空限度。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在自己的生命史中,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矛盾,它的积累运动带来了冲突的解决,但同时,也加重了冲突。” 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赢得了世界市场,大大拓展了工业资本的发展空间,缓解了资本主义宗主国国内的经济危机。但是,这种空间的拓展相对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迟早还是会出现宗主国国内的那种生产力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只不过原先一国范围内的矛盾升级到世界范围内而已。而且,在世界市场上,除了原有的劳资矛盾之外,又增加了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不同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而作为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与扩张空间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极端表现,就是世界范围的革命的爆发。因而,以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世界历史中,“国内外资本积累的条件将变为自己的对立物,那就是它们变为资本没落的条件”,到了那个时候,除了实现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间限度和空间限度。到《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主要是英国,因此,马克思“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19世纪的英国同其殖民地特别是同印度的关系,无非是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与前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缩影,或者说,前者向后者展示的,无非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然而,20世纪还是有两大现象超出了《资本论》的范围:一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瓦解,二是虚拟经济的出现和繁荣。这两大现象同样必须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视角加以理解。 三、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分工与中国发展道路 《资本论》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主要是生产关系的危机。但是,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困难,特别是苏东剧变,却属于另一种危机:生产力发展的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且不断发展,与坚定不移地奉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密不可分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原因在于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美国,这是通过罗斯福“新政”、创立“宏观经济”实现的;在欧洲,则是通过社会党创办“福利国家”、建立“消费社会”实现的。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则与卢森堡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联系在一起。俄国十月革命,与其说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不如说是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革命。现在回过头来看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我们可以发现:这场争论之所以没有成效,恰恰是由于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不仅应当在生产关系的层面上进行,还应当在生产力的层面上进行。斯大林混淆苏联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区别,误把比资本主义还低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混同于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这确实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二战以后,斯大林甚至试图建立平行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实际上,苏东剧变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失败,它只是证明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理论原因在于只是从生产关系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没有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国际分工的角度看待世界经济。相反,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紧紧依靠世界市场,仅用了30多年时间,经济总量就跃居世界第二,这一事实表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对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然而,一旦融入世界经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问题,它也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尤其是面临虚拟经济的挑战,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这同样要从生产力经济学和生产关系经济学两个角度着眼。 在卢森堡看来,按照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非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经济国家,一类是商品经济国家。对后者,资本主义需要购买其原料和向其倾销产品,因此是一种“正常”的贸易关系;对前者,首先必须瓦解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体系,然后才能用市场交换的办法进行剥削。因此,对自然经济国家的经济,首先采取的必然是原始积累时期的暴力掠夺手段。但是,如果非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政权,利用后发优势主动融入世界经济,那么这种发展顺序就可以被打破,这些国家就可以为自己在世界分工中争取到相对有利的位置。至于这些民族国家政权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影响它们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在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中,德国和日本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成功,都与自觉进入世界历史进程有关。意大利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阿锐基(又译阿瑞基、阿里吉)在《漫长的20世纪》中追述了从文艺复兴到当代的资本主义扩张和霸权大国的逐次循环。在他的论述中,资本的物质扩张阶段最终在过度竞争压力下逐渐消失,让位于金融扩张阶段,而后者的消亡又促成了国家间混乱的年代的出现。在新的社会集团的支持下,一个能够恢复全球秩序并再次重启物质扩张循环的新兴霸权大国的出现,将消除国家间的混乱状态。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依次被称为这种霸权国家。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阿锐基断言,世界霸权从美国转到中国的时代来临了。由于中国是一个非资本主义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因此,这一次权力转移将给人类带来曙光。 从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来看,我们不得不说,阿锐基过于乐观了。他忽略了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威廉?I.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中所关注的全球资产阶级的大联合。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势力。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是这种势力扩张自身的理论反映而已。这种联合不仅改变了《资本论》的语境,而且改变了《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的语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期待的是《共产党宣言》中号召过的那种“全世界无产者”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破坏掉了。在《资本积累论》和《帝国主义论》中,卢森堡和列宁期待的是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的联合,这种联合被第三国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破坏掉了。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构成制约的,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部压力,二是受到社会党影响的民族国家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治理的内部压力。遗憾的是,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外部压力;经济效率的降低迫使社会党放松管制,使资本主义失去了内部压力。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客观上使得发达国家降低税收,以便把资本留在国内,从而使全球资本获得了空前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中国显然不能延续旧的发展思路。从热那亚到荷兰, 再到英国和美国,经济霸权的转移都与全球资源和生态的容纳能力密切相关。中国既没有卢森堡所说的前资本主义经济水平国家作为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目的地,也没有发达的、足以吸纳全球过剩资本的金融市场。唯一的出路是从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两种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实体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虚拟经济的力量对比,力图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全面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主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经研究过虚拟资本。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虚拟资本仅仅是资本的虚拟化。由于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建立在金属货币即抽象劳动的物化形态上,虚拟资本并未从根本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金融市场,反而对通常的所谓“物质资本”即从生产力经济学角度看的资本的发展有一种促进作用。但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货币也被虚拟化了。这就为虚拟资本成长为虚拟经济,从而使金融市场空心化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中国目前面对的,一方面是国内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积累的使用价值的堆积,另一方面是在国际金融战争中所处的劣势地位。中国必须既通过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通过金融创新推进虚拟经济的发展。只有在两条战线上都取得胜利,阿锐基所期待的人类曙光才会显现。这就需要我们同时既在生产关系经济学、又在生产力经济学上实现理论创新 世界经济论文:从经济实力和“软着陆”现状看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 经济多极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与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变动密切相关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格局,既是南北两方、多极类型构成的且两极分化的格局又是几大国、经济中心构成的且多极化的格局。总体上说,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为美、欧、日三极并存。在90年代至21世纪的一个时期,不仅三极之间发生着实力消长的新变化,而且新的经济力量中心也在崛起之中。 一、美、欧、日的经济实力地位 (一)多极之首的美国经济 10年前的人们对三极实力地位的概括是:崛起的日本,复兴的欧洲,衰落的美国。然而90年代后的情况表明,美国遏止了实力地位相对衰落的态势,显示了其不仅是世界经济多极之一,更是实力之首的实力。其经济自1991年3月美国经济走出低谷至2001年3月,已连续增长10年,10年中年增长率达3.5%,创造了世界上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周期的记录。而且不仅仅是经济持续增长,还出现了“一高两低”并存的所谓新经济现象,主要动因在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和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为期10年比较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1990年的24.2%提高到28.6%。 (二)泡沫破裂的日本经济 90年代后的世界经济三极中,日本的经济发展势头、状态与美国产生此消彼长的位置互换。50年代至80年代的每一个10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都是既快于西欧、更快于美国的,从而使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由50年代初的日本约相当于美国的6%上升为90年代初的66%,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正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经济达到高峰的同时,其经济泡沫也达到了顶点。1989年末,日本的资产价格(股票、土地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4%,而其市场价值是美国的5倍多,仅东京房地产的市价总额就可以购买美国两次。但是泡沫是不可能长期膨胀的。1990年,以当时发生的经济周期性危机为契机,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并使日本经济在90年代以低于美国经济增长率两个多百分点的劣势陷入经济停滞,这是日本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样一个经济不景气状况中,又遇上了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对日本经济是再糟糕不过的事情了。这场金融风波既充分显露了日本经济实力地位的下降和对世界经济的消极影响,反过来又对不振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1997年日本出现0.7%的负增长,1998年进一步恶化为2.8%的负增长,1999年勉强出现0.6%的经济微弱正增长,2000年,由于国际经济比上年加快(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7%),也由于日本近年来以国债为支撑扩张的财政政策逐渐显效,日本经济开始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1.5%的增长率。用经济合作组织的话说,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挣扎了几年的日本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适度的复苏。 过去的10年是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受泡沫经济破灭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双重打击的日本经济目前依然困难重重,但是日本的经济实力犹存。可以说,日本的经济实力、影响力只是相对于美国而减弱或相对于泡沫经济高涨时而收缩,而并非基础经济大倒退。日本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约相当于排在世界第三、四、五位的西欧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未来10年,日本将以接近2%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经济仍是多极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三)一体化的欧盟经济 西欧的经济发展态势在美欧日三者中始终处于中间的位置。80年代及其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如日本,但快于美国;进入90年代后,西欧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日本,但落后于美国。以一个国家集团的实力计,欧盟的一些主要实力指标不仅大大高于日本,甚至超过美国。比如国内生产总值,欧盟占世界的29%,美国占28%,日本占13%。但不能简单地据此认为欧盟的实力地位世界第一。欧盟是一个国家集团,15个国家的集合,尽管其一体化程度较高,可以作为一个实体与美、日并立,但毕竟不像美、日那样作为单一国家成为世界经济之一极。这要求欧盟既要加强经济一体化,又要加快经济发展,即通过“集中”和“积聚”两个方面的努力,以巩固和增强自己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实力地位。 如何在较低通胀率和较低失业率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欧盟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美国近年来已出现“一高两低”的新经济现象,欧洲要逊色一些。 二、美、欧、日经济“软着陆”状况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软着陆”是指一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一高两低”的良好态势,即经济高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胀率并存。 (一)经济增长率 1997年以来,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在4%以上。欧盟的经济增长状况是,1997年为2.7%;1998年为2.8%;1999年为2.3%;2000年经济增长率第一次突破3%,达到3.4%,为1989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但仍低于美国;2001年,据经合组织等预计,欧盟的经济增长率仍会保持在3%以上,从而将9年来第一次超过美国。从更长期的发展看,自现在起到2010年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为3%,已是欧盟确定的发展目标。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是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联的。按照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其在2.5%至3%的情况下是合适的,这既会使就业增加,又不会使通货膨胀率过于上扬。欧盟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三个指标上,只有在低通胀率方面可以与美国相媲美,甚至比美国还低。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欧盟通胀率1998年为1.4%,1999年为1.3%。然而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美国是在经济增长率突破了传统的界限的情况下,仍保持了较低的通胀率。欧盟则面临着既要经济增长率突破3%,并把高失业率降下来,同时又不至于使通胀率有大的上扬的艰难任务。事实上,自1999年下半年欧盟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以来,欧盟的通胀率也呈小幅攀升态势。欧洲央行行长杜伊森贝赫2000年7月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说,“我们绝不反对经济增长率高于3%,我们所不希望的是通货膨胀达到这一水平”,因此,欧洲央行对影响欧元区物价稳定的因素保持警惕,将继续实行“把通货膨胀压力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长期战略。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欧盟2001年、2002年的通胀率将回落到2%和1.8%。 (三)失业率 高失业率一直是多年来困扰欧洲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与美国近年来失业率压低到4%的情况相比,欧盟的失业率高达10%左右。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是密切相联的两个指标。一方面,高失业率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压力。据欧洲的统计,欧洲每年用于失业、贫困人口救济和社会福利保障的开支高达1万亿到2万亿欧元,占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2%到20%。如此巨大的开支拖累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提高经济增长率是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途径。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的趋强,欧盟的失业人数在减少——从1996年及其之前的约2000万人减少到1997年3月的1,800万人、1998年5月的1,700万人、1999年的1,600万人和2000年1月的1,230万人;欧盟的失业率也在降低——从1996年的10.8%降至1997年的10.6%、1998年的10.0%、1999年的9.1%和2000年的8.4%,预计今明两年将继续降至7.8%和7.3%。 此外,汇率情况也能说明问题。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这既使欧洲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为欧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条件,也会在动荡不已、危机迭起的世界经济领域,为欧洲货币地位的提高增加一个新的筹码。作为美国、欧盟、日本三极世界经济格局,随着欧元的问世,从长远态势看必将发生新的变化。欧元比之原本地位最弱的日元,其地位会进一步增强;就是比之世界第一货币美元,从长远看也会构成挑战。但欧元诞生两年多,其表现特别是汇率表现,并不如原来预想的那样好。1999年1月1日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为1:1.19,而到2000年10月26日,1欧元只能兑换到0.823美元,欧元跌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比诞生之初大约贬值了30%。 可见,目前的多极化世界经济格局表现为美、欧、日三极并存。但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的发展,除了现有的美欧日之外,人们预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国,如果在全球化进程中抓住机会、有所作为,也可能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到第二个10年,在多极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从目前的实力地位和发展势头看,中国是最有可能成为第四极的国家。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失衡现象透析 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分工格局变化以及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困难,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将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这成为我们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大背景。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世界经济将在失衡中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失衡的主要原因 世界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2000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4160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6659亿美元,2005年达到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尤其是对美贸易顺差。200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顺差为2057亿美元,2004年扩大为2487亿美元,2005年达到3557亿美元。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分析:从微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主要表现为贸易差额;从宏观方面看,经常项目差额等于储蓄与投资的缺口。 美国经常项目巨额赤字的原因。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近年来这一倾向被不断强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为67%,2005年达到72%。与此相对应,美国储蓄率急剧下降。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左右,2004年下降为0.2%,2005年为负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美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由于过度消费、储蓄不足,美国必须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本国经济增长,从而形成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 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大量顺差的原因。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抑制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形成了过高储蓄和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而且,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方面采取了谨慎的国际资本管理战略,从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款者转为净放贷者;另一方面努力降低国内投资支出,并通过高利率吸引国内储蓄,从而使其储蓄大大超过投资。 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及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从而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即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出口,发展为某些生产要素在一些国家集中并面向世界生产的新格局,表现为跨国外包发展和全球供应链延长。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使世界各国对其比较优势进行了重组,劳动密集型生产和服务通常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包括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美国等发达国家主要向国际市场提供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出口优势。但这两个周期通常是不同步的,尤其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开发需要一个过程,表现为技术创新周期。这样,各国比较优势的显现,包括新的出口和就业机会的出现就具有不同步性。当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美国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或者当美国的比较优势体现出来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还未充分体现出来时,就会出现双方的贸易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失衡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引起世界经济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通过宏观政策调整,可以将经常项目差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表面上看,可以通过利率政策调整一国的储蓄率,但实际上,无论是美国提高储蓄率还是亚洲国家和地区降低储蓄率,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储蓄率不仅与利率水平有关,还涉及一国经济和文化传统,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等。 利用汇率调整也许是最容易的,只要美元贬值(其他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就可能减少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但美元相对于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贬值相对容易,相对于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贬值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它远远超过了宏观经济政策操作所能达到的范围。即使亚洲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能够自由浮动,其作用也是有限的。第一,单个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货币升值只会改变美国进口商对进口地的选择,不会改变整个亚洲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升值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亚洲的高储蓄传统和消费习惯。第三,亚洲国家和地区需要贸易顺差。对于那些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快的出口增长意味着较高的经济增长;对于那些饱受亚洲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较高的出口增长率意味着较大的外汇储备规模。从某种意义上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这种“顺差饥渴”和“外汇储备偏好”,可能会伴随其整个赶超过程的始终。 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以限制失衡 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整和经济制度改革(包括汇率制度改革),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以将世界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限度内,避免演化成金融危机,从而为解决这一问题赢得时间。 就财政政策来说,经济学界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美国要降低经常项目逆差,首先应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需求的过快增长,减少进口。有关数据表明,美国已经有所行动。在2005财年中,美国财政预算赤字下降为3186亿美元,为2002年以来最少的一年。 从货币政策方面看,2004年6月份以来,美联储持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上升到5.25%。较高的利率水平有助于抑制过度消费。 在亚洲方面,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汇率制度的灵活性有所增强。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正在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此外,前些年由于日本和欧洲经济持续低迷,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顺差主要由美国市场吸收,表现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随着日本和欧洲经济复苏,这个问题将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目前的失衡是一种动态均衡 从理论上讲,不平衡是绝对的、常态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任何时间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赤字必然同时表现为另外一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盈余。 从现实出发,就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关系看,失衡是比较严重的。但在短期内,由于这种失衡表现为动态均衡,因而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可持续性:第一,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美国相对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与亚洲国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各方比较优势,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第二,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债券的形式积累了对美国的债权;美国以直接投资的形式积累了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债权。这一不平衡根源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效率的差异(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市场之一)。随着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这一失衡会自动得到纠正。第三,近年来出现的跨国外包与供应链延长是世界经济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它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增加了公司利润,发挥了各方的比较优势。因此,2001年以来,包括美国及亚洲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个世界经济基本实现了较低通胀率下的较快增长。 目前的世界经济失衡表现为“双循环”:一方面,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为了积累外汇储备,亚洲国家和地区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出口增长率,形成了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美国经常项目出现了巨额赤字;另一方面,为了追求较高的资产收益率、为了保持储备资产安全(包括维持美元汇率稳定,避免储备资产损失),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又回流到美国市场,弥补了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维持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6659亿美元,当年资本净流入为8218亿美元。正是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吸收了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常项目的顺差,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资金回流弥补了美国经常项目的缺口,使国际金融市场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从而使世界经济在失 衡中保持了较快增长。 世界经济论文:复苏的世界经济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一、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情况及趋势 随着今年第1季度的结束,去年的特别是9.11恐怖袭击美国经济之后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算是“贴身擦过了”。4月中下旬以来,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纷纷调高了对今明两年美国和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测。例如: 4月18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2.8%,比它2001年12月预测的2.4%调高了4个百分点,2003年可望达到4.1%;美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2.3%(比它去年12月的预测上调了1.7个百分点)和3.4%,将再度成为世界经济的"motor"(发动机)。 4月25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领军、由60个国家的250位专家组成的联合国专家组指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到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快,来自欧洲和亚洲的数据也显示出复苏的事实或先兆,但发展中国家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从复苏中受益;今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去年的1.2%提高到1.8%,明年达到3%;复苏受许多国家低利率、税收措施、个人消费和消费者信心提高所推动,这些因素是复苏的“点火器”,但还不足以保持复苏的持续性和力度。 据此及据其它相关统计,对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趋势似可作出如下研判: 1.美国经济复苏来得比人们预期的要早、要强劲,促复苏为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振兴企业投资 美国经济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跳水”(第3季度GDP下降1.3%),拖累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锐减;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长双创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纪录,分别为2.4%和1%;国外直接投资也由2000年1.3万亿美元减少到7600亿美元。第4季度美国经济出现有力反弹,增长1.7%。今年第1季度美国GDP增长按年率计算高达5.6%,大大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期。低通胀态势将继续保持,今年第1季度美国通胀率仅0.8%。美联储认为,近期尚看不到通胀加速的迹象,因此无须调高自去年12月定下的1.75%的利率水平(40年来的最低利率)。 这表明,美国经济2001年第3季度1.3%的负增长,与以前发生过的历次衰退相比,是时间最短、裂度最轻的一次。问题是美国经济复苏的下一步,是V型,W型,还是什么其他型?多数经济机构认为,5.6%的数字不是现实反映,美国经济可能再一次出现下滑。例如,金融市场的信息就不令人鼓舞,道·琼斯指数自2月份以来又跌到10000点以下,美元也值有所贬。此外,与新经济的佳期相比,目前5.7%的失业率偏高,近期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到夏季可能突破6%关线;第1季度的高增长首先来自库存调整,贡献率为3.1%,其次是私人消费增长,贡献率为2.5%。目前库存调整余地缩小,股市下挫和中东局势紧张使消费者信心减弱。保持和发展复苏的关键是企业新投资,但它至今尚未启动。因此,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的国民经济学家卡特琳·曼说她“不相信如此之高的增长能够继续,但也不相信出现Duoble-Dip(上岸后再跳水)”,这也是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今年第1季度5.6%的增长率将逐渐回落到3.5%,下半年会出现企业新投资。布什总统在继续要求国会支持他持续减税的计划,以促进短期的复苏成为持续的增长。 考虑到9.11”恐怖袭击及随后的阿富汗打恐行动,以及安然、凯马特、环球电信等大公司会计审计丑闻等冲击性因素,美国经济能在较短时间里实现较强劲的复苏,说明经过10年新经济发展,美国经济的抗震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包括货币财政政策的迅速反应能力和调节效应)已大大增强。 2.欧盟经济复苏迟缓乏力,短期内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状态,机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势在必行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3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欧元区12国去年经济增长仅为1.5%,第4季度还下降了0.2%,今年第1季度起色不大,在0.1%-0.4%之间。IMF预测欧盟15国今年经济增长与去年持平,2003年加速到2.9%。15个成员国中,英国情况较好(这将增强英国继续留在欧元区外的信念),据英国国家统计局3月27日公布的数字,2001年以2.2%的实际增长率远居欧元区12国平均1.5%的增长率之上。但受世界经济减速和英镑汇率偏高之累,占经济产出1/5的制造业景气不佳,2001年第2季度末陷入衰退。英国官方统计显示,今年1、2月份有所复苏,增长0.4%和0.5%,预计今年GDP增长率为2%,基本与去年持平。 其他4个大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占欧元区12国经济总量的80%。曾为欧盟经济“火车头”的德国现已降格为“班里的差生”,增长乏力、失业攀高、预算失控、企业破产增多。IMF指出,德国经济复苏的当务之急是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上升的趋势,回到欧元区稳定条约规定的基准值(不超过GDP的3%)以下,以提升人们的经济信心和保持低利率水平。如果今明两年德国预算赤字率(占当年GDP比率)保持在2.7%和2.0%,两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应为0.9%和2.7%。德国政府预期今年经济增长率为1.3%。法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增长0.8%(法国全国统计与经济研究所3月29日的形势分析预测),政府预测全年经济增长1.4%-1.5%。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将在缓慢复苏后进入低速增长。 IT领欧盟之先的两小国爱尔兰和芬兰,因该产业在去年全球经济减速中受累最深而剧烈波动,前者GDP增长率从2000年11.5%降到2001年的7.1%,后者从5.6%跌到0.7%,今年可望随全球IT产业回暖而缓缓复苏。 从中长期看,欧盟经济必须通过机制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振兴企业投资,特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紧密的风险投资,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政策也必须进行有深度和力度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 与升级,集聚和积累发展后劲。但是,15个成员国的统一市场和12个成员国的统一货币,运营和调控难度较大、成本较高,首脑峰会-欧盟委员会-成员国政府的行政层次和规制结构,以及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程序繁琐复杂,照顾各方利益的妥协不能不减弱政策与调控的力度。因此,欧盟正在启动宪制改革的大战略和大行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任务。欧元成长为能与美元并立的世界货币,也要走过漫长的道路、经历曲折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欧盟经济只能保持低速增长和区域内相对稳定的态势,并表现为先于美国经济衰退而衰退,后于美国经济复苏而复苏。 3.日本经济陷在近10年来的第3次衰退中难以自拔,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不可逆转 IMF预计今年日本经济经济继续萎缩1.0%,明年可有0.8%的微弱增长。日本经济摆脱长期低迷的根本出路在改革。IMF指出,日本如果不能立即着手迫在眉睫的结构改革,首先是银行部门的改革,其经济增长将“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日本银行也指出“确保金融市场稳定及防范通货紧缩情势恶化,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结构改革也应齐头并进,以解决银行坏账的问题”。目前,日本银行的坏账总额高达43万亿日元(换算为3230亿美元),1500万人(占日本人口总数近12%)欠消费信贷公司的帐,其中150万-200万人处于濒临无力偿还的边缘,个人破产创纪录,每天有18.7人自杀,或离家出走从此失踪。问题在于日本结构改革只是旧调重弹,寄希望于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刺激经济复苏缺乏有力度根本性改革行动。以至于人们怀疑其是否真正有改革的决心,小泉内阁2月27日宣布一项反通货紧缩计划时就说,“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没有即刻解救的良方”。但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居发达国家前列的人均GDP和研发投入、居世界第一的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这些是日本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日本战后形成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已跟不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洪水般货物出口导致的出口生产能力过剩,也必须寻求出路,立足于保持和拉大对周边国家制造技术差距的亚洲“雁阵”也被打破打乱。因此,越来越多的日本中坚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运营目标,自主向亚洲周边国家转移生产基地的趋势不可逆转。 4.东亚经济将逐步从美国经济复苏中重返增长通道,但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应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东亚长期以来实行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的出口依存度高,而且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短短几年里,形成了对美出口IT产品的地区性和产品性结构依赖。如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等亚洲经济体在金融危机后的迅速复苏和再次衰退都同美国经济的涨落脉动息息相关。这一结构特点和发展态势,短期内尚难改变。因此,当前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全球IT产业回暖,将有助于改善这些经济体经济复苏的外部环境,从而今年的增长可望好于去年。其中,韩国经济复苏要更强一些,据韩国中央银行4月15日的预测,今年其经济增长达到5.7%,大大高于其去年12月3.9%的预测。从中长期的发展看,积极推进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如10+3和10+1),以构筑东亚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平台与通道。 5.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是拉美经济的两大拖累 拉美经济发展固然受美国经济的影响,但根本拖累因素是国内政治局势失稳和沉重的国际债务。巴西、阿根廷、智利三个拉美大国的国际债务占全球70%,一旦债务到期而失去偿还能力,就会发生外资抽走、居民挤兑的货币危机,进而造成政局动荡和社会危机。此外,美国的态度举足轻重,美国和IMF在阿根廷和墨西哥货币危机处理上不同节奏和措施,就足以说明。IMF对因货币危机导致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阿根廷表示极大的忧虑,今年预计还要萎缩10%-15%。 6.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三个亮点 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世界三个内需支撑型大国经济,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这与强调外资外贸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并不矛盾,也不否认经济增长还受到全球和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景气的明显影响。但国内市场大、内需旺,即使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仍能保持外资的吸引力和一定规模的进出口。在2001年全球3/4的国家和地区经济衰退的形势下,这三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各有特色,并分别实现了7.3%、5.6%和5.5%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的三个亮点,今年将保持较高增长的势头。 二、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素与特点分析 1.当前世界经济的景气复苏趋势受国际油价的制约,油价涨落受制于中东局势 IMF指出,以每桶(159公升)23美元为基准油价,今年全年油价若长期高于这个基准5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增长将萎缩0.25%。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众参两院银行联合委员会上也指出,油价上扬可能严重抑制占到美国经济3/4的消费支出,1月中旬以来的油价上涨已经吞噬了家庭支出的购买力,美国经济对目前的油价水平尚能勉强承受,如果长时间地继续上涨后果堪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都始于油价上涨。在世界重要油库的中东,巴以“以暴还暴”的冲突愈演愈烈,成为高悬在世界经济景气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伊拉克从4月8日起暂停一个月石油出口,并呼吁阿拉伯产油国再次使用“石油武器”。如果局势不能趋向缓和而走向全面对抗,油价飙升将不可避免,世界经济的复苏趋势将被打断。 2.美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走向既取决于短期的行情性因素,更取决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美国这次的经济衰退不同以往,出现一系列非常规现象或不确定性因素。其中,短期性现象如可支配收入下降而个人消费支出上升,这里有低利率和低通胀因素的作用。但是,可支配收入的“透支”消费既不可能过度,也难以长期持续。长期性结构因素如劳动生产率和公司销售额上升,但公司盈利状况恶化、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取消或减少投资计划,待别是与技术创新关系最为密切的风险投资锐减。这只能解读为,以IT技术产业化为先导的美国新经济经过持续10年高涨已越过技术创新高峰期,社会平均利润率已经形成,投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企业竞争从以高投资、高频率技术创新为主转入以优化组织、革新管理、降低成本为主的阶段。构筑竞争的新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需要高先期投入和较长的时间。美国IT技术平台和快速增长通道的构筑就经历了从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顿三届政府20多年的努力。在新的技术平台和增长通道未构成之前,美国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反应力和有效性,以及企业和居民的经济信心和心理预期。 如果再作深远的分析,美国经济的高投资、高增长和高消费,长期依靠外部世界的资本和资源支撑,其必要条件是强势美元。实际上,美国“三高”,世界“买单”。例如,美国经济高增长与高贸易逆差和高经常项目逆差并存,必要条件之一,是年均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流入,4500亿美元金融资产(占全球5万亿美元净储蓄8%以上)的外国政府和个人购买与持有。一旦失去这个必要条件,支撑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支柱就会崩塌。因此,从海湾战争到阿富汗打恐,深层次的经济动因是保护美国攫取世界资源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对强势美元的信心。当然,也不应否定美国“三高”经济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出口市场、技术引进源等经济发展的外部必要条件。 3.经济全球化发展与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矛盾,是制约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根本 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但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既不平衡、更不合理。发达国家不仅不愿调整由其主导的现行国际经贸“游戏规则”,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甚至连这样的秩序也不愿恪守,或以合法借口(反倾销、绿色壁垒和保障条款等)加以扭曲。最新的案例是美国宣布实施其贸法“201条款”,导致了一场涉及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贸易争端”,最终结果远未明朗。这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之后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的一个表现,也是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和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制约。因此,从根本上说,建立一个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相对平衡的增长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目标。 三、我国的应对策略思路 当今的世界经济,除经济全球化之外,还有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民族主义,是三大潮流。美国是三大潮流的“弄潮儿”,欧盟的突出优势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哪里?特别是比较优势在哪里?发展中国家要避免被全球化潮流冲向“边缘化”,积蓄、集聚和发挥积极经济民族主义的比较优势,勇于和智于搏击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潮流。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持互惠互利、谋求“共赢”的全方位开放政策,加入WTO和启动建立10+1(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积极主动搏击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努力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势中驾驭可确定的方位和空间,"jest-time"(恰值其时)地应变和调整,这无疑是继续保持稳定和较快的经济发展态势、加快经济崛起的一项外部必要条件。但必要条件特别是外部必要条件不等于发展的充分条件,充分条件的营造在于自身制度与机制的创新。入世为我国体制改革注入了外部压力,这也是我国先易后难、渐进改革进入有时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入世的过渡期仅有3-6年)规定的攻坚性制度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体制平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技术通道,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构筑的,至今经历了20多年。但它还不完全适应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以人世为契机,再经过15-20年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使之构建得更加坚实、宽广和通畅,更加国际化和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相接。对此,我们必须充满信心,不为一时挑战的严峻性和发展的波动性动摇信心而贻误时机。 世界经济论文:剖析世界经济秩序与国内复兴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低迷、债台高筑,饱受“二次衰退”风险的折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跌跌撞撞,正经历着无就业的增长;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虽然已经采取了艰难的步骤,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权债务危机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机过后又遭受巨大灾难,经济复苏面临严峻考验。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成为一场胜利,中国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已经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个世纪将见证新兴经济体的强势崛起,全球经济版图正处于变革的边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如何通过贸易和金融实力重塑现有的世界经济格局?新兴经济体在这一进程中面临着哪些风险和挑战?面对新形势新兴经济体该如何应对?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解答。 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过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生产、贸易以及金融领域的成长,他们快速地与全球市场融合,为我们讲述了增长的故事,同时也引起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跃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占全球总投资额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财富和金融资产也大幅度增加,外汇储备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二,它们的主权财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资产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然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经历了种种挫折。 1990年代初,注定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历史阶段,正是从那时起新兴经济体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重塑未来的全球经济与政治。首先,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前苏联的正式解体,这个国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艰难的经济转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举行的选举将纳拉席哈?拉奥(P.V.NarasimhaRao)推上了权力的宝座,印度开始推行经济自由化、积极参与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国加快了自1978年就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步伐,从那时起,中国创造了连续二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最后,1990年纳尔逊?曼德拉(NelsonMandela)总统将南非带入了国际舞台。这一系列事件汇集在一起,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标志着全球化新纪元的到来。[1]然而事实证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够促成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增长。华盛顿共识的盛行使得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诱惑时改革太过鲁莽和仓促,新兴经济体一个接一个地受到沉重打击,从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从1998年的俄罗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经济总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国和印度外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未能幸免。[2]2000—2007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终于迎来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中国继续其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印度也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被称为“金融危机”代名词的拉美地区也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经济舞台当中,人均GDP连续多年增长幅度超过3%,但亚洲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在全球能源价格不断回升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进转轨模式在经历了必要的阵痛之后逐渐显示出其优势。“金砖四国”(BRICS)成为了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间,全球经济增长中BRICS贡献了30%,与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贡献率则从70%下降为40%,BRICS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也显着增加,如今已达到13%。[3] 2008年美国次贷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美国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衰退3.8%,失业率达10%,同年日本经济更是衰退5.4%,为所有发达国家之最;欧元区同样未能幸免。但是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场危机似乎是验证了他们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机最为严重的2009年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为1.5%,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新兴经济体当中,中国经济保持了8.7%的增长,印度为5.6%,印度尼西亚也高达4.6%,新兴经济体扛起了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长80%的贡献率来自新兴经济体,来自发达经济的贡献率仅为20%。由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G20取代过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经济政策走向的G8,成为协调国际经济政策的常设性论坛,象征着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兴经济体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全球经济格局一直处于动态的演化过程之中,由国家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所引起的不同国家集团之间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变动的原动力。在1500年之前,中国和印度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先者地位,工业革命之后西欧取而代之,二战之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力量,与德国、日本共同引领着全球经济兴衰。但是如今这一体系已经松动,那些过去曾被挤到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正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从而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改变。 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 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总有一些国家领先,又让位于新来者,再又被别的新来者超过,落后者不会是绝对的贫困,领先者也不会绝对的衰落,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4]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将推动全球经济重心不可避免的东移和南移,全球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趋势日渐明朗。全球经济增长引擎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辐射效应遍及整个高收入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该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全球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久动力。这就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5]历史上,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领跑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从15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兴起,经济重心从古老的东方转向了西欧。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再到英国,以及后来的挑战者法国、德国、日本,发展到今天的美国,他们都曾作为全球经济格局的缔造者而存在,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世界所有国家都遵循着自然的脚步,如个体一样自有其生命周期。[6] 从2002年开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间,他们的贡献率几乎超过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更是完全支撑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发达经济体的贡献率分别仅为0.04%和-0.07%。[7]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是衡量新兴经济体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世界银行所开发的多维度增长极指数(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为清晰的看出欧元区、美国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逐渐下降,而以BRICS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是呈现上升之势。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国的平均多维度增长极化指数为26.2,全球排名最高,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的巨大溢出效应,美国、欧元区、日本分别以20.33、10.86、5.59紧随其后,说明传统的全球三大经济引擎虽然已经日渐式微,但是目前为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韩国、俄罗斯、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进入前十五强,其数量已经超过发达经济体。 以上只是典型事实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机打击之下新兴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对全球经济产生越来越显着的影响力?答案就是南南贸易联系的加强。在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南方国家②的总体经济规模不断增长,年均增长率高达4.6%,至2010年,南方国家的总产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贸易额从1990年占全球总贸易额的7%上升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6%,与前一个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于亚洲工厂的出现、全球生产网络中中国作为生产过程的最后组装地所推动的。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南南贸易中扮演主导型角色,该地区的贸易量就占到南南总贸易额的四分之三,而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单独就占40%。[8]仅2006年和2007年,亚洲发展中国家就吸收了中东地区总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总出口的9%。中国正在南南贸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过对一组新兴经济体的考察,发现从2000年开始,它们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依赖中国而非G7,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G7的影响力却在不断下降,2000—2009年期间,新兴经济体与G7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仅为0.267,而与中国的相关性为1.115。[9]Garroway更进一步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并得出相似结论。[10] 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断地从南方国家运来,拉美、非洲和中东等南方国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进而增加对制成品的消费,其中许多制成品就是产自中国和亚洲。中国以及东亚各经济体通过自身的高速增长,轻巧地打开了整个南方世界经济增长的阀门,并带动了相关国家的共同复苏。虽然人们不应夸大上述“反馈回路”的规模,中国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托起整个世界,不过,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因此能够不受西方国家普遍衰落影响而强势复苏,进一步通过南南贸易的扩张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引领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多极化趋势日渐清晰。 三、新兴经济体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同样会带来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实力与其在全球经济及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极不匹配,这种情形在未来必将得到改观。未来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际货币体系如何能够适应新兴经济体不断壮大这一不争的事实,促进国际合作减少保护主义和货币争端,减少全球经济运行的风险和波动性。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在如今的货币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改变即使对于其国内立场而言是适当的,也可能会给其它国家带来灾难。对于1980年代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当时美国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难辞其咎;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的收缩毫无疑问加剧了墨西哥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最终导致了比索的崩溃。美国长期的货币宽松政策同样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如出一辙。[12]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其经济政策需要与保持货币价值、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与全球贸易平衡相一致,如果这些目标发生冲突,风险就会加剧。如果储备货币发行国长期保持国际收支赤字,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因为该货币体系是由市场信心来支撑的,历史上正是这种情形最终击垮了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英镑。如今的美国正面临着同样的情形。美国作为全世界最终消费品的最大消费国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贡献者,其贸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几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机使其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度缩减,但是危机过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预测到2015年,其逆差将达到6381.7亿美元。与此同时,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20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1.29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62.1%,2011年恶化趋势明显,前半年赤字已经超过9000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全年财政赤字会将达到1.48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攀升至69.4%,仅利息开支就达到GDP的1.49%。美国正朝着危机的方向发展。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双赤字”(巨大的国际收支逆差以及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的影响而日趋走弱。目前的担忧是美国可能正在接近曾经的储备货币发行国都曾经历过的临界点,在这一临界点上美元的过度发行导致全球对美元和美元资产信心的丧失。历史经验表明,美元统治的终结将如其他国际货币一样不可避免。[13] 新兴经济体的情形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财政状况良好,债务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外汇储备大规模增加,国际投资地位显着改善。2010年底新兴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跃升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储备的66%。美国如今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而新兴经济体则成为主要的债权国。2009年底,美国的债务几乎超过一半由新兴经济体持有。[14]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外汇储备逐渐在国际资本市场显示出影响力,其中以中国、东亚和其他中东国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银行预计至2025年中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将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为61%,而美国进一步下降为-69%;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净头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将大幅度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跨境资本流动的主导权将更大程度的向新兴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中的强势货币将随本国经济规模的扩大、金融实力的增长而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外部性,国际化程度随之提高。世界银行预测了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三种情形:继续保持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和欧元以及某一亚洲货币三足鼎立、单一储备货币(SDR)。根据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未来国际货币体系自然演化的结果将是多极化的出现,通过市场的自然选择将会逐渐建立一个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其中包括实力仍然超群的美元。与单一世界货币相比,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劣势是损失了一定程度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经济的收益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货币体系与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相比将提供更大的稳定性。[15] 历史证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储备货币可以同时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尽管英镑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在欧洲大陆仍然被广为使用。如今美元成为主导,然而欧元、英镑和日元同样作为储备货币而存在。在主导货币之外始终会存在类似“辅币”的币种,它们作为人们一种分散风险的自然选择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汇储备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欧元占比27.4%,英镑占比4.3%,日元也保持着3%的比例。[16]未来伴随着新兴经济体的成长,以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人民币毫无疑问将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望成为与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币种。从历史上看,储备货币从一种货币向另一种货币转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当时市场普遍预期英镑将退位,不过该过程比预期缓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货币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撑带来的惯性等必然是长期的过程;同时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没有哪个国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导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维持至今。如今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充其量只处于初级阶段,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还很少进入各国的储备篮子,因此在国际金融领域新兴经济体可以大有所为,但任重而道远。 四、新兴经济体崛起过程中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 新兴经济体持续多年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带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乐观的同时不应忽视当前新兴经济体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挑战。首先关于其未来可持续增长的能力。在过去的2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只有产生了爆炸性技术创新的国家才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要求与其竞争对手相比它能创造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快的GDP增长率。领先生产率的产生主要是由剧烈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决定的。爆炸性的技术创新会带来一系列具有突破意义的新技术,刺激生产 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快速提高,对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之后这些新技术将在国内的各个行业之间推广,并打破国家的界限向周边国家扩散,带动周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世界银行对典型的新兴经济体从1965年至今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从1960年以来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产率(TFP)所推动,从1990年开始,俄罗斯也出现相同的趋势。但是在拉美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南非,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不明显;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贡献率甚至出现了负值(平均值分别为-8%和-37%)。①这些TFP的数据是没有区分技术创新和技术模仿的,在中国和印度,技术对于增长的巨大贡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术模仿而非技术创新,在这两个国家创新活动更多地表现为数量的增加,[17] 这种现象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的通病。中印较高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可以从经济赶超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随着中印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差距缩小,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消失之后,它们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还能否持续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的观察我们发现利用国内市场作为经济活动中的协调机制对于技术创新的出现是最重要的。无论最初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他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依赖自身的国内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场中的价格机制作为国内生产决策的出发点,保持旺盛的国内需求才能有效地将本国消费者的偏好传递给生产者,国内市场成为了创新的主要来源。如今新兴经济体大多严重依赖外部市场,巴西和拉美依赖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罗斯经济原料化现象严重、面临现代化的迫切任务;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市场受到严重挤压,消费相关的服务部门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而技术创新活动出现的几率远远小于欧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摆脱对出口的依赖,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加大对教育和研发的投入,培育技术创新的火苗,是新兴经济体最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重中之重。 2.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与贸易实力相符的金融实力,其实质也是要求其本国货币逐步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本币的外部性,向当前仍然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美元发起挑战。美元的信誉无可置疑地主要归功于美国的政治稳定和良好的通货膨胀控制记录(如今已经受到侵蚀),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持续高效和开放。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想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8]首先,历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话,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选取一种给定的货币,由于这个原因多重稳定均衡决定世界交易货币。其次,贸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种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占有较大份额的货币具有一种自然优势。再次,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最后,对货币价值的信心,价值不会不规则波动。如今新兴经济体中最有潜力的人民币也仅仅部分满足了第二个条件。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实力仅仅是有限的提升。[19] 自由且完全发展的金融市场是货币国际化的内部支撑,目前我国仍不具备深度且有效的资本市场。通过提高国内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强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场过度落后于实体经济无疑会阻碍货币国际化的进程;资本账户的控制使得人民币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网络。因此,逐渐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让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达到输送国内流动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国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这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国法治建设还较为落后,只要我们不能在这一最为基础的方面取得显着进步,外国投资者就会迟疑于投资在岸人民币资产。新兴经济体在看到伴随国力上升本国货币逐渐成为多极货币体系中的一员时也应当注意到伴随而来的不利因素。就国内而言,首先,更大的货币需求波动,中央银行会特别担心国际化将造成对货币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难。其次,货币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和德国政府曾经担心如果允许外国居民获得本国资产,资本流入将导致货币升值,使得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种担心使得他们不愿推动本国货币扮演更多的国际角色。在国际领域,在美元衰落和新兴经济体中某些货币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之间的“货币战争”必然加剧,因为在公共机构中并没有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帕累托最优的出现,各国缺乏某种形式的协调时将会使全球金融系统在达到稳定均衡的过程中出现较为激烈的博弈。从经济角度看,适应区域贸易集团(如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在不同区域之间产生敌对关系,由此逆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进程。从政治方面来看,货币竞争可能转变为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市场驱动的通货竞争会改变全球的资源和权力分配,导致更多的紧张和不安全,并对全球稳定和合作的大好机会产生潜在威胁。[20]因此,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机制进行充分的对话和协调、增进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关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参与 伴随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不断转变,原有的全球治理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国际协调与管理机制如何体现各国之间经济实力的不断变化,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进行博弈的关键。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和欧洲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定贸易自由化协议再到建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合作准则等等,某些行为规范(以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决策程序、非歧视原则、多边主义和透明运作)成为各国的共识。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虽然经过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国在二战之后树立领导地位的产物,如今新兴经济体需要进入全球治理体系并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现阶段充分发挥G20的作用是新兴经济体务实的选择。G20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产生,其初衷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共同稳定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可以看作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转折点,是对既往世界体系内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实力与全球治理话语权失衡的积极矫正。[21]虽然饱受抨击,但是近三年来的五次峰会已经使得G20不断演变,从伦敦和华盛顿峰会制定的一系列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监管协调、全球刺激措施到匹兹堡峰会的注重长期宏观经济治理,其关注的问题范畴不断扩大,如全球经济失衡、货币政策、债务水平等,取得的进展令人鼓舞。在未来,G20将继续成为一个重要的协调各方利益的渠道,新兴经济体当立足于该平台,积极创造有利自身发展的外部环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机。 然而新兴经济体在G20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明显的是它们尚未形成一套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替代方案,对于未来自己将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责任还未有清晰的认识,对于如何参与全球体系的建构也准备不足。新兴经济体内部由于彼此间的竞争和利益分歧,在削弱发达国家对经济治理的垄断特权方面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如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发言权和影响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场的争夺、汇率问题上的冲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不同意见等等)却很难达成共识,新兴经济体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因此在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同时,只有加强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联系、深化国际合作、增强民众相互之间的了解,才能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世界经济论文:分析世界经济秩序与国内复兴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不断发展,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厉拷问,比较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模式逐渐受到关注。不管愿与不愿,世界各国都已经承认,只有依靠新兴经济体的繁荣才能使世界经济脱离衰退的深渊。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度超过50%,令世界惊叹。“中国模式”被神化,社会主义理论再掀高潮。然而,关注并不代表感恩和善意的合作,别有用心者唯恐“天下不乱”,千方百计阻挠打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复兴之路绝非一番坦途。 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曙光 从1857年,美国爆发的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征的经济危机至今,资本主义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从来没有间断,影响较大的包括19251933年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每一次危机都给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创。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经过多次自以为是的修正之后,不仅没能让世界摆脱危机的阴影,反而使危机的程度逐次加深。实践证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旧秩序已不再适应人类社会继续发展的要求,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平衡各方利益、引领未来发展。谁能成为这种新格局中的领军者,就看谁能将全球经济拉进增长的轨道。专业人士指出,不管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实质都是发展方式的问题,如果这种经济模式得不到改变,经济危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美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控制外债、减少财政赤字和增加就业;欧盟的任务是改变欧洲各国高福利、低生产、低税收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协调各国的财政货币政策。显然,主要发达国家在经济复苏的困境中自顾不暇,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任务要另选主角。此时,新兴经济体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从七国集团到G20七国集团最初由美、日、英等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俄罗斯加入后形成八国集团,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八国集团由发达国家掌控,完全从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讨论制定对其有利的世界经济活动规则。1999年底,随着中、印、巴等新兴工业国家和欧盟的加入,八国集团演变为20国集团(G20)。同时,随着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加强,在集团中的话语权不断壮大,G20于2003年被确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性称呼。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八国集团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下降,G20成为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金砖国家的崛起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四个新兴市场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0年,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并更名为“金砖国家”。自2006年四国外长首次会晤开始,经过五年的发展“,金砖国家”初步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主渠道,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外长、常驻多边组织使节会议为辅助,以智库、工商、银行等各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多层次合作架构。目前,“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7%,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统计显示,2009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16%,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3%。根据201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金砖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将大幅增加至13.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将达到14.81%。金砖国家的兴起将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多元化,成为国际经济关系民主化的自然推动力,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呈现新特点,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G20和“金砖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得到肯定。人们在对G20和“金砖国家”的关注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亮点——中国。 负责任的大国 从冷战时的美国、俄罗斯,到后起直上的日本和声势浩大的欧盟,世界从来不缺少超级大国。遗憾的是,神话相继破灭。危难之时,竟没有一个国家勇挑重担,拯救世界于水火。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日本经济在经历二战后的迅速增长不久,即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低迷;最大经济体美国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后,不仅没有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任,反而恶意筹划危机转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主权债务危机的拖累下举步维艰曾经的超级大国形象正在一个个崩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在国际性组织中的声音越来越多,从G20峰会到“金砖四国”峰会,从博鳌论坛到达沃斯论坛,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逐渐清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旁观者,而是更多地参与进了全球经济格局变革当中,成为可以盘活全局的棋子。当世界主要经济体深陷危机无法自拔时,手握3万亿外汇储备的中国成了希望和信心的源头。国际多家机构预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虽然这些言论居心未必正当,但从自身来讲,中国绝不会推卸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搞好中国经济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国际社会交往。但中国的发展绝不会走资本主义国家恃强凌弱的老路,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我们的目标是,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发展。 中国复兴之路 21世纪初,我们的口号是“和平崛起”,但是对一些国家来说,似乎“崛起”这个词很具有挑衅的意味。于是,“中国威胁论”铺天盖地般袭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频受打压。其实仔细想来,1840年以前,中国稳坐世界第一大国的交椅已将近2000年。我们现在努力发展,只是想恢复一个大国应有的实力。智慧的中国领导人用“伟大复兴”取代了“和平崛起”,既显示了中国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决心,也使“中国威胁论”的制造者们无的放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中国人民持之以恒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今时不同往日,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同时,在国内,随着改革走进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想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变得越来越难。如何使改革顺利推进,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一系列难题等待着中国政府去寻找答案。 内忧与外患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数据令世界其他国家羡慕不已,30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8%,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仍然保持着8%以上的增长速度。但在高增长的华丽外衣下,不和谐的隐患也在悄然增长。一些领域显示出经济过热的信号,CPI居高不下,流动性过剩得不到有效控制、 房地产市场高烧不退,这些因素使得泡沫破裂的风险在不断积聚。除了经济过热隐藏的风险外,一些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不健全、环境污染严重等,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存在,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如何克服困难,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决策者们凝聚智慧不断探索。 宏观调控 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 资本主义世界的多次危机证明,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代价过于沉重,政府的合理干预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证。虽然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只能算是个“小学生”,但是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无疑是有力并且有效的。从危机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到目前的控制经济增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调控的手段既顺时应势,又机动灵活。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想始终保持这种成功的状态,就要遵循一个理念:既要正确做事又要做正确的事。正确做事是指宏观调控的方法和手段,也就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要使用得当。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特点是相机抉择,即视经济运行情况而采取相应措施,间接地调整经济至平衡状态。其好处是渐进、平稳、灵活。相比而言,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猛烈。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凭借自动的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平衡增长。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货币政策也应该包含一些相机抉择的成分。比如,针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应该采取有松有紧的货币政策,对于某些过热行业限制信贷额度,而对广大小企业适度宽松。宏观政策要做正确的事是指政府干预的领域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要是针对市场失灵的领域,而对市场能够自发运行和实现有效自我调节的领域,政府应尽量退出。 以改革促发展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宏观调控不是万能遥控器,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光靠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远远不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继续深化改革。部分学者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将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整体推进。的确,改革开放30年来,依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改革的成果没有惠及全体国民,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根源在于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因此,只有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清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从目前的情况来讲,中国改革的重点在于三个方面:第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包括资源税改革、财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改革等,目的是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民众,实现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的转变,同时尽可能地缩小收入差距;资源税改革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要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相适应,逐步消除区域、城乡差距,使全体国民平等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即通过优化政府结构、创新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从某些不需要干预的经济领域退出,而将资源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也能够增强政府信用,提高人民信心,实现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 世界经济论文:论联合国世界经济预测分析 发达国家经济前景堪忧 报告预测,美国经济增长在2011年明显放缓,估计只有1.3%,预计2012年增长率将维持在1.3%左右。尽管美联储已明确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维持到2013年,但财政政策前景很不明朗:美国国会的“超级委员会”没能按计划在2011年感恩节前就如何在今后十年削减1.2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成任何协议。在2012年大选之前,政治角斗将加剧,很难出台既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又能在中长期将公共债务降低到可持续水平的有效财政政策。政治僵局,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不足,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低迷的房地产市场,以及仍然脆弱的银行业,这些因素之间的恶性循环,很容易使美国经济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的泥潭。欧洲经济的前景更糟。即使在乐观的假设前提下,将主权债务危机控制在希腊等少数几个国家,欧洲的经济增长预计在2012年也只有0.5%左右。日本灾后重建有望刺激经济在2012年增长2%左右,但是灾后重建所需的资金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如果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日本经济也会受到很大牵连。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趋缓 报告预测,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11年增长6.1%,明显低于2010年7.5%的增长率。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的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到5.6%。发展中国家在2011年增长减缓,主要是这些国家为应对通货膨胀和信贷增长过快而采取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印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印两国的增长在2011年已比2010年放缓了一个百分点左右。中国从2010年的10.3%下降到2011年的9.3%,印度从2010年的8.5%下降到2011年的7.6%。预计中国在2012年的经济增长还会有所下降,降至9%以下。拉丁美洲的增长已从2010年的6%下滑到2011年的4.3%,预计2012年将继续下滑到3.3%。 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 报告认为,世界经济在2012年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能否及时有效控制主权债务危机,是影响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以及政策空间受到的政治和经济制约及其间的恶性互动,不但可使发达国家陷入另一次经济衰退,也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报告认为,欧元货币机制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统一货币的背后,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进程,特别是财政一体化,远远滞后。欧洲必须抉择是加快推进财政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还是任由货币一体化的倒退,即欧元区的分裂。报告认为,一旦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控,该地区商业银行将蒙受巨大损失,引发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引发类似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金融市场崩溃。其结果将使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并影响到其他国家。这种风险很大。报告认为,美国经济陷入另一轮衰退的风险也很大。风险之一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导致美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更严重的风险则来自国内政治决策的“瘫痪”。如果欧洲和美国同时陷入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其他国家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在联合国的“悲观预测方案”中,如果上述风险变为现实,欧洲经济在2012年可能会衰退1.6%,美国衰退0.8%。受到上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将从2011年的6.1%大幅下滑到2012年的3.6%。全球经济增幅将下滑到0.5%,以人均收入来衡量,全球经济将陷入衰退。 世界经济论文:世界经济组织技术贸易产权纠正 WTO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主要体现在TRIPS协议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对于TRIPS协议的解读,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还应该注意其有关促进国际技术转让、增进公共福利等方面的原则和宗旨。”〔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WTO具有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自TRIPS协议实施以来,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但其对技术贸易的发展和促进方面几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特别需要注意的是,WTO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作为越突出,其功能错位和扭曲化就越严重,一方面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的国际组织对知识产权的过多干预本身就存在众多质疑,而其调整知识产权又对WIPO及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产生巨大冲击,他们之间的矛盾也越加凸显并难以协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调整贸易的国际组织,由于其对技术贸易的无所作为,使得国际技术转让的调整处于无组织管辖的混乱状态,各国的利益冲突始终没有办法得到协调和解决。正是从这个角度看,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是错位的,应该予以纠正。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表现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先天缺陷国际组织的功能应围绕其宗旨展开,就这一点来说,WTO在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的功能体现得非常充分,但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时出现了扭曲。从WTO的历史看,GATT的宗旨是要在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通过各国相互削减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以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实现世界贸易自由化,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扩大商品的生产和贸易。〔2〕因此,在GATT存续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其一直致力于推进货物贸易的自由化,消除货物贸易中的差别待遇和各种贸易障碍。作为GATT的继承者,WTO的宗旨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根基仍然在于推进贸易的公平健康发展。WTO的宗旨是通过建立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有效而合理地利用世界资源改善生活质量、扩大就业、确保实际收益和有效需求的稳定增长。同时遵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以及不同成员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需要,保护环境并提高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手段。〔3〕可见WTO的功能不再限于对货物贸易的调整,而且肩负起了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职责,而其宗旨中没有关于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规定。因此,就WTO的宗旨来看,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功能存在先天缺陷。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人为扭曲从WTO的宗旨中,寻找不到其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只言片语,但在WTO的法律文件和机构设置上,均对知识产权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WTO明确规定了其机构设置,其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与“货物贸易理事会”和“服务贸易理事会”地位相等。该机构负责执行TRIPS协议。“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问题虽然没有在WTO的宗旨中得到体现,但这没有影响到WTO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调整,这也进一步例证了WTO功能扭曲化现象。这种扭曲从基本文件延伸到TRIPS协议。 1.WTO基本文件的后置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是其产生、存在和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人们常称之为国际组织的“宪法”。国际组织所有其他有关内部管理和对外关系的法规,都受基本文件的制约,都不得违背基本文件的宗旨和原则。〔4〕在WTO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具有基本文件的性质。所以,从时间上讲,基本文件应该是最先确定的,否则其指导功能和统领功能怎样发挥。但从WTO法律体系的产生和历史发展看,《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基本上是最后产生的,该协定于1994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部长会议上获得通过。而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TRIPS协议,早在1991年年底,就已基本上获得通过。〔5〕因此,《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作为基本协定在对WTO其他具体协定的指导功能上存在一定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是颠倒的。事实上,面对着已经存在的TRIPS协议,WTO基本文件采取的做法是:在宗旨中回避了知识产权和技术贸易,在机构安排上设置了TRIPS协议的执行机构。这也许是WTO在立法技术和司法实践上的不得已而为之吧。 2.TRIPS协议的避实就虚WTO调整技术贸易应该是实至名归、名正言顺的。如果其真能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进行调整和规范的话,其功能并不会发生错位或扭曲。但目前的情况是WTO的功能并没有按照常态发展,其避开技术贸易,直指知识产权。虽然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就法律调整的视角看,两者的区别还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技术贸易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动态交易行为,而知识产权规则保护的是权利人的静态无形财产。两类规则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标是完全不同的。知识产权强调的是权利保护,技术贸易强调的是公平竞争和贸易平等。所以,WTO调整知识产权名不正,言不顺,其人为化扭曲也正表现于此:其一,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与贸易有关”。WTO为了给其调整知识产权披上合法的外衣,十分牵强地在协议名称上加上了“与贸易有关”的字样。也就是说,在名字中加入“与贸易有关”字样,主要是为了更能名正言顺地纳入WTO多边贸易体系。〔6〕在名称上的牵强附会有两点足以说明之:一是该协议没有解释什么是“与贸易有关”,更没有解释此处的“贸易”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等问题。之所以这样质疑,是因为在WTO的法律文件中,有一个与其名称相似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但该协议明确界定了“贸易的含义”,也是说立法者应该明白“贸易”是有多种解读的,并其应该对此进行解释和说明,但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产权协议”中却没有了解释,。二是如果我们通览TRIPS协议,就会发现,“与贸易有关”的字样实为没有必要,因为在其内容中,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产权与贸易有关,也看不到哪类知识产权与贸易无关,即名称不能概括内容、体现内容。这就难怪在实践中,很多学者直呼WTO的知识产权协议,〔7〕而完全忽略了“与贸易有关”。其二,在内容上的连接设计———“技术贸易”。WTO与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除了借用了“与贸易有关”的名称外,还在内容上设计了“技术贸易”的连接因素,因为WTO调整技术贸易顺理成章。虽然在TRIPS协议的73个条文中,只有5个条文是关于技术贸易的。〔8〕但这5个条文在TRIPS协议中的意义和价值不能忽视。正是这5个条文架起了知识产权与WTO之间的另一个桥梁。WTO也是借此桥梁直接规定成员方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之所以规定“技术贸易”,就是要通过技术贸易的连接点,去调整知识产权产权。这也是WTO功能错位的主要表现。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的不断异化WTO在后TRIPS协议时代,取得的最大进展是2001年11月在多哈召开的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发表了《TRIPS与公共健康多哈宣言》,根据该宣言,WTO就公共健康问题开始谈判, 计划于2002年12月31日前就实施专利药品强制实施许可制度、解决发展中国家成员方公共健康危机达成一致意见。另外,根据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发表的《部长宣言》以及《多哈宣言》的要求,2003年8月31日,成员方政府一致通过了关于实施专利药品强制许可制度的最后文件,即《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成为坎昆会议首要的、也是最为显见的成果。从上述WTO的对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态度看,其功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甚至可以说在调整功能的异化方面渐行渐远。首先,无论是《多哈宣言》还是《执行决议》,均涉及的是专利制度框架下的强制实施许可问题,WTO调整功能仍在知识产权方面。其次,从WTO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上看,其关注的知识产权问题不断细化和深入,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进一步忽视和冷淡。最后,在WTO功能不断向知识产权调整方面倾斜的过程中,WTO成员似乎已经习惯和认可了这种异化。其结果是,技术贸易在WTO的调整功能中有可能消失。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错位的弊害(一)WTO调整知识产权有悖其贸易管理法的性质TRIPS协议在其开篇就强调,各国应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一般认为私权是与公权相对应的概念,前者强调权利者的意思自治,后者强调国家的管理。〔9〕知识产权具有私权属性,所以知识产权法应属私法勿容置疑;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权是公权,该权利应由公法加以确认,因此各国管理贸易的法律属于公法。从WTO肩负的历史责任看,其主要是限制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国政府的行为,从而使政府行为不至于严重妨碍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至于严重损害本国人民的利益以及本国政府自身的存在。而WTO法律从产生到现在,确实是以从各方面限制各国政府与经济有关的政策管理行为———包括市场准入、外汇管制、海关手续、关税税率等———作为自己的当前任务和奋斗目标的。〔10〕所以,WTO规则应该具有贸易管理法的性质,属于公法。〔11〕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属于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12〕由此推断,WTO作为贸易管理法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不宜对私权进行干预,WTO不应对知识产权进行管理,就像其不应对各国的物权进行干涉是一个道理。虽然贸易顺利进行的前提是明确的产权制度和产权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法可以对产权制度指手画脚。作为强调私权保护的协议,放到了以协调各国贸易政策的WTO法律中显然是极为不合适的,其有悖于WTO作为调整贸易管理法的性质。 (二)WTO调整知识产权与WIPO的功能冲突在WTO产生之前,早已存在着致力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专门的国际经济组织,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该组织成立于1970年,其主要宗旨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必要时通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促进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该组织主要职能是负责通过国家间的合作促进对全世界知识产权的保护,管理建立在多边条约基础上的关于专利、商标和版权方面的23个联盟的行政工作,并办理知识产权法律与行政事宜。WIPO的主要活动包括鼓励缔结新的知识产权条约,协调各国知识产权的立法;收集、传播有关知识产权的信息,从事和促进这方面的研究;给予发展中国家以法律和技术上的援助,也为成员国的其他要求提供服务。WIPO认为其是知识产权领域的主导的专门机构。〔13〕所以,在TRIPS协议谈判之初, 就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认为在WIPO之外另立炉灶,制订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实属没有必要。WTO对知识产权调整是对WIPO功能的挑战和冲击。两者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 1.知识产权保护理念方面WIPO是隶属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而联合国的宗旨之一便是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人人享有自由参加社会文化生活的权利”,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进一步规定“公民拥有参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权”。这两条规定,实际上为知识产权进入国际人权法保护领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WIPO管理的一系列条约中,许多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均充分体现了人权法所一贯倡导的理念,知识产权被视为人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护,比如《伯尔尼公约》中对作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双轨制保护。〔14〕而与之相反的是,WTO却对此采取了消极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TRIPS协议在版权领域对作者“精神权利”的排除。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TRIPS协议所讲的“保护知识产权”,在理论上和目的上,均与伯尔尼公约“根本不同”,〔15〕正是由于两个国际经济组织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发点和目标存在差异,因此,其各自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2.知识产权保护原则方面TRIPS协议和WIPO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均确立了知识产权保护原则,但二者的规定并不相同。如WIPO所管辖的主要国际公约中均没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规定,但TRIPS将该原则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又如两者都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但对国民待遇的解释却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一是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不同。根据TRIPS协议的规定,能够享有国民待遇的标准是唯一的,即“国籍”,而WIPO公约中的规定并非如此。以《巴黎公约》为例,享有国民待遇的人可以是成员国的国民,也可以是在成员国内有住所或营业场所的非成员国国民。二是对国民待遇原则的阐述不同。TRIPS协议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不低于”本国国民的待遇,而WIPO公约对国民待遇的表述是“同等”待遇。 3.知识产权保护内容方面WTO的TRIPS协议和WIPO所管辖的国际条约都是对知识产权进行国际保护的依据。但由于两个国际组织的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理念不同,导致条约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如,在专利方面,WTO要求成员国保护的专利只限于发明专利,而对于实用新型没有要求,对于外观设计另作规定,这与《巴黎公约》对专利的规定存在差异。因为,根据《巴黎公约》的规定,专利是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在版权方面,WTO并不要求成员方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而《伯尔尼公约》中对精神权利的规定是强制性的。另外,在WIPO框架下没有生效的《华盛顿公约》被TRIPS协议吸收并略做修改后直接生效。在WIPO框架下没有作为知识产权的地理标志和未披露的信息等均被作为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三)WTO的功能错位使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调整仍然缺位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地位日趋重要,国际间技术的流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这种发展不相适应的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还没有一套统一的专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制度和准则。在WTO之前,联合国贸发会(UNCTAD)一直希望制定一个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统一国际法规范,并进行了努力和尝试。自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首次以会议决议的形式提出:“要求制订一项符合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和条件的关于技术转让的国际行动守则”开始,直到1985年6月期间,联合国贸发会组织各国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谈判,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守则》上。但由于谈判各方对《守则》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存在一定分歧。所以《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目前仍然处于草案状态。TRIPS协议虽然在内容上体现了对国际技术转让的关注,但其着眼点却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如该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当对促进技术革新以及技术转让和传播 作出贡献,对技术知识的生产者和使用者的共同利益作出贡献,并应当以一种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以及有助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方式进行。”虽然该条涉及了技术转让,但强调的是对知识产权所有人的的保护。再如TRIPS协议第40条第2款的规定看上去是对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行为进行规制,但并非强制性内容,而是对各国进行规制的一种许可或授权。所以TRIPS协议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调整,也没有对国际技术贸易作出具有建设性的规定。综上看来,由于WTO在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功能错位,使本来应该纳入其管辖范围内的技术贸易仍然没有得到国际组织的更多关注。调整国际技术贸易的法律仍然没有得到发展和完善,其对国际技术贸易调整还只是原则性的,实质性内容比较缺乏。这种国际立法的空白状态对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十分不利。 三、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由于国际组织数量与职能的不断增长,各种国际组织间的协调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16〕在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亦是如此。就国际层面来看,目前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的国际组织主要是WTO、WIPO和UNCTAD。所以,这三个国际组织的职能要得到充分发挥,就需要各组织之间的协调与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的功能纠正应从其功能回归开始,以此,还原WIPO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促进UNCTAD退出对技术贸易的强制调整,配合WTO对技术贸易进行指导性调整。只有这样,调整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才能理顺,各国际组织的功能才能有效发挥。 (一)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归位的途径WTO的功能错位就是其放弃了对技术贸易的调整,而去管理知识产权。所以,WTO功能归位主要是指其回归到对技术贸易调整的轨道上。WTO功能归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修改宗旨国际组织的活动必须符合其宗旨的指引和要求,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功能也应受此约束,或者说WTO调整技术贸易必须有合法依据,该合法依据只能来自WTO宗旨的有关规定。因此,通过部长级会议,修改WTO宗旨是WTO功能回归的原动力。WTO的宗旨中应将技术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列规定。使WTO成为真正全面调整国际贸易的国际经济组织。如果说GATT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没有对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作出回应是可以理解的。那么WTO在新时期下,甚至可以说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在技术贸易蓬勃发展的时代,只对服务贸易作出了反映,而完全忽视技术贸易问题是让人十分费解的,同时也不同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WTO将促进技术贸易的发展作为其宗旨应该是WTO发展的必然结果。 2.制订协议为配合WTO调整技术贸易的宗旨,有必要制订新的贸易规则,即《技术贸易总协定》或《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该技术贸易规则的制订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并非没有可能:其一《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经验借鉴。服务贸易进入GATT的框架内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早在1973年开始进行的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就倡议将服务贸易列入GATT框架之内,但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未果。〔17〕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服务贸易问题再次被提出,经过艰辛的努力,最终才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虽然该协定只是一个框架协议,留下了大量问题未作规定。但它的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WTO调整贸易功能的进一步提升。同样,WTO调整技术贸易也是其功能的又一重大变革,其困难显而易见。《服务贸易总协定》提供的经验十分宝贵,值得借鉴。其二曾经的有益尝试。和服务贸易不同的是,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中,有些国际组织对技术贸易共同规制的制订做了有益的尝试。如UNCTAD的《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联合国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以及TRIPS协议中的有关技术贸易的内容都为WTO制订技术贸易规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文件。“技术贸易的多边协定”或“技术贸易总协定”从已有的国际指导性规范中提炼已经达成共识的内容,应该是有效可取的办法。 3.改革机构为了配合“技术贸易协议”的执行,WTO的机构设置中应该有“技术贸易理事会”,该机构应与“货物贸易理事会”、“服务贸易理事会”的职能并列。鉴于现有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是管理知识产权的专门机构,可以将该理事会进行改革,使其能够执行“技术贸易协定”的有关内容。 (二)WTO调整技术贸易与知识产权功能回归的良性后果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学者们关于WIPO与WTO的关系讨论较多,有人赞成前者向后者交出世界知识产权管理权,有人提倡二者平起平坐。〔18〕但笔者不能认同前述观点。当今世界,可以参与各类法律关系的国际组织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国际法律秩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如果因为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竞争而不断从各种利益中进行取舍,〔19〕必然消耗其发展成本,同时国际组织之间的此消彼长,也是对世界资源的极大浪费。所以,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只能是相互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组织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设立的主要宗旨应该是推动整个国际社会、人类社会更好地稳步发展,所以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结果,〔20〕是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秩序化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WTO功能的回归不仅是其内部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够将调整知识产权的功能交还给WIPO,使WIPO的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更重要的是WTO和WIPO的各就其位将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法律秩序得以恢复。 2.国际技术贸易在WTO的框架下得到健康发展由于调整国际技术贸易法律的缺失,国际技术贸易就像一个“没有娘的孩子”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大家庭之外徘徊,其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国际上,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中占据着支配地位。他们往往凭借其经济、技术等各种优势,在技术交易中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此,在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大量国内立法的冲突和矛盾无法得到协调和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领域中矛盾不断深化,这对全球经济贸易合作,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无疑构成巨大障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贸易,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单纯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当今社会技术贸易早已经融入到了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之中。所以,国际技术贸易纳入WTO的管理框架中,既是WTO自身发展完善的需要,也是国际经济贸易健康发展的需要。 3.推动《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通过在《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的谈判过程中,各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了协议,但仍然有些分歧难以调和。这些分歧主要是:守则的法律性质;守则的适用范围;限制性条款;法律适用和争端解决。〔21〕虽然分歧集中在四个方面,但其中关于“守则的法律性质”问题至关重要,各谈判方就此问题的分歧是:该守则是一项普遍的、按照国际法对缔约国有正式的约束力的多边公约,还是只是一个没有正式约束力,与联合国大会决议效力类似的法律文件,其实施还有待于各国的立法来实现。在历届谈判中,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持前一种观点,他们深信这是“唯一能够有效地管理技术转让的方式”,“并有效地达到守则的目标,保证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地位及对进口技术的迫切需求。”发达国家则持后一种观点。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守则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其他三个分歧也就迎刃而解;如果守则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后三个分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坚持《守则》的约束力,是因为他们在国际技术贸易中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而在《守则》之外也不存在强制性调整技术贸易的国际法规范。这样看来,如果WTO能够将技术贸易的调整纳入其中,各方关于《守则》法律性质的分歧就有了谈判的回旋余地。如果《守则》以指导性法律文件的形式被通过,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WTO调整技术贸易的补充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经贸类论文:经贸委工作总结及工作思路 即将过去的年,是我盟经贸工作不平凡的一年。一年来,面对“非典”疫情和黄河缺水“两个前所未有”的严竣考验,经贸委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在盟委、行署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盟经贸工作会议精神,紧紧抓住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按照盟委、行署提出的“推进两个转变、打造三大支柱、构筑两大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推进工业化为主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立足自身职能,迎难而上,奋力拼搏,扎实工作,经过全系统上下的共同努力,全盟工业经济实现高速高效增长,重点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园区建设、国企改革、招商引资、商贸流通等各项重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较好地完成了自治区和盟委、行署下达的各项任务,有力地促进了我盟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现将年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及目标完成情况 工业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效益水平大幅度提高。 截止月底,全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克服了“非典”和黄河缺水的影响,实现工业增加值.亿元,累计增速为.,增速居全区第七位,实现了历史同期最好水平。其中矿山采选业成为我盟今年增长的亮点,以矿山采选为主的重工业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比轻工业高出.个百分点;各旗县市工业均实现较快增长,七个旗县市中,有个旗县增速在以上,其中后旗增速高达。预计全年全部工业和规模以上工业分别完成增加值.亿元和.亿元,可保持.和的高速增长,比年度目标分别高个和个百分点。 工业经济效益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水平。规模以上工业综合效益指数为.。-月份,规模以上企业盈亏相抵后净盈利万元,比去年同期增盈万元,增幅为.;实现利税总额为万元,同比增长.。盈利企业的盈利额达万元,增盈万元,增幅为.。 重点企业逐步摆脱“疫情”影响,工业经济的支柱作用得到恢复。盟内十五户重点企业多数生产经营情况良好,-月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亿元,增速达到。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为了进一步弥补非典疫情和黄河水资源短缺造成的损失,拉动经济增长,非典战疫取得阶段性胜利后,盟委、行署进一步调整了经济发展指标,提出了以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决策和全盟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保六争七”的奋斗目标,其中:下达了经贸委今年重点抓的个工业项目(包括个自治区重点项目),完成投资亿的艰巨任务。 今年,全盟计划实施投资万元以上工业项目项,已开工建设项,开工率为。现已投资.亿元,超年度目标.亿元。 自治区下达了我盟个区级重点项目,已完成投资.亿元,占全年计划投资.亿元的。 年投资在万元以上项目共有河套酒业万吨白酒扩建一期工程、蒙牛集团磴口公司液态奶一期工程、富源农产品公司万吨番茄酱一期工程、阴山矿业万吨采选项目、呱呱叫金鹿葵花油加工脱壳项目、真心食品公司吨葵花籽加工项目、富方泰药业gmp改造项目、浩森公司万件绒衫生产线等个项目完工。这些项目达产后,年可为我盟新增工业产值亿元以上,增加值.亿元左右,成为我盟工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三)工业园区建设取得新的进展。 今年经贸委继续把工业园区建设做为加快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一是狠抓了园区的建设工作,截止到年底,全盟规划建设的工业园区共有个工业园区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各级政府累计投入园区建设资金.亿元,当年投入园区建设资金达万元,基本达到了“五通一平”的标准,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工业园区群体。二是抓了入园企业的协调服务工作。重点做了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协调服务工作,积极探索项目代办制,提高为客商的服务质量。目前进入园区企业数达到户,当年入园企业达户,截止十一月底已累计完成投资.亿元,其中,当年完成.亿元,特别是蒙牛、屯河等一批知名强势企业入驻园区,为我盟工业园区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加强了对全盟工业园区的战略性、规范性建设。从全盟的整体产业布局、产业结构调整趋势出发,做了工业园区的规划、布局工作。今年,新规划和建设了乌拉特高载能工业园区。四是进一步加大了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力度,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每个旗县市基本完成了建成一个高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标准工业园区,引进个投资万元以上项目的目标。 (四)工业招商引资项目取得了新的成效。 今年以来,我委继续把招商引资做为扩大工业总量,加快发展的主要工作,牢牢抓在手上。全盟共引进工业企业招商引资项目项,总投资.亿元,合同引资额亿元;实际到位资金亿元。超过目标值的倍以上。在个引资项目中,引资额在万元以上的项目项,累计到位资金.亿元,占实际到位资金的.,其中矿山冶金项目项,引资到位额.亿元,占实际到位资金。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带动力强的引资项目已开工建设,如蒙牛集团磴口公司乳业产业化项目投资.亿元、富方泰药业公司gmp改造项目投资.亿元、某省西部矿业巴盟公司兼并重组霍各乞铜矿投资.亿元、大中矿业公司万吨铁矿采选项目投资.亿元、前旗沙德盖高载能工业园区入驻企业户,投资.亿元、中旗乌不浪口高载能工业园区入驻企业户,投资.亿元。 (五)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遗留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今年以来,经贸委继续把深化国企改革,化解遗留问题做为经贸工作的重点,按照年初的安排部署,以产权制度的变革和职工身份置换为重点,继续狠抓盟内几户未转制企业的改革方案的修定审核、审报等转制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狠抓了临河啤酒厂的改革方案的修定审核、审报等转制前期工作,为临河啤酒厂下放旗县管理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二是抓了医药公司和中药厂的转制工作。临河中药厂已进入破产程序,绝大部分职工已安置完毕。有近名年青职工经培训在招商组建的富方泰药业公司重新上岗,作为全盟转制的医药公司多名职工,有多名得到安置,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如果万缺口资金到位,春节前有望完成转制任务。三是抓好黄河机械厂有限公司、鑫宝达矿业公司等企业的二次改革,通过近一年来的艰苦努力,鑫宝达矿业公司被众兴集团整体兼并,生产经营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黄河机械有限公司最近已与某省一家企业造成了收购协议,有望近 期完成改革重组任务。四是狠抓磴口糖厂、天饮公司等资不抵债、长期亏损的企业,积极与银行协商,加大了企业破产力度。五是继续抓了北化公司炭窑口硫铁矿等已转制企业的善后工作,妥善处理了一部分企业改革的难点、热点等遗留问题,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六是抓了盟直企业下放工作。按照财政体制改革的要求和属地管理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原则,盟直企业下放旗县管理的工作经行署批准实施,盟直企业已随财政体制调整,全部下放由旗县市管理。并按照盟委、行署的安排部署,目前正在配合旗县市继续搞好几户下放企业的改革转制工作。 (六)商贸流通业克服了非典的影响,商品供应、市场建设和经济秩序整顿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我委以重点商品供应市场清理整顿和建立完善农畜产品交易体系为重点,全力推进商贸流通工作。一是在“非典”期间,为了保障市场供应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我们制定和实施了市场保障供应应急方案,承担了全盟市场保障供应、医疗急救用品的调入和市场监管工作。通过启动预案,采抑物价,协调运输,牵头进行执法检查等措施,保证了政府监控调的粮油、蔬菜、肉食奶、食盐、药品等五大类商品的供应,使一度上涨浮动的市场在短期内得以稳定。由经贸委组织从全区调运个批资在类、多个品种,价值近千万的药品医药用品及“抗非”急用物资,为取得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发挥了及时、有效的支持作用,受到区、盟党委、政府的表彰。二是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为了尽快启动第三产业,拉动经济增长,我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启动第三产业的指导意见》,经行署下发后,对于降低疫情损失、启动第三产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按照盟委、行署推进由种植向养殖转变,建设畜牧业大盟的战略,我委提出了《大力发展活畜交易市场指导意见》,建成了秋林、狼山和丹达个活畜交易市场和个农畜产品交易市场,其中,*四季青市场,*鸿鼎农贸市场和杭后农贸市场被列为自治区重点市场建设项目,建成后运营良好。四是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方向,积极组织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以食品安全为中心,突出抓好食品加工和流通两大环节,加强了对生产、加工危害人体健康食品的检测体系建设。同时,加大了加大对屠宰市场的整顿,对无证经营的屠宰点进行了关闭。 (七)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 年我们始终围绕“安全为主、预防第一”的方针,以《安全生产法》为指导,以抓矿山、建筑、化工等行业为重点,以遏制重特大伤亡事故和减少一般性事故为目标,坚持“从严要求、依法监察、清除隐患、确保安全”的原则,按照盟委、行署对全盟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和部署,结合全盟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认真开展工作,年全盟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是全盟安全生产形势相对稳定,事故伤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均未突破自治区下达的控制指标。年全盟工矿、商贸企业发生各类伤亡事故起,死亡人,与上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下降;事故死亡人数下降了,杜绝了一次死亡人以上的重、特大恶性事故和一次直接经济损失在万元以上的安全生产事故。同时,进一步加大事故查处力度。按照安全事故查处“四不放过”的原则,对年发生的起伤亡事故进行了认真查处,起伤亡事故全部结案,事故查处率和结案率达。二是认真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全年组织综合性安全生产大检查次,完成全年目标的;同时,对查出的事故隐患、危险源及时下达了整改指令,并进行跟踪监督检查,对整改不合格的坚决给予了关、停。 另外,在对特种作业人员培训和危险化学品、民爆物品及烟花爆竹的安全管理工作方面均超目标值完成了任务。 除上述七个方面的主要工作外,我们在电力调配、运输协调、中小企业信保资金投放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得到了企业和领导的认可。 二、年工作思路 年是全面实现“十五”规划目标关键性的一年,从当前的运行形势来看,我盟工业经济面临着极为良好的发展机遇。一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我盟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二是盟内发展工业的势头迅猛,各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加之今年的优化环境活动初见成效,为工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三是年大规模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效应不断显现,形成了较强的内在扩张力和活力;四是年将有多个项目陆续投产,预计可新增产值亿元左右。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增长基础。但是一些制约性因素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一是电力供应紧张将成为制约明年工业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核心因素。二是铁路运力紧张的矛盾也十分突出。三是地产农畜产品原料供应与形成的加工能力不适应,资金紧张等问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明年的工业经济形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可以讲,年全盟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是势头强劲,前景看好,但问题也不容忽视。 年工业经济发展思路 按照全盟经济工作总体战略部署,明年我盟工业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围绕盟委、行署提出的“推进一个转变,构筑两大基地,打造三个支柱”的战略,以农畜产品和矿产资源整合为重点,以工业园区建设为载体,加大工业项目争取、引进和建设力度,继续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全盟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努力加快“三年翻番、八年三番”目标的实现。 年工业经济发展主要目标 经过最近一段时间,充分调研和论证,我们初步确定了年全盟工业经济奋斗目标。 全盟全部工业增速为.,达亿元,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为,达.亿元。 全盟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在年预计完成.亿元的基础上增长以上,达到亿元,实施千万元以上重大项目个,亿元以上项目项。其中:续建项目项,新开工项目项;自治区级重点项目项,盟级重点项目项。 经济效益指数不低于年水平。 (三)工作重点 围绕上述工作思路和奋斗目标,年重点抓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继续以抓重点项目建设为突破口,加速扩张工业总量。 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培育新的增长点。 继续加大园区建设力度,发挥产业集聚效应,为工业经济快速发展提供良好平台 要重点解决好中小民营 企业发展中筹资难的问题,努力拓宽民营企业发展的融资渠道。 要切实加大对用电、运输等突出问题的协调力度,协调解决好企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按照做大做强优势企业的要求,年我们重点选择一批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户企业,作为盟队,大力培育。 继续做好工业经济运行的动态分析、监测调控工作,充分发挥信息渠道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积极为企业提供科学管理,项目审批,招商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 第八,重点抓好全盟安全生产的治理整顿工作。 经贸类论文:谈论低碳经济对国际经贸影响 随着各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社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低碳经济时代,碳标准作为新的国际标准,全球社会所用的经济行为都将以低温室气体排放、低能源等为主要的衡量标准,目前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提出碳关税的意见,从而出现了新的绿色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正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大国,我国应该合理进行分析目前的国际形势,并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从而保证我国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低碳经济简述 在2003年美国率先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目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造低碳经济”,这是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什么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等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实质内容就是清洁能源的开发以及能源的高效利用,低碳经济的核心为减排技术和能源技术的研究创新,产业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即除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低碳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的造成的严重影响,从而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直接影响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它将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变化。虽然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是在很长的一端时间内,人们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仍然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造成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能源使用的过程中化石燃料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化石燃料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占据着最优的地位,并且低碳经济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从而导致低碳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但是随着石油价的不断增高,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从而使低碳经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 (1)商品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的开展将造成传统的商品,尤其是石油化石资源类的产品的国际交易将下降,而新材料新能源商品的交易将会大大的增多,从而也将会使高污染、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商品大大的降低,从而低能耗、低能源以及低污染的商品将会增多。但是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对新兴的市场以及中国等出口大国受到最为直接且最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新能源的研发和利用,传统的石油化石能源的出口等将会面临着非常之大的压力。 (2)对区域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国际分工的因素在原有的资本、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一些相关要素之外,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低碳要素,这就会造成国际分工中各国的优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优势的大转变,所以低碳经济对区域贸易的格局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工业技术的洗礼,基础上已经呈现出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些国家在低碳经济中具有很多的优势以及话语权。而对于仍然处于高碳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短期的经济贸易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进行分析,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的创新,从而使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改变。 2、碳关税成为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形式 目前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已经没有劳动能力成本优势的国家,但是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将会拥有众多优势的发达国家,从而将会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制度,从而以限制碳排放为名实施征收碳关税,并将与国际贸易和全球气候变化相联系。其中碳关税主要是指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税,碳关税主要针对的是进口产品中碳排放的密集型产品,比如钢铁、水泥以及铝和玻璃等产品实行的关税征收制度。比如在2009年6月份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中,美国有权从不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想通过碳关税贸易这一措施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的谈判中能够承诺采取有力的减排行动[3]。从整体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发展中国家低能效、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生产模式还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并且产品的出口将会遭到绿色壁垒的影响,从而可能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之间的纠纷和摩擦。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占据绝大的竞争优势,并且他们制定的低碳经济这一“游戏规则”将会对国际贸易的格局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多的问题以及障碍。 三、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最佳途径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对我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2007年9月8日,我国国家主在APEC第15次领导会议中,首次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倡导和主张,并提出加强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新技术,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不断增加炭汇,从而促进碳吸收技术的快速发展。 2、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技术含量的投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从而形成以创新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应该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操作主要方向,并且在建材以及冶金等消耗较高的产业中,应该实施准入制度以及低碳经济技术的发展,并大力开展循环经济,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面对低碳经济中国的对应措施 1、贯彻落实低碳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中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从而实现对外贸易的和谐持续发展,我国为了响应《21世纪议程》中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些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在200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国国家发改委颁布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以及在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并制定了相关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并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提出我国在2010年将会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些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对我国开展节能减排以及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的优化以及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发达国家颁布的碳关税等我国应对低碳出口企业政府应实施补贴以及扶持等政策,从而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2、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工业产品作为我国的经济的主体,所以对能源的需求是非常高的,但是我国目前处于“缺油、少气 以及富煤”的条件中,因此我国的资源主要是以煤为主。但是由于煤炭在生产、运输以及开发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水体以及大气等具有非常严重的污染。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促进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不断开发太阳能、风能、氢能以及核能等新型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从而可以降低我们对煤炭以及石油的消耗,逐渐使我国的能源结构向洁净化、低碳化以及生态的方向转变。 3、加快区域扩大和一体化的建设我国长期处于过度依赖出口的结构性的严重问题,并且我国内部需要占的GDP比例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严重的不足现象,这也是碳关税对我国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现在消费为主导的都是一些发达国家,但是我国想要实现由出口导向性向消费导向性的形式进行转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进行分析,加快区域的扩大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受制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的途径。这种措施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采用CDM机制争取外部资源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含量的标准,所以我国应该积极的开展环境外交的政策,从而推动国际碳排放量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谈判,从而可以有效发挥发展中国家作用,通过CDM机制可以争取更多的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资金。目前我国是最大的CDM碳交易国家,并且这些CDM机制将会换回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在我国的节能减排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并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开展碳排放教育措施,从而可以吸引一些国际的资金和技术,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对外贸易的和谐健康的发展 经贸类论文:高校国际经贸专业教学考究 一、国际经贸专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专业课程知识平台的复杂性:非母语教学存在欠缺国际经贸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涉及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运输与保险等多个学科基本原理与知识的运用。如何用纯英语对其进行正确、生动和传神的讲解和描述,是中国教师面临的首要难题。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88.6%的被调查学生对教师的英语口语表示满意;65.7%的学生能够完全听懂并理解英文教学的内容;62.9%的学生认为授课内容需要加以引申和扩展。在全英语教学中,教师无法做到像用中文讲课那样旁征博引、游刃有余,从而导致授课效果大打折扣。一般而言,留学生任课教师都具有较高的英文水平和专业基础,而缺乏对讲课内容或专业知识进行像母语一样的扩展、驾驭和引领的能力,存在中式英语的现象。 (二)语言文化存在差异性:师生、中外学生之间沟通不畅留学生是一个多元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教育和社会经历。尽管大多数留学生都具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其英语交流有着各自的地域语音特色,与标准的“英式”或“美式”英语不尽相同,这使得留学生与中国教师之间、中外学生之间仍面临一定的语言交流障碍。不同的文化背景与教育经历也对学生的思维表达方式和沟通习惯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例如,一些来自南非、欧洲国家的学生有着直接而丰富的表现能力,他们思维活跃,在课堂教学中会随时打断教师的讲课,提出自己的疑问;在课堂讨论时,经常会因为某个问题与其他同学争论不休。这种开放式的交流在西方课堂中比较普遍,但却让许多中国及亚洲国家的学生感到尴尬。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62.9%的被调查者喜欢自己的异国同学;54.3%的被调查者能够与异域文化背景的同学进行良好的沟通;91.4%的被调查者认为需要加强授课中的语言文化沟通交流。因此,如何克服因语言文化差异导致的交流理解困难,是师生各方需要共同应对的课题。 (三)中外学生学习风格异质化:传统教学模式局限性凸显由于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影响,中外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不同的学习风格,如中国学生关注知识本身,重视对规则与惯例等抽象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而留学生则更关注知识铺陈,重视形象知识的理解,喜欢通过具体实例来揭示或论证相关原理;中国学生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只在具备必要知识或观察他人经验的基础上才会进行实践,而留学生则强调知识的实用性,会通过个人的反复实践来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和获得结论;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学生倾向于与他人合作或向教师求教,以人际交流为基础进行学习活动,而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学生则喜欢进行个人研究式的学习,倾向于独立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学习类型的个体差异对教学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然而,受传统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的影响,同堂教学仍主要沿用“教师讲授、学生听课”的单一模式,教师习惯于从概念、结论出发,按课本的知识体系循序教学,既无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又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外学生同堂教学问卷调查显示:84.2%的中国学生和56.3%的留学生对教学方法和手段表示“满意”或“十分满意”,84.2%的中国学生和63.7%的留学生认为教师能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8.9%的中国学生和43.8%的留学生认为教师能够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中国学生的满意度明显高于留学生。可见,现行的教学模式比较符合中国学生的学习习惯,但不能满足具有不同认知风格的留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国际经贸专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的改进对策 (一)积极推行合作式学习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合作性学习是以教学目标为导向,以异质小组为基本组织形式,以教学各动态因素的互动合作为动力资源,以团体成绩为奖励依据的一种教学活动和策略体系。国际经贸专业推行中外学生同堂合作教学,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帮助其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培养自主学习和团队合作的能力。在推行合作教学模式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根据“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将中外学生组成各种学习或讨论小组,明确小组成员的分工和角色,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和主动性,保证每个小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开展合作与竞争;其次,精心设计各种合作学习任务,如问题讨论、计算练习、个案剖析、情景模拟等,这些任务仅凭个人力量难以完成,但通过小组成员的合作可以顺利完成,从而督促每位成员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紧密合作;第三,出于协助教学的目的,授课教师可以让各小组将课堂讨论或任务完成的情况进行总结,分别推选一名中国学生与一名留学生进行阐述,授课教师现场点评,并结合相关的理论要点进一步分析和讲解;第四,教师应注意监控和评估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如是否认真履行职责、是否积极参与讨论、能否与组内其他文化背景的成员有效沟通和合作、对团队任务完成的贡献等,充分利用评价的导向作用,激发学生与他人合作学习的积极性。 (二)灵活运用多种互动启发式教学方法中外学生学习类型的多样化,要求教师在设置教学内容和组织教学活动时应尊重学生的个性特征,加强对学生的启发和引导,灵活运用案例教学、任务或项目教学、情境模拟、对比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对于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国际贸易术语、国际货物运输及货运保险、国际贸易货款的结算等基本知识,可以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或问题讨论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和记忆;对于报价核算、合同草拟、单证制作等操作技能,可以布置适当的任务或作业要求学生课后练习和完成,确保学生熟练掌握有关技 能;对于贸易合同的履行、贸易风险的防范等综合性技能和技巧,可以选取一些现实的案例进行专题研讨,帮助学生将各业务环节的关键点及操作规范联系起来,促进专业知识学习的系统化;对于交易磋商、争议解决等实战技巧及规则,可以设计相关的情节和场景,由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仿真演练,并由教师进行现场评议和总结。此外,基于教学相长的出发点,可以安排不同国家的学生对本国对外贸易的管理和习惯做法进行介绍,将其与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师生共同开拓视野,更好地认识各国对外贸易具体实践的差异性。 (三)加强中外学生同堂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沟通中外学生同堂教学对任课教师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教学领域和研究课题,尤其是涉及到对外教育,一定要谨慎对待。首先,应加强与留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充分了解不同国家学生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尊重学生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习俗,在留学生面前展现中国教师良好的职业素养、渊博的专业知识、友爱相助的热情等,通过自身努力来赢得学生的尊重和好评;其次,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增强其跨文化沟通的意识和能力,鼓励中外学生结交朋友,通过交流和互动来实现不同文化的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第三,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区分和熟悉英语词汇与实际语境的关系,充分调动学生用双语学习国贸专业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每章小结、关键术语、思考与练习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讲解和分析,确保学生能够正确完整地掌握相关知识。 (四)进一步增强教学服务理念和完善服务措施中外学生同堂教学不仅仅是教学语言从纯中文到中英双语的转变,更要涉及教学服务理念和各个环节的转变,如教务安排、学生课外辅导、实验和实践基地建设、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文件归档、全英语氛围的营造、教学软件和图书资料的准备等。留学生一般都有较好的英语基础,但中文阅读和理解的能力差异较大。他们求知欲望强烈,学习经验也比较丰富,对专业知识的实际应用和操作技能的训练更为关注。因此,针对留学生的各种教学服务措施,如学分制和双语选课系统的完善、各种行政管理文件的双语化、课程网络教学平台的建设、课程配套实验实习软件的更新、课外专题讲座和专家指导、图书馆相关英文资料的馆藏量等都需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才能有效契合专业课程中外同堂教学,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经贸类论文:四川省与俄罗斯区域经贸合作路径探析 摘要: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在此背景下,四川省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迎来发展新契机。在现有合作成就的基础上,四川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面临着中俄两国高层重视、两国各级政府积极支持、双方区域发展的战略需要、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等大好机遇,应充分发挥四川省的多方位优势,制定对俄开放总体方案,建立对俄协调机构,打造对俄优势产业与品牌,培养对俄专业人才队伍,建立区域经贸合作运作平台,实现以川俄合作带动并深化川渝经济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局面。 关键词:四川省;俄罗斯;经济贸易 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区域经贸合作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发展增长点。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和俄罗斯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中俄区域经济合作迎来新的战略发展期。新形势下,四川省应抓住发展机遇,积极调整对俄经贸合作战略,发挥四川省独特的人力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优势、政策优势,开辟恰当的合作路径,为开创四川对俄经贸关系的新局面,丰富中俄区域合作的内涵,为促进中俄关系的进一步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一、川俄经贸合作发展的新机遇 近些年,中国与俄罗斯为满足两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并积极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高度重视并实施了区域开发与发展战略。俄罗斯提出西伯利亚与远东开发战略,中国进入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阶段。中俄双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一)中俄两国高层高度重视 中俄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对于相互毗邻的两个大国,中俄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两国领导人会晤时也一再强调两国经贸合作尤其是区域合作的重要性。2007年8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在上合组织会议上与俄普京总统的会晤中,提出“早日启动协调两国地方发展战略,制定中俄地方合作中长期规划”。普京赞同的建议,提出两国有关部门可就落实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全面深化务实合作问题进一步加强沟通,制定方案。2012年9月7-8日,俄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女士一行49人访问四川。会晤时,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希望进一步深化四川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加强科技和自主创新合作,欢迎更多的俄企业来川发展,也将鼓励和支持四川企业到俄罗斯投资发展。马特维延科强调,俄中两国合作潜力巨大,两国地方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合作的重要内容。俄联邦委员会将努力推动俄地方与包括四川在内的中国地方的合作,希望双方通过建立合作企业、互相投资等方式加强这些领域的合作。这为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合作的拓展与深化。 [论文网] (二)中俄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 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为促进中俄区域经贸合作,两国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上也积极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体现为:一方面,国家在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对西部地区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201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深入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会议强调,西部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立有利于又好又快发展的体制机制。2012年12月,作为“十二五”西部大开发的指导性文件《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出台。该规划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重组,有利于西部地区积极参与国家分工,全面提升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和沿边开发开放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经济结构深刻调整,有利于西部地区充分发挥战略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的优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该规划对“十二五”时期西部大开发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其中之一,便是坚持改革开放,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新突破,全面提升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同时,四川省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开放合作。2010年,在四川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指出,要清醒认识四川在西部发展格局中的现状,把“巩固扩大优势、走在西部前列”作为努力方向。投资环境要更优,使四川成为内外资投资西部的首选地和窗口;体制机制要更活,成为西部大开发最具发展活力和标志性的地区,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巩固和扩大四川的优势和领先地位。近年来,作为金砖国家及新兴国家之一的俄罗斯,对其外贸战略也做了调整,开始加快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西方主要经济体发展速度减缓、新兴市场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加大,俄罗斯更加注重和加强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三)中俄区域合作战略发展的需要 中俄区域合作的实践表明,对于发展经贸合作的国家而言,除开展互补性合作外,还须以此为基础进行全方位互动合作。中国对俄合作,应从近几年客观形成的以北方地区为主的格局,过渡到全国范围内的南北兼顾、东西联动、优势互补和分工合作的格局,保证享有信誉的中国商品、技术和资金进入俄罗斯市场。目前,俄罗斯正大力实施开发远东地区的战略,俄政府希望将东部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发展同中国西部的发展联系在一起。2000年,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启动。同年6月,俄就宣布俄已决定正式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此后,俄罗斯与中国西部地区政企之间接触逐渐频繁起来。2010年,中国政府进一步确定了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明确提出要“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四川省在“十二五”规划中也强调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突出南向、加强东向、畅通西向,拓展对外开放大通道,改善开放合作的区位条件,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强与中亚、俄罗斯等地区经贸与投资合作。这都为四川发挥地缘优势、加快对外开放、深入发展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契机,并将丰富中俄区域合作的内涵。 (四)俄加入世贸组织对规范川俄经贸合作的有利影响 2012年8月23日,俄罗斯正式成为世贸组织(WTO)的第156个成员国。这将为中俄未来国家间与区域间经贸合作提供良好机遇。首先,加入世贸组织后,俄罗斯关税保护水平平均将下降3.5个百分点,加权平均税率2013年将降至7.6%,2014年将降至6.9%,而2015年将降至6%左右。四川对俄罗斯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轻纺产品上。“其中,机电产品关税由20%下调至7%,轻纺 织品平均关税由20%~15%下调至7.5%,蔬菜、水果等商品的关税由48%下调至10%左右。”其次,俄罗斯出口到四川的商品价格也会下降,这将促使俄罗斯扩大对中国的商品出口,刺激中俄贸易增长。再次,加入世贸组织后,川俄经贸环境将逐步规范化。世贸组织对贸易规则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营造公平有效的贸易环境。各国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国际贸易的公平和正义。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俄罗斯必须按照世贸组织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如开放市场、推进相关领域的立法等,以保障其他成员国在俄的商业利益。这都为四川对俄贸易创造了良好条件。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企业也可能面临着反倾销的投诉,中国商品将面临着在俄罗斯市场的严酷竞争,俄罗斯将成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有力对手,等等。但总体来讲,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对中俄贸易包括川俄区域贸易而言利大于弊,且机遇与挑战并存。 (五)经贸通道日益完善,为川俄经贸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川省是中国最具发展活力和标志性的地区,属于经济后发地区,对外经贸通道日趋完善。以航空业发展为例,成都市已逐步成为中国“航空第四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处于欧亚航路的重要节点,区位优势独特,地理位置不可复制,从成都中转出发4小时航程可涵盖东亚、东南亚和南亚,6~10小时航程可通达中东和欧洲。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成渝经济区的深入建设和全球重要电子信息制造业基地的开发,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将充分利用欧亚航路中转驿站的地理优势,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构建起高效、便捷、通畅、安全的现代交通系统和物流体系,建成与北京、上海、广州比肩的中国第四大国家级航空枢纽,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同时,鉴于四川地处中国内陆的地缘特点,其对俄贸易通道的完善也须与其他省市协同共建。2011年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就“大开放的四川”答记者问时表示,四川省非常重视加强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成都到贵阳、成都到兰州两条快速铁路的建设,将以成都为枢纽,形成由广州、深圳经过成都,再经过阿拉山口,到俄罗斯、欧洲的又一条欧亚大陆桥。这就把中国的华南地区通过成都与中国的西部地区联系起来,进而进人俄罗斯、进入欧洲。这一条欧亚大陆桥会使中国与俄罗斯的交流合作有更大的空间,也会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四川省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利用新的欧亚大陆桥,加强与俄罗斯在经济、贸易、旅游、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二、四川与俄经贸合作成就 (一)川俄贸易总体态势较好,成效显着 近年来,俄罗斯已是四川省的主要经贸伙伴之一和重点开拓的新兴市场之一,四川省与俄罗斯区域经贸往来较为频繁,详见表1。 同时,川俄双方举办的系列经贸合作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2006年5月,四川省与俄罗斯驻华使馆在成都联合举办了作为中国“俄罗斯年”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四川一俄罗斯联邦州区经贸合作周”,俄罗斯各友城州区经贸界二百多人包机前来参加活动。2007年9月,四川省在莫斯科市举办了作为俄罗斯“中国年”活动内容的“魅力四川”系列文化、经贸、旅游推介活动。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实了国家交往的内容,拓展了地方对外交往渠道,达到了“以我为主、展示形象、密切往来、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目的。 (二)合作方式多样化、产品结构多元化 目前,四川对俄罗斯出口的主要商品有:钻探设备、电视机等机电产品、鞋类和纺织服装。电视机等机电产品所占比例为40%,鞋类占37%。着名的四川宏华集团在俄钻机销售额强劲增长,从2006年的1台跃升到2012年的90多台,每台钻机单价至少千万美元。这也让宏华集团目前在俄罗斯进口钻机数量中排名第一。中国家电巨头企业之一的四川长虹有限责任公司,用骄人的“战绩”向世人展示了俄罗斯市场的独特魅力,成功跻身于俄罗斯几大家电热销品牌。鞋类是四川对俄罗斯出口的重要商品。人们常爱说起一句话:每三位俄罗斯女性脚上穿的鞋,就有一双来自成都。川鞋在研发、舒适度和性价比等方面都具有优势,俄罗斯是川鞋出口的一个传统大市场。而四川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商品有纸浆及纸制品、橡胶及其制品、金属制品、矿产品等,其中纸浆及纸制品的比重高达70%。四川主要对俄出口商品种类逐渐增多,除了传统的轻工业产品鞋帽等,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速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渐优化。近年来,川茶对俄出口的份额逐年增加,俄罗斯成为川茶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川茶在俄的口碑很好。据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计,2011年,四川茶叶对俄出口共392.4吨、货值314.77万美元,与2010年同比分别增长77.8%和118%,川茶出口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大幅增长。 (三)在俄川人口碑较好,劳务合作潜力较大 作为人力资源大省的四川省,每年有大量劳务输出人员赴俄。四川省对俄劳务输出主要分布在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及两国边境沿线,大多数集中在农业种植、养殖业、建筑、森林采伐、商业服务、餐饮和医疗等领域。大多数在外的劳务人员技术好,上手快,效率高,在俄罗斯建筑承包和劳务市场上竞争力较强,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通常受到俄罗斯雇主的欢迎,并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以四川菜农为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有超万人次的四川菜农去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库尔干州、新西伯利亚州和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等地,先后在数个农场共承包种植土地、生产各类蔬菜。他们将先进的种植技术陆续带人当地,以“勤奋”、“专业”赢得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近年来,川俄经贸合作呈现出向多领域拓展的态势,技术合作潜力巨大,对俄劳务输出势头强劲,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基于中俄区域合作的良好基础和强劲发展趋势,川俄经贸合作发展已进入相互促进与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三、川俄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应该承认,四川与俄罗斯的区域经贸合作已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如将四川同欧美一些国家的经贸合作规模相比,还存有一定 的差距。同样,在中俄区域经贸发展进程中,四川与黑龙江、吉林、辽宁、广东、海南等省对俄区域经贸合作规模相比,也存有不小的差距。也应该看到,这些差距的存在,说明了新形势下四川省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存在一定的上升空间和潜力。笔者认为: (一)须转变对俄开放合作理念 诚然,产生上述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双方观念上的原因应引起足够重视。四川省如何从观念上发挥自身优势,更加重视俄市场,实施有特色的战略,是值得思考的。理念上的转变与更新,对四川对俄经贸战略的有效实施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对俄经贸应逐步推进。对俄经贸合作应扎实去做,规避风险,谋求长远的合作与发展。其次,强化协作理念。四川省外贸企业既要同省内外企搞好合作,也要协同国内企业开展对俄合作。在合作中,应避免“恶性竞争”,进一步强化合作意识、团队意识和大局意识。再次,加强质量与法律意识,须进一步提升四川对俄贸易与投资的层次和质量,取信于俄罗斯市场。应加强依法经营理念,摒弃不合法的贸易形式,树立文明经商形象,开展规范贸易。同样,俄罗斯也须从自身角度思考如何更重视和挖掘同内陆大省四川的区域合作潜力,将中俄经贸、川俄经贸合作引向深入。 (二)制定对俄开放总体方案 尽管四川省在积极开展对俄贸易,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推介会、洽谈会等,但若要凸显四川省对俄经贸的优势与强势,应充分利用相关资源组建对俄对策研究思想库与智囊团,制定四川省对俄经贸合作的政策、措施、方向及不同时期的合作重点。尤其是在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俄经贸面临新机遇、西部大开发战略处于深入实施阶段、俄罗斯大力实施远东大开发战略的大背景下,应抓住俄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时机,凸显四川省多方优势,大力拓展俄罗斯市场,推动川俄区域合作深入发展, (三)建立对俄协调机构 川俄经贸合作是中俄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属于两国非毗邻地区的区域经贸合作范畴。在具体合作过程中,由于双方各地区可能存在着文化地域差异及不同偏好,必须有能够进行协调的务实的机构或部门。这个机构或部门应能以四川省对俄经贸合作为平台,积极推动扩大川渝经济区包括整个西部地区对俄经贸合作的规模和范围。跳出省份对俄经贸合作的概念,发展更大意义上的区域对俄经贸往来。 (四)打造对俄优势产业与品牌 俄罗斯具有雄厚的科技实力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产业,如航空航天、能源工业(水电、火电、核电、核能)等,但轻工业等领域不发达。而四川省具有优势特色产业,轻工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有些技术与俄罗斯存在差距。因此,一方面,应对四川省的优势特色产业及先进技术进行梳理,强化并推出面向国际市场的特色优势品牌。另一方面,可研究确立引进俄罗斯的先进技术,以实现技术互补和共同发展,打造川俄区域产业优势集群。 (五)树立对俄新形象 多年来,中俄经贸取得了喜人成就,但不和谐音符也时常出现,如双方的误解、欺诈等不规范行为。其中,中国人的诚信与中国商品质量等问题也屡见俄报端。现今,俄罗斯借大力开发东部地区广泛吸引外资,四川省作为西部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应在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程中、国家实施对外形象战略的框架下,发挥媒体优势,完善自身形象,重塑诚信,吸引俄罗斯的更大关注,从而有效助推川俄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六)培养对俄专业人才队伍 未来四川对俄经贸合作中,迫切需要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应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既懂俄语,又懂技术、经济、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完善人才管理体系,对俄科技产业化合作必须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实施。四川省应以川内高校如四川大学为依托,健全完善培养复合型俄语人才体系,积极构建川俄高层次经贸人才培养基地,采取多措并举的方式,联合建立中俄高层次科技人才培养基地,邀请或引进中俄两国一流专家,为双方培养急需的领军人才。 (七)建立区域经贸合作运作平台 平台的搭建要求中俄双方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协调和努力,可考虑设立中国—俄罗斯区域博览会、俄罗斯联邦驻成都领事馆等平台运作机制,为各方创建良好的协商沟通渠道。首先,借助每年在成都举办的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增设中俄区域合作论坛,为俄罗斯各地区商品进入中国、乃至经过中国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条件,一定程度上将促进、拓展和深化中俄区域经贸合作。在一定条件下,四川省可协同西部各省区向中央政府建议成立中国一俄罗斯区域合作组织等相关机构。其次,可建议设立俄罗斯联邦驻成都领事馆,争取外交部的支持,邀请俄罗斯各州市及大型企业机构选择在成都开设办事处。目前,俄罗斯联邦在北京设有大使馆,在沈阳、上海、广州、香港设有总领事馆,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则未设领事机构。若邀请俄罗斯在成都设立领事机构,对于深化中俄关系、加强四川与俄罗斯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合作、加快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贸类论文:试析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印经贸合作发展问题及对策 一、中印经贸合作现实意义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不仅是亚洲地区的重要经济体,而且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为518亿美元,是2000年的17.8倍。据印度《金融快报》报道,2009年7月27日,印度商工部部长表示,由于对来自美国产品需求疲软,而对中国产品需求旺盛,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两国的贸易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仍保持了较为旺盛的活力。中国和印度是在此轮全球金融危机阴霾之下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而这两个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却迥然不同。印度力图仿效中国的成功,希望在制造业领域为其日益庞大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中国则试图仿效印度在IT、医药产业等知识含量比较高的领域取得成功。中印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印关系的新亮点,也有助于提升亚太地区应对金融风暴袭击的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印经贸合作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的双重打压,在此情况下,中印两国虽然经济仍在增长,但增速明显下降,外部金融动荡加剧,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恶化。中印经贸合作的主要行为体是企业,但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民众消费信心下降,企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许多企业收缩生产规模。一些已经上马的工程被迫停工,一些原先签署的协议可能作废,中印经贸合作受到冲击。例如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第一大需求国,印度是继澳大利亚、巴西之后中国的第三大铁矿石来源国,其铁矿石出口的80%销往中国,并占据其对华贸易的70%以上。经济危机使中国钢铁生产大幅下滑,尽管全球铁矿石价格已大跌,但中国企业的铁矿石需求整体萎靡,对印度铁矿石的需求也呈下降趋势,从而进一步增加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印度则求助于对中国出口的其他商品采取反倾销政策,冲击两国经贸关系。经济危机主要带来的不良影响是: (一) 印度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中印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印度对中国的商品准入 文秘站: 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呈上升趋势。印度虽然自诩自身增长模式是内需驱动型,一度自认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甚至认为金融危机为其提供了赶超中国的机会,因为依靠出口驱动增长的中国受到冲击较大。但现实情况是,印度并未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印度经济也遭遇卢比贬值、股市缩水、企业倒闭、资本流动性紧张等问题。 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扶持本国企业生存,印度采取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尤其针对中国发起了多起反倾销行动。特别是在2009年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后虽对部分产品放宽条件,但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言自明。 (二) 发展模式之争加剧 目前,国际社会上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欧盟为代表的福利资本主义、日本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资本主义及新兴国家的中国模式和印度模式。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欧日经济问题较多,其发展模式已偏向美国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美国模式”即“华盛顿共识”,其宗旨是强调市场自由原则,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完全的自由化、市场化。“中国模式”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发展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中国模式强调务实,反对意识形态为纲;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强调统筹政府和市场两个大局。“印度模式”与中国不同,其基本思路是在民主体制下推进经济的自由化,逐步放松传统的政府管制,鼓励私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并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危机下中印经贸合作的对策 (一)挖掘经济互补性,深化经贸合作 与“安全困境”相比,经济领域的共赢机会更多。中印发展模式虽然不同,但互补性强。中国劳动力效率高,印度资本效率高,两者结合将产生“经济增效”作用。未来双方可着重加强以下领域的合作。一是商品结构的互补。从商品构成看,印度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仍以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加多样化,且附加值较高,如重型机械。由于双方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及具体产业发展层次存在差异,这种商品贸易的互补性可以持续下去。二是相同产业内的互补。两国在相似部门如化学药品、机械设备及纺织业等领域开展产业内贸易也完全有可能。两国可结合自己的发展特色,不断提高各自在相似产品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同一产业内的互补性。例如,中印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竞争使中国企业从印度进口纺织原料,而自己生产和出口服装。这样,两国通过纺织业内部贸易得以将竞争转化为合作的新机遇。三是IT服务领域的互补。印度软件发达,中国硬件发达,两国在IT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 (二)推动企业走出去,加强相互投资合作 印度对中国始终抱有戒心,在诸多“敏感”领域对中资企业投资设限。金融危机发生后,印度为疏缓严重的资本流动性紧张问题,放宽部分领域的外资进入限制,并鼓励企业海外融资。2008年10月,印度证券管理委员会宣布解除对外资最高40%的投资限额规定,以“挽留”正迅速流出的国外资金。 2009年2月,印度政府表示将放宽外国资本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凡是印度资本占 50%以上的合资企业所建新的企业一律被看做印度企业。按照原来的法规,凡有外资加入的印度企业建立的新企业仍被看做合资企业。按照新规定,所有印度资本占多数的新建企业将不受到政府关于外资对不同行业投资比例的限制。印度政府的上述举措无疑为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提供了机遇,经济上相互依存度的提升势必可作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器。另外,两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实力较以前大为提升,并加快“走出去”步伐。印度私企实力雄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仅塔塔和安巴尼两家家族企业的销售额就占印度GDP约5%。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可凭借雄厚财力,通过注资、并购和直接投资等方式,加快进军国际市场。国际金融危机下,许多西方大 公司资产缩水,甚至面临破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之前大幅下挫,为中印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经贸类论文:电子商务——外经贸系统的发展的必由之路 安徽省技术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 解晨光 摘要:本文概述了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发展情况,然后着重对我国外经贸系统的电子商务环境进行了分析,最后,简要提出了建设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的模式与策略。 关键词:外经贸、系统、电子商务信息化建设 电子商务就是基于互联网的商务活动。1997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商会的权威定义为:电子商务是指实现整个贸易过程中各阶段贸易活动的电子化。简言之就是网上做生意。目前,国际网络商业交易额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电子商务的兴起是全球经济的一次革命。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使世界市场变得进一步融合,促进了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发展,扩大了世界贸易。中国“入世”,可以从根本上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经贸合作,有利于引进外资和扩大进出口,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入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经济发展又促使我们必须加紧发展电子商务。加入WTO后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方面都会发生不小的变化,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电子商务,既带来发展的机遇,又面临世界同行的挑战,但从世界领域来看,电子商务的大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中国加入WTO将打开国外直接在INTERNET方面投资的大门。根据中美双边WTO协议,国外服务提供者将能够涉及到INTERNET服务的所有方面。在经过同意的情况下,外方可以在合资企业中保持30%的股份,一年以后可达49%二年后达50%。中国同意按照竞争管理原则承担WTO文件中规定的所有义务。其次WTO将会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服务贸易总协议(GATS)要求政府出版所有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并迅速或至少按年度地将新法律法规或方针告知服务贸易理事会。第三,中国将与WTO成员国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能与全球贸易伙伴互相影响,以便对电子商务形成一种统一的方法。 从1993年起,欧共体的贸易方式已正式大量使用EDI方式;1999年,欧洲15国又开通了国际电子商务网。在北美、西欧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国内贸易中,EDI电子数据交换已成为贸易信息传输的主要方式。1997年3月亚太经合组织40国在日内瓦签署了《信息技术协议》。1997年7月美国政府批准了《全球电子商务框架》。1999年1月1日美国政府采购全部采用电子商务方式。 外经贸部刘山在副部长在1999年初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指出:“2000年,世界电子商务方式交易额可达3000亿美元,电子商务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实力较量的重头戏。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大趋势,不能及时调整对策,我们将被开除国际贸易的球籍。” 外贸行业远领先于其他领域的企业,原因可能是因为出口企业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一直走在前列,对国际贸易中电子商务趋势的感受和认同相对来说是靠前的。调查也显示出口企业计算机的普及率、触网率都较高,对互联网的认识较有深度,对互联网的使用较为广泛,对互联网信息的需求很强烈。 从目前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的现状来看,国内出口企业开展电子商务的主要途径有两种渠道:一是大型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因其有着良好的商誉,加之本身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使之能够较容易地把其原有的整个供应链移植到互联网上,并向其他公司包括中小企业开放它的这一渠道;二是新兴的国际贸易电子商务平台,为中小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开拓国际市场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选择。对中国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型跨国企业,所以国际贸易方面的电子商务平台更多是将是新创的电子商务网站。事实上,这些新兴网站在目前和今后对外贸易电子商务方面已经和将要承担起十分重要的角色。经过有关媒体调查表明,42.6%的企业目前已是相关电子商务网站的会员,27.3%的企业正考虑在有关网站注册,另外有30.1%的企业目前还无此打算。在所注册的网站中,40.2%的企业是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注册,29.8%的企业是亚洲资源的会员,23.6%的企业在中国出口商品网注册,21.5%的企业选择美商网注册,15.4%的企业在阿里巴巴注册。 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要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 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有效结合起来。在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电子商务 ! 2、 在企业战略上要把市场运作与传统资源有效结合起来。中国目前的出口体制基本还是处于一种管制状态下,电子商务网站必须有效利用好传统体制资源,并且在市场运作上要不断创新。 3、 在网站建设上把商务与内容有效结合起来。国内对外贸易电子商务网站一定要在完善电子贸易功能的同时,下大力气推进网站信息内容建设,这样才能增强网站的吸引力,从而拓展商机。 4、 注意把技术与经营有效结合起来。电子商务企业不能忽略作为自己经营基础的技术研发与进步。真正成功的网站必须至少在初期阶段把相当大的一部分资源向网络技术创新方面倾斜。 5、 注意把人才的使用与培养有效结合起来。互联网企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如何有效地发现、使用和培养人才决定了企业现实和长远的竞争能力。关键是要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抓紧培养既懂外贸又了解网络的复合型人才。 机遇与挑战并存,外经贸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好处很多,简单地概括为四个字——“两增三减”,即“增加贸易机会,增强客户服务,减少库存,减少产品周转时期,减少经营管理费用。”外经贸企业将是国内最先进的开展企业与企业方式电子商务的企业,主要因为: 1、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正逐步普及电子商务,如不能利用电子商务,就可能失去贸易机会。具了解,上海、广州等地部分优秀的外经贸企业已迫切地需要利用电子商务增加贸易机会,减少成本,提高产品售后服务质量,加强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 2、外经贸企业利用电子商务基础条件好。外经贸企业员工授 教育程度高,外语水平好,而且已普遍运用计算机和网络进行企业管理。 3、国际贸易的主要支付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采用信用证方式,货物交付方式仍然会采用比较传统的运输方式。我国不发达的网上支付、货物配送系统并不构成国际贸易领域电子商务的障碍。 由此看来,开展电子商务将是我国外经贸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贸类论文:经贸局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通过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我深刻体会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对2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发展规律的理论升华,是今后我们不断提升发展层面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 这是我们党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进一步明确。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但怎样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总结各自的经验教训,积极研究发展问题。发展不仅是产出的增长,而且也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没有经济增长不可能有经济发展,但经济增长不一定就有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科学发展观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从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树立科学发展观至关重要。 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重要发展阶段,如果我们不按科学的发展观办事,以牺牲资源、生态环境为代价,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将会舍本逐末,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倒退,社会进步缓慢。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千方百计抓住机遇,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各项工作中。 作为一名经贸部门工作者,要自觉地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各项工作,踏踏实实干好本职工作,认认真真完成工作任务。从做人、做事,当好人民公仆三个方面做起: 一是真心做人。做人是做事的基础,没有一个好的人格品质,不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将失去起码的条件。我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这样,我们做人才会有充足的“底气”,做事才硬气。 二是精心做事。我们要树立起“群众所需无小事”的思想,哪怕是一点小事,我们都要以和蔼的态度认真对待,因此,我们要立足本职,努力完成工作任务。 三是当好人民公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德莫过于爱民,行莫过于利民”,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把群众的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的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的满意当作第一标准。 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树立科学发展观,同时要积极在实践中加以落实,结合实际,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积极付诸于实践。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必须坚持深入实际,察实情,办实事,求实效;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显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 经贸类论文:环保标签对世界经贸的影响 1环保标签出现的原因 1·1绿色消费观念的兴起 20世纪90年代被人们称之为“环保10年”,因为人类居住的地球不断地向我们发出警告———我们居住的环境质量在恶化:保护我们免受太阳光射线危害的臭氧层日益减少;供食物生长发育的土壤受到侵蚀;淡水资源不断受到有毒废弃物的污染;鱼类产品日益减少;大量物种灭绝;气候状况不断恶化,全球气候不断变暖。所有这一切都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环境保护意识日益深入人心。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以“保护环境、崇尚自然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标志着一个绿色时代的开始。然而消费者要想在购物时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购物决策是很难的,因为他们无法区分各种不同商品的环保特性。更为棘手的是,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许多制造商和零售商都纷纷打起了“绿色”招牌,大肆宣扬自己产品的环保特性,以击败竞争对手,占领市场。有些制造商的产品由于其对产品进行的改造,确实是迎合了广大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使之更有利于环境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贴有“绿色”标签的商品都具有环保的特性,某些商品的“绿色”标签不过是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而已。即使这些标签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可这些种类繁多,有时是非常模糊的标签仍然会使广大消费者陷于茫然、无从选择的境地。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原因,由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和信誉的第三方组织发起的环保标签计划应运而生,成为消费者对付当今出现的复杂的环保问题的一个有利武器。由于此环保标签是由一个独立自主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第三方”对某产品经广泛的研究测试、并与同类产品做出比较后才被授予该产品的,所以它为消费者提供了准确可靠的环保信息,有利于消费者在购买时做出选择。由此可见,环保标签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绿色”消费观念的兴起。而环保标签的出现又促使产品的制造商放弃原有的、旧的生产方式,以研究开发出更现代、更完美、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新产品。 1·2环保管理策略的变化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策略也在不断完善。在环保的最初阶段,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政策主要是针对各种厂商加工制造过程中出现的污染物而采取的控制措施,因为他们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如:制定排放标准,迫使制造商安装减少某些污染物的排放。这些措施的实施虽然在减少某些污染物的排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却是被动的反应式的,因为它是在环境已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且由于其成本昂贵,实施起来从长期角度来看对大量排放的污染物效果不大。同时,由于制造商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在限定实施方面往往不能很好地自觉自愿遵守政府的规定。鉴于此,政府就有必要改变其政策策略,即改变其过去的被动为主动并使生产制造商从中受益,而环保标签的实施正适应了这一要求。由于环保标签的使用,制造商的产品要比未贴标签的竞争对手的产品更受消费者的青睐,既提高了其产品的销售额,又在公众面前为其产品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2环保标签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2·1环保标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环保标签的目标就是通过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改变其消费行为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由于消费者对标签产品的偏好,贴有绿色标签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极大的竞争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制造商在其产品上使用绿色标签。即使制造商暂时未能取得使用环保标签的权利,也依然会努力改善其产品的环境特性,因为这有助于其树立起企业的绿色产品形象,增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就使环保标签成为各国进军国际市场的绿色通行证。 由于环保标签鼓励制造商在其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技术,因此环保标签会促进生产技术的革新,促进制造商屏弃对环境有害的陈旧的生产方式和技术,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制造商使用绿色科技和进行绿色产品的开发。同时,环保标签还会促进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因为,环保标签是以市场为动力,在自觉行动的基础上进行操作的,这种体制将企业的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促使制造商自觉地行动起来采取措施消除其产品对外部对环境的影响。从长远角度来看,国际贸易中那种“高技术、低产出、高消费、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必将被更健康、更完善、更有益于环境和资源利用的生产方式所取代。 但我们还应注意到环保标签的实施也会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环保标签属于一种“软”政策手段,它与传统的政府政策形成的贸易壁垒如关税、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技术标准、禁令、法律法规等一样可以达到限制商品进口的目的,因而发展中国家对环保标签的使用尤为关注。其原因是: 2·2环保标签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2·2·1某些环保标签标准规定某种产品中只有最有益于环境的产品(10%~20%)才有资格获取标签。而且某些标签标准规定的产品选择范围和限额很窄,如德国某一环保标签对纺织品使用的化学染料的范围就不包括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天然染料。这些规定实际意味着要达到德国纺织品标签的要求就只能从德国或其它欧共体国家进口纺织品染料,这无疑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出口的成本。 2·2·2由于要求获得环保标签产品的生产过程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在生产中必须使用控制污染的先进技术,产品的制造商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来改善生产环境、生产方式,这就给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增加了更为沉重的负担,其产品的价格就会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就会下降。 2·3环保目标的不同必然会产生贸易歧视 实际环保标签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促进环保的目的。但由于各国环保目标的不同就可能使某些国家的环保标签成为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 2·4制定环保标签标准的透明度无法保证由于环保标签的实施涉及到的面较大,因此要使制定出的环保标签人人都能接受,保证计划过程中的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但产品种类的选择、标准的确定很容易受到进口国工业利益和消费者要求的影响;而对出口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不能参与标签标准的确定,不了解标签标准制定的具体情况,会发现发达国家所制定的标签标准很难代表其利益 。当然,这样制定出的标准也很容易成为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贸易壁垒。 3环保标签对中国外贸的影响 3·1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占中国总出口量的80%。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都是世界贸易组织和环保委员会的成员。由于这些国家的环保技术、环保水平和公众的环境意识都比较高,环保标签的实施比较早。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环保意识还是环保水平都相对比较低,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暂时还很难。假设我们的出口产品达不到进口国的环保标准,产品的竞争能力就会下降,并可能因此而失去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3·2对中国某些产品出口率的影响 由于环保标签只选择某些特定的产品种类,因而这些种类中的产品对环保标签更为敏感,需要达到更严格的环境标准。例如,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纺织品就面临着来自于环保标签计划的严峻挑战。中国虽是一个服装出口大国,但由于我们染料的残余量超标,存在着严重的环境缺陷。如果由德国、奥地利联合建立的国际研究机构制定的生态纺织标签计划得以实施的话,它一定会成为中国纺织品出口欧洲国家的障碍。幸运的是中国政府对此问题已经十分重视,并决定为国内纺织品行业制定“绿色”标签,这将有助于国内的生产者改进其产品及加工工艺,以使其产品适应新的环境标准的要求,并同时改善整个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3·3对中国企业生产成本和企业利益的影响 环保标签计划的实施无疑会增加出口制造商的生产成本(从原料加工到废弃物的处理),因为它要求产品制造商使用环保技术以确保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环节都能达到一定的环境标准。同时,要申请获得环保标签的使用权,制造商还要在申请认证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固定资本。除此之外,制造商在产品的设计、促销策略以及广告的投入等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可见,环保标签的使用必然会使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出口利益受到影响。 4中国政府采取的对策 4·1不断完善中国的环保标签计划 4·1·1系统地扩大产品的种类 在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是资源的浪费和落后的生产工艺带来的环境危害。因此中国环保标签计划不仅要包括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产品产业,还要包括能通过技术改造而极大地减少这些危害的产品。环保标签计划应主要集中在开发低毒、可回收、节能、节水、可生物降解及天然产品上。另外,环保标签计划还要包括与环境相关的健康食品的开发,产品种类应有系统地扩大以开发出更多的产品。 4·1·2应在出口产品中发展环保标签 现在,标签产品还未完全得到中国消费者的认同,由于价格相对高于普通产品,因此标签产品难得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国际市场上则完全不同。对于许多抵制进口产品的国家来说,环保标签是防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一个有效屏障。而中国的产品在这一屏障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如90年代初期,当欧洲国家宣布禁止进口含有氟利昂的冰箱产品时,中国冰箱的出口量从1988年底的560,000台迅速降至1991年的230,000台,出口额也随之从130,000美元减至54,000美元。因此,要增强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打破贸易障碍,在出口产品中发展环保标签计划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4·1·3产品种类的选择上应与其他国家的产品相一致选择即适应中国国情又与其他国家相一致的产品种类是发展中国环保标签计划的一条捷径。其优点是:第一,有助于中国的环保标签计划与国际环保标签计划的接轨;第二,有利于中外之间互相交流经验;第三,有利于发展国家贸易,同一种类的产品容易得到双方国家的认同,这样就会为双方在标签产品中发展双边贸易铺平道路。 4·1·4在与人们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中实施环保标签计划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购买力比较弱,因此人们不会为对其生活影响不大的标签产品支付过高的费用。例如,在中国不含氟利昂的冰箱价格比同类其他冰箱产品的价格高15%~20%,在同等条件下,人们会选购价格较低的产品。但涂料的选择上则不同,即使价格再高,人们也会选择质量较好、价格较高的产品,因为普通涂料对人体健康有害。 4·2促进环保标签计划的实施,增强消费者环保意识 中国政府已开始研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不破坏环境,环保问题被提到了首要位置。通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已在环保方面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努力培养和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环保标签计划是以消费者为基础的保护环境的一项工具,因此要保璋环保标签计划的成功实施,其基础就是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目前,环保标签对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是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中国在推行标签计划时要借鉴其他国家好的经验,通过大众传媒,如电视、报纸、因特网等和消费者组织进行宣传,以提高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4·3教育出口商与制造商积极支持和参与环保标签计划 鉴于环保标签在国际贸易中越来越重要,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应该了解标签计划的内容和程序,调整自己的产品和加工工艺,以适应目标市场新标签的要求。中国出口商品中只有极少数的产品获得了国外的认可,拿到了环保标签。产品未拿到环保标签的部分原因在于其本身落后的生产技术,标签计划的产品选择,还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对标签计划知之甚少。环保标签计划是一个新的概念,因此教育相关领域的制造商增强对标签计划的了解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定期举行研讨会、对制造商进行必要的培训、向他们相关的信息,使他们了解和掌握环保标签计划的最新进展、最新动态,是十分必要的。 4·4对环保型企业实行优惠政策 中国的环保型企业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政府的扶持。政府应对环保型企业实行优惠政策,以扶持其发展。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对污染严重的企业征收环保税或向其提供技术支持等手段来消除环境污染。而对于生产有益于环境的产品的制造商,政府应向其提供生产性补贴,给予信贷优惠或对其采取免税措施鼓励其发展。政府还应增加对环境技术和环保企业的投资,以加强其科研开发能力。 4·5紧跟国际发展潮流,改善出口结构 中国必须努力研究对中国出口有影响的主要环保标签计划的发展,并跟上其发展步伐。如前所述,德国新近发展的对纺织品的环保标签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了解这些情况,就会使中国国内的出口商在掌握主动的前提下,变被动为主动,及时根据国际市场的状况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如开发绿色食品、绿色包装产品等,使贸易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4·6保护中国出口产品使其免受标签计划带来的贸易壁垒的危害 环保标签计划完全属于自觉行动,它即适用于国内生产者,也适用于国外生产者,但它同传统的贸易壁垒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由于某些国家环保标签计划的实施过于严格,因而严重地损害了发展中国家产品的出口。中国应积极地寻求双边贸易谈判来解决这些问题, 或通过采取其他的政治经济措施来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实行环保标签计划,以符合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防止因国外市场滥用环保标签给中国出口贸易造成的损失。 4·7加强国际合作和信息交流 环保领域中的国家合作与信息交流十分活跃。去年,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就21世纪的环境合作签定了一份联合公报,与英国政府达成一项环保合作备忘录,并与加拿大政府就21世纪环保合作的框架问题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1999年,朱基总理与美国副总统戈尔共同主持了在华盛顿召开的“中美环境与发展大会”。会上双方签署了7项关于环境合作项目的意向。在这些框架文件的指导下,具体的合作项目将会得到加强。因此,我们只有不断地与其他国家保持相互交流,才能了解世界环保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而不至于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中国政府还应加强本国环保标签机构与国际标准组织间的合作。只有采取国际上标准的环境技术,我们国内环保机构进行的测试程序和测试结果才能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否则,中国出口的标签产品还必须受到进口国的重新检验。 4·8制造商与出口商制定绿色营销策略 绿色营销也称环境营销或生态营销,它是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指导的一种全新的营销观念。它采用符合绿色消费观念要求的新的营销技巧,以绿色营销为中心,把营销活动与环保目标、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协调起来;它还要求制造商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即要考虑到具体的环境要求和生产工艺,还应考虑到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绿色营销的有效管理是保证制造商打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前提。当然,绿色营销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作为出口商(产品的制造商)应尽可能做到以下几点: 4·8·1制造商或出口商要努力得到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因为它为改善企业和改善社会环境行为提供了统一的环境管理标准。 4·8·2制造商与出口商要努力取得环保标签,为出口销售创造便利的前提条件。 4·8·3制造商应积极开发、生产绿色产品;要加强可回收、可生物降解的绿色包装的研究。 4·8·4制造商应努力做好市场调查,确定消费者群和消费者的需求,为绿色产品制定一个合理的、恰当的价位。当然,还要研究适当的促销策略,让国内外的消费者了解我们的产品 经贸类论文:论低碳经济对国际经贸影响 随着各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社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低碳经济时代,碳标准作为新的国际标准,全球社会所用的经济行为都将以低温室气体排放、低能源等为主要的衡量标准,目前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提出碳关税的意见,从而出现了新的绿色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正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大国,我国应该合理进行分析目前的国际形势,并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从而保证我国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低碳经济简述 在2003年美国率先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目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造低碳经济”,这是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的概念,什么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就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等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的实质内容就是清洁能源的开发以及能源的高效利用,低碳经济的核心为减排技术和能源技术的研究创新,产业制度和产业结构的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即除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低碳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对全球气候的造成的严重影响,从而实现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直接影响着全球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生存,它将对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巨大的变化。虽然在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但是在很长的一端时间内,人们对低碳经济的发展仍然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造成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能源使用的过程中化石燃料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化石燃料在市场经济中仍然占据着最优的地位,并且低碳经济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从而导致低碳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但是随着石油价的不断增高,应对气候变化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从而使低碳经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 (1)商品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的开展将造成传统的商品,尤其是石油化石资源类的产品的国际交易将下降,而新材料新能源商品的交易将会大大的增多,从而也将会使高污染、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商品大大的降低,从而低能耗、低能源以及低污染的商品将会增多。但是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对新兴的市场以及中国等出口大国受到最为直接且最大的影响,并且随着新能源的研发和利用,传统的石油化石能源的出口等将会面临着非常之大的压力。 (2)对区域贸易的影响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着国际分工的因素在原有的资本、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等一些相关要素之外,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低碳要素,这就会造成国际分工中各国的优势发生很大的变化,甚至出现优势的大转变,所以低碳经济对区域贸易的格局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以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多年的工业技术的洗礼,基础上已经呈现出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所以这些国家在低碳经济中具有很多的优势以及话语权。而对于仍然处于高碳经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中短期的经济贸易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角度进行分析,低碳经济的发展将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的创新,从而使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改变。 2、碳关税成为绿色贸易壁垒的新形式 目前很多国家,尤其是一些已经没有劳动能力成本优势的国家,但是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将会拥有众多优势的发达国家,从而将会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制度,从而以限制碳排放为名实施征收碳关税,并将与国际贸易和全球气候变化相联系。其中碳关税主要是指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税,碳关税主要针对的是进口产品中碳排放的密集型产品,比如钢铁、水泥以及铝和玻璃等产品实行的关税征收制度。比如在2009年6月份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中,美国有权从不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限额的国家进口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想通过碳关税贸易这一措施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的谈判中能够承诺采取有力的减排行动[3]。从整体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发展中国家低能效、高能耗以及高排放的生产模式还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并且产品的出口将会遭到绿色壁垒的影响,从而可能将会引起更多的国际贸易之间的纠纷和摩擦。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占据绝大的竞争优势,并且他们制定的低碳经济这一“游戏规则”将会对国际贸易的格局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并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多的问题以及障碍。 三、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1、低碳经济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最佳途径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对我国来说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2007年9月8日,我国国家主在APEC第15次领导会议中,首次提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倡导和主张,并提出加强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新技术,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不断增加炭汇,从而促进碳吸收技术的快速发展。 2、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技术含量的投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从而形成以创新为主导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应该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操作主要方向,并且在建材以及冶金等消耗较高的产业中,应该实施准入制度以及低碳经济技术的发展,并大力开展循环经济,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四、面对低碳经济中国的对应措施 1、贯彻落实低碳经济政策,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中提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生态文明社会,从而实现对外贸易的和谐持续发展,我国为了响应《21世纪议程》中有关规定,制定了一些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在2004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国国家发改委颁布的《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以及在2005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并制定了相关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并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提出我国在2010年将会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这些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对我国开展节能减排以及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的优化以及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对于发达国家颁布的碳关税等我国应对低碳出口企业政府应实施补贴以及扶持等政策,从而可以降低产品的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 2、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利用率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工业产品作为我国的经济的主体,所以对能源的需求是非常高的,但是我国目前处于“缺油、少气 以及富煤”的条件中,因此我国的资源主要是以煤为主。但是由于煤炭在生产、运输以及开发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水体以及大气等具有非常严重的污染。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促进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不断开发太阳能、风能、氢能以及核能等新型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从而可以降低我们对煤炭以及石油的消耗,逐渐使我国的能源结构向洁净化、低碳化以及生态的方向转变。 3、加快区域扩大和一体化的建设我国长期处于过度依赖出口的结构性的严重问题,并且我国内部需要占的GDP比例与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严重的不足现象,这也是碳关税对我国产生影响的主要原因。现在消费为主导的都是一些发达国家,但是我国想要实现由出口导向性向消费导向性的形式进行转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从长远的角度进行分析,加快区域的扩大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受制于其他国家的重要的途径。这种措施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4、采用CDM机制争取外部资源在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含量的标准,所以我国应该积极的开展环境外交的政策,从而推动国际碳排放量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谈判,从而可以有效发挥发展中国家作用,通过CDM机制可以争取更多的发达国家的技术以及资金。目前我国是最大的CDM碳交易国家,并且这些CDM机制将会换回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设备在我国的节能减排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并且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开展碳排放教育措施,从而可以吸引一些国际的资金和技术,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对外贸易的和谐健康的发展。 经贸类论文: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摘要:当今世界,日趋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不同的民族文化,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促进或制约,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也会给两国间的经贸、政治往来等带来影响。中俄两国贸易往来历史悠久。进入2012年,两国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研究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可以规避在两国经贸合作中因文化差异带来的风险,促进两国在人文等更多领域的合作,进而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文化;经贸 当今世界,日趋呈现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态势。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发现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文化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因素对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产生着促进或制约的效应。这样的促进或抑制效应,同时作用于国家间的政治、经贸往来。 所谓文化为一种复合体,包括人们的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宗教信仰、一个地区或民族所具有的整个价值体系,是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因此,不同的民族在历史沿革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导致各国家各民族间语言沟通、宗教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风土民俗等等形成差异。 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长久以来文化因素在中俄经贸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2012年,随着俄罗斯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俄两国都已经迈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本文从文化因素的一个切入点即中俄文化差异人手,分析其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并对如何解决文化差异给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带来的负面效应提出意见建议。 一、中俄两国经贸合作现状 (一)两国经贸合作处于史上最好时期 1 21世纪以来中俄经贸合作成效显着 中俄两国经贸往来历史悠久,其间历经数次贸易的中断或不畅。进入21世纪,随着国际大形势的发展,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日益密切,两国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往来也频繁起来。2000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0亿美元,此后逐年增长(见图1)。这得益于中俄之间政治友好,得益于两国间交往、交流频繁带来的互信。2004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与时任俄总理弗拉德科夫签署了《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双方均认为,中俄经贸合作已经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双边贸易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并作出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并超过600亿元的预想。2006年,国家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中再次表明,要实现2010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0元至800亿美元的计划。 近20年来,中俄贸易额扩大了12倍,2011年已达到835亿美元,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不仅如此,进入21世纪,中俄两国互相举办了对方国家的“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来加强交流与了解,中俄关系进入史上最好时期,中俄经贸合作也因此广被看好。2012年这一美好前景再次被印证。4月,国务院副总理访俄期间表示,力争中俄贸易额2020年达到2000亿美元,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成为中俄两国达成的共识。[论文网] 2 中俄展开多领域合作 回顾中俄经贸史可以看到,中俄经贸合作领域十分广阔。除食品、机械、电子、钢铁、化工业和矿业、轻工业、林业、航空航天等传统合作领域外,还扩展到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能源领域,尤其在煤炭领域的合作近年达到60亿吨左右,未来俄罗斯将成为中国进口煤炭最主要的供应国。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电力资源也在借地缘优势输入我国。此外,物流、金融业、创意产业、文化产业、建筑业、高新技术产业、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也逐渐在中俄两国间展开。 在国际大背景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日益密切,加强了两国经贸领域更广泛的合作,多领域合作必然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3 双边贸易纳入世贸组织的统一轨道,更利于未来的合作 2012年8月,俄罗斯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了新机遇。 首先,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会更开放。俄罗斯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0%降至7.8%。其中,农产品总体关税水平将从2011年的13.2%降至10.8%,工业制成品总体关税将从9.5%降至7.3%。约1/3的商品从加入世贸组织之日起下调进出口关税,1/4的税目将在三年内调整到位。关税水平下降,有利于中国工农业产品进入俄罗斯市场。 其次,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后,会取消进出口与国境铁路运输费等的区别定价;跨国企业合作规则也将被纳入统一的框架中,中俄双边合作将更规范,这也会带动中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 此外,俄海关管理制度在世贸组织规则约束下也会更加规范,知识产权法等相关法律也会逐渐完善,中俄经贸合作未来会更有序、更良性、更健康。 (二)两国贸易繁荣背后仍存在不足之处 尽管近年来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有了长足发展,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双边贸易商品结构单一、贸易不平衡、文化差异等等问题导致双方经贸合作水平并未充分体现出两个大国的经济实力。 1 中俄贸易相比中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体并不突出 2011年,中俄贸易额达到835亿美元,这个数据可谓喜忧参半,喜是这开创了中俄经贸合作史上贸易额的新高,忧是中俄贸易额相比中国和其他经济合作体而言并不突出。中俄虽然政治友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但双边贸易额与中日、中韩等国相去甚远。中国商务部官网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美、中日、中韩贸易额分别为4467亿美元、3449亿美元和2139亿美元,而中俄贸易额离这样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相较于中俄两个大国间的友好 往来,经贸的合作成果并未达到理想状态。 不仅如此,2011年,俄罗斯才刚刚超越新加坡、荷兰和印度,成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而此前2000年到2011年间,中荷贸易总额分别为79.2亿、87.3亿、106.8亿、154.4亿、214.9亿、288.2亿、345.1亿、463.4亿、512.1亿、418亿、561.8亿、681.5亿美元,中国与俄罗斯的双边贸易额仅与中荷贸易额相当。 2 中俄贸易合作还存在很多障碍 中俄贸易的水平不高,是中俄经贸合作领域还存在着诸多障碍最直接的体现。中俄两国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在所难免,双边经贸合作过程中时常出现漏洞,例如“灰色清关”,严重影响了中国商人在俄罗斯的利益,也导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畅。 在2012年前,俄罗斯一直没有加入世贸组织,而中国早已加入,这就导致贸易上的不平衡。双方时常无法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经贸往来。这也使中国的很多产品无法进入俄罗斯市场。 文化上的差异也给中俄经贸合作带来不可忽视的障碍。中俄两国虽为邻国却分属东西方两个文明体系,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文化导致道德差异、观念差异、语言差异等等文化差异的存在,进而在中俄经贸往来中出现很多误读与误解。如因文化差异导致中俄跨国企业在对方国经营的难以维系。跨国公司中持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投资人、经营管理人员之间,由于文化差异而不断产生各类摩擦和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决定企业生死命运的力量。文化差异导致中俄双方在经贸谈判中对谈判目标、谈判方式等有不同的看法,这会直接影响谈判的最终结果,进而影响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 此外,法律的不完善、贸易产品的质量和信誉问题,都或多或少影响着中俄经贸合作顺利进行。 二、中俄文化差异对两国经贸合作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 文化差异有利于弘扬传统文化产业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与众不同的历史沿革,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中俄两国在长期的经贸合作中,不仅相互向对方国输出自己的产品,也将自己国家的文化输入对方国。经贸行为过程中,产品输出、商务谈判、跨国经营等环节都融入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可以说,在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过程中,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性,经贸行为本身也肩负着弘扬民族文化的使命。 2 促进了多领域的经贸往来 中俄间的文化差异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两国文化的互补性,而文化互补是国家间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等活动的前提条件之一。以中俄之间的旅游业为例。无论是旅游产品还是旅游服务都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因而中俄两国的旅游资源也存在着差异,存在独特性、互补性。正是一个国家旅游资源所具有的文化独特性吸引着对方国游客不远万里而来。 3 文化差异带来新的消费需求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间的文化渗透与冲突逐渐加强。各国文化在相互渗透和融合中给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都带来强烈冲击,而以商品为媒介的文化传递不仅满足了不同文化群体的需求,更开发了新的和更多的文化需求。中国具有轻工业、食品资源丰富的优势,应该借此在中俄经贸合作过程中寻找新的商机。如将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的“冰哥雪妹”做成套娃画面,以类似融合了中俄文化差异的产品来带动俄罗斯人的消费需求。 (二)消极影响 1 观念差异阻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 中国人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中庸、务实、利他、平和的观念,而俄罗斯人坚持个人主义,利己、极端。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的人身上,而经贸活动最终也是由个体的人来完成,文化差异带来文化冲突,时常导致经贸合作中出现不愉快的情况。尤其在中国人赴俄经商问题上,俄罗斯人依照传统观念将其一概称为“中国威胁”,这样的偏见长期存在于俄罗斯的普通民众心中,无法令我们理解,也使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吸引中国的人力、物力时顾虑重重,进而阻碍了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2 思维方式与语言障碍导致两国对法律的认知程度出现偏差 思维方式与语言差异问题一直是中俄经贸合作中难以规避的障碍之一。这最直接地体现于商务谈判中。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和整体优先,即注重事物整体性、关联性,注重总体性原则,总是在总原则一致的情况下,再去谈具体条款和细节。俄罗斯人属分析性思维方式,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通过归纳、演绎推导,强调合同的细节问题而缺乏总体原则。这样时常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而思维方式、语言、法制观念甚至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还会带来对对方国法律的认知出现误读。不必要的误解与认知上的偏差,时常使中国人在俄罗斯处于窘境。如“灰色清关”事件,它是俄罗斯市场机制不健全的体现,但也反映了两国人对法律的认知程度不同,表明在中俄经贸合作领域极缺懂俄语、懂俄罗斯法律的人才。 三、中俄经贸合作中如何应对文化差异 (一)接受文化差异,多途径促进文化交流 1 政府应加大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力度,并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从近年来中俄的政治往来可以看到,双方都为相互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最大努力。化解文化差异最为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认识到差异的存在,了解对方的文化。近年来,中俄高层领导频繁互访是促成两国文化交流的最好时机,中俄“国家年”、“语言年”和“旅游年”的成功举办在两国文化交流方面也卓有成效。鉴于此,我国还应该利用中俄互办“旅游年”来增加相互往来的机会,以加强文化交流。此外,在俄罗斯已经有12所孔子学院,这是俄罗斯人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平台,我们应该加强孔子学院的建设,为两国语言文化交流创造条件,增进俄罗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了解。还应该鼓励民间文化团体互访,并设立常设机构助推中俄文化的交流。 2 鼓励民间以留学、旅游、考察、经商等方式了解对方国文化 赴对方国留学、旅游、考察、经商一直是了解对方国文化的一种具体方式。中国学生赴俄罗斯留学的人数并没有赴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那样多。在旅游方面,受到地缘因素等的影响,俄罗斯人来中国旅游的目的地多集中在东北三省、北京等地。而中国人赴韩国、日本、美国、英国、希腊等地旅游的人数都要多于去俄罗斯旅游的人数。因此,具备地缘优势的省份和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与俄罗斯合作,在赴俄留学、旅游、考察等方面加大宣传力度,推出吸引人眼球的亮点,让更多的人关注俄罗斯文化、了解俄罗斯。 3 建设相关的官网,为想了解俄罗斯文化的人搭建网络平台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网络时代,这句话依然适用,不同的是,这句话不再用来形容秀才的知识如何渊博,而是告诉我们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到你想知道的一切。中俄两国一直是国际关注 的焦点,俄罗斯的新闻、消息也屡见于中国的网络媒体之上。 在国内,有关俄罗斯的网站发展可谓良莠不齐,这类网站多集中在北京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或在有地缘优势的省份,但一些过于专业的网站因为受众太少常常处于“休眠”状态,无法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鉴于此,我们应该整合国内已有的与俄罗斯相关的网站资源,建立具有门户性质的综合性网站,以满足人们了解俄罗斯文化、加强对俄经贸的需要。 (二)多渠道培养相关人才 在商务领域、跨国企业经营过程中,参与中俄经贸合作的人应是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这就要求我们培养既懂专业知识又精通俄罗斯语言的人才。在有地缘优势的省份的高校内应开设更多有关俄罗斯的课程。同时将俄语专业的课程开放,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以培养更多懂俄语并且了解俄罗斯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除了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科研人员和高校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外,就是住在边境市县的人也并不怎么了解俄罗斯,更别说了解俄罗斯文化了。建议有条件的省市可以定期举办俄罗斯问题论坛、讲座以加深人们对俄罗斯的了解,弥补文化差异给两国间带来的误读。在边境市县可定期举办中俄联谊会、文化展等来营造相互了解的氛围。 (三)培养跨文化意识,寻找文化差异带来的新商机 1 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培养新的市场需求 中俄毗邻,有着几百年的邦交史和经贸史,对对方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认同,且随着近几年两国间的友好互动更加深了彼此的认知。在此基础上,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寻找新的市场需求便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新亮点。例如,可以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上下工夫,带来贸易往来与文化互通双赢。在旅游开放方面,尤其是边境省市,应该借中俄“旅游年”之机会,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开辟一些以了解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旅游项目,吸引俄罗斯游客来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同时,中国人也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了解俄罗斯文化。 2 以文化差异为契机,创造新奇特的产品 中国人从来不缺少对新奇特产品的创造灵感,中俄文化差异性也早被人们熟知,我们如果一味地迁就对方国,总是以生产制造符合对方国品味的产品有时候可能会给人留下没有新意的印象。我们可以利用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同时适当渗透中国文化,将双方差异性文化相结合定会增加产品的新奇特性,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旅游经济论文:扬人文资源优势做旅游经济文章 我镇南接姜堰城郊,北连古镇溱潼,是泰州、姜堰到溱湖风景区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世界珍稀保护动物麋鹿的故乡和最后的野生消失点,有建于唐代的太平桥和被列入航空标志的参天银杏,又是清代“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名噪一时的刘氏状元的诞生地。为此,我们把发展思路定格为水乡生态旅游镇,从放大人文优势效应角度出发,围绕“状元”品牌,“麋鹿”金牌做好开发文章,让人文资源这种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资产和对外招商资本。一、多渠道挖掘,突出体现一个“全”字 由明到清,桥头的豪门旺族—刘氏家族先后有数十人中为举人、进士,5人官任都督,2人为武状元,高官、名流煊赫乡里五百年之久。特别是同胞弟兄同为武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实为罕见,堪称绝代双骄。因此,有诗赞誉“一门五都督、三科两状元”、“青黎高照无双阁,皇榜连标第一家”。由此可见,研究刘家的兴衰沉落,开发刘家的人文资源有着极高的史学价值和前景看好的旅游经济价值。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前几年,我们已经会同市政协文史工委一道对刘状元有关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在此基础上,市文史委还编印了《刘氏兄弟状元世家》、《刘状元捉拿扫帚星》等相关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有关刘氏状元的人文资源有以下三个方面:①目前可以开发的景点主要14处,它们分别是状元衣胞住址、养马厅、栓马屋、土地庙、状元府址、廒屋垛(屯粮处)、溜马场、武书房、关帝庙、马路、红牌沟、黑牌沟、刘家洼饮马池、状元墓地;②现存的遗址文物有状元府遗址、状元盔甲、弓箭袋、大刀、练功石、石鼓、栓马石、红木床(状元床)、诰封圣旨五件、刘氏家族(族谱)、《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唱本、府址水井2口(其中一淡一咸);③流传的轶事传闻有:刘状元捉拿扫帚星、刘国庆御前殿试、刘公府异母神童、高员外爱才提亲、刀挑碌碡、刘氏与丁楚玉、土地神跪拜、刘状元改道、关帝庙征前许愿、宝烛、住客栈拿妖捉怪、选葬地、刘国庆病逝。下一步,我们还从保护和利用现有的人文资源角度出发,进一步加强对人文资源工作的领导,成立镇人文资源工作领导小组,由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下设人文资源工作办公室,明确专人具体负责人文资源的搜集、开发和保护工作,尽可能地搜集更多、更全、更详实的历史资料。确保人文资源得到充分的挖掘,合理的开发利用。 二、高起点规划,突出体现一个“武”字 刘氏状元因武闻名,以武著称,在民闻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至今仍有不少老百姓对传说《刘状元捉拿扫帚星》乐不津道,因此,这为我们打造状元品牌,叫响状元品种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市场基础。为了更好地开发资源,我们将聘请相关专家担任旅游产业开发顾问,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由专业院校按照高起点规划,分年度实施的原则,对恢复状元府原貌进行修编规划。整个修编规划,在以明清史料为依据,以英武、勇猛为魂,力求再现昔日刘氏家族的辉煌的基础上,与产品开发延伸结合。一是与武警或体协联合创办形式独有的武校,进一步拉长产品开发产业链,不仅有利于推动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为社会培养输送更多的实用型人才。二是把旅游与实用有机结合起来,积极策应风景区的开发,主动与溱湖大道沟通连接,在状元府东侧、溱湖大道西侧兴建一个休闲健身俱乐部,其中分设状元射击场、状元健身房、状元溜冰场,进一步做大状元品牌。三是与发展经济开发旅游产品结合起来。一方面把现有的状元茶项目做大,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力求利用旅游推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围绕状元的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性,有目的地开工状元酒、状元鸭、状元服饰、状元兵器等相关的旅游产品,把武状元精神发扬光大。 三、市场化运作,突出体现一个“活”字 开发状元府,做大状元品牌,需要一大笔资金投入,鉴于桥头实际,仅仅依靠自身财力十分困难,因此,我们将采取多条腿走路的办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在景点开发上。一方面,对现有的人文资源进行保护,把现存的刘状元遗物与当地农户签订保护协议,同时加强对民用建筑的控制,减少日后规划建设时拆迁难度和费用。另一方面,坚持量力而行的原则,分步实施14个景点。二是在资金筹措上。我们采取两手抓的办法,一方面积极申报重点三产发展项目,争取上级的支持和扶持,同时争取专项资金贷款。另一方面,积极走以资源招商的路子,形式上允许独资、合资、参股或者出让项目经营权;方法上灵活多样,可以整体承包经营也可分项承包经营,或者先运作后规范;条件上不受限制,只要有投入都可以协商合作。三是在市场炒作上。要想做响旅游品牌,必须加强对外的宣传推介。为此,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做好推介文章。即加强与旅游公司的联手合作,主动与相关著名旅游公司接轨,请他们出面帮助宣传推介自己的旅游项目,借他们的优势,克服自己先天不足的困难。加强与艺术影视界和企业界的联手合作,以状元史料为题材,创作状元题材的影视作品,通过大众传媒提高状元知名度,扩大状元对外影响,增加状元品牌叫座率。加强与武术界的联手合作,力争把状元武校办成武术人才培训基地,积极创造条件,举办定期武术或中华武术研讨联谊会,走借力造势,借梯登楼的路子,全方位扩大对外影响。四是在利益分享上。总的原则是让投资者受益,根据投资额的构成比例大小和资金渠道,确定利益分享办法,可以按股分红,也可以一次性出让经营权,还可以买断经营。其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推介门槛,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个人参与加盟开发状元旅游项目,为致富的方百姓大开方便之门。 以上仅仅是我镇开发状元府的初步设想,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有代进一步完善,但是开发状元府势在必行。今后我们将围绕发展思路,强力推进,强势打造状元品牌,积极走资源产业招商路子,为发展地方经济拓宽思路,拓 展平台创造条件。 旅游经济论文:经济转型期乡镇旅游发展问题 1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发展的战略意义及发展现状和前景 1.1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战略意义因河北省环京津带地区承担着为京津地区阻挡风沙、净化水质和供给水源的任务,当地的工农业生产和资源开发受到限制,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环京、津100km的贫困带。在不改变当地继续作为京津生态保护屏障的前提下,逐步转变当前传统单一的种植业开发模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开发高附加值的新型农业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当地经济成为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国内外诸多实践证明,农村旅游则是当前农村经济中最具附加值的产业之一。河北省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能够充分挖掘当地农业资源的价值和作用,把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其独特的民俗文化以及区位优势等无形资产转化为合理的经济收入,并产生立体式的乘数联动效应:可以使环京津贫困带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在不离乡土的情况下就业;可以使当地特色农产品减少流通环节而直接面向都市消费者;可以推进当地包括旅游、饮食、住宿、购物第三产业发展;可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加速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因此,顺应经济转型的时展潮流,通过政府规划和扶持,运用现代手段和技术,大力发展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2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现状及发展前景经济发展规律和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旅游业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2011年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而一项最新的假日监测数据也表明,70%城镇居民选择乡村作为出游目的地,尤其是在当前房、车发展受限,股市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村旅游日益成为都市居民休闲消费的重要选择。河北省农村旅游也因而得到飞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河北省开展乡村旅游的乡镇达300多个,1400多个村落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就业30余万人,年接待人数4000万人次,总收入突破100亿元,年均增长25%以上[1]。在河北省农村旅游市场中,据京津两小时车程的包括廊坊、保定、张家口等7个市所辖的57个县(市)的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具有具有区位优势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统计数据显示,北京2011年人均GDP达到1.2447万美元,天津市达到1.3391万美元,两地均接近富裕国家地区水平,拥有较高收入水平的客源市场和效益优势。环京津带是河北省旅游资源富集区,有坝缘山地、森林草原、天漠和沙漠草场等特色资源,还有凉爽的避暑气候、清新的空气、优质的雪场和良好的温泉资源等,除此之外有传承并保存下来的地域乡土文化,如红色革命遗迹、历史文物古迹、农村民俗风情等,为河北省发展环京津乡村旅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游发展的问题及制约因素 2.1经营特色和市场定位存在偏差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主要面向京津的现代都市人群,提供都市人休闲、度假。农村旅游的特色就在“农家”和“休闲”。但现实中,众多行为却体现了其在定位上的明显偏差。往往“农味不浓”,一些农村旅游项目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模仿城市餐厅或娱乐城的经营内容和经营方式,淡化了农村游的特点。片面强调规模而忽视自身经营特色,将京津大都市游客重新置身于喧嚣的都市环境,无法满足京津都市游客对农村旅游越来越高的品牌化、多样化、内涵化、人性化消费需求。 2.2经营产品同质化严重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缺乏河北省乡土文化、农耕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的支撑,产品同质化严重,特色品牌项目较少,没有与京津形成错位发展。从功能上讲,主要以观光、餐饮、住宿为主;从类型上看只是局限于爬山、打牌、钓鱼、按摩、温泉、滑雪等单调的娱乐项目;乡村文化展示方面也只是对常见的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器具进行展示,没有体验性旅游内容。缺乏农家旅游的独特魅力特色,旅游开发项目低档次、重复性,同质化现象严重。依靠“低质低价”路线、小规模经营,同时受到京津竞争性压抑和区域性屏蔽。京津本地农村游由于同城效应和交通优势以及较为完善的旅游配套服务,使之在类似旅游项目的选择中成为京津游客的首选市场。最终使得同类产品竞争中京津地区对河北省农村游产生了一定的替代效应,对其发展构成了较大的生存压力。 2.3大旅游理念缺乏河北省环京津带包括环京津57个旅游重点县(市)。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管理各自为政及知识结构、经营管理能力、传统小农意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村旅游景点孤立发展,整合意识、品牌意识淡漠,缺乏长远的发展眼光,不注重对文化内涵的挖掘,品牌形象不突出,资源与资金没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形成合力,总体上尚未形成河北省农村旅游自身的产品特色,建成的精品较少,产品品质不高、特色不突出、规模体量小、建设水平低、功能设施差等问题普遍存在,致使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受到影响。 2.4基础与服务设施及旅游环境建设薄弱河北省环京津地区与京津优越的交通条件相比,存在路面窄、弯道多、路况差、易堵车等问题,公共交通不发达,缺少集约化的旅游集散及咨询中心,旅游公路沿途的休闲服务设施配套不足,目前远没有达到旅游交通的“舒适、快速、顺畅”的要求。河北环京津地区农村游接待村镇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较为薄弱,如电力供应的紧张、自来水供应的不足以及垃圾及时清理的困难等,其规模难以扩大到游客需求的水平。河北环京津的一些县城和旅游景区“脏、乱、差”的面貌也急需进一步改观。环境脆弱、生态承载力有限,也是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所在地的共同特点。 2.5组织管理水平不高河北环京津带农村游具有明显的家庭管理的特点。一些农村游开业、停业还很随意,经营的随意性和招待客人的不周直接影响了人们农村游休闲的层次和情趣。由于缺乏权威、统一的协调管理机构,部分农村旅游开发管理较为混乱,小范围内 产业要素重复配置,创新项目少,形成了市场开发重复、产品单一的现象,在游客数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造成导致拉客、抢客、宰客现象的发生,恶化了行业竞争环境。经营户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管理方面的技能,由于农村生活状况相对封闭、经济落后,很难吸引外地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2.6营销手段和品牌建设落后旅游营销渠道在旅游市场开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景区无论是政府旅游主管部门主导的营销,还是农户主导的营销,一般都过于迷信“回头客”和口碑宣传,仍存在着“先等当地旅游发展起来,再拿钱来宣传促销旅游”的落后观念。所采用的促销方式大多为广告、人员推销等,而且力度不大,有少数经营者在互联网上设立了宣传网页,取得了一定的营销效果,但由于网页的知名度有限,再加上信息量少、功能简单等原因,还无法对乡村旅游形成强有力的支撑。目前,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品牌的塑造及推广不足,大部分农业旅游景区(点)普遍知名度不高,缺少品牌营销意识,从而使得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缺乏应有的竞争优势。 3经济转型时期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变观光型、同质化产品为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面对的主要是京津市场,在旅游资源上京津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应强化与京津休闲旅游同源异质的互补功能。同质化的资源需要差异化的产品,类同化的市场需要错位化的经营。既要积极与京津进行实质性合作,整体策划,互利共赢,更要在环京津农村旅游精品的设置上扬长避短,打造产品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开发培育能够代表河北农村旅游形象的标志性产品。充分发挥环京津农村地域内蓝(海滨海岛)、绿(自然生态)、红(革命圣地)、白(冰雪)、黄(皇家文化)5大特色农村旅游优势资源,联合打造海洋、避暑、草原、温泉、冰雪、运动、皇家、狩猎8个旅游特色资源,这些资源就是河北面对京津的差异化资源,实现和京津的错位发展,塑造独特的竞争力。另外河北省环京津带各县市,还应当结合当地区位和资源,积极培育新型业态,开发不同消费时段和不同消费内容的农村旅游系列产品,推动其旅游产品转型升级。根据距京津地理位置距京津地理位置和双休日、“黄金周”、寒暑假、带薪假期等不同时段设计开发农村度假旅游产品[2]。例如在京津冀城乡结合部可以建设商务会议型农村旅游区,也可以根据地位优势大力发展会展旅游。在京津城市近郊,建设休闲娱乐型农村旅游,在保持现有的棋牌、歌舞、体育、垂钓等常规休闲娱乐活的基础上,拓展以河北乡村特有的民俗文化、农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休闲型旅游;开发各类型主题农业游乐园,设计供游客参观游览、进行参与性活动的游乐型旅游,改变目前旅游产品以静态观赏田园风光为主,设置情境让旅游者感受农家人和农家生产、生活的乐趣,获得全新的农村旅游体验;丰富以当地农村绿色、特色食品为主的特色农产和风味小吃等美食品尝旅游活动;开展农业文化考察、特色农业考察、农业技术培训农业知识学习等农村研修性旅游活动;借鉴海南、云南发展经验,加快环京津带农村养老旅游项目开发,促进当前的“银发旅游”向养老休闲型转型升级[3]。 3.2变门票经济为综合经济全面提升目前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总体上处于观光型阶段,以门票经济为主,旅游景点和旅游产品的层次、档次还不够高,旅游产品单一,缺乏整合联动,远不能提供吃、住、行和游、购、娱等一站式的体验。应该围绕京津游客高层次、多元化农村旅游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旅游业综合性强、关联度高的作用,系统谋划大旅游产业发展,把农村旅游与生态农业、度假、娱乐、商务等活动结合起来,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放大旅游产业的规模效应和辐射效应,积极开发旅游衍生产品和服务,提高附加值。寻找当地农村土特产品、饮食、文化新的增长点,把音乐、影视动漫、重大体育赛事等都可以作为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点。易县清西陵摇滚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河北动漫节等都是将文化产业与旅游紧密结合获取社会和经济效益的范例。另外,也可以开发和利用河北环京津带特有的区位优势和山水资源,引进或合作承办大型会展活动,以会展经济带动旅游消费功能的提升,逐步实现农村旅游产业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的转变。 3.3变初级的粗放服务为现代化标准化服务河北省环京津农村游的服务要有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做到让游客吃得开心、住得舒适、游得便捷。为此应尽快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提升旅游咨询服务,建立旅游标识系统,加强旅游安全救援等设施;进一步推进农村旅游标准化建设,推行GB/T19000质量管理认证体系。在景区的环境保护和管理方面,推广GB/T24000环境管理认证标准。建立涵盖酒店、餐饮、娱乐、交通、旅行服务等完善的服务标准化体系,切实提高农村旅游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构建环京津带农村旅游诚信体系,建立和实施旅游企业的诚信评价制度,利用媒体和群众监督,规范农村旅游经营企业和从业人员的经营行为;建立有效市场监督制度,严格落实环京津旅游市场监督的属地管理原则。对非法经营、非法旅游小广告、社会旅馆非法揽客和购物商店的欺客宰客行以及游区内各类餐饮和纪念品质量问题等,属地的农村旅游管理部门应会同公安、工商、质量监督、卫生管理等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治理,完善旅游市场秩序。 3.4 变单一的景区发展为拉动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模式河北省环京津带的57个市县区要积极开展跨地域、跨行业、跨景区的合作,谋求市场合力,做大做强河北农村旅游的品牌。切实发挥河北省政府在培育市场主体、规范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环境和整体宣传促销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应进一步发展创新乡村旅游景区的管理体制,加快市场化运营步伐,有效整合环京津区域的旅游资源,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统一促销和统一保护,避免区域内低端无序的不良恶性竞争。努力形成河北省区域内资源共享、产品互补、配置合理、区域分工明确的局面,进一步实现河北环京津农村旅游的“无障碍”化,提高旅游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发展大旅游,进而带动河北省局部经济的发展。 3.5变传统单一的营销宣传模式为现代化营销手段进一步整合现有的各种传播渠道,开展多种多样的营销宣传活动。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进行广告或形象片的宣传,以举办重大文化节庆活动为载体,借助举办各种农村旅游推介会、交易会、农产品博览和展销会等[4],重点宣传河北省农村旅游的突出特色,打造整体品牌形象。加快建设旅游电子商务网络,建立以“数字旅游”为平台的宣传促销和日常管理系统。提高农村游经营者的网络营销水平,通过网络宣传,推动旅游产品网上销售。建立农村旅游电子商务环境,实现网上结算。依靠专业网络公司技术支持,依托行业协会规范管理,形成政府倡导和组织,企业参与,银行介入,以网络公司为构架,由行业协会来推动的现代的旅游信息化组织模式。 3.6变开发掠夺式为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方式逐步转变环京津带农村旅游经济增长方式,重视农村旅游的环境保护,从对农村资源的浅层掠夺性开发转向资源的深度利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强化环京津带农村的环境保护、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建设,保障和修复农村生态环境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稳定性。坚持“保护优先、永续利用”的方针,在科学规划、有效管理、合理开发、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正确协调环京津农村旅游中游客与自然的关系、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关系。通过“传统的资源,现代的市场;传统的文化,现代的解读”,为河北省环京津带农村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5],推动河北省环京津带新农村建设及和谐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的理论 从当前国内对旅游经济、绩效的评价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大都是在引用和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研究方法和思路,并套用了相关的主流的实证模型,定量为辅,定性研究居多。从评价的范围看大都将注意力放在了宏观层面的经济效应上,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对旅游业自身绩效的关注也很少。由于旅游业是一个牵涉面很宽泛,涉及部门诸多的综合性产业,其中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而这些数据很难获得,因此旅游经济的定量研究很困难。从现有文献的总结说来,大致按照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内容的不同倾向,本文总结了当前国内旅游经济和绩效评价的研究内容,对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及其特点进行述评。 一、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 在这一阶段,国内主要是集中对旅游经济的定性分析探讨,研究的成果很少,缺乏足够的准确数据,大都是靠研究人员的主观经验判断,所取得的成果也相对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 二、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90年代末) 这一阶段对该主题的研究步入了飞速发展的时期,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丰硕,在研究方法上也开始较多的使用定量方法,通过搜集相关的数据,采用数学模型和统计学方法实证分析研究旅游经济和绩效的评价,与简单的定性研究相比,大大提高了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保继刚、楚义芳(1999)是国内第一个全面分析评价旅游经济这个主题的学者,为该主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价值,他们运用相关统计数据对我国国际旅游的创汇效应、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及旅游产出乘数进行了初步的估算。陆林(1996)、潘景胜等(1998)都是通过选取国内的某一城市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各种分析方法和相关数据讨论了旅游经济的相关情况,其中陆林使用了季节差异分析、旅游者消费水平比较分析和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研究了黄山的旅游经济状况,而潘景胜则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旅游业进行了类别细分,同时运用了专业化指数和结构变化指数研究了上海国际旅游效益问题。李江帆等(2001)认为旅游给予当地的总收入并非总产值,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的中间消耗,将此部分消耗扣除后的增加值之和才是国内生产总值。因而旅游总收入并不等同于国内总产值,两者不具有可比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还从第三产业中与旅游密切关联的五个部门中,把其增加值按照一定的比例剔除旅游者消费的部分,纳入旅游增加值中,并由此得出了旅游消费的剥离系数这一概念。然后运用该系数估算了19个省市的旅游增加数值,定量分析了旅游对GDP的贡献。之后,又选取了广东省作为实例,计算其旅游业的中间投入比例、分配比例、就业系数、价格波动指标、中间需求率等。 三、提升阶段(2000—现在) 这一时期,学者们的研究也愈加深入,逐步开始使用较为复杂、更加完善的数学模型,并开始对国外的相关成果进行评价,发现其不足,采纳其优点,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段时期的关注点在于整体上评价和把握区域旅游业的经济绩效。宋子千等(2000)通过对相关行业的重新划分,单独细分出旅游相关行业、基本行业和间接相关行业等,并提出了产业和行业增加值的概念,通过合理构建完备的评价指标来评估旅游业的经济地位,他认为旅游业产值的增加对GDP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并可以运用旅游生产总值来评估某地区旅游发展对GDP的贡献,也可以看出旅游产值的增值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薄湘平和薛晶晶(2001)采用经济效益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对中国旅游业绩效进行了综合评价。资源并不是影响旅游业绩效的关键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旅游资源赋存对旅游业绩效的贡献度更大。张帆等(2003)以秦皇岛为实例,深入研究了当地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通过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和TSA的相关研究方法从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和提供就业机会、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计算当地旅游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鲁明勇等(2005)在以旅游基本部门为基础的前提下,运用投入产出的关联分析法,结合TSA,合理构建了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评价指标体系,更全面、系统和科学地展示了旅游业对相关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游达明和许斐(2003)采用旅游收入、旅游就业人数、旅游投资效果系数、旅游利润回收率等指标,提出了区域旅游经济效益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薄湘平和杨帆(2006)从产出角度出发,构建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我国31个省市作为区域研究单元,对我国2004年省际旅游业的经济绩效进行了评价对比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旅游业经济绩效的整体水平偏低,区域间发展极不平衡,两级分化较为严重。各区域在旅游经济规模、旅游经营水平及盈利水平上差异较大,从而决定各地区发展旅游业的目标、方向,途径也各不相同。陈海波等(2006)选取了江苏这一实例,研究了该区域接待游客人数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使用了面板数据模型,通过构建合理的模型,选取合适的指标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各个地级市中游客每递增一万人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通过聚类分析指出苏州、无锡、南京和泰州属于第一类,即游客数量的增加可以较大幅度提高旅游收入。王凤(2007)对我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的绩效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旅游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与公司绩效间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资本化率与公司绩效呈稳定的显着正相关关系,但过高的财务杠杆水平却包含着巨大的财务风险,理应积极开拓多种提高业绩的路径。陆相林(2007)应用DEA方法中C2R模型,选取相关指标,从效率和规模收益两个方面对山东省17地市旅游发展进行评价,根据分析结果把这17个地市划分4类,针对不同类型提出相应的对策。徐晓娜,翁钢民(2007)运用SOM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城市居民的旅游需求进行聚类,选取7个反映旅游需求发展情况的特征指标,将39个城市聚为6大类,最后分析了6个类型各自的旅游需求特征及其区域差异。生延超,钟志平(2009)借鉴 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湖南省为例对旅游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郭金海,韩雪,罗浩等(2009)通过经济空间差异分析方法ESDA技术,对1997-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发现:①省域总体空间差异缓慢扩大;②至2007年我国省域入境旅游经济已形成“三阶梯、两顶峰”的空间发展格局;③省域间明显表现为一种“先进带动后进”的发展模式;④各阶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由于主导作用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发展趋势。朱承亮,岳宏志,严汉平等(2009)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2000~2006年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旅游产业效率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全国均值仅为0.632,可见在现有技术进步不变的前提条件下,我国区域旅游产业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同时指出我国旅游产业效率区域差异明显,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且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之上,而中部地区又略高于西部地区且均在全国平均效率水平以下,但从变异系数来看这种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小。 从上述国内旅游经济绩效研究阶段特点来看,总体上相关研究呈现从偏重定性分析到注重定量分析,从研究方法单一到多种方法全面开花的趋势。研究内容也逐渐从相对空泛的宏观研究转变为比较深入的针对专门问题而进行的微观机理分析,研究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与我国区域旅游逐渐兴盛的发展轨迹相吻合。 旅游经济论文: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关中—天水经济区 旅游 一体化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旅游合作已成为各地旅游业参与市场竞争、实现联动发展的重要途径。关中—天水经济区在旅游资源、经济基础、交通设施、产业政策等基础条件方面具备比较优势,为区域内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性。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应从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构建无障碍旅游区,建立共享信息市场,实现区域旅游整体促销,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等方面展开。 关中—天水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的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宝鸡、杨凌、商洛(部分区县)和甘肃省天水市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该经济区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较好,交通设施比较完善,旅游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导下,在经济区内培育一体化旅游市场,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是其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的背景 1、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成立。2008年8月,由天水市旅游局发起,经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和天水等六市旅游局共同协商,就关中—天水经济区六市间建立旅游友好合作关系事宜达成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六城市间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共同体联合组织”,西安市旅游局为常设执行主席方。这一组织的成立,使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问题被提上议程。 2、《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出台。200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改西部[2009]500号,以下简称《关天规划》)正式出台,标志着关天经济区的发展上升到全国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层面。《关天规划》明确要求:加强精品旅游景区和精品旅游线路建设,完善配套设施和服务功能,提升旅游资源产业化经营水平;加强旅游管理机制创新,大力发展旅游经济,把经济区建设成国际一流的旅游目的地。为了贯彻落实《关天规划》提出的这一产业政策,经济区内各大旅游城市展开联合行动。 3、西安、天水两市签署战略合作和旅游合作协议。2009年9月,西安市政府和天水市政府正式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市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和《旅游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两市将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地开展交流与合作,构筑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格局。《旅游合作协议》的主题是:着力打造西安—宝鸡—天水丝绸之路旅游走廊,力争开通两市旅游专列,逐步推进区域内无障碍旅游,积极探索两地旅游一票制。 (二)关中—天水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基础 1、不平衡增长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1958年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的。赫希曼认为,发展道路是一条“不均衡的链条”,从主导部门通向其他部门。首先选择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增长论主张集中有限的资金,扶持具有较强产业关联度的产业部门。从关中—天水经济区的资源状况来看,必须用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而旅游业就是这样的产业。旅游业具有较大的综合关联效应,其发展不仅可以带动与之相关联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教育事业、住宿业、房地产业的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与之相关联的铁路运输、餐饮、航空运输、批发和零售等产业的发展。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1955),后经布代维尔(法)、弗里德曼(美)、缪尔达尔(瑞典)等人丰富和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建设增长极的根本目的在于释放极点能量,以带动外围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内,通过旅游一体化的发展,以西安作为增长极,通过区域之间的合作,释放核心区西安的经济能量,从而带动区内其他城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 3、“点—轴”开发理论。完整提出“点一轴系统”理论的是我国着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客体在区域内总是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社会经济要素在“点”上积聚,并由线状基础设施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点”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各级中心城市,是区域内重点发展的对象。“轴”指由交通、通信和能源通道连接起来的基础设施,对附近区域有很强的经济吸引力,而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设施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对附近区域有扩散作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开发的基础性理论。已经在我国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中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区域旅游开发同样具有非常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4、核心—边缘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由弗里德曼(美)在1966年提出。弗里德曼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域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边缘区域组成,核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核心居于统治地位,边缘在发展上依赖于核心,但这种空间结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区域的空间关系会不断调整,经济的区域空间结构不断变化,最终达到区域空间一体化。从关天经济区的实际来看,西安依靠其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航空、铁路等交通条件及其在陕西省的重要政治地位,成为区域内旅游发展的核心城市,周围的咸阳、渭南、宝鸡、天水等城市为西安旅游业发展的边缘区域,表现为一个典型的“核心—边缘”模式。 二、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的合作基础 (一)旅游资源基础 关天经济区旅游资源类型丰富,包括地文景观、水域风光、生物景观、天象与气候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人文活动等类型,既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差异性和互补性。众多的资源类型为旅游一体化整合、提高整体吸引力提供了基础,而其中最具优势的资源集中于历史人文方面,是国内典型的人文旅游资源富集区。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素包括伏羲女娲、炎帝、黄帝等中国始祖文化,大地湾、北首岭、梁带村、半坡等原始遗迹文化,周秦汉唐等中国盛世文化,麦积山、法门寺、大雁塔、楼观台、龙门洞等宗教文化,以及关山、秦岭、渭河等山水文化。关天旅游一体化发展可以根据区域文化特征,在产品及线路设计、形象塑造、营销宣传等方面,从大区域整体文化入手,形成独具特色的整体性旅游形象。 (二)社会经济基础 关中—天水经济区是继成渝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之后我国西部第三个国家级经济区,是我国西部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各地在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西安是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铜川境内矿产资源丰富,煤炭、石灰石、油页岩资源储量大;宝鸡工业基础雄厚,是西部工业重镇,装备制造业优势突出,重型汽车、数控机床、精密磨床、电子仪器仪表、石油钻采设备、铁路桥梁及钛材等60多个产品销量居全国或世界同行业前列;咸阳被誉为“中国第一帝都”,拥有深厚的传统医学文化积淀,历史上名医药师荟萃,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素有“医药保健城”的美称;渭南是陕西“粮仓”、“棉库”,农业产业化水平较高,是陕西最大的果品冷藏群和全国最大的果汁生产基地,也是陕西乃至全国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杨凌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而今已成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7),突出的农业优势使其被誉为中国“农科城”;天水有“陇上小江南”之称,是西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和特色的区域工业体系,天水也是西北最大的天然林基地之一,发展种植业和农林产品深加工业前景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上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为整个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三)交通设施基础 便捷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关天经济区交通设施良好,贯通东西的陇海铁路是这一区域的铁路交通动脉,随着宝天高速的开通,高速公路也横贯这一地区。目前关中地区已经形成了以西安为中心的畅达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区域内部通道和对外交通干线网络化。特别是西宝、郑西高铁的开通和对高速公路的改造,以及各重点旅游景区线路的完善,使经济区的旅游交通更为通畅。根据《关天规划》方案,关天经济区下一步将继续大力发展公路及铁路交通,扩建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新建宝鸡机场,迁建天水机场。到2020年,实现区域内所有县(市、区)通高等级公路,形成以西安为中心的“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 (四)产业政策导向 国家在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旅游业是经济区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陕西是我国现代旅游发展最早的区域之一,而关中地区的旅游发展一直是陕西人文旅游的核心。随着旅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关中地区各地都出台了支持旅游发展的产业政策。西安市以建设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城市为主线,通过放宽旅游市场准入、创新体制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和金融支持等保障措施,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第一主导产业;渭南市发改委深入市内各景区景点调查研究,学习借鉴旅游产业发达地区的经验,结合渭南实际,提出了《旅游业发展专项规划》;咸阳与西安合作建立“大长安国际古都旅游圈”,以提高自身旅游价值;宝鸡市在2009年初出台了《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并成立文化旅游发展的专门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与旅游有关的招商引资项目;天水市通过制定高标准旅游规划、加强营销宣传力度、加大对旅游的投资来确保旅游业的支柱产业地位,并且主动与关中地区各城市联系,构建关中—天水经济区旅游经济合作共同体。地方政府种种积极的产业政策成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促进关天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对策 (一)加快旅游资源整合,共同打造精品线路 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旅游资源丰富、互补性较强,要想充分发挥其旅游资源优势,区内各方必须用“大旅游、大发展”的思想指导旅游一体化发展,共同编制区域旅游发展规划,打造统一的关天经济区旅游品牌,树立关天经济区旅游的整体形象。在旅游空间竞争与合作时,既充分体现各自的特色又能整合共同的优势,既有特色项目又不会产生近距离的替代产品,借对方的资源优势来弥补自己的资源缺陷,共同打造精品旅游景区、线路,以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的。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条件,完善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体系,构建互补的旅游产品群,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求。 (二)构建关中—天水无障碍旅游区 无障碍旅游是各旅游区为了消除区域壁垒,达到区域间旅游经济合作,旅游资源、产品、市场和信息的共享,实现旅游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构建关天无障碍旅游区需做到以下几点。实现游客在关天经济区旅游过程完全无障碍,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都能达到同城旅游的效果;允许经济区内其他城市的旅行社在自己的区域内开设分支机构,鼓励优秀旅游企业跨城市连锁经营;逐步取消关天经济区内的国内旅游地陪制、跨城市旅行 社组团及其他旅游壁垒和进入障碍;在交通上,要突破行政区域界线,优化区域交通网络,实现区域内主要景点、景区之间的高可达性,从而真正实现无障碍旅游和区域旅游的—体化。 (三)建立经济区共享信息市场 区域旅游合作主体的行为决策是否有利于双方合作的展开,依赖于各合作方信息的对称性。因此,为了使区域旅游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各城市之间经济政策和相关措施要尽可能公开,以增加区域旅游合作的可预测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相互信息封锁而导致的合作风险。各地应加快建设区域信息化交流网,加强与国家以及国际相一致的电子商务规则标准和法规等方面的建设;建立区域信息交流协作机制,加强区域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实现区域内公共主干信息传送网、卫星传送网、信息应用系统的联通;联合出台电子政务信息和信用体系信息的共享方案,尽快建立跨省区、覆盖整个区域的旅游信息平台,保证游客在异地可直接了解到区域内任何一地的住宿、旅游产品等方面的信息,使各旅游城市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接待地,通过高效的信息平台,做到旅游信息共享,实现多方互利共赢。 (四)实现经济区旅游整体促销 要加强关天经济区内各城市之间的交流,推动各市旅游共同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形象为目的,建立政府、企业联合的宣传促销机制,把一些品位度较高的旅游景点进行打包宣传促销。各市应积极组团参加对方城市主办的线路推介会、旅游文化节、旅游论坛等活动,相互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在可能的情况下,联合组团参加国内、国际旅游展览会,共同编印旅游地图、旅游指南、旅游画册,制作旅游光碟,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积极利用政府信息网和旅游网,实现各市旅游网站友情链接,不定期区域旅游协作信息;对区域内各城市间旅游宣传片进行置换播出,让本市市民能够了解区域内其他城市最新的旅游资讯,激发市民旅游动机,实现客源互动;实现旅行社、星级饭店、景区、交通等宣传促销互动,使旅游线路推介宣传品进大堂、宣传音像品进客房、旅游工艺品和土特产进商场、菜肴风味小吃进餐厅;在本市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设立区域旅游宣传咨询专柜,在星级酒店互相摆放对方城市的旅游宣传资料,扩大旅游宣传促销的覆盖面。 (五)鼓励区内各地市民互访 为积极营造关天经济区旅游快速发展的氛围,尽快形成“中国国家地理中心之旅”(首届关—天经济区各市旅游局长座淡会中提出,2010)的热潮,区内各大城市应共同实施市民互访旅游计划,即在政府的主导下,指定专业旅行社,通过工会、妇联、教育、老龄委、共青团等组织和部门以及街办、社区,组织行业职工、学生、老年人和市民,开展以两市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奖励游、疗休养游、修学游、夕阳红游、休闲游等形式多样的市民互访旅游计划,以此引领旅游导向、实现旅游互动;在政府主导下,由旅游、文物、交通等部门与旅游企业携手,以优惠价格、优良产品、优质服务,互推惠及民生的旅游产品,以此激发民众的旅游动机、刺激旅游消费 旅游经济论文:印度尼西亚经济的新支柱:旅游业 印尼是一个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美的自然环境,丰富的海洋,火山与湖泊等自然景观,遍布各地的名山古刹,以及多姿多采的民间文化,使印尼在发展旅游业方面有着许多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长处和优势。印尼旅游业起步较晚,但70年代中期以来发展迅速,外国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与年递增。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带来了大量的外汇收入,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为商业、酒店业以及旅游商品的生产带来了生机,而且解决了大批社会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旅游业已成为印尼国民经济的一项支柱产业。 一、迅速崛起的旅游业 1976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40万人,1979年上升到50.1万人,1981年为60万人,1982年为59.2万人。在1983~1989年期间,赴印尼旅游的外国旅游者人数以年均15.6%的速度增长,印尼接待的外国游客人数由1983年的64.4万人增加到1987年的106万人(首次突破百万大关)、1988年的130.1万人和1989年的162万人。旅游业直接创汇也由1983年的4.4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10.6亿美元和1989年的12.8亿美元。进入90年代以后,印尼旅游业继续呈现勃勃生机。1990年印尼接待外国游客217万人,旅游外汇收入18.9亿美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3.9%和47.3%。1991年印尼政府举办“1991年印尼旅游观光年”,欢迎世界各地游客到印尼观光旅游,结果当年到印尼旅游的外国游客达到250万人,外汇收入25.2亿美元,首次超过橡胶业,成为仅次于石油天然气、纺织成衣和胶合板业的第四大创汇行行业。1992年和1993年,印尼吸引外国游客分别为320万人和340万人,外汇收入进一步上升至32.7亿美元和36.4亿美元。1994年到印尼观光的外国游客突破400万人大关,超过政府原定的390万人目标,外汇收入46亿美元,比1993年增长17.8%。1994年12月31日,苏哈托总统宣布1995年为“印尼共和国独立半世纪之年”,旨在进一步提高印尼观光旅游业的吸引力,使更多的外国游客到印尼观光。预计1995年印尼将吸引外国游客450万人。据印尼旅游与邮电部长预测,在1999年以前,旅游业很有可能取代油气、纺织和胶合板业而成为印尼赚取外汇最多的行业。到印尼旅游的国外游客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和澳大利亚。国外游客在印尼的停留时间平均为12天,超过大多数亚洲国家。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消费是逐年提高的,1990年每个外国游客在印尼的平均消费额为966.81美元,平均每天81.79美元;1994年每个外国游客的平均消费额提高到1194.43美元,平均每天115.63美元。 二、政府的政策措施 印尼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自然、地理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且更多地得益于政府为发展旅游业而采取的有效的政策措施: 1.简化手续 1983年4月印尼政府作出关于东盟、欧洲共同体2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逗留2个月以内的,进入印尼可免签证的决定。到1993年底为止,印尼政府已先后宣布对45个国家的游客免办签证,这些免签证的游客占印尼接待外国游客总数的90%以上。 2.成立专门机构,将旅游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对旅游业投入巨额资金 印尼从1969年开始重视发展旅游业,成立了旅游、邮政和电讯部,下设专门负责旅游业的旅游局;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印尼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正式列入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此后,印尼政府制订的几个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都对旅游业的各项发展指标作了具体的规定。1990年10月,印尼颁布了《旅游法》。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印尼政府每年都拨出大量资金发展旅游业。政府对旅游部门的投资,1992年为13亿美元,1993年和1994年分别为5.52亿美元和4.05亿美元。政府还鼓励私人投资旅游业,加速旅游设施的建设。 3.积极发展国际航空事业 从1984年开始,印尼国营鹰记航空公司开辟了国际航线,目前该公司已同世界上的28个城市有定期的航班往来业务。此外,印尼还允许28家外国航空公司开通至印尼的航线,为了更多地吸引外国游客,印尼1989年宣布开放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棉兰的婆罗尼西国际机场、巴厘的乌拉莱国际机场和万鸦佬的萨姆拉杜朗宜国际机场。 4.兴建旅游宾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服务质量 印尼政府最近几年对旅游业的投资主要用于兴建旅游宾馆。印尼目前共有623家国际标准的宾馆酒店,其中29家为五星级,51家为四星级,客房总数57389间。据预测,到2005年,印尼必须再兴建14万间客房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印尼已在全国建立35所旅游学院、60所旅游中等专科学校以及30多个旅游和饭店员工培训中心,旨在为旅游部门输送合格的人才,提高服务质量。 5.与周边邻国开展旅游合作 印尼已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达成协议,共同投资5.7亿美元,将三国沿海地区开发成国际旅游度假胜地,建成“东方加勒比旅游区”。印尼还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旅游机构协商,建立具有协调功能的常设旅游联盟机构,以加强三国旅游业之间的相互合作、联合促用和共同开发。印尼还与缅甸签订了旅游合作协定,准备帮助缅甸培训高层次 旅游管理人才和服务人员,进而推动两国的旅游合作。 三、发展趋势 印尼虽已跻身于世界20大旅游强国的行列,但仍远远落后于其东盟邻国—泰国和新加坡,即使与马来西亚相比也有不少差距。由于印尼国内对石油需求日益增加,很有可能在2000年停止出口石油,印尼纺织品出口则已面临中国、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同类产品的激烈竞争以及欧美各国贸易配额的限制,胶合板的出口增长速度也已开始下降。因此,旅游业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日益重要。为此,印尼政府提出今后开拓旅游业的几项新举措:加强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民众的旅游意总值;增建旅游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开发新的旅游景点;增设新的旅游项目,发展会议旅游和海洋旅游;加强旅游专业化,等等,以推动印尼旅游业再上新台阶。 在加强对外宣传方面,印尼政府准备在海外设立更多的办事机构。目前已在新加坡、东京、法兰克福、悉尼、洛杉矶等地设立了印尼旅游促销中心,今后拟在荷兰、法国、加拿大也设立类似机构。印尼还准备利用各种机会,推出各种形式的旅游观光活动,政府继1991年举办“印尼观光年”之后,又于1992年1月发起一场为期10年的“欢迎到印尼旅游”的运动。作为该活动的一部分,印尼1995年在日惹主办了国际旅游文化会议,在泗水举办世界帆船比赛大会,并全年在欧洲举办印尼文化活动。同时,印尼还计划派出更多的艺术代表团出国访问演出,在国外举办文化艺术展,宣传印尼旅游业的魅力。 印尼政府已意识到发展“会议旅游”的重要性,并将此作为推动今后旅游业发展的重点。为此,政府为到印尼举行的国际性地区会议提供现代化的会议场所、配套的先进通讯设备、训练有素的服务人员、便捷的交通等,并为与会者安排丰富多彩的会间节目及会后娱乐。90年代以来,印尼政府先后在雅加达举办了“1990年印尼旅游展览会”“1991年贸易与旅游展览会”和“亚太旅游协会论坛”,在万隆举办了“亚洲旅游业讨论会”,在巴厘举办了“亚太旅游协会第40届年会”以及“世界旅行社代表大会”等。1993年,印尼作为东道主承办了世界旅游组织第10届大会和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199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印尼的茂物举行。据统计,1993年在印尼共召开了642个国际会议,与会者共计12万余人。1994年印尼共接待了有14万多人参加的753个国际会议。这些会议不仅为印尼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而且大大提高了印尼的国际知名度。现在印尼政府正致力于兴建国际会议中心,并计划将雅加达、棉兰、万隆、三宝垄、日惹、泗水、登巴刹和乌云潘当等八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会议旅游中心。 印尼政府希望到“六五”计划结束时的1999年,到印尼的外来观光客增加到600万人,2000年上升到700万人,到2005年进一步增加到1100万人,届时印尼可能超过泰国,成为东南亚地区接待外国游客最多的国家。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 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 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着。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体验经济下旅游者需求转变和消费决策层次分析 一、当今我国旅游者需求分析 (一)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特点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由服务型经济模式向体验型经济模式转变,当今旅游者的出游心态、出游行为与出游目的都与传统旅游者有所不同,而旅游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态度,也逐渐开始向体验产品和体验服务方向转移(邵炎,2012)。传统旅游者与当代旅游者的特点对比,详见表1。 当代旅游者相对于传统旅游者对野外活动更具自主性和积极性,注重在野外游玩过程中的自身体验,地方特色对当代旅游者较之传统旅游者更具吸引力。总体上来看,当代旅游者已经由不成熟向成熟逐渐转变,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旅游者出行独立化;对旅游消费品的选择需求个性化;对旅游路线不再局限,偏向于随性出游;对一些具有观赏价值的旅游景点能够细心观察游览;在旅游过程中开始亲身参与,且懂得保护景点(贾丽霞等,2012)。 (二)当代旅游者的消费需求转变 随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广大消费者消费水平的提升带动了我国旅游产业的飞速发展。2011年,我国旅游产业较之往年有明显复苏迹象,全年旅游收入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全年接待入境游客1、35亿人次,同比增长1、24%,全年入境旅游收入484、64亿美元,同比增长5、78%;国内旅游人数26、4亿人次,收入1、9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和21%;旅游业总收入2、2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8%(王海莉,2012)。从数据上可以看到,旅游产业在我国市场不仅巨大,且发展速度快。如何抓住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爱好,对旅游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当代旅游者的思想逐渐开放,旅游独立化、个性化、自由化成为几大新特点,人们对于旅游产品的要求也发生了基本的改变,旅游者不再只是以到达旅游终点为目的,旅游途中的体验和经历也成为他们关注的重要部分。 消费结构改变:传统旅游者在旅游途中较注重物质需求,而当代旅游者较之于他们,更多的倾向于体验情感,对于旅游产品能否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更加重视。传统旅游者旅游只是单纯为了在景点留下足迹,这是与当代旅游者最大的不同,当代旅游者更多的注重在旅游过程中对本身情感的释放(曹杨等,2011)。所以当今旅游产业要想继续拓展旅游市场,其旅游产品不应仅仅局限于保质保量的原则,应将产品与旅游者紧密联系,充分考虑当代旅游者的情感需求和个性化追求,满足旅游者在体验经济的背景下对旅游产品的各种审美标准。 消费内容改变:传统旅游者喜欢组团旅游,较为大众化;而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一个人单独旅行,追求自由与个性。由于旅游业发展速度快,导致很多旅游工作者来不及对旅游产品重新规划,不能满足当代旅游者的体验需求和消费欲望,这是很多旅游景点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江杉等,2011)。当代旅游者的体验经验以及对景点的认知度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对旅游产品的审美眼光也有了质的改变,普通的旅游产品已经不能再满足他们对消费品的体验需求,自然不能引起他们的消费欲望。近几年的旅游消费者开始倾向于年轻化、独立化以及个性化,很多旅游景点开发的旅游项目诸如探险、极限运动、美食旅游、景点一日游等,满足了大部分当代旅游者的心理需求和体验需求(张玉香,2011)。 消费方式转变:传统旅游者倾向于随大众旅游,所以在旅游途中进行消费的时候,大部分旅游者都会有一种被动接受消费的心态。当代旅游者更喜欢主动参与,随自己的喜好和情感需求去消费。在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产业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当代旅游者作为旅游产业的消费主体,充分考虑了个人的个性化需求、精神需求以及物质需求。这种情况下旅游产业应当更积极主动的迎合旅游者的意愿,满足他们在旅游途中主动参与体验的欲望,实现他们对自我情感释放和自我价值肯定的最终旅游目的。 (三)体验经济背景下旅游的特征 1、旅游消费情感化。人类的需求,可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文明进化,在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上的需求基本已经得到满足(许建,2010)。依据我国的经济发展特色,对于人们在情感和归属上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小康阶段。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富裕阶段。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超过80%,虽然还未达到富裕阶段,不过由于多元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我国消费者在消费思想和观念上都能够跟国际接轨,所以在这一阶段,消费者在考虑情感需求的同时也逐渐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2、旅游消费个性化。每一个旅游者都不属于相同的消费层次,这就需要旅游产业对旅游者的需求提供多层次性。现在的旅游群体已经由传统的中年化向年轻化转变,旅游消费主体的转移也直接导致了旅游产品的结构特点发生改变,当代旅游者更愿意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制定旅游路线,旅游过程也不再像传统旅游者那样固定的旅游模式,自由化、多元化、个性化以及体验化是当代旅游者旅游中的主要追求。 3、旅游消费参与化。经济模式由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过度,消费者的消费观念自然也有所转变。作为旅游者以往只是被动跟随,而当代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显然主动性更强,能够自主规划参与,且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将旅游行程变得丰富多彩。很多当代旅游者会主动参与对各种消费产品的生产环节甚至设计环节,当旅游者自己文秘站:成为产品生产者,价值创造者后,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会油然而生,这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段,也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结果的一个缩影。现在旅游者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旅游过程的各种互动项目中,不仅正面推动了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使旅游者的身体得到锻炼。 旅游经济论文:弘扬海洋文化 发展旅游经济 21世纪将是海洋经济时代,而海洋旅游业则是前景广阔的海洋产业群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旅游业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海洋旅游作为旅游业的一种主要的实践形式,被认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之一,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重视和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主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发达国家,海洋旅游业产值一般都占到整个旅游业产值的2/3左右。在我市,随着八仙过海口、海洋极地世界、蓬莱水城保护开发等景区(点)的相继投入使用和动工,海洋旅游业也已占据了蓬莱旅游业的主导地位。如何进一步弘扬我市悠久的海洋历史文化,发展现代海洋文化,丰富海洋旅游资源,促进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新的课题。 一、海洋文化的概念 海洋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有关海洋文化的定义也多达几十上百种,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有的认为:海洋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是人类拥有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人认为:海洋文化是一种泛文化意义和文化现象,是海洋生态环境所提供的对人们生活、生产、价值观念、性格、习俗的物质的精神的总体文化现象和表现。西方学者认为:古希腊及地中海的文化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等等。 当代海洋文化学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青岛海洋大学教授曲金良在其《海洋文化概论》中表述:“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和体系,就是人类认识、把握、开发、利用海洋,调整人和海洋的关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成果和物质成果的总和。具体表现为人类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意识、心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 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开放、开拓和进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 二、我国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 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大陆文化,也创造了辉煌的海洋文化。早自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开辟了与东南亚、印度和阿拉伯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 然而,由于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思想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近代列强的侵略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近几百年来,中国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衰落了。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的发展,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的发展才真正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我们党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首先惠及包括我市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使得这些地区的海洋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海洋文化得以逐步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为弘扬海洋文化提供了机遇和动力,反过来,先进的海洋文化又促进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才使得我国海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使得海洋文化得以重新振兴,从而在提高海洋意识、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海洋事业得以快速发展。2003年5月19日由国务院印发施行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为我国海洋经济今后一个时期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伟大战略任务。要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必须有坚强的经济基础,也必须弘扬先进的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都是以濒临海洋为前提,以海上交通运输和商品贸易等为基础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是共生共荣、相辅相成、互相融合、相互促进的。海洋经济是海洋文化的基础。没有海洋经济,就不会产生海洋文化;没有海洋文化的繁荣,也就没有海洋经济的发展。只有大力弘扬海洋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才能促进海洋经济的繁荣,带动海洋产业和沿海各涉海行业的发展;海洋经济发展了,反过来又会促进海洋文化的繁荣,二者相辅相承。 三、我市海洋文化的主要特征 我市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海洋资源丰富,独具特色。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淀深厚的海洋历史文化 研究蓬莱的海洋历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古老的登州海道和独具特色的港口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蓬莱的航海活动就已兴起。地近辽东、中贯群岛、补给方便、航行安全,这些适应古代航船逐程推进航行的有利条件,使古老的登州海道闻名于世。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登州古港一直是历代王朝开展海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便捷通道。齐桓公在此大兴鱼盐贸易,秦皇汉武在此寻仙求药,汉代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在此发轫,日本遣唐使在此整备转航。作为中国古代南北海运交通的重要枢纽,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港盛城兴,登州古港的繁盛直接拉动了蓬莱的兴起,登州蓬莱被长期作为州、府所在地,成为胶东半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时间长达千年之久。 蓬莱人杰地灵,人文荟萃,名人辈出。有明代民族英雄戚继光、甲午抗日将领宋庆、晚清名医张伯龙、民族实业家丛良弼、一代枭雄吴佩孚、爱国将领于学忠、现代教育家杨振声等等。蓬莱有众多名人遗迹,朱处约、袁可立、戚继光王世贞以及冯玉祥、董必武等著名人士都曾留下诗文篇章。宋代诗人苏轼曾在蓬莱任过五日登州知府,写下了“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 的著名诗篇《海市诗》。 (二) 浩气长存的海洋军事文化 北宋中期,登州古港的军事建设得到了不断加强。宋庆历二年(1042年),登州军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港口改建工程,在登州古港入海口处筑沙堤以护战船,在港口东西两侧建寨城以安军营,建成了一个在古代难得的海防军事要塞,名曰“刀鱼寨”。以此为标志,登州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的港口性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自然港变成了人工港,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刀鱼寨”的海防建设不仅体现在港口建设上,同时也体现于常备水军的建设上,登州水师是北宋时期京东地区唯一的水师。明洪武九年(1376年),在“刀鱼寨”的基础上环筑土城,增设军事设施,名曰“备倭城”,俗称蓬莱水城,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明代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曾在此操练水师,人称“戚家军”,为以后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独具魅力的海洋旅游文化 蓬莱拥有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蓝天、碧海、金沙以及离蓬莱近在咫尺的长山列岛,构成了蓬莱独特的滨海旅游资源。境内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景区蓬莱阁和蓬莱水城、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和最长的海上长廊的八仙过海景区、在建的妈祖文化艺术公园以及与蓬莱隔海相望并一起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海上仙岛”长山列岛等,构成了蓬莱丰富的海岛、海洋旅游文化资源。自2000年以来,蓬莱市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和平颂”国际青少年文化艺术盛典,同时还成功举办了全国帆板赛、沙滩手球赛等体育比赛,以及1988年、2005年两次海市蜃楼的全程拍摄和电视连续剧《八仙过海》的拍摄等文体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蓬莱的海洋文化内涵,开拓了发展海洋文化的新领域。 (四)多姿多彩的海洋民俗文化 蓬莱的海洋民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渔灯节”。“渔灯节”是流行于山后初家、山后陈家、山后李家、山后顾家等渔村的节日,节期为每年的正月十三和正月十四。“渔灯节”是渔民的狂欢节日,规模最大的属山后初家和芦洋村。届时,渔民纷纷给龙王庙送灯、上供,祈求出海平安和渔业丰收。建国后龙王庙渐废,改为设供祭船、送渔灯、放鞭炮,近年又同时举行娱乐活动,场面壮观、热闹,吸引远近众多的游人前往参观,充分展示了蓬莱海洋民间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蓬莱的民间艺术渔民号子、大秧歌、剪纸以及蓬莱的饮食文化和土特产品等也都极富海洋文化特色。 四、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市海洋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 旅游业是蓬莱的传统产业和主导产业,是蓬莱市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经济增长点。2004年,旅游直接收入达到1.2亿元,综合收入达到15亿元,对地方财税贡献率超过30%。随着2004年9月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蓬莱海洋极地世界正式开业,我市海洋旅游经济收入已经达到了全市旅游直接收入的一半以上,占据了旅游业的半壁江山。无论是从经济收入方面,还是从对蓬莱旅游业的拉动发展方面,可以说,海洋旅游在我市的旅游业中已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近两年的开发力度不断加大。2003年,拥有我国最大的海上园林、最大的海上奇石林、最长的海上游廊、最高的海上楼阁的八仙过海口景区投入运营;2004年,拥有世界最大的展示圆柱缸、亚洲最大的热带雨林馆、国内最大的鲨鱼馆和海龟馆、亚洲展示面积最大的海洋极地世界投入运营;投资5亿元、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军港——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修复工程目前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底可全部完工并对外开放;国电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项目开发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之中,预计2006年底投入运营。随着以上项目的逐步投入使用,以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洋文化为题材的海洋旅游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二)目前我市发展海洋旅游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 1、海洋旅游项目不够丰富,海洋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 目前,我市的海洋旅游项目主要有蓬莱水城、海洋极地世界、八仙过海口等景区(点),以及部分海上观光和沙滩休闲娱乐等一些小项目。这些项目的成功开发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我市的海洋文化内涵,促进了我市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海洋旅游经济要想达到一定的规模,仅靠这几个项目是不够的,在海洋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必须进一步加大力度,向海岸景观要效益,向海岛景观要效益,向海上景观要效益,向海底景观要效益,全方位、立体化地利用好各种海洋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创造海洋旅游经济的规模效益。 2、对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与长岛在旅游业发展方面的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海岛景观资源是海洋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市虽有丰富的海岸景观、海滨山岳景观、海洋历史文化景观等海洋旅游资源,但唯独缺少吸引力很强的海岛景观资源。长岛在中国版图上称为庙岛群岛(古称沙门岛),共由3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56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146公里,享有“中国的夏威夷”之美誉。这里一岛有一岛之奇,一景有一景之丽,因海蚀地貌形成的各种奇礁异石,古朴清幽,玲珑剔透。而其丰富的海岛景观资源正是蓬莱旅游资源中所欠缺的。如何进一步加强同长岛的合作,利用好长岛的岛屿景观,丰富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是需要双方进一步加强交流与研究的课题。 3、海洋旅游淡季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如何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研究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存在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强烈地吸引着久居大陆和城市的人们,纷纷走近大海,分享大海带来的无穷乐趣。蓬莱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海洋资源、纷繁的神话传说、优美的山海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等旅游资源,每年吸引大约二百万的中外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但由于北方地区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这二百万游客大多集中在4-10月份的旅游旺季,而在其它月份的旅游淡季游客数量相对较少。如何解决旅游淡旺季问题,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使我们蓬莱的海洋旅游资源在淡季对游客同样具有吸引力,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五、加快我市海洋旅游经济发展的建议和探讨 (一)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全力打造海洋旅游精品 1、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推进海洋旅游资源开发 (1)游艇业的发展现状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游艇年消费额高达400亿美元,如果加上相关的维修、管理、娱乐等费用,全球每年的游艇经济收入将超过500亿美元。全球发达国家平均每171人就拥有一艘游艇,挪威、新西兰等地更高达每8人拥有一艘,就连内陆国家瑞士也达到每69人拥有一艘。中国虽然海岸线总长3.2万公里,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岛屿海岸线1.4万公里,但游艇俱乐部的数量却寥寥无几。在造船上,中国已占领5%的国际市场,但游艇产业却几乎是一片空白,每年游艇出口仅有1700多万美元。 据统计数据表明,在当今世界船舶市场上,游艇工业在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市场份额。仅休闲豪华游艇一项,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年的销售总额基本上保持在1600亿元上下,而最近几年更是上升至2000亿元左右,加上游艇配件和水上运动器材,年贸易额基本上达到3000多亿元,甚至超过商船和远洋发达国家的销售总额。因此,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游艇业发展的潜在市场空间非常巨大。 (2)我市游艇业已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条件 从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条件来看,我市已具备了发展的物质条件和消费群体基础。蓬莱是全国著名的海滨度假旅游胜地,海岸线长65公里,与由30多个岛屿组成的庙岛群岛相距仅6.6海里,海岸景观和海岛景观资源丰富,为游艇娱乐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蓬莱市2004年人均GDP水平已达到30000元(3628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9649元。同时,蓬莱也汇集了相当规模的外商投资群体、企业成功人士和每年约二百万左右的游客,这更为我市海洋旅游业的大发展、游艇消费步入到中产阶段家庭提供了消费群体基础。可以说,目前我市发展游艇娱乐业的时机已经较为成熟。 (3)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发系列海洋旅游产品 A、观海旅游产品。蓬莱海域风光秀丽,景色怡人。南望可看到“仙阁凌空”的蓬莱阁、怪石嶙峋的田横山、山峦叠障小泰山,北望可看到群岛罗列的庙岛群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虚无缥缈、亦真亦幻的海市蜃楼。在开发上可以“游艇俱乐部”的形式向俱乐部成员推广专门设计的旅游线路产品,向国内外游客宣传各种形式的观海旅游。 B、海洋体育竞技旅游。蓬莱沿海海岸线漫长、海洋资源丰富,发展海洋体育竞技旅游条件优越。可以发展海钓、游泳、帆船、帆板、摩托艇、冲浪、滑水、划船、水上飞机和沙滩足球、沙滩排球等运动。游艇俱乐部会员一般为事业有成的成功人士,在长期的商场、官场生涯中,培养了一种敢于正视挑战的冒险精神,而海上体育竞技活动具有较强的参与性、刺激性和娱乐性特点,正符合了游艇会俱乐部会员的消费品味。并且,海洋体育竞技旅游符合国际旅游潮流,海上体育赛事具有轰动效应。可利用游艇俱乐部会员的名声、资源,迅速提升游艇俱乐部的知名度,使游艇消费更深入到普通消费者的心中,起到很好的示范效应,同时还能够迅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塑造蓬莱海洋旅游的品牌效应。因此,应优先将其开发成为蓬莱海洋旅游的拳头产品。 C、海洋夜生活。旅游夜生活是当代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游艇俱乐部会员生活中的一块重要空间。开发海洋夜生活文化旅游,除了在游艇俱乐部建造和完善具有现代气息的舞厅、卡拉OK厅、高档夜总会以外,还应从蓬莱特色出发,开展具有海洋特色的夜生活文化旅游产品,营造一种蕴涵着丰富海洋文化内涵的夜生活氛围。 D、海洋渔业旅游。蓬莱海洋渔业旅游业的开发,可以开展参与性旅游。一方面,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举行各种形式的钓鱼、钓蟹等活动,另一方面,也可让游人随船出海,开展垂钓和养殖旅游等活动。还可以兴办海洋渔业展览馆,陈列各时期的渔船、渔具等实物模型,使游客全面了解蓬莱海洋渔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E、海洋食文化旅游产品。品尝风味餐饮是旅游不可缺少的内容,具有海味特色的食文化应该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蓬莱海域盛产鲍鱼、对虾、海参等各种海珍品,用这些海产品制作出具有蓬莱地方风味的海鲜佳肴,还有驰名中外的加吉鱼,更是蓬莱的传统拳头水产品。“食”是旅游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为大饱口福,更重要的是体会异国、异地的风情与文化。 F、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开展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可以游艇俱乐部为核心,组织“游艇俱乐部发展与海洋旅游业开发国际研讨会”和“国际游艇拉力赛”等各种形式的品牌宣传活动。发挥蓬莱市游艇业的消费带动作用,为沿海地区游艇业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形象作用,将游艇俱乐部精心打造成蓬莱海洋旅游的一张名片,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在蓬莱享受全方位的海洋旅游服务,并为在蓬莱的成功人士和外商提供集休闲运动、办公、商务、联谊于一身的高档次的游艇消费活动,使游艇俱乐部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业务交往的俱乐部,事业发展的平台。 2、开发水下潜艇观光旅游项目 海上蓬莱的秀美景色早已为世人所目睹,海底蓬莱是什么样呢?水下潜艇观光无疑对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据 新浪网六月十九日报道,我国首艘民用全潜式观光潜艇在大连完工并通过国际论证,而这艘被誉为“水下豪华客机”的民用观光潜艇造价仅为200万美元,远远低于国外同类潜艇,但其安全系数与在陆地几乎无异,技术性能优越。观光潜艇的国产化为乘坐潜艇观赏蓬莱海底的神秘景色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条件。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国内只有海南三亚有一艘自芬兰引进的全潜观光艇,每位游客水下观光50分钟,收费近300元。我市如果能抢抓机遇开展水下潜艇观光旅游,必将成为胶东半岛乃至北方地区的又一个旅游热点项目。 3、以蓬莱水城为依托,建立海上影视基地 蓬莱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名胜古迹众多、民间风情浓郁、神话传说纷繁、滨海特色鲜明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拥有蓬莱阁、蓬莱水城、戚继光故里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百个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资源丰富。登州古港曾与扬州、泉州、明州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通商口岸”,享誉海内外。北宋中期,蓬莱变成了北方最著名的海防要塞,登州古港也由繁华的商贸港口变成了威严的军事重地,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古代水军基地。目前,投资5亿元的蓬莱水城明代古军港保护性开发修复工程正在顺利进行,预计2006年底可完工并对外开放。工程完工后,蓬莱水城将重现明代古军港的原貌。以蓬莱水城为依托,结合蓬莱阁、戚继光故里、八仙过海口以及蓬莱和长岛海域的海洋景观资源,把旅游文化与影视文化结合起来,打造一个海上影视基地具有优越的条件。基地可以影视拍摄和旅游观光为主要功能。既可以拍摄以古代港口商贸和海洋军事为题材的影视作品,也可以拍摄反映现代海洋文化的影视作品。游客除了可以在片场看到明星拍戏外,影视基地还可以不定期地举行明星与影迷的见面会,让游客"零距离"接触明星。观影视拍摄,邀明星合影,请明星签名,与明星互动,以明星的名人效应来宣传蓬莱,推动蓬莱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二)加强与长岛的合作,充分利用庙岛群岛的海岛景观丰富我市的海洋旅游资源 长期以来,长岛与蓬莱在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有着广泛密切的联系,尤其在旅游业方面,长岛对蓬莱的依存度较高。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长岛与外界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蓬莱。蓬莱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与长岛的海岛景观资源呈互补关系。蓬长双方应该在旅游业的发展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对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方面,更应该开展深入、有力的合作。蓬莱可以借助长岛的岛屿资源开发丰富自己的海洋旅游资源,长岛也可以借助蓬莱巨大的旅游市场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形成旅游经济的双赢局面。 (三)划分淡旺季重点促销区域,强化旅游宣传促销工作针对性 蓬莱具有丰富的海洋旅游资源,既有适合夏季海洋旅游的海岸和海岛自然景观资源,又有适合冬季海洋旅游的室内人文海洋景观资源,如海洋极地世界和在建的聂家沙滩室内海水浴场等。在旅游促销方面,可以根据季节的不同,划分区域、突出重点进行宣传。如旅游旺季可以内陆地区为宣传重点,让久居内陆的人们亲身体会大海带来的无穷的乐趣;旅游淡季可以沿海地区为宣传重点,让常年生活在海边的人们体验到冬季在海水中嬉戏的享受和观赏海洋极地动物带来的乐趣,做到“淡季有活动、旺季有高潮、年年有创新”,有效地解决淡旺季海洋旅游旅客严重失衡的问题。 旅游经济论文:简述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论文关键词:旅游产业 区域经济 相关产业 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产业的特性,认为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和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旅游产业作为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具有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推动经济的增长,我们需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树立发展旅游产业的观点。最后,作者指出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注意旅游产业的发展的落脚点、盲目扩大景区产业规模以及旅游产业小圈子等方面问题。 一、旅游产业是后发展地区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 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世界许多国家都十分关注并提出了不少解决此问题的对策与措施。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贫困落后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落后地区应该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而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业重点发展,西部的农牧业和采掘、原料工业长期以来处于粗放经营的状态,其存在的基础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大,而这一部分成本既没有从经济的角度进行量化考核,也没有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环境保护的考察。现在看来,其实际的机会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不具备继续作为先导产业的条件。 西部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且具有独特性,旅游产业是西部真正的优势之所在。从自然旅游资源来看,目前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占全国总数的35 %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占总数的34 % ,国家森林公园占总数的18 %;从人文旅游资源来看,西部12 省区拥有的历史文化名城占全国总数的32 %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总数的28 %。同时,西部还是我国最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品位高、种类全、有特色,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旅游业本身以及它带动的相关行业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从一、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而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提供一个适当的结合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通过开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贫困地区旅游资源富集的优势,开发特点鲜明、品位较高的旅游产品,而且能够通过旅游开发及旅游业发展,带动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脱贫致富,摆脱以往部分地区因贫穷而破坏生态,越破坏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二、旅游产业具有率先实现对外开放的产业优势 旅游经济本身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一个地区独特的旅游产品可以吸引大量的境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从而使旅游业一步成为对外开放的外向型产业,这不像其它产业发展外向型经济那样需要较长的整体水平提高过程。旅游产业总体上看不是高技术产业,对人才、技术的要求也低于其它高创汇产业,只要其旅游产品具有特色,对外知名度高,吸引力、竞争力就强,就可能使其国际旅游在旅游产业整体水平尚不高时能得以快速发展,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促进整体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自身也需要对外开放。这是因为,一个地区发展旅游尤其是国际旅游,必然要建设一批符合国际水准的旅游接待设施,如宾馆、餐馆等,这些设施,一开始就必须按国际旅游的通用标准进行建设,与国际接轨;这些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一开始就引进外资和外国的管理方式与模式,促进了与国际的接轨,从而使得旅游产业成为了不少地区率先对外开放并推动地区对外开放整体步伐加快的先遣队。旅游业的发展等于向外国人开了一个窗口,比较全面地展示该地区的面貌促进外国人对该地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当地对外国人需求和国际惯例的了解并对各相关要素加以改进,促使旅游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旅游区的投资环境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改善,加快其对外开放的力度与步伐: 首先,旅游业建设发展的蓬勃兴起,可以并且在很多地方己经带动了欠发达旅游地区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及相关产业的同步发展,为旅游地区发展新兴产业,如生态农业等绿色产业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发展基础,也为外来投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际上,贫困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同时也多是旅游资源富集的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地区往往存在着基础设施差,进不来、出不去等问题,从而严重制约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自中央确定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西部地区优势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对旅游业等产业的支持,其中发行国债的相当一部分将投入到对西部地区旅游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来,这是西部旅游地区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从旅游业的微观组成部分一一旅游企业的发展来说,也会对旅游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部门中,旅游企业率先走向国际市场,领风气之先,引进外资、人才和境外先进的经营方式,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发展旅游业,尤其是引进各类旅游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先进而规范的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将对旅游地区当地政府部门和当地企业的管理和运作起到良好的示范效应,从而促使旅游地区总体投资环境的改善。 再次,旅游业的发展可改善旅游地的生态环境,提高旅游地的地区形象和城市形象。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绿化工程、退耕还林等同时进行,协调发展,它不但可使以往的山川更秀丽,也带来接待地环境形象的根本改变,绿化档次越来越高,环境也越来越好。这对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对外开放,是个极大的推动。 最后,加快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有对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方面的要求,也有对良好的旅游环境和社会风气等软环境的要求。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旅游地区还需要通过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旅游经营服务者、旅游接待地居民文明礼貌,旅游环境整洁优美,旅游活动健康高雅,这样便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同时也为旅游地区的总体投资软环境的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尤其是国际旅游的发展,能够带动旅游地区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转变和创新,使旅游地区在观念上进行超前思维和创新思维,这对推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旅游在引来人流的同时,还会引来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例如被国际风筝协会推选为"世界风筝之都"的山东潍坊,过去只是一个手工业小城,自美国西雅图风筝协会主席赴潍坊旅游从而引发了山东潍坊的国际风筝节以来,不但吸引了大量游客,利用外资也硕果累累,第五届风筝节总成交额达10·66 亿元。 三、旅游产业是具备跨越式发展条件的产业 有关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从摩尔根的人类文化论到马克思、恩格思的历史唯物论,都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生产工具。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的阶段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但是,我们通过以下对旅游业本质、内涵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旅游业最具条件超越整体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这并不违背上述理论和原则。 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通常工业生产产品所需要的要素不同,对生产工具的要求与工业产品生产也有较大不同,旅游业不需要生产的厂房,不需要对所生产产品的粗加工和深加工,不需要相应的机器和工业产品生产完成后必须的物流配送体系,旅游业所需要的只是在旅游产品形成后为游客消费(参观、欣赏) 这些产品时提供服务的劳动者,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可由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培训来解决。旅游业所需要的资源与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也不相同,更注重资源的整体组合,生态环境旅游资源各项重要的组成因素在某些情况下,就直接成为旅游产品的一个组成部分。旅游业更加需要管理和服务要素,不光是为调整旅游业的中间环节(旅行社、饭店、旅游交通企业) ,更重要的是对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不断提高的需求能做到更好地满足。由此可见,旅游业所需的生产要素与以往各种产业所需的生产要素有所不同,这说明旅游业发展本身具有的特性与人类生产力发展阶段,与生产力发展的时代性、阶段性可以不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旅游业的发展可以超越本国、本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对旅游业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必须加以有效整合,提高要素的发展水平。 四、旅游产业能够通过自身的加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在促进社会生产力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全球生态环境危机,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己是一个无可争辩、无法逃避的事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己进人到后工业化时代,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点己转向以低成本、低消耗、低环境破坏为特点的绿色经济和以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为特点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太空技术为主的高科技经济,也就是着力于生态社会、知识社会的发展,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在紧跟世界发展趋势,致力于追赶甚至某些领域的超越。但是,对于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尤其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非常落后,它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要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由贫困向温饱的转变。而实现这个转变,面临的将是项目如何选、资金人才哪里来、市场哪里找等一系列对于他们而言非常艰难的"哥德巴赫猜想"以及对生态可能造成的严重破坏。那么,对于那些旅游资源富集的欠发达的非工业地区,能否找到一条捷径绕开工业文明的道路而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捷径之一就是发展相对而言投资较少、招商较易、市场风险较小,同时又是典型的绿色经济产业的旅游业。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优势、发展阶段和发展前景来看,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是具有促进经济跨越式发展可能性的产业。我们知道,我国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水平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农业社会阶段,刚刚进人工业化初期,如果按照传统的思路就是工业化一步一步发展,但很难有超越。所以,必须以也完全可以以新的观念进行发展创新,大胆地提出并努力推进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使这些省的总体经济发展实现一个跨越,从工业化发展初期直接跨越到生态社会、知识社会。 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且还可以使贫困地区超越生产力发展阶段水平而率先实现人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的跨越式发展。如果说国际旅游可引起旅游客源国的财富向旅游目的地国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使财富进行再分配,那么,国内旅游则能把国内财富从旅游客源地向旅游目的地转移,使国内财富在地区间进行再分配。一般地说,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旅游的人数较少,当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足以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居民前往旅游时,这些旅游者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消费对当地的旅游生产显然是种外来的刺激。这种刺激,不仅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是个促进,而且由于旅游业的联带性,对当地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也是个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兴办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到一业兴而百业旺,可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缩小自己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近年来,中国一些整体经济发展基础较差、水平较低而旅游资源比较丰富的老、少、边、穷地区(即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穷困地区) ,走向旅游脱贫、旅游致富之路,就取得了较好的效益。如贵州省紧靠黄果树景区的黄果树村,1992 年全村人均吃粮200 市斤,人均年收人130 元,随着黄果树景区的开发,许多农民投身其中,到1998 年全村人均吃粮400 市斤,人均年收入增至2000 元,一步由贫困迈入了小康,黄果树村也因此而实现了贫困地区经济的率先跨越。 旅游作为一个产业,不仅可以"治穷",一个景点富一个县,一个景点富一个村,一片景点富一个镇;而且可以"治愚",可以提高人的素质。在四川阿坝州旅游景区开发初期,游客去后,老百姓都不好意思去卖东西,卖的时候也不会讨价还价。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头脑灵活的当地百姓,不仅习惯了做买卖,而且逐渐由生疏变得嫡熟。可见,旅游给阿坝州老百姓带来的,并不只是金钱收入,更具有意义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烙守了几辈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旅游业必然带来地区的开放,随着游客而来的是新的信息、观念和文化,在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人们的视野会更加开阔,思想会更加解放,也会因此走向更加文明。"治穷"是经济效益, "治愚"是社会效益,旅游产业将"治穷"与"治愚",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融为了一体。 五、旅游产业带动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既然旅游是一个经济性的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关联度大、综合性强,能极大地带动和拉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财政增收、老百姓致富,因此,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发展中,首先要注意一开始就把旅游当作一种产业来抓,树立起发展旅游所需要的产业观念。 一是旅游产业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它具有综合性,一业举百业兴,同时又具有依托性,百业托才能举一业。综合性和依托性决定了抓旅游产业发展就是抓结构调整、产业联动、投资环境改善、城市管理及知名度提高,实质是抓了持续发展。因此,一定要站到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经济跨越式发展培育支柱产业的全局高度,来看待旅游产业的发展,首先要为它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环境,百业托其一业,使其迅速发展壮大,培育为支柱产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其一业举百业兴的带动效应。为此,必须充分认识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和阶段,如旅游产业功能的阶段、旅游发展模式的阶段、旅游产业投入产出的发展阶段、旅游业增长速度的阶段等,按不同阶段的不同规律性要求做好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充分发挥其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从而既促进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带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二者间的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二是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走集约化经营之路。要把区域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旅游的产业化发展上,放到使其做大做强带动区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上,实现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 目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尚处于高速增长的粗放化经营阶段,管理方式也是粗放化的,就产业本身来讲还处于出售资源的阶段,即把景区景点当成了旅游业的全部,没有"加工"增值,没有把旅游业涉及的食、住、行、游、购、娱充分连接、带动起来。为此,应着力把这些相关要素发展起来,增加游客的人均停留时间,增加游客的人均消费文出,从而大幅度提高旅游总收入,实现旅游收入主要靠门票收入的粗放型增长向旅游产业总收入的集约型增长转变。 1. 景区景点只是旅游发展的载体而不旅游发展的全部,要把旅游发展的落脚点放到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上,促进产业联动从而形成产业链。这样才能提高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益而不仅是景区效益、门票效益,才能形成辐射、扩散效应,才能使旅游资源大县、旅游资源大市、浪游资源大省变为旅游经济强县、旅游经济强市、旅游经济强省。 2. 不要盲目扩大景区的产业规模。要协调好城市建设与景区建设的关系,依托城市服务设施,增强城市产业功能,防止脱离城市己有设施、功能而景区重复另搞一套,从而"热"了景区"冷"了城市。要把景区接待区的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通过旅游的带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切实避免景区"城市化"的趋向。 3. 出旅游点的小圈子,形成旅游点、旅游线、旅游板块、旅游中心城市的区域结构,促进区域旅游的综合发展,从而最终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刍议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 【摘要】 在旅游业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重要经济产业部门乃至经济支柱产业的今天,生态旅游作为一种理想的形式,已在我国取得了一些进展,并成为许多地方和部门规划中不可缺少的项目。开发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形式,将经济效益,生态保护和社会效益三者结合起来,对于避免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近二十年来,国内外的业内人士、学者们定义了生态旅游,并研究指出必须依照可持续发展战略,注重资源长期培育生态旅游,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倡导生态旅游的观念。本文在原有的生态旅游研究基础上对其定义进一步地探讨,并对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加以分析。 【关键词】生态旅游 定义 经济意义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再定义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一词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墨西哥专家Ceballos-Lascurain(1996)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它的含义不仅是指所有游览自然景物的旅行,而且强调被观赏的景物不应受到破坏。直到1992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大会"的召开,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并推广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原则之后,生态旅游才作为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研究和实践。Hetzer认为所谓"生态上的旅游"应具备四个内涵:环境冲击最小化(minimum environmental impacts)、尊重当地文化并将冲击最小化(minimum cultural impacts)、给予当地最大经济利益的支持(maximum economic benefits to host country)、以及游客满意最大化(maximum recreation satisfaction)(Miller, 1993)。 Ziffer(1989)从当地社会参与出发,认为生态旅游隐含了地方社区参与观光发展的模式,目的在于使得地方旅游的发展合乎地方的需要,使社区能适当地行销、设定旅游规范与产业经营规范,以及合理取得财务来源,用以支持提升社区的资源与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环境保护署和生态旅游学会给生态旅游的定义是:"有目的地前往自然地区去了解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它不会破坏自然,而且它会使当地社区从保护自然资源中得到经济收益。" (山 禾,2004) 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山 禾,2004)是:"提供爱护环境的设施和环境教育,是旅游参加者得以理解、鉴赏自然地域,从而为地域自然及文化的保护,为地域经济做出贡献。" 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形态,已经成为国际上近年新兴的热点旅游项目。以认识自然,欣赏自然,保护自然,不破坏其生态平衡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具有观光、度假、休养、科学考察、探险和科普教育等多重功能,以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生态景观为消费客体。旅游者置身于自然、真实、完美的情景中,可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 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弗朗加利在世界生态旅游峰会的致词中指出的"生态旅游及其可持续发展肩负着三个方面的迫在眉睫的使命:经济方面要刺激经济活力、减少贫困;社会方面要为最弱势人群创造就业岗位;环境方面要为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提供必要的财力。生态旅游的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为这三个重要的目标齐心协力的工作。" "生态旅游"这一概念经由国外传入我国并逐渐被接受,1993年9月份在北京召开"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会议"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的文件,标志着生态旅游概念在中国第一次以文件形式得到确认。在过去的十年中,有关生态旅游研究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都集中在对生态旅游概念的界定、内涵的解释、功能的探讨、特征的描述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很多的专家和学者根据中国国情,赋予"生态旅游"概念以中国特色(马聪玲,2002)。国内出现的"生态旅游"的定义达几十种之多,如"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旅游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生态旅游是到大自然中去的,将自然环境教育和解释寓于其中的,受到生态上可持续管理的旅游。"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管理暂行办法》中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以吸收自然和文化知识为取向,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确保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生态环境保护与公众教育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的旅游活动。" 目前,生态旅游一词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对其概念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有的定义仍沿续绿色旅游和自然旅游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而新的观点则认为生态旅游是在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达到可持续旅游目标的有效手段和途径。关于生态旅游的概念可分为三个范畴: 一、 从旅游发展战略上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这一定义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生态旅游核心概念,把生态旅游看作一种旅游发展模式,将旅游发展与社区发展、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认为只有同时具有保护资源和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功能的旅游是生态旅游。 二、 基于旅游主体行为对生态旅游定义。这一概念倾向于市场和消费行为为生态旅游核心内容,将生态旅游做为一种旅游产品向市场推销,向旅游者提供没有或很少受到干扰和破坏的自然和文化旅游环境,如自然旅游、文化旅游、科学旅游、探险旅游等旅游类型。这种类型的旅游活动相对一般旅游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较小,并可以增强旅游者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 从旅游资源价值观的角度定义生态旅游。这一定义强调旅游管理者、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行为规范和旅游规划与开发的资源价值观,通过旅游活动和旅游教育使旅游者和当地居民建立环境保护和环境道德观。 总之,生态旅游定义应包涵两个基本内容:首先,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环境为资源基础的旅游活动;第二,生态旅游是具有强烈环境保护意识的一种旅游开发方式。中国生态旅游实践的研究上形成了两个热点:一个是对我国开展生态旅游条件的判断和注意问题的研究,一个是针对特定区域的生态旅游规划案例研究。 二、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探讨 从以上生态旅游的定义中我们发现,旅游资源与景观环境,人文资源紧密相关。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地理学者 Kirk(1951) 即指出:在被人类感知之时,环境被赋予了形状、内聚力与意义的整体,一旦意义被赋予后,便会代代相传(Johnston,1986)。近期研究指出,在旅游景观的概念里,除了早期Carl O. Sauer (1925) 所关注的物质面向之外,尚存在其它不同异义,例如象征(symbolic) 或美学面向等隐喻的景观概念陆续被学者们提出。他们对于文化在景观描绘及意义赋予上所扮演的角色以不同的定位,并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而具有选择性对景观观赏行为作出分析。景观是人类周遭可见的实体环境,也是一种可以提供人类利用的资源,因此它提供的利用功能就成为人类保护它的理由,生态旅游理念的提出就具有其特有的经济意义。 (一) 生态旅游是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保护。作为一种资源从架构上进行分析,旅游景观不仅是一种有限的资源,而且遭到破坏就无法复原,具有不可逆性。不论是人口、科技、交通工具的发展,还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旅游的"加速增长",或随成长而来的并发症(冲击),地球上有限资源所受的压力日增,大量消费的结果,使旅游资源日益趋于匮乏。从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物质循环是地球循环系统中的一部份。由于地球的岩石圈所含的物质惰性最大,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对人为物理变化最具抗拒性,换句话说,旅游景观的改变具有持久性,因此也就使它具有非再生性资源的性质。 (二) 生态旅游能够满足人类对生活品质的不断需求。马斯洛(Maslow,1968;1971)提出的人类需求层级中,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以及求知、求美的需求。无疑的这是真善美的境界。旅游活动包括在大自然环境中的自然欣赏以及在文化环境中,对人文景观的欣赏。从这种活动中不仅获得适当的身心运动和锻炼体魄,使身体更加健康;更因为活动中的静态休闲活动以及净化心灵满足人们生理上及心理上的需求,获得的各种感受 (feeling),而使他感觉幸福(Sense of well-being),培养人们高尚的情操,自尊的情怀,以及对精神上的追求。这些都是人类经验(experience)的有益面,强烈的使人获得满足感,强烈的使人感到幸福,使人快乐。除了这些身心所获得的感受之外,同时也获得知识、记忆、价值、态度、信仰、感动、欲望、情调等内心的成长。这些感受的获得正是情意教学的目标,也正是德、智、体、美、劳五育并行追求的成果。再者,旅游资源所提供自然实习是大众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最好教材与教学环境,也是对书本教材的有益补充。最后,由于从事旅游活动的增加,人们对于生态旅游和环境品质重要性的普遍了解,人类要求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源,以及减少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破坏的诉求。由此可见,人类的生活需要生态旅游进行调剂,为了满足人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需求,人类情愿花钱去获得更好的旅游质量。总之,不管时代多么进步、工商业多么发达,人类对生态旅游的需求是不可能降低的。 (三) 生态旅游是对历史资源的传承和延续。当我们在西方文明的侵袭下慢慢失去民族传统特点的时候,属于我们的旅游资源也渐渐地消失,如果我们不能以生态旅游的理念开发和保护旅游资源,那么民族的文化也就真的没落了!旅游资源是经由中华民族祖先的血汗、智能以及梦想改造而成的,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相当的重要的遗产。从旅游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各个历史阶段的痕迹,这些痕迹使我们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象征意义和潜作用力,生态旅游也后世子孙留下最好的宝贵财富。 (四) 生态旅游的社会生态价值链。大自然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泉源,提供科学研究的环境。无论是生物科学?自然科学?或是工程科学都可从自然中找出法则。同时,旅游资源提供了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场所。由于无限制地不当开发及大型的人类社会活动,因此生态旅游将有助于集水资源保护、生物的保护、人文形态的保护?历史与古迹的保护?原始环境的保护?游览观光资源的保护,以及土地资源的保护等。可以避免许多人为因素所引起的灾害,而成为安定的自然环境。 (五) 生态旅游的经济影响体现为三个方面:直接、间接和交叉影响。直接影响反映在单个旅游者会由于生态旅游环境和行为支出增加,而间接影响体现为提高其它的旅游消费行为,交叉影响是生态旅游带来的诸如"口碑效应"等潜在影响。生态旅游具有的可持续发展观能够不断地促进区域的经济活动,通过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过程可以使社会分工达到合理化,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正如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秘书长艾杜阿尔多·佩德罗斯在第二届国际生态旅游论坛(2004)上指出的包括生态旅游在内的旅游经济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尤为显著。世界旅行与旅游理事会总裁让-克劳德·鲍姆加腾认为,私有企业进行生态旅游开发除盈利外,还要保护环境,取得社区的支持。同时,厄瓜多尔学者奥斯瓦尔多·马吉奥研究得出一颗50年古树发挥生产氧气、清理污染、保持水土流失、为动物构建家园等作用,其价值为19万美元的结论。可见,生态旅游构筑的价值链不仅仅是现实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潜在的,长期的(聂晓民,2004)。 三、结论 研究生态旅游的经济意义的目的所在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旅游资源是人类可能利用的自然界和人文的物质;环境则是资源的状态;而旅游生态就是在旅游过程中人与自然界中各种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资源观就是资源的持续利用。通过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实现地区经济和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应该维护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要求维护生态平衡。人类不可能不发展,生态不可能不改变。生态平衡既然不可能恢复,只有树立生态动态平衡维护观才是科学的,才能为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服务。 当我们追溯历史,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是基于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古国,人类才有了今天的发展。尽管人类开始懂得理解自然,亲近自然,明白自然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但更加应该形成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理念。现在,我们在发展生态旅游中应该回报自然,在原生态保存完好的景区景点,应采取开发单一旅游线路、不要过多地搞人工建筑、限制游客数量、规定活动范围等方法来尽可能地减少发展旅游业给当地生态带来的不利影响,遵循自然法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在开发资源、增加当地收入中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青岛市旅游经济优劣分析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 青岛市 旅游需求 旅游供给 [论文摘要] 本文以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作为切入点,结合青岛旅游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青岛市旅游经济存在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在2008年,青岛市迎来奥运会的同时也迎来旅游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飞跃。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青岛的旅游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崂山风景区的尝试性开拓、即墨温泉的开发、沿海一线风景区的改良以及城市容貌的改进,都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近年来,青岛的旅游业始终以平稳的步伐向前发展,2002年,青岛市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50.52亿元,相当于全市GDP的10%,而到了2006年,青岛市旅游业更是持续快速增长,接待海内外游客2886.45万人次,增长14.7%;旅游总收入达325.2亿元人民币,增长百分之26.7%。旅游业收入在青岛的GDP中占据了极大比重,且仍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这给青岛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动力。但与先进城市相比,青岛的旅游经济还存在不少差距,其自身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 旅游经济学中采用旅游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分析方法是最常用的。本文将对旅游经济的供求机制理论做简要阐述: 旅游需求产生的最基本决定变量包括旅游支付能力、充足的余暇时间和旅游动机。在这三个变量同时得到满足的时候,旅游需求就表现为现实旅游需求。要增强旅游需求的有效性,也应当从以上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旅游需求需要有更多、更长、更集中的余暇时间。自我国实行周五工作制及三个黄金周假期后,国内旅游的蓬勃发展的现实表明,有充足集中的余暇时间对旅游需求的市场化十分重要。其次,要增强居民的旅游支付能力,这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制度上进行改革。以上提到的两点,旅游从业者依靠其自身根本无法实现,使得这两个因素成为外生变量而无法掌控。然而旅游动机却可以通过旅游从业者在旅游供给上的努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旅游供给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以一定价格向旅游市场提供的旅游产品的数量,具体包括经营者向旅游者提供的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等。发展旅游产业必须有与旅游需求相适应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核心依托是旅游景点的开发。而不同类型的旅游景点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即便是相同的旅游景点,不同知识架构和审美背景的旅游者也会形成不同的旅游体验和评价。因此,旅游景点的开发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意满足不同的游客对旅游景点的不同要求。旅游交通是出行的前提,一方面游客更愿意到容易到达的地方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另一方面,良好的交通条件使得游客不必将时间浪费在路上,同时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形象。住宿设施包括饭店、旅馆和近几年流行起来的家庭旅馆等。住宿设施的数量以及舒适程度和价位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旅游供给的有效性。 通过对旅游供给与旅游需求的内含层次分析,可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需求和供给都能进入旅游经济循环,有些不良的旅游供给不但不能促进旅游需求的实现,而且可能搅乱旅游供给市场,抑制旅游需求的形成。要想使旅游经济能够有一个持续、有效、快速地增长,必须保证旅游供给增量的有效性,推动旅游供给存量的有效化。 二、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及优劣势分析 本文提到了旅游需求是一个外生变量,其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游客具有相应动机才能使得旅游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增加,而旅游从业者无法直接决定其增加与否。然而,从业者可以通过完善旅游供给间接影响旅游需求,从而带来旅游经济的增长。我们结合青岛旅游业发展的现状着重从旅游供给上分析青岛旅游经济的优劣势: 1.青岛旅游产品的供给。青岛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以及后天培养的一系列人文旅游资源成为青岛发展旅游经济的优势力量。2002年、2003年及2004年,青岛市重点旅游项目投入资金分别达到30亿元、34亿元和33亿元。2003年4月,海尔集团、青岛啤酒博物馆、青岛港、华东葡萄酒酿酒有限公司一次性通过国家旅游局专家组进行的示范评审,获得首批“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称号。仅2004年,青岛市的4家工业旅游示范点就接待海内外游客53.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854万元。工业旅游已经成为青岛大旅游格局中的独特一翼。同时,2003年至2006年,青岛还“生产”出了度假旅游、观光旅游、海洋旅游、节庆会展旅游、体育健身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7大系列产品。正是旅游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青岛的旅游品位得到提升。据有关统计研究表明,2006年,海内外游客在青岛的平均停留天数已达到3.5天,比2005年整整多出一天半。近两年来青岛市推出新旅游景区(点)22个,从而使青岛市旅游景区(点)总量达到88处。一系列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都极大地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 但是在旅游产品的供给上青岛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主要表现在: (1)缺乏具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品牌。富有纪念意义的旅游商品是体现旅游特色的最好凭证。从青岛旅游商品发展的历程来看,居多的是日用品和一次性消费品。 (2)青岛市的旅游环境不理想。首先,青岛的夜生活不发达。在冬季往往七八点钟街上就少有人来往,一些商店也早早关门,在春夏的旅游旺季,一些主要景点营业时间仅维持到八点,通宵休闲可供游客游玩的旅游景点屈指可数。其次,个别景区服务态度差,欺诈游客的现象屡有发生。饮食、旅行社、近郊游等行业每年都会不同程度的出现欺诈顾客的现象,2007年5月1日执法人员仅在一个景点就抓获30多起“黑照相”事件。这一系列与青岛美丽风景不符的现象必然会阻碍青岛旅游经济更快的发展。 2.青岛市旅游交通。近年来,青岛的交通设施也在不断完善。青岛公路交通十分发达,已建成济青、胶州湾、西流、双流、潍莱、栖莱、青银等7条高速公路,成为全国副省级城市中拥有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城市。2004年4月“新”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启用,青岛与韩国之间国际旅游新航线开辟,2004年崂山风景区太清大通路段改造及太清至八水河步行栈道等工程建成,随着全市主要道路的通畅,青岛交通也带动了青岛旅游经济的增长。 然而,青岛的交通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的,其主要症结在于: (1)夜晚的城市交通并不完善。青岛的公交车在20∶30左右基本上就不再发车,有少部分公交线路营运的22∶30,在此之后路上很难遇到公交车。而出租车在夜晚收费比日间更贵,这就使得一部分低收入游客丧失。 (2)交通要道环境美化力度不够。流亭机场作为青岛惟一的民航机场,其所在的城阳区周边环境并不理想,不是煤炭场地,就是破旧的老楼,从机场驶往市区的必经的李沧区,环境更是脏乱差,不仅绿化上与市南区存在差距,就连最基本的城市市容的整洁都不能保证。这给青岛的旅游经济带来很坏的影响。 3.青岛的住宿设施。应当说青岛的住宿设施已日趋完善。现在,青岛拥有包括香格里拉、颐中皇冠大酒店、海景花园大酒店、丽晶大酒店在内的近百家星级酒店,可以向国内外的中高层的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住宿服务。此外,青岛还拥有以农家宴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家庭旅馆,既可以满足一些游客渴望接近大自然的需求,又可以缓解旅游高峰期游客入住困难的问题,极大地拉动青岛旅游经济的供给。 三、青岛旅游经济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文提到的青岛旅游经济供给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提出了以下相应的对策建议: 1.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当前规范旅游市场运行秩序应着力抓好三个重点:一是加快建立旅游投诉联动网络,完善由旅游、公安、工商、物价、交通、城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旅游综合执法体系,健全执法监督、社会监督、义务监督、舆论监督“四位统一”监督网络,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治理。二是建立和健全导游计分制度、导游劳动报酬制度、旅游行业佣金收受制度、导游服务机构市场化等四个机制,大力推进旅游行业标准化建设。三是加强旅游市场跟踪调研,切实解决旅行社、旅游饭店、景区景点存在的诸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工具不足等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 2.大力开发郊区旅游。青岛市区的开发已经没有更大的空间,然而像莱西、平度、即墨、胶南这些郊区仍然有很多有文化底蕴或风景优美的景区可以开发,从而形成青岛大旅游的格局,而不是旅游一线的一个中间站点。 3.开发形式多样的旅游纪念品。青岛在开发旅游纪念产品方面有很大欠缺,旅游从业者应当开拓思维,充分结合青岛山、水等各项特色,不断开发真正具有青岛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提高纪念品档次,注重纪念品的质量,并不断完善购物环境,从各个方面调动游客购买产品的积极性,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4.丰富青岛夜生活文化。其重点在于适度的延长主要旅游景点的开放时间,延长一些大型购物中心的营业时间。 5.加强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的美化工作。要给外地旅客一个美好的第一印象,这两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若要青岛投入巨资,改造铁路沿线、机场到市区沿线,操作上并不现实,但是可以考虑将景致不错的地方空出来,让外地的旅客欣赏,在有碍观瞻的地方,树起5米高的广告牌,让旅客们看到的是形象生动的广告。如此,既可以给外地游客一个美好的形象,又可以宣传青岛企业和产品;既促进了青岛旅游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 旅游经济论文:浅谈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研究——以永州为例 论文关键词:经济落后地区;红色旅游;认知;意向行为 论文摘要:基于调查得知,经济落后地区学生对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表现为:知晓率低,主要的了解渠道是电视;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景点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在红色旅游方式友情彰显,喜欢和同学朋友一起,其外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消费水平低,但其意愿消费比实际消费高,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在下次红色旅游景点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据此,提出相应的营销对策。 一 研究背景 潜在旅游者行为特征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国外对其的研究始于20世纪6o年代,主要以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为基础来探讨旅游者本身的属性,重视理论意义,1967—1969年英国地理学家罗杰斯(H·B·Rodgers)主持了第一次试验性全国游憩调查,获得了有意义的旅游流规律资料;随后1978年,波兰学者A·Szwichtenberg采用问卷方式对旅游者进行调查,找到了相应的旅游行为特征。80年代后的研究注重指导性和实用性,并将心理学内容引入进来,主要侧重于对旅游需求模型和旅游流形成机制的探讨,如Shih(1986)提出了价值与生活方式的概念,他认为感知和形象是目的地选择的决定因素,Joseffink和AlfredKobsa(2002)基于潜在旅游者的行为和特征,提出了一个个性化的服务模式。 从国内情况来看,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针对客源地居民的行为特征进行的研究:保继刚早在1987年以行为科学为指导揭示了北京市居民的旅游动机、动力、决策、偏好等方面的特征,其后他还对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对宾馆选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吴必虎对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4条基本规律;许春晓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长沙居民周边休闲旅游和出游特征;王家骏研究了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及旅游决策行为,得出了两点推导结论。其二是潜在游客类型或旅游形式入手探讨其潜在市场的规律:李丽梅、保继刚(2000)研究了中山大学大学生旅游行为特征”。吴峰山(2005)调查了山西体育旅游潜在客源市场并提出发展对策。 我国学者对红色旅游的研究成果颇多,大量集中对红色旅游基本问题的研究基于红色旅游资源,提出发展对策,最近一段时间关于红色旅游的区域合作问题讨论热烈,以红色旅游客源市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相对较少。 无可否认,学生是红色旅游的主体对象,然而,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却难以找到研究学生红色旅游的行为特征的相关文献,针对落后地区学生红色旅游行为特征的研究更是鲜见,因此,对其的探讨将是红色旅游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从时间来看,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后,迄今红色旅游发展已逾三年,今年正好处于纲要的中期阶段,在这个时候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作一个回顾性的评价,意义重大。 永州市位于湖南省南端,五岭北麓,湘粤桂三省区结合部,改革开放以来,永州经济发展同全国虽亦步亦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整体水平仍落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和周边先进地区,而且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可能”,因此,将其作为经济落后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子2007年4月对永州市九中、永州市三中、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及湖南科技学院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涉及初中、高中、大专及本科层次,共发放问卷640份,回收580份,回收率90.6%,剔除非永州籍问卷及其它无效问卷,共整理出有效问卷488份,有效率为84.1%。问卷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人13统计基本资料,二为对红色旅游的认知、消费、评价等行为特征资料,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其中有关红色旅游的意向行为特征等问题以多选为主。 基础数据经SPSS13.0软件处理。共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对背景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出永州学生的人171特征;第二步,采用交叉分析和卡方检验,针对学生对红色旅游的知晓状态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第三步,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对永州学生的意向行为特征进行阐述。卡方检验是用于检验两个名义变量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的统计分析方法。P值表示检验的显著程度,P值越小,说明显著程度越高,本次卡方检验中所设定的显著程度为0.05。 三 数据分析结果 (一)背号数据分析 统计表明:男女比例分别为41.6%和58.4%;来自农村的学生占75%,来自城镇学生的占24%,其他占1%;初中生10.o4%,高中生26.7%,中专生19.67%,高职生15.4%,大学生27.66%;家庭人均年收入在200元以下占3.29%,200—500元占3.48%,500—1000元占11.89%,1O01—2000元占8.2%,2001—3000元占7.79%,3001—5000元占8%,5000元以上占14.34%,不知道的占43.03%。以上数据男女、年龄、学历背景结构合理,来自农村的学生多、家庭年收入较低,均符合永州目前以农业为主、农村人13居多的客观情况,调查数据真实可靠。 (二)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研究 1.了解程度分析。调查对象中,了解红色旅游的占45.8%、不了解的占54.2%。数据说明,不了解红色旅游的比了解红色旅游的学生更多,红色旅游宣传的效果堪忧。作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显著度为0.05下,将性别、学历和户籍来源分别对红色旅游了解程度作卡方检验,检验值列入表1。 表1显示,仅学历和户籍来源地的P值小于0、05,即统计上认为,性别在红色旅游的了解上无显著差异,不同学历或户籍来源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呈现显著差异,分析卡方检验的统计量得出,初中、中专和高职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的实际频数大于期望频数,而高中和本科层次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城镇的学生比其它户籍来源的学生更了解红色旅游。 2.信息来源渠道分析。通过电视来了解红色旅游知识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0.1%。其它媒介按选择比例高低依次为他人介绍(17%)、网络(12.1%)、广播(5.8%)、杂志(2.7%)、报纸(2.2%)。 进一步经交叉分析得出,虽然学生获取红色旅游信息的主要渠道是电视,但在次要渠道的选择上有较为明显的分异:性别上表现为女学生更偏向于他人介绍和报纸;学历上表现为高巾和大学生偏向于报纸和广播媒介,初中生、中专和高职学生则偏向于他人介绍,高中生主要通过网络途径;从户籍来源来看,来自农村的学生对红色旅游的了解渠道集中于电视,其它的媒介选择频率很小。 (三)学生红色旅游市场的意向行为特征分析 1.影响红色旅游出行因子的均值比较分析。影响红色旅游出行的因子共设计10个,采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法,其中1分~没有影响,2分~有点影响,3分~一般,4分~很重要,5分~特别重要。经均值计算后按大小顺序将有关数据列入表2 一般而言,里克特量表1~5等级评分在1~2.4之问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之间表示赞同。从表2可以看出,永州学生进行红色旅游最为重视的是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其余因子均处于中立。 2.红色旅游目的和旅游方式的特征分析。受测对象中,了解异地文化和休闲成为了学生红色旅游的主要目的,分别占47.6%和42.8%,这与学生处于受教育阶段渴望知识、紧张学习之余想放松这一现实情况比较吻合。 在旅游方式的选择上,成为首选方式的是和同学朋友一起外出旅游,占了57.1%,其次才是选择和父母亲戚一起(32.9%),最后是自己单独出游(10%),旅游方式的选择表现为友情彰显。 3.消费行为特征分析。将学生的红色旅游实际花费与意愿花费的数据经统计后列入表3,可以看出,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水平都较低,且选择频数按花费的多少顺序依次减少,说明学生无收入来源,对待旅游花费持慎重态度;再比较学生的实际花费和意愿花费可知,在100元以上的消费空间里,学生的意愿花费要高于实际消费,这说明,永州红色旅游学生市场的花费有拓展的可能。 4.旅游时空特征分析。有72%永州学生在红色旅游出游时间上选择寒暑假期,26%的人选择五一、十黄金周旅游,仅0.8%和1.2%的人选择了双休周一和周一到五外出,永州学生能理性地避开旅游高峰期,大量集中选择寒暑假外出进行红色旅游,而极少选择学习时间外出,这一方面表现出学生有要充实假期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永州学生以学习为重的心态。 在下一次出行的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韶山以70.7%的选择频率遥遥领先,紧跟其后的是长沙的红色旅游景区,这说明景点的知名度对学生的影响较大,省会长沙对学生也有着较大的吸引力。 四 结论 学生对红色旅游认知特征可表述为:第一、了解程度低,有一半以上的学生选择了“不了解”;第二、学生了解红色旅游的主要渠道是电视。说明尽管红色旅游曾经一度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宣传,但在经济落后地区的效果却不理想,因此,要达到中央和政府的对红色旅游发展的要求,加强宣传是当务之急。经过卡方检验和交叉分析发现,学历和户籍来源地对学生了解红色旅游有显著影响,高中与本科学历的学生对红色旅游了解的实际频数小于期望频数,来自农村的学生知晓率相对较低,因此在实践中,除了继续强化电视的宣传功能外,通过报纸和广播加强高中与本科学历层次的红色旅游的宣传和教育,采用报纸或老师介绍等方式提高农村学生的知晓率是较为明智的选择。 学生对红色旅游所表现的意向行为特征可总结为:第一、学生外出进行红色旅游主要受到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的影响;第二、学生红色旅游出旅游时间集中在寒暑假期,偏向于采取和同学朋友一起的旅游方式,以增长见识和放松休闲为主要目的;第三、旅游消费水平低;第四、在下一次红色旅游景区的选择上,以韶山和长沙的相关景点为主。因此可以推测,在永州学生的心中,韶山和长沙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质量、讲解水平和知名度相对较高,各旅游企业可以考虑在寒暑假时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前往这些旅游目的地,选择水平较高的讲解员进行讲解。鉴于景点的知名度影响永州学生的出行,红色旅游的意愿消费较实际消费高,红色旅游从理论上应该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因此,应注意加强本地红色旅游的宣传,提高知名度,培养高素质的红色旅游从业人员,为本地红色旅游发展打下基础。 本研究的目的是全面展现永州学生红色旅游的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重在“是什么”,对“为什么”等问题未能深入探讨,需要另文阐述。未来还应对永州学生红色旅游认知和意向行为特征做时间序列上的动态研究,揭示其历史演变规律。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的探讨 主权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概念,要对其精确论述,都不得不从这几方面入手。时至今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国家主权的传统制度急剧嬗变,西方学界立足于此背景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甚嚣尘上,并对发展中国家主权的维护产生不良影响。本文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主权的制度与本质层次进行剖析,然后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统制度变迁的内在根源进行探究,从而揭开主权在通过传统制度变迁方式在根本上得以强化的真相,据此实现对西方学界近年盛行的主权弱化论、过时论以及消亡论的有力驳斥。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辩证唯物主义 一、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一轮否定国家主权思潮甚嚣尘上 时序更新,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伴随冷战结束,在经济全球化不断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国际组织急剧膨胀,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国际条约大量签订,国际合作日益广泛,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新干涉主义肆意横行,民族自决与国际人权保护愈演愈烈……凡此等等,皆似乎在不断地“限制、削弱、侵蚀”着国家主权。 而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与“软侵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侵蚀”主权的最为突出表现。国际组织对国家主权的“硬碰硬”是指国际组织限制国家主权的行动与措施没有经过东道国的事先允许,如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崩溃先后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共体的强行介入,这显然与国家主权的本质相抵触,结果是导致前南斯拉夫作为主权国家的快速崩溃。不过国际组织这种对国家主权公然侵犯的行为比较少见,而且其对国际法的违背性一直遭到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谴责。而国际组织事先征得有关国家或当事方的同意的“软侵蚀”的事例却是与日俱增,主要表现是有关国家将部分主权权利持久的转让给国际组织,或甘心让国际组织暂时行使主权权利。 立足此背景,西方学界新一轮的否定主权思潮甚嚣尘上。1992年托马斯·魏士和贾拉特·乔普拉提出,“主权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1995年特里戴贝尔进一步认为,“禁止干涉内政已成为国家主权基础上的旧制度。”美国路易斯·汉金教授发表的言论最为惊世骇俗,其扬言:“主权是个有害的字眼,这不仅是因为它效劳于各种可怕的国家神话,而且在各种国际关系中,甚至在国际公法中,其往往成为一种时髦用语,取代了深思熟虑和谨慎行事”;因此,他强调:“对于国际关系来说,特别是对于国际公法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必要的,最好避免使用”;他甚至鼓吹:“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另外,英国的詹克斯、阿诺德·汤音比、艾德礼等几乎一致认为,造成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际法无法发挥作用的根源在于“危险的、陈腐的、荒谬绝伦的、具有破坏力的政治教条——国家主权”,因此,国家主权概念应该抛弃或代之以新的字眼。 这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往往是迎合本国政治、经济扩张,排除发展中国家主权之屏障的产物,但在冷战结束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全新的国际环境中,“主权概念确实从来没有要象现在这样谨慎的重新考虑了” 。总之,各国主权的篱笆是否是正在加速撤除或应该加速撤除?主权的原则和观念是否已显陈旧,并且正在弱化和或淡化,或应该弱化或淡化?——这是当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国际论坛上颇有争议的一大理论问题。 二、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问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由现象与本质组成,现象与本质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分,两者辨证统一。具体的讲,本质和现象是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的相互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前者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的现象所表现的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后者是事物本质的表现,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将现象与本质这对哲学范畴引渡到法学研究领域就产生相应的法的现象与本质概念。法的现象是指法的外部表现形态,即法的具体存在形式,包括法律、法令、条例、规范性决定、指示、命令以及判例、契约、条约、被认可的习惯等。对法的本质的认识复杂得多,法律思想史上有学者将其看作国家权力的象征,有学者认定其是永恒正义的体现,有学者将其与理性、人性或者民族精神相联系,但这些都只把握了法的某些外部特征或单方面的属性和联系,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法的本质所在,即“法律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法律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申出来的”。 同样,主权作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或基础概念,一样可以拿现象与本质范畴对其进行层次性的分析。诸如对独立、平等、自卫、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天然资源永久主权、国有化、对国内政治、经济的永久管理权等方面的相关具体制度设计皆为主权的外在表现形式,即主权的“现象”。这是其表面层次即制度层面,特点是丰富多彩,纷纭复杂,并多变,易逝。但其对主权的变化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本质才是事物的根本属性。而本质与现象相比是稳定的,制度层面的演变并不意味其本质也已动摇或演变。事实上本质与事物与生俱在,只有事物消失才意味本质终结,“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象本质那样扎实、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 当然,主权的本质与现象存在紧密联系,缘由主权的本质要通过主权的现象表现,主权的现象又表现出主权的本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特别是研究自在之物、本质、基原、实体跟现象、‘为他存在’之间的对立的,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互相转化,往返流动,本质在显现;现象是本质的”。 对于主权的本质我们还可按照列宁有关事物有多层本质的思路,笔者以为主权的本质可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应该是各国的国家意志,即各国对内政治、经济领域的管理或控制与对外国际事务的参与所愿意采取的方式或制度的选择意愿,属主观范畴,如其对于自身与外国投资者发生的争端的解决方式是选择“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还是“国际救济方式”的主观意向。第三层次也是最深层次是物质需要性,即维护经济独立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属客观范畴,其对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意志与具体制度层面具有最终决定性意义。如当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后面临着引进外资的全球性竞争时,为不使自己处于竞争中的颓势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即使其在自身与外国投资者的争端解决中主观上仍然强烈排斥选择国际救济方式,但经利弊权衡后却很可能会选择能够换取外国投资者信任的国际救济方式。主权本质的第二层次是作为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连接枢纽,其指国际法赋予国家行使主权时的行动自由,这既是对国家主权的合法确认也是对其范围限制,诸如 国际组织章程、行动及双边条约、多边条约的大部分内容实际是在赋予成员方权利的同时又是对其主权行使的限制。事实上主权本质的第二层面对于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的沟通至关重要,只有在这个法定界限之中才能使主观赋予客观,客观升华为主观,从而实现第一层次与第三层次之间的相互转化。如美国国会通过制裁古巴和伊朗的“赦伯法”和“达马托法”之所以遭致各国一致抵制,便是其实施凌驾于别国主权之上的本国主权的做法已严重超出国际法赋予主权行使的自由范围而难以如愿以偿。 经济全球化论文: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十大因素 许多人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正在建设的信息高速公路,把全世界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等联系起来,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逐步走向互相渗透、横向联合、广泛合作、利益共享的新阶段,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体”。“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就成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举世瞩目的旨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历时4天,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不得不草草收场,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世人:经济全球化并未达到人们想像中的水平,经济全球化还不是那么名副其实。因为经济全球化毕竟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这些矛盾和制约因素直接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一 市场经济与国家职能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市场经济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要求超越部分国家职能,即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而国家对经济管理的职能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国家职能是不能被市场经济完全超越的,这对矛盾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基本矛盾,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市场经济和国家职能的矛盾自它们诞生之日起一直就存在。众所周知,私有制的产生不仅导致了商品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作为管理市场经济的机构——国家。国家在推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曾经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崇拜自发力量,经济全球化也要求自由与平等,而国家职能决定了国家的管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市场经济这种本性的束缚,只是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管理所起的推动作用大大超过了其隐含的制约作用。因此,市场经济在国家管理下缓慢发展。但是,它们的矛盾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变得日益尖锐。跨越国界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随之激化,市场经济要求跨越国界,国家职能决定了主权国家不愿放弃管理市场经济的权力,即不愿放弃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注:许多国家虽然让渡了部分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这与经济全球化的要求相差甚远。)从法理上讲,国家并没有权力将经济主权转移或让渡。经济是基础,经济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主权,是全体人民赋予政府的神圣权力,是用来造福于全体人民的。这就形成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二 贸易保护主义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定义虽然有很多,但基本内容却大致相同,那就是资本、贸易、生产过程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这就要求自由贸易成为现实。然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 新的贸易保护主要不是靠关税,而是靠非关税壁垒、汇率战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以美国为例,其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设置精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等;另一类是属于间接扭曲贸易流量的措施,如广告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等级、卫生标准等。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涌动的大背景下,1999年上半年爆发了美欧之间的香蕉大战和牛肉大战,这标志着贸易保护主义跃上了新高度。西雅图会议的失败是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表现。因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严重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之间有着天然联系。主张全球化的舆论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国家不再应该、也不再有能力承担经济生活调节者的角色,各国调节经济的主权应该移交给国际经济组织。它们声称,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不可避免。随着这种趋势和跨国公民对外投资的增加,东道国就能增加就业,提高技术水平。然而,事实恰恰与之相反。 在美国管理下的日本最早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开放了金融市场,被迫同意汇率大幅度升值,结果沦入长期萧条;东南亚响应美国的号召,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结果一场金融风暴导致银行、大企业纷纷倒闭,美欧财团乘势收购,国家经济主权丧失殆尽,几十年奋斗成果付之东流;俄罗斯实施了美国设计的休克疗法,想和全球化接轨,结果陷入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经济结构从技术型转为资源型。 由此可以看出,当人们呼唤全球化、谴责贸易保护主义时,却没有想到,正是全球化的推进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使贸易保护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三 政治因素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虽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各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经济交往中,常常掺和着政治因素。 冷战结束前,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世界经济客观上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发展不平衡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这种平行关系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在内容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使世界经济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跨越一个又一个政治壁垒。 以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为例,众所周知,中美是世界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彼此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贸易额逐年递增,但同时又是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经济领域虽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美国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交往时,往往附带许多政治条件,如对于所谓“人权”、“民主”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是利用其科技和资本优势达到奴役中国的政治目的。在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处理上,美国一批国会议员又企图用取消2000年通过的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和阻止中国“入世”迫使中国让步。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关系常常受政治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得不考虑政治因素的制约。 四 经济体制问题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完全开放国内市场,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障碍,市场规律成为经济活动的准则。然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内经济状况使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未必尽如人意。 开放本身不等于一定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两者不一定存在正比例关系,其中涉及国内的经济体制问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各项配套制度越完善,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越强;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就越低。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体制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经济全球化。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鼓吹开放,认为发展中国家越开放越好,只有融入到经济全球化中,才能解决国内存在的经济体制问题。但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如果造成金融开放早熟,而国内的银行、政府、企业的问题又没有解决,开放就可能成为掩盖国内矛盾的一种方式。如在泰国和韩国,当国际游资进入这些国家市场后造成股票和 房地产市场的表面繁荣,但隐藏在背后的巨大风险导致了后来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不少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认识到国内经济体制健全是开放的关键;而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五 文化差异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行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也孕育着不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各国之间文化差异导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不小的制约。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投资、生产和经营,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渐渐丧失了本身的个性。“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国民的抵制。印度在今年的情人节(注:西方把每年的2月14日定为情人节。)之日,爆发了大规模抵制西方文化侵蚀活动。前不久,又呼吁禁止麦当劳在印度的经营,以保护本国文化。 由此可见,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是一国民族精神的凝固,是不容排斥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渗透与反渗透必然会影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六 经济全球化本身条件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是信息化——各国的交往频繁、方便,世界变成“地球村”;市场化——世界市场统一,各种人为的阻碍、分割被打破,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普遍以市场为导向;自由化——各种壁垒拆除,经济开放,商品、资本、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畅通。 市场化、自由化的实现,如前所述,受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因素的制约。再看信息化。信息化是全球化的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的兴建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不是难事,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则面临着资金和技术的挑战。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需要庞大资金,资金从何而来,成为不发达国家改造落后基础设施的最大障碍。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宣布,它将在非洲建立第一个大功率海底光纤数字网络,全长35万千米,通过41个非洲国家等。功率为每秒25亿比特,(注:bite为字节单位,一个字节为一个比特。)安装费用将近20亿美元。美国公司提供一部分资金,另一部分资金需由非洲国家自己筹划,而且非洲国家还需要提供大量的配套资金。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兴建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还需要大量高科技人才。不发达国家有很多还是农业国家,工业不发达,让它们短时期里培养出大批能掌握高科技和利用电子计算机的人才,是难以想像的。因此,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来说,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在相当长时期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七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在形式上的平等下面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向全球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制定的国际经济法规和规则,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由于这些法规和规则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条件为依据的,执行它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民族经济势必造成冲击,使其国家作用减弱,甚至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与决策权。而且,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大幅度开放市场,另一方面却不想接受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坚持把劳工标准(注:美国以保护劳动者权益和环境的名义,要求各贸易国达到劳工和环境标准,否则就可以拒绝其产品出口。)与贸易制裁挂钩,就是为了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防止本国纺织、钢铁等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增加失业人口,影响社会稳定。 八 经济差距和发展空间的矛盾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和环境纠纷日益增多。由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低,环保标准不严格,执法力度不够,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和出口上都占有成本优势,而由此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这类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增加,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所承受的压力增大,从而使它们的企业利润锐减,甚至难以为继,造成一部分工人主要是非技术工人的失业和工资下降。这一结果意味着今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摩擦将会不断增多。 此外,在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领域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及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和就业量,目前均已超过了工农业产值和就业量的总和,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形之下则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方面,发达国家千方百计地要求扩大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要保护国内幼稚服务业的发展,想方设法阻止国外服务业的大量输入。 实质上,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是,它们脆弱的新兴民族工业根本经不住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冲击。例如,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一些发达国家较少顾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的脆弱地位,坚持让中国在短时间内大幅度降低关税,这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 以此看来,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当的经济技术援助和优惠政策,是它们之间产生分歧和对抗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难以全面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原因。 九 国际债务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国际债务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掣肘经济全球化的重大障碍。债务关系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世界经济关系中较为引人注目的一个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发展中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额相对减少。目前,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国投资已几乎成为欧洲、美国、日本以及少数发达国家的专门领域,它们不仅是大量投资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外资的接受国。在90年代中期,全部新增外国投资只有不到20%(注:数字来源:《国际经贸消息》,1999年5月24日。)流向发展中国家,非洲和大多 数南美洲国家吸引外资能力下降特别明显。东亚和南美一些国家一度是发达国家投资者的目标。但自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向东亚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在减少。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绝对额来看,确实已经增长,但与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相比,其绝对数和增长幅度仍然有限。所以,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调动资本流入的惟一有效手段仍然是举债投资。这一手段虽然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操作不好就会加剧当代国际债务关系的复杂程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难以融合及世界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债务关系这一经济机制的畸形运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国际债务关系的存在和由此引发的经济水平差异和发展不平衡,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十 区域经济集团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制约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区域经济集团化。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的形成把世界经济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且,在这种新格局下运作的国际贸易同样显示出时代的新特征,即贸易保护的区域化。 经济集团化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形成区域经济的共同市场。这种共同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组织。因此,排他性是其特征。就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经济区域集团化组织,对内虽是开放、自由和协调的,而对外却带有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促进经济发展,它们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共同市场,在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则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表明在当代国际经济生活中,各国都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利益,决不能立即消除必要的封锁和排他的色彩。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排他性说明了区域化贸易保护存在的必要性。现存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经济贸易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必将奉行不同的方针、政策和措施。通常是,发达国家以其所具有的雄厚经济实力和优越的贸易条件,强调贸易自由化和更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在不利于其经贸活动时,则每每设置一些非关税壁垒或其他保护措施。至于发展中国家,以其经济实力脆弱和贸易条件恶劣为由,则往往采取内外有别的政策。对内强调自由、开放、合作、协调,对外则运用干预、闭关、抵制和保护的手段。因此,在全球区域集团化组织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其范围大小还是其发展水平如何,都在奉行着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构建区域经济结构,形成区域经济体系,实现区域经济分工,达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内成员国家间的交换就变成了一种内部交换,而与区域外部的交换则受到内部交换的制约。如果与外部交换不能实现区域经济效益,则这种交换就将受到抑制和排斥。从世界经济贸易演进的过程来看,欧共体与美国、欧共体与日本之间存在的长期、尖锐、激烈的贸易摩擦以及各集团所采取的各种排他性的贸易壁垒足以证明这一点。 伴随着经济集团化而出现的区域贸易保护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各国对外贸易额增长的不稳定和不均衡。发达国家仍居世界贸易之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通过增加它们同工业国家的贸易,还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都没有能够加强其在世界贸易中的相对地位。只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能够跟上世界贸易的发展。而中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许多国家由于受欧洲联盟区域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已在制成品和服务贸易中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此看来,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区域贸易保护化更加严重,而由此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显然有很强的制约力。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显示出了全球纵横联系的特点,但由于诸多矛盾和制约因素的存在,经济全球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要充分认识到这些矛盾,不可操之过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探析 摘要: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持久动力,竞争力的源泉。创新发展战略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增强核心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实施创新发展战略。特别是要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企业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带动作用最大的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主力军,我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导致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使高新技术企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要求高技术企业必须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根据复杂多变的新环境,新情况,适时地、科学地确定、调整战略思想、战略定位、战略目标并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实施有效的创新发展战略必须注重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深化制度创新,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施品牌管理创新,加快企业文化创新。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是应对经济全球沦,加速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深化制度创新 1)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不仅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客观要求,更是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明显的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使高新技术企业制度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新环境、新情况严重不相适应。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首先必须在企业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特别要在企业的产权制度、治理结构、市场机制等方面与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新变化相适应。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没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进行了转换经营机制,落实自主权,股份制改造,实行了公司制,但大多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流于形式,距离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很难与国际经济搪轨,融入经济全球化,无力参与全球化竞争。高新技术企业深化企业制度创新,建立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2)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首先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的核心,它不仅决定着企业性质和方向,而且影响着企业其他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方式。企业制度创新的核心是产权制度创新,它涉及到为调动经营者和员工积极性而设计的一整套利益机制,产权制度改革重点是在实行了“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明晰产权,实现产权多元化,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 3)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深化制度创新必须对治理结构、激励机制进行规范、整合、变革、更新。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确定股东会、董事会、监理会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形成权责分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关系体系。最终实现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高新技术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高新技术企业只有深化制度创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能有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日益加快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才能有效地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竞争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2.持续技术创新 1)持续的技术创新是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 科学技术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面,更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科技竞争日益激烈,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创新活动已经成为参与全球化科技竞争的重要优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进行技术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力所在,是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获取全球化竞争优势,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手段。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充分依托科技、人才、信息等资源优势,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只有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才能推动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企业长远发展的动力、后劲。 2)建立和完善自主创新体系。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技术创新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创新体系应是由企业技术创新体系、技术创新人才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中介服务体系、技术创新环境保障体系等组成的互动体系。高新技术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企业能够紧紧围绕技术创新开展企业技术研发、技术改造、技术活动,有助于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科学规划,有助于技术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充分利用。 3)优化技术创新的软、硬环境。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创造良好的金融、法律、政策环境,建立有利于持续技术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健全技术研究和开发体系;必须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建立和完善高新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基地,形成技术创新平台;必须把企业的技术优势和科技资源整合起来,集中攻关,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技术难题和技术瓶颈问题;必须不断提高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使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实现商品化和产业化。 4)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必须主动融入国际社会,积极参与重大关键技术的国际合作研究、开发与交流;必须瞄准国际标准,建立技术创新联盟,推进技术创新国际化;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引、创新相结合,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向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水平靠拢,不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为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优势条件。 5)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技术创新的基本模式。①自主创新。以企业自身力量为基础独立进行研究开发,实现新的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在日益强烈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下,高新技术企业走自主研发创新之路,拥有原创性的 核心技术对于增强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②加入研究联合体。高新技术企业可出资建立研发体,利用行业技术优势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其性质是风险投资。依靠雄厚的科研实力,可以在那些已形成产业集群的高科技企业间建立研发联合体。③并购。为了保持由高新技术所产生的差异化的竞争优势,降低本企业研究与开发的成本,高新技术企业应多考虑兼并那些有很好产品创意的或高素质的技术开发设备的人员,但缺乏资金和管理经验的初创企业。这样的企业充满朝气和活力,正在进入不断增长的科技领域,它们往往在得不到风险投资关注时也乐于被兼并。④外包。当高新技术企业决定开发新产品时,无法保证一定能成功,而借助业务外包,企业可以把制造和研发的风险分散到一个或多个外包商身上,从而降低企业的运营风险。⑤建立技术联盟。与发达国家建立技术联盟,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优势。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点是竞争的全球化。竞争全球化的实持是人才竞争的全球化,人才竞争全球化的核心是创新人才、高层次科技人才、优秀管理人才的竞争。创新人才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管理资源,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在我国实施的人才强国战略中被列为重中之重。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在培育富有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和高层次科技人才。 1)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创新潜能是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高新技术企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的高技术企业,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取决于创新人才。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持续创新的基础、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人才,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培养和造就成千上万真正能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上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管理人才;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创新队伍。就是要集聚优秀企业家和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潜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企业家,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是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管理的核心。 2)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关键是强化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管理。 高新技术企业的优秀企业家是具有特殊素质和能力的创新人才,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创新与有效的创新管理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思维、创新观念和大无畏的敢于承担风险的气魄。企业持续创新与创新管理的实施过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需要企业家充分发挥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创新的潜能,确保创新目标的实现。面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打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实施全球化战略和“走出去”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最大的障碍就是严重缺乏具有开拓国际市场,通晓国际惯例,懂得国际规则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高新技术企业要成为国际化企业需要有大批国际化优秀人才支撑。高新技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并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当务之急就是培育出大批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各级政府、社会必须把大力培养、造就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抓紧抓实,为优秀企业家成长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国际化优秀企业家人才培养、选拔、使用必须支持国际化标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实行人才培养、选拔、使之市场化、国际化。 3)强化创新人才管理,重点是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 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加大科技人才资源开发的力度,努力营造聚才、育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形成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的良性运行机制,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为获得科技竞争优势,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供人才保障。强化高层次科技人才管理,必须重视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搭建高层次科技人才充分发挥潜能、施展才华的舞台,创造良好的高层次科技人才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平台。强化高层科技人才管理,必须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让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成为拔尖的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尤其是要使更多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成为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在政策上保证科技资源配置突出重点,使科技资源向高层科技人才集中、倾斜。要完善和发展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创建一流的科研机构,创造一流的科研环境,在事业发展中聚集高层次科技人才。要重点引进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具有科技开发能力,特别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要正确处理市场的关系,按照市场规律配置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运用市场机制促进高层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展。要集聚高层次科技人才,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高层次科技人才群体,建立高层次科技人才资源体系,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提供高层次科技支持。 4)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约束机制。 强化创新人才管理必须强化创新人才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建立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通过建立和强化系统的、科学的、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创造,尊重人才价值,充分调动优秀企业家和高层科技人才的培养使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高新技术企业强化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就要大胆进行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创新,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是企业保持持久竞争力的前提。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应是实行物质激励、精神激励、环境激励、权力激励、能力激励等相互交融的激励机制。包括:高薪、年薪制、产权激励、股权激励和知识、技术、管理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等多种激励形式。强化创新人才管理,按照国际化的人才标准,培养和造就大批高层次科技人才和优秀企业家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从世界经济形态的演变来看,还是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进程都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竞争成为国际间经济竞争的重要形态之一,各国政府和企业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高新技术企业经济应对经济全球化,取得竞争优势依赖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良好的法制环境,依赖于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创新管理。 1)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已成为世界潮流,知识产权制度在世界各国的管理地位日益增强。特别在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已成为发展高科技,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和应对经济全球化,争夺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成为企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锐利武器。总理指出,“世界未来的竞争就是知识产权的竞争”。吴仪副总理说:“我国经济能否真正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是否能够加快发展知识产权制度,提高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强化,以及保护能力;取决于我国企业是否能够尽快提高、掌握知识产权技术的能力和水平,尽快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力”。高新技术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我国知识产权的增长点和辐射源。加强知识产权管理是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高新技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策略,是提升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2)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我国相当数量的高新技术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身竞争优势的能力很差,知识产权屡遭侵权已成为困扰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高新技术企业要在全球化市场竞争中抢占科技制高点,必须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加强从战略高度重视从技术的研究、开发到技术的转移、扩散以及市场维护全过程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不断提高知识资本的运营能力,以核心专利技术为依托,培育知识产权竞争优势。必须注重研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并有效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制定和加强以专利申请、专利保护、专利转化为主的知识产权管理 ,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管理实现科技成果,技术在市场机制下的规范运作,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实现科学、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确保知识产权保值、增值。尽快健全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管理的重要环节。3)切实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的有效策略。 重点是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实施知识产权形成的管理策略,有利于智力知识成果的产生,有利于知识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管理策略就是要对知识产权采取科学、有效的保护措施,使知识成果成为企业重要资本。促进知识产权转化的管理策略就是发挥知识产权在知识转化和技术转移中的资源配置作用,遵循知识、技术转移的规律,建立技术转移的机制和方式,达到知识产权形成、保护和保值增值的最终目的。 5.实施品牌管理创新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企业间的竞争已经跨越了产品竞争阶段,进入了品牌竞争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以品牌和资本来实现的,通过品牌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动,各国经济相互交融并互为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全球化导致市场竞争全球化,市场竞争全球化最突出的就是品牌竞争全球化。面对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品牌竞争,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正视面临国际资本和国际品牌强烈冲击和巨大挑战的现实,必须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企业就无法参与全球品牌竞争。目前,我国的海尔集团、联想集团公司、北大方正、清华同方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都创造了自己企业的国际品牌、强势品牌。但是,绝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的品牌创新、品牌保护、品牌战略意识淡薄,没有品牌创新,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强势品牌,国际品牌,品牌的竞争力不强,这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制约因素。品牌创新是高新技术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品牌竞争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高新技术企业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知名品牌、强势品牌是一个复杂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难的过程,需要长期的、艰苦的、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获取品牌竞争优势,推进企业国际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品牌创新战略,必须学习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品牌创新制度及品牌管理经验,不断增强品牌的保护意识、品牌国际化意识;必须依托自身优势制定、实施品牌管理的创新与有效的品牌竞争策略;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开发,整合品牌资源,全面提升品牌质量和价值;必须瞄准全球化的国际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把自己的品牌打造成为高知名度、高信誉度、高市场份额、获利高的国际品牌,全球性品牌;必须加速品牌的有效传播,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迅速增强企业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加快企业品牌国际化进程,使企业在全球化的品牌竞争大战中占据竞争优势,立于不败之地。 6.加快企业文化创新 企业文化创新是企业创新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支撑,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高新技术企业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竞争必须加快企业文化创新。目前,我国除少数企业已进入企业文化建设的深化提高阶段外,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尚处于基本形成和酝酿探索阶段。任何企业都有自己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尤其表现在对内增强企业凝聚力、对外提升企业形象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 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创新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文化的制度层面相对熟悉,对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关注程度相对较低;企业经营者对本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经营理念、企业品牌和企业形象较为满意;大多数企业经营者强调企业文化中的顾客导向,同时也重视员工发展与团队合作、社会责任、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制度标准化等方面。企业经营者大多认识到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但在行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比如多数企业对文化创新的认识不够充分,没有制订企业文化发展规划,未将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主要工作,社会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支持力度不够充分。 企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优秀的企业文化,推进企业文化创新一方面应努力形成内部共识,增强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期望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文化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必须随着企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与全球化经营环境的变化适时是调整、不断地创新,实施动态管理。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极化效应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 摘要:经济全球化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在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格局转移中的作用。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过于专注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大。如果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就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 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经济全球化论文:中国政府怎么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根据前面的研究,可以把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作用提出的主要挑战,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是在产品市场全球化及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通过进口替代扩展产品空间,实现纵向增长及产业结构、出口结构的升级,其关键是政府如何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新产品部门并提高产品竞争力的问题。 第二是在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大举进入的形势下,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使之免受资本流出流入波动的影响,其关键是政府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管理、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建立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 第三是外部冲击(如贸易条件恶化、外部需求锐减、国外利率和汇率的不利变化等)的存在,增强了政府履行收入再分配职能的必要性,其核心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建立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外部冲击对低收入阶层的不利影响,防止该阶层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让更多的人从国际竞争中受益。 联系中国实际,政府在今后回应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过程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一、从经济现状出发确定政府的经济作用 探讨中国政府的经济作用问题,一个逻辑前提是正确认识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一方面,中国由于尚未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具有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市场经济的特点;另一方面,中国无论是在20年前开始改革时,还是改革20年后的今天,都具有不同于大多数前苏联和东欧“转轨经济”的特征——最突出地表现在农村人口所占的高比重及总的人口规模上。象世界银行(1997)那样用“双重转型”(“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及“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来描述中国经济的现状,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样是转型,不仅有的起点与起点不同、有的终点与终点不同,而且相同的起点和终点之间还有着宽阔的“中间地带”。对中国经济状况的进一步定位需要更详细的特征描述。下面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这一工作:一个是经济循环的状况,一个是中国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前者是从横截面看的,后者是从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看的。 1尚未进入国内经济良性循环的轨道 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只有一种,就是与市场经济原则相一致的循环。在现代,这种循环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环节:企业在各种要素市场上购买生产要素并进行有效配置,居民用其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自由地选择消费品,所有储蓄有效、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企业之间的交易也遵循自由选择的原则,经济活动成果的分配能被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①。 目前中国尚未建立起这样的良性循环,主要依据是: ·从微观主体看,(1)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消费者选择大部分消费品(含服务)的自由已经实现;非国有单位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比较自由,但国有单位劳动力仍占城镇劳动力的50左右,且缺乏流动性;作为最重要的储蓄主体,可供选择的金融工具比较单调,仍以银行存款为主。(2)非国有企业进入了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产品供应者,但国有企业仍在铁路、邮政、民航、电信等行业占有几乎100的市场份额,在金融、保险、电力、石油等行业占90以上市场份额,在冶金化工等行业占80左右的市场份额;并且在进入要素市场时,除外资企业外,其它非国有企业在获得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时与国有企业相比,常常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3)国有企业在利用生产要素及对要素进行再配置时,不仅通常不象非国有企业那样关心效率和产品竞争力,而且遇到多种约束(如在房地产转让、设备出售出租、人员辞退、企业转产等方面),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往往得不到贯彻。 ·从市场发展看,产品市场日趋完善(除粮食、棉花及一些垄断性的服务外),许多企业开始建立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大部分产品跨区域流动障碍逐步减少(相对较高的、通常带有歧视性的道路通行费仍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障碍)。但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受市场调节的范围还受到很多限制,现有市场的进出入自由、价格决定、竞争方式、全国一体化程度等方面都有不完善之处。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不均衡发展,还带来了一个严重后果:低效率企业的退出普遍困难,高效率企业难以扩张,新企业诞生也遇到障碍。 ·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威胁不仅来自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也来自储蓄转化为投资过程中的障碍和低效率。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居民成为最重要的储蓄供应主体,但大量储蓄经过国有银行体系流向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转化为低效率的投资,不仅银行体系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而且这一恶性循环还在不断地继续,构成对金融体系稳定的严重威胁,进而对整个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 ·以上三个环节的问题都可以说是由经济市场化不完全、不彻底带来的。从收入分配环节看,则目前既有市场发展不充分、按贡献分配得不到贯彻的问题(如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尤其是劳动力跨区、跨城乡之间流动性缺乏使之难以成为缩小收入差别的力量,行业、企业垄断带来的诸多特权和高收入,与政府官员影响资源配置权力相伴的个人寻租行为,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相伴的“公款消费”及不公平的“化公为私”等),也有政府缺位、对高收入阶 层征税不够和对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不足的问题。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不仅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激化,不稳定因素增加,经济良性循环的最后一环无法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还有直接的不利影响:大多数人的消费将因收入越来越集中在富人手中而增长缓慢,而富人对进口高档产品特别是奢侈品的炫耀性消费对国内产业成长的贡献“微乎其微”。在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裕起来,并且收入分配显着恶化后,政府将收入再分配问题置于更突出的地位,对低收入阶层给予特别的关注,让更多的人分享经济活动的成果,防止“富者愈富,穷人愈穷”的局面,目前显得十分迫切②。 2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尚未结束 无论是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历史过程看,还是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最近几十年的经历看,经济发展从收入水平较低,人均资本量也较低的乡村社会启动,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乡村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城镇人口和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比如,到1913年,英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8,德国为24,美国为32;1985年,日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9、35和56,而美国分别为3、28和69(国家统计局,1995)。作为新兴工业国的韩国,1965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为32,1989年上升到71(世界银行,1991),短短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就实现了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198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已降到25,二、三产业分别上升为31和44,1990年三者的比重分别为18、35和47(国家统计局,1995)。 在上述过程中,由于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而从经济增长的来源看,资本积累的贡献表现得最为突出。 对过去近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考察表明,中国已开始了这样的过程。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18上升到1997年的30,19年间上升了12个百分点(而1952-1978年的26年间,只上升5个百分点)。城镇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相应地由24上升到30;一、二、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分别占71、17和12变化为50、24和26。乡村劳动力从农(及林、牧、渔)业中撤出来实现非农化,特别是在城镇从事二、三产业,是中国这一阶段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③。对增长源泉的众多计量分析同样表明,资本积累是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比如据胡永泰(1998)的计算,1979-1993年间中国资本存量年均增长9.8,资本积累使GDP每年增长了3.9-5.9,劳动力扩张使GDP每年增长1.1-1.6,全要素生产率使GDP每年增长1.1-3.6;并且1985-1993年间,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生产率更高的二、三产业,是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基本力量。 但无论是与世界银行(1997)统计的1995年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平均的城市化水平(75)、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60),还是与世界平均的城市化水平(45)相比,中国今后城市化的潜力还很大,第二、三产业吸纳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进一步扩展二、三产业的余地也很大。换言之,从理论上看,中国仍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由资本积累驱动的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增长阶段。在此期间内,并不排除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改革导致的激励的加强、伴随技术进步和城市化而来的聚集经济,会有显着的提高并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从而使经济仍处于可与前20年相比的高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之后,才是主要依赖生产率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较低增速的阶段。 中国过去近20年高速增长的实现,与一系列改革措施修正此前的错误,为乡村劳动力的非农化、城市化扫除障碍是密不可分的。首先是农村改革放松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管制,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率,打破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为他们的职业流动、跨地域流动创造了条件;紧接着在80年代中期,政府长期通过户口、口粮、城市招工、住房及其它福利分配等措施实行“城市化抑制”的政策,在小城镇层次松动,使农村多种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的非农产业流动,乡镇企业飞速发展;在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城市粮食销售体制改革、房地产市场的初步建立、户籍管理的松动以及城市企业招工体制改革等措施,为乡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的流动扫除了一些障碍,新增城镇人口集中到聚集经济更明显的大中城市。也就是说,即使不从经济良性循环的角度,而是从长期增长源泉的角度看,这些改革也是成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适应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把潜在的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释放了出来;较为广泛的增长的受益面反过来证明了改革的“合法性”,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中国不象许多推行激进改革措施的转轨国家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类似于“为改革而改革”的国家),而能够实现平稳转轨与高速增长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是过去改革真正的经验之所在。 但今后政府在继续推进乃至完成以上改革并保持以前的高速增长方面已经和将要遇到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其中最突出的是: ·随着城市国有部门(含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政府机关)“隐性失业”的公开化,国有部门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净供给者(其“下岗”人员超过新安置的劳动力),城市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迫使各级政府采取限制和歧视乡村劳动力流动的措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能形成,城市劳动力(特别是国有部门)相对高工资的现象继续维持,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顺利和充分地为长期增长作出贡献。 经济全球化论文: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 随着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不断加剧,世界经济趋向全球化,各国经济的依存性变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认真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剖析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正确认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最早是1985年由T.莱维提出的,但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从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指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表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因此,经济全球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结果。同时,它又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了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和技术的发展,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发展是渐进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全球化的基础和核心组成部分。 理解经济全球化应该弄清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区别。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是主权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谈判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公平分配。经济全球化则不同,主体由国家变成个人和企业,个人和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存在谈判机制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的谈判只是为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创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个人和企业竞争力量的不均衡,国家和国家之间必定存在财富分配的不均等。虽然分配不均,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却日益密切,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程度不断加深。这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的总体特征。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标志着先进的生产方式,是未来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全球范围内有效的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其次,全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的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获得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再次,一个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充分的自我实现。最后,不论是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有机会获得来自全球的最先进最廉价的,同时还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间先进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更先进的生产方式的道路。就经济全球化本质而言,它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价格和利润在市场中的作用,建立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全球经济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使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可说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这一次产业调整,不但反映到一些产业的整体转移,更重要的是同一产业的一部分生产环节的转移。 产业结构调整大体上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发达国家之间通过跨国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投资、企业兼并,在更大的经济规模基础上配置资源,开拓市场,更新技术,从而实现了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升级。这一过程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所有的外国投资的95%都是从发达国家流出,然后又由它们吸引整个75%的投资。交叉投资和兼并的结果,形成了许多诸如电讯、汽车等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产业,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第二种形式是发达国家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把这些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一转移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愈演愈烈,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吸引外资总量的比例由80年代的25%逐渐上升,1996年就已经达到37%。 三、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以全球经济最大化为目标;而各国的经济努力,包括对全球化目标的认同,归根到底是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宗旨的。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当今世界贫富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悬殊:最富有人口的人均收入是最贫穷人口人均收入的74倍,大大高于1960年的30倍。一份来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则显示,1998年,占世界人口20%的富人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86%,包括58%的能源总量、84%的纸张、45%的肉类和水产品,他们拥有74%的全球电话、87%的汽车。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最穷的20%的人口仅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的1。3%、肉类和水产品的5%。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洲部分地区消费有显着增加,非洲的消费却减少了20%。 综合起来,是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受到不利影响,拉大了贫富差距: (一)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看,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 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不在金融领域实行开放是不行的。但是,金融业最难管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第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弱,易受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立法不全,有利投机;第三,发展中国家执法不严,有空子可钻。另一方面,金融业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首先,金融业的增长率远远高于贸易、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第二,金融交易量大而且创新快。当前世界金融交易量达到每天1.5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衍生工具日新月异,品种已达上百个。人们大多对其性质、功能认识模糊。发展中国家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规则来 规划和管理金融业的发展。 简而言之,由于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机制不完善,如果金融市场在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开放,发展中国家必将面临金融风险的扩大。正如保罗·肯尼迪指出:“当今的全球性金融和通讯革命比以前更加广泛深入,将造成不稳定,破坏国家间关系。现在很难说我们更加复杂的政府控制是否能够应付金融动荡的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每天24小时电子计算机化的交易,而交易额已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额”。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极为发达的情况下,资金的可交易性大大增强,国际资本根据利率变化调整资金流向也更容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差导致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但是一有任何细微变动,这些资本就可能在一夜之间撤离,造成这些国家的支付困难,从而出现金融危机。目前世界上存在高达1.5万亿短期资本。它们借助现代通讯技术到处投机造市:严重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 (二)从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看,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受非公平待遇 毋庸置疑,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有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如信息技术产品协议以及劳工标准等。发展中国家必须要遵守它们并未参与制定的规则,的确不公平。 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强制力,更有主导权。马丁·舒曼在其 (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据统计,1960年,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比例为1.4%;20世纪90年代初,这一比例下降为0.6%;到1995年再下降为0.4%。全球资本流动也是类似情况。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主要在经济增长较快的东亚地区。对于经济极度落后的非洲来说,资本净流入额几乎是零。 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根据联合国资料,在20世纪60年代,富国比穷国富30倍;到了90年代,差距却扩大到富国的收入比穷国高150倍。这种贫富越来越悬殊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穷国内部,从而加剧了穷国内部的社会矛盾。联合国还公布报告指出:消费基本上是有钱人的特权。有10多亿人得不到基本必需品,如食物、水和适当的住宿。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四)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损失看,发展中国家承受得更多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全球化加大了对其民族经济的压力和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企业竞争力不够引起的损失。经济全球化把竞争的舞台从国内扩展到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规模、效率、技术水平和研究开发能力方面都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跨国公司的晶牌和产品充斥着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民族品牌面临贸易条件大大恶化、甚至被吞噬的危机。二是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包括直接投资和外国贷款)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及更大的汇率风险,还债付息的包袱越背越重。更隐蔽的是,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发育不全,政治决策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可能造成贪污腐败现象。三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大量外流,特别是熟练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跨国公司利用高薪优势,雇佣东道国的现成人才而不注意在当地实施培训计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双重损失:既损失大批教育费用又不能使用经历数十年培养出来的人才。 四、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策略 经济全球化已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甚至包括思维方式,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既是严峻挑战,更是巨大机遇。墨西哥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例证。10年前,墨西哥经济是典型封闭式的,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大量的美国企业进入墨西哥。墨西哥经济却并没有成为美国的,附庸,反而呈现出自主发展的巨大活力。1999年其出口额达到了1200亿美元,在世界的排名从签约前的第26位上升到第8位。这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关键看它是否能抓住机遇,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使之更适应全球市场规则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在推进制度改革时,必须注意新建立的制度要承龃联系内外市场、内外经济的职能。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具体说来,发展中国家在制订一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必须首先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发展的时序性,不能急于求成。例如金融自由化,特别是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更应该慎重。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必然给国际投机势力以可乘之机。事实证明,金融开放与金融自由化存在着重大的风险。无视这些风险,不严加防范,就会给一国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一是要保持自身金融健康,防止泡沫经济,引入外资要适当,汇率制度要合理;二是要建立多重金融防线,这些防线应该包括:国际资金与国内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引进的国际资金中的贷款资金与股本资金的适度比例防线,贷款资金中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的适度比例防线,股本资金中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的适度比例防线。 其次要保护民族产业并适时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产业结构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核心与基础,它决定了整体结构的性质、进程和发展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产业结构的调整、转换,往往已经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本身,而取决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全球化的因素。一方面积极扶植本国的支柱产业,通过WTO的保护幼稚产业条款和保障措施来对重点产业给予一定的保护。另一方面抓住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从而加快经济的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 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 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为改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扩大对外贸易时,必须注意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减少国际市场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带来的损失;同时大力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进口开支;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减少因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的波动对本国经济造成的影响;还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实行灵活的贸易政策i调节进出口贸易,并利用优势,大力发展对外劳务贸易及国际旅游服务等。总之,面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对外商品贸易,积极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以增强综合竞争力。 (三)注重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培养战略 科学技术在全球的高速发展和加速传递,为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会。发展中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吸取技术发展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可以根据客观需要和现实可能,直接从比较高的起点开始,在技术水平、生产组织形式等方面利用和借鉴一些现代化国家已有的较为成熟的文明成果,并且注重自主吸收与创新,从而实观生产力的跨越。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21世纪的全球竞争实质是科技、教育和人才的竞争。随着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扩大,世界经济正在被推入一个无国界竞争的时代。国际竞争方式除传统的国际贸易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大。竞争对手分别在对方国土上投资设厂,一国国内的自然禀赋资源成为本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跨国公司及子公司共同分享的竞争要素。各民族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更多地依靠人为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科学、技术、人才的比较优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新的稀缺资源,特别是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人才出现了世界性的短缺。因此,加大对科技的投入、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对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发展中国家必须树立人是最重要的资源的观念。一方面,有组织地进行人才开发,把对人才的投资看作是使经济真正现代化的投资;另一方面,积极地保护人才,把对人才的保护看作是对民族经济的保护。只有把人才的开发与保护放到重要的战略位置,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四)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一国的国际政治地位,从长期看,取决于他是否拥有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和世界级的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五)进一步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力量薄弱,单个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具备同发达国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使本国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地域相同或情况相似的发展中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彼此开放市场,以求实现更大规模经济和强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的能力,共同抵御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探寻经济发展的出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联合自强的重要性。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了许多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这一方面还应该加强,以地区经济一体化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谋求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困“极化”现象,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失败和社会不稳定;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居民收入普遍提高。 全球经济收益的分享———对国家层次的考察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之前,1960年—1990年的30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非石油输出国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较快增长,而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的石油输出国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慢。根据美国宾州大学罗伯特·萨默斯基于购买力平价(PPP)方法的计算,尽管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有兴起者也有衰落者,但全球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未发生剧烈变动,全球的基尼系数基本保持不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基尼系数相当高,在测算开始的1960年全球基尼系数为0.54,这一数值大大高于一般国家的基尼系数水平。以PPP方法为基础的测算遭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因为它们认为此种测算方法高估了其国民收入。若考虑这种意见,则全球基尼系数会更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剧烈变动。根据世界银行专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基于各国居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使用PPP方法进行的测算,全球基尼系数从1988年的0.625上升到1993年的0.659,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动。而在对基尼系数进行分组分解以后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各国国内居民收入的差异。该项研究同样可能高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整个世界缺乏足够多的以国家为单位的“中产阶级”,造成了世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严重后果。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至迄今为止的时期,全球收入分配在国家水平上始终存在巨大的差距,但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发达国家和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得到较大改善,少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多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总体社会福利改善不大,甚至出现恶化趋势。而各国国内的差距均低于国家间的差距,换句话说,整个世界巨大的收入差距更多地是由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全球增长的收益分享存在明显差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由于较多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使得整个世界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不变;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则改变了利益分享的格局,发达国家从中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收益,只有很少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较高的收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未能从中受益。受益者和受损者———从个人的角度考察 根据米兰诺维奇的计算,在1988年—1993年间,全球的居民收入增长5.7%,而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收入最低的75%的人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始加快以后属于受损者,其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只有25%的较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获得了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物质资本的流动更为自由,收益率提高,因而高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尤其是来自资产的收入大大增加,他们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高人力资本拥有者(高学历、技术拥有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他们收入提高的原因在于新经济条件下迅速变化的技术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这种需求使他们在国内劳动力市场中占得先机;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来自国际社会。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高人力资本拥有者的市场价格,这种拉动效果不仅体现在国内市场价格的上升上,而且体现在高素质人才可以在世界范围寻找更高的报酬上。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主要的受损者来自那些既不拥有很多物质资本也不拥有高人力资本的人群。低素质和低资本拥有者在世界范围出现相对供给过剩,就业竞争加剧,总体报酬水平下降。当然,一些在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国家,通过劳动密集型工作岗位的创造,使其低人力资本和低物质资本拥有者的收入上升也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进行调控,而且这种成功往往以其他国家同样竞争的失败为代价,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相对落后的经济都能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中受益。 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和人群收入的影响可总结如下: 在发达国家,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和一些鼓励性政策(如技术移民条款)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高人力资本拥有者,严格的资产保护又使其吸引了其他国家的高物质资本拥有者及其资本。但在这些国家,非熟练技术工人因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受到损害,只是由于其财政方面强大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才使得收入差距不至于迅速扩大。 在那些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国家总体福利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改善,但不同人群对增长的分享存在结构差异。高人力和物质资本拥有者同样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利益,其收入在较低的起点上得到快速增长。在这些国家,由于劳动密集型战略的引入,国内的一些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也可能由于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收益。但农业部门一般很难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加上相对较弱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收入差距扩大就不可避免。 在受损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之前的时期,其经济发展速度就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以后,其经济虽然仍保持增长,但整体社会福利很难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了改善。即便如此,经济全球化对其国内不同资本拥有者的收入影响也与其他国家类似,从而导致内部收入差距扩大。 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收入分配:机遇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可能改善分配状况,也可能导致严重的分配两极化问题,而且国家对经济和分配的调控力度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可能被削弱,因此合理建构劳动和分配政策体制非常必要。 最近2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这既得益于改革,也得益于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世界贸易排名中,我国由1989年的第十五位跃升到2002年的第五位。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显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从个人的角度看,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推动出口的重要动力,同时出口改变了我国经济结构的特征,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增长,带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使我国居民收入和分配得到双重改善。我国居民普遍分享了对外开放的好处。 随着加入WTO,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这不仅指贸易,而且包括投资、产业开 放、人才流动等一系列非歧视的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引入。从国家的角度看,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利大于弊,而从分配的角度看,则是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多方面的:(1)我国具有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一优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从而有利于扩大就业,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2)由行业垄断导致的收入差距将随着市场化进程加快而被拉平;(3)宏观要素配置和劳动力市场配置的机制趋于合理,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将得到改善;(4)加快非市场性的歧视政策的修正,形成平等的竞争机制。挑战也来自多方面:(1)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化速度加快,高素质劳动力的收入增长快,低素质劳动者收入水平停滞,在产业调整中失业的可能性加大;(2)沿海和内地、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将拉大;(3)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加大;(4)产业保护等政府调节政策将受到限制,国际分工会加大就业结构的变动,引起摩擦失业。 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改善就业和资源配置结构,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居民普遍受益。未来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警惕和避免一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分配两极化,进而引起经济动荡,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经济全球化论文:怎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 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趋势已经超越了自身生产经济的增长趋势,这给全球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都带来了不同水平的增长,包括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国际贸易的增长态势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在宏观经济评价体系下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我国需要把握好全球化经济发展带来的基于,提升国际竞争力,也是走向国际上的必然选择,更是国际贸易的需要。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国际贸易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国全面抓紧了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基于,提升改革和开放的速度,为国际贸易的带来了极大的发展空间,成为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潮中的最大受益国。当前无论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还是国家外汇储备和外贸利用数量,都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我国在亚洲范围内已经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领头羊,在世界范围内帮助亚洲经济实现国际贸易的增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力量。下图展示了我国在近些年来的对外贸易走势: 图1 1978年-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情况 如今我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飞速发展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格局,资源格局和市场格局,我国也将进一步在世界经济范围内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战略 全球化的经济环境和开放的政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同时提供了机遇和挑战,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深化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对外贸易中也需要不断地突破壁垒。只有这样我国的国际贸易才有可能更加从容地应对好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要求。 1.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 当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贸易格局中处于交底的产业地位,同时从事相关产业的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局部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具有较快的增长幅度,但是相对应的国民收入却没有得到增加。我国的国际贸易应当在传统的产业基础优势上进一步扩大规模,提升自己的竞争实力,努力促进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改善贸易条件,在一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中进行渗透,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这样才能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更好的地位。同时我国也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拓宽国际化贸易空间,扩大贸易规模,从大国逐步发展为强国。 2.深化产业结构调整 从我国的经济实际出发,国际贸易的改革需要完善市场体质,宏观调控体质和法律等等,推进改革中我国的国际贸易需要注意同时兼顾国内外的市场,发挥好两房市场的共同作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为数量增长,但是在当前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我国必须深化改革,在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据良好的位置。 3.打破贸易封锁壁垒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全球许多国家都开始逐渐取消了国际贸易的相关税金,因此在贸易壁垒上减少了大量的非关税壁垒,早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我国就规定了在15年以后拥有市场经济地位,并且同时也承诺了如果我国能够提供市场经济的证明,那么就可以改变。我国可以利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机遇,以积极地态度和高效的工作加速经济产业的升级发展,壮大传统的优势产业,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规避风险能力。例如我国的广东沿海地区可以申请电器市场,青岛沿海地区可以申请饰品市场等等,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我国形成在未来国际贸易中的优势点。 4.适应国际贸易竞争 我国在参加全球化经济竞争中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按照市场经济来建立和帮助具有国际化竞争力的跨国企业,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稳步推进,全球格局中逐渐出现了地区集团化的现象,同时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也加大了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难度。 三、总结 总的来说,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要发展自己的国际贸易,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不能够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一方面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更多的提升和进步,另一方面我国还在适应世界竞争的过程中,还需要利用国际竞争和经济市场来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实力。中国的市场在国际贸易中也要注重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起形成集团,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国际贸易的发展需求,也是增强在世界竞争力的必由选择。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论经济全球化使非洲国际商法统一的论文 一 .经济全球化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根本原因 正如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一样,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法律发展的一大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成因是多方面的,而经济全球化是其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深入发展,各国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发生,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各国为了吸纳国际资金、技术和人员,无不在改善其国内法律环境,这样就需要各国法律之间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这有利于各国法律消除差异,趋向统一;而就整个国际社会而言,要谋求共同发展,保证国际社会正常的经济贸易活动的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经济贸易交往的扩张和深化,则需要制定更多的国际条约来规范国际商事关系,努力建立起反映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际法律环境。法律的统一化与协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世界范围内法律的统一化、协调化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不同国家商人交易增多,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商人之间的跨国交易设立规则,进而推动世界范围内商法规则的统一。 因为“协调化的法律规则能降低交易成本,并因此促进国际贸易和商业的发展” 。数十年来,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已取得快速发展,主要表现为: 商人通过自己的机构如国际商会等创设或统一了大量的商法规则; 各国通过国内立法制定出与多数国家相一致的法律规范,从而使商事法律规范趋向统一。 国际社会通过制定大量的调整有关国际商事关系的国际公约,推动了国际商法的统一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这就意味着,处于边缘化状态的非洲国家根本无法回避经济全球化。 为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非洲国家积极推进市场的联合与扩大,而“市场的联合总是与努力对有关金融和贸易方面的法律进行协调的活动相伴而行” 。非洲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商法的统一化与协调化运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潜在好处,减少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中,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 二.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 消除法律的多样性,是非洲国际商法统一化与协调化的直接原因。法律的多样性在非洲尤显突出。非洲法律的多样性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单一国家内部法律的多样性。在一个非洲国家内部,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习惯法。在殖民时代,一些外国法被强加于非洲本土法中,且二者继续存在。独立后,许多非洲国家采用联邦政体,使一国内部各地区具有依据本地情况进行立法的权力,而各地区的立法并不必然是统一的。 非洲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伊斯兰教在非洲广大地区的传播使伊斯兰法对一些非洲国家的法律也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当今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历史上曾被不同的国家占领,造成现在一些非洲国家的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类型的法律。因此,可以从法律的角度把当代非洲国家分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及混合法系国家。它们之间的法律必然存在巨大的不同。3?非洲国家和其他大陆国家之间法律的多样性。尽管非洲国家的大部分法律制度源于欧洲,但不能就此认为非洲国家的法律规则等同于它们所采用的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则。即使法律制度同属一个法系的不同国家,在处理同样事情所适用的规则上也常存在很大差异。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诸如:各国法律发展或改革的步伐不同,各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有别;现在许多国家乐于从其他国家移植一些法律规则和概念,这些国家并非总和移植国同属一个法系。非洲国家接受欧洲法后,欧洲国家法律的发展并非总在接受国中得到反映,而另一方面,非洲国家本身也经历着内部的法律发展,这包括新的本土法的制定,对立法作出的新解释,以及对其他国家法律的移植等。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运动探析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它也是一种复杂的演化过程,它充满着矛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内在矛盾,又是这种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更好地把握其规律,就必须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运动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并反映本质特征的主要是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整合与分化以及有序与无序等基本矛盾。它们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始终。 1.竞争与合作。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行为主体是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和有限资源的边界条件下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当时空边界和资源容量在最初阶段可以相对满足各自主体的基本需求时,它们就可能处于与外部相互作用和竞争关系较弱、自给自足的相对封闭状态。但是,一旦各自的基本需求超出了时空和资源边界的容量,它们为了争得各自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向外扩展并相互展开竞争则是必然的,“全球化过程使竞争的作用从一种手段、一种经济行动的特殊方法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为了继续生存以至于谋求霸权统治而积极追求的一个目标。”[1](P4)这表明,竞争是世界经济运行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和活力之源。然而,所有主体所共处的空间和资源是以地球为其边界的,而且由于不断进化,不仅人类社会自身的关系结构日趋复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也更趋复杂。这种条件下,由于自发的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经常引起国际的经济冲突和世界系统的动荡;不仅如此,还日益受到自然生态资源环境失衡的严重威胁。这就使它们在竞争的同时,又强烈地意识到对于许多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通过合作并在努力实现共赢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解决,才可能有生存与发展得更好的出路。所以,它们又有着强烈的合作欲望和倾向,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采取合作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当今世界经济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努力寻求相互间合作的客观现实。即“在一种意义上全球化被看作自由的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另一种意义上则被看作畅通无阻的竞争。”[2](P95) 2.开放与封闭。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共处在同一个地球的时空、社会及自然生态系统内,各国和各经济主体相互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可分割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融入到世界经济运行体系中,才可能使自身系统获取不断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才可能从世界经济发展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尽管融入此进程的主体有的是“先知先觉”,有的是“后知后觉”,甚至有的还是“不知不觉”。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演化,各国的经济制度和各经济主体在总体上是不断地趋向自由和开放,如今这已逐步成为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战略。与此同时,交通、通讯手段的惊人进步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更是强化和加速了这一趋向。但是,各国、各经济主体在某种方面和领域不断开放的同时,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它们在另一些方面又在不断强化自身的边界和主权意识,力求增强自身系统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保持自身系统质的存在和特征。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本土化”[3](P206-218)倾向就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且,即使发达国家在高唱贸易自由化、要求别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往往采取合法、合理和创新手段进行贸易保护。”[4](P23)这些实质上都反映出封闭性的倾向。此外,全球化竞争中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及联盟,企业组织间的兼并、联合和战略联盟等,也都体现出开放与封闭的双重特性。它们在体系内相互间表现出更加的开放性,而对于体系外则表现出体系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所以,这种双重性既存在于同一个体,又存在于不同个体;在不同的条件下或针对不同的事物,就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总之,作为经济系统单元,开放与封闭本身就是相对的,因为边界标志着单元子系统的存在和个性,它是封闭的界限,又是开放的边线。所以,每个经济主体都会根据各自的利益自觉选择开放与封闭的程度和方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曲折道路也正是这种矛盾作用的集中体现。 3.整合与分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一个不断整合与不断分化同时进行的过程。就整合来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它是通过自组织机制以“无形组织”和“有形组织”两种方法进行的。首先,世界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种经济要素间通过自发、自主的行为,自组织地形成并扩展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全球性经济系统,这种方式与过程随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加速演进,这是“无形组织”的整合。同时,各经济主体、特别是各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减少系统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又自发地通过谈判和协商在一定区域和全球范围,不断整合成具有一定约束力并能有效协调的有形组织和体系,这是有形组织的整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类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经济组织及形式不断涌现,高潮迭起。比如,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以及区域性的欧洲经济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先后形成的数十个这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是典型的例证。就分化来说,主要体现在主体层次的不断分化、经济因素及要素的不断分化,和由此导致的系统结构层次的不断分化,这些就如进化之树不断分化和展开。比如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最初是以国家为单一层次主体,以后逐步向上和向下分化为包括国家、跨国公司、国内企业,以及国际性的区域或全球经济组织和机构等多层次主体,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4](P22)。与此同时,经济领域也在逐步分化为贸易、生产、金融等各方面,并且它们又在各自的领域进一步不断分化展开。正是如此,经济全球化的构建和演进才不断呈现多层次、多元化和多极性。总之,“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5](P137)。 4.有序与无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自组织和它组织过程的会聚和整合,使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形成有序的层次结构和有序协调的经济运行秩序,从而促使世界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及相关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运行和演进。正如经济全球化历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全球各层次经济主体及各类经济要素相互间通过市场的自组织和政府及国际组织或机构的他组织,使得有序的结构和秩序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从外在到内在不断扩展和深入。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这种有序性既体现在时间上也体现在空间上;既体现在静态上也体现在动态上;既体现在微观上也体现在宏观上。但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从广度和深度的扩展和分化,经济的各部分、各层次、各领域间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关系更加复杂;又由于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自发性和随机多变性,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特别是在非线性作用机制下,这些会使系统结构和运行状态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断增加,因而时常会由于某个偶然局部失衡因素而导致整个系统的“蝴蝶效应”而产生金融或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各要素间相互结合与作用所导致的系统有序性与无序性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世界经济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序的运行和危机的时而出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现象的原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并非是偶然的,既有内在的根源,又有外在的影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系统来看,它是各参与主体的微观行为、它们间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组织机制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必然结果。 首先,它是经济全球化参与主体自主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中不论是哪类、哪一层次的参与者,都是独立的自主行为主体,都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并谋求自身的利益。因此,各主体的行为和倾向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且即使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刻和不同条件下也会有所不同。这就意味 着在微观层次,无论是某一主体的个体行为和倾向,还是所有各类主体的群体行为和倾向,本身都存在着矛盾的两重性。即它们的行为,不仅包含着竞争意识,也包含着合作的需要;既存在着对外的开放意愿,又存在着防外的封闭倾向;它既是有序之源,也是无序之因;既是整合的凝聚力,又是分化的推动力。总之,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过程矛盾性的微观基础,也是所有各类矛盾性的根源所在。 其次,它是经济全球化自组织演进内在机制的客观要求。经济全球化进程首先是根源于所有参与主体为谋取生存与发展机遇的自主自发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由参与竞争的各种力量所决定的。”[1](P8)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性经济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自组织的演化过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性质、特征、及运行机制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自然它的矛盾运动也不例外。这是因为各类主体、各个要素相互组成不同类型的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子系统,尽管这些子系统通过自组织过程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有序结构系统,但它们作为子系统的行为及演化趋势仍是各异的。它们在经济活动中既竞争又合作、既开放又封闭的行为,通过相互作用促成整个系统不断分化又不断整合、不断导致无序又不断形成有序;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平衡——打破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而不断转化发展的。正是这种自组织的秩序和机制才使系统更具有不断进化的活力和动力。因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矛盾运动,既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过程的体现和结果,也是其内在自组织机制运行的客观要求。 第三,它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存在的“竞争与合作”、“开放与封闭”、“分化与整合”、以及“有序与无序”等矛盾现象,表面上看仅仅是世界经济系统内在矛盾和内在运行机制的反应,但从更广、更深的意义上去认识,它们是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演进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系统在一定阶段演化的表现,而世界经济系统进化又是一定阶段人类社会系统进化的一个方面或组成部分。所以,经济全球化“一直是人类生存状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展现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动力都是长期的过程。它们涉及人类的基本需要,即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与人们扩大它们自己创造的秩序范围,以便为它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因此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3](P212)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大环境,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必须自觉适应这个环境,随其变化而变化。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演化机制和规律,影响并制约着经济全球化中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的机制、乃至整个进程。科学的理论及历史进化的过程已清楚表明,以上分析的种种矛盾运动,本身就始终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过程中,它们实质上是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生态系统运行及演化的客观规律。因此,世界经济系统的演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必然遵循和体现这一客观规律。 通过分析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深层根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种矛盾运动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它是经济全球化演进的本质特征,它伴随存在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始终。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矛盾运动的发展 从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的矛盾现象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及其运动产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主体的微观自主行为,运行及演进的宏观自组织机制,以及所处人类社会这个更大系统的历史演进客观规律的约束。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和必然的规律,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矛盾运动的发展也将按照自身的演化轨迹和规律进行下去。但矛盾的某一方面成为主流趋势或具有主导地位是在转化和发展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矛盾运动的发展方向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演化趋势。 1.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运动中,合作将逐步取代竞争成为主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阶段,过去竞争一直处于主导的方面,决定着进程的特征和性质。但合作因素也随着不断在增强,它与竞争的相对地位在不断发展着转化。特别是在人类社会面对地球资源迅速减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冲突导致的系统风险日趋增大等各种威胁不断加剧的情况下,要实现各经济主体自身及整个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活动中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是今后必然的选择。“一个有效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只有通过把各种不同范畴内的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的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1](P11)因此,竞争与合作在今后虽然仍将并存,但合作的倾向和行为将更趋强烈,最终将取代竞争占据矛盾的主导地位而成为主流,这必将成为竞争与合作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趋势。 2.开放与封闭的矛盾运动中,开放将继续保持其主流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历程中,开始阶段是封闭倾向占据主导,开放因素却是微弱的和受支配的,随着进程的发展,开放与封闭因素此消彼长,封闭倾向在不断减弱,而开放倾向却在不断增强。发展到现在,开放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主流。尽管两者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出现大的动荡时经常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一些经济主体会依据暂时的形势更强调封闭性。比如在几次世界性的战争、经济危机、以及政治冷战时期,各国各经济体制间的封闭与割据就曾相当严重。但不管经济全球化演进道路如何曲折,开放相对于封闭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并没有改变。如今,开放已逐步成为这对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和主流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今后也不会改变。 3.整合与分化的矛盾运动中,整合将逐步成为今后的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分化与整合的矛盾运动随着进程演化一直在延续,“但是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并非总是和必然平衡的: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一种趋势或另一种趋势往往会占上风。”[5](P137)特别是整合将会随着这种进程成为主流趋势,决定这一矛盾运动的发展。因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化过程更多的是自发自组织过程;而整合过程,由于经济活动中人类社会处于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除了自发形成“无形组织”的整合外,各国各层次经济主体通过自身组织扩展和联合形成更大、更高层次的组织,从而使有形组织形式的整合过程也愈加明显地增强。具有表现在,国家主体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这种整合过程,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演化中的一种潮流;同样,在企业经济主体这一层次,“我们可以把工业化社会过去200年的历史理解为:随着大型组织不断从先进技术中获得优势,我们设计大型组织的能力的提高,我们已经极大地拓展了组织存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组织比市场更为有效。这个结论既适用于政府组织也适用于商业组织,因为后者遵循的是类似的设计发展轨迹。”[6](P59)所以,这种有形组织的整合过程今后还将得到更大发展,整合过程也将容纳并决定着分化,主导着这一矛盾运动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4.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是主流趋势。经济全球化演进中,有序与无序始终处于对立转化、相辅相成的运动过程。尽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世界经济系统的结构层次更趋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乃至无序性也在增加,这是客观现实。但是,各类主体乃至人类社会是理性的,他们为了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会不断做出相互合作、不断形成与扩展各层次组织、更加开放和协调以促成一体化过程等各种努力,这些都会促使这个系统朝着有利于人类发展目标的要求有序运行和有序演化。因此,经济全球化的有序与无序矛盾运动中,有序化作为主导方面和主流趋势,过去和现在是如此,今后仍将如此,这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经济全球化中矛盾运动的客观必然性,使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正视和面对这一现象;我们还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使我们能以科学的态度遵循和把握矛盾运动的内在机制与特征;我们必须深刻地认识这些矛盾运动的复杂性,使我们能以系统演化的观点和方法,不断探求和应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从而趋利避害,努力寻求各主体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佳途径。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及中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大大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发生了某种质变。根据摩尔法则,信息技术革命使集成电路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每一代新产品(主要指“新芯片”)的生产成本降低一半。信息产业创造的产值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这不但会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会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近十多年来,美国经济发展“一高两低”的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在总数已达7万亿美元的庞大基数上,连续123个月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平均失业率为4%、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创造了世界奇迹。 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带来的世界生产力的质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经济全球化产生了一系列新特征。信息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不仅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手段,而且造就了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新增长点。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的优先快速增长会带动全球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新动力。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互联网。互联网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日益扩散到全球范围。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人瞬间就可以与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鼠标一点,就可获取几千里甚至几万里以外的信息,从而打破了时间和空间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地球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这就大大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高了经济全球化的质量和水平。世界资本市场的资本金借助国际互联网能以“光的速度”从地球的一方转到另一方,国际资本可以迅速流入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迅速从一个国家或地区流出,这就加快了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当前,全球流动资本已达8.2万亿美元,全球证券市值高达29万亿美元。信息传播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迅速流动使国际贸易领域掀起了一场新革命,电子商务就是这场新革命的优秀成果。人们坐在电脑屏幕前,就可以进入各种商店,销售或购买商品。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坐在办公室里,利用国际互联网管理、组织、协调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小规模厂商也可利用互联网向遥远的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就足以说明,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 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使各国各地区各大洲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中,迅速消除着经济的区域性,促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在取代“地域空间”。换言之,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之中,不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分离。这种分离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等)等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和法规越来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即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迅速融于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在新的经济全球化巨大洪流中,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经营国际化不仅规模迅速扩张,而且质量也日益提高。国际化的内容不仅包括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国际直接投资方式日趋多样化,影响越来越大,掀起了大规模资本流动浪潮。 对于生产力质变导致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人甚至否认这一事实的存在,认为这是某些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媒体的有意炒作。然而,不管某些人承认不承认,这是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认识世界生产力的巨大变化、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特征特别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自觉地发展高科技及其产业,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生产关系的巨变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 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主要是美国生产关系的全球化。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市场化把全球各国、各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经济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国际化向全球经济纵深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产物,是经济国际化的高级表现形式。追根溯源,经济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经济国际化于19世纪产生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无限扩大的生产经营能力,冲破国界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生产经营者“奔走于全球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经济国际化的精辟论述。但是,随着世界科技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国际化的范围越来越广、形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规模越来越大。近40多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扩大对外开放,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经济国际化由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局面早巳被打破,它不再受国家的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差异、国土面积大小的限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股潮流,即经济国际化已发展为经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商品、资本、服务、技术、信息、人才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快速流动,实现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哪里环境好、回报率高,资源就向哪里流动,谁也阻挡不住。资源的流动要靠市场。市场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商品和服务交换关系的总和,是不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因此,从生产关系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市场化。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在发展市场经济,都在开拓国际市场。市场化使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经济逐步融合,使跨国商品与生产要素在全球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形式日趋多样化,使世界各国(地区)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形成互相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没有市场化就没有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有市场就有竞争。全球经济的市场化使全球性竞争更加激烈、更加复杂。思想理念竞争、制度竞争、机制竞争、政策竞争和产品竞争、技术竞争、资本竞争、人才竞争交织在一起,使竞争呈立体化趋势。竞争的基础和中心环节是企业。企业之间的竞争特别是跨国公司之间的全方位激烈竞争促进了全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世界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全球化不断上新台阶。日趋激烈的竞争有可能激化企业与企业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就更需要各大企业之间、各国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更需要国际机构发挥越来越多的协调作用。现在各种国际组织,特别是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多,区域化、一体化经济机构也越来越多。例如WTO、IMF、OPEC、APEC等,其国际政策协调越来越重要,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各主权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国加入WTO,积极参加APEC的活动,适应了这一要求。 作为经济全球化主体的跨国公司,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结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原来曾是竞争对手的跨国公司结成联盟,以对付新的竞争对手。如美国IBM公司与德国西门子公司合作开发电脑记忆芯片,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欧洲第二大汽车厂商菲亚特公司相互成为对方的销售,欧洲跨国公司每年缔结的合作协定成倍增加,许多中小跨国公司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竞争对手。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结盟也日趋活跃。目前,跨国公司广泛结盟已成为企业经营国际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反映丁跨国公司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在跨国公司广泛结盟的同时,全球跨国并购如火如荼。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测算,在过去10年里,跨国公司的全球跨国并购增加了4倍。其中,美国、欧盟的企业跨国并购最为迅猛,电信、医药和化工产业是主力军。全球跨国并购使一个个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因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凭借最先进的技术进行的竞争称之为“超强竞争”。“超强竞争”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谁最大胆、最迅速地打破旧秩序,谁就能获胜。用迅速大胆的行动打乱竞争对手的心态和阵脚成为获取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总额的重要途径。对手越茫然不知所措,“超强竞争者”就越有时间在对手明白过来或作出反应之前赚钱。“超强竞争者”主要在对手处于惊愕莫名或陷于瘫痪的时间内保持其优势。当对手明白过来并作出反应时,“超强竞争者”原有的优势就可能丧失。“超强竞争”的日益加剧迫使竞争各方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实行最科学的管理、利用最佳手段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而为经济全球化增添了巨大的新动力。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衡,不平衡发展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平衡—相对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相对平衡”的互动史。每一个周期从不平衡走向相对平衡,都使世界经济的生产力水平上一个新台阶,使世界经济的规模和质量产生一次新飞跃。近十几年来,全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多方面质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创造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多。“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正让位于一个由全球参与者构建的世界经济。”(注:王烈、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无法回避。但是,收益分配的不公在加剧,信息技术的“数字鸿沟”在加深,可持续发展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收益分配不公的加剧,扩大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全世界20个最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穷国家人均收入的37倍,而40年前仅18倍;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的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的人口的98倍,而40年前仅30倍。不少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物质财富不断增加的历程中,却更加相对贫困,有的国家陷入极端贫困。在全球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世界资源的配置和收益分配主要靠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所关心的是“利润最大化”,不是“社会公平”。收益分配多寡的要素排列顺序是先资本、技术和知识,后土地、资源和劳动。发达国家掌握着庞大的资本、垄断着高新技术和新知识,必然获得巨大收益,发展中国家只能靠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获得微薄的收益。这是收益分配严重失衡、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本原因。世界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他的《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原理”,以新的视角解释了地区间、国家间收益分配失衡问题。他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平等和水平差距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并且有积累性。地区间和国家间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就是由这种“循环和积累的因果关系”造成的。在国际贸易中,完全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摆脱这种“循环和积累”,只会扩大差距。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水平高,管理先进,产品技术含量高、质量好、附加值高、竞争力强,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竞争中获胜。在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国家依靠巨大的竞争力抢占和扩大国际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进而形成向上的、越来越强的“循环和积累”。而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落后,企业和产品缺乏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市场不断被挤占,工农业生产逐渐衰落,从而形成经济发展下降的、越来越弱的“循环和积累”。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市场机制“优胜劣汰、扶强抑弱”的作用,必然导致收益分配的严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巨大不平衡。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竞争同时也扩大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是相同制度下不同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日本式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德国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之间的竞争。美国经济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它强调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达到充分就业和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利润最大化;它强调个人自由、个人发明、个人创造、个人价值的重要性,鼓励创造、发明和创新;它强调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这种模式充满生机和活力、创造性和创新性。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则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主张实行混合市场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与私有企业并存,政府调控与 自由竞争相互补充,效率与公平兼顾,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相辅相成。尤其是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企业决策进行诱导和干预,依靠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官民协商、政企交流扶持财团发展;强调工人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相结合,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趋于市场化、自由化的条件下,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处于优势地位,其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而强调政府主导和调控的国家包括西欧国家、日本等国则长期处于经济低迷状态。美国模式的创新性使其抢占了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制高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大发展,从而拉大了与日本和许多欧美国家高技术和经济增长的差距,连续数年雄居国际竞争力排名之首,日本等国的位置则大大后移。据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测算,美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从20世纪30年代的3%提高到90年代的4%;同期,日本GDP的年均增长率从4%降到1.4%,欧盟15国中荷兰、丹麦、芬兰、瑞典的GDP增长率有所提高,而德、法、英、意等国都在下降。这使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加剧。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有处于转轨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东欧诸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等,它们都坚定地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但它们的市场经济模式不同,改革开放的政策各异,因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中国、印度、智利、韩国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菲律宾、巴基斯坦、阿根廷、非洲国家、东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有的国家还呈现负增长,因而差距在不断拉大。 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引发了一股又一股的反全球化运动。参加反全球化运动的成分比较复杂,其中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成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愿望,这对于改善贫富差距扩大的不合理、不公平状况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要真正改变世界范围内的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战略和策略,促进自身经济的发展。 我国应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我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如果我国不参与经济全球化,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及其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和多样性。如果我国五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就可能受制于人,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样会断送改革开放的成果。据此,我国必须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制定和实施科学的战略和策略,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发展自己。 (一)深化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参与日趋激烈复杂的国际竞争。国际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企业是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与发达国家比,我国的综合国力还比较弱,与世界上的大跨国公司比,我国企业的竞争力还不强。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必须把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企业竞争力作为主要战略任务来抓。其中,在国家层次上,主要是尽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法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成熟,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同时,还应进一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为企业科技进步奠定稳固的基础。在企业层次上,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搞好信息化建设、经营管理和科技进步,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目标是创建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依靠跨国公司参与国际竞争。 (二)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我国许多省市和行业都已制定和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成效显著。今后,应坚持全面创新,不断提高经济国际化的质量。观念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先导,面对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观念。不但企业应树立全新的观念,而且政府也应树立全新的观念。制度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抓制度创新,重点抓好宏观制度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两个方面,既要符合中国实际,又要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管理创新是全面创新的灵魂,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永恒课题,必须实行科学管理、全面管理,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和层次。技术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和内动力,必须建立健全合理机制,搞好技术开发、技术应用和技术扩散。产品创新是全面创新的载体,是竞争力的外在表现,必须不断改造传统产品,研究开发新产品,培育和宣传名牌产品,依靠名牌打天下。市场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归宿,必须确立自身的科学创新模式,实现从适应市场到创造市场的转变。 (三)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经济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意味着国际分工更细,更细的分工要求更紧密的合作。我国已经成为WTO正式成员,应遵循WTO的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则,与WTO其他成员加强经济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 (四)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必须认真贯彻实施。但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降低对外依赖程度。最主要的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学会灵活运用经济全球化的规则特别是WTO的基本原则和有关条款,发展和保护自己;二是遵循国际通行规则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深化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范的经济贸易体制和灵活高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机制,卓有成效地化解和消除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五)保证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从许多方面损蚀着国家经济主权,给诸多国家带来了经济安全问题。特别是信息传播全球化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观念和主权观念受到了巨大冲击,信息战愈演愈烈,直接危害着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经济主权是国家对本国经济所拥有的最高领导权和决策权,是对国家经济利益的最高权力。而国家经济利益又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所谓保证经济安全,实际上就是保证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国民经济正常有序运行。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侵犯;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紧密相连,不允许受侵害。我们必须制定和实施科学完善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策略,切实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家主权。 (六)努力发展科教事业,积极培养优秀人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高素质的人才、控制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把握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权,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战越强。经济全球化中的不平衡,主要是科学技术和人才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强弱差距,主要是科技和人才的差距。因此,我国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最根本的策略是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发展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努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各级各类优秀人才。培养人才周期较长,难以满足当前的急需,因此,在积极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应积极从国外招聘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比培养和招聘人才更重要的是使用人才,应深化改革,强化竞争机制,健全激励机制 ,创造有利于人力资源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才能用好人才、留住人才。 经济全球化论文: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理论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再次成为支配世界发展的新趋势。这次经济全球化无论在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在推进速度上都超越了以往。本轮经济全球化与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建起一套对全球市场开放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包括WTO的多边经贸规则体系,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金融开放与援助发展的全球规则体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的跨境制度规则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初步建立全球(地区)通行的国际市场规则和行为规范。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经贸联系的共同基础。从全球范围内看,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中亚、中东欧等国家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发展中国家通过对战后经济发展经验的反思,开始了由国家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启动发展的体制转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改革;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为赢得全球竞争优势,也开始对各自长期实施的市场管制、干预和保护体制进行体制结构调整。正由于世界各国对发展市场经济、加快市场化改革达成了广泛的共识,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得以顺利发展。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两大主题。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现有的以国际组织、多边协定、非政府组织和地区组织构成的国际体系,长期以来一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但冷战后形成的一霸多强的国际格局,使和平的国际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9·11”事件之后,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项主要议题,使全球多极化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促进全球发展方面,冷战结束后,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已明显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要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就必须建立全球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的约束机制(制约以实力替代规则和不遵守规则等问题),就必须确定危机发生时的全球调整责任和解决机制(全球预防危机的政策协调等问题),就必须管理和协调全球化发展中的不平衡、不稳定增长问题(全球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建立促进发展和保护弱者利益的再调节机制等问题。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全球经济协调体系。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早解决,一旦各种矛盾交织激化到一定程度,全球化进程仍可能会出现逆转和倒退。 目前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谁来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过去全球利益矛盾的激化往往导致武力和战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当今的全球利益矛盾和冲突应更多采取谈判与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即使如此,当今的全球市场机制和规则,并不能有效解决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国际合作问题;也不能有效解决全球发展机制中的政策协调问题。如果全球贫富不均的“马太效应”日益扩大,被边缘化的国家、组织及弱势群体势必将成为经济发展不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因此,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逐渐形成一套国际通行的市场开放规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在新规则制定时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同时制约用实力誊代规则的不良倾向。中国入世后,将在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建设和新规则制定做出贡献。 二、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现有体制的新挑战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全球开放,这就必然加剧全球竞争,改变现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形成对世界各国现有体制的激烈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是全面、深刻的。它不仅要求世界各国进一步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和开放市场,而且市场开放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市场扩大到服务市场、农产品市场、知识产权市场、金融市场、电信市场以及各类要素市场,最终实现全方位的市场开放;不仅要求有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利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而且要求各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财产结构对外开放,以适应企业跨国并购,建立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需要;不仅要求开放贸易、投资和生产等经营性活动,而且要求开放各国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通讯和金融基础设施,以适应IT革命、物流革命、组织管理革命以及推行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需要。同时,经济全球化还要求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是开放透明的,实行非歧视原则,并接受国际监督。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正面临着重大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综合国力的较量已取代军备竞赛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贸易体制、科技教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形成改善供给效率,挖掘增长潜力,建立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政策平台;就要求各国调整本国的企业制度、企业组织管理、企业创新机制,形成适应全球化的微观基础;就要求开放本国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电信、物流等领域,发展全球竞争力。 在现阶段的全球竞争中,金融创新和跨境金融联系的不断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全球化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跨国并购已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发展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已成为全球化中“超国家”的重要力量;提升全球综合物流的运作能力,重视人才、知识管理和创新活动,已成为现代企业取得竞争能力的关键。这一系列变化,对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民族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从两个方面对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在逐步让渡给“超国家”的组织和机构。这包括:(1)国际多边协议和规则要求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WTO规定的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实施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等多边贸易协定;IMF规定的实行货币可兑换、资本账户开放以及健全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等规定。(2)各种国际机构规定的经济主权部分让渡。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 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有效范围。(3)地区一体化组织规定的自由贸易协定、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及各种跨境宏观政策约束等项规定。在欧洲,已明显出现了各民族国家融合为大邦联经济体的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正面对着微观组织变化的蚕食。如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微观组织形成的对民族国家政府作用的影响和制约等;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产生的跨境扩散及影响,对民族国家的传统管理方式也带来诸多的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转变。 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化为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如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福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国家实施的各种混合体制的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也把资本主义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也通过市场化改革,走向市场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同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制度竞争成败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不同的市场体制相互混合、相互竞争,各种体制同时并存、不断变革的时代。只要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不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竞争,各国经济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未来的变化,能否通过体制创新创造出更有生命力的新体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体制上。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新形势,客观上迫切要求加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仍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主导的,这就必然涉及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展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既处于全球化的上升阶段,同时其固有的内在矛盾也不会消失,而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激化和爆发。因此,从长期看,社会主义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获得复兴而不是终结。 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一是加剧了制度竞争,必然形成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压力。在没有可供借鉴的现成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情况下,就迫切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 二是加剧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竞争,必然形成综合国力较量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加快调整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传统体制、机制和政策,建立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中加快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是增强中国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基础。中国科技创新的重点:一方面是把国外和本国自主开发的科研成果有效地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并应用创新科技改善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服务业;另一方面,则迫切要求提高中国的全民族文明素质,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基础教育体系。 三是加剧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大社会经济不稳定和不平衡的压力。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加快微观基础和产权结构的改革,培育和发展一批有核心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扶持和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化的实力及能力。同时,应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及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尤其是建立和完善覆盖城镇与农村地区的全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制度、扶助贫困地区及弱势人群的社会自愿援助体系;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等。 在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社会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就要从实际出发,把富民强国放在首位,充分利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成果和发达国家创造的先进生产力来发展自己。同时,要在全球体制竞争中保持、发展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对完善中国市场体制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的新变化,势必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扩大丁市场配置资源的边界,使大企业有条件在本国、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选择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微观规制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巳成为各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重大政策调整;股东资本主义正替代法人资本主义,促使各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势必对僵硬的经济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冲击。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不仅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进一步完善和开放,而且要求中国未来的体制对全球变化趋势有更灵活的反应能力和调整弹性。 二是将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发展开放型经济,将导致国际经济环境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国内经济,从而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的运行和稳定。国际作用机制主要包括:(1)周期的影响。如全球经济减速甚至陷入衰退,将通过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股市、汇市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等渠道对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前景产生严重影响。(2)政策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占世界经济总量大的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宏观经济形势而采取的货币、财政收支、利率、汇率政策以及对外经贸政策,都会通过国际传递机制对中国宏观政策产生影响。(3)外部冲击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外部冲击主要影响中国宏观增长态势。而在中国结构转型和大的体制调整过程中,外部冲击很可能加剧国内经济的不稳定。(4)产业的影响。当国际上出现大的结构转换时,国际产业新分工体系及产业转移,跨国公司的竞争战略调整及创新浪潮,都将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这就要求中国及早建立适应全球化变化的新调控体系,从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短期稳定与长期发展、需求变化与增长潜力等方面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最大限度地抵御和消除国际经济变化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三是对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产生重大影响。在全球化环境中,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占据主体地位。要提升企业竞争力,就要创造更便利的企业创业环境,更宽松的企业创新体制条件,更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政策平台,以及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为中心的微观规制制度。现阶段,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力重点已转向了服务经济、知识管理以及发展全球运营和管理网络体系的阶段;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公司,其竞争力重点也开始转向高增值制造业、应用和创新科技产业以及为大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制造、营销与研发等领域。发展中等技术、中等增值含量的制造业,发展精细、高效,特色的多元化现代农业,发展金融、电信、物流和专业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中国下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将转变为全球化的综合战略。这将对中国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体系提出更大的挑战。 四是将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当前,金融一体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贸易全球化规则体系,正在向建立在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方向转变,由此将引发全球经济体系的根本变化。在金融、技术和服务成为国际竞争的新手段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在内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发展与国际连接的信用、结算和信息网络体系,有效打击网络诈骗和犯罪,加快金融和信息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挑战。 (三)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影响 本轮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传统的进口替代体制或出口导向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无疑是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基准。要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建立一个对内外资、内外贸、内外企业都适用的非歧视性的、公平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体制,既是WTO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从国际的一般发展规律看,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首先要求国内有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包括:运作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都共同适用的竞争政策,比较完善的市场秩序管理规则体系。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高,建立开放型经济体制才能更有效。而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体制,则是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全球化环境中发展开放型经济,比在国内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更大的挑战性。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加入WT0后所面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压力和难度,甚至超过了1979年的改革开放。 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规则的基础上,要及早研究和制定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和长远目标的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战略。这包括:一是始终把握住市场开放不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的原则;在短期内不能形成对中国主要产业、企业、就业和国际收支的过度冲击;不能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产业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底线,做好应对预案。二是在全面履行市场开放承诺的基础上,下大气力从体制上解决阻碍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创造更加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建立产权明晰的企业制度;制定以供给效率为中心的税收、外汇、信贷、研发支持等激励机制,完善定位明确、廉洁高效的政府职能。三是研究和制定开放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扶持和保护政策体系。充分利用WTO的例外条款、特别保障条款以及发展中国家特殊对待的相应条款,在履行承诺和重守诚信的条件下,通过立法、行政和社会力量,扶持和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基础产业和敏感产业。同时通过立法制定相应的扶持和保护措施的执行、终止、奖惩、修订及监督程序,以及这些措施有效性的评估机制。四是要建立宏观预警、监控和保障机制,把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内部不确定性扰动以及中长期结构转型时期的风险,控制在可预期的范围内。同时,进一步完善微观的风险管理体制,包括建立抵御外汇风险、资产风险、价格风险等风险的管理工具。 四、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全球化竞争中,体制竞争是第一位的。要建立有利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体制软环境,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这就要求我们以加入WTO为契机,把企业应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尽快地归还企业;把政府的职能真正转变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来,加快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完善。目前,中国现行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许多方面还不适应这个要求。包括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一些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清晰,缺位和越位现象并存,行政管理体制、方式在许多方面不符合应对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经济运行和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调整、清理和解决,将严重制约中国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能力。因此,加快政府职能和管理体制的转变,建立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在未来5-8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其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产权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要有助于巩固和发展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制结构是开放的,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坚持所有制结构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外资企业到国内来投资办厂,并且会同更多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成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因此,只有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保持所有制结构的开放性,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外国企业到国内投资的需要。实际上,包括外资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有利于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也要有利于支持、鼓励和引导民营、个体以及外资企业的健康发展,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行同等待遇,为各类企业的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要由国家控股外,鼓励非国有制企业、个人和境外投资者以适当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形成混合所有制企业。 再次,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全球化环境中,进一步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及相关立法,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避免无序恶性竞争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防范经济、金融风险。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更大、范围更广、任务更加艰巨,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更要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确定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进一步完善和增强宏观调控手段,防范和化解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对国内经济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保持宏观经济的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促进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参与经济全球化还要求建立和完善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又有利于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的差别,主要在于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除了基本经济制度的不同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其他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等方面具有很多共同点。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而且要按照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建立同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规则,便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五、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涉外经济体制,在外贸体制、利用外商投资和扩大对外投资,汇率制度和形成机制,以及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和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进行改革和完善。 首先,在外贸体制改革方面,要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逐步降低关税、减少数量限制和规范配额管理,按照非歧视原则对外国产品和服务实行国民待遇。同时要借鉴和采用国际标准,推进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有效实施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方面的检查检疫和疫情监控,防止有害物质和生物通过贸易渠道入境。针对当前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等手段,加强对外国反倾销、反补贴的磋商和应诉,维护中国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实行外贸经营资格登记制度,逐步实现放开各类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体系,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当前迫切需要抓紧制定和完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增大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建立健全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和中国国情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 其次,在利用外资方面应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进一步完善利用外资政策, 改善投资环境,逐步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有步骤地开放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商投资企业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制定统一、规范、透明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或企业外,取消对其他企业外资持股比例限制。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出口型企业,促进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积极探索利用收购、兼并、风险投资和投资基金等各种方式来促进利用外资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采取鼓励政策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优势产业发展等。继续合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用好银团贷款、融资租赁、出口信贷等国际商业贷款。强化外债的全口径管理,加强外债的监测和短期资本监管,保持合理的外债规模,优化债务结构,健全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机制,防范债务风险。 再次,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和市场发展跨国经营,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促进国内成熟产业和过剩生产能力向外转移,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提高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能力。通过在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在体制上和政策上予以保证和支持。重点是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服务体系,在金融、保险、外汇、财税、人才、法律、信息服务、出入境管理等相关领域提供必要的便利和支持。同时,也要完善境外投资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和规范对外投资的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外逃。 最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体制及汇率制度,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同时,逐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为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的可兑换创造条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外国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和投资基金也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而国内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也为扩大利用资本投资创造了必要条件。逐步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动并最终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既是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必然要求。当然,资本项目的开放也意味着中国的金融市场最终将成为全球金融市场的一部分,国际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风吹草动会更加迅速地波及国内,从而要求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监管,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经济全球化论文:再度审视21世纪经济全球化问题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过程,认识与了解这个过程中的特点、将产生的冲突、矛盾,以及我们的付出和所得,是我们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选择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策略的关键之所在。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趋势 代价 冲突 策略 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清楚地呈现出五种趋势:全球化、区域化、信息化、自由化与市场化。信息化主要是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科技革命正在带动世界经济步入信息化的时代。信息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的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信息传递和世界金融与贸易市场的运转速度。自由化主要是指世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1995年1月1日WTO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的建立及全球有组织的自由贸易新时期的开始。APEC在促进亚太和全球的贸易与投资自由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市场化则主要是指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经济转轨中的市场取向。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转轨方面采用的方式不同,成效也差别很大,但经济市场化程度都有所提高,从而有利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仍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经济全球化进程在21世纪将进一步加快。这是因为:其一,科技革命正在迅速发展,许多科技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生命工程、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等正在取得不断的突破,并应用于生产。由于各国的优势领域不同,客观上要求加强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其二,冷战后,妨碍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政治樊篱正在逐渐消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都在推动市场经济改革,妨碍全球经济合作的经济体制性障碍大大削弱。其三,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大量问题,要求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进行这种合作提供了越来越完备的手段。从2O世纪,9O年代初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进程,将在21世纪里以更加迅猛的发展速度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以下 9个方面。 1、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竞赛将进一步加剧。制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战略,选择适合本国特点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各国在新世纪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新世纪的领先者仍将是掌握先进科技者。这其中网络技术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的普及提供了加强各国经济联系的新纽带,互联网将不断提高金融、贸易、企业全球经营的效率和质量。知识将成为新世纪生产要素中的一个独立成分。哪个国家能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就能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2、国际贸易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半个世纪以来,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速度比世界GDP年均增长速度高一倍以上的趋势,在新世纪将继续延续下去,这一趋势的长期的量的积累,已使国际经济关系乃至国际政治关系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贸易和投资的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际分工和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这一趋势,将随着金融全球化而不断得到新的推动。此外,国际贸易在新世纪将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继续发展,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国际贸易将维持较高增长速度。 3、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将继续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将持续推动企业的跨国兼并浪潮。企业的跨国兼并是优化资源配置、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是规模经济的需要。企业的跨国兼并也打破了民族国家的壁垒,模糊民族国家的经济界线。各民族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越来越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生产的主要组织者。 4、金融业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①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资产证券化,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征,资产证券化对投资者来说增加了投资机会,多了选择种类;对金融机构来说,改善了资产流动性,提高了资金周转效率;对整个市场来说,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市场活力。证券市场对全球资源配置所起的支配作用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②金融全球化,资金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交易的币种和范围超越国界。具体包括:市场交易的国际化、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金融全球化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国际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共同增长。③金融自由化,是从20 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逐渐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甚至取消一切管制措施。自由化极大地促进了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有利于资源在各国间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贸易的活跃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资产证券化、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它们的共同作用,使得金融业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占据主导地位。 5、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日益加强,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WTO、OPEC、APEC等。此同时,改革世界经济秩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各国际组织的内部或外部的斗争将非常激烈。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遵守和维护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打破少数大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垄断与控制,积极推动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发展。 6、全球范围内的收入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剧,人类社会还将面临严重的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可持续增长应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如何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仍是各国政府所未能解决的问题。 7、区域性经济合作与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世界经济区域化(或称区域集团化)的进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也明显加快。1984年4月,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联盟国家提出了建立“单一欧洲经济区计划”。1993年1月1日,欧共体即按1985年6月的协议如期在1992年底建立了实行商品、劳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1991年12月欧共体还决定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并从 1999年1月1日起发行欧洲统一货币--欧元。2002年7月1日欧元的惟一法币地位最终得以确立。在北美地区, 1994年1月已在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吸收墨西哥加入而建立起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亚洲,东盟已建成具有10国的“大东盟”。现在东盟正计划到2003年前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已决定将原先的18个成员增加到21个。亚洲金融危机所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很难独自抵挡实力雄厚的国际资本的冲击。而现有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难以或不愿意对受到冲击国家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这种帮助的条件无法令人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地域上接近的国家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邻国(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帮助上。 8、经济风险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这就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震荡可以迅速波及全球。国际互联网络的发展,加快了这种经济风险的传播速度。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缩小其对全球经济的破坏程度。金融风险的防范,将是21世纪国际合作的一大主题。经济霸权主义和经济利己主义有可能使一部分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边缘化”,这是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风险。防止这种风险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实现国际经济交往的民主化和国际经济结构的多极化。 9、经济全球化的政治社会影响。经济全球化在21世纪的不断深化,将不断加深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使各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这样,必然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领导人和政府的政策选择余地缩小,这必然有利于形成国际关系的民主与合作气氛。最后,经济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从积极方面看,外来文化可以丰富本国的文化,带来更健康、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从消极方面看,外来文化中的颓废主义、黄色文化、利己主义甚至邪教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里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破坏一个国家的民族凝聚力。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趋利避害,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性金融动荡。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风险制造者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国资本帐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2002年年初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早在6 0年代初,马库斯·弗莱明和罗伯特·蒙代尔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他们认为,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10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减少。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贺力平,1998)。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代价之四:是人类居住环境的退化和恶化。市场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在过度消耗资源基础上的市场扩张)、城市化、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过度消费及其消费模式的“传染”、“普及”效应,是地球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世界劳动分工和布局的大转移,发达国家已专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识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了工业制成品和资源密集实物产品的主要产地,成了全球环境代价的主要承受者。许多发达国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没有为地球环境恶化承担更多责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责任。 三、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观念价值冲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各种各样的价值与观念的冲突,甚至尖锐的利益对立。 其一是经济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存在着一个悖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愈推进,民族的经济利益问题愈突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通过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更新产业结构,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拓展新的市场,利用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降低生产成本,缓解了发达国家面临的生产相对过剩和国内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存在着这种互补互利的一面,但也存在着经济利益尖锐冲突的一面。强势国家与弱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收益不均现象十分严重。据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000万吨的规模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把发展中国家变成自己的“垃圾场”。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世界上绝大部分有毒污染是发达国家造成的,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了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全球化的“污染转移”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加剧了各民族之间的竞争。民族利益是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的资源和空间是有限的,这势必引起民族利益的冲突;市场竞争是残酷的,弱小或落后的民族在其经济发展中必然要受到严峻的挑战。幻想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放弃自我保护,只能导致毁灭性的灾难。如若不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及管理制度,迅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竞争能力,就难免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再度落伍。 其二是政治价值的冲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决定了政治利益的冲突,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资本的扩张导致政治的扩张。少数发达国家为了实现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最大限度地拓展世界市场、攫取别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必然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充当霸主。由少数经济和政治大国挑起、操纵或发起的名为捍卫“人权”或“道义”的国际争端、侵略战争闹得全球不得安宁。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利益,对霸权主义发出了“不”的抗议。二是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原则产生了冲击。高科技手段、市场经济和资本扩张超越了国家的疆界,超越了民族相互隔离的界限、个性、差异,增强了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与此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挑战:跨国活动和跨国主体的急剧增加,超越了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和边界。一些西方学者以资本无祖国为前提,推导出国家无主权的结论,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论”、“国家主权消失论”。这种观点为少数发达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肆意践踏别国主权提供了辩护。事实上,各个民族国家都拥有自己的主权。在一定范围内与世界经济接轨,对外开放,并不是放弃国家主权。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越是彼此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加强协作,就越有利于国际争端的解决。相反,如果不尊重别国的主权,或者不注意保护自己国家主权的安全,就会对别国或者本国利益带来危害。 其三是文化价值的冲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学习。但是,经济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造成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事实上,在一些生活方式、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所共同接受的同时,某些文化上的民族差异性乃至对立不仅没有被消除,反而比以往更加明显或突出。文化观念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价值观念的冲突上。西方的意识形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仅搞经济和政治的扩张和侵略,而且进行文化扩张和文化渗透,从而强化而不是削弱了觉醒的民族文化意识。文化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它同一定民族的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越是具有民族性特点的文化,往往越具有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因而也就越能走向世界。民族隔阂的消除,不仅不会削弱文化的民族性,反而会大大地加强全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使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的对策。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及其作用的两重性和现实中的种种价值冲突,我们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善于利用经济全球化进程提供给我们的机遇和有利条件,积极利用外来的资金、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发展我们的经济,增强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同时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尽量避免和减少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消极影响和危害因素,努力保护和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保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门研究人们在既定约束函数下为达到某种目标函数而作出行为选择的科学。保险监管模式其实质是研究保险监管机构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保险监管的某种预期目标而作出的监管行为的选择方式。其监管模式的初始选择取决于其初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的限制。而其模式的动态变化则是保险监管机构根据初始目标函数或约束函数的变化乃至两种函数的同时变化而作出的动态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下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 从世界范围来看,150多年前,现代保险监管模式诞生便选择了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并一直朝着正向强化的方向发展。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保险监管出现了改革势头,逐步放松了对保险业的管制,其保险监管模式逐步由严格向宽松转化,主要表现为集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于一体,成立统一的金融监管部门,使保险监管受益于银行、证券监管的技术和信息优势;放宽对保险资金投资领域的管制,支持保险企业上市和兼并,推动金融混业经营;放松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以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集保险业的监管与服务于一体。 西方保险监管模式的转换与经济全球化下保险监管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联。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第五次并购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席卷而来,以银行业、保险业为主导的现代金融产业是这次全球并购潮中的重中之重。外部竞争环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外部约束条件的变化诱导了西方金融业的金融创新,导致金融业务的相互交叉,使得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三者的行业边界逐步淡化。但遭到了建立在唯一的稳定性目标之上的严格的监管模式(即银行、保险、证券业分业经营,保险企业内部寿险、产险不得同时经营以及三者分业独立监管)的强约束限制。西方发达国家保险监管机构不得不重新审视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保险监管的稳定性目标函数,并对保险监管目标函数加以修正,由一维的稳定性目标转为多维的目标函数,即稳定性目标、效率目标(改善本国保险竞争环境,推动本国保险业的新一轮发展)和扩张性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开拓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保险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组成更为强大的金融保险跨国公司进行新一轮兼并创造条件)以及其他目标。其中,效率目标是第一性的,它是实现保险体系的长期稳定性目标和长远扩张性目标的前提条件。因此,放松保险管制,建立密切配合的保险监管模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各保险监管机构的必然选择和努力方向。 二、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特点、假定前提及其效用分析 与西方现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相比,中国现阶段保险监管从整体上仍然属于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其独特性表现为:(1)单一的分业监管机构。1998年成立的中国保监会为全国商业保险的主管机关,独立行使保险市场的监管职能。(2)直接的实体监管方式。着力于对单一保险企业的直接监管,即通过一系列法规条文严格规定了保险企业的经营准则,如保险企业的创设制度以及业务监督、财务监督、人事监督制度等等,并由保险监督机构(保监会)贯彻执行。而对保险业整体的间接的中介监管指标——偿付能力要求不高,采用单纯的固定最低资本额模式,监管力度不够。(3)严格的监管内容。对保险企业的监管内容不仅涉及范围广,并且限制性很强。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对保险企业的组织监管,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内资保险企业创设的开业资本最低限额为2亿人民币,且必须为实缴货币资本。这一规定不仅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的相关要求(如英国为10万英镑,日本为3000万日元,法国为500万法郎),也远远超出了我国对一般股份有限公司开业资本100万人民币的要求。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则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对保险企业的组织形式仅限于股份有限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第二,对保险企业经营活动也作了严格的限制。我国《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在经营范围上不能兼业兼营;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保监会制定,其他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监管机构备案;保险人的资金运用,仅限于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券方面。 中国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当且仅当在下述假定前提条件下发挥效用:(1)完全封闭经济或次级封闭经济环境,即在一国经济下,假定不存在外部保险力量的竞争或外部保险力量薄弱,对内资保险企业的竞争性影响可以忽略不计;(2)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包括保险市场主体不完全、保险市场客体不完全,尤其是保险市场结构呈现出强垄断性,即一国国内保险市场结构为完全垄断型或寡头垄断市场模型,并且保险市场容量很大,保险需求量强大于保险供给量;(3)计划机制在一国保险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存在严重缺陷,在保险市场中基本上不发挥作用,即便发挥作用,效果也不明显;(4)保险业为一国的幼稚产业,其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甚远,保险业处于一国的初级发展阶段;(5)资本市场不成熟,资本市场自身的投机性风险很大;(6)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级形成阶段,包括保险法规体系不健全、保险监管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不成熟;(7)保险市场缺乏信息传导机制,信息不对称现象尤为严重;(8)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对保险业的监管尚未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指标体系,更难以建立起以偿付能力为中心的全国性保险监督预警系统;(9)社会宏观经济稳定,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并且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保险业的发展;(10)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必要的保险知识和保险识别能力。 根据上述假定前提条件,我们将中国保险业步入经济全球化之前的保险监管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分析其适用条件和效用状况。其中,第一阶段为1980-1991年期间。这一时期先后仅有英、美和日本的16家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和联络机构,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下;而中国保险市场上仅有四家保险公司,截至1991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占当年全国保费收入的98%,中国保险市场近乎处于完全垄断市场模型;1991年保费收入仅为239.7亿元,保险深度为1.11%,保险密度为20.93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0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保险业是中国新兴的幼稚产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完全通过计划机制配置;资本市场几乎不存在;保险监管体系尚未形成,保险监管机构为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机构管理局的保险处,并仅有一部临时性的、行政管理性的保险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对保险企业的设立及其经营、财务等方面均无具体规定,法律效力不明,保险监管乏力;保险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垄断,缺乏透明度;宏观经济尽管出现过两次较大的经济波动,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为8.7%。(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整理。)上述现实条件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效用较大。主要表现为: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强,保险企业经营性风险很小。然而,由于存在对保险企业的过度保护,保险管制费率过高,保险企业获得巨额垄断利润,使得保险供给量难以达到社会最优需求量,垄断势力造成的无谓损失大。从整个社会效用来看,这一时期保险体系稳定性大于效率,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政府失灵。相对而言,其监管模式使这一时期的政府有效高于政府无效。 第二阶段为1992-1996年,这一时期是中国保险业迅速成长的时期,保险市场开始实质性地对外开放,自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开始,这一时期出现了12家外资保险公司,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但外资保险力量未能构成对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威胁,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仍处于次级封闭的经济环境之中;中国保险市场由四大家保险公司扩大到9家保险公司,但四大保险公司垄断着中国保险市场,尤其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占绝对垄断优势,中国保险市场处于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阶段;由于外资保险力量的介入和国内新生的保险供给主体的加入,这一时期保费收入由 1991年的239.2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776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7.72%,保险深度由1.11%上升到1.14%,保险密度由20.93元增加到110.65元,(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在中国保险领域验证了"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理。尽管如此,整体上讲,中国保险业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保险资源仍主要依靠计划机制配置,市场机制开始引入保险市场,但存在严重的缺陷;保险监管体系处于初步形成阶段,1995年中国第一部正式的保险法规《保险法》颁布,保险监管机构由原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处升格为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市场的监管。这些均为保险监管的法制化、正规化铺平了道路;中国资本市场初步形成,但市场发育程度很低,其运行缺乏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投机性很强;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信息阻隔,信息传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经济虽出现过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实际GDP年均增长率仍高达11.58%。(注: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因此,这一时期的现实条件基本符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假定条件。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这一时期的边际效用和总效用均较大,一方面体现为存在着较高的相对效率,中国保险业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发展,保险企业获得了远远高于世界保险平均利润率的报酬。另一方面,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并没有因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而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一是这一时期保险企业数量不多,市场竞争程度不高,保险公司能获得高额的利润,因而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未受到保险业高速发展的冲击;二是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1.58%)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三是这一时期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注:1993-1995年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高达13.3%、21.7%、14.8%。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整理。)不仅没有对中国保险企业的偿付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反而产生了较强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存在着较严重的效率损失,具体表现为:第一,中国保险市场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现行保险监管模式未能及时有效地引入规范的市场机制,导致中国保险市场无序竞争的开始,规范中国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监管目标几乎化为乌有,为后来低效的保险监管留下了"后遗症"。第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制,使得保险费率仍大大高于边际成本,投保人的一部分消费者剩余为保险人侵占。第三,1993-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投保户保单的现金价值贬值,既严重侵蚀了投保户的经济利益,又影响了保单的保障性。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效应,政府监管相对有效。 综上所述,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在1980-1996年间取得了预期的监管目标,即实现了保险体系的稳定、微观层面丰厚的利润以及宏观层面民族保险业的高速发展,这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所处的现实环境与其监管模式的假定前提条件基本吻合所致。 三、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面临的现实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表现为中国保险业的封闭经济环境已为中国保险市场较大规模的对外开放所打破。截至2000年6月,外资保险公司的分公司有11家,中外合资保险公司10家,1家外资保险公司正在筹建,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的代表处有202个,其中一百多家外资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等候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伴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日益临近,近5年内中国保险市场将对外资保险公司全面开放,中国保险业即将置于开放经济环境之下,国内保险市场的国际竞争程度将趋于白热化。与此同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自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银行利率大幅降息,年利率由调整前的 10.28%降为现在的2.25%。在这样的现实状态下,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必将受到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计划机制配置保险资源在实际运行中遇到障碍。经济全球化给中国保险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计划管制,诱使保险企业通过提高保险佣金和变相回扣提高市场竞争力,长此下去,其结果是保险成本不断攀升,加之资产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得不到保证,经济效益急剧下降。保险企业的实际费率已到了危险的边界,最终会导致某些保险公司破产,投保人的利益也无从保护。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也使得中国保险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危机。中国现行保险期限结构的不对称,我国保险公司多以长期负债为主,资产运用却以短期的银行存款、国债为主,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狭窄,央行的七次降息,导致寿险公司的资金盈利能力日趋不足,出现严重的利差损失。加之1992-1996年中国保险业盲目的数量扩张,年均保费增长率29.6%,使得中国保险业在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偿付能力压力,中国现行保险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市场的全面开放,国内外竞争的加剧,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导致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的某些重大的假定条件不能有效地得到满足。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不仅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保险企业盈利逐年下降,保险业发展速度逐年放慢),而且初始目标一稳定性也无法达到(内资保险企业的长期偿付能力和国内保险体系的稳定性均遭到严重威胁)。实践证明,中国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至少是不完全适用的。 然而,经济全球化下,也存在着现行保险监管模式适用的其他诸多假定条件。主要有:(1)内部保险市场的不完全性。一是保险市场结构的高度垄断性,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两家的市场份额仍高达70%。二是保险市场主体的不完全性,不仅表现为现有保险主体资格存在问题,而且保险市场中介主体残缺不全,保险公估人缺位。三是保险市场客体的不完全性,表现为97%的再保险市场为国外再保险公司把持;(2)计划机制在保险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严格的产品报批制度使保险公司缺乏充分的产品设计、开发自主权,保险公司未能成为保险市场的经济主体;(3)保险市场缺乏信息的获取、加工、披露、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了保险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显然,中国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仍很不健全,存在较严重的无序化竞争行为;资本市场尽管有较大的发展,但尚不规范成熟,其投机性风险仍很大;中国保险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尽管近20年来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速度较快,但据有关资料统计,1999年的保险深度仅为1.7%,保险密度为110.65元,而1998年世界平均保险密度为271美元,瑞士则高达4654.3美元,保险业发达国家宣扬保险深度都在10%左右(注:周骏、朱新蓉、李念斋主编:《2001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报告》,第212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现行保险监管体系不完善,尤其是保险法规不健全,保监会1998年才成立,保险行业自律组织极不完善;保险监管技术落后,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指标体系,全国性保险监管预警系统更难以设立;国民文化素质仍然较低,尤其是保险知识普遍缺乏,保险判断能力很差。这些现实条件仍然适用于现行严格的保险监管模式而不适应于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因此,从近期来看,不能完全放弃现行保险监管模式,经济全球化下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使得中国保险监管机构不敢轻易放松对保险企业的管制。 以上静态地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约束条件下为达到不同的目标函数(稳定性、效率),中国保险监管机构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动态地看,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既定约束条件下,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的比较为(图 1): 图1 两种保险监管模式的目标效用比较 附图 显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的两难选择既取决于目标函数的难以确定,同样也取决于时间维度的考虑。某一阶段的保险监管模式的具体选择在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长期均衡和可能导致的短期失衡之间的权衡,其监管的具体模式必然处于上述两种模式的边界之内。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监管模式应逐步向国际通行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过渡,其前提是必须改变不符合宽松保险监管模式的现实约束条件,并随着其约束条件的变更,对现行保险监管模式进行渐次的边际调整,以避免短期严重的失衡,最终形成完善的宽松的保险监管模式,以实现保险监管的稳定性、效率以及适度保险民族保险业的目标。为此,中国保险监管应致力于下述几个方面: 1、理顺国内保险市场的微观基础,如明晰保险公司的产权,健全保险市场的主、客体,建立和完善保险市场的信息传导机制,逐步放开保险费率的管制,引进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确保保险市场的稳定有序的竞争环境,以达到当前规范性监管的目标。 2、进一步规范中国资本市场,变短期的投机性市场为长期的投资性市场,从而为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建立稳健的投资环境创造条件。 3、健全保险监管体系,尤其要根据经济全球化下中国保险业的现实环境变化适时地调整过时的保险法规,并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善现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行业自律组织,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 4、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借助各种宣传手段,培育国民的保险知识水平和保险辨别能力。 5、根据中国保险业的国情,借鉴西方先进的监管技术,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偿付能力指标体系,逐步将一年一度的年终检查式的事后监管转变为以信息传导机制为基础的日常监管,最终向风险监管模式过渡。 6、在当前坚持"分业经营"原则的同时,加强在某些金融产品经营和金融业务领域的交叉试点,尽快建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部门的协调、对话制度,为最终混业经营、统一监管打下基础。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经济全球化下的跨文化广告传播 论文关键词:经济奎球化;中国广告业;跨文化传播;正确对策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它给我国广告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国际跨国公司的进入.民破品牌的振兴,要求中国广告融入全球.进行跨文化传播,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采取相应的对策,迎接挑战。 2000年9月7日,中华入民共和国主席在联合国安理会首脑会议上指出,“经济全球化是随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客观趋势。现代科技的进步、先进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产生。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近10年来。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 这一精辟论述,指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广告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也在顺应这一潮流,参与全球竞争,融入到全球中去。为振兴民族经济服务。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及其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经济全球化,历来学者对其定义有多种说法。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界的说法为: “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成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靠性增强。”一般认为,全球化最早开始于15世纪末的航海大发现,那时英、法等西欧国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同时也摧毁了亚、非、拉众多的文明古国,把西方的一套社会制度、文化制度、价值观强加给这些经济落后国家。 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为全球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广告业的影响 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巨型跨国企业为了更多地打入市场,要求和鼓励广告公司兼并国外的一些独立广告公司或同国外的一些规模相等的公司合并,从而获得广告业全面、准确、快速的世界性服务。与此相伴的是广告业的国际化和跨国广告公司经营活动的全球化越来越明显: 1986年,萨奇集团先后兼并巴克基斯波尔沃格、特德公司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广告集团,年营业额达成114亿美元。1987年。英国跨国集团WPP以5.66亿美元购并智威·汤普森公司:同年,英特帕布力克集团与林斯顿·坎贝一爱华合并。1989年WPP又以$.6亿美元兼并跨公司奥美集团,营业额猛增至于60亿美元,超过萨奇而成为全球广告公司的“‘巨无霸”。国际广告业也进入了全球化的时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步确立,投资环境不断完善,许多国际广告公司也纷纷把目光投向中国。截止到1997年6月。我国的合资广告公司已达433家,世界上约有250家跨国公司都在华设立了分公司、我国广告公司按广告营业额所排出的前50名中,合资或外商独资的广告公司占到了22家。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拥育技术、品牌、资金上的优势严重地冲击着国内广告公司。 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过程中。需要塑造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名牌。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外贸出口猛增,也出现了一批实力雄厚的外向型企业,它们能制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但品牌知名度不高,所以在国际上许多“MADE IN CHINA“的产品就意味着‘“一流产品、二流服务、三流宣传、四流价格”,严重地削弱了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树立品牌,要求我国广告的积极介入,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进而强化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全球化提供多方位的策划、宣传服务。.这也是广告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二、跨文化广告传播所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文化的全球化,广告传播即是信息传播,也是一种文化传播,它是在一定的文化区域里进行的。因此广告的信息必须适应当地文化特点。从广告内容上看,广告的目标是向特定的公众推销产品、眼务与观念。这些特定的公众都是受该文化区域文化传统影响的,理解这些差异的广告制作犬将会取得成功,而忽视它们的将会失败,当中国广告要参与全球竞争,进行跨文化传播,这就要考虑世界各地区的文化特点,让他们能够了解中国广告人制作的作品,而我国广告在戛纳国际广告节上屡屡受挫,在国内深受好评的作品却在国际上倍受冷落,说明在跨文化传播方面,要求我们必需积极地寻找对策。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立足传统文化、保持特色 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并不是包袱,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对待传统。现代广告调查表明:国际公众在消费活动中,极其重视商品的文化色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即在商品宣传和营销过程中,越是有文化、民族色彩的东西,就越容易得到国际公众的认同。 五千年的文化史,先人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华,与现代先进的制作理念、制作技巧相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一些优秀的广告公司利用古典文化作品作为素材,制作出来的广告作品深深地打动了受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西游记》里,蜘蛛精在盘丝洞百般引诱唐僧。而唐僧却“坐怀不乱”。使其未能得逞、台湾华懋广告公司在《西游记第七十二回孙悟空吸尘除垢盘丝洞纤尘难容),孙悟空成了“打黄”卫士、从‘“怀中取出国际牌(NAT10NA1.)吸尘器,启动四百三十瓦无人能挡的超大吸力。遇法则吸,逢丝便清大型防撞条游走四方灵活运转,刹那间盘丝洞寸丝难容,一尘不染,蜘蛛精自知无处存身,识相离去”。这则广告利用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故事,很快受到观众的认可,从而打开了销路。 (二〕面向全球、尊重各区域的文化特点 中国广告欲走向全球,就要求把目光投向全球,尊重各地区的文化传统,使我们的作品超越本民族的文化视野而融入到销售的本土文化中去,符合各地区受众的捎费心里。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受众的消费习惯、消费方式、对商品和服务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与他们的传统观念相适应、与他们行为模式相吻合,便能较容易被接受,反之,则会令他们难以接受,那种在不了解对方文化观的前提下就进入国际市场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在跨文化传播时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针对不同的目标受众,适当调整广告诉求点 由于各地区文化传统不一样,他们对同一广告信息的理解也不同,这就要求广告诉求点必需与该区域受众的期望和抱负能产生共鸣,如:富豪( VOLVO )汽车公司针对不同地区的受众心理,提出不同的广告诉求点,如针对法国人追求高雅、浪馒的民族特性,诉求的是地位和休闲;在瑞士因其是山区国,道路弯曲不平,诉求的是安全可靠;在象墨西哥这种发展中国家,则诉求价格的实惠·;烟草巨头万宝路公司1996年初在中国策划了“万宝路贺岁锣鼓比赛”,震天的鼓声和鼓手鲜红的装饰,红色象征着吉祥、幸福.与新春的喜庆气氛相融合,既符合中华民族的特点,易为中国受众所接受,又不失万宝路广告中西部牛仔渲染的雄壮、野性的阳刚之气的本意。在香港,为了迎合追求雅致的都市情调,把西部牛仔的形象换成了衣着华贵的、拥有轿车的成功年轻人,从而取得成功。 2、广告信息不能触犯当地的禁忌 首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风俗习惯是一个地区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对当地的居民有着深远的影响,一个企业在该地区拓展业务之前,务必要了解当地特色的风俗习惯.育的放矢地做市场促销,否则将受到抵制,甚至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如穆斯林国家禁食猪肉、印度教徒则不食牛肉。精工钟表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广告中用了这样的主题:“人类创造了时间,精工表使之完美。”马上接到观众的投诉,因为马来西亚人大部分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认为是真主.而非人类创造了时间。后来广告语改为:“人类创造了记时法,而精工使之完美。”高露洁牙膏在马来西亚井拓市场时,在广告诉求中一再强调它有助于增白功能,而该地区却以牙齿黑黄为高贵的象征,反而通过咀嚼槟榔来使牙齿变黑,显然这则广告是在帮倒忙。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民族都有他们自身的特点.我们制作广告前应充分的了解。 其次,要遵守当地的法规,法规是在一个地区和民族文明的产物,各个国家也育不同的特点。在许多欧洲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对比广告是非法的,1996年,菲利浦.莫利斯公司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欧洲广告活动、它利用的一份科学研究报告指出:被动吸烟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对非吸烟者造成危害,该报告还认为被动吸烟比吃饼千和喝牛奶还要安全,结果该公司因为广告中把烟草和其它产品相比较另外还有做烟草广告的嫌疑而被禁止播出,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语言的翻译要慎重对待 语言是广告信息的载体,选用恰当的词语才能在该区域有效的传播信息,否则会引起误解,如我国的白象电池翻译成英文为“white elephant",而该英文词还有“无用而累赘的东西”之意;“帆船”牌地毯直译为英文“dunk carpet",而Junk在英文中另一意为“垃圾、破烂”。这种带有令人反感的译名,怎么能指望受众接受你的产品呢?为避免类似间题的影响,可以通过聘用当地的机构进行操作等方法。 (三)理智地对待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 全球化的过程中,在西方文化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文化怎么办,中国广告全球化是否排斥本土文化呢?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笔者认为,全球化与本土化并非存在着根本矛盾,文化的全球化并不排斥民族文化的兴盛,而各民族的繁荣也利于推进文化的全球化,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可能完全脱离原有文化的特质,真正优秀的面向全球的广告是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寻找到不同文化区域共通的契合点。通过这样有效的沟通,民族文化也更好地参与国际交流,从中汲取营养,也不断地丰富民族文化的内涵。 可喜的是,我国的一些广告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2002年2月8日,广州九易广告公司选送的“中国广东移动通信沟通从心开始(牵手篇)”荣获第三十届莫比广告节影视类第一名,该节是全球最具权威的三大广告之一,实现了中国广告“零的突破”。在作品中,选择“牵手”来作用为表达理念符号,而载体是儿童,因儿童是纯洁、真诚的标志,儿童是未来的希望:“一种来自中国的声音。引发全球的回应,在童声合唱《欢乐颂》旋律伴奏下,来自美国、法国、印度、马尔代夫,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突破心灵屏障穿越地域的界限,奔聚在一起,手牵着手连成一体……”。这种对和平、团结的追求,对儿童的关爱之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所共有的,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祟尚和平、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相一致的。本土化和全球化二者很好地融为一体。 总之,广告毕竟产品宣传的一种手段,任何好的广告作品都是以优良的产品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如美国著名广告人奥格威所说:一个非凡的创意必然来自一种出色的产品。随同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科技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中国的优秀企业也将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好产品。"MAIZE IN CHINA”的产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竞争力,也必将越来越受到各国用户的喜爱。借此良机,中国广告业也将插上腾飞的翅膀,把我国的优秀产品推向世界。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著名的广告制作人傅杰曾说:面对全球化,要不断地开放自己,追求积极的变化,而最后不变的就是我们根植的传统文化。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使其制作的作品在国际广告节上实现“零”的突破,为我国广告走向世界进行跨文化传播树立了很好地傍样。 经济全球化论文: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与人的发展 [内容提要] 人的发展与社会交往有密切的关系,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而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也对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状况,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社会交往 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会存在物,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过程中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除了生命本质外,还有社会本质。人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人的各种潜能获得不断展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不断完善,人的劳动能力得到不断发挥,人的社会关系不断趋向和谐完美,人的个性不断彰显等。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具有辩证统一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为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当前,人类已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时代使社会生产、社会交往等都具有不同特点,也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一 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一切社会关系不外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人在交往中所形成的所有关系的概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交往”(Verkehr)有较全面的概括。就一般意义而言,交往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人群共同体之间互相沟通、相互作用、彼此了解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过程,是人们之间实现了的社会互动。 马克思把交往与生产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揭示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因此,一个人若能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和世界范围的交往,就会同无数其他个人甚至同整个世界进行普遍的交往,使个人摆脱地域的和民族的狭隘性,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发展。 交往的方式和水平体现了人的发展的程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交往手段和方式的变革必然推动人的发展进程。人们的交往形式同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和他们的存在与发展状况相适应。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改变,原有的交往形式必然或迟或早地得以改变,从而形成了有一定特征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生产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人的发展的过程性、上升性。人类的交往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交往。“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这种交往“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规定性”。第二个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交往充满了物化、异化情形,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市场经济又使社会交往日益普遍,伴随着普遍的物质交换,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关系得以丰富,为实现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创造了条件。然而,商品经济时代又是产生“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第三个阶段是真正的自觉的普遍的自由的交往,是人类理想的交往形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交往的普遍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是人的个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总之,社会交往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也反映了人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民族的、地方性的历史和世界性的历史,而且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及由此所导致的普遍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但他们总是站在全球的高度来思考社会生产、社会交往和人的发展。 社会交往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社会交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水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社会交往包括交往主体、交往内容、交往手段等方面较之以前都有很大不同。 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多元化。有社会主体、民族国家主体、集团主体、个人主体;有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有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交往除了个人之间、组织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还有个人与组织、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组织与组织、民族与国家、国际组织与民族或国家、国际组织之间的交往,等等。总之,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主体更加复杂化。同时,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交往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经济全球化由经济交往拓展至政治交往、文化交往,还有思想观念、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交流与碰撞。 而且,人类将计算机网络技术运用于人们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使人类的交往手段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进而使得人们的交往范围、交往方式、交往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为全球性社会交往提供了实质性的基础,从而把人类的交往实践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们的交往范围扩大了。长期以来,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交往的主要障碍。信息社会消除了具体的时空等天然的物质屏障,将不同时段、不同行业、不同民族国家的人 们带到电子空间里进行交往,人类交往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尼葛洛庞帝说:“在广大浩瀚的宇宙中,数字化生存能使每个人变得更容易接近,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心声。”而且,人们的交往方式进步了。以前,人们受时空限制只能进行直接交往,而且只能是近地空间的即时交往。信息化时代,人们可以凭借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克服种种限制,一个人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而“随心所欲”地进行交往,真正实现了全方位的交往。 总之,经济全球化打破了天然的时间地域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罗兰·罗伯逊所说的“世界的压缩”、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时空压缩”、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保罗·维里利欧所说的“地理终结”等结果。由此,不同群体间的相互依赖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人们即时地进行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交往,人也就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然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交往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交往中具有不平等性。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控制着强大的资本和交往的主动权,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高科技,一直占据世界经济的中心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无法摆脱贫困处境。而且,经济全球化也加剧了世界政治单极化与政治多极化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想借助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实现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治野心。同时,经济全球化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与融合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和手段,推行文化霸权主义。 再如,网络交往有其负面效应。由于网络空间是一个人化而虚拟的空间,不存在时空限制和现实利益冲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倍感压力的人们就会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网络虚拟交往中,这是不利于人的社会关系的正常发展的。因为,“作为人,我们需要可接触的存在来建立完整的联系,我们需要看到彼此的脸和手势,闻到彼此的呼吸”。“但是,简单的连线不会弥合任何东西,我们可以架设我们想要的任何桥梁,但如果我们不穿越它们并四处摸索,这样建立起来的联系将没有任何意义。” 三 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对人的发展的意义是双重的。 首先,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冲破了狭隘的民族地域的局限,使人从地域性的存在转变为全球性的真正普遍的存在,大大加速了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进程。“世界历史性个人”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目标。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普遍交往促进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不断丰富和全面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为经济基础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人类生存于彼此隔绝的狭隘空间,人的普遍社会联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人的社会关系也没有真正丰富起来,人的发展受到狭隘人群共同体的局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扩大,人的活动的普遍性、独立自主性才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人在其现实性上才具有了世界性普遍联系的类特性。同时,普遍交往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特征,也是人的有效发展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因为交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通过不同形式和层次的交往,人们就可获得不同的社会关系。而且,不同的交往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一个人的“特性怎样发展为多方面的或是地方性的,它们超越地方的局限性还是仍然受地方局限性的拘束……决定于世界交往的发展,决定于他和他所生活的地区在这种交往中所处的地位”。只有开展普遍交往,人才会拥有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使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普遍存在,人们逐渐摆脱了民族文化的局限,在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中接触、了解甚至吸收各民族文化,使人具有多元文化背景。人是文化的动物,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而且,“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塑造自身,用不同的经历来拼凑他们的身份特征,他们依赖的不仅是自己本民族的,而且包括他们从大千世界获得的知识、体验及对他们有用的信条”。 其次,经济全球化所形成的普遍交往在积极推进人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的生存发展困境。拉兹洛认为:“我们慢慢地接受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那些引人注目的不公正,而这些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经济全球化在带来普遍的全面的经济联系的同时,造成了具有异己性的物化社会关系的全球扩散,这种异己的物化关系是支配人、控制人、统治人的强大力量,导致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造成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在当今世界,货币拜物主义盛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纽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标,成为物质财富的唯一代表。 经济全球化时代也是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将人们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数字化世界,其负面结果则是人生活在一个“网络虚拟社会”中,人们只是借助于抽象的数字、符号建立起各种社会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与这个现实世界的真实联系,导致人的抽象化。而且,信息的变动性,人际交往的间接性也将使人们在心理上体验到新事物的强烈易逝性和瞬间性,历史感随之淡漠或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化,情感逐步淡漠。 而且,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普遍的经济联系并没有使所有的人有均等的受益机会,贫富悬殊使得每一个人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处在不平等的起点上,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的发展空间与机会明显要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而有些人因此而成为“边缘人”,即使在今天,在某些经济落后的民族国家,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地区,一些人尚未从饥饿和贫困中摆脱出来,其基本的生存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他们的发展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个体、群体与类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经济全球化使个体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也使整个人类的科技实力、生产能力、交往能力、思维能力等各方面有根本性的提升,而且使个体与类具有强相关性。在当代的全球化阶段,个体与类直接相关,加强了个人与整个世界的互动关系。个体已经开始跨越群体的中介,直接地和整个世界的人们直接发生着关系。特别是在网络世界里,个体的能力、个体的主体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个体对类的影响力增强、局部事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力增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个体与类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包含着不利于人类发展的问题。由于个体的行为使类遭受的危害加大,并且难以预知。而且,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中,个人发展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增强了,人们的命运得极其不稳定,似乎有瞬息万变之感,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往往使人很容易迷失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四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交往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顺利推进经济全球化,使历史顺利地向世界历史发展;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消除群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个人发展的畸形局面,人们必须采取措施,提高社会交往的水平。 第一,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和能力。 社会交往品质是人的品质表现之一,是人们对于社会交往内涵、实质、地位、作用等方面认识和实践程度的根本所在。交往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交往思维和交往实践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水平,开展积极的自觉的交往活动,抑制消极的自发的交往,必须提高人们的社会交往品质。 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高级动物,人的生存与发展只有在社会交往中才有可能,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因此,人们应充分认识到社会交往的重要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高新技术的运用,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人们之间的交往方便而快捷,社会的普遍交往已成为一种趋势,任何个人、组织和民族国家都无法也不应该阻挡它,因此,应主动地参与到普遍交往中来,在普遍交往中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机遇。同时,要有正确的交往理念,如:在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交往中要培育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意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如何消除这些矛盾和冲突,使人类朝着共同发展的目标前进,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任何国家要想生存和发展都无法拒绝经济全球化。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集团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共同利益日益增加,人们的活动具有了极强的相关性,人类真正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霸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全人类的和平共处,不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更不利于本国的发展。由此可见,正确的交往态度、交往意识、交往理念都能体现人们较高的交往品质,都能促进人的发展。 第二,创新社会交往规则。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规范。适应全球性社会交往的需要,原有的规范和准则体系已经不可能发挥正常的功效了,必须实现变革创新。因此,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规则创新,无论是对各个国家而言,还是对人类社会整体来说,都是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的问题。规则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也是一定实践活动得以开展的重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人类交往实践活动有了质的飞跃,这就需要有新的规则来调控。 当前,由于不公平的经济规则,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使世界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矛盾和冲突加剧。因此,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共存的目的。”目前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着全球交往的顺利开展,而且也表明全球交往规则存在着很大漏洞。当然,全球性的规则创新已经开始了。如多种多样的国际公约不断产生,纷繁复杂的国际规则不断制定,各集团之间的条约不断增加,各国内部的制度改革不断进行,等等。国际规则无非是国家间游戏的规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规则是在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与游戏参加者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国际规则的调整势在必行,不仅包括全球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规则,也包括信息世界的规则。如:信息化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个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信息环境中,如果各地区、各民族都只遵循自己特有的习惯和规范,网络信息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人们必须构建彼此都能理解并遵循的规范,才能形成合理有效的信息社会,也才能真正对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交往的发展,反过来讲,要提高社会交往水平必须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原因,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往往处于边缘和次边缘的地位,致使其贫困处境仍然存在。为了在世界交往中取得平等地位,把握主动权,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从而为人的发展创造物质条件。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抗拒的趋势,人们只能利用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为了求得自身更好的发展,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了在这一进程中把握主动权,各国纷纷进行国内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国内传统的经济制度、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传统的落后的生产经营观和发展观,树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观念。同时,发展中国家纷纷进行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通过多种途径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有更快更大的发展。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驶入快车道,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经济全球化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经济形势论文: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平稳的上升期。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复苏步伐显著加快,带动世界经济进一步回升。与此同时,国际贸易有所恢复,商品和金融市场明显回暖。从目前情况分析,下一阶段世界经济和国际市场有望继续保持健康的运行态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总体上较为宽松。 一 世界经济有望继续回升 美国经济继续较快增长.目前,各方面对美国经济下一步走势普遍较为乐观。这种乐观情绪是有一定根据的。从需求方面看,消费继续充当着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个人消费支出今年前两个月继续明显扩张;投资从去年二季度起扭转下降局面后,呈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加速的重要因素。从供给方面看,在服务业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工业生产止跌回升,2003年全年增长0.2%,扭转了2001年和2002年连续两年下滑的情况,这是经济复苏基础渐趋稳固的标志。从目前情况分析,2004年工业继续表现良好,天然气、电力和矿业生产的继续稳步增长,延续了工业生产的增长势头。美国今年将举行总统选举,布什政府正在不遗余力地维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局面,以为其竞选获取有利的筹码。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仍是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没有得到控制,同时,今年前3个月物价水平连续上升,增幅分别为0.5%、0.3%和0.5%,这引发了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 欧洲经济有望好转。从一些主要预期指标的情况看,欧元区工业生产和服务业出现回升或好转迹象。反映制造业信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今年初以来均高于50的基点,其中,关于订单和产出的评价均为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服务业采购经理人信心指标的大多数构成指标也分别为2000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运行的信心明显增强。近期,波兰等中东欧10个国家加入欧盟,原成员国将面临一定的资本外流和工资下降压力,整体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可能会受影响,但由于新成员国经济增长相对较快,也会给欧盟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俄罗斯经济将继续较快增长。政权比较稳定,经济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原油价格继续处于相对高位,这些都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日本经济进一步复苏。从当前情况看,日本经济回升的动力仍主要来自出口和工业生产。日本出口在今年一季度达到14.5兆日元(约合132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增长了12%。由于日本企业效益得到改善,企业经营情况出现好转,破产企业连续减少,这对设备投资的增长是有利的。目前,消费尚未摆脱颓势,物价跌幅虽有所回落,但通货紧缩状况仍未完全消除。但总的来看,全年日本经济有望继续保持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经济也将在出口的带动下保持较快的增长。 应该说,目前世界经济的继续回升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伊拉克战争、非典疫情等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的风险已基本缓和,压抑许久的投资者信心和消费者信心明显回升,投资和消费活动重新趋于活跃,经济复苏的动力不断增强。其次,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条件大都处于多年来十分宽松的时期,都将继续为经济的增长提供支撑。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主要是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过度依赖美国经济增长,复苏的基础还不够稳固;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仍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障碍;主要经济体在连续降息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后,政策调控余地较小;国际石油价格持续处于多年来的高位,提高了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但总体上看,全年世界经济运行前景是乐观的。根据世界银行最新预计,2004年世界经济增长3.7%,明显高于2003年的2.6%,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经济将分别增长4.6%、1.7%和3.1%。 二、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缓慢恢复 1.世界贸易在曲折中复苏。当前世界贸易总量温和扩张,2003年增长了4.7%。但从结构上看,出现了更趋不均衡的势头,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03年美国逆差接近500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强烈抬头,相继出台了大量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限制措施。这在国际贸易领域引发了普遍的不安和对立情绪。最近,欧盟已开始了历史上首次针对美国的贸易制裁,相关惩罚措施主要是对美国商品征收5%的额外关税。如果这种限制措施进一步升级为大范围的贸易战,将对2004年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国际贸易领域另一件重要事件是坎昆会议的不欢而散。在此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以农产品贸易为核心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对立,导致了旨在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磋商破裂,给全球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不过,从世界经济运行情况看,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对贸易的扩大是有利的,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加快将带动整个国际市场需求的恢复。据联合国预测,2004年世界贸易量将增长7.5%,高于上年的4.5%的增幅。 2.国际投资情况将逐步好转。2000年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慢、股市价格缩水、公司利润下降等,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到2002年跌至6510亿美元,比历史最高水平几乎减少了50%。进入2003年以来,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减少的势头有所缓解,虽然全年跨国直接投资水平仍处于低位,但资本流动在亚太等局部地区重新趋于活跃。从2003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向看,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美国大幅度增加,流出略有减少,欧元区和日本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出均大幅减少。由于国际投资流向与经济增长水平相关度较高,估计2004年流入美国的资本仍将增加,日本、欧洲对外资的吸引力也将有所增强。 3.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1)外汇市场。近两年,外汇市场发生了重大的结构调整。美元强势货币地位大为削弱;欧元稳步升值,受到汇市投资者的普遍关注;日元对美元呈现稳步攀升趋势,在日本央行的再三干预下仍顽强挺升,成为汇市次强货币。这种结构调整过程在2003年发展得如火如茶并延续到2004年初。但从2004年情况分析,美元继续下跌的空间有限。经过较长时间的下跌,美元当前汇价已比较充分地释放了下跌的风险。而且,随着美国实体经济复苏的基础不断稳固,美元汇价已初步止跌,下一步回稳的可能性较大;而欧元和日元得益于经济基本面的支持,也不至于出现明显的下跌,国际汇市整体上可能将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2)股票市场。全球股市在2003年完成了由弱到强的转变,全球股市的涨幅是近年来较大的一年。道·琼斯指数上涨约20%,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约40%,英国《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0%,法兰克福dax指数上涨约30%,日经指数上涨近20%,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约30%。这样大的涨幅同时也意味着,在经济正常增长的情况下,2004年很难再重现相同的涨幅。但从经济的基本面来看,2004年的国际股市还是谨慎乐观的。 三、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加紧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影响到国内经济的多个方面。当前国际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总体上看利大于弊。 1.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需求增长,进出口贸易恢复,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香港、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均增长很快,增幅分别达到34.5%、41.7%、23.4%、29%和31.9%。由于强势美元地位改变后,2004年美元可能在一个相对低价区域波动,因此我国的贸易条件仍将相对有利。另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给国际贸易的扩大带来较为严重的障碍,我国外贸出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今年一季度,国外对我发起11例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调查,涉案金额3.3亿美元,特别是一些国家在特别保障条例下专门针对我国商品设立了一些非关税壁垒,将增加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难度,这种趋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2.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当前国际直接投资重新趋于活跃,跨国购并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我国在此方面已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对于吸引国际购并资本将有促进作用。境外股本融资的形势也相对乐观。全球股市在止跌转升后,融资气氛已明显好转。这对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发行股票融资比较有利。2003年,“中国人寿”在美国和香港股市同时上市,募集资金达到35亿美元。2004年国内多家大型国有企业均有意抓住当前国际资本市场的有利时机,赴境外融资。另外,美元贬值使欧元区和日本的投资商在我国境内采购投资品和雇佣员工的价格降低,这些也将增强我国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将吸引国际主流资本的流入,我国利用外资也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3.其他方面的影响。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价大幅下跌,人民币也面临升值压力。虽然2004年美元继续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但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没有消除。近年来,美联储连续大幅度下调美元利率,并引发其他国家跟进降息,世界主要经济体利率处于低位,对于我国通过调整人民币利率调控经济运行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对我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经济形势论文:浅析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经济形势 论文关键词:经济发展 扩大内需 论文摘要: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 当前经济形势的概述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的不断扩大与蔓延,已经对我国的当前经济形成了明显的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对外进出口贸易造成的影响是最为突出的,外销产品不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大幅度的减少,受成本激增、外部需求减弱、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中国部分以出口为主的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大,一些中小企业面临停产甚至倒闭的困境,原油、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与趋势还是被各国所看好。首先,虽然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困难,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趋势还是一直保持向上的。其次,我国政府积极地进行宏观调控,积极稳妥的推进中西部大开发和新农村建设,开拓国内市场、及时的调整货币政策、扩大内需,以此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再次,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尽快改变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第三,积极采取相关优惠措施,以资金来支持,加大大学生就业,确保就业率稳步上升。就总体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只不过速度缓慢了而已,但对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将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影响。 国际环境现状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中国的外汇储备盘踞世界首位,多数用于对美国的投资(包括持有美国的国债),国际经济形式的下滑,人民币被迫不断升值,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近四成;全球市场萎靡及各国的保护政策以及国际市场的疲软,使我国的产品出口大幅度的下降。 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1、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渗透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 2、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 3、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我国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我国市场潜力依旧很大 经济持续增长可期望。 尽管受价格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投资实际增速有所下降,但投资需求持续增长的潜力仍然很大,投资增长的长期动力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明显衰减,因此不会出现投资增速大幅下滑的局面。一方面,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新农村建设、中西部大开发建设正在积极稳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的步伐不断加快。另一方面,当前我国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为保证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的较快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增长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2、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与政策的扶持。 节能减排、扶持农业、灾后重建等也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比如,我国将筹集约1万亿元资金用于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同时,近期国务院又出台了十项政策措施,目标直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从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到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再到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等等这些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对扩大内需,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拉动作用。 3、我国现存劳动力资源丰富,高科技人才不断的涌现使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生产周期缩短,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了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为开拓占领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条件。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态势看,中国经济的内生机制与内在发展潜力明显。目前受影响的,多是一些出口加工贸易企业及相关行业。随着相关行业因应世界经济形势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因应国家出台的这些措施及时调整发展方向,所受的不利影响或将加速消除。增速保持平稳,符合调控预期,最新数字显示,2008年1至8月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84920亿元,同2007年相比增长27.4%。与2007年同期相比,增速加快了0.7个百分点。 综观今年以来各月增长情况,投资月度增速基本保持在25%左右,投资增速呈加快趋势。随着十项政策措施的调整和实施,中国经济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将在投资与消费的推动中进一步显现。 经济形势论文:浅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财政政策 一、我国当前经济形势 当前欧美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持续动荡,对于处在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受此影响,我国经济不会独善其身,未来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需市场惨淡、内需依旧不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短期内未可奏效,必将拖累已经极大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换而言之,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的未来运行充满变数。 其次,由于通货膨胀的拉动和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动,我国物价上涨势头明显,不仅在短期内难以得到缓解,从长期来看,他们可能会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高不下,从而与以收入矛盾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相交织,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存在。换而言之,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物价上涨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 最后,在经历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拉动经济操作后,其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负作用已经逐渐凸显。鉴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时中国被拖入国际金融危机中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中国经济,解决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绝非短期内所能奏效的事情。因此,在我国面临低迷的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国内传统经济结构难以为继的压力下,在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两大目标之间,我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二、积极稳健的财政政策 在全面评估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内部经济结构的基础上,中央做出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决议。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实质性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即便仍旧维持着名义上的“积极加稳健”的经济格局,如今,其实质性内容也应当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当前预调和微调是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其对经济扩张性的操作可相对从缓。我们尚不需要如2008年和2009年那样大规模扩张性的操作,如今经济形势不宜于反应过度。 其次,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复杂性的变化,但是不足以改变2011年来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换而言之,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上涨之间,稳定物价水平应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最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轰炸下,即便我国经济下滑势头有所显现,宏观经济政策着重在刺激的力度,其扩张性操作也必须着眼于精细化,即在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寻求平衡。也就是说,不能以牺牲经济结构调整目标为代价稳定经济的发展势头。 三、结构性减税与改善民生 迄今为止,结构性减税是来自官方的正式提法。自2008年的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使得结构性减税由积极财政政策的配角转为主角,在反危机的实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显而易见,在变身主角的今天,结构性减税有别于全面性减税。其特点在于:一方面要通过减税,减轻居民和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减税与增税并行,优化整个税收收入结构。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在实施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七章第三节中,写入“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这样一段话。 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流转税或间接税的税制有: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其中增值税所占比重最大,是全部税收收入的37.75%。鉴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需要,增值税无疑应当作为结构性减税的主要对象。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它的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试点并逐步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不仅是增值税,其他税种都会迎来一场降低税负水平并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的改革。 鉴于当前积极和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定物价水平仍是我们的的重中之重。并鉴于稳定经济的增长和调节经济结构两大目标,增加财政支出的重心地带,也应当锁定改善民生,切实办好有关民生的大事。 具体而言,有关增加财政支出的安排,除了继续着眼于优化投资结构外,要把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为主要线索的支出项目及其规模的增加,来拉动消费需求,作为当前最为重要的工作。其中,比较重要的项目有:支持实行最低工资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劳动报酬;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积极落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提高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大力支持保障性安居住房工程建设等等。 可以预期,以增值税为重心的结构性减税及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增加支出的操作,将有可能在2012年走出一条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相契合、同整个宏观经济布局相协调的经济发展之路。 经济形势论文:从几起案件论新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 摘要:改革开放50年,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仅仅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信息化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各种矛盾和问题也呈现了纷繁复杂和急剧变化的趋势。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尤其对贪污腐败的讨钱之声越来越高,作为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也越来越多,这一方面说明民众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很高,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打击力度也越来越大,是对检察机关工作的肯定,同时也是鞭策。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新的经济形势下贪腐现象的新的特点,同时制订出新的对策。 关键词:贪腐现象;经济形势;案件 先看几起案件。 第一组。 08年7月原福建省福州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办事处的报帐员张丽萍因在03年10月到2007年7月间以篡改单据等手法贪污单位现金886万多元被判刑。 同月,曾任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原副院长肖云良因贪污、受贿共计152万余元被市二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24万元个人财产。 同月,曾于2007年2—7月任陕西省旬阳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原会计曾诗平利用职务之便套取合作医疗基金61万余元被旬阳县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第二组。 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任职6年敛财3200万元,月均44.44万元;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受贿7000万元;据检察机关和法院查明,重庆巫山区原交通局局长晏大彬任职6年贪污2226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贪污千万元。 第三组。 2009年4月,原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主管土地规划管理及审批的副局长陈立奇被海南省第一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司法机关查明他在2002—2008年6月任职期间,先后收受江苏南通金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11家单位贿赂130万。而逸11家单位无一例外全是房地产公司。 09年7月,分管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卢锦洪被起诉。同月,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副书记郑敏华因在任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凭借主管单位基建项目的权力收受房地产商、工头贿赂20万被起诉,贵州省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永因在任市总工会主席期间收受开发商贿赂58万被判刑11年;贵州省环保局原机关党委书记王茂敏因在任普安县领导期间收受普安青山电力公司及普安普天大道工程开发商贿赂101万元获刑10年;贵州金苑集团股份公司原监事会主席何卿华因在任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经理期间为土地开发商揽接项目受贿436万元获刑14年。 第四组。 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建设局局长周广玉在泰安市是个派头很大的人。他自己拥有18家公司,领域涉及房地产、典当、工程监理、担保、制药等五大行业。所以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我公司挣的钱已蛮够我花的了,公家的钱、单位的钱我不会用一分。但就是这么个“廉政模范”突然被检察机关查明受贿691万、贪污31万、挪用公款1100万元,并因此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报道说在郑州市须水镇西岗区经济适用房被开发商建别墅、上海闵行区梅陇镇在建的商品房倒塌事件中都见到政府官员的影子。郑州开发商大股东的丈夫曾是郑州国土局的领导,二股东的丈夫是项目所在区的警察;上海开发商的股东有许多是当地政府的官员,甚至是负责房地产事宜的官员。(据新华网) 以上四组案(事)件都是最近三年内发生的。最远的是07年,最近的是09年7月。从中我们可以至少梳理总结出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贪腐事件的一些新特点、新动向。 一是从贪腐对象年龄和职权上看,低职低龄化趋势明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最初的几年,“49”、“59”现象突出,一些将要离开领导岗位的人为了自己有一个“幸福宽裕的晚年”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指导下,大肆贪污索贿,结果晚节不保。但从以上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级别的单位报帐员在短短四年间贪污800多万时仅有31岁,股级干部曾诗平几个月把61万元装进腰包时刚过完36岁生日,梦想着自己成为“亿万富豪”的科级局长周广玉也仅仅48岁。 二是从贪腐数额上看越来越大。1933年根据当时临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26号训令,贪污500元的苏区中央政府科长谢步升被枪毙。1983年1月,广东省海丰县县委书记王仲被执行死刑,他贪污了6.9万元。2000年,成克杰贪污受贿2000万被判死刑。从此在司法机关查办的案件中涉及到千万以上的就司空见惯了。有人说,现在的贪官已进入“千万级时代”,话虽有点绝,但也是事实。据中新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国土局局长蒋亚平甚至贪污敛财过亿,从而使自己成为当前全国贪污最多,职别最低的贪官“冠军”。 三是从贪腐行为发生的领域来看,不仅原来的“重灾区”如房地产开发、道路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外,在其他领域也呈多发态势。著名学者任建明在08年2月份的《寮望》周刊上曾撰文指出:工程建设、土地管理领域发生的案件近5年比五年前增长了61.3%。不仅如此,“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和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腐败已经在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社会各个领域流行和蔓延”。“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改善民生的项目中的腐败行为也有增无减,比如教育、新农合、劳动保障等等”。以上的几起案件也明显地印证了这个观点。如果说“有工程的地方就有腐败”,是一种坊间传说的话,有关网上的“房地产、教育、医疗的严重腐败已是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的说法就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四是从贪腐手法上看,越来越隐蔽。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的实行“造就”了一大批在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钻空子的掮客,经济领域的腐败也因此而产生。上世纪末在反腐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权力寻租”,起因就是国家全面实行了市场经济,在传统产品价格方面没有了“签字权”的各级审批者们纷纷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但“傍大款”没有流行多长时间就成了过街的老鼠。身为当时岱岳区房产局局长的周广玉就是“先知先觉”者,他在1999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此后一口气成立了18个公司。他把贪污受贿来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公司中,然后以自己的身份为依托“拓展”公司业务(凤凰网09年6月2日)。 无论有人说这是“洗钱”的一种方式,还是郑州别墅案的背后的影子、上海闵行区倒塌楼房背后的影子都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新动向。至于那些区县委书记的车补问题引起的民愤是制度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就留待以后让事实说话吧。 有鉴如此,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我认为反贪腐工作重点要在不同层面上做好一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立法层面抓好监督制度的建设。“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在现代经济社会被证明了真理。无论是单位的报帐员还是身居中央的国级干部,只要他失去了监督,就会为所欲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内,“资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大的利润”(马克思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孙立平教授认为“当今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得许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今天变得苍白无力,其结果就是权力失控。所谓权力失控,既是权力成为一种外部无法约束,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类似上面提到的福建省福州市沙头街道办事处报帐员张丽萍判刑之后的“要是早点审计就好了”的哀叹虽有点倒打一耙的意思,但如若政府能把对官员的日常监督纳入到正常的轨道上来,这种“受埋怨”的词会少听到一些。具体的就是应尽快出台公职人员个人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因为“任何贪官污吏要贪赃枉法,不管什么形式,最后都会变成家庭财产”(王明高《科学制度反腐》),在这个制度中特别需强调的是公开的广泛性,不能仅仅限于本单位或者本部门甚至让办公室填好了规定的表格直接送“有关部门存档”了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网上调侃的“你们假装申报,我们认真审查”的尴尬。 二是在司法检察层面上首先要加大对腐败分子的处罚、追逃和赃款赃物的追缴力度,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政治、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通过让贪官自己自己感受搞腐败的高成本、高风脸,以支持长期的反腐败的长期进行。其次是加大大要案的侦破力度。“擒贼先擒王”,一个地方每破获一个大案要案,就可震动、教育一大批人,社会效果也会很好。第三是注意总结查办案件的工作经验,尤其要注意案件线索的收集整理,不仅要注重日常工作的检察、群众的来信来访,网上的消息也应认真甄别。有条件的地方不妨成立专门的案件研究室,对检察工作的对象、领域、信包的收集重点研究,给领导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 三是在社会层面上,传统媒体、网络应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应该首先走在前面,不仅要倡导“领导干部应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工作”(《求是》2009年第14期署名文章),更主要的是要制订制度,让民间反腐有一个制度化的出口——目前以网络为平台的民间反腐以其快捷、高效且廉价的优势开辟了反腐新渠道,但这种形式也暴露了许多问题,政府要做的不是禁止,而是保护。有关专家指出,给民间反腐一个制度化的出口,必然是我国下一阶段反腐斗争一个躲不开的重要命题。 经济形势论文:认知国际经济形势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当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时代,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功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不断扩大。因此,充分认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已经是我们的时代主题,更是提升当代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必备知识。 在讲授《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课程的过程中,我体会最深的就是国际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变化,以及深入了解国际经贸环境以及相关的国际事务对学生学习、成长的重要性和意义。 当前世界处于一个较为动荡的时期,始于2008下半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其影响仍然继续发展深化,这种形势对我国的经济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目前全球的经济形势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一、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势头,但复苏进程不容乐观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欧盟、中国等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较大规模的经济救援措施,这些措施总体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扭转了经济继续下滑的危势,使得全球经济基本上转入复苏或恢复性增长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整个进程中,各国情况差别很大,形势不够均衡,新兴经济体整体表现良好,恢复势头明显,而美欧等传统发达经济体则问题较多,进展缓慢。 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使未来的世界经济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经济始终停滞不前,使世界经济也很难迅速恢复。在本次经济危机中,美国金融业的问题集中爆发出来,特别是过于庞大而又疏于监管的虚拟经济饱受批评。因此,美国也提出要改进经济模式,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基本上都放在了新能源等领域,但是这些是不是能够提供长期的增长动力还有待观察。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体欧盟,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也差强人意,自2010年以来又发生了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等国深陷其中,至今没有明显好转,严重拖累了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使世界经济的前景也暗淡了下来。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目前的中国经济也存在一些问题,也面临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艰巨任务,而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发展显然为我们的调整增加了难度和风险。 三、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使国际贸易的发展受到不利影响 本次经济危机使国际贸易遭受到严重打击,2009年全球贸易额出现20%的下滑,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最大降幅。当前,有些国家出于保护本国国内经济的目的,不断打压进口产品,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升温,各国间贸易摩擦也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各国已经形成的一些经济联系将受到损害,不利于各国和世界经济的恢复。 四、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 未来一个时期,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价格有可能进一步上涨,对全球经济发展可能的制约将进一步加强。 那么这种国际经贸环境对我国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经济全球化将进一步深化,对我国仍然是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1、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巨大的国际市场扩大和稳定出口,为我国更多企业开创适销的外部环境;2、是有利于我国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加速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其次,绿色产业在经历经济危机后迅速在全球兴起,为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些绿色产业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只要我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就可以与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步伐一致,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也可以从中培育出自己的新产业和新企业。 第三,世界经济的复苏和恢复进一步突显出我国扩大内需的紧迫性。目前世界主要经济提复苏普遍缓慢曲折,造成需求增长缓慢,使我国出口增长受到外需制约的境况短期内不会得到彻底缓解;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面临的贸易保护措施呈现明显增多态势,因此,要继续保持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就必须努力扩大国内需求,增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上这些国际经济形势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将不是短期和暂时的,它们会对我国的众多经济领域的未来带来一定不确定性,自然会对众多大学生的学习、就业产生影响。而现实是,很多学生对这些知识大多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对外部世界非常缺乏了解和理解,造成了与大时代、大环境的脱节,比如,不少学生对我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贸易体、我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以及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等问题都不清楚,更谈不上根据这些分析未来的中国和世界来帮助他们把握自己的未来了。这种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对于学生正确认知各种社会现象、辨明不同的观点以及在各种问题上做出合理选择都是十分不利的。 在实践中,我体会到学生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热情还是很高的,他们渴望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通过学习和实践,学生看问题的视角越来越新颖、越来越全面,认识问题的态度也成熟起来,不再是无知无觉或者人云亦云,进而能够做出非常理性的判断。例如,近两年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充分暴露出欧洲经济模式的长期问题,通过我和学生的共同探讨,学生对欧洲的经济形势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而欧洲是我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对欧洲经济形势的正确认识,对学生正确理解我国经济形势也非常有利,很多学生都开始关注欧洲与我国在经济上的互动,以及欧洲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经济形势、特别是就业形势的影响。学生的这些变化显然是日趋成熟、理性的表现,也是全面发展成长所必须的。今后,我会在教学中继续探索,努力把真实的世界和已经融入世界的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我们的学生。 经济形势论文:新经济形势下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探析 一、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因素分析 (一)外部因素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全球失业率不同程度上升,严重打击了消费者信心,市场需求下降,导致家具生产企业的国内销售和出口销售额明显下降,企业财务风险增加。2008年中国家具出口下降1.27%, 这是多年来中国家具出口的首次负增长,其中,中国家具主要的进口国家和地区如美国、香港、英国等的家具出口额分别下降2.7%、9.5%和2.1%。中国家具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虽然在多年的出口经营中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但主要依靠价格优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竞争,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元疲软和人民币升值,以及原材料、劳动力价格上涨等因素,使得中国木质家具出口成本增加,价格优势逐渐消退。国外采购商为了压低成本,开始将目光转向价格更加低廉的越南、柬埔寨、泰国等东南亚的家具生产商,将大批订单开始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家具出口下降导致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上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危机使得国际家具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为吸引境外消费者,国内家具生产企业扩大信用销售,延长货款回笼时间,资金周转缓慢;二是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金融市场资金流动性不足,使我国家具出口形成的应收账款发生坏账损失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坏账金额增加;三是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压力,一定程度导致家具生产企业应收账款等外币资产相对贬值。 (二)内部因素 家具生产企业的财务风险除了企业外部因素影响之外,还与企业内部自身因素有关,如企业定位不准确、风险意识不强、财务管理水平低、资本结构不合理等。 (1)企业定位不准确。我国家具生产企业均为民营企业,且大部分为中小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大都技术出身,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凭经验决策及主观臆断的现象比较普遍,对企业缺乏正确认识。没有分析企业所处的环境,不能识别企业的优势和劣势,企业的经营理念、发展规划及经营方针等企业定位方面存在许多问题。 (2)财务风险意识淡薄。财务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有财务活动,就必然存在财务风险。在实际工作中,经营管理者缺乏财务风险意识,只注重企业资金安全,没有科学的理财观念,忽略企业理财重要性。最突出的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没有领会资金时间价值、风险和报酬权衡、投资分散化及资本市场有效等基本财务管理原则,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二是存在重会计核算轻财务管理的现象,企业财务预测、财务控制、财务分析及财务评价等工作很欠缺,只是被动反映企业会计信息,没有利用企业会计信息为企业决策服务。 (3)财务管理水平低。我国大多数家具生产企业都是民营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存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统一、所有者不重视财务管理,企业一切重大决策都是由所有者自己决定,没有经过财务决策过程,使财务管理失去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财务管理主要记录企业经济活动内容,反映会计信息、应付税务部门的手段,与会计核算作用等同,不能发挥财务管理在企业资产管理、财务监督,财务预算、财务决策上的功能。另外,家具生产企业普遍缺乏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不能准确理解企业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以及财务管理的原则,难以发挥财务管理的职能。 (4)资本结构不合理。我国家具生产企业为了追究经济效益,普遍存在资本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第一,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由于企业负债过多,企业利息负担重,影响企业盈利水平,同时,降低企业偿债能力,可能因短期偿债能力差而导致企业破产的风险。第二,风险型资本结构不合理。风险型资本结构是指流动负债不仅用于满足企业流动资产的资金需要,还用于满足部分长期资产的资金需要,资产结构与资本结构不匹配。风险型资本虽然为企业降低筹资成本,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但是导致企业财务风险加大,一旦市场发生变动或意外事件发生,就可能引起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而陷入财务困境,甚至出现“黑字破产”的情况。 二、家具生产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措施 (一)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企业发展战略是家具生产企业度过经济寒冬,保持生命力的必要手段。大部分家具生产企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以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来占领市场。低成本优势是建立在低的人工成本、被忽略的环境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的基础上的,这部分隐性成本会使企业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而且有可能会刺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因此,长期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的中国家具生产企业难以做大做强。家具生产企业要突破这种低盈利生产模式必须实行战略调整,增加科技投入,延长价值链,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实力较好的家具生产企业可以选择差异化战略和细分市场战略。实行差异化战略时,企业要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以质量优势和品牌影响力来占领国内、国际市场;实行细分市场战略则要具备良好的环境敏感性,充分的市场的调研,以及对机会的把握。此外,企业总体战略的实现需要有财务战略作支撑,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相互匹配,充分发挥企业财务杠杆和经营杠杆的协同效果,有效控制企业的风险。 (二)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机制 财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是通过财务风险指标体系,对企业实际财务运行数据进行预测分析,及时向管理层及有关方面发出风险预警,以便采取应对措施的一种机制。构建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可以预知财务风险的征兆,当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出现时,财务风险预警机制就能发出警告,以提醒管理层及早采取对策以减少财务损失。根据目前家具生产企业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资料重点分析家具生产企业偿债能力指标和现金流量指标,如表1所示。当家具生产企业财务指标超过预警区域范围应及时采取措施调整企业财务状况,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等级。 (三)提高财务决策水平 提高企业财务决策能力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提升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引进会计专业能力强的财务人员,加强培训和会计继续教育,提高财务人员会计核算、财务分析、财务监督、财务决策等方面的能力。第二,保障会计信息质量。严格执行会计法律和会计准则规定,客观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避免会计信息失真导致决策失误。第三,重视筹资决策。根据企业竞争能力准确预测销售情况,确定企业合理的资金需求量,权衡各种筹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和风险,选择合适的筹资方式。第四,控制投资风险。对企业所有投资项目,必须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只有净现值大于零或投资报酬率高于企业资本成本的项目才能作为备选方案。第五,加强营运资金管理。营运资产管理重点是加强现金、应收款项和存货的管理。确定企业最佳现金持有量,充分利用企业现金资产;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控制企业应收账款的风险;通过存货模型确定企业存货经济批量,降低企业存货成本。 (四)加强财务控制 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完整的财务控制体系有助于家具生产企业有效防范财务风险。第一,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有助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保障企业财产物质安全完整。第二,重视预算管理。制定科学的预算编制计划,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第三,加强内部审计。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再监督,保障财务管理制度的正确执行和会计信息质量。 (五)优化资本结构 合理的资本结构可以降低财务风险,家具生产企业应当从资本属性结构和资本期限结构两个方面进行优化,第一,优化资本属性结构。家具生产企业在进行融资过程中,需要权衡财务风险和资金成本,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企业根据自身的经营状况、资产规模、融资渠道等因素,严格控制财务风险,不断优化资本结构,逐渐提高偿债能力。第二,优化资本期间结构。合理组织企业不同筹资渠道的时间安排,保持企业资本结构与资产结构相匹配,保证企业正常的现金流量,防止出现支付困难的现象。 经济形势论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 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工农(城乡)、区域、产业、产品四个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因改革动力不足转化缓慢、时有徘徊。而当前的经济运行,从发展的需要看问题,形势是相当好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走低,从四个层次矛盾看既是阻力又是动力。我们应顺其势,借其力,加速四大结构调整,靠发展提高运行质量,以运行推动发展,避免逆调节措施干扰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只要我们抓住实质经济发展、抓住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采取治本的措施,我国经济不仅能保持目前相当好的运行态势,而且必将迎来发展态势的根本好转。 (一)、宏观经济运行走势将好于上年 2000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仍将处于与1999年相同的发展阶段上。从发展趋势上看与1999年没有大的区别,几个结构性矛盾将略有缓和。发展思路没有大的调整,或虽有思路调整,具体措施一时难以到位,人们可以感到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变化,但实质变化尚不显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观。而2000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人们可能感觉比去年更为艰难,而实际走势却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将是经济发展运行中一股给人以信心的新的现实推动力。 当前,农产品实际市场价格在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这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1999年城市工业品剩余积压减少缓慢和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水平低的局面将延续到2000年以后。市场的压力动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进程。从扩大内需出发,为缓解城乡收入消费差距的矛盾,人们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况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已经从规律上认识到城市化的本质意义,正在制定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是把城市化作为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现代化的一个过程来考虑的。抓住人口城市化这个主要矛盾,其他几个层次的矛盾将随之解决。因此估计2000年一些地区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因而将释放出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当能量,推动gdp增长加速。去年gdp增长7.1%,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超过1999年。 二、区域结构调整将有新的气象 内需将进一步扩大。 近几年区域同构带来的内需不足,市场狭小,已引起国人足够重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产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业效益下滑之势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观,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市场销售相对平稳,运行质量明显提高。这说明市场自调节的力量迫使区域、产业、产品结构逐步调整,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市场观念更加成熟,为2000年经济的发展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目前各级政府都在总结“九五”经验,积极制订“十五”计划和到2010年中长期规划。这项跨世纪的发展规划工程,将使各级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对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认识上一个新的台阶,必将引起发展观的革命,从而使2000年的年度计划将会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各级政府在制订区域经济发展计划、规划、战略过程中将增加区际分工,互补共荣的自觉性,将比“八五”、“九五”时期更注意解决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更注意经济运行的质量,自觉地使短期行为服从长远发展的需要,因此,这将大大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促进各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素空间配置将更为合理。因此,预计2000年的国内市场将进一步拓宽,国内市场销售将有明显增加,内需将逐步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的进展会比1999年顺利。这将抵消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紧张,利用外资减少等负面作用,使gdp增长势头好于1999年。 三、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度加快,去年三条补贴线的提高,将在2000年产生明显作用,成为调整居民心理预期,扩大内需的推动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条补助线,加速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门槛,就是加速劳动力商品化,货币资本化的催化剂。因而2000年中国城乡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生活方式变革的速度将有加快的态势。利息税的出台、遗产税的酝酿、国有资产运营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将有利于预算内财政社会保障资金的积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将增加公民对政府社会保障功能的信赖,消费、投资的心理和社会环境都将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将是中国由政治型、计划型农业向效益型、市场型农业真正转变的第一年,农业种植结构、经营结构的调整将是2000年农村经济的主旋律。 20多年来农民的农业纯收入增长的70%靠提高农产品价格,靠粮食生产以外的多种经营,粮食生产并没有真正纳入市场经济体系,计划种植、计划收购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粮食生产能力在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发展、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经济效益提高甚微,致使农民和政府财政为此两败俱伤。1998年、1999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加重、粮食积压、财政损失加重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效益型农业提到日程上来。这将给农业生产方式带来新的生机,新的变革。2000年从春耕开始,农业的结构调整将出现新的气象。以效益为中心,就是以市场为中心,虽然风险增加,为此要付出一定代价,但一个农民、政府双盈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诞生必将在总量上增加农民的收入,减少财政的损失。农业体制实质性的变革必将加快大型企业进入农业,使农业企业化的进程。自2000年始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协调的农业基础之上,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将有所缓解,发展和运行的势头将好于近两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国际经贸关系走势都会比去年好。 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正在消失,全球经济走出紧缩低谷,我国政府近两年成功的外交努力,开始进入收获期。美国和欧盟不能不正视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存在。随着中国加入wto,合作和斗争的天平将会偏重于合作,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际环境将大大好于去年。从1999年下半年起,我国的出口回升之势已令人瞩目,2000年这个势头将会保持下来。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当然有退税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毕竟为出口企业和经销部门赢得了结构调整的时间。可以预见,今年即使扣除退税的贡献,出口也将是正向增长。1999年进口的大幅增长,客观上也为出口创造了宽松的国际贸易环境,进口增加是内需增加的一个标志,已对国内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产生巨大压力,我们应把压力看做动力,借以推动结构调整,使我们的产业升级、产品换代的步伐加快。没有这个压力,国内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进出口形势确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而应该高瞻远瞩,从国家发展战略,长期政治经济影响上看待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问题。人民币不贬值不是承担什么国际责任,而是出于本国长期、根本利益的需要。 经济形势论文:浅析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 商业银行 风险管理 论文摘要:自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等刺激经济措施。虽然经济刺激政策确保了我国经济的稳定,但是其财政政策所配套的资金大部分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这加大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其货币政策所增加的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反而推动了我国资产价格泡沫化的倾向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化特别是房地产价格的泡沫化也会使商业银行的风险大量累积。在当前世界经济走势尚未见底、我国经济形势尚未回稳的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风险的大量累积和不良资产的产生。 一、引言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冲击,我国政府采取并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支撑着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而大量增加的信贷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反而导致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在世界经济仍未见底的情况下,这种“虚热”为我国商业银行埋下了巨大的信贷风险隐患。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刺激主要围绕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四万亿”方案。中央政府承诺承担“四万亿”刺激方案支出中的29%,其余支出则主要来自银行贷款。我国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银行控制了约8o%的资金,而其大多数都通过短期负债来融通长期借贷的资金需求,一旦有大量不良资产的事故发生,极有可能会引发储户恐慌性的挤兑行为,从而严重危害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曾要求商业银行支持其经济刺激政策,随后却给商业银行带来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点应当作出调整,以应对我国的刺激经济政策可能会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大量不良资产。 二、当前经济形势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影响 自2008年11月以来,我国经济在面临着出口疲软、消费依然低下和市场性投资乏力等几大不利形势的影响下,我国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人民银行放松了对银行放贷的配额限制,并向市场注入的大量流动性以支撑商业银行信贷的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6月贷款增幅已上升到34.4%,环比于2008年上半年名义gdp增长的19.8% 2009年上半年的名义gdp只有3.8%。世界银行在《中国经济季报》中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名义经济指标的增长.而这就意味着风险。实际上,世行提到的风险是指目前我国信贷规模快速扩张所带来的增量资金并未进人实体经济,反而进入了资本市场,推动了资产价格泡沫化。在资产价格泡沫的扩大阶段,借款者抵押资产的价值上升,提高了其获取商业银行贷款的能力,但也扩大了银行的风险敞口;由于资产价格泡沫化本身就是经济“虚热”的具体表现,其经济基本面并未完全好转。当有负面冲击发生时会使资产价格泡沫处于收缩阶段、甚至破裂阶段时,抵押资产的价值就会急剧缩水,会导致资金借贷者大面积违约,如果形势继续恶化还会导致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从而影响我国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对此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也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持续运行,是因为银行被迫放贷,而这可能导致资产泡沫重现,或产生大量不良贷款。 在财政政策方面,财政刺激主要围绕以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为导向的“四万亿”方案。中央政府承诺承担“四万亿”刺激方案支出中的29%,其余支出则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这是导致2009年前5个月商业银行放贷激增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在刺激方案的前两个阶段,地方政府需要为中央承诺的2300亿的项目提供1700亿元配套资金。财政部发现到4月底为止地方政府配套资金只到位880亿元。地方政府为了弥补配套资金的不足,又必然会直接、间接地通过向商业银行借贷而融得资金。由于地方政府直、间接融资都是天生的信贷软约束,如果政府出现了偿还风险,其债务融资极有可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使得风险十分容易就转移到商业银行体系。目前,银监会已考虑到信贷激增对银行贷款质量的消极影响,可能会导致严重的贷款损失风险,迫使其将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上调至150%。另外,由于许多地方政府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等来偿还负债,因此有强烈的动机推高土地价格,从而对房地产泡沫形成显著的推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地方政府的直、间接融资行为很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最终又会导致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大量累积。所以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伴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是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急剧累积,特别是房地产信贷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的明显增加。当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形势下,虽然我国其他的经济部门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但这些部门的贷款规模在银行信贷总量中占比不高,对银行信贷质量的影响有限。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以下两种风险: (一)房地产信贷风险 2009年年初以来,房价上涨过快已经接近2007年投机风潮的最高值,房产市场投机风潮逐渐高涨并累积形成了投机泡沫。预期未来的政策取向上将渐渐进入一个利率上升期,利率的提升意昧着融资成本增加,这对于依靠大量融资来发展的房地产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在高融资成本下投机泡沫一旦破裂,借款者很容易发生无法还款的违约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银行大量坏账产生。所以当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首要风险就是房地产贷款在信贷资产中占比过大。据统计,我国房地产行业中的开发商建房借款和购房者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有7o%以上依赖商业银行贷款,而2009年1—7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资金来源于国内贷款6524亿元,同比增长42.7%;个人按揭贷款3628亿元,同比增长78.9%。很明显,我国商业银行承担着来自开发商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借款人的双重风险,并且风险正在累积加大。首先,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自筹资金一直维持在25%一33%左右,多数房地产开发企业在获取项目后,只能靠外部融资以土地或者房产作抵押,借人银行信用贷款资金来保证项目资金的需要。统计数据表明,房地产企业开发项目中使用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甚至在55%以上。由于当前房价上涨较快,房地产项目利润较大,高房价又意味着抵押品有较高的价格和变现能力,短期看来这类信款风险较小,实际上长期看来商业银行的风险实际则逐渐累积。其次,由于未经历过房地产业真正的行业周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一直被商业银行视为低风险、高收益的优质资产业务.得到了大力发展.导致按揭贷款在银行贷款中所占比重也偏大。虽然我国各商业银行对房贷申请人的把关较为严格,但由于我国银行的个人征信数据库没有完整的个人信用记录和严格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个人征信系统不能完全有效地衡量和防范个人信贷风险,导致“假按揭”的骗贷行为还是经常发生。由于“假按揭”只有毫无变现能力的收入水平证明,而没有相应的抵押资产,其损失率远远大于一般抵押贷款的损失率。根据银监会进行的大规模房地产贷款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6月末,涉及“假按揭”的贷款金额达数十亿元,其中某国有银行被查机构共发放个人住房涉嫌“假按揭”的贷款占被查个人住房贷款总额的6.05%。所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还不是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业务。 (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风险 我国现行的《预算法》等有关法律中,严格禁止地方财政出现赤字和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但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直接债务、或有债务、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等地方政府债务。这些债务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组建的不同类型公司进行的融资,其资金或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银行信贷,并以地方政府做为最终信用担保人。这类公司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组建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和城建资产经营公司等。由于政府偿债资金的来源受其财政收人的限材,债务资金的回收期较长,导致相应的银行信贷风险的增大。从规模上来看,在2004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就至少在]0000亿元以上。自采取刺激经济政策以来。全国各级地方政府2008年初负债总计1万多亿元,到2009年中,已迅速上升到5万亿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银行贷款。而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中,地方本级收入3166.79亿元,同比下降了2.7%。经济危机对地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现。同前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与如此巨额债务的严重不对称,导致地方债务融资风险明显的增加,极有可能出现偿还风险和支付危机。如果政府无力偿还债务并将债务融资风险转嫁于银行,这些债务最终会成为银行新的不良资产。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风险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一)严格管理房地产企业的项目贷款,注重防范“假按揭”等个人住房贷款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我国商业银行要深入研究判断宏观经济走势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方向,认真评估能够承受的房地产行业的风险总量,严格控制房地产行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从而有效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业系统性风险。 对房地产企业而言,要积极做好房地产客户的结构调整,强化对开发企业资质的审查。对有欠账问题的房地产企业贷款要进行全面的清查和管理,要逐步收回资金实力较弱的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可以适当支持有良好信用记录、资金实力较强和长期盈利能力有保障的房地产企业的贷款要求。 对房地产开发项目而言,要强化审查开发项目的合规性情况,严格实行项目贷款的封闭式管理,防止信贷资金的挪用。首先,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申请,必须通过对项目基本情况的评估。要审核项目的企业自有资本金和前期销售收入的到位情况。应严格要求项目权益性资本金的比例满足35%的最低标准和项目的预售资金占2o%的要求,才能签订房地产贷款相应的借款合同。其次,严格实行项目贷款的封闭式管理并进行专户监管。贷款的发放要根据整个项目建设销售过程的进度和合同中约定的付款进度,合理安排贷款发放和资金拨付。项目资金要做到专户、专项发放,其资金只可用于该项目本身的建设,要加强与城建、土地等政府部门的横向交流沟通,严防房地产开发企业将贷款用于缴交其他项目的土地出让金,做到专款专用。同时个人购房按揭的首付款以及项目其他销售资金也应尽可能纳入专户管理,以确保后期开发贷款的收回。最后,要根据房地产项目已经实现销售收入进度及合同中约定的还款进度等情况,督促开发企业按销售收人比例及时还贷,以收回本项目的原有贷款。针对于房地产的购房个人而言,商业银行要注重防范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中“假按揭”的发生。首先,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时除了应以借款人的收入水平和信用记录等作为审批贷款申请的依据外,还应要求借款人提供工资、银行对账单等难以造假的收入水平证明材料。同时,我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基础数据库系统”也应完善升级。原有的系统可以增加一些能多角度反映被征信人社会信用情况的信息项目,如公积金缴纳和交通违章记录,也可以在原有系统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个基于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信用等级评估系统,从而更好地辅助商业银行的贷款决策。最后,应利用法律手段严厉追究信贷个人“假按揭”的相关法律责任,增加造假者道德风险的法律成本,以减少个人按揭贷款骗贷事件的发生。 (二)全面清查涉及地方政府的信贷,大力推动政府融资行为的市场化 有地方政府背景的信贷情况比较复杂,有的直接由政府出面向商业银行贷款,有的由地方政府组建的公司进行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等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致使地方政府贷款在总量测定以及管理方面具有较大难度。涉及地方政府的债务信贷,尤其是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等债务信贷,一旦发生坏帐后,其责任不好追溯,很难用司法手段处理。鉴于此,商业银行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做全面的调查和认定。首先,各商业银行需要对地方政府贷款进行清查,测定出其总量和结构,然后按照显性、隐性、担保债务和政府直接债务登记作分级管理,并找出债务的责任人,共同制定出符合债务的数量和期限偿还机制。对于有的地方政府债务责任人的主体不明确,且发生严重资不抵债、不能有效清偿的情况时,应联系相关上级部门和监察部门,共同追究主要领导人的责任。其次,对地方政府融资实行更审慎的风险管理举措,包括对项目资本金的严格监控,对偿还能力的深入分析,控制发放打捆贷款。重点跟踪不同地方政府的负债状况和偿债能力,把握其还款能力和贷款风险。通过上述措施掌握最新的贷款信息,对于不同状态的地方政府贷款采取监督、限制、催收等方法预防损失的产生和加剧,进而达到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 另外,为了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给商业银行系统带来的压力和风险,中央政府应给予地方政府适度的公债发行资格并配以市场化的预算约束机制。首先,在当前信息严重不透明的状态下,应推动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的信息公开,转变为合乎市场化规定的显性债务,以利于商业银行对原有债务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追溯相关责任。其次,还应大力推动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举债。从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看,通过发行债券等形式筹资建设的项目,由于有市场约束机制的约束往往有相对高的透明度及相对严格的自我约束。据悉,2009年国务院已同意地方政府发行2000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由财政部,列人省级预算管理。显然这种融资方式在减轻商业银行的压力和风险的同时,也降低了地方政府自身的债务风险。 经济形势论文: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摘 要】本文试图对世界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对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进行分析。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关键词】世界经济形势 对中国 影响 一、世界经济形势 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 2008年世界经济面临次贷危机、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最近各研究机构纷纷调低了预期经济增长指标。200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从2007年7月时的5.2%下调到4.1%,下调了1.1个百分点;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均下调至1.5%;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6%;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0%。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风险加大,但不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之间周期的非同步性决定了全球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2.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9.11”以后,为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实施低利率政策,导致不动产价格攀升,继而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从2004年6月开始,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至2006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最终被提高到5.25%,导致房地产需求下降,价格回落。同时,因为债务已经超过了房屋的实际价格,拖延还贷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款。美国住房市场的急剧降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在学术界有这么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有评论认为,美国这次经济衰退将比1991年、2001年的衰退历史更久,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第二种看法,认为对美国经济的估计不必太悲观。从长期看,美国经济结构比较稳健,目前所面临的只是一些短期的不确定因素。第三种看法,认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第四种看法,认为以美国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需要重新考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使命。第五种看法,认为短期内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中长期经济走势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利率政策、注入流动性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措施进行市场干预,这些政策会阻止次级贷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但中期内大量注入流动性与降息使通货膨胀风险加大,长期内将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 3.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分析 关于原油价格高企,油价已不单纯是石油供需关系的反映,而是世界地缘政治、外交关系的晴雨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衍生物。近期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美国原油库存的变化;(2)石油产量的变化及产油国政局的影响;(3)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4)全球通胀与美元贬值;(5)对经济增长的预期;(6)经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导致对原油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等等。石油价的确定,既受供求关系影响,又受金融投资影响,还受预期影响。研究显示,石油市场是一个信息无效市场。这意味着,石油价格并非随机游走的。目前,金融投资是决定石油价格的主导因素。国际上的金融强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石油价格的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关于油价走势,,持续6年的弱美元局面可能于年内改变,相应地,高油价、高金价状况也会改变,国际大宗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的走势可能不会延续太久。这是因为尽管弱美元有助于提高其国家资产负债的质量,但从战略上说,强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长期实施弱美元政策,一是降低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二是使俄罗斯获益;三是激化了美、欧矛盾。投机与欧佩克(opec)理念的转变是此轮油价上升的主要动因,但全球经济减速短期内将不支持油价大幅攀升。油价走势在短期内不排除继续创出新高的可能,但需求面不支持油价上涨;中期看,新兴市场经济对石油需求的稳定增长与opec理念的转变,使油价仍然维持在高位;长期看,油价走势将取决于替代能源的开发进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1)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下降。有关分析认为,外部环境“趋冷”,使中国内部经济自动“降温”。如果宏观调控过度紧缩,容易形成“超调”。(2)货币政策加息空间很小。中美货币政策具有不同取向。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中美利差的扩大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入中国,加剧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加息空间被一再压缩。 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减速的程度。根据测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因此,2008年要警惕出口增速下滑,但一些行业的生产性投资依然过快增长而可能出现的产能过剩。 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求资源的紧张甚至限制,主要是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其中不排除某些国家有压制中国的战略思维。在获取世界重要资源方面,中国今后还会面临新的矛盾和冲突。此外,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中国也应审时度势,更加理性地分析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克服急功近利的情绪与做法,避免当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收购美国石油公司不成反而形成被动局面的事情再次发生。实际上,中国不必过分沉重地背上资源的包袱,毕竟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合作与互利共赢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基调。同时,作为长期的发展战略,寻求海外资源应当更加理性化、策略化,多采用民间资本包括海外华商资本的形式,实现资源主体的多元化。 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经济形势论文:浅谈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应对措施 论文关键词: 经济 形势; 金融 危机 ;g20峰会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使得各国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为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各国领导人在g20峰会上达成多项共识,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缓解经济衰退。本文在分析当前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指出g20峰会上提出的应对措施的积极作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给各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目前已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高度关注,例如4月2日在英国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便是很好的明证。在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达成多项共识,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 一、当前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可谓造成影响的范围非常广;危机使各国经济面临严重衰退,全球整体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可谓造成影响的程度非常深。 (一)美国的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起始于美国,因此给美国造成的影响也最为严重。首先是美国金融业遭受史无前例的打击,这种打击宣告着是美国华尔街投行时代的结束。举世闻名的华尔街五大投行目前处境惨淡: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轰然倒塌、美林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由投行转为传统 银行 控股公司,这些都标志着一个高杠杆金融时代的结束;其次是美国实体经济遭受重创。我们可以从美国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数据中窥见一斑:4月29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降6.1%,比上一季度萎缩6.3%略微缩小,但从去年三季度下降0.5%至今,累计下降12.9个百分点的幅度,已经刷新了大萧条以来连续下降幅度的纪录(此前最高纪录为1953年三季度至1954年一季度的累计下降10.6个百分点)。这就无怪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要说:美国正陷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这场危机将持续成为一股“腐蚀性”力量,并将引发经济持续衰退和动荡。 (二)欧洲的经济形势 金融危机由美国向全球 传播 ,并且在欧洲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因此欧洲银行业首当其冲,已有多家大型 金融机构 陷入 财务 危机。传统上,欧洲的银行业以稳健著称,但近年来,受美国金融业发展模式影响,在国际 市场 上活跃的欧洲大型银行纷纷提高财务杠杆率,并大量 投资 于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衍生品,以博取高收益。这种与美国相似的 金融发展 模式使得欧洲银行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遭受巨大损失。据bloomberg 统计 ,截至2008年年末,欧洲银行共提取次贷相关减计和损失2400多亿美元,约占全球金融机构减计总额的一半,且损失主要集中在大型银行。英国央行也在每半年公布的“金融稳定报告”指出,这次英国经济走向衰退的严重性将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相当,预估英国六大金融机构可能损失1300亿英镑。这个金额已远远超出政府宣布的500亿英镑援助方案。 另外,金融危机也敲响欧洲实体经济衰退的警钟。全球金融动荡已显著改变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数据显示,欧元区经济基本面迅速恶化,失业率已增至7.5%,德国等主要经济体正在经历季度甚至年度的经济零增长。目前,imf已将欧元区经济增长今年预测值由1.2%降至0.9%。 (三) 3.就业形势严峻。 经济 增速的放缓势必影响就业。一方面是城镇新增就业减少,今年1-2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62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1万人;另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困难,2008年年底有100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就业,而2009年又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 4.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据4月9日 统计 局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下降1.2%,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6.0%,这是cpi和ppi同比增速连续第二个月双双为负。 经济学 家们普遍认为,代表居民生活 成本 和企业原 材料 成本的cpi和ppi数据持续为负,应被视作是宏观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重要征兆。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影响探析 摘 要 “三农”政策是当前我国较为重要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之一,这一政策的推出是为了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但当前,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是大量的农村金融资源流入农村市场,同时这些资源在农村市场中的配置存在着严重不均衡的现象,这种现象便是农村金融的“逆向配置”。本文在梳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逆向配置的影响,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建议。 关键词 “三农”政策 农村金融资源 逆向配置 一、“三农”政策及农村金融资源理论概述 (一)“三农”政策的发展 一直以来,党和政府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在“三农”问题方面也有较大的投入。近年来政府在这一政策的人力物力财力上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对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金融资源的构成 农村金融资源一般来说指的是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可以用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所有资源。广义上农村金融资源包括货币资源、管理资源、人力资源等等,狭义上仅仅指与金融相关的货币和资本。一般来说,人们所说的是狭义的农村金融资源。 (三)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 现阶段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流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政府渠道。第二,金融渠道。第三,价格渠道。 金融渠道流出主要是存款流出、贷款流出、存贷款差流出和邮政储蓄流出等方式。金融资源在金融渠道的流出在农村相当普遍,很多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也是推动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价格渠道的流出往往在无形之中,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资金最优化使用,而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让价格渠道流出金融资源这一现象愈来愈严重。工农产品的价格差异是金融资源流出的主要形式,农村生产资料的原料上涨幅度超过了农产品的收购价,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这种反向流动让农村金融资源流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发展资源缺乏资金。 二、“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影响 “三农”政策的推出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资源的逆向配置的现象,这一积极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等金融资源合理配置。“三农”政策的主要投入是在农村信用社和农村银行方面,这有效提升了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善了农村信用环境,切实缓解了“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贷款难”、“担保难”问题,加快了扶贫攻坚和同步小康进程。 农村金融机构地域风险能力加强。2004年“三农”政策推出之前,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高达28.1%,资本充足率为负。“三农”政策推出的十多年来,全国的农村信用社逐渐开始盈利,截至2014年低,不良贷款率3.1%,比政策推广前下降25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8.99%。这和“三农”政策的推出有很大的关系。 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信息科技建设、网点建设和服务逐步开始,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自助终端电子机具,如POS机、ATM机也在农村普及开来,依托网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构建了覆盖县、乡、村,联通各村之间的服务网点也逐渐建立起来。 三、对农村金融资源优化的建议 (一)依照政府政策的规划发展 农村金融资源的根基在“三农”、定位在“三农”、优势也在“三农”,必须始终坚持服务“三农”、服务社区居民、服务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县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依照政府政策的规划发展,在深化改革中把强化内控机制、加强风险管理作为的一项重要内容,并通过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增强内部控制的能力,提高控制风险的水平。 (二)建设特色鲜明的农村金融文化 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好坏是由农村金融企业决定,而企业的竞争中文化的竞争相当重要。农村金融企业必须找准自己的文化核心价值理念,找准符合自身实际的有效载体,以“诚者信合”企业文化让自身“做优做强”。企业在培育自身文化的时候,要有自己的特色和鲜明的个性。这个特色和个性还必须从本企业自身出发,借鉴一些做得好的企业文化,精心培育自己的企业文化,不能脱离本企业的自身实际。 (三)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的步伐 尽管在国家政策扶持和自身的努力下,农村金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农村对于经济发达地区来说还是属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金融机构和经济发展成正比关系,经济越来越快速发展的今天为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要实现金融产品创新,而且金融产品的创新要围绕农村居民的切身需求,在保证安全和效益的前提下,积极地开发出一些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金融产品。 (四)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要求,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就要建立业务素质较高、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第一,在选用人员方面,必须严格把关,尽量招收高学历人才。第二,领导的选聘应该通过考试及业绩等竞争方式上岗,加强约束机制。第三,农村金融机构要不断地推出新的激励模式,以带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员工不断进行创新,坚持效益、责任、风险和利益的一致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四、结语 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当前“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资源的影响主要是好的方面,“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的投入促进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并且,“三农”政策对农村金融的影响不仅仅是促进其发展,更为重要的是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农村金融的配置问题的解决是极为重要的。倘若“三农”政策只是加大对农村金融方面的投入而不提高农村金融的配置效率,将会严重制约农村金融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四川农业大学)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问题与党的支农惠农政策 [摘 要] 现如今,我国的农业基本设备设施还不够完善,农村社会的进展依旧还处于落后阶段,农民们的收入还是增加缓慢。由此可以得知,解决“三农”问题的责任依旧非常艰巨。根据经验得知,若要处理好“三农”问题,则最主要的还是依靠支农惠农这一政策。甘肃秦安的农业服务中心则就“三农”问题与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做出研究与探讨。 [关键词] “三农”问题 支农惠农政策 措施 1 “三农”问题的成因 “三农”问题则指的是农业、农村、农民三方面的问题,并且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三农的问题也是由于近年来现代化的步伐逐步加快而形成的。现在,我国国家处于一个农本阶段,所以,在实现了以城市为主要核心的工业化社会进程中,造成了城乡差距逐渐增大的问题,主要分析起来则有以下原因所在: 现如今,我国的国民经济配置的结构主要是向城镇化倾斜的,而政府则对‘三农’的投资不够。长时间以来,我国国内的农产品的价格,加之生产要素的总价值不是在市场的充足竞争中完成的,而不平等的价钱也同样对农业的整体进展和农民的增产起着重要的影响,我国的财政支出以及惠农政策所占的总体比重也较为底下。拿20世纪八十年代为例,比重大约占据了12%,而在九十年代则只占据了9%左右,二十世纪初仍旧处于比重下滑阶段,并且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投资比重更是严重缺少,许多农田水利设备设施也都是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前期以后的水准,并且由于年代久远和信贷投资不充足的问题,情况更加不乐观。其中,贷款难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早在2004年,我国农业的增产总之占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7%,然而农业在全部的金融机构中来说,所占据的贷款余额不5%。这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条件薄弱,对农业生产稳固进行和农民收入的持续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政策措施,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并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期,就已经形成了城乡分治的管理体系,并且依照人为的意愿,依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将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分割为城市与农村两大地带。依靠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农村劳动力关在了城市的大门之外,并划分为明显的两个等级,并享受完全相悖的两种政治和经济待遇模式。尤其是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给人们的心理上造成的严重的不平等权利的现象,更加加深了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农民们的不合理的负担过于多,削减了农民们的收入的额度。使得农民本来就低的收入,再加上交一些农业税以及各种名目的费用,造成了许多家庭入不敷出,不堪重负。 2 保证党的支农惠农政策落到实处的措施 2.1 加深政策的学习 加深政策的学习,应该落实贯彻好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并且必须要有一支针对于党的支农惠农政策措施的领导班子。判定一个农村党基层管理干部人员的水准如何,则重要的标杆之一便是要观察他在走党的农村基础路线以及政策方针方面,对支农惠农这一政策措施了解的彻不彻底,并在事实的工作生活中是够可以掌握好这一政策。根据现如今的群众所反映的一些比如比如违背国家土地承包政策,随便调整、对农户承包地实行回收,迫使农户流转承包地等情况来说的话,则是一少部分的农村基层管理干部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政策理念意识淡薄,执行政策不够到位所导致的,有的以至于违背了亦或扭曲了党的政策,有损了农民大众利益,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则必然要对政策理论的学习进行加深,努力提升本身的政知识水准。理的支农惠农政策的精神本质。 2.2 加深规范管理 组织好乡村管理干部人员,根据事实情况进行挨家挨户的排查处理,并详略地对其进行登记注册,努力做到做到家庭人口,以及劳动力数量间贫富情况,并弄得明白。把惠农的每项补贴金额进行登记,并以银行存折的形式发送给每家每户的手中。并根据事实上报的情况进行审核审批与管理,把有关于将粮食直补、粮种补贴、家电下乡等多个种类的补贴款项,直接性的存进村民的存折中去,实行并行式的发放。并经过张贴榜单的方式,保证资金一分不少的发给每家每户手中,从而使得农民享有自身应该享有的利益。与此同时,要在惠农资金上对“专款专用、专项立档”这一准则进行完全有效地落实,并经由乡财政所负责对支农惠农政策进行兑现,实现规范化处理。 2.3 加深监督检查 伴同着党的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加强,支农惠农的专项金额也会随之增多,甘肃秦安农业中心在此时得出,应该加深这方面的监督检查力度,对农民农业的补贴进行排查,并要对基础措施进行投放的促使实行落实,并且,要对有关机构所实行的支农资金使用的管理规定,依照透明、规范的程序进行支农资金的安排处理,通过招标投标方式落实支农项目。 3 结语 我国党政干部团队的主要力量便是我国的农村基层干部,同时也是与人民群众关系最密切的领头人物,并且也是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具体贯彻者和执行者。这就要求我们基层干部要加深政策的学习,加深规范管理,加深监督检查,从而保证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使农民群众确实得到实惠,共享改革发展的果实。 三农政策论文:强化涉农价费监管 服务三农政策落实 为确保党和国家的“三农”政策落实到位,近年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物价局认真贯彻落实上级主管部门和纠风部门的要求,强化涉农价费监管,服务强农富农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夯实成本调查基础,竭力争取富农政策 五峰县是湖北省12个特困县之一,农民增收致富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内在动力。近年来,我们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抓住全省农产品直报县的机遇,认真开展农产品成本调查和涉农成本监审,为争取强农富农政策减轻农民群众负担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认真开展玉米、油菜籽、绿毛茶、红毛茶、杉树、马尾松、生猪、玉米等常规农产品成本调查以及农资购买情况专项调查、玉米成本收益情况预测调查,细致分析成本收益变化情况,为上级制定和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提供了参考资料。特别是针对县全国生产基地县的农产品,通过对其种植成本收益与其他农产品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分析,努力争取农产品收购价格政策调整,得到上级采纳。国家和省价格主管部门连续三年提高了收购价格,有效推动了县拳头农产品产业的发展,为农民增收、财政收入增长提供了价格政策支撑。 二是认真开展电力、教育、医疗、民爆作业等涉及农民利益的成本监审,服务农民减负增收。特别是针对五峰县农村低压电网改造时只到农村各组中心点,其他仍为木电杆、改股线的实际,认真开展农村低压电网维护成本监审,积极争取农村低压电网维护费政策,争取到位资金达到1629.63万元,比农网改造结束时的408万元增长了4倍,为农村低压电网维护,巩固了“两改一同价”成果提供了政策资金保障。针对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民爆作业收费过高农民难于承受的问题,我们会通相关部门组织专班进行专项调查,向县人民政府上报了专题报告和建议,经县人民政府专题研究,出台了《县公安局县物价局县工商局县安监局印发〈关于推行爆破服务“一体化”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县物价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破作业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理顺了体制,规范了民用爆破作业价格行为,减轻了农民负担。 二、开展涉农价费检查,监督惠农政策落实 为确保各项惠农政策落到实处,我们每年组织开展了涉农价格和收费专项检查。在督导各单位认真自查的同时,我们把专项检查与价费年度审验、群众举报的价费热点、难点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进村入户开展调查走访活动,通过调查农药、种子、化肥、饲料、农机、蔬菜、茶叶等经营户和生产加工企业,走访农户等一系列活动,掌握五峰县涉农价格和收费执行情况,听取农民和涉农经营者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办理价格举报和咨询,对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和自查走过场的单位进行重点检查,2010年以来受理价费举报咨询60多件,查处交通客运、医疗、教育、食盐等涉农价格和收费违法行为18起,实行经济制裁15多万元,有效的纠正了乱收费乱涨价行为,规范了涉农价费行为。 从重点检查和年度审验情况来看,2010年以来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部实行免费,对贫困寄宿生给予了生活费补助,学前班、高中教育收费严格执行了规定的收费标准,学生食堂略有结余均转入下学期使用,基本做到了不盈利。计划生育收费符合政策规定。8个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和计划生育服务站,除按计划生育政策收取计划外生育社会抚养费外,没有收取其他费用,并每年对妇女进行了免费“三查四术”服务。各卫生院从2011年5月30日起实行了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消除新生儿破伤风和降低孕产妇死亡率”项目补助经费政策和优惠收费政策执行到位,享受合作医疗的产妇每人享受降消项目补助300元、合作医疗补助200元,并对血常规、黑白B超、前三日护理费、床位费等给予优惠;例如,黑白B超常规检查规定标准30元/人次,实际执行20元/人次,优惠33%,从2011年底起各村卫生室也实行了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各乡镇畜牧兽医站,对畜禽均实行了免费防疫,猪羊产地检疫费、市场生猪屠宰检疫费、其他畜禽及畜禽产品检疫费、生猪阉割、出诊等医疗技术综合服务等收费都在政策标准范围内,无乱收费现象;农民建房只缴纳国土资源部门收取的土地证工本费5元/证,没有收取其他费用;婚姻登记民政部门只收取婚姻登记证书工本费,并免费给予婚前体检;各供电营业所对农民用电收费能严格按省物价局文件规定的电价标准执行;农机购置补贴、家电下乡补贴政策落实到位,价格没有突破规定的限价,也没有发现职能部门借机搭车收费的行为;各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最新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制作了《五峰经常性涉农价格和收费项目及标准》公示到各村中心点,特别是2011年“三万“工作队将惠农价费政策编入《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惠农政策解读》发放到每个农户手中,加大了宣传力度;各通信企业实行了收费公示制度,各银行从2012年4月份起逐步实行了收费公示制度;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实行免费登记注册。从总体情况来看,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五峰县涉农价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三、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积极反应广大农民心声 要保证各项惠农政策落实到位,首先要广大农民群众知晓惠农政策,涉农企业严格执行各项惠民价费政策,同时强化社会各界对价格法律法规政策的监督,自觉抵制乱涨价乱收费行为,我们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地开展价格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活动。在步行街开办了题为“真诚服务人民群众 、共建诚信价费环境”的大型宣传橱窗;在局机关大厅,开设了政务公开栏,将职能职责及相关价费标准予以公示;走进五峰县电台“政风行风热线”栏目直播室,就社会普遍关心关注的价费热点难点问题与听众在线亲切交流互动;就“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接受县电视台专访;编制了《价费政策法规手册》、《认真履行监管职能 营造和谐价费环境宣传资料》、《现行价费政策法规摘录》、《政风行风建设监督卡》发放到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组干部和企业手中,将价格举报投诉渠道、经常性涉农价格和收费标准告之广大农民群众。同时针对农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春运票价问题,每年会同交通运输、公安、新闻媒体等单位召开春运工作会议,对客运企业及个人进行提醒告诫,并将主要站点的票价制成公示表发放到每一台车辆,要求在醒目位置公示,接受广大旅客监督,并同相关部门一道联合开展经常性的检查,有效的规范了春运价格秩序。 在走访农民的过程中,群众普遍反映国家出台的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直补、农资综合直补、免费九年制义务教育、补助贫困生生活费、妇女免费“三查四术”、实行基本药物零差率、畜禽免费防疫、降低或取消部分涉农收费项目标准、购农机买家电给予财政补贴、提高粮食烟叶收购价格、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好,促进了农民减负增收。同时也要求不断完善惠农价费政策,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 一是全面落实党的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二是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着力壮大特色农业。积极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充分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经营积极性,使农民在产业发展中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加大适应山区农机作业产品的开发力度,并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尽快实现山区农村机械化作业,降低劳动成本。三是进一步加大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力度,完善各项补贴政策,确保中央的各项惠民政策和惠农补贴资金落实到农民手中,让农民真正体会到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民的关心和呵护。通过各项惠农政策的广泛实施,不断激发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目的。四是各银行进一步强化收费公示制度,增强收费的透明度。银行属垄断行业,收费多少是银行说了算,储户和信贷用户只能被动接受,建议对银行收费项目和标准全部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取消市场调节价项目,确实减轻储户和信贷用户的负担。 三农政策论文:贴近“三农”工作实际 搞好惠农政策培训 摘 要 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省、市财政部门的工作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工作部署,宝丰县财政局认真落实支农政策培训工作,国家支农惠农资金范围广、种类多,从支持农村基础设施项目资金到涉农补贴资金多达数十种。在这些资金拨付、发放过程中农民最想知道什么,急需了解什么,党的政策对这些资金有什么规定,急农民群众所急,解农民群众所疑,是我们支农惠农政策培训应该确定的内容。 关键词 三农 惠农政策 培训 一、贴近农村实际,确定培训内容 党的支农惠农政策涉及千家万户,从种粮补贴、化肥农药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养殖补贴、林业补贴到家电下乡、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但归结起来是一项民心工程,是我们党和国家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促进农村稳定的重大举措,是舒民心、顺民意的大事好事。宝丰县财政局通过学习有关文件,认识到民心工程要从民心做起,在支农资金拨付和发放过程中,怎样才能把好事做好,把党和国家的温暖不折不扣的送到农民手中,这就需要做好对农民的政策宣传工作,搞好支农惠农政策的宣传,只靠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宣传还远远不够,这就需要对农村会计和惠农补贴发放人员的培训,并通过他们广泛宣传到农民群众中去。在落实支农政策的过程中,农民群众急需理解和明白那些支农政策内容,是我们搞好支农政策培训应该确定的内容,为此,县财政局组织教育培训中心、会计股、农业股、社保股、商业股等有关人员深入乡村、农户了解、掌握农民对支农政策和惠农补贴工作中的问题,根据农民的需要确定我们要培训的重点内容。 根据深入基层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在支农惠农政策培训中确定以下内容:一是培训有关支农资金的拨付途径、适用范围以及有关补贴的核定和补贴方法,使农民群众明白资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用到哪里,群众应该得到多少补贴;二是培训在资金发放过程中怎样做到阳光作业,明确补贴标准,实行张榜公布,防止暗箱操作,要求学员在支农资金实际运作过程中,运用正确规范的方法发放和使用支农资金,赢得农民的支持;三是培训学习农村会计对支农惠农政策的理解和掌握及支农资金的会计处理业务,使农村会计在支农资金发放和运作过程中正确核算,规范管理,做好会计监督,做到会计管理核算正确无误;四是培训学习廉政建设知识和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提高农村会计人员领会、理解国家支农政策的水平和能力,增强廉政意识、工作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念;五是学习培训涉农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农村会计人员依法依纪办事的从政理念;六是聘请县检察部门的专业人员讲农村经济犯罪案例,讲司法部门在农村工作中为农民申张正义,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同时,也警示农村干部和财务人员加强律己意识,保证支农政策和支农资金顺利落实;七是印制支农政策小册子,印制明白卡,让农民明白按照党的惠农政策如何得到补贴,能够得到那些补贴,应该得到多少补贴,让农民心中清楚明白,让农民心中有数;八是聘请农村信用社的有关人员讲惠农政策补贴资金支取,有关金融机构不得揽蓄、不得挤占,实行惠农补贴一卡通,方便农民随时支取,确保农民及时受益。 二、精心组织,认真搞好培训 为搞好支农政策培训,财政局要求各乡镇由财政所长带队,每个行政村由一名村干部和一名村会计参加培训,县财政局指派一名副局长负责培训纪律,上课前点名,下课后清点人数。培训组织方在学员入驻前,提前把每个学员的住宿房间、就餐座位、教室座位编制成册发给每个学员,通过认真细致的工作,使参加培训的全县318个行政村近329名学员的学习生活井然有序。使学员生活、学习更省心、更便捷,为学员提供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为使培训达到好的效果,培训地点设在城区外的云海大酒店,一是远离城区嘈杂,环境好,清静,使学员能静心学习;二是酒店交通便利,方便学员往返,局领导从各方面为学员提供方便,为搞好培训打下了良好条件。 这次培训精心组织,运作缜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结起有以下几特点: 一是领导重视。培训期间,县纪委、县检察院领导亲自到场指导,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亚民同志对学习资料内容的确定、师资的选聘、培训事项的安排都作了周密的部署。并在开班仪式上作了重要讲话。领导的重视为搞好此次培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二是培训全部实行免费。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确保惠农支农培训收到好的效果,县财政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征得领导同意筹集15万元资金对培训中的住宿费、生活费、资料费等实行全面免费培训。为学员提供了生活、学习 上的极大方便,给培训工作打下了基础。三是培训内容贴近财务工作和支农资金管理实际,县财政局抽出业务骨干结合国家支农政策和农村财务工作实际,收集有关文件,编制成册,供学员培训使用。学员通过培训能够向农民群众讲解农民急需知道的支农政策内容,宣传党的支农惠农政策,为农民群众在惠农政策方面解疑释怀,培训的内容是学员急需掌握的内容,也是群众需要了解的内容,更贴近工作实际,学员更乐于接受和学习。四是培训内容增加涉农法律和农村经济犯罪案例,增强了农村财务人员自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为农村经济运行构筑了防火墙,起到了为农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学员对增加涉农法律法规学习感到很及时,大家一致认为通过学习涉农法规和案例,不但能警示自己,同时也起到保护农民利益和保护干部的作用。教师水平的高低在整个培训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在培训师资的选聘上更是优中选优,聘请工作在一线的、对农村情况清楚明了,对政策研究透彻、讲课又通俗易懂、能为农民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的老师来授课。还外聘了检察院、新农合的专家。五是培训当中课堂纪律非常好,老师讲的到位,学员学的认真,学员虽然来自乡村,95%以上是男同志,但课堂从无吸烟、说话等不良现象,保证了学习效果;六是培训收效好,培训结束时组织学员对所学内容进行了考试,学员考试成绩90分以上的占95%以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社会反映良好 宝丰县对支农惠农政策的培训已进行了两次,2007年上半年进行过一次,2010年5月进行过一次,培训后农村会计和农民的反映都很好,因为培训内容贴近农村财务工作和支农惠农工作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农村会计和参加培训的人员到实际工作中积极向农民宣传讲解党的支农惠农政策,向农民发放宣传册和明白卡,使农民对各项惠农补贴清楚明白,赢得了农民的支持和欢迎。在深入基层的跟踪调查中一位农民拿到补贴款后深有感触的说:“发放补贴这事,咱放心,咱心里有数。”宝丰县支农惠农资金管理,从宣传培训做起,让农民清楚明白的做法,起到了稳定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农民群众舒心、放心,农村干部清廉、清白,增强了广大农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最顶山日报在头版报道了该县的做法,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以上是宝丰县加强农村支农政策培训、贴近“三农”、服务“三农”所做的一点工作,其中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还要继续努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为农村经济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宝丰县财政局)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重在落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高俊才11月26日说,今年第4季度新增中央投资中用于“三农”的资金有300多亿元,其中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负责的291亿元投资计划已于11月24日前全部下达给有关部门和地方。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室主任李宁辉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国家一直非常重视农村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目前来说,政策很好,重在落实!” 3年内金融服务全覆盖 中国银监会近日宣布,截至10月末中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已达25.8亿元,比年初增长10倍以上。银监会计划在年内完成涉及31个省(区、市)的第二阶段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3年内实现农村金融服务全覆盖。 银监会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31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余额11.5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44.2%,累计向18858户农户贷款14.9亿元,农村小企业贷款余额13.3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51.2%,累计向1554户小企业投放17.4亿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但在支农服务方面发挥了作用,而且实现了自身的良性运转。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李宁辉首先非常肯定了现在国家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构件和扶持,培育了一定规模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但同时李宁辉又非常忧虑地告诉《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现在农村金融体系的监管制度体系仍然十分欠缺,这直接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发挥效用,需要进一步完善。 机械化程度不高 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化肥、农药利用率均不足35%,农村能源利用率仅为25%左右;农村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近百万吨,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农业农村污染已经占到全国污染的1/3以上。 随着环境和能源问题的集中反映,开发农村新能源,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生产体系呼声和要求愈来愈迫切。 李宁辉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表示,资源的不合理消耗不仅导致农村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也导致农村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侵蚀。农村环保,需要加大农村能源的开发。李宁辉同时指出,农村能源消费比例不是很大,因为目前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并不很高,主要只集中在东北地区。因此目前能源的开发利用会更多地体现在生活上而不是生产上。例如新能源用作发电、燃料等等。 医疗改革形势严峻 我国13亿多人口,多数生活在农村,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一直受到政府的关注。 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2003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投入逐年加大。 2006年,国务院审议通过《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确定从2005年~2010年以中央投入为主,地方相应配套,共安排投资216.84亿元,建设和改造中西部及东部贫困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和县中医医院。卫生部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底,全国县及县级市共建有医院8800所、妇幼保健院2020所,乡镇卫生院近4万个,村卫生室60余万个,农村卫生服务面貌有所改善。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最欠缺的还是医疗卫生!”李宁辉十分肯定地告诉记者。李宁辉表示,因为我国农村地区覆盖面太广,人口太大,虽然医疗卫生一直在农村改进,但短时期内还是很难照顾到所有的农村地区。仍然还有大面积的农村地方享受不到新农村医疗改革,农村医疗卫生形势依然严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坚持预防为主,扩大农村免费公共卫生服务和免费免疫范围,加大地方病、传染病及人畜共患病防治力度等等,“这些政策光辉都亟待落实!“李宁辉强调。 三农政策论文:中国三农政策改革的新动力 新中国建立六十年,对中国农业问题的认识日渐提升高度,但在大多数人心中,1956年总理宣布的追求农业现代化的大目标,仍然挥之不去,但按照苏俄模式的农业现代化,或者九十年代学习过的美国模式,也并不是可以追求的目标。 在工业化、城市化驱动下,世界农业正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所谓“三分天下”,是指发展现代农业的三种模式与道路。这个世界真正能够实现规模农业,并靠规模扩张、简单生产力外延扩张来积累足够资本,进行资本化农业的,不超过十个殖民地国家: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一片广袤的原野上,大拖拉机开过去,一切就解决了,这种模式只适合殖民时代留下的一个空前宽松的资源条件的国家,它适合福特主义的大生产逻辑,并且被美国引领着。这种规模经济当然令人羡慕,但意味着整个殖民化过程得再来一遍。 被大家视为楷模的是第二类欧盟农业。欧盟农业至今是典型的现代化市民农业,60%以上欧盟国家的农场主早已不是农民,而是市民,是中产阶级中下收入者、小书店老板、中小学教员、政府小公务员,这部分人因无力进入高端的资产市场,于是走向了低端的农业,这也是欧洲今天成为世界绿色运动策源地的重要基础。因为这部分人很多是高学历,很多有精神追求:那是我休闲度假之地,也是我告别都市喧嚣之后陶冶心性的地方,于是就有了欧洲近些年来的绿色主义运动,因此导致欧洲国家农业上的贸易壁垒。这种农业不可能完全靠机械化,这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资本半深化的农业。 第三种就是我们所走的模式,叫做日韩模式,其实是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是没有被彻底地用欧洲的、非洲的方式殖民化过,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原住民人口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且人口非常密集。在这样一个条件下,这种农业一定资源高度短缺,例如中国只有世界7%的耕地,6%的水资源,却要养活世界20%以上人口。如按照美国模式、加拿大模式,那不意味着离开地球? 我认为世界各国的农业一定不可以用同一个政策、同一个思想、同一个理论体系来指导。而且,大家不要盲目崇拜美国模式。有人会说,美国只有2.7%的人是农业人口,但事实不是,美国农场主的耕地上可能一家人雇着三四十个农工,从墨西哥来打工的。农工会算为当地农民吗?不算,那只是季节工,不算农民人口,因此美国只算农场主人口,然后拿来跟中国农民比,这样比出中国农民多么落后,合理吗?然后还说中国的农民一定要改成专业化。但看看欧盟,农场规模比中国大几十倍,它专业化了吗?也没有。 中国应该要向日本、韩国学习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韩国也是人多地少,但他们怎么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者说怎么让农民增收?一定是让农民能进入所有领域,给足够的优惠。为什么日、韩95%以上的农民加入了合作社?这是因为他们的收入60%以上来源于非农业,而这又来源于政府允许农村合作社以最低成本、最低门槛经营,并把农村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旅游、饭店、房地产等全部收益大多免税,才导致95%以上农民进入合作社。也只有把所有涉农的可能产生的收益都让给农民,农民才能保证有足够的、非农业人口买得起的粮食。我们都知道粮食安全不是私人问题,但从事农业的人基本上都得不到社会平均收入,没有跟市民、工人、公务员一样的社会保障,为什么就会是私人问题?他们凭什么承担社会责任?只有大规模的公共投入,这才合理地形成农村相对稳定以及粮食安全,而不完全是靠学习西方的机械化、产业化。 其次,任何外部主体进入小农社会必有交易成本,如果采取的方式不恰当,会加大负面效果。因为我们把一个城市高成本的现代上层建筑照搬到乡土社会,就发生了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的毛病。东亚属于典型的小农村设置经济,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讲皇权不下乡,并不是皇帝老儿不想管到农民家的炕头上,而是成本太高,因为农民高度分散。 所以,中国要发展农业,还必须解决乡村治理问题,完成乡村治理结构建设,但这不是搬一个现代制度来就能完成,必须根据中国农村的国情与经济形态才能解决。(摘自《中国改革》)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问题与三农政策—近期文献综述 摘要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本文根据近期理论界的文献,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的发展趋势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挑战和战略等三农问题的几个焦点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关键词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农业科技县域经济 引言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__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__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 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三农政策论文:对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案例的分析 近几年来,我一直跟踪研究一个涉及多项“三农”政策的案例: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农民求生记。这一案例至少揭示了以下需要研究的观点与政策: 一是在计划经济年代“牺牲小家为大家”的理论指导下,政府将国家水电站重点工程蓄水库的淹没区——云南省会泽县新街回族乡被淹没农户搬迁至高寒山上,基本上没有发给补助费,使搬迁农户陷入了更加贫困境地; 二是在不能维持生存的情况下,新街乡那些被迫搬迁到高寒山上的农户有的下山做点小买卖糊口,但都被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给予无情打击; 三是改革开放后,新街乡有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在承包城市人不愿干的脏活、苦活、累活的同时,省吃简用获得了为数不多的原始积累; 四是在能人的组织下,新街乡农民在昆明市郊区租地养殖奶牛。创业期间,他们虽然没有从当地政府获得帮助,但由于城市牛奶市场很大,他们的奶牛合作社很快站住了脚,不但一举脱贫,而且在城市郊区率先富裕起来。而当地国营牛奶场由于体制僵化,在新街农民面前眼睁睁地败下阵来; 五是新街乡农民搬迁到城镇郊区进行产业化开发,创造了农民进城、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开发的重要经验与模式; 六是新街乡农民的金融需求基本上得不到满足; 七是在城市郊区生活了8年之久的新街乡农民,虽然有住房、有固定工作,每天为昆明市场供应10吨以上鲜奶,但至今不能在当地落户,享受不到城市的各项待遇,例如他们扩大再生产贷不着款、租用土地上盖房屋办不着建筑证、建成的房屋办不着房产证、子女上学要出高价,等等。 八是对搬迁到城市的农民如何管理与治理,目前尚未破题。 一、将淹没库区农户搬迁到高寒山区导致其陷入贫困境地 会泽县新街乡内的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1956年7月动工修建,是昆明市过去主要供电站以礼河电站(装机31.15万千瓦)的调节水库,水库总容量 5.26亿立方米,将乡内纸厂、发落、新街、垴包、联合、花渔、闸塘、马店和以濯等村的土地淹没5万多亩。修建时,在“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国家 作贡献”、“淹小家为大家”等口号下,将被淹没的上千户农户、5千多村民搬迁到20__米至3200米的高寒山区,从而造成了搬迁农户陷入了贫困的境地。 一是高寒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搬迁户被迫搬迁到的高寒山区,气候冷凉,不适宜水稻、玉米等当地农户千百年耕作的农作物生长,许多地方只能种植土豆和苦荞,而且产量很低。搬迁农户辛劳一年,却填不饱肚子。 二是长期极左思潮不允许搬迁农户从事非农产业。新街乡与全国一样,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家村水库修建起,在所谓的“以粮为纲”、经商作生意是“走资本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历史上善于经商的回族农民只能呆在高寒山上种地,不允许从事非农产业。 三是管制严厉的户口制度把搬迁户挡在城镇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行严厉的城乡分割的户口管制制度,即城镇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城镇人,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食品、住房、医疗、教育、交通、电力、文化、体育等优惠;农村人及其子孙永远是农村人,只能务农种地,除非参军、上大学等才能脱离农村进入城镇。新街乡农 民也不例外。直至今天,新街乡已有上万名农民在昆明市打工、特别是1000多人在昆明市郊区组建奶牛合作社,有固定住所,有从业投资并且为昆明市牛奶产业 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搬迁农户,至今不能在当地落入户口,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仍不能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 四是补偿标准太低,远远不足于弥补被淹没家园的损失。毛家村水库和花渔洞水库修建后,对新街乡被淹没家园农户的补偿仅是帮助几个村社修建了防浸沟,让被搬迁农户互相帮助拆除和重建房子,而对搬迁农户却没有给予现金、搬迁建房、新垦殖耕地等方面的补助。 应该承认,这种为了国家重点建设而侵害农民群众利益的作法,在我国还是持续了好多年。据有的专家估算,仅水库移民,就造成1000多万搬迁农户陷入贫困。 由此,人们不难看到,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大家很少表示不满意,就象新街乡农民那样。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们相信政府今后会实践承诺,帮助自己富裕起来的。二是严格控制的政治、舆论环境,人们不敢表示不满意;如若有人表示不满意,轻则遭批斗,重则可能被逮捕。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坚决地改革了计划经济及其相应的专制体制,对水库移民的安置逐渐形成一套合理的补偿机制,包括资金补偿、安置地选择等,做到让搬迁农户思想上满意、生产条件上比原驻地好、生活上比原来有改善。 问题在于,补偿费多少才算合理。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方案,法律法规也急于规范。例如1986年《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是以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 3~6倍;1998年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提高到了6~10倍;《20__年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中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加在一起不应 超过土地平均产出的30倍,对其中的“土地补偿费”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实际上,大家都忽视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权者的主权,更忽视了农民作为被征用主体的谈判权。如果尊重农民的主权和谈判权,农民们是会和土地开发商谈判出一个大家都认为合理的价格的。 二、不甘贫困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并逐步找到了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奶牛养殖道路 (—)不甘贫困的农民自发进城打工,得到了原始积累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的东风,吹进了会泽县新街乡。是坐待贫困,还是不甘贫困而到城里打工赚钱?经过讨论与串联,一批转变了思想观念的村民首先走出了大山,先后有13000多农民到昆明等大城市打工。其中有的拉三轮车,有的挖下水沟,有的到建筑工地打小工等,靠苦力慢慢地赚到了第一笔原始积累。截止目前,会泽县新街乡3.56多万人中,有1.3多万人在外打工,其中在昆明市及郊区打工的有1.25万人。 但是,会泽县新街乡农民普遍感到,仅靠在城市里拉三轮车、挖下水沟、为建筑单位打小工等,工作不固定,收入既低又不稳定,并不能赚到更多的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实践中,新街人急需寻找既能发挥自己经验,又能作为长久 在城市站住脚跟,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职业。 (二)奶牛养殖是适合于搬迁农户的最佳选择 新街乡回族农民历来有养牛的传统习惯。他们熟悉牛的生长特点,善于选育优良种牛、配种、接生、放养、屠宰、制皮、烤作干巴(一种肉制熏烤食品)、牛及其制品的买卖等,许多人由此成为行家里手。该乡街市上形成了远近闻名的牛贸易市场。特别是,养牛已成为许多回族农民的情结。他们在昆明打工过程中,经常想着 牛,盼着见到牛。于是,一些农民开始到城郊租房养殖奶牛。 牛奶被医学之父波克拉底称为“最接近完善的食品”。“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新街人在昆明打工中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里人对牛奶的需求逐年增加,而长期计划经济下的牛奶公司由于缺乏鲜奶原料,生产难以扩大,对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于是,聪明的新街乡人利用自己打工的原始积累和善于养牛的经验,开始在昆明市郊租地租房,购买一头或几头奶牛养殖起来。保佑章便 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他牵头集资创办的奶牛合作社是当地6个奶牛合作社中最大的一个。 保佑章等以每年1。2万元的租金,租用了呈 贡县斗南镇下可乐村原被某药厂征用后废弃的山坡荒地160亩,租用期限为70年。他们投资580万元,建盖了98套分别为500、480、400和180 平方米不同规格的农舍,其中包括人居住房、卫生畜厩、奶牛运动场等设施,一套一院,前后开门,套套相连。前为大门庭院,两边是住房及生活设施、水池等,后为两排牛舍,后门外是奶牛运动场。小一点的由一户单独使用,大一点由二家及几家联合使用。从而形成了规范化的奶牛饲养基地。这些农舍与畜圈刚一建成,便有 许多新街乡人前来租用,做到了边建设边投产。 (三)奶牛合作社将分散的养殖户组织了起来 外乡单干的农民 在昆明城郊租房养殖奶牛,实践中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一是分散的农户资金少,购买与拥有的奶牛数量少,形不成规模生产;二是租用当地农民的房子小,奶牛活动的场地狭窄,饲养条件差;三是卫生防疫难以深入到各户,不少农户的奶牛经常发病,导致奶的质量差,有的达不到牛奶公司的收购标准。例如,新街乡瓦岗 村农民李才应1999年在昆明市郊租房养殖了6头奶牛,由于不懂得防疫,奶牛经常生病,不但产奶量少,而且手工挤奶的质量经常不合格,每月都要倒掉20多 桶不合格的鲜奶,一年忙下来,收入不够维持生活。 出路何在?新街乡农民想到了组织起来,成立奶牛合作社,把一家一户的分散饲养联结成合作社饲养。 奶牛合作社是由会泽县新街乡搬迁农户自觉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组织,现有5个,其中最大的是保佑章牵头组织的穆盛达奶牛合作社,共有42个股东,其中新街乡搬迁农户40个,仅有2个为本地人;现有奶牛饲养户120户,其中80%是新街乡搬迁农户。合作社统一负责与牛奶公司签订鲜奶订购合同,统一对当地政府与社会发生业务关系;对内实行股东和社员两种民主管理;奶牛实行分户饲养、集中管理、分户结算。合作社的活动经费从牛奶公司支付鲜奶费用中按每公斤0.2元 提成,并对奶牛户实行保护价收购,即当牛奶公司收购价低于每公斤1。1元时,由合作社按1.1元补差价;收购价在1.1——1.4元之间时,按1.5元补 差价;当牛奶价高于1.5元时,合作社对每公斤牛奶提成0.2元。20__年,穆盛达牛奶合作社就补贴奶牛户20多万元。 三、现代化奶牛养殖使搬迁农户率先致富 新街乡农民在昆明城郊呈贡创办奶牛合作社,自觉挂靠到牛奶公司并成为牛奶公司的基地,在牛奶公司的扶持帮助下进行现代化养殖,成为昆明市乃至全省率先富裕起来的农民。 (一)“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三嬴” 昆明市跑马山实业公司原为国营昆明市第二农场,地处昆明市东郊依山傍水的跑马山下,创建于1956年,目前已发展成一个以奶牛养殖为基础、乳制品加工为支 柱,农、牧、工、商为一体的中型企业。公司乳制品厂生产的前进牌系列牛奶,曾多次被评为市优、省优、部优产品。其中,年销售液态的袋装、盒装鲜奶已达到 1.2万吨,被评为“中国奶业先进企业”、“云南省第一批放心食品生产单位”和“昆明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但是,企业原 来采用的由国有职工养殖奶牛的模式已不适应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需要。主要是国有职工因体制原因养殖奶牛成本很高。为此,公司开始与农户签订合同收购农户牛奶,但这种摸式也存在着公司难以监督农户、收购牛奶质量没有保证的问题。现在,奶牛合作社全权负责农户养牛、挤奶、收奶、并且把奶直接送到公司,既节省 了公司与农户打交道的成本和麻烦,又使农户省却了直接与公司打交道的困难,而且奶牛合作社从中也获得了满意的受益,从而作到了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三 赢”。公司日处理鲜奶能力达到了60吨,年销售额6000多万元,创利税370多万元;合作社年收入100多万元;农户年收入至少万元以上,最多的达到 20多万元。前边提到的李才应农户现饲养奶牛20余头,其中产奶牛17头,价值20多万元,除去成本,年纯收入9万元。 (二)现代化养殖技术的引进与推广 在跑马山实业公司的扶持和指导下,会泽县新街乡奶牛合作社逐步进行适用的现代化养殖技术的引进与推广,抛弃了过去传统落后的养殖技术。 一是卫生牛厩。过去,新街乡搬迁农户沿用传统的饲养习惯,租用的牛房小,多数没有光线,牛见不到阳光,厩内又脏又臭,使牛经常得关节炎、感冒、哮喘、瘫痪等疾病,一年花在给牛治病的费用很高。现在的牛厩宽敞、明亮、干净,有的与人的住房差不多。牛厩中牛粪经清扫后可以卖给当地菜农、花农用作农家肥。 二是奶牛运动场。奶牛运动场一般建在牛舍外,面积为100—200平方米不等,可分别供20—40头奶牛运动,由一家农户单独使用或几家农户合用。奶牛由于定期运动,体质强壮,产奶量高。 三是机器挤奶车间。目前,穆盛达奶牛合作社有两条机器挤奶线,每次可同时给48头奶牛挤奶。挤出的牛奶通过管道直接进入冷藏罐,整个挤奶过程全部处于全封闭状态,从而保证了牛奶的卫生,杜绝了掺杂弄假行为。饲养户每天两次将牛赶到挤奶厅的挤奶机器生产线边,奶牛自动排队到挤奶机前挤奶。 四是品种改良。奶牛育种工作是奶牛业发展的关键。目前,奶牛合作社的奶牛主要以邓川奶牛及其与荷斯坦奶牛的杂交牛为主体。穆盛达奶牛合作社准备建设一个品种改良繁育的冻改配种室,逐步改良现有品种,提高奶牛数量与质量。 五是与呈贡县畜牧兽医站挂钩,由其帮助提供奶牛疫病防治、健康检查、冰精繁殖等全过程服务。 (三)用菜农的菜叶和花农的鲜花枝叶做青饲料 奶牛饲料包括精粗干饲料和青饲料两大类。精粗干饲料由奶牛合作社统一加工后提供给奶牛饲养户。青饲料则到旁边的菜农、花农、鲜花市场和冷库那里,以自己的劳力提供获得,即帮花农修剪、整理花枝,到冷库帮助清理蔬菜废弃的菜叶,把这些花枝、花梗、菜叶带回做青饲料。 由于节省花农、菜农们的修剪、整理、清扫的 劳动与费用,从而与其结下了良好的友谊关系。当然,这些花枝、花梗、菜叶带回后要经过清水浸泡和冲洗,以去除残留的农药、花肥、农膜和污泥等污染物,并凉干后才能喂牛。 四、在农户与牛奶公司之间架起了桥梁 近几年来,云南省乃至全国在推行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普遍采用了“公司+农户”的模式。就云南省情况看,由于公司管理水平和农户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没有上联公司下扶农户的中介机构的情况下,“公司+农户”存 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公司因管理成本限制,不可能雇佣足够的管理人员对分散的农户进行监督。二是分散农户因利益驱使往往撕毁合同,使公司利益受损;或不按合同生产,难以保证产品质量。三是公司把部分市场风险转嫁于分散的农户,使农户利益受损。作为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中介实体,奶牛合作社较好地避免了这些矛盾 和经营中的缺陷。他们采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实现了公司、合作社与农户的“三嬴”。 (一)奶牛合作社也是一个经济实体 新街回族乡农民奶牛合作社的扩大,后来成立了呈贡穆盛达乳业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饲养奶牛和经营牛奶(奶制品加工销售)。法人代表:保佑章;共有股金资本 385万元,股东37名,其中投资20~70万元的股东7名,1万元以上的30名,专职管理人员18名;合作社奶牛养殖基地建在呈贡县斗南镇下可乐村,注 册资本100万元;现有土地160亩,土地租用合同为70年,每年租金12万元,按8%的比例5年递增一次租金,现土地价值1600万元;到20__年 末,合作社共投入建设资金近680万元。建有一个机械化挤奶车间,养殖农户住房98套,牛圈98间,共4.8万平方米。可以饲养奶牛3000头,现已养殖 了1400头,日均产鲜奶10吨,年产值为576万元;收入主要为:住房租用费和出售牛奶服务费、饲料加工费项,每年约140万元;纯利润约109万元左 右;主要支出为:管理人员工资报酬、水电费、场地使用费、设备维修费、汽车费用等约31余万元。 合作社作为公司与农户的中间机构,同时代表了双方的利益。它首先是公司利益的代言人,减少了公司直接面对分散农户的成本和麻烦;同时又是农户利益的维护者,解决了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困难。 (二)合作社上联前进乳业公司,成为公司的带言人和利益代表 合作社挂靠在前进乳业总公司,成为公司的鲜奶基地,得到了总公司在饲养技术、政策咨询、管理技术等方面的扶持。“有好牛才会有好奶”,总公司把先进的管理 和生产技术引入奶牛合作社,对农户进行科学饲养培训和技术指导。全面推行“食品放心工程”,指导和帮助合作社购买和安装现代化的挤奶设备,使奶源生产基地从奶牛的饲养、挤奶到鲜奶加工生产的全过程,都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和全封闭式管理。避免了生产过程中的掺水、掺假和二次污染。总公司还为奶牛合作社无偿 提供了两个价值人民币20万元的牛奶冷藏罐,并承担了为合作社信用社贷款人担保的义务。使合作社发展为昆明市乃至全省现代化管理程度、机械化设备程度、养殖规模最大的一家奶牛合作社。 1、代表公司与养殖农户发生关系 合作社代表前进乳业公司与所有养殖农户签订了生产和购销合同,对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和产品价格都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合同期限为5年。 合作双方约定:总公司对合作社的收购定价1.7元/公斤,合作社对农户的收购定价1.5元/公斤。在合同有效实施期内,没有取得总公司同意,合作社必须保 质保量的向其交售产品,而不能随意出售产品给他人。而乳业公司得按合同规定价格收购合作社鲜奶,不得随意降低价格和收购量。养殖农户则按合同履行职责,保证优质产品的供应。 在合同实施的2年时间中,公司与合作社均按规定履行。例如,曾有其他企业到合作社协商,愿意出高于合同价格收购鲜奶,但合作社管理层人员权衡了利弊关系,认为信义很重要,应遵守合同,没有随意撕毁协议。在市场不稳定时,总公司也为合作社的利益着想,按合同收购农 户的鲜奶。例如,每逢节假日期,由于鲜奶消费者到外地旅游,鲜奶的销售量便大幅度的下降,日销售量从50吨急降为7—10吨。在这种情况下,总公司仍按合 同全额收购合作社产品,把部分鲜奶加工为长效奶、固态奶,保护了合作社和农民的利益。奶牛养殖户也是在合作社的组织下开展生产的,所获利益比分散经营时强,所以他们也十分遵循合同,在奶产品的销售方面,没有随意性。做到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2、按公司要求饲养奶牛和收购交运鲜奶 合作社严格按公司的要求,对养殖户进行管理和生产。包括养殖中奶牛的饲料要求、牛圈卫生、实行定时定点集中机械挤奶、挤奶时必需对奶牛进行清洗,使用公司提供的冷藏车按时向公司交送鲜奶等,从而保证了鲜奶质量。 3、及时传达公司的精神并组织农户贯彻实施 合作社是贯彻公司精神的组织者和转播者,随时与公司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旦公司对农户的养殖有新要求、新信息,就立即传达到农户并组织实施。例如,对奶牛的防疫措施、优质奶牛的选种配种、饲料的新配方技术等。 4、减少了公司面对分散奶农的管理成本 合作社把分散的养殖农户集中和组织起来管理,减少了公司的工资报酬、劳保和福利待遇支出,成本大大降低。公司如果面向各家各户收购牛奶,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管理成本较高,而且在奶源紧张时还面临着难于保证鲜奶收购量和质量问题。 (三)下扶农户,成为农户创收和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1、统一的管理方法,解决了养殖农户的后顾之 忧 合作社实行统一管理,配有各类管理人员,专门为养殖户提供社会化服务,让农户专心专意饲养奶牛。 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合作社的“奶牛小区”,建盖了具备较好养殖条件的住房和牛圈,养殖基地实现了通水(农户免交水费)、通电。为养殖户提供有偿服务,农户可依据自己的生产经营能力、经济能力向合作社租用不同面积的住房和牛圈。 统一设备。挤奶车间配备的较为先进的机器和设备,包括机器挤奶器、储奶器、冷藏器、清洗器、锅炉等设备,均由合作社统一购买,并提供农户使用。 统一科学管理、培训和科技服务。合作社向公司和有关部门聘请技术人员,对养殖户进行科学饲养培训和现场技术指导。 统一交奶。按规定统一用冷藏车向公司交送鲜奶,农户不必要一家一户地向牛奶公司交奶,节约大量了时间和精力。 统一饲料供给。奶牛精饲料由专业人员统一购买,统一加工和调配后,再按成本价供给养殖户,保障了奶牛饲料的安全性。 统一防疫。每逢防疫时节,合作社派出专人与当地畜牧防疫部门、公司有关部门联系,并组织养殖户对奶牛进行防疫活动。 统一品种改良。合作社在公司的帮助和指导下进行优质奶牛品种改良和引进,提高奶牛出奶量,降低饲养成本。 2、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 为保证生产和产品销售的正常运转,合作社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包括:财务管理制度、生产技术管理制度、饲料管理制度、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等,规范了生产和人员管理。 3、以集体组织对外发生联系 无论从市场销售,还是面对公司或所可能发生业务部门联系的角度讲,以个体农户的身份进行活动,其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多数时候处于被动地位,自己的合法利益不能得到保障。而以组织形式能够获得更多更好的效果,因为,组织的信义程度远远高于个人。在出售牛奶的资金回收结算,以组织的力量面对公司,农户心理感到 塌实。合作社的对外联系减轻了分散农户在社交活动中花费和精力。 五、对昆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贡献 分析公司基本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新街乡农民创办的公司,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企业的职工有了稳定的住所(户均)、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生活条件也在不断的改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还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为昆明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为昆明市场提供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安全、卫生和高质量的鲜牛肉 奶业合作社是昆明市前进乳业公司的新鲜奶源基地,平均每天为其提供10吨高质量新鲜纯牛奶,为昆明市民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新街乡农民创办的另一个经济实体——商贸公司,平均每天向昆明市场供应35吨新鲜牛肉,占昆明市4区和呈贡、安宁县新鲜牛肉市场供应的80%。该公司至开 业以来,严格遵循职业道德,讲信义,公司管理制度规范严密,严把产品质量关,做到安全、卫生、可靠,坚决杜绝出售注水牛肉,让消费者买着开心,吃着放心,市民对其诚信度较高。 (二)解决了近20__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合作社建盖的98套(4.8万 平方米)分别为500、480、400和180平方米不同规格的农舍(水、电、路三通),其中包括人居住房、卫生畜厩、奶牛运动场等设施,一套一院,前后 开门,套套相连。前为大门庭院,两边是住房及生活设施、水池等,后为两排牛舍,后门外是奶牛运动场。小一点的由一户单独使用,大一点由二家及几家联合使用,安置了120户农户、500余人、约300多劳动力,形成了规范化的奶牛饲养基地。不仅解决了住在合作社农户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 学到了不少的科学饲养知识和技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奶牛合作社的养殖户平均的住房及牛圈标准为400平方米,合作社免费供水、供电。而且还带动周边 奶牛养殖农户30户就业和增加经济收入。 每天进入商贸公司交易肉牛和屠宰肉牛的客户约500余人次,一年就有18.25万次,使这些农户有了增加经济收入机会和条件。公司除了安置了83户农户的住房(平均每户60平方米)就业外,还帮助了从事肉牛交易和屠宰就业人员1033人。 (三)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做出了贡献 一是解决了近20__名进城打工农民的就业问题,使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住宿和经济收入,从而相应地减少了一些由于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的生活来源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二是在昆明打工的会泽农民接近10万人,其中新街乡人就有12.5万人,在这些打工的农民中回族占了相当的数量,加上其他县分的回族,少说也有几万人。由 于穆盛达公司和公司职员都是回族,在昆明地区很有威望,实际上成为了当地回族群众的领袖。公司驻地和公司活动地区,回族群众有困难,都愿意找他们解决;当地政府有事情,也找他们帮忙。公司还大力协助派出所人员维护社会治安,调解各类民族矛盾,受到派出所的称赞和群众的欢迎。对社会的稳定和安定团结做出了贡 献。 三是奶牛合作社生产与驻地村民生产形成了农业生态循环,合作社饲养奶牛为当地农民种植蔬菜和花卉提供有机农家肥料,而当地农民的花杆和菜叶有为饲养奶牛提供青饲料,双方互利互惠,关系十分融合。 六、创造出自发移民到城市郊区从事产业化经营的好模式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力的增加,扶贫才具有了经济实力这一基本条件。而把那些已经丧失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区域的贫困者,易地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区域,则是中国扶贫攻坚的手段之一。我国现有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主要采用的有政府组织、企业承包和自发移民搬迁三种形式。 所谓自发移民搬迁,是指那些没有列入政府计划、政府机关和扶贫企业没有组织、没有享受政府财政补助、贫困农户自发进行的移民搬迁。这里讲的自发,并不是贫困农户盲目的、一家一户的分别移动搬迁,而是在市场信息和示范户的带动下,由贫困村内那些由组织能力和外部交往关系的农民“领袖”组织的易地搬迁。新街乡 农民在昆明市郊区养殖奶牛,就是自发移民搬迁扶贫开发的成功范例。 那么,自发移民为什么会效果最好呢? (一)避免了政府组织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缺陷 相对于政府组织形式分析,自发移民的优点在于: 一是是否愿意移民搬迁、全家搬或是年轻人先 搬、什么时候搬、搬到什么地方、搬入到新地如何赚钱等等,都是由贫困农户自己拿主意,不存在任何行政强制。因此,到迁入地后,自愿移民者在增加收入和争口气的双重压力驱动下,一般都能“安下心,埋头干,不怨天尤人”。 二是在移民前,贫困农户全部作过迁入地调查研究,有的是听自己的亲戚朋友或村民里有威望信得过的人讲的,信息可靠;有的则是在村里其他人在迁入地已经赚钱得示范效应下,勇敢地做出决定的。 三是自发移民的户与户之间普遍相互帮助,在搬迁过程中,尤其是在迁入地生产生活的安置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的则开始虽然在迁入地很艰苦,但是他们团结一心,艰苦奋斗,而且前途有望、目标明确,硬是坚持了下来。 四是自发移民搬迁的农户,根本看不到政府机关组织过程中有的政府官员时不时露出的“救世主”、“恩赐者”面孔和居高临下的行政强迫命令,虽然压力很大,但精神却是“愉快”的。 五是在政府机关组织的形式中,经常出现迁出地与迁入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互相推诿的情况,在跨地州搬迁的形式中经常出现。 (二)避免了企业承包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缺陷 相对于扶贫企业承包易地搬迁扶贫开发来看,自发移民的优点在于:一是移民户看不到企业管理人员对政府拨款既精明到“呕”的地步,又居高临下“施舍”脸色。 在此,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利润、精打细算完全是应该的,在此包括移民者在内的人们不满意的是,这些企业管理人往往是吃了政府拨给移民搬迁的款,大多数又卖“乖”式地指责移民“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甚至公开地克扣本应用于移民身上的款。二是由于扶贫企业以承包形式接受安置移民,多数迁入 地政府趁机把本应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社会治安、小学和中学教育、计划生育等职能,“一股脑儿”地推给了企业,大大加重了企业负担;企业被迫承担本应属于 政府机关的职责的同时,往往是把“气”泄到移民农户身上,使移民农户和企业管理人员都倍感“委屈”。 在此我们不妨举出一个案例。 地处中国——老挝边界的江城县嘉禾乡明子山村茶场,已先后接收自发移民和政府组织的移民,二者情况大不一样。该村曾是福特基金会于1990—1997年援 助的“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yum)”的项目村之一。yum项目扶持的明子山茶场经改造和新建后,需要大量劳动力手工采茶。yum项 目领导小组曾号召滇东北昭通地区丧失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农户前来明子山茶场打工。于是,从1991年起,昭通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永善县、巧家县及其他贫困 县、乡的609户、3080人自发移民搬迁来打工。由于当地气候炎热,移民户搭个简单的茅草棚就可以先住下;有的搬来即到茶园采茶,茶场付给工钱;所有自发移民户做到了“当年移来,采茶就有收入,当年解决温饱”。然而,20__年3月,江城县作为全省跨地州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安置地之一,由迁入地和迁出地政府机关组织,在明子山茶场安置了100户移民。从而出现了“奇特”的现象:一是政府组织的100户移民户家家住上了政府建盖的砖墙、石棉瓦顶的“洋 房”,而自发移民户多数住的仍是用木杈杈作架、泥巴糊竹编的墙、茅草作顶的“贫民窟”;二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户往往流露处“趾高气扬”,嘴上常挂着“我们是政府组织来”,有意见便找县扶贫办、易地安置办解决;自发移民户和当地农民则把他们称为“中央军”,是得罪不起的“上等人”。 在这一案例中,当地政府承受着对移民户不公平待遇、甚至不过问自发移民户的指责,也有其难言苦衷。政府组织的易地搬迁扶贫跨地州搬迁每人8000元,资金是 地州内跨县级政府(有的是中央政府)划拨的专用扶贫款,而自发搬迁则什么也没有。江城县(其他接收县也是如此)是国家贫困县,财政入不敷出,有时连公务员工资也发不出,根本没有钱对自发搬迁户进行补助。 我们上述研究结论,引起了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省政府扶贫办的重视,已经停止了跨地州的、长距离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重点抓好县内的易地搬迁扶贫开发。 七、户籍问题是困扰进城民工的首要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昆明市各区、县户口管制逐步放宽,近几年更规定凡在昆明投资达到一定数额有住宅的人均可落入城市户口。这对于昆明市吸引外资、人才和技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化转变,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新街乡已有上万名农民在昆明市打工,特别是1000多人在昆明郊区组建乳业有限公司,有固定住所,有从业投资并且为昆明市牛奶产业和“菜蓝子工程”做出了 重大贡献的搬迁农户,至今不能在当地落入户口,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等仍不能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待遇。而且,他们虽然在昆明市城区和郊区工作和生活了好多年,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的决心一直没有动摇过,但身份还是外地农民工,还只是城市中的“流动人口”。 面对这些不公平待遇和生活中 碰到的难题,新街乡农民代表曾多次到驻地相关机构咨询和寻求帮助解决户口问题,但是都没有实现愿望。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他们的条件不够。那么,进城农民落户需要那些条件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查看了《云南省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其中1条为“在昆明市主城建成区居住满5年,有合法的职业或稳定的经济 收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人员可申请1人落户”。此外我们又到某派出所向有关人员进行了咨询,得到的回答是除以上条件外,还有2条:在昆明购买住房价位为 30万元,并一次付清房款者,可带房产证到驻地相关机构申请本人几直系亲属落户;在当地投资500万元以上者,可带上相关证件到驻地相关机构申请本人及直 系亲属落户。由此可见,云南城市户籍的门槛与发达省份相比仍然是很高的。 根据10几年前的文件规定,有关部门反复研究了新街乡农 民的申请,作出了不符合在昆明市落户的裁定:一是新街乡农民虽有住房,但是却是自己盖的;二是企业的税收必须在20万元/年以上者方才能有一人申请落户。 但新街乡农民奶牛合作社是“昆明前进乳业的奶源基地”,20__年被中国奶牛协会评为《全国奶牛养殖示范小区》,属于农业畜牧养殖产业,是国家免税企业,享受免税待遇,没有缴税;另一个商贸公司已按规定年上缴的税收12万元(定额),但没有达到20万元的税额。所以不符合落后的文件规定。 但是,会泽县新街乡在昆明市租地养殖奶牛的农户至今尚未落入城市户口,甚至连当地农村户口也不给落。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这些搬迁农民就享受不到当地居民同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待遇;一是在当地基层自治组织中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能参与当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二是子女上学必须额外上交 一笔费用,有的学校称赞助费,有的学校称议价生费,每个学生每年受费标准为:小学生5000元,初中生1万元, 高中生1.5—2万元。三是享受不到当地的医疗卫生保健服务。 八、农民发展资金短缺至今没有改善的动静 农民发展资金短缺,是我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新街乡进城农民也不例外。奶牛合作社发展壮大,还需要不断地资金投入。例如,机械设备的更新和增置、厂房的修建、经营项目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等, 都需要大量资金。几乎所有的奶牛养殖户需要大量的买牛资金,更是贷款无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20__年一号文件提出:“要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要出发,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应该承认,有关部门为落实中央决定成立了研究小 组,加紧工作,但由于农村金融的复杂性,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尚没有制定出具有操作性的具体办法,社会资本和外资也不见“积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没有任何“加快”的迹象。这实在是太遗憾了!就在有关部门一年多迟迟拿不出落实措施的情况下,20__年一号文件比20__年一号文件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20__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号文件又要求“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 根据新街乡农民的具体情况,我认为构建的这个农村金融体系应有以下几部分组成: (一)以农民合作金融组织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公平竞争 农村金融的多种所有制组织,包括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有待于大力开展农业保险的各保险公司等;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中外合资(合作)银行、外资控股(参股)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例如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民合作基金会,农民合作保险机构;个体私营金融机构,例如个体私营银行(保险)、个体私营为主的 基金会(保险),等等。 在农村金融的多种所有制组织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将成为主体。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互为补充、公 平竞争的情况下,民间借贷特别是高利贷存在的环境和机会便大大减少。为了尽快满足农民金融需求,近期内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一个简便的措施是,鼓励现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借鉴村民基金会的经验,开展集资、放贷、保险等金融业务,使其逐步成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 (二)以小额信贷为主要形式的多种金融产品供给大于需求 适应“三农”需求的多种农村金融产品,主要的,一是灵活多样的存款贷款;二是小额信贷,例如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b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小额信贷扶贫到户,以我 国现行信用村为特征的小额信贷款;三是各类保险,当前农民最需要的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副产品销售业、医疗保健等的保险,而目前这些保险在广大农村几乎是空白;四是适应农民客户需求的各类证券、债券、票据等。在多种农村金融产品中,小额信贷将成为主要形式。实践中,现有国内几个保险机 构已养成了难以开展农村保险业务的顽疾,而现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一不承担着风险的责任,积累了预防风险的宝贵经验。因此,鼓励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一些组织开展保险业务,促使其向保险机构转变,要比新建保险机构容易得多。 (三)以上门服务为主体的多种金融服务方式任人选择 传统的金融服务方式是坐等贷款者顾客上门,从而既减少了自己的成本,又避免了风险。近几年来,城市金融由于竞争,出现了金融机构人员上门拉存款和向优良客户送贷上门的现象,体现了市场化的优越性。但是在农村,极少见到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金融机构上门为农民服务的行为。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做到了对农户上门服务,但是所需成本显然是很大的。 茅于轼 先生实验的村扶贫基金,由他选择的村内农民自己管理,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我实 验的自然村基金,由村民大会民主选举出的共管小组管理,既大大降低了成本,又由于放贷还贷都在村民大会上进行(正轨金融机构严格禁止的坐收坐支),透明度高,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还降低了风险。 (四)以贷款者互保为主要形式的多种担保机制分散了风险 传统的 金融担保机制,是贷款者财产(权)抵押和第三者对贷款者提供财产(权)担保。自1994年中国社科院杜晓山等人把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引进后,贷款者 5—8户联保成为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新的担保方式,即一户到期还不起贷款,其他几户就负有帮助其还款的责任。实践证明,这一担保机制适应了农村实际,非常有效,而且受到农民欢迎,具有旺盛生命力,将成为今后农村金融的主要担保方式。 世界上解决小农户、小企业特别是贫困户的贷款担保问题,特别推荐单独成立专门的担保公司,实践证明也是一种有效的模式,很值得我国农村金融借鉴。不过,这样的担保公司由于赚钱不多,政府需要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政策优惠。 (五)以市场化为主的利率机制随时调控供求 近年来,国家放开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贷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不少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利率已接近当地高利贷的水平,一个以市场化为主的利率机制正在形成。 在此,我担心的是,虽然僵化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运行体制与机制正在改革,但现有方案尚看不出动真格的地方,很可能走走过场,在其他农村金融组织的竞争面前败下阵来,重演资不抵债的老路,最后又回到目前的作法,即:一是由中央政府补亏(全国1650亿元),叫做化钱买改革,化的都是全国纳税人的钱,从法律上看无依据,从理论上看无道理;二是由地方政府补亏,这对于转型期负有地方发展重任的地方政府来看,他们可以判断值得不值得。 (六)以“民间监督为主、官方(县级)监督为辅”的监管体制有效防范风险 国外的经验证明,对金融的监督,官方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存在着监管脱离经济发展大局、为监管而监管、监管寻租等问题,其结果,不仅无助于金融业的发展和效率,而且也无助于减低、减少金融机构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相反,提倡、鼓励和支持民间直接监督金融业则是最有效的(张俊喜)。实际上,国内金融机构揭 发出来的违规、瞎干、腐败等案件,绝大多数都是群众揭发、举报与提供线条,才得以破案、避免损失的。因此,面对分散、点多、复杂的农村金融,应确立“民间 监督为主、官方(县级监督局)监督为辅”的监管体制。在这一体制中,鼓劲、重奖并为举报人严格 保密,是最重要、最关键环节。 农村金融监督(管)的目的与目标,是促进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即将资金用在最需要、最具潜力的项目中;其次才是防范风险。这是因为,用在最需要、最具潜力的项目中,金融资产才最安全。我国近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金融风险主要发生在行政干预贷款,而行政干预贷款要么是不具潜力的项目,要么是领导官员瞎指挥的项目, 特别是金融监管部门对这些项目贷款很难监督。 (七)以政府扶持为主的良好外部环境 适应目前我国已进入工 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新阶段的实际,政府应对构建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营造和保持良好的农村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 20__、05、06年的一号文件已提出了当前扶持农村金融最紧迫的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具体化为可操作性的政策。 (八)通过民主程序建立基层自治组织 目前,新街乡搬迁到昆明市郊的奶牛户的组织有两种:一是奶牛合作社以经济手段把农户联结了起来,这是主要形式;二是新街乡党政机关的派出组织,即在昆明打工者中建立党总支部,在6个会泽县奶牛合作社建立了支部;乡政府在呈贡建立了办事处,但只有一个工作人员,各项活动开展的不是很正常,而且没有融入当地社区正常的活动中。 考虑到新街乡搬迁养奶牛户已经在昆明市郊以70年期限租赁了土地,建盖了场房和住宅,组建了奶牛合作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永久性居民,在解决落户问题的同时,应该使其尽快融入当地社区。在操作上拟分二步:在6个奶牛合作社全体社员中,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奶牛合作社联社,并在联社党员中建立党支部,联社负责人行使部分行政职能,取代办事处;第二步,奶牛合作社联社并入当地村委会、合作经济组织中。 九、有关农民进城的思考 (一)农民进城应成为城市扩张的主力军之一 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表明,城市扩张的主力军是农民。昆明城市扩张是现代化新昆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在昆明城市扩张中,应采取热烈欢迎和特殊优惠的措施,吸引各地农民特别是省内农民进入昆明发展。据我们20__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昆明市以农民为主的15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对昆明市发展的贡献为:创建了 21.2%的当年gdp总值;消费了全市当年社会消费品总额的17.8%;提供了约56万个劳动就业岗位;带动了昆明城区32.24%的扩张;通过激烈竞 争大大提高了本市常住人口中的劳动力的素质等。 因此,昆明市内及大小城镇诸如象至今仍不给于解决会泽县新街乡来昆明养奶牛中农民 户口的种种借口,例如农民进城影响城市社会治安、加重城市负担、增加城市就业压力、超计划生育等等指责,以及由此制定与实施的种种限制乃至打击农民进城的行为,是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因而是不正确的。 (二)农民进城是统筹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即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业结构调优和农民增收过程中,往往盯着农村和农业内部寻找对策,这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其理论指导的失误也很明显,主要是没有看到农村城市化和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农民工人化和居民化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中易地搬迁扶贫开发的设计全部由农村到农村便是一个 突出的典型例子。实践证明,把生产生活条件很差的贫困农民,搬迁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农村,当然可以使其解决温饱、摆脱贫困,但是不可能使他们致富,特别是不能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农民居民化的问题。因此,在设计与实施易地搬迁扶贫开发工程时,应该打破贫困农民只能应该永远是农民,不能成为城市城 镇产业工人和居民的指导思想,树立农民逐步变成城市城镇居民的思想,通过培训使搬迁农民掌握在城镇谋生的技术,推广会泽县新街乡农民进入昆明养殖奶牛的经验,并使农民进城成为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渠道之一。 (三)城市城镇政府应把为进城农民服务作为重要职责之一 长期来,城市城镇政府一直把为把本城市城镇居民服务作为“唯一”职责,没有或很少考虑为进城农民服务。有的甚至把进城农民作为“盲流”、“扰乱社会治安 者”等,加以歧视、排挤、打击与驱赶。这种狭隘理解政府职能的思想与党中央、国务院要求的统筹解决城乡问题是背道而弛的,也是社会的一大不公平。因此,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统筹城市发展,大力的解决“三农”问题,应该转变城市城镇政府职能,把单一地为城市城镇居民服务转变为包括进城农民在内市场主体服务上来,正如作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所要求的地“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农政策论文:缓解“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农政策选择 摘要: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成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财产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等仍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体制的。 关键词: “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绝对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准确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 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 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 《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 《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 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 ( 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 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 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绝对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 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 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 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 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 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不盲目照搬, 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 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 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 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 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三农政策论文:服务三农政策下的新农村建设论文 一加强农业期刊服务“三农”的应对措施 1明确办刊宗旨、稳固读者群 突出办刊特色,创建名牌期刊首先,期刊的采编人员要对稿件进行甄别和选择,从源头上保证科技信息的准确、有效。借助专家库这一优势资源,先期优化选择,缩小农民的选择范围。根据办刊宗旨、农业产业调整和重点领域的变化,调整报道重点,有针对性地确定阶段性的办刊目标。根据科技的进步、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政策的倾斜与调整来策划选题,从而增强刊发文章的指导性、时效性和多样性,及时、准确地报道农业生产的实用技术。其次,农业期刊要确定刊物的类别,是学术还是科普期刊。学术期刊要增强自身的推广作用,与科普类期刊实现有针对性的链接,把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成果第一时间介绍给农民,配合科技工作者做好农技推广工作。再次,期刊要确定自己的读者群,不同的读者群有不同的期刊需求。要建立自己的读者群,积极接受读者反馈的建议,使读者成为期刊的共建者,不断整合编者、作者与读者的智慧,增强期刊的凝聚力和办刊水平。此外,期刊还要开辟专栏,创建名牌期刊。名刊名栏是期刊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可以吸引学术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一线农艺师为期刊撰写文章,形成稳定、有序的作者群;另一方面,设置专栏有助于不同学者展开学术讨论,使期刊的内容更加丰富、信息编排更为紧密集中,从而吸引更多的读者去订阅期刊,真正实现期刊作为信息媒介服务“三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目的。 2加强与农林院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 缩短发稿时间,及时最新的农业科技成果以农业期刊为信息交流平台,加强与各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减少重复性的研究,同时,缩短发文时间,这就要求期刊要拓展稿源,建立稳定的作者群,从优质的作品中选编刊发。编辑也要树立时间意识,加大编审力度,把研究的最新成果第一时间出去,实现农业科技服务农民的目的。 培养高效的复合型人才当今社会是信息的时代,网络刊物,手机阅读已经成为未来期刊发展的方向,农业期刊也不例外。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据资源库已经收录了各类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以及各高校优秀的硕博士论文,极大地满足了农业科技者浏览、学习、交流的需求。随着网络在农村的普及,建立“农业数字期刊群”实现农业期刊的免费浏览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期刊要想长足发展,实现服务“三农”的目标,除了要有稳定的作者群提供优质的稿件外,还需要业务水平高,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编辑人员要熟练掌握、应用多媒体等网络技术,通过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人才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4加强政府财政支持力度 提高期刊的办刊水平政府要加大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工业、服务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提高农技推广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依靠政策积极有效地促进农业期刊的发展。 5建立过刊赠送制度 延伸期刊的读者群,增加传播手段期刊是连续性的出版物,期刊社每期刊印都有剩余,部分期刊积压形成过刊。可以把这些过刊免费发放到农民手中,继续发挥作用。此外,农业类期刊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期刊可以合理利用这一资源,把作为作者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和作为读者的农民有效连接在一起,定期组织专家赴实地进行农业考察技术推广,将科技信息的供体和受体联系起来,形成良性的科技生态链,巩固期刊的科技纽带作用。 二结语 农业期刊要想在新农村建设中更好服务“三农”,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稳定自己的读者和作者群。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采用网络和多媒体等信息技术,针对期刊自身的特点采取相应对策。充分发挥期刊的媒介作用,实现其科技价值,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挥好对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作者:陶玲于静张志玲单位: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和经济道路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1)年为2.1%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超级秘书网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二)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取向管理 眼下,“三农”问题世人关注,中央一号文件向全党、全民吹响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号角。但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给“三农”问题留下的后遗症结太大、沟壑太深,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统筹任务很重,农村经济市场化的任务很艰巨!为此,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必须坚持安农、扶农、帮农的政策取向,把农民平稳地推向市场,用“三农”思想解决三农“问题”。 安农 安农,就是要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创造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逐步还农民“国民待遇”,使农民安居乐业。 一是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农村社会行政管理经费要由国家来买单。农村水、电、路等公益设施建设应改变过去以农民投资、投工、投劳为主体逐步转向以国家投资为主体。农村基层组织运转、农村教育文化、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应由国家来负担。农村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制度应逐步得到改善。要首先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上,进一步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生产经营能力。 二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经营自主权,尊重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流转权,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收益获得权,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法定处分权等。要坚决刹住乱圈乱占土地的行为,即使是政府批准的合法用地也必须给予农民相应的补偿并对失地农民进行合理安置。土地是国家的,可使用权是农民的!土地是农民非常敏感的一个问题,其对土地的使用权也是责任制以来国家给予农民的仅有的社会生活保障。这是安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三是要在农民负担问题上给农民吃定心丸。要落实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加快推进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率,今年拿多少、明年拿多少,要给农民一个明白帐。要切实斩断伸向农民的黑手,伤害农民感情的集资、变相收费应该坚决实行一票否决。有集体资产,急需建设的项目要民主决策、“一事一议”。没有集体资产、农民无力出资的急需建设项目,议也不要议,国家应优先投资建设。 安居乐业,这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向往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50多年后的今天,给当家作主的人民中的农民以正常的国民待遇、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体现。 扶农 扶农,就是从政策上、投入上扶持农业加快发展。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体现在政策和投入上,实际上应该是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时期,国家实行对农业和工业不偏不倚、协调发展的 支持政策。由于过去国家对农业的政策性补贴很少,投入严重不足,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逐步改变的重工轻农的补贴扭曲现象。要在WTO贸易框架下,建立完善各项配套扶持政策,刺激生产、促进加工贸易流通,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布局优化,提高农业整体 素质和农民增收能力。 具体来讲,一是要建立完善农产品生产、流通补贴机制。对战略物资如粮棉生产制定补贴措施,对农产品流通要在交通、税收等方面给予暗补。二是加大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对农业基础研究、新品种开发、新技术推广要加大投入力度,不能一刀切推向市场。三是加大农业信贷支持力度。首先要扭转农业资金工业用的问题,对农产品规模化生产、加工、流通信贷要给予优先放贷和政策贴息。 扶持农业发展的各项补贴、投入和信贷要改革目前的投入渠道。过去,各级都把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作为重视农业的证据,国家也确实在通过财政渠道、计划渠道、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粮食收购等多个渠道向农业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具体资金的投入方向、产生的效益,农民得到的实惠多少,确实是值得思考的。流进沙漠里的小溪,不知形容是否恰当。 帮农 帮农就是要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就是要帮助农民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该农民做而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扶农”的内容之一。信息服务、流通服务、技术服务,一家一户的农民做不了。种什么、养什么、加工到什么程度、怎么种、怎么养、怎么加工、产品到哪里卖、卖给谁价钱高都是农民面临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和问题。面对小生产+大市场的农业生产经营与农村发展经济现状,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民逐步走向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为此要尽快建立健全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实施农业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帮助农民开拓国内外市场;健全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开发使用新品种,采用新技术。同时要鼓励和支持农民协会、学会、中介服务组织等社会化民间服务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政策保障,指导其健康发展。另外,要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指导和劳动保障等。 安农、扶农、帮农,才能富农。解除农民的负担,把农民扶上马,送一程,心情舒畅地走上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这是笔者从政策角度学习中央一号文件的一点感受。实际上,“三农”问题不是简单的减法(减负)和加法(增加投入),单纯靠政策的出台也不能一下子解决,还需要政令畅通的高效行政体系来保障,政治体制改革的节奏要跟上,人为的“增负”、“低效”因素要努力减少。更何况目前的财政状况短期内也不会完全满足安农、扶农、帮农的投入。 但我坚信,“三农”问题的解决,前途是光明的。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农政策选择缓解论文 摘要: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成为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财产差距,以及公共服务差距等仍十分突出。究其原因,既有市场的,也有体制的。 关键词:“三农”问题;城乡差距;财政支农政策 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城乡居民收入、消费与财产比较 十六大以来,我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每年均超过6%,但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且绝对差距数越来越大,处于高位徘徊状态。收入决定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大且高位运行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大的现状也没有根本转变。依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统计年鉴上的数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城镇居民生活几乎一个等级,而且这种差距仍看不出有缩小的趋势。目前,对城乡居民家庭财产情况尚无准确统计,但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来看,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当大,财产差距扩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城市收入的差距问题。近年来,在中央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措施的促进下,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以往的欠账太多,农村水、电、路、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低、农民缺医少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目前,约2.8亿农民的饮水不安全,1亿多农户急需解决烧饭、取暖的燃料问题。2005年,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7年,5.04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68%,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不识字及识字很少的还占6.87%。2006年,我国平均每千人有病床2.34张,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每千人有病床3.67张,农村只有0.76张;城市每张病床平均拥有8.8万元的医疗设备,农村仅有1.1万元。城乡文化事业方面的差距则更为明显。 上述几个方面的差距状态集中到一点,便是城乡差距、城乡居民生存权、甚至发展权的差距仍然很大,处在高位徘徊状态。 二、原因分析:财政支农角度的透视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1.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2.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3.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公务员之家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加大支农惠农力度。目前,我国支农资金从绝对数上讲提高很快,但支农资金的比重仅占国家财政收入的8%左右,占农业GDP的10%左右。因此,在加大中央财政支农力度的同时,应建立地方各级财政增加支农投入的机制。随着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的不断加大,地方“吃饭”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地方财政应有空间进一步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所以,要在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农责任,共同增加农业投入,逐步形成以中央为主体、地方为重要补充的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支农投入机制。2.优化支农惠农结构。当前,有限的支农惠农资金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其原因,与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安排存在一些问题有关,使资金的投向结构不尽合理。首先,“直补”资金比例偏低,这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不大。其次,支农资金分配上应突出支持粮食生产。如进一步加大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测土配方施肥的投入规模。应支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支持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盲目照搬,不大拆大建。根据现有的经济实力,集中力量重点支持农村道路、农村能源(沼气)和农村安全饮水等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3.进一步规范支农资金监督机制,加强支农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一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健全现有财政支农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完善各项资金的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理财。二是要加强支农资金的日常管理工作,通过开展经常性自查、重点检查等活动,及时发现资金使用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薄弱环节,认真加以整改。三是要自觉接受审计、监察、纪检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对核实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同时,要强化外部监督,积极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资金使用的透明度;提高农民监督意识,积极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作用,实行政务公开、事务公开、财务公开,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四是要加强队伍建设。随着政府支农政策的不断出台和强化,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任务越来越重,要求也越来越高。改变目前大多数县从事财政支农管理的力量比较薄弱局面,加强基层农财队伍建设,适当充实力量。同时加强培训,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政策能力和工作水平,使财政支农管理工作能够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三农政策论文:三农政策下小额农贷探讨论文 摘要:“三农”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上不断进行尝试和改进,尤其是针对农民贷款难这一难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性扶持措施,通过对湖北省松滋市农行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调查研究,发现通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农户小额信贷的成效十分显著,同时在推广农户小额信贷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关键词: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现状;创新;成效 1对小额农贷的现状分析 为了响应国家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支持“三农”经济发展的口号而采取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方案已开展多年,实践证明这一重要措施在推进农业生产,帮助农民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农村金融的发展还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达同步水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小额农贷的发放有局限性,信息在农民与金融机构之间不对称。我国的小额农贷是借鉴孟加拉、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小额贷款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项“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部分金融机构将小额农贷看做是单纯的政治性、政策性的扶贫手段,而不是经营性的主营业务,因此缺乏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激励只是被动的发放贷款,同时,其授信额度有限不能满足有偿还能力的种养殖大户,从而导致了农户“想借而借不到”;另一方面,由于贷款程序日益规范化、手续严格化,而由农民和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不够所带来的繁重的工作量也促使了“农贷难”的产生。 (2)小额农贷比较效益低,金融机构在农村基层网点的撤退,导致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相比,农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而金融机构由于其自身的盈利性也促使其将经营重点转向城市,除了农行以外的各商业银行几乎都逐步从农村市场一一撤出,存款的分流也就致使了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不足,即所谓的没有“造血”反而“失血”,于是,农信社就挑起了为农村市场提供资金的大梁,也获得了垄断地位。正如农民们对银行的看法“支工不支农,支富不支穷”,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正常生产生活所需的资金得不到满足,民间借贷活跃,甚至出现了高利贷的行为,使得农民所背重担不断增加。 (3)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存在着风险隐患。一是自然风险,小额农贷承载的主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其经营好坏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大,这就带来不可避免的信贷资金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小额农贷只是分散了贷款对象,但在同一地区由于生产经营环境相似,不排除众多农户集中种植、养殖相同产品,这样会引起市场行情的变化从而带来风险;三是管理风险,因为小额农贷面临的事广大农村市场,而信贷人手有限,由此带来了信贷管理与信贷规模的扩大所要求的防范风险间的缺口;四是信用风险,由于信息不对称,信贷人员无法得到所贷资金真正的用途,使得信贷资金的风险高度集中,债务链的脆弱导致一旦断裂和遭到破坏就会失去对贷款偿还的约束力。 (4)农户贷款担保抵押难。我国担保法规定更低、宅基地等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用于抵押,由于抵押物的缺乏和专为农户贷款提供担保服务机构的不完善,使得农户获得贷款的难度较大。 2关于农行松滋市支行针对小额农贷采取的措施与创新 秉承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行“面向三农、服务县域”的要求,松滋农行以此为思想根源,在全面分析自身的自然资源、经济条件以及农村的市场现状以后,针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制订了系列方案,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采取积极措施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的改善,使得农行松滋支行从2008年起连续6个季度综合考核居荆州市第一。在2009年上半年中,农行松滋支行贷款净投2亿,其中小额农贷4300万元,发放惠农卡2.3万张,卡存款净增1200万元,累计授信3035户,授信额6900万元,用信1637户,用信额4300万元,均超额完成全年计划。共培植农村市场VIP客户1030户,共营销贷记卡1210张,个人网银3110个,企业网银19个,转帐电话790部,POS机282部,借记卡35400张,贵宾卡960张,短信通6230户,电话银行9400户,手机银行420户,第三方存管195户,福彩无纸化投注业务630户。 在区域特色上,确立了“4+8”三农产品板块经济格局,四大板块即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城市基础建设、成长性中小企业、优质个人类私营业主为重点的核心资产业务,和以农村种养殖集群板块、牲猪养殖集群板块、松滋鸡养殖集群板块、农资生产资料集群板块、饲料经销商集群板块、农机经销商集群板块、水果花卉林产品集群板块、外出务工集群板块等八大精品板块小额农贷为重点构筑三农板块格局。 在业务经营方式上,一是加强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二是创新担保方式,在突出抵押担保以外,积极探索担保公司担保、保险介入、政府部门建立风险基金等多种形式;三是创新激励机制,实行“内外激励相结合”;四是创新产品,根据客户特点,梳理并整合现有产品,扩大成熟产品在农村的覆盖面;五是创新服务,与地方党政部门和客户有效地搭建沟通与合作平台。公务员之家 在风险防范上,一是要求信息员作为联保小组成员,与农行签订贷款偿还责任状,在农户不能还款时由其负责;二是与担保公司签订协议,全额覆盖小额农贷;三是与政府相关涉农部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分摊风险;四是让保险公司介入贷款和农户保险。 3结语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新要求,进一步明确“三农”市场定位,扩大“三农”服务覆盖面,缓解农民贷款难,农行在2008年4月试点推出了银行借记卡的新产品——金穗惠农卡,并于2009年采取点面结合、重点突破的推广方式,将惠农卡普及至了全国农村市场,计划新发惠农卡2300万张,激活率达95%以上,授信率不低于农户有效信贷需求的30%,授信户数达350万户以上,用信额达500亿元。未来三年的目标是发行惠农卡1亿张,覆盖全国50%左右的农户。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农行新增了小额农贷340亿元,占全行个人贷款总量的25%,相当于去年全年总增量的七倍,创农行商业化改革后的历史之最。 在今年7月14日,农行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华安财产保险、通保保险经纪公司三家公司合作,引入财产保险公司借款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家庭财产保险综合产品。这三款产品不仅能有效防控信贷风险,也为农户本人提供了更多的风险保障,这是保险业务与三农业务首次合作的产物,也是农行总行与保险公司总层面发起的首次合作。 与此同时,农行也在风险控制上设定了底线,设定到2011年涉农贷款不良率必须控制在5%以内,近两年新发放的贷款不良率控制在2%以内,三农金融部贷款拨备覆盖率三年内要达到130%。随着农行股改的进一步深入以及风控部门的成立,全面系统的风险控制能力也逐渐在增强。 可以看出,小额农贷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小康社会的建设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不容忽略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应不断加以改善和完善,使小额农贷这个积极求索的漫长过程发挥其对“三农”的最大功效。
世界农业论文:中国引领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事业蓬勃发展 10年来在农业部和中国科学院领导组织下,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GIAHS)取得了丰硕成果,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在32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占了11个,位居世界第一。联合国粮农组织驻蒙古、朝鲜、中国代表PercyMisika10月13日在浙田举行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总结及‘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授牌十周年纪念会”上致辞并高度评价说,“中国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为全球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构建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引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十年磨一剑,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探出新路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的一个重大行动,旨在发掘传统农业的宝贵经验财富,探索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2005年,粮农组织在6个国家选择了5个不同类型的传统农业系统作为首批保护试点,我国的“浙田稻鱼共生系统”经农业部推荐、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所和联合国大学技术支持,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第一批保护试点,并于2005年6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授牌的遗产地。经过10年探索实践,浙田稻鱼共生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趟出了新路,成为GIAHS保护的的世界样板;在青田的带动下,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文化系统、内蒙古敖汉旱作农业系统、浙江绍兴会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江苏兴化垛田传统农业系统、陕西佳县古枣园、福建福州茉莉花和茶文化系统陆续入选GIAHS名录;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凸显,农民文化自觉性与保护积极性显著增强,各级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价值和保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些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正在成为研究传统生态农业的“实验室”,展示传统农业文化的窗口,生产生态文化型农产品的基地,开展生态文化型旅游的目的地。 完善保护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推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发展 为建立一个全方位、立体性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农耕文化的传承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部确立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指导思想,在中科院等有关专家的支持下,构建了政府主管、科学论证、分级管理、多方参与、惠益共享的管理机制;于2012年率先在国际上开展了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目前已分三批公布了62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分布在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出台多项措施,在国际上率先颁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成立了由农业、生态、环境、经济、历史、文化、社会等领域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建立了GIAHS工作经验交流制度;探索了行之有效的动态保护途径,在有效保护传统农业系统及其所蕴含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态景观、农业民俗文化、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通过农产品和特色食品加工及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拓展了农业生产功能和发展方式,提高了农民收入,为遗产地带来显著的经济、生态和效益,让遗产地农民切切实实得到实惠,“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最成功的实践者。” 搭建平台强化科技支撑,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战略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类复杂的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利用与传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开展多学科、跨领域、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在全球环境基金、农业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专项、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环保公益项目、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等的支持下,10年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资源所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开展了包括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与演化、农业生物多样性与适应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效应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功能及多重价值与可持续性评价、生态农业与多功能农业发展、旅游发展潜力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对策、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基础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完成了《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专著及文章;搭建起了系列平台,倡导成立了“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会”“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促进了农业文化遗产学科领域的发展与青年人才的培养,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队伍;完成的咨询报告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科学普及工作。10年来,我国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科研成果丰硕,既有效支撑了我国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引领了国际GIAHS保护理论研究。 中国经验走出国门,提升了影响力、话语权 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在遗产申报与管理、科学研究与成果推广、政策融合与机制建设、学科发展与能力建设等各方面均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中国的经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2011年李文华院士当选为联合国粮农组织GIAHS指导委员会主席,在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了领导作用。闵庆文研究员于2013年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颁授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贡献奖”,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获奖人。我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做法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相关制度的决策参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推崇和借鉴,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事业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了粮农组织开展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使中国的经验辐射到越来越多的国家。2014年6月,中国政府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签署了“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GIAHS工作合作协议,农业部于2014、2015年连续举办了两期“GIAHS高级别培训班”,有30多个国家的60人次到我国学习考察,促进了更多国家加入GIAHS保护行列。在农业部的推动下,2014年召开的APEC第三届农业与粮食部长会议通过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北京宣言》强调,要“加大各经济体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方面所作的努力”。正是在中国政府等的强力推动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一项重要工作。10年来的发展,中国为推动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成为我国农业国际合作的一项特色工作和农业对外交往的一块“金子招牌”。通过GIAHS工作,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国际合作的影响力、话语权、主动性。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各国的有机农业 美国――科技挂帅 据统计,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购买有机产品,即使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要贵得多。为了研究出新的、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有机农场主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和时间,美国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都投入了很高的科技研究成本。美国还成立了农业调研服务组织(AgriClllturalResearch Service,简称ARS),它的最主要任务是研究更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关于农场的科技问题。美国的农场主们只要付钱给专门的农场顾问公司就可以了。田里应该留些什么草、养些什么虫,根据农场的情况要深耕还是浅耕,顾问公司都会在调查研究后给出答案。虽然有机农业成本昂贵,但是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农民乐此不疲。 印度――回归原始种植 直到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才知道什么是化学肥料,在此之前,无论是杀虫剂还是肥料,他们都是从动植物身上取得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发起了“绿色革命”,大量引入经过基因改良的种子、化肥、化学农药。化学农业带来的恶果,让现在的印度农民和消费者都渴望回归到有机农业时代。和欧美发达国家提倡的开发、利用新科技进行有机种养的方式不同,印度对于有机农业的概念就是――复古。他们用牛粪,用原始的种子,不用化学驱虫剂。 英国――王子示范 英国查尔斯王子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1986年,查尔斯将自己的农场“公爵之家农场”(Duchv Home Farm)从普通农场改成有机农场,亲身示范有机农场在环保和商业上双赢的可能性。20年过去了,查尔斯的农场运作十分成功,为英国的农业有机化树立了很好的榜。农场是商业经营的,并推出了“公爵原作”系列食品。农场出产的蔬菜也对外出售,而农场的有机羊肉就会供应伦敦著名的丽池大酒店(Ritz)。如今,农场每年的盈利约100万英镑,均全数捐给慈善团体。除此之外,查尔斯本人还是“珍稀品种留存信托”的赞助人,很多英国农民舍弃的物种,在查尔斯眼中都是宝贝。有时,查尔斯甚至让农场专门开出一小块地来种植一些市面上不售卖的品种,只为保留这个物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基因。 土耳其――有机出口 土耳其气候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让他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近年来,土耳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承认,土耳其的有机农场都按照出口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认证,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源,土耳其的出口商严格按照出口国的法律和市场法规、市场要求办事。这都让土耳其的有机食品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2007年,土耳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而土耳其农产品在瑞士、美国、比利时、瑞典、日本、南韩等国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 意大利――葡萄也有机 在有机食品越来越风行的欧洲,葡萄酒的有机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意大利的有机葡萄园种植面积是全欧洲最大的,足有3.4万公顷,几乎是整个欧洲有机葡萄园面积的一半。钟情有机葡萄酒的欧洲人相信,酿酒的方法不是决定葡萄酒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酿酒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当这些方法搬到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因此,要种出最好的酿酒葡萄。 就必须是当地的、原始的种子,再配合当地的气候、水源,才能种出最好的葡萄。而在种植葡萄的时候,如果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不仅对葡萄不好,还会影响当地酿酒的水质。导致酿出来的酒不够纯净,而且,非有机酒的亚硫酸盐含量要比有机葡萄酒高出近一半,而亚硫酸盐正是引起酒后头痛的元凶之一。为了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有机葡萄园会引入一些益虫或者植物来驱赶害虫。 世界农业论文:蔬菜立体栽培带你进入神奇世界 第三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已在昌平落下帷幕。作为国际都市型现代农业盛会的总策划――中国农业大学富通公司,除了为这场盛会注入优新奇特的瓜果蔬菜品种之外,还示范了更吸引人眼球的、千奇百怪的、颠覆传统农业种植理念的农业高科技,不仅小编看得目瞪口呆,许多前来游玩的大妈大爷们也赞不绝口,直呼现在的科技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下面,小编就如数家珍地为大家展示一下。 叠碗式栽培 叠碗式立柱栽培设施结构简单,即碗形种植容器串叠而成,碗内灌注基质即可用于种植,柱芯管为直径25.4mm的镀锌钢管,配合给回液管路设施即可。立体栽培设施可用于各种草本蔬菜、花卉的立体栽培。 悬挂气雾培 雾培又称气培,它不用固体基质而是直接将营养液喷雾到植物根系上,供给其所需的营养和氧。悬挂气雾培采用常见的PVC管做栽培容器,将植物栽到管上,茎和叶露在管外,根系悬挂在管内。通过每隔2~3分钟向根系喷营养液几秒钟,为植物生长提供营养。 一茄多果技术 采用嫁接技术,在同一株茄子上嫁接不同品种的茄子,或者在一株茄子上嫁接不同类的蔬菜品种,如辣椒、番茄等,经过特殊的养护,让同一株茄子上结出多种不同的蔬菜果实。 抱柱式栽培 抱柱式立体栽培设施由“1/4圆弧形”种植盒、“1/4圆弧形”连接盒、固定螺丝螺母、内支撑骨架、给回液管路等组成。 螺旋仿生立柱式栽培 螺旋仿生立柱式水培设施由柱体固定装置(底部或顶部)、六瓣型种植盆、配套屉型定植盖、七孔定植盖、水培定植杯、柱体串叠轴管及液位控制小管、供回液管路等组成。 浮板栽培 采用栽培床内设浮板栽培植物,使栽板漂浮在营养液上,为培养湿气根创造丰氧环境。解决水气矛盾,确保停电时肥水供应充足和稳定。 岩棉椰糠复合基质高效栽培 椰糠是椰壳加工后的废料,价格便宜,理化性质优良,性能稳定,可作为蔬菜新型无土栽培基质。岩棉用于蔬菜栽培基质,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利用岩棉作为基质育苗,结合椰糠栽培基质,能避免瓜果类蔬菜栽培过程中伤根,通过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技术,可实现瓜果类蔬菜工厂化生产,达到高效、优质、高产的目的。 倒挂栽培 倒挂栽培是一种新型无土栽培方式,采用基质栽培,适用轻质蔬菜、花卉等的栽培,可用于家庭、观光农业或大规模商业化栽培。倒挂栽培,属于一种空间栽培,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将无土栽培装置悬挂,该无土栽培装置底部开有一个孔,孔的直径不宜过大,因为孔径过大不利于保持基质。 深液流密植栽培技术 属于深液流水培的一种,适宜栽种各种叶菜和部分果菜,水培箱在地面或架子上铺设,安装简单方便,也便于操作。它具有设施建造容易、适应种植的植物种类较多、养分利用率高、对环境污染轻、管理方便等优点。利用深液流栽培的蔬菜生长旺盛,病害少。 竹艺A字架栽培 A字架栽培的一种,A字架式基质栽培使得基质栽培立体化种植得以实现,可根据种苗的大小调节栽培间距,实现“小苗密布,大苗均植”的目的,采收、定值、管道清洗、杀菌消毒均可以进行单管道作业,空间利用率可提升2~3倍。这种栽培模式适用于大部分瓜果蔬菜。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及启示 [提要] 我国是农业大国,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但相比于其他国家,我国农业的科技支撑不足,距农业强国还有一定差距。本文从世界各国角度分析不同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从而可以借鉴到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中,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关键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启示 一、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农业发展阶段和程度也有差异,与此同时,地理自然环境也完全不同。为了匹配本国的实际情况,各国形成了不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纵观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政府农业部门主导类型。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农业部门领导和实施推广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推广人员采用不同的方式和手段,将农业科技传播给基层农业生产者,保障农业生产中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转化。 面积较小的国家只需通过中央政府的农业部门就可以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如希腊、荷兰、英国、挪威、比利时、泰国、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等。面积较大的国家则同时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农业部门才可以完成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我国农业部设立了推广局和推广站,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的领导、管理、组织、实施等工作,同时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部门也设有服务于当地农业发展的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保证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以农业科技研究教育机构为依托类型。许多国家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将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起来,进行统一领导,实现三位一体。在当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国家的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科研选题,注重市场的需求和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性,使得科研成果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和商品化潜质。与此同时,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商品化、资本化等一系列转化的最终目标是形成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支持性政策,促进科研、教育、推广转化三位一体化结合逐步成熟;各国的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也设立机构,进行对农业科技成果的技术咨询、承包和转让等,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转化。 (三)非政府性质的农民组织参与类型。很多国家出现了一些隶属于协会或者宗教的农民组织。英国、法国、丹麦、冰岛、塞内加尔、中国台湾等都存在负责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农民组织。这些农民组织与政府无直接关系,不需接受来自政府的任务,其推广内容和推广项目自行决定,而这些推广的信息更加贴近农民的兴趣,推广的技术可以更容易地被农民掌握。 (四)以大型农业企业为依托类型。很多国家的大型农业企业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工作中做出了很多贡献。例如,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一直在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并且收购了许多种子公司,美国的种子公司已经逐步取代了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所在育种方面的科研和推广工作。以大型农业企业为龙头带动农业科技基地建设和农副产品经营的模式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涌动出现。这些大型农业企业内部设有科研部门,企业投入科研资金,引导科研项目,控制科研进度和科技成果的转化进程,将科研成果产业化并从中获取收益。这样,农业科技成果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重合,避免了从科研到产业化中一系列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失,投资风险也相应变小,是理想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五)农业高科技园带动类型。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农业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出现较多,它以先进的高新技术和农业设施向人们展示创新性的生产模式。农业高科技园区主要包括示范农场、假日农场和农业试验站。农业高科技园区是由政府划出一定区域,由政府推动完成的。农业高科技园区通常坐落于农业科研力量较强且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农业科技成果进行集中研发,形成农业高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和生产基地,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科研效率,并最终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商品化、资产化、产业化,甚至国际化。农业高科技园区通常会有政府的优惠政策,会吸引企业和金融业与之建立合作,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真正走入市场和实际的农业生产中。 二、世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启示 世界各国国情不同,农业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模式。每一种模式兼具优势和适用条件,但都旨在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质量,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转化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而提高和完善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 (一)以市场需求为目标,努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发项目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农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需要根据市场来判断产业化的方向、时机、进度和规模。美国和日本就是抓住了市场需求进行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给本国的农业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美国是一个市场化程度极高的国家,强大的市场意识使得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应用到农业产业的整个过程都精准地抓住了市场需求,使农业科技成果发挥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崛起就是得益于高新技术。在农业方面,对具有市场价值的农业科技成果进行遴选,使得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整个国家也被科技改变了命运。 (二)政府需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政府对农业科技成果的积极措施主要有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两个方面。在资金支持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投资数额高风险大,直接影响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政府应积极加大投资力度,保障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链条。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在农业技术领域有较大的资金投入,也带来了相应的农业发展。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需要利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进行农业产业的宏观调控,加强对农业科技的重视程度。美国和德国都通过法律导向和政策导向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把科研、教育和推广结合起来。科研、教育和推广三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在我国,农业部管理部属的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省政府的农业部门管理省属的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农业行政部门管理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这种状况不利于科研、教育和推广工作的工作衔接,加大了整个过程的人力资本、时间成本和成功风险。政府需要将科研、教育和推广部门紧密衔接起来,将会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步伐。 (四)提高推广人员素质,鼓励人才扩散。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主要来源于科研机构和农业院校,研究人员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但缺乏实践经验,而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主要由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负责,推广人员具有较多的实践经验但无法对科技成果的技术精通。政府需鼓励人才扩散,支持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亲身指导农业生产实践,并且对推广机构的推广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对农业科技成果应用的掌握程度。英国、美国和德国在这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示范。 (五)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风险资本市场。农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投入生产产业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除了政府投入外,还需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供给。尝试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渠道进行融资,推广机构也可以通过有偿服务来解决资金难题。农业科技成果是一项风险性极高的技术资产,若能从风险资本市场融资,不仅解决了资金困难,还会带动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 (六)完善中介机构,多元化组织推广。科技中介机构是连接农业科技成果供给方和需求方的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技中介的基础是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科技创新研究提供支撑性服务,为科技研究主体和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完善实体的中介机构,更要多元化中介形式,比如网络中介平台,等等。通过中介,完成对农业科技成果的价值评估和指导推广工作。 世界农业论文:创造世界奇迹的荷兰农业现代化 荷兰是一个欧洲小国,只有1600万人,国土面积4万平方公里,约为我国江苏省的2/5,农业劳动力约占总就业人口的3%。在20世纪末,荷兰农产品净出口超过美国而高居世界第一。 荷兰农业的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现代化。荷兰农业奇迹的实现,不仅体现在很高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健全的合作组织等等诸多方面,也得力于政府的政策和发展战略。 简要地说,荷兰的农业政策可以归结为3大块:一是投资于人的素质的“人才战略”;二是增强农场生命力的“结构政策”;三是保护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荷兰政府对农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和鼓励创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分散经营的农场主能够形成一种凝聚力,各类产业、企业、产品的优势可以综合成整体竞争优势,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建立高效率的知识创新系统 现代农业高生产率,头等重要的是具有现代技能的农民。提高农场主的整体素质,在荷兰已有上百年的传统。荷兰政策把对“人”的投入放在首位,进行高强度的投入,从而建立起了高素质的农场主群体。这是荷兰政府发展高效农业最重要的战略――“人才战略”。 荷兰的农业知识创新系统,被称为农业发展的基础。国家的全国教育和研究经费占国家总预算的19%(2004年),遥遥领先于其他任何部门,充分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农业相关的科研、推广和教育,由农业、自然及食品质量部(以下简称“农业部”)统一负责;该部向“科学和知识传播”的投入,每年又占全部预算的2/5。荷兰农业研究、推广、教育“三位一体”,给荷兰农业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此外,荷兰还有各种企业、实验站等为主力军的应用性和开发性研究。 早在1876年,荷兰就成立了国家农业学校,把原有的中等农校和研究站改建成国家的农业科学中心,使农业研究始终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在育种和温室技术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荷兰的义务教育始于1901年,所有农民的孩子(包括雇工的,年龄从5岁到16岁,)必须上学,完全免费。中级职业教育分2~4年不等,青年农民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其他工作必须完成这一阶段的学习。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干中学”,学校听课只占10%,主要是与农场主一样地干活,差别只是可以得到辅导老师的帮助而已。一般来说,年轻农民刚工作,手里就握着两张资格证书。农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不但有效地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为部分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其他产业就业打好了扎实的基础。 可以说,通过发展农业科技向农民投资,是国家对农业最有效的支持。 实行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的政策 荷兰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体现在对农业(作为“产业”)的保护(如执行欧盟的价格政策)只是一个方面,而重大意义的是支持“有生命力”的农场,增强农业的活力。这是荷兰农业的“结构政策”。 农场主是荷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形成一种“推力”,促使生产率较低的农民不断流向其他产业。农民离农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动态过程。 荷兰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农业以外各部门转移,导致农场总数的不断减少。荷兰的农业部门是一个有活力、高效率的动态系统。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在“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下,农场数量不断减少,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在1980~1999年,荷兰农场数量从14.5万个减少到10.2万个,同期农产品的净出口值却从44亿多美元上升到142亿多美元,跃居世界第一,大大增强了荷兰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形成高效率的产业链条 荷兰1/4国土处于海平面以下。几个世纪以来,农民都要团结起来抵抗洪水的侵袭。善于团结协作成为荷兰农民的美德。 荷兰农民有一种共识:单个农民的经营规模再大,在市场面前总是渺小的;依靠合作社,分散的家庭农场能够“变小为大”。这种良好的互信关系大大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荷兰学者认为,团结与协商是荷兰“经济秩序的支柱”。 在荷兰农业发展中,农民的合作社和各种协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荷兰的农民合作社主要有:购买投入物的合作社、销售产品的合作社、加工合作社、信贷即荷兰合作银行。因此,农场主可以安心生产,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生产,减少市场风险。合作社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需要扩大经营、做好服务、扩大规模来增强竞争力。例如合作银行,它虽然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公司,但是它仍然以农业为本,是农场主扩大生产的金融后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通过不断改进技术,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荷兰增加农产品出口额的重要“诀窍”。合作社大大免去了农场主寻找客户的麻烦,还能够从企业的销售额中按比例返还利润,增加收入。 荷兰还有许许多多的“行业协会”、“商品协会”等组织,以加强农场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行业协会是横向组织,包括某一部门(如花卉)所有的农场;商品协会是纵向组织,包括在一个生产链中的所有农场和公司,即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零售商。此外,农场主还建立了各种技术性组织,在沟通信息、教育、研究和推广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推行“大进大出”战略 几百年来,荷兰一直以“贸易立国”而闻名于世。荷兰农业的外贸依存度一直比较高,以“大进大出”为特色。荷兰农业是名副其实的“创汇农业”。随便问一个荷兰的农场主,他都明白自己的产品将出口到哪个国家。因此他一开始就能够按照国外客户的要求进行生产。 荷兰进口土地密集型产品,除了面包用小麦等有限的几种外,不是为了直接消费,而是为了确保畜牧业和加工业的需要。各种原料农产品在荷兰经过多次加工(畜禽饲养可以看作对种植业产品的第一次加工)后,附加值大幅度增加,为荷兰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说,企业的目标非常明确:“大进”,就是为了更好地“大出”。 出口依存度高,意味着很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对一个小国来说就更是如此。要避免这种风险,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准确把握世界市场的脉搏,随时信息,指导有关的农场、企业及时进行调整。遍布世界各国的荷兰大使馆农业处(40多个)是进行农产品市场调研的能手。他们为国内的农场、企业及时提供各种商业信息。荷兰各类行业组织、协会等也各显神通,工商企业对参加世界各地的农业展销会、博览会等等也特别踊跃。荷兰出口依存度虽然高,但是它出口的增长却比许多大国还稳定。 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20世纪的大半时间里,荷兰农业的特点是高度集约化,大量施用肥料和农药。但是在20世纪下半叶,人们对自然、环境、食物安全表现出空前的关注。随着欧洲农业政策的变化,环境政策对荷兰农业的影响日益凸显了出来。根据欧洲环境立法的要求,荷兰加强了对农用地肥料用量、牲畜排泄物数量的控制。1989年,荷兰农业部等4个部联合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计划”,要求从结构调整、总量控制、畜粪排放处理3方面控制对环境的破坏,并且通过筹措资金和设立新的税种两个方面来保证计划的实现。 国家通过立法、政府计划和税收等强化了对环境的保护。除了把土地划分为农用(绿色用地)和“非农用”(红色)外,制订了农业生产方面的重点政策:控制农用化学品(化肥、农药)的使用,防止水体和土壤污染;加强厩肥的无害化处理,控制氨、磷的释放量;促使不宜农作的土地退耕,改作自然保护或户外娱乐活动的场所;建立由核心地区、自然开发区和生态走廊组成的国家生态网,保护野生动植物等。国家实行了相应的税收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未来的企业”为发展目标,开征与环境有关的税种,如“燃料税”和“过量肥料税”,同时鼓励发展可持续的生产体系、动物福利和从事“绿色”的经济活动。环境政策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准绳,生产者及产销各环节都要在市场上通过环境质量认定(如“生态产品”或类似的认证)显示自己的特色,以提高其产品的身价。 与此同时,国家投资的“围海造田”也被终止。在1970年以前已经形成的大片“圩田”,基础设施良好,土地平整,国家通过竞标选拔合格的中青年农场主,让他们来经营这些圩田。其他湿地不再开垦,供水生动物栖息、繁衍,保持自然原貌,供人们休闲、娱乐,使人和自然和谐共处。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各国的有机农业 全球约有140多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有机农业,全球有机耕作面积占农业生产面积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列支敦士登(17%),第二位是澳大利亚(11.3%),中国仅为0.06%。虽然我国有机食品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 美国――科技挂帅 据统计,每4个美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会购买有机产品,即使有机食品比普通食品要贵得多。为了研究出新的、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有机农场主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资源和时间,美国大部分的有机农场都投入了很高的科技研究成本。美国还成立了农业调研服务组织(AgriCllltur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ARS),它的最主要任务是研究更科学的有机种养方法,帮助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关于农场的科技问题。美国的农场主们只要付钱给专门的农场顾问公司就可以了。田里应该留些什么草、养些什么虫,根据农场的情况要深耕还是浅耕,顾问公司都会在调查研究后给出答案。虽然有机农业成本昂贵,但是为了广阔的市场前景、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美国农民乐此不疲。 印度――回归原始种植 直到印度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农民才知道什么是化学肥料,在此之前,无论是杀虫剂还是肥料,他们都是从动植物身上取得的。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殖民政府发起了“绿色革命”,大量引入经过基因改良的种子、化肥、化学农药。化学农业带来的恶果,让现在的印度农民和消费者都渴望回归到有机农业时代。和欧美发达国家提倡的开发、利用新科技进行有机种养的方式不同,印度对于有机农业的概念就是――复古,他们用牛粪,用原始的种子,不用化学驱虫剂。 英国――王子示范 英国查尔斯王子是有机农业的支持者。1986年,查尔斯将自己的农场“公爵之家农场”(Duchv Home Farm)从普通农场改成有机农场,亲身示范有机农场在环保和商业上双赢的可能性。20年过去了,查尔斯的农场运作十分成功,为英国的农业有机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农场是商业经营的,并推出了“公爵原作”一牌系列食品。农场出产的蔬菜也对外出售,而农场的有机羊肉就会供应伦敦著名的丽池大酒店(Ritz)。如今,农场每年的盈利约100万英镑,均全数捐给慈善团体。除此之外,查尔斯本人还是“珍稀品种留存信托”(Patron of the Rare Breeds Survival Trust)的赞助人,很多英国农民舍弃的物种,在查尔斯眼中都是宝贝。有时,查尔斯甚至让农场专门开出一小块地来种植一些市面上不售卖的品种,只为保留这个物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基因。 土耳其――有机出口 土耳其气候的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让它成为农产品出口大国之一。近年来,土耳其从事有机农业的农民越来越多,为了得到国际市场的承认,土耳其的有机农场都按照出口国的标准来进行生产认证,为了获得稳定的客源,土耳其的出口商严格按照出口国的法律和市场法规、市场要求办事。这都让土耳其的有机食品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的形象。2007年,土耳其有机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包括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荷兰、德国、意大利等。而土耳其农产品在瑞士、美国、比利时、瑞典、日本、韩国等国的市场份额,也在进一步扩大。 意大利――葡萄也有机 在有机食品越来越风行的欧洲,葡萄酒的有机化也开始流行起来。其中,意大利的有机葡萄园种植面积是全欧洲最大的,足有3.4万公顷,几乎是整个欧洲有机葡萄园面积的一半。钟情有机葡萄酒的欧洲人相信,酿酒的方法不是决定葡萄酒好坏的最重要因素,因为酿酒的方法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当这些方法搬到其他地方就行不通了。因此,要种出最好的酿酒葡萄,就必须是当地的、原始的种子,再配合当地的气候、水源,才能种出最好的葡萄。而在种植葡萄的时候,如果使用化肥和化学杀虫剂,不仅对葡萄不好,还会影响当地酿酒的水质。导致酿出来的酒不够纯净,而且,非有机酒的亚硫酸盐含量要比有机葡萄酒高出近一半,而亚硫酸盐正是引起酒后头痛的元凶之一。为了避免使用化学杀虫剂,有机葡萄园会引入一些益虫或者植物来驱赶害虫。 世界农业论文:比尔·盖茨:中国农业创新可为世界做出贡献 2月12日,比尔・盖茨在墨西哥接受专访时表示,2008年开始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培育绿色超级稻,盖茨基金会提供为期三年,1 800万美元的资金,改良中国的“绿色超级稻”并引入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这个项目若顺利推行,非洲的农业产量将翻番,”盖茨说,“我们希望在中国国内的项目和中国创新对世界的贡献中寻得平衡……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三方的合作――贫困国家,中国和我们――但我们有信心将其顺利推进。” 盖茨认为,尽快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经历了绿色革命,农作物产量得到较大提高,但农业仍面临种种问题:对种子改良的研究投入仍然不够,农作物产量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的农产品病虫害出现,全球变暖影响下旱灾日益频繁,而绿色革命中化肥的大量使用污染了土地,影响了土地产出的可持续性等等。 全世界70%的最贫困人口是拥有小块田地的农民,而在提高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努力中,比尔・盖茨认为中国的经验和创新可以为世界所用。盖茨基金会对农业项目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从每年3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5亿美元左右。捐赠受益人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亚,大部分是为从事小规模(2公亩以下)生产的贫困农民。“贫穷国家缺乏大型农场,农民也没有资金来购买机械。幸运的是,(借助改良种子)大部分主食农作物即使在小块农田中也能获得高产,并不需要依赖机械化,”盖茨说,“世界上许多工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采用正确的考量方法,或是对结果进行考量的投入不足。” “要提高慈善组织的效率,首先应当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对达到目标各个步骤所取得结果的考量标准,”盖茨说。“与企业相比,政府和慈善组织面临共同的挑战,都没有基于盈利能力的直接反馈机制来决定如何分配资源。但很多事情唯有慈善能做,商业部门做不到,甚至政府也做不到。” 世界农业论文:树立世界眼光 推动贵州农业 由14个县(特区)党委书记和省直相关部门的同志共l8人组成的贵州省贫困县主要领导现代科技农业管理赴欧洲培训班,已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学习归来,我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在基本了解了欧盟各个时期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发展现状,以及扶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措施和效果后,我们更加明晰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优势和长处、更加找准了自身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差距、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明确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我省是一个欠发达、欠开发的山区农业省份,尚处在工业化初期,城镇化率仅为28%,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加快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推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最紧迫、最现实的任务。 结合实际 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比利时北部及荷兰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农产品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按定单生产,实行产供销一体化。荷兰仅4.3万平方公里土地,花卉出口就居世界第一,占世界出口量的60%,同时又是世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 我省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和立体型气候的组合优势,对于发展立体型生态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立足自身的比较优势,科学编制发展规划,下大力抓好特色主导产业,推动生态农业快速发展: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规模化生产为抓手、以产业经营为方向,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生态农业;以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以工业手段发展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大力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帮助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尤其对科技含量高、辐射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要实行一厂一策、精细化服务,着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培育壮大“永远不走”的经纪人队伍和农产品生产、营销大户,使其成为调整农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一体化经营的重要组织载体;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拓宽销售渠道,大力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增强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着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依靠科技、加大投入。通过对西欧现代农业的考察,我们感到,农业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依存度正在提高,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主的传统要素投入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资本和技术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正在增大。我们要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前提下加大支农资金的整合力度,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注意引导农户、企业和科研院校通过股份合作、要素重组、资本聚合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建立集科研、教学、生产于一体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加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应用力度,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增强环保服务意识 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在培训考察中,让每一位学员感受强烈的是,无论是欧盟还是比利时的官员、专家或农民都具有强烈的环保意识。尽管是冬天,每个地方都没有裸露在外的土地,到处绿草成荫,全面实现了“绿色过冬”。更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各级政府和社会服务组织都有强烈的服务意识,生态农业的推广既没有通过行政手段硬压,也不是仅靠经济刺激拉动,主要还是靠试点示范、服务引领,从而推动了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最佳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农民收入,稳定了农产品市场。培训班到每个单位和部门学习考察,他们不搞迎送,直入主题,接待方式简单又不失礼节。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让科学发展的思想深入人心,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推动科学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引导群众自觉珍惜环境、爱护环境。进一步加强宗旨教育,使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转变工作方式,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为老百姓排忧解难。 加强对外交流 推动“三农”工作 领导干部对外考察学习是借鉴先进经验、培养创新思维、树立世界眼光的重要形式。集中组织领导干部到发达地区培训学习,是省委组织部多年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办法。尤其是本次组团培训,让我们超脱于繁琐的工作事务,静下心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地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经验,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发展条件分析研究发展现代农业问题,使培训更加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建议今后继续多渠道、多形式地组织县委书记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促使其更加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开放的态度、先进的理念、务实的作风着力解决好“三农”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生态农业发展趋势 生态农业最早于1924年在欧洲兴起,20世纪30~40年代在瑞士、英国和日本等国得到发展。它是指在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下,总结吸收各种农业生产方式的成功经验,以生态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在特定区域内所形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农业。 在国外,生态农业又称自然农业、有机农业和生物农业,其生产的食品称为自然食品、有机食品或生态食品。尽管各国对生态产品的叫法不同,但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现状 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许多农场转向生态耕作,70年代末东南亚地区开始研究生态农业。至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开始补贴支持生态农业,生态农业用地面积具有一定规模,其产品产值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生态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生态农业发展最快的是欧盟,1986年~1996年欧盟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生态食品和饮料销售额从1997年的52.5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95.5亿美元。截止2009年,全球162个国家开始或已经开始发展生态农业,预计2009年~2020年,全球生态农业生产面积将占农业生产面积的20%~35%。 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统计,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农地种植用地面积共计3200万公顷。其中澳大利亚生态农地面积最大,拥有600万公顷,占世界总生态用地面积的19%;中国约有450万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其次是意大利和美国,分别有145万公顷和138万公顷。若从生态农地占农业用地面积的比例来看,欧洲国家普遍较高。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生态农地面积较小。 据有关方面估算,截止2009年,全球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已经达到625亿美元,欧洲自产的生态食品早已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因此欧洲越来越多地从阿根廷、南非和中国进口生态食品。同时,除德国外,欧洲生态食品消费较多的国家还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士、丹麦和意大利,产品种类包括作物产品、奶制品、肉类、水果等。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趋势 1.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导模式。随着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生态农业得到广大消费者、政府和经营企业的一致认可,消费生态食品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时尚。尽管生态食品的价格比一般食品贵,但在西欧、美国等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国家仍然受到人们的青睐,不少工业发达国家对生态食品的需求量大大超过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随着世界生态农业产品需求的逐年增多和市场全球化的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21世纪世界农业的主流和发展方向。 2.生态农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的共同响应,生态农业作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一种实践模式和一支重要力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预计在未来几年其规模和速度将不断加强,并将进入产业化发展时期。预计2009年~2020年,许多国家生态食品的市场增长率将为30%~65%。 3.生态农业的生产和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国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与环境技术贸易相关的绿色壁垒日趋森严,尤其是对与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有关的环保技术和产品卫生安全标准要求更加严格,食品的生产方式、技术标准、认证管理等延伸扩展性附加条件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将产生重要影响。这就要求生态农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必须经过权威机构按照通行的标准加以认证。国际标准化委员会(1SO)已制定的环境国际标准ISO14000,与ISO9000一起作为世界贸易标准。绿色壁垒虽然在短期内对各国的贸易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也促使各国不断提高和统一农产品质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世界生态农业的协调发展。 4.各国生态食品的标准及认证体系将进一步统一。国际生态农业和生态农产品的法规与管理体系分为联合国层次、国际非政府组织层次、国家层次3个层次,联合国层次目前尚属建议性标准。在2009年~2020年,随着生态农业的不断发展,这3个层次之间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将彼此协调统一,逐步融合成一个国际化的生态食品标准和认证体系,各国间将逐渐消除贸易歧视,削弱和淡化因标准歧视所引起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争端。 5.各国将进一步增加在生态食品科研和开发的投入。先进的农业技术是生态农业的坚强后盾,生态食品的发展将促使各国增加生态农业开发方面的投入,更加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推广。随着生态食品生产技术研究的纵深发展,以“培育健康的土地,生产健康的动植物,为人类提供安全的食物”为理念的生态农业理论基础将更加巩固,生态农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天然食品及饲料添加剂、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生产资料的研制、应用和推广等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生态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技术问题将逐渐被解决。 世界生态农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宣传教育,调动农民进行生态农业建设的积极性。农民是生态农业建设的主力军,中国农民和涉农人员环保意识还较淡薄、对生态农业认识不足,这是限制生态农业发展的首要障碍。多形式、多层面、全方位宣传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意义,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和积极参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农业的良好氛围。 2.加强对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投入。我国政府应加快制定并完善有关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法规、法律等,加强对生态农业的政策支持和投入力度。借鉴国外的做法,可以成立专门基金,采用财政补贴政策,还可以运用产业倾斜政策,加强对环境产业的倾斜力度,对经营生态农业的企业减征或免征增值税。 3.加强生态农业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中国生态农业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技术体系,但这一体系基本是对以往技术的整合。中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通过调整技术对策并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生态农业核心技术体系,并且在广大农村积极推广和应用。 4.高效利用土地,防止耕地流失和污染。针对我国耕地、牧场、森林锐减,土壤退化、污染等情况,要禁止乱砍滥伐、过度放牧、盲目开垦等,同时严格控制对耕地的非农占用,还要改变过去简单粗放的耕作方法,综合高效地使用土地。 5.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合理使用。首先,要节约用水、综合用水。在灌溉方面,采取喷灌、微灌、滴灌、渗灌等方法;其次,收集、贮藏雨水、雪水,用于灌溉;另外,洁净水源,减少水体污染。有些地方的农村缺水,并不是没有水源,而是水源被严重污染了,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灌溉。 6.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和生态农业的环境监测体系。当前农产品质量检测方面仍比较混乱,造成市场上各种产品鱼目混珠,生态农产品价值没有得到真正体现。我国应成立各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开展农产品质量检测,建立农产品市场准入制,以保护生态农产品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7.加快我国生态农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建设。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由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和产品标准3部分组成,我国虽已形成不少相关的技术体系,但还有少数尚未标准化,制约着中国生态农产品的国际化。我国应根据生态农业发展的需要,参照国际标准制定生态农业标准化体系,使中国生态农产品与国内外市场有良好的接口,以促进中国生态农产品市场化和国际化,提高中国生态农业国际竞争力。 8.培育和健全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运作机制。我国应从降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入手,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经营组织作用,建立收购、加工、销售网络,合理扩大企业经营规模、降低单位成本,通过优质的市场服务,增加消费者的质量信任感,以赢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9.大力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必然要走农业产业化之路,因此我国应积极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多种经营模式、多种生产类型、多层次的农业经济结构,引导集约化生产和农村适度规模经营,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牧渔、种养加、贸工农有机结合,构建一、二、三产业的有效连接以及各产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科学链接,形成产加销一体化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生态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和规模化,逐步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经营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模式,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生态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变迁 提要农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和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然过程。本文着力分析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从半机械化道路到石油农业道路再到生态农业道路的变迁,强调科学技术和正式制度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半机械化农业;石油农业;生态农业 农业并不是由始以来就进入了现代化阶段,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才逐步迈向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工业革命以前的农业发展缓慢,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方式单一,科技含量几乎不存在。而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农业在国民经济地位中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运用各种手段在本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来改造和发展农业。纵观整个世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主要经历了半机械化道路、石油农业道路和生态农业道路。 一、半机械化道路(工业革命:20世纪初) 18世纪下半叶,随着蒸汽机的出现工业革命爆发,科学技术开始突破和发展,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工业发展的推动下逐渐发生着变化,开始产生了新的农业生产工具、新的农业技术手段、新的管理制度等,农业逐步走向半机械化道路。之所以为半机械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农业各方面较工业革命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农用工具开始使用机械生产力,科技逐步与农业相结合,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当时科技的局限性,生产工具仍然较为简单落后,科研活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农业发展仍然缓慢。因此,农业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大发展,无法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 以美国为例,美国自独立后颁布了“宅地法”,这一法令使美国兴建起大量的农场,农民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加剧了地多人少的局面。劳动力不足和科技尚不发达的现状迫使农民不得不使用畜力来代替人力进行劳作,马拉或牛拉的农用工具逐渐代替了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南北战争时期,农产品需求增加、市场扩大,由于伤亡、参战、转业等导致农业劳动力的大幅度下降,人地矛盾更加显著。为了缓解这一压力,美国逐步开始使用蒸汽拖拉机进行耕作,使劳动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高。美国还积极设立了农业部、农业研究所等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资料、良种的搜集、分配和推广,研究农作物种植和动物疾病,进行农业化学实验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为了提高地力、提高产出,在农业革命中成功地用轮栽制度替代了三圃制,形成了最初具有集约型和综合性的科学管理制度。“轮栽制因废除休闲而扩大了耕地,加重豆科牧草而提高了地力;种植的豆科优质牧草和块根作物能为家畜提供优质饲料,使放牧有可能变为舍饲;而收集的厩肥又施用于耕地,保持土壤肥力,使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得到强化。”这种循环经济管理制度在当时是一大突破。在这一时期,日本也逐步开始了对传统农业的改造。1898年日本颁布了《肥料管理法》,鼓励推广使用化肥,并不断提高化肥的数量及质量。与此同时,日本也开始使用一些较为粗质的农业机械,在短期内提高了地力,增加了土地单位面积产量。 半机械化的农业在一定时期内适应了社会与人类的要求,但随着人口的逐年增加、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半机械化的农业由于缺乏科技的推动发展缓慢,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的要求。 二、石油农业道路(20世纪初至20世纪九十年代) 在社会对农产品、农民对高收入双重需求的推动下,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成为了农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目标。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机械化来支撑,因此出现了高耗能、高污染的石油农业。石油农业是指以非生命物质能源(石油)为原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出机械、化肥、农药等石化农用产品,大量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从而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实行石油农业生产模式的典型代表国家有美国和日本。美国地广人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提高劳动效率,美国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大量使用拖拉机、收割机、卡车等机械进行规模性生产,还不断改进机械设备,如拖拉机由原来的蒸汽式改进为柴油式。1920~1990年美国的拖拉机数量增加了18倍,农用卡车增加了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增加了165倍,玉米收获机增加了67倍。这一时期,美国积极鼓励发展科研活动,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运用。192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珀内尔法”,提出增加对州农业试验站的拨款,1935年又通过“班克黑德―琼斯法”,规定建立地区农业实验室,并规定提供研究经费。美国还利用先进的化学等科学技术,研究并大量使用肥料及农药,以提高土地产出率。1990年美国化肥的使用量为1946年的6.1倍。日本作为科技强国也快速步入了石油农业阶段,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由于人均占地面积狭小,无法利用大型机械进行规模性操作,则更多地依赖高新的科学技术来摆脱土地稀缺的束缚。这一时期,日本大力创新化学化工技术学,广泛使用化学制剂及药物等。20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成为了世界上使用化肥的大国,其品种多、数量大。为消除大量施用化肥而导致的严重病虫害,日本大量使用农药,尤其在果树和菜地的农药使用量上日本占世界之首。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日本农业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就农产品自身而言,不仅营养成分,而且产量也有所下降,同时农药残留毒素等给民生也带来了明显的威胁。 虽然石化农用产品的大量使用,使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得到了显著提高,但是它也大大提高了农产品成本,并且造成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因此,发展石油农业并非长久之计,这一农业模式必将被新的模式所代替。 三、生态农业道路(20世纪末至今) 近年来,由于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破坏,人们逐渐意识到石油农业所带来的严重危害性。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科学技术发展较前期更加突出,创新的高新生物科技逐渐在农业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利用新型科技发展生态农业已成为历史的必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借助高新的生物、化学、水利等科学技术,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生产率,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农业最初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各国更是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生态农业。在1986~1996的10年间欧洲国家生态农地面积年增长率达到30%。在政策方面,欧盟于1991年6月颁布了《关于生态农业及相应农产品生产的规定》,该规定以“国际生态农业协会”标准为依据,对生态农产品的质量进行严格管控。其中,德国是欧洲发展生态农业较为典型的国家。德国在发展生态农业初期就成立了生态农业协会,规定了较高的生态农业标准并加大力度监督生态产品的生产及销售。此后,又成立了生态农业促进联合会,推动生态农业的科研、生产及推广。德国为控制化学肥料的使用还颁布了“施肥令”,对化学肥料的使用进行了规定,并提倡用有机肥和绿肥替代化肥和农药。为保持土壤的肥力,德国采用了轮作制、秸秆还田、种植蓿苜等方法。此外,德国通过成立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给予专项拨款等手段,大力开发并推广可以用来生产矿物能源和提炼化工原料替代品的“工业作物”,如油菜籽、马铃薯、玉米等,以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环境的破坏。 美国农业经过大量使用农机、农药、化肥的石油农业时代,土地肥力急剧下降,农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此,美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生态改革。1985年美国颁布《土壤保护计划》,积极鼓励农户开展退耕还林,保护易流失水土,并对退耕还林、还草的农户实行补贴。美国政府对农药的使用也进行的了严格规定,要求农户必须经过培训掌握农药的合理使用方法后,到相关机构领取农药使用证才可以使用农药,并大力提倡使用残留期短、危害性小的化学药物,鼓励采用生物防治手段替代化学药物。同时,美国还对生产、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者,以课税的方式对其进行监管。 日本的生态农业发展相对较晚,它是以减少农田盐碱化,降低农药、化肥污染,提高农产品品质安全为重心的环境保全型生态农业。为在农业方面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1994年的《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基本方案》、1995年的《地域环境保全型农业推进方针》、1999年的《有机农业法》、《持续农业法》、《新肥料管理法》,以及2003年的《农药残留规则》、《农地管理法》等。同时,日本大力研究开发低危害、低残留农药,推广实施先进的施肥方式,从而有效减轻环境负担。 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变迁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科学技术在改造传统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的建立对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有积极的影响。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世界农业论文:世界农业发展趋势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摘要: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结合世界现代农业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发展模式。 关键词:现代农业;发展经验;发展趋势;战略选择 农业是关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振兴的基础产业,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会改变。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古到今都毫无例外地重视农业发展(刘志澄,2007)。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的五条道路之一。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背景之下,学习和借鉴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强力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发展经验与发展趋势 (一)现代农业及其基本特征 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将农业发展过程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刘志澄,2007)。但也有学者又将现代农业进一步分为近代农业和现代农业两个阶段。这就是说,现代农业是在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一个农业发展阶段。 现代农业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农业的内涵不尽相同(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21世纪的现代农业,在形式和内容上均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有很大不同。当前的现代农业,是以现展理念为指导,以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为目标,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物资装备为支撑,农、工、贸和产、供、销相衔接的、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的高效产业体系。现代农业内涵丰富,不再仅仅局限于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而是拓展到了生产资料和食品加工等第二产业以及技术和信息服务等第三产业。它主要包括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环节:一是产前环节,如种子、饲料、化肥、农药、农膜、水利、农机、燃料等领域;二是产中环节,如种植业的种植一收获、畜牧业的育雏一出栏、水产业的养殖一捕捞,以及林业的培育一采伐等过程;三是产后环节,如农产品收集、加工、食品工业、包装、储运、营销(包括进出口)等领域(刘志澄,2007)。 农业现代化实现以后,基础设施如水利、能源以及道路、市场等得到改善,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显著提高,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和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低于15%和40%,城乡发展协调。深入的分析认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夏敬源,2007;王志学、信乃诠,2004):(1)科学化。即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如良种、化肥、农药、除草剂,以及先进的栽培、养殖技术(包括生物工程技术)等,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先导和带动作用。(2)产业化和规模化。农业生产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生产手段实现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智能化,通过高投入,实现高产出。(3)市场化(商品化)。以市场为导向,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随着农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农产品国际贸易空前活跃,农产品商品率大大提高。(4)社会化。通过产前、产中和产后部门密切配合,农民组织结构得到优化,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逐渐消弭,农村与城市发展协调。(5)多功能化。现代农业的功能具有多元性,除了供给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外,还具有观光休闲、文明传承、生态保护、教育等功能。(6)生态化。强调节约农业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强调环境保护,维持良好的农业生态环境。 (二)世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 截止目前,占世界总耕地面积46%、总人口24%的工业化国家,已步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并根据各自的特殊国情,完善和发展了本国的现代农业体系。资料表明,不同农业发达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可分为三种类型:劳动节约型、土地节约型和综合性技术进步型。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农业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劳动力短缺,但具有资金优势,其现代农业发展以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以农立国,以农兴国,始终保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2)实行规模化经营,并充分利用工业技术和资金优势,提高劳动生产率。(3)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养殖技术、环境控制技术等支撑农业发展。(4)农业服务社会化。(5)农产品高度商品化,出口份额通常在40%以上。 荷兰、日本、比利时等耕地资源短缺,人多地少,劳动力昂贵,主要通过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以发展现代农业(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主要有:(1)根据资源特点,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发展花卉业、蔬菜业、畜牧业等。(2)发展设施农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实行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3)以科技创新弥补资源短缺之不足,立足于自主创新。(4)发展创汇农业,实现国际化经营。(5)完善农业和农民合作组织,社会化涉农服务。 德国、法国和英国等耕地资源不足,人口稀少,在雄厚的工业和技术基础上,现代农业走机械化和高科技的综合发展之路,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戴小枫、边全乐、付长亮,2007;张晓群,2007)。其发展经验主要有:(1)高度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倡和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2)促进农户规模升级,逐步扩大经营规模。(3)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大。(4)建立多元化、社会化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和技术服务体系。(5)建立完备的农民教育与培训体系。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条件等存在着差异,所采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道路也不尽相同,但有不少发展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 (三)世界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现代农业肇始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完成由传统农业或近代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通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目前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级的阶段。在21世纪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时代,世界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主要发展趋势。 1、农业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农业从弱质产业向强势产业转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农业国家尤其重视发展的可持续化(冯海发,2004;Bergstrom,L.,B.T.Bowman and J.T.Sims,2005),即重视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以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业发展的观念逐渐转变为利用资源与保护环境并重。 2、高新科学技术对农业的支撑和助推作用越来越显著, 农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现代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高科技,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80%。在未来一个时期,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现代农业发生深刻变化,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农业自控化、智能化和数字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农事操作将更加标准、科学和高效(徐金强,2006;冯海发,2004)。 3、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经营越来越产业化、一体化和社会化。通过增加投入、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装备、强化组织管理等,集约化的现代农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徐金强,2006)。同时,农户在广泛参与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的基础上,运用产业化方式经营农业(徐金强,2006);通过专业协会、生产合作社等不同形式,实现农业服务的社会化。农业与其他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即农业与其他业(尤其是工业)形成相互关联的、一体化的经营体系(冯海发,2004)。 4、生产趋于标准化,质量走向安全化。现代农业要求对产品的生产、加工、贮藏、运输、销售等全过程实行标准化管理(徐金强,2006;张凯,2007)。农产品卫生质量逐渐变为市场竞争的一个要素,人们对食品卫生质量的要求(高品质、无公害)越来越高。 5、交融于世界经济循环,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国际化,农业品牌竞争白热化。不同国家都在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农产品贸易正朝着自由化、国际化方向发展(徐金强,2006;张凯,2007)。而白热化的农业品牌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间品牌的竞争。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产品竞争,产品竞争的实质是品牌的竞争,而品牌竞争的根本是质量竞争。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从整体上说,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程度还比较低,处于现代农业的初级发展阶段,农业尚是一个弱质产业,农村还是弱质区域。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截止到2006年底,我国农村人口为7.37亿,占总人口的56.09%,粮食产量为49746万吨,农业GDP只占GDP总量的11.8%。 (一)中国农业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近30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毋庸置疑,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农民稳定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依然滞后。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突出问题和矛盾主要有以下一些。 1、耕地和水等农业自然资源紧缺、利用效率低下,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我国耕地、水资源、能源等自然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和水资源分别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g)(刘志澄,2007;陈锡文,2007;Demirbas,A.H.andI.Demirbas,2007)且分布不均,刚性的资源性矛盾制约着现代农业发展。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17公顷,而美国则高达28,7公顷,英国、法国和德国也达6~10公顷。与此同时,有限耕地的质量退化,水土流失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资源浪费严重(杜青林,2006),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以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耕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不足的不利局面将日趋严峻。 2、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设施配套性差,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近些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增加农业投入上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并付诸实施,但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资金投入不足,金融支持力度不够,致使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不配套,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万福民,2007),每年因自然灾害损失的粮食就超过350亿公斤(陈锡文,2007)。 3、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低,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低。目前我国的科技研发体系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先进、实用的科研成果少,缺乏像玉米杂交种、杂交水稻、转基因抗虫棉、禽流感疫苗、地膜覆盖等具有广泛应用范围的先进技术。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落后,缺乏有效的推广网络和专业型的农技人员,农业技术利用率低,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有资料指出,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贡献率只有48%,科研成果转化率只有30%,分别比发达国家低约30和40个百分点(周琳琅,2007)。 4,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程度低。我国农业经营规模微小,与农业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户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0.55公顷,而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则为177公顷(2004)。同时,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徐金强,2006;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农业产业链短,农产品加工增值率低于40%,而农业发达国家则在80%以上。至于农业标准化,我国目前则更是处在探索阶段(孙梅花,2007)。 5、农民整体上的科技、文化素质低,组织化程度低。我国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低(周琳琅,2007)。2005年,全国5.04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4.10%,其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87%(陈锡文,2007)。因此,农业生产者对科技、文化的吸收与接受的能力低下。另一方面,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不同形式的专业合作社尚处于发展中(周琳琅,2007;孙梅花,2007)。 6、农村经济不振,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由于工农业贸易条件对农业不利,加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因而农产品价格低迷,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增长,因而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微,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杜青林,2006;万福民,2007),农村经济不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二)中国农业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必须立足于国际视野,置身于世界经济大潮之中,才能谋求较快发展。根据我国人多地少、农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现实和突出存在的农业发展制约因素,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选择综合性技术进步型道路,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张晓群,2007)。也就是说,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只能是创新观念,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积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陈锡文,2007)。 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对现代农业的认识和实践一直在不断的深化和发展中。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把现代农业理解为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和水利化等;改革开放以后,则理解为科学化、集约化、商品化和社会化等。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建设现代农业作为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之一,极大地鼓舞和推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解决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促进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我国农业的历史性跨越,这是历史的必然(简伟秀、郭兰平,2006)。然而,当前我国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任务艰巨。尤其是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鉴于此,我们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趋势,用全新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争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实现农业技术装备、生产手段、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新格局。 世界农业论文:农业领域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影响探析 摘 要:自战后初期开始,美国率先打响粮食霸权争夺战,利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企图以粮食为武器,步步为营,攫取粮食霸权,进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认识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影响解析美国在农业领域的野心,对中国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权力转移;美国粮食战略;粮食安全 1 关于农业领域权力转移 权力是分析国家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基点。权力转移是评估世界转型的起点。经济、政治、军事、技术、文化、观念等均是权力的核心要素,这些权力要素的重要性均不可低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某些权力要素的价值更加突出,尤其是技术要素和“软权力”要素,当这些要素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时,即发生权力转移,世界也随之转型。 耕地、淡水、人口等传统因素和粮食霸权、生物燃料迅猛发展等非传统因素是权力的核心要素,权力转移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在影响世界粮食安全的这些要素中,非传统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权力从传统因素向非传统因素转移,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关注世界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领悟未来国际社会非传统因素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影响,对综合分析世界粮食安全走势和环境,提出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至关重要。 2 粮食霸权争夺战――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以美国为例,为争夺粮食霸权,美国粮食战略步步为营。 2.1 战后初期美国为日后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创造条件 美国在战后初期凭借雄厚的经济、军事优势和核垄断地位,企图建立“美国治下的和平”,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声称要承担“领导世界”的担子,“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为此,美国由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过渡,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 二战后期,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性战争的倾向受到遏制,诉诸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传统方式受到质疑,谋取世界力量中心地位野心的实现方式改变了轨道――依靠经济力量比军事力量更可靠。在美国与苏联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中,欧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谁控制了西欧,就意味着谁赢得了世界的领导权。为此,战后初期保持核垄断地位的美国,一方面将西欧国家纳入其利益轨道,为其提供核保护伞;另一方面,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迫使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有利于美国农业资本和农产品的输出,客观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和贸易壁垒,为后来西欧国家采取共同农业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美国通过有条件地援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经济扩张,保证美国对原料的需求。这样,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第四点计划,美国对西欧和亚非拉进行经济扩张,为日后美国推行扩张性粮食战略,垄断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市场创造了条件。 2.2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将国家安全战略重点转向控制石油和粮食 20世纪70年代,在由西欧的独立倾向所带动的西方阵营内部分化、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后,美国元气大伤,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比重已由1948年的54.6%降至1970年的37.8%,黄金外汇储备,由1950年的49.6%降为1970年的15.5%,出口贸易从1948年的32%降至1970年的15.2%。与此同时,西欧、日本的经济力量相对上升,促使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伴随国际金融体系在70年代初受到了巨大冲击,发展中国家石油斗争引发能源危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经济条件恶化,美国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尼克松上台伊始,即调整美国对外政策,战略重点由扩张武器市场转向控制粮食和石油市场。1973年世界粮食危机为美国推行新粮食政策提供了机遇。 据资料显示,在20世纪的这场粮食危机中,美国的六家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粮食库存的95%,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贬值和蓄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能力,美国享受自身高效农业市场带来的硕果,以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供应国的身份,控制粮食供应和价格。就这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心调整为粮食和石油,一生践行“均势”理论的现实政治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的一句话非常具有代表性“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 2.3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其扩张性粮食战略定型 从里根政府开始,政府极力支持应用生物技术的农业综合企业,因此,大量农业综合企业大力发展转基因植物、家畜和基于转基因技术的兽药,这样,人被置于同实验用小白鼠相同的地位,可以为了推行“商业化农业”的需要随意进行试验。而负责人民健康和安全的美国政府沦为以农业综合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附庸,威胁到粮食安全。 尽管许多科学家都对高技术农业技术的安全性提出质疑,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等幌子下,一意孤行地支持商业化农业和“绿色革命”,以及最终的基因革命,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为代价,将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绑上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战车,实现粮食霸权,形成扩张性粮食战略,即以粮食为武器,掠夺世界粮食市场主导权,控制粮食生产和贸易,服务于美国的国家战略,对各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3 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用生物燃料缓解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危机的贡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美国等国是积极寻求替代能源的排头兵,是生物燃料持积极态度的倡导者。 随着全球能源供求关系紧张,特别是石油供应趋紧、价格不断攀升,以粮食等为原料发展生物燃料的尝试迅速兴起。一些国家宣传,发展生物能源是为了保障本国能源安全。然而事实证明,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能源安全的贡献是有限的,更遑论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 以美国为例,据美国能源部的《2008年度能源展望》显示,生物燃料的开发利用对于降低美国对海外能源依赖作用不应高估。另据2006年7月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名为《生物燃料的虚假希望》指出,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不是满足美国对交通燃料需求的长期可行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美国采取大幅度补贴政策,刺激乙醇燃料生产发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能源安全,可是却给世界粮食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为生产乙醇燃料需要大量的耕地和玉米,这必然造成玉米供求关系紧张,带动玉米价格上涨,同时由于玉米在农产品中的特殊地位,它既与其它粮食作物具有很强的价格相关性,又是重要的畜牧养殖饲料,它的价格上涨必然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涨。因此,美国的生物燃料计划将随对玉米需求的增加,拉动世界农产品价格重心不断上扬。 为什么乙醇燃料对美国的能源贡献如此有限,美国还要大力支持生物燃料计划呢?美国是粮食生产大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居世界前列,粮食出口量在世界粮食出口量中居主要地位。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相当重视国家的粮食安全,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的稳定供给,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即是重要措施之一。美国对本国农业的巨额农业补贴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美国消减农业补贴,但由于此项要求涉及到美国国家战略利益和国内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台既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又不妨害国家战略利益和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利益的办法成为当务之急。为此,美国找到了支持生物燃料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以玉米为主要原料的乙醇燃料的开发这一具有极大粉饰巨额农业补贴的途径。 此外,美国开发和利用乙醇燃料,增加国内对玉米的需求,在玉米总产量不变的条件下,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就减少了,由于美国在世界玉米市场中的绝对优势地位,美国玉米出口量占世界玉米贸易量的70%,美国便可通过操纵玉米出口量控制世界玉米价格,控制“粮源”。 粮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做到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回溯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国际上共发生了10次粮食禁运,其中8次由美国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发起。在世界对粮食需求不断增大的大趋势下,美国通过生物燃料计划,改变了一部分粮食的基本用途,加深粮食供求矛盾,提升粮食的战略地位,推动“粮源”争夺战升级。 “粮源”充足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情况下,大国通过支持或扶植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达到控制“粮源”、补贴本国农业,以粮食为武器争夺粮食霸权的双重目的,加剧了粮食短缺的趋势,威胁世界粮食安全。 农业领域的权力转移,使世界粮食安全面临一些非传统安全因素,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寻找新的粮食战略,以改善日益趋紧的粮食供求关系,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霸权和生物燃料开发利用背后的大国推力。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与发展中国家道路的选择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 20世纪后半叶,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兴起,改变了经济主体及其竞争原则的观念。跨国公司和世界金融中心成了世界经济的体系性的单位。国际经济如同国内经济一样,国家也应为市场职能提供一切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大限度地取消市场管制,使私人资本向新的、更高的阶段发展,保障国际资本稳定地发挥作用。[1]新自由主义尤其是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的联系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 该理论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开放将鼓励资本流入贫困国家。由于工业化国家通过追加资本来赚钱的最好机会已经用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回报应该比工业化国家高。如果贫困国家降低贸易和投资的门槛,那么富裕国家就会输出部分资本。如果这种资源流入采取的是贷款或间接投资形式,就会补充国内存款,放松对本地公司追加投资的金融限制。如果是国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技能,金融风险也较少。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投资增加都会使贸易增加,富国从贸易中获得的好处并不以牺牲穷国贸易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根据这个理论,在所有交易中,进出口双方、借贷双方、股东和员工双方都可以双赢。按照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逻辑,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机制,并且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 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的实践悖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逻辑下,只要不太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发达国家的机制,他们的经济将加速发展,与发达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没有使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2]典型表现如下: 1.经济增长减速。发达国家的资本确实从近几十年的全球化趋势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采用了发达国家所鼓励的战略,利用外国银行贷款和跨国公司雇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增加出口,结果是越来越多的生产利润和债务利息流向富裕国家。发展中国家因为不利的贸易条件、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放缓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除少数国家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严重下降,有些国家还出现了负增长。 2.扩大生产失效。面对增长减速,经济学家经常转向以提高生产作为万用灵丹。生产一般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动机,它被期待着能作为内在机制运行以推动这一体系的自我扩张。其机制扩张过程为:技术的提升或劳动密集程度的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节约的资本剩余用来降低价格或提高工资需求增长刺激资本扩大生产。然而在1980~2000年期间事实与理论设想相背离。从1980年开始价格没有下降,也没有出现工资增长。实际工资处于停滞状态,每小时产出和每小时真实工资之间存在着鸿沟,这意味着从生产力增长中获得的几乎全部所得都被资本作为剩余价值剥夺了。制造业部门工人产出虽然增长了,但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降低,或者工人的工资没有提高,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相反,服务部门的就业不断扩大,但从事服务业的大部分人的工资都非常低或是非临时性的。 3.债务日益攀升。从1982年到1998年,发展中国家债务增加了3倍,从5000亿增加到20000亿美元,债务国利息不堪重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债务利息占其出口额的40%。拉美有些国家情况更加严重,阿根廷经济就是因为日益攀升的债务走向凋敝的。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误区 之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遭遇与新自由主义背道而驰,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论的误区。 1.市场并非自足。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自发的,存在着“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因而无须政府插手。市场的确是在人们日常的互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自行“扩展”的,它无须人们有意识地设计或统一的中央计划就能达到协调,无需以成员间的共同利益作为前提就能运行。每个独立的参与者在追求各自独立利益的时候能够自觉地形成高效配置资源的手段。然而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有许多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都不是市场能自动提供的。比如说,市场的有效运行需要以人们在商品价格和品质方面形成某种共识作为前提,需要不受那些与价格无关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需要产品及其制造环境十分稳定。同时,市场的良好运行还涉及到许多非市场因素。国内市场尚且如此,更何况无序的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穷国在拆除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过程中更需要政府来调控市场。 2.股票市场并非万能。在通常情况下,股票价格上升了,工商企业可以从中获得部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和扩大经营,促进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持股人也可以从中取出一部分用于消费,而消费的增加又可以反过来促进物质生产。但是,股票市场的动荡却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就资本主义经济史而言,股票市场与金融投机活动是一对孪生子,相伴相随,而且股票市场越发展,投机活动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就华尔街的股票市场而言,现在它的持股人有几千万,然而股市价格的涨落基本上是操纵在为数不多的大炒股户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地谋取暴利。也就是说,在华尔街股市兴风作浪的主要是金融垄断资本。他们的投机活动的猖獗必然破坏股票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加重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市场的无序。 3.资本剩余和市场调节并不协调。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创建自由市场,即解除国家加给市场的所有限制将最终造福于所有国家。然而,资本剩余的利用和市场的调节机制间并 没有那样清晰的关系。当出现持续的停滞趋势时,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在商品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投资机会减少时,越来越多的资本剩余会投向大幅扩张的金融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市场愈益成为国际性的市场,资本在全球每一个角落寻求利润。这样就使停滞趋势和金融危机全球化了。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结构中,所有地方都面临着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和堆积如山的债务问题,但新自由主义却束手无策。 4.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比较优势理论,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作用的一些前提却被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十分推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认为即使一国在每个方面的生产率都低于另一国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贸易双方也都是有利的。但是,萨米尔·阿明和其他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该理论实现有一个前提,即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对于穷国而言,如果相对劣势产业部门的工人不能顺利地向相对优势产业部门转移,那么自由贸易是十分危险的。菲律宾自加入WTO后一路攀升的失业大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5.国标贸易必然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断值得怀疑。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工业,但忽视了国内市场服务。如果太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去搞贸易自由化,其出口产品的价格就会在国际市场上下跌,这种自由化会造成自己打败自己的结果。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鼓励贸易。但是即使贸易增加了,也不足以证明对经济增长有利。一些经济学家以计量经济数据来证明贸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计量经济学应用在经济等其他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要发现潜伏在表面现象背后的精确的经济联系并不是数据能说得清楚的。不同的变量或基期的选择完全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经济学家罗德里克带头攻击这种支持贸易的回归统计研究。作为贸易自由化坚强捍卫者的著名经济学家巴格瓦迪和斯里尼瓦森也同样严厉批评这种回归论断。[3] 正是由于以上的理论误区,导致了全球化背景下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为。 1.新自由主义认为越少干预的政府越好,而事实上发达国家的政府干预都加强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美国或英国,都实行不挂牌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加强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国家为保护市场机制而加强在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作用的趋势被称之为“向正统自由主义的妥协”或“向凯恩斯主义的妥协”。[4]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受到国力的限制或者受自由化思潮的影响,政府没有或者没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化中受的是更多的伤害。 2.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控制,但与全球化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开放会增加了垄断程度。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各种垄断势力在不断加强,而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与控制垄断问题。由于绝大多数垄断势力都是发达国家的商业企业,而发展中国家受到经济水平的限制,没有完善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制,无法避免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全球化的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他们存在产业结构和技术上的优势。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把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润的受益者。这一市场垄断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跨国公司是推行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它们是庞大的垄断组织,触角延伸到全球各个地区。但是目前世界上6万家跨国公司中80%属于发达国家。[5] 3.资本的重新配置并不合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资本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收益率要比资本匮乏的经济不发达地区低,因此,在开发的资本市场中,资本会从发达经济区流向不大发达的经济区,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生产增长,最终赶上发达经济区。但是,由于美元和发达国家货币的强势地位,国际投资形成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格局。“从理论上讲富国在向贫国输出资本,但在目前的体系中,却是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6]。“发展中国家虽然吸引了不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但与民间或地方大量利用外资相对应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发达国家政府债券的大量投资,中国就曾在这个意义上被国际金融市场称为资本净输出国”[7]。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极不合理,它迫使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目前世界各国中央银行共有2万亿美元的储备,这种外汇储备很大部分投资于美国的短期国债,从而刺激了美国的过度消费,繁荣了美国经济。 四、几点启示 1.从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之所以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盛行和发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被西方国家的政府派上了新的用场。在某些西方大国和某些国际经济机构的策划和支持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向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并形成一套所谓的市场取向型经济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管理自由化,经济发展战略外向化”,其目的是要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扰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秩序。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应时刻警惕全面自由主义对本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危害,但同时又要看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应正视这一发展趋势,否认或断然拒绝都不是解决之道,只会给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危害。针对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当务之急应是不断完善本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创造有利的条件,积极培植本国和本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新体制;培育本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企业和品牌。 2.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渊源来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一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实质上是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争论、交锋、斗争的历史,而且发展到今天,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具有相互融合的趋势。事实上两种思潮的政策主张,在西方经济的实践中也交替出现过。这说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西方经济学说,总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也总是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说时,一定要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既不能照搬照抄,也不能一概否定。特别要与我国现实的经济状况和实际条件结合起来,科学地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走自己的路子,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现实基础,趋利避害,制定一套符合本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3.发展中国家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用经济主权来保护本国的利益。多数发展中国家曾沦为殖民地,为了国家主权曾进行过不懈的斗争,深知国家主权对一国的重要性。虽然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但是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而全球化进程事实上扩大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放弃国家主权,相反应该强化国家主权意识,牢牢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保障国家的经济安全。否则,国家利益就得不到保证,国家就有可能被他国操纵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在同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中,为了防范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弊端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用国家主权来保护本国利益的策略。[8] 4.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利益和统一认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规则中的优势地位具有自我维护和自我加强的特点。然而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相对弱小,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发展中国家必须发展区域—体化,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团结合作,发挥总体力量,才能对一些不合理的全球规则施加更大的影响,逐步建立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真正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与国际法 摘要: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舞台,各种各样的“主义”与“理论”都在其上有着精彩纷呈的表演。但就对国际关系实践的影响力而言,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无疑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三股思潮。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体系。虽然自由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对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重视,一直是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基本共识。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自由主义提供了理论创新以及扩大对实践影响的机会,“软权力”理论以及“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提出及传播即为典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为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法的进一步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虽然其中存在的瑕疵我们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软权力;自由主义国际法学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在冷战结束前的紧张气氛下,还是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始终都是自由主义规划世界秩序的蓝图中的重要一环。①为了更好理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我们可以从考察20世纪80年代与新现实主义展开激烈的“新-新论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入手。 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传统视野下的国际法——以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为例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构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三次论战”,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步。相对于新现实主义,无论是在分析层面,还是在理论与研究方法上,都决定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与国际法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也为国际法的发展与国际法学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支持。 (一)在分析层次上新自由主义对体系进程的关注与国际制度的地位 虽然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即都是立足于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与国家为国际关系中重要角色的假设,但由于两者对国际体系的关注点不一而导致两个学派视角下的国际制度乃至国际法的功能与作用的反差。 新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结构主义模型包括三点,即“无政府秩序原则”、“忽略其他差异,功能基本一致的单位即国家”以及“国家之间权力分配”。在前面两点不变的情况下,“权力分配”成为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三个重要原则中唯一的可变因素。因此,新现实主义者的体系结构可被定义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而且,由于新现实主义者对于权力分配的基本思考在于“集中关注作用最大的国家”,所以,权力分配就是指大国之间的以物质为基础的实力分配。[1](p16-17)而国际制度,包括作为核心部分的国际法,也就没有多少的存在空间以及用武之地了。与此相比,新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否认这种结构模型,认为以大国间实力分配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不过,他们也认为,国际体系的特征并不仅仅如此。正如他们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权力分配当然是重要的,但仅仅强调结构是不够的,还需要由强调国际体系的其他特征加以补充。[1](p17) 立足于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新现实主义者将单位之间的互动即国际体系的进程归为单位属性而不加考虑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实际上,进程与结构一样,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这时,新自由主义强调的重心就从国际体系结构转移到国际体系进程,即影响包括国际体系中单位之间的互动方式和互动类型的“进程”的,主要包括“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等两种体系因素。在这两种因素中,由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要等主要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后才能够完成,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就把国际体系结构假定为常数。一旦国际体系结构被假定为不变的常数,那国际制度就成为国际体系的最主要特征。[1](p17)至此,出于对体系特征的认识,从进程角度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了国际制度选择国家行为,即与“结构选择”针锋相对的“制度选择”理论。[2](p44)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问题是,在国际结构不变的情形下,国家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有时合作,有时冲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导致了这样的不同行为?亦即:是什么样的体系因素影响了国家的合作或冲突行为。对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是体系进程因素影响了国家的行为,而体系进程中最具意义的因素是国际制度。[2](p45) (二)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的定位与国际法的关系 不仅仅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关注国际体系进程而决定其理论特征是国际制度,而且在立论与研究方法上的独特视野,也决定其对于晚近国际立法,尤其是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的影响或解释,也将占据独特位置。 在立论上,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假设,崇尚“放任自由”原则,即在国内社会中如果人们能够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充分地按照他们的偏好行事,那资源分配将最合理与最有效率,而且,这条法则不仅适用于国内社会,放到国际经济领域,也是行得通的。同时,基欧汉自认为其主张属于“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或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种自由主义介于主张自由贸易将导致和平的“商业自由主义”(commercial liberalism)和强调国际制度或规则对各国关系的管理的“管制自由主义”(regulatory liberalism)之间,是对它们的综合与超越。另一方面,虽然新自由主义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即不仅承认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是国际关系的第一推动力,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的角色,也承认国际关系中物质力量占据决定性的地位,其基本思路仍然属于理性主义的范式。但是,与纯粹物质主义的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看到了国际制度的重要性,其对国际制度的强调无疑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现实主义的内核,不仅将制度、规范等属于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内容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之中,并且使其成为一种主要的理论概念与研究变量。[3](p4) 在研究方法上,新自由主义深受经济学领域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该学科中有关交易费用理论、国家理论、法和经济学研究等,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广泛应用,从而打上了自由经济主义的许多烙印。具体地讲,新自由主义者在理论分析中大量运用了博弈论、系统分析、结构—功能分析等方法,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包括其产生、发展以及维持的可能与方法等等作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增强现象解释与结果预测的准确性,并提出避免合作失败与增强合作成功几率的一些策略或手段。这些,显然为国际立法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谈判技巧,也为东西南北等国家走出谈判僵局提供了有价值的路径选择。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义的研究路径中,国际制度占据了核心地位,以国际制度为研究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也成为该学派成就最大的一块。当前,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理论与国际法的研究有着紧密融合的趋势,而新近对国际机制“法制化”的探讨使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国际机制学者逐渐认识到,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履行的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且,随着冷战的缓解乃至结束,另一种区别于物质权力的制度权力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日益增大。当然,在国际机制学者的研究带动下,国际法学者也很快意识到国际机制理论对于分析国际法问题,所能提供的巨大帮助,即前者为后者提供了一种有用的分析框架。如今,至少在一些领域,国际法学者正在遵循着国际机制的研究路径来分析一些国际法现象。[4](p79)当然,国际机制学者与国际法学者开始的这种跨学科合作,无论对于何方,都有更宽广的研究空间以及产生更丰富的研究成果的潜力。 二、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国际法的发展——以“软权力”理论为中心 在冷战结束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机制“法制化”成为趋势之一,这些现象似乎验证着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与预言。此时,以约瑟夫•奈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及时提出了“软权力”理论,对包括国际经济领域的国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表现在促进“国际软法”的发展方面。 在自由主义学说中,“软权力”一直是核心概念之一,但在冷战结束以前,由于时局的不适宜,这个核心概念并未能“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不过,冷战后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之竞争,使得该学派力挺“软权力”理论的时机成熟。这时,约瑟夫•奈宣称,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对抗的轴心是包括军事力量、核威慑等在内的硬权力,但随着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军事对抗的消失,权力的定义不再强调传统上的军事力量和武力征服,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经济增长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相比之下,地理、人口和原材料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155)换句话说,国际政治性质的转变已使无形的权力即软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和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权力正在变得更少转化性、更少强制性、更趋无形性,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适应这种转变,必须学会运用包括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操作相互依赖,管理与影响国际制度,共享人类文化价值,推广民主、自由理念等在内的“软权力”资源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5](p171)简言之,在提倡“软权力”的学者看来,在已进入全球信息时代的今天,尽管硬权力和软权力都很重要,但软权力相比过去而言更加重要。[6](p25)立足于此,约瑟夫•奈结合这两种权力勾画出新世纪美国对外政策的战略思路:[7](p243) 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新战略不仅要确保美国的生存与发展——当然,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也要考虑这种战略给美国之外的国家与人民所带来的适当利益,因为只有在满足“相互利益”的基础上,美国“霸权”的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别的国家的尊重。鉴于此,美国必须继续承担为世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重任。当然,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是无选择性的,必须是极其重要以及美国的实力所能够承担的。按照此标准,约瑟夫•奈认为,美国应当优先考虑那些有关国际体系的问题。具体包括: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占有主导优势的英国所关注的三件公共物品,包括“维持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均势”、“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对国际公共领域的开放的维护”等,都适合于美国当前的情势:第一,维持地区均势和尊重各国领土完整,是美国必须提供的一项公共物品。第二,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美国既要抵制住国内保护主义的影响,也要支持世贸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运作。第三,美国在保持诸如海洋等国际公共领域对所有人开放上存有利益。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公共领域包括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全球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外层空间和虚拟网络空间的使用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的命运。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也有新的变化,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包括:第一,美国应该促进世界各国在贸易和环境、防止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领域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以更好地组织这些领域的国际行动。第二,美国还应该把国际发展放到更优先的位置,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第三,充当调解人是作为处于主导地位的强国的美国可以提供的另一项重要的公共物品。至此,约瑟夫•奈总结到,对美国而言,一个基于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大战略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均衡;(2)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3)保护国际公共领域;(4)维持国际规制与机制;(5)援助经济发展;(6)充当联盟召集人和争端调解人。 无疑,约瑟夫•奈依据“软权力”理论所提出的美国冷战后对外战略,不仅有对美国一些传统外交战略的肯定,如二战后致力推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也有对某些方面美国不当的外交政策的鞭策,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的全球公共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冷战结束后以及新世纪里美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一个整体规划。从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实践看,这个立足“软权力”理论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及时提出,正是响应了冷战后美国以“硬权力”与“软权力”相配合的世界新秩序战略。虽然美国冷战后的战略实践并不是与约瑟夫•奈勾画的战略构想完全吻合,甚至有些方面是相违背的,但人们仍然可以看出其对“软权力”的重视。按照这个战略设计,包括维持wto等普遍性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推进全球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维持重要地区的力量平衡,甚至包括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等方面均成为战略目标,这无疑在理论上极大地提升了国际组织与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毕竟至今全球主要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律制度的维护与发展仍然和美国的对外战略息息相关。 总之,“软权力”理论旨在向世界展示与推销美国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而美国要达到此目标,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推动以“自由化”作为理念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当然,这早已运用到美国的对外关系实践之中。且不说西方价值观在联合国、wto、imf、世界银行(wb)、oecd等国际组织运作中的主导性,也不说这种价值观在国际政治领域、人权以及社会领域的国际立法中的影响,即使是以效益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立法也如此。不仅是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双边航空自由化协定以及双边税收合作协议中“美国范本”的横行,甚至是在区域与多边规则的制定中,诸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洲能源宪章条约》(ect),甚至是wto等国际组织或条约的许多规则,无不带上美国国内规则的影子。而按照托依布纳有关“法律全球化是在公民社会的各个部门创建了大量无中心的、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立法过程”的界定,[8](pxiii)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通过私营公司创制出的全球化法律就颇自然地采取全球商法美国化形式”[9](p39)。实际上,“美国商业法已变成一种全球化的普通法,明示地或默示地被吸收在各国的契约之中,并正开始被吸收到其他许多国家的判例法,甚至是制定法中”[9](p39)。无疑,以上种种现象正是美国“软权力”对国际立法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影响输出的鲜明写照。 在这里,我们可以预测到的是:为达到推销西方自由市场机制、民主理念、人权意识、文化价值观等的目的,冷战后新自由主义者提出的“软权力”理论已经并且将继续影响“自由主义”为主导的主要国际组织的运作以及国际法的发展方向与内容。 三、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理论向国际法学的扩张——以“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为中心 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自由主义的理论创新不仅仅体现在“软权力”理论的提出,也在于其向国际法学的直接扩张,表现在由美国国际法学会前任会长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教授所倡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法学”(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的崛起。事实上,无论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分析起点,还是其理论假设,乃至分析方法及研究路径,无一不是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引申而来的。对国际法学而言,将自由主义的理论路径引入国际法的研究,为国际法学开辟了一条“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这对于长期以来依赖“自上而下”的国际法传统研究路径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也为当代“跨国法”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 长期以来,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沿袭了“自上而下”或“由外至内”的分析路径,对国内因素的研究呈现出忽视的状态。对此,斯劳特指出:“国际法学的主流理论所提供的解释国家行为的基本模式,很不幸地存有一个‘黑箱’(black box)或者‘撞球’(billiard ball)缺陷。在这些基本模式中,国家被认为在结构与功能上是无区别的个体,而且国际社会与国内体制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10](p226)显然,这种研究模式的弊端在于许多重要的、必须考虑的因素都被排除出去,从而导致最后得出的研究结果的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些重要因素包括:个人、公司、ngos、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利益、身份以及相互依赖等等。[10](p227)为了尽快打开这个“黑箱”,斯劳特拟定了一个新的“自由主义议程”(liberal agenda)的研究规划。[11](p185)在这个研究规划中,斯劳特首先提出了三个最基础的假设:第一,国际政治中最基本的角色是国内社会的成员,包括追逐个体利益以及利益相冲突的个人与公司、私人社团;第二,所有的政府只是代表国内社会的部分利益,即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反映的利益;第三,最终导致国际层面的合作与冲突的国家行为反映的是国家偏好的性质与构成。[12](p228)立足于以上假设,斯劳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需要探讨的首要因素不是在国际层面,而应该集中在国内或跨国层面。要准确分析国家行为,除对国家角色与权力因素做出分析外,还必须对国家和国内与跨国社会(domestic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y)之间的关系作出“进程”分析。体系层次的分析是把国家看成单一或相似的结构与功能,导致对“国家如何行动”的观察存有“黑箱”。而通过这种“进程”分析,主权的“黑箱”变得透明,进而能够看到国内政府是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代表活跃在国内与跨国社会上的个体或集团的利益而展开国际层面的活动。[12](p207) 立足于以上假设以及设定的研究任务,“自由主义国际法学”侧重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活跃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法律主体是如何对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的;第二,处于规则外围和边缘的国际公法的功能定位;第三,怎样使得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等。② (一)规制国际秩序规则的渊源以及它们的互动 传统上,被认为对国际秩序作出独特贡献的国际公法被定义为“国家之间”的法律;国际社会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社会;国际公法的功能在于实现这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对于调节国际关系,尤其是和平与稳定方面,国际公法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秩序是被从上而下创设的。与此相反,秉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个体为分析起点及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创设的理论假设,斯劳特认为,国际法的主体应该被设定为尽可能广泛,包括直接和间接影响国际秩序的各种行为体。换句话说,不仅应包括传统的行为主体即国家,更应包括个人、公司、利益集团、ngos、国际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当代国际秩序的维护不仅仅意味着和平与稳定,也包括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 一旦认定国际秩序是“自下而上”被创造的,就意味着许多以前被忽视的但对国际秩序发挥了实际效用的各种实体规则、规范、概念以及程序必须被重视。自由主义理论的分析路径将它们带到了规则的中心,并且提供了一种彼此联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即自由主义理论的贡献不仅仅是将这些不同种类和不同层次的法律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而且使这些法律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先地位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国家行为是个体或群体博弈选择后的表现,那么创建国际秩序的关键就在于规制这些博弈选择以及调整个体或群体的行为的具体规则。在这种意义上,将责任强加给国家的传统国际条约和个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联系,倒是个体之间互动规则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斯劳特认为,对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的分析的先后次序应该翻转,即从传统的以国际条约为分析起点转为将个体之间互动规则的分析作为起点,才符合国际法的“真实”面貌。在这里,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探寻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合之处,在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法律,或者至少三种立法,反映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第一,国内社会以及跨国社会中的个体和群体制定的自律规则。第二,政府制定管理国内和跨国社会中个体和群体的活动的规则。政府之间还可能在一些共同事务上相互协商制定规则协调它们的管理活动。第三,国家制定调节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以上被高度概括的三个层次的法律,是可以重新解释国家与个体之间的互动的三种经常性与标准化模式的。而个体之间的互动,要么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要么在国家机构的影响下进行,要么通过国家机构与国外的个体之间实现互动。 总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提出了一种与传统不同的、自下而上的国际秩序,它所关注的相关主体和活动层面都发生了改变,并对产生不同规则的实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进行了重新排列。每一个全球性问题都有着国内根源,而直接规制个体和群体的法律更可能触及问题的根源,它们对于国际秩序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除非国家将某些权力让渡给超国家的实体,否则这些法律规则的影响力比国际公法更大。作为一种值得考虑的选择方案,国际公法和国际制度可以明确地以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或者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属性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之一。 (二)国际公法的功能 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对塑造国际秩序的法律规制的分类里,传统的国际公法被归于第三等级。虽然已是最后等级,但其毕竟还是在塑造国际秩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我们有探讨其功能的必要性。一般来讲,国际公法的传统功能是致力于对关联交叉的“集体行动之困境”的调和,或者规制各国共存之需要。但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视角看,许多看起来非常“国际化”的问题都有其国内根源。包括战争、环境恶化、保护主义等,都源于个体和群体中优先利益的错误选择或者代表某种优先利益的政府行为被扭曲等。简单地讲,全球法律规则与国内法律规则紧密相连,前者依赖于后者。因此,按照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观点,国际公法的基本功能不仅仅在于创设一些国际性组织来实现单个个体国家无法达到的目标,更在于影响和改善国内相关机构的职能。这种功能在国际社会生活中逐渐明朗,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特例性质的、有疑问的以及边缘性的。 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应优先对这种问题展开分析,并将此功能视为国际公法的核心功能来对待。以下领域或命题是国际公法发挥这种功能的典型表现:第一,人权法。在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视野下,人权法是国际法的核心。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建构中,人权法至少是一种可以确保最低限度的个体权利或利益不受侵害的机制。第二,人道主义干涉。当许多国际法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仍然以“不干涉内政”的教条反对人道主义干涉时,自由主义理论却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来自人权法的天然属性。当然,这种行动必须是极端谨慎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主义学说只是支持非常有限的人道主义干涉。第三,补充作用。国际法的补充作用的前提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审判方面有足够的能力,而且是在国内法庭确实不能或者不愿意起诉的情况下。遵守这种前提才合乎自由主义之理念,即国际法或国际机构是用来影响和提高国内机构的机能,最终目的是通过监管,或者竞争,让国内法与国内机构自身能够实现这些功能,国际责任在本质上毕竟还是需要通过国内行动来实现。第四,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将传统的国家责任向个人责任的扩展,相应的国际刑法的管辖也从适用于国家扩展到同时适用于个人,即实现从国际管辖权到普遍性管辖权的转化。第五,显现国家责任。国家必须承担将它们的国际责任在国内执行的义务,这种转化让国家脱离了与别的国家面对面的独立责任。第六,构建遵守能力。当前出现的“新主权”并不是以前被遗弃的权利,而是国家参与数量及能力日益增长的国际机制和制度网络的权利。然而,对于许多国家来说,遵守由这些机制或制度加于它们的责任,就必须提高它们国内遵守的能力,包括教育和规制它们的公民的能力。因此,构建遵守能力必须被渗透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相对属性。 (三)提高国际制度的效率 怎样使国际制度效率最大化呢?将国际制度深嵌进国内与跨国社会以及迎合人们对之影响国内制度的期许是合理方式之一。斯劳特认为,国际制度必须融入并正在融入国内社会,最好的例子是日渐增多的国际法庭。有较大影响的国际机构往往是那些个人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同样,wto争端解决机制中,ngos也能够对涉案国家或争议问题施加压力。如果允许个体进入诉讼程序,那相关的国际法庭在国内和跨国社会中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国际制度的能量将取决于其成员国家的组成,或者授予其权限时国际关系的状况。 四、全球化背景下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所折射的学术意义 自冷战结束、全球化迅猛发展以来,国际合作广泛开展,国际制度的作用重新被人们重视,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日益活跃,这似乎印证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立场与观点,尤其是反映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态度方面。同时,国际关系学理发展史本身也似乎验证了自由主义有关国际法的看法的合理性,即自古典现实主义将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贬到最低点之后,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的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地位与作用呈现出逐渐提高之趋势。至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范式之间对于国际法的态度或立场已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例如,现实主义范式中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种发展趋势是在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问题方面与自由主义日益趋同;同时,经过自由主义者对观念的研究以及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努力,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呈现出趋同的态势。虽然这种趋同只是一种努力方向或态势,但这毕竟证明了不同范式之间在国际法的作用与地位的问题上,正努力寻找一种“最小的共识”。 而且,自由主义学者巧妙地利用全球化这一对其有利的学术与实践环境,无论是“软权力”理论的及时提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都是自由主义理论繁荣与扩张,进一步强化其学术影响与地位的明证。对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这种发展趋势,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在理论分析方面确实还有许多亟须解决或完善之处。以后者为例:一方面,自由主义理论应用于国际法研究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该理论的研究视角定位于自由民主国家所引发的。③虽然国际法学者可能看到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具体承诺,可以作为国际法得到遵守的一种解释,但问题是这并不能类推至国际法对所有国家都能够施加的约束,这种约束真正施加时是不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导向为何的。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讲,国际法是国际社会中的普遍性法律规范,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必须揭示自由民主国家如何遵守国际法,也必须解释非自由民主国家对国际法的遵守问题。如果过分强调自由民主制度和非自由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两个不良倾向:其一是对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自由民主国家与非自由民主国家之间开展有效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悲观;其二是对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太过乐观。另一方面,斯劳特将欧盟法作为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典型例证的做法也存在着问题。对斯劳特来说,欧盟法成功的关键是欧盟成员国的法院能把欧盟法当作超国家法而接受与解释。然而,对于国际法学者来说,欧盟法并非典型或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确切地说,欧盟是依赖于一个国际条约而建构的国际组织,欧盟法却是自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后逐渐发展而来的,依赖于该条约构建的国际组织所创造的一系列法律。因为欧盟法直接对成员国产生效力并且在很多案例中直接适用于成员国国内的民众,因此其符合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跨国法。然而,如果把它看成是国际法进一步发展的“范例”或方向无疑是具有误导性的,[4](p80)到目前为止其仍然只是国际法中的一种特例。此外,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许多假设仍然经不住太多的推敲。例如,对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有关有效的国际规则的前景期望,不能再仅寄予传统的仅仅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而是必须寄予跨政府规则网络(像巴塞尔委员会)或者由自由民主国家发起的“垂直形式执行”的国际条约或组织(像欧洲人权大会)的假设并不牢靠。虽然晚近跨国社会规则急剧膨胀,但传统的实行水平形式执行的条约法也得到迅速发展乃至深化,至今我们还很难推断出跨国规则的效力是否已经超过传统的条约法规则。[13](p252)事实上,鉴于以上缺陷的存在,在西方国际法学界,跨国法的研究至今仍然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自由主义国际法学”希望把自己发展成一个对国际法更具有解释力,从而达到更接近国际法的“真实”的理论,其还有一个不断完善与成熟的过程。同样,“软权力”理论的倡导者也面临这一问题。包括“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区别所在,两者的关系如何,外交实践中两者的比重或均衡,两者的矛盾或冲突的恰当解决在内的诸多重大问题,倡导者都必须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思考,否则其理论本身的自圆其说以及进一步深化,将面临很多的困难。当然,“瑕不掩瑜”,无论是“软权力”理论,还是“自由主义国际法学”,都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繁荣以及国际法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期待的是,“软权力”理论与“自由主义国际法学”的出现,既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发展的一种契机,也是一种挑战。 放眼到当前的国际关系学,我们可以看到,冷战结束后至今又是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繁荣的时代。“最大现实主义”、“最小现实主义”、“地缘经济学”、“软权力理论”、“世界秩序理论”、“全球化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女性主义”、“第三条道路”、“新主权理论”、“新帝国论”等理论,不仅对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或前景作出了各自的分析与预测,也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作出了自身的定位。对此,我们始终认为:“多元化”的世界总是比“单一”的世界更为精彩以及更有生命力。每一种理论对待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观点分歧,对于国际法进行更为全面的认识是有裨益的,它们都为人们提供了从某一个侧面看待国际法的方法与机会。也许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人们最终会检验出哪一种观点或看法更符合实际,但从学理上讲它们都具有某种价值意义。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关系浅析:浅谈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范式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最深刻而持久的动向。对经济全球化的定义众多,它主要指涉“货物、资本、生产、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全球市场经济进一步形成,国家和其他政治力量出现整合和重组,各国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大大加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世界经济通过贸易、资本和技术的全球运动日益相互依赖,其本质是世界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的产生与深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基础之上。资本的积累和对利润无止境地追求,要求资本突破地域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绘了资本在全世界开疆扩土的图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一百多年后,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市场真正形成。南于19世纪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工业化,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断积累,终于酿成矛盾的外溢,列强加剧对世界殖民地的争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间的大规模战争重创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加剧了资本主义内部矛盾,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各国为应付国内危机,以邻为壑的政策使得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占据另一极。为了恢复和壮大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力,与苏联在全世界展开争霸竞赛,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与前资本主义霸主英国达成妥协,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汲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安排的教训,形成了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为核心的国际经济秩序。资本主义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恢复起来,并经历了持久的繁荣,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战后“黄金时期”。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主义国际经济制度重启了经济一体化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趋势。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战后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业间和产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升级为国家间、区域间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无一不加速经济全球化。有分析将全球化的动力总结为科技革命的推动,自由市场的扩张和市场理念的普及。但究其根本,是资本的扩张本性,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驱使资本在全球奔走。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战后持久繁荣后,资本积累在国内的盈利空间极其有限,国内市场无法满足庞大的资本盈利要求,垄断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已蓄势待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的一种发展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企业借助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机制,通过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运动以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这无疑可以促进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大大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经济全球化不仅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还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传播,为不发达地区提供发展机遇。 然而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张面孔,它是一把双刃剑,如若不洞悉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对经济全球化无条件地拥抱可能弊大于利。从经济全球化的重新驱动到加速发展,都可以看到国际垄断资本的核心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固然是资本逐利、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但是对国际垄断资本而言,它们从来不满足于坐等盈利机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经济意识形态从来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国际垄断资本不断壮大的同时,新自由主义终于问鼎主流经济学宝座。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最好的催化剂。 二、新自由主义的兴盛之路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理论和学术思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经过40余年的锤炼和沉浮,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逐步取得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并最终主导英美国家的经济意识形态。 新自由主义在产生之初,是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想。从早期的米塞斯坚定地反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中坚力量哈耶克成立“朝圣山学社”、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形成及其后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他们都是作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存世。新自由主义产生时是为了坚守古典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它以彻底的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积极的政府干预,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和自由的市场经济为鲜明的理论特色。关于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认为:“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古典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他们相信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在以资本牟利的市场中每个人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有效地促进社会的总体利益。古典自由主义兴起于18世纪下半叶,鼎盛于19世纪。它是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反叛,主张经济的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干预。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之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潜力在英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也成就了英国19世纪的帝国霸业。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并非万能的,它不能解决社会收入不公和贫富差距加大的问题,而后起的工业国家对英国霸业的挑战加剧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西方世界面临长期萧条和宏观经济不稳的经济难题,以“凯恩斯革命”为标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再坚守其自由至上的信条,政府纷纷出手干预经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终结。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滞涨”危机使得凯恩斯式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失效,“政府失灵”成为新自由主义批判的靶子。新自由主义以“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为口号,试图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荣光。它反对政府财政政策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调节经济周期波动;主张放松市场管制,给予企业最小的干预,自由经营,特别是消除政府对垄断企业的规制;反对高福利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主张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的效率。因此,新自由主义常常被简化为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无一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主义,他们竭力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主张保护私有财产、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并将它们作为最高的经济目标。 随着撒切尔夫人“别无选择”口号响彻全球和里根政府的执政,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最信奉自由放任的两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官方经济意识形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的政策主张在英美得以实施,并开始了全球扩张历程,其实践的主要标志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和推广。华盛顿共识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主持召开的关于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上达成的共识,它主要包括十大政策工具,核心内容包括紧缩财政、减少政府干预,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实施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等,它们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具体体现。作为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的威廉姆逊声称,这十大工具不仅适用于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和调整,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药方,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不遗余力地扩展。 三、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兴盛之时正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跨国公司和金融垄断资本大肆扩张的时期。经历了长久繁荣的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积累了庞大的财富,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为资本扩张提供了优越的技术基础。而此时美国国内对垄断行业的种种规制让庞大的垄断资本在国内束手束脚,阻碍了垄断行业的发展。而对于渴望发展经济,尤其是缺乏资本与技术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剩的正是他们所需,因而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资本在全球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机遇,这些垄断资本自然乐意打着“自由”的旗号向全球扩张。此时经营自由、贸易自由成为了垄断企业的“自由”,而政府成为需要被规制的对象。新自由主义以自由为旗帜,以效率为利剑,以推进世界自由贸易与投资为己任,为经济全球化加足了“燃料”,有力地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可以说战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式的全球化。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特征之一是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西方跨国公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掌握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顶端。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处于世界经济结构的末端,亟需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如此双方形成强烈的互补性。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一文中大卫・科兹指出,全球化所表现的跨国经济活动的增强,使各国大公司一方面竞争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又可以较自由地摆脱国内限制。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国内限制的减弱,战后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再次逆转,劳动对于资本的依附加重,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空间增大。跨国公司自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它们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能获取最大利润的地方扎根,生产、贸易和资本流动最大限度的自由化才符合其根本利益,它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信奉者和先锋实践者。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日益金融化。一方面,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利率、汇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时代;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石油价格在1973-1976年上涨4倍,石油出口国积聚了大量的资金,它们在欧洲市场寻找到出路,促成了欧洲资本市场的繁荣。世界经济在金融化道路上一路狂飙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是十分契合的。正如大卫・哈维写道:“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和金融系统的完整性就成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关心的根本议题。”经济金融化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促进了世界贸易与投资,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金融的全球化与自由化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国际投机经济,这些投机资本并不以实体经济为本,而是游走于各个资本市场以谋取高额利润,造成了经济的过度虚拟化,是促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祸源。 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代表哈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基础上的,他主张彻底的经济自由,唯有如此才能实现“自发扩展秩序”,他主张彻底的私有制,唯有私有制才能保证个人的经济自由甚至于政治自由。对于全球化的发展也基于上述思想,新自由主义将其看作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它的显著特点是“超地域性”,资本本性要求不断打破国家间的界限,实现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的重组。 经济全球化并非如新自由主义的赞歌那般完美,“事实上,全球化是一种非常不均衡的过程,倾向于再生产出新的和既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等级。”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致使资本缺乏盈利机会。依据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的空间理论,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可以解决资本盈利问题,而剥夺性积累就是锋刃。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公共资产、公共权利私有化,资本积累的金融化,国家对财产和收入的再分配等等构成了剥夺性积累的主要途径,其结果是使财产和收入从社会大众手里转移至上层大资产阶级,从全球落后国家转移至少数发达国家。这种对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全球经济等级化、不均衡化的批判是深刻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塑造起新的世界经济秩序,问题是这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依据什么原则建立起来。“马克思园地协会”主席科恩・塞阿一针见血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在这个全球竞争秩序之中,必然有规则的制定者和规则的遵守者,以及对违规者的惩罚规则。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尽管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它以全人类利益的代表者身份许诺的共同繁荣却终难实现。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张,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全球扩张的理论和意识形态表现。 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领头羊的美国以新自由主义为武器实行“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建立起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和资本的世界积累制度。斯蒂格利茨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例证了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大量资本涌入新兴市场而后撤离,导致该国货币贬值,造成金融市场的崩溃。它们包括1995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1年土耳其以及2002年阿根廷危机。而危机之后的拯救则使本国经济雪上加霜,在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借贷国融资有严苛的条件,这就是以财政紧缩为核心的一揽子稳定方案,这些“结构性调整”使得危机国家经济加重了衰退,贫富差距加大,加剧了社会的动荡。然而,伤人终将伤己。由2007年的次贷危机酿成的金融风暴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全球,数家金融巨头纷纷向美国政府求援救市,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和反政府干预被置于九霄云外,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不攻自破。 四、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可能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但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进入危机后“常态”,经济复苏的步履艰难,摆在世人面前的是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应该建立怎样的运行秩序,抛却了新自由主义式的另一种全球化是否可能? 中国发展的实践表明,超越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同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不仅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也为世界贡献了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国家稳定、社会繁荣的“发展智慧”,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出现了繁复的阐释和解读。笔者主张通过分析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认知、主张及其实践,探究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可能性。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的几十年中,中国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主张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旧有的世界经济秩序已是千疮百孔,重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议题,其中探索超越新自由主义范式,建立起公正合理、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应是重构世界经济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一)独立自主、创新进取――经济全球化的参与基础 面对世界经济最显著而深刻的发展趋势,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坚持了独立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范式,而非盲从新自由主义倡导了经济全球化模式。有学者总结,“美国过去的成功是因为它并没有在本国实施新自由主义,而是使其他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从而导致它们的自杀。”中国不仅避免了“自杀”的命运,反而脱颖而出,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角度看,也是因为中国没有实施新自由主义,反而坚持了“被自由主义所竭力诟病的所谓的中国经济体制的‘落后性’,如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强有力的政府调控以及对资本自由化的有效控制等。”这些因素是中国成功的重要源泉,也是中国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实现中国经济平稳、持久发展的有力保障。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利益的界定也随之变化,不管是利益边界还是利益内涵都会与前全球化时代大为相同。经济全球化表现为经济活动的跨国化,主权国家的地位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界定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制约。这种制约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国家让出部分经济主权给超国家组织机构,二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治理。以国家汇率政策为例,一国的金融货币政策通常寻求三大目标:独立的货币政策;维持本币汇率的稳定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美元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蒙代尔指出,多数国家或经济体面临着“三难选择”,因为这三个目标逻辑上和操作上互相矛盾。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只能在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以及资本管制这三种汇率制度中选择其中的一种。可见对民族国家而言,首要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保持国家政策的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独立性,沦为主导国家的经济附庸甚至政治附庸。 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并非拒绝经济全球化,更非关起门来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为重要的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在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其内涵主要包括主动创新和试验、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和边界,积累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的灵魂核心在独立与创新,而非某个政策主张的不同。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世界上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只会成为教条。只有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不断地改革与开放,以创新制度与技术为发展动力,实现自主式发展。主权国家仍旧是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时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捍卫国家利益,唯有此才有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厚动力。 (二)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当今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国际间贸易与分工,深化参与国家的对外开放,有力地提高了世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然而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格局中,各国受益是严重不均衡,在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存在分明的等级化特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拥有经济、政治、科技的绝对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核心区域,掌控了价值链的分配权。这就造成了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和支配,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从属和依附。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宗旨相违背,也会严重损害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主张可持续发展的、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才符合各参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真正联为一体,大家同住“地球村”。各个参与主体以平等、尊重为前提,彼此和平共存,以非零和思维实现普惠共享、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长远目标。 (三)要素自由全面流动,全球经济平衡发展――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动力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为“一系列导致要素、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以及服务产品市场的经活动,跨越地理界限形成统一整体,并使跨国界价值链在国际循环中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因此,实现资本、贸易、技术和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国自由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根基,也是其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要旨所在。然而,以“三化”著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并未做到这一点,开放市场方面,发达国家使用双重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常常以非关税壁垒等形式保护国内市场,片面强调贸易的自由化特别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但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却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因此,实现全球经济要素自由而全面的流动仍旧是经济全球化的努力方向。 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是一个逐渐积累的结果,这突出表现在世界经济过度金融化导致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美国作为国际金融自由化的主导者,以美元霸权为支撑,形成借贷消费的巨型债务经济,最终引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美国的对外资产和负债分别是18.4万亿和21.1万亿美元。资产是GDP的1.3倍,负债是GDP的1.5倍,但对外负债净值占GDP的19.4%。可见,金融一体化进程过度超前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加大经济全球化的运行风险,因此国际社会需加强对国际金融的监管,使之适应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速度,防范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扰乱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失衡的另一问题是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失衡。国际分工主流形态从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生产要素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核心,产品的各增值环节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创新理念和品牌价值,掌控营销渠道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主导地位,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母国主要是发达国家,它们在全球的经济布局造成了”服务一制造”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失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开始艰难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达国家开始重启制造业,相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面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问题。 总之,实现要素全面自由流动,争取全球经济平衡发展,才能夯实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根基,最大限度地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驱动世界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普惠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奠定坚实基础。 (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经济全球化运行的制度保障 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超越一国边界成为跨国甚至跨区域活动,由此造成了诸多的全球问题,“这突出表现在国家间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日益增多的,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包含着共同受益或共同受害的因素。国际合作、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甚至国际一体化建设,逐步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生存和发展方式。”这就促使了全球治理的出现。 然而在全球治理应本着怎样的原则构建怎样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问题上,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的巨大的分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与美国国家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然而却存在重大弊端,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中的治理霸权、治理缺失两大难题。霸权指的是“一种特定的统治方式,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创立的秩序在意识形态上得到广泛的认同,秩序的运行依照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确保主导国和统治阶级能够继续保持它们的无上地位,同时又给弱势团体以一定的满足或得到满足的希望。”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体现出美国的经济霸权、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出谋划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先锋,然而却是败绩累累,成为治理霸权的最佳例证。其后有学者总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败原因时指出,“它们经常是不透明的,而且有许多决策是关起门来制定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它们未能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或者没能对其加以反应,部分原因是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的种种弊端,新兴经济体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这本身是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重要努力。 在全球治理中,一方面表现为治理霸权,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治理缺失。“某些国家失去的,并未被其他的国家所得到。各国政府权威的流失,已经造成了―个很大的无权威空洞,这个空洞或许可以称之为‘无治理’。(ungovernanee)”这种治理的空洞可能是治理主体的缺失或者不明确,也可能是治理主体之间因为矛盾分歧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和行动,同时全球治理又“是由无数的,准确地说是成千上万个具有不同历史目标、结构和进程驱动的控制机构构成的”。在民族国家为核心主体的国际体系中,国际组织的权力来源于主权国家的让渡,当经济全球化要剥夺许多国家独立的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财政政策时,国家被迫在经济竞争和保护社会安全网之间做出艰难选择,全球治理就面临巨大的约束。因此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始终是它面临的首要问题,构建公正合理而充分的全球治理体系以解决与日俱增的全球问题,仍任重而道远。 在重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进程中,首先需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式的制度霸权主义,同时为其构建坚实的政治基础。各国以平等互利为前提,本着责任共担,权利共享的原则,依据各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唯有此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经济全球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统治地位管理论文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内含着一个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和前提,即确认和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意味着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不只是指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还包括着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这一重要思想,作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从理论上也就确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将经济基础界定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传统观点。实践和理论都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对经济基础的传统观念进行深刻反思,正视对其提出的挑战,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 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 何为经济基础?传统观点认为,是在一定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譬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照此推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反而是其对立物和异己力量。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就难免不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排斥。然而,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却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经济基础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不是等同关系,在一般意义上两者之间只是一种包含关系,前者包括着后者,但不能将前者归结为后者,当然,这并不否认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经济基础中根本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 首先,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在传统的观点看来,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各社会形态的性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其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的,而经济基础的性质则又是由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明确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我们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是正确的。但却不能因此就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传统观点之所以拒绝承认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认为,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的,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纳入经济基础范畴,那就会影响、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从而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或推论是没有根据的。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这并不会影响、改变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基本关系或原则。根据唯物史观,上层建筑的性质的确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但就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而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既不是直接也不是独立地对上层建筑性质起决定作用的,若是可以直接、独立决定,那么一个社会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这样上层建筑的性质将如何确定?应当看到,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直接决定的是经济基础的性质,进而才是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了上层建筑的性质。当说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时,这实际上是在表明,这一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是以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而确定的,它是以经济基础或者说是以同时并存的各种生产关系“代表”的身份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以“统治地位”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统治地位”正体现在它对经济基础性质的“统治”上。我们说,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从而不能决定社会形态的性质,这并非因为它不属于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基础中不占统治地位。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这样一种内在联系决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种生产关系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同时并存的不同形式生产关系之间,就其地位、作用相互比较而体现出来的,这种比较不是在经济基础之外,而是在经济基础内部或本身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的比较。所谓“经济基础是指社会的生产关系”,这只能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一经产生作为生产关系而存在时,它同时相对于上层建筑也就作为其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而存在,至于它能否占统治地位,这是在确立自身经济基础地位之后的另一个问题。就经济基础意义上,硬要给生产关系加以“占统治地位”的限定,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够决定经济基础的性质,这是两个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不同问题,不可混同。一个社会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这只是在经济基础内部作为生产关系在地位和作用大小上的区别,而决不是经济基础与非经济基础之间的区别,决不是具有经济基础地位与不具有经济基础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的区别。同时并存的占统治地位与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内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根据唯物辩证法关于一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原理,当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时,由于它在经济基础内不占统治地位,不是经济基础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它既不能改变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也不能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所以,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并不会被改变,在此基础上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仍会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保持一致。这就如我国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极鼓励其发展,而这并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样。因此,在坚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这一关系时,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必要非要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 其次,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不会抹煞不同社会质的区别。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另一理由是,“只有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才能确定该社会的性质,才能把一个社会形态与另一个社会形态区别开来。”言外之意就是说,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那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或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就没有质的区别了,人类历史就不再有时代、性质的不同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从思想方法上说,要么是过高地估计或夸大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作用,将其作用提高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基础性质的程度;要么是低估或缩小了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的主导决定作用,似乎是只有当它独立存在时才可能显示或保持其统治地位。若真是这样,其实际情况也许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某种生产关系本不配占统治地位,那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倒是应该占统治地位。 诚然,经济基础是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重要方面,譬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自己不同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的这种特殊性显示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那么,一个社会要体现出其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要使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在质上区别开来,是否必须将经济基础归结于或净化为这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若是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之内,是否就会改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就会抹杀或湮没不同经济基础的特殊性,而不能再将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否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它都不会改变经济基础的性质,不可能具有抹杀不同社会质的区别的作用和能力,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表现。一个社会究竟存在哪些形式不同的生产关系,将形成怎样的经济结构,何者占统治或从属地位,归根到底要由这个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但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经济基础。我们说,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能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分开来,这仅仅是因为这些生产关系不能决定经济基础的基本性质,而决不意味着这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本身不属于社会经济基础的范畴。应当看到,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能否在其中占统治地位,起到从质上区分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又是不同的问题。一种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这是它相对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的。一定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存在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只要它客观存在着,那就必然要对上层建筑起决定作用,不论是否占统治地位,这并不影响它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但是,一种现存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能否具有从质上区别不同社会的作用,这是相对于经济基础中其他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的,结果如何,这就看它在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能否占统治地位,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使事物相互区别开来的是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于不同的社会特别是相继的或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形态之间,重要的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这些生产关系中是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不同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主要就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不同,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才使不同的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至此,必然的逻辑结论只能是:使不同社会从质上区别开来的,不是在于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经济基础,而是在于由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中何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例如,使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区别开来的,不是因为只有公有制才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是因为在由公有制和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构成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中,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 二、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被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有悖于唯物史观 传统观点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不仅没有成功的实践根据,而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来看也不能自圆其说。一般来说,在一定社会形态中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同时还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表现在从前一社会形态中保留下来的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和在后期产生的新社会生产关系的萌芽。如在封建社会,除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外,与此同时并存的还有奴隶制的残余,而在后期则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同时还有为几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不论是旧的生产关系残余在一定时期被保留着,还是新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从根本上说这都是由现实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决定的。就此而言,对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力;不在于有哪些生产关系,而在于哪些生产关系更适合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一种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是相对于同时并存的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言的,是在这些不同生产关系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确立并体现出来的。否则,“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个命题就根本不能成立。的确,哪种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这对社会经济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但若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只留下通常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或者说,整个社会只允许一种生产关系存在,那么,生产关系的这种“统治地位”就无从体现,也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尽管说它是“占统治地位”,可是在经济基础这个意义上它还能统治谁呢?这种“统治地位”岂不是名存实亡!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不论主观用意如何,但在客观上不仅没有得到充分地展示和肯定,而是在否定或取消这一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统治地位。 不占统治地位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应该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就这两者的具体的存在形式、所起作用的程度、发展的基本趋势来看,相互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两种处于不同地位的生产关系之间肯定具有其内在的统一性,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会被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取代。一种生产关系只有在与其他生产关系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才能存在。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种统一性就应在于它们都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尽管不占统治地位,但却又能得以存在的基本客观依据。若只见其对立,而不承认两者间的这种统一,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这实际上也就是否认了不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客观必然性。如所周知,经济基础,连同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基本范畴来概括整个人类社会现象,并用以揭示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历史理论,这些范畴之间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若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那就意味着这些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生产力基础,在客观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既然它不属于经济基础,它也就不能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生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试想,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它既不能影响或决定上层建筑,也不能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那么它又何以能够产生、发展或消亡?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生产关系萌芽只有在取得统治地位后才能转化为经济基础,可是它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连经济基础的资格都没有,它又依赖于什么条件上升到统治地位?可以说,一种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是其取得统治地位的先决条件或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它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朝一日“出人头地”,上升或转化到统治地位的。任何一种具体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再到消亡的转化过程,但这只能是在作为经济基础的统一性的基础上,由从属地位向统治地位,再向不占统治地位的转化,是在经济基础内实现的转化,而决不能是在经济基础外,由非经济基础向经济基础再向非经济基础的转化。从经济基础这一范畴的外延来看,肯定不能小于其现实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外延。因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不能认为还有存在于社会形态之外的生产关系,要么马克思何必要强调是由“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恩格斯在谈到生产资料对社会的决定作用时说:“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同理,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那也决不会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曾这样说:“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这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地位、新旧不同的生产关系,并肯定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事实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它客观地存在着,我们就无法,也不能人为地在两者之间筑起一道屏障,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隔离在经济基础之外。一种生产关系不占统治地位,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也决不意味着它不属于经济基础。一种生产关系不论其是否占统治地位,它都会对上层建筑起着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同时还要受到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就对上层建筑的作用而言,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关系之间,只有地位、作用程度大小的差别,而绝不存在有无作用的区别,不对上层建筑发生作用的生产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只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服务,而必须是为包括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否则,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无法存在,也就没有“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一说。既然存在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它就必然作为经济基础发挥作用。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经济基础,这本来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述: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51页。)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40页。)奴隶制度“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旧的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6页。)等。但是,在他们的著作中,还没有看到把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这里所表达的思想,是被马克思称之为指导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由此不难确信这一思想的重要性,以及论述中所用概念和表述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马克思是认为,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的是“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显然,我们不能把“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将这两者等同起来,而是应该将“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理解为包括占统治地位和不占统治地位在内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才可能成为“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因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绝对平衡的,完全处于同一个层次和发展水平上,特别是当一个社会刚进入新的社会形态时,或者说在它的新社会形态的初级阶段时更是如此。所以,也决不能只用某种单一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仅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去适应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一般情况下即使是旧社会遣留下来的“残余”,也必须是在伴随着生产力的长期发展过程才会逐步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一定的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并不在于是否占统治地位,而在于它是否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白,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决不是传统观点所坚持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从马克思这一清楚明了的论述中,丝毫看不出经济基础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总和”的含义。可以断言,传统理解是无中生有。不论对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何理解,但其最根本、最重要的含义,就是指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现实存在着的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论它是否占统治地位,都必然地属于这个“总和”的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谈到资产阶级两大集团的斗争时曾表达过这一思想,他说:“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49页。)非常明确,这是把现实的不同所有制形式都视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也写道:“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情况下)的方式。……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31页。)所谓“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指经济基础;而“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显然是指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等。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肯定了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的“残余”的经济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其实,从理论上说,经典作家也决不可能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在经济基础范畴之外,若是这样,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何以能成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因为,若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就意味着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没有自己的位置,无容身之地,因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也就不可能在唯物史观中得到科学的说明和揭示。难道马克思在其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会留下如此显而易见的矛盾和问题吗? 三、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为前提,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的社会。但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所以,邓小平讲:“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所谓“不够格”,主要是指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还比较落后,而这一现实的客观经济状况则又意味着,在我国现阶段,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仍具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仍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现阶段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事实上,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很快就能完成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一个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才能逐步实现的长期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非公有制经济由过去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转变到从属地位,待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后,才能最终为公有制所取代。非公有制作为不占统治地位经济形式的存在过程,是生产力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能任意取消的。恩格斯在谈到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度废除时指出:“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9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废除私有制才意味着经济、社会的进步。我们虽一度把私有制消灭了,但结果还得再请回来。实践证明,在我国现阶段就拒绝非公有制经济,这并非是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现在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也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发展生产力、巩固社会主义并进入更高级阶段创造物质基础的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或阶段。由于在理论上将经济基础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而把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并将这种论点“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以至有很长一段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拒斥非公有制经济,片面追求纯粹、单一的公有制,将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万恶之源,是社会中具有毁灭性、破坏性作用的因素,被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己力量,将其与“消极”、“落后”、“反动”、“腐朽”联系在一起,甚至划上等号。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本清源,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三个有利于”标准,逐步纠正了过去极其片面的错误观念,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非公有制经济有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统治地位,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没有存在的客观必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它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是相适应的,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的可用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只要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就必然地属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基础范畴,是其重要构成部分。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实事求是地在理论上还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关于经济基础范畴的本来含义,确认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充分发挥其积极能动作用。 从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发挥的重大积极作用看,也必须彻底纠正将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排除于经济基础之外的极端错误,而确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地位。实践证明,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但却作为经济基础的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所指出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确认非公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合法地位,并进一步发挥其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取得的重大改革成果之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构成与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最突出的一点是:私营经济在整个经济成分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据《人民日报》2002年9月20日报道,截止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户,从业人员达7474万人,注册资金21648亿元,共创产值19878亿元,实现社会商品零售额19675亿元。在过去十年间,个体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已从不到1%增长为20%以上。面对这样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否认非公有经济的经济基础地位和作用?许多个体私营企业者不仅重视自身企业的发展,关心中国企业改革,勇于探索、创新,而且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他们在为社会提供就业、税收、产品等有形财富的同时,也在探索和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企业管理模式,为中国企业的改革积累经验、提供借鉴,这些无形财富的意义更加重大。 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分析、看待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要看到非公有制经济是存在于经济上以公有制为主体,政治上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社会条件之下的,它赖以存在、发展并为之服务的社会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制约着它,公有制统治着它。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①在一定社会存在着的各种生产关系中,必有一种占统治地位,并决定其他生产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作为一种“普照的光”,必然改变着非公有制经济的特点,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十五大报告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地位,这就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是客观事实,不能对此视而不见。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并鼓励其发展,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要求所决定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尽快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我们将用什么来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和教训就是,未能充分认识先进生产力的基础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发展经济和不断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等问题。非公有制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经济形式,在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为国家提供税收、充分发挥社会人、财、物的积极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在我国现阶段是公有制还无法完全取代的,它还要继续发挥其经济基础组成部分的职能。 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我国现阶段要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确认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地位,并切实得到上层建筑的支持、引导、规范和保障,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服务。现在,有些地方仍不时地发生一些侵害个体和私营企业利益的现象,这与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认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地位不无关系。当然,个别非公有制企业还有违反国家政策,如侵害职工利益、偷税、漏税等现象,问题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它是非公有,而是由于监督管理不力。这些现象在国有企业中也并非不存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这一思想内含着对非公有制经济基础地位的确认,同时也表明要充分发挥上层建筑对不占统治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能动的反作用。这是十分正确的。总之,确认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地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有制经济纳入其经济基础范畴,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经济基础论文:科学发展观经济基础论文 内容摘要: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理念基础之上的,而发展理念的形成离不开理论的铺垫和支撑。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文关怀思想,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人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 马克思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明确指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回顾马克思如何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说,马克思首先发现的是历来为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说明什么呢?那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 (二)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关心和重视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力量的劳动者的需要及其满足,要求一切社会历史活动必须在根本上造福于广大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有利于人民群众作为“人”所具有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及其才能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在谈到理想的生产时认为“这种生产,是以满足社会以及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造福于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及其满足。不断创造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资料,是实现这一人文关怀所必需的条件。二是人的精神生活潜能及其需要。三是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的根本体现,人的社会性在人类本质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人类本质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必备条件。要满足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需要,就必须自觉地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适时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所以,搞好人类的制度文明或广义的“政治文明”建设,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文关怀的必然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是完整的人且强调人的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人是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存在。作为主体的同作为客体的人的统一,或者说,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完整性。在唯物史观中,一方面,人是一个客体化了的主体,也就是说,当人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创造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时,他们是受着客观制约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具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客观规定性的主体,他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在这种客观规定性的范围内或前提下进行的,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因而他们的活动才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人又是一个主体性的客体。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它“将使它的社会成员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各方面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发展本身要求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客观趋势”。当今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物质生产力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础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人文关怀思想的极大提升,也是马克思人文关怀经济思想的核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一)注重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始终占据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在马克思那里,追求人本身的全面发展是人全部历史活动的目的,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由此,马克思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创建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和生命力所在。继承、坚持和发展这种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就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关心人、尊重人、依靠人,把人看作是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关系的主体、目的、基础和希望,改变在理论及实践中存在的单纯关心经济客体状态,而忽略对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目的的人的关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经济活动中以人为本的价值矢量被倒转,主体被客体所湮没,目的被手段所代换。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所争相追逐的目的。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需要满足的价值主旨日渐远离,甚至两相悖逆。经济活动由人是主体的价值实现过程,异化为人被当作客体和工具手段受到支配和驱使的过程。结果人的发展和人的本质实现问题淡出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把人只当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或者把经济发展中的物质价值放在人的价值之上,都是发展观的偏颇。要坚持科学的发展,就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正确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本质力量即创造力的充分体现。从根本上说,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的需要。一般来说,低层次所需要的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高层次需要产生的基础。而低层次需要,尤其是物质享受需要的满足程度,是因人的价值观而异的。只有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下,转变人的价值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遏止恶性消费和恶性开发,转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和非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所以,要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在人的深层意识上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承认人类是自然界的普遍成员,承认自然界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承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是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财富,承认人类在环境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从而建立起一种既符合人类持续发展的主观需要,又符合生态环境自然客观规律要求的、现代的、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平等、和睦、协调、统一、相互尊重。这应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要坚持科学发展,就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观念,从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视角理解人类生存,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自身比较满意的存在和持续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马克思研究完整的人,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有机结合了起来,强调人类按照自己的利益、需要、目的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但必须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强调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内在统一。马克思的这些重要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有指导作用。人文精神强调人之为人的尊严,其核心是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评价价值的尺度和标准。科学精神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科学精神重在“求真”,人文精神重在“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二者是互相统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要坚持科学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就既要提倡人们对人生终极目标的追求,又要大力宏扬科学的理性精神。在发展过程中就要努力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使得求真、求善、求美之间走向一致和融合,使我们的社会不断完善、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原则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摘要: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现实看,既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完善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重大实践问题。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看,属人力产权实现条件创造的基本制度建设。贯彻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严重削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充分认识和正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重要意义,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被异化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两个“毫不动摇”;“两个异化”;人力产权 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即“12.18”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推行公有制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之前,他已有多次强调和重申。当然,这都是对十六大提出的两个“必须毫不动摇”(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精神的一再重申、强调。结合近几年的国内外背景和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党中央这一系列重申、强调的意义。 一、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时代背景,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内现实背景,二是西方“和平演变”等国际历史教训,三是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 第一,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仅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坚持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实践问题。党中央对这一重大问题一再重申和强调的国内背景,首先是中国改革开放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受到削弱,以及相应出现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过分悬殊现象。其次,中国2007年出现了一股咄咄逼人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思潮,用三种手法,企图歪曲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一是歪曲。如把“实行包产到户”、“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一系列新政策,歪曲为“这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二是栽赃。如讲“主政伊始……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其实中国宪法中并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条款。三是恐吓。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种恐吓有两层抹杀:一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处于危险中,需要挽救!从而抹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使中国富强起来的事实。二是社会主义没能救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得救!从而抹杀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由此足见党中央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要性、针对性和迫切性。“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书记在“12・18”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决心的又一次表达。 第二,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有深广的国际背景。首先是苏联的教训。当年苏联在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放弃马克思主义,以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在改革的经济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采取以私有化为主的“休克疗法”;在改革的政治性质上,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走多党制为主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东欧其他各国也多大致如此。苏东各国“改革”的失败,都是“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犯了方向性错误。其次是拉美及东南亚各国盲从新自由主义,致使经济几近崩溃的教训。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多个国家,包括经济强国如日本等陷入美元“汇率陷阱”,长期不能自拔的教训。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其主体地位已不仅仅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问题,而且关乎整个国家经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安全问题。由此联系到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可以说,这是总书记“12.18”讲话再次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直接国际原因。 第三,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趋势,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是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历史条件,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历史趋势的必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当前的金融危机正在继续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是真理,马克思基于劳动异化理论提示的人的异化的复归,即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继续雄辩地证明:中国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努力创造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基础,进一步确立和推进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历史趋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是历史的正道。 应该说,总书记一再重申和强调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申和强调的是坚持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方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重大意义。 二、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 30年来我们党都一再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而,在改革开放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全面、正确贯彻两个“毫不动摇”,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但事实上,与两个“毫不动摇”相悖,实践中出现了局部的“两个异化”现象。 其一,是把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异化为仅坚持第二个“毫不动摇”,忽视甚至放弃“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只重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些地方甚至 靠牺牲公有制经济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其二,是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忽视甚至放弃“引导”。有的地方甚至以发展私有经济为名,纵容甚至制定政策,在国企产权改革的幌子下强制性地把公有企业私有化,鼓励私有制经济侵吞国有资产。个别地方甚至出现官商勾结合谋攫取国有资产的严重现象,违背了“坚持公有制为主导,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的党中央一贯精神,阉割了第二个“毫不动摇”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导向本质。 总起来看,“两个异化”现象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阉割了两个“毫不动摇”内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把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毫不动摇”,引向了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的私有化。其结果,“2006年我国国内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在三大指标所占的比重大体如下:资本: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48%与52%;就业人员:公私经济(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32%与68%;国内生产总值:公私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37%和63%”。而且,“全国工商联一位负责人在2006年3月预测:到‘十一五’结束时,民营经济的比重将由65%上升到70%以上。这个预测很可能成为现实”。相应地,“民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上的兴起,必然要求政治上享有相应的地位和权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被削弱,人力产权实现的经济制度条件遭到严重侵蚀。如不及时纠正,后果极其严重。 如果说“两个异化”与苏联“休克疗法”有差别,也只在于是使社会主义渐进式“休克”,还是激进式“休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党政干部异化为私有制经济或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利益相关者!在业主与员工发生矛盾时,完全站在业主一边。这是否表明,他们已在相当大程度上丧失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有立场,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在悄悄地发生部分质变呢?由此再来领会总书记对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一再重申和反复强调,就会更感其现实针对性、迫切即时性之重大。 再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年来一再出现的公开企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洞化甚至异化的现象。例如有人提出“公有经济为主体是站不住脚的、要突破”;“民营经济已经是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占据垄断行业,与民争利”;“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差十万八千里,剩余价值论是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就是发展商品经济,按剩余价值规律办事”;“公有经济、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不符合中国国情……财产关系清晰化、社会化、公众化,有人认为是私有化,但必须利用私有化才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有制经济是苏式的、少数人占有的、国家名义的公有制,实质是官僚资本”。还有人“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韩国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是韩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一回事”,甚至有人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主张“把这个提法修改为‘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或把‘公有制为主体’改为‘公有制为主导”’;等等。这样阉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其空洞化乃至异化的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在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背景下的新表现,值得重视。如果任其发展,有可能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如同前几年一些地方的“产权改革”被异化为私有化改革一样。 三、处理好两个“毫不动摇”的关系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重要要求 两个“毫不动摇”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既不能割裂,又不能颠倒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 第一,两个“毫不动摇”中,“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主体。 一方面,只有坚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才能在经济上保障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对“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全面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主体不存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上层建筑也就没有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或迟或早要发生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不可能建立在私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更不可能建立在外资居主体地位的经济基础上。苏联解体迄今为止近20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即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西方也不会一视同仁。它们所要的,是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新殖民地。2003年,曾写过影响很大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痛切地说:“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死路、绝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 另一方面,只有坚持好“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保障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对整个国民经济足够强大的控制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才具有“引导”非公有经济朝着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基、资格和实力。公有制经济的足够强大,是坚持和不断完善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固邦、兴邦之本。 第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必要措施,在两个“必须毫不动摇”中居于附属地位,是辅体。 此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基础上,构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产权制度,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又好又快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但必须明确、必须强调:其辅体或附属地位,是由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定位、由其雇佣劳动制度、由其经济的“自发性”所决定的。那种对非公有制经济只“鼓励、支持”不“引导”,甚至化公为私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做法,是舍本求末,喧宾夺主,不仅仅是忘记了“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的目的,长此以往,还必然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削弱,甚至有葬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危险。 综上所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坚定地推进人力产权的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着眼,坚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重要原则的结论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指导上,必须切实坚持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的指导。这要求坚决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改革开放的误导和民主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干扰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影响;在改革开放实践上,必须坚决消除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只有消除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中出现的“两个异化”现象,防止了两个“毫不动摇”之间关系的被割裂,纠正了阉割两个“毫不动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和导向内涵的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也只有切实把两个“毫不动摇”的贯彻“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才能真正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确保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确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涉险渡难,不断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保障中华民族一步一个脚印地崛起于21世纪。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分析 【摘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纪录片退去影院,面临安身立命的发展问题,此时电视栏目化引领潮流,本文旨在分析中国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基础,认为政治经济基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栏目化”的提出是基于广大电视观众对电视节目播出的准时性要求。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迅速,电视节目大量增加,电视作品种类逐渐全面化、细分化、专业化,电视机也大量普及,但电视台的节目播出经常不准时,严重影响了播出效果。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电视节目的栏目和播出时间没有固定化,栏目本身的时间长度也没有规范化。 尤其是纪录片领域,由于纪录片创作的随意性和无规划性,这样的问题更严重。这样,只有将纪录片实现栏目化,才会为广大电视观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的纪录片作品。由此可见,纪录片栏目化是电视产业化发展的必然,纪录片节目达到规范化,类型化和个性化标准。有利于组织节目制作与播出安排,便于受众定期、定时收看。以使节目拥有一批相对稳定的观众群。这不仅对于纪录片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发挥其更大的社会影响,都有着现实积极的作用。 一个电视节目形态的诞生与存在,必有它的道理和缘由,就是要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纪录片发展,同样如此。这个需要细分下来,不外有三:“一是政治需要,二是经济需要,三是文化需要”。“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的要素按照一定的结构关系组成的有机体”。“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整体推进,才有社会的进步”。同样,对于一个文化形态的纪录片栏目来说,纪录片栏目化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互为结构关系的政治经济基础。 中国纪录片发展,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领域重大变革的影响,还有特定自身环境和自身发展规律,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发展的基本支点。 1、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 政治在纪录片历史始终扮演着浓墨重彩的角色,贯穿着整个纪录片史。国际上看,从20世纪20年代前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到“形象化政论”,从一战到二战的战时宣传工具到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如有思想内容。即被排除在外”的政治干预的回避,再到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隐晦政治”的发展。而中国纪录片从受前苏联形象化政论模式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的新纪录片运动,政治色彩日益淡化,但纪录片与政治的关系仍是丝丝缕缕,涵盖在国家意识形态之下的。这些都是政治在纪录片史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政治与纪录片的关系具体有两点:第一,纪录片以政治事件、政治生活作为题材:第二,纪录片与政治的相互依赖。 首先,政治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来源之一。政治题材主要涉及到:“政治事件、政治活动、政治人物、政治机构、政治问题、政治制度等,这些人、事、活动等集中体现了不同集团、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观念的矛盾冲突,是社会生活的焦点所在”。中国纪录片创作量较大的是政治人物的题材。如《》、《》、《刘少奇》、《》等革命领袖的宣传。政治题材纪录片较大的特点在于直面矛盾,戏剧性强,有利于创作者抓住冲突的焦点,把握人性的凸显点和情感的爆发点等瞬间价值。 中国纪录片创作传统对于政治一直比较保守,当前也存在着将政治抽象化的问题。政治是一个具体的、感性的概念。它的多义性分涉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法律、监狱、军队、医疗、福利、教育”等等,因此,对于政治题材的纪录片来说,开放思路,多层面记录社会现实显得极为重要。尤其是当下中国社会改革阶段。各个领域都在作大幅度的质变。这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素材,用镜头记录下现阶段每个领域的真实现状,将政治生活化,深入化才是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的正确态度,而将政治与生活相剥离。使政治变成标签化、抽象化。最终必然是“只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只愿意追求声势和气派,节目越搞越长,哲理越来越深,而细致的材料,实际的探讨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回避了现实的难题。” 其次,政治与纪录片的相互依赖。 纪录片依靠大众传播,记录原生态的现实,从本性上靠近新闻和时事,对现实的关照使它与其他纯粹的象牙塔艺术形式区别开来,对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它的存在价值的最大化效果可能会影响到社会高层的决策。甚至还会影响到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问题。首先,当纪录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它具有文化整合功能。减少文化矛盾,凝聚人心,以维护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而当纪录片在主流意识形态范围外对其进行反省,批判,意图改良时,它又具有社会监督功能。对现行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体制内部的缺陷进行自我批评,以促进其不断地改革与完善。比如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批纪录片《望子五岁》、《舟舟的世界》、《英与白》、《深山船家》等作品都有穿透生活表层。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的本质。达到对人类生活,对自身,对世界的自审,超越了制度层面去观照人,对社会现实起一定的监督作用。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功能,政治对纪录片的依赖就显得较为突出。 纪录片作为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一方面。纪录片发展依赖政治的引导。一个电视栏目的健康发展,首先是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立足国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鲜活的素材,反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倾听人民的呼声。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发展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是最大的资源,也是最大的动力。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最重要的是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与人民保持一致。鲜明的立场、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传媒政治属性的重要体现。而传播链条上层层递进的放大效应。使舆论的政治导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 另一方面,政治的宽松度直接影响着纪录片的生存与发展状况。这一点不言而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纪录片只能以政论性的专题片形态存在,而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大众文化的崛起。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三分天下,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纪录片运动,纪录片以精英姿态或者与大众文化合流,在电视栏目化的浪潮中求得了一席之地。这无疑是处于中国政治宽松度语境下,中国纪录片发展了自身生产力,作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补充,中国纪录片与政治达成了合谋。1993年《东方时空》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就是二者调解的结果。其后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的诞生,凤凰卫视的横空出世。CCTV10的新生。纪录片终于在中国电视荧屏上遍地开花了。 2、纪录片与经济的关系 纪录片作为电视产业中投入周期长、低效益的片种,其创作承受的经济压力往往是最大的,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录片与经济的 关系显得较为突出。经济不仅在宏观上如经济实力,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纪录片的发展水平和走向,而且在微观上如经费和收视等对纪录片的内容,形式,风格。创作者以及制播的各个环节发生作用。 从宏观经济上来看,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纪录片需要,也有着不同的受众群,而时代特征最终是由经济来决定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状况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对纪录片制做有决定作用,也深刻地体现在由经济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面貌、社会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而这些都是纪录片生存发展的土壤。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此次经济与社会变革的媒介支持首先从纪录片这里得到呼应”。纪录片通过对平民生活和平民存在状态的关注,确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大众文化形态的地位。这是中国电视传播平民化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之一。其意义在于促进民间社会的自觉意识。对市场经济的意义重大而深刻。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从微观角度以及媒体的区域性发展来看。电视纪录片栏目多建立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发展较快,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发达地区,无论是教育水平,居民素质,收入水平以及审美能力等方面都有着纪录片潜在的目标受众,有了受众就有了市场。“总体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认知范围越广。其电视收看量越少,但对不同节目或栏目的要求会有较大的差异。”“对于喜欢的节目会相对稳定。”而经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几乎很难维持纪录片栏目生存的现状。当然。纪录片栏目办好了,办出品牌后。又反过来促进栏目的经济收效。这两者是相互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节目,就是一个例子,“超女”的成功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小至一个栏目,大到一个频道,它的发展离不开卓然有效的经济保障。 当然,正因为纪录片创作资金压力大,所以往往有产业界为纪录片出资。这种现象一方面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但“当这种出资的影响力渗入到某一媒体而排除其他势力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压力。”一方面它使得纪录片的题材和内容不再单纯。渗透了商业意识:另一方面,它使纪录片精神与艺术理想受到了扭曲。这并不是纪录片良性发展的长久之计。 从逻辑关系上讲,政治。经济,文化这三个动力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经济是发展的基础。政治是发展的方向,文化则是发展的形态。三大动力形成合力。推动纪录片栏目步入一种良性的发展轨道。但现实是。这三点往往难以同时实现。因为。这三个标准相互依存,不能顾此失彼: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相应的文化为其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它们的关系是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在电视实践中正确把握并找到一个平衡点,打造一个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俱佳的纪录片栏目,这既是栏目决策者的工作着眼点与目标,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恰恰是决定一个纪录片栏目产生、发展与评价的关键性因素。换句话说,“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要素。对于一个纪录片栏目来说,它们既是产生的需要,也是发展的动力。同时还是评判的标准。这些构成了一个纪录片栏目战略性定位的基本框架”。 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摘 要:所有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紧密相关。社会所有制理论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并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产权前提、运营基础和制度保障,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社会所有制;和谐社会;经济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认识和解决新问题而提出来的重大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目前,学术界在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经济基础、思想文化基础等方面,共识基本达成。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观点差异,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经济基础;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合作制、股份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笔者则认为,由马克思提出并倡导的社会所有制,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的经济基础。基于此,本文拟从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分析入手,通过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所有制诉求的逐层剖析,阐明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要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一、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 社会所有制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人类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或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关于这个概念最本质的规定性,集中反映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之中。在那里,马克思对社会所有制有一段最为概括的说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832由此可见,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所有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普遍建立之前,广泛地存在着劳动者的个体所有制。“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1]83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必要前提就是通过资本原始积累而剥夺广大劳动者的财产,“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了资本的前史。”[1]8301875年,马克思在亲自修订过的法文版《资本论》中又补充说,历史上存在过的劳动者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共产主义所要重新建立的,不是“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建立社会所有制,就是广大劳动者起来剥夺剥夺者,重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协作劳动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这是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其二,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联合所有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有通过将其改造为非孤立的胃鋈说乃有制,也就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能消失”。[2]从上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要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不是指“生活资料的个人所有制”,也不是指生产资料“人人皆有的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个人所有制,即“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可见,劳动者个人孤立的占有生产资料是典型的小生产者私有制;而社会所有制是联合的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如果没有这种社会联合,那么其就成为私有制了。 其三,社会所有制是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所建立的、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与社会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由联合起来的社会劳动者占有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条件下,联合起来的个人组成社会集体,在此集体中,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294同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4] 正确把握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理论,关键在于对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理解。马克思曾多次提到个人所有制概念。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他又宣布无产阶级要把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他更指出“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独个人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曾想把现在主要用作奴役和剥削劳动的工具的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以实现个人所有权”。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的中译本中,马克思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所有制”,而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因此可见,“个人所有制”是马克思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所提出的个人所有制、公有制与社会所有制三类称谓,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三者并不矛盾。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以个人所有制为基础,个人所有制则以公有制和社会所有制为前提。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所有制的本质规定,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即联合的、社会的个人所有制或个人的社会所有制。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意蕴及其所有制诉求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也是共产党人努力实践追求的远大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阐释,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 1.和谐社会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和谐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著作中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连续用了许多“全面”、“自由”即“和谐”,来描绘高级社会经济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 ――人――社会看作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认为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同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矛盾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文中,他们写道:“作为共产主义联合体的社会里,因分工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没有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的状况消失了;社会不再是束缚个人而是能够促进自己的成员全面发挥个人才能;取代城乡差别的是城乡融合;教育与福利可使所有人共同享受,等等。”[3]243另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在消灭了阶级的社会历史阶段,“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3]244这些阐释都明确地指出了在未来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乃至文化建设的构建上,应坚持和谐而全面发展的原则。但他们未对怎样建设未来和谐社会提出过具体的途径和措施,这就需要各国的共产党人根据本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各个不同时期或阶段的实际情况,作出艰辛探索和长期努力。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实践和理论创新的结果。和谐社会的实现只能植根于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否则就是空想,是乌托邦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经历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新中国;随后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党的历届大会的文件里,特别是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各次大会上。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市场取向改革理论,在对国情把握和社会主义阶段性认识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为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前提。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而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写入我国宪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实行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股份制是公有制最主要的实现形式等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科学发展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在党的历史文件中,还是第一次。 “和谐社会”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已经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这不只是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认识上的大飞跃。这种认识上的飞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而且为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明确了方向和目标。 3.构建和谐社会是消除当前社会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现实需要。当前,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涌现,出现了许多不和谐的因素。这些不和谐集中体现在:(1)城乡之间的不和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城镇之间及其内部、农村之间及其内部收入差距日益明显、悬殊较大,城乡矛盾日渐显现。(2)区域之间的不和谐。三大经济地带分化严重,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政治文明程度、教育发达程度、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等方面,都呈现出了较大的层次性,从而引发了一些区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影响了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3)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又表现为经济增长与社会事业之间的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不和谐、经济增长与就业状况不和谐、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不和谐等等,这些不和谐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4)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消耗太多,水污染、大气污染现象加剧,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大量稀缺性动植物濒临灭绝,各种自然灾害不断、疾病流行,给人类的健康发展带来众多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矛盾逐渐突出。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论述,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艰苦理论探索和努力实践,都对和谐社会及其构建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洞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实际上是紧紧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和谐社会及其构建需要相应的所有制基础。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届全会上所进行的各种理论创新,同样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开始的。至于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实质上其原因都可以归纳为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内部及其之间的不和谐而引起的。因此,和谐社会及其构建对所有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三、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基础 在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建立一种可以容纳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机制,是十分必要的。而这种利益诉求机制的建立必须首先具备一个设计良好的经济制度前提或基础,否则这种利益诉求机制就无法建立和实现。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经济制度,它不仅能够容纳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还具有化解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能力,因而理应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 1.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产权前提。社会所有制是一种在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任何排他性的社会占有形式,是一种全新的产权制度安排。除原始公有制之外,以往任何形式的产权制度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在占有上的排他性,实质是对所有物的独占和垄断。私有制是如此,产权主体之外的任何人都不能占有产权客体,也不允许别人用它来实现产权主体所追逐的目的之外的任何目的。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也是如此,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力仅限于这个集体内部或合作的集团内部,并且这种权力还不是这个集体、集团内的所有个人都可行使的,只有受这个集体、集团整体委托授权的个人才能行使。国家所有制也不例外,国家所有制的产权主体,实际上就是授权代表国家的人,也可以通过二次委托的形式把对产权客体的占有、处置权分割、转让他人,除此之外,其他人都在被排除之外。因此,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所有制、私有制等,都无法克服和消除其炔考捌渲间各种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只有社会所有制才能消除产权主体对产权客体的独占和垄断,消除占有上的排他性,为化解各种经济利益主体的矛盾和冲突,实现个人联合占有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制度可能或前提。 2.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社会所有制的形成和发展需要社会具备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这两个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社会所有制的本质就是劳动者个体在全社会范围内对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的共同占有和运营。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方式或集体方式;个体占有方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消除,而且将日益被消除;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方式。”[5]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不是要恢复个体占有和个体生产,而是要实行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实现劳动者的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从“国家本位论”到“地方本位论”再到“企业本位论”,都把企业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运行的微观基础,并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责任和权利问题。因此,要把劳动者个人的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纳入社会所有制理论的研究视野,按照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相结合的原则,使劳动者成为财产和劳动力的产权主体。在资本按份共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实现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和经营。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合作制、私人所有制等经济形式所采取的各种运营模式(包括股份制在内),实现以劳动者为本位、以社会企业为依托、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新的运营模式,以奠定和谐社会构建的运营基础。 3.社会所有制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保障。和谐社会的构建,源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各种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必然性以及人们对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认同这个因素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一种优越的、合理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代表所处社会系统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并能较好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方利益;才能够代表先进的生产力水平;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才能够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社会所有制就是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客观性、合理性,而且更具有其它制度所不具备的优越性。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规定是相一致的,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重建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其主体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个人,其客体是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在内的一切社会财富。这种个人所有制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本质,比其它所有制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就当前的各种所有制,特别是公有制而言,只是人类社会从私有制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一种形式。混合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也只是迈向社会所有制重要的几个步骤,最多只能成为社会所有制存在的初级形式。即使是作为所有制最主要实现形式的股份制,也只是一种过渡的资本组织形式。马克思曾说,“股份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6]可见,股份制为各种所有制的联合、融合和演化发展、资本的社会占有和共同经营提供了组织保证,但也不过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组织外壳,最多可以说是社会所有制早期或初级的实现形式。 因此,实行社会所有制,不仅能从根本上为解放了的劳动者提供个体联合占有生产资料的可能性,而且为拥有劳动力主权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奠定了现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所有制能为劳动者在社会化生产和分配的同时,消除自身受奴役状态与充分发挥自身智慧和创造性所需的自主地位之间的矛盾;为劳动者自主决策、自由选择、自在生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所以说,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只有建立社会所有制,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全方位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制度保障,从而促进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摘 要]医院文化作为医院经营观念、品牌形象、医院声誉等的母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至关重要。如何加强医院文化建设、构建医院文化体系、保持医院健康发展已成为当代医院的重要使命。本文分析了医院文化的误区,阐述了医院文化的内涵,提出了走出医院文化误区的方法,并认为合理的利益目标是医院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 [关键词]医院;利益目标;文化建设;经济基础;品牌 1 医院文化的误区 在医院的运营实践中,一些医院管理者往往发现医院文化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强大,甚至认为它不过是医院对外宣传的几句口号。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是医院文化理论在中国医院现实中被滥用了,这种滥用使人们对医院文化理论认识和探索应用出现了断层――忽视了利益基础。医院文化的构成要素可分为3个层次: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中间层次的价值观和表层的人工制品。很显然,当前对医院文化的追求和理解还主要停留在表层的人工制品上,价值观鲜有涉及,至于最深层次的基本假设就更谈不到了。医院文化对大部分人来说仅仅是一些视觉符号,而这些视觉符号的产生本身又缺乏利益的根基,当然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奢求其向产生改变员工行为方式等作用的深层次发展就更加困难。就中国目前的医院和社会现实而言,医院文化绝不能脱离利益实际,想一蹴而就地实现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并不现实,在利益基础上,文化才有意义,才能发挥作用。 2 医院文化要走出误区 中国很多医院的文化是空洞的口号文化,它们可能出自对知名医院的模仿,也可能只是来自于医院领导或某个策划人员一时的“灵感”。这样的文化是与医院现实割裂的,尤其是很多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利益现实,而这种利益现实是与员工的自身需求紧密相连的,不仅包括经济利益,更包括发展利益、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等。这就是文化不起作用的症结所在。可以想象,在一个分配机制不合理、员工利益无法保证、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完全不相关甚至时常发生冲突的环境下,员工如何对所谓的医院文化产生认同。医院文化不能脱离利益而独立存在,单纯地就文化论文化只能陷入更深的误区。从医院运营的角度上说,倡导无私奉献、吃苦耐劳的文化,这些在精神层面当然是可取的,但没有利益作基础,单靠精神式的说教是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的。 人的本性是趋利的,这在商业文化对传统文化已造成巨大冲击的中国现实社会尤其显露无遗,而在伦理约束都已经很脆弱的条件下去谋求小团体文化(如医院文化)的强大作用,显然困难重重。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也是全面认识医院文化建设的基础。 3 医院文化如何走出误区 第一,构筑个人与医院总体发展相统一的经济利益目标。经济利益是员工的基础利益需求,也是医院为员工提供的基本保障。这不是指简单的金钱刺激,而是除了要给员工一个适当的薪资待遇外,还要设置相应的经济利益目标,这个目标是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实在的利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所谓蓝图。同时它又要与医院发展的总体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就能保证员工能够按医院预先设定的方向前进,使医院文化获得有效的着力点。经济利益层面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合理的分配机制,这要在医院现实的基础上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保证相对的公平性,解决员工对医院的基本认同问题。 第二,解决好个人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与医院整体决策及决策执行的关系。中小医院的决策和相应的工作安排往往出自有限的少数人,甚至是领导个人拍脑袋式的决定,大多翟惫げ恢道已经被分解为具体细节的工作的价值何在,更对所能产生的结果没有把握。这是员工自我实现的价值利益被忽视了的表现,它直接影响了工作的积极性并造成团队意识薄弱,对医院文化的建设十分有害。要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参与工作目标制定与结果分析、吸纳员工的合理化建议等方式加以改进,将员工置于医院运营与发展的重要位置,使员工感受到被尊重和认可,将医院文化落实到日常行为层面。 第三,医院利益必须与员工利益相统一。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统一关系也符合“非零和博弈”原则。所谓“非零和博弈”是相对于“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出现的结局是“你赢我也赢,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有效统一才能使医院文化落实,这一方面要求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结合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来指导员工的行为和努力方向,并用制度把行为固化下来,以形成习惯,用习惯带动文化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员工的利益需求,将人力资源管理深入下去,从员工利益出发,在医院利益与员工利益的统一层面解决好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问题。另外,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医院人才构成的中坚力量,人们必然要逐渐增加对其特征的认识,把握他们的特点,研究更多的利益需求,并把这种利益需求与医院的利益和目标统一起来,使文化基础更坚实并不断传承发展。 在与现代化接轨的过程中,中国医院要建设有效的医院文化,而不是为文化而文化。相于物质层面,作为精神层面的医院文化应当是“由过去和将来的同时性而造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进步,能够这样携带着向将来开放的视野和不可重要的过去而前进,这才是我们称为‘精神’的东西的本质”。积极的医院文化,它必然会深刻地影响着所有成员的思想、意志和行为,像呼吸一样促进组织自然新陈代谢,像血液一样渗透到团队的骨子里,真正成为卓越医院的行动指南。医院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当然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文化并不耻谈经济利益,经济基础支撑了医院文化,注重经济的医院文化也将并且是必然将促进医院的经济发展。 经济基础论文:特朗普上台的经济基础、政策和全球影响 首先我想谈谈特朗普面临的挑战,他的经济政策一定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特朗普上台是有深刻的经济基础的。美国的经济正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特朗普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提出“让美国再次强大”的口号点中了这个要害。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什么“让美国再次强大”,美国从来都强大。这是不对的,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些极其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我今天想给大家汇报的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挑战是什么?再看他怎么面对这个挑战,他的政策能不能解决问题,以及其政策的全球影响。 特朗普面临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第一,美国经济在继续变轻,危机之前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服务业太轻,金融业太高,一定要把制造业拉回来。所以奥巴马上台8年来最大的口号就是,让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金融危机以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是78.8%,现在是78%,略有下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奥巴马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的计划失败了。与此同时,美国工业产能的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美国的产能过剩也非常厉害。20世纪70年代时通胀非常厉害,然后通胀持续下降,产能过剩当然就有就业的问题,就业的质量提不高,这又是美国面临的很大的结构性变化。同时,因为产能过剩,整个制造业在轻微行业回不来,投资急剧下降。我们对美国2007年投资水平做了一个预测,对比今天和2007年,美国在8年里整个投资丢掉了20个百分点的GDP,这是个巨大的下跌,美国每年因为投资下滑丢掉3个GDP,经济怎么可能强劲增长?大部分的企业投资,32%是居民的住房投资,主要是私人投资。所以投资下降非常厉害,不投资影响美国经济。美国经济活力在下降。什么叫经济活力?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人的跳槽率,换工作的频率,如果经济发展快时,人会不断地换工作。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数据高达22%,在岗工人换工作、换企业、换区域非常频繁,现在只有12%;新成立公司占公司总量的比重,20年以前,在IT行业这个数据在18%左右,制造业在12%左右,此后这个数据直线下降,制造业跌到10%,IT企业跌了一半。我们听到无数硅谷创新的故事,实际上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日益减少,意味着老公司和大公司的地位越来越高。10年以上的公司雇佣工人的数目由20年前的80%上升到现在的90%,而新型的公司雇佣的工人从14%-15%跌到10%,下跌了三分之一。工人不愿意移动,新企业成立的数目在下降,工人集聚在成熟的大企业,不愿意到新成立的小企业去,是很典型的经济老化,美国的经济越来越接近欧洲的模式。“不流动”在经济学中是活力和创造在下降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所以美国的经济正在丧失它的活力。 美国失业下降是好事,但这背后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持续下跌,从2000年起已下降6个百分点。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而劳动人口的就业参与率也跌了6个百分点,很大程度上失业率下降是因为人不愿意工作,理由可以有很多,社会保险太高、找不到工作,等等。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劳动人口在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的人又不愿意参加工作,结果就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在下降。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愿意就业。 由于上述原因,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0.6%左右,20世纪90年代年平均增长0.9%,2000年-2009年猛增到1.5%左右,现在跌到了0.3%-0.4%。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这是一个很大的迷思。我们天天听到那么多硅谷的故事,用着iphone,但是我们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渡期,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的运用已经接近尾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并没有发生,所以在这个阶段,如果投资和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且下降幅度如此巨大。所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下降,80年代时达到65%左右,现在跌到了58%,下跌了6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58%下跌到46%,跌幅达12个百分点,中产阶级的收入在急剧地紧缩,因此中产阶级受到了很大的压迫。 美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学中人口结构是最为关键的,是无法改变的,65岁以上人口比上15到64岁工作年龄人口的比例,即每个劳动人口需赡养多少老龄人口,在2016年这个数据是22%,10年之后将上升10个百分点。这将要求劳动生产率急剧提高,因为退休的赡养费用越来越高;还需要投资大幅提高,需要投资来产生新的增长点;第三还需要就业比率提高,这三项美国现在都没有。因此面临着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经济的前景一定不会好。 所以特朗普不是共和党选出来的,当然也不是选出来的,特朗普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选出来的。40岁-50岁左右的白人蓝领过去的10年里生活在急剧地恶化,他们理解如果美国仍然执行现有的政策,等到他们退休以后,他们的日子会非常非常难过,所以他们说必须改革。 特朗普的应对之道 特朗普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第一件事他要减税,他要把居民个人的所得税由7档减少到3档,对富人减税,对穷人增加税率比扣;其次是减公司税,20年以前OECD的税率在32%、33%左右,今天已经跌到了22%左右。公司税最低的是英国和加拿大,只有15%,公司税有全球的竞争性质。公司税降低,可以把全球的资本引入投资和建厂。特朗普现在要把公司税由35%降至15%,现在来看,美国确实有降公司税的空间,共和党也从来是个降税的党,所以共和党赢了,他们应该会支持降税。 他还说要搞贸易保护主义,理由很简单,因为美国出口太少,进口太多,所以美国把工作留给了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他说要把TPP停掉,我觉得这是完全可能的,共和党的统治下,TPP大概也通不过。他要停止北美贸易协定,这个比较困难,因为这个协议已经法律化了,他极有可能重启谈判。特朗普当选当天,全球汇率波动特别大,在那一周里唯一跌幅没有变化的是墨西哥比索,下跌了8%,到现在为止下跌了12%,再也没有回去,这12%正好和北美贸易协议的关税优惠相抵。市场就预测到会重启谈判,无论以后要怎么谈,先把汇率降下来。我觉得他一定会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这个比较复杂,汇率操纵国的事情可以通过WTO申诉,也可以通过IMF来起诉,也可以单边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比如对中国施加45%的进口关税,这个不太容易,因为中美是双边的进口大国,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特别快,而且中国的很多商品,比如说苹果手机,都是从美国进口以后再出口的,如果征收45%的关税将会影响全球的产业链。我们做过分析,如果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45%关税,中国的GDP会影响2.5个百分点,同时会影响美国GDP1个百分点左右,还会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所以这个事情他做不了,即使他想做也做不了。但是他对某个商品征收45%的关税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f钢铁,奥巴马时期对中国的轮胎征收45%的关税,征了3年半以后,现在又逐渐回到15%。所以贸易仗他会打,他为什么打贸易仗――通过减税,把资本引入美国建厂,来扩大美国的出口,然后通过贸易战来为美国的企业出口创造一个空间,所以这两者是有目的地配合在一起的。 第三个政策是对基础设施投资5500亿到10000亿美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美国的基础设施质量在金融危机以后急剧下跌,我们对全球的基础设施有个衡量,最高值是10,金融危机前最高时达到7,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基础社会下降到5.5左右。美国基础设施质量差是有目共睹的,桥梁不安全、机场码头陈旧,所以对基础设施投资我觉得是靠谱的。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在20世纪90年代时达到整个GDP的2.8%,过去的20年里急剧下跌,现在跌到1.4%左右。美国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在20年里跌了50%,也就是说美国政府不再履行其维持基础设施的职能。这也是可行的,因为可以增加就业、增加GDP,是需求的拉动,所以他也会做这件事。 因此他总的政策是减税、打贸易战、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组合,他是想通过财政扩张来拉动制造业总需求的空间,其次通过结构性供给侧改革,改公司税,使企业的资金流入美国,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再通过贸易战支撑新形成的空间和竞争力,以支持美国的出口。所以这三件事其实是配套的措施,我觉得他都会做。贸易政策历来出自白宫,特朗普选了一个特别强硬的反贸易主义者作为新成立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席,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 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这样看上去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有理由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他的政策具体实施是什么样的,过程会是什么样的,他的班底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从政经验,但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背景。怎么做不知道,市场就开始猜了,市场一旦开始猜就乱套了。他的政策,特别是其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全球的影响是很大的。 首先他要强势美元,货币政策收紧,美联储在今年会继续加息,与此同时,日本央行、欧洲央行仍然在实行零利率和负利率,所以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的背离在加大,结果在货币市场上当然是美元走强,所有其他货币走弱。而且市场对于美元走强的预期还在不断往上走。过去的18个月里,所有的货币对美元都在贬值,欧元贬了20%,日元贬了30%,巴西的Real贬了60%,俄罗斯卢布几乎贬了80%,而且美元还会继续走强。这是影响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影响世界的第二个很大的因素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从来不相信美联储说的话,市场一直低估美联储的决心,认为利率水平会维持在低位。在特朗普当选以前,市场永远是赢的,因为市场永远以为利率在低位,认为利率不可能会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弱,政府的债务已经高达100%,利率上升后财政空间立马恶化,因此市场一直按照低利率水平在配置资源。特朗普上台后,整个市场预期改了。特朗普当选以前的24-28个月里,美联储的预期从未实现向市场的预期靠拢,所以这是市场的预期第一次开始向美联储靠拢。市场预期变化,全世界的金融资产必须重新配置。现在不知道的是市场预期以多大的强度和速度向美联储靠拢。这是一件天大的事,2013年伯南克说要放缓量宽政策,全世界金融市场一片波动,资本流动大幅增加,无数的股市大跌,伯南克这句话就动了市场对美联储利率的预期。全世界的资产重新配置是必然的,因为现在不是低利率,已经是高利率水平了。 把美元走强的指数与在美元走强时发生危机的国家连在一起,美元走强的第一个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拉美危机。20世纪90年代,美元进入第二个高峰,又有很多国家进入危机,这是亚洲东南亚危机。现在是美元进入的第三个高峰,还没有达到前两个高峰的水平,在特朗普的紧货币、松财政下美元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为什么会发生危机呢?因为美元走强,意味着公司和国家有太多的负债,就要用更多的美元来付利息,财务负担加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会恶化;美元走强,美国利息走高,美国国内的利息和当地市场的利差会缩小,资本趋于流回美国资本市场,如果资本市场大幅度依靠美国的资金来支撑,在公司有财务负担,资金就会流出市场,国家没有别的出路,只有发生危机。这就是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故事。到现在为止,还不能说危机必定发生,但是金融风险的上升不可低估,而且美元今后会继续走强。美元走强会受到的约束就是美国的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 第三个问题,特朗普要增加开支,钱从哪里来?只有一个办法,财政赤字。今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会由去年的3%增长到今年的4%,相应的经常账户赤字将由2.9%增长到3.5%-4%。也就是说今年美国很可能会重新回到2008年的双赤字,财政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的高峰。如果是双赤字,市场就会对美元的预期发生波动。 美国的债务占GDP为104%,用于付息的水平占GDP过去是3%,因为利率水平太低,现在降到了2.8%,特朗普很有意思的是,美国的借债在过去增加了30%多,美国为债务付的利息却减少了。如果利率上升怎么办?现在正是利率上升期,1个百分点的利息上升就意味着美国财政会跌到1个点的GDP开支,这是巨大的数字。所以在利率上升的同时,对美国的财政产生了很大的压抑,美国就会有债务负担,美国的财政按照国会的要求,会逐渐缩小财政赤字,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在不断地上升。特别在特朗普时期,债务上升会更加快。问题还不仅在这里,美国所有的政府债务都要通过国会的批准,国会会给政府一个债务上限,2010年国会就是不批奥巴马提出的债务上限,接下来的两个礼拜华盛顿所有的地铁停开,所有的公园关门,政府关门,这是一个很强的信息,告诉世界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美国甚至世界停摆。从这以后,美国的国内投资急剧下滑,因为美国的企业家对美国的政治家丧失了信心。政府能否运作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次又会到来,按照他的计划,他很快就会把钱花完,在今年的3月15号,最晚不会超过18号,他就要去求国会增加他的债务上限。特朗普是否会妥协,还是会设定新的债务上限,这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由此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怎么样?我们认为美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会在2%左右,现在的实际增长率已经高于潜在增长率。特朗普说我根本不听这些,为了让美国重新强大,我要让美国经济增长达到3.5%-4%。但是潜在增长水平在这里,他的3.5%-4%是可持续的吗?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冲击,第一,美元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然后,美国的财政赤字是不是可持续的?以及美国的经济增长走强是不是可持续的?而从现在看来这很可能是不持续的。所以特朗普的政策对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于它会是波动的,美元汇率是波动的,美国的经济增长也会是波动的。因此美国经济会变为2017年-2018年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 美国GDP1个百分点的变动会影响加拿大0.9%的GDP波动,墨西哥是0.75%。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贸易、资本流动,另一种是信心和传播的间接影响,在全世界20个国家都会引起0.5%-0.4%左右的GDP变动。尤其是第二种影响,它是传染性的,影响会特别大。法国是个农业国家,因此受美国的直接影响不大,美国GDP下降1%,只会影响法国0.1%的下滑,但是因为会影响到包括欧元区、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又会反过来减少对法产品的需求等,又会拖累法国GDP增长,影响总量会达到0.36%。在今天的世界上,间接影响是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加在一起会达到0.35%左右的GDP。所以,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经济基础论文:夯实经济基础 提升对农舆论引导力 农业类电视节目以服务农业、农村、农民为宗旨,以农村观众为目标受众群,理应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对农舆论引导作用。但省、市、县电视台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存在着总量偏少、影响力偏小、对农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能力较弱等问题。笔者在2007年7月、2008年2月主持的《电视对农信息传播》实证调查发现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农村的收视份额低、知晓度低、认可度低、忠诚度低等诸多不足。 近年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对农民与媒介接触使用情况、新闻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等相关研究呈上升趋势,也存在一定不足――从政治、文化角度为切入点探讨的多,从经济角度切入探讨的较少。主要表现在:偏重呼吁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增加对农节目(栏目)的投入和播出,对农业电视的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等涉及经济基础方面的研究却十分有限。为此,笔者结合《电视对农信息传播》中的相关数据,着重就如何拓展农村电视市场,夯实经济基础,为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服务作些探讨。 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潜力巨大 夯实经济基础大有可为 农村受众以青壮年为主体,在家庭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受调查者年龄在18―65周岁之间的,占98.3%。其中,40-50岁之间的最多,占总数的35%;其次是18-28岁,占22.4%;29-39岁的占总数的21.7%,居第三位;51-61岁的16.4%,居第四位;62-65岁的,占3.5%,居第五位;未填者占1%。从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来看,18-61岁的青壮年占本次调查人数的95.5%,占绝对多数。这个年龄段的人,是当前农村家庭中的“顶梁柱”――主要劳动力、主要经济来源、掌握着家庭的话语权,符合当前江西乃至全国农村家庭生活的实际。 农村受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呈“纺锤形”分布。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文化程度者占总数的43.7%,居第一位;其次是高中/中专/职高文化程度者占21.0%;小学文化程度占20.6%,居第三;本科及以上者占6.3%,居第四位;未受过教育和大专文化程度者,各占3.8%;未填者占0.7%。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体现出以初中为主的“纺锤形”分布态势,得益于多年来江西省在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努力和成果,符合当前江西农村的实际。 农村受众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小型化、年轻化的格局。本次调查发现,从家庭常住人口数量来看,当前江西农村家庭规模以4-5人组成居多,占总数的57.3%,呈现出小型化格局。其中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构成的4人家庭最多,有107例,占37.4%;其次是由1对夫妻加3个孩子或2个孩子、1个老人构成的家庭有57例,占19.9%;而由1对夫妻加1个孩子组成的3人家庭,与由1对夫妻加2个孩子、2位老人构成的6人家庭各有36例,各占总数的12.6%,居第三位。这三类家庭总计有236例,占总数的82.5%。 农村受众的家庭经济状况有较大改观。当前江西农村4―5人组成的家庭居多,占总数的57.3%。事实表明,具有经济创收能力与需人供养的人员数量比,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本次调查发现,江西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有了较大改观,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家庭中有经济收入或赚钱能力的人员数量增加。调查显示,当前65.1%的农村家庭拥有2-3个经济创收人员,多数家庭成员有经济创收能力。具体数据为:家庭中有2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130例,占总数的45.5%,居第一位;有3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6例,占总数的19.6 %,居第二位;有4人具有经济能力的,有52 例,占总数的18.2 %,居第三位;而整个家庭中仅1人有经济能力的,仅16例,占总数的5.6%。居前二位的,总计有186例,占总数的65.1%;居前三位的,则总计有238例,占总数的83.3%。 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要供养的人员数量减少。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农村家庭中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人员一般为1-2人,约占60.5%。具体数据是:2人者有110例,占38.5%;1人者有63例,占22.0%。而有3-6人无经济能力、需人供养的,总计仅64例,约占总数的22.4%;未填者有49例,占17.1%。 家庭年总收入情况和纯收入增加。统计资料显示,2007年江西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98元,居中部六省第一位。①照此计算,家庭人口以4―5人计算,2007年江西农村家庭年纯收入在2万元左右,与我们调查中实际观察掌握到的情况相符。江西省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幅超10%,现金收入增加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劳动力转移成为农民增收的持久动力。三是支农惠农政策效应持续显现。②另有数据显示,2007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达到626.9万人,从农村转移就业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奔上致富路,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发生的深刻、积极的变化,我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也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春天。 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夯实经济基础, 为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服务 当前,我国广播电视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自负盈亏,照章纳税”的管理体制,要充分发挥农业类电视节目在新农村建设中的舆论引导作用,必须着力解决农业类电视节目经济维持与补偿机制的问题。通过调研,笔者认为农业电视的经营者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工作: 转变观念,加强市场调研,充分尊重农民需要。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首要的就是要转变观念。前文提到,当前农村受众中拥有话语权的是中青年和壮年,这些人群是当前农村家庭生活中的“顶梁柱”,也是家庭经济生活中的决策者,自然应该成为电视广告的主要目标诉求者。随着他们家庭经济结构、文化教育水平、对外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不断提高,这些人群越来越具有现代意识、时尚观念。所以,电视传播者在拓展农村电视广告市场时,务必要转变观念,要十分重视市场调查研究,把握农民消费心理、消费习惯,尊重农民消费需求,决不能把农村作为某些城市滞销商品、假冒伪劣产品的“集散地”。 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民需要。本次调查显示,农民关注较多的十类电视广告分别是:1.食品类(如米、面、菜类等),75.1%;2.农机具、技术、苗木、化肥等农资类,64.4%;3.药品、保健品,55.3%;4.公益广告,52.8%;5.住房类,43.4%;6.日常用品(如洗发水等),40.6%:7.降价促销的物品,40.5%;8.学习、体育用品(如电脑、书籍、球类等),37.8%;9.贵重饰品、收藏品(如金银珠宝等),32.9%;10.耐用贵重物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等),32.9%。 上述数据表明,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农民对电视广告的关注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就要求电视传播者要适时拓宽广告思路,丰富广告品种,满足农村受众需要,同时也有效占领农村广告市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数据告诉我们,除日常食品、农资农机农具、药品等日常用品外,与住房、学习、体育健身、贵重物品和耐用消费品已经日益成为农村电视受众的关注点,也应该成为电视广告市场的增长点。 严格广告审查制度,确保广告真实性,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声誉。真实是广告的生命。为什么很多农村受众对电视广告有排斥心理?主要原因是很多农村受众认为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调查显示,有44.2%的农村受众认为 “电视广告内容不真实"。为拓宽农村电视市场,有必要确保电视广告的真实性,严格广告审查制度,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和电视广告的声誉,切不可贪图一时的利益而牺牲了广大农村电视受众的利益和电视媒介的长远利益。 改进广告推广策略,提升电视广告在农村的市场占有率。结合我国农村文化传统和当前的现实,在提升农村电视广告市场占有率上,可采取以下组合策略:④ “空中战+地面战”。就是运用通过电视、广播进行广告的播出,结合地面的户外广告媒体包括墙体广告及横幅广告。 “固定广告+移动广告”。固定的广告形式主要有电视、报纸、广播、墙体、展销会等,而移动的广告形式则主要指的是车身广告、流动电影放映、散发宣传单等位置上可以移动的广告营销形式。固定和移动两种形式的结合可以最大限度地使农民接触到广告信息。 “媒体+口碑”。电视和人际传播是影响农民购买商品最重要的两个传播渠道。因此,只要覆盖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和口碑这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就可以取得理想的广告效果。 “商业+公益”。投放公益广告和举办公益活动是提高企业声誉,塑造企业良好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广告主在进军农村市场的时候,不仅要进行商业上的广告宣传和商品推广,而且应该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公益事情。只有商业和公益“两手抓”,才能使企业在农村市场的利益和形象二者得到兼顾。 “中央+地方”。就是不仅要在省级、县级电视台等地方电视台上投放广告,而且要在央视等中央级的媒体上进行广告的投放。央视的覆盖范围最广,并且在城市和农村都有较高的收视率;另外,在农村消费者的心目中,能在央视做广告的都是有实力的企业,是值得信赖的。因此在央视上投放广告,并配合针对城市或农村不同的市场营销手段和广告投放方式,可以达到城市农村全面覆盖的效果。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村电视广告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在城市电视广告市场竞争激烈的现实环境下,适时拓宽农村电视广告市场,为改进对农电视节目采编制作水平、提升对农舆论引导能力等,应该会有很大的启发,值得广大电视新闻工作者、学界和业界人士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经济基础论文:“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经济基础及其战略意义 摘要: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此项倡议将充分借助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依靠我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实现了战略性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直指世界经济格局的短板,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以我国的发展为基础,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下带来的经济效益及其战略意义,发现问题与阻碍,并提出相关意见。并达到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以达到促进共同繁荣。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思想 国家经济共同发展 战略机遇与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我国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现在的丝绸之路的巨大转变是我国经过不断努力实现的。我国古代的战略为现代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战略精神。“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发展说明我国初期的改革开放战略得到顺利发展,并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实行相应的战略转变。在提出的这一构想时,由于此战略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就在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关注。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与其意义 “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必将影响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了与各国更加友好的共同发展,互帮互助,紧密联系,我们必须要通过新的丝绸之路构想来实现各国共同进步。发扬包容、友好合作、共赢的精神。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概述及其发展历程 1、“一带一路”概述 “一带一路”的战略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一带一路”战略的涵盖内容极其发展历程 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以经济为基础,增进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共赢。 2013年9月和10月,在提出的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符合全球形势深刻变化,因此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2014年8月,出访蒙古国时,表示欢迎周边国家“搭便车”。边境地区作为连接国与国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此次访问意义重大,中蒙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政治、经贸、地区合作等诸多问题上达成一致,这不仅为中蒙关系再上一个新台阶奠定了基础,也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2015年5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开启对欧亚三国的访问,首站抵达哈萨克斯坦。此次访哈可视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落实之旅,将进一步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 此项战略涵盖了东北亚经济整合,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涵盖了18个省、自治区与直辖市。根据新疆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深化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交通枢纽。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平衡发展 根据统计,2014年12月后期我国的外汇储备资金为3万亿多美金,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又将迈出一大步。随着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我国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技术等因素影响,对外开放总体呈现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格局。“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正是延续着对外开放的思想,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通、生产资源高效配置,实现沿海城市与中西部地区相互衔接,进而从西向东的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和延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平衡。 2、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 在新时代的发展下,世界各国都面临着新的危机,改变过去的格局已经势不可挡。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疲软,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一带一路”直指全球发展问题重点,加强与沿线有关国家的沟通磋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投资、资源开发、经贸合作、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保护、海上合作等领域,推进了一批条件成熟的重点合作项目。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的提出使我国的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变得更加坚定。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可以更进一步的拉近周边国家与我国的联系,促进各国文化、信仰、经济的友好往来和和谐相处。由我国开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贯穿亚欧地区的部分国家,可以把我国的发展与其他国家连接起来,把我国对未来的构思与其他国家对美好未来的期许连接起来,让其他国家从我国的社会发展中感受到友好,并从中获益。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与前景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机遇 1、“一带一路”战略思想受到各个国家的支持与参与 2014年3月至6月期间欧亚各个国家陆续在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建设,促进贸易往来等各个领域明确表示支持并积极参与,以期促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沟通,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合作共赢的局面。亚欧各国表示,丝绸之路的发展对亚欧国家的经济又着重要的影响。建设新的丝绸之路是促进各国文化、政治交流的重要机会。 2、我国与“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坚实 目前,我国与东盟是最大的贸易往来者,我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合作关系牢固,个成员国之间友好合作,互帮互助,促进了成员国各个领域的发展。二我国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合作申报的“丝绸之路”已经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一事件推动了各个国家的积极参与。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前景 “我国提出这个战略思想目的是为了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贸易往来以及人文交流,提升各国的综合实力,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存在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要把所有的国家都顾及到,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制定相对应的方案,例如在东部地区,应该提高其经济竞争力,二西部地区应迅速发展其基础建设。利用各个国家的优势,吸引区域外的现金技术和管理,促进共同发展,争取实现各国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所面临的各国的质疑与实现途径 (一)“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1、俄罗斯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观点 在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思想时,俄罗斯对“一带一路”抱有疑惑的态度,有的人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会绕开俄罗斯直接延伸到阿姆斯特丹,可以后来我国公布了初步计划之后,那些质疑不会穿过俄罗斯的人们才慢慢消声。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不重视欧亚联盟,只是把丝绸之路作为有前途的方案,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国提出丝绸之路的原因是因为对上海合作组织不满意。面对这些质疑,我国将要解释清楚这些质疑,并让其积极支持此次战略计划。 2、美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 美国认为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是因为我国是经济大国,会不断崛起并迅速扩张,当我国的综合力量扩展到一定程度,将会覆盖整个欧亚大陆。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与周边国家密切联系,并且将摒弃与俄罗斯的分歧,联合俄罗斯,重振欧亚地缘战略板块,打造“新的反美轴心”。 3、日本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反应 从“一带一路”战略思想的提出,目前日本国会并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做出相关审议。由于和美国的关系,日本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态度上不能确保和美国保持一致,虽然这次事件挑动了日本的的神经,但是日本并没有对此事件持续关注。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现途径 “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参与的各个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将各自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努力打造合作共赢的局面,我国应与中亚南亚国家、俄罗斯、欧盟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形成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大格局,加强相互联系,加强政策沟通,不断开拓创新。在发展的同时抓住机遇,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推动综合发展。 四、结束语 我国在的带领下,不断深入扩展了“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的有效发展,也有利于其他合作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实施必定是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支持的,并且需要周边国家的支持与参与,共同发展进步。继续发扬我国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壮举,与世界各国联系起来,构建新的发展,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思路。此次根据古丝绸之路建立的新丝绸之路这一举动更是直接的讲我国与欧亚各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直接影响着各个参与国的交易,推动了世界的进步,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经济基础论文: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解释及文化空间 [摘 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问题,也是研究文化课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其中,经济决定论、总体辩证法和多元决定论是阐释二者关系的代表性方案。但是?熏它们并没有真切地揭示马克思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理解。以马克思对该问题的阐述为理论脉络和分析依据,我们认为他分别在起源和内容构成、理论逻辑建构以及推进社会历史变革等意义上,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有着多维度的理解和界定,他所采取的是历史性和结构性相结合的辩证方案。辨析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思想背景、理论框架和价值规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辩证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代探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课题。当代英国著名的文化学家、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认为:“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1]鉴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文化问题理解中的关键性,威廉斯认为必须从两者的关系阐释出发的判断是对的。然而,一方面,威廉斯为了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把文化霸权视为解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工具,其特点在于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置于文化理论的框架下进行阐释。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①,更无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我们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框架(之一),而非相反。换言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否就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尽管学界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且已作了相关的理论建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马克思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揭示,而它对于重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理论路径。 一、关于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诸种方案 我们应该认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需要审慎地对待。这里的复杂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诸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一直以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石,即使要阐释它,也必须是在既有的框架内进行。事实上,在“正统”与“异端”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和争论。二是思想的变异性。历史地看,关于二者关系的命题和判断会由于社会环境和人们思想的变化而不同,无论是经济决定论,还是总体辩证法,抑或是多元决定论,都有其时代特征,不可妄下定论。在此,需要把握的是它们在学理上的关系及其差异;三是概念的模糊性。对二者关系的判断关涉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个概念的理解,特别是对于“经济基础”概念的理解存在着较大的争议,这概念理解上的争议诚然也导致了二者关系理解的差异。认识到理解二者关系的复杂性无疑是必要的,一方面揭示了它们之间关系的限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为它们的时代性阐释提供了契机。 第一种解释方案: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的诸多战友和学生当中,保尔・拉法格对“经济决定论”②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专门对此做了理论化和系统化的阐述。在《思想起源论》(又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一书中,拉法格研究了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的起源和发展问题。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起源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生产或劳动过程决定了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进程[2];其二,应该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来解释诸如正义、善、灵魂和神等观念,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了思想的性质和形态。可以说,被拉法格理论化的经济决定论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基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阐释,进而在后来的大众化过程中被理解成机械决定论。事实上,拉法格的理论是有马克思的思想根据的,后面会谈到这点。一般而言,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被界定为“决定”与“被决定”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正如人们所见,这种解释曾经流行较长时间,后来的各种批评也正是针对它而言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经济决定论忽视了上层建筑的作用,无论是对思想上层建筑、还是政治上层建筑,它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将这种“忽视”演化到现实层面,就是缺乏对意识或工人阶级意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的关注;第二,正如晚年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样,这种经济决定论并不符合马克思和他的本真意思,他多次指出如果这样把经济理解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会导致对现实理解的扭曲。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以经济决定论来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需要重新审视的理论框架,它的固守性、僵化性和机械性已经与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第二种解释方案:总体辩证法。在第二国际内部,经济决定论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鉴于西欧革命所遭受的挫折,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当时的理论家们看来,革命意识、文化霸权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迫切问题和时代议题。因而,上层建筑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不断得到强调,表现在理论上就是界定二者关系的解释框架从经济决定论转向总体辩证法。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和卢卡奇都倾向于以总体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卢卡奇在这个问题上的探讨较为系统。具体而言,卢卡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上取得了突破:一是以总体性的历史性的观点取代了经济决定论的观点,“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3]在总体辩证法的视域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便是一种历史性和总体性的存在,特别是上层建筑不再是一种被经济决定的角色,它在整体中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是在后来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研究中,卢卡奇认为它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界定,还是一种本体论的生成。他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本体论上的形成过程,似乎在每一件劳动事实中,在劳动部门化、精密化的过程中,以及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所表明的劳动职能的演变中,就可以系统的看出来。”[4]历史地看,卢卡奇的观点不仅与他的时代相契合,而且在学理上推进了该问题的研究。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概念不清晰、结构不紧密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其宏大的思想远远超过细致的分析。 第三种解释方案:多元决定论。与总体辩证法的历史性阐释不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则是从结构的视角来解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建构了“多元决定”的社会历史解释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分析了二者的关系。在他看来,只要承认上层建筑的形式和国内外环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特殊的、独立的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这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指的是上层建筑不能只是被看作为经济的反映或现象,它们与经济一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否则,所谓的“多元决定”便是一种虚构。于此,他是不赞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观点的,首先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不能闪电般地一下改变现存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因为上层建筑具有相当大的稳固性;其次是“由革命所产生的新社会,通过其新的上层建筑形式或特殊的环境(国内外环境),可促使旧因素保持下去或死而复生,这种死而复生在没有多元决定的辩证法中将完全是不可想象的。”[5]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逻辑,经济基础或结构与上层建筑是两个独立的、真实的存在,它们共同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如果承认上层建筑只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单纯现象的话,那么“经济一元论”就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在根本上是与现实的社会历史经验相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尔都塞比卢卡奇往前走了一步,它不仅仅承认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还把它视为与经济基础同时起决定性作用的独立因素。 如果说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拉法格是经济决定论的“始作俑者”,那么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便是有“矫枉过正”的嫌疑了。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思想倒是有更值得借鉴的积极意义。事实上,卢卡奇“小心翼翼”的理论变革是多余的担心罢了,拉法格的理解也不是没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和思想渊源,而阿尔都塞的结构性反思亦有其可贵之处。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家族内部,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解具有差异性,但是大致的趋向是逐步突显上层建筑在这个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此思想趋向有关的理论还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以及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鉴于这种思想趋向的现实意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与此同时,经济基础概念也受到了人们的重新审视,其中以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做的工作尤为引人注目。 二、马克思的辩证方案 上述三种方案所理解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尽管与他们所处的时代境况相关,但是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不存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表述,甚至在恩格斯的表述中也不存在这样明确而肯定的表述。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判断是谨慎的。基于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文本解读和思想解析,我们认为上述三种阐释方案并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思想基地,只是没有真切的理解他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辩证方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宁愿将上述三种方案中展示出来的思想看作是马克思辩证方案中的诸环节。 其一,在现实起源和内容构成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并且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在《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③的论断,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最初版本。如果把市民社会理解为经济基础,继而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理解为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推论显然是成立的。作为对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命题的颠倒,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有以下两层含义: 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关系。简言之,以血缘和爱为纽带的家庭被以个体利益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所否定,而市民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则由国家统一。当然,黑格尔所谓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理念,即理性国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理性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是一种幻想,因而他坚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裂,并且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指出:“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6]也就是说,对于政治国家而言,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其天然的基础,“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自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对国家来说是必要条件。”[6]11 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构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是动力。”[6]11在这个意义上,与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不同,马克思在社会存在的层面上解构了这种幻觉。因为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国家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者。简言之,在这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内容,而政治国家则是一种形式性的存在。这与马克思后来“消灭”国家的思想有着逻辑的一致性。 于此,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马克思的思想根据。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不能把市民社会直接等同于经济基础,也不能把国家或政治国家等同于上层建筑。④马克思在特定的语境下做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具有其特定含义。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受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影响,马克思也只是把国家理解为政治国家。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现实生活中,国家还具有经济职能,保罗・斯威齐就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国家是“作为一个经济工具的国家”,一是国家参与采取经济行动以解决其发展问题,二是极力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三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稳定和运行,国家对工人阶级采取让步行动。[7] 其二,在逻辑阐释和现实变革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及其关系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而不能颠倒过来,并且指出后者是前者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思想意识的消灭则有赖于现实市民社会或物质关系的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它进一步推进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论上的推进得益于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来理解。他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每次]出现的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8]38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在逻辑上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普遍性概念,因为它是一切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然而,接着他又指出市民社会也有其特定的内容,他说:“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8]146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不仅与交往相关,还与生产相关,指认它也包括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从它扩展的概念内涵来看,马克思此时的市民社会概念俨然成了经济基础概念的前奏。 具体而言,在该文本中,马克思所理解的市民社会、物质交往(关系)与思想意识、观念的关系有以下内涵: 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述思想意识的产生过程及其形式,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他说:“……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50与以往的哲学家们从思想意识出发来解释世界不同,马克思在这里颠倒了这种做法。在这里,市民社会作为一切历史的真正基础和现实关系,在逻辑上它也应该是出发点和根基,即思想意识的性质和形式及其产生过程都应该在市民社会中得到阐明。在马克思看来,这才是科学的方法。于此,他在这里所重点阐释的是关于考察市民社会与思想意识二者关系的方法,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 思想意识的消灭有赖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言:“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乖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8]50根据德文原意,这里的“消灭”,应为扬弃之意。倘若把消灭理解为一种“归零”的清洗或去除行为,那么思想意识只具有消极之意。而扬弃的意谓在于,社会关系所要“消灭”的是思想意识对人们的束缚作用和消极影响,当然契合社会关系的思想意识,则是它的予以保留的积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认为马克思对思想意识只有消极作用看法的人,显然是误解了。 思想意识是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换言之]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的[思想],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8]66马克思在这里以“反映”的方式来描述的思想意识和物质关系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经验性的描述。对于“统治阶级的思想为什么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观念反映”的问题,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知晓,他认为这本就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一个理论问题,即不是一个经院哲学的话题。那些绕着“认识论”的圈子来批判马克思的“反映论”的人,或许是走错了道,因为这样的讨论不在一个论域中,从而无法达致有效批判。 其三,在社会历史构成因素的意义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二者具有“适应”关系,而就推动社会历史变革而言,后者不是仅有消极意义,也具有积极作用。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经济结构与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意识形式共同构成社会历史的组成要素,即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结构上,他指出物质生活是其他生活的现实基础,并制约着他们。同时,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而社会意识形式“适应”于现实基础。由此可见,阿尔都塞赋予上层建筑以完全独立的决定性作用,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过激行为罢了。 如果把这里的“适应”仅仅理解为单方面的、被动的适应,那么事情未免过于简单了。正如马克思所言:“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0]346他举例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0]346在我们看来,这段论述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出了物质生产有其特殊的历史形式,而且要从其历史形式来理解,这里的“特殊的历史形式”即是指包括精神生活在内的社会历史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言,物质生产离开精神生产也是不可理解的;二是在这个语境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在“制约”关系的基础上,两者之间也具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甚至是相互适应的关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卢卡奇给予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非是“完全的”,而是要加上限定词“特定的”或“一定的”。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9]33这里所揭示的是上层建筑变革的动力来源于经济基础的变革。而“或快或慢”指的不仅是一种时间性的表述,也是一种对变革强度、深度或广度的体认,例如马克思在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时,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绝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1]由此可见,上层建筑的变革亦有它自身的节奏和规律。在变革过程的意义上,它们两者之间并不具有对等性。正是在这里,上层建筑变革的价值、意义及其积极作用才有做进一步的评估的必要。 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这一点,他接着又说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9]33马克思在此为什么强调要把这两种变革区别开来?在我们看来,或许是他已经意识到对推动社会历史起积极作用的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变革,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变革同样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变革并不比前者更简单、更容易理解。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相关启示 马克思用建筑物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比喻社会经济结构和法、国家、思想意识的关系,虽然形象通俗且容易辨识,但后人在理解这个比喻时也存在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这种倾向转化为现实的表现,则是对上层建筑的忽视或者轻视,特别是有碍于对文化问题的理解。立足于当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来说,我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 首先,重新审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思想意识、文化观念等上层建筑因素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奇、阿尔都塞的理论意图无不如此。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奠基性的理论工作,理应值得关注。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这种解放,它至少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化维度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席位,而且越来越重要。离开这个大的思想或理论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概念的提出就显得有些唐突和不解。毕竟,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文化问题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位置。 其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方法论。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试图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分析框架⑤,这是错误的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作为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这个理论框架所关注的是两者的关系问题,而非对某一方面的研究,也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研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我们才可能进一步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的边界,包括历史的边界、内涵的边界,甚至是地位的边界。也只有在这个理论框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更好的总结和提炼,从而不至于大而无当,也不至于妄自菲薄。所谓的文化自信便有了根据。 再次,进一步规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也具有规范作用。在这个规范下,研究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显然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道路,当然也包括相应的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精神建设的研究和总结。其实质问题在于,如何规范文化道路与诸多其他维度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这其中便涉及研究立场的选择,及其社会历史意义的揭示或者说其价值旨趣的指认。具体而言,就是要正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内在联系。为了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冷冰冰的“诸多规律”及其总和,我们认为有相应的规范和价值立场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应该意识到,从马克思出发来重新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仅是诸多路径中的一种。事实上,如果能够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研究结合起来的话,不仅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能够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根据。须知,这里的“结合”便是相互阐释、相互融合和相互规范。 经济基础论文:探析中美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和传染现象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加入WTO经济贸易组织的时间越来越久,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我国正逐步成为一个无可规避的事实。伴随着近五年新型金融市场开放以及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无论是金融信息还是金融风险在全世界传播的渠道和效率都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这种风险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伴随着每一个资本市场互相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而产生明显的叠加增强的作用。本文主要探索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之间是否存在联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希望本文可以抛砖引玉,给同行提供一些意见。 【关键词】中美股市 联动 经济基础 传染现象 一、问题提出的背景 股市联动理论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提出之后,近年逐渐被学术界普遍承认。1995年,美国学者罗晋和索拉里克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对全球包括美国在内的七个主要的股票市场进行了相关性的检验,所选用的周期是1960年到1990年之间的三十年波动。他们发现,在这三十年时间内,七个主要的市场之间股票的波动都呈现出了相关的波动攀升走势。兰格利德在2001年利用动态协整的检验思路对三个欧洲发达国家――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40年数据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发现这三个市场在1980年之后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协整模型构建,而这也意味着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股票之间的联动就逐步出现了增强的趋势。对于中国股市的研究,中国学者驼振心在2008年称,当中国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和世界股市之间的协整关系开始变得尤为显著,而这也意味着股市的联动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而费兆奇通过对于时变冲击溢出模型的建立,发现世界因素和亚州本地的区域因素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呈现十分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问题的数据描述 (一)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 为了验证这个理论的可行性,下表选用了若干个中国以及美国的股票市场指数,并且对于一些个别的行业指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数据的样本区间是从2007年的一月初直持续到2012年的6月底共计66个月的全部每日数据,同时本数据对于那些因为不同节假日而造成错位的数据进行了删除。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并且以本币为单位进行处理,数据来源是datastream。如下图1所示,黑色的实线主要表示美国的相关数据对于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引导关系,而黑色的虚线则相反,表示中国的股市波动对美国股市波动是否造成影响。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对美国的统计曲线数值一直徘徊在0到1之间,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在进行检验的期间,中国的收盘价对美国股市第二天的收盘价没有产生引导关系,但是从2007年11月开始,美国股市的变化开始对中国股市的变化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先中国在2005年开始进行了股权分置的改革措施,使得利率进一步市场化,这项措施让我们国家的股市得到了进一步的全球化推动;另一方面,2007年之后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美国的进口逐步萎缩,中国作为最大的出口国之一也受到了出口萎靡的影响,这两方面因素使得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的牵引呈现出增强态势。 (二)股市联动的经济基础 下图2为中美两个经济实体一周期为单位的引导关系构建。因为我们所拥有的GDP数据仅仅为季度数据过于含混,因此我们可以选用工业生产增长率来作为经济增长的标志。图中的黑色实线代表美国经济自身对于中国的引导情况,而黑色虚线则相反,代表了中国对美国的引导关系。从图中看到两条引导方向的线条都在临界值1的上方波动,说明这种引导关系对于双方都是明显的。 从市场经济的基础角度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这种经济联动直接导致股市联动的原因就在于,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会对这个国家的企业或者是和这个国家相关联的其他国家的上市公司在未来的企业现金流以及企业产品的折现率带来十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会直接造成股票价格的逐步统一性。 (三)股市联动的传染现象 所谓的传染现象指的是在金融危机出现的时候,市场与市场之间并不能通过经济基础进行解释的各种相关性发生。因此在下图3中,本文使用了动态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探索。黑实线标记的GF统计量代表着种美德经济如果产生联动,那么是否可以构建成格兰杰原因。在这张图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个样本的绝大多数时间,统计量都大于5%的临界值,这个阶段下,经济基础是可以对这两个国家的股市引导关系进行解释的,但是2008年10月之后数值暴跌到临界值的下方并长期在很低的一个界面进行移动,直到2009年2月才回到了临界值上方,这说明在这段时间美国股市向中国进行了传染。 传染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的不对称。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国际上的投资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的信息,经常会因为恐慌而做出大量没有理性的投资决策,并且这种恐慌很容易形成羊群效应,进而干扰到其他国家对于股票的预期情况。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发育相对较晚,市场价格机制跟发达国家相比并没有处于十分完善的程度,因此这种冲击就极有可能造成传染的结果,使得股票之间的非理性联动成为必然。 三、结语 随着我国不断开放国际市场,美国股市的收盘价对于中国股市的第二天收盘价具有十分明显的引导关系,并且这种趋势还在不断增强。但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尚不完善,因此美国股市很容易对我国造成传染效应。 经济基础论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比较 【摘要】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在市场层面有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映了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特征和规定。其差异具体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分析的前提和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西方经济学是辩护的,马克思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辩证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部分。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市场经济基础理论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必然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行基础――市场经济进行研究,从而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有着某种相通之处。但由于二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它们的区别则是根本的。 一、两者在市场一般层面存在相通之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市场经济。依据《导言》的思想,市场一般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共同特点、共同规定,是在思维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体制性特征;市场特殊是指抽象的市场经济与一定生产关系的结合,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在市场一般的层面上,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存在相通之处。 (一)两者对市场机制的总体描述相似 西方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沦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而这一原理正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描述:每个个人,“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个人在追求他自私自利的目标的同时,却自然而然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微观经济学即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合乎逻辑的表达形式。在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以利己为动机从事经济活动,也即理性的经济人:消费者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通过分析消费者和厂商的行为,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 宏观经济学虽然承认“市场失灵”,承认市场机制未必能使全部资源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却认为通过宏观调控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可以弥补这一缺陷,从而得出市场机制仍然可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也从资本的利己本性出发来描述市场机制。资本的本性就是像吸血鬼一样尽可能地吸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促使资本家采用新技术、提高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缩减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在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中,资本家会竞相采用新技术。一旦新技术被普遍采用,整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原来先进的生产条件就成为一般的生产条件,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超额剩余价值也就不复存在。 (二)两者对某些具体市场机制的描述相似 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都同意市场机制发挥作用都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的综合作用来实现的。如,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市场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市场出现供求不一致的非均衡状态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会使这种非均衡状态逐步消失,实际市场价格将回到均衡价格水平。 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是价值规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从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虽然经常发生,但由于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这种偏离不会长时间持续下去。在这里,“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使得市场价格在动态中趋于平衡。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市场运行是有规律的,平衡即意味着规律的存在。 二、两者在市场特殊层面存在根本区别 (一)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同 不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事实上都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 西方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因此,尽管它事实上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却将其视为一般的市场经济。 马克思经济学则把市场经济看作市场一般和市场特殊的二位一体。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市场一般仅仅是在思维层面存在的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市场经济,因为,“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所以,作为抽象要素的市场经济,只有在与一定经济制度的结合中才成为现实的要素,具有现实的意义。马克思经济学所描述的就是存在于现实中的特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买卖的自由不是天然的市场买卖的自由,而是特定历史关系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工人的消费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在市场上的自由选择,而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为资本家再生产劳动力。工资也不像西方经济学描述的那样是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总之,“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生产则不仅是投人生产要素获得产出的一般劳动过程,更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增值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不仅仅是厂房、机器设备等,那只是它外在的物质表现形式,其本质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论文:王凯:经济基础会让一个演员戏路更宽 王凯曾体会过为了生活而拍戏的感受,因此,他格外珍惜自己成名后可以根据适合与否选择角色的机会。 《琅琊榜》红遍街头巷尾,王凯也凭借剧中靖王一角为人所熟知。很多演员说自己“演戏不是为了钱”,但大抵只有小有成就的演员才有资格说这种话。至少在七八年前,王凯还没有勇气和底气这样说,因为那两年里,刚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他不仅找不到自己的职业方向而且几乎身无分文了。 又爱又恨“陈家明” 无论是《伪装者》中的明诚,还是《北平无战事》中的方孟韦,王凯创作的形象似乎总是英姿勃发、赤诚果敢的。于是,人们很难回想起他入行的“敲山之作”――《丑女无敌》中娘气十足的陈家明。其实,连王凯回忆起来也承认,如果不是几乎已经身无分文,可能不会接下那个在此后让他纠结了大半年的角色。 初入演艺圈,王凯的境遇并非顺风顺水,这让原本开朗爱笑的他开始变得消沉。2008年前后,他甚至沉迷于电脑游戏,选择了逃避。时间一天天地过去,王凯逐渐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因为现实的问题是,自己已经无法养活自己了。 “当时去《丑女无敌》试戏,开始时不是试陈家明,到了之后导演说原定的角色已经定出去了,所以就试了陈家明。当时我真的快身无分文了,再加上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就接了这个角色。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感谢这个角色,它让我成长了很多。”王凯说。 他曾说过,一个新人是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而当时的他就是如此。王凯坦陈,追求更好的物质基础对每个演员来说都是必然的,特别是在个人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若是有一定物质基础,接戏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就一定会选择自己更合适的那个,而不是只要有丰厚的回报就去选择。 对“伪娘”专业户说不 在成功地塑造了陈家明这一角色后,快乐与烦恼接踵而至。好的一方面是,圈里开始有人关注他,找他演戏;不好的一方面是,大家都将他定格成一个“伪娘”专业户。所以此后,王凯又有七八个月没有接戏,开始艰难地克服自己入行以来的第一个瓶颈期。 “之所以多半年没有拍戏,并不是因为没人来找我,而是因为来找我接的角色都与陈家明如出一辙。当初饰演陈家明是个偶然,如果再次接演我以后的戏路就将成为必然了。”王凯说。因此,经过深思熟虑,王凯还是将那个阶段和陈家明同类型的角色都推掉了,希望从此能够摆脱这个桎梏。 无规划,有节制 可以说,在《伪装者》之后,《琅琊榜》的上映彻底夯实了王凯人气新人的地位,靖王和所谓“人人都是靖王妃”的种种噱头让微信圈里段子手们妙笔生花。而对于未来,王凯并没有做太多的规划。就如同因为被剧本感动得落泪,他果断接下《琅琊榜》,却未曾考虑靖王一角会为自己今后的演艺道路带来什么。 他说自己不善于规划,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知道变化永远是大于计划的,人们总是现在想得很好,但是,你将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不喜欢给自己计划太多。而且,如果到时候事情没有按我们的意愿去发生,我们就会很失落。但是,如果不给自己规划,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事情它就发生了,这个时候反而给自己一个惊喜,那你是愿意选择失落还是选择惊喜?”试想,如果按照王凯的理论进行家庭财务规划或投资金融工具,结果恐怕很难有他所谓的“惊喜”。 其实,生活中的王凯是一个比较节制的人,从不乱花钱,更不会因为缺乏规划让自己捉襟见肘。对此,他骄傲地表示,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更何况我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经纪人。 经济基础论文:经济基础在择偶标准中的重要程度统计分析 【摘要】文章利用 齐性检验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方法,对3个不同年龄段的人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这3个年龄段的人对于对方的经济基础在意的程度是否相同,若不同,排列出相应的顺序,进而进行结果分析,并且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 齐性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法;合理化建议 生活中,婚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对于结婚对象的选择上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中,当代的年轻人似乎在选择配偶时考虑的更多,尤其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强烈的攀比心理,使人们都不想生活的比别人差,同时我们也秉持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念,于是,似乎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现实了,在选择结婚对象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在意对方的经济基础,是否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高薪的工作。因此,我们常常感叹现在的“80”后和“90”的年轻人太现实了,而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更纯粹一些,不太会在乎经济基础,所以,我们常常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选择配偶时对经济实力方面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社会真实的反映吗?基于这种想法,本文将利用非参数统计学的方法来验证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此问题的看法是否一致。 一、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否一致,对349个人进行了市场调查,并且将被调查者分为了三个年龄段:18岁至30岁,31岁至50岁,50岁以上。同时,我们将这三组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分为了三个层次,分别为:非常在意,一般,不在意。据此我们统计各类结果的数据,如下表所示: (二) 齐性检验 根据上述给出的数据,我们来检验一下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运用 齐性检验法,并且应用R软件来实现,输出了Pearson’s 检验结果,自由度为(3-1)(3-1)=4, 值为9.9143,p值为0.0419,由于p值小于0.05,于是此时我们拒绝原假设,即三个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程度不同,具有差异性。 (三)Jonckheere-Terpstra检验 根据上述的 齐性检验的结果,我们可知三个年龄段的人对于配偶的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是不同的,那么,到底哪个年龄段的人会更在意呢?与我们之前预期的结果是否会一样,据此,我们希望通过检验来将不同年龄段的人的态度进行排序,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下面我们根据调查数据绘制出各组数据的箱线图如下: 从上图中,我们清晰地看出了三组数据的顺序,从而,结合上述的检验分析和箱线图的绘制,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三个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经济实力的在意程度呈现一个递减的趋势,即18岁至30岁的群体最在意对方的经济实力,其次为31岁至50岁的群体,最后为50岁以上的群体。 二、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通过上述的检验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配偶的经济实力在意的程度具有差异性,并且随着年龄的递增,人们的在意程度呈现出递减的趋势,即年轻人最在意配偶的经济实力,其次为中年人,最后为老年人。以此也反映出了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和婚姻观也有所改变了。但是,在择偶时过于注重对方的经济条件这种风气当然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对此作出以下建议。 (二)建议 在这个五彩纷呈的社会,似乎我们对一切都很迷茫,我们每个人持有的价值观念都有所不同,也就是我们看中人生的部分有所不同,有人将物质看成是全部,特别是现在的有些年轻人有“拜金”倾向,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也出现的较多。例如,众所周知的江苏电视台主办的相亲类节目“非诚勿扰”,歪曲的价值观和婚恋观给了我们警醒,物质极大丰富不等于幸福,但是却有那么多人将物质条件和婚姻画上等号,从而引领了不良的社会风气,进而导致最终失败的婚姻,这也是我国离婚率越来越高的原因。我们应该意识到,社会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何下降了,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价值观和婚姻观的导向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念,物质生活虽然重要,但是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可以注重,可以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太在意,以平常心去对待。 在这个浮华的社会,平常心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是一样奢侈的东西,无论对待任何事,我们都显得很浮躁,很难有一颗平常的心态,对待物质生活,我们现代人往往要求太高,未婚人士更是将未来另一半的物质水平作为首选的条件,于是我们常常感叹现代人的感情不纯粹,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用一颗平和及平常的心态对待一切,不要太在意物质,那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有的时候那只是一小部分。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经济基础不算坏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 2012年的经济状况,还要从基本面来看。有三个因素,让我们依然可以对中国2012年保持乐观。 首先,通货膨胀压力的显著下降。本轮通胀,从2010年二季度抬头,到2011年年底才算是被制住。从大的方面看,通胀背后有两个重要的基础力量。一是汇率低估引发的净出口,净出口增加了对国内供给的总需求。二是2009年以来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形成了另一个刺激总需求的重要力量,主要表现之一就是近几年投资的快速增长。这两方面增加总需求的因素,都对总供给形成压力,供不应求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所幸的是,这两个因素的力量在2012年都会大幅减弱。首先是2012年的汇率比2010年已经升值了6%左右,从净出口来看,可能已经趋近均衡水平,汇率扭曲导致的通胀压力可能已经基本消除。二是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2012年的农产品供给因为前两年农产品价格的飙升会较为充足,导致农产品通胀的压力较小,而中国的通胀,主要就是农产品的通胀。通胀压力下降的直接含义是宏观调控的压力减轻,而2011年经济增速的下降,主要是主动紧缩的结果。 其次,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状况依然健康。对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心,与地方政府性债务不无关系。2011年6月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显示,地方政府性债务累积10.7万亿人民币,温总理在报告中说2011年新增债务仅有3亿。综合考虑历年的政府收支,政府部门的净资产约为10万亿,负债比率在47%左右,远低于2000年左右70%的水平,实际上政府的负债水平在2000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在这一情况下,即便地方政府性债务出现了10%甚至20%的坏帐,政府部门的总体资产负债状况依然可以保持良好。 第三,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很高,初步测算的净资产回报率达到18%左右。19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回报率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2011年的回报率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投资回报率高的含义是,经济中并不缺乏投资的机会,一旦宏观调控开始慢慢放松,投资将恢复增长,GDP增速将回暖。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房地产调控。这一次股市的巨大反应,大概与温总理的“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调控不能放松”的表态有关,于是一切关于房地产市场回暖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房地产投资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房地产行业的联动性高等论点的指引下,一副经济低迷的图景似乎已经描绘形成了。很多评论家都认为,2012年最大的风险来自房地产。 问题在于,没有房地产,经济就不增长了吗?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不是这么说的。到底什么行业会火,不是书生擅长,那是企业家们的事情。但是关于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的是不缺总需求,特别是投资总需求。宏观紧缩一旦放松,经济回暖可期。目前可以看到的,至少是基础设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倘若人均收入再上一个档次,现在的基础设施都会嫌不够。大中城市的拥堵,直接的要求就是多修路,多修地铁。基础设施投资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是外部性高,因而政府应该发挥作用;其二是周期长,相应的举债周期也长,以前借下的短债可以考虑展期。 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有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虽然目前看起来风险应该不大。长期观察中国经济的人,应该对1998-2002年的通货紧缩记忆犹新。那一场通货紧缩,与1992-1994年的经济过热,以及随后的宏观调控不无关系,过紧的政策导致了企业利润下滑和坏账增加,损害了当时的资产负债表和投资回报率,结果导致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 历史惊人地相似。2009年的大规模经济刺激,2010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开始的宏观收缩,都和1992年开始的那一轮周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不同的是,这一次经济整体的资产负债和投资回报,依然良好,总体风险不大。不过,以史为鉴,把可能发生的内生性紧缩风险列入考虑,还是必要的。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教授 经济基础论文:中国货币一体化:经济基础\实证研究与路径 摘要:本文利用S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两岸四地并不具备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在考察了中国货币一体化的现实经济基础后,通过参考、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与路径,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人民币与港澳币以美元化形式,而人民币与新台币间则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实现中国货币一体化。 关键词:货币一体化;SVAR;最优货币区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重大缺陷,美国可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转嫁国内危机使得危机蔓延至全球。因此,改革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成为广泛共识。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无法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只能被动承受,因此,对中国而言,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自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多项政策举措,尤其是2009年在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主权债券,已充分说明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由民间市场自发形成力量的薄弱,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始终要依靠官方制度的力量才有望最终实现。人民币非完全自由兑换性的约束使得整合两岸四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货币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得以凸显,即人民币、港币、澳币及新台币的一体化,将不仅弥补人民币非国际货币与不可自由兑换的缺陷,而且也将是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步骤。 二、文献回顾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证研究取得较大进展,依据不同研究视角可分为:考察经济冲击性、测算双边汇率波动、引入时间动态变化、检验汇率相关性等四个方向。 (一)研究经济冲击对称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首次从经济冲击相关性的角度,将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VAR模型引入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以经济冲击的规模,经济体间的相关性以及国内经济的调整速度,判定组建最优货币区国家的标准。 国内学者的研究在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基础上,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了拓展,如李心丹等(2003)以实际汇率代表货币冲击,靳超等(2004)则采用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来衡量货币冲击构建出三变量模型。崔晓燕等(2007)则借鉴了Huang和Guo(2006)对经济冲击来源的分析,将经济冲击扩展为外部供给冲击、国内需求冲击、国内供给冲击和货币冲击。 (二)测算双边汇率波动性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7)在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创造了最优货币区指数法,用于衡量汇率波动的不同影响因素下,组成货币区的综合成本和收益。该指标越低,意味着维持货币同盟的综合成本越低,越适合组成最优货币区。万志宏(2004,2005)将该方法用于东亚地区的10个经济体(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结果显示香港和台湾以及新加坡同中国较高的合作成本,两岸四地尚不构成货币区。 (三)引入时间动态变化 Frankel和Rose(1998)提出OCA内生性假设,实证结果证实了原假设的正确性:OCA标准的内生性,使得一个国家更有可能在加入货币联盟后再满足通货区的条件。 国内学者在Frankel和Rose的基础上转而通过VAR模型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检验两岸四地是否符合“内生性”的假设。陈小凡(2006)以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替换了Frankel和Rose(1998)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相关性,构建了两变量VAR模型,测算需求、供给冲击的对称性,并引入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冲击非对称性的演变轨迹进行动态估计。就总体而言,两地供给和需求冲击的对称性不令人满意,货币一体化的现实基础较为薄弱。 (四)考察汇率相关性 由于组成一个共同货币区的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是影响这些国家的外部冲击因素是对称的,若通过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发现,这些国家的实际汇率存在趋同,则可证明这些国家是潜在的最优货币区。从这一角度而言,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与Mundell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存在共同之处。Hong Liang(1999)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理论检验中国大陆与香港是否适宜组建成一个最优货币区。通过协整分析后的实证结果表明,大陆与香港间并不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必要条件,但都表现出与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联系。张明正(2008)以贷款利率作为资产价格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认为香港与大陆间的经济紧密性与互动性已超过香港与美元间的联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需要重新安排。 三、研究模型及数据来源 Bayoumi和Eichengreen(1992,1994和1996)在SVAR方法的基础上,通过设定“识别假设( identifying assumptions )”,从原始数据拟合残差中分解识别出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区分了非对称性冲击和对称冲击的反应,把研究的重点推进到导致价格、产出变动的深层次因素上。 设变量和分别代表GDP和物价水平,为了满足数据的平稳性要求, 和对应于GDP和物价数值的差分数据。考虑如下双变量向量自回归模型: 其中, 和为白噪声随机扰动项,代表产出和物价变动中未被回归方程解释的部分。 为阶数为 的滞后算子L的多项式,即 ,其中 为确保和 序列无关而选择的滞后阶数。为揭示结构性扰动,即具有经济含义的供给和需求冲击,有以下关系式: 其中,和 分别为需求与供给冲击,因此,产出与物价变动中未被解释的扰动项是供给与需求冲击的线性组合。用矩阵可表达为:,结构性扰动(经济冲击)矢量 可通过C的逆矩阵求得: 。在 矩阵中,求解矩阵C需要4个约束条件。由估计出的 和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可以提供3个约束条件: 通过SVAR估计,可以得到残差项的方差―协方差矩阵,即上式的左边。而在Blanchard-Quah分解中假设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是正交的,并将其标准化: (1)需求与供给冲击的方差为: (2)需求与供给冲击是正交化的: 因此,上述经济冲击的标准化条件与(1)式联合,可得到关于矩阵C的以下三个约束式: 系数矩阵C的第4个约束条件,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为得到该约束条件的数学表达式,将VAR表达式(1)转换为无法观测的结构性经济冲击的无限阶移动平均过程MA(∞): (7)式表明, 和是结构性扰动和的当前和前期值之和。――所谓的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结构性扰动对左边变量期之后的影响。由于需求冲击对产出不具有长期影响,或需求冲击对产出增长的累计效应为零,因此得到第4个约束条件: 若将该约束转换为含有系数和 的表达式,则为 上述的4个约束条件都已得到,可求出系数 得到矩阵C,并通过识别出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 。 本文中的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WEO)》1980年至2008年的年度数据,鉴于澳门经济总量微小,在此忽略,同时拟美国为参照国。 SVAR模型可用于说明不同经济体间是否具备构成最优货币区的经济基础,但是在变量的选择上尚未取得一致,选取不同的变量所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降低了解释力度。因此,本文将只采用两变量模型,即产出和价格变动:以美元计算的各经济体的名义GDP来描述产出,以1980年为基期的年度GDP平减指数,用来描述经济总体物价的表现。 从产出和价格的相关性指标而言,美国与香港、台湾地区的产出相关性都较高,而美国是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由于香港与内地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在价格相关性方面,香港与美国的相关性较弱。通过ADF检验,除香港外,剩余经济体供给和需求变化率均稳定,香港的变化率差分后也稳定,表明这些序列都是I (1)序列,可进入 SVAR进行实证分析。根据Schwarz 准则来选择滞后阶数,从而得到四个经济体的阶数为1。 四、实证检验 (一)经济冲击的相关性 表1、2列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受到两类冲击的相关系数。 根据表中的数据,在整个样本期间,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与需求冲击均表现为正向相关,但相关性水平较低;内地与台湾地区的两类冲击呈现负向相关性;台湾地区与香港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供给冲击为较高的正相关性;美国与台湾地区间在需求冲击为负相关,而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为正相关性,其中与香港的需求冲击相关系数最高,美国与中国内地的供给冲击为负相关,与香港、台湾地区为正相关供给冲击,且系数值较大。 中国内地与香港间的相关性呈现出一致性,但相关性较弱,而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间的相关性为负向相关,另外,香港与台湾地区两经济体在供给冲击方面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需求冲击则为负向相关。美国作为参照国,与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相关性较强,这也与现实相符合。 (二)方差分解分析 四个经济体的GDP和物价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数据显示,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供给冲击是导致产出变动的最重要因素,而需求冲击则是导致物价水平变动最重要因素。可见,影响三个经济体产出和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表现出一致性、且并无显著差异。 (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就经济冲击的力度而言,四个经济体的供给冲击均大于需求冲击。其中,内地经历的经济冲击的力度在整体上高于香港,而台湾地区又高于内地;在经济体的调整速度方面,内地经济的调整速度要高于香港、台湾地区,而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又高于香港。一方面,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尚未完全开发,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依然可以保持,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经济发展;香港实行的联系汇率制,束缚了经济政策的操作。 随着内地经济进一步开放,其面临的经济冲击力度强于香港,但弱于台湾地区,而对冲击的调整速度方面高于香港、台湾地区,且台湾地区的调整速度高于香港(见表4)。总体而言,三地在在冲击力度和对冲击调整速度方面呈现出非一致性,说明构建最优货币区的维持成本较高。 (四)结论 就供给冲击而言,内地与香港的供给冲击在整个样本期间显示出一定的相关性,但极不显著;从供给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来看,香港经历的供给冲击的力度低于内地,且香港对供给冲击的调整速度相对较慢。在需求冲击的力度和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即内地经历的需求冲击高于香港,调整速度也快于香港。在物价波动方面,尽管需求冲击是导致内地和香港物价水平变动的最重要因素,然而内地需求冲击对物价变动的贡献度较小。 内地和台湾地区的需求冲击为负相关性,且在力度与调整速度方面也表现出非一致性,台湾地区的冲击力度高于内地,但调整速度低于内地。台湾地区的开放性高于内地,且采用浮动汇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但由于台湾地区经济总量较小,且近年来由于民进党的不当政策导致台湾地区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因此在经济调整方面显得乏力。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不适宜构建最优货币区。 五、两岸四地间经济基础的考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经济快速发展,2003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3.8%,已仅次于美国,联合国《2008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去年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17%,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自2003年CEPA签署,内地与香港的经济合作与交流被提升到制度化建设的高度,两地经济融合达到更高层次。香港目前的联系汇率制度是特殊政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该制度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历经了多次重大市场考验,就现阶段而言,香港应维持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根据重力模型,地理位置接壤、双边贸易和区内投资比重增加的国家或地区有可能建立货币圈,丁剑平(2003)得出结论香港的联系汇率制的维持越来越需要来自大陆的支持,因此当人民币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货币并取得国际货币地位时,港币将放弃美元而改选人民币为名义锚货币,最终实现“人民币化”(丁雪峰,陈,2009)。 台湾地区是一个小型的外向型经济体,经济长期高度依赖美日(李玲瑶,2003),但近年来相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地区经济对与内地的贸易依存度的影响更为敏感(何耀,2007),而且两岸间的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丁雪峰,陈等,2009),总体而言两岸经济一体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条件。两岸产业链的结构性演变,已逐渐转变成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区域整合模式”;台湾地区经济的“产业空洞化”现象(高巍,2006),使其竞争力从2005年的第11位退至第18位,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即将实施,尤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各经济体(特别是东盟成员)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台商进入东盟市场难度加大,台湾地区在经济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大幅下降。综上各种因素,可以看出两岸经济一体化已是势在必行。 澳门经济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对香港的依赖性,主要体现在汇率制度、货币替代以及金融业务方面。在澳门的M1M2中,港币占比接近于50%的比重,超过了澳门元的比重,且自1983年以来,澳门采取的是固定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而且澳门多数金融机构是隶属于香港的地区总部。 自CEPA签署以来人民币逐渐加大了澳门流通领域的比重,虽然香港和大陆均是澳门的主要贸易伙伴,但澳门元已经成为肯定澳门的自治特权与区域差异化的一种基本手段的角度,澳门元应保留。多年来平稳的经济发展已证明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适合澳门的经济与制度体制,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极小,长期内将一直保持钉住港币的汇率制度。 六、国际比较与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货币一体化按主体货币可划分为三种形式:单一货币一体化、多重货币一体化和主导货币一体化,而就全球真正意义的区域性单一货币欧元、美元、非洲法郎而言,欧元和非洲法郎属于单一货币一体化形式,美元化则属于主导货币一体化形式。 (一)欧洲货币一体化 欧元的演进路径可概括为准平行货币向单一货币渐进发展,属于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模式。欧元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仅取决于经贸关系的疏密、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异同,也取决于政治意愿;不仅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政策的协调,又触及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的集中或部分让渡(Strauss-Kahn,2003)。 (二)美元化 拉美各国美元化的过程,实际是美元这种良币驱逐各国劣币的货币替代过程。货币合作遵从主导货币区域化,属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发展的路径是以美元为主导货币,不断向北美、南美渗透和扩张,最后形成统一的美元区域共同货币。 (三)非洲法郎 CFA法郎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货币联盟性质,与欧盟是从经济一体化到货币一体化的顺序相比,CFA法郎区则是在成员国独立后越过了一体化的初级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直接进入了一体化的较高阶段(经济同盟阶段),缺乏经济基础保障,货币一体化的经济基础不稳定。CFA非洲法郎区带有殖民色彩和外部因素主导的性质,属于不发达金融合作的范畴。 (四)中国货币一体化的路径构想 就中国现有国情而言,可吸取现有国际区域货币一体化的经验,转而采取一种复合模式。港澳台与人民币采用美元化模式,而新台币与人民币可采用欧元模式,最终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货币一体化,以下是具体的构想内容。 由于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联系紧密且呈现融合的态势,依据爱默生“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理论,内地和港澳应实现单一货币区;据上述分析可知,鉴于人民币与港澳币汇率制度的特殊性(香港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实施的是钉住港币的联系汇率制),随着港澳地区经济日渐融入中国内地,香港将实施钉住人民币的联系汇率制度,而澳门也将间接实现钉住人民币,因而也决定了四地间的货币一体化可采取主导货币一体化模式:类似拉美地区的美元化,由弱小经济依附于强大经济体的经济行为。随着人民币在港澳地区的广泛流通与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最终将取代港币和澳门元,则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将形成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单一货币区。从长远来看,受到文化、认同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培养对人民币的认同意识和共有观念将是一项必要的长期工作。“骄傲的香港人对港元的感情可能强烈到了无法割舍的程度,就象英国坚持使用英镑而不加入欧元区一样”(Cranfield,2008)。澳门元的例子充分说明,行政手段的作用也将对民众的货币认同造成较大的影响。由于历史原因,港币在澳门具有更高的民众接受度,而澳门元反而在流通中逐渐被取代,因此澳门政府在1993年通过法例,规定本地企业须以澳门元标明商品价格,并规定信用卡支付及类似的交易必须使用澳门元等行政手段,来提高澳门元在流通中的占比。这些措施最终有所成效,澳门元相对当地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澳大利亚及英国等先进国家的水平。因而未来,人民币实现对港币及澳门元的替代,具备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对于两岸而言,在目前尚未形成稳定和坚固的经济联系,谈论货币合作是不切实际的。依据Balassa(1961)的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两岸在现有的经济合作交流的基础上,可从建立两岸共同市场(李非等,2004;萧万长,2005;庄宗明等,2005;)打破现有的僵局,再逐步过渡,直至达成两岸货币形成固定汇率,直至形成统一货币。二十世纪90 年代以来,两岸贸易基本上已属于“投资驱动型”,贸易产品交换已由资源比较优势产品逐渐向产业分工型产品转变,当前两岸经济已经出现了以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为主的混合模式化整合雏形;而两岸即将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这意味着,两岸通过弥补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框架将能较快进入构建共同市场的阶段,朝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了一步。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探讨 摘 要:随着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石油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油气资源机会的同时,也使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面临更大的风险。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存在的目的在于对威胁其目标实现的风险进行管理。企业的内部控制能否发挥作用,关系到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石油合作领域能否有效规避风险,获得利益最大化的保证。 关键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实践;战略;借鉴 1 对风险的认识与分类管理 风险作为不确定性,在任何公司和经济业务中无处不在。但是,正确认识风险,并通过识别分类是实施控制和管理的基础。在对风险的认识方面,shell公司概括了“4ts”,即:承担风险(take)、处理风险(treat)、转移风险(transfer)、退出(terminate)。他们认为:作为一个追求盈利的上市公司,首先要勇于承担风险,因为对于油气行业,高风险往往伴随着高收益;其次,认识到风险后要组织应对措施。如进入某一新兴市场风险较大,尽量选择与当地公司合资合作等;第三,尽量地向外部转嫁风险如对于部分风险较大的业务选择商业保险、项目融资等方式;最后是如果业务风险经过分析后大到一定程度,公司选择退出所在地区或业务。 在风险分类管理上,shell公司通常要求对每一项风险进行评价,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风险评估分类方法。具体标准是按照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对公司可能造成的损失大小将风险分为“严重不足”、“重大缺陷”等若干类,然后根据不同类别选择应对措施。在shell公司内部,每个员工都有两本手册,所谓的“绿皮书”与“红皮书”。绿皮书是公司每个岗位的职责和执业标准、工作范围以及相应授权或权限。 “红皮书”(risk policy and guidelines)即公司整体风险控制制度与操作指引。详细说明了包括业务控制事业(business control incident,bci)、自我评估(self-appraisal)、内部和外部独立审计等完整的公司内部风险控制制度。 2 风险控制的组织落实与制度保障 设计一套严密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对于控制风险至关重要。总体上看,国际石油公司对十分注重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协同作用。 日常的内部控制管理、执行工作由财务部门组织实施。shell公司在全球的财务人员多达8000人左右,占总人数的7%。除了财务人员,其在各业务板块和下属公司审计底层分支机构都设立了授权不等的内部控制人员。可以说是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所有的经济活动全部都有财务人员有组织地进行控制。 同时,考虑到内部控制涉及的范围和业务复杂程度,shell公司十分重视审计、法律等部门的保障作用。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合规部(compliance department)具体负责设定遵守外部法律法规应具备的职业道德、专业行为标准等。同时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保障(assurance)”的概念。集团审计委员会是内部控制体系中起保障作用的最高机构。另外,公司还设有业务保障委员会(business assurance committee,bac),bac在全球每一个业务或地区设一名具体负责执行业务保障的人员(全球约300人)。bac的主要责任包括:①形成完整的内部保障计划并监督计划的执行;②基于自我评价体系(self-appraisal)和内外部独立审计工作,确保风险出现时采取适当措施;③负责形成年度内部控制情况回顾的报告、内控系统有效性报告,并提出相应建议。这些多层的组织设置及保障体系,以及垂直的业务领导在控制公司风险方面好似设置了多到防线。 3 公司内部控制的一些措施和方法 几个国际性石油公司在内部控制方面的做法基本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在加强财务管理的内部控制方面,shell公司的基本做法包括①资金的集中管理。采取多种措施,通过与国际性银行的合作,把分散在全球100多个国家的资金全部集中管理。在时点、时间、币种各不相同的情况下,进行如此高效率的资金集中管理是相当成功的。②通过erp系统的实施,保证了业务流程的标准化与会计核算方法的规范性,提高了效率。③充分利用预算管理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工具。由于预算是自上而下,并且由公司整体战略业务规划驾驭,控制预算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预算外因素的发生。 (2)分级授权。公司的授权主要通过总部对各业务板块经理授权,再到对各地区公司首席代表进行层层授权,明确指示各地区公司首席代表对本地业务的内部控制管理负责。这样做一是传递压力,二是便于责任落实,三是减少了集团本身的风险。 (3)建立内部自我评价体系(self-appraisal)。在内部自我评价体系方面,shell公司规定各个层次的主要岗位责任人,包括各地区首席代表在内,需要定期通过web方式的公司“保障收集工具(assurance collection tool,act)”层层上报“内部控制保障书(assurance letter)”。这些内部控制保障书最终由集团审计委员会审阅,同时成为向外部审计师提供有关证据的支持文件。 (4)业务控制事件(business control incident)管理。业务控制事件(business control incident)与自我评价体系都是shell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组成本分。公司内部要求对发生下列情况的必须上报集团总部:业务控制体系因为其他因素发生重要改变、可以避免其他集团成员发生的教训或案例、有引起更大损失威胁的事件、严重影响公司声誉的事件、由于员工欺诈或受贿等行为导致商业活动被迫终止的事件等等。bci的实质是不断总结、学习、交流,实施补救措施,以进一步提高公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水平。 4 shell公司实践对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借鉴 实施“走出去”战略后,中国石油企业同样开始面临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风险,面临更加复杂、激烈的竞争环境。因此,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显得迫切需要。目前中国石油企业在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方面虽然也建立了相应制度,但与国际性石油公司的成熟经验相比,只能是刚刚起步。尤其是在风险评估、分类管理、组织机构、人员保障等方面,有很多需要借鉴shell公司的方面。 (1)海外资金集中管理方面。要实现海外资金的集中管理,提高资金运营效率,要充分利用国际性金融机构(比如渣打银行)成熟的全球电子银行平台,位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资金集中管理提供系统支持。 (2)根据中国石油企业目前业务拓展的国家,借鉴shell公司的风险评估与分类方法,充分考虑各资源国的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等因素,建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评估与分类方法。 (3)尽快建立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组织机构。按照层层授权的原则,建立公司内部自上而下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同时,通过各种手段,确保组织机构内部沟通、信息反馈的畅通。对于每一级责任人,都必须报告基于本岗位对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hse、执行总部规定的财务政策等方面的承诺与执行情况。 (4)制定风险应对措施。既然风险作为不确定性,在任何公司和经济业务中无处不在。因此,在对风险进行评估与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必须制定相应风险的应对措施,并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使每一个员工在海外工作时,提高自身防范风险的意识。培训可以采用shell公司bci类似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企业技术管理理论初探 作者:邱劲松 祝恩东 吴成刚 王俭萍 【摘要】技术管理是指针对技术产品需求进行的研究与开发、试验与商业化推广的全过程的管理活动。企业技术管理包括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研发项目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组织等三个层面。战略管理始终贯穿于技术管理与研发实践中,实施战略管理应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努力实现指导原则、组织结构、监督与控制、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这五大战略要素间的均衡、协调发展。研发项目的全过程管理,需要设置多个重点控制环节,通过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工程人员的全过程参与,适时对技术研发过程给予准确评价,并及时做出项目放弃或是继续的选择。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国外大公司通行的做法是运用个性化的能力测评、辅导训练、工作经验积累、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帮助人才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我国石油企业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同时,有必要重视技术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以不断提高各个层面的技术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摘要】企业 技术管理 理论 多年以来,我国石油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获取方式是以引进为主,石油企业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技术管理上缺乏完善、有效的知识体系与实践积累。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面提升技术管理水平、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提高科技竞争力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国石油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迎接挑战的必然选择。为了促进石油企业对技术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与思考,本文重点对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和美国石油企业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 1 技术管理概念与内涵 技术及其管理的重要性正日益显著地体现在企业发展和社会生活进步的各个方面。美国r.b.pamplin商学院michael k. badawy教授在《技术周期管理》一书的丛书总序中对技术管理进行了如下描述:“技术管理包括了广义的各个领域的技术活动的安排,其涵盖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设计、建构、制造或经营、监测、维护和技术转让等。就此意义而言,技术管理的概念是相当宽泛的,因为它不仅包含研究和开发(r d),而且也包含生产和过程中的技术。以这种观点来看,技术管理实质上就是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中的技术整合战略。如此的整合需要企业的研究、生产和服务等职能部门与营销、财务和人力资源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 澳大利亚学者诺玛·哈里森等认为,技术管理的研究领域包括技术战略、技术能力的开发、创新管理、技术的预测、采用技术面临的障碍、技术和制造的灵活性等。 我们认为,技术管理是指针对技术产品需求所进行的研究与开发、试验与商业化推广的全过程的管理活动。对企业而言,技术管理包括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研发项目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组织等三个层面。在不同层面,技术管理有着不同的内容体现,以下分层次进行分析。 2 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 在战略管理与计划管理层面,技术管理包括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战略管理实施、研发计划的制定、过程监测与绩效评估等。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并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是实现技术管理与研发(r d)目标最重要也是首要的环节。石油公司实施战略管理应在技术创新与技术应用的各个环节努力实现五大战略要素间的均衡、协调发展。 从企业技术研发计划管理环节来看,其中在计划与项目立项阶段一定要处理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 2.1 技术研发部门与生产经营部门之间的关系 以美国一些大石油公司为例,其生产经营部门在技术研发立项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建议权和决定权,技术研发部门往往在充分听取生产经营部门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建议的基础上才最终确定项目计划。 2.2 企业核心研发机构与基层研发机构之间的关系 企业核心研发机构主要负责完成战略性、基础性和重大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而各业务板块的研发机构负责实用技术、工程技术的研发与新技术推广。 2.3 项目风险与回报之间的关系 每家石油公司的研发项目同时会有许多个。各个项目间的风险与回报也都会有很大不同。通过对不同项目风险与回报的定量分析,建立公司平衡项目册,有助于合理分配投资,实现风险与收益的整体优化。 3 研发项目管理 技术研发项目的成功率随着风险的提高而降低,只有高效率的全过程管理,才能适时地对技术研发过程给予准确评价,并及时做出放弃或是继续的选择。 埃克森美孚等美国石油公司通过十几年的技术研发管理实践,总结出实现技术研发过程管理的“tas系统”(technology advancement system)。该系统全过程来看,每一个门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管理过程中的重点控制环节,起着评价、控制、管理的作用。 “tas系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让不同部门的人员共同参与到技术研发过程的管理中来。在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有机结合。注重团队建设是提高研发项目组织效率的重要形式。 “tas系统”的另一大成功之处还在于注重反复论证,重视生产部门的意见。在具体实施中,每一个门径都会由技术管理人员、有关专家、生产经营部门管理人员以及项目组共同就某项技术取得的进展以及进一步投资的必要性展开详细、系统的论证。研发人员会努力提供支持项目继续进行的有关观点和证据。生产经营部门往往是评估项目商业化的前景及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效益,因此,生产经营部门具有最终的发言权。 4 人力资源管理 对于技术研发方面的人力资源管理,首先需要明确研发人员的作用与职责。我们认为,研发人员的职责应包括参与计划制定、参加研发项目的实施、参加完成有关报告编写以及参与相关的组织管理工作等。 培训是提高技术研发人员素质和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重要方式。其中,对领导才能和业绩考评方面的培训最受关注。人才开发与培养是指运用个性化的能力测评、辅导训练、工作经验积累、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帮助人才提高工作能力和领导能力。 5 结语 目前,技术管理理论的研究、发展工作已经引起我国学术界、教育界和企业界的关注与重视。我国企业在实施技术创新战略过程中,正在积极探索和实践技术管理方面的有关内容。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进展与实践活动将有助于技术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技术管理必将成为一个综合性、针对性、实践性较强的管理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 面对国外大石油公司强有力的竞争,我国石油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大幅度提高国际竞争力已迫在眉睫。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实现技术的自主创新的同时,有必要重视技术管理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不断提高各个层面的技术管理水平,合理的构建技术管理体系,提高技术创新体系的运行效率,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过程中完成技术创新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石油论文:论中国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 关键词: 石油行业反垄断法适用/管制行业/行政垄断/放松管制/反垄断 内容提要: 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之后,面临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适用的问题。以石油行业为例,通过反“行政垄断”来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不应是主导的指向,应当廓清“行政垄断”与依法管制之间的界限,在正确认识石油行业管制体制的形成的前提下,确立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之间的协调原则,从结构和行为两个方面有效推进石油行业的反垄断适用。 引言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过程之中,实施监管的行业(银行、电力、电信等)和依法(或依政策)成立的、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具有独占地位的(石油、烟草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的反垄断问题就是学界讨论的焦点之一[1]。《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金融业的集中申报标准业已出台,而有关电信企业实施涉嫌垄断行为的案件则已受到法院的审查,管制行业的反垄断适用渐次展开。与此同时,随着油价的不断波动和石油需求的持续增长,提高能源效率和能源部门服务质量的需要日益明晰,各界要求对石油行业进行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大,非公企业更是希望通过《反垄断法》的实施来打破石油行业的垄断。《反垄断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载这些期待,我们应当根据立法原意来考察,更应该解析法条、深入行业,分析文本背后交错的制度安排,通过竞争机制的效用发挥实现石油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石油行业的管制与竞争:一个回顾中国石油行业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治 理模式的变迁相伴随,但总体上要滞后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产业发展上,石油行业逐步经历了一个从集权管理到产业化分工,再到集团化重组的过程。在竞争政策的视域下,石油行业的管制与竞争,根据竞争制度的引入情况可将其划分为“前市场经济”时期和“市场化改革”时期。 (一)石油行业的“前市场经济”时期 石油行业的“前市场经济”时期,依产业发展的进程可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1949年-1982年:集权管理阶段。在计划经济时期,不仅石油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没有确立,而且石油的勘探、开发、炼化和运输在不同时期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管理,而在销售环节则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在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有国家进行石油勘探开发总动员的准军事行为[2]。在改革开放初期,石油工业部集中统一管理下的独家垄断市场结构未能改变。在石油价格体制上,从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石油生产和价格都由中央计划决定,但价格较改革开放前有所提高,以弥补企业的亏损。1981年之后,国家指令产量之内的产品执行计划内价格,超出计划内产量的产品执行计划外价格,石油价格进入双轨制阶段。第二,1982年-1998年:产业化分工阶段。改革开放初期以后,石油行业开始进入了改革的议程,三大石油公司陆续成立,从此石油行业形成了上游下游分割,海陆分治的管理体制,“三分四统”格局下的寡占型市场结构逐步形成。而石油部、能源部的相继裁撤,也使得国家的石油管制机构继续延续了政企不分的状态。在石油价格体制上,80年代初期开始的双轨制价格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1994年5月,国务院终止产量承包制,取消双轨制,合并原油的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由国家根据不同油田的具体情况将原油价格分为二类五档价格。此阶段,名义上为市场定价,但政府仍然保留着很大的控制力。 在竞争规则方面,中国先后制定实施了《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认真解决商品搭售问题的通知》,《价格管理条例》,《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和《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制止谋取暴利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着力解决当时存在的地区封锁、垄断价格、企业兼并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搭售、串通投标行为、以及公用事业和管制行业企业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等一系列突出问题。在该时期,由于计划体制的强大惯性,石油行业本身也正处于从集权管理向产业化分工过渡的阶段,竞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暂行规定虽有了涉及该行业的零星规定,但或者是未能适用于石油行业,或者是在实施层面收效甚微。(注:以“广东省工商系统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总量分类统计表”(1993-2003年)体现的数据为例,在17类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制竞争”类案件占案件总量比例的1.65%。(参见:彭海斌.公平竞争制度选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315-317.)) (二)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 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重组阶段。进入重组时期之后,石油产业的管制格局更为明晰。1998年国务院重新组建三大石油公司,在地域上分为陆上的北方、南方和海上,实行国家垄断、地域分割。同时,国务院将化学工业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2001年撤销),归国家经贸委管理[2](p64)。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等8部门《关于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规范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的意见》(“38号文”),2001年国家经贸委等五部门又联合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的意见》(“72号文”),赋予三大石油公司对炼制、批发和零售环节的垄断权。2006年,商务部颁布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和《原油市场管理办法》,规范石油市场的开放。2008年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关于民营成品油企业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经贸〔2008〕602号)[3],进一步明确了民营成品油企业的经营规则、用油价格和国有石油公司的供油规则等。在石油定价机制上,1998年,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开始参考新加坡价格定价,2001年改为参考亚、欧、北美三个主要市场价格定价决定。 在竞争规则方面,中国先后制定实施了《关于禁止串通招标投标行为的暂行规定》、《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后修改为《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关于引导和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的通知》,以及《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着力解决当时存在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不正当价格行为、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不公平交易行为、串通招投标、地区封锁等一系列问题,建立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反垄断审查制度。在该阶段,由于计划体制随着集团化重组引入竞争的进程而消解,取而代之的管制体制进入历史舞台。然而,此时的管制体制并没有体系化的竞争体制与之相配套,相关法规中关于价格反垄断和经营者集中的规定都没有在石油行业有效实施。 对资源型行业实施管制还是交由市场调节,是各国政府都面临的选择。在中国,初始的制度形态为计划经济的集权管理,为了实现产业效率提升,石油行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前市场经济时期”,石油行业逐步完成了政企分开,并逐步确立了石油企业的主体地位;在“市场化改革”时期,石油行业则完成了企业的集团化重组,并逐步确立了管制的构架。与此相平行,竞争规则也在逐步出台,中国政府在权衡管制与竞争对安全与效率的影响的基础上,有步骤地在石油行业引入竞争。然而,《反垄断法》出台之前的一系列松散的竞争法规范均未能针对石油行业有效实施,该法的出台则为后续的制度变迁提供了基础。 二、反垄断法在石油行业适用的误区与应然选择 2007年,《反垄断法》出台,法律实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该法在石油行业可否适用?如果适用,其适用模式为何?在深层结构上,这涉及到两个交错的问题:第一,反垄断法对于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兼具行政职能的国有企业的适用是否涉及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问题;第二,是否可以厘清竞争体制与管制体制之间的关系为反垄断法的适用划定空间。对此,我们需要从反垄断法一般原理入手,结合中国的特定语境来进行考察。 (一)适用误区:“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 石油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而且在当前中国具有寡占特征的石油行业中,三大石油公司皆为由国资委主管的国有企业。据此,不少论者提出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应从反“行政垄断”入手解决。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既是行业的龙头企业,又是行业的管理者,还有政府部门作后盾,是典型的“半官半商”性质的行政垄断企业;国有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按价值规律形成的,而是它们或者其主管部门利用手中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和所垄断的资源所决定的,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国有企业享有种种民营企业无法问津的特权和优势,民营企业不能与其公平竞争;国有企业可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所垄断的资源,限制民营企业的发展,甚至把民营企业逐出市场竞争。这些都说明,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行政垄断性质[4]。具体到石油行业而言,有学者认为,“38号文”及其后续文件为重组后的中石油和中石化的垄断提供了行政保证[5]。 我们认为,问题的焦点在于廓清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反垄断法》中并没有“行政垄断”的概念,规制的相应对象是“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那么,在反垄断法的意义上,石油行业的“垄断问题”是否能够通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反垄断规制解决呢?根据《反垄断法》第8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也就是说,依据《反垄断法》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符合法定要求的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具体到石油行业的现状分析,可以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期起始阶段公布的“38号文”为例进行分析。“38号文”规定,具体负责全国清理整顿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验收的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会同其它九部委组成全国清理整顿工作领导小组进行[6];与此同时还规定,石油集团、石化集团要积极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展工作,并切实搞好对所属小炼油厂和成品油流通企业的清理整顿。从“38号文”的规定展开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石油集团和石化集团既不属于行政机关,也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论其在集团化重组之前的产业发展中扮演了何种集行政管理与企业经营于一体的角色,在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期之后,作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法人,应将其作为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经营者来看待,因此《反垄断法》中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则不应予以适用。进一步说,主体上适格,从而可以适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应当是国家经贸委等发文的八部委。也就是说,如果将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立足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规制,则应以认定“38号文”违法为起点。但是,第一,“38号文”系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经贸委等8个部门通知。1998年,国务院决定将化学工业部、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化学工业局,由国家经贸委管理,因此该文的者系有权石油行政管理机构。第二,“38号文”旨在“深化石油石化行业改革,合理利用原油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调整炼油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规范的市场流通秩序”[6],据此,我们认为,“38号文”实际上是有权行政管理机关所的针对石油流通领域的监管规定,在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时期,“我国的石油行业体制的市场格局的特殊性表现在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问题、价格管制的问题、甚至地域划分上的特殊性等等都是政府决策的事项,石油行业在我国是国家管制的行业。”[7]当然,如果主管石油行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实施了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也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但这不能否定石油行业的管制行业性质。 易言之,石油行业并不豁免适用《反垄断法》项下有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处于转型阶段的石油行业或存在反垄断意义上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依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但通过反“行政垄断”来推动石油行业的反垄断规制不是合意的指向。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石油行业的演进,廓清“行政垄断”与依法管制之间的界限,在正确认识石油行业管制体制的形成这一前提下,有效推进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 (二)应然选择:管制行业《反垄断法》的适用 反垄断法在石油行业适用的应有选择,应在管制行业反垄断法的适用框架下展开,这主要涉及政府管制和反垄断规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h·霍文坎普指出,传统方法是将管制看作是一个封闭的盒子,某个市场要么是在该盒子之内,要么是在该盒子之外。一个市场要么是“受管制的”,要么就是“不受管制的”。如果是“受管制的”,则反托拉斯通常是不受欢迎的,或至少是严重受限制的。在该范式中,反托拉斯法院通常要确定该管制体制是不是“普遍性的”。如果是普遍的,则该体制内的所有活动都被推定豁免于反托拉斯审查。但是,放松管制运动改变了我们关于管制的性质和范围的观念。在新的范式下,问题的关键是,某一行为是由政府管制机构所促成——可能是经过相当全面的事实审查之后批准的,还是由基本上不受监管的私人行为造成的。如果是后者,则应将其视为“市场”行为,应适用反托拉斯法。如果该私人行为既非政府管制机构“强制”的,也不是它“批准的”,要想主张反托拉斯豁免的话,其理由就弱得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一般会拒绝适用豁免,除非适用反托拉斯法将使导致所涉管制法律与联邦反托拉斯政策之间产生“明显的矛盾”[8]。在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该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此基础上,合理分析《反垄断法》第7条的内部结构,可以为反垄断法在包括石油行业内的管制行业的实施找到法律依据。 第一,管制体制明确覆盖的领域构成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反垄断法生存的基础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只有适用于竞争体制下的行业和领域,反垄断法真正的效用才能发挥出来;对于部分管制的行业,它所发挥的作用肯定会减少;对于政府全面管制的领域,反垄断法介入就缺乏充分的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讲,管制并不意味着对反垄断的完全排除。目前,各国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在实现管制的目的前提下应最大限度地适用反垄断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产生竞争损害,把对竞争的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注:比如,如果设置行业准入和事后监督两种方式都能实现监管目标,那么应当采取事后监督的方式,尽可能减少对竞争的损害。)不仅如此,即使基于效率安全等原因实施管制,只要相关企业都是依法成立的合法经营主体,且没有触犯本法中所列的那些条款,就不是《反垄断法》所需要反对的“垄断”。在中国,《反垄断法》第7条第1款实际上规定了管制体制下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指出,“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要求,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如电网、铁路路网、供水、供气、供热管网、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等基础设施不宜重复建设和多家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一些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如烟草业、盐业等,一般由国家设立或者控制的企业经营。上述企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受国家的保护。”[9](p34)第二,反垄断法明确覆盖的领域构成管制管辖的边界。《反垄断法》第7条第2款实际上规定了管制体制下反垄断法管辖的边界。虽然对于在法律或事实上具有独占或寡占地位的企业,反垄断法并不挑战其依据特别法(或政策)而享有的独占或寡占地位,及其派生的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对商品或服务价格的制定等行为,但不能认为这些行业整体被《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相反这些类型的经营者应当在其行为上一体化适用反垄断法的标准:独占或寡占企业不得实施垄断协议,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也不得违反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就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明确规定,要规范特定经营者的行为,要求此类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9](p34)。 综上,从《反垄断法》第7条的规定及其立法背景来看,反垄断法对于自身与管制行业的关系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定位,反垄断法管辖与管制管辖之间在一定意义上互为边界。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国家目前对石油、电力、铁路、通信等领域实行不同程度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产物[10]。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随着垄断行业改革的加快推进,管制的边界逐步迁移,在管制褪去的灰色地带,竞争机制应当及时引入。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石油行业反垄断法适用与行业管制之间的互动与协调。 三、石油行业管制、放松管制与反垄断法适用 《反垄断法》在管制行业中存在适用的空间,具体到石油行业而言,我们可以对“市场化改革”时期的管制与竞争状况做出进一步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反垄断法规制对石油行业发展的影响。 (一)石油行业中的管制 1.市场准入管制 在石油产业上游,我国一直处于政府集中管理状态,根据1986年《矿产资源法》(1996年修改),石油属于特定矿种,而特定矿种的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工作,可以由国务院授权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开采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矿产等特定矿种,可以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采矿许可证。据此,国家对石油产业实施特许经营,授权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从事陆上及海上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其他企业禁止入内。根据现行的石油矿产权制度,首先,由国有企业向国土资源部申请勘探开采许可证,并根据申请的先后顺序获得这些许可证,除非该区块留作其他用途;然后,由企业决定是自己勘探,还是通过产品分成合同方式与国际石油公司进行合作。国际石油公司只能通过产品分成合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在这种体制下,石油产业上游悉归三大集团覆盖。2006年,全国原油产量1.84亿吨,而按照三大集团各自主体上市公司年报提供的数据,中国石油集团全年原油产量1.07亿吨,中国石化集团原油产量4014万吨,中国海油生产的油气当量为4033万吨[11]。2010年,国务院《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注:“新36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建设。支持民间资本进入油气勘探开发领域,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支持民间资本参股建设原油、天然气、成品油的储运和管道输送设施及网络。”(参见: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10-10-28].http://www.gov.cn/zwgk/2010-05/13/content_1605218.htm.))(“新36条”),做出了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的姿态。 在石油产业下游,1999年公布的“38号文”规定,要以清理整顿的方式将小炼油厂关闭,或者采取划转、联营、参股、收购等方式进行重组,成品油全部交由中石油、中石化经营[6]。此外,2001年公布的“72号文”规定,新建的加油站统一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全资或控股建设,成品油由两大集团集中批发。全国成品油批发企业布局规划,新设成品油批发企业,一律由石油集团、石化集团报国家经贸委审批[12]。这两个文件以及相应的配套文件,确定并再次强调了两大集团的批发经营权,同时赋予并进一步强化了两大集团的零售专营权,一举改变了中国石油成品油零售批发市场的格局。两轮整顿下来,非两大集团的成品油批发企业及零售企业数量急剧减少。1999年底,国内大约有88000座加油站,其中两大集团之外的占到87.6%,市场份额约占60%,到2003年,全社会加油站的数量降至80000座左右,两大集团之外的降至50%,市场份额则降至40%[13]。不仅如此,及至2006年,两大集团原油加工量占全国的88.6%;汽、煤、柴成品油产量之和占全国的88.6%[11]。可以说,“38号文”和“72号文”直接赋予三大集团在石油市场包括石油的开采、炼制、进口和零售的几乎所有方面的垄断权[13]。 可见,在产业上游,石油作为能源特定矿种的开发准入需办理勘查或开采许可证,而石油生产准入也要通过竞争由主管部门核准后方可投入生产,呈普遍管制状态;在产业下游,石油行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初始阶段也呈普遍管制状态。 2.价格管制 “市场化改革”以来,与我国石油工业进行重组相适应,石油价格形成机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1998年6月,与新加坡米纳斯原油和成品油价格挂钩,企业可根据国内市场供需在国家指导价的基础上浮动5%。2001年,我国对成品油定价机制进行了调整,主要内容是:国内成品油价格由单一与亚洲市场挂钩改为与亚洲、欧洲和北美三大地区市场价格挂钩。当国际市场月平均油价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再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在不突破按接轨原油确定调价总额的前提下,参照国际市场比价关系,相对调整汽、柴油价格。在放开部分产品价格的同时,扩大汽、柴油零售价格的浮动幅度,即企业在国家规定的零售中准价的基础上,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8%[14]。目前,根据《价格法》第3条、第4条和第18条的规定,国家对“极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其中包括“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重大的极少数商品价格,资源稀缺的少数商品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重要的公用事业价格”。据此,管制行业的价格依法受到政府监管和调控。进一步地,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2009)规定,成品油价格区别情况,实行政府指导价或政府定价;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4%时,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据此,石油行业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处于部分管制的格局。 (二)放松管制与石油行业的反垄断法适用 1.放松管制领域的范围 2005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称“非公36条”),允许民营资本大规模进入石油、铁路、航空等行业。“非公36条”的出台和2007年外资进入成品油批发市场旨在进一步推动我国石油和石化领域的竞争[15]。2006年,商务部颁布了《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其第3条规定:“国家对成品油经营实行许可制度。”并分别规定了申请成品油批发和零售经营资格的要求。同年,又颁布了《原油市场管理办法》,规定对原油的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由商务部决定是否给予原油销售、仓储许可。这两部管理办法的颁布旨在加强成品油和原油市场监督管理,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经营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该规定在实际效果上,也对石油市场的开放和竞争机制的引入起到了规范作用。此后,跨国石油公司也通过合作、合资等形式进一步进入中国的石油市场,民营企业也开始出现在了石油的下游市场。从成品油批发业务看,2007年2月商务部公布,全国成品油批发企业共有2504家。2007年5-11月,商务部根据新颁布的成品油经营企业指引手册,共了6批31家获得成品油批发资质的企业名单,其中包括数家中外合资企业、民营批发企业、地方炼油厂;从成品油零售业务看,两大集团所属加油站尽管数量上不占优势(截至2006年11月底,社会加油站占国内加油站总数的56.3%),但销售量占市场份额的70%以上[11]。由此可见,当前能源供应市场的政策呈管制放松的态势,而放松管制之后出现的竞争性领域,需要通过反垄断法的规制维持市场竞争的秩序。 2.放松管制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 在反垄断法规制与行业管制的关系上,笔者认为,确立反垄断法市场竞争行为统一准则的权威性应是合理之选,也符合立法初衷;在涉及行业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认定方面,则要注重让行业主管机构发挥专业优势,注重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和监管机构在市场监管与行业监管标准和权责分工上的协调。反垄断法在石油行业适用中主要面临的具体问题,可从结构规制和行为规制两方面来探讨。 在放松管制领域反垄断的结构规制上,《反垄断法》第7条中没有直接提及关于垄断行业结构规制的问题,只是明确地指出了“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如前所述,这明确了反垄断法并不反对垄断地位本身,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通过正当竞争行为获得支配地位或垄断地位本身并不违法,只有在其利用自身的垄断或支配地位行使市场力,妨碍有效竞争秩序的情况下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干预。就石油行业而言,石油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如果是通过合理竞争达成的,不仅不会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而且符合该法所追求的目标。石油石化行业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自然垄断行业,目前石油石化行业存在的资本集中、规模化经济的垄断状态并不是《反垄断法》要反对的。但是,笔者认为,《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之后,管制行业内进行经营者集中,应当受到《反垄断法》一体管辖。对此,《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也明确指出,“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加强和完善对重大的企业兼并重组交易的管理,对达到经营者集中法定申报标准的企业兼并重组,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16]实践中,在包括美欧在内的诸多法域,多机构的经营者集中审查一直是一个倍具挑战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管制行业(如电力、电信和交通运输)都受到竞争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的审查。若不进行良好的协调,大量实体和程序问题会使审查过程困难重重,也会降低程序的透明度。在美国,有大量的实例显示,竞争执法机构和管制机构在审查中所施行的法定标准、数据收集方法、经济分析和救济方式各有不同[17]。就此,美国反托拉斯现代化委员会的报告建议指出,在涉及管制和反垄断双重审查的情况下,在竞争分析中应该以反垄断执法机构为首,而管制机构则对于竞争和管制的效果提供咨询建议[18]。在中国,当涉及石油行业内的企业集中时,是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还是像能源主管机构申报?如果同时赋予二者管辖权,申报的顺序为何?这都需要双方确立协调原则,建立协调机制。另一方面,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规定实施集中,法律责任会涉及到股份或者资产的处分(注:《反垄断法》第48条:“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实施集中、限期处分股份或者资产、限期转让营业以及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而国资委的职能也包括监管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的国有资产,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承担监督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指导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重组,保障该条在反垄断执法中的落实等,因此,石油行业的反垄断还会牵涉到反垄断执法机构与国资委之间协调问题[19]。在放松管制领域反垄断的行为规制上,《反垄断法》第7条规定,“国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经营者“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具体到在石油行业上,我们认为,第一,在垄断协议的禁止方面,对于处于放松管制领域的非价格行为,当然可以适用《反垄断法》,对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市场、联合抵制交易等行为予以禁止。针对价格行为,根据石油定价机制,我国目前虽然名义上为市场定价,实际上仍主要由政府通过指导价的方式来掌控。然而,即使是在政府指导价下,企业仍可以通过达成协议或者协调一致实施横向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排除、限制竞争。对这类行为,应通过适用《反垄断法》进行合理分析,构成垄断协议的,应实施制裁。其中,在寡占市场中厂商的价格跟随行为(price leadership),基本上就是厂商用于调和彼此行动的一种手段[20]。价格跟随行为的发生,通常是先由一家在市场居于领导地位的厂商宣布调整价目表,而产业内其他厂商随后跟进。价格跟随行为往往处于反垄断法的灰色地带,容易成为厂商希望采取一致行动而又有机会不被起诉的策略[21]。对此,应予以特别的关注。第二,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制上,自然垄断企业大量存在着拒绝交易、限定交易、歧视行为、限制他人进入自己管网等排除、限制竞争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市场竞争机制,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制裁。其中,价格挤压行为(price squeeze/margin squeeze)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形式。在上游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若同时也在下游市场出售产品或提供服务,则在有些时候可能提高上游市场价格并同时在下游市场降低价格,以此挤压下游竞争者的利润并将其排除出下游市场。当前,在中国的石油政府指导价机制之下,可能存在成品油批发市场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石油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针对成品油零售市场的企业实施价格挤压,使得即使是同等效率的竞争者也无法持续在下游市场有利可图地经营[22]。对此,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做出进一步研究,在对相关行为做出定性的基础上予以规制。第三,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管制行业内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能源输送管网,是最易于出现占据支配地位企业拒绝交易行为的领域。对此,可以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适用必需设施规则予以处理,综合考虑设施的必需性、复制的不可能性、拒绝使用的存在、提供设施的可行性、缺乏任何合理的客观理由、所涉设施具有全国的显著性等因素(注:中国《反垄断法》适用必需设施规则可以着重于下列因素的考量:(1)设施的必需性,主要指该设施本身是当事人从事商业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因为不存在实际的或者潜在的替代物。其中需要明确的是,在市场地位的认定上应当考虑上游和下游两个市场,而且就该设施而言没有其他的合适替代物。(2)复制的不可能性,由于存在技术性的、法律或者经济上的障碍,发展一种替代设施的不可能性是客观的,即必须几乎不可能重新复制,而重新复制成本高昂或者给企业造成沉重负担都不能够作为充分的理由。(3)拒绝使用,包括竞争者对该设施授权使用的直接拒绝,也包括被告没有以公平合理的条件提供其竞争对手使用该设施。(4)提供设施的可行性,主要是指在被告既有的经营范围内来评估是否有能力提供必需设施给竞争对手使用,而不是要求被告必须穷尽其全部可能性仍不能提供之时才能证明不具备提供该设施的可行性。(5)缺乏任何合理的客观理由,包括设施所有人没有多余的产能,由新进入者提供的价格过低,以及设施所有者比当前的用户效率更高。(6)所涉设施具有全国的显著性,包括该设施的大小、对商业的重要性、对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对于必需设施的开放,应当有利于产业竞争力,有利于国家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参见:江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中的必需设施规则[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109-118.)),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公平开发管网设施。此外,实践中,在适用《反垄断法》开展行为规制的过程中还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建立管制行业反垄断法适用的个案协调机制,充分利用行业管制机构的行业数据信息和行业专业经验,为反垄断法在特定行业的实施提供有效支撑;另一方面,妥善解决处罚机制的对接问题,明确区分属于行业管制机构应实施的处罚(注:《能源法》(草案)第132条“特殊能源企业责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禁止”和第133条“特殊能源企业责任违法集中处罚”对能源行业的反垄断行为及其处罚做出了规定。)和属于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实施的处罚,并确立监督检查机制保障处罚措施的落实。 结语 《反垄断法》出台之后,新的“管制-竞争”体制已初具雏形,推动制度进一步完善的动力不仅来源于石油行业反垄断法适用的框架在实践中的逐步明晰化,也在于制度框架内各主体的博弈。就前者而言,首先取决于政策面上未来竞争政策与能源政策互动的正常化,取决于相关政策能否有效地权衡能源安全、产业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并在共享目标的前提下确立其最优适用范围和规则。就后者而言,目前,在石油行业放松管制领域,“38号文”“72号文”的影响仍然存在,市场进入中还存在“玻璃门”和“水晶鞋”的状况,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民营经济进入,但都以各种理由抬高行业准入门槛,使得民营企业实际上无法进入市场,或进入后生存困难。(注:据统计,在2008年,全国660余家民营成品油批发企业,仅剩100余家;45000多家民营零售加油站,已关门三分之一;100多万就业人员已有数十万下岗失业。(参见:孙瑞灼.垄断“玻璃门”让民营油企身陷困境[eb/ol].[2008-08-03].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08-08/03/content_8888670.htm.))以至于“新36条”推出之后,业界对此反应了了。相比较而言,《反垄断法》不仅赋予了执法机构予以调查处理相关垄断行为的职权,而且赋予了非国有石油公司诉讼的权利,若运用得当,可以在维护竞争权的基础上,推动竞争主体的多元化竞争,从而促进石油行业管制-竞争体制的渐进改革。 中国石油论文: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再思考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们的心目中, 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 发展 ,但是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 经济 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 问题 必须坚持“两点论”,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近两年我国的石油消费呈现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面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为此,文章从大力节油、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保障运输通道安全、燃料替代和石油储备方面评述了我国的石油安全对策。 一、对石油供应安全必须坚持“两点论” 石油供应安全是指任何时候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数量的石油。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供应既不能中断, 也不能严重短缺(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标准, 供应短缺量达到上一年进口量的7%, 就标志着进入了不安全期);二是不能出现难以承受的高油价。 1.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认为,石油安全是指减少石油消费和进口的依赖性。石油供应安全度用石油进口依赖度来表示,石油进口依赖度越高,石油供应安全度越低。 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年iea成立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者增加,探明储量和石油储备增加;价格变得灵活和透明,由市场而不是垄断来决定;世界的紧张局势总体有所缓和;贸易更加发达,自由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供应国没有再使用过石油制裁的武器,世界上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石油短缺。即使一些石油供应国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裁,也未 影响 世界石油贸易或引发石油供应短缺。 2. 新的论点 今天,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石油安全观在悄悄地改变, 石油安全已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的问题--大部分石油进口国渴望有可持续供应的资源和稳定的市场以保证供应安全,而石油出口国也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安全和可持续的收入。高油价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石油消费国,也伤害石油供应国。因为高油价既能使石油出口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也会促使消费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替代燃料,从而加速改变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一些专家认为,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石油供应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动用很多资金去搞石油储备,是得不偿失。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我国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在国际市 场上买到任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3. 石油安全的两点论 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正如1999年5月iea部长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故意中止石油供应的危险得到了缓和,但 自然 灾害、技术上的障碍以及 政治 混乱所引起的危险仍然继续存在。 今后如果再发生石油危机,其原因不一定是产油国的企图。例如,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委内瑞拉内战一触即发,其石油行业几乎陷入全部瘫痪的状态,造成了1990年8月海湾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高峰中断量达到260万桶/日。 过去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例,大部分都与中东地区的局势有关。中东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其石油产量占世界的30%,其石油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中东原油占国际市场原油总贸易量的44%,今后20年世界石油需求对中东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增加。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高油价更说明,中东产油国局势的不稳定是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潜在威胁。 iea在不久前的《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能源安全在短期内将有更大的风险。近年来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能源价格飙升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多数oecd国家、 中国 、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将越来越依赖产自遥远、动荡地区的进口能源。石油供求的灵活性将下降。石油将越来越集中用于 交通 运输,且没有唾手可得的替代能源。对石油与日俱增的需求将由少数几个拥有庞大储量的国家来满足,如欧佩克的中东成员国和俄罗斯。贸易的蓬勃开展将强化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此相联系,海盗、恐怖袭击或者事故导致油井或者管线封闭、油轮停航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 鉴于客观的现实,我们认为石油安全观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承认国际石油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石油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认识到天下并不太平,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二、我国石油安全对策及评价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 研究 所的研究,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值是能源研究所的中值5.3亿吨。 有专家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当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时,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加大。 确保石油安全,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1. 大力节油 2000 年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为2.33亿吨,如果我们希望将2020年的原油消费量控制在4.5亿吨以内,原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就必须低于3.4%。实际上,2003年我国的原油消费年增长率超过了11%,2004年上半年超过了20%。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石油应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化 工业 。当前的问题,一是小轿车增速过快,如不加引导,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1.3亿~1.5亿辆,燃油需求将达3亿吨,将难以实现把石油需求控制在4.5亿吨的目标;二是一部分人追求豪华的高耗油的大排量小轿车,增加了石油消费,而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小轿车都在向1.3甚至1.1的排量发展(例如德国);三是 目前 我国机动车的燃料消耗水平普遍比世界发达国家高10%~20%。值得欣慰的是,“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正式颁布,将于2005年7用1日起实施,这必将大大改进机动车燃油利用的效率。 与邻区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油品税相当低,以油品税占售价的比例计,日本为50%,新加坡为40%,韩国为65%,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56%,而我国大陆地区仅为10%左右。我国的油价大大低于日本和欧洲,为什么我国不能提高税收和油价以抑制石油消费过快的增长?为什么议论已久的燃油税还不能出台?笔者认为,贯彻总理的指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将节油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2. 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 根据2000年以来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对部分盆地进行的油气资源重新评价,全国有石油地质资源量1041亿吨,最终可探明地质资源量619亿吨;全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约150亿吨,目前已探明可采储量65亿吨;可采资源探明率为43%,尚有85亿吨可采资源待探明。全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属于中等勘探程度,未来储量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石油资源量还将随着地质 理论 的创新、勘探认识的深化、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勘探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为鼓励石油公司加强风险勘探,建议国家设立风险勘探基金。一是可以仿照日本政府对石油公团的做法,石油公司可以向国家申请风险勘探基金使用权。一旦获得重大发现,可从利润中收回资金用于新的风险勘探。勘探无发现时,沉淀的资金由石油公司和政府按比例分担。二是免征稠油、高凝油和三次采油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三是制定“尾矿”政策,促进老油田、低渗透油田的开发利用。 3. 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保守评价,全球拥有石油可采资源总量4582.2亿吨(含天然气液),约3.35万亿桶。截至2003年,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2693.7亿吨,其中剩余探明储量1567亿吨。从资源的探明程度上看,全球尚有41.2%的石油资源,即1888.5亿吨,有待进一步发现和探明。截至2003年底,世界已累计采出石油1126.7亿吨,约占全球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的24.6%。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指出,“根据多数估算结果,探明石油储量足以满足未来30年的全球累计需求。我们的 分析 显示,如果必要的投资能够到位,全球常规石油的生产到2030年之前还不会达到顶峰。天然气和煤炭的探明储量比石油还要充裕。未来发现更多油气煤资源的潜力还是很可观的。” 除常规石油资源外,世界上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如重油、沥青、焦油砂和油页岩等)颇为丰富。据估计,全球拥有非常规石油资源4000亿~7000亿吨。非常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目前,加拿大沥青砂生产的合成油和委内瑞拉超稠油生产的奥里诺科乳化油已成为商品,技术进步也将使油页岩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可行性。因此,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非常规石油在今后的石油产量中将占据重要的份额。 未来全球能供应石油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以及俄罗斯。根据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量约为6600万桶,中东地区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将达到4600万桶,占全球每日原油供应量的69.7%,而非洲将超过俄罗斯成为原油的第二大供应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为800万桶,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12.1%。俄罗斯则将以7.6%的占有率排在每日原油供应量的第三位。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已经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些地区,实行石油的国际化经营。 从目前看,中国石油集团在海外有三个战略选区;以苏丹项目为基础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基础的中亚和俄罗斯战略区;以委内瑞拉项目为基础的南美战略区。已签项目合同26个。中国石化集团的战略区更多在中东。现在它已经进入伊朗油田进行合作开发,并已在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地打出了高产油气井。目前重点跟踪评价的海外油气项目还有20余个,今后两年内,将根据研究和评价情况对其中有利项目进行投标或报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并且并购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这将带来每年约500万吨份额油。 4. 保障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 中国 的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2003年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的原油分别占进口总量的50.9%、24.3%和15.2%。进口原油的运输量的约五分之四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从中东到东亚的这条海上 经济 命脉,存在着一系列的安全威胁。这就要求中国寻找更多的运输线路和运输手段,提高运输通道的安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意义重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能源,距离短、成本低,而且相对稳定,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较优选择。经过10年的起起伏伏,俄罗斯终于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做出了远东石油管线的决策,决定由俄罗斯国营石油运输公司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即“泰纳线”。“泰纳线”比“安纳线”北移150千米,减少了污染贝加尔湖的风险,并有利于俄罗斯实现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虽然俄政府的决定暂没有确定分阶段修建该管道等其他具体细节 问题 ,也没有说明输油管道建成的确切日期,但修建至中国的原油管道已写入俄2020年前的能源战略中。另外,俄罗斯将用铁路增加向中国的石油供应。 中哈石油管道的“阿塔苏-阿拉山口”段已于2004年9月28日正式破土动工,并将于2005年12月竣工。工程第一阶段完成后每年至少为中国输送1000万吨原油,随后展开的管道二期工程将使输油能力达到2000万吨,这将缓解中国的石油供应紧张局面。 解决马六甲海峡问题的另一大胆设想是开凿横穿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这条运河将横贯泰南,全长120千米,宽400米,深25米,预算耗资达200亿美元,耗时10年。运河建成后,从中东来的油轮无须经马六甲海峡就可直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对中国石油进口必将产生有利的 影响 。另外,横贯马来半岛的泰国管线项目,也是缓解中国石油运输压力的备选方案。泰国计划在取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后,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地区修建一条长达260千米的石油管线,该工程包括位于克拉地峡两端的两个深水油港、石油储库和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与太平洋泰国湾的输油管道。但输油管道或运河的建设成本非常之高,泰国的力量能否支撑,尚不敢肯定。另外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也在考虑中。但是考虑到复杂的 政治 关系,这条管道的修建绝非易事。 预计,今后中国石油 企业 还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对中国来说,不论是进口石油或是企业在海外获得份额油,都需要经过安全的运输通道将油运回中国,这仍将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5. 燃料替代 (1) 煤制油 用煤制油的工艺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种,从世界上来看,无论哪一类液化技术,都有成熟的范例。 “直接液化”是对煤进行高压加氢直接转化成液体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在1927年纳粹德国就从战略需要出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煤炭直接液化厂,年产10万吨飞机和坦克发动机燃料,到1944年产量达到423万吨。“间接液化”是先将煤气化,原料气经净化后再行改质反应,调整氢气与一氧化碳的比例后生成液体。20世纪50年代,南非为了应对进口石油的制裁,成立了南非萨索尔公司,主要用煤生产汽油、柴油、乙烯、醇等120多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700多万吨。目前,这家公司的3个液化厂,年耗煤4590万吨,年产合成油品1000万吨。 自1997年至今,中德、中美、中日通过政府间的 科技 合作,对我国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厂进行了可行性 研究 。结果表明,陕西神府煤田、内蒙古东胜煤田和云南先锋煤田的煤都可以液化。2004年8月25日,中国神华集团“煤制油”直接液化 工业 化装置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工,成为世界上第一套煤直接液化的商业化示范装置。2008年一期工程建成后预计可年产合成油产品500万吨。 对于煤制油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 发展 方向,国内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它的经济性。神华案例研究中采用的煤价是80~100元/吨,这有无代表性?既然经济,国外为什么不发展?我国煤炭供应已经紧张,今后能不能支持用3~5吨煤转换为1吨油以供汽车消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石油供应安全,我国又是富煤少油的国家,我们就需要煤制油的技术以应不测;至于发展多大的规模,可在工业化示范评估后,视当时的油价和煤制油的技术进步状况再定。重要的是应不失时机,加快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的速度。 (2) 生物质制油 燃料乙醇 燃料乙醇在汽油机上的 应用 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美国和巴西已经大量使用。现状表明,应用燃料乙醇,发动机不需改造,动力性能基本不会改变,可使一氧化碳排放减少30%以上,碳氢化合物排放减少10%,油耗略有降低。 我国已批准建设燃料乙醇项目共4个,主要是利用陈化粮做原料。吉林60万吨/年第一条生产线已经运行,河南等地也在加快建设,2004年底可望建成90万吨规模装置。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等省已经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计划2004年底东北三省车用乙醇汽油的市场覆盖率达到80%,2005年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山东、河北、江苏部分地区将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其他汽油。 推广燃料乙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生产成本尚高于普通汽油,目前由财政补贴解决;二是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玉米、甘蔗、甜高梁等,平均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玉米。转换陈化粮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每年的陈化粮数量有限,在规划生产规模时应考虑上述因素。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利用动植物油脂为原料,经反应改性成为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全球对此一致看好,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已达200万吨/年。在美国,生物柴油已成为增长最快的车用替代燃料。发展生物柴油不仅可缓解我国车用燃料油中的柴汽比矛盾,还可减少二氧化碳、多环苯类致癌物和“黑烟”等污染物排放,亦可为 农村 经济和 社会 发展服务。 我国生物柴油已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建成了年产万吨生产规模的生产厂。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生物柴油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标准,出台经济激励政策,规模化发展生物柴油。 6. 石油储备 iea主要国家有着成熟的石油储备经验。从美、日、德三国的战略储备制度比较中可以发现:三国都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对战略石油储备立法,三国对于储备目标和规模在 法律 中都有明确规定。在政府储备方面,美、日、德的储备量或目标储备量分别是10亿桶、3.15亿桶和5350万桶。加上民间储备,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本国158天、169天和117天的净进口的石油消费量。 三国的储备体制各有不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型,石油储备的主体是政府,对于民间储备,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和存放服务,但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不进行管理。日本是政府导向,储备主要由政府进行,但也严格规定每一个石油企业都有一定的储备额度,没有完成的要被罚款。德国是“联盟储备”机制,官民联盟储备、政府储备、民间储备量的比率为57∶17∶26。 我国“十五”能源规划指出:为保证石油安全供应,提高政府调控国内石油市场的能力,应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形成我国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十五”期间要争取建成一定规模的国家战略储备能力,同时也应鼓励企业扩大储备。根据上述精神国家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负责处理国家石油储备事务。 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两种。国家储备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主要功能是防止和减少因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大幅度异常波动等事件造成的影响,保证稳定供给。企业储备是企业在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正常周转库存的基础上,按有关法规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所必须具有的储存量。其主要功能是稳定市场价格、平抑市场波动。 石油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一般应首先立法,明确储备目标、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管理机购、运行规则、储备地点、资金筹措等问题。 石油储备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油价高时缓进口,油价低时多进口,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石油储备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要加强国际合作。iea成员国(目前共有26个国家)通过国际能源协议(iep)组成了应付石油紧急事态的国际合作共同体。这是石油进口国对抗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武器的措施,应该说是有效和成功的。据iea估计,2000年全球石油库存量在8亿吨左右,相当于90天的世界石油消费量。其中战略储备1.7亿吨,商业库存6.3亿吨。2000年iea成员国的石油储备规模约为3.7亿吨,相当于110天的净进口量。如有可能,我国应参加iea 的活动,交换信息和观点。 目前亚洲除日本和韩国这两个iea成员国外,持有的石油储备都不多,而今后亚洲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应当早商对策。近年来,日本、韩国一些人士建议成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虽然呼声很高,但是未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倡导和参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石油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亦可仿照iea的做法,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建立石油安全的研究中心,从事信息收集、政策研究,提出问题,供各国政府协调各国的行动。当前立即可从事的工作是合作研究如何加强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开辟第二通道。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天然气战略资源分析(1) 摘要: 中国石油需求增长将占今明两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3,预计今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但是目前中国人均石油开采储量只有2.6吨,是世界平均值的1/10,这将意味着中国石油消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 一、中国油气资源前景堪忧 目前我国石油资源量约为10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约54万亿立方米;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135亿—160亿吨,天然气最终可采资源量10万亿-12万亿立方米。 按2002年人口统计,我国人均石油剩余可采储量1.87吨,人均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552立方米,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8%和6%。 (一) 油气资源日益紧缺 (二) 资源潜力仍然较大 (三) 未来保障任务艰巨 二、我国油气资源面临的问题 在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面临五大问题: l、后备可采储量不足 2、风险勘查投入不足 3、缺乏供给保障机制,很难适应市场变化 4、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不能满足增储上产需要 5、环境问题严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三、中国致力于解决油气供需不平衡矛盾的措施 1、油气的大力勘探、开发 2、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增强我国油气进口的安全性 3、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体系,保障国家石油安全 正文: 一、中国油气资源前景堪忧 国际权威机构近日公布的预测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石油需求增长将占同期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1/3。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介绍,中国石油市场是世界需求量增长最快的市场(国家)之一,2000年中国的原油净进口量为5983万吨,2002年为6941万吨,成品油进口2034万吨;据海关统计,2003年1-10月,我国进口原油7415万吨,成品油2374万吨。预计2004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近年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与石油消费量之间呈高度正向相关关系,预计今后几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态势。比较保守地估计,2010年中国原油的需求量将达到3亿吨,原油需求缺口达到1亿吨,2020年需求量达到3.8亿吨,缺口达到1.6亿吨。 但是目前中国人均石油开采储量只有2.6吨,是世界平均值的1/10,这意味着中国石油消费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将越来越大。更有人预测,到2010年,中国原油进口依存度将逼近50%。 (一)油气资源日益紧缺 目前我国石油资源量约为1072.7亿吨,其中约71.61%分布在陆上,约22.93%分布在海洋。 表1 第三次全国油气资源评价石油资源状况 单位:亿吨、%总计可采储量=可转化资源量+已探明资源量 我国目前已发现500多个油田,其中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辽河油田、克拉玛依油田、四川油田、华北油田、大港油田、中原油田、吉林油田、河南油田、长庆油田、江汉油田、江苏油田、青海油田、塔里木油田、吐哈油田、玉门油田、滇黔桂石油勘探局、冀东油田等油田产量、储量较为可观。 但是,在我国已发现的油田中,除大庆、胜利等主要油田外,其他油气田单位面积储量普遍较小,低品位油田居多,而且埋藏较深、类型复杂、品质较差、工艺技术要求高。在剩余可采储量中,优质资源不足,低渗或特低渗油、稠油和埋深大于3500米的超过50%,而且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部地区。随着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剩余石油资源中质量差、难开采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总的看,勘探难度逐渐增大,隐蔽、复杂油气藏已成为勘探主要对象,地表及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正成为勘探的重点目标区。老油田已进入高含水、高采出阶段,综合含水率高于80%,平均采出程度大于65%,原油产量呈递减趋势,开发难度越来越大,开采工艺要求越来越高。 截至2002年年底,石油累计探明可采储量63.95亿吨,其中剩余可采储量24.28亿吨,居世界第12位,人均石油剩余可采储量1.87吨,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7.8%,仍属“贫油大国”。 2002年7月31日,中国石油商务网最新天然气资源评价,我国常规天然气资源量为55.16万亿立方米:根据第三次天然气资源评价,我国常规天然气资源地区分布如下: 表2 我国常规天然气资源地区分布 单位:万亿立方米,% 截止2002年底,我国天然气累计探明可采储量2.56万亿立方米,其中剩余可采储量2.02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17位,人均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1552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属于名副其实的“贫气大国”。 (二)资源潜力仍然较大 从总体上看,我国油气资源仍有很大潜力可挖。截至2002年,我国石油待发现可采资源量约为71亿~96亿吨,平均探明率43.4%,其中,东部地区平均探明率超过60%,中西部地区和海域低于30%,均低于73%的世界平均探明率:天然气待发现可采资源量7.4万亿~9.4万亿立方米,平均探明率23.3%,远远低于60.5%的世界平均探明率。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油气资源探明率较低,整体上处于勘探的早中期阶段。 另外,由于中国油气开采和勘探技术条件的限制,我国一些埋藏较深、类型复杂、工艺技术要求较高和自然条件较差,以及一些深海油气田的开采、勘探还相当有限,基本处于开发的早中期阶段。随着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和进步,我国油气资源的开发可望取得较大的进展。 (三)未来保障任务艰巨 根据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预测,到2010年,我国原油消费总量将达到3亿到 .2亿吨,届时中国原油的进口依存度将逼近50%。我国的油气资源保障将面临很大压力。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决定了我国油气资源的需求将与日俱增。预测到2010年,2020年石油需求量将分别达到3亿吨、3.8亿吨,天然气需求量也将分别达到1200亿立方米、2000亿立方米。如果同期我国油气资源得不到重大的发现,国内石油生产能力只能保持在1.8亿~2亿吨之间,缺口分别为1亿-1.2亿吨、1.8亿-2亿吨:国内天然气生产能力大约为1000亿立方米、1500亿-1600亿立方米,缺口分别为200亿立方米、400亿-500亿立方米。可以预测,2010年国内石油、天然气产量对需求的保障程度分别为57%、83%左右;2020年为50%、78%左右。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供需缺口还将继续加大。为了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工作的压力很大,提高油气资源保障能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二、我国油气资源面临五大问题 在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油气资源勘探和开发面临诸多问题。 1.后备可采储量不足 我国油气资源的后备可采储量少,特别是优质石油可采储量不足,缺乏战略接替区,西部和海相碳酸盐岩等区域的勘查一直未能取得战略性突破,后备可采储量不足已成为制约进一步增加油气产量和满足需求的主要矛盾。 2、风险勘查投入不足 基础性、公益性的油气前期地质工作具有探索性强、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国家公共事业,主要应由政府出资,其成果提供全行业、全社会使用。近年来,国家对这项工作投入少,缺乏有效的机制,发现性调查评价工作力度不够,基础地质理论研究长期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3.缺乏供给保障机制,很难适应市场变化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油气资源安全供给保障机制,油气的资源储备和原油及成品油储备,还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我国国家级油气资源战略储备体系刚刚开始建设,进口安全机制和特殊情况下的石油供应应急机制还不完善。 4.科技总体水平不高,不能满足增储上产需要 尽管我国在陆相生油、滚动勘探开发及大型非均质砂岩油田开采技术等方面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我国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总体科技水平还不能适应当前增储上产的需要。随着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难度的加大,对科技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一系列关键理论和技术,如海相碳酸盐岩成藏理论和深水钻探,山地地震、难动用储量开发技术等亟待突破。 5.环境问题严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 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油气长距离输送以及油气加工过程等都会对环境带来破坏和影响,有的还非常严重,致使土质严重酸碱化、水质和空气污染,影响了局部地区的土壤和生态环境。但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引起的环境问题尚未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勘探开发中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 1.油气的大力勘探、开发 最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对西部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力度,在西部的塔里木、准噶尔、鄂尔多斯、川西北等地区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发现。由于我国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的逐渐进步,近期在东海、南海等地也有较大规模的资源发现。今后5至10年内,我国油气勘探将集中力量重点对三大战略区——鄂尔多斯盆地、准噶尔盆地、松辽盆地南部地区——和两大战略后备区——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进行勘探。 另外,我国对进入后期开采阶段老油气田进行进一步技术更新改造,进一步延长了其开采年限。 我国在西部塔里木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为了解决东部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对油气资源的迫切需求,国家投资建设了东西跨度长达4200公里的西气东输工程,建成以后向长江三角洲的年输气量为100亿立方米,稳定供气30年,另外考虑沿途用气20亿立方米,总计年供气120亿立方米,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东部地区油气资源供应紧张的状况。 2.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增强我国油气进口的安全性 积极实行“走出去”的战略,利用我们的技术、资金到非洲、南美等国家去开发石油。目前中国对海外石油资源的利用,除了由政府指定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期货及现货贸易外,也包括在勘探、开采等领域与外方进行合作。中国和国外很多合作项目都采取“份额油”的方式,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这样做有利的一面是,由于中国拿到手的是实物,石油进口量不至于受价格波动太大。中国石油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己在海外签订合同项目26个,其中有勘探开发项目22个,管道项目两个,炼油和化工项目各1个,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初步形成海外发展的三大战略区,即中东及北非地区、中亚及俄罗斯地区和南美地区。中海油也在2002年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中石化则以5.58亿美元购买西班牙瑞普索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中海油这一跨国资产并购将为其带来每年4000万桶,约500万吨原油的份额。这5个油田共有超过1亿吨的总探明储量,中海油在其中拥有的探明储量约为5000万吨,并将操作其中3个油田的生产。经过这次并购,中海油现在已经成为印尼最大的海上石油生产商。 非洲是世界各国竟相开发的地区,西非地区石油钻井成功率高达35%,远高于10%的世界平均水平。专家预测,未来5年内,非洲探明储量将至少增加150亿桶。国际市场上新增加的来自海湾以外的石油中,将至少有四分之一产于非洲国家,我国各大石油公司也在加紧非洲地区石油开发。 虽然非洲石油的储量不足中东地区的1/6,但其石油含硫量低,很适合加工成汽车燃油,目前西非各国企业基本实现了直接投资的对外开放。除非洲最大的产油国尼日利亚,其余产油国都不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尽管这些国家政局不稳,但新探明的主要石油储存都位于深海区域,远离冲突地区。且这些国家彼此有摩擦,联合抵制石油供应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中国国家主席2004年初的非洲之行,就中国在非洲地区开发石油资源展开了诸多讨论,在中国开发非洲石油资源方面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石油不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消费品,同时也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保障石油的充分供给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当今国际石油市场受到国际政治、军事以及地理位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石油进口国的石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石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我国是世界石油进口大国,进口安全性意义重大。在扩大购油渠道,保证进口安全方面,我国大力开展和平外交,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积极争取从俄罗斯和中亚产油国通过陆地管道进口石油,使我国的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降低和分散风险,从而更安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是新兴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大国, 3.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体系,保障国家石油安全 石油储备是稳定供求关系、平抑市场价格、应对突发事件、保障国家石油安全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石油储备体系,现有原油、成品油储罐多属生产和流通的配套设施,难以发挥储备功能,一旦遇到突发事件,处境将十分被动。有关资料表明, “十五”期间,我国将按照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以国家储备为主的方针,统一规划、分批建设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十五”期间,国家原油储备目标800万立方米、地下储气量11.4亿立方米。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石油需求不断增加,而同时我国国内石油产量却徘徊不前。石油作为一种战略资源,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石油安全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从总体而言,未来数十年内世界石油供求关系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能够保持基本平衡局面,且越来越市场化。但在此格局之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对能源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对能源安全的重视有增无减,纷纷进行能源战略调整。 中国石油论文:对中国石油供应安全的再思考(1) 摘 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一部分人们的心目中, 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坚持“两点论”,丝毫不能麻痹大意。近两年我国的石油消费呈现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面对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为此,文章从大力节油、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保障运输通道安全、燃料替代和石油储备方面评述了我国的石油安全对策。 一、对石油供应安全必须坚持“两点论” 石油供应安全是指任何时候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足够数量的石油。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供应既不能中断, 也不能严重短缺(按照国际能源署iea的标准, 供应短缺量达到上一年进口量的7%, 就标志着进入了不安全期);二是不能出现难以承受的高油价。 1.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 传统的石油安全观认为,石油安全是指减少石油消费和进口的依赖性。石油供应安全度用石油进口依赖度来表示,石油进口依赖度越高,石油供应安全度越低。 自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和1974年iea成立以来,国际石油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供应者增加,探明储量和石油储备增加;价格变得灵活和透明,由市场而不是垄断来决定;世界的紧张局势总体有所缓和;贸易更加发达,自由化和全球化进一步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石油供应国没有再使用过石油制裁的武器,世界上也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石油短缺。即使一些石油供应国受到联合国或其他国家的制裁,也未影响世界石油贸易或引发石油供应短缺。 2. 新的论点 今天,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石油安全观在悄悄地改变, 石油安全已成为进口国和出口国共同的问题--大部分石油进口国渴望有可持续供应的资源和稳定的市场以保证供应安全,而石油出口国也渴望有一个稳定的出口市场,以保证需求安全和可持续的收入。高油价是一柄“双刃剑”,不仅伤害石油消费国,也伤害石油供应国。因为高油价既能使石油出口国获得更多的利润,也会促使消费国提高能源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及替代燃料,从而加速改变石油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由此,一些专家认为,石油已从战略性资源和“武器”回归到一般商品的属性,石油进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石油供应安全没有直接的关系。动用很多资金去搞石油储备,是得不偿失。有的专家甚至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已使我国可以不用一兵一卒就可以在国际市 场上买到任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 3. 石油安全的两点论 应该承认,产油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关系正在向以互相依赖为共识的合作方向发展。但是,正如1999年5月iea部长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所指出的那样 :虽然故意中止石油供应的危险得到了缓和,但自然灾害、技术上的障碍以及政治混乱所引起的危险仍然继续存在。 今后如果再发生石油危机,其原因不一定是产油国的企图。例如,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委内瑞拉内战一触即发,其石油行业几乎陷入全部瘫痪的状态,造成了1990年8月海湾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高峰中断量达到260万桶/日。 过去发生的石油供应中断事例,大部分都与中东地区的局势有关。中东拥有世界石油探明储量的三分之二,其石油产量占世界的30%,其石油生产成本在世界上是最低的,而且中东原油占国际市场原油总贸易量的44%,今后20年世界石油需求对中东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增加。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所引发的高油价更说明,中东产油国局势的不稳定是世界石油供应安全的潜在威胁。 iea在不久前的《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中指出,“能源安全在短期内将有更大的风险。近年来的地缘政治形势以及能源价格飙升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多数oecd国家、中国、印度等油气进口大国将越来越依赖产自遥远、动荡地区的进口能源。石油供求的灵活性将下降。石油将越来越集中用于交通运输,且没有唾手可得的替代能源。对石油与日俱增的需求将由少数几个拥有庞大储量的国家来满足,如欧佩克的中东成员国和俄罗斯。贸易的蓬勃开展将强化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与此相联系,海盗、恐怖袭击或者事故导致油井或者管线封闭、油轮停航的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 鉴于客观的现实,我们认为石油安全观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方面承认国际石油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石油安全形势有了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认识到天下并不太平,发生大规模石油供应中断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对石油安全问题必须提高警惕,丝毫不能麻痹大意。 二、我国石油安全对策及评价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研究,2020年中国石油的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处于60%~70%。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的预测值是能源研究所的中值5.3亿吨。 有专家认为,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时,国际市场的行情变化就会影响该国的国民经济运行;当一国的石油进口量超过1亿吨以后,就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当石油进口依存度超过60%时,石油供应的不安全性加大。 确保石油安全,需要采取一系列配套的政策措施。 1. 大力节油 2000 年我国的原油消费量为2.33亿吨,如果我们希望将2020年的原油消费量控制在4.5亿吨以内,原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就必须低于3.4%。实际上,2003年我国的原油消费年增长率超过了11%,2004年上半年超过了20%。显然,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石油应主要用于交通运输业和石油化工业。当前的问题,一是小轿车增速过快,如不加引导,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量将达1.3亿~1.5亿辆,燃油需求将达3亿吨,将难以实现把石油需求控制在4.5亿吨的目标;二是一部分人追求豪华的高耗油的大排量小轿车,增加了石油消费,而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的小轿车都在向1.3甚至1.1的排量发展(例如德国);三是目前我国机动车的燃料消耗水平普遍比世界发达国家高10%~20%。值得欣慰的是,“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已经正式颁布,将于2005年7用1日起实施,这必将大大改进机动车燃油利用的效率。 与邻区和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油品税相当低,以油品税占售价的比例计,日本为50%,新加坡为40%,韩国为65%,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为56%,而我国大陆地区仅为10%左右。我国的油价大大低于日本和欧洲,为什么我国不能提高税收和油价以抑制石油消费过快的增长?为什么议论已久的燃油税还不能出台?笔者认为,贯彻总理的指示,“运用经济杠杆和市场机制,抑制油气消费,节约和合理使用油气资源”已刻不容缓。政府应该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将节油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 2. 加强国内油气资源勘探 根据2000年以来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对部分盆地进行的油气资源重新评价,全国有石油地质资源量1041亿吨,最终可探明地质资源量619亿吨;全国石油最终可采资源量约150亿吨,目前已探明可采储量65亿吨;可采资源探明率为43%,尚有85亿吨可采资源待探明。全国主要含油气盆地属于中等勘探程度,未来储量增长仍有较大潜力。石油资源量还将随着地质理论的创新、勘探认识的深化、工程技术的进步和勘探投入的增加而增加。 为鼓励石油公司加强风险勘探,建议国家设立风险勘探基金。一是可以仿照日本政府对石油公团的做法,石油公司可以向国家申请风险勘探基金使用权。一旦获得重大发现,可从利润中收回资金用于新的风险勘探。勘探无发现时,沉淀的资金由石油公司和政府按比例分担。二是免征稠油、高凝油和三次采油的资源税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三是制定“尾矿”政策,促进老油田、低渗透油田的开发利用。 3. 开展石油资源的国际化经营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保守评价,全球拥有石油可采资源总量4582.2亿吨(含天然气液),约3.35万亿桶。截至2003年,全球累计探明石油可采储量2693.7亿吨,其中剩余探明储量1567亿吨。从资源的探明程度上看,全球尚有41.2%的石油资源,即1888.5亿吨,有待进一步发现和探明。截至2003年底,世界已累计采出石油1126.7亿吨,约占全球石油可采资源总量的24.6%。iea《2004年世界能源展望》指出,“根据多数估算结果,探明石油储量足以满足未来30年的全球累计需求。我们的分析显示,如果必要的投资能够到位,全球常规石油的生产到2030年之前还不会达到顶峰。天然气和煤炭的探明储量比石油还要充裕。未来发现更多油气煤资源的潜力还是很可观的。” 除常规石油资源外,世界上的非常规石油资源(如重油、沥青、焦油砂和油页岩等)颇为丰富。据估计,全球拥有非常规石油资源4000亿~7000亿吨。非常规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加拿大、委内瑞拉和前苏联。目前,加拿大沥青砂生产的合成油和委内瑞拉超稠油生产的奥里诺科乳化油已成为商品,技术进步也将使油页岩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可行性。因此,随着技术和经济条件的改善,非常规石油在今后的石油产量中将占据重要的份额。 未来全球能供应石油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以及俄罗斯。根据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每天的原油供应量约为6600万桶,中东地区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出口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将达到4600万桶,占全球每日原油供应量的69.7%,而非洲将超过俄罗斯成为原油的第二大供应地区,其每天的原油产量为800万桶,占全球原油供应量的12.1%。俄罗斯则将以7.6%的占有率排在每日原油供应量的第三位。中国的三大石油公司已经将注意力投向了这些地区,实行石油的国际化经营。 从目前看,中国石油集团在海外有三个战略选区;以苏丹项目为基础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项目为基础的中亚和俄罗斯战略区;以委内瑞拉项目为基础的南美战略区。已签项目合同26个。中国石化集团的战略区更多在中东。现在它已经进入伊朗油田进行合作开发,并已在卡山区块风险勘探中成功地打出了高产油气井。目前重点跟踪评价的海外油气项目还有20余个,今后两年内,将根据研究和评价情况对其中有利项目进行投标或报价。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收购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三块石油天然气田,并且并购了西班牙雷普索尔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海上油田的部分石油资产,这将带来每年约500万吨份额油。 4. 保障运输通道安全 目前中国的原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非洲和亚太地区,2003年从这三个地区进口的原油分别占进口总量的50.9%、24.3%和15.2%。进口原油的运输量的约五分之四需通过马六甲海峡,而从中东到东亚的这条海上经济命脉,存在着一系列的安全威胁。这就要求中国寻找更多的运输线路和运输手段,提高运输通道的安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输油管道意义重大。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进口能源,距离短、成本低,而且相对稳定,是能源进口多元化的较优选择。经过10年的起起伏伏,俄罗斯终于在2004年的最后一天做出了远东石油管线的决策,决定由俄罗斯国营石油运输公司修建一条从泰舍特至纳霍德卡的石油运输管道,即“泰纳线”。“泰纳线”比“安纳线”北移150千米,减少了污染贝加尔湖的风险,并有利于俄罗斯实现石油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目标。虽然俄政府的决定暂没有确定分阶段修建该管道等其他具体细节问题,也没有说明输油管道建成的确切日期,但修建至中国的原油管道已写入俄2020年前的能源战略中。另外,俄罗斯将用铁路增加向中国的石油供应。 中哈石油管道的“阿塔苏-阿拉山口”段已于2004年9月28日正式破土动工,并将于2005年12月竣工。工程第一阶段完成后每年至少为中国输送1000万吨原油,随后展开的管道二期工程将使输油能力达到2000万吨,这将缓解中国的石油供应紧张局面。 解决马六甲海峡问题的另一大胆设想是开凿横穿泰国南部的克拉运河。这条运河将横贯泰南,全长120千米,宽400米,深25米,预算耗资达200亿美元,耗时10年。运河建成后,从中东来的油轮无须经马六甲海峡就可直接从印度洋到太平洋,对中国石油进口必将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横贯马来半岛的泰国管线项目,也是缓解中国石油运输压力的备选方案。泰国计划在取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后,在泰国南部克拉地峡地区修建一条长达260千米的石油管线,该工程包括位于克拉地峡两端的两个深水油港、石油储库和连接印度洋安达曼海与太平洋泰国湾的输油管道。但输油管道或运河的建设成本非常之高,泰国的力量能否支撑,尚不敢肯定。另外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也在考虑中。但是考虑到复杂的政治关系,这条管道的修建绝非易事。 预计,今后中国石油企业还将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然而,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石油资源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对中国来说,不论是进口石油或是企业在海外获得份额油,都需要经过安全的运输通道将油运回中国,这仍将是有待解决的课题。 5. 燃料替代 (1) 煤制油 用煤制油的工艺可分为“直接液化”和“间接液化”两种,从世界上来看,无论哪一类液化技术,都有成熟的范例。 “直接液化”是对煤进行高压加氢直接转化成液体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早在1927年纳粹德国就从战略需要出发,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煤炭直接液化厂,年产10万吨飞机和坦克发动机燃料,到1944年产量达到423万吨。“间接液化”是先将煤气化,原料气经净化后再行改质反应,调整氢气与一氧化碳的比例后生成液体。20世纪50年代,南非为了应对进口石油的制裁,成立了南非萨索尔公司,主要用煤生产汽油、柴油、乙烯、醇等120多种产品,年总产量达到700多万吨。目前,这家公司的3个液化厂,年耗煤4590万吨,年产合成油品1000万吨。 自1997年至今,中德、中美、中日通过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对我国煤炭直接液化示范厂进行了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神府煤田、内蒙古东胜煤田和云南先锋煤田的煤都可以液化。2004年8月25日,中国神华集团“煤制油”直接液化工业化装置已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开工,成为世界上第一套煤直接液化的商业化示范装置。2008年一期工程建成后预计可年产合成油产品500万吨。 对于煤制油技术是否符合我国的发展方向,国内专家有不同的观点。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它的经济性。神华案例研究中采用的煤价是80~100元/吨,这有无代表性?既然经济,国外为什么不发展?我国煤炭供应已经紧张,今后能不能支持用3~5吨煤转换为1吨油以供汽车消费?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讨论的是石油供应安全,我国又是富煤少油的国家,我们就需要煤制油的技术以应不测;至于发展多大的规模,可在工业化示范评估后,视当时的油价和煤制油的技术进步状况再定。重要的是应不失时机,加快工业化示范项目建设的速度。 (2) 生物质制油 燃料乙醇 燃料乙醇在汽油机上的应用技术已经完全成熟,美国和巴西已经大量使用。现状表明,应用燃料乙醇,发动机不需改造,动力性能基本不会改变,可使一氧化碳排放减少30%以上,碳氢化合物排放减少10%,油耗略有降低。 我国已批准建设燃料乙醇项目共4个,主要是利用陈化粮做原料。吉林60万吨/年第一条生产线已经运行,河南等地也在加快建设,2004年底可望建成90万吨规模装置。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等省已经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计划2004年底东北三省车用乙醇汽油的市场覆盖率达到80%,2005年底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安徽5省及湖北、山东、河北、江苏部分地区将基本实现车用乙醇汽油替代其他汽油。 推广燃料乙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生产成本尚高于普通汽油,目前由财政补贴解决;二是目前我国燃料乙醇的原料主要是玉米、甘蔗、甜高梁等,平均每生产一吨燃料乙醇需要3.3吨玉米。转换陈化粮显然是合理的,但是每年的陈化粮数量有限,在规划生产规模时应考虑上述因素。 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是利用动植物油脂为原料,经反应改性成为可供内燃机使用的一种燃料。全球对此一致看好,生物柴油的生产能力已达200万吨/年。在美国,生物柴油已成为增长最快的车用替代燃料。发展生物柴油不仅可缓解我国车用燃料油中的柴汽比矛盾,还可减少二氧化碳、多环苯类致癌物和“黑烟”等污染物排放,亦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我国生物柴油已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建成了年产万吨生产规模的生产厂。建议政府加大扶持力度,制定生物柴油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标准,出台经济激励政策,规模化发展生物柴油。 6. 石油储备 iea主要国家有着成熟的石油储备经验。从美、日、德三国的战略储备制度比较中可以发现:三国都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开始对战略石油储备立法,三国对于储备目标和规模在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在政府储备方面,美、日、德的储备量或目标储备量分别是10亿桶、3.15亿桶和5350万桶。加上民间储备,美、日、德的石油储备量分别相当于本国158天、169天和117天的净进口的石油消费量。 三国的储备体制各有不同。美国实行自由市场型,石油储备的主体是政府,对于民间储备,虽然有一些优惠政策和存放服务,但没有任何资金支持,也不进行管理。日本是政府导向,储备主要由政府进行,但也严格规定每一个石油企业都有一定的储备额度,没有完成的要被罚款。德国是“联盟储备”机制,官民联盟储备、政府储备、民间储备量的比率为57∶17∶26。 我国“十五”能源规划指出:为保证石油安全供应,提高政府调控国内石油市场的能力,应加快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制度,逐步形成我国完备的石油储备体系。“十五”期间要争取建成一定规模的国家战略储备能力,同时也应鼓励企业扩大储备。根据上述精神国家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建立了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负责处理国家石油储备事务。 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与企业储备两种。国家储备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握,主要功能是防止和减少因石油供应中断、油价大幅度异常波动等事件造成的影响,保证稳定供给。企业储备是企业在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正常周转库存的基础上,按有关法规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所必须具有的储存量。其主要功能是稳定市场价格、平抑市场波动。 石油储备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件大事,一般应首先立法,明确储备目标、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职责、管理机购、运行规则、储备地点、资金筹措等问题。 石油储备是一件长期的工作,不宜操之过急。油价高时缓进口,油价低时多进口,避免不必要的花费。 石油储备不能单靠一国的力量,要加强国际合作。iea成员国(目前共有26个国家)通过国际能源协议(iep)组成了应付石油紧急事态的国际合作共同体。这是石油进口国对抗石油输出国组织利用石油作为武器的措施,应该说是有效和成功的。据iea估计,2000年全球石油库存量在8亿吨左右,相当于90天的世界石油消费量。其中战略储备1.7亿吨,商业库存6.3亿吨。2000年iea成员国的石油储备规模约为3.7亿吨,相当于110天的净进口量。如有可能,我国应参加iea 的活动,交换信息和观点。 目前亚洲除日本和韩国这两个iea成员国外,持有的石油储备都不多,而今后亚洲国家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应当早商对策。近年来,日本、韩国一些人士建议成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虽然呼声很高,但是未能产生实质性的结果。笔者认为,我国应该积极主动倡导和参与东北亚和东南亚石油安全共同体的建立;亦可仿照iea的做法,在北京或其他城市建立石油安全的研究中心,从事信息收集、政策研究,提出问题,供各国政府协调各国的行动。当前立即可从事的工作是合作研究如何加强马六甲海峡运输通道的安全和开辟第二通道。 中国石油论文:浅论中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配套政策分析 [论文关键词]石油企业;跨国经营;配套政策;分析 [论文摘要]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步伐正在加快,但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政策存在着审批繁琐、政治保险服务缺失、信息不畅等问题。国家必须进一步制定投资导向政策,完善跨国经营法律体系和联合投资机制,建立财税支持政策和海外投资金融保险体制,强化信息服务和外交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能源需求不断增加,走出国门实行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加快国际化经营步伐,大力实施跨国经营,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是我国实施多元化战略,保障国家石油供应安全稳定的需要。石油公司实施跨国经营战略,除了要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外,还必须要有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 一、外国政府的配套政策与跨国经营战略的实施 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不同,特别是石油的产量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不同,因此,所制定的有关配套政策也不同。我国是石油进口大国,与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比较相似,这些国家的政府对石油石化企业的支持对我国也是有借鉴作用的。20世纪70年代接踵而至的两次石油危机使美国如坠深渊,为了应对能源安全的挑战,美国经过30多年的调整,建立起了一套应对石油危机、保障石油安全的机制。 1 权威管理,统一领导。美国为了加强石油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布什就任总统后,特指定一个由副总统切尼领导的能源政策小组,专门研究能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能源战略与政策问题。小组成员包括了国务卿鲍威尔、能源部长、财政部长、内务部长、农业部长、商务部长、运输部长、总统助理等政府要员(刘助仁,2007)。对能源的领导和管理提高了规格。美国能源部在《2025年前能源战略计划》中,将能源安全目标锁定在国防能源、科学和环境等四大问题上,强调美国将提高“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能源安全”的综合保障能力(刘助仁,2007)。为美国石油企业界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领导保障。 2 财税优惠,金融支持。美国的政府机构各部门分工合作,通过补贴、技术援助和融资手段支持国内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能源部、贸易开发署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是支持能源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三大主要机构。能源部矿物能源办公室下的矿物能源国际计划(feip)和石油天然气进出口办公室承担支持美国油气产业界开发新的商业机会和技术的职责。美国贸易开发署(tda)通过资助可行性研究、专业培训补贴、商业研讨会和其他技术援助,帮助国内油气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参与能源项目的竞争。多年来,tda已提供3300多万美元支持美国企业在全球参与油气开发和扩建项目。美国政府直接采取减税的方法支持石油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美国“新能源法”提出,在未来10年内,美国政府将向全美能源企业提供146亿美元的减税额度,以鼓励石油、天然气、煤气和电力企业等采取节能措施。为提高能效和开发可再生能源,法案还决定将给相关企业总额不超过50亿美元的补助(刘助仁,2007)。 3 海外保险,激励投资。为减少海外投资风险和有效保护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的安全和利益,许多国家纷纷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障制度,以促进和保护本国的海外投资。1948年4月,美国根据《对外援助法》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并设立“经济合作署”管理援外事务,开始实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同时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直属国务院领导,成为美国海外投资保险与保证的专门机构。这种保险制度以资本输入国与美国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为条件,故称为双边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这样极大地激发了美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热情。 4 信息服务,外交护航。美国为了开辟新的海外油气资源基地,通过提供能源信息服务,为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能源政策提供重要依据。联邦政府提供的能源信息服务包括收集和分析油气市场的数据;研究影响油气供应的事件和政策;评价资源状况。能源部所属的能源信息局(eia)负责对能源供应、需求和价格趋势等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eia的信息服务包括历史和当期数据,短期和长期预测,统计数据的范围覆盖石油、天然气、煤、电力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为扩大统计信息的传播面,eia通过书面报告、印刷品、光盘和互联网等各种渠道信息。而且,美国将保障能源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其外交和军事行动往往围绕此核心展开。从1991年的海湾战争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都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在中东的军事和政治存在,从不断强化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到积极插手中亚事务寻求在中亚驻军,美国近年来的这些行动尽管都打着冠冕堂皇的借口,但始终难以摆脱争夺能源的影子(李岩,2007)。美国还成立了专门的“里海能源工作小组”,除政治和军事手段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措施,向该地区国家提供大量与石油有关的经济援助,为本国公司提供开发机会,并以技术优势争得其油气资源开发的优先权。 5 有效监管,法律保障。美国在长期的能源监管实践中,建立起了完整的监管法律体系。1977年美国制定了《能源部组织法》,并据此成立了能源监管委员会。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制定的《天然气法》、《菲利普斯决议》、《天然气政策法》、《联邦能源委员会436号令》、《放松井口管制法》等,把对石油企业的监管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美国对石油行业的监管设立的是专门的监管机构,为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属能源部,监管委员会主要监管管道输油公司的运营和费率,审批跨州天然气管道输送项目,天然气管输价格、管道服务和开放,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和运行等。 二、我国政府有关配套政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1 政府对外投资事前审批繁琐,事后监管不能到位。在石油企业对外投资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商务部等部门均对境外投资负责,但审批内容重叠,职能交叉,不仅加大了项目的成本,而且审批程序繁琐,直接影响海外投资效率。中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需要经过我国驻外使(领)馆、地方计划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国家外管局等多个部门的审批。投资1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也要经过3个部门的审批。不仅审批部门多,而且各部门内部还实行层层报批制度,这进一步降低了审批效率。各部门都利用立法权为自己设定权限,谋取部门利益。然而,对事后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我国现行海外投资的宏观调控措施仅是一个项目审批制度,投资后期的监管、跟踪、统计和分析等功能非常弱,完整的宏观调控和管理链条尚未形成,缺乏应有的监管和服务措施(陈峰燕,2007)。 2 境外政治保险服务缺失,企业投资风险增大。我国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东的一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局势并不稳定,外国企业面临着众多风险。而我国并未建立适应石油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所需要的政治风险担保制度、信用担保制度、外汇管理体制。按国际通行做法,海外直接投资的保险应属于国家授权或委托进出口银行或开发性银行开展的政策性金融业务。除一般的技术、市场和建筑等方面的商业风险外,应限于境外企业自身无法控制的风险,如战争、动乱、财产没收、国有化、外汇管制等造成的政治风险等。我国目前在一些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有不少石油投资项目,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相关政策。在用汇、信贷和融资等方面,我国政府也不能给企业提供有力的、稳定、可靠的支持和帮助,新出台的鼓励石油企业“走出去”的金融财税优惠政策,审批制度过于繁琐,与企业获取技术、拓宽销售渠道、扩大海外优质资产、开发国内稀缺资源从事境外投资的要求及不适应。 3 对外政策信息来源不畅,企业决策基础薄弱。我国石油企业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环境等信息的了解十分有限。有关的专门研究、咨询机构较为分散,难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服务。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政治、经济、政策、汇率等各种风险。在投资的区域、市场和合作对象的选择上,企业的取向也可能有悖于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或技术失误、经营亏损等潜在风险。在这些方面,政府占有更多的信息,应本着对国家负责、为企业服务的精神,尽可能及时地向投资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我国政府缺乏对海外企业的辅导和信息咨询等公共服务职能,缺乏明确的产业导向和国别市场导向,没有系统化的海外投资促进目标,不能满足企业对相关基础性信息等公共服务的需求。企业缺乏必要的信息,对外投资处于盲目、冒险的状况(陈峰燕,2007)。企业对海外投资信息的渠道仅限于驻在国宏观经济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和一些基本的法律框架的现状。 三、完善我国相关配套政策的建议 完善我国相关的配套政策,要有利于保障我国的石油安全,有利于提高我国石油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实现。 1 确定海外能源战略,制定投资导向性政策。石油企业跨国经营实质上是国家的经营战略行为,国家应制定具体的能源跨国经营战略,出台政策性规定,使石油石化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有明确的战略方向。要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协调,制定“走出去”总体市场发展战略,做好投资项目规划,编制“走出去”发展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产品具体的指导目录,制定指导性投资政策,帮助企业作好境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等(陈峰燕,2007)。石油公司实施国际化经营的战略,应当依托国家力量和政府能源外交,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实现国家石油安全为己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以油气勘探开发和经营为龙头,以低风险竞争或竞争下的合作为纽带,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尽早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特色的现代跨国石油公司(舒先林,2005)。 2 确立依法管理战略,完善对外投资法律。为了适应石油企业跨国经营的需要,建立中外石油联盟,必须完善国内各种法律法规,建立有效促进国际合作的政策体系(徐文荣,2005),使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系统化、规范化,使对外投资行为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为石油石化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有效可靠的支持。制定相关法律方面应适当参考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既要考虑过去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状况,也要为将来的投资发展留有余地,做到保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此外,应加快《海外直接投资法》和《海外投资保险法》等相关法规的制定速度,统一和规范对不同性质企业进行境外投资的标准、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以及投资支持、鼓励措施、争端解决等问题,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李洪江,2003)。在此基础上,还应建立以《海外投资审核法》、《海外投资外汇管理法》、《海外投资企业所得税法》、《海外投资银行法》以及《海外投资保险法》等单行法,建立国内法与国际法相协调,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衔接,法律法规及行政规章相互补充的完备详尽的法律体系。 3 确立优势进入战略,完善联合投资机制。鉴于我国境外石油勘探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应该组建一家专业石油勘探开发公司统一对外,其他有投资意向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国家石油公司,采取项目参股的方式参与境外石油勘探开发活动;要明确石油公司海外投资向国家发改委报告的制度,避免产生国内企业的互相竞争。要彻底改变国内石油企业在海外单打独斗的局面,避免在“走出去”寻油的项目中“撞车”,甚至进行“自杀式”的恶性竞争。石油企业必须建立统一协调的机制,可以借鉴日本和韩国综合商社的经验,整合内部资源,加强联合、形成合力、一致对外。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相互合作与促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为国家找到更多的油气来源。中国的石油企业应该加强和国外石油企业的联盟,寻求竞争中的合作。政府政策应当适应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超级化的条件,适应国际竞争的“非零和博弈”和“合作博弈”,即竞争伙伴实行协作竞争,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徐文荣,2005)。 4 确立财税支持观念,完善特定财税政策。国家应尽快健全金融支持体制,为企业“走出去”并购提供优惠贷款和担保等更多的服务。并应尽快发展、完善我国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鼓励银行参与到企业“走出去”并购活动中。相关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可以并购企业相互参股或签订合作协议,实现银企合作,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姜义平,2007)。同时可设立海外投资基金,对境外投资项目进行参股,对石油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在信贷政策上,对于在境外投资的重点建设项目,国家金融机构可以根据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原则提供贷款,在必要的情况下给予贷款贴息和实行贷款利率下浮;为境外企业获得境外银团贷款、租赁提供担保,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选择经过挑选的境外投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和债券,为境外投资项目筹资。对我国石油企业到境外投资所涉及的国际税收应实施专业化管理。应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公民税收管辖权。政府应与更多的国家进行谈判,避免被国际间双重征税,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取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境外投资企业应上缴我国财政的收入应缴入国库。对资源开发型境外投资项目的产品给予进口关税优惠政策,对已经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可以享有出口退税优惠。 5 确立保险支持政策,建立境外投保机制。国家应尽快建立石油企业境外投资保险机制。保险机构设立一般是政府或专门成立的国有保险公司或是两者的结合体,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提供的一种保险制度,包括货币风险、外汇风险、征用风险、战争风险及其他非商业性风险。境外投资保险制度涉及到保险机构、代位求偿、保险范围、承保条件、保险期限、保险费率损失补偿等问题。境外投资保险制度能避免个别企业同东道国打交道的不利局面,容易使争端得到解决,向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面发展。 6 确立信息支持政策,提供专门信息服务。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国家应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境外投资信息服务中心,面向市场提供开放式的信息服务,提供国外获得的准确、全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资源、地理、市场等信息,提供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的准确信息,从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市场可行性论证,提供从项目考察-谈判-审批-实施的全过程服务。要开放信息资源,使信息能够在政府部门和企业间双向流动。这样的一个信息服务中心,需要有获取全面可靠信息来源的渠道、有分析信息和组织信息的手段,具备政策水平和知识的网络能力,对项目有判断决策水平。要建立起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系统,包括加速建立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国别地区项目库,为希望对外投资的企业提供及时有价值的信息;成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专门中介机构,全面提供各国别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投资环境,当地外商投资条件,当地投资程序、政策法规、合同形式及其他基础信息,提供介绍合作伙伴、合作项目等直接贸易促进服务。 7 确立外交支持策略,强化石油外交手段。政府应充分利用外交资源,为石化企业的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环境。要巩固并加大力度寻求可能的能源合作伙伴国家,以多种形式与其建立良好关系,为石化企业的投资铺开道路。我国的外交机构,尤其是驻产油国使馆,应该积极开展石油外交,为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国际保障。 中国石油论文:浅论“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发展及历史意义 [论文关键词]“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翁文灏;历史意义 [论文摘要]1946年成立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规模、拥有的资本和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它一般公司远远不能相比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成为新兴而重要的工业部门打下了基础。 公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从鸦片战争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司制度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产生、演进、转变、复兴、深化的过程。从1904~1946年,官方先后颁布了4部有关公司的重要政策法规。1946年4月12日,由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公司法。受这部公司法的影响,中国石油有限公司应运而生。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成立,既是近代中国公司形态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借鉴,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工业成为新兴而重要的工业部门打下了基础。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的规模、拥有的资本和产生的能量和影响,以及当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其它一般公司远远不能相比的。 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正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日趋成熟,各种社会条件充分具备的基础之上。而公司制度传人中国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生产力水平低下,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没有确立,致使公司制度缺乏适宜发展的经济基础和外部环境。而公司内部组织制度及运行机制上的不成熟、不规范,也减弱了其发展壮大的生命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在发现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方面曾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直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的石油工业才开始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人成熟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利用《马关条约》给予的特权,纷纷进入中国。在石油方面,英国的亚细亚火油公司、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等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分支机构。 抗战爆发以前,由于中国石油工业十分落后,一直没有成立全国性的石油主管机构。“1914年3月,北洋军阀政府成立了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这是一个国家行政机构,不久被裁撤。”抗战胜利后,主管全国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以下简称资委会)先后接管了日本在东北、台湾等地建立的石油企业及在上海、天津、青岛、汉口、南京、广州、台湾等地的石油运输储存机构和设备。对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资委会确定为两方面:(1)有关立国基础之事业,规模宏大民资无力兴办者。(2)足以自力更生,盈余有把握,可解还政府者。抗战胜利后,资委会在机构改组的同时,对所属的工矿企业进行了调整。这一时期资委会“最重要的方针,为走上企业化的大道。我们将斟酌情形,组织各种总公司或总管理处等机构”。调整的原则足:“尽量使较小之生产机构,合并为一个单位,以期管理调度,轻型集中”,“以企业化为准绳,尽可能采公司组织”。 时任资委会主任委员的翁文灏提出:“重大事业悉设公司,或为有限公司,或为股份有限公司,因事制宜,依法办理。”资委会隶属于行政院以后,开展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于1946年6月1日创办了中国石油有限公司。该公司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石油公司。 最早提出创办中国石油公司的是资委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先生。翁文灏(1889~1971),出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官宦绅商人家。1908年,他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进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4年后以优异成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农商部等单位任教或工作。1916年,他被任命为北平地质调查所矿产部部长,随后担任该所所长。这一阶段正是中国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政治混乱的时期,地质调查所的经费无法得到保证,职工的薪金被拖欠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面对政治腐败和经济落后的局面,翁文灏以惨淡经营的毅力,率领全所人员对中国的地质情况进行调查和研究,相继成立了地震、燃料、新生代等研究室,在多方面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1919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矿产专著《中国矿产志略》,文章从地质学角度进行研究,明确提出在陆相侏罗纪地层中存在石油;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的测图》;他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地质会议的学者;第一位科学系统研究中国山脉的中国学者;第一位对煤炭按其化学成分进行分类的学者;在石油方面,翁文灏首先提出“在中国的陆相地层中存在油矿”。在他担任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代所长时,他组织人员对中国的石油地质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调查工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翁文灏在担任北平地质调查所所长期间,多次组织科研人员对全国的石油地质进行勘察,足迹遍及西北、西南、华南、东北等地。20世纪30年代在国外石油产品几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他力主开发甘肃玉门油矿,接办新疆独山子油矿,为中国的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在《经济建设概论》一文中提出:“石油宜充分开发,希望油料自给,战后年产汽油400万桶(约50万吨)。”与此同时,资委会制定了《石油工业建设计划概要》。《概要》对与外国石油公司开展合作,进一步开发西部油田,勘探开发新油田,在沿海地区布置炼油厂等作了规划。 抗战胜利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南京政府从竭力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出发,开始大力扶持国有经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从此进入国有大公司大发展的阶段。 1946年5月16日,翁文灏获准辞去经济部长的职务。翁文灏随即全力以赴筹建中油公司。对此,行政院指令由资委会负责“开发经营中国石油事业,以期造成国家资本,巩固经济基础”。 中油公司的成立也是时代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接管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台湾等地区的石油企业,这些企业亟待恢复生产;上海、南京、天津、汉口、广州等大中城市的石油储藏和销售急需统一布局;年产400万桶(约50万吨)汽油的计划需要落实;新油田需要勘探开发;与外国石油企业的经济技术合作需要谈判;大型油轮需要建造。 中油公司的成立也是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抗战之前和抗战期间,中国通过创办石油企业,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在适当的时间组建全国性的石油公司奠定了基础。 中油公司成立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1946年4月颁布了《公司法》,这是近代中国篇幅最大、内容最全,同时也是最后一部公司法。这部公司法的颁布是中国公司制度发展及世界经济体系建立初现端倪的反映,体现了国内、国际公司制度变迁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它将此前历届政府有关公司的各种政策法规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修正,与世界范围内公司和公司法的发展趋势保持了同步和一致。抗战胜利后,中国工商业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无论是公司的数量,还是公司组织的健全,都为公司法的完善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新的《公司法》十分有利于目有工矿企业的转制。这部公司法的颁布,特别是其中增设的“有限公司”内容,为中油公司的成立提供了有利的法律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标志着中国公司制度建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过短期筹备,中油公司于1946年6月1日在上海成立,公司办公地点设在江西中路131号。根据这年4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公司法》,公司名称定为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油公司的成立,标志着石油工业已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业门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1、本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中国境内石油矿及有关矿产的探勘、开采及经营。提炼石油,利用油页岩或天然煤气及人造油建立炼厂。运销石油及油产品。其它与本公司有关的业务。 2、公司设在上海。矿厂设在各矿区,炼厂设在炼油地点,办事处或运销机构设在运销中心。 3、公司资本额定为国币300亿元。其中资委会出资294.5亿,资委会冀北电力公司出资5亿,资委会保险事务所出资0.5亿。 以上三个出资方的代表分别是:资委会代表翁文灏、冀北电力公司代表孙越崎、资委会保险事务所代表吴兆洪。需要说明的是,资委会出资的部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资委会所属的甘肃油矿局、动力油料厂、四川油矿探勘处及台湾、东北的石油生产、储运企业的固定资产;一是资委会专拨法币100亿元;一足资委会向美国方面借款500万美元,折合国币100亿美元。 中油公司的职责是:负责经营管理全国石油事业,组织油田生产和原油炼制,对进口石油进行限额分配,统一定价(此项工作于1947年划归行政院输出入委员会管理);经营进口油品,在中心城市建立营业所和其它销售机构,贯彻以油养油的方针;改善油田装备,提高钻井、采油、炼油等生产技术;成立石油化工研究所和油轮公司,组织恢复台湾和东北石油企业的生产。 中油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董事会,它的职能主要是编制预算、决算、盈亏分配,决定人事任免等。经推举,公司董事长由翁文灏担任,常务董事为吴兆洪、许本纯,董事:孙越崎、孙拯、王守竞、霍宝树,监察人张峻、季树农。 中油有限公司是一个集开发、勘探、生产、运输、销售、器材供应、行业管理等职能为一体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石油公司。它当时管辖的单位有:甘青分公司、台湾油矿探勘处、高雄炼油厂、四川油矿探勘处、东北炼油厂、新竹研究所、嘉义溶剂厂、中国油轮公司(与招商局合办)。其中甘青分公司所属的油矿主要在玉门,这一时期,该公司已着手勘察甘肃酒泉附近的文殊山、大红圈、青草庵等处的油苗。台湾油矿探勘处的油田分布在矿坑、锦水、竹东、新营等处。四川油矿探勘处主要在江油探勘。 中油公司成立后制定了《战后石油工业建设初步实施计划》。在制定工作方针时,首先分析了当时中国石油工业的状况。分析认为:甘肃“地处西陲,交通不便,须有日产万吨以上之油田,始能合乎大量生产之经济条件”,因而近期除视西北市场的需要而增加产量外,主要注意于油源的探勘,“油源确定即作大规模之开采”。四川虽已进行了10年的勘探工作,收效不大,但因仅打4口探井,且天然气丰富,不能遽加肯定无油,应一面“将天然气尽量加以利用,一面仍进行探勘工作,以明究竟”。对于东北锦州、锦西的炼油厂,“视当地局势进行情形,逐步复工”。台湾虽然目前已经探明的石油储量不多,但“炼油厂规模甚大,拟购买外国原油,添配器材,分期复工,逐步增产。”由此可见,中油公司此时的工作方针是勘探、炼油、销售同时并举,不断发展的积极的工作方针。 在地质勘探方面,中油公司制订了两年勘探计划,明确甘肃、青海、四川、台湾为重点勘探区域。翁文灏认为:“西北为我国产油最有望区域,除玉门油矿已在开发外,其他值得探勘之地方甚多,正在次第测勘。四川方面虽经数年钻探,以经费支绌,机器不全,仅凿4井,天然气已产有相当数量,可资利用。此区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事业之发展颇有把握,自当继续进行。本年钻探工作,注重隆昌、江油两地。台湾方面,经口人歼采,已有40余年之历史,唯以方法陈旧,仅找到相当数量之天然气,与一小部分原油。收复后经勘查,先在台湾中部平原区着手开井钻探。” 为了尽快发现新的油叫,中油公司将原有的勘探队伍不断扩大,并从美国购买先进的重力勘探设备。与此同时,中油公司还委托资委会矿产测勘处在四川、广西等省进行石油勘探工作;与中央工业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联合组成科学考察队,调查新疆地区的石油资源。通过勘探,完成了一批调查报告,为下一步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在台湾,中油公司一一方面从公司探勘室选派工程技术人员前往台湾整理日本人留下的地质资料,一方面安排西支勘探队到台湾,对苏澳、台北、新竹、苗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地进行了重力勘探。这两支勘探队在野外工作426天,勘探面积约10200平方公里,约占台湾全省面积的1/3。通过勘探,取得了一批成果,确定了一些井位,为在台湾发展石油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产方面,中油公司一方面对玉门、台湾这些老油气田挖掘潜力。一方而在老油气田地区建设新井。建设新井时尽量使井距加大,以保全地下压力,使油井能够长期生产。 生产出来的原油主要通过甘肃玉门炼油厂、没在锦西的东北炼油厂、台湾高雄炼油厂进行提炼。对油产品的质量指标,已采用国际通行的统一标准。这一时期,中油公司鉴于上海是中国石油产品的最大市场,还从美国进口日加工200吨原油的两套炼油设备,在上海高桥筹建上海炼油厂。 对于牛产出来的油产品,中油公司在沿江沿海9个省20个城市建立了储油所、储油库和加油站。其中最大的上海储油所位于黄浦江东岸的高桥地区,占地393亩,有16座储油池,总容量为84746公秉。其它较大的储油所分别在南京浦,口和下关、天津新河和塘沽、青岛大港、广州白蚬壳、汉江丹水、宜昌白沙脑、海南岛榆林、台湾基隆等地。储油所内设制听厂、制桶厂,以方便油产品的运输和使用。 在销售方面,中油公司专门成立了油料分配委员会。该委员会不仅负责分配、销售本公司所属企业生产的油产品,而且对这一时期进口的油产品实施管制。在此之前,中国的石油市场长期被美国美孚石油公司、英国亚细亚公司(后合并改组为英荷壳牌公司)、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三家外国石油公司垄断,即所谓“三油公司”。美孚的产品品牌是老牌、虎牌、鹰牌,亚细亚的产品品牌是壳牌、鱼牌、僧帽牌,德士古的产品品牌是红星牌、幸福牌等。抗战爆发以前,“三油公司”的产品约占中国石油市场的90%。其中美孚占45%,亚细亚占35%,德士古占1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在华的石油公司被日本侵略军征用掠夺。抗战胜利后,“三油公司”卷土重来,通过采取低价销售等手段,依旧垄断着中国的石油市场。中油公司成立后,很快在国内市场上与“三油公司”并驾齐驱,四分天下有其一。 为了在沿海沿江地区运输油料,加强自运能力,中油公司与招商局合资,与1947年2月1日组建了中国油轮公司,拥有24艘油轮,总吨位65000多吨。其中最大的永灏号油轮的吨位为10383吨。这些油轮大部分是从美国购买的,有几艘是从台湾高雄附近海域打捞出来的在二战期间被盟军炸沉的日本油轮。油轮公司的成立不仅大大降低了中油公司的运输成本,缩短了装卸时间,而且带有恢复中国内河航运主权形象的政治意义。 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石油公司与美孚公司、德上古公司、亚细亚公司组成联合调查团,对甘肃、青海省约9000平方公里面积进行物理勘探,以摸清该地区的石油分布和储量。1947年秋,中油公司还邀请英国地质学家斯屈朗(m.w.strong,中文名字为宋迈田)对四川的石油分布进行调查。 中油公司成立以后,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了营业机构,既销售国产油品,同时也销售进口油品。这一时期,中油公司在上海、南京、浦口、汉口、天津、青岛、基隆、广州设立了8处储油所,正在兴建的还有宜昌、重庆、高雄、葫芦岛、兰州、沈阳等几处储油所。到1947年底,“各储油所之总储量可扩充至6100万加仑,约相当于全国两个月之用油量。……约等于外商储油容量四分之一。”中油公司还一度对外国在华石油公司的销售实行限额管理,规定进口数额、交货地点、销售价格等。由此可见,中油公司在资产规模、经营规模、内部组织管理机构已具有大托拉斯公司的特点,形成了规模优势,基本实现了对中国石油工业全行业的完全控制。 截至1948年底,中油公司已有13578名职工。其中职员1433名,技术人员685名,技术工人4499名,普通工人6961名。全国绝大多数石油企业都在中油公司的统一领导和控制之下。在中油公司的示范下,有限公司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尽管由于当时缺乏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及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到1949年时,国民政府所辖的国有工矿企业中大约50%以上采用了公司组织。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腐败以及军事上的迅速失败,中油公司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全国解放时,中油公司少部分员工迁往台湾,绝大部分员工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骨干力量。尽管中油公司成立后所处的社会环境一直动荡不安,但该公司还是在困境中有所发展,显示出有限公司顽强的生命力和社会适应性。 中油公司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家全行业的重工业有限公司,它的建立和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企业制度的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公司成立后,有效地把全国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石油产品的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了生产规模,改善了经营方式,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中油公司尚未做到产权明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但它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全国范围内全行业的有限公司之一。它设立了董事会和监事会,有明确的经营范围和方针。它把国内的石油企业统合起来,统筹调度生产、运输资源,通盘规划销售市场,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企业纵向一体化的水平发展到一个较高的程度。企业的经营方式由分散经营发展为集团化经营。虽然中油公司存在的时间不长,组织也不够完善,但它在与外国公司开展竞争,促进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抗战胜利后,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公司和英国的亚细亚公司重返中国,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建立分公司和销售处,形成了销售网络。抗战胜利初期,仅德士古公司天津分公司就向美国汇寄了7000多万美元的利润。中油公司的成立增加了民族企业与洋货和外资在华企业的竞争实力,提高了竞争规格。资金相对雄厚使企业有能力更新设备,购置先进的生产机械和聘用较多较好的科技人员。通过公司这个组织形式,推动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加速石油工业技术进步的步伐,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历史证明,凡是符合客观规律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事物,就是有生命力的。现代公司制度即是这样一种事物。作为一种先进的企业制度,公司制度的发展需要经济、政治、法律制度的配合,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中国,它代表了企业组织制度变迁的方向,终将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都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都有它时代的痕迹和历史局限,中油公司也不例外。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以及保障他们的社会制度、精神和习惯的现代化。公司制度是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抗战胜利后,以翁文灏为首的一批社会精英通过组建中国石油公司,使公司制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实施。在近代中国公司制度艰难的演进历程中,中油公司既是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为当今的中国公司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前车之鉴。 中国石油论文:论可持续发展下的中国石油消费 摘要:可持续发展主要包含可持续性、公平、协同合作、追求效率四个基本原则,logistic 曲线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韩国和日本的石油消费量符合logistic 曲线的路径。从供给和需求以及替代能源三个角度来分析,中国的石油消费仍将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关键词:石油消费;可持续发展 中国石油的消费量近年来连续突破历史最高水平,这种爆发性的增长已经使中国威胁论又多了一个理论支持——能源威胁说。本文尝试从石油消费可持续发展的技术角度,尝试对中国石油消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自己的分析和预测。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一词是在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作为术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以归纳为:“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在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以使环境资源不致减少的前提下,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具体在操作过程中,可持续发展衍生出了相应的四大分析原则,即可持续性、公平、协同合作和追求效率。可持续性指的是经济发展不应损害地球生命支持系统,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允许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公平可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代内要求将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代际间则要求保证不损害后代人实现其发展的利益;协同合作指的是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层次体现;追求效率则是指追求事务的质量改善。 二、logistic曲线的应用 logistic曲线原本是分析一个种群增长趋势的重要工具,反映在即时环境制约条件下,一个种群的数量变化趋势。由于石油消费量同种群数量受到的环境制约具有相似性,它也可以用来分析石油消费量的变化趋势。logistic增长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系统发展的初期,限制因素的作用较小,充足的环境容量驱动系统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第二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和系统规模的增大,发展的空间再缩小,资源供给能力下降,环境条件的限制越来越明显地阻碍系统增长率的提高。第三阶段:当系统规模接近环境容量的时候,系统增长率趋近于零。 受需求供给以及本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国的石油消费量通常会经过三个阶段,生存阶段、发展阶段、可持续发展阶段。在生存阶段,石油消费量以满足基本需求和少数奢侈品的需求为主,消费量的增长缓慢;发展阶段石油消费量开始满足绝大部分人对提高的生活水平的要求,消费量迅速增长,前期增长迅速,后期增长平顺;到了可持续发展阶段,石油的消费量基本达到饱和,可能在某些年份出现震荡变化的迹象。 三、中国石油消费分析 中国的石油消费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需求、供给和替代能源。 1.需求因素分析 表1世界主要国家2008年人均石油消耗量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局 2008年中国石油年人均消耗量仅为2.1桶/人,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作为资源大国的美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耗石油达到了22.6桶,而强调环保的国家比如英国日本相对消耗量较小,但也达到了10桶以上,如果中国接近现在的发达国家或者韩国的石油消费水平,那么至少还有5倍左右的上升空间,即使是达到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墨西哥的消费水平,现有的石油消耗量也会出现翻番的增长。假设未来技术没有革命性的变化,或者突发的战争,中国的原油日消费总量上至少应该超过美国,达到年人均5-10桶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石油日化产业将有数倍的增长空间。 从发展阶段看,未来几年中国将进入工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类似于日本1961-1972年和韩国1983-1994年代的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个时期内,工业步入重化工业阶段,城镇化速度加快,经济增长会以高增速、高能耗为主要表现。因此,中国石油消费的高速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2.供给因素分析 中国石油的供给主要分为两部分,国内供给和国际供给。 国内供给部分:2001年中国石油地质储量为217.59 亿吨,可采储量为62.04亿吨,剩余可采储量为 24.08亿吨。中国属于石油资源总量上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绝对数的大小并不能掩盖人均指标的贫乏,中国人均石油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12.1%,人均剩余可采储量仅为世界人均值的8.4%。中国的石油消费量从 1993年开始就需要以进口来弥补国内产量的不足,未来中国的石油产量已经不会有太大的提高,基本上属于维持性生产阶段,而且剩余储量的开采条件也开始恶化,开采成本上升,这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石油国内供给能力的提高。因此,在国内石油供给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的前提下,中国石油供给将主要依靠进口来完成。 表2中国石油国内供需平衡表(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国际供给:2009年世界石油日产量大约为8000万桶,未来的石油供给增量主要来源于俄罗斯和非洲等以往非欧佩克国家,在中国印度石油需求量大大增加的情况下,全球石油产量将会继续推高。但原油价格高涨并不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就是现有的石油储量仍然远大于可能的需求,只是出于成本的考虑,相当多的原油储备并没有得到开采,比如加拿大丰富的矿砂资源和墨西哥湾的深海油田,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俄罗斯,地域广阔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有相当大的地区仍未勘探,这个地区的潜力仍未得到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全球石油供给仍有极大的上涨空间。第二个因素是石油组织比如欧佩克因素,鉴于过高的石油价格对世界经济的抑制作用反弹到石油需求,欧佩克也会自动增产以稳定油价,防止石油价格过分变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3.替代能源因素分析 石油消费预测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种预测最大的变数来自于替代能源。石油有众多的替代能源,具体有煤、天然气、太阳能等。 (1)煤炭 表3中国原煤产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的原煤产量呈现递增趋势,并可实现大量出口。但是原煤对石油的替代性相对比较小,如果没有突破性的技术来解决煤气的储运和使用难题,原煤与石油的替代性并不大。 (2)天然气 表4中国天然气年产量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的天然气储量相对丰富,天然气与原煤存在的难题是相同的,储运和使用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如果石油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动,相关的技术仍不会得到大力的推动。 (3)太阳能、液氢等 中国是世界太阳能利用第一大国。但是太阳能汽车或者氢汽车的出现只是一种实验,取代石油还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4.综合分析 中国石油消费量受到的限制因素主要来自于国际供给量的提高,在有限的时间内,随着价格的提高,将会引起替代能源以及新开发的油田的增加,因此,基本可以认为,中国的石油消费量是有保证的,主要的限制因素来自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工业结构升级本身。下面以日本和韩国经济腾飞时的石油消费量为例,分析中国未来几年的石油消费。 日本从1961-1972年的12年间,经济迅速起飞,平均经济增长率为9.8%,石油日消费量从0.82万桶/日上升到4.36万桶/日,12年时间增长了四倍。韩国从1983年到1994年的11年经济起飞过程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8%,石油日消费量从0.56万桶/日增加到1.84万桶/日,增长了将近3倍。从日本韩国的经验出发,中国所处的阶段与其大致相仿,都是重工业的中后期,因此,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大概会用10-15年的时间与国际平均水平接轨。日本韩国的石油消费量变化曲线,基本符合logistic的变化样式,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估计,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石油消费量将一直维持现有的持续快速增长,到2015年左右会达到增速的顶点,然后石油消费的增速将开始平稳。到2020年,中国的石油人均消费将实现与国际水平接轨,达到5-10桶每人每年,也就是现有的原油消费量将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当幅度的增长。 不可控因素:技术的突飞猛进可能会改变石油的消费路径,同时,供给方面因素也可能影响到消费路径的变化。而且,中国的需求受宏观调控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在某些年份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变动。 中国石油论文:基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符合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促进绿色发展,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和解决办法,它是不同于传统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1]。当前气候变化问题日益严重,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作为高碳行业的石油企业,应当顺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内涵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是实现人、自然、经济三方面协调、平衡、持续状态的过程,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人与经济社会关系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人类自身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性[2]。而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征,是经济发展、自然界发展、人类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过程,很好地秉承了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三个特征,首先,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低能耗特征体现人、自然、经济三方面和谐发展的思想;其次,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低排放要求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损害资源的恢复再生能力,正确处理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界环境保护的关系,体现了经济发展与自然界发展的协调统一;第三,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不仅能够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引导人们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实现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体现经济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协调统一的思想。 总之,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所体现的“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特征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兼顾了“低碳”和“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低碳,意味着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停止对碳基燃料的依赖,实现能源利用转型和经济转型;经济,意味着要在能源利用转型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和可持续性”[3],所以石油企业要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品结构,重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模式。 二、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制约因素 建立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主要产业结构、政策措施、传统观念、技术水平四个因素制约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1.产业结构单一。未来的能源结构是以可再生的新能源为主,虽说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相对比较环保,但也是不可再生能源,只能维持现状。作为石油企业,要对可再生新能源进行研发,不能紧紧停留在常规能源的产业链上,并且这方面石油企业也投入相对较为落后。面对当前国际低碳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步伐加快,石油企业要能够加快结构调整,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走向规模化、一体化、产业集群化的集约化发展之路,转变生产方式,发展高附加值产品、清洁燃料的生产,提高单位石油的产品效益[4]。 2.政策措施不健全。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解决能源利用率、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废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等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性,需要健全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保驾护航。作为高碳产业的石油企业来说,低碳经济发展应首当其冲,应当由一些列的政策法规来进行制约,但当前中国这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不健全,缺乏专门的针对低碳经济的专项法律法规,没有较好地执行体系,没有法律化、制度化,监督监管不严,造成了一些企业碳排放量招标、废弃废物乱排乱放的现象,严重污染了周围的生产生活环境。 3.传统观念滞后。同国际公司相比,中国石油企业管理理念还处于粗放型阶段,管理理念和水平还相对落后,特别是在节能排放方面,主要是通过减少资源利用、关闭高耗能装置等比较直接性的生产管理方式获得的,对于利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相对比较落后。 4.总体技术水平落后。中国低碳技术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刚刚起步。中国低碳技术落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能源消耗的技术系统落后,造成能源利用率低,碳排放量大,经济效益低下;二是新能源或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落后,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程度不高,造成化石能源利用量大,能耗资源消费高。所以,石油企业在进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同时,要对总体技术进行改进创新,为建立高效节能低排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打下良好基础。 三、建立中国石油企业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对策 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针对制约中国石油企业建立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因素,为中国石油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相应的对策,引导中国石油企业向绿色、低碳、高效的经济发展方向发展。 1.积极参与低碳政策法规制定。借鉴国际大石油公司的经验,中国石油企业可以从推动行业健康、低碳发展的角度积极与政策制定者沟通,倡导低碳生产和消费模式。一是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联系,发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二是积极开展相关战略研究,本着对国家、企业、消费者都有利的原则,积极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三是加强落实,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5]。并且作为高碳行业的石油企业,要通过有效地政策法律法规坚定坚定不移地围绕强化生态系统的主体、节能减排和产业发展的总体思路与战略目标[6],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 2.积极进行碳管理,履行责任。中国石油企业应当顺应低碳发展趋势,重视碳管理,建立负责人的能源公司形象。对于石油企业来说,首先要摸清家底,做好能源审计以及二氧化碳排放计量的政治责任;其次要提出明确的碳管理战略,宣传相关低碳理念的社会责任;第三要确立低碳技术及业务发展重点,做好相关技术储备及应用工作的经济责任。 3.优化产业、产品结构。中国石油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就要求我们必须从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转向低耗能、低排放产业,由低附加值产业转向高附加值的产业,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高科技产业和低排放的产品服务。 4.积极合理开发新技术利用新能源。中国石油企业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积极合理开发新技术利用新能源。合理开发利用新能源是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从政策上看,要对新建项目和产品严格审查,严格执行并提高能效标准;淘汰落后产能,鼓励企业开发低碳技术,利用低碳能源。加强与发达国家在碳排放、碳处理、生物固碳等技术交流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加强消化吸收和利用创新,共同构筑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技术合作平台,促进绿色低碳技术的开发和新能源的全面利用。 5.加强科技创新,发展低碳产业。作为石油企业要加强科技创新,发展低碳产业,主要从创新新能源研发技术、创新低排放技术、创新二氧化碳处理技术出发,创新新能源研发技术,加快能源有效利用或是可再生能源的步伐;创新低排放技术,降低碳排放标准;创新二氧化碳处理技术,有效对碳排放进行回收利用或净化空气质量。 6.牢固低碳意识。石油企业要将企业发展与技能减排相结合,牢固低碳意识,倡导低碳消费。首先,石油企业要制定低碳发展的宏观战略与长期规划,从总体战略上体现低碳意识;其次,要建立相应的节能减排制度,从管理制度角度上强化企业人员的低碳意识;第三,制定有效地低碳评价体系和激励措施,不仅对碳进行有效地管理,也有效地减少了碳排放量,提高经济效益,让碳管理与经济效益与日常生活挂钩。 四、结论 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体现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途径,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也是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趋势。构建高效节能低排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实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积极参与低碳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有效进行碳管理,树立负责任形象;技术创新,发展低碳产业,合理开发新能源,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竞争力以及企业效益;通过树立低碳意识,使企业进行日常低碳管理,建立健全低碳管理机制。总之,实施绿色低碳经济战略是石油企业发展的必然之路。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贸易的流向浅议论文 摘要:当前,随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形式的不断发展,世界能源市场出现了以发展中国家市场地位上升为代表的新变化,世界石油贸易流向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在这样的情况下,研究我国石油贸易流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石油贸易;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 一、世界石油贸易流向综述 (一)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 贸易流向是指贸易的地区分布和结构,通常表示为某地区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贸易流向就是某地区石油贸易量占石油贸易总量的份额,因我国是以石油进口为主的国家,研究石油贸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比重。另外,贸易流向包括两个不可分的因素: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在讨论石油贸易流向问题时,必须兼顾量的差别。 2.石油贸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价较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并有各自的特点。战略导向型,即国家根据自己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选择贸易伙伴、地区及贸易量;经济导向型,即出于经济考虑,如考虑能源运输成本或本国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选择贸易方式;地缘导向型,即在扩大贸易伙伴时,更多考虑地理位置临近或者有着地理运输优势的国家作为潜在或现实的贸易伙伴。 (二)国际石油贸易整体环境 宏观环境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作为石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石油贸易流向必须结合当前国际石油贸易的整体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全球经济的区域结构变化助推国际石油贸易;(2)石油金融市场对现货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3)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4)替代能源引发石油贸易格局演变。 (三)世界石油贸易流向未来趋势 当前,世界石油贸易流向在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整体看来,欧佩克的统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世界石油贸易逐渐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国家偏移,正确分析世界石油贸易流向趋势可以避免无谓竞争,有利于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主要表现在:(1)欧佩克石油贸易份额将有所降低,但总份额及发展潜力仍很大;(2)俄罗斯是未来石油贸易流向的重点地区;(3)里海地区贸易量增长潜力与障碍并存;(4)拉美国家石油贸易前景广阔;(5)非洲是各国实现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的重点地区。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现状分析 (一)世界石油储量分布及发展趋势 1.现有储量分布 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除在陆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来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增长很快,现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已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资源大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分布规律为西半球多于东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亚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极不均衡,仅中东地区就占55.58%的可采储量,美洲、非洲、东欧及前苏联、亚太地区,分别占24.78%、8.72%、7.45%、2.53%。 2.能源发展趋势及未来油气生产预测 从未来世界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从能源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出发,预测油气生产和其他能源的发展结构,可以比较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气则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将成为21世纪的主力能源。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状况分析 1.贸易来源。中国近年来虽努力分散原油进口来源,大力实施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战略,但进口来源单一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体到国家来讲,2007年我国主要从沙特、俄罗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国进口原油,自每个国家进口的原油量,均超过了1000,合计为9069万吨,占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别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贸易方式。当前,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现货、期货、长期合约及获取份额油等,我国的石油贸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现货,期货很少参与,长约及份额油的获取都非常少: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石油贸易中,份额油只占进口石油的不足20%,现货采购达50%,长约油仅为50%(日本高达90%);我国缺乏充足的储运设施,期货市场刚刚开设燃料油期货,原油期货仍未启动。国际油价的定价权在期货,我国虽然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战略买家”,但仍无定价权。 3.运输状况。相较而言,海运石油的成本较低,管道运输相对可靠,铁路运输虽然运量有限,但是陆地线路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方式,主要以海运为主,采用管道运输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亚,而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基本是通过铁路运输。 4.小结。综合以上分析,整体看来,我国非洲、南美地区的石油贸易份额逐渐增大,石油贸易流向进一步多元化,但进口来源仍较为集中,主要是中东和非洲,而与我国有着良好地缘关系的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贸易份额则相对不足,甚至呈现缩减趋势。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石油贸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风险:(1)运输风险。(2)中东作为贸易主流向有一定风险。(3)与美国可能产生较大冲突。 三、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策略 1.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从地理位置上看,我国北依俄罗斯,西临中亚,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地区也有很丰富的油气资源,我国获得充足的油气供应,有很强的地缘保证。同时,随着我国进一步健全运输管线建设,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输送安全性也将大大提高,我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 2.石油贸易方式多元化。国际石油贸易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分成油、长期供货合同和现货期货贸易。为了提高我国石油贸易方式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为了保证中国对石油资源获得的稳定性,进口原油的贸易方式应以长期合同为主,应占60%以上。(2)国家间贸易多样化。(3)大力发展石油期货贸易,参与石油金融市场,规避石油进口和价格风险,争夺石油的定价权。我国可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性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构建“蜘蛛网”式战略运输线路。海运作为我国的主要石油运输方式,其运输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满足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结合我国的地缘特征和世界石油储量分布,我国要保障石油运输线路安全,应以石油管线为主,大力构建“蛛网式”战略线路,有效解决我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分依赖和我国周边陆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具体讲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获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构建俄罗斯、中南亚陆地运输体系。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保障措施 1.提高国内供给能力,适当控制国内需求和适度进口。提高国内石油供给能力是未来解决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议我国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鼓励中国海上合资原油销往国内。在控制国内需求方面,应适当控制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比例增长的速度,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税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费。适度进口应是实现油气资源进口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 2.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危机,提高石油贸易主动性。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需要资金救市,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了有效的投资渠道。一是可以对政治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为石油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二是可以用外汇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油气资产交换,比如我近期实现的中俄“贷款换石油”交易,为保证本国能够拥有长期稳定的油源供应奠定了基础,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3.和谐发展国际关系,保障石油供应稳定性。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石油竞争,最终要通过石油输出国来实现。我国应该继续发挥能源外交优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将石油合作纳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性的各种对话和交流,特别是与国际能源机构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交流,深化原油资源合作,提高对资源的获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规体制,推进石油产业市场化。欧美等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企业商业化运作等途径,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石油管理体制,实现了规范的能源产业市场化运作,也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市场化建设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取消上下游领域和南北海陆地域的限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石油企业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 我国的石油贸易流向关系到我国能源安全,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石油进口来源地,也应包括石油贸易方式和运输方式,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也必须从这几方面展开。(2)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必须紧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观念。(3)“石油衍生品”市场地位空前提高。(4)我国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应是贸易来源、贸易方式及运输路径的系统多元化,相关策略制定应该充分结合地缘特征,构建以俄罗斯—里海及东南亚地区为主的贸易多元化体系。 中国石油论文:目前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摘要:文章在对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强化财务管理的必要性,提出了酒店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同时给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中国石油;酒店财务管理;财务制度;资金风险预警 0前言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它是根据现行财税制度,按照财务管理原则,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实行科学、规范、有序的财务管理,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规范性的企业财务目标,进而为实现企业经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石油不断推进结构调整,深化体制改革,对油气田勘探开发、石油炼制、天然气生产及管道运输等主业及石油石化物资装备、酒店经营等辅业实行以产权为纽带的跨地区、跨部门的合并重组,推进集约化经营、专业化管理、一体化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将原本属于中国石油所属各子(分)公司的大部分酒店、宾馆及疗养院移交中国华油集团公司统一经营管理,目的就是通过对酒店业资产重组来盘活资产,引入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形成规模效应,为中国石油所属酒店业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这种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大背景下,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如何摆脱原有的主要面向石油系统内部进行服务的现状去面对市场机制条件下激烈的同业竞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1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强化财务管理工作的必要性 中国石油所属酒店是随着石油工业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最初的主要职责是方便石油系统内部员工事务办理及中转接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石油工业快速发展以及多种经营的开展,中国石油所属企业相继在一些大中城市和旅游城市投资兴建了一批较高标准的酒店、宾馆及用于员工休养的疗养院。与此同时,各石油企业还对原有的办事处、招待所加大投资进行改建和扩建,规模和档次都相应得到了提高。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石油系统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传统的石油系统主、辅业都面向市场转换体制和改变观念,但是其所属酒店在管理体制和经营观念上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在大部分划归中国华油集团公司进行集约化经营管理后,如何把这笔庞大的资产管理好,不断提升它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它的生存、稳定和发展的问题。如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不仅能够盘活资产,形成中国石油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也对稳定员工队伍,实现中国石油整体战略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通过完善酒店内部的财务管理体制,强化财务管理为突破口来提升酒店整体管理水平成为中国石油所属酒店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通过强化财务管理,不仅能够降低酒店运营管理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还可有效提高酒店财务信用等级,从而更好的融资和筹资。同时,有效的财务管理,还有利于企业投资,提高投资收益率,通过运用财务杠杆,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使酒店管理和运营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在竞争充分的酒店市场中健康、稳步发展。 2目前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石油所属酒店重组改制前,由于缺乏市场竞争和忽视经济效益,大部分酒店在实际运营中忽视了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使酒店日产管理局限在事务经营型管理格局之中。同时,很多酒店囿于规模和人员素质的限制,往往存在会计核算不健全、财务管理缺位等现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2.1财务管理机构设置简单 目前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机构设置相对比较简单,一般是采取财务、会计管理机构合并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很容易造成重视会计核算、轻视财务管理的状况,不利于发挥财务管理在风险分析、预测及辅助决策方面的职能。 2.2会计人员素质普遍不高,财务管理职能相对缺失 重组改之前,出于规模和成本的考虑,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在财务人员配置上业务素质水平相对不高,弱化了财务管理自身在酒店实际运营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和辅助决策功能。 缺少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是导致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核心作用难以很好发挥的重要原因,不少酒店在财务报表填报过程中只是机械式的填写数据,而不会根据国家现行的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对财务报表中的数据进行分析来评估酒店当前的盈利能力、清偿能力甚至外汇平衡能力等财务状况,这就是明显的财务管理职能缺失。 2.3财务管理执行力度不够 尽管中国石油所属酒店的财务制度十分健全,但由于种种原因,忽视财务制度、财经纪律的严肃性和强制性,在会计核算过程中进行违规操作的现象时有发生,如何规范财务管理,严格财务操作是今后中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工作中应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 2.4应收账款周转缓慢 由于依然存在关联交易和未完全融入市场竞争等历史原因,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存在大量应收账款沉淀,使酒店资金周转不灵并隐含着较大的坏帐风险。及时收回应收账款,统一开展债权债务调查及清理工作,是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2.5财务风险防范意识不足 财务风险管理是指相关人员对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识别、度量和分析评价并适时采取有效方法进行防范、控制和协调,以保证企业经济利益免受损失的管理过程。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石油所属酒店管理过程中财务风险防范意识普遍不足,使得酒店管理过程中的财务融资、投资、利润分配等方面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 3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合并重组后,管理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资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酒店服务行业作为竞争充分的第三产业,同业竞争非常激烈,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逐步成长、发展和壮大,提升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管理水平势在必行,针对目前中国石油所属酒店财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相关对策如下: 3.1 全方位转变传统酒店财务管理理念,设计和完善酒店财务组织体系 面对全新的财务管理环境,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如不全方位转变财务管理观念,就很难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在转变传统酒店财务管理理念的过程中应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在财务管理中要理解人,尊重人,规范财务人员的行为,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财务运行机制,强化对人的激励和约束,充分调动每个财务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在酒店财务管理机构设计上要合理设置会计机构,完善财会岗位,明确职责分工,实行岗位责任制,充分发挥财务管理辅助决策的职能作用。 3.2 不断提高酒店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突出财务管理的决策参谋职能 这既可以采用直接引入高素质财务管理人员的方式来改善当前财务管理水平相对偏低的现状,也可以通过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对现有财务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之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财务管理环境。通过基础财务数据的准备,对财务评价指标进行计算与评价,并分别与相应的评价标准或基准值进行比较,从而对各项财务状况作出评价,同时,也应通过盈亏平衡分析、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等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分析当前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及在不确定情况下的抗风险能力,为酒店日常经营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3.3加强现金、存货、应收帐款的管理,强化财务控制能力 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实行集约化经营后,资金来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使资金运用产生最佳效果。其次要加强存货的控制,监控存货资金占用量,评估存货风险,防止造成资金积压。同时还要定期清理应收账款,加速货币资金的回笼,尽量减少呆账、坏账的产生。 3.4加强财务预算管理,通过预算约束和控制酒店的财务行为 财务预算是通过财务手段把资源分配给特定活动的数字性计划,在酒店管理过程中财务预算既是计划的工具,也是控制的有效手段。通过编制财务预算,对财务目标进行综合平衡,将目标层层落实,形成一个目标体系,并把目标的完成情况作为各部门和个人考核的依据,从而保证各项计划的完成以及酒店整体财务目标的实现。 3.5强化财务风险防范意识,建立财务预警机制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石油所属酒店日常运营远离完全市场条件下的财务风险,重组改制后,企业面对的市场与经济大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其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中的不确定性正逐渐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务必要建立健全的内控体系,强化财务风险意识,堵塞财务管理,进一步防范资金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同时,要建立财务预警机制,根据财务警报情况来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措施,实现事前化解财务风险的目的。 3.6大力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规避资金风险 中国石油所属酒店原来分属于不同的子(分)公司,相对比较分散,盈利能力和经营状况也不尽相同,这给进行集中财务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应以中国石油财务管理平台为依托,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尽早进行ERP项目建设,以便提高财务工作效率,便于统一集中管理,规避资金风险。 4结语 中国石油所属酒店重组改制后,企业总资产及规模在同行业中是屈指可数的,但就企业资产质量及经济效益而言,与其他不少同行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强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财务管理,进而不断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将会使中国石油所属酒店的管理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我们有理由相信,涅重生后的中国石油所属酒店业也会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为实现中国石油整体战略布局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销售ERP系统设计 摘要: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国石油销售ERP系统的实施,中国石油销售分公司采取集中统一设计、分批上线的策略进行销售ERP系统的推广工作。按照此策略,销售分公司在两年时间内实现了30余家地区公司的销售ERP系统单轨运行。文章从销售ERP系统的设计原则、业务框架、系统构架和销售ERP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的集成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了中国石油销售ERP系统设计。 关键词:销售;ERP系统;设计原则;业务框架;系统构架;接口方案 ERP系统是整合了企业管理理念、业务流程、基础数据、人力物力、计算机硬件和软件于一体的企业资源管理系统。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ERP系统软件有SAP、Oracle、Baan、JDE、PeopleSoft、QAD等。2002年中国石油提出在中国石油所有专业公司以及地区公司实施ERP系统,后经过可行性研究,决定了采用的ERP系统软件为SAP软件,“十一五”信息化规划也确定了ERP系统实施作为信息化规划的核心内容。2006年中国石油在山东销售公司开始ERP系统的试点实施工作,借鉴试点单位上线的成功经验,2008年销售专业公司组织咨询专家和技术人员对系统进行了集中设计,为大规模推广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销售ERP系统的系统设计从设计原则、业务框架、系统构架以及系统接口都进行了详细研究。 1 中国石油销售ERP系统的系统设计 1.1 设计原则 销售ERP系统设计原则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建设满足销售分公司管控要求的统一、标准和规范的ERP系统,确保ERP系统信息能在各个层面共享和统计口径一致。 2)需要实现业务标准化和数据标准化,统一和规范销售分公司的主要业务流程,实现业务操作规范化和业务单据统一化,以保证业务信息统计的一致。统一客户、供应商、油品等数据信息, 实现基础信息的标准化,确保在整个销售分公司内部的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 3)业务执行层和业务控制层通过分级的权限设定,实现销售分公司自上而下的管理控制需求。 4)通过业务单据的关联及灵活的查询报表,实现公司间业务数据的共享。 1.2 业务框架 销售ERP系统功能覆盖销售分公司的采购管理、库存管理、销售管理、财务会计、成本会计以及设备管理等六个功能模块。采购管理、库存管理和销售管理服务于油品销售业务。因此,销售ERP系统业务范围可以分为油品销售业务管理、油品销售财务管理和油品销售设备管理三个方面。 1)油品销售业务管理的业务框架原则:统一各地区公司采购、库存和销售的处理流程;从计划到执行实现从上到下的销售控制、价格控制、时间控制、客存量控制、销售流向控制等控制;与财务自动实现集成;业务运作的同时产生相关的查询和分析报表。 2)油品销售财务管理的业务框架原则:实现会计科目表、客户、供应商等主数据规范化和标准化;通过ERP系统强大的集成功能,实现了业务处理在财务管理上的及时反映,随时为财务分析与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通过系统的控制功能,实现业务关键点和财务预算在系统中的实时控制;在采购过程中(油品的入库、损耗的处理、采购发票处理)、库存管理过程中(油品调拨、油库盘点、加油站盘点)、销售过程中(油品的出库、销售发票处理),以上的各个业务环节均能够在财务凭证及实时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记录整个业务过程完整的流程。 3)油品销售设备管理的业务框架:将整个公司进行逻辑划分,包括功能位置、设备、备品配件清单,对这些台帐进行详尽的资料管理;实现对检维修计划的计划、审批、下达、执行、完成、成本结算等进行全流程管理;能够做出定期的维修和保养计划进行预防性维修,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运行减少设备故障率。 1.3 系统构架 系统采用独立的开发、测试(质量保证)、生产支持环境、生产环境,确保开发、测试对生产系统影响最小,新企业上线以及后续优化不对正在运行的企业造成不利影响; 通过方便、高效的配置、程序同步机制,确保所有更改可以方便地在各系统之间同步。 2 销售ERP系统与其他系统接口 2.1 销售ERP系统与业务系统接口 接口一:ERP系统与成品油调度指挥中心及一次物流优化系统 将销售分公司下达的相关资源配置计划及油品的实际库存信息作为一次物流优化的约束条件,在系统优化所得到的结果基础上形成油品运输计划,并以此执行油品的配送过程。 接口二:ERP系统与油库管理系统 油库管理系统将实际付油信息及盘点数据传入ERP系统,出具相关报表及进行损溢处理。 接口三:ERP系统与二次配送系统 将销售计划、调拨出库计划、客户需求等作为二次物流优化的约束条件,在系统优化所得到的结果基础上形成油品配送计划,并以此执行油品的配送过程。 接口四:ERP系统与加油站管理系统 ERP系统的油品配送数据传入加油站管理系统,加油站每日的进货、销售相关信息及月末盘点情况传入ERP系统。 接口五:ERP系统与金穗开票系统 ERP系统的开票信息传入金穗系统,并打印真实发票。发票打印后,将发票号码返回ERP系统,并与系统内的发票进行关联。 2.2 销售ERP系统与FMIS系统接口 在总部建立对照表管理系统,用于ERP集成凭证及融合凭证录入的编码转换;对照表统一维护,维护后自动保存到ERP和FMIS系统中。 对于财务端发起的业务,在“凭证录入系统”中录入。通过凭证录入系统录入的会计凭证,自动保存在FMIS7.0系统中;凭证审核后在ERP系统中生成ERP会计凭证,同时保存到总部会计一级集中核算系统。与集成业务无关的财务发起凭证涉及到的个性化信息不向ERP传输。 对于业务端发起的在ERP中自动生成的会计凭证,通过“集成凭证接口”传输到FMIS中。地区公司的个性化辅助核算,由FMIS系统负责匹配和转换,并形成完整的会计凭证; 交易平台管理的资金往来业务和“融合凭证录入系统”接口,在融合系统中产生凭证,并采用和其他融合凭证一样的方式在 ERP 和 FMIS 中记账。 网上报销系统和“融合凭证录入系统”接口,在融合系统中产生凭证,并采用和其他融合凭证一样的方式在 ERP 和 FMIS 中记账。 固定资产系统和“融合凭证录入系统”接口,在融合系统中产生凭证,并采用和其他融合凭证一样的方式在 ERP 和 FMIS 中记账。 通过上述方案,数据一次录入,多方共享,保证地区公司ERP系统、FMIS系统、总部会计一级集中核算系统数据的完整性,体现FMIS的易用性特点,满足总部直接编制报表的需要。 3 结论 销售ERP系统设计方案为石油石化行业销售企业实施ERP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现在这个系统方案的正确性已经在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公司、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公司以及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等30余家地区销售公司得到验证,并且在这套方案的正确指导下,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国石油销售ERP系统在全国30余家地区公司全部上线单轨运行。 中国石油论文:中国石油档案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摘要:为加快中国石油信息化建设和推广的步伐,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减少长期以来因手写管理和不规范的档案管理软件引起的人力物力浪费,开发了中国石油统一的档案管理平台――中国石油档案管理系统(简称ERMS)。介绍了与传统档案业务的区别,ERMS的总体功能以及各个模块的子功能。 关键词:档案管理系统;ERMS;信息化;中国石油 长期以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下属单位在档案管理上使用各自开发的系统,甚至和手写管理相结合,没有统一的档案管理平台。传统的档案管理业务存在很多弊端。项目组在国家信息部的支持下,与微软合作,在集团公司范围内建设集中统一的档案管理平台(简称ERMS),实现业务系统与档案管理系统的有效集成,制订统一的档案管理标准规范,整体提升档案管理能力。通过建设集团公司集中统一的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在保证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档案的利用率和使用价值。从技术的角度,实现由档案管理系统向内容管理系统的过渡;从应用的角度,逐步实现由档案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变。最终建立起中国石油的电子文件凭证中心和知识中心。 1 ERMS与传统档案管理业务的比较 1.1 传统档案管理业务原理 部门档案归档人员将实体档案提交到档案管理部门,由档案管理部门人员负责档案的入库管理以及用户的档案利用业务(图1)。 1.2 ERMS原理 部门档案归档人员在ERMS系统上将档案电子条目录入,经过归档部门领导和档案部门领导审核以及归档办结后,档案电子条目自动提交给档案管理部门,随即可同步提交实体档案和清单。由档案管理部门人员进行电子档案和实体档案进行入库维护和对用户的利用(图2)。 1.3 与传统档案业务管理的比较 1.3.1 电子文件管理规范和标准 传统档案业务缺乏统一的电子文件管理规范和标准,档案数据标准和格式未统一,历史数据质量较差。ERMS遵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档案管理手册》,统一了各个下属单位电子文件管理规范、数据标准和格式。 1.3.2 文档一体化程度 传统档案业务文档一体化程度低,缺乏生命周期的管理,未与产生电子文件的相关系统进行集成,电子与实体管理脱节。ERMS强调针对电子文件的管理,电子文件先归档,实体随后。还提供与OA系统的接口。 1.3.3 档案价值利用 传统档案业务纸质借阅率较低,基本无法进行电子借阅。编研工作量大,素材收集不全面,统计工作繁重。ERMS提供电子借阅功能,一份电子档案能同时借给多个用户,到期后自动收回借阅权限。支持电子档案全文检索。自动生成符合用户需求的统计报表。 1.3.4 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 传统档案业务信息化标准体系建设滞后,已有档案管理系统差异大,无统一的管理平台,形成了多个信息孤岛。ERMS为中石油集团公司各个下属单位建立统一的档案管理平台,成为档案信息共享知识中心。 1.3.5 档案管理工作的权责落实 传统档案业务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责任方较难落实。ERMS根据使用系统的权限划分用户角色,并且支持多种日志,保证每个工作环节都落实到责任人。尤其是归档工作一定由归档部门负责,贯彻“谁产生,谁负责”。 1.3.6 档案管理工作效率 传统档案业务以实体档案为主,大量工作都要在线下手工进行,效率低,人员浪费大;ERMS充分发挥了电子档案的优势,大部分流程都在线进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人员浪费。 2 中国石油档案管理系统 2.1 总体功能结构图 总体功能结构图如图3。 2.2 各个模块功能 2.2.1 收集整理模块 收集整理模块主要包含档案归档和档案上交的功能。 档案归档的目标为协助归档部门和档案部门的用户将电子和实体档案归到中国石油档案管理系统中。包括以下功能: 1)预归档:用于部门归档人员创建档案的电子条目。 2)归档整理:用于部门归档人员对电子条目所对应的实体进行整理。 3)档案整理:档案管理员对部门归档人员提交过来的电子条目和实体档案进行整理。 档案上交的目标是以直交或汇交的方式实现油气勘探开发类档案的分发和汇交。 2.2.2 档案保管模块 档案保管的目标为对已归档档案进行日常维护和管理,并通过鉴定档案的价值确定其保管期限,把已失去价值的档案销毁,以达到优化馆藏、提高档案管理利用的效率。档案保管包括以下功能: 1)档案管理:用于档案管理员查看馆内档案的详细情况。 2)库架信息维护:主要用于模拟实际档案库房。档案管理人员对实体档案上架后的物理库架位置信息进行维护。 3)档案鉴定:对于已经过期的档案,可组成专家组进行档案价值的鉴定,以确定其保管期限,把已失去价值的档案销毁。 4)档案移交:用于当某些单位需要重组或是某些档案需要移交给另一家单位时。 2.2.3 档案利用模块 档案利用模块是系统用户利用档案资源进行工作,也就是各部门、各单位使用档案的过程。包括以下功能: 1)档案搜索:利用档号、名称、归档部门等关键字搜索出符合用户要求的电子档案,方便了用户查询、借阅等需求。 2)档案借阅:支持电子档案和实体档案的借阅。一份电子档案可以同时借给多个用户。到期后自动收回权限。 3)报表生成:可以根据用户自定义的行和列,生成符合用户特定需要的报表。 4)档案编研:是为档案编研人员提供一个根据馆(室)藏档案和社会需求,在研究档案内容的基础上,编写参考资料、汇编档案文件、参与编史修志、撰写论文专著的平台。 3 结论 项目组在信息部的支持下,和微软合作开发了中国石油档案管理系统(简称ERMS),经过一段时期的实施推广,目前生产环境已在中国石油多家下属单位上线。ERMS以其友好的界面、人性化的操作、强大的档案管理功能、方便简易的系统设置、坚实的安全保密性以及卓越的运行速度和性能,得到了广大单位用户的好评。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水平提高研究论文 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已成为继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最大的推动力,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在新世纪的发展,必须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抓住本世纪信息化带来的重大机遇,有效利用电子信息技术提高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提高对外经贸的整体水平和效率。 国际电子商务在我国的推广应用 国家信息化建设为我国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全球化和网络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以提高商务活动效率、延伸商务活动范围为主要特征的电子商务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电子商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电子数据交换(EDI)的应用,1998年进入了基于互联网的发展阶段。截至2002年6月,我国的互联网用户达4580万人,已经满足了电子商务规模化应用所需的1000万上网人数,位居全球第二。同时,我国电子商务的支付体系日趋完善;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企业相继出现;外贸、金融、证券、保险等行业的电子化作业日益普及。在政策法规方面,我国已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政策法规,初步确立了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框架。这些重要的基础性建设都为我国国际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信息化工作和电子商务应用,使国际电子商务得以较快发展。总书记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电子商务代表着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其应用推广将给各成员带来更多的贸易机会。”根据国际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我国外经贸发展的需要,外经贸部对信息化建设及国际电子商务应用予以了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加快实现政府管理和服务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外经贸管理体系网络化建设方面,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并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下,金关工程骨干网建设不断完善,进出口许可证发放和管理、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加工贸易网上审批、进出口贸易统计等都逐步实现了网络化,为国际电子商务的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批大型企业在电子商务应用方面进行了积极而有效地探索。海尔集团将电子商务作为其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手段。截至2001年,利用其网络采购平台,产生的直接效益达15亿元人民币。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在物资采购方面应用电子商务投入约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由此产生的库存量减少,采购价格下降等为企业带来了1.8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经济效益。一些传统大型外贸公司也充分认识到开展国际电子商务对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信息化建设和开展电子商务应用,有效拓展了业务,提高了企业适应市场变化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与此同时,一些地区的中小企业也逐步成为电子商务的积极实践者。 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电子商务应用水平 在外经贸领域推动国际电子商务应用是极其必要和紧迫的。 开展国际电子商务应用是提高我国对外贸易水平和效率的重要手段。在国际贸易流程中,从出口前的准备工作到对外洽谈以及整个交易完成的全过程,都可以通过电子商务手段来实现。国际电子商务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向所有交易主体提供先进的交易模式和平等的交易机会,能够大大减少中间环节,简化贸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逐步将国际贸易所涉及的各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提供电子化、一站式的对外贸易信息与交易服务,使得贸易过程大大便利。虽然国际电子商务的全面应用还有赖于各相关管理部门、中介服务机构和企业的密切配合与协调,以及各有关支持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但随着电子商务的日益成熟与广泛应用,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必将成为提高我国外贸效率的重要手段,为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贸易中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提高国际电子商务应用水平是外经贸企业提高综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占主要份额的跨国公司利用其信息化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调配资源,不断加强和扩大其优势,并更多地通过网络进行采购。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企业面临更加开放和激烈的竞争环境。如果不尽快适应这种新的趋势,加强对先进技术手段和新的贸易方式的应用,我国企业就无法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有效参与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 开展电子商务应用,首先应通过企业管理系统及应用系统的集成,逐步建立企业内部畅通的信息渠道,实现企业内部信息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规范企业业务流程;同时,通过加强和改善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提高企业了解、掌握市场变化情况以及客户需求情况的能力和效率。随着企业信息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有助于解决传统外经贸企业存在的管理粗放、流程性差、风险控制能力不强、市场分析不及时等问题。 传统外经贸企业开展国际电子商务应用,要依托于外经贸业务本身。目前在我国,根据不同企业的规模和业务要求,企业开展电子商务可以选择不同的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对于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可以在进一步整合企业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企业内部网和企业外部网,逐步通过网络完成企业的经营活动。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和设备,缺乏相关人才和维护经验,不能采取和大企业一样的电子商务发展策略。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外包等形式,充分利用企业外部资源,用相对较少的投入来开展电子商务。 积极发展国际电子商务也是增强我国外经贸发展后劲,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客观要求。对外经贸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世纪,我国对外经贸的快速发展必须依靠其自身内涵的发展,同时也必须把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作为加快发展的手段。国际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是实现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由主要依靠规模扩张和数量增长型向主要依靠质量和效益型转变最有效的途径。加快电子政务建设,也是提高我国政府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改善外经贸环境的重大举措,对实现对外经贸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推动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应抓住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加强法规及标准建设。尽快建立一套既符合我国国情又适应于国际相关法规、制度和办法,从而使我国的电子商务应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多、双边国际电子商务谈判和有关规则标准的制订,为创建我国国际电子商务规则和标准体系提供参考和借鉴。 第二,以金关工程为重点,加快外经贸电子政务建设。继续完善金关工程建设,加强与相关部委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全面提高我国政府对外经济贸易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根据外经贸发展的要求以及建立电子政务的实际需要,进行业务整合,加快外经贸管理体系网络化的建设,为企业开展国际电子商务提供条件。 第三,加强外经贸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以提供外经贸商情信息、政策法规信息和经济环境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外经贸信息服务体系。建立起政策、法规、案例、认证、标准、企业、人才、国际动态、技术支持、解决方案等资源库,为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提供完善的信息服务。 第四,加强开展国际电子商务应用的宣传与培训。开展国际电子商务人才是关键。要以上海APEC人力资源合作计划为基础,制订中国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人力资源发展计划,开展国际、国内、行业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培训,并与有关部门共同制订国际电子商务应用考核制度,建立相关认证体系。 开展国际电子商务应用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长远发展与现阶段应用的关系。从世界范围看,电子商务从提出到应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充实的。在我国由于受到基础设施、政策法律环境、信用体系、应用习惯和认识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决定了电子商务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我们的外经贸企业既要充分认识到电子商务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又要充分认识到电子商务应用在现阶段对外经贸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作用。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既要制订合理的长远发展规划,更要立足于现阶段实际,实事求是地确定本企业当前的主要任务和应用重点,密切结合外经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做到实用为主,急用先行。 其次,要处理好电子商务应用与企业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实施电子商务不是简单的计算机化和传统业务上网,而是包括企业后端的整个运营系统的信息化及流程的重组和优化。只有通过有效整合企业资源,重组业务流程,优化内部管理,并与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结合,才能保证电子商务的顺利实施。同时,企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必须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实施电子商务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要正确把握企业应用和政府推动的关系。发展电子商务,企业是主体。企业应按照市场经济和技术发展的规律,根据自身条件和自身需要,因地制宜地实施电子商务。 在推动电子商务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发挥宏观指导、总体规划和服务职能,为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此外,电子政务建设对于电子商务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政府管理和服务职能的电子化,规范政府管理职能和业务流程,能够保证企业电子商务的顺利实施。同时,电子政务建设也对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应用起到率先垂范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生“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来华留学生教育始于1954年,是新中国最早接收和培养来华留学生的高校之一。今年秋季学期,我校共有来自153个国家的3276名长期留学生,占我校全日制中外学生的20%以上。其中,学历生2578人,占留学生总规模的78.7%。多年来,我校始终坚持以学历教育为主、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方向,在服务中国学生人才培养的同时,广开渠道,着力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输送国际人力资源,并积累了一些心得。 当前,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借此战略机遇期走出国门,但是在海外“本地化”业务的开展中受制于人才匮乏而困难重重。为了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为中国企业境外发展提供更多的人才支持,我校把留学生“出口工作”纳入学校来华留学生教育总体战略规划,将中外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作为“一盘棋”来抓。在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中,结合不同时期国家战略的需求,我校建立了以培养“多元复合型国际人才”为核心,贯穿留学生自入学至毕业全过程,涵盖课程培训、实践考察、就业实习和创业创新四大模块的平台化就业、创业、创新指导工作模式。各模块均包含不同项目可供留学生选择,并可根据具体需求选择组合。 一、课程培训平台 (一)语言文化培训 开设商务汉语、外交汉语、中国商贸文化课程、中国经济贸易研修等课程,并可根据需求提供部分课程的中、英、日、韩等外文经济课程。 (二)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留学生支持中心组织开设多语种交际能力培训班、计算机网络及办公软件操作技能培训班、商务礼仪培训班、岗位所需其他技能培训班等。 (三)就业技能培训 为留学生开设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使留学生了解企业用人标准及优秀人才要素,中国就业政策、信息、程序管理,以及就业市场动向,求职技巧等,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职业意向、职业潜能,培养学生职业生涯设计的能力、主动获取就业信息的能力、应聘面试的技巧和能力等,有效促进留学生求职择业与自主创业。 二、实践考察平台 实践考察以商务考察和调研为主,目前成熟的项目包括: (一)在中国举办的区域经济博览会 带领学员参加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区域经济博览会是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及多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对留学生而言,参加此类博览会不仅是一次难得的学术和文化体验,对其拓展经济及外交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未来登上广阔的工作平台有重要意义。 (二)参观经济开发区 带领学员走进经济开发区,直观地感受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该项目包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济技术开发区、密云经济技术开发区、港物流园区等。通过该项目,学员可以了解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历史、现状、区域规划、管理体制、国家优惠政策等。 (三)情调研 根据教学安排,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到政府机关或企业开展专题调研,包括组织学员参观生产一线,在允许的条件下安排留学生亲自参与生产环节,并与企业高官座谈,让学员充分、全面地感受中国企业文化、运作机制和行业发展状况。此外,参观京郊新农村典型,开展京外文化及商务游学考察等活动,有效增强了留学生对新时期中国社会真实发展状况的认知。 三、实习就业平台 目前我校已与百余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实习实践基地建设,在技术研究、专业人才培养、就业及实习岗位提供等多个环节建立了联系,为留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例如,2015年5月,我校成功举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5年留学生实习就业专场招聘会”,来自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FESCO)、中冶集团、中国水电、特变能源有限公司等15家有海外拓展业务的企业参加了活动,据统计,有来自40余个国家的几百名外籍学生咨询实习及就业问题。 四、创新创业平台 我校将创新创业教育分为创业前期准备、创业能力塑造、创立我的企业和经营我的企业四大模块。本着“自助、体验、挑战”三条实训理念,着重于学生创业理念教育、市场敏感度训练、企业家精神与行为力塑造,为学生提供零成本、零风险的模拟创业平台。例如,我校成功组织留学生团队,参加东升杯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经纬杯”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并与风险投资公司建立联系,必要时将成熟的创业项目推荐给风险投资公司,以实现项目落地。 此外,我校还设立了“来华留学生创业实验室”,共享学校创业中心资源, 采用成熟的大学生创业实验室课程平台和创业模拟实训软件,帮助留学生创业团队实现创业培训。同时,邀请企业高管、专家、知名校友担任留学生就业创业导师,以帮助留学生在创业创新中得到最佳指导。例如,2014年12月,我校与中关村东升科技园签署来华留学生战略合作协议,以创业创新为启动点,为我校的外籍创业团队提供导师、场地等多项支持。2015年6月,由韩国政府未来创造科技部资助的海外创业培训项目落户我校,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两届。第三届于今年10月24日在我校正式启动。 2015年,国务院各有关部委联合出台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2016年教育部又牵头制订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国家已在政策支持领域做好了顶层设计,我相信,国际人才培养工作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重要,知华友华的国际实用人才资源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外经贸大学也有信心、有决心、有思路、有办法,为来华留学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应有的贡献。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循环经济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比较优势的研究 摘 要: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经历了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可贺的成绩,然而在循环经济大背景下,环境资源约束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经济贸易增长和相关循环经济的关系,来选取与我国出口贸易相竞争的几个国家来进行比较优势的对比。 关键词:循环经济;对外经济贸易;比较优势 一、引言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许多资源消耗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如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加重,同时相关生态压力也不断的增大,循环经济的理念和众多与循环经济有关的生活实践率先在发达国家兴起,作为一种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同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逐步完善以及进一步深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能看得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所取得的成绩,循环经济下我国坚持合理利用资源的基本国策,来合理和珍惜利用每一寸土地,充分利用每一份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而为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随着国际化贸易在业务量和质量上的提升,我国在赢得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会给其他国家产生危机感,因此我国应采用比较的优势来赢得国际市场的份额,在国内发展我国循环经济,并为国外努力开拓国际市场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循环经济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协同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的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国对外贸易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相应的我国出口行业已经面临的高壁垒也在日益增大,由于国外一些发达的国家率先提出循环经济这个概念,因此许多发达国家以此为由来设置众多的相关标准来限制和制约我国产品或者服务的出口,并相应的对我国出口产品或者服务所使用的配套原材料、包装产品以及相应的生产过程来实施众多的限制,来打压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缩小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限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从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来考虑我国出口产品的相关生产过程,因此也就对我国的产品或者服务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要求包装物品必须是绿色的,所谓绿色的也就是利于回收的,节约资源并且可以减少废除产生的,并且在大自然环境中有利于自然分解,不会对土地、水及空气产生长久的污染。如今我国正在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中规定,拟定包装材料回收率应达到40%;而同为亚洲的日本对回收率的规定为50%到60%,并且依据不同的产品制定不同的回收率;而欧盟对包装品的回收提出了高达80%的回收率,远远高于我国所制定的标准这对我国出口包装产品的行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三、我国出口产品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分析 1.我国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来分析 我国与众多的竞争对手对比来看,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占的是最大的,并且由于历史背景原因,大量的华人留在了美国这就为我国出口产品迅速占有美国市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根据有关资料得知,我国出口产品占美国市场的7%,韩国占3%,其他各国所占的比例就更加小了。从另一方面也发映出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制造已经摆脱了只会复制粘贴的模式,我国众多引入的技术或者理论理念都结合了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改进和优化。 2.我国出口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来分析 中国和日本是非常重要的贸易火把,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国出口日本的产品,所占其市场份额比美国的份额还要多,达到了13%,韩国产品在日本所占的份额同样也比在美国所占的份额大,由于同处于亚洲,日本又是亚洲发达国家,但又是一个资源比较匮乏的岛国,好多生产原材料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日本与亚洲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频繁的经济往来,我国地大物博同时经济在飞速的发展,日本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我国的贸易往来,因此我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中所占的份额和增长速率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也是在日本市场占有率唯一一个不断增长的国家。 3.我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比较优势来分析 欧盟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由于获取每个国家的数据有些现实性的困难,因此本文所讨论的欧盟市场仅包括12个国家,通过这12个国家与我国贸易往来的频繁度以及贸易额来观察和分析我国出口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占有率,根据现实发生的具体情况,由于英国脱离欧盟,因此此次讨论也就不包括英国,通过收集大量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及其众多的竞争对手在欧盟市场上的占有率都是很低的,且远远低于我国出口产品在其他发达国家的所占比例,这是一个共性,这也与欧盟的性质有关,但在这其中,我国的出口欧盟市场的总额在总体上仍然是竞争对手最高的,这与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实力有关。 综上所述,在比较优势的比较中可分析发现,循环经济下我国出口的产品在美国和日本所占的份额比较大,在欧盟所占比例则很小。与其他竞争对手相比较,我国在这三个市场中的比较优势都处于大幅度领先地位,这种领先优势在日本市场中表现的最为突出,美国市场据后,欧盟最小。 四、总结 本文总结了相关的循环经济理论,并根据实际情况借鉴了国内外实践的众多先进理念,认识到我国在对外经济贸易中与循环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发展循环经济不能一蹴而就,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相应的具体措施,来渐进的发展循环经济,不能急功近利。目前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我国将会长期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仍需要努力发展,在此阶段应选择在不同层次上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循环经济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探讨的基础上,来对比较优势进行了相应的探讨,并结合我国与美国、日本及欧盟市场占有率比较优势的对比上,来进了行比较优势的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电子商务以及对外经济贸易的分析 摘 要: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信息化技术在社会及经济发展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伴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提升和普及,国内许多行业都开始利用信息化技术来实现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对外贸易经济过程中对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当前的经济时代背景下,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过程中仍然固守单一传统的贸易方法和形式,那么其商业活动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最终将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寻得一席之地。因此对外经济贸易亟需吸收新鲜的养分来促进其健康快速的发展。而电子商务的应运而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问题。文章主要就电子商务的应用以及对外经济贸易中的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希望通过文章的论述能够有效的提升电子商务在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同时也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分析;处理措施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应用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进行经济活动已经逐渐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潮流,并且我国传统形式上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在经济活动中凸显了诸多的弊端,不利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而在这一时期电子商务的应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效率以及工作成效,同时也符合我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因此电子商务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从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角度来看,电子商务的出现和应用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讲,电子商务的应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中小型商务企业提供了同世界沟通以及了解世界经济的机会。文章针对电子商务的内容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是阐述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影响;其次是阐述传统的商务活动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再次是阐述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最后阐述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采取的主要措施。 1 电子商务的应用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主要影响 在我国传统的对外贸易经济活动中,任何一笔交易都要通过相应的固定交易地点进行交易处理,在处理的过程中需要调动很多的资源来完成,例如需要非常多的交易实物单据作为凭证等等。但是电子商务的出现却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对对外贸易经济活动的影响和改变不容忽视。首先,电子商务的应用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运作方式的改变。在电子商务应用运行过程中,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主要通过电子商务方式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处理和交易,再也不需要采用面对面的方式来进行经济活动的处理。目前,对外经济贸易中电子商务的应用类型主要有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完全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第二种是不完全形式的对外经济贸易的电子商务应用模式。上述两种电子商务模式主要的区别在于是否完全依靠自身的资源来处理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其次,电子商务的应用对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流程的改变。电子商务的应用已经逐渐的摒弃了原有的经济操作流程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全新的高效的操作流程模式。 2 传统的商务活动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应用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2.1 问题一: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在招标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现阶段招投标活动的逐渐增多,招投标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在这一过程中招投标相关的工作量也在相应的增多,大量的相关文件在人工处理的情况下会显得非常困难,同时也降低了工作效率。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处理模式不仅仅严重浪费了企业的人力物力,还对招投标市场的秩序产生了很大的滞后影响,很容易导致经济活动中各种矛盾的产生,并扰乱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 2.2 问题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在配额许可证的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海关等监管部门所采用的人工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贸易活动进行的难度,导致很多不规范行为的出现而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另外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不仅工作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3 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 3.1 安全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应用以及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如何保障电子商务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现阶段的经济活动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现阶段的主要应用,电子商务的可靠性以及安全性都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经济活动过程中的网络安全通信;经济数据的存储等问题必须在短时间内得到处理或者是加强。我国在这一问题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CA认证并没有确定的归属,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3.2 融资问题在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阻碍 在电子商务应用的前期,我们需要购置大量的相关设备来支持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应用,这样就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电子商务的应用。但是对于一般企业来讲,大量的资金支持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此最佳的途径就只有进行银行贷款。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最主要的从事企业还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的融资途径都比较单一。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企业还没有能力通过证券等相关方式进行融资。面对着银行对贷款安全性以及风险性的进一步重视,中小型企业从银行贷款变得更加困难,从而严重的制约了中小企业在电子商务方面的尝试和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电子商务的整体发展速度。 4 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采取的主要措施 4.1 在经济活动中要不断的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 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要想进一步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和意识,从传统的经济模式中跳离出来,采用电子商务的最新经济模式理念,让企业的经济贸易活动更加的全球化,商业化,提升企业的业务处理能力以及效率,使企业在经济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4.2 在经济活动中要建立健全并且完善相应的安全体系 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对外经济贸易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浅析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方法 [摘 要]从现阶段发展来看,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在迅速发展,外贸进出口总值不断处于上升趋势。但目前,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与市场大环境发展还存在着不协调的问题,还需要不断的完善。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具体的应对方法,为今后研究提供有利依据。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 竞争 国际贸易 一、概述 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从此中国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开放市场等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仅在世界贸易中居第五位(2002年),也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外资引进国。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不仅进一步加快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而且也对21世纪中国的改革和开放事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兴盛需要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也需要中国经济。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因结构不合理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 因我国一直采取的是粗放式增长方式,尽管数额巨大,但是并不合理。主要表现为加工贸易在出口产品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经验总结来看,采取原料加工方式的加工贸易,国家从国际贸易中实得外汇收入平均约为贸易额的20%,国民从加工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则更为有限,并且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使我国处于以外商为主的阶段。目前,三资企业进口额占据我国总进口额的55%,出口则占了近60%的份额,在加工贸易中占比重更大的为外资,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的结构进步作用也非常的有限。近几年来,尽管我国技术密集性产品出口的比重有所提高,但总体上我国出口的优势还是建立劳动密集性的制造业基础上,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很低。 2、国际市场需求总体偏弱 对外出口贸易、海外直接投资和国内公共投资是决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个要素,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使得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出口放缓、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震荡,以上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我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对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消费群体主要是发达国家中的低收入人群,经济危机致使他们收入降低,极大地削弱了市场购买力,也冲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导致国内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并出现纷纷倒闭现象。 3、产业贸易竞争力不足 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的竞争优势,尽管从表面上看有些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被认定为高科技产品,但是这类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往往依赖进口,生产环节上也只是简单的加工装配。所以,我国的服务贸易在出口中并没有足够的优势。此外,我国产业竞争力不足还表现为缺乏自主的品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贸易一样,我国在加工贸易中处于被选择的劣势地位和加工链的末端,高科技自有品牌产品出口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不到10%,多数企业从事的是加工贸易,进行贴牌出口。正是因缺少自己的品牌,也就无法形成产业集聚效应。针对这一问题,加工贸易就出现了这样的特点,即:“无根工业”或“飞地工业”。在劳动力成本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很快就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巨大的进出口数量只能说明我国是贸易大国,还不能证明我国是贸易强国。我国出口仍然建立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基础上,这些产品主要是依赖于初级的生产要素,企业将价格优势作为自身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很容易被模仿和取代。 4、贸易摩擦形势较为严峻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疲软,对外经济贸易量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部分国家和地区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同时也设置了许多出口限制,获取短期利益,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形成新的贸易保护壁垒。根据我国海关数据显示,2009年一整年中针对贸易伙伴发起的19项贸易调查中有15项是针对我国的;美国还将计算机产品的出口国分为4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3类国家实行许可证限制。花样迭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及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给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外贸损失每年可高达1000亿美元。 5、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巨大 我国贸易增长属于典型的粗放式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和环保意识差致使我国的出口商品经常会受到绿色和技术贸易壁垒的限制。相反地,我国对外资进入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却降得很低。在以外资为主的加工贸易中,有一部分发达国家会利用我国尚不完善的环保体系,将一些高污染产品加工工业转移到我国,使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最近几年来,我国个别地区还发生了“电荒”和石油短缺问题,这已经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应对方法 1、对外贸易由增加数量转变为提高质量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并促进对外贸易将增加数量作为主要方向,提高质量为主要转变。同时在转变贸易方式上要做到以下几点:加强营销,优化出口结构、以自有品牌、自主营销和自主知识产权为重点,引导企业增强综合竞争力;积极扩大进口,实行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政策,发挥进口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2、提高我国经济对外的依赖程度 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改革得到了全面深化,开放力度也进一步扩大,将会有许多跨国公司和为其配套的中小企业将中国作为其投资的重点区域,并将自己的生产制造基地转移到中国,由此也促进了我国的出口增长。 3、采取多种手段去解决各种贸易摩擦 为解决各种贸易摩擦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运用多边规则处理贸易争端。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配合协调,争取获得更多支持;二是要抓好双边贸易摩擦方案应对。密切跟踪贸易摩擦的最新动向,从而增强应对工作预见性和主动性,更好的解决对外经济贸易中出现的多种问题。 4、调整、改善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从入世以来已经在实施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在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市场调查、咨询服务等财政、金融政策和信息服务方面,对出口企业给予扶持和帮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得到了大发展。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已越来越深地融入互相依赖的国际经济之中,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总之,中国要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的持续发展,就还要做好许多方面的工作,既要大力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建设国际营销网络,也要提高中、小民营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能力,鼓励这些企业投入新技术,力求打造国际知名品牌等,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其对外贸易发展,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选择与趋势研究 【摘要】本文从对外经济贸易战略内涵入手,分析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了研究,最终给出了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选择的建设性建议,以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能够健康、持续、稳定的发展,使我国尽快顺利地成为贸易强国。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 战略选择 趋势研究 一、前言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际经济贸易在全球部分国家得到了重视并积极开展,这不仅促使各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参与了国际分工,也从不同程度上优化了自身对内对外的竞争机制。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逐步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加入WTO对我国来说既是机会又是挑战,虽然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和调整,但其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跟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如何使我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就得从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现状入手,分析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方向,让我国能够尽快适应世界经济贸易新规则,向着合理、科学的方向发展。 二、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概述 (一)对外经济贸易 对外经济贸易,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就是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经济及商业等领域进行的交换、合作活动,包括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承包、劳务合作及对外咨询等业务。它实现了各国之间技术借鉴、资源共享、商品及劳务活动的互换等,同时也加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互补与合作: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先进的技术与丰厚的资源,聘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家则需引进利用发达国家国家的技术和资本。随着各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各项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合理分配及有效共享,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较大提升,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平衡。 (二)对外贸易战略 对外贸易战略,是指根据本国国情及国际环境,基于本国国民经济总体的发展状况,制定的在相对较长一个时期内对外贸易发展全局性、长期性的决策和规划。正确的对外贸易战略不仅体现政府对贸易发展长期的规划导向,也能很好地促进民族经济的良性快速发展。从理论上看,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主要有初级产品出口战略、出口替代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四个内容。从历史来看,我国的对外贸易战略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到改革开放后的出口导向战略,一直到加入WTO之后,我国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终于认识到必须改变当前的贸易战略,探索新的结构优化的战略方针,以快速适应和跟进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步伐。 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现状 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期间,我国为应对新的国际经济规则不断改善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对外出口产品质量,制定推动发展策略,从而使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走出了一条良性健康的道路。这不仅促使我国不断加重在国际经济业务中的地位,增强了国际竞争力,也使我国的出口规模大幅度上升,为国民经济创造了可观的外汇收入。 从近日世贸组织公布的各成员国贸易量统计数据看出,中国的贸易总额已仅次于美国,而贸易出口额却赶超了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然而在随后的报告中预测了包括国际新型经济体的崛起、服务型及供应链贸易的发展、大宗商品的价格不稳及伴随人们对贸易与环境、就业之间关系的深入了解等因素可能成为未来十年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贸易的几大主要因素。而作为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成功案例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在未来几年所要面临的内外环境都有可能会越来越好,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严重,中国也要面临劳动力流失的内部因素和国际经济整体处于缓增长步伐的外部因素。 从国际看,从次贷危机之后又遇欧债危机,各国相应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从而逐步稳定了经济复苏态势和提升了市场信心,发展预期也大多趋于利好。即使在全球经济发展有所改善的环境下,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经济恢复增长的潜力和空间,因此在政策不断干预下的经济复苏难免出现了副作用,导致新兴产业和经济体发展困难重重,加之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阻挠,全球经济难以明显改变增长缓慢和风险居高不下的态势。国际经济的整体低迷造成国内的出口加工产业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经济也遭受了重大创伤。 从国内看,随着国家不断并施行的扩内需、稳外需的一系列政策,我国经济总体运行趋于平稳。党的十八大会议和三中全会决策更加激发了各领域积极地发展和整体经济平稳发展。但同时由于产能过剩和人口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流失,我国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仍步履维艰。因此,我国开始规划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然而事实却是,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企业不断向发达国家转移,而重污染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却大量涌入发展中国家,显而易见的非公平贸易活动屡屡出现。鉴于对外贸易的现状,我国很有必要深刻总结反省当前的对外经济贸易战略已经不太符合目前国情及发展,应积极转变政策方向,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创新技术和改革制度,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转变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选择新的对外经济贸易战略方向,争做世界贸易强国。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分析 基于上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凸显: 1.规模小。由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较晚且基础不稳,GDP贡献不突出,整体规模比较小。 2.竞争力不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开始多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即使后期改为大量出口创汇战略,但产品大多也是低技术含量和低价格,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缺乏国际竞争力。 3.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滞后。虽然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居世界首位,但服务贸易规模较小。 4.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剧。我国每年都有50%以上的企业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货物金额占总金额的比例超过20%。涉及商品的生产及加工、金融和信息等服务领域。 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选择与趋势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现状及发现的问题,我国有必要认识到只凭当前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已不能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和国情发展、不再满足我国有效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必须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角度重新调整对外经济贸易战略,优化对外经济结构,选择正确、适合的具有竞争优势的新型对外经济贸易战略。 (一)基于出口导向战略,创新优化进出口结构 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的进出口结构为:出口劳动密集型为主,进口技术密集型为主,随着我国对科学技术的不断重视和加大投入,国内科技技术迅速发展,并增强了综合国力,最终导致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结构的调整:进口技术密集型逐渐减少。同时,由于我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不断被消耗的几近匮乏的能演矛盾导致我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成为能源进口大国,如铁矿砂、原油等能源性产品进口比重将大幅上升。 因此,我国应基于出口导向战略下,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和市场需求变化,不仅要充分挖掘国内市场,还要将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调整为需求高技术含量和高价格产品的发达国家的高端消费市场。出口企业要不惜加大科研资本投入,加强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协作,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增强品牌意识,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经济贸易高端路线,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能够在国际经济活动总充分发挥竞争优势。 (二)逐渐完善对外经济贸易相关政策 首先,在保证当前的对外经济贸易稳定政策切实落实的同时,也要协调各地区将结构性减税、退税政策真正能够落地实施,不断完善各项有关法律法规,有效解决我国企业在国际争端中遇到的纠纷,维护和稳定企业在国际经济中的合法权利,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创造一个良性发展的环境。其次,要将市场自由调节与政府部门的宏观和微观调控政策有力结合,解决目前诸多企业遇到的融资难、成本高等问题,帮助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尤其加大力度投入扶持具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期发展创造良好机会。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提供了基础保障。研究发现,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导致了东西部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差距。建立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环境吸引优秀企业前来投资将成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一大趋势。另一方面,可以针对某些竞争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较强的服务贸易企业加大境外投资,如对外承包工程、建筑及中餐等企业。 (四)大力扶持民营企业 在完善各项政策和建立健全服务重点体系的前提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引导其大力开展中介服务、电子商务等现代贸易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另外,选择好载体,如某些工业园区及加工贸易龙头企业等,建设好电子口岸,努力推动多部门联动的口岸通关、服务和协作机制。使我国实现对外经济贸易跨越式发展。 (五)大力引进国际化人才 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外贸易同样需要人才与国际贸易接轨,复合型的国际化经营人才更是外面企业所需要努力培养的。这就要求外贸企业本身要有针对人才培养的必要的合理的奖励制度,只有创造了良好的培养环境,人的才能才可以得以施展。 (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协同合作,共同发展 经济全球和技术互联的不断发展,促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业务联系愈加紧密。由于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我国应注重与其他各国之间的技术互换、资源共享等协作,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伴随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得到了跨越式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战略也有了不同时期的调整。针对当前日益发展的国际经济贸易业务和趋势发展,我国必须在当前贸易战略基础之上开拓出新的适应国际经济新规则并符合我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创新战略,优化对外经济贸易结构,加大自身高新技术产业投入,不断引进人才,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严格按照WTO的有关规定,实现贸易自由。同时加强与其他国之间的协调合作,积极开拓与国际经济新兴市场和有发展潜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作者简介:沈楠(1988-),女,汉族,北京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及国际工程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活动评价体系构建 【摘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生活动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虽有“成长惠园”平台对二三课堂学生活动进行统一管理,但缺乏统一客观评价体系,衡量学生活动的质量与水平。作者以英语学院学生会为研究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形式探究学生活动评价体系的原则、指标和方法,搭建评价体系框架,为开展、评价学生活动提供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学生活动 评价体系 引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下简称贸大)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除加强第一课堂教学外,鼓励学生参与多种形式、类型的二三课堂活动。同时,贸大有众多学生组织,每学期组织各类学生活动达百余场。为加强对学生活动的管理,全面培养学生能力,促进二三课堂活动健康有序发展,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团委和各学院的共同努力下,学校成立了“成长惠园”校园平台,负责管理全校所有学生活动。 然而,“成长惠园”平台在活动评价方面,仅设有主观定性评价选项,即“对本此活动的评价及感想”,缺乏客观明确的要素分析标准。单一的定性评价既无法为学生组织提供改进意见,也无法作为评价学生活动的客观依据。因此,本文希望以英语学院学生会学生活动为样本,通过系统、全面地搜集贸大学生对学生活动的要求与预期,在对信息进行科学分析和处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活动评价体系的构成要素,即活动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次序,赋予其相应权重,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建立统一评价体系,对学生活动的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测定、衡量。该评价体系力求真实反映学生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便于学校对学生活动进行合理正确指导,提高全校学生活动的水平,丰富充实二三课堂。 一、研究背景、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背景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现有主要校级组织8个,院级学生会12个,学生社团87个。据统计,自2014年9月至今,学校平均每周开展各类学生活动10余次,且活动时间十分密集、紧凑。一方面,数量众多的学生组织和学生活动为学校二三课堂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为同学们提供了拓展视野、丰富知识、锻炼能力、全面发展的宝贵机会,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同学生活动的内容、组织、实际效果参差不齐,学生组织和学生活动的发展存在一定差异。 “成长惠园”平台作为学校官方的学生活动管理平台,负责学生活动(课程)的申报、预告、选择和评价。其中,学生组织自行申报学生活动(课程),通过学校有关部门审核后,可上报“成长惠园”平台。全体学生可根据二三课堂学分要求和个人意愿,自由选择学生活动(课程)参与,并在参与后完成活动评价,即可获得相应学分。 (二)研究内容 针对“成长惠园”平台对学生活动缺乏系统、全面评价的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全面地搜集贸大学生对学生活动的需求,确立评价学生活动的基本原则和评价学生活动的维度、要素及各要素的重要程度,在现有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力求涵盖所有占比较重的评价要素,并将其按照重要程度排序,形成一个科学、可行的学生活动评价体系。 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学生均可在参与(组织)后,通过评价体系为本活动打分。通过比较各组织学生活动的评价得分和具体指标,学校可对校内学生活动形成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判。同时,评价体系可帮助学生组织自查活动设计、组织、宣传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组织举办活动的质量和水平,为全体同学营造更加良好的二三课堂环境。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立足贸大学生实际,从学生对活动的真实需求和判断出发,通过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等形式,全面、系统地获取贸大学生对学生活动的预期。在此基础上,分析归纳评价学生活动的基本要素,并对这些评价要素排序并赋予权重。最终的评价体系将以表格形式呈现。 本文第一轮调查按年级人数比例随机抽取了贸大200名学生,让他们根据自身情况主观写下他们认为对学生活动评价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并归纳统计受调查者各项答案的数量,剔除提及数量不及10次的答案,得出活动前宣传、活动过程中两个方面的11项要素。在第二轮研究中,所有活动受调查者均来自英语学院学生会2013-2014年重要学生活动的参与者。所涉及活动包括2013年英文演讲比赛、2013年校园英文歌手大赛、2014年英文戏剧节、2014年英文主持人大赛。为保证样本可信度和客观性,按照1:2的比例,随机抽取样本,抽出参赛选手82人参与此次调查。受调查者对活动前宣传的3项要素和活动过程中的8项要素分别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 二、评价要素研究 第一轮调查中,宣传信息有效性、宣传渠道有效性、宣传渠道好感度各占总要素数量的约10%,活动过程中的8项要素共占总数量的约70%。 第二轮研究问卷调查,从宣传内容、宣传渠道、活动组织、活动内容、活动收获等多个维度,对学生预期进行了(下转255页)(上接244页)深度调查。受调查者均为英语学院2013-2014年学生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分析82份有效问卷,有如下发现: (一)宣传信息有效性:“活动名称、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是四种主要宣传信息中最具效力的内容;“海报整体设计”的有效性次于前一项,但仍是活动宣传的主要吸引点;“活动口号、标语等”和有“EA加分”则成为海报上最次要的宣传信息。 (二)宣传渠道有效性:“微信推送”和“班长短信通知”有效性均超20%,成为目前最有效的活动宣传途径;“小广场、一食堂西侧海报栏”和“外场活动”的有效性分别为14.6%和12.2%,主要目的是为活动造势,提高短时间内学生对活动的关注度。但受到活动场地、宣传时效限制,两种方式的有效性相对有限;而人人宣传、EA平台通知、刷寝、条幅等渠道的有效性均较低。 (三)宣传渠道好感度:通过计算各宣传渠道好感度加权平均分,各渠道好感度排名如下: 微信推送 外场活动 小广场、一食堂西侧海报栏 班长短信通知 EA平台通知 条幅 人人宣传 刷寝 结合宣传渠道有效性排名,可知“微信推送”是现阶段被认为最有效、最受欢迎的宣传方式;相比之下,刷寝的有效性与好感度均较低。 (四)活动效果、活动组织、评比机制:从这3个维度出发,共涉及8个评价要素。其中: 活动效果包括:活动效果达到预期(放松身心/开拓视野/增长知识)/观众人数众多,气氛热烈 活动组织包括: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及时、畅通的反馈机制/场地大小适中,布置得到,设备运转良好 评比机制包括:评分机制公开、透明、科学/项设置合理,适当物质奖励/权威、专业评委的中肯点评 同样地,通过计算8项要素的加权平均分,受调查者认为8项要素对学生活动的重要程度排列如下: 活动效果达到预期(放松身心/开拓视野/增长知识) 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尽职尽责 评分机制公开、透明、科学 观众人数众多,气氛热烈 及时、畅通的反馈机制=场地大小适中,布置得到,设备运转良好 奖项设置合理,适当物质奖励 权威、专业评委的中肯点评。 经统计,受调查者认为活动效果一项重要程度最高,可理解为评价学生活动质量的根本要素;活动组织的四项要素中,现场秩序最受重视,场地情况、反馈机制与观众数量重要程度相当;评比机制中,受调查者普遍认为公开、透明的评比机制比物质奖励和评委点评更重要。 三、评价体系构建 综上所述,根据第一轮调查结果,分别赋予活动前宣传、活动过程中30%、70%的权重比例;活动前宣传这一部分中,宣传信息有效性、宣传渠道有效性、宣传渠道好感度各占10%。根据调查数据结果及比例,宣传信息有效性中,“活动名称、时间、地点等具体信息”占5%,“海报整体设计”占3%,“活动口号、标语等”和有“EA加分”各占1%;宣传渠道有效性中,“微信推送”占3%,“班长短信通知”占2%,“小广场、一食堂西侧海报栏”和“外场活动”各占1.5%,而人人宣传、EA平台通知、刷寝、条幅等渠道的有效性均较低,各占0.5%;宣传渠道好感度中,微信推送占2%,外场活动、小广场、一食堂西侧海报栏、班长短信通知、EA平台通知、条幅、人人宣传各占1.2%,刷寝占0.8%。活动过程中的8项要素,活动效果达到预期(放松身心/开拓视野/增长知识)占7.9%,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尽职尽责占8.8%,评分机制公开、透明、科学占9.7%,观众人数众多,气氛热烈占9%,及时、畅通的反馈机制占8.7%,场地大小适中,布置得到,设备运转良好占8.7%,奖项设置合理,适当物质奖励占8.7%,权威、专业评委的中肯点评占8.5%。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试论电子商务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使得国家贸易体系发生巨大改变,实现了国家贸易市场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同时,电子商务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也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本文首先对电子商务进行简要概述,进而就其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并探究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现状,提出实现电子商务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策略,以期我国电子商务能够获得进一步发展,拉动整体外贸发展水平。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策略 现代互联网技术将世界的距离拉近,远距离信息实时传递成为可能,也带来了经济贸易和商务的现代化发展。电子商务作为建立于互联网技术的现代化商务形式,其跨越了地域限制,缩短了交易时间,降低了跨国贸易成本,越来越成为外贸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相对较晚,但已取得不小的成就。其对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也必将成为我国未来外贸体系中的重要发展方向。然而,当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在不断的努力后才能实现其长足发展,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提供源源动力。 一、电子商务概述 所谓电子商务,即在互联网基础上,通过虚拟市场形式,完成网络上的交易互动。电子商务的便捷性极强,只需借助计算机网络,就能实现信息的实施沟通,并在网络上完成交易过程,借助线下的物流系统,实现交易物的交付[1]。目前,我国电子商务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越来越多的网民成为电子商务参与者,满足自身的购物和消费需求。同时,电子商务还被运用到对外贸易当中,许多外贸企业借助电子商务的便捷性和节约性优势,获取更大的贸易利润。 二、电子商务对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外贸企业交易方式的影响。电子商务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产生巨大影响,首先体现在外贸企业的交易方式影响上。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在信息传递上运用电话和传真等工具,或跨越地理限制进行面对面交流,成本较高,且效率低下。在支付方式上,主要以汇付和信用证、托收为主,不仅时间成本高,且费用相对较高。运用电子商务进行外贸交易,直接运用互联网进行交流,实现文字、音频和视频多形式交流,且以更加便捷的在线支付完成支付过程,大大提高了整体贸易效率[2]。 (二)电子商务对企业外贸交易成本的影响。就外贸成本影响分析,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花费的时间成本和信息沟通成本、运输成本占贸易成本中的大部分,使得企业的经济利益受损,无法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运用电子商务形式,使得沟通费用和办公成本大大节约,且无形的虚拟产品不再需要进行实体化传输,仅通过互联网,即能实现商品的快速传递,有效节约了运输费用。同时,在宣传费用上,电子商务的宣传成本极低,不需要大量实体化宣传物料和大量人工进行宣传,利用网站即能实现产品的有效传播,极大降低了企业成本。 三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现状 (一)电子商务在外贸企业的应用发展不平衡。就我国对外贸易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情况来看,首先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我国北京、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其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高,应用范围也相对较广,较我国中西部地区水平高出许多[3]。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且在对外交通上相对闭塞,无法实现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随着电子商务便捷性和高利润优势不断凸显,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电子商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外贸企业的电子商务利用率较低 随着电子商务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我国许多外贸企业已经运用了电子商务进行外贸交易,但从其利用率来看,仍相对较低。许多外贸企业的电子商务网站建设水平仍不高,功能仍不够全面,仅实现了产品信息、产品广告呈现以及电子查询功能,电子交易和购货合同签订、文本单证交换以及交易流程的实现仍较欠缺。这样一来,电子商务的功用未得到全面发挥,企业在电子商务的利用上仍有待提高,对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仍有待进步。 (三)电子商务相关的法律政策有待改善。由于电子商务仍处于兴起和逐步发展过程中,我国在电子商务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上仍有一定之后,相关政策不明朗,法律标准仍不健全。这就造成外贸企业在面对相关问题时,无法借助于有力的法律工具维护自身权益,在自身的约束和规范上也没有明确的依据。交易双方出现矛盾纠纷时,无法公平、快速解决,涉及到海关、保险和银行、财税等部门时,因法律标准不一和政策上的不确定性,极易造成贸易失败,甚至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4]。 三、电子商务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策略 (一)更新企业观念,提高对电子商务的认识。为实现我国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使其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发挥更大的功用,在解决当前面临的大环境问题的同时,应从外贸企业自身进行有效改革和创新。最为关键的,即更新企业的观念,提高对电子商务的认识水平,明确其对于企业经济利益提升和企业未来发展的巨大作用。应深刻认识到其对于企业经营规模扩大的重要意义,加强基础建设,创建良好的商务环境,发展更多的电子商务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大消费者群体,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二)增加建设投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为创建良好的电子商务环境,外贸企业应当增加建设投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新硬件设备,提高计算机性能,以提高电子商务的经营效率。引进先进的电子商务系统,在确保安全性的同时,保证其应用效率。同时,建设网络安全防护,为企业构建系统的安全防护体系,使得企业的信息安全得到保障,避免产生信息泄露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此外,建立完整的电子商务体系,从线上交易到线下产品交付,确保整体系统的有效构建,保证交易的有序进行[5]。 (三)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提高业务水平。外贸电子商务对于人才的需求尤其突出,其不仅要求电子商务人员拥有专业的外贸知识,拥有足够的外贸经验,还能够精通电子商务系统操作,对于整体交易环节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对于管理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为此,企业应当注重人才队伍的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电子商务人才,确保其有较高的电子商务知识水平和操作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其团队精神,使得电子商务成为企业外贸业务的重要部分,并在共同努力下,实现电子商务建设的快速发展。 四结语 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仅为我国外贸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外贸平台,也为对外贸易主体的扩大创造良好的环境。当前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仍不高,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外贸企业的电子商务利用率较低,且电子商务发展的外部环境仍有待改善,相关法律和政策仍待完善。这就需要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发展中西部地区电子商务,优化电子商务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对于各外贸企业而言,应更新自身的认识,提高对电子商务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电子商务人才培养,提高整体业务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外贸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实现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调整 摘 要:国际经济集团化现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些深刻的影响着全球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投资,让中国面对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根据这种形式,以及国内外经济关系的变化,中国要相对的更改对外交易的经济战略,做到更为全面的且多层次参与与各国经济交易的合作和交谈,多组建外向型的企业集团,扩展对外的投资,建立跨国公司,恢复中国在缔约国的位置。 关键词:经济;集团;经济战略 二战以来,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有两个明显特点――经济化与区域集团化。至此,在人们生活的地球上再也看不见那种和身边环境没有关系,不需要合作也没有冲击的纯粹意义上的“独立”国度了,反之是国度之间相互渗入、互相依靠的村落。此文试讨论国际经济集团化对国际的影响以及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关系,还有如何调整我国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外经济的贸易的战略。 一、现在国际经济集团化的走向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集团化的走向很明显,脚步也加快了很多,对外的经济贸易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90年中国的进出口茂业的总额达到了840.5亿美元,这其中出口额就有516.96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1.8%,位列全球第15名。与上世纪70年代或者80年代的国际经济集团化相比较,现在的国际经济集团化有两大特征:第一,大国在集团化走向中起到中心作用,每个集团都有较为明显的中心国;第二,现在的国际经济集团化都拥有更大规模的形式。 在1990年,大国在国际经济集团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国都扮演着中心的角色。在北美贸易区里,美国有着绝对的优势,加拿大只有美国十分之一的经济实力,而墨西哥才只有美国的二十分之一的经济实力。德国和法国一直想让自己成为中心国,但是由于经济水平一直不相上下,致使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欧共中心国的位置一直是空缺的,但是德国的统一却打破了这个平衡,德国统一后经济实力得到了加强,领土扩展到36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增加到8000多万人,生产总值也达到了1.2万亿美元,成为了西方国家第三经济大国。在两德统一之后,许多评论界的人士都预测德国统一后背上的包袱会加重,这会影响它在欧共中的位置和用途,虽然西德为两德的一统消耗了大量的金钱,之后还要面对很多的经济问题,但是德国在统一之后经济实力得到了提高,发展空间得到了扩展,优势明显要高于其他的欧共国家。虽然两德统一,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并没有减慢,马克也并未收到削弱,德国在欧共的中心作用已经逐步明显。在东亚,虽然亚洲四小龙和泰国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要与日本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二、经济集团化对贸易和投资的影响 许多国家在国际经济集团化的影响下经济贸易你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会更快,有一些会遇到阻碍。国际贸易会在上世纪90年代和下一个世纪出现三个较为显著的变化。 1.地理结构变化。有些国家建立集团是为了加深与各国区域贸易的发展。区域贸易会在世界贸易中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国际贸易结构当中,区域贸易作为一种重要的形式,会带来很多方面的变化。目前,每个经济集团在整个世界贸易额都占有不同比例的比重。 2.供求关系的改变。自从国际经济集团形成后,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集团中各国经济水平不均衡,为了消除这中不平衡,每个经济集团都在调整政策,通过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扶持,提升落后国家的经济水平。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会改变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产生新的变化。 3.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现在每一个经济集团都有很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为了促进保护集团里的自由贸易,建设统一市场,每个集团都要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出口将更加艰难。 三、调整我国对外贸易战略 我国在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影响下,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是一个相当严格的考验,为此我国要做出新的调整来适应这些影响。 1.必须要看清形势,抓住机会。做到经济一体化是亚太地区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步骤,另外,亚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有关联的。只有加强亚洲地区各个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合作才能为我国创造有利条件。若是没有把握住机会,那么我国将会脱离经济一体化。这就相当于在中国之外形成了一堵墙,墙里面的国家可以享受区域市场的好处,而我们却没有办法享受到。 2.要对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思路重新思考,随着时代的进步,过去的战略已经不能在用了。进口代替的战略是最大利益的保护国内市场和工业,有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国家的外汇支出。但是,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它将国内和国际的贸易市场隔开,这样必然会导致我国在现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没有立足的地方,要想立足就必须要有更为先进的技术,更高的效率,更为优质的产品已经全面的商业网络。 3.就是要组建外向型企业集团,建立跨国公司,加强我国在外的竞争能力。所谓的外向型集团以一个或者几个实力较为强大的大型企业为中心,把国际经营化作为目标,把经营业务上有关的生产、外贸,科研及金融组织起来,在确定产权关系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以多个企业法人的经济联合体。从组织结构上看,要具备以下特点:(1)资产结构特点。(2)内部组织特点。(3)企业功能特点。(4)经营战略特点。 四、扩展对外投资,发展海外企业 扩展海外企业和对外的投资是直接出口的继续。一国可以通过将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国外的方法可以绕过集团化形成的墙壁,分享其所带来的利益,还可以产品在市场的占有率。各省区市以及有关部门可以选择一些有市场潜力的项目,通过投资或者合作生产的方法来进行对外投资,创办海外企业。虽然我们在发展对外投资上缺少优势,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其他优势,所以对外投资不是取决于资金、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绝对优势,而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的相对优势。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浅谈对外经济贸易中商务英语的作用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将国门打开,在促使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对外经济贸易也逐渐增多,而英语作为全世界应用范围最广的语言,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地位也正逐渐凸显出来。文章对商务英语的特点、含义以及重要性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商务英语在我国和外国经济贸易中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贸易;商务英语;重要性;特点 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伴随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行为的相互融合,我国也开始与很多国成功建立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对外经济贸易往来逐渐频繁。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经济贸易对象也有所改变,这也加快了各国间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建立,而商务英语则是这种合作关系中坚不可摧的桥梁和基础,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商务英语的含义 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是任何国际化商务贸易之间的英语交流模式,其内容涵盖国际贸易、经济、金融、营销、保险、信贷等多个领域。商务英语的特点是专业性强、知识面广、运用灵活,除特定商务用语于之外,流畅准确的表述能力、贴合背景的交流方式、灵活多变的运用技巧,也是商务英语的独特属性。随着中国追赶国际的脚步逐渐加快,国际经济一体化模式逐渐形成,规模逐渐扩大,如何培养大量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的商务英语交流人才是国际贸易竞争的基础,尤其是对于正要“跑”起来的中国而言。 二、商务英语的特点 (一)专业性强 商务英语涵盖国际金融贸易的方方面面,不仅范围广,而且每个领域都有专业词汇,如金融领域的“LIBOR”(Landon Inter Bank Offered Rate,伦敦同业拆借利率),NASDAQ(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 Automated Quotations system,纳斯达克系统、指数),专业名词Citibank(花旗银行,HK)等,在商务英语中专业名词的运用和转换需灵活、符合时代特点。 (二)文化差异 虽然商务英语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但由于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不同,一些词汇的含义和特点也会有所不同,商务英语需具有时效性,根据国际间商务用语的发展趋势调整特定词语的用法。对于中国来说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Dragons”,我国2010引进一部好莱坞动画长片,名字叫做《How to Train Your Dragon》(《驯龙高手》),其中“Dragon”就是恶龙的意思,而“Loong”一词才是我们所谓的“龙”。在亚洲“龙”具有吉祥、庄严、神圣、勇气等积极含义,与欧洲人眼中的“Dragon”截然相反。中国公司常常喜欢使用“龙”的概念,所以要选择正确的词汇,避免因文化差异而生产误解。 (三)辞正言明 商务英语需做到“辞正”“言明”。“辞正”是指贸易交流中用语需简明扼要,措辞避免歧义、误解,表达全面、准确。如常用到的缩写形式B/L(bill of lading,货物提单)、Corp(corporation,公司)、forex(foreign exchange,外汇)等。“言明”是指商务英语使用的规范性,无论是书写合同或是进行交流,一定要使用书面词汇,尽量避免口语词汇,这不仅能够使表述更清晰准确,也可有效降低事后纠纷的出现。如口语中“buy”,商务用语“purc hase”;口语中“get”,商务用语“achieve”等。 三、商务英语的重要性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形式确立,世界向着“地球村”的脚步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英语作为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自然而然就成了我们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对于商务英语的普及和强化,不仅能更快速地使我们看见别人,也能使别人更全面、清晰地看见我们。 可将商务英语的重要性归结为:(1)商务英语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固步自封不可以,要打开国门使国际金融的触角伸进来,而商务则是两者相互融合的基础。(2)商务英语是学习先进经济文化的必然条件。金融行业发展迅速,要想紧跟时代步伐,就要有与时俱进的理论、技术,成熟的商务英语体系可以快速地将英文成果翻译过来,使我国企业快速掌握先进技术、设备,使我国的发展之路快人一步。(3)商务英语是表达自我、减少摩擦、扩展外交的重要手段。国家发展离不开经济,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交流,通过商务英语能够使外界充分认识到我国本土文化,改变由于地域障碍、语言障碍而产生的误解和分歧。对于本土经济和文化中的精华可由我们自主进行翻译和注解,使表达的意思更清楚。在外交过程中熟练使用商务英语也可扩展外交宽度,在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国际金融法的保护,充分体会国际金融法的内容可有效减少国际交流中的误解和摩擦,而我们也可以根据本国发展需要制定得当的对外经济交流法文和对内经济交流法文,使我国经济活动更具安全性、保障性、可持续性。 四、结束语 根据上述内容,在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的经济发展形势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国际商务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所以商务英语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商务英语是国际经济贸易交流时不能缺少的语言工具,对经济贸易的国家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对商务英语特点、含义的学习与运用,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影响。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战略的调整 摘要:根据现如今国际经济的总体形势来看,国际经济呈现出区域集团化的情况,并在世界范围中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这种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选择,也让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着更加强劲的对手。按照这样的形势,并结合世界经济关系的转变,我国应不断调整自己,改变对外贸易中的战略选择,更加全面的参与到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当中,不断提升我国的经济贸易水平。 关键词:经济区域集团化;对外经贸;战略调整 前言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就体现出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特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在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在全球化的经济环境中,经济区域集团化是其最基本的形式之一,同时也是世界各国能够充分将世界资源整合的途径。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其中一员,也要充分认清现如今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的现状,并在这样的条件下不断调整自身的对外贸易战略,以便于赢得最大化的利润空间。 一、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的产生与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就已加速了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进程,并在对外经贸中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我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也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利润。以1990年为例,这一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金额为850亿美元,而这其中的出口金额高达520亿美元,占同年当中世界出口总贸易的2%,在世界排名第15。和20世纪的80年代相比,现如今的经济区域集团化体现出两方面的特点:首先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区域集团化当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其次,目前的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在形式上体现出更大的规模[1]。 大国在经济区域集团化的贸易环境中发挥出了愈发显著的作用,比如说在北美的贸易区当中,美国是核心的地位,加拿大是美国经济实力的十分之一,墨西哥仅占据美国经济实力的二十分之一。在欧洲的贸易区中,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实力不相上下,后来由于德国的统一,人口数量上涨到8000万人,国内生产总值上涨到1.5万亿美元,使得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增强,一跃成为西方的第三大经济国。而在亚洲,经济中心的位置长期被日本占据,并和亚洲的其他国家体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二、经济区域集团化对贸易环境的影响 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能够影响很多国家在经济贸易关系方面的变化,在这种影响下,有的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很快,而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则会遇到一系列的阻碍。总体说来,经济区域集团化对世界贸易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影响地理结构,在一些国家中建立起集团是为了加深各个国家区域贸易的发展,而区域贸易会在世界的贸易体系当中体现出更加重要的地位。在世界贸易体系当中,区域贸易是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并会带来很多方面的变化。现阶段,各个经济集团在世界贸易体系当中都占据着不同比例的比重。 其次是影响到世界贸易中的供求关系,自从在国际中形成了经济区域集团化,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那就是每一个集团当中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种不平衡的发展,任何一个集团都在做出自身的改变,经济发达的国家尽力去帮助经济落后的国家,这种行为也会导致国际贸易市场当中的供求关系发生新的变化[2]。 最后是影响到贸易保护主义,现如今各个经济区域集团中都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贸易保护主义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因此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严格打击和制裁。 三、我国应如何选择贸易战略 1.认清国际形势,把握机遇 我国属于亚洲国家,要想促进亚洲经济的繁荣就要推动亚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只有在实际的发展中加强亚洲各个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才能为我国的贸易发展创造出有利的条件,如果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中没有很好地把握住时机,就会使我国脱离于经济一体化的环境当中,与亚洲的另外的国家形成了一道屏障,无法享受到贸易市场中资源方面的优势[3]。 2.理清对外贸易战略的思路 伴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关于对外贸易的战略思路也应随之发生改变。以现阶段的发展水平来看,应选择进口代替的战略,使用进口战略代替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我国国内的市场以及工业的发展,以便于让我国顺利建成一套科学化的产业体系,也能有效减少我国在外汇上的支出力度。但值得注意的是,选择进口代替战略也会体现出一定的弊端,比如说会将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互相分隔,这也会导致我国在激烈的贸易竞争环境当中无法立足。要想让我国在如此激烈的贸易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要有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还要拥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优质的产品质量以及综合全面的对外贸易网络。 3.建立跨国公司 在我国建立起一定数量的跨国公司,能够加强对外竞争的能力。建立跨国公司的目的就是以国家化的经营手段为战略发展目标,将实际业务当中的生产、科研以及金融方面的资料相互组织到一起,在确定产权结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或多个法人经济联合体。从组织结构的特点上来看,所建立的跨国公司应具体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要具备资产结构方面的特点,二是要具备内部组织的特点,三是要具备企业功能的特征,四是要具备经营战略的特征。 四、结论 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是目前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当中的重要表现形式,这种经济结构的形成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全球范围中国际贸易形势以及投资形势。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不仅和经济发达国家的联系密切,对我国也同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本文的阐述,也了解到我国面对国际经济区域集团化的形势应作出怎样的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相信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必然会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展现出广阔的前景。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浅谈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及对策 【摘 要】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时地顺应了贸易自由化、区域一体化等发展潮流,于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对外经济快速增长的耀人成果。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对此,我国应该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环节、并强化外贸企业竞争能力,从而不断推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升级。 【关键词】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 现状 对策 一、全球经济贸易的现状 当前的全球经济贸易已经与往日有了质的区别,随着科学技术与交通工具的不断更新,世界逐渐变成一个“地球村”,商品贸易更加快速便利。因此,在这个新的时代背景下,全球的经济贸易现状大致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经济全球化大大加速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经济活动逐渐超越国界,通过商品、技术、信息、服务、货币、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跨国、跨地区的流动,将全世界连接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各国在这一有机经济体中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它从商品贸易的流通,到资源与生产要素的跨国交流,再到如今全世界范围内通用的一致的经济行为规范准则的建构,在其历史演变的过程中,规则与制度的建立越来越成为新的重点。如何协调各国的经济规则?如何建构国际经济机制?只有制度得到完善,才能最大程度拓展国际市场,吸纳各种资源、技术和资金,最终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最优化配置。 (二)贸易自由化趋势加强 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相反,指的是在对外贸易中,国家对他国的商品和服务进口等所采取的限制措施逐步减少,不断降低国内市场对于外国商品的准入门槛,从而促进国际间商品与服务的相互流通。它往往包括免关税、劳工及资金在国与国之间的自由流动等措施。且目前来看,国际贸易的对象已不局限于货物贸易的范畴, 而是囊括了金融、服务、技术等要素。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明显 全球化背景下,不仅国际间经济交流愈发频繁,区域内的商贸活动也日益增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发展明显。区域经济一体化多被用来描述一种多国经济区域的形成,在这个多国经济区域内,贸易壁垒被削弱或消除,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可看做是不同地区依据各自的经济特色而努力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一种努力。在世界经济的大潮中,若想做到脱颖而出,必须明确自己的独特优势。在这点上,某一地区上的国家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往往具有相似的优势条件,同时,邻国之间长期的商贸交流积累了丰厚的合作经验,磨合出切实可行的规则制度。这种先天后天的因素往往会加速区域内的商业贸易,推动良性循环,也逐步塑造出区域内的竞争比较优势。 二、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党中央就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拉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序幕。在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经历了国家统制下趋向开放保护贸易的政策、到国家管制下趋向贸易自由化保护贸易的政策、再到WTO规则下公平与保护并存的对外贸易政策,逐步形成了我国先进的对外经济贸易状况。 (一)公平与保护并存的对外贸易政策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享受世贸组织赋予其成员的各项权利,也同时遵守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则。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2002年3月5日,朱基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做出了一系列调整,确立了 WTO规则下公平与保护并存的对外贸易政策。 我国的对外贸易要坚持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在维持既有市场的占有率的基础上,积极同新的国家展开双边甚至多变的商业贸易,不断开拓新的市场,增加我国的出口创汇。同时,继续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国外出口,推动资源、技术、以及劳工的国际交流,并且在此基础上,认真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促进我国产业的更新与升级。 (二)迅猛增长的对外贸易数额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期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迅猛的发展态势,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左右,被世界多国称为“中国奇迹”。在这快速的经济增速中,对外贸易一直占据着很大的比例,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即使近年来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放缓,但仍能保证贸易金额的稳步增加。拿2012年的对外贸易为例,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866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2%。其中,出口20489.3亿美元,增长7.9%;进口18178.3亿美元,增长4.3%;贸易顺差2311亿美元,扩大48.1%。 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一般的贸易增势良好,加工贸易增长态势平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较快,国有企业实现小幅增长,集体、私营及其他企业进出口增势强劲。而由于我国外贸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继续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也保持了相应的增长,人民币汇率继续保持稳定。 (三)粗放型增长的对外贸易模式 虽然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获得了数量上的增长,但若仔细观察其内部,就可以发现,其贸易模式仍旧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粗放型增长,即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数量的增长速度为核心。 具体来说,在经济的产业结构上,轻纺加工工业存量偏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数,基础设施、能源、原材料等工业成为贸易中的重要角色,依靠高科技、高质量服务等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并未充分得到发展。我国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占出口比重的60%以上,是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大宗出口商品,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传统产品仍将是我国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 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对策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若想在保持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数额增长的同时,逐渐转变其增长模式,努力使其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就要对对外经济贸易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改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自然和廉价的人力资源,这种贸易的增长动力会随着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资源优势的逐步丧失而减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的后劲不足。若想保证经济持续性地发展,就必须确立新的比较优势。 因此,我国必须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使其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不断加强商品中资本和技术的投入比例,逐渐将新材料、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之中,提高其知识、技术密集度;同时,国家应该利用其资金重点投资一批高科技的产业,扶植新兴科技产业,建设高水平、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团队,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创新能力;此外,借助合理有效的外资政策,通过联合与兼并等方式,扩大我国外贸企业的规模、节约成本,形成规模经济,走规模经营之路。 (二)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环节 目前来看,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主要集中于低端产品的生产上,利润微薄稀少,只能依靠大量的重复劳动来获得,而经营与销售的环节则被强势的外资企业把持着,利润丰厚却无法被中国公司占有。因此,要改善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模式,必须拓展并完善经济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逐步建成从产到销的一体化机制。 所以,中国政府应该积极推进经贸链条向营销环节延伸。对于国有的外贸企业,应转变其经营观念,鼓励其积极介入加工贸易的业务经营领域,同时出台政策推动有条件的大型国有企业收购国外的中小型跨国公司,将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纳入囊中。此外,还可以注册成立中外合资的对外贸易公司,通过外资的介入,学习外方的营销优势和信息优势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地改造与创新。 (三)强化外贸企业竞争能力 在全球化的商业贸易中,企业的竞争力是胜出的决定性因素。只有企业在制度建设、外贸政策与人员配备上不断提高自身,才能在全球市场中赢得一席之地。 因此,要强化外贸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应该及时学习外国公司的政策规章,转变管理观念、提高管理效率,不断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残余,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企业员工的综合素质。同时,不断推进企业与行业内其他公司的合作,积极实行“走出去”政策,不断改善外贸条件,在合作过程中减少同贸易伙伴的摩擦,提高合作的效率和质量。 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及时地顺应了贸易自由化、区域一体化等发展潮流,于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对外经济快速增长的耀人成果。但与此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存在着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等问题,对此,我国应该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方式、完善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环节、并强化外贸企业竞争能力,从而不断推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与升级。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初探 【摘 要】金融危机的爆发几乎波及各行各业,特别是对国际贸易行业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巨大。对外贸易在我国的经济总体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重创,势必严重影响到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本文就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阐述。 【关键词】金融危机;对外经济贸易;影响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着世界经济。金融危机与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大都集中于金融危机的传导,意在寻求防范金融危机传染的策略。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关于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如果金融危机不影响国家的进出口,如何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呢?所以,需要弄清楚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Zihui Ma等(2003)首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国际贸易所受的影响程度是测度金融危机传导的一个前提条件;国内学者主要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我国与美欧等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7年,全球共有19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调查近80起,特别是反补贴案件大幅增加。其中,美国启动案件数量居首,仅反倾销案件就达13起,占对我国反倾销立案数的21%。次贷危机的爆发使美欧经济下滑的风险明显增大,这可能促使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升温,使我国出口商品受到进一步不公平的打压。 (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高涨。 受全球范围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强劲、部分资源产品供给公司垄断以及航运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市场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能源资源产品以及粮食、大豆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高位运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明显增加,而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也将向下游传递,这对纺织品等附加值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影响较大。 (三)美元持续疲软和人民币升值挤压出口利润空间。 2007年11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明显提速,截至今年3月底,5个月累计升值了5.4%,这比2007年前10个月升值幅度还高0.9个百分点。2008年,受美国经济下行风险增大的影响,美元贬值的趋势恐难扭转,我国企业对美出口的利润将进一步减少。同时,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资金市场调整及可能的货币政策的放松都会增加我国对外资的吸引力,并可能引发对华投资的新一轮高潮,将对人民币升值形成更大压力。 三、中国如何应对危机,将挑战转化为机遇 当前,对我国经济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危”中有“机”,关键是看我们如何抓住和利用好机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只要我们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完全有条件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把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要处理好保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一方面,当务之急是防止经济严重下滑,确保经济增长在8%以上。另一方面,在保增长中要重点进行结构调整。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好事,是机遇,使我们过去长期靠出口驱动的增长模式不能再继续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从我国长期发展角度考虑,经济增长必须要靠国内的大消费市场拉动。结构调整同时包括价格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和地区结构等,都应进行调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贯彻结构调整意图,这是对政府有关部门最大的挑战。 (二)要把握扩大内需市场的重要机遇。 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高储蓄,低消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提供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是被“逼”着解放思想,搞改革开放,想方设法谋发展。现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又一次“逼”着我们解放思想,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逼”出一个经济增长新格局,“逼”出一个大好的国内消费市场。当然,这需要时间。今明两年世界经济最好的可能是在衰退中复苏。我国经济只要内需市场繁荣,仍然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对此,我们要有这种认识和信心。 (三)要把握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暴露无遗,给了我们清醒的认识。2008年11月结束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我国这30年财富的积累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我们也需要参与。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历史机遇,恰恰是我国经济今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外贸发展既面临着机遇,也面对着挑战,总体机遇大于挑战,危中见机,既要充分估计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深刻认识保持中国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增强忧患意识;又要正确认识到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不断完善政策,加强企业管理,加快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步伐,坚定信心,有效应对,努力化解和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 对外经济贸易论文:对外经济贸易的现状与对策探析 摘 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也迎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是,在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中,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所具备的现实意义,然后从现状出发,具体分析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应对策略,希望能够推动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对外经济贸易;意义;现状;对称 对外经济贸易指的是通过对外经贸,从而参与到国际贸易的范围中区,获取国内所需要的设备、资源、技术等,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意义不可忽视。目前,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正处于飞速上升的阶段,但是却不可避免会遇到诸多的挑战,这就需要我国能够把握对外经济贸易现状,积极应对挑战,确保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一、对外经济贸易发展强化具备的现实意义 随着对外经济贸易开放政策实行以来,对外经济贸易获取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并且还降低了单位GDP环境的损失,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对外经济贸易的作用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第一,自由贸易发展政策的实行,能够有效地发挥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我国是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可以生产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在自由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实施之后,就可以借助国际市场来销售生产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国内剩余产品的产生,同时,还有利于居民经济收入的增加,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第二,在对外经济贸易开放政策实施之后,通过国际市场,就可以将国内稀缺的技术、设备以及原材料引进。如果缺少这一部分资源,国内的相关产业就难以得到发展或者是利用有限资源生产,很容易面临资源枯竭的尴尬局面,最终对社会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因此,对外经济贸易就可以大大缓解这一问题的出现。 二、对外经济贸易现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几十年的努力,GDP始终能够保持年平均9%左右的增长率,其中,对外经济贸易对于GDP的贡献率是非常显著的。在加入了WTO之后,我国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贸易总量以及对外经济贸易顺差都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就2009年的对外经济贸易的顺差来看,达到了1960亿美元,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2073亿美元,2010年同比增长了30%。很明显,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增长主要还是偏向于数量方面,对于产品附加值还有所缺乏。并且,粗放型的增长以及技术含量的缺失,也容易出现能源与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导致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受到影响,具体表现在: (1)获取的发展机遇。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国内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也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时期下,对外服务加工贸易也呈现出逐渐提升国际市场份额的趋势,在国际市场当中,研发水平等重要的服务环节都在逐渐提高,这样就为服务贸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加入WTO之后,我国开始倡导自由化的对外经济贸易,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确保双边和对边贸易体系能够更加的完善。因此,在对外服务经济贸易领域当中,我国也获取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并且,随着商品的大量出口,经济贸易发展空间也在进一步扩大。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国开展了“走出去”的跨国投资行为,这样也有利于国际发展空间的拓展以及国际市场份额的占据,也有利于吸引外资的能力提升。这样也提供了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条件。另外,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也得到了技术、金融等各个领域创新的支持,能够从中获取更多的优秀经验,将体系逐渐完成,促进经济贸易进一步发展。 (2)面临的巨大挑战。随着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国内诸多领域都呈现出快速发展趋势,这样使得与其余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激化,如此,就很容易出现贸易方面的摩擦。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增长方式还呈现出粗放型的增长,这样的模式与环境、能源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产生了影响。具体表现在:第一,对外货物贸易水平达不到高彼岸准,缺少自主研究的商业品牌。第二,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偏低。对外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仅仅占据了对外贸易总出口额的10%左右,远远低于世界水平。并且,对外服务贸易持续出现了贸易逆差,这样也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三,由于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意识的欠缺,使得在技术上仅仅是单纯的模仿与引进,无法有效地吸收与消化技术,使得我国仅仅成为数量生产大国,并非是拥有核心技术的大国,这样,对于环境的高污染以及能源的高消耗,我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却无法获取世界市场的足够利益,对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三、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应对策略 (1)完善多边经济贸易关系。我国应该做好周边区域市场开放的深入,从而构建出经济共同体和自由贸易区,不断地扩大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同时,不断地研究去市场结构,增强在中东、非洲以及拉美等地区的进出口市场份额,不断地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同时,不断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参与到多变的经济贸易的谈判环节中区,充分地发挥出自身建设性在谈判当中的作用,做好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实际利益。 (2)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我国应该偏向于对生态环境质量有利的出口产品结构的建设当中去,确保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完善处理,大力发展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出口,将开发的重心放置在无污染的绿色产品的开发商,充分地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贸易手段,确保国内对外经济贸易有序、持续、快速地发展下去。 (3)完善相应技术标准体系。我国应该建立对外经济贸易相关的技术法规体系以及技术标准,并且逐渐地与国际标准相互接轨,最大限度地缓解国外贸易壁垒对国内产品出口所带来的限制作用。只有将国内相应的技术标准进行不断完善,才可以跟上国际标准发展的脚步,才能够在技术标准的范围内进行合理的生产,确保国外的技术壁垒不会对国内的生产带来任何的影响。另外,不断地完善生产技术标准体系的建设,也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4)注重从业人员培训,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只有合理地调整从而人员结构,将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以提升,才能够满足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目前,我国还欠缺人才来妥善的处理贸易摩擦。所以,各个对外企业都应该做好人员的培训,确保在对外贸易当中可以将自身的协调与沟通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另外,对于解决国际贸易纠纷的人才培养也不能忽视,只有培养出能胜任、反倾销的人才,才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利益,才可以为对外经贸企业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5)合理调整出口退税政策。政府部门需要做好企业出口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增强出口竞争力,确保出口企业能够获取金融方面的支持。另外,我国还应该调整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战略,能够建立出仙姑适应的外贸商品结构,不断地优化国内产业的经济结构,再配合上国际投资的合理引入,这样才能够实现对外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网上银行论文:网上银行犯罪及侦查对策 [论文关键词]网上银行 犯罪侦查 对策 [论文摘 要]随着网上银行迅速发展,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网上银行犯罪呈多元化,究其实质都是传统犯罪形式的翻新。对于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银行犯罪,证据资料易被篡改、销毁,并且在侦查取证时技术复杂、要求较高,此类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较之于传统案件相对困难。因此,必须基于网上情报信息搞好网上银行犯罪案件现场勘查、电子证据的提取以及电子证据的保全等工作,从而有效打击网上银行犯罪。 一、网上银行犯罪的现状 网上银行犯罪形式复杂多样,迷惑性较强,犯罪行为的定性问题值得研究。网上银行犯罪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网上银行的盗窃行为 对于网上银行用户来说最为重要的莫过于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了,常见的网上银行盗窃是利用病毒秘密窃取用户的账号和密码当被感染用户再次使用网上银行业务时,用户的账号、密码和数字证书就会被窃取并发向病毒编写者的信箱;还有像泛滥的小邮差变种在线支付网站的信息骗取用户的信用卡和密码等信息;另一种现象是利用网上银行进行非法转账,该类犯罪主体可以是受害单位外部人员,也可以是受害单位内部人员。如果内外部人员共同合作参与则构成盗窃的共犯或者贪污、职务侵占的共犯。 (二)网上银行诈骗 犯罪分子利用人们缺乏网上支付这种新兴支付手段的知识,轻而易举实施犯罪。另外,一些不法分子仿制网上银行网页制作诈骗网站,然后以银行的名义发送电子邮件,在电子邮件中载有一个可链接至诈骗网站的超链接,并需要客户经这个超链接输入账号和密码,以核实其资料。此外,还有虚假销售网站风险,这类网站以低价出售市面热销的商品,目的是骗取客户网上银行账号里的存款,如在网络游戏中低价贩卖武器装备,就可以骗到用户账号和密码。 (三)网上银行洗钱 网上银行和传统银行一样,具有许多功能,网上银行为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不法分子洗钱提供了新的渠道,藏匿和转移赃款变得更加容易。不难看出,尽管利用网上银行洗钱,手法较传统洗钱方式有所区别,但定性为洗钱罪应无问题。 (四)非法侵入网上银行系统 非法侵入网上银行系统有三种:一是善意的侵入者;二是没有恶意的黑客;三是恶意的黑客。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前两种情况无罪的处理结果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侵入行为已对网上银行系统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危害,容易造成商业机密泄漏等,而且随着网上银行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在未来的金融系统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必须对此类行为进一步加以立法规制;对于第三种情况来说,如果其实施的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行为已完成,并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但如果犯罪行为在产生危害结果前,因系统管理员或侦查机关发现而自动中止或被迫停止该行为,预定结果未实现,出于《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为结果犯,此时就不能以该条定罪。 二、网上银行犯罪侦查的难点 不同于一般案件的侦查,网络犯罪所具有的智能性、隐蔽性、跨地域性以及罪证易被篡改、销毁等特性,网上银行犯罪也都具备。实践中侦查机关常常面临如下难点: (一)侦查机关准备不足 我国侦查机关还把侦点停留在传统证据的收集上,缺乏网络犯罪证据发现、收集与固定的敏锐意识,缺乏以科技智能等手段作为支撑、以公开和秘密两个方面加强情报信息收集的能力。我国的网络警察与发达国家相比成立较晚,技术积累少,另外高科技设备严重装备不足,与网络犯罪形成一个不对称的局面。对于网上银行犯罪尤其需要更高科技含量,不仅要懂电脑知识而且要熟悉精通银行方面的业务技术,对于计算机犯罪侦查和取证等一系列工作,显然要求相关公安民警必须掌握较全面的计算机知识。 (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现行《刑法》来应对网上银行犯罪时会涉及到管辖权问题,《刑法》在观念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便暴露出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此外,《刑法》第二百八十五、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过于狭窄,缺乏打击网上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定,因此最好制定单独的《中国互联网金融犯罪条例》来打击网上金融犯罪。例如《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五种洗钱犯罪的方式就没有提及通过网上银行洗钱的方式,应在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对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的洗钱犯罪及相关惩治措施作出具体的规定。 (三)犯罪证据难以收集与固定 网上银行犯罪证据的收集、判断、保存需要专业的计算机知识,但侦查机关中具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人才很少。出于网络证据的脆弱性,网上银行犯罪证据在人为因素作用下,极易发生改变,而且不留痕迹,难以恢复。。除了人为的因素,环境因素也可造成(如强电磁场、温度、湿度等)证据改变。即使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由于技术或设备的原因,也可能对原始数据造成修改、破坏甚至毁灭。此外,由于网上银行犯罪证据本身的脆弱性,销毁起来也相当容易。实践中常见的是在犯罪证据保全这一问题上意识弱、动作慢,使证据被销毁,从而出现认定犯罪上的困难。 三、网上银行犯罪侦查的策略 (一)网上情报主导侦查,提高网上侦查能力 公安机关必须采取加强日常登记、加强情报专业队伍建设、加强网上银行情报基础建设、加强与民间商业公司的合作、加强秘密力量建设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建立起完善的网上银行情报收集体系,并加强立法,为网上银行犯罪情报收集提供合法依据。同时,全国应建立计算机犯罪前科数据库,重点监控那些有前科的掌握高水平计算机知识的人员。另外,建议公安部设立全国互联网巡查中心,负责对全球网站、网址进行巡查,一经发现有害数据的网站应及时进行预警并找出应对策略。 (二)确定网上银行犯罪管辖权 我国《刑法》规定的管辖采用的是以属地管辖为基础,以属人管辖为原则,以保护管辖和普遍管辖为补充的刑事管辖原则。为了有效打击犯罪,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确定我国对网上银行犯罪的刑事管辖权,同样应该坚持以属地管辖为基础的管辖原则,但应当对传统刑法理论的属地管辖原则加以适度扩充,对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做出广义上的解释。 (三)勘查网上银行犯罪现场 网上银行犯罪案件的现场勘查,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勘查手段之外(如勘验足迹、指纹、工具痕迹、拍摄现场照片、绘制现场图等),还要迅速保护封锁现场,进行人、机、物之间的隔离,记录现场各种仪器的连接、配置状况和运行状态,尤其是对正在运行的系统参数,防止关机后无法恢复。还要收集、封存现场上可能记录有犯罪行为过程和真实情况的物品、数据等证明(如工作日记,伪造的各种银行卡、假身份证,记录下的账号、密码以及烧毁、撕毁的计算机打印结果、计算机磁盘的残片等),另外最好能对系统进行备份 (四)保全网上银行犯罪证据 一是现场提取的内容、方法、工具等要做好现场记录,见证签字,以验证不可变、唯一性;二是复制的有关文件要打印目录数据、文件清单,体现属性、长度、时间等;三是给所有的拟作为证据的硬盘、软盘、软件、文件资料等作标志,整理归类。 犯罪侦查必然面临诸如收集、认定证据等技术上的新难题。侦查机关在应对网上银行犯罪时,要不断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在信息网络领域建立系统、完整、有机衔接的预防、控制、侦查、惩处信息网络犯罪体系,以提高防范、控制和侦查打击能力。 网上银行论文:中国银行的完整意义的网上银行 银行在电子商务中的作用,用1句话来概括,就是支付中介。中国银行采取IBM的网上银行解决方案,于一九九九年八月推出了完全意义的网上银行,为客户提供完整的网上支付服务。这类网上支付基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电子交易标准,可以实现网上实时支付。它不仅使个人客户可以应用中国银行提供的中银电子钱包,实现网上购物,更首要的是,对于于像ISP、ICP这样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树立网上收费渠道或者者树立完全意义上的网上商城,开拓新的服务项目以及销售途径。 在中国银行的网上银行中,使用的IBM公司的技术及产品有下列几类: (一)安全电子交易付款技术 它的功能是:信息保密性,主要通过密码学DFS/RSA加密法来实现。其中RSA用一0二四位数加密法来加密卡号等,而DES是为加密其他的首要性稍差的信息,例如购买价格、付款方式等;信息真实性以及完全性,主要通过采取Hash法子的数字签名技术来保障信息不被扭转以及假冒;不可否认性,主要通过身份认证来实现,应用拥有很高可托度的中间机构来保证。 (二)支付服务器 功能是:提供商家与消费者之间、商家与银行之间的对于话;管理资金的获取、核定以及支付,例如信贷、退款、无效等情况的处理模式;支撑多个电子支付协定框架;支撑多个商家、多位买方以及多种支付网关等。 (三)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是连接银行专用网络与Internet的1组服务器,主要功能是完成二者之间的通讯、协定转换以及进行数据的加密及解密,以维护银行内部网络的安全。支付网关的主要功能是:将Internet传来的数据包解密,并依照银行系统内部的通讯协定将数据从新打包;接管银行系统内部反馈的响应效益,将数据转换为Internet传送的数据格式,并对于其进行加密。 (四)Cnmsumer Wallet(电子钱包) 电子钱包是1个可以由持有人用来进行安全电子交易以及贮存交易的软件,其功能如下:对于信誉卡/借记卡以及认证履行个人密码维护,提供简单的信誉卡/借记卡管理以及认证管理的界面,保留个人采购记录,使患上客户与使用SET协定的商家服务器树立链接,提招认证以及交易管理功能。电子钱包在独立于操作系统以外的利用系统或者阅读器匡助利用系统,其标记界面可以实现终究用户按金融机构分配地址。此外,客户也能够嵌入1个附加的Root Hash,还可以实现客户自定义的1些功能。 (五)依照SSL协定进行交易的POS技术 该技术能够实现的功能有:使用POS作为商家与银行交易的工具,IBM公司提供支付服务器与POS连接部件,银行可以应用该部件实现通过POS完成交易的授权;应用目前的银行信誉卡交易模式,使用银行的POS交易网络,摹拟POS交易格式,采取连线或者分批授权完成信誉卡交易;网上传输采取SSL对于信誉卡信息进行加密维护,以五六bit的密钥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 (六)MIA体系 使用MIA体系搭建的网上银行,对于用户的操作请求无比简单,消费者直接将信誉卡/借记卡信息填写到SSL表格中便可,不需要提供证件。对于于商家来讲,也不需要存储信誉卡号码,由于卡号是直接传送到银行SET上的,商家仅需要存储授权号码。这样做,是由于商家装备易遭到袭击,可能致使信誉卡卡号的丢失。 (七)密码适配器 IBM公司的密码适配器采取公共密钥体系,能够对于散布式密码进行管理,合用于多种操作平台,其密码长度的设置为:二0四八RSA数字化签名,一0二四RSA加密技术以及五六位DES。 网上银行论文:完善我国网上银行业务有关法制的思考 「内容提要网上银行业务在我国各商业银行已经展开,但是国内法律法规及金融规章并未对这一新业务进行系统规制。网上银行业务所涉法律问题甚为丰富而复杂,这源于该业务所具有的高技术性、无纸性、瞬时性等特点。网上银行业务有关的法律问题对传统的法制和理念也提出了挑战。 「关键词网上银行业务、必要性、紧迫性、完善 一、完善我国网上银行业务有关法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995年10月,美国三家银行联合在互联网上成立全球第一家网上银行——安全第一网上银行以来,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有了实质性的飞跃。在我国,1997年,招商银行率先推出网上银行"一网通",成为国内第一家上网的银行,随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也推出了自己的网上银行业务。目前,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也纷纷将银行业务推向网上,并且发展了以网络为基础,结合手机、电话等通讯工具等的一系列网上银行新业务和新品种,而且网上银行交易量越来越巨大。尽管网上银行业务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有关的法制则甚为不完善。 第一,电子化交易的基础法制基本呈空白状态,诸如交易合同的有效成立与否、合同的形式是否合法、电子记录可否作为合同成立的证据等均无明确的规定,这妨碍了网上银行业务中双方当事人权责的明晰。而在国外,已有不少的国家为电子交易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如新加坡出台了《1998年电子交易法》,澳大利亚制定了《1999年电子交易法》,1999年7月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通过了《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并向各州推荐。这些专门立法对网上银行交易的有关法律问题的解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交易合同及有关交易的风险的分担等问题。 第二,现有的银行监管法制均未对网上银行业务的进入及具体业务开展进行规定,使得监管机构的监管"无法可依",也使得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交易不能建立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及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均无针对网上银行业务的规定。由于网上银行业务是以无形的网络为中介,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交易不是面对面地进行,交易的安全不仅有赖于双方当事人更高程度的信赖,也有赖于网络技术的安全可靠。网上银行交易的无纸化和瞬时性特点决定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要远远高于传统银行业务的有关风险。为此,国家有必要对此项银行业务进行有效的监管。 第三,正由于法律法规未对网上银行业务进行规定,银行在内部管理、风险控制、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银行与网络服务商的关系等方面的规制也存在很多问题:有的银行对客户的利益保护不充分;有的在合同中有对客户歧视或不公平的条款;也有的银行为了发展新业务,而不顾其技术、管理条件的局限,片面拓展业务规模和追求创新,这势必增大了银行业的经营风险。 第四,由于网上银行业务的跨国化甚为方便,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网上银行业务的跨国化将更为容易和繁兴,网上银行业务有关法制的缺漏将会妨碍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发展,也可能引发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 鉴于此,我国立法机关和银行监管机构应重视网上银行业务有关法制的完善。 二、网上银行业务有关法制完善的几点建议 我国网上银行业务有关法制的完善应注意如下几点: (一)在法制体系的架构上,应注意基础法制与专门法制的配套建设与协调。基础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借鉴国外经验制定系统的电子交易法,尤其应参考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及香港地区的立法,使我国立法保持相对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同时,人民银行应对网上银行业务有关的问题创制专门性的规章。在有关电子交易的立法未出台前,人民银行更应及时地制定有关的金融规章。当然,金融规章的制定应有一定的限度,即主要应限于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在价值取向上,有关的法制应注意对消费者,尤其是个人消费者的保护。从国外有关立法的经验来看,法律都倾向于保护个人消费者,因为银行在网上银行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银行掌握了交易的记录,也以其优势地位控制了服务协议格式化的"权利".为此,法制应注意禁止交易合同中各种对消费者歧视或不公平的规定,并应在具体风险的分担上给消费者以保护。 (三)在具体的法制内容上,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的规制: 1.市场准入 法制需设置必要的准入条件,以确保交易的安全,对于一些特殊的交易还有必要作出特别的要求。在市场准入问题上,法制应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规定: 第一,银行的技术设施条件。网上银行业务不仅需要银行有必须的相当数量的计算机、微机、自动柜员机(ATM),销售点终端(POS),联成一体的电子营业网点等,而且需要银行有确认合法交易对象、防止篡改交易信息、防止信息的泄露等技术。因此监管机构在审查时,有必要对银行的技术条件进行认真地调查和了解,否则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难于保障,银行的权益也可能遭受侵害。 第二,交易操作规程的完善。完善的银行操作规程,一方面有助于提高银行的服务效益,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电子交易的风险。银行应对客户申请开立帐户、客户授权的声明、一般交易程序的要求等拟订细则。 第三,必要的内部控制制度。网上银行业务的无纸化特点,使得交易的安全与合法更有赖于银行的内部控制机制的健全。违法交易及侵害网上银行交易系统的违法犯罪活动,往往来自内部管理上的疏忽和内部人员的配合。因此,法制有必要对从事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在内控制度上作出要求。 第四,交易种类的区分及许可与限制。不同类型的银行业务在面对面的柜台交易中有风险不同的区别,网上银行业务也有这一区别。监管机构为保证交易的安全,有必要对交易进行区分,并可结合银行的技术条件、经营规模、经营状况、经济调控的需要来限制和许可。即使对于同样的交易,还可根据交易工具的差别来区分是否许可与限制,如通过手机、电话或直接经电子邮件的途径实现的交易。 另外,在监管问题上还会遇到以下问题:网上银行业务的申请,是否必须由各商业银行总行直接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出呢?对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监管,是否意味着所有的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均应取得人民银行的批准呢?如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个人业务目前的服务有:账务信息查询、卡帐户转帐、银证转帐、外汇买卖、B2C在线支付、客户服务、帐户管理、帐户挂失等,这些服务是否均需经人民银行批准?如果这些业务延展到用手机来实现网上银行服务,是否又需要特别的审批或备案程序?借助手机或电话等通讯中介的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上是否应该有所区别?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是否可以申请网上银行业务,其条件如何?这 些问题都有待立法来明确。 当然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机制的构筑,必须既要体现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又要体现法制对公平竞争及效率的追求。 2.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 与传统银行业务相比较,网上银行业务中银行对客户的义务的特殊之处有:第一,交易义务之外的附随义务,即银行履行客户指令要求时,必须使用了交易上合理的安全手段,如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协议》规定:"甲方(银行)发放的客户证书和密码是乙方进入甲方网上银行系统办理交易时确认乙方身份的唯一有效凭证";第二,义务的时限性,由于网上银行交易的速度极为快捷,为使风险分配合理,银行对接受指令前的风险不承担义务;第三,义务履行不当的责任限制,如果银行延误资金的入帐给客户带来损失,赔偿的范围限于资金移动费用、因不恰当处理发生的附加费用以及利息,对于损失产生的结果不负赔偿责任(即结果损害除外);第四,对无权限交易的责任限制,即如果银行对支付指令的确认已经使用了交易上合理的安全手段,则该无权限交易由客户负责;第五,预先声明的义务,银行对于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客户的责任、交易工具丢失的责任、错误的纠正的程序、交易记录的领取方法、交易工具失灵时的对策、电子货币可否兑现、采用的安全技术、交易条件变更的通知等均应作出预先声明和及时通知。 网上银行业务中银行义务的上述特点是由电子交易的独特性决定的,因为网上银行交易的速度极快,而银行所提供的服务之价格又甚低,因此法律分配风险时向银行作了倾向性保护。我国立法尚未涉及这些内容,今后法制的完善有必要借鉴这种取向。 银行的权利则主要表现为收取一定的费用。如中国工商银行的服务协议规定:"乙方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应支付下列费用:1.客户证书工本费为每张人民币100元;读卡器工本费为每台人民币500元;每张客户证书每年服务费为人民币200元;每张客户证书挂失手续费为每次人民币20元。2.电子付款指令转帐付款业务有关费用按照《支付结算办法》规定的标准收取。" 对客户而言,其权利主要是要求银行按其指令及事先约定的要求提供服务,并可因银行过错而遭受损失时向银行追偿。客户除有义务向银行交纳一定的服务费用外,还有以下义务:第一,电子资金移动工具遗失或被盗以后的及时通知义务;第二,保护和控制好交易所需的密钥,如果密钥已被披露,应及时地通知有关当事人,工商银行服务协议规定:如客户证书或密码遗失被盗,应及时到开户银行办理书面挂失手续;第三,谨慎地按照交易规则向银行发出交易指令。 3.签字与认证 网上银行服务过程中交易指令能否真实、准确地反映当事人的意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子指令真实性、完整性的认定。从各国现有的实践来看,传统合同法在此问题上主要依赖于当事人的签字或盖章,且法律往往要求有当事人的亲笔手签或机构的盖章。但是在无纸化的电子交易中,手签和盖章的可行性遇到了挑战,倘若还需经此程序则使电子交易的优点无法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各国在指定电子交易法、电子商务法都肯定了电子签字的合法性。为确保电子签字的安全,法律对签字的要求及有关风险的分担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制。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1)签字的安全性如何界定;(2)与签字有关的风险如何分配;(3)保障签字安全的具体机制的设置等。 为确保数字签字的安全,法律法规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1)明确安全签字的构成要件,使有关当事人能有针对性地判定签字的安全与否;(2)确立有效的识别机制,诸如选择或结合使用口令、密钥识别、指纹识别、声音识别等方法;(3)构建权威的认证机制,尤其是应具有确立法定的认证机构来履行认证职责;(4)明确规定当事人对有关签字风险的责任,以督促当事人谨慎地判断是否为安全的签字。 我国商业银行在立法未规定的情况下,在银行与客户的协议中规定了有关"签字"的问题。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在其"网上银行服务协议"中对电子(客户)证书和密码作了规定。建设银行的服务协议将"电子证书"界定为:"银行交给客户的用以在交易中识别客户身份的电子文件",协议的第4条进一步指出:"银行发给客户的电子证书和密码是银行在提供网上银行服务过程中识别客户的唯一依据。""无论客户实际上是否将电子证书和密码提供给他人使用,均须对该电子证书和密码下完成的一切金融交易负责。如客户已将电子证书和密码提供给他人使用,客户保证不因银行接受并执行了该他人的交易指令而对银行提起任何赔偿要求。"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业务章程》和《网上银行服务协议》也有类似规定。这里的规定倾向于维护银行的利益,因为这意味着,客户对于不可控制的原因而引发未经授权指令经过了安全认证程序时,也应当负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8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光大银行等12家商业银行宣布联合共建国家金融认证中心,这种共建为确保认证机构的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创造了条件,也避免了金融认证标准不一、各自为政、互相封锁的局面,并为建立全国统一的安全认证体系奠定了基础。 当然,关于认证机构的合法性、权威性及其法律责任仍需由法律法规予以明确。 4.交易证据问题 电子交易的无纸化使得纠纷发生时,证据的提供也甚为困难。我国的立法尚未明确规制数据电文证据的法律地位及其认定的具体要求。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3月通过的《合同法》在第11条指出:"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这表明,合同法已经把数据电文视为书面资料,这是否意味着数据电文应归入书证中呢?将数据电文归入书证中比较合理,原因有三:其一,数据电文虽然具有可视性,但更应注意的是其可读性,因为其证明力在于其字符表现的内容,这与普通书证并无区别;其二,数据电文在很多时候就是直接以其所载数据作为证据,尤其是网上银行业务中的电子数据;其三,数据电文的证明力还可以直接通过有纸化的书面形式来表现,这也是许多国家立法要求银行必须向客户提供交易信息的重要原因。 在无纸化的电子交易中,表明交易信息的数据电文的客观性、真实性则是法律所关注的问题。鉴于我国立法尚未明确电子证据的地位,一些银行在其交易协议中对电子证据的地位作了规定,如中国建设银行的服务协议中规定:"网上银行服务中发生的电子凭证和交易记录是确定交易效力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的依据。"这种约定对立法的不足有补充意义。况且,一些国外的立法也允许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电子记录的法律约束力。 网上银行业务中的电文数据真实性的维护义务应由法律来强制性规定,因为一方面银行有义务谨慎保护好记录交易信息的电文数据,另一方面对于纂改、伪造电文数据的违法者予以严厉的制裁。银行在电子化交易中对数据电文的占有,起着主导作用。因为银行对有关服务的信息处理过程的整体负有管理责任,而且它直接占有着有关交易的各种重要电子化信息,特别是我国现阶段的网上银行业务的服务提供者仅限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法律更有必要要求银行维护好有关数据电文的真实性。这不仅对未来发生的纠纷之解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监管机构、 税务机关、审计机关的执法也是极为必要的。 5.事故、故障造成损失时当事者的责任 网上银行业务的正常开展对服务系统的依赖性极强,网络系统的事故和随意所引发的法律责任的追究是银行和客户均为关注的问题。我国法律对此问题尚未专门规制,立法有必要对此进行完善。 第一,电子交易的硬件与软件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交易错误或交易不能。 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有赖于计算机系统、手机等硬件设施的正常运行。这些硬件的质量存在问题可能带来银行客户的损失。由于法律一般都规定银行有义务保障对当事人服务的及时和准确,因此由服务硬件所导致的错误或不能,也应由银行负责。当然,如果硬件所引发的事故是由于硬件设备本身的质量不合格所致,则银行在对客户承担法律责任后,可向设备提供者、生产者追究有关责任。从银行与其客户的关系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角度来看,法律不宜要求客户直接向设备提供商追究责任。 第二,软件或具体操作程序问题导致服务上的迟延、不当或不能,有关的法律责任之承担同硬件质量问题所致的责任承担应是一致的,即应由银行承担责任。由于网上银行业务所需的软件技术的条件如何,直接关系到网上银行服务的质量高低,诸如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报文摘要技术、安全认证技术等都是网上银行业务顺利开展的前提。银行的准确、安全的服务承诺,也是对这些技术条件准备的承诺。如果银行的有关技术条件不足,则自然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但是,问题在于技术条件的要求无法用明确的量化指标来指明,银行在此时的责任承担是基于过错责任还是基于无过错责任原则呢?倘若基于前者,不仅对消费者不利,而且难于确定过错的有无;基于后者,虽然看起来对银行不公平,但既有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也有助于促进技术的改进。 第三,由于第三方——网络经营商的过失所致的事故或障碍,应由网络经营商承担法律责任。但可否由银行先承担责任,再由银行向网络经营商追究有关法律责任?从网络商、银行、消费者三方关系的角度来看,应由银行先行承担法律责任。因为银行在利用网络建立银行服务项目时,网络商对其服务的安全性给予了相应的承诺,而银行又与其客户之间存在服务安全的承诺关系。相反,银行客户则未与网络商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另外,从保护消费者角度来看,也应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当然网络经营商的责任并不能由银行与客户的协议来约定,而只能由银行与网络商的服务协议来进行约定。 第四,因不可抗力导致的事故或障碍引发的责任,应归入免责的范围。在各国,不可抗力通常都是民事责任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的根据之一。但是,不可抗力的具体界定则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因为网上银行交易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交易,影响电子交易而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事件可能有新的表现。传统立法所含纳的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仍然应该纳入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之中。至于黑客袭击网络系统、供电系统停电、通讯系统故障等事故是否可纳入不可抗力事件,则应具体分析。 6.跨国法律适用与管辖权问题 nbsp; 网络的国际化、全球化促成了以网络为基础的网上银行业务及其有关法律问题的国际化。在这种背景下,因各国法律对消费者、银行的权利义务的规定存在差别,而各国的司法管辖又有其固定的范围,这使得法律的冲突、管辖权的冲突都成为不可避免的问题。如消费者拿着国内银行发行的储值卡(prepaid cards)通过网络在国外进行支付。此时消费者与发行银行虽然是一国属民,但是消费者是在国外完成交易行为的,这时便存在交易行为实施地与银行所在地法律和管辖权的冲突。另外,一国的银行还可以向另一国的消费者提供网上银行服务,且两者在交易时分处不同的国家。这种情形下的银行属国的法律和管辖权很难延伸到国外去,而消费者的保护问题也很难依据消费者属国法律来实现。 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借鉴国外的经验,可从如下几方面来规定:第一,首先应肯定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准据法。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选择特定的法律来支配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第二,当事人未作选择时的,可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从如下几方面来决定:(1)支付令发出者与接收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应适用接收银行所在地的法律;(2)受益人的银行和受益之间的权利义务,应适用受益人银行所在地的法律;(3)支付令最初发出者与受益人之间有关资金移动争议,应适用受益人银行所在地法律。 解决管辖权冲突机制的构建:第一,应肯定当事人对法院选择的自主权。因为法院的选择毕竟也是当事人对私权处分的反映。当然,这种选择有赖于当事人的合意,如果当事人之间无法形成合意,则依其他补充机制来解决。第二,当事人未作选择时,需从当事人之间的交易特点来决定,并应优先考虑银行所在地法院的管辖权,因为银行在交易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且银行的所在地相对稳定而易于确定。如果银行机构为"虚拟银行"时,则可根据银行申请注册网址所在地来定银行的所在地。第三,为防止有关国家的重大社会利益不受损害,该相关国家的法院也可根据公共秩序保留的原则来拒绝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法院。 无论法律适用还是管辖权冲突的解决,仅靠国内立法的机制是不够的,有必要重视和加强国际合作途径的运用,这已在一些国际集团的实践中有所反映。我国应积极参与这方面的合作。 王心艳 李金泽 网上银行论文: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思考 摘要:网上银行作为21世纪一种新兴的金融业,其低廉的成本和广阔和前景,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外资银行主要借助网络无极限的优点,实现远程服务、以弥补其网点少、规模小之不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金融竞争归根结底将集中在3条战线:国内与国外(中资与外资)、业内与业外(同业与混业)、网上与网下(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由此,中资银行在应传统业务领域竞争以外,还要在网络金融服务领域内与外资银行展开竞争。本文分析网络银行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目前网上银行发展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网上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建议我国在发展网络银行应采取如下对策:营造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良好环境;培育我国网络银行主体积极发展;加强对网络银行的有效地监管。 绪论 建立在it(计算机通讯技术)之上的网上金融,是一种以高科技高智能为支持的aaa式银行,即在任何时候(any time)、任何地方(anywhere),并以任何方式(anyhow)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它是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将引发金融业经营管理模式,业务运作方式,经营理念风险监管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同时,网络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为网上银行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本文拟在通过分析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一些对策措施。 一、网络银行的运行特点 1、业务智能化、虚拟化。传统“砖瓦型”银行,其分行是物理网络,主要借助于物质资本,通过众多银行员工辛苦劳动为客户提供服务。而网络银行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主要借助智能资本,客户无须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可以自己在短时间内完成账户查询、资金转账、现金存取等银行业务,即可自助式地获得网络银行高质、快速、准确、方便的服务。 2、服务个性化。传统银行一般是单方面开发业务品种,向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客户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银行服务,而因特网向银行服务提供了交互式的沟通渠道,客户可以在访问网络银行站点时提出具体的服务要求,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采用一对一金融解决方案,使金融机构在于客户的互动中,实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主动服务赢得客户。 3、金融业务创新的平台。传统银行的业务创新主要围绕资产业务,针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进行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产品进行改造与组合,满足客户和银行新的需求,而网络银行侧重于利用其成本低廉的优势和因特网丰富的信息资源,对金融信息提供企业资信评估,公司个人理财顾问、专家投资分析等业务进行创新和完善,提高信息的附加价值,强化银行信息中介职能。 二、网络银行发展的前景 随着网络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不断提高,它将成为一个行业,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今后网络银行发展的潜力很大,市场前景广阔。 1、产融网络结合的趋势将会加强。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工作方式的更替,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一大批企业将会设立自己的网站网页,居民也会积极投身于网络银行之中,网络企业的扩展,网络消费者的增加,使众多的网络企业从开展电子商务转而向网络银行结合,相互持股和参股,大企业集团将与传统银行合作共同建立网络银行,提高网络金融服务业务,产融网络化结合将使众多企业和居民对网络平分的可信度提高,对网络平台的依赖性增强,网络客户群将稳定发展,网络银行的经济效益会显著提高。 2、网络银行业务将向多样化、创新化发展。网络银行的出现,使传统银行经受了一场技术革命,传统银行业务将受到挑战,网络银行具有灵活强大的业务创新能力,不仅可延伸改造传统的业务,而且会不断设计业务新品种,创新业务方式,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网络银行利用现代金融技术,大力开展网上交易,网上支付和清单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增加业务收入,利用网上银行为企业和居民进行资金余额查询、账户转移、第三方支持,银行业务通知等基本业务服务,还要利用互联网作为营销渠道,交叉出售产品和服务,如存款产品、消费信贷、保险、股票交易、资金托管等高级业务,并且不断进行升级换代,拓宽技术创新空间和领域。 3、网络银行业务的创新将会推动金融市场网络化发展,并可能再现综合性市场。随着网络银行业务的深入开展,迫切需求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网络化长足发展;反过来,这些市场网络化的发展也能提升和促进网络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网络金融市场的地区整合和行业互动将会带动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和银行合业经营的出现,带动整个金融金融市场深化网络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之间界限模糊,距离缩短,各类市场将混为一体,并且可能出现综合性市场。 4、网络银行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明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步子的加快,世界各国银行业运用并购重组方式积极向海外扩张,采取“打出去,请进来”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扩展业务,占领世界市场。目前,我国海外银行的分支机构多达600多家,引进外资金融机构200多家,估计今后我国海外机构数量扩张的步子要放慢,而主要靠网络银行的发展来增加客户,扩展业务范围。因为网络银行的发展使整个金融市场融为一体,它缩短了国与国之间遥远的距离,模糊了国与国、洲与洲之间的地域界限和文化传统,业务的竞争将变为信誉的主角和技术装备水平及服务质量的竞争,在传统银行基础上的网络银行模式近几年可能有大的发展。但纯网络银行经过结构调整和休养生息后天,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国外网上银行的发展情况 网上银行最早起源于美国,其后迅速蔓延到internet所覆盖的各个国家。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从1996年就开始了网上金融服务,美国银行业 6%—7%的客户使用网上银行系统。 目前,国际上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机构分两种:一种是原有的负担银行(incumbent bank),机构密集,人员众多,在提供传统银行服务的同时推出网上银行系统,形成营业网点、atm、pos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的综合服务体系;另外一种是信息时代倔起的直接银行(direct bank),机构少,人员精,采用电话、internet等高科技服务手段与客户建立密切的联系,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现举例说明这两种银行的发展情况。 (一)高效、快速发展的直接银行:德国的entrium direct bankers entrium direct bankers,1990年作为quelle邮购公司的一部分成立于德国,最初通过电话线路提供金融服务,1998年开辟网上银行系统。目前已经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直接银行之一。截至1999年底,拥有客户77万,其中使用网上银行系统的客户达15万;资产总额38.18亿美元:控制德国直接银行界30%的存款和39%的消费贷款。 entrium没有分支机构,员工共计370人,依靠电话和因特网开拓市场、提供服务。 370人服务77万客户,人均资产达1000万美元,大大高于亚洲的领先银行水平(新加坡发展银行人均资产580万美元,中国农业银行人均资产50万美元);而且entrium认为现有系统完全可以满足250万客户的需求,这一连串数字足以给我国人员臃肿的商业银行敲响警钟。 entrium经营的业务品种主要包括消费信贷、循环周转贷款、信用卡、投资、在线交易等。虽然目前仍以电话服务为主,但正在加速发展网上银行服务,它的网上银行发展战略十分明确:将entrium从拥有网上银行服务的领先的电话直接银行转变为拥有电话银行服务的领先的网上直接银行o entrium的成功归功于它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开拓市场、联络客户、处理业务。 (二)美国银行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优秀代表:wells fargo 根据国际上一家权威的电子商务评价公司,gomez advisors,从使用性能、客户信任 程度、网上资源、关系协调、成本等方面对美国、欧洲等地银行的网上银行服务进行的评比, wells fargo是1999年度网上银行系统使用性能最好的银行,是美国第七大银行,资产总 额218亿美元,拥有5925个分支机构,资本收益率高达34%。目前,它被认为是美国银行 业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优秀代表,网上银行客户数量高达160万,银行网站每月访问人数96万(并非人次);接受网上银行服务的客户占其全部客户的20%。 wells fargo的网上银行系统不仅节约成本,更主要的是带来新增收入和客户:使用网上银行的客户素质好、收入高、账户余额大、需求种类多,银行赚取的收益和手续费收入相对较多;在160万网上银行客户中,15%是由网上银行服务带来的新客户。 wellsfargo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几个因素:(1)及早地开发和使用高科技,包括interneto wells fargo早在1994年就开始投资网上银行,并不断扩大、提高其网上银行的服务。(2)方便、多渠道的服务网络。该行认为,客户需要的是一个多渠道、全方位的服务网络,intemet 仅仅是其服务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服务品种覆盖面广。提供服务的种类包括:账,户管理、投资服务、保险、贷款等各个方面。(4)客户关系维护与客户群体系。 wells fargo认为这一体系对市场开发至关重要,它严格划分客户群,其尊贵客户仅占全部客户的2%,并得到特别的关注与服务。 wells fargo是一个传统的机构银行,它成功地步入网上银行的轨道,可谓亚洲的负担银行开拓网上银行服务的范例。 目前国际金融界的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不同的银行有其不同的发展战略,目前正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intemet的不断发展,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创新,网上银行必将包含银行所有的业务,成为银行主要的业务手段。 四、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现状: 1996年6月,也就是美国开始有了网上银行8个月后,中国银行在因特网上设立网站.开始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社会提供银行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网上银行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设立网站或开展交易性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数量增加。截止到2002年12月,我国正式获准开办交易类网上银行业务的大中型中资商业银行(总资产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已达3家,占全部大中型中资商业银行的50%。 二是外资银行开始进入网上银行领域。目前,获准在中国内地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渣打银行、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等。另外,还有几家外资银行的申请正在审核之中。 三是网上银行业务量在迅速增加。这表现在客户数和交易金额两个方面。2000年底,我国中资商业银行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的客户数为41万户,交易金额6500亿元。到2002年12月底,客户数已超过350万户,交易金额超过5万亿元。业务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 四是网上银行业务种类、服务品种迅速增多。2000年以前,我国银行网上服务单一,一些银行仅提供信息类服务。作为银行的一个宣传窗口。但目前,交易类业务已经成为网上银行服务的主要内容,提供的服务包括存贷款利率查询、外汇牌价查询、投资理财咨询、账户查询、账户资料更新、挂失、转账、汇款、银证转账、网上支付(b2d,b2c)、代客外汇买卖等,部分银行已经开始试办网上小额质押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授信业务。同时,银行日益重视业务经营中的品牌战略,出现了名牌网站和名牌产品。但目前我国尚未出现完全依赖或主要依赖信息网络开展业务的纯虚拟银行。 五是中资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开始赢得国际声誉。2002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网站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为2002年度全球最佳银行网站,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的服务水平已向国际水平靠拢和看齐。 (二)我国网上银行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问题 1、发展环境欠完善。目前我国网络银行业务纵深和宽度都还有限,受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小、终端设备普及程度失衡,客户群体缺乏规模,现代支付体系不完善,信用评价机制不健全,认证中心(ca)体系尚未建成等国情的制约,尚无一家开展网上存款、贷款、账单收付、跨行转账、非金融产品销售等业务。 2、市场主体发展不健全。目前国内网络银行是在现有银行基础格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网络银行延伸服务即所谓的传统业务外靠的电子银行系统,大多只满足存款、汇款、汇兑等业务,只是一个简单化的传统业务外挂,其实只能算照搬柜面业务的“上网银行”。目前,国内网络银行一方面盲目攀比,盲目地引进与投入;另一方面技术手段停留在低层次,缺乏内涵,缺乏适合市场的特色。更难 “客户导向”了,一些银行对网上银行发展方向的认识模糊,仅把它当作扩大传统业务的手段,因而发展缓慢。 3、监管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出台,网上银行市场准入的要求也开始规范化。然而,商业银行过去那种在技术上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避开监管的行为还会出现,网络金融的监管要纳入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整体管理框架中考虑,同时制定国际性标准。就此而言,监管的成熟之路还很长。 五、实现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对策分析 面对五年过渡期的快要结束,外资银行将全面进入中国,网络银行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重要战场,中国及中国的银行应当增强竞争意识,增加竞争本领,惟有迎难而上,苦练内功,学会“与狼共舞”,才能“招狼为婿”,在竞争中壮大自己。 (一)营造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良好环境 1、大力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扩大网上银行的生存空间,电子商务与网上银行的发展空间取决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的水平,信息终端以及信息知识的普及程度。因此,要加强网络信息基础建设,尽快普及计算机及网络知识。现阶段必须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如果落后三五年,今后可能差之千里,必须进一步推广应用网上银行成果,使国民通过感性认识,感觉到网上银行发展对我国信息化、自动化、现代化的优势,感受到网上银行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感知到网上银行迅速发展没商量,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国民素质,更新理财观念,大力发展互联网业务,提高银行体系网络化水平,这是推动网上银行发展的前提,也是当务之急。 2、结合信贷登记系统和存款实名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要积极推行“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在建立和完善企业信贷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开发和推广个人信贷登记系统,逐步实现贷款信息共享,为防范信贷风险服务,还可以以居民存款实名制为基础,开发个人信用数据库,用以提供个人信用报告网络查询服务、个人信用资信认证,信用等级评估和信用咨询服务,逐步建立个人信用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组织进行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个人信用体系。 3、建立和规范安全认证体系。资金在网上划拨,安全性是最大问题,发展网上银行业务,大量经济信息在网上传递。而在以网上支付为核心的网络银行,电子商务最核心的部分包括ca认证在内的电子支付流程。国内不少银行都在做网络银行业务,但都因为法律、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最后只能实行局限交易,也就是说国内目前的网络银行还不能算真正的网络银行,只有真正建立起国家金融权威认证中心(ca)系统,才能为网上支付提供法律保障。目前中国金融ca工程已正式启动,商业银行及有关金融机构进行电子商务的网上相关法规必须研究制度,逐步为网络银行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4、建立统一的支付网络体系,解决跨行结算体系。支付网关连接消费者、商家和银行,是商业银行系统与公共网络联系的桥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银行资金平衡能力脆弱,超负荷经营态势严重,直接制约了银行内控机制的建立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而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银行系统内不同行之间结算资金和资金收付而引起的债权债务的清算方式,为了彻底改革这种传统的联行业务体制,必须尽快建立资金汇划清算系统的高速公路,而建立这种支付网关,需要选择与各商业银行既紧密联系又权威性、公正性,又可按市场化运作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建设,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会员制机构。 5、建立健全自身的网络安全系统。随着网上银行业务发展,必然出现很多金融业务创新,也必将涉及到现行金融管理体制和政策的空白点或禁区。同时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系统极易遭受黑客和病毒的袭击,内部技术和操作故障都难以避免,而由此产生的损失则因我国涉及到网络交易方面的条款还不健全,各方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网络环境下,银行业一些传统业务的风险将被放大,使银行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银行应尽快建立计算机网络的安全体系,不仅包括防范计算机犯罪、防病毒、防黑客,还应包括各类电脑识别系统的防护系统。以及防止自然灾害恶意侵入,人为破坏,金融诈骗等各类因素。 (二)积极转变观念,加强网上银行经营管理 1、建立新型的银行组织管理制度,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网络银行发展使传统商业银行组织管理制度发生变化,银行业是一种具有规模经济特质的行业,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实现规模经济的基本途径是组织体系的分支行制,而网络银行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仅使传统的银行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发生变化,而且正在使传统的银行外部组织结构由物理形态向虚拟形态变化实现银行规模经济的基本途径已不再是分支行制,而是技术、创新和品牌,这是就外部组织制度而言,从内部组织制度看,随着商业银行外部制度的变化,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结构由垂直式形态向扁平式形态发展。从而多层次的内部组织制度将被平行式的制度所替代,银行内部的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会大大降低。我国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机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树形结构,即由商业银行总行下辖多个一级分,一级分行下辖多个二级分行,二级分行下辖多个支行的总分支行组织机构形式,这种组织机构形成大多按行政区划对等设置,管理层次多,管理机构庞杂,业务上的条块分割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冗员较多,管理的成本高,不利商业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商业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即时沟通了各分支行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联系,网络中的各个成员可以直接从职能管理部门获取管理指令和反馈管理信息,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的各种授权,授信等均可通过网络实时实现。银行组织结构的变化使得银行对金融理论、金融技术、软件开发数值分析,法律等方面的高级人才的需求将会日益上升。从现在起银行必须有所准备,建立起银行内部的人才库。 2、树立全新的银行理念。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银行业拓展全新的服务,以此来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提高智能化、标准经、个性化的业务发展模式。因此,要求银行在经营管理的指导思想中,只有客户这个中心,而没有其他的中心,银行运作所有的构件都是为了客户这个中心服务的。从国际经验看,客户导向的服务理念经历了客户至上,客户第一,客户满意,增加客户价值四个阶段。在客户至上阶段,把客户放在银行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图的上方,体现了银行的服务姿态;在客户第一阶段,把客户放在银行工作日程表的前端,银行全体人员和全部行为都围绕客户,客户的事情是银行工作的重心;在客户满意阶段,把客户的需求和利益放在前面,调动所有资源让客户感到满意,以客户的满意程度作为评价银行工作的标准;增加客户价值是目前客户导向理念的最新表现,在这一阶段,把客户资产价值增加放在首位,让客户享受增值服务。进入90年代后,我国银行业在商业改革进程中,“客户中心论”的研究和实践才露出端倪,银行初步认识到客户对于银行经营唇齿相依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为表面和肤浅的水平上,而没有从本质内涵上认识到银行离开了客户,不重视客户,自身的发展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3、开发新的产品服务,进行全新的业务拓展,银行业务拓展、银行业 实施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的结合,采用新的业务开拓视角,新的操作方式,金融服务的延伸来赋予传统业务以新的内涵外延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增强网上银行支付的灵活性功能。网上银行要适应客户在电子网络上进行买卖交易时的支付与结算需要,就必须创新与电子网络交易相关联的交易支付手段和金融工具产品,必将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的支付手段产生深刻的影响。网上银行新的交易支付手段主要有数字现钞,电子支票,电子信用卡,其他电子金融工具。新的产品及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线上市场销售、线上或电话客户服务(如透过网上、电话申请信用卡)、客户遥距操作及结算(如电子信用证)、线上产品资讯服务(如线上查询存款利率)、数码货币系统、电子信用卡支付系统、电子支票支付系统、网上电子现金产品(如数码现金、电子货币)等等网上银行还可以对传统的银行金融工具进行电子化改造,以提高这些业务的办理效率与质量,改善对客户的服务,降低经营管理的成本,扩大银行的收益水平。例如,基于电子网络系统的电子承兑汇票、电子信用证、电子抵押担保等等业务的开发与运营,无疑会给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注入新的活力。未来银行、证券公司的营业据点可能只剩最前线的服务人员,看不到他们身后一排接一排的复核主任、副理等业务执行人员。而行员、业务员的角色,也将转型成理财、投资、财务顾问,提供各种理财产品的服务、咨询。 (三)强化银监会对网上金融风险的监管 一般认为,政府之所以要对金融机构实施广泛的监管,是因为存在着市场缺陷。这些缺陷包括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缺陷加上银行业较强的外部性和天然的脆弱性,都极易给消费者带来消极影响。引发消费者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最基本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和提升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传统的监管体系正是这一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针对网络银行而制定的新的规则或指导性规范主要包括: 1.市场进入。大多数国家都对设立网络银行有明确的要求,需要申报批准。这些要求一般包括;注册资本或银行规模;技术协议安全审查报告;办公场所与网络设备标准;风险揭示与处置规划;业务范围与计划;交易纪录保存方式与期限;责任界定与处理措施等。其中,对于网络分支银行,一般还要求其母行承担相应的承诺。 2.业务扩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业务范围,除了基本的支付业务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网络银行经营存贷款、保险、证券、信托投资、非金融业务、联合经营等业务,以及所采用的方式等;二是对纯网络银行是否允许其建立分支机构或机构等。 3.日常检查与信息报告。一般都要求网络银行接受各监管机构的检查,除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检查以外,还包括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客户资料的保密与隐私权的保护、电子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检查。除此之外,对网络银行普遍要求建立相关信息资料、独立评估报告的报告备案制度。 网络银行的金融监管应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将网络银行业务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畴,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完善现行法律,补充适用于网络银行业务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便促使网络银行的经营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制定网络银行的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结合网络银行业务的特点、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办法;加强国际间的网络银行监管合作;加强金融监管人员的计算机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等。 网上银行论文:美国网上银行运营模式分析及启示 网上银行(Internet Banking),亦称网络银行(Network Banking)或电子银行,是依托因特网的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型银行服务手段。它借助因特网遍布全球的地理优势及其无间断运行、信息传递快捷方便的时间优势,突破传统银行的局限性,利用Internet技术为客户提供综合、统一、安全、实时的金融服务。网上银行的出现,打破了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代表了未来银行的发展方向,给该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目前,网上银行存在两种典型的发展模式:一种是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上的虚拟银行,在这种模式下,所有的银行业务都依赖互联网或电话来完成,如美国安全第一网上银行(SFNB);另一种是在传统银行基础上,将银行业务拓展到互联网上完成,从而使得有限的营业网点通过互联网延伸到无限的客户中去,如美国的Wells Fargo银行。后者是目前大多数网上银行所采取的模式,而前者则是未来网上银行的发展方向。因此,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网络银行上的先进经验,不仅会对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带来有益启示,而且对我国更好应对WTO之后银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美国网上银行的发展概况 1995年10月18日,安全第一网络银行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对公众开放。最初SFNB通过S1数据处理和客户服务中心只提供基本的互联网对账服务,后来又增加了利息核对和储蓄账户、存款凭证、货币市场账户和信用卡功能。在推销网上银行服务时,面临的主要挑战还是消费者对安全性问题的忧虑,对此,SFNB实施了一系列策略,以赢得客户对网上银行的信心。SFNB向存款人保证其资金的安全性,“SFNB无风险保证”是SFNB在营销方面对安全性问题的回应。SFNB承诺,对于未经授权的资金转移、银行错误或安全性破坏,它将提供100%的赔偿。另外,SFNB提供了一个三个层次的网络安全系统,以保护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交易。首先,对通过公共网络传送的信息进行加密,当通过互联网在客户和银行之间传送数据时,加密可以阻止其他人浏览或修改信息。其次,防火墙和过滤器构成了该体系结构的第二层。之外,可信的操作系统通过“隔离客户账号”为储存在银行(即保管库)的信息提供了保护。 网上银行的基本信念就是便利性。SFNB在客户服务的“便利性”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每年营业365天,每天营业24小时。通过电子邮件或免费热线,为客户提供充满活力的、全天候的客户服务支持。另外,SFNB通过提供免费的服务、较低的费用和较高的存款利率,把降低了的经营成本转移给客户。如该银行的普通支票账户每月收费3.95美元,并对最初的200张支票汇单免收费用,以及免费的、无限制的纸基支票出单。有息支票账户则提供无限制的电子账单支付,每月仅收费4.5美元,而其他的金融机构针对账单支付平均每月收费7.95美元。另外,SFNB的货币市场账户还提供了一系列的选择:对于金额在2500美元和9999美元之间的存款,年收益率为3.5个百分点;6个月存款证的收益率为5.9个百分点,这两项利率在全美国都是属于最高的。 由于SFNB 不必维持成百上千的物理的营业网点,所以它就能够在客户服务和支持方面作出更多的投入。通过安全的上网设备,客户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登录该金融机构并访问自己的账户,完成电子账单支付、购买存款证、查询账单和对账单、跟踪特定的股票等。SFNB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界面来获取个人财务管理工具。比如,SFNB自动更新账户信息;为客户提供工具,以管理预算、对账单进行分类、生成客户化的消费报告单;以及为客户提供最新的、个人财务的在线评估。正因为这些便利措施吸引了很多存款和客户。到1996年10月(即SFNB 成立一周年之际),SFNB 开设了大约7000个账户,总存款额超过2000万美元,增长速度极快。 在营销方面,为了将网上银行的优点传达给消费者,SFNB把“旗标广告”放在了各种流行的Web站点上,其中包括Web搜索引擎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的主页。它使用有趣的形象设计、激励性的口号、提供各式奖品的产品知识竞赛以及其他娱乐项目来突出互联网银行的便利性和技术优势。作为对在线宣传战略的补充,SFNB还利用其他的机制来收集客户的反馈信息,其中包括有关收费和利率的在线调查、对服务的贝塔测试以及用来确定客户基本情况(如年龄、性别、收入水平、上网时间等)的在线注册簿。这样,SFNB不仅使客户了解到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且提高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 从SFNB的发展可以看到,它是一种完全建立在互联网上的虚拟银行,所有的银行业务都依赖互联网或电话来完成,而美国另一家网上银行,即Wells Fargo银行则是在传统银行基础上,将银行业务拓展到互联网上完成,这也是大多数网上银行所采取的模式。Wells Fargo是美国第七大银行,资产总额2180亿美元,拥有5925个分支机构,资本收益率高达34%.目前,它被认为是美国银行业提供网络银行服务的优秀代表,网上银行客户数量高达160万户,银行网站每月访问人数96万人(并非人次);接受网络银行服务的客户占其全部客户的20%.Wells Fargo的网络银行系统不仅节约成本,更主要的是带来新增收入和客户,在160万网络银行客户中,15%是由网络银行服务带来的新客户。Wells Fargo是一个传统的机构银行,它成功地步入网络银行轨道,可谓传统银行开拓网络银行服务的典范。 二、 美国网上银行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未来银行的发展趋势必定是网上银行。尽管我国网上银行业务已经开始起步,但总体上发展速度较慢,电子商务交易量小。据统计,目前网上银行业务量占银行业务总量的比例还不到0.1%,网上银行的盈利能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服务项目少、范围窄,一些网上银行主要提供银行业务介绍、企业客户的帐户余额及交易查询等非盈利性服务,没有真正开展网上金融支付交易。从表面上看,国内银行对“网上银行”都虽有所涉及,但由于初期投入较大,短期内没有盈利的希望,使得企业及银行在网络经济的问题上雷声大、雨点小。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登陆,其网络银行业务的开展将对我国商业银行构成极大的挑战。因此,借鉴美国网络银行发展的先进经验,不仅对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带来大量经验及启示,而且能使我国更好地应对WTO之后银行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1.信息技术是网络银行的核心,银行产品和服务的全球化与商品化依赖于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银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依赖于信息技术的完善。美国的SFNB运用S1数据处理和客户服务中心,并提供了一个三个层次的网络安全系统,以保护在互联网上进行的交易。因此,我国银行业要重视网上银行业务的技术开发,并且提高对“防火墙”、身份认证(CA)、安全系统层SSL协议、安全电子交易SET标准及其他技术措施的要求,在这方面可以与计算机网络通信服务商、资讯科技服务商等其他非银行服务机构合作经营,共同发展。 2.要重视网络人才的培养,特别是同时具备网络知识和金融知识的人才培养。Wells Fargo银行在自己的网上银行开业前的2-3年就开始着手进行准备工作。虽然我国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都建立起自己的网站,但在网站的构架和服务内容上,仍然离电子商务和网络经济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资金、人员等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银行与高新技术产业结合不紧密,造成网络金融市场规模小、技术水平低,覆盖面小,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业务的电脑化上。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如果想发展网上银行,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通过在职培训、引进内地专业人员、联合培养等方式做好人才的储备工作。 3.IT的发展及因特网的普及使得资讯企业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逐步实现向银行业渗透、争夺银行业市场份额成为可能。网上银行便捷、灵活的服务方式强烈地吸引着客户——尤其是高层次、成长型、高价值的年轻客户的“注意力”,而这种注意力将成为21世纪商家争夺的焦点及银行利润的来源。如SFNB的客户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登录该金融机构并访问自己的账户,完成电子账单支付、购买存款证、查询账单和对账单、跟踪特定的股票等,并可以通过互联网界面来获取个人财务管理工具,进行个人财务的在线评估等。而目前我国的网上银行只是在传统银行基础上,将一些银行业务拓展到互联网上完成而已,服务项目少、范围窄,更多的是提供银行业务介绍、企业客户的帐户余额及交易查询等非盈利性服务。因此,随着WTO后外资金融机构的大举登陆,我国网上银行必须强调多样化、个性化的银行产品,开展银行金融产品创新,建立起能满足不同收入阶层需要的理财服务体系,建立单个客户的资料信息库,以全面把握该客户的金融交易和投资个性等。 4.由于网上银行维持费用较低、辐射范围广、信息传递快捷等优势,使得该行业的进入壁垒较低。鉴于网上银行业务的差异性小,网上银行业一定要重视市场营销的作用,建立自己的服务品牌,以获得更多的客户。如SFNB,使用有趣的形象设计、激励性的口号等,把“旗标广告”放在了各种流行的Web站点上,包括Web搜索引擎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的主页,以接触那些能够上网的消费者,在WWW上树立它的品牌。作为对在线宣传战略的补充,SFNB还利用其他的机制来收集客户的反馈信息,包括有关收费和利率的在线调查、对服务的贝塔测试以及用来确定客户基本情况的在线注册簿。通过这种营销,SFNB不仅使客户了解到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且提高了自身品牌的知名度。而在国内信用体系发育程底较低,许多企业更倾向于面对面的传统银行服务的情况下,我国网上银行业在保证安全交易的前提下,更要重视市场营销的作用,建立自己的特色服务品牌,以争夺到更多的客户。 网上银行论文: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与监管 现代网络技术,尤其是因特网技术在传统银行业的应用,产生了网上银行,使银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机构的角度看,网上银行是指通过信息网络开办业务的银行;从业务的角度看,网上银行是指银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传统银行业务和因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兴业务。 网上银行在其发展初期,由于存在的安全性问题及其虚拟性特征,人们对其发展存在疑虑,但从近几年的发展情况看,网上银行已逐步走向成熟。在美国,到2001年底,已有71%的国民银行在因特网上建立了网站,50%的国民银行能提供交易类银行业务,所有的大型国民银行(指总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均能提供交易类银行业务。世界银行预测,到2005年,工业化国家网上银行在银行业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8.5%上升到50%,新兴市场国家将由目前的1%上升到20%,B2B交易量将达6.3万亿美元。 随着网上银行发展的逐步深入,其对银行业发展和银行业监管当局监管工作的影响逐步显现。在我国,网上银行近年来获得了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的发展和监管问题也日益引起关注。 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现状 1996年6月,也就是美国开始有了网上银行8个月后,中国银行在因特网上设立网站,开始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社会提供银行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网上银行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设立网站或开展交易性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数量增加。截止到2002年12月,我国正式获准开办、交易类网上银行业务的大中型中资商业银行(总资产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已达8家,占全部大中型中资商业银行的50%。 二是外资银行开始进入网上银行领域。目前,获准在中国内地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渣打银行、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等。另外,还有几家外资银行的申请正在审核之中。 三是网上银行业务量在迅速增加。这表现在客户数和交易金额两个方面。2000年底,我国中资商业银行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的客户数为41万户,交易金额6500亿元。到2002年12月底,客户数已超过350万户,交易金额超过5万亿元。业务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 四是网上银行业务种类、服务品种迅速增多。2000年以前,我国银行网上服务单一,一些银行仅提供信息类服务,作为银行的一个宣传窗口。但目前,交易类业务已经成为网上银行服务的主要内容,提供的服务包括存贷款利率查询、外汇牌价查询、投资理财咨询、账户查询、账户资料更新、挂失、转账、汇款、银证转账、网上支付(B2B,B2C)、代客外汇买卖等,部分银行已经开始试办网上小额质押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授信业务。同时。银行日益重视业务经营中的品牌战略,出现了名牌网站和名牌产品。但目前我国尚未出现完全依赖或主要依赖信息网络开展业务的纯虚拟银行。 五是中资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开始赢得国际声誉。2002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网站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为2002年度全球最佳银行网站,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的服务水平已向国际水平靠拢和看齐。 网上银行发展带来的挑战 网上银行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银行业务流程的再造,优化了经营过程,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金融活动参与各方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有效的支持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银行业务的虚拟化,突破了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价值观念和管理方法,改变了现有银行业的竞争格局,形成了新的银行业组织形式。使银行机构的传统角色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也使金融风险更具复杂性和蔓延性,对银行经营管理和外部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与挑战。 一是网上银行将改变传统银行的竞争格局。以往金融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网点数、从业人员数等方面,而在网络经济时代,无论金融机构规模的大小,在网络上都是平等的,大、中、小金融机构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传统商业银行的分支行网络和雇员逐渐成为银行拓展业务的沉重负担,金融业的竞争将主要是金融产品的功能和金融服务的质量的竞争,许多金融机构将有机会在网络上利用其优秀的服务重建自己的地位,中小金融机构可凭借技术优势掌握商业先机,赢得传统金融时代难以得到的客户资源和竞争优势。 二是网上银行将改变传统银行业的经营模式。网络信息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打破了传统银行业务的地域、时间限制,理论上,银行可以全天候地连续运行,可吸纳本地区、本国乃至国外客户,可以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在更广的地域和范围开发新的客户群,开辟新的利润来源。这样,银行的业务战略不能再局限于某一个市场,竞争对手不再限于某几家银行,任何一家银行,即使是很遥远的金融机构都可以成为潜在的竞争对手。与传统银行业相比,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下降,利差大大降低。银行无法再靠资金规模、网点优势或其他垄断优势盈利,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定价策略。 三是网上银行增加了银行业风险管理的难度。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网,亡银行的风险具有了跨行业性和外牛性。跨行业性就是其风险超出了传统意义上金融风险的概念。风险不仅产生于市场价格的波动、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且产生于软硬件配置和技术设备的可靠程度,技术性风险成为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的重要特征。网上银行业务的外生性是技术性风险本身的主要特征。由于以上风险问题的存在,前几年,在一些国家,客户顾虑安全、服务质量等问题,接受网络金融服务的趋势并不明显。许多银行只把开发网上银行业务当作保留客户和提高银行形象的手段,并没有视为一个利润中心来对待。 四是网上银行的兴起,增加了监管的难度。仅从网上银行本身业务的内涵和属性看,网上银行已经具备了新的风险特征,改变了传统银行业务的提供方式和银行运作的存在形式,要求银行监管当局在监管内容、手段、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首先是监管当局将不得不在评价银行机构业务风险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银行运行的技术性风险,也就是安全性的评估;其次,银行向客户提供的产品进一步走向综合化,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的交叉程度加深,分业管理的难度加大,监管的边界更加模糊;再次,大量交易由有形走向无形,纸质凭证逐渐被电子凭证取代,交易频率增加,交易量随之增加,传统的监管方式将难以对交易的风险、合法性和合规性进行评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因特网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打破了银行业务经营的地域界限和行业界限。一方面,跨地区、跨国境经营将变得更加便捷,任何一个地方的客户都可以选择在传统情况下无法选择的异地银行,任何一家银行都有可能给在传统条件下无法接触的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另一方面,非金融机构,如网络公司或商贸集团,完全可以借助自身的技术优势或业务与客户优势,为其客户提供银行服务。这将直接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体系结构的内容,对一些地区或小国家来说,存在着不需要拥有自己的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完全可以依靠选择大型国际性金融机构跨境提供服务。 此外,网上银行也为金融业混业经营提供了载体,促成了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新型合作方式,对分业经营模式和现有法律法规框架体系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切均增加了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难度。 对我国来说,网上银行的发展还面临以下挑战。首先,我国银行体系还不够完善,目前还有较多问题尚待解决。在传统银行的管理经验尚未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网上银行,存在一定的风险。其次,我国缺乏网上银行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信用制度也不够完善,缺乏社会信用评估机构,人们的信用意识比较薄弱,支付方式仍然以现金为主。再次,我国缺乏保障网上银行和电子商务活动有效开展的法律框架体系,一些基础性法规如(电子商务法)尚未出台,电子凭证的有效性、数字签名的合法性问题尚未解决。最后,占我国银行业主体的中资银行的综合性管理人才和监管当局的电子银行监管人才非常缺乏,业务人员和监管人员对网上银行的认识并不充分,现有的业务经验和管理制度不能满足发展网上银行业务的需要。目前,大部分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中资银行,普遍强调业务的发展,忽视了对网上银行业务安全性的评估和管理,这是中资银行发展网上银行的极大隐患。 银行监管当局发展和监管网上银行的对策 有挑战就意味着有机遇。发展网上银行,是对我国银行业传统的相对低效的经营管理方式进行再造、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整体竞争力、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机遇;发展网上银行,将有助于我国银行业加快国际化进程,向国际水平靠拢。 银行监管当局充分认识到网上银行发展对中国银行业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中国银行业体系存在的问题。考虑到网上银行是一个新事物,在未完全掌握网上银行发展的规律性之前,重要的是先发展起来,“摸着石头过河”,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从实际情况出发,银行监管当局对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与监管,近年来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策略。 (一)依据积极审慎的监管原则对网上银行实施市场准入监管 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监管当局对“鼠标+水泥”型的网上银行,即已经持有银行营业执照的传统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一般经过市场准入审核程序,只对纯虚拟银行进行市场准入审核。经过认真研究,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将现有银行新开网上银行业务纳入市场准入体系。主要是考虑网上银行业务具有独特的风险内涵和表现形式,对网上银行业务进行市场准入监管,对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将有利于提高银行对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的管理能力,促进网上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在具体审核过程中,监管当局遵循了积极审慎的审核原则。一方面,鼓励商业银行进行机制再造,发展网上银行业务;另一方面,对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能力进行严格审核,严格评估银行网上银行业务运作系统的安全性。 (二)加强网上银行发展与监管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 依据积极审慎的原则,2001年6月,银行监管当局制定和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商业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和风险管理要求; 2002年4月又贯彻该办法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了对商业银行经营网上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2002年4月,银行监管当局组织成立了“网上银行发展与监管工作组”,以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专家的力量,为发展和监管网上银行研究和制定政策。目前,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网上银行安全性评估指引”,对商业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在安全性方面提出更系统、更具体的要求;对网上银行业务的跨境银行业监管、网上银行业务的电子化凭证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同时,成立课题小组,充分借鉴国际最佳做法和利用现成的研究成果,研究和设计对网上银行的监管框架。 (三)强化对银行监管人员和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的培训 人才缺乏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网上银行业务的一个主要制约因素,培养一批掌握网上银行业务风险管理和方法的综合性专业人才是推进我国网上银行稳健发展的关键。针对银行监管人员普遍对网上银行认识不足的特点,银行监管当局没有急于对银行开办网上银行业务进行现场检查,而是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系统的网上银行风险监管培训。同时,通过不同形式要求商业银行注重对业务人员的培训。为配合培训的需要,银行监管部门还组织人力编写了《网上银行风险监管原理与实务》和《金融干部网上银行知识读本》,充分借鉴国内外关于网上银行发展和监管的研究成果和有益经验,介绍网上银行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风险特征和经营管理要求,介绍对网上银行的监管方法和监管工具,以普及网上银行以及电子商务知识,提高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和商业银行业务人员的风险管理能力。 当然,要实现对网上银行的有效监管,促进我国网上银行的稳健发展,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仅仅是基础性的。下一步,需要将对网上银行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纳入人民银行正规化监管计划和内容之中,并推进对网上银行业务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制度化和系统化,进一步加快对网上银行的法规建设进程。 银行从业人员和监管人员要认识到网上银行是银行业发展历程的新事物,代表了银行业的发展方向,要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认真学习和研究网上银行,了解网上银行的特性和规律性。通过发展网上银行改造我国银行业的现有运作方式,提高我国银行业的竞争能力,推动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 网上银行论文:入世后网上银行发展之若干法律问题 摘要:现今,全球银行业正经历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网上银行顺理成章的成为这一时代的见证和表征。WT0体制下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将令网上银行业务成为同业竞争的焦点所在。现行监管模式和法律规制在网上银行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已不能适应网上银行蓬勃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试图就针对有关网上银行及其业务的监管模式、归责原则、犯罪惩治等相关法律问题加以探讨,并提出一些浅见。 关键词:网上银行 监管模式 民事责任 犯罪惩治 因特网(Internet)仿佛是一幅徐徐展开、一望无垠、美不胜收的巨幅画卷,每一寸延展都孕育着无限的良机。信息技术与金融全球化的高度结合,使金融服务业进入极富挑战的时代——网络金融时代。传统意义上的银行业将渐行渐远,崭新的银行模式——网上银行,正在网络金融时代诞生。 一、网上银行及其立法定位 1995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家网上银行——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SFNB),自此网上银行进入了爆发式的“量子跃迁”时代。美联储对网上银行(Online Bankin9,Internet Banking或Network Bank)的定义是:利用互联网为其产品、服务和信息的业务渠道,向其零售和公司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与传统的银行相比,其特点在于:通过因特网这一媒介为客户提供服务。由此,其优势便表现在: 1.设立和经营成本较低,包括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网上银行以因特网为媒介,故只要建立为客户服务的终端即可,可以大大节省传统银行营业网点的物质投入和建设周期。同时,网上银行在经营方面自动化程度较高,传统上由人工完成的业务均可由计算机程序自动完成,大大节省了运营成本。 2.方便客户。网上银行的任何客户(Anyone)可以随时随地通过互联网办理各项银行业务,享受在任何时问(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以任何方式(Anyhow)提供的全天候银行服务,无须远行,无须久等。 根据WTO有关协议,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并且我国入世时所作的金融服务承诺中,对外资银行服务商业存在的市场准入没有法律形式和外资股权比例的限制,相对于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行业是最为宽松的。因此步入金融业全面开放时代,中外资银行业竞争必将日趋激烈。而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从根本上就是高技术或者说是网上银行的竞争。原因是国内银行抵御境外同行的最大优势在于网点,不管实力多么强大的境外银行,谁也不可能在中国突然密布网点,在中国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而网上银行业务提供了类似的可能性。已经通过网络革命洗礼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后,肯定不会在营业网点上与中国同行进行正面竞争,而会注重用电子化、网络化手段来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吸引到企事业单位、知识阶层等最可以实现其价值的客户群。2002年,香港东亚银行最先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成为首家获准在内地经营网上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此后,汇丰银行、渣打银行、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等也纷纷“抢滩登陆”。如何面对外资银行在因特网平台上的竞争,将是内资银行所无法回避的问题。然而,目前中国仍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管理政策,很多发达国家却都实行了混业经营,外资银行凭借该优势可以向我国用户提供诸如抵押融资、信托、融资租赁、保险、证券承销等全方位一条龙服务,对我国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构成极大的挑战。 法律作为适应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出现的社会产品,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保障和促进作用。网上银行作为一种蓬勃发展的新生事物,对法律的调整提出新的要求。在WT0体制下,国内法即使可以对内资网上银行提供保护,其力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并且从长远来看难言利弊。当前在网络银行领域,法律的作为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1.清除在网上银行发展中不适当的法律、政策上的障碍,为中外资网上银行的同台竞技创造公平的秩序和公开的平台。2.完善经济法对于网上银行经营活动中若干问题的平衡作用,规制网上银行的不当行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3.加强法律层面的国际合作,协力进行风险防范,共同打击通过网上银行进行的犯罪行为。 二、网上银行的监管 (一)网上银行之于传统银行业监管模式 网上银行仍然是银行,需要经济法发挥平衡经济运行的功能,要求公权力介入加以监管,以降低银行业的经营风险和国家金融风险,并保障社会和公众利益。然而,网络银行又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银行的特点,从而对传统的银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1.网上银行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金融区域界限和行业界限,使得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不断加强。即使在我国尚未放开分业经营的限制之前,国内的银行、证券、保险、典当等金融部门仍然可以利用网上银行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加强彼此间的合作,提高各方的综合服务能力,从而既获得混业经营的优势。根据央行《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条的规定,银行经过央行审批,可以通过互联网开办与证券业、保险业直接相关的新的业务品种。金融市场网络化为期不远,网上银行、网上证券、网上保险、网上信托、网上典当实现对接指日可待。故以往按业务标准将金融业划分为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和典当业的做法已失去现实意义,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商务部(主管典当行)形成的金融监管模式也难免力不从心。故此,传统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将必须被“全能经营、统一监管”模式替代,打破行业的藩篱,建立综合性的金融监管机构势在必行,相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应由“机构监管型”体制过渡到“功能监管型”体制。 2.网络的无界性使一项金融业务的开通将迅速普及到一家银行的各个分支机构(网络终端),客户轻轻一点鼠标,便令传统的监管方式鞭长莫及。这将宣告传统监管方式下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实行分区域逐一严格审批的传统监管方式成为历史,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将是金融业务“一通百通”的局面。相应地,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思维和监管方式应当与时俱进,调整到位,将网络金融的监管纳入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整体管理框架中考察和运作。 3.网上银行的无国界化与金融监管的国家主权化之间的矛盾会日益加深,将使各国中央银行对金融市场的单一监管的有效性大大减低,网上银行监管的国际性标准、国际化合作日益重要。要认识到过分强调一国金融业的特殊性,有可能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体系外的“孤岛”而在竞争中失败。因此所谓“中国特色”,不应成为中国金融业与国际接轨的藩篱,要对之进行权衡利弊,去伪存真。加强与他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并建立起全球化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网络金融时代各国中央银行监管共同面临的新课题,中国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并以一个金融大国的姿态积极推动制定一部相关的国际法规则,作为协调各国金融监管意志的普遍性规范。 4.网上银行不但具有传统银行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等,而且还由于其特殊性产生了基于信息技术投资的系统风险和基于虚拟金融服务品种的业务风险。因此,监管当局不仅需要参照传统银行的监管标准,进行一般的风险监管,而且还要根据网上银行的特殊性进行技术性安全与管理安全的监管,即保证网络交易双方的身份、交易资料和交易过程是安全的:支付系统提供服务的网络主机系统和数据库是安全的,并且要对跨界金融数据流和网上银行网站上提供的各种网络金融服务广告进行监管等。 同时,换一个角度来看,监管当局对银行的监管也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具有了新的可能。比如,对网上银行资本充足性的监管就可以利用国际互联网实现真正的实时预警,从而及时防范和化解网上银行的各种经营风险。[6]因此网上银行的发展对于银行业的监管而言,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也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在网上银行监管立法方面,应当化矛盾为统一,化戾气为祥和,在加强监管的同时,鼓励积极的金融创新,使网络银行始终在正确、规范的轨道上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由于网上银行正在发展之中,对于网上银行的监管及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网上银行监管体系,但也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国际经验,巴塞尔委员会《电子银行风险管理原则》、美国《总监手册一一互联网银行业务》等,都值得借鉴和思考。而我国《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均没有网上银行业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2001年6月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2年4月还了贯彻该办法的通知),对网上银行业务监管仅停留在审批环节。2005年11月中国银监会公布的《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在第七章专门规定了“监督管理”,但线条仍然较粗,在立法层次上也明显偏低,不能够满足网上银行蓬勃发展的现实需要。 (二)网上银行的市场准入 鉴于现代金融市场的高风险性,进入此领域的经济主体必须具备不同于一般行业要求的主体资格,否则就难以适应金融领域的竞争与发展。故而在立法上要对网上银行的进入施以严格的资格控制,以最大限度的减少主体的不适应性与风险性。 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对传统银行的设立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即有符合《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有一定限额的注册资本金、有符合专业和业务要求的管理人员、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设施和安全防范措施等。然而,网上银行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它是虚拟化的,通过信息网络和人们持有的各种电子通信工具就能完成一切金融服务。它不需要每天储备大量现金,因为电子货币取代了现金;它不需要庞大的营业机构体系,因为人们不需要亲自到银行办理各种业务,只需通过互联网就可完成交易。另一方面,它对于计算机系统和网络有更高、更个性化的要求。因此,网上银行的设立条件在立法上要求有别于传统银行。 2001年《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提供网上银行服务者的主体资格作了原则性规定。依照该《办法》第四条并结合其他有关条文,可以面向我国大陆地区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主体包括两方面:一是传统的银行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中资商业银行、合资银行、外资银行等,二是在国外或港澳台注册的机构(非中国法人)。这两类主体都需要经过央行的审批或备案。2005年《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经中国银监会批准,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办电子银行业务。”(按照该办法第二条,电子银行业务包括网上银行业务)。 《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第二章,专门规定了网上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二章“申请与变更”,对此问题的规定与前者的表述是不同的,应当说更具有可操作性。 由此可见,央行和银监会针对网上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的规范性文件是有冲突的。2003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的审批、监督管理银行的职责,此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也做出相应的修改。从这一精神出发,网上银行的市场准入当适用银监会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对原由央行的部分金融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不在110件被清理者之列,因此其效力仍未被废止。《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因此《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是央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在当代中国是正式法的渊源。而银监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没有规章制定权。虽然《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15条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但是《立法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特别法。按法律位阶,前者是上位法,后者是下位法,根据《立法法》第87条后者如与前者抵触应适用前者的规定。故此《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只能解释为自主立法,不是部门规章,也就不是正式法的渊源。要使其优先于《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适用,必须对后者予以废止,否则还是欠缺法律上的依据。 (三)网上银行的信息披露 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对于网上银行同样应当适用。该《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必须披露以下主要信息:一是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损益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及其他附表:二是各类风险管理状况,包括信用风险状况、流动性风险状况、市场风险状况、操作风险状况及其他风险状况;三是公司治理信息,如年度内召开股东大会情况、董事会的构成及其工作情况、监事会的构成及其工作情况、高级管理层成员构成及其基本情况、银行部门与分支机构设置情况;四是年度重大事项,包括最大十名股东名称及报告期内变动情况、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事项及其他有必要让公众了解的重要信息。 对网上银行而言,自然也要遵循该《办法》的规定,披露上述内容。同时,由于网上银行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其信息披露的内容亦应当相应地作出一些强调。比如在操作风险方面,由于TCP/IP协议的开放性降低了它的安全性,使得依托于网络技术的网上银行系统的操作风险大大增加。例如,用户无意中点击电子邮件内的超链接,或浏览已受感染而附有突现式广告的网站,其电脑便可能被植入特洛伊程序。当用户进入某些网站时,这个程序便会被启动,从而记录用户在电脑键盘上输入的资料,借此可盗取用户的用户名称及密码等敏感个人资料。因此监管当局有必要要求网上银行在其登陆页面披露这一风险,提示银行客户切勿使用电邮内的超链接、可疑的突现式视窗或网上搜寻器登入网上银行账户,尤其要尽量避免在公共计算机上登陆网上银行系统。此外,用户在进入网上银行系统后,应当在网页显著位置提示用户“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后,请点击‘登出’”。同时要求网上银行在客户停止对页面操作一定时问后,自动为客户登出。 同时,网上银行的发展也为信息披露提供了平台和载体。监管机构可以要求银行在其指定或许可的网站上进行信息披露,从而令网上披露信息的及时、便捷、低成本的优势得以发挥。 (四)网上银行的禁止行为 网上银行的运作和管理,属于其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对于某些可能构成安全漏洞、损害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应当以立法的形式明确禁止。实际上,某些不安全行为是正规网上银行经营中不会施行的,但不法分子往往利用消费者不明所以,从而轻易取得重要信息而对消费者和网上银行的利益造成威胁。比如2003年6月初,有人盗用中国工行网上银行网管员信箱,给网上银行客户发送电子邮件,索要网上银行注册客户的用户名(登陆卡号)和密码。幸好该行及时发现,在自己网站的显著位置“重要提示”,才未造成损失。[6]而正规的网上银行,不会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客户索要信息,而是要求客户在其正式网站上进行相关操作。然而,这些网上银行内部运作规程和制度,往往不为消费者所知,从而可能使双方都有受损之虞;个别银行对其客户所作的说明,常常也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对于此类行为,如果可以立法加以禁止,再通过普法宣传使之为公众知晓,则可极大的提高网上银行运行的安全性,不给违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网上银行业务纠纷的归责原则和民事责任 网上银行业务的正常开展对系统稳定性的依赖极强,由网络事故和故障所引发之问题的法律责任是银行和客户均十分关注的。现行立法仅《电子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89条规定:“金融机构在提供电子银行服务时,因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金融机构内部违规操作和其他非客户原因等造成损失的,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这一规定相对于网上银行运营的复杂性而言显然过于单薄和笼统,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细化和完善。 (一)网上交易的硬件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交易错误或交易不能。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有赖于计算机等硬件设施的正常运行。这些硬件发生事故可能带来银行与客户的损失。由于银行有义务保障对当事人服务的及时和准确,因此由服务硬件所导致的错误或不能,只要银行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即对银行实行过错推定责任之归责原则。当然,如果硬件所引发的事故是由于硬件设备本身的质量不合格所致,则银行在对客户承担法律责任后,可向设备提供者、生产者追究法律责任。 (二)软件或具体操作程序问题导致服务上的迟延、不当或不能。由于网上银行业务所需的软件技术的条件如何,直接关系到网上银行服务的质量高低,诸如加密技术、数字签名技术、报文摘要技术、安全认证技术等都是网上银行业务顺利开展的前提。银行的准确、安全的服务承诺,也是对这些技术条件准备的承诺。如果银行的有关技术条件不足,则自然应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但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立法上对网上银行技术条件的要求无法用明确的量化指标来明确,银行在此时的责任承担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倘若基于过错责任原则,对消费者显然不利,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性,要消费者证明银行的过错是很困难的;若基于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则银行仍有可能基于专业知识和私人信息提出令非专业的消费者无可辩驳的免责事由而规避责任;若基于严格责任原则,则有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也有助于促进网上银行技术的改进和完善,当取法若此。 (三)由于网络经营商的过失所致的事故或障碍,应由网上银行承担法律责任,网上银行对受害方作出赔偿后,获得向第三方追偿的权利。即网上银行是最初的责任承担者,但网络经营商才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因为从网络商、网上银行、消费者三方关系的角度来看,网上银行在利用网络建立银行服务项目时,网络商对其服务的安全性给予了相应的承诺,而网上银行又与其客户之间存在服务安全的承诺关系。相反,银行客户则未与网络商建立直接的法律关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应当由网上银行对消费者进行赔偿。另外,从保护消费者角度来看,也应由网上银行先行承担责任。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的事故或障碍引发的责任,应归入免责的范围。在各国,不可抗力通常都是民事责任全部免除或部分免除的根据之一。但是,不可抗力的具体界定则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因为网上银行交易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交易,影响电子交易而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事件可能有新的表现。传统立法所包括的战争、自然灾害等事件当然应该纳入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之中,而供电系统停电、通讯系统故障等事故是否可纳入不可抗力事件,则应具体分析。应当说,网上银行能够预见到停电等事故是可能会发生的,但具体何时何地发生,则不能预见。因此网上银行应当针对这些事故在网络银行软硬件系统方面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如在此前提下,因事故发生而不能执行客户指令,应当属于不可抗力免责或部分免责范畴。但如因银行疏忽,没有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而因事故发生导致客户资料丢失等,则不能主张免责。 (五)网上堡行系统遭遇黑客攻击造成损害,应由银行承担严格责任,此点学界已有研究,此处不赘。感染病毒造成损害,也应参照执行。 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一章关于“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一节中,规定了10种民事责任方式,其中可以用于网上银行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为: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以及第111条规定的“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具体说,银行承担责任的形式通常有四种: 1.返还资金,支付利息。如果资金划拨未能及时完成,或者资金到位而未能及时通知网络交易客户,从而给客户造成损失,银行有义务返还客户资金,并支付从原定支付日到返还当目的利息,以弥补客户期限利益的损失。 2.偿还汇率波动导致的损失。对于在国际贸易中,由于银行的过错造成的汇率孥失,网络交易客户有权就此向银行提出索赔,而且可以在本应进行汇兑之目和实际汇兑之日之间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汇率。 3.赔偿其他损失?对由于银行的过错而造成客户的其他损失,应当在彼时可预见的范围内予以赔偿。 4.继续提供服务。应网上银行客户的要求,网上银行应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执行客户的后续指令,继续为客户提供服务。 四、网上银行犯罪的法律规制 (一)网上银行犯罪的种类 网上银行由于其营业内容的特殊性,极易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的攻击目标。常见的针对与网上银行犯罪类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非法进入银行计算机网络系统,盗取银行资金。这是一种比较常见,同时也是危害非常大的一种计算机犯罪。由于网络存在的一些固有缺陷和管理疏漏,犯罪分子可以侵入系统内部,通过篡改数据等方式将银行的资金据为己有。 2.截获银行与客户之间交流的信息,牟取其他不当利益。银行和客户之间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可能传递一些秘密的信息,如客户的信用卡账号和密码。银行通常需要采用加密的方式来保证传输内容不被破译。但是,由于对称性的密钥是由一种伪随机数字发生器,根据计算机的时钟,根据一种确定的程序产生出来的,因此,只要知道其产生的机制,就可以破译密码,从而截获信息,再利用该信息进行其他非法活动。 3.利用放置逻辑炸弹、病毒等对银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损害或对银行进行敲诈。黑客闯入银行的计算机系统之后,可能向系统中安置所谓的逻辑炸弹,或病毒等,这些逻辑炸弹或病毒潜伏在计算机系统中,等到一定条件满足的时候,比如到了一定时间,或等到黑客发出指令,才会发作,对银行计算机系统造成巨大的破坏,威胁网上银行业务的正常开展。 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很多网上银行犯罪的事件,比如在1994年,俄罗斯的列文在圣彼得堡只通过一台286计算机就从美国花旗银行窃取了l000万美元。又如l997年,一群德国汉堡的黑客在国家电视台表演如何使用“ActiveX”控制器在无需提供身份识别号码的情况下,把钱从一个银行账户移至另一个账户。2004年1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3名在校大学生通过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将他人账户资金转到自己的牡丹灵通卡账户内,偷支银行资金5 3万余元。可见,网上银行犯罪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 (二)惩治网上银行犯罪的法律对策 1.银行和执法机构合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像所有的智能型、高科技犯罪一样,计算机犯罪由于具有一定的新技术含量,对于银行,对于执法机构来讲都是一件很陌生的事情,具备专业技术的执法人才很少,成为打击网上银行犯罪的一大障碍。目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和技术厂商、执法机构一起举办一些活动,主要目的是使执法机构了解计算机系统的运作和潜在的风险。同时,执法机构本身也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拨出资金,在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地的分局不仅配备更多的特工负责调查计算机案件,同时在分局设有专门的小组,每个小组除了特工之外,还配备若干个非特工专家,成立所谓的“计算机分析和行动小组”,以适应越来越多的计算机和网络犯罪的需要。 2.加强与世界各国金融司法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联系和磋商,共同打击电子金融犯罪。由于国际互联网无地域、时间限制,利用互联网实施网上银行犯罪的犯罪分子可能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2003年12月5日,一个假冒的汇丰银行网站惊现于世,而该网站服务器登记在美国。[1]类似这种网上银行犯罪的犯罪行为人在国外,犯罪地也在国外,虽然该犯罪侵害了本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但本国刑法的适用却会受到他国主权的限制,引发国家之间的刑法冲突。因此,打击网上银行犯罪,不能单纯依靠某个国家的力量,而应当完善有关网上银行的国际法规范,通过各国在打击网上银行犯罪领域的亲密合作,维护全球金融安全。 2001年11月23曰,欧洲理事会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网络犯罪大会上举行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_crirne)的开放签署仪式。2004年3月18日立陶宛国正式批准,满足了其生效要件,由欧洲理事会(Council of Europe,COE)主导的网络犯罪公约于2004年7月1日正式生效,成为全球第一个针对网络犯罪而成立的国际公约。公约创建了一个全天候的“协作网络”,可以在缔约国问进行24小时不问断的情报交流及相关协助,这无疑将对有效打击网上银行犯罪提供信息支持和制度保障。 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中国目前已经创立和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SOC)、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并与香港、澳门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安排》的合作协议。如果目前一部世界通行的打击网上银行犯罪的国际公约尚很遥远,那么对中国而言,借鉴欧盟的思路,首先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制定共同打击网上银行犯罪的法律规范,再适时谋求国际层面的统一步调,将是一条现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网上银行论文: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思考 摘要:网上银行作为21世纪一种新兴的金融业,其低廉的成本和广阔和前景,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外资银行主要借助网络无极限的优点,实现远程服务、以弥补其网点少、规模小之不足,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金融竞争归根结底将集中在3条战线:国内与国外(中资与外资)、业内与业外(同业与混业)、网上与网下(网络银行与传统银行)。由此,中资银行在应传统业务领域竞争以外,还要在网络金融服务领域内与外资银行展开竞争。本文分析网络银行特征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目前网上银行发展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网上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建议我国在发展网络银行应采取如下对策:营造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良好环境;培育我国网络银行主体积极发展;加强对网络银行的有效地监管。 绪论 建立在it(计算机通讯技术)之上的网上金融,是一种以高科技高智能为支持的aaa式银行,即在任何时候(any time)、任何地方(anywhere),并以任何方式(anyhow)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银行。它是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将引发金融业经营管理模式,业务运作方式,经营理念风险监管等一系列重大变革。同时,网络经济特别是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为网上银行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市场。本文拟在通过分析我国网络银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一些对策措施。 一、网络银行的运行特点 1、业务智能化、虚拟化。传统“砖瓦型”银行,其分行是物理网络,主要借助于物质资本,通过众多银行员工辛苦劳动为客户提供服务。而网络银行没有建筑物、没有地址,只有网址,其分行是终端机和因特网带来的虚拟化的电子空间,主要借助智能资本,客户无须银行工作人员的帮助,可以自己在短时间内完成账户查询、资金转账、现金存取等银行业务,即可自助式地获得网络银行高质、快速、准确、方便的服务。 2、服务个性化。传统银行一般是单方面开发业务品种,向客户推销产品和服务,客户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选择自己需要的银行服务,而因特网向银行服务提供了交互式的沟通渠道,客户可以在访问网络银行站点时提出具体的服务要求,网络银行与客户之间采用一对一金融解决方案,使金融机构在于客户的互动中,实行有特色、有针对性的服务,通过主动服务赢得客户。 3、金融业务创新的平台。传统银行的业务创新主要围绕资产业务,针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业务,进行资产证券化,对金融产品进行改造与组合,满足客户和银行新的需求,而网络银行侧重于利用其成本低廉的优势和因特网丰富的信息资源,对金融信息提供企业资信评估,公司个人理财顾问、专家投资分析等业务进行创新和完善,提高信息的附加价值,强化银行信息中介职能。 二、网络银行发展的前景 随着网络整体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会不断提高,它将成为一个行业,成为金融业发展的一种趋势,今后网络银行发展的潜力很大,市场前景广阔。 1、产融网络结合的趋势将会加强。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传统工作方式的更替,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比例的提高,一大批企业将会设立自己的网站网页,居民也会积极投身于网络银行之中,网络企业的扩展,网络消费者的增加,使众多的网络企业从开展电子商务转而向网络银行结合,相互持股和参股,大企业集团将与传统银行合作共同建立网络银行,提高网络金融服务业务,产融网络化结合将使众多企业和居民对网络平分的可信度提高,对网络平台的依赖性增强,网络客户群将稳定发展,网络银行的经济效益会显著提高。 2、网络银行业务将向多样化、创新化发展。网络银行的出现,使传统银行经受了一场技术革命,传统银行业务将受到挑战,网络银行具有灵活强大的业务创新能力,不仅可延伸改造传统的业务,而且会不断设计业务新品种,创新业务方式,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网络银行利用现代金融技术,大力开展网上交易,网上支付和清单业务,拓宽业务范围、增加业务收入,利用网上银行为企业和居民进行资金余额查询、账户转移、第三方支持,银行业务通知等基本业务服务,还要利用互联网作为营销渠道,交叉出售产品和服务,如存款产品、消费信贷、保险、股票交易、资金托管等高级业务,并且不断进行升级换代,拓宽技术创新空间和领域。 3、网络银行业务的创新将会推动金融市场网络化发展,并可能再现综合性市场。随着网络银行业务的深入开展,迫切需求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及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网络化长足发展;反过来,这些市场网络化的发展也能提升和促进网络银行的进一步发展。网络金融市场的地区整合和行业互动将会带动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和银行合业经营的出现,带动整个金融金融市场深化网络金融市场和非金融市场之间界限模糊,距离缩短,各类市场将混为一体,并且可能出现综合性市场。 4、网络银行全球化、国际化发展趋势明显。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发展步子的加快,世界各国银行业运用并购重组方式积极向海外扩张,采取“打出去,请进来”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扩展业务,占领世界市场。目前,我国海外银行的分支机构多达600多家,引进外资金融机构200多家,估计今后我国海外机构数量扩张的步子要放慢,而主要靠网络银行的发展来增加客户,扩展业务范围。因为网络银行的发展使整个金融市场融为一体,它缩短了国与国之间遥远的距离,模糊了国与国、洲与洲之间的地域界限和文化传统,业务的竞争将变为信誉的主角和技术装备水平及服务质量的竞争,在传统银行基础上的网络银行模式近几年可能有大的发展。但纯网络银行经过结构调整和休养生息后天,将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三、国外网上银行的发展情况 网上银行最早起源于美国,其后迅速蔓延到internet所覆盖的各个国家。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sfnb)从1996年就开始了网上金融服务,美国银行业 6%—7%的客户使用网上银行系统。 目前,国际上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机构分两种:一种是原有的负担银行(incumbent bank),机构密集,人员众多,在提供传统银行服务的同时推出网上银行系统,形成营业网点、atm、pos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的综合服务体系;另外一种是信息时代倔起的直接银行(direct bank),机构少,人员精,采用电话、internet等高科技服务手段与客户建立密切的联系,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现举例说明这两种银行的发展情况。 (一)高效、快速发展的直接银行:德国的entrium direct bankers entrium direct bankers,1990年作为quelle邮购公司的一部分成立于德国,最初通过电话线路提供金融服务,1998年开辟网上银行系统。目前已经成为德国,乃至欧洲最大的直接银行之一。截至1999年底,拥有客户77万,其中使用网上银行系统的客户达15万;资产总额38.18亿美元:控制德国直接银行界30%的存款和39%的消费贷款。 entrium没有分支机构,员工共计370人,依靠电话和因特网开拓市场、提供服务。 370人服务77万客户,人均资产达1000万美元,大大高于亚洲的领先银行水平(新加坡发展银行人均资产580万美元,中国农业银行人均资产50万美元);而且entrium认为现有系统完全可以满足250万客户的需求,这一连串数字足以给我国人员臃肿的商业银行敲响警钟。 entrium经营的业务品种主要包括消费信贷、循环周转贷款、信用卡、投资、在线交易等。虽然目前仍以电话服务为主,但正在加速发展网上银行服务,它的网上银行发展战略十分明确:将entrium从拥有网上银行服务的领先的电话直接银行转变为拥有电话银行服务的领先的网上直接银行o entrium的成功归功于它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开拓市场、联络客户、处理业务。 (二)美国银行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优秀代表:wells fargo 根据国际上一家权威的电子商务评价公司,gomez advisors,从使用性能、客户信任 程度、网上资源、关系协调、成本等方面对美国、欧洲等地银行的网上银行服务进行的评比, wells fargo是1999年度网上银行系统使用性能最好的银行,是美国第七大银行,资产总 额218亿美元,拥有5925个分支机构,资本收益率高达34%。目前,它被认为是美国银行 业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优秀代表,网上银行客户数量高达160万,银行网站每月访问人数96万(并非人次);接受网上银行服务的客户占其全部客户的20%。 wells fargo的网上银行系统不仅节约成本,更主要的是带来新增收入和客户:使用网上银行的客户素质好、收入高、账户余额大、需求种类多,银行赚取的收益和手续费收入相对较多;在160万网上银行客户中,15%是由网上银行服务带来的新客户。 wellsfargo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几个因素:(1)及早地开发和使用高科技,包括interneto wells fargo早在1994年就开始投资网上银行,并不断扩大、提高其网上银行的服务。(2)方便、多渠道的服务网络。该行认为,客户需要的是一个多渠道、全方位的服务网络,intemet 仅仅是其服务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服务品种覆盖面广。提供服务的种类包括:账,户管理、投资服务、保险、贷款等各个方面。(4)客户关系维护与客户群体系。 wells fargo认为这一体系对市场开发至关重要,它严格划分客户群,其尊贵客户仅占全部客户的2%,并得到特别的关注与服务。 wells fargo是一个传统的机构银行,它成功地步入网上银行的轨道,可谓亚洲的负担银行开拓网上银行服务的范例。 目前国际金融界的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不同的银行有其不同的发展战略,目前正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intemet的不断发展,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创新,网上银行必将包含银行所有的业务,成为银行主要的业务手段。 四、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经过几年的发展,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现状: 1996年6月,也就是美国开始有了网上银行8个月后,中国银行在因特网上设立网站.开始通过国际互联网向社会提供银行服务。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的网上银行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设立网站或开展交易性网上银行业务的银行数量增加。截止到2002年12月,我国正式获准开办交易类网上银行业务的大中型中资商业银行(总资产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已达3家,占全部大中型中资商业银行的50%。 二是外资银行开始进入网上银行领域。目前,获准在中国内地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外资银行包括汇丰银行、东亚银行、渣打银行、恒生银行、花旗银行等。另外,还有几家外资银行的申请正在审核之中。 三是网上银行业务量在迅速增加。这表现在客户数和交易金额两个方面。2000年底,我国中资商业银行办理网上银行业务的客户数为41万户,交易金额6500亿元。到2002年12月底,客户数已超过350万户,交易金额超过5万亿元。业务覆盖全国主要大中城市。 四是网上银行业务种类、服务品种迅速增多。2000年以前,我国银行网上服务单一,一些银行仅提供信息类服务。作为银行的一个宣传窗口。但目前,交易类业务已经成为网上银行服务的主要内容,提供的服务包括存贷款利率查询、外汇牌价查询、投资理财咨询、账户查询、账户资料更新、挂失、转账、汇款、银证转账、网上支付(b2d,b2c)、代客外汇买卖等,部分银行已经开始试办网上小额质押贷款、住房按揭贷款等授信业务。同时,银行日益重视业务经营中的品牌战略,出现了名牌网站和名牌产品。但目前我国尚未出现完全依赖或主要依赖信息网络开展业务的纯虚拟银行。 五是中资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开始赢得国际声誉。2002年9月,中国工商银行网站被英国《银行家》杂志评为2002年度全球最佳银行网站,这表明中国银行业网上银行的服务水平已向国际水平靠拢和看齐。 (二)我国网上银行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问题 1、发展环境欠完善。目前我国网络银行业务纵深和宽度都还有限,受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小、终端设备普及程度失衡,客户群体缺乏规模,现代支付体系不完善,信用评价机制不健全,认证中心(ca)体系尚未建成等国情的制约,尚无一家开展网上存款、贷款、账单收付、跨行转账、非金融产品销售等业务。 2、市场主体发展不健全。目前国内网络银行是在现有银行基础格局上发展起来的,通过网络银行延伸服务即所谓的传统业务外靠的电子银行系统,大多只满足存款、汇款、汇兑等业务,只是一个简单化的传统业务外挂,其实只能算照搬柜面业务的“上网银行”。目前,国内网络银行一方面盲目攀比,盲目地引进与投入;另一方面技术手段停留在低层次,缺乏内涵,缺乏适合市场的特色。更难 “客户导向”了,一些银行对网上银行发展方向的认识模糊,仅把它当作扩大传统业务的手段,因而发展缓慢。 3、监管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网络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出台,网上银行市场准入的要求也开始规范化。然而,商业银行过去那种在技术上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避开监管的行为还会出现,网络金融的监管要纳入网络经济、电子商务整体管理框架中考虑,同时制定国际性标准。就此而言,监管的成熟之路还很长。 五、实现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对策分析 面对五年过渡期的快要结束,外资银行将全面进入中国,网络银行将是中外资银行竞争的重要战场,中国及中国的银行应当增强竞争意识,增加竞争本领,惟有迎难而上,苦练内功,学会“与狼共舞”,才能“招狼为婿”,在竞争中壮大自己。 (一)营造我国网上银行发展的良好环境 1、大力推进信息化、网络化建设。扩大网上银行的生存空间,电子商务与网上银行的发展空间取决于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的水平,信息终端以及信息知识的普及程度。因此,要加强网络信息基础建设,尽快普及计算机及网络知识。现阶段必须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如果落后三五年,今后可能差之千里,必须进一步推广应用网上银行成果,使国民通过感性认识,感觉到网上银行发展对我国信息化、自动化、现代化的优势,感受到网上银行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感知到网上银行迅速发展没商量,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国民素质,更新理财观念,大力发展互联网业务,提高银行体系网络化水平,这是推动网上银行发展的前提,也是当务之急。 2、结合信贷登记系统和存款实名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要积极推行“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在建立和完善企业信贷登记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开发和推广个人信贷登记系统,逐步实现贷款信息共享,为防范信贷风险服务,还可以以居民存款实名制为基础,开发个人信用数据库,用以提供个人信用报告网络查询服务、个人信用资信认证,信用等级评估和信用咨询服务,逐步建立个人信用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组织进行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个人信用体系。 3、建立和规范安全认证体系。资金在网上划拨,安全性是最大问题,发展网上银行业务,大量经济信息在网上传递。而在以网上支付为核心的网络银行,电子商务最核心的部分包括ca认证在内的电子支付流程。国内不少银行都在做网络银行业务,但都因为法律、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最后只能实行局限交易,也就是说国内目前的网络银行还不能算真正的网络银行,只有真正建立起国家金融权威认证中心(ca)系统,才能为网上支付提供法律保障。目前中国金融ca工程已正式启动,商业银行及有关金融机构进行电子商务的网上相关法规必须研究制度,逐步为网络银行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4、建立统一的支付网络体系,解决跨行结算体系。支付网关连接消费者、商家和银行,是商业银行系统与公共网络联系的桥梁,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银行资金平衡能力脆弱,超负荷经营态势严重,直接制约了银行内控机制的建立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实施,而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银行系统内不同行之间结算资金和资金收付而引起的债权债务的清算方式,为了彻底改革这种传统的联行业务体制,必须尽快建立资金汇划清算系统的高速公路,而建立这种支付网关,需要选择与各商业银行既紧密联系又权威性、公正性,又可按市场化运作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建设,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会员制机构。 5、建立健全自身的网络安全系统。随着网上银行业务发展,必然出现很多金融业务创新,也必将涉及到现行金融管理体制和政策的空白点或禁区。同时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系统极易遭受黑客和病毒的袭击,内部技术和操作故障都难以避免,而由此产生的损失则因我国涉及到网络交易方面的条款还不健全,各方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在网络环境下,银行业一些传统业务的风险将被放大,使银行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银行应尽快建立计算机网络的安全体系,不仅包括防范计算机犯罪、防病毒、防黑客,还应包括各类电脑识别系统的防护系统。以及防止自然灾害恶意侵入,人为破坏,金融诈骗等各类因素。 (二)积极转变观念,加强网上银行经营管理 1、建立新型的银行组织管理制度,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网络银行发展使传统商业银行组织管理制度发生变化,银行业是一种具有规模经济特质的行业,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商业银行实现规模经济的基本途径是组织体系的分支行制,而网络银行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仅使传统的银行经营理念,经营方式发生变化,而且正在使传统的银行外部组织结构由物理形态向虚拟形态变化实现银行规模经济的基本途径已不再是分支行制,而是技术、创新和品牌,这是就外部组织制度而言,从内部组织制度看,随着商业银行外部制度的变化,商业银行的内部组织结构由垂直式形态向扁平式形态发展。从而多层次的内部组织制度将被平行式的制度所替代,银行内部的管理成本和协调成本会大大降低。我国传统的商业银行组织机构是一种金字塔型的树形结构,即由商业银行总行下辖多个一级分,一级分行下辖多个二级分行,二级分行下辖多个支行的总分支行组织机构形式,这种组织机构形成大多按行政区划对等设置,管理层次多,管理机构庞杂,业务上的条块分割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冗员较多,管理的成本高,不利商业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商业银行电子化、网络化即时沟通了各分支行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联系,网络中的各个成员可以直接从职能管理部门获取管理指令和反馈管理信息,商业银行业务经营中的各种授权,授信等均可通过网络实时实现。银行组织结构的变化使得银行对金融理论、金融技术、软件开发数值分析,法律等方面的高级人才的需求将会日益上升。从现在起银行必须有所准备,建立起银行内部的人才库。 2、树立全新的银行理念。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银行业拓展全新的服务,以此来实现以客户为中心,提高智能化、标准经、个性化的业务发展模式。因此,要求银行在经营管理的指导思想中,只有客户这个中心,而没有其他的中心,银行运作所有的构件都是为了客户这个中心服务的。从国际经验看,客户导向的服务理念经历了客户至上,客户第一,客户满意,增加客户价值四个阶段。在客户至上阶段,把客户放在银行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图的上方,体现了银行的服务姿态;在客户第一阶段,把客户放在银行工作日程表的前端,银行全体人员和全部行为都围绕客户,客户的事情是银行工作的重心;在客户满意阶段,把客户的需求和利益放在前面,调动所有资源让客户感到满意,以客户的满意程度作为评价银行工作的标准;增加客户价值是目前客户导向理念的最新表现,在这一阶段,把客户资产价值增加放在首位,让客户享受增值服务。进入90年代后,我国银行业在商业改革进程中,“客户中心论”的研究和实践才露出端倪,银行初步认识到客户对于银行经营唇齿相依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认识还停留在一个较为表面和肤浅的水平上,而没有从本质内涵上认识到银行离开了客户,不重视客户,自身的发展就失去了立足之地。 3、开发新的产品服务,进行全新的业务拓展,银行业务拓展、银行业 实施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的结合,采用新的业务开拓视角,新的操作方式,金融服务的延伸来赋予传统业务以新的内涵外延网络银行。 网络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增强网上银行支付的灵活性功能。网上银行要适应客户在电子网络上进行买卖交易时的支付与结算需要,就必须创新与电子网络交易相关联的交易支付手段和金融工具产品,必将对传统的商业银行的支付手段产生深刻的影响。网上银行新的交易支付手段主要有数字现钞,电子支票,电子信用卡,其他电子金融工具。新的产品及服务内容主要包括:线上市场销售、线上或电话客户服务(如透过网上、电话申请信用卡)、客户遥距操作及结算(如电子信用证)、线上产品资讯服务(如线上查询存款利率)、数码货币系统、电子信用卡支付系统、电子支票支付系统、网上电子现金产品(如数码现金、电子货币)等等网上银行还可以对传统的银行金融工具进行电子化改造,以提高这些业务的办理效率与质量,改善对客户的服务,降低经营管理的成本,扩大银行的收益水平。例如,基于电子网络系统的电子承兑汇票、电子信用证、电子抵押担保等等业务的开发与运营,无疑会给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注入新的活力。未来银行、证券公司的营业据点可能只剩最前线的服务人员,看不到他们身后一排接一排的复核主任、副理等业务执行人员。而行员、业务员的角色,也将转型成理财、投资、财务顾问,提供各种理财产品的服务、咨询。 (三)强化银监会对网上金融风险的监管 一般认为,政府之所以要对金融机构实施广泛的监管,是因为存在着市场缺陷。这些缺陷包括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引发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缺陷加上银行业较强的外部性和天然的脆弱性,都极易给消费者带来消极影响。引发消费者对银行体系的不信任。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干预,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最基本目的是保护消费者和提升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传统的监管体系正是这一理论上建立起来的。 针对网络银行而制定的新的规则或指导性规范主要包括: 1.市场进入。大多数国家都对设立网络银行有明确的要求,需要申报批准。这些要求一般包括;注册资本或银行规模;技术协议安全审查报告;办公场所与网络设备标准;风险揭示与处置规划;业务范围与计划;交易纪录保存方式与期限;责任界定与处理措施等。其中,对于网络分支银行,一般还要求其母行承担相应的承诺。 2.业务扩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业务范围,除了基本的支付业务外,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网络银行经营存贷款、保险、证券、信托投资、非金融业务、联合经营等业务,以及所采用的方式等;二是对纯网络银行是否允许其建立分支机构或机构等。 3.日常检查与信息报告。一般都要求网络银行接受各监管机构的检查,除资本充足率、流动性等检查以外,还包括交易系统的安全性、客户资料的保密与隐私权的保护、电子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等检查。除此之外,对网络银行普遍要求建立相关信息资料、独立评估报告的报告备案制度。 网络银行的金融监管应重点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将网络银行业务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畴,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完善现行法律,补充适用于网络银行业务的相关法律条文;加强网络银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便促使网络银行的经营者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制定网络银行的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结合网络银行业务的特点、完善现行金融监管办法;加强国际间的网络银行监管合作;加强金融监管人员的计算机培训,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水平等。 网上银行论文:浅析高校网上银行的发展之路 摘 要:文章阐述了高校在网上银行的发展进程中所具备的提高会计工作效率、财务管理效率、资金利用效率的三大优势,以及影响高校网上银行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安全和网络环境,最后提出了保证高校网上银行的健康发展应采取的有效措施:加强安全管理、优化网络环境、财会人员队伍建设。 关键词:网络银行 安全管理 网络环境 网上银行又称网络银行、在线银行。是指银行利用internet技术,通过internet向客户提供开户、销户、查询、对账、行内转账、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券、投资理财等传统服务项目,使客户可以足不出户就能够安全便捷地管理活期和定期存款、支票、信用卡及个人投资等。它包含两层含义,一个是机构概念,指通过信息网络开办业务的银行;另一个是业务概念,指银行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的金融服务,包括传统银行业务和因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新兴业务。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提及网上银行,更多是第二层次的概念,即网上银行服务的概念。 一、高校财务应用网上银行的优势 1.会计工作效率的提高。网上银行以其方便快捷的特点,可以让财务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够对高校的一些正常业务,例如:收学费、发工资、交水、电、气、暖等繁杂、费时费力的工作进行实施处理,免去途中的奔波劳累。财务人员24小时可随时进行业务查询、款项支付、收入归集等业务。银行可以对同城支付指令及时处理、实时入账;对异地支付并加急的指令及时处理,2小时内入账;而普通指令当天处理,24小时内入账,与传统方式相比大大缩短了资金的在途时间。财务人员也不必再通过手工来填制各种银行票据、转账支票、以及进账单、缴款单等结算凭证,同时还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格式的对账单,进行电子对账,基本杜绝了大量的手工勾账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财务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思考、解读有关财经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以便更好地指导工作。 2.财务管理效率的提高。网上银行是开放的体系,网上银行运营不受任何限制。高校的会计业务工作通过网上银行,就可以享受真正的跨区域、全天候的金融服务。网上银行还能为其提供标准化、高品质的服务,提供的服务会比真实银行网点更标准,更规范。网上银行不仅可以为高校提供基本的账务查询、转账、工资、收取学费等网上收付业务,而且还可以为高校提供理财助理、进行财务分析、个性化服务、标准化管理、跟踪追源等特色服务。另外,高校财务还可以通过授权,让不同管理层次的管理人员,对其负责权限范围内的资金运用状态以及流动去向进行全程监管。网银所能提供的以上服务,是传统银行所不能代替的,因此,网上银行可以大大提高财务管理效率。 3.资金利用效率的提高。由于网上银行运营成本比较低,可将节省的成本与客户共享,因此,高校开通网上银行除了每月需缴纳一定的服务费外,基本上不需要额外追加任何费用。我们利用网上银行不仅可以减少往返银行的交通费、因在柜台排队导致的误餐、加班等费用,还可以减少大量的汇款、工资、代收学费等业务的手续费,还可以减少购买银行票据的费用。例如:工行一般规定工资手续费每笔2元,按3000人计算每月薪就是6000元的手续费。如果遇上发工资的当月还有报销的供暖费、医药费、补发工资、过节费等业务,薪手续费都会翻倍增长,全年光工资一项手续费就已接近10万元,而通过网上银行发放工资是免手续费的,就此一项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资金。举一反三,网上银行的运用确实为高校节约了一定量的资金,降低了资金成本,也就是说资金的利用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影响高校网上银行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 1.安全问题。高校通过网上进行交易,相关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是最关键的因素。如何确保交易安全,就成为网上银行发展最需解决的问题。目前各家商业银行虽然都采取了一定的安全防范措施、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来自不同方面的交易风险。高校网上银行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有:非法访问、窃取敏感数据、截获和篡改传输数据、遭到病毒攻击、转移资金、系统出现灾难时不能自动热备等问题。另外,网上银行仍是经济金融活动的一部分,它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保护,而现行的法律又很难规 网上银行业务的发展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网上资金转账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错误,资金就不能正常支付,甚至造成经济损失,就会引发法律方面的纠纷,需要法律进行调节。 2.网络环境。良好的网络环境是推动网上银行发展的必要条件。就目前高校开展网上银行的基础环境来看,存在着网络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基础设施落后,使用的软、硬件缺乏统一的标准,没有完整、综合的网上信息系统,资金、人员等方面的投入不足等等。这种状况往往造成资金在线支付的滞后,网络掉线、网速慢等甚至影响到了正常工作的开展。 以上现象会导致一些人尤其是决策层的人物谈起网银,就会有一种不安全感,这也是一些高校迟迟不肯开通网上银行的主要原因。 三、保证高校网上银行的健康发展应采取的有效措施 1.加强安全管理。 (1)做好自身电脑的日常安全维护。一是经常给电脑系统升级。二是安装杀毒软件、防火墙,经常升级和杀毒。杜绝在工作中利用公共电脑上网、玩游戏、使用自己的有关资金的账户和密码。在初装系统后确认电脑安全的情况下,给自己的电脑做上备份,在使用资金账户前做一次系统恢复。 (2)设立防火墙,隔离相关网络。所谓防火墙指的是位于不同网络安全域之间的软件和硬件设备的一系列部件的组合。作为不同网络安全域之间通信流的唯一通道,并根据用户的有关策略控制进出不同网络安全域的访问。现实生活中一般采用多重防火墙方案,分隔互联网与交易服务器,防止互联网用户的非法入侵;还用于交易服务器与银行内部网的分隔,防止银行内部网对交易服务器的入侵。 (3)建立完善的身份认证。在网上银行系统中,用户的身份认证依靠基于“rsa公钥密码体制”的加密机制、数字签名机制和用户登录密码的多重保证。银行对用户的数字签名和登录密码进行检验,全部通过后才能确认该用户的身份。用户的惟一身份标识就是银行签发的“数字证书”。用户的登录密码以密文的方式进行传输,确保了身份认证的安全可靠性。同时也实现了用户对银行交易网站的身份认证,以保证访问的是真实的银行网站。 (4)加强财务人员的安全意识。财务人员的安全意识是影响网上银行安全性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通过对网上银行设置个性化的权限管理,制定严格的人员分工和互相监督的管理制度,建立网银工作责任制,实行规范的业务流程。网银证书和密码必须要有专人保管,每笔资金交易需两名以上的操作员方能完成,规定金额以上的交易必须有专人授权才能支付,后台监控实时监控网银交易情况等方法来保证高校网上银行的安全。 2.优化网络环境。良好的网络环境是推动网上银行发展的必要条件。高校开展网上银行应对网络建设有一个整体规划,改善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不断更新先进的软、硬件设施,建立完整、综合的网上信息系统,在资金、人员等方面加大资金的投入,与银行等金融部门建立对接关系等。 3.财会人员队伍建设。高校网上银行的实施需要一支高水平的财会人员队伍。高校可以通过引进高层次、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来缓解网上银行管理人员的匮乏。对现有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业务培训的形式来提高其运用网银的专业技术水平,对一些年龄偏大、确实不适宜网上银行业务的人员,可以调换工作岗位。通过以上措施,确保高校有一批业务能力强,职业道德高的高素质财会人才队伍,来推进高校网络银行的顺利发展。 网上银行论文:网上银行风险管理浅析 一、网上银行风险的概念和特点 网上银行的风险是指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产生的技术风险和由于金融业务所产生的业务风险。其中技术性风险主要有安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业务风险主要有经营风险,信誉风险,法律风险,内部控制风险,客户操作风险,外汇风险等。网上银行风险具有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扩展速度快等特点。同时,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也使风险不断放大,迅速扩展。这也对银行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其风险特点主要有:第一,风险的扩散速度快。电子货币的数字化,大大方便了客户对资金的使用和流转。原来的流转可能要经过很多道工序,现在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这加快了风险的扩散速度,增加了风险的补救成本。第二,风险的监管难度高。网上银行的交易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监管部门要根据不断发生的新情况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手段加强管理。网上银行风险的多样性,使信息更加不对称。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也要多样化。兼具艺术性和准确性。第三,风险的突发性和破坏性大。网络传播速度极快,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被迅速扩大,造成巨大的破坏。网络的特性使网上银行的错误往往突然爆发,监管部门来不及采取措施,就发生了风险的转移和扩散。 二、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风险管理技术层面的问题主要有:第一,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污染。网上银行要依靠互联网为载体。计算机病毒可以通过网络迅速扩散,病毒的种类在不断的繁衍。在短时间内给银行造成巨大的影响。第二,缺乏网络安全保障人员。尽管建行采用先进的网上银行安全体系。但辽宁省分行的专业安全保障人员还是缺乏的。一旦系统出现故障,就会马上造成网银系统的瘫痪和网络的堵塞。不能再对外提供网银服务。从而影响客户的正常使用。第三,网络运营模式不完善,网上银行的价值依靠信息系统的完善,没有功能强大的金融通信网络和后台基础系统的安全,就不能发挥网上银行的优势。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风险管理业务层面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对法律风险的认识不足。由于网上银行发展飞速,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明显落后,建行辽宁省分行关于网上银行的章程和协议从制定之初到现在,没能及时更新变化。第二,内部操作体系存在问题。主要表现为网银人员操作不熟练,网银业务处理分散。第三,对声誉风险重视不足。随着竞争的激烈,各家银行越来越重视品牌的认知。银行声誉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建行辽宁省分行的危机处理机制相对不完善,权限的设计和审批也存在问题,这就为危机的处理埋下了隐患。第四,缺少客户操作培训。客户端是网上银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客户在使用网银中,必须按照操作流程完成。即使这样,由于客户对银行正规的网银网站不了解,也时常会遇到木马病毒和所谓的钓鱼网站等。这些网站会通过非法代码程序盗取客户的信息,进而盗取客户的网上银行资金。 (二)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风险管理问题原因分析 建行辽宁省分行作为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一级分行,其网上银行的建立时间不长。管理人才短缺,管理的主观意愿不强。网银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建行管理层和网银使用客户对网上银行的重视不够。数据显示,网上银行的用户数每年的增长都达到30%以上,建行网银一直保持在用户使用银行排名前三的位置。最新的2012年排名显示,建行仅次于工行。网银的发展前途无量。建行网点众多,应该加大对网银的投入和资金支持。第二,内部控制体系存在缺陷。建行网银内部控制体系,主要是是采用垂直管理与水平管理相结合,集中授权和内部评估相互促进。在总行成立总的风险监控部,各级分行成立风险总监负责网上银行的风险控制。各个分行实行风险经理与客户经理平行管理。但是这种风险管理也有其不合理的地方。风险内控理念缺失,目标设置不当,常常为了追求发展,而忽视业务发展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第三,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建行各级分行要完成总行的下达指标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建行辽宁省分行也不例外。在网银开户数和交易量指标方面都要保持大幅的增长。这就迫使分行可能出现打擦边球,钻空子等行为。比如像基层银行员工代替客户开立网银账户等。由于业务指标与收入挂钩,各个基层员工的开户数与自己的工资挂钩。在利益的驱动下,这种不可理的激励制度严重威胁了网银的安全。 三、建行辽宁省分行网上银行的风险管理措施 (一)建行辽宁省分行网上银行技术风险防范措施 建行辽宁省分行网上银行的技术风险主要有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污染,缺乏网络安全保障人员,网络运营模式不完善。这些都严重制约着网上银行的发展。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提高硬件的安全性和加强人员培训。网上银行,由于是利用互联网作为载体。必然加大了风险的敞口。互联网作为一种开放式的媒介,同时处在例如黑客攻击,敌国破坏等风险当中。计算机硬件飞速发展,更新换代越来越快,硬件的安全和稳定对保证网银业务的正常开展起到重要作用。网银具体还是要由人来操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在网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网银操作人员的规范程度起到重要作用。定期组织网银人员培训,开展网银人员间的相互交流。同时要让高层管理者更加重视网银人员,确认专门的独立的部门分管网银。第二,加强内部程序的控制措施。网上银行的运营模式要不断的发展完善。优化其运营模式,简化其程序可以促进进步。网上银行的内部控制程序和权限层级关系都有非常严格的制定要求,要建立相对独立的权限体系和控制体系。根据风险的级别具体处理数据。全面评估网银各个阶段的风险性质,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成立专门故障处理部门,加强故障的反应速度。确保网银的可靠运行。及时更新各个网银软件的补丁和相关升级程序。使网银的安全策略与之相适应。内部控制程序的完善离不开资金和人力的投入。建设辽宁省分行的网银往往采用外包服务的方式。这就要做好和外包公司的沟通,按照建行实际运行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提供解决方案。建立灾难破坏备份系统,提高网银系统的保密性。提高系统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定期进行网银系统风险的评估。定期评估的对象主要是是系统环境和外包风险。由于网上银行业务的快速拓展,可以将建行的非核心资产进行金融外包,外包业务的发展可以降低银行的运营成本,合理分配资源,整合网上银行的业务流程。网上银行系统需要提供全天不间断的服务。网银运行环境的评估包括如为客户提供服务的系统响应速度——实时性,系统的前置机和后台机的通讯频率速度——高效性。提供的服务是否适应客户的需求——体验性等。此外,问题报告管理,密码管理,IP地址管理等都应进行评估。着重加强信任管理,提高客户对网上银行的信任度,通过硬件提高和服务提升等方式,加强客户对网银的信任,充分发挥网银的优势。定期进行评估,给出信任报告。 (二)建行辽宁省分行网上银行业务风险防范措施 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业务风险主要有对法律风险的认识不足,内部操作体系存在问题,对声誉风险重视不足,缺少客户操作培训等。针对这些风险现提出以下防范措施。第一,提高法律风险管理水平。深入研究网银相关法律法规,银行应该依照国际通用的惯例来管理,只有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网银业务的开展应该与当时所处的法律环境相适应。网银业务不能先于法律。开展业务时还应该与当时所处的国家法律相一致。加强银行相关信息披露和客户隐私保护。网银作为网络上开展的业务,应该对网上银行的相关规定作出及时的披露。同时,积极保护客户隐私。对于使用客户的私人资料要严加保护。特别在于客户签订相关协议时,要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依据合同法的内容,详细划分权利义务,以免在出现问题时相互推诿。第二,提高内部风险控制水平。内部风险控制的水平,往往是银行风险控制的内因。只有良好的内部控制流程和管理,才能保证内部控制对银行风险的制约。银行要重视内部控制流程的建设。分析建行内部控制环境,为内部控制系统的建立提供良好的氛围。把电子银行部,营运管理部,信息技术部和支行网点的运营进行综合的分析考虑。明确各个主体之间的职责和权限。构造出清晰的组织结构关系。制定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方案。对建行的风险进行评估。梳理交易流程。关键是网上银行签约业务受理和审核过程。把内部控制和外部管理相结合,为内部控制体系建立提供有效信息。并寻找机会不断改善内部控制系统。定期分析并对内部控制进行总结。提高外部审计的权利和职责。在内部控制的执行中不断的收集整理数据。完善内部控制系统。最后对内部控制系统进行监督,反馈信息。建行网银往往只是注重对网银客户量和业务资金量的考核,而忽视其有效性。使得一些网点乐于通过造假来增加客户量和资金流量。要不定期的对相关数据进行审核,保证时效性。风险管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改进过程。通过不断的反馈更新,提升整个系统的控制能力。第三,重视声誉风险管理。银行业作为万业之母,对整个经济的发展起到基础作用。银行的声誉非常重要。良好的声誉无论对吸收存款还是发放贷款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旦网银的声誉受到负面影响,将严重动摇人们对银行的信任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视声誉风险的管理。建行辽宁省分行对声誉的风险的管理,在于建立相应危机处理机制。当出现负面影响时,要及时查找源头,同时启动应急机制,做出反应。避免延误时机。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重塑建行的公众形象。第四,规范客户操作风险管理。规范使用网银的客户,详细审查客户开通网银的资格,在网络上设置程序验证客户身份。例如是否有过不良的还款记录,是否有过恶意的透支,客户的具体工作单位和薪资水平等。通过这些条件将客户分成等级,只有符合相应条件的客户才能开通网银。不能只是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规范客户的网银操纵权限。在建行与客户之间要详细的划分职责和权利。同时针对有特殊要求的客户要提供特殊的权限。操作权限的管理主要是指权限的设置,包括现金的每日提取上限,用户级别权限等。此外查询,工资、转账等功能也可以针对不同客户进行不同的设置。对客户操作权限的管理有利于降低网银的客户操作风险。监测客户的网银操作过程,不断积累客户操作的相关数据,优化网银结构设计。一笔正常的网银业务流程包括,客户登陆网银,发出交易指令,交易指令进入到总行接入口,分发到各个分行接入口,完成交易。 四、结论 本文对网银风险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根据建行辽宁省分行的实际情况,揭示建行辽宁省分行网银风险管理中主要存在的技术风险和业务风险,以及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建行辽宁省分行技术风险和业务风险提出防范措施。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提高人员培训水平,建立应急预案机制等方法,完善风险管理体系。为其他银行网银风险管理提供借鉴,促进整体网上银行业务的不断发展。 作者:孙畅 单位:辽宁大学计财处 网上银行论文:我国网上银行管理论文 1、网上银行相关概述 1.1网上银行的概念 网上银行也称网络银行、在线银行,是指利用Intemet、lntranet及相关技术处理传统的银行业务及支持电子商务网上支付的新型银行。它实现了银行与客户之间安全、方便、友好、实时的连接,可向客户提供开户、销户、查询、对账、行内转账、跨行转账、信贷、网上证券、投资理财以及其他贸易或非贸易的全方位银行业务服务。可以说,网上银行是在Intemet上的虚拟银行柜台。世界上第一家网上银行于1995年在美国成立,中国银行于1995年先于其他国内商业银行在国内推出网上银行服务。历经多年的发展与进步,网上银行在商业银行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已经开始提供网上银行服务。 1.2网上银行的特点 利用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实现资金划拨的电子银行业务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传统的电子银行业务主要包括资金清算业务和用POS网络及ATM网络提供服务的银行卡业务。网上银行是随着Intemet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在近几年逐步成熟起来的新一代电子银行,它依托于传统银行业务,并为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同时也拓展了传统的电子银行业务功能。与传统银行和传统电子银行相比,网上银行在运行机制和服务功能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其特点主要有:全球化、无分支机构;开放性与虚拟化;智能化;创新化;运营成本低;亲和性增强。 1.3网上银行对传统银行的影响 网上银行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对传统银行产生了巨大冲击: 1.3.1网上银行改变传统银行的经营模式 网络信息技术在银行业的应用,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时间限制,理论上讲银行可以全天候地连续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在更广的地域和范围开发新的客户群,开辟新的利润来源。传统银行主要借助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向客户提供服务,而网上银行主要借助智能资本,靠少数智能劳动者便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银行的业务战略不能再局限于某一个市场,将真正成为一个没有固定地点的、无形的市场,通过计算机网络办理金融业务,进行金融交易,传递金融信息。 1.3.2网上银行转变传统的银行营销方式 网上银行不仅会改变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而且会改变银行服务的传递方式、产品推销方式和交易处理方式等一系列银行营销方式。传统银行的经营理念是“以信贷管理为中心”,而网上银行的经营理念则是“以客户服务为中心”,强调为客户提供多种个性化服务。如网上银行能够借助信息技术,融合银行、证券、保险等分业经营的金融市场,向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网上银行还可以提供各种各样有价值的金融信息,如外汇信息、证券信息、客户信息,以及各种风险控制信息等,提供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即时行情,从而使客户了解自己所面临的机会和风险;网上银行能够通过打破部门界限,建立客户综合信息管理档案,分析挖掘客户个性化的消费、理财特点与倾向,从而提供有人情味的、个性化的服务;网上银行还改变了传统金融业务的固定销售方式,向客户提供AAA式服务。 1.3.3网上银行降低传统银行的经营成本 随着网上银行服务方式的不断变革,银行电子化技术发展的重点不再是单纯地提高办公自动化程度,而是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引导整个银行业务流程、经营管理模式和功能的再造,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有一项统计表明,传统银行的经营成本占收入的比例高达60%,而网上银行的经营成本只相当于经营收入的20%。网上银行处理普通业务的惊人能力,使银行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创新产品,更多地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增加银行盈利。同时,网上银行可以让渡部分节省的成本作为对客户的回报,降低服务费用,提高存款利率,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 2、我国网上银行现状及问题 2.1我国网上银行现状 2.1.1网上银行的发展阶段 网上银行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银行在互联网上开设网站,宣传经营理念,介绍银行的业务,这个阶段网上银行的特点是为客户提供信息层面的服务。第二阶段,商业银行将传统银行业务移植到互联网渠道上,通过互联网渠道提供更高效率的服务,同时降低成本,延长服务时间,这个阶段网上银行的特点是为客户提供基本交易服务。第三阶段,银行传统业务网络化已经基本成熟和完备,网上银行已经成为银行服务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客户对网上银行产生严重的依赖,这个阶段网上银行的特点是能够提供成熟和完备的交易服务。第四阶段,网上银行要建立以网络渠道为核心的运营平台,以网络经济为服务对象或者主要服务对象,建立新型的网络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业务品种,经营范围大量涉及非银行金融业务以及商贸、工业等其他相关领域。 2.1.2我国网上银行业务模式 国内网上银行缺乏丰富的业务模式和符合国情的业务品种一直是其发展的软肋。由于国内的网上银行是通过将传统柜台业务上网这种方式开办来开办网上银行业务的,导致了在网上银行业务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开通的服务种类单一,甚至是电子银行业务中比较初级的内容。管理层的发展思路也仅仅是将其定位成商业银行业务的一种补充手段。没有让网上银行业务真正的发展起来。在现有的网上银行开通的业务中,大部分业务功能相当简单,不能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如对公账务查询业务,仅支持同一户名下不同存期、不同卡种或折种间的转账,支持不同户名的资金划拨。尽管有部分业务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创新,但是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如中国银行的“银证快车”服务,能够对国内一、二级证券市场进行业务清算等[7]。造成此情况的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国目前尚无完全独立开办的纯网络经营的网上银行,没有一只先锋的队伍进行网上银行业务的创新。 2.2我国网上银行存在的问题 除了看到我国网上银行蓬勃发展的态势外,不能否认,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 2.2.1盈利模式尚未真正出现 目前,我国的网上银行基本上都是采用传统银行+网上银行的综合模式。这种模式下的网上银行更多的是以交易渠道的形式存在,它利用传统银行的品牌号召力和客户认知程度来提升其网上银行的形象;同时,传统柜面和客户经理的营销推动作用又使得网上银行产品的推广速度加快、成本降低。但作为交易渠道的网上银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服务。从盈利角度来讲,其能力还是很弱的。 2.2.2网络化经济发展中观念和习惯转变的滞后 目前,在我国社会公众接受电子货币和网上银行的观念不是很容易,而且网上交易不仅需要网络终端设备的普及,还需要参与者对电子商务及网络技术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而这几方面我国都存在相当的差距[8]。在我国,金融企业信息化程度领先于丰十会平均水平,很大程度上说,客户从心理和认知上都不接受网上银行,而接受程度越低,使用度也就相应降低.网上银行的规模效应就无法体现。 2.2.3金融监管体制的制约 我国的金融体制是一个严格的金融监管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有着很强的准入壁垒,结果就是中国的银行业缺乏有效竞争。然而到了网上金融时代,银行业生存的环境将大大改变,相对公平的竞争可能会吸引非银行金融机构分享这个市场[9]。例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公司,如今已经有网上账户保留存款、与银行卡问转账等功能,以及其他一些网上支付等功能。本文认为,支付宝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网上支付界限,相当于半个网络银行了,据银监会对支付宝公司进行的调查,对于网上支付的监管,央行出台了网上支付日最高限额的规定。而如何把握众多的网上银行机构的市场准入将是个两难的问题;同时,网络银行的发展导致金融业务综合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金融产品的延伸、金融服务的信息化和多元化以及各种新金融产品销售渠道的建立,使得金融业从强调专业化向推崇综合化转变。而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监管制度,这一体制在网络时代也将受到严峻挑战。 2.2.4网上银行使用范围小 目前我国网上银行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里面,集中在沿海地区,长江沿岸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南京等一些科技力量雄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而一些边远或落后的山Ⅸ没有或很少有网络银行。我国网上银行的服务区域、服务对象及清算金额都受到一定的制约,业务量规模不大,与银行传统客户群体和覆盖面相比还显得很低,主要是依靠当地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经济实力,以及使用者的文化素质。 2.2.5网上银行业务品种匾乏 从国外网上银行的发展来看,它们的网上银行业务几乎包括了所有的传统银行业务,并且有许多的创新业务品种是传统银行业所没有或者说是传统银行实现不了的。反观我们国内的网上银行,即使是做得最好的招商银行“一网通”,也仅提供了帐户查询、转帐、支付、网上证券以及网上商城等品种,而对其它如个人信贷、按揭等传统银行业务却没有涉及,其它银行的网上银行功能更是匾乏。 3、网上银行发展的措施与策略 网上银行是信息科技与现代金融服务发展的产物,其发展速度非常迅速。制定的发展策略的正确与否,将决定网上银行能否取得成功。针对我国网上银行发展存在的问题,结合网上银行的特点和外部发展条件,本文认为,要推动和发展我国网上银行业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树立全新的网上银行理念 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网上银行业业务是银行拓展的全新服务,并要以此来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发展模式。因此,要求银行在经营管理的指导思想中,必须以客户为中心,银行运作所有的思想都必须为着客户这个中心服务的。从国际经验看,客户导向的服务理念经历了客户至上,客户第一,客户满意,增加客户价值四个阶段。增加客户价值是目前客户导向理念的最新表现,在这一阶段,把客户资产价值增加放在首位,让客户享受增值服务。进入网上银行经营阶段后,可以利用网络服务实现灵活便利的信息共享,通过信息共享,可以发现客户的具体金融需求和所需要的金融服务的趋向,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网上金融产品。定制适合客户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我国银行业在商业改革进程中,“客户中心论”的研究和实践才起步,银行初步认识到客户对于银行经营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认识还停留在表面上,而没有从本质内涵上认识到银行离开了客户,不重视客户,自身的发展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因此对于暂时盈利尚不显著的网上银行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只有在银行内部大力宣传和教育,让所有的员工都认识到“银行必须以客户为中心,而网上银行是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关键途径”的思想,认识到网上银行的重要性[10]。 3.2通过网上银行业务创新,大力开发新产品 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品种单一,严重地限制了网上银行的发展。我们应抓住时机,学习国外商业银行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个人客户、单位客户的特点,运用现代金融理论和先进科技,加速金融创新,从实质上解决服务品种单一的问题。网上银行应根据互联网的发展与金融运行形势,对网上银行业务工具、业务品种和服务范围进行创新,如网上授信、企业和个人信用认证、收受企业定单、发票等。网上银行的中间业务可在保险、证券、信息咨询、家庭理财等领域发展,可在现有网上银行产品的基础上,通过与证券、电力、电信、财政、税务、海关、民航、运输等行业的合作,开发新的网上银行中间业务产品。招行“一网通”网上银行产品构建起由企业银行、个人银行、网上支付、网上证券和网上商城组成的功能较为完善的网上银行服务体系[11]。中国银行网上银行服务产品包括企业在线理财、银证快车、支付网上行、美元清算查询和纽约客户服务。网上银行仅是一种客户服务手段,它是以原有的业务处理系统为基础的。由于网络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差异性小,先进入者容易获得领先优势。因此,我国的商业银行应迅速行动起来,在条件成熟的分行尽快试点开展网上银行业务,以点带面,为以后大规模发展网上银行业务探路。 3.3加强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研究,确保运营系统稳定运行 提高网上银行交易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确保网银系统平稳、连续运行,是网上银行稳步发展的基础。网上银行交易的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安全隐患,要加强对计算机设备、网络通信设备、加密算法、软件程序方面安全技术的研究。网络信息安全技术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这方面不但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并且其成效不是立即出现的,但如果没有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的积累,网上银行的安全水平就很难提高。同时还要保证网银运营系统稳定运行,提供连续不断的7×24小时服务,就需要加强网上银行信息系统运营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寻找数据集中与分布式服务的平衡点,提高系统的灾难应对能力。 3.4建立社会信用体系 建立健全我国的信用等级体系,促进网上银行快速发展。网上交易比传统交易对商业信用有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和电子商务的推动,我国的金融业建立自己的信用体系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也应该看到,信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仅靠一个信贷咨询系统是不够的。我国中央银行必将适应新的形势,采取提高诚信意识、完善信用监督、设立咨询机构、完善信用体系等积极措施,努力推进我国网上银行健康快速地发展。 4、招商银行网上银行发展案例 招商银行坚持“科技兴行”的发展战略。从1997年开始,招商银行把目光瞄向了刚刚兴起的互联网,并迅速取得了网上银行发展的优势地位。1997年4月,招商银行开通了自己的网站,建成了国内第一个银行数据库。1999年9月在国内首家全面启动的网上银行--“一网通”,即通过互联网,将客户的电脑终端连接至银行,实现将银行服务直接送到客户办公室或家中的服务系统。 4.1坚持“因您而变”的网银经营理念 招商银行秉承“因您而变”的网银经营理念,在国内业界率先通过各种方式改善客户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便利、体贴、温馨的服务,带动了国内银行业服务观念和方式的变革,拉近了银行与客户的距离。招商银行的网上银行为客户提供“3A”式现代金融服务,并根据市场细分理论,致力于为高端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一对一”的尊贵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专业化、个性化水平。 4.2“一网通”--网上企业银行业务 1996年,招商银行率先在国内推出了网上银行“一网通”的概念。1997年4月,建立网上银行“一网通”并推出网上个人银行。1998年4月,率先在国内推出网上企业银行,开通网上支付功能,成为国内首家提供网上支付服务的银行。网上企业银行是招商银行网上银行“一网通”的重要组成部分。招商银行已形成了以“一网通”为品牌的国内著名金融证券网站,功能包括“企业银行”、“个人银行”、“网上证券”、“网上商城”和“网上支付”五个系统。2005年11月招商银行又推出网上企业银行5.0最新版,网上企业银行用户达4.2万多家,累计交易笔数1500万笔,累计交易金额超过7万亿元。交易笔数柜面替代率21%,交易金额柜面替代率38%,各项业务指标名列同业前茅。 4.3“一网通”--网上个人银行业务 个人银行分为个人银行大众版和个人银行专业版,以方便、快捷、安全的方式处理客户个人帐务,适用于个人和家庭。 1.个人银行大众版:只要在招商银行开立了普通存折或一卡通帐户,即可通过互联网查询帐户余额、当天交易和历史交易、转帐、缴费和修改密码、计算按揭贷款月供等等个人业务的处理。无须另行申请,上网即可享用。 2.个人银行专业版:建立在严格的客户身份认证基础上,为参与交易的客户发放数字证书,交易时需要验证数字证书。具有定活互转、自助缴费、转账汇款、自助贷款、按揭、外汇买卖、国债买卖、基金买卖、电子商务支付等具体功能。目前主要使用个人银行专业版4.5版。 4.4招商银行网上支付安全 在网上支付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账号及密码等信息的安全。招商银行在开发“一网通”网上银行系统时参考了专用协议方式,综合采用了业务和技术双重安全机制确保安全网上支付。 ①客户使用专用账户进行支付交易。个人网上银行支付专用账户是“一卡通”的一个子账户,有独立的支付账号和支付密码,上网消费时客户只需输入其账号和密码,就可以实现在线付款。客户可以把“一卡通”中的资金转人专用账户,而资金只有转入这个专用账户才能用于消费,这就保证了“一卡通”账户中的其他资金的安全。 ②设置网上消费金额限制。对不同类型的客户设定不同的每日累计交易最高限额,设定后还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加以调整。如对个人网上银行客户设定的最高限额为5000元人民币。 ③支付卡信息直接传送到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客户在招商银行网页中输入网上支付卡信息,加密后直接传送到银行,不经过商家转发,商家无从得到客户支付信息。商家只从银行接收客户的定货信息,避免了客户篡改已被银行确认的定单信息。 ④错误登录次数限制。个人网上银行客户如果在一天内登录错误次数达到5次,银行当天就拒绝为之服务。 ⑤数据传输和交易安全可靠。在网上企业银行的客户端和银行服务器之间传输的所有数据都经过了两层加密。第一层加密采用标准SSL协议,有效地防破译、防篡改、防重发;第二层加密采用不公开的私有加密协议,具有非常高的加密强度。两层加密确保了网上企业银行的传输安全。对于支付和发工资这类涉及资金交易的敏感业务,企业必须按照业务管理要求经过相应的经办和授权步骤后系统才会接收。另外,这类业务还必须使用变码印鉴对每一笔交易签上一串数字(变码)加押。由于采用业务和技术双重安全机制,招商银行“一网通”网上银行系统运行以来,从未发生过安全问题,其安全性得到国际权威的VeriSign公司的安全认证。 网上银行论文:网上银行风险论文 一、我国网上银行存在的主要风险分析 (一)网上银行操作存在着法律风险 我国的电子商务和网上银行是近年来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大多数针对网上银行的操作和运营并没有完善的配套法律措施,这使得银行在业务开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无法可依的现状,规范网上银行的操作和运营变得十分困难。网络金融犯罪的形式是多样的,我国针对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一直存在着滞后性的问题。银行在没有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的情况下,很难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将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之中。 (二)网上银行存在着技术风险 网络对于银行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银行的运营效率和运行流程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得银行处于一种开放状态之中,网络犯罪在电脑和网络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各种网站都存在着被攻击的可能性,而网上银行更是黑客们的焦点。网上银行的技术风险可能性越来越大,甚至远远高过网上银行面临的其他风险。另外,在电子技术和信息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网上银行面临着严峻的竞争环境,电子金融技术不断更新,人们使用网络进行交易的频率和次数在不断加大,人们根据各家商业银行提供的产品品种和服务进行精细筛选,最终选择较为满意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如果不跟上时代的步伐,那么势必会在竞争中落后,甚至被市场淘汰。 (三)商业银行面临着选择性风险 选择性风险是指网上银行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不足,难以形成固定的浏览群体的可能性。网络是普遍和公平的,客户可以在众多网上银行中自由选择,他们在选择网上银行时首先以稳健性和快捷性为准则,但是这两种准则存在着相互矛盾之处。稳健性使得客户的资金安全得到保证,但是交易手续很繁杂,认证时间也很长;快捷性认证解密时间短,但是安全性有所下降。有的网上银行注重将现实业务和网上业务的融合,使得二者有机结合。客户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对各网上银行的特点进行比较,选择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网上银行。 二、网上银行风险管理对策 (一)网上银行可以加强法律风险防范策略 加强法律风险的防范对于银行来说至关重要,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对网络金融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建立网上银行法律法规,使得金融参与者的行为得到规范。同时,国家应该成立针对网上银行法律法规的执法系统,使措施可以得到执行,并得到银行和客户的信赖。 (二)网上银行应该注重技术风险的防范 第一,网络银行可以建立安全防护体系,对日常业务进行有效管理,在安全技术的保障下杜绝各种安全隐患,避免出现安全风险。安全防护体系体现在风险的事前防范上,建立在分析网络脆弱性的基础上。第二,网上银行应该不断加快网络加密技术的发展,如果通过公共网络进行重要信息传输的过程中能够使用加密技术,那么数据包被拦截、信息被监听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很多,网上银行和客户之间的交流也可以变得更加安全。第三,网上银行可以发展数据库技术,要防范网上银行的安全风险,必须从解决信息对称、充分、透明和正确性着手,依靠数据库技术储存、管理和分析处理数据,这是现代化管理必须要完成的基础工作。 (三)商业银行可以进行选择性风险防范 选择性风险的根源在于对客户的吸引力不够或者操作手续过于繁杂使得客户失去耐心,面对此风险,可以从以下几点防范:第一,银行可以加大对自身网上银行的宣传,使得客户对网上银行有深刻的印象,在宣传的时候要突出本企业的特色;第二,简化网上银行操作的步骤,并保证网上银行操作的完全,让客户感受到网上银行的便捷,这样客户就会提升对网上银行的好感度。 作者:裴立公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宿州市中心支行 网上银行论文:网上银行经营管理论文 一、我国网上银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网上交易的信用体系还没有建立。在网络交易中,信息传递、支付结算等都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进行,交易双方对对方的身份、信用等都不了解,虽然在支付过程中有第三方平台,但有些网店的交易信誉、评价等都存在虚假交易或刷单等行为,消费者无法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给交易带来风险。另外,由于我国整个社会信用体系还不完善,社会公众对信用评价的重视程度还不高,这也影响了网上银行的快速发展。 2.消费者观念落后。一是使用还不广泛。一方面体现在使用人群上,一些发达城市和城市中的年轻人是使用的主体。但是中小城市,网银的普及率还很低,很多顾客还不愿接受网上交易。另一方面,在网银使用项目上还比较单一,主要体现在网上购物、交费、信用卡支付等方面的交易,网银的很多功能和项目没有得到普及。 3.网上银行发展的基础服务还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宣传不到位。由于缺少全面的宣传,很多人对网上交易还是心存疑虑。特别是近年来媒体上经常披露的电信以及网络诈骗等案例,更加深了消费者的恐惧心理。二是设备受限。因网上交易既需要网络终端设备的普及,又需要对网络技术的运用和掌握,这样限制了很大一部分人群的使用。 4.运营模式有待转变。目前,网上银行基本都是采用传统银行加网上银行的综合模式。它利用传统银行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来提升网上银行的形象,推出配套的产品。但由于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网上银行更多的是提供一种服务,交易量和交易类型还很少,盈利能力还很弱,需要进一步研究网上银行的交易项目、交易流程和经营模式等。 二、加强网上银行经营管理的对策 1.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对消费者和商家都要有严格的准入审查,这是保证安全交易的基础。要通过建立严格的审查程序,对准入单位和个人的身份信息、信用情况等进行详细摸底调查,把好网上安全交易的入口关。同时,要定期进行客户信用、资产等的跟进,防范各类风险。 2.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我国针对网上银行交易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措施来保证其安全性,但随着网上银行的发展,新的问题也将会随之出现。要加强网上银行的立法,在市场准入、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规定;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在产品设计、交易流程、经营管理等方面加强改革,不断完善网上银行法律法规体系,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加强网上银行业务和安全交易的宣传。银行要加大网上交易安全知识的宣传普及。一方面要加强基本网络安全知识的宣传,让社会公众不断了解网络,掌握网络安全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在网上银行使用过程中,通过业务提醒、风险提示和使用说明等,全面告知消费者各类风险防范知识,打消消费者使用疑虑。 4.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个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能够有效减少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规范发展。特别是网上银行,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只有确定了信用或安全的预期,才可能放心交易。当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作,并能够实现信息共享。 5.不断改进产品和服务。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银行的发展将会越来越快。如何迎合消费者心理,推出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来抢占市场,需要银行不断的努力和创新。要加强银行品牌建设,不断树立品牌形象,以吸引消费者。要认真研究消费者需求,细分市场,制定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人性化的服务。要不断创新服务,提升服务水平,以贴心、安全、周到的服务赢得消费者,赢得市场。 作者:李艳丽王文广单位:中国农业银行商丘分行监察部 网上银行论文:探讨网上银行风险与监管 一、技术风险 网上银行技术风险是商业银行的网络系统受到外部攻击,造成潜在的损失。网上银行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其经营都与钱相关,银行系统的数据传输,均伴随着资金转移,所以很容易成为网络黑客攻击的关键目标。网上银行客户的技术风险,主要有账号和密码的丢失与被盗;对于银行来说,主要是由于网络攻击,导致系统故障、网络IP盗窃、泄漏机密信息等。银行、金融机构已成为黑客攻击的重点,每年造成的损失就多达70多亿元,一年有2225个网站、包括104个政府网站被“黑”,黑客攻击的数量每年都在成倍递增,各种钓鱼网站也层出不穷。例如,2009年1月8日,美国万事达公司宣布,有黑客侵入了“信用卡第三方付款处理器”的网络系统,造成多达4000多万用户的数据资料被窃;2009年11月10日,在12小时内,俄罗斯和东欧黑客入侵皇家苏格兰银行集团(RBS)的信用卡公司,全球至少有900万现金被洗劫。 二、法律风险 网上银行的法律风险最突出地体现在洗钱犯罪问题、消费者的隐私保护和管辖权争议三个方面。网上银行的远程性和便捷性,使得对洗钱犯罪的监管更加困难。网上银行在客户隐私方面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在客户不同意的情况下,将客户的交易记录和帐户信息泄露给他人,或即使银行没有主动透露信息,但根据他们的承诺,银行有保护客户隐私信息的义务,在银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保护客户信息的情况下,将面临被起诉的风险,导致声誉和许多其他方面的损失。网上银行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风险主要是由于网络的开放性造成的。因为网上银行是没有国界的,所以面对的不仅仅是国内客户,而是世界各地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存在争议,将面临管辖区有争议的问题。此外,银行还面临着全球电子货币用户的问题,如果其在网上银行登记以外的其他国家流通电子货币,它应该遵守流通地的法律,否则也会遭受相应的处罚。 三、针对网上银行风险的监管对策 1.构建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 在网上银行监管主体体系中,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居于主导地位,其监管职能的发挥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调控所不能取代的。在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负责对网上银行的监管。一方面可以避免监管上人力财力的浪费,防止监管的职能和权力的交叉,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各监管机构互相推卸责任,造成监管真空的局面。可见,统一的政府监管,适应了网上银行虚拟化,数字化,跨时空,非现场,低成本运行等特点,也适应了银行业务与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混合的发展趋势。 2.完善网上银行监管法律体系 根据上文分析,网上银行由于其特点,在法律方面有着不同于普通银行的特殊风险。而当前的法律体系,特别是从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在网络方面是非常不完善的。例如,在洗钱犯罪问题上,法律虽然在洗钱犯罪方面给了银行更多的压力,但是由于网络的特殊性,网上银行难以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因此,对于网上银行方面,应当指定专门针对数字化网络交易,网上银行相关业务等其他基于网络的特殊业务的法律法规。并且要充分考到通过网上银行犯罪和违规的便利性,以及责任方的难以确定性,在法律法规制定时还需充分考虑到效力执行方面的问题。 3.培养网上银行相关人才 网上银行由于其特殊性,其技术风险比传统银行更为突出,而其技术风险主要是由于网络技术带来的。所以要解决网上银行的技术风险,不仅仅需要专业的金融知识,也需要专业的网络技术相关的知识,而我国在培养高端人才时,往往只往一方面培养,大多都是专才,而非通才。比如,在大学中,专业分划时,文理界限非常清晰。这样的培养机制,造成了我国同时精通两种专业知识的人才并不多,甚至是非常缺乏。要想促进我国网上银行的健康发展,培养网上银行相关人才,是相当重要的,对我国网上银行的风险监管,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政府部门以及各个教育机构,应该鼓励学生进行不同专业的进修,使我国拥有更多的通用型人才。 作者:张露心单位:武汉理工大学经济学院 网上银行论文:网上银行发展基础特点分析论文 进入2005年,各家商业银行纷纷披露各自的网上银行客户账户数字,其中有的企业账户达到数十万的规模,有的个人账户达到上千万的规模。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账户的活跃度不高。另据一项针对我国大中城市就业者的典型调查显示,被调查人群对于网上银行业务的知晓率已高达90%。种种迹象表明,网上银行是认知度高,实际运用的少。网上银行还没有真正“火”起来。 发展没有疑问 网上银行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从1996年就开始了网上金融服务。国际上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机构分两种:一种是原有的负担银行,机构密集,人员众多,在提供统银行服务的同时推出网上银行系统形成营业网点、ATM、pOS机、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目前,无论从全球,是我国情况看,此种形态占据网上银行的绝大比例。负担银行的典型代表WellsFarg。被认为是美国银行业提供网上银行服务的优秀代表,网上银行客户数t高达160万,接受网上银行服务的客户占其全部客户的20%。Wells一Farg。的网上银行系统不仅节约成本,更主要的是带来新增收入和客户,因为使用网上银行的客户普遍素质好、收入高、账户余额大、需求种类多。 另外一种是信息时代崛起的直接银行,机构少、人员精,采用电话、Internet等高科技服务手段与客户建立密切联系,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德国的一家直接银行没有分支机构、员工只有370人,却服务77万客户,人均资产达1000万美元。一份美州银行的关于客户分析的研究报告显示:对于一家商业银行而言,只拥有活期存款账户的客户,50%会在1年至2年内离开:只拥有定期存款账户的企业,1年至2年内30%会离开;而同时拥有定期、活期、网上银行账户的客户,最终选择离开的比率只有1%至2%。实践表明:包括网上银行在内的多种金融服务渠道的存在,能够真正挽留住客户。为何不“火”在美国,网上银行业务量已占到银行总业务量的10%左右,预计2005年有可能增加到50%。而在我国很多银行,目前网上银行业务量尚不足总业务量的1%。网上银行发展为何不“火”,真正的困难之一是安全问题。网上银行安全包括的方面很多,但可概括为两个层面一是网络自身的系统安全问题。(1)网络系统方面因素。Internet的共享性和开放性使网络安全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对网上银行的安全构成威胁。(2)难以抗拒的灾害。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如地震、雷击、风灾等自然灾害和火灾、停电等意外事故等都有可能造成网络问题或主机工作的不稳定,从而严重影响网上银行的安全。(3)人为因素。如工作人员的失职、失误造成网络系统异常。(4)各种病毒在网络上流传,从而使得系统特别是网络系统遭到破坏。另一个是各种主动攻击手段所带来的安全问题。(1)黑客玫击。黑客通过ln一temet非法入侵网上银行网站,从而使系统和数据遭到破坏。(2)犯罪分子利用网上银行进行经济犯罪。如:“网络钓鱼”攻击者利用欺骗性的电子邮件和伪造的Web站点来进行诈骗活动,受骗者往往会泄露自己的财务数据,如信用卡号、账户号和口令、社保编号等内容。诈骗者通常会将自己伪装成知名银行、在线零售商和信用卡公司等可信的品牌,在所有接触诈骗信息的用户中,有高达5%的人都会对这些骗局作出。向应。 基础在变牢 网上银行业务运作的特点在于,从以柜面服务为主的传统服务渠道向以“机构加鼠标”的立体式、全方位服务渠道的全面转型。这种新渠道模式的出现,不仅保证了个人客户的稳固,而且可以节约更多的人力去服务vip客户和企业客户。现在,我国网上银行重点发展自助式的中间业务、资产业务和信息业务,而机构柜面则主要通过银行员工的人才资源优势,为优质客户、企业客户提供理财、信贷等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服务,并提升服务质量,销售个性化的高附加值产品。几乎任何银行业务,除了一定需要与银行员工面对面交流的,或者离不开现金转移的品种,通过网上银行完成,成本都是相对较低的。因为,网上银行交易突破了时间、空间限制,随时随地提供金融服务,提高了工作效率,与传统银行经营方式相比有着巨大的成本优势。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得网银者得天下,今后网银业务的竞争将是激烈的、必然的。超级秘书网 我国网上银行发展面临的三大障碍:一是网络金融交易的法律保障不足;二是认证问题突出;三是征信体系不够完善,贷款等银行资产业务难于在网上开展。但进入2005年,这些问题或者有望得到完全解决,或者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改善,网上银行的应用环境将大大优化。4月1日我国《电子签名法》将正式施行。该部法律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届时消费者可用手写签名、公章的“电子版”、秘密代号、密码或人们的指纹、声音、视网膜结构等安全地在网上付钱、交易及转账。同时,中国金融认证中心作为独立于交易行为的第三方,推出了CFCA网上银行数字证书,并已与十多家银行、16家券商、13家基金建立了业务合作,将通过建立第三道防线—网上银行数字证书,避免网上银行被盗事件的发生。另外,2004年12月中旬,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设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开始试运行,2005年年内将实现在全国联网运行。借助征信体系,我国网上银行就可以像发达国家一样,以极低的运营成本在网上发放个人贷款,发行信用卡,大大改善网上银行的产品结构。 网上银行论文:网上银行安全防范论文 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和促进了网上银行的发展,但网上银行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各种安全问题,而且网上银行对安全性的要求比一般网络机构更高。网上银行既面临着黑客和网络技术发展的考验和挑战,同时还面对着银行内部操作人员的操作性风险等多种风险。作者认为,网上银行的安全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人———机关系问题,所有的各种安全保密功能都是由人设计和实现的,而破坏、干扰各种安全和保密功能的也是人。因此,只有从技术、管理和法律三方面入手并协调好技术、管理和法律三方面的关系,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维护网上银行的安全性和正常运行。 一、网上银行发展现状简述 网上银行(也称网络银行)服务于1995年由美国的SecurityFirstNetworkBank推出,随后,网上银行数目迅速增加,到1999年底,美国网上银行服务网站达到3500个。据《银行家》杂志调查,截至2000年2月,欧洲网上银行服务网站共有122个,亚太地区也不断增加。目前在我国香港地区的东亚、大新、水隆及万国宝通银行也开展了较为全面的网上服务业务。在我国内地,招商银行率先开通了网上银行,涉足网上企业银行、网上个人银行、网络证券、网上商城、网上实时支付等业务,1999年底,又推出了“招银新浪一网通”;另外,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也相继开通了网上银行业务。 国外网上银行业务品种广泛,覆盖了除现金之外的所有零售银行业务和部分投资银行业务,包括为客户提供查询、转账、付款等基本理财服务以及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外汇买卖、贸易融资、抵押按揭贷款等多种业务。国内网上银行业务包括提供账务查询、转账、缴费、工资、网上购物、订票、金融资讯等多种服务,总体上国内网上银行业务属于刚起步,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网上银行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网上银行的业务操作目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完全依靠Internet发展的纯粹的虚拟银行,不开设任何分支机构,完全依托互联网开展银行业务,如上面提到的ecuri2tyFirstNetworkBank;另一种则是在现有银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把传统的银行业务拓展到Internet上,设立新的服务平台,如花旗、汇丰、大通曼哈顿、美洲银行等全球大银行的网上银行及国内商业银行开办的网上银行。 二、网上银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无论是出于炒作的缘故,还是银行经营发展的需要,目前网络银行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引人注目。同时,吸引人们目光的还有网络银行的安全问题。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们快捷、方便的同时,也使自己处于“开放”状态,这种“开放”状态意味着任何人可以任何身份对它进行访问,如果遇到心怀不轨之人,那么网络的安全性将会受到考验。从网络诞生的那一天起,网上的这种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就未曾停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这里永远只是变数,而不是定数。网上银行同样面临着相同的问题,而且网上银行对安全性的要求比一般网络机构更高,这是由银行本身的经营性质所决定的。网上银行既面临着黑客和网络技术发展的考验和挑战,同时还有银行内部操作人员的操作性风险等多种风险。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的安全问题更加复杂。1998年,巴塞尔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就将电子银行与电子货币活动风险划分为操作风险、信誉风险、法律风险、跨境风险,同时还有与传统银行相同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可见,网上银行对安全性的要求更高。如果网上银行不能有效解决安全性问题,那将会给它带来致命打击。 在网络上,货币的存在形式表现为电子化,即我们通常所称的电子货币①。电子货币的活动在网络中主要表现为数据的存储和传输。无论是存储还是传输,任何一个环节产生问题,都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进而影响到电子货币活动的准确性,并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1995年8月21日,设防严密的美国某银行网络系统,被黑客通过Internet入侵,损失高达1160万美元,为搞清楚原因并防患于未然,该银行不惜耗用上亿美元让入侵者讲述入侵的秘密和详细策略。[1]根据美国官方统计,全美银行每年在网络上被偷窃的资金达60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亿元左右。[2]在我国境内发生的计算机高科技犯罪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网上银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最棘手的问题就是网络交易的安全性。从技术层分析,如何通过网络真实表达交易双方的意愿,就是如何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保密性和可靠性的问题。而网络本身的脆弱性和隐秘性又使得网上银行在处理安全问题时更加棘手。目前,网上银行所使用的多为Web访问这种形式。Web访问是Internet服务形式的一种,并且最具生命力。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但这种网络的应用操作系统、网络的应用程序和网络通讯所依赖的TCP/IP协议中存在一个又一个安全漏洞,而且Internet上的主要服务,如电子邮件、文件传输(FTP)、远程终端访问和命令执行、万维网(WWW),Finger和Whois、Gopher、Wais和Archine、网络文件系统(NFS)以及TCP/IP中的服务echo、netstat、bootp、udp、tftp、link、NFS、Xll等也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具体讲,网上银行在技术层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有以下5种:(1)物理威胁。网络是虚拟的,但网络又是物理存在的。网络实实在在存在于服务器和众多的PC机以及连线中,这些服务器和PC机及其他通讯设施物理存在于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用眼看到,用手触摸到。数据正是通过这些物理介质进行传输和存储。进行存储的介质,如硬盘、软盘和磁带若遭受物理损失,如盗窃、损伤或者火灾等,损失的将不仅仅是这些设施,更严重的是存储于这些设施中的电子数据。(2)线缆连接。网络是通过大量的线缆将众多服务器和PC机连接起来的。这些线缆包括网络电缆、光缆、无线传输等各种形式以及路由器等配套设施,这些设备工作时会产生电磁波或占用一定的频道。如果检测到这些连线上的电磁波或是查出载波频率,则很容易对其进行监听,使系统存储的信息外泄。(3)身份鉴定。身份鉴定是计算机进行的逻辑判断,判定你是否有权进行某种操作。计算机对身份进行判定主要是对你的账号和口令进行归类分析,因此,账号和口令如被破解,则整个系统的保密性将不复存在。事实上,对于IT界来讲,没有解不开的账号和口令,只是解开的时间长短而已。现在的高级计算机计算速度能达到每秒10的12次方,简单的账号和口令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破解目前国内市场使用的浏览器和Web服务器只支持512位的公式算法,整个系统的安全性较低,很容易被攻破。(4)编程。很多安全漏洞源于代码,多数情况下,这些漏洞是毁灭性的,能摧毁数据,现在很多黑客就是利用这种漏洞来编制一些程序攻击计算机。我们称这种破坏性的编程代码为特洛伊木马,它包括计算机病毒,代码炸弹等。如Internet蠕虫能够进入Internet,利用UNIX的安全漏洞,破坏整个系统。现在已知的计算机病毒多达几千种,它们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计算机的安全。(5)系统自身的漏洞。系统漏洞通常是操作系统开发者有意设计的,如现在普遍使用的UNIX和WINDOWSNT等操作系统都有安全漏洞,为攻击者破坏系统提供了渠道。最近发现Inter公司生产的PⅢ及WIN98、Windows也存在安全问题和安全“后门”,这也使得个人的隐私权和安全性受到破坏。各种威胁对网络安全特性的影响见表1: 攻破。(4)编程。很多安全漏洞源于代码,多数情况下,这些漏洞是毁灭性的,能摧毁数据,现在很多黑客就是利用这种漏洞来编制一些程序攻击计算机。我们称这种破坏性的编程代码为特洛伊木马,它包括计算机病毒,代码炸弹等。如Internet蠕虫能够进入Internet,利用UNIX的安全漏洞,破坏整个系统。现在已知的计算机病毒多达几千种,它们的存在严重影响着计算机的安全。(5)系统自身的漏洞。系统漏洞通常是操作系统开发者有意设计的,如现在普遍使用的UNIX和WINDOWSNT等操作系统都有安全漏洞,为攻击者破坏系统提供了渠道。最近发现Inter公司生产的PⅢ及WIN98、Windows也存在安全问题和安全“后门”,这也使得个人的隐私权和安全性受到破坏。各种威胁对网络安全特性的影响见表1: 需要注意的是,在考虑网上银行安全性的同时,必须考虑网上银行的投入和产出。投资网上银行虽然不需要雇佣大量员工,但是其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必须使用性能卓越的服务器和通信系统,这使得它在软、硬件上的投资远远高于商业银行普通的设施投入,再加上随时可能遇到黑客入侵等,使得网上银行在这方面的机会成本要高很多。那么,这种投资何时才能收回值得考虑。 (一)技术手段是网上银行安全运营的保证 网上银行的发展需要科技为保障。同样,网上银行的安全运营必须依靠技术做保障。对于国内的网上银行来讲,技术保障上的要求更为迫切,因为国内计算机系统是以国外产品为主的,其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基本上属最低层次,即使最高级也只为美国标准的C级①。因此,国内的网上银行更需要把目光放到技术安全防范问题上。 1.网上银行的安全需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解决网络的边界安全问题;(2)保证网络内部的安全;(3)实现系统的安全及数据安全;(4)建立全网通行的身份识别系统,并实现用户统一管理;(5)在用户和资源之间进行严格的访问控制;(6)实现信息传输时数据的完整性和保密性;(7)建立一套审计、记录的机制;(8)融合技术手段和行政手段,形成全局的安全管理。 针对网上银行的这些安全需求,它的技术重点在三个方面:第一,侦察系统存在的安全漏洞,采取”补丁”的措施堵漏洞,研究和开发安全漏洞侦察技术工具,包括易损性分析、安全评估和定位技术等;第二,在系统运行中监视、检测入侵攻击事件,研究相应的技术和工具;第三,在系统遭受到攻击并部分损坏时,能及时隔离故障、恢复系统以支持关键职能的执行,为此必须研究与开发有关的技术和工具,包括抗攻击的系统体系结构、动态资源重组与功能恢复、系统数据备份与恢复以及防病毒系统技术等。这三个方面在技术上表现为:攻击检测技术、数据加密技术和数据恢复技术。只有这三种技术有机结合,才能建立网上银行的安全机制。网络的各种技术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网络的安全问题不能简单地分解为若干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网络安全必须上升到系统的高度,从系统的总体出发,制定网络安全策略,建立安全机制,明确用户权限、责任检查能力,制定网络安全技术体系结构与基本框架,达到抗入侵、抗病毒、抗损失的安全目的。 2.网上银行的网络安全防护的设计。完整的网络安全防护设计包括:第一,系统的外部防护,包括通信加密、防火墙等,如有必要可附加物理上的隔离,作为网络与网络之间的屏障。系统的内部防护,包括防火墙和路由器过滤设施,其主要功能是数据包过滤和服务,它们作为各不同层次之间以及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屏障。 第二,加强本地工作站/平台安全环境,包括个人访问控制和配置检查功能、防护工具及程序。入网访问控制作为网络访问的第一层控制,它控制哪些用户能够登陆到服务器并获得网络资源,控制准许用户入网时间及其操作权限。入网控制分为两个步骤:用户名的识别和验证、用户口令的识别和验证、用户账号的缺省限制检查。这一路径的信息的保密性和完整性依赖SSL3.0来实现,但目前国内市场上使用的浏览器和Web服务器只支持40位数据加密,而这种加密方式几乎无密可谈,必须采用JavaApplet技术,在应用层实现高强度的加密,借以控制非法用户的侵入。一定的防护工具和程序必不可少,在计算机病毒达几千种之多的今天,任何上网的计算机必须有这种防病毒的工具和程序,才能更好的防护整个系统的安全。 第三,入侵探测系统。前面已经提到,国内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安全性能最高只能达到美国标准的C级,利用这些设施建立的网络,即使采取加密、防火墙等安全技术措施,其安全水平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提高。要从根本上改善网络的安全现状,必须发展网络攻击检测技术,网络检测技术是根据用户的历史行为,基于用户的当前操作完成对攻击的决策,并留下攻击证据,为数据恢复与事故处理提供依据。攻击检测过程是一个机器与人对抗的决策分析过程,其技术基础是基于知识的智能推理,可分为实时攻击检测和事后攻击检测。 第四,设计可靠牢固的、可修复的基础设施,能够抵消攻击或系统由于自身原因崩溃时所造成的破坏,并在事后可稳步修复。 在设计网络安全性的同时,必须注意,网络的安全性能与网络的效率成反比例线性关系,安全性能设计得越完善,系统的效率就越低,即要求网络系统越安全,则对通信的限制和使用的难度越大。因此,建立网络安全体系之前,网上银行必须对本身的安全做出评估,即针对自己的具体信息存取需求,对自身的管理能力、可容忍的风险、增加安全的代价和网络的体系结构等做出折衷。 (二)管理是网上银行安全经营的关键 人是系统中的决定性因素,安全技术必须与安全管理结合才能发挥作用,网上银行的网络系统必须有一整套安全管理制度用于规范网络系统和操作人员的行为。这些规范包括:操作人员设置和职能权限、网络系统日常操作维护规范、安全扫描/监控工具使用规范、系统应急处理措施、安全审计制度、业务审计制度和机房出入制度等。 1.网络安全的常规防护管理措施。(1)物理保护。要保护计算机系统、网络服务器、打印机、磁盘等硬件实体和通信链路免受自然灾害、人为破坏和搭线;加强PC机管理,建立物品进出机房登记制度,加强门卫管理制度,在机房无人时或休息日要锁好门窗;同时,按时检查机房防火设施,确保各种设备处于良好状态。(2)做好备份。备份是避免损失的有效途径。一旦用户对FDISK或FORMAT变的糊涂起来,或者出现服务器或PC机被窃或重大硬件故障,只有通过备份才能恢复数据。对备份的保存和管理,是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情,应将备份存储于远离热源的阴凉处,并要防止被盗或其他损伤,同时及时为每一份备份盘标明出处、日期和内容等。(3)预防病毒。防止病毒的最好办法是禁用所有PC机上的A驱动器和光驱,这似乎有些过于苛刻。但一定要注意,切忌使用外来磁盘和光盘,特别是盗版光盘,这些光盘携带大量的病毒,会对计算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而且盗版软件容易引起诉讼、带有病毒或存在安全“后门”,并且由于不能获得使用支持,盗版软件使用效率也不能很好发挥,因此所有软件都要使用正版软件。(4)正确使用硬件。在不使用PC机时,注意关闭机器。这样既可延长机器寿命,也能防止闯入者私下使用网络。台式PC机和服务器工作时,不要轻易移动,防止磁头碰撞磁盘表面,造成数据和部件永久性损毁。在机器处于开机状态时,不要插拔联线或鼠标、键盘等,这些行为都有可能损伤部件。(5)安全审计。网上银行要对安全性事件进行记载,形成审计日志。安全性事件包括登陆/退出系统、更换口令、更换密钥等,并且委派专人负责分析安全审计日志,及时发现不安全线索,采取措施,加以预防。 2.网上银行的业务控制管理措施。(1)业务审计。网络系统在交易日志的基础上形成业务审计日志,由专人负责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可疑的交易行为,采取控制措施。(2)转账限制。对账户性质、资金流动等内容加以限制。例如,只能是活期账户互转,只能是同一客户的账户间转账等。(3)交易额限制。对于不同品种的单笔交易额、当日累计交易额等进行限制。 3.网上银行的人事管理。网上银行不同于一般网站,网上银行对人员的管理要求高于一般网站,为了计算机系统和本行资金的安全,很多现行的、传统的人事控制和管理措施必须进行改动,以适应网上银行的经营形式。当雇佣员工时,必须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背景审查的内容还要包括该雇员曾有的与计算机系统相关问题的信息,修订雇员手册,列入关于计算机安全的规章;将安全培训列为对新雇员培训的主要内容;及时审计员工的行为,鼓励那些为系统安全做出贡献的员工,当解雇一个员工时,应事先采取必要的网络安全措施,如改变该员工的访问权限,修改有关口令等。 (三)网上银行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法律环境 要想确保网上银行健康高效发展,必须创造出适合网上银行发展的土壤。这种土壤应该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于帮助网上银行反黑客袭击,打击对网上银行进行的非正常干扰和破坏;另一部分用于监督监管网上银行业务的开展和发展。应该说,目前宏观层正积极做出努力,创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在20世纪末最后几天通过的这部法律充分反映出我国政府为新世纪营造出适合互联网发展空间的信心和决心。这部法律的出台也极大地促进了网上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度上起到了一种震慑网上犯罪的作用。网上犯罪是指犯罪分子利用编程、加密、解码技术或工具,或利用其居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ISP)、互联网信息供应商(ICP)、应用服务供应商(ASP)等特殊地位或其他方法,在因特网上实施触犯刑法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打击互联网犯罪的现状,无论从立法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网上犯罪呈现出的行为的跨国性,公然犯与隐秘犯的交织性,无犯罪现场性,犯罪危险及结果的广域性、变异性、快速性,犯罪证据的可修改性,犯罪成本的低投入性等特点,使得打击网上犯罪难度很大,美国官方统计显示,在网上银行平均每年损失的6000万美元中,能够查获的只有1/6。[3]因此,确保网上银行的安全,仅仅依靠一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强安全教育,加大打击处罚的力度,同时还要及时针对网上犯罪的新趋势,不断推出新的防范措施,要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使犯罪分子无处可逃。超级秘书网 要加强对网上银行的监管力度。对网上银行实施监管其难度要高于一般的商业银行,网络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打破了空间、时间和地域的传统概念。目前的网上银行主要涉足Web服务,而国内、国外很多网站都提供免费主页服务,这就意味着即便自己没有服务器,同样可以建立网上银行的网站,并且,这种网站可以建立在世界上任何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由于网上银行、证券交易网络、外汇买卖网络,以及国内、国际金融网络的交织,使得资金流速加快,资金流动加快对货币制度稳定性的破坏也在增强,等等。鉴于此,金融管理当局必须及时制定出相应的游戏规则,这样既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也有助于促进网上银行业务的健康发展,维护和保护正当的、合法的网上银行经营行为。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未来发展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外部生产要素、促进自身经济发展而划出一定范围并在其中实施特殊政策和管理手段的特定区域。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一般可以分为自由港(含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工业园区3大类型。20世纪中叶以来,开发区在全球的蓬勃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重视。近20多来年,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中国陆续创建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区等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开发区,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全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增长点。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中国开发区的两种不同形态,它们交相辉映,在战略目标、发展模式、主体结构、整体功能、宏观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既有共性,也有异点。本文将以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为背景,以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革为主线,从整体上对中国两类国家级开发区进行多角度的比较研究,进而提出两类开发区未来创新的总体设想和发展模式。 1 世界开发区的历史演进 开发区作为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区域载体,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国际贸易、科学技术与国际分工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开发区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孕育、生长、发展3个时期。 1.1 孕育时期(16世纪以前) 开发区最早的历史发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的腓尼基。为了扩大贸易往来,善于航海和经商的腓尼基人,曾将其南部海港提尔及其北非殖民地迦太基划为特殊商业贸易地区,并为进出该地区的外国商船提供安全通行的保障,使其不受任何干涉和限制。这便是世界上开发区最初的萌芽和雏形。 1.2 生长时期(16~20世纪中叶) 从16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地中海沿岸的悄然兴起,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出现了以自由港为特征的开发区形态。世界上最早以自由港正式命名的开发区是1547年意大利创建的热那亚湾雷格亨(今里窝那)港。雷格亨自由港的创建,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开发区终于在世界诞生。17~18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1661年)、法国的马赛(1669年)、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05年)等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辟建。 19世纪,丹麦的哥本哈根、葡萄牙的波尔图、德国的不来梅和汉堡(1882年)等城市先后被宣布为自由港或划出一部分地方为自由贸易区。 20世纪初,瑞士、希腊、瑞典等国相继设立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美国也从1934年开始在沿海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具有自由港特征的对外贸易区。1948年巴拿马辟建了科隆自由贸易区。据有关资料统计,截至20世纪中叶,全世界有26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5个自由港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大大促进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贸易的发展。 1.3 发展时期(20世纪中叶以来) 从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增强,世界范围相继出现了以出口加工区和科学工业园区为特征的两种新型的开发区形态。 20世纪70年代,波及全球的石油危机以及随之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迫使许多出口加工区不得不寻求转型,一些条件较好的出口加工区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转化,逐渐发展成为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最早起源于美国。1951年斯坦福研究园的诞生,不仅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工业基地“硅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且开创了世界各国建设科学工业园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历史先河。从20世纪中叶开始,科学工业园区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推进而不断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全球各种类型的科学工业园区约有1500多个,它们强劲地推动着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2 中国两类开发区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轨道,并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从而推动经济特区在中国沿海的崛起。继经济特区之后,在中国相继出现了两类新型的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于出口加工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2.1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 回顾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18年来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分为起步、成长、发展3个阶段。 (1)起步(20世纪80年代) 1984年5月,为了推广经济特区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以便大规模地利用国外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决定开放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扩大其权限,给予境外投资者以优惠待遇,并同时在这些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特殊政策。到20世纪80年代末,上述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其整体来说,开始不同程度地走上以发展现代工业、吸收利用外资、拓展外资出口为主的道路。 (2)成长(20世纪90年代) 1992年3~10月,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营口、威海、福清融侨等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3年4~5月,国务院又批准兴办东山、哈尔滨、长春、沈阳、杭州、芜湖、武汉、重庆、萧山、昆山、惠州大亚湾、广州南沙等1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1994年8月,北京、乌鲁木齐2个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准建立。 (3)发展(20~21世纪之交)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中国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从沿海、沿江城市逐渐向内陆中心城市推进,并不断发展壮大。 截止2001年底,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到47个。纵观将近18年的历程,不难发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缩影,明显地呈现了从沿海起步、向内陆滚动式推进的发展特征。 2.2 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历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孕育、诞生、成长3个阶段。 (1)孕育(1980~1985年)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专家和学者以美国“硅谷”经验为借鉴,提出了在中国创办科学工业园区的建议;与此同时,一批具有胆识和探索精神的科技人员相继走出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创办了各种科技企业,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集结着大批科技企业的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崛起,它为兴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2)诞生( 1985~1990年) 1988年5月,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试验区,从而奠定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基础;同年8月,“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拉开了在中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序幕。 (3)成长(1990年开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利环境中获得快速发展。至1997年,中国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已经达到53个。如果包括省市批准建立的园区在内,中国各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数则已达到120个,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热潮。 3 两类开发区的共性分析 3.1 启动背景 中国两类开发区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它们是在国际、国内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2 成型条件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利用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区域,它们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成型条件。一般地说,两类开发区的成型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选择区址;②制定政策;③确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④营造投资环境。 3.3 生长轨迹 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中国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两类开发区相同的生长轨迹;从政策扶持起步,通过各种基础建设,迈向全面创新和持续发展的道路。 3.4 理论基础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以区位理论、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区域经济生态理论、增长极理论、创新理论等等为支撑。 4 两类开发区的异点分析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营造有利于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来吸引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开拓国内外市场,扩大出口创汇,推动所在地区经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形成局部优化环境,来培育创新型企业,发展民族高新技术产业,并带动传统产业改造,以实现高新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推动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吸引外资,降低投资者的成本,一般都比较重视地缘——地理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主要考虑交通便捷、位置优越的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交通枢纽城市的市区或郊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主要依托于智缘——智力资源优势,其区位选择首先考虑的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拥有雄厚科研实力的大型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从主体结构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企业大多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外商独资经营的生产性和出口加工型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企业主要是高新技术企业或民营科技企业。第二,主体构成不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主体是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主体除政府派出机构和企业外,还有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 就整体功能而言,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一种主要以外部变量为动力的外生型城市新区,其功能侧重于创建良好的招商引资环境,以吸收外资为主、工业项目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发展高新技术和外向型经济,这也就是说,经济技术开发区既有促进外商投资的功能,进口加工的功能,也有开发高新技术的功能,还有采取保税措施发展国际保税业务的功能。 两类开发区虽都具有改革试验场、开放窗口以及示范、带动等功能,但外引、外联却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强项,而集聚、孵化、辐射则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具有的独特功能。 从总体上看,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的宏观政策,虽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策出台背景、政策适用对象、政策优惠年限和范围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差别。 开发区管理体制是指为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采取的关于开发区组织机构设置形式及其管理权限和职能范围划分的制度。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可以认为是大同小异。 5 两类开发区的特征分析 开发区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一般都必须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殊的政策和特殊的管理等基本特征。 开发区的基本特征作为开发区的主要内涵和本质属性的标识,它决定了开发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派生出两类开发区结构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即从某一结构要素的运行状态来考察两类开发区形态构成要素的整体发展特征,例如:从区位要素的扩散来看两类开发区的空间演变特征,从制度要素的变迁来看两类开发区的时间演变特征,从企业要素的发展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微观经济特征,从产业要素的选择来看两类开发区的宏观经济特征。 近年来,在知识经济浪潮的推动下,由于宏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两类开发区在产业结构上开始出现某些趋同现象: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大力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也在积极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由于基础较差,其发展并未体现出高新技术产业的鲜明特征,特别是由于国家外经贸部和国家科技部开始推行“科技兴贸”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发展亦在积极选择出口导向,目前全国已经认定第一批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共16家,旨在提高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出口创汇能力。 6 两类开发区的未来发展分析 6.1 现实起点 从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1年为止,中国已经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计4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7个,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各10个。与此相应,从1988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立第一个国家级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至今,中国总共建立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3个,其中沿海地区29个,中部地区14个,西部地区10个。 据对43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统计,2000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全面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税收收入、进出口和吸收外商投资增幅均高于全国及所在地区的增长水平。 2000年中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发展比较平稳,保持着平衡发展的态势。据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20796家企业的统计,10年平均以超过60%的速度增长。 上述重要经济指标显示,两类开发区不仅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当前,两类开发区除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资环境等共性问题外,还要研究和解决各自存在的突出问题,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应该提高吸收外商投资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提升产业的科技含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该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突出产业发展特色、强化科技创新孵育体系、培育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等等。 6.2 创新思路 在新的形势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应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为动力,充分发挥现有的体制优势,率先形成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同时要以运行机制的转换和体制创新再造自身发展的新优势。 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营造环境为重点,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保证,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任务,深入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新时期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就总体而言,两类开发区应积极遵循“并存共荣,因势整合,突出重点,择优扶持,强化特色”的原则,不断发展创新。这里,并存共荣是基本前提,因势整合是战略策略,突出重点是宏观政策,择优扶持是管理方法,强化特色是发展方向。在新的形势下,两类开发区要努力加强自身建设,同时要在现有基础上再造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6.3 发展模式 从未来的前景来看,两类开发区大体上存在着以下3种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并行发展、择优发展、合一发展。 (1)并行发展 所谓并行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彼此同时存在,而且各自独立发展,不断创新创业。中国目前已经建立的47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同时分布在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其他开放城市。它们彼此并行发展,竞相成为所在地区和整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力量。 (2)择优发展 所谓择优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在国际国内经济、科技和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中,顺应自然法则,适者生存,优者发展,劣者淘汰。这种模式出现的前提是,一个国家或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同时存在的两类开发区,它们相互差距较大,发展极不平衡,其中差者发展的潜力有限,并且前景不佳。 (3)合一发展 所谓合一发展,是指两类开发区面对激烈的竞争,为了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实行合二为一。这种模式产生的前提是,两类开发区在发展导向、目标选择、产业结构、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出现趋同或雷同现象;或者它们因资源有限而发展均不理想。为了整合资源,突现特色,两类开发区可以进行归并,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的起点上为新的开发区加速发展提供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的动力和保障。 经济与发展论文:关于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 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世界经济飞速前进的历程中,中国经济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初步完成了使中国迈向世界经济强国的经济体制转型。新世纪到来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大地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经济转型浪潮。在这次经济转型的浪潮中,一部分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调整,一部分地区表现为技术进步。从表面上看这是国内地区间经贸水平的比较,背后却是地区政府之间的管理和效率的较量。无论何种方式的经济转型,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世界经济时时刻刻都处在转型之中。生产力发展的进步性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不断克服自身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个自身不断修正克服矛盾的过程便是经济转型。也正是由于经济转型,经济才会在曲折中发生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转型作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发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社会基层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中坚力量,但是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中发挥着调整生产关系、合理分配生产资源、引领科技进步的作用。政府作用发挥的优劣,决定了经济转型能否顺利进行,经济转型进展的快慢,决定了经济能否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 经济与发展论文:谈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定位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 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摘 要]: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五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键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税收 经济发展 财政政策 宏观经济调控 一、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把握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是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二者之间存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辨证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是在什么条件、什么社会经济制度和什么经济运行模式之下都自动生效,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下,特别是在一定的经济运行模式之下,才可以使二者具有良性互动关系. 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在实践中不可能充分体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税收有两种基本职能,一个是财政收入职能,另一个是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体,以税收为补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以前,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占60%左右,税收只占30-40%.税收对经济的关系得不到充分体现,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税收调节,而是靠计划调节,如果汁划发生重大失误,经济发展就要遭遇严重的困难和障碍.税收收得再好、设计再好,对经济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它是一种从属的关系.财政只是摆设,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完成.而进行跟进式的财力保障.时有句荒谬的话:“经济需要多少,国家财政就拿多少,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好象国家财政是一个随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财力保障的东西.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不出来. 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政收入模式的转变和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地位的不断提高,经济发展与税收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为人们所认识才受到举国上下的充分关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财税体制改革才基本走上正轨.在此之前也进行了税收体制和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1983年实施的利改税以及1984年实施的第二步利改税.随着计划经济烙印的消退和计划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逐步减弱,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作用在增强,但随之而来的,是市场调节的无序性、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缺陷、市场弊端逐步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强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用宏观经济调控纠正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弊端,使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完善、正确.实践证明,只有宏观经济调控加市场经济的作用.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有利方面,又克服其固有弊端.资本主义一百多年的历史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再加上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资源配置方式才是有效的.市场经济越成熟、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也越重要、越明显.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双重职能必然为人们所认识,因为税收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大支柱性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是派生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政策是核心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作用得以显现,其中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核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建国50年来最突出的,税收的双重职能以及经济发展与税收的良性互动关系得到充分体现. (一)经济发展与税制的关系 税制的确定要遵循若干原则,如公平与效率原则,税收既要照顾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为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时,又必须有利于促进效率的提高;激励与约束的原则,税制要体现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客观要求,要有利于建立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税收不能妨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对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要加以约束和抑制;促进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如果体现了这些原则,税制就是比较好的,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税制就不好,必须加以是废除.我国的现实情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83年以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模式是利润加税收,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为主,税收在财政收入中占的比重在40%左右,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主要表现在企业缺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为企业的利润指标是由政府下达的,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围绕着国家下达的产量指标和利润指标,如果超额完成了利润,也要原封不动地上缴给国家,它自己不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利润的多少和它自身的物质利益没有必然的关系.这种模式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不利于经济活力的增强,起不到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在1983年作出利改税的决定,把原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改为交税,这是第一步利改税.之所以叫第一步利改税是因为改得还不彻底,是过渡性的.1983年实行利改税时还保持了国有企业利润与税收并存的形式.国有企业先交55%的企业所得税,剩余的利润再和政府签定上级96比例,剩下的留给企业.1984年实行第二步利改税,改变税利并存的格局,实行完全的以税代利,国有企业只要上缴企业所得税,不再上缴利润.但当时的价格很不合理,行业企业问的利润悬殊很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企业,因为原料价格便宜,利润很多,而以工业原料为生产要素的企业,成本较高、利润较少,为了调节企业之间利润的过于悬殊问题,国家征收所得税后,还根据企业利润的高低征收利润调节税。 这两步利改税在我国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第一,规范统一了国家与企业间的分配关系.企业交税后有自主支配的权利,调动了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第二,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增长.过去上缴利润,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来源,被动很大,利改税后税率是固定的,国家收入有了稳定的财源,有利于财政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第三,企业的留利大幅度增长,使企业的投资能力、经营能力有很大提高.促进了企业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税收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关系得以体现. 利改税尽管有作用,但由于当时实行了企业以承包经营为主地方以财政承包为主的形式,利改税的成效受到很大局限.因为当时企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承包,承包经营的结果,既包了利润,又包了税收,有的地方承包时,将利和税一起写进承包合同,这样使税收应有的调节作用、财政收入的保障作用部分地丧失.承包制不能使税收随经济发展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增长.税收与经济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没有了.企业承包和地方财政包干,还助长了其他许多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弊端,如市场分割、划地为牢.由于各地财政承包,地区经济发展越快,财政收入越多,除了上缴承包的外,地区留下的也越多,地区利益越大。为此,各地竞相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当时若干个“大战。同时进行,如棉花 大战,产棉地区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利用当地的原料获得更多好处,纷纷建立自己的棉纺工业,导致棉花大战不断升级.此外还有蚕茧大战、烟草大战、小化肥大战、农资大战等.盲目建设、重复建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各地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越来越严重,造成经济结构扭曲,调整困难,生产力布局极不合理.统一的、公平竞争的大市场根本无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根本建立不起来,这些弊端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有效发展,使市场经济的秩序大为混乱,假冒伪劣因此产生,某些地方政府成了制造假冒伪劣的保护伞.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包括税制在内的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紧密的良性互动关系.搞得好是良性互动,搞不好是恶性互动. 1994年税制改革是又一个重要的例证.1994年在我国经济改革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财政体制实行了分税制这广重大的制度创新.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各国通常采用的与市场经济特点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我国于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目的在于规范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体现事权尉权和税权三权之间的辩证统一?简而言之,分税制就是确定各级政府的事权,根据事权确定应给予它多少财权来满足其覆行职能的需要,并根据财权划分税种、决定税权.与分税制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工商税制改革,工商税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保障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增强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这些目的已基本达到,我国初步建立起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税制体系,税制改革成效明显.1994年税制改革后税收收入的增长极为迅速,”九五”期间税收总规模达到47000亿元,比“一五”到“八五”的总额还多出2700亿元,“九五”期间年均增加税收1300亿元,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5%,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与此同时,税收宏观经济调控功能得到极大增强,.1994年税制简化,使得税制结构更加科学合理,94年税制改革后税种由原来的32个阵为58个主要税种,税制大大简化,税种的覆盖面扩大,税收的经济调节作用大为增强.特别是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手段的运用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这得益于1994年税制改革奠定的基础.总之,94年税制改革取得很大成功,税收的双重作用得到了充分体明扼要现和明显加强. 但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也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如按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税收归属,不利于建立统一、公平、开放的市场体系,更不利于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联合,不利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大大减弱;增值税一方面起了重要的是经济调节作用财政收入保障作用,但由于增值税设计方面的某些不完善,对经济特别是科技进步带来消极作用;个人所得税税基、税率、起征点的确定,也存在问题,对于促进投资、消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有消极影响;企业所得税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不统一,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问题,名义税率尽管统一了,但由于存在种种优惠措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际上不统一,这不利于为各类市场主体、法律实体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不利于公平税负,也不利于增强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资源税在范围税收分配和课征对象确定等方面存在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一方面要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同时又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由此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不利于国民经济有效发展的方面. (二)经济发展与税收政策的关系 经济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支柱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内容受到种种限制.如欧盟15个国家已经实现货币一体化,再过几年各国自己的货币将不存在,各国的货币政策由欧盟的货币执行委员会来统一制定.各国政府唯一能自主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只有财政政策.在财政政策中税收是重要的内容和核心的手段,无论是投资、消费还是出口,即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三大动力都与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有关.投资与税种的设置税率的高低、优惠政策的多少、优惠的方向关系非常密切.消费也是这样,如营业税、消费税与消费品价格直接相关,所得税,无论是企业所得税还是个人所得税,都和企业个人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能力有密切关系.出口更是与出口退税税收、 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密切关系11998年以来为了刺激出口,我国曾3次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到去年出口退税额已达到811亿元,今年这个数字还要增加.出口退税政策对增加出口有直接关系. 从对经济景气的调节看,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与经济发展,而且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社会进步关系非常密切.比如,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就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方向的体现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密切,与科技进步的关系更为重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东部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我们实行了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当时是为了贯彻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对沿海和经济特区实行了以区域倾斜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已经取得了极为明显的成效,当然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有诸多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可见,税收优惠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 税收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作用明显,世界各国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都集中在税收政策上,采用了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和税收的定向优惠等政策.加速折旧就是对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大的行业和部门,允许它们在机械设备的使用寿命还没有终止以前提前报废,允许它们加速新旧.加速折旧是国家利用减小所得税税基的办法促进技术更新改造促进科技进步,国外在信息产业允许加速折旧的很普遍,投资抵免允许某些企业将用于研究开发新产品的投资、支出在所得税税基中取得扣除,以减少所得税税基,为企业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创造条件,建立激励机制.科技进步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如果没有科技创新,竞争力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基础性障碍.为了增强企业后劲,增强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许多国家允许企业实行投资抵免.定向优惠政策是定向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鼓励方向实行税收优惠,而不是对所有方面都实行普惠式的税收优惠.如为了开发某一个新兴领域.或开发某一高科技的行业,为了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在税收上给予优惠:世界各国对高科技的发展往往给予这种定向式的税收优惠. 出口退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对出口需求的扩大作用非常明显.世界各国实行的是出口退税,而不是补贴,因为补贴是wTo规则所不允许的,补贴是不正当竞争,要受到制裁,出口退税可以,出口产品以无税或低税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国际的通例,这个政策在促进1998年以来我国出口需求的扩大功不可没.如果现在停止出口退税政策或降低出口退税的力度,出口企业肯定要受到很大打击,出口需求要受到很大影响. 现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对于投资、 消费也都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各种行政性收费增长数量和速度一年比一年加快,而且在许多年份,非税收入增长额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税收收入的增长额和增长速度,费大于税.1999年之前企业上缴的钱有2/3是通过费的形式拿出来的.农村的农业税并不重,管理也不严,但农村各种非税收入使农民苦不堪言,再加上各种没有名目投有红头文件的收费,使农民负担更为沉重,严重制约了企业投资能力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严重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从而严重影响经济发展.费税政策存在非常突出的问题. (三)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 经济发展与税收征管的关系,主要是依法征管的水平和程度对于净化扰化或恶化经济发展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重要影响.在征管过程中,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等现象不仅造成大量的税收流失,更重要的是毒化了税收的秩序,恶化了市场环境,使市场处于非公平竞争之中用经济发展环境产生消极有害的影响.如果依法治税,税制本身合理,那么各种市场主体、法人主体、城乡居民相处于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如果税收征管中存在大量的过头税、人情税、关系税、偷逃税、骗税,就会造成严重的税负不公,守法者的税负相对较重,恶化市场秩序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 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税制、税政选择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税收因素看,从影响经济发展的税制和税政存在的主要问题看,我国大致要解决7个方面的问题. (一)增值税转型的时机和方法 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非常明显;不允许购进的固定资产已交纳税款的抵扣,这对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进步、促进企业投资都是十分不利的,世界各国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绝大多数已经抛弃了生产型增值税,转型的必要性已经众所周知,没有多大分歧.问题是什么时候转、当前的主要争论在于:是尽快地转,还是创造条件先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再逐步转型?到底是一步转述是分步转?大部分人认为应该尽快实现增值税转型. 对怎么转也有很多争论.概括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是一步到位,不要分步实施,理由是分步实施会产生根多阵痛,实施起来麻烦比较多矛盾比较大.尽管一次性转型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如果能够顾利地实现转型,充分发挥增值税在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损失的税收收入可以很快地补回来,因此,应该一次转型. 但大部分人认为这种办法不可取,因为转型首先要考虑对我国财政收入的影响,据测算,增值税如果彻底转型,每年要减少财政收入600-700亿.其次,我们当前缺乏增值税转型的良好基础和技术条件,必须逐步创造条件,实现分步到位,持这种观点同志的主导思想是“总体设计、分步到位”.如果允许设备购置先抵扣,而厂房、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不抵扣,大概影响财政收入300亿,因此如果分步实施,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分步实施从当前的条件看.也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对增值税的计真机联网、交叉稽核系统都没有建成,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好,如果急于一步到位,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分步到位比较稳妥.现在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定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 (二)有利于促进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所得税的完善 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了积摄作用,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税基怎么确定?税前扣除起征点怎么确定7税率如何调整?累进的程度如何确定?累进的税率如何修正?这些问题值得探讨,现行个人所得税在促进消费特别是在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方面有许多没有考虑的地方.西方国家认为,在科技进步时代,促进科技进步至少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到底如何,科技成果的产业化程度如何,另一个是劳动力的素质能不能满足科技进步的需要.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转岗的能力较低,劳动者文化水准普遍较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在个人收入中留出足够的钱让他们进行再教育,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增强他们转岗的能力和对科技进步的适应能力.如果所得税税率过高,或在扣除时不考虑这部分需要,就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不利于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考虑起征点问题,最重要的是考虑劳动考的家庭负担、人均收入.我国所得税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修改后的所得税法依然没有也无法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很复杂,要有比较健全的资金流量和流向的监测,如通过银行发给个人的钱要有据可查,银行要有基础性资料,不管来源于哪个部门、哪个方面、哪个企业,甚至来源于哪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支付.都要有原始的记载,对个人收入来源的监管必须正确,必须有据可查,这样个人收入才可以核实,对其家庭成员的收入才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要算赡养人口的负担,要算人均收入来考虑扣除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有这样的监管能力和基础资料,我们没有,在一两年内也搞不成,这不是税务部门一个部门就能实现的,要靠全社会各个部门的配合,因此,当前所得税税法的修改还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这是我们今后继续修改个人所得税税法的方向. (三)有利于促进平等竞争、税负公平、增强各类企业竞争力的企业所得税 1994年税制改革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趋于一致,但是由于外资企业享受很多税收优惠,因此实际税负不一样,实际上依然存在两套税制,造成色类企业、特别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影响了内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力的增强,所以必须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现在的关键问题,一是税率的确定,二是税基中抵扣因素的确定,三是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如何处理。税率的确定争议比较大,有人认为现在的税率比较适中,33%的税率并不高,与世界各国比处于中上水平,而且我们名义税率是33%,而实际税率只有20%左右,税率不宜调得过低,另外如果考虑到所得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在经济不景气、国民经济发展遇到困难、要动用所得税杠杆的时候,如果名义税率太低,与实际税率靠近,那么今后宏观经济调控的余地、弹性就将十分有限,没有再降的余地了.更多的人认为,不考虑企业非税负担因素,仅考虑税收负担因素,也太重了.尽管许多国家名义税率与我国相差不多,但国外企业的税前扣除项目比我国多得多,因此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负可能比国外企业高.世界各国通行对购买的固定资产已交税款允许抵扣,我国不允许,尽管这属于增值税范畴.但企业毕竟交出去了.世界各国通行在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时,用于技术更新;技术改造的投资允许在税基中予以扣除,而我国不允许,现在我国仅仅是试行还没有普遍推广这种扣除.国外税前抵扣的项目比较多,即使其名义税率与我国一样,但实际税负比我们低得多.我国现在对税率的争议还在进行,有人主张税率不变,有入主张降为30%,有人主张降为27%或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怎么处理,是我们吸引外商的一个重要因素.多数同志认为依然采用“总体设计,分步设施”的办法,特别是采取老外资企业老办法,新外资企业新办法来解决问题.或者给它一个过渡期,到过渡期结束时,新老企业一刀切.不能急转弯,使企业感到政策突然变化.要给它们一个缓冲期,使企业有时间事先考虑来不来华投资. (四)有利于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源税调整 资源税的课征范围如何确定,要不要适当扩大,现在除对一些矿产征收资源税外,其他考虑比较少.为了节约水资源,我们要考虑是否对水征收资源税?另外,资源税的分配要不要改革?原来海洋 石油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这种格局是否合理,能不能做到资源的合理利用,又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许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税收的划分、税权的划分要不要考虑.另外,现行的资源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经济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地区往往都是资源富饶的地区.而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是资源贫乏的地区。在此情况下,对资源税的调整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其中牵涉到征收范围怎么定,税率怎么定,分配格局怎么定,是中央税、是地方税,还是共享税,共享的比例怎么定,这些都与是否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相联系,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贵川都是资源富饶、但相对贫困,这些地方资源税的征收到底怎么既有利于合理利用资源,又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这比较复杂. (五)实现零税率目标的出口退税 这些年出口退税加大了力度.但是现在离零税率还有距离,目前我国出口产品的平均退税率为15%,但我国增值税税率是17%,离全额退税、零税率的目标还有一定距离.当前要不要立即实行零税率?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如现在出口退税率已经高达811亿,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11%左右,再提高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零税率是目标,但要采取分步到位的方法.要结合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出口产品竞争力的增强等来考虑,不一定完全采取出口退税的办法,可以采取别的定向税收鼓励措施,促进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含量、附加值的提高。 (六)有利于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 . 这为中西部地区普遍关注.关键的问题是,在优惠模式上,考虑由地区倾斜到产业倾斜的转向.在优惠的方式上,要更多的从税率式优惠转变为税基式优惠.国外更多采用税基式优惠.特别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采用税基式优惠.从过去片面的事前优惠转变为事前优惠与事后优惠的有机结合.如对基础科研更多地采用事前优惠,刺激增加科研投入,保证它有钱、有积极性投入.但对科研成果的采用和转化要考虑效果,采用事后优惠.从过去片面注置直接优惠向间接优赢转化,直接优惠就是减税,间接优惠包括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补贴等间接手段实行优惠. (七)积极推进税费体制改革,理顺税费关系 企业将税费放在一起,看成一个东西,尽管我们采取了减税的办法,但税在减、费在增加,作用等于零。因此,在考虑税收宏观经济调控作用时,在考虑税收的财政收入保障功能时,必须将税费联系起来考虑.前些年我们在考虑时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造成当前税费关系的极度混乱,留下许多后遗症.因此,以后要联合起来加以考虑,如企业所得税,光考虑税怎么收不行,税就是降低了、增加了扣除因素,但如果苛捐杂费层出不穷,立即就抵消了减税的因素,造成更加难以收拾的后果. 经济与发展论文: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金融市场化研究 李树生 一、论文主题意义 选择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发展问题作为论文主题,是作者几年来的认真思考。之所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市场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主流选择。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意义。可喜的是,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使中国农村乃至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伟大实践和成果,无论其深度、广度、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可以预见,从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产生并被实践不断修正的发展理论,必将为世界发展经济学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始于1978年的我国农村改革,至今已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面貌、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GNP年均增长率达到9.8%。然而,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小国(地区)仅靠某种或几种资源优势取得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级发展中大国来说,这种发展势头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实践打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曾有过的一个论断:即任何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以超过7%的速度,持续地长期发展下去。但是,中国的改革打破了这一论断,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不仅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良好借鉴,而且也为发展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课题。 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都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也是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问题,即如何正确解决国家发展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或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论述,已经远远不能说明和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和理论创新。改革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国民经济市场化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才能逐渐完成。在这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中,在欠发达国家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部门和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它们的基本要素发育、内部结构变革及其对国民经济各产业、各部门的波动效应,始终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既使那些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发达国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在关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种种理论中,专门论述农业经济发展与金融关系的论著并不多见。这也正是本课题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广泛需求出发,侧重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研究此问题的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产生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分支,许多经济学家,如瑟·刘易斯、西奥多·舒尔茨等人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都对发展经济学有过重要贡献。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拉美经委会的一些专家,分别以货币主义和结构主义为理论根据,对发展经济学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和观点。从国内的研究情况看,许多理论工作者借鉴国际经验,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及经济结构变动等问题,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忽视农业经济发展,过分强调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倾向,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占主流。特别是还没有将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协调发展置于重要地位加以研究。所以,本课题的选择至少是争取在这方面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发展,有一些不同点和独特之处,说明这些特征正是本课题的意义之所在。 第一,不同于拉美及亚洲的一般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具有十二亿人曰,九亿农民的超级农业大国,无论是资源配置、农业结构、还是经济制度等方面,都同小国(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应该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无论是在启动期和起飞阶段,还是己经达到相当发达水平时,都要强调以农业为基础,都必须协调好工业与农业两大产业的关系。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中,要求金融部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是我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客观要求。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对策选择必须充分尊重这一状况,否则就要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第二,不同于印度、巴西等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经济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集权式计划经济模式,而且在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方面也与这些国家有很大差异。这就使我国的农业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的起点,不仅包括了自然经济落后的一面,还包含着传统计划经济僵化的一面。因此,这种双重过渡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虽然我国农村经济经过了二十年的改革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必须承认,我国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在解决双重过渡的困难中,必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代价。 第三,我国农村改革己有近二十年的经历。可以说,二十年来,这种改革,就是渐近的市场化过程。其中许多有意义的实践探索,不仅在外国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就是国内理论界也仍须深入研究总结。本课题研究的基础不仅以各种学术理论为支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我国近二十年的农村改革实践之上,这将使研究更加贴近改革实践,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 第四,西方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假设,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差很大。而简单移植的作法,己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本课题的研究中,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思想方法,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深入探讨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可使研究成果能够较客观的反映和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实践。 二、研究范围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中,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不从这个现实出发就会失去主题。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和宏 观,其中大量的微观问题不是本课题所能说明的。而从货币、资金入手,进而从金融的角度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为便于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对研究范围及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界定。 我们认为,农村经济所包含的内容,在一国不同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在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农村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不大,且基本上没有农村工业,农村经济的主体就是农业经济。在此发展阶段上,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的内涵基本是重合的。在由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农产品剩余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现象的出现,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和贡献越来越大,这就使得农村经济与农业经济重合的部分缩小,农村经济中有很大空间属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此时,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从结构上看不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是由下列几个部分组成:一是农业部分。其中包括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狭义农业即农作物种植业,而广义农业则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园艺业等。无论是狭义农业还是广义农业,均有一个基本特点,即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物和植物,这是农业生产力的根本特点。二是农村非农业产业。其中包括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工业亦称乡镇企业,与国家工业相比,其在企业性质、资金融通等方面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工业化一般作为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而存在,在更高层面上与农村经济相对构成国民经济整体。而农村工业则是农村经济的组成部分。农村工业的经济概念,通常可做两种解释:一种是指农村地域上(一般指县以下地域)的工业,亦即布局在农村地域上的所有工业。另一种是指农村乡镇办、村办、个体和其它私营形式工业的总称。本课题研究采用后者概念,因为这种融农村地域、农民身份和企业所有制于一体的农村工业概念,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二十年来我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农民的经济行为和农村经济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讲,虽然目前对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形式说法不一,但在本课题中则以农产品和非农产品的市场营销为基本区分标准。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是农业经济的延续和发展。非农产品的经营,则指城市工业品扩散、矿产资源开发等其它形式。总之,在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农村经济将在结构上趋向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农村第三产业的多元组合。在以后各章节的研讨中,采用农村经济或农业经济的概念时,不再单独说明其内涵,只是根据当时研究的需要和课题所涉及的范围,有所侧重的使用相应的概念。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是本课题研究的另一个主体部分。认识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互动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农村金融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和改革不仅与农村经济息息相关,而且还要与国家金融制度互相协调。所以,研究农村金融不可回避的要涉及到国家金融体制及金融政策。这就使得农村金融处于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关系中的纵横交叉点上。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本课题所涉及的范围仅立足于农村经济货币化、农业投融资和农村微观金融组织行为上。在市场化进程中,本课题考察我国农村金融,主要是论述下列问题: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与农村金融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总量及结构性变革与资金的供求;农村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化与资金运行;农村金融中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市场化的关系;等等。 三、研究的基本方法 应该说明,本课题不是一个基础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问题。因为发展问题从来就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尤其是本课题所面对的不是单纯的发展理论,而是中国农村二十年的成功改革实践,这就更需要我们注重对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进行实证分析,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出发,来深入探讨中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与发展。 从本课题研究的范围与重点来看,它既包括了农业经济学与金融学的一般理论,又涉及到了农业与金融两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体制背景等因素。因此,有必要采取比较分析方法,对改革前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及改革后的市场化过程进行理论实证分析与经验实证分析。同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与世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行规范性研究。由于本课题主要研究农业部门与金融部门,以及两部门之间的改革发展问题,而这种研究又侧重于在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背景下进行,因此,分析方法要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在经验实证分析方面,对归纳法与检验法则是交替使用。逻辑推理中要特别注意合成推理的谬误问题,努力减少研究中的片面性。本课题的研究将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化这条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科中科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加具备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意义。同时,研究将主要以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特征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实践探索为基本题材,结合二十年来我国农村经济和金融改革的主要步骤,循序渐近的逐步展开和深入。对国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也将加以介绍和比较,以便于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发展道路。 四、课题主线与体系结构 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它们各自又涵盖着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所以,本课题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泛泛而论,只能选择一条主线,对其中相关的重要问题加以讨论。我们选择了市场化做为研究的主线是因为: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目标同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方向具有一致性;2.市场化进程是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选择。农村经济改革在我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起到了先导性作用,而且市场化金融改革特别是农村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配套和促进作用;3.市场化改革不仅反映着深刻的经济制度变革,而且包涵着极为丰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在我国经济由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选择市场化这条主线贯穿全文就更加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4.市场化不是一个突变过程,而是一个渐近过程。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在这一渐近式改革中,虽然各自市场化的内容和进展不一致,但市场化的趋向始终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制约或促进着农村经济与金融的改革方向和进程。只有抓住市场化改革这条主线,才能从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说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本课题的体系结构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共计七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可视为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理论背景,使本课题的研究一开始便置于一个较为宽广的背景与思路之中。第一章是重新认识西方若干发展理论,目的在于进一步考察西方发展经济学说及其主要流派,着重说明西方市场机制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探讨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其中,重点突出了制度变革和资本的作用 。第二章阐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本章从讨论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发展思想入手,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体制下农村经济制度的非市场化问题,二是传统体制下农村资金运行的非市场化和农村金融的制度性压制问题。通过本章的讨论,反思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非市场化的历史成因和诸多弊端。同时,也从反面揭示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为以后各章的研讨做好必要的铺垫。 第三章和第四章可视为第二部分。这部分主要对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问题进行基本分析。这种分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明农村经济与农村资金自身的市场化运行变革,而且也构成了专门讨论农村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和组成部分。第三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市场化选择的必然性和改革进程。该章讨论了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理论前提、经济制度变革以及农业在市场化改革中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这些讨论,将有助于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层面上,认识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市场化问题,使本课题的研究基础不仅仅拘泥于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范围。第四章则从一般意义上讨论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化、资本投入及资金需求。本章还从分析农村经济货币化入手,研究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与特点,探讨了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货币深化问题,进而深入考察改革以来我国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变化,并从这种变化中重新思考金融的地位与作用,重新判断资金的需求与供给。另外,对农业资本投入问题力求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说明农业资本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及我国应该借鉴的发展理论。 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可视为第三部分。这部分将较为详尽地研究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金融问题。由于篇幅和课题所限,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商业金融、农村合作金融和农村政策性金融。应该说明,上述几种金融形式在农村金融的总体框架内,有交叉也有分离,但依据各自的性质和特征,在市场经济中它们的地位与作用是有差别的。通过对上述几类农村金融形式的研讨,本部分研究试图从金融角度考察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及趋势。同时,对农村金融如何适应和促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五章主要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业银行如何向商业银行转轨。一般而言,农村商业金融涵盖的内容比较多。鉴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农村商业金融的主要矛盾集中在我国农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这种改革对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影响上。对此,本章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第六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重建问题。主要内容有:对合作金融基本理论的再认识;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变异及反思: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的阶段性探索;市场化改革条件下的合作金融利率及信用创造分析;农村合作金融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地位,而且其改革的难度比较大,一些理论与政策问题,多年来一直难以取得各方共识。因此,本章以较大的篇幅对其中几个相关问题作些探讨。第七章研究市场化改革与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确立。目前,在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待探索。对此,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1.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历史回顾;2.我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初探及国外借鉴;3.关于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思考。 五、研究结论与主要观点综述 本课题的基本内容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农村经济与金融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两部分发展及其联系的研究,努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侧重于体制和政策分析,力争对课题研究有所创新。 1.概括地讲,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市场化改革是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农村金融的地位愈加重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单是一个金融问题,必须把金融同国家发展战略、制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结合起来。否则,金融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农村金融改革要采取渐近方式,不断地融入和推动整个农村经济转轨和转型:农村金融改革必须注意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重新构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体系。 2.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虽然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种发展毕竟寓于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应该说,我国与其它国家的发展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点不能否认。西方若干发展理论对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缺乏指导意义,但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中,二元经济理论、农业制度及农业资本理论,特别是舒尔茨的农业发展理论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3.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思想影响。改革前,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成因,主要源于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经济制度与微观经济制度。其中,超越国力的发展战略和强制性的制度是突出表现;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金融压制的性质是制度性压制,金融活动完全是被动和消极的。农村资金运行非市场化的结果是大量农村资金无偿流向工业,尤其是无偿流向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偏斜运行,使农村经济更加落后;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经济的非市场化运行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这种选择,一方面使国家迅速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使国家为长远发展付出了沉重代价。 4.农村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国家金融整体改革而单独进行,其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经济改革需要的指导理论在改革前后的实践对比中得到了确认和创新,即我国任何经济部门的改革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支撑;我国农村经济和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制度安排的市场化选择,在此基础上才可能考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变革;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否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在总体上难以深入下去,即使一时取得了某些成绩,其代价也必然是丧失国家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后劲。 5.货币化是农村经济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切入点。应该从农村货币化的广度和深度出发,研究农村产业结构、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民收入等基本问题;市场化条件下的农业资本投入与融通要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物质资本投入要注意数量界限和劳动、技术对资本的吸纳能力,同时,要特别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开发和投入;市场化改革将会引起资金供求的迅速变化,农村资金运行格局将改变传统体制下“国家、集体”的框架,而演变为“国家、集体、农户、外资”的新框架,在这种变革中,金融将逐渐成为新框架的核心。 6.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具有先导性作用。因为国有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将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经济体制对农村金融的影响,并对其它金融渠道产生示范效应;农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轨同其它国有银行改革具有联动效应,但我们更要强调农行自身的特点和弱点,以寻求改革的突破口;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要关注社会效益,现阶段主要是处理好这种改革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使农村商业金融改革同农村经济改革协调配套。 7.我国需要在改革中重建农村合作金融,以巩固农村金融的基础。传统体制下我国合作金融被严重扭曲,改革应该与国际合作经济的一般惯例接轨,矫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方向。对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要采取不同政策,以解决它们联系农民、发展业务和防范风险等问题;要注意合作金融的基本理论研究,特别要着力研究市场化改革中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利率及信用创造问题,以利于农村微观金融基础巩固和国家宏观调控。 8.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下的“市场失灵”将使农业这个弱质产业和基础产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国家必须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其中利用政策性金融实施保护是重要举措,是其它方式和渠道不能替代的;建立农业发展银行,专门经营和管理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十分必要;现阶段要抓住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供给和管理这个主要矛盾,同时要开展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业务。从长远上看,农发行要拓展、创新业务,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要努力吸取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某些有益作法,深化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改革;我国农发行的改革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坚持以金融运行为本,同时兼顾协调与财政、企业、商业等部门的关系。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民营经济面临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目前非国有经济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以上:在流通领域,国有商业在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下降到20%左右,民营经济占了70%以上,显然各种非国有的民营经济已成为21世纪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同时更应看到进入新的世纪,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更宽松、条件更成熟、前途更广阔,我国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面临着一次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认识这种机遇,把握发展机遇,对于进一步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十分重要。(一)、新经济形态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新契机。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战略。而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在中国的更快发展,必须注重体制与制度创新对科技创新的制约功能,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这是因为凡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是具有战略性,二是具有风险性。因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要靠市场风险资本的推动,靠民间投资基金的“孵化”。除了战略性高科技产业要由国有经济直接独资或控股经营外,其它一股竞争性的产业应在所有制方面彻底放开,尤其必须进一步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努力实现竞争性高科技产业领域经济主体民营化。重视民营经济与个人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是由人力资本的规律性特点决定的。人力资本产权主体呈个人化趋势,较之其它产权更具有天然的排它性,其智力资本的现实功能大小完全取决于产权主体个人的主观能动性。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具有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五分实施民有、民治、民事的发展模式,就可充分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把潜在的人力资本能量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二)、我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源配置的良好机遇。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有了极大的变化,如工业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已从1978年的78%下降到1999年的33%,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由同期的22%上升到67%。但是对整个国民生产总值贡献率只有1/3的国有经济,却占有2/3最稀缺的资本资源,这说明国有经济占有的资源与其产出的效率极不相称,必须在资源占有的所有制结构上进行重大调整。因此,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重点是在生产资源占有的结构上作文章,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上的比重,让产出效率高的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及其它非国有经济占有更多的资源,以减少各种“公地的悲剧”的继续发生。随着国有经济在许多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随着国有经济在资源占有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就给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国有经济从竞争性产业领域的退出与国有企业改革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过程,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内部改革的深入必然是单一的国有产权向混合的非国有产权多元产权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有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作为骨干外,大量的仍是中小企业。必须看到民营经济是相对官营经济的一个概念,它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外资经济和其它非国有国营的经济主体。国有经济从中小企业退出来的改革不管采取何种形式,绝大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会实行民营化,这就必然产生一大批国企改制衍生型民营企业,因此在“十五”期间,国企民营化的过程还会加快,这就为民营经济参与国企产权改革提供了机会与条件。(三)、实施西部大开发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开发大西部,加快中西部的发展是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这一战略的实施和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在西部大开发中,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的改善,而竞争性制造业的投资,则主要由企业在市场机制基础上进行。西部大开发必将促进西部的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西部各省、市、区在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都已着力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而西部大开发,首先为西部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尤其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作用与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东中部地区,特别是大大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但从1999年实施开发西部的战略以来,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东部与中部地区,这也说明新的机遇加快了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其次,也为东部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会持续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西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对来西部地区投资的东部与中部的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同等看待,把对外商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延伸到东、中部的民营经济上,从而为东、中部的民营经济进入西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机遇。另一方面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各地政府大大加快了西部的基础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商流、物流、信息流的设施及整个市场环境就大大改善,这也有利于吸引一大批东、中部经营者进入西部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的市场广阔、资源丰富,西部的开发过程是与城市化的过程连在一起的,从长远看,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在解决了西部缺水的问题以后,移民西部肯定会给民营经济西进带来更大的机遇。(四)、金融市场的发育及金融政策的调整为民营经济的更大发展提供了外部动力。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的经济行为与经济能力、中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为居民个人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机会与舞台。同时也说明中国民间积累了巨大的潜在资本,为居民更加积极地参与市场活动提供了基础条件。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民间资本的存在,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如果能将数万亿居民个人存款的一部分转化为民营经济的投资,则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步伐还可进一步加快。此外中国居民个人以房产为主的不动产规模的扩大,也为资产抵押获得更多的投资贷款提供了机会。另外,近几年来随着启动市场与治理通货紧缩的不断深入,经济学家、企业家、政府官员一致认识到,光靠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启动民间的投资需求和最终的消费需求。加之银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资金运行的安全性与高效性相统一的机制使银行对效益高的民营企业也开始情有所钟,自1999年以来一些银行均开始实施对民营经济的贷款业务。总之,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已为民营经济的第二次创业作了必要的准备。银行业对民营经济的业务介入与业务支持,可及时缓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激活和强化民营经济的“造血”功能。 二、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有研究显示,在过去的世纪,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企业老是长不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共同的特点:经营决策不受行政部门干预,实行市场为导向、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的发展模式,等等。但纵观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能真正成为明星的大企业、大集团并不多见,其余的多是中小企业,又或 是流星般一闪而过的落马企业。面对新世纪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依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部分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具体表现在:一是与主管部门的关系理不清。企业初创之时,自找婆婆,虽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并无投入,但在企业发展起来后却再现所有权归属之争。二是对无形资产,特别是管理股权和技术股权未作明确界定,形成隐患。三是初始投资主体不明确,如创业资本主要是借贷、科研经费等方式积累起来的。四是对优惠政策形成的“政府扶持基金”,其所有权归属的界定仍存在争议。五是民营企业通过兼并、联营、承包、股份制改造、收购等形式壮大了规模,但国有资本的产权归属却没有界定。其次,民营企业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其自身管理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这里包含两个方面因素:一是缺乏管理方面的知识。二是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创业之初,大部分属于个人或合伙创办,相当一部分企业沿袭一人所有、一人决策、一人承担风险的家庭式管理模式。这种管理不仅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削弱了企业发展后劲,而且导致经营行为不规则给企业生存带来的风险。新成立的企业在扩张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而发展很快又不容易使人感觉到这些问题,许多民企面临着“管理青春期”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企业存在人才饥渴,换人又相当频繁,挖来的人因为管理滞后等原因迟迟难以纳入机制。有些人是国企过去的,有些问题是国企翻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做小企业的时候决策非常灵敏,但扩展到几百人、几千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中国应该提倡搞一大批健康活泼中小企业,而不是一味都争着把企业做大、做过五百强。一个企业如果在机制、体制上没有积累,应该非常反对超常规发展这个词。忽略自己的历史,认为可以人为通过投机、跨越中间地带的想法往往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必要的投机可以搞,但不应成为主体。再次,民企信用危机亟待解决。众多民企法人代表变更频繁,“新官不理旧帐”问题比较突出;不按规定办事,对于资产抵押,不愿出钱办理土地抵押、房屋过户等担保抵扣手续,往往造成扯皮:信用观念不强,重视抢贷款抢项目,轻还款轻付息,往往贷款到位后长期拖欠不还,有的甚至根本不打算还款,造成非国有经济中不良贷款较高。另外,对众多民企业进行评级的信息收集成本偏高,银行对贷款风险难以掌握,也是促成银行对民企惜贷的原因。最后,民营企业的家庭式管理是其发展壮大的最大羁绊。企业的成长,不可能只是企业家单方面的努力,而是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工人这个共同体合力的结晶。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没有善待其职员以劳动力形式出现的企业产权。其中,高级管理人员问题最突出,老板与高级经理之间是委托的关系,企业的部分责任由高级经理单独承担,有部分事情由其单独操作。如果仅将高级经理按一般工人的方式安排其报酬结构、激励机制是不够的。老板对其监督较困难,且高级经理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如得不到满足,将会以其他方式达到要求,比如带上合同和一批人马跳槽的现象,不少民企就栽在这里。 三、WTO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挑战 经营管理水平方面的风险。如果经营失败,原因在于管理。而二板市场显然在分散这种风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归根到底是缺乏一种与民营经济生产方式直接相适应的金融组织形式。掘国际金融公司的一项调查表明,作为当前我国金融主渠道的国有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方面的实际作用很小,原因之一是国有银行与私企缺乏沟通的基础。因此,组建民营银行无疑成为满足民营经济金融需求的理想选择。中国加入WTO后,按照相关规定,对国内金融的保护期只有短短5年,这期间,对外资银行还需逐步放开。而外资银行进入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国有银行。然而,从专业银行蜕变而成的国有银行却因“船大难掉头”,以及由于长期处于一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中,习惯于垄断经营,总体上处于一种效率低下、机制老化、举步维艰的粘着状态,并且坏帐问题和经营风险还或隐或现地累积了下来。如果让国有银行仓促上阵应战,势必难以招架。要有效应对外资金融力量的挑战,除了整合现有中资金融力量,提高中资金融管理水平,保证金融运行质量等措施外,还应开放民间金融,为中资金融注入生机,增强后劲。通过建立民营银行,作为国有银行的臂膀,可发挥有效的牵制作用,最终取得在中外金融竞争的主动权。作为国内的一股新兴的金融势力,民营银行将以其灵活的经济机制,高起点运作,规范化运营。且不带任何历史包袱而轻装上阵。在给中资银行注入新活力的同时,将会强有力地辅助国有银行共同抵御国际资本的冲击,沉着应对外资银行在家门口的挑战。实践证明,民间金融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有资料表明,浙江民间一些信用社坏帐率仅有0.6%。从这一意义上看,新组建的民营银行,完全有能力担当助推中资金融发展,壮大中资金融力量的重任。任何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都是需要监管的,不监管等于不去发展。世界上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的,而它们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是它们被纳入政府(代表社会)对其进行监管的体系之中。实际上,民营银行要比自有银行更加好管,你可以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严厉的、有经济意义的惩罚,甚至把它关掉,而对国有银行,多数经济惩罚措施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对官员的行政惩罚还有些意义),也很难对其实施破产性处理。金融业是个风险较大、容易出现“欺诈”行为的行业。过去我国已经出现的一些民间金融(这里首先是指一部门合法的股份制的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基金等),之所以后来问题较多,不是因为这种经济形式本身有问题,而是政府(或社会性金融组织)没有对其进行应有的监管。所以正规的监管系统不仅是民营银行同时也是整个银行体系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摘要: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筹,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并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互动机制;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纳入到更高层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指导思想之中,并明确了“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方针,进一步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的战略目标。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重要升华,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正确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认真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从而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和国家综合国力。 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是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本依托,经济建设搞不上去,国防建设就无从谈起。国防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防建设搞不上去,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难以保障。”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就是要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并努力防止在实践中出现相互偏废现象。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实力要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相协调。没有一定的国防实力,国家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就无法得到保障。而脱离国家经济建设安全环境,单纯追求国防实力的增长将耗费大量的宝贵资源,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二是国防发展战略要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是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和得以延续、保持稳定和走向繁荣的两个重要支点,只有在国防发展战略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相协调情况下,国防和经济的发展战略目标才能得以真正实现。三是国防建设投入要与国家经济的承受力相协调。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不仅国防建设的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发展也将因此受到拖累。四是国防体制要与国民经济体制相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对国防体制有不同的要求,因此经济体制的变迁必然要求国防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必须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协调。除此之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相互协调还包括其它许多方面内容,如国防发展方向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国防政策要与国家经济政策相适应等。 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内涵,随安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平时期,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依托,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前提下谋求发展。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为国防建设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因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下谋求发展,使国防投入、军队规模等控制在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二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富国不等于强国,一个国家即使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若无强大的国防力量,也难于巩固已有的经济建设成果,难于取得与其自身经济实力相符的国家地位。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三是要立足提高国防建设的效率和效益。当前,我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还存在某些不相协调的地方,一是国防发展实力与经济发展实力不相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我国现有武器装备综合质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也不占优势。军队建设整体上处于机械化和半机械化阶段,而发达国家正在进入信息化军事阶段。二是国防费占gdp比重过低,同经济建设面临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协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长期呈下降趋势,“六五”和“七五”时期平均分别为3.6和2.0,“八五”和“九五”进一步下降到1.5,20__年回升到1.5,20__年进一步回升到1.7。尽管近年来加大了国防费的投入,但仅仅是一种恢复性增长、补偿性投入,国防费占gdp的比重低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为了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我们应当在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适度增加国防费占gdp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以增强国防实力和应对各种安全因素的能力。 二、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良性互动机制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矛盾的统一体,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其实质就是尽量减少和降低两者对立矛盾的因素,促进和强化两者互为依托的能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军民分离”和“军民结合”两种模式。在“军民分离”模式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各自封闭、互不相通,两者在资源的分配上通常表现为相互对立关系,难以起到良性互动作用。而在“军民结合”模式下,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技术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可形成双向扩散、交流和融合的态势,促进国防与经济良性互动作用。因此,通过军民结合,不仅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克服资源重复配置现象,缓解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争夺资源矛盾,而且可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效率与效益,从而能够更好地推进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就是要打破军民分割、相互封闭的传统界限,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也就是,一方面将国防建设根植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形成国民经济对国防建设的强大支撑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国防建设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形成国防对经济发展的强大牵引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建立起军民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等方面真正实现相互融合。国家和地方在铁路、港口、机场等大型公共基础建设以及光缆、 移动通信、卫星通信网络等信息化基础建设方面,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需要,而且应当充分考虑军事和作战需要,做到寓“战场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使一笔投资能获得经济和军事双重收益。军队在人才培养和后勤保障上要充分依托国民教育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做到寓军事人才培养于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健康协调发展获得持久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通过物资供应、卫生勤务、交通运输和技术保障等军事后勤社会化和市场化改革,做到寓后勤保障于国民经济体系之中,使军事后勤保障的效率和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应当按照军民一体化要求,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加大军民兼容设施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努力促进国防资源和民用资源的相互溢流和优化配置,使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生产力和战斗力。努力发挥国防支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地区乘数效应与就业乘数效应,使国防建设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形势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形成“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积极推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需要相应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为之配套。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国防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制度。政府需要适度放宽国防市场准入,逐步降低民用部门进出国防市场的门槛,允许和鼓励非公有经济进入军民兼容的军工行业和非关键领域。同时,还应当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使设备老化、生产能力过剩、市场竞争相对较弱的国有军工企业,能够自主地退出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使有科技优势和市场竞争力的民用高科技企业,能够自主地进入武器装备生产领域,从而彻底改变我国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相对封闭格局,迅速扭转国防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局面,并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加快建立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二是要抓紧制定并实施国家标准化战略。必须及时修订和完善军用标准和规范,扩大军品和民品的通用化、标准化和系列化程度。比如,在武器研制和采购方面,只要不影响武器装备的作战性能,凡是适合采用民用标准和规范的地方,就应当尽可能使用民用标准和规范,以此提高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军民融合程度,从而达到降低资源重复配置和浪费的作用。三是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决策、协调和评价机制。在决策机制上,政府应当按照“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要求,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纳入统一规划进行决策。其中,经济建设的决策要贯彻国防原则,国防建设决策要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在协调机制上,应当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军地联系办公会议制度,从项目立项、投融资、价格、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各个方面,加大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工作力度。在评价机制上,应当把“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业绩的重要考核内容,使各级政府在加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同时,能够兼顾国家安全利益。四是要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体系。让有限资源在和平时期能够最大限度地用于经济建设,在战时可有效地保障战争需要。最后,还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和法规,为“军民结合、寓军于民”良性互动机制的形成提供制度保障。 三、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要求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就更加有限。为了使国家有限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防与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问题上,我们还必须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从当前我国现实情况看,经济不够发达仍然是影响我国综合国力、制约我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大小的关键因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将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我国用于国防建设的资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大幅度的增加。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时必须坚持协调发展、有所侧重原则,避免出现全方位推进和平均着力而导致国防建设效率低下的现象。 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推进国防现代化建设,就是以增强国防实力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有限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着力解决好影响和制约国防实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因素。国防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系统,根据“木桶效应”原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主要由系统的“短板”决定。为了提高系统的整体功能,就必须集中力量解决好系统的“短板”问题。为此,必须根据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特点和规律,抓住我国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有限资源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军事战略威慑能力的建设。提高军事战略威慑能力是遏止战争,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重要手段。军事战略威慑力量的建设,通常被认为是“费效比”较高的国防建设活动。在国防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应当以足够的投入确保急需的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和“杀手锏”武器的研制生产,并逐步装备部队形成战斗力,从而依靠强大的国防实力和战略威慑力震慑对手。二是国防和军队的信息化建设。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的重要建军目标,也是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目标。为此,国防和军队建设要紧紧围绕建设信息化军队和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加大军队信息化装备以及信息化作战指挥系统等方面投入,努力完成机械化与信息化复合式发展的双重历史任务,加快推进军队建设跨越式发展步伐。三是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现代信息化战争是一体化的联合作战,需要海、陆、空、天、电、磁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有效配合和联合作战。军队能否打赢现代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此,需要加大军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建设的投入力度,努力建成一体化的作战指挥系统、火力打击系统、情报侦察系统、装备研制与采购系统、动员及后勤保障系统等。四是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人才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加大国防和军事人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国防和军事人才的综合素质,积极推进人力资源配置由 数量型向专家型和职业型转变。 国防是典型的公共产品,而且是特殊的公共产品,国防现代化建设理应由国家来进行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由国家来进行投资。实际上,国防建设的某些领域,国家完全可以充分依靠和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对军事、民用技术协调互动重视不够,军用标准和国家标准的通用化程度较低,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复配置和低效率,不但损失了社会经济效益,而且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为此,国家对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应该集中投在民用部门“不能”、“不愿”和“难以”进入的国防建设领域,如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中安全保密性强、投资大和风险高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在这些领域,国家应当在项目立项、投融资、土地使用等各个方面,逐步加大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而对于一些军民兼容性和非关键的国防建设领域,国家应当允许和鼓励民用部门积极参与,以增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后劲。另外,还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管理手段,借助信息技术,提高国防费保障的信息化水平,促进国防费保障向精确化转型,提高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质量效能。 经济与发展论文:休闲产业与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并加强其建设,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 要 题】产业结构 【关 键 词】休闲产业/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 假日经济是以旅游、文化、体育、交通、餐饮等连带产业群为主体,将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文化产业整合成一个休闲产业系统。假日经济的出现,是国家刺激消费,推动内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带来的成果,是近年来人们期望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如何维护假日经济这一良好势头,使它长盛不衰,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值得认真地总结和研究。 一、假日消费与休闲产业的多元化 休闲产业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或几个具体的行业,而是将各种能够调节人们生活和心理状态的行业从传统产业划分的框架中剥离出来,即以休闲产品为龙头,以人们的休闲消费为市场的综合性产业。它的主要阵地是为满足现代人旅游、健身、服饰、娱乐、求智、消闲、居室装饰等休闲要求。由于它贴近生活,崇尚国际潮流,顺应大众风俗习惯,紧跟时代步伐,并紧密地依赖先进技术,有助于高新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因而被人们称为充满活力的“朝阳产业”。 从追求温饱到寻求享受,是消费者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作出的自然选择。人们在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假日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质量提高的标志,不同于基本生存需要的单一化和物质型,而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和精神型。如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消费、旅游服务消费等等。此外,假日休闲还表现在教育、科技、文博等领域,如为自身发展而开办的各种业余电脑、外语及其他专业技能班,老年大学的各类休闲教育,科技馆的科普启蒙,文史博物馆的历史文化温故等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向利润率高的新兴行业流动这一规律的驱使,文化娱乐业、体育健身业、旅游服务业等休闲产业逐渐地发展起来,成为市民休闲消费的最好去处。 1.旅游业魅力无穷。旅游业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前景最为广阔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回归自然、访古探幽的兴趣高涨,旅游显示出无穷的魅力。旅游这种休闲消费把旅游情结、文化娱乐、体育健身三者融合在一起,高尚而富有情趣,实用而蕴含文化,因此很受各类人们的喜爱。每逢节假日,三五亲朋好友,结伴而行,或去名胜古迹,或去名山大川,或游北国风光,或览南国风情,甚至远游异国他乡、原始森林、热带海滨……,游览、访古、享受、探险……。这种休闲消费既使消费者增加了阅历、陶冶了性情,又享受了人生、健全了体魄。1999年至2002年,中国的旅游市场几次出现“人满为患”的火爆场面。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费朗加利曾预测,中国将成为21世纪初世界第一大旅游国,届时将有1.37亿人次到中国参观、访问和游览。 2.文体娱乐业。近年来,文化市场成了市民和游客在假日里光顾的重点。人们在休闲中追求文化品位、文化享受,感受文化氛围,接受文化熏陶。利用休闲时间进行文化娱乐是人们休闲消费最主要、最普遍的需求。因此常常以家庭亲人为单位,或在家观看电视、录像、家庭影院,或外出观看电影、观赏节目、听听音乐、跳跳舞蹈。还有的经常以亲朋好友为群体,或切磋棋艺,品尝茶艺,或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等等。这些积极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不仅使人们得到高尚有益的休闲消费,而且还可以得到高雅美好的艺术享受。从文化市场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报刊、图书,还是电影、音像,其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3.体育健身业。随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愿意把休闲时间和部分收入花在强身健体上,于是,“花钱买健康”成了都市时尚。不需要特别留意,你就能感受到体育健身休闲消费在当今都市的热度,游泳馆、网球场、羽毛球场、溜冰场、旱冰场、男子健身房、女子健美中心、台球厅、保龄球馆,等等,已经成为人们经常光顾的场所。就是那被称为贵族化的高尔夫球也吸引了不少顾客。至于观看足球、篮球、排球、体操等一类比赛的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可见,体育健身的市场空间大得不得了,这种休闲消费的市场前景也好得不得了。 4.商业街休闲好去处。现代的商业街里,商场、超市林立,各种专卖店,餐饮店,应有尽有。加之城市及城乡之间交通便利,人们已将“逛街”看成首选的休闲方式,商场也就成为休闲产业最大的窗口之一。时下有不少商厦和专卖店十分注重美化购物环境,其构思巧妙,品位高雅,确让人流连忘返。许多商场引进盆景、鲜花、灯光喷泉、艺术雕塑乃至假山鱼池,使购物环境充满活力,成了温馨世界,让顾客在浏览购物之中得到美的享受。有的商厦和购物中心特意辟出一大片场地为顾客的共享空间,实行开架售货,电脑管理,并设立咖啡间、休息厅、展览角……不再使店堂里的商品与顾客争夺空间。还有更多的时装专卖商场推出流行服饰展览,名师获奖作品展、时装模特表演,让人领略到一种文化氛围,增添不少艺术渲染力,使顾客觉是不是单纯的购物,而是置身于特定的艺术环境中,成为一种享受。 餐饮业也在假日经济的大潮中得到长足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大餐、各具特色的地方小吃不仅吸引了外国人,也吸引国人从家庭餐桌走向 酒店、饭店。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进饭店、吃宵夜已经成了寻常的事,特别是像元宵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具有团圆意义的聚餐已成为各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 5.风格各异的“吧”文化。如今,都市里各式各样的“吧”已经非常流行,如“陶吧”、“玻璃吧”、“布吧”、“果吧”等。在繁忙的都市人生活中,这种新兴的“吧”文化确实成为一种休闲的新时尚,“吧”里面的那种艺术、文化或浓浓的个性化的氛围,能使人们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欣赏陶瓷艺术佳品和制作陶瓷作品是“陶吧”最诱人的主题。在昆明、贵州、上海都能见到“布吧”,是都市女孩儿聚会的最佳去处之一。前卫的女孩儿在这里能够体验到“男耕女织”的田园风情。“吧”与文化的融合,引导着都市人新的休闲娱乐方式。 6.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近几年来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双休日制度的实施,人们崇尚大自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出现的一个新经济用语。节假日和家人或朋友到近郊的农田去从事种地、除草、采摘等农活,可以亲自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辛劳和丰收的喜悦,还能获得休闲度假和精神享受的满足。 休闲农业提供给城市居民的应该是轻松、愉快、宁静的精神享受,闲情逸致的田园情调,富有特色的农副产品。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旅游娱乐型:这种类型的景点设置有果树开花时期赏花,典型花卉争妍季节花展,农作物生长、收获阶段参观,鱼塘垂钩、采菱泛舟、农家习俗、舞蹈等。(2)品尝消费型:这种类型主要是在农产品收获时期如果实成熟时让城市居民亲自采摘、品尝,并且引导他们消费购买;另外还有珍禽烧烤、畜禽加工制品的品尝出售等活动。(3)耕作体验型:这种类型主要是通过城镇居民亲自参加农事劳作体验农村生活而设置的。它的方式可以是出租小片菜地、小片果园、小片鱼塘给城镇居民,或者实行会员证形式定期举办等。这种类型强调真实感,精耕细作的传统方式和高效率的机械化现代方式相结合。许多退休工人愿意在退休后寻找一种充实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适合他们的需要。(4)主题教育型:这种类型以实地参观、实地体验、录像教学方式向中小学生提供农作物的栽培、生长,畜禽饲养、产品加工等方面的知识。这种类型强调教育启发性,主要对象是中小学生。(5)疗养修身型:这种类型以提供度假村的方式提供给城市上流社会综合服务达到修养身心、疗养身体的目的。它强调全方位的休闲,重视服务质量,重视生态环境。 二、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迅速发展起来的假日经济,使旅游和各大城市的节日市场着实火了一把。但是,从政府到企业,从交通部门到旅游服务业,许多部门和商家似乎都准备不足,从“食、住、行、玩”几方面看,在假日消费火爆的背后,也暴露出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1.旅游产业水平不高。外出旅游是假日经济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线之一,但假日旅游暴露出的问题也是最多。首先,热线太热,过于集中。由于各旅游社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主要的旅游线路上,从促销宣传、人员组织安排及资金的投入上都重点向旅游热线倾斜,导致游客对旅游地点的选择过于集中。游客的过于集中,各景点人满为患。由于现有旅游基础设施大大超负荷运行,难免接待质量会出问题,得不到保证。比如住宿不尽人意,伙食、用车标准降低,临时变更参观景点等一系列问题时有发生,游客投诉增多,造成不少人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其次,旅游点营销手段太少,旅游产品品种单调,层次较低,缺乏休闲内涵。再次,各旅游景点在软硬件配套设施方面,在旅游信息传输协调等方面还欠缺很多。最后,旅行社无序竞争,使旅游市场竞相压价,旅行社生意火爆利润却平平。个别鱼目混珠的旅行社以低报价吸引游客,设下“零团费”的旅游陷阱,在旅途中受导游引诱甚至胁迫购物,从中收取高额回扣。这些不规范的运作既“坑”了消费者,也“苦”了旅行社自己。 2.消费者消费不成熟。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表现在出外旅游对景点盲目选择,喜欢跟风,人家去什么地方游玩、观赏,自己也跟着去,只看热闹不看门道;购物时见商场打折让利就有购买冲动,只顾价格便宜,不管是否需要;休闲娱乐也喜欢随大流,不会寻找新的消费途径。二是消费权益保护意识不成熟,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当消费利益将遭受损失时,不懂得及时采取措施把未产生的损失降到最低。三是消费观念有待提高。 3.休闲产业尚未开发。假日经济是一种综合性强、牵涉面广、可持续发展的系统经济形式,它涉及的远不止旅游、购物等产业。目前的休闲热仅仅是迈向追求生活质量的新阶段的开始。温饱之后,不仅有享受可供追求,更有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广大消费者对身体健康的向往、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对职业技能的寻求同样有着迫切的要求。这些都是我们亟待大力开发的领域。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例,较长的假日里,旅游胜地固然游人大增,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利用这一良机为自己、为子女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而大把花钱。在为数众多的图书馆、博物馆里,在各种大学和社区所办的继续教育学院里,消费者或怀揣快餐,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或携妻带子,在充满知识与智慧的娱乐中度过欢快的假期。在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各类图书馆(包括一些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博物馆为数众多,各具特色,成为市民乃至学生的第二课堂,让人流连忘返,百看不厌。每次造访,受益匪浅。这类场所,吸引的大多是附近居民,很少给假日的交通增添多大的负担。由此观之,我国的休闲产业,不仅要满足消费者旅游和购物等基本需求,从长远来看,还要满足人们发展的愿望,丰富假日大餐的内容,真正把消费者在假日的各种消费需求挖掘出来并最大限度地加以满足。 三、对假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几 点思考 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休闲娱乐的消费支出占百姓生活可支配收入比重日益增大,可以预见,随着人均可支配性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会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假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认真地去研究它,开发与之相关性的休闲产业,推动假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旅游的龙头带动作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向国际化靠拢 (1)我国旅游资源十分丰富,除了一些现已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景区外,许多景区其实早就有相当的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产品开发单一,又缺乏高水平的策划包装,加上财力有限,促销乏力,因而不能对国内外市场产生吸引力,造成热线过于集中的现象。只要增加这些景区的基本配套设施的投入,加大促销力度,这些景区就能产生强有力的吸引力,既能分流过热量区的部分客源,又可以扩大旅游市场的需求总量。(2)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一体化,此外,还应发展城市周边旅游和城郊旅游,以分散游人。引导本市居民在假日到郊外旅游,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外地游客。(3)目前国内外的旅行社大多处于小散弱差状态,无论在国际市场还是国内市场都没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政府主管部门一方面要扶优扶强,使具有优势的旅行社得以不断地发展扩大,另一方面要鼓励旅行社组建联合体,内部统一步调,规范运作,优势资源互补,推出精品,开辟特色,提供优质服务。 2.加强对游客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 目前,假日消费市场出现人满为患、怨声载道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假日休闲行为的指导不力有关。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消费习惯,再加上对市场的变化难以把握,游客的消费行为比较盲目,市场自我调节的滞后性,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因此,加强对游客休闲行为的引导显得格外重要。首先,加强休闲学研究。当前,人们的休闲概念还不甚明确,对休闲消费还处于盲目和随意的初始阶段,商家对休闲业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投资方向与热点还缺乏远见性认识,从而导致中国目前的休闲还很混乱,急需休闲学给以指导,向人们宣传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消费观念。在国外,闲暇社会学是热门学科,但国内重视和研究休闲学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与迅猛发展的假日休闲产业是不相配套的。其次,是加强休闲信息指导。假日市场呼唤能指导休闲、推介市场、播报信息的休闲信息网络的产生。当前尤为急切的是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及时为旅游者提供旅游路线、交通状况、景区接待、订票订房、购物等方面的信息服务,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指导。 3.加强假日市场休闲产业链的建设 外出旅游,不是假日盛筵中的惟一佳肴,甚至也不是其中的惟一大菜,研究假日经济潜在的消费热点,能从整体上将假日经济引向更深的层次,扩大休闲的内涵和外延,提高文化品位,把假日经济推向深入。据有关专家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人们在长假里不仅要达到休闲的目的,而且还要求在休闲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满足精神需求。这就要求有关部门、单位和假日市场相关行业的生产经营者,紧紧围绕休闲消费,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休闲产业。(1)文化娱乐业。据调查,长假期间,市民的消费结构中文化消费占家庭、社会消费的比例在不断提高,市民花钱观赏文艺表演、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的已越来越普遍。随着“假日经济”的发展,我们应积极发展报刊、图书、电影、音像等传统文化行业,举办书市、花市等富有特色的广场娱乐项目,应适当增加文艺演出,开展各种娱乐项目。不断增强娱乐性,注重参与性,提升假日的附加值,深化假日的吸引力。并适当增加网吧、陶吧、赛场等青少年乐于参与的娱乐场所,使他们尽情享受泡吧文化和网络文化的乐趣,在满足个性化需求方面提高营造能力,用丰富多彩的消费方式来创造消费、引导消费。(2)体育健身业。一是要兴建和改造体育健身场地和设施;二是要正确合理地引导这种休闲消费。关于前者,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拥有61万个体育场馆,从绝对数量来说,已具相当规模,但人均体育场馆面积不足1平方米,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因此,兴建一批体育场馆,改造一批体育场馆,已成为当务之急。应该看到,我们的体育健身休闲消费起步很晚,消费水平不高,要从现有的实际出发,合理引导这种休闲消费。(3)餐饮零售业。首先,餐饮业要把握好以下几种节日服务型经营方式:一是主妇型。即饭店为市民家庭配送半成品节日套餐,饭店只收取少量的加工费。二是包办型。即饭店为市民预订到饭店就餐的节日家宴。餐馆酒店要本着勤俭节约、物美价廉、面向市民、为大众服务的原则,推出“敬老宴”、“爱心宴”、“合家团圆”等众多菜谱扩大目标市场。三是系列型。为适应现代人的消费需求,餐馆酒店应推出面向家庭的节日宴席快送、“出租厨师”,向居民开放客房、游艺厅等休闲娱乐设施和场所,以吸引居民到酒店里自娱自乐过假日。同时,餐饮业的经营者,还应在文化品味上做文章,要以饮食文化搭台、在店内推出书面摄影展览、音乐欣赏、杂技魔术表演、名厨教授顾客“绝活菜”等活动,让顾客集食、饮、赏、览、听于一体,吃得潇洒,玩得开心,同时又得到精神享受。商场要在店内外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除了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等一般方法外,还要注意布置出自家的特色。节假日商家应以真诚回报顾客消费者为宗旨,开展打折销售、买大件赠小件、以旧换新等促销活动,促销活动要以“情”字当先,充满浓郁的温情,打动消费者的心。(4)休闲农业。休闲农业是一种商品农业,要有推销商品的意识,通过广告宣传向城市居民输灌休闲意识,通过各种农事活动(如花卉展览、龙舟竞赛、民间舞蹈等)吸引游客。主动适应市场,积极争取市场。应大力发展都市农业和观光农业,利用最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在为市民提供卫生、洁净、新鲜的农产品的同时,为市民创造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绿色生态环境。(5)技艺培训。不少人希望利用假期难得的时间学习汽车驾驶、电脑操作、花卉栽培、投资理财、古董鉴赏、书法篆刻和体育、舞蹈、烹调等一技之长。社会各方面应当提供这些方面的机会,以满足各类培训的需求。 经济与发展论文:县域经济发展与农民转移就业分析 摘要 县城经济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存在着互动性关系,加强县城经济发展应结合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行。山东省在加快县城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今后一个时期,县城经济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促进农村刺余劳动力转移,形成县城经济与农民转移就业的良性互动,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是仍,需重点研宛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县城经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兼有农业与非农业。是宏观与微观、城市与农村的接合部,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壮大县域经济”以来,山东省县域经济进人了加快发展的新阶段,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基本情况 山东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2003年,山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意见》,扩大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对经济强县和欠发达县分别实施不同的鼓励政策,赋予经济强县更大自主权,并加大对欠发达县的扶持力度。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 (一)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概况 目前,山东省共有县级单位140个,除去市辖区,共有91个县(市),包括31个县级市和60个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65.5%,占全国列入县域经济统计范围的2072个行政单位的4.4%。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为125063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79.67%。2006年末全省县域总人口6616.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1.27%,占全国县域单位人口总数9.62亿的约6.89%。2006年末单位从业人员4864187人,占全省单位从业人员的52.47%;年末乡村从业人员30179498人,占全省乡村从业人员的79.89%。 在平均规模上,山东县域经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山东省县域经济平均规模中人口、GDP、地方财政收人、人均GDP四项指标,分别在全国排第5、第4、第5和第6位;在第七届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的数量上,山东与浙江省以25个并列全国第一位。2006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预算内收入超过5亿元的县共有204个。其中山东34个,占全国的16.7%,仅次于浙江的36个。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6000元以上的县共有118个,山东18个,占全国的15.25%,列全国第三;其中已有14个县(市、区)地方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不仅如此,据2007年山东省统计公报,省内30个欠发达县亦进一步激发内部活力,各项经济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总体来说,山东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总体水平在全国位于前列。但单项竞争力水平和单个县的竞争力不突出,与浙江、江苏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别明显。从反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基本经济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可以看出,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个均匀的自东向西递减的状况。2005年,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威海和最不发达的菏泽相比,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农民人均纯收人三项基本指标上,威海分别是菏泽的9.2倍、9.7倍和1.97倍。 (二)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主要成效和具体做法 山东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农业大省。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9309万人,农业人口6055万人,占总人口的65%,其中农村劳动力3854.2万人。多年来,山东省政府一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统筹城乡发展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取得了显着成效。2006年,全省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133%。到2007年末,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的有1907.9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为49.5%。2006年农户劳动力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41.5%,比上年提高3.5个百分点。在非农产业劳动力中,到乡(镇)外打工的人数占34.2%,其中,省内占75.8%,省外占24.2%。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70%以上在县域范围内,可以说县域经济和小城镇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山东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是依托了山东省县域经济迅速崛起和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主要做法有: 一是实施“双30”工程,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构筑主阵地。“双30”工程,即“突出抓好30个经济强县和30个欠发达县,促强扶弱带中间,推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这是山东省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大战略举措。2004年,“30强”和“30弱”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分别累计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336.7万人和93.5万人,比“双30”工程实施前分别增长了15.2%和19.5%。 二是实施“两集中”工程,加快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重要载体。“两集中”工程即“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山东省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该工程的实施,特别是加快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实现了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新突破,山东省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8.3%提高到2005年的45%,共转移了农村劳动力600多万人。 三是实施“龙头带动”工程,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提供基础、和平台。“龙头带动”工程,即“培植壮大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推进农业产业进程”。这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最直接的渠道。目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到8716个,其中销售收入过100 万元的龙头企业有6822个,过亿元的有684个。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共吸纳149万人就业,推动基地农户979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8%。 四是针对各地劳动力资源需求的实际,大力实施“西输东接”工程。通过东部城市开展企业用工需求状况调查,岗位空缺信息;西部地区开展基层劳动力资源状况调查,实现东部用工企业与西部劳动力资源丰富地区“点对点”的定向劳务输出,减少了农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提高了劳务输出的成功率。仅2006年开展“为半岛制造业送技工”行动,山东西部地区就向东部企业输送劳动力达32万多人。 此外,为提高农民技能,山东西部地区还以百家特色劳务培训基地为中心,建立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突出特色培训,并发放培训补贴,开展了“订单式”、“定向式”和“储备式”培训。2006年,山东省劳动保障部门共组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47万多人,有效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业务技能和就业质量。 二、发展县域经济是现阶段农民转移就业的有效途径 2006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4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2亿左右,就业压力较大。就山东省来讲,按照2010年城市化水平50%计算,农村户籍人口将由2006年末的6054万下降到45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大体为1500万人。而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情况看,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县域是农业产业向城市延伸和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的结合点,是沟通城乡的桥梁和纽带,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独特优势。可以说,县城及城镇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的独特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 (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 发展县域经济,重在发展中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小,投资方向和投资形式多样灵活,适合民间资金少、资金分散的特点,容易创办。因此,政府如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扶持,可以引导更多的农民开店建厂,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可以让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到乡镇工作。 乡镇企业的发展,势必促进城乡服务业的发展。乡镇企业生产经营,需要水、电、气的供应,需要通讯、燃料、卫生、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这些需求将促进更多的资本投资于服务业,从而促进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员从事各种各样的服务,使更多的农村富余人员转人非农劳动。 从过去情况看,1984—2007年期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6.5%,年均增量为47万人。其中1990—2007年间山东省农村非农产业就业增长率为3.4%,年均净增量为34万人。而1995年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接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趋于减少,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但仍然是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农村劳动力向县市及城镇转移付出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 发展县域经济,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其就业成本也是较低的。第一,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户口在农村,一般外出务工都是短期劳动,务工人员对用工单位除工资要求以外,一般没有太多的如住房、交通等特殊福利要求,这就降低了用人单位的人力使用成本,这些企业更愿意雇佣农民工工作;第二,劳动力本地就业,无需外出务工证、计划生育证、暂住证等费用开支和办证手续,无需支付昂贵的中介费用,政府也无需为安置务工人员花更多的资金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也减少了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降低了大、中城市吸纳这部分劳动力所进行的包括城市设施等在内的各种支出;第三,农村富余人员就近就业,亦工亦农,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进退自如,减少了来回路费,照顾了家庭,提高了劳动效率,降低了就业成本。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县市及城镇转移,每年的春运民工流的巨大压力也会得到一定缓解。 2007年山东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转向省会城市的占3.3%(35万人);转向地级市的占8%(85万人);转移到县城的占17.8%(187万人);转移建制镇的比重为26.7%(280万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步体现。 (三)我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决定了他们更加适合转移到县域经济的产业中发展 县域经济的产业特点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为了错开与城市工业的竞争,也为了发挥县域经济的区位优势,县域经济的产业选择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是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业,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发展县乡服务业、特色旅游业,发展现代种植业、养殖业。这些行业一般对劳务人员的技术含量要求相对较低,对体力劳动能力要求相对要高,其提供的岗位正适合农村富余人员工作。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可提供更多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可以吸纳没有更多非农技能的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三、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的政策建议 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民转移就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加强对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组织管理非常必要。 (一)进一步推进县域综合改革,扩大县级经济管理权限。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县域经济发展,确立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思路。努力走出一条经济和就业双增长的新路子。按照“能放则放”的原则,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过于集中的权力下放,赋予县级更大的发展自主权和决策权。凡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不需要国家和省里预算内投资的、不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其审批权都应该下放到县一级;凡是能一步到位将审批改为备案的,应该一律取消审批;农村小城镇建设的规划权、外贸进口权也应该下放至县一级;对于少数根据法律法规确实不能下放的审批事项,应该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审批。除了省市两级向县一级简政放权外,县一级要以全面深化 改革为重点,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营造良好的县域经济发展环境。 (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扩大农业的自主消化能力 农业是县域经济的基础。据有关方面统计,农业的充分发展,可吸纳近一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山东省地处我国东部,是农业大省和劳动力大省,有着极大的劳动力优势和地域、气候优势。所以,在农业内部,要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优势,如水果、蔬菜、花卉、畜产、特产、中药材生产等,同时要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 一是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农业产业化可以让农民实现专业化生产,使之有组织地进入市场,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解决农产品的“卖难”问题,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可以更多地解决就业;同时,农业产业化可以通过农产品的加工、购销,延长农业的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如果把粗放农业转变为半粗放农业或者是精品农业,就可以消化许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二是要认真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山东省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还很薄弱,而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不仅要抓农村传统三产的发展,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要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推广运用现代经营方式和服务技术,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信息咨询、社区服务等新兴产业,提高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至关重要的。城市本身的集聚效应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主要依靠“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就地吸纳模式,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加快城镇化进程将成为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实施这样一个新的战略,关键是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大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既可以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能够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为了促进小城镇的发展,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建立大批乡镇工业小区,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聚。 二是要形成合理的城镇规模结构。在现阶段,大中城市及小城镇之间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存在着悬殊的差距,城市的积聚效应仍然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使其中一部分升级为小城市;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发展大中城市。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 (四)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培育壮大特色经济 县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县域特色经济,山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都有显着的特色经济支撑。如:寿光、苍山的“菜园子”;招远的“黄金”;东阿的“阿胶”;栖霞、五莲的“果品”;沾化、无棣的“冬枣”;诸城的“贸工农”一体化等等。这些特色经济有的是传统品牌、资源优势,有的是产业创新、规模化优势,特色经济及其链条式产业链带动效应,使山东省县域经济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格局。这些特色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劳动就业机会。 在确立县域经济特色时,应结合本地历史文化、本地特产、资源条件,综合考虑县域交通运输、产业结构、市场需求、科技水平等因素,做好特色经济规划,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以此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 (五)加强教育培训,多渠道、多层次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面对劳动力市场的新态势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是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首先,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根据山东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使广大农村劳动力尽快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为顺利就业创造条件;最后,要建立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经济与发展论文: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近年来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转学其他专业的现象年盛一年,毕业生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数不断下降。国际贸易专业趋冷,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就业形势令人担忧。这一现象的出现,固然与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有关,但也与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没有及时地适应我国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社会的需求变化不无关系。基于此,本文对扩大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创新问题进行研究。 一、依靠内需发展是大国经济的基本规律 国际贸易理论表明,大国情形下的出口或者进口,由于贸易规模大,导致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变化,国际市场的价格也随之发生变动,即大国出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下降,进口时国际市场的价格就会上涨,从而使大国的贸易条件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如果大国出口商品需求弹性比较小,还会造成“贫困化的增长”,甚至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阻断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路径。大国在加工出口贸易方式下,国内只得到了低廉的加工费,而客观上却通过原材料等中间产品进口的高价格和成品出口的低价格给进口国进行了双补贴。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国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也被国外的实践所证实。 二、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贸联系的特点与专业人才素质要求 1.国际经贸联系的新变化、新特点。①国际贸易的主体将更加多元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贸易的主体除了外贸公司、出口企业、跨国公司外,出于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国内的任何企业或公司均可直接从国外进口所需的设备、技术、原材料、零部件及服务,也可以将其在国内市场剩余的产品销往海外市场,成为国际贸易活动的主要参与者。②国际交易的客体将趋于无形化、多样化。在内需发展战略下,我国国内市场将成为国内外产品和服务竞相角逐的主战场,国内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要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将其生产的整个工序置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采购或外包,使进口和出口得标的物中既有有形的原材料零部件,也有无形的生产性服务;既有成品也有中间投入品。而中间投入品中包括的生产者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大于成品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使国际交易的客体必然呈现出更加多样化和无形化的特点。③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国际贸易模式是指出口和进口产品的种类及其组合。在内需发展战略下,由于国内资源和先进技术相对短缺的限制,再加之出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口的大量增加将成为我国今后国际贸易模式的重要特点。而出口的规模将会相对地下降,出口的主要目的是为进口服务,而不再是为了创汇。国际贸易模式将由出口主导转为进口主导。④国际交易的方式将由传统转向电子商务。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出现将对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也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替代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在形式多样的国际贸易方式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新型的贸易方式必然会对传统贸易方式各个环节的监管方式提出新的要求,也为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一个新课题。⑤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我国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在内需发展战略下,国内一些资金雄厚、技术成熟、国内市场已经基本饱和的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或并购也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经济步伐趋于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全球并购、直接投资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国正日益成为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保持10年连续增长,这种增长趋势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而进一步加速。同时,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频繁,规模不断扩大。2012年中国海外并购总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652亿美元,其中浙江省在境外设立的营销机构已累计超过3000家,2012年浙江民企海外并购项目达63个,并购额7.1亿美元,2011年,中国民企海外并购十大案例中,浙江企业占了一半以上。可以预见,对外投资和企业并购将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上述特点归结起来就是,随着我国内需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期以来国内主要通过外贸公司进行的进出口贸易活动将不断地回归生产企业,加之企业对外投资和海外并购的不断增加,国际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企业的国际商务活动将会日益加强,现行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中的进出口业务将必然回归国际商务的范畴。所有这些变化都对国际经贸人才的素质提出更高的新要求。 2.对国际经贸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在扩大内需的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除了要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等素养外,还需要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等。 三、目前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已经与现实的社会需求不相适应,主要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略下对进口贸易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目前我国高校及我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方案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出口导向战略密切相关。在此发展战略指导下,伴随着出口贸易规模的大幅度增长,出口贸易业务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在这种社会需求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以货物的出口为核心,对进口业务人才的培养常常被置于次要位置。然而,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 大国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走以内需增长为主的道路。近年来,我国的进口规模已经呈现出大幅度持续增长的势头,这种趋势今后还将更加明显。许多外贸公司和企业在招聘不到进口业务人员的情况下不得不从职工中派员外出学习或培训。 2.与我国“走出去”战略对跨国企业经营人才的大量需求不相适应。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和发展现代服务业战略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服务贸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商务活动,客观上也要求将这方面的人才需求纳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中来。 3.与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现行的培养方案是基于传统的贸易方式设置的,传统贸易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每单贸易的规模比较大,生产经营都可以批量进行。而近年来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新兴国际贸易方式面对的却是海外分散的采购规模非常小的成千上万的客户,显然这些新兴国际贸易方式对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要求与传统贸易是不同的。2012年8月,杭州、上海、郑州、重庆、宁波正式获批成为我国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首批试点城市,发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顺应了电子商务发展趋势[1]。2011年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义乌市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市场采购贸易新模式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一头在义乌采货,一头在国外市场销货、供货、结算一条龙的跨国外销方式,国外游客购买等方式都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表现。[2] 4.实习环节没有真正落实。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一个实务性比较强的专业,实习环节对学生专业操作能力的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由于许多外贸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实习,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常常流于形式,收效有限。有协议的校外实习基地数量有限,接纳学生实习的能力难以满足需要。校内实验室进行的进出口模拟课程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业务操作能力,但毕竟作用有限。 四、内需发展战略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创新 1.培养方案创新的原则。兼顾市场需求与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固然要培养社会急需的人才,传授给学生找工作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能够终身受益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社会需求在不断变化,大学四年不可能教给学生终生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的获取才是学生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2.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创新。由以外贸公司为主转向以跨国公司为主。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本上是以为外贸公司培养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人才培养市场定位的。加入WTO以后,我国于2004年将对外贸公司的成立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许多企业拥有了自营进出口贸易业务。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外贸公司的经营受到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国外并购方兴未艾。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业化进入中后期以后,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并购会不断增加。因此,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也要相应地由以为外贸公司培养优秀的进出口业务人员为主向主要为跨国公司培养高级国际商务人才为主转变。 3.人才培养目标的创新。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为主,进出口业务为辅。与上述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相联系,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投资、国际并购、国际采购、国际营销等活动培养既精通英语、熟悉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等素养的,又具备更宽的国际视野、更强的全球意识、更娴熟的外语交流能力、更深厚的跨文化积累、更全面地分析能力和更科学的决策能力的等高级国际商务专业人才。 4.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为了突破国际贸易专业实务型师资短缺对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限制,校企合作或开放式教学可能是一个选择。问卷调查显示,对“《国际贸易实务课》如何开设效果好?”的问题,认为“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聘请外贸部门的业务员讲授”效果好的占到55.1%,认为“作为一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贯通讲”效果好的占7.6%,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一位学校老师讲”效果好的占12%,认为“按照业务程序分成几门课由学校不同的老师讲”效果好的占5.4%。这说明,国际贸易实务课由专门从事外贸实际业务的人员兼职讲授比学校的老师讲授效果好。进一步的调查也表明,近10%的受调查者表示愿意兼职我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的讲授工作,或有意与我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学生实习基地,并留下了联系方式。说明国际贸易专业校企合作或开放式培养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5.实习基地创建方式的创新。实习基地内部化或委托制。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单位难找已成普遍现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的原因是实习会给实习单位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如增加工作量,商业机密泄漏,管理风险加大,而又没有收益,即存在负的外部性。显然,消除这种负外部性,使实习单位能够从提供实习服务实习岗位中获得适当的收益,是解决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实习难问题的钥匙。具体的解决方式有两个,实习基地内部化和实习培训委托制。实习基地内部化是从国内医科大学一般均建有其附属医院中受到的启发。国际贸易专业实习基地的内部化是指学校可以将用于学生实习环节的专项经费拨出一定的比例,组建校属的外贸公司或国际商务服务公司,再从事经营活动。目前,浙江省教育厅也在通过各高校申报实习基地项目。可以利用这些得到政府资助的公司、企业,再以适当付费的方式将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实习委托给这些单位。 6.教学内容的创新。重视新的国际贸易模式。目前我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许多课程,尤其是进出口实务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按照传统的进出口贸易环节和程序展开的。这在已经大量出现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等新的国际贸易模式下,已经不完全适用了。因此,需要研究创新这些新贸易模式下相关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 经济与发展论文:入世及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我国审计的影响与风险防范 一、入世对中国审计的影响与变革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知识的迅速结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入世将进一步加大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给中国审计带来了环境、观念、目标、对象的变革,从而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风险。 1、审计国际化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快了中国审计国际化步伐,中国审计市场日益融合于各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可以在本国范围内从事审计工作,而且可以把在本国注册的会计师派往国外处理审计业务,或与外国会计师事务所订立国际协议,以联营合伙等方式开展国际业务。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审计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审计实务一旦走向国际,往往因为环境因素造成审计标准不统一,使得审计人员在判断和执行国际审计具体业务时缺乏审计依据,加大了审计风险。 2、对“网上实体”审计带来的风险。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日益多元化,出现了所谓的“媒体空间”和“网上实体”。相对与传统审计对象来说,“网上实体”的一大特点就是“虚”,看不见、摸不着,审计人员难以界定审计对象范围,难以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难以获取审计证据,使得审计风险加大。 3、信息载体变化带来的风险。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无纸贸易得以实现。被审计信息由以纸张为信息载体转变为以磁盘、磁带等磁性介质为信息载体。记录于磁性介质上的信息是看不见的,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才能以可见和易懂的文字形式打印或显示出来;对磁性介质上的信息进行修改可不留下任何痕迹,利用磁性介质也难以实现诸如签字、盖章等使信息证据化的操作,这给审计带来了新的风险。 4、无形资产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加大了无形资产审计在我国审计业务中的比重。而由于无形资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如某些实效性信息过时后,其价值便大打折扣;当有更先进的知识产生时,旧知识便大为贬值。因此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计量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对无形资产审计带有较大的风险。 5、管理审计带来的风险。 入世提高了管理审计(即对企业管理活动信息进行全面的评价)在审计活动中的地位。企业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它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市场的影响,应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于处境不同的两个企业或同一企业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应根据市场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而管理活动本身带有不确定性,其正确与否必须受到市场的检验。对管理活动进行审计也应受到市场的检验,从而加大了审计风险。 6、社会责任审计带来的风险。 为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须对其社会责任报告进行审计。入世促使了社会责任审计的产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治理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增加职工福利、支持社区建设等,这使得对履行社会责任的确认和计量难以找到同一的标准,同时也给审计证据的获取带来了诸多不便,加大了审计的风险。 二、入世后审计风险的规避 入世后,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审计环境的巨大变迁并对审计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给审计实践活动带来了新的审计风险。为了迎接挑战,减少审计风险,审计技术方法的改进、更新势在必行。 1、加快我国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步伐。 审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审计风险。随着国际上审计程序的进一步协调和国际审计准则的制定和推行,我国也应加快实现审计的国际化与通用化。其途径有:我国的审计准则应与国际审计惯例接轨,运用国际审计程序和方法,审计行为符合国际审计准则;在会计和审计领域加强对审计人员业务和素质教育;掌握国际审计信息,学习并运用最新的国际化的审计技术。 2、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 入世后,审计对象和内容的扩大,给审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对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审计的比重将大大超过对存货、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审计;财务审计向管理审计延伸;社会责任审计提上日程;对“媒体空间”中的“网上实体”的审计监督势在必行。对此,传统的审计程序和方法往往无能为力。审计目标多元化和审计实时、开放的特征,有必要开发新的审计程序和方法来分别规范无形资产审计、管理审计、社会责任审计行为,使其有统一的标准。 3、全面应用现代信息技术。 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上实体”的出现,会计操作更多地在计算机上进行。审计作为一项主要以会计信息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应充分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信息处理的速度,提高审计质量。“网上实体”的主要资产为知识、信息及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对它们的审计就必须深入到媒体空间中去,这要求网络审计技术的完善,和审计人员计算机审计操作能力的提高,争取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取最充分、有利的审计证据,降低审计风险。 4、控制会计经营风险,规范会计行为。 入世后,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会计信息的规范可靠与否成为审计成败的关键。控制经营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中国企业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应建立一套支持控制经营风险的信息系统。而建立信息系统,就必须改变企业传统的“核算型”会计模式,加大会计的管理职能,企业应当向“管理及风险控制型”模式转变,建立企业经营风险预警机制,并以市场为核心,研究资金的筹集、分配和使用,利用会计特有的方法,加大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以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性。 5、进一步完善审计法规,加强审计司法力度。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入世后,法律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大。伴随市场经济的审计只有在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中才能生存发展。所以我们应努力做到:(1)加强审计立法工作。针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应建立一套新的审计标准和准则,使审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2)加大审计司法力度,坚决打击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行为,促使审计人员自觉提高风险意识。(3)加强 宣传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审计法律、法规的认识。投资者及社会公众由于信赖已审的会计报表而蒙受损失时,应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进而形成一种全社会的监督机制。 6、提高审计人员的风险意识。 审计职业是具有较高风险的职业。入世后,审计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潜在风险转化为现时风险的可能性日趋增长,这要求审计人员具备相当的风险意识。为此,审计人员应该(1)系统学习审计风险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新的审计方法。重视从审计立项到审计结论的每一个步骤,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使每一个环节的风险减少到最低程度。(2)更新审计监督观念。入世后,审计监督的重点应从有形资产审计转移到无形资产审计,重视管理方面和社会效益的审计,强化高新技术产业的审计,并促使其快速成长。(3)树立竞争观念,培养创新意识。入世后,科学信息化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审计人员应提高对信息经济的认识,树立面向经济的竞争观念,培养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大胆创新的意识.积极探索适应信息经济的灵活高效的审计模式和方法,力避审计风险。 经济与发展论文:交通运输经济发展管理的内涵与关键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提升经济效益,构筑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所谓循环经济,是指在资源投入、产品生产、消费直至废弃的全过程中,依靠生态手段,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发展水平的经济模式,是一种高效利用资源并最大化保护环境的发展手段。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交通运输业内, 以交通资源的集约用、持久用、替代用为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运输生产、运输装备等重点领域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循环经济,达到“高效、低耗、低排放、低污染、低财政负担”的效果,以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对于交通运输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现代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首先是交通运输科技的发展。科技已经成为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研究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是保障交通运输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 目前,尚未见到有关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如何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关研究,同时,在“十一五”初期,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迫切探寻交通运输科技领域循环经济的发展途径。因此,本文针对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研究并提出其较为完整的发展管理模式,对于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进行循环经济发展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内涵。通常,交通运输问题可以理解为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三者的关系问题,因此,本文定义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概念如下:在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装备、交通运输管理与服务等领域,以综合利用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为手段,提高交通设施建设养护、交通运输装备升级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等业务环节的水平,从科学技术角度保障支持绿色交通模式发展,同时促进、保障交通运输行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其中,交通运输资源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循环再生手段,是循环经济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在交通运输科技领域的集中体现,也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的关键。交通运输资源减量化就是通过对交通资源的集约使用、持久使用,减少资源浪费,并全面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时限。实现减量化的关键在于减少资源使用量可以达到同样或者更好的效果;提高基础设施的质量和耐久性、延长使用寿命。交通运输资源再利用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增加产品或部件的复用率,延长资源的使用期。实现再利用的关键是增强产品服务的组合性与模块化,增强复用能力。 交通运输资源的循环再生主要是指交通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能够重新变成交通资源,不仅减少最终处理量,而且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变废为宝的技术能力是循环再生的关键。通常情况下,3R原则在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中的优先顺序是“减量化-再利用-循环再生”,但这不是绝对的,综合运用3R原则才是交通资源利用的最优方式。对于交通运输科技的三个方面而言,各采用不同的原则和方式。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减量化应该是主导原则;对于交通运输工具而言,应该主要采用再利用和循环再生的组合原则,而对于交通运输系统管理与服务而言,交通运输资源的再利用才是首选原则。 二、交通运输科技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问题。基于上述发展思路,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应重点研究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2.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养护的资源减量化。 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规划、优化布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枢纽衔接和集疏运配套,优化运输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优先发展城市、城际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完善城乡间公交体系;加强国土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②优化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主要着眼于提高高等级公路的比重,增加对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效益,通过推动运输装备的大型化和专业化,鼓励发展多轴重型专用车辆,推广标准化运输、甩挂运输、封闭运输,可起到调整运力结构的作用,实现钢材、能源等资源的减量化。 ③建设优质耐久工程,持久使用交通资源。提高设计标准,强化工程质量管理,贯彻全寿命成本设计理念,提高工程质量和耐久性;研发和推广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艺。如大力发展钢纤维混凝土和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滑模摊铺施工工艺以及快速养护技术等,积极推广应用高强度混凝土、耐腐蚀钢材等高性能材料,以提高工程耐久性。 ④重视工程养护特别是预防性养护。深化公路养护体制改革,深入开展治理超载超限运输,建立治超长效机制,加强公路路面早期破损的基础性研究;加大科研投入,进行联合攻关,专门研发路面修复和养护技术。 ⑤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材料替代。在路面材料类型的比选中,因地制宜、尽量采用易于再生利用的沥青路面;研究和推广公路工程中木材替代的措施。开展废旧路面材料、废弃轮胎、废钢材、工业废料等的综合利用,推进道路沥青、水泥混凝土、钢材等废旧建材的循环再生。 2.2交通运输系统管理服务的资源循环再生。①提高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的综合能力与信息共享水平与复用能力,如智能技术、自动化技术的使用,功能模块的重用技术的研究等。②对于发展交通运输科技循环经济有利的系列管理技术的挖掘重用,如集成化交通技术、交通生态学、代谢理论、规划理论等。 2.3交通运输装备优化升级的再利用和减量化。主要指交通运输装备对于能源消耗的节能化、低排放化和洁净化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①能源节约和替代能源。结合国家《节能中长期规划》中“节约和替代石油”重点工程的实施,大力开展乙醇、电池等替代燃料的研发和推广工作,并从财税优惠政策予以支持;通过研发和推广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向氢能经济的转换;研发和推广燃气汽车、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来实现能源结构多样 化等。②车辆等交通运输装备的再利用。加大废旧车船等的回收利用工作力度;加强废旧轮胎翻新利用,或将其再生用于生产码头橡胶护舷、胶粉改性沥青等,汽车发动机的再利用等。 经济与发展论文:探讨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的演替 在人类社会已经跨入21世纪的时候,各种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呈现出加速的态势。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以工业化为主体内容的经济发展过程,因而它们之所以发达的全部成就的基础可以归结为工业发达的成就;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承受着传统农业占绝大比重、现代工业不足的历史压力和拖累,因而,它们之所以不发达的经济根源可以归结为现代工业的不发达”(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7.)。由此,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命题出发,主张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当前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同世界性的改革开放浪潮,特别是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融合在一起,这就为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主导产业的演替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必须树立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而要树立这一新观念,首先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经济全球化的涵义及其影响 1.经济全球化的涵义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随着对经济全球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是:“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997(5),中国金融出版社.1997:45.)1995年出版的英国《科林斯商务词典》认为:“国际化或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德国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卡尔·海因茨·巴奎认为:“当谈论经济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时候,具体指的究竟是什么?……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的。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跨越国界的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强烈地全球化。”(注:张世鹏.关于全球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国外理论动态.1998(3))中国社科院裘元伦研究员则将经济全球化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制度论总共有五种制度论者,他们的共同点是,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网络论是指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传统论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尽管现在全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全球化是指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历史过程。其实质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 2.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一直是久论不衰的话题。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一个契机,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欢迎;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陷阱”,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警惕。 笔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在科技革命和制度创新的双重影响下,社会生产力已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加速了全球范围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全球化趋势已锐不可当。因而经济全球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已不是一种选择,而是必须面对的一种现实。从总体上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参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并最终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经济风险、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 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何影响呢?笔者认为,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从机遇方面来看,经济全球化为企业利用最有利的地点和资源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它带来了国际分工的大发展、产业的大转移和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这个契机,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利用几乎是不付费的后发优势,大力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本国,迅速实现产业演进、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从挑战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调整实现产业升级,把一些技术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其结果,虽然使发展中国家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自然环境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更重要的是无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科技进步,使发展中国家内部产业严重失衡,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程度有可能日渐加深。 二、主导产业的定义 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主导产业演替问题,还必须对什么是主导产业加以界定。 主导产业是一个相对概念。有人认为,主导产业是指“能够较多吸收先进技术、面对大幅度增长的需求、自身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并对其他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部门。”(注:江小娟.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05.)有人则指出“在特定的时期内,主导产业有快于其他产业的增长势头并正在或已经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比重;主导产业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能够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挥明显的‘主导性’作用,即能够确实地将其活跃的增长势头,优势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效果广泛而深刻地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中去”。(注: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247.)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则认为“一个新部门可以视为主导部门的这段时间,是两个相关因素的复合物:第一,这个部门在这段时间里,不仅增长势头很大,而且还要达到显着的规模;第二,这段时间也是该部门的回顾和旁侧效应渗透到整个经济的时候”。(注: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9.) 综合 他们的观点,主导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或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上出现的一些影响全局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能通过其前后向关联与旁侧关联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产业部门。主导产业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主导产业应该是能对较多产业产生带动和推动作用的产业,是前后向关联和旁侧关联度较大的产业。第二,由于主导产业的存在及其作用会受特定的资源、制度和历史文化的约束,因此不同的国家或同一个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它会受所依赖的资源、体制、环境等因素的变化而演替。例如,日本的主导产业演替顺序是:纺织工业钢铁、机械、化学工业汽车、家电工业电子工业等高技术产业。第三,主导产业应具有序列演替性。由于主导产业应能够诱发相继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特定阶段的主导产业是在具体条件下选择的结果。一旦条件变化,原有的主导产业群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弱化,被新一代的主导产业所替代。第四,主导产业应具有多层次性。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过程中,既要解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又要解决产业结构的高度化问题,因此,处在战略地位的主导产业应该是一个主导产业群,并呈现多层次的特点,实现多重化的目标。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树立主导产业演替新观念 1.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现实,发展中国家应清醒地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更加突飞猛进,特别是在信息技术产业的推动下,全球出现了以信息革命和全球市场为基础的、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新经济”。发展中国家应该扬长避短,以积极的姿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正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应看到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大部分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制定的,因而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只是有条件地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使它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过时产业的转移,不得不接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以国内市场份额换取技术升级的办法。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下,加快工业化进程中的主导产业演替,这确实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 2.树立主导产业演替的新观念 当今发达国家已开始迈入后工业社会,信息经济成为主导产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在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奋斗。因此,要加快主导产业的演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必须树立新的观念。 (1)树立牢固的市场经济观念。经济全球化也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是通过数百年的探索、发展才成熟起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市场经济机制更趋完善。发达国家不仅有发育成熟的消费品市场,而且有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如劳动力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技术市场等,价格机制通过这一市场体系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成熟而发达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的作用,尽可能消除因市场的放任自由而带来的弊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或不完善阶段,而且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财政、货币、产业政策及经济法律法规也极不完备,这不仅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很好地通过全球市场来配置资源,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且使发展中国家缺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树立市场经济的观念,要认识到只有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强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才有可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增强本国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扬长避短,有效防止因市场经济的无序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序进行。 (2)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多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推行赶超战略,将高速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府一方面强力干预经济并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集团;另一方面控制间接融资和抑制直接触资,同时实施出口导向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不可否认这种发展战略在东亚经济成长中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快,这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困境。如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战略,以低技术、低附加值、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去换高技术、高附加值、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使自己越来越陷于被动,既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竞争力,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树立新的发展战略观念:由重速度的发展向重质量的发展转变,由产业保护向开放市场转变,由引进产品向引进技术转变,由出口导向和最终产品替代向出口与投资并重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转变,由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直接融资并举转变,等等。(注:张承惠.经济全球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挑战.经济工作学习资料.1998(66).) (3)树立新的资源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资源已逐步取代自然资源而成为主导产业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经济增长或发展的重要经济战略资源。80年代以来,迅速兴起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包括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信息产业即将超过传统产业而成为发达国家的最大产业。技术和信息作为经济战略资源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产业爆发力和拉动力,因而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对信息资源的利用,加快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产业结构升级、主导产业演替的重要手段和基础。 (4)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书中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0.)。这一定义得到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认可,成为最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定义。然而,发达国家总是希望通过产业调整和升级,把一些资源消耗比较多的、污染比较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有关报告指出:按有些国家消耗地球上资源的程度,留给后代的资源将所剩无几。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之中:穷人为了每日的生存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32.)。还有人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95%以上的城市污水未加任何处理就排入地表水。工业固体废弃物、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土地的污染。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应避免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要走边产业结构调整、边发展、 边治理的新路,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并转变发展观念,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速发展环保和新能源等产业,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主导产业演替中的政策取向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其他各种内外条件差异很大,而且经济全球化也使得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不仅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严峻挑战,也面临发展中国家彼此间的竞争。因此,在构建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主导产业演替模式时,具体到每一个发展中国家,关键就看这个国家的政策取向是否符合国情、符合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替。 1.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符合国情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 发展中国家应广泛借鉴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演替的成功经验,以增强自己在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中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前面我们已分析过,在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产业。这种主导产业的特征,首先表现为其本身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其次表现为通过其前后向关联,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发展阶段的更替表现为主导产业按一定的次序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阶段是以轻工业为中心的消费资料发展阶段,应结合本国自身情况充分发挥各自在资源、劳动力价格低廉方面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初级产品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选择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作为主导产业。在进入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主导产业也就应演替为钢铁、能源、机器制造、化工等。在进入高加工和组装工业为中心的发展阶段时,家电工业、汽车制造业就被演替为主导产业。在这个基础上,工业化进程又进入技术密集型的发展阶段,这时发展中国家应选择航空、航天、核工业、电子计算机等高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主导产业的发展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当一国主导产业的先进技术及其影响已经扩散到各地区和各部门之后,也就需要选择新的主导产业来取代旧的主导产业。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型材料、航天技术和海洋开发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世界银行1998/1999发展报告指出,在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信息和通讯技术正在发挥一种主导作用,“如在新的全球经济中展开竞争,发展中国家必须把开发和有效利用信息基础设施作为全国的目标”(注:世界银行1998/99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62.)。这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时,应正确选择经济开放的速度,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积极引进外资,以自身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为根本,综合运用竞争与合作这两种手段,建立多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条件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还应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把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来加以大力发展,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2.制定科技优先、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大力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后进国家超越先进国家的现象比比皆是,后起的国家都是运用科技的手段来实现后发效应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必须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从而促进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高级化。当然,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要做到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大大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产业结构也可不断优化和升级,并避免有关风险,在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但是,在高科技及其产业群成为经济增长源泉和知识密集型的技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不断上升的今天,发达国家技术更新速度加快,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将会很快落后,依靠传统的引进、模仿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求得发展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已经难以成功地实现“后发效应”。换言之,发展中国家依靠接替发达国家转移的边际产业来完成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或者说主导产业的演替)就有可能出现对外国技术的严重依赖性。这种产业升级模式对处于低级阶段、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条加快产业升级的捷径。但是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主导产业的逐步演替,这种依附型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被自主型的产业升级模式所取代。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特定的时间内,高新技术是引不进、买不到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跨国公司也严格控制技术转移。跨国公司90%以上的研究与开发是在母国进行的,跨国公司依靠高新技术和名优产品的优势谋取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的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注重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时要特别注意引进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大技术和关键技术。与此同时,还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新路子,使技术“内生化”,从而摆脱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严重依赖,以此推进主导产业向高技术演替。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确定对整个经济增长带动作用大的主导产业并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不断“创造”比较优势并实施后发优势战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 3.建立并完善具有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的宏观管理体制 选择好主导产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个高度理性和组织协调能力强的政府。美国贝尔实验室前总裁伊恩·罗斯博士曾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无到有地发展高技术产业,一个先进的国家也可以从有到无地丧失高技术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国家的技术政策。因为,正确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资金,合理利用本国的资源,制定对主导产业的扶持政策,进行重大基础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规划、引导、协调。应该说市场经济中,产业结构的调整、主导产业的演替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是也需要保留甚至加强政府在产业政策上、主导产业的选择上进行协调。一般来说,基础设施建设,高技术、高风险产业的发展等都存在“市场失效”的问题,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的重点领域,各国都需要在相应领域推行必要的产业政策。例如,政府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哪些产业“长”,哪些产业“短”,哪些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并据此选择主导产业以及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再比如,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解决某些结构问题,促进主导产业的较快增长,如瞄准一些较高技术水平的产业,采用各种措施促进其较快发展。为了加快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政府也应加强宏观协调和政策扶持的作用,完善技术创新政策和法规体系,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经济与发展论文:分析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发展措施 《金融规划》中“双中心”的打造,发挥金融资源集聚功能,侧重于资金的来源层面,而《海洋经济规划》预示着海洋经济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解决了资金的去向问题。两者合力对接,就是要构筑浙江大量资本,尤其是民间资金向海洋经济倾斜的渠道和路径。这种发展的举措上的交点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切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时间相一致“十二五”时期是浙江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万美元大关。届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全面转型和跨越式发展的新阶段。《金融规划》明确指出,其规划的时间范围是“十二五”期间,其总体目标、具体目标的节点都在“十二五”末,战略任务的时间范围也定格于“十二五”期间。而《海洋经济规划》指出,“规划期为2011—2020年,重点为“十二五”时期”,具体表现为在发展目标层面,重点规划的是到2015年主要发展目标,包括海洋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港航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着、海洋科教文化全国领先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等方面,涉及到具体量化指标多达11个,而2020年的量化指标仅为3个。 由此可见,两个规划总体上在时间维度是衔接一致的,而这一时间又与浙江经济总体上转型的关键时期相一致。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为浙江地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政策支持和引导以及金融业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在动态最优和统筹管理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浙江金融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的空间有叠合《金融规划》明确指出战略重点是“两个中心,三极空间,六大平台”,其中“三极空间”具体是指构建起以杭州、宁波、温州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为增长极,打造台州、绍兴、嘉兴和义乌等若干金融特色城市为亮点,重点培育一批金融创新示范县(区)为支撑,推进其他地区加快发展的浙江省多层次金融空间布局。《海洋经济规划》明确指出要构建“一核两翼三圈九区多岛”的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格局。即要加快宁波-舟山港海域、海岛及其依托城市的核心区建设,尽快提升环杭州湾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北翼和以温州、台州沿海产业带及其近岸海域为南翼的两翼发展水平,并做强杭州、宁波、温州这三大沿海都市圈。同时还将在整合提升现有沿海和海岛产业园区基础上,重点建设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台州、温州等九大产业集聚区,并重点推进舟山本岛、岱山、泗礁、玉环、洞头、梅山等重要海岛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杭州、宁波、温州作为“三极空间”或“三大沿海都市圈”完全一致,嘉兴、绍兴、台州作为重要城市在两个规划里也都被提及。除了内部区域叠合,两个规划还在接轨“长三角”等外部对接区域也有共同的触点。可见,两个规划在空间布局上有相当比例的重合交汇,这就为浙江金融业支持海洋经济发展在金融资源的空间集聚层面提供了平台和基础。3五大举措、三大保障:护航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约束下,资金总量的投入并不是越大越好,尤其是信贷规模总量的投入需要有一个统观全局的规划。为此,要统筹规划,合理调控社会融资规模总量,支持浙江海洋经济持续科学发展。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结构要优化浙江地方金融发展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间接融资规模大、效益好,直接融资相对弱势;银行业发展强势,非银行业,尤其是小金融机构、类金融结构发展相对滞后。因此,抓住海洋经济发展的契机,切合海洋经济的特点,鼓励发展直接融资和非银行尤其是创新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优化浙江金融业整体的结构。为此,要加强研究,区分海洋金融与大陆金融的差异性,利用发展海洋经济的契机,优化浙江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业务要创新在发达经济体,与海洋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务十分广泛,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积极发展船舶融资、航运融资、物流金融、海上保险、航运保险与再保险、航运资金汇兑与结算等航运金融服务。为此,要大胆创新,尤其是要创新非银行业务,构建海洋金融、航运金融和与临港大工业配套的口岸金融服务等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风险要监控海洋经济的发展具有投资规模较大、不确定性高的特点。一方面资金投入量十分巨大,对区域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伴随着金融创新,资金集聚和流动方式、渠道可能较以往有较大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在特定试点和局部区域集聚金融风险,这对浙江区域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要协调监管,建立政府监管当局、行业自律和内部风控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同时也要创新监管方式,及时预警金融风险。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资源要整合在经典的经济金融互动关系中,金融的发展有两种基本动力,一种是需求拉动,一种是供给推动。一方面海洋经济的发展显然对浙江地方金融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体现了需求拉动,另一方面,在发展海洋经济战略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了积极引导和推动的角色,在金融支持领域也积极推动。因此,地方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两种力量合力的合力推动。 为此,要整合金融资源,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同时也要加大政府引导力度,合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浙江金融业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政策大力支持一是在宏观层面的统筹发展上需要政府协调兼顾,在保证资金支持的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二是在总体的优惠政策的制定、实施层面,通过制定相关实施细则,对金融支持海洋经济建设要有倾斜;三是在具体的业务层面加大支持力度,例如对设立海洋经济产业基金、政策性海洋保险等予以积极的财政税收支持。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体制不断创新一是要创新金融准入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上的作用,适当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条件,引导民间资本支持海洋经济建设;二是创新金融业务监管体制,监管部门对于适应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型金融业务要密切跟踪,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监管经验,三是创新金融运行体制,尤其是现代金融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下,通过搭建信息平台和综合服务平台,提高金融运行效率。金融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人才培养引进一是要建立立体化的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包括高端人才,一般管理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大力开展系统性、国际化的金融管理和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二是健全金融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机制,创新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和模式,大力引进各类金融高端人才服务于浙江金融业;三是搭建金融人才合作交流平台,尤其是要与海洋经济和海洋金融高端的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交流,培养和引进既懂金融、又懂海洋经济的复合型人才。 经济与发展论文:我国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发展思考 【内容提要】该文分析中国历史环境演变及其对中国经济生产的影响。现今中国的环境特点,是2000多年环境变迁的继续。在今日环境状况下,经济生产需要新的发展方略与环境改造。 【关 键 词】环境演变/经济生产/生产布局与环境 【正 文】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环境演变,从环境演变中制定人类发展决策,这对人类未来生存空间的设计和保护,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历史环境演变与经济重心的迁移 环境考古发现,中国在距今3000—2500年前时(约春秋、战国),环境发生过一次大改变。这次改变,使中国由距今1万年—3000年的温暖湿润气候期,转变为干凉气候期[1]。温暖湿润气候期中,中国北方(秦岭、淮河以北)气温高,雨量多,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亚热带,年降雨量比现在多100—200mm[2]。当时黄河流域河流、湖泊众多,植物生长期长,喜暖湿的亚热带植被生长丰茂。犀、象、猕猴、獐、鹿、驼鸟、扬子鳄、竹鼠等对气温条件要求高的动物也在此地大量生存。当时亚热带气候作用于北方的母质黄土,形成一层肥沃的棕褐色农耕土。数千年前黄土地上的人们,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气候、水源、生物和土地环境中,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新石器时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至于纪史以来的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文化中心。在距今2500年前时,中国气候转入干凉阶段。这一阶段中,黄河流域和北方大部分地区成为温带,降水量剧减,河流干涸,湖泊消亡,中国沿海海平面下降约2m[1]。中国南方(秦岭、淮河以南)曾是河湖广布的地方,由于海平面下降,水流东渐,逐渐形成大片平原耕土,仍属亚热带气候区。水、热资源充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故秦、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东南迁移。战国以前,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战国时,苏秦描述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战国策·秦策》)。到东汉时,关中的天府之称已让位于既有亚热带气候、又兼有都江堰水利枢纽的成都平原。班固《两都赋》中赞扬关中时只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晋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开发,跃为全国之首。《晋书·诸葛恢传》称,“今之会稽(长江下游),昔之关中。”隋、唐时,北方地区物产,已远远不够维持朝廷费用。于是隋、唐不得不修筑大运河,为军国之计,“常转漕东南之粟”。《新唐书·权舆德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昌黎先生集·送陆歙州诗序》中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宋以后。中国逐渐流传出“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之谚语。 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为 一年两熟。《荀子·富国篇》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一岁而再获之。”而今这一带却只能两年三熟,战国前黄河流域生长芒果、柑橘、荔枝、梅、枇杷、樱桃、猕猴桃、竹、棕榈、栎、八角枫、山毛榉等植物资源,至今,这些植物在这一带已大多绝迹。春秋、战国环境变化中;中国北部气温约下降2℃[3]。在其他情况不变时,某地气温下降1℃则相当于向高纬度(向北)推进200—300km[4]。由此推想,战国前这次环境变化,中国北部丧失了大片耕作区。长城,在历史上是我国农耕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把秦代长城同明代长城相比,后者向南退缩了200—400km[5]。 战国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是伴随着南方的环境演变进行的。南方环境演变包括:(1)气候环境的变化。(2)气候变化后造成的地貌环境的变化。气候环境变化主要是气温略有降低,但仍保持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地貌环境变化,主要是水域面积减少、大片农耕地产生,以及因水域减少造成的便于人居住和交通等。譬如,西汉以前,在鄂东、皖西分布有古九江。鄂东江北有西北—东南向的大别山,江南有西南一东北向的幕阜山。大别山、幕阜山夹江相峙,形如隘口。古长江在鄂西、川东冲出狭窄的三峡,漫游“极目楚天舒”的两湖平原(湖南、湖北)后,又在此隘口被山势所缚。江水过此隘口,因地势坦平,遂分成巨大的扇状分汊水系,然后在下游汇于安徽古彭蠡泽。其分布范围约为今湖北省武穴市、黄梅县和安徽省宿松县、望江县以及江西省九江市等,“九江”,意为江水流道很多(九为虚数,泛指多。《禹贡》“九江孔殷”,意为九江水域宏大、宽广。西汉前江水水域大、占地多,故不利于人们生产和居住。东汉后,随着气候环境的变化和水量减少,古九江江水逐渐归入一条主泓道,为长江两岸产生大片耕地提供了条件。秦朝末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因雨误期。被迫起义。大泽乡即今安徽省宿松县龙感湖区域。该区域正是古九江的下游汊道区。陈胜等人在此遇雨误期,是因为有古九江的特殊地理环境。东汉以后,古九江主泓道定型,其它汊流断流、淤废,古九江流域遂有大片农耕地得以开发。 环境演变,使黄河流域由“天府”之土成为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干旱区,使长江流域由“地广人稀”变为“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鄠、杜之间(原关中平原)不能比也”(《宋书·孔季恭传》)。环境演变,导致了北方植被,动物群、农作物生态等方面变化,同时也使中国北部大批人类居住区和耕作区丧失。 2 中国南、北不同环境下的经济开发 战国以后,当中国北部由湿润气候转变为干旱气候,水、热资源不利于农耕生产时,中国北部农民不得不更加勤垦的精耕细作,用繁亢的劳动来和自然环境作斗争。 《齐民要术》是秦、汉至北魏时期。中国北部农耕技术的总结。该书中的耕作技术,一直是中国旱地耕作方法的典范。《齐民要术》耕作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保墒防旱。具体方法有秋日深耕收蓄雨水、冬日压雪、堆雪,以及严格实行耕、耙、耢、锄等。中国北方“春多风旱”“春雨难期”,《齐民要术》强调。一待开春,要立即耕地,防止气温上升后地表水风干、蒸发。春耕之后,要立即耙地。耙地能使耕土变得碎、细,切断、打乱土壤毛管水通道,把土壤中的上行水阻断在细土层之下。耢有盖压之功、可以使地表的松土压紧,减少土壤通风,防止土壤水分消失。锄地一来除草,同时也切断了土壤毛管水上升、蒸发,《齐民要术·杂说》有“锄头三寸泽”之说。《汉书·食贷志》也记载,汉代搜粟都尉赵过,曾在黄土高原广泛推广“代田”。所谓“代田”,就是适应黄土高原干旱地区的农耕技术。其方法是在田地开沟起垄,在沟中播种。此方法后被干旱区广泛延续使用。 从唐代诗人高适在《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中写道:“去秋虽薄熟,今夏又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刘开扬注《高适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反映了黄河流域少雨、舄卤(土地盐碱化)和人们勤于耕耘的历史情景。数千年来,在中国北部环境变得失却往日之“天时”时,北方人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利”进行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使用粗放的二圃制、三圃制耕作方法时,中国人却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出了精耕细作的旱地耕作技术。 在中国北方发展抗旱为主的旱作 农业生产时,中国南方则大力发展水稻田,垦殖梯田(山田),培育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明代初期包汝楫《南中纪闻》描述长江中游在河、湖滩涂造田时说,“楚地滨河、湖处淤田,往往弥望无际,共开垦成畦首,动辄千亿,真天地间未壁、辟之利也。[6]”南方发展水田之极者,甚至在深水薮泽和浅海中出现了“葑田”。宋人陈* 《农书·地势之宜篇》载,“若深水薮泽,则有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其木架田丘,随水高下浮泛,自不淹溺。”据其他史料记载,葑田的历史,在南方可追溯至唐和西晋。南方水、热条件好,其山坡地也大有所用。唐、宋以后,南方山坡普遍推广了梯田,扩大了种植范围,在《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述中有“江西良田多占山冈”之说。南方经济作物品种多、产量大,其中以桑、果、竹、茶、甘蔗为要。南方盛产丝绸和茶。茶税已是当时一项重要税收来源。《本草纲目·茗·集解》中说,“茶之税,始于唐德宗.盛于宋、元,及于我朝,乃于西番互市易马。夫茶一木尔,下为民生日用之资,上为朝廷赋税之助,其利博哉。? 在唐代时,南方甘蔗加工成糖,散布天下(《本草纲目·沙糖》)。南方经济开发,在明代时已涉及于海南特产。例如,人们喜爱的沉香木,明以前都是海外舶来,后来海南沉香开发出来后,其质量最优,反而胜于进口沉香。《本草纲目·沉香·集解》中说,沉香木“占城(越南)不如真腊(柬埔寨),真腊不如海南黎峒。黎峒又以万安黎母山东峒者冠绝天下,谓之海南沉,一片万钱。”从上所述可看出,南方环境变化后,不仅耕地增多,而且经济项目还向多方面发展。 3环境演变中南、北环境的变化特点 环境考古证明,战国时中国气候进入干凉后,中国气候一直持续干凉,并有加剧迹象。在这种背景下,由于人类长期进行旱地耕作,大量索取生物资源,中国北方水资源和耕地资源愈来愈少。中国南方则因水、热资源充足,水稻田集中,水与耕地环境可供人类持续发展。 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干旱气候下生物资源极为宝贵。《管子·轻重甲》道,“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天下王。”《吕氏春秋·仲冬纪》记。“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掌山泽之官)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不赦。”《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大旱,郑国国君派屠击等人去管理桑山。屠击等人私自砍伐了桑山树木。郑国相国、着名政治家子产说,管理桑山,应该是培植树木,你们却砍伐树木。这罪恶太大了!于是夺掉了屠击等人的官职和封邑。这个故事表明,北方的郑国在干旱气候背景下,人们就认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对破坏环境的人,连封邑贵族也不容。 黄河中游陕北榆林地区,过去是“畜牧为天下饶”的上郡(《史记·货殖列传》)。文物考古中发现,秦、汉时期此地还生长有众多水禽、草原动物和森林动物。如今,榆林地区已成为浩瀚的毛乌素沙漠区和黄土丘陵沟壑区。东晋时,陕北无定河流域曾被匈奴人盛赞“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曾发动十余万匈奴人在此地建立统万城。至唐代后期,这里已“飞沙成堆,高及城堞。”宋代时,统万城“深在沙漠”,朝廷明令毁弃。无定河流域环境变成沙漠和沙漠覆盖的沼泽,不仅不可能居住,交通也很困难。《梦溪笔谈》卷三记,“予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濒濒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处虽甚坚,若遇其一陷,则人马驰车应时皆没,至有数百人平陷无孑遗者。”《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记,“内史王中正率泾原兵出麟州,渡无定河,循水北进,地皆湿沙,士马多陷没,糗粮不能继。” 在干旱气候条件下,土壤沙漠化与盐碱化极易发生。战国晚期关中平原严重盐碱化,秦国修筑数百里长的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盐卤之地万余倾”(《史记·河渠书》)。秦国水溉卤地的作法,是对土壤盐分进行溶解,并用流水携带泥沙进行土壤改造。 中国南方在历史上一直是水稻产区。农田形态下土壤变化表现为沉积,耕土层越来越厚,有机质越积越多。1995年,笔者配合湖北黄石——黄梅高速公路的修建,在鄂东长江中、下游相接的沿江平原,专门作了水稻土地层学的研究。发现该地东汉时期,形成的典型水稻土。从东汉至今,又持续沉积、增厚。使土层增长了89cm,其沉积速率约为每20年1cm。因此,从地层、土壤学的角度讲,水稻产区耕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点。 4未来发展中的生产布局和环境改造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居住区越来越广,改造环境能力越来越大。现代人对环境已不仅仅是开发、利用的关系,还应有保护、设计和改造的关系。 干旱区,人口越多,人类用水量也越多。干旱区域内人口增长,基本意味着自然界动、植物等生物的减少,自然界生态也因此改变。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北方人口、城市、工农业生产的剧增,北方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盐碱化面积也快速增长。北方的这种环境变化,其实质原因是缺水。水是生命之源。有水,才能植被丰茂,动物种群自然生长。有水,才能保护耕地,工农业生产也才能正常发展。然而,北方今日的水环境,对维持增长中的北方人口来说,已经是十分困难。自然生态及工农业生产用水,当然也更难满足。中国人均水量 12710m[3],约为世界人均水量1/4。北方人均水量仅1938 m[3],其中海河、滦河流域只有1430m[3]。 中国现行基本国策的提出与制定,多与环境有关,如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切实保护耕地等。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是建立在基本国策的基础上。 从环境演变看,中国进入干凉气候已有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国北方在干旱环境下被长期利用、开发。今日北方环境,已不利于工农业在现今基础上持续发展。应加重中国北方的环境保护和改造。北方又是中国古文化发达区,回旋空间大,应是中国以旅游业进入世界市场的主要区域。 中国南方水、热环境条件好,一年可收获多次。南方是中国的粮食基地。对南方的水稻田保护,应是全国耕地保护的重中之重。城市建设、工业建设,都不能轻易侵占水稻田。 中国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如冶金化工、电力、轻纺、机械等。中国人均水量最丰的地区是西南区。工业用水多的行业,将来发展的主要区域应是西南区。 中国北方,蕴藏丰富的地下矿产(钢铁、煤炭、石油等),曾经是中国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区。今日北方也养育着大量人口,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保护北方环境,就是保护中国的大半生存空间。如果北方环境恶化,会使中国生存空间急剧减少,将引起人口迁徙、经济建设等大变动。北方环境好转,不仅可以改变今日北方的生存条件,而且给全国经济建设增添更大活力。另外,环境是不停演变的。数千年前,南方许多平地被海水和河湖占据。今日南方的某些城市和耕地,是在水位降低、水域减少的基础上产生的。未来环境中,如果重现数千年前的水域环境,南方人则必然向北方迁徙。因 此,保护北方的环境,意义不仅在于现在,还在于未来。 保护北方环境的根本途径是南水北调。拟议中的南水北调,是要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几大流域形成一个跨亚热带(湿润区)与温带(干旱区)的巨大水网。该工程的兴建,不仅可以解决北方某些城市的用水问题,而且也使整个北方水环境得以改观。南水北调,解决了北方的城市用水后,北方的流域水就可以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态恢复。南水北调有利于整个中国的环境改观。如果说三峡工程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的能源问题,那么南水北调则保护着中国大北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国水环境。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下企业财务目标浅论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理财观念、技术的不断变化,对财务理论概念的界定和观念范畴的争议从未停息。本文拟从财务本质上是一种对资本的分配或配置为逻辑起点,探讨以知识资本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 一、新经济及其对企业财务的影响 新经济是指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的新的经济发展态势。其时代特征是:①以知识为核心资源。新经济依靠创造和掌握知识来创造财富,知识经济成为新经济的基本特征。②新经济首次实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效益递增的人类社会发展目标。③知识经济推动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不断创新。信息资源形成了企业新的财富观。信息技术扩大了企业的理财环境,为企业理财提供了更多的机遇。以上特点的呈现对企业产生了以下影响: 首先,新经济依靠创造和掌握知识来创造财富。由知识经济所带来的“联结经济”效应,远远超过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对形成于工业经济时代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财务学提出了新的挑战。一种崭新的“泛财务资源”理论正在形成,并且逐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所接受。所谓泛财务资源,是针对传统财务学的物质资不而言的。被定义为:“对企业有用或有价值的所有部分的集合”。从形态上分为硬财务资源(物质资本)和软财务资源(智力资本即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类。 其次,新的企业模式改变了企业财务主体观念。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再圃于工业经济下的实体或生产函数概念,更多地被定义为“一种治理和管理专业化投资的制度安排”,或者 “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合约”。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和“契约联结”理论。所谓团队生产,是指资本、劳动、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相互耦合,联合完成生产活动。“契约联结”理论认为,企业只不过是各方利益相关者之间一一系列契约的联结,所有契约的履行推动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实现运转,从而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这两种理论的共性在于,确立了智力资本的提供者与物质资本的提供者共同构成的企业财务主体,同样享有剩余收益索取权。 再次,财务经营成为可能。新经济下,智力资本通过互联网自由交易,这种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之间、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之间的交易,为企业开展财务经营创造了条件。非直接生产的财务经营创造的财富,是新经济下知识型企业财富增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企业财务目标理论研究回顾 关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归纳起来,财务界先后出现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l、利润最大化。在早期,企业所有者同时又是经营者,企业财务管理的任务是赚取超额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增加业主投资收益,扩大经营规模。 2、股东财富最大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所有者为了扩大竞争优势,聘请专门经理人员进行管理,并让渡部分所有者权能如使用权、占有权、处置权等,但保留了财产收益和最终处置权。于是,一些财务理论研究者站在所有者的角度,提出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财务目标。 3、企业价值最大化。公司制企业尤其是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得企业股权由原来的少数几人迅速分散,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内部人控制,他们也无法全面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法人——公司董事会成为独立的财务主体,拥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财产权。很显然,股东财富的增加并非企业理财目标的全部,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可以通过举债、募集股本,扩充企业的法人财产,企业财务目标集中体现为企业价值最大化。 4、权益资本利润满意值最大化。最近,一批学者提出权益资本利润满意值最大化财务目标,这一目标采取杜邦分析法分解,责任到人,追溯过去,预测未来。 三、新经济下企业财务目标:资本配置最优化 经济体制、企业组织形式、理财观念的变化对企业财务目标能产生极大的影响,联系上述企业财务特征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财务目标应定位为资本配置最优化。理由如下: 1、从财务本质来看,财务本质是一种对资本要素的配置。新经济条件下,财务本质并未发生变化,相反,由于资本要素范围的扩大,企业财务对资本要素的配置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追求各项资本的最优化配置,理所当然成为现代企业财务目标。 2、资本配置最优化财务目标顺应了企业财务治理结构发展的需求。在新经济下,以信息技术为主流的高科技高度发展,适时财务报告系统的建立,一方面为企业财务优化配置资本提供了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将逐渐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加强对企业财务配置资本状况的监督,这种“共同治理”的财务治理结构的形成,呼唤一个能充分体现企业契约各方利益的企业财务目标,而资本配置最优化,证集中体现了各相关人的利益。 3、资本配置最优化财务目标更具有可操作性。资本的最优化配置,不仅包括资本总量的积聚,还包含了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比重调整、现有财务资本的有效利用。一般来说,可以从资本收益和资本结构两个方面来量化考核。而且,应在资本结构相对合理的前提下注重资本收益的提高。不顾资本结构而一味追求资本收益是一种短期行为,蕴涵着财务风险隐患;而长期不顾资本收益追求资本结构的平稳,是一种保守的理财观。在知识型企业的架构过程中,企业家智力资本的介入,导致企业面临着资本总量的重新认定和结构的重新调整,资本结构比资本收益的地位更为重要。资本结构的调整可能会降低资本收益,但并不意味着企业财务目标的失败。 4、从财务经营的角度看,资本配置最优化始终站在财务决策的高度,为新经济下企业利用物质资本市场和智力资本市场展开有效的财务经营提供了有利的导向。这是其他财务目标理论无法统摄的。 5、资本配置最优化包括对企业内外部的全部资本的配置,是一种相对静态的理财境界。一方面对企业未来的财务活动如筹资、投资、收益分配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企业的不同成长期和理财环境下,可调节财务目标的部分标准,激励着企业财务不断创新,提高优化配置资本的才能。如在企业发展期,考虑到智力资本的风险性和投资回报期长的特点,以物质资本的筹集和资本收益作为衡量资本优化配置的主要指标;而在企业成熟期,企业物质资本已非常雄厚,智力资本的比重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经济论文:第二章美国:新经济的发祥地 在上章,我们已经初步介绍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状况,在本章,我们还将作进一步的叙述。20世纪80年代,滞胀一直困扰着美国经济,来自冷战时期前苏联的正面威胁,来自日本咄咄逼人的追赶与超越,使这个战后曾无限风光的经济与政治巨人精疲力竭。 1987年,美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华尔街股市狂跌,人们在“黑色星期五”中再次体验到了经济巨人的衰弱与无能为力。而在洛克菲勒总部大楼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时候,甚至有人认为辉煌已成过去,不可一世的美利坚合众国,正面临着昔日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不列颠相同的命运。 然而,历史并没有重演。 20世纪90年代,奇迹再一次降临到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1991年4月,美国经济从战后的第9次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开始持续、稳定、较快地复苏和增长,迄今为止,已持续增长达120多个月,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三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扩张。更为神奇的是,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滞胀痛在这一轮经济扩张中消失得一干二净! 1992一1997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0%,1998年达到3.5%,1999年达到4%;失业率从1991年的6.7%降为1998年的4.5%,同期通胀率则由5%降至1.8%。另外,政府财政赤字也由 1992年近300o亿美元高位回落到1997年首次财政盈余,这简直是奇迹!自“20世纪”年代末通货膨胀成为美国经济头号问题以来,只要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2%一2.5%,充分就业的失业率就会在5.5%一6%之间,倘若经济增长超过2.3%,失业率又降到5.5%以下时,则工资和物价会急剧上涨!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它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一道紧箍咒。进入70年代以后,更是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并存,让美国经济叫苦不迭,痛不欲生。突然间,一切都改变了,权威的菲利浦斯曲线自滞胀出现以来第二次被修正。美国不仅经历了战后时间最长的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同时获得了较低的失业率和近年为父的通货膨胀率!就在人们万般困惑屡思不解之时,一个崭新的经济形态——新经济,悄无声息地破壳而出,曙光初现,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而后从美国辐射到全世界,为全球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世纪末的美国:从旧经济走向新经济 20世纪中整个7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恶梦般的岁月,滞胀中的经济蹒跚不前,国内各种矛盾逐步激化,国际社会动荡不安,来自冷战的威胁更使美国政府夜不能寐。进入80年代,里根上台执政后,在经济上采取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此后,美国逐步走出滞胀的泥潭,开始了一段低而平稳的增长时期,并一直持续到布什执政。1990一1991年短暂的经济危机是一个转折点,连接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此后的美国经济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一枝独秀。于是,那些意识超前的人们欢呼:新经济的时代来临了!1.里根一布什时代与旧经济的终结 20世纪80年代里根上台执政之后,美国经济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在走出滞胀泥潭后进入了一个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阶段。这里面既有经济周期因素的作用和高新技术发展引起经济结构调整的原因,也有美国国内及国际宏观经济调节思想和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影响。 1983一1984年,当大多数西方国家经济回升乏力,停停走走之时,美国经济却呈现出强劲的复苏势头。1983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82年的一2.5%一跃而至3.6%;而到1984年,美国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6.8%,成为1951年以来最有力的增长。1985一1987年,美国经济回升势头有所减弱,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三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4%、2.7%、5.4%。 1988年,美国经济又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展,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全年增长率达到3.8%,劳动就业状况显著改善,通货膨胀也得到有效控制。 1989年5月,里根总统将要离任时,在其经济报告中,对于美国经济十分乐观。该报告称:“今天,世界仿佛再生。那些怀疑美国人民决心和经济复苏能力的人们不再怀疑。……通过减少税收和减少官僚政府的干预,我们调动了美国人的创造力,预示了一个空前的和平繁荣时期的到来。”岂料不久,美国经济增长率便降为2.5%,成为1983年以来经济增长最低的一年。事实上,这是引起另一次衰退的力量已经在起作用:首先商业楼宇建筑严重过剩,这部分原因是大范围的储蓄保险和不严格的规章制度合力作用的结果。与此相联系的是许多金融机构软弱无力。此外,国防开支的减少,也减少了有效需求。进入1990年,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缓慢,经济停滞和危机迹象越来越明显。 正当此时,8月初海湾发生了伊拉克武装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的严重事件。海湾危机使国际形势顿时变得紧张起来,战争的阴云促使石油价格上涨,打击了美国企业家和消费者的信心,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困难,也触发并加速了美国经济衰退的进程。 这次危机是一次持续时间较短、程度较轻的周期性危机,同战后前几次危机一样,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照例是生产下降,市场销售不畅,投资锐减,失业增加。 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1987年为100)在1990年9月达到危机前的最高点110.6的水平,此后连续出现6个月的下降,到1991年3月降至最低点105.0,其中耐用品制造业的下降幅度为7.7%。 商品销售额的下降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典型表现之一,这次危机也不例外。美国制造业和商业的销售早在1990年9月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1991年3月。由于销售不畅,企业接到新订单明显减少,企业开工率随之下降,例如制造业的设备能力利用率在1990年6.7月间曾达83.0%,到1991年4月降为77.5%。 美国的私人固定投资早在1988年第4季度已经开始下降,危机的发生使得这种下降趋势更快、更明显。 在危机的袭击下,美国的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开始上升,1991年2月美国的失业人数已由1990年10月危机开始时的672.2万上升到892万,1991年6月美国失业率由上年同期的5.4%上升为7.0%。危机的发生也使美国的 公司利润受到挤压,1990年第4季度到1991年第1季度美国公司的纳税前利润连续出现下降,其中制造业公司的利润在1990年第4季度便比上季度减少了181亿美元。 由于海湾战争很快结束,加之通货膨胀率下降,联邦储备当局放松了金融政策,国外市场也发生了一系列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的事情。美国经济在1991年4月止跌,开始回升。危机的结束,标志着美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此后,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2.克林顿执政:新经济的曙光 199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对这次总统选举影响最大,最能说明这一时期美国选民态度发生变化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减速,特别是发生了1990一1991年的衰退之后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持续居高不下。虽然这并非惟一的原因。在经济衰退之前,在1990年就已显示出经济停滞的征兆,选民们也十分担心政府没有能力控制联邦赤字以及重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 里根和布什在经济理论上都信仰资本主义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主张放任自由,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退一步说,他们认为即使不能完全抹杀政府的作用,那它也只应当致力于创建良好的宏观环境而不是急功近利地搞什么“微调”。但是不论里根,还是布什又都发现他们的经济制度并没有解决自我调节问题,如果不进行政府干预就会出现经济混乱,所以在宏观经济失衡时他们还是不得不诉诸政府干预,甚至是同几国政府协调起来进行干预。里根和布什在各自任期内都遇到经济衰退,他们在这方面的作为略有不同。里根对1981一1982年经济衰退基本上没有采取短期的应急措施,而布什则使用了凯恩斯主义武器库中的一切手段。这是因为两个人所处的政治环境不同。但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政策制定者认为其他目标比快速的经济复苏更重要。财政当局认为不应背离这样一个中心,即建立赤字在长期内保持下降的信用体系。货币当局则认为,应不遗余力降低长期通货膨胀率。这些结论都考虑到了美国的长期利益。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一方面是更为迅速的经济复苏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减少赤字和降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利益。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选择。 随着经济陷入无情的减速,政府因庞大的联邦赤字而虚弱无力,选民们对布什总统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能力失去了信心。由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选民们不再集合在共和党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口号之下。面对其他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对美国的强有力的挑战,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前景忧心忡忡。美国人在1992年表明了他们对政府本身的严重失望,他们认为政府在行政机构和政治机构的层次上表现出日益无能——没有能力制定对策,不能满足变化中的公众的需要。选民们强烈地拒绝了常规的左翼和右翼的政治方略,要求赋予美国一个新的方向。他们摒弃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以来赖以长期运转的传统自由主义;他们也以压倒多数否定了“里根革命”所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击。美国人把43%的相对多数选票投给了人比尔·克林顿,这一票数在转为总统选举团票数时形成了压倒多数的优势。 至此,里根一布什时代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人比尔·克林顿为首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新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制订方面采取了与里根一布什时代完全不同的方略。加之国内外各方面的原因,此后,美国经济进入了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由于这一轮增长中呈现出许多崭新的特点,人们认为,美国进入了“新经济时代”。 3.步入“新经济”时代:经济的复苏与增长 也许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许是克林顿时来运转,不管美国政府有没有意识到,就在此时,一个奇特而壮观的经济现象悄然来临。 美国经济自1991年4月从持续半年的战后第8次经济危机中开始复苏,但因受公私债务沉重和私人消费需求不振等诸多因素的困扰,美国经济增长仍显得有些疲软乏力。1991年第2.3季度国民经济仅分别增长了0.3%和1.8%,第4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又大为放慢,致使美国经济在1991年出现了1.0%的负增长。进入1992年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全年GDP增长达到了2.7%,居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之首。 1993年是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第三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一年由慢转快,各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0.8%、1.9%、2.9%和7.0%,逐步呈上升势态,并于第4季度创下了美国经济自1984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纪录。美国经济终于从缓慢爬行开始进入较为强劲的经济扩张阶段。 1994年美国经济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全年实际GDP达到了3.5%的增长速度。该年美国冬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41%、40%和51%。由于美联储担心美国经济过热而在1994年接连提高短期货款利率达6次之多,美国贴现率由1993年的3%增至1994后的3.6%和1995年的521%。受这种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进入1995年后,美国经济增长明显放慢,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0%,第3季度虽有所起色,但第4季度又大幅度减速,仅增长了09%,这样,199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最终只有20%,是该次经济回升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 在1996年前两个季度,美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在第3季度,由于私人消费与投资支出增长速度减慢,该季度实际GDP按年率仅增长了1%。此后,在私人消费与投资支出复苏和商品与服务出口强劲增长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在第4季度增长了4.3%,从而使1996年美国全年经济得以保持在2.8%的水平。 1997年美国经济大体保持快速、平衡增长,只是在第2季度因私人消费支出的增长率由第2季度5.3%突然下降到0.9%,同时商品与服务进口也迅速增长(增幅高达20.5%),美国整个经济增长才有所放慢。从全年来看,1997年美国实际GDP比上一年增长了3.9%,是1988年以来的最高增幅。 1998年第1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55%,超过上年第4季度3.0%的增长速度。尽管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波动,但全年经济增长率仍为3.9%,与上年持平。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加之美国经济因多年来的强劲增长已出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趋于紧张,经济泡沫化成分不断提高等不利因素,因此许多官方和民间机构认为,美国经济在1999一2000年将很难再保持以往强劲的增长势头。以美国宾州大学的克莱因教授为首的世界上60多位经济学家于1999年5月4日共同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也认为,1999一2000年美国经济预计将增长3.5%。 尽管美国经济从各季度的增长情况来看有所波动,但其年度经济增长情况都基本保持稳定。从横向比较来看,1990一1998年美国GDP增长率年均高达2,7%,大大高于欧盟的1、7%和日本的1.2%,也高于世界平均2,3%的增长速度。从纵向比较来看,1992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属于较快水平,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都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一个以美国为发祥地的大风暴——新经济,此时已被笼而出,叱咤全球。4.近10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获得了持续、较快的增长,并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二)低失业率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在 美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在失业率与通胀率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美 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这一现象有了明显改变。失业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在5年内由7.4%的高峰逐步回落至1988年43%这一相当低的水平,实现了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充分就业”。与此同时,美国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的低水平,并呈现出继续下降的总体趋势。1992一1997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率由3%下降至2%,是1965年以来的最低涨幅,1998年则进一步下降至1%的新低。 (2)集约型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劳动生产率增幅加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著名的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1998年度国家竞争力评比结果显示,美国在全球继续保持大幅领先优势,这是美国自1994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经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之后,连续5年世界排名第一。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美国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缓慢。由于企业生产开支大幅增加,利润减少,美国企业资本投资率显著下降。资本投资率的下降,特别是制造业资本投入的减少,阻碍了生产设备和技术的升级换代,抑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单位商品生产成本相对提高,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数字,在1974年一1983年的10年间,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大大超过日本。以整个制造业计算,美国单位劳动成本是日本的2倍,而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美国单位劳动成本是日本的25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全面结构性调整,结果,劳动生产率增速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日益加强,美国经济由此走上了集约型增长的道路。1990一1994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2.8%左右,是70年代以来的文秘站:最高水平。1996年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比上一年增长3.9%,1997年上半年又增长了2.8%,居发达国家前列。美国服务业的领先地位更加突出,如美国商业零售业效率是日本的两倍,电信业效率是德国的两倍。在美国劳动生产率较快提高的同时,其单位劳动成本在80年代却增长缓慢,近年来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若以1990年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为100,则1993一1996年的单位成本分别为103、103.4、103.1和103.1。1996年第4季度至1997后第2季度,美国单位劳动成本保持在102.7。 (3)财政赤字大幅度下降 巨额财政赤字一直是战后美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进入用年代后更是急剧上升。1980年为738亿美元,1986年猛增至2212亿美元。到1992年,更是几乎成了天文数字,达2900亿美元,给经济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积极采取措施削减财政赤字,使赤字总额逐年下降。1997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降至350亿美元,是197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一年国会还通过了平衡预算法,规定今后五年内还将削减赤字,力争在2002年实现预算平衡的“零点方案”。无论这一目标能否最终实现,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确实在为解决赤字问题进行认真努力,并且效果明显。 1998年5月4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接受《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有线电视台联合采访时说,预计本财政年度9月30日结束时,联邦预算将出现500亿美元的盈余,这将是近10年来的第一次。 (4)股市扶摇直上,创造历史新纪录 股市行情的变化向来是市场经济的晴雨表。在美国,股市从1965年到1982年几乎没有什么上涨。但是,自1982年以来,股市却上涨了800%。 1993年1月,美国纽约道·琼斯指数为3310点,1994年1月上升为3978点,1996年3月则变成了5587点。1997年纽约股市是以道·琼斯指数6448点开始的。在两个半月内便上升到6900点左右。很快又突破7000点大关。7月中旬一举突破8000点大关。1997年道·琼斯指数上升了28%,超过1996年全年26%的升幅。 进入1998年以后,美国股市更是“牛气”十足。纽约股票价格日渐攀升。4月初道·琼斯指数就已突破9000点大关。此后,又一路猛涨,不断跃上新高度。4月20日,在IBM公司利润报告和因特网股票热的推动下,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上升43.10点,达到9184.94点,上涨幅度达0.4%。 纽约股票市场的繁荣景象,从根本上讲,是美国新经济强忍发展的反映。 (5)美国公司国际竞争能力增强 10年前,在日本和西欧国家公司的竞争下美国公司和工业不断失去全球市场的份额,外国产品纷纷进入美国市场。近年来,美国公司通过采取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壮大企业规模,其竞争能力已今非昔比。美国在经济和工业战线开始大举反攻,一个接一个的行业正在不断扩大它们各自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 美国公司竞争力增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其在国际上的排位上升。最明显地表现在世界前10大银行和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排位上。90年代初,日本在前10大银行中曾一度占据七个席位,到1998年却只保有一个席位。美国曾一度被挤出前10大银行的行列,现在却占据了五个位置。 伦敦《金融时报》1998年1月22日公布了1997年全球500家大企业排行榜。从该排行榜中可以清楚显示当今世界经济实力的面貌。美国仍为最强,企业上榜家数高达222家,其次为日本(71家)与英国(60家)。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总市值达2227.48亿美元,再次成为全球500家大企业的冠军。美国微软公司、艾克森石油公司。可口可乐公司、英特尔公司分别排在三、四、五、六位上。从全球500家大企业排行榜上,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自从1991年4月开始复苏以来,虽然没有出现像以前那样迅速增长的势头,但却维持了一个相对适度且稳定的膨胀,这种现象已引起越来越多的海内人土的关注。ZI世纪初,人们终于将这种高增长率、高就业、高规模、高扩张的非线性特征的经济现象定性为——新经济。二、新经济的亮点与新策1.美国新经济的目光亮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在表现出一系列显著特征的同时,国民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非同以往的变化。 (1)信息产业突飞猛进,独占国际鳌头 纵观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最亮点在于其信息产业的迅速增长和突飞猛进。美国从农业经济起步,之后出现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汽车、造船和军事工业的需求,钢铁和能源工业成为美国的支柱产业。近30年来,随着人们需求增加,汽车和住房建设成为美国经济的两大龙头产业,推动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如今,高科技信息产业的出现和成熟,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新的推动力。信息产业成为“新经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93年美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把电脑、网络、通讯有机地结合起来,又把电话、电视、电脑融为一体。这个为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的跨世纪工程,被提到基本国策和全球战 略的高度上来对待。目前,该计划正在加紧实施,成果卓著。例如,在加州州立大学远距离教学中心的讲台上讲课的教授,与任何一个收看点上的学员,收授两方可以互相见面、交谈。哪怕学员离讲台千万里之外,只要举手提问,讲课人和其他收看室里的学员可以看见、听见。又如,一捆小手指头粗细的光导纤维,就可以把2万对电话连接起来通话。美国至今已铺设了约2000万公里的光缆,并将在20年内用光缆把全国9000多万个家庭在内的所有用户联结起来。现在,美国每年投入到信息技术方面的资金高达2750亿美元。到下世纪初,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全部建成后,其工业每年可多创造3000亿美元的销售额;今后10年美国GDP可累计增加34万亿美元,生产率将提高20%一40%。 信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信息技术的进步,标志信息技术进步的是计算机的不断发展。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发展。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由计算机主机的信息集中处理形式到个人计算机的信息分布处理形式的进步,然后又经历了由单一计算机操作到计算机联网操作、由计算机的客户/服务器模式到分布式计算机模式、由单一数据到大型数据库和由计算机局域网到因特网的进步。美国计算机技术的大力发展,推动了信息技术的进步,进而又推动了信息产业,特别是信息服务产业的发展。 据美国最近发表的报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其重要性排在建筑业、食品加工业和汽车制造业之前。10年前还很薄弱的信息产业,如今已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以上。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的出口,已相当于产品出口额的40%。据预测,美国依靠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到2007年生产率将比目前提高20%一40%。 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目前占有极大的优势:因特网是美国首先建设的;英特尔、康柏、惠普和苹果等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公司;微软和网景是在世界上具有统治地位的软件公司:世界上约有85%的计算机是遵照Wintel标准制造的。 从1990一i996年,美国信息业的销售额增长了对%,达到8600亿美元。过去,美国经济的风向标是通用汽车、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在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大发展的今天,对美国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是高技术信息产业,微软、英特尔等已取代了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动摇了传统商业交易的基础,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相继问世的信息产品及服务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信息技术,特别是因特网技术大大提高了美国企业的科技含量和科技水平,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生产力。美国商务部1997年11月21日发表的(199年美国工业与贸易展望报告》预计,今后几年内,美国的计算机设备销售增长率将达29.6%,成为各工业部门中的校校者。此外,据美国电子协会最近发表的报告说,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科技产业是美国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1996年,美国出口的计算机系统设计、商用软件和程序编制等高科技服务就达48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了2.63倍。报告还说,到2005年,将有160万人在美国的计算机和信息处理行业工作。 美国并没有躺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正在加速发展。“因特网I”计划、1000万亿次超级计算机计划、开发未来芯片计划等正在实施。美国的复兴主要得益于信息革命掀起的新的浪潮。信息革命也将奠定美国在ZI世纪强有力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据统计,在过去5年里,信息技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新就业机会,高新技术已成为美国雇佣职工最大的行业,其职工工资比全国私营企业平均工资高出73%;高新技术在国内销售和出口方面也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部门;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功于信息技术,电脑和电讯业的增长速度是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行业,大大超过了传统上被认为美国主体经济的汽车制造、建筑和化学工业等发展,成为美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动力所在。 (2)金融体系强大,金融地位提高 信息产业突飞猛进,正在渗透到各个领域,影响着现代人们的生活和节奏。美国代表了当代信息产业发展的新潮流,而美国经济的实力还表现在强大的金融体系上。世界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租赁业,在这些方面美国均居世界领先地位。 仅就银行业而言,截止到1995年底,美国共有银行12067家,比高峰时期已经减少了36%。近年来,美国银行界兼并与合并活动十分频繁,而且来势凶猛,高潮迭起,一浪高过一浪。据最新统计,在经历了多年合并浪潮之后,美国目前资产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中银行80余家,被誉为“超级银行”的共10家,资本的集中化进一步加深。 在这汹涌澎湃的银行兼并潮中,人们不难看到,那些在高科技装备上略胜一筹的银行往往是企业兼并的发起者,而那些在技术上落后者经常被视为金中餐的兼并对象。这种技术上领先者得到优势,技术上落伍者被动挨打的形势反过来也迫使美国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业加快了对信息技术的战略性投资,以增加竞争地位和实力。据1998年4月份美国《战略性技术投资报告》统计,近年来,美国用于信息网络开发、硬件更新和电脑系统升级等方面的常规开支的增长速度正在放慢,而金融业用于信息技术方面的战略性开支正在迅速增加。据测算,今后几年内美国金融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将以每年17.7%的高速度上升,将大大超过其他公司在这方面的投入。高投入不仅意味着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生产力,还将巩固和增强美国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更着眼于21世纪新的全球扩展。 世界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的运作透明度。美国银行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总结,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已日趋完善,透明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而近待来美国银行不仅自身随着经济的增长而进行着业务大整合,也在积极推动和有力支持其他产业的业务调整和对外扩展。这是进入21世纪的国内实力大调整,是着眼于未来金融国际化先发制人的战略考虑,既有助于巩固美元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提高和巩固美国银行在国际上的地位,使美国经济长久地保持世界领导地位。 与强大的金融体系相对应的是金融地位有所提高。与动荡不定的西方股市相反,1995年纽约华尔街股市创下20世纪几年代中期以来的最辉煌业绩。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升了33.45%;到1996年底,上述价格指数又突破了6500点。上述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与联邦储备委员会数次降低利率,企业利润大幅增加以及通货膨胀率低等有直接的关系。 1996年以来,美元汇率持续上扬。当年8月中旬,美元兑换日元已突破1:110,到1996年底,美元汇率仍然趋涨。有必要指出,美元汇价再度坚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德、日经济增长缓慢有密切关系。近年美元走势虽然波动比较大,但美元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货币的地位,是日元、马克和其它西方货币所无法取代的。 (3)对外扩展压倒关门主义,出口贸易迅速扩大 90年代初,在经济衰退的影响下,美国曾出现了一股保守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思潮。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把扩大出口贸易作为三大长期战略目标确定下来,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从而使美国过剩的生产力成功地向海外市场延伸。1990一1994年间,美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率达到5.6%,同期,日本、德国的比率分别为0,4O和2-2O ,法国、英国分别只有2.3O及1.8O,都不及美国。另据经合组织1996年底估算, 1995年美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份额达12.6O,比1990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与此相反,1995年德国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率为10.5%,比1990年下降了22百分点。 近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有所减少。1995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为592.8亿美元,比1994年降低9.7O。过去,美国工业品的竞争力敌不过日本,而现在日本的竞争力反不如美国。例如,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从80年代开始滑坡,由占世界份额的57o迅速降到37%,但近年又回升到50o左右。随着近年来日本经济的不景气,日本半导体制造商放慢了出口的步伐,同时全球对芯片的需求已从消费电子产品转向蓬勃兴起的个人电脑和电信设备市场,在这方面,日本显然不如美国,后者在计算机方面的实力远远强于前者。 出口贸易支持了美国国内上百万人的就业,使美国失业率回落到了近24年的最低点。大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廉价商品和原料也使美国物价指数多年走低,抑制了通货膨胀。贸易实际上也为美国经济稳定增长增添了推动力,据官方统计,近几年美国经济增长的l/3来自出口贸易。 虽然美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发展一直争执不休,但实践证明,作业农业、制造业、金融和其他服务业均高度发达的美国推动自由贸易十分有利,其弊端甚微,这也是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扩展政策压倒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原因。 特别是近些年来,美国金融保险、航空运输、制造工业和各种服务业纷纷向海外发展,寻求扩大国际市场,许多美国企业甚至在亚洲经济危机还未走出谷底时已在乘机购买亚洲面!商危险的公司,使人感到美国人考虑更多的是危机过后亚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市场潜力,是着眼于全球化的未来。 (4)无所不在的信息服务成为新热点 美国“新经济”的另一强点就是无所不在的服务业。有什么样的产业出现,就有随之而来的相关服务业。传统观念认为,钢铁、汽车和住房建设是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柱,而现在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有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实际上是由服务业支撑的经济。服务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国内贸易和金融保险两大领域,但几乎涉及到美国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在经济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在增加就业等方面的地位与新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过去20多年里,服务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970年美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到了42.9%;1980年服务业比重上升到44.8%;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产值已逾过半,近些年来保持在53%左右。 服务业在美国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据统计,自二战以来,美国私营机构增加了60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90%来自于服务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已从过去占私人经济非农业从业人数总数的50%上升到如今的75%。 近年来,随着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信息服务和电讯服务成为新的热门行业。信息技术包括电脑硬件、软件、资料传递设备和信息服务等四大方面。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官方说法,信息服务主要包括职业电脑服务、资料处理与网络服务和电子信息服务等几方面。无论是信息技术还是信息服务,美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国。在世界10大信息服务公司中,美国就占8家。1997年,美国职业电脑服务收入955.3亿美元。近5年来均是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这种势头将继续保持下去。与此同时,美国信息服务出口1997年达54.36亿美元,比1992年增长了一倍多,出口也在以平均17.5%的速度上升。 (5)交通网四通八达,人流物流运转通畅 健全的基础设施无疑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无论是交通运输,还是水电气的供应,以及在新兴起的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均已形成了激烈竞争的市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美国,公路铁路、航空等组成了极端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以高速公路为代表的美国交通在高技术支持下,已成为人流和物流最畅通的渠道。目前美国有770余万公里长的公路,其中高速公路长达7万多公里(约占全世界总量的2/3),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地面运输网络,笔直宽阔的公路像玉带般把城市与乡村联结起来。在不发达国家,楼房是围绕着公路建设,而在美国房地产开发你争我夺,楼房盖到哪里,生活必需的基本设施就跟到哪里,所以到处可见的是公路围着楼房转。目前,美国有汽车近2记辆,家家户户有汽车。目前美国的汽车拥有量占全世界的l/3以上。 美国幅员辽阔,铁路基础设施完备,美国目前现有铁路32万公里,其货运量约占全国货运总量的将近40%, 美国还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航空运输业,已形成了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中部的丹佛、芝加哥和东部的华盛顿、纽约为枢纽的密如蛛网的航空运输网络。全国共有定期航线28万多公里,600多个大中小城市都有飞机航班相通。旧金山、洛杉肌、纽约、芝加哥、华盛顿、亚特兰大等城市都建有闻名世界的国际现代化机场,其年客流量均超过五000万人次。近几年来,每年商业航班起飞800多万架次,载运乘客5.7亿人次,空运货物达220亿吨公里,在国际市场中遥遥领先。 历史上看,美国是建立在车轮上的经济,此言不假。而如今,美国已逐步转向高科技轨道上的经济,即新经济。 高科技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工业发达的美国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国际海港之间的货运已在减少往常的繁文缛节,北美洲地区地面运输已经开始无纸运输,逐步走向电子化,而银行系统和商场的联网,更是给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了众多便利,加快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到1997年底,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因特网的主要形式环球联网购物的人数已达1000万,比6个月前增加了一倍多。据美国商务部预计,到2002年通过因特网进行的商业交易将超出3000亿美元。信息技术正在以过去未曾预测的速度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2.IT严业:新经济时代的新龙山 美国“新经济”造就了一批时代的骄子,而且依然在不断地造就未来的明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IT(信息技术)产业与IT企业的崛起。 (1)硅谷的奇迹 20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就是规范的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它是新经济时代的新细胞。“科技工业园区”的说法始自硅谷。 1939年的时候,硅谷还是一片古园。当时,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院长弗雷德里克·特曼说服他昔日的两位学生威廉·体利特和戴给·帕卡德在帕洛阿尔一个很小的车库里建立了一家电子公司。在随后的50年里,硅谷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不断发展,仙童半导体公司派生出英特尔公司和超微半导体公司(AMD),惠普公司派生出苹果计算机公司,如此不断发展,从而使硅谷最终积聚起巨大的 财富和众多的人才,在世界各地引起连锁反应,被称为“硅谷模式”。至今全世界已有大大小小900多个较大规模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达数百万。美国的硅谷无疑是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据统计,硅谷自1992年以来,创造了20万个就业机会;硅谷从业人员的年薪平均达4.6万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仅在1997年,硅谷的风险资本投资额就增长了54%,新建公司大约3500家,住房开工项目创10年来的最高记录。当硅谷的企业市值1997年超过4500亿美元时,它已一跃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动力之源。 在全球一体化的高技术领域,任何地方都不具备硅谷那样的影响、份量和重要性。硅谷成功的诀窍并不在硅片之中,确切地说,这秘诀是它的经商之道。赚几百万美元和发挥作用是硅谷的口号,但是,在此背后,有必要对硅谷丰富的人才库、基础设施及打破常规的风气进行综合研究。 ①硅谷生态系统。当今时代最强大的两股力量——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在令人惊异的硅谷找到了交汇点。今天,全世界最大的100家高技术公司中有1/5的公司把总部设在硅谷,仅其中最大的5家公司的收入加在一起就有400亿美元之多,其市场资本化规模超过2500亿美元。在硅谷内,革新和商业化的过程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取得的任何成果——无论是在规模上,在财富的创造上,还是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技术方面奖不如此。现在的硅谷,不是哪一个人、甚至也不是哪一些人创造的,而是由人、创意和金钱以无限多样的组合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惯常状态造成的。把硅谷比作一个丰富的生态系统,或许更恰当一些。在这个生态系统内生长着一些硅谷中特有的物种:在斜坡上快速奔跑赶去开会的毛躁的青年电子专家;边喝酒边交流创意,借以形成新产品概念的幻想家;花钱建立新企业的风险资本家;彻底垮台的新公司;变成百万富翁的秘书。这种生态环境是独特的,而只要那些宝贵的营养一一创意和金钱——不断地流入,这些种群和物种看来就会茁壮成长。 ②硅谷人才。硅谷正在为各类企业不仅仅是高技术企业的经营确定新的标准。由于公司内部等级不明显,气氛较民主;由于这里人才济济,各公司之间形成紧密的巨大网络,做事极其雷厉风行;由于这里有着自信能成功的企业文化,硅谷的公司正在改变管理的规划。但光有这些还不够,硅谷最宝贵的东西还在于:失败了没关系,要奖赏敢于冒风险的人,而不是惩罚那些冒风险而落到失败的人;让创意不断完善;学会容忍创造性的混乱;做你自己的最激烈的竞争者;不要紧紧抓住创始者不放;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市场份额;通过投资建立新公司而保持领先地位。硅谷成功的关键所在就是它的企业文化。 ③风险资本技术。硅谷,思想丰富,资金更丰富。一切全靠自蒸汽机以来最大的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高技术公司的大约20%在这里安家落户。沿着穿过硅谷的主动脉101号公路快速行驶10分钟,你就会看到一家又一家大公司:英特尔公司、西斯科系统公司、3Corn公司、太阳微电子公司、网景通讯公司,光这5家公司合起来的收入达400亿美元。在过去两年,因特网疯狂的扩张给已经生气勃勃的经济充气,达到快要胀破的程度。在1996年,平均每5天有一家硅谷公司挂牌上市,每24小时增加62个新的百万富翁。创造了5万多个新的就业机会,而工资增加为全国平均数的5倍。1996年,这个地区在劳动生产率和出口增长方面在美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制造软件的西贝尔系统公司的创始人托马斯·西贝尔说:“这是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经济奇迹。”西贝尔系统公司在1996年6月上市时筹集了3300万美元资金。美国的风险资本公司对硅谷是至关重要的。据第一风险资本公司说,在过去4年中,风险资本家把大约55亿美元投入硅谷技术开发,占美国全部信息——技术投资的37%,而且它们不是孤单单的。数以百计的其他配角已被吸引去靠技术食物链为生,这些配角从了解软件的底细的律师到机床供应商。 硅谷还在继续发展,硅谷还能给人们带来新的惊喜,给世界带来新的奇迹吗?全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与期盼着。 如果硅谷的发展能映射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那么微软的崛起便是当今美国的象征。欲认识新经济不能不老生常谈,说一说微软。 计算机行业在信息化时代是最引人注目的行业,也是发展最快的行业。1975年成立的微软公司(Mic——fi)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在1997年进入世界500强行列,成为计算机行业的新霸主,它与另一家公司——英特尔公司是个人电脑行业标准的确定者,微软公司的崛起正是美国新经济最具说服力的代表作之一,是信息技术时代的产物。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是计算机飞快发展的时期。 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电脑制造厂家的眼光都盯在硬件的改进和开发上,对电脑的软件缺乏注意力,甚至还没有这样的公司。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比尔·盖茨和他的朋友保罗看到了这一点并决定以后应将注意力放在软件的开发上,他们的第一步是为Altair8080型系列电脑开发BASIC软件,他们成功了,微软公司也诞生了。之后,微软的步伐越迈越大,不断地推出新开发的软件,微软的o名操作系统逐渐成为产业的推一标准,其他软件厂商都以它为开发应用软件的标准和基础。 微软还在不断地努力。1985年5月,推出了WIWWI.0软件操作系统。它显示了良好的功能,可以同时用鼠标和键盘操作,且能把一切程序摆放得整整齐齐。同时,微软公司的窗口还增加了日历、计算器、名片管理等各种工具。 信息共享要求信息通信要像高速公路一样四通八达,形成全国性或全球性的信息通讯网,因此,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全球正掀起又一次信息技术革命高潮。微软的董事长比尔·盖茨深刻感触到这一点。为此,微软公司以极大的魄力和胆识开了WINDOWS95.WIWWS98o它们增加了联网功能,只要鼠标轻轻一点,大千世界尽在眼前。它受到了世界各国电脑用户的极大欢迎。 近20年来,没有哪一个公司像微软这样引人注目。微软公司的利润逐年上升,1997年销售额达到113.580亿美元,微软公司终于成为世界500强之一,列第400位。微软公司的股票自1986年上市以来已涨了十几倍,使微软公司成为世界上仅有的由一家就造就3个10亿美元资产富翁的公司(盖茨、艾伦、鲍默尔),而盖茨则连续几年以其资产额成为世界首富。自微软推出WIWWS95以来,微软已经掌握了90o的市场占有率,牢牢地稳居个人电脑软件业的霸主地位。目前,其总资产已达2000亿美元,成为美国和全球信息产业的核心。 在其他电脑公司陷入不同程度的危机 时,微软公司却突飞猛进,在电脑业一马当先。微软的成功除了自身的管理、技术创新、产品开发等因素外,信息时代也为它准备了充分施展抱负的舞台。 (2)IBM的沉浮 美国商用机器公司(IBM)是计算机行业的龙头老大。六七十年代是计算机行业标准的确定者,其计算机服务业仅限于以宇航局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为对象及由该局主管的航天飞机。在80年代个人电脑逐渐占据主流的关键时刻,由于忽视了个人电脑的开发而逐渐落伍,其地位被英特尔、微软所代替。陷入困境的IBM自1993年以来调整战略,路易斯·郭士纳接任总经理。现在,在主机、个人电脑、计算机通信网络、芯片、软件业务领域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销售额和盈利出现两位数字的增长。一度被贬称为“恐龙”的IBM,重又恢复了“计算机产业帝国”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向目中无人的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不得不对郭士纳刮目相看,承认IMB是微软的最大竞争对手。IBM的振兴,得力于郭士纳对计算机服务业的独特经营,同样地,美国“新经济”也为IBM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且老郭士纳是如何在新经济中扭转乾坤的。 ①计算机服务业成为IBM的“灵魂”。 鉴于IBM过去服务面狭窄的教训,20世纪90年代以来,IBM开始把服务业扩大到企业,尤其是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的迅速推广应用,郭士纳把服务业纳入到大力开展网络技术开发的战略范畴以内,从此服务业有了迅猛的发展。1990年,IBM的服务业销售额为21亿美元,到1997年已增加到193亿,年增长率在万%以上,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业务。现在计算机服务业已占到IBM销售总额的1/4,1999年达到1/3。1995年IBM超过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DS),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服务企业。它的计算机服务业不仅规模大,而且面向全球,服务对象包括160个国家(地区)的客户,外国大企业客户越来越多。1996年签定的27件大服务项目的合同,每件1亿美元以上,其中4件在国外,1997年有24件大项目,14件在国外;1998年头5个月有7件大项目。5件在国外。IBM在世界各地共建立了9个计算机服务机构,它的数据中心同各国的客户联网,成为世界最大的数据网络之一。服务业已成为IBM的“灵魂”。 ②依托服务业升级与客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在郭士纳就任前,IBM的服务业是同产品销售相联的,只限于负责为客户安装、包修本公司的产品和为客户培训技术人员,后来发展为负责把客户已有的由其他公司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同本公司销售相互结合和相互配套。近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为企业客户提供信息技术应用方案,乃至经营战略方面的咨询。IBM的服务业参与企业客户的经营管理,急客户之所急,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服务业的经营模式,为它赢得了广阔的市场。 为了实施服务业新方针,IBM经常采取“请进来,派出去”的营销方式。1996年,IBM公司与经营医学和种子的大企业蒙桑托公司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双方签订了数亿美元为期周年的合同,其中大部分是服务业。IBM公司为蒙桑托公司安装了主机系统,2万台个人电脑,操作公司内部网络,以及编制新型应用程序等。许多大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愿意同技术实力强大的W建立关系,依靠它来开展科研、程序编制和计算机操作。 ③开展“电子商务”营销,拓展服务领域。 郭士纳和IBM的经理们都强调因特网是“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其意义等同于轮船、铁路和州际公路系统。IBM把自己的强大技术实力同伸向世界各个角落的因特网相结合,开展“电子商务”营销,广招客户。它的营销目标为:“创造安全可靠的网上‘交易社会’,方便供求双方相会,使客户能在保密的条件下处理事务。” IBM因特网分部正在卓有成效地开展新领域的服务业。比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原材料、零部件和最终制成品出现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对它们的管理、控制极为复杂,其结果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有着极大的影响。IBM及时开发了名为TransCbrlllect的程序组。同时IBM还开发了应用于银行、运输、卫生保健等15个行业的软件,受到各方面的称赞。 ④大力开展对小企业的服务。 IBM一向以大企业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对小企业则不屑一顾。郭士纳从1998年开始转变方针,加大对小企业的服务营销。小企业往往技术力量薄弱,他们比大企业更需要计算机服务。IBM针对小企业的特点,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服务方式,赢得了更多的客户。 IBM告诉了我们什么?显而易见的一条警示便是:传统企业即使规模再大、历史再长、实力再强,面临新经济的挑战也要创新与改造,也要融入高科技的信息时代中。过去的成功决不代表今天的成功,追求未来的成功才是一个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三、美国出现新经济的原因透视美国新经济的出现有其历史背景和深刻的内外诱因。“冰冻三尽,非一日之寒”,新经济的出现,决不是“上帝赐福于美国”,凭空而降,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由此引发的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企业创新潮流,克林顿政府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广开国门吸引人才,有利的国际大环境等等,都是新经济出现必不可少的要素。1.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起吴健性作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以高新技术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新的工业革命,不仅形成了一大批高新技术产业,而且传统工业已被新的电子技术所改造。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美国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和升级,出现了新的产业群,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产率。 美国每年用于研究和开发(R&D)的支出高达1700多亿美元,超过世界R&D支出总额的五百,人均R&D经费645美元,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倍多,高科技对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美国高技术部门的增长呈加速态势,年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以上,远高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增长速度。1986一1990年,高技术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左右; 1991一1995年,其贡献率达28%以上。目前这一数字已接近35%,而作为传统支柱产业的汽车和住房建筑分别只有4%和15%左右。美国以高技术、信息为基础的产业占了美国GDP中的40%,软件和信息服务、电信服务三个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已从1990年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上升到1996年的6.2%,它们已是美国第一大工业,1996年营业额达到8660亿美元,超过了建筑业(590亿美元)和食品业(4640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信息技术对企业进行改组、改造,在企业中大规模地普及计算机辅助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设计、生产、管理到销售等各个环节普遍利用计算机和通过网络进行沟通、处理,企业联网率高达70%以上,信息的畅通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灵活性和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 信息技术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大大超出以往由一般基础工业所形成的“工业周期”,而呈现“经济周期”的信息产业特色。目前,在美国的高 技术产业中只有信息产业充分发挥了作用,在生物工程、新能源、纳米技术、微中子技术等高新技术方面,美国同样具有极强的实力,它们都可以成为美国经济的新增长点。2.经济结构调某的重要影响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如此之久,除了高技术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外,经济结构的大调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经济结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而是一项跨世纪的全面性大整顿,对其经济持续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将发挥更大的影响。 (1)三大产业结构调整及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奶年代美国三大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来看,第一产业占的比重进一步减少,第二产业逐步下降,第三产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处于不断增长的态势。从1980一1995年,美国三大产业的变动情况如下:农业在GDP中占的比重,1980年是3%,1995年降为2%;工业产业在GDP中占的比重从1980年的34%降至1995年的26%,15年间减少8个百分点;而服务业在此期间占的比重由64%升到72%,即增加8个百分点;上述三大产业发生的重大变革,对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2)膨胀的军事经济的压缩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为了提高民用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活力,联邦政府调整了美国工业内部结构,试图通过压缩军事经济,增加民用工业投资等,促使工业结构得以及时调整,以便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克林顿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大幅度压缩军费。二是调整联邦研究与开发预算。三是改变军事经济比重过大的不合理局面。1994年8月联邦政府提出“技术重新投资计划”,鼓励国防部与有关的民间企业一道合作进行技术开发,尤其是“双重用途”技术方面的合作开发。政府将对军事技术转为民用技术的公司提供减税和财政补贴。四是政府提供巨额科研经费,更加重视提高民间产业的竞争力。1993年以来,美国科研与开发总投资每年达1600亿美元以上,其中联邦政府占的比重为40%一45%。与过去比较,近年美国投资的重点明显转向民间产业部门,更加重视向产业竞争力的调整方向倾斜,最终将有助于美国长期竞争力的巩固和提高。 近年来联邦政府消除臃肿军事经济做出的种种努力,有助于美工业内部结构的合理调整,而民间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对美国产品进一步占领国际市场,进而使得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都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3)调整地区经济结构,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政府对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不无关系。纵观近年美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推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协调区域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①实行市场导向为主同政府适度宏观调控相结合。在推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美国政府长期实行市场导向为主,主要依靠市场,引导资本、人口和资源在各地区的相互流动,利用市场竞争优化地区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但在强调市场导向为主的同时,美国政府对地区经济发展也进行了适当干预,主要抓了几件大事,即全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视全国信息网络的建设;把培训人才放在首位等。 ②以培育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为主,实行若干地区优惠政策。首先把资金投向教育和培训事业,特别是为失业人口搞培训,以增强失业人口重新就业的能力和本领。同时,从联邦政府到各州政府都制定了一些鼓励资本流向欠发达地区的优惠政策。例如,由州政府担保,促使商业银行向欠发达地区企业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在税收等方面也提供比较多的优惠政策。 ③依靠严格的法律制度,保障援助欠发达地区工作顺利开展。联邦政府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主要根据国会通过的有关法律,制定各种援助计划,审查批准援助项目的申请报告,拨给一定比例的款项给州政府,并定期审查资金使用情况。州政府还要制定如何使用援助资金的法规及会计制度,具体指导和监督援助计划的实施。 正是由于联邦政府有效地实行了各项对欠发达地区的援助政策,才促使美国地区经济结构及时得到调整,既保障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美国经济持续增长。3.政房制定与执行的政策得当 美国经济的稳定高增长持续了10年是与克林顿政府适当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制定及有效宏观调控分不开的,它是新经济形成所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和润滑剂。克林顿经济学所提倡的政策主张为美国经济取得稳定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财政政策方面,大力削减财政赤字。一方面通过增加投资、推动经济转型和实施增长战略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削减国防经费和联邦行政开支,取消非生产性开支,鼓励私人投资。这一有增有减的财政政策基本上解决了联邦财政赤字的老大难问题,1998年财政预算盈余77多亿美元,是1969年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财政盈余。财政赤字大减使美国企业投资和生产扩大,并大大增加了美联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人们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促进了长期利率的下降,推动了投资市场的繁荣。 在货币政策方面,坚决制止通货膨胀,实行稳定、连续、中性的货币政策。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摒弃了“相机抉择”等一些过时的理论,实行一种中性的货币政策,让利率水平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刺激作用也不起抑制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水平下持久增长。保持稳定一贯的货币政策并进行微调,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成功的关键,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贸易政策方面,克林顿入主白宫后,将传统上一直以提倡“自由贸易”为荣的美国转变到目前更体现实用主义的“公平贸易”上来,加强经济外交,实行以开拓国外市场为核心的贸易政策,扩大出口。自1992年以来,美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如今已稳居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地位。贸易的增长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可以说,出口已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以上这些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对美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企业倒杆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权 人们在分析最近以来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时,往往对美国企业的改革与调整不怎么重视,实际上,美国企业旨在面向21世纪的调整与改革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10年前,全世界经济学家在谈及优秀的经营管理体制与方法时,推崇的总是日本的模式,批评的则是美国的模式。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美国在企业和银行改革方面比日本至少早走了10年。美国《商业日报》1995年6月的报道认为:“美国正在打赢这场原以为是一个失败的事业的经济战。美国公司和工业依靠对企业经营的所有方面的重新思考取得了这种转变。”报道强调,虽然领导着这场“制造业革命’”的许多美国公司所利用的技术是20年前难以想象的,但是,假如利用技术的人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全世界的先进技术都是不够用的”。因此,分析家认为,大多数美国公司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有了一代“新型的总经理”,并对“雇员授机’。美国企业界的传统历来重视发挥个人作用,重视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这种传统培育了标新立异的青年人的崛起,为企业的发展增添了腾飞的翅膀。 美国企业经过调整,建立起适应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的灵活结构。 (1)面向市场的企业内部新组织形式 长期以来,美国公司遵循的指导方针是,外部产销市场化,内部经营计划化。但近年美国企业内部却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在企业内部推行市场机制,即公司内部各单位在原矩阵结构基础上,打破条块界限,与其他部门进行斜向直接联系;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企业各部门间形成厂商与客户的关系。各部门相对独立,单独核算,一旦经营亏损,也要宣布破产。 (2)富有弹性的组织结构 近年来美国公司为适应如今的市场环境,从偏重垂直整合转向富有弹性 的组合。公司变革主要表现在,大力精简机构,管理层次简单,中间环节少,公司最高领导比较接近基层。目前美国公司的这种改革进程大大加快,据美国《幸福》杂志1995年对美1000家大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几乎一半的企业改变了“命令一控制”型的企业体制,转向弹性化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利信息流通,决策迅速,运转效率提高。 (3)经营范围变得更加模糊 美国企业家强调,商品和信息自由流动趋势正在不断地冲破国界的限制。通过公司的国际化经营,管理的趋向逐渐模糊化。这样,可以减少市场风险,实现规模经营和经营合理化,消除竞争,超越贸易壁垒或投资障碍。这种经营策略,已成为美国公司扩展世界市场的重要手段。 (4)企业规模越来越灵活 美国一些经营灵活和技术先进的中小公司,不论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表现得十分活跃。在这些小公司的影响下,一些大公司纷纷将总部收缩。裁员消肿,以适应新的市场要求。 5.广开国门引进国外人才 技术要不断创新,人才是关键。美国是由多种民族移民组成的国家,在20世纪前,科技人才数量少,科研基础比欧洲的德。英、法等国家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希特勒在德国执政,他实行排犹的法西斯政策,把一大批犹太人赶出德国。当时,美国敞开国门大力接收欧洲的犹太移民。他们当中,包括爱因斯坦在内不少人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到了美国后,继续致力于科研工作。美国发明原子弹,就是依靠爱因斯坦等犹太高科学家研制成功的。难怪美国一些人幽默地说:是希特勒帮助美国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尝到了这一甜头之后,多年来一直把引进外国的科技人才,当然还有资金和高层管理人才,作为基本国策。被认为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器材企业的朗讯科技公司(Lu-cent),由于在美国境内无法招聘到合适的科技人才,于是便从英国、德国、H本、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韩国罗致了3,500多位工程师。据美国资讯科技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1998年美国境内约有346000个与资讯科技有关的工作机会,无法在境内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以致许多高科技公司只好礼聘外国的专业人士赴美国工作,或在海外设厂营运,就地招聘人才。 为了让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能够吸引外国籍的“顶尖杰出精英”赴美工作,美国国会原来立法每年核准65,000个外籍人士临时工作签证名额(简称HI一B,但最近又立法通过2000年年度增加8万个外籍人立临时工作签证名额,2001年增加87,500个名额,”2002年增加13万个名额,以解决科技人才不足的困难。有的议员还提出:如果是大学和科研机构从国外招聘有高学位的外籍专才,还可不受HI-B名额的限制。 美国的高科技,实质是江革全球精英智慧而成。美国的新经济,从根本上讲,是美国高科技人才发动和领导的。新经济就是人才经济。 6.风险资本推动着高新技术企业的成长 商业经济的活力是同独特的和非凡的金融资本世界相适应的。这个领域已证明它有能力提供企业管理所需要的多种企业资本来源,从而证明它有能力满足现代的、快速变化的和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具有开拓精神、敢于冒险的风险投资公司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风险投资机制的建立成为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在西方,风险投资机制被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美国苹果公司、数据处理公司等高科技企业,在初创阶段都得益于风险资本的支持。美国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所长米勒说:“由于科学研究的早期阶段有风险投资的参与,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周期已由20年缩短至10年以下。”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在过去几年内每年初次公开发售股票的投资为350亿美元到500亿美元,风险资本的投资为100亿美元到150亿美元,这种情况最能说明这一点——这些数字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类似投资相形见拙。这不是短期资本,而是长期的风险投资。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848家公司投入了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风险投资在推动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发展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7.国际经济环境所创造的有利条件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经济要顺利发展,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90年代美国经济的增长也是如此。 首先,区域性金融危机和动荡致使大量国际资本涌入美国。 199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大量避险资金进入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安全可靠和盈利最多的“安全港”,1998年,美国净资本流入达2280亿美元。1999年以来,由于科索沃危机的逐步升级,促使资金加快流入美国市场。据估计,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约有2500亿美元流入美国,外资约占其投资总额的25%一30%。这些资本中的大部分流入美国股市,推动股价不断走高。促进了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同时也抑制了通货膨胀,国内股民的股票收入大增,刺激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其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美国受益匪浅。 东亚金融危机虽然对美国造成一定威胁,但也带来了好处。危机的爆发导致全球需求萎缩,世界市场主要商品价格大幅回落,以石油产品价格为例,每桶石油价格从1997年的优美元降为1998年的IQ美元。美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从中获利甚多,不仅促进了美国进口的上涨和消费的进一步旺盛,而且也促使出口的上升,从而拉动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有效抑制了物价的上涨。 第三,美国在世界经济、金融及三大国际组织中的主导地位。 美国国内市场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25%以上,占全球进口贸易的15%,占全球股市市值的45%,毫无疑问,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中处于主导地位,是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力量和决定因素。亚洲、拉美及俄罗斯都与美国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政治等方面有或多或少的联带关系,美国的利益和经济走势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利益与经济,因此这些区域和国家会维护。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 另外,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三大组织中都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它会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扫除投资与贸易的障碍,来维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 时势造英雄。时运皆占的美国,于是乎理所当然地孕育了新经济,推动了新经济。这当是历史的必然。四、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Sff经济 高新技术的发展是新经济的动力源泉,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与美国高新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1.美国高新技术发展概况“ 近10年来美国高技术发展的特点表现为:高效益、高智能。高投入、高竞争、高风险、高潜能。在性质上,高技术具有质的变化,体现在超塑性、超高温、超低温、超导性、超高速、超密集度、超微小化;在范围上,是扩展、渗透性的,具有跨部门应用的特点,使常规的工业部门分类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在时间上,高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不断缩短;在同传统产业的关系上,不断向传统产业渗透,过去常现生产中的许多关键参数,如长远战略、结构、投资模式等也随之改变,某些传统的观点和方法也不再适用。高技术的发展导致知识密集化、技术革新综合化、科学边缘化、方法系统化、科研社会化、产品智能化、社会信息化。 (1)信息技术 目前高新技术发展的集中代表和最主要的技术领域就是信息技术领域。从主观上讲,信息技术是能够扩展人的信息器官功能的技术;从客观上讲,信息技术是对信息进行作业的技术。信息技术无疑是目前发展最快的技术,美国在这一领域仍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信息技术主要是由与通信相结合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组成,同时也包括专家系统、成像技术、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传感技术以及机械电子技术(如装入各种产品、系统和设备中的微处理机)。美国的网络技术已经众所周知,而美国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就集中代表了美国信息技术的发展概况。 自1992年开始,美国实施高性能计算机和通信计划,该计划实施以来,取得很大成就,极大地推动 了先进器件、可伸缩超级计算机系统和高速网络等方面的革新和进展。超级计算机被广泛应用于气象预报、环境监测、生物医学、流体力学、地球物理学、先进的制造技术等方面,由于高性能计算机与通信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及保持美国在未来的优势至关重要,因此,美国政府将保持长期持续的投资,鼓励技术创新,建立政府、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密切合作。美国政府总结过去,制定新目标,推动该计划向更深、更高的层次发展。这种思想充分体现在美国提出的以下三个计划中。 ①加速战略计算计划(AcceleratedStrategicCbrrlputiflgImnative.ASCI),是美国能源部支持的一项8年投资10亿美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模拟核实验武器储备管理问题提供足够的计算能力。这个计划是美国政府停止核武器实验的一部分。其任务是在2002年左右研制出每秒100万亿次浮点计算的超级计算机。 ②高性能计算机现代化计划(HPCModernizationPTOgrarn),是美国国防部支持的一项8年投资20亿美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改善国防研究能力,降低武器设计、测试费用,保持美国军事上的优势。其任务是建立16个由高速网络连接的高性能计算中心,其中4个为大型计算中心。 ③每秒千万亿次浮点计算(PetaflopsCbrllputiflg)计划,是美国政府支持的前瞻性计划,目前处于研讨阶段。其任务是在20年内研制出每秒100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 在全面核禁试情况下,要保证核武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就必须掌握和进行三维模拟计算。美国把这项任务称为基于科学的库存管理(Science-basedStockpileSteward一上叫。它把非核物理和高能爆炸的实验模拟与核物理研究、高级材料、化学和工程方面的技术结合起来,因此需要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应用于核武器管理和科学工程计算,并能可靠地取代地下核试验的计算机。 在美国能源部的大力支持下,参与这一计划的有桑地亚、洛斯·阿拉莫斯和劳伦斯·利弗莫尔3个国家实验室,以及IBM。tol和Crsy三个超级计算机公司,还有4一5所大学。第一阶段的目标是,于1998年实现每秒3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超级计算机。首先由美国能源部于1995年委托Intel公司研制每秒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并于1996年12月16日正式。这是超级计算机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其后,1996年由克林顿总统亲自宣布委托IBM、SGI和Cray公司制造每秒3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目前正在开发和研制中。第二阶段将于2002年左右实现每秒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目标。进一步的每秒千万亿次计算机的目标,现有技术尚未能解决,还需要在技术上有突破性的创新和变革,目前只处于探索和寻找解决途径的阶段。 从总体上说,面对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和急剧变化的军事态势,美国政府试图以加强防务作为高技术发展的驱动力,利用高技术来创造新的军事竞争环境,采用商业技术进行新一代高性能计算机的开发,最终实现军事技术、高技术开发和高技术商品化同步发展的目的。美国信息技术在其他许多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例如,1997年,IBM公司解决了用导电性能更好的铜取代铝制造硅芯片的难题,因此可以将芯片成本降低30%,加工时间缩短40%。 (2)制造技术 在20世纪90年代的制造业中,自动化、高效率以及日益盛行的通信网络应用为未来的发展开辟道路。先进制造技术,是制造业将机械、电子、信息、材料、能源及现代管理等方面的成果综合应用于制造全过程,即用于设计、制造、检测、管理和售后服务等,实现优质、高效低耗、灵活生产,并取得理想的经济收益的技术总称。制造技术至今已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是制造工艺代化阶段。第二是以数控机床、加工中心和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柔性制造单元阶段;第三是以柔性制造系统和分散型控制系统为代表的生产过程控制系统阶段;第四是以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和计算机集成过程系统为代表的企业内部集成化及单元加工过程和智能化阶段;第五是以CIMS发展的新标志——敏捷制造系统为代表,增强企业在不可预见的多变环境中的生存能力的敏捷制造阶段。 美国1991年提出先进制造技术(AMT)——敏捷制造企业的发展战略。1995年12月,更具体地阐述了先进制造技术中的网络概念及结构。目前,美国已将AMT列入下一个世纪重点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对世纪网络将全球化,制造业也将全球化。从获取需求信息、到产品分析设计、选购原辅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制造,直至营销,整个生产过程也将全球化。先进制造技术一旦发展成熟,发达国家将不再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 (3)生物技术 生命科学创建了一门重要产业,该行业现有公司正300多家,年收入近130亿美元,雇员超过10万人。该行业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活组织占有形式的认识。联邦技术转让规定的改变,促使官方资助的实验室和商业生物企业之间形成更密切的联系,公共研究机构与私人企业之间的密切联系成为现在的主流。有关规定也鼓励联邦研究人员为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研究人员也正在为他们创造的生物和发现的基因申请专利。来自生物技术公司的数十亿美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生物科学研究方式。 生物技术对美国农业已经产生重要影响,遗传工程作物第一次在美国的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1996年,亚拉巴马州3/4以上的棉花是抗病虫害的遗传工程棉花。研究人员现在又在试验含有聚酯的棉花作物。盘山都公司的管理人员说,农民们将种植800万英亩遗传工程大豆、350万英亩转基因玉米以及1万英亩转基因马铃薯。该公司正以和生产一样快的速度出售遗传工程种子。1996年春季,佛罗里达州阿拉楚拉县引进第一种遗传工程昆虫——一种用于吞食祸害草荡及其他作物的害虫的食肉螨。 更引人注目的是生物技术在医学领域取得的进展。据生物技术行业协会说,利用遗传工程医药来控制心脏病和糖尿病,治疗癌症或缓解中风影响的患者人数已达数千万。另外还有几万人日常进行遗传试验——或者诊断求出世的婴儿的健康状况,或者告诉这些人他们自己是否患慢性病或癌症。数以千计的儿童因为新的辅助生育技术的出现(如体外受精)才得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仅在1995年,医学研究人员就给500项遗传工程产品注册了专利。遗传工程产品的开发仍在加速。行业调查报告显示,研究人员在1995年试验了284种以上的从普通感冒到艾滋病的遗传工程新药,比上一年增加20%。事实上,在44种已批准上市的生物技术药物中,已有一些取代了其他更常规的药物。1997年批准了39种新药和10种从生物体中提取的生物制品,其中包括用于治疗癌症、艾滋病、心脏病、关节炎和帕金森病的新型药物。 (4)环境技术 环境技术受到美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重视。克林顿在为竞选连任美国总统而出版的著作(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一书中写道:“维护环境是一项全国乃至全球的义务,对此我们全都责无旁贷。…美国人需要为环境订立一个新的契约,使我们作出保证:留给孩子一个空气、水和土地未被污染、损坏的国家,一个自然风是未失去光彩的国家,一个持续增长的其领先地位无可比拟的国家。……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使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成为一项共同的任务——每个公民、每个社区、每个企业和公司、每一级政府都要致力于这个任务。” 为验证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提出的生态工业园区的概念,有关试验得到美国政府给予的支持。得克萨斯布朗斯韦尔的规划者正在开发一个得到美国商业部16.8万美元资助的生态工业园区。正在开发中的其他园区还有弗吉尼亚的开普查尔斯以及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这些试验是要验证生态工业园区的实用性——在这些园区,一级公司将彼此的废物当做自己的原料使用。其设想是,创造一个连续的物质流,在流运过程中每个 工厂的废物至少对一个伙伴来说是有用的原料。这种安排也要为每个伙伴带来经济利益,例如节约成本、分享副产品等,既有经济上的实惠,也有生态上的益处;生态关系源于利益共享而不是某个规划设计,由此既产生商业利益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为了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过节约能源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1998年美国政府宣布一项为期5年、耗资63亿美元的一揽子税收优惠和研究计划,保证“调动最先进的技术来对付全球变暖现象”。 为缓解美国西北部地区空气污染状况,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共同协商同意,在全国出售数百万辆废气排放量更低的新型小汽车、面包车和轻型卡车,这些新型汽车排放的废气比现有汽车降低大约70%,1999年在美国西北部开始出售,两年以后在全国各地出售。 (5)太空探索 1997年,美国人使用两个探测器探测了太阳系,花费的钱只有阿波罗登月飞行费用的一小部分,但得到的数据却多得多。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到火星的余杰纳探测器上的光谱仪发现火星上有一些物质,可以表明火星一度温暖湿润,足以支持生命。在空间深处,伽利略号探测器拍摄到木卫二地下有海洋的迹象。这将使木卫二成为太阳系中除地球之外的惟一有水的载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火星探路者”飞船1997年7月4日在火星表面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探测,取得丰硕的成果。这次火星登陆成功是人类进军宇宙的新里程碑,是人类35年换而不舍的努力的结晶,为人类最终登陆火星打下基础。同时,人类的太阳系探测计划出台,1997年10月15日,20世纪耗资最高、规模最大、美国航天史上携带放射性核燃料最多的卡西尼号上星探测器升空。 在国际空间合作方面,“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与俄罗斯“和平”号轨道站成功地完成3次对接;筹划多年的国际空间站计划也正在进行。 在科研与应用方面,“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3次上天,完成了微重力下的多项太空实验;“发现”号在太空完成40多项以保护臭氧层为目的的科学实验;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设备更新顺利完成,科学家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新发现了一些遥远的星系,并首次发现了黑洞存在的直接证据;探测厄尔尼诺成因的航天器升空。 以上这些介绍,表明了美国已经远远地走在了其它国家的前面。这种领先优势应用于经济领域,便造就了培育新经济萌生的土壤。2.美国发展高新政水产业的措施 美国联邦政府不像日本、法国、德国政府那样注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法规、政策、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而主要是控制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减免税,而各州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制定产业保护政策、优惠政策,而且在诸如低价用地、设备折旧等方面的优惠性条款也各不相同,就像各州的普通销售税率各不相同一样,各州有各州的具体情况,目的是促进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措施实际上最后是要落实到需要大量的投资或资助。美国的措施是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形式有联邦拨款或资助、州政府拨款或资助、大公司出资、成立基金会、贷款、风险投资等。美国联邦政府的科研预算,重点放在军事和基础研究方面,不对工业界直接补助资金,而是利用税额化免等税制间接来刺激投资。国防预算虽然都是用于军事项目,但特别注重所从事的基础技术研究和先进技术研究是军民两用的,通过适当的技术转移政策,使国防部门开发的很多高新技术成果为工业界所吸收。政府对风险大、民间投资有困难的重大长期研究课题给予重点财政支持。为了鼓励、支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美国很多州都设立专门机构,成立了科学技术基金会、研究基金会、风险投资基金会等。风险投资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措施,风险投资是把私人组织起来的大量非固定财源,以一定合伙形式投入若干即将兴起的高新技术公司。有时,一些大公司也有部分资金作为风险投资的资本。银行对发展风险投资起重大作用,美国很多大银行成立风险资本公司,主要结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种了’基金。目前,美国百家以上的银行都成立有风险投资公司。对于创办和发展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州政府也成立半官方风险投资公司进行帮助,提供开发补助费和扶持中小企业改造补助费,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高技术产业对美国“新经济”的贡献 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的高技术部门迅猛发展,远远超过了汽车与建筑等传统产业的增长速度。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1996年,高技术产业对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DP)贡献了4200亿美元,比1995年增长了15%。电脑、软件、通讯三个产业,1996年对GDP的贡献率高达33%,而同期传统经济的带头产业——建筑业和汽车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只有14%和4%。因此,高技术产业已成为美国新经济持续扩张的主要动力。 (1)推动固定资本投资 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表现在推动固定资本的投资方面,包括企业和消费者在电脑周边设备和通信设备上的支出、信息科技净出口、消费者在电话服务及有线电视上的支出。电信结构的投资等。1996年,仅在信息技术硬件上,美国消费者与企业就投入了2820亿美元。比购买新汽车和零部件多对%,比购买新住宅多49%,比工商建筑开支多168%。信息技术和设备投资作为固定资本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扩大了美国总资本存量和资本形成规模,构成“新经济”持续扩张的重要物质基础。 (2)促进产品出口 在出口方面,高技术产品成为美国出口商品的主力。1986年,飞机、数据处理机、汽车零件和高技术机械是美国主要的出口项目,迄今也仍是如此。但是,10年来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以飞机为例,1986年时大部分是军用战斗机,10年后则以商用飞机为主。在办公室及数据处理机方面,产品项目也比10年前先进。美国在海外建立的汽车厂与日俱增,其汽车零件出口也同步扩大。 10年来,美国总出口额大幅度增长,从1986年的3059亿美元,增至1996年的8480亿美元,高技术产业的出口值已占整个制造业的25%。在1996年的出口产品中,电脑芯片等高技术产品从1986年的第四位跃升至第一位;飞机从第一位降到第二位;数据处理机和汽车零件分别从第二位和第三位降到第三位和第四位。 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出人头地,科技上的超前,一直是美国赖以生存的主要依靠,也是其相对优势之所在。今后,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其高技术商品出口的领先地位。 (3)高新技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 人们曾经担忧,高新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减少就业机会,但实际情况证明,高新技术的发展也不断创造着新的就业机会。围绕信息产业的兴起涌现了一支更庞大的劳动大军,如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电脑维修、网络维护、电脑培训、电脑咨询等,有人称之为“电脑三产”。用于构建网络的各种器件的研制也在吸引大量的劳动者。这种新的商业链提供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例如围绕同上直销,就需要更多的送货大军。在美国,这种快递公司空前繁荣,他们的车队活跃在全国各地,车上配有无线接收设备,能以最快的速度、最近的路径送货。更多的就业机会围绕着因特网服务展开。如Internt八ntranet的系统集成、企业网站的建立、接人服务、H砚W狠排转制作、网上信息及信息搜寻、网上广告等。据美国信息技术协会称,目前仅在美国就有19万个高技术职位空缺,其中多数需要的是编程人员。 已有研究报告指出,因特网发展正在使美国硅谷成为一个工作职位的“宝库”。仅1997年这一地区就新增了5.3万个职位。在这些新的职位中,软件人员的需求最大,共新增了8300份工作;计算机和通信领域也出现了7000份新工作。约有230万人居住在硅谷地区,仅占整个加州全部人口的10%,但该地区1997年为加州创造了40%的出口。 尽管对新经济的增长模式、作用、结果因人而异认识不同。但高新技术的应用、高 新技术的发展,是美国经济由滞胀走入复苏、进入增长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发源于美国的新经济就是高新技术经济也毫不夸张。 五、美国的企业重组S新经济 称新经济为席卷全球的浪潮,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经济带来经济领域的大跃动、大变革、大冲击、大改组。处在这一浪潮的企业不可能泰然处之,依旧自我。于是美国企业中掀起了兼并重组的新高潮。 企业(产权)重组是企业为提高资产运用效率、改善管理。解决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所进行的产权流动和资产结构调整。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兼并重组活动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特征是十分突出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美国国内环境的变化,美国企业兼并重组掀起了新的高潮。这是美国企业新一轮战略大调整的重要标志,它对美国“新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经济在世纪之交发展的总趋势。 1.90年代美国企业重组的基本特点 对世纪肥年代美国企业兼并在1989年达到高峰之后急剧回落,1991年降到最低点。1992年,随着美国经济走出衰退的低谷,4月2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横向合并指南)(Hori。idMeng。Guideli。sof1992),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企业大兼并的序幕。这次美国企业兼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1)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交易规模大,形成百年来最大的兼并浪潮 在美国历史上,从1897一1990年曾有4次企业兼并高潮,分别发生在19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世纪之交(1897一1902年)。20年代下半期(1926一1930年)、60年代下半期(1965一1970年)和80年代中后期(1984一1989年)。90年代以来的美国企业兼并高潮是第5次、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从1992年到现在已持续了8年。1996年,当兼并交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时,美国舆论认为本次兼并已处在峰顶,预计兼并大潮行将结束。然而,近两年的兼并又创历史新高,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0世纪90年代兼并最为突出的现象莫过于90年代中期以来所形成的巨型兼并或超大型兼并狂潮。80年代最大的一起兼并交易不过240亿美元,超过百亿美元的兼并交易屈指可数,90年代中期以来上百亿美元的兼并交易屡见不鲜。1996年宣布的超过百亿美元的超大型兼并交易有7起,最大的兼并交易达253亿美元。1997年超大型兼并达9起,最大的兼并交易达到420亿美元。1998年,有9起兼并交易的价值额都超过300亿美元,最大的兼并是美国最大的两家石油公司——埃克森和美半公司合并,兼并价值高达860亿美元;成为当时世界兼并之最,超过了1997年菲律宾(831亿)、爱尔兰(770亿)、新西兰(650亿)、巴基斯坦(643亿)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2)兼并发生的背景与以往不同 前4农兼并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发生在经济危机之后,在一些经历了技术革命、价格上涨、国外竞争加剧的企业中尤为普遍。被兼并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不佳,经营周转困难。而这一次兼并浪潮到来之时,正是美国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10年痛苦调整之后,经济表现最好之时。经济稳步上升,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均被控制在很低的幅度之内,企业盈利迅速增加,股票市场表现良好,道·琼斯指数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四五千点上冲至目前的超过1万点。美国公司在经历了公司革命之后,竞争力普遍增强,盈利增加。 (3)兼并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信息业、金融业是兼并的热点产业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大兼并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兼并集中在航空航天、军工制造、制药与生命技术、信息通信、电子设备与半导体产品生产等高新技术领域。在以往的4次兼并中,第1一2次集中在重工业生产领域,第3一4次集中在工业、商业。运输、通讯等服务领域,当前兼并重点领域的再转移,更为明显地反映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上的新变化和新趋向。 必须指出,与其他行业的兼并相比,信息业和金融业的兼并更为引人注目。第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特大兼并中,信息业和金融业的兼并占主体,成为兼并高潮的主要推动力量。1996一1998年,在每年宣布的10大兼并交易中,电信和金融业的兼并交易均占6项。第二,信息业和金融业的兼并更为频繁和激烈。在电信业中,由于管制的消除,被分割的电信公司大举进行兼并组合,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世界通讯公司、SBC通讯公司、大西洋贝尔公司等各自完成了数十项收购,而它们的兼并又往往以被兼并公司的多次兼并为基础。 计算机行业、芯片和软件业的著名公司IBM、英特尔、微软、康柏、太阳、网景等合纵连横,角逐网络,不断掀起兼并浪潮。在金融业,对年代确立的商业银行、投资证券和保险业制度,以及限制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制度在90年代开始被突破,使美国金融业的集中进程加快。1993年,美国商业银行为1.l万家,1996年,商业银行数目已减少到9528家,目前仅为9000家左右。 (4)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行业集中化成为兼并的主要特征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企业兼并已出现放弃多元化战略的趋向。90年代以来,由于新的兼并指南的导向作用,大多数兼并都旨在加强公司的核心业务,注重长期发展和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因此,与行业集中化战略一致,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兼并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横向兼并,即生产相同或相似产品。提供相同或相似服务的经营者之间的兼并。电信业、金融业、铁路业、航天航空工业、军火工业、石油上业中的特大兼并交易使这一特征十分明显。(财富》杂志1998年6月22日刊载杰弗里·科尔文的文章说;“1个世纪前的大兼并就像今天一样,不是以纵向兼并为特征的,而是以横向兼并为标志,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合并成巨型公司。” 所谓优势互补是指不同经营区域(市场)、不同技术或业务专长、不同规模。不同管理模式、不同生产和服务优势之间的互补,这种优势互补的理论基础是所谓协同竞争论。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互补性兼并,目的就是反击欧洲空中客车的竞争。正如波音公司总裁康狄特在兼并麦道公司时所说:“我们需要足够的重量进行全球竞争,需要足够的宽度来夷乎我们前进的道路。” (5)兼并的目的侧重于长远利益 过去几次美国企业的兼并浪潮,往往是为了达到垄断的目的,即通过兼并来扩大市场份额,或通过兼并来做到多样化投资,从而避免和降低经营风险。而这一次兼并浪潮,美国企业更重视潜在的战略利益,兼并的目的更多侧重于国际化、全球化的竞争,以及占领新的技术和行业的发展制高点,从而在今后的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以获取未来潜在的利益。1997年美国著名的美林证券公司以53亿美元兼并英国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水银资产管理公司就是着眼于全球化竞争的典型案例。通过兼并,不仅使美林货币管理国际化,而且使水银的核心优势——国际基金和养老基金走向美国市场,弥补了美林的不足。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在硬件上与英特尔公司结盟,在软件上与微软公司联姻,则使得三家著名电子公司在高科技领域的称雄地位都变得难以动摇。 (6)兼并的形式灵活多样 以前美国公司的兼并浪潮中大都是大公司吃掉小公司,即以强吃弱。而在这次兼并浪潮中,却出现了大公司兼并大公司即强强联合,甚至小公司收购大公司的现象。如1997年11月10日.美国世界通信公司以370亿美元的天价兼并了美国的第H大微波通信公司(MCI),创造了以小吃大的先例。 此外,像20世纪80年代时那种被收购公司处于严重债务危机,股票上市价格表现最为活跃,而报价收购公司也充满敌意,目的是想赶走目标公司的行政人员,这种恶狠狠的收购与被收购斗争情况在这次兼并浪潮已不再存在。我们看到的是双方公司管理人员和股东们皆大欢喜,结为秦晋之好。 (7)跨国并购成为当前兼并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企业兼并除了美国公司之间的兼并之外,还包括美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兼并和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兼并。80年代,美国企业并购中跨国共购已经板有声势,尤其是日本、西欧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90年代,美国公司加强了对外并购,与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交相发展,掀起跨国并购的新高潮。仅1997年上半年美国就 兼并了305家欧洲企业。同时美国企业也大量被别国收购。 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兼并成为外国公司90年代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从1992一1997年外国公司用于并购美国公司的支出(占对美国直接投资总额)比率由69.2%增加到90.8%,并购额增加了5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加强了对外并购,完全改变了80年代的态势。1992一1996年,美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并购额由137亿美元增加到593亿美元,1995年曾达到626亿美元,与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额相当,远远超过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公司对外国公司的并购额(最高年份为271亿美元)。 在与美国企业相关的国际购并中,西欧与美国公司之间的并购是主流。1994一1996年,美国公司对欧盟公司的并购数超过了欧盟公司兼并美国公司的数目。在汽车业,1998年11月,德国戴姆勒一奔驰公司以400亿美元并购美国底特律汽车三巨头之一的克莱斯勒公司;在电信业,1998年7月,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与英国电信公司宣布,共同建立一家资产达100亿美元的全球性电信公司;1999年1月,英国最大的无线通讯公司Vodafone集团出价600亿美元收购美国Airtouch公司,组成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在石油业,1998年,英国石油公司以550亿美元兼并美国第5大石油公司——阿莫科公司;目前英荷壳牌公司正在与美国谢夫隆石油公司商议并购,以夺回因埃克森和美军公司合并所失去的世界第一的地位。在制药业,有美国普强公司同瑞典法尔马西亚医药公司高达130亿美元的兼并。2.90年代企业兼并重组的原因 企业的兼并重组,有其内在的发展机制,同时也与一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外部政策环境和企业战略转变等因素密切相关,具体而言,90年代美国掀起的兼并重组的浪潮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企业自我成长机制 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利益机制的驱动,随着现代公司的发展,规模经济效益愈显重要,经济素质原理证明,旨在通过兼并达到规模经济和垄断是有利可图的。事实上,美国没有一个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兼并而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从19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的兼并小高潮,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席卷世界的兼并浪潮,都可以充分地予以证明。目前的企业兼并,无疑都是试图通过组织结构的调整,来扩大企业规模,从而获得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寻求更为有利的快速发展的途径。有关专家指出美国经济正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服务经济和智能经济过渡。未来美国有可能将汽车、电子业逐步让给日本,将纺织、服装让给中国,将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让给加拿大和墨西哥,而集中投资高科技通讯和信息产业,以及包括资本经营在内的金融、保险、法律。资产管理等咨询服务业,并以此保持美国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企业兼并和结构调整始终是企业行为,政府一般既不介入,更不指令。政府是管理者,而不是参与者,其职能是为企业兼并及结构调整提供保障,规范市场行为。当发生垄断加剧,削弱竞争环境和影响企业发展时,政府才出面干涉,并加以制裁。1997年10月,美国政府司法部向联邦法院指控微软公司“利用视窗软件的垄断来保护和扩大它的市场垄断”,便是一例。 (2)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 企业兼并活动的冷热曲线是与经济运行的起伏走势相吻合的。近几年,美国连续数年经济稳定持续增长,公司的经营状况也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明显改善,利润逐步回升,企业积蓄了大量资本,且国际资本市场进一步发达,这就为企业开展新一轮扩张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和资本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摇摆不定,无力摆脱衰退。由于紧缩银根,金融市场疲软,企业的兼并与收购也进人低谷。1991年,企业并购1877起,交易值692亿美元,为叨年代最低谷;但从1993年起,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和回升,给要求变革的美国大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企业并购活动又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1994年,美国企业并购交易额达3419亿美元;1995年,美国企业并购数量为9152起,涉及金额5190亿美元,均创历史最高记录。1996年,美国企业并购愈演愈烈,并购案达10200起,全年涉及并购金额6588亿美元,再度刷新了上一年刚创下的两项历史记录。 (3)世界格局的变迁和竞争的激化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两极走向多极。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间的竞争已达白炽化,企业的国际化趋势也愈益增强,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兴衰成败,最主要的取决于企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在这种情况下兼并就自然成为企业增强实力、实现规模经营、获得最佳经济效益,从而实现自身的发展与扩张的有效途径,成为企业实施跨国经营,进而打破贸易壁垒,抢占国际市场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战略措施。美国银行为了应付日、德自80年代以来金融业通过并购而实力迅速增强的挑战,在过去三年中特大银行兼并案发生了十多起。如1995年美国化学银行与大通银行合二为一,成为美国最大银行。而波音和麦道这两大航空工业巨头的合并之举,正是为了对付来自欧洲空客集团的挑战。这类以旗鼓相当的同行为对手的竞争,相信今后还会更加激烈。 (4)美国政府的政策性因素 由于兼并可能导致市场的垄断和寡头,从而抑制自由竞争,因而美国政府往往通过制定反托拉斯法等法律来限制过度的企业兼并行为。然而,当前全球性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在发生急剧的和深刻的变化,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于是,美国国会在强大游说压力之下,顺应舆论,采取放松管制措施,已很少有人提及反托拉斯法了。美国许多行业的成功兼并得益于这一“政策放宽”。银行从过去只能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为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兼营。投资银行业务的商业利润,正使从事这一业务的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它不仅刺激了为投资银行业务服务的企业兼并越来越多,也使投资银行和投资基金业务本身的兼并和业务的交叉越来越盛行。通讯服务也从过去的管制走向开放,竞争的激烈促使公司只有不断壮大,扩大规模才能获得规模效应,获得更高利润。 (5)企业经营战略调整 美国第5次企业兼并浪潮决非一般市场投资行为,它反映了企业经营战略的新趋势:即着眼于企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寻求在市场竞争中占有更大的份额。企业希望通过综合运用资源,减少重复劳动以及利用每一项关键技术,扩大业务和降低成本。因此,与所谓的竞争对手结盟或合并的“合作竞争”模式日益兴盛,许多企业甚至认为和竞争对手合并或“合作竞争”反而是生存的契机,甚至是制胜的保证。这也是企业追求“全球化战略”的具体体现,波麦合作就是变昔日的竞争对手为今日的“合作竞争”伙伴的典型范例。 3.90年代企业兼并重组对新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司的兼并重组通过对外扩张、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国内市场的垄断竞争有力地支待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 (1)加强了垄断竞争,降低了价格,促进了消费 企业兼并的直接作用就是导致生产和服务的集中与垄断,与之相关的是成本降低和垄断价格及垄断利润。20世纪叨年代美国企业兼并导致了垄断和集中的进一步发展。1992年,美国500家大公司的总资产为25500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的资产为50亿美元;1998年,500家大公司的总资产为142800亿美元,平均每家公司的资产达到285亿美元,每家公司的资产增加了4.7倍。500家大公司的销售收入占GDP的比重,1992年为39.3%,1998年为67.4%。在各行业和部门,大都形成3一5家左右的大公司垄断的局面。 价格竞争一直是垄断竞争的重要手段,90年代以来,由于兼并导致市场竞争的结构变化和美国司法部及贸易委员会把反垄断的重点放在价格标准上,兼并后的垄断企业更加重视价格竞争。美国消费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并呈下降趋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价格竞争日益激烈。例如,1991一1996年,美国铁路公司(年收 入在2.5亿美元以上)减少到11家,铁路货运价格仅增加2%,其中1994一1996年则保持稳定、并略有下降,同期铁路货运量则增加了13.6%。又如电信业中,美国长话公司竞相杀价,推出各种优惠条件争取用户。 在垄断竞争和新技术的作用下,美国总体物价水平处于稳定和下降的趋势,通货膨胀率自1992年以来一直低于3%,1996年以来仅为2%左右。国内消费增长率则由1992年的2.9%提高到1996年的3.5%,1998年的4.8%,1999年初的5%。由于消费占美国GDP的2/3以上,90年代的大兼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不言而喻了。 (2)有力地支持了投资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美国经济结构调整 在科技发展出现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结构调整往往表现为全局性、大规模的重组与投资活动。企业重组兼并浪潮可以发生在经济循环的各个阶段上,但是,在经济危机期间的重组兼并很少具有产业调整的性质,而经济恢复和高涨期间的兼并如果是顺应科技发展、具有主体产业方向则会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重大贡献。简而言之,结构调整就是企业通过兼并与投资,将新技术产业化、将经济资源转向新的产业部门,扩大其生产供应能力,同时相对收缩其他产业并在其他产业中增加新技术产品的运用比率、提高生产效率的过程。这也是社会供求保持相对均衡、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企业兼并的重心集中在信息产业部门,兼并形成的垄断竞争又推动着投资与开发,信息产业的发展事实上成为结构调整的先导和标志。据统计,伴随兼并,以信息技术为主体的高新技术产业1991年以来年均投资增长率达19%。信息技术生产行业(计算机、半导体和通讯设备制造)的实际产出1992年一1997年增长了3倍以上,1994年一1997年,信息技术生产部门的年均产出增长达到12%以上,其中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生产部门的年均产出增长率达到35.6%,成为美国制造业中的增长冠军。1995年一1997年,信息技术产业中的电子电气设备生产部门的产值(按1992年不变价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由14%增加到19.2%。 信息技术产品生产部门的重组与投资发展成为信息服务部门乃至其他生产和服务部门重组与投资发展的重要条件。90年代美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和增长速度是战后少有的(年均11%),而信息设备的投资规模和速度更是空前的。 90年代美国经济结构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扩张而加速调整,1990年,一、二、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为3.9%。22.8%、73.l%。1997,三次产业的产值为3.1%、21.0%。76.0%,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业和一般服务业的产值增加最多,分别增加了59.8%和59.3%。从就业比重看,1997年一。H、三次产业的就业比分别为2.0%、19.0%、79.0%,1990年的就业比重为3.3%、24.5o、 72.1%。90年代的大兼并没有导致失业率上升,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原因。 (3)提高了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地位得到改善 通过持续的、大规模的兼并重组,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宰地位愈加明显。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要素的隐含价值巨大 在纳斯达克为领头羊的创业板股市高涨时,网络网站身价百倍,成为人们竞相获取的香饽饽;而当股市低迷时,网络网站纷纭兜售解套,成为了烫手的山芋。 网络网站的市场价值究竟应当怎么来测评?这个问题困绕着网络界以及投资界。 在首届上海国际互联网网络、网站推行博览会上,咱们受组委会的拜托,开始了这1方面的咨询服务。咱们采取全新的评估法子,参照国内外专家设计的数学模型,尝试对于全国部份网络网站进行定量化测评,从中发现了像大道商贸网、第9城市网、玩具网等1批隐含价值显著的企业,此测评结果还遭到了SoftBank、美维立异、世纪互联等著名机构的关注。 网络网站属于新经济的范畴,机械套用传统的以有形资产为核心、以资产负债表为载体的资产评估法子已经不合时宜,它没有把诸如创业者、团队融洽性、技术立异能力、商业模式等新经济要素纳入资产的规模,而以上这些要素恰是网络网站的隐含价值,隐含价值直接影响了网络网站的实际市场价值。正由于忽视了对于这1块隐含价值的评估,所以用传统的法子根本不能正确地反应出“小吃大”、“快吃慢”的网络网站的实际价值。然而,咱们也不能被股指的市盈率指标牵着鼻子走,用股市的表现作为参照系数来评估网络网站的市场价值随便性极大,是不科学的。 我认为首先对于技术要有从新认识,技术是把非物资的价值附加到商品上去的最简便的思想、法子以及手腕。网络网站的技术偏偏相符这类特征,其附加值(隐含价值)不但存在,而且比较显著。 因而可知,咱们要树立1个以“财务资本”为基础,扩大部份“人力资产”、“组织资产”、“客户资产”要素的,并构成有机联络的新的网络网站市场测评法子。由此对于网络网站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从新认识。大道商贸网在ASP技术方面R&D能力强大,不断研发新的技术,人材资产至关雄厚;第9城市网客户引入本钱很低,客户资产颇有优势;而玩具网更是买通了传统经济与新兴经济的各个关节,创造了调和发展、延续赢利的网络神话。 知本公司在测评的基础上,通过对于网络网站知识资本的运作,采取确立创意、量化精算、创业领导、整合技术、资本运作、远景计划等步骤,为中小网站提供1个市场价值测评、产权交易、孵化加速3位1体的有效平台,将推进网络网站企业运作方式的国际化、网站评估测定的科学化,增进中小网站联合、吞并、优化与重组,将网络网站货真价实地“闷透煮熟”,在高层面上实现技术产权交易。 其实,所有的新经济要素都必然存在着隐含价值,延续立异能力、社会整合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快速应变能力等要素都起到了比“有形资产”更加首要的作用,其隐含价值巨大。 新经济论文:分析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一、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原因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 1918年春到 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 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 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 ,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第三,巩固的工农联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在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我国目前农业人口仍占总人口的 80%,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只有重视农业的发展,处理好工农关系,保障农民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基础也是工农联盟。城乡和谐发展,工农共同富裕,是巩固政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在改革与发展中,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更进一步重视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第四,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之所以失败,就在于这一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新经济政策”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制,这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因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苏维埃政权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使得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利益能否实现及实现程度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其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的高低,影响到其创造性的发挥。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深化,我国原来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利益阶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呈现差距拉大的趋势,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等,所有这些,必然会使人民群众内部的利益矛盾趋于复杂和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经济论文:论列宁“新经济政策”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 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外围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外围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外围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新经济论文:分析俄罗斯的新经济政策 一、“新经济”政策的特点 加入WTO以后,俄罗斯的行业竞争加剧。较强的科研水平和较为雄厚的生产基础,以创新科技占领全球市场;鼓励对创新领域进行投资,一方面特别要扶持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俄政府拟借助税收、关税等政策杠杆,引导私营企业进行投资创新;俄罗斯应具有完整的研发产业链,需要不断发展创新产业链;俄应加强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财政扶持力度。普京指出,俄罗斯必须在2020年前拥有数所世界级水平的高校;2018年前俄政府用于科技创新的投资将增加数倍;到2020年,高新技术行业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将比目前提高50%。 二、“新经济”政策面临的诸多挑战 (一)资源型经济转型艰难。俄罗斯这十几年的能源原材料产品的大量出口,为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基金、外汇储备以及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及居民高档消费品提供了保障,对于俄罗斯经济的迅速恢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在经济增长基本进入稳定阶段之后,俄罗斯应适时的将发展重点转入创新型经济领域,选择好创新经济的发展路径,使创新经济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因此,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如何处理好资源经济与创新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等问题,是对俄罗斯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二)创新型经济发展条件不成熟。对现有的创新经济发展思路,俄罗斯国内外观望和质疑者较多,其原因在于:该计划政府主导色彩过于浓厚,市场机制不足,转型缺乏原动力;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体制机制障碍;人才流失严重,国家创新体系受到削弱;产业结构升级缺乏梯次渐进性,没有现代制造业做支撑,高端技术难形成集聚效应;俄企业创新意识薄弱,开放意识不足,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极易虎头蛇尾;实施现代化的资金由精英集团掌控,投资机制不透明,对私人投资的优惠政策不明确。按最乐观的估计,俄要实现向创新经济的转型需要10~15年时间,其对经济发展的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 三、结语 普京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安全与自己的政治生命密切相关,更是俄罗斯的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就如俄罗斯《专家》周刊3月12日的一期文章中说,“不论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兑现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还是强军,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因此,“新普京时代”必将成为俄罗斯变革与发展的时期。在未来的6年任期里,普京将会继续保持延续俄罗斯社会政治的基本稳定,并努力“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和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诉求”,同时要集中经济社会发展,大力推动政府主导下的“新经济”政策,以期实现俄罗斯经济现代化和国家崛起的目标。但鉴于经济发展模式等顽疾短期内无法解决,普京的“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的构成要素 当人们论及新经济的时候,大都是以美国经济连续一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这1事实为根据的,并据此把新经济定义为1种高增长、高就业与低通胀并存的经济。笔者认为,按此定义来理解新经济是片面的,由于“两高1低”仅仅是新经济的外部表象而已经,它们并未触及到新经济的本色。透过现象看本色,新经济的形成要素有3: 一.信息技术。它是新经济的技术基础。人们常常以此为根据而把新经济理解为信息经济,但这样理解新经济是片面的。以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发明为例,尽管蒸汽机形成了初期工业化的技术基础,但经济史学家并未据此而把工业化定义为蒸汽机化。 二.能够直接转化为经济财富的知识存量与流量。在新经济时期,1切经济流动,包含出产以及分配等都将以知识为基础,知识已经经成为推进经济发展以及增长的最首要的驱动要素。一样,咱们也不能由于新经济是1种由知识要素驱动的经济而把新经济片面定义为知识经济。 三.因特网。在新经济时期,作为人们进行各种各样出产流动和有形与无形交流流动的基本工具体系,因特网正在扭转着人们的出产方式、流通方式以及交流方式。然而,与信息技术及创造价值的知识1样,因特网无非只是新经济的1个形成要素,因而,假如咱们据此而把新经济定义为网络经济一样是不科学的。 基于以上3个方面的分析,咱们可以对于新经济作如下定义:新经济是1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由知识要素驱动、并通过因特网进行运作的经济。这也就是说,新经济其实是1个由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以及网络经济有机组合而成的复合体,这3种要素相辅相成,缺乏其中的任何1种要素都将没法对于新经济发生的缘由、运作机制与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解释。 更加首要的1点还在于:咱们对于新经济作这样的定义,是相符唯物史观的。从咱们所概括出来的新经济的这3个形成要夙来看,它们更多地属于出产方式的范畴,而不是产品的范畴。因而,咱们借助于信息技术、知识以及因特网这3个主要标志,就能够对于新经济与新经济之前的传统经济做出明确的区别。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咱们尽管可以用新经济来表示新出产方式与旧出产方式的区分,但新经济自身其实不是1个科学的用语,由于它未能对于新出产方式加以范式化,并通过范式化而构成1个科学的概念范畴。正由于如斯,新经济1词常常被人们俗气化地使用,以至造成人们对于新经济认识的浅化。 虽然新经济这个术语有以上所说的缺点,然而在找不到更好的概念范畴替换它之前,咱们不能不继续使用这个术语来界定咱们的钻研对于象。这就好比经济学家时常使用后工业化来描写工业社会的阶段性质变、历史学家时常使用后现代主义来描写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质变1样,咱们只能用新经济来描写先是产生在美国,目前正产生在少数几个北欧国家的出产方式的阶段性质变。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构建浅析 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规模的产物。它与社会传统文化相比是一个新兴的子系统。社会文化随着社会实践的产生而产生。企业文化则是西方工业企业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规模的一种管理模式。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文化是“指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宗教信仰、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综合。”(《美国传统词典》)而所谓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所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与行为准则的总和,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它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整体文化的特质和要求,也必然体现民族文化的某些方面和基本因素。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结合的结果。 一、从企业管理发展规律看企业文化的内涵 纵观企业管理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经验管理、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而文化管理作为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与靠管理者的经验或靠制度的管理相比,有了质的飞跃。 企业文化的发展也有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价值观;而文化管理在企业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就是制度文化。企业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它决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员工队伍素质和服务质量等诸多方面。而要使企业的价值观落到实处,深入每一个员工的心里,就必须将企业价值观的精神贯通到企业日常的管理和员工行为以及物质文化之中。可以说,文化管理在本质上是柔性管理,讲求“人性化”和灵活性,但不能因此否定硬性制度的作用,制度作为企业文化的一种表现和补充形式,是企管理的必要手段。物质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种形象体现和视觉识别,属于企业文化中最表层的物化表现,可分为基本要素和应用要素两部分。基本要素包括企业名称、企业标志、企业标准色、企业口号等;应用要素包括办公用品、场地、员工服饰以及广告宣传等的统一。每个企业都可根据自身文化的需要创建有自己特色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不仅直观地给外界以企业总的形象,它还服务于企业价值观。从高层次来看,它对企业员工有着凝聚、激励和号召等作用,能加强员工对团队、对企业和对社会的归属感、荣誉感,激发奋发向上的精神。从低层次来看,它直接服务于企业的经营。物质文化的构建必须紧密联系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并以之为出发点和归宿。勇于创新,出奇制胜,巧妙安排和搭配构成物质文化的各要素,才能达到精、准、新地动态体现企业文化并为之服务的效果.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企业文化的相对固定的表现形式,它是企业家实现其管理效能的必要手段,能为企业管理提供必要的约束和保障体系。它包括企业的组织结构、经营决策方式和人事、用工、分配的基本制度及对工作生产流程、标准化、信息、规章制度等的规定,最终体现在企业的人、财、物及经营、运行和维护等各个方面。现代企业中,组织结构要求体现团队精神;在经营决策方面要求以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准绳;在用人时则体现公平竞争,因才而用;分配就要求体现责、权、利的统一;设立岗位责任制、作业标准、质量控制标准和员工守则来规范企业的人和事 等。人们普遍认同一种新文化可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而把文化“装进”制度,则会加速这种认同过程。当企业中的先进文化或管理者倡导的新文化已经超越制度文化的水准,这种文化又在催生着新的制度,当由于制度原因导致企业的理念不能得以正确的贯彻落实,如造成顾客不满意时,就要修正制度。当制度内涵未被员工心理认同时,制度只是管理者的“文化”,至多只反映管理规律和管理规范,对员工只是外在的约束;当制度内涵已被员工心理接受、并自觉遵守时,制度就变成了一种文化。制度变成空壳,留下的是参与文化。 二、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管理模式的构建 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应当成为一种全方位的知识创新意识和知识创新体系。新经济是以网络经济、网络概念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形态,根源于信息化和全球化。与新经济的特征相适应,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创新与变革,其重要内容是企业管理理念创新与管理制度文化创新。有鉴于此,在新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一)对企业组织行为的管理由单元文化转变为跨文化管理。传统的企业文化是一元的,是在长期文化均质的过程中形成的同质性的文化。随着跨国企业的蓬勃兴起和企业兼 并重组活动的开展,国际化经营方兴未艾,企业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跨文化管理的问题。每一家企业的文化都可能存在着多种形式,企业内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亚文化之间、各个不同的个体之间会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协调有价值观方面的冲突,也有经营思想、决策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解决这一差异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文化整合整合的原则是“求同存异”,立足民族文化,借鉴外来文化,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把来源于民族文化又脱颖而出的适应企业管理要求的、优良的文化再重新灌输到企业中的每个成员身上,以统一员工的行为,实现企业目标。 (二)对管理对象的研究由文章版权归文秘站网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企业内的个体转变为企业员工的整体。企业文化构建的关键是追求一种企业整体的优势、普遍性的卓越、良好的集体感受。管理者应从过去把激励理论和 方法分散运用到每个对象,转变到研究如何激励个别员工过渡到如何树立企业的整体观念,使员工团结成为一个整体的方面来。与新经济的特征相适应,企业文化突出的特征是创新 与变革。一些具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认识到企业发展的新突破点在于形成企业的文化力,进而形成企业的竞争力。企业文化理论应通过“文化优势”创造出一些非正式的、约定俗成的 群体规范,使群体成员在彼此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发生类化的过程。群体规范的形成能导致企业个体产生从众行为,共同的价值准则在企业中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个体发现其行为 和意见与团体不一致时,会感受到一种心理压力。这种心理压力有时比权威、命令的效力大得多,更易改变个体行为,使之与集体行为趋于一致。可见,把文化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高层次选择。 (三)对企业形象的塑造由单一的外部形象转变为内外结合的整体形象。企业形象是社会大众和企业职工对企业整体的评价。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从外部看,企业给消费者可以信赖的印象,对其他行业及社会文章版权归文秘站网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的贡献为外界所肯定;从内部看,企业内全体职工在工作中产生和企业荣辱与共的观念,企业内部信息沟通良好,气氛和谐,充满活力。但过去企业往往只注重外部形象的单向指标,例如靠优质产品打开销路,或靠优质服务取信于用户。在新经济时代,原有企业文化赖以成功的基础发 生了变化,这个基础就是企业环境。假使环境参数不发生重要变化,人们依据昨天的经验和惯例还可以应对未来的变化。然而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市场环境是在急剧变化的,过去成功的经验根本不符合当今新经济的现实。米勒在《美国企业精神》一书中就提出了把企业外部环境与企业组织环境作为两组不同的变 量,在两组变量交互作用中实现新经济企业文化的转型。这种企业文化不仅是记忆型的,而且是学习型的。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要求企业能够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改变传 统的管理模式,实行知识管理。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面对急剧的变化,企业最 好的应对方式就是创新。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在《创新与创业精神》一书中指出:“创业家都从事创新,创新是展现创业精神的特殊工具,创新活动本身就创造了资 源。”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在其中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了。企业的创新文化是一个有利于创新活动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企业环境的综合,是激发创 新活动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哲学。企业创新文化提倡和保护个人的“灵感”和独创性,使其才能、智慧得以充分释放,这是对传统工业经济中所提倡的“步调一致”、 “绝对服从”等传统企业文化理念的一种超越。企业创新文化通过强化员工的创新观念和行为,使之落实到生产经营管理当中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等各个环节,从而带动整个组织的创新与飞跃。事实不断表明,在新经济条件下创新文化正在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它的适应条件,都有其长处和不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企业管理的模式和手段也是如此,因此,构建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在注意创新的同时,也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变革之中,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实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文化。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 提要:在经济全世界化的今天;在我国行将加入WT0之际;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席卷全世界的浪潮之下;在欧美物流强国纷纭瞄准我国市场之时,面对于早已经成熟的知名跨国物流企业的竞争,我国刚刚起步,但发展空间以及潜力巨大的现代物流业应当英勇地捉住机遇,迎接挑战。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激活了物流业,而物流业的发展又会为新经济的大踏步前进铺就1条高速通道。 跟着全世界经济1体化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企业获取出产资料的途径与产品营销的规模日益扩展;再加上现代企业竞争的结果使出产企业以及商业企业都进入了1个微利时期,产品的本钱以及利润也变患上无比透明。另外,当前的网络经济尽管处于寒冬时节,但不管如何也不可逆转电子商务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跟着电子商务在我国的进1步推行与利用,物流对于其的瓶颈作用也日趋凸起。这类种因素都呼叫1种新的模式来变革社会出产、物质流通、商品交易及其管理方式。 现代物流业则与此相适应,作为1种先进的组织方式以及管理理念,被广泛地认为是继企业节俭原材料降低物耗、提高劳动出产率以后的又1利润增长点。进入九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世界化的推进下,商品的经济圈愈来愈大,加之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客户服务请求提高,和在物流管理以及技术中大量高科技的引入,使患上供应链管理愈来愈繁杂;同时,整个国际物流业刚开始吞并重组,大企业强强联手进军国际市场,物流行业出现出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如在欧洲散布着六0%的美国物流配送中心以及五0%的日本物流配送中心。1国的物流中心、配送中心不但为本国企业服务,而且为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服务。各国都争夺使自己成为本地区的物流中心,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如荷兰政府努力使鹿特丹港成为欧洲的物流中心。而我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则正处于起步阶段,与先进国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但市场潜力以及发展前景10分广阔。加快我国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对于于优化资源配置,调剂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综合国力以及企业竞争能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实现可延续发展战略,都拥有无比首要而深远的意义。 电子商务,是指采取数字化电子方式进行的商务数据交流以及展开商务业务流动。早在二0世纪七0年代因特网技术大量采取以前,电子数据交流(EDI)以及电子资金传送(EFT)已经经成为企业间电子商务的雏形以及发源。多年来,大量的银行、航空公司、连锁店及海关以及跨国公司已经树立了供需之间业务的电子通讯以及处理瓜葛。跟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商务从原本的封锁、小范围演化为开放、公用的全世界化网络。特别是自一九九二年起,互联网进入丁商业化阶段,Internet的用户在全世界呈几何级数、爆炸型增长,以每个月一五%的速度递增,平均每一一0分钟就呈现1个新的web站点,而这些站点中九0%摆布是公司或者商业站点。运用因特网展开的电子商务提供了企业虚拟的全世界性贸易环境,大大提高了商务流动的水祥和服务质量,其泛博的消费用户群体、新型的商务通讯通道、低廉的营销费用、高效力的营销方式等优胜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带来的不但是商机以及利润,更多的是商务观念及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是1种立异流动。电子商务是面向企业的整个供应链管理,旨在降低交易本钱,缩短定货周期,改善信息管理以及提高决策水平,从质量、本钱以及速度3个方面改良经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盘踞优势地位。不管是发达国家,仍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都高度注重对于电子商务的投入以及发展,以到达增强竞争优势的目的。全世界性电子商务势必是二一世纪商务的主流模式。 电子商务贸易无国界,互联网可以在转眼间使处于全世界任何角落的双方达成交易,但什物的交割速度还患上终究依赖于物流业的发展。跟着电子商务在我国进1步的推行以及利用,物流对于电子商务的限制作用日趋凸起。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已经经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1大瓶颈。新经济的发展所遇到的障碍使介入到新经济发展中来的各方人士都已经开始普遍注重物流业发展的首要性。这也恰是网络经济在泡沫膨胀幻灭后走向理智,走向务实,与传统经济接轨的优良起头。 电子商务的整个运作进程是信息流、商流、资金流以及物流的活动进程。其优势体现在信息资源的充沛同享以及运作方式的高效力上。通过互联网进行商业交易。实现了信息流以及商流,这毕竟是“虚拟”的经济进程,终究的资源配置,还需要通过商品实体的转移来实现,即电子商务的终究实现必需取决于物流。由于电子商务的呈现,在最大程度上利便了终究消费者。他们没必要再跑到拥堵的商业街,1家又1家地挑拣自己所需的商品,只要坐在家里,在Internet上搜寻、查看、挑拣,就能够完成他们的购物进程。但试想,他们所购的商品迟迟不能送到,或者者商家所送并不是自己所购,那末消费者还会选择网上购物吗?物流是电子商务中实现“以顾客为中心”理念的终究保证。缺乏了现代化的物流技术,电子商务给消费者带来的购物便捷等于零.消费者必然会转向他们认为更加安全的传统购物方式。当前的网络公司真正能够盈利的不多,缘由就在于其物流本钱高、效力低。在网上实观商流流动后,没有1个有效的社会物流系统对于什物的转移提供低本钱、高效力、适时、适当的转移服务。在电子商务给我国物流业开拓出巨大市场空间的同时,物流同样成为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1个主要瓶颈。 而凡是那些电子商务运营胜利的企业以及在新经济的剧烈竞争中处于不败地位的企业,都无1例外埠具有其所需的物流系统相配合。如Dell计算机公司,它采取服务全面、反映迅捷的物流系统管理,能够对于客户的需求作出快速反映.其用于交货、库存等方面的活动资金本钱仅占全体收入的一.五%,树立起按定单出产的模式,使其网上销售额每一年都以三五%的增长率发展。又如沃尔玛,与其它竞争者相比,它能够给顾客提供更好的价值,这是因为沃尔玛把注意力放在了物流运输以及配送系统方面,这也恰是沃尔玛公司的核心业务。提到国内企业,我想值患上1提的是海尔的物流观念。海尔团体的超凡规发展,已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发生巨大影响。一九九九年,团体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提出海尔的全世界化战略;二000年,海尔全世界营业额突破四00亿元人民币,首次进入世界家电企业10强之列。二000年事迹的获得,用张瑞敏的话说,就是对于市场供应链流程 的再造与立异,而物流则是在企业流程再造进程中最症结的因素。这就充沛说明海尔物流对于海尔团体的高速发展功不可设。张瑞敏认为物流是速度,并将其晋升到企业管理革命的高度;而现代物流区分于传统物流的两个最大特色就是信息化以及网络化。由此,海尔树立起了“1流3网”(“1流”是以定单信息流为中心;“3网”分别是全世界供应链资源网络、全世界用户资源网络以及计算机信息网络。)的“同步模式”,来实现零库存、零距离、零营运资本的3零目标。 适应现代电子商务的物流系统的功能应当是把准确数量的准确产品(指产品的机能、质量、型号等)在准确时间内,以最低的费用送到客户手中,它直接影响到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在价格、交货期、服务、质量等各方面的竞争力。”由此看来,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经济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需鼎力发展示代物流业。实践证明,市场经济需要更高程度的组织化、范围化以及系统化,迫切需要尽快加强建设拥有信息功能的现代物流体系。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走势下证券公司内部监管 一、我国证还司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一)我国证还司的发展规模初现 根据相关资料统计,早在在2009年,沪、深两市股票市场总市值已达23.95万亿元,投资者开设的股票有效账户数达到11,882.78万户。可见,证券市场的发展非常之迅速。在证皇谐〉牧己梅⒄固势和前景下,证还司纷纷成立,在国家监管和市场经济调控下,中国的证还司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 (二)证还司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首先,国内证皇谐》⒄寡杆伲证还司数量增多,造成国内市场竞争激烈。 到2009年底,中国的证还司就已经达到了108家。这些大量的证还司在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抢占市场,纷纷推出特色产品,尽一切可能抢占客户资源,从而使得国内的同行竞争更加激烈。 另外,随着改革开放程度加深,WTO的加入,一些国外的证还司也纷纷抢滩中国证券市场,像高盛、瑞银这样的一流国际跨国公司都加入进来,他们的加入,给中国本土的证还司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业务高端的客户资源被抢占,业务骨干也被高新挖走,整个证恍幸档木赫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三)全球金融证皇谐∥;加重 前段时间,受到经济危机加剧的影响,世界的金融体系动荡,面对这场金融风暴,中国的证券业也难逃厄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挑战下,中国的证还司只有加强自己的内部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应对危机,立于不败之地。 二、现阶段我国证还司在内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证恍幸灯鸩酵恚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我们的证还司在各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这些差距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上尤其明显,主要表现在: (一)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很多证还司都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人力资源管理的各种机制没有健全和建立,企业人才匮乏,专业人才特别难招募,人员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不强,人员结构不合理等等,这些表象都反映着中国证券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薄弱,要想抓好企业的内部管理,增强企业的竞争力,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好企业内部管理的第一环节:人力资源管理。 (二)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我国证券公司在企业财务管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财务系统的控制不严密,一些证还司,财务系统的控制能力不强,财务的监管能力没有得到有利的实施,特别是对分支机构的监管不严,成本控制和业绩考核也执行不力。这些严重的失职现象,浪费了资源,增加了成本,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管理危机和道德风险。 (三)经营管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在经营管理反面出现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公司的营销模式落后,营销手段单一,影响业务的开展。第二,公司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尚待完善和加强,一些岗位的具体职责没有明确和细化。第三,公司管理尚未完全制度化和管理化,导致无章可依,管理混乱。 三、加强我国证券公司内部管理的对策 面对严峻的竞争形势,针对出现的内部管理问题,中国的证还司要勇于承认不足,仔细分析市场大环境和自身情况,依据现实,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人力资源方面的对策 目前,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由硬实力转向以人才为核心动力的软实力的竞争,已经由产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为主的竞争演变成为企业人才的竞争,人才真正成为了企业应对市场变化,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和持续发展的首要资源,中国的证券公司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全方位的做好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充分发挥人才的长处。证还司的HR部门一是要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创新招聘手段,积极拓展招聘渠道,多方面、多渠道找寻人才;二是要完善企业的人力资源激励制度和考核制度,利用这些制度,多方法多途径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人才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吸引有各项专长的人才加入自己的企业,齐心合力,共谋大业。 (二)财务管理方面的对策 1.采用全面预案管理财务制度 全面预算管理是一种新型的企业财务管理制度,它主要强调的是财务管理的“全面”即财务管理的全面性、全过程性、全员性,企业的全面预算管理是种系统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是一个精密、漫长和系统的过程,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不可缺少的管理办法和要素,采用全面预算管理的财务制度,使得财务管理不再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而是整个证还司所有部门和所有员工的事情,公司的财务管理就会贯穿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始终,起到了很好的监控作用。 2.财务管理信息化 现代社会,网络信息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趋势,在这个趋势的影响下,各行各业的经营管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证还司这种对数据很敏感的行业,更要全面实现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在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证还司一定要把握两点内容:一是要选择合适的信息化财务管理载体,包括财务操作系统、财务信息平台、财务管理软件等。二是一定要注意信息安全,防止黑客攻击、软件漏洞等信息事故,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三)经营管理方面的对策 1.改变营销思路,推进新产品研发 为改变劣势,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寻求更多的客源,证还司一定要转变自己的营销思路,改变过去单一的营销手段,通过整合营销来扩充自己的销售地盘,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这个整合的营销活动,包括各个方面,有产品组合营销,新产品营销、广告促销、公共关系活动、企业文化营销等。整合营销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营销模式的创新和营销手段的多样化,用以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实现业务产品的销售最大化和消费者满意最大化。 2.内部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的重塑 为使得企业更具竞争力,证还司必须依据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内部各项管理内容制度化,要责任到人,目标分解到位,奖惩制度细化和量化,使得公司 的各项管理有制度有规章可以界定,内部管理有了制度化的保障。另外,公司要依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内部各项业务操作的流程进行梳理,并将这些流程规范起来,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加强对每个步骤的监控,使得各项业务活动的开展流程化。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环境下房地产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摘要】房地产业属于第三产业,是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具有先导性、基础性、带动性和风险性的特点。发展房地产业可以拉动内需,在国民经济大发展中有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业也是把双刃剑,在当今新经济的大环境下,我国的房地产业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更加激烈的竞争,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不足之处,发现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是首要任务。房地产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的行业,资源占用多,资金投入大,引发了住房这一较为敏感的社会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存在的风险,提出新经济背景之下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策略。 【关键词】新经济;房地产;风险;发展战略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我国经济的迅猛增长,居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房地产业也在飞速发展,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房地产业是一个高度关联性和综合性的行业,是联系国民经济金融业、建筑业、家电等行业的重要枢纽。目前中国房地产业正朝向规模化、品牌化、运作规范化迈进,更注重依靠市场和企业自身调整实现房地产效益。 1 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状况 1.1 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 我国的房地产业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经历了起步阶段、调整阶段、发展阶段,最近几年中国房地产业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调控阶段,由于住宅产品价格的居高不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国家从2003年房地产行业正式市场化开始出台很多针对性的政策,对房地产业进行有步骤的宏观调控。 近几年,我国的房地产投资额加大,房地产开发企业购置土地面积上下波动增长,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升高;房屋销售价格持续攀高,房价上涨幅度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和住房租赁价格的幅度;中低价位、中小户型住宅比例偏低;投资性购房需求增长较快;全国土地交易价格稳步增长;待开发的土地面积普遍增大。房地产和建筑业每年的增加值大约占GDP的9%。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城镇人口的快速增长,使住房的需求量攀升。住房消费将会成为居民的持续消费热点。 1. 2 我国房地产业的不足之处 房地产业属于资源密集型行业,需要走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我国的房地产企业数量很多,规模较小,企业分散开发能力不足,营销中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创出最大的效益;房地产企业管理不太注重品牌效应,管理者综合素质相对较差,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行业信用总体偏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投入有限,造成经营风险加大。 2 新经济背景下房地产业所面临的风险 我国的房地产业在2009年急剧升温,在国家经济刺激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预期等多种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出现了投资加快、资金来源充足等新情况,房地产业的发展好于预期。但不可忽视的风险也同时存在。居安思危笔者经过深入剖析认为我国房地产的发展还面临以下两大风险。 2.1 政策的不确定性 国家的宏观政策会直接影响到房地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内外环境的变化促使国家的宏观政策的调整。 2.1.1 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房地产交易的税收政策从1997年至今,经历过很多次的变化。 2.1.2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主要来源于利率的变动、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的不确定。 2.1.3 产业政策不确定性。由于房地产业是高耗能行业和资金密集型行业,所以我国在进行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时候不会把房地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这样很难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政策的大力扶持,给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困难。 2.2 市场需求不足 房地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是紧密相连的,我国房地产市场需求不足是房地产业的长期潜在的风险。 2.2.1 城市化难以带来大量预期的新增需求。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化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但是城市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原来近郊的农村住宅也变成了城市住宅,房屋的存量就增加了。二是我国人口的工作空间和居住空间的一致性决定了城市新增的人口总量是有限的。三城市中低收入人口居多,消费住房的能力不足。 2.2.2 旧城改造难以创造持续的房屋需求。如今很多城市都已旧貌换新颜,旧城改造空间也越来越小,对房地产的需求不能持续。 2.2.3 住房价格哄抬使普通居民望而却步,造成消费需求抑制。 3 新经济背景下房地产发展的策略 房地产业关联的产业很多,而且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新支柱产业,它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大局的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针对房地产业面临的以上风险,笔者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新经济背景下房地产业的发展策略。 3.1 全面理解贯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保持房地产业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有密切关联。保持房地产业政策的相对稳定性,是保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有些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业发展中的不规范行为是造成房地产政策不稳的重要原因。国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业的同时还要防范新的经济泡沫产生。 3.2 加强风险识别管控,持续有效保证市场需求。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分析房地产业企业的发展规律,顺应形势变化,提升应对市场危机的能力。虽然目前房地产业有所回升,但一些房地产企业资金还不足还不能满足大规模的投资性需求。社会要想保持房地产业的全面复苏,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要降低住房的价格是根本任务。要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一方面要调节人民的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另一方面加大政府公共财政补贴力度,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 低住房价格就要降低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降低成本,加强资金的管控。通过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多模式跨行业的资金监控体系。 3.3 房地产企业的自我提升。由于近几年房价的暴涨、房子质量差、夸大房屋宣传等现象社会对房地产商的负面评价越来越多,房地产企业需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组建骨干管理队伍,重视基础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打造诚信品牌文化,做好创新营销优质服务,并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重塑房地产业的新形象。 3.4 房地产企业要强化前期市场调研能力,提高自身对市场的判断力和决策力。成立专门的调研组对市场进行全面准确的调查,制定出合理谨慎的调查报告,打有准备的仗,抢先赢得市场先机。 3.5 鼓励中小房地产企业找准自己的定位,进行合理调整和并购,强强联合,完善中小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房地产行业的整体竞争力和实现资源的效益最大化。 3.6 调整房地产业的结构,增加产品的科学技术含量,提升核心竞争力。在节约资源绿化环境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质量,提升房地产的品牌核心力。重视品牌效应凝聚的文化和理念,是房地产市场企业竞争力的综合体现。 3.7 提升资源整合力,完善房地产产业链。房地产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例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就是我过房地产业、建筑行业和体育产业的完美联合,对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 3.8 房地产企业要针对不同消费者找准核心卖点,构建核心记忆力。根据不同消费者的特有需求,抓住客户需要什么,定位消费人群,推出符合公众心理的创新促销方式,树立核心竞争力。但在销售过程中一定要避免炒作哄抬价格的违规行为,否则得不常失,失掉公众对房地产业最起码的信任。 总结:2010年至今全国多数城市房价维持高位并呈上升态势,但涨势趋缓。我国房地产也在自身做着诸多调整,比如2009年初建立的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是房地产行业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相信有国家政策的有力调控,房地产行业的高层战略对话,在未来一定能找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发展房地产业的策略,从而推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房地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中的B2B电子商务市场 在线B二B电子商务市场是1些公共因特网上的商务站点,买卖双方可以在其长进行洽谈以及交易。 可以预测,跟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电子商务全世界化过程的加快,所有的企业都将在1个市场中进行交易,在1个市场中树立自己的商店,或者者被1个市场所吞并。对于于致力介入在线商务的企业来讲,B二B市场提供了1个进入新经济的切入点。跟着电子商务逐步成为大多数企业运作的中心,1个多样性的市场将会在不同领域呈现。 1、B二B电子商务市场 (1)价值驱动的B二B市场 电子商务呈现以及服务于企业供应链的每一1个环节。不管它是冶金企业采购原始材料的市场,仍是医疗化工产品的新型虚拟分配市场,这些电子市场通过新的法子,将买卖双方聚合起来。它们为所有介入者减少了挥霍本钱的低效力,降低了企业的底线。 虽然B二B电子商务还处于成长时间,但其拥有的驱动商务革命的潜力不可低估。依托市场结构的优势,B二B市场以把拥有相同商业利益的企业组成贸易火伴的方式,使商务流动的速度以及效力最大化。B二B市场为买卖双方提供独特的场所,减少交易本钱,强化销售以及配送处理,提供增值服务,实现对于客户的全进程管理。 (2)市场请求 作为新的企业间商业贸易中心,B二B电子商务市场必需使必定的企业贸易进程以及请求成为现实,同时兼容已经有的采购进程以及买卖瓜葛,提供与其它市场的完整互操作性。 (一)采购进程 专业的B二B电子商务市场运营人员在因特网上构建1个虚拟的采购系统,重现采购进程,在把购买任务分配给终端用户的同时,允许采购企业节制所有的购买进程。 (二)买卖瓜葛 在向B二B市场转移进程中,大多数采购者以及提供商将把现存的商业瓜葛反应到这个新型时市场中。B二B市场应该能够反应某些提供商与采购商事前谈好的折扣,当这些采购商进入市场时,将自动进行分类。 这类多对于多市场把买方以及卖方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介入者防止了树立以及保护市场的本钱,更首要的是允许那些实力不够的中小型企业参加到在线贸易中来。 (三)互操作的市场 在树立1个胜利的B二B市场进程中,症结的因素之1是知足目标用户的全体采购需求。这些需求可能超越任何单1市场的能力,因而为了适应更广泛的购买需求,B二B市场之间可能需要互相联接,以有效扩大产品规模。市场间互操作将更多的采购商以及提供商会萃起来,扩大了B二B市场以及网络的影响,同时每一个作为特定供应链中1个节点或者服务于特定购买集团的市场,其原本的能力不会削弱。 (3)B二B市场的利益 提供商、采购商以及B二B市场经营者都会从B二B市场中取得利益。提供商使用电子商务降低本钱以及扩展用户群。通过树立以及提高贸易火伴间的合作,亲密买卖双方的瓜葛,增进集中购买以及价格优惠,使市场患上以进1步发展。 采购商通过因特网晋升全世界市场范围,挑拣合适的提供商,获取动态模式——例如针对于不同供货源的招标以及折扣——的益处。采购商能够应用B二B市场减少直接以及间接的供应链本钱。除了了采购以外,物流配送、支付以及税收方面的新工具将在供应链中带来新的机会。采购商通过减少物流本钱,增添资金流转,改善制造以及采购进程,可以减少企业本钱约一五%至二七%。 市场经营者是新B二B电子商务瓜葛的支点,其症结的作用是扩大B二B电子商务的知识,加强客户瓜葛以及供应链强度,催化B二B电子商务以及推进B二B市场的增长。作为提供拥有巨大价值市场的回报,市场经营者从买卖双方通过B二B市场中所患上到的利益中取得益处。 2、B二B市场特征 理解B二B市场的特征,在时间以及竞争的压力下抉择B二B市场的模式是10分首要的。 (1)市场原理 每一个市场,不管是在线仍是离线,代表1个由繁杂的互相依存瓜葛联络起来的采购商以及提供商的聚拢。B二B市场通过紧密买卖双方的瓜葛,增进集中采购以及价格优惠,削减供应链本钱,扩大提供商市场来将传统市场中固有的低效性最小化。如果B二B系统内的流程充沛畅通,B二B市场将是终究的贸易构架,它是在商贸发展历史上最接近于完善有效的贸易系统的1种情势。 采购流程的畅通,交易量的范围是电子商务交易的基础。借助于处理速度以及容量,B二B市场是理想的商业交易技术平台。在具备足够多的网上采购商、提供商以及总交易量的条件下,B二B市场将其效力的潜力转化为资本。 (2)市场扩大策略 电子商务市场通过联络纽带、提供增值服务以及集中采购这3个作用,为介入者创造价值。每一个市场的初始价值目标在于联络纽带的作用,作为公共平台为企业交流贸易信息以及进行贸易服务。为了成为增值服务提供商,B二B市场经营者必需提供业务接入,其规模从目录服务到在线支付等特殊服务。许多市场还起到集中采购的作用,通过批量的购买可以协商到较低的价格。 B二B市场发展的初期阶段集中于树立基本的能力以及平滑采购流程,以取得市场竞争力。在所有的初期案例中,市场的产品以及服务规模都比较窄,基本上针对于某种产品或者某1类购买者。跟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必需扩大以支撑更多的采购商以及提供商。 (3)采购门户 B二B电子商务市场的最新情况是采购门户,市场经营者将目标转向中小企业,同中小采购商发展深层瓜葛去增进交易。在这类模式中,市场经营者对于交易成员提供包含较低的价格,接触新的消费者以及供货商的机会。采购门户成为1个有效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提供商可以扩展品牌,提供增值服务以及加强同客户的联络。 拥有竞争优势以及牢固客户瓜葛的企业常常经营自己的B二B网站,使其采购门户在市场中占有1席之地,取得许多独特的机会。如果理智地运作,采购门户将成为大大增添企业销售以及服务的致富之门。 3、胜利的钥匙 B二B电子商务市场要获得胜利取决于更多因素,有些是现有的市场前提,还有些触及到策略以及机遇的问题。所有这些因素合在1起就是胜利的钥匙,应用好它们就可以树立胜利B二B市场或者采购门户。 (1)采购能力 对于于树立B二B电子商务市场来讲,最首要的单1因素是采购能力,它描绘了市场经营者通过其B二B市场可以驱动的交易量。对于于拥有充沛购买力从而在市场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企业,或者能够集中采购的企业联合体来讲,采购能力代表了在同竞争对于手斗争中的1件有力武器。一样,拥有凝聚市场采购能力的电子商务运营者可以把提供商以及采购商同其B二B市场紧密的捆绑起来,从而取得胜利。 (2)适应采购商的需要 理解市场的运作方式是10分症结的。在有关商业标准、供货商条款以及厂商保证等问题方面,采购商有甚么参考?市场中需要哪些增值服务?在交易平台上可以真正支撑哪些商务流动?在构建B二B市场进程中,必需充沛了解采购商的需要。 (3)技术推进 B二B市场模式依托客户端技术,采购商以及提供商必需能够使用标准的阅读器通过网站进行商务流动,市场经营者能够管理从填写订单到网上支付的商务进程。这类对于采购全进程的支撑需要1个能够支撑大量广泛散布的用户以及因特网环境的网络利用结构。B二B市场平台还应该支撑繁杂的商业规则、工作流程以及商务瓜葛。 因而,为在B二B市场领域进行胜利地竞争,市场经营者需要1个能够知足其采购商以及提供商需求,允许他们扩大业务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荣幸之神将会照应到那些把自己同拥有技术以及专家的系统集成商联合起来的市场经营者,而这些系统集成商可以迅速地提供相符请求的B二B市场解决方案。 结 论 B二B电子商务市场为采购商、提供商以及市场经营者提供的利益将驱动他们较快速地接受以及投入到B二B市场中,这个市场是重整B二B商务瓜葛的最新以及最有效的工具,并将很快影响所有企业。 B二B浪潮的主要收益者将是那些使用Web工具来扩大、深化以及创造商业瓜葛的企业。市场为企业提供开发以及加强他们最首要的商业瓜葛的机会,同时也为市场经营者自身创造了新的收益机遇。企业能够应用B二B市场加强现有的贸易瓜葛,发展新的商 业火伴以及增进更快、更有效的贸易。B二B市场将构成全世界商务的未来。在近几年内,对于于但愿在新经济中盘踞有力位置的企业来讲,介入B二B电子商务市场是必需的。 新经济论文:浅议新经济形势下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现状 从基金管理公司的成立到老基金的整顿扩募,再到封闭式基金的发行,开放式基金的试点以及快速增长,都由监管部门全权审批负责。这种政府推动基金成长的模式促成了今日的我国基金业。 2003年是我国基金业突飞猛进大发展的一年,证券市场的这一年被业界称为“投资基金年”。基金产品与基金管理公司数量均获得空前发展。2月10日,随着第一只标准指数基金———天同180指数的发行,拉开了2003年基金产品发行序幕。全年共有39只开放式基金发行,首发规模678.45亿元,远远超过2001年的117亿元和2002年的448亿元。基金产品线正在逐步完善,从股票基金到债券基金,再到保本基金,准货币市场基金,产品贯穿高中低风险各个系列,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加广泛的选择,截至2003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基金110只(封闭式基金54只)、4只准货币基金正在发行中;基金管理公司也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在发展。2003年有29家基金管理公司开业或获准筹备,超过过去4年的总和,年底基金管理公司总数已达50家,其中37家为中资公司,其它13家为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占基金管理公司总数的26%。 基金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存在寻租行。 基金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 基民的投资意识有待提高。 证券市场缺乏做空机制,基金的风险难以规避。 近期,整个基金业人员过度流动,一方面体现了行业的快速发展,人才需求强劲,另一方面也积聚了大量的风险,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基金经理承担了较大的市场和业绩的压力,同时还需兼顾股东或者控制人的各种利益,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积极性难以充分发挥。2006年度基金经理离任比例达到38.6%,而美国基金经理平均任期5年以上,中国基金经理平均任期不足18个月。运作基金的核心专业人士过度流失,公司文化无法建立,投资理念频频变更,恶性循环的形成将影响基金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基金公司的治理应坚持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不以短期排名作为对基金经理的考核,从而消除内部人控制现象;同时推进股权激励,鼓励员工长期工作。再者,要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独立董事的责任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基金经理及其关联单位违规行为的损害。独立基金董事应作为代表股东利益的监督者,参与决定基金管理人、基金会计师及基金分销商的聘用、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的其他关联人进行监督和检查。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背景下对持续经营假设的再认识 论文关键字:会计假设 持续经营 论文摘要: 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作为会计基本假设之一的持续经营假设与客观环境的不相容性日益突出。这就要求在新经济背景下对持续经营假设进行修正与改进,使之具有新的内涵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第一章 持续经营假设的发展与定义 自从持续经营假设在1922年由美国会计学家佩顿(Paton)在《会计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后,立即在会计理论中得以明确,也被各国的会计准则广泛接受。1940年,佩顿和利科尔顿在《公司会计准则导论》中提到了6个概念(即假设),其中之一的经营活动的持续性就是对持续经营假设的沿用。1961年,由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属的会计研究部首任主任莫尼茨(Moonitz)执笔的第一号会计研究公报《会计基本假设》公布,其中将持续经营列为第三类假设即必要假设,并将其定义为若无相反的概念,主体被认为会无限期的经营下去;若有证据表明主体的寿命是有限的,则不应该认为主体会无限期的经营下去。1970年,Accounting Procedure Board(APB)了其第四号公告《企业财务报表中的基本概念和原则》,把持续经营看作是13项基本特征之一。2001年,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提到了两项基础假设,其中之一即是持续经营。IASB认为持续经营的概念是:财务报表的编制,通常是根据企业是经营中的实体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经营的假设,从而假定企业既不打算也没有必要实行清算或大或小的经营规模。如果有这种打算或有必要,财务报表就可能必须按照不同的基础编制,然而要是那样做,就应当说明所采用的基础。 纵观持续经营的形成与发展,持续经营假设的定义一般采取“非反例即为真”的思路,即“除非明显的反证证明一个企业或者会计主体在可以预见的日期将进行清算,否则都认为企业将无限期的经营下去。”这里的反证是指表明企业的经营将在可以预计的时刻结束的迹象和事实。从本义上来讲,持续经营假设并不是假设特定的会计主体可以无限期的生存下去,而只是假设其将持续经营足够长的时间使之可以履行其现存的应予承担的义务。 我国对持续经营假设的确认可以参考1993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五条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经营活动为前提”,即假定每一个企业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面临破产或清算,因而它所拥有的资产将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被耗用或出售,它所承担的债务也将在同样的过程中被偿还。若企业不能持续经营,就要放弃这一假设,在清算假设下形成破产或重组的会计程序。如果某些不确定因素导致对企业能否持续经营产生重大怀疑时,则应当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这些不确定因素。如果会计报表不实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的,则企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对此应当首先披露,并进一步披露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以及企业未能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编制会计报表的原因。同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7号——持续经营”,要求会计师在会计报表审计中考虑企业持续经营假设的合理性,其经营活动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持续下去,不拟也不必进行清算或大幅度缩减经营规模。 持续经营假设产生于工业时代的背景下。那时候,把企业假设成为可以长期存在的主体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所拥有的大部分资产都是具有某种事物形态的有形资产,而这些资产又大多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自然资源,其中的技术因素和人工成本仅占很少比例。这些由价值的资源不仅使得企业有形资产在经营中的任何时候都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而且也使得人们可以合理的预见这些资产的物理使用寿命。 在传统财务会计中,持续经营假设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一些会计方法提供理论基础。 持续经营假设使会计准则、会计程序和方法可以建立在非清算的基础上,用以保证其稳定性。它反映的是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愿望和目的,可以用于解决企业的资产计价和费用分配等方面问题[3]。这样,企业就可以按照正常的情况使用它所拥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同时也可以按照正常的情况来偿还它所负担的债务。 2.使会计信息更有预测价值。 财务报告目标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应有助于报表使用者合理预测企业的发展前景,以提出理性的经济决策。在这一方面,持续经营假设与财务报告目标存在相契合之处,即持续经营假设可以将过去与未来有机的结合起来,因而在这一基础上所提供的信息更具有预测价值。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持续经营假设仍然被沿用。但是加入从作为会计主体的企业处于加剧的竞争风险中、其经营的持续期间带有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正常经济活动中,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保证能够无期限的存在下去,而何时终止却又不能预料。于是,持续经营假设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第二章 持续经营假设面临的挑战 尽管无论是会计还是审计,都对企业有持续经营的要求,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持续经营作为会计基本假设”的理由。当今经济环境、技术水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到来使会计主体变化频繁,同时也使会计工作环境也发生了质的变革。因此,持续经营假设正在面临着许多挑战。 1. 持续经营本身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具体到会计上,广义的不确定性设计到所有的不确定性问题,而狭义不确定性会计主要研究的是不确定性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不确定性分为低度不确定性、中度不确定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三个类别,用以分别表示其对会计核算的影响程度(林斌,2000)1。 任何一个企业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存在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其差别只是不确定的程度大小(陈朝晖,1999)2。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尽管这种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却很大程度的取[1]决于管理当局或审计人员对待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 主管判断,[2]即如果管理当局或是审计人员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有“重大怀疑”,则表示该企业存在高度的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反之,则说明企业不存在或仅仅存在低度的持续经营不确定性。 此外,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程度的衡量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4]。国内的学者林斌把不确定性分为低度不确定性、中度不确定性、高度不确定性三个类别,但是这种划分缺少实际意义,因为在多数情况下不确定性是很难区分其是属于低度、中度还是高度的,这种划分程度使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进入了一个模糊的境地。 现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里,经济愈加灵活,风险也日益多样化,这就越来越增加了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然而,对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主观判断必将极大地影响会计与审计工作的客观与公正。尤其是在量的界定上,对可能影响持续经营假设的规定中包含了诸多“重大”、“巨额”、“大量”等难以操作的表达,因而大大降低了准则的可操作性。所所以,如果继续以持续经营作为会计基本假设内容之一,则会不可避免的带来很多难以界定的问题。 2.企业所处的状态难以准确的界定 从持续经营假设的定义可以看出,持续经营假设是建立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基础上认为企业会以当前的状况持续经营下去,持续经营假设认为企业经营状态只有两种: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实际上,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都只是企业存在的两种极端状态。任何企业的自然状态都是处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只不过是有一些企业更偏向于持续经营,而另一些企业偏向于中止经营。 把企业的自然状态抽象的看作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这两种状态,并且以持续经营为正常状态是很牵强的,因为只有在以下两个条件成立时这种看法才是合理的:一方面,陷入财务危机而导致中止经营的企业在总体数目上很少;另一方面,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后,从持续经营转化为终止经营的时间很短。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以上条件是难以满足的。企业总是处于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之间的某一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资产重组环境下的企业状态。进行资产重组的企业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既面临陷入财务困境并最终导致破产的可能性,又同时因为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企业的自身抗风险能力相应增强,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挽救财务危机,避免破产清算。因此,资产重组中的企业处于介于持续经营和中止经营之间的弱持续经营状态,而不能被认为持续经营。 由于目前市场变化莫测,企业所处的状态也复杂万千,难以较为精准的进行判定。所以,把持续经营作为会计基本假设内容之一是不够恰当的。 3.信息时代带来的冲击 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结构,相对来说,风险较小,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企业能周密计划,善于管理,其经营目标就可以实现。而在信息时代,经济环境变幻莫测,时常竞争此起彼伏,企业盈亏之间转换频繁,新旧公司经常更新换代,因此,持续经营也受到了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使可预见的会计主体持续经营的期间越来越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经营这一看似善意的假设事实上极容易误导管理者以及投资者进行错误的判断。 3.1面临破产清算的企业越来越多 目前,会计主体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风险更难预测,产品及技术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企业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破产清算。日本某民间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2006年上半年日本酒类销售企业破产数目为40家,比2005年同期增加了16家;美国行政法院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的破产人员已经增加了一倍,而且仍然呈现上升趋势;而我国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新企业一般平均4年就会破产。越来越频繁的破产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在当今社会里,企业的平均寿命已经在逐渐降低,持续经营也变得愈加不可能。因而基于持续经营假设的会计处理方式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 3.2越来越多的兼并现象降低了单个企业实现持续经营的可能性 现实经济生活中兼并浪潮的迭起,更加增加了单个会计主体失去持续经营的可能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轮企业兼并的浪潮,受此影响,我们很难用传统的假设来判断企业是否能持续经营。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 3.3网络经济带来的冲击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企业的经营活动跨越了时空的界限,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网络公司产生了。网络公司也称虚拟公司,是为了完成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等任务,由众多在各自专业领域拥有卓越技术的企业利用现代信息沟通编成一个网络进行交易活动,从而完成一般企业不能承担的市场功能。网络公司的出现,对持续经营假设提出了一个最直接的挑战。 网络公司的主要特点有:借助于网络技术获得传统公司无法具有的一些优势和资源;存在于计算机网络中,没有固定形态,没有确定的空间范围,属于临时性的结盟组织,分组迅速,可根据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和业务需要不断调整结盟体的成员公司,甚至解散或者重新构建;可以根据工作任务和市场变化的需要,由各个相互独立的公司之间将各自密切联系的业务划分出来,经过整合重组而形成,具有业务的专一性和较强的竞争力,能迅速创造巨大财富;低成本运行,其最重要的资产不再是事物资产而是人力资源和知识产权;只具有临时的网络关系,而不是法律意义上完整的经济实体,不具有法人资格。 由于其具有随时性和随机性,是一种临时的、动态的、有适应能力的组织,多进行一次性交易,进入成本、退出成本以及转换成本都很低,具有经营活动的快速性、短暂性,适时节介入、退出或转换的特征。所以,它可能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又以极快的速度消失。这就违背了持续经营假设的根本前提,即可以在预见的未来不解散、不终止。因此,网络公司对持续经营假设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这种无实体的网络公司根据市场机遇和业务需要将多个企业个体通过网络连接起来,一旦业务解释立即解散,这就是持续经营假设变得有名无实。 4.使资产现值得不到真实地反映 在持续经营假设条件下资产是以历史成本计价的。历史成本计价要求资产按照其取得或交换时的实际价格入账,其主要缺点是当物价波动较大或者币值不稳定时,不能真实体现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从而削弱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影响当前的决策。因而在这种情况下,资产的帐面价值只是表现为资产原值与累计折旧的差额,而对资产的现值几乎得不到真实的反映。例如,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按照历史成本计价原则只能用现值收入去弥补原始的费用,无形中 会夸大企业的收益,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也会误导投资者。再如,科技的发展使劳动力生产率提高,产品更新换代加速,但是,在历史成本计价原则下,资产的帐面价值很难反映出其真实的价值。目前,我们处于一个充满了风险与其它不确定因素的经济背景下,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的统计,我国食品价格比去年上涨17.6%,加工服务维修价格上涨8.6%,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2.9%,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4.9%,租房价格上涨4.7%,通讯工具价格下降18.4%,这说明,我国现今的物价水平还较为不稳定,基于持续经营假设下的历史成本计价也就更加不能如实的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在当今多变的环境下再次受到冲击。 第三章 在新的经济背景下要求持续经营假设有新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几乎不可能实现持续经营这一假设。因此,这就对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1.在持续经营假设下同时考虑到暂时性假设 暂时性假设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初。早在1940年,佩顿Paton就在《公司会计准则绪论》中指出,必须认识到即便是在最顺利条件下,编制的财务报表在性质上都是暂时的。《论会计的基本假设》(ARS NO.1)也说明,由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分配,一个短时期内的经营成果是暂时的。1961年,美国着名的会计学家莫尼茨Moonitz在《会计基本假设》(ARSI)中提到了暂时性假设(Tentativeness),即任何时候,只要必须将经济事项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期间之间进行分摊,对一个相对较短的期间的经营结果,就是暂时的。 根据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经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企业经济活动的暂时性都是绝对的,而持续经营是相对的,每一个现实主体,如果它相对稳定,在缺乏反证的情况下,可以承认它是持续经营的,但是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资源配置的重组,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企业停业、解散、重组甚至破产。有时,尽管整个企业持续经营,但是由于战略经营下去可能不利的考虑,关闭、合并或者增设该企业的某些部分(包括地区分部和业务分部),也会导致企业出现整体持续经营而某些部分不再持续经营的现象。企业在会计分期假设下的期末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只是具有暂时性和近似性(由于权责发生制允许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真正的经营成果只有等到企业经营期限终止以后才可能得到。因此,传统的持续经营假设必须充分的考虑会计主体所处的经营环境和交易风险,缩短可预见未来的时间区间。这就需要引入暂时性假设的概念。因为,持续经营假设固然重要,但它就仿佛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只有假设企业持续经营,权责发生制原则,历史成本原则和实现原则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持续经营假设下最终得到的财务报告必然会含有人为估计和判断的成分在内,由此得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情况的会计信息只是对企业整个经营过程某个横断面的综合与分析(杜兴强,1998)3。所以不可避免的具备了暂时性的特点,即持续经营总是相对的。 暂时性假设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计信息永远不存在绝对的正确性。换言之,会计信息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而只能是有条件的一致。它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制度、环境和时间等因素的约束。因此,仅仅基于持续经营这一基本假设产生的会计信息很可能会与事实不符。而暂时性假设可以提醒信息使用者面对历史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时,充分考虑到会计信息的不确定性,意识到目前会计期间或者几个会计期间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结果,并从中判断企业预期的经营及市场风险,而后加以分析和调整,以谨慎理性的态度对待会计信息。明确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主观期望,进而有利于决策行为,同时也可以降低“注册会计师诉讼爆炸”的发生频率。 此外,针对网络公司,应该以暂时性去假设虚拟联合体发生的相关经营利益的变化,把虚拟企业的经营和清算看作是暂时性经济主体利益的流动形式。 鉴于此,我们应该在持续经营假设的前提下同时提到暂时性假设,即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的暂时性这样一个子假设。也就是说,对于生产经营比较稳定的企业,可以继续使用持续经营假设;对于稳定性差的企业、经营期较短的企业以及网络公司,可以用暂时性假设来替代持续经营假设,以交易为纽带,交易结束,企业即结束。 2.建立关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战略管理体系 企业持续经营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对于不确定性的评估,虽然有很多方法,但都有极大的主观成分在里面,从而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这就要求我们要建立战略管理体系,来量化企业的不确定性。 战略管理是由安索夫在1976年提出的。他在《从战略规划到战略管理》这本书中将战略管理解释为企业高层管理者为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和发展,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对企业全部经营活动所进行的根本性和长远性的规划与指导。战略管理的特别之处在于面向未来,动态的、连续的完成从决策到实现的过程。建立关于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战略管理体系,就是综合的、系统的分析企业状况,确定影响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因素,并对其进行合理的量化,最终得出企业是否可以持续经营的结论。 企业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按照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低度不确定性、中度不确定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而影响企业持续经营的因素有很多,从经营视角来考虑,既包括销售毛利率、成本费用率、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安全边际率等财务指标,也包括企业员工素质、外部环境实用性等因素。这就需要构建一个合理预警系统,用以反映该企业可能以目前的状态继续经营下去的可能性。 首先,我们需要结合各行业的实际状况,给出各个指标的一个临界值,从某一个方面来反映企业持续经营的可能性程度。这就必须要进行规范化处理。其处理方法可以喜爱用预警指数=(实际值-临界值)/临界值,用以说明企业在某一方面正处于何种状态。但是由于量纲的不同,我们还要根据这些指标综合确定企业的预警指数。这需要确定一个恰当的加权系数,来综合反映所有的指标。加权系数的确定应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例如行业特点、内外部环境等,给各个指标一个合适的权数。例如,工业企业可以给成本费用率、存货周转率等因素较高的权数,而以提供服务为主的企业应该更注重员工素质这一方面。 在将影响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的因素量化以后,我们就可以准确的判断出该企业持续经营不确定性程度,对于低不确定性的企业,可以认为其属于持续经营;而某些面临严重风险甚至濒临破产的企业则为高不确定性,不能以持续经营作为基本假设。 3.借鉴非经济实体的实例 非经济实体一般指事业单位或行政单位。以事业单位为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中定义的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其主要特征有服务性、公益性和社会密集性。由此看出,事业单位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持续经营只涉及到了经营性的经济活动,因此,事业单位没有所谓的持续经营。然而,会计同样可以为事业单位服务。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对于一些企业可以摒弃持续经营假设,采取非经济实体的会计处理模式。 第四章 结束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假设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设定的,而客观世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因而理论也只有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一步步地提高和发展。 现今,在新的经济背景下,持续经营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也愈加不能更好的适应现有的经济环境。这就需要重新定义、进一步改进和发展持续经营这一基本假设,使之不断的完善,以适应时代前进的要求,更好的为会计活动服务。 我们可以认为,持续经营是企业的生存条件,但不是会计学的生存条件。会计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认知客观世界(经济或非经济实体),并且为其经济活动服务的,同时也是对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确认、记录、计量、监督、反映、报告,以提供多元化的会计信息服务。会计理论既有继承性,又有动态(发展)性;既是环境和时代的产物,又应当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与时俱进。因此,假如继续沿用持续经营假设,就会与客观事实产生分歧,不能合理的向会计信息需要者提供准确的信息。所以,持续经营假设在新的环境下必须赋予新的内涵。 新经济论文:新经济环境下的我国人力资源开发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任务。综观世界各国之间以经济、科技、国防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都是对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必将加剧人才供需矛盾,也将推动着世界范围内人力资源重组,这样的经济环境必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也必然面临着新的机遇。那么如何利用新的机遇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进行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乃是发展我国经济的重中之重。 一、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良机 随着中国加入WTO,关税壁垒逐步消除,实现产品与服务国际间自由贸易,我国也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拥有极其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拥有13亿人口的极具潜力的大市场、多年改革开放使我国加工组装制造业颇具基础和规模。入世后,随着我国法律、政策、政府行为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将对外资产生更大的吸引力,中国有可能继二战前的“英国制造”、二战期间的“美国制造”和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制造”后,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中心和加工中心。因此,我们要做的是抓住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契机,以成为“制造加工中心”为过渡,选择有比较优势的人才产业,培育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实现蛙跳式的发展。一方面,由我们生产人才,提供给进驻中国的世界优秀企业使用,可以做到质优价廉,成本远远低于从发达国家派遣,而且这些人才对中国本土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有利于世界企业拓展在华业务,正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创造机会深入到国际优秀企业设计、生产、管理第一线,去学习、真正地掌握了国际上最领先的技术、先进的制造加工工艺、精良的管理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改造,形成我们自己独特的技术、工艺、管理方法。也只有这样才能打造出真正的“中国制造”。 二、我国是需求最旺的人才市场和最大的人才原料产地 中国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和13亿之众的人口,已经形成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庞大的教育市场。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土地富饶、资源丰富,殊不知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巨大的人力资源宝藏才是中国最大的优势和财富。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举世闻名,人口达13亿之众,是全球最大的“高质人才原料”的盛产地!我国坐拥这样一个人才原料宝藏,同时又处在最广阔的人力资源市场之中,可谓占尽人才产业发展的地利。 三、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机器” 我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教育机器,9年义务制教育、高中/职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远程网络教育、社会办学、私立学校、职业教育培训、企业员工培训……已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教育体系。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优秀民营企业、国有大型企业、科研单位,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也为中国人才生产做出了贡献。此外,海外教育机构、大量进驻中国的外企成为了我国人才产业的“外援”。未来20年,我国将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使之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机遇。首先,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效应,提高有限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在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领域发挥市场的作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促进教育资源向高效的教育机构转移,淘汰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低效的教育机构。其次,发挥市场机制的信息作用,增强人力资本开发的有效性和教育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通过投资提高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和就业能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人力资本投资是无效的人力资本投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教育是无效的教育。因此,教育机构进入市场,必须把握市场需求,适应市场需求。 我国近20年来经济持续飞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加入WTO,全球经济不景气而中国经济一支独秀, 21世纪全球局势一连串变化,带给中国一个赶上世界强国的良机。在新世纪的机遇面前,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将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提高到战略地位,建立良好的人才环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中国农业论文: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的思考 【摘要】 我国农业生产的农药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废水污染和工业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农业环境日益恶化,不仅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还严重威胁着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成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应针对当前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情况,加强农业环境政策法律建设,完善政府职能,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深度,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推进农业建设。 【关键词】农村;环境法;政策 【正文】我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的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表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经济建设、环境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也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农业及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和优先领域,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然而,目前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退化加剧,农村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理,如何搞好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如何防治农业环境污染、逐步改善农村环境,如何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在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使农业生态环境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是关系到农业能否持续发展重要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应针对当前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加强我国农业环境政策法律建设,完善政府职能,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执法力度、深度,加强环境宣传教育,增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经营人员和农民群众等广大公众环保意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环境保护是我国整个环境保护工作很重要的领域,也是当前我国环境保护的薄弱环节,农业环境破坏及污染不仅严重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而且直接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村的发展的后劲。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十分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土壤污染严重、土地质量退化,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给食品安全构成隐患由于长期的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农用薄膜及其他农业化学物质,以及工厂企业“三废”超标排放,导致我国1.5亿亩耕地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而且呈现重金属与有机物复合污染的复杂情况,土壤质量退化,农产品欠收和有毒物超标的情况屡有发生,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农药中毒的人数占世界同类事故中毒人数的50%.1995~1999年黑龙江、江苏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生药害2000多起,药害面积达200多万亩,经济损失达5亿多元。 工业和生活污染导致的环境酸化问题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环境。酸雨(pH 5.6)从1985年的约175万km2扩大到1993年的280万km2,受重酸雨(pH 4.5)影响的区域由1986年重庆和贵阳等局部地区至1993年扩大到南方广大地区。环境酸化会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如森林、草地的衰亡,土壤酸化板结,农作物减产等。 农膜污染的面积也逐年扩大,1995年已达到64913万公顷,农膜年均残留率约20%,平均每公顷达60公斤。 2、农村水源污染问题突出,治理任务十分艰巨农业生产以及畜禽养殖导致的水源污染日趋严重,难以有效控制,造成湖泊等水体的富营养化,使之失去生产和生活的使用价值,水源污染还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甚至食品污染。 农村化肥使用量逐年增加,全国1995年是1978年的4倍。2003年的每亩化肥投入量从1980年的每亩12.3斤(折吨量)提高到43.1斤,比1980年高出348%.而且,目前盲目偏施化学氮肥,氮、磷、钾比例失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且化肥的利用率只有30%左右。大量化肥流失,加剧了湖泊和海洋的富营养化,成为水体面源污染的主要来源。 我国农村养殖业排污量剧增,目前畜禽粪便的农业利用减少,畜禽业的集约化程度提高,加重了养殖业与种植业的脱节。畜禽粪便的还田率只有30%多,大部分未被利用。 湖北省每年畜禽养殖废弃物产生量约2亿吨,其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是工业和生活污水的5倍以上。 农作物秸秆污染。我国每年秸秆产生量约6.5亿吨。由于缺乏能在短时间内大量消耗秸秆的经济实用技术,且产业化水平不高、出路不畅,造成秸秆的大量焚烧和废弃。不仅浪费了生物资源和能源,而且严重污染了大气和水体,给居民生活和交通安全带来重大影响。 湖北省每年产生约3000万吨秸秆,进行资源化利用的不到40%,很多都直接焚烧,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3、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水土流失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使4 540万hm2耕地受损,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34.3%.水土流失从黄土高原向其他地区如我国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北地区的扩展,使我国可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从而危及我国粮食安全。 在南方省区的丘陵与山地(母岩以花岗岩、砂岩、砂页岩、红色粘土及碳酸盐岩类为主),以水蚀形成的劣地及石质坡地为标志的土质与石质荒漠化土地,呈小面积斑点状分布的型式,当地群众常以“红色沙漠”、“白沙岗”、“石漠”等名词以形容其土地退化。其侵蚀方式以面蚀及沟蚀为主,在花岗岩地区还有水蚀与重力侵蚀共同作用的崩岗侵蚀,在碳酸盐岩类地区溶蚀是主要的侵蚀方式。 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生存环境恶化,威胁农民健康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农村有3.6亿多人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城市工业的转移,导致近郊污染加重;村镇及工业建设无规划或不按规划实施,使得农民生活条件雪上加霜;小作坊式工厂工作环境恶劣且缺少防护措施,严重损害职工身体健康。 据2005年做的典型调查,9省三县74个村105项做了调查,其中40%村庄没有集中供水,60%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40%的村庄雨天出行难,晴天是车拉人,雨天是人拉车,90%的村庄没有任何消防设施,90%的垃圾是随处丢放(访谈者认为:“显然这样一种人居环境是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5、农村环境污染事故、环境纠纷增多,环境污染引起的矛盾激化尤其是工厂企业的“三废”排放和污染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日趋增多,农民往往难以寻求法律途径,而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 而且,有关环境纠纷往往涉及者众多,处理困难,例如屏南榕屏化工厂造成屏南县溪坪村环境污染,1700多村民身心健康、财产损害严重,事件、纠纷与诉讼历时十多年难以解决,等等。 (二)造成农业环境问题的原因 农村环境问题是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然因素仅为农村环境问题的形成提供了外在条件,而人们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及其他有关社会经济因素,才是导致农村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 1、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活动造成环境污染与破坏面广量大的农业生产活动是造成农村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不可降解的塑料薄膜,以及日益增加的畜禽养殖业排泄物所带来的污染。化肥、农药及其他农业化学物质的使用,在农业生产中使用有见效快、效果高、面广等特点保证了作物的增产丰收,减轻了劳动强度,降低了人工费用,因此,使用种类日益繁多、范围日益扩大、用量增加。但是,由于低效率的或不合理的使用,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2、乡镇工业污染不断加剧乡镇工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广大农村地区脱贫致富、安置富余劳动力,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农村经济条件的限制,致使乡镇企业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生产技术、方式和生产工艺落后,许多采用土法生产,生产能力低下,设备陈旧,乡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从业人员素质低,“跑、冒、滴、漏”严重,资源和能源消耗高、浪费大,“三废”污染严重,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近忧和远患。乡镇工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已接近或超过50%,已成为农村环境保护的一个突出问题。另外,由于受利益驱动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国家明令取缔关停的“十五小”和“新六小”企业还有反弹现象。 3、农村的贫困伴随着落后的生活方式不少贫困的农村地区都缺少燃料,由于没柴烧,不少地区挖草根、剥树皮、折树枝甚至乱砍滥伐,在一些地区,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部分地区覆盖率不足5%,甚至在1%左右。由于粮食与燃料的压力,贫困地区人民居住在这一特殊环境中,受环境条件的限制,商品经济难以发展,为了生存不得不以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靠山吃山”,对土地实行掠夺式经营,盲目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传统生活习惯的改变,农村生活废物的种类、数量都不断增长,包括塑料袋、快餐盒、废电池等许多难以降解的物质,但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生活废物的收集处理设施远不能满足需要,大部分农村既没有垃圾存放点,也没有处理场所,农村生活废弃物随意排放,最终成了污染源,严重地污染了水源和土地,有些农村“脏、乱、差”现象突出。 4、工业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造成的农村环境污染、城市生活污染的转移工业和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转移加重了农村的环境污染。在农村,工业固体废物占用农田、侵占河道、随处焚烧等现象屡见不鲜。我国固体废物产生量持续增长,工业固体废物每年增长7%,城市生活垃圾每年增长4%;但是固体废物处置能力明显不足,导致工业固体废物(很多是危险废物)长年堆积,而固体废物处置标准不高,管理不严,不少工业固体废物仅仅做到简单堆放,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率仅达到20%左右,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大部分危险废物处于低水平综合利用或简单贮存状态,不符合安全处置标准,2002年工业危险废物处置率仅为24.2%,1996年到2002年危险废物累计贮存量达到2633.9万吨。 由此而污染的农田已达100万亩,加重了耕地矛盾的突出。 在我国的一些农村地区由于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不当,盲目追求经 济的发展,重开发利用,轻生态保护,致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少数地方农村的小矿点林立,有的甚至乱采滥挖,采富弃贫,废渣石乱倒乱弃,致使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突出表现为粗放式的资源开发方式导致资源的浪费、植被生态破坏、地层塌陷和水土流失。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万吨煤塌陷率就在1000m2~3000m2 间,平均塌陷率为2000m2. 5、环境保护机制与制度原因长期以来,我国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城市,而极少关注农村,农村环境保护政策法律存在严重问题,使得环境保护工作在农村缺乏有效的机制与制度保证。 (1)在农村存在着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的发展观。广大农村的基层领导和基层组织在加快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民温饱奔小康的同时,往往忽视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农民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薄,受到的宣传教育的机会较少,缺乏环境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同时也缺乏遏制环境污染的主观能动性和权利意识。 由于贫困和发展落后,使得农村地区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大,贫困率高、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良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上机构能力比城市地区薄弱,严重制约农村地区的发展,而长时期的不良土地利用方法和不正确的发展战略,最终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又加重了贫困。 (2)落后的农村环境,主要是由于城乡之间环境差距不断加大,这是现实制带来的,我们必须要认真对待。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不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使得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其实质在于城乡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特定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和作用,是农村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深层原因。 由于长期的城乡分割,使得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大量人口被滞留在农村,从而加剧了农村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我国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很多农村居民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还处于贫困状态,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和改善生活的压力,从而无力顾及污染控制;在二元社会结构的作用下,农村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农业是主要产业,相当多的人是以农业为生的。劳动密集型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增加了面源污染的控制难度;面对差距悬殊的二元社会结构,农村中的精英分子竭尽所能流向城市,从而导致农村中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掌握环境知识的能力较弱,环境保护意识较差。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这是农村面源污染失控的一个重要背景。 (3)农村与乡镇建设缺乏环保意识,规划布局不当、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致使环境综合质量低。农村与乡镇在发展中,土地规划使用中考虑环境保护因素不充分,没有合理处理好工业区、居民区、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关系,形成工业区、自然保护区和居民区混杂的局面,致使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造成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有的农业与农村环境建设缺乏规划。农业用地、农民建房用地随意性大,农业废弃物随意排放,常出现“有新房无新村”、“有新村无新貌”的局面。并且,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 (4)农村环境管理缺乏有效的综合管理机制和制度,环境监督管理、保障体系不健全。对于量小、面广、变化快、差异性大的农村环境污染源,我国环境法还缺乏有效的防治机制和制度。而且,农村环境治理的范围广,牵涉的部门多,需要社会各界的配合,而按照现行的分部门监管体系,有关职能部门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相互衔接的综合管理系统。同时,农村的环境保障体系仍比较薄弱,环境管理机构及其能力建设不足,环境监督管理机构、人员队伍、执法手段、资金都很缺乏,而由于农村地大面广,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发生在广泛地区,发现困难,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现象,有关职能部门在监管或执法时往往力不从心。同时在农村也缺乏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管理的机制、途径与基础。因此,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困难。 (5)农村环保执法的监督机制需要建立。随着环境执法的发展,监督机制显得更加重要,它是保证环境执法依法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环境执法责任机制、执法监督机制、权力制衡机制的建设还十分不足,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缺乏制度性保障。 二、我国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法律规定 (一)农业环境保护政策法律体系 农业环境保护政策法律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表现形式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它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农业环境保护的规定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关于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所组成。主要包括: 1、宪法。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第二十六条);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第九条):”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第十条)。 2、法律。我国《环境保护法》(1989)对保护农村环境保护作了基本的规定;《农业法》(2001)对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作了专章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矿产资源法》(1996)等环境资源法律也对农村环境保护作了规定。 3、行政法规。主要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998)、《土地复垦规定》(1988)、《自然保护区条例》(1994)等。 4、地方法规。例如《湖北省农业环境保护条例》(1993年2月13日湖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1993年2月25日公布施行)等。 5、部委规章。例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1)等。 6、地方政府规章。例如,《湖北省农产品基地环境管理办法》(湖北省政府人民政府令第180号,1999年9月1日施行)等。 7、其他政策法律规范性文件。例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面貌、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措施;《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等。 (二)农业环境保护政策法律的主要内容 1、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规定《农业法》(2001)规定,发展农业必须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业环境保护规划,组织农业生态环境治理。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规定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现状调查,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农药、化肥和农膜等面源污染,加强规模化养殖场污染治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改善环境卫生和村容村貌。禁止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城镇垃圾及其他污染物向农村转移。 《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39号)规定,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要求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耕地综合治理,污染严重且难以修复的耕地应依法调整;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防治农用薄膜对耕地的污染;积极发展节水农业与生态农业,加大规模化养殖业污染治理力度。推进农村改水、改厕工作,搞好作物秸秆等资源化利用,积极发展农村沼气,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解决农村环境“脏、乱、差” 问题,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发展县域经济要选择适合本地区资源优势和环境容量的特色产业,防止污染向农村转移。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要求,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组织编制了“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这项涉及全国农村环境保护的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准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有效保护和改善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环境,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 2、防治农业环境污染的规定《环境保护法》(1979)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 《农业法》(2001)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 《水污染防治法》(1996)规定,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利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进行灌溉,应当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第三十七条)。使用农药,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农药安全使用的规定和标准。运输、存贮农药和处置过期失效农药,必须加强管理,防止造成水污染(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指导农业生产者科学、合理地施用化肥和农药,控制化肥和农药的过量使用,防止造成水污染(第三十九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将农村固体废物防治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关注保护与改善农村环境。1995制定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使用农用薄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采取回收利用等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农用薄膜对环境的污染。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当地人民政府划定的区域露天焚烧秸秆。2004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增加了规模化畜禽养殖的污染防治要求,规定从事畜禽规模养殖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集、贮存、利用或者处置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畜禽粪便;首次将农村生活垃圾纳入管理范围,强化了农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的规定,规定“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具体办法,由地方性法规规定”(第四十九条)。既将农业和农村的污染问题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避免出现法律调整空白;又可以考虑农业固体废物污染法律控制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条件,通过授权立法方式交由各地自行规定。 3、土地利用规划和耕地保护的规定《土地管理法》(2004修正)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规定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第十七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下列原则编制:(一)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农用地;(二)提高土地利用率;(三)统筹安排各类、各区域用地;(四)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五)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第十九条)。《土地管理法》规定对耕地实行严格保护,《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规定了我国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三、保护和改善农业环境的政策法律思考 近年来,我国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高度重视。总书记在2005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做出了“要启动全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重要指示;曾培炎副总理2005年4月提出,要统筹城乡环保工作,积极推进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国务院在最近发出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专门提出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国家近年加大了农村环境保护的力度,今后在农村环境保护方面将有几项重大举措:第一,启动农村小康建设环保行动计划。用5至10年时间,使农村现在的水源地、垃圾污染、土壤污染等一些重要环境问题要有比较大的改善。第二,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大生态示范区建设的力度,大力开展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和环境优美乡镇的创建工作,从而使当前农村环境条件和社会基础比较好的一些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可协调发展。第三,结合我国当前“菜篮子”基地的建设,加大对“菜篮子”基地建设的环境管理,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好环境方面的有关工作。第四,加强有关法制法规的建设,特别是针对当前规模化养殖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的破坏情况,今年要在立法方面加强工作。 旨在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推进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已在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江苏省、吉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四川省成都市、湖南省常德市、安徽省绩溪县等已不同程度开展了示范试点工作。 为了促进城乡环境的协调发展,应根据农业和农村的特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村环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提高认识,依法加强领导和监督管理,制定和落实计划各级政府及其环境保护部门要提高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认识,加强领导,协调配合,将农业生产污染和农村生活污染纳入环境保护工作重点范围。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有效保护和改善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环境。 各级政府应当按照环境保护法和农业法的规定,把农业环境保护切实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农业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落实环境保护资金,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在农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废液、废渣、粉尘、恶臭气体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各级环境保护和农业管理部门,应发挥监督管理作用,将农业生产污染防治纳入管理工作的内容,指导和支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农业技术和方法的研究、开发以及示范和推广工作。强化各项农业环境管理制度的执行。 走城镇化发展之路。建立垃圾清运及集中处理系统,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有规划、有重点、分期分批帮助农村建立垃圾存放池、公共排水道、生态厕所等,使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建立健全各级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将农业环境保护工作指标纳入领导年度目标考核中去。 (二)积极发展节水农业与生态农业,走生态农业发展之路循环经济是生态保护型经济。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农村经济发展,对推进农村环境保护,实现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应用循环经济的运作规律来防治农业点源和面源污染;二是以农业循环经济的理念引导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通过打造各种循环经济链条,走“优质、高产、高效、可持续”的农业发展道路,从根本上降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保护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各级政府应大力扶持建设集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化废为利的生物科技企业;推广养殖场和种植业紧密结合的生态农业模式,促进粪便还田;大力发展农村户用沼气,推行“猪—沼—果(草、渔)”等立体生态种养模式,实现废物综合利用和零排放。 目前,在农村污染中,畜禽养殖产生的污染较为严重,可以说养殖污染已是农村水源污染的主要因素。对此,各地都在积极寻求对策,在国内也已有不少“变废为宝”的办法,如用畜禽的粪便生产沼气,制成有机肥,提高林地单位面积综合效益,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农、林、牧协调发展的林农牧复合经营工作等。 (三)完善农业环境保护法规和规章,严格执行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规定已经难以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针对农村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应将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的制订、修订纳入立法规划。在总结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与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吸收和借鉴了国外成功经验,结合农村环境保护与管理管理的实际需要,对《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关于进行修订农业和农村环境保护的规定进行修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同时,针对农村环境保护的发展,组织制定和修订地方农业环境标准。加强农药、化肥、农用薄膜、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用化学物质的环境无害利用的规范,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制订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防治的具体办法。 地方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执法,依法行政,环境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特别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制度和污染防治设施管理制度、强制淘汰工艺设备制度、有关农业环境保护的禁限制度等,有效预防和控制固体废物等污染物造成的环境污染。对违反该法的各种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对构成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抓住重点,大力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的环境管理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要紧紧抓住土壤污染工作,严格执行相关环境:(1) 申报登记,明了情况。要加强土壤污染源的申报登记与调查工作,摸清农村土壤污染物的产生来源情况,提出相应的管理措施,并对有关污染者依法提出监督管理要求。(2) 规范颁证,严格监督。从事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的经营活动的单位,必须依法取得经营许可;对违法经营者,要依法严肃查处。(3) 制定预案,防范事故。应当抓紧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备案;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的,应当立即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环保部门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政府,由政府采取防止或者减轻危害的强制应急措施。(4) 严格控制工业和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转移。要按照法律规定严格控制危险废物、城市垃圾、工业废物的污染;对造成农村环境污染的应依法排除危害、赔偿损失、并采取措施恢复环境原状。 (五)建设机构和队伍,提高监督管理能力,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环保部门根据本地区农村环境管理的实际需要,加快推进农村环境保护与管理管理机构的建设,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环境监督管理网络,同时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环境管理人员,加快农村环境管理专业队伍的建设,提高农村环境监管能力。 (六)积极开展宣传和培训,提高公众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的认识和能力结合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形式多样地宣传和普及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的内容和有关知识。让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将给他们带来的实惠,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加入到小康环保行动中来。并认真组织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人员、环境研究机构专业人员和有关企业管理人员以及社会,结合农村环境保护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学习和专题培训工作,提高全社会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政策法律执行、遵守和维护能力,共同保护和改善环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中国农业论文: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调整 一、加入WTO前中国的农业保护状况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粮食安全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消费大国来说更是具有特殊意义,因此,中国一直坚持农业生产要立足国内资源,农产品供给要以国内生产为主,实现自给自足的方针政策。长期以来,中国通过采用较高的进口关税、复杂的非关税措施和国营贸易公司专营等保护措施,来限制国外农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以免中国农业受国外优势农业的冲击。 加入WTO之前,中国对农产品进口所实施的高关税普遍要高于世界贸易组织中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关税,例如硬粒小麦、稻米、大豆等,1999年的普通关税为180%,即使是优惠关税也高达114%,另外还要加上17%的进口增值税。所实施的非关税措施种类繁多,主要有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动植物检疫、食品卫生检疫等等,在1999年35类实行进口许可证限制的产品中,农产品就占了8类,具体为粮食、植物油、酒、棉花、烟草、食糖、羊毛和天然橡胶。而且在这些产品中,除酒之外的所有商品,都由外经贸部指定国营外贸公司专营,占了1999年国营外贸公司专营的13种商品中的一半多。虽然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赋予私营外贸公司进出口经营权,但由于门槛过高(要求申请公司注册资金和净资产在850万元人民币以上,而且连续两年销售收入和出口供货额分别在5000万元人民币和100万美元以上),私营外贸公司很难进入。 尽管中国在农产品的对外贸易上设置了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限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但在对农业的国内支持上,却长期实行负保护。20世纪80年代政府通过定价政策、农业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村储蓄、利息倒挂等措施,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净转移出财政性资金约1400多亿元;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投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但由于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政府农产品收购价和市场价的差距依然较大,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对农产品提价的积极作用。这种对农业的负保护政策,使投资过度向工业倾斜,农业部门投资严重不足,农田水利等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农业抗灾能力小,农业基础地位脆弱;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各种不合理负担,使农民收入降低,农业投入能力削弱;最终影响了农民生活水平和农业生产能力水平的提高,从而加剧了中国农业的弱质程度。 “绿箱”政策是《农业协定》规定免于减让的农业国内支持。它包括政府的一般服务。为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国内粮食援助、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政府不挂钩的收入支持、收入保险和收入安全网计划中政府的资金参与、政府自然灾害救济支付、通过资源停用计划提供的结构调整援助、通过投资援助提供的结构调整支持、环境计划下的支付、区域援助计划下的支付等12项内容。这些政策均是基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其他非贸易因素而制定的,对国际贸易不会产生扭曲作用,将是加入WTO后中国农业保护的主要方向。经过建国以来50多年的农业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中国的“绿箱”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主要涉及政府一般服务、粮食安全储备补贴、国内粮食援助、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6个方面,而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结构调整的补贴等“绿箱”政策的其他6个方面的内容,尚未列入当前的财政支持范围内。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农业“绿箱”政策支持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绿箱”政策总支持水平呈增长趋势,但总量仍相对较小。1996年、1997年、1998年,中国的“绿箱”政策总支持水平分别为1121.78亿元、1312.54亿元、2108.15亿元人民币,其中1997年和1998年的增幅分别为17%和60.6%。1996-1998年三年的平均支持水平为1514.16亿人民币,按当前汇率计算相当于183亿美元。比较而言,1997年美国、欧盟、日本的“绿箱”政策补贴分别为512亿美元、209亿美元和204亿美元,而且这些发达国家以前的农业“绿箱”支持一直都非常高,其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非常完善,因此,相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生产方式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的农业大国来说,目前的“绿箱”政策支持总量是非常小的。 第二、“绿箱”政策中政府一般服务所占较大比重。1996-1998年中国的政府一般服务支持水平平均为785.6亿元人民币(95亿美元),约占总“绿箱”政策的52%。在政府一般服务所涉及的7项内容中,除市场营销服务未列入财政预算项目外,其他各项均有不同程度的支持。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服务比重量大,1996-1998年平均485.9亿元人民币(59亿美元),占“绿箱”支持水平的32.1%;农业技术推广和咨询服务支持其次,为62.5亿元人民币(76亿美元),占“绿箱”支持水平的4%;农业培训服务最低,平均仅有2.1亿元人民币,只占“绿箱”总支持水平的0.1%;农业科研支持为40.58亿元人民币(4.9亿美元 ),占2.7%,病虫害控制支持为21.32亿元人民币,占1.4%,检验服务支持为13.18亿元人民币,占0.9%。 第三、“绿箱”政策中粮食安全储备支出较大。1996-1998年平均支持水平为383.78亿元人民币(46.4亿美元),占“绿箱”支持水平的25.3%,仅次于政府一般服务。远远高于设立粮食安全储备支持的日本(5亿美元)、巴西(3亿美元)和韩国(4970万美元)。 第四、对农业环境和生态农业建设的支持逐步增加。由于前期对农业环境保护力度不够,造成了当前水土流失、自然资源破坏严重,近几年中国政府开始加大了对农业环境的治理。1996-1998年三年平均支持水平为53.45亿元(6.5亿美元),占“绿箱”支持水平的3.5%。在各WTO成员国中,仅低于欧盟(37.4亿美元)和日本(10.2亿美元)的支持水平。 三、WTO规则下中国农业的保护空间 加入WTO后,中国失去了大部分农产品的非关税保护手段,国内市场仅剩关税这一单一的保护措施。关税作为保护中国农业的首要手段,由于所设置的税率普遍比较低,其对农业的保护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一些中国本身就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等,在关税保护下将可能在国内市场中更具有价格优势,而另外一些本身不具竞争力的农产品,如牛肉、奶制品等,经削减后的关税将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在非关税措施关税化的过程中,《农业协定》规定,在不能将原有的非关税措施合理转化为关税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上限约束的办法自主提出约束关税。中国涉及此种情形的农产品主要是大宗农产品,包括大米、小麦、玉米等,通过与各缔约国的谈判,最后确定了中国保护这些农产品的上限约束关税,加入之日约束税率为74%,到2004年的最终约束税率为65%。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一上限约束关税率还是比较低的,但它对中国此类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的保护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按照议定书,中国将在实施期内对小麦、稻米、玉米、食糖、大豆油、菜子油、棕榈油、棉花、羊毛等农产品实行关税配额管理。 根据WTO规定的基期1986-1988年计算,中国对农产品生产的国内支持措施水平为负值,且目前的支持水平又低于以1996-1998年为基期的产值的2%。负的国内支持总量,固然决定了中国不需要承担国内支持的减让义务,但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今后对农业的支持水平不能超过1986-1988年平均农业生产总值10%这一微量允许水平。最后经过谈判,中国在议定书中承诺将“微量允许标准”定为8.5%,即特定产品和非特定产品都只享有基期农产品总产值8.5%的免于削减空间。这就意味着中国农业的支持水平仅有412亿元人民币,约50亿美元。这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削减后的水平,也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低水平。另外,在议定书中,中国还承诺把《农业协定》第6条第2款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补贴和投入品补贴减免的“黄箱”政策计算到“微量允许标准”中,即将该项补贴计入8.5%的约束水平。 尽管50多亿美元的国内“黄箱”政策支持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是非常少的,但中国在WTO规则下可以利用的国内支持空间却还是很大的。目前,在中国的整个国内支持政策的构成中,“绿箱”政策占了2/3,但绝对数字比较小。按照《农业协定》的规定,对农业技术、基础设施投资等所谓的“绿箱”政策是允许的,不必计算在需要削减的综合支持总量中。自《农业协定》生效以来,各成员国都纷纷调整其国内农业支持政策,在削减造成贸易扭曲的“黄箱”政策的同时,增加“绿箱”支持幅度,从而加大了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从各国的“绿箱”支持水平看,目前美国、欧盟的“绿箱”支持分别为463、238亿美元(均占其农业支持水平的76%),日本为327亿美元(占其农业支持水平的47%)。相比之下,中国的“绿箱”政策支持总量较小,1996-1998年平均为1514.2亿元人民币(约182亿美元),按1996-1998年的数据测算,WTO农业协议“绿箱”政策的12项措施中,中国还有6项属于空白。除“政策一般服务”支持项目外,中国对农业主要的保护手段仍然是价格干预,还未建立既符合国际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业生产者收入支持体系、农业结构调整支持措施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 “黄箱”政策方面,当前中国的“黄箱”政策在基期农业总产值中仅占3.3%,这与8.5%的微量允许标准量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利用空间。8.5%可以说是中国“黄箱”政策的上限,如果低于这个“上限”,那么就可免除削减,并可以提高到这一水平,以充分利用WTO规则允许的农业保护空间。另外,对某些国内生产已经过剩的农产品,可以通过实施限产计划下的“蓝箱”政策予以保护。《农业协定》规定在限产计划下的农产品,如果根据固定面积或产量或牲畜的固定头数给予补贴,且给予的补贴按基期生产水平的85%或85%以下提供,那么该类补贴可以免除。 出口补贴是增加农产品出口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农业协定》虽然要求对其进行约束和削减,但由于大部分成员有巨大的基数,即使削减后仍可继续实施补贴。中国在1986-1990年有出口补贴,但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已取消了这一措施。加入WTO后,中国承诺取消所有的出口补贴,且以后也不再采取任何出口补贴。另外,中国还将不能享受《农业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出口补贴上的差别待遇。《农业协定》第9条第4款规定,发展中国家为降低农产品出口的营销成本而给予的补贴免于减让。但同时该条款还规定,发展中国家总的削减承诺仍需要完成。中国承诺零水平的出口补贴决定了不能引用该条款。因此,中国在出口补贴上的空间是非常狭窄的。但由于《农业协定》将需要减让的出口补贴定义为依据出口实绩而给予的补贴,即在直接出口阶段给予的补贴,而在生产和储存阶段给予的补贴,不属于该范畴。另外,相当于出口补贴的各种出口信贷、出口信贷担保或保险计划,《农业协定》并没有列入削减范围。因此,中国在零水平出口补贴的约束下,仍可通过加强这两方面的政策力度,给予农产品出口相当的补贴,以提高出口竞争力。 三、加入WTO后农业保护政策调整思路 加入WTO,中国将根据入世议定书的承诺,放开国内农产品市场,过去那种高关税、复杂的非关税措施和国营贸易公司专营等一系列的保护措施都将被逐步取消:进口关税大幅降低;除一些敏感性商品使用关税配额之外,其他所有的非关税措施都将被取消,实行单一的关税制度;逐步放开贸易权的范围和可获性,保证在加入WTO后的3年内所有企业有权在中国关境领土内进出口除一些规定的特殊商品外的所有商品。再加上中国承诺加入WTO后取消所有出口补贴,且以后也不再启用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这一条件,那么中国的农业保护政策就应从边境措施向国内支持调整。 加入WTO后,在其他保护措施弱化的条件下,应加强对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要加大对农产品科研、推广、农业培训、病虫害防治、市场信息服务、基础建设等的支持力度;要设立专项育种科研支持基金,加快农产品优质品种选育,缩小与国外农产品的品质差距;要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质量检测检验体系、市场信息体系、病虫害防疫防治体系的建设;对进口敏感农产品及具有出口潜力的农产品,要根据世贸组织条款建立价格支持制度,保护国内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由现在对农业流通环节进行补贴,转向给农产品生产者的直接补贴;等等。总的来说,加入WTO后,中国农业国内支持政策调整应遵循以下一些思路: 第一,合理设计农业保护政策结构。从保护的产品看,应重点保护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主要是粮棉作物;从保护的方式看,应 着重提升WTO农业规则免于减让承诺的“绿箱”政策,争取达到议定书中规定的8.5%的“微量允许标准”国内支持空间;从保护的内容看,即要加强“绿箱”政策范围的农业支持措施,又要重建以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国家税收支农、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主体的“黄色”政策体系。 第二,调整对农业和农民的国内支持方式和重点。世界贸易组织在对待农业方面总的趋势是要求减少对农业资源分配与农产品贸易产生扭曲作用的补贴,而增加对农民的直接支付。因此,加入WTO后,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吸取和借鉴欧美等国的经验,尽早改变和改革低效率的流通领域的价格支持政策,将节省出来的财政资源,转化为给农民直接补贴等其他类似的国内支持政策。 第三,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一般来说,农业收入支持可分为直接收入支持与间接收入支持。直接收入支持主要是指对农民的直接收入补贴,如灭害补贴、差额补贴、储备补贴。收入稳定计划补贴、耕地转向补贴、农业税削减或豁免等等。间接收入支持主要是指对农业的贴息贷款、生产资料投入补贴、农业保险计划、运输补贴、农产品储备制度等等。《农业协定》在强调减少国内价格干预时,对收入支持政策的要求较为宽松。因此,可以通过强化收入支持来实现农业稳定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第四,制定一系列农业保护的政策和法规。就国家宏观支农政策方面,应该制定财政支农政策、计划支农政策、信贷支农政策、利用外资支农政策、扶贫支农政策、保险支农政策、科技支农政策等。就市场保护支农政策方面,应该制定价格和管理政策,确定最低收购保护价和生产资料供给价。就收入支持政策方面,应制定直接和间接的收入支持政策。 四、具体的国内支持政策调整 根据《农业协定》可否予以减让的划分,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主要分为“绿箱”政策、“黄箱”政策、“蓝箱”政策、特殊及差别待遇政策和微量允许政策5类。就中国而言,由于承诺《农业协定》所要求削减的“黄箱”政策支持量为零,微量允许政策支持量达成为农产品产值的8.5%,同时放弃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及差别待遇政策,因此,所允许的“黄箱”政策支持量的上限就为8.5%。这样,在《农业协定》规则下,中国可以使用的国内支持政策就只剩下3类:“绿箱”政策、“蓝箱”政策和8.5%的微量允许“黄箱”政策。 (一)农业“绿箱”政策调整。农业“绿箱”政策是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方向。与发达国家成员国相比,中国目前的农业“绿箱”政策主要存在两个问题:农业“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相对较低,管理体制不完善。农业“绿箱”政策支持结构不合理。因此,在总量上增加投入,从结构上调整和完善,将是今后中国农业“绿箱”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按照WTO“绿箱”政策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农投入结构,增加政府对农民的生产和服务支出,增设产品检验、市场信息、营销服务专项资金,把农业国内支持的重点逐步由流通环节转移到生产环节。 第一,加强“绿箱”政策中的政府一般性服务。一是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基本农田、水利设施、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和生态环境的建设投资和专项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稳定和保护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能力。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进行严格管理,做到财政支出专项专用,防止流出农业部门;二是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教育培训投入,尤其是加大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培训的投入,努力提高农民素质,逐步建立有利于农民企业家成长的教育培训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和检测体系,建立对农产品质量等的无偿检验制度;四是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信息网络建设,引导农民有意识调整农业结构;五是完善农业服务站的建设,加强农业服务站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市场信息等各方面知识的传播。 第二,建立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加入WTO后,中国农业结构将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一些农民的短期利益将可能受到损失,另一方面,结构调整本身又需要大量资金支撑,因此,应设立政府向农民提供农业结构调整的投资补贴,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第三,调整粮食安全储备制度。在目前中国的“绿箱”支持政策中,粮食安全储备支出占了1/4多,仅次于政府的一般服务项目,远远高于一些设立粮食安全储备支持的国家,这不仅加大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也相对缩小了“绿箱”政策中其他支持的支出。在加入WTO后,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适当减少国家的粮食储备,而通过国家补贴、农民自主储备的方法。这样,既可以减轻财政负担,也可以保障粮食安全。 第四,逐步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政府要逐步建立政策性的农业保险机制,以及对农民、低收入者的直接补贴制度。如果国家有补贴财力的话,可参照美国的脱钩补贴的方式,对农民进行补贴,计算补贴的基础可以采用税费改革中采用的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之积,即将费改税后的计税依据标准直接变为补贴标准。在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时,由中央政府首先按核定的基期数额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然后由地方政府对农民进行直接支付。 第五,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持体系。结合目前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的实施,通过设立政府向农民提供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补贴,以及加大农村能源和生态农业示范过程的投资力度,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农业“蓝箱”政策调整。“蓝箱”政策是《农业协定》允许免于减让的“黄箱”政策支持。这些支持是因政府限制生产某些农产品而给予的补贴,包括对生产者的直接支付。一般来说,黄箱限制生产的补贴要成为“蓝箱”政策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1)根据固定面积或者产量提供的补贴;(2)根据基期生产水平的85%或85%以下所提供的补贴;(3)按牲畜的固定头数所提供的补贴。 “蓝箱”政策的实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在调整国内支持时,都开始利用“蓝箱”政策来规避“黄箱”政策的削减,如欧盟在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将其1995年的补偿支付纳入了“蓝箱”政策,美国则将其1995年的差价支付纳入了“蓝箱”政策。限产计划中国目前已经使用,但对限产计划的补贴却尚未列入财政预算。加入WTO后应考虑适当启用该项政策,尤其是在用足8.5%的微量允许标准后,“蓝箱”政策将是“黄箱”调整的一个主要方向。 (三)微量允许的农业“黄箱”政策调整。微量允许标准是中国农业“黄箱”政策的上限。当前中国的“黄箱”政策在基期农业总产值中只占3.3%,这与8.5%的微量允许标准量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利用空间,因此,中国今后“黄箱”政策的调整方向应该是在用足用好“黄箱”政策支持空间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 一是调整农产品价格支持方式。在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农产品支持和补贴结构,提高补贴效率,逐步减少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重点转向农民。将现有的国家用于粮食、棉花流通的补贴,转为政府对农民无偿提供种植大宗农产品(粮、棉、油)的补贴;二是增加给予农业贷款的财政贴息,扩大支持农业生产的贴息贷款的范围;三是改革农业税收制度。结合当前的费改税工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四是完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政策,扩大提供低价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油、农业机械的支出。 中国农业论文:论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变迁的格局和方向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 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 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因此,我们假定,在正交易费用和制度安排并不总是有效的条件下,要接近或形成最佳的制度结构,就须: (1)应使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协调实施,以收取长短之效;受这一基本假定的制约,还应: (2)使国家尽可能的保持理性,并使国家理性、群体理性符合个人理性而 不是相反; (3)使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安排与正式安排及正式安排的变迁协调而不是相反; (4)使制度变迁既依赖既往的制度变迁路径,又要大胆创新; (5)产权形式要趋向多样化。 我们将选择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来检验上述假定。 二、变迁的轨迹 (一)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 建国前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缘于国家追求增加财政收入、银行振兴等潜在收益.以华洋义赈会倡行合作救灾为开端,以1928年国民党政府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的设立和 1934年《合作社法》的出台为标志.迈上了国家单方面实施、推动制度变迁的途经。由于资金来源和规模受到较大限制、也不能有效减少农民加入的交易成本,这场强制性制度变迁致使一方面信用合作大发展,一方面高利贷盛行乡间;虽然合作社在保甲制下普及到保,而农业生产却日趋凋敝。 根据地的农业合作,主要体现诱致性待证。采取了农民自愿的方式,“民办公助”是政府行为的主凋。才溪乡的耕田队和耿长锁的合作社等都采取了灵活的资源配置形式和收人分配方案,努力寻找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的适当比例。但是,由于规模的扩大受入社农民退出权的限制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寻找合理的分配方案交易成本就很高.不合理的分配又加大了入社农民的退出行为,从而增加了组织成本,合作社的经济绩效并不理想,只能实现较小的规模经济。 可见.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都会面临交易成本与规模扩大的矛盾,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规模扩大并不等于经济绩效提高。根据地以限制合作社的规模来减少交易费用,即在生产水平低的情况下.以追求较小的规模经济为目标的做法,是已经验证了的理性选择。但后来的变迁恰恰忽视了这条成功的经验。 (二)告别私有产权并极力追求“公平’(1949~1978年) 关干农业合作的重大决策形成于1953年以前。决策依据是对当时出现的两极分化、中农化、富农经济等现象的综合分析,对旧中国农村贫困状况的估计和原因探讨。以及政府强烈的想把中国引向富强的使命感;也体现对意识形态绩效的追求,对不公平增长方式的舍弃和对公平增长方式的偏好——这表现为对收入分配差别的刻意缩小和以产权的不断公有比为缩小分配差别的手段。而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约翰逊也说,“‘经济平等的成本对任何希望增长的处于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来说.可能都是巨大的;待别明显的是,从上看经济增长的极大突发,一直是同极大的意外收益的前景和结果相联系的,所以.一个热望取得迅速增长的国家过于强烈的坚持旨在保证经济平等和公平收入分配的政策,似乎是不明智的。”因为这将限制对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大多数情况下,经济增长必须以收入差别为前提。因此,政府当时对公平增长方式的选择,成了社会稳定的前提.但也由此丧失了不少的经济增长机会,制度创新的绩效也大受削减。这可以从合作社的产权制度变迁中看出。互助组为初级社取代,是因为其规模效益有限,更因为它依然是较完整的私有产权。当时条件下最有效的产权形式——初级社的效率尚未发挥出来就为高级社所代替,原因之一就是高级社是较完整的公有产权。取代高级社,则说明国家除了要用产权的公有化实现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控制外,还要通过建立全新的、完备的社区治理机构来控制农民甚至农民的思想。 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农民较完整的退出权以形成社内农民的自我实施机制,有效地化解了合作社解散的风险。初级社以使农民获得较互助组更大的剩余享益权作为交换条件.从农民完整的私有权中.分割出一部分归合作社控制的剩余控制权,以私有土地入股的形式构筑了合作社的共有产权结构;生产股份基金的交纳无疑又增加了合作社的产权权重。由于农民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而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成正相关,农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合作社的管理者努力改善合作社的经济绩效,还可以参与合作社的分配等重大制度决策。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拥有较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使他们可以较自由地退出.也使他们倾向于维持合作社的 稳定运转,从而自觉形成一神防范大多数 社员退出以至合作社解散这一风险的自我实施机制(林毅夫,1990)。 较完整的退出权是初级社制度的关键。但形成初级社自我实施机制的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国家借自身暴力潜能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在生产公共物品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农业合作之初实施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灌注.这使全新的主流意识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内在现定之一就是支持合作社,要求农民加入合作社。这就使单个衣民退社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成培加大。 另一原因是合作社增加了对生产监督管理者的激励,给他们以较多的剩余权,如地位的改变(从地位低下的“泥腿子”到一方的领导)以及相应的收益(荣誉以及误工补贴)等(a.aalchian、and h.demsetz,1972)。 最重要的在于合作社是一种由私有、共有和公营组成的混合型产权结构。除了由公营带来和用于公营的公共积累产权归属不明外,每种产权都能获得其相应收益;而公共积累这时所占比例并不高,《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规定,初级社应留全年收入的5%~10%作为公积金,1%~2%最多3%作为公益金。产权不明晰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突出。 此外,初级社既继承了由私有观念形成的标准行为,又承继了相沿已久的农民间合作互助的传统,从而借传统的“行为标准化”功能减少了交易费用。 总体来看,初级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曾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次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原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初级社的产权明晰形成了对社员和合作社的双重激励,这也符合马克思合作思想的本意。但因为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国家的工业化目标和控制农村社区目标,都存在明显的距离,所以较早地被高级社替代了。 高级社使集体公有产权成了唯一的产权类型,因此,农民的退出权大受限制。而生产责任制不能解决因产权不明晰而带来的分配不合理,和由此产生的激励严重不足的问题。加上农民的意识形态、传统、习惯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公有产权的实际经济绩效并不理想。但是,国家及其人并没有去仔细研究产权结构及其实施机制,而是认为现有组织的规模不够大、产权公有程度不够高、国家没有控制农村社区,从而使高级社的缺陷在后起的中放大,高级社时开启的实施机制探索也受到更大程度的限制,意识形态日趋刚性,终致公社制度成为一种追逐理想的冲动,而被现实撞得粉碎。 (三)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的整体扫视 与改革开放前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不同,1978年后的制度变迁是以初级行为主体。对潜在的获利机会的积极追求为主因的一场诱致性变迁。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到股份合作制的实行,到农业产业化,制度变迁是一个不断认识获利机会、不断实现潜在收益的过程;制度变迁从发生到推广,总是一个不断“学习”——成本很低的借用和移植的过程;从收益分配的角度看.也是一个不断追求帕累托最优、不断接近帕累托最优的过程。 1978年以来制度变迁是一个对多种互补性制度不断选择的渐进变迁过程。各种制度间不但存在互补竞争关系,而且其间的替代也5主意寻找交易成本低的变迁路径.双轨制至今还是一种有效选择。在大包干依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产权形式和实施机制的创新日趋繁夏多样化,合作制度也成了大的制度分蘖母体。 1978年以来变迁还以初级行为主体日趋活跃、国家行为日趋冷静为表象,后者集中表现 为国家角色由市场上的运动员十裁判员员向裁判员的转换,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由刚性(僵比不变)变为弹性(富有包容性和对现实的适应性)。 1978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正因为有这些待点才会获得良好的经济绩效。但是,这场制度变迁却又明显表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弊端。在市场比进程中,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迟缓,就是农村经济制度需求难以满足的原因之一,也是合作制度创新成效有限的原因所在。 三、农业合作的难题 中国农业合作的道路充满曲折艰难,要面对太多的困难和复杂的矛盾。 (一)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争论:合作社究竟应该是什么?不同的回答是因为对公平与效率的不同取舍。穷人希望合作社充满公平色彩,但合作社又要在竞争中求生存。所以,合作社只能是劳动者在合乎国家法律及其他制度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合作社原则实现劳动的联合和资本的联合,通过资本的集中运营和劳动的分工协作,采用按劳和按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改善劳动者经济状况的经济组织。 我们不认为合作社应仅有劳动的联合或以劳动的联合为主,相应合作社也不应仅仅采用按劳分配的制度。那样就会把合作社局限在劳动的联占中.把台作社的产权制度限制在公有的范围内。现实表明,没有资本的联合并以之为基础,任何社会生产将成为空中楼阁;也表明,把可以容纳多种产权形式的合作社局限于劳动的联合中,将合作社等同于社会大生产的一个车间,否认合作社中存在的各种经济利益和产权关系,明显是苏联模式的翻版,是对合作社内在含义的扭曲。 我们认为合作社要兼顾公平与效率。从合作社的发展史以及世界各国信奉的罗虚代尔原则中可以明显看出,合作社要发展壮大并同时对社员实行利润返还。就必须改善内部管理,完善各项制度,甚至要不断提高社员素质,充分实现效率;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合作社要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改善社员的生活,但 中国的合作社却长期奉行“无盈利主义”.致使今天人们还谈“合”色变.将合作等同于财产的归并。这就是过去将合作等同于“公平”——极度平均比的负面效果之一。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已渐次恢复了其本来面目,并逐渐适应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日趋成为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以合作原则组织起来的、生机勃勃的经济组织。合作社选择了公平与效率兼顾,就从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中解脱出来了。 (二)意识形态流变造成的内在不协调 中国的合作思想和理论主要是一种舶来品。建国前的合作社主要依托西方的社会经济理论,建国后的合作社则访苏联模式。无疑,酉方的社会经济理论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习惯、观念之间,不仅存在距离,可能还有难以弥合的鸿沟。建国前华洋义赈会极力推行合作救灾成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受灾的农民并没有进行合作的理念。同样,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理论要为农民所接受,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何况,我们接受并用作指导的合作理论偏离了马列主义合作理论的精神,因此加大了实施农业合作的难度,使我国的农业合作走了一段不应走的弯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合作理论是灵活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合作经济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与国有经济并存.合作社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合作社内部可暂存雇佣关系,但要加以限制;对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小生产者,不能采用剥夺的方式,而要建立各种合作社使他们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合作社只是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并非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多种合作社模式,如“合作 工厂”、“合作贸易”、“合作生产”、丹麦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股份合作制”——将农民的“土地结合成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动力的比例分配收入”、法国巴黎公社将要建立的合作联盟、俄国农村公社中的“劳动组合关系”、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伦述最多的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可见,经典作家并没有给出组建合作社的固定模式。 斯大林则将合作社等同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并坚决主张用这样的合作社去取代小农经济。斯大林简单的抛弃了布哈林先发展市场关系使农民摆脱贫困再组建多种形式的合作社、要用实际利益吸引农民等正确主张,把合作社的建立与建成社会主义、实施工业化战略“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等同起来,使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合作化、集体化实际上变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运动。 由于苏联的集体化曾作为一种成功的经验广泛流传,由于中国的领导人,特别是更多的吸收了斯大林而非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思想,斯大林的合作思想成了中国农业合作方面的主流意识形态.就使中国的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能不体现出较多的苏联模式的印痕。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相沿千年的旧意识形态、习惯、传统都未发生太多改变,苏联模式一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将决定制度创新的规模和方向时,就会与农民——小生产者依然坚持的旧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等)、传统(相沿已久的劳作生活格调)和习惯(散漫悠闲的个性)相矛盾,就需要他们形成一种新的标准行为以取代相沿已久的传统和习惯。仅此一点,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就只能是一场高交易费用的强制性变迁。 (三)改造对象——个体小生产的高度稳定性 受上述意识形态规定的制约,当时的农业合作不仅要改变人们的旧传统、旧意识、旧习惯,还要同时改造小生产、取消小生产。改造小生产任务相当艰巨.因为,自近代以来小生产呈现出的分化趋势是:解体与稳定并存,而稳定是主调。解体是因为其小规模、低水平的待性.稳定则缘于其内在的产权制度。由于稳定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和分配制度合一)对国家和社区的冶理叽为来讲,是可大大节省交易成本的,它们都倾向于使其稳定延续。还由干资源禀赋的刚性制约.以及自身仅够自给的经济规模,农户便自觉的削减交易量,使初始产权的交易受到限制,由之衍生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享益权的交易成为常态。加上这种经济制度小而全,自身对外界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以及近代社会的变迁较少触及社区的治理机沟——制约小生产的制度.小生产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生产基本是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造个体小生产.就不能停留在规模扩大和产权的公有比程度上.还要以社区治理机构的改变作前提。因此,这场制度变迁是大规模、高难度的,加上要面对的是千万个与小生产、传统社区治理机构、旧习惯、旧意识形态、旧传统有千丝万楼联系的小农.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很高,为此.要么是一边累积变迁所需的费用.一边渐进的变迁;要么就一气呵成,用提高速度来减少交易费用。但实践证明,后者容易煮夹生饭,还会使强制供给的制度安排陷于无效。 (四)规模与效率的矛盾困境 从建国前的农业合作中就可以看出规模与效率的明显矛盾。那时的矛盾表现为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扩大规模又面临因农民退出带来的高交易费用。后来的规模过度扩大,如高级社和.又产生了较高的监督费用,导致合作组织的效率难以实现。加上分配制度极不合乎帕累托效率原则,追求不伤害任何人利益的平均化分配,却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以致组织中出现大量的机会主义、“搭便车”和偷懒行为,不断侵蚀组织的制度结构并最终使之陷干无效。 (五)产权兼容性与目标单一性的矛盾 在前面我们给出的定义中,合作社可以兼有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功能,因此.合作社必然会兼容多种产权形式。因为分配制度是对剩余权的规定.不同的剩余权必须以不同的初始产权为前提。初级社制度中就存在私有、共有、公营多种产权形式。但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规定,我们组建的合作社只是以改造私有权、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由此又引出一系列难题:要改造小生产、改造传统的社区治理机构。改造农民的思想等等.最终陷入了无效率的困境。解决这类问题,就需要从使意识形态富有包容性入手,营造多种产权形式竞争改进的良性状态。这是改革开放后制度变迁呈现出的喜人特征。 此外,个体分散经营带来的高交易成本,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与支援工业化的任务.解决民贫与国弱孰先孰后等等.都是农业合作面临的难题。 四、突破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选择上的两难困境 上述难题,归根结蒂是制度变迁方式选择的问题。要化解高交易费用,国家不惜改造传统的社区治理机构.强化意识形态贯输.追求对旧制度、旧产权制度、旧意识形态的迅速替代。由此带来的一厢情愿,却造成制度安排的无效率状态。但如果听任制 度安排自发的创新 ,在建国前不足最低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最低规模经济尚是一道难题,如何满足国家追求最大规模经济以实现产出和租金最大化的愿望呢?建国后特别是高级社后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因规模较大而产生过高的监督成本,同样陷于无效状态。这似乎已经说明,从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二者中任选其一,都难免要陷入制度变迁方式选择上的困境。 透过1978年后以诱致性为主的制度变迁,我们看到:农业合作制度变迁中,诱致性变迁易导致供给不足、强制性变迁易忽视初级行为主体利益的难题,居然有了破解可能,这就是使初级行为主体具有活力.不断实施创新,国家理性地做最终决策。形成一个上上下下协调实施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配套进行的良性状态;这就是卞流意识形态趋向弹性、包容并与其他的意识形态协调的和谐状态;这就是正式制度安排的变迁较多的照顾到初级行为主体的传统、观念、习惯的宽松状态;这就是制度变迁不抛弃过去的路径并在过去的路径上大胆的不断创新的理性状态……无疑,这一状态将不断接近制度变迁的最佳状态——制度安排协调配套实施从而使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渐近均衡的的状态。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1978年以来这一轮全局性改革最成功的经验之一。 综上所述,农业合作中面临的难题,可以归结为对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两难选择问题;‘因此,破解难题的手段就是努力使诱致性变迁(创新)与强制性变迁(创新)配套协调实施。农业合作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接近甚至达到制度变迁最佳状态——制度供给与需求均衡的状态 中国农业论文:入世对中国农业利大于弊 中国入世后,国内有一种议论,说入世头5年,超过半数的国有企业将面临淘汰,上千万人失业,对农业的冲击最大,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农民失业,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还将会比1995年的基准情景下降2.1%。 但权威的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要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主动参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的制定。总的来看,入世为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对加快实现国家农业现代化将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是有利于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入世后,中国将按照国际规则,进一步完善国内政策法规,优化农业投资环境,开放国内市场,吸引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农业领域,促使中国农业与国际接轨,加快农业对外开放进程。 其次是有利于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进出口结构的调整。中国劳动力丰富,但耕地资源不足。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成本相对较高的玉米、小麦、油料、糖料、大豆和棉花等农作物,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总产量(总产值)中的比例逐渐减少,而蔬菜、部分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的比例将有所扩大。畜牧业(除牛奶、羊毛外)将是主要受益行业。 第三,有利于改善中国农产品出口环境。可享受WTO现有成员的无歧视贸易待遇,降低农产品贸易谈判成本和交易成本,并获得解决农产品外贸问题的规范“渠道”,促进我国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专家同时指出,加入WTO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措施,这无疑对那些质量和单产较低、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产品及加工品带来一定挑战,在短期内会引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进一步加重国内主要农产品“卖难”矛盾,加重流通渠道的压力;二是引起国内市场一些农产品价格下跌,引发市场波动,如我国的粮油价格将不再拥文秘站:有价格优势。由于近年来我国粮油生产的成本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使我国水稻、小麦、玉米等大宗农作物平均高于国际市场同类产品10%-70%左右。而油料除生产条件落后、单产低、品质差外,油料加工工业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出油率低、成本高,使成品油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入关以后,我国的粮油生产面临着极不利的地位。三是影响一些地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加入WTO后,会使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农业支持措施受到限制;还有,加入WTO有可能增加我国进口国外农产品的外汇负担。 舆论认为,为减少入世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农业必须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在当前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要保障丰衣足食和食物安全,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把农业科技,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放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推动传统农业向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农业转变,努力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重视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广泛应用,生物技术可以将所需要的基因组合起来,并与常规育种结合,培育出抗性强、产量高、品质好、营养丰富、生产成本低的转基因的新作物、新品种。生物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将使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突破和进展。大力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水资源不足和农业需水量增加的双重压力,使如何提高水资源利用率的工作备受重视,灌溉农业、节水农业和雨养农业、旱地农业目前已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生产力。改进农产品加工、贮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贮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证,同时大力发展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 对此,中国国家农业部表示,将重点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强科研和实用技术推广;积极开发和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经营管理。 专家们认为,从总的和长远看,入世对中国农业是利大于弊,如果措施得当,中国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与财政投入政策的选择 「内容提要利用资源禀赋优势组织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在WTO农业规则下,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健全农业灾害保障机制是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农业比较优势/WTO/财政政策 「 正 文随着农业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提高农业竞争力,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政策选择。 一、农业国际化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农业比较优势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 1.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在关贸协定(GATT)体制下,农业问题常成为国际贸易纠纷的焦点,因关贸总协定管理规则不明确,管理体系不健全,执行规定不严格,导致各国或地区撇开有关规定,根据本国的需要建立有利于本国农业发展的生产与贸易政策措施,使农业保护主义盛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达成,第一次把农业问题纳入多边管理体制框架内,世界农业生产与贸易有了多边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纪律。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继承和发扬了GATT的国际规则和纪律,奠定了农业国际化的法律和组织基础,为农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规则保障。 2.农业生产国际化。产品专业化和国际间分工日益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已成共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国外办厂,充分利用大企业特有的生产、管理、营销网络、商品和技术开发能力,与国外的劳动力与市场等优势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3.农业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二、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及其战略选择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需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首先提高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其次,调减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农产品生产,适度进口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宝贵性,加之财力的限制,中国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主要农产品的高度自给。对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少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减其生产,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调剂国内需求;同时,集中资源发展收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产品,将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再次,在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加强对重点农产品(主要是粮棉油等)的支持与保护,使农业对外开放与农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农业保护是世界各国的一项旨在支持与发展本国或地区农业的普遍政策,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焦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均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并不是减少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相反,任何国家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均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大量投入。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农业负保护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农业保护方向,集中财力重点扶持重点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 三、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财政投入政策选择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产品品质,充分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与投入结构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国农业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农业科技水平、物质基础装备水平较低,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品质提高的速度慢,农产品品种和品质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不多。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形成的大农场经营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在中国现有财政对农业投入水平情况下,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发达国家利用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使农业生产率、资源、技术、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WTO农业协议虽然削减了国内农业支持和对农产品出口补贴,但由于许多国家基期的农业保护水平本来就很高,因此,削减后的农业支持和出口补贴水平仍十分可观。如美国在减让基期的国内支持总量(AMS)高达23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给予农民,按WTO农业协议规定削减20%,美国仍可使用191亿美元的“黄箱”支持措施 ;欧盟削减后的国内综合支持总量仍可高达796亿美元;日本削减后仍有283亿美元。只要在完成承诺减让后,这些国家仍可以大量使用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保持其竞争力。此外,发达国家均已完成了“黄箱”政策国内支持的减让承诺,但这些国家的“绿箱”政策国内支持大幅增加,存在着“黄箱”政策支持转向“绿箱”政策支持的倾向。美国“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由1986~1988年基期的24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61亿美元;欧盟由基期的11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42亿美元;日本由基期的22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29亿美元。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虽然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很小,但农业所获得的政府投入却非常多,对农业的支持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有力地稳定了农业,真正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并成为出口创汇及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甚至干预他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美国人和34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而耕地面积达1.9亿多公顷,人均按近0.8公顷。 2.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从“绿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平均每年补贴为1514.2亿元,其中“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占25%;其他为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相对WTO规则及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而言,中国“绿箱”政策补贴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农业补贴的对象错位,有许多农业补贴并没有补给农业生产者(WTO规定应补贴给农业生产者),而是补贴给了中间环节;二是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除有限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还未建立既符合WTO农业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从“黄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对于粮棉产品,1996~1998年3年平均除对玉米补贴(AMS)是正值9.35亿元外(占玉米产值的0.7%),其他产品的AMS都是负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差补贴(AMS)为281.08亿元,1996~1998年每年“黄箱”补贴实际规模为290.43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4%,按中国承诺“黄箱”补贴8.5%的规定,最高的“黄箱”补贴规模可达1741亿元,扣除已有的290.43亿元,还有1450.57亿元的补贴空间。 3.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逐渐提高农业的积累水平,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生产不仅不征任何税收,反而利用其雄厚的财力给予农业大量的投入,给予农业生产者以巨额的补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现有的农村税费政策,制约着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改革。 (1)改革和完善地方税收与财政分配制度,切实解决基层财政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专门面向农业生产者征税作为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 (2)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的征税范围,直至取消。现行的农业特产税的功能与作用并非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仅仅在于地方财政的增收,弥补日益庞大的政府行政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发展比较优势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目的出发,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征税范围、降低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将农业特产品视同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一样征收农业税,只是在计税依据上按略高于同等面积、同等条件下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为标准,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浙江、江苏等省已停征农业特产税。 (3)规范收费管理。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等项目,取消涉及农民的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4)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减轻,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行政经费将出现较大缺口,需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4.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农业保险因赔付率过高,又不能获得政府补贴,中国各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基本处于停顿状况。这与中国农业发展不相适应,与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不相适应。作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中国需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保险公司,公司宜隶属于农业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组织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产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新的农业保险公司需注重经营效率,避免机构庞大、责权利不明、官办色彩浓厚、办事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发生,本着积极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业论文:韩俊谈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解决“三农”问题要着眼于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大幅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国家财政支出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加快城镇化的发展,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 我国目前正处在从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工业和服务业经济转化的过程中。伴随这一进程,城市住房和非农业用地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大量的农业土地转化为城市用地。我国是通过国家强行征用的方式而非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用过来,然后把土地转让给新的用地者,用于城市用途。而且这种转化通常是被垄断的,这种做法在世界各国是非常鲜见的。国家强制性地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征为国家所有,农民在得到一定补偿后,便永久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大批农民变成了失地农民。据估计,目前中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高达4000万—5000万人。国家强制性大量征地造成的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就业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因征地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要给农民以公平的补偿,给失地农民以妥善的安置。必须完善有关法律,保证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动用征地权。为了切实保护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必须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实行公平补偿,不能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降低建设成本。必须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在征用农民土地过程中土地权利人有充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必须允许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根据现行法规,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不能出租、转让和抵押等。目前法律的规定已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要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只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只要在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控制之上,应该通过市场开发商和土地所有者进行平等的谈判,而且不一定涉及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要改变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的做法。农民入股也可以,合营也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是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机制 目前中国已进入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工农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替工业发展提供积累,农业成为接受“补助”的部门,而不是受“挤压”的部门。根据国际经验,此阶段不同国家从各自国情出发,都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还占多数,还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通过大量补贴来解决农民收入偏低问题,但就我们国家的财力来讲,我国在总体上已具备了反哺农业的实力。与国家财力增长相适应,必须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幅度要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政府新增财力的使用要大幅度向“三农”倾斜。 为此应该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过去我国农业财政建设性资金中,用于大中型工程的比重较大,而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农村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严重不足。在取消农业税以后,要将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范畴。 切实打破城乡隔阂,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改善城乡关系上做了大量工作,但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方面仍然不平等。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关系问题上,仍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重城轻乡”的观念,甚至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城市很多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农村的发展,农业和农村很多问题的解决,更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反哺。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有很大差距。目前,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已达40%,发达国家城镇化平均水平则在70%以上。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城镇化水平在30%—70%时期是城镇化加快发展的时期,一个国家的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才能基本稳定。可以预见,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比较乐观的预测是,按照1995年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1.4个百分点的速度,20__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6%,2020年达到65%;较为保守的预测是,按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平均每年增长0.9个百分点的速度,20__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46.3%,2020年达到55.2%。从就业结构看,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按每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1981—20__年的20年间,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份额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到2020年,农业就业比重将由50%下降到35%左右,产业与就业结构偏差将进一步调整。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 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是城市带动农村的最重要的体现。要对现行的一些政策措施进行清理,清除农民进城的障碍,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疏通农民进城的渠道。要高度重视依法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重视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要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城市政府应把在城市有固定工作和住所的进城农民视同常住人口对待,应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要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在大中城市的农民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应给予办理城镇常住户口,逐步实行以居住合法、固定职业为户口准入条件。农村居民在城镇落户后,在子女就学、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应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履行相应的义务。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赋予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目前,农村 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明显滞后,城乡居民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会落空。 加快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现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政府投入已占了大头,即使这样,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种投入还是低水平的,远不能满足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主要是把过去乡镇用于发放教师工资的资金上收到县财政,由县财政统一发放,这种做法对保障教师工资发放有明显的效果,但这项政策从总体上看仍囿于现行体制框架之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问题。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学校公用经费依然严重不足,预算内补助虚列现象普遍,危房改造资金仍然存在较大的缺口。教育债务负担沉重,偿还难。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把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真正实现政府办农村义务教育,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 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高农民医疗保障水平。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所改善,但是医疗价格不断攀升,农民医疗负担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很普遍。从调查看,医疗支出已经成为农村居民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在全部调查农户中,医疗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8.5%,大病户家庭则占了30%左右。目前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新型合作医疗的保障水平还很低,平均补偿比例仅为30%,即使农民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还远远不能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政府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1998年—20__年,政府农村卫生资金投入总量由110.34亿元增长为151.16亿元。同期,政府对农村卫生机构投入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02%下降为0.69%。国务院已经提出,到20__年,要在全国农村基本建立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先进水平。实现这一目标,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进一步增加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投入。当前,特别需要认真研究如何完善新型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 完善对农村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逐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对这些丧失劳动能力的特困人口,要实行社会救济。要进一步加大各级政府对医疗救助的支持力度。要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要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农业和农村经济自身良性发展机制 全面繁荣农村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城市的带动和工业的支持。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农村最终要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进程,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步伐,逐步缩小与城市的差距。 必须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粮食产量增长在总体上还不能满足消费增长的需要,每年均有缺口,产销自给率将会下降。1996年在罗马联合国世界政府首脑粮食会议上,我国提出我国粮食自给率为95%,进口约占5%。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粮食供给不能指望过度依靠国际市场,尤其是口粮,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可承受的水平上。确保粮食安全应包括三项具体目标:一是保护和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基本自给水平;二是通过进出口调剂、库存吞吐,最大限度地保证粮食市场供求平衡;三是保障特殊群体的食品安全。 继续支持乡镇企业、农村二、三产业和以县城为重点的小城镇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农村人口转移的渠道。20__年我国农村有4.9亿劳动力,其中转移到乡镇企业的有1.35亿。在可预见的将来,即使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就业不充分的问题还将长期存在。扩大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领域全面展开。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容量,进一步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空间。县域经济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汇合点,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浅议 摘要:将农业等第一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农业等第一产业的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为负数,表明在现有条件下,农业越发展,农民的收入越低。为了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的现代化发展,应该打破农民的身份限制,开启农民广泛的要素收入之源;同时政府应该充分利用wT0的规则对农业进行适当补贴,建立对农民进行收入支持等制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 关键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业补贴;农民收入支持 一、文献综述 农民增收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从文字上讲,农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务农收入的人。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缘故,中国语境中“农民”的含义要丰富得多,不仅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必须要具有农业户口,两者缺一不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当代部分农民也可以不必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要成为农民仍然必须具有农业户口。也就是说,农民在中国不是一个职业称谓,而是一个身份的标识。基于农民的身份,每一个农民有一块可以永久无偿使用的宅基地,有一份土地使用权,可以比较自由地择业而获得多项收入。因此,国家统计局对农民收入设计了一个特别的指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指被调查农民纯收入之和除以被调查人数。“农民纯收入”是指农村居民每年从各种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包括四个部分: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人。不过,既然被称为农民,务农是其家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关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产生,各级统计部门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规定,根据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推算而得。“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民,是指农村常住户。农村常住户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以及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农村住户。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及以上的住户也包括在本地农村常住户范围内;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都不包括在本地农村住户范围内。 农民收入计算中包括没有变现的部分。在农民收获产品之后,统计上就算做了收入;农民自己生产的产品自己消费,粮食、蔬菜等,统计口径是既算收入也算支出,都要按照市场价格计算收入和支出;对农民的收入,统计口径不仅要算现金收入,算实物收入,还包括副产品。例如:小麦收割完,小麦要算收入,麦秸也要算收入;养鸡养猪养鸭,鸡猪鸭要算收入,粪便也要算收入,可做田地有机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不能用做生活消费的,因为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是一个经营主体,必须自己为自己垫付生产费用。 目前,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研究,主要是对根据现行测算方法得到的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表示怀疑和批评,探讨农业生产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的文献很少,目前主要有曹子坚、王敏分析了国家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数量关系;黄永兴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技术就农民纯收入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何秀荣发现了发展农业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在递减,但没有实证的支持;王细芳选取中国粮食生产区之一的湖北省为案例,围绕农民增收分析了“种粮热”给农民增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其他农业活动则没有进行研究。 为了更深入地研究农业和农民问题,笔者试图从农业生产角度探讨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为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巩固农业基础地位提供经验证据和智力支持。 二、变量选择和数据处理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放弃对现行统计数据和测算方法本身的争论,直接利用统计部门的权威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数据。我们选择2006年全国31个地区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因变量。 由于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所以,我们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选择2006年全国各地区的农业产值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分析农业生产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农民纯收入=总收入一税费支出一家庭经营费用支出一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一赠送农村亲友支出。“总收入”指调查期内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从各种来源渠道得到的收入总和,按性质划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可见,农民总收入的来源非常广泛,涉及第一、第二和第三三大产业。此外,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也很多,农民人口数、农民受教育程度和性别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我们把这些变量也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保持这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揭示出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为了保证数据来源的同一性,我们无法利用《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得到所有上述指标的数据。由于我们主要关注农业生产对农民纯收入的影响,可以考虑利用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得到遗漏变量问题的植入解。我们利用各地区的乡村人口数作为农业人口数的替代,利用各地区接受义务教育及其以上程度教育的人口数作为农民受教育程度的替代,利用各地区的15岁及其以上人口性别数指标作为农民性别状况的替代。将上述各项得自《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变量及其代码列于表1。 三、回归分析 根据上述变量,我们建立如下的回归模型: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乡村人口+接受义务教育人数+接受超过义务教育人数+未上过学人数+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男子数+15岁及其以上人口中女子数 利用Eviews分析软件进行回归得到下列结果(表2)。 为保证推断的有效性,利用怀特方法进行异方差检验(无交叉项)(表3)。 由于存在异方差,不能进行有效推断,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表4)。 经过修正,不仅消除了异方差,AC值和SC值都变小,且R2和调整R2。都达到0.9999以上,模型拟合很好,可以进行有效的统计推断了。 四、统计推断 必须注意的是,在我们控制的人口变量中,只有各地区农村人口是专门针对农民的统计数据,其他的人口数据都是采用的替代变量,虽然不能利用它们直接对农民的收入效应进行推断,但是可以保证以下四个非替代变量的效应分析的无偏性。 第一,第一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负数,为-0.692049,p值为0.0339,我们可 以在5%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一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一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不仅不会增加,而且会相应减少0.692049元。 第二,第二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 边际效应是负数,为0.195757,p值为0.0709,我们可以在10%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二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二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减少0.195757元。 第三,第三产业产值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是正数,为1.012055,p值为0,我们可以在1%的显着性水平拒绝第三产业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第三产业产值每增加一个单位(1亿元),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增加1.012055元。 第四,乡村人口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边际效应为正,为1.210421,p值为0.0012,我们可以在1%的显着性水平拒绝其效应为零的虚拟假设。于是,可以作如下推断: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乡村人口每增加l万人,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相应会增加1.210421元。对该点应该作如下的理解:在一个农民家庭的土地既定的情况下,由于每年务农的劳动量基本不变,在大部分农业生产都可以由妇女、老人和儿童胜任的情况下,家庭成员越多,就可以有更多青壮年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从而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因此,乡村人口的增加会对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产生正效应。 五、政策建议 由于农业等第一产业的边际效应为负数,说明单纯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不能增加农民收入,长期还会不断降低农民的纯收入。这也证明,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纯粹的农民)是很难获得社会平均收益从而过上现代生活的。为了获得社会平收益率,中国农民必须要兼业,通过兼业多渠道获得收入来源,弥补从事农业生产的不足。这样的结论无疑对我们当前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解决三农问题,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由于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纯收入的效应为负数,要增加农民收入就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的发展,还必须要让农民参与其他行业的建设,开启农民的要素收入之源,充分发挥农民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的获得包括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收入等各项收入。其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增加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效应非常显着,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农民的身份限制,赋予农民的国民待遇,让农民能够更方便的从事第三产业,取得经营性或工资性收入,同时也让城市居民能够方便的从事农业生产,使务农成为一个职业而不是一个身份,为农业的发展开辟广泛的渠道。 同时,鉴于第一产业对农民收入的负效应。为了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国家必须在WTO的框架下,充分利用WTO中的黄箱政策对农业进行适当补贴,保证从事农业生产能够获得正收益,保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积极利用WTO中的绿箱政策,对农民提供收入支持,使我们的乡村建设者能够过上现代的社会生活,实现城乡共同的现代化。 中国农业论文:二元经济与中国农业经济发展 摘要: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将逐渐向一元过渡。现代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多重二元性”。在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农业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解决农业的根本出路无疑归结到农民身上。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二元结构,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探讨性意见。 关键字:二元经济、人力资本、农业剩余劳动力 一. “二元经济”的提出与发展 “二元经济”最初是伯克(Booke,1933)提出,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经济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刻画了后起国家存在的二元经济特征: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与工业达到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拉尼斯、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和自然演进过程。 二. 我国二元结构的演变以及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建国以来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演变 建国初期,受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我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建立起现代工业,并进而实现经济的起飞与现代化,必须要有最初始的资本积累。而在建国初期我们经济水平极其低下,主要是自然、半自然经济为主体,资金严重匮乏。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唯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用剥夺农业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通过这种不等价交换的原始积累方式和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从200多亿元起步,迅速积累起了5000亿元左右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保持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率。然而,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由于重工业的优先发展是以牺牲农业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不仅造成了农业生产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使农业内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积累,农村隐蔽性失业严重,从而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更加突出。二元结构强度一般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分析表明,世界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差距最大为4.09倍,而1979年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却高达6.08倍。 2.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然而效果并不显著,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刚性,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进程迟缓,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国家对农业的土地所有权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耕作积极性。比如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占用农民耕地,并未能给与足够的赔偿,这也在一定程度成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造成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失。 第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技术含量总体比较低,缺乏竞争力。我国农村人口多、比重大,是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式经济。仅有的可耕地不可能完全吸收农村劳动力。然而,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乡镇企业一般是面向农村生产初级工业制品。由于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生产效率有限,市场竞争力不强,企业并不稳定,刺激农村经济效力不强。 第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我国无非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农村工业,有上边分析,农村工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有限。另外就是通过进城打工。由于农民身上所蕴含的人力资本不高造成农民进城打工的就业渠道非常有限。其次,我国城乡户籍制度对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有一定限制。再则,随着我国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深化”的局面,资本对劳动力产生了替代。 第四,城市化进程缓慢。一般来说,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但是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与工业化水平。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为37924万人,城市化率为30.4%,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可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化水平的低下不能实现生产要素在城市的聚集,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益特别是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2000年世界第三产业占CDP的比重约50%,而我国只有32%第三产业发展落后。第三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吸收劳动能力强,并且第三产业中的大量服务业的增长对刺激经济增长起到较强作用,其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弹性达到1.78。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下既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固了二元结构的刚性。 三. 农业经济发展与摆脱二元结构 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和发动,并且20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令人困惑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城乡二元结构呈现出刚性。人们已经认识到,农民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进程。立足于我国国情,要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个人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 制度变迁。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的。在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价格标准是市场的唯一指标,然而价格指标要想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规则之上的。这种规则我们一般称之为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顺利运行是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安排的。二元结构的消除并不能像刘易斯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排空。从上边的分析我们看出,我国二元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在我国要想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关键的一环就是培植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产权安排。只有在合理制度安排下,才会产生相应的激励。首先,在土地产权安排上,应给予农民更大的空间,切实考虑农民的利益。其次,可以激励农民建立一定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是各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共同需要。通过农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可以更方便地获取市场信息,更有计划地协作生产。 第二, 农村人力资本的培植。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农村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人力资本的培育上,首先,通过农村教育投资。当前农村教育普遍落后,农村教育资金匮乏,政府在农村教育体制以及教育服务保障上应该有所作为。通过教育促使农民掌握足够的信息,更好地融入社会。农村经济落后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信息化水平低。信息鸿沟导致城乡信息知晓权差异,强化了农民收入的贫困。信息的贫困造就了农民就业的贫困。因为农民无论种什么、种多少、如何种、如何卖以及是否外出打工、打什么工都离不开信息。农村信息化建设滞后,一方面使农民无法迅速全面地得到完整准确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的信息资源无法及时有效地传输给社会。这就必然使得农业的结构调整、农产品的销售、农民外出就业均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其次,通过建立并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之间不仅通过户籍隔离制度造成身份上的不同,而且由于身份上的不同更产生了基本的生存权利上的差别。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生活的最低保障,失业伤亡保险等等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民相反却不拥有这种权利。改善农民的社会福利,建立健全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村人力资本的培育,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经济的发展无疑有重大意义。 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用。由于市场经济不能自动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所以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起主导作用,推进正式制度创新,使农业问题切实、合理地得到解决。 中国农业论文:国外农业保险成功经验对构建中国农业保险模式的启示 一、国外农业保险成功经验 (一)美国 美国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试办农业保险,并以农作物保险为主要组成部分,由此习惯上称其农业保险为“农作物保险”。经过近70年若干次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美国农作物保险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农作物保险向现代风险管理制度的历史性演变,其保险密度已高达70%左右。归纳其成功经验主要有4个方面: 1.建立与时俱进的法律保障体系美国现行的农作物保险是由参议院提议后,经过14年的论证于1938年在《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中确立的。该法规定了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性质、开展办法和经办机构等内容,为联邦政府在1939年全面实施农作物保险业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此后美国政府又根据时宜的变迁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订与完善。 2.逐步构建网络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依据1980年修订的《农作物保险法》,私人保险公司既可以参与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的农作物保险和再保险并独立承担风险损失责任,也可以只做享受FCIC佣金的人而不承担风险责任。此后,在联邦政府财政及税收等优惠政策的激励下许多私人保险公司积极承保农作物保险,时至2001年FCIC就基本不再做原保险业务,而只代替政府行使政府职能专注经营再保险。由此形成了农户向私人保险公司投保、并获得政府的保费补贴,私人保险公司不仅可以从政府获得各种费用补贴与优惠政策,而且又可向FCIC或私人再保险公司进行分保以分散风险,再保险公司又可从政府获取费用补贴及税收与金融等优惠条件的网络型农业保险组织体系。 3.开设“模糊”的农业保险产品根据保险的宗旨,保险只承保纯粹性风险(如自然灾害风险)而不承保投机性风险(如市场风险)。但美国在《1996年农场法》中就推出了既承保农作物产量风险又承保农产品价格风险的收入保险,如团体收益保险、作物收益保险、农场总收入保险、收益保证保险和收入保护保险,等等。这些保险产品的推出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并促进了美国农作物保险的快速发展。至2002年承保面积已达到1.16亿hm2,占可保面积的81.3%. 4.强有力的政府扶持美国政府开展农作物保险的目的是建立农村经济“安全网”,提高国民整体福利水平。正基于此,美国政府对农作物保险的财政扶持力度非常大,而且手段也更直接更有效。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保费补贴只针对农作物保险业务而不针对保险机构。无论是FCIC还是私营保险公司,只要经营农作物保险就享受政府保费补贴。第二,农作物保险公司可以获得业务费用补贴。政府不仅向FCIC提供各种业务费用,而且还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第三,通过再保险分散保险公司的风险。为了降低保险公司经营农作物保险的风险责任,提高其保障能力,联邦政府通过FCIC向私营保险公司提供比例再保险和超额损失再保险保障。 (二)日本 1.建立多重风险分散与安全保障机制日本农业保险组织由基层向高层分为3级:农业共济组合、农业共济联合会和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即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农业共济组合是设置在市、镇或村一级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保险相互会社,其作为最基层组织直接向本地区所有成员承保,然后再向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进行部分分保,以减小风险责任。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又向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超额赔款再保险,以降低其非常损失所致高额赔偿责任。1952年农业共济联合会与政府共同出资筹建了农业共济基金,用于农业共济联合会的补偿基金不足以支付赔款时向其提供贷款。由此构筑了多重风险分散与安全保障机制:首先是通过原保险与两次再保险将农业风险在全国范围内的3个不同主体(投保人、承保人与政府)间进行3次分散;其次是通过农业共济基金又为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实现长期收支平衡提供了一个“稳定器”,进一步增强了农业保险抗风险的能力。 2.采取与政府调控目标相一致的实施方式及激励措施日本农业保险的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其强制保险有2种情况:一种是对有关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计民生及严重影响农民收入的农产品生产实行法定保险,如水稻、小麦、牛、马、猪、蚕等;另一种是当农户所种植的可保农作物面积超过法定最低限(目前为0.3hm2)时就会自动成为该地区农业共济组合成员,即成为被保险人。自愿保险主要是对具有一定保险需求的农产品生产如水果、花卉等以及小规模农作物种植农户。 3.农业保险立法先行并逐步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日本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酝酿农业保险,经过充分调研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立法。1929年颁布了《牲畜保险法》、1938年颁布了《农业保险法》,而在1939年4月才正式举办农业保险。在其后又对这两部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改与完善,尤其是1947年日本政府根据当时所需将这两部法律修改合并为《农业灾害补偿法》,为实施强制保险和确认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提供了法律保障,并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政府扶持下的民间非赢利团体经营模式。时至今日日本农业保险法制已十分健全,从微观的强制与自愿保险范围的设定、费率确定和赔款计算方法等,到宏观的组织结构、政府职责与再保险等都有具体规定。 (三)法国 法国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是农业保险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法国经营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如通过国家立法保护农业保险、政府为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向农民提供很大比例(50%-80%)的保费补贴、向保险公司提供费用补贴与税收优惠政策等等。然而作者认为最值得中国借鉴的成功经验则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共同联办的国家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广义农业保险。1986年法国成立了以政府控股为主体、社会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农业互助保险集团公司,下设农业相互保险公司、非农业财产保险公司、农民寿险公司和农业再保险公司4个保险公司。其中,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承保全国农民的所有财产、疾病和意外伤害中断间的损失;非农业财产保险公司承保农村的屠宰商、面包商、手工业商、小商业者的财产、疾病和意外伤害保险;农民寿险公司承保农民和非农民的人寿保险和死亡保险业务;农业再保险公司负责对内对外的分保业务。由此可见,该集团是将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由狭义农业保险扩大为广义农业保险并将其作为一个系统统一进行承保经营。经过近2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经营方式不但实现了“以险养险”,而且增强了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到目前为止,该集团净资产已达45亿欧元,保费收入122亿欧元。 (四)印度 印度与中国均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相近的国情,如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程度低等,所以印度举办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财政支持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原动力印度于1961年就开始对其主要农作物如水稻、小麦等在部分地区进行了农业保险试验,但由于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试点没取得任何进展。直到1972年政府通过建立全国性保险机构直接组织和经营,并实行保险责任由中央政府与邦政府两级按比例分摊、经营管理费用全由国家负责之后,农业保险才得以迅速发展。 2.推行与国情相适宜的实施方式与承保范围印度农业保险的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有条件的强制保险相结合。这里所说的有条件的强制保险是指进行生产性贷款的农户必须参加相关农业保险。由于开展农业保险市场环境不够成熟和政府的财力有限,印度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只限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农作物如水稻、小麦等和养殖业的主要牲畜如牛、马等。这样既可减少逆选择与道德风险发生概率又可集中国家财力保证农业稳定发展。 二、对构建中国农业保险模式的启示 (一)明确中国农业保险的目标 尽管由于各种条件所限中国目前还没能力将农业保险的目标定位为福利政策,但至少应使其发挥保险最基本的分散风险与经济补偿功能。也即是使农业风险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得以分散,提高农民灾后恢复生产和生活能力,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保障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与稳定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尽快立法以保障和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 尽快对农业保险进行立法,并以法律的形式对农业保险具体的目的、目标、保障范围、保障水平、费率厘定、赔付标准、实施方式、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各级政府的作用与职能、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详细而明确地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农业保险依法实施,才能使保险机构依法经营,才能使农民权益依法得到保障。 (三)因地制宜探索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 通过对上述国家农业保险发展经历与模式变迁的研究分析,针对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特征,结合中国国情,从整体上说目前最适合中国的组织形式有2种: 1.农业相互保险由于相互保险是由所有参加保险的人组织起来而成立的法人组织,即保险人本身也是投保人,所以投保人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关系有助于形成相互监督机制。 2.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签订协议代办农业保险根据中国目前农业保险业的现状,可以借助于商业保险公司的“躯壳”,发挥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功能,推进农业保险健康快速成长。在财政、市场等条件成熟时再考虑组建国家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或其他形式。 (四)扩大农业保险的经营范围 中国可以借鉴法国的成功经验,打破农业保险公司仅开办狭义农业保险的现状,允许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以某些优惠条件经营广义农业保险,不仅能起到“以险养险”的功效,增强保险公司从事农业保险的积极性与稳定性,提高其开发农村保险产品的能力,而且还可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五)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发适宜的农业保险产品 在对美国农业保险产品的分析时,曾指出其推出了超越保险宗旨的系列收入保险,但这些保险产品却已得到了联合国世贸组织的认可,这无疑又为农业生产增添了一道防护墙。尽管中国政府现阶段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农民提供市场风险保障,但可以在财政能力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进行试验,为中国农业保险长期目标服务。 (六)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体系与巨灾风险基金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频发且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由于农业风险具有高度关联性,致使农业风险损失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易分散,很容易形成农业巨灾损失。一旦农业巨灾损失发生,单独的商业性保险公司就很难独立承担与消化。因此,中国应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政府独资的再保险公司,或建立政府与保险公司相结合的优惠型农业再保险,并多方合作积极积累巨灾风险基金。 (七)建立财政支持与政策优惠制度 中国政府应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绿箱”政策,借鉴国外支持经验,如给予经营公司一定保费补贴、业务费用补贴、管理费用补贴、税收及金融等,以促进中国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中国农业论文:规模化和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摘要: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农业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城市工业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限吸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刘易斯模式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和精细化作为现代农业的两个发展方向,必将成为中国农业经营的现实选择。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农业不能说不尽力,但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始终缓慢,每一次重大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革新,都带来了农产品产量的较大提高,但中国农业始终没能摆脱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现代农业相对于传统农业而言是一次全新的“革命”。中国发展农业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发展大田农业,提高农产品产量,通过机械化解决劳动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发展特种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产品的品种,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可以说,没有机械化,就不可能实现大田农业的现代化;同样,没有差别化,也就没有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中国农业过去最大的失误是,在强调产量的同时没有将过剩劳动力从大田农业中分离出来。实现大田农业和特种农业的齐头并进,追求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精细化,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农业论文:有关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和借鉴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 ,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与财政投入政策选择 「内容提要利用资源禀赋优势组织农产品生产与贸易是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根据农业生产的资源配置与资源耗费及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选取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在wto农业规则下,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建立健全农业灾害保障机制是中国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重要选择。 「关 键 词农业比较优势/wto/财政政策 「 正 文随着农业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机遇与挑战。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根据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地发展优质、高效农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确定农业的发展战略与方向,提高农业竞争力,将是中国农业发展的长期政策选择。 一、农业国际化促使世界各国政府重视农业比较优势世界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要求世界农业发展专业化生产并实现国际分工。农业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世界农业多边管理框架基本形成,国际交流日益频繁,技术合作日益增强,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增加,产品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其主要特征是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生产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 1.农业管理规则国际化。在关贸协定(gatt)体制下,农业问题常成为国际贸易纠纷的焦点,因关贸总协定管理规则不明确,管理体系不健全,执行规定不严格,导致各国或地区撇开有关规定,根据本国的需要建立有利于本国农业发展的生产与贸易政策措施,使农业保护主义盛行。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的达成,第一次把农业问题纳入多边管理体制框架内,世界农业生产与贸易有了多边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纪律。1995年在关贸总协定基础上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继承和发扬了gatt的国际规则和纪律,奠定了农业国际化的法律和组织基础,为农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国际规则保障。 2.农业生产国际化。产品专业化和国际间分工日益深入发展,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势组织生产已成共识。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格局下,一些大型农业企业和涉农企业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多地选择在国外办厂,充分利用大企业特有的生产、管理、营销网络、商品和技术开发能力,与国外的劳动力与市场等优势相结合,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和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3.农业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由于生产销售国际化的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国际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取长补短,趋于融合。 二、中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及其战略选择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需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顺应农业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以国内外两个市场为导向,以区域比较优势为基础,依靠科技引进、研究和推广,推动农业科技进步,着力改善农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实现农业发展增长方式的根据转变,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 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首先提高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这些农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其次,调减资源利用效率低的农产品生产,适度进口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由于土地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宝贵性,加之财力的限制,中国不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追求主要农产品的高度自给。对资源成本高,缺乏比较优势的少数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调减其生产,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来调剂国内需求;同时,集中资源发展收益高、市场潜力大的优势产品,将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再次,在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加强对重点农产品(主要是粮棉油等)的支持与保护,使农业对外开放与农业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农业保护是世界各国的一项旨在支持与发展本国或地区农业的普遍政策,也是国际农产品贸易谈判的焦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于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减少对农业的支持,均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中国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并不是减少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相反,任何国家产业结构的成功调整均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尤其是政府的财政大量投入。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调整国民经济资源分配格局,改变目前农业负保护状况;另一方面调整农业保护方向,集中财力重点扶持重点农产品的生产与贸易,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 三、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的财政投入政策选择传统的财政农业投入政策主要围绕农产品数量增加为主要内容,投入重点放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上,对改善农产品品质、农业科技、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农业收入支持体系等方面的投入不够,投入力度也不足。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增加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改善农产品品质,充分发挥农产品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推动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农业发展比较优势战略,政府财政投入的规模与投入结构是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农业是高度依赖土地、水、气候等自然资源的产业,维系农业的稳定发展,发挥农业的比较优势,首要条件是农业有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其内部环境就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较高素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广泛应用的农业科技等;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农业税收制度的完善等。创建良好的农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重在政府的财政投入。中国农业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相对短缺,人均农业资源不足,农业经营规模小,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农业科技水平、物质基础装备水平较低,农产品品种的更新换代和品质提高的速度慢,农产品品种和品质与国际竞争的优势不多。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与发达国家普遍形成的大农场经营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在中国现有财政对农业投入水平情况下,将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事实上,发达国家利用政府的大量财政投入使农业生产率、资源、技术、市场营销管理和资金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wto农业协议虽然削减了国内农业支持和对农产品出口补贴,但由于许多国家基期的农业保护水平本来就很高,因此,削减后的农业支持和出口补贴水平仍十分可观。如美国在减让基期的国内支持总量(ams)高达239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直接给予农民,按wto农业协议规定削减20%,美国仍可使用191亿美元的“黄箱”支持措施;欧盟削减后的国内综合支持总量仍可高达796亿美元;日本削减后仍有283亿美元。只要在完成承诺减让后,这些国家仍可以大量使用对农产品的价格支持,保持其竞争力。此外,发达国家均已完成了“黄箱”政策国内支持的减让承诺,但这些国家的“绿箱”政策国内支持大幅增加,存在着“黄箱”政策支持转向“绿箱”政策支持的倾向。美国“绿箱”政策支持总量由1986~1988年基期的241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461亿美元;欧盟由基期的11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242亿美元;日本由基期的229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329亿美元。这些发达国家的农业虽然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已经很小,但农业所获得的政府投入却非常多,对农业的支持一直维持在很高水平,有力地稳定了农业,真正使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并成为出口创汇及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甚至干预他国政治经济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一个美国农民能养活98个美国人和34个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现在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全国人口的2%,而耕地面积达1.9亿多公顷,人均按近0.8公顷。 2.优化财政对农业投入结构,提高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效率。从“绿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平均每年补贴为1514.2亿元,其中“一般服务”补贴达785.6亿元,占“绿箱”政策补贴的5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约383.8亿元,占25%;其他为自然灾害救济、扶贫、农业生态环境建设支持等。相对wto规则及世贸组织其他成员国而言,中国“绿箱”政策补贴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农业补贴的对象错位,有许多农业补贴并没有补给农业生产者(wto规定应补贴给农业生产者),而是补贴给了中间环节;二是农业补贴结构不合理,除有限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外,还未建立既符合wto农业规则又能有效支持农业发展的农民收入、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以及农业信息服务、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从“黄箱”政策看,中国1996~1998年间实施的“黄箱”政策主要有两种:一是对粮食、棉花的政府定价收购及保护价收购。对于粮棉产品,1996~1998年3年平均除对玉米补贴(ams)是正值9.35亿元外(占玉米产值的0.7%),其他产品的ams都是负值;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差补贴。中国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差补贴(ams)为281.08亿元,1996~1998年每年“黄箱”补贴实际规模为290.43亿元,仅占农业总产值的1.4%,按中国承诺“黄箱”补贴8.5%的规定,最高的“黄箱”补贴规模可达1741亿元,扣除已有的290.43亿元,还有1450.57亿元的补贴空间。 3.加快农村税费改革进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以减少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逐渐提高农业的积累水平,提升农业的竞争力。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支持农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者从事农产品生产不仅不征任何税收,反而利用其雄厚的财力给予农业大量的投入,给予农业生产者以巨额的补贴。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现有的农村税费政策,制约着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不利于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亟待改革。 (1)改革和完善地方税收与财政分配制度,切实解决基层财政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专门面向农业生产者征税作为财政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 (2)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的征税范围,直至取消。现行的农业特产税的功能与作用并非是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仅仅在于地方财政的增收,弥补日益庞大的政府行政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发展比较优势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目的出发,逐渐压缩农业特产税征税范围、降低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将农业特产品视同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一样征收农业税,只是在计税依据上按略高于同等面积、同等条件下种植粮食作物的收益为标准,已成为必然趋势。目前,浙江、江苏等省已停征农业特产税。 (3)规范收费管理。地方政府部门无权设立涉及农民负担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等项目,取消涉及农民的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精简乡镇机构和压缩财政供养人员;调整支出结构;建立健全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4)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农村税费改革后,随着农民负担的大幅度减轻,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行政经费将出现较大缺口,需要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给予补贴。 4.支持建立农业灾害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是地理和气候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农业保险因赔付率过高,又不能获得政府补贴,中国各商业保险公司都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基本处于停顿状况。这与中国农业发展不相适应,与日益激烈的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不相适应。作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中国需建立与完善农业保险法规制度,选择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以政府组建农业保险公司为主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模式,由中央政府统一组建专业性保险公司,公司宜隶属于农业部,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分支机构,具体业务由县农业保险支公司组织办理。农业保险基金以政府财政补贴和农产投保保费构成,并对农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费用和保险费给予财政补贴,以及实行免税待遇。新的农业保险公司需注重经营效率,避免机构庞大、责权利不明、官办色彩浓厚、办事效率低下、人员素质不高等现象发生,本着积极为农业服务、为农民服务的宗旨,使农业保险真正成为支持与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 中国农业论文:对中国农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农业不可避免地会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和国际分工体系之中。中国农业如何“走出去”也就成了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和借鉴对外直接投资主流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等几点看法。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性障碍。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中国农业论文:中国农业产业链主体协调的现状与整合探析 摘要:农业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关系到整个产业链沟通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而只有高效率、高价值的农业产业链才能真正有效地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因此,在深入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协调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其问题所在,并以三大主体间高效率、高质量的协调为目的,提出农业科技下乡、提高农科成果转化率;在企业和农户之间通过新型农业经济组织进行沟通等建议,可以为农业产业链主体间有效沟通的实现尽提供帮助。 关键词:农业;产业链;内部协调;整合 我们所说的农业产业链其实质是一种与农产品初级加工有密切联系的产业群之间的供需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农业产业链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在加拿大、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近年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农业产业链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使其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而农业产业链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中国农业的产业化水平仍然很低,中国现存的农业产业链中仍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尤其是产业链各个主体之间的协调效率低、质量差,其弊端从近来频频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中初见端倪。因此,农业产业链主体之间的整合势在必行。 农业产业链的主体包括为农业生产作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农作物种植、畜禽养殖等中间产业部门,以及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而所谓农业产业链的主体整合是指产业链主体之间的连接、合作与协调,它根据社会资源状况和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在产业链主体之间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协调各产业链环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而产生出协同效应和聚合质量。其主要内容包括前期部门与中间部门的协调、中间部门与后期部门的协调、后期部门与前期部门的协调三方面的内容。 一、前期产业部门与中间产业部门的协调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来看,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是现代化的农业,其农业产业链的前期产业部门,即农业科研、农资等部门对农业进步的作用越突出,贡献越大。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前期产业部门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加速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农业科研以及农资装备等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经费投入日益加大,促使农业前期产业部门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使得农业增加值中的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但是,客观分析后不难发现,中国的农业科研、农资等部门作为农业发展加速器作用的发挥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种状况的产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在这里我们主要就农业科研部门的现状进行讨论。 中国的农业科研部门普遍存在着科技成果产出率高,实际转化率低的情况。每年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产出大量的优秀科技成果,然而由于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高校农科所等人才和技术最先进、最密集的科研机构普遍处于中心城市,脱离了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的大环境,科研成果大量堆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随着农民对科技对农业发展推动作用的认识日益加深,其对于新技术、新产品、新知识的需求以及对自身素质提高的渴望与日俱增,而作为与农民联系最为直接的基层农科所等部门由于能力所限,特别是一直以来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只能对农民进行最为基础的农业生产的指导,对于高新科技成果的研发和推广无法全面而有效地完成,而在其他方面如对农民的专业技能培训上也普遍存在着人才短缺、知识陈旧等问题,亟须新鲜力量的注入。农业科技成果同其他科研技术使得农民对新技术、新技能的强烈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求知欲和生产积极性。 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科技下乡,而只有将实验室里和书本上的知识转化成农民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技能,才是真正的科技下乡。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求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走出实验室,走出学校,走出大城市,到农村去,到农民中来,通过对农村的调查,与农民的接触,了解什么样的技术是农民最需要的,什么样的培训方式是农民最能接受的,从而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信息的回流,在防止了科研产品堆积现象发生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只有当农民掌握了更高级更实用的技能,才能生产出多样化的、有高附加值潜力的农产品,进而改善农业预期收益过低的状况,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正实现农民增收;另外,使农民掌握一定的技术,可以对初级农产品进行简单的加工,在提高农产品价值的同时也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进而打破农产品加工企业对初级原材料全盘收购的垄断局面,给农户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另外,基层农科所是广大农户获得最新的农科知识和技能最直接和便利的场所,作为根植于农村的农科机构,其与农民的沟通也更为顺畅,更有效率,因此其作用不容忽视。要加强基层农科部门作用的发挥,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村级、乡级农科所的财政扶持,加强其科技研发和推广能力;实现高校农科所等与基层农科部门的帮带互助,定期对基层农业科技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通过基层农科部门进行资料和信息的采集工作,了解农民的最迫切的科技需求,通过回流反馈提高这些需求实现的可能性。 二、中间产业部门和后期产业部门的协调 农户以及农业企业是农业产业链的基本主体,这两大主体间的衔接及协调对于整个产业链的生产效率、盈利水平以及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进程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农业产业链普遍采用的是“公司+农户”或者“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的运营模式。广大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市场信息掌握少,在与实力雄厚的龙头企业的对抗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面对企业因为市场行情变化而降低收购价格,减少收购量等违约行为时,大多数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另外,农业企业面对农户有选择性的出售其农产品,擅自提高出售价格,甚至直接违约将产品卖给他人做法时,从自身成本等因素考虑,最终会不了了之。农户和农业企业这两大主体之间缺乏一种真正合理有效地衔接和沟通,而目前存在的农业中介组织从事的也大多是简单的农产品的收集和销售工作,以赢利为目的,无法真正的搭建农户和企业间的合作桥梁。农户和企业之间只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始终无法连接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在两者的合作过程中互相算计,斤斤计较,只是简单的考虑当前的短期的利益,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和农户的种养风险。而对于广大农户来说,由于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从事掺假行为,欺骗农业企业,似乎也变得可以理解。如何真正有效地提高农户的主体地位,让农户真正的参与到农业产业链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去,使其同农业企业紧密的结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联体又联心,是目前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就当前的状况来说,广大农户与农业企业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有效沟通与协调,二者虽然签订农产品买卖合同,但是农户并没有真正的参与到农业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去,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与农户的经济利益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这就间接导致了初级农产品质量问题的发生。 九联集团通过组建肉鸡养殖股份有限公司,吸收普通农民入股并以合作社的形式建设农场,农民在养殖公司的管理监督下在农场内养殖肉鸡。同时,为了确保农民个人股本无风险,集团公司承诺每年最低分红率不低于15%,五年累计平均分红不低于18%。九联集团通过这种运营模式,使得农民成为了股民,并通过合作社与企业真正实现了地位平等,通过分红实现了利益均沾,从而将农民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农户不仅会分享生产环节的利益,而且将分享加工增值环节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农户会主动关注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进而自觉地提高自身产品的质量,甚至会相互监督,杜绝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发生。在这种模式下,农户与农业企业已经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农民由单纯的生产者转化为理性的经济人——股民,在理性思维的支配下,降低初级原材料质量这种有损于自身利益的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几率很小,从而从源头上消除了食品质量安全隐患的发生。 三、后期产业部门和前期产业部门的协调 农产品加工企业作为后期产业部门的中坚力量,担负着整个产业链价值提升的重任。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和逐渐萎缩的盈利空间,怎样寻找新的突破口,实行特色差异化经营,已经成为众多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有资金有实力的企业都拥有自己的科研队伍,或者与各地农业高校联手在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上投入极大成本,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体现了科学技术在农业产业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要想生产出能够吸引消费者眼球的高质量的、有特色的产品,作为原材料的初级农产品科技含量的高低、质量的好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由于初级农产品质量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凸显了源头产品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在农业科技知识普及的层面上始终存在着沟通困难的问题,企业和农户都有着强烈的提高自身素质的意愿,却因为沟通不善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另外,与农户联系密切的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基层农科所,却因为资金的短缺而苦苦挣扎,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和农业科研部门联手,改变农业科研部门,特别是基层农科机构一直以来只有国家投入,资金严重短缺的状况,通过对农民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技能的提高,进而改善初级农产品品质,在降低自身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食品安全隐患的发生。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日本农林渔业公库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农林渔业 金融公库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启示 论文摘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收益,都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农业发展银行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通过借鉴日本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成功经验,通过对比得出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相关启示。 一、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基本情况 日本国土面积十分狭小,仅仅相当于我国的1/25,并且日本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约占总面积的80%,多火山、地震,土壤贫瘠,资源比较匮乏。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雪上加霜,国内粮食严重不足,因此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增加粮食产量,确保国内基本的粮食需求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4月1日,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设立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其经营目标是依据国家政策向经营农林渔业的个人和法人贷放期限长、利率低的资金,以促进日本农林渔业的发展。日本农林渔业公库设总店1个,支店22个,员工924人,资本金3116亿日元。2004年3月末(财政年度)贷款余额32669亿日元,贷款构成主要是农业贷款、林业贷款,其中农业贷款16869亿日元,占比51.6%。 (一)纵观日本农林渔业公库的发展史,其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5年到1960年的战后恢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粮食极度短缺,日本陷入了极端的混乱中,国民处于饥饿的边缘。公库的政策目标是支持粮食增产,信贷基金主要投向农地改造、开拓耕地、改进灌溉设施,用于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第二阶段为1960年到1975年的支援改善期。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工商收入增长很快,农业与工商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为缩小工农业收入差距和适应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畜牧业和果业比重的需要,日本1961年颁布了《农业基本法》,并且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政策目标是要满足不断增加的果树、畜产、蔬菜等经营实施建设的需要。 第三阶段为1975年到1990年的生产过剩期。由于农业基本法的切实落实,大大促进了大米、畜产品和水果的生产,大米的产量开始出现过剩的倾向。因此,农业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加工、流通领域。在水产业方面,农林公库又创设了支援水产品加工业的贷款资金项目。 第四阶段为199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使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形成了本国农产品直接与海外竞争的情形。因此,增强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能与海外农产品进行竞争的农业,成为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主要目标。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愿意从事农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周末农业”、“老人农业”现象日益成为阻碍日本农业发展的严重问题。为此,1994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创设了“强化农业经营基础资金”,用于支持核心农户的发展。这种资金制度规定,只要经市、町、村认定是新一代的农业生产者,公库除提供设施资金贷款外,还可以同时向其贷放当地低利息的长期流动资金。 (二)公库资金的筹集与应用 长期以来,日本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的筹集主要来源于邮政储蓄和邮政简易保险。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主管部门——大藏省专门设立一个融资管理机构“邮政投资特别会计窗口”,把筹措的资金集中起来,再贷放到每个政策性金融机构。公库的贷款范围包括四个方面:农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60.3%;林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24.7%;渔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4.9%;加工和流通信贷业务,占贷款的10.1%。贷款资金的特征是长期、低息,平均贷款年限为20年,最长可达55年,平均贷款利率为3.89%,其中1998年度为1.77%。在贷款期限内,贷款利率一般是固定不变的,但贷款户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进一步申请减息,由此造成的利息损失,公库可获得“农林渔业振兴基金会”的补偿。 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概况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11月18日,总行设在北京。其分支机构按照开展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需要,并经银监会批准设置。截至2006年底,除总行及总行营业部外,设立省级分行30个;地(市)分行(含省级分行营业部)330个,地(市)分行营业部210个,县(市)支行1600个,县级办事处3个。目前暂未在西藏自治区设立分支机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系统现有员工约5.9万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承担国家粮棉油储备和农副产品合同收购、农业开发等业务多种的政策性贷款、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及监督使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若干农业比重大的省、自治区设摆出机构(分行和办事处)和县级营业机构,资金来源除财政核拨资金外,主要面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并使用农业政策性贷款企业的存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来源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贷款,从2005年开始加大了市场化筹资的力度,目前暂未开展境外筹资业务。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再贷款余额3870亿元,金融债券余额3131亿元。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运营资金目前主要用于粮棉油收购等流动资金贷款。截至2006年12月末,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为8844亿元,其中粮油贷款7454亿元,棉花贷款1173亿元。 (二)存在的问题 1、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不足且来源较为单一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注册资本为2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实拨资本金较少,仅为lo亿元,其余为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以贷款的形式划转的资产和财政退税转增的资本金。资金不足,然而其来源除资本金少和吸收少部分企业存款外,主要依赖于向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发行金融债券,资金来源与所承担的任务之间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农业发展银行业务范围较为狭窄 2、从1998年开始,为了配合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国务院决定将农业综合开发贷款、扶贫开发贷款等专项贷款业务从农业发展银行划出,其职能变成了单一的粮棉收购银行。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粮棉市场全面开放,农业发展银行在2003年、2004年粮棉油贷款分别为6809.77亿元和7104.26亿元,占当年农发行贷款总额的99%。农业发展银行业务的单一导致其难以扩大发展,同时也限制了对其他涉农产业如农产品科技研发、农业基础设施等项目政策性资金支持。 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经营困难重重 3、农发行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资金的扶持,也离不开资金的回流。但是由于农产品的市场风险性、地方企业对资金的挤占挪用以及内部监管机制不健全、风险管理落后等原因,农发行的贷款难以回收,信贷资金流失严重。再加上农发行办公费用的快速增长及机构规模的日益臃肿,高成本与低经营利润的矛盾使农发行的发展步履维艰。 三、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对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启示 对比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业务及其演变,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启示。 (一)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的作用,充分发挥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对农业支持和保护的特殊功能。日本这种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经验,进一步验证了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加入wto后,中国农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大国际竞争,要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发挥和完善农发的政策性银行功能,进一步加大农发行支农力度。 (二)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赋予公库不同的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这种需求追随型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战略,较好地适应了农户在不同时期对信贷资金的需求,为政府不同时期的农业政策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以来,国家对其经营业务也是一直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但是与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相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却在不断地缩小,而不是扩大,这样不利于我国农业的稳定与发展。所以,今后必将随着农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增加农发行的业务。 (三)尽管随着不同时期农业发展和农业政策调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业务相应调整,但却始终集中在对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作用。在日本除了国家储备大米由财政提供收购资金外,农产品收购资金贷款都有农协、信用联合协会或农林渔业中央金库(商业银行)提供。也就是说,在日本粮棉油等农产品收购和调销资金贷款是不需要政策性银行支持的,至少说明其政策性不如农业生产性贷款的政策性强,农业生产领域才是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可见,农发行从事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尽管对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作为我国唯一的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应该说还没有充分发展其应有的职能作用。如果国家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在支持和保护农业中的作用,就应该相应调整农发行的业务范围,逐步增加农产品加工贷款和农业生产性贷款,开发对林业和渔业的政策贷款等。 中国农业论文:浅谈中国农业银行市场定位 论文关键词:农业银行 市场定位 研究 论文摘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了农业银行应以服务“三农”为重要目标,以县域为基础,实行城乡联动,挖掘现有农村金融资源,使潜在的金融资源逐渐变为利润来源。 一、农村金融机构比较 农行只有认清现状,看到自己的优势与劣势,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与其它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才有可能实现自己“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原则,真正做到服务三农与商业化运作的和谐共存。 农行与农信社。农信社在将近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三农发展中的重要金融机构,特别是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撤出农村县域市场以及农信社与农行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的脱钩,农信社几乎已经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形成了垄断,成为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支农机构。然而产权不清、体制不顺及缺乏政策扶持等问题使信用社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其经营状况,难以满足发展的需要。相对于农信社,农行实力雄厚,实现股改后,管理机制将更加合理,下一步农行将上市,不论从融资渠道还是从运行机制方面都是农信社无法比拟的。此外通过网点网络建设,高科技的发展,农业银行能够为所有客户提供更加统一、快捷、多样化的金融服务。 农行与农发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政策性银行,目前的投资领域基本限制在农副产品收购、储备、补贴资金的拨付等范围内,所以农业生产单位很难与其直接建立联系。而农行是商业性银行,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业务更加多样化,操作更加市场化。目前已拥有将近4万个机构网点,这些网点分布在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在全国的每一个县市农行都有支行。这是农发行所不具备的。 农行与其它金融机构。其它金融机构包括邮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非正规民间融资组织。总体来讲他们在农村金融市场所占比重尚小或尚处于萌芽阶段,从总量上还不能与农行抗衡。邮储营业网点分布广泛,邮储的吸储能力强,但业务比较单一;尚处于半地下经济的民间融资比规范的金融机构拥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融资能力较农行要差;而其他国有商业银行涉农业务相对较少。 二、发挥农村金融支柱作用的现实选择 未来农行要实现服务农村金融的目标,要坚持商业运作原则,坚持面向“三农”;确立以县域为基础、充分发挥城市业务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城乡联动、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市场定位;依托网络优势,强化农村金融骨干网络功能,建立横跨城乡两个市场的特色服务体系,促进“三农”融入国际国内大市场;发挥专业优势,集中力量发展有独特优势、竞争能力和市场需求的业务,提升县域金融产品和服务水平 ,推动现代农业健康发展。 对策之一:要采取多样化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为协调平衡好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的关系,农行应该采取科学的城乡双层经营管理模式,重点解决好涉农组织架构设计问题。对经济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应该选择相对独立的经营模式,也就是在一、二级分行设立涉农业务管理部门,承担统计分析、其他部门涉农业务协调、政策制订等职责;各前台部门应在已有职能范围内细分相应涉农业务;调整县级行内设机构,加大以贷款为重点的综合营销力度。同时,由农行参股或牵头来组建独立法人的村镇银行,把大银行的优势与小银行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有效增加农行网点的设置。 对策之二:农行应将服务产业集群经济作为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的核心。首先,农行要明确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客户优选机制,实行分层信贷服务。将产业集群经济内的20%企业作为重点支持对象,扶优扶强;将30% 的企业作为适度信贷介入对象,重点支持企业临时性流动性生产资金需要;将其它50%列入积极关注对象。在信贷授信机制方面,一方面,要对单个集群经济授权总量进行科学的规划,既要支持集群经济发展,又要控制好信贷防止盲目扩张。另一方面,选择一批集群内的优秀企业,由省分行或总行对其进行公开统一授权,提高农行服务集群经济的效率,提升农行服务产业集群经济的竞争力。其次,要加快对产业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农行要加快服务集群经济的信贷流程研究和创新步伐。可尝试建立客户经理、产品经理、风险经理三位一体的服务方式,打造高效的信贷业务办理平台,同时增加一级分行对集群客户业务创新的自由度,适当放开县支行对集群客户的贷款定价权,通过规定定价区间,由经营行选择,以提升竞争力。 对策之三:加快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中小企业是产业集群经济的重要支撑。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逐步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导致土地集约经营程度高,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务工经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从事农副产品的加工、运输、调销以及辅助原材料的生产,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主流。所以确立农行在县域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就是要求农行信贷建设直接面向中小企业。优秀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不仅是当地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也是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的重要载体。农业银行要大力支持那些资质好、信誉高、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优质企业, 努力满足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支持企业扩大生产和就业,使优质民营、个体私营企业成为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旗舰。 农行还应该大力支持农产品深加工、运输、储存及需求潜力和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可以大大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是农行金融服务“三农”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现实选择。此外特色产业、产品的发展也要受到农行的重视。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蕴含巨大的市场潜力,拥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 对策之四:大力发展零售银行业务。服务“三农”,最终应体现在对人的服务上,农行应该大力拓展农村消费市场。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给农村消费市场带来了巨大活力。激活农村的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解决投资与消费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支持农村消费市场建设,把农村消费市场这块“蛋糕做大做强,将是农业银行在支持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做好的一篇大文章。 农行目前已确定零售银行业务,作为零售银行发展战略重点,农行应该在个人理财领域下大功夫,积极地向广大农民群众导入科学的理财理念, 大力营销储蓄、国债、保险、基金等个人理财业务,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帮助其管好钱,理好财,全心全意为农民朋友做好理财服务,从而使农行有所为,农民有所得。 此外,在农村地区农民外出务工情况非常普遍,家中留守老人和孩子,需要按时交纳各种费用例如水费、电费等。针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面需求,农业银行应该开发活期定时定额自动供款业务。这类业务可满足各类客户每月固定支出的需要,也可以利用活期账户或卡账户向外地就学的子女划付生活费或交纳房租金等,使客户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银行的周到服务。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成果报告 一、内容提要 邮政要加快发展,关键在于邮政在企业经营发展和管理工作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激发全体员工的工作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和能动性、创造性,从根本上为邮政发展增添动力、采取措施,大力开展经营创新,依靠全体员工参与创新。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原则,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结合邮政经营创新,我的理解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员工,保障员工各项权益,做到一切为了员工,依靠员工,改革创新成果由员工共享。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员工是企业经营的主体,经营活动要由全体员工来完成,他们最了解经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革创新,怎样创新。因此,经营创新要全心全意依靠全体员工,发动全员参与经营创新,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开展创新活动,推进经营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要做到全员参与经营创新,就要相信员工的力量,把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如实告诉员工,真心实意地发动员工出主意想办法,这样提出来的创新举措才能得到全体员工的拥护和支持,才能贯彻落实,取得好的效果。要做到全员参与经营创新,还要关注员工的所思所想,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真心关注员工生活,解除后顾之忧,维护员工利益,做到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使全体员工积极投入到经营创新中去。 必须以企业效益为中心,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机制。一个公正、公平、科学的考核机制,对企业的良好运行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善的考核机制就是企业加速运行的发动机。近年来,邮政本着多用经济手段,少用行政手段的原则,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经营战略的需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不断改革和完善经营责任制考核办法。多年来,邮政主要以业务总收入为主要考核指标;随着成本控制重要性的增强,邮政建立了以业务收入为主、兼顾可控成本的考核办法;其后,邮政发现每一项邮政专业业务的对应变动成本有较大差异,因此又增加了变动成本的考核内容,形成了准收支差额为核心的考核办法,对收入结构的有效调整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创新的前提。要创新思维就要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情绪,克服小富即安、得过且过、不思作为的思想。因此,要搞好邮政的经营创新,就要站在建设现代化和谐邮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贡献力量的高度,审视邮政的经营工作,从过去取得的成绩中总结经验,鼓舞士气,提高经营创新的自觉性和信心。从邮政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中,研究创新经营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解决问题,促进矛盾转化,推动邮政经营健康发展;从发展目标和任务中,确定邮政经营创新的方向,引领企业创新不断提高层次,由单纯的经营方式和手段的创新提升到邮政行业的创新,并寻找经营创新的着力点。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真实性是邮政企业财会工作的生命,真实准确的信息是做好财务分析的基础。为此,邮政以市县财务一体化改革为契机,通过统一全市会计科目和规范核算口径加强凭证审核的方式,较好地杜绝了县(市)局虚列收入和成本挂账等现象。通过与业务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分支局所的财务检查,提高了基层营业收入的管理水平,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为企业做好财务分析和实施科学公正的绩效考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邮政企业如何进一步提高企业资产的使用效率,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为此,邮政以建立固定资产和库存集邮品(存货)的信息平台为手段,在全市范围内通过有偿和无偿相结合方式合理调度资产,为提高资产使用效率、有效利用全市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财务分析要从财务的观点来看经营,从经营的观点来看财务,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财务分析的实效性。面对种类繁多的邮政业务,财务部门通过认真仔细的核算和分析,利用每月一次的经营分析会,及时向经营部门提供并分析每项邮政业务的边际贡献,使他们充分了解储蓄、特快、集邮等业务的变动成本,使分(支)局长充分了解每项业务的边际效益,进而注重业务收入结构的调整。有了准确的财务,使经营部门在发展上不但注重业务收入总量的扩张,而且也注重了业务收入效益的提高。 必须坚持学习,不断提高企业干部员工素质。学习能力是一个人、一个企业最根本的能力,是个人进步、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创新就是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思维,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要创新经营就要坚持学习,做到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终身学习。既要学习政治理论,又要学习科学技术;既要学习业务技能,又要学习管理知识;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学习别人的实践经验。当前,最重要的是集中精力开展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开放开明主题教育活动。学习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自己实际,开展查摆研讨,克服旧观念的束缚;要紧密联系邮政经营管理的实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周口邮政的又好又快发展;要紧密联系邮政深化改革的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建设现代邮政,适 应新时期的需要。 二、前言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员工的根本利益,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企业想着员工的利益,员工就会想着企业,以企业为家,人人都这么做了,就会形成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作为一个领导者,带一个企业不是简单地做几件事情,而是要带出一支队伍,带出一种能力。一旦这支队伍形成了一种能力,有了精神和气概,就能够将企业做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人心的凝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邮政在工作中提倡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繁荣的经营理念,形成经营人心的企业文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企业要成功地开展竞争,不但要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而且必须不断进行管理创新,以此来推动企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财务工作是企业生产经营的晴雨表。财会部门要把企业财务及时准确地提供给决策者和经营部门,更应注重于从财务经济指标的数量变化中去把握市场经济的脉搏,为企业领导制定发展规划和经营战略提供定量判断依据。基于这样的认识,近年来,邮政把搞好财务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在丰富财会信息容量、引导企业经营健康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其重要性已越来越被邮政所认识。多年来,在省公司的帮助和指导下,市邮政局在财务管理改革和创新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扎实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和体会,使市邮政局的财务管理稳步向市场化、科学化的目标迈进。 三、实施背景 邮政企业自实行公司化运营以来,邮政局加快引入现代企业新的经营理念,员工的观念有了根本转变,使邮政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那么,邮政的发展还要不要解放思想、创新经营呢?有道是大国的兴起,都缘自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注重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勇于改革而不因循守旧。要发展、要超越、要崛起,就必须以更大的力度解放思想,以更大的气魄改革开放,以更大的胆识推进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希望的曙光。这些都使邮政深刻认识到市场环境的变化需要邮政继续解放思想。邮政公司化运营后,邮政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市场更加广阔,发展机遇更多。邮政看到,一方面,邮政的竞争对手正以邮政为目标,努力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用户的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使邮政市场得到逐步扩展,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从发展看,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为在农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邮政要抓住发展的机遇,深化财务制度改革,全面推进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提高市场占有率,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经营创新,以适应市场对邮政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邮政局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应该看到,发展速度仍很落后,业务结构仍不尽合理,基础管理工作仍需加强,因此,要克服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邮政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经营财务的创新。 四、内涵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业务的经营,更离不开管理的创新。集团公司提出的坚持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业务发展模式的目标。所以,邮政只有通过不断的管理创新,才能熔铸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为邮政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邮政局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要成功地开展竞争,不但要创造出新的产品或服务,更要不断地进行管理创新,深化财务机制改革,建立健全关心激励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通过市县一体化改革、创新收入考核,以加强企业的收入管理、资金、欠费和资产结构管理;通过降本增效,以强化资源控制,达到提高企业利润的目的;从优化财务资源配置,规范财务行为,防范经营风险等方面着手,充分调动广大职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够使邮政企业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企业经营战略的需要,以企业经济效益为中心,建立了业务收入为主、兼顾可控成本的考核办法,较好地调整收入结构。 五、主要做法 (一)创新完善管理模式,强化资源控制,提高企业效益。 支撑是企业财务工作的具体体现,服务是企业财务工作的核心。为此,邮政企业财务管理改革和创新要根据企业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充分发挥财务管理的支撑作用和服务水平,努力适应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1、加强收入管理。加强收入管理是邮政企业财务管理的难点。从日常财务检查中邮政发现,有的基层部门为了完成收入考核计划有随意调节收入入账的现象。为此,邮政专门发文制定了《收入管理流程和核算规范》,重申业务收入入账原则,明确了各分支机构营业款缴款流程和交接手续等,保证分支机构业务收入的及时归集、资金的全额入账,防止了跑冒滴漏情况的发生。为防止速递业务低面值揽收,加强特快收入的管理和稽核,邮政与业务部门紧密配合,规定各分支机构必须在出口特快邮件封发清单备注栏注明每件特快的重量及实收金额,由速递局专人把关对每一出口特快邮件进行审核,月底由财务部门面向支局和速递局进行双向收入核对,提高了特快收入的管理水平。 2、创新收入考核。过去市邮政局按预算收入配置总成本费用,以收差作为年度控制考核指标,各局超收差可超支。这种管理方式虽可保障收差目标实现,但对当年因各种因素导致超计划的收差,控制力弱,易造成财务资源浪费。学习兄弟局先进经验,引进边际成本,创新完善管理模式,将原配置方式改为按固定成本+增量成本配置。固定成本根据各局正常生产运行需要和上年收入规模,按5个大类74小项进行配置,增量成本由各单位按本年度新增收入和边际成本系数获取,将成本、收差作为财务管理重要考评指标,实行双控的弹性财务管理模式,强化了成本预算约束力,确保了企业财务资源的集中,提高了企业利润水平。 3、加强资金和欠费管理。资金是企业的血液,财务管理要以资金管理为中心。只有加强资金的监督和控制、规范资金运作,才能管住用好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省公司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的要求,市邮政局在工行开立了集团账户,市局对县市局采用集团账户体系,各县局只要将各项现金收入缴存当地收入专户(集团二级账户),资金将自动记入市局一级账户。此举大大加速了全市各局资金回笼的时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目前全市资金分散的状况,为尽早归还贷款创造了条件。一是按照省公司收支两条线管理要求,强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加强对各单位的银行账户管理及监控。二是加大对各类业务资金的管理力度,特别是集邮、报刊、贺卡、邮乐卡、分销等资金的核对清理,促进单位增强资金管理意识,防止各类资金在业务部门和各经营单位的沉淀。 推动欠费管理系统的正式启用。通过欠费管理系统的上线,加强了全市用户欠费管理,特别是加大了悬账清理力度,要求要定期对悬帐清理,清理要核实到具体单位与责任人,要保障悬账的及时勾销,避免出现坏账、呆账。原则上当年悬帐在次年3月前要清理完毕。加强业、财配合,督导各单位积极清欠,确保了全市系统的正式上线运行。市邮政局为加强用户欠费的管理和考核力度,专门制定了《用户欠费管理和考核实施细则》和《用户欠费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 规范了组织营收和业务操作的流程,使基层业务经营部门有章可依,按部就班地进行业务操作,减少基层业务经营部门因违反正常操作程序而引起的坏账损失。对各部门按正常的流程和要求办理业务所产生的用户欠费,建立了用户欠费红黄牌预警制度,按季按月予以公布并进行严格的监控。特别是将用户欠费纳入局经营责任制考核范围,对专业局、分(支)局季末、年末用户欠费超定额部分,全额扣减业务收入实际完成数;对3-6个月的用户欠费,按该数额的50%暂扣该部门当季生产奖金,待欠费收回后,再将暂扣部分奖金予以发还;对6个月以上的用户欠费,按该数额的20%直接扣减当季生产奖金,不再返还。该办法自出台以后,取得了明显的实效。 4、加强资产结构管理。加强对邮政企业总资产的结构管理,即流动资产和长期资产各占总资产的比重。资产结构是否优化,决定了企业经济资源配置是否优化。一般而言,劳动密集型企业流动资产所占比重应大于固定资产所占比重,因为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固定资产技术含量低,固定资产投资报酬率偏低,固定资产若占比重偏大,会影响企业整体的资产报酬率的提高。而流动资产具备周转快的特征,若能加强对流动资产的管理,使其周转快,回收快,不但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还会为企业带来可观的现金流。邮政企业总体上应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但目前邮政企业的固定资产几乎是流动资产的两倍,而且大多数固定资产是房屋建筑物这种回收缓慢,投资报酬率低的资产。因此,邮政企业应结合本企业的经营特征,减少对房屋建筑物的投资,加大对技术含量高的固定资产的投资,这样,才会提高邮政企业的资产报酬率。 5、加速资产的周转,提高经济效益。一般来说,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除了货币资金以外,占用的资产越多、其流动性风险就越大。所以,问题归结于要尽量减少资产的占用,而在相同的总收益水平下,要减少资产占用,只能依靠提高资产周转的速度来实现,周转速度若能提高一倍,就意味着同等状况的经营,所占用的资产至少能减少一半。邮政企业的资产在经营过程中非常容易形成沉淀资产和不良资产,如邮资票品和库存商品的积压,无法回收的呆死账(用户欠费),闲置未使用的固定资产等。因此,企业在配置这些资产之前,事先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市场需要量或企业资产需要量的预测,防止这些资产出现超储积压和闲置的状况,影响资产报酬率的实现。 理论上把企业的资产质量划分为良性资产、沉淀资产和不良资产。其中,良性资产和沉淀资产为有效资产,不良资产为无效资产。企业必须重视良性资产所占比重,因为只有良性资产是目前参与正常经营为企业带来效益的资产,沉淀资产尽管属于有效资产,但是因为沉淀在经营的某一阶段,如:收账期在1~3年之内的应收账款、储存期限超过1年的库存商品、闲置的固定资产等,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而且如果不及时盘活这些资产,这些资产也很有可能转化为不良资产,因此沉淀资产应尽可能减少,而且要及时盘活。不良资产属于已经损失的资产,这样的资产应尽可能控制为零,国资委157号文关于《中央企业综合绩效评价实施细则》中有关资产质量状况评价的指标就有不良资产比率,而且规定发生属于当期责任的重大资产损失事项,损失金额超过平均资产总额1%的,或者资产损失金额未超过平均资产总额1%但性质严重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扣5分。 (二)优化财务资源配置,强化效益理念,促进经济增长。 在发展中如因项目规模大,对企业发展战略有较大影响或产品处于培育期,需抢占市场等原因而导致边际成本不够,经营单位或项目组须向市局专项申请,经市局计财和市场业务部门测算、确定,报局领导批准,可予实施,超额成本由市局进行补贴。这样即可防止无效发展,又可实事求是,满足业务需要,促进业务发展。 1、细化边际成本。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或减少一个单位产量所引起成本变动数,市邮政局通过对企业产品的分析、调查,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考虑代办、材料、营销、宣传等直接成本因素及收入项目、结构,经综合计算后,制定下发了15个单项业务的边际成本系数,各县(市)局按统一标准,各专业公司因收入占比不同,系数作适当调整。通过边际成本的确定,各经营单位在经营发展中开始要算帐、会算帐,引导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了函件、电子商务、储蓄等重点业务发展。引导基层树立以效益为核心的经营发展理念,促动全市高效业务发展快速。 2、优化资金结构。资金是企业经营、发展的血液,经营的类型不同、阶段不同,所要求的供血方式、供血结构也是不同的。资本结构是邮政企业各项资金来源的组合,及每一种资金占全部资金来源的比例,包括负债(债务资本)和所有者权益(自有资本)。负债资金与权益资金,它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负债资金的成本低,但使用时间短,逾期若不能归还,将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而权益资金却恰恰相反,它属于企业自己的资金,不用偿还,其使用时间长、使用安全,但资金成本高。就目前一些邮政企业而言,由于其总资产报酬率低于贷款利息率,因此,不具备负债经营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如果邮政企业负债经营,所获得的报酬还不足与支付利息,负债越多,企业亏损额就越大。所以,邮政企业要发展,就必须靠企业经营所得积累的资本。这就要求各邮政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不能只重视收入的实现,更要重视效益的实现。只有有了效益,才会形成盈余,才会有足够的自身资本积累,企业实力就越雄厚,有发展后劲,才能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因此,各邮政企业都应把资本结构中自身资本积累所占的比重的增长作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工作。如果忽略了对资本结构的把握,典型的案例有韩国的大宇公司,当时就是完全依靠银行贷款来扩张发展,其资产负债率高达98%以上,不到十年的工夫,成为资产过百亿的跨国公司,偶然的成功使他们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然而多年积累的资本结构失衡危机终于爆发,庞大的大宇帝国瞬间灰飞烟灭。 3、规范财务行为,防范经营风险。严格依据《邮政企业会计核算办法》和《邮政企业成本费用会计核算办法》,检查各项成本费用的计算、归集、核算是否准确,是否严格执行成本费用开支范围和支出标准,杜绝挤占、虚列成本费用和成本挂账现象。重点关注与成本费用有关的往来账、存货、等科目的核算是否规范。特别关注业务代办费的核算和管理是否规范,检查报账依据是否充足,资金流向是否清楚,杜绝账外二次分配或改变资金流向和用途、公款私存等事项的发生,严禁出现账外账和小金库等禁止类财务行为。 (三)注重成本执行控制,强化预算管理,确保目标实现。 树立全面预算观念,必须建立健全预算协调和控制机制。首先,全面预算包括经营预算、资本性支出预算和财务预算三项内容,需要各专业、各部门密切配合;其次,全面预算需要有协调和控制机制,以协调企业各项预算编制和对预算执行的控制、调整等。如要做好事前科学预算、事中分析反馈、事后调整考核,处理好经营预算和财务预算、资本性预算和财务预算的关系。 1、加强成本管理和预算管理。成本和预算管理是邮企业政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加强成本管理是提高企业效益的有效途径,市邮政局在对分支局所的成本费用计划的核定与考核上,采取了零基预算和弹性预算相结合的办法。每年由计财部牵头,组织局内各部门赴实地对各分支机构的各项可控的成本费进行测算,各分支机构的各项费用均以零为基底,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逐项审议各种开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开支数额的大小,来核定该部门的可控预算成本总额。通过科学的计划核定办法,大大提高了成本计划的公正性合理性,杜绝了各种浪费现象的发生。为保障全市财务目标实现,市邮政局在实行月度成本预算管理模式,加强了对成本执行控制。各单位按固定成本计划和本月增量成本,根据本月经营 预测情况,编制月度成本预算,报市局财务审核。 市局按月下达月度成本预算,各经营单位在预算额度内,控制使用。中途需增加成本额度,由各单位上报申请书,说明增加原因、额度,市局经审核后专项批复下达,并督导专项使用。此方式对各经营单位成本控制的精确性要求更高,约束力更强。同时减轻了资金周转压力,提高了资金使用率。通过一年运行,取得较好效果,收差、成本等均控制在预算目标内。 2、确立以企业战略为基础的理念。预算管理是对计划的数字化反映,是落实企业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企业在实施预算管理之前,应该认真进行市场调研和企业资源分析,明确自己的长期发展目标,以此为基础编制各期的预算,这样可以使企业各期的预算前后衔接起来,避免预算工作的盲目性。 3、建立资产经营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资产质量、资金使用效率等进行全面的考核。同时,配合以上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较为完善的预算管理体系,本着全面预算、全额预算、全员预算的原则,将资金、实物等所有可以用数量、金额加以反映的方面,所有与货币资金收支有关的项目都纳入预算的范畴,严格控制预算外收支业务的发生,在全体员工中培育全面预算意识。 4、企业上下目标的一致性。全面预算管理执行的好坏,与企业上下目标是否一致关系密切。如果企业下级部门仅仅把预算指标作为上级下达的任务来被动地加以完成,那么这种努力就很可能会偏离企业的总体目标,达不到预算管理的预期效果。因此,在预算的实施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使预算的编制执行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企业的总体目标之上,不要为细枝末节耗费过多精力。 5、加强财务分析,将预算将考核依据。预算管理的效果是与它在业绩评价中的作用息息相关的。通过预算考评,使被考评人看到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调动企业全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使上级正确了解下属的能力和对企业的贡献,改变凭印象和档案用人的旧习,使人事劳动管理科学化。多学习市对县年度绩效考核办法,掌握政策变化,清晰工作重心,配合相关部门对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重点剖析,找出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为领导和各级经营管理者的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协助指导基层单位完成年度绩效考核的各项目标任务。 (四)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增加企业利润。 1、细化成本指标分解,建立以人为本的成本管理激励机制。具体说来,就是以强化成本核算为手段,促进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加强和提高,充分发挥成本管理的职能作用,建立以财务为中心的成本考核体系,努力降低耗费,促进效益提高。邮政企业的生产成本项目有:工资、福利费、折旧费、低值易耗品摊销费、邮运费、维修费和业务费;期间费用为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由于邮政企业营业网点多,生产特征是全程全网联合作业,有些成本费用项目很难制定合理的消耗定额,长久以来造成成本失控、效益流失。细化成本指标分解,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激励约束机制,确保费用到岗、责任到位、奖惩到人。将专项切块资金与各所属部门挂钩考核,实行谁负责、谁控制;谁节约、谁受奖;谁超支、谁受罚的激励政策,使每个部门都有压力感,形成人人关心成本,全员控制成本的局面。将成本控制意识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消除认为成本无法再降低的错误思想,对企业全体员工进行培训教育,要求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及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企业成本降低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人人应对成本管理和控制有足够的重视。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在企业形成全员成本管理的意识,在每一个作业环节都能尽量降低耗费,最终实现邮政企业整体的成本效益。 2、提高全员成本意识和成本管理素质。目前仍有一些企业的领导或员工认为费用成本是会计人员算出来的,费用成本的管理是财务部门的事情,跟其他部门没有关系。殊不知费用成本发生在企业经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企业的员工都是企业收入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企业成本的制造者。企业必须提升全员的成本管理意识和素质,上至企业领导,下至普通员工,都应树立成本意识和效益意识,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应主动参与到企业降本增效的工作中来,同时,企业要对员工进行相关技术方面的培训和科学文化方面的教育,提高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以及科学文化水平。另外,企业需要引入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每个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力争实现自主管理。 3、运用现代化的成本管理手段。充分利用邮政企业财务系统,提高工作效率,使企业能及时预测成本,了解成本进展情况,做到事前预测、事中控制、事后监督,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响应市场。面对严峻经济形势,市邮政局认真贯彻省邮政局降本增效年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降本措施,重点放在优化生产经营流程,盘活人力资源,整合投递资源,强化预算管控,加强成本控制,加大集中管理,降本增效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业务材料用品、代办费、通信费、水电费、会议费、车辆修理费分别较上年下降11.84%、22.86%、8.04%、4.6%、2.59%、28.59%,收差较上年实际增长660%。各经营单位在围绕市局降本措施同时,还结合本单位实际,因地制宜,采取多项措施,取得了较好效果,例如:邮政局将费用控制重点放在办公费、招待费、会议费等管理费用,在预算进行压缩,同时对流程制定了严格管理办法,该局管理费用累计完成55万元,完成市局预算的81.6%,节约成本1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3.84%。 市邮件处理中心通过对区乡邮路重组,将邮路延伸到更多的网点,即加快了邮运速度,也节约网运成本。根据全市网运情况,对全市邮运车辆进行了定编,压缩车辆编制3台,并及时将到期的2台旧车报废,节约成本4万元。利用新车辆管理系统功能,实施网运车辆单车核算管理,严格执行定额标准,在油价连涨三次的前提下,全年油料费未突破市局预算,全市车辆大修费用下降11万元。市邮政局在省邮政局、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创新管理模式,加强财务管理,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对全市集中财务资源,保障能力建设,确保各项经营目标完成,发挥了极大作用。在中央确定的积级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市场环境下,邮政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邮政必须坚定发展的信心,继续深化财务改革和开展降本增效活动,继续推进和完善双控预算管理模式,丰富边际成本内涵,优化资源配置,确保重点成本控制,集中财务资源,保障基层经营活力,统筹兼顾,有控有促,全力支撑业务发展,不断提高企业利润水平,为确保全市各项目标全面完成而努力。 (五)深化改革,争取政策支持,提升企业的能力建设。 1、深度市县专业一体化改革。邮政通过初步专业化经营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以及对兄弟公司所取得成功经验的学习,邮政相关部门在经过大量的论证、反复研讨和磋商之后,9月,邮政召开了专业化改革研讨会,人力、财务相关配套措施出台,会议确立了强化专业化经营,把完善机制、体制, 统筹配置资源贯穿到专业化改革和经营过程中的总体思路,机制、体制配套设立是解决专业化市县一体化经营的关键,财务专业核算实行市、县两级管理,市、县各专业建立专业会计辅助账,并设立核算人员,负责对本专业收入、成本、存货、用户欠费、有关债权等进行辅助核算,明晰了损益责任,不断强化专业经营、效益意识。人力配套措施着力于下放用人权、管理权、分配权给专业局,专业中心主任由专业局自主任命,对专业中心经营管理目标实行双挂钩双考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分配机制,专业经营管理意识大大提升。同时专业可根据自身实际,自主组织相关培训,市局做好支撑工作。通过这些专起来、落下去的具体工作措施,必将促进企业加快实现绩上去目标。 2、深化成本核算。根据省邮政局深化成本核算的工作安排,在各单位开展责任中心损益核算、网点损益核算、分销损益核算的同时,对全市责任中心损益核算进行报表分析。即根据实体责任中心成本,结合各项业务实体责任中心对资源的占用和业务量情况,将营业、网运、投递、生产支撑四个平台责任中心成本,认定和分摊到函件、报刊、集邮、机要、分销、电子商务、速递、储蓄、其他邮务九个专业中,计算形成9个专业的责任中心年报表,从核算结果来看,,全市除电子商务、储蓄和其他邮务为盈利外,其余专业均为亏损。真实的反应出各专业责任中心的损益情况,为企业经营发展和改革提供参考依据,作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3、争取政策支持,提升能力建设。根据全市经营发展条件现状,大力推进当期企业能力建设。根据省邮政局工作安排,积极调查、统计全市房屋大修需求和第一批营业网点标准化改造计划,在省邮政局获批了8处房屋大修和10个网点标准化改造,共计争取到了820万元的资金支持,为提升企业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各项经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着眼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实力,统筹规划全市能力建设。一是根据目前全市网点自有房屋空置多,企业资源浪费;营业网点中租赁性质房屋占比大,租金高,出租人常以收回出租权要求网点迁出为由擅自违约要求涨价,造成企业发展不稳定性的现状,在结合网点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形势、网点租赁成本、购置成本、网点投入产出率等方面综合分析的前提下,调查统计全市网点更新需求,并进一步对各单位上报的需求进行审核、调查,根据企业发展能力和投资需求,拟定第一批7个网点购置方案并上报省邮政局,争取省邮政局政策支持,为企业发展提供后续发展动力。二是推进全市会计基础工作规划化达标工作的开展。根据省邮政局专业化改革的工作安排和管理要求,为进一步促进专业经营改革和发展,邮政在省公司明确的发展思路的引导下,充分测算业务局为发展业务所需的支撑成本,下达市业务局支差-19.08万元,充分赋予专业经营发展的主动性。同时,根据省邮政局对业务局的考核办法,结合管理实际和管理需要,积极与相关绩效评价部门沟通,将其纳入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共同制定了《市邮政局业务局绩效评价办法》,引导专业经营发展方向。 六、实施效果 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壮大企业发展规模,让员工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让员工与企业同发展共命运,是积极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也是邮政企业发展的需要。在全体员工心目中建立对企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归属感,形成责任意识、创新精神、敬业精神与团结合作的精神,实事求是邮政的行为准则。当然,守信是一个企业必须有的精神,在跟客户合作中一直本着诚实守信的合作理念,但在邮政看来,负责任更是和企业的生存、职工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局在省公司的坚强带领下,努力克服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影响,积极践行省公司党组富民强邮、构建和谐发展战略,按照一体两翼新架构,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板块联动发展为主线,以专业化体制改革为动力,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企业经营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1-9月,全市邮政企业累计完成收入2.09亿元,列全省第三位,增幅31.95%,列全省第六位,预计全年完成收入2.63亿,同比增幅28%,超奋斗目标101%,收差预计完成省公司4000万目标,增幅达100%,并偿还企业贷款828万元。其中,1-9月,全市函件专业实现业务收入1436万元,完成省公司奋斗目标95.7%,同比增长18.8%;1-9月集邮专业实现业务收入1021万元,完成省公司预算目标102.1%,同比增长43.7%。1-9月,全市报刊专业实现业务收入1023万元(零售按业务收入),完成省公司奋斗目标79.4%,同比增长16.8%,其中订阅收入完成562.8万元,同比增长17.7%,零售完成收入356.1万元,完成预算目标进度79.1%,同比增长22.5%。 截至9月底,全市邮政期末储蓄余额达到111.4亿元,规模列金融机构和全省第3,全年累计净增16亿,创历史新高,预计年末规模将达__.2亿元,累计净增19亿元;定活比例33.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6个百分点,邮储市场占有率为14.1%,预计年末将达到14.2%。1-9月全市完成金融业务收入1.6亿元,完成全年计划81.5%,占总收入结构比重71.1%,较去年增加1.38%。 针对过快增长的欠费,邮政充分利用量收管理系统,借助系统数据,加强欠费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截止12月底,邮政累计收回各类欠费1269万(其中量收系统欠费245万),较一季度末欠费下降90%。收入欠费占比从一季度的10.89%,下降为0.91%。全年收回函件账单欠费50万元,贺卡欠费218万元,分销商品欠款155万元,报刊欠款580万元,思乡月欠费153万元,集邮欠款28万元,航空客票欠费26万元,邮乐卡欠费59万元,其中跨年度营销项目贺卡业务和报刊大收订流转额基本实现了零欠费。 通过持续的开展降本增效,财务管理进一步深化,实行全面预算管理,成本意识、效益观念逐步增强,全市邮政企业利润收益水平达到16.9%,同比增长48.1%,人均有效收入达到11.3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38.1%,列全省第6位,预计年底将达到14.1万元。百元业务收入总成本费用较去年下降5.0元,百元业务收入管理费用下降1.8元。积极推进专业核算、网点损益核算、分销核算,加强结果运用,渠县局川鄂路、达县局华蜀南路营业网点利润率在全省列前5位。 财务规范进一步加强,员工营销费全部纳入工资、劳务性支出管理,并实行集中发放。落实收、支两条线管理,强化资金管理,累计偿还贷款828万、各类欠款550万元。累计开展审计项目62项,审计工程金额506.4万元,审减53.3万元,审减率10.53%。 网点布局得到优化。经过多次调研论证,积极部署在市场资源丰富区域新增网点,对市场空间狭小、不能满足生产需要的网点进行迁址,宣汉八仙楼、达县渡市、渠县宝城、万源长坝预计在今年完成迁址。按照省公司统一安排部署,今年全市预计完成10个网点标准化改造,另根据省鸿闻公司统一安排,今年更新现业城区48个报刊亭,邮政服务形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渠道优势进一步扩大。目前,全市已实现网点全功能化,渠县青丝乡、宋家乡代办所改制为自办所已得到省公司批复,资质手续、设备、营业系统全部到位,10月底已顺利开业。积极倡导在邮政台席叠加代字号业务,形成了1+n为核心的渠道,1-9月,短信在网户数达到30.5万户,其中包年短信6.1万户,实现收入692.7万元,代售机票7824张,票务完成收入96.5万元,同比增长202%。 投递能力得到加强。全市城区投递网建设全部完成并投入使用,较好支撑了邮政业务的快速发展。以流程优化活动为契机,重点关注给据邮件投递信息上网率等指标,加大管理力度,制定下发《全程时限考核办法》,针对银企对账单投递率、回执率低等瓶颈问题,制定了考核办法,目前相关指标有所回升。 完善网络支 撑平台,支撑企业快速发展。目前,营业网点内部电话系统建设稳步推进,全市153个联网网点可实现内部电话互通,且全部实现了视频监控联网,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市县网络中心均安装了防火墙。为全市邮储余额上7千万、部分代售火车票等共计45个网点安装了led系统,目前已开始投入使用。积极按照省公司安排部署,各项业务和生产经营管理系统上线等经营支撑工作全部完成。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我国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 摘要:知识管理是我国现阶段企业管理创新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与科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客观上要求企业管理模式从传统的对物对事的管理向现代的对人对知识的管理过渡。对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是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向,其基本路径在于将知识型员工塑造成为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主体,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最终实现既满足企业经营发展的知识需求,又提高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的积极性。 关键词:现代企业;管理创新;知识员工;知识产权 一、文献回顾 Schumpeter是现代创新理论的开创者,在他看来,“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以获取潜在利润”。按照Schumpeter的观点,无论是引入一种新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原料或半成品的新供给来源,还是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都是创新,很长时期内学者们对创新问题的研究都没有超出这一范围。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经济管理的创新研究开始受到重视[1]。Schumpeter的研究对于此后创新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Drucker(1989)把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创新概念。他认为,“创新,即用知识生产新知识,不是美国那么多民间传说所断言的‘灵感’,也不是孤单的个体在其车库里干得最出色。创新需要系统的努力和高度的组织”。“创新是企业的一项基本职能,其主要目标在于满足、引导和创造顾客需求,企业必须以此规范企业和员工的创新思想和行为,激发员工的创新热情;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知识、经济和社会的有机统一才能完成”。[2]从Drucker对创新的理解中可以看出,创新是一个知识的积累、生产、再生产和应用的复杂过程。因此,企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对掌握知识的员工的管理和使用,即知识员工的管理。 知识员工的概念是Drucker于195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知识员工属于那种“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加拿大着名学者Horibe认为:“简而言之,知识员工就是那些创造财富时用脑多于用手的人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创意、分析、判断、综合、设计给产品带来附加价值。当然创造过程中需要用到手,但只是用手将数据输入计算机而不是用手扛一个50磅重的麻包。”[2]Drucker(1999)认为,知识是一种高品位资源,知识工作者是宝贵的财富,知识工作者必须被视为资产而不是成本,管理的重要任务就是保存这种资产并发挥其作用[3]。野中郁次郎(1991)认为,组织的知识创造是一个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相互转化过程,完整的知识创新过程必须实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间成功的转换,使知识在组织内部加以扩大,促成创新[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企业管理创新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韩岫岚(1997)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是企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在理论上的升华。创新的内容是多层次和多层面的。他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未来企业管理创新的方向:具有全球意识的国际化经营管理、善于捕捉机遇的寻机化管理、实施灵活多样的弹性化管理、注重人才开发的人本化管理[5]。梁镇(1998)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是指企业家用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对企业管理系统(或企业战略、组织、技术、文化管理的某一个方面)的组合进行重新设计、选择、实施与评价,以促进企业管理系统综合效能不断提高的过程。可以大致概括为“四全管理创新”,即全员性、全方位、全过程、全面效益,其中关键在创新设计。李轩(1998)认为,企业管理创新是指创造更有效整合企业有限资源的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全过程的系统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体系,也可以是新的具体利用有限资源的手段及企业目标制定程序的变更。邓衍、葛新权(2000)认为,企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注重企业内部核心能力的培养,即不断进行新思想(观念)、新战略、新制度、新方法、新技术、新产品、新市场的构想和实施。宁晓青(2000)指出,企业管理创新就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放弃旧的传统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创建新的管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方式方法。企业管理创新的目的旨在通过引入一种更为有效而尚未被众多企业所采用的管理方法,从而在要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水平,或者在较少要素投入的条件下,获得同样高的产出水平。陶向南、金光和赵曙明(2000)探讨了传统知识创新模式和以硅谷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新知识创新模式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此基础之上,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在不同创新模式下高新技术企业所采用的组织形态特征,并给出了不同类型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具有的典型特点[6]。苏小方(2006)从产权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管理创新。她认为,职工积极性供求是“职工产权”的函数,在货币化的“职工产权”部分为既定时,增加非货币化的“职工产权”部分能够明显调动职工积极性,我国企业管理创新应重在把职工当成“产权人”,充分尊重和满足“职工产权”,创立公平的产权交易市场,提升职工的产权地位[7]。 二、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成果分析 (一)我国历届企业管理成果获奖的行业分布情况 在企业管理创新方面,所取得的创新成果排名前5位的行业有轻工业、机械行业、钢铁行业、电力行业和铁道部门。轻工业部门所取得的成果最多,14届总共获得了122项奖励(包括第一、二、三等奖)。核工业行业所取得的管理创新成果最少,14届总共只获得了3项奖励。 (二)我国历届获奖企业管理成果的内容分布情况 我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还处在传统的对物的管理阶段,同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即人的管理)还存在一定差距。随着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不断流入我国,各行业企业不断涌现出西方式的管理理念,例如管理再造工程、学习型和知识型管理等。 从1993年第2届创新成果评奖开始一直持续到2008年,每一年都有市场开拓方面的创新成果出现。目前共取得 97项成果,占总成果的8.67%,这说明企业管理创新的方向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基本一致。 (三)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基本判断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虽然我国近20年来在企业管理创新方面取得的成果较多,但是从这些成果的行业和内容分布来看,垄断行业企业职工的知识密集度较高,但所取得的管理创新成果却并不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垄断行业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缺乏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而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知识需求仅仅在于满足企业的基本经营活动的需要,企业的发展路径不是依靠充分发挥员工的知识贡献,而是凭借垄断的保护力量。垄断行业的知识型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所获得的报酬主要在于满足货币要素的需求,对于非货币因素的考虑较少,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垄断行业没有形成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知识型员工无法同企业进行对等谈判,从而不能按照期望的知识价格交易自己的知识。因此,在满足货币需求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得到非货币报酬,员工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目前我国企业在知识管理方面处于十分薄弱的环节,知识管理在国家评奖中的第10届、11届各有1项,14届有2项成果分别获得奖励。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企业管理模式应从传统的对物对事的管理向对人对知识的管理,这是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三、我国企业管理创新的路径设计:知识员工管理 虽然十几年来我国企业在管理创新中所取得的成果十分丰富,但是获奖的成果知识含量并不高,总体管理模式还是属于传统的物的管理阶段。加强知识管理,培育知识型员工是适应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趋势。 知识员工管理的对象是掌握企业管理知识、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的企业员工,管理的目的是促进知识员工的知识创新,增强企业知识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的积极性。毫无疑问,知识员工和知识创新是创造和保持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如果我们将企业视为知识的需求方,知识员工则是知识的供给方。企业需要知识和知识员工,需要向知识的供给方支付报酬,即工资;知识员工为了得到期望的报酬,需要向企业供给知识,企业和知识员工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劳资关系。在开放的知识交易市场中,企业和知识员工之间形成一个知识供求模型。 将知识需求模型和知识供给模型放在同一个坐标系内,可以得到知识产权的供求模型。如图所示。在坐标系中,当知识供求达到均衡状态时,存在两个均衡状态:企业向知识所有者支付的知识价格(kpe)同知识员工提供知识期望得到的报酬(kpe)相等;企业对知识的需求量(kqe)同知识工人所提供的知识量(kqe)相等;企业在支付了知识工人所期望的“知识产权”费用后,得到了自己需要的知识。知识工人获得了自己期望得到的知识产权报酬后,向企业提供了所掌握的知识。在完全知识产权市场条件下,职工的知识供给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从知识供求模型中可以看出,当知识员工所提供的知识供大于求时,说明知识出现过剩,或者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不足。当知识员工所提供的知识小于需求时,说明知识员工缺乏提供知识的动力,或者企业迫切需要知识。对于资方和劳方来说,对知识的供求应当有一个均衡点,一旦知识供求均衡被打破,都会出现不利局面:如果知识员工提供知识的数量超过了均衡点,这样就会过度消耗知识员工的脑力和体力,而一旦知识员工得不到因过多的知识付出所需要的回报,那么知识员工就会提出辞职或者产生其他劳资纠纷。 如果知识员工提供知识的积极性低于知识供求均衡点,这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因此,企业在管理活动中,在努力调动知识员工充分发挥提供知识积极性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使知识供给量和需求量处于均衡状态。如果要使知识处于供求均衡状态,这就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知识的供求双方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二是在供求双方之间存在一个公平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在第一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第二个条件不一定就具备,即使在劳资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时,平等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不一定就存在。但是,要建立平等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市场中的交易双方必须处于平等的主体地位,否则,知识产权的交易活动就会导致处于强势地位的企业损害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员工利益的不对等交易出现。当平等的知识产权交易主体和公平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同时存在时,即使知识交易处于供求失衡的状况,交易双方也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来进行调整,使知识供求实现新的均衡。在知识供求模型中,当知识产权的价格为kpe2时,知识员工向企业提供的知识量(kqe)大于企业对知识的需求量(kq1),企业会出现知识剩余,剩余量为(kqe2-kq1)。 产生知识剩余的原因可能在于企业向知识型员工支付的货币报酬较高,企业知识型员工队伍庞大且员工对企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员工们对自己的岗位较为满意。在这样的企业工作,员工的个体成长、工作自主、业务成就等能够得到充分展现。这时企业可以通过与员工对等谈判,将企业的经营活动进一步扩张,为使得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提供更多的机会。在知识供求模型中,将需求曲线从d1平行向右上方移到d2,这时企业对知识的需求从kq1增加到kqe2,最终使企业和知识工人的知识供求达到均衡状态e2。当知识产权的价格为kp3时,知识员工所愿意贡献的知识为kq0,这时企业所需求的知识量为kq2,企业出现知识短缺,知识缺口为(kq2-kq0),知识短缺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企业愿意支付的知识产权费用不能满足员工的期望,从而发生知识型员工跳槽或外部员工拒绝进入企业工作,这样就会导致知识型员工数量减少,愿意接受知识产权价格的员工自身知识水平不高。这时,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知识产权的货币价格来刺激知识型员工积极向企业贡献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优越的个人成长环境、增加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建立合理的工作业绩考核制度等非货币因素来刺激员工向企业提供知识,同时适当地减少企业的经营活动来降低对知识的需求。企业将知识产权的价格从kp3提高到kpe1,对知识的需求量从kq2降低到kqe1,最终使劳资双方对知识的供求达到均衡状态e1。因此,从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有效的知识员工管理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1)将知识员工塑造成为平等的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主体,在同企业知识交易的谈判中处于平等的地位;(2)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使知识员工能自动进退市场,最终实现市场调节知识产权的货币价格。 上述可见,从传统的对物对事管理向对人对知识的管理过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其基本路径是将员工视为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即知识产权市场交易主体,构建有效的知识产权交易市场,最终既满足企业经营发展的知识需求,又提高员工向企业贡献知识的积极性。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浅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 地方政府 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本文运用创新理论及公共管理理论,以地方政府和高校为研究对象,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问题,重点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三者关系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组织问题。 科教兴国重在创新,创新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全国近2/3,“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1/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14%,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但是,全国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有90%以上仍未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是我国专利大户,国家实行专利法以来,授权的643项专利中得到不同程度应用的也仅占30%,效益较为突出的只有15%。如何把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推动尤其重要,特别是耗资巨大、企业难以承担风险的大项目,更加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促进。 1中外政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 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鼓励高校同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英国早在1986年10月,宣布了一项投资为4.2亿英镑的资助产学研合作的宏伟计划,规定高校科研机构选定并得到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将拨结该项目同样数额的支持经费。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白197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大学工业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7个促进高校与企业界结合的计划。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组织“先进技术计划”,资助那些申请该计划的企业、政府部门、大学都按“食物链”的方式集团化,以确保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密切结合,达到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英国地方政府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谢菲尔德市的市长谈到,市政府主要制订一些鼓励政策,如在大学附近设立科学园区,鼓励新兴公司的成立,引导大学教授不要只做纯学术研究,鼓励年轻的学者对中小企业发生兴趣。1996年英国政府启动区域创新战略,其目的是帮助将新思想和新方法转变到商业和公共领域的创新上来。美国大学成为政府认可的教学和科研中心,并得到大量资金。同时,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制定有关优秀人才引进的政策,他们的做法和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高校和企业的结合上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各种方式,如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组建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但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各省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高校与企业的结合,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推进大学科技园的建设香港特区政府1993年成立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拨款2.5亿元及5713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兴建中心大楼及租期运作费用,旨在促进科技、学术与工业的结合,但政府在具体的政策上支持力度仍显不够。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但我国不少地方基础较差,科技投入低,高校创新功能薄弱,力量分散,加上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少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2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 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学者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重视国家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首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在这本著作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为同一物,还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或者经济的现象。熊彼特的有关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进过程的观点,为政府、企业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没有涉及到政府管理创新对于技术成果转化影响的问题。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于1977年发表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克分论述了企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实为管理革命、管理创新的一部分,认为大公司出现之后,管理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从而导致了经理阶层的职业化和高层次管理方式的形成,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管理创新但是钱德勒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企业的发展,对政府政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 近些年西方学者发表了大量对创新理论和官产学研的专著、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a~earte.muii"所著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一书。该书论述了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proctorp、reid等所著的《美国和德国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德国和美国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中的组织、管理和执行上的相似与差异进行了探索,并应用具体事例对美国4个主要科技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动力进行了检验。michatlhobday所著的《科技创新在东亚》,该书拓宽了传统的创新理论,建立了了解科技后进国家(地区)高科技公司优势和缺点的分析性架构…。铃木所著的《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该书重新解释了日本的科技变革进程,指出日本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归功于日本政府的远见卓识的产业政策和大型公司的创新管理技术。但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论述政府管理创新问题的论文论著较为少见。 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十分关注创新理论的研究,其中冯之浚编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具有代表性,在这部书中,冯之浚等论述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抉择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度安排及深化政府的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途径,国内外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美国、英国一些学的主要观点有:(1)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工厂企业流动,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2)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3)建立向工厂企业推销科研成果的专门机构;(4)创办大学科技园区,使高校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园区孵化;(5)创办合作研究中心,与企业界共同开发新技术;(6)建立科技成果交流网,密切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职能;(2)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标准;(4)产、学、研一体化研究;(5)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等。但国内外对地方政府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的管理创新问题尚欠缺系统论证。 3国家创新体系中地方政府与高校、企业的相互关系同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1996年报告中提出:“国家创额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市场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构成中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在实现该体系的功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存在合理的相互联系机制。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它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内容,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核心,管理创新是保证。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新的基础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高校在知识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由高校人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素养所决定的。他们在我国高层次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也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文化素质,尤其在创造中的理性思维是最突出的特征。正是这样一支知识创造型人才队伍,已经或将成为知识创新的战略资源。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走出困境和发展壮大的关键,促使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管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式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各种组织都能成为本组织管理创新的主体,而从某一特定的行政区域整体来说,地方政府则是管理创新的主体,它对于合理配置创新资源起着宏观调控作用。由此可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围绕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关键,高校的知识创新是基础,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是保证。我们以大学科技园为例进一步说明政府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大学科技园是政府、高校、企业相互结合,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模式。如前所述,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取得了相当多的科技成果,如何把高校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大学科技园是一种有效途径我国成功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沈阳市政府在沈阳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拨出810亩地,完成六通一平,以低于征地价的每亩3万余元出售给东大软件园。哈尔滨市政府在哈工大校园周围划出117公顷土地建设哈工大高新技术园区。北京市政府政策预留22公顷土地建设清华科技园。浙江省政府财政拨款5000多万元,与国家教委合作,建设浙江省杭嘉湖科技开发公司等,并相应出台了吸引创新人才人园的政策。可见,创办大学科技园的基本条件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财团的加^,高校显著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而条件相似,由于缺少当地政府的支持,创办大学科技园是很难成功的。 4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个突出特征,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及的。先秦诸子都是从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中,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具有积极意义,最典型的有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一文中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道”指通导、治理的意思。 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其中“如承大祭”指如同承担大祭典一样小心。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一文中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公孙丑下》一文中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管理的核心在于人的管理,只有尊重民意,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中国古代传统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政府管理创新的文化支撑。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曾经历由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代管理理论的“自我实现人”的假设,从而奠定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他们认识到人才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尤胜过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成为企业、高校等各种组织以至政府管理的重心。可以说,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体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创新人才通常指创造力高的人才,即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或新的情境的解决问题的观念,或是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的能力。显而易见,创新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和根本。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和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并能使其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良好的竞争环境,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以及人人参加竞争的舆论环境,增强创新人才的竞争意识和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 5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体系问题 5.1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职能,通常指职责与功能作用,它是职和能的辨证统一。国家职能是指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国家在实施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过程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恩格斯曾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质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国家必须具有对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所谓地方政府职能,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或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可见,地方政府职能是政府职责与政府功能的统一。地方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是作为国家管理执行机关的行政主体,依法对政府机关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地方政府职能内容是变化的,这是由行政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当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环境下,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这是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政府职能的重点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对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但政府机构不宜庞杂;另一方面,企业正由政府的附属物逐渐转变成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始终是十分必要的,但干预方式不能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方式,而应是作用在市场的失效点。基于这两方面的思考,政府的部分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管理职能可以由界于政府与高校、企业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代为履行,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管理,实现体制刨新。 5.2科技中介组织 科技中介组织,就是以非行政的方式组合起来,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和企业之间,执行特定功能的互益性社会自治组织。科技中介组织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桥梁,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问环节。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对地方政府角色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由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社会、企业、市场的直接控制向宏观、间接管理过渡。这时,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成为协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股重要力量。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出现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完全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不能保证市场效益的最大实现,而且,往往会发生市场失效,表现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高校教师利益得不到保证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企业的科研投资得不到回报的事情也经常出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政府行为与高校行为、企业行为的关系,无疑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面临的新课题。在市场失效的时候,科技中介组织则扮演了相对成功的角色。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他们面向市场、熟悉市场、服务于市场,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在有效管理、服务市场经济方面确实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和动力,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方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将地方政府的职责与市场经济本身的游戏规则相结合,培植和发展科技中介组织,服务市场、管理市场而不是命令市场。 (2)助手作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复杂化,社会服务对象和领域也日益增多,要求也不断提高,有许多需要专业性的管理和服务。如果政府再如过去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进行社会管理服务活动,其结果不难想象,必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政府。因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扩展自己职能的实现范围,增强政府的影响力量。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社会化的管理和服务;晟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而地方政府将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事务交给科技中介组织承担,这既能使政府转移出的职能得以落实,由科技中介组织更好地为高校等科研部门、企业、市场、社会服务,又能使政府减少具体事务,加强宏观决策、宏观规划和宏观调控,提高其行政效率。科技中介组织介入社会舞台以后,可承担大量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职能,大大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政府成本,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充当了地方政府的得力助手。 (3)桥梁与纽带作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由直接转变为间接。而介于政府与高校、企业、社会、市场之问的科技中介组织,依其“承上启下”、“上挂下联”的地位,成为协助政府职能如此转变的一种最佳途径。笔者曾走访过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该公司被称为准政府机构,也是科技服务机构,属于非赢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与推广香港工业科技之开发及应用,专为高校或科研部门的科技成果与企业技术创新搭桥铺路,并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后不干预企业经营括动要求,履行对企业管理和指导职能,同时又及时向政府反映企业要求,既激发了高校和企业的创新括力,实现了政府向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又使政府与高校、企业、市场、社会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浅谈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 地方政府 管理创新 论文摘要: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本文运用创新理论及公共管理理论,以地方政府和高校为研究对象,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研究和探索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问题,重点研究了国家创新体系中高校、地方政府、企业三者关系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题;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组织问题。 科教兴国重在创新,创新问题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占全国近2/3,“863计划”项目占全国的1/3,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14%,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但是,全国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有90%以上仍未在生产上发挥作用,清华大学是我国专利大户,国家实行专利法以来,授权的643项专利中得到不同程度应用的也仅占30%,效益较为突出的只有15%。如何把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推动尤其重要,特别是耗资巨大、企业难以承担风险的大项目,更加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促进。 1中外政府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 经济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鼓励高校同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并为此投入巨额资金。英国早在1986年10月,宣布了一项投资为4.2亿英镑的资助产学研合作的宏伟计划,规定高校科研机构选定并得到企业资助的研究项目,政府将拨结该项目同样数额的支持经费。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白1971年开始,陆续制定了“大学工业合作计划”、“工程研究中心计划”等7个促进高校与企业界结合的计划。美国商务部1990年拨款组织“先进技术计划”,资助那些申请该计划的企业、政府部门、大学都按“食物链”的方式集团化,以确保集团内各成员之间相互了解、密切结合,达到缩短技术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时间。英国地方政府鼓励大学和企业合作,谢菲尔德市的市长谈到,市政府主要制订一些鼓励政策,如在大学附近设立科学园区,鼓励新兴公司的成立,引导大学教授不要只做纯学术研究,鼓励年轻的学者对中小企业发生兴趣。1996年英国政府启动区域创新战略,其目的是帮助将新思想和新方法转变到商业和公共领域的创新上来。美国大学成为政府认可的教学和科研中心,并得到大量资金。同时,发达国家十分注重制定有关优秀人才引进的政策,他们的做法和经验表明:政府在推动高校和企业的结合上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各种方式,如实施火炬计划、星火计划、863计划,组建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实施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等,但在实践中遇到不少困难”]各省市政府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促进高校与企业的结合,教育部与科技部共同推进大学科技园的建设香港特区政府1993年成立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拨款2.5亿元及57130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兴建中心大楼及租期运作费用,旨在促进科技、学术与工业的结合,但政府在具体的政策上支持力度仍显不够。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对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推动地方经济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但我国不少地方基础较差,科技投入低,高校创新功能薄弱,力量分散,加上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缺少创新人才激励机制,科技成果转化率低。 2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 关于创新理论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西方的一些学者借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从社会、政治、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解释各国技术创新实绩的差异,重视国家特定因素对于技术变迁过程的重大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献首推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熊彼特在这本著作中明确地将经济发展与创新视为同一物,还将发明与创新区别开来,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技术的或者经济的现象。熊彼特的有关经济发展是一个以创新为核心的演进过程的观点,为政府、企业制定有效的创新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没有涉及到政府管理创新对于技术成果转化影响的问题。 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于1977年发表的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克分论述了企业组织的创新与发展实为管理革命、管理创新的一部分,认为大公司出现之后,管理的复杂化程度提高,从而导致了经理阶层的职业化和高层次管理方式的形成,而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管理创新但是钱德勒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企业的发展,对政府政策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几乎没有涉及。 近些年西方学者发表了大量对创新理论和官产学研的专著、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a~earte.muii"所著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一书。该书论述了美国联邦政府、高等教育机构以及其他科研机构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proctorp、reid等所著的《美国和德国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德国和美国在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中的组织、管理和执行上的相似与差异进行了探索,并应用具体事例对美国4个主要科技园区的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动力进行了检验。michatlhobday所著的《科技创新在东亚》,该书拓宽了传统的创新理论,建立了了解科技后进国家(地区)高科技公司优势和缺点的分析性架构…。铃木所著的《日本的科技成果转化》,该书重新解释了日本的科技变革进程,指出日本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归功于日本政府的远见卓识的产业政策和大型公司的创新管理技术。但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角度论述政府管理创新问题的论文论著较为少见。 国内学术界近些年来十分关注创新理论的研究,其中冯之浚编著的《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与政策》具有代表性,在这部书中,冯之浚等论述了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抉择的必要性,提出了制度安排及深化政府的体制改革问题。 关于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途径,国内外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美国、英国一些学的主要观点有:(1)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向工厂企业流动,高校教师到企业兼职;(2)高校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3)建立向工厂企业推销科研成果的专门机构;(4)创办大学科技园区,使高校科研成果直接进入园区孵化;(5)创办合作研究中心,与企业界共同开发新技术;(6)建立科技成果交流网,密切高校与企业的联系。国内学者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社会职能;(2)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因素;(3)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的标准;(4)产、学、研一体化研究;(5)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等。但国内外对地方政府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的管理创新问题尚欠缺系统论证。 3国家创新体系中地方政府与高校、企业的相互关系同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1996年报告中提出:“国家创额体系是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中介机构等.为了一系列共同的市场和经济目标,通过建设性的作用而构成的机构网络,其主要活动是启发、引进、改造与扩散新技术,创新是这个体系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国家创新体系主要构成中的政府、企业、大学、研究院所等,在实现该体系的功能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并存在合理的相互联系机制。而国家创新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它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等内容,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核心,管理创新是保证。知识创新是指通过科学研究获得的新的基础科学知识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高校在知识创新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由高校人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科学素养所决定的。他们在我国高层次的学习和工作环境中不仅获得了大量的知识,而且也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们的文化素质,尤其在创造中的理性思维是最突出的特征。正是这样一支知识创造型人才队伍,已经或将成为知识创新的战略资源。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走出困境和发展壮大的关键,促使企业加强技术研究开发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管理创新是指创造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这种范式既可以是新的有效整合资源以达到企业目标和责任的全过程式管理,也可以是新的具体资源整合及目标制定等方面的细节管理。各种组织都能成为本组织管理创新的主体,而从某一特定的行政区域整体来说,地方政府则是管理创新的主体,它对于合理配置创新资源起着宏观调控作用。由此可见,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围绕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个关键,高校的知识创新是基础,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是保证。我们以大学科技园为例进一步说明政府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系问题。 中国大学科技园是政府、高校、企业相互结合,加速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种模式。如前所述,高校具有人才和技术密集优势,取得了相当多的科技成果,如何把高校中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大学科技园是一种有效途径我国成功的大学科技园发展模式中,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是很大的。沈阳市政府在沈阳海峡两岸科技工业园拨出810亩地,完成六通一平,以低于征地价的每亩3万余元出售给东大软件园。哈尔滨市政府在哈工大校园周围划出117公顷土地建设哈工大高新技术园区。北京市政府政策预留22公顷土地建设清华科技园。浙江省政府财政拨款5000多万元,与国家教委合作,建设浙江省杭嘉湖科技开发公司等,并相应出台了吸引创新人才人园的政策。可见,创办大学科技园的基本条件是: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企业财团的加^,高校显著的科技优势和人才优势。而条件相似,由于缺少当地政府的支持,创办大学科技园是很难成功的。 4以人为本的思想与地方政府创新人才激励机制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个突出特征,这是西方国家所不及的。先秦诸子都是从人出发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其中,儒家“三纲五常”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具有积极意义,最典型的有孔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一文中日:“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道”指通导、治理的意思。 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其中“如承大祭”指如同承担大祭典一样小心。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一文中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孟子·公孙丑下》一文中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中可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管理的核心在于人的管理,只有尊重民意,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国家和民族才能兴旺发达。中国古代传统行政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是现代政府管理创新的文化支撑。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曾经历由古典管理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到现代管理理论的“自我实现人”的假设,从而奠定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他们认识到人才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认识到人力资本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尤胜过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成为企业、高校等各种组织以至政府管理的重心。可以说,在现代信息社会里,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体系转向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创新人才通常指创造力高的人才,即能产生符合某种目标或新的情境的解决问题的观念,或是创造出新的社会价值的能力。显而易见,创新人才是创新的关键和根本。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建立和完善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创造一个吸引人才并能使其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的良好的竞争环境,在全社会造成一种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以及人人参加竞争的舆论环境,增强创新人才的竞争意识和不进则退的危机意识。 5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科技中介体系问题 5.1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职能,通常指职责与功能作用,它是职和能的辨证统一。国家职能是指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国家在实施其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活动过程中担负的职责和功能。恩格斯曾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本质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因此,国家必须具有对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所谓地方政府职能,是指地方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或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可见,地方政府职能是政府职责与政府功能的统一。地方政府职能是国家职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是国家职能的具体执行,是作为国家管理执行机关的行政主体,依法对政府机关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地方政府职能内容是变化的,这是由行政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这就涉及到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当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大环境下,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改革至关重要,这是地方政府管理创新的又一个重要内容。一方面,政府职能的重点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对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的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但政府机构不宜庞杂;另一方面,企业正由政府的附属物逐渐转变成完全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的创新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干预始终是十分必要的,但干预方式不能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方式,而应是作用在市场的失效点。基于这两方面的思考,政府的部分科技、教育等公共事业管理职能可以由界于政府与高校、企业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代为履行,按照市场的方式进行管理,实现体制刨新。 5.2科技中介组织 科技中介组织,就是以非行政的方式组合起来,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和企业之间,执行特定功能的互益性社会自治组织。科技中介组织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桥梁,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问环节。如前所述,市场经济对地方政府角色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实现由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社会、企业、市场的直接控制向宏观、间接管理过渡。这时,介于政府与科研部门、企业、社会、市场之间的科技中介组织,成为协助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股重要力量。科技中介组织的发展,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1)推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出现的。利益主体基于不同的利益需要,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并不是万能的,完全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并不能保证市场效益的最大实现,而且,往往会发生市场失效,表现在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中,高校教师利益得不到保证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企业的科研投资得不到回报的事情也经常出现。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政府行为与高校行为、企业行为的关系,无疑是地方政府转变职能面临的新课题。在市场失效的时候,科技中介组织则扮演了相对成功的角色。他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运而生。他们面向市场、熟悉市场、服务于市场,比相关的政府部门在有效管理、服务市场经济方面确实起到了更为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一种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压力和动力,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方向: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将地方政府的职责与市场经济本身的游戏规则相结合,培植和发展科技中介组织,服务市场、管理市场而不是命令市场。 (2)助手作用。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日益复杂化,社会服务对象和领域也日益增多,要求也不断提高,有许多需要专业性的管理和服务。如果政府再如过去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进行社会管理服务活动,其结果不难想象,必定是一个效率低下的政府。因而,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必须通过社会的力量扩展自己职能的实现范围,增强政府的影响力量。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表明: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进行社会化的管理和服务;晟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各种社会中介组织。而地方政府将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事务交给科技中介组织承担,这既能使政府转移出的职能得以落实,由科技中介组织更好地为高校等科研部门、企业、市场、社会服务,又能使政府减少具体事务,加强宏观决策、宏观规划和宏观调控,提高其行政效率。科技中介组织介入社会舞台以后,可承担大量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职能,大大地减少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量,降低了政府成本,精简了机构和人员,提高了行政效率,充当了地方政府的得力助手。 (3)桥梁与纽带作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经济的管理由直接转变为间接。而介于政府与高校、企业、社会、市场之问的科技中介组织,依其“承上启下”、“上挂下联”的地位,成为协助政府职能如此转变的一种最佳途径。笔者曾走访过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公司,该公司被称为准政府机构,也是科技服务机构,属于非赢利性组织,其宗旨是促进与推广香港工业科技之开发及应用,专为高校或科研部门的科技成果与企业技术创新搭桥铺路,并根据政府职能转变后不干预企业经营括动要求,履行对企业管理和指导职能,同时又及时向政府反映企业要求,既激发了高校和企业的创新括力,实现了政府向政企分开的职能转变,又使政府与高校、企业、市场、社会之间联系更为紧密。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供电公司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评体系探索 摘要:国网辽阳供电公司管理创新工作以省公司创新管理对标体系为基准,将管理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与日常管理紧密结合,将成果的落地与对标管理紧密结合,建立创新成果推广的执行、考核、组织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实施创新成果推广的严格考评,并定期分析结果,查找存在问题原因,制定整改措施,更加关注成果推广落地,让成果推广不再停留于纸面上,形成管理创新的高效动态和持续改进机制,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关键词:管理创新推广应用考评体系 一、专业管理目标描述 第一,专业管理理念。结合国网辽阳供电公司(以下简称为公司)实际,运用5W2H分析法,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强化监督检查,扎实推进成果推广的执行和落地,推进更新管理观念、优化工作流程,形成一套程序合理、责任明确、科学有效的创新成果推广考评体系,进一步完善管理创新“PDCA”全过程管控机制。第二,专业管理范围和目标。其一,管理范围。公司系统的拥有管理创新成果的单位、部门、人员、流程等方面,搭建一个上下贯通、运转高效、左右协同,过程涵盖等重要环节的全方位运行体系,实现各专业的管理创新成果有效推广应用。其二,管理目标。严格按照省公司管理创新工作中成果推广应用的相关要求,建立、发挥公司成果储备库的作用,以强化成果推广提高对业务执行的约束力,杜绝“重建设、轻执行”的“成果不落地”的现象。 二、主要管理做法 第一,管理工作流程图。公司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流程,主要分为考核准备、实施考核、总结改进等阶段,机构包括了公司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相关部门、单位等,进而形成了以创新成果推广为目标的一个多阶段、多层面参与的实施流程。第二,主要流程说明。其一,阶段流程说明。第一阶段考核准备:主要开展落实部署、编制考评体系、征集意见、下发通知等工作。第三,阶段实施考核:主要开展成立考评组、开展培训、组织考核、推广自评、集中考核等工作。第三阶段总结改进:主要开展汇总结果、综合审定、公布结果、总结改进、完善储备库等工作。其二,主要节点说明。落实部署:按照国网公司、省公司相关要求,公司逐步重视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公司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要求积极开展创新管理成果应用工作,将成果推广的执行与日常工作相结合,建立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成果推广有效落地。编制考评体系:依据公司的管理创新对标要求、工作计划等,由公司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制订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评细则,业务主管部门着手开展前期工作,确保与本年度管理创新工作指导方针一致。征求意见: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开展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细则的意见征集。征集过程要保证层面全覆盖、形式多种多样,利用公司管理创新信息网站、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开展调查问卷,广泛征集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宣传范围广、内容深,营造全员参与创新的良好氛围。审核:公司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综合审定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细则,综合参考收集的意见或建议。经领导小组审核,如果未能通过,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需要反复修改细则,直至审核通过。成立考评组: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成立成果推广考评组。组织全公司管理创新联络员、骨干力量等人员参加专业培训,进一步学习掌握专业知识、工作方向,确保具备公司创新成果推广应用的考核工作,确保参与考核人员在实施考核过程中考核方法考核结果的准确可靠。组织考核: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考评工作。管理创新管理考核主要采取集中考核和各部门、基层单位自评两种方式。每年,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负责组织管理创新管理考评组成员开展集中考核,各专业部门、各基层单位的管理创新联络员负责半年考核本部门(单位)的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情况,自评结果汇总给办公室。考核结果不仅包括详细的评分情况,更重要的是指出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公布结果:经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由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负责公布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评的结果,并反馈各专业部门、各基层单位在管理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意见。完善储备库: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整理各专业部门、各基层单位管理创新管理的成果情况。在动态入库流程中,符合条件后才可入库,入库后才能上报省公司。不符合条件的成果要经过重新修改、撰写和评审,有效的将质量低下的成果拒之门外,形成公司管理创新成果推广考核周期的总结。 三、今后的改进方向或对策 第一,在加强组织保障上做得更强。公司管理创新管理考核工作已建成了由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为领导,管理创新工作办公室组织实施的组织保障,下一步要重点将考核任务层层分解,落实管理创新管理考核的工作职责,明确整个常态化管理的人员职责和岗位分工,并在人员选择上精挑细选,实现人员素质高、责任分工清、体系运转好。第二,在加强宣传引导上做得更好。充分利用公司网站等多种形式,定期管理创新工作动态,推广创新成果的经验做法,时时关注成果动向和状态,确保成果撰写的连续性,为创新成果“落地”营造积极、正向的舆论氛围。第三,在动态管理上做得更优。在巩固公司常态化管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管理的深度,努力在推广应用,特别是在与标准化对接、成果转化上进行大胆尝试,形成亮点经验。 作者:刘旭 许晓 喻明明 单位:国网辽阳供电公司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管理创新成果点评 一、将信息技术融入管理 企业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互联网时代的管理新模式,例如今年评出的上海大众基于数字化技术的工厂规划和建设管理,江苏电力五位一体流程驱动管理模式,河南开祥化工小企业的信息集成经验等等。这些企业在信息化全面融入并且改造传统管理模式方面,都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创新。江苏电力将企业管理当中最核心的基础性管理的对象和范畴全面放到管理信息平台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流程的穿越是前提。过去传统管理是以岗位管理为中心,在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车间里头实行制度标准的建设,现在是把责任制和岗位制分解为若干节点,以节点为中心整合标准制度责任考评和风险控制。这个过程一完成,实际上企业的颠覆性的、全面的管理制度就完成了,因为管理当中传统组织的概念、部门的概念、责任的概念已经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在这个基础上,把大量的前台的日常管理活动后台化,把大量的管理活动赶到网上或者赶到运行平台上,轨上运行是刚性的、合规的,轨下运行是不合规的有风险的,在新的管理模式下,日常的管理工作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完善轨上的运行体系,把脱轨的管理行为变成轨上的行为。这就是信息化高度融入企业管理以后能够全面改变企业的基本原因。 二、以战略导向引领走出去,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今年的成果当中有中海油大型跨国并购、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开拓海外高端水电工程市场、中石油海外勘探开发分公司国际经营中的风险管理等等,这一批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形成了自己的经验,基本的趋势是由低端或者是中低端向中高端或者高端的发展。例如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依靠创新驱动,实施集团化协同经营,组织引领各子公司有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构建国内外业务资源的统一配置平台,共享战略、技术、管理、信息、资金、经验,解决人才、资金、资质、网络等国际化经营资源不足的问题,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总承包。而过去的情况则是中国企业被动分包别人总承包以后拿下来的项目,是外国企业总承包,我们去干脏活、累活和危险的活,挣下游的钱。所谓高端走出去,靠的是品牌和技术,而不是低于成本劳动力的竞争。我们已经从低端的劳动力的红利转化为具有知识产权或者有知识含量高素质人才的竞争,我们现在出去的工人,除了一部分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以外,一部分技术工人可以带领当地的工人去工作,完成某一个项目。高端走出去还意味着全球化人力资源匹配,而不仅仅是国内劳务输出。我们在当地搞了一个项目,很多情况下聘用的是外国的管理人员,聘用的是当地的管理人员,跟当地有很好的融合。还有就是我们的目标市场不同了。过去我们的目标市场只能是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最不发达的国家,现在我们能够既到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到发达国家,像欧美这些市场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风险的控制体系。过去很多情况下“走出去”是摸着石头过河,按照统一的部署,特别是央企走出去必须贯彻风险控制体系和标准。很多企业风险控制过程当中能够调用现代的信息手段以及当代先进的管理模式、工具有效地防范风险。通过一个或者几个案例可以看出,由低端往高端走的过程中我们进步的轨迹。 三、聚焦细分市场,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 这方面今年的成果当中,中小企业数量比较多,如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浙江洁丽雅股份有限公司等,都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以南京康尼公司为例来总结成果当中表现出来的趋势。首先是走高精专特之路。中小企业要谋求发展,必须心无旁鹜,静下心来,一心一意开拓自己的核心能力,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可以是“高”,也可以是“专”,也可以是“精”,也可以是“特”,也可以是“高精专特”都占,但是一定要抓住一样比别人做得好的,这是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高科技企业最重要的发展原则。第二,像南京康尼公司这样,要想在国际同行当中做出成绩,必须绕开壁垒,另辟蹊径,在核心技术领域要养育出“自己的孩子”。这一点是打破国外同行技术垄断的根本的出路,别人家的孩子是很难抱过来的。国外企业在这个领域申请了大量专利,用就得花高价。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康尼公司另辟蹊径,另外走一条技术路线,避开那些外国企业的技术,自己搞自己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尊重知识产权创新的规律,要尊重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奉献以及基于这种奉献制度性的权益安排。第三,要建立起知识产权战略及与之相匹配的一整套制度、标准、责任、流程、办法,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专利这个领域按照国际规矩办,有了自己核心的东西,不要轻易被别人模仿甚至偷走。 四、依据战略定位整合优势资源,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在整合资源方面,今年的成果当中比较多的是国有甚至是央企,如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北京能源投资集团、中国五矿等。为什么国企在资源整合方面这些年出了很多的成果呢?这是国有企业由过去相对具有行政色彩的公司走向市场化过程的一种变革,变革的过程由过去比较浅层逐步向纵深发展。这些成果能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大型国企成功整合资源的前提是,企业必须成为市场的主体,资源配置的主体,否则根本谈不上自己有权力配置这些资源,要去行政化。第二,战略引领。一个企业要整合资源,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战略,特别是在业务方面的定位要特别准确,否则整合资源会失去方向。第三,在资源整合过程当中,将企业内部业务以及子公司的撤、并、转、卖,与外部企业并购结合起来,可以收到资源优化和高效配置的良好效果。 五、强化管理人员及新生代员工队伍建设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统筹考虑企业发展战略和管理人员队伍现状,从构建分层、动态的管理人员能力模型体系入手,着力完善管理人员的招聘选拔、考核评估和培训发展体系,逐步打造了一支能力强、素质高、结构合理的管理人才队伍。通过引入能力模型,为管理人员的选、育、用、留提供了科学的衡量依据,全面提升了管理人员队伍个人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促进了企业经营稳步增长和品牌美誉度提升。 六、聚焦关键问题,带动管理全面提升 大亚湾核电运营公司、神华集团、重庆长安汽车公司等企业都是在抓住企业关键问题以后,用一个管理模式和一套办法解决关键问题,带动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大亚湾核电运营公司这些年一直在进行国际对标管理,世界三大评比和对标体系是由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主导的,在三大体系评比和对标过程当中,大亚湾的主要数据指标都名列前茅,有的甚至超过世界最先进的水平。大亚湾是我国第一个核电站,而且是全部采用法国的技术,小至一个螺丝钉都是采用法国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不断成长和深化管理、优化技术,在法国主导评价体系当中,大亚湾的管理水平已经超过了法国本土企业。 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多方共赢的和谐发展 深圳高新投资集团、杭州娃哈哈集团、浙江省邮政公司、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等一批企业各自创造出了自己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符合国家倡导的大方向,而且在相关的领域和行业里做出了成绩。 作者:胡新欣 单位: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执行副主任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深究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科技成果转化比较难的现状,严重影响着高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进程。 1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成果验收(鉴定)、登记、建档、申报、评审、奖励、成果推广等项内容。重视和做好科研成果的目标管理工作,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肯定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使科技人员在“发展新产业”的科研竞争中固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主体。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主力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而企业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行者。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创新加强对企业这一主体的科技成果管理。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其次,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应重点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要加大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最后,积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企业,建立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解决产业集成创新中的科技、工程和装备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创新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成果管理目标。科技成果管理工作要以促进成果转化为核心目标,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规范登记工作,掌握和提供科技成果信息资源,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建立多种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实践以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等形式得到评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是创新科技奖励管理制度。科技奖励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科技管理中科技奖励工作应认真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2创新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促进科研工作开展 科技档案是科技生产、试验、管理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它生动载录和说明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全部活动信息和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信息。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科技档案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前期基础,是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对促进科研工作开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创新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科研成果的登记、存档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现代化,有助于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成果登记的档案制度,督促所有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成果登记工作,引导科研人员积极使用成果登记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充分地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认知度。 其次,加强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利用工作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提供简单查找利用单一的文字资料,信息的综合利用要形式多样化。因此,进一步开发科技档案资源信息,是服务好科技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就档案工作而做档案工作,应随时关注科学研究发展的动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有关工作,全方位了解一个科技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该课题在实施发展过程中需借鉴的文献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利用。了解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使科技档案工作更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 最后,重视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在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客观、真实的数据,提炼、形成科学的概念,为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依据。因此,科技管理应加强科技统计工作,不仅为科技决策者提供数据服务,而且参与科技政策研究,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对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3创新科技项目管理,促进科技成果开发 项目管理最初是从开发和生产大型、高费用、进度要求严的复杂系统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开始注重项目管理,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科技开发活动的管理中。在科研院所,项目管理主要运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监控评价体系。项目监控评价体系应具备健全的科技项目评估与遴选功能。要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其提供咨询建议的作用。同时组建产业布局规划组、宏观政策研究组及盟市、部门、企业的科技管理网络系统,对实施项目进行连续、精确地定量分析,为立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二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在项目审定、专项资金计划下达之前,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重点项目,要了解查看拟扶持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的工程建设情况、技术开发能力、资金筹措情况、项目实施配套条件和生产经营状况等。把调研拟扶持项目工作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审批安排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掌握扶持工作的主动性,使专项资金真正能够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漫谈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摘要:本文结合科技成果产业化理念,从科技成果管理机制、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及科技项目管理等方面加以创新管理,从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关键词:科技管理;科技成果;产业化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科技成果转化比较难的现状,严重影响着高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进程。 1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成果验收(鉴定)、登记、建档、申报、评审、奖励、成果推广等项内容。重视和做好科研成果的目标管理工作,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肯定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使科技人员在“发展新产业”的科研竞争中固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主体。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主力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而企业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行者。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创新加强对企业这一主体的科技成果管理。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其次,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应重点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要加大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最后,积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企业,建立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解决产业集成创新中的科技、工程和装备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创新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成果管理目标。科技成果管理工作要以促进成果转化为核心目标,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规范登记工作,掌握和提供科技成果信息资源,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建立多种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实践以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等形式得到评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是创新科技奖励管理制度。科技奖励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科技管理中科技奖励工作应认真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2创新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促进科研工作开展 科技档案是科技生产、试验、管理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它生动载录和说明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全部活动信息和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信息。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科技档案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前期基础,是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对促进科研工作开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创新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科研成果的登记、存档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现代化,有助于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成果登记的档案制度,督促所有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成果登记工作,引导科研人员积极使用成果登记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充分地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认知度。 其次,加强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利用工作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提供简单查找利用单一的文字资料,信息的综合利用要形式多样化。因此,进一步开发科技档案资源信息,是服务好科技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就档案工作而做档案工作,应随时关注科学研究发展的动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有关工作,全方位了解一个科技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该课题在实施发展过程中需借鉴的文献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利用。了解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使科技档案工作更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 最后,重视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在于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客观、真实的数据,提炼、形成科学的概念,为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依据。因此,科技管理应加强科技统计工作,不仅为科技决策者提供数据服务,而且参与科技政策研究,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对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3创新科技项目管理,促进科技成果开发 项目管理最初是从开发和生产大型、高费用、进度要求严的复杂系统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开始注重项目管理,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科技开发活动的管理中。在科研院所,项目管理主要运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监控评价体系。项目监控评价体系应具备健全的科技项目评估与遴选功能。要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其提供咨询建议的作用。同时组建产业布局规划组、宏观政策研究组及盟市、部门、企业的科技管理网络系统,对实施项目进行连续、精确地定量分析,为立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二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在项目审定、专项资金计划下达之前,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重点项目,要了解查看拟扶持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的工程建设情况、技术开发能力、资金筹措情况、项目实施配套条件和生产经营状况等。把调研拟扶持项目工作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审批安排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掌握扶持工作的主动性,使专项资金真正能够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征集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创新型社会的要求,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 为了及时总结和推广企业创新的新鲜经验,鼓励和引导企业积极推进管理创新,中国中小企业协会联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等20所中国著名高校经济管理(商)学院共同推出“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2007)”征集活动。此次活动旨在对成功案例进行总结、推广,对为此做出贡献的企业家和管理者表示敬意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希望通过该活动的开展和创新成果案例的推广,充实和完善高等院校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加强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资料库建设,促进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思想的发展与传播。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创新型社会的要求,中国企业迫切需要提升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全面推动企业加强科学管理,提高现代化水平,弘扬中国本土化的经营管理思想,探索建立有自身特色的中国企业创新管理体系。 本次征集活动邀请各高校经济管理(商)学院院长和知名管理专家组成创新成果案例分类审定委员会,共同推举出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案例的标准如下: 1.创新性。企业在管理运作中,采用了明显优于原来的管理流程和管理方式,或者采用了独特的管理原则和管理文化,或者创立了新颖的运营机制、管理办法和管理制度,或者是对现有管理思想的本土化改造,等等。这些创新达到或超过国内先进水平。 2.实践性。企业的创新理念和采取的方法,已经过1年以上时间的实践检验,可操作性强。国内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与企业管理实践的结合达到了创造性应用,并得到了改进和发展。或可以颠覆现有的管理认知,具有贴合中国企业实际情况的特点。 3.可复制性。企业的创新经验和方略具有推广价值,具有广泛的认可度。可以复制或改良推广到同行业企业中解决同类问题,或推广到其他企业帮助其解决遇到的类似或相关问题。 4.成效性。企业实施创新后,经济效益提升加快,各项经济指标增长明显,业绩在本企业和行业内提高迅速。社会效益显著,企业社会责任感强,有一定的美誉度。工作效率高,有相关数据资料可以证明。 5.指导性。企业的创新理念和实践有代表性,在行业、区域或相关范围内有较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具备很强的榜样价值和导向意义,对企业管理创新活动能起到指导作用。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企业管理创新成果的特征及应用浅析 前言:在全球发展化的今天,企业要加快发展步伐,就要站在世界高度来审视自身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全球先进思想及管理方法的引入,把新的管理要素(如新的管理方法、新的管理手段、新的管理模式等)或要素组合引入到企业管理系统中来,让组织目标的创新活动更有效,让更多具有创新性、实践性、效益性的管理创新成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一、定义 管理创新就是将创造性思想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或作业方法的过程。 二、特征 1.创新性 (1)能揭示和反映企业管理领域的客观规律,其结构、功能明显优于原来采取的办法达到或超过国内同行业企业管理先进水平; (2)获奖的成果应该接近或达到国内甚至国际同行业的先进水平; (3)应用国内外已有的先进成果,在实践中又有改进或创新; (4)首次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技术在同行业应用并获得成功。 2.实践性 (1)能体现企业的行业特点,反映企业在管理活动中所进行的成功实践; (2)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3)具有导向性、可操作性和持续性; (4)一年以上的实践成果,有推广应用价值。 3.效益性 (1)必须经过一年以上的实际应用; (2)经过科学评估、测定与计算; (3)确实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 (4)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比较显著。 三、成果分类 1.总体性成果 主要是作用于企业管理总系统,它涉及到各子系统、各管理层次、各生产经营要素,带有全局性,如战略管理、企业整体优化管理等; 2.专业性成果 主要是作用于某一专业管理领域(或某个专业分系统),如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信息化管理等; 3.单项性成果 主要作用于某一管理要素,或某一特定的管理范围(如某个环节、某个控制点); 4.应用性成果 主要是成功地借鉴和应用国内外先进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社会效益。 四、成果创新的七大领域 1.创新组织机构 组织机构是支撑企业运行的基本架构。企业需要以一定的组织结构而存在,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生物的机体一样,必须随着企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进行变革和调整。一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二是企业之间组织结构的创新。一般来说,企业战略决定企业的组织结构,特定的企业战略要求有恰当的企业组织结构作为保障。 2.创新技术 技术创新是指企业产生新思想、新发明、新工艺等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是管理创新的主要形态,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源泉。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管理问题。企业技术创新从研究开发、形成产业化到市场推广及应用,在整个过程中蕴涵着一种新的管理机理和方法。技术创新一则为企业带来了成本优势,二则独特的个性,使企业形成不同于同行产品的竞争优势,推动了企业发展,从而促进管理方法、管理模式的创新。 3.创新经营理念 企业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时代,原有的经营模式及价值取向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在经营理念上进行创新。一是转变经营观念。管理要面向顾客和市场,由重生产经营转为重资本经营,由重数量转为重质量,由重销售转为重服务,由重利润转为重战略;二是要以人为本。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强调理解人、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以知识管理为重点。 4.创新管理制度 有效的制度体系是企业高效地将企业核心资源整合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企业制度包括企业的文化制度、产权制度以及影响产权制度的实施从而影响到资源配置结果的一系列组织管理制度。例如,一些石油企业重组改制后,石油企业主业进入股份公司,成为股份分公司,其它部分为存续公司,保留原有的名称。原来的一个企业被分为二个,各有自己的法人,经济上、行政上相互独立,但在党群组织上还是一个系统,就要求企业必须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建立新的管理体制。 5.创新管理方式方法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首的高新技术不断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方式已经发生了一些根本的变革,企业物资、资金流动在不断加速,企业原有游戏规则也随之改变。企业只有适应这些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寻求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6.创新人力资源管理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金、技术、专利等企业生产经营要素都可以相互转让,唯独人力资源不能自由转让,因为人力资本将取代金融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使得过去以财务管理为重心的管理体系必须进行改革,转变为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如何让职工在工作中发挥聪明才智、调动积极性、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是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7.创新流程和信息技术 流程的改革与创新,源于西方企业对传统分工条件下造成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流程片断化、无人负责整个流程,只追求局部效率优化而使整个流程效率低下的再认识。流程之所以需要不断创新,是因为现代信息技术、电脑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原有流程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发生了很大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流程创新是企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领域。 五、结束语 企业管理创新成果是运用现代管理思想及理论,借鉴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从企业实际出发,在管理理念、组织与制度、管理方式、管理方法和手段等方面进行成功探索的结果。企业要想在全球化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就要树立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认真思考自己的发展战略,着眼于长远发展,改变短期的利润目标,实施具有创新实质的经营战略,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真正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企业管理创新,挖掘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管理创新成果,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利的支撑。 作者简介: 王艳荣,女,职务:安全环保科业务主办,职称:石油测井工程师,工作单位: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测井分公司。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浅谈以管理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摘 要 本文结合科技成果产业化理念,从科技成果管理机制、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及科技项目管理等方面加以创新管理,从而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 关键词 科技管理;科技成果;产业化 0 引言 目前,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程度比较低、速度比较慢、科技成果转化比较难的现状,严重影响着高科技成果对传统产业改造的进程。 1 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促进科技成果管理 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成果验收(鉴定)、登记、建档、申报、评审、奖励、成果推广等项内容。重视和做好科研成果的目标管理工作,有利于正确评价和肯定科技人员的辛勤劳动、保护其合法权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使科技人员在“发展新产业”的科研竞争中固有优势、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创新科技成果目标管理主体。目前,我国科技队伍主力军在高校和科研单位,科技力量游离于企业之外。而企业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更是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执行者。因此,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应创新加强对企业这一主体的科技成果管理。首先,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当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强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其次,企业科技经费的投入,应重点用于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项目,要加大对企业技术研究开发、成果转化的扶持力度;最后,积极鼓励科研院所进入企业,建立一批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产学研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重点解决产业集成创新中的科技、工程和装备问题,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创新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成果管理目标。科技成果管理工作要以促进成果转化为核心目标,以社会市场需求为导向,一方面,建立健全成果管理的规章制度,用法律手段规范登记工作,掌握和提供科技成果信息资源,避免低水平重复研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的交流与推广应用。另一方面,建立多种科技成果评价方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科技成果通过市场竞争、生产实践以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等形式得到评价,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 三是创新科技奖励管理制度。科技奖励是一种手段和措施,其目的是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科技管理中科技奖励工作应认真贯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前提下,结合学校的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科技奖励制度,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2 创新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促进科研工作开展 科技档案是科技生产、试验、管理等活动的真实记录,它生动载录和说明了整个科学研究过程的全部活动信息和科学事业发展进步历程信息。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科技档案是开展科研工作的前期基础,是科研成果、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力的桥梁和纽带,对促进科研工作开展,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具有重要的意义。科技档案信息管理平台的创新应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建立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科研成果的登记、存档是科研工作的重要环节。科研成果登记数据库的建立和使用有助于实现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办公自动化、现代化,有助于提高科技管理工作水平。同时,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成果登记的档案制度,督促所有科研人员积极主动地进行成果登记工作,引导科研人员积极使用成果登记数据库中的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充分地提高科研工作的效率和科研成果的认知度。 其次,加强科技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科技档案利用工作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提供简单查找利用单一的文字资料,信息的综合利用要形式多样化。因此,进一步开发科技档案资源信息,是服务好科技建设的关键。这就要求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者不能局限于就档案工作而做档案工作,应随时关注科学研究发展的动态,积极参与科研课题的有关工作,全方位了解一个科技研究的全过程,以及该课题在实施发展过程中需借鉴的文献信息和相关资料的利用。了解到最前沿的科技研究发展的动态信息,从而使科技档案工作更好地满足科研工作的发展需要。 最后,重视科技统计工作。科技统计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在于采集、整理、分析、研究客观、真实的数据,提炼、形成科学的概念,为正确的认识事物的本质提供依据。因此,科技管理应加强科技统计工作,不仅为科技决策者提供数据服务,而且参与科技政策研究,为科技政策制定提供咨询,对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促进科技管理工作科学化、现代化。 3 创新科技项目管理,促进科技成果开发 项目管理最初是从开发和生产大型、高费用、进度要求严的复杂系统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近20年来,越来越多的组织、企业开始注重项目管理,将其灵活地运用于科技开发活动的管理中。在科研院所,项目管理主要运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项目监控评价体系。项目监控评价体系应具备健全的科技项目评估与遴选功能。要健全、完善专家咨询委员会,发挥其提供咨询建议的作用。同时组建产业布局规划组、宏观政策研究组及盟市、部门、企业的科技管理网络系统,对实施项目进行连续、精确地定量分析,为立项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二是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管理。在项目审定、专项资金计划下达之前,要对项目进行实地调研,特别是重点项目,要了解查看拟扶持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包括项目的工程建设情况、技术开发能力、资金筹措情况、项目实施配套条件和生产经营状况等。把调研拟扶持项目工作作为项目专项资金审批安排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掌握扶持工作的主动性,使专项资金真正能够用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上,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管理创新成果论文:从萧山“示范区”成果看民营企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民营企业常常由于规模较小、人才缺乏、历史较短、家族制色彩较浓等原因,导致企业管理创新的难度较大,在路径选择和理性培育上往往有不少困惑。 杭州市萧山区曾于2005年获得国家发改委“全国民营企业管理示范区”称号。早在2004年,萧山就在工业系统中提出和坚持了“管理创新、管理强企”的工作理念,深入开展管理创新单项模范及示范企业的培育、评选和管理创新成果的评选及推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008年初,金德水副省长曾就萧山的管理创新工作做出批示,给予充分的肯定。基于萧山经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坚持企业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随着民营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许多经营者纷纷开始摈弃传统的管理方法,管理创新的自觉性逐渐增强。在这种形势下,政府和企业主管部门的适时加入,正确定位,创新服务,就显得十分重要。几年来,萧山已先后出台了《萧山区工业企业管理创新基本规范和评价标准》、《萧山区工业企业管理创新成果评价和申报办法(试行)》、《萧山区管理创新示范企业评价和申报办法(试行)》,较全面地构建了以管理十大体系为内涵的基本规范体系和考核标准,包括企业发展战略规划、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结构、财务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市场营销与品牌建设、科技进步与信息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源管理和绩效考核,引导企业努力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和运作体系,并将企业管理创新工作的奖励政策纳入了全区工业经济的基本政策框架和范畴。同时还从2007年开始,与省经贸委(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杭州市经委一起,联合开展管理创新示范企业三级联评工作,使企业管理创新工作既有政策引导,又有工作抓手,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管理上台阶。近三年来,区内工业企业已有管理创新示范企业69家,其中省级示范企业22家,市级示范企业47家,每年递增30%以上。同时,已累计申报管理创新成果53项,每年递增10%以上,其中国家级成果9项、省一等奖10项、二等奖15项、三等奖26项。 第二,坚持理论创新与绩效评估相结合。管理创新实际上是创造一种新的或更有效的资源整合范式,它可以是企业的全过程管理,也可是某方面的细节管理。它是一种模式,但更是一种活的理论。不少民营企业早期常常模仿国有企业或国外管理方式,而没有从自身实际和实际效果出发,因此难免会照本照抄、流于形式,制度很多,但效果不明。萧山在大力推行管理创新的同时,明确要求既有创新点又有支撑点,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萧山政府和企业都达成了“练好内功,应对外患”的共识,明确提出:“管理创新是萧山民企危机中的出路”,并在企业战略调整、市场营销、客户管理、风险控制、降本节耗等多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成果,且效果明显,从而确保了近几年来全区工业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和健康发展的势头。据粗略统计,2009年上报的29个管理创新项目已累计产生经济效益273420万元,平均年度效益贡献率为32.56%,光是2008年贡献利润达80717万元。这其中有不少项目已邀请管理咨询机构进行了绩效评估。 第三,坚持思维创新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管理创新的关键是思想观念的创新。这就需要有一大批观念超前、思想新颖、懂管理、会管理的专业人才。萧山在这方面已花了大的本钱。首先是努力提高经营者的素质,每年他们都会输送一批管理者去国外或国内著名大专院校培训,经常邀请国内外管理咨询机构到厂现场把脉诊断,并在继续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服务。目前,大部分百强企业经营者都已是“ENBA”或有高级职称,“农民理论家”鲁冠球曾荣获中国企业管理科学领域的最高奖――“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年青一代中,如最红集团老总带着自己撰写的《用“M”效应理论解决企业发展瓶颈的实践研究》的成果走进大学讲堂的,已为数不少。其次是抓好中层专业干部的培养,2009年萧山推荐了一批企业管理人才参加了管理咨询师培训和考试,目前已有12名通过全国管理咨询师执业资格考试。 第四,坚持科技创新与管理变革相结合。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企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萧山民企中将这两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的创新成果较多。如亚太机电公司的《面向市场的新产品开发项目制度管理的实施》、东南网架公司的《以打造世界级钢结构企业为目标的持续技术创新》、荣盛控股集团《民营化纤企业打造互利共赢的同业合作新模式》、江宁丝绸公司的《产学研促进服装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等。浙江华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源头节能减排的多色系环保纺织新材料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介绍了企业自主研发彩色涤纶纤维及有色面料着色新工艺,省去了染前处理、高温高压染色等高耗能高排放的工序,把原来要多个厂家才能完成的工艺流程整合到一家企业完成,实现了化纤纺织品染色废水的“零”排放,填补了国际空白;同时,企业采用连锁“超市”经营模式,兴建了国内技术领先省内最为先进的高智能自动化物流配送中心,专门承担公司新产品和相关单位原辅材料的储存、批发、自动分栋、配送任务,属国内首创,这个“支持多企业业务协同的高智能自动化物流配送与ERP信息集成”项目已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曾专题过考察报告,对其技术和管理创新给予高度评价。 第五,坚持制度创新与信息化管理相结合。企业制度是企业产权制度、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制度的总和,制度创新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而引入的新的制度安排,新的规范和准则。信息化管理则是将企业运行中的信息流,如资金流、物流、作业流等信息成为数字化、网络化、自动化和现代化的管理,具有提高效率、降低误差、节省成本、便于考核等特点,其明显效果已有许多案例实证。从人脑管理向人机管理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已是民企管理创新的一大趋势。这几年来萧山已有许多民企开始注重技术与管理的高度融合。传化集团《公路港物流平台的建设与运营》首创了“公路港”物流模式,早在2003年开始,传化物流就实现了公路港物流服务平台的建设与运营,其经济指标每年保持在40%左右的增长,2008年全年实现平台营业总额35亿元,上缴款1.4亿元。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信息化建设为平台,建立供应商信用管理体系,完善供应商信用管理机制,提升了供货质量和及时性、有效性,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在制度创新的同时实施信息化管理的还有福恩纺织的《4R+E营销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应用》、泰欣实业的《基于动态控制的可重构信息化集成管理系统在工业企业的应用》、永翔集团《现代化纺纱厂数据自动化采集系统建设》、汇林食品《基于协同商务模式的企业信息化管理》等成果,同样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第六,坚持精细化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精细化管理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方式,其主要特征是精、准、细、严。现代管理学认为科学化管理有三个层次:规范化、精细化和个性化。因此,精细化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万向钱潮公司在实施《基于价值流的工厂制造流程优化》的管理创新项目时,在大力加强劳动保护、提高职工劳动收入的同时,通过大量而细致的数据分析,运用流程程序分析方法,找出多余的或重复的作业,进一步改善了工作流程。结果,试点班组的工作比以前减少了5次搬运、3次贮存、4次装斗,生产环节由25个减少到13个,物流路线缩短到161m,比原来减少40m,还减少了91万元设备投资,节省551平方厂房面积,节省人员工资及搬运费18.48万元/年,加快了物流速度,减少了在制品库存。3年中万向钱潮公司仅此一项成果就累计产生效益达23114万元。在这方面有创新成果的还有科尔集团《实施精细化管理从容应对危机挑战》、永翔纺织《大型棉纺企业精确量化管理》、柳桥集团《羽绒行业原毛检验的精细化管理》等企业。 第七,坚持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毫无疑问,民营企业应当追求上规模上水平,有经济实力,因为“硬实力”是企业的基本骨架,但同样需要“软实力”,有品牌、有企业文化,这是企业的形象和灵魂。只有两者并重和融合,企业才会有核心竞争力,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几年来,萧山的民企正是按照这一路径,从生产经营管理逐步向企业文化等深层次内涵全面迈进。最红集团的《用“M”效应理论解决企业发展瓶颈的实践研究》一文曾刊登在《包装世界》和省经贸委《浙江连锁》杂志上,受到了业界的好评。“M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满意公式、和谐法则,它研究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各类关系以及和谐共生的四个必由之路,并用来指导公司的持续发展。2009年,该公司实现利润4090万元,其中此项管理创新成果的贡献率就达57%。类似的案例还有德意控股集团的《民营企业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恒逸集团的《战略导向型的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振亚纺织《以管理心理学为内核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红剑集团《以组织再造为基础构建规范管理提升平台》等。 第八,坚持战术创新与战略管理相结合。一般讲,生产、财务、营销等管理是企业局部性的工作,而企业战略管理则是系统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制度安排。只有将日常的经营管理与企业近期和长期的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将战术创新与战略创新有机结合起来,民营企业才能持续发展,长盛不衰。萧山在这方面的操作实务较多,但能提升为理论创新成果的还不多。许多民企业已开始从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逐步向追求企业可持续成长性发展和转变,从单纯追求“500强”向自觉定位“500年”转变,并对企业管理创新进行系统思考、全面变革、整体提升,通过差异化战略和细分市场发现新的商业模式,科学合理地确产企业战略的全球化、多元化或专业化,以此确立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性化等战术创新。2006年萧山富可达公司曾因“盲目扩张”和中高层的“内部管理”问题而导致破产重组;三弘集团成功收购了富可达公司后,对其确立了新的战略定位,引入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变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7年三弘集团及时了《企业虚拟利润期股计划的设计与实施》的管理创新成果,其直接效果就是稳定了高层管理团队,吸引了大量人才,改善了公司治理模式,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该成果曾荣获第十四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此外,如爱迪尔集团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和确定和履行》、荣盛集团的《有效防范风险的化纤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红剑集团的《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内部管理资源整合》等,也都涉及到现代企业制度设计如何保障企业永续发展的课题。 [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经济发展局行业(企业)管理科]
国家安全论文: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大力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摘要】 本文根据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几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指出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并认为燃料电池将是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本文还认为台湾局势对大陆电力系统安全运行提出了新的挑战,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产业化。 1、科索沃战争及近年来美国西部大停电、马来西亚全国性大停电、台湾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给我们的启示 科索沃战争实际上以南联盟的失败而结束了,战前人们预料的北约必须出动地面部队才能结束战斗、有可能又是一场越南战争的情况没有出现,北约仅靠78天的空袭就迫使南联盟屈服了。在这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美国用石墨炸弹破坏南联盟电力系统,从而破坏南联盟国民经济,造成南联盟人民生活陷入极大困境在结束战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电力工业属技术资金密集型行业,电能生产、输送、使用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的。现代电力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运行技术复杂、管理水平要求高。电网上任何一点的故障所产生的扰动都会以光的速度波及开来,严重的故障可能会引起大面积停电甚至全网崩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今年7月29日23时30分,由于台南县关庙乡附近山崩,压倒台电第326号高压输电线铁塔,使得嘉义及台南的两条输电线路跳闸所引发的台湾全岛大停电,至少造成上百亿元新台币的损失,并导致岛内民众一片惊慌。1996年7月2日、8月10日在美国西部连续发生的大停电事故和1996年8月3日马来西亚发生的全国性大停电事故,以及台湾1995年5月24日、8月5日、1999年7月29日发生的三次大停电事故,损失惨重,教训沉痛,给以大电网集中供电的现代社会敲响了警钟。科索沃战争和上述大停电事故告诉我们: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模式的现代电力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在战争状态下更是不堪一击!大电网大面积停电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现在开始,"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的模式再也不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如何保证大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如何保证电力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成为下世纪电力工业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们要指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由于其巨大的优越性将成为21世纪电力行业的主力军,掌握和发展燃料电池发电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振兴的重大问题;是事关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的重大战略课题。 2、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发展简况 2.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及特点 燃料电池(Fuel cell)是一种不经过燃烧直接以电化学反应方式将富氢燃料的化学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装置。其工作原理与一般的电池相似,基本上由电子导电的阴极和阳极及离子导电的电解质构成。在电极与电解质的界面上电荷载体由电子变为离子,在阳极(燃料电池的负极又称燃料极)进行氧化反应,在阴极(燃料电池的正极又称空气极)进行还原反应,燃料扩散通过阳极时失去电子而产生电流。当外部不断地输送燃料和氧化剂时,燃料氧化所释放的能量也就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燃料电池被称之为继水电、火电和核电之后能持续产生电力的第四种连续发电方式,有着传统的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诸多技术上的优点。 首先,燃料电池属于能量直接转换的装置,效率很高。各种燃料发电的平均理论效率在90%以上,应用中因电解质的电阻以及阴阳极的化学反应阻力,实际效率也均在50%以上。如果进一步将化学反应中产生的热能加以利用,燃料电池的总效率可达到80%以上。 其次,燃料电池的环境兼容性好。由于整个能量转换过程中没有燃烧,CO2的排放量比常规火电减少40-60%,SOX和NOX的排放量更低,比火电减少90%以上。同时,能量转换的主要装置无运动部件,因此噪音极小。据测试,在已建燃料电池电厂外9米处的噪音仅为60dB。 第三,设备可靠性高,对负荷的适应能力强,可以无人操作。燃料电池过载运行或欠载运行都能承受而效率基本不变,负荷变化时响应速度很快。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附近,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供电可靠性高。同时节约大量的输配电设备费用并减少损耗。 第四,燃料来源广、建设工期短、使用方便。由于是组件化设计,建厂时间很短(平均仅需2个月左右)。电厂不需大量冷水,占地面积极小(几十平方米即可),加上无污染无噪音,选址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可用来发电的燃料种类众多,甲醇、煤气、沼气、天然气、含氢废气、轻油、柴油等均可。 从以上这些突出的特点可以看出,燃料电池是一种高效洁净方便的发电装置,非常适合作移动、分散电源和接近终端用户的电力供给,尤其适宜应用于重要的政府与军事等部门。随着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推广,其成本价格会迅速降低,民用市场的前景也将十分广阔。 2.2 燃料电池的主要类型 燃料电池的种类不少,按使用的电解质不同分类,主要有磷酸燃料电池(PAFC)、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固体氧气物燃料电池(SOFC)和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等。 PAFC型燃料电池 磷酸燃料电池(PAFC)电解质采用磷酸H3PO4。磷酸化学稳定性好且容易得到,利用磷酸的燃料电池工作温度适中(200℃左右),容易实现大型化应用。 磷酸燃料电池(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应用最广泛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燃料电池。 MCFC型燃料电池 熔融碳酸盐型燃料电池(MCFC)的电解质为碳酸盐Li2CO3-K2CO3,以氢气为燃料,氧气为氧化剂,负荷电流密度150mA/cm2,单个电池电压达到0.75-0.85V。工作温度高至650℃左右,不需要低温电池必须的铂系催化剂,而且对燃料的纯度要求相对较低,可以在电池内重整燃料。高工作温度加速了化学反应速度,减少了极化损失,效率提高到55-58%,高温度的排放气体可用来进行热电联产或与汽轮机联合循环,总效率更可达70%及更高。所以设备比PAFC型相对简单,价格也有优势。 MCFC型燃料电池的商业化比PAFC型晚近10年,要解决的关键是寿命问题,即在高温下液态电解质的腐蚀与渗漏问题。 SOFC型燃料电池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使用高温下成为氧离子导体的陶瓷(氧化锆系等)为电解质,因此不会出现电解质的蒸发和析出,也没有电解液引起的材料腐蚀和电极析出等问题。工作温度900-1000℃,具有效率高(50-65%)、出力密度大、结构简单、寿命长等优点,可用于替代大型火电。缺点是必须有能适应高温的材料和较高的制造技术。 PEMFC型燃料电池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也称为固体聚合物(有机膜)电解质燃料电池,相对于其它几种燃料电池发展较迟。工作温度50-100℃,启动快,固体有机膜的电解质不怕震动。实际应用效率可达80%以上,具有高比能量和比功率及低温快速启动等特点。 2.3 燃料电池技术的发展概况 1839年英国的W.Grove在实验室里验证了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但直到1939年苏格兰的F.T.Bacon才第一次用KOH水溶液制造出了燃料电池,工作温度100℃,电池电压0.89V,电流密度13mA/cm2。以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UTC)购买Bacon的专利,率先开发燃料电池技术,并于1984年成立国际燃料电池公司(IFC)。 燃料电池技术最初的应用开始于本世纪60年代的航天技术上。采用碱性电池AFC,但由于其应用条件较苛刻,必须使用纯氢和纯氧且微量的CO2即令电解质变质,随后开发了磷酸型燃料电池PAFC。PAFC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商业化应用最广泛的燃料电池,价格已降低至1500美圆/kW,美日欧等国投入运行的PAFC型电站已超过百座,最大容量者为东京电力公司的五井电厂(11MW)。 PAFC的缺点是它需要贵重金属铂做催化剂,还需要外部的燃料处理器来重整燃料以提高含氢量,降低了电池的效率并增加了费用和占地。因此,七十年代末开始开发被称为第二代燃料电池的熔融碳酸盐电池(MCFC)。MCFC工作于高温600-700℃下,燃料的重整在内部进行从而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可用于大规模发电。目前有2MW级验证电站于1996年开始在美国Santa Clara运行,其建设周期仅2月,占地400m2,距厂房9米处噪音低于60分贝,发电效率53.7%,燃料使用天然气和液化气,单位造价1700美圆/kW。 固体电解质型燃料电池SOFC被列为第三代燃料电池。具有高效率寿命长的优点,目前正进行kW级的试验工作。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PEMFC)是近几年研究最广泛、技术发展最为迅速的燃料电池。由于电解质采用高分子膜,具有构造简单、启动快、常温工作的优势,最适宜为汽车等交通工具提供无污染的动力。加拿大Ballard公司在1994年研制出可载75人的PEMFC型电动客车,连续行驶里程超过400公里。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发达国家都在投巨资研究开发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美国政府及众多企业每年投资达数亿美圆,以UTC及其派生出的IFC技术最为先进,IFC和日本东芝公司于1990年成立的ONSI公司生产的PC-25型设备应用最广,产品遍布美日欧。日本的富士电机、东芝公司、三菱电机等公司在政府支持下,自六十年代开始,继美国之后大力研发燃料电池技术,运行中的电站仅PAFC型即超过100座,装机30MW以上。欧洲各国,加拿大,韩国等国家由政府和企业界合作,也在燃料电池研究与应用上取得诸多进展。 我国在60年代就开始了多种燃料电池的实验室研究,70年代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研究燃料电池用于空间技术,此后研究工作有很长时期的停顿。最近几年,科学界和企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将目光投向燃料电池技术,尤其在PEMFC技术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由于刚刚起步,国家和企业投入资金极为有限(仅为千万元人民币级),且研究力量分散各处,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难以将取得的成果进行实际应用试验。 2.4 燃料电池发电方式与火力发电方式的技术经济比较 燃料电池发电的高效率、无污染、低噪音性能符合未来工业的发展趋势,其简单的运行方式和优越的运行稳定性是火力发电难以比拟的,多种燃料种类和方便来源使燃料电池不存在应用上的障碍。 燃料电池是分散电源,可以直接建在终端用户。没有庞大的输配电网络,不存在网络故障引起的供电中断,供电可靠性大大提高了。燃料电池故障只影响局部用户,没有现代电力系统大面积停电的危险。 从目前看,国外已运行的燃料电池电站的价格大约为1500美圆/kW,考虑燃料电池的环保效益,已具备与火电竞争的资格。燃料电池建设周期短,占地极小,就近负荷安装,节约建设费用、运行费用和维护费用的同时,节约了输配电网络建设费用并减少线损。而在传统火力发电时,由于电站基本上都远离负荷中心,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于发电设备造价1-2倍的网络建设费用来配套。网络的安全与稳定运行更是时刻困扰大电网的问题之一。 3、从国家安全及战略高度出发认识发展我国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重大意义 3.1 台湾问题给我国电网安全运行提出新的挑战 自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来,两岸关系骤然紧张。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是对大陆反应的一种试探,其目的是为台湾走向独立制造舆论。从李登辉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看,其否定一个中国的原则蓄谋已久,其最终目标是分裂祖国实现。这种局面的出现毫无疑问会导致海峡两岸发生一场战争,而这一战争将引发更大范围的战争。也就是说,由于美国长期介入台湾问题,和台湾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且美国明确表示反对中国政府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一旦两岸发生战争,可以肯定美国将站在李登辉一边,陈兵海峡直接和中国政府进行军事对抗。最近,竞选美国下届总统的小乔治.布什就声称将用武力保护台湾的安全。在此情况下,我国不仅仅是面对台湾李登辉的军队,更大程度上是面对美国的强权势力,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的石墨炸弹完全可能会投向中国大陆的电力系统。由于大陆电网覆盖区域广、人口多,战争破坏造成的大停电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将更为严重,对此我们必须有高度清醒的认识,万万不可掉以轻心。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电力工业,如何保证电能的连续生产稳定供应?如何避免电网崩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已现实地摆在我们国家面前。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很明显,燃料电池作为分散电源供电系统,在战争状态下的可靠性是任何其他系统所无法比拟的。因此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对保障国家安全,抵御外敌入侵,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2 加快发展我国的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占领21世纪电力工业技术制高点,是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 由于燃料电池具有能量转换效率高,污染极小,用水少、占地小等突出优点,在发达国家已受到政府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十分活跃的重要研究领域。美国政府1995年就把燃料电池列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的27个关键技术领域之一,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将燃料电池电动车列为21世纪十大高新技术之首。美、加、日、欧都在投入巨资开发燃料电池,已在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美、加、欧已将燃料电池应用于第三代潜艇,美国有数万台燃料电池发电站应用于宾馆、医院及居民小区,日本已建成11MW燃料电池发电厂。 21世纪将是氢能的世纪,燃料电池作为把氢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洁净发电装置即将大规模全面进入社会,从军用到民用,从潜艇汽车动力、卫星飞船电源到城市区域供电,其开发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潜力巨大。美国预计:到2017年30%的电能将由燃料电池提供。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源作为基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加强燃料电池的研究开发并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意义重大,尤其是关系到我国加入WTO后未来整个能源行业的发展。 我国政府已认识到燃料电池的重要性,但是,组织开发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燃料电池研究水平还较低,总的来说仍处于科研阶段,离实用化商业化应用还有较大距离。迄今为止,还没有燃料电池发电站的应用实例,这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力量分散,经费投入少,没有产业界的参与。尽管国家科技部也将燃料电池技术列为"九五"攻关项目,但经费较少,年度经费仅为百万元级,与发达国家数亿美元的投入相比微不足道。承担研究任务的也只是中科院等少数科研院所,没有企业的介入,很难形成产业化的趋势。而美、加、欧、日则有数十家专门研究开发、生产制造燃料电池的公司,如加拿大的Ballard公司,其资产已达10亿美元。 从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出发,我国必须大力发展军民两用燃料电池发电技术。为了促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实用化商业化研究开发,建议由国家科技部、国家发展委、国家经贸委牵头,根据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制订规划,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国家电力公司、石油集团、石化集团及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参与研究开发。集中研究力量,加大经费投入。除国家加大研究经费投入力度外,各大电力、电气、汽车、石油、石化等企业也应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比如国家电力公司系统,1998-2000年城乡电网改造总费用达3000亿元,可否从中拿出10亿元用于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工作? 下世纪头十年,将是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重要阶段,其技术实用性、生产成本都将取得重大突破。分散电源供电系统-燃料电池发电厂必将在21世纪内取代以"大机组、大电网、高电压"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电力系统,成为电力行业的主力军。而燃料电池的普遍推广应用,必将在能源及相关领域引发一场深刻的革命,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带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对能源领域的这场革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必须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准确把握它所带给我们的机遇和未来。针对电力工业,我们不应过分强调发展更高的电压等级、更大的单机容量以及大区电网互联等。适当控制单机容量、电压等级、电网规模的发展,而应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燃料电池发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上来,使之早日实用化产业化,为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内容提要: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面临更为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的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对此,国内外学者提出了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然而,对新安全观的强调却易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误解和偏差,忽视或淡化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虞。本文从国家安全的缘起、认识安全问题的不同视角及安全观形态的转变等方面入手,对安全问题展开了有针对性的论析,确认了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地位,并依据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分析了新安全观的理论和现实困境,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其有害,它是一定会加以反对的。①因此,面对威胁,国家一般会本能地套用传统的行为手段和模式来维护国家安全。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局势来看,国际关系中单极与多极之间的零和博弈状况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国家仍会陷入安全困境之中。主要国际政治矛盾是大国间的战略矛盾,是美国称霸与大国反霸之间的冲突,②这进一步说明当今国际社会仍没有摆脱安全困境的束缚。 从安全的含义和起源、分析安全的不同视角及安全变化的三种转变形态可知,传统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仍处于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地位,新安全观本身存在着理论和现实困境。总而言之,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放弃军事安全考虑,美国没有放弃,日本没有放弃,欧盟没有放弃,俄罗斯也没有放弃,中国能放弃?虽然世界的未来存在和平与战争两种变化趋势,但未来大国间爆发战略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一定要坚持两手准备,未雨绸缪。笔者并非反对新安全观,而是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传统安全观的地位和作用。笔者也认为,提出新安全观、综合安全观是非常有意义和战略眼光的,它告诉我们世界和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更加复杂的安全威胁,并提出了走出安全困境的新思路。但我们决不要因为新安全观的提出而降低传统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居安思危”,中国的先哲早有警示,切切不能忘记。坚持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但传统有时比“革新”更有价值和意义,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有朝一日,人类真能摆脱动物本能,不为名利所诱惑,地球人成为善人,善为人类的惟一本性,世界真正出现永久和平的局面,那当然也是笔者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不过,到那时,人类可能已不再属于人类了,而是所有人都达到了“佛”的新境界。 国家安全论文:浅谈全球化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关键词】现代主义 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新安全观 【内容提要】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考察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发展阶段和根源,批判了强力意志论、主客体对立的二元论、机械唯物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提出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主张相互合作、主客体统一、和谐以及创造性奉献价值观,以有机主义哲学观来处理国家间关系。我们要吸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合理成分,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国家之间怎样相处?怎样保卫国家的安全?这存在着不同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较量。为了使全球化健康发展并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必须批判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借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确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一、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批判性考察 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就是国家安全的最一般观点、理念、方法、运行模式及其附属工具的总和。它包括国家安全观所赖以建立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对国家间利益关系进行处置的思维及实践模式及其运用这个模式达到本国目的的手段。有些手段、工具是物质的,如核武器、巡航导弹、隐形飞机、航空母舰、人造卫星等,但它们的设计、制造及运用都是附属于国家安全的哲学范式的,是国家安全观点范式的对象化,是国家安全观的显现和在场化。 在人类的近现代历史上,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现代主义的。正是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导致了掠夺和相互争夺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及其随后的冷战就是明证。而这种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在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客体二元分裂与对立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核心理论基础是救世主义的强力意志论。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雷·格里芬指出:“现代范式的一个灾难性的特征是,它使得强制性的力量成了一切变化的基础。”信奉强力就是一切的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是不断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初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人们和社会无法摆脱上帝的纠缠,把无所不能的上帝看成是一切力量和运动的源泉。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者有笛卡尔、波义耳、牛顿及唯意志志论的先躯者们。由于把上帝看成是真理和秩序、安全的化身,维护上帝被看成了维护真理和安全的同义词。“这样一来,消灭自己的敌人就是在消灭上帝的敌人。’于是,一些资本和集团就打着维护真理和正义以及维护上帝权威的旗号发动掠夺战争和侵略战争,进行殖民扩张。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安全观公开奉行的原则是丛林原则。 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看到了世界的物质运动规律,自然科学越来越深入人心,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近现代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理论和行为的哲学范式。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急速增加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时,先行帝国主义已广泛占有了大量的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后发的帝国主义要扩大国外市场,就必然要从先行帝国主义手里争夺,这就产生了社会达尔主义流行的社会基础。 这种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来源于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自然观以及利己主义的伦理观。大卫·雷·格里芬指出,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完全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它缺乏任何经验、情感、内在关系,缺乏有目的的活动和努力。”“它没有任何内在价值”,自然世界是“祛魅的”的世界,是僵死的、无生气的,无主体的、无生命的神性。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就产生了两种灾难性的后果,一是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学”。这是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它的原则是,“人们不必去顾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内在的价值;上帝明确地规定了世界应由我们来统治(实质上是掠夺)。”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导致人人都希望在对自然界的自由掠夺中最大限度地掌握和控制世界的“自然资源”,个人与个人、公司与公司、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便加剧了。现代主义自然观运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的第二个后果是“日益增长地把他人、尤其是妇女和‘未开化者’当客体对待的倾向。”把世界的某些部分仅仅看作是全然缺乏内在价值的神圣性的客体,久而久之,使得人们很容易习惯于把他人、妇女和有色人种当作客体来对待,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被用来证明有必要对“原始人”实行奴役、直至杀戮,以便使自我标榜“人性充分发展”的欧洲人(包括美国人一一笔者注)去占据和发展这个星球。除此之外,现代主义世界观使“世界的祛魅”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人与自然,从而是人与人的异化关系。由于人对自然的无限掠夺,贪得无厌,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对立,自然环境日益恶化,使人感到“恶心”、“烦”和“畏”,存在主义揭示了这一异化状态;另一方面,技术工具理性主义排斥了价值理性,人与人彼此也严重异化,人与人之间互相视为客体。这种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导致吸毒、恐怖活动、邪教等反社会现象的出现,从而引起社会的动乱,危害国家安全。 现代主义范式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威胁的另一重要根源是利己主义的社会存在观和人生观。现代主义从还原主义的视角看人,把人看成纯自然的生物人,把人的目的、价值、主动性、创造性加以贬低和还原,归结为一种性欲,认为“人是经济动物”,除了自己的性欲和纯经济利益之外,没有任何价值目标。这种性欲和经济动物的行为取向支配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利己主义人生观导致现代主义的政治家到处寻找自己的敌人,即使没有敌人,也要树几个敌人或制造出敌人来,并以此作为自己争霸世界、到处侵略的借口。 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摧毁的目的在于建构,批判的目的在于创新。在批判和颠覆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以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 1.重新规范力量的本质,摒弃强力中心论,主张“事物的本性在于合作” 与现代主义把上帝作为外在强制力量相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产生了一种新的态度,它放弃使用上帝这个词,而使用“神圣实在”这个概念,认为“这个神圣实在是我们的创造主,但并不是外在的单方面意义上创造主”。他“从内部激发我们,催促我们去以最理想的方式创造自己,它通过给我们一个梦而不是一个推动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人们模仿这个神圣实在就是去给他人提供一种精神动力即梦想,有了这种梦想,就能激发人们最深厚的创造性潜能。 在排除了上帝这个外在的强力实体后,(建设性)后现代思想“还把生活的基本关系描述为非强制性关系,指出在事物的本性中合作比竞争更为基本。”虽然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强制性关系和激烈的竞争,但认为它们“是派生的,从属的”。格里芬强调,“拥有后现代意识就是去发现和感受合作性的、互助的、非强制性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在社会关系行为准则中摒弃暴力,不再把暴力视作达到目的理想方式。通过拒斥强制性关系和暴力论,提供社会行为主体间的合作、互助、团结、和谐,共同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安全。 2.反对现代主义客观对立的自然观,主张主客体的统一和谐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指出,现代主义的强制性关.系理论以主客对立的二元论为基础,造成人与自然、从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对抗、奴役和战争。要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间的对立、对抗,就要摧毁和颠覆这种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走向统一和谐论,使“后现代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任何事物都不仅仅是任人宰割的客体,所有的人和事物都应被视为体现着神圣性,只有在这种新世界观的基础上,人类才有可能建立一种新伦理学,以扭转现代性的掠夺性和容易导致战争的趋势。 由于现代主义的自然观,主张“自然的祛魅”,其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同自然的交流之中带来的意义的丧失”,为了防止这种恶果的出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张“自然的返魅”。而要使“自然的返魅”,就要赋予自然以自主性,与人类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主张进一步扩展到社会,要求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不仅要尊重自然,同自然和平共处;同时也要使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和平共处,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伦理学。” 3.摒弃现代主义片面的人性观和孤立的存在观,主张以创造性奉献为主的价值观,强调人的多样性内在联系大卫-雷·格里芬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国家安全哲学范式的片面性,认为这种哲学范式是建立在“片面的人性观”之上。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看来,“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我们不仅接受他人的创造性的奉献,同时“我们需要对他人作出贡献”。这是“人类本性的基本方面”。运用这种创造性奉献价值观来看待个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能处理好决策者同个人的关系、强国与弱国的关系、大国与小国的关系。 另外,建设性现代主义反对现代主义孤立地看待主体间的关系,主张生态论的存在观和整体有机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非生态主义的存在观。这种存在观在初始阶段把上帝看成至高无上的主宰者、孤独者,“卓越的存在物”。现代人继承了这一观点,导致人对自然的统治。同时,把人看成孤立的个体,企图“离开他人或群体的利益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甚至打败别人。这是战争的重要根源。与此相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创造一种认为我们彼此相互依存的意识”,用这种有机论的观点来看待主体间的关系,意识到“为他人的利益,为整体的(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利益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主张生态整体有机主义相互内在联系和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观点,并进一步把它扩展到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要求把它作为“我们新文化范式的基础”,使“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得到尊重,“一切事物的相互关系”都受到重视。他们进一步呼吁要行动起来,造就一个安全、自由、民主、和谐、美好的人类社会,使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战争销声匿迹。 三、批判吸取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理念。建构国家安全哲学新范式。促进全球体的健康发展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国家安全哲学范式及其理论基础,打击了霸权主义安全观,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找出现代国家安全范式的阶级和经济根源,不免带有的抽象的人性论和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全球化时代,要保持全球各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就要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安全哲学新范式。 首先,确认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建构各行为主体平等的交互主体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主体意识觉醒,纷纷独立,从政治上确立了其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政治上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必须要由经济上的主体地位支撑。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主体性地位,不仅要强调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还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向居支配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同世界各个行为主体的交往。这种全球化时代的大交往实践活动,凸显了全球化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和主体际性。 全球化主体间的基本原则是主体平等原则。这种主体平等性是主体间性的逻辑规定和“绝对命令”(康德语),具有逻辑先在性、先验性、普遍性、必然性。在全球化时代,每一国家、民族、地区行为主体要生存和发展,不能脱离另一主体,只有承认另一行为主体的平等地位,以礼相待,才能被对方合理性地承认为主体,相互馈行,相得益彰。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行为表征是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国际间的一切事务都要由当事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协商解决。通过协商,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等文明主体的智慧,承认各自多样性的主体性,照顾各种主体的利益,调动各个文明主体的积极性。只有如此,才能减少摩擦,避免剧烈震荡,达到共存共荣。 全球化主体间性的内在要求之一是自律性。在互联网时代,全球各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要健康的建构,很重要的就在于各行为主体的自律性。这种自律性就是要求各行为主体自觉地按关系实体和精神实体的要求不断检视自己,不做越规和侵犯其他行为主体利益的事,自觉遵守已经达成的国际间条约,不单方面解释、违犯或毁弃条约,一旦发现有违约行为能自行纠正,补偿其他行为主体的损失。全球化主体间性的重要保证是互信性。互信性要求全球各行为主体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尊重对方主体的利益、价值,理解对方行为的正当性、合理性、适度性。主体间的互信性要求,各行为主体的政策、谋划、企图和行动要达到透明化、预告化、信息白箱化。 其次,确立系统整体有机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安全思维。安全是一个有机整体系统,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安全、人口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思想文化安全等等。从大尺度空间来说,它包括全球安全、区域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等等。每一子系统的安全都与整体系统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且它们各自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谋求单方面安全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如果不重视全球安全和其他国家的安全,只注重自己的单方面的安全,其实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危害了他人的安全,其他主体就会感到威胁。要打破这种自闭性安全循环,必须跳出非此即彼的安全哲学思维范式,确立有机整体的安全思维范式。 再次,确立奉献性和可能性的安全哲学范式,反对孤立主义、自我中心主义、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建立广泛的合作及协作伙伴关系,创建合理合情合法的安全体系力量架构。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和世界各国联系愈来愈紧密的条件下,在安全哲学范式上,我们主张创造性、奉献性价值观,但要坚决反对乌托邦安全哲学思维,树立可能主义的富有预见性的安全哲学新思维。乌托邦主义的安全思维表现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我国的安全就自然而然有保证了;只要坚持全方位的友好政策,就不会有谁挑战中国的安全;只要不搞军备竞赛,不在外国驻扎一兵一卒,不刺激强权或某些国家,中国就安然无恙。事实上,乌托邦主义的安全哲学思维非常有害,必须加以摒弃。正确的安全哲学思维应当是:既要立足于当前国际安全的现实,又要看到国际安全将来可能发生的种种不良局面;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以发展为主线,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搞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又要看到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危害世界和平与中国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有时会恶性膨胀。还要看到,恐怖主义给国际安全包括中国的安全已经带来并将继续带来新的威胁。因此,为了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长久的国际和平稳定的环境,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军事高科技,加速推进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把我军锻造成保卫中国安全和国际和平的坚固盾牌。 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三个代表”为出发点,提出和论述了新安全观。而上海合作组织六国创造的“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世界提出了重要和有益的启示。①党的十六大报告重申要实现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树立合作安全观,在合作中求安全。 国家安全论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对策 世贸组织不仅是当今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协调与管理机构、国际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还是国际经济合作的推动者以及国际间贸易纠纷的仲裁者。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我们提供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严峻的挑战。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的态势分析 由于历史原因,世贸组织是一个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理念和文化形态为背景的国际组织,从它的主导思想、组织运作到依据世贸组织条款所达成的各种多边贸易协定,无不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游离于GATT/WTO体系之外,再加上较为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意识形态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对世贸组织的运行机制和法律规则不甚了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为实现国家利益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从而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一)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有效地消除和化解潜在风险,确保国家经济主权不被分割,从而实现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经济安全已经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如果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经济事务和保证经济不受外界影响与冲击的能力受到削弱,进而引起经济主权受损和弱化时,该国的经济安全就受到了威胁。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但由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较少,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的经济安全在入世后容易受到威胁。 第一,产业安全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产业安全是在产业结构分析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所处的状况。加入世贸组织虽然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产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和企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首先,在世贸体系中,我国仍然属于国际分工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总体上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与发达成员国形成垂直分工,经济发展容易受到其它成员国的不良影响;其次,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游离于GATT/WTO之外,没有机会参与GATT/WTO机制法律法规的制定,因此,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没有反映出我国国家利益的要求;再次,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规模小、资金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较低,与在世贸体系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国外公司企业竞争,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同时,一些敏感行业,如通讯、航天、互联网络和金融等领域的对外开放,还有可能会对我国的军事和政治安全产生直接的不利影响。 第二,国内市场面临着巨大挑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公司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渗透会进一步加强。这些公司涌入我国国内市场,对我国的社会变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双重的作用:一方面会给我国带来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另一方面,由于拥有长期积累的竞争优势,它们的产品已经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占据着有利的地位。另外,长期以来,外国投资企业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对我国国内某些行业的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 第三,金融安全受到潜在威胁。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国家经济体系的动脉,一旦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便很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尽管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金融领域的开放享有5年的过渡调整期,但由于我国金融行业整体固有的脆弱性,以及国际金融领域斗争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维护和确保金融安全成为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运行机制会受到影响。世贸组织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它的首要目标是为成员国提供一种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在这种游戏规则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势必要涉及到众多成员国之间经济权益的重新分配与整合。因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意味着参与了本国经济权益在世界范围内的重新整合和资源的再分配过程。这对于仍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讲,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强势冲击,能否建立一个既公正又富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事关我国的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能否成功等国家安全的大局。 (二)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建立在明确的世界观之上,对国家的发展道路及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自我规定和自我辩护的信念与理想体系。由于意识形态对维护国家政治稳定、保障国家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冷战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呼吁在国际交往中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顽固地坚持冷战思维,对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加大意识形态的冲击力度,企图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存有戒心,因此,对我国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请求全责备,设置了重重障碍,以迫使我国在政治上作出较大的让步,其真实目的是把我国纳入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西方国家寄希望于通过世贸组织对我国的意识形态进行渗透与演变。西方国家借助于世贸组织体系,在利用其巨大的经济、科技优势与我们展开竞争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向我国渗透西方的民主价值观,以达到最终演变我国的战略目标。 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必然会有很多棘手的社会矛盾与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使其成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侵蚀的温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更容易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这将极大地威胁到我国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中的整合。 (三)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指保护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免遭渗透和侵犯。虽然文化的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是文化本身所承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归属感却是唯一的。历史的实践证明,文化的渗透往往是与经济力量的扩展相伴而行的。伴随着我国的入世,众多西方的文化形态将以产业化的形式纷纷涌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会输出发达国家所谓的精英文化。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在其占有明显优势的经济攻势的掩护下,往往会产生更加明显的效果。国际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世界变得更紧密相连,为西方国家传播其文化模式创造了便利条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新闻、广电部门将陆续开放电视、出版、电讯等行业,外资也将进入我国的网络领域。西方国家将会利用我国社会转型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机,不断加大文化渗透的力度,而且,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渗透力度、范围和方式还会随着我国国际活动空间的扩大和国际经济贸易联系的增多而更加复杂化和尖锐化。 (四)信息安全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入世后国外公司企业竞相投资的热门产业,这无疑将会促进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安全问题。 第一,我国规范信息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信息管理的手段和方法滞后,由此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可能在某些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出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失控。 第二,我国国家信息安全的指数不高。近期公布的《国家信息安全报告》显示,我国的信息安全指数仅处于“相对安全和轻度不安全之间”。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某些方面甚至形同虚设,这对于我国的整体国家安全的维护埋伏着巨大的隐患。 第三,我国在信息技术的软硬件方面均受制于人,这无疑会增加我们确保国家信息安全的难度。网络系统的关键技术都掌握在外国生产商手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使我国网络安全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科技与人才安全 一个国家的科技安全态势体现着国家能否用科技手段有效地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其国家的整体利益能否免于受制于国外科技优势的威胁,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得以提高本国的综合竞争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的科技安全将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其一,我国的整体技术实力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这些差距必然使我国技术领域显现出更多的易受攻击性。其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对技术成果的保护作用。世贸组织中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将进一步加强跨国公司在技术供应方面的垄断地位。而这种技术独占权将会自然地转化为市场垄断权,从而在技术转移方面对我国产生更大的限制,我国企业获取高新技术的成本会更高。尽快健全我国的知识产权保障机制,在竞争异常激烈的世贸组织体系中使我国的技术成果得以有效的保护已是当务之急。 当前,知识传播和流动的世界性特征越来越明显。为了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正在成为世界各国首要争夺目标。一国拥有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中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指标。人才天然具有流动性,所以人才安全也就具有相对性与不稳定性。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势必要面临着一场长期的人才竞争大战。这场大战有两种表现方式:一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固有优势从我国掠夺人才,从而导致我国的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而且流失的势头还有增无减;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表现为登陆我国的外国公司企业就地吸纳我国内人才,成为外国公司企业的雇员。从长期看,外国公司企业对我国的人才资源会更加趋之若鹜,使我国的人才安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国家安全对策的宏观分析 通过全面融入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全面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推进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真正维护国家安全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首先,加强和深化世界贸易组织体系对我国国家安全影响的研究,建立起一套国家安全风险的应对机制。世贸组织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有着较长的历史,且拥有140多个成员国,其运行规则与法律法规相当复杂,因此,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人士对我国入世后的国家安全及其风险进行研究,对世贸组织的运作体系及其行为规则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与探讨。同时,认真评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整体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并就国家安全风险的防范提出具有较强操作性的建议,建立一套快速、灵活的应对机制。 其次,尽快完善我国的市场运行机制,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直接受到冲击的是我国的经济安全,经济安全又是维系国家安全的根本之所在。从加入世贸组织这个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问题就是视其市场运行机制是否完善与健全。世界贸易组织是建立在高效和规范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的合作机制,世贸组织框架下的经济竞争归根结底是市场机制效率之间的竞争。因此,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结合对世贸组织体系的科学认识,尽快建立健全符合世贸组织法律法规要求的市场运行机制,努力促进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从根本上抵御和化解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 最后,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根本上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变化了的世界呼唤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国家间的竞争已转为综合国力的较量,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政治和社会稳定、经济安全、网络信息安全、文化意识形态安全、科技人才安全以及能源环境等在内的综合安全。因此,只有全面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能力。正如同志指出,“我们国家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要在加强防范国外各种势力有可能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同时,要加快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科技产业竞争能力,从而加快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步伐。这样,我国的国家安全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时代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论文 一、美国国家安全的发展及网络时代信息安全之源起 国家安全是国家调控机制中一个重要因素,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安全”也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依据一个国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发展演变。时至今日,“国家安全”早已由狭义上的强调国家不受外敌入侵的军事安全扩展为一个广义的内容丰富的大体系。其内涵是一个由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系统。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对不利于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各种国内外因素进行调控,实现国家的安定和预定的国家目标。代表国家的政治实体(政权和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在满足现代国家特定的内外需求的同时,符合一定的国际行为规范。对外政策是政治实体试图适应或控制外部环境对内部影响的一系列行动方针或原则,对外政策能否奏效,取决于不同国家在国内治理和对外关系方面发挥效用的能力。从调控和治理之角度来说,国家对外政策是从属于国家安全战略的。在美国实现现代化及走向强国和超级强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大力发展高科技,而且首先用于军事。军事科技又带动了高科技,进而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是美国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保障其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战后不断提高科研经费在财政预算中的比例,持续把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发展军事工业。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研投入的比例一直雄居世界第一。70年代后继续大幅度增加。国防在美国的研发费用中占很大比重。战后美国几项关键性发明,如电子计算机、卫星通信、微电子处理器等,均直接产自于军事研究。即使是在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也认为冷战竞争主要是在各自内部,即“看谁在解决自己的特殊问题时干得最成功”,而不是靠军事手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斯则更加明确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其发展自己生产力的能力”。美国政府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制定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并在不同阶段根据内外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很大程度亦是因循了上述系统治国理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占据主动,围绕“国家安全”进行国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支持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互联网的诞生与发展。1957年苏联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先后签署了两个公共法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得以创建。这些部门的建立和相关科研预算经费的投入,有力地推动了军事安全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1962年,美国国防部设想建立一种能够保证美国国内外防卫力量在遭到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具有生存和反击能力的指挥系统。随之,计算机专家提出了计算机“网络”的概念。1971年,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了一个项目———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把接受其补助金的大学的电脑在全国联网,实现了计算机“网络”这一设想。为了对该网络雏形进行统一技术管理,美国国防部于1974年主导建立了TCP(传输控制协议)和IP(因特网协议)(后合称为TCP/IP协议)。同年,美国国防部将TCP/IP协议公开,向全世界无条件地免费提供解决电脑网络之间通信的核心技术。五角大楼如此慷慨地向全球提供互联网技术和相关管理协议,其背后自有其深远的、颇具战略意义的谋虑。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该互联网络是一套有明确假想敌的军事指挥系统,其指挥乃至控制功能需要与内外部环境进行信息交换方能体现(亦即“知己知彼”)。另外,其他国家一旦应用此套技术并采纳其管理规范,就会在虚拟空间产生对“美国制造”网络的需求和依赖,这反过来又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放开互联网技术,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促进经济利益不断扩大。从历史根源的角度来看,自电子计算机互联技术诞生之日起,其应用和推广过程中存在的信息安全问题就相伴而生。但美国国家信息安全作为一种系统思想和战略,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政策实践上以国内为重点,国内、国外并举,围绕内部稳定和发展与维系全球事务主导地位之战略目标,在国内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内外环境特点,制定和适时调整对外政策。 二、网络时代美国信息安全战略之发展 信息安全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开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是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克林顿政府以综合发展和综合治理相结合的理念为基础,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有机融合起来,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相关领域的研发;另一方面一步步构建信息安全领域的国家战略。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外失去了最大的政治军事战略竞争对手,国内则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还要应付来自于欧洲和日本日趋激烈的经济竞争。此时上台的克林顿政府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国家安全战略三要点:以军事能力维护美国安全;重振美国经济;在国外推行“民主”。其中,“经济安全”是核心。克林顿政府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军事力量进行了结构性调整,继续加大研发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尖端武器的力度,提高军事人员的素质。与此同时,开始着手信息安全领域的相关部署。1993年,美国政府提出兴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构想”,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同时加快用高新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金融和股票市场的繁荣,使美国经济出现了有史以来不间断增长时间最长的时期。到了90年代后期,构建网络空间安全即为保护国家信息安全的战略思想被正式采纳,成为美国政府政策,信息安全的概念随之产生,然后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由此,网络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下的信息安全政策就产生了。1998年5月,克林顿颁布第63号总统令———《克林顿政府对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的政策》,首次提出了“信息安全”的概念和意义。该文件开宗明义“: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这两种力量相互促进相互依赖,但是也越来越依赖某些关键设施和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系统。”在2000年12月克林顿签署的《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信息安全”被囊括了进来。这标志着新的历史背景下,信息安全正式成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关系上,克林顿政府坚持一切以实现国家安全战略要点为根本的政策。而在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实现经济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克林顿对外政策的第一大特点,是把计算机网络作为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因特网上的商业活动占得先机。1997年,通过因特网上进行的76亿美元商品交易中,美国就占了9/10;美国企业占了全世界网址的70%,占网上总收入的93%。正是基于对全球互联网贸易巨大潜力的认识,1997年7月,克林顿政府公布了网络贸易战略报告《全球网络贸易框架》,强烈要求宣布互联网络为全球自由贸易区,发展技术并制订行为准则。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身优势,把它研制的互联网技术标准和制定的内部行为准则推广到全世界,把美国的标准作为全球的标准固定下来,从而在全球虚拟空间贸易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在对外关系方面,发展全球网络贸易并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已成为美国政府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外交事务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之显著特点是推行新霸权主义,大打“人权牌”,以图将美国的人权观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这是克林顿政府安全战略对外部分的核心之一。其中,通过利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美国精英治理价值观推广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国际规则,克林顿很注意使用“软”的一手。他上台伊始即把在国外推动民主和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支柱。他提出的冷战后美国对外关系新战略的内容之一便是“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扩大民主和市场经济”,极力通过外交手段继续在国际社会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克林顿政府为美国留下的最大一笔外交“遗产”,当属以“新干涉主义”“克林顿主义”等著名的一套“软”“硬”并重的“理论”。克林顿抛出的这套“人权高于主权”的“理论”,便是美国选择的修改现行国际规则的突破口。而全球推广互联网技术,能相对低成本、高效率地帮助美国政府突破他国境外信息准入屏障,将自己的观念即时传播至当地民众,对舆论造成影响。小布什2001年上台后不久就爆发了“9•11”恐怖袭击。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为保障美国国家信息安全,防止出现极端事件,美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对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战略思想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结合。2003年2月,美国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立美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响应系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此系统可谓是一个国家—民间,公共—私人合作机制。奥巴马2009年上台后,从军事安全角度,进一步强调网络空间战略的进攻能力和威慑性。同时,奥巴马政府将互联网信息安全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突破国家主权的便捷途径,对外推进国家利益以及推广自身认可的价值观。同年5月,奥巴马总统批准公布了国家网络安全评估报告:《网络空间政策评估———保障可信和强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都是以信息系统为基础,……,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各方竞争的利益,制定出一个全面设想和计划,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6月,美国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网络战司令部。2010年,白宫发表了《2010国家安全战略》,保证将信息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网络安全战略的特点是,网络外溢效应凸显,虚拟空间的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国界线,同时也影响到了作为最初主导构建网络内外空间的美国政府所要处理的内外问题。 三、信息安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目标是主动避免自身关键利益受到伤害,在内外环境中,争取最大程度的主导权。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个部分,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也即为此目标服务。在当代,信息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后,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息安全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乔治•里卡斯对美国的世界秩序作了贴切的描述:“首先是尽可能扩大和巩固生存空间,建立并巩固一种更为广泛的秩序,这种秩序在美国力量强大时是它自我表演的舞台;在遇到失败或力量相对衰落时是支持和复兴的力量;即使美国最终衰败时,也会“成为被人们铭记和仿效的楷模”。在网络时代,美国政治精英们相信“信息就是权力”。美国政府推行的信息安全战略是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有力工具。美国对外安全战略总的要求是,防止敌对和不友好势力对美国利益的损害,美国的中心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它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信息安全无疑成为成本低、效果显,影响既广泛又深远的政策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相互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和国会动辄以“国家安全”对美国的内外政策加以诠释。“世界秩序”则日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掩盖下“霸权有理”的代名词,它涵盖了美国由企图主宰世界到试图主导世界的策略上的转变过程。而信息安全则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中日益重要的内容。 国际规则是规制世界秩序的大法。美国对其信息主导地位的维护对全球信息安全规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使其易于接受,美国对其信息安全战略(政策)重新进行了诠释,突出并强调该战略中的“国际性”,极力诠释其战略目标及实现手段和规则制定之“道德性”,意图在于通过“道德性”来掩盖美国争取国际网络空间规则制定主导权以及相关利益的真实目的,通过“国际性”来印证其“道德性”。美国在实现手段和规则方面精心设计,力图使其显得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全球化和人类安全问题的时代潮流。2011年美国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首次明确将互联网自由纳入维护网络安全政策体系之内,“将此项努力与二战后建立经济和军事安全的全球框架相提并论”。从这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文件可以看出,信息技术在21世纪快速发展与全球普及,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深远影响,美国作为国际社会霸主,意识到自己必须通过强调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国际性”与“道德性”来重新构建其世界影响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对于提高美国的综合国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力是一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参考标准,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美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越来越重视“软”力量的作用。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综合使用或交替使用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手段。约瑟夫•奈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让位于更危险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范围的各个民族的文明之间的冲突正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支配权;他还认为,在当今时代“,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样重要,但是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基欧汉和奈在论述信息与权力的关系时指出:“信息和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增进了美国观念和价值观在全球的认知和开放”;“在21世纪,广义的信息能力可能会成为最关键的权力资源”,“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在软、硬权力的关系中,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网络外交的出现,使软实力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向利用综合力量进行调控。克林顿上台后更加重视“软”力量,把美国式的民主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普遍原理在全世界推广。他在20世纪末向国会提交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美国必须致力于外交“,为防止冲突、促进民主、开放市场”等方面花的每一美元都肯定会在安全上得到回报。奥巴马总统则更加主动地出击,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称为“美国第一次针对网络空间制定全盘计划”。不难看出,美国政府是要将信息技术优势充分为己所用,营造有利于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外部环境,通过危机管理、推广民主和市场开放来塑造信息化时代的全球价值观,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进而巩固和提高国家实力。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自上世纪末,美国产业结构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长期以来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钢铁、石油、化工等产业的地位逐渐下降,以半导体、微电子、计算机、软件业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崛起。早在20世纪90年代,微软、英特尔公司就已取代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当年的地位,成为美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至今,信息产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变化,一批新的权势人物也涌现出来,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批新的权势人物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将逐渐在美国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有能力通过参与或资助竞选、游说国会、制造和影响舆论等方式影响美国内政外交的酝酿和制定。鉴于信息技术产业如今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美国政府制定对外政策(尤其是经贸政策和知识产权问题)时势必要考虑这一产业集团代表的利益与要求。 四、信息安全: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双刃剑”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的提高,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其“双刃剑”的角色也不可否认。对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活动的影响更是双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网络安全遇到的威胁日益严重。计算机病毒利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传播,对网络信息系统进行攻击和破坏,对外交信息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黑客攻击是另一种破坏程序,可给外交人员及国家带来严重影响,甚至威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近些年来,不单是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也将信息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威胁。如,俄罗斯在2000年9月把国家信息化建设作为其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政府2010年10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今后面临的“最严重威胁”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网络已经直接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转,控制着世界信息流动和国际经济命脉如何切实维护网络安全,各国尚无万全之策,美国也不例外。对西方价值观,特别是人权观的影响愈发明显。批判理论家罗伯特•考克斯指出,社会结构是主体间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而成的。人类安全和人权问题越来越受重视。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美国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去“规范”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且占有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捍卫西方价值观”推到外交和国家安全的前台。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西方一个重要政治理论“第三条道路”宣称的对外政策的两大实质,一是向全世界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观,二是推行“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主权有限”“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美国在“互联网打上了美国价值观的烙印”。但美国自身也是精英治理与个人自由之间矛盾着的混合体,一边是现实,一边是信仰及理想。“美国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人权问题、个人自由、道德观)方面定调太高,看上去很美,但真正落实起来,困难很多。如屡屡发生的美国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国内,特别是对别国机构和重要人物的窃听丑闻,最有名的是斯诺登揭秘案例,就大大削弱了美国的“道德”影响力。正在逐渐削弱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地位。1999年,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把信息技术革命视为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主导地位、发挥更大作用的一种重要“软力量”。美国凭借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方面的优势谋求全球信息化主导权,以获取“信息霸权”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其21世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强化其“全球霸权”地位。迄今为止,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确立并保持着“信息霸权”。他们深信自身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和普世价值,同时对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心存偏见,在不完全了解这些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具体历史和现实国情的情况下,干涉别国内政,制造民族间、国家间和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招致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嫉恨,为自己催生、培育了越来越多的对立面。一些宗教团体、政治党派、极端组织等也通过各种信息传输手段传播不利于、甚至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主张。从国家层面来看,全球网络信息空间主要的行为体仍是各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信息安全规范仍然缺位的情况下,各国均设法扩大本国网络空间安全边界来保障国家安全,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合作与博弈并存。美国对此情况显然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但仍无法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判断,白宫在2011年5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构建一个繁荣、安全和开放的网络世界》,被解读为既是“合作的邀请”又是“对抗的宣言”。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互联网治理的话语权,从标榜互联网“开放、共享、无国界”到借“网络自由”等抨击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治理。这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其他国家或机构层级的抵制乃至对立。总的来看,美国在信息领域正经历从“霸权”到“王权”的转变过程。对国际关系概念和公共外交带来挑战。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传统的“国家主权“”领空”和“领土”等概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利用高科技手段制造和传播旨在削弱、颠覆他国政权的信息、刺探情报或进行洗钱等活动,给国家安全增添了新的防范问题。1965年“公共外交”概念被首次提出并得到运用,该外交策略试图通过现代信息通讯等手段影响其他国家的公众,以帮助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推行。美国是“公共外交”的有力践行者,白宫大力开展思想文化传播,实施外交战略,在网络信息空间构建“公共外交”的实践场域。但通过互联网频频披露的美国政府之种种劣行,无疑也会损害美国的形象,侵蚀美国透过外交展现的“软”实力和“巧”力量。此外,信息安全“双刃剑”还体现在这些方面:(1)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正遭受着越来越大的非传统威胁,对传统国家政治治理模式造成了挑战。(2)政府权威受到进一步挑战,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分子、社会运动等都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变量,削弱了美国及许多国家政府对本国事务的控制能力;国家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在网络上受到更多质疑的同时,政府对网络舆情的管理更加困难,对外交议程的控制力也会相应减少,如美国国防部因无法合理解释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事件而在网上广受诟病。(3)面临更多的国内外问题。美国虽在建立其国际安全体系方面“成就”显著,但用于“国家安全”上的开支增加迅猛,这固然刺激和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背负着过多的支出;它既可提高国家的安全系数,同时也增加了易受攻击的“软肋”。 五、结语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政治精英们为了维护国家内部的稳定和发展,巩固和保持其国际超级强国地位,围绕着“国家安全”进行内外战略设计与调控,大力发展信息技术,资助并主导了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之产生与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美国政府已经构建了颇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框架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多个方面统筹指导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总的说来,美国发展信息技术,将科技创新为己所用,迅速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条有效措施,是使国家信息安全与国家发展和国际地位之巩固紧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美国虽在建立自己的信息安全体系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它自身在调控信息安全,主导对外政策的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内外因素之制约。从美国自身战略设计的角度来看,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国家信息安全作为支撑美国国家发展的一个庞大体系,涉及面非常之广泛。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国际环境的复杂与多元,加上与国内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部分出现误判,都有可能使整个系统出现漏洞,使得其他部分和其他环节的工作化为乌有。若一味强势追求自身“信息安全”,既有力不从心之虞,也会增加国际合作的难度,恐生过犹不及之忧。 作者:朱丹丹 单位: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 国家安全论文:网络安全视角下国家安全战略思考 一、信息网络安全问题带来国家安全隐患 (一)计算机网络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计算机网络是一个开放、自由的空间,计算机网络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其开放性和自由性也带来了众多安全隐患,不仅影响了网络稳定运行和用户的正常使用,严重时会威胁到国家安全。因IT系统简单、漏洞较多,网络攻击普遍发生。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针对政府部门以及国防、金融、能源等重要部门或行业,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持续性的网络攻击越来越频繁。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黑客宰割的“羔羊”。只要黑客的攻击不停止,网络信息安全的斗争也将一直持续。当网络信息资源成为国家和公众的生命线时,一旦信息网络遭到入侵和破坏,其后果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动荡更是让人不寒而栗。 (二)信息产业发展滞后带来国家安全威胁。 由于我国在信息产业领域起步较晚,国内一些重要信息系统、关键基础设施中的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软硬件长期依赖国外。全球网络根域名服务器为美国掌控;中国90%以上的高端芯片和智能操作系统依赖于美国。这些依赖于国外的核心信息技术产品或服务,一但遭到恶意破坏,我国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情报就有可能被盗取、破坏,这无疑增大了经济安全的隐患,直接威胁到国家安全。随着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等网络信息化新兴产业的继续拓展,大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这将使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面临更多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和挑战。 (三)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严重影响国家安全。 网络在迅速改变着这个世界,给社会和人们提供的便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也越来越猖獗,如利用网络散布破坏性病毒或设置“后门”程序;黑客攻击,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网络诈骗等网络违法犯罪呈现蔓延态势。网络无国界,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跨国犯罪活动日益严重,给打击和防范带来极大挑战。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恐怖分子同网络安全保卫组织、反恐机构相互斗争的主要战场。北京天安门、昆明和乌鲁木齐火车站等地严重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网络恐怖主义,是恐怖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其隐蔽、便利、廉价、远程,攻击范围广,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二、加强信息网络安全防护,维护网络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 尽管网络空间法治化面临严峻挑战,但始终改变不了依法治网的新常态。因此,必须要强化网络世界的法治思维,加强网络信息化领域的立法工作,执法工作,引导全社会遵纪守法,全方位推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法治进程,促进依法管网、依法上网、依法用网,维护国家安全,建设网络强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对我国网络空间治理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完善网络信息服务、网络安全保护、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在主持召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要抓紧制定立法规划,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法律法规,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二)构建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出台国家信息安全战略。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数据窃取”和“大数据污染”频频出现,大数据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大数据的安全;二是要从技术上把控大数据的安全。大数据是互联网安全的核心。建设以大数据为重点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是网络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加快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出台。 (三)创新驱动核心技术的研发,捍卫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最根本的就是要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具体讲,只有牢牢把握网络、计算、存储这三个重要环节以及操作系统与芯片这两个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才能防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数据或秘密被窃取、被泄露;才能从源头上捍卫我国的网络空间主权,维护国家安全。因此,必须加快改革创新和技术研发,加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惠及民生。制定全面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特别要注重研究、制定发展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各类行业产品,如网络扫描监控技术、数据指纹技术、数据信息的恢复、网络安全技术等等,以自主知识产权掌握网络主动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汇聚人才资源。 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强调,“网络信息是跨国界流动的,信息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信息资源日益成为重要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此,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思想好、技术业务精、忠诚可靠、甘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强大队伍,为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域培养一大批创新型专家人才、尖子人才、领军人才。 (五)坚决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净化网络环境。 防范和打击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主义,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网络恐怖主义活动上,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一是集中警力,打集群战,重点突击,确保以最快速度,在最短时间内侦破网络违法犯罪或恐怖主义案件,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建立国际协作机制,加强沟通与交流,携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及网络恐怖活动,净化网络环境,共筑牢固的安全防线,力争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三是加强网络监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从源头上进行管控。 (六)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疑难杂症。世界各国或地区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共同维护网络安全,捍卫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因此我国应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和安全前提下,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积极参与情报交流、技术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信息网络安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 作者:曹建萍 单位:中共巫山县委党校 国家安全论文:全球化国家安全管理 澳大利亚的小莫汉.马利指出:影响21世纪国家安全的7个趋势是: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扩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极化的国际政治,国际体系性质变化,安全概念的变化,冲突焦点的变化。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有两个方面:第一,传统冲突:大国的霸权斗争,成功国家民族国家的膨胀,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经济竞争,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第二类,未来冲突的新根源:衰败国家的民族主义,文化和宗教信仰冲突,致命的轻武器扩散,石油,渔业和水资源的争议,难民潮和人口流动,生态灾难,恐怖主义.给21世纪的国家构成多重灾难。 全球化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国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O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圆,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 其次,国内关键产业如飞机制造,数控机床,电脑芯片等,会被跨国公司整合和控制难以独立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主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通过跨国合并,收购和合资形式向全球投资,往往是内部分工的结果,海外合资企业仍然受总公司指挥。中国最大的外资企业是德国的巴斯夫,在中国有9家化工企业,从尼龙,地毯,醇,涂料,维生素,乙烯,染料,乳胶,到分散体,形成系列产品分工体系。国内企业受到行政系统(条条块块)的分割,缺乏内在的技术和生产联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难敌得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商业和金融控制。 第三,"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圆,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外贸依存度的调整 目前美国经济的调整,将影响中国的出口。加入WTO将使中国社会受到全面的国际冲击。国内社会结构与制度,将与国际发生剧烈的摩擦。22年形成的单一经济思维,又不能够把个人,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统一起来,不能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统一起来,甚至严重忽视后者。按照目前经济路线发展下去,中国将丧失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如果中国在5年以后受到西方全面封锁,经济损失有多大? (一)200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83000亿人民币,按照1:8。3汇率,为10000亿美圆,外贸4743亿美圆,增加31。5%;出口2492亿美圆,增加27。8%;进口2251亿美圆,增加35。8%。顺差241亿美圆。其中一般贸易出口1052亿美圆,增加32。9%;进口1001亿美圆,增加49。3%。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增加24。1%,进口926亿美圆,增加25。8%。机电产品出口1053亿美圆,增加36。9%,高新技术出口370亿美圆,增加50%;进口初级产品467亿美圆,增加74%,原油,大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增加30%。 外贸依存度是以外贸总额除以GNP,为47%。如果扣除加工贸易的重复计算,外贸依存度为35%,全部扣除加工贸易,外贸依存度为23。5%。 外贸依存度是国内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比价。从发展趋势看,由于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非贸易品,价格下降得快,所以外贸依存度有下降趋势。1980-1996年日本的外贸依存度从26%下降到17%,新加坡从440下降到356%。韩国从74下降到69%。汇率的升值会提高外贸依存度。 (二)假设中国沿着经济主义自由路线继续发展,不进行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国内外资源状况仍旧可以支持5年左右经济增长。假设国内生产总值年增8%,2004年为111553亿人民币,按照1:8。2汇率,为13604亿美圆。外贸总额9196亿美圆,外贸依存度达到67。5%。如果人民币贬值到1:10,外贸依存度达到82。4%的历史最高水平。 出口年增加15%,为4358亿美圆,进口年增加20%,为4668亿美圆,外贸逆差达到310亿美圆。加工贸易年增加15%,出口2408亿美圆,工缴费500亿美圆。扣除加工贸易的外贸依存度是34%。 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年600亿美圆水平,使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国家外汇储备保持2000亿美圆。 (三)建议在2001-2004年突击进口战略物资,年增加进口200亿美圆。在2004年底,我国进口总额将增加600亿美圆,为5268亿美圆,外贸逆差扩大到1000亿美圆。国家外汇储备下降到850亿美圆。 (四)假设2005年出现西方全面封锁。加工贸易全部停止。 2000年加工贸易出口1377亿美圆,占出口总额2492亿美圆的55。2%,加工贸易进口1001亿美圆,占进口总额2251亿美圆的44。5%。加工贸易总额2478亿美圆,占进出口总额4743亿美圆的52。2%。 2004年,加工贸易按照年15%增长率,可以达到2400亿美圆的出口。如果全部中断,损失是: (1)外贸总额降低4500亿美圆,出口降低2800亿美圆,外贸依存度降低50%; (2)4000万人失业; (3)国家外汇收入降低500亿美圆; (4)加工贸易全部使用进口原材料再出口,对国内产业没有带动效应,全部中断以后国内只损失20%左右的工缴费,2004年为500亿美圆左右,把乘数效应估计在内,大约1000亿美圆。 (5)2004年的GNP是13604亿美圆,2005年如果继续增长8%,应该是14693亿美圆,现在减少到13693亿美圆,只增长0。6,增长率降低7。4个百分点。如果估计更高一些,大致可以说,由于加工贸易全部中断,我国经济成为零增长。 (五)从美日欧出口大部分中断。 2004年我国出口4358亿美圆,其中一般出口2000亿美圆左右,其中向美日欧出口占60%,1200亿美圆。 美国是我第二大贸易伙伴,我对美出口占出口总量20%以上,按照美国统计达到30%。我在美国出口份额中仅维持在2%左右。我对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也有依赖,从美国进口最多的是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1998年为94.18亿美元,占自美国进口总量的55%),有些难以替代。 日本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7.9%,日本的资金技术对我也极为重要。 欧盟是我第三大贸易伙伴。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5.1%。 香港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最大的出口市场,1998年占我对外贸易总额的14.1%。 1998年我国外贸的64.3%、约2071亿美元,是与美日欧的贸易(含内地与香港的贸易),我们获得的贸易顺差629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块,外贸将有逆差193亿美元。 假设2005年对美国日本出口全部中断,对欧洲出口部分中断,影响是: (1)出口减少1000亿美圆。2005年出口在和平环境下可以达到5012亿美圆,减去加工贸易2770亿美圆,一般贸易1000亿美圆,只剩下1242亿美圆,考虑到向其他地区增加出口,可以估计为1500亿美圆,降低75%,大约倒退到1997年的水平,倒退8年。 (2)一般贸易出口的减少对国内经济的影响比加工贸易大得多,因为大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内,有连锁性收缩效应。假设有4倍的收缩效应,即4000亿美圆,相当于32000亿人民币。用4000亿美圆除以2004年的GNP13604亿美圆,经济增长率降低29。4%。 (3)加上加工贸易中断的影响7。6个百分点,共37个百分点。这就是加工贸易中断和出口下降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第一年GNP下降37%,第二年下降更大,假设40%。第三年才有可能有所恢复。 (4)出口产品国内收购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40%左右,如果降低75%,将使国内总需求降低30%,加上乘数效应,将使国内通货紧缩和企业破产更加严重,失业再增加4000万,共增加8000万。 (六)关键进口供应基本中断 2000年我国进口大类产品是:矿产品245亿美圆,化学品181亿美圆,塑料橡胶164亿美圆,纺织原料和制品166亿美圆,贱金属206亿美圆,机器电器852亿美圆,光学医疗设备82亿美圆。 由于大量引进外国设备,我国工业最先进的部分,设备,原材料和零配件对于进口的依赖程度相当高,在1994年,工业对进口的依存就达到30%,现在可能超过50%。特别是尖端科技如芯片,数控机床,航空航天等方面,在关键部分依靠进口,影响更大。 (七)能源供应受到影响。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 目前中国铁矿石自给率为80%左右,氧化铝为70%左右,铜精矿为40%左右,铬铁矿为40%左右,钾盐仅为6%。2010年14亿人口需要消耗50亿吨标准煤(包括29亿吨原油),8亿吨钢和17亿吨铁矿石,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到2010年能够保证需要的只有24种,需要进口2亿吨。到2020年的需求量将是目前2倍,矿产品短缺量为2。5---3亿吨,能够保证需要的仅6种。铁、铜、锰、铬等金属矿产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1世纪中叶除煤外,绝大部分矿产品均需国外资源补充。年木材缺口6000万立方米,进口粮食进口5千万吨。大量进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长率不能低于12%,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从3%上升到18%,迫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 能源矿产结构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气资源家底不清,后备资源严重不足,1993年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中每年石油进口量迅增1000万吨左右,中国未来能源供需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石油进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 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圆。到2005年将缺口1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 国际贸易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是这样的:石油进口超过50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市场,超过1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八)外商撤资可能引发外汇危机 假定2005年爆发突发事件,外商直接投资全部停止进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项目顺差,和经常项目进口方面的逆差,将同时减少600亿美圆,对于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影响。 我国已经引进3000亿美圆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真实资本,包括设备,专利,商标和管理,90年代年平均引进400亿美圆。加入WTO的刺激,可以使未来5年,每年可达600亿美圆,5年积累3000亿美圆。到2006年,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额达到8000亿美圆。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直接开放资本市场相比,被称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大经验。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国际投机资本无法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获得巨额人民币,因此无法通过抛售的办法冲击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中国没有被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没有风险吗?如果引进太多,风险照样存在,只不过时间比较长。 金融市场上的投机资本,可以在几分钟内引起大崩盘。而外商直接投资所引起的金融外汇危机,要经过10年左右。主要环节是人民币利润的集中汇出,可能引起境内居民和企业挤兑外汇存款,进一步引起黑市上以人民币兑换外汇,并挤兑人民币。 所谓对外商开放国内市场,是允许其内销产品,所得人民币经过国际外汇管理居批准,可以汇回国外。大约5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有8000亿美圆,按照年内销利润有10%,即相当于800亿美圆的人民币,大约7500亿人民币。汇出的外汇超过了引进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每年数千亿人民币的人民币利润,有大约90%并没有汇出,而是作为再投资重新投入。至于有多少是卖了土地厂房,多少是进入股票市场投机,无从估计。但5年之后这笔钱的总数达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多亿美圆,与国家外汇储备大致相等----这就是危机的临界点但如果积累起来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集中兑换,即有可能触发外汇挤兑。 沿海地区的损失 外贸依存度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还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在谁手里,新技术开发能力)。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1989---1991年西方对我国经济制裁,停止对华军品贸易和国际贷款。1989年,我国的外贸增长率下降15.7%;1990年又下降3.3%,其中进口下降16.8%。我国经济连续3年低速增长,1989年4.4%,1990年4.1%,1991年7.7%。 西方制裁对于沿海地区的影响尤其大。东南沿海地区指华东华南,福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南部,香港、澳门。 不含港澳,1999年有2亿多人口,耕地面积1000万公顷,占全国7%;国内生产总值近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37%;新增固定资产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32%。钢产量2800万吨,占全国23%;汽车36万辆,占全国20%;塑料324万吨,占全国40%;化纤385万吨,占全国60%;纱184万吨,占全国32%;冰箱530万台,占全国40%;洗衣机635万台,占全国50%;彩电2770万台,占全国60%。 上述计算没有包括直接受到的军事打击。 结论是:如果没有补偿措施,5年以后中国将由于经济原因和文化原因难以与美国抗衡。因此,目前5年的经济文化调整,比未来的军事战争更加重要。如果在经济文化方面失败,等于自我瓦解,军事战争难以取胜,甚至不战而降。如果中国未来不想错误美国的附庸国,就必须坚决尽快进行战略调整。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国家安全教育挑战及对策 国家安全的概念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其含义是保证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是不受外国侵略,而且在国内也要稳定,要反对颠覆。并且随着国家安全的提出,我国有了一个战略性的转折,由时代的“战争与革命”发展成为了“和平与发展”。这样强调了经济战略,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地位更高。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懂得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沿着上述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这说明我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所包括的内容在逐步的扩大。更加确保了我国在不受外国侵略的同时,防止内部矛盾,发展经济的目标。 1开展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调查的背景 首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我国的安全和统一仍然面临严重的威胁。西方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东面的强邻日本也不愿反思侵略历史。特别是,西方超级大国在前苏联已经解体,俄罗斯日渐衰微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其21世纪称霸世界的最大障碍,开始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周边安全也存在不少隐患。南沙群岛被东南亚小国强占,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中日东海问题和钓鱼岛争端也日益升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综合国力和国家地位的空前提高,一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也使我国国家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前,国家间的竞争日趋广泛、激烈,当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因此,歌舞升平之下隐藏着暗流涌动。对于如此严峻的国际环境,高职院校的学生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初,走私、贩毒、非法枪支买卖、环境污染、跨国犯罪、经济情报战、疾病的跨国传播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虽已出现,但还构不成战略威胁。但现在这些问题已相当严重。而且“东突”活动猖獗,生物入侵滋生,洋垃圾不断涌入,新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断出现。加入世贸组织,在受益的同时,也使国家安全防范更加困难,一些传统措施将不允许采用,安全风险扩大到经济、文化、信息、科技人才等诸多领域。对于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高职院校学生也大多缺乏危机意识。最后,随着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注重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增强国家安全观念已经日益成为高职院校学生素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高职院校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发展,结合素质教育的开展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明确教育要求,努力实践探索,积极推进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为国家保持经济军事优势的同时,也扮演着危及国家安全的角色,如破坏势力通过技术窃密危及国家安全。发达国家还采取人才争夺战略,导致发展中国家大量人才流向发达国家,其中我国人才外流现象很严重,科技安全形势严峻。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信息快捷传播与自由交流带来了方便,使传统意义的文化继承在全球化模式下失去原有空间,国家和文化边界正在消除,而文化生存是国家生存的前提条件,一旦文化遭遇威胁,必然给国家带来危机。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时代,我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2当代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通过对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调查显示,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主流积极健康,但也有种种迹象表明,部分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还很薄弱。 2.1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模糊 高职院校学生对国家安全还停留在军事、领土、情报这样一些传统的、局部的认识上。对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也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当前,国家安全既包括国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等传统内容,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新内容,2001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讲话中提出:要头脑清醒,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新形势,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极端重要性,紧迫性。确保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粮食、石油等战略物资安全。而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式发展,沿着我国传统国家安全发展的思想道路,明确提出了要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的要求。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有助于端正高职院校学生的思想认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讲国家安全,高职院校学生会自然联想到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军队、警察身上,这种把国家安全等同于情报间谍活动的片面认识,使高职院校学生不能自觉地把维护国家安全与自身的责任联系起来,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无关”。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和平环境使高职院校学生自觉不自觉地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放松了警惕,淡化了安全意识,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和平期间无间谍”等等。由于思想麻痹,造成国家的一些机密被泄露,更有甚者,个别经不起金钱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国家情报,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惨痛深刻! 2.2我国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研究水平落后,当代高职院校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较为薄弱 目前,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还处于宣传阶段,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规范化教育的层次。国家安全意识是高职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是衡量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之一。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高校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对国家安全的忧患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保证国家安全的法治意识。当代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显然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无法应对全球化对国家安全的挑战。 3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原因 1)意识形态淡化的副作用。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时期,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因素,导致我国在外交中陷入孤立境地。为克服此种弊端,改革开放后,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淡化意识形态因素。这虽有合理性、必然性,但难免导致国家安全意识的降低。2)高职院校学生大多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在教室、宿舍、食堂中打转转,社会交往很少,缺少社会经验,这就很难接触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自然对其危害缺乏亲身体验,对树立国家安全意识的重要性体会不够深。3)学校进行的国家安全教育,与学生思想实际联系不紧密,缺少针对性,教育方式僵化,内容空洞,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教育效果欠佳。4)由于当今社会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消除,思想政治课内容凝固僵化、空洞抽象,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课产生反感,产生逆反心理,越教育越不信。国家安全教育属于思想政治课,自然也受到株连,不仅不受重视,反而心存抵触,自然就难见教育效果了。 4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对策 4.1抓好国家安全教育和国防教育,强化责任意识 要教育全体人民同一切出卖祖国利益、损害祖国尊严、危害国家安全、分裂祖国的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从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将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思想政治工作之中。 4.2提高高校教师对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思想认识 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家安全教育的学校教育,是不完全、不完整的教育。高校教师要在完成本学科教学任务的同时,完成好国家安全教育工作。 4.3树立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 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国家安全涉及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首要保障。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但大学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高职院校学生要把国家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利益、民族荣誉的事。 4.4熟悉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 对遇到的法律界线不清的问题,要肯学、勤问、慎行,弄清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目前,特别应熟悉宪法、国家安全法、保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出国留学人员守则等法律、法规,做到心中有数。 4.5保持警惕,善于识别各种伪装 有的谍报人员和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常以你能接受的面孔出现,用交朋友、做学术研究、出国经济担保、旅游观光、新闻采访等五花八门的手段,套取国家机密、科技政治情报和内部情况,对此要保持警惕,识破伪装,避免上当受骗,防止陷入违法犯罪。在对外交往中,既要热情友好,又要内外有别、不卑不亢;既要珍惜个人友谊,又要牢记国家利益;既要争取各种帮助、资助,又要不失国格、人格。要淡泊名利,不受其诱惑。对发现的别有用心者,要依法及时举报,进行坚决斗争,决不让其恣意妄为。 4.6克服妄自菲薄心理,挺直腰板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安全与利益,也有别人没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资源和秘密,还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等等。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又是不可小视的大国,虽然在总体上有所落后,又决不是样样落后。要看到我们也有许多世界第一和“中国特色”,有一系列国家秘密和单位秘密。作为中国人,决不可妄自菲薄、悲观失望,在对外交往中要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作者:周小翔 单位: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策略研究 摘要:新媒体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也给国家安全带来新的挑战和威胁。当前,国家安全教育的主体是在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这一新形势下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就必须结合大学生的新特点,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基于新媒体环境,文章对高校国家安全的教育策略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新媒体;国家安全;大学生 新媒体在为信息的共享和快速传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新的威胁和挑战。大学生是新媒体运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是新媒体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探索适应新媒体时代需求,符合大学生成长规律的国家安全教育策略,是当前高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一、新媒体视域下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一)新媒体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虚拟性和开放性,参与者可打破时空以虚拟化的身份参与社交活动。网络手机的普及和社交APP的广泛使用,使人们拥有了信息和传播的权利。西方国家凭借在网络技术方面的绝对优势,通过网络实施政治煽动和文化渗透,扰乱经济秩序,削弱文化认同,窃取尖端技术和军事情报,对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产生的负面影响 新媒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思想开放,思维活跃。但西方的文化思潮通过新媒体在大学生中迅速传播,给学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的虚拟化和弱规范性,使一些大学生在虚拟世界里挑战规则,游戏人生,导致法制观念的淡薄和责任意识的缺失。网络世界的无界性使部分大学生缺乏保密意识。 (三)新媒体未充分运用到教育中 高校对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没有适应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的新特点,无法达到全面提高国家安全意识的要求。一是部分高校没有充分认识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二是部分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还局限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采用课堂灌输、大会宣讲等方式进行,缺乏吸引力,教育效果不佳。 二、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对策 (一)转变国家安全教育理念 新媒体时代,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和学习不可或缺的部分,对其思想、心理和行为产生着深刻的影响。高校要及时研究当下国家安全的新变化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出现的新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转换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权威式的强制性教育理念,尊重学生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教育者应主动从国家安全教育的施教者转变为引领者和参与者,借助新媒体平等地与学生交流,增强大学生接受国家安全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创新“立体化”国家安全教育模式 新媒体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供了新的教育途径和手段,高校应充分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建立国家安全教育专题网站,搭建国家安全网络教育平台,让国家安全教育向课堂外延伸。高校要大力支持教师开发具备声、色、光、画等多种表现手段的微课,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等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传播途径将知识传送给学生,增强其对国家安全教育的情感体验,激发他们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热情和兴趣。 (三)提高大学生在虚拟世界的内控力 大学生是新媒体应用最为广泛的群体,高校应顺势而为,开设网络安全教育类的课程,开展以提高大学生网络素养和道德意识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培养其对信息的思辨、评估能力,构筑抵制不良信息冲击的思想“防火墙”。此外,梳堵结合。高校要积极引导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培植骨干学生转发、评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正面信息。也可通过建立大学生网络信息的监控机制,约束大学生的网络行为,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四)构建新媒体环境下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 新媒体时代教育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迫切要求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协同创新。一方面,要积极联合校内外力量,搭建学校负责、政府督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会大系统教育平台,通力配合,共同推进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改革。另一方面,要优化整合校内教育资源,各部门密切合作,构建课堂教学、校园文化活动、日常教育管理相结合,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显性教育和隐形渗透相结合,线上教育和线下网教育相结合的立体式的国家安全教育平台。 三、结语 作为国家公民,人人都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青年力量,代表着祖国未来的方向,因此,更应该利用当下充足的教学资源,了解国家安全信息,掌握相关政策,全面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努力避免新媒体弊端的影响。高校在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上义不容辞,要继续探索。 作者:王艳 单位: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性 经调查统计,目前海南省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在与外国人交往过程中,警觉性不强。对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不能加以区分甄别,极有可能在工作生活中自觉或不自觉成为这些人利用的对象。有的同学为了练习外语的听说能力;有的虚荣心作祟,将结交外国朋友的多少作为炫耀的资本,工作生活中主动去与外国人搭讪、交朋友,缺乏辨别能力。特别是有些毕业生由于国家安全意识的薄弱,对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缺乏警惕,往往在不经意间泄露国家机密,甚至经不起金钱、美色等种种诱惑,不惜丧失国格人格,出卖情报,给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失。 二、国家安全教育的缺失,海南省高职院校责无旁贷 (一)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模式老套,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变化 目前高职院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的培养重要性认识不足,许多高职院校认为,大专生今后主要在一些低端行业就业,接触不到国家核心利益,过多地关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意义不大,因此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上。1.国家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高职院校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容设置偏少。有的即使开设了国家安全教育课,也主要是以完成教学任务为目的,教育流于形式,走过场的现象依然突出。由于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没有专门的课程设置,而只是零星的散落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和《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中,并且所占的分量也非常少。2.国家安全教育内容陈旧、浅显。许多高职院校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相当一部分还是以前陈旧的知识,对于当前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国家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涉及较少。教学内容更新不及时,不能跟上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不能紧贴时代脉搏,自然不能满足学生需求。3.国家安全教育理念落后。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即教育学生认清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政策,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在施教过程中,有的片面地把国家安全理解为传统安全即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误导了学生。虽然有部分学校教师在授课时较为全面地涉及到国家安全的7个方面,但由于课时限制、自身知识储备等问题也仅仅是浅尝即止、缺乏深度。而作为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教育应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围绕国家安全的基本内容为学生进行讲解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自觉性。 (二)高职院校国家安全教育配套设施缺乏,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识的途径有限 高职院校在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投入不多,导致配套设施缺乏。我们课题组走访三亚几所高职院校,发现几乎所有学校都没有一块有关国家安全教育的板报、橱窗、横幅或标语,学校网站上也没有开辟有关栏目。学校图书馆有关国家安全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是凤毛麟角。而且据了解,很少有学校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知识讲座,更谈不上建立国家安全教育基地之类的场所。因此,学生除了从有些课堂上能够了解到一点有关国家安全的知识外,其他的途径几乎被堵塞了。 (三)高职院校学生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我们课题组对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的学生进行了一项有关国家安全知识方面的问卷调查。经统计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对国家安全认识不全面,国家安全知识匮乏;对哪些行为会危害国家安全知之甚少;对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国家安全意识十分薄弱。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国家安全教育受教学内容限制,相对于其他专业课程,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二是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受过专门的培训,自身知识掌握不全、缺乏深度,直接影响教学的质量和效果;三是由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无用论”思想的影响,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重视不够,再加上国家安全教育一般都不是考试课程,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也就不愿学、不想学。这也是导致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改进国家安全教育教学模式,海南省高职院校义不容辞 高职院校作为教学的载体,理应把国家安全教育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坚持顶层设计,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努力改进国家安全教育的不足之处,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切实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一)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出发点,努力增强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课堂是教师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主阵地,是学生了解掌握国家安全知识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舞台,在大力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家安全教育是紧密相连、互为促进的。学生爱国了,有了民族气节,自然不会干危害国家安全的事,因此,我们要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基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增强民族认同感,教育学生不做伤害民族、危害国家的事。要让学生把爱国与维护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把维护国家安全作为爱国的重要举措、作为人生的行为准则、作为平时工作生活学习的自觉。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找准自己人生的目标,正确对待金钱美色,自觉抵制各种诱惑。要加强《国家安全法》的教育和学习,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使学生始终能够做到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法》,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二)坚持把人生实践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落脚点,努力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 海南地区的高职学生在校内学习的时间一般为两年半。院校学习后,最终大家都会走向社会,走向实践。高职院校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学生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使学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自觉做到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牢记国家安全利益,能够鉴别间谍的真伪,抵制间谍的诱惑,不叛国、不出卖国家利益、不做有损国家利益的事。在教育过程中,要让学生明白哪些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哪些人是间谍,一旦发现间谍要积极主动向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部门报告。通过院校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走好人生的道路。 (三)坚持把资源整合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切入点,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将以往涉及到国家安全方面的教学内容进行资源整合,作为一门系统课程提炼出来,或作为形势政策教育的一部分,并加大教育的课时量,同时将考查课改为考试课,用考试成绩来检验学生关于国家安全知识掌握的程度。加大对高职院校教师国家安全知识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教学水平。紧跟国家安全形势变化,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创新授课形式、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从而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度。同时利用网络等新兴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消化吸收课堂上的知识。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板报、橱窗、横幅、标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国家安全教育氛围;在学校网站开辟国家安全知识专栏,为图书馆增添相关书籍,外请国家安全部门或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进行知识讲座,协调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组织学生到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参观见学。总之,只有坚持多管齐下,努力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才能提高高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 作者:史金红 单位: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高校国家安全教育论文 一、国家主导 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舆论的导向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对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无论是在政策的制定,还是具体工作的推进,或者是氛围的营造方面,政府都起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在传承历史文化、凝练民族精神、弘扬主流思想等方面,政府又成为把握方向、为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效实施保驾护航的舵手。在这些国家里,从宏观的学校培养目标到微观的教学内容,从人才培养模式到具体的教学方法,甚至于国家安全教育课程教师的选拔与任用,都强烈地渗透着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 二、实践为重 国家安全教育如果仅仅停留在内容的宣讲和空洞的说教上,那么成效可能微乎其微。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有一个普遍认知,即“学校的课堂教育只是国家安全教育的一个环节”,虽然这一环节很重要,但是课堂教学必须与个体的实践活动有机融合,使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了解国情、了解世情,感受课本上难以言喻的真实世界。在坚守学校系统的课堂教学主阵地的同时,学校鼓励学生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达到从“了解”的程度到“培育”和“形成”良好的国家安全意识。而这一切,绝不是学校能独立完成的,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为学生提供参加实践活动的可能性。 三、危机意识 日本、韩国、新加坡都是资源小国,在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注重强化公民“危机意识”,将“生存”作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追求。政府不仅要求每一个公民须熟悉本国的历史和国情,还要了解本国与邻国的关系及在亚洲、世界的地位。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更是告诫国人:“在激烈竞争的世界市场上,新加坡是一个小国,他在充斥着妒意的邻国夹缝中生存,犹如一叶扁舟行驶在惊涛骇浪的大洋上,处境极为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船沉人亡。”这种形象的比喻把个人的命运放置于国家存亡的大环境之下,使两者休戚相关。 四、发达国家国家安全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1.巩固强化政府在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中的决定性作用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必须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全民教育活动。近年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政府管理大学的重点落在管方向、管政策、管引导、管评价等方面。而由政府倡导和推行的国家安全教育正是政府在高校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政府是国家安全教育的唯一的领导者、规划者,也是最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政府的高度重视,是保证国家安全教育良好效果的坚强后盾。无论是国家安全教育目标的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还是抵御境外意识形态的渗透、探索网络时代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政府在其中都应发挥主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政府在国家安全教育中的领导核心作用,首先要把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向,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还要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凝聚人心、振奋斗志、促进团结,为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辩证看待利用东西方文化成果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和交融比以往更显频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某些境外背景可疑的外教在从事教学活动的同时,骗取任教学校师生的好感和信任,再进行非法传教;一些敌对组织假借学术机构的名义,向国内高校赠送书籍刊物,企图攻击党的政策、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在部分合作办学的学院中,党团组织被架空,思想政治工作完全被西化的管理覆盖。面对这样的情况,高校在实施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在增强学生国民意识、珍惜现有幸福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高校要注重拓宽大学生的视野,理性地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中独立自主的精神、丰富的艺术创造、先进的科学技术等,帮助大学生以更加开放积极的心态充分利用一切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主动顺应时展的潮流,做到既弘扬本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能够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正确处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3.理论结合实践、显性教育融合隐性教育 一直以来,我国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侧重于采取正面的、显性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在学校开设与之相关的课程进行,强调理论的灌输与知识的传授。传统的课堂教学虽然可以向学生系统地讲授相关知识,是在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最直接、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一方法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枯燥的教学内容和单一的教学模式甚至让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使得国家安全教育在高校很难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要采取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即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显性教育相比较而言,隐性教育更容易被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接受。事实上,在高校利用隐性教学资源、转变教学方式也是实现有效教学、应对全球化浪潮、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选择,更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现学以致用的长远考虑。高校要采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使刻板的说教转变为知识的熏陶、情绪的感染和思想的引领,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认可“显性课堂教学”。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定建立在对国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因此实践活动是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不能忽视的载体。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不断提升国家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4.针对“95后”特性,加强忧患意识教育 历史反复证明,一个民族若是缺乏忧患意识是危险的,一个国家若是不能居安思危是没有前途的。“95后”大学生成长于网络时代。从他们在网上的意见来看,部分学生对我国所处的国内国际形势了解较少,或根本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因此,帮助大学生正确认清中国的国情和在世界的地位,应成为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多数大学生觉得个人在应对国家危机时所需承担的责任较小,他们往往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多于对国家、民族的忧患。这些都表明,当今大学生的忧患意识还不足,亟需通过合理的途径让他们清醒认识到自己面临的各种深层危机和严峻挑战,真正形成一种民族的集体危机感。 作者:陈伟 单位: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安全论文:国家安全新形势下的国防教育 一、国家安全新形势为推动国防教育提供了新动力。 国防教育作为巩固和加强国防而对公民进行的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要进一步明确国防教育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方法途径、保障措施等,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普及和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加强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规划、体制机制建设、法规建设。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围绕促进军民融合发展,搞好全民国防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把爱国拥军热情转化为推进经济建设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协调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深化国防教育成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国家安全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趋势不断增强,对搞好国防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新形势的需要,不断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是巩固国防,促进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必须围绕时代主题和形势任务,树立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国防观。要着眼推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加强国家安全新形势教育,普及和深化国防法规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观念,树立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观念,树立军民融合式发展的观念,树立依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观念,切实打牢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思想根基。 把国防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与国防教育统一规划、同步实施、共同推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国防教育,调动各层面、各类群体的积极性,依法开展国防理论、国防知识、国防历史、国防法规、国防形势教育,把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企事业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员工素质、履行国防职能的实际成果,转化为双拥共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实际行动,增强国防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坚持齐抓共管,按照《国防教育法》规定,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国防教育办公室组织协调,军地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形成整体合力,认真开展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国防、关心国防、献身国防的积极性。统筹国防教育与城市文化传播,把国防教育融入城市历史文化宣传活动,在弘扬城市文化的过程中,强化公民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国防意识。 二、国家安全新形势下深化国防教育的新举措。 虽然我国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社会持续向好发展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人民攻艰克难,稳中求进,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全国人民对美好未来的信心更加坚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加充满期待,强国强军、巩固国防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共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为强化国防观念,加强国防教育提供了新的机遇。要丰富载体、更新手段、创新举措,加强思想引导,开展舆论宣传,注重实践培养,突出工作重点,使国防教育与时展合力合拍、同频共振,为建设强大国防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要借助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要适应信息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改变,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深刻改变的新形势,用好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国防教育,开办国防教育网站或网页,建立新型国防教育宣传平台,把国防教育题材融入游戏、动漫、微视、微电影等,积极拓展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断扩大国防教育传播范围。同时,要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全球化、普及化、开放化的特点,树立保卫国家网络空间安全的意识,重视网络空间对国家发展和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自觉维护网络信息安全〔1〕。 (二)要发挥红色阵地作用促进国防教育。要充分发挥我市的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发挥好西满革命烈士陵园、和平广场、江桥抗战纪念馆等国防教育基地作用,搞好国防知识普及,开展生动形象的国防教育。组织机关干部、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参观“江桥抗战”公园和“江桥抗战”纪念馆,观看抗战纪录片,重温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指挥黑龙江省防军在泰来县江桥打响中华民族抵御外族侵略、有组织具规模的抗日第一枪的悲壮历史和光辉战例,深刻缅怀抗战壮士,见证历史、激励斗志。 (三)要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引领国防教育。要利用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八一、十一、8月15日“齐齐哈尔和平节”等节日深化国防教育。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深切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悼念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 (四)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深化国防教育。要通过“鹤城读书月”、“道德讲堂”、“道德模范评选”等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建立以人武、专武干部为骨干,以民兵为主体的“为民服务队”,开展社会志愿服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在传播志愿服务理念的同时,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强化国防意识,使国防教育由“虚”变“实”。通过修建国防路、栽植国防林、建立国防教育基金等形式,动员社会力量共同搞好国防教育。选树部队、人武干部、退伍军人中的先进典型,开展国防教育宣讲、宣传活动,营造浓厚的国防教育氛围。采取每周播放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每天播放国防知识,每天发送国防教育短信等形式,搞好社区国防教育宣传,使国防教育向基层延伸〔2〕。 (五)要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国防教育。抓好领导干部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理论、国防法规、国防战略等列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重点学习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党的新形势下强军目标的重要论述,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等理念,提升从战略层面认识和思考国防建设的能力〔3〕。抓好青少年学生的国防教育。要把国防教育纳入学生素质教育之中,把国防教育同学校德育、素质教育同步推进,利用与部队共建的平台,开展军校国防教育共建共管共育活动,向学校派出军训教员或国防教育辅导员,结合“军营开放日”,组织学生参观部队荣誉室、队史馆、训练场,观摩官兵训练,感受军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举办“强军梦、鹤城梦、我的梦”系列主题活动,开展“走出去、请进来、学起来”活动,组织学生参观国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感受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励爱国热情。抓好民兵预备役人员的国防教育。着眼牢记使命,强化职能意识,围绕高举旗帜、听党指挥这个根本,突出抓好职能任务、形势战备、战斗精神等教育,进一步增强他们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使命意识。认清国家安全新形势,汇集各方力量,深化国防教育是党委、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中,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唤起人民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为巩固国防、强国强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李志涛单位:哈尔滨铁路局人民武装部齐齐哈尔民兵教导队 国家安全论文:比较分析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完善 [摘要]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在外商投资准入逐渐宽松化的背景下,对外国投资进入我国加强国家安全审查是非常必要的。文章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和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家安全;外商投资;审查模式;具体实施 针对外国投资进行国家安全审查而设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各国从本国的根本安全利益出发,为平衡资本流入对本国造成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而采取的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或禁止措施从而有效管理外国投资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反映了一国对待外资的政策和价值取向,更是投资东道国行使国家主权的行为,在目的上具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正当性,在审查结果上具有强制性。 基于国家安全原因对外资进行监管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目前西方社会关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认为对于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尤其是针对主权投资的审查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主要针对依据政治目的或者受政治目的影响的投资以及对国内经济将会造成重大挫伤的投资;另一种认为外商投资是一个市场经济模式下的商业问题,能够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获益,它的政治目的被过度夸大了从而限制了全球化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国家应当充分发挥的是管理职能而不是参与职能。国家安全审查应当有明确的界限。 通过综合考察西方国家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和具体实施情况,基于国家安全因素对外资进行审查主要包含的是三种实施模式: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和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其中以美国为主的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主要是指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建构了单独的制度体系。体系中明确规定了独立的审查主体、独立的审查程序、独立的审查决定、独立的审查依据等。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一个总的监督管理体系之中,国家安全仅仅是监管审查部门在进行监管审查时考虑的一个因素。以德国和法国为主的联合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是指国家安全审查与其他监管联合在一个制度体系中,目前比较常见的就是将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联合的外资安全审查。 本文主要通过对三种具体实施模式的比较结合我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的突出情况进行分析研究,重点关注研究结果在我国的实施可行性从而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提出建议。 1独立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11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由9个部门的领导构成:分别是财政部、国务院、商务部、国防部、司法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其中,任命财政部部长为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活动中还有5个部门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分别是经济委(经济指导委员会)、国安委(国家安全委员会)、国经委(国家经济委员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和国土委。国家情报局的主任和劳工部的部长是委员会的当然成员,但不享有投票权。 1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独立的程序 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规定的安全审查程序分为申报、通报、初步程序、调查程序和决定程序。一是申请由任何一方自愿地向委员会提出或者向委员会的任何成员部门提出审查要求。该条体现出当事人的申报适用的是自愿申报的原则。此外,法律还规定:如果发现交易损害了国家安全然而之前却并没有申报,总统有权指派司法部授权给该地区的法院分离交易。二是初步程序就外国投资者提供的资料进行基础性审查,为期30天。三是调查程序对国家安全将会产生损害或者对国家安全有损害的威胁而不能够缓解的外国投资进行。适用于以下投资:其一,初步程序进行过程中和之前的外国投资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却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的外国投资;其二,该投资交易是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其三,在美国基础实施中的外国投资,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能够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损害,该损害不能够被初步程序中提供的措施缓解的;其四,牵头机构提出、外国投资委员会同意应该实施调查。四是针对并购交易的处理方案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在调查结束后提出建议并向总统汇报。调查报告交到总统手上后,总统需要在15天内做出决定。如果并购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有构成威胁的潜在风险已经被证据所证明,总统有权停止并购活动。 另外,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实践中还将根据投资公司的股权构成、国家补贴程度和透明度判断并购交易是否受到外国政府的控制。其中股权构成的方面,法律规定,如果美国公司的股权被外国政府控制的公司占有超过10%、拥有了公司的否决权、董事会成员中的一员或者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权利等就可以被认定为“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外企业与政府关系密切有一个象征性的标志,那就是国家补贴,政府控制的风险就通过国家补贴的程度来体现。因此,是否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国家补贴的程度是判断的重要因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审查实践中,针对中国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缺乏透明度产生的担忧,外国投资委员会要求中国国有企业自担向其证明不受政府控制的举证责任。 2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嵌入型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现今被比较多的国家实行,表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所采用的将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嵌入一个更大的审查监管体系之中,没有单独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二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多实行的外资批准制,将国家安全审查嵌入外资批准体系当中来综合平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笔者认为第一种表现形式对于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更加具有借鉴的意义,因此仅分析澳大利益和加拿大两个国家为代表的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 加拿大没有独立的国家安全审查体系,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仅仅是净利益审查制度框架体系下额外的补充。因为根据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无论是绿地投资还是外资并购,不管外投资的额度有多少,都是在外资安全审查的范围之内。以主权投资规则为例,加拿大现有关于主权投资的规则不多,且都需要与净利益审查规则相结合。比如新《投资加拿大法》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否会给国家利益造成损害时用实质性的事实标准即净利益标准而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形式来判断。再比如《国有企业指南》明确列举出的对国有企业投资审查的净利益标准。其中加拿大对于国有企业有责任向主管部门证明其投资不会给加拿大国家安全带来损害的规定和美国一样隐含着国有企业有主动证明其投资不会损害东道国利益的责任。加拿大的净利益审查制度涵盖内容非常广泛,在许多方面已经涵盖了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因此有学者认为再进行安全审查就变得没有必要。 综合看来,嵌入型国家安全审查实施模式中重要的并不是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本身,而是该制度所依托的体系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出国家安全审查的职能。 3联合型国家安全审查模式――相同模式下的异与同31异――对于资本自由原则的遵循不同 根据德国现有的条文,结合欧共体条约第46条和第58条。一方面对于公共安全和秩序的理解应当不违反资本自由的基本原则,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或限制仅仅是设立企业自由以及资本流动自由的例外规定即对于外资并购的公共安全审查不能违反欧共体和德国关于资本自由的规定。另一方面,就像有学者所指出的,“对社会的根本利益造成实质性和充分的严重威胁”表达了限制措施只有在例外情形下才可以采取的态度,并且这里的公共安全和秩序并不属于行政法上定义的广义的公共安全和秩序中的特殊情形。而法国则不一样,一直以来相对持谨慎态度的外资准入政策,保守的外资审查制度屡次被欧盟委员会要求修改外资并购审查制度。笔者认为原因就在于法国在外资并购领域规定的审查制度模糊并且不可预见,很容易被滥用,导致侵蚀欧共体条约资本自由的原则。如果说将德国的国家安全审查界定为资本自由的例外,那么法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可以界定为模糊的资本自由限制。 32同――欧共体条约的遵循和国防利益的保障 目前,欧盟委员会对外国投资的审查与其成员国国内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的关系实际上是并列的,某些方面还是重复的。只有特定条件下,欧盟委员会才会依据《欧共体并购条例》审查该外国投资。 在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中要求将欧盟地区的投资政策的管理职责逐步由欧盟成员国转移到欧盟委员会,目的在于尽快实现市场一体化的目标从而加快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对并购交易的审查权在外国投资者向东道国申报之后,即使有些外资并购未达到欧盟委员会规定的审查标准。审查权限在“经过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成员国审查”或者“有一个及以上的成员国要求欧盟委员会对该项并购交易进行调查”两种情况下,方案仍然可能会被移送到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审查权的扩大将同时增加成员国的遵循内容和外资国家审查制度的相似性。 4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41拟出台《外国投资法》 现阶段,我国的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尚处于初级阶段,完善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并未建立。在2015年年初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草案)第四章对国家安全审查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审查的审查机关、审查程序、决定类型、安审措施、法律责任等。在2011年《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实施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规定》和《反垄断法》中对国家安全审查原则性规定的基础上,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在草案中被纳入了外资基础性法律,法律位阶上提高了法律层级,具体实施上细化了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从而增强了可操作性,可以说技术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42我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型实施模式 《征求意见稿》对外国投资同时实行准入许可和国家安全审查,外国投资准入制度要求对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依据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管理,其中对限制外国投资领域的外国投资实行准入许可。长期以来,我国采取全面管理的模式审查外商投资项目。从维护经济安全、保障公共利益等多方面全面核准一直是我国政府管理部门的审查方式。在实施方面,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我国履行国际条约的承诺,与负面清单相结合是我国具体的实施模式,意味着我国过去针对外商投资的全面审查模式将会被废除,同时对禁止和限制外国投资的领域通过特别管理措施目录实施准入管理。 43我国国家安全审查的新型审查程序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了自愿申报,第三方申请和强制申报三种提起审查的方式。《征求意见稿》第52条规定,“向国务院外国投资主管部门提出安全审查申请之前,外国投资者可就有关程序性问题提出预约商谈的请求,提前沟通有关情况。”第34条就“准入许可和安审的衔接”做出了详细安排,第35条规定,安审期间不计入准入许可审查的30天之期限。《征求意见稿》生效后将会形成包括准入许可审查、反垄断审查与国家安全审查三审查并进的外资管理体系。 5《征求意见稿》的不足和借鉴 从各国的规定对比来看,国家安全审查标准都具有模糊性的特征。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比,《征求意见稿》所列的因素涵盖范围更广也更为具体,不足之处就是没有从总体上对国家安全的概念进行界定。而是通过兜底条款将自由裁量权全部赋予联席会议,确定性稍显不足,透明度略显欠缺。具体来说《征求意见稿》虽然规定了一般性审查和特别审查的期限和简单程序,却未明确决策方式。联席会议审查意见的最终形成,是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还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未明确,联系会议成员是否具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决策程序具有模糊性和争议性。再者《征求意见稿》只规定了国家安全审查机构的职权,没有明确监督制约机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制约,可能对投资者信心和我国投资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笔者建议在对审查标准进行列举之前,可以根据我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对国家安全的概念首先进行原则性界定。可以借鉴美国的实施方式明确规定采用“一致性”原则的决策机制。美国赋予了总统一票否决权,我国可以赋予总理一票否决权,使整个决策流程更加明确透明。可以设立预申报制度,鼓励交易各方在提交正式申报以前咨询审查机构并在适当情况下提交申报草稿或其他适当文件,以帮助交易各方了解交易内容并确定交易方应当提交的其他信息。 国家安全论文: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困境 摘要:进入21世纪,多维化的国家安全威胁使中国各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日渐凸显,仅将大学生国防教育等同于国家安全教育的做法已无法满足国家安全教育现实需要。本文根据黑龙江省部分高校实证调研,统计并分析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下我国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处的困境,为新形势下完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体系、增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问题意识提供数据分析与理论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教育;困境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国家安全论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 摘要:“丝绸之路”是起始于汉代中国,贯穿中亚,并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2013年9月,国家主席出访中亚哈萨克斯坦等国期间,提出了与中亚等国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容低估的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缘政治;国家安全 2013年9月间,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四国,并出席了G20峰会和上合组织元首峰会。出访期间,在全面与系统地阐述中国新一届政府的中亚政策时,强调中亚各国应由其人民自主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倡议中国和中亚国家应在基于“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包括了中亚和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它的东边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则是正在走向经济一体化的欧洲经济圈,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因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中国和中亚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经贸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而且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汉代中国,不仅贯穿古代中亚各国,并由此连接古代亚洲、非洲和欧洲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一词,其最早来源于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虽然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货物品种众多,但以丝制品的影响最大,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有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之分,而从狭义上讲则是指陆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东汉时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古时西域诸国,穿过中亚和西亚,抵达北非与欧洲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自张骞开辟丝绸之路之后,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辟的这条道路,来往络绎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政治交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随后,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和北非,东边则到达了韩国、日本,从而将东亚、中亚与中东和地中海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欧洲、非洲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地区与社会间互动交往的表征,而且是一种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历史象征,那么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及其建设,就更应包涵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是“传统的再发明”。[1]这正如主席在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两千多年前的张骞出使中亚,不仅开辟了一条横贯东西方,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因而为促进古代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还明确指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方向,即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沟通等方式,实现以点带面,从线到片,从而逐步形成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经贸的大交流与文化的大合作。由此可见,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之时,也是借鉴了古丝绸之路的原有涵义,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必须对该经济带的区域特征做一区分。有学者认为,根据该区域特征可以划分为功能有所差异的三大区段:一是中亚经济带,包括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二是环中亚经济带,其涵盖了中亚、俄罗斯、南亚和西亚等国家;三是亚欧经济带,涵盖环中亚地区、欧洲和北非等国家。并对以上三个经济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发展水平进行了一番较为细致的研究和定位。[2]这应该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特征一种比较细致的划分。 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经济,以提升中国与处于此经济带中相关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一个经济设想,它冠以‘经济带’之名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意味着它以经济利益为基本追求。不过,它的具体所指还不明确。”对于中国而言,“它是指为中国西部省份提供一条运输通道?或是一个商品销售市场?亦或是一个投资市场?这些问题还未解决。”[3]而对于相关国家来说,如何将自身的发展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等方面与中国的经济带发展的整体战略尽量一体化,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外,由于与经济带有着相关利益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与中国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交流程度的深浅,因此如何协调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处理好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等问题还有待于解决,也急需官方、学界与社会组织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这些都是目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地缘政治 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目标是相关国家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但其重要意义并不仅仅限于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从当下来看,经济意义甚至并不是最主要的。总体来说,经济带建设的主要意义至少指向中国的西部开发、经济增长、国家开放、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等多重战略目标。多元战略目标及其战略意义的汇集,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格局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上看,中亚历来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十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就曾指出中亚是全球战略竞争的决胜点,谁控制了中,谁就控制了世界。尽管在目前全球化的时代,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所驱动的地缘经济的巨大潜力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亚传统的地缘政治价值,[4]但由于目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以及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就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亚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亚历山大・洪堡于1843年提出的,但一直以来学界对其所包含的区域有不同看法。根据前苏联官方的定义,即仅指其下属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即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由于前苏联时期的这一界定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使用和承认,有一定代表性,因此本文所探讨的中亚范畴也以此为准,所分析的地缘政治势力与影响基本以此为大致范围。 从历史的长时段维度来看,中亚地区历来就是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多种宗教和多个政治势力与团体激烈角逐与控制,并互为影响的重要场所。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和区域性战略力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重返中亚,以及历史上本身的复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中亚地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形成了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的“三股势力”。这几股破坏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不仅严重危及到中亚各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也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产生了严峻的影响。 从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性看,虽然中亚各国目前的政治局势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与恐怖性事件的发生,严重威胁到中亚各国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不仅如此,在中亚各国下层民众盛行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与各国政府坚持世俗化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显,“由此形成的极端宗教势力是当今中亚各国现今政权的最大敌人。”[5]国际恐怖势力的危害则更多地表现为与宗教极端势力的交织。从前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各国,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表现出“回归”与冲突两种不同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普通社会民众对民族传统的认同和社会政治精英的政治理念,以及世俗观念与传统宗教乃至极端主义之间的对抗。因而,以宗教名义为幌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组织的破坏活动不仅会严重危害中亚各国的政治安全,也必将严重影响国际局势的发展与走向。[6]而多民族混居的现象则势必影响到中亚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也给民族分裂势力带来了可趁之机。从历史上硭担中亚各国间就经常发生民族与人口迁移事件,而且时常从一个被迁居国家又迁移到另一个被迁居国家。这种现象固然有助于迁居民族和人口得以谋生,同时保存其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严重威胁了被迁居国家的生存环境,并由此带来民族、宗教与生存等方面的深刻矛盾。因此,这种跨国与跨民族混居的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与宗教和生存与发展等种种问题是中亚各国必须面对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通、维系产生挑战,也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带来相对严峻的考验。”[7]与此同时,这三股破坏势力也给中国西部的开发与边疆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为了消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的不安全与危险的因素,中国应首先在大力实行西部大开发的前提下,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国内尤其是以新疆为核心的西部区域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实现彼此经贸的共同发展。其次,在文化与宗教方面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中国西部的许多少数民族不仅在族源、民风、文化、宗教与生活习惯等方面与中亚国家有着相当的共通性和共融性,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也与这些国家出现过多次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大融合现象。[8]这正是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应充分加以开发利用。第三,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亚在中国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与周边外交的建设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然应从中亚地区率先启动。由此可见,中亚地区对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中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区之一,是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屏障和经贸、能源战略合作伙伴。”[9]到2013年,中国不仅与所有中亚国家都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而且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建立了密切的政治与安全协作关系,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提供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当下经济发展,尤其是地缘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一方面,在经济意义上不仅有助于西北摆脱被支援与被扶贫的地位,促进西北经济的大发展,而且也有益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形成政治上的“命运共同体”和经济上的“利益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中国西北的边疆安全。另一方面,在文化意义上也有助于中国与中亚和西亚等国家加强彼此的了解、沟通与互信,进而清除“三股势力”在中亚和西亚的生存环境。同时,在政治意义上还能增进中国与中亚和其他地区国家的“政策沟通”和深度合作,共同反对“三股势力”,采取切实而有效的措施维护彼此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10]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国家安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打造一条连接亚欧国家的陆路经贸大通道,以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来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全面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其主要涉及了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以及欧盟等国家,这其中,中亚五国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合作国家。不过,由于前苏联解体后独立出来的五个中亚国家自身的情况,以及其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再加上中亚自古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极易引起一些力图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的国家与国际势力对该地区的觊觎。因此,给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边境安全、能源安全、反恐安全等都带来了严峻的困难与挑战。 从上世纪末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日本与俄罗斯等国都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方案和计划,力图主导中亚等地区的事务。如美国于1999年通过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2005年提出的“大中亚”计划、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是通过支持中亚、南高加索地区与南亚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独立,以及地区发展与民主改造,以此来致力于推动中亚等国家建立所谓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并企图在这些国家设立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而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中亚和南亚新秩序,进而削弱与遏制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日本于1997年和2004年两次提出所谓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也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摆在日本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位置。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应该帮助中亚各国加强彼此间的经济合作,以便这些国家能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实现一体化,以此达到在此过程中强化日本在中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目的,进而形成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俄罗斯也希望重返中亚,于2011年10月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其设想是由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建立一个类似欧盟的超国家联合体,即所谓的“欧亚联盟”,作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间桥梁,成为世界多级格局中重要的一级,从而达到与美国、欧盟和中国三大中心平起平坐的目标。①显然,美、日、俄等上述战略意图和计划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非传统安全等方面都带来了非常严峻的挑战。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由中国政府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与美、日、俄等国意欲实行的方案,可以看出其主要区别在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经贸共同发展,文化交流、国家互信,并不追求中国在此地区的主导力量,而美、日、俄等国则寻求在此地区的主导影响,并进而遏制中国。因此,美国等国家对中亚等区域事务的介入不仅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产生了严峻的挑战,而且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边境安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平衡各方面的力量和利益,以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实行和国家利益不被侵害。 能源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与国家的能源安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正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稳定的国际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市场。据统计,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58%,而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全面提升,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毫无疑问将进一步加深。但目前中国石油进口的约三分之二以上来自于政治局势动荡的中东与非洲地区。不仅如此,中国石油进口线路主要是依靠海运,即通过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线路,这形成了所谓的“马六甲困境”,而一旦国际或者此地区的局势恶化,势必将严重影响到国家的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而中亚地区作为世界三大能源中心之一的主要供应地,不仅可以为中国的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亚能源出口多元化战略提供一个良好的国家战略利益互补格局,而且可以通过中亚国家以陆路渠道的方式来获取中东丰富的石油资源,以便减少我们国家对海路运输能源渠道的依赖程度,借此实现中国能源供应的多元化战略目标。②由此可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意义。 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与国家的反恐安全战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所覆盖的中亚和西亚等地区长期以来盛行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这严重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与上述“三股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突”势力则是目前我国反恐维稳的主要目标。从保障国防安全的角度来看,由于西部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存在着边界争端等不稳定因素,因此该地区就成为我国国防力量布局的重心,而通过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与中亚及周边等国家可以加强政治上的互信、经贸上的往来和文化上的交流,并联手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三股势力”,以及危害西部社会稳定的“东突”势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以保障我们的国防安全和边疆稳定。③因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美、俄等世界上主要大国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和中亚各国之间的政治合作,特别是在维护区域稳定和反恐等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从而有效保护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大国之间的根本利益,而且“为各国营造良好的周边政治、国防、民族环境,也对稳定国际政治局势和地区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1] 总之,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可以消除危及国家安全的隐患,从而保障中国经济区域平衡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也有助于中国与经济带相关国家,以及美、俄、欧盟等世界主要大国和国际组织形成新型外交关系,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不容低估。 国家安全论文: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底线思维 【摘要】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关键词】国家安全 中国梦 人民安全 2017年2月17日,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牢固树立和认真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努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古今中外的经验都证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人民的底线、生命线,没有国家安全,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理想都是镜花水月。 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多次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增多,特别是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风险,有力应对挑战。 关于国家安全的底线思维就是稳定压倒一切。1989年初,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时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不是针对特殊政治气候的权益之计,而是深刻把握了现代化复杂历史进程的一个基本规律。因而,稳定压倒一切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曾经以“历史终结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福山在近著中提出,现代政治秩序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国家、法治和负责制。国家即力量,合法地产生、利用权力来执行法律,保护国民免于遭受来自国内外的暴力,提供公共产品,如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和其他国民所需要的服务。福山的“国家能力论”从政治学角度对稳定―秩序的首要性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 需要说明的是,稳定压倒一切绝不意味着消除一切矛盾。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普遍性,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提出,弹性和灵活性比较大的社会结构容易出现冲突,但不会根本性地破坏乃至颠覆社会,因为这种冲突可以促进社会互动,改进社会控制,对社会的整合和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僵硬的社会结构不允许或压抑冲突,一旦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将严重破坏社会结构,甚至颠覆国家基本制度。所以要靠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避开走不通的老路、邪路,以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坚持和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面临“三大陷阱”的严峻挑战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由“小安全”上升为“大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而“大安全”的大背景就是战略机遇期的深刻变化,出现了各种新的矛盾、风险与挑战。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将全世界的经济体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个层次。“中等收入陷阱”的意思是,大多数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这段阶梯的中段之后,经济发展会出现长期停滞徘徊局面。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成功升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成功率只有13%。究其原因,主要是中等收入经济体难以摆脱其发展前期赖以成功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既不能改善收入分配,提升社会事业,优化劳动力供给,支撑产业升级;又不能改革原有体制,强化产权保护和创新激励,优化制度供给,增强经济全球竞争力。中国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隐患就是劳动力供给和制度供给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前沿,主要劳动力向上流动的通道开始淤塞,制度性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难以向橄榄型社会结构转变。 二是“塔西陀陷阱”。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认为,当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社会都会给出负面评价。2014年3月,在指导兰考县委常委班子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引用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十八大以来的“伟大斗争”对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初步实现治标,但尚未实现治本,内生性的社会安全、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隐患仍将存在。 三是“修昔底德陷阱”。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的互动多数以战争告终。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明确强调,要坚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确方向,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当前,欧美发达国家内生的逆全球化浪潮,某种程度就包含着大国之间的战略误判,中国的外部安全、军事安全压力进入短中期上涨的通道。而国内一些人长期宣扬“中国正面临第三次被瓜分的危机”“会有一场针对中国的大屠杀”“中美必有一战”等危言耸听的观点,会逐渐引导一股民间性的战略误判,进而形成对中央决策的舆论压力。 中国的国家安全应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安全因为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而有根本保障,真正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来自内部,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动荡混乱的因素蕴藏在中国社会中。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尚书》中的警句,也是中华文明最伟大的思想精华之一。可以说,人民是国家之本,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本,这个基本思想中华先贤三千年前就很明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必须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而中国的国家安全则相应地要求以人民安全为中心,也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集中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十一个安全类型中并不包括人民安全,可见人民安全并非一个具体安全领域,而是体现在各个具体安全领域之中,各领域安全本质上都是该领域的人民安全。比如,作为国家安全重中之重的政治安全也是立足于人民安全,人民没有安全,政治就没有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就基本安全。一些由大规模内乱进而导致政治安全崩溃的国家,根上是人民安全出了问题,不能保卫自己人民的政府离被人民抛弃只有一步之遥。 人民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大幅提高,但是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并没有相应提高,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感甚至有所下降,其原因就在于改革发展的爬坡过坎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各种不安全因素集中爆发。鉴于此,我们必须真正落实“以人民安全为宗旨”,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优化,有力引导社会预期,帮助群众树立安全信心,进而争取时间加快改善人民安全状况。否则,中国梦就会“脱心脱脑”,就会面临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危机。 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必须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强保障”。这充分显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人民安全观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 民安是国安的基础,国安是国强的支撑。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全力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全力化解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带来的内生风险,使国家安全工作不仅成为防御性的钢铁长城,更要成为实现现代化、推动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的强大建设力量。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知识产权约束 【摘 要】中国“入世”以来,知识产权争端正呈现上升的趋势。知识产权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重要工具,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不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就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一种相对的“硬约束”,我国目前正面临这种不利局面。 【关键词】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硬约束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 何谓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社会是否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那就是知识在现在以及将来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知识产权也正在受到日益加强的重视和保护。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为了进一步鼓励创新,在经济层面上给创新以动力,开始对它的保护只限于一国国内,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迫切需要打破知识产权保护原来的地域限制,协调国际间的保护,于是保护从国家层面扩展大国际层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定)是当今协调国际保护的最全面和权威的协定。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作了明确的规定“知识产权是私权”,私权的界定就给知识产权的保护赋予了经济利益的保护法律依据。 现代经济的主要竞争工具是在知识产权的名义下运用的,知识产权制度造就强势企业。知识产权制度的不断完善,有力的促进了发明创造、创新,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同时,更重要的是提高了经济的知识含量和知识价值,使提高知识、技术含量成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措施。拥有专利的企业就在该技术相关领域取得了竞争的强势甚至霸权。越来越多的案例体现了知识产权是现代经济竞争的主要工具,它涉及到国际贸易、产业自主等经济问题,以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旨在通过知识产权控制国际市场,以达到聚敛世界财富和扩张经济权势目的出现了。 在现今的国际贸易中,知识密集的服务出口贸易额是世界贸易额增长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有人称之为“第二个拳头”。以美国为例,其以信息技术为主的知识密集服务出口贸易额总值已经达到商品出口贸易额总值的40%,也就是说,美国在工业经济常规出口统计之外,还有一大块知识经济的收益,而且份额越来越大。从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经济在现在以及将来的经济生活中将占有的重要地位。由于知识产权往往与高新技术成为一体,尤其是专利和专有技术,相比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缺少的正是这一块,越是往前发展,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的障碍和约束作用就越明显,在发达国家发现本国经济处于萧条状态或者国际收支处于大规模逆差时,往往迁罪于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其商品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利,使他们遭受巨大损失,于是以制裁相威胁,迫使这些国家加强对外国商品知识产权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实力有限,在短期内不可能追赶上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但是对知识产权的过分保护(发达国家的权利滥用)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当知识产权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一种相比较而言的“硬约束”。所谓硬约束是指当一种因素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绝对重要的时候,而这种因素在短期内或相当一定时期内不能克服又无法通过其他可行的途径得到解决,那么这种因素的短缺就变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知识产权就是这样的一种因素,以专利为例,现在某项专利往往是与许多其他相关专利相联系的,这需要时间以及科研水平的长期积累,其与一国的发达程度是相关的,在科技的竞争的领域里,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当发展中国家想要摆脱这种地位的时候,科技的发展就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在各国竞相向经济大国、向知识经济时代迈进的时候,知识产权的硬约束效应变的更加明显。如何跨越知识产权制度壁垒,如何打破知识产权硬约束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课题。 二、知识产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年一直很快,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各种约束力量的影响也开始呈现。工业经济时代不同于农业经济之处就在于支持力量,除了自然资源的约束外,技术资源的约束的影响更大,这也是节约型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 1.中国知识产权的总量基础的薄弱 数字是比较枯燥的,但是也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数字比较中发现中国知识产权的大致概况。当今世界的知识产权的85%以上被oecd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美国、日本处于前两位。如1989—1993在欧洲专利局申请的28万多件专利中,近28%来自美国,20%来自日本,19%来自德国,8%来自法国,约6%来自英国。在1982—1996年间在美国申请的近128万件专利中,来自美国本土的54%,来自日本的占20%,来自德国的8%,英国的占3%,而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总共不到3%。中国在国外的专利申请十几年累计下来也就只有2000多件,而日本的索尼、日立等公司一年就在国外申请了四五千件。我国知识产权工作的薄弱,不仅仅表现在海外申请专利数量少,就连在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数也不如外国公司。自1985年中国实施专利法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经累计受理了28万件发明专利申请,其中国外申请占了54%,而国内申请中属于企业申请的只占17%,而国外申请中企业申请高达93%。简单换算之后,可以发现,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只有2.2万件,而外国申请了14万件,是中国企业的6.4倍。200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所授予发明专利中,国内5854件,占27.3%,国外企业15622件,占73.2%。 2.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基础障碍 制造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点,机床业则是制造业的基础,而现在中国机床业的发展却让我们高兴不起来,据中国机床工具业协会的数据,2003年,我国连续第二年成为世界机床消费第一大国和进口第一大国,全年机床总消费额达到67.3亿美元,进口额高达41.3已美元,对外依存度为61.4%;2002年的全国消费额为51.9亿美元,进口额为31.5亿美元,对外依存度是60.7%。在代表机床业发展方向的数控机床方面,国产产品的市场份额不足30%,且产品以中低档为主,统计数据表明,我国90%的数控系统要从国外进口。“机床业是‘装备工业中的装备工业’,其发展程度如何直接制约了一国制造业水平的高低,大到飞机、汽车、潜艇,小到螺丝、螺母的生产,没有一个能离开机床;生产工业品的机器设备,也是由机床生产出来的。”如果失去本国对机床业发展的控制权,我们清楚的知道对我国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命运影响的程度,毫不夸张的说,机床业应该是每个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影响到国家的产业安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之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应该满足于对他国原料的简单加工,“中国制造”的核心应该是生产和制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加工。 3.知识产权约束对中国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已经不只是技术的创新,而是国际贸易中的竞争武器之一,发达国家公司纷纷运用知识产权战略打击对手,维护产品的生命周期。商务部的调查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高科技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已经达到外贸出口总数的50%以上,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专利壁垒的限制,造成损失高达170亿美元。2003年,美国借337条款的起诉案件在全球一共有18例,其中中国就占到7例。家电业一直是中国国际贸易的主力军,但是由于其核心技术大部分掌握在国外企业或者跨国公司手里,不合理的专利使用费是我国企业承受巨大的打击。我国dvd的产量如今已经占到世界市场的90%,但dvd生产企业没有掌握该产品的核心技术和标准,如解码芯片、机芯和光学头等核心元器件都要靠进口。2002年,6家国外企业组成的6c联盟向中国几十家dvd生产企业索取高额专利费,2003年1月,国外企业开始向中国dvd企业征收专利费:出口1台dvd机,交纳专利费21.3美元,占出厂价的20%;国内销售1台脚专利费12-13美元。据悉,受其影响,国内最大的dvd企业新科在内,多数企业已经停止普通dvd机的出口,而将出口限制在移动dvd、evd等高端产品。2002年初,我国出口到欧洲的1.2万多台dvd机因为专利费问题在欧盟海关被扣留,2003年末中国出口到美国的15万台dvd机被美国海关以“没有获得专利许可”为由扣押,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数千万美元。现在国内dvd厂商每年30多亿的专利费超过了中国前10家dvd厂商净利润之和。原本就低廉的产品价格加上高昂的成本将许多中国dvd生产企业逼上了绝境。中国作为彩电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大国,同样遭到美、日、欧等国家的专利壁垒的种 种发难,在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无线公司就专门组团到中国要求对出口的彩电征收每台1美元的专利费,20世纪90年代末,接手美国无线的汤姆逊公司对不同规格的彩电提出了多达20多项的专利要求;2002年,美国借口反倾销调查为名,对中国彩电出口美国市场进行限制,并且提出彩电只有装上“童锁”装置,才能进入美国市场的技术要求,而此时,加拿大的三视(trivision)公司,则要求对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加拿大的彩电的“童锁”功能专利技术征收专利费,每台1.25美元。大型超薄等离子面板与液晶电视面板并列为高科技电子产品的代表,目前日美韩三国企业掌握该技术,其中日本富士通、日立、松下、nec、先锋等日本公司和韩国三星、lg集团所掌握的生产技术控制着全球等离子彩电市场97.4%的份额,该产品的全球专利近800项,其中日本占319项,美国为179项。目前,数字电视的核心芯片大都掌握在诸如3c、6c等联盟企业手中,我国彩电行业要向高端产品发展必然要受到专利的限制。我国手机的生产也遇到相同的问题,美国高通公司不生产手机,但是他拥有cdma的技术标准和专利,中国手机厂商每生产一部手机,都要向高通公司交纳一笔专利费,厦华每部手机交给高通公司的费用占其成本的30%以上(包括专利许可费、入门费、技术使用费、产品提成)。除了以上产品,在电池、数码相机等产业因知识产权而起的贸易纠纷,让我国众多企业和行业蒙受重大的损失。 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必然影响到国内产业以及国际贸易分工。从目前我国高新技术对外贸易现状来看,一般是从东盟、台湾、日本、韩国进口集成电路等核心部件,从东盟、台湾进口计算机零件,从韩国、日本、台湾进口手机零部件,然后加工组装成整机产品再销售到美国、欧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同时,国内生产的计算机、通讯产品零部件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在国内采购,然后再转口到美国等国家。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大进大出,实际上是国际it产业大规模转移的结果,我国在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循环体系中处于两头在外,加工制造在内的格局,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是造成我国处于国际贸易分工下游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跨越知识产权障碍,打破知识产权约束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自然资源的支持,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知识的支持、科学技术的支持,后者的发展可以使对前者的利用更加经济和有效,甚至可能打破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经济中后者才是最为重要的,也应该成为持续发展的核心,有时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也就拥有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基础,也就拥有了国际竞争的基础和实力。当知识产权成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时,我们就要想方设法突破这种约束,建立知识产权战略。 1.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什么是知识产权战略?即有效运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充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获得和保护竞争优势并遏止竞争对手,谋求最佳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全局性谋划和采取的重要的策略和手段。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由来已久,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扩展知识产权战略的内容,从世界知识产权的变化大趋势上来看,目前呈现出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发达国家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大幅度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极力推进国际知识产权规则变革,实行知识产权制度与贸易直接挂钩,从而可能存在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使其变成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美国和日本都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知识产权战略目标,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人在国际上的经济权益,如美国一方面利用特殊301条款迫使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利用337条款保护国内市场,阻止外国侵权产品的进入。世界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建立我国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储备,制定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知识产权策略,将知识产权战略纳入到国家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总体战略中去。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制定、完善与知识产权战略相关的政策,增加政府对知识创新经费的支出,政府大力发展国际贸易,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立维护公正市场秩序,反对国外知识产权人的知识产权的滥用。中国力主evd的开发及产品标准的制定以及沸沸扬扬的wapi无线局域网标准的争论,可以看作是中国对知识产权安全的高度重视的范例,可以想象的到,中国会越来越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的完善和发展,储备自主知识产权资源。 2.企业知识产权战略 “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利用知识产权、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主战场”,制定和实施企业层面的知识产权战略对我国经济、技术发展非常重要,它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储备的载体。与欧洲和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的整体水平是很薄弱的,大多数企业甚至没有设置知识产权部门或者设专人负责处理知识产权事宜。中国企业要补知识产权课应该是非常迫切的,中国入世给国内企业创造了跻身世界市场的机遇,可是是否能还是取决于企业本身,如果21世纪的中国企业家还是仍然象过去一样淡漠知识产权战略,不仅无法参加国际竞争,恐怕企业都没有发展的后劲和潜力。企业要制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就要将知识产权战略融于企业开发经营全过程中去,应该至少作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一种知识产权战略意识的企业文化,在全公司普及知识产权知识教育;第二,将知识产权工作融入到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使之成为企业的一种机制和制度;第三,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研究、制定和实施适合企业当前和长远发展利益的知识产权战略,这种战略要建立在逐步培育和发展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从而实现在企业的发展中储备自主知识产权资源。 知识产权争端在全球范围内的凸现固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但无可否认,它成为现代经济竞争的主要工具的趋势不会改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自主知识产权的缺乏将成为本国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对中国也是一样,如何积极的去突破这种相对的“硬约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是中国的一个关键课题。 作者简介:于恩锋(1978-),男,讲师,现供职于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经济系,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金融。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试论经济周期与中国经济发展 引言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指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好像周期性发生一样,故称之为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周期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正如1977 年卢卡斯在《对经济周期的理解》中对经济周期描述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长期平稳增长趋势的偏离”。 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密切,下面就经济周期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中不少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可以一起分析以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探讨未来中国可能需要关注的一些因素。 原因 1.科学技术冲击。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由此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随着第一次和第二次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一战二战的爆发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特别是战后科技革命,大大刺激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战后美国利用二战所积累和德国获得的科学技术,长期增长了一段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初的时候放缓。中国建国后同苏联密切合作,大大提升了科学技术,后来趋于平缓。改革开放后利用全世界科学技术,经济高速发展,但随着与世界科学技术的接近,经济也渐渐的开始进入平稳增长。可见科技周期对长期和超长期经济的巨大影响,往往是长期和超长期经济周期的主因。著名经济学家f.e.kydland、c.i.plosser 提出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是实际因素(如技术、政策、自然灾害、战争等) ,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技术冲击,而不是名义因素(如货币量等),使一般均衡分析、实际因素和微观基础在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得以复兴,并以此获得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供给冲击。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冲击才影响产出,导致经济的波动。实际上古代产出往往不能满足需求,总供给往往占主导。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以之为基础,继承了供给冲击巨大作用的观点,认为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变动、生产要素供给变动等供给方面的冲击。1973年、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重创了以石油为工业基础的西方国家,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经济全面衰退与滞胀。中国改革开放错过了这两次石油危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的剧烈波动必然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供给不但包括原材料供给,还包括劳动力供给。20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印度等国家打开国门,据哈佛大学一位教授计算,全世界突然多出了5 亿多个便宜劳动力,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冲击降低了成本,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陈昆亭、龚六堂、邹恒甫(2004)用rbc分析中国经济后认为,引入供给冲击改善了模型对消费的预测能力;引入供给冲击优于引入需求冲击。 需求冲击。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总需求是短期中经济波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现代经济周期理论也把需求纳入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不但把供给方面的冲击纳入,还把个人需求偏好变化、政府需求变化等需求方面的冲击也纳入到导致经济波动的实际变量中。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为中国带来全球市场,以前特别是巨大的美国消费市场需求,极大的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因为需求的巨大作用,危机时政府加大政府投入,扩大总需求,减少了衰退,平缓了经济周期的波动。上次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4万亿投资,有效的拉动了内需,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中国,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政府进行的。因此,这方面的投资的波动可以计入总需求。丁从明、陈仲常(2009) 指出了频繁调整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是经济波动大起大落 的重要因素。付一平、刘金全等( 2005) 发现,中国财政规模与实际波动性之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性。 制度冲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改革这种积极的制度冲击已经明显极大的促进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制度能反作用于经济,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组织制度本身。庞东、杨灿(2006)结论证明: 在中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 货币冲击。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冲击可以引起名义支出及总需求的变化。苗文龙、陈卫东(2010)研究发现: 技术冲击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冲击可以解释80%以上的中国区域经济周期特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存在显着的区域周期冲击效应。 2.情绪,非理性和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偏差。经济学往往假设人是理性的,但实际上人往往是非理性的。由于人的非理性,往往人的选择不是经济学上论述的最优选择,比如羊群效应或从众心理。行为科学和行为金融学都研究了人的非理性行为。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往往导致选择不是最优,比如投资过度等,也引发或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3.金融冲击。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与日俱增,与经济中其他部分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金融市场往往是极具波动性。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起经济的波动,如1929年金融危机和2007年次贷危机都引发了经济的下滑,损害了经济增长。 4.政治周期。由于政府往往对经济有影响,因此,当不同经济政策的集团轮流执政时,交替的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 5.其他原因。目前,还有些其他理论解释经济周期的原因,如创新理论、太阳黑子理论、国际经济周期理论、信息周期理论、混沌周期理论等。 结论 任何经济都不是由单一因素所影响,经济的变化往往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各因素之间也相互影响,比如制度冲击促进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引发供给出新产品,而供给新产品创造了新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并给其制度冲击正的信号促进制度创新。而对于新技术和新产品的需求也可以促进制度变革科技革新,供给新产品。又如由于人们的非理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往往引发人们的羊群效应跟风操作,而这更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经过上面的分析和讨论可以知道,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以及超长期的波动由科学技术冲击决定。制度冲击往往影响中长期的波动,而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往往影响短中期的波动,货币冲击、非理性冲动、金融冲击往往影响的是短期波动,但如果不注意,则可能引起大衰退,比如1929年大萧条。所以,中国既要了解。另外,从经济波动原因中的分析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冲击、需求冲击、制度冲击。由于中国国际化与金融市场的日益扩大,供给冲击、货币冲击、信息不对称、金融冲击等也将越来越重要。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三农 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三农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现状不容乐观。实际上,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而且,农村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市场;农民增收城市化 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社会的重视却是最近几年,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好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就一定会发生社会的大动荡。可以说除腐败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一旦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欧债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及对策 前言 在次贷危机刚刚散去时,希腊债务危机突然爆发,希腊政府表示如果在10年5月前不能得到救助,其将无法偿还即将到期的200亿欧元国债。投资者担忧希腊很可能也无法对其3000-4000亿美元的国债进行偿还,纷纷抛售手中的希腊国债,导致希腊政府无法继续发行新债,政府濒临破产。2009年12月,标普、惠誉、穆迪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纷纷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此时已开始向欧洲各国输出债务危机,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纷纷被卷入债务危机漩涡,欧洲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资金外逃,利息上升,整个欧洲经济面临冲击。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联合救市,欧洲中央银行在国债市场上买入被抛售的希腊债券,防止国债价格下跌,同时,为缓解货币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增加对银行的短期贷款,放松贷款的抵押条件。全球经济形势突然变得难以预计,中国经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 2011年的g20峰会上奥巴马发表了讲话,表示欧洲的经济危机必须快速的解决,本周,我们欧洲同盟国在恢复对欧洲金融市场的信任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为进一步的计划构建了决定性的基础。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各司其职,以保证全球经济稳定、持续增长,这样一来,我们就避免了经济再一次失衡。对一些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他们要面对本国的财政挑战。对于那些有大量盈余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支撑增长。对于出口主导型经济体而言,意味着努力推动内需。加快这种转变的决定性手段是加强汇率的灵活性,包括那些由市场操控的汇率。 中国要稳定的发展经济,必须认清局势,想好策略,把对中国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而且,要防止危机在中国发生,必须提前发现苗头,找出问题并且解决,研究这个课题,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1. 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 1.1我国经济取得的成就 2011年是“十二五计划”的开局年,全国以科学发展为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专注于稳物价、调结构、保民生、促和谐,经济上取得了长足进步。(1)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据初步测算,2011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4%,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在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上。(2)工农业形势良好,粮食产量实现连续八年增长,2011年全年的夏粮总产量达到5.7121亿吨,较去年增长4.5%;工业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3228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8.2%。(3)内需和外需均保持较快增长,市场供应得到更好地保护。(4)结构调整妥善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良好发展,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的扩张得到了抑制。(5)重点改革继续深化。医药卫生文化体制改革有序推进,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改革迈出新步伐,资源税改革稳步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方案出台,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继续深化,农村等领域改革扎实推进。 1.2欧债危机带来不可避免的影响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我国重点实施“十二五”计划的过程中,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在长期上,欧洲和美国采取紧缩措施,应对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压力将加剧,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造成不利影响。欧美债务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然还在增长,但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低迷,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不足。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世界经济尚未走上正常增长的轨道,债务危机又使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增长乏力,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复苏的进程。目前我国正处在新一轮经济波动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这种增长的势头还会维持数年。所以,有效抵御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保持国民经济较快持续发展是可能的。 2.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2.1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难以为继 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出口导向型经济缺乏国际竞争力,除仅在成本方面有些优势之外,绝大多数方面尤其是在技术、质量和品牌方面处于绝对劣势之中。(1)从技术观点看。大部分中国制造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端用品,低技术含量,无核心技术,所用技术基本来源于国外。产品附加值低、新产品所占产品总量的比重低,不能获得新产品的高利润,这是中国制造和出口型企业的的硬伤。(2)从质量来看。中国制造追求“物美价廉”。价廉是事实,8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空客a380。但很多价廉产品却并不物美。近年来,我们同国外频繁发生以产品质量、安全、环境为名的贸易纠纷。 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前景:(1)生存空间日趋狭窄。(2)更小的利润空间。在对外贸易中,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没有自主技术,生产门槛低,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替代。(3)人口红利不复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得益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的10年内,人口大幅增长而产生的“人口红利”。但是在未来20年,当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逐步退出生产领域后,中国人口抚养负担将是目前的3倍,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养老负担加重。这表明,在不久的将来,靠着廉价劳动力成型的“世界工厂”正在走向倒闭。(4)买方市场萎靡。 2.2谨防经济出现硬着陆 欧元贬值直接影响对欧出口:随着欧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进一步导致需求环境恶化。遭遇欧债危机的国家,都在试图扭转这种颓势。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已经有所放缓,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将导致目前这种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不小的影响,尤其明显地表现在中国对欧盟增速贸易的下降上。 谨防经济出现硬着陆:对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担忧,主要是基于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中国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外贸以及投融资依存度或受损。 中国经济究竟会不会硬着陆主要看三项指标:第一项指标是企业景气水平。从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企业景气水平指数来看,目前的企业景气水平依然保持在比较高的位置上,在135点左右。这个景气指数无论是在当下,还是从历史统计来看,都是比较理想的 。第二个指标是就业。从工业从业人员的增长率看,达到10%以上,明显地高于2008年、2009年甚至2010年的水平,目前也处在相对较高的历史水平上。第三个指标就是通货膨胀。国家发改委在11年10月指出通胀已出现拐点。本轮的cpi和ppi继续大幅下降,与预期相符合,但中长期通胀风险依然应提高警觉。 3.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从全球范围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组成部分,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扩展与延伸,标志着危机的重心由私人金融机构延伸到主权政府债务。虽然中国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在短期内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国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注意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3.1避免房地产业危机演变成为银行业危机 由于欧洲各家商业银行大量持有欧盟国家主权债务,因此欧各家商业银行也暴露在欧洲债务危机引起的违约风险之下。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会逐渐演变成一场银行危机。相比之下,中国由于持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国银行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却不能低估。由于中国银行业大部分的贷款进入房地产行业,因此一旦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下跌,中国银行业将面临资产缩水的局面,这是未来中国金融业面临着的巨大风险。 3.2防范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风险 对于我国的中央政府而言,无论是财政赤字率或是国债负担率远远低于国际警戒线,再加上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央政府的债务出现偿还风险不太可能。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迅速扩张,应该引起决策当局的高度关注。 3.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速增长,继续保持这种态势,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经济增长点是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完全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因此,如何减少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减少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中国经济未来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众的消费倾向,应成为国内经济工作的重点。 4. 相关对策建议 4.1适度调整和转变经济结构 经济增长必须由出口导向型转向扩大内需型,经济结构必须从以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转移。如上所述,“在过去三十年的增长中,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贡献。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并不是可持续性的,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可持续性的增长。”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均衡发展,必须要依靠内需,专注于消费需求的增长。 从短期来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双管齐下的措施刺激社会需求。在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投资和消费。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操作:(1)降息。降息对企业来说,降低了贷款成本,以增加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对居民信心来说,央行降息带来的强烈的声明效力,能有效地提高市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2)减税。减税的直接作用就是表现在居民收入的增加,从而提高他们的消费需求。因此,财政税收政策应更多地让老百姓得到益处,如涉农税收的减免,取消利息税,进一步提高个税起征点;逐步降低涉及到到公民收入和财产性交易的税率等。 4.2谨慎处理以政府信誉担保的债务问题 适量借入债务和对所借债务有效的利用,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超过一定阈值的失控的债务会损害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 4.3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问题 欧洲债务危机表明国际货币要成为国际主导货币,不仅有货币本身的较量,而且也要能够参与到大国或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综合角力中来。无论是单一国家的货币还是区域性的超主权货币,货币国际化后如果想成为国际主导货币,那么货币就应有能力应对和克服危机,中国需要人民币区域化,然后力争实现全球化是毋庸置疑的方向,但必须以拥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作为基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也必须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发展同步推进。 结论 正当全球经济正在慢慢走出美国次贷危机的阴影中时,从希腊开始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无疑又给全球经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对世界各国都是一次冲击,它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欧债危机是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二元性矛盾的爆发。从目前发展趋势看,受欧洲债务危机的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再次放缓,可持续复苏能力更加脆弱。中国政府要对此次债务危机所来带的影响做好充分的认知和准备,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及时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才能最大限度避免欧债危机带来的损失,转而促进中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房地产泡沫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房地产泡沫 1. 房地产泡沫的涵义 经济学中所说的泡沫,就是资产价格严重背离基础价值而暴涨的现象。房地产泡沫是指主要由投机性购买需求的增加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现象。也就是说,房地产价格的这种上涨不是以真实需求的增长为基础的,而主要是由投资需求的快速增长拉动的。当发生房地产泡沫时,土地和房屋价格高涨,大大高于由真实需求所支撑的市场价值,并且交易频繁,形成了一种表面上的虚假繁荣。 房地产行业是比较容易出现价格泡沫的经济领域,这是由房地产行业所具有的三大特征决定的。第一,房地产业的资源基础是土地,而土地是现代社会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其供给量难以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第二,房地产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增加的;第三,房地产行业的生产周期比较长,供给量在短期内难以增加。正是这些特征,使得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难以实现稳定的均衡,价格波动剧烈,这是诱发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因素。 2. 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一般特征 2.1住房需求的一般特征包括: (1)作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住房是一种生活必需品,因此,人们的基本住房需求是刚性的,其价格弹性较小。(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住房各方面的追求逐渐升级。由于住房品质提高,即使在供求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也呈逐渐上升的趋势。(3)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制度的普遍实施,住房购买力不完全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因此,与收入波动相比,住房需求的波动更大。(4)住房需求不仅是消费需求也可以是投资需求。住房是资产,现在也变成了一种高值商品。人们更倾向于将货币资产转化为房产,因此住房购买需求增加,而住房供给在短期内难以相应地增加,结果必定导致住房价格上升。 2.2住房供给的一般特征包括: 2.2.1住房供给受资源条件约束大。住房建设需要土地,而一个地区可用于建设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住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资金的供给受到信贷政策等多方面的约束;住房建设需要钢材、水泥等建筑材料,建材资源的充沛或短缺对住房的供应速度影响较大。所以资源条件是住房供给的硬约束条件。 2.2.2住房供给成本和级差地租关系密切。从长期来看,住房供给成本决定住房价格,但决定住房供给成本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建筑成本,而是土地成本,尤其是级差地租,级差地租是城市住房供给成本的主体。因此,随着地租和地价上升,房价自然会水涨船高。 2.2.3住房供给受建造周期制约。由于住房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在工厂内部通过流水线进行标准化、规模化的生成,因此住房供给在短期内缺乏弹性,不能迅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在一个时点上非常容易出现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状态。 上述特征说明,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供给较为稳定,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易于错位,可能同时出现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总量矛盾容易导致价格大起大落,而结构性矛盾则会引起房屋空置,这是形成房地产泡沫的内在基础。 3. 房地产价格泡沫形成机制 在房地产市场上,出于追求住房使用价值的目的,人们对住房的真实需求与普通商品遵循相同的规律,即在收入、预期、个人偏好等其他诸多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上升则需求量会随之下降,而房价下降则需求量会相应增加。 研究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机制需要充分考虑到供求弹性的差异。经济学中的弹性是指因变量对自变量变化的反应程度,是一个相对值。供求弹性分别是指,当价格按照一定比率变动时所引起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当价格变动的比率较大而需求量变动的比率较小时,表明供求缺乏弹性,相反则表明供求富有弹性。由于土地供给的有限性,在短期内住房供给难以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房地产市场的最大特征就在于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缺乏弹性。 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提高、居民现期或预期收入增加以及抵押贷款条件的放松都会引起城市房地产需求的增加。短期内,由于住房供难以随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交易量不会有明显的增加而价格却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也就是说,此时需求的增加仅仅引起了均衡价格上升。 但是,从长期来看,住房供给是富有弹性的,它可以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如十年、二十年,如果房价持续上涨,投资于房地产的利润增加,开发商就可以想办法克服城市空间的限制,向市场提供更多的住宅。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住房供给增加的速度可能小于住房需求增加的速度,房价仍然有上涨的趋势。但是,由于供给增加能够改变人们对房价将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使投机性需求迅速减少,结果必然导致房价上涨失去动力,甚至引起房价下跌和房地产泡沫破裂。这是房地产泡沫形成和破裂的内在机制。 但是,在中国,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垄断性较强,房价具有向上的刚性,超额供给更多地表现为空置率上升,而不是房价下降。 4. 挤压泡沫的措施 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避免出现泡沫经济,导致大起大落的波动和震荡。适度的经济泡沫,对活跃经济,促进竞争,推动房地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没有一点泡沫房地产业是不能繁荣的。而如果泡沫过多,过于膨胀,造成虚假繁荣则是不利的。关键在于要控制这些经济泡沫过度膨胀,不致形成为泡沫经济,带来严重危害。 4.1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 4.2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机制; 4.3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4.4利用货币金融政策调控市场,规范房地产融资行为。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给世人很多警示,其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如何做好对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预测和调控;其二是房地产更多的是用于解决人们的居住和生活的产品,而不应过分看重它的投资回报;其三是避免受高涨的房地产市场的诱惑和吸引,动用高利和高额贷款来购买或投资房地产。日本政府在吸取教训和重塑房地产业的过程中,推出了三大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改革措施:一是通过增加国债来投入建设代价昂贵的公共配套项目,恢复房地产及其他经济部门的活力和提高房地产的附加价值;二是放宽限制,为了刺激经济,日本开始放松对金融行业的诸多限制,帮助投资者建立房产投资信托,主要用于设立商业地产投资的互助基金;三是政府调整了建筑标准以便于开发商的房地产项目开发,比如高度限制,并缩短了建筑方案的审批时间,鼓励节能建材的大量使用。实践证明,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为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注入了资金,增强了活力,减少了再开发的难度,降低了市民进入房地产的门槛,使日本的房地产业迈入了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周期。 结论 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裂过程实际上是房地产价格机制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完全可以用弹性理论、供求原理等最基本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可以说,房地产泡沫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一种典型形式。但是,其结果又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出现市场失灵。 由于土地市场和房产市场本身的特殊性,与其他行业相比,该领域更易于出现市场失灵。房地产领域的市场失灵,从微观经济视角来看,主要体现为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外部性导致保障性住宅供给不足而高档住宅供给过剩、投机盛行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等;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则体现为由于房地产泡沫所造成的行业发展大起大落和宏观经济波动,从而浪费经济资源,造成诸多社会问题。这些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都说明房地产行业更需要政府干预。但政府也是经济人,政府干预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甚至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因此,如何在房地产领域既克服市场失灵又防范政府失灵,有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论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外资分布外资利用外资影响 论文摘要:随着外国资本的不断涌入,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外国资本对一国经济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一个国家是否引入越多的外国资本越好?外国资本对一国经济的影响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尤其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引入外国资本,如何引入外国资本都是关系国家发展的大问题。本文既是通过分析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分布及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资本的利用,阐述外国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外国资本纷纷瞄准中国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流入中国外国资本的来源地结构以及外国资本流入的产业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80年代,外国资本主要来自香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新加坡等一些华人地区(或国家)的外国资本尽管在中国保持较大的规模,但是在外国资本总体中仅占到50%,相对重要性降低了;而来自美国、日本、欧洲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外国资本在90年代以后有非常突出的发展,相对重要性也在逐步提高。其次,外国资本流入的产业结构变化也非常明显,80年代来自香港的资本主要集中在房地产部门,少部分流入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迅速向各个部门全面扩张,最集中的是制造业部门,达到了外国资本总流入的60%。制造业流入的外国资本当中,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向了加工行业。 一、影响外资企业在中国区域分布的因素 集聚经济或集聚效应指一定的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集聚所形成的正面外部经济效益。产业集聚是一种典型的集聚经济现象。产业集聚指的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它们同处在一个特定的产业领域,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外国资本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分布也具有较明显集聚效应。例如,来自中国港澳地区的投资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源自中国台湾地区的投资集中在福建,现在又大举进入长江三角洲;日本的投资则相对集中在辽东地区。 这是因为集聚经济的存在意味着节约成本,既包括传统成本的节约,也意味着交易和信息成本的节约,故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驱动力。集聚经济的存在与基础设施质量、专业化供应商、劳动力市场以及知识外溢等有关,成为影响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 第一、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中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 第二、专业化供应商。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 第三、劳动力市场。厂商的集中能为拥有高度专业化技术的工人创造出一个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拥有高度熟练的劳动力的地区比其他地区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更有优势。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大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纷纷“孔雀东南飞”,造成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不仅从数量还是从质量都优于中西部地区。 第四、知识外溢。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至少和其他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一样重要,尤其是在高度创新的行业中,知识的作用更加明显。当一种行业集中分布在一个较小的区域时,知识的非正式扩散经常非常有效。 二、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资本的利用 在本人看来,中国利用外资的水平是在发展中国家最高的,这也是中国经济30年奇迹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看,中国的外国资本政策有以下几个显著的优点:首先,中国的外国资本使用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中国政府对外国资本的使用谨慎,历年来建成了很多项目,没有给国家造成负担。这一点,全球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没有国家能做到,中国政府对外国资本的管理能力与效率都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好的。其次,中国的外国资本使用上,监管在发展中国家算是很好的。外国资本流入,必须要建个工厂或者研究中心,最好提供技术。外国资本想在中国获利,就得搞生产,生产产品之后才能进行利润分配。再次,中国政府对于外国资本还有准入限制。有些领域是不让外国资本流入,有些领域只能合资,且合资份额都有一定限制。总的来说,既是中国政府明确有些产业不能让给外国资本,这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外国资本随意出入有很大的不同。最后,中国政府利用外国资本的目的是提升技术。这一点从汽车产业等制造业都可以体现出来,尤其是电子通信产业现在已经基本能自主研发。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速度的加快,各国吸引外国资本的目的已经从引进国际资本、补充本国建设资金不足为主转向获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方面。如何促使外国资本对东道国产生溢出效应一直是各国政府特别关注的问题。外国资本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备受关注,其又被称为“示范与竞争”,这是因为外资企业的进入一方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使本地企业可以进行模仿和学习;另一方面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促使本地企业通过各种手段来提高效率以维护原有的市场。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从原则上讲,为了有效的获取外国资本对中国行业内溢出效应,培养或创造一种内外资企业充分竞争的环境最为重要。原因在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竞争的本地企业的竞争能力。因此,充分的竞争是促使外资企业更多更快的引进先进技术的最有效的机制。 三、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具体说来大致可以区分为四类:创造就业、贸易扩张、技术升级以及推动经济增长。 (一)创造就业方面,在过去时间里外国资本对于推动中国的就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6—1990年、1991—1996年、1997—1999年三个期间,外资企业分别创造了6万、375万、72万个新增就业,分别占到了当期全部新增就业的0.43%、9.62%、6%。与外国资本在中国资本积累中的地位相比,外国资本在创造就业方面并不十分理想。需要认识到,外资企业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也通过竞争破坏了原先由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来自联合国贸发会的研究显示,跨国公司与当地公司相比更倾向于使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因此,外国资本对创造新增就业的贡献适中。 (二)外国资本是促进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1985年,外资企业涉及的出口仅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1%,近期,这个数字达到了45%—50%。外资企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以2000年为例,外资企业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达到了外资企业总出口的82.99%,占中国总出口的4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外资企业尽管对出口做出了贡献,但是在1997年之前对于中国对外贸易的总体影响是贸易赤字。如果考虑到未来外资企业的大量利润回流,外资企业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的国际收支带来巨大的黑洞。 (三)外国资本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非常复杂,而且难以度量。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有42%的企业使用了企业最先进的技术,而另外58%的企业则使用相对先进技术或者是原始技术。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相比,在生产技术、管理以及国际营销网络上具备优势,因此,势必会带来一些技术转移与技术外溢,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与出口结构的迅速变化都反映了这一点。 (四)根据经济增长模型,外国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本积累的贡献,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衡量外国资本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最大的困难在于剔除外国资本对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在外资企业最集聚的10个行业中,外国资本总资产占的比重达到了10.18%,大致与东亚其它国家的情况持平。考虑到中国较高的储蓄率,以及外国资本对于资本积累的挤出效应,外国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外国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方面。国外学者估计,90年代,外国资本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2.5个百分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半要归功于外国资本。 综上所述,外国资本对中国来说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对就业、进出口贸易、繁荣市场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都有的巨大贡献。所以,外国资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牵引力,更是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载体。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谈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产业结构 公共设施建设 金融监管体制 [论文摘要]华尔街金融风暴已经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作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我国经济亦深受影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对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的拷问,也是借助这场危机促进传统模式加速转变的机遇,是一次拐点式的变革的开始。 华尔街金融风暴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相应放缓。如何保持经济增长成为当下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自2008年8月初央行降息以来,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对市场仅起到了温补的作用。2008年11月初的十项扩大内需的举措和接下来出台的4万亿的政府投资计划为市场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力量。这股力量能持续多久?是个未知数,但危机对我国经济中固有的不合理问题提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怎么改,朝什么方向改,成为急需讨论的问题。 一、优化产业结构:“逼”上梁山 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的60%,金融风暴所导致国外国民消费能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低迷,直接影响到我国商品的出口。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出口订单的减少,大批产品生产出来却销售不出去,长期的积累导致资金无法正常流转,消耗大量的累计成本,出口贸易公司面临巨大还贷压力。截止到2008年11月初已有 67000家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大批工人失去工作,造成严重的失业现象,gdp过渡依赖进出口所导致的问题已经暴露。此次金融危机把企业逼上了“结构调整”的梁山上。 长期以来,我国对外出口的产品中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占主要比例,依靠低廉的价格优势来打开国外市场。结构调整指的两方面内容,一是生产结构的调整。企业为了保持价格优势而一味的追求生产成本最低化,大批先进的现代化机械得不到广泛使用,优秀技术人员仅在几家大型企业中集聚,最新科技研发成果与实际生产应用严重脱节。落后的生产线,原始的手工作业,无法激励工人的创新精神,陷入只追求产量的恶性循环当中。从目前人民币不断走高的趋势来看,价格优势定将被逐步化解。一旦价格优势失去,企业不得不另辟蹊径。此时,唯独掌握产业核心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从单一的贴牌代工转为研发与制造同步的自创品牌,掌控行业的国际标准,才不会依赖于贸易伙伴,才能够拥有完全自主的产品定价能力。二是管理结构的调整。每年有10万企业管理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人才市场,但却很少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大批中小企业运用最原始的家族式管理模式。财会,物流,品牌管理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化,管理阶层跨度小,内部资金和人员管理不到位,导致资本不能有效运行,员工没有工作积极性。企业内部工人医疗保险等制度不完善,导致工人低估生产价值,影响其消费能力,滞后了国内消费市场的发展。 金融危机使得原本存在结构问题的企业破产倒闭,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或许是件好事。企业需要认清当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那些资金不到位,技术跟不上,产品适销不对路的企业在这场冲击中消失湮灭,剩下得以存活的企业必须重新进行内部生产结构调整,发展生产力,完善管理体制。 二、加强基建完善社保:百年大计 拉动经济的三辆马车:贸易,投资,消费。如今贸易这匹老马已经“老骥伏枥”,剩下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继续稳步增长。投资是一个长期的项目,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消费促进消费。所以当前保障经济继续平稳健康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扩大内需,提升国内消费水平。 在我国,普通劳动者基层占到总人口的90%左右,富人只是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口,当他们满足了最根本的生活日常消费之后便转向高端奢侈品的消费,他们消费能力提升空间有限,在消费市场所占份额也少。因此,如果占总人口90%的劳动者阶层的消费水平无法提高的话,那么拉动内需根本是无稽之谈。 如何让劳动者阶层提高消费能力,说到底就是要让其有钱,有钱才能敢于花钱。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实现温饱朝小康迈去,人民手头的确有些存款余额,但日益高涨的房价,医疗,教育等费用让他们紧紧攥着这点干巴巴的储蓄不敢消费。在我国西北甘肃和西南偏远地区,贫困人口虽然解决了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教育,医疗,卫生等其他生活基本消费根本无力进行。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仅仅购其维持最根本的生活保障,想要提升其消费能力虽然空间大但难度更大。 所以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在2010年之前,政府拿出4万亿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政府投资,拿出钱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此带动地方投资。投资的确可以解决短时期的燃眉之急,但要保证长时期经济的持续增长,还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内需,扩大内需才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只有在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后,才能解决掉劳动者阶层的后顾之忧,有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劳动阶层才能够敢于花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常年紧缩的状况,扭转gdp过分依赖贸易的局势。目前中央出台的十项举措和4万亿财政计划是为扩大内需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拉动内需扩大国内消费市场更是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同时我们也担心,刚刚抑制住的通货膨胀会因为“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放松的财政政策”而卷土重来,这对我们是一个两方面的挑战。 三、金融市场发展与监管同步 没有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使得中国金融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较小。值得庆幸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次贷危机是一环接一环的金融衍生品所导致的蝴蝶效应,是金融创新的一个负效应。 金融改革和创新本身并没有问题,脚步也不能因为此次金融危机而停止。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管被外国评价为“稳健,平安”,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这或许是个贬义词,但严格的监管机制却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免受巨大冲击。美国虽然在此次危机中暴露了问题,但其强大的全球资金流转调动能力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金融市场还是应该继续开放下去,虽然在当下危机面前,应先放缓金融创新的脚步,市场的开放程度也应适当降低,但长远来看,金融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是不能停止的。 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是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落后。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博弈的两个方面,如何能平衡好两者关系使金融市场稳健开放的发展,关键在于一个“力度”。力度不同于“严格”,我国的金融管制一直十分严格,从而限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力度不够,只是一味的缩紧金融市场发展的条件,导致了金融创新的质量无法提高,限制了金融创新的脚步。金融监管应该允许金融创新在市场原则下发展,放松行政政策,通过规范有效的金融监管来指导金融创新,从而激励新的金融创新,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监管不是要放缓金融创新的脚步,而是要让每一步走的稳健。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是相互促进相互扶持的两个方面,做好两方面的工作才能积极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基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选择 内容提要 作为全球经济的区域增长极之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发展质量、国际化能力和全球主导力,也直接影响大规模灾后重建的效益以及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本文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入手,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转变发展方式的有效路径。关键词 发展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 发展路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性突破。近年来,全国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服务业。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耀眼的区域经济增长极。虽然在2008年我国同时遭受了特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冲击,我国的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的进步。 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方式滞后于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发展,我国经济的稳定性在弱化。汶川大地震对西部产业的摧毁性破坏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造成的巨大冲击,显示出我国作为全球区域经济增长极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同时“二次危机论”时有提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表现出一种似强而弱的状况,经济发展的长期和短期不协调表现得极为明显。我国必 须从粗放型、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开放、高效的发展方式转变,才能最终实现富民兴区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纪目标。 二、中国经济发展走势 (一)gdp增长实现“v”型反转 我国gdp增长率自到达2007年第二季度的峰值14.0%后,受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因素——金融危机的影响一路下滑,再加之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这一非周期性因素的作用(经济非周期性因素指在经济周期运行中干扰经济正常波动,使经济运行偏离其正常波动轨迹的诸因素),使得2008年第三季度的跌速更快,直至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6.1%)。而后,在中央4万亿投资的拉动等因素下,开始回温,到2009年第四季度达到9.7%,我国经济的波动呈现出较明显的“v”型走势,如图1所示。 (二)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有效“减速阀”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在逐年上升。2001年后,这种贡献表现尤为显著。以2006年为例,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41%,中国经济的贡献为1.62%,远高于美国的0.56%,日本的0.13%,欧盟的0.42%。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及汶川大地震的双重打击下,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20%,可以说中国经济对处于下滑阶段的世界经济起到了“减速阀”的作用。 (三)新旧长波交替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叠合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长波的下降阶段,该阶段预计于2035年结束,然后在新技术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推动下步入第六次长波的上升阶段。因此,未来二十五年是世界经济新兴产业的酝酿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需要确定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发展的主题和主线,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在下一轮长波开始前着力解决好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调整产业和贸易结构。 三、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但产业链尚需优化 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阻滞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比重不断缩小,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但是依然没有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以工业为中心,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结构。特别是广大农村和中西部等偏远地区,一、二产业比重过高,服务业“润滑”效应不充分,导致产业衔接脱节,三次产业独自艰难发展,产业链条无法建立或者无法发挥作用,产业之间的互动互促流于形式,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举步维艰。 (二)内需结构不断完善,但经济推动力不强 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消费品种类齐全,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总量快速增长。但消费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量仍未改观,本应作为“三驾马车”的主推力拉动经济发展的消费没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特别是高档消费和农村等偏远地区的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马太效应”明显。2008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所以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都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其本质上并非一般性的内需扩大,主要引致因素有二:其一是cpi指数高启,5,9%的cpi增长率虚抬了零售总额;其二是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带来的临时需求,这并不能说明一般性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提高,更无法概说内需的扩大。 (三)储蓄和投资总量不断扩大。但二者的融合需要进一步强化 特殊国情决定了我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由于历史遗留的传统观念,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我国居民储蓄总量连年剧增。受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等影响,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大导致了2008年居民储蓄出现25,3%的反常增长。而同年投资主要偏向金融、商贸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主要是金融危机的引致作用。虽然储蓄和投资的总量及增长速度在不断扩大,但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少且不畅。2008年我国储蓄余额超过21万亿,但是投资的主要来源并不是居民储蓄。从近几年的投资情况看,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企业债务、企业内援资金以及外来资金。农村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储蓄和投资的非融合、难转化也引致了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 (四)外贸发展迅速。但粗放和结构问题依然明显 我国对外贸易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但一直以来我国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均是以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导,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低,外贸的主要推动力和主体是外商投资企业而非本土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是复出口,并没有从实际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为对象,与非洲和南美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往来不够密切;巨大的进出口差额带来的巨额外汇无法得到很好的利用,在金融危机肆虐的背景下面临着贬值的危机。由此造成了两个问题:一是资源浪费巨大,加剧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制约性;二是弱化了外贸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外贸的虚假繁荣不能从根本上推动经济发展,不能让人民受到实惠。 四、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方式的引致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的粗放、不均衡、低效率的发展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引致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也有多重现实因素,是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积累。 (一)深厚的历史根源及地理区位的差异性 在经历了近代一百多年的战争摧残,以及“”所导致经济形态和体制的畸形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才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基础差、底子薄、在国际经济舞台上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等问题使得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此外,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差异、南北差异、城乡差异都极大地影响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模式。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优势,无论在自身发展方式的优化、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方面都走在了前头,而地域更辽阔的中西部丘陵和山区却依然停留在发展的边缘,区域中心极的影响和拉动作用有限,区域产业链条无法向更远的地区延伸,以至于内地许多偏远地区被动隔离,经济发展方式失去变革的动力。 (二)金融体制发展不完善 本轮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主要原因在于金融衍生的滥用和金融监管的放松。我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起步较晚,发育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区域金融发展体制不完善,广大偏远丘陵和山区缺少必要的金融发展体系,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不够强,无法连接内外;这种陈旧融资体系的弊端充分表现在灾后重建间断、缓慢的融资服务上。二是区域突围力量不强,当前我国金融国际化的呼声虽然日益强烈,但是金融国际化的步伐依然缓慢,使得我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和主导力无法发挥和显现,同时也弱化了我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金融无法实现区域突围,必然导致经济的区域联系不紧密,也必然丧失在大环境中转变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机会。 (三)社会保障及思维观念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总体程度不高,局部性的区域不均衡,再加上人口多,基数大等因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保障水平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这使得人们在收入不确定的同时又增加了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心理。由于特大地震灾害和金融风暴的突袭,广大偏远丘陵和山区的人们在忙于自救的时候无暇顾及发展方式的转变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导致发展方式的转变失去了中坚支柱。同时,各地政府在贯彻国家经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时候过多追求总量而忽视质量,在区域产业承接转移上较少考虑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等因素。大众观点认为:能挣总比不挣好,转变发展方式不能以降低发展速度为代价。 以上构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的一个主要阻滞因素体系,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突破这个阻滞体系,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五、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措施 要变革当前我国发展方式中的不和谐因素,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进而达到富民兴区的最终目的,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明确的政策目标。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更新经济发展的思维理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观念的更新。更新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实践的发展扬弃旧有的形式来适应新的实践的要求”(刘万贵、路广平,1998)。我们要转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 第一,适应经济全球化形势。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入,需要将高技术和产业化有机融合起来,大力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技术含量,提高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质量和效益,缩短工业化时间;同时充分利用高科技的发展成果,特别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等,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各产业的综合提升和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发展。第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建立一套完整的衡量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考核体系。政府政绩、官员政绩的考核要转向就业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的扩大,环境保护的增强以及民主、科学、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进步;要强调如何更有效的降低能耗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本,避免资源浪费与资源约束并存;必须冲破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树立新的以现代工业和信息文明为基础的价值观;同时还要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发展低碳经济。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代价过大、资源消耗过高、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加剧破坏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全面降低发展的成本。 (二)以改革为动力,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制度框架 经济体制的转轨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客观要求和制度保证。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演进的关键,需要进行深入的制度改革,包括能源价格制度、产权制度、经营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另一方面政府行为应以服务型政府为主,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依托,强调和发挥市场的主导性作用。加快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第一,全面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打破条块分割下部门利益、地区利益的相互掣肘,加快市场的统一进程,在充分发展商品市场的基础上,重点培育金融、劳动力、技术、信息、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在制度上确保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资源在竞争性市场上的自主流动性、可得性和选择性,使企业和个人的资产存量、收入存量、劳动力存量可通过市场调整、重组和优化,达到全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实现各市场和主体的紧密联系,构建反应灵敏的灾害和危机预警及应对机制。 第二,健全市场规则,强化风险控制体系。维护市场秩序,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调整市场布局,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确保市场对经济运行调节功能的发挥;充分建立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预警机制,增强国家应急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笔者选用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出口、全球最终消费支出、全球资本形成总额、全球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和全球进口六个指标,利用五年期、十年期相对强弱指数和随机指数计算方法构建的“我国与世界监测与预警模型”,对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联动进行连续性的监测和预警具有一定实际意义);要尽快健全和规范各种社会中介机构,使由职业介绍、就业训练、失业保险和劳动服务四大支柱组成的就业体系成为有力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劳动力不充分就业或失业的压力。 (三)以自主技术创新为中心环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一,以技术创新为纽带,促使科技与生产要素密切结合并不断由旧质向新质转变。技术创新过程必然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会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从而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此应不断增加科研与开发的资金投入,使科技进步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一方面国家要加大财政资金投人,保证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科技事业的投入高于当年的财政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引导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并通过银行贷款、民间集资等方式拓展投入渠道,优化投入方向。同时,要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现科技系统和人才机制的结构调整,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 第二,以技术创新促进工业自动化、信息化,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技术创新要求用信息技术改造机器设备,改造生产线和企业,实现机电一体化和生产自动化。这不仅可以使企业灵活多样化,适应市场的变化,而且可以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办公自动化、信息化要求新技术进办公室,应用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备编制、保管、检索文件,计算数据,开展人事联络,组织会议,实施与检查计划,从而可以准确、迅速、及时处理各种事务,提高工作效率;家庭自动化使新技术进入家庭,不仅提高了生活质量和劳动者素质,而且可以大大节省时间。 (四)以全球绿色经济为经验借鉴,发展循环经济,开拓经济发展的新空间 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里面的最优“经济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以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资源。表面上看,跨国公司的行为促进了全球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在此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暂时的经济增长。因此,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又很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课题。中国只有广泛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大力发展以循环经济为主的绿色经济,才能更快、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灾后重建中更要注意渗透绿色观念和环保观念,重视节能减排,不能走传统的经济发展之路。这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手段,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选择。 (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优势效应 市场的自主调节可以高效率的调节资源配置,但是在金融危机等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政府适度地运用反周期措施进行宏观调控,结合市场调节的优势,可以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影响,优化资源配置。 第一,规范政府和市场的运作机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选择和结合,提高宏观调控的效率和市场效率,降低市场中风险因素的累积。在近期,要通过利率和税收等手段防范通胀风险,尤其要注意埋藏在股市、楼市中的资产泡沫。第二,加强对石油、钢铁等资源价格机制的管理和改革,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体系,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利用到更有效的产业和领域,充分提高产出效率。第三,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国内和国外“双渠道”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发展对等贸易,对于目前部分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既要理性对待、保持克制,又要采取一定反制措施,防止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倾向的泛滥。第四,全面扩大内需,改善投资结构,由单一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和大型垄断国企向医疗、教育、脱贫等民生领域转变,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选择地将投资投向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农民工的就地择业,解决“民工潮”和“民工荒”的反复出现问题。 总之,汶川大地震和国际金融危机虽对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进程造成了破坏,但也推动了我国东中西部经济的重新组合与构架,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机遇和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试论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 要】金融风暴已经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作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我国经济亦深受影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既是对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的拷问,也是借助这场危机促进传统模式加速转变的机遇,是一次拐点式的变革的开始。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济发展 影响战略 一、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 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布什政府及时推出了减税政策。2001~2004年,美联储连续13次减息,联邦基金利率一度降低到1%的水平。美联储的降息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业和信贷消费的发展,由此带来的财富效应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然而,通货膨胀压力也重新显现。从2004年6月起,两年内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逐渐刺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2007年3月,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因次级抵押借款人违约而陷入坏账危机;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标准普尔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8月,美国第十大贷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10月,房地美、房利美相继陷入困境,美国雷曼兄弟的破产,彻底粉碎了人们的希望。2009年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正在不断蔓延,当然也包括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在社会各个方面已经有所体现。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 金融危机在我国的主要负面影响是外贸出口和金融领域。换个角度看,无论是宏观经济面还是中小企业发展,此次危机都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机遇--逼迫我国出口结构进行升级,这需要宏观决策层给我国中小企业还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缓冲的时机。中国目前自主动力并不充分的环境下,生存环境愈加恶劣,只有在产业升级和行业结合的过程中才能诞生出更强有力的企业。刚性的内需支持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而我们现在内需增长并不快,但是这种增长基本是刚性的,不会突然变成负增长,如农业、快速消费品,这些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在目前经济局面下,可以在稳定或者尽可能减少出口影响的基础上加强对内需的关注,从近期召开的党代会可以发现,内需的启动,或者内需的制造,可能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大力支持的经济政策方向。对于农业甚至与农业相关的整体领域,可能是我国未来加强内需发展的一个重点;下一步我国在科学、技术行业也会给予适当的扶持和推动,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基础,另一方面试图从这个领域制造出新的消费热点。要密切关注对吸引外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保持了较快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流动性的减少,估计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一些影响。需要关注对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投资者进行投资,消费者进行消费,往往都是建立在对未来信心的投资和消费的基础之上的,世界金融危机已严重打击了世界经济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我国也不例外。随着金融危机地不断加深,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逐步显现。为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 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全球均势正在发生变化。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金融危机都是新的全球政治版图的催化剂。中国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应对危机过程中,成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 1.金融市场发展与监管同步 没有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使得中国金融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损失较小。值得庆幸的同时,我们也在思考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次贷危机是一环接一环的金融衍生品所导致的蝴蝶效应,是金融创新的一个负效应。金融改革和创新本身并没有问题,脚步也不能因为此次金融危机而停止。中国的金融市场监管被外国评价为"稳健,平安",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这或许是个贬义词,但严格的监管机制却使得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免受巨大冲击。美国虽然在此次危机中暴露了问题,但其强大的全球资金流转调动能力却是我们应该学习的。金融市场还是应该继续开放下去,虽然在当下危机面前,应先放缓金融创新的脚步,市场的开放程度也应适当降低,但长远来看,金融改革和创新的脚步是不能停止的。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归根结底是美国金融监管机制的落后。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是博弈的两个方面,如何能平衡好两者关系使金融市场稳健开放的发展,关键在于一个“力度”。力度不同于“严格”,我国的金融管制一直十分严格,从而限制了金融创新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力度不够,只是一味的缩紧金融市场发展的条件,导致了金融创新的质量无法提高,限制了金融创新的脚步。金融监管应该允许金融创新在市场原则下发展,放松行政政策,通过规范有效的金融监管来指导金融创新,从而激励新的金融创新,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 2.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配套措施,造就高效率的金融体系 加快推进资本市场建设。丰富资本市场品种,发展多种交易商品。尽快理清监管思路,整合分割的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统一监管规则,规范交易行为。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尽早推出创业板市场制度,尽快制定和完善发展私募股权市场的相关政策,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计和调整市场布局。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缩小存贷利差,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推进零售利率的市场化。 3.理智发展房地产金融业务 对房地产而言,重新审视现行的住房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管理制度,最大限度地估计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尽管奥运会后,全国楼市成交量持续在低位徘徊,但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政府也提出了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措施。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房价的快速上涨往往会掩盖大量的风险。所以,我国应主动挤掉房地产泡沫。银行一定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发展中的各类金融风险,特别应关注个人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建立健全抵押保险和担保制度,加强对房贷市场的监管。在办理微观层面的具体业务中,要加强信用系统建设,不能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或放松借贷标准,关注贷款抵押物的价格风险,严防假按揭和投机性借贷、超支付能力贷款。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约束性因素与对策研究 摘要:2008年前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在通胀压力明显的同时出现了增速放缓趋势。那么,如何看待2008年前三季度统计数据和增速放缓趋势?深入分析国际经济走势和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厘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约束性因素,并围绕如何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而提出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经济发展;约束性因素;对策研究 国家统计局2008年10月20日10时举行新闻会,公布了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数字。数据显示,第三季度gdp增长9.0%,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为四年以来首次降至个位数。如何看待2008年前三季度统计数据,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中深刻分析国际经济走势和中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厘清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约束性因素,并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以保持中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多变,尤其是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飙升,世界经济已出现了低增长高通胀的不良苗头,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断显现。 (一)国际经济形势 1.国际市场物价飙升。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国际油价持续上涨。2003年初,国际石油28美元/桶,到了2008年1月2日,国际石油攀升至每桶100美元。同时,以铜、铝、锌等为代表的金属类产品价格近年来涨势惊人,2008年国际铜价由2002年1 800美元/吨飙升至8 000美元/吨,目前基本维持在7 600美元/吨上方。由于2006—2007年度,气候造成的减产影响了世界大部分主要农产品出口国,国际市场小麦等粮食价格被推升至十年最高水平。 2.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日益加剧。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相继宣布申请破产保护。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进一步冲击全世界资本市场,给美国甚至全球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造成重大影响。按格林斯潘的话说,这就是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危机还将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 3.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速下降。美国经济减速明显。由于美国次贷金融危机和房地产市场衰退的影响,使得美国总需求中超过了70%比重的消费支出出现下滑。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周一公布的报告显示,美国2008年8月经济活动再度放缓,受工业产出下滑和就业市场疲软冲击,美国2008年8月失业率上涨到五年高点6.1%。失业率的上涨可能打击消费支出,加大经济陷入更深衰退的风险。 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在世界经济动荡的时期,日本2008年第二季度gdp环比负增长,gdp同比增速继续保持下降的态势,经济扩张动力衰竭的迹象明显。日本《分行业企业季度财务报表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08年1—3月当季企业利润同比下滑17.5%,企业销售收入下降导致企业利润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下滑。 高油价让欧盟经济负重运行。高油价对欧盟经济的冲击首先是抑制消费,进而拖累整体经济增长。2008年9月10日,欧盟委员会最新《欧盟中期预测报告》。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欧盟27个和欧元区1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预计分别为1.4%和1.3%。比2008年4月的预测值分别下降了0.6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加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以及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住房市场的急剧下挫,欧盟经济走势将持续下滑的预期已成为现实。 (二)中国经济形势 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9.9%,尽管与2007年同期比回落近3个百分点,但这个速度仍然快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特别是这个速度是在国民经济遭遇一系列重大的自然灾害和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取得的,更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十分强劲。 1.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企业利润稳定增长。据初步统计,夏粮产量12 041万吨,同比增长2.6%;早稻产量3 158万吨,比上年略增6.2万吨;秋粮丰收已成定局。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2%(9月份增长11.4%),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而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 685亿元,同比增长19.4%。 2.国内市场销售增速继续加快,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继续放缓。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 886亿元,同比增长22.0%(9月份增长23.2%),比上年同期加快6.1个百分点。其中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53 165亿元,增长22.7%;县及县以下零售额24 721亿元,增长20.6%。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4.1%,其中,9月份同比上涨6.2%,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9个百分点。其中,新涨价因素占2.2个百分点,翘尾因素1.9个百分点。 3.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19 671亿美元,同比增长25.2%。其中,出口额10 741亿美元,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额8 931亿美元,增长29.0%,加快9.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4亿美元,增长39.9%,比上年同期加快29.0个百分点。 二、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成因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在通胀压力明显的同时出现了增速放缓趋势。这一经济形势不是某个因素造成的,而是源于特定经济增长方式、并由多重因素交汇作用而产生的结果。 (一)城乡居民扩大消费的脚步放缓 1.物价持续上涨弱化消费能力。一年多来,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涨价最为凶猛。作为居民生活首选必需品,食品支出日益增加,导致部分地区居民的实际消费能力日益弱化,多数家庭无奈之下只能压缩其他消费品开支。据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调查,在农民生活消费的九种主要食品中,除蛋类消费量有较大幅度上升外,食用油和蔬菜的购买量仅小幅增长,其他食品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食品价格上涨使得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负担格外沉重。第一季度,北京市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6%,单是食品涨价19.1%就拉动总指数上升5.59个百分点。为此,不少困难家庭被迫减少其他消费、降低生活标准和质量,以应对不断袭来的食品涨价风潮。 2.实际收入增速放缓抑制需求。扩大消费要有收入可持续增长作保障。但是,当前中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速正在减缓。尤其是2008年沪深指数一路走低,致使上亿基民股民不仅财产性收入大幅降低,甚至连多年的积蓄也蒸发近半。面对家庭财产转瞬骤减、生活支出随涨价疾增的严峻现实,投资者及其身后数以亿计的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地抑制了消费需求。有资料表明,第一季度,广东城镇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同比下降14.6%,于是,同期该省城市消费品市场零售额增幅便由上年同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变为落后全国平均值3.9个百分点。 3.对未来预期不乐观弱化消费者信心。由于受美国经济衰退、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中国通胀压力加大等消极因素影响,目前中国城乡居民对未来支出预期普遍存有顾虑,消费信心不足,消费欲望减弱,都将制约整体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的提升。 (二)人民币持续升值 人民币持续升值使外贸企业的处境更加艰难。有关研究数据显示,人民币每升值1%,纺织行业的利润总额将下降2%~6%,出口增长速度总体放慢0.3~0.4个百分点。事实上,由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已经在近期的相关数据中得以显现,许多企业正在失去出口贸易的兴趣。2008年2月份贸易数据显示,当月中国对美国纺织服装出口13.86亿美元,出现了-17.60%的负增长。其中纺织品和服装各出口5.24亿美元和8.6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幅度分别下降了8.23%和22.41%。 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结构的不断升级,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也在不断升级,已经从最初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加工品为主发展到现在出口具有中等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为主。但这些产品基本上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即它们既不是垄断性行业,也不是垄断性产品,因此进入的壁垒比较低。如果人民币升值或者价格提高,这些产业就会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国家。而在目前出口企业已经处于国内原材料涨价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的重压之下时,再加速人民币升值,外贸企业将面临更加艰难的处境。 (三)矿产资源和粮食价格的持续攀升 随着国际市场原油、铁矿石、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国经济面临国际初级产品持续大幅上涨的外部环境,承受着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 1.引起物价指数上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年8月份,中国的居民消费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0.3%。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8.0%,粮食价格上涨8.0%,油脂价格上涨22.7%,水产品价格上涨16.4%,鲜果价格上涨13%,鲜蛋价格上涨2.7%。如果国际石油、粮食、铁矿石等产品价格居高不下,会进一步推动中国cpi的增长,使中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2.加大企业成本,压缩利润空间。由于中国工业规模空前扩大,中国工业原来依托的国内能源、资源供应,已经难以满足规模扩大的需要。巨大的生产规模,使中国许多产业的产业链条加速向国外延伸。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将推动工业中间投入的成本提高,从而在整体上推动工业品的成本提高,各行各业的盈利水平就会因此下降甚至导致严重亏损,企业可能收缩生产规模,全社会的经济活力会因此下降。 3.增加居民消费支出。个人消费者将直接成为全球石油、粮食、铁矿石等产品价格的上涨的承受者,今年以来,由于粮食以及国际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中国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价格积聚攀升,明显增加消费者的支出,并导致部分消费紧缩或消费转移行为的产生。 (四)美国次贷危机引爆金融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1.出口和gdp增速将会放缓。中国出口占gdp比重高达40%,欧、美、日居中国出口的前三位,合计出口额占中国总出口额逾50%。金融危机导致美、欧、日消费需求下降,将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出口增速的减缓,必然减缓gdp增速。 2.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攀升。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继续贬值,以美元定价的国际大宗商品包括石油、矿产品等原材料的价格将进一步上涨。中国是世界上新增石油需求最高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铁矿石进口国,所以受资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很大。据统计,2008年1月份,中国ppi同比上涨6.1%。 3.国际热钱更多涌入。美国金融危机风暴下,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大量热钱甩卖美元资产,转而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加剧了货币流动性泛滥的问题,不利于抑制已很严重的通货膨胀。 三、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对策思考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显著而经济增长放缓并存的难题。如何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的两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保增长”和“控物价”两个目标不能依赖单向的经济政策,必须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效力。 (一)实行差别性货币政策和多元化财政政策 1.所谓差别性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当局在采用从紧政策以控制物价上涨的同时,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原则,助于有限的信贷扩张推动农业发展,并降低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拓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2.所谓多元化财政政策,就是财政当局在实施稳健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按照“分类指导、结构调整”原则提升政策的调控效力。当前,从“保增长”的角度看,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而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的背景下,通过调高个税起征点、降低或取消利息税、促进以扩大抵扣范围为主要内容的增值税转型、适度扩大出口退税政策的适用行业等刺激内部需求、减轻企业压力。从“控物价”的角度看,建立严格、透明的财政支出管理体系,抑制公共支出过快增长而诱发物价持续走高,同时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通过农产品增产缓解农产品主导型的通货膨胀压力,并加大对低收入地区和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对冲物价上涨对这些地区和人群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二)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出口力度 2008年统计局数据显示:出口额10 741亿美元,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针对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对外出口增速放慢、珠三角以及浙江的中小企业发生破产的情况,在10月17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要特别关注劳动密集型企业当前面临的融资困难,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当前,根据国内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中央银行提高调控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引导信贷资源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恢复重建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金融机构要更加重视中小企业信贷工作,不断完善适应中小企业特点的信贷模式,部分金融机构成立了专门的中小企业信贷部门和专营机构,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的多元化创新产品也不断丰富。地方性银行也要结合当地和自身特点,立足于县域和社区金融服务,在满足审慎监管要求、确保稳健经营的同时,充分运用自筹资金加强对当地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 1.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拉动消费,扩大内需,是近年来每次经济工作会议上政府提出的要求,而进一步完善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则是减少储蓄存款和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措施,完善基础义务教育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失业救济制度等基本保障体系,加大资助困难学生、优抚救济、住房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保障民生投入力度,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众和特殊群体的基本生活,消解百姓的后顾之忧,给消费者创造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良好环境。 2.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货币收入。消费拉而难动的根本症结在于老百姓的消费实力有限。因此,我们必须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在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背景下,与其动用财力平抑物价平均水平,不如增加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事实上,物价上涨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一部分产品(主要是农产品、资源品和劳动力)长期以来形成的低价格的一种矫正,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因此,政策上不宜对这部分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进行过度干预。当前,政府重点要做好对城乡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的保护工作,加大对这部分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应放在启动农民的消费上。 (四)加强区域合作力度,应对金融危机 区域合作是应对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良策。目前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比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要大,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独应对。因此,区域合作显得非常重要。东盟秘书处秘书长素林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区域合作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将其影响降至最低的良策。在此关键时期,如果中国和东盟双方携起手来,就能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缓解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压力。” 2008年5月,中日韩3国和东盟10国决定设立共同外汇储备基金,以提高本地区集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按照协议即将筹建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规模将达到800亿美元,如果这13个参与国家中任何一国的金融形势出现紧急情况,或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并危及其金融体系时,均可申请动用该外汇储备基金。 此外,日本和印度2008年6月还签署了一项总额为60亿美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以预防金融危机发生。贸易依存度上,中日韩与东盟(10+3)区域内的贸易已占其外贸总量的40%~50%。2007年度日本出口额的28.6%流向亚洲新兴国家,而对美出口已下降到19.5%。区域内贸易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亚洲国家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增强了集体自保的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 论文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经济 方式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摸索出一套既符合人类共同文明和世界发展潮流,又特立独行的发展模式,即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但现在这种发展模式,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方式上,遇到了发展瓶颈和可持续的问题。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做出了全面的创新。破解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开创性地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等一系列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遇到的瓶颈 1、 城乡两元经济结构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这既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 2、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度较高,而国内需求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开放程度的提高,涉外经济的比重逐步加大。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仅为9.75%,而2007年达到66.6%。中国制造已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经济现象。但由于城乡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医疗、教育、住房等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际市场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3、自然资源不富裕,环境承载能力差。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不断加大投入,尤其是生产资料的投入,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多年的粗放式的扩张,消耗了大量资源,使国内资源状况对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制约,成为最突出的瓶颈。目前,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等重要资源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石油和电力是世界第二消费大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把环境污染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而是延续了西方国家发展初期所走的道路,先发展经济,后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人民群众的直接感受是,经济发展了,环境却恶化了。例如:全国七大江河水系,有54%的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6%的河流受到污染。 4、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我国产值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为了追求短期的gdp增长,导致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形成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到服务业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许多服务业领域实行垄断性经营,导致服务性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还不高,影响了发展速度;教育、医疗、文化艺术和公共服务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领域,但是由于改革的相对滞后,其发展远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根据十七大精神,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落实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必须把“以人为本”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摒弃单纯经济增长观。 在经济发展中,改变把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目的的做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全体人民的切身福祉和全面发展作为核心,积极维护社会公平。要重视教育、卫生和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妥善调整社会分配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更加关注和改善民生,积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努力实现以全体民众各尽其能、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的和谐发展。 2、 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增加经济发展方式本身的可持续性。 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降耗和环保的关系,积极推广和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要积极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建设,缩小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发展不平衡。 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要把城镇化和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作为重点,改善城乡结构。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有重点地培育一批综合承载能力强、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立体发展的格局。同时,着重解决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和优化生产力布局为重点,调整地区结构,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梯度转移。 4、加强对国民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高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积极控制固定资本投资,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完善消费政策,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刺激消费发展,扩大国内市场消费比重。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全面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对外依存度。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浅谈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警示 论文关键词: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经济;警示 论文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分子,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尽管次贷危机在欧美各国央行联合救市的措施下得到了缓解,而且由于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比较严格,所以受到的冲击有限,对中国影响也不是太大,但这次危机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教训是深刻的,足以对中国日益对外开放的经济敲响警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2007 年4 月,以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为标志,美国次贷危机持续笼罩全球金融市场,不仅导致美国房价大跌,资金紧缩,还愈演愈烈对全球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造成极大的冲击,最终导致资本市场上相关金融机构股价的下跌和全球股市的下跌,造成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巨额损失。其逐渐增大的负面影响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超乎预期的打击。为了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世界各国央行纷纷注资紧急“救火”。 尽管美国的次贷危机在欧美各国央行联合救市的措施下得到了缓解,而且由于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从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比较严格,所以受到的冲击有限,对中国影响也不是太大,但这次危机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教训是深刻的,足以对中国日益对外开放的经济敲响警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风险防范意识的淡薄,银行等金融机构“见利忘险”,为了追逐利润大量放贷,由于房价的持续上升而忽视了贷款管理的基本原则,即收入所得是第一还款来源,而过度依赖于第二还款来源,导致风险越积越高,最终引发了巨大的危机。中国金融机构必须吸取这次危机的教训,重视防范和管理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 其实,中国的住房按揭贷款风险可能比美国还要高。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和外贸顺差快速增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流动性充裕,中国以房地产、股票为代表的资产价格上涨较快,住房信贷、住房抵押消费贷款增长很快,极易出现银行追求利润、忽视风险的非审慎的经营行为,比如已出现的用假收入证明、假工资证明等虚假文件到银行进行按揭贷款的市场现象。也有部分人利用这种假信用从银行大量套取贷款,用作房地产炒作。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上涨时,过高的房价会把这类缺乏信用的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掩盖起来。但是,一旦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逆转,其潜在风险就必然会暴露出来。这些潜在风险一旦暴露出来,国内银行将面临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而一旦房地产抵押贷款风险暴露,这又会对房地产市场、乃至整个宏观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提醒我们,越是在市场繁荣的时期,我们越应当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管,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监管,防范局部风险向系统性风险转化;要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并有针对性地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 市场不是万能的,监管起着重要作用。美国金融危机,再次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再伟大、再发达的金融体系,也会有漏洞,也会有被摧毁的可能。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金融体系中的多个环节都存在着监管缺失,这对中国金融监管者来说是个重要警示。 我们将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未来的金融业,美国经济发展历程给我们的教训是:要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进一步强化风险意识,提高金融机构自身风险管理能力。尽快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要的、更能够抵御各类风险的金融工具,推动金融业原生产品和基础产品的深度发展。稳妥推进资产证券化,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提高中国金融体系弹性和抗风险能力。在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监管体系的完善必须放在重中之重,特别是对资本价格泡沫的产生和扩大保持严格的监控和管理,以防患于未然。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机构购入的美国按揭债券总额为1 075亿美元,占亚洲国家购入总量的47.6%,遭受一定的损失。所以,对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市场运行规律要进行研究与分析,建立海外金融投资的风险预警、风险监测和风险防范机制,正确判断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理性选择相关对外投资的产品。我们要随时关注次贷危机的发展,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楼市、股市等资产价格如果出现严重泡沫,很可能给经济带来全局性、系统性的影响,因此不能让资产价格过度膨胀。如果一套住房值100 万元时能贷70 万元,那么当其上涨到200 万元时就能贷140 万元,同样道理,一只股票价格从100 元上涨到200 元时,从银行拿到的质押贷款也会增加。因此,如果楼市、股市价格过快飙升,就会使金融体系的融资量飙升,一旦资产泡沫破灭,不仅会打击持有者的消费信心,拖累经济发展,还会影响到金融体系的稳定。此外,资产价格还会通过财富效应或者其他渠道最终影响到总需求或总供给,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很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的涨落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 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来看, 房地产泡沫催生了这场危机。所以,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要通盘考虑,权衡各种利弊影响。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综合考虑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针对美元贬值和美国利率调整,加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策略研究;针对贸易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加快出口结构调整和完善相关的救济制度。政府部门应密切观察前期政策效果和国际国内流动性变化情况,尽量使用市场和微调手段,避免对经济、金融运行产生过激影响。政府还应及早对流动性的程度给予控制,提前对剩余的流动性提供相应的需求渠道,从而化解流动性过剩可能造成的危害。借鉴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采取各项措施的经验和教训,合理引导投资者预期;为了减轻房地产价格波动对整个经济的负面影响, 应采取有效而又审慎的措施, 加大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供给, 合理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让百姓安居乐业是政府的职责, 但是“居者有其房”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要买房, 让无支付能力的低收入者进入购房市场无疑是一种揠苗助长的行为。 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是美联储加息。美联储加息一方面导致房产价格下跌,另一方面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美联储连续加息时,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因此而承担的压力重视不够。 在这一点,中国与美国房市降温前的经济图景存在一定相似性。中国自2004年9月以来央行频频加息,最新一次加息后,五年期住房贷款利率已达7.83%,购房者贷款压力大大增加。在个人住房贷款支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内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在近一个时期内已经逐渐步入违约高风险期。有关人士认为,一旦房价出现调头,银行的房贷可能会引起信贷坏账的暴增,如果出现危机,商业银行的开发性贷款和个人贷款都会引起高比例坏账。而央行加息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提高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那么在采用连续加息的政策时,应该警惕两方面影响:第一是贷款收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这可能造成开发商资金断裂;第二是还款压力提高对抵押贷款申请者的影响,可能造成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 发放次级按揭贷款的机构,为了尽早回笼资金,发行了以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通过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银行的信贷违约及房贷的非流动性风险问题。但证券化不等于没有风险,而是将风险从银行内部转移到社会。美国通过金融创新方式将次贷风险转嫁给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次级债引发的投资风险自然由全球资本市场来共同承担。 (1)对外注重创新、建立品牌。现在全球经济出现明显的放缓,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与挑战。一方面要继续大力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确保不失去我们现有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未雨绸缪,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努力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出口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特别是要避免恶性出口竞争,我们需要从数量竞争转型到品牌竞争。(2)对内立足扩大内需。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减速,这对中国经济造成出口下降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仍然过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进而实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脱钩”。中国可以主要依靠国内的巨大市场把经济搞好,我们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完善国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财富再分配制度,采取措施稳定人们的心理预期,扩大居民的消息需求,刺激民间的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在更广泛的层面提升内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次贷危机虽对中国影响不太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市场可以高枕无忧,中国资本市场已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上:一方面,危机如果继续蔓延,从宏观经济来看中国潜在的风险仍然存在,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转嫁金融风险的目标,中国某些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已经帮助美国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仔细地加以防范,那么,中国金融上市企业将会成为导入美国金融风暴的窗口,不能排除此类风险有一天也在中国发生。所以,我们要引以为戒,未雨绸缪,把工作做在前面。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 [论文关键词]改革开放;国家发展战略;经济转轨;战略升级 [论文摘 要]3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是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是突破中国发展面临的发展困境,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战略途径是渐进式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战略手段是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改革开放战略的经验在于: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阶段性与长远性相统一;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在新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应顺应形势发展要求实现战略升级。 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的历史性转折。改革开放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形成了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催生了独具风格的“中国模式”,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抉择,质言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国家战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战略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从国家战略视角审视改革开放在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对于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在发展新阶段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将基于战略学分析进路,对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战略构成、战略经验等问题展开分析。 一、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突破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 战略的精髓在于选择,能否选择适当的国家战略,对于一国发展进步至关重要。国家战略得当,一国就可能掌握发展主动,顺势而起;相反,国家战略失当,一国就可能出现发展被动,陷入困境。改革开放前夕,经历“”浩劫的中国经济面临严峻形势:传统的经济体制、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弊端丛生,难以为继,迫切需要进行根本性转变,以适应国内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这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起点。当时,中国面临的“发展困境”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体制困境”: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期待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计划经济(实质是统制经济、命令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资源行政式计划配置、经济组织结构封闭化等特点。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依托国家(执政党)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加之苏联援助成为早期工业化的关键性外部条件,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奠定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特殊优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弊端逐渐暴露,其体制优势迅速消耗,中国的国民经济遂陷入低度发展状态。虽然早在效仿“苏联模式”构建计划经济体制之时,就觉察到该体制存有弊端,提出要“以苏为鉴”,并先后进行过旨在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性的行政性分权、旨在调动职工积极性的“鞍钢宪法”等尝试,但并未从根本上纠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体制弊端从反面构成了“市场化改革”的体制性背景。 (二)“后发困境”:“后发劣势”的现实性与“后发优势”的潜在性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既可能利用后发优势而收获“后起之益”,也可能陷入后发劣势而遭遇“后起之弊”。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认为,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它在一定条件下能化压力为动力,化动力为现实竞争力,推动经济的迅速发展,并称之为“落后者的优势”。对于后发国而言,后发优势客观存在,但其实现却需要理想的条件:后发国与先发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只存在程度上的差别,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并且,两者发展时面临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应基本相同,只有这样,后发国的模仿才可能成功,后发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过大,不利于后发优势的发挥。例如,1973~1975年,我国大规模从美国、日本和西方引进技术,由于过于强调“先进性”和“规模大、速度高、效益大”,与我国当时的技术吸纳能力有较大差距,还与我国建国以后从苏联和东欧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业体系和技术能力不能有效地匹配和协调,降低了技术引进效果,并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如果说后发优势的发挥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其优势的发挥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那么,后发劣势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却是一种现实存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利本斯坦的“低水平均衡陷阱论”均揭示出落后国家(地区)摆脱发展困境的难度。新中国经济发展起点很低,缺乏推进经济起飞的必备条件,产生了显著的“迟发展效应”。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中央集权传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内在产权、法治、信誉和文化信仰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基础,在经济发展中后发劣势变成现实存在,尤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优势衰减之后,后发劣势愈发显著,成为必须突破的发展障碍。 (三)“赶超困境”:封闭条件下赶超战略难以为继 与“体制困境”和“后发困境”相伴而生的是“赶超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大国传统、近代以来的落伍经历、现实中国际竞争和体制竞争的严峻压力以及国家振兴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新中国具有强烈的“赶超冲动”。加之当时“以苏为鉴”,我国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就确立了赶超战略。这一战略的特点是: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是一种把重工业作为突出固定重点的“倾斜发展战略”;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增加生产要素为主途径的粗放发展战略;从经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是一种以广泛发动群众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实施,在短短十年之内,就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现代化实现程度提高了11个百分点。赶超战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提升,推动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战略防御体系,但我国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战略执行不是市场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形成的。即以片面追求gdp的增速为目标,不顾一切,采取争项目、争投资、争资源等措施所形成的。在当时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我国缺乏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填补国内发展缺口的条件,为实施赶超战略,确立并执行了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表现往往是不顾条件,大干快干,导致经济运行大起大落,起伏跌宕。总之,赶超战略是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稀缺、资本短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二、改革开放的战略内涵:推进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是在既有发展战略不能适应发展要求,必须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展开的,当时,既没有成熟的理论可资参考,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体现出强烈的“试错性”和探索性。因此,改革开放战略一开始并不是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探索才逐渐呈现出较为清晰完整的发展脉络。现代战略的核心范式是“目标(ends)一途径(ways)-手段(means)”。有鉴于此,改革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其战略内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概括:战略目标,这构成制定战略的方向和统领;战略途径,这构成战略实施的具体“抓手”;战略手段,这构成与战略途径相配套的实施工具。 (一)战略目标: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归宿的发展目标的动态演进 国家战略目标是国家所要达到的战略预期任务,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是战略决策中的关键性因素。战略目标规定了一个时期的战略任务。任务的提出既基于主体的利益诉求,也受发展的阶段性限制。改革开放战略最初是为了适应时代进步潮流提出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表明,作出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和关键抉择,既要摆脱我们党和国家当时所处的严重困境,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长期束缚,摆脱闭关自守的封闭状态,实现从困境中重新奋起,又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赶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勇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系统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我国的发展目标日渐清晰:从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到新世纪新阶段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再到提出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的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把握和对发展目标的科学定位。从发展层次上,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的确立可划分为:第一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根本目标具有整体性,其目标在于使全体人们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中国的国家现代化,实现中国人民的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二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具体目标具有渐进性,例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几经调整,最终的确立直到党的十四大才得以解决;第三个层次,改革开放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具有差别性,例如,开放之初,我们主要希望实施经济开放,获取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在加入wto之后,改革战略具有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内涵,而在当前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全面的开放,并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为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而努力。 (二)战略途径:渐进式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间接路线” 被誉为“二十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的英国战略思想家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提出了“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原则。他认为,战略中最重要的是一方面心里永远记着自己的目标,而另一方面要考虑到行进的路线,即在追求目标时要适应环境,随时改变路线,尽量采取侧翼的行动,以求找到一个暴露的弱点。从战略方面来说,最远和最弯曲的路线,往往就是一条真正的捷径,这与《孙子·军争篇》中“以迂为直”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与采取“激进式”方法推行改革的一些转轨国家不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是一条典型的“间接路线”,即渐进式的迂回战略。中国选择这一战略途径源于对改革初始条件的清醒认识和利用。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非均衡发展、单一的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适宜走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先进行增量改革后进行存量改革;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经过“双轨制”作为中介联结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迂回”的战略途径,保障了改革开放的稳步进行,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随着中国自身的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改革开放的战略路径也不断变化,其路径演变共同之处在于,依据国力选择合适的战略路径,不致使“咬下的分量超过可以嚼烂的限度”,并依据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加以调整。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间接性”和“渐进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就经济结构战略而言,在我国现代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重点实施倾斜式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战略,待我国进入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且具备“城市反哺农业”的条件时,及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和城乡协调发展战略;(2)就技术发展战略来说,在我国整体技术水平相当落后,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落差巨大的情况下,实施“以技术换市场”的战略,通过引进外资,以获得技术溢出,同时大力实施技术引进,通过技术模仿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待我国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国内技术人才储备充裕之时,提出了自主技术创新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3)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在我国不具备推进各地区同步发展的条件下,我国实施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待到条件具备即开始实施包括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4)就开放战略而言,在开放初期,实施对外特惠的外向战略,引进资本和技术填补国内缺口,在国内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大力开发国际市场,待条件成熟时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再向互利共赢的新开放战略演进。 (三)战略手段:多力并举提升发展效应 战略手段指实施战略具有的一整套工具,包括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在内。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可资运用的国家权力和可资选择的战略手段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方面改革开放战略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作为后发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大国的特殊性。整体上看,与国家发展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以改革为手段带来改革效应。改革既构成战略本身,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通过改革形成的体制性释放效应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例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生产条件下的“搭便车”现象,产生了制度激励,降低了生产监督成本;通过企业改革带来了效率提高,在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效益也稳步提高;分税制改革促进了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发展的制度竞争和制度创新,形成经济发展独特的驱动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使资金能够向高效益的环节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本要素配置的效率。(2)以开放为手段带来开放效应。通过实施开放战略,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走开放式的发展道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校正国内要素结构失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例如:通过融入国际产业链和国际价值分工体系,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比较优势,改变了原有的劳动力资源闲置或低效率配置状态;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吸引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了国际市场,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得到稳步提升;通过加入国际组织,一方面利用国际规则保护和发展我国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形成的“竞争效应”和“规则意识”反过来推进国内改革,促进我国改革深化推进。通过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中国发展开始与时代同步,与世界同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成为离不开中国的世界。(3)以创新为手段带来创新效应。如前所述,改革与开放本身既是战略,也构成手段本身,两者都是创新的伟大实例。改革与创新是一个互相依存、互为动力的动态过程。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折射着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正是在这样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历史变革中,党在理论上日益完备成熟,在指导战略上更加高瞻远瞩,在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中更加清醒坚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本身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创新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所激发出的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新动力,使得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部创新史造就了“中国奇迹”。(4)以学习为手段带来学习效应。学习效应的发挥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改革开放伴随中国转型全过程,其实质是一个利益分配和重新分配的过程,其中潜伏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转型中的学习同样也是一个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因而同样具有极大风险的过程,是一个在学习中创新,创造性的学习的过程。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需要向国外学习,例如学习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和经验,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学习,通过“干中学”,以“摸着石头过河”边总结经验,不断“试错”,从感性上升到理性,逐渐形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前行。 三、改革开放的战略经验:三十年艰辛探索的历史启示 同志从十个方面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继续加以丰富和发展,‘继续把改革开放的伟业推向前进。从战略视角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是十分有益的。 (一)战略目标的制定上:坚持长远性与阶段性相统一 战略目标的选择首先来源于对战略主体利益的确定上。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事业。改革开放的战略主体实现了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相统一。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实践证明,只有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创造一个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团结稳定的社会大环境,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理解、支持并参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保证全党和全国人民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而在战略利益的确定上实现了国家利益至上与人民利益至上的标准相统一。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人民利益的至上性。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生产力标准”,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再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以人为本”,都体现了上述标准。在对战略主体和战略利益进行确定之后,战略目标的制定就有了可靠的依据。从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角度看,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而实现上述长远目标,必须立足国情,体现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要求。从“三步走”战略,到“新三步走”战略,从“总体小康”目标再到“全面小康”目标,体现了我们对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准确把握。 (二)战略路径的选择上: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统一 战略路径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战略主体的能力、能动性和外部环境。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战略路径的选择上要坚持重点性与系统性相结合。改革开放战略的重心在于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基本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也应服务这个大局,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针对不同的发展领域,制定具体的战略措施时则体现为不同的战略重点。例如:针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也是重点。”在进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新阶段,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这表明经济发展重点的转变。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规模的国家展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具有多层次、多相关性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国开放一开始从试验开始,但这是在大系统之中的突破,因此虽然是“单兵突进”却具有全局意义,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展开,这种系统性更加显著。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构成了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两个基本点”;另一方面,改革逐渐走向“整体性、系统性”方向,开放逐渐走向“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这都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特征。 (三)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坚持自主性与特色性相统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着强烈发展意识的决策层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自身危机无法解决时外部冲击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内生性和自主性,自主性意味着改革开放战略有其行动主体——中国人民自主实施,即中国自主决定改革开放的力度、速度和进步,这是原则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自主性也意味着中改革开放的方略、方针、方式由中国人民自主选择,既不为传统的战略模式所束缚,也不为国外的模式如“华盛顿共识”所左右,因此,在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突破前人、具有开创性的理论与实践,如“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改革目标,均具有开拓性。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框架中的重要环节,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强烈的与国情相联系的特色性。对比其他转轨国家,中国既没有选择俄罗斯激进式的改革模式,更没有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失去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这表明,中国的市场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国情,从而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之上生成自身特色。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探究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再分配机制。从社会群体来看,收入增长较快的群体和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收入减少的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分配率的低下及缺乏再分配机制。回顾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分配的不均衡与再分配体制的缺乏却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分裂和对立。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劳动分配率的低下。分配的不均衡使庞大的劳动者群体没有充分享受到高速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内需市场的成长也因此受到了遏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命题提出缘起的背景下,按照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定型—推广三阶段划分法,可基本得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尚处在探索阶段的结论。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可能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性认知的精确表述。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依次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社会转轨时期、市场体制初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个时期。在这四次演变历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危机;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阻碍了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企业技术创新力不足,对国外技术严重依赖;内部消费力不足,严重阻碍国内经济的发展;就业市场混乱,劳动力供需矛盾尖锐;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浪费等问题。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国民收入难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可能面临“中等国家陷阱”,由此使得社会紧张感高涨。因此,为使我国经济取得更长远的健康发展,从理论和现实角度看,都必须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1高涨的社会紧张感 1.1贫富差距的扩大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高度平均的社会骤然演变成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引发了高度的社会紧张感。 1.2地区差距的扩大 推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动力是地区间竞争,可以说,没有地区间的激烈竞争就没有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问题是地区间竞争也造成了地区差距的扩大。与大城市群的大发展相比,内陆的许多地区正在经历产业衰退、人口流出的艰难局面。对于地区差距的扩大,中国缺乏有效的地区间再分配机制。在地区间竞争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常常不得不拿财政换项目,拿土地换发展。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缺乏履行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充足财源,许多地区的财政长期依赖被称为“第二财政”和“第三财政”的收费和土地开发相关收入。无节制的收费和土地开发给当地居民,特别是农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助长了社会紧张。 1.3全民最低保障制度的欠缺 由于中国还不存在覆盖全民的以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国民最低保障体系,无法消除人们对未来生活的不安。特别是在收入上社会群体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没有能够真正富裕起来的社会基层群体中储聚的不满和不安正在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1.4社会分裂的固定化 城市化政策建立起来的户籍制度把中国社会分割成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两个利益群体。这两个利益群体原本分别居住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然而随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高速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务工。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和摩擦更加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紧张,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社会机制。首先需要废除户籍制度,恢复中国社会的融合。在此前提下,建立起以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为核心的全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施适当的再分配。通过这些措施缓和中国社会的龟裂,缓解国民的不安,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同时还需要建立起中央政府主导的地区间再分配机制,保证国民最低保障制度的实行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杜绝地方政府的乱收费,抑制无节制的官制乱开发。为了达到以上目的,中国需要转换社会发展的目标。 2转换发展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限制农民权益的社会结构却一直延续至今。建国以来,中国一直将扩大工业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扩大工业生产力的手法,放弃了总动员体制,释放了为计划经济体制所束缚的社会活力,工业化的主体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了营造适应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果敢地实行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也不遗余力。这些努力的结果使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的巨大工业生产力。然而在空前的经济发展期,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建立在农民和普通劳动者的牺牲之上的工业化社会机制一直延续,出现了真正富裕起来的群体和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成长成果的群体之间的社会龟裂。中国亟待从根本上改革在重工业化时代遗留下来的二元社会体制,将社会发展的目标从扩大生产力转变到建设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社会。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需要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发展转移到民生和服务上来。 2.1提高国民收入 为了提高还没有充分享受到发展成果人群的收入水平,首先需要通过城市化将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服务业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时必须提高在工业、服务业等部门的劳动分配率,促进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升高。为了谋求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国亟待提高劳动分配率和劳动者的权益。 2.2培育消费心理 对未来的不安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使人们倾向储蓄手头的资金,导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非常高的水准。高储蓄率造成了投资的无节制扩大,助长了经济过热。因此从扩大消费的观点也需要消除人们对未来的不安,为此必须构建以全民为对象的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国民最低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 2.3发展第三产业 在中国一方面严重内需不足,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有需求但是供应不足,甚至没有供应的领域,这种领域集中在第三产业。因此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推动扩大内需的潜力非常大。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需要打破垄断。特别是在垄断倾向较强的金融、运输、通讯、文化、传媒等领域,如果不打破垄断状态,不可能有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局面。因此各级政府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打破垄断,缓和管制,让服务业能够真正地回应旺盛的社会需求,甚至创造新的社会需求。服务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潜在空间,是扩大内需的一大关键。总之,实现模式转换需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抛弃增长中心主义的思路,加快体制改革步伐和实施新的政绩考核体系。 作者:段庭钢 单位:黑龙江省农垦牡丹江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摘要:就目前我国经济水平发展情况来看,一直都是处在上升趋势,如果从总体来对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分析的话,我国经济发展还是处于较为集中的状态,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本文主要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关键词:经济发展阶段;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一个国家要想得到较为良好的发展,就一定要制定出较为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就一定要对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以及规律进行有效的把握,这样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经济理论基础,这也加大了各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在对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所存在的区域差异,是各个研究学者研究的重点,也是不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针对这一点,笔者也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一)计划经济阶段 我国在1949-1979这一段时间之内,经济发展模式一直都是处在计划经济模式当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物质资源本身就十分的匮乏,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为落后,在生产产品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生产总量满足不了人们需求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一定要先有计划,之后才能按照实际情况来进行生产,也由此而延伸出了计划经济,由此可见,计划经济发展阶段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国庆状况,因为在“平均主义”模式下,人们生产积极性也就大大的降低,实际生产也就很难起到较为良好的效果,最终人们生活水平也就普遍都较为低下,最终我们也得出了计划经济这一种发展模式很难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在今后发展过程中要对其进行改革。 (二)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阶段 我国在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发现了计划经济体制所存在的问题,所以经济改革也就势在必行,所以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也正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且经济发展模式也由之前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我国经济水平也在1979-2009年这一段改革开放时间内得到了较为显著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也在这一阶段内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和进步。 (三)加强经济创新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也十分显著,但是,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贫富差距较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资源浪费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就不再满足于之前的发展模式,需要不断的进行经济创新和改革,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要保护资源和环境,而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较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二、中国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 我国本身就国土辽阔,并且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不同的地理特征,所以说,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具体的发展模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有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依托于资源;有些则是依托于劳动力;还有一些则是依托于交通,再加上那个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我国经济时空格局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笔者主要就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以下的分析: (一)传统经济格局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 经济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在其中所产生的作用是较为显著的,就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来说,因为这一片区域本身开放时间就十分的早,再加上其自身交通十分的便利以及叫较为优越的港口条件,致使这一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的高于内陆地区。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而内陆地区也在不断的建设和发展,这个时候,很多沿海企业也都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因为内陆地区本身就具备较为丰富的资源,再加上土地租金以及劳动力都较为低廉,这也知识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传统企业向内陆地区发展的现象,而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内陆地区经济水平也就能得到一定的促进和发展。 (二)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较为迅速 在我国经济不断建设以及发展过程中,内陆地区经济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我国内陆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一些地理因素所影响,所以很多地方交通相对而言不够便利,这也致使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收到了一定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对于内陆地区也在不断的开发和建设,生产力、交通等方面都得到了较为显著的进步,这也致使一些内陆地区资源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应用和开发,再加上一些沿海地区产业在升级过程中,一些传统企业也迁移到了内陆地区,这也进一步促进了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也正是因为如此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较为迅速。 (三)中西部地区发展以城市单体为主,区域带动效应不强 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中西部地区在其中一直属于弱势,在城市化发展也较为的单一,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城市产业群,所以,这一区域之间的经济带动效果相对而言也十分的弱,最终就致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而中西部地区经济之所以不能形成有效的区域带动,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本身就有待提升,很难对周边经济起到较为良好的辐射作用;其次则是因为中西部地区本身还处于接受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阶段,这个时候自身对于周边的辐射能力也就受到了限制,所以最终就很难形成有效的区域带动。而针对这一现象,我国经济要想得到较为良好的发展,就一定要加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让其形成较为良好的区域带动模式,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发展。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模式也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进行改革和探索,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不断的进行创新和研究,希望能够以此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经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因为产业结构调整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也致使我国经济空间变化转移情况越来越显著,所以,如何在寻求新的经济模式就成了较为关键的问题,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本文也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及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水平提升。 作者:孙翠玲 周世清 单位:莱西市水集街道办事处 莱西市财政局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 [摘要]通过分析1998—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普通专科在校生人数数据,采用协整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探索了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互为格兰杰原因。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会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使其培养出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二者变化呈现正相关;从短期来看,高等职业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不能完全和经济发展同步,存在短期波动,即经济发展带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萎缩。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协整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2014年,国务院了《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决议》(国发〔2014〕19号),标志着对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探索正式开始,通过对此文件的解读,可以发现,此文件的落脚点是要提高劳动者素质,最终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子系统,其发展既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也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反作用。我国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二者关系的探索早已开展,国内对于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在新的经济态势下,如何优化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论述较少。本文将从经济对教育的制约性角度,采用协整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如何在不断发展的经济情况下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员、工程师层次的职业人才教育和培训”。通过高等职业教育,一定程度上,受教育者能够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成为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必须重视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限制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必然影响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制约 生产力水平是对经济发展的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制约作用可以通过生产力的制约性来体现。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我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经济得到发展,生产力水平明显提升。同时期,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开始发展,主要以高等专科为代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的阶段,如图1所示。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和速度会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经济发展带动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高等职业教育的落脚点正好是产业和工作,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专业面向市场是必然的选择,这就要求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必须与产业、工作契合,否则,培养出的人才很难被市场接收。所以,生产力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它推动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也必然推动和制约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经济与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子系统,虽然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但是,高等职业教育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会对经济产生能动的反作用。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生产力的培养上。首先,高等职业教育生产的是直接的生产力。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为了满足现实生产的需要,所培养的人才要进入专业的工作领域,通过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直接的生产力,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其次,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科技的转化,把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科技知识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生产力的提升、生产工具的进步都和科技密不可分,高等职业教育要培养工程师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其实质就是使生产力和科技知识的结合,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第三,高等职业教育提升生产力综合素质,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所谓的“高”,会很大程度体现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不仅仅是培养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也要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如生涯发展、职业精神的培养。虽然这类内容属于精神层次,但是“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是不能和物质生产部门分离的,所以,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不仅仅有专业技能,也要具备高素质。这类精神层次的内容会在以后的实际生产中指导生产力形成先进的生产观念,从而提升经济水平。综上可知,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职业教育具有制约性,另一方面,高等职业教育通过生产力的培养来促进经济发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从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能动反作用去研究,也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制约性去研究,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第一个维度。本文将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探索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贡献。 二、经济发展水平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影响的量化研究 第一部分已经对经济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在实际中,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此部分将借助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探讨。 (一)模型选择 1987年,恩格尔(Engle)和格兰杰(Granger)提出了协整理论(CointegrationTheory)。对于时间序列的处理,回归模型使用较多,但是,“如果选择的时间序列变量还含有单位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而非平稳经济时间序列恰好具有这种齐次非平稳特征,即通过足够次数的差分可以转化为一个平稳的时间序列”。这就是协整理论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协整理论所建立的协整方程根本上揭示了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水平的影响是否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第二,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去改进协整方程,可以探索出在短期内,我国经济发展对于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是否产生波动。通过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可以揭示我国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问题。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如下:LnY=αLnX+β(1)其中,X代表当期国内生产总值,Y代表普通专科在校生人数,β为常数项,α为X的弹性系数,用来衡量一个变量对另外一个变量的变化幅度的依存关系。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本文模型中的变量分为自变量X和因变量Y,X表示当期国内生产总值,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Y代表普通专科在校生人数,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样本数据,见表1。 (三)回归分析和结果分析 第一,对两个变量数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找到完全平稳的时间序列,也就是说,这些变量之间看似并没有均衡关系,但是,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的。所以,先利用EVIEWS7.2对两个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查两个序列的单位根,经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时间序列X、Y在二阶差分后,趋于平稳。第二,进行PHILIPS-PERRO检验。对两个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后,还需要继续进行PHIL-IPS-PERRO检验才能确保时间序列完全平稳。PHILIPS-PERRO检验结果见表3。结合表2和表3,可以看出,时间序列X和Y在进行二阶差分后,临界值取5%或者取10%时,序列平稳。第三,变量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W.J.Granger)提出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其实质是: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对时间序列X、Y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X和Y序列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发展会影响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此概率高达83.77%;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也对经济增长起着作用,概率为99.44%。根据方程(2),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看,二者是呈现正向变化,但是,短期内情况如何,是否存在波动还未知,所以,需要进行误差修正模型。第四,为了检验经济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还需要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综上所述,表示Y序列与X序列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二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均衡方程如下:LnY=0.866693LnX-4.392496(2)其中,调整后拟合优度R2=0.779980,F=56.72055,T(x)=7.531305,T(β)=-3.074538,将自由度定为0.05时,查表可知,T0.025(16)=2.12,T(x)和T(β)均大于2.12,结果显著。方程(2)说明我国经济每增长1%,高等专科学校在校生人数就会增加0.867个百分点,即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会进一步扩大。第五,经济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可以把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看作均衡误差,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高等职业教育的短期变化和长期变化联系起来,修正误差模型如下:ΔYt=γ+φΔXt+Ψu^t-1(3)其中,ΔYt=Yt-Yt-1,ΔXt=Xt-Xt-1。通过EVIEWS7.2操作计算,得到如下方程:ΔYt=116.6008-0.001581ΔXt+0.494488u^t-1(4)(13.07122)(-7.500425)(3.993963)调整后拟合优度为R2=0.832141,F=38.18025,SE=16.60041,结果显著。综上所述,一方面,方程(4)显示,在短期内,两个变量存在波动。经济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呈现反向变化,即在短期内,经济发展会带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缩减;另一方面,结合方程(2)长期均衡,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经过长时间的调整,二者能够良好的契合,实现正向发展,即经济发展带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发展。并且,误差修正模型中呈现负的系数表明短期内国民经济增长不是均衡状态,通过一定时间的调整向长期均衡延伸,所以才会出现长期均衡时的正系数。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了1998—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普通专科在校生人数来研究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贡献。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影响的关系:长期来看,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是有促进作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高等职业教育在校人数就会增加0.87个百分点,反之也成立。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促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是因为经济发展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工作性质改变,要求有新的生产力来满足各种新兴岗位。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力密集型岗位,近年来,知识技能主导型的岗位成为主流。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张,正好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是面向市场培养适合经济发展的人才。从短期来看,经济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影响会出现波动,会出现反方向变动的情况,即经济发展却带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萎缩。实际上,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的子系统,本身就具有相对独立性,高等职业教育并不是和经济发展完全同步,会出现滞后。根据方程(4),可以假定一种情况,当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但是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的调整还未调整到能够适应新经济时期。原本均衡的供给发生偏离,新的均衡点还没有产生,作为供给方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不被社会接纳,对高等职业教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群体减少。这就解释了方程(4)为何会出现系数为负的情况。通过后面的调整,高等职业教育逐渐回归到能够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状态,新的均衡产生,培养出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能够满足经济发展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增加,原本流失的群体回流到高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所以,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长期来说是呈正相关的,短期内的波动就是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并适应经济需求的过程,当二者实现供求平衡的时候,也就实现了长期均衡。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是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即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也有影响。实际上,本文第一部分就从理论上谈论了此问题,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供求理论来看,是因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生产力是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能够提升个人的人力资本储量,并在以后转变为经济效益。对于为何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也和人力资本密不可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进入了内涵建设时期,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成为重点,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必然会体现在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储量增高,从而能够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我国对于经济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用实证的方法解释了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比如,傅志明通过分析,发现我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1.7%。所以,在我国,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是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保证高等职业教育在此经济情况下发展是值得思考的。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来说,高等职业教育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充分了解宏观经济发展的情况。高等职业教育要保证自身的正常发展,就必须要和经济市场良好地结合。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和自身培养出的人才直接相关,只有准确地把握市场信息,了解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职业教育才能进行改革,培养出合适的人才,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从而进一步发展。如果高等职业教育将信息不对称置之不理,那么,就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从微观层面来说,高等职业教育要重视与企业的合作。企业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对生产力需求的变化是最敏感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的高级技术技能型人才,不能在闭合的环境中去培养,加强和企业的合作,能够较快地接受经济市场的变化信息,能够及时调整自身状态,从而培养出合适的人才。 作者:苏航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高中生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探索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的经济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趋势。无数的人民歌颂改革开放,庆祝中国经济迎来春天。现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句世界第二,人民幸福指数不断向上攀升。这一切的变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眼中,也在每一位过国民的心中。我们高中生虽然正处在学习的重要阶段,但是对国家经济的关注不亚于社会工作者。虽然我们大多只能从电视或媒体的角度得知中国今天的成就,但我们依然为国家的强盛无比自豪。本文将从一名高中生的视角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经济相关问题,描述中国经济在高中生眼中的模样,进一步了解我国近年来的经济成果。 【关键词】高中生 视野 中国经济 一、高中生的经济观 目前的高中生大多为90后,甚至00后也逐渐步入高中生活。在谈论高中生眼中的中国经济之前,首先要对我们的高中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现今,在很多人眼中,90后的特征就是独生子女、冲动、高调,也许高中生还是那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孩子,但是在今天的我们,正在一步一步的向这个社会证明,我们不仅在努力学习知识、文化,对不同是事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还有的是开始关注国家大事,对国家的强大感到无比光荣。这个时代在影响着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将在未来影响下一个时代。因此,了解一名高中生的视角下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对牛弹琴,正是高中生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社会各个层次对中国经济的观点、看法。中国经济这个名词说来像是带有一些年代气息,是那些著名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研究的课题,而不是拿到一名高中生身上做研究。近年来,随着90后一代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褒有贬。但不得不说的是高中生也开始在高考以外的领域受到大家的关注,对高中生经济观的研究也由此展开。高中生的经济观狭义上来说是高中生对经济生活的认识,广义来说是我们高中生对社会经济的理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后者,高中生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认识。高中生对外界的普遍认识除了从电视、网络媒体上的进行了解,还有就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学习。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商品经济观,随着全球经济化进程加快,世界经济发展趋向于商品化的经济。人们的需求逐步转化为商品的形式,全球经济贸易体之间的贸易也是伴随着商品之间的流通,不再简单的伴随着金钱的走向,更重要的是商品化的经济趋势。二是互联网经济,在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下,对互联之间的需求增大,导致全球经济偏向网络化的一种形式,原本的货币流通开始变由电子化、网络化的形式,一个简单的数字代表的是巨大的金融资产,原本的传统行业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开始谋求与互联网构架新的发展模式。这两种经济观是当前高中生眼中的经济观形式,我国的经济答题可以从这两种经济模式中进行探讨。 二、高中生视野下的中国经济 在每一个高中生眼中看来中国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特有的经济体制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不仅是政府经济的代表,还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而且公有制形式可以多样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在逐步转变国有经济的内部结构,不断转变政府在经济中的位置、职能,力图使得国有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在这样一个大的形式下,中国经济呈现良好的上升趋势。我国的经济在整体上因为政府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使得我国经济逐步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着不得不归功于我国良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08年全球金融次贷危机影响,华尔街经济崩盘,全球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在这一次经济危机中不少国家至今还不能从危机中恢复。而我国正是在强大、优良的经济体制下,国家经济在一众外国经济后退的形式下,依然呈稳步上升的趋势。我们高中生对中国经济最深刻的认识莫过于中国经济近年来不断强大,逐步进入世界的经济舞台。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这个复杂的概念要从近年来的巨大变化说起,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一席之位,国内经济的发展要数几大经济发展区说起。在高中地理中,我们知道,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区域发展的方向,以早期大炼钢铁著称的东三省重工业发展区、以上海经济特区、杭州电子商务为发展方向的长三角经济区、以深圳、香港经济特区、广州为发展前沿的珠三角经济区、以天然气燃料资源为主的西北工业发展区,这四大经济区共同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每天的新闻联播也进一步展示了我国地区经济正在全球化的潮流下不断谋求发展机遇。近年来政府出台“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延续我国汉朝时期的丝绸之路发展,开发我国内陆省市的经济,进一步解决我国当前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发放不协调的难题。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正迈向强盛的时代。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结构动向研究 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结构动向 1.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大框架变化不大 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由于受外界和自身双重影响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经济增加存在着一定的未知性。但是从我国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出发,我国经济发展大框架短期内不会有重大变化。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在我国三大需求相互协调下,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增强,经济运行趋于稳定。第二,我国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不断调整和完善宏观调控政策,2013年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局面,我国中央采取稳健发展宏观调控方式,坚持控制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出台小规模刺激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发展。2014年我国政府在原有宏观调控政策的基础上采取进行精准的定向调控,对于经济薄弱环节通过扩投资、稳外贸、定向降准、减税等举措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 2.外部环境的影响相对于挑战来说机遇更多 虽然近些年来在我国市场向世界开放过程中面临着诸如欧债危机、新兴经济体发展困难、世贸组织形式不振以及大宗商品波动等影响,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的进一步好转,世界经济整体趋于平稳,国际市场需求将出现回升态势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3.行业改革使内生动力增加 当前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重心是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要想激发经济增长动力必须加大多领域的制度建设力度。第一,行政财税改革。政府通过调整各级财政关系、简政放权、合理减税等方式提高市场主体活力;第二,城镇发展进程改革。通过土地及户籍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步伐,促进城镇发展进程加快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三,金融改革。大力发展民营银行,进一步实现金融资源高效配置,促进金融市场良性竞争。 4.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民生经济发展 在十八闭幕会上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都重视民生经济发展,因为民生经济发展重视劳动者的收入、福利水平,提高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能够使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条件得到一定的保障和改善,是形成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不竭动力。 二、对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 1.适当加大简政放权力度 要想实现市场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积极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其中适当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对实现市场资源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措施来进行完善。第一,加大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构建并完善第三方评估长效机制,给予市场和企业一定的审批权;第二,对政府服务管理职能进行强化,重点强化监管职能,实现相关事项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不断创新监管和服务方式,促进服务管理效能的提高;第三,优化编制结构,分类改革事业单位,构建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会化、市场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2.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 通过我国2015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风险面临较大压力。对此,我国要想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积极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首先,应当通过寻求新的消费热点和增长点来推动消费的扩大和升级,将经济增长与消费需求紧密相连;其次,推进城乡结构改革,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促进其向新型城镇化转变;最后,对区域结构进行调整和改革,在能够保证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对当地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当地经济稳定增长。 3.提高民生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民生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城乡人民共享改革红利新常态的重要途径。对此,我国政府应当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革,在能够保证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腾出更多精力用来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一,要完善农村地权制度建设,保证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第二,实现教育体制、卫生医疗体制、养老服务体制等改革,拓宽保险体制服务范围;第三,转变城乡发展结构,积极加快从城乡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保证各个地区城乡结构的科学性、合理性;第四,重视民众日常生活环境,政府应当采取一定的强制性措施对企业排污、雾霾等问题进行治理,努力保护自然环境,大力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第五,在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新常态下,我国各个地区整体就业规模难免会受到影响,这样就会导致就业矛盾,服务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就业矛盾的发生几率,所以政府应当出台一些促进就业创业的政策,保证就业增速和就业质量,间接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 作者:李媛 陈常乐 单位:江西科技学院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中国经济发展中区域经济问题分析 前言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区域性经济在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并且逐渐成为核心经济的支撑单位。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格局,东部地区、南部地区、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是我国四大主要的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四个区域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人口基数、自然环境等一些因素都有所差异,因此导致四大区域经济出现了偏斜状态,并且逐渐拉大了四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距离。 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区域经济问题与一般的社会经济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区域经济会出现空间、时间上的倾斜,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将区域性经济单独列举出来,并且称之为区域经济问题。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迟滞病是我国区域经济最为主要的四个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的区域性经济。 (一)落后病 落后病就是指一个区域的经济从未有发达过的区域性问题,这种问题的主要特点就是区域内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过低,当地经济产业的技术水平较为落后,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因素均落后全国其他区域,当地的科学、教育、文化水平都不是很高,人民收入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较低,这种问题主要会出现在我国西部地区。 (二)萧条病 萧条病是指一个区域中的经济曾经辉煌过一段时间,但近期经济却陷入困境所患的区域病。其主要的表现为当地主体经济的地位逐渐下滑或者被取代,整体的经济框架设计不合理,经济增长速度较为乏力,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方式较为落后,主要的发病区域在我国东部区域的经济带。 (三)膨胀病 当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到瓶颈阶段时就会出现这种病症。病症的主要表现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地区经济产业的规模逐渐膨胀,生产与生活的人均成本直线上升,从而导致区域内的综合竞争力直线下降。从我国的经济整体上来看,这种病症主要出现在我国东部地区或一些国内经济发展大省。 (四)迟滞病 迟滞病的主要表现为区域内的经济、科学、生产、教育等上升空间受到阻碍,当地现有的产业机构不适合目前的经济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但是我国一些区域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种病症主要发生在我国的中部六省。从我国经济的整体上来看,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四大区域经济的差距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被拉大,区域经济之间缺乏互动性和交流性。 二、协调我国经济全局,优化我国区域经济问题 纵观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经济类型都会出现相应的经济发展问题,各国面对经济发展问题都提出了不一样的解决方案,有的提出经济改革、有的完善该国的经济体制,有的建设成熟的经济发展框架。从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相关政府部门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多种经济协调方案,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让我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已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区域经济状况较为复杂,区域经济的协调措施只不过是为区域经济确定了发展方向,要想改变目前的经济现状,笔者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创建政府区域经济管理机制,增强国家政府对区域经济的控制力 1、设立区域经济相应的管理机构,在区域经济层面的基础之上为了保障区域经济健康、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而建立相应的管理单位,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制定相应的方案,提出具有建设性区域经济发展思路和经济布局,调整行业、企业、区域之间的经济格局,协调各经济单位之间的利益纠纷,从而保证让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2、在区域内划分出标准经济的位置和问题经济的位置,我国的区域经济没有准确的标准经济和问题经济的划分,并且缺少一种目标较为长远的经济发展框架,区域经济的划分非常的笼统和简单,再加上多种要素长时间的变动,很难保证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区域经济的范围内。对于问题区域经济划分的问题,国家政府主要确定了贫困地区的界定,不存在经济萧条区域、膨胀区域和迟滞区域,因此区域倾斜政策很难制定相应的条款和真正落实到实际当中去。 (二)统筹规划问题经济区域,协调我国区域经济联动发展 根据我国四大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将我国四大区域经济进行发展联动,从而制定以下发展战略: 1、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沟通机制一个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想要得到创新和重组,仅凭单一的力量是不可能做到的,需要其他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综合联动区域经济发展才能够让本地区域经济和全国整体经济健康持续稳定的向前发展,创建区域经济内官方协商机制,就是通过沟通的形式,让区域内的各个经济个体协同发展,从而让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在确定了单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和自身的优势后,确定经济个体的层次,结合周边的产业分工,实现区域经济互帮互助,创建经济错位发展的机会。 2、积极探索区域经济内的合作模式根据我国区域经济未来发展和经济现状的实际情况,可以创建一些极为松散的经济合作区域,在我国已经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合作典范,例如: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泛珠三角区域以“珠三角”为区域经济的核心,经济发展逐渐向周边进行辐射式的扩散,整个覆盖范围几乎覆盖了半个中国。这种松散式的合作区域的建立,我国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必然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实现经济上的优劣互补,全面促进各区域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 结束语 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主要的经济发展战略,人才、科技、文化和教育是如今主流的经济发展方向,一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想要得到明显的进步,必须从自身的根本出发结合国家的相关经济扶持政策,确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全面解决区域经济内的问题。 作者:张馨月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不足和策略分析 全国87%的河流都遭到了污染,而沙尘暴、雾霾等极端恶劣天气也是有增无减,不断侵害着人们的健康。产业结构设置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国首先开放了东部地区,充分利用当地的人力资源优势以及沿海运输优势。但是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有两个问题较为突出的表现出来,一个是过于依靠投资,造成有的产业产能过剩,而有的产业发展严重不足,最集中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过多,高新技术企业过少。 甚至东部一个发达城市的国民生产总值能达到西部地区三个省的总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数字,在2004年东部地区11个省市资本形成总额为46212.84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76512.12亿元的60.4%;西部地区10个省市区资本形成总额为11220.09亿元,占全国资本形成合计额的14.7%,还不到东部地区的1/4。 我国的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国家提出了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开始执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货币被政府重新投入市场,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越发严重,居民的CPI不断上扬。此外,受国际社会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造成出口市场越发困难。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资源分配不平衡我国目前目前主要实施的两级分配制度,但是初次分配较为混乱,而再次分配有没有健全的机制。 行政干预化、垄断、税收制度不健全等等都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影响因素,最终的表现结果是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贫富差距也不断增大。有数据报道,城乡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增长到2003年的3.23∶1,2004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4387,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水平。到2012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另一方面,我国在资源分配上不平衡也非常严重。最典型的就是东西部在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上政策不平衡,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最终影响的是企业的发展。 我们应该以发达国家为例,降低资源能耗,增加产业的附加值,调整产业结构,巩固农业,发展工业,创新服务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降低通货膨胀,稳定物价过高的通货膨胀不但对经济的发展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也会严重降低民众对经济发展的信心。要想防止高速的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一方面需要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锐意改革,积极调控,对土地,资金等敏感要素妥善处理,解决导致通过膨胀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金融相关部门要加强职能监管,控制资金向市场的流入以及国外热钱的流入力度,做好严格的房贷管理,协助政府做好房地产调控,稳定房价,稳定汇率。关注效率与公平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加大对垄断行业的监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人才培养计划,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农村发展。合理分配资源,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作者:李林汐 单位:中华会计函授学校漯河市分校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况评价分析 我国分配格局日渐失衡,宏观分配中的普通居民和微观分配中的劳动要素报酬占比持续下降,目前已明显低于合理水平。政府、企业和资本要素报酬占比偏重,本能地不断扩大投资,使投资率持续高位攀升;居民和劳动要素报酬占比过低,相对削弱了消费基础;高投资率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靠不惜代价扩大出口来消化,由此造成内外需和内需中投资、消费失衡不断加剧的不良循环。尽管我国居民收入也在持续较快增长,但近十多年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尤其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制约了消费性服务业的发展。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到2010年才达到1.75%,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原本提出在1999年就应达到4%,推迟到2012年才实现,可即使如此,也比2007年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低1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低1.6个百分点。此外,对创新成果、创新要素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机制尚不健全,人才、技术、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偏低,产权交易市场、技术交易市场等高级要素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滞后且缺乏有机融合,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和方式亟待改善。服务业改革错综复杂。当前,我国服务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从某些方面看,其难度之大甚至超过一、二产业改革。服务业改革不单纯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医疗、社会管理等多方面的体制改革,有的还会涉及意识形态问题,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与民生直接相关,其社会关注度和敏感度很高。突破制约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的体制瓶颈,不仅需要有更大的决心、魄力和胆识,还必须有更科学、周密的顶层设计,更强而有效地驾驭全局和统筹协调的能力,更妥善地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促进服务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不完善。当前,我国促进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部分政策设计不够合理。如,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税收格局,导致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源而更注重发展制造业;服务业企业多征收营业税,由于不能抵扣其进项所包含的增值税,实际税负可能高于制造业。[8]此外,现行政绩考核办法也不利于服务经济的发展,GDP总量和增速实际上仍是评价地方政府的首要指标。 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国际竞争压力迫使我国必须加快服务经济发展步伐,构建我国全面、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竞争力新优势。是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广大人民群众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必然要求大力发展公共服务业和各类新兴的消费性服务业,同时从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切入,推进产业经济服务化,从而为社会、为市场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安全、更能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物质文化产品。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1.国际经验表明,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具有加快转型的趋势。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较长的历史阶段。但国际经验表明,由于时代条件的变化,普遍存在着后发工业化国家转型期缩短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正日益向纵深发展,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本改变了传统的时空概念。这使得新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压缩式跨越发展的历史机遇。[9]日韩等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速度明显快于欧美国家,亚洲“四小龙”也表现出同样的加速趋势。我国作为最具活力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显然也具有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可能性。2.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我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传统工业化路径。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独立、完整并有一部分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规模巨大,2010年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其中许多是重化工产品,有的已大大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峰值。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中期不必完全重复发达国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模式,至少无须再着重扩大重化工业的数量规模和比重,从而也有条件及早确定以精深加工化和服务化为主导,把继续完成工业化与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结合起来。 我国服务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分析 (一)未来10~20年是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1.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将促进产业结构和最终需求服务化。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有条件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如按7%测算,经济总量将达到2015年的55.8万亿元、2020年的78.3万亿元,人均GDP将达到2015年的45771元、2020年的67252元。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超过10000美元,进入中上收入国家行列,具备了支撑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发展的收入水平。根据国民收入水平与服务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分析,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有可能在“十二五”打破波动徘徊局面,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十三五”有可能突破50%的临界点,初步确立服务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再下一个十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仍可能达到5%左右,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服务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支撑作用将稳固确立。2.城市化水平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将为服务经济发育成长创造广阔平台和强大动力。“十二五”时期,我国将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按照保守估计,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2015年的51.5%、2020年的55.5%,未来十年内将有1亿多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破除双重二元结构体制已经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任务,农民工“市民化”可能在5~10年内逐步实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实质性推进,对生产性、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将大量增加,必然会有力推动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并首先在大中城市形成以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带动全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3.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支持要素投入和价值创造服务化。2020年我国将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建成创新型国家。届时,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和主要劳动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达到13.5年和11.2年;我国综合入学率达到83%,超过目前中上收入国家约76%的平均水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总量将比美国高出80%;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降到30%以下、本国人发明专利年度授权量和国际科学论文被引用数均进入世界前5位。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战略的实施,将有效推动现代服务业大发展和要素投入服务化,尤其是促进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技术密集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互动发展,从而大大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步伐。4.体制改革攻坚取得突破和政策体系日益完善,将为加快服务业发展和向服务经济转型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十二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我国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包括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包括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到2020年,我国将建成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可以期望,体制和政策环境的不断完善,将为服务业大发展和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提供更强有力的保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我们判断,今后10~20年应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服务化、价值创造服务化、中间投入服务化和最终需求服务化将取得长足进展,2020年之后我国总体上将步入服务经济社会。(二)服务经济发展趋势预测1.关于产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未来我国服务业比重进行预测表明,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化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二五”时期。在最终需求结构调整带动下,加以要素驱动结构逐步变化的推动,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步伐加快,将带来金融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同时,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高居民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加强民生建设,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将促使商贸服务业、文化产业、家庭服务业、旅游业、体育产业等消费性服务业和各类公共服务业快速发展。在此阶段,预计服务业年增长率将达到8.9%,超过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再波动徘徊,将呈现持续上升态势,有条件的大城市将会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第二阶段是2015~2020年。随着工业化基本完成,服务业增长速度可能有所降低,但仍将高于GDP和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将继续上升并突破50%的临界点,服务经济形态初步确立。由于服务企业显著增多,加之事业单位完成分类改革,经营性事业单位转成企业,服务市场竞争加剧,将导致服务业内部调整和加快结构升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消费性服务业将日益成为服务业和服务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传统服务业占比下降但通过改造提升逐步实现现代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显著提高。第三阶段是2020~2030年。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经济形态稳固确立并逐步趋于成熟,服务业仍可保持高于第二产业和GDP的增长速度,服务业占比继续稳步提高(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服务业占比一般要达到70%以上才趋于稳定),制造业服务化将成为普遍趋势。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服务业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也相应成为较为发达的服务经济国家。2.关于就业结构服务化的预测分析。选取与我国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作为参照国,依据这些国家在服务业达到与我国未来时期相似比重时的就业情况,推测我国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见表3)。首先,我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数始终呈现增长趋势,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基本一致。其次,随着服务业占比上升及其吸纳就业潜力的逐渐开发,在“十三五”末期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即其吸纳的就业人数将超过50%。第三,受到人口峰值的影响,“十二五”时期仍是我国就业压力较大的时期,“十三五”时期尽管人口高峰已过,吸纳就业的压力仍主要由服务业承受。第四,我国就业压力将在2030年后得到缓解,随着就业总需求下降和服务业结构升级,虽然服务业仍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在就业总量中的占比还会继续上升,但其吸纳新增就业人数和就业增长率都将下降。3.关于中间投入服务化的预测分析。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阶段,生产性服务业增速明显超出服务业平均水平。目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然会有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使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持续扩大,并由此加快中间投入服务化进程。制造业与服务业将以三种方式融合互动发展:一是制造企业自有服务功能的完善提升,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的实时服务。二是通过将服务外包,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并使企业自身能够专注于提高核心竞争力。三是制造服务化或转型成为服务型企业,如龙头企业只掌握品牌培植、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和营销授权,将其他生产经营环节都扩散外包出去。4.关于价值创造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使我国处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不利地位,将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进程中逐步改变。向服务经济转型与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紧密结合,人力资本提升的正向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向压力、物质资源的高投入与高消耗难以为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制约等等各种条件,将迫使和推动我国产业与企业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加快价值创造的服务化。5.关于最终需求服务化的预测分析。在扩大内需战略实施、调整国民收入格局、提高居民消费份额、城镇化向纵深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居民的消费服务化趋势将明显加强。基于对历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消费支出之间相关度的计量分析,以及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支出的历史数据分析,并结合相关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率和城镇化率的预测,表4给出了未来我国消费服务化趋势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分别上升到55%和41%,全社会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将上升到49%。如果按照总人口14.5亿、城镇化率60%计算,2020年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支出总额将达到15万亿左右。 结论 我国服务经济尚处于培育阶段,对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城乡二元分隔体制障碍、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创新要素投入不足、服务业改革难度加大和政策体系不完善等因素制约着服务经济的发展。我国加快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构建国家竞争力新优势、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迫切需要。后发工业化国家普遍存在着转型期缩短趋势,而且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加快向服务经济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今后10~20年将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作者:杨玉英 邱灵 洪群联 单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路径合法性哲学阐释 作者:郑宇泽 单位:宁德行政学院 人可能在作用于客观对象的对象性活动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预判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合法地作出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便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科学表达,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选择。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本身就具有客观规律,它“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而认识这种经济形态发展所遵循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规律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认知程式。首先,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历史发展的主体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统一的观点,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判断事物发展合法性的依据。主体性原则是主体的内在性把握物的尺度原则,突出人的实践性。经济活动作为主体的自觉行为,在于主体能根据内在性法则选择自我塑造的行为活动价值,满足主体的发展需求;客观性原则是事物的流线发展,表达外部世界掩抑下物发展的本质力量。主体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的统一就是寻求主体的目的选择与物本质力量的规律表达的一种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观点,客观性原则要求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世界,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去指导实践,并从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伪,丰富和发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符合这一经验识辨的过程,它就是一个在实践中反复认识、检验的过程,既定原则不是最终选择,不成熟的理论在实践中被扬弃,实践指导范式的绝对理念缘起物本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源于事物发展客观规律性,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性。因此,主体对经济路径的科学选择不能违背这种客观规律,这是人类主体发展合规律性的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又必须是中国人民从自身目的、需要作出合理的选择,有合目的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过程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去认识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这种认识的选择必须是类主体合目的性发展要求的一种萃取。由于受实践主体的实践技术和环境的束缚,类主体合目的性选择就是在描述性价值中寻找规划性的价值。规划性的价值是描述性的价值域中一个可选值,它论述了类主体本质力量恰当性,主体能否选择价值多元性的层次性高的元素在于主体的本质力量是否足够有这种内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人自身本质力量发展程度与价值值域变量取值的一种函数关系体现。就此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规律性的和合目的性客观、协调的统一,中国人选择的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合法的、合理的。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观点。任何科学的选择都必须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指涉整个客观世界,任何知识都是无限经验的一个片断的静态的有限认识,这种认识是具体的、有限的、现实的,是“实践主体内在性交互传递”的类本质力量阶段性最高的认知体现[2],这种认识力量所认知存在的原则若具有事物的一般性,以遵循客观规律为前提,便是绝对真理阶段性诠释,这也是主体认识的本质力量客观的、绝对的、历史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这种主体实践意识的科学表述,它既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又包含着符合中国经济现实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先哲只是为我们提供发现问题、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绝不可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经济路径选择在于要区分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之间的差别,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经验存在的既定判断,是先定条件的一种偏好结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错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具体结论,就是忽略物质运动的根本属性,主体反思判断的认识能力缺位。反思判断关键就是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把握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合法性判定标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核心要义中把握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原则,进行事物客观发展的本质性的规律思维运算。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合法性的确证,在于有力利用主体反思判断的思维程式,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是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历史逻辑的支撑:思维经济“特殊对象” 至上性思维是指人类通过理性的精神直接思考历史的“特殊对象”,从变化中寻找不变的逻辑结构的内核,理解个别事物间发展的一般性。一般性提供着事物符合客观规律发展的过去、现在、未来知识。中国每作出一个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特色的选择可以说就是一次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历史和世界其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特殊史实的完整回溯,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总结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的历史逻辑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选择既吸取了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又是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原则下,大胆开拓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代的体现,符合历史的发展逻辑,具有合理、合法性。这一合法性表现在它是思考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等特殊经验的结果,不是凭空想象,有丰富的历史事实作为考据的对象。邓小平曾经说过:“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长期总结国内外经济建设经验的结论,这是一段思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过程。“特殊对象”是指历史界域内具体的历史片段,它蕴涵着历史普遍性,存在着事物发展的一般性,可以说,“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具有事物发展“普遍逻辑”的性格,而人脑的内在理性程式有把握这一性格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就是“特殊对象”的思维理性程式的运算结果。“政企分开、企业自主”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得益于思考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面临“权力过于集中”这一“特殊对象”,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就批评过“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他认为把什么东西都集中在中央或是省市,不给工厂权力、机动的余地和利益,不妥当。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云同志为大力发展生产力而科学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构想,指出在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和市场结构这三方面下,保留一部分的产品自由生产、一部分个体经营和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可以弥补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不足的特殊历史经验,这些“特殊对象”为我国实现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还有,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有人提出消灭商品和货币,提出“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的观点[5],这一“特殊对象”贮蕴着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后来变成了邓小平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性选择。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也吸收了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无数特殊成功经验。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国情的实际需要,强调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重要性和利用资本主义的强大资源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提供了事实考据的对象。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失败教训掉以轻心,这些“特殊对象”被规限于非经济发展“一般逻辑”的实践合法限度之内。生产力尚未成熟,苏联就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排除体制之外,政府对企业下达的是僵化产品数量计划指标,生产资料由主管部门按计划分配,产品由国家物资和商业部门收购,创造的利润尽数上交国库,生产费用由财政拨发等,这些政策严重影响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原有的活力丧失,这样的经济路径不具备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合法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极力避免遵循这类“特殊对象”蕴涵下反一般性法度。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也凝结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类科学发展策略的思想光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引导商品,以价格调整生产,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的举措便是得惠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特殊实践。美国保守主义者弗里德曼曾中肯论证:“自由市场仍然是最好的路径,斯密原初教义是正确的,政府的干预无论在何处都会把事情弄糟。”[6]在思考这些“特殊对象”逻辑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合法限度内,建立了适度的自由市场,激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从有限的现实经验抽象出具有反思性的合法经济选择,这种思维体现了人类自由思维的必然性,是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必然状态。从认识论上说,自由和必然是相联系的,自由是对必然状态的追求,恩格斯也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选择不是凭空想象,是对“特殊对象”的自由思维,是事物必然性“一般逻辑”的科学思考,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生产关系发展规律,它们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背景下规范性经济秩序,是历史与实践的必然选择,具有历史发展逻辑的合法性。 现实实践合法性:自治行为体内在与外在自由颉颃 经济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体现于个人的自治行为体身份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行动自治的表述。行动自治表现为一种最为理性的积极自由,既是对内在本质追求的个人回应,又是满足行为主体的外在自由,表达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颉颃的状态。颉颃追求的是一种平衡力,即内在自由摈弃自由意志选择任性,从自我的精神构造中理性地接受外在自由影响和塑造能力,本质上就是满足环境诉求与主体实践能力的平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亦是如此。从逻辑主项复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可表述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全称肯定命题。国家作为个人共享行动主体,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行为要表述政治共同体的行动自治,就必须建立在所有主体对政治对象的有公共公民权意趣,这种意识的形成在于能契合外在自由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根据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经济实际承载力有限选择满足环境诉求的政策,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第一准则。例如,面对破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资金缺少、科学技术落后、管理制度不成熟等发展瓶颈的环境诉求,党中央科学选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对外开放政策,进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经济体制改革也是在特定环境诉求许可下进行的,即国家提出“鼓励和发展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不同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的新思路是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巩固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样背景下进行的。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选择体现了个人自治行为体赋予共享权力主体的行动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环境诉求和经济实践能力的平衡体现,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证明。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根据“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的原理[7],行为主体的代表———中国政府要根据生产力实际的能力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的前提下,逐步解决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调整的环境诉求,来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快速和健康发展。从逻辑主项单量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个人自治行为体选择的单称肯定命题。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取得的辉煌成果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满足了个人自治行为体的行动自治,形成了主体实践的自觉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本质上是社会给予和主体选择之间一种契合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主体通过社会实践对事物价值现实诉求模糊性的排除,是对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共同选择的断定。共同选择具有塑造主体实践自觉性的自然力量,可使文明的存在成为可能,因为类主体的需要和对类主体需要的满足是主体自觉追求的历史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8]中国人民拥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自觉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的价值断定下一个明确的答案。确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实践个体自身价值与“在的”自身和谐统一,是对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契合结果的心理倾向,因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心理倾向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选择信心的无比坚定,一份统计数据结果可以推理出这个必然性事实。2008年11月,国家统计局以调查“社会各阶层思想动态”为目标,展开了关于社会各阶层对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发展形势、发展政策评价的调查活动。调查以问卷和实证考察方式为主,数据科学统计:对发展方向、发展前景中选择“很有信心”和“较有信心”的项比例分别为56.3%和35.2%。“信心不足”与“没有信心”仅占3.8%与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非常符合”和“基本符合”我国国情的两项比例和高达95.1%。对“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较有信心”以上比例的就占86.4%。从“数”的完全规定性来看,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民心、符合时代的发展形势,中国走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是实践主体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成功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广泛地得到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符合时代的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才是具有现实实践的合法性,才能有效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事业向前发展。综上所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路径是中国共产党人用“至上性思维”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并利用科学的认识论工具认知的结果,同时,它们具备着现实实践条件,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合法性选择。所以说,确立以科学的经济路径选择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党的科学行为,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深度认识的结晶,盖此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价值旨在为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行动准则。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地理学现况与展望 作者:印红旗 单位: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我国的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主要包括经济运动理论与劳动分工地域理论、区位论及人地关系基础经济地理学理论、规划区域理论、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地理区域理论等。陈才将经济地理学分支总结为经济地域条件、要素成分理论、能效理论、体系与形式理论、开发及组织理论等。经济地理学虽然同区域经济学存在差异,但是两者同时包含,互相渗透。经济地理学还涵盖贸易分工、增长极、发展梯度、产业体系、专业化与集群产业等分支理论。当前,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可从具体方式、方法论与研究模式等层面进行细化讨论。经济地理学相关方法论,包括传统哲学理论、经验主义理论、人本思想与结构体系理论等。其主体研究模式应作用于整体分析研究流程之中,指导实践操作与程序。具体涵盖实地调查、实践研究、文献统计、对比、探讨等,同时还包括释疑探索、描述剖析、纵贯分析、个案证实、抽样分析与普查实践等设计模式研究。 当前,我国针对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手段,包括定量定性分析、非线性研究、仿真模拟、耦合研究、尺度衡量、现代化计算机研究等。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的应用主要涉及规划开发、区域条件、经济结构、发展调控等领域。另外,随着研究范畴的持续扩充,经济地理学还逐步渗透至区域差异、资源分布、地域环境、生态条件、金融状况、创新发展、产业聚集与转移、统筹管理、政策调控等实践领域。[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展创设了广泛的实践领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进一步树立了可持续、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明确了我国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区域老工业基地、继续推进中部崛起的发展目标与战略,这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学者们研究地缘关系、世界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学与学科建设,明确了其理论性质与具体实践任务,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地理学逐步走向成熟发展阶段。 经济地理学在我国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逐步创立了相对完善、统一的学科体系,为我国区域调控与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早在上世纪90年代,陈才便预言了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强调经济地理学体系在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应注重过程控制,开展多层次探究、多视角研发,其理论体系应体现开放系统特征,提升可操作性。同时,研究方式应由单一模式逐步向丰富、集成、规范性发展,各类研究实践应体现良好的协调性,使研究理论、思维模式、实践方式起到对整体学科的科学推进作用。基于该目标,经济地理学应在地球科学体系框架内继续向地理信息体系与现代经济学领域拓展延伸。其学科体系应与经济学、地理学实现持续的交互融合发展,引入动态模型体系,实现模型的周边化、系统化、产业化。同时,应创建新型贸易理论、产业原理、增长发展理论、网络体系理论、综合体系理论、增长发展模型、动力发展理论、产出投入经营理论,形成多学科的相互渗透,促进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随着温室效应与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加剧,人类社会生态环境的保护,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同时,环境危机也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地理发展、资源建设开发、产业规划、空间布设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该背景之下,社会经济区位体系会受到时展、社会经济增长、环境生态安全保护的集成作用影响。在上述三维目标的综合作用下,现代经济地理学将创设以此为目标的空间理论,并继续朝着该方向推进。环保理念的逐步形成,进一步推进了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扩充了经济地理学的内涵。 随着循环地毯经济、环保城市、低碳金融产业的研究在我国的逐步开展,现代社会开始向低碳模式转型。为满足当前经济模式的发展要求,经济地理学势必会探寻适宜的学科体系、方法模式。伴随经济格局的优化调整、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我们应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宏观与微观调控、综合理论拓展延伸、全球性发展,等等,该类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析,拓展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景。总之,面对多变的实践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面临着广阔的机遇与严峻的考验。只有树立战略化目标,探究发展现状,明确学科发展趋势,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该学科的优质发展。 国内经济论文:境外上市对国内经济监管的挑战 一、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发展 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尝试起步不算很晚,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驻港中资企业已经开始尝试 “借壳上市”,1984 年 1 月,香港中银集团与华润集团合组新琼企业有限公司,以 1. 8 亿港币收购上市公司康力 34. 8% 的股权; 几乎在同时,华润集团与其他中资机构收购天安中国,是驻港中资企业 “借壳上市”的最早行动。20 世纪 90 年代,香港中资企业几度掀起借壳上市及参股上市公司的高潮。但是,真正的第一只内地注册境外上市股票还是 1993 年 7 月 15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的青岛啤酒 H 股。在此之前的 1992 年,第一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募股( IPO) 。此后,境外上市迅速成为众多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梦想,上至中石油、中移动、中国电信这类年营业收入成百上千亿元的巨头,下至年营业收入不过千万元级别的中小企业,香港、纽约、纳斯达克、伦敦、新加坡、多伦多、汉城……各主要境外交易所,都卷入了这场热潮,中国公司境外上市已经蔚为大观,在香港、美国两大证券市场表现得最为突出。 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划分为两部 分,一 部 分 是 在 香 港 这 个“国内境外”市场上市,一部分是在国外上市; 前者纳入中国证券市场统计,后者不纳入。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截至2011 年4 月,境外上市公司 H 股已有 165 家,2008—2010 年 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分别为 3596. 16 亿元、4609. 54 亿元和10275. 20 亿元 ( 参见表 1 ) ,2011年 1—4 月为 3084. 2 亿元。此外,10 余年来,内地民营企业纷纷通过在百慕大等地注册离岸公司的方法曲线海外上市,在赴港上市的内地民营企业中,这类海外注册公司占大多数,以 H 股形式上市者较少。 因此,倘若将离岸公司纳入统计,赴港上市中国公司筹资规模还会大大提高。 公司上市筹资最多、公司营业收入和市值最大的市场。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 ( 现名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统计,2006 年之前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量较少,截至 2006 年 9 月19 日,在美上市中国公司有 17家; 从 2006 年起,中国企业在美上市数目激增。不考虑任何形式的买壳交易,2006—2007 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分别为7 家和 29 家,2008 年因金融危机爆发而锐减至 4家,2009 年恢复至 10家,2010 年猛增至 34家 ( 参见表 2) ,为迄今中国公司在美 IPO 最多的一年,而且全部是单独的 IPO,不像 2009年那样有 4 家是已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筹资额 36 亿美元。按 2010年 12 月 22 日收盘价计算,其市值246. 5 亿美元。2011 年上半年,有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家; 融资金额 18. 67 亿美元,比上年同 期 融 资 额 5. 74 亿 美 元 增长 225%。 二、境外上市正在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漏损渠道 由于多年来境内资本市场容量有限,难以容纳大盘股入市,且上市程序繁冗,容量更大且上市程序简便,似乎 “人人都能上市”的境外资本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不失为更理想的上市场所。有关部门希望借助境外上市推进企业改革,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以及借此引进海外投资; 某些企业管理层希望尽快让自己的薪酬与西方国家同行“接轨”,投资中国企业的海外各类创业投资基金、股本投资基金期望在自己熟悉的母国市场规则下运作,……相关各方的上述动机更给境外上市热潮推波助澜。在实践中,境外上市也确实为中国互联网等产业的勃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尽管如此,任何失误都是一分为二的; 随着规模的扩张,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和市场秩序的冲击日渐显现。主要问题包括:———主体业务和收入来源都位于境内的巨型企业要用硬通货向境外股东支付巨额红利,可能对我国外汇收支产生巨大压力。目前中国持续双顺差,2011 年 3 月末国家外汇储备已达 30446. 74 亿美元,此项风险似乎无足轻重; 然而,考虑到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上万亿美元资本撤回与利润回流的潜在压力,一旦中国国际收支逆转,这项风险就绝不是可以漠然视之的了。 ———内地消费者权益与国际投资者利益存在冲突,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可能使有关管理部门陷入两难境地。数年前内地民间强烈呼吁手机单向收费,却两次引起中国通信类股票价格暴跌,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不得不赶赴香港救市,而手机单向收费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宫,实际上是运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资者提供了超国民待遇。随着境外上市企业,特别是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企业的增多,类似利益冲突将有增无减。…… 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大规模境外上市对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最大挑战在于它已经成为宏观调控漏损的一大缺口,在国内宏观经济政策趋向紧缩而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并不同步时,这个漏洞尤为显著。因为此时海外过剩的流动性将借助境外上市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等渠道流入中国内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中国政府紧缩性宏观政策的成效,加剧通货膨胀压力,维持中国政府希望压缩的产业发展。由于通过跨境上市进行的资本流动顺周期特征明显,大规模境外上市明显加大了中国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难度。从以往大规模 “压锭”时期海外上市棉纺织企业得以逆势扩张,到近年房地产调控中境外上市房地产企业大量发行企业债券,再到国内货币政策一再紧缩却依然不能完全抵消美日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已经深受美国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核心霸权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冲击、第三轮量化宽松又有可能成为现实之际,我们更需要对此给予足够关注。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其他国家的最大冲击之一就是通过投资渠道输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由于众多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背负沉重不良资产负担,其首要任务是尽快提高资产质量,在因联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而获得充裕现金后,他们不会也没有直接投资于中小企业,而是大量购买所谓高质量资产,使得泛滥成灾的流动性流向资产市场和中国、巴西等热门新兴市场,抬高股票、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价格,同时给其他国家,特别是热门新兴市场货币施加升值压力,从而间接有利于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国家出口商。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购买量变动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0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 购 买 量 已 达 1000 亿 美 元,2003—2007 年对外国股票的净购买 量 分 别 为 885. 87 亿 美 元、849. 70 亿美元、1273. 96 亿美元、1064. 55 亿美元、953. 25 亿美元,2008 年第一季度 ( 即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前夕) 为 245. 46 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后波动较大,2008年全年为净卖出 202. 46 亿美元,2009 年恢复为净买入 593. 23 亿美元。2010 年 11 月 3 日,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当年美国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至 707. 92 亿美元,2011 年一季度净买入即高达 457. 49 亿美元 ( 参见表 3) 。 随着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和市场对此预期增强,随着美欧等西方投资者对外国长期证券的净买入增长,全球证券市场融资规模明显被直接间接推高。2011 年第二季度,全球 IPO 融资环比增长 39%,达到 378 宗、646 亿美元。作为在次贷危机中表现最好的经济大国,中国市场与中国概念证券资产得到了国际投资者的格外青睐,中国企业在美上市同步上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美联储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在 2010 年 11 月 3 日,在此之前两三个月市场上对此举的预期已经普遍上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从 2010 年 9 月中旬搜房网上市起,3 个月内有 23 家中国企业在美 IPO,其充当美国泛滥成灾流动性涌入中国渠道的性质已经非常明显。2011 年上半年,尽管发生了海外上市中国企业造假风潮并遭遇大面积做空,仍有 10 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资本市场 IPO,比上年同期的 7 家 IPO 多 3 家。 进一步定量估算境外上市对中国基础货币投放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贡献。如上文所述,2010 年H 股公司境外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36 亿美元; 这样,按2010 年末汇率 1 美元兑 6. 6227 元人民币计算,2010年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境外上市主要市场 筹 资 总 额 为2604. 04 亿元。2010 年末,中国人民银行总资产 259274. 89 亿元,其中外汇为 206766. 71 亿元,与上年末相比,总资产增量为 31744. 39亿 元, 其 中 外 汇 增 量 就 有31612. 11 亿元,占总资产增量的99. 6% 。假设境外上市企业将所筹资金全部调回境内且全部兑换为人民币而成为央行外汇资产增量,那么可以粗略地估算得出结果,2010年境外上市筹资占央行外汇资产增量的 8. 24%,占央行总资产增量的 8. 20%。 基于上述分析和计算,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推论: 境外上市已经成为境外过多流动性输入中国并加大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压力的重要渠道; 假如中国内地企业境外上市受阻,将有利于中国削弱通过流动性机制输入的通货膨胀压力。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尽管国内普遍将近几个月境外上市中资企业股遭到的冲击视为不利影响,但从这个视角来看,正值第三轮量化宽松黑云压城之际,境外上市中国概念股爆发造假丑闻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海外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望而却步将有利于削弱中国的资本 内 流压力。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公司治理与价格扭曲、欺诈问题 在微观层次,信息不对称堪称企业境外上市的最大风险所在。中国政府推进企业境外上市的初衷之一是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但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们对境外投资者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过高奢望。外部投资者与企业内部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证券市场天然存在的问题,而其他条件相同,境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境内上市企业,国外上市企业的信息不对称天然高于国内境外上市企业。正因为如此,实践证明,通过境外上市强化企业监督激励机制的目的经常落空。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丑闻之一 “中科事件”中,庄家吕梁操纵的康达尔 ( 后改名 “中科创业”) 股票入选道—琼斯中国指数成分股; 香港上市以来多年是香港投资者宠儿的科龙公司,2000 年陡然出现巨额亏损,都是典型范例。 由于地缘、文化联系,香港成为内地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地点;但香港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之风相当炽烈,一些投资银行也在其中推波助澜,Tom. com 上市时的超额认购、百富勤当初对红筹股公司的过度包装,无不如此。在公司治理方面,郎咸平对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上市公司大股东肆意剥削小股东作了透彻的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周期过长、违规行为处罚过分轻微等弊端更为突出,以至于国际知名基金管理人、谭普顿新兴市场基金 ( Templeton Emerging Mar-kets Fund) 经理马克 • 墨比尤斯( Mark Mobius) 多年前便断言,总有一天,中国内地而不是香港将成为亚洲公司治理的样本。 跨境上市更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还阻碍了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扭曲了境外上市企业的股价。 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对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构成了一种潜在风险,作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相当多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不得不付出风险贴水,即股价折扣的代价,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业克服此类信息不对称和股价折扣问题要付出的成本相对于其融资收益的比例更高,难度更大。正因为如此,去年下半年以来,泰富电气 ( HRBN. NASDAQ) 、康鹏化学( CPC. NASDAQ ) 、 大 连 傅 氏( FSIN. NASDAQ) 等一批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已经相继宣布将推行私有化退市,相信未来这类企业还会越来越多,而他们之所以作出如此决策,关键原因便是公司估值过低,企业收益与为之付出的服务费等成本不相称。尽管就单个个案来看,当事企业动机未必没有可非议之处,但此举总体上还是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摆脱境外上市狂热,回归理性。公司估值过低又造成了 A 股与 H 股股价相差悬殊、同股不能同价的问题,不仅在境内、境外投资者之间引起了复杂的利益分配问题,而且必然导致同股不能同权,这又与公司治理的基本准则相悖,也为 A、B、H 股的最终合并设置了重重障碍。 当然,假如某一概念已在证券市场上赢得了投资者的广泛认同,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能够压倒对风险的厌恶,跨境上市的信息不对称此时反而增强境外市场投资者对盈利和增长的预期,进而抬高股价。 作为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作为全世界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大国,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近20 年来总体上趋向改善,境外上市中国公司获得这种额外 “中国溢价”的几率大大提高。近年来新能源、网络和中国消费等概念的公司尤其容易获得这种额外的 “中国溢价”,从而令意欲上市的公司趋之若鹜。特别是那些定价机制高度依赖 “市梦率”而非 “市盈率”的网络概念股而言,跨境上市的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他们似乎特别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藉此在国外 IPO 时获得非常高的发行价格,如果在国内上市,有切身体会的中国投资者绝对不可能被忽悠倒而支付如此高价购股,甚至根本不可能通过上市审批。 与此同时,在中国近年大力推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扩大内需的背景下, “中国消费”成为境外市场上投资者热烈追捧的概念。在2010 年美国证券市场 IPO 的中国公司中,消费品及消费服务行业是第二大行业,有 9 家 IPO 公司集中在这个行业 ( 其中纽约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分别为7 家和2 家) ,占IPO 总数的27%。今年以来,境外证券市场上 “中国消费”概念热潮有增无减,从普 拉 达 ( Prada) 、新 秀 丽( Samsonite) 、蔻驰 ( Coach) 之类海外奢侈品牌,到周大福这样的港资中高档珠宝连锁店,再到凡客诚品这样走价廉物美路线的内地服装网购企业,目前境外拿中国消费需求作噱头筹备上市的公司已有 15 ~30 家,而且几乎每家企业计划的筹资金额都相当可观: 普拉达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计划筹资15 亿 ~20亿美元; 新秀丽赴港上市招股价如果达到 17. 5 美元上限,可望募资117 亿港元; 凡客诚品计划在纽约上市筹资10 亿美元; 周大福计划明年初在香港上市,筹资 30 亿 ~ 40亿美元; 已在纽约上市的蔻驰打算年内以预托证券形式在香港实现二次上市; ……所有这些公司都把在中国内地市场的销售增长预期作为最大卖点,但这样的集中上市热潮,恰恰暴露了境外资本市场对中国消费实情的信息不对称,表明其正在透支中国消费概念。 中国消费市场绝对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增长速度更是全世界经济大国之最。2000—2009 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 7% 、 10. 1% 、 11. 8% 、 9. 1% 、13. 3% 、 12. 9% 、 13. 7% 、 16. 8% 、21. 6% 和 15. 5% 。2009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 万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 万亿元; 2010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5.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 14. 8%。我计算整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截至 1992 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以此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 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 年达到 81% 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点,2008 年开始逆转,2009 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 100% 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国正在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力争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这一转型进程理所当然还会助推国内消费增长。但在狂热驱动之下,无论如何高增长的行业都有可能赶不上资产市场价格的飙涨,西方市场泛滥成灾的流动性又为过度抬高股价创造了基础。 深入分析上述中国消费概念股,可以将其推销中的泡沫成分看得更清楚。普拉达、新秀丽、蔻驰等公司都正在把中国市场当作最大卖点,问题是中国消费可持续增长只能立足于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两极分化之上,而奢侈品消费主要源于富裕群体,让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快于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其结果必然是奢侈品消费增长速度不如整个消费增速。而且,近年中国奢侈品消费的爆发式膨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灰色收入群体乃至黑色收入群体的炫耀性消费。由于促进社会公正的努力会减少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灰色收入,普拉达等公司更不能指望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消费增长与中国整体消费增长同步。 正由于境外上市巨额 “中国溢价”飞来横财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所以难以持久,并常常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由于中外法律观念、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境外上市企业要承担更大的诉讼风险,为此付出更多的意料之外的成本,从而进一步降低海外上市的净收益。从中国人寿这样的巨型企业,到中型公司,已有不少境外上市中国企业在这一点上倍感切肤之痛。由于西方的 “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步入歧途,过高的成本,越来越多无谓的诉讼,……这一切都给企业和居民个人带来了众多麻烦,而这些东西一旦建立就会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从而使得问题积重难返。更何况某些中国公司、特别是网络概念公司花费了太多精力用于 “包装”而非真实业绩,这给那些海外律师事务所、那些做空者创造了怎样的可乘之机,可想而知。 四、中国企业境外上市政治风险不可忽视 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必须承担额外的政治风险同样不可忽视。这种风险一方面表现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可能受制于交易所所在国家外交政策,典型如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时均因与受美国制裁国家有业务往来而遭受政治狙击,而这类政治风险永远不会消除。 另一方面,通过离岸公司辗转控股的境外上市企业股权结构有可能模糊最终控制者,从而围绕最终管辖权问题造成潜在的投资争议,从而实际上升到了国家主权层次。 仰融与辽宁省政府围绕华晨集团股权的争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此案中,仰融及其控制的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不仅在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百慕大起诉华晨中国及其 4 位董事、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新华晨集团有限公司,而且在美国联邦法院起诉辽宁省政府侵占其财产。尽管仰融上演的这出闹剧最终不可避免地失败,但这个案 例 已 经 足 以 令 人 警 醒。在2004 年发表的 《中国与离岸金融中心跨境资本流动问题研究》报告中,我提出了这一问题; 由于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国最高领导层关注和金融监管部门一系列行动,英属维尔京群岛财政部长等高官为此于2005 年专程访华时指名与我谈话。 在谈话时,我明确向他们强调了这个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国家所争无非是人民、国土和财富,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煽动中国新疆 6 万边民外逃,他们没有带走中国一寸土地和一分钱财富,但随后中国仍然与苏联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那么,假如一个地方不仅诱拐中国国民,而且造成中国财富流失,那么中国政府会怎么看? 中国会采取什么行动?”此后,中国商务、外汇等部门制订了一系列规章,旨在明确这类离岸公司的最终所有者,并据此明确中国政府对其最终管辖权。但由于种种原因,某些中国企业界人士规避监管的动机极为强烈,对这类规章也采取了这样那样的手法企图规避,中国方面仍须为确保本国对相关资产的最终管辖权而 保 持警惕。 同时,在境外上市操作过程中,某些常用的潜规则践踏了中国法律法规的尊严,构成了另一种政治风险,10 余年来通行于境外上市中国互联网企业界、由于支付宝争端而暴露的 “协议控制”问题就是典型案例。即使不考虑支付宝问题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就整个协议控制模式而言,这一模式从问世之初就违反了中国法规,对中国主权构成了现实的侵犯和重大潜在隐患。 首先,创建初衷便是规避中国法规的协议控制模式一开始就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在中国法律意义上属于无效行为,重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 下文简称“《民法通则》”) 第四、六、五十八条条款,就会明白这一点。 《民 法 通 则》 第 四 条 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六条规定,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五十八条规定,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 四)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从上述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控制模式至少违反了 《民法通则》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五十八条的( 四) 、 ( 五) 、 ( 七) 款,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便没有法律约束力。 尽管一些谋求境外上市的互联网企业,其海外投资机构和中介机构、某些媒体渲染了种种理由,主张让协议控制模式合法化,但即使不考虑支付宝等相关企业和业务涉及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为了这样一种投资模式而对法律作出如此颠覆性的更改 ( 须知这是规定所有民事法规基本原则的 《民 法 通则》,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部门规章) ,认可在本国经营活动的企业、居民和机构可以不遵守本国法律,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都不可能作出这种决定。 五、结束语 中国不应也不会直接禁止企业境外上市,中国还会努力推进境内证券市场国际板建设; 但鉴于境外上市对企业和国家的一系列潜在问题,而目前中国国内资本缺口已经大体消除,境内资本充裕,境内资本市场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IPO 规模更连续数年蝉联世界之冠,境外上市融资与境内融资相比已经大为逊色,上市程序也日益规范快捷,境外上市已经不是中国企业融资发展的首选途径。如上文所述,据中国证监会统计,2010 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香港 H 股筹资 2365. 62 亿元,同年中国企业在美 IPO 筹资额 36 亿美元,中国内地企业在香港、美国两大市场境外上市筹资总额合计2605. 074 亿元,仅相当于同年境内股市筹资总额 10275. 20 亿元的25%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应当减轻对境外上市的过度迷恋,中国政府应当取消对境外上市的超国民待遇。在境外上市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克服重视 “包装”胜过夯实业绩基础的通病,克服利用信息不对称抬高股价的强烈诱惑,克服为此采取一系列操作手法规避监管、逃避税收的内在冲动。 国内经济论文:农村收入差距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农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的矛盾也越显突兀。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体现,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扩大的收入差距正在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负面效应。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 1.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1.1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消费需求的大小取决于收入及其分配状况是否合理,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会使居民消费倾向下降。高收入阶层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而低收入阶层,虽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但购买力不足,加上未来各种不确定因素强化了人们的防守心理和忧患意识,储蓄倾向增强,从而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和潜在消费需求的增长,消费倾向表现出递减的趋势。 1.2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人力资本发展,进而影响村域经济的发展。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劳动力状况严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差距的拉大使教育投资水平差距呈扩大趋势,收入差距下的地区和低收入者无力支付人力资本投资,他们面临生存问题的困扰,政府、个人或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十分有限,很多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 1.3收入差距扩大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业产业化即通过扩大规模降低成本,或者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和提高资源使用率,首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的投入不足。可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大部分农村经济实力薄弱,政府的投入难以满足需求,农民经济条件差,在应付了子女入学、生病就医和人情来往之后,基本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农村富裕地区及高收入阶层人员仅仅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承担生产环节和储运、加工技术等环节的全面投资。农业投入不足,农村产业化启动资金严重不足,严重阻碍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同时,与此相应,农业的科技含量低及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只能以传统的方式和经验应付日常的农田耕作,粗放经营,就会倾向于以损害自然资源的方式来获取收入,影响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由于贫困,低收入者迫于生活和生存的压力将会过度开发利用森林、耕地、草原、海洋、江河、矿藏等自然资源,造成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造成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我国农业导致整体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存条件进一步恶化。现代化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难以实现。 1.4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稳定。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在短短的二、三十多年中,中国人先后经历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收入差距扩大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都会形成强烈的反差,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人们与周围参照群体比较后容易产生利益受到剥夺的感觉,人们的心理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导致的仇富心理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收入与在乡务农的农民收入差距非常明显,随着这一差距的不断扩大,很多农民放弃田间耕种,进城打工,这种现象会引发盲目的劳动力流动,国家的许多政策,如计划生育、卫生防疫、工商税收、义务教育等政策,在这一批人中根本就无法落实,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许多农民本来就对城乡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极为不满,这会使他们主观地认为是改革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化,是改革使他们生活在贫困之中,从而,他们在心底里会产生一种对改革的憎恶,长期下去,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和政局稳定的一大阻力。 1.5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价值观畸变。收入差距拉大的客观存在以及将继续扩大的态势,使相当部分的农民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美好的构想产生了怀疑,对党的思想教育持抵触甚至鄙视,对国家政策及基层政府持不信任的态度。加上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资本主义不良思潮的冲击,许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片面追求个人收入,把提高收入当成奋斗目标,认为“只要有钱有利,管它主义不主义”“,理想是空的,金钱是实的,要抛弃空的,大捞实的”。有不少农民赞同“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观点,认为只要能给我带来经济实惠的就支持,近年来许多农村选举中的贿选事件正是表现之一。在实现价值的手段上,有一些农民认为“讲了良心赚不了钱”“市场经济就是骗子经济”,盲目追求金钱效益而不择手段,我国80年代以来在农村形成了包括宗族势力、暴发户和以黑社会团伙为主的一些地方恶势力等等就是农民价值观畸变的反映。这些对社会带来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是阻断中国社会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将会使中国无法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 2.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几点思考 2.1抓教育培训,解决农民科技素质不高的问题。要加大对农民的科技培训,努力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达到村村都有科技致富带头人,户户都有科技明白人。要真正办好农业科技示范园,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的龙头作用,增强高收入户对身边的农户的辐射作用,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的农民致富新格局。 2.2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虽然近三年中央都出台了利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并对农民进行了现金补贴。但靠吃“财政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生活现状,必须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村的体制创新,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培育、扶持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和各类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3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近年来,国家对农村投资力度有所加大,但相对城市而言,规模较小,由农民承担了不少不应承担的负担。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减轻农民负担,降低农民生产成本,这样,农民自己的投入大大减少,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 2.4完善农村扶贫政策和措施。政府必须发挥社会再分配的功能,首先就要大幅增加农村低收入户的收入,特别是增加扶贫重点县农民的收入,加大扶贫力度。继续遵循造血型扶贫的扶贫重点,主要是提高贫困人口致富的技能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使他们真正走出贫困。其次,逐步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整村推进的基础上,应更多地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逐步实现由瞄准区域扶贫目标向瞄准群体扶贫目标的转变。再次,在农村逐步探索向高收入者征税的有效方式。发挥税收调节分配功能,在非农产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对于具有相对稳定收入来源的高收入者进行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试点,并从制度上确保在农村征缴的税收全部用于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事业。这样,既能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又能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稳定协调发展。通过该制度,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逐步让农村居民分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不仅有利于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总之,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则会给我国农村以至于全国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问题。 国内经济论文: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思考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样,虽然获得了相应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挑战。当前,国际经济秩序非常混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金融债务危机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大有经济“崩盘”的危险。而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却稳步增长,引导世界经济朝着健康发展的道路上迅跑。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差呢?一句话,就是因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奢侈生活而又大搞所谓的资本投机经济,因而造成政府债务沉重,而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则注重创造创新的实体经济,强调马克思“剩余价值”理念,所以经济稳步增长。笔者现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做一些解读。 一、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 无论我们是否即将迎来“亚洲世纪”,有一件事很明显:全球经济的地理中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转移。如今,中国正处于前沿和中心位置,而且发挥着经济领头龙的作用,引导世界经济爬出泥潭一路前行。 (一)务实的经济政策,蓬勃的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党掌握了经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了解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体会了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极大冲击,锻炼了在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把握航向,搏击风浪的能力。因而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能镇定自若,泰然处之,运用宏观调控和强有力的务实的经济政策,使经济依然快速发展。2011年,我国GDP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经济增长率为9.8%,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对世界经济GDP贡献率为4.5%,对中国经济贡献率为16.7%。除此之外,中国民间储流资金(储备和流动资金含境外流入资金)保守估计也在400万亿以上,全国国控经济总量47万多亿元,这笔庞大的资金,是推动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和后发优势的基本保证和巨大动力。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出口份额占全球的9.6%,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德国、美国和日本。以当前的美元购买力计算,中国年平均人均收入为4,400美元,已经成为一个中高等收入的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之最。另美国尚欠中国3万多亿美元,这样中国总储备量为6万多亿美元,也成为世界最有钱的国家之一。中国具有继续强劲增长30年的潜力。主要原因:一是中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开发完毕,区域性发展不平衡,开发潜力很大;二是资金、人才技术优势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发展后劲显著;三是“走出去、引进来”战略方针刚刚起步;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还待进一步加快;五是中国把握好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主要还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如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中西部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即使开发了,改革开放的纵度、深度仍然不够,效益不佳,低碳节能的科技含量还不高,处于低、初级的工业化水平,更大的经济效益尚未量化,还有待更深层次的开发和深化。在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中央就提出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带动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决策,这一条条令人鼓舞的英明决策,到了今天似乎变成了“纸上谈兵”。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听到大西北开发的惊天战鼓;没有看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旧貌换新颜”的累累硕果;没有触摸到中部地区崛起时嘭嘭跳动的脉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中西部人民改革开放的勃勃雄心和前进的坚定步伐。因此,国家应加大开发大西北的力度,要拿出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十万大军进西北”的宏伟气势,疏通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开辟大西北几条大通道,便捷边疆人民进行广泛的国际贸易。引导中东部地区资金、人才、技术向大西北流动,迅速带动大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党和政府应给予大西北人民群众各种优惠政策,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和帮助青海、新疆等区域的实体企业做大做强。这样,大西北就能像东部沿海一样,得到快速的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国家要指导东北老工业基地进行体制改革。例如企业整合,做到强强联手;调整结构,合理建设重工业基地,上下游协调搭配;人才、技术、资金跨区域联合,利用江苏、浙江等地人才和资金的优势,进行跨行业、跨区域的自由调节,搭配组合,将企业做大、做强、做精。再一个就是中部地区崛起的问题。中部地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思想保守,容易满足,错误地认为有吃、有穿、有房住这些简单条件能够满足就足够了。因而一旦满足,便不思进取,认为已是“很幸福了”。实际上,他们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如果有一天,他们觉得向国家纳税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闲暇之时出门旅游是一种高尚的幸福,这就说明,他们开始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到那个时候,中部地区才算真的实现了崛起。笔者做了一个比较,比如江苏和安徽两个相邻的省,江苏除了地理位置上优越于安徽,东濒黄海,上接大都市上海,并没有其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况且江苏资源奇缺,人口众多,面积较小,是靠什么来支撑经济的迅速发展呢?一句话,靠人。江苏人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百折不挠的精神,使江苏的GDP是安徽的二十多倍。而安徽资源丰富(有煤、铜、铁、等矿产资源),文化底蕴深厚,人民善良纯朴,面积是江苏的1.5倍,可是安徽的经济增长始终赶不上江苏,为何?同样也是一句话,是人。安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思想保守,安平乐道地过自己的好日子,所以在同等条件下没能赶上和超过江苏。因此,中部地区(安徽、江西、河南等)的人民群众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改革创新,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担负起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使命,为国家经济增长添砖加瓦。 (二)资金、人才和技术优势还没有显示出来,经济 发展后劲强势显著。国际经济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出现的新情况,表现在通货膨胀仍在继续,物价上涨压力仍在增大,经济下降趋势仍然存在这“两涨一降”,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在2011年12月14日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制订2012年国内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并且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所谓“稳中求进”,“稳”就是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老百姓享受到更多实惠,这是“进”。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12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经济发展调整结构,扩内需,惠民生等重大举措。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开拓资金、人才和技术流通渠道。可以说,我们国内并不缺资金,前文已经提到,中国经济国控总量为47万亿人民币,民间流动和储蓄资金达到400万亿左右。党和政府应想方设法调动和运用这笔庞大的资金为经济发展铺平道路。比如实行国替民办战略等。总之要大胆地改革创新,灵活运用和调动民间资本。比如,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乡(镇),经济长年不得翻身,人民群众还是极度贫困,针对有的干部怕苦畏难,不思进取,个别领导不作为的现象,要毫不留情地进行整改。考核整个班子,当留则留,当走则走。工资在任期内发70%,停职修养(学习、深造),GDP和人均收入要做到递进增发,这样大胆地实行几任,看看是否能使资金、人才和技术得到充分发挥,这也就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多一点尝试。通过这样大胆改革创新,让人才、技术和资金得到最大的开发利用,做到“物尽其能,人尽其才,钱尽其利”的良性循环。 (三)实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 这里的“走出去”,是指带资金、带项目、带目的到海外创办企业,开办分公司,也应当在国内纳税。这种“走出去”实际上是国内企业的海外延伸,既能开拓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形象,参与国际竞争,又能获得宝贵经验,了解国际市场的运行规则。当然,最根本还是为了引进资金,使祖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国内的经济增长再创佳绩。据报道,目前国内有一种不好的状况,一些富豪携款到国外定居,有的到美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还有的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每年有数千亿美元甚至于近万亿美元流向海外,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绝不能让一些心术不正、为富不仁的人,利用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发不义之财,又将不义之财带走外逃,去过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这实际上就是“变相洗钱”。笔者在这里大声呼吁:党和政府要引起高度重视!要拿出得力的措施,打开“外跑”富豪的行装,看看所带走的款项到底是怎么来的,是勤劳致富,还是为富不仁。是勤劳致富可走可留,假若是为富不仁的拆白党(骗吃、骗玩、骗财、骗色),一定不能放任自由,要追根寻源,必要时要“冻结”资金,不予放行。我们不能提倡这样的“走出去”,这样的“走出去”会拖垮我国的经济,因为他们到国外不是为了赚钱获利,而是为了享受、挥霍。其次关于“引进来”的问题,引进来是指将国外的先进科技人才和领先的管理理念引进来。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而是有选择的不破坏国内经济环境的招引科技人才和项目资金。就目前形势看,我国的引进来战略不尽人意,特别是自愿走进来的项目。比如中国的零售业:沃尔玛超市每年有大量钞票揣进外国人的腰包。沃尔玛超市将中国国内的廉价产品高价卖给中国的老百姓。有时还使用价格欺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愚弄和欺骗中国消费者,这是很不道德的。这种商家如果在印度早被勒令退出市场。况且,印度的国内零售业是不准外国人染指的,道理很简单,就是印度人不愿将稳赚不赔的超市这个金饭碗让别人抢走,影响本国零售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说请进来,是指那些科技含量很高的“稳、难、长”的项目,能帮助和支持我国改革开放更深入更彻底的引领国际的先进项目,比如“急”,能否引进几条石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以解我国油气之急。“难”,能否引进开发我国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水开发治理和绿化项目。“长”,能否引进一个大公司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带足够资金来中国开发实体企业,五十年不撤资。到目前为止,这些“急”、“难”、“长”的开发项目都还没有请来海外商贾。也许有人会觉得很不现实,其实并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并没有请进真正的外国巨商。况且国人没敢把这些“急”、“难”、“长”的项目列入议事日程。所以说,我们还没有将“走出去,引进来”落到实处,还停留在表象上,只能说“好走则走,易请则请”。在“走出去”、“请进来”的问题上,国人应当动番心思,要有打扮漂亮女儿出阁的走出去精神,要有“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的阿庆嫂的请进来精神,真正请进巨商良贾来中国投资创业发展,带动我国经济持久良性循环增长。要有秩序有选择地安排落实“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有关事项。 (四)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必须加快 俗话说“十农不如一工,十工不如一商,十商不如一科”也可以这样表述,就是说十个农民所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如一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而十个工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又不如一个商人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十个商人所创造的财富又远远不如一个科技工作者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所以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步伐刻不容缓,要放到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的议事日程安排上。切不可口号式的瞎喊一通,要规划“三化”的时间表,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三化”建设上来,如能做到这一点,我国的经济又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三个不同的概念。但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彼此之间又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地区这“三化”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那么这个地区就一定能够结出经济的丰硕成果。如: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所以经济实力很强,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已经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就拿笔者所生活的这个城市(江苏盐城)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十多万人口的地区级小城市,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通过“三化”的实践,现在市区人口超百万,年均GDP(财政收入)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三十多倍(达500多亿),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000美元。如今,盐城这座英雄而美丽的城市,像一枝盛开在苏北平原艳丽的花朵,像一颗镶嵌在祖国黄海之滨的璀璨明珠。所以说,要想使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就必须加快“三化”的速度,实现跨跃式发展,有眼光、有见地、有选择、有秩序地谋划发展,在今后二十年左右,赶上甚至超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 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今年乃至今后若干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就是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前面已讲述过:“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较快平稳发展,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祥和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和方法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也就是说,在国际经济形势如此复杂的情况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和发展实惠,这就是“进”。 (一)当务之急乃是“稳增长,控物价” 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的关系。稳增长就是坚持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势头,扩大内需,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果断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财政部门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贷币政策。笔者过去在文章里已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销售税(17%)太高了,是发达国家的三倍,这极大损害实体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实体经济的利润和发展,导致很大一部分企业很难做大做强。这一点党和政府应当高度关注。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减税和出台各种针对实体企业的优惠政策。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货币政策要适时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总量的合理增长。事实告诉我们,目前,中国经济增速在回落,这是我们期望的,但要防止回落过快,引发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要稳住经济增长。笔者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赋予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货币政策虽然方向不变,但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要坚持不懈地抓好“三农”工作,加强农产品供给和保障能力。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不动摇。要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生产和建立和谐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现在,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已经过去,输入性通胀也下降了,国内宏观调控也已初见成效,这与农产品价格涨幅的周期性也有关系。我们说,物价压力主要来自于农产品,而农产品涨幅则来自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土地成本、运输成本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包括美国、欧盟如果继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的反复,所以威胁力主要在这方面。要消除这些压力,就必须做到,尽量消化各种成本,打击人为炒作,给消费者适当的副食品补贴,政府控制价格,严控输入性通胀。 (二)提高收入拉动内需,严控楼市泡沫 我们应当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地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牢牢把握加快改革创新这一强大动力,着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牢牢把握改善民生这一根本目的,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深化改革的根本。经济形势越复杂,保障和改善民生越重要,经济增长和改善民生是协调发展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宗旨,是让百姓共同享受经济发展的胜利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和能动性。惠民生,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感受到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使他们活得更自信、更幸福、更有尊严。比如,加大民政制度的合理改革,提高烈士军属和革命残疾军人待遇,提高社会福利事业改革,关注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要让这些可怜的人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幸福生活,要帮扶和关注弱势群体,提高这部分人的生活质量。让全民都享受养老、医保等实实在在的好处。只有这样,祖国和我们的身上才能落满世界人民的目光。我们的人民歌颂党的恩情,用这样撼天的情感爆发出的精神动力发展经济建设,是什么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其次,我们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的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所谓的房价合理水平要从以下的三点来理解,一是老百姓买得起房子,这就是合理;二是跟相对的价格水平比,房价涨幅超过CPI(物质上涨因素)不大,和CPI差不多,这也是合理;三是吃皇粮的国家公务员和文教卫(事业单位)人员,每月的工资在当地城市都买不到1㎡的房子,这就是(简单核算断言)不合理。比如,一位教师月工资实得5,000元,而当地的房价7,000元/㎡,这个教师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难怪南京一位房地产大老板吼叫:“我们开发的房子不是卖给工薪阶层的”,言下之意只卖给大老板和富豪们的。还有龙岩“招租广告”的广告词:“温馨小套房,适合包二奶”,这些不负责任的广告,给社会带来很坏的影响。长期以来,房地产势必会成为泡沫,这样的泡沫一旦形成,房产商掏空了银行的资金,而房子又卖不出去,势必走美国“两房”申请破产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老路。那样的话,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果就可能打水漂了。所以党和政府坚持房地产调控不放松是非常正确英明的,这样使得房地产这个“悬空经济”能安全地“软着落”。国家应继续执行房地产限购政策不变,防止房价反弹,坑害群众利益,严控银行的信贷风险,一旦出现房贷的呆帐、坏帐、死帐,资金不能回笼,则追究银行的刑事责任,保证银行资金安全获利,保障党和政府的“钱袋子”管好理好利用好,不出差错。综上所述,我们要认清中国经济形势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继续加大经济改革力度,完善和实施各种政策与举措,使中国经济发展的载重航船,在世界经济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顺利前进。 国内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决择研究 1引言 2011年距离08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全球经济在快速复苏后并没有进入稳定增长的阶段,而是进入了“新的危险阶段”.从2011年8月份希腊债务危机开始,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特别是进入9月中旬,由于联合国、IMF、经合组织再次下调全球经济预期,标准普尔指数下调意大利评级,美国国债危机事件的发生等对世界经济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欧洲债务危机的蔓延和发酵已演变为一场信心危机,导致全球市场动荡.在全球市场悲观情绪笼罩中,9月26日,美国期金跌至1581美元/盎司,三个交易日内暴跌200多美元,堪比2008年金融危机.由于对经济的忧虑在全球蔓延,各国股市表现糟糕,道琼斯指数创下单日下跌近400点的最新记录,欧洲股市连续三周重挫跌至26个月最低位,日经指数收挫至两年半最低位.从2011年1至8月各主要经济体的CPI数据上看全球通胀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对经济的忧虑并没有缓解已经高企的通胀局势,美国CPI依然处于3.6的历史高位,欧洲主要国家通胀均为历史高点.亚洲国家通胀局势也日益严峻,其中越南今年6月CPI已攀升至22,印度接近9的高点,韩国、新加坡均已超过5,远高于政府预期[2].在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的背景下,高通胀引发世界各国对经济“滞涨”的担忧. 2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 2.1国际金融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展而演化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一般认为始于2007年下半年,因为美国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到2008年后,政府接管了许多大中型金融机构以此来挽救金融业的衰败,振兴投资者对银行业的信心.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又演化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2008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发达国家,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导致外贸出口的减少,中国内地企业投资额也间接受到影响,消费额有所下降,市场受到外部波动[2].中国是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进口的减少与出口增长速度的大幅度降幅严重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稳定,企业规模或者增幅日益下降. 2.2美国债务危机 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金融危机使美国的财政赤字额大幅度增长,国债记录不断刷新.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为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同年年底一举突破14万亿美元.2011年2月22日,在可供发债余额仅剩2180亿美元的时候,美国国会未就提高上限达成一致.终于,在2011年5月,美国国债触顶,开创了14.29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自1917年以来固若金汤的美国主权信用破天荒地被全球市场动摇后,引发全球股市暴跌,原油及大宗商品价格连续走低,美元汇率大幅波动.美债危机的危害,除了降低美元地位,动摇世界对美国的信心外,也使得全球市场变得更加不明朗与不确定.它将对当前脆弱的全球金融造成沉重的打击,甚至有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3].美国债务危机将给国际市场增加不确定性及风险,将冲击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对外投资决策与现有经济政策.因为美国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可能导致美欧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4].为应对这种不确定性,我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评估国际经济形势,相应地调整政策.美债危机是一个时间特征点,标志着西方社会经济复苏的努力再次失败. 2.3欧洲债务危机及欧元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最先开始于希腊的债务危机,全球三大评级公司于2009年下调希腊主权评级,希腊债务危机严重,政府面临破产,欧盟是经济一体化的组织,经济关联度高,自2010年起欧盟各成员国在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危机,整个欧盟都受到此次债务危机的影响,出现经济衰退,失业人数增加的现状.以德国为主的欧元区的各大国已经感受到债务危机的严重性,欧元不仅大幅下跌,直接导致欧洲股市跌停,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面临着“体系的崩溃与联盟的解体”.希腊财政部长称,鉴于此次危机的严重性,希腊需要约90亿欧元资金才能勉强度过危机[5].但是欧洲各国在援助希腊问题迟迟达不成一致意见,4月27日标普将希腊主权评级降至“垃圾级”,危机进一步升级.欧洲是世界高端设备制造业大区,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动荡降低了欧洲对于大宗资源商品的需求,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本土与资源品需求下降导致资源品价格下跌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与降低海外热钱推高中国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欧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债危机导致欧元持续贬值,直接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为了缓解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收缩其财政政策,降低赤字占GDP比重,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减少对于中国产品的需求. 2.4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及地位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美国、中国),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中国),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在美国和欧盟都存在经济危机的隐患时中国的经济运行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好的全球“经济消防员”,不仅是应对外部局势,还是如何保持国内经济的良性运转,作为一个开放经济大国,国内经济运行形势会通过一系列的对外经济交往,经过传导效应传输给世界. 3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与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3.1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 蒙代尔(1962)在《适当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内外稳定》报告中,提出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同时实现内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学说.他强调:“政策工具应该指派给其最具直接影响力的政策目标,如把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目标,把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目标[6]”,这就是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假定条件下,蒙代尔的“政策指派法则”.蒙代尔经济政策的搭配的具体形式如下: 3.2斯旺政策搭配理论 4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 4.1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于国际需求方面,当然也会影响中国的国际收支,美国债务危机主要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方面,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应引致的贸易问题,具体在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7].欧债危机直接影响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和由此导致的中国国际需求减少问题.虽然中国受到诸多金融危机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使得国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非常强劲,中国即使在并2008年危机时依然保持者双顺差,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22072.2亿美元,下降13.9%.其中出口总额12016.6亿美元,下降16.0%;进口总额10055.6亿美元,下降11.2%,贸易平衡状况进一步改善,资本项目顺差1,808亿美元,比上年(463亿美元)增加1345亿美元,贸易无论是从相对量还是绝对量在危机的时候都是增加的,所以中国目前还是处在蒙代尔指派中的第III区间斯旺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第IV区间(如图中A点),那么中国的政策选择是: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实际情况还要复杂的多,所以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适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4.2中国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4.2.1从国内均衡来看 从需求角度上来看:中国目前国内通胀压力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主要类型是结构型通货膨胀,结构型通胀的主要特征是: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而物价上涨是在总需求并不过多的情况下,而对某些部门的产品需求过多,造成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的现象,如钢铁,猪肉,楼市,食用油等.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国内投资过热导致的,所以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加重国内的投资不足问题,致使国内的供给进一步减少,需求的不到满足,反而会使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 4.2.2从供给的角度来讲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在支出增减政策上会减少国家对经济建设的支出,抑制经济投资,社会总供应不足,继续会影响以后额经济增速.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有稳定的经济环境,紧缩的财长政策会使得中国国内经济形势急转而下,打击国内外的投资热情,外资抽逃或者选择其他的更为理想投资地,中国的物资短缺进一步严重,经济增长缓慢,也不符合国家长期发展计划. 4.2.3从国际的角度来考虑 紧缩的财政政策会使得国内通货膨胀变得越来越严重,在支出转换政策上本币继续贬值,外汇汇率上什,出口有增加的趋势,但是国内的投资比较少,国外的需求会导致新的通胀压力,并且,通过外汇的贬值来促进贸易的增加会恶化贸易条件,有可能产生贫困化增长效应.外汇的贬值也会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非人为地增加,国际收支逆差继续增加,肯能会导致贸易相关国的“贸易战”和“汇率战”. 4.3中国需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扩张性货币政策指政府通过扩大货币供给量,从而降低利率水平,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促使均衡的国民收入增长.在经济衰退期采用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通过降低利率,使消费和投资得到增长;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避免通货紧缩的出现[8].2010年底中国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取代持续了两年之久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由此进入到一个相对频繁的时期.在去年四季度,央行进行了一次加息和三次准备金率上调操作.中国目前的主要目的还是国内的结构性通胀治理的问题,扩张的货币政策会是利率下降,国外游资进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中国的国际收支差额,国际收支差额的增多意味着机会成本的增加,过高的机会成本对于一个亟须经济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说不是资金的有效利用方式.此外,外资的进入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加,在现行的经济政策下,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一些列更多的经济问题比如说:对外出口减少、国内失业增加等. 5小结 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国目前最好的选择.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利率和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对于国内和国外都是比较有利的,在支出转换政策上,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了人命币币值,有利于中国的廉价产品对装备制造大国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欧美各国的出口,使得世界经济能够良好的运转,一定程度上缓解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的一蹶不振. 国内经济论文:世界经济布局与国内经济发展趋势 一、当今世界经济格局 所谓世界经济格局,是根据各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所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两极”格局,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时代也宣告结束,世界经济形成了以美国一个超级大国为首,多个世界经济大国共存的“一超多强”的格局。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和控制权,而是建立在其他世界经济强国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博弈型霸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具体影响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强化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多级共存趋势,美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实力被减弱,也宣告了美国称霸世界想法的破灭。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发展问题。二是美国经济(包括主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遭受了严重的冲击和损失。金融危机是由于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的集中爆发。而在金融危机前,就已经打破了依赖美国经济失衡而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体系。[1]三是美国的软实力受损,“美国模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那些参照“美国模式”发展经济的国家开始动摇。但即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超级霸主的地位有所动摇,但美国仍然在全球经济中处于超强地位。具体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美国的GDP总量仍然高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2010年,美国的GDP总量达到了14.6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10排在世界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中国、日本和德国的GDP总量之和。二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贸易体。尽管2010年美国的进出口总额的数据还没有,但预计将达到32000亿美元以上,这一数字仍然位列全球第一。三是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国家金融体。目前,美国拥有的金融资产要占到全球金融资产的1/3左右。四是美国仍然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大国。目前,全球排名最高的10所大学中。美国就占据了8所。每年,美国都会吸收50%以上的全球技术移民。而且,二战以后,美国就一直是公认的全球最发达的制造业国家。[1]目前,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要占到整个世界制造业附加值的22%左右,继续排名世界第一。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全球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重创,但美国转嫁危机的能力也非常强。历史上,美国曾经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但美国常常通过转嫁危机使得自己的合作伙伴或者竞争对手受到重创,从而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损失。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突然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20世纪80年代中期,迫使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从而将自己的经济危机转嫁到别人身上。目前,美国正在通过迫使以中国为首的相关国家货币升值,来实现转嫁自身经济危机的目的。 二、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定位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使之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有关中国经济的各种言论也随之而出。之所以会有这些针对中国经济的言论,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妒忌和担心。事实上,从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来看,包括英国、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这些经济曾经高速发展的国家都受到过这样那样的指责和议论,因此说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经历。笔者认为,不要被这些言论所干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变消极影响为积极影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合理准确的定位,首先就是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1.综合竞争能力的差距 尽管中国的GDP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但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很低。目前,占全球人口不足5%的美国拥有了世界GDP总量的30%以上,而占全球人口22%以上的中国却只拥有全球GDP总量的8%左右,尤其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综合竞争能力仍然差距较大。按照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的排名,中国在2008—2010年的竞争力排名为17-20位。[1]虽然我们不必太在意这种竞争力排名的高低,但有些指标所反映的问题还是很深刻的。比如,在影响中国竞争力排名的一些指标中,像企业经营效率、企业信誉、企业形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公民道德、政府管理效率以及官员廉政等排名就比较靠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排名,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 2.经济增长质量的差距 1978-2010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将近10%。但和快速的经济增长率形成反差的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是“粗放扩张型”的,即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建立的巨额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这给我国的环境保护带来了极大的压力,社会矛盾越发突出。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要远远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单位产值投入成本要达到美国的4倍左右。在消耗巨额资源的同时,中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中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尽管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出口,但由于缺乏专利和核心技术,只能赚取低廉的加工费,价值创造能力低。 3.科技创新能力的差距 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科技创新放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以此提升国家的综合竞争力。目前,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能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2]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创新能力有了大幅的提高。目前,中国的研究开发人员以及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排在美国之后,位列全球第二。截至2008年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97个国家签订了103个政府间合作协定,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3] 但是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1.研究开发经费总量增长迅速,但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投入过低 反映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集约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就是该国研发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而且研究开发经费的投入和使用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能力的核心指标。尽管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但中国的研究开发经费和GDP之比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人均研究开发经费来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人均研究开发经费大约在10万-20万美元/年,而中国研究开发人员的人均研发经费支出额还不到3万美元/年,也是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2.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结构不合理 具体表现为用于基础研究的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偏低。我国用于基础研究和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全部研究开发经费的比例还不到10%,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一般要达到20%左右,这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的基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研究经费的来源来看,尽管我国的主要研究开发活动主体是企业,一般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要占到全国研究开发经费的70%以上,这一比例基本达到了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我国来自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资金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外资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已经达到了30%以上;其次就是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占比偏低,目前还不到30%,这要远远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甚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3.装备制造业水平较低,限制了中国装备制 造技术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被定位为全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但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装备制造业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主要是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高新技术装备的,一般包括计算机集成、航空航天、电子信息及通信设备、大型科学仪器以及大型医疗设备等。近年来,尽管通过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以及技术引进等方式和手段,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很多核心设计和制造技术并没有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国外的进口产品。相关资料显示,中国整体的装备制造业水平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5,日本的1/4,由此常常导致我们受制于人。正是由于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落后,使得中国的对外投资能力仍然显得非常弱小,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投资。2010年,尽管中国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上升到了181.7亿美元,但也仅仅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7.4%,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水平亟待提升。 4.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距 相比与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相比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还有较大的差距,甚至要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只有4382美元,位居全球第94位,这也是中国的人均GDP首次跻身前100名之列,但这还不到美国和日本的1/10。目前,我国有大约7亿多人的年均纯收入只有750美元左右,年均消费水平还不到600美元,而且我国还有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障。 5.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尽管中国的贸易总额和GDP都位居世界第二,而且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话语权还不够强。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根据GDP、经济生存能力和国际储备来对其成员份额进行分配,长期以来一直向西方发达国家倾斜。尽管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占到6.19%,位列世界第三,但美国仍然拥有超过15%比例的一票否决权。 三、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对策 1.正视当前的外部国际环境,正确处理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关注、妒忌和猜疑。尽管这些国家也在发展,但他们还是一时很难接受中国的强大,尤其是在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全面超过美国,这更是让美国人焦虑不安。今后,中国的发展将会受到来自外部世界更多的约束。比如通过采取直接针对中国的限制措施,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像提高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迫使人民币升值、限制进口中国的某些产品等等。或者是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寻找一些所谓“合理”的理由,制造像“中国威胁论”、“人权论”、“中国产品质量”等问题,以此来达到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目的。面对这些不利因素,中国必须理智的处理好与大国之间的关系,包括和美国、日本、欧盟以及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核心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同,而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全方位的互信关系,但这并不影响中美双方的互惠。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中美两国已经形成高度的依存关系,中国和美国都需要对方的市场。中美关系可以有矛盾、摩擦和冲突,但这并不影响两国的互惠互利。尽管由于中美综合国力的差距,造成两者的关系并不对等,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两国的合作,互惠互利,才能更好地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 2.正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硬伤,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 尽管我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和矛盾。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贫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大众能够忍受的限度。如果不能解决这些社会性问题,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因此,只有实现包容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让整个社会共同分享到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成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尽管里面有很多客观原因,但根本上还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对很多深层次问题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体制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也严重滞后。因此,在目前的这种状态下,只有继续加快全方位的改革步伐,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方位的改革。在经济领域,进一步优化生产资源的配置,打破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地位,逐步提高各类市场参与主体的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力和能力,体现公平合理的原则,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公平、合理的分享到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缩小贫富差距,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在政治领域,政府要尽快转变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通过政府运行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使政府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府,使政府官员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在社会领域,要敢于割断利益集团的垄断,不同的利益主体要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要倡导理性、包容、帮贫救困的社会氛围,提高社会的整体保障和服务能力;在文化领域,要努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营造出和谐的文化氛围。在国际上,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是吸引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资源和条件,而在国内,则具体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包括意识价值形态、政治价值以及文化感召力.它是整个社会互相信任的基础。中是的历史文化悠久,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改革开放也有30多年了。因此,中国必须以构建和谐文化为出发点,大力宣扬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防止“唯物质论”的拜金主义理念,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诚信道德体系以及诚信道德评价标准,才能使中国在大力提高硬实力的同时,也要同时提升软实力的水平。 自从2007年10月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面对这些内外部压力,我们只有变革经济发展方式,抓住机遇,把握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契机,解放思想,加快经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转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顺应我国经济长久、稳定、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国内经济论文:人民币升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变化 一、对当时日本经济的思考 广场协议前,日本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二。而美国经济却面临着逐年增加的贸易逆差和急剧扩大的财政赤字。为了缓解这种状况,美国开始对其它主要经济体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升值本币,日本首当其冲。在日元升值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衰退,但在1986年底就恢复了增长,日本政府却认为日本经济将面临大衰退,在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间,连续5次降低利率,把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低到2.5%,为当时主要国家最低。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进而造成资产价格上涨。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90年。但此时,提高利率等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却直接挑破了经济泡沫。因此造成日本经济泡沫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决策错误。 二、中日经济对比 今天中国的经济会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经济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大,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仍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是经济体制不同。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有相互持股制、终身雇佣制等,这些制度已完全不适应当时日本经济发展。而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已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这些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为防范经济危机奠定了基础。第二是国内需求潜力不同。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进人了后工业化阶段,地区、城乡差距非常小,国内需求已趋于饱和。而目前,我国除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外,中西部、东部发展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当时日本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不易控制资本流入。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央行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目前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状况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中国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首先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好处。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引进资本密集型产品,加快技术进步,有利于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实现经济从外向型到内外平衡型的战略转型。其次,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主要现象就是物价上涨,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部分原因是由于国际原材料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企业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企业的进口成本,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产品的价格,减小外贸顺差,从而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缓解通胀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降低购房需求,有利于房价调控。另外,人民币升值提高了企业在国外市场投资能力,有利于其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人民币升值的挑战有首先,与日本相同,二者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外依赖度大。2010年3月,中国的对外依存度一度达到60%,而日本在2000年以前最大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才为25.13%(1985年),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出口行业势必会受到打击。通过粗略估计,人民币每升值1个百分点,作为中国出口主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净利润率就将直接下降1个百分点,而这些行业当前的平均利润率仅仅为3%—5%。如果按照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被低估了41%,那么中国的出口行业将无法生存。其次,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同时可能引发美国国债下跌和热钱大量进入,推高人民币计价资产价格,造成经济过热。另外,人民币升值还将增强对人民币再升值的预期,进而激发短期流动资本的投机冲动,。目前,多种投机机构已进驻香港,寻找中国内地的投机机会。这种“热钱”大进大出势必影响中国乃至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 四、建议 根据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一个强势经济体必然引发一个强势货币,即带来汇率升值。事实上,近几年,我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瓶颈。中国应早做准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近性原则,在合适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升值。目前,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是来自美国。因此,要排除外来因素的干扰,防止本币过度升值而引爆泡沫经济,同时要采取各种措施早做预防,消化升值的压力。 2.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蒙代尔”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因此,政府必须在三者之间进行选择。在政策选择方面,要维护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在广场协议后马克升值,德国央行坚决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内产出和物价都比较稳定,而日本试图利用货币政策稳定汇率,最终汇率没有稳定,却引起了国内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日德两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维护好国内物价和产出稳定,汇率浮动并不足以破坏国内经济。 3.继续加强金融管制,实行账户开放需要逐步进行,建立起相配套的监管框架及风险约束机制。其中,要特别注意对短期资本流入的监管,以免造成经济的大幅波动。目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这点决定了中国可以遏制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涌入的短期资本。 4.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技术创新,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德国在马克升值后,大力促进竞争力强的产品出口,尽量减少成本因素的影响。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看,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5.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石是最优货币区理论,在此区域内,支付手段或是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的可兑换性,其汇率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的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汇率的稳定,减小成员国面临的外汇风险。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努力发挥在该区域中的影响作用,提升人民币的地位,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国内经济论文: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探索 1引言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随着全球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关注度日益增加,它在各国发展经济过程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是其他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重要法宝。 2区域经济与城市群 2.1区域经济与城市群的含义 所谓区域经济就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资源的优化与科学整合,发挥不同城市各自地理或原材料等发展经济必要条件的优势,集中优势人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建立一个在经济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区域集团。发展的关键:(1)中心城市的带动和战略支点作用;(2)充分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的选择,打破行政壁垒,实现中部区域经济的联动、协调发展;(3)充分利用产业集群所形成区域竞争优势的特性,构筑中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支撑平台。所谓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它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高密度的聚落;(2)一国乃至全球的发展枢纽;(3)拥有发达的网络结构;(4)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目前,一般认为世界上有五大城市群,分别是:(1)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城市群;(2)美国五大湖大城市群;(3)日本东海岸大城市群;(4)英国大城市群;(5)欧洲西北部大城市群。其中,以美国东北部的“波士华”城市群和日本东海岸城市群最为典型。从涵义上看,建立城市群是发展区域经济的一种有效手段,二者的共同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2.2长三角城市群基本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6个城市。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3长三角发展区域经济建立城市群的优势 长三角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升势头特别明显。2008年前三季度,长三角16城市GDP总计2.8万亿元,在全国经济总量中占到近五分之一,成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目前是全国发展速度最快、投资环境优良、创新能力突出的地区之一。 对照国际上五大城市群,我们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构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1)面向海洋、依托长江、倚靠内陆发达交通联系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2)经济实力雄厚;(3)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4)交通网络发达;(5)以上海为中心的龙头城市;(6)专业批发市场的迅速发展。 4长江三角洲构建城市群的问题与劣势分析 4.1核心城市现代化功能不完善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城市,在现代化功能的发挥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第三产业比重不足与落后,上海金融中心虽已建立但还不成熟,在资金筹集、对外贸易领域,上海与一般大城市地位相似,国家级或跨区域的大银行、大集团数量较少。城市内部交通信息体系尚不发达,影响了城市功能的组织。 4.2行政区划分,各区矛盾日益尖锐 地区之间各自为政,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长江三角洲分属二省一市的16个城市,行政隶属关系非常复杂,地区之间的协调难度很大。再加上长期的条块分割管理,更助长了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不良风气。这种不良风气严重干扰了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4.3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 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地方收入,各地在发展经济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几个税大利高的产业上,再加上长江三角洲地区内部自然禀赋比较相似,因而本区的产业结构趋同问题十分严重。产业结构趋同使得各地区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使得投资和生产分散,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国家的整体经济效益;更为严重的是会形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导致生产能力闲置和资源的浪费。 4.4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本区域人口密度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近年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加,更加恶化了生态环境,使本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 4.5城市建设用地较为紧张,用地结构不尽合理 近年来,由于经济迅猛发展,长江三角洲一些地方在用地上出现不尽如意的现象。江苏省每年用地总量达几十万亩,且用地结构不尽合理,工业用地增加迅速,但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粗放利用现象严重。一些地方土地大量转用、征用后又得不到及时充分利用,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在城市建设中,不顾实际搞“大马路”“大广场”,使原本十分紧张的建设用地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5对长江三角洲构建世界城市群的对策建议 5.1把龙头城市-上海建成世界级城市上海举办2011年世博会的成功,为上海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既要以现代化世界级城市标准来建设上海,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又要不断强化上海对外的辐射功能,因此未来上海发展应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主线。除了充分发挥已有的自身区位优势、产业基础、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开放环境等优势,还要不断强化创新和服务功能,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的“三个中心”。 5.2各地加强合作,构建统一、开放、规范的市场体系,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合作显得尤为重要。面临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单靠一个城市将显得力不从心,合作则可以取得双赢和多赢,倘若各城市能加大合作力度,我们得到的将不是“1+1=2”,而是一个发挥城市群的集合能量的过程。 5.3加强重点基础设施的协调建设基础设施是发展经济的硬件,应该在充分发挥长江内河航道能力的基础上,大力发展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和管道运输,建成合理的现代化集疏运体系,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发展创造高效、便捷、安全的综合运输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第一,开发长江深水航道和深水港。第二,加强一系列高速公路、铁路和大桥的建设。 5.4强化产业整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产业群落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全球层面即世界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整合。要根据各城市的资源禀赋特征,深化产业分工,分工和专业化的增进是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5.5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5.6积极推进政府职能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政府职能改革是诸多建议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上述建议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因素,首先,政府应弱化经济功能,强化社会服务功能。 6结语 发展中国经济将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而长江角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收益最大,地理位置资源优越的宝地,必将担负起壮大中国经济的使命,上文通过分析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与劣势,很鲜明的指出了今后需加强与发展的方面,通过更加科学的发挥比较优势,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最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完成建立世界城市群的宏伟目标。 国内经济论文:热钱流入对国内经济影响与策略 一、热钱的概念和特征 国际游资,又称热钱(HotMoney),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被定义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资金持有者或者出于对货币预期贬值(或升值)的投机心理,或者受国际利率差收益明显高于外汇风险的刺激,在国际间掀起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动,这类移动的短期资本通常被称为游资”。Evenson(1994)认为:“热钱是其持有者迅速地从一种投资形式转换为另一种投资形式,以取得国际汇率变化的好处,或获得投资的短期高收益为目的的货币”。[1]Lindert Kindleberger(1995)将国际资本流动按投资者的动机分为贸易性、金融性、保值性和投机性四大类,其中投机性短期资本常被称为热钱。[2]JagdishHanda(2000)将热钱定义为:“在国家之间流动的、对汇率的预期变化、利率的波动、或安全和可兑换性安排极为敏感的资金”。[3]这就从更大范围定义了热钱,而且强调了热钱的最重要的特征:高度流动性和高度敏感性。《中华金融辞库》将国际游资界定为,“国际短期资本市场中那些高度流通、期限较短、追逐高利的投资资金”。笔者认为,“热钱”是国(境)外根据其预期收益而流动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是在金融市场上对各种经济、金融信息极为敏感的,以高收益为目的但同时承担高风险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短期投机资金。它们主要采取短期投机的方式快速进出中国境内以逐利。概括起来,热钱具有投机性、高收益性、高灵敏性、高流动性、短期性、高风险性和高破坏性等七个特点。这几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体现于热钱从进入到撤离的整个过程中。 热钱寻找投机的目标地区一般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目标地区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有足够的财富,以保证进入后有利可图;二是目标地区有可炒作的对象,包括房地产和股票等;三是目标地区货币升值,并且升值预期将会持续;四是目标地区货币利率相对其他地区更高,并且有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因此,可以合理地判断,热钱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目标地区会首选经济预期率先复苏的国家和地区。 二、热钱流入中国的动机和方式 (一)热钱进入中国的动机 图1 2005—20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FS数据库。 人民币预期汇率与名义汇率偏离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过快上涨,形成了较大的“套汇”和“套价”空间,进而使“套汇”和“套价”成为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的重要动机。王世华、何帆(2007)认为人民币预期升值率的变动是热钱流入的决定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国内外利差和人民币预期升值率都会影响热钱流动。从影响力大小来分析,人民币预期升值率变动更为重要。[4](12-19)当前人民币面临着严重的升值压力,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7011元,比2009年年末升值1271个基点,升值幅度为1•90%;汇改以来至2010年9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3•51%(见图1)。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价格信号及其国际传导效应逐渐增强,当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时,会诱发热钱流入中国以实现“套利”。热钱在中国的收益是人民币升值幅度和利率加总,即包括人民币升值后的汇兑收益和利息收益。当前人民币一年期的利率为2•50%,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因此热钱即使什么也不做,套汇和套利的双重收益也很高(见图2)。 (二)热钱进入中国的方式 通过对近100个地下钱庄的访谈和问卷研究,本文把国(境)外热钱流动渠道进行汇总和梳理后发现,热钱跨境流动的途径共有近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有:(1)贸易途径,包括:高报出口价格、低报进口价格、假出口贸易、提前预收出口货款等;(2)外商投资途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转移定价、外商投资企业少报盈利、外商直接投资、外方向外资企业垫付、短期外债等;(3)金融机构业务转移途径,包括:业务项目内转移资金、国(境)外借款国(境)内还、国(境)内投保国(境)外获取受益等;(4)资本项目下其他渠道,包括:借贷资本、以外汇抵押人民币贷款方式套取人民币资金、人民币掉期业务、货币互换等;(5)出入境私带途径,包括:出入境双牌车私带现金、渔船夹带、货运船夹带、个人出入境夹带等;(6)服务贸易转移途径,包括:金融保险、运输、建筑、旅游、咨询、广告等;(7)非贸易项目途径,包括:个人外汇、非居民结售汇;(8)企业转移资金途径,包括:在关联企业中转移定价、为国(境)内企业垫付、为国(境)内企业的融资和贷款提供国(境)外担保、高报国(境)外盈利等。 三、热钱流入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一)热钱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 大量研究短期资本流动的文献表明:中国股票市场是热钱潜入后的主要去处之一,由于热钱在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标杆效应”,民间资金在其影响下,纷纷跟风入市,从而导致股价的持续攀升,资产价格的持续升温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会吸引更多热钱,势必又将股价进一步推高。由此会形成热钱、房价与股价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并呈现出螺旋上升态势(刘莉亚,2008)。[5]根据传统算法,2009年10月份以来,热钱的表现与上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1;与深证综指相关系数达0•84。本文根据地下钱庄法所估计的热钱走势与传统计算法大致相同,但热钱走势与股价走势的相关性稍微有所增强,尽管这种强度并不明显。这种相关性在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在不断加强,而且其走势几乎完全一致,说明近期股市价格上涨与热钱进入关系很大(见图3)。 (二)热钱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2000年以前,中国的房产市场一直比较平静,2000年房地产完成投资额仅为4984•1亿元,然而,从2003年开始,特别是2006年以后,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增长,各大城市房产价格也大幅度上升。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投资额为36241•81亿元,同比增长16%(见图4)。而2010年2—10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38069•52亿元,同比增长36•51%(图5);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6%;房地产的高利润,使得国(境)外热钱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后获得了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收益率,特别是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的年收益率可达20%—50%,远远高于美国房地产投资的平均年收益率6%—7%,或日本的4%左右(黎友焕,2008)。热钱致使楼市价格虚高,扭曲了房地产的供给结构,带动了二、三线城市楼市价格连锁性的提高,使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越来越大。进而导致明显的“效用失真”问题,一旦泡沫破裂,热钱便会抽离,从而导致房地产行业的危机甚至是国家金融危机。 (三)热钱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热钱的流入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促使流动性过剩。PrasadEandWei(2005)认为中国从2001年起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主要源于国外的套利资本,而不是FDI和经常账户的盈余,而且这些套利资本对人民币的汇率产生了很大的升值压力。[6]截止2010年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26483亿美元,同比增长16•5%(见图6)。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必然会使得外汇占款增加。中央银行在被动接收外汇的同时,又被动向市场投放人民币,2010年9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19•0%;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4•4万亿元,同比增长20•9%,M1增速仍持续高于M2增速(见图7)。这实际上是一种被迫发行货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行为。热钱流入还会降低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国(境)外热钱流动方向与货币政策方向和目标往往不一致。当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国(境)外热钱会大量涌入,迫使其被动增加货币投放,抵消了相关货币政策的效应。而当中央银行采取放松银根、降低利率的政策时,国(境)热钱又会转换成外币迅速撤离,使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政策操作效应减弱,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成效。 (四)热钱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从历史经验看,热钱加速流入会造成一国宏观经济失衡,形成资产泡沫;而热钱的迅速出逃,又会造成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甚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金融恐慌模型揭示了金融恐慌与羊群效应是货币危机产生和加深的重要原因,这已经被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验证。Mckinnon Pill(1998)认为;大量资本流入将导致金融机构的“过度借贷症”,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引起货币扩张,增大通胀压力;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恶化贸易条件,使得资本过度流入并容易产生逆转风险,进而引发金融动荡。[7](1276-1282)对于大量涌入中国的国(境)外热钱来说,将来一旦人民币升值幅度降低,且美国克服了次贷危机并开始为遏制通货膨胀而提高利率时,或热钱在获取超额利润达到投机目的后,都有可能会迅速撤走,这将会刺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并通过负财富效应与托宾Q效应作用于实体经济。 四、中国应对境外热钱异常流动的对策思路 面对大规模的国(境)外热钱流入中国,如果中国政府能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性措施,不但可以提升政府的信誉,而且可以有效控制大规模短期国际资本的集中外逃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有鉴于此,中国唯有进行多种政策协调,才能防患于未然。 第一,在防治热钱的思路上,本文认为既要“堵”更要“疏”,甚至是“堵”不如“疏”。一方面是放眼全世界,看到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能有效的完全防止热钱的异常流动;另一方面是认识到热钱的异常流动有其固有的市场需求,没办法完全堵住热钱的流动。要加大热钱的疏导力度,把过去的某些地下活动引导到公开化的道路上来。比如,要加快本外币兑换的力度改革,把过去地下钱庄偷偷摸摸的兑换行为转化为市场公开行为,甚至可以把从事地下兑换行为的企业批准转化为合法的本外币兑换公司,从法律、法规上进行规范,从制度上进行约束,从经营行为上进行监管。 第二,完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机制,减少热钱套汇和套利的空间。依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政府在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固定汇率之间面临无法“三全其美”的内在矛盾。中国作为大国经济体应坚决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就显得非常必要。只要打破人民币单边升值趋势,增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区间,国(境)外热钱就无法获得足够回报,必然要分化,涌入的压力将大大减轻。同时,要提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水平,强化市场利率的杠杆效应,疏导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挤压热钱的“套利”空间,使得短期热钱被控制在合理的规模之内。 第三,加强热钱流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在当前中国外汇管制条件下,监测系统不仅能够监测热钱流入的真实性,而且能够监测热钱的异动。应在完善中国国际收支管理系统和提高系统兼容性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境)外热钱进入房地产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统计监测分析机制,在热钱流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领域对大额可疑资金进行全方位监测,最终形成完整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体系。 国内经济论文:欧元贬值给国内经济带来的危机及应对措施 欧债危机从2010年爆发以来,导致了欧元大幅贬值,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欧元贬值引发了人民币被动升值。从2010年11月至2011年6月,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幅度突破了20%的关口。由于盯住美元汇率政策的实行,人民币也不得不对美元进行大幅升值。由此,中国经济受到广泛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和有效应对。 一、欧元贬值的成因 为了清晰而准确地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必要弄清欧元贬值的成因。从其演进路径看,欧元贬值的主要成因有三个方面: (一)蔓延的债务危机 欧元贬值最直接的原因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在欧洲的蔓延。面对欧债危机的全面爆发,欧元区各国不约而同地将大幅削减财政赤字作为首要的经济工作,这就给欧元区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时至今日,欧元区的经济前景仍然堪忧。受欧元区经济增长大幅下降及其预期恶化的影响,欧元贬值是必然的结果。 (二)低效的政策协调 自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央行将治理通货膨胀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欧元区各国不得不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由于让渡了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自主权,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欧元区成员国都偏重于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其结果是破坏了《稳定增长公约》所要求的财政纪律,债务危机成为欧元区的突出问题。利益博弈机制使得欧元区现有的政策协调框架难以解决主权国家的长期融资风险。于是,欧元贬值便成为反映和调节欧元区经济竞争力下滑的客观选择。 (三)投机的资本冲击 欧元贬值与国际资本流动及其投机性冲击也有一定的相关性。债务危机的蔓延以及金融市场效率的相对低下,欧元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日益减少,美元的避险功能越来越被国际资本所看重。从2009年年底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来,减持欧元资产成为许多国家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共同资产管理思路。与此同时,对冲基金也纷纷调整了理财思路,他们在做多债务违约掉期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建立欧元看跌头寸,并将欧元掉期金融产品卖给希望以对冲国债风险的金融机构。市场需求的大幅下降,促使欧元大幅下跌。 二、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以上所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使欧元贬值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因此,作为制定相关有效政策的理论前提,分析欧元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迫切性。 (一)降低中国对欧出口 欧元贬值意味着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中国对欧出口自然下降。根据相关的统计结果显示,2011年中欧贸易总额突破了5578亿美元,而中国对欧出口仅为2726.4亿美元,仅为中国出口总额的18.6%。据专家测算,今后中国对欧出口的增幅可能还会减少4%至5%。 (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 从2010年至今,欧元贬值已促使人民币对欧元的升值超过了15%。因为人民币实行盯住美元的政策,所以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随着美元指数的上升而上升。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测算结果,2011年9月到12月,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16.8升至119.3。欧元的贬值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而对全球贸易平衡产生不利影响。而美国贸易逆差没有出现缓解的趋势,则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压力就无法消除。 (三)降低对欧投资效益 欧元贬值降低了我国对欧固定资本投资效益。据统计,由于欧元贬值,2011年我国制造业资本对欧盟投资平均收益率大幅减至4%,而欧元对人民币的累积贬值率已经超过5%,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对欧投资资产的贬值阻碍了资本的顺利回流,而且增加了对欧投资的竞争力底线。 (四)扰乱经济安全 欧元对人民币的贬值驱动国际热钱涌入我国众多经济领域,给我国的金融稳定与经济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热钱已将稳定的中国资本市场作为重点投资目的地,近年来我国各类物价指数的持续上升与国际热钱的冲击不无关系。 三、对策建议 鉴于欧元贬值对我国经济的诸多影响,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拓展资产形式树立正确的外汇储备管理理念是应对欧元贬值影响的内在要求。拓展外汇储备资产形式,有利于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综合目标。中国应适当调整外汇储备资产管理策略,适度增加流动性强、市场评价较高的债权形式。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美国国债,如果欧元对美元的贬值导致美国对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无法解决,就会减少美元资产价值。因此,中国应该实现外汇储备资产的多元化,切实增强抵御潜在金融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二)发展货币汇率期权业务 欧元贬值带来了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何规避汇率风险是我国投资机构和出口企业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应该借鉴金融业发达国家的做法,不断丰富国际货币汇率期权业务品种。笔者建议适当增加汇率期权业务品种,降低其操作价格,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市场需求方的关注度,以规避汇率波动所引起的经济风险。 (三)加快企业转型 欧元贬值迫使人民币被动升值,削弱了我国对欧出口的竞争力。对此,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应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加快转型的步伐,切实转变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出口结构,不断提高产品的自主研发能力和产品的科技含量,使生产模式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从而降低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同时,出口导向型企业应实现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为此,应适度投资相关度较少的不同行业,减少产业风险。 (四)抑制热钱冲击 面对热钱的投机性冲击,我国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应提高财政政策以及其他调控手段的弹性。笔者建议应逐步促使宏观经济政策回到常态,具体地说就是逐步弱化刺激性财政政策的功能,进而减少热线冲击所带来的非理性物价上涨。在2012年我国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应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与数量型工具减少货币流动性。与此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外汇统计的公开度,增强市场防范风险的意识。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 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家经济论文:探究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对国际经济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分析 一、国际经济组织视野内的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经济主权的要求是发展中国家在长期争取主权的斗争中逐渐提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少已经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实际在经济上仍然受控于殖民主义列强,他们在主权形式上虽然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一面,但却存在着经济主权与政治主权严重不平衡性。在此期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政治主权与经济主权是紧密不可分的,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在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中,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是一国政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在一国国内,这种权利表现为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在国际层面上,这种权利表现为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 现今国家主权理论的趋势是:更加注重、强调和突出经济主权,把“经济主权”概念和原则与固有的“政治主权”概念与原则并列,在坚持传统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也对主权原则的内涵做出了更为丰富的理解与提升,促使经济主权原则在国际社会中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可。“不仅使得这个原则得到巩固,而且使它还有所发展。最明显的是,国家主权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方面,而扩展到经济方面,甚至文化方面,经济主权的概念已经开始树立起来了。”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概括,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主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即国家对本国经济事务的自主权、国家对其境内的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对境内外国资产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权、对外资的管辖权、贸易秩序管制权、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本文仅选取国家经济主权内涵中的“国家独立自主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并受国际经济组织政策影响”一面展开论述。 对国家经济主权受国际经济组织影响的评析。国际经济组织视野内的国家经济主权集中体现于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参与权和决策权,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通过广泛吸收成员国扩大自己在国际上的经济影响力,从而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成员国甚至非成员国的经济主权。现在全球性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影响力最大的有三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世界银行集团(WB)、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截至笔者成稿时止,IMF有185个成员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拥有184个成员国;国际开发协会(IDA)有163个成员国,国际金融公司(/IFC)有175个成员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有158个成员国,国际投资纠纷解决中心(ICSID)有134个成员国;WTO有151个成员方。成员的众多无疑体现出各国对该组织的重视程度,它们制定的政策也普遍反映了各成员的协调立场,从而使得在国际范围内遵循一种普遍原则,以往个别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特立独行逐渐被这种广泛而普遍的作法所同化。 第二,国际经济组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国际规则,对成员国产生国际条约义务上的约束,成员国通过对经济、财政、金融、货币等政策的比较研究,在保证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使本国金融体制与国际相衔接,从而使得国家为履行条约义务而影响某些经济政策的制定。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有权在汇率与支付及其他有关方面对成员国的某些政策与做法施加影响,从而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事务中的行为加以约束。 第三,特殊情况下,国际经济组织对一国的经济援助直接影响到该国的经济主权。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成员国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会采取提供援助资金、稳定市场、纠正国际收支失调等具体措施。这种经济援助势必要求该国对自己的经济主权做出一定的让步。实践表明,有关国家也都做出了经济、政治上的让步以换取足够援助来维持自己的经济稳定。 第四,国际经济组织的内部决策机制常常导致经济实力较弱国家的经济主权容易受到削弱。笔者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二、宏观层面下IMF政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IMF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其政策的制定往往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主权,这种宏观方面的影响主要是基于IMF自身的宗旨对成员国进行必要的评估与监督。 在评估内容方面,IMF以过去一段时间内的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为依据,旨在对过去状况进行评价并对今后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指向性意见。一般每年的5月和10月都会由执行董事会和理事会临时委员会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世界经济展望》(WEO),对成员国当年及下一年的经济形势做出预测,对国际货币制度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政策进行协调。这就是IMF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信号显示功能。因为关键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测数据是公开的,所以依据这种指向性意见,一方面,成员国可以比较国内的经济发展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目标是否一致,是否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并根据此分析调整国内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IMF可以通过评估工作在金融风险的萌芽阶段就发出信号帮助成员国及早采取纠正性的政策措施。 在监督方面,IMF把监督工作重点放在金融体系、资本账户变化、薄弱的金融治理以及公债和外债管理。近年来,IMF不断开发更好的分析工具,利用这些分析工具来评估储备充足性和容易受危机打击的程度。而且还努力将金融市场所有有关的发展情况纳入其监督活动。一方面,鼓励成员国提高本国的经济政策与金融发展状况的透明度(如公布关于外汇储备、相关债务和短期外债的数据)以便让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做出更有依据的决定;另一方面,IMF也经常公布受到支持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政策、组织自身的公共信息以及对自身的批评和建议等等。 (二)消极影响 IMF在履行其监督、贷款职能时并非想象中的那样公平、公正,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着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削弱嫌疑。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经济领域监督范围的不合理扩大化,导致一些并非国家愿意让渡的经济主权受到干预。一向以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为己任的IMF,在现实中已将触角伸向与被援国经济有关的各个重要领域,不仅监督一国的财政预算(波兰等东欧国家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的预算制定),还研究东亚一些国家市场化进程中的问题并提供“改进意见”,这些所谓的“改进意见”多是要求实现完全的市场私有化。 第二,监督范围无理地扩大到经济领域以外,导致国家主权受到干预。IMF本应该仅限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监督,但有时却直言不讳地批评某些发展中国家军费开支过大,声称将根据裁军方面的举措决定其受援助的额度。这些成员国为了获取资金援助,不得不服 从IMF的各项要求和命令。IMF俨然成为了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 第三,对被援国施加苛刻的受援条件和义务,导致被援国经济主权被削弱。从国际经济组织的规章制度来讲,获得贷款必须符合贷款机构的贷款条件并不为过,然而基金组织却常常在被援国危急情况下提出苛刻的援助条件,难免有趁火打劫之嫌。以俄罗斯为例,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IMF在决定对俄罗斯进行资金支援时就提出了一整套的附加改革方案,这是明显的干涉内政,虽然俄最终接受了这一附加方案,但很明显强化了对IMF的不满。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泰国也同样如此,IMF给其贷款以实行经济稳定计划,但条件是由它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要求泰国进行改革并实行企业私有化。泰国认为IMF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因此与其讨价还价,由此延误了一段时间使危机恶化,直到后来全盘接受条件后经济才有所好转。再比如韩国,IMF也提供贷款帮其渡过金融危机,但韩国必须接受的条件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保证政府不干涉中央银行工作等。实质上这些国家的经济主权已受到了削弱。 第四,对不同国家提供的援助积极性不同,导致国家主权在国际社会上的不平等待遇。IMF一直以来的贷款记录明显表现出美国在IMF中的利益与优先性。以墨西哥金融危机与泰国、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中IMF的反应差别为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美国于1995年1月12日就做出提供经济援助的积极反应,并且向IMF及时提出了贷款要求,IMF及时向墨西哥发放了贷款援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国1997年7月2日发生金融危机,IMF迟迟不发放贷款。 第五,经济强国自身的意志常常影响IMF,并且通过IMF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霸权主义在国家经济主权领域内的表现。以人民币升值为例,美国财政部2005年11月28日公布的2005年下半年度汇率报告中没有将中国界定为操纵汇率国家,但是希望中国继续采取措施使汇/!/率制度具有更大弹性。报告认为中国的汇改政策实际意义和效果不大,并措辞严厉地给出5个月的观察期,即如果在2006年4月之前人民币汇率未能更灵活浮动,将考虑在下一期报告中将中国列入货币操控国。报告中还要求IMF加大对中国的施压力度,希望IMF加大努力敦促中国采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同时呼吁IMF合作,共同撰写有关汇率问题的报告,并且还将探讨如何改革IMF汇率监控程序。受美国影响,IMF执董会2007年6月21日左右通过《对成员国政策双边监督的决定》(简称《决定》),以此替代1977年制定的《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汇率政策原本是一国的经济主权,即使两国通过协商进行汇率政策的变动也只是两国之间谈判和利益协调的结果,然而强国却将自身意志强加于IMF并通过其政策形成普遍的条约性义务,一方面说明强国推行的霸权主义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领域,另一方面也说明IMP的非独立性。 第六,IMP高层人员背景直接反映出IMP在履行职能时的一种利益倾向,政策的做出也多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IMP总裁的最终当选,往往是由美、日、欧之间的相互协商决定的。现在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世界银行的行长一般由美国人担任,而总裁的头衔总是落在欧盟成员国所欣赏的候选人中。笔者经过统计,IMP成立至今的10位总裁中,有五位来自“七大工业国”国家。为了维持这种任命的“平衡”,副总裁按照惯例通常由美国人担任。不仅如此,对于所有高级官员的任命来说,美国的赞同都非常必要。虽然IMP政策的出台依靠的是投票权制度,但其高层人员的背景势必对政策的做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微观层面下IMF政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这里谈到的微观层面指的是IMP的投票权制度。通过上面宏观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IMP主要通过评估、监督和政策的制定对国家经济主权产生影响,虽然IMP并非一个完全按照投票进行运作的机构,它的大部分决策都来自于执行董事会的会议精神,但许多主要政策的出台仍要经过《基金协定》规定的投票表决制度,因此在微观层面对IMF的投票权制度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其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一)投票机制概览 IMP的投票制由份额分配和投票权两方面构成。IMF很像一个国际性的股份性金融机构,参加IMF时每个成员国都要交纳一笔钱,这笔钱被称为“份额”。份额(quota)以SDR计值,是每个成员国向IMP认缴的一定数额的资金。每个成员国的份额由IMP的份额公式计算得出。它由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备余额、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额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在最多不超过5年的时间里,理事会会对成员国的份额进行检查,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成员国之间经济地位的变化决定是否建议调整一些成员国的份额大小。此外,每个成员国亦可以按照本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随时申请调整份额。份额在IMP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份额决定了成员国投票权的大小。因为基本票只占总票数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成员国的投票权基本上与其份额规模直接相关。其次,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可以获得贷款的最高限额。基金组织协定规定,每个成员国根据备用信贷和中期贷款安排向基金组织的借款累计不得超过其份额的300%。最后,它决定了一国可获得SDR分配的数量。 每个成员国有250个基本投票权,成员国每向基金组织认缴10万个SDR,基金份额即增加1票。另外,凡截至投票日,从基金普通资金中净出售的该国货币每40万SDR应增加1票,而净购入的该国货币每40万SDR应减少1票。 (二)对投票机制的分析 第一,美国的单边否决权对IMP政策的影响。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七大工业国”占有44.5%的投票权,而在2007年,全部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投票权重超过60%,发达国家在IMP重大事务上的决定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其中,美国在份额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是17.09%,是居第二、第三位的日本和德国的三倍左右。基金协定规定,某些重大决定(例如份额调整和特别提款权分配)需要理事会85%的特殊多数赞同(Special Majority Agreement),还有一些重要决定(如使用资金费用的决定)需要70%。如果它联合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之中的任何三个,就可以对任何需要特别多数通过的决议实施否决,使得它即使不能使自己满意的方案通过,也能轻易地否决它所不满意的方案。这实际意味着赋予了美国单边否决权。实际上,遇到有争议的问题时,甚至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关于贷款的决定,通常都要尊重美国的意见。 理论上来讲,德国、法国以及英国,分别占有5,99%、4.94%,4.94%的投票权——完全可以联合起来达到行使否决的目的,但是,欧洲国家通常并不在IMP中协调各自的立场。与此相似,发展中国家也完全可能做到但也从来没有实现过集体否决某项决议。因此,美国就成为实际上具有有效的否决权的惟一国家。 第二,发达国家的联动情况对IMF投票的影响。必须有85%以上表决权赞同方能实施的事务不断增多,以中日韩为首的东亚国家在IMP中份额比例为11.22%;欧盟在IMP的份额比例为19.458%,由数字看来,欧洲国家的整体份额超过了美国,因此对美国造成 致命威胁的并非亚洲国家,而是欧洲’国家。所以美国并不总是孤立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投票。相反,它通过提供各种刺激手段和寻求联盟支持的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几个例子可以证明: 1972年,美国和其他“十国集团”(Group—10)12的成员为了达成《史密森协议》。“十国集团”一直保持基金组织总投票权的50%以上,控制了基金组织一般事务的决定权。1985年美国就通过这一机制迫使日元升值。 另外一个有利于维护美国利益的机构是八国集团(G8)。八国集团达成的共识和做出的承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与会各国将其在其它国际组织和场合积极予以推行,直接影响其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 第三,美国国内政策对IMF投票的影响。美国在IMF中的资金比重确实导致了它不可低估的影响,而在IMF面临政策转换时美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放大。例如,至少每五年,都要对IMF认缴份额进行重新审议,任何需要增加资金的决定都要得到85%的绝对多数票,实际上就是取得美国的同意。而且,在美国国内,增加IMF的资金份额还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因此,每次关于份额的重审,都相当于美国对IMF的一次细致检查。上文提到的美国财政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态度最终实质上是影响到了IMF的汇率监督政策。追溯过去,20世纪90年代,国会就试图通过基金的“限制条款”对工人权利、私营企业的作用、人权以及军费等议题施加影响。美国财政部是另外一个可以对IMF决策构成相当大制约的因素。由于美国是领先世界的金融市场的大本营,美国财政部的态度可以决定任何一项需要金融市场参与的IMF决策的命运。 现在,美国不仅反对把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与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联系起来的建议,而且反对适当增加特别提款权数量的建议。 (三)对基金份额分配合理性的质疑 第一,应该增加份额计算的参考因素。份额由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储备余额、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额以及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决定。而有些人口大国所占的份额与人口小国所占的份额相比明显失调,比如墨西哥的现有投票权是31,778票,而人口比它小八倍的比利时的投票权是46,302,按人口比例划分远远高于墨西哥。因此应该把人口因素计入份额的计算标准。 第二,经济联盟体因素。欧盟中的十二个国家拥有28.3%的基金份额,而如果以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来计算,它们占据的份额大致为16.9%。因此,有专家提出,“应该把欧盟内部贸易从配额计算中扣除掉(这对一个经济联盟体来说是应该的),那样的话欧盟的总配额和投票权就会下降约9个百分点,把这9个百分点分配给其他成员国”。 第三,提升基本票作用。基本票用于保护较小国家的利益,然而份额整体的连续增长使得基本票比例降低,从1945年的11.3%降低到2%,小国家使用基本票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有专家建议通过一系列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份额(88.7%)与基本票份额(11.3%)的加权平均值重新分配选举权,从而使基本票回归到1945年的水平。 四、结语 IMF作为当今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IMF政策的出台受到经济大国的影响,它们利用本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依靠举足轻重的份额和投票权地位影响着IMF,从而影响到其它国家的经济主权。然而,IMF最新的份额调整表现出了这样一种信号:美国的份额比例逐渐下降,而中国的份额比例有所提升。这表明中国在该组织内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对经济主权的影响也渐渐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面发展。IMF内部仍然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合理之处,可喜的是它自身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在各专家的研究下进行不断改进和改善,希望有一天它能在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方面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 国家经济论文:体制转轨国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曾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正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即处在体制转轨中。这类体制转轨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着腐败滋生蔓延的侵蚀,腐败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最明显的形式,经济及社会的发展受到腐败的困扰。因此,在较短的时期内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防腐败、反腐败的制度,以保持政府的廉洁,是转轨时期各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腐败及其危害的分析 什么是腐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1]国际透明组织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1]因此,我们可以一般地认为,腐败是指公共权力人违背委托人的意愿,滥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 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腐败现象,但有所不同的是,有些国家能够将腐败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和程度内,而有些国家,特别是体制转轨国家,腐败日盛,以致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般而言,腐败不仅亵渎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社会公平,而且侵蚀了社会资本,浪费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因而其危害是不容忽视的。就体制转轨国家而言,日益滋生蔓延的腐败对转轨进程、现代化进程及经济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各种研究表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腐败降低了投资并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减少了对教育和健康领域的支出,降低了公共投资、税收收入和直接投资。进一步讲,腐败还会扭曲市场和政府的功能,间接地影响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比如,腐败使政府难以有效地实施必要的管制和监察,降低了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能力;围绕腐败展开的竞赛扭曲了激励机制;腐败大大降低了政府在契约履行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基本功能;腐败还会降低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制度的合法性;腐败也会加剧穷人的贫困。 然而,也有相当一批人持不同观点,认为腐败是经济车轮的“润滑油”,如果没有腐败,也就没有交易和增长。[2]这种观点似乎在腐败程度和经济业绩一同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印证。经济学家试图用腐败的可预见性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可以预见的腐败不一定导致效率的损失。腐败的可预见性是指对必须支付的金钱数额与获得的好处的预测,在腐败程度既定的条件下,对腐败更容易作出预测的国家,其投资率也高,经济业绩也优于其它国家。但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不论一个国家对腐败的可预见性有多大,如果能够有效地减少腐败,其投资率和经济增长率会更高。腐败的可预见性即使存在,也是相对而言的,完全的可预见性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围绕腐败并不存在完全竞争。退一步讲,即使存在腐败的可预见性,日趋严重的腐败也会带来无穷的后患。在腐败严重的情况下取得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会在不远的将来发观自己正在为此支付更为昂贵的代价。腐败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就会不断地蔓延和增长。如果对侵吞的贿赂平均而言达到10%的腐败行为听之任之,就会使人们产生出一种将受贿额提高到15%或20%的冲动。腐败能自我助长,使非法所得呈螺旋形上升,最终使发展受到损害,多年的进步被逆转。围绕腐败与贿赂而展开的活动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因此日趋严重的腐败本身就意味着资源的浪费。不仅如此,日趋严重的腐败还会使社会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如果人们(包括所有的官员和民众)都认为贿赂是提高办事效率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必要遵循法律所设定的运行规则的话,“腐败”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并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正规的“法律”或“规则”。其后果是规范的市场秩序难以建立,使体制转轨受阻。 许多经济学家用经济指标来衡量腐败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我国经济学家胡鞍钢通过对税收流失、国有经济投资和财政支出流失、非法经济“黑色收入”、垄断行业租金四个方面的初步合计,认为从1995年到1998/1999年,仅上述四个方面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之间,占全国GDP总量的13.2%-16.8%之间。[3] 二、腐败问题的成因 在当今社会,腐败的存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把腐败归结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实际上,只要存在下列条件,腐败就会产生,这些条件是:1.一些人掌握着能够自由支配好处和惩罚他人的权力(或者称为可以任意处置的决策权);2.掌握权力的人具有强烈的以权谋私的欲望;3.权力失去有效的约束而被滥用。我们知道,公众不可能去直接行使权力,只能将公共权力委托给一些人来行使;而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自利的“经济人”,再加上公众对权力人的约束并不总是有效,所以腐败就成了全球的普遍问题。 下面以转轨国家为重点,从上述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讨论。 首先,让我们分析一下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过多的任意处置权。腐败的普遍存在说明腐败的滋生有着广泛的适宜其生长的基础,这就是一切可以“金钱化”的权力。比如公共部门的官员所拥有的许多权力都可以金钱化,他们可以通过给予办事人以方便从中获得好处,也可以通过自由地掌握惩罚他人的程度而受益。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全的转轨国家中,更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有些政府官员在签订重要合同、私有化、颁发许可证、分配进出口配额、对自然垄断实施管制、给予补贴或软贷款、税收减免、控制外汇、为某些企业提供垄断权、制定并影响价格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是大量产生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寻租”的现实基础。因此,一个市场机制扭曲严重的国家,腐败的猖獗是不言而喻的,原因是这种滋生腐败的土壤,不仅范围广阔,而且“肥力”很高。所以,转轨国家腐败的泛滥与转轨本身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中长期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在市场化改革中得以金钱化,因而腐败就被凸现出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具有明显的渐进式特征。渐进式的改革经历较长的双轨体制共存,双轨体制本身就是“寻租”的沃土,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或改革的设计者既要制定“游戏规则”,又要参加“游戏”,而且他们制定的规则往往是不稳定的、不公正的和不透明的,所以改革资源极易被规则的制定者们垄断地加以利用;另外,分权化和改革的不断“试错”带来地方和部门权力的 扩张及过多的任意决策权,甚至围绕腐败形成了利益集团。 其次,掌握过多任意处置权的人往往具有自利动机,存在强烈的腐败的冲动或欲望。在政府行为理论研究方面卓有建树的公共选择论认为,传统理论在研究政府行为时通常隐含着一个“道德人”假设,把政府官员当着慈善的道德高尚的而又完全理性的执政者,他们无私地追求社会公众利益,把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看成是自身的目标,而且他们是明智的,能够自觉地从整个社会的福利出发,科学决策,对社会的运行实施有效的调节。然而,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道德人”假设并不具有普遍性,它是难以成立的。团为在现实中,政治家和公务员的行为同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是“经济人”,即都以个人利益为动机,都以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表现为权力以及由权力带来的收入、地位、荣誉等)为行为准则。具有自利动机并掌握着某些权力的政府官员们客观上存在着以权谋私的冲动,这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官员的“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统计性质,是可以普遍成立的,因此,使用“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我们是用有色眼镜来看待政府官员。 最后,如果公众把治理国家的种种权力交给一些人来行使,而又不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权力就会被滥用,腐败就必然会生长出来。因此约束软化是腐败产生的总根源或症结所在。 行贿者和受贿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否被揭露和惩罚,是影响腐败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政府官员们在决定是否进行腐败活动时,要权衡腐败的预期收益和腐败被揭露及惩治的可能性与代价(我们可以称之为腐败的现实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越高,说明对政府官员的外部约束越是有效,腐败程度就越低。反之亦然。 腐败的机会成本的高低也是影响腐败程度的重要因素。所谓腐败的机会成本,我们可以描述为政府官员因其腐败行为可能被处理而放弃的合法收入。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越高,其腐败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因腐败而可能带来的损失也就越大,此时的动机就不那么强烈;反之,如果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较低,其腐败的机会成本不高,因腐败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大,就容易诱发腐败。政府官员合法收入的高低,实际上是一个激励的问题。权力的委托人对权力的人激励不足,是产生腐败甚至使腐败普遍化的重要诱因。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对这一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该报告指出,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可比的私营部门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由于公务员工资低,官员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作,那么,因从事腐败而被开除低工资公职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力的威胁。因此,腐败常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资的差距(或曰“诱惑率”)成正比例关系。但是,仅仅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并不能减少腐败行为。基于个人才干的聘任和晋升的机制能限制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并创造出一个更为公正无私的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机制也能减少腐败。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官员相对收入(合法)下降与政府官员日趋普遍的腐败并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严酷现实。我认为,低工资与腐败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首先,在对付腐败问题上,假定或执意认为政府官员的思想境界高于其他人的想法是不能成立的或不明智的。政府官员也是人,同样追求名利,要求取得与自己的政治地位或社会地位以及付出的辛劳相称的经济收入,这个收入应当大致相当于他们在非政府部门工作的工资收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与自身地位相称的生活,才能体面地做人,才有可能守得住“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逻辑上讲,给予政府官员与非政府部门相当的可比收入,是保持政府官员廉洁的必要条件。这样一种收入不一定必然导致廉洁,但得不到这样的收入,腐败的滋生就是难以避免的。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产生灰色收入的重要诱因,也是以权谋私日益普遍化的重要基础。在低工资条件下,政府官员捞取额外收入就显得心安理得。 对于政府官员的激励,从静态看是一个工资级别和工资高低的问题,从动态看是一个如何不断晋级的过程,因此,激励问题还包括晋升机制是基于能力和业绩,还是基于血缘关系、人际关系、利益关系,甚至基于是否提供贿赂及多大数额的贿赂。 三、反腐败举措的思考 世界银行(1996)曾提出治理转轨期腐败行为的措施,具体包括:迅速而透明的私有化、经济自由化和反对经济垄断,以缩小腐败范围和重建激励机制;增加政府官员工资,降低受贿的诱惑力,加大革职的代价;简化税收及其法规,明晰产权,减少行贿必要,使企业不必求助于行贿而生存;在仍需要规章制度的地方,政府必须加强监督和完善上诉机制,并提供透明的方式,以削弱官员在授予许可方面的垄断权;对高层官员的腐败予以曝光和严惩。[4]近年来,我国在反腐败方面也形成一些类似的公识,比如:反腐败的根本点在于制度建设,铲除腐败的制度环境;综合治理与重点部门、关键领域的重点打击相结合;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公众参与和严肃执法相结合;尽快市场化改革,以期从体制上铲除各类经济租金等等。 上述措施基本反映了转轨国家反腐败的要求,但仍然显得不够清晰。许多措施拼凑在一起,缺乏层次感或次序。下面我们利用经济学的成本分析,来探讨反腐败的有效性及各项措施的逻辑次序。 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防治腐败要取得根本性突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将反腐败的成本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以保证反腐败工作的有效性;二是通过一些措施使腐败的成本变得非常高,使腐败行为变得“不经济”,有效地减少腐败的发生。 反腐败是有成本的,反腐败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费用、执法费用、监督费用、调查费用、公众揭发举报的赞用、相关机构的设备和人员的工资等。反腐败成本的高低与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太多,其反腐败的成本就会很高。不幸的是,这正是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目前面临的现实。政府的规模太大,政府官员的数目太大,政府管的事太多,政府官员掌握着太多的任意决策权,对如此众多的政府官员进行监督和执法所需的成本很高,以至于我们只能将有限的力量去查办“大案要案”,别的就无力顾及了。支付反腐败成本的能力相对有限,结果只能是“法不责众”。一个国家不可能将其有限的资源无限制地用在反腐败上面,因此,要想保证反腐败的有效性,我们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为此,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幅度削减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将政府的规模和政府官员的数量控制在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所必须的最低限度内。 对于中国这样的体制转轨国家来说,必须把大幅度削减政府规模作为反腐败的首要任务,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效地缩小政府的规模构成了反腐败的逻辑起点。尽管缩小政府规模不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充要条件,但毫无疑问它是反腐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为了大规模削减政府规模,我们必须加快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国内有一种看法,认为腐败是市场化的产物。这种观点概括了市场化和腐败加剧的并存特征,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准确地讲,半生不熟、设计粗略、实行不完全的市场改革可能的确会促进腐败。腐败加剧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必然产物,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结果。今后这方面的改革包括:迅速而透 明的“非国有化”;反对经济垄断,推进经济自由化;简化税收及其法规,取消任意裁决权和免税权,保持税率的适度和统一;取消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增强各级财政收支的透明度;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建立独立的中央银行、高度透明的会计标准和准备金制度;政府要公开出售特许权,政府采购要市场化、透明化,利用私营市场价格作为衡量政府采购的标准等等。 在有效地减少有可能、有条件搞腐败的人数的基础上,我们还要通过强有力的措施,增加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以便减少腐败。如前所述,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由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现实成本两部分构成。增大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是使政府官员的合法收入足以维持体面的和相称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加大被革职的代价;增大腐败的现实成本,就是使腐败容易被揭露,腐败官员受到严惩。相应地,在反腐败举措上,一方面要给予政府官员以充分的激励,要向政府官员支付“养廉工资”,谓之“胡萝卜”政策;另一方面要强化对政府官员的约束,严办腐败官员,谓之“大棒子”政策。 国家经济论文: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立法 编者按:鉴于各种非经济的,以及直接涉及经济、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构成威胁,各国纷纷研究制订有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为此,中国法学会立项并成立课题组专题研究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立法问题,建议我国应对此给予高度重视。本文是由国家工商总局政研室原主任吴炯执笔完成的报告,报告对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该法调整的范围和主要领域、特征、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监测预警系统和应急管理进行了阐述。限于篇幅,该报告将分上下篇刊发。 十五大召开时,鉴于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和我国发生特大洪水,曾提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十六大时又提出“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而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是其中应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各种非经济的(如“非典”),以及直接涉及经济、并对国家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突发事件(如石油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事件、战争等),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制订有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法规,我国应当也不例外。 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认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很有必要,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主要有如下一些重要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迅猛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各国经济竞争与合作日益频繁,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致跨国界、跨地区、乃至全球性经济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当今各国国家安全的重点,已经转向经济安全,没有经济安全,也就谈不上国家安全,尤其是这方面往往有多米诺骨牌效应,顷刻间影响一片。 二、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渐实行全方位开放。直面激烈的国际竞争,我国既诚实履行承诺,又学习发达国家依法适用的技巧,控制竞争的负效应。 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个优越性,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常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与压力,但其间有很好的成功经验,应该上升为法律。对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是否可行的疑虑可以消除。 (1)、有人认为影响扩大开放,我们以为不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其坚持开放和自由贸易倾向是不可逆转的,但与国家经济安全相辅相成而绝非对立。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十分强调国家经济安全,并为之制定法律。以美国为例,有关国家经济安全法律已形成体系,除传统地《反倾销法》、《反补贴法》和《例外条款》,以及《保护贸易和商业免于非法限制和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权和《国际投资调查法令》、《农业领域外国投资披露法令》外,还有《美国贸易法》中著名的“301条款”:总统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不正当、不合理”的一切贸易予以限制或制裁,其“不正当”指按照国际条约不合法或与国际义务不一致:“不合理”所指不一定不合法,但使美国利益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1997年美国会通过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进一步授权总统在紧急状态的经济权力。 (2)、有人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后应多讲一些规则,少讲一些特色,大家定了就执行,不要保护落后。我们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真理多走一步也可能是谬误。因为WTO只是按成员方协议,为成员方贸易提供一个法律框架、一个谈判场所及解决争端的机制,而不是代替各成员方立法机构进行涉外立法;相反,充分考虑各方特点,才有很多双边谈判和对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不同待遇。适用WTO规则中,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特色,制定自己的法律。我国自觉遵守“与时俱进”的规则,不会容忍保护落后。 (3)、有人认为已有几个单项应急法律,将来需要什么再立什么单项法律,而不需要制定《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我们以为不妥。因为这个法是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等方面的一大系统工程,任何单项应急法律,不可能涉及到这么综合性问题。只有各专项应急法律,不可能设立统一负责任的国家经济安全机构,监控、预警并报告国家经济整体安全形势和提出综合性应急举措。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机制只有涉及金融、财税、价格、市场、企业等各部门、各行业衔接立法,才能够在突发事件中一呼百应,令行禁止,紧急应对,这也不是一、两个专项应急法律能够解决得了的。同时,如果都各自立法,各单项经济应急法律规定有可能交叉而不一致。 法律调整的范围和主要领域 一、概念。国家经济安全,指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不会遭受突发性重大伤害。重大伤害主要如:国家经济整体运行情况急剧恶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严重受阻;国际竞争中的自主力、自卫力,遭遇明显打击;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严峻影响,甚至可能引发局部性或全局性经济危机。鉴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经济安全问题常较隐蔽,只在一定条件下凸显,而一旦危机袭来,问题就会很严重。其中包括: 内发性安全问题。主要指国内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引发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发生在国内经济运行中,如在经济特色领域,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有企业整体缺乏竞争力,不能起应有的国民经济支柱作用;如在金融财政领域,国债风险、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泡沫经济等; 外发性安全问题。主要指涉外经济领域的安全,和对国家经济有重大不利影响的根源,发生在国外的不确定事件,如国际游资和跨国公司在重要经济领域的垄断;涉外经济关系的突变;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突然袭来等。 二、调整范围。(1)、广义范围: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家经济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后,各国军事重心逐渐为经济重心所代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竞争和相互依存关系倍增,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其间又分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和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 安全领域内的经济立法。主要指采取经济措施保障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法中的有关经济举措,以及一些国家常用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等法律; 经济领域内的安全立法。主要指保障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强劲、国家经济重要领域在市场竞争中能够生存与发展和不受重大伤害的法律。如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范金融危机的监督预警,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和非关税壁垒、反垄断和限制竞争等法律。 (2)、狭义范围:国家经济安全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重点寻求经济利益,不在乎其对国家安全的整体影响。这样,广义、狭义两者面对同一事务,可能会作不同的解释和规范。 本文所述,以广义范围、尤其是广义范围的经济领域内安全规范为主。 三、主要领域。(1)、经济特色领域。根据宪法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条。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同时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二是国家允许少数人首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 (2)、战略资源领域。指关系国计民生、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施,有重要影响的物质资源,其供给有限、需求广泛、开发需特定条件,如水资源、粮食、石油等。战略资源的安全标识是:国家实际拥有或能够得到的有关资源,无论数量或质量,可以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需要。 (3)、基础产业和制造业领域。基础产业如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与本土制造业共同代表国家实业发展水平和工业竞争力,并决定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既是国家重要经济利益所在,也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其安全标识是:本土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装备程度;国内、外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关键制造业和新型工业的发展及其未来影响。 (4)、高新技术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经济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都有长足进步,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高技术含量能力缺口大,大量依赖进口,直接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家经济安全。高科技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人才,谁掌握了人才优势,谁就掌握了新世纪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使国家经济安全不致受到伤害。其安全标识是:高新技术持续创新和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重扩大;传统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有用人材的开发与利用。 (5)、金融财政领域。大体有金融、财政、虚拟经济三部分内容: 金融系统安全。现代金融运作,已渗入经济生活各领域,成为各类经济主体相互联系的中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金融运作的相互影响,也更加凸显,近年几乎所有国家发生的比较大的经济危机,都首先从金融危机开始。 财政系统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最重要的内涵,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运行和国家机器的生存。其安全的主要标识是:国家财政处于收、支基本平衡并稳健增长状态;能够支持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债务依存度和外债偿还率的可控制性;财政赤字和制度性债务积累的可逆转。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中的安全。虚拟经济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一般指以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有价证券形式显示的未来预期收益。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货币资本从物质生产领域游离出来,以虚拟资本形态在金融市场营利。其发展对实体经济总体有利,但超出过多,则成泡沫经济,产生负效应,甚至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其安全标识是:商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金融资产的正常运作。 (6)、国际经贸领域。指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如何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已必须提上日程。其安全标识是:能够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扩展发展空间。 (7)、生态环境领域。主要指人们藉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了自身需要的产品,也产生了“三废”,尤其是当废弃物过多,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导致植被破坏,物种危减,土地流失,资源损伤,甚至造成生存威胁。其安全标识是:对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的有效防范;免于因环境恶化而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能够妥善解决因环境争端可能发生的冲突。 四、特征。鉴于国家经济安全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保障作用,各国、各个时期的具体特征,会有不同地发展变化,但总体趋向会是一致的,其一般特征是: (1)、根本性。强调保障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如国家经济主权、国家经济发展空间、国家经济战略利益不受伤害等。这里强调国家根本经济利益,有关行业甚至企业风险可能涉及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但不一定就是国家根本经济利益,也可能完全不是。 (2)、全局性。强调国家全局经济利益。中央和地方、部门根本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二者又是有区别的,代表局部利益的有关条条块块的经济风险,可能伤害国家全局利益,也可能丝毫不会触动国家全局经济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 (3)、战略性。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围绕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施,有很强的战略特征。有时需要牺牲某些暂时利益,换取国民经济的持久增长。 (4)、预警性。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突发性的隐蔽状态,必需建立系统的监控机制,不仅能够定期查看,而且可以及时反馈,预知国家经济安全临界度,并迅速提出预案和自我调整,防患于未然。使法律监控与经济发展变化相结合,定性标识量化,增加可操作性。 (5)、应急性。即有对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一旦国家经济遭遇或可能遭遇重大冲击,或发现监控显示所要求状态标准和参数偏离了“临界线”,国家即可迅速作出系统的应急安排。(上篇) (接上期)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的监测预警系统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但是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很不安宁的世界,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与风险,设立监测预警系统。 一、健全国家经济安全监管机构。鉴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性、战略性、应急性等特征,要求必须有一个强力监管机构。现在我国有多个有关监管机构如国家安全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并涉及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国防科工委、科技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每个部门都管一部分或自己的一点,不能形成合力。建议在现有基础上,组建一个平时能常备不懈,综合监控;应急能迅速应变,令行禁止,并可统一部队和地方的强力监管机构-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 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在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主要任务是:(1)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规划;(2)组织实施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因素的调查研 究;(3)统一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军队和政府之间、部际之间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问题;(4)拟定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事项,审查和确认监测预警指标;(5)提出反威胁应急方案;(6)启动反威胁应急措施。 国家经济安全机构,应该横竖涵盖,形成网络。根据精兵简政原则,在有关济安全重点部门和各地方政府,设立主要由兼职人员组成的部门或地方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1)完成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交办的,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事项的调查研究;(2)本部门或本地区经济安全监测指标的实际监测,尤其是超安全临界线的及时预警;(3)启动本部门或本地区的反威胁应急措施。 还应该有一个监测预警机构。其主要任务是:(1)监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态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3)建立国家经济安全信息网络;(4)提出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报告;(5)建议启动威胁应急程序。这方面现在已有部门实际承担着大部分工作,也可继续兼任。 二、国家经济安全监测预警指标和事项。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大系统工程,应该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建成监测事项和指标体系。 1.综合监测指标体系和事项。最能凸显国民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些指标,如经济增长率、失业人数、财政赤字、债务偿还能力、央行资本金充实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利率和汇率等。易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经济制裁、重大倾销或兼并、以经济要求为目的的社会动荡,及其他必须有国家关注的突发事件等。 2.有关部门监测指标和事项。除根据本法调整范围进行一般性监测外,还可根据各时期国内外经济发展变化,确定各时期的监测重点。当前重点,如财政领域:财政收支和赤字、外债和外债结构、外债偿付能力、货币投放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国有财产的增减或亏损、国有企业规模和市场影响力、竞争力。金融领域:如货币市场的本币汇率、币值、储蓄与贷款;资本市场的国际投资和游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股市股指;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良债权和亏损、利率,及金融衍生品交易;高科技领域:高科技人才、关键性前沿技术、科技发展与国外差距、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占有及保护情况、我国高科技私密性的保护;国际经贸领域:我国经济关键部门对外依存度、倾销与反倾销、我国商品的发展空间、外国资本的进入情况,以及人口、失业人数和收入分配差距、因经济目的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战略资源、生态环境领域的重要指标,和其中必须即时解决的重大个案事项等。 3.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临界线的确定。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监测机制,除定期报告制度外,更主要的是:发现可能凸显的危险,预先提出警报。因此,需要对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分界,即预警临界线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但其实很难准确界定,只能有一个一定时期的适用界线。当前业界一般认为: 1国家经济安全态势。可分四类。 安全。指国内经济关键领域整体运行良好;国际经济关系正常发展,引进来、走出去同样比较理想;国家有备无患。 潜在非安全。指国内经济有关键领域存在一定隐患,或在国际市场竞争与合作中存在一般性问题,处理不好,也许发展成显在非安全;但一般能够处理好而化解。 显在非安全。指国家经济安全明显存在一定威胁,可能是内发性威胁,可能是外发性威胁,也可能二者都有,但是还可以争取向好的方向发展。 威胁。指国家经济安全已经受到威胁,有可能形成危机。但局部经济受到威胁,不等于整体经济一定有发展成危机的走向;同样,为保障国家经济整体安全,有时不能过分强调局部没有任何威胁。威胁又可有:紧急威胁,即通过监测预警发出威胁信号后,难以消除的重大态势;突发威胁,即来自境内外不可预测事件,对国家经济安全造成或可能造成的重大威胁。 2临界指标和事项。需要根据大量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并从中找出“度”以定性。同时需要根据历史逻辑推演、现代经济发展最新趋向及国内外有关案例,和工作者精湛的业务能力,确认国家经济安全临界线指标和事项。我国当前一般认为国家经济增长幅度,不要低于7%;城镇登记失业率不要超过4.5%;外债余额不超过当年GNP的15%;偿债率不超过当年外汇总收入的10%;债务率不超过当年外汇总收入的100%;对利用外资质量、倾销与反倾销等事项已予关注。同时,有些发达国家甚至对凡涉及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合法”或“不合理”的事项都予关注。这些都是很好的经验,可以逐步规范化。 三、国家经济威胁应急预案。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地区,对有关经济运行态势要定期提出监测报告;当凸显威胁临界度或突发事件时,立即提出预警及应急预案,在第一时间内,不得迟于一天。应急预案应该包括以下建议:如此次应急指挥部的组成和有关部门职责,应急监测与预警指标或事项,启动应急程序后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通报制度,初步应急举措,应急管理有关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等。 国家经济安全保障法的应急管理 一、反威胁应急程序的启动。 1.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国家经济安全凸显临界预警时,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评估,判断遭遇威胁的类型,提出是否启动应急预案和反威胁措施的建议。国务院认为必要时,可以向全国人大提议对有关部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紧急动员令;并根据情势,建立报告和信息制度,统一指挥;建立反威胁举报制度,公布统一的反威胁事件报告、举报地点、受理单位名称、电话。 2.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成立。根据此次应急事件涉及的重点领域,国务院在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基础上成立应急指挥部(含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对此次应急事件的统一指挥。涉及的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作好应急处理有关工作。必要时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负责指挥本地区经济安全应急处理工作。 3.反威胁应急措施。根据此次应急需要,迅速调整和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明确一定时期加重行政强制性力度;调整财政收支和应急支付能力,增加央行信用;调整货币投放量、调整利率和汇率、进行价格干预,缓解市场风险;调整战略源供给和投放量,增强本土适应能力;限制和禁止不合格投资者的进入,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的生产经营,并依法限制或禁止某些商品的进出口,增强抗风险能力;征用物资和财产,调拨物资和人员,恢复市场秩序等一切有利于反威胁、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 4.反威胁措施的执行与解除。 反威胁措施的执行。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及有关工作人员,应该持证上岗,并在执行任务时,向当事人讲明原因、程序及后果;当事人拒不执行的,执行机关可以强制执行。征用物资和财产时,应有当事人在场,双方共同清点、登录,其后或返还或给予适当补偿;调拨物资、人员,都要清楚而有手续,并给予适当补偿;反威胁应急期间,任何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不得假借反危机应急名义或态势,妨碍国家经济安全威胁化解或侵犯任何组织和各人合法权利。 反威胁措施的解除。国家经济安全应急指挥部认为,实施反威胁措施已见成效,经济安全威胁始发领域伤害开始修复。国内经济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态势看好,短期不会再逆转;国际经济领域伤害或不利因素已经化解或灭失;多种指标监测显示,国家经济安全警戒线经受风雨,重新由威胁转为显在非安全、潜在非安全,终至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根据 应急指挥部报告,召开全体会议,进一步对国家经济运行态势进行评估,判断威胁化解或灭失的可信度,今后国家经济安全走向,并报经批准,由国务院反威胁应急措施解除命令。国家经济运作恢复正常。 二、应急法律责任。国家经济安全威胁紧急应对,需要迅速制定相关法律,并且较平时立法有很大突破。主要如: 1.凸显反威胁的国家强制力。我国实行社会主市场义经济体制,宪法虽然赋予国家机关一定强制力,但政府比较注意能够找市场的尽量找市场,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市场 ! 2.法律责任从严从重。鉴于国家经济安全遭遇威胁,经济运作正处于一个很艰难的非常时期,特别需要全社会一致行动,否则对反威胁的不利影响,也会比平时加倍。如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致反威胁不利;非法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挤兑、抢购、扰乱社会秩序,借机闹事的;为牟取暴利,垄断货源,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生产、销售假冒伪劣抗灾商品的;都属严重犯罪,当然需要从严处分。 3.奖励与惩罚并用。反威胁应急中,任何组织或个人,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重大积极影响的,应该给予奖励。如提供重要信息;提出反威胁对策;在实施反威胁措施中,有重大功效的;捐赠金钱或物资,有突出善意表现的等等,视其功劳大小,给予奖励;对妨碍反威胁紧急措施执行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追究法律责任。 三、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席、总理)的紧急应对权。鉴于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突发事件往往来势凶猛,市场态势瞬息万变,不容许层迭研讨,贻误时机。所以一些国家都依法授予国家主要人(如总统、总理),紧急应对权。这点我国应该学习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特别立法,授予国家主要领导人(主席、总理)在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威胁或突发事件时,有紧急应对权力,可以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不须走各种形式程序,并由国家经济安全事务委员会执行。 吴炯 国家经济论文: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国家定位与WTO规则比较 摘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尘埃落定,但是一些深层次问题仍然有待解决,比如如何保证我国的国内法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协调。本文通过对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在对国家定位方面的比较,发现我国经济法过于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却忽视了对国家这一重要的经济法主体行为的规范。文章最后也就中国经济法如何作出调整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提出了意见。 关键词:WTO规则 国家定位 调整对象 WTO规则作为一部庞大的"法典",是由多边、诸边和双边条约所组成的,中国作为WTO的一员,这些条约与我国国内法律的关系及这些条约在国内如何适用等问题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本文就主要从调整对象角度谈一下中国经济法如何适应WTO规则的要求进行探讨性的尝试,在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对WTO的规则及其特征作一下阐述。 WTO法律文件共包括29个协议、协定,还有20多个部长宣言、决定,其内容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内容相当广泛。这50多个法律文件确立了WTO一套规则,其目的在于通过确定各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活动规范和行业准则,并且通过建立一套机制(主要是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监督各成员有关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力求为世界提供一个开放、公平、统一的多边贸易体制框架。 总体来看,WTO规则有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WTO规则作为国际条约的一部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就成员国而言,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为了保证WTO规则的实施,确保WTO规则能够有效地调整成员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迅速、有效地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WTO规则确立了WTO框架下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这些机制具有准"司法"机制的特点,其目的在于确保WTO规则在成员国范围的有效实施。 其二,WTO规则在于规范和约束成员的政府行为,旨在消除或者限制各成员政府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WTO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消除和限制成员国对跨国(境)贸易的干预而展开的,确立和体现非歧视、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三大原则,而并不规范国际货物相对人在交付货物、支付货款和所有权及风险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公法”的范围,WTO规则下的义务和责任属于一国政府而非公民和企业,所以国外有的学者把WTO规则称之为"国际行政法典"。 其三,WTO规则在要求各成员一体遵守共同规则的前提下,又适应不同成员的不同情况,为其履行WTO框架下的义务留下一定的灵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同盟。为了在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一全局、长远目标的过程中,兼顾不同成员在不同方面的局部利益,使WTO法律文件有关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条款在实践中能够行得通,它们确定的原则和为成员规定的义务都不是绝对的,而是设立了若干例外,并为发展中成员作了一些过渡性的灵活安排。因此,WTO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协调世界贸易自由与各成员正当利益、协调法定规则与各成员贸易政策的杠杆。 一、 WTO规则对国家的定位 从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管理者之法”,其把国家多界定为被管理者,其调整对象具有政府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WTO作为一个政府间的正式组织,成员国家是WTO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为了实现世界贸易组织设立的功能和目标,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组织下,各成员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这些协议是国际商务的基本法律规则。它们约束各成员国政府为了共同的利益把各自的贸易政策限制在协议范围之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WTO规则主要是管理成员政府对国际贸易的管理行为,调整政府对国际贸易管理关系。其针对的关系主体就是成员国政府。 2、WTO的宗旨是“期望通过达成互惠互利的安排,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性待遇,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出贡献”。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造成这种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的大多是各国政府的贸易管理法律和政策措施,比如,关于WTO规则调整反倾销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从经济理论和实践的 一般规律者,倾销本身并没有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做法。正如权威学者芬格所论述的:解决反倾销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受到影响的各方,努力改变国内立法实施,以便在反倾销案件中体现他们的利益。因此,WTO反倾销的重点对象不是企业及其倾销行为,而是政府及其反倾销行为。” 国家在对国际贸易进行管理时,有可能制定歧视性的政策,从而损害国际投资者的权益。因此,WTO规则把规范国家的国家贸易管理行为而不是国际贸易行为作为调整对象的核心内容。 二、 我国经济法对国家主体的定位 尽管我国学术界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尚未形成比较统一的说法,但是对国内比较主流的观点进行分析,我们也不难发现它们大都认为经济法针对市场缺陷而由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在国家应当发挥对市场的调控方面持相同看法。 从而经济法将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作为重点规范的对象。据此,我国经济法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为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管理被管理者的法律,很少对国家管理经济活动的行为施加限制。主要是因为: 从我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看,国家主体被赋予较大的管理职权是一种必要。“中国经济法的产生于西方经济法的产生不一样, 它有其自身一系列的重要特点:其一,我们不是从自由的商品经济,而是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我们缺乏一个建立在自由经济之上的,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活动和市场自身规律的调节力量推动市场运作和经济运行的基础和环境。其二,构成我们的市场经济主体的主要成分,不是以个人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而是以国家或集体财产为基础的经济主体。在这种国家或集体财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主体中,主体的独立性、主体的自由意志性、主体在法律上的平等性以及构成主体的财产基础都是相当不完整和不成熟的。其三,我们不是在民 商法和行政法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法,而是在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体现行政垄断色彩的旧经济法基础之上,改造传统的经济法;经济法不是在民商法和行政法充分发达之后,基于社会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要求而逐渐分离出的新法律部门,而是在彼此混同、彼此界定不清的基础上依靠国家权力的推动而创建的一个法律部门。其四,我们不是依靠市场主体自身的运作来建立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来创造市场;国家既要创造市场主体,也要培育市场环境;既要建立市场规则,也要协调市场冲突;既要建立竞争机制,还要维护竞争秩序。”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干预,这是现实经济发展规律的需要,是中国经济体制格局的必然选择”, “所有这些决定了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过程中,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法的格局将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国家经济法不一样,经济法中的国家主体的作用也将比西方国家国家主体的作用要大得多。正是由于传统的习惯和现实的需求导致了人们的观念中对国家经济权力的盲目崇拜和盲目依赖,而在立法、司法和行政活动中常常忽略一个普遍的事实,即国家权力越大,滥用权力的可能也越大,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的可能性更大。” 三、 WTO规则与我国经济法对国家定位的区别 我国经济法主要出发点,是通过政府 干预市场来克服市场缺陷。结果忽视了因政府干预市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以及由此缺陷而进一步扩大了的市场缺陷;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法将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放在了对市场主体的管理关系上,忽视了对市场管理者和调控者即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我国经济法重对市场主体的管理规范,轻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与WTO规则重对政府管理行为的规范,轻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范这一法律调整对象的重点,明显不同。而大量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充分证明,由政府干预导致的非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较之市场缺陷对市场的危害更大。因为公权力作为一种支配力量,由于没有相对方的制衡,因而总是本能地扩张和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 四、我国经济法调整对象对WTO规则的借鉴 我国经济法要借鉴WTO 规则的法律调整思路,将政府的市场调控和管理行为作为规范的重点,从而决定了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的重点,就应该是政府管理关系,而不是市场主体的经营关系。进一步分析,我国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我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 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WTO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的管理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克服非由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导致的非市场缺陷为起点。如果说我国传统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缺陷,而赋予政府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WTO 背景下的我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国家经济论文:探究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宪法对国家经济干预的规制 一、宪政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内涵的界定 1.宪政及宪政观念的变迁 宪政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1997 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宪政。学者们在宪政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宪政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宪政。 ”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宪政历史的分析指出宪政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主权、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宪政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 宪政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宪政的故乡, 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 1215 年自由大宪章是英国宪政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 以“消极宪政” 为本质的自由主义宪政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 自由主义宪政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转型发端于美国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进步运动。 “消极宪政”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 100 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 宪政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 ②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 ③社会分配权。 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③有限性。 从宪政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 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 从宪政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 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 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被干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 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主权在民”的权力根据。 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 119 条第 2 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 《意大利宪法》第 47 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 ,税率和征收方式 ,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 俄罗斯联邦 1993 年宪法第 8 条第 1 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 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 ,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 法国宪法第 34 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 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 《德国基本法》109 条第 2 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 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 《韩国宪法》第119 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 《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 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 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 20世纪80 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 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 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 1993 年的《宪法修正案》第 7 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 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 14 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 :“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 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第 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 以上宪法规则规定了我国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社会分配权,为克服市场失灵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基本法的依据和保障。 但是,我国宪法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上存在问题: ①宪法并没有规定国家的市场秩序规制权,影响到国家对垄断、不正当竞争、产品质量等市场秩序规制的合法性依据,也影响到这方面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②宪法对宏观调控权和社会分配权规定不够全面。 在宏观调控权方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宏观调控行使方式和原则。在社会分配权上,宪法只规定了社会保障干预权,而没有规定社会分配领域其他干预方式和干预权,也没有规定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③宪法没有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主体。权力分立和权力制约是保障权力有效运行的基本规律,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也应该在国家干预主体之间进行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以保障权力有序和正当运行,而我国宪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 ④宪法缺乏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运行方式的规范。宪法缺乏就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原则与义务等规定,也没有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营业自由权。 针对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宪法应从以下方面完善:①规定国家具有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对市场秩序的规制权。规定为统一市场、保障公平自由竞争,国家有权对市场不正当竞争、垄断行为进行规制。 ②在宏观调控上,规定国家基于稳定经济和促进就业可以采取产业政策、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社会分配权上,规定国家为减少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等可通过税收、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进行再分配,并依据国情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个人和单位从事慈善事业,并建立公民社会保障权的保障机制。 完善公民社会保障权的救济机制。③规定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国务院、最高司法机关等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方面的具体权限,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国家干预经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由不同国家机构行使。 构建起相互协作和相互制约机制,为我国中央政府、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中的分工与合作奠定基础。④明确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原则和方式,规定其以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营自营为目标。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权,规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只有在基于公共利益才能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自由进行限制,从权利保障角度划定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 ⑤规定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责任,规定公民和市场主体因国家干预经济权不当行使或不作为, 而有权通过检举、控告等方式要求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者承担责任 国家经济论文:浅谈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初探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 发展中国家 [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国家经济主权仍然是研究的重心。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国 家经济主权造 成冲击 的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并通过对在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出现的国 家经 济主权理论 进行剖析得出了国家经济主权 的 让渡 论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的结论,进而指出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实现的途径。 引 言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 ,整个世界呈现出一个不可阻挡的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而在几乎所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中,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始终走在最前面,它在成为其他领域全球化基础的同时对主权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法律等诸多领域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使各主权国家在相关领 域的依赖度越来越大,而各主权国家间用以实现诸如环境、经济、惩治犯罪等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方式无论是加入各种国际组织还是缔结各种国际条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授权于国际组织 以相关权力,或者相应的通过对国际条约的转化或采纳制约自身权力的行使。由此,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不可分割、不可放弃或绝对不可侵犯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了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而这是否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或衰弱?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经 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应当如何看待国家经济主权?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在经济 全球化的热潮中冷静下来重新审视国家经济主权。 一、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 济主权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趋 势,从经济学角度看,它主要涵盖贸易 、金融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等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的自由化、劳动力的自由跨境流动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比进而实现 国际经济体系的高度融合 (或一体 化),因而要求各民族国家的政府放宽或解除在国家间经济交流上的种种限制,这就使各民族 国家的国家经济主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 三个方面 。 (一)国际组织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日益增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 ,各种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大量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范 围 内建立 的 国际经 济组织 多达 109个 ,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等一系列对 国家 经济 主权 有 重要影 响 的 国际经济 组织 。一些综合 实力较弱 的国家(尤其是要加入 这些组织或 者是 向这些组织寻求帮助的发展 中 国家)由于在 资金、技 术等方 面对拥有雄厚实力的国际组织具 有一定的依 赖性 ,而且 近些年来某些 国际经济组织 已逐 步带上 了国 际政治 的色彩 ,其利用所具有 的职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国家的经济 主权 。此外 ,一些区域性经济组 织如欧 洲联盟 、东 南亚 国家 联盟 、北 美 自由贸易区等也都以部 分经济 管理职能公共化 的形式 ,在有 限的范围内“攫取”了原属于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力 。 (二)跨 国公司及其经济扩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正如美 国学者惠特曼所指出的“就对 民族 经济 主权 具有巨大威胁性和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来说 ,没有哪个组织比跨国公司更为有利了。跨 国公 司对主权 国家 ,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 的冲击不容忽视 ,主要体现 在如下 几个方面 :第一 ,跨 国公司执行全球生 产战略 ,往往视 国家 经济主权为其障碍 ,因此其超 越国界 的经济 活动总是力 图逃避 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其进行 的监督 ,从而模 糊了 国家 的管辖权 也冲击了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二 ,跨 国公 司腐蚀政府 官员 的非法活动,使国家在经济方面的行政决策权和国家最高权威面临挑战。第 三 ,跨 国公 司在金 融市场利用 转移价格而逃避转移利润、通过买卖股票和证 券等 逃 避外 汇管制 、利 用 国与 国之间的汇率差价把资金调入调出等等的投机行为,直接影响主权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 。 (三)非政府组织对 国家经济主权的影响 首先 ,从国内的 角度 看 ,随着非 政府组 织 涉足领 域逐渐增多 ,作为独立于政 府 的组织 ,它越来 越体 现公众 的意志从而得 到越 来越 多的公 众支持 ,这就无形 中使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管理行为不得不得到非政府组织 的支 持才 可能有效 运转这就需要政府不断下放 权力于非政府组织 。 其次 ,非政府组织由 于独立 于政 府 ,可 以越 过政府 直接卷入 国际 事务 ,但在很 多 情况下 ,非政府 活 动进一步 打破 了国际关系 中的国家“垄断”,造成“官 、民”之间 的紧张,给国家关系带来不快甚至冲突。如某些人权组织的活动就是如此。 再次 ,虽然非政府组织 不具 有 国际法 的主体资 格 ,但 他们是当代 国际社会 中不 可缺少 的重要角 色 ,通过 他们 可以听到民间代表的呼声,由此使联合国与其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从而通过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举办的重要会议上的发言等对国家经济主权间接产生影 响,并且其 在联 合 国的作用和地位已从经济和社会领域逐渐扩大至其他领域。 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国家经济主权理论及剖析 经 济全球化在许 多方 面都 对 国家 主权构成 了一定的 冲击 ,这是不容否认 的客观 事实 。但 在经 济全球 化进程 中,对于国家经 济主权的 理论 主张 ,学 者们 出现 了不同 的声 音 ,归结而言主要有 以下几种 。 (一)国家经济主权“销蚀论” 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经济全球化 的发展促使 了许多国家在制定经 济制度 、贸 易规 则方 面趋 于相 同或者是类 似 ,特别是在严格按照 WTO、世 界银 行等 国际组 织规则进 行交易 的时候更是强化 了统 一的规则和制 度 ,这 样从 客观上会使国家在非 自觉 、无意 识 的情况 下做 出一些 行为 ,而导致 国家经济主权遭受“销蚀”。 尽管经济全球化会对 主权国家 的法律带来一定 的冲击 ,但“国际法律制度走向一体化”的提法从根本上说是不科的,“如果说 国际法律一体化成为可能 的话 ,那 也只能是纯代表极少数 国家意 志 的法 律 ,国 际经 济法 此 时也就 失去‘国际’这一独 特的 法律 属性 了;国际社 会 也就 不能 再称‘国际社会’了,而且从部分经济主权由民族国家 向国经济组织让渡的角度看,如果就单个民族国家而言,这无是国家 主权 的销蚀 ,但如 果从所 有 民族 国家 的整体来 看 ,种主权让渡的结果是 ,共 同让 渡,共 同享有 ,国家 主权并没销蚀 。从部分经济主权 由政 府 向本 国企 业或 非政府 主体让渡 的角度看 ,即表现为本 国企业或 非政府 主体 对政府 主事务的干预 ,其实质是 国家经济主权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的重分配 ,即由政府的“惟我独尊”转 变为政府 和非政府 主体 的权。则从单个民族国家的整体而言。并没有发生国家经济权的销蚀 。[6] (二)国家经济主权“模糊论” 这种理论反对传统意义上国际法 和国家关 系理论 ,认在经济全球化下,国家将不再是基本的主体。经济一体化致了各国政府没有 能力独 立地 对本 国 的经 济进 行有效 的理和控制,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在给各国经济带发展的同时也迫使政府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 ,从而 限制了最终模糊国家经济主权。 事 实表明,主权国家并不是 完全被动 的卷人经 济国际进程 。经济国际化与主权国家之间有着 复杂的互动关系 ,家不会让经济国际化扮演终结国家及其 主权的角色 ,国家会做出适应性的反应。他们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强化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 ,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 国际机制 的建立 。调整运作.充分利用一切有利的国际条件,千方百计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和 国际竞争提供安全保 障和加大支持 力度 。换言 之面对经济 国际化 的挑 战 ,国家会 奋 起做 出各种 适应 性调 整把挑战视为机遇 ,变压力 为动力 ,其结果 往往 是增 强了综 合国力和国家行使主权的能力。 (三)国家经济主权“废弃论” 以美 国国际法 著名 学 者 路 易 斯 ·亨 金 为 首 的 学者 认为,[8]随着“全球化”、“一体化”等词汇的高频率的出现,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经济全球化 的普及 和扩展下 ,与其相关 的政治、文化 、法律等 领域也 应 当 同步实行 全球化 和体化 ,这是 一种 不 为人 意 志所 转移 的 客观 规律 和 客观 趋势 。突破原 有的国际法体系 。废除 国家 主权 是充分表达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大变革。国际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正是可以推翻国家主权原则不可侵犯 的重要依据 。 经济全球化尽管对国家经济主权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它不可能导致国家 主权的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就现实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而言还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企图以所谓的“世界政府”来取代各独立的民族国家政府如同南柯一梦,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点 。米夏埃尔 ·齐恩 、克 里斯 ·哈曼 等学者 已经作 了专门的论述 ,这里 不再 进行 论述 。由此 ,废除 国家 主权 失去了其在 理论 上 的必 要 性 ,也 就难 逃 为发 达 国家插 手 别 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事 务而 削弱 别 国主权进 行开 脱的嫌疑 了。 (四)国家经济主权“让渡论” 该主张为欧盟成员 国所提倡 ,他们坚持 欧盟是一个具 有超国家性质的 国际组 织 ,随着 经济 全球化 的发展 ,为 了全局利益 ,让渡部分 国家 主权并 不会 损 害主权 的完 整性 ,其结 果会形 成欧洲统 一市 场、统一货 币和欧洲大经 济区 。欧洲 一体化的实践表 明国家 主权是可分 的 ,这样 对于增强 欧盟 的总 体实力 ,加速其各方 面的发展 是 非常 有利 的。可见 ,该理 论是 欧盟 的形式视为 国家经济 主权让渡 的理想化状态 。虽然 国际社会至今 尚未就此观点 达成一致 ,但 它具有 国际法上和实践中的合理性。 就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论来说,其理论基础就是承认主权 的可分性。而至于主权是否可分 ,一直以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 之一 ,但正如《奥本海 国际法 》所说 的,“看来 比较 可取的意见是 ,坚持切 合实 际 的认 为主权 是 可分的 ,尽管这 种意见是不正常 的而且 可能是 不合理的 。 主权的让 渡不同 于 主权 的割 让 ,而 是 国家 问 的主权 共享 。“主权让渡是 为了解 决 国际组织 的授权 问题 而产生 的概念,即成员国转让部分主权的形式权力并 由一个共同的组织来行使。这 种部分主权实行成员 国共享的方 式 ,说 到底主权的所有仍然是 国家的 ,所 以,让 渡不是 割让 。只要国家是自愿加人 国际组 织并保 留退 出的权 利 .主权 国家所 有的底线就不可能突破 ,因为 国家在理论 上有 可 以收回让渡 的主权 的权利 。至于在实践 中权力 的收 回是 否可行的 问题 ,关键还在于 国家 的战略选择和权力 行使 ,因为主权让渡 和受限也是 主权 国家行使 主权 的结果 。 至于国家经济主权的让镀是否导致了如有些学者声称的国家经 济主权弱化 的结 果 ,笔 者认为 ,国家经 济 主权 的让渡是 国家基于 自身某种利益 的考虑 所做 出 自主意识 的选 择从 而在新 的国际环境下更好地维护 和获取 国家的根本利 益而并非是国家主权被弱化的表现,国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其自主性。即便欧盟这 样 高度 一体 化的 区域 联盟 的结成 也是从属于 国家利益这一前 提下的 。而事实 上 ,正是 主权国家本身推动 了全球化不断地 向纵深 发展 。就 国际 社会整体而 言国家通过参 与经济全球化 ,对机 制化组织适度 地让渡一部分主权 ,恰恰是一 国权 力的延伸 、变通 和扩展 ,是对 国家利益的拓展。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 于广大发展 中国家 来说 ,无 异 于一 把“双刃剑”。在为发展 中国家 带来 追 赶上 发达 国家的新 机遇 ,促进其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不 可避免地对 发展 中国家 的经 济主权提 出新 的挑 战。面对这种形势 ,发展 中国家应 当如何对待国家经济主权 ?如 何协调处 理 国家经 济 主权 与加强 国际相互合 作的关系?这些 都是当前 摆 在发展 中国家面前 的重要课题。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注重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坚持和发展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能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也是 逐步摆脱不发达 的锐 利武器 。一 国的经 济主权需要维护 ,而其经济也 必 须发展 ,两 者不 可偏 废 。因此 如何处 理好经济主权和经 济安全 就成 为发 展 中 国家必须认 真思 考的战略问题 。笔者认 为 ,发展 中国家在 理解 经 济主权 时 ,应将其理解为各种“权 利”的具体 体现 ,而避 免理解 为纯粹 的、抽象的国家“权力 ”。它的 实现体 现 为 国家 所行 使 的各项 具体经济权利 .这些 国家经济主权权利 可以分 为核心经 济主权权利和可让 渡的经济 主权 权利 。核心 经济 主权 权利要 始终 不渝 的予 以坚持 ;而对 于那 些可以让渡 的经济 主权权利则可 以发展的观点来对待,只要在符合本国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也可适量开放。 (二)积极参与制定经济全球化的新规则,促进国际经济法律秩序的形成 历史和现实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现在 以及将 来都不会自动放弃经济霸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不会善意地主动让发展 中国家享有国际经济事务 的参与和决策权,尤其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中国际立法不平衡趋势甚为明显,如TRIMS取消了发展 中国家用以对付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手段,而约束限制性商业管理的国际规范却未能出台;发达国家竭力将劳工标准纳入多边贸易体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问题却采取回避态度。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要想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被动的接受游戏规则,就应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规则的制定过程;在致力于创建一个既能适应全面的国际市场竞争,又能有力地保障民族经济安全的现实主义的国内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时 ,促进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 法律 新秩序 的形成 ,使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体现西方的价值理念,同时也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利益得到应有的尊重 和照顾使得全世界各国均得以充分的进步和发展 。 国家经济论文:浅析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基本原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实际上让渡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相反是国家行使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本文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同时,提出我们应积极应对并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 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国际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是国际经济法基本原则中的首要原则。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出现了让渡的现象,这并不说明国家在经济上对主权的否定,相反,这是国家在同意的基础上经济主权行使方式 的变化。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这一变化。并坚持经济主权原则,以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理论 (一)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产生 二战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国家独立,在政治上享有独立的自主权。但是,经济上还处在受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为了维护 国家的经济主权,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为此 ,1962年 l2月联大第l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国家对 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1974年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等文件,进一步明确 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基本内容 依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的规定,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指国家在经济上享有独立自主的权利,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在内,并自由行使此项权利。具体表现为: 第一。各国对境内一切 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境内的自然资源是该国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其境内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内容,是国家基本的不可剥夺 的权利。国家有权 自由开发和利用其自然资源,有权 自由处置其自然资源,包括有权实行国有化或把所有权转移给本国国民。 第二,各国对境 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 司的活动享有管理和监督权。国家对其境内的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每个国家有权按照其法律和规章,对在其国家管辖范围内的外国投资加以管理和行使权力。各国有权管理和监督其 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活动遵守其法律、规章和条例及符合其经济和社会政策。 第三 ,国家有权将外国财产收归国有或征用。国有化的合法性及补偿问题一直在国际社会 中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规定 ,将外国财产的所有权收归国有 、征用或转移时。应 由采取此种措施的国家给予适当的赔偿,要考虑到涉及它的有关法律和规章以及该国认为有关的一切情况。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表现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比比皆是。表现形式主要有: 第一 ,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跨国公 司等国际投资机构。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他们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是世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承担者,他们通过对高新技术的垄断而牢牢掌握着高新技术的转移和转让。跨国公司活动对各国经济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资金技术,充分利用国际管理经验和人才,加快本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税赋、利率 、资源开发等方面给予跨国公司等国际投资机构的超国民待遇就是让渡经济主权的具体表现。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国际组织 。国际经济规则、普遍性国际组织、专门性国际组织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规则、国际惯例一起构成当今国际经济的解决机制其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并影响世界或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这说明国际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充当了全球化进程中的立法者、执法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各个国家为了本国长远的利益参与到各个国际组织之中,从本国 自然资源的使用 ,对国内经济主体的管理 ,经济活动方式 的选择.甚至到经济问题的解决 ,每一项与经济有关的活动都要接受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及国际经济机制的调节。主权 国家接受调节的过程也是实践中让渡经济主权的体现。 第三,国家经济主权部分让渡于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的协定。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各国影响的 日益深化,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经济上已经到了相互交融的地步。不同的国家之间或在资源利用上,或共同关心 的经济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出于对各种利益的考虑,各国单独行事将对经济运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世界各国为了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资源 、技术、人才,发挥各自的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相互之间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在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经济活动。世界各国接受协定来协调其活动,是让渡部分国家经济主权的结果。 (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国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的利益,势必会让渡本属于自己享有的部分权利。这种让渡是主权国家让渡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权能,而使其在处置和支配国内外经济事务的能力受到限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意味着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相反,是国家自由处分其经济主权权能的表现。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合理性表现在: 首先,主权是可以分割的。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说,“国家有完全主权国家和部分主权国家的区别,这暗示了主权是可以分割的,因而,与主权有关的各种权力并不一定集中于一人之手中。”“因此,看来比较可取的意见是,坚持切合实际地认为主权是可分的,尽管这种意见是不正常的而且可能是不合逻辑的。” 并且,当今国际社会实践中。世界各国将其部分经济主权以各种方式让渡于不同的实体的现象比比皆是。如在国际实践中,各国将部分经济主权让渡给国际性的组织或是跨国公司,比如说 自然资源的开发等。在国内,国家通过向地方政府转移部分经济主权而使地方政府具有部分国家经济主权权力。 其次 。国家经济主权的让渡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经济主权的弱化。其一,主权的绝对性表现在,主权是在法律上并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排除主权行使的相对性,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与否是由主权国家 自主决定 的,让渡经济主权是主权国家 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对经济主权的自由处分,并非弱化经济主权。其二,当今大多数主权国家让渡经济主权,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都是通过制定双边或多边协定而实现的,并随着协定的不断变更而变化,这符合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损害主权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间协调的体现,让渡并未弱化国家经济主权,只是主权国家形式经济主权方式的变化。 再次,主权 的权能是维护国家利益。在各国日益相互交融的时代,仅靠单个国家所掌控的权力资源无法解决日益增多的全球性经济问题,各国为了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就必须进行国际合作,实现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出现了国家经济主权让渡的现象。但是让渡国家经济主权并不损害 国家的利益也不会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如 日本学者所说的:“国际化与其说削弱经济性国家主权,还不如说是加强了各国政府的责任,即在充分理解本 国经济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基础上,采取适当手段 ,有效地行使经济性国家主权。”所以,只要是主权国家自愿地、独立地决定让出部分经济主权来换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行为都是合理的,其并没有弱化国家的经济主权。 三、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要坚持国家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这样一个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我们只有积极地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中,正视现实,趋利避害,变被动为主动,才能维护国家 的经济主权和利益 。 第一,确立 国家经济主权相对观。经济主权原则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主权不是绝对的,其具有相对性国家在享有权利的同时还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要坚持经济主权的辨证性,灵活地行使经济主权,这样才不会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应坚持和善于运用本国的经济主权。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机遇与风险并存。要抓住机遇,就必须掌握 自己的经济主权,以此来引导和管理国家经济。要抵御风险,同样需要掌握经济主权,以此作为屏障,采取措施,及时地化解和消除各种潜在的风险。 第三,积极地参与并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要积极参加国际性的经济组织,争取发言权和规则的制定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表达我 国的意志,才有机会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主导权的垄断,而不至于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制定的规则,从而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利益。 国家经济论文:简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国家经济主权 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同时理论界也 出现 了一些 “弱化”甚至 “废弃”国家主权的观点,对此我们应有正确认识。在此情势下,发展中国家应从几个方面作出努力来维护自身的经济主权。 在跨人21世纪之际,人类社会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所谓经济全球化,对其内涵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认为经济全球化即 “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同时,有学者主张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发展状态,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机构调整。在这里,笔者较为赞同以下这种理解,即经济全球化不仅是指商品、货币、资本、资源等要素在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而且是世界各国的利益在整体磨合的过程中,所达成的能够最大程度上体现各 国之间协调意志并且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的原则、规则 、机构和程序的国际性的制度安排,它不仅是一种现实状态,而且是一种不断深化的过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资源 、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并进行优化配置,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规模 ,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既广泛又复杂。经济全球化在提升世界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给世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很难避免会带来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维护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这一问题。 一、 国家经济主权的基本涵义 主权原则一直是国际法中最基本的原则,主权是国家最重要的属性,是其固有的权利。根据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条文及对条文的解释 ,国家是不从属于人世间所有上级权威的完全独立的单位。国家享有的主权即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的权利。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对内的最高权,即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以及领土外的本国人享有属地优越权和属人优越权;二是对外的独立权 ,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立 自主地、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地处理 国内外一切事务的权利。可以说,国家主权概念的涵义相当广泛,既包括政治主权,也包括经济主权以及文化主权等。 国家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不可分割的部分,是主权这一概念的应有之义。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却不断强调自己拥有的经济主权 ,是有其原因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二站前都处于殖民地地位,境内的各种自然资源以及有关的经济命脉都直接或间接地为殖民主义国家所控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在经济上往往还处于受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的地位,自然资源掌握在外国跨国公司手中,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 :政治主权是经济主权的前提,经济主权是政治主权的保障。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早在 1952年 1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会议就通过了《关于经济发展与通商协定的决议》,肯定和承认了各 国人民享有经济上的自决权。1952年 12月,联大第7届会议通过了 《关于自由开发自然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的决议》,明确规定:“各国人民自由地利用和开发其自然财富和 自然资源的权利乃是他们的主权所固有的一项内容”1962年 12月,联大第 17届会议通过的《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正式确立了各国对本国境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基本原则。1974年12月,联大第 29届会议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则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根据联合国大会的上述基本文献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主要内容一般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各国对本国内部以及本国涉外的一切经济事务 ,享有完全、充分的独立 自主权 ,不受任何外来干涉;各国对境内切 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享有管理监督权;各国对境内的外国资产有权收归国有或征用;各国对世界性经济事务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二、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是国际经济法的首要原则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 民族经济维护政治独立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之一。但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着不同往昔的新的挑战。 (一)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表现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贷款给泰国,帮助泰国度过危机。但前提条件是要由其监督泰国的财政预算 ,并要求泰国进行经济改革,实行企业的私有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给韩国的条件则是:削减其政府开支,减少进口限制等。实际上在此次危机中,泰国、韩国的经济主权已受到相当严重的侵犯了。 乌拉圭回合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多边协议的贯彻落实,就关系到世贸组织各成员国国内经济体制、法律和政策的调整和修改。如《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要求成员国逐步取消国内外资法中的当地成分要求、贸易平衡和外汇平衡以及出口比例要求等可能扭 曲贸易关系的规定;《农产品协议》,则要求成员国承诺削减对农产品出口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政策性补贴。口哒些协议的实施,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各成员国决定 自己的经济政策产生干预与影响,即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经济主权形成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如上所述的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情况不时出现,近些年来还有增加的趋势,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张弱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但出现了一些限制国家经济主权的事例,而且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淡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主张,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国家经济主权 “让渡论”。这种理论主张经济全球化 自然促使国家丧失部分主权。因为主权是为国民福利服务的,如果让渡出一部分主权 ,能够换取国民福利和整体利益,只要是出于自愿的,由本国独立决策,就是合理的,并不会损害主权的完整性。 第二,国家经济主权 “销蚀论”。这种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全球化 各国的经济制度 、贸易规则越来越趋同化。特别是一些经济贸易方面的规则和制度一,一般都要按照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规定施行,需要符合国际惯例。从而在客观上导致各国有意无意地做 出一些行为,使本国的经济主权无形的遭到 “销蚀”。 第三 ,国家经济主权 “废弃论”。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大肆鼓吹经济走向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甚至有人主张对于国际关系来说,主权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已没有必要了,最好避免使用。“我们该把主权一词作为旧时代的残余遗物摆放到历史的陈列架上去”。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势下,形形色色的主权“淡化”论、“弱化”论时时会在不同的场合出现。这些理论甚至在理论界会形成一种时尚,使一些人易受它们的影响,在缺乏冷静思考和严谨分析的情况下成为这些理论的追随者、附和者。对此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看清这些理论的真实目的。我们可以从 1994年美国主权大辩论这个事件切人,来进行思考。1994年 ,美国在签署 WTO一揽子协议时,一些美国学者主张 “经济一体化高于主权”,认为接受WTO体制,包括其中不可分割的争端解决体制,无损于美国自己的主权。另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客则强调不可轻易接受作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 《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尤其担忧接受新争端解决机制之后,势必会毁损、剥夺美国的主权。经过辩论,绝大多数美国学者和政客认为加入世贸组织并不会损害美国的经济主权。因为以下是美国的一贯做法。美国在参加缔结任何国际条约时,总是把本国利益放在首位,美国参加缔结的任何国际条约,其中的国际行为规范以及美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都须通过体现美国主权的国会的审议、批准和立法 ,才能转变为美国国内法律的一部分,才能在美国贯彻实施。最重要的一点是,一旦美国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行动来 “维护”本国的重大利益,它就 “有权”不受国际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约束,“有权”背弃自己依据国际条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可见,美国看重的是其披着 “主权”外衣的既得霸权。 发达国家在涉及自己国家经济主权时,实际做法与其一贯所倡导的那些弱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并不一致,发达国家提出的各种弱化经济主权的主张,均是针对别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而言的,而他们对本国的经济主权则是十分谨慎的。 三、国家经济主权受冲击的原因 (一)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尚未根本改变 多年来 ,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单方面有利于发达国家而对其不利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而不懈努力。但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种经济秩序并未根本改变。在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和优势地位。而国家之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既有互利的一面,更有相互竞争对立的一面。发达国家凭借其既有的强大实力,对国际经济事实的主导决策权和压倒性的发言权 ,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惜干预、侵犯别国经济主权。因此,准确地说,在经济全球化中经济主权受冲击的往往是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 (二)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多尤其是其职能的扩展使国家经济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冷战后国家主权面临着两方面的压力 ,一是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导致主权国家的分裂;二是国际组织在不断地侵蚀国家的主权。在经济领域 ,世界性区域性经济组织不断出现,同时其职权不断扩大。然而,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增加,职权的扩大和其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展,并不当然构成对国家主权的损害。因为各国不可能通过达成有关协议来建立一个会处处损害其主权的国际组织。那么这种国家经济主权受限制的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方面,有关国家在参加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时,自愿地将部分经济主权转让给该国际经济组织。如欧洲国家在参加欧盟时便将本国的部分经济主权持久地转让给欧盟涉及关税、贸易甚至商业政策。还有一些经济势力薄弱的国家对实力强大的国际组织存在着资金、技术或管理上的依赖性 ,为该组织介入国家职能提供了机会,使得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越来越广泛地介入或影响某个国家的经济事务。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际经济组织行使超越其章程的职权 ,这就很可能对国家的经济主权造成损害。 (三)跨国公司的活动也可能影响国家经济主权 当今跨国公司已发展成为左右和控制世界经济实力的强大的经济实体,它们的经济实力甚至超过一些中小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急需跨国公司的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但跨国公司往往奉行唯利是图的经营方针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了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如它的投资方 向经营策略往往不符合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它对某些产业部门的控制,往往严重影响东道国该部门的发展,它对其拥有的大量短期流动资金的调度 ,使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破坏等。跨国公司甚至可以通过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高新技术中的垄断地位对东道国国家经济政策施加一定影响,从而对东道国的经济主权形成干预。 (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经济事务决策权力中没有平等的发言权 全球性经济事务决策权力的国际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弱国经济主权是否能得到应有的保护,进而决定全球财富的国际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而发达国家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优势不仅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居于主导,而且在国际经济体制和 “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也具有决定性影响。如 50多年前按照“布雷顿森林体制”组建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全球性经济组织,至今仍实施着当年美国主持推行的以“缴资”多少为基础的“加权表决制”,从而使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有关的国际经济事务中一直具有主导性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经济过程中,很难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经济政策 ,不得不被动地遵守主要体现发达国家利益的“游戏规则”。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何维护国家经济主权 上文已述,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人的过程 中,既出现了一些冲击、限制国家经济主权的事例、现象,又出现了一些 “弱化”、“淡化”国家经济主权的理论。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坚持国家的经济主权原则?如何协调处理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加强国际相互合作的关系?这些都是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涵义的理解 理论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情况下,对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应该有一个正确、客观的理解与认识。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个发展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如果担心本国的经济主权会受损,经济上受发达国家的控制和剥削而顾虑重重,就会失去发展的机遇,经济发展只会更加落后。但同时,如不注意对本国经济主权的保护,则可能会使来之不易的经济主权不断受损甚至得而复失。因此 ,发展中国家既要坚持 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又要以发展的观点对待国家经济主权。在理解经济主权时,应将其理解为 “权利”的具体体现,而避免理解为抽象的国家 “权力”。国家经济主权权利,可分为核心经济主权权利和可让与的经济主权权利。核心的经济主权权利要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始终予以坚持,如国家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国家对其境内的外国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的权利。而对于那些可以让与的经济主权权利,在符合本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开放。事实上 ,许多国家在参加某些国际经济组织时已经这样做了。如生态问题 、人 口问题等,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可以适当限制本国在这些领域的经济管辖权利 ,使本国在这些问题的管制上尽量符合国际社会的主流规则。 (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规则和制度的制定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现阶段发达国家占有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因此就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应该努力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同时注意避免和化解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这才是面对问题的正确态度。目前,发展中国家已不是是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而是如何参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的问题。在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安全和有效实现对金融领域及跨国公司的管制方面,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而且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发展中国家只有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才有机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游戏规则”的制定才有可能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事务决策上的垄断局面。 (三)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二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曾经紧密团结为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共同奋斗,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上文所提及的国家经济主权的最终确立即是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斗争的结果。但近些年来,这种联合斗争的局面则逐渐转向低潮。有人曾指出,世界贸易组织制定规则是通过一致意见来作出决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终结果有利于西方 ,部分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推进 自己的利益。鉴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方面的差距 ,发展中国家只有凝聚集体的力量,加强彼此间的联系与合作,才能使世界经济两极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发展中国家唯有联合起来,才能提高整体生存能力,以集体的力量改善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最终才有可能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但目前,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时缺乏足够的合作与沟通。这种局面必须加以改变。 (四)抓住机遇,加陕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 世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既意味着挑战和风险,也意味着机遇和希望。经济全球化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以及非关税壁垒不断降低的优惠;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在一体化过程中享有比世贸组织框架内更多的优惠。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部分劳动密集性、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的机会,加速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使本国的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国际资本流动的频繁和跨国公司投资的发展 ,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一方面可以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更广泛的途径利用境外资源。总之,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历史的机遇,融人到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内的资本流动、产业和技术转移,实现本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国内经济制定的创新,增强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国家经济论文:简述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以国家经济主权为视角 论文关键词:遗传资源 传统知识 国家经济主权 论文摘要: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生物海盗”现象严重损害了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国家经济主权是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的国际法依据之一。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进行保护也是承认国家经济主权的必然结论。在遗传资源的保护问题上否认或不当限制国家经济主权会加重“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损害资源国的国家利益,也会损害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 无论是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还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代,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延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这些动植物资源在过去还只是以其自然形态满足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和某种精神需要,那么在生物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许多动植物遗传资源经过开发之后已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医药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甚至个体研究人员,凭借其资金和技术优势以及其它便利条件,大肆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生物遗传资源作为研究材料,取得成果后申请专利并进行大规模商业开发,从而获取巨额利润。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不仅依赖于其从发展中国家采集的遗传资源,也依赖于资源提供地本土居民有关这些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而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或仅得到微不足道的象征性回报。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生物海盗”现象,已引起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由于生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而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却多数生物遗传资源相对匮乏,围绕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尖锐对立,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已成为南北关系中—个新的紧张点,也成为国内外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热点。本文拟从国家经济主权的角度,探讨遗传资源以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保护的正当性。 一、 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确立 国家主权具有两个特性,即对内至高无上和对外独立平等。经济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内效力首先即体现在对本国自然资源、全部财富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确立和逐步完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的结果。1962年 2月,第 17届联大通过了1803号决议,即《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宣言》。根据该《宣言》,对自然资源之勘探、开发及处置等,均应符合资源国自行制定的规则及条件,不能导致对资源国主权的损害,否则即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与原则。但这一《宣言》尚只涉及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主权。此后,经过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努力,联合国在 1974年先后通过三个重要文件,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及其《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这些文件不仅扩展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对其地位也有进一步强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明确宣告,每一个国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各国有权采取适合本国情况的各种措施,对本国资源及其开发实行有效控制《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更进一步规定,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包括占有、使用和处置的权利,并得自由行使这项主权。 与《关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相比,《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对国家经济主权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将国家经济主权的内容扩展到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享有主权权利;二是强调这种主权权利是“充分的永久主权(permanent sovereignty)” 和 “不可分割的权利(in~ienable fight)”。这种强调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在上述《宣言》和《宪章》通过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殖民地自然资源的掠夺主要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一些西方国家鼓吹,石油应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英国代表“公开扬言第三世界国家对各国本身的自然资源只能享有‘有限的主权 ’,主张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只是行使‘监护人’的职责”嘲 。很显然,《宣言》和《宪章》的措辞是对发达国家上述观点的明确否定。 二、国家经济主权原则在遗传资源领域的发展 由于上述《宣言》和《宪章》并未对自然资源的范围加以限制 ,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理应包括在内,也就是说,上述《宣言》和《宪章》的原则和精神也应适用于生物遗传资源。但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似乎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矿产资源尤其是石油上。由于生物技术在当时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对生物遗传资源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意义认识并不充分。例如在世界粮农组织于 1983年通过的《植物遗传资源国际约定》(以下简称 《国际约定》)中明确宣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因而应可不受限制地获取。”《国际约定》主要是在发达国家的掌控下通过的将遗传资源(至少在《国际约定》的框架内将植物遗传资源)视为“人类共同遗产”在当时也未引起发展中国家的足够重视。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与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被大量盗用这种“生物海盗”现象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切,对遗传资源及与其相关的传统知识的保护,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抗的新领域。在这一轮对抗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已不再否认各国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以及保护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不过,这一局面的形成仍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从《国际约定》到《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关条款的演变。1983年的《国际约定》明确声称植物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遗产”,1989年的修订虽然仍重申了遗传资源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立场,但同时承认了植物育种者权和农民权(前者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立场,后者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申明,对遗传资源的“自由获取”并不意味着免费获取。而 1983年的《国际约定》文本却明确规定应免费获取。此外,1989年的修订还承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获取施加一定的限制的权利以及农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对他们所保存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取“充分利益(benefit fu)”的权利。这些变化是对“人类共同遗产”说的一种明显软化。1991年的第二次修订不仅明确承认国家对其植物遗传资源享有主权,同时承认获取植物遗传资源的条件需要进一步澄清,承认育种者和农民控制对其所掌握的遗传资源获取的权利。而在2001年通过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中,“人类共同遗产”的观念已被彻底抛弃,转而承认各国对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 此外,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也明确表明了承认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立场。 三、国家对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应否受到限制 尽管国家对其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主权权利在国家层面已得到各国承认,但一些西方学者、国际环境主义者和一些主张保护地方权利的国际组织仍然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承认国家主权将有害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在很多国家,遗传资源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原住民聚居的地区,掌握相关传统知识的也主要是本土社区或个人,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大都贫穷落后,现有的对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没有使这些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充分受益,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回报。因此,当国际社会强调国家对这些遗传资源的主权,讨论如何用知识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时,上述学者和组织认为,这些措施实际上起不到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效果。 首先,就传统知识而言,对其最好的保护方式是促进其广泛传播和应用,而不是将其固定和封存起来。对传统知识加以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无限期的保护将限制其传播和应用,从而实际效果可能与保护的初衷并不一致。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在很多场合难以适用。这可能是因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很爹隋况下不符合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要求,也可能是因为原地或异地获得的遗传资源已被修饰、合成等,其最终产品与原来的遗传资源已有较大的区别(如育种者育出的杂交种子等)。在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上的知识产权能否及于这些衍生物,不无疑问。由于这些衍生物的开发和应用并不在发展中国家境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制订的相关立法(如事先知情同意)事实上对这些活动可能无法适用。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剥削被夸大了,而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精英阶层和政府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剥削则被忽视。例如有学者指出,有人指责跨国公司以发展中国家传统医药为线索生产新药所获利润只有不到 0.001%回馈给了那些发展中国家,但却忽视了另一个事实,即这些回馈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终也可能只有不到0.001%真正落实到了那些给跨国公司研究人员提供线索和引导的原住民手中。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本国政府为从外国获取利润,对原住民生存环境的破坏(如热带森林的砍伐)给他们造成的损害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剥削造成的损害更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和公共设施落后,使得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得不到保护,或其保护所获利益根本到不了本土社区原住民手中。本国政府和精英阶层的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的原住民更倾向于离开他们所居住的生物多样性场所,而不是留下来保护它们。发展中国家精英阶层之所以主张以知识产权保护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只是为了从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持生物多样性,同时也是为了将发达国家的剥削作为反驳对其生态恶化和人权状况的指责的工具。基于上述原因,承认国家主权在很多情况实际上有害于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护。不仅承认国家主权会产生这种结果,承认权利持有人个人的主权(如在某些传统医药的场合)同样有害于对原住民利益的保护。由于原住民和本国政府的利益缺乏同一性,因此不论是国家主权还是个人主权都应受到限制。由非政府组织来分发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中所获惠益因而是必要的。 上述论断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那些为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保存和保护作出了贡献的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但一般性地否定国家(在上述学者的论证中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毫无根据(至少是以偏概全)地从负面理解主权国家要求保护其遗传资源的动机,显然既无正当的法律依据又欠客观公正。 这种论断的问题在于:首先,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如前所述,这一原则已为多个国际法律文件所申明。遗传资源也属自然资源,国家当然对其享有主权权利。不仅如此,《生物多样性公约》、《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等还专门规定了国家对其境内生物资源和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以对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开发和利用所获惠益不能实际落实到原住民和本土社区为由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显然缺乏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也很难为各国所接受。腐败和不公正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现象在各国都存在。试图以一个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取代主权国家来解决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利用中的腐败和不公正现象,似乎不太现实。其次,对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界定也尚未统一,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谓的原住民 (indigenous people)和本土社区(1ocal community)问题,更不是所有的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都与原住民和本土社区有关(如中国的中医药和印度的传统医药等)。因此,仅以原住民和本土社区利益的保护为着眼点而设计的制度,可能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从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的利用中所获取的惠益如何在有关权利主体间进行分配,应该是一个由国内法解决的问题。惠益分享的法律依据和方式应该是主权国家的国内法和其接受的国际规则,而不是由超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主权国家。再者,上述论断客观上有可能成为跨国公司拒绝获取权利主体事先知情同意和实施惠益分享的借1:1,加剧生物海盗现象,从而不仅使资源提供国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原住民和本土社区的利益受到损害。 但是,反对否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经济主权并不意味着国家在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国家的经济主权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由于任何一国的生物遗传资源都可能对全人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的主权同样会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可能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形: 一种隋形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有义务允许他人(外国国家、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获取本国遗传资源,并为这种获取提供便利。这是因为,这些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可能影响全人类的生存质量,如提供重要的食物或药品来源等。对这一义务,《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有详细规定。《生物多样性公约》在承认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权利后,也明确规定了缔约国便利其他缔约国取得遗传资源用于无害环境的用途,不对这种取得施加违背本公约目标的限制的义务。《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就有关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的方便获取问题规定,各缔约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向其他缔约方提供这种获取的机会。上述规定意味着,国家不能任意拒绝他人对本国遗传资源的获取。当然,根据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国国家或者私人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时才可能享受方便获取。易言之,遗传资源提供国只在特定条件下才有提供方便获取的义务。 另一种情形是国家自身对其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考虑环境因素,不能造成生物物种的灭绝或造成环境的重大破坏。由于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对国家经济主权的这一限制显得尤为必要。早在 1970年3月,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关于公害问题的国际座谈会所发表的《东京宣言》就呼吁“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和当代人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认下来”。1972年6月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1982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环境宣言》也规定,“地球上的遗传活力不得加以损害;不论野生或家养,各种生命形式都必须维持其足以生存繁衍的数量,为此目的应该保障必要的生境”,“生物资源的利用,不得超过其天然再生能力”。《世界自然宪章》并要求将宪章所列各项原则列入每个国家以及国际一级的法律中,并予以实行。 上述两个法律文件的相关内容虽然都是笼统地针对自然环境做出的规定,但由于生物遗传资源是自然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因此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当然也属于上述规范的调整对象。事实上,上述文件中也确有若干条款是直接针对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规定的。除上述两个法律文件外,《生物多样性公约》则直接规范了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由此可见,国家对其生物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是可以而且应当有所限制的。但是必须明确,这种限制是国家根据其自身及全人类的长远利益而自觉作出,而不是外部强加的,即这种限制是国家对其主观意志的自我限制,具体表现是国家接受有关的国际规则并将其转化为国内法,或在国内经济活动中作出自觉的自我约束。这种限制绝不意味着国家对其遗传资源所享有的经济主权的丧失或消亡,相反,它实际上是国家行使其经济主权的一种体现。因此,有关遗传资源保护的任何国际安排如果要得到大多数主权国家的接受,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和尊重国家对其遗传资源的充分的永久主权的基础之上。 国家经济论文:浅谈新民主主义的本质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选择——试析抗战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现代化思想 论文关键词:抗日战争 新民主主义社会 现代化 模式 思想 论文摘要:抗日战争时期,站在世界的角度、时代的高峰,继承、创新和发展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谋求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成果,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他的现代化思想是从整个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的,涵盖了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发达和道德建设等各个领域: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内容。三、文化现代化:现代化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理论问题,其实质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思想达到成熟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初步形成了有关中国社会如何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思想,这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当时虽然尚未使用“现代化”一词,但它所涉及和关注的正是如何使中国由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向现代国家这样一个实质性主题,并把建立一个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目标。的现代化思想从整个社会综合推进的角度展开,融政治革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道德重建于一体,从根本上创新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在现代化理论上独树一帜。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和保证 现代化是一个表征社会综合发展程度的概念。具体到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中国要走向社会现代化,在政治上,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并在国内政治中实现由封建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在经济上,必须实现由封建小生产向机器工业大生产,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在文化上,必须由传统的旧文化思想向近代科学文化思想转变。 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是什么?指出,“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即中国现代化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 1.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始终把创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中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前提,他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立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追求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任务。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控制和压榨,造成了中国社会的更加贫穷落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举步维艰;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根本无法形成一个有利于推动现代化的内部环境。这些内外因素的存在成为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症结所在。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强调指出,“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政治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一方面,中国主要是少了独立和民主两件东西,这两件东西少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另一方面,中国又多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主义压迫两件东西,如果不坚决地彻底地破坏这两件坏东西,中国就休想搞好建设”。后来,他进一步明确指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在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同时,针对的所谓建国方针,也针对一些人存有在国民党统治下实现工业化的幻想,进一步说明了民主革命与工业化的关系。“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有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2.把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构想和实现政治现代化结合起来。在现代社会,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一种精神、原则和制度,是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重要区别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的霸权威胁和文明示范下启动的,国内封建政治衰败导致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它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发展。中国经历了从最初不满封建专制制度、推崇西方民主政治到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样一个过程。对建立民主共和政府这一现代性的追求,实际上意味着一种政治文明取向的转型,即从传统的政治文明向现代的政治文明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对国家制度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民主共和一君主立宪一民主共和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经啦这样一个曲折过程,民主共和深人人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种取向的革命中把中国带人共和国时代” 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汲取中外各种民主思想,探索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为了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强调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应该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成这个共和国的基本成份,既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同时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从而有别于“已经过时的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建立了这样的共和国,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自由平等的国家,离开了旧中国,变成了新中国。 3.阐明宪政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和宪政密不可分,是施行现代宪政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现在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实际上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民主运动,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1937年5月,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就论述了民主政治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提出,中国必须进行两个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各阶级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些条件,所谓宪政是无法实现的。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和内容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增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仅从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义上,而是进一步从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物质基础的视角展开了他的现代化思想,确立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1.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基础上,这是现代化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把工业化看成是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必要途径,并把工业的发达与否作为衡量、判断一个国家发展水平或者说是否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根本尺度。认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能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在社会的变迁中,工业“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工厂,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具体纲领时,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并在《论联合政府》中,专门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问题,对工业化的必要性、步骤、政策以及它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都作了详细地分析说明。 2.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解决农民问题,这是中国建设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最初进程实际上是由农业来推动的,工业化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对农业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具有超前性,与当展经济学的观点完全吻合,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他指出,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占国民经济的90%左右,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农民问题对于中国的前途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不解决农业问题,中国的工业化就不能成功。因为,农民是中国工人的前身、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文化教育的主要对象,“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如果忘记了“农民”二字,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工业化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工业化的目标。怎样解决农民问题呢?主张“实行,解放农民”。这就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发展到近代化的水平,从而使工业获得市场,造成将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低,农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全国粮食却不能自给,因此,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设想是:(1)通过发展工业来吸收农村过剩人口,进人工厂。(2)通过发展工业来为农业生产提供机器设备,促进农业机械化。(3)通过发展农业来为工业提供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这种通过发展城市工业来吸收农业过剩人口,农民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的设想,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程是基本一致的,带有西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特点。 3.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必然是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对那种认为中国经济落后而易于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持否定态度的。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大厦,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这个中间转换形态。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认为,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同时,又站在生产力标准的理论高度上,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为实行新民主主义进而实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未来的中国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他在七大的口头报告里进一步解释道:“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之路,决不能让‘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突出了中国现代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在看来,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是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通过民主革命消灭中国现代化的两大障碍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此基础上从根本上解放落后的生产力。第二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文化现代化:现代化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灵魂,是现代化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对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条件。的文化现代化理论在世界现代化思想史上别具一格,具有开放性、内聚性和创造性的特点,成为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精神力量,这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显得尤为重要。抗日战争时期,在发掘本民族文化传统资源的同时,创造性地将它们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纲领: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表明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把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同彻底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落后面貌密切联系起来,把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战略任务之一提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议事日程。 文化现代化的本质是民主的,它是区别封建文化的主要标志。提出的“文化”既是大文化概念,又是具体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建设。从大文化概念看,正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相适应,把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内蕴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之中,他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过特别的解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来的标题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可见,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中,含有很深的民主内蕴。 在看来,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解放和谋求中国人民的全面进步,是中国现代化的主体内容。这表现在的民贵思想,即自由平等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人的平等自由,首先是争民族的平等和自由,这是中国人走向充分平等和自由的先决条件,平等和自由还指人民在国家和社会里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平等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身体的自由。 人在现代化中居于主体地位,在看来,人这一主体因素既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又是现代化的主要内驱力。他十分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不仅指政治、经济上的解放和发展,还包括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因而在主体上,强调人的现代化对于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关于人的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即树立起现代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使人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普遍地形成认同态度;第二,认识能力的提高,即通过文化的普及、哲学的普及,从根本上提高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三,强化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坚韧意志。基于此,他把对人民的教育、对人的思想改造和对人的政治经济上的改造联系起来,并极为重视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从而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对于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工具性作用以及现代化的目的价值。 国家经济论文: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 在魁奈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或行政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起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 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通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亚当。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亚当。斯密同魁奈一样,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个国家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他把他的著作题名《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中所有国家)。他在他书里的个别场合谈到各种政治经济制度时,只是为了指出这些制度的无成效,从而证明必须以“世界主义或世界范围的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的”或国家的经济学。他虽然在这里或那里不时提到战争,但只是偶然提到的。构成他理论基础的是持久和平局势的概念。为他作传记的斯图亚特曾明白指出,他的研究从一开头所根据的就是这样一个原则:“为促进公共福利而订立的国家规章大部分是多余的,一个国家要从落后的未开化状态转变到尽可能最高的进步状态,无需什么别的,只需合理的租税、公正的司法与和平。”亚当。斯密所理解的“和平”,当然是象圣皮埃尔神甫所说那样的“持久、普遍的和平”。 萨依就曾毫无掩饰他说明,为了理解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象,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是存在的。这位作家主要所努力的是就亚当。斯密所提供的材料形成一个体系。他在他的《实用政治经济学》第六卷(第288页)里坦率说明:“我们考虑的范围可以是属于以族长为首的一个家族的经济利益,有关这方面的观察和原则所构成的是私人经济。但是属于整个国家、不论是对这些国家本身或与别的国家有关的那些原则,它们所构成的是公共经济。归根到底,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一切国家的利益,是全体人类社会的利益。” 这里并须注意的是,首先,萨依承认在他所使用的“公共经济”这个名词下,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是存在的,但他在他的著作里并没有谈到这些;其次,他把在政治经济这个名词下所包含的内容归纳到一种学说,这种学说显然是世界主义性质的;结果他在这个学说中所谈的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为唯一对象的经济,并不顾到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 所谓“公共经济”,老实说,它的内容应当没有别的,只是属于某些指定国家的经济,也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如果萨依在向我们说明他所说的政治经济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别的,只是世界主义的、世界范围的或属于全人类的经济)以后,使我们知道当他谈到一些学说的原则时他唤作“公共经济”的是什么,那么这种在名词上的代用,原也可以存而不论。 但是当他给这种学说下定义并加以引伸时,简直无法避免从国家的概念和性质开始,这就必然要使所谓“全人类经济”发生实质上的改变;因为现在人类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下互相分开的,各自在它共同力量和利益下结合在一起,各不相谋,而且与那些在天赋自由权的行使上彼此对立的其他同样的社会不同。他用政治经济的名称来称呼他的世界主义经济时,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作出说明,由于这种名词上的移动,跟着就发生了意义上的移动,这样就掩蔽了一系列最严重的理论错误。 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西斯蒙第也把政治经济学明白他说成是“以造福人类为使命的科学”。亚当。斯密和他的后继者在这一点上所教导我们的,主要也就是魁奈和他的后继者所已经教导过了的。《方法评论》里一篇文章谈到重农学派时所说的话几乎与亚当。斯密一派的话如出一口,它说:“个人福利是完全依存于全人类福利的。” 就亚当。斯密所了解的,美国倡议自由贸易最早的是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他甚至否认国家的存在,把国家说成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只是为了避免表达时的多所周折而设的,除了存在于政治家的头脑以外,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库柏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非常一贯的,实际上他的态度比他的前辈和老师们还要彻底得多;因为这是很明显的,如果承认了各个国家以及它们各个性质和利益的存在这一点,这就立刻有必要按照这些各自不同的利益来考虑修改属于人类社会的经济学,如果库柏的意向所在是要把这类修改说成是错误的,那么在他的一方面最聪明的做法就莫过于从头否认国家的存在了。 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经济,或者象萨依所说的“公共经济”,也应当科学地加以发展;可是我们还认为对事物应当给以正确的名称,这样总比使用意义相反的名称要好些。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如果象流行学派所提出的那样,我们的确有一个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伺际自由贸易原则似乎是完全正确的。就个人来说,他争取个人发展时所受到的束缚越少,同他自由往来的那些人人数越多,财富越大,他个人活动的范围越广,则为了争取进一步发展,对于他先天的禀赋、后天的知识和才能以及供他支配的自然力量,利用时就越加容易。个人如此,就各个社会、地区和国家的情形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的各州、法国的各县、德国的各联邦来说,说是与其把它们联合起来彼此进行自由商业往来,不如用内部地方关税把它们互相隔开更为有利,只有傻子才会这样想。 大不列颠三王国与爱尔兰的联合,使全世界看到了一个显著的、无可反驳的例证,在联合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具有无限效能的。假使世界上其他一切国家也在同样情况下联合起来,则全人类由此所获得的进展和幸福将达到何种程度,就是最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描画。 毫无疑问,世界联盟和持久和平的观念是受到常识和宗教的拥护的。如果个人之间的争斗认为与理性相违背,那么国家之间的争斗受到同样谴责时,在谴责的激烈程度上应当扩大多少倍?社会经济学能够从人类文化史提出的证据,说明全人类在正义的法律之下联合起来是合情合理的,看来在人类健全的理智之前,这一证明是最为明显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发生了战事,个人投入了战争活动时,人类幸福就降到了最低度;当国际协作情绪有了高涨时,人类幸福就有了相应的增长。当人类处于原始阶段时,最初实现的是家族的联合,然后有了城市、城市同盟与整个国家的联合,最后是若干个邦处于同一政府之下的联合。假使事势所趋,足以使这种联合(那是从家族的联合开始的)扩展到千百万人,那就有理由认为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使一切国家联合起来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人类智力能够理解到这种大规模联合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应当敢于作这样的设想,因全人类联合而产生的更大利益,人类智力也是能够理解得到的。有许多例子足以表明,在现代精神下是有着这种倾向的。这里只需提一提在科学、艺术、新发现方面以及在工业与社会制度方面的进步就够了。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预言,再过几十年以后,由于交通工具的进一步改善,世界上的文明国家通过物质和文化方面的交流而联合在一起的密切程度,将不亚于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各郡的联合,或者还比它们更为密切些。欧洲大陆各国政府,现在用电报互通消息,彼此已经好象是处于同一地区。空前的强大力量已经把工业提高到以前所料想不到的完善程度,而更加强大的力量还在不断地出现。工业愈进步,愈加匀称地扩展到世界各国,刚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将愈小。两个工业同样发展的国家如果互相冲突,则彼此在一星期内可以使对方受到的损害,或者经过整个世代还难以恢复。但是同时也可以推想得到的是,原来专用于生产的新生力量同样也可以为破坏性的战争服务,这一点将主要有利于取守势的一方,特别是欧洲国家,而英国原来以岛国地位在防御上所占有的优势,或将由此丧失。欧洲各大国的国会,现在已具有未来的、由各国共同组成的国会的雏形。用协商来解决争端的办法,比之凭武力来夺取公理的办法,显已占有优势。一切文明国家比较开明的首脑,对于财富与工业的本质作了进一步深入观察以后,已经确信,对未开化、半开化或文化在衰退中的国家进行的教化工作和殖民地的形成,为文明国家提供了发展生产力的场所,而这比战争的相互敌对行动或贸易限制能提供更丰硕更安全的果实。我们对于这一点看得越清楚,未开化国家通过交通工具的进步越与文明国家相接触,则文明国家越会认识到:对于未开他的、内部陷于无政府混乱状态的以及受恶政府压制的那些国家的启发和教导,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提供给文明国家的利益是均等的,同时也是各文明国家大家都应负的一项责任,但这种责任只有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完成。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该共向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则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彼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生产力扩大或移转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的要向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倾注。如果国家的可耕面积已经不足以供养全部居民,已经不足以吸收全部农业人口,则人口的多余部分就势必要向辽远地区寻找适于耕种的土地;如果一个国家有才能、有技术的人材已经这样多,以致在国内不再能获得足够报酬,他们就必然会流向对他们的需求较大的地区;如果由于物质资本累积的结果,以致利率下降得那样厉害,较小的资本家已经不再能靠利息收入过活,他就会把资本在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投放到富力较低的国家。 由此可见,流行学派的学说体系未尝没有正确原则作为基础,但这一原则要达到为实践作先导的目的,必须获得科学上的承认和应用,同时为了避免误人歧途,实践也不能忽视这一思想;这个学派却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没有把这些方面同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流行学派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就那些已经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备邦来说,持久和平的状态是存在的;由于这种政治上的联合产生了商业上的联合,由于在这样形势下的持久和平,才使商业联合对它们那样的有利。历史上一切的成例告诉我们,领先的总是政治联合,跟着发生的才是商业联合。由后者带头而由前者跟进的情况,简直举不出一个例子。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实行普通自由贸易的结果是不会产生一个世界范围的共和国的,情形将适得其反,比较落后的国家将普通屈服于工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下,作出这种结论的理由是极其充分的,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形势简直是万难避免的。要使一个世界共和国(按照亨利四世和圣皮埃尔神甫所理解的)、也就是世界各国彼此承认有同等权利、放弃单独采取纠正行动的广泛同盟成为现实,只有多数国家在工业与文化、政治修养与权力达到尽可能近于同等的程度时,才能办到。只有当这样的同盟在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时,普遍自由贸易才能发展;只有由于这样一个同盟的结果,才能使一切国家象现在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各省各州一样,享有同样大的利益。有些国家在文化上同那占优势的国家比起来还差得很远,但是那个国家决没有从上帝手里取得垄断工业的永久权利,不过在时间上它比别的国家占先了一步而已。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从这一点看起来,保护贸易制度可以认为是促进各国实现最后联合,也就是促进真正自由贸易的最有效方法,从这个观点来看时,国家经济学似乎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正确地了解各国的当前利益和特有环境,它所教导的是怎样使各个国家上升到上述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怎样使它同其他同样发展的国家结成联盟,从而使实行自由贸易成为可能,并从中获得利益。 但是流行学派把这两种学说互相混淆起来;它犯的严重错误是,以单纯的世界主义原则为依据,来衡量不同国家的情况,从而仅仅由于政治上的理由,忽视了生产力的世界性的发展趋势。 马尔萨斯希望限制人口增加,查默斯和托伦斯则近来有一种奇妙的想法,认为资本的累进与生产的无限制扩张都是要不得的,社会福利所严格要求的是制止这方面的进展,西斯蒙第说工业发展是对社会有害的;他们所以会发生这类错误见解,只是由于抹煞了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性趋向。他们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有类于吞噬了自己的儿子的萨腾(Saturn)。这种理论认为由于人口、资本和机器的进展而出现了分工,然后根据这一点来解释社会的福利,最后就把这些发展因素看成是洪水猛兽,是对国家富强的威胁;他们所以会作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只看到各个国家的目前情况,没有考虑到整个世界的情况和人类未来的进步。 人口增长率大于食料生产增长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世界上还有大量的天然富源没有开发,人口就是再增十倍或甚至百倍也足以供应;情况既然是这样,这种食料与人口两者不能相平的想法,或者用假想的计算、诡谲的论据来证明这种臆说的办法,可以说至少是愚昧的。以生产力的目前限度为标准,据以计算多少土地能够养活多少人口,这样的想法只是由于器量不大,目光短浅。整个地球可以容纳的人口,照野蛮时代渔猎者们的计算恐怕不到一百万人,照畜牧时代牧羊人的计算恐怕不到一千万人,照原始农业时代农民的计算也恐怕不会到一亿人;然而现在一个欧洲就有两亿人在生活,马纷薯与其他粮食作物种植的推进与近来农业上一般的改进,使人类供应食料的生产力提高了十倍。英国小麦每英亩的产量,在中世纪时已比前增加到四倍,现在已增加到十倍至二十倍,此外耕地面积也已扩大到五倍以上。有许多欧洲国家,它们土地的肥沃并不亚于英国,但农作物每英亩产量的增加还不到四倍。对于人类此后在新发现、发明和改进方面,谁又敢预定限度呢?农业化学还在幼稚时代,明天也许由于某种新发现或创造,一下子就把产量提高五倍或十倍,谁能知道呢?我们已经能够靠了自流井把不毛之地变成膏壤,地质也许还有什么未知力量在潜伏中有待发现,谁又能断言呢?假定由于某种新发现,可以无须象现在这样依靠燃料的帮助,在任何地区用极低的代价产生热力,假使处于这样的情况,可耕种地区将扩大到多少倍,每英亩产量将增加到什么程度,谁能预计呢?我们说马尔萨斯的学说看来是胸襟狭窄的,但他所使用的方法也是要不得的,由此会发生一种违反自然的作用,从而毁灭道德和力量,这个方法简直是可怕的。这个学说企图毁灭人类的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造化用来激励人们发挥身心力量、激起并支持人们高尚感情的最有效手段,人类所以有进步,主要就是由于这种愿望的存在。这个学说将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它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即使眼看着一个人在挨饿,也应该不闻不问,因为假使给了他饮食,三十年后也许另有一个人要因此处于饥饿状态。这个学说足以使同情心化为乌有,有的只是机械核算,这就是说,足以使人心化为铁石。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们的一腔热血都化成了铁石心肠,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最后还有什么期望呢?到那个时候,道德势必完全摧毁,一切生产力量因此势必完全消失,国家的财富、文化和权力也将不复存在,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后果可期望呢,如果一个国家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食料生产的增长趋势,如果资本的积累最后达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不能再找到投资出路,如果机器生产造成了大批工人失业,使商品有了巨额过剩——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这只是说明,造化注定,不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单独享有工业、文化、财富和权力,或者是说,地球上大部分宜于耕种的地方只应当成为野兽的窟穴,人类的绝大部分应当永久陷于野蛮、无知和贫因状态。 这里所说明的是这一学派因从政治观点来衡量人类生产力而发生的错误;我们还要指出它由于从世界主义观点来考虑各个国家的利益而犯的错误。 如果包括一切国家在内的那样一个世界联盟的确存在,那时各国所处的地位将同组成北美合众国的各州一样,过剩的人口、才能、技术和物质资本将从英国流向欧洲大陆各国,情况就同相类的过剩人口、才能等从美国东部备州流向西部各州一样——假定大陆各国具有与英国同样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同样的宪法与一般法律,并且假定英国政府能够服从这个世界联盟的统一意志的话。在这样的假定情况下,要使所有这些国家在财富和文化上提高到与英国同样的程度,那就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了。这就是流行学派的论据。但是在目前世界形势下,这一论点又如何能与自由贸易的实际活动相吻合呢? 英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它的政策方针将以为它自己谋福利为唯一鹄的。英国人所爱好的是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风俗和习惯,只要有可能,他将尽量用自己的力量和资本从事于发展他本国的工业,使他的工业产品推广到世界各国市场,在这个情况下,自由贸易制度是最能适应他的目的的,他决不会喜欢或想到在法国或德国来建立工业。英国一切的剩余资本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发展对国外各地区的贸易。如果英国人想迁居国外,或者想把他的资本投放到国外地区,他宁可到比较辽远的、他的语言、法律和规章已经有了基础的那些地区,而决不会选中欧洲大陆的那些落后国家,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在这样情况下,整个英国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城市。亚洲、非洲、澳洲所接受的将是英国的文化,许多以英国为榜样的新国家将陆绩出现。一朝时机成熟,就会组成一个以英国为首的国家体系,到那时欧洲大陆国家的地位将一落千丈,人民将成为不重要的、没有收益的民族。在这样形势下,法国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将遭到同样命运,最上品的酒得供应英国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给自己,法国至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业那类营生。德国到那时看来对英国世界没有什么别的可以贡献,只有一些儿童玩具、木制的钟、哲学书籍等类,或者还可以有一支补充队伍,他们为了替英国人服务,扩大英国的工商业优势,传布英国的文学和语言,牺牲自己,长途跋涉到亚洲或非洲沙漠地带,就在那里沦落一生。到那个时候,属于这个英国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谈到德国人或法国人时,就象我们现在想到或谈到亚洲各国人的那副神气一样,这个转变是不需要多少世纪的。 但是真正的政治科学对于普遍自由贸易这样的结果,认为是极度违反自然的;我们敢说,如果在汉撒同盟时代实行了这样的普遍自由贸易,那么今天在工商业发展方面高出其他一切国家的,将不是英国人而是德国人。 现在仅仅由于首先树立政治的商业制度、多半不顾世界主义原则的是英国人,就把世界上一切财富和权力让给了他们,这一点就是从世界主义立场来看,也是最不公平的。为了使自由贸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须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经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通过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生产力发展的世界主义倾向,世界上那些比较辽远的地区,也许会比坐落得较近的欧洲各国先一步获得利益,达到富强。为了避免这种形势的发展,欧洲的那些国家,对于自己道德、智力、社会和政治情况作了衡量以后,如果感觉到自己有能力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就必须采用保护制度,作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这样工人、才能和资本在外国将发生过剩,它们必须找寻出路;其次是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获得利益,这样国外的剩余生产力才可以在这里获得出路,而不必迁徒到世界上鞍远地区或殖民地去。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它要追究的是,英国在以前曾否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从而由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生产力。它要问,世界主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资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 国家经济论文:经济全球化下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分析 【内容提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会的深层因素;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文章在此基础上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进行探讨。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 【 正 文】 一、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决定其经济安全的内在因素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国家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随即上升至国家安全的优先位置,国家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首先从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起始条件上去把握。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起始条件既是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决定其经济安全内容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起始条件上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市场经济的不完善。现代市场经济通常具备如下特征:市场结构完备,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无障碍;市场竞争充分、公平并有统一的规则;价格信息充分;市场活动主体的产权明晰。对照上述特征,不难发现发展中国家目前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不完全与不完善性。以中国为例,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具体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各地区自给自足现象十分严重,国内市场被分割为许多狭小的封闭性地方市场,产品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生产要素市场建设步伐缓慢,各种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的程度、各种要素市场放开的程度和完善程度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市场竞争规则缺乏公平性与统一性,不同经济成分发展条件不平等;地方保护主义使区际贸易壁垒名目繁多;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仍在探索之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十分突出。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与不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极为不利。按照经济学理论,在一个竞争不公平且不充分的市场条件下,价格体系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价格信号的失真会使价格失去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作用,其后果是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市场竞争的不公平还会抑制优胜劣汰规律的作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自己的明星企业和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2、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步伐缓慢,尚不能满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具备一个发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从目前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实际情况看,尚有两大突出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一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渠道不畅,部分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不能按时足额为职工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基金,致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全社会筹集到的社保基金难以满足其承担的义务要求。二是社会保险机制的覆盖面过窄。部分城镇下岗职工、农业剩余劳动力仍被排除在社保机制之外,包括城镇下岗职工、待业人员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大量存在,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隐患。 3、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使其面临的金融风险压力增大。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脆弱主要表现在外债负担重、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和金融市场开放步伐过快等三个方面。以墨西哥和韩国为例,1992年墨西哥外债达1060亿美元,1994年墨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1997年10月底,韩国外债总额达1100亿美元,其中2/3在一年内到期。外债负担重是造成这些国家汇率低估、货币贬值的重要因素。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比例高的情况在中国比较明显。1995年底,中国国有银行总贷款为4万亿元,其中9000亿元是呆账,约占总贷款的22.3%。高不良贷款率使中国银行系统显得脆弱。此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过早开放客观上为国际金融投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数量庞大的国际游资始终是威胁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一大隐患。 二、发达国家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意图和政策举措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深层因素 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是服务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巩固和提高其优势竞争地位。发达国家战略意图从本质上看具有“争夺性”和“霸权性”两种属性。争夺性表现为发达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不断迫使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加快进行经济渗透以此来争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和市场。“霸权性”是指巩固和提高发达国家在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霸权”地位。发达国家推行这项战略的政策举措有:维护现有的“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技术封锁;把持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在维护和加强“中心”与“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上,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的“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将发展中国家置于国际分工梯度的中低层次,而将自己放置在国际分工梯度的高阶梯位置,以此来形成能使国际分工利益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倾斜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它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而且还在事实上形成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对发达国家的高度依赖性,这会严重削弱发展中国家抵挡发达国家传递经济危机、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能力。在技术封锁上,发达国家严格管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据统计,世界最大的569家企业(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所有),只有10.6%把技术创新放在国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一直把持着游戏规则的制定权。如世界贸易组织的“绿色会议室”小圈子商议制度,能够“入室”商讨制定游戏规则的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这实际上等于剥夺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制定和修改游戏规则的发言权的决策权。因此,现行国际游戏规则一直带有明显的偏向性和不合理性,它偏重照顾的是发达国家利益,而忽视或损害的却是发展中国家利益。 三、经济全球化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环境,当代世界市场变得更加开放、竞争更加激烈;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更为便利。世界经济的联系方式已从过去以国际贸易为主,转向以资本跨国界流动为主、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的新的发展态势。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深,使发展中国家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更大挑战。这种来自经济全球化方面的挑战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看,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两个方面。这种推断基于以下两点: 1、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为生产要素所有者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为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提供了利益诱因。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是资源所有者做出的经济选择行为,这种选择行为是建立在成本——风险——收益分析基础上的。对资本而言,规避风险,寻求收益的最大化是其进行跨国界流动的决定因素;对人才而言,是否进行跨国界流动取决于其流动的预期收益与流动的机会成本的比较,当人才由跨国界流动而获得的异国就业收入远远高于其在流出国工作收入和流动费用时,人才跨国界流动的现象便会增多。由经济全球化而带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全球推广则为资源所有者的自主决策提供了制度保障。从现实情况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生产要素收益水平的悬殊,会为发展中国家稀缺生产要素流向发达国家提供利益诱因。由此可见,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受到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政策因素看,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和保护市场的能力均面临着严竣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市场开放压力越来越大,开放市场的时间表已基本确定,发展中国家通过政策的作用来达到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越来越显得无力。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于2001年12月11日开始生效,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中国承诺:关税减让的实施期最长可到2008年;逐步取消400多项产品的数量限制,最迟可在2005年1月1日取消;服务贸易的市场开放在加入后1至6年内逐步实施。又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政府承诺自1994年1月1日起,墨西哥将在10年内完全取消彼此间的农产品关税;在7年内取消对美、加银行及保险公司的限制,在10年内取消对证券公司的限制。韩国的市场开放程度本已很高。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为解救危机,韩国更是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如取消对外汇、资本流通和利率的所有管制,逐步允许外国接管和收购部分韩国金融机构,开放国内汽车市场等。 2、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的下降是影响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讲,它显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吸收外部稀缺生产要素加快自身的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消极意义上讲,市场开放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增多也会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比如,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极易产生泡沫经济,而短期外资的大量撤走则会导致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就是由于短期外资大量撤走而引起的泡沫经济破灭的例证。泡沫经济破灭后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发展中国家。可见,伴随着生产要素大量流入与流出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萧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此外,由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外国长期资本、技术和商品的大量流入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产生巨大冲击。在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冲击下,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人才流失、失业增多及社会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会逐渐暴露出来。解决这些问题无疑会加重社会负担,但不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认识应从历史的、系统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实行开放政策时,自然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但由封闭而带来的落后和贫穷从长远看就是最大的经济不安全。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国内、国际的因素,同时又有国内、国际因素的互动影响而产生的新因素。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置于经济全球化中去系统地研究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安全问题、解决经济安全隐患所应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 其次,经济安全问题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发达国家亦同样存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低梯度层次的发展中国家是最易遭受危机冲击的国家,但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也会通过贸易和国际分工链迅速向世界扩散,发达国家亦不能幸免。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经济安全。正视经济风险的客观存在,努力消除威胁经济安全的隐患,不断增强自身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还是一个长期性、多变性和可控性的问题。当前的经济安全并不代表永久的经济安全;某一时段出现经济危机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振兴无望。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不消除来自内部的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其经济安全问题便会失去立身的基础;如不善于化解来自外部世界的不利因素,则其经济安全问题也得不到保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计,解决的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发挥自身潜在优势。发展中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发展中国家受益程度的大小与其抗御经济风险的能力也是正相关的。所以,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当务之急。提高民族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能靠保护的办法去实现,积极的态度是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政策把民族企业推向全球竞争的行列。 最后,还应看到,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无论是从市场因素上看,还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能力上看,都明显受到削弱。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波动性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等同于其具有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稀缺生产要素(长期资本、技术、人才等)吸纳能力、引导能力、控制或减少稀缺生产要素流出国境能力以及对国际游资的控制能力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这些方面的能力,出路并不在于其政策是如何优惠,自然条件是如何优越,而主要取决于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共环境水平。因此,努力保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创造与维护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公共环境,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的对比及启发 一、相关文献的综述 从2002年开始,国内出现大量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现在,循环经济不仅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也成为国内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受到高度重视。这些研究主要是理论上的探讨,实践研究比较少,特别是专门针对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并不多。 而已有的关于循环经济模式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1、把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曲格平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 马凯认为循环经济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 以上是对一个经济现象的内部经济结构的系统化描述,认为循环经济主要是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模式。 2、把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层面上的一些具体做法定义为循环经济的模式 丁乐群等在《循环经济的基础理论及运行模式研究》中认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有三种,即清洁生产模式、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和循环经济总体模式。 任勇等在《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一文中,主要论述了我国循环经济探索实践中的主要模式,包括江苏的循环型产业和循环型社会模式、山东的“点、线、面”和“八创建活动”模式、辽宁的“3+1”循环经济模式以及贵阳市循环经济型生态城市建设模式等。 这些实际上只能定义为循环经济的实现形式,只是微观上的具体做法。 发展模式是指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指导意义,在特定的地域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经济的方法。本文所论述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结合本国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在领域选择、制度完善和主体实施等方面所建立起来的适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经济特色的发展循环经济的方法。 二、日本、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 日本和德国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适应本国固体废弃物管理战略转变的需要。由于日本和德国的具体国情不同,二者在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1、路径的选择 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或消费型社会结构带来了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由此以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及再循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在具体发展路径上,日本和德国存在着差异。 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是社会—企业(家庭),以“静脉产业”为切入点,以废旧物资的回收和利用为重点,以循环型社会为目标。静脉产业是日本建设循环型社会的重点,包括垃圾的收集、搬运、燃烧再资源化、填埋处理,以及再资源化到新产品的制作技术等。 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径是企业—社会,消费—生产,以“绿点系统”为载体,以物质流管理为核心,重在探索区域性的循环经济模式。绿点系统充分体现了“扩大生产者责任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它将企业组成网络,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打上绿点标记,然后由绿点公司(DSD)委托企业进行处理。 2、制度的构建 日本和德国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通过法律制度的诱致性或强制性力量让经济活动当事人在比较成本和收益后,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但是,在制度构建的层次上,二者略有不同。 日本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在立法体系上采取了基本法统率综合法和专项法的模式。 德国循环经济的法制建设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制度构建上,主要是制定具体领域的法规,对生活和生产的废弃物进行管理。其立法体系共三个层次:法律、条例和指南。 3、实施的动力 社会力的源泉有三:一是经济杠杆——资金;二是社会杠杆——权力,三是文化杠杆——精神。在动力机制上,日本主要依靠社会杠杆,而德国主要是利用经济杠杆。 日本循环型社会的构建依赖于社会杠杆,主要表现为“控制和命令”的调整方式,为发展循环经济制定了各种法规。这些法规构成了日本循环经济发展的直接管制规范和间接调控规范,成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权力杠杆。 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经济杠杆。德国人把可行性论证和投入产出分析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准。循环产业有市场、有利润,有研发新产品、新技术的动力,有后续发展能力,这样,生产企业尽量让产品包装简化,使包装材料便于回收和循环再生,而不是把绿点标志的使用费转嫁给消费者。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成为企业的自主行为。 三、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虽然日本和德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时采取了不同的模式,但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日本成功地建设成为循环型社会,而德国在废弃物处理上处于世界最高水平。日本和德国采取不同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与各自的国情密切相关的。在领域的选择上,日本国土面积小,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的减量化就自然成为其循环经济的切入点和核心内容;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在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方面已经世界领先,拥有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因此将发展循环经济的重点放在了废旧资源的回收利用和开发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领域选择的差异使得二者在制度的构建上各具特色。在动力的选择上,日本和德国分别选择了政府和市场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由二者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不同和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造成的。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实背景与日本和德国存在相似之处,但是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经济技术条件与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我国在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中,要充分借鉴日本和德国的成功经验,同时还要结合我国的国情,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1、领域的选择 我国的技术条件比德国落后,不可能像德国一样在废弃物的资源化上有很大的作为。因此,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中首先要减量化,从源头上降低资源的使用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在具体的领域上,鉴于我国逐步进入消费型社会,并且我国制造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要以废旧家电的回收利用为重点,大力发展静脉产业。 2、制度的构建 由于文化背景的相似性,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先从整体上制定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统领循环经济的发展,再向具体领域推进,制定专项法规。循环经济发展的调控体系包括三个方面,即法律牵制——直接管制规范、利益驱动——间接调控规范和道德约束——自我约束规范。所以我国在循环经济的制度构建上要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经济政策、加强环境教育。 3、推进的动力 政府推动、市场驱动、公众行动可以说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三者缺一不可;而中介组织作为政府和企业、企业和公众之间发展循环经济的桥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上,要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推动主体,企业和家庭为实施、责任主体,通过中介组织,联结宏观和微观的主体,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危机原因及影响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绝对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绝对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证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性行为。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证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最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领先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一样取代它的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最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最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唯一”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绝对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证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 不过要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下降,但其经济毕竟尚处在长波的中后期,还存在一个平稳的增长时期。最主要的是,美元还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通过这种地位来转嫁部分危机。因此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及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并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如美国尽管是危机的发源地,但衰退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中却仍然是最轻的。实际上,美国是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因为,美国通过金融创新等活动,吸纳了同期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新增储蓄,使本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扩大了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由此得到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好处;当危机来临时,却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而且在危机发生后,寻找避风港的行为,反而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所以,美国经济虽然会在衰退中持续较长时间,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已最早进入复苏过程,西欧和日本次之,发展中国家则会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最大影响,将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建。汲取本次危机的教训,各国政府会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金融体系会变得更加稳健,金融创新活动则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在这种背景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这对那些依赖外部资金、自身金融体系缺乏独立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会更加明显。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学的反思与影响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谱系中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学派从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出发,强调生产过程的时间因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以资本结构为特征的宏观经济理论,强调货币因素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相互对立,在经济危机与萧条等问题上有独到见解。当前世界经济陷入衰退与萧条,研究与反思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对于探讨经济危机形成的原因以及制定推动经济复苏的政策等方面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传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哈耶克在《物价与生产》(1931)中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是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来分析经济周期的。哈耶克的均衡,是指在充分就业条件下,货币数量一定、整个社会的消费—储蓄比例一定,从而生产的纵向结构一定时,人们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和用于购买资本品的货币之间的比例,等于消费品产量与资本品产量之间的比例,即两类产品的需求之比等于供给之比,这个比例称作均衡比例。 (一)关于生产结构的论述 哈耶克的生产结构,就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或资本化程度。迂回的生产包括若干顺次相继的生产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以上一阶段的产出为投入,又以自己的产出为下一阶段的投入。除最后一个阶段之外,其它阶段生产的都是中间产品。这种具有纵向顺序的诸生产阶段全体,就是哈耶克所说的生产结构。当生产的迂回程度变化时,意味着生产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对于经济周期的出现有重大关系。而生产结构是稳定还是变化,取决于各生产阶段上的企业赢利状况,而这又取决于各阶段产品的成本和相对价格。因此相对价格是决定生产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 哈耶克认为,生产结构的变化会由于两种原因,一是货币数量一定时社会的消费和储蓄之间的比例发生自愿的变化;二是消费与储蓄之间意愿的比例不变,但货币数量有了变化。当生产结构由于自愿储蓄增加而变化时,只要货币数量一定,经济就会经过一个平稳的自发过程而建立起新的均衡。从某一均衡状态出发,若消费者的自愿储蓄增加了,则增加的储蓄将全部转化为投资。因此自愿储蓄增加的结果是减少消费需求,增加资本品需求,从而引起消费品相对价格下降和资本品相对价格上升。较晚的接近于消费品生产阶段的那些阶段中,其产出的资本品的价格由于受消费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也可能下降,但幅度将小于消费品价格的下降幅度。而较早阶段产出的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则肯定上升。相对价格的这种变化,导致较晚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相对下降,而较早阶段所用资金的利润则相对上升;从而使资金及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晚阶段向较早阶段转移,甚至导致新生产阶段的出现。生产的迂回程度加深的结果,是消费品产量相对减少,而资本品产量则相对增加。与此同时,用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接近消费品生产的其它较晚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减少,用于较早生产阶段上的货币量将增加。结果,随着自愿储蓄的增加,消费品的需求和供给都趋于相对减少,用于购买消费品的货币也趋于相对减少。因此,只要自愿储蓄的增加是稳定的,最终将建立新的均衡,消费品需求和资本品需求之间的比例将再次等于它们之间在供给方面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将小于自愿储蓄未增加时的比例。 当自愿储蓄减少时,将出现相反的结局,新的均衡比例将大于储蓄未变动时的比例。生产结构除了由自愿储蓄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之外,还会由于货币数量的变化而引起变化。一旦货币数量发生变动而消费—储蓄之比不变,且货币流通速度也不变时,旧的均衡将被打破,而新的均衡只有在经历了波动之后才能出现。 (二)新增货币用于购买资本品的情况 哈耶克认为,货币数量变动对均衡的扰动,会因为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还是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而有所不同,由旧均衡走向新均衡的途径会有所不同。 如果是以银行向生产者发放贷款的形式增加货币数量,为此必须使货币利率低于均衡利率。货币利率降低使原有各生产阶段的企业实行要素替代,即用资本品替代原始生产要素。这种行为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在初始的充分就业状态中释放出一部分原始生产要素,并投入更早的生产阶段,使生产阶段增加,迂回程度加深;二是引起资本品生产,尤其是较早生产阶段的利润相对增加,非专门货物从消费品生产阶段和其它较晚生产阶段向较早生产阶段流动,在经历一段耗尽消费品原有储备所需要的时间后,非专门货物的这种流动将引起消费品减少。 如果这种消费品减少伴随着消费者自愿储蓄的相应增加,那么货币数量变动引起的经济扰动将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均衡。但现在的问题是消费者并不打算改变原有的消费水平和原有的消费储蓄比例,即消费需求并没有减少。消费需求维持原状,消费品供给却减少了,结果便是消费品价格上涨。 如果这种价格上涨没有被消费者货币收入的相应提高所抵消,消费者将被迫减少消费水平。这就是出现了强迫储蓄。但消费者货币收入最终将由于货币量增加而提高,这是因为经济始终保持充分就业状态,即原始生产要素的使用量并没有减少,只是改变了使用方向;所以企业用新增货币进行投资的结果将使新增货币逐渐转移到原始要素所有者(同时也是消费者)手中。这就使消费者们有可能用更多货币购买消费品,结果消费品价格相对于资本品将更快上涨。 如果这种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的势头被银行对企业的进一步放款所抵消。那么,经拉长的生产过程将继续保持。但是由于法律或营业习惯的限制,银行不可能持续地扩张信用,于是出现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 如果企业在银行供给的货币资本出现短缺之前,借助于新增加的货币,已经胜利完成了为时较长的新的生产过程,那么就可以生产出较多产品以供消费,于是消费者增加货币收入后恢复原先消费水平的行为,也不会改变已经加深的生产迂回程度,如果企业尚没有完成为时较长的迂回生产,而货币资本已告短缺,那么,只要自愿储蓄不增加,银行增加货币贷款给企业将引起资本品相对价格的一度提高,生产迂回程度的一度加深;但最终将由于货币资本供给的短缺而出现消费品相对价格上升,非专门性货物又从较早生产阶段流回消费品生产阶段和较晚的资本品生产阶段,剩下的那部分非专门性货物不够完成较长生产过程之用,曾经一度拉长的生产过程将出现纵向收缩。在生产过程收缩之后,较早生产阶段将出现专门性货物,尤其是专用设备的闲置,这正是萧条的特征。哈耶克认为,正是生产过程这种一伸一缩的情况,使经济出现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 (三)新增货币用于购买消费品的情况 以上是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资本品时的情况。如果从某种均衡状态出发,新增货币首先用于购买消费品,那将出现相反的过程。这时消费品价格以及较晚阶段中生产出的资本品价格将相对提高,在短期中甚至超过最后将达到的均衡水平。于是大量非专门性货物由较早生产阶段流向较晚和最终的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将缩短,在短期中甚至有过分缩短的倾向,即实际生产过程在短期中甚至比新的均衡比例出现后会有的生产过程还要短。原先一些较早阶段中的专门性货物将由于与之配合的非专门性货物的不足而闲置。不仅专门性货物会闲置,在原先较迂回的生产方式已无法维持,而新的较短的生产方式又没有充分完成到足以吸取全部非专门性货物的程度时,连非专门性货物也会出现一定的闲置。于是整个经济出现萧条现象。哈耶克认为,专门性货物的闲置,并不能证明消费不足。在哈耶克看来,萧条或者说资本品的闲置,并不是因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少其对资本品的需求,而是因为消费相对说来太多,消费品生产抽光了使较早阶段的专用资本品得以发挥作用的非专门性货物。所以哈耶克的周期理论被人称作消费过多论。而消费品生产之所以能够抽去大量的非专门性要素,又源于银行不肯充分供应货币资本以支持企业的投资,所以他的周期理论又被人称作资本短缺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 (一)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由货币因素引起的 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 (二)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概述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从消费品、资本品的供给需求的非比例关系出发进行探讨的,着重分析时间(即资本与生产的时间结构)、货币因素,而且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综合起来。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货币对真实经济部门的影响方面持货币非中性的观点,他们认为,不仅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会影响真实变量和最终市场结果,而且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以及货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的方式都会影响真实变量。遵循坎蒂隆的分配效应观点,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货币的扰动会影响收入和财富的分配,通过价格和生产的时间结构使得经济中的真实部门发生变化,使资本等稀缺手段由离消费点较近的生产过程向离消费点较远的生产过程转移,从而使资源重新配置。这种时间上的重新配置没有消费者未来偏好的变化的支持,故而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使得消费者的偏好与生产的时间结构不相适应。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由罗杰•加里森在《时间与货币》等著作中发展的模型来阐明。在图1的经济周期图示中,S曲线为储蓄曲线,I曲线为投资曲线。当宏观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可贷资金市场中的储蓄等于投资,I0=S0,资本品与消费品的生产不会出现非均衡。这在图中为E点,这时的市场利率(mr,也就是资本收益)等于自然利率(nr),这时的产出为YF,因此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就为YF-I0。只有当这两种利率不相等时,才会产生生产的非均衡状态。当银行系统进行货币扩张时,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使得自然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总的投资水平I1大于自愿储蓄水平,这样,按照上一节所分析的机理,就产生了强制储蓄,投资超出自愿储蓄的部分就由强制储蓄来提供。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强制储蓄就意味着消费被迫减少,由YF-I0降低到YF-I1。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时间结构由C延长到C''''。 如果消费者储蓄是自愿的,那么储蓄曲线将向右移动,这时所产生的生产时期的延长就是持久的,投资的增加有消费的自愿储蓄相支持。然而,在银行货币扩张的情况下,虽然消费者被迫进行储蓄,减少消费,但经济主体会努力恢复其初始消费水平,哈耶克指出:“这种牺牲并不是自愿的,而且不是由那些将要从新投资中获得收益的人做出的,它一般由消费者作出,由于那些得到了额外货币的企业家的不断加剧的竞争,他们被迫放弃了部分过去常常消费的东西。这种情况的产生不是因为他们想消费得少一点,而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货币收入只买到较少的商品。无可怀疑,如果他们的货币收入再次上升,那么他们将会立即努力把消费扩展到通常的水平”。这必将导致生产结构的收缩,使经济产生危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论点是,人为创造的繁荣必将导致萧条,而且人为的繁荣持续时间越长,随后出现的萧条持续时间也越长,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也就越严重。从图2的货币扰动曲线可以看出,当自然利率大于市场利率时,出现了强制储蓄Ifs,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强制储蓄规模就越大;当自然利率小于市场利率时,出现了资本消费Icc,自然利率偏离市场利率越多,资本消费(即资本向生产时期较短的阶段转移)就越大。由于货币的扰动,企业家作为一个群体同时在方向上犯了错误,对更加迂回的生产过程的盈利性产生了错误的预期。由于人们要求恢复以前的真实消费水平,为维持人为的繁荣,必须向生产者注入更多的信用货币,这样,要么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要么开始衰退,但信用的扩张不可能是无限的,因而,在每一次人为的繁荣之后,伴随而来的必然是衰退。 (三)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的原因 奥地利经济学派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即使对银行准备金没有制度性的限制,每一银行也必须限制其创造的信用货币的数量,以保持其偿债能力。第二,在面对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的时候,生产者的预期会发生变化,即使他们相信通货膨胀会持续下去,他们也会怀疑收益是否能够抵补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预期开始变得悲观,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也就开始下降了。第三,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最终会使货币体系崩溃。 货币扩张的突然停止标志着危机的来临,衰退阶段开始。即使假定货币数量并不是骤然下降,而只是停止扩张,利息率也会开始上升。这时由于生产手段成本的稳定上升也会提高对资本的需求。因此,原来在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现却不能继续实施。最终,大量的资本品被浪费,或者被用在边际产品不能弥补边际成本的部门中。在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失业率上升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经济绩效的下降并不仅仅出现在那些远离消费点迂回程度较高的生产过程中,而是必将扩展到所有的生产阶段之中。迂回程度高的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失业会导致收入的降低和对消费品需求的减少,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利润也随之下降。所以,危机会扩展到经济中的所有部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银行往往不只是停止扩张信用货币的数量,而且实际上还会降低其数量。因而衰退的强度会因此得到加强。这就产生了哈伯勒所说的第二级的通货紧缩,其根源在于银行为了保持其偿债能力必须减少信用货币的投放。所以,衰退会持续扩展,整个经济陷入失业率高涨和生产能力闲置的困境。 当然,这种衰退过程最终会逆转,出现经济复苏。因为在衰退的后期,受生产者悲观预期的影响,对可贷资金的需求较低,而银行的偿债能力也得以恢复。这样,利率就归于均衡水平,使投资活动再次升温。然而,新投资会流入到那些接近消费点的生产过程中,因为衰退过后需求的上升首先是从消费品需求开始的,生产结构又向未受到货币冲击时的情形复归。因此,经济就再一次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只要银行体系不改变货币供给的稳定性,这种状态就会持续下去。从本质上说,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是其主观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周期问题上的应用。按照主观主义的方法论,这一派经济学者将资本与生产看作是一种时间结构,这种纵向的时间过程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缺少时间因素的横断面一般均衡体系。由于生产结构具有明显的时间维度,那么在每一个阶段上,生产资源的供求关系对利率变化的反应是不同的。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二战前大萧条的反思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运用米塞斯、哈耶克等人的经济理论,对1929年到1933年世纪范围的经济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性观点在默里•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全面阐述: (一)中央银行的设立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在《通货膨胀真相》中,罗斯巴德遵循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基本分析范式和经济理论,剖析了中央银行制度和固定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揭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罗斯巴德指出,政府的深入并不是来自于服务,因而政府面临的经济问题与其他经济阻止不一样。政府可以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获取更多的收入,政府的手段有独占货币发行权、中央银行制度等,而中央银行制度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方式。“中央银行承载了公众的无限信心,民众不了解中央银行被允许随心所欲地伪造货币,而当它的诚信受到质疑时,又可免于任何责任。民众将中央银行视为伟大的国立银行,提供公共服务,并以政府虚拟助手的角色帮助政府避免失败”。中央银行名义上由私人所有,但中央银行永远听命于政府任命的官员,并充当政府的左右手,其获利前景提高了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欲望,这样就取消了对通货膨胀的限制。中央银行可以将准备金诸如银行体系并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使得全国的银行信用扩张,以刺激通货膨胀,如果中央银行直接从银行买进资产,银行的准备金必然会提高,信用成倍扩张的基础由此建立。因此,成立中央银行增大了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 (二)政府干预经济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了经济危机 新凯恩斯主义都认为危机是政府监管不力才导致了风险扩大,如果政府能对产生风险的各个环节严加管制,危机可能就不会出现,或者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危害。这一观点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各种手段救市,提升经济。罗斯巴德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不断扩张信贷,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产生了虚妄的繁荣假象,一旦假象被戳破,经济就会衰退进入萧条。这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制太少,而是因为干预过多所造成的。因为政府的管制和干预扭曲了市场的价格机制,并且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使得经济动荡的风险加剧。 (三)摆脱危机的方法 按照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对经济周期的根源的解释,罗斯巴德认为摆脱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做法不在于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禁止联储利用权力扩大货币和信贷”,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阻止通货膨胀了。如果积极陷入萧条,惟一采取的合理措施是避免政府对萧条进行干预,使萧条的调整过程尽快自行完成,然后重建一套健康、繁荣的经济体系。罗斯巴德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之前,所有的经济衰退都是很短暂的。“在任何萧条的经济危机中,自由放任主义—政府严格遵守不干预政策—是惟一可以确保经济快速复苏的方式”。 结论 新奥地利经济学派按照货币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指出货币扩张会导致生产利率与自然利率间的差异,从而使得生产的迂回程度改变,最终产生了经济周期,按照哈耶克等人的经济周期理论,任何一种人为的繁荣都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衰退与危机,因此,他们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极端放任的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与凯恩斯等争论经济周期问题时,在经济界迫切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时,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政策方案,因而变得不合时宜,但有人认为,如果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的体系对战前通货紧缩式的衰退不适用的话,那么对战后通货膨胀式的繁荣来说,则是相当有效的。 面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频繁出台各种救市措施,在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盲目推崇的形势下,新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等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通过增发货币,人为制造通货膨胀来制造繁荣摆脱衰退是不可取的,因为这种政策即使能够带来繁荣,繁荣也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泡沫之后经济会大幅下跌,最后萧条的程度可能会更深。而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经济波动更加剧烈,而且成为经济的常态。这些观点对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借鉴意义。 国外经济论文:小议经济衰退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这既是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大调整,也是对美国经济增长模式敲的警钟。全球经济衰退影响到每个国家经济领域的诸多方面,各国要化大力气才能渡过这场危机,中国也不例外。IMF和世界银行均预计,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8.5%,明显低于2007年和2008年。其中,出口增长将呈弱势,实际出口增长率仅为3.5%、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为负1个百分点,这将是多年来的第一次。2009年中国外贸发展无疑将继续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一、全球经济步入衰退期 世界经济增长低于3%、单个国家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以及股市呈现熊市特征,仅凭这些指标足以表明,主要发达国家已在2008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将于2009年步入衰退。数据显示,2008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增长率下降0.5%,欧元区第二、三季度GDP连续下降0.2%;日本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分别下降0.9%和0.1%。初步判断,第四季度上述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仍将继续呈现负增长,且态势将延续到2009年。11月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2.2%。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均为负增长,下降幅度分别为0.7%、0.5%和0.2%。11月25日,经合组织(OECD)预计,2009年经合组织成员30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0%)GDP将下降0.4%。其中,美国下降0.9%,日本下降0.1%,欧元区下降0.6%。联合国12月1日的预测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经济将出现1%的微弱增长,而发达国家将出现0.5%的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危机中也不能幸免,IMF预计200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6.6%,较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2009年进一步降至5.1%。 在中国前10大出口市场美国、香港、日本、韩国、德国、荷兰、英国、新加破、俄罗斯和印度(合计占比61%)中,除个别国家外,2009年经济均将呈现负增长。其中,印度经济已从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大幅下滑,最近孟买遭遇的连环袭击亦有可能“加重经济的下滑态势”。韩国将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长纪录。俄罗斯将要告别“黄金十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经济形势最差的将是英国,2009年经济将大降1.1%。 二、危机影响蔓延到实体经济 金融危机起因于房地产业,首先受到冲击的自然是房地产业,如今美国、欧洲、日本房地产均已大大萎缩。据IMF和OECD的统计分析,截止2007年底,英国、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房价与真实价格差距较大,意大利和美国的较小。从今年3月份的统计数据看,美国、丹麦和爱尔兰的房价出现下跌;到6月底,经合组织成员半数成员的房价出现下跌;到10月底所有发达国家的住宅价格均已下跌。尽管如此,IMF认为,爱尔兰的房价背离率仍然高达32%;英国和澳大利亚超出20%;早就开始下跌的美国房价高出正常价格7%。OECD的计算结果则显示。西班牙的房价背离正常价格的比率高达98%,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则分别以90%、77%和72%紧随其后;美国的背离率也达到28%。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挤压尚不完全,房地产下跌尚未见底。据统计,14个发达国家中家庭住房资产总额按时价计算为60万亿美元,相当于这些国家GDP的2.2倍,全球GDP总额的1.1倍。据OECD估计,其中20万亿美元依然属于被过高估计了。 据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NAR)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9月份全美成屋签约销售指数继续下滑。该协会预计,2008年全美成屋销量为502万套,较上年下降11%。由于美国国内累积的可供出售房屋较多,需要一定时期释放和消化才能恢复正常水平;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处于衰退边缘,居民预期购买力将减弱,多数机构预计,美国楼市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低迷,房价和成交量最早要到2009年-2010年才有复苏的可能。 房地产业的持续低迷无疑会拖累与其相关的钢铁、建筑材料等制造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11月份制造业指数降幅创26年来新高;中国、欧元区与英国制造业指数均大幅下降。其中,中国与英国的制造业指标均降至历史低点。欧元区制造业指数下跌至35.6,是自该机构1998年开始编纂该指数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10月份工矿业生产指数下降3.1%,在统计的16个行业中,多数行业生产出现下降。其中,运输机械、电子产品和一般机械等行业的生产降幅较大。企业信心下降导致投资设备不积极,拉低日本国内的生产总值;日本几大经济支柱产业——汽车业、电器业的大幅减产,进一步迅速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 由于经济衰退,经合组织预计,2008-2009年发达国家的失业人口将增加800万。2010年其成员国失业人口将从今年的3400万增至4200万。明年其成员国的总体失业率将由今年的5.9%升至6.9%,到2010年则将飙升至7.2%。其中,欧元区的失业率将大幅升至9%,美国和日本的失业率则将分别升至7.5%和4.4%。 三、期待救市措施早日见效 为了救市,减轻或避免经济衰退的冲击,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财政政策方面的力度、规模和实施期都是以往所少见的。在危机发生的初期,美国政府就曾直接注资给金融机构,而后又采取了买入金融机构股权或直接接管金融机构等手段来稳定市场,可见其决心。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在年初还曾签署了总额约为1680亿美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法案。主要目的美国居民个人和小企业的税负。当选总统奥巴马除支持布什政府救市计划外,还推出自己的金融救援计划,包括承诺未来两年内向创造就业机会的美国公司提供临时税收优惠,公司每提供一个新的岗位就能获得3000美元的税收减免;允许美国家庭提前从养老金账户提取总额不超过1万美元的资金;对陷入困境但仍努力还贷的购房者,将其丧失住房抵押赎回权的期限宽限90天;呼吁美联储和财政部向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在税收政策方面,为年收入在2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保持布什政府提供的减税政策,但将增加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富裕家庭的税收。另外,奥巴马最先提出挽救美国汽车业的计划;还提出在未来10年内,计划投资1500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并计划提高燃料经济标准,争取到2025年美国25%的电力消耗都来自于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国会有望在明年1月20日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前通过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规模可能高达5000亿-7000亿美元。 欧盟方面的救市措施不仅着眼于当下,还关注长远。自从金融危机深化、将欧盟区经济推入衰退之后,欧盟已经多次表示,要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转危为机。因此,欧盟的刺激计划就不仅仅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还想借经济恢复计划大规模支出的机会,增强欧盟长期竞争力。特别是在未来技术和科技上。10月份欧元区15国通过了协调救市措施行动计划,各国政府将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或直接购买银行股权的形式,帮助银行拓宽融资渠道。11月,欧盟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涵盖欧盟27个成员国的经济激励计划,总额达2000亿欧元(约合2600亿美元),相当于欧盟GDP的1.5%。 这份经济恢复计划由两大支柱构成,一是向市场注入购买力,解决当下的需求和信心危机;二是引导目前的短期行动朝着增强欧盟长期竞争力的方向发展。而长期的竞争力主要就集中在低碳经济和环保技术方面。如①通过投资于能源效率领域,既可以创造就业,也可以节省能源;②投资于清洁技术,振兴建筑和汽车行业;③投资在基础设施及其相互联系上,以促进效率和创新。经济恢复计划中还提出了10项具体的措施,其中有3项与节能环保直接有关:改善建筑的能源效率;推动绿色产品的快速发展;发展汽车和建筑的清洁技术。此计划中对建筑能源效率的投资被认为不仅有利于提携房地产市场,还可增强欧盟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该经济恢复计划还发起了一项名为“欧洲绿色汽车”的行动。在这项行动中,欧洲投资银行将为汽车生产商和零配件提供商提供贷款,资助研发所用,特别是在安全和环保方面的研发;在增加需求方面,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削减低排放车辆的登记税和流通税,同时加大淘汰老旧车辆的努力。 日本方面,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日本首相10月底公布了总额26.9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这是日本政府今年公布的第二个经济刺激方案。根据该方案,日本政府将在明年3月底之前向日本所以家庭发放现金补助,总额为2万亿日元。日本政府还将为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并降低失业保险费用缴纳标准和削减高速公路通行费。此外,该方案还包括为日本农民提供补贴、减税和鼓励企业增加雇员等内容。 对于上述政策措施的正面效果,到目前为止,官方或民间基本给予了肯定。但人们也担心,美国国会10月初通过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的实施对象并不涵盖实体经济,这说明美国政府仍然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作为目前的首要任务,与欧盟相比有些短视;而美联储新出台的8000亿美元信贷市场解冻方案中的一部分将用于帮助房贷者、消费者及小企业的计划,能否及时显效具有不确定性。另外,规模巨大的财政支出无疑增加美国财政预算赤字,其后果有可能再次转嫁给购买美国国债的。欧盟一些国家对欧盟计划的资金来源也表示怀疑。2000亿欧元的资金估计大部分还将来自于各国自己的计划。而各国采取的一些政策对短期内避免衰退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同时,欧盟委员会不得不相应地允许增加各成员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空间。即各国政府背负的公共债务将被允许超过该国GDP数值3个百分点。日本政府虽然已拟定一份以定额补贴为核心的追加救市措施,但不少人仍认为,“补贴未必会流向消费,提振经济基本无望。” 四、危机对中国外经贸的影响 (一)出口增幅将降至两位数以下 剔除价格因素后,2008年前三季度中国实际出口增速分别为11.2%、11%、13.2%,低于上年同期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第四季度的出口订单已经下降,预计2008年中国进出口实际增速可能低于10%,大大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在出口市场方面,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居民收入减少、消费水平下降,导致中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速回落。前三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1.2%,同比下降4.6个百分点;对欧盟出口增长25.6%,同比下降5.3个百分点。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蔓延,新兴经济体发展也受到拖累。前三季度,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增长14.7%,同比下降69.8个百分点;对印度出口增长43.1%,同比下降24.4个百分点;对东盟出口增长28.4%,同比下降3.3个百分点。中国对新兴经济体主要国家出口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今年中国出口下滑趋势。 人民银行的调查显示,第四季度外贸出口订单继续下降,已跌至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的最低值。从第104届广交会订单看,出口成交额上年秋季下降18.7%,比春季下降15.8%。其中,机电产品成交比上届下滑13%,纺织品服装订单数继续大幅减少,玩具行业订单仅为上年同期的13。作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对外贸易交易会,广交会五年来首次出现成交额下降,预示中国未来出口形势将更为严峻,出口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更趋恶化。2009年中国实际出口将降至两位数以下。 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增速放缓,贸易顺差下降,使中国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比去年同期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2009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或将出现负值。 (二)利用外资增速放缓 受到金融危机的拖累,2008年以来,全球FDI流量明显减少。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统计,上半年跨国并购交易额较2007年下半年下降29%。预计200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下降10%。中国的利用外资方面也面临考验,一方面,由于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包括中国出口增长乏力,加工贸易受到较大影响,外资从加工贸易型企业撤出。另一方面,受信贷紧缩影响,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可能将资金转回国内。据商务部统计,今年前10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811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同期,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22736家,同比下降26%。10月当月,实际利用外资金额67亿美元,同比下降2%,为今年以来首次出现单月负增长。同期,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935家,同比下降26%。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放缓。前三季度,美国在华新设企业数和合同外资额分别下降30.6%和22.8%;英国分别下降22.1%和43.5%,德国分别下降32.6%和55.4%。另外,制造业吸收外资降幅明显,前三季度,全国外商投资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下降43.2%,实际利用外资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17个百分点。 (三)对外投资面临机遇 近年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企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增加,但也时常面对投资国的种种壁垒和戒心,他们从意识形态或战略考虑,经常对中国企业投资并购活动加以阻挠。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等国金融市场流动性紧张,部分企业陷入了暂时的困境,增强了原股东出售的意愿,降低了美国企业的估值,更削弱了美国国民和政府对外资并购可能存在的排斥心态,从而降低了收购的政治性风险,一些欧洲企业也存在相似的情况。这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并购机会,同时,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也为我国企业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一些国外知名企业拥有知名品牌和成熟强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具备较强的研发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企业所缺乏的,如果我国出口企业能够选择美国欧洲同行成功地并购,整合优质资源为我们所用,会极大地促进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五、应对金融危机应注意的问题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国务院近期已出台一系列旨在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对保证增长、稳定预期将发挥重要作用。在外贸政策方面,应继续运用出口退税、外贸发展基金、财政贴息等政策措施,支持拥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的产品和大型机械设备以及农轻纺等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支持企业开展营销、研发和并购,加快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与此同时,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进一步完善促进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和协调机制。在实施或完善上述措施的条件下,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应继续重点关注美国市场 由于最初对形势估计不足,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直到2007年下半年,不少人乐观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不大。受这种观点的影响,一些出口企业未能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措施应对。以至于在进入2008年以后,面临日趋恶化的出口环境和不利的经济形势,束手无策,损失惨重;有些出口企业就此破产倒闭。但是,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应过度悲观。新兴市场固然应成为我国具有出口增长潜力的未来大市场,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依然是我国的最大出口市场,对美出口仍然是我们的主攻市场。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冲击,但美国的霸权地位尚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动摇,以美国的实力和新总统上台的机遇,或许会最先走出衰退,且美国经济恢复的速度将超出我们想象。即使美国经济两年后才得以恢复,也不至于使其实力急剧下滑。我们可以从美欧发达国家的救市措施中,对于新能源产业、环保产业的支持的机会,寻找机会。 (二)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在关注扩大出口的同时,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依然不可忽视。美国方面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产品质量暴露出来的问题,慢慢损耗着中国产品的魅力。据分析,美国制造商在缩减源自中国的货物,质量问题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企业正在努力开拓墨西哥等周边区域的市场以替代中国产品。另外,美欧市场对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表现出极大的担忧。在遵守法规、商品价格波动、供应链的安全漏洞,信息技术等问题上,中国政府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三)稳定人民币汇率币值 人民币实际汇率保持升值趋势也对外贸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一方面,美国经济低迷,金融形势严峻,巨额救市计划使财政赤字快速上升,可能导致美元币值走软。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经济增长也在快速下滑,但是金融体系相对稳健、政策调整空间较大、经济运行情况好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因此,预计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仍存在升值压力。汇率上升,将使许多处于微利状态的中国外贸企业出口更加困难,抑制中国出口增长。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 (四)继续警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金融危机使美欧经济陷入衰退,进而将影响全球贸易的稳定发展。世界银行预计,2008年全球进口贸易增长将从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2%,2009年将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下降幅度为2.5%。国际贸易萎缩,必将加剧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许多国家和地区经济步入衰退、企业销售下降、利润下降、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可能将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和措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风险加大。预计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绿色的贸易保护手段会更加频繁出现。如有必要,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演进论文 摘要: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对此西方学者给予了持续关注,并且形成了多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分辨有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戴利的稳态经济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和协同发展观,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总体认识由对峙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更接近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生态;协同发展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宏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革、驾驭、奴役自然的技巧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巧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安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浮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颁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耗费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安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害怕。”对此,《报告》提出了保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含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把持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保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把持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国民的基础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混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峙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抵触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巧、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抵触。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保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本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以保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断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断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畴。”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良(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础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抵触对峙基础上的改良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 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含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良,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法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效;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巧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耗费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巧、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良。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峙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供给了理论根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良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广泛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公务员之家: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机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断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广泛规律安排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断定,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峙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与前三种理论学说相比,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形态,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国广泛一致的认可,其基础观点与认识仅仅折射于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活动。目前根据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认知水平,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含芬兰、瑞典、挪威、德国、新西兰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层次包含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准工业化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第三层次包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环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第一层次的认知水平才真正反响了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在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方面,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认识与实践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兰把可持续发展规定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个领域:生态可持续性(包含而且与经济可持续性紧密相关)、社会可持续性、文化可持续性;瑞典强调要从片面地保护环境转入同兼顾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方面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则以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和谐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模式。欧洲国家对于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实践的探索是积极的,但远未达到理论认识的澄明状态。从熊彼特前分析观点②的角度,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预设目标,或者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基础特征:(1)经济与生态关系由对峙状态转向统一状态,互为对方发展的条件。(2)经济活动在生态资源成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过适应能力的提高,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态效益(至少以不损害生态和环境为底线)。(3)经济活动并不会因附加伴生生态效益的义务与责任而导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终扼杀经济活力。经济活动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机制的约束与鼓励下,成功地培育起与条件变化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极有可能的是,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需求会以有一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社会对经济活动绩效的评价决不是目前的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全新的指标体系传达更明确的社会需求。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生态关系理论演进研究论文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庞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造、驾驭、奴役自然的技术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术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呈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公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寂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恐惧。”对此,《报告》提出了维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维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 “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立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矛盾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术、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来源于/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矛盾。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中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维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实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确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围。”来源于/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进(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本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本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改进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括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善,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式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能;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消耗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术、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善。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立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普遍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正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四、协同发展观 1986年由德国科学家赫尔曼·哈肯(HermannHaken)撰写的《协同学——大自然构成的秘密》一书出版,“协同”一词成为被各门学科广泛引用的重要概念。哈肯的协同观主要集中于对事物结构的自组织特性——由无序到有序的认识上,这对传统的物理学认识发起了挑战。哈肯协同学的研究目标是“在千差万别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进行的自然规律”,在此意义上,他把协同学定义为“一门在普遍规律支配下的有序的、自组织的集体行为的科学”。哈肯的协同学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演化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按照事物的协同发展规律判断,经济与生态是完全可以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实现良性互动的。 与前三种理论学说相比,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论形态,也并未得到世界各国广泛一致的认可,其基本观点与认识仅仅折射于各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活动。目前依据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认知水平,可以将它们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包括芬兰、瑞典、挪威、德国、新西兰等少数发达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层次包括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和少数准工业化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第三层次包括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将可持续发展定位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注意环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第一层次的认知水平才真正反映了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在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方面,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的认识与实践走在了世界前列。例如芬兰把可持续发展规定为具有可操作性的三个领域:生态可持续性(包括而且与经济可持续性紧密相关)、社会可持续性、文化可持续性;瑞典强调要从片面地保护环境转入同兼顾资源、环境、经济、社会诸方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则以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位一体协调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模式。欧洲国家对于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实践的探索是积极的,但远未达到理论认识的澄明状态。从熊彼特前分析观点②的角度,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的预设目标,或者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至少应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经济与生态关系由对立状态转向统一状态,互为对方发展的条件。(2)经济活动在生态资源成为其限制性因素之后,通过适应能力的提高,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必然伴生一定的生态效益(至少以不损害生态和环境为底线)。(3)经济活动并不会因附加伴生生态效益的义务与责任而导致成本大幅度提高,最终扼杀经济活力。经济活动在全新的成本一效益机制的约束与激励下,成功地培育起与条件变化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能力。(4)极有可能的是,整个社会对经济活动的需求会以有一个根本性转变作为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社会对经济活动绩效的评价决不是目前的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全新的指标体系传达更明确的社会需求。 总结:经济与生态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观的中心问题,对此西方学者给予了持续关注,并且形成了多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学说,分别有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戴利的稳态经济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和协同发展观,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总体认识由对立走向统一,由冲突走向协同。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观更接近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法理论演进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法理论研究是我国法学研究重要领域,在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入的情况下,经济法理论研究亟需转型,应由一贯的功能论摆脱出来。考察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学说之演变,无疑有助于这一进程。笔者通过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之演进,说明当前经济法理论已趋于实务化,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研究,是十分值得我国借鉴和发展的。 关键词:经济法;学说;演进;启示 1.问题的提出 以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标志,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已有百年历史,相应经济法理论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80多年的进程。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经济立法之丰富,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之兴盛,实为西方他国难能所及。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理论为德国和日本从后进国成为先进国,从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见解在进入90年代后已甚少见①,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显然也不如80年代红火。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从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与两个国家不同经济法认识是否有关系? 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应向何处发展,是经济法理论界必须直面的课题。他山之玉,可以攻,现我们将外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演进作一简单介绍,也许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之研究,特别是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德日经济法理论之演进 学界公认,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是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并发展却在德国,日本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法理论。根据德、日经济法理论和学说产生、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经济法产生初期至二战结束前的经济法理论学说(1890—1945)、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学说。 2.1.现代经济法产生后至二战期间现代经济法理论学说 德国在学术上开始使用“经济法”一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战结束后,Hedemann教授在1917年于耶那大学建立的“大经济法律考察研究所”改名为“经济法研究所”。他经年开设经济法课程,编著经济法通迅半年刊,并撰写学术著作②。日本学者孙田秀春1924年的著作《劳动法总论》中专门有《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一文,对德国经济法研究作了介绍,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从此开始③。这个时期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④: (1)德国 A.世界观说:这是Hedemann的学说,他认为,以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之法为经济法。他自称此说为世界观说。正如18世纪中以“自然”为该时代的基调一样,在现代则以“经济性”作为时代的基调,而以此经济性为特征的法为经济法。这种学说较为抽象,它强调现代经济法是具有现代法特征的法,而所谓现代法是以经济性为基调的。作为最早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学者之一,Hedemann以极为抽象但十分准确的“经济性”紧紧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精神。 B.集成说:该学说的代表是Nussbaum,他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因而,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法律,如财政法,以及只以个人生活为对象的法律,如民法,则应排除于经济法之外。这一学说其实是把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出现的新法律现象,用“经济法”的综合概念来对待的。但它也正确地认识到了现代经济法中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性,试图将这些新的法律现象加以组合。 C.组织经济说:这是Goldschmidt所倡导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固有之法”,而所谓“组织经济”是以改进生产为目的而规制的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这种学说影响甚大。显然,Goldschmidt真正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真谛-由国家通过法律来组织社会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主张把社会学方法和经济政策的观点加以结合起来把握经济法,这种认识将对经济法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区分开来。 D.企业法说:这是Kaskel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但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并不全是经济法,只有规制“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才是经济法的对象,所以,劳动法和商法不是经济法。他的这一见解,由Haussmann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认为,正如商业活动领域限定传统商法的特定素材一样,今日的经济活动力的重点不仅限于商业,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加工、银行和金融等各个方面,这种企业活动的法律,要求与商业企业活动的法律具有同等的资格。企业法说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基本主体的企业活动的规制,这是符合社会经济现状的,特别是符合现代经济中企业发展现状,因而看到了国家与企业的现代经济关系。 E.方法论说:该学说是以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的,如Rumpf认为,以对法律领域中经济的客观实际部分所作的法学上的全面探讨,理解为经济法的研究,企图从这一论点出发,来建立综合民法和商法的经济法的基础,并使这样的私人经济法与公共甚至国家经济法既对立,又在整个法学体系中使二者处于统一综合的地位。Geiler也认为,经济法无非是在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而已。方法论说尽管只是从法学方法上来看待新兴的经济法的,但这种学说无疑以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剖析了新兴之经济法为什么以及如何注重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实现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达到社会利益之协调的。它使得人们能够首先从社会之意义上把握经济法,而非部门意义中寻求经济法之要义。 F.机能说:该学说是基于法律的机能,并以经济统制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认识。如F·Bohm主张作为经济法的中心概念,必须考虑到国家统制经济和特定经济政策意义上的经济秩序以及有关的经济制度。Heamerle主张以国家统制经济特有的法律为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组织和管理之法,并认为经济活动因受国家决策方针的拘束,而逐渐失去自主性。机能说强调了国家通过经济法对经济的统制功能,看到了经济法在现代社会中以国家之强力进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工具性价值,虽然它过于注重了经济法中国家的力量,但也无疑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特有的经济统制作用。 G.协调公私法冲突说:这是Klaussing提出的学说。他指出,经济法是涉及受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活动影响的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规范总和。这些企业早在19世纪就受商法调整了,现在理论家则试图确定一种新的经济规范来撞击旧的规范。这两种体系正在你争我夺,但至今不仅没有人承认新的规范体系占有统治地位,而且新旧两者的结合也没有出现。因此经济法的任务在于试图找到自治规则和国家调控规则这两者冲突的协调和结合。这种学说基于公私法理论而认为经济法试图调和二者围绕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认识到了经济法与传统私法的紧密联系,因而如何通过二者的协调达到企业经营在公与私上都更好的效果。 (2)日本 日本学者将德国经济法理论引进日本以后到二战结束,基本上是照搬德国的学说和认识,自己的独特看法基本上还没有⑤。 2.2.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 二战后到80年代是世界各国经济立法大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所谓大发展是指这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立法特别是德、日、法等在经济调控和微观规制上全面展开,并因此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仿效;所谓成熟是指这个时期的经济立法逐步走向理性,而不是简单地越多越好,即由量变转为质变。相应地,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 (1)德国 A.冲突法说⑥:ErnstRudolfHuber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主体,即企业家与劳工,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受拘束之间的冲突的特别法。其特征为个人自由与团体或国家对其所为拘束间的冲突。他将经济法的内容体系分为:①经济私法,其内容涉及企业法及私法自治原则;②经济行政法,内容涉及国家机关对私经济秩序的管理、干预和引导,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③经济刑法,关系对违反经济法的刑事惩罚;④经济基本体制法,关系对经济秩序与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管理与引导之经济、国家直接支配之经济或混合体系等),所作的基本决定。 GerhardRauschenbach也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冲突法,它以国家行政措施之干预,追求公共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协和为目标。他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及劳工法的区别,但认为同宪法及行政法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内容包括四部分:①经济基本体制形态,经济法中的基本权利及国家经济活动;②国家经济机关的组织,各种职业公会和私法上的经济团体;③卡特尔法;④经济引导与经济监督。 这种学说是对二战结束前协调公私法冲突说的发展,其发展表现在它们认为经济法协调公私冲突已不限于企业,还包括劳工。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开始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区分开来,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紧密联系,因而比较好地处理了经济法与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相衔接的问题。 B.机能说:Nipperdey认为,经济法系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挥其适当机能为目的的公法和私法。其体系安排应顾及传统的法学分类,因此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私法,规定私人企业的组织形态、私人企业财产法、企业与企业及其顾客之间的关系;③经济行政法,规定国家监督、保护、引导、管理和影响经济的法律措施,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④经济刑法;⑤经济诉讼法,规定对有关经济法上争端的诉讼问题;⑥国际经济法。这种学说是一种综合经济法说,但其强调了通过公私法的协同和整体性,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该学说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经济性”精神。 C.经济总体关系说:WelterSchmidt-Rimpler认为,经济法的任务在于探求总体经济的运行,在怎样的范围内经由自治自决还是公权决定,能达成一正确合理的秩序,以实现法追求正义的价值。所以,凡对经济的形成具有作用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自治自决或公权决定的规定,皆为经济法。但这些法律规范应涉及总体经济的运行,不能仅是个人经济关系的规范,借此以同民商法相区别。他认为经济形成的形态分为竞争秩序与国家引导管理两种。因此经济法的内容有:①竞争秩序的法规;②国家引导与管理的法规,包括经济机构组织与措施方法的规定。其中引导与管理措施又可分为对企业等的直接管理和通过关税与捐税、公开市场操作等由其它国家机关调节市场供需、金融货币经济辅助等措施间接引导和影响经济活动。经济总体关系说一方面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的任务,即如何解决私法自治和公权规制以形成合理经济秩序;一方面则为经济法的内容作了合理界定。该学说可谓在现代经济法的精神和实体上都十分成熟。 D.经济协调法说:这是WalterRSchluep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协调法。它将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自由竞争、国家统筹管理的计划经济或两者的混合)予以法律规范化。他认为经济法体系包括经济基本体制法和协调法,并认为经济基本体制法是制定经济协调体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宪法中规定有使一定协调模式制度化的任务,经济法应使此任务得以具体实现。此外还有一些在宪法中未明确规定的协调模式。 该经济协调法说紧紧抓住了经济法是“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的法律规范化”这一关键点。这一看法是以前观点所没有的,以前的观点虽然都看到了经济法的国家对经济促进、协调、组织等作用,但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法从整体上讲其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法律化,因而经济法是和宪法、行政法所不能截然分开的。 E.经济指导管理法说:GerdRinck认为,经济法系以追求总体经济的正确性及社会的正义为目的,而对独立的营业活动加以引导、辅助或限制的法律及国家措施的体系。简言之,经济法是经济指导与管理法。他强调不宜将企业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具体来说,经济法内容体系包括: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指导与管理措施;③各个别经济行业之秩序;④职业公会及经济团体;⑤反不正当竞争法;⑥反限制竞争法。 F.经济政策工具说:ErnstSteindorff认为,经济法系追求正义,并为实现总体经济的公共目的而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工具的公法与私法。经济法以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并且是一种带有调整作用的工具为特色。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与宪法;②国际间的联系;③企业;④卡特尔法;⑤不正当竞争;⑥公营企业;⑦社会保护与经济监督;⑧劳工法与经济法;⑨经济之调整;⑩具有特定目的之调整以及能源法。 Wiethoelter也从政策角度表述了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立足于解决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而解决这些问题是共同经济本身所应承担的义务。经济法是一种缺少政治本性的政策性法律,它的存在不得不考虑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措施。⑦ G.FritzRittner之说:他认为,规定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公法还是私法性质,皆同其他已存在的法域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因此不可能给经济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经济法概念仅可简单描述为所有对经济加以形成及对经济的运行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的关联结合。他不怀疑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领域。他强调经济法不仅仅具有经济政策的工具性质,也不能使经济法成为行政法的特别领域,而沦为经济行政法。认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和私法自治,因此,维持和保障此种形成作用的法律规范,即卡特尔法,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和主要内容;而国家以行政措施对经济所为之引导与管理,仅扮演补充角色而已。 (2)日本⑧ A.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解:这种学说由福光家庆所提。他认为,“近代所有权法”(市民法)的体系和品格是针对近代法而言,其妥当性虽然应给予肯定,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作为其反省形态的“社会所有权法”的体系和品格,业已超出近代法的体系,累积成为新的“经济的法”。⑨ B.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如高田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而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统制或规制市场支配之法”。这里所说的“市场支配”是指限制自由竞争的状况,并认为,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法就是本来意义的经济法。 C.“作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这是今村成和教授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支持因垄断发展而失去自主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法律之整体”。另外宫坂富之付教授也认为,经济法是“反映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介入经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经济政策的法律之整体”。 D.经济法是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见解:如正田认为,经济法是“规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的法”。并认为,经济法是由“通过规制经济支配者的活动,在经济的从属关系上,限制其进行恣意的活动,或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主体任意进行交易”的经济规制法,和“以反映允许经济从属者为了提高经济地位而结成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的法制”的经济关系法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E.国家干预与协调的见解:这是金泽良雄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为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 2.3.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日经济法理论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这时的经济法研究已经明显地少了过去那种学说缤彩纷呈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研究经济法实务和经济部门法的理论。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更多的是从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或者经济政策角度研究经济法问题.人们不再试图突破传统公私法划分而创造一种至少与公私法并列的“经济法”,而是力争在现有法学体系内和司法体系中去论证经济法的地位和性质。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加入欧盟和世贸,而使更多学者关注欧洲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之缘故。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显然,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出现新的经济法现象而抛弃仍然起到重大作用的旧经济法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由经济法的性格使然,而非其他原因。 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其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反垄断为核心来论证经济法的范围,如根岸哲、杉浦市郎编的《经济法》(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江上熏的《经济法·反垄断法概论》(税务经理协会1992年第7版)等著作。有的学者还从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重新认识,如佐藤英善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政策形成及政府介入的方法》(成文堂1990年版)。可以说,这时日本的经济法研究同90年代以前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金泽良雄说已逐渐失去其存在根基。 3.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评述及启示 从以上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史可以看出,它们的经济法理论学说研究经过了一个萌芽、产生、发展、兴盛和平静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西方经济特别是崇尚国家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由赶超经济到战争经济,从复兴经济到兴盛成熟经济(德国)甚至停滞经济(日本)的过程。在现代经济法产生至二战期间,德、日经济法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显得还不成熟,还显得有些感性,如集成说、还只是看到了经济法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即使是机能说也只是看到了经济法的表面现象-经济管制。但尽管如此,这时它们的经济法理论探讨仍然是极为丰富的,并已基本上把握住了经济法的方法、功能等。 在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已突破了以前经济法研究的感性认识而愈加理性化并趋于成熟和稳定。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已明确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加以区分开来,从而使经济法能够摆脱同样涉及经济活动的民商法和劳动法的影响,而成为自为的一极。第二,看到了经济法与经济体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了经济法中政治的因素和影响,如政策说、经济指导管理说等。第三,确立了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有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衔接点,而且使得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或者说管理有了一个张缩基点。因此经济法成为了既与政治具有紧密联系,又是一个法律性十分强的东西,它必须遵守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构成。而在日本的这个时期,其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绩也是巨大的,显然这和日本通过大量经济立法推动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有关。但可以看到,日本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家对经济的规制和协调、干预方面,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法理论这时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力量的巨大,但在它与民商法的关系上并没有真知酌见。特别是,这个时期金泽良雄说在日本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金泽良雄说的核心思想是强化国家主义,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以“代替‘无形之手’”。这种观点一方面强化了国家的权威,一方面则弱化了企业和个体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自由企业体制没能真正建立起来。 进入90年代,德国经济法研究更加成熟,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围绕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来研究认识经济法,从而将经济法的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上。将经济法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并非意味着经济法理论的消灭,而是经济法理论的自然升华。这是因为,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首先必然要求国家通过相应宪法确立国家经济干预权限,确立国家和政府能不能干预及干预的度,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基本经济权利,如财产权、营业自由权等都成为经济宪法基本内容,而国家和政府必须尊重这些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其次,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就必然意味着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对经济和市场凡体的管理,这显然要求经济法必须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现代行政法所确立的依法行政原则,是经济法基本的原则和原理。德国法学界如此之探讨经济法,有效地解决了经济法能不能干预和如何干预的量,事实上也就是自由竞争和国家调控的关系,并因此真正实现了国家与个体的互功。事实上,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特别是二战后,一直没有忽视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与个体自由之法的民商法的关系,正是在此理论指导下,其经济立法和实践特别注意在发挥国家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企业、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国家只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自由而合理又合理发展的空间。 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充分重视经济法中国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金泽良雄说不再有市场,反垄断法成为经济法的研究中心,行政程度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日本经济法研究业已走出以法论法的研究时代,经济法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国家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确立基础与补充的关系。 总之,我们要看到,在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演进过程中,恐怕没人否认经济法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法有力地推动了其经济的复苏和前进。但是,经济法毕竟是国家经济干预的工具,而工具则意味着运用得当与否。从德国经济法发达史中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法之运用是比较恰当的,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一再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民商法为基础法,经济法则为补充法。为保证或实现经济法之补充作用,其经济法研究最终框架在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之内—以宪政约束政府经济行为,以严格依法行政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之合法性与合理性。日本经济法也曾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经济法,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也确实为日本经济之复兴起到了应有的指导作用—全面干预、整体推进、迅速拔高、政府参做的尽量做。但是当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就开始出现了长期的停滞,日本经济法理论界也由此开始反思其以往的全面经济干预的理论,开始理性地对待经济法中的竞争法和经济行政法,以期能够在现有法学体系和司法框架内解决经济法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些的问题。也许,这是日本经济终究要再次复苏的前兆。 4.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展望—代结语 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80年代改革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90年度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理论研究可谓更上一层楼。但综观林林立立的众经济学说,无一不是从功能角度论述经济法如何如何的。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显然国家干预之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或管理经济之法等,但功能论只能看到研究对象—经济法在干什么,而如何很好发挥其功能并避免其负面作用,则是功能论难以解决的。日本经济法学说研究演进史告诉我们,一味强调国家经济干预、组织、管理,是一种政治学研究经济法方法,而并非真正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首先是相应权利、义务体系的建立。当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相应宪法确立相关关系,以达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其次是如何规范国家和政府的行为,这显然是行政法原理的涵盖之下。德国经济法理论所确立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理论,是十分值得我国经济法理论界借鉴的。如果说,日本经济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德国经济法演进则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研讨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模式再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针对中国文化与舶来品,利益集团、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利益集团全民基金国企改革 一、关于利益集团的问题 作为至今仍存在的唯一的古文明,中华文化所散发的魅力及其曾经造就的辉煌是不容质疑的。但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大炮打开国门,西方文明开始在中华大地上大行其道,国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无奈仁人志士也只能试图靠抓住舶来品来当救命稻草。改革开放以来,伤痕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不断的修缮和发扬。但在与强大的以高科技高质量商品为依托的西方文化的激烈竞争中,中华文化仍未表现出人们寄予很大希望的足够的自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们对外来文化的迷信或者说薄弱的抵御力。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一有谈到经济模式,不论是以前的苏联模式,现在的美国模式、瑞典模式等等都有一些人对之奉若神明,恨不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他们的副本,似乎只有那样,中国才有出路。但我们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通往繁荣之路。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实事求是地探索。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转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本质应该是产权制度的构造和要素市场的形成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久而有之。荣格模式、布鲁斯的分权模式、锡克的宏观收入计划指导下的自由市场理论、斯卡的“个人社会所有制”等都对二者的兼容性进行了探索,但并没有多大的进展。经济史学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共同信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决不相容。例如1875年,马克思在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又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西方学者以米塞斯为例,在他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提到,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和利润计算,合理的经济计算需要一个竞争性货币价格体系,只有私有制的竞争性市场经济,才有表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在此基础上才有资源配置的合理计算,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取消了竞争性市场,就不可能产生均衡的价格体系,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计算。市场价格体系与社会主义两者互不相容,“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能被人为地仿制的”,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两者必居其一。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转轨模式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俄经济转轨的基本内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点是官僚性、强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国家策动,少数人出于政治动机,打着改革旗号,利用政权强制推行的官僚买办垄断经济模式。休克疗法造成4大恶性循环,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流失,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侵苏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西向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这种模式祸国殃民,使国力衰竭。摆脱这种模式,寻求经济振兴新途径,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个经济转轨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出售和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当时政府规定,私有化从小型国有企业的所谓“小私有化”入手,继之推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私有化”,整个私有化预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届时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其目标是,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2)自由化。其基本内涵是:全面放开价格,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同时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给企业以充分自由,同时断绝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一切其他资助,让企业在市场上自谋生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的话,那么自由化的目标则是彻底改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力求尽快地和彻底地铲除计划制度,尽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场体制。 (3)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对外开放,具有特殊内涵:第一,转轨方针制订者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必须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也会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向外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总之,西向化方针的实质是:投靠西方、依赖西方、模仿西方,全盘西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乃是激进民主派提出并坚持的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模式的主导思想。 (4)休克疗法。如果说以上3个特点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向和目标的话,那么休克疗法则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内涵是:在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别是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均应让位于或服务于货币紧缩政策,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来,这是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从表面来看,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激进民主派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休克”这种极端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打碎旧制度,尽快建立起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集中体现了激进民主派社会经济转轨的政治目的和意图,是其整个经济转轨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还要单独加以说明。 激进民主派的上述经济转轨模式虽然是在美国顾问帮助下,按照美国样板设计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极其畸形、俄罗斯特有的转轨经济形态,其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官僚性。民主派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寡头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据透露,现在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业务、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白宫出入证”的人。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移到国外。 (2)强制性。激进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实际上这种经济转轨模式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事实表明,这种模式严重脱离俄罗斯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群众基础,它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政党、派别、社会舆论、企业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随着这种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对者日益强大、增多,支持者日益减少、衰落。 (3)政治性。这首先表现为,激进民主派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旧计划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和模式,从社会经济转轨伊始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斗争和对抗的核心和焦点,并且贯彻始终、愈演愈烈。总之,不仅这种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强制推行,使俄罗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化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这种经济转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垄断性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失败、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这种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疗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疗法不仅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为一种金融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最直接,因此,我们首先加以分析。众所周知,这种办法并非俄罗斯首创,在俄之先,拉美、东欧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过,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承认,在经济转轨之初,在骤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遏制通货膨胀,适当紧缩银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办法的客观需要。问题在于,俄政府将这种紧缩政策长期化,政治化,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将其视为是否坚持改革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实行货币紧缩长达7年之久,而且紧缩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创造了世界纪录。一般说来,货币发行量(M2)应与GDP规模相适应,西方国家一般为GDP的80%~100%,苏联时期为了保持卢布的稳定,大体控制在社会总产值的70%左右,这已经是偏低了。而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在休克疗法支配下,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过60%,现在还不到15%。从实践来看,这种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经济休克长期化,带来了严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几个明显的恶性循环。 第一,它造成了企业支付危机,破坏了生产运行的正常条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业近一半的产品供销不得不用易货方式,相当多的企业不得不用产品发工资。这是企业之间三角债和工资拖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产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萎缩使国家税源枯竭,为满足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不得不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这使企业税赋如毛,税负超重,这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税源更加枯竭,造成税收危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债务危机。税源枯竭,税收不足,必然造成国家预算赤字。为弥补预算赤字,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二是举借国债,发行国库券。在休克疗法、货币紧缩方针指导下,俄政府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越积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债约1400亿美元,内债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已达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种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罗斯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负债经济,每年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支出的1/3,这又成了增加预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现在,俄政府只能依靠举新债还旧债过日子,借债越多支出越多,预算赤字越大;预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债弥补。这是第二个恶性循环。 第三,俄罗斯政府长期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长期货币紧缩在造成生产滑坡、预算赤字、债务超重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可能性越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又越要紧缩。这是第三个恶性循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卢布的再次恶性贬值,通货膨胀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明证。自1998年5月金融危机以来,卢布汇率下降近2/3,通货膨胀率剧升为200%以上。多年的紧缩“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上述种种恶果,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政府反对派以及为数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和批评,政府为什么还要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盖达尔等人当年之所以接受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对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推行以货币紧缩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其次,盖达尔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休克疗法还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表现为,他们力图通过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价格等措施,尽可能快和彻底地铲除旧体制,尽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所谓休克可以说首先是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此外,休克疗法也是让一部分国有企业休克,首先是军工企业休克。在休克疗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们就曾声言,在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形成竞争的过程中,那些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倒闭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他们看来,这类企业不仅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绊脚石,而且是旧体制、旧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维护者。总之,休克疗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休克疗法削弱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更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再次,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长期推行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也有西方国家迫使的成分。与盖达尔等人不同,叶利钦总统和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盖达尔等人下台之后,都曾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在切尔诺梅尔金当政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是推行了“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已经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援助,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生产大滑坡,税源枯竭,政府财政困难,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地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这除了“坚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是提供每笔贷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条件。因此,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之前,总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谈判,其中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则是谈判的重要内容。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即货币越紧缩政府财政困难越难解决,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贷款来维持,而要获得西方贷款又必须坚持紧缩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个方面的恶性循环,使得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经不起些许风吹草动。这乃是俄罗斯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经济政策根源。从实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有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冲击、石油国际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俄罗斯财政金融体系深刻矛盾积累的结果,尤其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负债经济崩溃的结果。首先,外资撤离,抛售他们购买的政府债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罗斯证券、股票和汇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政府的短期债券引发了股市、汇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这些都是与政府债务超重紧密相联的,而休克疗法和货币紧缩政策则是形成负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坏性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疗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坏性也是重要因素。应该指出,在经济转轨前,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对派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会剧变前,苏共和苏联政府已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根据该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构想,当时苏联居民手中的现金达500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购买国有资产就可能一举数得:第一,大大减轻市场压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第二,使企业获得急需的新投资,扩大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和政府的税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第三,职工和居民成为企业的新所有者,给企业输入新活力,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经营思想,提高经营效率。尽管这种办法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经济转轨方针,使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计划完全失去了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俄政府在休克疗法指导下,不顾条件地全面放开了价格,立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居民多年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废纸,使绝大多数居民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的深渊,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在广大居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民主派政府为了实现其私有化计划,加速私有化进程,只有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这就是俄罗斯无偿性大众私有化出笼的条件和背景。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坏性,如果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第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总体上是一个动员社会投资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增量的过程。这表现为:私人购买国有资产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为政府再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化是国有资本存量和结构调整及优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将那些经营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经营必要性的企业出售的同时,增加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更大意义部门或领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开发等;此外,私人购买了国有企业之后,大多还要追加投资,对企业进行改造。 俄罗斯的私有化特别是那种大众私有化则不同,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过程。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 第二,在西方国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的情况,而在俄罗斯,由于国内缺乏私人企业,居民贫困,无力购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卖给了外国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国家,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是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途径,而在俄罗斯则变成了一个国有资本大量外流的途径。这是因为,外国购买者相当多的是投机者,他们用廉价购买国有资产或股票,与本国的投机者相勾结,从事金融证券投机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把投机利润和收入移到国外。据利西奇金估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流到国外的资金最少也有3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如果说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本国人手里,企业的资产仍在,仍然继续运转,那还是一种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为害还不太大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外国和本国的投机者手里,他们又设法将获得的资金移到国外,那就不简单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流失和破坏了。 第三,在西方国家,出售国有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由官营体制转为民营体制或商业体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除了私有化这个一般术语之外还有“财产私有化”或“产权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经营私有化”之分,而财产或产权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手段,管理或经营私有化即转变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则是根本目的。 在俄罗斯则不同,私有化变成了单纯地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和消除国有企业,至于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率如何,那是购买者的事,私有化方针的制订者们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事实上,俄罗斯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产权关系虽然改变了,形式上都变成了股份公司之类的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之类的新机构,但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马用老办法来管理和经营。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私有化了的大企业,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国有时期,甚至不如现在尚保留着的国有企业。 俄罗斯政府的反对派乃至政府系统中相当多的人士对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们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实际上,激进民主派之所以不顾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这种方针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和目的,那就是力图尽快地铲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快培植起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增强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要想达到的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速度是创记录的。只提出这一点就够了:积极带头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尽管存在着俄罗斯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私人资本,将其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的国有经济减少5个百分点,就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俄罗斯在几乎还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的情况下,将其占国民经济90%以上的国有经济,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个百分点。俄罗斯私有化的这种超速度,是与它的目的和方法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这种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区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化过程,决定了其特殊的破坏性。 (四)经济转轨西向化方针的得与失 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向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节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除了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内涵是,激进民主派把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声言,鉴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任务的复杂性,没有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俄罗斯经济转轨,建立起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些头面人物估算,为了使俄罗斯经济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和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至少要在转轨期间提供3000亿美元的各种形式援助。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计划和方法是在西方国家的专家帮助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订的,其社会经济转轨目标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必将是慷慨的。 结果如何呢?的确,为了推动和确保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沿着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坚持下去,这些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支撑的国际经济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当多的贷款和援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从1992年至1997年末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以各种形式向俄罗斯提供了495.8亿美元的贷款[2]。另据日本工业新闻报道,在此期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关系向俄罗斯提供的信用贷款为700多亿美元[3]。根据俄官方数字,现在俄罗斯外债为1400亿美元,扣除苏联时期约800亿美元的旧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新债余额大体为600亿美元,与上述数据大体吻合。据估算,如果把各国政府和企业向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约共1000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即使如此,也只为激进民主派在经济转轨之初预想的3000亿美元的1/3左右。这说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像激进民主派设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进民主派还曾设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西方国家的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比他们的政府更谨慎,他们对俄罗斯的投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额只为21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为99亿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机性的债务投资[4]。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贷款、投资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轨以来,西方国家注入俄罗斯的资金远远少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援助、投资加(下转第56页)在一起最多不过1200亿美元,而据估计俄罗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至少也有3000亿美元。总之,仅仅从资金流入和流出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这种西向化方针也是得不偿失。其实质是,俄罗斯用自己极其稀缺的资金换来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债务和对西方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 还应看到,激进民主派这种西向化方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不仅仅表现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为重要的是,机械模仿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给俄罗斯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此外,激进民主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投机性金融资本全面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给本国企业的生产和国家货币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市场销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约50-60%是外国产品。这使相当多的本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处于倒闭边缘。投机性金融资本自由出入不仅为资金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成了金融危机的重要引发因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种种弊端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的危机,是其全面、彻底失败的标志。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甩开这种模式的束缚,寻求经济复兴的新道路。现在,俄罗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恰恰是这种新探索蕴育着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型酒店的经营攻略 美国:价格低廉分布广 美国经济型旅馆大都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处、机场和车站附近、城市边缘地区,或其他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是几家甚至十几家旅馆汇集在一起组成经济旅馆群,各种品牌的连锁旅馆都有自己独特醒目的标志,外形建筑风格及颜色基本一致,客人找店住很方便。经济型旅馆的周围一般都有餐馆、商店、加油站等服务设施。 美国经济型旅馆大都采用连锁经营或特许经营模式。据了解,美国圣达特集团目前下属有天天、速8、拉马达等8大旅馆品牌,在世界各地拥有6400多家旅馆,平均每家旅馆客房数只有80多间,是典型的经济型连锁旅馆。圣达特集团向获得特许经营的旅馆提供个性化的特许经营支持、战略性营销与广告计划、房间预订服务、员工持续培训、旅馆用品统一采购供应等多项服务。为确保加盟的旅馆保持基本的经营标准和质量水平,集团建立了严格的质量保障检查系统,每年对每家加盟旅馆进行4次质量检查,并且对需要改进的旅馆提出相关建议。 奥地利:遍布乡间近民俗 经济型旅馆的存在很符合奥地利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国情,而联邦和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宽松政策环境则促进了经济型旅馆在奥地利各地,特别是乡镇地区的发展。对于奥地利各个城镇的居民,只要房主本人愿意,家里又有空余房间,就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开设经济型旅馆,申请的费用也很便宜。按照奥地利政府的规定,客房不满10间的经济型旅馆不交税,即便规模较大需要交税的旅馆也可按照客源的流量享受税收优惠。因此,不少乡镇,特别是旅游景点的居民都选择把自己的空余房间用做客房,开设这种经济型旅馆。此外,奥地利政策还允许经济型旅馆的经营者出于收益或其他原因,自由申请停办或终止经营。如果旅馆在经营期间收益很少或者亏损,不必缴纳手续费。由于旅馆的经营者都是当地人,使用的也是自家住宅,因此整体投入少,经营风险低,再加上政府的灵活政策,可保证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平衡。许多经济型旅馆在旅游旺季时作为旅馆开张,收入颇丰,而在淡季时则退出市场,又变成普通的自家住宅。 匈牙利:定位准确细打算 匈牙利是欧洲中部地区的旅游强国,旅游业的快速增长推动着酒店业的不断发展,并且形成了高、中、低档较为合理的布局。匈牙利早在经济转轨前,就在巴拉顿湖周围、黑维兹等旅游胜地建造了大量的“度假房”,并鼓励公务员等中等收入者购买。随着到匈度假游客的增多及家庭自助式旅游人数的增长,在旅游旺季,巴拉顿湖、黑维兹等地的旅馆往往不够用,“度假房”便逐渐被“租用”起来,并形成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度假房住宿协会”。各个“度假房住宿协会”之间既存在竞争又保持合作,基本上采用自助式、低价位、家庭式旅馆的连锁经营方式。“度假房住宿协会”提供的“住宿服务”越来越受到匈牙利及周边国家中低收入者的欢迎,其知名度、服务质量主要依靠在顾客中建立良好口碑,“口口相传”。目前规模较大的“度假房住宿协会”已在因特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以方便客人提前预订。 韩国:适应市场求发展 韩国经济型酒店大多搞连锁经营,无论高档,还是中、低档酒店,在服务上均统一规格和要求,并且严格培训员工,重视加强管理,所以能够做到价位低而服务不差。各档饭店一般房间虽小,但必要设施和用品齐全,房间干净整洁,舒适温馨。不用说首都和大城市里的高档店,就是较为偏远地区的中低档店,从设施、用品到服务也是无可挑剔。记者有一次受韩方邀请,与中国驻韩外交官们一起到外地参观游览,晚上被告知要住进一家远离城市的“汽车旅馆”,不少人感到扫兴,多有怨言,但入住之后,抱怨声没有了。因为房间装修考究,设备相当现代,不但能调节温度,而且装有电脑和宽屏彩电,除了房间小一些外,丝毫不比大饭店逊色。经济型酒店与高级豪华型酒店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适应了这一市场需求,因而也就具有了特级酒店抢夺不去的优势。 目前,韩国不少挂着“Motel”牌子的汽车旅馆从设施和服务上都具备了经济型酒店的档次,其中有的已经名正言顺地改换了“Motel”名号,这标志着韩国经济型酒店的队伍正在逐步扩大,并且酒店业的格局将发生变化。(曹世功) 英国:管理也要上星级 英国经济型旅馆为数众多,对于游客和学子出行住宿十分方便。在经济型旅馆中,“床位和早餐”旅馆(BedandBreakfast,B&B)居多。可以说,B&B旅馆遍布城乡,在英国家喻户晓,名声也远扬海外。 英国大多数“B&B”旅馆管理良好,并逐渐成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不久前,英国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对所有“B&B”旅馆实行星级管理,即每家“B&B”旅馆也要评定星级,以此加强“B&B”旅馆的行业监管和自我约束,提高服务质量。 海外游客来英国之前,只要上网查询,就可以找到“B&B”旅馆,网站为:www.bedandbreakfasts-uk.co.uk。进入网站后,客人可从网上预订房间,也可以打电话预订。管理正规一点的“B&B”旅馆都有自己的网站,备有旅馆介绍、客房图片、住宿价格、床位数量,以及地址、邮编、电话和电邮。为了方便客人找到入住地点,可将邮编输入定位仪,即便是位于乡间的“B&B”,定位仪也会引导客人找到它。英国大部分经济型旅馆都是私家住宅,主人是房东,又是旅馆的经营者。(张芝年) 法国:总有一款适合您 法国是世界旅游大国。由于要接待众多的海内外游客,法国的旅馆业十分发达,各种档次的旅馆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旅客较为欢迎的经济型旅馆居多。在法国既有高档的酒店,如豪华型的索菲特(SOFITEL)酒店,高级型的诺富特(NOVOTEL)和美居(MERCURE)酒店,也有适合一般工薪阶层的经济型的宜必思(IBIS)旅店、大众型的埃塔普(ETAP)和一级方程式(FORMULE)旅馆。法国各种规格、档次的旅店,基本可以满足海内外不同顾客的需求。 宜必思在法国,特别是在巴黎更是随处可见,大多设在出行方便的地方。走进宜必思,住客可以自取一本小册子,小册子中介绍了宜必思在世界各地的连锁旅馆和住宿费。 埃塔普比宜必思档次低,大多设在法国的高速公路边上,价格也相对便宜,住宿一夜约50欧元左右。比埃塔普再低一个档次就是一级方程式旅馆,大多设在法国公共交通不太方便的地区,但很适合驾车旅游者居住。 此外,法国还有满足普通大众需求的旅馆。比如青年旅馆,其规模较小,价格十分低廉,有一人间、两人间和多人间,但常常供不应求。 国外经济论文: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增长:理论阐释、稳态预测及国外经验 摘 要 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经验证据上看,通过供给侧改革,我国经济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且具有持续性,直至达到稳态增长。我国所要实施的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主张及西方实践虽有不同之处,不能照搬照抄,但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尤其在制造业、农业与房地产业等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以提高改革成效。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稳态增长预测;国外经验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资源日益短缺、生B环境约束达到临界状态,过去依靠低成本要素、高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几乎走到尽头,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必须通过供给侧改革加以应对与化解。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增长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实施供给侧改革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必然要求。当然,供给侧改革在短期内也许不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将对经济增长的韧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不断积累的积极效果,从而逐步实现转型升级的预期目标。 一、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理论阐释 (一)马克思价值创造理论 当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无力了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增长就真的陷入困境或失去方向了吗?当然不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都不是价值源泉,也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驱动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三驾马车”只是价值实现环节,价值创造的源头在生产或供给领域。货币主义所看重的货币因素,更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是间接影响需求的因素,或是为价值实现创造条件而已。凯恩斯主义或货币主义在有效刺激需求的时候,结果也仅仅是推动供给数量的反复,与供给质量无关。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劳动创造财富,复杂劳动能够推动供给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升级,这需要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提升。当我们沿着总需求路线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如果从供给侧看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中国经济增长空间依然很大,因为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深层原因并非需求总量约束而是供需结构不匹配,通过供给侧改革,能够使供给有效匹配需求,同时能够实现供给升级从而不断创造新需求,获得新的增长空间。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为生产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其中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决定[1]。内生增长理论是罗默、卢卡斯等经济学家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缺陷和吸取前人经济增长思想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供给侧改革思想基础是,经济增长源于生产能力提高,生产能力可用生产函数表达为:Y=F(A,K,L),其中Y代表总产出,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劳动投入,A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FP数值越大意味着相同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可以有更大的产出,它包含了除资本和劳动以外的其他全部要素,其主要影响因素有技术、制度等。产出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以及提高技术进步实现,不过,增加劳动不会提高人均产出,增加资本的结果是边际贡献递减直至没有贡献。所以,从长期看,以技术进步这种内生因素为标志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关键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新供给经济周期理论 从供给侧结构演化升级来看,一个完整的供给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与供给老化4个阶段(见图1)[2]。新供给能够带来新需求,比如从微观层面上看,在乔布斯创造出iPhone手机之前,世界不存在对它的需求,而当它问世之后,新需求被不断创造出来。在新供给形成阶段,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旧供给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逐步回升;在供给扩张阶段,新供给被普遍接受,新需求也被新供给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会形成良性互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在供给成熟阶段,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流向新供给领域,而这一阶段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下降,需求趋向稳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在供给老化阶段,由于成熟阶段形成的过剩供给在短期内难以消化,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新供给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进入萧条期。由此可见,从供给侧着手,通过改革创新形成新技术、新供给与新经济,能够推动中国经济保持螺旋式升级态势与持续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测算――以追赶美国直至稳态增长为例 (一)达到稳态增长的经验证据 我国在1978~2011年间,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但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明显,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也进入了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依据经济增长理论,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持续时间是可以测算的。稳态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追赶上发达国家,结果两个国家人均产值趋同。如果能够顺利实施供给侧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可以按照生产潜能实现全速增长,直至达到稳态增长状态[3]。以中国经济增长追赶美国为例,如果中国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能赶上美国,则中国经济会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并持续相当长时间,直至人均GDP赶上美国时,增长速度才会降下来。 德国、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等国家都曾经以更快的增长速度追赶美国,从而出现稳态趋同的结果,这充分表明中国长期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在二战中,德国和日本国民经济都曾遭受重大打击,但它们的作为长期增长基础的储蓄率、教育水平等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没有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决定它们长期增长趋同的重要因素。二战前的西德地区,人均收入大概占到美国的75%,而在二战结束时,西德地区人均收入大概只有美国的25%左右。在此之后,经过长达20年年均超过7%的高速增长,1966年,西德人均收入再次达到美国的75%左右水平。日本在战后同样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仅仅利用10年左右的时间就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人均GDP于1982年超越德国,并迅速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亚洲四小龙同样于20世纪60年代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亚洲最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跻身发达国家和地区行列。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管理实践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启示与借鉴 摘 要:我国高校的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时间教学体系当前的缺陷主要是定位较为模糊、教学资源缺乏、不具备完整的制度等,但是国外的,尤其是美国的经济管理在人才培育上已经实现了逐渐形成项目实践和技能培养、案例教学与名人讲座和职业规划同项目管理等多种逐渐成熟的实践教学体系,这对我国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及借鉴价值。 关键词:美国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启示 教育部颁布的一项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要特别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实践环节,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基于这一背景,我国的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的建设和发展,但是距离人们的预期目标还十分元。为了进一步推进高校经济管理的时间教学建设和发展,真正实现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建设,并达成预期的发展目标,必须要深刻的剖析和理性借鉴国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内的优秀教学经验和教学建设措施。 1、国外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思想 德国高校,双元制乃至三元系统教育思想在高等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内是主导思想。双元制教育思想的核心为企业实践技能的培训和高校理论知识教育的相互结合,重视学生生产实践的锻炼,重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注重学生实现就业目标。美国高校的办学理念中很注重做也就是重视社会实践,因此在美国的高等经济管理教育中很重视经济管理的时间教学,对追求更好的培养学生的经济管理实践能力,并且引导学生走上社会后更好的生存。 加拿大的高校,主要是由能力本位教育理念对其高等经济管理教育进行指导,一再强调了培养学生的经济管理实践能力。能力本为教育理念其实就是以能力为本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要使得受教育者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获得某一种职业需要的能力,并且将是否具备该种职业需要的能力当做评价师生,甚至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 2、我国高校经济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2.1目标定位模糊,不重视理念 近几年,经济管理在我国获得了长足发展,更多的高校已经获得了经济管理学科的学位授予资格。为了更好的对我国市场经济的适应和满足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我国高校已经在培育创新型、应用型和复合型的高质量人才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的认识。但是虽然对这一目标进行了重要的强调,但是目标定位不够精准导致了在具体的执行中存在一定的偏差,多数高校的经济管理教学仍旧是十分注重学术教育,将教学的重点放在了课堂教授与研讨中,走进社区和深入实践的职业性教育十分的薄弱。理论也仅仅在空谈的层面上,对于实践教学的不够重视在高校经济管理教学中依然存在。 2.2缺乏教学资源,难以保证效果 实践教学的学时占总学时的比重比较低,实习的基地比较少,并且各项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教学设施比较落实是当前我国经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内普遍存在的情况。课堂理论教学居于主导地位,对实践教学的学习造成了严重的挤压,造成实践教学的学习时间不能得到保证。实习单位由于其工作具有的严肃性,在接受实习学生时会变得更加谨慎,通常不轻易接受实习生或是只是将非实质性及可代替性较强的任务交给实习生,实训平台的缺乏同样也造成了实践教学无法受到空间保障。 2.3制度不完整,且没有形成良好的实践教学体系 笔者发线,我国几乎不存在高校制定的经济管理实践教学体系规范文件,普遍是针对学生的专业实习、暑期社会实践等多个方面做出零散性的规定。系统制度整理对建立及规范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的作用,其具有重要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的价值。制度能够有效的对事件发生的随机性、不连续性和偶然性进行避免,对此要在顶层设计的角度制定系统文件来对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实行规范存在重要的意义。 3、国外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对我国实践教学的启示 3.1加强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建设人才培养的坚实结构基础 经济管理是比较典型的将理论和时间进行密切结合的学科,很多高校都具有这一专业,但是多以理论教学为重,缺乏对实践教学体系的支持,很容易产生专业学生长短腿的的状况,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难以快速入手。实践教学体系要包含课堂教学和课外时间两方面。在课堂上,对经济管理的政策和相关课程的理论学习,学科的理论基础可以被奠定。课外时间可以让学生获得实践机会并且在实践内检验自身的学识,动手动脑来解决现实问题,获得反馈并且查漏补缺。实践教学体系紧密集合了知识和时间,多次巩固,为经济管理事业提供具有实际解决能力的人才。 3.2完善课堂体系,为学生提供知识平台 大学课堂最有特色的是,提供了专业对口并且可以启发思维,同时还可以不断的更新知识。这需要学校对课程体系设置进行完善,加大课程深度和广度,方便学生将来可以应对更加灵活多变的公共事务。当前我国经济管理教学体系内,课程内容大多是以课本为主,缺乏对实时案例的讨论和分析,对学生的评价也多线制在试卷和分数上,这就不知觉的削弱了教师引导下讨论热点经济问题、独立思考的机会和积极性,此外课程设置上多数都和经济管理相关课程,对于历史、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的关注比较少。将来经济管理的环境将会变得更加复杂,虽然理论是必备的技能,但是掌握跨学科的知识才可以让学生对问题进行更为宏观的把握。 3.3重视评价反馈体系建设,提升实习活动质量 实践平台包含了实习、社会实践活动,有着导师指导和成果反馈体系。实践的最终目的是要保证,学生能够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运用在时间内。一边学生可以体会自身学习的知识和为学习做出的努力是值得的,更好的激励学生学习;一边可以在实践中不断的对知识进行更新和巩固,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国家和社会要重点支持经济管理学科,为学生参与经济管理实践提供途径;学校还要加强对师资力量的建设,支持和指导学生实习及社会实践;学生自身也要保持不断学习的心态,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在工作中。 4、小结 综上可知,本文对国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展开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当前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几个方面,此次研究希望对国外高校经济管理实践教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为我国高校实践经济管理教学的建设发展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建议。 国外经济论文:越南对外经济合作上演“大国外交” 6月19日~21日应中国国家主席邀请,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中越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两国领导人除了就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达成共识外,还同意加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协调,抓紧落实《中越2012~2016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这足见双方都不希望因为南海争端影响双边的合作。对于越南来说,在2012年经济增速降至13年来最低点的的情况下,其更是目光紧盯中国——希望中国的市场和资金能够帮助其重振经济。 进入21世纪以来,越南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从加入东盟开始,越南先后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有效提升了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争取到了大量的外资、援助、游客和巨大的出口市场,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越南已摆脱其边缘国家的地位,成功地融入世界体系。 在越南的经济外交中,与大国、特别是与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被置于优先地位。越南要继续革新开放,推进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要融入国际社会,以获得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其中,中国、美国、日本和欧盟等是越南经济外交战略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经济技术合作伙伴。2010年越南的重要贸易伙伴排序依次为中国、东盟、美国、欧盟和日本。其中,在单个国家中,中美日三国近年来一直位列越南最大贸易伙伴前三甲。 中 越 自1999年中越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越两国的经济关系也在快速、稳定地向前发展。2000年中越双边贸易额不足25亿美元,但2009年一举突破210亿美元,2012年更达到412亿美元。从2004年至今,中国一直是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顺利建成,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越“两廊一圈” (即“昆明—河内—海防”、“南宁—河内—海防”两个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建设)、“一轴两翼”( 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一个中轴和泛北部湾区域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翼)等战略合作下,中越经贸合作日益紧密,中国对越直接投资(FDI)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从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至2013年3月,中国对越投资项目共有899个,注册资金总额达47亿多美元,在对越投资的94个国家和地区排行榜上排名13位。 中国对越投资早期主要集中在加工、装配等制造业,而今中国对越的直接投资领域日益广泛,涉及制造业、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房地产业等。近几年来,中国对越提供的优惠信贷资金也不断增加,至今,中国已向越南提供16亿美元的优惠信贷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矿业、铁路、能源、纺织、化工等。此外,中国政府还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资金。 越 美 发展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是越南推行其平衡大国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对深化美越双边关系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趣。从2000年越美签订《越美贸易协定》以来,双边经济合作逐渐增速。2006年美国给予越南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 越美双边关系实现“全面正常化”。2007年,越南正式成为WTO第150个成员,越美双边经贸合作由此迈入新阶段,这一年两国双边贸易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超过120亿美元。此外, 越南积极同美国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协商,终于在2010年加入TPP谈判进程,此后,两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仅2010~2012两年,双边贸易额便增长约27%,2012年达到246亿美元。 目前,美国已成为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场、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地,大量的贸易顺差为越南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和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1988~2010年间,美国对越直接投资(FDI)累计金额为174亿美元。美国对越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工业、服务业和农业领域,目前,美国正大力推动向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生物学技术和银行服务等领域进行投资。 在越南的经济外交中,与大国、特别是与经济大国的经济外交被置于优先地位。 越 日 一直以来,日本都是越南对外贸易、投资、政府开发援助(ODA)方面的最重要伙伴之一。日本企业看中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相对便宜的工资成本及地理位置靠近中国的区位优势,其对越直接投资一直处于外国对越南投资的前列,1988~2010年期间,日本对越直接投资累计达194亿美元。日本对越投资领域从原来集中于基础设施、房地产、旅游为主转向以城市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电力开发为主。越日两国在稀土开发、核电站建设和高铁建设计划中的合作,也成为越日两国“战略关系的象征”。 此外,在日本与越南双边关系中,政府开发援助(ODA)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日本外务省2004年的《日本对越南国家援助计划》的“理念与目标”部分有如此直白的表述:“日本对越援助,不仅有利于日越双边关系的发展,也有利于日本与东盟的区域关系”、“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在日本对华外交的各种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11年底,日本向越南提供的ODA总额累计达105亿美元,其中优惠贷款占总额的98%,其余是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越南将日本提供的ODA资金用于展开多方面、多领域的项目,尤其是改善基础设施,使越南经济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在多次的会谈中,越日两国领导人都多次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强化两国关系。事实上,以物质为基础的经济关系使越日两国的政治关系也更趋紧密发展。 经济“大国外交”的瓶颈 正是得益于与中、美、日等大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和深化,越南目前已成为东盟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近年来,越南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在亚洲仅次于中国。2001年,越南GDP为329亿美元,人均GDP为415美元。2012年GDP高达1361亿美元,人均GDP也达到1540美元。 尽管越南在经济外交中实行“大国外交”取得了骄人成绩,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以西方大国为主要对象的经济外交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越南总体经济实力薄弱,导致贸易商品结构层次低,高附加值产品少,和大国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加之,越南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国内基础设施的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其对外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此外,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涌入越南。这对有别于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越南来说,潜藏了无法估量的政治风险。 相比之下,越南更加亟需来自中国的实质支持和帮助。6月张晋创访华期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协调,抓紧落实《中越2012~2016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并达成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双边贸易平衡稳定增长,争取提前实现2015年双边贸易额600亿美元的目标。越南欢迎中国有代表性的大规模投资项目、现代技术和先进设备进入其基础设施、工业制造等领域。同时,其也希望加大对中国农产品和水产品等的出口。张晋创此行寻求中国加大对越南的经济合作以振兴越南经济的意味甚浓。 国外经济论文:近期国外经济周期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近些年来,国外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传统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包括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经济周期的影响因素、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以及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等六个方面;二是国际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包括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传导等方面。通过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构建新的理论框架以及提出新的理论观点,国外对经济周期研究取得了新进展。本文旨在对最新研完成果进行归纳评述。 关键词:经济周期;周期阶段;国际经济周期 19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很多种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假说。最近几十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周期涌现出不少新的特点,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周期波动进行了分析。 一、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 经济周期的测定与预测,历来是以计量分析方法为主的一个领域,如何找到最科学的周期划分方式、得到最精确的预测结果,一直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它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新的测算方法的引用以及预测模型的构建上。 Haldun通过经济周期转折点的频谱时间表,分析美国经济周期的强度与持续时间的变化。他分析了两个时间表:一是NBER测算的经济周期年表,二是以宏观经济增长率为指标,用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时间表。结果表明,这两种方法测定的经济周期均有主周期与次周期之分,一个NBER测定的周期循环中,每10年中平均包含两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每个5年期的周期循环中还有2个小循环。以马尔可夫状态转换模型测算的周期循环中,10年期内平均有3个3.5年期的经济周期,每个周期内又有1个1.5年期的小循环。他指出,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经济条件的改善,传统经济周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现代商业周期似乎在主周期与次周期之间游走。Comln&Gertier定义了一个新的频谱波动以测定经济周期,并给出了中期周期的定义。他们用包含循环项的高频波动反映周期,并将中期周期定义为高频与中频波动之和。研究发现这种波动比常规方法测量的波动更不稳定,波动的时间更长。通过建立中期经济周期的模型,他们发现生产力运动可能是高频与中频波动持续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方法去解释数据中的高频与中频波动。Giannone&Reichlint比较分析了以下两种方法对周期波动估计的效果:一是基于VARM的脉冲响应系数,二是为解释因素结构而提出明确模型限制条件的结构脉冲响应模型。他们提出在短期样本下,结构脉冲响应模型比VAR模型估算的脉冲反应方程要精确,但是在中期与长期样本下,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 非线性模型是经济周期预测的常用模型,Engel等通过对多种模型的比较,研究了非线性模型预测的实际效果。他们发现,如果经济出现大的负增长,非线性模型将在进行预测时遇到困难。Bengoechea et al提出一个新的扩展的多元马尔可夫转换模型,并利用它分析欧元地区国家目前的经济条件和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他们认为欧洲委员会编制的工业信心指数对实时的预测是非常有益的。他们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有用的预测工具。smerts&Woutem根据贝叶斯似然法,采用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纳入了多种类型的实际和名义摩擦以及多种结构性冲击,在超出样本期的预测方面可以与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媲美。 二、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 对经济周期阶段与转折点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的一种延伸性研究,它比经济周期测定与预测更具体,得到的结论更具有指导意义。Krolzig对过去几十年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经济增长随机过程中的阶段转换进行了研究。通过建立新的MS向量均衡修正模型,对美国与日本GDP增长率的扩张性结构转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欧洲经济周期的结构转变。其研究结果表明,美国近几年的长期扩张阶段已经明显改变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模式;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经历了一段高速扩张阶段,而在90年代却处于长时间的衰退阶段;欧洲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技术赶超之后,经济周期呈现出收敛的特征。该模型可以很好地判断经济周期的现状,并提供全面的分析框架。Sen-sier等以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1970-2001年的数据,检验了国内与国际变量在预测古典经济周期阶段中的作用。研究发现,这些变量虽然能很好地预测德国的经济周期阶段,特别是利用国际模型还准确地预测到了德国2001年处于经济衰退阶段,但是,这些变量在对其它国家进行预测时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效果,即便如此,他们认为,研究结果表明国际波动对这些欧洲国家经济周期波动产生了重要影响。ChenL采用经过修正的马尔可夫转换异方差模型,对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数据特征进行计量分析,并对其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判断。计量结果显示,该模型不仅在模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方面表现得非常良好,而且在确定商业周期波峰波谷的日期时表现精准。其后,他又运用马尔可夫转换面板模型对日本的经济周期转折点进行了测算。他发现这个模型与马尔可夫转换自回归模型一样有很好的预测效果,运用该模型可以精确地测算出日本经济衰退的时间点。 三、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及影响因素 Keynes在1936年曾指出,在经济周期出现阶段转换时,有一个显著特点:当向下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上的波动趋势时,往往会出现尖锐的转折点,而当向上的波动趋势取代向下的波动趋势时,则不会出现那种尖锐的转折点。Nieuweburgh&Veldkamp对真实经济周期波动的这种非对称性进行研究,以期找出萧条来临得过于迅速、繁荣出现得又过于缓慢的原因。他们指出,人们对未来能否准确预测是这种非对称性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当经济处于高位时,高生产力可以产生更多的信息,丰富的信息使得生产者可以对即将到来的衰退进行准确预测,所以当他们预测到衰退即将到来时,资本与劳动力投入都将大幅下跌,出现经济快速衰退的现象;而当经济再度复苏的时候,因为较低的生产力影响生产者对经济发展状况的预测与判断,因此减缓了复苏的速度,使得繁荣期到来的时间较为缓慢。他们根据这一理论,制定了校准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重新编制了经济增长率,发现该增长率的不对称性与宏观经济总量是相似的。Valderramat提出一个新方法对周期的波动特征进行研究。他发现美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循环成份有明显的非线性,但是一般均衡商业周期模型并不能拟合非线性的数据,由于参数空间能够很好地反映数据的 所有统计特性,于是他们运用有效的力矩方法,提出了研究模型参数空间的运算方法。结果表明,在这些参数条件下,模型能够体现投资的非线性,但却不能解释已观测到的消费的非线性。不过他们的研究依旧是对传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有力挑战。 理论界对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从对经济周期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略见一斑。近年来,学者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经济周期进行研究,以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周期波动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目前学术界在传统经济周期领域的研究中成果最丰硕的一块。我们可以将这些影响因素大体分为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与经济体系外部因素。经济体系内部因素主要是指金融、价格、产出等领域的因素,而经济体系外部因素则主要包括技术进步、人们预期以及信息等外部冲击的因素。 Kose研究世界资产、中间产品以及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对小规模开放性国家经济周期产生与传播的影响。结果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价格的冲击对他们的经济周期变异产生了很大影响。Duourt运用标准随机增长模型对产出分解的理论约束,研究产出冲击是否在经济周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以美国数据为样本,他得到以下结论:(1)生产力冲击可以导致经济出现波动,并且生产力冲击也可用于解释美国战后的经济衰退,但是只有20%的波动可以被这些冲击所解释。(2)大部分的波动似乎反而是因为“名义需求”的冲击导致的,但其对产出的影响最终都是暂时性的。Khan Thomas(2007)对当前几种关于存货投资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包括被广泛认同的存货将放大总量波动的说法。他们根据企业依据非凸交易成本实施存货策略这一现象,建立了一组均衡经济周期模型,通过对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尽管存货投资与最终销售之间存在波动一致性,但是GDP波动实质上还是没有受存货积累的影响,而这其中原因就在于基于非凸交易成本的策略使得最终销售的风险有了一部分转移,从而抚平了销售中的波动因素。Cerda&Vergara研究了智利的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所能起到的稳定性作用。他们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校准了智利1960~2000年的经济数据,并假定经济受到外生技术冲击且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失业保险对商业周期,尤其是对消费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它对商业周期的稳定作用并不是第一位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弱,福利越有可能得到改进。 Rotemberg(2003)研究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他采用了自己创造的趋势平滑方法对GDP序列进行趋势项去除,该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要优于HP滤波法。在对基于缓慢传播的随机技术进步模型的检验中,他发现去除了趋势项的GDP序列与技术进步没有联系。Francis&Ramey也研究了技术冲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近段时间提出的“正的技术冲击会导致短期波动的平缓”重新进行了检验。通过在DGE模型中引人多种可能的冲击,他们发现除了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技术冲击不能导致短期波动平缓外,其余结论均说明技术冲击可以导致短期波动平缓。Beaudry&Pottier对预期可以导致商业周期波动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对新古典模型中预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允许对生产技术进行很多假定之后,在新古典模型中,预期才能够引起商业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模型几乎是不切实际的。Vddkamp&Wofers研究了信息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对宏观经济各部门间同步的扩张与收缩产生了质疑,因为各部门的生产力联系其实十分微弱。根据其研究结果,他们认为部门间的同步性并不是源于生产的协动性,而是在于所获信息的一致性,整体的信息使得他们做出高度一致的生产决策,因此信息放大了经济周期的共性。 四、经济周期的成本与影响 卢卡斯认为,由于总体消费波动而导致的福利减少是可以忽略的,根据这样一个理念,他认为经济周期并不会给社会福利带来影响(Lucas,1987)。但是Gadi(2004)对此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波动因素会通过影响消费增长率来影响福利。他的实证结果表明波动对福利效应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估算出的福利损失比卢卡斯估计的要大两倍。Krebs分析了当工人面临无保障的工作转换风险时商业周期的福利成本。他用一个简单的宏观模型证明,周期性波动导致的工人下岗现象可以创造无限大的周期成本。通过对工人长期收入损失的实证研究,他定量地分析了经济周期的成本,结果显示工作转换的风险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周期成本,即使这是被二阶矩阵理论认同的可忽略的成本。Mukoyama&Sahin(2006)从就业角度衡量经济周期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工人收入与失业风险的测算,他们发现当经济周期处于衰退期时,没有技术的工人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比技术工人要大,这种冲击不仅使他们面临失业的风险加大,而且还会使非技术工人收入减少,从而影响其自我保护的能力。Massi-miliano(2007)在消费波动模型中引入了不完全消费保障因素,测算了在消除消费总量波动中获得的福利。研究结果表明,总量波动每减少10%,我们就可从中获得大量的福利收益。 五、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的商品、服务乃至资本的流动均在逐步加强,贸易与金融领域的密切联系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开放的经济体系下,一国的经济波动就会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向其他国家传播,因此,国家间经济周期波动的同步性就越来越强,并逐步形成国际范围的周期性波动。当前对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学者们在经济周期领域研究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相信随着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会使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更加关注。目前这方面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与测定、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等方面的研究上。 1 国家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及影响因素 Clark&Wincoopb(2001)将美国区域经济周期与欧盟经济周期进行对比研究。他们发现,美国地区内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远远大于欧盟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研究结果表明,欧盟各国国内的边界效应要远远大于国家之间的边界效应。当他们加入一些外生变量(如国家距离、国家大小)进行研究时,这个结论依然成立,而欧洲国家间较低的贸易水平是造成边界效应的主要原因之一。Duartea&Holden(2003)使用HP滤波法对G-7各国的真实GDP进行分解,对分解出的循环序列进行分析以研究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他们使用相关系数与图表分析其静态关系,用自回归分布的滞后模型分析其长期关系,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其短期关系。他们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价格冲击以 后,周期行为模式发生了改变;1980年后,因为G-7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降低,周期波动幅度也开始减小;1990年以后,G-7内部似乎出现了两组不同的周期,一组是德国、意大利与法国,另一组是美国、英国与加拿大。根据GDP波动数据,每组国家内部之间均存在长期与短期的联系。Ambler et al(2004)使用广义矩估计法,以20个工业化国家的季度数据,探讨国家间两两宏观经济总量相关的假说。他们对当前的主流BKK模型认定的国家间经济总量是高度相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的结论表明,国家间经济总量的相关系数虽然大多数是正面的,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只是非常相似。实证与理论最大的差异是国家间在消费上的相关程度很低。 最近的实证检验表明那些有较高贸易联系的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相似的经济周期,Kose&yi对标准经济周期模型是否能够解释这一结论进行讨论。他们运用一个包含运输费用的三国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模型中有较多贸易往来的国家,它们之间的联系明显增强,但是这种联系与实证结果比起来要低得多。尽管他们尽量控制这些国家经济总量的大小,使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很小的,但是模型结果依旧不理想。他们的估算填补了在该领域理论与实证之间的空白。Calder6n et al(2007)也就贸易强度对国家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只是他们侧重的是发展中国家间的周期同步性。通过对147个国家1960--1999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强度的增长对它们经济周期同步性的增强也能产生正面的显著影响,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这种影响相对而言要小一些,而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间双边贸易与专业化的模式不同。Faia(2007)的研究表明金融结构相似的国家,经济周期也更相关。他指出,当两国实施盯住一个可信任汇率并开放贸易时,产出的协同性增强,而当它们的金融开放度提高时,产出的协同性降低。Chou et al(2007)用两国模型对台湾与美国rr行业的国际经济周期联系进行分析。通过使用面板拉格朗日乘法单位根检验与面板协整检验,他们发现台湾IT行业的产出主要由供应方面的因素决定,如来自美国的rr供应。他们的发现为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在产业方面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野。 2 国际经济周期形成及影响因素 对于国际经济周期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于国与国之间经济周期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这一领域侧重的是由各国间同步调的经济周期波动而形成的区域范围的同一经济周期。在国家间经济周期的趋同性被广泛认同的今天,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经济周期的测定与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影响因素上。 Heathcote&Peri研究了国际金融市场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并证明了国际借款和借贷机会对国际经济周期形成的重要性。Kose et al(2003)也重点关注了贸易与金融在国际经济周期形成中的影响。他们对一组发达国家与一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周期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与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极大地强化了国家之间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且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他们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间的消费联系并不紧密,而金融一体化是更好的分担风险的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同年,在Kose et al的另一篇文章里,他们研究了国家、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周期的共同的动态属性。他们选用世界7个地区中60多个国家作为研究样本,采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估计宏观经济中主要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同步波动成份。结果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因素是造成大多数国家经济周期波动趋同的主要因素,也是世界经济周期产生的证据。他们发现地区内特殊的因素在解释经济周期波动中只扮演了很小的角色。但是,世界与区域因素对于各国产出波动的影响大于对消费波动的影响,而一国自身的因素对于解释投资波动效果明显。 Baxter&Fair(2005)研究了变动资本利用率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变动资本利用率的两国国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变动资本利用率显著减少了20%~40%的生产波动规模。通过这个模型,他们发现国家间的工资、工作时间与投资均呈现出同步波动的特征。Kose et al(2008)对世界经济周期在1960--2003年以来的变化加以研究。他们运用贝叶斯动态潜在因素模型对G-7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包括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共同组成因素与特殊组成因素进行估算,并对这些经济变量的共性与特性在3个不同时期对宏观经济总量同步性产生的影响进行量化,分别是布雷顿森林时代、共同冲击时代、全球化时代,结果显示G-7的产出、消费与投资波动在全球化时代产生的冲击比布雷顿森林时代大得多。 3 国际经济周期的传导机制 国际经济周期传导机制的研究对于研究国际经济周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不论是研究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还是研究国际经济周期形成都离不开传导机制。鉴于国际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全球化的产物,理论界对于传统的两种传导途径――金融一体化与贸易一体化早已有了共识,如今这个领域则主要侧重于国家间其他的联系导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的研究。 Cook(2002)认为市场准入行为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他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竞争动态均衡模型中,开放经济体系的扩大可以通过需求外溢效应导致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中出现额外的商业体系,而该商业体系会引起涨价幅度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体系中就业、产出、投资的扩张。在该模型中,市场准入规则的制定是至关重要的,据此,他提出市场准入规则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重要途径。Iaeoviello&Minet-ti研究经济周期在两个不强制执行信贷合同的国家间的国际传导。因为国外贷款者与国内贷款者相比,处于明显弱势,毕竟他们不能很好地了解借款人的信用与资产水平,因此也就不能在面临非强制执行的契约时很好地保护自己。他们指出,这种国内与国外的信用冲突关系改变了经济周期波动,因为这种冲突使得企业家可以通过调整其在国内和国外放款人之间的债务分配和抵押品分配战略,抵御外生生产力的冲击。他们证明了这种理论可以解释跨国间产出波动的协同性。Eiekmeier对美国经济冲击如何影响德国经济进行了研究。他对美国经济波动的多个传导渠道进行探讨,包括一些新的传导渠道,如股票市场、外国直接投资、银行贷款和信心渠道,研究发现,美国的经济冲击对美国经济与德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十分对称。贸易渠道是其中最重要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由于可以对价格变动产生影响,因此也是重要的传导渠道。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金融市场与信心渠道可以对经济冲击进行传导。Onozaki et al(2007)提出了一个新说法:即使没有实际的贸易,区域经济周期也可以通过生产者的期望变得同步,因此生产者期望是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途径之一。 六、简评 通过以上对国外前沿文献的综述,我们发现国外学术界对经济周期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进展,不论是在传统的经济周期研究领域,还是在国际经济周期研究领域,目前的研究成果均主要集中在引入新的研究方法或者构建新的数理模型来解释经济现象上,此外还有一部分成果来源于从新的视角来解释经济问题。目前我国对于经济周期问题的研究也在不断发展中,国外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学者进行经济周期研究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经济模型的数理论证上,更是值得我们学习。虽然我国学者在经济周期研究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真正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数学论证却不多,一些见解虽然独到,但却缺少自然科学的论证,这极大地削弱了这些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而今我们正面临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新的一轮经济收缩,相信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当前经济周期问题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持。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暖和增长 摘要:2007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增速比上年同期有所降低。日本经济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是企业投资下降,但由于占经济总量60%的消费有增强趋势,会弥补一部分投资放缓留下的需求缺口,所以整体经济运行依然稳定。预计2007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1.9%,与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大体相当。2008年,日本央行将维持低利率政策,加之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较高,从而日本国内外经济环境都较为稳定,有利于经济的暖和增长,预计2008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将在1.8%左右。 日本经济暖和增长消费不足 一2007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 2007年日本经济保持了可持续的低速增长。第一季度GDP比上一季度增长了0.7%,经济形势较为平稳。第二季度,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增幅同时回落,GDP出现了负增长,不过整体经济并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总的看来,日本经济依然在“一进一退”的徘徊前进。 (一)投资增速放缓 2007年第一季度,日本的投资虽然小幅下降,但尚能维持稳定。可到了第二季度,住宅投资环比下降了3.4%,企业设备投资环比下降了1.2%,降幅较大。企业设备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非制造业设备投资大幅下降,其中房地产和服务业的降幅最大;住宅投资减少,主要是由于租金较低,出租性房屋的建设热情降低。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日本企业普遍采取了“减量经营”的策略,生产规模受到限制,加之企业负债沉重无力筹措资金,所以设备投资不足。近年来日本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利润率上升,在这样的条件下加速了设备更新,投资大幅增长,拉动了经济复苏。2007年的投资增速下降有可能反映出日本企业设备更新的高潮已经过去。不过,日本企业国内机械设备订单数在经历了连续4个月的下滑后,在7、8两个月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5%和1%,表明设备投资有恢复增长的可能。从日本银行的短期经济景气调查的结果来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企业对未来经营状况的预期恶化,所以目前还不能认定日本企业投资会继续下降。 本轮经济景气中,对日本经济贡献最大的不是信息通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是重新焕发活力的造船和机械等“重厚长大”产业。这些行业的崛起,不仅得益于日元贬值和海外需求增长等原因,更是因为日本拥有大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精雕细刻的质量意识。由于发展中国家对这些产业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相关行业的设备投资大幅下滑。 (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逐步增大 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私人消费分别增长了0.8%和0.3%,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近年来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60%的消费迟迟不见起色,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步伐。但从2006年下半年起,日本私人消费出现了上升趋势,家庭支出逐步增长。进入2007年后月度家庭消费支出基本保持了正增长,到2007年8月日本两人以上家庭的实际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6%,增幅较大。 在2007年日本投资放缓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增长能够弥补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所以家庭消费支出的恢复性增长对于日本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关键性意义。当前日本消费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就业形势良好。由于企业用人需求旺盛、雇佣条件改善和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增多,在2007年6、7月间,日本的失业率已经降到3.6%,是9年来的最低水平。在劳动力需求增加的背景下,预计居民消费支出将会继续小幅增长。 (三)进出口同步快速增长 由于外部需求旺盛,日本的出口在2007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分别增长了3.4%和0.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在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稳定,内需增长,也拉动进口不断增加。 由于日本经济对海外市场依靠较高,轻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在2007年里美国经济放缓会对日本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但从现有数据分析,日本出口所受的影响较小。之所以2007年日本的出口能够抵御美国经济降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首先,美国房地产市场降温对消费的影响尚不强烈。虽然房价下跌造成的财富损失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倾向,而且次级债危机爆发后信贷成本上升也抑制了美国的消费融资,但目前美国失业率保持低位,工人工资继续提高,表明美国经济虽然减速,但没有出现“硬着陆”,防止了消费大幅下滑。其次,“新兴国特需”弥补了发达国家需求下降的缺口。由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出现了世界经济增长引擎多极化和需求市场分散化,“新兴国特需”成为日本出口增长的新动力。 以日本对中、美两国的出口为例(见图2),可以看出“新兴国特需”对日本的重要性。近年来,日本对图2日本出口额变动情况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中国出口迅猛增长,且对中国出口的变动与总出口的变动高度相关;日本对美国出口增长缓慢,且对美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日本总出口和对华出口的增长速度。非凡是从2006年11月之后,日本对美国出口的增速逐步下降,而总出口和对中国出口却在继续加速增长。在2007年7、8两个月里,日本总出口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3.8%和16.4%,对中国出口增长了20.6%和23.7%,对美国出口则仅增长了1.3%和4.7%。 (四)通缩有所缓解 2007年,日本的通缩问题并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得到彻底解决,但由于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日本国内劳动力市场偏紧,迫使物价水平小幅攀升,通缩已经接近尾声。 2007年,日本CPI指数变化幅度极小,假如仅仅参照这一指标,无疑可以得出通缩问题没有改善的结论。但假如以企业物价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见图4)作为参照,则可以看出日本的整体物价水平在持续上涨。9月份日本的企业物价指数为103.6,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1.7%,这是日本企业物价指数连续第43个月同比上升。从商品类别看,9月份,钢铁和化工产品价格同比分别上升10.2%和3.3%,纸和纸浆价格同比上升3.3%,纺织品价格同比上升3.4%,废铁价格同比上升27.4%。在日本银行公布的905种产品价格中,有51.9%的产品价格上升。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它与消费物价指数CPI一样都是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参照 一指标,可以看出日本的价格水平变化基本和经济增长率相当。而参照出口价格指数,则会发现日本出口产品价格上升得非常快,已经快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 之所以日本出口商品价格可以较快上涨,是因为目前全球通胀率较高,出口到国际市场的商品有较大的涨价空间,日本企业可以根据成本的变化而调价。企业物价指数的上涨也主要反映了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CPI上涨乏力是因为消费市场不活跃,上游企业成本上升不能有效的传导到终端消费市场。今后一段时间里,一方面,企业成本上升会形成持续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压力,推动CPI走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需求旺盛,家庭支出不断上升,消费市场有更加活跃的可能,也有助于CPI走高。所以预计2008年日本通缩现象可能会逐步消除。 (五)维持超低利率 2007年2月,日本银行将基准利率从0.25%提高到0.50%,这是日本2006年7月后唯一的一次加息。经济长期增长以及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利差过大是日本银行决定加息的主要原因。从加息的效果看,由于加息后的日本利率水平依然超低,所以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明显。 2月份后,由于担心美国经济放缓可能危及日本经济的复苏前景,加上日本CPI指数仍然萎靡不振,所以日本银行维持0.50%的利率水平不变。预计在2007年里这一利率不会发生变化。未来全球金融市场的走势、日本CPI的走势以及美国经济的走势都将影响日本利率变化的时间表。 低利率客观上有利于企业融资,到2007年9月,日本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连续20个月保持增长。但是,日本超低的利率却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日本的利率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低的,日元和美元、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存在巨大利差,给投机者留下了可乘之机。投机者以低利率借入日元,然后再将日元兑换成美元或其他拥有更高收益率的货币,可以从中获利。这种套利交易提高了全球的资产需求量,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加剧了市场动荡。日本央行数据显示,仅仅2007年3月外资银行就通过其在日本设立的分行输出21.9万亿日元(约合1800亿美元)到海外,该数据比上年同期上升31%。日本投信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7年4月30日的一年里,日本共同基金所拥有的海外资产增长了47%,达到32.2万亿日元,占总资产的比例高达43%。除了银行和基金之外,日本许多家庭投资者也开始将投资注重力转移到海外,借贷日元用以追求海外高风险投资。 (六)日元先贬后升 在2007年上半年,日元对美元、欧元及亚洲其他主要货币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在日本经济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日元疲软的主要诱因是巨大的利差。2007年初,日本的基准利率为0.25%,而美国的基准利率为5.25%,相差了5个百分点,从而造成投资者持续抛出日元,换取美元等高收益货币,对日元汇率形成压力。2007年初,在德国召开的西方七国(G7)部长级会议上,就日元汇率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欧洲认为日元疲软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日本却认为本国经济仍无法承受日元升值的冲击,因此不应当干预日元的低汇率。G7会议最终没有就日元问题达成共识,受此影响,投资者预期日元将维持疲软的态势。因此即使在日本银行上调利率后,日元也没有走强,反而兑欧元触及历史新低,兑美元不断贬值。可以看出,2007年上半年日元走弱是日本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有意放纵造成的。 但进入下半年后,非凡是8月份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日元迅速走强。日元汇率的这种变化和金融市场的波动有密切关系。美国次级债危机引发金融市场震荡,高收益地区的金融资产失去了吸引力,投资者纷纷抛售公司债等信用型高收益债券和欧美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股票,大量结清日元利差交易头寸,使得日元在持续买盘的推动下大幅走强,突破了对美元1∶115的心理关口。 日元这种先降后升的走势对于实体经济产生了先扬后抑的影响。2007年上半年,日元贬值使日本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有利于出口。另外,在海外投资的日本企业把收益换算成日元时由于汇率低于预期会出现业绩增长。在制定年度计划时,多数日本出口企业都将本财年的汇率预期定在1美元兑换115日元、1欧元兑换150日元左右,但上半年日元已贬至1美元兑换120日元以上和1欧元兑换160日元以上的水平,这使得日本跨国公司的利润高于预期。但到了2007年下半年,日元兑美元升至115水平线上,不仅不利于出口,而且也不利于跨国公司账面上的业绩增长,影响日本股市。但总的看来,升值后的日元汇率水平能够更好地反映其实际比价,加之升值幅度不大,所以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有限。 二2008年日本经济展望 次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前景蒙上了阴影,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2007年第二季度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率,不能不引起了人们的非凡关注。目前猜测日本经济走势的关键在于:第二季度的负增长是不是日本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否预示着日本经济将随同美国经济一同走软?依照目前情况看,虽然2007年日本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但2008年里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将和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大体持平,因此日本经济形势能够得以稳定,预计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8%。 (一)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负面因素 1.全球贸易增长放缓降低外部需求 受房地产市场降温以及次级债危机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衰退的风险加大。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一旦陷入衰退必然会影响其他国家,有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放缓。虽然目前次级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显著,但是一旦蔓延到发达国家的家庭,居民消费就可能放缓,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降低。WTO猜测2007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率将由2006年的8%减速到6%左右,预计2008年世界贸易增速不会显著恢复。在世界贸易增长放缓的大趋势下,日本对外贸易将受到影响。 2.产业间发展不平衡抑制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以钢铁为首的传统产业在海外需求的拉动下逐步复苏是日本经济景气的重要支柱,但是本应支撑日本未来经济增长的电子产业却显得疲软,而附加价值高的软件行业更是弱小。这种产业之间的不均衡不利于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因为传统产业将来难免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只有高附加值的产业才是发达国家的竞争优势所在。虽然预计钢铁及造船等行业在2008年里依然 需求旺盛,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比较激烈,即使在2008年供求发生稍微的变化,那么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负担就变得难以转嫁到产品价格上,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目前日本经济复苏是以企业盈利增长为核心的,假如企业盈利状况趋坏,则投资和消费也会恶化。 3.消费增长困难 日本经济短期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前期拉动经济复苏的企业投资增长动力减弱,而消费增长缓慢,不足以马上弥补投资减少留下的缺口,从而使经济增长失去支撑。 日本私人消费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日本社会的分配结构与政策导向有关。在日本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带动设备投资增长,拉动了内需恢复,从而在投资和出口两个火车头的牵引下,日本经济走出了困境。但是,经济的欣欣向荣没能迅速向家庭和消费领域扩散,主要表现在家庭可支配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从而私人消费增长缓慢。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上看,这说明经济复苏的果实主要被企业所占有,没有流入工薪阶层的手中,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对于消费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都极为不利。 日本的经济政策导向也不利于私人消费增长。经济萧条后,日本政府主要通过增加政府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结果造成国库日渐空虚,债务日益沉重。为了解决严重的赤字问题,1996年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将消费税率从3%提高到5%以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增加消费税的措施不仅没有扭转日本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增加的颓势,反而遏制了私人消费,使得日本经济丧失了活力,限于停滞和通缩的泥潭之中不能自拔。 日本的政府债务负担比率在世界各国中是最高的,历届政府都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减少债务。但是日本老龄化问题突出,就业人口不断递减,政府无法靠增加所得税收入来充实国库。而提高企业税负的话,又可能导致国内资本大量流出以及企业利润下降。所以,目前日本政府仍希望通过提高消费税来减少债务。因为自民党在2007年众议院选举中失利,造成反对党占有众议院多数席位的尴尬局面,使日本政府短期内无法推进上调消费税的进程,不过据媒体报道,上调消费税已被列入将于12月公布的2008财年税收改革指导方针之中。假如在2008年推出提高消费税的政策,会影响未来的消费和经济增长。 (二)2008年日本经济运行中的主要有利因素 1.美国次级债危机没有对日本金融系统产生明显影响 不同于欧美,日本的金融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直接冲击,实体经济也没有出现流动性匮乏的情况。 美国次级债危机后,投资者抛售股票和债券,套现后从市场上抽走资金,加之银行“惜贷”,造成流动性泛滥在一夜间变成了流动性不足。对美国而言,流动性不足限制了企业和消费者融资,还会造成信贷资金不足和房价下跌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和经济降温。但是,由于经营相对保守,日本的银行系统没有受到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太大影响。据日本银行统计,日本各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中,组合债和国际投机基金等高风险产品所占比例只有3%到4%。虽然一些银行在美国次级债的相关产品上有投资,但投资规模在总资产中所占比例较小。由于日本银行系统在次级债危机中损失较小,加之自有资金比率较高,使实体经济的流动性供给得以保证,房价也仍在上涨。 2.新兴市场国家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 不同于以往几次金融动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次级债危机中没有受到明显波及,经济运行较为稳定,预计在2008年里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从而有利于日本出口的稳定。 据IMF统计,2005年和2006年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5%和3.1%,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5%和7.9%。这显示出“南北关系”当中较弱一方的经济实力正在逐步提升。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也在增长。以日本建筑机械行业为例,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下滑,但中东、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的建设热使日本建筑机械在这些地方热销,抵消了来自美国市场的负面冲击。 在截至2007年3月的日本2006财政年度里,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对华贸易额大幅增长,其中出口增长21%,几乎是对美出口增幅的两倍。创纪录的对华贸易数据,反映出中国对日本制造业产品的巨大需求。预计2008年里,中国经济仍然会高速增长,对日本商品的需求依然旺盛。 3.货币政策偏松 由于世界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以及劳动力需求旺盛等原因,全球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资产泡沫有所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美联储从2004年6月开始了加息进程,通过17次调息把利率从1%升到5.25%。欧洲、日本以及其他主要国家也随之进入了加息周期。虽然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总体上看来这段时间是一个全球货币政策收缩期。 但在次级债危机爆发后,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和防止经济萧条成为美联储优先关注的问题,加之通胀压力受次级债危机的影响而缓解,美联储获得一定的降息空间。在向市场连续注入流动性的同时,美联储先后将贴现率和基准利率都调低了半个百分点,标志着其货币政策从适度偏紧变为中性偏松。由于美联储的政策倾向是各国中心银行的风向标,受美联储降息影响,全球的货币政策可能再次朝偏松的方向发展。预计2008年里日本银行不大可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目前超低的利率水平有望继续维持,从而有利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 4.日元难以走强 预计2008年日元仍然难以走强,有利于日本的出口。首先,即使美联储在2008年继续降息,日元和美元之间的利差仍将非常巨大。而欧洲央行一贯将通货膨胀视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关注点,2008年存在为了抑制物价上涨而再次调高利率的可能,这会进一步打压日元汇率。 其次,日本居民的资产需求也会影响日元走势。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加剧,养老基金的获利压力不断增加,但是日本国内利率很低,所以日本机构投资者不得不购买高收益国家的金融资产,这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向海外,使得日元在中期内面临抛压。此外,日本退休潮的来临可能还会加快资金外流的速度。在日本第一批“婴儿潮”中所诞生的人已经接近60岁的退休年龄,这将产生总额约50万亿日元的一次性退休补偿金,其中会有很大部分流入高资产收益国家,加 剧资金流出。 再次,套利交易将继续盛行。虽然次级债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但没有撼动其根基。全球金融制度不会因为这场危机而进行重新安排,这就保证了国际金融市场的长期稳定。预计2008年里次级债危机的负面影响将逐步减弱,虽然股市、债市很难继续近年来的火热局面,却也不会大幅恶化。在国际金融市场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日元套利交易作为一种盈利模式将会长期存在,投资者依然会不断地把借入的日元换成其他货币,造成日元长期供大于需的格局。 最后,日本政府放任日元疲软,希望借此来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长,也会成为2008年日元难以走强的重要原因。 国外经济论文:国外经济明年复苏 摘要: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全球经济,美国经济,次贷危机,美元贬值,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 作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蔓延、经济增速放缓、美元持续贬值、石油价格突破120美元并连创新高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困扰,而目前美国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及其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地被人们评估和判定。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在2008年下半年较为充分地得到释放,美元也将改变2006年以来持续贬值的态势。而金融和房地产市场的逐渐稳定,将使美国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迎来经济复苏的曙光。 一、次贷风险下半年将充分释放 对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时间判定,首先是基于次级贷以及相关衍生产品的非凡结构的安排。次级贷违约出现主要是利率的提升,次贷利率一般有一个两年后浮动的安排,次贷利率上升会加大违约率。 次贷以及相关的衍生产品发展已十年有余。今年3月22日美国众院银行委员会针对“抵押贷款危机原因和结果”议题举行的听证会,暂停美国第二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交易业务,在174亿美元坏账的压力下,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假如以此为次级贷危机爆发蔓延开始,2007年新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已经减少或停止,存量的次级贷及其衍生品应该主要是2006年发出的。非凡是美国房地产价格2006年二季度已经开始调整,2006年以后的次贷产品的增量应该比较有限。假如按照两年后次贷的利率浮动安排会引发违约风险判定,2008年中期或第三季度,比较大规模的次贷风险就会基本显现。 其次,次贷危机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爆发,稳定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是最基本的危机应对措施。美国政府关于房地产贷款利率维持不变的相关规定,美联储连续大幅降息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次贷市场较快地稳定。非凡是美联储联手全球五大银行2000亿美元的90天而不是隔夜的注资行动,答应银行用与次贷相关的衍生产品作为抵押从中心银行贷款,使许多金融机构避免陷于大规模流动性风险,为严重亏损的机构融资自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市场流动的资金,对迅速稳定债券市场和证券市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本市场总会超前反应,华尔街说不定会更快地反应次贷危机充分释放的信息。 不过,次贷危机的衍生产品链太长,同时已经影响到信用卡市场和其他信贷类市场,包括债券保险公司。假如这些更深层次的影响,不能在次贷风险释放过程中和政策拯救性行动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那么,次贷危机风险本身的释放还不足以稳定整个信贷市场。 二、美元贬值下半年出现拐点 美元态势的分析主要有四点依据: 第一,美元从2006年持续贬值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已从2005年占GDP7%的水平下降到5%以下。今年第一季度,美元贬值幅度达到5%,到今年下半年贸易赤字可能有进一步下降,导致美国经济失衡的两大赤字有了很大的改善,有利于美元走强。 第二,假如下半年次贷危机得到比较充分的释放,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达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目的,降息预期下降,华尔街的投资功能逐渐恢复,美元以及美元资产的价值逐渐恢复吸引力,资本会流入美国和华尔街。非凡是华尔街一定是超前反映的,我们估计华尔街可能要提前半年吸收经济复苏的信息。 第三,欧元和英镑相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影响整体欧洲的经济。英国,非凡是德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到历史的低点,英国的房地产泡沫非常危险。所有指标显示,欧洲经济可能不会支持欧元对美元的更大的升值。 第四,亚洲部分货币开始出现对美元贬值的态势。韩元、泰铢、卢比、比索在连续多年升值之后,2008年开始分别对美元贬值6.04%、5.58%、1.55%、1.89%。这种请况有别于过去亚洲货币对美元整体升值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元贬值、石油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一轮新兴市场资本流入以证券资本为主,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引发风险资产在这些国家的变现抛售。非凡是当国际资本发现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出现问题,贸易出现逆差,靠资本流入来平衡国际收支时,就会从这个国家撤出。比如韩国最近就有300多亿美元的流出。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判定,美元可能随着次贷风险的相对充分释放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改变贬值的态势。 三、经济恢复有望明年见到曙光 对美国经济复苏时间的判定是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当年“新经济”的硬着陆,通过纳斯达克的大跌显示了经济严重衰退的迹象。在美联储20余次降息之后,美国经济2003年开始复苏,这经过了两年的时间。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比“新经济”的调整更严重。美国经济要重新恢复,恐怕也不会短于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这一轮经济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由于经济周期调整引发的危机,而是一次典型的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过度的“创新”把两大资产市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市场。许多权威判定认为这是二次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金融和房地产这美国经济的两大支柱产业同时深陷危机,而且美国人的消费支出是与房地产价值的上升和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密切相连的,所以这次危机不仅直接影响美国经济,美国人的消费需求也受到严重影响。所以谈美国经济恢复,不论是从这次危机爆发的始作俑者的角度,还是与消费需求从对经济举足轻重的角度,都要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和恢复。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一般需要3-5年的时间。这一轮美国房地产的上涨,不论从涨幅还是时间,都超过历史上任何 一次,所以其出现调整也不可能是短期能够完成的。事实上,美国房地产的调整从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这一轮上涨的顶峰后就已经开始。假如这一轮调整像上一轮房地产市场50%的调整幅度一样,假如以2006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地产调整的速度为基准,2009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美国房地产可能调整到位。当然美国政府联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行政规定三管齐下,可能有助于现在经济的稳定,也有利于缩短房地产市场的恢复时间。所以,我们认为,到2009年下半年,有希望看到美国经济恢复的曙光。 当然假如2008年次贷风险出现新的变数,带来对房地产市场和经济更大的影响,美国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就进一步增大了,恢复时间就要重新预期了。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文明监狱狱政管理标准论文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现代化的监管改造设施和健全的狱政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改造的社会主义监狱。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必须以良好的狱内监管秩序和改造环境及有效的狱政管理活动来保障。 一、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具体内涵 标准化是近代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和现代化生产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并且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美国人泰勒在1911 年提出了以标准化为基础的科学管理方法(亦称“泰勒制”),其主要内容是:工人利用标准条件,根据操作标准进行标准作业,完成按标准时间计算出来的生产定额,超额者奖励,完不成定额者受罚。“泰勒制”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效率和企业管理水平。当前国际经济领域流行一种说法:“三流的企业做产品,二流的企业做品牌,一流的企业做标准”。当前,标准化建设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标准化建设从工业领域向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和行政管理系统等领域拓展。 把标准化管理理念引入到监狱管理领域是一次重大尝试。推行监狱管理标准化,就是要依据法律、法规和工作制度,将监狱各项管理工作制订量化考核标准,建立和完善监狱管理工作的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体系,把标准化、制度化、规范化融于实际工作流程中,避免执法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从而实现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监狱管理标准化必须体现以下特征: 1、科学性。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既是监狱法治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又是衡量监狱正规化建设的重要参数。因此,在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中的各项标准,要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方法,把能促进监狱管理、提高改造质量和强化监狱职能的最佳方案纳入标准中去,并随着管理手段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提高,使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始终保持科学性和先进性。 2、导向性。确立标准是监狱管理标准化的起点。标准一旦确立,就对监狱管理活动所指向的预期效果具有导向、激励和评价作用。监狱管理标准化活动,既是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总结和完善,又是今后一个时期新的目标和要求,它通过总结过去的实践,设计未来的目标,科学地确定总体标准,分层次、分等级地确定各科室、各专业、各职位的分项标准,并以纵横交错的网络方式连结和协调总标准与分标准之间的功能,构成一个彼此协调、相互支持的标准系统和标准网络矩阵,引导监狱每个职位角色将注意力集中于实现标准上,使监狱的工作秩序、改造质量、管理效能和社会效益始于标准、终于标准。 3、实践性。在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全过程中,贯彻标准、实践标准是关键。监狱管理标准化的实践性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制定、颁布的标准必须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二是标准化的效果只有标准实施以后才能获得,没有付诸实践的标准只能是一纸空文。三是标准的准确性必须由实践来检验,只有经过实践才能不断完善标准和迅速建构标准化体系。如果实践标准的环节中断了,标准的循环发展过程也就中止了。 4、协同性。监狱各执法岗位彼此间纵横交错,构成监狱的动态工作系统。其协同性主要体现为: 一是制定和实施标准既要考虑和兼顾到各部门、各岗位的特点,又要从整体出发,建立起相互依赖和支持、整体联动和制约的群体标准化体系;二是监狱各部门和岗位的分项标准,都是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的组织部分,必须服务于总标准;三是要做好监狱各部门和职业角色之间的协调工作,合理地分解和量化分项标准,使所有人的活动都在期望的规范之中,实现管理标准化活动的同步化、和谐化与整体化。 5、权变性。在实施标准的过程中,随着主客观环境条件的变化,监狱工作者要不断追踪标准,及时修正标准,使标准在反馈调控中日渐规范和科学。监狱各项标准只有通过不断的制定、颁布、实施、反复修订、再实施的循环往复过程,才能最终形成真正科学严谨的监狱管理标准化体系。 二、 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的关系 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狱一切工作的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或公认标准管理,在管理效果上实现监狱设施完善、装备先进、法制健全、执法公正、管理文明、改造手段科学、队伍素质过硬、物质保障有力。其基本要求是:监狱的各项工作依法依规制定建立相应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管理。从哲学层面分析和考量监狱管理标准化与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二者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 1、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管理正规化是通过监狱各项工作的标准化运作体现和反映出来。离开了管理标准化建设,监狱管理正规化将成为空中楼阁;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正规化转型的显现,是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的。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升级在每个具体执法环节和执法管理流程的具体显现。 2、管理标准化与管理正规化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切事物都是由各个局部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管理标准化是从微观的角度,以监狱管理各个环节为着眼点,以推进监狱狱政管理、生产劳动、教育改造、生活卫生等各项工作标准化为着力点,通过制定岗位标准和工作标准,促进监狱各项具体管理环节的标准化进程。管理正规化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于监狱管理的整个领域,强调全盘考虑,从宏观的角度探索监狱管理的转型升级。 3、管理标准化 与管理正规化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量变,而管理正规化是监狱管理工作转型的质变。管理标准化是管理正规化的前提基础和必要准备,是实现监狱正规化的有效途径。监狱管理正规化是旗帜,是方向,是管理标准化的必然结果。管理标准化达到一定程度实现质的飞跃就是实现管理工作正规化。监狱管理正规化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管理标准化的量变过程来逐步实现。 三、推进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具体途径 1、科学设置岗位是前提和基础。要实现监狱管理标准化,工作岗位设置标准化是前提和基础。换言之,要把警力资源配置从传统人事管理向现代人才资源开发管理转化,做到人尽其才。要对监狱内部人力资源的获取、整合、激励、使用与增减进行统一管理,从执法管理岗位设置、岗位人员资格、工作内容、职责与权限、检查与考核等方面制定严格标准,特别是要量化工作内容,明确岗位职责,强化考核和奖罚,以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同时,要对专业技术岗位的层级、比例、结构、程序等问题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科学设置,逐步建立与职务岗位相对应的岗位薪酬制度,完善警察津贴制度,最大限度地调动警察的工作积极性。 2、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关键。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是监狱管理标准建设的关键因素。加强警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在监狱警察招录中,要结合警察队伍的现状,分析队伍结构的现实优势、潜在优势和存在不足,根据实际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需要,确定招录警察的学历、专业和技能。二是加大分类培训力度,完善专业技术人才管理模式。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的观念,结合岗位需要和警察个体状况,建立警察个别培训教育档案,建立一套系统性、针对性、吸引力和强制性兼容的知识更新和技能培训制度,将“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归口管理、分级实施”的培训工作体制贯彻到位;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业务知识和实用技能培训,着重培养警察的履职能力,实现警察队伍整体专业素质的跨越。三是建立健全专业技术人才激励成长机制。建立健全警察岗位考核制度,将岗位考核成绩与年度评优、津贴发放、职务晋升挂钩;建立专业技术人才的正常晋升机制,建立专业人才库,逐步形成鼓励成才、促进成才的长效工作机制。 3、建立健全监狱制度体系是重点。所谓现代监狱制度,是指具有中国特色,以现代科学理论为指导,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相适应、相协调、相一致的科学文明公正法治的制度体系。监狱制度是一项政治制度,但同时它又是一项技术制度,体现的是矫正技术。健全完善监狱制度体系,能规范监狱日常执法行为,提供业务指引,使监狱警察日常执法行为在制度的允许框架内进行,树立法律的权威。一是建立监狱各执法环节标准化管理制度体系。明确监狱每个执法岗位的工作标准,岗位职责、责任划分,使警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二是加强执法流程衔接制度建设。建立部门间和部门内部工作流程对接制度,建立单个执法环节的标准化结算制度和零违规操作目标责任制,确保执法链条的每一环都不存在违规操作、随意变更和变通的问题。三是加强执法流程监督制度建设。没有强有力的监督保障机制,监狱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将会是一纸空文。因此,加强业务监督、层级监督、纪律监督和警务监督等各种形式监督的制度建设,建立全方位、动态的监督体系,增强执法工作的透明度,确保执法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从而提高制度的执行力。 4、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是手段。监狱每个执法环节标准化是整个执法管理流程标准化的组成元素。要实现监狱工作流程标准化,就是要通过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梳理和工作流程网络信息化,实现工作条理的规范性及增加现有相关工作流程的透明度,提高工作效率,完善管理体制。一是流程的汇总与补遗。采用较适合宏观层面的完备性检查法和较适合微观细节层面的逻辑性分析法,对每个流程进行检查、分析,发现流程不全、尚需要补充细化的,要及时与业务部门联系,回溯补遗。二是流程的对接与整合。梳理工作应从内而外进行,先在每个部门内部进行流程的对接,之后再处理各部门间流程对接的相关工作。从业务流程间的关系来看,可以分为串行流程和并行流程两类。串行流程的特点是一个工作节点连接的对象是唯一的。以减刑假释程序为例,从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监狱提请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监狱长办公会决定、人民法院裁定的过程,就是一个串行流程。而并行流程的特点是所面对的节点对象是多个,例如,生产现场执法管理环节的参与人员不是一个人,任务分配面向的流程就是一个并行流程。当然,执法管理工作流程可能不是完全串行或完全并行,有时会产生某个阶段是串行而另一个阶段是并行的混合情况。因此,在流程对接工作中,较多地会涉及两类流程节点间的处理,即串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和并行节点的对接整合,实现执法管理环节与另一执法管理环节“无缝对接”。三是流程的监控和查询。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将自动归档,经过授权的相关人员及操作人员可以检索和察看已经发生的工作流程。所有工作流程的发起者将在整个流程的流转过程中随时看到流程进程的位置,并且还可以看到所有已经完成操作的角色和他们的动作,也就是说流程发起者可以对整个流程的处理过程作以监控,实现工作流程的透明化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现代化论文:民初法学教育和法制现代化 近代新式法学教育自清末兴盛后,到民初仍沿着强大的惯性在运行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所不同的则是将法政学堂改称为法政专门学校。这一时期新式法学教育潮流的激荡起伏、奔腾分衍,不仅表现了民初社会政治法律发展对教育变革的急切呼唤,而且也折射出志士仁人对法制现代化的执着追求,是近代中国社会急遽变迁下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结果,对我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变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民初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民初,中国在政治制度上实现了由封建帝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变。在辛亥革命民主主义精神的指导和鼓舞下,民初的壬子—癸丑学制既继承和发展了清末学制的合理部分,又批判和改进了它的不合理部分。经过此后逐步深化的教育改革,1922 年诞生的新学制———壬戌学制, “奠定了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基础”。[1]由于民初学制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高等教育的先天不足导致理工类生源奇缺,文科类却因政体变革的特殊需要形成法政专业的一枝独秀。其发展之迅猛,与清末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邻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觅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 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案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2]黄炎培的这番话生动地描绘了民初法学教育遍地开花、盛况空前的局面。据统计,1916 年8 月至1917 年7 月,全国共有专门学校65 所,其中法政科就高达32 所,占49. 2 %.[3]与此同时,为适应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法学高等教育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 在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的《专门学校令》中,高等学堂被改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为宗旨。其中,法政专门学校得到了充实,分为法律、政治、经济3 科。但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转变,难以一蹴而就。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初法学教育的兴旺仅仅表现在量的增长上,其教学质量却相当糟糕。当时各地法政专门学校承清末旧制,多于本科、预科之外办有别科,还有不设本科而专设别科者。从民初教育部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实际情况来看,法政学校泛滥的程度相当严重。例如广东省的法政专门学校“多办别科,有本科者殊少;且学生程度亦参差不齐,非严加甄别,恐不免冒滥之弊。”[5]民初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与其教育部制订的法政专门学校规定相违背,严重制约了法学教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民初法学教育貌似繁荣实则混乱的办学局面,1913 年10 月,教育部下令法政专门学校应注重本科及预科,不得再招别科新生,该年11 月,又通知各省请各省长官将办理不良的私立法校裁汰。1914 年9 月,教育部又责令各省将严格考核公立、私立法政学校。在政府的严令限制下,民初法政教育“遂若怒潮之骤落。其他专门教育机关,亦多由凌杂而纳于正规。”[6]1916 年,法科专校已降至学校总数的42. 1 % ,学生数降至55. 7 %.[7]尽管如此,法政学校的数量仍高居各种专门教育之首。 民初法学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一枝独秀不是偶然的,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原因: 1. 民初政治法律制度的革新迫切需要新型法律人才。民国肇建,百端更新。资产阶级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后,迫切需要对在职官员进行法律培训,使各级政府人员更新旧有知识,提高法律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征集一批具有民主共和新知识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在订定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法律的高潮中,更迫切需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理论依据,急需大量的法律专门人才。可以说,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是民初法学教育兴盛的根本原因。 2. 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推动。民初法政专门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之人才”, [8]但由于法政学子入仕做官具有相当的优势,众多学子受官本位传统观念的淫浸,出于功利考虑,竞相投身其中。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学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9]民初北京政府鉴于“改革以来,举国法政学子,不务他业,仍趋重仕宦一途,至于自治事业,咸以为艰苦,不肯担任”的现状,提出“法政教育亟应偏重造就自治人才,而并严其入宦之途”的整顿方针。[10]显然,民初法学教育兴盛有其深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 3. 法学的学科特点,为其教育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民国肇始,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若兴办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类大学,现有师资、校舍和实验仪器设备根本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而开办法政专门学校则不然,所需经费较少,不需多少仪器设备,校舍可因陋就简。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法政学校与理工类学校不同,其主要靠 教师之口授和私室之研究,每班人数略多也无妨。 加之,在自清末兴起的留日热潮中,大部分留学生进入的是法政类学校,其中一部分已学成回国,此时比较容易凑齐办学所必需的师资队伍。这些都为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兴盛提供了客观条件。 综上所述,由传统律学教育向现代法学教育的转化,是民初社会转型的本质要求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潮流。同清末相比,虽然民国时期无论在法政专门学校的制度、教育规模、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进步,但法学教育仍过度膨胀,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此外,民初法学教育的大发展,虽与近代中国社会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总趋势相符,但也折射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不可能一下子失去作用。中国法学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必将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痛苦的转型过程,其对民初法制现代化的影响,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二、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推进 从总体考察,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社会进步联系在一起的,对正在兴起中的法制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这是它的积极方面,也是它的主流。这主要体现在: 1. 民初法学教育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法制人才。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更,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于国民知识之发达。”[11]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和量多质不高的问题,但也有部分法校办得卓有成效,造就了一大批懂得近代法律知识的人才。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骤然勃兴,对普及法律知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可以说,这一时期旧教育的崩溃和新教育的生长,促进了西方法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新式“学校的种种办法与其课程,自然是移植的而不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但西方文化的逐渐认识,社会组织的逐渐变更却都植基于那时;又因为西政的公共特点为民权之伸张,当时倡议者为现行政制的限制而不能明白提倡民权,但民权的知识,却由政法讲义与新闻事实中传入中国,革命之宣传亦因而易为民众承受,革命进行亦无形受其助长。所以西政教育积极方面最大的影响,第一是西洋文化之吸收,第二是中华民国之建立。”[12]而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原以癸卯学制为蓝本,自然民初新式法学教育也继承和发展了对西方法文化传播的传统。民初法政专门学校的普遍设立虽有急于求成的功利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法制化进程,对中国社会法律知识的普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 民初法学教育促进了法制建设,推动了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清末,以日本学制为楷模而订立的癸卯学制,已在法律形式上基本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民初法学教育则进一步深化了从清末开始的法学教育改革,批判和改造了它的不合理性,继承和发展了它的合理性,充实和发展了清末法学教育的内容和体系。在西法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洋法学对民初法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又无法读懂西洋法律书籍,这便很自然地转而求诸日本人大多以汉字写的西洋法律着作??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学校所用教材的70 %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13]由此,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加快了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制度的建设和西方法的移植。 3. 民初新式法学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教育立法,促进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现代化。民初政策的制定者和法学教育工作者继承清末新式法学教育的传统,大力引进西方法学教育制度,推动了教育立法。1912 年10 月,教育部颁布《大学令》,[14]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1913 年1 月,在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15]法科又细分为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三门,并详细拟定了各学科的学习科目。自此,大学学科门类有了比较完整明确的划分,课程设置的规定也大体适应甚至个别超前于民初社会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针对私立法校办学质量的低劣,1913 年11 月,教育部又为此专门颁发了《1913 年11 月22 日教育部通咨各省私立法政专门学校酌量停办或改办讲习所》,[16]进一步调控法学教育的规模,整顿法学教育秩序,提高法学教育的质量。 民初法学教育立法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适应了民初社会生活及其主体的利益需要。在新式法学教育立法的带动下,民初陆续制定并颁布了涉及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的一批教育法规,从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教育法律体系。其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毕竟对民初资本主义教育起到了确立、规范和积极推进的作用,为民国教育法制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民初法学教育的勃兴及其立法活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育转型的必然,是西方教育立法影响的结果,它推动了近代中国教育法制历史演进现代化。可以说,民初法学教育及其立法活动,总体上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精神,顺应了世界教育发展大趋势和教育法制现代化的基本走向。 三、民初法学教育对法制现代化的消极影响 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生机。但民初法学教育的发展也出现了偏差,存在着种种弊端,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阻滞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民初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造成教育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质量下降。民初法政专门学校数量居于专门学校首位,大约占专门学校的一半,其结果是法政专门学校过度兴旺,法政毕业生相对过剩。郭沫若回忆说,辛亥年间“法政学校的设立风行一时,在成都一个省城里,竟有了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出现”。[17] 据统计,1912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9 633人,而法政科学生为30 808人,占77. 7 %;1914 年全国专科学校学生共计31 346人,法政科学生为23 007人,占73. 3 %;到1920 年,法政学校学生占全国专科学校学生之总比例,仍达62 %以上。[18]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使此时教育内部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法政学生相对过剩而其他门类毕业生相对紧缺。 民初法学教育发展在规模失控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难以保证。民初不少法政专门学校,尤其是一些设在地方的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并不具备基本的办学条件,它们的创办多由利益驱动, “借学渔利者,方利用之以诈取人财。有名无实之法校,先后纷至。”[19]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泛滥的程度已相当严重,其教学质量自然毫无保证,结果使法政人才培养陷入到名不符实的尴尬境地,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 2. 民初法学教育模仿有余而创新不足,严重脱离中国国情,致使仕途拥滞,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政治的腐败。由于清末民初勃兴的新式法学教育的样板是西方法学教育,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因而在创办新式法学教育的过程中只好照搬照抄西方法学教育模式。以民初学制为例,壬子—癸卯学制效仿德国,壬戌学制则承袭美国。人们满以为新式法学教育制度引进后,就能造就满足社会转型所需要的法制人才,但历史的发展却告诉人们,西洋教育不能整体照搬到中国来,必须斟酌中国国情,作出适当的选择。民初在引进西方教育制度并建立新式教育后,其实际状况是:“凡所以除旧也,而旧之弊无一而不承受,而良者悉去矣;凡所以布新也 ,新之利未尝见,而新之弊乃千孔百疮,至今日而图穷匕现。”[20] 民初刻意追求的新教育精神,受到了科举陋习的侵蚀。就民初新式法学教育而言,其宗旨在于“造就官治与自治两项人才”,但此时学生受“学而优则仕”的引导, “以政法为官之利器,法校为官所产生,腥膻趋附,熏莸并进”,亟亟乎力图“以一纸文凭,为升官发财”铺路。[21]因而民初“专门法政教育,纯一官吏之养成所也??萃而为官吏则见多,分而任地方自治之事则异常少见也”,[22]使得地方自治人才缺乏,地方自治事业难以推进。 为克服青年学生热衷仕途之弊端,民初规定对于法政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不得与以预高等文官考试及充当律师之资格”,[23]欲以此堵住法政学子进入仕途的通道,但收获甚微。据梁启超估计,民国初年全国“日费精神以谋得官者,恐不下数百万人”,[24]其中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就是求官大军中的主力之一。 为求得一官半职以遂心愿,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四处奔走,钻营请托。1914 年,北京举办知事考试期间,学习“政治法律者流咸集于各馆,长班颇为利市,考员亦复打起精神到处探询何人可得试官。”[25]大批法政学生跻身仕途,腐蚀败坏了社会政治,“凡得官者,长官延揽百而一二,奔竞自荐计而八九,人怀侥幸,流品猥芜”。 综上可见,民初新式法学教育在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民初法学教育的畸形繁荣,导致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种种问题,拖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后腿。这充分表明,民初法学教育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中国法制现代化是在曲折中前行的 现代化论文:医院培养技术带头人,促进现代化建设交流材料 加强技术带头人培养促进医院基本现代化 近几年来,我们结合创建基本现代化医院,认真对照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实施“××市新世纪科学技术带头人培养工程”的意见,在县委人才工作领导组的指导下,我们切实抓好对培养对象的培养管理和考核,不断提高我院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促进了医院基本现代化进程。具体做法如下: 一、健全规章制度,形成管理体系。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重视了规章制度的健全,着力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管理体系。我们坚持目标责任考核制度,每一批培养对象首先与他们签订三年目标责任书,切实增强这些高级人才的目标责任意识;坚持档案管理制度,经常与培养对象联系,全面掌握他们研究项目的进展情况及其取得的业务成果和考核、奖惩情况,并做到将他们的有关情况及时存入其个人档案;坚持定期报告制度和领导与专家联系点制度。院领导与4名“××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建立了联系,经常关心他们的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积极帮助他们解决科研经费、科研设施等各种困难,使他们能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 二、重视宣传工作,营造双尊氛围。为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激发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热情,我们着力加大优秀知识分子的宣传力度,认真组织实施了高级人才典型事迹宣传活动。全院高级人才,得到不同形式的宣传表彰,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都得到宣传报道,院部进一步加强与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单位的合作,明确宣传活动的重要意义,由他们派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同时利用《医苑之窗》特聘通讯员,组成宣传小组,配合做好宣传工作。通过这次活动,总结宣传了这些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才的奋斗业绩,展示了他们在社会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投身于科研的工作热情。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理论水平。我们注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提高知识分子队伍的政治和业务素质。为了切实提高学术、技术带头人的政治业务素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组织引导他们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组织各类拔尖人才,包括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学习政治理论,进行了知识经济、医院经营创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社会主义荣辱观等知识讲座。通过培训,大家拓宽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找材料到文秘站网网上服务最好的文秘资料站点了观念转变。选送部分培养对象到外地参加业务进修、学习。与此同时,还组织培养对象报名参加与南大联合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以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和业务水平。 四、落实上级政策,搞好优质服务。为加强对学科技术带头人的培养和管理,尽量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科研条件,促使其尽快提高学术技术水平,根据市、县两级有关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管理办法规定,我们真心实意地为知识分子办实事、做好事,积极改善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我们一方面积极争取财政确保津贴的发放,确保科技项目资助经费的到位。另一方面还坚持每年为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进行免费健康体检。 五、逐一对照标准,认真实施考核。自收到海委人才办20__5号组织“关于做好我县20__年以来确定的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的通知”后,召集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相关培养对象,专门开了会议,并要求各考核期满的培养对象,围绕《××市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工作双向目标责任书》履行情况,就政治思想表现、学术技术水平、主要工作成果实绩等方面进行总结。院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对培养对象的总结进行逐一对照评比,经过认真考核,4人在考核期内都能按照自己所定的目标,积极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且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现代化论文:加强军队人才素质教育走现代化之路学习心得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军队的人才建设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军队各级党委都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各类人才在军队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因为任何一级领导都懂得,事业的传承靠的是一批接着一批的人才群体。这些年来,我军加快人才队伍建设步伐,人才队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令人担忧之处。如相当一部分的中高级干部的科技文化素质、战略素质与信息化战争形态不相适应,特别是一方面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人才不断流失的现象同时存在,说明了在人才管理机制上亟待调整改革。 一、用系统的军事教育培养人,在教育的竞争中发现人才 最近几年,随着社会事业的进步、征兵制度和军官来源的调整改革,初级军官的科学文化基础状况已得到很大改观。但是,军事教育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中级和高级军事教育存在着短期行为与互不关联的状况,应当进行必要调整,形成与社会教育相衔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军事教育体系,使不同层次的军官都具有坚实的军事基础素质。无论是指挥军官的三级培训,还是技术军官的两级培训,都应既与军队基本结构相符合,又与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 在基础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智商与刻苦精神,这是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在应用教育中可以看出一个人将知识与实践结合的能力,也可以看做是接受社会知识的学习能力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一个领导干部素质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在高层次教育(如战略)中的情况决定了人才发展的最大或最后空间,或者说决定了一个人在政治与军事舞台上所能表现的最活跃、最精彩的结果。所以,在各个层次的学习情况是衡量人才质量的第一个指标,学习成绩或学习能力不好的人,不能成为培养的重点。 在初级教育的改革中,重点是解决科学文化、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的扎实程度和系统性。在进入军官队伍的门槛后已经解决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军事教育主要应解决好专业技能与军事管理能力。由于初级教育是打基础的阶段,所以在教育中的目标不宜定得过高,只有少量的淘汰或决定其仅能从事初级职务即可,给更多的人以平等发展的机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军事基础教育时间短,培训效果达不到部队官兵的期望值,形成了新任军官以自身的弱势状态起步,不仅使一些很有潜力的人从此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即使是以后发展成才的人,也始终存在基础知识薄弱和技能不扎实的问题。 因为能够进入中级教育的人已是经过逐级筛选的优秀的初级军官,培训的对象和目标一是担任师团级指挥员或中层管理人员,二是产生一批将来能够担当重任的精英,所以在中级教育中,重点是扩大学员的知识面,不仅要学习新的军事与科技知识,还要学习战略知识,提高思维层次,具备对各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刻分析和创新发展的能力。对这一层次的人在普遍解决军事硕士学位的基础上,鼓励其争取博士学位或社会学学位。在全方位的考察检验中,一批综合素质极佳的人才就会显现出来,这是军队建设的中坚骨干,也是可以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力量。对这一批人要冠以荣誉或称号,作为在今后的任职过程中始终予以重视并优先培养使用的依据之一,也是选拔担当重任者的必备条件。我们现在中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培训的性质与种类不稳定,时间太短,所学的内容有限,学习和任职使用脱节,在一个军官成长进步的过程中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 高级教育是进入重要领导岗位的最后一道门槛,应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进行系统扎实的战略学习,时间不少于一年,学习成绩的优劣决定他们是否具备晋升的资格,这样就可以保证我军的高级军官都能够用本文//新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履行新的职务,在战略层次的工作得心应手。二是用多次短期轮训的方式集中研究重大的国际、国内现实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达到统一思想、集思广益、找出对策、减少失误的目的。 二、用丰富的工作经历锻炼人,在多种岗位的能力积累中选拔人才 最近几年,军委总部积极推行干部交流使用,这项措施在锻炼干部、提高军官素质以及加强风气建设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干部交流能够更加完善、更加持久地坚持下去,主要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规范的干部交流制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进。干部交流实行了几年的时间,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完全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规范干部工作。这个制度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不仅是提升的人,也包括平职调整的人;交流的时机为任职二三年之间、并不得高于三年;交流的层次要降低,交流的范围要扩大,其中排职在团、连职在师、营职在军、团职在军区、师在全军交流。通过交流不仅开阔干部的眼界、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而且可以有效地消除经营小圈子的不正之风。二是建立单位人员结构标准。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现在综合性、合成化的程度都越来越高,对每一个单位的人员各种结构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各个单位根据年龄、专业和来源等理想的结构标准决定人员的进与出,不仅能够保持良性循环,还与培养人的工作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三是将任职经历作为一个干部的可视化能力与晋升的资格。作为任何一级指挥员,都应该要求其具有下一级或下两级岗位和机关的任职经历,这样就提高了胜任的概率,也明确了干部成长进步的导向。一个单一经历的人难免存在能力的缺失,要胜任新的职务总需要一个补课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造成工作的损失,把人才的进步放在工作成本的增大或不必要的付出上是不明智的做法。为了保持工作(或战斗力)效益的稳定或将损失尽可能减到最低,其主要措施就是丰富军官的任职经历。我们现在应该努力的是使每一个主官都是多种任职经历,并且把任职经历作为晋升的重要条件。 三、用完善的考评机制检验人,优先提拔使用在各方面都得到优异结论的人才 现在有很多干部怕交流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权威的干部考核制度。一个人年度工作的状况、在一个岗位的业绩只是在小范围内知晓,而且与提拔使用、个人进步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换一个单位则可能荡然无存,一切又要从头开始。因此,干部制度完善的重点内容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这个机制应能够对干部一年中各个方面的情况(其中主要是能力和业绩)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的结论来自多种途径,其中上一级主官评价以及下一级的综合评价应占主要份额;要能够将几年的情况综合成岗位的任职结论,这个结论能够在同等级别、资历的群体中进行比较并产生优秀分子。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对每一个人的评价结论都由众多人的意见集中后形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可以遏制将干部的命运过多地集于主官手中而滋生腐败的情况。每一个人都具有评价其他人 的权利,实现了优秀人才在群众的监督和培养中产生,实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必须实行计算机管理,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偏差,增加公信度。这是一个减少领导决策负担而又没有降低领导权威与责任的机制,能够让领导干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主要工作上,无需为用错人而担忧。 四、通过重要的事务看本质,确保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才让党和人民放心 在干部队伍中,爱学习、勤奋工作、待人诚恳、有熟练的专业技能的人很多,但是,如何在平凡的好人群中,选拔出真正的优秀者确是一件十分重要而且又是非常困难的事。我在工作实践中体会到,看似众多的人群,从本质上可以概括为事业型、职业型和利益型三种。其中事业型的人,其特征是具有远大的、明确的目标,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有在任何条件下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是我们选拔人才的主要对象。职业型的人,稳定和平常的心态为主要特征,是一个为数较多的群体,既可以通过教育把其中一部分人引导为事业型人才,也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一些暂时的困难和不顺而走向滑坡甚至堕落,所以这些人应当是主要的教育对象,也是优秀人才的储备队伍。利益型的人,没有理想和志愿,明确地追求个人利益的满足,无论利益的大小都会不择手段地摄取,因此其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对各种私利的贪婪性,以及手段的隐蔽性、多样性、欺骗性。对于这种人,各级领导和机关应予以注意,不能让其进入关键岗位,不能给其更多的权力。 区分这三种并不困难,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是两种。一是根据对工作、对事业的态度来判定,通过在作战、抢险救灾、职务变动、生活环境变化中的表现,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乐观还悲观、是有所作为还是仓促应付,基本上可以做到一目了然。二是看平时的工作与生活中对待个人利益的态度、个人财富的占有程度与支配的方法途径。这些问题看似凡人小事或个人隐私,但却反映了一个人的本质,留心一下不难掌握,完全有可能列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条件。 选拔优秀人才必须抓住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有求实的作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状态。特别是在关键岗位上使用的人,一定是经过多种环境选拔、锻炼和考验的干部,一定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让广大官兵尊敬的精英分子。 五、建立让优秀的人才优先得到提拔任用的机制 为了让党和人民放心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必须采用把学历及成绩,经历及业绩(立功受奖)、年度综合考评的结果(历年累计)作为干部提拔使用的基础条件,再与新的单位人员结构要求和岗位任职标准结合起来产生人选的方法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做到科学公正,降低用人失误,还可以对军官个人的成长进步起到明确的导向作用,对避免用人中的不正之风和预防腐败也是治本的硬措施。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在干部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个机制一经建立,不仅可以保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推动军队建设的发展,而且对其他方面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如干部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大增加,是杜绝不正之风的利器;促进民主集中制的落实,提高党建工作的活力;把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更多地用在作战能力的提高上;对军官成长进步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每一个人进入军官队伍后既可依此为自己设计出一条明确而又理想的发展之路,同时又可预见到几种可能的人生结局,因此成为对官兵进行生动的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问题,是军队现代化程度的标志,也是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论文:探析公司现代化经营体制的构建 证券公司是服务于证券交易活动双方的组织,当前我国已经建立的很多大型的证券公司、商务大楼,这些对于证券行业乃至金融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促进作用。在沿用早期经营体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传统模式的不足之处。因而,构建“现代化”经营模式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一、传统证券经营的成果 早期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社会经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而证券作为新兴金融行业的代表,在我国社会的发展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也创造了无数的商业价值。早期证券经营的成就包括: 1.效益增长。与银行相比,尽管证券公司出现较晚,且在社会群众的意识中较为陌生。但经过5-10年的经营改革,“证券”开始被人们所熟悉,大量的投资者开始加入到证券投资行业[1]。证券交易活动的广泛开展,为金融行业效益增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2.持续经营。国家为了保证证券行业的长期经营,制定了许多有助于证券公司发展的法律,其中最为着名的则是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证券法》,该法律的颁布为改革开发之后的证券经营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了证券公司经营至今的一个关键的法律保证。 3.扩大就业。在证券公司经营的同时,其必须要招纳相关的人才致力于公司内部建设。公司“人才引进”计划实施之后,相对增加了社会就业人数,为那些经济专业人员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从现在看来,公司在聘用人才之后给自身带来的利益是相当可观的。 4.跨国经营。这里提高的跨国经营实际上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想象,这主要还是由于早期我国的证券公司依旧持续着“封闭”状态。在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交流活动中,证券公司开始认识到走跨国道路的意义。虽然没有得到全面实施,但在理论上的构想为现代证券跨国打下了基础。 二、现念发现的问题 长时间的摸索、尝试之后,我国对于金融行业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回顾早期的证券公司经营方法,笔者发现了传统证券模式中的诸多不足之处,这对于未来高层次的经营战略创建是很不利的。 1.混业经营。“混业经营”是现代金融行业提出的新概念,其旨在强调把“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产业联合起来经营,实现业务、交易、经营上的往来,让所有的金融机构实现一体化经营。很显然,这种混业模式在传统的证券公司经营中几乎没有实施。 2.市场范围。改革开放之前的证券公司只重视于本国内的证券经营,对于进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市场未能正式考虑。世界是一个相互融合的“大市场”,每个国家之间需要加强证券交易往来,彼此之间才能发现经营优势。从现代市场理念看,传统证券公司没有做到“世界市场共融”。 3.分配制度。对于分配工作主要是指证券投资者们的收益分配,早期证券存在两方面的分配问题。首先,分配方式混乱,这使得证券公司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导致证券投资群体减少;其次,分配利益失衡,证券公司私自操作收益,收益分配达不到投资者预期。 4.资金收支。当筹集到一定的资金之后,证券公司不能对资金科学管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而所有的资金都集中于证券这一个行业后,对于其它行业的收支会带来影响。且证券公司管理意识上的疏忽,造成公司内部资金没有充分利用,影响到了正常的经营计划。 三、构建先进的证券模式 经济全球化必将带动世界金融的一体化经营,针对这一未来发展趋势,证券公司必须要顺应时展潮流。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经济的机构之一,其应当从我国的金融行业为出发点,对当前的经营模式不断优化调整,创建出先进的证券模式来满足经济需要。 1.国际经营。经济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等诸多经济学理念的提出,足以证明世界各项经济都在走一体化模式,这也决定了我国证券公司必须要坚持“国际经营理念”。尤其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跨国经营指日可待。 2.产业升级。证券虽是金融业的分支,但当期发展壮大到特定程度后则会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因此,证券公司应该做好产业升级准备,对内部经营结构不断调整,在人员、体制、管理上改进变动。 3.遵守原则。“原则”是证券公司经营中必须压坚守的,没有了原则整个经济行为就缺少了稳定性。公司在参与证券交易活动时,应该把“公正、守法、规范”等当做重要宗旨,所有经营活动以此为准。 4.管理体制。对于证券公司日常经营涉及到的各项问题加以管理,不仅可以严格控制经营活动,还能保证经营效率的提高。如:财务管理可降低成本,业务管理可增大收益等,都是管理中需要注意的。 早期的证券经营模式已经适应不了当前需要,“现代化经营”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为了满足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适应全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动,证券公司必须要从早期经营模式中吸取经营,创建符合现代化需要的新模式。 现代化论文: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文章论述了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仍在于提高效率。行政民主是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目标取向,不能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目标相混同;改革要兼顾机构改革与政治职能两个方面,使二者协同发展;目前改革的难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未形成良性互动,行政体制本身的改革并不配套和适度,改革在操作层面上有很多阻力。对此,文章提出了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对策,并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进行。 【关 键 词】政府/权力/行政体制/行政改革/中国 行政体制改革理论是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自本世纪80年代初恢复重建以来的一个研究热点,也伴随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应当说在政治学和行政学恢复重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历来并不局限在政治学或行政学界,虽然那时研究的数量和质量尚比较有限,而且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前,有关研究也不可能明确上升到“体制改革”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广大政治学、行政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和体制改革实践的呼唤下,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内容也相当丰富,为构建我国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应当看到,由于我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的底子薄,基础理论较为肤浅,有关研究又深受现实政治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理论在学术界还没有形成权威性的系统观点,学术规范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在同一水平上的重复研究比较多,富有理论创新的成果还不多见。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迫切要求学术界在体制改革理论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在此情况下,总结和分析建国5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的进展,对于切实推进21世纪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繁荣中国政治学和行政学等学科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总体战略中的地位 关于行政体制改革在中国改革战略中的地位问题,国内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主流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介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一般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系统主要包含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上下两个结构。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循于经济主导模式,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副产品,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注:参见胡伟等:《论政治——中国发展的政治学思考》,第329-358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由于既有的改革基本上是遵循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先导,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发展序列,这就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时间落差和进度落差,这两大落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拉大,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矛盾日渐积累,引发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的双重困境,并且相互激化。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国家基本的政治结构和权力关系,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很难有实质性突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未能彻底解决。 在政治体制改革进退维谷而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中国政府传统行政思维和行为的惯性影响,以及政府及其成员本身的权力利益关系,政府缺乏自我改革的内在动力。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有的学者指出:“当行政体制改革的诉求被提出后,它就同时承担起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克服旧体制下形成的某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促进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某些弊端,巩固新的经济基础。”(注: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第1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启动的共同要求,处于中国体制改革逻辑发展全程的结合部。 实际上,行政体制改革本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的学者指出:政治体制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各种政治组织(政党、政治团体)与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运行制度;二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或政体;三是政府(行政机关)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即行政体制。(注:参见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94-20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但在政治体制改革在总体上难以推进的情况下,行政体制改革便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脱颖而出并进而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对此,学术界予以相当的关注,从不同角度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予以论证。例如一种观点认为,虽然从法理上讲,中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制决定了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政府发挥着非常活跃的国家统治和管理力量的功能,在所有国家机器(人大与“一府两院”)中居于主导和中心地位,实际承担着大量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事务。(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2月21日。)因此,将行政体制改革从政治体制改革中单列出来,一方面有利于推进行政领域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适应经济体制的变迁,带动政治体制的变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五六十年代后的政治发展经验,特别是亚洲“四小龙”行政体制改革先导的成功经验,为中国体制改革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取同的对象。国外学者普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优先模式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优先模式并不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 情。由于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涉及政府功能的定位、政府组织结构的设置、行政权力的运行、行政法制的建设以及行政人员的管理等,可以广泛借鉴外国政府管理的经验,故具有较高的实际可操作性。(注:参见汪玉凯:《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工人日报》,1998年10月14日。) 从根本上说,行政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从政治体制改革当中剥离出来并取得重要地位,是由中国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根据政治—行政“两分法”的基本理论假设看,政治体制改革导向权力利益再分配和公平与民主诉求,行政体制改革导向责任和效率,行政体制改革能以改善政府成本—效益关系(紧缩编制、转换职能、澄清吏治、提高效率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避免积极政治体制改革所可能造成的超前政治参与等“转型问题”。(注: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中指出,“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性”,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并不是落后的产物,而是转型的特有问题,包括大规模的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的矛盾等等。)从现实情况看,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行政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无论是政策的制定还是政策的执行,政府的效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行政领导,政治与行政之间形成了不可分割的交织关系。(注:参见安德森;《公共决策》,第47-49页,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这决定了行政活动对于政治的重要影响,行政体制改革可以有效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结合部”地位基本达成了一致性认识,包括国家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也完全认同这一定位,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处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部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企业改革时,必然要研究下放权力、政企分开、转变职能等问题,在研究行政机构改革时,也必然要研究转变职能、政企分开、下放权力等问题的原因”。(注:鲍静:《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访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顾家麟同志》,《中国行政管理》,1996年第4期。)在政府制定和贯彻的国家改革政策中,也基本体制了这种厘定行政体制改革自有范畴与三大体制改革相互联系的关系,把行政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适度分离的发展模式,保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两个方面兼顾。总之,行政体制改革“上下结合部”的战略定位,使其在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宏观改革进程中扮演了承上启下的重要角色。行政体制改革既是适应和驱动相关改革领域的手段,又能达到理顺行政系统内外关系、重构政府权力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目的。 不过,学术界在基本肯定行政体制改革的这一“结合部”地位的同时,对于上述“三大体制改革”的先后序列、以及行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驱动与制约关系的理论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上下结合部”地位,确立了中国体制改革“经济——行政——政治”式的基本序列,即先经济体制改革后行政体制改革再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进程。(注:张国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再思考》,《光明日报》,1993年6月23日。)于是,在行政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关系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及其载体——行政机构提出了改革要求,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就只能是一种适应性改革,基本方向就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改革政府内外部有碍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尤其是有碍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弊端。 有的学者进一步从学理上对此进行了阐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行政生态论,即认为中国的行政体制及其活动总是处于一定的行政生态环境之中,“行政生态环境是与行政系统有关的各种条件之总和”。(注: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第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学者指出,由于行政体制和外部社会环境之间进行着不断的“输入——转换——输出”的交互作用,行政体制的发展始终处于与外部社会环境“适应——不适应——变革——又适应”的螺旋式前进的状态之中,行政体制与整个社会体制也因此显现出“平衡——不平衡——平衡”的动态关系格局。(注:池如龙:《改革:行政管理的永恒主题》,《社会科学动态》,1998年第11期。)还有学者明确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就是行政主体自觉适应社会环境的过程。由于社会环境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行政系统必须周期性地进行变革,以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注:张安庆、:《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政府体系阶段性地适应变化中的外部社会环境,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展和需求,以避免更大的社会不满和推动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在实践中,上述观点也是伴随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主流理论。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行政体制改革确立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即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实质性的核心内容,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解决各类国有企业改革这一“瓶颈”问题,把国有企业的行业管理权、资产管理权和人事管理权分别划归不同部门,理顺政企关系,调整政府内部结构,转变政府功能。 但也有学者比较偏重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内生变量。由于上述“适应论”主要把行政改革作为一种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看待,正像有学者评论说:“正是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才把行政改革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改革领域提上了日程。也就是说,中国的行政改革,不是主动根据政府行政管理的基本规律,从行政管理的特点出发加以设计和推进的,而是以经济改革的理论和经济改革的要求来推动行政改革的。”(注:郭宝平:《行政改革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与误区》,《中国行政管理》,1999年第1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即行政体制改革虽然需要政府自身去完成,但不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行政体制改革并非由政府自身发动”(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32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改革的最大缺陷就是政府缺乏自动力机制,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逐步发展过程,改革的模式必然是渐进主义。与此相应,还有观点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应摆脱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刺激——回应”的逻辑局限性,推行行政体系的自我革新和主导型的行政体制改革。例如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行政系统一直在进行着适应性的变革,集中表现在1982年、1988年和1992年三次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行政系统的角色无形中被定位为社会经济的“ 消防员”和“稳定器”,行政体制改革成为亦步亦趋的应景式的调整,从而在事实上忽视了行政体制改革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注:汪永成:《新一轮行政改革应选择新的战略方向》,《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2期。)所以,行政体制改革应从外源式转向内源式,从适应性调整转向形成自我积极改造机制。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我们不能被动地经历改革。我们要创造变革”。(注: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第31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 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两个普遍特点:一是政治行政变革往往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政治行政上的显著变化带来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显著变化;二是由于现代化起步落后于外部的发达国家,因此遵循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模式,政府主导特点非常鲜明,这在学术界基本上是一个共识。(注:参见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作为中国“追赶型”现代化任务一部分的行政体制改革,它本质上要求成为经济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正像有的学者看到的,现代社会调控规模日益扩大,内容日趋复杂,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转型阶段,行政系统作为社会调控体系的主导力量,对于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注:王沪宁:《论九十年代中国行政改革的战略方向》,《文汇报》,1992年6月26日。)因此,应该通过积极的行政体制改革建构能够驱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行政体系,再构和优化社会调控系统。有的学者以“发展行政”的概念定义这一取向,要求行政体制改革从行政发展转变为发展行政。发展行政区别于行政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行政是以积极主动的行政行为来引导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其特点是政府保持有强大的权威和行政目标取向上的超前意识。(注:参书云等:《行政管理与改革》,第2-6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李泽中:《论发展行政及其限度》,《中国行政管理》,1995年第4期。)上述思路尚未构成行政体制改革的现实指导思想,但对未来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效率与民主之辨 确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地位以后,就应该进一步明确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少学者认为,正确界定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行政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有的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的行政改革时,认为大致经历了六个不同目标内涵的历史阶段,各个阶段行政改革的具体内容受改革目标的制约,而改革目标实质上又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外部条件。(注:张国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论》,第51-110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党的十四大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切实做到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提出了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从政策调整到体制创新的不同阶段,改革已越来越触及到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改革的目标也日趋明确合理。与改革的实际进程相适应,对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也是学术界积极探讨的一个问题。但关于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及其相应的改革内容,在理论界至今尚无完全共通性的界说。其原因在于行政体制改革本身的高度复杂性,在不同的时间、背景和层次上谈论行政体制改革的话题和结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为导向,包容着一个多元内涵的价值体系,它可以涵盖“精简”、“高效”、“统一”、“民主”、“廉洁”、“法治”等一系列目标单元。例如,有学者提出行政发展的目标是建立高效、公平、廉洁、开放的行政系统;另有学者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即实现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高效化;等等。(注:王沪宁:《论90年代中国的行政发展:动力与方向》,《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胡象明:《试论行政管理现代化及其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8期。)这些目标的提出,从不同角度设计了中国行政体制发展的未来走向,但这些目标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张力尤为明显。 从近年来理论界诸家观点来看,可以说以效率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基本是一个共识,虽然一些学者在效率这个目标之外还会设定其他一些目标。对此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第一,学术界一般认为,提高效率或实现政府高效化是行政体制普遍追求的目标,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政府及其行政活动能够解决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一般社会组织无法实现的目标。但正像“帕金森定律”所表明的,政府具有权力和规模上的自我扩张倾向,庞大的政府体系不仅会越出自身的行政职权边界,侵犯社会私人领域,而且会导致官僚主义和官员腐败等行政危害,这些都造成了行政低效。因此,如何克服上述不良现象,提高政府效率就成为行政改革的首要问题,效率导向也就必然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模式。有的学者通过对西方的考察对此提供有力的支持,指出“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或梅奥的行为科学时代,还是当今系统理论时代,一切研究以及实践活动(包括组织模型设计、决策导向、公务员行为规范)都始终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高效率”(注:孙柏瑛:《公共行政的新思维》,《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政府行政效率体现为行政体系在一定资源条件下能够提供更多的行政服务或一定服务水平条件下能够减少更多的行政成本。这就要求政府不断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控制机构膨胀,紧缩过度职权,降低社会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实践证明,卓有成效的政府行政管理是现代国家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标。正像西方学者库夫曼指出的,传统行政体制的目标价值可以概括为效率、代议制度、政治中立能力和(科层组织的)行政领导四个方面,其中效率是行政体制的核心目标或终极价值,其它目标只是维持和保证行政效率的充分实现。(注:Herbert Kaufman:"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and Political Power",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29 January-February,1969.)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原因是政府机构臃肿、职权庞杂、效率低下,并且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行政体制改革的直接目标就是在管理职能、管理领域、管理过程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对传统低效的“大政府”进行改造,建设一个适度规模的高效政府,从而有效地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调节矛盾、整合利益差异,顺应并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第二,有的学者也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历史社会条件出发,认为提高效率应当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优先目标。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根据亚当·斯密的政府职能理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较为次要的,仅仅扮演了“守夜人国家”和“警察国家”的角色,即仅仅局限于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付外敌侵犯的功能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公共事务性质的变化与数量的增加,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步强化,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不同程度上都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因此,从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为了有效解决现代化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早发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政府功能成长并主导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后发现代化国家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追赶型”现代化所需化解的各种矛盾,包括消除贫困、扩大参与、转换体制、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等问题,这决定了发展中国家政府必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主导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性转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正进入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政府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地发挥主导作用,是需要具备一定条件的,关键在于要有一个有效能的行政系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政府必须有足够的能 力制定和推行政策,其二在于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优化”(注:任晓:《中国行政改革:目标与趋势》,《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可见,从中国作为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特点而言,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强化政府能力的首要选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先行目标。 虽然学术界对于行政体制改革的效率目标一般比较认同,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设定上,如何平衡民主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有学者提出应确立“效率优先、兼顾民主”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平衡模式。(注:参见王颖:《平衡模式的选择与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也有学者提出民主(或公平)应该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主张行政民主。(注:参见张成福:《行政民主论》,《中国行政管理》,1993年第6期。)主张行政民主的理由主要在于以下两方面:(1)本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传统官僚制行政管理危机引发了旨在重塑行政思维与运行模式的新公共行政学,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性的“行政改革时代”(注:参见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编译:《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新公共行政学突破了威尔逊、古德诺创立的传统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框架,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由于行政对决策的积极参与和对社会危机的积极治理以及社会最少受惠者对公平的切实需求,行政改革应建立起“民主行政”的目标范式(注:奥斯特罗姆:《美国行政管理危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民主应成为行政改革的最核心价值追求。(2)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特点是行政体系事实上处于国家机关的中心,行政管理的对象广泛,管理内容丰富,即所谓“大行政”。因此,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涉及政府(行政)与社会(包括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企业和公民的复杂关系,这些关系的理顺必须以民主化为根本目标。 实际上,上述对西方行政体制演变的概括并不准确,因为它把“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探讨当作了西方行政改革的实际进程。从历史上看,在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现代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行政权力的集权化。(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103-10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一些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学者也指出,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是一个议会权威逐步衰微、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并最终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制度变迁过程。(注:参见曹沛霖、徐宗士:《比较政府体制》,第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上述现代化成果在当今并没有实质的改革,行政集权的状况仍在延续,在行政官僚系统内部根本没有“民主”可言,至少“民主”不是其行政官僚系统实际追求的目标。虽然我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汲取西方“新公共行政学”的一些理念,譬如把“企业型政府”、“顾客导向型管理”等思想用于研究中国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但不能把即使在西方国家还只是纸上谈兵的东西当作中国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何况就中国而言,现阶段我国的行政体制的发展还远远没有建构起类似于西方那样的现代行政体制或者说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只是初显雏形,不存在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老化的危机。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从这一意义上讲,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对策应当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商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高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注:宁骚:《行政改革与行政范式》,《新视野》,1998年第3期。) 当然,由于中国政府是一个大政府,我们也确实需要对政府的具体功能作出区分,从而对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进行更为准确的界说。(注:中国行政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存在着行政的双轨制结构—功能系统,即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与各级人民政府都具有行政功能(参见胡伟:《政府过程》,第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从广义上说,中国的行政体制涉及到共产党组织和各级人民政府等党政机关。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实际针对的行政体制,一般只涉及人民政府自身。而涉及共产党领导体制改革的方面,通常被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按照这一思路,有学者认为建国以来,中国行政改革已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发展到公共行政改革,其中机构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机构改革只是结构层面上的行政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公共行政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差别在于公共行政改革越出了行政体制改革本身,把政府与外部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行政体制改革主要指行政体系内的改革,体系外的变动只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注: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与此相应,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可以划分为效率导向的内在目标和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两类,关键在于科学把握两者的主次秩序。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和“体制外功能”的区分。而就政府体制内功能而论,政府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组织能力的科层制系统,具有自我管理、自我节制的功能,这是政府履行体制外功能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政府履行体制内功能与履行体制外功能的方式是不同的,即政府管理社会和管理自身的方式是有区别的。政府系统作为一个科层制的组织体系,其内部管理必须是上下主从的行政命令式的,在这方面没有民主和平衡可言,也不需要讨价还价,权力必须是集中统一的。无论何种类型的社会体系,只要它是健全的,政府的体制内功能就必然是如此。(注:胡伟;《政治功能的二元范畴:建构一种体制改革的规范》,《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1996年第4期。) 但是,政府的“体制外功能”或“行政系统外部关系”所产生的“民主导向的外在目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而恰恰是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和效率当然都应当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但这两大目标必须有其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一些学者主张把民主列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新的核心目标,把行政系统与外部社会、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视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本原内容,这主要是没有从理论上厘定行政体制改革的主体范畴。实际上,政治发展要兼顾民主和效率,意味着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而不是把行政体制改革自身扩大化为政治体制改革。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民主化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保障,其实质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美国社会学家列维认为,政治现代化实际上是集权化和民主化的综合,其实质是为了达成效率和民主的统一。既然当前中国的改革战略是按照“三大改革”的设计展开,就必须把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加以区分,而不能让行政改革去承担它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任务。如果混淆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混淆行政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这不利于从总体上推进中国的改革事业。因此,中国的改革在总体上应达成政治民主化、行政集权化和政治经济二元化的“三位一体”目标。(注:胡伟:《中国体制改革的政府整合取向》,《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2期。)其中行政体制改革应以提高政府效率为核心目标,同时行政体制改革在处理内部关系时,也要积极理顺外部关系,努力取得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 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设计:结构——功能协同发展取向 行政效能 的提高有赖于政府权力在结构——功能上的合理化,构造出现代化的政府权力。增强行政效率、建设效能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在此目标下,不少学者进而对行政权力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即“机构改革”和 “职能转变”进行了探讨,这构成了学术界对行政体制改革具体方案进行理论设计的主题。同时,沿着这一主题,学术界也形成了关于行政体制内外部改革的深层思考。 由于行政体制说到底是政府系统内进行职能划分、机构设置的权力机制,行政权力机制的重构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目标,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调整和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权力机制的理顺。而中国行政体制的创建,是适应产品经济和高度集权需要的产物,其结构、功能和运行关系都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府体制理论、苏联行政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注:周志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新视野》,1996年第4期。)对这样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如果单纯在机构规模和责权的大小上做文章,而不去改变政府对于经济社会的功能范围;或者反过来,只单纯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但不对政府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和精简,都是不可能取得长期效果的。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从目前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问题和主要任务看,有效地改善行政权力机制的关键性工作在于行政体系结构的合理化和功能的合理化。行政结构的合理化即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主体的合理分化、增减和重组,主要是行政体制形式上的变革;行政功能的合理化即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质是行政权力作用的空间、领域和形式的合理变化,是行政体制的内在变革。(注:参见何颖、李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行政权力重构》,《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8期;沈荣华、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改革》,《中国行政管理》,1998年第11期。) 上述体制改革思路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践当中可略见一斑。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行政体制改革一般以机构改革为外现形式展开,建国初期至80年代中期,中国行政改革主要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在政府规模上做文章,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权力及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这就是说以前我国的行政改革基本上是围绕政府的权力结构展开的,无论是下放权力还是精简机构,都没有跳出这一范畴,因为精简机构明显是政府内部结构的一种规模变化;而下放权力意味着政府权力自上而下地流动,也只是政府内部上下权力结构的调整。以往历次政府机构精简和人员裁减,都没有取得持续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变动,行政改革难以触及管理体制本身,外延式的机构改革跳不出“精简——膨胀”循环往复的“怪圈”。同样,对于下放权力,学术界的批评之声也未间断过,所谓“一收就死,一放就乱”就反映了人们的一种普遍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权力下放,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争论。持赞成观点的人认为它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促进了积极发展。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其中带来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倒挂”现象。 正是在经历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种种磨难之后,学术界开始对以往单纯精简机构的改革方案进行了否定。与此相呼应,有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单纯的下放权力也不是行政体制改革的良方,甚至也非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这种认识在80年代后期就已经形成。有经济学家曾总结了两种改革的基本思路,不仅涉及到经济改革,而且也关联到了行政改革。第一种思路认为:(1)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弊端是决策权力过分集中,抑制了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改革的要旨,在于改变这种状况,充分调动地方和生产者的积极性;(3)调动积极性主要靠下放权力来实现。第二种思路则认为:(1)旧体制各种弊端的根源,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2)对于高度社会化的现代经济而言,唯一可能有效代替行政命配置资源方式的,是通过有宏观管理的市场制度来配置资源;(3)因此改革要以建立生产性市场制度为目标同步配套地进行。就政府功能而言,前一种思路即旨在调节中央和地方权力关系的“下放权力”,后一种则是旨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职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第二种思路显然优于第一种思路。 现代化论文:现代化进程中妇女发展展望与对策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主体,它包括价值观念现代化、思维方式现代化、心理结构现代化、行为方式现代化等。妇女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的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妇女的发展。 妇女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妇女作为一个由性别分层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断进行自我超越,追求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妇女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即妇女自我意识的高度觉醒,与男性一样拥有自己的尊严、人格与价值,平等地参与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发挥自己的潜力与才能,但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妇女发展却面临着诸多问题。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中总体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男性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男尊女卑”思想依然比较严重,阻碍着妇女自身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发展的追求,妇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现实生活中还得不到真正实现。一些发达国家的妇女发展道路也警示我们,现代化并不一定带来妇女的发展与进步。如在美国,妇女追求自身的独立自主和人生价值,年轻时就离开父母独立学习、谋生,婚后许多人仍承担社会职务。但这较高的社会地位,是她们中许多人牺牲家庭与生育换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中独身者迅速增加,即使结婚也不要孩子,结果导致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而在日本,女性从学校毕业后暂时就业工作,结婚后便退职回家,专事生儿育女和家务劳动,结果导致妇女自我价值被埋没,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这两种极端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不可取的。此外,目前有关衡量现代化的主要评价指标中,还没有一项能够准确地反映作为性别分层的妇女群体发展水平的。而一项未曾考虑性别因素的战略,往往会带来片面的发展和新的社会不公。 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妇女发展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彻底解决。但是任何强调客观,甚至消极等待、观望、无所作为的思想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我们必须用积极主动的态度和切实有效的行动扎实推进妇女的发展。 一、要真正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各级党和政府是现代化目标、任务、政策的决策者。决策者的认识、行为和认同度直接影响着性别意识在决策中的位置和作用。决策者在制定法律、公共政策、方案和项目时,只有把男女平等作为参照值,充分考虑发展过程中将会对男女两性特别是对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造成的影响,才能使妇女的发展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应抓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将妇女发展内容列入现代化目标和现代化衡量标准之中。一要将妇女发展规划与现代化总目标以及各级有关现代化发展的子规划、公共政策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之中,加强性别统计、性别分析,以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二要将妇女工作真正纳入政府的职能之中,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的实质性的妇女工作部门,更有效地承担起促进妇女发展的职责,改变目前各级政府虽然设有妇女工作机构(协调组织)而实际工作仍由不具备行政效力的群众团体——妇联来承担的状况。三要继续建立完善有关妇女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坚持打击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为妇女平等参与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四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用法律的、行政的、宣传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消除“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影响,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五要关注和有效地解决妇女发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如占妇女人口70的农村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权益保障问题,确保妇女参与国家和地方各级决策管理机构、平等地行使权力问题,妇女潜在的人才资源向显性的人才资源的转化问题,消除色情服务业滋长问题等等。 二、广大妇女要更自觉地参与现代化建设,以素质、作为求发展。妇女只有不断提高素质,积极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伟大实践,作出贡献,才能使自身发展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而未来的社会以知识为本,以能力为本,将为妇女创造更多更好的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机遇。广大妇女要树立起自我意识、成就意识、成才意识、竞争意识,不仅仅把参与社会作为解决自身生存的问题,而且要把参与社会作为人生不断发展,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善于自我设计,在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的基础上,有志于向更高层次迈进,努力做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更新,在志向目标上不断追求,在知识能力上不断充实提高,使自身发展获得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各级妇联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承担起推进妇女发展的神圣使命。要紧紧围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在四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一要通过参政议政等渠道,更有效地推进男女平等国策和性别意识进入法律、法规和政府的各项决策之中,从根本上为妇女发展创造条件。二要进一步密切与各界妇女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情况和问题,加强对策研究,为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提供实实在在的服务。三要进一步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唤起妇女的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引导帮助妇女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高素质,实现自我超越,发挥“半边天”作用。四要适应现代化需求,加强妇联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务实的精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妇联干部队伍,努力探索和改进新时期妇联的思维模式、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断提高妇联的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 现代化论文:我国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分析 [内容摘要] 我国宪法的现代化应当基于两个维度:一是针对原有宪法存在的问题,一是尊重宪法的普适性价值。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二是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人权 民主 价值 形式主义 现代化是一项双向比较运动:一方面,现代化面对过去,过去构成现代化的起点和基础。现代化是对传统的变革与创新,或者对传统的扬弃。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变革、创新或扬弃的过程。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指向未来,而这个“未来”的模式是以已经现代化的国家即发达国家为原型来描述的,其结果,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向发达国家靠近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性概念。对于落后国家,现代化是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或超越的过程。就“面向过去的运动”而言,由于各民族国家背负传统的差异,在变革与创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各国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特殊性。而对“指向未来的运动”而言,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的内容与过程都必然带有某种普遍性。这些普遍性为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参考模式。因此,现代化必然既是一个转化传统的过程,也是一个吸纳普遍性的过程,其结果是:尽管各国的现代化在结果形态上大体一致,但若将各自确立的现代化目标分解成若干细目,则可发现在这些细目的选项上存在着差异。 因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其他国家相比,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现代化。这是在现代化问题上传统因素的特殊性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普遍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同国家宪法的现代化也是“不一样”的。从这一认识出发,确定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必须考虑两个维度:一是要针对原有宪法及实施中存在的特有问题确定解决方向与所要达到的目标,二是从发达宪政国家的现代宪法中概括出基本的普遍性要素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为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就我国而言,宪法现代化的目标应当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确立人权保障与民主价值,一是推进宪法的形式主义。 一、厘清宪法的价值承载 (一)价值在宪法中的意义 1、价值判断与宪法学 根据哈耶克的研究,18世纪到19世纪初,科学尚未分化。像政治经济学这类现在看来非常明确归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在当时既可以称科学的一支,也可以称为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的一支。19世纪上半叶,科学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并形成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严密性和确定性,而科学的成功导致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和术语,出现了狭义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 实证主义正是这种“专制”的哲学解读——它“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主张社会科学必须将自己的范围严格限制于事实领域,因为事实领域可以应用经验的或自然科学的方法,以从中求得确定无疑的规律。” 韦伯也主张,“社会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它不是应当价值中立,而它就是价值中立的”。 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侵入了包括法律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一切分支。法律实证主义为了追求客观性,它也运用所谓“物理的”科学的方法,试图消除科学家的任何主观因素,法律科学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到调查中。 “实证主义导致一切价值判断都是非理性的说教”。价值判断被认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个人的或者集体方式相同的基本评价,也就是说,人员对某一对象物的种种感觉状况转换解释为该对象物的一些特征,亦即被客观化。东西不是美或者丑,行为不是善或者恶,等等,而是一些人员或者人员圈子对它们的中意还是不中意,赞成它们还是不赞成它们。 价值判断被认为是主观的,而且仅仅是一种统计学上的确认:如果多数人对某物持共同评价——他们赋予其相同的用途,或者期待它在相关的人看来具有相同的效用,那么,该事物就有价值。实证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在于:它无法真正做到所谓“价值中立”或“摆脱一切价值”。 与法律实证主义相反,一些学者把他们的研究完全置于价值判断之上,如古斯塔夫·拉特布鲁赫。对他来说,整个法哲学是“法的价值的观察”,法哲学必须探索各种价值,在各种价值的基础上,某一种实在法的法制显示出是公正的或是不公正的,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法。 事实上,法学研究不可能离开价值判断。边沁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是,“(1)确定法律是怎样的;(2)确定法律应当怎样。” 宪法学的研究也应该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一是确定宪法是怎样的,二是确定宪法应当怎样。无论你如何小心,只要你冀望确定宪法应当是怎样的,则无法避开价值判断。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看到(Seeing),从任何重要的意义上来看,都依赖于我们的看(looking),看反映了关切、理论、目的和理念的整个系统,它们引导我们去追寻所考虑的事物中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本性。 马丁·洛克林反问道:我们真的能够在不选择任何价值立场的情况下辩识和安排关于英国宪法的“事实”吗?他说,在我看来,这一学科中的知识必定关系到人的目的以及我们赋予给周遭情境的意义。这标明:首先,知识必须到意义中去寻找;其次,知识是关系性的。知识的这些特性表明: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目的的社会背景之外来确定真理或谬误。 可以得出结论,价值判断在宪法学研究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任何一个从事宪法学研究的人,他必须先为自己预设必要的价值判断,至少他必须确认对宪法学的研究这一活动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判断构成了他研究的出发点,他在研究中可能改变其价值判断,而在改变之前,他一定又接受或形成了新的价值判断。其次,价值判断决定了宪法学研究成果的性质与历史意义。再次,价值判断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宪法学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是宪法学学术进步的前提。黑格尔曾从哲学的角度强调了一个学科内部的分歧与多样性对于该学科的重要性:“哲学系统的分歧和多样性,不仅对哲学本身或哲学的可能性没有妨碍,而且对于哲学这门科学的存在,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绝对必要的,并且是本质的。” 我国传统宪法学的问题在于,过分强调一种单一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其他价值判断的存在。这导致宪法学研究的单调,缺乏创新,研究本身不过是对某种价值 判断的注释。 2、价值与宪法文本(或宪法规范)。 林来梵博士将宪法规范喻为“单纯的容器”,认为它具有价值中立的特性,不排除任何一种特定的价值。因此,事实与价值可以相对分离,任何价值均可以通过竞逐而注入宪法规范。 这一观点的缺陷在于:事实上,并不存在价值中立或者不含任何价值观念的宪法规范。首先,事实上,宪法所特有的价值理念,如权力、权利、正义、民主等价值观念都是先于宪法观念之前而产生的。 制定宪法的动议及制定的整个过程都是在一定的价值理念指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宪法在制定时就已经被预设了价值理念。此时,价值是制宪者为宪法预设的道德目标。宪法规范只是作为这种价值理念的实现手段才被确定下来的。因此,宪法规范根本不可能与价值分开来,“单纯的容器”是不存在的。正如马丁·洛克林的断言:“不存在关于英国宪法的价值无涉的事实。” 其次,并不是宪法文本中每一个宪法规范或每一具体条文都能读出价值内涵。但这并不排除一些规范或条文,如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直接表述宪法的价值,这类规范可以称为宪法的价值规范。其他不直接表达宪法价值的规范可称为非价值规范,它又可分为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两类。从形式上看,相同或类似的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在任何一部宪法都可以找到,它似乎不含任何价值观念。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在一部宪法中,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总是要与价值规范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宪法规范的整体,而且,技术规范和社会规范只有在促进价值规范的实现过程中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因此,即使内容完全一样的技术性、社会性宪法规范,在纳粹德国和其他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国家,实践中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价值倾向。从根本上讲,宪法的价值是通过所有宪法规范组成的规范系统所发挥的整体功能来体现的。再次,宪法一旦颁布实施,其价值作为一个系统或整体隐藏在规范的背后。价值必须借助于概念和逻辑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转化为调整具体宪法行为、宪法关系的规则体系,才有可能在具体的行动领域得以彻底、全面的贯彻。这一过程,一方面使宪法规范获得了正当性,另一方面也为宪法规范及宪法规范的具体适用过程获提供了评价的标准。 我们以往的宪法并非没有确立价值,而是所确立的价值仅停留在纸上,换句话说,宪法文本叙述的价值与宪政实践中的实际价值诉求并不一致。 (二)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 1、对人权保障作为宪法价值的一般考察 (1)西方国家一开始就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其经典表述是: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自近代以来,宪法在西方世界一直是一个极具价值意义的概念。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为我们建立起一套关于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学说。同时,为实现人权保障价值,他们还绞尽脑汁设计出以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制方案。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特别是1791年获得批准的“权利法案”,使这套价值体系及以此为基础的政制方案在北美洲率先实证化。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 1789年在法国大革命中诞生的《人权宣言》宣称:“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 人权价值成为宪法存在的前提,法国革命者们情绪化地高喊:“无宪法,毋宁死!” 法国1791年、1793年、1795年宪法都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作为宪法所依据的基本原则; 1946年、1958年两部宪法序言虽未将《人权宣言》置于篇首,但都确认了1789年《人权宣言》所载权利与自由。至此,“人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了”。 美、法两国宪法极具示范效应,以人权价值迅速获得了普遍认同。到上个世纪,亨金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 人权保障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宪法的首要价值,几乎在当今170个国家的宪法中都被奉为神圣。 (2)近代以来中国接受宪法的直接动机是富国强兵,人权保障未成为宪法的核心诉求。 在中国,宪法是舶来品,对宪法的接受不是基于价值认同,而是别有原因。面对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的强烈挑战,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 先是在器物上感到不足,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举办洋务。及至中日甲午一战,洋务运动破产,人们才痛切地认识到,西方国家强大的原因不止于器物,更在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 “日本有宪法而强,中国无宪法而弱”。 于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 立宪强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基本共识。1904年的日俄战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信念:“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他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谈到1954年宪法时也说:“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清末以来的各种政治力量之所以“接受”宪法,其实都是将宪法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来看待的, 保障人权未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哈耶克曾追问:“难道宪法的作用仅仅在于使政府顺利且有效地运转,而不管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追问:难道宪法仅仅在于富国强兵或者国家稳定,而不问国家的目的? 不过,1949年后的几部宪法在形式上似乎更关心人权,但其理论基础并不是前面提到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哲学。几部宪法在价值上都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始终没有将人权保障确立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宪法的主要目标仍然不是保障人权,每一次修宪都发生在国家重大政策、方针发生变化之后,每一次对宪法的修正都不过是为新的政策、方针提供“合法性”。第二,即使宪法文本中将“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放在更为显著的位置,或者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得特别完善、全面,但由于未规定违宪审查、宪法诉愿等制度,这些基本权利的规定常常停留在纸面上,难以落到实处。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全面规定并将这部分内容放在显著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第三,强调国家或民族的集体权利如发展 文秘站: 2、将人权保障确定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彻底贯彻,仍然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这一目标意味着:(1)要确立人权保障价值相对于秩序、效率等其他价值的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人权保障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在人权价值与其他价值冲突时优先保障人权,不能在秩序、效率等的名义下损害乃至牺牲人权价值。(2)要将这一价值贯穿整个法律体系,保障人权是整个法律体系的核心精神。这就是说,不仅是宪法,而且其他法律规范体系也都要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目标。(3)价值是制度和规范的灵魂,但价值不会自动实现,它必须化为具体的制度和规范(即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及其保障制度)并通过制度与规范的执行来实现。这要求人权保障制度如宪法诉愿、违宪审查等制度的建立、健全与完善。(4)为避免绝对化的理解,我们还必须明确:强调人权保障价值对于宪法的重要意义,并不意味着人权价值是绝对的。相反,“权利观念承认对权利的一定限制是允许的,但限制本身应受到严格限制。”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在以下两方面是可以被接受的:一是平等的要求。即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平等地受到保护。为保证每个人都平等拥有权利而产生的限制是可以容忍。二是紧急状态的要求。国家在面临重大自然灾害如地震、瘟疫及严重的社会动乱如战争等紧急状态下,为防止因紧急状态的发生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可依法对公民合法权利进行一定范围、 一定限度的限制乃至剥夺。但这种限制或剥夺,其范围和程度必须事先严格限定,而且还应当有一个确定的底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以下公民权利是不得克减:人的生命权,不得施用酷刑,不得使用奴隶,不得仅仅因无力履行约定而被监禁,不得把追究溯及既往的行为定为犯罪,人格权受尊重,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不可侵犯,等。当然,还必须明确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侵害时必要的救济手段和途径。 在这一底线之下,国家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其他权利的限制与剥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廓清宪法的民主价值,实现政治的民主化与民主的法律化。 1、代议制成为实现民主的根本形式。 在十八世纪的英美世界,民主是“表示由人民治理的政府”,即“它不只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而且实际管理政府的权力也在人民手里。” 这种理解在当时被称为简单民主或纯粹民主制,也即后来所谓直接民主。美国制宪时代的思想家们并不看好甚至反对民主,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将民主理解为直接民主。 根据卢梭的教导,由于规模等难题,直接民主是不可行的。 同时,当时的思想家们还存在另外一个担忧:多数决定原则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 古希腊时期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法国大革命时期以“民主”的名义对人权的践踏与忽视,都是“多数的暴政”的显例。由于这样的原因,在美国宪法中通篇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但是,美国的宪法确实是对民主的确认!不过,这种民主即美国早期称为“共和”的代议制度,而非直接民主。代议制度被认为是“用少数来取代多数”,最早来源于英国。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相信,在下院他们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已经为自己的自由建立起制度的保障。他们将“民主制”(即代议制)一词与君主制和贵族制合在一起使用,都作为其混合政府或者平衡政体的一个核心部分。 2、宪法对民主的确认。 现代宪法理论认为,民主是宪法产生的前提,宪法是对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 各国宪法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确认了民主: (1) 对“人民主权”原则的确认。“人民主权”原则是民主的精髓, 它已经成为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序言写道:“我们合众国人民……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1958年法国宪法,第2条规定:国家的原则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第3条规定:“国家主权属于人民”;第4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20条规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合作的联邦国家”,“全部国家权力来自人民。” 我国1949年以后的几部宪法也都规定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2条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2)规定代议民主的制度构成和程序。民主在本质上是一套程序。程序对于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就是要通过严格的程序确保代表或议员不会偏离选举人的意志行使权力,使他们能始终代表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民主是一种多数决策的过程,在决策前并不存在预设的实体结果,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结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事先接受了形成这个决策的程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程序决定了实体。在这方面,我国的宪法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一、宪法规范的内容重实体而轻程序。宪法对民主的程序规定篇幅很少,残缺不全。 二、宪法中未确定正当程序原则。一般认为,现代西方立宪主义的核心是“正当过程”条款(the due process clause)。 (3)规定对代议民主的制约和补救。从各国宪法来看,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创制、复决权。这实际上是承认一定条件下公民享有直接立法权,以克服或纠正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不能有效地反映民意甚至违背民意的现象。二是规定全民公决。这是通过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某一重大问题的制度,它通过公民以主权者的身份直接行使的决断权。三是规定对代表或议员的监督与罢免。我国宪法未规定公民享有创制、复决权,也未规定全民公决制度。对代表的监督与罢免的规定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3、民主应当成为我国宪法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目标。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制度极为推崇。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甚至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因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根本性的内在矛盾,“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于是“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 笔者对所谓“历史终结”抱有谨慎的疑虑,但仍然非常赞同福山的初步断言: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 民主原本具有手段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但人们逐渐发现,民主早已超越了其手段或技术的意义,而具有独立的价值——对人权的程序保障在某种程度上比实体保障更为根本,人权的实体保障最终通过程序保障来实现。民主本身也成为宪法的价值诉求。 从民主的价值出发,我国宪法现代化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民主化。政治是在共同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和将付诸实施的活动。 权力是政治的基本要素,政治的实质就是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用。因此,政治民主化意味着,所有公共权力必须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所有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反映人民的意愿。 (2)民主政治法律化。公共权力的获得和运行都必须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或者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规范。这要求宪法对公共权力的获得与运行要作出完备的规定。民主可分为人治民主即以人治方法实行的民主和法治民主即以法治方法实行的民主。法治民主的基本特征包括,用法律来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并按照“服从法律的就应当是法律的创造者”的精神与要求来制定法律;法律至上;国家权力受宪法和法律限制;已制定的法律得到严格实施。 法治民主所蕴涵的正是民主政治的法律化。 (3)建立以权力制约机制,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就我国目前而言,最关键、最紧迫的是,尽快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二、推进宪法的形式化 (一)形式合理性优先:宪政的法律之维 理性在启蒙运动以来被用以为价值之源和对现存事物批判的标准。启蒙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宗教的猛烈批判,整个社会表现为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即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过程,这实质上就是一个世界走向理性化的过程。“理性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他对经济、法律、政治和行政管理等社会制度合理化发展的分析工具。在韦伯那里,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可以准确计算的合理性。而实质合理性则指由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某些其他的要求来衡量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从根本上不具有可精确计算的属性,因为用以判断实质合理与否的价值是无限多的,不仅仅有来自于政治上、伦理上和习俗上的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理论、观念和原则,就是在那些信奉同一种政治和伦理学说的人们中间,也不大可能有两个人的价值标准在一切方面都完全一致。 可见,实质合理性意味存在着一套主观的、价值的标准。学界虽然承认存在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但终究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标准,甚至探究这种确定标准的手段也难以获得。追求实质合理性的道路充满崎岖,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追求难有实质意义上的结果。从法律的方面看,强调“实质合理性优先”虽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极具诱惑的正义理想,但它在 司法领域的贯彻,将导致个案正义优先于普遍正义,法外的标准优先于法律的标准, “直接追求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实践也总是难以摆脱人治、专断、反复无常或神秘主义等非理性力量的控制。” 诉诸实质合理性的司法,导向一种人治的司法模式。 而“法治主义强调形式合理性优先”。 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法制现代化的一个基本的起码的要求。 韦伯在其关于法律的论述中,特别强调法律的形式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他赋予法律的形式理性以相对独立的地位。D·M.特鲁伯克将韦伯的法律形式理性解释为: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其逻辑性也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具体体现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种思维富于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逻辑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韦伯还进一步揭示了法律形式理性的意义:特殊的法的形式主义会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言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他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是法律的生命所在。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指用理性化的法律来判定是非曲直”。 因此,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它要求宪法必须成为法律,而不能是政治宣言、道德原则,这已经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这就要求,宪法的内容尽可能采取法律的外在形式,即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跟其他法律一样,能以特有的“法律”的方式或依实施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基本手段予以实施。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实质就是宪法采行法律的形式,宪法的形式合理化即是宪法逐渐采行法律形式的过程。 那种认为宪法主要用以确认个人尊严、基本权利与自由等价值,其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的主张,体现的是一种对宪法的“实质合理性”理解,它将宪法所追求的目标确定为“实质合理性”。这意味着,在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优先考虑实质合理性。我们承认,宪法的确对人权等最根本的、最重要价值目标给予了正式确认。但是,宪法也是法律,因此在制(修)宪的过程中,也同法律一样,“应当最大限度地将实质合理性转化为形式合理性”,“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合理性由个别存在物转化为普遍存在物,由分散无序的状态转化为理性可以把握和预计的固定形式”;在宪法的实施中,也须“借助于而不是绕开形式合理性去实现实质合理性”。 因此,宪法也不例外,其生命也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 强调宪法的形式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宪法实质合理性的否定或排斥,它仅仅表明:宪法的形式合理性相对于实质合理性而言,具有优先性。即:(1)宪法的实质合理性通过形式合理性予以实现。(2)在宪法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相冲突时,以形式合理性所确立的标准来最终判定实质合理性。(3)宪法的所有内容尽量实现形式的合理化。“在所有理性化的法律制度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 因此,宪法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必然意味着宪法形式主义的兴起。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都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目标。这体现在:(1)宪法详细而全面地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却没有规定保障的具体制度和途径。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受到侵害,却无法有效的救济。(2)宪法规定了国家机关权力的范围、种类,甚至也规定了行使的程序,但却未规定违宪审查制度,面对大量存在的违宪行为,宪法却无能为力。(3)宪法中过多地规定政策、方针及其他非规范性内容,一些本来是规范性的内容却又未具体规定如何处理,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宪法至今仍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其价值诉求的。因此,我国宪法的发展必然有一个形式合理化的过程。宪法的形式合理化是我国宪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 (二)程序正义优先:宪法的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指人的从事和选择正当行为的机能和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具有从事正当行为的欲望、愿望和能力;其次,存在一个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法的实践理性即意在探寻法律的正义在实践中确定的判定标准。那么,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过程中,我们将根据什么方式来确定“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的公共的普遍的标准”?一般来说,有两种方式:一是根据行为的结果,一是根据行为的过程。如果借用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概念,那么,就前者而言,可以理解为实体的正义,它“意味着只要结果正确,无论过程、方法或程序怎样都无所谓”; 后者可理解为程序的正义,它意味着“无论处理个案的过程所得出的具体结论是什么,这一过程都应当受到某些实体正义之外的其他正义原则的指引和限制”, 也即是说,要考虑程序自身的存在理由,或者说是要确立程序的独立价值。 问题是,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取舍?这才是我们关注这一问题的关键。宪法的实践理性要求在宪政实践或宪法实施中获得一套客观的、确定的标准,是依实体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抑或依程序法的规定来判定正义?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取实体正义优先还是程序正义优先?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理论回答了这一问题。 罗尔斯以分蛋糕的比喻为例将程序的正义分为三种:一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这种情况下,“对什么是公平的分配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一个脱离随后要进行的程序来确定并先于它的标准。”而且,“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可能的。” 由于标准不在程序之中,要探究这一标准是困难的,因此,罗尔斯警告说,“完善的程序正义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罕见的。” 实践中,我们并非要真正的、绝对的达到平均分配蛋糕,而只需确定由动手切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自己的一份,即可认为它符合正义。可以认为,只要设计的程序被认为是正义的,其结果也被认为是正义的(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并非这个结果就真的是正义的)。二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其基本标志是:“当有一种判断正确结果的独立标准时,却没有可以保证达到它的程序。” 刑事审判被罗尔斯分类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某被告是否真正犯罪存在着绝对的标准,但除了万能的上帝,人类并不掌握任何时候都能满足绝对标准的认识手段,实际中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就与分蛋糕并无多少区别。 也就是说,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的情况下,仍然是以程序是否正义来判定结果是否正义的。三是纯粹的程序正义。它“不存在对正当结果的独立标准,而是存在一种正确的或公平的程序,这种程序若被人们恰当地遵守,其结果也会是正确的或公平的,无论它们可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只要程序正义,其结果就一定正义。 从理论上讲,在罗尔斯关于程序正义的三种分类中,程序的地位是略有差异的。但在实践中,结局都是一样的:实体的正义最终都由程序来保证,即程序正义决定实体正义;或者,在二者冲突时,程序正义应当优先于实体正义。 关于正义的理论适用于法律的领域,产生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及其关系的问题,在确定以什么标准评价人的行为正当与否时,出现了实体法中心观和程序法中心观两种对立的主张。前者认为,完美无缺的实体法是前提,程序法仅仅是“助法”或“附带性规范”,即“程序仅仅是以判决的方式产生出其结果的机械性过程或就是这个机械本身。” 程序法中心观则认为,程序法并不是助法,而是实体内容形成作用的法的重要领域。实体法上所规定的权利义务如果不经过具体的判决就只不过是一种主张或“权利义务现象”,只是在一定程序过程产生出来的确定性判决中,权利义务才得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实体化或实定化。 程序不仅具有独立的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实体法是通过程序法来确定的,即所谓“程序是实体之母,或程序法是实体法之母。” 针对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的现状,笔者曾撰文指出,“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在该文中,笔者讲的是一个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即宪政建设的先后次序、以何者为重点的问题。这与本章中笔者提出的宪法程序正义优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相信细心的读者一定已了然于胸。 宪法程序正义优先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的意蕴。其基本含义是:第一,宪 法内容的程序化。它要求,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化为一种程序性规范,或者说,尽可能使宪法的实体内容通过程序规范体现出来。宪法的实体价值隐藏于程序之中。这意味着从立宪、修宪到宪法实施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遵循法定程序,意味着国家权力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不同机关的权力均由法律加以明文规定并严格按照预设程序运转,意味着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第二,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一方面使宪法程序尽可能合理、科学、完善;另一方面,赋予宪法程序以独立的地位,以及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冲突时优先考虑程序正义的合法性。 (三)当前我国宪法形式化的主要内容 本章所讲宪法形式化,既包括宪法的形式合理性,也包括宪法的程序正义优先所导向的程序化倾向。实现宪法形式化的一个前提,是存在一套以宪法形式主义为目标的、完整的、内部协调的概念、范畴体系,一套能对当前绝大多数宪法现象做出自洽性解释的、完备的宪法理论。针对我国宪法的实际,当前关键是要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宪法文本的形式合理化。(1)制定一部可包容香港、澳门及未来台湾等与大陆实行不同制度的统一的宪法典。(2)重订宪法序言。应减少序言中对历史、政策等的叙述性说明。(3)宪法内容的规范化。最大限度地使宪法中的内容都成为宪法规范,尽可能使宪法条文中规范结构完整。(4)减少宪法中的政策性、道德性等非规范性规定。 2、建立、健全四大宪法制度。(1)健全宪法解释制度。(2)建立违宪审查制度。(3)建立宪法诉讼制度。(4)健全宪法效力保障制度。 现代化论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灵魂和主线。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部署,对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提出明确要求,在理论上有一系列重大创新,在政策上有一系列重大突破,充分体现了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高度自觉和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坚定决心。当前,我们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牢固树立进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以改革精神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逐步实现治理腐败能力现代化,坚决遏制腐败蔓延。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方向 方向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政治性、政策性都非常强。只有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有针对性地设计时间表、路线图,才能实现改革成本最小化、成果最大化。 紧扣“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就是第一次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体现了当前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既是“五位一体”改革的重要组成,也是重要保障。各项改革要顺利推进,都离不开风清气正的改革环境,都需要全程加强反腐败工作。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等改革措施,本身就是源头治腐的重要举措。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不能单兵突进,必须与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同步谋划、同频推进,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 紧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主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中央纪委着眼于新形势新任务,对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作了进一步明确,就是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任务,全面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从浙江的实践看,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通过调整机关内设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等举措,收紧了拳头,突出了主业。当前,要把这一要求贯穿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始终,通过改革推动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职责,集中精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紧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目标。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效果如何,干部群众能否满意,关键是要看腐败蔓延势头有没有得到遏制。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必须着眼于这一形势,全面破除不利于坚决查办案件的体制弊端,弥补权力监督制约不力的制度缺陷,使惩治更加有力、预防更加有效,以腐败遏制度、群众认可度、社会信心度等实际成效检验改革成果、取信广大群众。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 总书记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目前反腐败体制机制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就要在这些紧要处发力,通过“小切口”解决“大问题”。 强化党委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这些新要求针对性强,关键是抓好落实。建立党委领导班子定期研究、带头检查责任制落实情况,以及党委每年向上级纪委报告责任制落实情况等制度,以加强对党委主体责任的动态考评。近年来,浙江省坚持推行“三书两报告”制度,通过给党委、政府领导发送责任分工报告书、落实任务建议书,给牵头部门发送责任分工函告书,党委常委会听取党政领导专题报告,纪委听取牵头部门情况汇报等,强化了党委的主体责任和主体意识。同时,要制定责任追究办法,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对重大违纪违法行为,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也要追究领导责任,增强责任制的刚性约束。建立健全启动程序,注重从信访举报、案件检查、执法监察、巡视等工作中发现问题,确保责任追究及时、准确。 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项决策符合党章精神,切合实践需要。当前,关键是要研究制定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明确双重领导的具体内容和方式。特别是在查办腐败案件和下级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考察等方面,亟须出台更加细化、明确的操作办法,使上级纪委加强领导有章可循、下级纪委接受领导有据可依。 强化派驻机构的监督职能。派驻机构是各级纪委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好这支队伍作用,等于增加了一个纪委的力量。党和国家机关领域广、部门多,全面派驻很难一步到位。要从实际出发,条件成熟一个派驻一个,逐步实现“全覆盖”。此外,要在纪检监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强化统一指导和协调,防止派出机关内设部门多头下达任务,解决派驻机构疲于应付、工作难以深入的问题。 强化巡视制度的监督作用。当前,巡视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坚决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新要求,全面推进巡视工作制度创新。从近几年浙江省巡视实践看,注重拓面延伸、加快节奏、发现问题,巡视监督作用不断彰显,实现了机关、地方和企业的“全覆盖”。在巡视重点上,要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放松,适时开展专项巡视和重点巡视,着力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在结果运用上,要加强问题分类处置,建立快查快办机制,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快速启动、立巡立查。 牢牢把握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路径 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先例可循。要深入调查研究、把握规律,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渐进和突破相衔接,使各项改革措施逐步落实、逐见成效。 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到2020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从现在算起,只有短短7年,时间紧、任务重。要统筹谋划、倒排时间,尽快出台更加细化、量化的“一揽子”改革进度表,抓好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要结合实际,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研究制定一系列能落地、能管用的举措,注重制度设计的细节。要把监督检查贯穿始终,充分运用专项督查、重点抽查等多种形式,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评估,对不及时推进、不按规定改革的,要限期整改、倒查责任、传导压力。 坚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改革既要谋变,也要求稳。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涉及权力、利益再调整,不可能一步到位。要从外围到核心、从增量到存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做到“小步走、快步走、不停步”。对于推进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等新部署的任务,以及推进新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等工作,可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推开;对于完善派驻工作机制、改进巡视监督制度等已有实践基础的改革措施,要抓好经验总结和顶层设计,迅速启动、加快推进,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坚持群众路线、鼓励创新。改革是开创性事业,力量在于群众,办法来自基层。从浙江省反腐倡廉实践看,正是基层和群众在建设村务监督委员会、防止利益冲突、防控廉政风险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提升了治理腐败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必须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对于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探索中的新招、实招、硬招,要及时发现、认真提炼、积极推广;对于改革探索中的一些失误和不足,不搞求全责备,积极加以引导,不断改进完善,更大限度地释放基层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 现代化论文: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与促进对策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 内涵 特点 制约因素 对策 摘要:基于学界对农业现代化基本内涵的不同观点,提出对中国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不同于世界各国的个性特点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及途径。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关系着中国几亿农民的切身利益、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面建设更加富裕型小康社会的实现,而且关系着中国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可以说“三农”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途径。在党和政府日益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学术界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了高度重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农学等学科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其中农业现代化问题一直是学术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世纪中期我国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来,学者们围绕着农业现代化的科学界定、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长时期的讨论,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有以下几种: 第一、转变论。人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出发,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世界范畴的、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它作为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和阶段性的发展过程,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传统的生产部门转变为现代的产业部门的过程。 第二、过程论。学者们认为农业现代化不是农业领域一个方面、一个过程的现代化,而是全方位、全过程的现代化。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流通与消费过程的现代化及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 第三、制度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由于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推广而引发的组织制度、管理方法的变革与创新。 第四、可持续发展论。认为农业现代化的完整涵义是用现代技术和生产手段装备农业,以先进的科学方法组织和管理农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素质,把落后的传统农业改造成为具有高度生产力水平、能保持和提高环境质量、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的过程。 我们认为,对农业现代化的界定,不能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界定。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应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所应有的“共性”和我国农业现代化的“个性”上去把握。一方面,要借鉴国外农业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依据国际公认的现代农业的标准来定位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的历史背景、社会、经济与教育、科技发展水平、生态资源及劳动力条件等因素,走自己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科技、农业管理、农业劳动者的现代化、农业产业组织的社会化、农业生态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二、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在分析、界定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学术界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点也进行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位学者的观点表述上虽有差异,但通过疏理后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主要是研究视角的差异。 从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来审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认为:从世界上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来看,农业现代化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以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为代表,他们主要走从现代机械技术起步到现代生物化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二是以日本、荷兰、比利时等国为代表,主要走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起步到现代机械技术的发展道路;三是以法、德、英等国为代表,走机械技术与现代生物化学技术同步发展道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既不能走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型的、以机械化和化学化为特征的道路,也不能照搬以日本为代表的人多地少型的、以生物技术的实现为主要特征的道路。而应根据中国特定的条件,走资源节约、技术优先发展的道路,走现代生物技术与现代机械技术、精耕细作的传统技术与现代农业科技、机械化、半机械化与手工劳动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5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至少应具有多样性、综合性、工程化等三个显着特点。6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加农村工业化,其发展道路应该是走集约农业、高效增收和持续发展的路子。 把农业现代化看作是一种过程的学者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特征应从其所具有的动态性、区域性、世界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上去分析。因为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相对性较强的概念,只有阶段性目标而没有终极目标,即在不同时期应当选择不同的阶段目标以及在不同的国民经济水平层面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同时农业现代化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点,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条件有很大差异。但强调这一点,并不能否认我国农业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要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因而也应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分析农业现代化,依国际标准来确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认为农业现代化是一种手段的学者们则从农业现代化的构成要素上来分析农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认为: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生产技术科学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农业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上学者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特征的表述,都有可取之处,如同我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一样,对其特征的描述 也可以是多角度的。我国农业现代化应避免重复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弊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但也要避免“一刀切”走灵活多样的发展道路。从整体上看至少应具备如下特征:第一,把现代生物科技与机械技术结合起来,寻求传统的精耕农作技术和现代化农业在保持生态良性循环下的有机结合;第二,农业现代化必将与农业的商品化、产业化、集约化相伴随;第三,就全国而言,农业必将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第四,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实现与城乡差别、地区差距的缩小、农村工业化与乡村城市化以及农民的现代化等问题有机结合起来。因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农业内部,它与国家经济结构、产业政策的调整、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民与农村的现代化密不可分。 三、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在推进农业现代化方面虽有长足进步,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有学者参照国内外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建立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标体系,并与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比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描述。10也有的学者从区域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对中国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做了实证研究。11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上的差异(2001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的衡量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有数十种之多,白人朴在《关于衡量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的探讨》中有详细论述,原文刊载在《实验研究》2001年第2期),学者们大都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无论在速度、规模、结构、效益、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有较大差距。这一客观事实,使人们日益关注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制约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从农业生产要素的层面来探讨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中国传统农业未能向现代农业转型,劳动者(高素质)、土地、科技、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欠缺、要素市场发育迟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 没有高素质的、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懂得现代经营管理知识的新型劳动者,中国农业要实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2农业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的现代化,离不开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支撑。资金短缺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瓶颈,如何建立一个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与资金保障体系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土地市场化与农地使用权流转一直是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学者们关注的,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水平、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等问题,而且关系到农民的利益。 其二,从制度与公共政策的层面来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在农业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起着很大作用。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农业》中就曾断言: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制度的变革。学者们对中国农业制度变迁的历史及制度效益进行了历史考察。18对农业制度变迁的内涵、特点及制约当前农业经济制度创新的深层障碍,如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不清晰的产权制度、不合理的税收制度与风险分摊制度等,展开了充分研究。19 在对农业制度变迁进行审视的同时,还有学者们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国家公共政策的取向等方面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探讨。20 21 其三,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的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认为,目前实际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滞后的城市化是导致中国农业落后的原因。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制度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制度变迁、制度效率的改善来影响其他各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和效率来实现的,其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直接贡献与间接贡献。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同其他投入一起共同推动农业经济的增长,直接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间接贡献是指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对其他要素投入起保证、激励、阻滞或诱导作用,间接促进经济增长。制约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主要有: 1.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农业机制尚不健全。尽管农业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严格地说,目前市场农业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尚不健全,要素流转和生产安排仍有盲目性。(1)农户没有真正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农户在投资决策上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盲目性、产品的单一化、市场行为的趋同性,导致农业生产经营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2)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足。由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及尚未根本改革的户籍制度妨碍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发育,使以劳动力为典型代表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始终滞后。(3)社会化服务体系滞后。服务体系在多数地区还不健全,推进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加工、销售等社会服务体系明显滞后。 2.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灵活。未能建立与健全有效的土地流转与集中机制,使土地难以在很大范围内流转与合理配置,妨碍了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3.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没有形成,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农业公益福利事业的投入也严重滞后于城市水平,使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益福利事业体系发育不足。 4.不清晰的农村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性质模糊不清、资产所有权代表不明确,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利的基层政府和部门对农民利益的侵害成为可能。 四、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对策、措施 如何化解制约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人们从各个不同侧面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许多好的对策、建议。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类: 1.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经营。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可行性的思路是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消除土地投资的制度风险,克服农民的短期行为;另一方面,实现经营权的自由流转,有利于土地这一稀缺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适度集中。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实现农业就业在社会就业中所占比重的降低,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我国现行条件下,实现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依靠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3.加强农业市场体系和产业化组织建设,进一步协调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为此,国家要积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流通、科技开发的各种专业性服务机构;大力发展农业市场组织,对农业生产和流通环节,提供技术、资金、信息、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市场咨询和服务,使农村经济和市场经济接轨;消除各种自然的以及人为的经济和行政的市场阻隔障碍,使农村经济发展纳入统一的市场经济轨道。 4.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其转化和应用步伐。其一是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在鼓励社会多元化投入的同时,应大 力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的财政支持力度;其二,加大对农业科技的基础性研究的投入;其三、把农业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体系转向社会化,逐步形成以企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各种产业化组织为主体的多元化农业科技推广体系。 5.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力度,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使他们成为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现代商品生产者。 6.实现城乡统筹,消除二元经济阻隔,在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7.不断深化改革,消除制约农业现代化的体制、机制性障碍。31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解决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在不断推进农业制度创新的同时,我们认为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而不能随意改变其制度内核。 第二,坚持农地集体所有,明晰土地产权关系。目前土地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科学、规范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增强生产要素重组的灵活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通过规范流转行为、明确利益关系,鼓励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生产的专业化。 第三,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坚持多样化,不搞一刀切。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农业制度创新形式的选择与推进,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不要强行移植,也不能靠行政推动,必须坚持多样化发展。 8.结合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来推进农业现代化。 9.从历史借鉴的角度来论述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这主要从世界各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方面来阐述。 现代化论文:中国物流现代化及其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物流是进行生产和建设的物质前提,是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客观基础,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深远的经济意义。 一、中国物流现代化进程中的成就与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19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9.9%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每年增长7.4%。物流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逐步改革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分配体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突破了在国有经济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不是真正的商品的束缚,培育和发展了生产资料市场,改变了物资流通格局。 第二,从西方和日本引进了“物流”概念,借鉴其理论和方法,从大流通的视角,不仅把运输、装卸、仓储、包装和流通加工等物流环节作为一个系统,而且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流通、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视为一个整体,从而有利于货畅其流,提高效益。 第三,以较快的速度和较大的规模增加了物流设施。中国交通运输的主力是铁路,其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4.86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5.46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从1978年的 10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9700公里。公路从1978年的89.02万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115.7万公里。1996年又新增公路2.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增加11 17公里,已建成通车的高速公路里程达2141公里。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1978年的8300公里增加到1995年的 17200公里。远洋运输的国家的主力船队——中远集团船队于1996年已发展到1700余万载重吨位的能力。民用航空运输仅机场建设从1980年至1995年共投人475亿元,1955年底全国拥有137个机场,其中4个可容纳波音747-sl个可容纳波音737。包装已经形成包括包装材料。包装制品、包装机械。包装装境印刷等门类齐全的新兴产业。在装袭搬运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叉车、托盘以及其他机械等等。 第四,通过国内研制、生产和从国外引进,提高了物流技术水平。如大力发展集装箱运输,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装产业已研制和开发数千项新产品,基本上适应国内资源特点并符合国际包装的发展方向,大大提高了包装水平和质量,不仅在出口商品中基本扭转了“一等商品、二等包装、三等价格”的现象;而且也明显改变了重大产品由于包装不善造成的损失,如改变了水泥包装,每年大约节省水泥土500—600万吨;改进了化肥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l亿多元;改进了平板玻璃包装,每年大约减少损失100多万重箱。与此相联系,推行了物流标准化,而集装单元标准化是其基础,已经从单一商品的标准化逐步走向商品系统整体的综合标准化,也就是从货物分类编码、计量单位。包装方式、装卸设备。运输工具、库存条件。安全要求等等,逐步实行统一化、系列化、通用化,并与国际物流接轨。 第五,在物流管理方面,1991年初国家体改委和前物资部在无锡进行以配送为突破口的物资流通制综合改革试点,近几年又进行了制试点,并推选连锁经营。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700家连锁公司,1万多个门店,钢材与汽车销售的金额已超过250亿元。由于采用了这些现代化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管理水平的提高。 第六,在物流信息方面,从流通企业到管理部门,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从八十年代末以来,较多地采用微机,各物流部门已初步形成覆盖面广、横向纵向相结合的信息网络。 总之,物流的发展保证和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流通部门的一些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二是很多国有生产资料流通企业转换机制较慢,管理不力,从1993年下半年以来,有的出现亏损,近两年甚至出现全行业亏损。三是物流的整体技术水平仍然落后,例如准高速、高速列车今年才起步,由铁道部部主持的时速200公里及其以上高速列车综合试验至1999年年初才成功。四是物流系统中的“瓶颈”制约未完成克服,交通运输尤其是铁道运输仍然比较薄弱。五是对减少环境污染重视不够,如包装材料在生产和使用中,回收利用不够,造成污染,尤其是塑料包装制品造成白色污染比较突出等等。 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流现代化的内容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大,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人均资源较少。经过48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提高,有些部门的总量指标在世界上已位居前列。 落后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与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并存,以大量的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较低的群众为基础的落后科学技术与少量的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并存,广大的经济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与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比较发达地区并存。因此,中国物流现代化具有如下四个特点: (一)时间上的长期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实现现代化一般不需要太长的时间,如亚洲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地区,在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起步,至七十年代基本完成。但据中国国情,具有巨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不能急于求成。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于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而实际起步则是1978 年的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面完成大约要到21世纪中叶。包括在四个现代化之内的物流现代化,显然也要到那时才能全面完成。 (二)地区间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经济比较发达,改革开放以来,兴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省五个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开放了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等等,现代化进程很快,大约到2012年,可以基本实现物流现代化,正如所指出的:“力争经过20年的努力,使广东及其他有条件的地方成为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地区。”至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特别是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都很大,可以加快开发,但完全实现物流现代化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三)技术上的多元化。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也由于各种货物具有不同特性并对物流有不同的要求等原因,在技术上应兼容必要的手工劳动、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和高技术自动化,形成多元结构。 (四)宏观上的调控性。物流现代化不仅需与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协调,而且需要在地区协调。同时,各物流环节之间也需要协调,从而涉及到国家的总体规划、经济政策和技术政策,因此,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功能的同时,必须有国家的指导和扶持,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 基于上述,中国物流现代化主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进: (一)物流设施现代化。现代物流设施,是物资空间转移和在一定时间内必要停留的载体,时至今日,在数量上仍然不足,例如还有相当大的地区不通铁路,又如港口泊位不足和有的泊位装卸效率低,仍有压船压货的现象等等。可见要建立一个综合的高效的现代化物流系统和网络,仍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二)物流技术现代化。与物流设施现代化紧密相联,必须使物流技术高度化。仅就铁路运输而言,蒸汽机车占有较大的比重,时速较慢;电气化铁路1960年才从四川铁路宝成线上出现,至今也不过1万公里左右;准高速列车1999年4月1日已经起步,要在各中心城市之间建成高速、超高速铁路网尚需较长的时间;此外,需要建高速公路网,建立高效能的机场和港口,发展集装箱运输,建立立体仓库,利用改造废矿井作为地下仓库等等。 (三)物流信息系统现代化。信息在当代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建立中国信息高速路的同时要着力建设物流信息系统。 (四)物流管理现代化。物流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都应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在实现经济体制转轨和增长方式转型的两个转变过程中,应建立现代财务、成本、质量管理和科学决策制度;继续发展、配送连锁经营等新的物流方式和经营方式,发展集约型的配送制,推行佣金制,推进连锁经营的规模化、规范化;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最低库存(Just-in-time inventory)甚至零库存等新的管理方法。 三、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12亿多人口,经济规模大,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在市场。仅就直接以物流为基础的商品市场而言,1996年消费品零售总额为24614亿元,全社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35700亿元,外贸进口总额为1388亿美元。到21世纪初,中国将向世界提供将近7000亿美元的市场。中国物流现代化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临进亚太地区的国际合作 首先,促进中国与接壤的周边国家的合作和开发。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促进澜沧江一循公河流域各国的合作开发。1996年8月底在中国昆明市举行的澜沧江一循公河区域经济合作第6届部长级会议上,一致赞同以泛亚铁路和中泰铁路为核心的东亚铁路网建设计划。也就是计划修建以新加坡为起点,经吉隆坡。曼谷、金边、胡志明市和河内抵达尾明的泛亚铁路,并计划修建支线通到仰光和万象,预计 2000年完工;同时计划修建以昆明为起点,经祥云。思茅、景洪、琅勃拉邦、万象、廊开抵达曼谷的中泰铁路,也将于2000年竣工;这就将中国铁路网和中南半岛铁路网联接起来。显然,这不仅将大大促进该流域的合作开发,而且将促进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2、拆进图门江地区的合作开发。1995年 12月6日,中国、俄罗斯、朝鲜。韩国、蒙古五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发图门江地区的三项协定,即五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图门江地区经济开发区及东北亚环境谅解备忘录》以及中。朝、俄三国签署的《关于建立图门江地区开发协商委员会的协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积极支持这几个国际合作项目。中国物流现代化将有利于推动这一项目的实现。3、促进沿亚欧大陆桥有关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及中亚各国与中国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中国物流现代化无疑将推动沿亚欧大陆桥各国的合作开发。 其次,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诸岛国以及太平洋彼岸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随着中国海运和航空的发展和现代化,有利于在平等互利、相互开放、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上述各国的经济合作与贸易交流。尤为主要者有两个国家:一为与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日益加强。二是与美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这种合作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不断改善和发展,但常受美方的重大干扰。今后只要对方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争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物流现代化,中美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不断扩大。 此外,应当指出,香港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旅游、信息中心, 1997年 7月三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对加强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促进亚太地区 的国际贸易 各种物流设施是外贸商品的载体,物流现代化将大大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96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已经达到2899亿美元,比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了13倍,平均每年递增 15.79o。在外贸总值中,对亚太地区的进出口值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美国、日本、香港地区是名列前茅的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的快速增长,将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人活力,同时也影响国际市场行情,仅就中国的某些进口产品而言,如合成树脂(聚乙烯、聚丙烯等)、纸浆、谷物、大豆和棉花等的进口,由于数量较大,就曾经直接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上涨或停止下跌。预计在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值将达到4000亿美元,无疑将对亚太各国经济发展将提供新的推动力。 (三)促进亚太地区投资的旅游业的发展 中国物流现代化可以大大改善国内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截止1996年8月底止,中国批准的外资项目超过了28000个,实际利用外资超过1600亿美元,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已连续三年在世界上占二位,这一势头,正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亚太地区各国进行投资,也将日益增加。 物流设施中的交通运输部分,同时也可以运送旅客,其现代化可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 1996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达102亿美元,与1978年2.63亿美元相比较,增长了37.8倍,18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2%以上;国内旅游收人为1638亿元人民币,中国旅游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中国人出境旅游也与日俱增,其中多数是往亚太地区,尤其是往东南亚各国,可见也将促进亚太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国际关系论文:心理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与研究路径 内容提要: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走向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背景下,微观层次上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试图对这个学科本体存在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角度探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正当性,进而对现有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研究路径进行梳理,最后指出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结合所内在的问题,以及微观理论和体系理论的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国际关系学 心理学分析 理论正当性 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学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的本体性地位,自20世纪初一般意义上的学科诞生以降,就一直遭到人们的批评和质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代表人之一马丁·怀特(Martin Wight)在《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一文中所做的精彩原因分析。国际关系学的学科本体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根源之一在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即理论创新和发展的动力很大部分来源于对其他社会科学的借鉴。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国际关系理论异军突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向体系理论深入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进入“社会学转向”时期。与此相反,微观层次的国际关系心理学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始终处于学科发展的边缘,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学代表人物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感慨和抱怨说,“研究个性和个性的类型在心理学和政治学领域已不受人青睐。”[2]其实,国际冲突理论中一直存在着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分析路径,分析代表着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视角[3]。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逐步走向体系层次的理论建构的情境下,微观层次的个性分析、知觉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心理理论是否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微观个体理论的解释力有多大?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存在哪几种路径?个体理论能否与体系理论走向统一?等等,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分析,以期确立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与正当性问题。 一 心理与国际关系:理论正当性 “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和“施动者-结构(Agent-Structure)”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中两对最基本的范畴,古典现实主义以来的任何一种科学国际关系理论都必须在这两对关系坐标中确立自身的位置和地位。这两个基本问题也是我们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谱系归类整理的最佳路径。以这两个基本问题为分析视角,当可揭示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 1.“层次分析法”的视角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关系学中“层次分析法”的产生推动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朝着更为严谨的方向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论划分的依据直接来源于“层次分析法”最初关于“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基本层次的划分。笔者认为层次分析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从纵向来看,为层次的划分问题,即到底可以划分为几个层次?从横向来看,为方法论的(Methodological)层次、本体论的(Ontological)层次和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层次问题。层次本身具有两种含义:解释的来源(Sources of Explanation)和分析的对象(Objects of Analysis)。 本体意义上的层次将层次视为“分析的不同对象和单位”,而认识论意义上的层次则把层次视为“解释某一特定单位行为的一系列原因变量”。布赞依据两条路径,重新审视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概念。首先,他根据空间规模的原则和组织的层次,认为这种意义上层次既是解释的来源,又是解释的结果和对象。因此,根据最基本的“个体与体系”的关系范畴,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可具体划分为“体系-国家”、“国家-官僚机构(次国家)”、“官僚机构-个体”这几个基本的范畴。其次,如果把层次视为所分析对象的不同解释来源,那么个体、国家和体系层次都存在结构(Structure)、进程(Process)和互动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这几个因素。[5]布赞没有把研究的重点置于层次在纵向量上的扩大,而是对每个分析层次进行了独立的本体属性的考察,这正是他对层次分析所做出的最大贡献。 尽管国际关系学界无人能否认个体层次的重要作用,学者也普遍认为“运用心理学来研究政治是一种必不可缺和不可替代的方法”[6],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倾向于宏观体系层次上的研究。整体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体系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对个体心理理论的批评是:个体心理因素在解释国家的决策行为、以及国际冲突的根源上具有说服力,但对于整个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因而可以说,整个体系理论的建构过程中忽视了对个体层次的心理与认知因素的考量。 “个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从未成为一个常见的范畴”[7],有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忽视个体层次因素的学术研究偏向表示不满。举例来说,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把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分为三个层次,即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国家的属性和人的侵略本性[8],但他最后建构的是一种体系层次上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而戴维·辛格(J. David Singer)只考虑国际体系与国家单位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个体层次在他的分析框架中被筛漏出去[9]。此后,众多学者在层次的细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范畴逐渐成为国际关系层面国家与国际社会关系分析的理论根基。但是,我们仍需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众多层次中究竟哪一层次所起的作用最为重要?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最为重要? 对此问题,学界往往容易产生决定论的倾向,或者是结构主义决定论,或者是还原主义决定论。尽管沃尔兹建立一种体系层次的结构主义理论,但他辩解他并没有建立一种结构主义决定理论。在解释国际事件中,没有一个层次的单元或解释来源是占主导地位的,往往是个多个层次的变量都在起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假设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元或解释来源同时发生作用,那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分析整合进整体理解中?”[10] 在确定分析层次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不同的分析层次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的重要程度不同;其次,即使在决策中,不同的决策阶段层次的重要性也不同;第三,变量在一个层次上的重要程度与其他变量的状态相关联。[11]所以,如果要确立某变量层次的重要性,必须对其他的相关变量层次做出相应的假设,在这种理论上预设的前提下,再探讨具体变量层次的作用。如我们在讨论个性对政治的影响时,关键是解释清楚“个性作为政治行为的一个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进一步假设个性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如何影响政治行为[12]。以房子起火逃命为例,为什么人会逃生?这里或许没有唯一的答案。或许是人的求生本能促使他做出逃生的行为;或许是在其他人都逃生的情况下,人所进行的一种模仿和学习过程;或许是他头脑中已有的直接和间接经验促使他逃生;或许他在房屋内岿然不动,因为他没有形成对大火的危险性的认识,等等。但必须明确一点,即人只有在形成对大火的认知后,才能进一步确定自身接下来的行为。杰维斯指出,知觉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火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大部分人可能都做出逃生的行为,而其个性、性格等心理因素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丘吉尔就认为房子起火了;而张伯伦认为在1939年3月后房子才起大火;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出现什么大火[13]。关于人的行为的争辩始终存在着自我决定论和情境论两种不同的声音,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认为大多数人是处于两种极端之间:一种是自我导向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自我规定的;一种是他人导向的人,他的行为方向是由当时的环境所决定的[14]。 而从实践中来看,个体在国际政治领域无疑也是具有重要地位的。国际关系心理学中个体心理分析理论的主要理论预设为国家行为的行使主体是个体,具体的国家领导人与精英才是抽象国家行为的实践者。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个体尤其是重要的领导人或领袖建构了国家行为。个体对于国家决策行为和过程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整个国际关系史发展历程中,一些重要的国家领袖和外交家对于国际关系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或阻碍作用。[15]那么接下来需要考证的问题是,个体层次的动力来源为何?个体心理的理性和非理性因素是人的本性,还是社会文化制度所塑造的?因此,我们可以对个体因素进行进一步的层次分析。个体心理层次同样存在环境论和遗传论之争,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个体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的区分。 2.“施动者-结构”的视角 “施动者-结构”关系范畴,即“部分-整体(Parts-Whole)”、“行为者-系统(Actor-System)”、“微观-宏观(Micro-Macro)”的关系问题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现实主义和世界体系论就是基于结构的解释力优于施动者的基本理念,建立了体系层次上的结构主义理论。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施动者-结构”指分析的单元何为先的问题:是施动者(个体)先于结构(社会),还是与之相反?由此可以得出三种答案,即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结构化主义(Structurationism)。而认识论意义上的“施动者-结构”指的是由施动者(个体)的属性来解释体系的结构和施动者的行为,还是以结构(体系)为导向?[16] “施动者-结构”关系最初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即人类社会行为分析可分为“人类及其组织的行为者”和“制约行为者的社会结构”两大对立变量层次。推及国际体系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处于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与“国际体系及结构”的关系;推及个体微观层面,这一范畴的表现形式则为“微观个体心理因素”与“社会文化情境和社会心理结构”的关系。新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为个体主义,而世界体系论则持整体主义的本体论,尽管存在这种差异,这两种理论都被称为结构主义理论或结构导向理论。“施动者-结构”范畴实质表现出一种微观与宏观上难以调和的矛盾,温特(Alexander Wendt)则指出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17]的借鉴有助于这一矛盾的化解。基于这种理念和逻辑分析路径,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建立了某种意义上的结构化国际关系文化理论[18]。可见,不仅可以在国际体系层次建构结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个体层次同样可以建构结构主义理论。学界传统上把体系理论与结构主义理论相联系起来,而笔者认为结构主义方法和结构主义理论并不是体系层次理论建构的专利。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给“结构”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认为结构是一些实体的排列组合,这些组合呈现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的特性[19]。整体性是指结构内在的连贯性,是强调共时性特征;而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指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它有自身的动力变换来源和机制,强调历时性特征。心理学中结构概念的出现,最早来源于思维心理学用思维的结构反对联想主义只用主体的感觉和印象来解释一切。心理学中真正结构主义的出现是“格式塔”理论(Gestalt Psychology)中结构主义的提出。“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其所指的结构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效应概念。如果以一种二分法的标准划分,结构有物质结构和观念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物质的结构与观念的结构其实就是客观结构与主观结构的区别,而国际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世界体系论等建构的是物质(权力、生产、经济)结构概念;而英国学派、建构主义和国际关系心理学则强调观念(规范、认同、心理)结构变量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本体论或方法论意义上对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主义或原子论的批评效应具有一定的限度,这种批评的极端就是完全曲解了“施动者-结构”在微观层次上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还是个体、国家与体系等层次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哪一层次的变量在何种情境中起何种作用?这就回归到上文所述的层次分析问题了。 综合上述,我们从“层次分析法”和“施动者-结构”两个视角考察了心理学与国际关系学相结合的理论正当性问题。层次分析考察主要是明晰个体与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分析层次在国际政治分析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施动者-结构”考察主要是论证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既可以建立起个体主义的还原论理论,也可以建构整体主义的结构主义理论。现代政治研究越来越重视分析制约政治行为和发展的非政治因素,行为心理学(Behavioral Psychology)和存在主义心理学(Existential Psychology)也体现了它的政治正当性和相关性[20]。同理,国际关系的心理学分析也有其理论正当性和合法性,这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变化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路径。 二 心理与国际关系:研究路径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工程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国际关系分析,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国际冲突的微观心理和生理学解释以及在决策层次的心理学解释。这些基本的心理学理论范式和方法可以归类为两对基本的范畴,一是深层心理(Depth Psychology)和认知心理(Cognitive Psychology )的路径;一是个体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和社会心理(Social Psychology )的路径。 1.深层心理与认知心理 攻击倾向是否为人的天性?人类战争与冲突的根源为何?动物之间的种族攻击与争斗与人类的冲突与战争有何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与人的心理因素与心理基础紧密相连?以精神分析学说为基础的深层心理学家、政治心理学家以及生物学家等对这些冲突与人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展开过一些细致的论述。持这一分析路径的影响最大的心理学家非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莫属,他也是心理学历史上很少能与其并肩、所引起的争议也最多的学者。尽管对政治与政府事务关注不多,但他关于战争根源的论述以及人类文明的看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战争心理学。 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认为人基本上是一些本能、冲动和驱使力量[21]。人具有两种最为基本的本能,即生命本能(Erotic Instinct)和毁灭本能(Death Instinct)。毁灭本能表现为侵略、破坏和仇恨,它导致人类相互残杀和战争,文明由此走向分裂和瓦解。而生命本能则是维系人类团结和友爱的内在推动力量。尽管如此,侵略本能却是人的爱欲或生命本能的结果,尤其是生命本能遭受挫折时的表现形式。1932年,弗洛伊德在与爱因斯坦关于战争根源的讨论信件中,阐述了他的战争观[22]。他认为人类早期政治社会起源于暴力和征服的基础之上的。随后,法律和伦理的出现替代了直接暴力的使用,但法律本身是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群联合压迫微弱分子和势力的结果。而在相近地区形成了各种联合力量时,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冲突便无休止的发生了。总之,弗洛伊德的战争心理学集中探讨了人类的毁灭本能和侵略本能是战争的根源。另一方面,他认为两种因素推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一是文化的进步有助于减弱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破坏侵略本能,认同也维系着人际之间的情感连接;一是如果建立一种世界权威组织,而且存在着维护和平的可供使用的巨大军事力量,那么战争的避免不是不可能。 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发展直接促使了二战的爆发。因此,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了和平与冲突解决课题中的一项重要议程。心理学家弗罗姆(Erich Fromm)通过对现代社会的自由的考察,从心理和社会环境层面指出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微观社会根源。[23]中世纪社会,人的普遍特征是缺乏自由,但个体却能在社会中得到保障和安全;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作为个体的人在感情和宗教上获得了解放和自由,而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人又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了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中自由所带给人的不是幸福,相反,人在现代激烈的竞争社会中感到的只是孤独、恐惧、焦虑和不安等等。由此,人产生了逃避自由的愿望,或者是倾向于通过控制他人(虐待狂),或者是通过屈从于某种权威获取保护(受虐狂)。这就是二战前法西斯主义在欧洲产生和发展,并受当时大众所疯狂崇拜的社会心理根源。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种种破坏行为使人思考着人的攻击倾向是否天性的问题。很多生物心理学家、哲学心理学家通过研究动物行为,把动物攻击同类的天性应用于人际层面,指出人与动物一样具有攻击的本能,人与动物的攻击倾向出于同一渊源[24]。此外,人在遭受挫折时,容易表现出一种攻击倾向。人的攻击本能在资源缺乏、出现社会组织后表现更得更为突出和有组织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出现了几种较为有代表性的理论:攻击本能论、动物行为研究、洛伦茨的“种内攻击”说、挫折-攻击理论等[25]。深层心理路径的分析强调人的无意识(潜意识)、本能和人性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这在科学说服力上略显不足。但精神分析学说的发展及广泛影响,无不说明人类社会在对自我认识上仍需下大工夫。美国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orold D. Lasswell)的政治分析直接继承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的政治理论的中心议题为“各种政治运动的生命力来自倾注在公众目的上的私人感情”,即认为政治运动其实就是个人的感情导向公共渠道的结果。另一层次,他通过分析世界政治与个人的不安全的关系,指出在国际冲突中“阉割情结”的重要影响作用。[26]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在心理学学界兴起。此后,国际关系研究中也借鉴认知革命的成果,心理学中的信息处理加工、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意象(Image)与信念体系(Belief System)、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等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得到广泛领会和运用。罗伯特·杰维斯无疑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27]他对国际政治中决策领域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归纳了错误知觉的14个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错误知觉及其生成机制。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 Consistency)、诱发定势(Evoked Set)和历史学习和类比。决策中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有过高估计自己和过高估计对方、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等。 知觉现象和过程其实就是信息加工和处理的过程,其基本认知模型为:首先是接受信息、编码,存入记忆,再利用记忆材料做出决定以指导外部行为。在这一认知过程中,作为决策者个体的个性心理特征、认知能力、本身已有的意象和信念体系等对正确与错误知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如决策者个体的意象对国际冲突和战争的爆发起着重要影响作用[28]。国家领袖个体的学习与历史借鉴对其决策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除个人的学习之外,还存在组织的学习。组织学习的机制为,个人思想对环境因素做出反映,然后个人的学习改变组织程序,组织变化造成进一步反馈效应,这样历经一个循环过程。而政府的学习更为复杂,受政治体制的影响较大,决策者个人的经历、智囊团和多元的政治体系都是影响学习过程的因素。[29]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的世界政治进化观集中表述了宏观层次上的学习行为。世界政治的结构是由进化过程塑造、调整和发展,学习模式和社会进化模式能够揭示世界政治中的结构变化过程。由此,他分析了世界政治中的每次创新的模式、起源和影响等,进而提出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30]我们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深层心理和认知心理路径中国际关系分析的理论与实践。 2.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以主体属性为标准,心理因素可以划分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社会心理),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第二组分析路径与变量。个体及个体心理一直是心理学中的中心议题,精神分析学说起初是弗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变态心理(Abnormal Psychology)及个体心理的治疗与关怀;国际政治认知心理层次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意象与信念体系以及个体的社会学习等都是从个体心理层次出发的剖析。因此,这两组分析路径存在着变量重叠的事实。 个体心理层次研究的重要内容为分析重要领导人和精英的个性和政治态度,以揭示其与政治行为、国家政策的因果关系。这里有两种分析的方法: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和生理心理学。在这一方面,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备受研究者的青睐,大量的资料和研究表明威尔逊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经历对其个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对权力和控制他人问题的态度,以及不向政敌妥协的性格与他童年跟父亲的关系密切相关[31]。而近现代而言,大国领导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世界政治的头号领袖们“对创造世界历史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几乎也都在其生命的某个艰难时刻使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某些人甚至将国家拖入可怕的灾难之中。”研究表明,这些领袖们在年轻时能发现某些年长者的精神与身体状况严重影响了他们个人的决定,甚至危及国家的安全,但当他们年长时却犯下同样的毛病。如果这些领袖的身体状况在某些重大时刻不一样的话,那么决策可能完全不同,事件的发展也会大大不一样,甚至世界历史将有可能重写。[32]在对领导人的个性进行分类方面,美国学者巴伯(J. D. Barder) 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根据与父母的关系以及素质将总统的性格进行一种简单的分类,以区分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总统风格的不同,由此推演出四种对应的总统个性类型[33]。二战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项研究,试图揭示出一种所谓的权力主义人格(Authoritarion Personality),它以一种“F量表”标准测试出被试者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性格。[34]这种权力主义人格的测试也可以进一步在被试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上做出一定的预测。但是,这项研究远未揭示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源问题。 个人都有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其中有些与政治相关。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提出人的基本五种需求说,这些内生的需求主导着人的意识,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35]。具体来说,自尊心强度不同的个人具有不同的行为倾向和性格;根据对于权力的不同意愿,可以区分出权力导向型和倾向于隶属他者寻求合作型的个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知觉、基本的心理需求、以及人际态度和冲突倾向等方面都完全不同。[36]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有一种寻求和确立外部敌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失去了一个敌人,则又会极力寻求一个替代者。这方面一项颇为敏感的心理视角定量研究为:即前苏联崩溃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交恶,由此从心理学的角度推测,中国是否是苏联崩溃后美国领导人所寻求一个的替代品?[37]。 如前文所述,个人心理的形成机制中社会文化情境发挥着重要的塑造作用;另方面,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身份与认同(Identity)以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思想等社会心理因素是制约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行为的重要变量。现代大众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公众舆论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现有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公众舆论在何时、何种情形,以及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强调社会文化制度对领导决策者的公众舆论信念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这种理论分析的两个维度为:规范信念(Normative Beliefs),即公众舆论影响的输入是否合适?实践信念(Practical Beliefs),即大众对政策的支持是否是其成功的必需?[38]认同与身份的概念本身来源于社会心理学,认同是对某一共同体身份的确认,这直接关系到行为者对自身利益的建构,进而影响其行为和信念。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就是遵循这种社会心理的逻辑分析路径,强调国际关系体系层次中规范、认同和价值的本体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心灵、自我与社会三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民族主义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建立在认同和身份基础之上的群体心理与心态。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39](Imagined Communities),这种共同体建立在一定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之上,内部具有一致或接近的价值观和共同遵守的规范;同时,在血缘和地理上相连或相关,往往共享同一种属于共同体内部的集体记忆。极端发展形态的民族主义,如群体无意识、法西斯主义以及类似于群氓的时代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其共同体内部的个体成员的心理与行为。在这种情境下,个体的心理特征往往从属于集体的心理需求。在中东等宗教情结浓厚的地区,民族主义所代表的社会集体心理对民众行为和国家行为甚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爱国主义情结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属于一种民族主义心态,尽管其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烙印。综合上述,笔者从第二组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路径梳理了国际关系与心理学的关系(表2)。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对两组研究路径的简要整理概括,并没有深入细致探讨与总结所有的分析变量及变量关系。 三 结语 任何理论只是在某一特定领域、特定时空和特定假定下具有解释力。国际关系心理学也只是集中确立有限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一种精致实用的中观理论(当然,从层次分析上说,心理理论应属于微观理论)。所以,尽管前文已对国际关系中的心理学分析的理论正当性和研究路径进行了论证,但并不能否认这种分析路径仍存在一定内在缺陷。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追求的是精确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但社会科学研究中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政治现象具有时钟(Clock)的特性还是烟云(Cloud)的特性?政治现象在什么层次具有时钟的特性,在什么层次又具有烟云的特性?我仍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第一,理论模型(Modeling)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的问题[41]。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领域,理论模型的建构和经验层次上的个案实证研究各有各的优势和缺点,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同理,在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同样需要处理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的关系。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理论来源于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它主要借鉴心理学中已有的研究成果(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国际关系分析。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烟云的特性,是多种因素和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心理学研究中注重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盲目地将心理学的理论应用于政治事务的分析将导致研究的僵化和灾难。 除此之外,“我们可能无法确定个人行为的动力与动机是如何转化成群体和组织行为的动力和动机的,更不用说确定它们是如何转化成决定战争或和平的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动力和动机了。”[42]国际关系心理学运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如精神分析学说、个性分析、认知失调理论、社会学习理论等)进行国际关系层面的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和创新略显不够。所以,这种研究取向客观上将导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说服力不足并限制它的发展空间。因为研究的发展与创新主要取决于心理学本身理论的发展,而剩下的工作是运用理论所提出的基本假定,用经验层面事实进行验证,或者是对国际关系进行心理学的解释。当然,不同的领域对于模型化和个案研究的倾向不同,如国际政治研究中“讨价还价”(Bargaining)更多的是着眼于理论模型的建构,而对于错误知觉的分析却更多的是经验个案研究[43]。 第二,政治心理与政治文化问题。政治心理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紧密相连,但现有的研究在两者结合上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现有的个体心理的研究、国家决策和危机的心理分析等大部分都拘囿于欧美文化情境。这种背景之下的成果能否超越时空而具有普遍相通的意义,至少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确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素材的缺乏造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偏向,但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善。其次,国际关系心理学的个体层次心理分析往往从个体的微观心理特性出发解释政治人的行为,但忽视了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等对个体政治心理的塑造作用[44]。这说明需要把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的研究统一起来,需要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实践对个体的身份、思维、个性与认知等心理因素的建构作用。此外,政治事务不是孤立的现象,政治人的心理与自然人的心理,与政治化的心理必须加以区别对待[45]。 第三,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的问题。现有的国际关系研究存在各大理论各执一端,缺乏交流与互补的平台和意愿的现象。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日趋集中于体系层次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微观层次的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作用,就是这种极端现象的体现。正如前文布赞所言,国际关系事实往往是各层次的变量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很难说哪一层次居于主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进行对话和交流、走向理论综合。 尽管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认为理论研究中不同的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46],但这并不表示在两种极端的理论倾向之间没有走中间道路的可能。如建构主义就是在主流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在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反思主义(Reflectivism)之间力主一条中间道路[47]。在微观个体和群体心理层次,既可以建立起还原论的个体主义理论,也可以建立起整体论的结构主义理论。这是微观层次个体理论与体系理论交融的表现。因而,认真思考微观理论与体系理论如何结合与统一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不仅关乎微观理论的前途,更关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的前途。从实践的角度观察,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也具有可行性,比如关于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就具有这种理论上深入和创新的空间。因为身份与认同既是以微观个体与群体的认知为基础,又在国际体系层次上具有广泛的运用空间。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本体论分析 【论文关键词】 国际关系 本体论 社会事实 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 本体论是我们对研究对象的根本性假定。西方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一般视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研究对象在根本上究竟是何种存在而进行探讨。根据社会学家关于社会事实互动性的定义,国际关系事实可归类为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所以国际关系事实可视为在根本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国际关系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建构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通常,我们在试图认识和观察某一外在事物时,总是通过一些中间媒介间接地对认识对象进行观察和认识。比如,我们通过对光线成像的感知,可以间接地认识能反射光线事物的形状和构成。我们通过对事物特征进行合乎逻辑地预设,间接地认识“主权”、“结构”之类事物的结构和形态。我们的感官不能、常常也没有必要直接跟认识对象发生联系,这种认识方式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地根据逻辑推理或常识推理,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做出假定,然后根据这种假定形成对认识对象的知觉框架,从而完成对认识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认识过程中,我们对认识对象的根本特性的假定就是“本体论假定”。 一 本体论的哲学含义 本体论(ontology)是指在观察和研究对象事物时,对其所做的根本性假定,也是对所认识事物的终极假定。没有这种假定,我们就难以认识外在的事物。所以,本体论假定对于我们认识和研究国际关系现象具有重要意义。“本体论”这一概念的含义在其发展演变的历程中发生过较大的变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将这一术语从哲学领域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时,根据本体论的现代哲学含义对其意义做了取舍。现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本体论含义已经与传统本体论的哲学含义大有不同。所以,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时,需要首先澄清“本体论”术语意义的这种变化。 理解和澄清本体论的术语意义及其变化,需要从其哲学含义开始。 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类之所以具有各种各样的技巧和能力,例如跳舞、歌唱、协调关系、吟诗作赋、发明创造等,是因为人类有一种叫做“智慧”的东西。智慧如此美妙,值得热爱。所以古希腊人把“热爱智慧”称为“哲学(philosophy) ”,这就是哲学一词的最初含义。 智慧使得我们有了处理各种问题的奇妙能力,但是智慧本身却不能直接体现出来,也不能直接为我们观察到。我们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智慧的外在表现形式。为了方便对智慧进行研究,一些希腊哲学家(主要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逐渐把热爱智慧具体化为追求“普遍知识”,并用“普遍知识”代替“智慧”进行研究,哲学也就顺势转变成为追求普遍知识的学问,而不再是关于智慧的学问。柏拉图暗示,作为智慧替代形式的普遍知识,不是关于“现象世界”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对所有的学问和学科进行了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他把“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它研究‘是者之所以为是’以及‘是者’由于本性所应有的性质”。“是者( being) ”的原文是ov,相当于英文的词根ont - ,加上logy (学科) ,构成“ontology”一词。所以,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就是指本体论。[3] 这是本体论一词的最初哲学含义。 黑格尔接受了这一界定,并继续把本体论局限在纯粹的理念知识,与经验知识和现象界的知识区别开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纯粹的原理,即是所谓的本体论;自然哲学则是纯粹原理的外化和展开,具体化为自然的原则;作为纯粹原理的绝对理念经过自然界的外化,最终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返回到自身,这部分内容就是精神哲学。作为绝对理念的逻辑学乃是一切的本原,是本体论的研究内容。 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里面曾专门讨论过“本体(noumenon) ”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本体是能够独立存在的,其他各种“所是”都是依附于本体才能成立的,这是他讨论“是者之所以为是”时的一个基本观点。[4] 但是,由于本体不是唯一的“是者”,而是诸“是者”之一,所以本体论实际上是关于“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而不仅仅是关于本体的学说。 本体论学说在西方哲学中不断发展和演化。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本体论做了不同的解释。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O. Quine)把本体论简单地归结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 ”, 豪尔(David Hall) 和艾姆斯(RogerAmes)则认为本体论“是对事物最基本特征的研究”,是“寻求发现是者之是”。[5] 总之,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以“存在”代替“是”作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而“存在”又被当成表示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概念。于是,本体论被当成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总之,在西方哲学中,“传统本体论”是关于本体和由“本体”所衍生出来的其他“是者”及其“所以为是”的学说,这种学说是纯粹理念性的、未经证实也无须证实的形而上学理论,与实证理论和实体理论截然不同。“现代本体论”的内容有所简化,被视为关于一般的事物及其性质的一门学问,是关于一切实在的基本性质的理论或研究。[6] 二 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分析 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日益触及深层的本体论问题。有意识地对国际关系事实进行本体论分析、做出本体论假定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自觉地加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专门分析和研究,变得至关重要。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自觉分析始于西方学者。所以,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本体论的含义,需要了解西方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本体论的。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西方学者较早主张对国际关系本体论进行系统考察和研究,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便是其中的一位。[7] 亚历山大·温特在其建构主义的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曾在多处论及本体论问题。他指出,他这本书是关于国际生活本体论的。他认为,即使最具有经验思想的国际政治学者,也必须研究一下本体论(must do ontology)。为了说明国际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温特指出,研究者必须做出一些形而上学的假定:国际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 它是如何被构造的? 因为人类不可能直接地、没有任何中介地接触世界,故所有的观察都一定是掺杂了理论的( theory - laden) ,这种观察依赖于一些关于“何种事物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被构造的”等这样一些观念,这些观念通常被当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是不被质疑的。当我们所研究的物体不可观察时(比如国际关系中的事物) ,我们尤其需要这些本体论假定。问题是,我们如此限定我们的认知活动,本体论就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们的实体理论的内容。[8] 在此书中,温特试图揭示新现实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的结论是存在问题的,这是因为其结论从根本上就是源自其深层的物质主义和个体主义本体论,如果我们以理念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国际体系,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国际政治。[9] 从这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温特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关于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及其建构方式的形而上学(纯粹理念性质的)假定,比如我们从纯粹理念上假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是怎么被构造的? 在温特看来,新现实主义的问题根源是,它把国际体系(研究对象)看成了一种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主义本体论) ,这种物质性的存在从根本上来源于国家个体的行为表现(个体主义本体论)。[10] 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似乎对本体论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国家中心”主义是新现实主义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原则。新现实主义采用个体主义方法论(从本体论意义上也是个体主义) ,把国家比做一个棱镜,通过这个棱镜,把集体主义理解为国家个体欲望、需求、信念和行动的集合结果。[11] 华尔兹在此意义上认为,国际体系从本源上讲是个体主义的,是自然发展起来的,而非有意设计的结果。[12] 所以,阿什利指出,“对新现实主义来说,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这一体系的结构是这样产生的:先将国家定义为各个独立的个体,然后研究几个个体相互作用(mutual reference)时表现出来的特性。对新现实主义者而言,不先形成国家行为体的概念,就无法描述国际体系结构。”[13] 从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似乎与温特的理解“不同”:阿什利所谓的本体论是指对于国际体系而言,其根本和本源是什么;新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先于国际体系而存在,因而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本源,所以“国家在本体上是优先于国际体系的”。[14]如何理解这种不同呢? 仔细品味一下,其实他们本质上讲的是一回事。阿什利谈的是总体上的国际体系,是以国际体系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试图回答国际体系根本上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国际体系在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阿什利提出的问题。阿什利认为,在新现实主义看来,国家比国际体系更根本,更具有本体性,所以,国家是国际体系的根本。温特在谈到本体论时,不是指总体上的国际体系,而是指以国际体系结构为研究对象时的本体论。那么,国际体系结构根本上是什么呢? 这是温特所提出的问题。温特认为,从根本上看,国际体系结构是一种观念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肯定,无论温特还是阿什利,他们谈论的本体论都是一回事,是指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这恐怕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使用本体论这一术语时采用的一个基本含义。 三 国际关系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既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把本体论理解为研究对象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存在,那么从总体上看,国际关系事实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呢? 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明白一个重要的概念———社会。什么是社会呢?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个人之间是处在不断的互相作用过程之中的,由于个人的互相作用而联系起来的网络就是社会。社会只不过是对互动着的一群人的称呼。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要阐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即阐明个人怎样互相交往而形成群体,群体又怎样制约个人,故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6]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行为”在这里表示人的行动,只要这一行动带有行为者赋加的主观意向即可。“社会行为”则表示,行为者的行动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动有关,并在其行动过程中是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行动。[17] 这意味着,只要某个行为者与他人发生了有意识的行动联系或行为互动,他就采取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不是单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以,社会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联系与互动,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有意识联系和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就是社会。这一定义与齐美尔的定义差不多,只是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了社会行为的意图性。 根据关于社会和社会行为的这种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典型的社会行为不仅包括社会成员之间有规范的避让(如红灯停、绿灯行) ,而且包括他们之间无规范的暴力和打斗(如韦伯所谓的两个骑车人相撞后的对骂互殴)。[18] 也就是说,从含义上看,社会行为仅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意识的互动,而与互动的方式及与互动者之间是否存在规范的秩序无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国际体系中,如果我们把体系成员看做是各个国家的话,那么国际社会或者说国际体系中的社会事实就不像英国学派所断言的那样,仅仅存在于有一定交往规范的国际体系中。纯粹通过暴力规则交往的国际体系(如霍布斯体系)也是一种社会体系,其中的国家交往也是一种社会交往。英国学派所谓的“国际社会”,只是一种文明程度更高的国际社会,而不是唯一的国际社会形态。笔者认为,国际关系现象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国际关系事实属于社会事实。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有意无意地支持了这种观点。 雷蒙·阿隆是最早把国际关系看做社会现象的著名学者之一,其巨著《战争与和平》是用社会学方法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国际关系的理想主义理论以及现实主义理论的早期著作,如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等,都是从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来分析国际现象的,都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性质。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从葛兰西到考克斯,再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与社会互动(尽管互动的主体可能主要不是国家) ,默认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 除此之外,当前国际关系的三大主流理论———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也都坚持国际关系事实的社会属性。 首先是新现实主义。被普遍误认为采用物质主义本体论的华尔兹实际上认可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他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国际体系发挥作用、塑造行为的方式有两个:一个是社会化,另一个是竞争。这都是在描述社会行为。社会化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效仿和竞争使得社会成员变得类似。“没有人让一个学校或城镇的青少年穿着相似的衣服,但他们大部分人都这样做了……社会以一种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建立行为规范。组织的观点可以左右其成员。英雄和领袖出现了,大家竞相效仿。社会化使得一个组织的成员与这个组织的规范变得一致起来。有些成员可能会感觉到压抑并企图做出越轨的行为,但舆论的嘲弄可以使他回到正轨或者迫使他离开这个组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规范并鼓励一致性”。此外,“竞争鞭策行为者,促使他们调整自身,采取社会上最能为人接受和最成功的行事方式”。所以,“社会化和竞争是减少行为及其后果多样性的两个方面”。[19] 可见,华尔兹并没有把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看成是物质事实,而是看成社会事实。华尔兹只是把他发现的国际政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国际体系的结构———看成是物质性的。如果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本体论假设是物质主义的。但是,华尔兹的研究对象不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而是整个国际政治体系,所以,将华尔兹理论的整个本体论假定理解成物质性的,就存在问题了。 其次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基欧汉而言,其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国际关系。总体上,他从基本的国际关系假定出发来驳斥华尔兹的理论。他关注的基本问题是:国家之间怎样通过制度合作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国际制度如何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20] 这显然也是在研究国家个体之间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其基本假定也认为国际关系是社会性的。 最后是温特的建构主义。温特更加明显地把国际关系看做是社会事实。他直接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理论”,不仅如此,他还把华尔兹的理论作为社会理论的一种。温特对国际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定义及其答案与华尔兹的有所不同:温特把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定义为“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观念起决定作用;而“华尔兹的社会理论”则似乎可以把核心问题定义为“物质在社会生活中起什么作用?”其答案是,物质起决定作用,因为物质主义者把社会中起关键作用的事实理解为物质力量的组合。[21] 温特明确指出,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这是默认的事实。对于什么因素在国际关系的社会事实中起关键作用,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温特明确指出自己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国际体系的本质和作用”, [22]所以其研究对象就限制在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上面,其本体论问题就变成了“国际体系及其结构在根本上是一种什么样的事实和存在”。温特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结构,这里的观念是指共有观念,即社会观念。 必须指出的是,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物质性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华尔兹明确假定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是一种社会事实(他本人对此有过具体的论述) ,那么作为国际政治和国际体系的“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应该是一种社会性事实,而不可能是一种物质性事实。此外,根据社会和社会行为的定义,社会事实的构成基础应该是人或国家这样的具有主观意图的施动者,而不可能是其他没有主观意向的物质要素。所以,作为社会事实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其构成要素不可能是物质性的,而只能是社会性的。显然,华尔兹在这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需要指出的是,不仅国际体系结构不可能是物质性的,国际关系的核心概念“权力”也不应该是物质性的。如果我们根据前面对国际关系是社会事实的假定,合乎情理地推导出“权力”的定义,那么我们也只能将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物质力量。从另一方面看,把“权力”界定为一种社会关系,也更加符合我们对它的经验认识。 四 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 既然国际关系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我们用什么概念准确地表示国际关系的本体性特征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引进“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这一重要概念。 什么是主体间性? 马克思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类”的存在物,或者说一种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每个个体都会不可避免地超越自身的个体性,与其他社会个体进行交互性的活动,发生各种各样的“主体间”关系。[23] 在这种活动和关系中,各种各样的主体间性问题、意义和困境都不断地、现实地展示出来。[24]英国文化学家麦克尔·卡里瑟斯(Michael Carrithers)指出,在任何情况下,人类的特性和经验只能在任何人的关系中、并通过任何人的关系而存在。[25] 社会就是人的集合,社会问题的实质就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类的关系问题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26]这说明所谓社会行为和社会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交互主体性的事实,或者说“主体间事实”。[27] 社会事实不是表现为某个独立个体的单独活动,而是表现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交互活动,它存在和表现于主体之间。社会事实具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文原文是“intersubjectivity”,汉语一般翻译为“主体间性”,也有的翻译成“交互主体性”、“主观际性”、“主体通性”、“共主体性”等。就其字面意思来看,翻译成“主体间性”似乎最准确,意指事物存在于主体之间的性态。主体间的东西要与纯粹的主体性的东西相区别,这意味着“某种源自不同心灵之共同特征而非对象自身本质的一种客观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28]需要说明的是,主体间性是以主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体”作为一个概念,最初是指实体,但在现代哲学中,主体是指人基于自我意识确立起来的一种实在。所谓主体性是指意识本身所具有的主动性、能动性、构成性、创造性和自由性。主体性原则建立在主体与客体对立与统一的基础之上。客体性具有被动性、受动性、机械性、固定性的特点。主体间性是主体之间的关联形态,是主体之间的影响和作用, [29]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没有主体间性。 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必然具有主体间性,其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事实,这是国际关系事实的本质特性和本体论属性。对于国家间关系而言,或者对于以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而言,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是那些存在于国家之间或被不止一个国家所共有的国际关系事实。当然,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社会中的个体性主体不单单是国家,国际社会中还有为数众多的个人行为体和组织行为体,它们都具有主体性,是国际关系的主体。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的主体间事实还包括为这些个体行为体所共有的事实。 五 国际关系本体论研究的意义 笔者认为,国际关系事实是一种主体间事实,国际关系的本体论是一种主体间本体论。这一结论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明确了国际关系现象的根本特性是主体间性,可以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避免对国际关系事实属性的曲解和误解,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国际关系事实本身。例如,明白了国际关系事实的“主体间”本体性,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推导出以下结论:权力不是一种物质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结构也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具有主体间性。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华尔兹式的片面理解。 第二,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建构出理论基础更加清楚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具备“清楚”的理论基础,而不是“多重混杂”的。多重混杂意味着理论的本质不清,本质不清就难以有集中统一的逻辑起点和推理基础,从而难以建构出严谨简约的理论。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为国际关系事实找到了一个可以信赖的深层基础和根本属性,使国际关系事实有了统一的本体论基础。这为建构基础纯净、严谨简约的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了条件和可能。 第三,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性的统一为国际关系诸概念的统一分析创造了条件。目前,不同流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各自为政”,物质、观念各执一词,人为地在国际关系理论涉及的关键事实和核心概念之间制造出无法通融的隔阂。物质性的权力和观念性的文化迥然相异,缺乏统一的分析基础,一个优雅的理论不大可能将它们进行合并分析。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可以有效地破除这一难题,使得权力和观念、规范等概念有了统一的分析基础,可以把它们放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无论是进行因果关系分析还是建构关系分析)而不必担心理论基础不清楚的问题。 第四,国际关系的主体间本体论为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主体间性保证了社会事实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而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和可观察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条件。如果国际关系事实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就谈不上对其进行实证研究。主体间性的提出为我们从认识论上解决了实证分析的难题,批驳了反实证主义者对实证研究的非议和攻击。[30] 总之,国际关系主体间本体论的提出,不仅比较有效地解决了传统理论分析中存在的混乱和难题,也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统一分析和实证研究开辟了空间,应该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内容提要】自由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深刻影响的思潮之一。本文试图对国际关系中的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进行梳理,文章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了重新辨别,并分别阐述了国际关系中的放任自由主义与管制自由主义思想,及其在世界政治秩序演进中的意义。 【关键词】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国际关系理论 在20 世纪的世界政治中,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是对国际关系实践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股思潮。而在这三股思潮中,无论就影响还是对人类政治终极关怀程度而论,又尤以自由主义为最甚。自由主义为悲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播下希望的火种,也为乐观时代的世界政治提供无穷的鞭策力量。自由主义无时不踌躇满志地表达着其对世界秩序的规划蓝图,并满腔激情地将其理念赋予世界政治的实践之中。自由主义因此为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思想提供了一条最重要的线索。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在过去的30 年中,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交锋(新-新辩论)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动力。两者在对世界政治许多基本问题(诸如合作、制度的意义、收益问题等)的看法上存在着分歧,而究其根本,在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在基本假设上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也是笔者认为两者具有不可相容与合一性的原因。[1]自由主义在世界政治分析的起点上,至少有以下几点与现实主义相比是独特的:第一,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个人或者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行为是以利益与目标为导向的,在特定的条件下,他们会努力追求并促进社会秩序与个人福利的进步。因此,个人(个体,individual)成为自由主义世界政治假设的核心,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有直接的关联。第二,与第一个假设直接相关的是,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国家(或者个人意志的代表)也是世界政治基本的行为体,但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家不是现实主义理解的类似实心球那样的“国家”(unitary state),而是“多头国家”(poly-archy state),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国内社会利益的集合体,其政策与行为是由国内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偏好累积而成的。个人、利益集团、官僚机构以及社会团体之间构成竞争关系,国家政策与行为只是国内集团利益相互博弈与谈判的结果。第三,现实主义更多是从国家-国家关系上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则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出发考察世界政治。自由主义重视社会因素的作用,这里的社会因素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内层次的市民社会,其二是随着相互依赖与跨国交流的发展,在国际层次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社会力量同样是国际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参与并推动着国际政治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从国内与国际方向上发挥着对国家的制约作用。[2] 国家-社会关系假设的引入,使自由主义得以接触更加立体的世界,从而极大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第四,自由主义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认识也是独特的,这一点恰为许多分析者所忽视。多数学者认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假设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特性。其实并不尽然。现实主义者几乎毫无例外地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因而通行国内政治的原则是不适用于国际政治的,试图将国内社会中的宪政与民主原则加于国际秩序设计是幼稚与愚蠢的。因此,现实主义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喜欢声称自己的理论是“国际政治的理论”。与此对应的是,自由主义更接近是一种将国内社会经验放大到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尽管承认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特性,但是此认识是在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性区别的假设基础上的。所谓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是指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者秩序的缺失,只是由于类似国内社会中的制度安排未被推及于国际社会的结果,换句话说,国内政治经验可以应用并普及于国际政治,并最终使世界政治步入秩序状态。[3] 总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并非同根异枝,在行为体特性、个体行为的社会背景以及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关系问题上,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着天壤之别。 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与现实主义一样,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是铁板一块的。从饱受批判的威尔逊理想主义,直到近些年学术界讨论很热的自由制度主义与民主和平论,都属自由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而在自由主义阵营之内,不同学者对自由主义派别的划分也不一样。[4]在国际关系学界,这些年人们遇见最多的一词莫过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有“新”当然就有“旧”,但是人们对新自由主义何以与旧自由主义区别开来,至今并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学理根据。本文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中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分水岭。我将在阐述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部分给出这一划分理由。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交代一下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观。 20 世纪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散见于洛克、卢梭与康德的政治哲学,斯密、穆勒、科布登的(Richard Cobden)政治经济学,以及像边沁和斯宾塞这些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学者的著作中。我把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称为古典自由主义。秉承同样的血脉,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国际事务基本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第一,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和经济手段,在国内与国际关系中促进与扩大自由(以及后来的民主)乃世界和平、福利与正义的基本保障,也是世界秩序之基础。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不懈地推广自由主义的纲领,才能获得世界持久的和平与秩序。个人自由与世界政治秩序之间因此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此种看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关于在四大自由基础上(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阐述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推而广之,在自由基础上的自由国家(liberal state)是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所谓自由国家,大致具有这样的特征:司法平等,对个人权利实施保护的良好宪政,代议制政府,建立在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二,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和谐的,但是自由主义并不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不可能的。[5]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或者关注的是,个体可以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并不理想地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他们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坚信,共同的利益和非强制性的谈判会成为国际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因而,自由主义者试图理解的对象是特定国际生活中,冲突和共同的利益、强制和非强制的谈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间是如何达成平衡的;[6] 如何促进个体之间的合作,是自由主义关注的重要话题。第三,基于合作的可能性,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在合作中可以促进自由与进步,因而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是,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从这一点说,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进步的理论,它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甚至有些庸俗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相反,它认为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是可以克服世界政治的战争状态的,所谓的战争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7] 但是,与后面阐述的新自由主义有所区别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理解的独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支配17~19 世纪主流自由主义国际思想的是一整套自由放任的理念,其在经济上相信自由贸易会促进和平,而在政治上则相信类似竞争性市场的国家体系,一只无形的手(均势)会自动调节国际秩序。应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这种世界秩序理念,与其在国内信奉的政治经济信条是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相信均势会自动调节国家间关系的这点看法,容易使人把它与信奉均势原则的政治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其实不然,古典自由主义更多地是从自动调节的意义上理解均势,而政治现实主义则更多是从作为手段与目的的意义上理解均势。[8]第二,古典自由主义在国际事务中(至少在自由的国家之间)支持民族自决与不干预政策。基于自由与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民族自决运动,应该受到鼓励;而对自由国家内部政策的干预,是不被支持的。这也正是不干预原则成为19 世纪自由主义外交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原因。[9]第三,与前两点直接相关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受到最少干预或者不被干预的世界本身就会走向秩序,如果自由贸易与基于自由原则基础上的民族国家建设能够及于世界的话。 新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哲学 古典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基本是以领土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时期,超越国界的全球公共问题还没有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紧迫问题。但是,随着各国相互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对国内政治的制约能力在加强,听任国际体系中大量跨国界问题的发展而不给予关注与治理,已经威胁到国内自由民主的生存。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开始在世界政治中碰到巨大考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 年危机,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分水岭。放任自流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面前面临严酷的挑战,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与价值以及国家间体系的生存,几乎受到自由放任世界的毁灭性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对这种放任自流自由主义世界观进行挑战的是威尔逊。威尔逊第一次把“有组织的和平”(an organized peace)理念带到战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其核心思想是要在国家之上形成一个超国家机构,裁判纷争与冲突,具体内容是通过国际联盟的建立,解决困扰18~19 世纪欧洲的安全问题。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理论向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开始。20 世纪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进一步催生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萧条及由此引发的国内与国际危机,加速了人们对自由放任国际主义政策的怀疑。大萧条无论对国内还是国际生活,都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它使自由主义者认识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一个不受管制的政治经济体系都是灾难性的。凯恩斯国家管制思想应运而生,并在美国的新政实践中大获成功。凯恩斯主义的要义不只是将国家管制的理念带到国内政治经济治理中,其国际政治意义还在于,要使世界政治免于二战这样的灾难,也必须对国际生活进行必要的管制。这也正是二战结束前后,美国把管制性多边制度理念诉诸世界秩序设计的理论基础。[10]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规则管制世界的理念的出现,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逐渐失去了支持者。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至少在以下几点上与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第一,新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放任的国际生活从逻辑上并不必然导致秩序,相反,理性个体行为,会导致非理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市场失灵的恶果,新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组织、多边制度与国际法对国际生活进行调控与必要的管制,非此国际政治不会进入秩序。第二,新自由主义相信和平与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它们是人们精心政治设计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因此提出在国际层次上进行改革的问题,包括国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提高制度安排绩效,加强多边主义,扩大跨国社会行为体的参与权等等。第三,新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政治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认为在一个边界的政治经济意义正逐渐模糊的世界中,人类政治发展正面临着许多跨越国界的共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更深入的合作,必要的时候借助干预以得到治理与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社会自由主义以及伯利为代表的法律自由主义组成。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为国内学术界所熟悉。在最近的新-新辩论中,以及多数学者所阐述的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几乎均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而对其他新自由主义流派几乎置若罔闻。这实在是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解的偏缺。限于篇幅,本文着重阐述社会自由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或者领土型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国际社会中的权力彻底下放到以领土、居民为基础的主权国家身上。威斯特伐利亚秩序解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确立主权归属各个民族国家的理念,赋予各个主权国家独立的、绝对的不受干涉的权利。在一个互相猜忌与恐惧的国际体系中,它从法律上和形式上保证国家足够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独立性。但是,随着跨国互动的加强,国内与国际事务界限的模糊,各种议题的相互交叉与重叠,领土型国际政治的“边界”在发生变化,这个边界不只是传统国际政治的地理边界,而是问题性质上的边界变化,并进一步引起国家层面与国际政治层面如何进行权力两级分配问题。换句话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治理国家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在国家之上的公共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仅靠国家自觉性的约束是不够的,它们需要国际层次上必要的具有强制实施能力的制度来保障,需要国家将一些权力委托或者转让给更高的国际机构,而这一点正好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主权在国”的理念相冲突。[11] 这是新时代国际政治与旧的领土型国际政治的最大区别所在。人类政治面临的问题性质的变化,导致国际层面上对治理的需求在增加,而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下的制度安排满足不了此类需求。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制度安排上的特点是确立“私权”(主权)的法律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社会中(society of the states),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公共权力”处理国家之间与国家之上的共同问题。这是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的内在困境。 新自由制度主义开出的处方是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认为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与风险,改进信息质量,确立稳定可靠的预期,以促进合作与共同问题的解决。 法律自由主义对此反应有所不同。法律自由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主张将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伯利的作品中。[12]法律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合作国际法(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operation)开始代替共存国际法(the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成为规划世界秩序的重要规范。与自由放任思想一致的是,传统国际法赋予国家以近乎无限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合作国际法则把国内人权、健康保护、经济状况以及环境保护都纳入到规范的范畴。[13]合作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与功能较之领土型国际政治下的传统国际法都有了很大的不同,其出现深受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国内福利自由主义的影响,就国际层面而言,则与相互依赖加强后不断增加的跨国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管理压力有关。按照法律自由主义的逻辑,国际法(transnational law,跨国法)将变成包括所有直接管制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跨国活动法律的总和,目的是要帮助形成跨国社会中个人和团体互动的结构模式,以限制国家的行动。[14]国际法调整的范围空前扩大了。 管制与干预并不是很难界定的词,但是新自由主义管制理念的实践,在以不干涉原则为主导的传统国际法下,则极容易被理解为干涉的同义词。当代国际政治中不断出现的关于干预问题的争议,从反面说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被管制问题的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不断扩大的管制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主权名义下对管制(干预)的抵抗,这就是新老交替时期国际政治的特点,也映照法律自由主义对跨国共同问题解决的深刻影响。 所有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之上的跨国共同问题,几乎均与正义问题相关。新自由主义对此做出的反应体现在社会自由主义的主张中。[15]社会自由主义对当今国际分配正义给予格外的关注,其本质是为公正的世界秩序提供一种道德基础。贝茨(Charles Beitz)列举出当代国际分配正义问题,至少包括全球不平等与贫困;为了解决全球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国际制度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与变革;国际复合相互依赖中的新问题(贸易制度变迁引起福利再分配,缺乏控制的国际资本流动与跨国公司行为,国际资本流动对福利国家的威胁等);除国家之外,谁(跨国社会中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有权参与全球公共问题管理的决策?[16] 社会自由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许多主张带有“社会主义化”的性质。社会自由主义相信国际正义不是自然的状态,而是人类潜心设计的产物。合作可以促进福利增长,但是在不公正的制度下,合作也会导致福利分配的不合理性。社会自由主义在对国际分配正义与公正的诉求基础上,提出许多重要的主张:第一,国际民主的重要性。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如何使事关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过程更多地在民主的程式下运行。社会自由主义主张对国际层次上的多边制度进行民主化改革,以使它们至少在程序上更为民主。[17]第二,检讨现有国际公共决策,淡化国家以及军事力量在全球价值分配中的作用,主张把更多的跨国社会团体纳入全球决策结构中来。第三,重视国际关系中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 社会自由主义因为对国际关系中平等与公正的关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中间与平衡力量。如果说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法律自由主义强调管制作用的话,那么社会自由主义则更看重调节在世界政治秩序中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诸如南北问题、多边机构改革、环境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都受到社会自由主义思想的极大影响。 结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霍夫曼在论述自由主义与国际事务时,认为国际关系状态与自由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节制、宽容、协调与和平,而国际政治的本质则正好相反,是一种战争状态。[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 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国际关系论文: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 [摘 要] 本文探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也试图讨论它的未来走向。1919-1948年是国关理论初创与理想主义主导时期,源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理想主义谋求实现一个想象中的和平世界。从二战到1979年是现实主义的主导时期,以二战和冷战为背景,摩根索建立起现实主义理论框架,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1979-1992年是自由主义复兴时期,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理论化程度最高的自由主义流派,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1992年至今,强调观念和认同的建构主义兴起,逐渐与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形成三足鼎立。今后,国关理论将更多地表现出进化思维、权利政治和多元理论的发展取向。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关系成为一门学科有近100年的历史,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是国际关系学科成立的标志.学科的建立反映了人们对一战的反思和对消除战争的希冀.从1919年起,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本文主要探讨在这四个阶段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变化,并讨论国关理论可能的发展取向。 一、国际关系理论初创阶段与理想主义的兴起(1919-1948) 一战后,人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社会.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集中反映他的理想主义思想。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具体体现在国际联盟上面.威尔逊主义影响深远,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即自由主义复兴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将威尔逊理想主义中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国际组织等观念重新整合梳理,并使之理论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思想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格劳秀斯、康德等人都有着关于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论述,但没有统合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至多是一些关于国际关系的思想和政策建议.因此,1919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是国关学科的初创阶段、或曰幼稚阶段.从理论角度讲,理想主义是这一阶段国际关系的主导理念,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就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方法论方面,国际关系远未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主要是借鉴历史学和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威尔逊的很多思想来源于国际法,他本人在任大学教授时期主讲课程也是政治学和法学.另外,一些国际联盟的积极倡导者,如塞西尔、劳特巴赫等,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国际关系理论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断裂",这就是1939年卡尔《二十年危机》一书的出版.该书矛头直指威尔逊理想主义.卡尔认为,在国际关系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一种是乌托邦主义,即威尔逊理想主义,一种是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典型实例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屡遭失败,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国联的失败也是理想主义的失败,它忽视了现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问题,亦即"实然"问题.卡尔指出现实主义是一种和乌托邦主义对立的理念,它所重视的第一要素就是权力,最核心的一点是怎样看待权力和道德.卡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道德是不行的,但什么是道德,怎样遵循国际道德,国家怎样具有自己的道德,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是在权力这-核心问题上,卡尔对理想主义的尖锐批判使这本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最大的震撼还是来自二战.《二十年危机》首版在1939年,当时战火初起g此书于1946年发行第二版,二战刚刚结束.二战的实际似乎印证了卡尔的预言,此书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二战前人们纷纷谈道德和秩序,但卡尔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权力.所谓的道德,所谓的维持国际秩序、国际组织,都是维持现状国家的口号,德国不会这样思考问题,不满意现状的国家必然要加强实力去改变现状.《二十年危机》使得理想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断裂",为战后现实主义的兴起做出了重要的铺垫。 二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阶段与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确立(1948-1979) 第二阶段开始的标志是1948年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书的问世.如果说卡尔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界定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流派并突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摩根索则建立了现实主义的理论体系,系统表述了现实主义的整体思想、基本原则和运用方式.因此,摩根索被称为"战后现实主义之父".由于国际关系有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作为一门学科,它开始走出幼稚阶段,进入发展阶段.战后最初几年,美国一度垄断原子弹,被称为"短暂单极".但冷战很快就开始了,美苏对峙局面迅速形成,这种国际政治的背景又给现实主义增添了发展的土壤与证据.美苏对峙的本质是军事对峙,最终体现在战略均势上面。在这个阶段,国际关系研究的重心转向美国,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范式,国际关系研究基本上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展开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权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现实主义作为主导理论持续30年.在这个大框架下,许多针对实际问题(如:战略威慑问题、安全困境问题等)的研究深入展开,使国际关系学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标志有两个: 其一,现实主义高度理论化。《国家间政治》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但全书理论化程度并不很高.之后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一些有影响的理论相继出现,理论化程度越来越高.比如强调权力结构决定世界体系稳定的霸权稳定论,认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相对权力变化会导致战争的权力过疲论等.再如,卡普兰的体系论、文利森的决策理论等也使国际关系研究进一步规范化.《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从经济学角度也提出了国家兴衰理论,指出大型分配联盟是国家衰退的重要原因.大型战争可以将原有的社会结构全部打乱,所以战后会有迅速的经济发展-m经济学家严谨的方法论更加受到重视.有人用这种理论专门分析了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也有人试图把此理论运用到分析中国""后的发展。 其二,形成了以社会科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在国关理论的幼稚阶段,很多学者是从历史学、法学转行研究国际关系的,前者沿着历史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后者沿着国际法学的脉络展开分析,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在幼稚阶段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在现实主义主导阶段,国关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突破,主要在于战后美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繁荣,人们强调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行为主义开始主导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行为主义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元论,认为二者本质上一样.与此相呼应,国际关系学学者努力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化为一种极其筒约的理论,能够用公式表示出来,能够用定量方法计算出来.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界,在整个政治学界都出现了这个趋势.所谓国际关系学第二次大论战主要是方法论论战,争论焦点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到底能否运用到国际关系研究之中.结果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结果有利有弊.有利的方面在于将国际关系学科的方法论逐渐统合起来,形成了比较"硬"的国际关系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关的数据收集也积极展开.比如,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数据库,收集了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战争数据,建立了"战争相关系数"体系(COW,the Correlates of War)不过,这样做的负面效应是建立起科学方法论的话语霸权,其他方法都或多或少地被边缘化了。 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论这两条主线的发展,到1979年汇聚到一个顶峰,即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L以自然科学理论标准衡量,此书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理论界最严谨、最简约的著作.它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为基本前提,将以主要国家实力分配为基本内容的体系结构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变量,形成了以国际体系结构解释国家行为的严谨理论体系,简称"结构选择".以方法论的标准衡量,它具有高度的理论简约性和可证伪性,比枝容易地演化出理论假设,通过理论、假设、数据、验证的步骤,得出分析结果.《国际政治理论》是国际关系学引用率最高的书,是第二阶段的集大成著作,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学科趋于成熟的标志.当时的国际政治背景,尤其里根上台后美苏展开的第二轮冷战,似乎再度证明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不可取代的。 三、国际关系理论繁荣阶段与自由主义的复兴(1979-1992)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学科的繁荣时期,以现实主义危机和自由主义复兴为基本标志.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政治现实中出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美元贬值、越南战争、石油危机等一系列事件,这使人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的许多基本命题是否还能解释国际关系的现实.将1979年作为国关理论发展的第二和第三个阶段的分野是因为此年《国际政治理论》出版.此前两年,即在1977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出版了著名的《权力与相互依赖L在这本理论著作之前,两人也已提出过"跨政府关系"的概念,对国家作为单位提出了质疑.m《权力与相互依赖》否定了现实主义的三个基本假定,虽然由于第二轮冷战开始的政治大背景,该书没有立刻掀起理论论战,但它是自由主义全面复兴的序曲。 《权力与相互依赖》提出的三个与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基本假定是:第一,否定现实主义以国家为国际关系惟一行为体的命题,认为国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其他超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第二,军事安全并非总是国家的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第三,军事力量不是或不完全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有效手段.华尔兹对摩根索的理论做了两个重大修正.一是把国际政治的第一推动从人性改变到了无政府性.人性难以科学化,是难以验证的东西,华尔兹的理论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原因之-就是他的理论变量都是可验证变量,这样华尔兹否定了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第一原则,亦即人本性好斗。华尔兹认为国家间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而不是人性.二是华尔兹认为权力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所以,华尔兹理论又被称为"防御性现寒主义".在无政府状态下,保存自己只能靠自助,依靠军事力量,因此,华尔兹主张权力的合理性够用.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质疑,是否只是军事手段才是权力?例如,军事强大的美国和军事属弱的加拿大为邻,是否美国可以因渔业纠纷而派兵进攻加拿大?基欧汉和奈认为军事手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保障国家生存和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更不能事先假定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军事力量,权力也可以来自相互依存,世界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但是不对等的,不对称的相互依存产生权力。 1977年以后,特别是进人80年代后,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自由主义.有影响的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包括:迈克尔·多伊尔和布鲁斯·拉塞特的"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体制是和平的基本原因商贸和平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思想,认为只要国际上有一个开放的商贸体系,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梳理起来,共有五种形态的自由主义,即:共和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自由主义、认知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和制度自由主义.各种理论纷纷出台,形成了繁荣阶段的高峰时期。 在诸多自由主义流派中,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化程度最高,这主要归功于基欧汉.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方法论上没有新的贡献,而是严格继承了科学方法论,坚持科学实在论和物质主义本体论,坚持国际关系中客观规律的存在和可发现性.从这个角度来说,华尔兹和基欧汉都借鉴了徽观经济学的理论,在理性主义这个大范畴中进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根本突破始于对现实主义一个重大理论——霸权稳定论的批判.霸权稳定论是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的典型范例,它的基本命题是国际体系中实力分配的结构决定这个体系是否易发战争、是否稳定.霸权国可以遏止战争,一旦没有霸权国,则会狼烟四起.根据这个理论,霸权国在军事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且建立起规则、机制和制度来维持霸权地位,同时也维持着世界秩序.70年代中后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国霸权衰退了,《大国的兴衰》反映了这种共识.该书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大国都要衰退,主要原因是在海外的帝国战线太长,太多的承诺必然要消耗自身的资源基础.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基本理论,只有霸权国把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重新恢复到最高点,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规则、机制和制度,维持体系本身的稳定.基欧汉则认为,维持秩序既靠权力,也要靠制度,如一个国家或社区成员服从制度,在没有强权保障秩序时,仍然可以维持秩序,实现稳定.霸权国(指美国〉在权力鼎盛时的1945年领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国际制度,根据霸权稳定论的说法,霸权国一旦跌落,它所领导制定的制度也随之瓦解.但基欧汉指出,这种供应学派观点是不适当的,应当从需求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即便制度是霸权国提供的,但由于元政府体系中国家对制度的需求,所以即使霸权国权力消退,已有的制度也不会全然瓦解,国际制度仍然可以是维持秩序的最主要的手段,促成国家阔的合作.1984年,基欧汉出版了《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L作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作,该书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比较完整地提出了需求学派的制度理论,也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了众多自由主义流派中理论化程度最高的理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成熟。 除此之外,第三阶段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其一,二战以后在英国出现的"英国学派"此间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国学派大致可以归为社会自由主义学派。早期重要学者马丁·怀特在卡尔分类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现实主义、革命主义和理性主义,分别对应着霍布斯传统、康德传统和格劳秀斯传统.前两者类似于卡尔所说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第三类则是怀特的贡献.国际社会不是霍布斯的互相征战的原始状态,而是有法律和准法律约束的社会性结构.怀特闸释的理性主义成为英国学派的基本理论出发点.布尔是英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其著作《元政府社会》在70年代冷战非常激烈之时提出可以建立一个有规则管理的国际社会.英国学派发展至今,出现了新的一代以及《国际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发展》等代表作.布赞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发展了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尽管他本人不承认自己属于什么学派,但布赞探讨国际社会向世界社会的演进,其方法论特征也已经比较明显,即从历史中提炼理论,这与英国学派的基本研究脉络是并行不悖的.[叫比如说,谈国际社会、国际体系,不像华尔兹那样当成是超历史概念,而要研究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过程.这样,历史演进就成了英国学糠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家不同的是,这种历史演变的方法着重于在历史中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是史学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史料为政治学研究服务.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有大的历史观,很容易形成一种发展和进化的理论,弱点是以科学观来看,英国学派理论难以提出明确的因果关系假设,缺乏理论陈述的清晰度。 其二,非主流理论对主流理论的抨击日趋尖锐.一方面,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依附理论仍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在进一步发展之中.另一方面,非主流理论也开始与主流理论正面交锋.1984年,基欧汉主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收入了批判理论和后现论对新现实主义的质疑和批判.虽然主流理论后来没有高度重视非主流理论的力量,真正的对话并没有深入展开,但非主流理论的批判一直没有停歇,一批重要著作也相继问世.考克斯(Robert Cox)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1987)、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的《超越现实主义:批判理论与国际关系》(1990)、埃尔思坦(J. B.Elshtein)的《性别与国际关系》(1987)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加大了第三阶段的争鸣力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国际关系理论的三足鼎立时期与建构主义兴起(1992—今) 1992年至今,是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分野再显清晰的时期,标志是建构主义兴起并与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建构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一直非常重要,只是在国际关系学中,现实主义在第二时期形成话语霸权,并借助科学方法论的工具,加之建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自身没有形成高度理论化的体系,所以一直处于边缘状态.20世纪50年代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了建构主义的一些思想.如:以密特拉尼(David Mitrany)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派、以哈斯(Ernst Haas)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学派、以多伊奇(karl Deutsch)为代表的社会交流学派等。但由于冷战的反复持续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曲折复杂,这些学派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 80年代末,奥努弗(Nicholas 011uf)把建构主义这一术语正式引人到国际关系学,并出版著作《我们造就的世界》.对国际政治学建构主义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温特1987年在《国际组织》上发表了一篇以行动者和结构的关系为内容的文章《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开始探讨国际政治的社会因素.1992年,温特发表了《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立刻引起轰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始得到广泛关注,因此可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入第四个阶段的标志.温特的这篇文章质疑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研究的起点问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作为事实接受下来,以此为起点开始研究.但温特指出,这种接受"无政府逻辑"的做法本身就值得质疑."无政府逻辑"并非只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接受的那种霍布斯逻辑,而是包括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内的多种逻辑."无政府逻辑"也不是亘古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行为体在社会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事实,有别于自然科学中的自然事实.国家利益、权力政治这些现实主义的基本概念同样也是社会实践建构的产物.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部著作与新现实主义大作《国际政治理论》形成鲜明对照,被认为是20世纪国际关系学最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 建构主义对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了根本性挑战,并逐步与后二者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根本的一条是它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存在不可通约的本体论观点,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机械一元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建构主义强调观念、认同、文化的重要性,认为国际体系的物质性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能具有意义。考察两个国家的关系,不要只看它们是否都有核武器或是否是邻国,也要看它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温特最常用的典型例子是,美国并不担心英国的一百枚核弹头,却十分害怕朝鲜的一枚核弹头.因为英美是朋友,而朝美是敌人。 现实主义仍在发展.当前具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它可被视为现实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是后冷战时期最典型的、最激进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是米尔斯海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虽然这部著作的理论化程度不是很高,但现实主义意识却超过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从两个源泉获得了灵感,一是摩根索的权力论,二是华尔兹的结构论。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全自己的生存,因此权力是第一要素.但国际体系的元政府结构却决定了国家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拥有多少权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国家必然追求无限大的权力,因而争霸也就成为大国关系的必然态势,争霸的结果又取决于经济和军事实力.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大国争霸是国际关系的铁律,人是没有任何作用的,这是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正因为如此,进攻性现实主义才是极其悲观的现实主义,悲观程度超过了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甚至在某些方面也超过了摩根索的传统现实主义,摩根索至少还相信外交技巧在作用,而外交的艺术恰恰是人之所为。 自由主义的发展也仍在继续.一是制度合作研究进一步深人,阿克塞尔罗德的复杂系统和合作进化理论可能是目前最尖端的合作研究,不仅研究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通过复杂学习程序进行合作的问题,也研究其他行动者和生物体之间在复杂系统中的合作过程.还有学者将自由主义的几个重要因素,比如相互依存、民主政体和国际制度结合起来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三角和平的理论.二是全球治理.在全球化发展迅速的阶段,以元政府治理为基本内容的合作性治理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多边主义与多边国际组织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与之相关的是软权力的概念,因为在全球治理中,仅仅依靠硬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结合.自由主义从第三阶段起就开始注意国内国际政治的相关性.1988年普特曼提出了双层博弈模式,强调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关系.海伦·米尔纳在1991年的一篇论文中就对以无政府性划分国际国内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研究取向更加明显地沿着国内国际政治的结合部位和相互影响方面发展。 五、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走向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沿革历程来看,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能会有以下几个走向。 首先,从强调循环向强调进化发展.回顾社会科学(不仅仅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理论有两种明显的思维取向.一种是认为整个理论体系是循环的,人的社会运动也是循环的,汤因比的"文明循环论"和米尔斯海默的霸权轮回圃等都有着决定论的循环理论色彩.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也是如此,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都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但理论发展到自由主。之后,很大一部分就不是这样了.自由主义的制度观是进化性理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最简单的表述是"制度选择"——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以促成合作。如果这个命题确实反映了基欧汉的思想,那么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圃,不断地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建构主义则进步突破机械的历史循环论,突出了人的观念的力量,重视人的实践活动的建构功能,强调了文化的作用.从循环理论走向进化理论的实质是关注人的能动性.如果说华尔兹的理论是人失能的世界,基欧汉的制度自由主义则是人有限能动的世界,而温特的建构主义则是人积极能动的世界.人的能动是国际关系和历史的推动力,人的复活也是国际关系的希望所在。 其次,从权力政治向校利政治发展.在现实主义顶峰时期,权力变成了一切国际关系活动的核心.二战后,摩根索建立现实主义理论大厦时,权力就开始走向神话.如果以权力为政治活动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当然,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权力仍十分重要,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是,也可以看到一种越来越清晰的理念轨迹,它在更多地向权利的方向发展.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女权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很大一部分建构主义理论都表现出这种迹象.即使把国家作为主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之间争斗的原因很可能是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而不是生存受到威胁.对等关系是要承认拥有平等的权利.即使对方再弱小,如果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就会形成不解之结。民族之间、个人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权力和权利是政治学中永恒的概念,核心问题是谁是目的,谁是手段.如果人类社会要不断走向进步,就不应该忽视权利,并将权利视为目的,将权力视为手段.如果说现实主义是权力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则更加重视极利政治的历史性和现实性意义。 第三,从话语霸权向多元理论和方法论发展。如果说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的天地,第二阶段是现实主义和科学方法论主导,第三阶段已经明显表现出多元态势,无论是理论还是方法论都是如此.无论哪个学者都很难说自己的理论就是惟一正确的国际关系理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惟一方法.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是多种理论并存,多种方法并存,而且同-个研究中有并用多种方法的现象,即所谓的后实证主义的状态.除三大主流理论之外,还有深入发展中的批判理论、规范理论、女性理论、后现论。除了实证主义方法论之外,还有解释学方法论、解构方法论等等.这样的状态应该是正常状态,因为多理论、多方法论的竞争状态,才应该是"学问"的真实状态。 国际关系学是和现实结合很紧密的学科.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看,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威慑理论等非常具体的理论外,宏理论一般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却有潜移默化的功力.从理论自身建设来看,它要解决的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世界是什么?国际关系是什么?理论本身的意义在于积累思想、传播学术,实现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国际关系理论经过近百年的积淀和沿革,深化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国际关系理论自身的学理旨趣。理论的根本功能是使人们对世界和人类的根本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能够使人类向更美好的未来发展.说到底,国际关系的根基是人与人的关系,国际关系学的终极关怀也应当是人。 国际关系论文:关于几个重要国际关系术语中文译法的讨论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译介外国国际关系文献的过程中引进了大量术语,但是在这些术语的译法上缺乏统一的规范,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与交流的正常进行。本文讨论了十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以及国际关系的语境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旨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促进中国国际关系专业术语译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术语翻译;学术规范;译名标准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国际关系文献被中国学者翻译、评介,其间引进了大量的国际关系术语,但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在这些名词的翻译上既缺乏权威的规定(如过去新华社出版的《人名地名译名手册》),也没有同业公会(如国际关系学会)认可的业内标准,结果就出现了一词多译的‘自由化’局面,造成了交流上的混乱和困难。” [1]专业术语规范化是任何一门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专业文献翻译水平的重要标志。如果每个学者都各自使用一种译法,没有统一、规范的术语,既不利于正常的学术交流的进行,也不利于读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习和理解。为了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密性和准确性、保证学术交流的通畅,我们需要对这些翻译、引进的术语进行甄别和校正。正当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起步不久之际,术语译名的规范统一意义尤为重大,而任务也十分艰巨。 为了引起学界重视和讨论,争取尽早在术语译名问题上达成共识,本文将简要讨论几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术语的中文译法。这里所选取的术语在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较频繁,而译法分歧较多,有些通行译法不太符合术语的本来意思。本文试图通过考察这些术语的原意及其在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中的用法来寻求它们在中文里比较贴切的对等词汇。 一、Identity(身份、认同、特征) Identity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随着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建构主义的介绍越来越多,这个词在中文文献中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在相当多的中文文献中,identity一词被译为“认同”[2],而建构主义经典文献《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中文译者秦亚青教授在中译本里将其全部译作“身份”。 其实identity包含特性、身份和认同等多重意思:特征是人或事物的属性,借以认定其所属或类别;“身份”一词在中文里更多外在(客体对主体)认定的成分,它是一种社会性标识,而“认同”更多内在(主体对主体本身)认定的成分,具有主体性;英文的identity是兼有以上三种意义。下文将对这个词在建构主义理论文献中的用法进行考察,以表明这个词的不同意思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体现,而在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个词的翻译中往往只表达出一种意思是不够准确的。 在1992年发表的《无政府是国家造就的: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一文中,温特对identity作了阐述,他指出,“identity是行为体对自身相当稳定的、特定角色的理解与预期……每个人都有许多与制度性角色相联系的identity,如兄弟、儿子、教师、公民等;国家同样也有许多identity,如‘统治者’、‘自由世界的领袖’、‘帝国’等等。[3]”在上文引述中,温特使用的第一个identity强调的是行为体对自身的“理解与预期”,因此应译作“认同”;而从其后强调的identity与角色的联系以及所列举的关于个人和国家的各种identity的例子来看,后两个identity应该译为“身份”。 Identity的三种意思在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也有明确表达。温特在讨论identity的定义时首先指出,“在哲学意义上,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这种用法在这里太宽泛而不适用。若据此用法,猎犬和自行车也具有identity[4]”。在这句话中,由于identity是使事物成为该事物的因素,应该理解为“特征”。 温特进一步指出,“我把identity作为有意图的行为体的属性(property)……这意味着identity是基于主体或单元层次上的特征,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这里的“自我理解”也只是identity的一层含义,因为“这种理解的意义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是否以同样的方式想象这个行为体,因此,identity也具有主体间或体系特征。”在这里,温特明确地指出了identity的两种意义,即“两种观念可以进入identity,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5]自我持有的观念是主体对自身的认定,而他者持有的观念是客体对自身的认定,当identity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时是主体的“认同”,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是社会赋予主体的“身份”。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还出现了identification一词,它是指“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 。[6]秦亚青在中译本中将这个词译作“认同”是贴切的,因为“身份”是一种属性,而“认同”是主体的认知。两者的联系在于,一方面认同依赖于主体的角色和身份,另一方面,认同也是主体身份形成(identity-formation)的过程。在某些语境下,identity与identification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秦亚青将所有的identity都译作“身份”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主体对自身的认定与客体对主体的认定是两种不同的意思,一概译为“身份”显然不能体现两种意思的区别。 通过对identity一词在建构主义经典文献中用法的梳理表明,这个词在中文里最贴切的翻译应视上下文而定,不能一概而论;由于英文的identity兼有事物具有的属性、主体对自身的认定和客体对主体的认定等三种含义,而中文里需要用“特征”、“认同”和“身份”等不同词语分别表达,所以不管译成什么都会顾此失彼;但是为了表意的准确性,使用这个词汇时应仔细推敲其内涵和上下文意,以此选择合适的译法。 二、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际共同体) International community在中文里一般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但也有译者将其译为“国际社会”(中文的“国际社会”一般对应international society)。考虑到society和community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2002年9/10月号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一组讨论文章,题为“什么是国际共同体(international community)?”,《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发表了这组文章的中译文,将标题冠之以 “什么是国际社会?”[7]。参与这次讨论的都是知名人士(包括著名思想家、活动家、记者和政治决策者等),他们在international community是否存在、存在的范围以及基本特征等问题上都存在分歧。可见它与我们通常使用的“国际社会”不同,后者的含义比较宽泛也较少争议,就是指“作为国际主要行为者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中形成的相互关系总体”[8]。 在政治学中,community是与自然亲近性、共同利益和特定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9]。按照布鲁斯·克罗林(Bruce Cronin)的定义,国际/跨国共同体意味着“一系列具有共同社会特征、共同关系、共同经历和正面的相互依赖的政治行为体之间形成一种政治上的共识,使它们成为一个独特的团体。”[10]从International community对上述共同性的强调来看,译为“国际共同体”是最合适的。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international society虽然在中文里译为“国际社会”,但是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国际社会是有区别的,英国学派的international society与上面讨论的international community的内涵是一致的。按照布尔在其《无政府社会》一书中对“国际社会”的表述,“国际社会”的存在是因为“一组国家意识到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它们也意识到彼此之间由一系列相互关系的共同法则联系在一起”[11]。 注意到英国学派使用的“国际社会”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的不同点及其与“国际共同体”概念的一致性,对于我们理解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理论主张是非常重要的。国际共同体在现实中是否存在及其所指涉的范围也是有争议的,由于对共同价值和身份认同的强调,国际共同体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将international community译为“国际社会”显然抹杀了这个概念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内涵以及不同作者在使用这个词语时的倾向性。 三、International regime(国际规制) 关于international regime一词的中文译法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了专门论证。目前出现的不同译法主要有: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国际规制、国际体制、国际规则等[12]。由于regime一词在英文里本身意思就很多,所以中文译法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也就不足为奇。《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在regime词条下列出了七种汉语释义:1.政体、政权、社会制度;2.统治方式、时期;3.状况、状态和自然现象的特征;4.领域、范围;5.规范、纪律;6.方式、方法;7.制度、体系[13]。王逸舟也指出“单从字面上看,regime可以有‘规范’、‘规则’、‘体制’、‘制度’、‘政权’、‘政体’、‘安排’、‘管理方式’、‘统治形式’、‘系统设置’、‘精心安排的生活方式’等十余种译法。[14]” 目前国内学术界使用“国际机制”一词较多,并且中国学者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15],但是正如李少军所说,中文的“机制”一词早有mechanism与之对应,而且机制主要是指原理和功能[16],所以regime一词译为“机制”一方面意思不太贴切,另一方面则易与常用的mechanism的中文译名相混淆。 在国内背景下,regime是指一种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它由一套建立起来的规则(rules)和制度(institutions)所界定,用以调节国家内的个人、组织或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意义上的regime一般译作政权、体制等。虽然国内政治中的“政治体制(regime)”不如政治制度那样带有根本性、不易变更性,但是作为“一套既定的政府或宪政秩序”,或者与政权相联系的一系列“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17],是特定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稳定性。 而在国际背景下,这个词汇被定义为,特定的国际关系领域中一系列自愿同意的(voluntarily agreed-upon)原则、规范、规则和程序,行为体的预期聚集于此[18]。由此可以看出,国际政治中的regime既不具备权威性安排,也不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它是建立在“自愿同意”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在国内与国际不同背景下regime的区别,将其译为“体制”也不太符合其在国际关系语境下的意思。 考虑到regime一词在国际关系中同时表达出规则、规范、制度等几种意思,而且也为了与机制、体制等常用的词语作必要的区分,似译为“规制”较妥。 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国际制度/机构) 在国际关系中, institution是一个与规制(regime)意义相近又不完全一致的词,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兴起以来,institution一词较regime使用更频繁。 相对于其他术语,国内学术界对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的译法分歧并不大,大多数学者将其译为“国际制度”,也有少数译为“国际机构”[19]的。在一些政治学的辞典和百科全书中,institution一词也主要译为“制度”。但是正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所言,“人们经常在根本没有定义或者仅仅随意定义的情况下讨论institution”[20]。 基欧汉在《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专门讨论了institution的定义,他将其界定为“一系列约束行为、塑好预期、规定角色的规则(rules)”,“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些institutions是正式的组织,它们有规定的等级和实现有目的行动的能力。另外,诸如货币和贸易领域的国际规制(international regime)则是规则和组织的复合体[21]”。基欧汉还特别指出,institution根植于惯例(practice)。在这段定义中,基欧汉主要讨论了institution与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惯例之间的关系。在国内学者中,任东来曾著文介绍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概念,指其包括国际组织、国际规制和国际惯例三大块[22]。 以上考察表明,英文中的institution有机构、规则和惯例三层含义。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词在中文里主要出现的是“制度”和“机构”两种译法。根据《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制度”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23]从这个释义可以看出,制度既可以指正式的规则(法令等),也可以包含非正式的惯例(礼俗等)。因此,institution译为“制度”可以表达出其三层含义中的两层,但是“制度”并不包含“机构”的意思。 由于institution一词在中文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对等词,对这个词的译法的选择也需要视上下文而定。当作者论及国际规则和惯例时,可以将其译为“国际制度”;如果主要涉及那些具体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如WTO、IMF、EU 、NATO等),则应译为“国际机构”;而当其既论及国际规则(或惯例),又涉及国际组织,则可以译为“国际制度及机构”,这样的表述虽然略嫌繁琐,但是意思明确、贴切,符合其在英文中要表达的多层含义。 五、Balance of power;Power politics)(均势,力量对比;权力政治) Power一词在中文里译法很多,主要有权力、实力、力量、权势、大国等。与这个词相关的有两个术语:balance of power和power politics。由于对power的不同理解,balance of power相应地出现了均势、力量均势、权力均衡、实力平衡等几种译法,而power politics主要被译为权力政治、实力政治、强权政治等。 在政治学著述中,power是一个经常出现的词汇,而且不同的分析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的界定。Power在国际关系中是两类力量的集合体:实体性力量和关系性力量[24],前者是自身所拥有的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方面),而后者体现为对其他行为体的影响力。Power的两种不同用法也给理解带来了困难,因此,“一些作者建议,应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capability一词,而‘power’只保留第二层意义可以减少表意的混乱。[25]” 由此表明,对power一词可根据两层意思分别译为实力和权力,当作者主要表达一个国家本身所具备的实力(capability)或持有物(possession)时,应译为“实力”;而当作者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力量关系(power relationship)时,则应译为“权力”。 Balance of power一词译为力量均势在语义有重复,力量和“势”表达的意思相同;译为均势、权力均衡、力量均衡在表达意思上是一致的,不过译为“均势”较其他译法更为简洁明确,因为“均”有“平衡(balance)”之意,而“势”则是“权力、力量(power)”。上文中讨论的“均势”实际上只表达出balance of power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常用的一层意思。英文里balance有“平衡、均衡”和“余额、差额”两种基本含义,当balance作后一种理解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译为“力量对比”,这一层意思一般不为中国学者所注意,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文献中是有明确表述的: 恩斯特·哈斯在一篇讨论balance of power不同含义的文章中所提到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力量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他指出,“这是balance of power一词出现在简单的描述性表达中,最简单也是最常见的用法” 。[26]马丁·怀特也指出这个术语可以表示“既定的力量分布状况,即任何可能的力量分布” 。[27] 另外,英文中还经常出现“有利于某一方的力量对比(the balance of power in one’s favor)”的表达,这时,balance of power应该理解为“力量对比”。 基于以上论述可以认定,balance of power可以表达“均势”和“力量对比”两种不同含义,后一层含义使用也比较普遍,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术语时并没有仔细辨别,因此在翻译和阅读时有必要特别注意第二种意思,以免误读作者原意。 Power politics译为“权力政治”较为恰当,上文已经对实力和权力的关系作了说明,可以看出“实力政治”表达的意思较狭窄。用“强权政治”一词则有明显的贬义色彩。 六、Public goods(公益) Public goods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最初也是由一些经济学家(如金德尔伯格对霸权稳定论的分析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等)引入到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这个词是本文收集到的术语中译法最多的一个,有“公共品”、“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物资”、“公共商品”、“公众商品”、“公共财货”、“公益”等八种之多[28]。 在经济学中,public goods译为公共品、公共商品等都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是goods一词既可以表示实体的物品、商品,也可以表示抽象的利益、好处。正是由于它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所以伯格斯(Philip M. Burgess)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指出,政治学家常常用意义更明确的“利益(benefits)”来替代它。[29]由此可见,goods在这里应理解为利益而不是商品、产品或物品。 在国内和国际政治领域,由国家或集团等组织提供的public goods通常是非实体性的。吉尔平分析了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三种常见的public goods:自由开放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国际安全[30],这些就很难被界定成商品或产品。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而且goods一词本身也包含“好处、利益、福利”等意思,public goods译为“公益”更能体现这个词表达的基本含义。 七、Rreductionism(简化论/简化主义) 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把reductionist一词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他将国际政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立足于从单元或次单元层次,另一类则是从体系层次上建构理论[31]。按照沃尔兹的解释,reductionist的方法是“通过了解部分的属性和互动来理解整体……通过分解有机体、并使用物理和化学的知识及方法对它们的组成部分进行检查,进而了解这些有机体,这种曾盛行一时的尝试,也许是reductionist方法的典型例子” 。[32] 中国学者在介绍和引用沃尔兹的论述时,有的将reductionist理论译为“简化理论”,另一些则译为“还原理论”。[33] 在汉语里,还原和简化在语义上显然有很大差异,“还原”一词的意思是事物恢复原状如氧化物脱氧后还原为原物质,“简化”则是把繁杂的变成简单的[34]。Reductionist理论应该理解为一种将事物恢复原状的理论还是一种变复杂为简单的理论呢? 维奥蒂和考皮认为reductionism是一种导致过分简化(oversimplification)和不完全的分析方法,“在一些用法中,这个词指仅仅通过考察单元内部(如国家或个人),而忽略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来做出解释。……同样地,试图仅仅通过社会或社会心理关系来解释革命,而忽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的理论家也被批评为reductionism”[35]。在这里,无论是忽视单元所处的环境以及单元与环境中的要素之间的互动还是忽视该理论以外的其他因素,与事物恢复原状并没有关系。《美国传统词典(双解)》对reductionism词条的释义是:“reductionism是用相对简单(simple)的原理解释复杂(complex)现象或结构的企图或趋势”[36],这里也强调的是由复杂到简单的解释过程。 由此可见,Reductionis m应该理解为“简化论/简化主义”,而不是“还原论/还原主义”。 八、Security dilemma(安全两难) Security dilemma是安全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最早由约翰·赫兹提出,按照这种观念,“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A国可能完全出于防卫和自保目的而增加其防务开支的水平,但是其他的国家视A国具有侵略企图、对此作最坏的打算也是合理的。它们也相应地增加自己的军备水平,导致A国感到不安全,并且打算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A国最初试图增强安全的努力引起的过程使其感到更不安全[37]”。 这个术语的中文译法主要有“安全两难”和“安全困境”两种。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两难”和“困境”的区别不大,都可以表达面临困难的选择的意思。但是考察dilemma一词的本意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两种译法也是有区别的。 从词的本来意义来看,dilemma指“两个可供选择的行动方式中的每一个都会引起某个令人不满的结果。[38]”应用到国际关系方面,处于security dilemma中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而且两种选择都有不利之处:如果针锋相对,势必会加重本国的财政负担,而且会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最终还可能引发军事冲突;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国家可能失去武装自己的最佳机会,使国家安全甚至生存处于危险之中。 对dilemma一词的本义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确切含义的考察表明,“困境”一词表达的意思太宽泛,而dilemma译为“两难”较之更为准确。 九、Three images(三种意象) Three image的概念是肯尼思·沃尔兹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概括三种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解释,这三种解释也通常被理解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 虽然《人、国家与战争》这本国际关系经典文献很早就被翻译为中文,而且沃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解释也经常被引用和提及,但是译介者通常用“三种分析层次”来替代Three images这个关键概念。这个词的中文译法主要有“三种想象”、“三个概念”、“三个层面”、“三种设想”[39]等。 沃尔兹概括的三种解释的确存在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不同层次上,但是image一词并没有“层次”或“层面”的意思。《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多元主义、全球主义及其超越》一书中将三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也归结为三种images,在这本书中,image被定义为“一种关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总体看法(general perspective)”[40]。这里所使用的image与沃尔兹的用法是相同的,只是后者的范围是局限于国际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战争的根源)的“总体看法”。 作为一种“看法”的image属于认知的范畴,是对人们对事物的抽象化和认知的构建。在心理学中,image一般译作“意象”,这种译法应用到这里也是合适的。因为意象(image)是指人们曾经感知过的事物在思想中重现的形象,而沃尔兹所提出的Three images正是对政治哲学家们认识战争本源的不同“意象(观念形态)”进行的归纳。 十、 Reflectivism (反映主义) 罗伯特·基欧汉在1988年的《国际制度:两种方法》一文中提出了理性主义(rationalistic)和反映主义(reflective)两种方法的区分,这种区分后来也被应用到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中。中国学者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著述中出现了关于reflectivism一词的三种译法:“反映主义”、“反映论”或“反思主义”[41]。 按照基欧汉对那些reflective学者的表述,“他们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e meanings)’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在对这些规范的意义进行评价时,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制度性规范与规则,以及他们就此所进行的对话,与衡量这些规范所带来的行为变化具有同等重要性。” [42]这些学者强调,“制度不仅反映了建立制度的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制度本身也塑造单元的偏好和权力。因此,制度是行为体的构成要素,反之亦然” 。[43]由此可见,制度与单元是双向而非单向的,它们相互反映。 基欧汉进一步指出,“为了强调这种观点的重要性,也为了专注与理性主义理论的对话,我将那些强调了这些主旨的世界政治作者作为一个思想流派的成员。……既然他们都强调人类的反映(reflection)对制度的性质、最终对世界政治的特征是重要的,那么,我为这些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称他们为‘反映主义(reflective)’学者。”[44]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reflective的方法强调国际制度活动的‘主体间意义’的重要性,不是把制度与行为体的关系视为单向反映的过程,它们把被理性主义所忽视的人的理解与反映揭示出来。汉语里的“反映”是指“有机体接受和回答客观事物影响的活动过程”[45],应用到这里就是指行为体接受和回应制度影响的过程。 在中文里,“反思”一词主要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如果把基欧汉所归结为reflective(或reflectivism)的各种思想视为对传统的“理性主义”方法的“反思”也是可以理解的,任何一种思想的出现都可以视为对已经存在、并与之对立的思想的“反思”。但是基欧汉在这里使用reflection一词,所强调的这些理论的一致性在于它们关注人对制度的理解和认知,而不在于它们对“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 以上论述表明,reflectivism译为“反映论”或“反映主义”是恰当的,但是在哲学上,“反映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一切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共同原则[46]”。这一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refelctivism有所不同,因此,译为“反映主义”可以与哲学上的“反映论”相区别。 本文分析了一些在国际关系文献中出现较频繁、译法较多的术语,存在不同译名的术语远不止这些,这里就不一一讨论。在搜集相关译名过程中,我们发现,对一些术语的不同译法出现在同一作者的不同文章、著作中,有时甚至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这表明某些学者在处理重要概念的中文译法时的随意性,术语的规范性问题还没有成为学术界的自觉和共识。有鉴于此,本文对于上文讨论到的术语,结合这些术语在原文中的意思和国际关系的特定语境,文章也尝试性地给出了相应的推荐译名。当然,本文不可能也没有想要确定一个译名标准,只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和讨论,权当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各抒己见以求集思广益。 为了推动国际关系术语译名标准化问题的解决,我们在此提出几条建议供学术界同仁参考。首先,国际关系类核心期刊在审稿、校对过程中可以在本刊物中使用统一的专业术语译法,并且将有分歧的术语的译名标准附于刊末供读者参考和讨论。其次,国外学术著作往往附有相关的索引和术语一览,以往我们在翻译、出版时多将其略去,近年来随着国内学术界学术规范意识的觉醒,对主题和人名索引的也有所重视,以后对专业术语也应跟上。有国际关系类书籍业务的出版机构可以建立一套术语数据库,在其出版著作中统一用法并在附录中加入术语的原文、中文对照一览表。最后,借鉴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编订或翻译本学科辞书的经验,可以由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或专业学会组织专家学者编订出版本学科的术语辞书。总而言之,术语译名的标准化工作需要国际关系学者、研究机构、出版社、杂志社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进。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今天,中国正在向现代化转型,与之相应,在理论思维上,中国也要达到一个新高峰和新境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时代,而国际关系理论正是中国学人认识和把握这个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思维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哲学层面,哲学层面谈的是本体论问题,另一个是逻辑层面,涉及的是方法论问题。当然,方法论问题也属于哲学问题,但就逻辑而言,它本身就是方法论问题。人类最初的理性思维方法是形式逻辑,其特点是排斥矛盾,强调一致和同一性。其极端发展就是近现代数理逻辑的出现。数理逻辑从笛卡尔开始,直到布尔建立逻辑代数,语言被固化为数学符号以尽量减少歧义。形式逻辑在微观和程序性较强的认识领域产生了积极作用,计算机的出现就是这种作用的物质成果。形式逻辑因其排斥矛盾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始终缺乏具有革命意义的突破。 近代形而上学是形式逻辑在思维领域发展的高峰,它把本来是完整的世界切割成无限细微的片段,微积分既是这个时代的成就又是这个时代的缩影:象圆一样是个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被切割成无限多的直线片断。但不管学科分得如何细微,当对微观世界的研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人们就发现世界本是整体性联系着的,为了研究树木就必须研究森林,需要把这些很细的部分用对立统一的方法联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辩证逻辑。康德、黑格尔就出现了。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集大成者,他将原先被学科分解的肢离破碎的科学纳入沿着必然性发展着的和联系着的整体。但他的辩证法也有单线性的缺点,客观世界的演进按照其主观逻辑并服从于主观逻辑。这就产生了必然性被必然性所否定的悖论。二十世纪的科学实验,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大千世界其实有着许多处于不同参照系,或着说不同时空结构中的不同必然性,其中只是被纳入人的思维逻辑即被认识和控制并服务于人的事件的才是我们人类的必然性,人们没有认识到的其他事件的必然性,对人而言则是偶然的。也就是说,必然性是多线条的,偶然性是联系这些“必然性”线条的结点。这是黑格尔的主观逻辑无法解释的更为复杂的大逻辑,这个逻辑我称之为“历史逻辑”。历史逻辑,顾名思义,就是历史本身的逻辑。 这里所说的“历史”不仅是人的历史,而是包括人的历史在内的自然历史,这里所说的“逻辑”,就是历史的必然性。逻辑是必然性的核心内容。关于历史逻辑,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思想,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都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线索。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行,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第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页。) 特定的规律只能是特定时空结构中的历史运动。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客体。人的认识本身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人类,不管其个体还是总体,其生命是有限的,因此不可认识的事物,对人而言,是无限和绝对的,而可认识的事物是有限和相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对自然的认识,对必然性的把握是脆弱和有限的。世界是多参照系下的物质的多元存在。因此,真正的偶然性只是人类认识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必然性。而我们传统上讲的必然性则是对人而言并被人的主观逻辑所规定了并通过实践性扬弃了的偶然性。人的必然性的尽头则是偶然性即没有参与认识主体历史并存在于其他事物中的必然性。比如中美撞击事件,对美国的认识而言,是必然的,因为它决定要来南中国海,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偶然的,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人主观逻辑中的“必然性”。双方磨合的结果便形成了历史逻辑本身。这种逻辑为中美双方所认识并形成新的即更接近历史逻辑的主观逻辑。对国际关系而言,决定其逻辑走向的则是国家间动量在兴衰中转化和守恒,这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动量转换;转换的结点由偶然事件所拉动,并由此引起原有必然性的终结,如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凡尔赛体系;1917年十月革命引起两个阵营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因此,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扬弃并改变着偶然性,同时偶然性也扬弃和改变着人类历史。 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终极原因(黑格尔),多元共和是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爱因斯坦相对论证明,不同事物存在于不同的参照系之中,运动是参照系转换的结果。不同的参照系中的物质运动有不同的坐标,不同坐标中的物质运动则有不同的必然性。不同必然性间冲突,并在冲突中相“磨合”,最后形成一个类似恩格斯晚年所称的“历史的合力”,合力运动的轨迹便是自然历史逻辑演化的轨迹。人类只有认识和利用,而不能改变这个轨迹;人类只有根据主观逻辑主动认识、能动地利用历史逻辑,而不能取消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幅由多种必然性相联结、多种运动矢量相合成的开放的多棱巨网。这张巨网是以非逻辑的方式,以散状分布的偶然性事件为结点,由包括人的个性在内的诸多偶然性相互冲突和磨合后共和而成的结果。一句话,历史必然性是偶然事件之间无数有限连线联结的总和,也是人思维对历史现象的事后抽象。 黑格尔的“必然性”是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的扬弃性继续,而同一律与必然性存在的前提是坐标同一和时空同构。但世界本质是处于不同坐标系、不同参照系和不同时空结构中,因而具有不同必然性的物质运动的共和。 从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是历史逻辑的先导,它牵动着历史的量变,也带动着历史的质变。不是偶然性服从于人类认识到的“历史必然性”,而是人的认识要首先适应由偶然性联结而成的“历史合力”。因此,自然历史运动的法则是逻辑与非逻辑的统一;而人类历史运动的总路线是自然与自觉的统一,是历史逻辑与主观逻辑的统一。逻辑存在于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既定参照系之中,非逻辑则是诸多不同参照系因而不同逻辑体系中存在着的事物的动量交换的方式。意识是历史逻辑中的能动要素,人类只是历史逻辑构成的片断。人类历史的必然性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而自然历史的必然性则是客观与客观的统一。必然性是逻辑化的后果,就其形式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思维个性在内的偶然事件辩证作用后,所产生的环环相扣和无始无终的逻辑链。 国际关系是历史逻辑自我展示的形式之一,就其内容而言,历史逻辑似乎是包括国家意识形态在内的国家力量相互转化和动量守恒的轨迹。具有质变化意义的新历史多不发生在原有必然性的肯定过程之中,而是往往发生在被必然性抛弃即被否定的地方并以此为前提。比如东方文明向西方的文明转换并没有发生在东方文明发展的峰巅地带,而是发生在被中世纪文明的必然性抛弃的大不列颠孤岛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被资本主义抛弃的国家等等。对此,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有较明白的表述,他说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的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90页。) 但是,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也有自己的学术特点,而学术间不同特点的产生则是由于其逻辑原点的差异。国际关系理论是以国家主权为逻辑原点,其实践是以国家风险为代价。国际关系实践不能在实验室中预制和勘误,因此,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能在实验室中证实和证伪。 有人将证伪作为认识真理的基础,其实,科学哲学中证伪主义本身也有伪问题的方面:证伪的前提是用于证伪的信息必须完全。在实践中,信息不可能完全:从横向说,我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与我们处于同时期的所有信息,从纵向说,我们甚至不能认识和把握每分钟之后我们面临的所有新信息。比如我们无法把握一场风暴是否由遥远的一只蝴蝶扇翅所致(即蝴蝶效应),也不能预知一只蝴蝶的某次扇翅是否在将来会引起一场风暴。有人说,我当然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回答,这与恩格斯曾批评一些人用踩死一只蚂蚁的庸俗方法来证明死就是死,而不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一样。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决定了证伪和证实的“真”与“假”的判断永远是有限的和相对的,完全的和绝对的证伪和证实都是不可能的,绝对观念的真理性在鲜活的历史逻辑面前没有立足之地。换言之,如果证伪或证实(实证)方法可以获得绝对正确的原理,人的历史就不会犯重大错误,至少不会犯重复性的重大错误。而事实上的情形是,新一代人总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错误。 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1844年恩格斯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历史逻辑”的提出,就是一个将逻辑归还历史的过程。 历史逻辑以非逻辑、偶然性为主导的存在方式,不仅使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更生动的色彩,同时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实践品质;国家风险的不可实验和不可重复性质,又使国际关系的实践品质高于其他许多学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应当具有较强的实践品格:它要求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学者不仅要有能力解释世界,更要有能力改变世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束之高阁的所谓“逻辑体系”,其教学目标也不应是为了培养脱离实践的“神圣家族”,与此相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存在和发展的目标,在于研究发生在中国时空结构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并通过积极实践,将其他时空结构中的国家发展的必然性与中国发展必然进程相融合。因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不仅要有“中国主体”的概念,从长远考虑,还要有“中国价值”的概念。前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前与世界的关系,后者服务于中国崛起后与世界的关系。肯定即规定。中国价值,是一个中国规定世界同时又为世界所规定的概念,价值之间的主体是多元和平等的。 由于国际关系学术所具有的国家风险特点,国际关系学科要求其研究人员不仅要有相应的能力,而且要有特殊的国家责任的意识。外交无小事,对此基辛格有深刻的论述,他说: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动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基辛格是一位实践性较强并对国际关系有较大贡献的学者,他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在这里婉转批评国际关系研究的坐而论道和不负责的经院学风,国际关系是有很强的实践目标即国家利益,而可以参与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附带有国家风险的。这就使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不能仅仅是坐而论道的专家,而应是致力于改变历史的实践并对国家命运负责的学者。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首先要解决中国崛起带来的利益变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重政策,轻利益研究,将“不违背政策”当作限定研究原则的倾向。但政策是随国家利益而非政策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研究出这种变化,那我们的研究就只能走向僵化和空泛。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要讲中国价值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要为中国崛起服务,为平等地立于民族之林服务。其次,历史逻辑的多元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主体性,要求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要有中国的立场,没有这个立场,就不会有鲜活的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体到研究方法,方法论不要走向庸俗,古今中外的方法论都有其合理的价值,但不合理的运用,则反会窒息科学。比如现代学术强调要学习西方,写文章要讲究完备的注释。其实,中国古代学术研究对注释的要求恐怕在当时只会嫌其过而不会嫌其无,但在其达到高峰之际反成了窒息科学的桎梏。五四时期及中国共产党时期提倡新文化,打破了这种种学术桎梏,大大地解放了科学并使其成为大众可能参与的文化活动。中国“”又将这种本有积极意义的活动推向极端并使其走向庸俗,这又从另一面窒息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今后我们当总结方法论发展的历史,科学地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本身是最革命的东西,方法不能成为窒息科学和僵化思想的工具。历史逻辑中偶然性的主导性地位要求国际关系学者具有特殊的学术品质,即在学术上他是学理性的,而在实践及其认识上,他又是艺术的和政治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门艺术。 国际关系论文: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摘 要 历次科技革命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最重要的影响是: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促使人类战争观念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关键词 科技革命 国际关系 演变 科技革命是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它不仅对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二战结束以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深刻而广泛,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两极格局的终结与多极化的出现和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另一方面对南北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1 近代科技革命与国际关系的发展演变 恩格斯曾经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近代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科技革命,每一次都深刻地影响了国际关系的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是18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使人类社会从手工工场时代跃入机器大工业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使一直以来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小岛国——英国因为最早开始了这场革命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导致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萌芽。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虽然15世纪、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世界各大洲之间开始发生交往,但这种联系是不经常的、片面的,因而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工业革命后,随着天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航海事业达到空前规模,各大洲内部和各大洲之间开始了经常性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19世纪后期开始,以电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为标志,它引起了电灯、电话、电报和电动机的出现,以及钢铁工业、汽车工业、航空业和铁路、公路交通、化学工业等的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从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并最终促使了现代国际关系的形成。国际关系的发展从此具有了明显的全球性、整体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影响。而每个国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会对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各种影响,特别是由于国家实力的不平衡发展。几个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对其它国家具有压倒优势的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起着主导的作用,并相互争夺世界霸权。而在这次科学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德国和美国,英法紧随其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国家要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最终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性的大战。先后建立了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并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确立了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格局。两次大战的发生以及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就是科技革命造成各国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 近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历史清楚地说明,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国际关系格局也总是发生着相应的变化。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20世纪上半叶德国对英国霸权的挑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都是与这些国家在当时世界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密切相关的。 2 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近代的两次科技革命以及它们引起的产业革命延续时间长达上百年,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往往被其他方面的影响所掩饰,因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近代科学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虽然深刻,但表现却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影响了对于科学技术因素的重视程度。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新技术革命是以原子能、计算机、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这次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与前两次相比不仅更加直接和明显,而且更加深刻和广泛。 (1)导致了国际关系格局的转换,美苏两极格局最终解体,世界正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归根结底是力量对比的变化,科技革命引起一些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革命性增长,从而导致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军事实力长期是国际较量制高点。大国都倾力于军事领域,追求着由军事强国而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使科技力在国力中逐步取代军事力成为国际较量的一个制高点。在新的形势下,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并最终解体,由此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与此同时,现代科技革命兴起不仅使日本、西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而且,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也在近二十年来急剧上升,这些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2)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日益面临挑战。国家主权是国家固有的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最重要属性,表现为一国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和对外的独立自主权。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属性,国家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也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具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可共享的特性。然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观念正日渐受到挑战和侵蚀。特别是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和电子技术等的发展,克服了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使每个国家在严格意义上讲已经没有了秘密。此外,地理上边界的重要性也被国际分工、国际市场体系和科学技术在国际间的转移和流动而极大地削弱了,因而给每个国家维护自己的主权带来了威胁并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因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已经使国家拥有绝对的主权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当所有的国家都在声明它们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一个本质上互相依存的世界的运转和管理所需要的协定,正在慢慢地侵犯着它们的主权。而在未来越来越开放的国际社会,国家主权的部分削弱和部分让渡已成为发展的大趋势。传统意义的国家主权概念也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变化。 (3)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南北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20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与近代的科技革命相比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是耗资大。新研究项目的开展,新产品的开发,实验设备的配置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二是需要很高的综合科研销售系统,这就涉及到很多方面,如:全面、系统、发达的基础科学,齐备的科技人才,先进的制造工艺和技术,一流的实验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和完善的产品推广销售系统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产品能够迅速研制、开发、利用并销售出去。 新技术革命所具有的这两个新特点使绝大多数科研活动只有发达国家才有能力进行,致使世界科技活动的80%以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重不到20%。而在年人均科研经费、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科技人员的数量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远远落后与发达国家。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南北科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而其引起的后果将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技术,以低价进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加工成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则因其的落后而不得不向发达国家出口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再从发达国家高价进口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使本已十分巨大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南北矛盾也会因此而不断深化甚至还可能激化。 (4)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还促使人类战争观念不断发生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人类历史上,尽管曾发生过大小数千万次的战争,但由于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其作战能力、打击力、杀伤力、破坏力都远不能与今天相比。今天,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大量新型武器的产生,战争的领域向上扩展到了“无高不可攀”的境地,向下则可潜入到海底深处。山障、路障等在高科技武器的作用下,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在英阿马岛之战中,英国的空军急速开赴远在1.3万km之外的马岛进行空战;在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空军远涉重洋,长途飞行3 200km,进行大规模空袭。在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着夜战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使夜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透明”的战场,多国部队主要的作战行动大都放在夜间进行,取得了良好的作战效果。核武器的出现及其所具有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力更是使现代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在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的今天,全世界处于一种一按电钮就可以在一瞬间全部毁灭的状况之中。过去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的想法,已不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为历史所淘汰了。也就是说,人类的战争观念已经发生转变。在当今时代依靠科技优势,通过和平手段来追求、实现国家目标,已有了可能。制约世界战争的和平因素正在增长。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60年以来世界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处于总体和平状态的重要原因。 3 结论 总而言之,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产生着更为深刻而广泛的影响。21世纪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哪个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就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的地位,也就会在未来的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主权观念及实践演变 [论文关键词]政治主权 经济主权 文化主权 [论文摘要]主权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实践内容。在近现代国际关系近4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变化。正确认识这种代际演变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给国家主权适当的定位。 一、近代国家主权的早期实践 主权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在权力的意义上它的出现与国家是同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主权从未得到过法律形式的确认,甚至国家本身也还没有对主权的系统和理性的认识,但对最高权力的追求始终是国家本能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着主权的意识。到14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布丹,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并以此作为当时世俗君主与基督教教会斗争的武器。15、6世纪的欧洲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大量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和君主国组成的新格局。按恩格斯的说法,“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的新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1] 1618年,拥护宗教改革,反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德意志哈布斯堡王室统治的新教联盟与天主教联盟之间因奥地利统治者压迫捷克新教徒,剥夺新教徒的政治权利而爆发了战争,在随后30年中,当时欧洲大国君主先后卷入战争,使德意志内部邦国之间的宗教战争成为一场席卷欧洲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到1648年,战争在参与各方签署《威斯特伐利呀亚和约》后宣告结束。在和约中,启蒙学者提出的国家主权主张首次通过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国际条约而得到确认。国家主权原则首次在国际关系中被付诸了实践。威斯特伐利亚和会是欧洲有史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几乎欧洲所有大国都参加的政治会议。教皇虽派使节参加了会议,但首次作为会议的旁听者,世俗的君主国家成了会议的主角。国家、战争等这些曾经为教皇把持的重要权力转移到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手中,这种以世俗的主权国家举行会议解决国际问题做法开创了先例,标志着国际关系开始了崭新的时代。和约的签订更表明国家主权的原则正式被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了。和约关于卡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享有同等地位的规定,彻底打破了罗马教皇神权下的世界主权论,使主权原则彻底的摆脱了神权的束缚而开始成为一个世俗的概念。和约缔结后,各国普遍建立了常驻外交使节的制度,从而把主权原则日常化为国家基本的行为准则。 关于威约在国家主权原则方面的重大价值,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科尔顿作过高度的评价:“和约标志着国际法法上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出现。聚会在威斯特伐利亚的外交家们代表着,不承认有任何有上级和公共约束力的独立势力。再没有任何人能说欧洲在宗教、政治或者其他方面具有真正意义的统一。欧洲被认为是由大量毫无联系的、主权的、自由的和分离的原子,即国家所组成。这些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行动,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组成或者解散联盟,交换大使和使节,抉择战争与和平,根据均势的变化而转变立场”。[2]其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国家主权作为进步的国际关系原则,虽在近代长期被看作是欧洲国家的专利。但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使其最终突破欧洲的地域,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延展。最早接过主权旗帜的非欧洲国家固然是美国,但美国与欧洲列强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水平相近的本质决定了它在政治地域概念上与欧洲没有太大的差别。真正突破欧洲主权藩篱的是拉丁美洲和日本。18世纪末和19 世纪初席卷拉丁美洲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独立运动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争取主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的运动。经过长期的斗争,到19世纪20年代拉丁美洲先后出现了18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823年美洲各国举行的巴拿马会议提出了“尊重各个缔约国的主权”和“不干预的原则”,著名的拉美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玻利瓦尔还提出:“我们每个国家的独立与主权是与整个大陆的独立与主权不可分割的”[3]。引申出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新原则。1826年美洲大陆会议确认了这些原则,在与会国签订的《团结、联合和永久同盟条约》中,规定了共同维护各个缔约国的主权与独立;各缔约国的争端通过调解和仲裁来解决;努力发展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础,但不干涉缔约国自己的决定等原则。近代日本曾与其他国家一样,经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干涉,但经过“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发展的道路,确立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地位。 二、20世纪上半期国家主权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一战的爆发和战后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主权主要局限在欧洲国家之间相互认可的现状。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开始打破了主权在地域范围上的有限性,使争取国家主权成为世界性的进步潮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产生,使国际关系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具体到国家主权方面,一战主要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实践中的地位的进一步提升。 其一 在国际法的意义上,作为一战的产物,国际联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以全球性的法规的形式确认主权。使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受侵犯的国际关系的新原则从此确立起来。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国联的这些建议并未被当时的欧洲列强所尊重,即使在凡尔赛和会期间,不仅战败国和落后国家的主权得不到尊重,实力稍弱的国家也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一度对建立国联持积极态度的美国最终拒绝加入,注定了国联最终失败的结局。列宁指出,“靠《凡尔赛和约》来微细的整个国家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4]。到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最终埋葬了国联。 其二 俄国十月革命。苏维埃俄国不仅率先提出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权拥有自己的国家的主权的主张,在苏俄政府颁布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性文件《和平法令》中,宣布“凡是把一个弱小的民族合并到一个强大的国家,而没有得到这个民族同意合并、希望合并明确而自愿的表示,就是侵占和兼并别国领土的行为……最后不关这个民族是居住在欧洲还是居住在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是一样”[5]。在苏俄那里不仅率先宣布了主权独立的原则还身体力行地在对外关系中付诸了初步的实践,在国际关系中树立了尊重弱小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地位的典范。1919年的《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中,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一切特权,废弃俄过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站。任何一个俄国官员、牧师和传教士不得干预中国事务。如有不法行为,应依法受到当地法院的审判。在中国除了中国人民的政权和法院不应当有其他的政权与法院”[6]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宣布尊重中国主权,废弃在华特权的国家。 列宁时期苏俄的主权政策为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实践开创了良好前景。但到斯大林时期,苏联逐渐偏离了这一轨道,苏联在与弱小的国家打交道时不仅不尊重其主权独立,而且公然侵犯别国主权。二战后,苏联在“有限主权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指导下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从而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而苏联解体的直接表现,就是大批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而成为主权国家。 三、二战后主权观念的演变 二战是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广泛付诸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二战战后国际社会痛定思痛,联合起来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宣布“欲免使后世再糟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残不忍睹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类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以及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创造适当的环境,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随着联合国把主权原则确立为基本的原则,大批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使这一原则在国际关系中得到普遍的认可。 60年代,除了非洲国家获得主权地位,完善了主权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进一步强调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外,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经济主权的提出和不断强化方面。基于经济受支配导致国家主权不完整的事实,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明确表示,西方对本国资源和经济命脉的控制是贫困和落后的重要根源,加深了政治依附和实际上的主权不完整。因此,他们在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把矛头指向了,西方国家在其国内的经济势力,普遍地宣布取消原宗主国的经济特权。 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规定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经济主权原则。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把经济主权的规定加以了法制化的规范,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对其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主权等。该宪章是自《联合国宪章》来国际社会在国家主权规范方面最重要的文件,如果说后者确立了国家政治独立的话,前者则确立了经济主权的国际关系原则。无论是在对主权内容的明确性方面,还是在内涵方面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重突破和发展。体现了主权意识在在经历了长期的国际关系的实践发展后在国际社会不断的强化和深化。在国家主权的意义上,拥有了与联合国宪章同等重要的国际法的价值。70年代也因此成为国家主权实践的黄金时期。 进入90年代,国家主权的内涵出现新的变化,文化主权成了国际社会关注新焦点。“9·11”事件以来,在文明冲突论日益盛行,文化的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主权作为国际关系中出现的新概念,是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针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侵蚀和文化霸权而提出的。西方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主导力量,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还包括西方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推广,想使西方式的制度模式和文化观念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把经济全球化异化成了一场霸权色彩浓厚的文化扩张运动,面对西方文化扩张战略的挑战以及全球化和本土文化之间的表现出的紧张关系,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赋予了主权以更多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文化主权的概念。把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同维护国家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放在了国家主权战略的重要位置。 四、结语 从主权的概念与实践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主权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惟一不变的是它作为国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力,是国家在内部事务方面不受干预的和最高的权威。虽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理念有所弱化。但它仍将是今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论及国家主权的演进时,一种主权的一个方面被强调,并非意味着主权本身趋于单一性。20世纪60年代经济主权的提出突出的是国家对控制自然资源和天然财富的紧迫性,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主权的突出并不意味着政治独立和经济主权问题已经不复存在或者已经得到切实的解决,而这是由于特定的国际背景,使文化主权在各国主权考虑中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而主权的其他内涵和地位也可能因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由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所决定的。 国际关系论文: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源流 摘 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主要流派之一,它的形成和演变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重要内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理性个体的作用,坚持国际关系发展的进步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康德、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开始,经过相互依存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达到一个高潮,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半壁河山。冷战后以全球治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新的方向上进行探索,注重对非主权国家行为体和世界政治中的社会性力量的研究。 关键词: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理想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和平;全球治理 自由主义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传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主流流派之一。D 曼宁把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概括为如下几点:自由主义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并且是可以教化的;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变革的动力;个人自由与福利、社会正义和安全有赖于法制;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它认为合于理性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设计是可以实现的。①自由主义的发展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的思想根源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对国家(城邦)先验性正义目标以及理念的阐述可谓自由主义在此一方面的发端。②但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还是来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开始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 一、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传统:从康德到威尔逊 18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新。在启蒙运动中,一批睿智的思想家高擎理性主义的大旗,对以欧洲专制主义和宗教神权为代表的腐朽“旧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挞伐。理性主义和人类尊严的思想激流以摧枯拉朽之势无情地荡涤着几百年来一直禁锢人们头脑的陈腐渣滓。人类似乎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智慧。正如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Kant)所言,这是一个“让光明照亮人类的思想的黑暗角落”③的时代。 尽管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大多是从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一般的哲学问题,但也有些思想家在此哲学基础上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了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直接源头。启蒙运动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洛克(JohnLocke)、让 雅克·卢梭和康德。这些思想家确立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与中世纪的神权和蒙昧主义不同,他们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天然禀赋。理性个人的目标是自我实现,这乃是一种“自然状态”。而国家不过是社会中的个体之间订立“契约”的产物,其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们建立在推理基础上的自然权利。④ 在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中,对后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康德。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上,康德的思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与洛克“免于侵害”的消极个人自由观念不同,在康德那里,个人自由的理念强调的是个人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或者说,人是自由的,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立法。政府应该在法律和正义的原则下维护个人的安全和福利。与马基雅维里相反,康德认为个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积极的个人自由观是康德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⑤在国际政治哲学方面,康德认为,国家之间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理性,最终会使国家之间的关系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过渡到法制状态,从而实现“永久和平”的目标。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对于后世的共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民主和平论的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然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思想是传统的均势论,以梅特涅和俾斯麦为代表的欧洲政治家们成了维持欧洲均势的大师,他们试图通过复杂致密的结盟关系来维护国家利益和维持欧洲和平。但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异于对这些努力的无情讽刺。为此,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开始对人类理性进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摆脱这种均势论宿命式的悲剧,这直接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现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总统兼学者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约翰·默里(JohnMurray)、帕克·穆恩(ParkerT Moon)和英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齐默恩(AlfredE Zimmern)、菲利浦·诺尔贝克(PhilipNoel Baker)和大卫·米特兰尼(DavidMitrany)等人。 理想主义否认人性恶的本质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根源的现实主义观点。齐默恩认为人类的本性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化。之所以发生战争不是人类缺乏国际共同体的观念,而是知识的局限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⑥如威尔逊所言:“恶与善俱来来,纯金常被侵蚀”⑦。也就是说,尽管人的天性中存在着愚昧和无知,而独裁者也可以利用这个弱点实现自己的野心,但是教育和宣传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个弊端。因此,理想主义者十分重视对于民众的教化。同时,世界人民的交往也有助于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充分发挥,彼此形成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国际主义精神,从而在根本上杜绝战争的根源。 在国际政治领域,理想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依靠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来追求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和普遍正义。这集中体现在威尔逊对于战后安排的“十四点”方案,以及作为该方案的直接成果———国际联盟的建立上。威尔逊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背景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主义和平方案付诸实践。1918年1月8日,威尔逊在美国国会的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十四点”计划作为构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基本纲领。针对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些国际政治弊端,“十四点”计划主张,各国应当放弃秘密外交、取消贸易壁垒、公海自由航行、鼓励民族自治、裁减军备等;作为“十四点”计划的核心,威尔逊强调战后应当建立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的国际组织。威尔逊的这一国际组织方案以集体安全原则取代了均势原则,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也集中反映了理想主义的国际秩序理念。理想主义认为一战前的均势体系的瓦解及一战的爆发,是各国漠视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正义原则的恶果,而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途径。⑧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是这一理想主义理念的伟大试验⑨。它所体现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但国际联盟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政治进程中并没有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事件中表现得软弱无力,特别是,它没能阻止法西斯势力的发展并最终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些事态促使爱德华·H·卡尔、汉斯·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关系理论家开始反思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效性问题,对它的一系列基本假设和内在逻辑进行大胆的质疑,认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应该如何”(shouldbe)的乌托邦式假设代替了“现实如何”(tobe)的理性主义思考,从而必定在现实国际政治中遭到挫败。⑩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以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政治范式,从而创立了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自此之后近三十年,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如此,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凡的意义,对于后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是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 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诸流派 20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在传统主义和科学行为主义辩论中发展的。这场争论尽管十分激烈,但从根本上来说却是“一场虚假的战争” ,双方的争论仅仅是限于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尽管这对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思想层面却鲜有深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真正巨大进步是20世纪60、70年代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以及它们在理论上的交锋,这些构成了延续至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主导潮流。所谓“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标签,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和经典现实主义。 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世界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核战争的恐怖阴云、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石油危机、全球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大大增强了全球相互依存的程度,从而引发了国际政治理论家们对世界政治本质的重新思考,他们开始反思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从早期理想主义的遗产中发掘出了有价值的思想,与世界政治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发展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逐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大主流流派。 自然,“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只是一种泛指,因其研究重点和具体观念的差异,其中还存在着不同的流派。在这里,我们把它简单归纳为三个有代表性的流派: (一)相互依存理论 核武器的巨大杀伤力使处于冷战中的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结果无异于人类的集体毁灭;经济和贸易的全球化发展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环境生态等全球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加剧。这些深化了国际政治研究者们对于世界政治中相互依存的认识,也最终促进了相互依存理论的诞生。 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Nye)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Rosecranse)等。基欧汉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奈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两人长期合作研究,成果丰硕,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被传为佳话。相互依存理论就是两人共同创立的,其代表作也多是合作完成的。主要有《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权力与相互依存》等。后者是相互依存理论的巅峰之作。罗斯克兰斯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其反映相互依存思想的代表作是《贸易国家的兴起》。 相互依存理论全方位挑战了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设定。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际政治的基本内容,非国家行为体尽管存在,却不能发挥什么实质性作用,只是主权国家权力政治的从属物。 相互依存理论反对国家中心主义,认为主权国家不再是世界政治的唯一行为体,越来越多的超国家和跨国家组织在国际层次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联合国等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等。相互依存理论重视对跨国关系的研究,注重对一体化后果及影响的分析。现实主义认为,主权国家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军事上的安全,其次才会考虑经济、环境等事务。相互依存理论认为,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使得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加深了,而且加强了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全方位的“复合相互依存(ComplexInter dependence)”,现实主义从军事、安全等“高政治”向经济、环境等“低政治”过渡的优先次序被打破了,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以主权国家强权和利益为核心的国际间政治模式应该逐步让位于超越主权国家范围的众多跨国问题研究议程。 相互依存理论的出现打破了现实主义理论独霸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状态,大大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变革分析的思路和议程,为现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迅速发展和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相互依存理论或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新自由制度主义才得以诞生,并对于冷战后出现的全球治理论等最新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以至于相互依存理论的代表作《权力和相互依存》被誉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 。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 在复合相互依存理论的基础上,以基欧汉为中心的一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被称为“制度理论(institutiontheory)”或“规制理论(regimetheory) ”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除基欧汉以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奥兰·扬(OranYoung)、恩斯特·哈斯(ErnstHass)等人。 与相互依存理论不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接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如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等,尽管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后果有不同的解释。 与此同时,它还吸收了博弈论、理性选择等新的研究方法,使其理论分析更加严谨而实用。 根据斯蒂芬·克莱斯勒(StephenCrasner)被普遍接受的定义,所谓“规制”指的是“一系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行为体对特定国际关系问题领域的预期围绕它汇聚起来”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制度”或“规制”有不同的定义,但其基本含义大多包含在这个定义中,强调了制度在规范行为体的行动,汇聚其期望上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 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是新自由主义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论工具。理性选择理论又称公共选择理论,它最早来自经济学研究的分析方法,其基本观点包括,把集体行动的个体看作是富有理性的行为者,这些个体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自身行动中他们可以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于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从而构成集体行动的一般逻辑。理性行为体通过功能、博弈和学习三种途径建立合作。 相应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分析起点是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自由制度主义同样承认国家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它认为,即使是在无政府状态的自助的国际体系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基欧汉认为,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并不必然地依赖利他主义、理想主义、个人荣誉、共同目的、规范的内化或对某种文化价值观的共同信仰。 相反的,富于算计的理性的国家之间关系并不必然是冲突,国家的优先目标也并非仅仅是军事安全。在国际制度和规制的规范和强化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合作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甚至在开始时创建制度主导合作的霸权国家消失后,霸权后的合作也仍然是可能的。 在这里,制度的力量逐渐发挥了独立而持久的作用,国家关注的不再是相对收益,而更多的是绝对收益。为此,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标应当转移到探讨合作在何种条件下得以出现并维持,以及制度合作的演变上来。合作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并得以维持,行为体的预期就会受其规范,增加彼此获取的信息,建立信用体系,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终推动该制度下所有行为体利益的最大化。 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借鉴了现实主义理性分析的前提和方法,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是可能的,从而在世界观上持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态度。它紧紧把握住了世界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给出了全新的解释。新自由制度主义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崛起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尤其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尽管基欧汉自己也承认它存在不少缺点 ,但它对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作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冷战结束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制度主义并非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全部,民主和平论(TheoryofDemocracyPeace)在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及其在冷战结束前的“再发现”就是明证。 (三)共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平论 虽然“民主和平论”被认为是冷战后世界政治研究最有意义的成果 。但作为一种安全模式的思想,它早已存在,因而它被称作“重新发现的”(rediscov ered)理论 。最早提出类似理论的是康德,他论述了被称之为“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的安全模式。具有民主和法制精神的共和国组成的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可以在国际法的原则下最终达到“永久和平”。因为共和政体的制约机制能阻止共和国家冒险进行战争;而非民主国家是否进行战争则全凭独裁者不受制约的意志 。康德的思想被称作“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 ,它在一战前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十四点”中提出,“依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决定自己制度的国家”“爱好和平”,“能够获得正义的保证,并得到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公平待遇而不至遭受暴力和损人利己的侵略” 。1919年J·熊彼特进一步提出“民主的资本主义能导致和平”的命题 。当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认识民主和平的问题,并逐步理论化系统化。斯莫尔(MekvinSmall)和辛格(DavidSinger)于1976年首先把民主和平作为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现象进行描述 ;1983年多伊尔(MichaelDoyle)在《康德、自由主义遗产与外交》一文中正式将“民主和平”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 ;冷战结束后,“民主和平论”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有关著作层出不穷,其中,布鲁斯·拉塞特(BruceRussett)在其著作《把握民主和平:冷战后世界的原则》中对它作了系统论述 。 作为一种关于国际安全模式的假说,现代“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有 :(1)国际关系中的一条经验法则是,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或很少)发生冲突;(2)即使它们之间发生冲突,彼此也不大会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因为这有悖于民主的原则和理性;(3)专制国家之间或者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更容易发生冲突,而且更易于以武力解决争端。更有甚者认为,与民主国家相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好战(War prone) 。 作为一种经验法制,“民主和平论”者的重要依据之一便是“民主国家少战争”的“经验事实”(em piricalfacts)。如果说康德的“永久和平”只是一种理想的话,那么当代“民主和平论”者则试图通过各种统计与分析,证明这一现象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普遍存在。斯莫尔和辛格及多伊尔认为,自1816年以来民主国家之间几乎就没有真正发生过战争 。 对此,“民主和平论”者的理由有二,一是民主国家内部的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restraints),一是民主国家之间共同的民主规范和文化(normandculture) 。 一方面,“民主和平论”者认为,国内政治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制度和规范影响一国对外行为模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在国内政治上的差异导致了双方在对外政策决策上的不同。民主政体强调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有规则的政治竞争,因而民主国家国内政治矛盾的解决不是通过消灭对手而实现的,这使得民主社会无论从国家、地区还是个人层面上来说,都是稳定的。而在非民主国家的政治竞争中胜者得到全部,败者没有机会重新崛起;非民主国家的稳定必须建立在没有有效的的基础之上 。具体来说,制度约束体现为:首先,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决定政府要对选举实体(electionbody)负责。其次,民主国家政体中的分权(PowerDivision)和制衡(CheckandBalance)原则使得外交决策责任多元化,从而可避免作出一些极端的决定。另外,由于民主国家进行战争要经过公开辩论和民主政治诸环节的认可,故备战的时间更长,也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在时间上提供了缓冲机会。 对于民主的规范和文化因素,“民主和平论”者认为,民主国家所共同拥有的精神气质(ethos)也使得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这些精神气质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竞争和政治妥协。一个民主国家会设想其它民主国家也会以有规则和平竞争的办法解决争端,并且将其运用到对外关系中,因此,民主国家对其他民主国家的印象是积极的,从而民主国家彼此认为是和平的,并会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相反,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缺乏这种抑制纷争的精神气质 。 尽管“民主和平论”从概念、事实到逻辑均存在着诸多缺陷,被为数不少的学者所批评 ,但因其一个暗含的逻辑便是世界和平的稳固基础在于扩展西方所认同的民主制度,因此它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和政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开辟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思考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蹊径。 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全球治理及其它 从20世纪新自由主义异军突起开始,它和同时诞生的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和前两次大论战不同,双方一直未能分出高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所谓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主义)合流的趋势。即论战的双方都从自己最初的立场退却,互相吸收对手的一些基本理论要素,使得它们在一些基本理论要素方面趋同,甚至基欧汉自己都承认制度理论被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几乎是一种“误导” 。从而,争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价值和意义都大受影响。自由主义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转向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特别是,1991年冷战以一种令人始料未及的方式戛然而止,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解释力不足的窘境令诸多国际关系理论家措手不及。这使得一些学者开始另辟蹊径,致力于发展一些解释力和预测性更为强大的理论。其中,从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传统的全球治理理论以其新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人注目。当代全球治理理论的最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是现任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詹姆斯·N·罗斯诺(JamesN Rosenau),此外还有大卫·赫尔德(DavidHeld)、奥兰·扬、恩斯特 奥托 泽姆佩(Ernst Otto Czempie)、马丁·休逊(MartinHewson)、马克·赞齐(MarkW Zacher)、克雷格·墨菲(CraigN Murphy)、多米尼克·鲍威尔(DominicPowell)等人。 罗斯诺对当代学理意义上的全球治理观念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分合(fragmegra tion)论”的世界观成为全球治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为该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知识平台。“分合”(fragmegration)的英语单词是由“分散(frag mentation)”一词的前半部分(fragme )和“整合”(integration)一词的后半部分( gration)结合而成。该词的构成形象地表达了“分合论”世界观的思想内核: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区域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 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区域化在时间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当代世界“分合”的进程正在三大领域展开。在经济领域,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national ism)。 相互交叠。在社会领域,“分合”的趋势也十分明显,一方面是“全球公民社会”(globalcivilsoci ety)意识就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国家自主权和权威的散失使得人们觉得必须依靠归属于适当的集体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恐怖组织和民族宗教分离主义势力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最后,在政治领域,全球化的动因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治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当代世界政治中越来越多的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主权的界限。在跨国和超国家层面上,主权国家处理政治事务时深受诸多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几乎与国际组织作用不断加强同步,一般民众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主权国家的政治决策也越来越难以博得大多数国民的支持。在“分合”进程的影响下,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权威结构大受侵蚀,当代世界政治体系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变革,这一变革集中体现在全球事务中的权威迁移(relocationofauthority)。 全球治理论者认为,推动权威迁移的因素来自六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竞争的终结去除了两极结构的束缚,使权威迁移的进程在体系层面上成为可能。其次,两极结构的崩解造成了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动荡状态(turbulence) ,与此同时,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这个世界日益缩小,这些前所未有的态势促使人们去寻找更加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第三,公民的技能革命(skillrevolution)使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同时更加容易地参与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第四方面的因素来自次团体主义(subgroupism)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分化出大量有组织的实体,它们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和忠诚目标。第五个因素是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维系商业和金融关系的传统方式。最后,权威迁移的进程被不断出现的全球相互依存事态所加速,这些事态强化了跨国合作的密切形式,例如新近不断高涨的社会运动 。总之,权威迁移的动因来自“分合”世界观下同时展开的全球化和区域化进程间的互动。有些情况下,超越国家边界的控制机制得到加强,而在另外的情况下,邻里间心理安慰和种族归属等需要则催生和强化了区域化的控制机制。 尽管当代世界事务大多数仍然是在主权国家管辖的框架内展开的,但是随着国家内部和外部各种新的控制机制的出现,越来越“呼唤全球政治权威甚至治理的新形式。” 罗斯诺把这种“新形式”称作“权威领域(spheresofauthority,SOAs) ”。所谓权威领域,指的是一些可以行使权力的行为体,在各自相应领域里可以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与国家主权权威不同的是,这种服从主要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获得的,其服从主要来自民众对于它的信任和认可。权威领域往往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并且常常不具有领土性,它可能是全球性的,也可能是区域性的,同时其影响范围在不断地发生扩大或缩小的变化。 国家主权权威向形形色色的权威领域的迁移是当代世界政治变革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在许多问题上国家也要和其他权威领域一样去争取自己的权力以获得人们的认同。当代世界政治的主轴开始从主权国家为中心的统治(governent)向以权威领域为中心的“治理”变革 随着世界政治分合趋势的不断发展和权威迁移的不断加速,国内(domestic)和国外(foreign)之间的分野不断淡化,以前清晰坚固的划分国内和国外的边界(boundary)日益模糊和易渗(porous),以权威领域为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则大行其道。特别是,众多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全球规模的治理成为世界政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之,“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于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 全球治理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回归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全球治理论大胆地放弃了国家中心论的基本限定,把世界政治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纬度,敏锐地发现了其中最新的发展趋势。在本体论和世界观上,全球治理无疑是自由主义传统和全球主义的融合,然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没有彻底放弃实证主义的实在论和个体主义,同时也能够吸收诸如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社会建构方法和整体主义,这无疑折射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精神,为走进新千年的五彩缤纷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增加了一个新的方法和门径,不仅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创建富有启迪意义,还为解决当今世界政治面临的困境指明了一条有益的道路。 国际关系论文:浅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 论文关键词:和平与发展;国际关系学;学科体系 论文摘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和平与发展具有恒久性、普利性、人本性的特征,以此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的成立,都必有其特定的主题。这一主题反映该学科的宗旨,体现该学科的存在价值。它在一门学科中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该学科的全部内容都应以其为核心和中轴而展开,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严禁的体系。 中国对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已经由原来主要是介绍、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到有条件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的新阶段。要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就要为其确立一个合理的主题。 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确立一个主题,必须考虑到它既应符合历史规律又能表明现实状况,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既反映国际关系的共性又体现中国参与国际关系活动的特色。笔者拙见为,这个主题应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之所以应当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是因为它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一)恒久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也是全人类一直向往和追求的理想世态,是整个人类社会演化、进步的基本趋向。尽管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时常出现争斗、战乱和危难、困苦的景况,但致力于消除这些有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不良现象,争取和保持太平盛世、国富民强则是历世历代的人们所竭力而为之的。即使到将来,人类社会没有了阶级统治和剥削,没有了民族压迫和奴役,消除了战争,摆脱了贫困,人类仍然有继续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任务。或许那时的和平与发展在内涵上会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但它也是今天和平与发展的必然延续和更新,是一脉相承的社会进步现象。 (二)普利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良好愿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目标要求。和平与发展也不只是对哪一个国家有好处,而是普遍有利于世界所有国家。虽然有的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但是它们也不可能完全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因为反对和否定和平与发展对这些国家也是没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们对和平与发展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只考虑自己的和平与发展,而不顾及甚至损害他国的和平与发展。所以,必须反对这种霸权主义的和平与发展观,树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和平与发展观,真正体现和平与发展的普利性本质。 (三)人本性。和平与发展不仅仅是着眼于国际社会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社会活动归根结底都是以人为本的,国际政治活动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就是把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的。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人本性特征所作的深刻揭示。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任何时候也离不开政治和平、经济发展这两个基本条件。以和平与发展作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主题,就给这门学科注入了人性化的理论品质,使之真正奠定在以人为本的精神基础上。 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这是无须论证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应当揭示和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现实目的上来说,它为各国无产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以及反对外来侵略和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统一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从未来日的上来说,它为全人类彻底摆脱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精神控制等各种束缚素,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奠定了理论基础。现实目的和未来目的是统一的,现实日的服务于未来目的,来目的引导现实目的。无论从哪一层目的上来说,都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要求。 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能离开暴力,但这种暴力本身不是目的,不是对和平与发展的破坏;恰恰相反,以革命暴力来摧毁反动暴力,是争取真正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和平,所有的照能是殖民扩张和强权掠夺,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那样的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剥削阶级的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民主、平等、自由的权利,才能为真正的和平奠定社会基础;只有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才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无产阶级革命也为经济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桎梏,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全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富裕。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意义就在于和平与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人们将真正成为自然界和社会的主人,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人们就能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而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新的联合体。到那时,同“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到那时,“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在未来的自由王国即共产主义社会里,和平与发展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可见,和平与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也是其落脚点。 第二,能够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规律。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体系,必须反映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规律,否则,这种研究就是支离破碎的,甚至是脱离实际的。 笔者认为,自古至今,国际关系演化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者丛凤辉女士曾作过《和平颂歌》,其中前两句为:“翻开人类史册,和平与发展是历史长歌的主旋律。”我对这一说法非常赞赏。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儒学,就是以“仁”、“和”思想为核心的。《论语》日:“礼之用,和为贵。”《中庸》日:“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就应“协和万邦”,“修文德以来之”。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赞美和追求“和”的思想亦十分突出。柏拉图认为,人类至善的境界就是“和”、“合”。他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不同等级的人既分工又合作,“使所有的琴弦都和谐一致”。亚里士多德主张,中庸致和是美德的特性,最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形式是共和政体。至近代,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扩大,相互联系的加强,规范国家行为以求“和平”促“发展”的国际法应运而生。1625年格老秀斯作《战争与和平法》,为近代国际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指出:人们要以最大努力防止战争,即便是各国为了自卫自救在必要时而不得不使用武力,也必须遵守共同的权利和人道主义原则。战争的目标是缔结和约,造成并维持国际和平。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并开创了以国际会议的形式通过和谈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特别是1945年联合国建立并制定了《联合国宪章》,标志着国际法趋于成熟。《联合国宪章》确立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性质的问题,并促进对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等项宗旨,还规定了各国参与国际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而把人类社会推进到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尽管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许多规则主要是大国纷争的产物,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强权国家的破坏,但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可否认,在人类历史上也充斥着战争和暴乱,使人类陷入互相残杀、极端困苦的境地,但这不是人类所希求的现象,而恰恰是人类致力于避免和消除的东西。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痛定思痛,人类每经历一次战争蹂躏和灾荒折磨,就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他们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新的改良措施,由此便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以人类不断争取和平与发展的业绩而谱就的,而国际关系的演化史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 第三,能够明确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的价值标准。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层出不穷,而且纷繁复杂。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的正式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愈益加强,需要各国共同参与解决的国际事务愈益增多,上述状况就更加突出。对诸多的国际关系现象如何去认识,采取怎样的态度来对待,需要确立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标准,就会是非难辨,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要为评析各种国际关系现象确立这样一个标准,以抑恶扬善,促进人类社会朝着进步的方面发展。 在国际关系的演化发展中,战争、媾和、谈判、斡旋、联盟、分裂、合作、冷战、建交、绝交等等这些现象,往往都表现出多种目的和多重意义,因而不能仅仅从一时的成败来评判这些问题,也不能仅仅从阶级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问题,更不能任由各个国家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出发而随意解释并为所欲为,超越时空狭隘限界的认识标准就应当是和平与发展。凡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象,就应当给予肯定和支持,反之,就要坚决反对。在当代世界中,除了上述各种传统的国际关系现象之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国际关系现象,诸如人权外交、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恐怖主义、维和行动等等,对此,也应纳入和平与发展的轨道上来加以评判。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分量日益增强,使许多国际关系争端带有了经济的目的性和色彩,而许多国际关系争端的解决也有赖于经济手段,如因政见不同而引发经济制裁或经济报复,利用经济援助或经济合作迫使他国进行政治变革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只能在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价值标准上,才能做出公正的定论,也才能合理地加以解决。 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有赖于发展。以和平与发展为价值标准来透析国际关系演化发展的历史,就可以使各种国际关系现象得到正确的解读。 第四,能够形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特色。 国际关系学作为-'u-J独立学科而产生,公认是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各自开始设立专门的国际关系学术研究机构,并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思想体系。此后,国际关系学一直是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说为主导的。 西方国际关系学虽然也学派林立,各学派之间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并进行激烈的论战,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需要,因而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大国强权霸权的色彩。尽管有的学派以崇尚和平的面目出现,如理想主义,但它的大国强权的气息仍然是很浓重的。威尔逊为安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而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就是理想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阐述,“就是在这个最显得正义的理论后面,反映出它是为一定的国家利益服务的虚伪性。……威尔逊认为,在战争中,美国支持了世界,在战后,世界就应当听美国指挥。”也有的学派以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见长,如科学行为主义,但其为西方大国利益服务的理论实质与其它学派并无二致。还有的学派以讨论世界文明的进步为标榜,如文明冲突论,但其为美国的霸权主义作辩解并寻找新的理论支撑点的目的昭然若揭。 这样说,决不是想全盘否定西方国际关系学,也无意抹杀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国际关系学,简单地搬用,不符合我国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目标的要求。我们可以借鉴、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学中的好的东西,但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研究格调,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体系。 笔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与西方国际关系学之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以和平与发展为宗旨。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愿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里所说的和平,是指全世界的普遍和平,而不是指某一两个国家的绝对安全;是指世界各国平等的和平共处、友好往来,而不是指在一两个霸权主义国家控制下的非战状态。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世界各国在互利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首先是指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问题,而不是指少数国家如何处心积虑地维持自己的发达地位、使富者愈富的问题。以这样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为宗旨来构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适应国际关系进步、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真正发挥其积极的有益的指导作用。 国际关系论文:试论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 全球化 国际关系学 研究对象 基本问题 主要方法 【论文摘 要】 在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但其基本问题是国家和国家及非国家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具体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研究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规律的学科,主要是指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各种国际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特别是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关系的政治活动与国际关系、国家间的互利与合作、各个国家的政治动态有很大的关系。 一、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关系学,顾名思义,是研究国家间关系的学问。然而,“国际关系”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极大地超越了原本的含义,开拓全球空间,包容整个世界。但直至今天,国际关系仍不能算得上是一门比较成熟的社会科学,但是从现实中已经涌现的大量国际关系研究的专业机构,学术刊物乃至时事报刊看,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性较强的学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国家出现就有了国际关系。但是古代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而是主要散见于古典政治学、历史学、哲学的某些部分。国际关系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是20世纪的事情。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一般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科建立的标志。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象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国际关系学者们在理论体系、主要概念、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对象等方面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也改变着国际关系,将其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加以重新审视,重新铸造。迅速变动中的国际关系以全球化作为新的逻辑起点,获得了意料不到的扩展空间,以至于我们再也不能把国际关系仅仅看做国家间关系,我们更应该把国际关系视为“全球关系”,这种新形态的国际关系注重所论关系的全球规模,更注重所论关系的本质意义的变化。它既有全球政治学含义又有全球社会学寓意,既包括国家间关系又包括跨国关系。国际关系日益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乳交融,合为一体,明显地表现出“全球关系”的整体性和趋势性。 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趋势下迅速拓展,使得对国际关系学的界定从传统走向未来。于是关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也成了一门范围广阔、问题复杂的科学。从其原初意义上来说,人们通常把它视为“关注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的科学,或“关于国际关系体系运行和演变规律的科学”[1]。西方学者通常把国际关系学定义为研究关于国家权力关系的学科。由于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与走势所决定,必须要扩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使它成为一门把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并适当包括自然、物理科学在内的理论观点,兼收并蓄的独立科学或边缘学科。这一界定使研究范围拓展到全球空间,强调的重点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转移到合作共治的全球关系。这种新的视角与观念重视国家合作共治,关注非国家行为者参与全球政治的重大作用。研究所有行为者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际关系的全球化的现象,理解全球政治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关系内涵的深化,它的研究对象也在深化。非国家行为者的出现,为国际关系注入了新鲜血液,它们与国家不同,其观念、视野、关注与工作方式都是全球性的,不强调中央权威和权力,而是努力通过全球共治来管理全球事物。非国家行为者作为一种清新力量迅速崛起,导致国际关系行为者的多元化。多元化的行为者之间的互动,打破了行为者一元说及其国家中心主义。原先只有国家间的关系一种,现在演化出三种互动关系,共同构成国际关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这种复杂多样、新旧交替的互动,充分反映了当今国际关系从传统走向未来的丰富内涵、鲜明特点和发展趋势。 二、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学习和研究一门学科,抓住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是最重要的。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贯穿于一切的、内在的能赋予学科生命力的东西,是该理论体系的灵魂和核心[2]。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基本问题作为原社会学层次意义上的问题,它必须揭示学科全部研究内容的本质联系,由它可以推导出学科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基本问题必须是从研究对象高度抽象出来的一对客观辩证的范畴;第二,基本问题必须是贯穿整个当代国际关系始终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范畴;第三,基本问题必须能够有效说明与解释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其它理论问题,或者说基本问题可以派生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其它范畴与概念。 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与综合国力的竞赛在今后国际力量的角逐和国际局势的发展演变中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随着世界经济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不断加强,经济的作用已不仅仅在于增加国民财富,促进社会繁荣,还日益成为一国保障国家安全,提高国际地位,推行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手段。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这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主权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各有其特定的利益。它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活动,力图引导或影响国际形势的发展,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各种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或相悖的利益。共同利益和暂时的共同利益,可以构成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不同或相悖,则是引起摩擦和冲突的根源。 国家利益是影响、推动或制止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行为的基本动因,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国际威望和地位等。在不同类型的或相同类型的国家之间,彼此的国家利益经常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国家间利益的不协调是绝对的,协调一致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就要求一国的外交政策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还要协调同他国、本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利益关系。当代科技的进步,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各国和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变得日益重要,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今国际社会,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形势剧烈变化,动荡不安;广大发展中国家仍要为维护和捍卫本国利益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国家利益依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 虽然各国间还存在着利益的分歧、对立和斗争,但在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这将推动国际机制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大致表现为三种基本状态:一是竞争。一国为了实现其国家利益,必然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内同他国相互竞争、追赶、超越,从而使本国不断发展。二是合作。国际合作是指各种行为体之间在一定领域和范围内,在利益和目标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定程度的协调和联合。三是冲突。国际冲突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之间因彼此利益和目标不同而造成的矛盾和对立。另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不断推动下,交通、通讯手段日新月异,世界经济迅速走向国际化。各国经济利益相互渗透,紧密联系;同时,各国还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人口激增、自然资源匮乏、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需要国家间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三、全球化视野下国际关系学的分析方法 现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关系学学科研究出现了新现实主义、新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范式,我们必须要进行辩证的分析。该学科就方法论原则来讲,仍然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原则,坚持现实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坚持学理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就具体的方法论运用来讲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法、经济分析法等[3]。 1、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存在这一基础与根据出发,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及其理论原则,并将社会历史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来说就是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和政治相互关系的原理,世界发展“合力论”的思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思想,国家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理论、民族解放运动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始终从唯物史观出发,从历史观发展的角度去进行研究,通过这种战略性研究,揭示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复杂、多元意蕴,揭示出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具体形式等等。这样就能够自觉消除唯心史观,看清国际关系的本质,看清国际关系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2、历史分析法 研究国际关系或任何国际问题,都要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予以考察,根据它们产生和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进行分析,寻求其发展、变迁的原因,既要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源,又要考察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正确对待领袖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是一个事实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研究方法,它的弱点是,历史经验不一定适合于解释当今国际关系的新变化。所以国际关系学要把传统的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二者结合起来。既要总揽全局,又要把握历史、时展的主要线索。 3、经济分析法 它强调世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力量,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表现,它必须与世界生产力相适应,并随世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即从国际关系是世界生产力的放映并受其制约的观点出发,分析国际关系的现象与趋势。同时,我们要重视国际关系的反作用,强调两者是辩证的、互动的关系。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各国各地区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关系的加强,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其它国家和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以及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在使用这一方法时,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益关系的核心决定性问题和线索,同时,它从其他科学中脱胎而来,从众多学科中得到借鉴,形成综合性、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4、阶级分析法 阶级分析方法要求全面地、动态地分析阶级状况,分析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准确把握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力量的对比,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脉搏。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渐加强,我们考察国际关系时,要注意它是否体现阶级关系,以及体现何种阶级关系,要研究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及其互相关系的阶级属性,分析国际关系的社会政治和阶级内容,从本质上揭示国际现象。但是,国际关系不等于阶级关系,切忌简单化、扩大化。阶级分析方法为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阶级社会现象,认识阶级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贸易类论文:国际贸易类课程教学研究论文 [摘要]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必须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对现有的课程体系进行整合与开发,实行“以岗为纲”,采用“四模块”实践教学模式,即:课程认识实习模块,巩固基础知识;校内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模拟实习环境;校外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全真的实践;“走出去”,“请进来”,创建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关键词]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与开发;实践性教学模块。 为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进行整合与开发。课程整合指的是对课程设置、各课程教学的目标、教学设计、评价等诸要素做系统的考察与操作,即用整体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研究教学过程中各种教育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分化了的教学系统中的各要素及其成分组成有机联系的整体。由于课程整合是一个“过程”,所以它的实践形式就是一种教学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依托和丰富的存在形式。 一、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与构建。 (一)“以岗为纲”,设置和构建专业课程。 “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新的职业观。在常规教学中,大多以大纲规定的目标为尺度衡量教学效果的好与差,所以“以纲为本”的教育思想一直限制着教育者的思维。“职业教育要面向市场”的思想与其相反,它站在职业岗位的角度“以岗为纲”,通过对岗位的共性与个性的研究,制定出与岗位专业技能、专业理论、文化素质完全一致的教学纲目,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才能深受一线岗位的欢迎。 1.在教学上对岗位能力四要素的要求是不同的,对知识与素养的要求是了解,然后再理解,对一般能力的要求是掌握,而对职业能力的要求是熟练掌握。 2.正确处理基本素质、一般能力与职业能力三者的关系。从短期看,毕业生的就业竞争主要来自职业技能。但从长期发展看,知识与素质教育是基础,是基本功,基础不牢,专业难精。一般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是毕业生成长的关键能力。因此,必须长短兼顾,正确处理这三者的关系。 3.国贸专业主干课程体系设置应以提升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综合职业能力是由基本素质能力、业务能力、协调能力、谈判能力、交际能力、口才能力、应变能力及处理法律纠纷能力等合成。合成过程是通过每一门课程内容教学得以完成,但课程本身具有缺乏弹性的特征,即课程有自身的学科知识体系且存在时滞性,须将课程的“刚性”尽可能柔性化,增强课程的灵活性。课程的取舍或更新,都要依据职业技能、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来确定。课程整合不是一个简单拼凑过程,而是要从基础和专业课程中寻求其内在结构、内容等方面的异同点,严格以职业能力或岗位能力为主线进行整合,遵循各课程间递进式关系,循序渐进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专业技能课程体系。 (二)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设置的思路。 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设置应以国际贸易行业的岗位对人才的知识与素质,一般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要求来确定,主要包括四大模块:即11国际商务英语,含商贸英语、商务英文函电、英语口语等;21国际市场营销,含市场调研与预测、营销策划、推销理论与技巧、商务谈判、经营管理等;31电子商务,含计算机操作技能、电子商务概论、网络营销、电子单证交换技能等;41国际贸易业务技能,含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法、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实务、报检、报关实务、国际货运与保险、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这四大模块中各有众多的课程组合,而前面三个模块的课程都是为后一个模块打基础或为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强业务素质服务的。在组织教学过程中,必须避免各模块各门课程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要保证国际贸易专业骨干课程的教学不受冲击和挤占,这就必须对各模块的课程进行整合,打破原学科的系统性,避免各课程内容的重复。可将相关联的课程整合为一门课,例如,“推销技巧”与“商务谈判”就可整合为一门课,电子商务的几门课可整合为一或两门课。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的“国际金融”课,可采取开讲座的方式,只侧重讲解与外贸紧密相关的内容。“国际商法”课程要打破原学科体系的框框,专讲其他专业课未涉及到的国际贸易法律知识,例如,WTO规则,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惯例、有关托收、信用证的国际惯例等,相关课程已涉及到了,没有必要重复开设,可采取专题讲座方式讲授一些与国际贸易业务紧密相关的国际法律知识,这既节省大量课时,又达到扩展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有关的法律知识的效果。又例如,“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同样需要与“国际贸易实务”进行整合,删除与“国际贸易实务”重复的内容,专讲各种业务单证知识和单证制作的技能,把教学重点放到指导学生缮制业务单证的训练,为学生毕业后直接上岗从事单证业务打下扎实的功底。另外,其他的课程也都可考虑进行必要的整合。至于如何对国际贸易专业课程进行整合,是一项具体而系统的工作,需要分别做出详尽的方案,这里不再赘述。 二、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开发。 依据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和“以岗为纲”的教学要求,为适应市场对各种专业人才必须持证上岗的需要,国际贸易行业先后出台了外销员、报关员、报检员、跟单员及单证员等资格证考试制度,凭有关机构认可发放的资格证书才能持证应聘上岗的普遍做法,应指导学生积极应试,并通过相关的资格证的考试,这是应用型高校应尽的职责。专业资格证通过率的高低,这是评价一个应用型专业教学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为此,针对国际贸易专业学生毕业前普遍要求参加有关资格证的考试,学校应组织开发有关资格证考试的“报关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报检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及“单证员资格证应试辅导教材”等的编写和组织辅导工作,并使这些教材能有效发挥指导学生应试,大幅度提高考试的通过率。这是国贸专业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学院为学生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市场培养大批的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急需。 三、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采用“四模块”实践教学模式。 加大实践性教学比重是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整合的关键。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课程体系实施来实现,课程体系由模块构成。根据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应配置如下四个实践性教学模块: 1.课程认识实习模块,巩固基础知识。 课程实习安排在各门专业课程内和学年中的寒暑假,主要是指专业课程内(也包括专业基础课)的实践环节,目的是使学生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巩固所学过的知识,把理论与实践知识结合起来。例如:当讲述国际贸易政策,特别是进出口商品政策中的“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时,为了更好地把理论转化为实践,教师可以指导学生查阅资料,了解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关税变化,说明当前国际经济中“关税壁垒”日益弱化的特征,而非关税壁垒,教师可以让学生分组收集有关中国企业“反倾销”、“绿色壁垒”等情况的相关数据,分析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非关税壁垒”的现状,并尝试提出一些对策。经过这样的训练,理论已经完全转化为生动的实践教学,学生不仅印象深刻,而且学会如何用经济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公务员之家 2.校内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模拟实习环境。 校内实习一般安排在三年制的第三到五学期,目的是使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研究问题和开拓创新的能力。可以分为: (1)课程实训项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市场调研实训、国际市场营销实训、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报关实务实训、外贸单证实训、电子商务实训等。在《外贸单证实务》与《报关实务》课程中,会有很多进出口贸易的单据,教师在教学中尽量收集企业常用的单据类型提供给学生,使学生获得逼真的实训效果。同时,尽可能贴近业务和实际,收集实际的案例,这样不仅使学生有亲切感,而且非常实用,让学生学得踏实。 (2)考证实训项目。结合“双证书”制,要求学生获得与国际贸易专业相关的报关员、单证员、报检员等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对国贸专业的学生进行为期2周的考证实训,一方面利于提高学生的考证通过率,另一方面普遍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3)专业综合实训。《国际贸易实务实训》是集本专业基础理论、专业知识、专业基本技能、职业素养于一体的综合实训课程。利用外贸综合业务实训计算机模拟软件系统,对毕业班学生进行为期2周的综合训练,其中涵盖了外贸函电、国际贸易实务、国际市场营销、报检、报关实务、单证实务、托运与投保、国际货款结算等多项专业技能。通过对整个业务流程的运作和全套单据的制作,让学生掌握从分析市场环境开始,到完成市场开拓,同外商建立起业务关系的整个流程。具体以进出易的基本过程为主线,以具体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为背景,针对进出口贸易中业务函电的草拟、进出口商品成本核算、出口报价与还价、交易条件的磋商、进出口合同的订立、出口货物的托运订舱、报验通关、信用证的审核与修改、单证的缮制、审单付汇,验货收货等主要业务为序进行训练。同时,在实训中要求学生通过因特网去寻找出口的商品和客户,自己设计产品目录、宣传网页和出口营销方案。通过这样集中的训练,学生对三年的专业知识有了系统的认识,强化了前面学过的知识,又通过这种模拟训练,培养了学生在未来实际工作中的职业能力,使学生既具备上岗就可以较好地上手工作,又有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3.校外实习基地模块,为学生提供全真的实践。 实习基地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协议式的,主要是同外贸企业或工商企业订立实习协议;另一种是非协议式的,主要是到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如海关、商检局、商务局、港务局、国税局等。一方面,建立几个稳定的协议式的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和外贸企业架起了一座共同发展的桥梁,既便于学生对即将从事的工作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也便于外贸企业从中发现和选拔人才;另一方面,也充分利用非协议式的实习基地,如组织或鼓励学生参观港口、码头、仓库、生产车间,让学生看到真正的货轮、火车车皮、大型拖车、集装箱、堆场、货物包装方式、海关监管场地等实物。鼓励学生直接找船运公司、保险公司、海关和检验检疫局咨询相关问题。 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也可归入这一模块。毕业实习的考核主要依据学生的实结,实习单位的实习鉴定意见及指导老师的不定期抽查结果加以确定。毕业论文一般安排在三年制的第六学期进行,由专业老师负责论文的指导、答辩和成绩考核。 4.走出去,请进来,创建一体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走出去就是让学生利用寒暑假、毕业实习期间走向社会,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状况,了解本行业的发展方向,鼓励学生为社会、企业服务,锻炼并提高学生的工作能力。请进来,根据国际贸易专业的特点,采用各种方式请企业领导或职员、管理人员来校作报告或讲课,介绍世界及国内和省市外贸发展的状况、外贸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的经验,以及外贸企业中青年员工的成长过程等,使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更好地了解社会,懂得市场竞争之激烈,创业之艰辛,从而进一步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培养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对于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更应直接聘请外贸企业有经验的从业人员进行授课,使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与社会同步发展,为实现学生零距离上岗创造必要的条件。 贸易类论文: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构建与实施探讨 摘要 以“两横多纵”的方式对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进行框架构建,有利于为学生的知识框架构建提供平台,以及为国贸实务类课程建设与师资建设提供指引。在这一方式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对主线课程高度重视,根据具体情况开设纵线课程,并通过适当的时间安排,有效提升国贸实务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关键词 国际贸易实务 课程体系 两横多纵 为适应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对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我国很多院校都设立有国际贸易以及类似专业,如何提升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对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贸易专业作为一个与实践紧密关联的专业,其课程体系设置由于外贸实际活动的复杂性而稍显庞杂,通常应包含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商务英语、国际结算等。基于笔者所在单位的教学实践,本文认为以“两横多纵”的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的构建,对于课程建设以及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等均具有一定作用。 1 构建课程体系框架的作用 所谓以“两横多纵”的方式进行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的构建,其“两横”主要是指以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两门课程作为主线,这两门课程分别从外贸合同条款与单证角度贯穿了整个外贸合同履行的各个环节,是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的基础;而“多纵”则主要指针对外贸活动的某个环节所单独开设的课程,例如商务英语(包含听说、读、写)、外贸运输与保险、报关实务、报检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务谈判等,这些课程主要是对两条主线类课程的其中某个部分作专门深入而全面的介绍,从内容上来看通常都会与两条主线课程存在一定的相交。如果以线条形式对以上阐述进行归纳,便可得到“两横多纵”形式的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体系框架,其具体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1 为学生的知识框架构建与细节知识掌握提供平台 为提高国贸实务类课程教学质量,着眼于增强课堂教学实践性的一系列手段得以采用,例如采用外贸模拟操作软件、案例教学、组织学生到外贸公司实习等,但学校课堂教育始终与具体工作实践存在区别。首先,由于学校师资问题,在很多学校都难以保证课堂教学与实际外面工作的完全接轨;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学校教育的定位绝不是简单的职业教育,其更主要的功能在于为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为学生的进一步自我学习构建国际贸易实务知识框架与平台。 “两横多纵”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体系框架形式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一旦学生对所需掌握的知识形成了明晰的结构化认识,一方面有利于学生对各类具体外贸实务知识在头脑中的归类掌握,以及与实际工作的对接;另一方面,学生在实际外贸工作一旦遇到各类专业问题,在框架化知识体系下也有利于学生的进一步自我学习与解决。 1.2 为课程建设与师资建设提供明确指引 课程建设与师资建设是促进学科发展,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具体就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而言,由于其所所涉及的具体课程较多,如何确定课程与师资建设的重点与方向尤为重要。以“两横多纵”形式进行课程体系框架化构建,可明确课程建设的重点:为了提升教学质量与整个国贸实务类学科的发展,其重点与首要目标应该是集中于国际贸易实务与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两条主线课程的建设,应通过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集中来加强其建设;对课程体系的框架化构建也能为师资建设提供指引,清楚认识到本单位的薄弱环节,有目的性的加强现有师资培训或师资引进。 2 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注意问题 2.1 高度重视主线类课程 对两条主线课程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课程设置上应同时开设有国际贸易实务与国际贸易单证实务两门课程,且应当都是居于专业核心课的地位。以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不少高校仅仅开设了国际贸易实务,而对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并未专门讲授,或者将其相关内容划定在前者的授课大纲之内。但囿于课时数限制,目前大多数学校的国家贸易实务课程仍主要是采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黎孝先所编著的《国际贸易实务》或具有类似知识框架体系的教材,其主要着眼点为外贸合同中的各合同条款,因此在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对相应的单证问题作详细介绍。这将导致学生的国际贸易实务知识体系存在一定欠缺。 从国际贸易课程实践的角度来看,目前许多学校选择了利用诸如南京世格的各类国际贸易实务模拟操作软件进行外贸实习;若在没有开设国际贸易单证实务课程的前提下而直接在机房开展网上模拟交易实习,将导致学生在单证填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上容易出现错误或不知所措,不能有效利用有限的上机时间。 其次,对主线课程的重视还应表现在师资配备与教学检查方面。应将国贸实务知识最扎实且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安排到这两门课程的教学上来,并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来进一步提升两门主线课程授课教师的专业基础与教学经验;加强对两门主线课程的教学效果检查,提高教学质量,夯实学生的国际贸易实务知识基础,为学生的外贸工作实践及其职业发展提供基础知识保证。 2.2 根据实际情况开设纵线类课程,注重实践性 由于纵线类课程主要是针对外贸活动中的某一环节所做的专门深入介绍,每一门课程几乎都有相应的职业类别与之对应,因而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具体应开设哪些课程的选择方面,应结合本单位的师资情况与教学总课时综合考虑,注重教学内容与相关实际工作需求的紧密结合。 现阶段,我国大量学校在人才招聘方面极为关注教师的科研能力与学历情况,而对教师的实践经验与能力未能足够重视,这对纵线类课程的开设与教学质量保证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对此,主要应加强教师的实践培训,也可以直接从社会聘请有经验的外贸人员进行授课。 从课时安排方面来看,目前部分高校对各类经济学理论基础课程与国贸理论课程给予了更多的重视,从而导致国贸实务类课程的开设数目以及课时的缩减,这一现象在一些重点本科院校表现尤为明显。为扭转这一现状,需要从学生的职业需求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出发,正确处理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与经济学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 3 结语 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重要部分,与我国大多数高校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职业定位有着紧密而直接的关联,提高此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对于增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职业竞争力,促进我国外贸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两横多纵”的形式对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进行框架构建,强调基础,注重实践,能有效促进学生对国际贸易实务知识的掌握,提升实践教学与专业实习效果,明确课程建设重点与方向。 贸易类论文:高校应用技术转型背景下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课程群框架构想 【摘 要】高校应用技术转型需要从课程开设机制、实践教学应用环节和课程群功能等方面着手,文章结合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总体框架,从职业导向能力角度出发,重新构建了该专业的课程群体系,并提出了发挥课程群的集聚与扩散作用、改善教学资源建设等建议。 【关键词】应用技术转型 课程群 课程建设 目前,关于课程群的含义说法较多,但是核心都是根据不同目的建立的课程集合或者集群,并借助课程群建设实现新的教学理念、提高教学质量、进行教学改革等。目前关于课程群方面的研究大多都是从某个专业(例如:物流管理、会计学、信息与计算科学等专业)、某个专业的某类课程(例如:地理教学论、网络传播技术、大学数学等课程),或者从某类学院的角度(例如:独立院校、高职院校、高校等),构建专业课程群、核心课程群、专业基础平台课等课程群。从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或者高校应用技术转型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基本没有。本文立足高校应用技术转型对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要求,借助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并结合笔者在西安培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多年教学感受,以及西安外事学院胡一波、广东金融学院范忠宝、国家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研究院董行友等学校及行业专家所作的经济与贸易类方面的相关报告,从课程群的角度阐述这类专业要转型应如何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同时,给出转型的相关建议。 当前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课程建设尚需诸多转型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毕业生就业难和就业质量低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生产服务一线紧缺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尚不能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要求。 紧密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找准转型发展的着力点、突破口,真正增强地方高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为行业企业技术进步服务的能力、为学习者创造价值的能力。 基于上述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以及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课程建设需作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 1.课程开设机制 当前,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在校的所有课程基本分为四类,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和实训课,围绕这四个课程类型,依据西安培华学院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对这些课程的课时、开课学期等进行设置,教师根据每学期所开课程进行选课。这种课程种类划分标准单一,仅对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总课时、对每个类型课程的课时要求等严格执行,并没有体现人才培养方案的灵魂和精髓。每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都是立足于某些方面的能力进行人才培养,而现有的课程划分标准,能体现多少?学生学习后能从中感受到多少能力的提升?为了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必须重新确定新的课程开设机制。 2.实践教学应用环节 当前,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大都局限于依附部分课程的实践教学和集中实践两个方面。其中,集中实践又包括通识和专业两个方面,通识实践一般都是军训、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有的学校还会将大学生参加的各种类型的比赛、考证也纳入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还更多地局限于教师的大量讲解,学生的动手操作也有限,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实践教学能提高学生某些方面的职业素养,从而直接有利于学生就业。学生对这些类型的实践课程兴趣不浓,效果可想而知。根据《指导意见》学校应加大实验、实训、实习环节,使得实训实习的课时占专业教学总课时的比例达到30%以上,故而必须对目前的实践教学内容直接进行改革。 3.课程群功能 目前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学生基本都是学习完了通识课,再学习专业基础课,再学习专业课,最后进行集中实践教学。课程按照通识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实践课的顺序依次开设,导致学生前学后忘,知识的学习没有连贯性、体系性。同时,学生选课的范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大部分课程都是必修课,更不要说让学生为提高某方面的能力对课程进行选择。因此,高校应用技术转型背景下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如何将现有的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相链接,将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过程等方面相链接,从而实现这类专业的真正转型。 课程群体系的重建与优化 1.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应立足于云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等技术层。对目前的通识课、专业课、实训课的课程群进行调整,以实现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提升能力和职业导向能力。其中,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提升能力都是为了实现职业导向能力。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方面的能力,参与该人才培养体系的三个主体――学生、教师和协同企业,应该根据自己的角色和职能,在在线授课、师生交互、课程建设和教学资源管理等方面参与或者分享其中的教学资源,最终提升学生的职业导向能力,如图1所示。 2.职业导向能力模块 职业导向能力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的课程群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又具有复杂性,因此,文章详细介绍职业导向能力模块,以说明如何进行职业导向能力的提升操作。职业导向能力模块依据职业导向课程库的内容,对需要职业定位的经济与贸易类专业建立知识库,作为参与职业导向能力提升操作的学生、教师和协同育人基地,根据自己的需求进入职业导向课程系统或者知识管理系统,完成各自的任务,并根据职业导向能力要求χ识库不断地进行更新,如图2所示。 3.经济与贸易类专业的专业课课程群体系 为了提高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专业提升能力和职业导向能力,根据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的课程体系的总体框架,建立了基础课、主干课和方向课的三层专业课课程群。此课程群的主要特点是,依据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先成立方向课群,根据方向课群,再建立主干课群和基础课群。学生可以根据某方面的能力提升,而选择学习哪些基础课和主干课。同时,根据课程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层次中,将课程分为三个课程群。第一个课程群是每幼罨本的课程,支撑该层的其他课程群。基础课层的每个群中的课程都与主干课层的每个群中的课程内容相关。所有课程都是以方向课中的第三个模块――虚拟仿真训练课程、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和校企协同育人体系为核心。同时,这个课程群是必修的,如图3所示。 对需要转型的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的建议 1.发挥课程群的集聚与扩散作用 在图1中,人才培养体系的用户层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只要可以进入该体系,通过能力层链接课程群的方向课,使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所有资源围绕任何进入的用户而产生集聚,参与者犹如步入专门为自己建立的教学资源超市,可以自主地选择。将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三分之一的课程,建成校级、省级和全国级精品课,发挥精品课在课程群的极化作用。经济与贸易类本科专业课程群的课程内容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性,通过课程之间的知识联系,发挥扩散作用。 2.改善实践教学资源配置 按照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要求,根据生产、服务的真实技术和流程构建知识教育体系、技术技能训练体系和实验实训实习环境。按照所服务行业先进技术水平,采取企业投资或捐赠、政府购买、学校自筹、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加快实验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引进企业科研、生产基地,建立校企一体、产学研一体的大型实验实训实习中心。统筹各类实践教学资源,构建功能集约、资源共享、开放充分、运作高效的专业类或跨专业类实验教学平台。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西安 贸易类论文: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与贸易规模关系研究 摘要:自2010年以来,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平均占比已经达到24.61%,成为维持银行净利润增长最主要的驱动因素。针对这一银行业发展新趋势,本文选取了与国际贸易息息相关的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这一指标,并使用时间序列模型回归分析了2006-2016年其与我国进口和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了出口、进口与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出口和进口都促进了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的发展,并且进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略强于出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国际贸易;时间序列模型 一、引言 一直以来,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一大热点。国外学者们从融资成本与贸易结构、货币流动性与贸易融资、金融抑制与贸易扭曲等不同侧面深入地研究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已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成果。Michel Cyrille Samba, Yu Yan(2009)指出一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存在双向关系:金融发展会促进国际贸易的专业化,而这会导致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优势,从而形成该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资本密集型商品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对外源性融资会有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该国金融发展。他们使用VAR时间序列模型,研究了东亚国家的金融发展与制成品国际贸易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了制成品国际贸易促进了金融发展的结论。Yutaka Kurihara(2013) 使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在发达国家中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产生消极影响,而在发达国家中汇率变动对国际贸易并无显著影响;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国内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多是对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整理及评价,以及运用各种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俞立平(2011)基于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关系。静态研究表明,出口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进口的作用,金融和国际贸易在滞后2期后互为因果关系,在滞后3期只有出口是金融发展的原因,这也与我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国情相适应。动态研究表明,金融的冲击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均为正,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总体是比较平稳的;而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的冲击对金融的影响总体均是负值,也就是说,金融难以快速适应国际贸易的波动,一定程度存在金融抑制。盛雯雯(2014)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厂商、金融投资者和金融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阐明了金融发展对一国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演变的作用。结果表明:融资成本的下降将导致企业投资偏好呈现先提高后降低的过程,因此一国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随着金融发展,也将出现先提升后下降的倒U型过程,该机制最终导致了资本密集型行业从传统发达国家项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国际分工新形态。 二、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 传统上贸易金融业务主要是在外汇管理制度框架下,银行为企业开展跨国贸易所办理的资金收付、融资等服务。近些年,贸易金融功能范围拓展,内容涵盖贸易结算、贸易融资、信用担保、避险保值、财务管理五大功能。同时,贸易金融业务既涉及银行的表内业务,也包括银行的表外业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所研究的是贸易金融业务中属于表外业务的那一部分,即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众所周知,贸易金融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优势业务,2015年中国银行集团完成国际结算业务量3.9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7%,中国内地机构国际贸易结算份额居同业首位,对外担保市场份额保持同业领先。因此,研究中国银行贸易金融业务发展水平将更有代表性,也能更好地反映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与我国贸易规模的关系。 1.数据选择与测度方法设定 通过阅读中国银行年报,了解到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主要包括结算与清算业务、外汇买卖业务、咨询和顾问等业务以及信用承诺业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的是2006-2016年中国银行的结算与清算手续费(X1)、外汇买卖价差收入(X2)、咨询和顾问等手续费(X3)以及信用承诺手续费(X4)的半年度数据,并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测度2006-2016年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其中,2007年6月份的各业务收入不可得,遂使用SPSS软件中的多重替代法填补了空白数据,以继续完成测度。 2.测度结果 首先, KMO统计量为0.684 0.5,Kaiser认为KMO统计量取值在0~1之间并且值越大因子分析的效果就越好,一般来说KMO统计量大于0.5即可进行因子分析;此外,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量的Sig为0.000 三、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与进口和出口之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一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出口被誉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马车”之一。而商业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作为时展的新兴产物丰富了我国金融发展的内涵,研究其与我国贸易规模之间的关系也是应有之义。 1.数据说明及实证方法设定 商业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选取的指标是上文所提到的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而贸易规模所选取指标是进口(I)和出口(E),这是考虑到进口(I)和出口(E)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的影响在方向和程度上可能略有不同,所以国际贸易选取这两个指标。其次如上文所示,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所使用的是2006-2016年通过SPSS测度的半年度数据,进口(I)和出口(E)所使用的是2006-2016年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半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研网数据统计库。此外,本文所选取的模型是时间序列模型,使用的是时间序列模型中的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及结果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同为平稳序列或单整次数相同的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经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F)、进口(I)和出口(E)均是二阶单整序列,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对F和I 、F和E进行协整检验,所使用的方法是单一方程的EG两步法协整检验。第一步,用OLS法分别作协整回归方程: F=α1+β1I+μt 或F=α2+β2E+θt 进行估计,分别得到残差序列、。 第二步,检验残差序列it、et的平稳性,所使用的方法是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若是平稳序列,则说明F和I、F和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F和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和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得到F和I 、F和E之间的长期均衡方程分别为: 四、结语 根据上文所述,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一是贸易规模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确实有影响,但总体来说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二是出口、进口与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均为正,说明出口和进口都促进了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的发展,并且进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略强于出口对中国银行贸易金融类中间业务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万姣娜(1992-),女,汉族,湖北安陆人,现就读于武汉纺织大学金融硕士专业,主要从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研究。 贸易类论文: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集市贸易类型探析 摘要: 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各种贸易中心城镇的形成、农村集市的兴起、边贸的发展等,各地区形成不同风格的商品集贸市场。本文利用文献资料,说明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集市类型。 关键词: 云南民族地区 商品经济 集市贸易 街子、集市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进行交换和贸易的场所,历史悠久,它的形成是和云南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息息相关,是在满足适应当地民族的生产发展和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地区集市功能各异,类型多样。我仅从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角度探析商品集市贸易的类型。 一、清代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开发对商品集市贸易类型的影响 (一)清政府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力度,为云南的商品集市类型形成打下基础。 清雍正初年至道光末年1723-1850年,开始大规模地经营开发西南,其中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和乾嘉年间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开发高潮,对云南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推行“改土归流”,调整生产关系,适应云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其次,开荒屯田,吸引汉族移民。早在清顺治十八年(1651年),云贵总督赵廷臣奏:“滇、黔田土荒芜,当亟开垦。”清政府支持云南当地民族和汉族移民开垦荒地,州、县发给印票,开垦土地“永为己业”。据《新纂云南通志》卷138统计:到嘉庆十七年云南田地已达93151顷,是明朝万历六年(1578年)田地数的5倍多。再次,农产品、手工业品、矿业发展,逐步商品化。云南的茶叶,草药,酒、盐、矿产资源开发等逐步进入市场。另外,随着清政府承认西南地区民间贸易的合法性,海运开禁,逐步改善云南交通状况,云南商品市场功能类型逐步显现。 (二)清政府对云南地区铜、锡矿开发,提升云南民族地区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清朝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市场对货币需求量增大。对于官府来说,鼓铸是获利之业,但在顺治以后,原料成本增加,致使鼓铸之息日减,同时,乾隆以前,铸币多用洋铜,到乾隆年间,“洋铜空缺”,因此开辟新的铸币原料――铜矿便成为市场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清监察御史包祚永上奏“鼓铸之关系甚重……惟需滇铜鼓铸”,滇铜正式纳入皇朝开发范围。铜业成为云南区域经济主导性产业,主要满足国内商品流通,清政府限制铜矿向外销售。到清末,中国大门被打开,云南经济主导性产业锡业走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加之蒙自和蔓耗等地的开埠,云南矿产资源的市场指向,开始由内向型区域经济指向转为外向型的经济指向,资源型集市形成,大大提升了云南民族地区商品市场的知名度。 二、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贸易集市类型 (一)以民族节日为特征的节日集会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喜庆的节日聚会之时,伴随有物资交流活动,商品交易规模盛大,集市分布在各民族的集聚区,尤其是职业商人卷入其中,以节日为平台的集会交易,这类集市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气息。例如:一年一度节日集会型集市,有三月龙王会、七月骡马会,而最出名的是大理三月街,即观音市,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集各省之货,历代累更,此市不变,“相传观音入大理,教人捐佩刀,读儒书,明忠孝五常之性,故人于是日烧香,四方闻风,各以货来也”。民族节日摆市,形成节日集市。集市除了节日的喜庆氛围外,更为重要的是商品展示和物资交流活动。《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八》据记载,大理白族的三月街,“至期则天下商贾皆来贸易,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吴罗蜀锦纷成来,红者珊瑚白者玉……,喧嚣如展上河图”[11]。说明云南大理三月街节日集会贸易的景象十分壮观,节日型集市贸易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的调节有无的作用,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集市。 (二)以土特产为大宗形成的专业型集市贸易。 早在明代,云南民族地区农村市场的专业化已经出现。《滇略》记载:“滇人以市为景,游人纵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绵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形成许多专业化固定市场,到了清代集市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并具有一定规模。例如:丽江的骡马会和鹤庆的松桂会就是专业型集市,据《新纂云南通志・商业考一》记载:“丽江骡马会,每年三月、七月初间行之,盖丽地气候温和,山泉绵延,水源清洁,百草畅盛,所产骡马为西南巨擘,每次赴会,公骡母骡不小数千头,儿马骟马不下数百头,购远出境者居十之七八。”这种情况一直被延续下来,鹤庆松桂会也是专营马匹的集市。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云南的白胜州(今丽江地区永胜县)就形成了专业性的茶马市场,经营销售凤庆茶叶,清末,丽江地区出现专营茶叶的商号“永昌祥”商号,开始生产经营沱茶并形成自己的品牌,远销西藏、缅甸,在叙府(今四川宜宾)、重庆、汉口和上海设立分号。西双版纳的茶叶生产销售的专业化程度已很高,每年仅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就有驮马300至500匹到西双版纳赶集运茶,销往西藏的茶叶达3000担。《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记载:楚雄滴酒、鹤庆干酒、蒙自高粱陈酒都非常有名,产量高,销量大,具有专业化特点。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私营酒坊所产高粱酒就达50吨。通海专卖酱油,“每年销十余万斤”,阿迷州(今开远市)专卖红糖。 (三)以经济较发达地区形成的定期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农村有:街子、场、摆、市、镇、集、街市和街镇等定期集市交易的习惯,大多数地区习惯将赶集称为赶街子,街子分布很广,而且定期赶街,从市场的发展程度上来考察清代云南定期市场,归纳起来有两种类型:一是定期市,二是常市。定期集市的特点:周期短,市场容量大。一般在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生产有一定基础、村寨比较集中的坝区赶街,各民族经营者多为半农半商。例如:滇池、洱海周边坝区、山区、半山区这类集市很有代表性,有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滇池地区“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子、龙头街、马街子、恢湾,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为街期,交易多为农产品及砖瓦窑器、纱帕、斗笠、竹器等”。云南农村定期集市各地区不统一,有每月赶一集或者二集,有的六日一集、四日一集、三日一集。随着云南经济发展街期呈逐步缩短趋势。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迅速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下关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李京《云南志略》说:“市井谓之街子,午前聚集,抵幕而罢,金齿白夷,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3]这就是当时农村定期集市的情况,各地区定期集市已约定俗成。 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发达的农村集市,这类市场不间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较多的固定店铺,如:“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11]常市从市场经济角度考察是一种进步,是商品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的体现,同时常市的出现与各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反映各民族对商品的需求量加大。 (四)以交通要道为基础形成的集散型集市贸易。 云南民族地区有许多交通要道,像“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滇越铁路等都形成过一些著名商品集散地。 首先,保山板桥街又名青龙街,系西南丝绸古道上进入保山坝的第一个集散型集市。自西汉随蜀身毒道(即中印古通道)发展形成市场以来,这里逐步成为中印古道通往永昌(今保山)的重要门户及驿站,店铺客栈和居民集中之地。据记载:“清代,随着交通改善和内地贸易的发展,更加促进了板桥街集市发展,其经济地位提升,成为区域性商品加工集散中心。每逢甲己五日一街,赶街入市人达到3万多人,为迤西一大集市。” 其次,因茶叶这一地方特色产品,使茶马古道延伸到地理位置并无优势的凤庆,促进凤庆发展成为顺宁府驻地,古道沿线的商业集镇。根据记载:“这条通道距今有300多年的历史,将凤庆与大理、下关、丽江连接起来,各地茶商沿茶马古道进驻顺宁采购毛茶,沿途有供马帮歇息的马站,比较有名的新村、金马、鲁史等,马站所在地自然地成为集市贸易的场所。”[6]边疆重镇普洱和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盛极一时,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当时普洱茶的销售路线有三条:“其一以普洱为集散地,由滇西的巍山、腾冲、喜洲用马帮运往下关集中,再转运至四川泸州、叙府、重庆、成都和转运到西藏、西康销售;其二,由勐海至打洛,一路至泰国曼谷,一路到印度新德里,一路到马来亚、新加坡;其三,易武茶叶由马帮驮至老挝丰沙里,再转运至河内,由火车运至海防上船,远销南洋一带”。 最后,十九世纪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锡矿成为西方工业的重要原料,大锡的出口量增加,据统计,蒙自开关后个旧的锡业获得发展,“光绪三十年,锡的年产量由立关次年1315吨增至3413吨”[13]。滇越铁路通车后,宣统二年产量提高到6000吨,法国殖民者通过滇越铁路加大殖民掠夺,大批的洋货,如机械设备、电机、煤油,洋布、洋伞、洋火、洋帽、洋烟等输入滇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云南的锡矿及土特产品输往海外,滇越铁路沿线个碧段,市场非常活跃,蒙自、碧色寨、个旧成为洋货及当地土特产品的集散地, (五)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形成的产地型集市贸易。 清代云南滇中、滇西、滇南盐业开采十分兴旺,盐的开采是当地政府重要财税来源,所以政府支持盐业开采,民众多以采盐代耕,产地型集市贸易形成。这种产地型集市贸易有两个特征,一是依靠当地自然资源,生产具有单一性,需与外界进行物资交流;二是商贩往来频繁,有固定的商品市场,该地区既是商品的生产地,又是产品的销售地。 以滇中地区、滇南地区为例。滇中是云南传统的盐业开采地之一,在这一地区,因盐业生产而兴起的市镇主要是白井、黑井、安宁等。白井(即石羊古镇)自汉代开发,唐代扩建,元代设官,明清时达到极盛,清代时,形成了“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的繁荣景象,因而既是滇中的财富之区,又是方圆数十里的商品交易中心地。据《滇南志略》卷六,白井地区“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乾隆《白盐井志》也云:“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用于滇省。”可见正是由于盐业的发展才促使产地型集市贸易的形成。 滇南地区。滇南地区的盐井是清代开始大规模开发,其生产格局是清代奠定的,这一地区因盐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市镇主要是磨黑镇。据“《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卷七十二、《新纂云南通志・盐务考三》卷四十九记载,磨黑井是雍正初期开采的。在清中期以前,磨黑是默默无闻的。到清末,磨黑盐产量已发展到722万斤,居全省第二,成为滇南食盐交易中心,同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华的市镇”[1]。 以上五种类型基本反映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商品集市的状况,当然,要着重指出的是,清代,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也不例外,和内地比较,这里地处高原,交通不便,生产力水平较低,各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甚至少数闭塞的、比较原始的民族地区,直到清朝末还没有集市。 贸易类论文:浅析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实践实习教学创新 摘要: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实践实习教学创新问题,强调改革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培育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深化人才培养合作、优化课堂教学体系与实践实习基地管理体系对于提升实践实习教学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实践;实习;教学;创新 实践实习教学不仅能够有效弥补校内理论教学的局限性,也能够为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真实工作环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近年来,本科学生实践实习教学环节日益受到国家相关部门以及高校的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加强校外实习基地建设,强化实践教学,建立校企人才联合培养新机制。校外实践实习教学已经成为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但是,传统的教学管理体制、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学生大规模实践实习教学的需要,难以达到预定的效果和目标,必须尽快改革与创新。 一、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改革先行 较多学校的经济贸易类专业本科学生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局限性:一是过度重视理论课教学,实践实习课程普遍被忽视。以我校投资学专业2010版教学计划为例,课内理论教学(含毕业论文)学分高达152.5,占最低毕业学分的83.6%;实验实习实训类课程学分为30,仅占最低毕业学分的16.4%。二是实习实践课程分散在多个不同的教学学期,每个学期的实践实习实践较短,如我校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学生的各类实践实习一般分散在4个不同的学期,每次实践实习时间一般为2~4周。这种状况导致单次实践实习时间过短,难以开展实质意义的实践实习活动,一方面企事业单位难以安排短促的学生实践实习项目,另一方面学生在短时间内难以完成预期的实践实习任务,同时也不利于做好实践实习管理工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改革必须先行,培养方案应该把提高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尤其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教学计划编制方面进行大胆创新。我校新版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修改充分体现这一思路,如各专业普遍采用“3+1”培养模式或“3+0.5+0.5”培养模式。其中“3+1”培养模式是指将原有4年的本科理论教学改在3年内完成,第4学年在“校内实验场地和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以适度集中和分散的形式进行实践知识学习。根据我校经济贸易类专业应用性强的特点,在总学分不增加的情况下,减少理论课时数,对理论课程做进一步有机整合,形成内部逻辑结构严密的主干课程群,实现课程体系设计的模块化。增加实习实训(实验)教学的课时比例,同时考虑本专业实践(实验)教学体系的合理性,实习实训课程设置与相关理论教学相结合,注重课程之间的衔接,在一些专业课程理论教学的同时增加实践课程,充分利用教学软件,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二、培育高水平指导教师队伍 在实践实习指导工作方面,传统方式主要是高校任课教师负责制,即学校相关专业老师根据学校有关规定接受学校统一分配的学生实践实习指导工作任务。这种方式的优点与缺点都十分突出。主要优点是简单易行、监管成本低,因为任课老师对学生比较了解,监管方式比较成熟。主要缺点是多数专业教师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学历较高,理论知识丰富,但缺乏相关行业从业经验,导致学生实践实习监管的信息不对称甚至失效。我们认为,建立“双师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双师制”是指在实践实习课程教学安排上实行“校内教师+校外导师”制度。在具体做法上,我校经济贸易类各专业教研室选派不同专业研究方向的教师担当学生的实践教学指导老师,对实践期间的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进行全方位的管理,同时对学生实践的理论知识进行跟踪辅导,及时为学生提供理论咨询和智力支持。而实践教学单位也为学生实践配备“师傅式”的业务导师,代表企业对实习生进行常规管理,并严格按照实践教学大纲对学生的实践学习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学生的实践效果进行考评。“双师制”不仅能够有效维护学生的人身安全,也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帮助学生提高应用技能。 三、与课堂教学改革紧密结合 目前,我国高校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设计的明显缺陷有两个。首先,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是绝对权威与唯一主角,学生只能被动接受。其次,理论课教学与实践实习课堂脱节,课堂教学内容难以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实践实习项目与课堂教学内容关联度低。这种状况导致学生主观能动性不能得到发挥,课堂教学与实践实习都难以取得良好效果。我们认为,高校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设计必须尽快改革,尤其要尽快改革以教师为绝对中心的“满堂灌”课堂教学模式。近年来,我校经济贸易类本科专业在这方面进行了较多尝试,如通过引入PBL教学模式,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与校外实践实习也能够有机结合起来。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传统教学中的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将学习与实际问题或实际问题的解决挂钩,注重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景中,通过学习者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求学生在PBL课程中所选择的研讨性问题应该与接下来的实践实习项目一致,如假如学生计划选择商业银行业务作为实践实习项目,那么学生在相关PBL课程中也应该选择相关问题作为课程研讨问题。这种尝试不仅有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有助于不同类型课程的相互融合。 四、优化管理体系 较多高校将指导学生实践实习单纯作为学校专业老师的工作任务进行分配,导致学生实践实习管理体系的“单面”特性,相关企业事业单位一般只能被动地接受实践实习学生,不能积极有效地参与实践实习学生的管理工作,导致实践实习管理的低效率,甚至管理缺失。鉴于此,我们认为建立学校专业院系与相关企业事业单位的联合共管体系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学校方面,由相关学院院长牵头,成立实践实习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和管理小组。领导小组负责领导、监督整个实践实习的运作;管理小组负责从实习动员、报名、组织、实习实施、学生管理和实践考核等实践阶段全方位地管理与指导工作,就实践实习基地的运作模式、实习组织、实习管理、学生管理和实践考核等各个方面建立严格的制度规范。并以教学系(所)为主体,联合实践实习基地,编制相关本科专业的实践实习目标和计划,安排学生分配以及其他实践实习基地的运作工作。作为实践实习基地的企事业单位的主要领导负责组织实践基地的具体规划和建设工作,以及学生具体实践实习工作的分配与协调,同时重点负责实践实习工作的安全问题以及工作评价问题。 五、深化人才培养合作 一般而言,实践实习依托企业事业单位不仅能够提供良好的实践实习机会,也拥有大量的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高层次专业人士,是提升高校人才培养水平的重要外部资源。在做好实践实习依托单位的学生实践实习工作以外,我校经济贸易类专业教学单位还积极采取多种途径在人才培养方面与依托单位进行深度合作。主要做法有:聘请实践实习依托单位专业人士担任校外专业顾问和兼职辅导老师以及兼职硕士导师,为实践实习教学以及专业教学的开展提供指导建议,为学生开设相关讲座,合作指导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邀请实践实习依托单位专业人士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重点对人才培养方案是否满足用人单位的要求提出建议,对实践课程体系及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提出建设性建议;实践实习依托单位专业人士组成基地实践讲师团队,定期举办相关专业讲座等,效果十分明显。 六、结束语 校外实践实习教学是提高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能够为学生提供实践实习机会,让学生在实践实习中体会理论知识用途,为学生进入社会架起学习桥梁。学校应该结合自身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优势与企业进行合作,创新实践实习教学管理体制,培养高水平实践实习指导教师,优化课程体系,确保实践实习基地教学环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贸易类论文: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探究 摘要: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指以初级产品为主的国际贸易,例如,煤炭、焦炭、镍矿以及铁矿砂等,其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笔者将以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为出发点,探究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以供相关人士参考。 关键词:大宗资源类 商品贸易 对策 大宗商品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大影响。大宗商品贸易,即基于初级产品前提下的国际贸易,例如,焦炭、煤矿、农产品、稀土资源等。自正式加入WTO以来,中国以弱势地位存在于国际大宗商品贸易中,虽然中国在诸多产品上处于贸易大国,但由于受缺失定价权等因素的影响,致使我国长期处于贸易弱国。鉴于此,探究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势在必行。 一、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概述 目前,针对大宗资源类商品的概念,未得到学术界的统一。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大宗资源类商品即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大宗产品,能源产品与非能源产品是其两大类型。针对非能源产品,指除三种重要能源产品外的自然资源产品,包括农副产品、初级产品以及工业原材料等。对于该种大宗资源类商品界定方式,其具有较强的宽泛性。一般情况下,界定产品是否属于大宗资源类产品,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明确细化与资源相关的产品种类,换言之,即自然资源是该类产品的主体,表现的是一种自然资源类产品。第二,“大宗”是大宗资源类商品需满足的第二大条件。“大宗”,具有交易数量大、商品用途广等特点,同时,该类商品的国际贸易是影响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常基于政府帮助下的商品交易。由此可见,大宗资源类商品,指交易额度大的资源类产品,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的对策 (一)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 如今,诸多跨国公司基本建立了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且全球为覆盖范围。针对中国而言,为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需进一步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首先,积极发展自由化程度高的贸易体制,营造良好的国际大宗商品贸易政策环境,为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创造条件。其次,争取引入具有全球性的大宗商品贸易商,例如,来自瑞士,且以经营金属为主的嘉能可Glencore公司;来自美国,以经营黑色金属和农产品为主的嘉吉Cargill公司;来自荷兰,以经营能源和金属为主的托克TBBV公司,以此作为借鉴、吸收贸易网络与成功经验的对象,促使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得到完善,为我国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发展奠定基础。最后,高效利用供应链信息管理技术,实现供应链云管理、运供应和云物流效果,提升供应信息管理效率。 (二)优化交易制度,提升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 定价权,即制定价格的权利,是基于某一特定商品,个别主体在市场中所表现出的定价能力,是一种权利的体现。一方面,定价权是议定商品价格时所拥有的主动权。简言之,定价权,指在商品价格议定过程中,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主动权,商品买进价格与卖出价格均属于该范畴。另一方面,利益分配权是定价权的实质。专家认为,基于完全竞争、交易成本公正以及信息对称等基础条件下,在供求关系影响的前提下,商品价格围绕价值呈现出上下波动趋势。在实际贸易过程中,在不完善市场机制影响下,加之国际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部分实力雄厚或存在相关利益的企业通过某些手段,控制商品的国际贸易价格,达到增加自我经济利益的目的。 目前,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缺乏是导致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发展困难的关键因素,然而,致使我国大宗商品贸易缺乏定价权的原因在于两方面。具体而言,即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欧美期货市场历史悠久,约有两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发展已经处于成熟阶段,对国际大宗商品贸易的掌控力较强。其中,欧美期货市场以伦敦期货交易所和纽约期货交易所为代表。另一方面,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机制逐渐以一种金融工具的形式存在,其不再是实体现货贸易的体现。基于此,为提升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应制定切实可行的现货连续价格交易制度,推动大宗商品贸易发展。 目前,即使我国对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缺乏掌控力,但可采用借力巧取、摒弃豪夺等方式,迫使大宗商品贸易定价达到合理化标准。在此,笔者认为我国可通过定期将月度粗钢产量、月度粗钢库存量以及铁矿石存量等数据直接公布于国内外,引导更多机构进入国际大宗商品贸易。 (三)增加大宗商品贸易政策扶持 针对大宗商品贸易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对大宗贸易商品交易中心建设资金与运行费用的扶持。另一方面,严格控制贸易商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税收和佣金等,并以大宗商品贸易实际情况为指导,构建大宗商品交易专项财政引导资金,其中,授权服务中心、贸易商、专业服务机构及团队对地方贡献的奖励等是引导资金的主要应用对象。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影响,同时,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严重阻碍我国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向前发展。因此,为推动大宗资源类商品贸易发展,在完善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管理体系基础上,优化交易制度,提升大宗商品贸易定价权,同时,加大对大宗商品贸易的政策扶持,为我国大宗商品贸易发展奠定基础。 贸易类论文:从版权贸易论艺术类出版社的发展转型 摘 要:艺术类出版社由于本身受众和图书选题的限制,在国内出版市场中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但从整体图书市场的发展来看,读者对艺术类图书的需求量正在逐年提高。近几年,随着版权贸易的大规模开展,国内出版社对版权运营的概念逐渐加强,版权已逐步纳入出版社的资产管理,并成为提升出版社实力的重要部分。本文从艺术类出版社开展版权贸易的意义、优势进行分析,并结合当前环境下利用版权贸易进行出版社转型的方法作了阐述。 关键词:版权贸易;出版社;转型 版权贸易的开展,包括版权资产的管理和运营在近几年逐渐受到了出版业的重视,随着全球化贸易时代的到来,出版社的工作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仅仅关注国内市场的需求和走向,特别是作为受众面比较窄的艺术类图书而言,在改革的过程中,版权的运营管理是出版社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同时,作为出版社资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做好版权工作,版权如何为出版社发展服务,如何成为出版社转型的助推器,也是当今出版社发展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一、加强版权运营对艺术类出版社发展的意义 (一)传播中国的优秀文化成果 文化传播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版权输出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出口,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的开发,或是一种单纯的贸易往来,而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渠道。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积淀,造就了丰富的艺术成果,借助版权输出做好文化传播,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可以取得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文化传递的双重效益。 (二)优化现有的出版资源 在当今国际化的背景下和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受众获得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这也是导致出版产业逐渐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艺术本身属于一种小众文化,由于受众限制,国内的艺术类出版社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出版社普遍规模较小,但艺术类图书本身从选题组稿到编辑出版,周期长、成本高,出版高质量的图书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完成一些大型的出版项目,通过版权合作寻求一些合适的合作伙伴,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出版社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利用国外市场较为成熟的图书选题,也可以加速自身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版权贸易是出版产业发展的趋势 借助外界优势资源的帮助,提升自身的出版能力,是出版业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与以往的出版模式不同,新兴业态下的出版社很难依靠单一力量达到规模和水平的提升,众多出版社在寻求与国际出版机构的合作,利用版权交流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使自身的选题范围能够更加的国际化,受到更多读者的关注,因此,艺术类出版社也应该抓住国际合作的主流趋势,积极顺应时代潮流,突破目前的发展屏障,找到更为适合的市场定位。 (四)利用版权贸易做好出版社供给侧结构改革 自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理念以来,国内的出版行业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主动转变思路,积极从调整自身出版结构开始,寻找出版社新的发展思路。在这个过程中,关注国内市场当然是必须而且是首要的,因为国内出版社的主营业务群体仍然是国内的读者,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国内图书销量好、受众关注度高的图书品种,有很大一批来自于国际市场,例如在2015年备受关注的《秘密花园》涂色书就是借用国外图书品种来弥补国内市场空白,从而达到高销售量的成功范例,这类图书的成功从一定层面说明了国内读者对外版图书的喜好和偏向,因此,出版社在开展供给侧改革,寻求转型渠道的同时,也应该将国际图书市场的走势纳入参考范围,从国际化的角度拓宽自身的眼界。 二、艺术类图书更为适合进行版权贸易 与其他图书类别相比,艺术类出版物更适合进行版权贸易,在版权交流上具备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一)艺术的无国界性便于艺术类图书的对外推广 在版权输出和推广的过程中,一般容易因为文化差异造成图书推广的障碍,但由于艺术的无国界性和互通性,受众对艺术类图书的接受更为容易,因此艺术类图书的对外交流推广可能相较于其他种类的图书会更为便利一些。特别是随着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传播,中国的书法、国画和传统艺术工艺类的选题在境外的关注度提升,这对于艺术类出版社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机遇。 (二)翻译的便利保证图书内容的完整性 翻译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原作品在境外的宣传推广,特别是小说类的文学作品,由于翻译本身是对原作品的再次加工,因此翻译水平的高低,翻译能否做到对原作品意思的准确表达,会直接影响图书质量,如果在翻译环节出现问题,则会破坏作者本身的意图和作品的完整性、艺术性等,影响读者对原作品的理解和认知,但艺术类图书由于翻译造成的影响可能性相对较小,大多不会存在这类问题,因此在推广传播的过程中也较为容易。 (三)艺术类图书的直观性便于开展文化交流 大众类的艺术图书经常是通过绘画、摄影等图片的形式来传达著作者的思想,比其他类型的图书在表达上更具有直观性,因此在传播的过程中更容易向受众传递信息。由于受众的接受度比一般图书更高,也就使艺术类图书在版权贸易的过程中更受市场关注,艺术类出版社可以在近几年国内外市场对艺术类图书关注度提升的趋势下,乘势加强宣传力度,提高推广效果。 三、借助版权贸易进行出版社发展转型的方法 (一)做好分类管理、节省资源 版权作为出版社资产中的一部分,也需要进行分类细化,针对不同的图书品种,从维护和贸易推广的不同角度,制定不同的版权运营策略,做到分类推广、有的放矢。 所谓分类管理,一方面是要求对图书版权按照内容、适合人群和地区等具体的标准做好分类,在推广和进行贸易洽谈的过程中,重点在目标群体中进行推介。另一方面,版权是一个笼统的大概念,具体到每一个图书品种而言,可以分为复制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翻译权等诸多细项,特别是多媒体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一些图书还加入了数字版权的概念,由于版权的费用是由具体列项的种类决定的,所以作为版权工作人员来说,为了避免浪费企业资产,必须要对每个图书品种作出详细的分析,以决定在与作者和版权机构获取版权的过程中,有目的地选择版权种类。 (二)从单一的版权贸易转变为合作出版 在过去的版权贸易中,版权贸易经常会采取的方式就是整体输出或引进,而在近些年,合作出版逐渐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趋势。对出版社而言,引进一个成熟的图书版权,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在版权引进后,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图书的加工出版和后期的销售推广,这对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而言无疑是加大了运营成本,同时也增加了风险。相较之下,合作出版可以缩减成本,将版权引进的风险大幅降低,充分发挥版权贸易双方的优势,促进版权合作的有效进行。 同时,国内出版社如果是作为版权输出方,那么合作出版一般可以在选题开发阶段就可以着手进行,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减少版权输出方在图书后期编辑制作过程中的过多投入,避免资源重复利用,提前进行定制出版。特别是对于艺术类图书而言,一般印制成本高于其他图书品种,因此如果在图书出版工作完全结束后再考虑版权问题,往往会因为前期投入过多造成版权费用提高,使一些原本可以进行合作的图书品种无人问津,浪费了一些优秀的图书选题。 (三)做好人才建设和人才储备 国内的版权保护和运营相对于国外图书市场来说,工作开展得比较晚,因此,在专业版权人员培养方面更是非常欠缺。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社虽然已经树立起版权维护和推广的概念,但由于缺乏相应具备专业素质和经验的从业人员,使一些出版社的版权工作开展的并不是很顺利,因此,迅速培养起一批业务能力过硬的版权从业人员是出版社开展版权业务的首要工作。 由于版权工作涉及的方面比较多,因此对版权贸易人员的要求也就非常全面。一般来讲,版权从业人员首先应是具备法律、贸易、外语等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并且要对所从事的图书板块市场有着透彻的认识和深度把握。作为出版单位,首先要加大对版权从业人员的培养力度,挑选综合素质过硬或在某些相关专业上具备特长的人员进行重点培养,同时对于版权从业人员来讲,自身的业务开展不能仅限于版权一个领域,而是要积极参与到图书选题、编辑以及推广的各个环节中,在充分认识和分析国内外市场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本单位图书的走向提出合理的意见,帮助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更好地开展工作。 (四)从选题开始在每一个环节建立版权意识 版权贸易的概念是随着近几年国内图书市场的开放而逐渐形成气候的,很多出版社在关注版权贸易之初,最先想到的是利用现有的、成型的图书来进行版权合作或是版权输出,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外文化的差异,使一些在国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的选题在国际市场上却缺乏销路,有的时候是因为选题本身不受国际市场的认可,而另一种情况下却是由于表达方式或者翻译水平的限制,使得一些选题在推广过程中受到阻碍,因此,如果能够在确立选题时就加入版权贸易的思维,那么在后期的组稿编辑的过程中,就可以从作者、译者等角度进行一些调整,为今后的版权贸易做好基础工作。 另一方面,全版权运营的概念现在也逐步引起国内出版社的重视。目前国内的出版社在与作者签订出版合同时,一般容易忽视全版权运营的概念,通常仅会与作者在印刷出版以及网络传播等方面作出约定,而随着媒体融合度的提高,一些作品在正式出版后取得成功进而转变为影视作品的案例已不在少数,但通常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出版社就会因为事前与作者签订合同时忽视了影视改编权等权利而造成损失,这就要求版权贸易人员和编辑能够在确立选题时,就具备慧眼识珠的能力,提前签订一些可能出现衍生产品的作品版权。 (五)加强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 版权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不懈努力,做好版权工作,努力是在日常的工作中。近几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等对外战略的提出,为出版社的版权推广也提供了机遇,同时,诸如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这种世界性的大规模专业展会也是出版社开展业务的良好平台。 作为出版单位和版权从业人员来说,与相关机构建立日常的合作关系是版权工作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版权工作要求版权人员要能够及时抓住时机,利用一切机会与国外的出版机构、版权机构等取得联系、建立合作,在平时的工作中,要及时维护与其他出版机构之间的关系,从中获得对自身工作有益的信息,对自身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依据。同时,随着时局的变化,要能够把握住市场发展的动态,适时地推出适合对方的版权输出计划,有目标性地选择版权合作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版权工作。 贸易类论文:离岸外包服务选址与贸易出口类别之间的关系 在后经济危机时代,服务外包已成各国经济领域必争之地,而本文将就作为服务外包四大因素(服务外包动因(Why)、服务外包业务(What)、服务外包地点(Where)、服务外包过程(How))中服务外包从策划落实到现实的衔接关键点的“服务外包地点”进行研究。 本文将通过丹麦已有的服务外包数据与贸易出口相关数据结合起来研究,通过建立模型探究服务外包选址与国家对外出口方向类别的关系,并且将该模型用于预测2016年中国的服务外包行业情况,为我国服务外包企业提出事宜的意见。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逐渐成为全球产业转移的一大趋势,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承接国际服务外包能够提高承接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资本流入质量,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并推动服务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优化产业结构,很多跨国公司都把自己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而且,国际服务外包还有低污染、低消耗、高技术、高附加值等特点【2】。 近年来,随着国际市场越发开放,市场分工趋势逐渐加大,而行业间的交叉也越来越复杂,企业间的竞争越发剧烈。企业欲保持自己在市场上的一席之地,把握自身优势,则必先守住自身核心业务的行业优势【3】,即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将核心业务包装推向市场则是决定其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些包装业务包括了客户联系、后期服务等,正如波士顿学习曲线(图一)所示,若自营非核心业务,确实长期来看会比外包成本低,但由于非核心业务较多,当把这些业务加总来看,其学习曲线就不再是图中的L了,而是在更高的位置L1,由于成本高,时间长,其必然耽误核心业务的进步,最终得不偿失,而服务外包业务由此应运而生,以更加专业团队以较低的成本处理企业核心业务。这也同时体现了社会大分工的趋势。 从发包国来看,美国、日本、欧洲是主要的发包方,提供了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绝大多数份额【4】。美国占了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了18,日本占了10%,留给其他国家的还不到10%。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严重依赖于美日欧,使产业格局呈现出一种“中心-外围”的发展格局。 而从承接国来看,服务外包承接国数量激增,但是发展的层次是不一样的。从发达国家来看,服务外包承接大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爱尔兰、加拿大等国国内服务外包行业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产业规模和发展优势,但是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力资源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其在最近几年的发展中明显落后。许多国家已经跌出2010年Gartner IT排行榜的前30强【5】。 由此可见,对服务外包行业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而在外包业务所需要考虑的因素中,服务外包地点是服务外包从策划落实到现实的衔接关键点,因此,本文将以先前文章为基础,以丹麦为例,研究离岸外包选址与跨国贸易之间的关系。 本文将援引Peter D. ?rberg Jensen文中的部分数据【6】,将其处理为相对值,另外同样将丹麦进出口贸易进行相对值处理以研究离岸外包选址与国家贸易之间的联系,并借spss modler生成经过训练的模型对中国未来的服务外包趋势进行预测。 服务外包选址与贸易出口类别关系探究 前提假设。21世纪的亚洲一直作为最大的服务外包承包地区,从一开始的低端生产服务外包逐步走到现在开始从事较高端的IT服务外包,其中中国和印度做出了不少贡献中国、印度、菲律宾承接了全球服务外包60%以上的份额【7】,而中国在IT服务外包行业方面位居亚洲第二(如图二,将中国香港包括在内)【8】, 那么是否中国在电脑等方面出口也处于领先优势呢? 事实上,2000年1月至2007年1月,中国的出口繁荣期间,个人电脑的全球出货量增长105%,笔记本电脑占47个百分点的增长。2009年,便携式电脑第一次估值占大多数的电脑发货量。同时,中国大陆成为笔记本电脑的最大生产国,超过台湾,曾在2002年10月占到了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的64%,图三描述了这一时期美国笔记本电脑的主要进口国,由图可见,中国大陆的进口量逐年递增,并且占据美国笔记本电脑主要进口市场。 于是,本文做出本文最根本的假设: 服务外包的选址与该行业对应的出口类型方向相关。 数据分析。本文主要考察了服务外包种类与出口种类之间的关系,因此类似公司规模、先进程度等无关因素应尽可能对所研究内容不产生影响,借助丹麦数据制成外包选址因素相关系数矩阵,由矩阵可知这些因素对本文研究内容影响并不大(相关系数集中在0值左右),因此服务外包种类之间可经过处理形成相对偏好值矩阵。 由偏好矩阵看出IT行业服务外包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最受欢迎的,之后对商品贸易进行处理,在此为了能够反映出确定的服务外包行业对应相应的商品,本文选择了如下对应方式: 同上处理成相对偏好矩阵(假设以出口金额代表偏好)后将几张相对偏好表结合分析建立模型,其中manufacture、IT、back―office三项使用相对值表示,所使用数据皆来自于2012年数据,经过数据填补,极端值排除后,使用三种模型(C5.0模型、类神经网络模型、SVM模型)进行预测训练,在置信度达74%情况下,将所得模型使用于中国出口贸易所得2016年预测结果如下: 模型显示,前三项(有机化工、船舶生产、人造纤维的出口)对生产、IT、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影响最小,三个模型计算出的相关系数平均值分别为0.078、-0.021、0.134,而计算机、软件业出口相关系数则分别达到0.828、0.671,管理人才流动为0.544。 表中有机化工品、船舶生产等数据为“世界对中国的出口额”,即中国的总进口额,后面三项manufacture、IT、back―office为国际市场发包给中国的相对偏好程度模型预测值。由于该值为相对值,其大小并不影响其最终结果,由表中数据可知,目前来说对中国进行IT服务外包实际上是最好的选择。 经过数据处理,就管理人才流动、计算机和软件业出口三项与IT服务外包、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的相关关系较高,而关于生产服务外包关系并不是很明朗。由所得数据建立模型对中国2016年承包情况进行预测得到最终结果为世界市场对中国IT服务外包的预期相对偏好值远远高于另外两项。其中由IT服务外包和后台工作管理服务外包的相关数据可验证本文最开始的假设的正确性:服务外包的选址与该行业对应的出口类型方向相关。 IT行业目前在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云计划”、“大数据”的逐渐展开,中国社会对IT行业人才需求也越发强烈,大量IT服务外包产业园区建立,使之前分散的IT行业逐渐走上产业化、标准化发展的路线,也就是说在政府政策倾向作用下,中国的IT服务外包环境得到了保障这是其他国家越发偏好于选择将发包目的地设定在中国的原因之一【1】。 同时由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系数较大的几个因素(计算机、软件业出口、管理人才流动)中,计算机出口与IT服务外包数据相关性最为紧密,这正好解释了发达国家将相关商品生产外包到中国之后由中国制造出厂后再发回这些国家的本土市场的生产流程【1】,借此以提高核心竞争力:新产品的开发。 由波特菱形理论可知,各企业应借服务外包为平台,发挥自己的本土优势,如我国企业在未来应逐步发展自己的IT能力以赶上时代潮流;而国家之间也借此以形成自身的相对优势,中国可以借本次科技革命的潮流推动,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获取更高的主导权。 然而,本文的依然存在一些限制,首先注重于对出口的讨论,忽略了进口和净出口的影响。 其次,由于数据类型有限,本文所有数据都是通过相对值进行处理,在把数据转换为相对值时,存在一定误差。综合考虑以上多方面因素,为保障数据可靠性,结果可验证性,更多的数据处理和资料调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本文得到的结论和数据处理方法仍有很大参考价值和创新意义。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学院) 贸易类论文: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教学模式及评价体系研究 摘要: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具有实践性强、实效性强、应用性强的特点,但现有的教学模式难以根据课程特征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针对此问题,本文提出了启发式互动模式、习题教学模式、专题陈述模式、实习实训教学模式,以及以赛促学、以考促学模式等特色教学模式,并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评价5种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专业能力与素质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模式;评价体系 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学生必修的一系列与外贸实际活动相关的专业必修课,是研究国际贸易规则在实践中正确运用的技术性应用课程。通常,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定位于涉外贸易部门、涉外企业以及海关等从事实际业务和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专业特色较为突出。目前,高校该类课程体系的设置,既包括实务类主干课程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报关员实务、国际贸易惯例等,还包括商务英语听说、单证业务实习、进出口实务模拟实习等实践环节课程。 一、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现有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按照要求,课程的教学模式应契合课程的特点,以求最大限度地实现授课内容的价值。但是,现有的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教学,基本是在教室内完成,其模式以教师讲解理论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记识或加以基本的理解为主要内容。传统的模式重视实务中的理论和规则而轻实践,强调每门课各自的知识点而忽略课程间的联系,缺乏理论联系实际和案例教学,造成学生感觉专业概念太过于抽象而出现理解困难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问题已在学生的专业资格考试与课程考试中反映出来。其次,学生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缺少体验进出口业务操作过程的机会,一方面造成知识点零散而不能融会贯通,出现知识点靠机械记忆而不能持久掌握的问题;另一方面,造成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低下。他们很难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操作技能和操作方法,很难清晰地把握对外贸易业务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的关键之处,缺乏外贸业务实际操作能力,普遍不能适应广大出口导向型企业用工的需要,从而国贸专业学生在就业时的竞争力劣势日益突出。鉴于此,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需要改革传统的依赖教师讲解的单向传递教学模式,由以教师为主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创造思维的培养,注重适应教学内容的更新与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模式的创新。 二、教学模式的设立内容 教学模式的设立应依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体现素质教育、专业性、务实性和开放性等原则;此外,它还应结合学校人才培养定位的实际要求以及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特色。 1.启发式互动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于理论教学中。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有其规范的理论教学内容。在这部分,理论教学中应改变教师单向讲授的现象,更多地采用启发式教学,针对讲授内容,提出深层次的、理论联系实践的问题,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与辩论,踊跃提出自己的见解,鼓励他们进行创新性思维,之后,教师再进行评讲。这种启发式互动模式改善了课堂气氛,同时也改善了理论教学的枯燥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其对知识的把握。 2.案例分析或习题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指投入专门的学时用于案例讨论或习题练习,主要用于辅助理论教学。理论教学为专业学习提供分析问题的基础和框架,而案例讨论或习题则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理论教学内容的理解。例如,《国际贸易惯例》课程中关于承运人责任及免责问题可以通过案例讨论方式加深学生对惯例条款的理解和应用;《国际结算》课程安排习题课,让学生练习根据信用证内容来缮制票据和结算单据等。另外,教学案例还可以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讨论,体现实务类课程服务区域经济的特点。 3.专题陈述模式。该模式,指教师围绕教学重点或难点问题形成专题,通过学生课下准备,继而在课堂上利用多媒体陈述与讲解的方式,表达学生对讨论专题的观点。该模式目前在研究生教育中被广泛应用,但本科教学很少涉及。该模式,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对知识点本身的把握,而且有助于对学生查找文献能力、系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实现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转变为学生积极参与。 4.实习实训教学模式。该模式主要应用在实践环节,属于动态参与性的教学模式,具体分为两类方式。一是在校内配有计算机及模拟软件条件的模拟实验室进行,例如外贸流程模拟练习基地、国际贸易结算模拟练习基地、模拟交易中心或模拟实验室等,通过模拟实务流程,让学生能够在一个仿真的国际商业环境中切身体会商品进出易的全过程,使其全面、系统、规范地掌握从事进出易的实际操作技能。教学中,模拟软件的使用率以及与课程内容的针对性是决定该模式教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另一种实习实训教学,则是在校外建立实习基地,改变以往合作单位被动接受学生实践实习的局面。学校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不仅有助于解决课堂教学“纸上谈兵”的弊端,增加了学生的工作经验,还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与反馈,对人才培养的方向与特色有针对性调整,有利于就业率的提高。 5.以赛促学、以考促学模式。该模式指鼓励学生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竞赛,鼓励学生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并根据竞赛规格与参赛成绩或是考取资格证书的难易含量冲抵学分的教学模式。例如,学生参加教育部与纺织总会举办的“外贸跟单员”大赛,取得一等奖可以折算为1学分,学生考取跟单信用证专家资格考试证书可以折算为2学分等。由于相关大赛或是资格证书的考取必须以对应课程的学习为基础,所以通过该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学习成绩,而且可以因材施教,促进学生的特长发展。 三、教学模式评价体系构建 1.教学模式评价指标体系。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的教学工作是一个体系,除了教学模式本身的内容外,还应有后续评价环节,从而使课程所使用的教学模式实现动态优化。学校基于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形成对各教学模式的评价体系。其中,启发式互动模式、案例分析或习题教学模式、专题陈述模式、实习实训教学模式,以及以赛促学、以考促学的模式分别命名为模式1至模式5;一级评价指标(准则层)包括学习兴趣度因素、学习主体性因素、实践能力因素、教学效果因素以及就业能力因素;进而,将各项一级准则细化得到二级评价指标(指标层),并给出影响作用选项,用以反映不同教学模式对提高各二级指标的作用(表1)。 2.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的应用。本文所设立的教学模式以2~3个学年为一个执行周期,一个周期后将评价指标设计为一份调研问卷,以每门课程为调研单位,根据指标内容不同,将问卷分为“教师填写”与“学生填写”两部分,分别由开设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的教师与学生根据要求分项做出评判,据此统计出不同教学模式在不同课程中的教学效果。例如,教学模式对二级指标“课后答疑率”、“末考成绩优良率”、“降低不及格率”、“考研通过率”的影响作用由教师完成,其余由学生完成。在此基础上,课程组统计调研结果,及时与学生沟通,了解统计结果中实现率低的二级指标的原因,总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优化教学模式。当然,由于受益学生是流动的群体,为了实现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教学模式契合受益学生的实际特点,其评价指标也是一个动态化体系,学校应在每个执行周期后根据受益学生的调研结果查找原因,及时做出调整,从而与学生需求、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当地经济工作发展需要相适应,实现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 另外,由于国际贸易实务类课程评价体系涉及到本科教学的诸多方面和环节,因此,相关教学安排应配合进行调整。例如,本科培养计划和执行计划应相应修订,并体现在教学大纲中,增加新增教学模式的学时,合理分配理论教学与时间教学的学时、学分冲抵的认定及具体执行措施等,从而保证合理模式的正常运行。 贸易类论文:中美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研究 摘 要:本文基于联合国贸易数据库,运用Grubel-Lloyd指数及Bruelhart指数两个量化指标,分析了中美之间2000-2013年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结果表明,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但存在出口水平低,结构层次低的问题,因此需要大力提升科技含量并调整产业政策。 关键词:机械和运输设备;产业内贸易;G-L指数 引言:近年来,随着电子产业的高速发展,各国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电子产业的广阔前景和重要战略意义。中国在当今世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深入改革推动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展领域就是电子产业。上世纪90年代起,全球电子产业的增速保持在8%~10%这一区间,为同期世界GDP增速的1.5倍左右[1]。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电子产品进出口迅速发展,2010年电子产品进出口总额突破万亿美元大关,一跃成为电子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国。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中国电子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美两国的贸易行为更是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近20年,中美双边贸易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迅速提高,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类(SITC7)尤为突出[2]。现有研究中SITC第7类相关文献数量较少且年份较早,故本文采取最新的数据,对2000-2013年中美机械及运输设备类产品(SITC7)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及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推动中美电子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更好地发展。 一、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三次修订版中的第七类机械和运输设备类。其下两位数分类又分为九章:71发电机械设备,72特殊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设备,77电器机械,78道路车辆,79其他运输设备。SITC7该产品类别包括了绝大多数的电子信息类产品。本文图表皆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计算、绘制而成。 二、贸易现状 表1为2000―2013年中国对美国SITC第7类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表,从表中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来,SITC7的进出口额总体呈持续增长趋势,到2013年,中国SITC第7类产品出口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49.59%,中国SITC第7类产品进口占中国对美国进口总额的41.68%,由此可见,SITC第7类产品在中美进出口贸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已经成为推动中美贸易发展的主导产品。 表1 中国对美国SITC第7 类产品进出口贸易表 三、实证分析 (一)产业内贸易水平测度指标。综合利用国内外学者的现有研究及笔者可搜集到的数据,本文选用Grubel、Lloyd等学者提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G-L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简称B指数)这两个指数,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系统地对SITC第7类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类产品在中美两国之间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和结构进行分析。 G-L指数由Grubel和Lloyd两位学者于1975年提出,是迄今适用最为广泛的产业内贸易计量方法。该指标能测定某一类产品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从静态的角度衡量该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但利用G-L指数测度产业内贸易时,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因G-L指数作为静态的测量指标,只能于某个单一时期适用。其次,该指标可能会发生一些偏差,依据 Rajan(1996)在区分产业内贸易程度(the Degree of IIT)和产业内贸易水平(the Level of IIT)的基础上指出,标准的G-L指数在存在贸易不平衡(Trade Imbalance)时不能准确的反映产业内贸易水平。为弥补G-L指数缺陷,即在现有水平上使用B指数。 1.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能够从静态的角度衡量某一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标准的G-L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i为从71到79的整数,分别代表 SITC第7类产品下的2位数分类产品。表示第i类产品一定时期的Grubel-Lloyd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代表第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GLi在[0,1]内取值,取值越大,表明产业内贸易水平越高。当GLi=0时,即有Xi=0或Mi=0,该类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间贸易,不存在产业内贸易;当GLi=1时,即有Xi=Mi,该类机械和运输设备产品的全部贸易都为产业内贸易。 2.B指数,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从动态的角度测量一定时间跨度的贸易增量的产业内贸易水平。标准的B指数计算公式为: 其中:Bi表示第i类产品在一定时期内的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Xi和Mi分别表示一定时期第i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增量。Bi在[0,1]内取值,Bi=1,说明边际贸易完全是产业内贸易;Bi=0,表示边际贸易全部是产业间贸易。 Bi 0.5,则在这一时期内机械和运输设备类产品贸易的增量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引起,反之则说明由产业间贸易引起。 (二)测度结果及分析。(1)G-L指数。根据G-L公式,计算得出SITC第7类产品2000-2013年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表2(请见附录)。由图1可知,SITC71-79类产品的G-L指数及变化趋势有较大差异,现就变化趋势归类说明。 图1 中美在SITC 第7 类的两位数分类下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图 71(发电机械设备)、77(电器机械)变化比较平稳,一直在高位徘徊,71基本在0.8以上,77基本处于0.6和0.8之间。这两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主要是由这些产品的品种多样性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引起的,反映了在我国这两类产品的生产已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规模经济的形成。78(道路车辆)G-L指数从2004年起基本呈稳步上升,从0.2一直攀升至0.9,发展势头良好,贸易方式从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可见这类产品近年来受到政策引导,逐渐成为中美贸易的重点。75(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设备)均为附加值高且科技日新月异的产品,两者的G-L指数变化趋势较为相似,2000-2001年,两者的G-L指数处于较高位,从2002年起,G-L指数不断下降,且降幅较大,近年来G-L值更是逼近0,说明这两类产品质量或多样性方面的竞争力不断削弱,贸易方式退回到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产业间贸易。79(其他运输设备)G-L指数一直在低位运行,说明此类产品竞争力并不强,产业间贸易占据主导地位,历年来都不是中美贸易的重要类别。 (2)B指数。表3是应用Bruelhart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公式对中美两国SITC7产品贸易增量进行计算所得到的结果,据此可以对中美两国2000-2013年SITC第7类产品贸易增量进行动态分析。各个时期的B 指数有一定的波动,呈现出以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交替的贸易增长形势。 表2 中美在SITC 第7 类两位数分类下的B指数 71 和77 的指数平均值大于0. 5,表明其贸易变化主要是由产业内贸易所引起。75、76的指数平均值趋向0,表明它的贸易变化主要是由产业间贸易所引起的。 四、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 由进出口额和测算指数可知,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总体发展势头良好。71类(发电机械设备)、74类(一般工业机械)和77类(电器机械)的G-L指数及B指数平均值近年来均高于0.5,产业内贸易是强项,贸易变化也主要由产业内贸易所引起。但也应看到,中美SITC 第7 类产品产业内贸易在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资金投入高的产品上发展水平较低,如 75类(办公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类(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的G-L指数及B指数则逐年下降,贸易方式逐渐退回到产业间贸易。说明中美SITC第7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存在出口水平低,结构层次低的问题。 以上情况的出现主要跟中国的特殊贸易方式有关,即“三来一补”等加工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虽然近些年情况有所改善,但这类低附加值的贸易仍占较大比重。中国只能向美国出口较低科技水平的电子产品,而对于那些高新技术产品中国只能单向地从美国引进。中国也曾在某些高新电子产品上具有优势,但一旦松懈了技术创新,技术开始落后,其对美国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也便随之下降。也正是如此,中美两国在高新技术水平上的产业内贸易无法蓬勃展开,一直处于低水平、低层次的状态。 五、对策建议 (1)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能带动我国SITC第7类产品的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提升的最大瓶颈便是出口低水平、结构低层次,因此改善产业结构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中美间的产业内贸易。必须提升我国在高新技术产品上的研发力度,提升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此类产品产业内贸易的能力。同时,对于那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也可以运用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扩大优势,从而更好地发展产业内贸易。(2)调整国家产业政策,重视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我国产业政策对于传统分工理论仍有较明显的倾向。在传统分工理论下,我们从事低层次、低水平产业的产业间贸易。必须摆脱传统分工理论的束缚,去尝试一些高新产业的产业内贸易并对这些产业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以促进其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贸易类论文:贸易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探析 对较具营业规模的贸易公司来说,为了更规范地管理业务和促使业务人员更好地拓展业务,为业务人员配备必要的辅助人员是十分必要的。辅助人员对公司业务的健康和持续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如何通过更加科学设置贸易辅助类的管理架构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贸易辅助类人员的作用,则是企业HR管理人员普遍遇到的问题。本文试以C公司为例,就我国贸易类企业现阶段如何创新构建贸易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进行初步探析。 一、原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模式存在的问题 C公司是一家进出口和内贸年营业收超千亿元、经营商品品类较多的贸易企业,公司员工逾千人,主要岗位类别有业务类、技术类、辅助类和职能管理类。其中辅助类岗位的工作内容以合同结算、单证制作及物流服务为主,是合同执行环节的主要负责人。人数约占全体员工数的20%。 多年来,辅助类岗位一直扮演业务助理的角色,从属于业务人员,其人员安排、工作内容、进度安排、绩效考核都由业务人员确定。在这样的架构下,辅助人员专注于一项或几项产品,对业务流程和客户比较熟悉,工作效率也比较高,但从公司管理需要上看,这样的设置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缺乏操作独立性 这种模式下,由于架构设置及考核等原因,辅助人员习惯于听从业务人员的指令,而不是严格按照业务流程和规范要求操作,从而使得因不规范操作造成的业务风险加大。 2.缺乏事中跟踪反馈机制 辅助人员的汇报对象是业务人员,业务进程以及是否有风险迹象等信息很可能到业务人员处被掩饰,甚至被终止,不能及时反映到管控部门。个别情况下,辅助人员还可能接受业务人员的违规指令。 3.缺乏效率分工与灵活调配 当不同业务部门出现忙闲不均的情况时,不能灵活机动调配,导致人均效率的下降。 4.无法满足精细化需求 不少辅助人员负责某项业务签订后的操作环节,因此对于日益提高的精细化要求往往顾及不到。在客户服务体验要求日益提升、公司管理日益细化的情况下,显得力不从心。 此外,在这种模式下,对辅助人员绩效考核也显得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辅助人员不对利润负主要责任,不能用利润额考核;其工作由于不同产品类别以及进口、出口及国内业务操作环节和难易程度差别很大,也不能简单用业务操作单量来衡量;辅助人员从属于不同的业务人员,业务人员的评判标准和尺度不尽相同,由业务人员对辅助人员的工作质量、效率等方面进行评估也显得不尽合理。因此,多年来在辅助人员从属业务人员管理的架构下,占公司员工总数五分之一的辅助人员,其绩效考核流于形式。 二、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的创建与解析 1.管理架构新模式 为解决以上问题,C公司提出了设置执行部的思路,即将所有辅助人员独立于业务人员组成执行部,执行部与业务部在同一个架构层面上,直接向总经理或分管业务副总和风险管理部门报告工作。这样的架构设置,明确了业务部门与执行部门的分工:业务部负责合同签订,后续工作由执行部负责。这是执行部与业务部的对外部分分工。同时,进行内部分工调整:打破产品界线,改按产品划分为按工作流程划分为合同结算、单证和物流三个执行小组(见图1)。这样的分工打破了实行多年的按业务类型或按客户分工的习惯,有利于解决前述执行独立性和信息反馈等多方面的问题。 2.流程拆解 组织架构调整后,接下来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流程拆解。首先要对公司经营的多种产品,以及进口、出口和国内贸易等多种类型业务合同的执行过程做深入解读,按合同基础信息、采购合同、销售合同三类来解读。如对采购合同,划分出了合同及版本维护、办证、信用证、投保、免税、到单、采购付款、清关和出险9个流程环节。接下来,将各环节的工作明确到执行部各组,明确责任(见图2 ,不同板块分别对应合同结算组、单证组及物流组的工作职责)。 3.规范操作 执行部的主要职能包括高效执行和反馈跟踪两个方面。高效执行通过明确分工、统一共享、细化规则以及理顺流程四个方面来确保。 明确分工如前面所述。统一共享方面主要包括统一记录格式和记录内容,将原由于业务类型不同以及操作人员工作习惯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多种记录格式以及记录载体整理成统一的台账,并完成信息化,以便于信息流转、共享及监督检查。信息共享还利于客户体验的提升,客户收到的服务信息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工作人员,但对于客户是同一个端口(比如同一个邮箱),背后是同一个信息资料库。要确保不同的人完成某项工作的输出是一致的,还需要配套制订细致完善的规则。细化规则和理顺流程同时也是一个取得共识并不断优化流程的过程。 明确分工、统一共享、细化规则和理顺流程这四个步骤确保了业务的每个执行环节按统一规范操作,并且执行情况的记录完整规范,避免了多方查找补充资料的浪费,为信息化工作做好了准备。 除了高效执行外,执行部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反馈跟踪。在这种模式下,执行部独立于业务部使有效的反馈跟踪成为可能,但要高效准确完成这一职能,还需要制度的保障。明确分工和制订规则仍然是两个重要的环节。执行组长、执行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要汇报、向谁汇报、提供什么资料汇报都要有明确的规则和格式。比如,执行部主管和各组长定期召开会议,进行重大事项盘点、流程修订等,合同结算组需要按时提交已出仓未开票报告、逾期应付报告、代付说明报告及信用额度报告等。报告分为定期报告、异常申报及日常沟通等,异常申报对及时发现货权、应收款、货物品质等业务风险,及时采取措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日常沟通可保证执行人员更贴近业务,与业务人员的配合更紧密。 三、辅助类岗位管理架构新模式的作用 1.实现了对辅助人员的量化考核 完成了对多品种、多类型业务的流程梳理和统一,使多年流于形式的辅助人员量化考核工作有了一定基础。在业务执行操作环节已划分清楚后,需要确定一个主要维度作为考核基础,经过多次研讨,C公司确定了以完成每个环节操作动作需要的时间为主要考核维度,以难度系数来修正的思路。 在对作业流程也完成标准化的基础上,确定每个操作环节的基本动作所需要的时长。确定基本动作时长以及难度系数是公开讨论并反复修正的过程,类似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工时研究,这本身也是一个流程优化和员工培训的过程。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来确保考核标准的公平性,就是建立并实施各组间的轮岗制度。 2.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量化考核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员工各个时期工作量的对比情况。这种基于客观实际的公平性考核不仅能够帮助管理者合理调整人员配置和分配工作,而且对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为业务决策提供了支持 辅助人员的工作量是业务运营成本的一部分,能准确评估辅助人员的工作量对精确业务成本分配及衡量投入产出有很大帮助。把执行部辅助人员的工作量数据匹配至营运成本分析中去,更准确地衡量投入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业务盈亏测算的数据,甚至能够据此改变对某项业务的决策。为管理层提供决策支持是执行部工作职能的一大突破。 (作者单位: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贸易类论文:基于《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的应用型本科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 [摘要]:《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标准对国际贸易业务及其资质进行了规范化和标准化,为培养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指导依据。从该标准出发,应用“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理念,设计构建了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此建设方案可对应用型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与设计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 应用型本科 “模块化”课程体系 一、前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渐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与精英教育偏重学术型人才培养不同,大众教育则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这就要求高校的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也应按照应用型体系来进行建设或设置。 GB/T 28158-2011《国际贸易业务的职业分类和资质管理》推荐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中将国际贸易业务人员职业类别分为国际贸易业务运营类、单证类、财会类和翻译类四种,并对各职业类别规定了相应的职业资质要求和管理机制。该“标准”不仅为国贸专业的人才培养指引了方向,也为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设计提供了指导依据。应用型本科是将新型的本科教育和新层次的高职教育有效结合的教学培养模式,与传统的普通本科教育相比,它更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能力培养,而相比高职教育,它培养的人才又有更高的学历层次。“模块化”教学是教学模式的一种有效形式,已成为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本文基于“标准”构建了国贸专业应用型本科“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二、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模块化”课程体系建设方案 按照“标准”中职业资质对业务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应用型本科国贸专业的培养方向应具备专业化、实践性与应用型的特征。在学科课程体系建设与设计中应注重学生的基础能力、职业能力和专业能力三种能力的培养。“模块化”课程体系以课程模块为基本单元,通过建立科学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该课程体系内容包括以下4个模块。 1.基础能力模块 基础能力模块主要以素质教育为主,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主要培养以下能力和素质: (1)职业道德与政治思想素质。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与法律基础知识应用能力,设置的课程主要有:思修、毛邓、形势与政策等。 (2)身体素质与运动技能。以运动和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对学生机体进行科学的培育,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大学体育等。 (3)心理素质与自律能力。培养心理素质和抗压、受挫能力,课程主要有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等。 (4)语言及人际能力。培养学生人际沟通和交流能力,课程或活动主要有:大学英语、各种讲座及社团活动等。 (5)安全与环保意识。培养学生拥有高度的安全与环保意识。设置的课程或活动主要有:消防演练、环保讲座等。 (6)计算机应用能力及经济数学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熟练应用计算机,具备将经济问题量化为数学的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计算机应用、经济学、经济数学等。 2.职业能力模块 职业能力模块以基础职业能力培养为主,兼顾岗位专业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能力有: (1)商务沟通能力。使学生具备现代商务信息的获取、与客户及对手有效沟通、商务谈判、理解国际商务文化、现代商务礼仪、化解矛盾与危机的能力,课程主要有商务礼仪、国际商务谈判等。 (2)外贸英语应用能力。使学生具备利用外贸英语函电建立业务关系、获取订单、进行交易磋商的能力,课程主要有商务英语读写、商务英语口语、外贸函电等。 3.专业技能模块 专业技能模块以职业专业能力的培养为主,主要目标是力求符合“标准”国际贸易职业资质管理中的岗位要求,为学生“零距离”就业打下基础。 (1)国际贸易单证操作能力。使学生具备交易磋商、订立外贸合同、信用证及外贸单证阅读翻译与缮制能力,课程主要有:国际贸易单证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训等。 (2)办理国际货物运输、报关报检及物流管理能力。使学生具备为进出口货物选择合理运输方式、签订运输合同的能力,货物运输的能力,为进出口货物合理投保的能力,报关报检能力,掌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与方法、精通国际物流业务、具有国际物流运作组织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国际运输与保险、国际海运运输实务、国际空运运输实务、现代物流概论、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报关与报检实务等。 (3)国际(外贸)结算能力。使学生具备对国际贸易业务进行核算、分析、预测和控制的能力,具备出口退税及相关核算的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金融学、国际金融学、国际结算、会计学、外贸会计等。 (4)外贸跟单能力。使学生具备根据外贸订单对货物从生产到出运进行全程跟踪的能力,包括寻找客户、设定目标、传播信息、推销产品、提供服务、收集信息、分配产品及承担各类单证的运转,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外贸跟单理论与实务等。 (5)营销策划及管理能力。使学生具备从事市场调研和分析的能力,营销策划、市场开拓、直接销售的能力及客户管理等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应用统计学、市场调查与分析、国际市场营销等。 (6)电子商务能力。使学生掌握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电子商务的业务流程及运营特点,具备维护电子商务网站、网络营销、网络运营及电子商务创业的能力,包括的课程主要有电子商务、跨境电商工作实战等。 (7)专业综合能力。使学生具备寻找客户、贸易磋商、签订合同的能力,组织履约、报关报检、制单装运、核销退税、处理争议,办理进出口实务操作和管理全过程的综合性工作的能力,包括的课程有国际贸易流程模拟等。 4.专业提升及拓展模块 由于应用型本科教育在知识结构上具有知识面较宽、基础较扎实、应用型较强的特点,因而需要精简理论课程,突出理论教学的应用性,改革传统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向应用型培养模式转变。可探索性的对传统的、偏重理论的本科课程(如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投资等)进行“改革试水”,根据培养目标和职业要求适当精简教学内容,缩减教学课时,并转换教学方式,如采取讲座、让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写论文等形式来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检验。部分核心课程如国际贸易实务等可根据学生的意愿及英语水平,开设双语选修课。此外,还可通过专业实习、毕业实习、毕业论文或设计等环节,使学生在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完成上岗前的训练,最终形成“零距离”就业的能力,从而真正体现应用型本科教育重视应用、重视实践的特点。 三、结语 教育部在2014年度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高校转型。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基于《国际贸易业务分类和资质管理》标准的国贸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方案,体现了新形势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对应用型本科的教学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贸易类论文:区际贸易形成的基础和主要类型分析 摘要:区际贸易具有交易频繁、规模小、流动性强的特点,是在自然地理区位、各类生产要素、区际分工、区际价格、商品和劳务价格和消费者偏好差异性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并且在长期的贸易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五大贸易类型。本文以区际贸易的特征为出发点,重点探讨和分析了区际贸易形成的基础和主要类别。 关键词:区际贸易 形成基础 差异类别 区际贸易是国内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域接壤的边界上进行的贸易,具有交易频繁、规模小、流动性强的特点。区际贸易的产生具有强大的客观基础,同时,由于它具有众多优势,在贸易往来中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区际贸易产生的基础 如图1所示,区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于六个方面:区位差异、资源差异、分工差异、消费者偏好、价格差异、区域利益。 其中区位差异、资源差异、分工差异属于客观基础,消费者偏好属于人为基础,价格差异属于直接驱动力,区域利益属于根本驱动力。一是区位差异:一国中自然地理位置越好的区域,其经济的发展就越快。自然地理位置差异的存在,会使各区域在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处于不同的层级和水平,不同层级和水平的区际间差异,自然而然地会促使区际之间产生商品、生产要素和劳务的交换;二是资源差异:狭义的资源主要指自然资源,广义的资源指资金、技术、人才等非自然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后期,区域经济的发展逐步由狭义资源向广义资源过渡,就广义资源来讲,各区域的发展历史、变迁过程、地区政策等不尽相同,差异性产生了区际之间各类生产要素的交换;三是分工差异:如果每个区域都各自生产本区域所需的全部商品,则每个区域就必须建立庞大、繁杂的生产系统,这样做必然会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相反,每个区域都以其自身优势条件各展其能,差异化生产,就可以做高,做精,做优产品,区域分工差异是区际贸易的坚实基础;四是消费者偏好:一定区域中的消费群体的需求是千差万别,任何一个区域永远都不能在本区域的生产中,完全满足众多的消费需求,这就会促使区域间贸易的展开。五是价格差异:如前所述,各区域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在规模经济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差异必定会引起价格的差异,这样,在同等质量、规格情况下,价格低廉且品质优良的商品就会成为抢手货,从而引发区际之间的交易;六是区域利益:毋庸置疑,区际之间的贸易,是实现各区域的自身利益的纽带和桥梁,无疑,利益是区际之间贸易交往的最终目的,也因而促进了区际之间贸易的存在与发展,成为区际间贸易的基础。 二、区际贸易的主要类别 在区际贸易的长期发展中,按照分类角度不同,逐步形成了五大贸易类别: 第一类是垂直、水平和混合贸易。其中垂直型贸易是不同区域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展开的不同层级的商品交换;水平型贸易是不同区域在进行专业化生产后在同一平台上展开的商品交换;混合型贸易则表现为既有垂直型又有水平型的贸易类型。 第二类是有形和无形贸易。有形与无形贸易的最主要区别是货物与服务。在传统的贸易实践中,为统计的方便,又将区际之间提供劳务、资本、土地、直接与间接投资收益、对劳动报酬的支付等归为“要素服务”贸易,将诸如咨询、旅游、运输等与要素提供无关的归为“非要素服务”贸易。现今社会中的有形和无形区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其中的合理部分。 第三类是直接、间接、转口贸易。直接与间接贸易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贸易的进行中是否借助第三方的力量;转口贸易则指区域A从区域B进口产品,不进行加工,直接销售到区域C的贸易形式。 第四类是货币结算和易货贸易。货币结算贸易是以货币为结算工具的贸易,而易货贸易是以货物本身为计价支付工具进行的贸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多以易货贸易为主,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欠发展区域之间也常以易货形式开展商品、物资的交换。在经济发达的区域常以货币结算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但也不排除在某些领域、某些时期采用易货形式的贸易。 第五类是一般和加工贸易。近年来,我国统计中的一般贸易,是在一般意义上、较为宽泛、特征不太明显的交换性贸易;加工贸易是一区域进口其他区域的原料、材料、技术、散件等,经过本区域生产企业对其进行加工、装配后再将其进行出口的贸易行为,也就是人们常讲的“三来一补”方式。 三、结束语 在众多客观和主观基础的推动下,区际贸易应势而生,具有交易频繁、规模小、流动性强的特点。由于存在众多优势,区际贸易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在长期的贸易交往中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贸易形式,在区际贸易的实践中,这些贸易形式被间接或直接的运用,或以一种模式为主,或以几种模式混合运用,总之,区际贸易作为一种活跃的贸易模式一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焕发光彩。 贸易类论文: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方式和对象、理论研究的方法和角度正呈现出多元化、混合化快速发展的态势,国际贸易新理论和新现象层出不穷。一方面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现象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认识越来越混乱。为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深化理论研究考虑,有必要对现有贸易理论成果在体系上、逻辑上进行分类梳理,理清各种贸易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一个规范的贸易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本文就此问题做出几点思考,抛砖引玉,与学术同仁商榷。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贸易理论体系;贸易理论分类 一、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趋势。传统国际贸易方式的融合、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融合、商品贸易与要素贸易的融合、技术贸易与服务贸易的融合、市场开放化和市场内部化的融合等等现象使得当代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交往从内容到形式都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化、混合化,甚至很难分清楚哪些交易是国际贸易,哪些交易属于国际投资,哪些交易属于服务贸易,哪些交易属于要素贸易。 随着国际贸易现实的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贸易理论研究也呈现出多样化混合化发展趋势。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和模糊数学等等不断地与贸易理论融合对接交叉,使得贸易理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多彩,它使我们对贸易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的同时,也使得我们对贸易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的把握越来越糊涂,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难以分类,难以分清其隶属的知识模块。 正是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也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麻烦:一是在高等学校的专业课教学中,不同版本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材内容差别很大,贸易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差别很大,哪些理论该讲,哪些理论不该讲,没有统一的标准,很难取舍排序。二是在贸易理论研究过程中,因为理论体系和理论逻辑关系理不清楚,科研选题的理论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哪些领域是成熟的,哪些领域是前沿的,哪些领域是残缺的,很难说清楚,导致一些学术论文和研究课题的思路和方向本身就出现了错误。我们没有采取文献综述的方式来写作这篇论文,主要是不想拘泥于流行的形式主义做法,力求简单实用,能够说明问题。 二、关于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的若干思考 (一)国际贸易的制约因素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不同的贸易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的制约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的,因此,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从贸易格局的制约因素入手对贸易理论进行类型划分。从广义上来看,贸易格局的形成与变化受制于四大因素:生产供给因素、市场需求因素、市场结构因素和贸易政策因素。因此,贸易理论体系也就由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以及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四大模块构成。不少教科书将贸易理论与贸易政策做出了严格区分,我认为从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角度来说,过分严格的区分很容易造成误解。 国际贸易的供给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等分析的都是成本和价格因素与贸易格局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价格(成本)理论,这属于国际贸易供给理论的范畴;波斯纳的新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材料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关注的是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的非价格理论,这是另一类型的国际贸易供给理论。 国际贸易的需求理论: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较早进行国际贸易供求均衡分析的理论,该理论不仅强调供给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更加重视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对贸易格局、贸易条件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而后出现的新古典学派的贸易理论一直沿用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在重视供给因素的同时没有忘记需求因素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初期瑞典林达尔的需求重叠理论以及70年代以后出现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同样是更加看重需求因素(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样性和可变性)对贸易格局的影响。可以说这些都是国际贸易需求理论的重要代表。 市场结构的贸易理论:现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更多涉及到了市场结构差别、不完全竞争与垄断、国际市场的内部化和封闭化等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相关理论文献主要是研究市场结构因素的,因而可以称为市场结构贸易理论。例如,布兰德和斯潘塞关于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研究、克鲁格曼关于规模经济和国际垄断对贸易格局的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内部化导致公司内国际贸易理论的诞生、地区性国家集团导致的关税同盟理论、协议型国际分工原理等等都非常重视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因素对贸易格局的影响。甚至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例如,贸易条件恶化论、国际不等价交换理论、内生性增长理论等等同样给予市场结构和不完全竞争因素更加重要的地位。 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贸易政策始终都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直接的因素,国际贸易政策研究从广义上可以归入贸易理论范畴,从狭义上也可以排除在贸易理论之外,单独作为贸易政策进行分析。事实上,大量的贸易政策研究文献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涉及到纯理论问题,例如,贸易政策工具的经济效应分析、最有关税和有效关税的研究、国际垄断同盟的定价策略、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分析、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的研究、WTO所涉及的规则和伦理问题等等都涉及到基础理论问题,人们很难界定它们是理论范畴还是政策范畴。因此,从贸易理论体系构建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必要把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做出过于严格的区分。 (二)贸易理论的研究角度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层次、关注的利益主体是不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根据贸易理论研究的角度、关注的主体、考察的范围、所在的层次不同将贸易理论划分为:微观贸易理论、中观贸易理论和宏观贸易理论三个模块儿。 微观贸易理论包括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传统的经典贸易理论都是以一种产品为分析对象,研究某种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的表现、来源、制约因素及其对贸易格局的影响,都是研究产品竞争优势的,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贸易理论;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不同于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我国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就面临着如何从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向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转移升级的问题。 中观贸易理论包括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和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比企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视野更加宽广,它强调的是产业链条整体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利用问题,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比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威力更加强大,抗风险能力更强,国际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更加持久,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考虑哪些产业值得培养和利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以及如何培养和利用的问题,这是产业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是中观贸易的又一个表现形式,我国许多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建设“内陆开放型城市”、“内陆对外开放高地”、“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区域发展规划,这些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相关文献实质上研究的是区域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问题,这是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国际贸易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中观贸易理论的有一个表现形式。 宏观贸易理论包括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例如,有关国家的综合实力或者综合国力或者国家综合竞争能力的相关研究文献实际上属于国家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的范畴,这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特别是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概念提出后,大量的经济和管理类文献都在借用这个词汇,很时髦。但是,我们所说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国家政府在培养国家综合实力和提升国际地位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再例如,近些年国际多边谈判中不断被提及和争论的PPM标准问题、SA8000标准问题、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碳排放和碳关税问题等等实际上属于社会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研究的范畴,之所以称其为社会竞争优势理论,主要是考虑到这类研究和争论涉及到了社会文化、社会伦理,可以说,这是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与贸易理论融合的结果,这也是一种宏观贸易理论。 三大模块儿六种类型的贸易理论研究视野是不一样的,一个比一个看的视野广,一个比一个站得层次高,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现实,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相对完整、相对独特的贸易理论体系,使得我们对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国际贸易现实理解更加全面,随着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和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我们有必要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国际竞争优势和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 (三)国际贸易政策导向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自古以来就有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分,而且两者都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当丰富的理论体系。前者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生产区位理论等传统经典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双方互利的,即“双赢游戏(positive-sum game)”;后者包括李斯特的幼稚工业保护伦、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剩余资源的出路理论、对外贸易乘数原理以及战略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保护贸易政策好,贸易是单方有利的即“单赢游戏(zero-sum game)”。 两大理论体系争论几百年了,至今也没争出个结果,而且也不可能有结果,关于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之间的分歧问题实质是考察时期长短不同、理论假设条件不同、追求的利益目标和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它们的结论自然不同。这两大理论族群本质上讲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自由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保护贸易理论顾及到了;而保护贸易理论忽略的因素和问题被自由贸易理论顾及到了;两者之间没有对错优劣之分,如果用自由贸易理论去批判保护贸易理论,我认为在批判方法上就已经犯了严重逻辑错误。 自由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短期静态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自由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自由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几乎都采用了长期动态非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长期利益,甚至主张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当前的短期利益,保护贸易理论研究的是如何培养未来的比较优势问题,由此可见,保护贸易理论也可以叫做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本身没有好坏和对错之分,它们在各自的理论假定前提下所做的论证推理都是正确的。具体到某一个国家针对某一产业会出台保护性贸易政策还是自由化贸易政策,这取决于该国的政策形成机制、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对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权衡。 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比较评价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即保护贸易理论是完全反对对外贸易的,而自由贸易理论则是完全支持对外贸易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凯恩斯学派的对外贸易乘数原理并不反对对外贸易,恰恰相反,它们都极力追求贸易顺差,鼓励扩大出口;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李斯特也不主张只出口不进口。而自由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并不认为所有的产业部门和产品都应该自由贸易,而是认为对国防安全相关的产品就不应该搞自由贸易,对国际贸易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和航运业就应该搞贸易保护。所以,无论是自由贸易理论还是保护贸易理论都不是无条件地主张自由贸易,也不是无条件的主张保护贸易。在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今天,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很有必要。 (四)竞争手段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实质是研究国际竞争优势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的理论,而国际竞争的手段可以划分为价格竞争优势和非价格竞争优势两大类。标准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只能是依靠价格竞争优势(价格竞争手段),而差别化产品的国际竞争依靠的则是非价格竞争优势(非价格竞争手段)。 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早期的贸易理论一般都假定贸易品是同质产品,也就是标准化产品,所以,早期的国际贸易经典理论可以说是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既然是标准化,产品没有差别,那么,商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就只剩下了价格竞争优势,只能是拼成本、拼价格,谁的成本低,谁就具有出口优势。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以及战后出现的规模经济理论、生产区位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等都把成本和价格作为决定贸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从哪里来以及如何培养成本优势和价格优势。 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开始关注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问题,也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原因可能来自于技术差别和产品差别可能是贸易发生与否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贸易是否发生与成本或者价格没有必然联系。我会做,你不会做,所以,你要从我这里进口;或者说我会做,你也会做,但是我做的比你做的质量高性能好,所以,我可以出口,你必须进口。波斯纳的技术差距模型、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梅基的原料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等都把产品差别和技术差别看成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因此,这些理论的政策导向是探讨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构成、来源和培养途径。 关于标准化产品的贸易理论(价格竞争优势理论)和差别化产品的贸易理论(非价格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无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低级竞争战略,只知道拼成本拼价格,而非价格竞争战略是一种高级竞争战略,既要卖高价还要能占领市场。其实,价格竞争与非价格竞争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适用,是否适合自己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好的战略,不适合自己的战略就是不好的战略,无论是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还是非价格竞争优势的培养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五)比较成本优势的扩展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的经典理论和基础理论,例如,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以及赫克谢尔和奥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而且都属于马歇尔所说的“纯粹贸易理论”的范畴,这种纯粹贸易理论抛开现实中的货币、价格、价值等问题,从更加原始、更加本质的角度来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实物交换关系和规律。纯粹贸易理论的概念很容产生误导,使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大打折扣,学习过这些早期经典贸易理论的人也感觉这些理论有点儿“太理论”,道理很正确、很明白,但是,距离贸易现实似乎远了一点儿。 这些早期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不管它们是以劳动价值论和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还是以供求均衡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实质都是在分析生产成本对竞争优势和贸易格局的影响机制,只不过生产成本的制约因素以及生产成本的内涵和外延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由此出发,将生产成本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扩展,把更多的影响贸易成本的现实因素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就有可能把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做出系列化、体系化扩展,进而使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贸易理论走向更加现实的贸易理论。 现实中国际贸易成本有很多构成要素,除了进出口商品的生产制造成本以外,进出口商品物流运输的效率和成本、海关行政监管的效率和成本、税费征收的效率和成本等等都属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成本范畴,由此可见,国际贸易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绝不仅限于比较生产成本优势,也应该包括比较物流成本优势、比较监管成本优势、比较税费成本优势、比较信息成本优势、比较时间成本优势等等。这样一来,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成本优势理论就走向了系列化、体系化,这种比较成本优势概念的扩展,也使得比较成本优势理论从纯粹理论走向了现实生活。GATT和WTO历史上曾经致力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削减,近年来又致力于贸易便利化问题的讨论,实质就是探讨如何降低比较物流成本、比较监管成本、比较税费成本的问题。 (六)商品与要素的差别与贸易理论体系的构建 贸易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商品贸易理论体系和要素贸易理论体系两个族群。传统贸易理论基本上属于商品贸易理论体系的范畴,它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商品的跨国流动和跨国交换问题,这是在要素不能跨国流动(包括技术上不可行、经济上不可行、政策上不可行)的背景下,要素的国际贸易难以发生,国际贸易就只剩下了商品国际贸易,有关商品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善的贸易理论体系。从当代国际贸易现实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变成了国际买卖的对象,要素跨国流动交易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要素国际贸易发展迅速,资本、技术、人才、劳工、服务等等要素都成了国际贸易买卖的对象,已经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关于要素贸易理论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成熟的经典理论构建尚面临着很多理论的和现实的困难,因为每一种要素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定价都有自己独特的机制、规律和特点,它们不仅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贸易,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也完全不同,需要特殊理论加以回答,可以说每一种要素的国际贸易理论都是一个亟待开发的新领域。 关于要素贸易和商品贸易的关系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无论是贸易理论的演变还是贸易现实的发展似乎都表现出一个大致的历史轨迹:国际贸易发展有四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无商品贸易又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各自为政,自给自足,没有任何经济贸易往来,封闭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二阶段,有商品贸易无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开始发生商品贸易,但是要素不能跨国流动,许多传统贸易理论研究的就是这个阶段的问题;第三阶段,有商品贸易又有要素贸易阶段。正如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所呈现的情况,世界范围内商品贸易自由化获得了空前繁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要素贸易自由化趋势也在加速发展,要素贸易理论亟待建立。第四阶段,无商品贸易有要素贸易阶段,国家之间商品贸易所占的比例渐渐减少,要素贸易所占的比例逐渐加大,最终国家之间的贸易主流格局将会是要素贸易替代商品贸易,国家之间的资源配置由商品贸易演变成直接配置要素,尽管第四个阶段的世界贸易现实还没有发生,但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集团内部这种贸易现象正在演变为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正在为要素贸易创造越来越充分的环境条件,在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中有可能实现要素贸易对商品贸易的替代,从而导致商品贸易流量下降、要素贸易流量上升,这可能是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 三、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与分类研究的几点启示 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深感“要素贸易理论”与“商品贸易理论”区别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如何区分清楚,却甚为困惑。因为所谓的“商品”和“要素”都是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而贸易理论则属于应用经济学的范畴,现实生活中,如何把“要素”、“商品”、“半成品”上升为统计学概念是很难的,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关于商品贸易理论与要素贸易理论的区分就很难实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就很难深入。 关于服务贸易与要素贸易的关系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大家都认为当代服务贸易和要素贸易发展都很迅速,服务贸易研究的文献很多,但是,服务贸易纯粹理论模型却迟迟没有出现,这说明现有的服务贸易理论研究思路可能是错误的,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WTO所列出的服务贸易种类有11大类140个小类,每一种类别的服务在生产、定价、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规律和特点都不同,根本就不存在适用范围广泛的服务贸易理论模型。另外,要素贸易与服务贸易的关系也很难说清楚,许多服务贸易往往伴随着要素贸易而发生,服务贸易理论模型难以建立,而某一种要素的贸易理论模型的构建要相对容易,要素贸易理论模型的构建可能是今后理论研究的一个正确方向。这也正是本文没有谈到“有形商品贸易理论”和“无形商品贸易理论”、“商品贸易理论”与“服务贸易理论”分类的原因。 关于“国际服务外包”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近年来,关于国际服务外包的研究成果不少,不少城市和地方政府把承接国外服务外包当做一个产业部门来规划和发展,甚至还建立了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园,这样做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服务外包仅仅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业务环节外包给独立的企业来完成,服务外包本身是一种经营做法而不是一种产业。本文也没有谈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理论”和“发达国家的贸易理论”之间的区分问题,我们认为,“创造未来的比较优势理论”和“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的区分已经能够说明问题,目的是想构建一个更加一般化的贸易理论体系。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跨国经营论文: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内容摘要:跨国经营中企业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是每个跨国企业面临的课题。 本文提出了跨国企业应以提高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战略决策、组织管理以及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的整合培育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关键词:跨国经营 核心竞争力 随着入世的深入,跨国公司来华投资的热潮不断升温,我国企业如何开展跨国经营、利用国际市场发展壮大自己,已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跨国经营中企业如何培育核心竞争力是每个跨国企业不得不解决的课题。 企业跨国经营需要培育核心竞争力 跨国经营战略的全部内涵归结到一点,就是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特点是以提高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通过企业的制度创新、战略决策、组织管理以及市场营销、企业文化的整合才能使企业获得长期竞争优势。 (一)坚持制度创新,激发企业的竞争活力 制度创新是企业整个创新活动体系的基础,它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需要主客体联动建立给企业造成动力和压力的体制和机制,使企业有一个培育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和成长环境。就市场竞争主体而言,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体制转换机制,激发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提高竞争力的内动力。 (二) 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建立企业发展目标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现代企业应制定一个发展规划或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市场定位、产品定位、利润定位、资源定位、技术定位、战略定位的整合。企业只有具备一个完善而科学的发展战略,并对企业发展战略随时组织实施、校正和管理,确保企业的发展战略科学合理、切实可行,才能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能力提供最基本的条件。把企业的战略管理能力作为一个构成要素来考核企业竞争能力的大小,在目前的考核指标构成中尚属一个创新。现代的企业不同于传统的企业,传统企业的发展依赖于机遇性和投机性,现代企业的发展必须具备发展的计划性、前瞻性和科学性。 (三)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 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是获取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核心。企业竞争能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在核心竞争力的各种能力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具有领先技术且不断创新的核心产品,要具备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要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而这些技术又必须具备独特性、不可仿造性,即异质性。如果核心竞争力不具备这种最起码的特点,就不可能成为企业的核心。在企业内部资源中最能体现“核心”二字的应该是企业的核心技术,而企业今天的核心技术不等于是明天的核心技术,在异质的基础上求发展,从发展角度出发,通过不断地发展,企业的技术才能始终走在科学的前沿,成为企业的核心。 (四) 健全完善营销网络,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企业核心营销能力是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根本。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实际是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应体现在企业的“营销能力”方面,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必须通过市场配置才能体现。我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常见方式是低价销售,但这种最为简单原始的营销策略很难构筑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反倾销日益严重的今天还容易遭受别国的反倾销起诉。只有将企业生产的合适产品以合适的价格及时的送到消费者手中,企业才可能在维持既有市场地位的同时,不断开拓出新的市场。因此独特的营销竞争力能够为企业巩固现有的市场份额,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提供竞争优势,为新产品开拓市场提供客源保障,化解各种潜在的威胁。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中谋求到竞争优势必须拥有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 (五) 扩大企业规模优势,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地位 企业通过联合兼并,组建行业集团,扩大企业规模优势,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地位。企业在目前的无序市场竞争中应具备一定的规模优势,只有具备这种规模优势,才能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具备竞争力。这种规模不是一种企业自己的生产规模,而是一种通过资本经营、品牌经营,所能控制的一种生产规模、市场规模、资本规模,即是现代意义上的规模。 (六) 培育塑造文化精神,打造企业竞争优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正日益成为体现企业竞争实力,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内在需求。可以说,文化竞争是市场竞争的载体,市场竞争是文化竞争的表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集中表现在文化竞争力这个层面上。企业文化是企业经营理念、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国际市场文化多元、宗教信仰各异、生活习惯不同,企业只有在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国际化人才才可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的需求,因此如何使这些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性人才在认同企业既有经营思想同时,又能创造性地融合当地文化习俗是企业确立跨国核心竞争优势的关键。 企业核心竞争力对企业而言就是核心生命力,它是企业综合实力的反映,这种综合实力包括了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企业的信用、信誉、形象、文化,无一不囊括于核心竞争力之中。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的终极目标应是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是说价值的最大化是企业战略的最终目标。 我国跨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遇到的问题 (一) 宏观方面的问题 1.体制、机制滞后。跨国企业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时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政府的鼓励和各个方面的支持。目前,我国跨国企业在培育核心竞争力时受到了现有经济体制和管理机制的制约,有些机制甚至对于跨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产生了阻碍。特别在税收制度问题上,我国的现行税制对跨国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有抑止作用。目前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主要是增值税和所得税,并不能有效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对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前期研究和开发的投入比较大,资本有机构成较高,但投资资本支付的增值税却得不到抵扣。同时,前期的研究开发成本不能计入当期成本,导致高新技术企业的增加值较大,这样需要交纳的税比较高。这样的税收政策实际上没有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各种原材料和能源等消耗,没有鼓励少投入多产出。另外,目前我国合资企业的所得税是“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而国产自主品牌的企业,从盈利之日起,就必须缴纳33%的所得税。这种税赋不公的状况,显然不利于国内跨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利于他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发自主品牌产品。 2.行业集中度不高。企业要走向世界,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具备很强的资金、技术、人才力量。根据创新的企业规模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一个企业只有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具备创新能力。国内很多行业都没有达到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具有的集中度。行业内企业规模大多很小,生产的产品竞争力很差,企业没有能力持续创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很难在国际竞争中获胜。 3.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国内企业之所以不愿意投入资金进行创新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政府对于侵权、仿冒的企业处罚很轻,有的紧紧是赔款了事。这就使得侵害其他企业的知识产权成本很低,因此有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基本上靠仿冒生存。政府如果不加大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处罚力度,那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创新,没有动力去打造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品牌。 (二) 微观方面的问题 1.企业对创新的投入不足。创新是现代企业动力的源泉,创新能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我国的企业在生产中应用的新技术较少,而且大多数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自己研发的技术设备就更少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技术大都比较落后,即使是三资企业,引进的也大多是以机器设备为主的“硬”技术,以工艺流程、图纸、专利、专有技术为主的“软”技术比较少。由于自主创新的难度大、技术开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很多企业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创新中去,而是选择引进现成的技术,所以创新的动力不足。 2.知识产权成果和制度落后。技术专利和标准是企业自主创新成果的标志,企业通过专利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从现状上看,我国的专利状况在整体上处于一个“低端”水平,企业很少意识到制定自己专利战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虽然近年来国内对于知识产权越来越重视,但是和国外相比,无论从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还是专利的申请上都有很大差距。我国在加快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步伐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际间日趋激烈的竞争压力。 3.企业内部缺少激励机制。 人才是科技创新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而激发人的创造性要靠科学的机制。在我国因科技创新缺乏激励机制,以致目前创新不足。国内科技企业特别是国有科技企业的科技人员一般没有分取股权的权利,所以留不住优秀的人才。除了期权激励外,目前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过高,而这些风险没有其他相关方面来承担,导致创新信心和动力不足。 跨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的策略选择 (一)加大r d投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要形成核心竞争力,获取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在信息、知识和智力上的大胆投入和高新技术的推动,从而以雄厚的资金支出来支撑智力资源的占有。因此,必须加快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机制,采取产学研相结合的形式,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创新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出发,积极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艺升级,用科技创新提高自身综合实力。而政府应从资金、环境、政策、服务等方面加强对其的孵化与培育:给予融资方面的担保支持,不是直接资助,而是在信贷方面为企业向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担保;通过法律法规手段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减少行业进入壁垒,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构筑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针对当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人才缺乏等矛盾,依靠政府力量,强化中介服务功能。 (二)加快组织管理变革,建设组织管理体系 企业要加快制度改革的步伐,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建立有利于跨国经营的组织治理结构:企业的组织管理系统是指通过各种规章制度和组织系统体现的对生产经营和研究开发活动进行组织、激励、控制的系统。其中规章制度是企业管理体系运行的基本依据,而企业的组织系统是管理体系运作的载体。管理体系是否合适,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企业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参与市场竞争,也包括是否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因此要适时进行组织创新,以配合技术创新的需要。只有拥有了基于全球市场的科学的组织管理体系,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才能拥有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制度保障。 (三)探索全球化营销战略,推进企业品牌建设 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激化和消费者消费观念的转变,企业能否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不仅要靠它能提供优良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众所公认的品牌。因此,创建品牌也是我国跨国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关键和战略重心。由于我国的大多数企业主要是以模仿创新为其主要生产特征的,自主创新的品牌产品较少。随着我国与国际规则的全面接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更加注重,这无疑对缺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产品的跨国企业构成了最直接的生存危机,因此我国跨国企业必须加强品牌建设意识,开发出自己的核心产品,可以通过对目标市场的细分,采用品牌的扩散和多品牌战略即率先拥有较强的品牌优势的企业,在其已取得名牌称号的产品周围,构建“卫星式”的多品牌系列,从而阻止国外跨国公司的进入。 (四)注重企业适度规模,构建跨国经营联盟 跨国企业不一定都得把规模做大、范围铺得很广,这主要看来自于企业自有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滚动发展能力。因此我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必须把增强自身竞争优势放在首要位置。当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我国的跨国企业实力还过于单薄,单凭自身既有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我国的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与世界跨国公司展开竞争,还必须充分发挥好本土联合优势,构建各种企业跨国经营联盟,这对于提高规模效益、扩大技术优势,从而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和产品成本的降低无疑起到巨大作用。跨国企业集团可在集团内实行垂直分工的专业化生产,调整和改变原有企业“小而全”的不合理结构,实现集团核心层、紧密层甚至在半紧密层之间的人流、财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合理流动,优化组合生产要素。 (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独特的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全体人员价值观和信念的体现,可以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必定已形成了一个既具时代特色又体现组织内在特点的企业文化。创建企业文化的关键在于“激励”,即充分尊重员工的利益动机与创新意识,承认员工的创新成果,鼓励并支持员工进一步创新,使其自我价值能够不断得以体现;在创新的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员工将其对利益的追求与创新冲动最终化为企业的一致行动,达到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双重实现,从而产生与企业荣辱与共的主人翁意识,形成凝聚力。另外,还要抓好员工知识技能的学习和积累,满足员工自我发展的需要,这些也是培育企业文化的重要方面,通过这种方式企业才能逐步建立自身的企业文化,并使企业已建立起来的核心能力得以保持并不断拓展。 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来看,特别是大的跨国企业仅靠产权、物资利益方面的纽带,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还必须有文化、精神方面的纽带,以统一企业的理念。塑造企业文化需要企业全员的主动参与,全员既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企业文化的继承者,只有全员认可特有文化,才能激励全员为之奋斗,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跨国经营论文:从摩擦走向磨合——跨国经营中的跨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民族文化的特色并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是民族历史文化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浓缩和凝结。这一方面意味着企业文化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给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带来了无形的压力。 跨国公司是跨国体、跨民族、跨地域、跨政体的特殊企业,在某种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就是跨国文化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决定着跨国经营的成败。跨国公司必须在异域文化环境中努力建设具有本国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树立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等,把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国员工凝聚起来,共同实施公司的经营战略。 一、文化差异:“广州标致”之解体 目前,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或设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有不少是由于跨文化的差异而导致企业管理的困惑。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建立的中外合资企业(包括跨国公司)中,有15%左右的企业预定寿命提前终止,其中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企业不稳定占主要成分。 美国学者曼姆在分析北京吉普的案例时也指出:中美双方发现文化差异比任何一方在合资企业开办之前预想的都大。由于文化差异导致合资失败的企业个案,影响较大的莫过于广州标致的解体。 广州标致是由广州汽车集团公司(控股46%)、法国标致汽车有限公司(控股22%,主要以技术入股)、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控股20%)、国际金融公司(控股8%)、法国巴黎国民银行(控股4%)合资经营的汽车生产企业。广州标致共有员工2000余人,由广州汽车制造厂和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共同管理。截止1997年8月,广州标致累计亏损10.5亿元人民币,实际年产量最高时才2.1万辆,未能达到国家产业政策所规定的年产15万辆的标准。同时,中法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分歧,合作无法继续。1997年9月,中法国签订协议,广州汽车工业集团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终止合作。广州标致的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和复杂的,汽车造型失误是关键因素,但合作后期由于文化的差异,双方目标不一致,未能及时更换车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广州标致合资双方在企业文化建构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 表层-物质文化的差异 物质作为种实物形态,在合资企业中为中外双方所共有,是企业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合乎企业自身文化特色的企业物质外壳是合资企业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外在因素。法国的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现代化大生产管理方式移植到中国后,必须面对大量低水平的手工劳动操作。法方人员要从习惯于高技术、大规模生产的工作环境回落到较初级的汽车生产方式中。这需要一定的心理和文化适应期。 内层-行为文化的差异 广州标致采用了法国标致的组织机构设置,实行层级管理,强调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同时沿用法国标致的全套规章制度。但是,这套规章制度有很多地方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法方人员在许多情况下采取强制的方式要求中方人员贯彻实施其管理模式,这往往使中方被管理者对规章制度产生逆反心理,并在管理的空隙中尽可能地应用中国的管理方式,使制度化管理难以贯彻实施。 深层-精神文化的差异 企业精神是合资企业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合资企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合资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结合体。广州标致建立12年来,中法双方的高层管理人员并没有致力于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没有意识到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减缓文化冲突,没有提炼出比较符合广州标致实际情况的企业精神,这就使中法双方未能齐心协力、统一行动。加之中法合资双方没有致力于协调投资目标期望的差异,导致许多决策出现意见分歧,使决策权共享这一合资企业的重要特征无法实现。 透过广州标致解体的全过程,可以看到表面上由各方资本、技术、人员、劳动有机组成的合资企业,其深层次的内涵则是文化的交汇、冲突与融合。更多的合资企业管理实践表明,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中外双方在交流与合作中常存在以下问题: 1、中外双方对各自的政治、经济、法律、尤其是社会文化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文化敏感性差,双方往往依据自身的文化,对来自对方的信息做出分析和判断,从而产生了不少误解和冲突。 2、对对方的公司文化及管理方式缺乏了解,或完全照搬外方模式造成“水土不服”现象;或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造成“双重指挥系统”现象。 3、双方对合作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的程度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文化适应能力、解决文化冲突的技能都差强人意,同时未能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理解的协调机制。 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严重影响了双方的准确交流,加之翻译的水平还不尽如人意,因而造成了许多误解。 再者,由于高含蓄文化中(如中国、日本)许多信息的传递不是用明确的语言、文字或符号,而是通过肢体语言、上下文的联系、场景等进行的,这对于上述这些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难以妥善解决,一些合资企业最终走上了“离婚”或“解体”的不归路。即使像上海大众等这样一些成功的合资企业也往往是在经历了“炼狱”般的文化磨合后才走上坦途的。 可见,合资企业要获得健康发展,中外双方就必须重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解决好文化差异问题。实践表明,合资企业表面、浅层次的文化融合比较容易,但深层次的文化融合则比较困难,这需要中外双方长期的努力。因此,中外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更要注重决策目标、共同价值观等深层次文化因素的沟通与融合。 二、文化冲突:深层诱因及负面影响 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程序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理程序”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著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导致文化冲突的诱因主要有五种: 种族优越感 指认定一种族优越于其他种族,认为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较其他优越。如果一位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以此种观点对待东道国的人,他的行为将可能被当地人所记恨,也可能遭到抵制,引发冲突,造成管理失败。 以自我为中心的管理 管理是一种艺术,而非一种教条。精明的跨国公司的管理者不仅需要具备在本土管理公司的能力,更应具备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从事综合管理的能力。如果片面以自我为中心,死守教条,不知变通,势必导致管理上的失败。 沟通误会 沟通是人际或群体之间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由于语言或非语言障碍的存在,人们对时空、习俗、价值观等的认识也有所不同,充分沟通往往有一定难度,容易产生沟通误会。例如:西班牙人想将百威啤酒(budwelser)翻译成“啤酒国王”,使用了“cerveza”这个词,可是啤酒(cerveza)在西班牙语中是一个阴性名词,因而翻译的结果是“啤酒女王”。 不同的感性认识 感性认识是通过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局部的、现象的和外在的认识。一个人独特的感性认识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旦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 文化态度人的个性是基于一定的生理素质,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当管理者从一个文化域进入另一个文化域时,必然遇到与自己个性特征不完全相同的人群。能否正确理解受特定文化影响的员工的特点,就成为异域文化中管理者成功驾驭文化冲突的关键所在。 跨国公司的管理者在异域文化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以上五个方面的问题,必将引发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对跨国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1、文化冲突影响了跨国公司管理者与当地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甚至产生“非理性反应”。 管理是“管”与“理”的有机统一。如果跨国公司管理者不相信工人,只“管”他们,而不会“理”他们,就会造成管理者和职工关系的疏远和社会距离的增加,就会影响沟通,甚至造成沟通中断。管理者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这种文化冲突,对职工采取情绪化的或非理性的态度,职工也会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这样,误会越多,矛盾越深,对立与冲突就成为必然,后果不堪设想。 2、文化冲突导致跨国公司市场机会的损失和组织机构的低效率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同一公司内部便会产生文化冲突。随着跨国公司经营区位和员工国籍的多元化,这种日益增多的文化冲突就会表现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和外部经营中。在内部管理上,人们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生活目标和行为规范必然导致管理费用的增大,增加组织协调的难度,甚至造成组织机构低效率运转。在外部经营中,由于文化冲突的存在,使跨国公司不能以积极和高效的组织形象去迎接市场竞争,往往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丧失许多大好的市场机会。 3、文化冲突使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陷入困境 从一般的市场战略、资源战略向全球战略的转变,是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步骤。为保证全球战略的实施,跨国公司必须具有相当的规模,以全球性的组织机构和科学的管理体系作为载体。但是,目前大多数跨国公司普遍采取矩阵式的组织机构,由于文化冲突和缺乏集体意识,导致组织程序紊乱,信息阻塞,各部门职责不分,相互争夺地盘,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离心力加大,使得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难上加难,从而造成跨国公司结构复杂,运转不灵,反应迟钝,大大不利于全球战略的实施。 三、跨文化管理:文化融合与成功运营 跨国公司是一种跨文化的特殊企业,其管理必然就是一种跨文化管理。所谓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事、物的管理,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异质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不同形态的文化氛围中,设计出切实可行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利用企业的潜力和价值。据调查资料显示,约82%的跨国公司的失败是因为跨文化管理失败而导致的。目前约有1/3的著名跨国公司因为多元企业文化管理不善而面临内部关系紧张的状况。 跨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过程,既表现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或离散过程,又表现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汇或融合。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其文化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过程;所谓“文化融合”,则是指不同形态的文化或者变化因素之间的相互结合、 相互吸收的过程。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作为文化交汇的两个方面,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两种文化交汇的过程中总是共存其中、相伴而行。因为异质工作团队的现实,使文化冲突和离散不可避免,而现实利益与目标的同向选择又使文化融合成为可能。通过有效的跨文化管理,降低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实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双重适应,使文化适应走向经济融合,已成为跨国公司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解决组织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可供选择: 1、凌越 所谓凌越是指组织内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其他文化则被压制。该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时期内形成一种“统一”的组织文化,但其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压抑而极易使其成员产生强烈的反感,最终加剧冲突。 2、折中 所谓折中是指不同文化间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做到求同存异,以实现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很小时,才适应采用此法。 3、融合 所谓融合是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你我合一的全新的组织文化,这种统一的文化不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极具“杂交”优势。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循环中如何建立新型的企业文化,避免文化冲突成为企业管理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首先,中国的三资企业需要跨文化管理。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境内的三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必然要受到中国大环境的制约,它不但要遵守中国的有关法规、制度,而且其组织管理体制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三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具有双向性,其员工多来自中国本土,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外双方的沟通可能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同管理方式的融合也是长期的。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及融合将促使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其次,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也需要跨文化管理。随着中国企业在现代化的基础上越来越向国际化方向发展,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在境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企业。通过跨国投资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因此,中国企业如何在异域文化中实施沟通和合作是当前急需研究的课题。 对中国企业而言,在跨国经营中实施跨文化管理关键是要做好以下工作: 识别文化差异 由于文化冲突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由此看来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跨国公司管理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进行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培训是为了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反应和适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对文化的认识、文化敏感性训练、语言学习、跨文化沟通及冲突的处理、地区环境模拟等。这种培训的目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并发挥正常作用; 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做法的理解; 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 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 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的凝聚力。 不仅如此,跨文化培训与其他培训一样,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留住企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这是因为公司花钱或提供培训,不仅是对业绩出色的员工的激励,而且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 建立共同的经营观和公司文化 通过识别文化差异和进行跨文化培训,公司员工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的原则要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也使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又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增强跨国公司的文化变迁能力。 跨国经营论文:中国企业如何创造跨国经营竞争优势 内容提要:根据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详细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缺乏竞争优势的成因,提出了构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相关策略。 关键词:跨国经营,竞争优势 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主角,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质上是各国跨国公司的竞争。但是,作为中国经济主体的500强企业,绝大部分处于产品出口阶段,进行海外投资的极少,能够利用全球性资源跨国经营、进行全球性生产销售、具备全球性发展战略和组织管理的企业更少,与世界水平相差甚远。 要提高我国的国家竞争力,就必须积极培育中国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对培育中国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跨国经营与竞争优势 跨国经营和国际化经营是两个不同的企业经营学概念,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企业跨越国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这一现象。 跨国经营是指企业以母国企业为基地,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以此为基础所展开的跨国界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一个仅在国内配置生产要素的企业,面对许多在全球范围内调配生产要素的竞争企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跨国经营已成为企业成长的一般方式。企业面临的已经不是能否跨国经营的问题,而是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如何赢得优势的问题。 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首要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建立持续的竞争优势?即凭借什么去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立于不败之地?由于跨国经营比之于国内经营有更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更多的额外成本,因此,跨国经营企业必须通过各种优势的发挥,克服国际市场的分割性和不完全性,最终取得竞争优势,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 跨国经营竞争优势是指跨国公司(跨国经营企业)在跨国经营活动中相对于本国国内企业、东道国和第三国企业所具有的生产、营销、组织、技术(研究开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跨国经营优势必定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一家原来没有优势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学习和积累国际经验,逐步形成和发展自己的优势。而原来具有某些经营优势的企业,随着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其经营优势也会发生变迁。 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寻求优势的活动。获得国外有利的经营条件从而增加自己的优势,实际上是各种类型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普遍存在的动因。中国企业不仅要关注获得跨国经营的条件,更要关注如何通过跨国经营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尝试性起步阶段、缓慢发展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经过20多年的发展,跨国经营已初具规模。到2002年6月底,我国在境外投资设立非金融类经营机构6758家,协议投资总额13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近100亿美元。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着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完全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背景和特点。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与其他国家企业相比,是在两个特殊条件下层开的: 1.作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属于后发展型的,在竞争优势等方面与传统跨国公司明显不同 (1)加入wto使中国企业按照wto的规则普遍享有各成员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增加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许多国家对原有的国家垄断行业陆续放松管制,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2)国际贸易壁垒的重点正向技术壁垒转移。发展中国家因其产品质量、技术水平和检验能力较低,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技术壁垒正以一种超乎关税壁垒的力量,阻挡着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弱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3)加入wto后,我国有关国际投资的政策性壁垒将逐步拆除,国内企业间的竞争必然被不同国家企业间的竞争所代替,国内企业将无法独享本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投资环境等方面的优势都将由国内外企业分享,尤其是激烈的人才竞争。竞争环境更为公平,我国企业的资源优势将受到影响,竞争更为激烈。 (4)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走出去”是我国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结构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如纺织品的生产能力已高出市场需求40%,彩电生产能力高出 60%,1996年空调生产厂家的开工率只有30%,洗衣机厂的开工率只有43.4%:电子产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已由 1995年的18.3%下降到1996年的15%,供不应求的产品已由14.4%下降到10%,供大于求的产品已由66.3%上升到75%。一批企业开始眼睛向外,到国际市场寻求出路。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等各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推动境外加工贸易的发展。根据外经贸部的统计,到1999年底,我国的境外加工贸易投资项目共有151个。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集中在轻工、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行业。 2.中国是一种过渡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面临着逐渐转变职能,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 (1)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普遍具有为国内经济成长服务的倾向,这同我国跨国经营的主体是国有制企业有关。国家作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不可能不用自己的利益追求来影响企业的决策,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其对外投资活动更直接地贯彻和体现了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意图。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并不仅仅限于谋求企业本身的个别优势,而是谋求我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综合优势。 (2)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现代企业制度逐步建立,企业经营机制进一步转换。相当一部分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革,到2002年,520户国家重点企业改制面达到83.7%,一批国有大型企业相继在海外上市,得到国际资本市场和战略投资者的认可。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远未得到根本解决,大部分企业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营的主体,政企不能从根本上分开,行政干预因素较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产权界定不清晰,国有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尚未健全,使跨国经营的国有企业机制僵化,难以适应变化莫测的国际经营环境。 (3)国家政策导向不明,缺乏统一的管理。虽然原则上鼓励企业跨国经营,但是尚无对外投资的整体战略和明确的倾斜政策。《对外投资法》尚未出台。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管理缺乏一个权威机构来统一协调,境外投资项目审批程序繁琐,多部门、多层次,限制很多,时间过长,通常一个项目审批需要4~6个月时间。 有关部门的问卷调查结果及其他资料显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只是处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投资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且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和纺织、简单食品加工等,缺少名牌产品,较少的广告费用支出,并且大多数采用合资经营的形式等等,尚处于跨国经营后起者地位。 三、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问题及其成因 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有着广阔的空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跨国经营的竞争优势却是不争的事实,具体表现在: 1.投资规模小,海外企业效益差 目前我国企业所进行的海外投资规模较小,近90%的海外投资项目在300万美元以下,技术水平及设备要求不高,基本上是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集中在家用电器、机械、轻工和纺织服装等几个行业。现阶段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能力。 大多数海外企业仅是国内在外的窗口和接待站,经营业务很难展开。据不完全统计,海外企业中盈利的占 55%,其中多为非生产性企业:盈亏平衡的占28%,亏损企业占17%,以生产性企业居多。从上海市的情况看,到 1999年底,上海获正式批准的境外投资项目达545家,投资总额为4.27亿美元。但其整体效益为,大约2/3的海外企业步履维艰,甚至亏损。在国际市场上难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抗衡。 境外企业的效益不理想,这一方面由于在跨国经营的初期阶段,跨国经营时间短,缺少经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另一方面与我国政府的海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理制度有直接关系。使得不少企业化整为零,采取先生存后发展的策略。 2.研发水平低、缺乏技术优势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研发费用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只有1%~2%,即使是2002年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研究开发的投入平均也只占到3.8%。而“全球500强”美方上榜企业是5%~20%。现在,约有2/3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新产品销售额的比重平均只有8%。这表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国内企业还远没有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直接结果就是,我国的对外投资多数为贸易加工型,产品也大多进入低端市场。 由于全球化和新经济的发展,使得传统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相对下降,而技术和制度创新能力的作用急剧增大,导致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减弱。 3.许多跨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尚未建立起持久的竞争优势来源 我国大多数企业缺少跨国经营的经验,管理手段落后,高层次的跨国经营人才匮乏,受技术和资金的局限,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品牌优势。加之信息不灵和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使许多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步履维艰。此外,企业管理水平较低,缺乏制度化的管理系统平台。如许多企业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远景,但是这些个人远景却没有转化为大家共同的远景进入组织的血液。 四、构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对策 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可以发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企业可进行跨国经营的优势已经多元化,除技术和资金优势外,销售能力、区位因素、低成本生产、综合经营能力等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均可以成为跨国经营的竞争优势来源。比如我国的海尔和海信,在进入国际市场的初期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像大型跨国公司那样创造企业的全球价值网,其现实的选择就是根据企业已有的能力系统和外部环境选择价值链上的一两个关键环节,集中资源,建立相对竞争优势。海尔选择的关键环节,即市场销售和服务环节。而海信则将关键环节选在辅助活动的技术开发环节和基本活动的生产经营环节,以形成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生产出性能价格比极优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中国企业当务之急是加快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现代化改造,建立健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和内部监控,这是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前提条件。 1.建立母国的体制优势:尽快确定国家的对外投资模式 企业竞争优势的实现仅靠企业本身是无法完成的。竞争优势已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它还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它反映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优势对经济运行规律的适应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母国优势对企业跨国经营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制定政策,帮助本国企业提高跨国经营的竞争能力;(2)与东道国谈判,为本国企业跨国经营争取比较好的待遇和条件。如法国电信、雷诺、威望迪等法国国有跨国公司,其优势是具有政府背景,可与东道国政府直接洽商,解决在当地所遇到的问题。为了体现法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法国政府对企业的海外投资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鼓励,支持它们与美、英等国的跨国公司争夺国际市场。在必要的时候,政府甚至挺身为本国企业做资信担保,大大加快了法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业绩同样得益于不断改善的宏观政策环境,但现行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中“部门多、手续繁、效率低、周期长”的无序状况使不少企业坐失良机。因此,(1)有必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的法律规范,建立全国统一高效的对外投资管理机构,实施有关促进、保护、监管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使企业能及时获取权威性政策咨询服务。(2)落实企业的跨国经营自主权,尽快使具备“走出去”条件的企业享有外贸、外经、外事审批权、资金融通等自主权,使企业得以在国际市场上求生存、求发展。(3)财金政策的配套改革。通过税收、信贷和保险等手段鼓励跨国公司的发展。(4)政府应积极推进国家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良好的国家间的关系,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实践证明,良好的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民间文化的交流和认同往往为企业跨国经营敲开大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和保护。 2.增强规模优势:跨国并购 (1)基于中国跨国经营企业的平均规模不大,应先在国内同一产业内形成内聚力强大的几个产业集团,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如企业之间的横向兼并与收购等,使企业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规模优势,尤其是跨国并购国外的中小企业,能拓展经营能力,以较小的代价获得对方的市场份额,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情况。通过兼并、收购、控股、中外合资等多种形式与国内外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形成优势互补。例如,浙江万向集团生产的汽车万向节1984年由美国舍勒公司领进门,打进美国市场。在经历了“产品走出去”、“人员走出去”阶段,于1994年建立了万向美国公司,开始了“企业走出去”的历程。万向美国公司勇于创新,以“股权换市场、参股换市场、设备换市场、市场换市场、让利换市场”等多种形式,迄今已成功收购了英国as公司、美国舍勒公司、id公司、lt公司、qai公司和uai公司等8家海外公司。先后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等欧美7个国家设立、并购、参股了18家公司,构建了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营销网络。 (2)品牌的策略性收购是许多跨国公司在外国市场攻城掠地的有效途径。在进入他国市场时,应用品牌兼并的方法购买当地的知名品牌可以避开当地的种种心理和行业中的进入障碍,迂回进攻,最终占领市场并从对当地领导品牌的战略投资中获利。如新疆德隆,在美欧拥有3家企业和销售网络,其主导产品番茄酱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市场的 10%。 3.培育管理优势:战略与变革 (1)适当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根据国际经验,跨国公司的成长将经历跨国经营、多国化和全球化等主要阶段,企业应从长远发展的战略管理高度不断强化跨国经营战略意识,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市场进入战略和循序渐进的市场拓展战略。 企业应对自身的能力系统进行详细分析,充分考虑企业的各种资源的客观能力和企业文化、经营理念、领导者风格等主观能力,并结合企业所在行业的结构和特点,作出最优抉择,然后集中优势,选定全球目标市场,确定相应的战略。作为后发展型企业,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成功,必须注意“避实就虚”、“以速度抗击规模”,选择关键环节,争取形成相对竞争优势。tcl在国际市场推广自己品牌时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李东生说,在欧美、日本这样比较成熟的市场,自己打品牌风险很大,胜算不大,tcl就以外包、oem、odm为主,来扩大市场份额,而在东南亚、中东、俄罗斯、东欧,就以推广自己的品牌为主。 (2)组织的灵活性。国际经验表明,从开始从事单一产品的出口贸易到最终成为一个著名的跨国公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期间企业不仅需要进行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而且需要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只有具备持续创新的能力,企业在关键环节上形成的竞争优势才不能被模仿,企业优势才得以保持。如完善组织机构,增加组织结构调整的灵活性,建立信息网络,加强控制和绩效考核:与西方跨国公司在某些领域结成战略联盟等等。 4.提升技术优势:扬长避短 中国企业在适用技术上比较成熟,集中体现在家电、纺织、轻工、电讯设备制造等产业。低成本优势较为突出。虽然在附加值高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尚处于劣势,但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行业已具高水平竞争力。在中国向海外的投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制衣、鞋类和电器等行业。他们瞄准产品市场的低端,这些公司在这一领域具有竞争优势。 (1)实施错位竞争,发挥适用技术和产品的优势。任何市场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差异性。产品有不同技术层次的差异,同种产品也有质量,价格、花色品种等方面的差异。在竞争力相当有限的条件下,企业应实施错位竞争战略以开拓市场空间,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如应用产品差异化策略,以产品的差异化来开发企业的生存空间不失为一个低成本的方法,这种差异的机会在一个产业的发展中比比皆是,可以是价格的差异、性能的差异、销售渠道的差异等等。 (2)增强企业跨国经营的技术优势。虽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技术优势主要是小规模、灵活性和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技术优势,这在对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中是有效的,但仅靠这种技术优势很难实现规模化、全球化的战略目标。即使这种优势本身,也需要加强投入,继续保持和增强。另外,我国在中医、中药、餐饮等领域具有特有的技术优势。因此,企业应提高科研开发能力,尽快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把技术的商业化研究放在头等重要地位,并重视和逐步开展海外企业的r d活动,以进一步拓宽投资技术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比如同仁堂在20世纪90年代逐步摸索出一条以“品牌、技术投资为主,部分资金投资为辅”的跨国经营之路,发挥同仁堂优势,坚持特色发展,以绿色药品为切入点,扬长避短绕开壁垒。1999年,北京同仁堂股份公司控股70%在美国成立了北京同仁堂(美国)有限公司,现已有4个产品完成了美国fda的通关工作,并在美国各大超市开始销售。 (3)开拓小规模市场,不断开发这类市场所需的生产技术以获得竞争优势。 (4)在主要市场或技术先进地区建立研究设计中心。如华为在美国硅谷、达拉斯等地建立了研发中心。 5.挖掘区位优势:寻找国际市场的突破口 企业应根据所处的产业及自我的跨国经营发展战略来选择区位。一般地,原料开发利用型的产业区位在澳大利亚、拉美和非洲;成熟的加工制造业适宜选择非洲、东欧、中亚和东南亚,第三产业如金融、信息业,适宜选择美国、中西欧和东亚。 广东省对“走出去”企业的调查表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设立贸易公司和科研开发机构的首选地,东南亚、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则是开展境外加工贸易的热点地区。 上海市经委在2000年底对该市企业海外投资的调研报告中提到,上海企业发展海外经济首先是开拓东南亚市场,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其次是开拓南非市场,在南非兴办了20多家生产加工企业,把上海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带出去,在当地组装和加工生产,销往南非和非洲南部市场。 据统计,目前中国在越南的投资项目达142个,合同投资金额达到2亿多美元,像tcl集团、新希望集团、江苏江动集团等,在越南市场已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力帆从1999年进入越南摩托车市场,在2001年销售额达1.17亿美元。力帆、海信、华为、广州卷烟一厂等在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代价创出了名牌。海尔的跨国经营战略目标不是出口创汇,而是出口创牌,海尔的张瑞敏认为,美国、日本、西欧市场与我国市场的互补性强,如果我们“避实就虚”,低端产品高端市场走,就会找到生存空间。因此,海尔在市场开拓上先难后易,在发达国家打响品牌。 6.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加入跨国公司全球制造网 通过有策略地与有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进入跨国公司全球制造网,作为网中的一个节点,可以分享、获得和利用更多的资源:利用网的接近资源的能力,实现自身的资源,利用网的学习能力,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利用网的技术转移机制,获得更多的先进技术:利用网的市场反应能力,提高市场意识和市场运作水平,利用网的本地化经营,培养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利用网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终达到增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竞争优势的目的。如创维集团和格兰仕的oem(定牌生产),即外方的品牌+中国的制造能力,大大加快了企业打入国际市场的步伐。 7.保持跨国经营竞争优势:本土化管理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各大跨国公司从90年代末,纷纷实施本土化战略。本土化战略最关键的因素有三个:高中级经理的当地化、研究与开发当地化、公司风格当地化。 海尔在海外发展的“三位一体本土化”模式,即设计、制造、营销都要在当地进行,通过当地融资、融智、融文化,实现创造本土化名牌的目标。在人力资源本土化方面,海尔的雇员上至经理下至普通员工没有一个中国人,主要依靠近400名全球聘用的“洋经理”运作其海外网络系统。 “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等独特的“海尔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尔海外员工的纽带。 8.建立持久的竞争优势: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根源于其内部长期成长过程中所积累的核心知识和能力的差异。在当前的超强竞争时代,企业之间的对抗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即在任一时刻,企业之间的竞争都是层次展开的。 在动态的环境下,企业的整体竞争优势是一个由最深层的基于战略逻辑与远景的竞争优势、中间层的基于战略资产与核心能力层面的竞争优势、基于作业流程与价值链配置层面的竞争优势以及表层的基于最终产品与市场层面的竞争优势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支撑而构成的动态的层次体。 我们如果去看大多数500强公司的成长过程,会发现他们通过企业家的某种创造才能获得成功后,通常会采取三个步骤来获得持续的能力:(1)为企业树立一个长期的企业目标,为员工树立一个人性化的核心价值观。之所以需要核心价值观作为员工长期激励的动力,原因在于只有价值观才能提供超越时空的力量。(2)建立与比较竞争优势匹配的核心竞争力,在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建立企业扩张模式,而不是盲目扩张。比如sony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是精密技术的小型化能力,sony的业务扩张基本是围绕这一核心竞争能力建立起来的,比如麦当劳的核心竞争力是标准化的经营管理能力与在不同分店的食品递送能力,麦当劳在全球的扩张显然都是依赖这一能力建立的。(3)建立基于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三层业务链。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持续其强大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能够同时考虑企业今天、明天和后天三个业务层面的发展机遇,即在第一层面发展和保有核心业务(今天的业务),在第二层面建立新业务(明天的业务),在第三层面选择企业长远发展的新生业务(后天的业务)。 跨国经营论文: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对策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已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加入wto使民营企业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竞争,但同时,这无疑也是民营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一个绝好机遇。本文对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动因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 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发展对策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和我国全面履行加入wto的承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力量。因此,研究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及其特点,揭示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对促进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 1.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发展迅速。我国拥有进出口自主权的民营企业,其跨国经营主要是通过产品的直接出口贸易来实现的,而大部分没有取得进出口自主权的民营企业则依附于一些专门从事对外贸易业务的国有外贸公司来实现其出口贸易。此外,诸如许可证贸易、补偿贸易、契约合作生产、国际加工与装配贸易、工程承包等方式也逐渐在民营企业中日益盛行。中国外贸200强企业出口值有70%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至2004年底,上规模民营企业2119家,其中出口生产企业989家,占46.67%;在国外建厂的企业62家,占2.93%;在国外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的企业47家,占2.22%。全年实现出口总额339.49亿美元,比2001年的86.20亿美元增长了70%多,年均增长达24%。目前,民营企业外向型经济已成为我国对外经贸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贸出口的重要增长点。但总体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还处于低端,主要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进行产品竞争,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大部分民营企业还处在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根据企业跨国经营阶段理论(uppsala internationalization model),企业跨国经营应该被视为一个发展过程。该理论代表学者johanson和vahlne在对有代表性的制造公司海外运营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时发现,这些企业的海外运营战略都采取了基本相同的步骤,即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掌握了更多的海外市场信息和联系渠道,出口市场开始通过外国商而稳定下来;再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和海外业务的扩大,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以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上述过程被归纳为:不规则的出口活动,通过商出口,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从事海外生产和制造四个阶段。johanson等人认为,这四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分别表示一个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卷入程度,或由浅入深的跨国经营程度。在我国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发展进程中,尽管也有一部分具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开始尝试用收购兼并、买壳上市等现代对外投资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但这些企业在海外投资建厂,主要是为了拓展产品出口市场、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比较优势来建立原材料生产基地。而大多数民营企业还停留在以“边贸活动”为主体内容的进出口贸易和加工贸易上。所以说,我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还处在跨国经营的初级阶段。 二、我国民营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企业自身方面。我国民营企业起步较晚,在社会偏见与政策准入等条件的约束下,多数还处于初创期,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总体规模小、产品技术含量低、经营管理落后等方面的缺陷,使其进行跨国经营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要大于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小,优质产品少,品牌效应低,核心竞争力弱。虽然中国在海外的总体投入不少,但真正称得上跨国公司的企业却为数不多,海外机构普遍“小、散、乱”,开拓当地市场的能力差。并且民营企业对科研开发的热心程度不高,其研发费用仅占产品销售收入的1-2%,而全球500强企业的研发费用占到了其产品销售收入5-20%。技术落后、研发水平低导致民营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极低,这样的产品即使在国内市场都很难有竞争力,何况在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而且民营企业很少创立自己的品牌,进军国际市场的常见方式是贴牌生产,缺少品牌效应,不仅使得企业利润率非常低,而且不利于树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的良好形象。 (2)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资金缺乏,融资渠道狭小。2002年对江苏民营企业的专项调查显示,45.1%的年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困难是企业发展的头号障碍,年收入500万元以下的民营企业认为获得金融机构贷款难的则高达86.5%。民营企业由于资金、规模等多种因素制约,往往不得不忍痛放弃千载难逢的国际市场发展机遇,即使历尽艰辛跨入国际市场,也难以持续经营发展。 (3)民营企业的管理模式落后,经营管理者素质较低。跨国经营需要的是具备国际经营技能、国际风险管理、跨国文化管理、国际法律体系、国际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知识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而我国民营企业采用血缘、亲缘或者地缘关系纽带式组织管理模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不仅限制了企业人才的使用,也妨碍了企业主自身素质的持续提高。 2.国内环境方面。(1)民营企业融资困难已成为制约其跨国经营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的金融制度结构和相关政策的歧视性限制了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和利用外资的范围和规模。在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出口信贷、买方贷款、卖方贷款、出口押汇等业务的服务对象一直只有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融资方面除了短期信贷以外,其他融资渠道对民营经济的开放度很低。诸如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利用外资、政策性融资、产业基金、项目融资等融资方式并没有对民营经济开放,更不用说通过海外资本市场渠道进行融资了。不公正的所有制歧视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获得应有的信贷、保险、担保等国际化经营所必需的金融服务支持。 (2)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缺乏应有的政策支持。我国的民营企业主要是集体和私营企业,长期以来其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无法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资源分配一直是向大中型国有企业倾斜。因此,相对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一直缺乏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再加上人才匮乏,管理水平落后,技术水平低,企业规模小,市场信息渠道不畅通,没有明显的区位与内部化优势,在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 (3)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缺乏法律法规保障。我国至今没有制定诸如《民营企业基本法》、《海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保险法》、《跨国公司法》之类的规范与保护海外投资的基本法律以及有关保护民营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法律法规,在金融借贷、技术开发、人才引进、反不正当竞争、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跨国经营等方面缺乏对民营企业的专门扶持和保护,这不利于引导和鼓励民营企业开展跨国经营。 (4)缺乏为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服务的中介机构和为跨国经营服务的信息和研究中心。我国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企业走出去多凭热情,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的深入考察和对境外市场的调研能力。因此,在跨国经营战略布局上缺乏长期的战略规划,导致许多失败的案例。缺乏国际市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信息以及缺少提供跨国经营服务的中介机构是目前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一大障碍。 3.国际环境方面。从我国中小企业出口的产品结构来看,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韩国、东盟、印度等国的出口产品存在严重的同构性。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低价促销的营销策略不仅压缩了自己的利润空间,而且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摩擦,常常招致东道国的反倾销起诉。而民营企业正是最近几年多起反倾销案的主角。并且国际市场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自然环境、文化习惯等方面都会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等等,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实现跨国经营所必须面对的。 三、发展对策 1.加强国家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宏观调控和引导。政府应当尽早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做出总体战略规划,并将其列入同期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尽快结束海外投资的多头管理局面,可由中央政府委托相关部委共同组建全国性的专管机构,专司对外投资行政管理事务,负责制定海外投资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确定不同时期海外投资的规模、方式和重点,统一领导、管理和协调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的海外投资活动,为民营企业正确制定对外投资战略提供宏观决策依据。并通过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对我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从宏观上加以引导。在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产业方面,应引导其投向有比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引导民营企业通过加大科技投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其跨国经营提供技术优势和管理机制优势。对于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区域选择、布局等方面,政府应根据我国的战略部署和各国的投资环境提供指导性意见,引导其进行合理的布局和选择。 2.政府要在金融政策方面予以必要的扶持。融资难是我国民营企业实施跨国经营战略的一大瓶颈,政府应在金融政策上进行扶持,发展和完善对外投资在融资、保险等方面的服务体系,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1)改革金融制度,提高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力度。首先,通过政府的金融政策创新,不断强化银行系统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支持,鼓励商业银行扩大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贷款,拓宽国家进出口银行对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服务的领域,放松利率管制,发展中小民营商业银行。其次,鼓励中资银行开展跨国经营。中资银行应该大力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银行跨国经营的成功经验,积极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融资提供服务。第三,大力培育、完善和发展股票、债券、票据和融资租赁市场。我们应积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成熟经验,制订一系列配套政策法规,建立健全我国的股票、债券、票据和融资租赁市场体系,积极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融资发展创造条件,拓宽民营企业融资发展渠道。第四,政府应赋予条件适合的跨国企业以必要的海内外融资权,并由国家给予必要的担保,鼓励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筹资,以扩大对外投资的金融实力。第五,加快组建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核心,以企业为主体,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银企财团,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参与国际竞争。第六,应该允许跨国投资企业在境内和境外设立自己的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逐步强化其金融自我扶持功能,使之成为企业的金融核心。 (2)改革跨国投资项目的外汇管理制度。目前我国仍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政府应当允许投资项目的外汇自由输出,对于创汇大户,银行应为其建立对外投资专用账户,使其可以自由地提取并用于跨国投资项目。另外,为了便于企业用实物资产、工业产权进行投资,应对非贸易性跨国投资项目的实物、技术投资部分实行免收保证金的鼓励性政策。 (3)设立对外投资基金,完善民营企业跨国经营信贷担保体系。对外投资基金是指由基金成员单位注入一笔原始资金并由基金成员单位委派专业人员组成跨国投资发展基金运作机构,进行具体的投资操作,将基金的各种组合投资获利部分对跨国投资活动进行参股。其好处是既可以分散投资者的风险,又可以做到小额资金的集中使用。从我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看,在跨国经营中会遇到诸如商业、汇率、政治等很多风险,由于其自身实力有限,很难独自承担这些风险。因此,政府应在政策上进行扶持,通过设立对外投资基金和国家政策性跨国信用信贷担保机构,鼓励对外投资保险的发展,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3.完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目前,在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和对外投资方面,我国还存在着审批程序烦琐、时间损耗过长、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国家应迅速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基本法》、《海外投资法》、《跨国经营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赋予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完全的微观自主决策权,大幅度简化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投资审批程序,放松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外汇额度管制,确保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得到法律上的保障。同时加快《海外融资法》、《跨国公司法》、《海外投资保险法》等基本法律法规及配套实施细则的出台,使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和开展跨国经营拥有明确的法律制度基础和保障体系。 4.建立健全为跨国经营服务的信息和研究中心、中介机构和风险防范系统。 (1)考虑到对外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抗御性,政府应尽快建立国家级的国际市场风险预警机制和防范系统。为民营企业跨国经营提供政治、汇率、罢工、法律、恐怖主义、战争等风险的预警服务,一旦发生风险,应发挥国家影响力,为陷于巨大国际市场风险中的民营企业提供一定政治、经济、法律、道义上的支持与援助。同时,加快与各国签订诸如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经济合作协定、贸易投资协定、社会保险协定等政府间协定,多方位、多角度地保护和推动我国民营企业开展跨国经营。 (2)鉴于多数民营企业缺乏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经济等投资环境的跨国经营信息渠道,政府应建立具有高效的信息收集、加工及传输功能的全球性信息资料研究中心和信息服务网络系统,为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比较全面、及时、准确、系统的国际市场环境资料和权威的咨询服务。与此同时,还应组建为民营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以及充分发挥商会和行业协会的信息渠道作用,为民营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提供投资地区及项目等相关信息和中介、指导与服务。 跨国经营论文: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 摘 要:自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文章以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为中心,在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四个视角归纳了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以经营绩效为选择标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为制约要因的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择模型。 关键词: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海外子公司;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哪些不同的模式?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企业的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视角,归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模式,从企业经营绩效、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等方面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一、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新问题 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定“走出去”为我国一项开放战略、“十五”计划启动“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年末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雇员45.5万人;在此基础上,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逆势而上,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在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位。金融危机导致汇率剧烈波动和国外资产价格下跌等原因为中国公司创造了走出去的机会。 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已经有十余年的经验,1996年海尔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金城集团在哥伦比亚开始投资、1997年万象集团在英国、华立集团在尼泊尔投资经营,成为第一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近年来,以联想收购美国ibm家用电脑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全球电视机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为代表,大批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海外企业,跨国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大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大批中小企业也走出国门,开始了跨国经营之旅,经过多年的跨国经营实践,中国企业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着与国内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雇员绝大多数来自于东道国,如何在海外子公司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新课题,总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主要涉及跨国经营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国内外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 1 跨国经营模式的研究。perlmutter(1969)提出了企业跨国经营epg三模式,后来发展为跨国经营的eprg模式,即本国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cism)、地区中心主义(regiocentrism)和全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近年来,schuler(1992)、dowling(1999)提出了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指出“外生”和“内生”因素影响着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形成,并围绕跨国经营模式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 2 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关系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跨国经营母子公司关系的研究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分支。prahalad&doz(1987)提出了跨国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batlett&ghoshall(1998)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将企业分为多国企业、全球企业、国际企业和跨国企业四类,在这一研究领域,以morris etc.(2009)、edwards(2010)为代表,对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母公司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3 跨文化经营管理研究。hofstede(1980)提出了国家文化模型,用五个维度对50多个国家的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trompenaars(1993)用七个维度测量各国文化差异,围绕文化对经营管理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一万五千人进行了调查,此后,以doucet etc.(2009)为代表,许多学者运用定量的方法比较不同文化下管理实践的特点。 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围绕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hrm)和战略国际人力资管理(sirm)有大量的研究,takeuchi(2009)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有相关关系,guest(2001)等运用了管理人员主观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解决了问卷调查时难以获取企业财务数据的难题。 随着日本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关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国外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安保(1988)通过对在美国的日本汽车、电机企业的调查,提出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在美国具有适用性;近年来,大前研一(2009)、古泽昌之(2009)等从不同侧面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所总结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海外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关于跨国经营的研究主要是以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赵景华(2002)通过对14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将海外子公司的初始战略角色划分为资源获取型、生产基地型、市场开拓型、利润重心型、知识提取型和风险分散型等6种不同类型陶向南和赵曙明(2003)通过对在华的51家跨国子公司调查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本土化程度也在显著增强,但是都以总部接受的形式出现。朱晋伟(2006)通过对62家在华运行5年以上的外商独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其人才本地化的现状和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的原因。薛求知(2007)从子公司的角度出发,按照子公司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所创造知识的可转移性两个维度,把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划分为知识的提供者、吸收者、深化者以及修改者等四个角色。鲁桐(2007)指出要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应注意把握跨国经营战略不同特性、恰当地选择目标市场、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以及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这四个关键环节。但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比较短,关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实证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跨国经营的人力资源管理,赵曙明(2002)以动态的眼光对美日韩德四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郑海航等(2002)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三维立体模式,陶向南等(2003)根据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分析框架,构建了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以及绩效表现对子公司人力资源本土化配置的路径模型。拉尔松和赵纯均等(2009)以20多家我国知名跨国企业为典型案例展开了分析,近年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问题受到国内学者的瞩目。 国外学者积累了大量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而针对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比较优势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其跨国经营的相关研究则少有涉及,尤其对中国跨国经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随着金砖四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将丰富跨国经营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主要关注在华外国子公司的研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人们会越来越重视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发展问题。同时,关于对“走出去”企业研究的重点,将从跨国经营的动机、“走出去”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走出去”企业内部深层的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样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三、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分类 传统的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以eprg模式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一分类方法不能完全概括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从上述文献研究中,我们发现可以从多角度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进行归类,对企业而言,组织文化、公司战略、职能管理、资源配置是基本分析单元,我们从这四个视角出发,归纳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 组织文化视角——人力资源管理的跨文化特征模式。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对待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时的组织活动方式是有差异的,可以从普遍主义对特定主义(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个人主义对共同主义(individualism vs,communitarianism)、情感内敛型对情感外露型(neutral vs.affective)、具体倾向对扩散倾向(specific vs,diffuse)、业绩型对属性型(achievement vs,ascription)、序列时间对同步时间(sequential vs,synchronous)、主观能动对外部影响(inner-directed l vs,outer-directed)等七个维度进行比较。 2 战略定位视角——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集权与分权模式。分析母公司在处理与海外子公司关系时,是以集权为主还是分权为主,从海外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标准的设定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方式的采用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偏离目标时调控的及时程度、宽严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3 职能管理视角——人力资源职能管理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模式。在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基础上,评价国内外研究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倾向于母公司的做法、还是倾向东道国的做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 4 资源配置视角——海外子公司的人才来源模式。根据本国中心、多中心、全球中心的分类标准,分析海外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母国、东道国、第三国等来源分布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有录用当地华人、留学生的倾向,所以应重点考察华裔有多少、是否存在“华人中心模式”。 四、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模型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选择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schuler etc(1992)提出的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和dowling(1999)提出的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如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选择分析框架。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所选择管理模式恰当与否,又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我们可以通过已经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可以通过经营绩效的好坏,来评判特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否适用,从而提出在一定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制约的条件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中,外生因素主要指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宏观要素,主要包括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所属行业、在东道国与其他组织间网络关系等。内生因素指内部条件要素,主要包括母公司所有制性质、母公司跨国程度、母公司的规模、母公司的跨国经营的经验,股权经营方式、母公司的经营战略、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组建模式、目标市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规模、海外子公司的成立时间等。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最直接的方法是企业的财务指标,但是,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难以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国内外的研究中一般采用管理人员主管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业绩,主要从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利润率,资产回报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来考察。同时,对不同管理模式在竞争力、全球化的效率、国际灵活性、世界范围的学习等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分析。以上内生因素、外生因素及企业的经营绩效各类指标,我们可以通过针对主管人员的调查获得相应数据。 五、案例分析 为了比较跨国经营企业海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决定因素,我们选取内生因素基本相同的两家知名企业进行分析,一家是海尔集团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工厂(以下简称海尔工厂),一家是tcl集团的越南同奈省工厂(以下简称tcl工厂),母公司海尔集团和tcl集团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的代表性企业。分析资料来源于访谈调查、企业的官方网站、研究性论文、新闻报道等,两家工厂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经营绩效情况如表1所示。 从内生因素看,两家工厂都是由母公司独资经营,成立时间都是1999年,目标市场均是东道国,员工规模均少于1000人。两个工厂的母公司均有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先后实施了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和全球化品牌战略,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2009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243亿元。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1年,2002年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2003年收购了美国高威达、2004年并购重组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在中国、波兰、墨西哥、泰国、越南等国家拥有近20个制造加工基地,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名员,2009年tcl全球营业收入443亿元。 从外生因素看,海尔工厂生产电冰箱,tcl工厂生产彩色电视机,两者均属于家电行业。区别较大的是海尔工厂所在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成熟,有丰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劳动力成本高;而tcl工厂所在的越南是与中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差异较小,劳动力成本低,但是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企业需要的高级人才较为紧缺。另外从企业的经营绩效看,两个工厂均经历了建厂初期的亏损和近期扭亏为盈的过程。 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看,海尔工厂和tcl工厂大相径庭。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海尔工厂的经营层和员工均为当地人,尤其是最高经营层,海尔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杰麦尔、负责海尔工厂事务的大卫·帕克斯均不是来自母公司;而tcl工厂的经营决策层是从母公司派遣的,第一、二、三任总经理分别是易春雨、邓伟文、王成,均来自母公司。在组织文化方面,两者都引入了母公司的文化,但是海尔工厂更多融合了东道国的管理文化;而tcl工厂更多采用了母国的文化。在战略定位方面,海尔工厂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分权为主;而tcl工厂经营管理层的流动性大,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以集权为主。从职能管理视角看,在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方面,海尔工厂强调适应当地的法律和文化习惯,以当地反应性为主;tcl工厂强调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养,推行母公司的管理方法,是以全球一体化为主。 为什么海尔工厂和tcl工厂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呢?运用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内生变量和经营绩效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外生变量中“东道国”的不同,决定了管理模式的不同。从中我们可以推论:现阶段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果在美国这样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的发达国家开设工厂,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本土化模式;在越南这样毗邻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母公司统一模式。 六、结束语 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看到,通过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划分,可以明确不同类型企业海外管理模式的特点,借助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找出决定企业选择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进而指导企业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通过海尔工厂和tcl工厂的对比,说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客观上存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东道国的不同,企业可以选择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跨国经营论文:浅析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战略 【摘 要】目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我国企业要想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走跨国经营的道路。文中分析了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 【关键词】中国企业 跨国经营 问题 战略 跨国公司既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又是全球市场大舞台上的主要竞争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跨国企业的发展从无到有,至今已经初具规模。但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起步比较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问题。 一、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现状 2000年我国确立了实施“走出去”战略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寻找发展机遇。中石油、中石化、海尔、华为、联想、新希望等一批企业积极开展跨国经营,无论是国有企业外还是民营企业都积极拓展国际市场。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6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5.3%,截止2007年底,中国近7000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l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1179.1亿美元。2007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48.4亿美元,同比增长40.9%,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379亿美元,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出口额1189亿美元。2008年,我国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63.6%。截止2008年3月底,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累计1131亿美元,境外中资企业超过1.2万家。 二、我国企业跨国经营存在的问题 1.宏观上 (1)缺乏总体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 主要表现在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不健全,我国未建立统一、权威的专门管理机构,也未制定系统、稳定的海外投资促进法律法规体系。国家在总体上缺乏统一规划和合理布局,政策上也没有形成成熟的导向机制。由于国家的宏观信息系统不完备,现有的海外投资项目多数是根据多种渠道得到的非系统化信息决定投资的,致使我国的海外投资项目无论在行业还是地区布局上,都没有统筹安排的主攻方向和目标,投资行为上表现出无序性,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我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 (2)政府各部门协调不力 我国政府对跨国企业的宏观管理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及措施。举办海外企业的现行做法是经计委、财政、经贸、外汇各部门的批准,各管一段,互相协调不力,项目审批程序复杂,职能交叉,导致效率降低,各部门、各级别的层层审批加大了项目的成本,没有有效的审批和管理制度,以致常常出现政令不一,企业无所适从,从而影响了企业海外发展的积极性。 2.微观上 (1)企业机制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环境 我国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处于半政府状态的企业机制,决定了国有企业在管理上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受地区、部门、行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所制约,再加上市场机制还不够成熟,企业还没有成为中国市场的主体。 (2)企业缺乏技术优势,产业结构仍停留在较低层次 我国的海外企业普遍缺少产品的技术优势,研发水平低,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虽然跨国投资和经营的行业不断拓展,但低层次的格局仍未改变。 (3)缺乏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 企业国际化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人力资源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企业的成败。目前,中国海外企业的外派人员多以外语人才为主,这其实只是符合了企业海外发展的最低要求,而国内既懂外语又懂专业的高级人才目前还不多,懂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领导人才更少。 三、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战略 1.政府应加快改革管理体制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市场我国政府应改革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跨国企业日常业务的行政干预,避免政府角色的越位、缺位与错位,应作为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加快建立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建立政府与企业新的协调配合关系,打破行政权力分割的局面,理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产业结构、地区分布、投资规模等作出规划、指导和协调,使跨国经营活动纳入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 2.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我国跨国经营的企业要转换企业机制,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高效的决策系统,实施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经理团队。 3.寻求差异化优势,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差异化优势是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可以是与产品相关的技术优势、研发创新优势,也可以是组织和管理技能优势,与市场相关的营销管理优势等。 4.打造产品本土化 我国企业应研究开发本土化,不仅要创出国际品牌,还要使品牌在跨国经营中“本土化”。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时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将研发中心设在所投资的国家和地区,把对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培养我国企业的品牌,培养当地消费者对我国企业核心产品的认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辟新业务和扩大市场份额。 5.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没有办法摆脱“低质量产品-低价竞销-遭遇反倾销或知识产权侵权”的梦魇。但企业在国内投资搞研发,往往事倍功半。到欧美发达国家投资设立研发中心,已成为部分企业获得成功的途径。 6.加快培养跨国经营所需的专门人才 我国发展跨国经营的关键是人才,培养一批熟悉国际惯例和市场环境,又具有在海外从事经营和管理能力的人才是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当务之急。要着力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法律;既善于管理,又通晓财务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担当公司海外经营的管理和业务骨干。同时应制订严格的选择、任用、轮换、淘汰和退休制度,改革现行任期轮换制,对海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期,应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业务性质和发展需要确定。 跨国经营论文:跨国经营中融合中外文化差异的跨文化管理 摘要:跨国经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员工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要在两种管理文化、文明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企业的管理过程。因此,跨国经营企业必然会经历一个两种管理文化、文明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企业文化的管理过程。该过程的开端,企业具有明显二元组织文化的特点,因此无法达成统一的管理过程,并极大地危害企业生存发展;随着实施有效的跨文化管理,逐渐使“二元”淡化,进而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在界定二元组织文化的基础上,从战略管理入手,以消除二元组织文化为目标,通过“战略认同—行为互动—制度创新”的跨文化管理模式,提出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跨文化管理界定,并探索了新的跨文化管理模式。 关键词:跨国经营;企业文化;二元组织文化;跨文化管理 一、跨国经营中二元组织文化的形成及其危害性 1.文化与企业文化是管理范畴。在中国“文化”一词产生时就是一个管理的范畴,“观文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说,将一个人群的行为本质展示出来是为了“化成天下”,是用人的本质整合成组织行为并实现组织的整体生存、发展。与“文化”相对应的则是“文明”,“文明”是测量“文化”的尺度,它反映人的本质特征在“化成天下”时的历史发展水平或人类的进化水平。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组织的文化,是指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为本组织所特有的、且为组织多数成员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等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及其在组织活动中的反映。企业文化存在于组织活动背后,并对“化成”组织行为起着重要的本源作用,即通过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规范实现为员工的行为互动,也约束和规范着每个成员的组织行为。 2.跨国经营导致二元组织文化的形成。跨国经营企业的经营管理环境与员工构成,决定了它要在两种管理文化、文明的基础上整合成一个企业的管理过程。跨国经营企业的管理过程同一般的企业管理过程一样,都需要一个统一的管理体制和行为规范;需要一个统一的宗旨、信念、经营哲学;需要一个一元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管理范畴,它是通过其包涵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规则“化成”企业员工的行为互动和组织行为。当不同本源的文化在某一企业组织内处于交遇状态时,它们通过各自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分别化成不同的行为互动,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管理过程。跨国经营企业中,当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分别按照他们本国文化和环境的经验来整合各自的行为时,企业内部就必然形成两种组织行为和二元的企业文化,而两种组织行为和二元的企业文化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企业管理过程。所以在跨国经营中,当两种本源文化和文明被人为地组合在一个组织中,不同的文化主体在行为互动中所遵循的不同的行为规则就必然形成组织文化的“二元组织文化”形态或“二元企业文化”。 3.二元组织文化对跨国经营的危害。企业跨国经营的开端,企业具有明显二元组织文化的特点,而二元企业文化必然无法使企业达成统一的管理过程。具体体现在: 二元组织文化的存在,使企业无法达成统一的战略。企业在跨国经营之前所形成的战略无法在跨国经营的新的环境中实施,这是由于企业现行的二元组织文化使员工无法在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形成共识,使企业丧失了共同的经营理念,因此既不能贯彻原来的经营宗旨,又不能达成新的统一的经营哲学。 二元组织文化的存在,导致员工失去了共同的经营宗旨,也就无法使全体员工形成共同的企业信念和准则;一旦企业失去了统一的信念和准则,也就无法“化成”企业的组织行为,无法凝聚员工的行为取向并实现员工的行为互动,无法整合出企业的经营目标和战略发展方向。 二元组织文化的存在,形成企业事实上的两套信念和行为准则,必然导致员工无法共同遵守原来的规章制度,使企业的规章制度名存实亡。企业规章制度的破裂,其危害小时,也会造成企业的内耗增加,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率降低;危害大时,甚至会使无序的组织行为发展为混乱,致使组织结构破裂、企业解体。 二、跨国经营消除二元文化的有效措施是跨文化管理 1.跨文化管理的界定。跨国经营中必须消除二元组织文化,在跨国企业中实行跨文化管理则是唯一有效的对策。中外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跨文化管理的概念。国外学者认为,跨文化管理比较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组织行为,并试图找出理解和改善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同事、管理人员、行政人员、客户、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工作效率。它可以用来解释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组织中的行为,并指导人们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一起工作。国内学者认为,跨文化是指具有两种及其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跨文化管理是指与企业有关的不同文化群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在企业管理的各个职能、方面中加入对应文化整合措施,有效地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从而高效地实现企业管理。也有学者将跨文化管理定义为管理者在不同的文化里,有效地协同不同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有效地与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良好的沟通。 这些概念总体来说没有追寻到二元组织文化的本源文化,没有追寻到跨国企业中“矛盾和冲突”行为背后的文化要素,而是将重点放在如何消除员工的行为矛盾和冲突上,只是试图通过各种硬性的手段措施来消除员工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形成)的行为冲突,没从深入到文化本源进行跨文化管理。 鉴此,本文将跨文化管理界定为一个企业文化塑造和战略管理的过程,它并不是要消除两种截然不同的本源文化的客观差异,而是要在企业的战略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的过程中形成一个新的企业文化,以取代企业跨国经营时形成的二元组织文化,使二元组织文化逐渐淡化和新企业文化不断成长的跨文化管理过程。 2.跨文化管理的实施。首先,实现跨文化管理要从企业跨国经营后的战略转型开始,新的跨国经营战略的形成必须以所有员工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为基础,逐渐形成蕴涵二元文化的经营哲学,进而树立起企业统一的使命、宗旨。一方面,价值观、道德观是提供员工行为动力、行为取向、约束和收敛员工行为的基础,通过寻找共同的价值观、道德观并使全体员工达成最基本认同,才能使员工的行为互动形成最基本的组织行为;另一方面,价值观、道德观上的认同使得企业宗旨、使命、愿景逐渐形成,员工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在新企业文化的成长中,逐渐明确了企业存在的意义、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而树立起来的企业宗旨、使命、信念、准则不仅使员工逐渐淡化了二元本源文化的差异,而且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也逐渐形成了统一的组织行为规范。跨文化管理的第一步,正是在企业战略转型重塑企业文化的战略管理入手,首先使全体员工在经营哲学上达成共识和认同。第二,在战略管理的基础上,将已经达成的共识和认同不断实现为企业的组织行为。以员工的认同与共识为内在核心,以企业的组织结构为形式,让全体员工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将共识和认同从行为的背后淡出前台,并使之先成为员工行为互动的约定俗成,后成为员工行为互动的行为准则,最终使蕴含在员工头脑中的新文化转变成企业新的行为规范、新的形象和新的组织行为。上述过程中,一方面,企业的组织结构(通过岗位关系和组织行为联系)使员工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依照企业的宗旨、信念和准则(共识和认同)不断地进行着组织行为互动;另一方面,企业通过组织员工开展各种活动,包括文化、体育活动等,可以增加员工间更广泛文化空间的沟通交流,增加共识,拉进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从而形成更广泛文化空间的行为互动。第三,将稳定的组织行为中可以固化的约定俗成、行为准则,通过民主形式,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与规章制度。一旦约定俗成、行为准则被提炼成规范化、程序化的企业管理体制和制度,也就把企业的经营哲学变成了可以指导实践的经营程序、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的完善,不仅能够深化发展企业的经营哲学,也使企业的使命、宗旨和员工的经营理念、觉悟都随之得到了加强和完善。 跨文化管理实质上是战略管理和企业文化塑造的过程,因此也必然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渐进过程。通过战略的转型,全体员工在新的战略目标和企业经营宗旨下达成认同、共识,塑造出新的企业文化内核;行为背后的文化的改变必将推动企业行为的整合,并形成新的员工行为互动和新的组织行为;新的行为准则及其组织行为,又将沉淀为企业新的规章制度;新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则会进一步完善企业战略和企业文化。这个“战略认同—行为互动—制度创新”的循环过程——跨文化管理模式,最终会使跨国经营企业摆脱二元文化的困扰,会使其二元文化在上述的循环中不断淡化、变小;而能够融合两种本源文化的新企业文化便随之生长壮大。 跨国经营论文:中国企业跨国经营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入世和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企业面临的诸多问题日益暴露出来,主要是海外投资的立法滞后、海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制不适应发展、跨国经营的信息不灵、国际知名品牌不多、竞争力不强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跨国经营 对外投资 国际竞争力 对策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产物,具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明显特征。例如,投资规模小;外国市场进入方式以合资企业为主;海外经营集中在贸易领域;海外投资技术水平低;跨国经营的地理选择以周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主等等。 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决策不够谨慎。一方面表现在参与跨国经营的企业对国际市场投资的新环境不适应。一些投资决策者在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宏观)环境和(合作者的)生产能力、资金筹措以及各种可能的风险等没有进行认真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就草率确定项目,造成立项不当,使企业先天不足。有的企业甚至仅凭官员意志办事,结果一些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企业也设立了投资项目,结果导致项目受挫。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对海外投资的合作伙伴选择草率。 海外投资管制和外汇管制不适应企业跨国经营发展的需要。根据规定,中方境外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由外经贸部审批,凡需要向中央申请贷款(包括外汇、人民币)的项目,均由外经贸部审批,必要时会同国家计委审批。境外项目的审批程序比较繁琐。在外汇管制方面,我国对外汇的收入和支付实行较为严格的宏观管理制度。企业向境外投资之前,要先由外汇管理部门对投资外汇风险、投资回收计划等进行审查,此类审查结论和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投资项目的合同或其它证明境内投资者应汇出的外汇资金数额的文件,作为向外汇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和投资外汇资金汇出手续的必备材料。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集中表现在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规模结构三个方面。在地区结构上,中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和美国、欧盟、日本等二十余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中非贸易性投资就占了70%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明显偏少,这对于中国开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实现市场的多元化是极为不利的;在产业结构上,中国的跨国投资过分偏重于对加工、制造等初级产品产业的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严重偏少;在规模结构上,中国的跨国投资项目规模一般偏少,绝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仅占不到30%。 企业跨国经营存在融资难的问题。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可以获得的资金来源主要有银行融资、财政融资、证券融资、商业融资和国际融资等5类。但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我国跨国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从事海外创业活动的企业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缺乏后劲。 中国企业拥有的国际知名品牌不多,已有的名牌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现代商品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名牌产品争夺的市场,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调查表明,名牌在整个产品品牌中所占比例不足3%,但其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以上。在这方面,中国跨国公司距离很大,世界上按商标价值排在前50位的名牌产品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产品。 对策及建议 成立国家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研究制订跨国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跨国经营,归根结底是一个带有前瞻性、全局性和综合性的问题,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需要成立一个权威性的国家海外投资管理组织,其基本职能是负责对全国的跨国经营企业进行战略管理,即通过对国际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动趋势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制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跨国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并根据内外部条件的变化适时加以调整和完善,从宏观上统一对跨国经营活动进行指挥、控制与协调。 在信贷、税收、外汇管理政策上制定优惠政策,简化经商人员的出国出境审批手续。应根据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境外投资项目行业指导目录。对国内生产能力明显过剩、能弥补国内紧缺的资源供应、战略资源开发、有良好的技术能力和明显比较优势的行业和企业,应给予优惠政策。简化经商人员的出国出境审批手续,对外派劳务仅由公安部门进行犯罪记录审查,免除政审程序。放宽对经商人员的出国管制,是中国企业和产业实现国际化的前提,也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基本条件。 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公司化改造,形成企业法人治理机制,是中国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制度性保证。现代企业的根本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是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以保证企业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的根本利益,使企业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近一段时间内,获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应是海外投资的主要战略选择。其中,获取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生产性资源(先天性资源)是现阶段海外投资必须考虑的投资重点,这主要包括在生产活动中日渐短缺的铁矿、石油、木材等资源。高精尖的技术(获得性资源)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同时又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竞争的主要制高点。中国经济实力不强,科研投入有限,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有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为此,中国海外资源性投资的另一个重点,应是寻求高新技术的资源。 坚持比较优势原则,提高产业和产品竞争能力。一是要遵守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生产成本较低,具有较长期的价格竞争优势。其中,传统出口产品的出口依然是低层次的,在质量、款式、品种、营销手段等方面与国际水平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如果在这些方面加以改进,竞争优势将更强。其次,劳动密集型产品种类丰富,可以得到持久的开发。二是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彻底改造和重组。中国应该放弃对大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保护和扶持,采取市场导向、政府推动的办法,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处置,尽快实现跨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界限的产业重组,做到优胜劣汰,提高竞争能力。同时可以保留对少数本国基础较好又具有或接近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扶持,但必须严格限制范围和程度,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对其进行技术改造和创新,使其比较优势得到提高和充分发挥。 在技术方面,注重创新。虽然技术创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市场的开拓和科技的新突破,但技术变动性使企业又能够在适当范围内加以改革,使之适合于当地条件,从而使技术本身得到发展和提高。这种技术的变动过程遵循一定的发展程序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的性质。 在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上,应充分体现灵活、创新的要求与特点,组织为企业发展战略服务,并随战略目标的调整而变化。 在融资方面,加大对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首先应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行以银行为主导的产融结合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规范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逐步向市场主导型的产融结合模式过渡。其次,大力发展国际产融结合的方式,为我国的产业资本寻找与国际金融资本结合的途径。国际融资是跨国公司非常重要的一条融资渠道,但现在我国国际金融资本在世界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2%。因此,今后我国应重新调整利用外资战略,积极引入当今世界各种现代化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资产,合理选择并制定运用国际融资渠道的对策。一方面要更加完善对外借款融资方式的管理,如优化借款期限、品种结构和汇率结构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和利用新的融资方式,大力发展如bot、tot和abs等项目融资方式。 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培养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在人事上稳定海外企业干部队伍,实现一般管理人员当地化。首先应着力培养一批既懂外语,又懂法律;既善于管理,又通晓财务的复合型人才,并选派他们到海外企业工作。同时应制订严格的选择、任用、轮换、淘汰和退休制度,改革现行任期轮换制。对海外企业主要负责人的任期,应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业务性质和发展需要确定;对一般工作人员可实行轮换制,并由海外企业按当地法律签订聘任合同。 加强企业跨国经营的立法,提高法规的透明度。我国有关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且缺乏透明度。各部门颁布的管理办法零散,且不配套,降低了管理效率。境外投资管理必须以法律为依据,在境外项目的审批、资金筹集、税收制度、外汇管理、财务管理、投资保险制度等方面,应增加法规的透明度。 跨国经营是经济全球化在其发生、发展中为解决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维护自身利益和取得“后发优势”而不得已举起的大旗,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建立起来之前,不啻为一剂趋利避害的良方。一批有实力的企业集团应当认真去考虑如何尽早实现跨国经营的问题,以便让自身立于不败之地。 跨国经营论文: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路径选择 摘要: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选择正确的跨国经营路径,对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十分重要。本文从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出发,分析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中国企业 国际商务 路径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将一个更加广阔的市场带给企业,也同时要求企业面对开放的市场并接受更多的竞争。因此,从事国际化经营就成为企业生存乃至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为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有利条件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世界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市场需求旺盛,因而形成对中国产品的巨大需求,出口猛增。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大多数贸易伙伴国内的经济都不同程度受到影响,日本1998年的增长率为负,欧盟国家的经济也呈低迷状态,但是美国的经济却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由于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出口的政策,从而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低迷状态下依然实现了出口额的增长。进入21世纪,国际经济形势逐步回暖,来自国际市场的需求旺盛,中国企业出口再度猛增。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达到1154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5.7%。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商务部统计,2004年中国民营企业出口首次超千亿达到101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8.6%。这说明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了外贸领地,更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商务活动,进行跨国经营。 fdi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首先,入世后,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2000年407亿美元,2001年486亿美元,2002年527亿美元和2003年535亿美元。2004年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再上一个台阶,突破600亿美元,达到606.3亿美元。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为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会。据多项调查,投资者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均排名第一,而且60%以上的企业将中国作为海外研究开发投资的首选市场。其次,近几年来,伴随“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不断加快。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有2000多家内地企业在167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8299家企业,中方累计对外直接投资近370亿美元。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领域也不断拓展,从初期的简单从事进出口贸易、航运和餐饮到现在拓展到生产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开发、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农业合作、研究开发等领域。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层次也不断提升,初期对外投资主要是通过建点开办“窗口”,而现在对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已发展为投资建厂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和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和战略合作关系等多种方式。 企业全球化经营潜力巨大。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更早,中国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就已经走了出去,如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兴起建立海外“窗口企业”,就是国际化早期的一个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中国企业国际化也逐渐多样化。目前中国约有6000家境外企业,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04中国企业500强与美国《财富》杂志2004世界企业500强的有关资料对比可以看出,从营业收入比我国企业虽然相对于世界500强企业相对比较低,但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涉及的行业领域极为广泛,从制造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到餐饮、旅游、科技开发、咨询服务、以至贸易、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是有一定的发展潜力的,见表1。 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不利因素 与世界经济接轨使国内经济波动可能性增大。经济全球化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3年,中国每天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流量平均达到22亿美元,每天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平均达到1.5亿美元。通过这种生产要素大规模流动和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世界在影响中国,中国也在影响世界。基于这一大背景,中国经济及跨国经营的稳定,不仅取决于内部环境,而且受到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如国际商品市场(如石油等)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变动,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中外汇、股票、债券市场价格波动,甚至引起金融危机,同样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也会反过来引起国际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而这两个市场的波动都会引起世界经济波动,从而引起各国经济与政策的变动,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吸收外资、对外投资等,进而影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无形的壁垒限制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发展。近年来,来自海外市场的反倾销、过高的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标准以及知识产权诉讼等方面的阻碍加大,已成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绕不开的壁垒。麦肯锡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海外收购有67%不成功。几乎中国企业的每一次海外并购,都会在东道国遭遇到政治方面的责难,中海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就是对国际政治阻力的估计不足。而且中国是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据商务部统计,2006年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86起。 国有企业改制不彻底,跨国经营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改革开放以来,旧体制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束缚已逐渐减少,但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国有企业参与世界市场激烈竞争,尤其是企业功能不完全和行政部门对跨国企业及海外企业的经营活动限制和干预过多,使企业失去必不可少的经营自主权,这是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出现种种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也是影响今后中国跨国公司功能能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企业从事跨国经营的路径选择 近年来,中国企业频频以“大买家”的身份亮相于国际市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中国最大的500家企业中,约有60%在2005年以前就已经有各种形式的海外经营活动。一些国际化程度较高公司,如联想、tcl、华为公司的海外营业额已经超过国内。 目前,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各方条件尚不完备,选择经营方式切忌盲目,要从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状况,采取相应的“走出去”方式和策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经营方式的选择,关键要看市场情况。 品牌先行。实行名牌战略,比较适合在国内市场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青岛的海尔集团等。 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有利于减少中方资金投入,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可以利用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有利于减少风险。 非股权安排。企业凭借在技术、工艺、产品、劳务各方面的优势,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采取这种方式,往往受到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可选择适当的非股权安排方式,机动灵活地进入国际市场。 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主权,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能充分发挥母公司的优势,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是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中国企业应慎重采用的一种方式。 实施战略联盟。在空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必须走战略联盟的发展道路。 实施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跟国内企业收购一样,利于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民营企业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个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万向节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利用政府外援途径。每年我国政府都要援助一些落后国家,如南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一些企业可以先通过提供无偿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此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 利用国际活动促销。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作自己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直到家喻户晓,这样,自己的品牌就树立起来了,在该市场销售自己的产品就容易多了。例如,力帆摩托车就是用此方式打入了越南市场。 企业在确定目标市场,选择跨国经营与直接投资的优势区域时,应充分利用地缘文化、种族因素等优势,积极发展周边地区或临近地区的跨国经营,可以免除各种障碍,直接带动我国的技术、设备、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转移,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跨国经营论文: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 摘 要:自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文章以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为中心,在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四个视角归纳了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以经营绩效为选择标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为制约要因的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择模型。 关键词: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海外子公司;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哪些不同的模式?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企业的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视角,归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模式,从企业经营绩效、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等方面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一、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新问题 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定“走出去”为我国一项开放战略、“十五”计划启动“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年末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雇员45.5万人;在此基础上,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逆势而上,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在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位。金融危机导致汇率剧烈波动和国外资产价格下跌等原因为中国公司创造了走出去的机会。 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已经有十余年的经验,1996年海尔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金城集团在哥伦比亚开始投资、1997年万象集团在英国、华立集团在尼泊尔投资经营,成为第一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近年来,以联想收购美国ibm家用电脑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全球电视机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为代表,大批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海外企业,跨国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大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大批中小企业也走出国门,开始了跨国经营之旅,经过多年的跨国经营实践,中国企业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着与国内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雇员绝大多数来自于东道国,如何在海外子公司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新课题,总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主要涉及跨国经营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国内外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 1 跨国经营模式的研究。perlmutter(1969)提出了企业跨国经营epg三模式,后来发展为跨国经营的eprg模式,即本国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cism)、地区中心主义(regiocentrism)和全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近年来,schuler(1992)、dowling(1999)提出了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指出“外生”和“内生”因素影响着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政策的形成,并围绕跨国经营模式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 2 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关系研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跨国经营母子公司关系的研究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分支。prahalad&doz(1987)提出了跨国经营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batlett&ghoshall(1998)在这一框架基础上将企业分为多国企业、全球企业、国际企业和跨国企业四类,在这一研究领域,以morris etc.(2009)、edwards(2010)为代表,对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与母公司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3 跨文化经营管理研究。hofstede(1980)提出了国家文化模型,用五个维度对50多个国家的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trompenaars(1993)用七个维度测量各国文化差异,围绕文化对经营管理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全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一万五千人进行了调查,此后,以doucet etc.(2009)为代表,许多学者运用定量的方法比较不同文化下管理实践的特点。 4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围绕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hrm)和战略国际人力资管理(sirm)有大量的研究,takeuchi(2009)等人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绩效有相关关系,guest(2001)等运用了管理人员主观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绩效,解决了问卷调查时难以获取企业财务数据的难题。 随着日本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多,关于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是否可以移植到国外的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安保(1988)通过对在美国的日本汽车、电机企业的调查,提出日本企业的管理模式在美国具有适用性;近年来,大前研一(2009)、古泽昌之(2009)等从不同侧面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所总结的东方文化背景下的海外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关于跨国经营的研究主要是以在华外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赵景华(2002)通过对140多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进行的问卷调查,将海外子公司的初始战略角色划分为资源获取型、生产基地型、市场开拓型、利润重心型、知识提取型和风险分散型等6种不同类型陶向南和赵曙明(2003)通过对在华的51家跨国子公司调查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本土化程度也在显著增强,但是都以总部接受的形式出现。朱晋伟(2006)通过对62家在华运行5年以上的外商独资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其人才本地化的现状和实施人才本地化战略的原因。薛求知(2007)从子公司的角度出发,按照子公司创造知识的能力以及所创造知识的可转移性两个维度,把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划分为知识的提供者、吸收者、深化者以及修改者等四个角色。鲁桐(2007)指出要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成功率,应注意把握跨国经营战略不同特性、恰当地选择目标市场、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以及使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跨国经营战略相匹配这四个关键环节。但是,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历史比较短,关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实证尚处于起步阶段。 关于跨国经营的人力资源管理,赵曙明(2002)以动态的眼光对美日韩德四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了多维度的比较,郑海航等(2002)根据中小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人力资源管理的三维立体模式,陶向南等(2003)根据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分析框架,构建了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以及绩效表现对子公司人力资源本土化配置的路径模型。拉尔松和赵纯均等(2009)以20多家我国知名跨国企业为典型案例展开了分析,近年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问题受到国内学者的瞩目。 国外学者积累了大量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跨国经营企业为研究对象,而针对在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本等方面比较优势相对较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其跨国经营的相关研究则少有涉及,尤其对中国跨国经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随着金砖四国在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跨国经营的研究将丰富跨国经营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主要关注在华外国子公司的研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人们会越来越重视中国跨国经营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发展问题。同时,关于对“走出去”企业研究的重点,将从跨国经营的动机、“走出去”的战略战术和政策环境等方面的研究,逐渐转向对“走出去”企业内部深层的组织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样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将成为一个重要领域。 三、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分类 传统的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以eprg模式为基础提出来的,这一分类方法不能完全概括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实践。从上述文献研究中,我们发现可以从多角度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进行归类,对企业而言,组织文化、公司战略、职能管理、资源配置是基本分析单元,我们从这四个视角出发,归纳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 组织文化视角——人力资源管理的跨文化特征模式。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对待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时的组织活动方式是有差异的,可以从普遍主义对特定主义(universalism vs,particularism)、个人主义对共同主义(individualism vs,communitarianism)、情感内敛型对情感外露型(neutral vs.affective)、具体倾向对扩散倾向(specific vs,diffuse)、业绩型对属性型(achievement vs,ascription)、序列时间对同步时间(sequential vs,synchronous)、主观能动对外部影响(inner-directed l vs,outer-directed)等七个维度进行比较。 2 战略定位视角——海外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集权与分权模式。分析母公司在处理与海外子公司关系时,是以集权为主还是分权为主,从海外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标准的设定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方式的采用情况、母公司对子公司偏离目标时调控的及时程度、宽严程度等方面进行考察。 3 职能管理视角——人力资源职能管理的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模式。在全球一体化和当地反应性(i-r)分析框架基础上,评价国内外研究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倾向于母公司的做法、还是倾向东道国的做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 4 资源配置视角——海外子公司的人才来源模式。根据本国中心、多中心、全球中心的分类标准,分析海外子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母国、东道国、第三国等来源分布情况,对中国企业而言,有录用当地华人、留学生的倾向,所以应重点考察华裔有多少、是否存在“华人中心模式”。 四、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选择模型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选择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schuler etc(1992)提出的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和dowling(1999)提出的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如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选择分析框架。我们的基本假设是: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可以决定特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而所选择管理模式恰当与否,又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绩效。我们可以通过已经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这一假设;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可以通过经营绩效的好坏,来评判特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否适用,从而提出在一定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制约的条件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在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中,外生因素主要指影响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宏观要素,主要包括子公司所在的东道国、所属行业、在东道国与其他组织间网络关系等。内生因素指内部条件要素,主要包括母公司所有制性质、母公司跨国程度、母公司的规模、母公司的跨国经营的经验,股权经营方式、母公司的经营战略、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公司的组建模式、目标市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规模、海外子公司的成立时间等。衡量企业经营绩效最直接的方法是企业的财务指标,但是,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我们难以获取企业的财务数据,国内外的研究中一般采用管理人员主管判断法来评价海外子公司的业绩,主要从市场占有率的增长率,利润率,资产回报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等方面来考察。同时,对不同管理模式在竞争力、全球化的效率、国际灵活性、世界范围的学习等目标的达成情况进行分析。以上内生因素、外生因素及企业的经营绩效各类指标,我们可以通过针对主管人员的调查获得相应数据。 五、案例分析 为了比较跨国经营企业海外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决定因素,我们选取内生因素基本相同的两家知名企业进行分析,一家是海尔集团的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工厂(以下简称海尔工厂),一家是tcl集团的越南同奈省工厂(以下简称tcl工厂),母公司海尔集团和tcl集团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开展跨国经营的代表性企业。分析资料来源于访谈调查、企业的官方网站、研究性论文、新闻报道等,两家工厂的内生因素、外生因素、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及其经营绩效情况如表1所示。 从内生因素看,两家工厂都是由母公司独资经营,成立时间都是1999年,目标市场均是东道国,员工规模均少于1000人。两个工厂的母公司均有丰富的跨国经营经验,海尔集团创立于1984年,先后实施了名牌战略、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和全球化品牌战略,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2009年实现全球营业额1243亿元。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81年,2002年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2003年收购了美国高威达、2004年并购重组汤姆逊彩电业务和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在中国、波兰、墨西哥、泰国、越南等国家拥有近20个制造加工基地,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销售机构,全球员工总数超过5万名员,2009年tcl全球营业收入443亿元。 从外生因素看,海尔工厂生产电冰箱,tcl工厂生产彩色电视机,两者均属于家电行业。区别较大的是海尔工厂所在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成熟,有丰富的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劳动力成本高;而tcl工厂所在的越南是与中国毗邻的发展中国家,同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差异较小,劳动力成本低,但是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尚不成熟,企业需要的高级人才较为紧缺。另外从企业的经营绩效看,两个工厂均经历了建厂初期的亏损和近期扭亏为盈的过程。 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看,海尔工厂和tcl工厂大相径庭。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海尔工厂的经营层和员工均为当地人,尤其是最高经营层,海尔美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杰麦尔、负责海尔工厂事务的大卫·帕克斯均不是来自母公司;而tcl工厂的经营决策层是从母公司派遣的,第一、二、三任总经理分别是易春雨、邓伟文、王成,均来自母公司。在组织文化方面,两者都引入了母公司的文化,但是海尔工厂更多融合了东道国的管理文化;而tcl工厂更多采用了母国的文化。在战略定位方面,海尔工厂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分权为主;而tcl工厂经营管理层的流动性大,决策权集中于母公司,以集权为主。从职能管理视角看,在录用和选择、培训和发展、业绩评价、晋升、薪酬、沟通等方面,海尔工厂强调适应当地的法律和文化习惯,以当地反应性为主;tcl工厂强调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养,推行母公司的管理方法,是以全球一体化为主。 为什么海尔工厂和tcl工厂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呢?运用图1所示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作如下解释:在内生变量和经营绩效基本相同的条件下,由于外生变量中“东道国”的不同,决定了管理模式的不同。从中我们可以推论:现阶段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如果在美国这样与中国文化差异大的发达国家开设工厂,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本土化模式;在越南这样毗邻的发展中国家设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更适合于母公司统一模式。 六、结束语 从上述理论分析我们看到,通过对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划分,可以明确不同类型企业海外管理模式的特点,借助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可以找出决定企业选择管理模式的关键因素,进而指导企业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通过海尔工厂和tcl工厂的对比,说明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客观上存在不同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根据东道国的不同,企业可以选择相应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选择分析框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加以验证。 跨国经营论文:论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管理 摘要: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体现出来的单向的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已经过时了。事实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经营所需要的知识并不偏于一隅,跨国公司必须学会识别分散在全球的知识,加以整合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合全球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推广和销售。而这正是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核心。 关键词:跨国公司,知识管理 20世纪末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新世纪跨国公司都把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作为自己的经营战略。在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管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以前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只是按其本国需求而设计,然后到世界市场去销售,到现在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却是全球知识管理的结果。比如,一个it企业提供的最新计算机产品其设计是在美国硅谷进行的,芯片是在韩国生产的,软件是在印度设计的,整机组装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营销活动则是在香港进行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生产、分销和销售的有效网络并不能构筑其竞争优势。只有通过识别、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设计出符合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向世界学习来创新。 一、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较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 h.hymer)于1960年提出,其中心观点为垄断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企业的垄断优势分为两类:一是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能、营销能力等所有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二是企业凭借规模巨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 vernon)于1966年提出,他主要从产品和技术垄断的角度分析了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企业必须为占领国外市场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应首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小进行,因为在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以及国内市场容量上这些国家都具有优势地位,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国外仿制品的出现,创新企业就应到海外设立子公司。西欧经济、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与美国比较相似,而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企业首先投资于西欧。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创新企业的垄断优势逐渐消失,生产的相对优势已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为发展中国家。 从上述两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模式为单向的知识输出,即跨国公司带着其在母国市场上获得的技术诀窍、管理技能以及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东道国市场上进行制造、销售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这样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获得全球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母国市场和东道国市场间技术诀窍和管理知识间存在的差异跨国公司可以进行套利活动。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时既可以为其他的跨国公司顾客提供服务,又可以利用其能运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对当地的竞争者施加压力。其知识管理模式可以用图1概括如下: 图1 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以往跨国经营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h.dunning)在综合了各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国外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包括对无形资产的独占和企业经济规模两方面所产生的优势,或泛指任何能够不断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有能力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区位优势是东道国具有的,指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和国别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而且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贸和税收政策等,跨国公司总是把资金投向那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沦对于前面提到的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定的改进,即除了强调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知识优势的转移,也强调利用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和资源。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及其他低价值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获得成本优势,而将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研究与开发、生产设计、营销、战略、融资等活动留在国内。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仍然只是一种稍加改良的单向知识输出模式,即在知识输出的过程中要和当地的知识和资源结合起来,适应当地化的需要。 这种单向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在跨国公司中屡见不鲜。全球运动服饰的巨人耐克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的彼凡尔顿(beaverdon),是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管理、质量控制系统、财务和其它相关职能的神经中枢。它在一些低成本区位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契约的方式建立了稳定的生产网络,并在这些亚洲国家建立了质量控制和采购网络。同时它还在全球重要的市场建立了营销中心。其他跨国公司如西门子、宝洁、通用汽车等也是如此发展壮大的。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也在不断改进这种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发展到了极致。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学会了根据当地市场的差异调整产品、服务和管理系统,同时他们依然寻求保持全球一体化战略和运作的优势。“从全球着眼,从当地着手”这句口号正是最好的说明。然而无论这种模式有何改进,隐藏其中的一个逻辑是:全球化意味着用母国产生的产品、服务和优势去征服世界,然而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显得过时,“向世界学习”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旋律。 二、知识经济时代跨国公司知识管理新模式 199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首次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这一新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都认识到知识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工业经济社会里的战略资源是资本,而在知识经济则是知识和信息。知识经济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并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种新的全球知识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的挑战 1.知识经济大大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 (1)竞争优势的来源是建立在知识的识别、整合和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其它。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以此为基础的成本降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必须通过知识的积聚和创新来实现。代表美国新经济的微软公司、甲骨文公司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通用汽车、福特等老牌跨国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因此,知识是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知道如何利用其知识优势的个人和组织将增大其产品在整个产出中的份额。(2)企业全球化经营所需要的知识来源不再偏于一隅,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过去,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时多半是将国内市场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带到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中去,并适当根据当地的情况加以修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若还是依赖跨国公司总部的做法已不能满足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需要。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和合作的日益增多以及许多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设置在靠近顾客的市场。(3)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便利了商品、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谈到铁路和电报的出现是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样现代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也是促成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革命要素。空中运输、电信和计算机的成本自1950年以来已大幅度下降,以计算机和电信业为例,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像电视会议和电子邮件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得对范围广泛的经营活动的协调不仅更加可行,而且更加可靠和效率更高。运输成本由于集装箱的发明也大大降低了。这一切都使得商品、资本和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更为方便、快捷和廉价,从而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知识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挑战 (1)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不能构成全球经营的竞争优势。一个有效的全球生产、分销和销售的网络是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全球化经营不能确保其有全球竞争优势。90年代初,百事可乐公司制定了一个将其国际软饮料收入增加两倍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从1990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0亿美元。为实现这一目标,百事可乐公司发起了勇敢的冲锋。到90年代中期,该公司的经营遍及全球广大地区。不过这种全球扩张并没有转变为增长和赢利。实际上,到了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已经从诸如南非这样的一些主要市场上撤出,摆在面前的是国际饮料经营近10亿美元的亏损。此外,大部分产业中的主要竞争者都已知晓如何进行全球化经营,更有许多进行数字革命的公司已经在使用互联网迅速地为全世界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2)单一国内市场的需求不再是许多产业的主导力量。过去,跨国公司都是根据本国市场的需求来开发产品和服务,并将此产品和服务销售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市场由于其消费能力高、国内市场容量大往往成为新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地。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市场的需求就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引导市场的需求出现在一些跨国公司经营网络的边缘市场。比如对移动电话的新需求更多地出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跨国公司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识别这些分散的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并且利用其全球知识管理的力量,则将会在竞争中败北。(3)跨国公司仅利用从母国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垄断知识和诀窍已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基于母国市场上建立的垄断知识和技术诀窍不再能保证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因为可以令跨国公司超越竞争对手的技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具有专长的专家手中。今天的获胜者必须能够懂得识别和获取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能力和技术诀窍,并将它们整合,从而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4)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复杂的和棘手的,因此为知识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由于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细微的、复杂的和棘手的,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深深地隐藏在远距离和不熟悉的环境当中,无疑为知识的识别、整理和积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了解总部设在世界另一端的顾客企业的内部运转,或者弄清楚先进计算机模拟技术和机器人在药品开发中的应用就是这样的例子。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或许能为复杂知识的传递和互动提供便利,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对复杂知识的理解。企业需要新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过程来获取、解码、编码和整合利用这些复杂知识,并将其有效地传递给能有效应用这些知识的人。 (二)新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传统跨国经营模式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知识管理,而不是从母国出发。该管理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 图2 知识经济时代跨国经营的知识管理模式 虽然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还沉醉于过去的成功,已有不少企业正在运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取得了惊人的经营绩效。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就是一例。该公司是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的汤姆逊半导体合并而成的。在半导体业务上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大大落后于同在欧洲的其他牛导体公司,比如德国的西门子、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而日许多专家认为欧洲的半导体业务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企业已在芯片竞争中丧失了优势,当时领先的竞争者是美国、日本及环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对于欧洲的半导体生产商还不利的条件是其主要顾客市场并不在欧洲,而且半导体核心技术的发源地和制造专家遍布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日本的东京以及中国台北。然而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证明了怀疑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到2000年其销售额达到78亿美元,净利润超过 14亿美元,公司股票市值也超过了500亿美元。之所以取得如此不俗的经营业绩,可以说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的知识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当许多竞争对手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专用设备设计和生产专门的电子元件,这些电子元件将被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用来执行一个特殊的命令,比如硬盘驱动控制(hdd),这往往需要多达十块芯片和 100多个电子元件才能解决问题。但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却能从全球知识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综合了美国加利福利亚的圣何塞、日本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对主要顾客的调查结果,由位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意大利米兰、印度诺达 (noida)、新加坡、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技术专家组成的开发团队共同攻克了这个难题,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即仅用三块芯片组取代了过去复杂的电路板才能进行硬盘驱动控制的问题,这样帮助顾客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产品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好评。1996年第一次销售hdd芯片就创造了5000万美元的市场记录,并从美国公司那里夺取了 27%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从前的竞争对手。对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来说,不仅把它的业务从起初的几百万美元销售额扩展到现在的几百亿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全球知识的管理建立了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三)新的知识管理模式的优势 1.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是真正的全球化战略 全球化战略不只是指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而且同时还要建设并维护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并使一个企业的所有职能,包括研究与开发、采购、生产、后勤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以及金融财务国际化。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向全世界的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在所有的市场上参与竞争,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全世界寻找任何可能的市场并从全球的角度来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即使是它们尚未涉足的领域也显示出潜在的优势和威胁。 20世纪90年代诺基亚公司通过开展全球知识管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超过了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要知道美国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明国,而摩托罗拉公司也是最早大规模生产移动电话的公司之一。诺基亚公司80年代只是芬兰一家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1992年才决定专注于移动通信领域。对于诺基亚而言,移动电话和蜂窝网络业务并非产生于芬兰然后向国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外生产和销售,这就意味着要在全球同步发展。诺基亚必须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全球营销技巧,向日本学习掌握顾客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心理,比如小型化和数据应用,同样它也要向东南亚国家学习低成本制造的管理技巧。芬兰的管理层被派遣到世界的关键区域,构成了整个公司知识共享的网络。正是通过对全球知识网络的有效管理,所以,诺基亚总是能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市场的需求,从gsm的发展到最早提出“把互联网装进每一个人的口袋里”到“移动电子商务”,诺基亚的概念和行为总是领先于竞争对手一步。摩托罗拉公司因为将其创新思路局限于美国,丧失了向数字移动电话和gsm标准转向的先机,从而被诺基亚抛在了后面。 2.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有助于跨国公司重构核心竞争力 (1)全球知识管理是企业创造差异化战略和独特优势的新途径。现在太多企业的战略是雷同的,真正在产品绩效、服务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突破来自于不同地理环境发展出的技术和能力的结合,其中有些可能还是来自于别的产业。通过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脱离原有地理界限和企业视野的局限性,最早发现顾客的新需求,找到技术创新的来源,从而生产出全球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能够识别和整合来自多个地方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只有少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公司才做得到。尽管其投入要比在一地开展经营要大得多,其回报当然也是惊人的。我们前面谈到的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和诺基亚公司就是很好的证明。(2)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开启全球顾客的潜在需求。许多新的顾客需求或者对已有产品的新用途可能都出现在母国市场以外的地方。企业除了在满足这些特殊地方需求时获取利润,更为可观的是将这些特殊的需求引用到全球的顾客市场中,从而创造更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3)全球知识管理也意味着具备迅速开展全球新业务的能力。一个企业能接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了解母国其他市场的变化,这就说明企业具备了迅速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通过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企业能很快从全球的研究、开发和经营中获取收益。 三、中国企业的全球知识管理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又向全球化迈进了一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又迎来了全球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融人世界经济的洪流,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依赖。知识经济同样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在世界银行2001年10月31号的最新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针对中国的现实条件,世界银行对中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出了包括利用全球知识的六项建议。这充分说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可以在全球自由地流动,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契机,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1.转变思维方式,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 对于中国大部分企业来说,通常的思维逻辑是希望以中国的市场获取别人的技术转让,而主动利用全球知识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我们的企业大都没有走出国门,对世界市场完全缺乏了解和认识。事实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使了解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和能力,只是视野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智障阻碍企业跨出这重要的一步。因此,转变思路,拓宽视野,真正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对待企业的知识和经营,就可以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转变成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 比较传统跨国经营中的单向阶梯性的知识转移模式和全球性知识管理模式,可以明显地发现在前者我们处于被动和不利的位置,而在后者我们和跨国公司处于相同的位置,只是在全球知识管理的三个层面跨国公司更具有经验。由此,中国的企业应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思考。 诚然,能拥有全球知识管理能力的企业要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但并不是只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才具备。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成为全球知识管理的先行者。浙江的万向集团2001年9月份在美国收购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ai公司,从而成功进入了世界汽车主要厂商的采购网络。这是中国汽车零配件厂商在国内难以做到的。海尔在美国和欧洲的子公司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当地研究开发、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比如为欧美人特制的酒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如果用传统的跨国经营理论是难以解释的。 跨国经营论文:浅议我国国有企业的跨国经营现状与发展战略 论文关键词:跨国公司 投资经营 投资战略 论文摘 要:本文以跨国公司与我国国有企业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论述的主线,分析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认为,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必须进一步引进跨国公司投资,同时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战略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战略。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跨国公司的研究是从国际投资开始的,然而,在世界经济史中,国际贸易的历史远比国际投资悠久,国际贸易的理论也比国际投资的理论成熟得多。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有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和被称为“赫—俄—萨模式”(h-o-s model)的要素禀赋理论等比较公认的权威学说,而在国际投资方面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西方学者通常运用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国际投资现象,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各自的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理论难以对国际投资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 二、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国有企业海外经营中的问题主要是与企业的内部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相联系。这其中企业产权制度不明晰,海外企业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是主要原因。 (一)产权制度不明晰 目前我国境外企业的管理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承包经营制度。这本身是在当前我国对外投资管理经验相对缺乏,管理机制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问题是这种承包性制度往往建立于并不明晰的产权制度之上,在产权、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深层次的改革远未到位。 首先,按常理,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理应保值和增值,但从实际情况看,相当一部分境外企业的国有资产不仅没有增值,甚至连保值也未能做到。企业资产管理中存在漏洞,主要有:一些企业的国有资产以个人的名义在当地注册,造成产权关系不明确,给国有资产流失造成隐患。其次,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健全不仅存在于国内母公司,一些企业的境外子公司也沿袭了传统企业的经营机制。在该制度安排下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间的收益权与使用权划分没有得到合理且清晰的界定,进而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企业的管理机制尚未根本改变,国内企业可能过于强调了对海外公司的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问题研究管理与控制,而海外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与决策权力被大量剥夺;另一方面,对于海外企业的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与业务发展漠不关心,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海外企业缺乏国内母公司的相关支持而孤军奋战,海外业务的拓展活动显得后劲不足。同时国内母公司的这种态度在产权制度不明晰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境外企业管理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甚至导致管理者设租、寻租与企业资产的海外流失。 (二)政企不分与所有者主体缺位 我国国有企业历来是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点与难点,其关键问题就是政企不分与所有者缺位。应该说,国有企业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与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之间是委托关系,这在产权制度上是相对明晰的。简单来讲就是,机构作为所有者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中管理国有资产的是机构中实实在在的人,而这些人在事实上的责、权、利等方面与其所管理的国有资产并无百分之百的利害关系。这样来看实际上无论是国资委还是财政部充其量也只能还是国有资产的一个人而己,而相应的委托人即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方面仍然处于缺位的状况之中。 三、推动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 (一)提高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企业在一定的外部经济环境下,成功地进行国际生产与经营活动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从事设计、生产、销售产品和服务,其价格和非价格特性较国外竞争者更具有市场吸引力。我国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国际竞争力,只有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更有效的开展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 (二)把软技术创新作为提高国有企业科技开发能力的突破口 把软技术作为技术创新的突破口是是因为: 第一,投资少,风险小。硬技术创新需要的投资较大,潜在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较大,而软技术创新是对产品本体的延伸部分的创新,投资较少,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也相对较小。 第二,容易实现技术创新的目标。软技术创新从构思开发到具体实现都是以企业内部为主,只要充分利用企业自身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销售人员、生产人员或其他相关人员的努力,就可以达到技术创新的目标。 (三)加大国有企业科技开发资源的投入力度 首先,加大国有企业研究开发投入力度。科技开发是高投入、高风险活动,没有较大投入,很难进行创新。其次,建立有效的国有企业内部创新机制。最后,大力培养科技开发人才。科技开发是一个由知识技能的积累到创造性地应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靠承载知识技能的各种人才来完成的。国有企业为了获得高水平的科技开发人才,一方面要值得投资自己培养,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国有企业需要的各种专业人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使他们有用武之地。 四、结论 我国国有企业在进行跨国经营之一前,应强化我国国有企业自身素质,明确自身的优势、劣势,克服自身劣势,认真地做好知识准备和相应的人才准备,要全面地熟悉和把握国际惯例以及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产业政策变化以及法律政策等。根据我国国有企业的核心实力来决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开展海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明确投资方向。通盘考虑项目的条件和直接、间接效益,减少盲目行动,规避和减少风险。 跨国经营论文:浅析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绿色营销战略 论文关键词:跨国经营;绿色贸易;绿色营销 论文摘要:绿色营销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符合全球绿色消费兴起的发展趋势,有利于企业在跨国经营和贸易中绕过东道国的绿色贸易壁垒,更有利于提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公民形象。跨国企业的绿色营销战略包括:绿色文化建设、绿色营销组合以及绿色企业形象的宣传和公关三个方面。 如何在现有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必须解决的课题。绿色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巨大市场,使我国和发达国家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是我国追赶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巨大契机。据统计,2005年全球绿色商品贸易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到10 574亿元。美国克里兰夫市场预测公司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国际绿色消费正以每年平均12% -15%的速度递增。目前,全球已出现一个由环保技术和服务业构成的庞大的绿色市场,并是世界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后的四大市场之一。做好跨国绿色营销不仅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赢得新的经济增长点,还可以避免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之类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一、绿色营销在跨国经营中的重要性 (一)绿色营销符合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社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步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如酸雨、土地沙漠化、全球气候变暖、地球臭氧层遭到破坏、对重要生态资源的过快掠夺等。在生态间题日益紧迫的今天,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话题,如何在不牺牲环境的条件下持续、快速发展全球经济已经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绿色营销要求企业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发展的责任,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因此,绿色营销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手段,无疑已成为现代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绿色营销符合绿色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 人们的消费观念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追求健康的绿色消费。绿色消费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世人关注,绿色消费群体正在兴起。1998年世界环保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67%的荷兰人和80%的德国人表示在购买商品时会考虑环境因素;77%的美国人表示企业的环保形象影响了他们的购买倾向。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2000年的一项专项调查也显示:53. 8%的人愿意消费绿色产品;37. 9%的人表示购买过绿色食品、绿色建材或绿色家电等绿色产品。我国应该认清这一巨大的发展契机,顺利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三)绿色营销有利于绕过绿色壁垒 在国际贸易中,环境标志产品标准正在替代关税与配额壁垒,成为国际贸易中越来越重要的绿色壁垒。其内容有国际环保公约、国际环保法规标准、自愿性措施、加工生产方法标准和环保成本内在化等。在全球4 917种产品中,受绿色壁垒影响的3 746种产品的贸易额达47 320亿美元,其中直接受影响的达6 790亿美元。全球共计有137个进口国采用了绿色壁垒措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出口国之一,我国出口产品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绿色壁垒。 (四)绿色营销有利于提高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企业公民形象 绿色营销使企业将自身的利益目标融人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中,企业通过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不仅获取了利润,而且可以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在社会各界中获得良好声誉,提升企业的整体形象。因而,企业实施绿色营销既符合消费者对绿色环保产品的需求,也符合东道国政府发展经济的需要,同时兼顾了企业的经济利益和当地环境。其结果理所当然是跨国企业赢得当地居民和政府的支持。 二、跨国经营中的绿色营销战略 (一)建立并完善绿色企业文化 绿色企业文化以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将其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它是以发展企业清洁生产为基础、以开展生态营销为保证、以满足需求为动力,实现企业、生态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文化。利用绿色企业文化的凝聚力、激励力、导向力能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具体而言,跨国经营企业在建立绿色企业文化过程中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建立并完善企业绿色管理制度。在培育企业职工整体价值观的同时,必须建立、健全、完善必要的规章制度,使员工既有价值观的导向,又有制度化的规范。二是加强员工培训,提高员工对绿色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企业从招聘员工开始就应招聘对企业的绿色文化内核认同的人,并通过不断的培训,与奖金、晋升条件挂钩等措施,加强员工对绿色企业文化的认同,提高员工实施绿色文化的积极性。三是积极强化,持之以恒。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信条、口号、作风、习俗、礼仪等文化要素,是不断进行积极强化的产物。在建设企业文化时也应遵循趋乐避苦,趋利避害这些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 (二)制定高效的绿色营销组合战略 1.选择合适的绿色产品。跨国企业经营者通过情报信息网络广泛捕捉绿色资源信息、生产信息、技术信息、产品信息、消费信息、价格信息等,分析出国际绿色市场的变化动向,再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资源配置情况选择合适的绿色产品,为绿色技术和产品的开发提供依据。 2.绿色价格的制定。企业在制定绿色产品的价格时,应将生产开发绿色产品过程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在价格上反映资源和环境的价值,绿色产品价格应略高于一般同类产品的价格。如芬兰政府允许绿色产品的价格上扬30%;日本绿色产品的价格比一般产品高20%以上。 3.绿色促销。企业应利用促销宣传,建立起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渠道,可以通过举办绿色产品展销会、洽淡会的形式,来扩大绿色产品与消费者的接触面,通过有影响力的宣传媒介和公共活动,宣传企业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实际行动,树立良好的绿色企业形象。 4.绿色营销渠道的选择。企业应根据绿色产品的特殊性,选择不同的分销渠道,精心挑选有信誉、有良好公众形象、对绿色产品达成共识的商、批发商、零售商,提高销售渠道覆盖面。 5.绿色营销服务。企业应将绿色营销服务贯穿于整个销售过程,尤其是售后服务。既要满足消费者的绿色消费需求,也要节约能源和资源,鼓励重复使用、回收利用和循环再生,减少污染和二次污染。 (三)作好绿色企业形象宣传和公关 1.积极参与绿色认证。积极参与绿色认证既是执行绿色企业文化的表现,又有利于形成绿色行业进人壁垒,更有利于避免绿色壁垒。国际标准化组织在19%年正式颁布 is014000系列国际环境标准—国际贸易中的“绿色通行证”。“环境标志”正成为国内外贸易合作的重要内容,成为国际贸易的“通行证”。许多国家不仅将其视为保护环境的新举措,也将其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我国出口商品因无环境标志,每年损失约80亿美元。 2.建立并维护绿色企业形象系统。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一个崇尚自然、回归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工作环境和氛围:建立企业形象策划和研究机构,对绿色市场不断进行深人的调查和研究,制定各种绿色宣传和销售行动计划;定期对员工进行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培训,加大企业对环境保护和绿色营销方面的管理和监控;积极创造条件,申请取得相关贸易国或地区的环境标志,并积极争取获得is014000国际环保认证。对外,企业应大力推广企业特有的绿色产品,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等公共媒体,向公众传播企业的绿色经营理念和绿色企业形象;同时积极参与与环境保护和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社会公益文化活动。 3.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环保组织和贸易组织的活动和谈判。通过活动公关、谈判和深人沟通,让世界了解我国企业的环保努力,扩大我国企业在一些国际环保立法和贸易立法中的影响。 跨国经营论文:企业跨国经营中知识管理 摘要: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体现出来的单向的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已经过时了。事实上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竞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经营所需要的知识并不偏于一隅,跨国公司必须学会识别分散在全球的知识,加以整合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创造出适合全球的产品和服务,在全球市场上推广和销售。而这正是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核心。 关键词:跨国公司,知识管理 20世纪末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新世纪跨国公司都把如何更好地全球化作为自己的经营战略。在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管理显得越来越为重要,以前跨国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往往只是按其本国需求而设计,然后到世界市场去销售,到现在跨国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却是全球知识管理的结果。比如,一个IT企业提供的最新计算机产品其设计是在美国硅谷进行的,芯片是在韩国生产的,软件是在印度设计的,整机组装是在中国大陆进行的,营销活动则是在香港进行的。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在世界各地建立一套生产、分销和销售的有效网络并不能构筑其竞争优势。只有通过识别、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设计出符合全球市场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跨国公司竞争优势之所在。换句话说,就是通过向世界学习来创新。 一、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西方较早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理论。垄断优势理论由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H.Hymer)于1960年提出,其中心观点为垄断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企业的垄断优势分为两类:一是包括生产技术、管理技能、营销能力等所有无形资产在内的知识资产优势;二是企业凭借规模巨大而产生的规模经济优势。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农(RaymondVernon)于1966年提出,他主要从产品和技术垄断的角度分析了产生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认为产品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企业必须为占领国外市场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品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在产品创新阶段,应首先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小进行,因为在开发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以及国内市场容量上这些国家都具有优势地位,在产品成熟阶段,随着国外仿制品的出现,创新企业就应到海外设立子公司。西欧经济、技术水平和消费需求与美国比较相似,而生产成本低于美国,所以美国的企业首先投资于西欧。在产品的标准化阶段,创新企业的垄断优势逐渐消失,生产的相对优势已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和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为发展中国家。 从上述两理论,我们可以看出知识管理模式为单向的知识输出,即跨国公司带着其在母国市场上获得的技术诀窍、管理技能以及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在东道国市场上进行制造、销售来充分利用这些经验。这样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获得全球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由于母国市场和东道国市场间技术诀窍和管理知识间存在的差异跨国公司可以进行套利活动。跨国公司在进行跨国经营时既可以为其他的跨国公司顾客提供服务,又可以利用其能运用全球资源的能力对当地的竞争者施加压力。其知识管理模式可以用图1概括如下: 图1传统跨国经营理论中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以往跨国经营理论存在的某些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H.Dunning)在综合了各位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核心是强调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的国外企业所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包括对无形资产的独占和企业经济规模两方面所产生的优势,或泛指任何能够不断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有能力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区位优势是东道国具有的,指跨国公司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点和国别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生产要素优势。这种优势不仅包括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而且包括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贸和税收政策等,跨国公司总是把资金投向那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国家和地区。 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沦对于前面提到的垄断优势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有一定的改进,即除了强调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知识优势的转移,也强调利用东道国市场的知识和资源。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及其他低价值的活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获得成本优势,而将高附加值的活动,如研究与开发、生产设计、营销、战略、融资等活动留在国内。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仍然只是一种稍加改良的单向知识输出模式,即在知识输出的过程中要和当地的知识和资源结合起来,适应当地化的需要。 这种单向阶梯性的以输出为主的知识管理模式在跨国公司中屡见不鲜。全球运动服饰的巨人耐克公司就是这样的例子。它的总部位于美国俄勒冈的彼凡尔顿(Beaverdon),是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品牌管理、质量控制系统、财务和其它相关职能的神经中枢。它在一些低成本区位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以契约的方式建立了稳定的生产网络,并在这些亚洲国家建立了质量控制和采购网络。同时它还在全球重要的市场建立了营销中心。其他跨国公司如西门子、宝洁、通用汽车等也是如此发展壮大的。 随着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也在不断改进这种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发展到了极致。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学会了根据当地市场的差异调整产品、服务和管理系统,同时他们依然寻求保持全球一体化战略和运作的优势。“从全球着眼,从当地着手”这句口号正是最好的说明。然而无论这种模式有何改进,隐藏其中的一个逻辑是:全球化意味着用母国产生的产品、服务和优势去征服世界,然而这在知识经济时代已显得过时,“向世界学习”成为全球竞争的主旋律。 二、知识经济时代跨国公司知识管理新模式 1996年,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首次正式提出了知识经济的概念,这一新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认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都认识到知识对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工业经济社会里的战略资源是资本,而在知识经济则是知识和信息。知识经济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并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提出了挑战,一种新的全球知识管理模式呼之欲出。 (一)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模式的挑战 1.知识经济大大改变了全球竞争的环境(1)竞争优势的来源是建立在知识的识别、整合和创新基础上,而不是其它。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经说过:“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正成为真正的资本与首要的财富”。这个说法毫不夸张。在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规模经济和以此为基础的成本降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必须通过知识的积聚和创新来实现。代表美国新经济的微软公司、甲骨文公司等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超过了通用汽车、福特等老牌跨国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市值。因此,知识是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知道如何利用其知识优势的个人和组织将增大其产品在整个产出中的份额。(2)企业全球化经营所需要的知识来源不再偏于一隅,而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过去,跨国公司开展跨国经营时多半是将国内市场的生产、销售管理经验带到东道国的经营活动中去,并适当根据当地的情况加以修正。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市场,若还是依赖跨国公司总部的做法已不能满足企业全球化经营的需要。其中最明显的迹象是企业间的技术联盟和合作的日益增多以及许多跨国公司将研发机构设置在靠近顾客的市场。(3)通信技术的发展和运输成本的大大降低便利了商品、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动。美国管理学家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一书中谈到铁路和电报的出现是促成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同样现代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发展也是促成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的革命要素。空中运输、电信和计算机的成本自1950年以来已大幅度下降,以计算机和电信业为例,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以及像电视会议和电子邮件技术的广泛应用已经使得对范围广泛的经营活动的协调不仅更加可行,而且更加可靠和效率更高。运输成本由于集装箱的发明也大大降低了。这一切都使得商品、资本和信息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更为方便、快捷和廉价,从而为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知识管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知识经济对传统跨国经营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挑战(1)全球的生产和销售网络并不能构成全球经营的竞争优势。一个有效的全球生产、分销和销售的网络是建立全球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全球化经营不能确保其有全球竞争优势。90年代初,百事可乐公司制定了一个将其国际软饮料收入增加两倍多的雄心勃勃的目标――从1990年的15亿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50亿美元。为实现这一目标,百事可乐公司发起了勇敢的冲锋。到90年代中期,该公司的经营遍及全球广大地区。不过这种全球扩张并没有转变为增长和赢利。实际上,到了1997年,百事可乐公司已经从诸如南非这样的一些主要市场上撤出,摆在面前的是国际饮料经营近10亿美元的亏损。此外,大部分产业中的主要竞争者都已知晓如何进行全球化经营,更有许多进行数字革命的公司已经在使用互联网迅速地为全世界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和服务。(2)单一国内市场的需求不再是许多产业的主导力量。过去,跨国公司都是根据本国市场的需求来开发产品和服务,并将此产品和服务销售到世界各地。特别是美国市场由于其消费能力高、国内市场容量大往往成为新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地。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市场的需求就可以完全代表世界市场的需求。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引导市场的需求出现在一些跨国公司经营网络的边缘市场。比如对移动电话的新需求更多地出现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跨国公司不能比竞争对手更好地识别这些分散的和多元化的市场需求,并且利用其全球知识管理的力量,则将会在竞争中败北。(3)跨国公司仅利用从母国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垄断知识和诀窍已不能在全球竞争中取胜。基于母国市场上建立的垄断知识和技术诀窍不再能保证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胜出,因为可以令跨国公司超越竞争对手的技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具有专长的专家手中。今天的获胜者必须能够懂得识别和获取分散在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能力和技术诀窍,并将它们整合,从而创造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和服务。(4)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复杂的和棘手的,因此为知识管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由于有价值的知识通常是细微的、复杂的和棘手的,这意味着它们可能深深地隐藏在远距离和不熟悉的环境当中,无疑为知识的识别、整理和积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比如了解总部设在世界另一端的顾客企业的内部运转,或者弄清楚先进计算机模拟技术和机器人在药品开发中的应用就是这样的例子。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互联网或许能为复杂知识的传递和互动提供便利,然而这并不能保证对复杂知识的理解。企业需要新的组织结构和运作过程来获取、解码、编码和整合利用这些复杂知识,并将其有效地传递给能有效应用这些知识的人。 (二)新的知识管理模式 由于传统跨国经营模式中的知识管理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这种新的知识管理模式主要是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知识管理,而不是从母国出发。该管理模式分为三个阶段,如图2所示: 图2知识经济时代跨国经营的知识管理模式 虽然大部分的跨国公司还沉醉于过去的成功,已有不少企业正在运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取得了惊人的经营绩效。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就是一例。该公司是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的汤姆逊半导体合并而成的。在半导体业务上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大大落后于同在欧洲的其他牛导体公司,比如德国的西门子、荷兰的飞利浦公司,而日许多专家认为欧洲的半导体业务是没有前途的,因为欧洲的企业已在芯片竞争中丧失了优势,当时领先的竞争者是美国、日本及环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对于欧洲的半导体生产商还不利的条件是其主要顾客市场并不在欧洲,而且半导体核心技术的发源地和制造专家遍布在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日本的东京以及中国台北。然而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证明了怀疑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到2000年其销售额达到78亿美元,净利润超过14亿美元,公司股票市值也超过了500亿美元。之所以取得如此不俗的经营业绩,可以说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的知识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当许多竞争对手将注意力集中在为专用设备设计和生产专门的电子元件,这些电子元件将被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上用来执行一个特殊的命令,比如硬盘驱动控制(HDD),这往往需要多达十块芯片和100多个电子元件才能解决问题。但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却能从全球知识管理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综合了美国加利福利亚的圣何塞、日本东京、芬兰的赫尔辛基对主要顾客的调查结果,由位于法国的格勒诺布尔、意大利米兰、印度诺达(Noida)、新加坡、美国德克萨斯州等地技术专家组成的开发团队共同攻克了这个难题,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即仅用三块芯片组取代了过去复杂的电路板才能进行硬盘驱动控制的问题,这样帮助顾客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产品一经推出就立刻受到好评。1996年第一次销售HDD芯片就创造了5000万美元的市场记录,并从美国公司那里夺取了27%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从前的竞争对手。对于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来说,不仅把它的业务从起初的几百万美元销售额扩展到现在的几百亿美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对全球知识的管理建立了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三)新的知识管理模式的优势 1.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是真正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战略不只是指在世界市场上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而且同时还要建设并维护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并使一个企业的所有职能,包括研究与开发、采购、生产、后勤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以及金融财务国际化。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向全世界的顾客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新的知识管理模式可以帮助企业在所有的市场上参与竞争,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全世界寻找任何可能的市场并从全球的角度来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即使是它们尚未涉足的领域也显示出潜在的优势和威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0世纪90年代诺基亚公司通过开展全球知识管理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全球著名的移动电话公司,超过了美国的摩托罗拉公司,要知道美国是移动电话技术的发明国,而摩托罗拉公司也是最早大规模生产移动电话的公司之一。诺基亚公司80年代只是芬兰一家进行多元化经营的企业,1992年才决定专注于移动通信领域。对于诺基亚而言,移动电话和蜂窝网络业务并非产生于芬兰然后向国外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外生产和销售,这就意味着要在全球同步发展。诺基亚必须要向美国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全球营销技巧,向日本学习掌握顾客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心理,比如小型化和数据应用,同样它也要向东南亚国家学习低成本制造的管理技巧。芬兰的管理层被派遣到世界的关键区域,构成了整个公司知识共享的网络。正是通过对全球知识网络的有效管理,所以,诺基亚总是能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市场的需求,从GSM的发展到最早提出“把互联网装进每一个人的口袋里”到“移动电子商务”,诺基亚的概念和行为总是领先于竞争对手一步。摩托罗拉公司因为将其创新思路局限于美国,丧失了向数字移动电话和GSM标准转向的先机,从而被诺基亚抛在了后面。 2.新的知识管理模式有助于跨国公司重构核心竞争力(1)全球知识管理是企业创造差异化战略和独特优势的新途径。现在太多企业的战略是雷同的,真正在产品绩效、服务价值和降低成本方面的突破来自于不同地理环境发展出的技术和能力的结合,其中有些可能还是来自于别的产业。通过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脱离原有地理界限和企业视野的局限性,最早发现顾客的新需求,找到技术创新的来源,从而生产出全球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此外,能够识别和整合来自多个地方的知识和技能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只有少数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公司才做得到。尽管其投入要比在一地开展经营要大得多,其回报当然也是惊人的。我们前面谈到的SGS-汤姆逊微电子集团和诺基亚公司就是很好的证明。(2)全球知识管理可以帮助企业开启全球顾客的潜在需求。许多新的顾客需求或者对已有产品的新用途可能都出现在母国市场以外的地方。企业除了在满足这些特殊地方需求时获取利润,更为可观的是将这些特殊的需求引用到全球的顾客市场中,从而创造更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3)全球知识管理也意味着具备迅速开展全球新业务的能力。一个企业能接近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了解母国其他市场的变化,这就说明企业具备了迅速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能力。通过整合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知识和技能,企业能很快从全球的研究、开发和经营中获取收益。 三、中国企业的全球知识管理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又向全球化迈进了一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打开了通向世界之门,又迎来了全球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融人世界经济的洪流,才有可能取得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依赖。知识经济同样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在世界银行2001年10月31号的最新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索。针对中国的现实条件,世界银行对中国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提出了包括利用全球知识的六项建议。这充分说明由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可以在全球自由地流动,我们必须把握这个契机,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 1.转变思维方式,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对于中国大部分企业来说,通常的思维逻辑是希望以中国的市场获取别人的技术转让,而主动利用全球知识似乎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我们的企业大都没有走出国门,对世界市场完全缺乏了解和认识。事实上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已使了解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多企业具备了“走出去”的实力和能力,只是视野的局限和思维方式的智障阻碍企业跨出这重要的一步。因此,转变思路,拓宽视野,真正站在全球化的高度来对待企业的知识和经营,就可以将全球知识为我所用,转变成企业的知识和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比较传统跨国经营中的单向阶梯性的知识转移模式和全球性知识管理模式,可以明显地发现在前者我们处于被动和不利的位置,而在后者我们和跨国公司处于相同的位置,只是在全球知识管理的三个层面跨国公司更具有经验。由此,中国的企业应将全球知识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思考。 诚然,能拥有全球知识管理能力的企业要有一定规模和实力,但并不是只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才具备。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成为全球知识管理的先行者。浙江的万向集团2001年9月份在美国收购了一家纳斯达克上市公司――VAI公司,从而成功进入了世界汽车主要厂商的采购网络。这是中国汽车零配件厂商在国内难以做到的。海尔在美国和欧洲的子公司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当地研究开发、当地生产和当地销售,比如为欧美人特制的酒柜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如果用传统的跨国经营理论是难以解释的。 跨国经营论文: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 摘要:企业文化对中国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企业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过程中文化准备的重要意义,认为企业中的文化因素走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中国企业应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同时有意识培养跨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 1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两个重要方面 新的世纪,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这就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一般而言,跨国经营是一个国家加入WTO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从事跨国经营将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世界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目前,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政府已明确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全方位开展海外投资,中共“十五大”提出并确定了鼓励能够发挥中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方针。1998年主席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有实力有优势的国有企业走出去,到国外,主要是到非洲、中亚、中东、中欧、南美等地投资办厂,从事境外加工贸易,扩大出口,实现成熟产业的国际转移”。 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20年的发展,中国不少企业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具备了开展海外投资的条件。据外经贸部统计,自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中国已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793家贸易和非贸易型企业,协议投资总额约100亿美元,其中中方协议投资额65亿美元。中国已被联合国评为新兴的海外投资国,中国有数家公司已经被联合国列入来自发展中国家最大的50家跨国公司行列。中国一批优秀企业,如海尔集团、上海广电、万向集团、杉杉集团、新希望、华为、科龙、格兰仕、森达、东方集团等,都已不同程度地走向跨国经营。 在讨论企业跨国经营文化准备的有关问题时,一般企业很容易想到文化冲突、跨文化沟通、文化变革等与跨文化沟通和管理相关的事项,但本人认为,企业文化与理念体系的构建是更加重要的一方面,它对企业在迈向跨国公司的重大转型过程中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文将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文化准备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企业文化的哲学与理念体系的构建,二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下面分别对这两方面作一探讨。 2构建适合的企业哲学与理念体系是事关企业跨国发展时期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 决定企业生死成败的核心问题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内部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公理与常识之一。但文化因素对企业命运的重要意义许多企业界人士认识不够,不少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几句口号加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不能没有,但意义不大;而国内学术界则对此缺乏切身体会。因此,对这一问题目前还有论述的必要。 2000年中期,笔者有幸与国内优秀的高科技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书记陈珠芳女士就企业文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言谈间,这位前华中理工大学教授说了一句令人印象至深的话――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 华为公司是中国少有的在电子信息领域技术与生产规模方面都达到世界级水平的民营高科技企业,更是少有的“在管理思想上有很多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管理哲学”的企业。其四万余字的《华为基本法》标志着华为公司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基本经营政策体系的确立,也标志着其接班人确立原则与机制的确立,标志着华为公司由创业者个人色彩浓郁的企业家型管理向职业型管理的重大转变。 2000年,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销售额超过220亿元,管理员工16000余人,其中85%具有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目前,华为在全球建立了40多个海外代表处,产品进入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美国和印度设立了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2000年“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行榜”,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9亿元,在利润排行榜上超越联想、方正等知名企业居百强首位。 陈珠芳女士所言的“企业的理念体系”就是广义的企业文化,而“核心能力或称核心竞争力”(CoreCompetence)这一概念源自80年代后期欧美学术界。当时,面对日本企业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美国不得不放下架子去研究日本。经过埋头研究与思索,他们发现日美管理的根本差异在于对管理因素的认识有所不同。美国管理过分强调技术、设备、方法、规章、组织结构、财务分析等这些“硬”的因素,而日本则比较注重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美国人发现这些差别后,又回过头研究美国经营成功的企业,发现美国的成功企业也同样注重这些“软”的因素。他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些“软”的因素,即企业中的理念体系和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 因此,“核心能力”概念的提出其重要意义就在于明确了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广义的企业文化――企业的理念体系即构成企业的核心能力。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管理学》中也将管理与文化明确地联系起来。他认为,管理不只是一门学科,还应是一种文化,有它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工具和语言,管理效率依赖于价值系统、管理哲学等文化变量。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二是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和理念体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文化因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在公司创业初期,重要的是生存与扩张,是产品和市场,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个必须探讨的问题,因为它不构成企业发展的重要变量。但当一个公司的规模扩展到相当程度,即它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已成为或即将成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时候,文化的探讨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此时对企业文化的探讨既成为内部管理问题,也成为对外营销问题。对内而言,随着企业的扩大和员工的增加,企业领导者迫切需要一个发挥增强企业内聚力、形成企业思维以统一员工思想、确认工作评价标准、确认接班人标准等作用的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即企业的文化体系、理念体系;对外而言,此时随着企业在业务过程中触及的社会利益日益广泛复杂,人们已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其合理性和利益的得失,企业文化中的使命与宗旨、服务精神、社会意义等因素凸现出来,文化又成为对外营销问题,部分企业甚至以自身的企业哲学作为营销主要述求点之一,使之成为企业形象的重要部分之一。 因此,世界许多成功的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阶段时都已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管理文化”或“管理哲学”,并发展出一整套“企业理念体系”。如IBM公司“尊重个人、服务、追求卓越”企业哲学;日本松下的“自来水哲学”及由此而来的企业定位;美国麦当劳的“质量、服务、清洁、价值”的理念及由此而来的标准化操作体系和销售欢乐的营销特色;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构筑无界限的组织、成为所进入行业内数一数二企业”等独特理念体系。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因素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企业哲学是企业理念体系的纲领,而企业理念体系是企业哲学的具体细化,它既包括诸如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也包括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 如美国麦当劳公司的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质量、服务、清洁、价值”(QSC V),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十分复杂,包括厚达385页的《营运手册》(即《麦当劳手册》),包括“细心、关心、爱心”、“顾客永远第一”、“大胆、充满兴奋”、“立即动手”等七项基本政策,也包括质量管理的标准化、创造欢乐的就餐气氛、每晋升一级都必须接受的职业训练课程(共计有BCC、ACC、ACX、SIP、SWTP等多种)等管理方法,在此理念体系的指导、激励下,麦当劳井井有条地管理着全球超过15万家连锁店、200多万名员工,成为全球第一品牌。 又如在《财富》杂志近年组织的“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评选中连续数年名列榜首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其企业哲学可以简单表述为对下属企业要求“数一数二”、对内部管理要求“精简、速度和自信”,以构筑“无边界”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其企业理念体系则更加复杂,不仅包括其“通用电气价值观”,即痛恨官僚主义、开明、讲究速度、自信、高瞻远瞩、精力充沛、果敢地设定目标、视变化为机遇、适应全球化对领导人的要求等,还包括其全球化、服务和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等三大增长措施、对领导人的4E品质(Energy、Energizer、Edge、Excute)要求以及对管理的三手段T(技术)、P(政治)、C(文化)的同等重视等。其中,仅六个西格玛质量标准就是一个颇为庞大系统的、规范化的工作方法,该方法规定了GE员工应如何工作,以使其产品与服务的满意率达到统计学中正态分布的“六个西格玛(即Z值所对应的面积)”。在正态表上,一个西格玛是68.27%,两个西格玛是95.45%,三个是99.73%,四个是99.9937%……六个西格玛与100%已差别很小,GE藉此活动基本消灭了公司每天在全球从事生产的每一产品、每一道工序和每一笔交易的缺陷和不足。至于其具体方法与操作,外界则难以详细了解。 有“20世纪最伟大的经理人”之称的韦尔奇认为企业文化与价值观是企业管理中最模糊的领域,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它关系到如何指导组织行为,有难以言传的价值和意义。每个组织都需要有价值观,精干的组织尤其必要,价值观的形成是长远的挑战。 朱?基总理曾于2000年5月组织中国20多家中央直属超级国企领导人赴GE设在美国克罗顿维尔的培训基地,接受杰克?韦尔奇及其管理团队为期两周的培训,以学习通用电气公司卓越的管理之道。 国内企业对文化因素重视不够的主要原因是混淆了企业文化中企业哲学与企业理念体系的区别,将企业文化等同为几句口号和一些职工文娱活动,以致许多人认为搞企业文化就是“玩虚的”,不实在,不能赚钱,没用;此外,还有一个现象是有相当多企业对于提出几句口号、整理几句价值观等文化活动还是颇为热衷,认为这就是重视企业文化,却忽略了扎实、艰巨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 事实上,企业理念、价值观等企业哲学实质已成为企业文化中的显性部分,主要发挥企业文化中的对外营销作用,社会大众较为容易接触并了解;而企业理念体系则是企业文化整体冰山海平面下的隐性部分,发挥着对内的管理、指引、协调等功能,是构成企业管理独特性的重要部分,其中有些管理方法和系统甚至是企业知识产权与KNOW-HOW的重要部分,外人一般难以详细了解与掌握。 综上所述,企业的核心能力就是企业的理念体系,企业中的文化因素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因素,是企业管理成败的根本与关键因素,处于跨国发展时期的企业,在注重企业规模与效益扩大的同时,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加强企业文化的建设,特别是加强与企业实际运作密切相关的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否则,如果没有适合自身的“理念体系”、“管理文化”,或仅有几句口号,或者“理念体系”不符合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企业就难以获得长久稳定的发展,较易发生各种意外事件而崩溃,或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消亡。 3加强跨文化的研究与管理以适应企业跨国发展的需要 企业要跨国发展,除必须了解进入国家的市场及其运作规则外,还必须了解其社会文化、人际交往规则、企业管理模式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等。为此,我们需要对影响企业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的文化层面进行分析。 根据荷兰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史特德(Hofstede)的研究,对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有影响的文化层面主要有五个方面,它们是:①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②权力差距;③不确定性的规避;④阳刚与阴柔;⑤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它们分别表明人们对他人、对权威、对不确定性、对自我、对时间的价值观。 个人主义是指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假定其中的人们都只关心自己和最亲密的家庭成员;而集体主义则是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分为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人们期望自己所在的那个内部群体照顾自己,而自己则对这个内部群体绝对忠诚。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开明专制君主,是仁慈的独裁者;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较高,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主权。 所谓“不确定性的规避”,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试图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拒绝越轨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忠诚和专业知识来规避上述态势。” 阳刚与阴柔是指:“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占优势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别人、重视个人生活质量”;其反面则是“女性”价值占优势。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注重节约、节俭和储备;做任何事均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面向过去与现在,着重眼前的利益,注重对传统的尊重,注重负担社会的责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利润,上级对下级的考绩周期较短,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不容拖延。 研究表明,中国的大陆、香港与台湾均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围,它们的文化层面和管理形态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很深,倾向于集体主义,保持了较大的权力距离;从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看,台湾属中等,香港较低,大陆在由低向高的方面发展;从男性与女性价值观方面看,港台更倾向于男性价值观,而大陆则属于一种中性的、混合型的价值观。 美国和加拿大是高度实用主义的国家,强调利润最大化、组织效率和生产率。它们是个人主义化和行动导向的国家,对风险具有高度的忍耐性,具有低程度的不确定性规避的倾向。美国属于高成就需求型,强调个人的自我成就,重视民主领导方式,倾向于集体决策与参与,权力距离很小,男性化的指标是中等的,倾向于体贴人的、关系指向型的领导。 日本社会和企业高度重视集体主义,在权力距离方面,保持了一方面扩大、另一方又缩小的两种倾向;日本人具有高度的对不确定性进行规避的倾向;在男性化与女性化价值观方面,日本人保持了一个高度男性化的文化价值观。 欧洲的情况比较复杂,大体上可分为英国系、日尔曼系、近东系、北欧系、拉丁系等几种类型。 因此,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发展的过程中,应详细了解拟进入国家的市场与文化情况,根据所在国家不同的文化层面特点,有针对性地调整自身的管理措施与策略,具体建议见本文下一节。 此外,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母公司与分公司利益冲突、外国分公司负责人国籍选择等问题,根据帕穆特(Perlmutter)的著作,世界主要跨国企业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1)跨国企业起步时属于“种族优越主义”阶段。企业赴海外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谋求母公司的利益,由公司所在的某国发号施令,指挥在外国文化下的分支机构如何行事。 (2)跨国企业进入愈来愈多的国家后,不能再以母国的利益为重,必须转向“多轴心主义”阶段。外国据点的营运重任愈来愈由当地管理阶层主导,他们比单纯的外国人更受到当地政府及文化的左右,但也能掌握母国公司的文化精髓。 (3)进入第三个阶段,公司开始“以地球为中心”(geocentric)阶段。也就是说,只要和企业成长及生存相关,都是从公司利益出发,任何国家(包括母国)的压力和其他国家一样,公司不会特别优先考虑。此时,经理成为公司的一员,他的国籍反而不被重视,任何人可以凭功绩在全球化企业中步步高升,不会因国籍而有不同待遇。新的企业文化诞生,经理人不再担负任何包袱,其中包括国家文化方面的包袱。 4关于文化准备的几点具体建议 (1)下大力气进行企业理念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时间较短,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在企业理念体系的完善与创新方面都仅处于万里长征的开始,大部分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只是关于目标、宗旨、信念、人和、价值准则等这些“软”的因素,而在工作评价标准、操作要求标准、工作方法、组织构建原则等这些与企业实际运作直接相关的“硬”的因素方面,细化具体的东西较少,形之于文字且直接指导操作的,就更少。 在管理的诸多环节,中国许多企业仍处于粗放经营阶段,而跨国公司是一种高度组织性的超巨型企业,客观上需要有高度严密的管理,世界上跨国公司早发展国家已经积累了上百年的经验,具有成熟而不断创新的管理理念体系和规范化的管理技术。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目标,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付出艰辛的探索和努力。 (2)确定合适的国际化发展思路,确立“以地球为中心”的国际化经营理念,尽量缩短企业文化的成熟过程,在开始阶段尽量减少文化冲突。 具体措施包括:选择进入地区与国家时考虑文化因素,以香港为桥梁,或先与国外企业组建合资企业介入跨国企业经营等。 (3)有意识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如对方国家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则应选派民主型、关怀型领导;反之,则选派权威型领导。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高,进入该国后首要工作就是树立稳定、专业、规范的企业形象,并制订好各项规章制度;如对方国家不确定性回避指数低,则可以优先考虑市场机会等。 (4)积极引导企业内部的文化变革,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企业文化只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必然具有社会文化的特征。因此,国内企业的内部文化往往具有“权力距离大、个人主义指数低、长期导向明显”等特征,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需要充分了解对方的文化,还必须适当调整自己,使自身的企业文化特征具有足够的包容性与可塑性,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合作者和工作人员感到适应与亲切。 为此,中国企业应积极引导内部文化的变革,使之与国际主流文化趋同,适度降低权力距离指数,提高个人主义指数。具体措施包括:鼓励经理人员的参与式、协调式、平等交换式风格与系统有条理的工作作风,讲究实际,鼓励员工的不同意见,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等。 (5)加强跨文化的沟通与管理方面的研究与培训,有意识地培养跨越文化的经理人,大力提倡、推广应用国际化工作语言,在公司内部形成学习与使用多种语言的风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员工的文化敏感力和文化适应性,以加快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政治小论文:厂务公开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党的十六大明确地表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认为厂务公开就是落实“三个代表”的具体形式。厂务公开在幼儿园也称之为园务公开,它是反映园情民意,职工行使民主权利的有效形式,它能够反映全体职工的思想动态、意愿要求,能够理顺职工的思想情绪,化解矛盾,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无形的工作,它时刻要求党员干部要及时进行宣传教育,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特别是在油田深化改革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职工的思想有起伏、有波动也是正常的。但这些都需要党员干部在认真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精神,特别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组织全园教职工采取集中学习、分组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通过发放“明白纸”、出宣传专栏、抄政治学习摘记、写心得体会的形式,让全园教职工产生危机感,充分认识到当前形势的严峻。在岗效薪点制试点摸底中每个职工都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只有认清形势,转变观念,努力学习,提高素质,才能在发展中求生存、求上进。对于职工有看法,有不理解的地方,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化解职工的看法和顾虑。有效的化解使全园教职工对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对自身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技能培训。在这次幼儿园计算机高级培训中,全园65的保教人员积极报名,踊跃参加,刻苦练习,形成了一个学业务、练技能、强素质的良好氛围。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在园务公开中能否成功,关键取决职工群众对公开内容的关切度和满意度。为此我们首先提高对园务公开的认识。实行园务公开群众是基础,领导是关键,重点在认识。园务公开对促进领导班子、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发挥民主,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所在。因此,幼儿园领导始终把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放在首位,并将其贯穿于推行园务公开这一工作的全过程。在年初制订园务计划、教育教学计划、工会计划时,将园务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办园方针,规划在日常工作之中。其次,建立健全园务公开的机制。厂务公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政工组织的共同任务,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的表现。幼儿园成立了由园领导担任小组组长,成员由在教职工中有威信、各工种的代表人员组成的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小组;依据上级《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监督制度》,结合本单位实际,制订幼儿园《园务公开、民主监督办法细则》,使园务公开、民主监督领导小组成员人人知晓园务公开的内容、形式以及自己的义务、权利。 园务公开涉及到幼儿园的重大决策,热点、难点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工资、奖金发放,职工疗养、培训,物资采购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是教职工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敏感问题,而且容易引发矛盾与教职工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因此,在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考核细则、办法及做出各种重大决策时,我们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首先经过办公室提议,班组长讨论,然后提交教职工广泛酝酿。信息反馈上来后,再加修改、补充和完善,经职代会表决同意实施。特别是对幼儿园发展规划、浮动工资奖金发放办法、岗位量化考核标准、教育教学奖励方案等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有关评优、选先、晋级、疗养、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幼儿园做到了,强化职工监督,不搞“暗箱操作”,最大限度增加透明度。 搞好园务公开,关键是领导,特别是园长,要有较强的群众观点和民主意识,摆正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作为园领导应该凡事公开透明,实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不搞家长制、一言堂,尊重和维护教职工在幼儿园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虚心听取她们的意见、建议和批评,悉心倾听她们的呼声,做她们的贴心人。只有“心贴心”,才能缩短党群、干群的距离,增强相互间的沟通与理解,激发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献身幼教事业的热情。 园务公开密切了幼儿园与家长和社会的联系。对于幼儿家长关心的诸如幼儿园招生办法、结果;新生分班情况;幼儿园收费依据及标准;对社会承诺的项目;以及幼儿的各项收费、身体状况、营养 量的摄入、一周食谱的制订等。这些项目的公开,较好地协调了幼儿园同家长、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形成了教育合力,促进了幼儿全面、主动、健康、和谐发展。幼儿园还以家长学校为依托,以家长委员会为核心,借助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家长学校、家长调查问卷、园长接待日等形式,使家长清楚地了解幼儿园的有关情况,促使家长向幼儿园提出合理化建议意见,为幼儿园的发展献计献策。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通过园务公开这种有效形式,将教职工关心的、有疑虑的事通过园务公开公布出来,打消了职工心中的疑虑,特别是将容易滋生腐败的现象公开:园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承诺内容、项目公开,以供教职工监督执行;在民主评议干部方面,职代会对干部个人的评议结果,均在职工大会及园务公开栏上公布;每个学期末在教职工大会上,园领导将幼儿园一学期的各种费用的收入、支出情况公开,对各种的物质的采购、入库、领料、发放、报销等环节严格程序、履行手续、层层把关,幼儿园的发展规划管理制度的制定都能听到群众的声音,使他们能够自觉参与,关心幼儿园的发展建设,出谋献策。 实行园务公开制度以来,职工中私下议论的事少了,干工作、谋发展为园领导出主意、提合理化建议的事多了。实践证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是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利手段,是化解职工思想波动,密切干群、党群关系的好途径,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廉洁自律制度的保证。 几年来园务公开的开展,促进了我园管理水平的提高,领导廉洁自律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保教工作的积极性热情高涨,全园上下形成了心齐、气顺、劲足的良好氛围,有力地保证了幼儿园的稳定发展。 政治小论文: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新水平 党的十七大指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一新的提法,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指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改进方向,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企业在新时期如何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个问题,笔者联系企业实际谈几点体会。 一、建立调研制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预知能力 当前,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企业职工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还伴随着利益上的碰撞,这就增加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坚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企业职工思想进行分析,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内容,认真探索企业职工容易产生矛盾的环节与因素,及时了解职工需求,尤其要善于激活职工内在的精神需求,针对职工不同的思想情况,采取主动,正确引导。 二、树立人本理念,筑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根基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是必要前提。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在尊重职工的基础上,努力为职工办好事、办实事。一般情况下,在一个职工住房难、就医难、生活难、子女就业难的企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难度较大。但是,一个真正善于管理、有长远眼光的企业领导,他首先做的绝对不是在职工面前摆困难,而是更多地关心职工的实际利益,尽最大努力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做到思想沟通到人,帮扶职工到家,化解热点、消除疑虑、理顺人心,使职工真正感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尊重,认识到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从而树立起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去为企业拼搏和奋斗。因此,在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我们要注重感情投资,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在改善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的过程之中,使之成为联系企业与职工的感情纽带,坚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细节做起,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新情况、新任务、新形势的要求,这样,才能赢得群众的理解,形成人企共同发展的理念,使企业顺利渡过难关,健康发展。 三、注重继承创新,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渗透能力 思想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经过多年的实践,形成了丰富经验。这些宝贵经验需要在工作中加以继承。但是随着新形势、新思想的不断出现,又需要企业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对于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诸如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典型示范、自我教育、正面灌输等等,我们都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做到工作与时俱进。比如说,结合人力资源的科学管理方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职工和服务职工相结合,把着眼点放在统一职工思想、理顺职工情绪、凝聚职工人心、激发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上来;结合生产经营的管理模式,把企业生产活动中的矛盾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把经济工作的目标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落脚点;结合企业管理的方法,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企业基础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管人与管事相结合,通过创新职工教育,把企业每位职工的能力挖掘、激发出来,并利用到生产经营中去;结合企业党建的工作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项硬任务来抓,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在企业日常工作上,落实在党内生活中。 四、实施素质提升,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就是通过言传身教,使职工能够领悟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愉快地接受上级的指示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仅要坚持以人为本,注入真情的力量,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目前,部分政工人员已经不能适应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要求,所以,企业要通过引进专业人才和培养训练的方式,建立一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要求的政工队伍,一支懂得如何关怀人的内心,疏导人的情绪、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环境的队伍。他们不仅具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政治教育的专门知识,而且还精通管理学、心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具备驾驭科学知识的能力、敏锐的识别能力和果断处理问题的能力。工作中能够根据职工的思想问题的性质、程度,及时进行处理,而且应付自如,富有艺术性。作为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价值,做到在思想上重视政工队伍建设,尊重政工人员的劳动,增强政工人员的信心和政工岗位的吸引力,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总之,在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企业要以十七大精神为指导,立足思想调研,更新工作理念,注重继承创新,提高队伍素质,真正把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政治小论文:边防检查站政治处科学发展观心得体会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更是塘沽边检站在新时期发展进步所必须坚持的指路明灯。目前,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已在塘沽边检站如火如荼地开展。贯彻好党中央和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的决策,落实好天津边检总站党委的工作部署,关键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多思考、抓落实、见成效。 一、加强理论学习,解放思想观念 学习是促进思想改变、观念更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从旧观念到新观念的转变,要求全体民警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解放思想,用理论武装头脑,而不是把学习培训看成是应景之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必须强化民警的学习意识,优化民警队伍的知识结构,提高民警队伍的能力与素质。根据需要举办业务基础、英语、岗位技能、警容警姿、证件鉴别等不同类型的培训班,通过平时测验和结业考试检验学习效果,严格落实业务考核奖惩措施,激发广大民警的学习热情,形成抓学习、练内功、上水平的良好氛围,为各项工作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坚持以人为本,提高服务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塘沽边检站工作的基本原则。继续贯彻落实公安部"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十二项措施",以"提高服务水平为中心",以"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工作目标,采取开门评警、定期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发放征求意见表、公布24小时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和出入境人员最关心、需求最迫切的问题;进一步提高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构建和谐警民关系;进一步提高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服务基层、服务民警、服务广大出入境人员的意识和善于学习、开拓创新、科学决策、领导指挥、统筹协调的能力;进一步加强边检队伍服务理念、专业素质和职业精神的建设。 三、结合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 强调实践要突出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要求,也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具体体现。学习实践活动能否取得成效,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是能否把握住实践这一重要环节。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广开渠道,积极走访辖区企业,进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宣传活动,加强与辖区内企业的沟通联系,不断满足广大出入境人员和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对边检服务的新期待,着力解决制约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工作健康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高的标准,更有力的措施,努力做到"服务更加亲切,管控更加严密",营造良好的通关环境,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真正落到实处,惠及群众,为滨海新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科学发展 学习实践活动时间较长、涉及面较广、任务也很繁重。因此,要统筹安排好学习实践活动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的工作,做到有机衔接、前后呼应。把学习实践活动作为推动当前"提高服务水平"工作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妥善处理好开展学习实践活动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关系,相互协调,互为促进,切实通过学习实践活动推动当前各项工作的开展,用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果衡量和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新形势下,塘沽边检站的建设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塘沽边检站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抓住机遇,广开渠道,多措并举,乘势而上,使边检工作更加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更好地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更有力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更有效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政治小论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很多,但鲜有从党代会报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而作为改革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十二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历届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报告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挥棒和指南针。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和理论走向。从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法制建没、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 一、从十二大到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历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19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纲领,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讲话指出改革的原因和必要性,“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政治体制涉及范围很广,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党政领导体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制约着整个政治体制。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即“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 1982年9月召开了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这是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概念,第一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政治体制”概念在这个报告中只出现了一次,但当时人民熟悉的“领导体制”、“领导机构”、“干部制度”、“党政机构改革”等相关概念多次出现,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报告指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等弊端,提出必须“党政分工”。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的改革,主要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兼职副职过多、机构重叠、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党政不分等种种弊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报告强调了“党政分工”: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政治体制也进行了某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上,因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严重后果日益显露。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在1986年再次突出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他1986年谈话的中心和焦点,仅在这一年中就有近2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话内容。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谈得最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6月28日的谈话中他首次使用了“党政分开”的概念,之后进一步明确阐述了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和“党政分工”有着不同的内在涵义,“党政分开”的提法无疑更具科学性,这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施明确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1987年1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十三大报告从七个方面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最具体、最丰富、篇幅最长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以十三大为标志,以后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把政治体制改革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山于改革的连续性,大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具体阐述一下报告的内容。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分为七个方面:(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92午1月,十四大召开。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作了比较大的调整,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重点由十三大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转变为法制建设和机构改革。十四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体上按照调整后的部署进行,改革的进程和速度有所放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进入攻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1997年9月,十五大召开。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高度,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作了新的概括,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确认“法治”概念,并把对法治的认识从过去的技术层面上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任务。在法学上解决了法律的手段功能和目的价值的关系。 在2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使两个文明建设发展成三个文明建设,这在理论上是一大创新。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二、党代会报告显示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历届党代会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改革的步伐时快时慢,改革的热度有所变化,改革的重点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有所调整,但改革的精神始终如一,改革的大部分内容是一贯的,连续的。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的改革重点依次为:党政领导机构——党政分开、下放权力——法制建设、机构改革——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上表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是一脉相承的,十二大把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摆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战略地位,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是具有突破意义的进展。大会提出了党政分工,到十三大发展成党政分开,开始了党政关系改革的探索。十二大提出改革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只是从防止类似“”的历史悲剧重演的角度出 发,没有提山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方案。十三大则把政治体制改革具体化、系统化,它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而载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史册。蓝图的提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由单项改革进入全面配套改革的标志。十四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调整,改革步伐有所放缓。有学者认为,十四大后五年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加快了法制建设步伐,中国的立法工作在快车道上飞速行驶,无论立法的数量还是质量,都创了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新高点,为十五大形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作了实践和理论准备[2]。十五大和十六大的改革思路是基本一致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是民主,依法治国的着眼点在法治,民主和法治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 其一,关于党政关系改革。 虽然十二大提出了党政分工,但党政关系改革正式启动应是在十三大以后。十三大报告指出,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十三大以后,开始试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各级党委撤消了与同级政府部门重叠对口的职能部门,大量事务性和行政性的工作开始由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承担。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简单地用西方多党制条例下的党政关系来理解党政分开的改革,看不到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通过共产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宪法规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二是认为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看不到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变,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两种倾向都影响了党政分开的改革,表明要寻求符合我国国情的党政分开的运行机制是个尚需继续探索的课题。同时还应看到,党政分开阻力重重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十三大提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党委办事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消。但从党的组织结构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健全、结构严密的国家化的科层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相似的结构,二者表现出显着的同构性,如党的政法委员会与政府的司法机关之间、党的纪检与政府的检察部门之间、党委的组织部门与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之间,都存在着机构并列、重叠交叉的问题。这种结构上的同构性必然带来职能上的交叉与重合,产生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改变现行党组织的科层结构,这不仅将使大批党的领导干部放弃现有的许多权力,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而且将可能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有学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党政职能分开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的结构性根源[3]。 1989年春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了苏东剧变,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革的风险性和稳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中国领导人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对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淡化甚至停止了党政分开的改革。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销声匿迹,甚至连“党政关系”的字眼也刻意回避,实践中则出现了“党政一体化”、“党政合一”的倾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延缓了,十三大报告确立的党政分开的思路没有得到最终有效的贯彻,在实际工作中基本被放弃或者说被冷处理了。但是,如果因此就得出中国不再进行党政关系的改革的结论,则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理论走向的简单解读。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出于稳定的需要不再强调党政分开,并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弊端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是转而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入手来理顺党政关系。1997年党召开的十五大第一次确认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具有全局性作用。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条件下,从这个角度进行党政关系改革是可行的,关键是要制定具体措施,使其具有可操作性,落实到行动层面。 其二,关于选举制度改革。 十三大报告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提出了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中唯一“论述”这个问题的。毋庸讳言,中国选举制度改革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程度较低,至今仅在县乡两级人大实行直接选举,在市、省、国家三级实行间接选举。按照现代政治学的理念,直接选举范围的大小是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而中国是世界上极个别的实行多层次间接选举的国家,这使中国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理论和现实之间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此外,在干部的选拔和任用上,规定领导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或集体讨论决定,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往往由于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而流于形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直接选举,坚持差额选举,适当采用竞选制,让候选人通过媒体或面对面与选民交流,使选民了解候选人,更好地行使选举权。竞选只是一种选举方式,与社会基本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其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 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8次机构改革。在改革开放的2多年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机构改革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在十五大后,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表现出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切入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从历次改革的成效来看,事实上都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究其原因,许多学者认为,首先是在改革中没有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其次是改革局限于对既定体制进行局部调整,而没有触及体制本身。在改革实践中,往往流于单纯着眼于精简机构和人员,以机构数目和人员总数减少多少来衡量改革的成效,不仅难以达到行政改革的根本目的,即克服机构臃肿、资源浪费、官俯主义等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而且容易走入为精简而精简的误区,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困境。最后一点就是改革没有法律化,没有用法律来推进改革。改革的成果也没有法律化,取得的成果很快又丢失了。另外,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等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他方面的改革还要进一步推进。 其四,关于依法治国。 在实践依法治国的过程中,第一必须处理好党和法律的关系,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治国就是实行法治,也就是“法的统治”,突出特征是法律支配权力,权力服从法律。这一点许多文章有过论述,这里不再多淡。第二必须真正处理好法治和德治谁主 谁辅的问题。道德是属于精神的、自律的,其调整的范围、功效和作用是法律无法达到的,但自律性特点决定了它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是属于政治的、他律的,治国应当主要依靠法律。中国有着长期的德治传统而无法治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不时看到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不时看到法律道德化的影子。客观、严谨是法治的特点,而道德化的法律以及一种法律的道德化操作则会动摇这种客观性。在社会转型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的客观背景下,适当强调德治是必要的,但必须注意始终突出法治的主题。 其五,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同志在\5·31讲话中曾高度概括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三大基本特征,即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表现为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辨证统一,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以达到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这种新型的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标志,包括人民按程序对国家公务员进行选择和监督的民主原则、增强政治生活透明度的公开原则、政治运行科学化的程序原则和依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等。这些原则一旦落到实处,将会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突破性进展。 如同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一样,政治文明也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建设至关重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取向,第一要健全民主制度,扩大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第二要落实依法治国方略,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政策层面,而要体现在具体行动层面上。 三、简单的结论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已逾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总体战略的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辉煌成就相较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在各个方面无疑都严重滞后。首先,2年来政治体制各项改革基本上是功能性、单项性的,还在外围阶段打转,而尚未进入体制层面。随着改革的深化,功能的效用越来越受到结构的制约。其次,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至今仍停留在文字上,没有落实到行动层面。简单说,政治体制改革既需要深化,也需要落实。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仅影响和制约着完成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影响和制约着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影响建立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反腐败力度,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积极稳妥地继续推进,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体化,逐步落实,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出现一个新局面。 政治小论文:思想政治工作心得体会 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还要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理和谐。在构建和谐企业过程中,大多数企业都能重视职工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但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重视以疏导的方式教育引导职工、解决问题、消除矛盾的却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关系的和谐性,对企业管理和运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当前,随着工作节奏的加快、竞争的加剧、工作压力的增加以及婚姻家庭问题也对职工造成了直接的心理影响,部分企业职工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或者处于心理亚健康状况,因此,如何加强职工心理疏导工作成为企业急需探讨的问题。 一、企业职工产生心理亚健康因素的成因 在企业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关键时期,企业的管理者、普通职工普遍感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产生心理亚健康大致来源于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原因。随着企业内部实行减员增效、机制创新等改革的冲击,每个职工面临的压力巨大,思想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加之现代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心理问题日益突出。对待内部改革,有些职工既盼又怕;利益分配上,他们既厌恶“大锅饭”,又怕打碎“大锅饭”承担风险;劳动用工方面,他们既想参与竞争,又怕被淘汰;就业上,他们既满足于国企工作的稳定优越性,又向往其它企业的高收入和高福利。 (二)工作原因。许多企业工作环境受限,时间紧、任务重,职工时常感到工作压力大,没有充足的时间正常休息和娱乐,年青的职工找对象都很困难。一些职工因为晋升名额受限制,晋升机会不多,感觉不到升迁的希望。一些职工反复与会议、文件、报表、材料、新软件等打交道,单调乏味,尤其是工作多年有经验的管理人员,面临子女就业等家庭压力,一见没完没了的报表就感身心疲惫,产生一种本能的累积厌倦。当矛盾、郁闷、紧张、不满等负性情绪长时间积累却没有得到正常的通道抒发时,很容易引发心理障碍。 (三)家庭原因。由于职工不同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形成了职工不同的个性。还有部分职工由于与伴侣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夫妻之间往往因不理解而感情淡化导致感情破裂。在一个企业中,一个家人分散在三四处是很常见的现象,也有的因为无法分担家庭事务,如照顾小孩、老人等而导致矛盾激发,家庭的种种困扰使职工精神恍惚没有心思工作。 产生这些心理原因是由破坏性的心理压力造成的,一种是超出个体适应能力极限的过度压力,多数与竞争因素相关;另一种是长期静止、单调乏味或感觉剥夺等引起的缺乏自我实现的压力,多数与职级静止和公平因素相关。 二、关注企业职工心理健康的必要性 和谐的企业需要职工的和谐心理作为精神支撑,唯有人的心理真正和谐,才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回报企业,推动社会和谐。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企业的职工普遍感到工作不顺心、没有幸福感,对未来顾虑重重,那么,这个企业就没有和谐的基础和氛围可谈。在现实生活中,职工产生心理问题时,大多闷在心里,碍于面子,不善于求助组织,不主动找同事、朋友、家人诉说,易使亚健康心理日益加重,造成严重后果。职工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直接影响个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同时也影响部门的工作和队伍建设。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应积极关注和化解,及时发现职工的心理问题,并且给予适当辅导,这将对企业的长远利益和个人未来的发展带来很大推动作用。 三、有的放矢,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态度决定一切,有什么样的心态,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事实上,职工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心态和心理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广大思想政治工作者在把握思想脉搏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治心病,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实践证明,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分析职工思想脉搏,能够发现各种矛盾和倾向性问题,进而制定工作方案和措施,从而有效做好疏导化解工作。分析把握职工的思想脉搏,一是在工作中观察,看其是积极主动地工作还是被动应付,是违章违纪还是规矩做事;二是在谈心中揣摩,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还是知足常乐、心存感激,是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还是心直口快、实话实说;三是在接触中了解,通过跟班劳动、家庭走访和面对面地接触,摸清情况,重点要摸清了解职工对上级方针政策和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关注程度及思想反映,特别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大活动的反响和看法;了解职工对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决策部署和工作措施,对单位生产经营形势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党的建设、党群关系和党员干部党风党纪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了解职工对本职工作的情绪和态度,对学习培训和职业发展等自身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和需求;了解职工对单位民生建设的思想反映和意见建议,对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要求;特别是要了解困难人员生活的基本状况和期盼;了解职工的基本价值取向,精神文化追求,存在的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思想认识问题及原因等,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摸好实情,打好基础。 四、真情帮扶,大力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 职工的问题困难无论是工作和生活中的,还是思想和心理上的,只要出现和存在,就需要我们主动靠上去,真情帮扶。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职工群众的各种困难,才能以心换心、以情换情,才会赢得理解和认同。 从现实情况来看,广大职工的需求和困难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除物质需求外,还有政治需求、文化需求等,除安全感外,还有尊重感、自豪感和成就感等。当然也有极少数职工存在着物质生活方面的困难。因此,要着力从源头上找出症结,解决问题,促进和谐稳定。要实施“情感凝聚”工程,尊重每一位职工,在乎他们的心情、感受和情绪;要建立职工档案;要定期到职工家中走访,做到职工有病探望到,家有困难帮助到,节日期间走访到,红白事祝贺慰问到。用真挚的情感唤起职工对集体的热爱,实现干群关系的和谐融洽。要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关心职工的住房、子女就业等问题,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要把职工是否满意、是否赞成、是否高兴作为解决问题的标准,充分关注每一个人自身成长与发展的需要,关注人的理想、信念和情感,促进人的个性、才智和潜能的充分实现。让职工不仅收入提高,生活上富裕,而且精神上感到愉快,让职工真正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活着。 五、丰富载体,精心培养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仅依靠生动有力的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依靠开展丰富多彩的寓教于乐的教育活动。通过发动组织广大职工积极参与科学、健康富有教育意义的主题活动,以主题活动开发心田 ,提高心智,以健康、文明的娱乐活动焕发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斗志,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引导人的价值取向,让职工受到教育、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从而增强职工的争先创优意识,促进企业形成奋发向上、干事创业的良好局面。 在实际工作中,一是开展“学比创”活动, 组织开展“学身边事例、学身边典型”,引导职工群众立足本职,比工作,看是否有新进步;比作风,看是否有新变化;比素质,看是否有新提高;比贡献,看是否有新成绩,使职工形成一种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心态。二是结合职工队伍思想实际,通过巡回宣讲、组织恳谈会等方式,突出抓好职工群众形势任务教育、敬业乐业教育和法律法规教育。三是定期开展篮排球、乒乓球、棋牌类等文体比赛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养职工“情同手足、亲如一家”的亲情理念,构建团结、友爱、温馨的家文化,使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全面提升团队的凝聚力。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离不开感情的投入和心里的疏导。高度重视企业职工“心理健康问题”,实施人文关怀,关心每一个职工,服务每一个职工,为他们做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留人留心”,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有着巨大的推进和巩固作用。 政治小论文: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做法 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明确要求:要全面从严治党,“搞培训、提素质,选干部、配班子,育人才、聚贤能,抓基层、打基础”,为“十三五”规划开好头起好步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__交通运输集团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期,面对经营中的困难和压力,公司党委对思想政治工作丝毫没放松,更加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不断总结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逐一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探索发展新途径。多年来,商运集团思想政治工作者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力求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和机制等方面努力创新改进,在加强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上下功夫”,不断加大与职工干部、经营者和管理对象的沟通交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下面我本人就围绕如何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谈一些自己的观点。 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新时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立足点。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所在,是和谐社会的最高价值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在执政上,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体现在发展上,就是要回归到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结果上,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只有回归到贴近企业发展实际、贴近企业管理、贴近职工的实质性内容中去才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如果将思想政治工作仅停留在不断翻新形式和花样上作文章,而不敢触及现实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随处可见、可感、可及的实际,对广大职工的愿望、需求、意见、建议、理想、态度、观念、熟视无睹,并不能真正起到教育、引导、鼓舞、启发人的作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当今社会在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等方面都在倡导的一个基本理念。所以,当前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更多站在广大干部职工的角度上去想问题,真正把“职工利益无小事”的要求落到实处,急职工之所急,为职工排忧解难,多办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特别是要关心困难职工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解决问题,从而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凝聚广大干部职工的力量。这样,思想政治工作所产生的效应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推动各项工作,促进企业发展。 因时制宜,这是思想政治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点。事业的生成发展、兴衰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人,取决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人的行为又受思想支配。因此,思想政治工作中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要做到因人而宜、因事而宜、因时而宜。面对集团公司的新形势,职工对企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比较关注,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只讲空道理,要正视广大职工对自身切身利益关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要在联系企业实际、联系公司发展上下功夫,既要用科学理论武装职工,教育职工,启发职工,又要解决职工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工资低、下岗再就业、离退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既要宣传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工作;既要在积极地促进职工利益实现让职工共享集团公司改革发展成果,谋取职工利益最大化,又要,引导广大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企业观、发展观。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及宣传的内容与职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联系起来,才能使两者互相渗透,使广大职工在润物细雨中明白道理,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感知和理解,从而形成推动企业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加大创新,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增加活力的首力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尊重职工、理解职工、凝聚职工,有效调动生产、工作积极性,集中精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服务于道路旅客运输的需要,服务于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当前,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健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发展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要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而创新要围绕集团公司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围绕企业生产经营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必须以市场观念为先导,没有新的观念和思路,就没有新的行动。要倡导创造性思维,实现思想再解放,观念再创新,思路再突破,敢于打破固定单一、僵化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工作模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始终贯彻于生产经营、企业管理的全过程,渗透到客运、货运、经贸、汽车销售等各行业中,渗透到管理、安全、质量、服务、销售、制造、场站建设、报商引资等各个环节中去,在不同方面中,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行业对象、内容的变化,还要不断地改进工作方法。要以灵活的思想教育方式,抓活思想,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最敏感最关心最迫切解决的热点问题、 难点问题,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启发和诱导,增强干部职工面对困难挑战的心理承受能力,向贴近生产经营管理实际、贴近职工思想实际转变。既讲道理,又针对个人实际,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讲道理同办实事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实际,了解职工的需求,掌握职工的心里变化和思想动态,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实际困难。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实际工作及时地把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加强应变能力,掌握工作的主动性,这样才能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准。构建“大政工”体系,这是推进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点。思想政治工作是兼负宣传、教育、导向、培养等多种职责的“系统工程”,在认识上,必须纠正把思想政治工作看作是政工部门和政工人员的事。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集团公司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变化,要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工作方法切实引导到促进企业发展轨道上来;通过转变政工部门职能,构建起组织有力、机制灵活、一岗多能、全员参与的“大政工”体系;通过人力资源整合把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工团组织管理溶为一体,为形成协调一致、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格局创造条件,使政工干部能够有机会加入到业务工作中去,了解和熟悉业务工作,培养一专多能的人才,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改革、发展同步,达到思想政治工作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相一致的目标。 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的许多探索和创新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抓住了新形势下集团公司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要充分认识到现在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更复杂、任务更繁重、工作更艰巨,必须一如既往紧密联系实际,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建设,积极开拓创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方式,不断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和渗透力,努力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扎实有力、促进企业长久发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并充分利用商运集团发展优势,加强领导,理清思路,科学规划,全力构筑中原经济区东部战略支撑,为实现__“依托大交通,形成大物流,构建大产业,促进大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政治小论文:做好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做好金融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特别是点多面广、直接服务于广大农村的农村信用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显得更为迫切。目前农村信用社正处在改革和发展的新时期,新的思想动态较多,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市场经济中消极因素的冲击,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造新经验,开辟新局面,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是当前农村信用社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度执行不力。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大了建章立制工作力度,组成了一个庞大、缜密而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但为什么在如此缜密的制度约束下还会不断地发生经济案件呢?关键就在于制度执行不到位。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而不愿深入基层、深入职工,基层对上级的政策精神、制度规定到底有没有学习、有没有执行、有没有落实,心中无数!有的员工认为上级制定的规章制度、操作流程过于“苛刻”,因为“嫌麻烦”,借口“客观原因”而将上级的规定置之不理,自行一套。于是有的对上级的规定、制度和流程不执行、不落实;有的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文件明文规定也要变通。“十案九违章”,从发现和暴露的经济案件来看,正是这些屡禁不止的违规违纪行为给我们事业的发展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是敬业精神不够。近几年,农村信用社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出讲敬业精神。但敬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是每个员工都做得很好。我们有的同志整天无所事事,悠哉乐哉,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奋斗目标,没有金融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利益损害不得半分,集体利益从不考虑;有的领导和职工不能坚持正常的工作时间要求,不愿在基层吃住,成了“走读生”、“一日游”干部;有的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对待名利,盲目攀比,一天到晚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生活奢靡。这些人是我们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尽早要断送我们的事业。 三是工作作风不实。作为主要为“三农”服务的金融组织,特定的服务对象和相对困难的经营环境要求我们信合员工必须具备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但有那么一部分同志工作起来总是眼高手低,作风飘浮。有的基层同志不愿深入农村、深入农户,不愿和群众交朋友,看不起农民;有的政治、政策、业务知识,而又不爱学习,得过且过;有的安于享乐,说多做少,缺乏实干精神。有些联社机关的同志也是如此,工作起来拈轻怕重、拖拉懒散、人浮于事;甚至带头违反制度、对基层打招呼、递条子、带头违反制度,导致上行下效。由于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对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时也就蜻蜓点水、点到为止,马马虎虎、走个过场。这些华而不实的老爷派头说到底是官僚主义在作作祟,对我们的工作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坚决铲除。 四是自律意识不强。廉洁自律,是作为一名金融从业人员的基本要求;艰苦核素,是农村信用社的优良传统。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村信用社的不断发展,在社会上形形色色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侵蚀下,我们农村信用社员工长期以来形成的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光荣传统也在逐渐的淡化、削弱。有的同志一天到晚只顾琢磨个人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视为为自己谋利益的工具;有的认为给客户办点事就觉得是对他人的恩赐,借机吃、拿、卡、要;有的利用自己在信用社工作之便,冒名自借贷款、参与社会经商、做生意、入股办企业等违规行为。这些行为都违反了农村信用社纪检监察有关规定,都是相当危险的。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深究起来是多方面的,除了员工自身原因之外,与我们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和工作力度上的薄弱也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加强员工思想政治工作对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具有极端重要性,还具有相当的紧迫性。 二、新形势下加强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 由于农村信用社处于农村金融第一线,职工思想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支持“三农”服务的效率与水平。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党、团、工会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形成齐抓共管,造就一支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文明服务的金融队伍,发挥农村信用社“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新形势下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 1、构筑思想政治工作的思想保障。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抓,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各级领导要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一把手”要对思想政治工作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班子成员要挑起两副担子,既要对分管的业务负责,又要对分管部门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负责;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要实行“一岗双责”,坚持“两个文明”一齐抓,把思想政治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出现的思想问题要及时教育和引导。要克服那种思想政治工作是领导的事、是政工部门的事的错误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要求、同考核、同评比,切实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各项业务工作的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作用。 2、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机制。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基层思想政治工作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妥善解决。一是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新形势下,少数职工由于受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诱惑,崇拜金钱,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比较明显,个别人还因此走上犯罪道路。针对这些情况,要运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正确引导,使他们懂得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理性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二是要加强职工道德教育。应 结合行政、经济、人事等手段,运用先进榜样示范、细化工作考核内容、提高工作评价标准、兑现奖惩措施等切合实际的方法,培养员工内在的敬业精神,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三是要区分不同的群体、个体,因人施教。新形势下员工个体情况差异性很大,思想政治工作要适应这一复杂情况,把工作做细、做深、做活。要区分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切忌“一刀切”。3、确立思想政治工作的工作机制。政治工作必须确立坚持扬利与抑弊的工作机制,调动全体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人的潜能。但要真正很好地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并且能使这种积极性能够持久下去,光靠精神鼓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工作中,要善于把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注重物质利益的原则,在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注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容,引导人们按照价值规律办事;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去克服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坚持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4、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对职工形成无形的启示和感召力,领导干部自身的言谈举止,就是一个无形的榜样,也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最大的优势。首先,领导干部要树立坚定的政治观念,不断加强和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其次,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用良好的形象影响感召职工,为干部职工树立良好的榜样。思想政治工作不同于经济工作和行政工作,它不能单靠行政手段,而只能用疏导教育和说理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要靠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来影响和感召职工,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领导干部要胸怀坦诚,谦虚谨慎,与人为善。与职工建立平等融洽的良好的人际关系,使职工对领导产生亲切感,愿意讲心里话。如此领导干部就能随时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对症下药,因势利导,把问题解决处理好。 5、构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首先,思想政治工作要主动服务和渗透于各项工作,针对各项工作尤其是重大工作任务开展中人员情况和思想问题,运用思想政治工作多种方法、手段,消除疑虑,解决矛盾,鼓舞士气,保证工作任务完成;其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抓小不忘大”。思想政治工作要乐于办职工迫切需要的“小事”,关于解决职工工作生活中的“小问题”,“小问题”解决好了,就会少出或不出大问题;再次,思想政治工作要永远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依靠业务经营管理这一有效的载体。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创造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工作环境,调动职工工作热情,发挥职工潜能,这也是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目标;第四,思想政治工作要促进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管理水平的提高,要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把经常性的思想教育和严格的制度管理结合起来,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效融合,形成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整体。 政治小论文:浅议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着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着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着《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 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着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着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 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着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政治小论文:地税局干部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 地税事业担负着我市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任务,地税干部的思想作风正不正,工作得力与否,直接关系到地税的发展和建设。我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税收中心工作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的确,地税的中心工作是“收税”,我们也把完成税收任务作为首要工作,而要圆满完成此项工作的先决条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税务系统有句老话叫做“带好队,收好税”,“带好队”体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作用,“收好税”则是税收的中心工作,二者是基础与中心的关系,是前提与目的的关系。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好似吃橄榄,越嚼越有味,有了长久的魅力,税收中心工作自然就出色。 思想政治工作是对人的工作,尤其是对人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道德是人的精神基石,是维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法律的底线。正因为如此,道德教育即德治就显得尤为重要。法治是具有强制力量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德治则是舆论的力量,是通过道德教化而唤起人们内心的道德遵从。道德建设要着眼于眼前,从点滴入手,最忌假、大、空。税务职业道德纪律建设更要从岗位做起,提高职业道德建设的地位,规范税务职业道德纪律,从而使得地税的整个形象得到社会最大的认可。因此,视岗位为责任,强化“五种意识”,则是新形势下加强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践行“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活动要求的具体体现。 岗位是人们扮演各种角色的舞台,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地税干部来说,岗位就意味着责任,意味着在各个方面比一般干部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素质。干部的层次越高,地位就越重要,责任就越大。联系地税系统的实际,目前绝大多数干部对自己的岗位比较珍惜,并能独立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但是,也有极少数干部随着在税务系统工作时间的增长,逐步放松了学习和要求。主要表现为:有的不求有“成绩”,但求无“问题”;有的干工作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带有主观随意性;有的提职晋职慢一些,不是想自己差在哪、差什么,而是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怨天尤人。这说明我们当中有的干部对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缺乏正确的认识。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视岗位为责任,在强化“五种意识”上下功夫。 一要强化“标杆”意识。即用人格的魅力感召人,用道德的力量凝聚人。人格是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气质的综合体现,日常生活中,若是某人平时对自己要求不严,政绩平平,别人会说“此人一般”。对于个别干部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表里有别”,受到局领导的批评,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每一个干部本身就是一座人生的“标杆”,其一言一行都不同程度地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烙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良好形象和人格力量去得到社会的认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做到“五正”:一要“心正”,认真学习政治理论,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二要“言正”,言行一致,光明磊落不当“两面人”;三要“身正”,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时刻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践行科学发展观、“讲政治、讲党性、树正气”不停步;四要“行正”,在其位、谋其政、倾其心、尽其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五要“风正”,树正气,扬正风,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始终把先进性塑在自身行动上。 二要强化“不懈奋斗”意识。就是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要做到奋发有为,就要处理好提升职务与提高水平的关系,确实做到“水涨船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增加成绩。想问题、抓工作、办事情,要少琢磨上面挂不挂号,多考虑纳税人需不需要;少考虑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多考虑对纳税人有没有益处。不能干点工作总考虑领导看没看见,更不能干了一两件事就向组织讲价钱。要坚信,只要是真抓实干,能拿出真东西,组织上是能看到的,是不会被埋没的。要处理好加压与加速的关系,面对新形势找差距,知不足,奋发努力,保持一种“事业无止境,奋斗无穷期”的进取精神,保持一种“秉烛夜读书,品茗独炼句”的精神境界。 三要强化自觉“充电”意识。就是要始终坚持学无止境,勇于求索的精神。自觉“充电”,在于通过对知识的获取来体现对本职岗位工作的胜任。不管干何种工作都需要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所处的层次越高,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东西就越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税收设备的更新,知识、技能在不断“增容”。过去掌握的,现在可能落后了;过去熟悉的,现在可能陌生了。因此,在提高素质上,也必须与时俱进。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要有较高的精神境界,而精神境界的高低,又往往与学识深浅联系在一起的。不仅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要求、一种责任,更要把学习作为一种修养、一种情操、一种境界,不断增强学习的兴趣和动力。在学习上只有“毕生”,没有“毕业”。学习,一要精,二要悟,三要联。学得越精,悟得越深,联系得越紧,成果就越大,工作的创造性就越强。目前,随着地税系统改革的不断深化,新的学习热潮正在兴起,作为地税干部在这种挑战面前,一定要抓紧充实自己,不断增强应对能力、竞争能力、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 四要强化“创新”意识。就是要勇于开拓创新,积极进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同时也是干部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力量源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强弱,决定着我们工作效率的高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越强,工作效率就越高,否则反之。因循守旧,势必被动落伍;只有思想解放,善于用新的思路、新的办法研究解决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才能开创新局面,高标准履行工作职能。工作要有所成效,必须靠改革创新拓展空间,找到新的“增长点”。首先,要有创新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干部必须要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当表率,有超前的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决不能思想落后于人。其次,要建立创新机制。既然我们的工作离不开创新,那就应该采取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等措施,鼓励创新实践,形成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氛围,营造支持各类创新活动的环境。再次,要充分地相信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切实让他们在创新中唱主角。创新既是领导的责任,也是群众的事业。部门领导应该深入干部当中,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集中他们的智慧,把大家组织到创新实践之中,使他们真正成为创新的主体。同时,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鼓励创新,既能使各类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又能为人才成长提供广阔的天地。 实践证明,创新既是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的需要,也是凝聚民心、激励士气的有效载体。只要充分地把干部们的创新积极性、创造性调动起来,发挥出来,我们的税务工作就一定能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需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种超越,一种扬弃,但又不是异想天开。创新既要倡导敢闯敢试的精神,又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因此,要从实际出发,把创新与解决具体问题结合起来,切不可脱离实际求“新”出“奇”,搞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 五要强化“有所作为”意识。就是要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要有所作为,就要甘于吃苦、乐于吃苦、乐于奉献。要“有所作为”,我们既要敬业,又要精业;既要出“产品”,又要出“精品”;既要讲奉献,又要作贡献。领导给工作就是给机会,给任务就是给地位,多干事才能快速提高。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们一直在前进中摸索,在摸索中前进,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还有不少亟待我们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再接再厉,为加强自身建设和 完成各项税收任务继续努力奋斗,为地税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政治小论文: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 【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 【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 正 文】 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 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 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 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 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G.H.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近代是西方政治研究的转型时期。近代伊始,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运动使政治学研究逐步摆脱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转入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马基雅维利、布丹等人开始从历史事实、个人经验出发来研究国家主权、国际法等现实政治问题,使政治学研究世俗化,并具有经验研究的某些特征。在17、18世纪,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工业化的发展,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政治研究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一时期,国家、政府、主权、自然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分权与制衡、自由、民主、平等、幸福成为政治研究的主要概念框架。进入19世纪,适应于资产阶级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与矛盾、维护现存制度的需要,西方政治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探讨国家“应当”怎样转变为说明国家实际上怎样,出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密尔的自由观和代议制理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同时,受19世纪自然科学进步的影响,这一时期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取代以思辨、演绎推理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而成为政治研究的主导方法。总之,近代政治研究为现代政治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之后,伴随着近现代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 治研究向政治科学转变,即政治学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框架,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区别开来。 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这被人们当作政治科学兴起的象征性标志。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西方政治研究的范围、方法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代政治学的经验、实证的研究为现代政治科学的突破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相信,一旦描述了在一个政治制度中决定着权力分配的那些法律,就获得了有关政治机构如何运转的准确的理解;学者们设想,在宪法与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政治机构官员的权利及特权与他们在岗位上的实际行动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因而,描述的、经验的研究取代了规范的、思辨的研究。在现代政治学形成时期,学者们一般都注重于描述当时的政治制度与过程,把重点放在依法构成的政府上,并以法律文件及宪法规定作为主要的资料基础,注重对这些情报资料的收集和描述。他们将制度、结构和法律看作政治领域的最重要的独立变量,而将人性视为常量,认为政治制度是支配和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而非人类行为影响政治制度。正是这个原因,这一时期往往被人们称为现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形式主义、制度或法理研究的阶段。 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首先出现在美国。如果说,19世纪以前政治研究的中心是在西欧的话,那么从19世纪末开始,这种重心已经转移到北美了。美国政治学研究无疑是继承了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研究传统的。可以说,美国政治学的早期发展受到了欧洲的极大影响,政治科学的奠基者们正是从欧洲政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成果出发,来建构政治学的研究框架以及为政治学划界的。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以及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律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的中心;英国19世纪的政治研究具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或倾向。这些对美国政治科学家界定政治学的范围和方法有着重要影响。伴随着西方社会科学分化的浪潮,政治学在美国确立了它的研究对象、范围及方法。政治学逐步将自己限定于国家、政府、权力一类问题的研究上,而与定位于市场研究的经济学和定位于市民社会研究的社会学相对照。而在方法论上,经验、实证分析的方法取代以往的思辨演绎方法而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导性方法。 现代政治学与近代政治研究的区别首先表现在方法论上。19世纪中后期工业化和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实验自然科学的成熟,成为近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方法论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科学主义的日益盛行,使得人们普遍相信经验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样适应于社会领域的研究,人文社会知识同样可以科学化。19世纪末期,美国政治学界的杰出人物如柏吉斯(John W.Burgess)相信自然科学的经验、实证方法可以用于政治领域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体制的演变及其运行有其规律性,一套精细的分析方法可以揭示出这种规律性。这套分析方法也就是历史—比较方法,它强调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和评论。柏吉斯等人用这种实证的分析方法取代近代政治研究的思辨、演绎方法。不久之后,这种注重历史文献、囿于文件和纪录而忽视政治现实的历史—比较方法便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进入20世纪,美国政治学界的顶尖人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弗兰克·J·古德诺(Frank J.Goodrow)和阿瑟·本特利(Arthur Bently )等人主张用“现实主义”取代历史—比较方法,主张政治学必须研究现实政治生活。威尔逊号召政治研究走向社会,深入民众,去大街、办公室和议会大厦;古德诺强调政治学应研究“整个现实国家有关的领域”;本特利则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集团及其活动。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出现标志着西方传统的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学研究的转变。 现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研究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学科的制度化方面。学科的制度化(或学科的社会建制)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的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大学相关专业教育的发展(专业、系科设置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等)。与政治学从人文社会知识或道德哲学的分离相一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学逐步在美国大学及研究所扎根, 成为大学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1880年,在柏吉斯的倡导下,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政治学院;1886年,该校创办了《政治学导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的研究与教学起步也很早,亚当斯在这所大学首先提出历史学和政治学方面先进的教学和研究计划,并于1877年成立“历史和政治学会”。密西根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也属于第一批兴起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的大学之列。这些学校都培养研究生,开始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学成为各大学广泛讲授的科目;政治学作为一项培养研究生层次的事业,也在20多个的主要大学中扎根。到1920年,全美大学兴办的政治学系已近50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 全美权威性学术组织“美国政治学会”成立;1906年,学会出版著名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这是政治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总之,到了20年代初,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一样,已经制度化而成为美国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衰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发生了一场所谓的“行为主义革命”,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美国甚至整个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学运动,发端于本世纪初的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的研究方式,孕育于20~40年代政治学中的“科学主义”运动,兴盛于50~60年代,并持续到70~80年代的“后行为主义”时期。 本世纪20~40年代既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框架的逐步完善和学科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酝酿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现实主义的方法取代历史—比较方法(“现实主义”)而成为“当代各派政治理论的共同发源”(注: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这可以说是科学主义及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开端。紧接着,出现了提倡科学主义的“新政治科学运动”,它主张用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排除妨碍政治分析的价值判断 ,使政治研究科学化。这场运动的倡导者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查尔斯·E ·梅里安(Charles E.Merriam)。他在1921 年发表的《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以及1925年出版的《政治学的新方面》一书中提出了“新政治科学”的概念,主张运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将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中必然形成的相互关系。他特别强调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以解决政治学中积累起来且日益增多的事实材料。他认为,政治学的发展在19世纪上半期经历了一个先验演绎的阶段,下半期又经历了一个历史—比较方法的阶段。尽管在20世纪初已经出现涉及观察和测量的归纳科学的发展,但政治学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必须对政治和政治行为进行更具理论性和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更深入研究。“新政治科学运动”为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这一时期梅里安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政治学的另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了以梅里安为首的所谓的“芝加哥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戈斯耐尔、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以及亨廷顿、伊斯顿等人。 50年代、6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崛起,并在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何谓行为主义?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说法,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与人的实际行为以及他们赋予其行为的意义有关,行为主义用观察到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德怀特·沃尔多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戴维·伊斯顿认为,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及模式来发展政治学。他在《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一书中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本信念概括为如下几条:(1)政治学最终可望成为一门科学,它可以进行预测和解释, 其目标是建立系统的、经验的理论;(2)社会科学研究应以理论定向, 理论与资料之间必须有密切的相互作用;(3 )政治分析必须将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区别开来;(4)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从根本上是一致的, 科际合作或跨学科研究对各学科都是有益的;(5 )政治学者对方法论应该更加自觉、熟练和精通;(6)政治分析应以个人、 团体的行为作为焦点,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作为焦点。(注: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1965,pp.6~7)80年代末,伊斯顿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要点归结为:第一,行为主义认为在人的行为中存在着可以发现的一致性;第二,这些一致性可以被经验主义的实验所证实;第三,行为主义对获得和进行分析的方法有更严格的要求;第四,行为主义运动使自己在理论上比过去更多地注意精细化;第五,行为主义者一般认为,研究者和社会的价值标准基本上可以被排除在探究的过程之外;第六,行为主义意味着把新发现的重点放在基础或纯粹理论上,而不是放在应用研究上。(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是由二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政治学发展本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自然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某些学科(经济学、心理学等)更严格的资料收集和方法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建立可检验的经验理论的成就,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描述和印象主义的分析、常识性的研究似乎走到尽头。不断发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化社会及其出现的大量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已难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研究及解决;在对政治体制、机构及过程的认识中,大量的现象和问题悬而未决,难以用不精确、不可靠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因此,人们迫切希望将政治学研究或政治分析由常识变成科学。其次,行为主义的兴起与当时美国特定的社会条件有关。二战后,出现美苏冷战的局面,并爆发了朝鲜战争,当时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掀起了后来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思想及政治上恐怖主义时期,旨在迫害自由和进步的思想,这促使政治学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学者更倾向于做价值中立、客观的科学或学术研究;战后西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繁荣”以及50年代、60年代初流行的保守主义,导致了所谓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流行。这形成了有利于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文化氛围。 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50年代、60年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主导性潮流,有其成功和合理之处,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首先,行为主义使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的探索成为自觉,并提供了一系列政治研究或分析的有用的方法和技术。在行为主义兴起以前,哪怕是在主张“现实主义”研究方式的政治学者那里,并没有多少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资料或进行分析,方法——即需要专门的注意力或技巧的领域被看作是不成问题的,结果,没有严格的专门的方法可以用来检验所获得的资料以及所得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行为主义主张将经验科学的方法用于政治问题的研究,特别重视经验研究和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力求使政治研究科学化;他们提供了政治研究的“工具箱”,其中观察、访问、实验、模拟、模型、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成为基本的工具。其次,行为主义将政治学研究的重心由法规、制度的静态研究转向政治制度的运作或政治过程、政治行为的动态研究,并力求建立起可检验的经验理论。行为主义者相信通过运用科学方法论进行经验研究可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够作出解释和预言的科学。基于这种认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纷纷建构各种理论体系,如伊斯顿的政治系统论、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论、多伊奇的政治沟通论、西蒙的行政决策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论。且不论这些理论本身有何缺陷,它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行为主义者强调社会科学各学科本质上的一致性,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顺应了当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发展的交叉、综合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行为主义政治学自觉地吸取了当代科学技术的成果,特别是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统计学、系统分析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扩展了政治学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政治学的理论内容。行为主义者深知人与社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试图在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的基础上来获得关于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规律性)的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狭窄的眼界。 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具有其内在的理论及方法论的局限性。例如,它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过分推崇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模式;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的分离(政治研究的价值中立性);注重学术研究而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研究;偏重于微观、中层理论的建构而忽视宏观理论研究的倾向;等等。这使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首先来自传统政治理论家(包括规范理论家和批判理论家)的批评。这些传统主义者坚持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研究传统,反对政治研究的科学化。他们认为,就科学一词的严格意义而言,政治学不可能像行为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成为一门科学,因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它涉及人类行为;与自然现象及过程不同,人类行为十分复杂,没有规律性,缺乏稳定性,牵涉到太多的偶然性和变量;人类行为以及政治行为是独一无二且不能重 复的,不能做实验,科学方法不能处理无穷的偶然性,因而寻找行为的规律性是徒劳无功的。传统主义者进而认为,量化和严格的分析更不适用于政治学,因为它既缺乏精确的概念,也没有合适的计量方法。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及政治学不能把价值、情感和意识形态一类的东西与经验事实分开,社会科学家以行动定向,他们应扮演人道主义者、批评家和改革者的角色,并应致力于宏观社会政治理论的探索。其次是来自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挑战,特别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著名论著中对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沉重打击。库恩提出一种历史主义的新科学发展观,认为科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非理性的过程,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一种渐进的、量的积累过程,而是表现为一种渐进中断或科学革命即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的过程,科学的历史表现为从一种决定研究的范式向另一种范式的随机性转变;他强调科学的发现、理论的建立、检验、发展及接受为历史、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摆脱价值、意识形态、个人偏好的所谓纯客观的研究是不存在的。这就动摇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实证主义方法及其价值中立性的基础。最后是来自行为主义政治学内部尤其是达尔、尤劳、伊斯顿等人的批评。例如,达尔在《政治学中的行为方法》(1961)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行为主义的事实与价值分离的观点,指出行为主义难以运用历史知识,难以用想像力去做预测。 60年代的美国社会状况则提供了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随之兴起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有利条件。当时的种族冲突及民权运动、城市骚乱、反文化运动、环境的恶化、政治领袖的相继遇刺、贫困和社会不平等、越南战争等等,引起了政治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的反省,对价值中立、纯客观研究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行为主义的批判及后行为主义的出现正是以这种社会背景作为基础的。正如伊斯顿所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后行为主义代表了现代世界对迅速失去控制的工业化、种族和性别的歧视、世界性的贫困和核战争危险的觉醒。 伊斯顿是这场所谓的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发起者。他在1969年9 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新的革命》中说:“美国政治学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它的口号是关联与行动,它的批评对象是学科、专业和大学”。(注:David Easton:"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LXⅢ(December,1969),pp.1051)他说, 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政治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抛弃了;行为主义注重方法而忽视内容、注重事实而忽视价值等缺陷引发了政治学研究的危机。他呼吁政治学者关注当前重大而迫切社会问题的研究,关注人类价值,谋求社会福利,用知识促进社会改革,以科学方法为手段建设理想社会。这篇文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称为后行为主义“新革命”的一份迟到的宣言。 后行为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关联与行动”(relevance action)。根据伊斯顿在《政治系统》第二版(1971)中的概括,后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1)实质重于技术, 即与当代迫切社会问题发生关联并加以研究,重于成熟的分析技术本身;(2 )行为主义蕴涵着经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它局限于事实的描述与分析,妨碍它自身从最广泛的脉络上去了解这些事实;(3)行为研究与现实脱节, 其核心是抽象分析,后行为主义关注在危机时刻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4 )研究并加以建设性的发展,是政治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 )政治学者作为全体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必须履行保护人文价值的义务或责任;(6)拥有知识等于负有行动的责任,而行动也就是去改造社会;(7)知识分子不能对各种政治斗争置之不理,政治学者的政治化是不可避免之事。(注:David Easton:The Political System : An Inquiry into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2nd.ed.New York:Alfred A.Kropt,1971,pp.322~237) 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实际上是美国政治学中的一场改革运动,它的兴起标志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因为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基本信条,由强调政治学的科学化、实证化和精确化转向“关联与行动”;它抛弃了行为主义的“科学主义狂热”,主张实质重于技术,含糊优于没有什么意义的精确性;它反对排除价值、否认规范作用的纯描述性研究,主张关注人类价值,重新引入价值及规范研究;它反对政治学为学术而学术,提倡研究紧迫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为社会改革、公民福利和人类目标的实现服务;它批评行为主义政治学局限于细小问题的研究,主张重建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后行为主义的“新革命”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也促使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异军突起、身价百倍,乃至有不少学者(包括伊斯顿本人)主张用政策科学来取代政治学的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幅更加丰富多彩的知识图景。 应该说,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仅是50年代、60年代及70年代初西方政治学的一种思潮(也许是居支配地位的思潮,起码在美国是如此),它不是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全部。联邦德国学者克劳斯·冯·柏伊斯在《当代政治理论》(初版于1972年)一书着眼于欧洲及北美的情况,对二战后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及图景作了更全面的概括,认为“在当代的政治学中,存在着三种相互竞争的元理论的基本观点:(1 )[本体—]规范的理论;(2)经验—分析的理论;(3)辩证—批判的理论。这三种理论中的每一种理论都是以政治的——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不同的基本概念和不同定义作为出发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0页。)这三种元理论也就是战后到70年代西方政治学的三种模式、三种思潮。行为主义政治学可以归入经验—分析理论之中(另一个典型是英国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这种理论以实证主义作为哲学基础,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追求政治学的科学化。 本体—规范的理论则沿袭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及近代的政治理论传统。它反对实证主义及行为主义的拒斥形而上学(本体论)及排除价值因素的纯科学研究,自觉以本体论作为理论基础,主张规范研究。尽管它并不否定经验研究的作用,但反对用定量分析来处理政治问题,更多地要求从个别情况或典型事例入手作政治研究。它要求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本体—规范的理论即使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兴盛的时候,仍有其广泛的影响力。如柏伊斯所说:“规范的政治理论存在于所有重要的国家之中,甚至存在于大不列颠这个据说由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并不怎么喜欢规范主义的国家中。在美国,那些最著名的规范理论家都是从流亡者的队伍中产生的,例如,A·阿伦特、L·斯特劳斯、E ·费格林、H·斯彼欧;有的则同欧洲的思想传统保持密切的联系, 例如D·哲敏诺。”(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 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页。) 辩证—批判的政治理论的渊源则是古代的辩证哲学,其直接的先导或理论基础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理论的主流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这种理论在欧洲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美国等地都有广泛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凡是在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被发现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就能找到它的形形色色的孪生姐妹”。(注:克劳斯·冯·柏伊斯:《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2页。)其主要代表人物及流派有卢卡奇、卢森堡、科尔施,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罗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列斐伏尔、梅洛—庞蒂、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萨格勒布等人为代表的实践派的马克思 主义等。这种辩证—批判理论的原则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性作为出发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把批判社会当作首要任务;以辩证法当作基本方法,强调社会“政治事实”与历史“总体性”的联系,重视矛盾与历史分析;拒绝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社会科学和经验分析方法;反对社会科学的片面专业化,主张建立宏观的社会政治理论。(注:关于辩证—批判的理论,详见拙作:《“新马克思主义”》(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新趋势 进入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西方社会科学乃至整个科学技术出现了一个基本或一般的发展趋势,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加强。处于这种大趋势之下,本世纪最后25年,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呈现出新的知识格局:政治学日益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及自然科学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研究方法、途径以及知识的产生方式得到更新;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主题日趋多样、理论内容更加丰富;政治学的现实性增强,日益与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重大的、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由此形成了大量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新流派,如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学技术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环境政治学,以及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等。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的新发展趋势及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成为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上述列举的当代西方政治学的新学科(分支)、新思潮和新流派几乎都是跨学科或交叉研究的产物,而在这种跨学科研究中,要算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整合研究最为突出。这一趋势导致了在本世纪初、中期衰落了的政治学传统的复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的学术报告中将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当作当代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四大趋势之一;我国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认为,到了80年代,西方政治学已从政治社会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成为现在政治研究中的时髦方法。美国学者福格森(Thomas Ferguson)和罗杰斯(Joel Rogers)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在专业性政治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再没有什么事件比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更引人注目了。……这个领域目前正在成为政治学系或研究所的重要课程内容之一,……它所产生的论著已经跨越且侵入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际关系、行政学、尤其是美国政治等研究领域。”(注: 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adings in the Politics andEconomics of American Public Policy.New York:M. E. Sharpe,1984,p. Ⅶ)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可以说主要是这种政治经济的整合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或学科分支。 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例。这是一个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而产生的流派或学科,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政治学主题的跨学科学派。按照奠基者布坎南的观点:“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应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它是观察政治制度的不同方法;它把四分之一的世纪以来人们用来调查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方法同样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或用另一个公共选择学者缪勒的话来说,公共选择理论可以定义为非市场决策的研究,或简单地定义为将经济学应用到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与政治学的主题是相同的,涉及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政党政治、官僚机构等。由此可见,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府—政治行为与过程的一个跨经济学、政治学的新领域(人们称之为“政治的经济学”或“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学者通过对其涉及的各个主题的研究,形成了种种理论,如非市场决策(公共决策)论、代议民主制经济论、国家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寻租理论、官僚机构经济论、政府扩张论、政府失灵论、俱乐部理论、财政联邦制理论、立宪经济论等等。这大大丰富了当代政治学的研究内容。(注:关于这种理论可参见拙作:《公共选择理论与当代政治学研究》(《高校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教学》1997年第7期)、 《非市场缺陷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二是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紧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它的现实性不断加强,并反映出当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方式由以学科为中心向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变。政治学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其基本功能是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但是,西方政治学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行为主义及实证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化,忽视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只注重细小、局部问题的研究,忽视重大、紧迫问题的研究;只关心事实分析而排除价值研究。因而政治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政治学不能履行好它解决政治问题的功能。60年代末、70年代初出现的“后行为主义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克服政治学发展的这种偏差。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者提出“关联与行动”的口号,要求政治学研究价值问题,关心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和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从而导致政治学向政策科学的转变,也引发了其他关注西方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的思潮、流派及理论(如女权主义政治学、环境政治学、科技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等)的发展。 作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出现被人们誉为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一次“最重大的突破”,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科学革命”。政策科学或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中的政策研究方向的想法,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拉斯韦尔的思考以及思想库的政策分析实践。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新的研究方向或途径迅速发展并制度化,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七大基本领域之一(其他六大领域分别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或比较政府、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学、政治学方法论、本国政治)。政策科学将科学知识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与公共决策过程密切联系起来,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政策科学的倡导者们力求克服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片面强调学术研究的局限性,提出一门能把各种知识和方法直接运用于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新学科或新的研究方式。政策科学是一门以实践取向的学科,它是适应人类利用已有知识和方法去改进政策制定系统,提高政策质量的需要而产生的。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政策实践或实际的政策过程(Y.德洛尔说政策科学的核心是把政策制定作为研究和改革的对象;S.S.那格尔则将政策科学界定为“为解决各种具体社会问题而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它的目的和功能是提供政策相关知识,为政策实践服务。因此,政策科学不是纯理论科学或基础研究,而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可以说体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它既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注:关于这个领域,可参看拙作:《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 期)、《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 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发展及最新趋势》(《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 三是以国家为分析单元或焦点向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发展。按照华勒斯坦(I.Wallerstein)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60 年代末以前,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学科,基本上是以国家作为焦点或分析框架和视野的。即使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也是以主权国家作为立足点,即从一个主权国家的角度看它与其他主权国家的关系,相应的政策称为对外政策或外交政策,目的是研究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跨国结构所出现的种种新特征。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经济与政治的一体化趋势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这种以国家为焦点的倾向受到怀疑和削弱,而跨国或全球化的视野开始出现。一些新学科领域,如国际政治经济学、世界城市研究、全球制度经济学、世界体系分析、文明研究、跨国地区研究(如东亚、欧盟等)都以独有的方式向以国家为中心的理论前提提出挑战。 例如,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杂交的产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伴随社会科学的分化,经济学形成了它特有的以市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框架,全面分析和理解市场及其相互间的影响和作用成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工作;而另一部分人则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政治生活上,与政治学家合流。研究领域的这种分化造成了学科的空白。有如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R·吉尔平(R.Gilpin )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87年)一书中所指出的,这就产生将国家政治与市场经济两个范畴重新结合在一起的必要性。A ·肖恩菲尔德在这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他指出了学科的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和政府干预经济管理的趋势,研究了政府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策对经济和民主的作用,并因此制定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以此作为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桥梁。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国家与市场(或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它要应用理性行为模式来解释国家行为。然而与(新)政治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及流派不同,它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领域;更重要的是它不以单一主权国家为焦点,而是以跨国或全球为视野。按照吉尔平和华勒斯坦(后者为世界体系论的创立者)的观点,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跨国市场经济和竞争国家系统之间的关系,核心则是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应如何创造和维持。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看来,了解世界经济的性质对于理解国家的性质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学科不是把国际经济当作一种交换领域,而是当作一种由跨国公司所控制的全球商业系统,它是由公司、贸易协会和政府等体制机构相互联结的多维系统。 四是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意识形态争论的炽热化和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多样化趋势。如前所述,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曾一度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这一政治学的最古老的分支受到了冷落。而50年代~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自由—保守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支配地位,加上社会科学研究的片面的学术化、科学化倾向,导致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横行。进入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各种矛盾的加剧尤其是滞胀现象、生态危机、社会政治危机的出现,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以及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衰落,政治学研究重新理论化,政治学者也“重新”政治化;政治学日益关注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以价值定向,从而促使政治理论或政治哲学的复兴(到80年代,它重新确立了作为政治学的七大主要领域之一的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争论的表面化和白热化。在目前世纪之交的西方,意识形态的争论十分尖锐。既有传统的得到了发展更新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有适应新形势而产生或复活的新意识形态理论。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主要意识形态既相互交锋,又相互融合,构成了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画面。此外,政治学研究不再固守原来的“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政治系统及过程、政治行为等),而是侵入原本属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领地”,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主题日益多样化。 政治小论文:参与式教学法在政治概论教学的运用 一、国际政治概论课程中“参与式”教学法的具体应用 目前参与式教学法在我国外语院校国际政治课程教学上的应用时间比较短,属于初期的探索阶段。实际上,国际政治课程内容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理论性和综合性,非常适宜开展参与式教学活动。而国际政治学科使用较多、效果较好的具体参与式教学方法主要有:角色扮演、头脑风暴、案例分析、小组讨论等方法。 1.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就是用演出的方法来组织开展教学。利用情景模拟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把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等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教学过程生活化、艺术化,使得学生在角色扮演和角色交往中,学习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此种教学方法使用中应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情景性原则、趣味性原则、共同性原则和适当介入原则。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就是一种由学生自己设计真实国际社会中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不同行为、态度和立场,模拟“国际问题情境”,以达到了解信息、发现问题、明确国家利益等目的的有效手段。比如模拟联合国大会、模拟各种外交谈判、模拟国际会议等。角色扮演可以帮助学生直观而真实地掌握不同国家或组织之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承担的不同角色,采取的不同行为,了解国际矛盾、冲突、合作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对于提升学生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力、分析力,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是十分有益的。 2.头脑风暴 头脑风暴(Brain-storming)法又称智力激励法、BS法、自由思考法,是由美国创造学家A?F?奥斯本于1939年首次提出、1953年正式发表的一种激发性思维的方法。头脑风暴法是一种使每个人都能提出新观念、新想法,能创造性解决问题的集体训练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头脑风暴法在运用一般的归纳相关知识、提高记忆力、开拓知识领域和视野的同时,常用来提出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案或搜索外交决策的选择方案。使用头脑风暴法掌握的原则:禁止批评和评论,也不要自谦。对;目标集中,追求设想数量,越多越好;鼓励巧妙地利用和改善他人的设想;独立思考,不允许私下交谈,以免干扰别人思维;自由发言,畅所欲言,任意思考。该方法不强调个人的成绩,应以小组的整体利益为重,注意和理解别人的贡献,不以多数人的意见阻碍个人新的观点的产生,激发个人追求更多更好的主意。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此种方法也很有效。如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国际社会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平等不民主的国际秩序、民族仇恨、霸权主义等等,可能呈现的答案会各式各样,但真正的答案往往就产生在头脑风暴激励后的这种火花里。 3.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法,就是针对某个特定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国际事件或情景进行呈现、描述,可以是文字、图片或录像,由参与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具有丰富的案例资源,适于应用案例分析法,对国际政治经典案例进行解析,是专业教学中的常用方法。比如,国际合作教学中,经典案例很多,包括中美经贸合作、中俄能源合作、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美日军事合作等,课程讲解之前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查找收集自己感兴趣的案例,然后安排专门时间进行案例交流。运用案例分析法要注意几点:一是精选案例。案例来源多种渠道中最常用的一种渠道是各种媒体,如案例书报、杂志、电视广播等。另一种渠道是教师深入实践第一线收集有关资料。二是注意对案例的分类取舍。要优先选取最典型的案例,所选取的案例切记庸俗,选取的案例不宜太复杂,切忌喧宾夺主。三是应用案例,常见的一种方法是教师根据授课内容或者先讲授基本的理论含义,然后用案例加以说明,或者教师先讲授案例,然后水到渠成地引出有关的基本理论。但案例的引用千万不能仅局限于此种方法,必须灵活加以应用。四是要延伸案例。简单地说,案例延伸就是让学生在学习某一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仔细观察现实生活,努力寻找反映理论原理的案例,并用所学过的理论对所观察到的事实现象进行分析,以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的理解。通过这一过程,学生的自主学习兴趣大大增强,知识面得以拓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很大提高。 4.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式教学法是学生参与教学的一种直接方式。它是以学生为中心,以导师为载体,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集思广益的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潜能,在小组讨论中培养学生的协作精神和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政治概论教学中,安排国际政治专题讨论和课堂随机讨论及小组辩论等形式,既可以针对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也可以根据针对教学内容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具体操作方法可根据上课学生的人数,通过数额配置由学生自由分组,一般每组以5人为宜,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完成问题,通过个人在小组讨论中的充分参与,小组成员共同讨论交流,分享个人对问题的认识,培养学生集体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在讨论中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作支持,充分激励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小组成员协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应要求学生进行评价反思,互相评议彼此的整体表现,使学生得到有益的启迪。 二、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应用的经验 参与式教学法的最高目标和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经过参与式教学法在国际政治概论课程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初步经验,并对继续探索提出了一些价值思考。 1.不要过度注重参与式教学法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情境创设 国际政治概论的理论性极强,在参与式教学法的运用中,对教学情境创设不足、小组划分不当,随意指定小组,认为只要为学生建立起小组,学生自然会参与合作完成任务,结果会影响了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热情。 2.注意参与式教学法的应用形式要与专业教学内容建立起针对性 在国际政治概论课堂教学中,教学内容的具体选择和方式的运用,要注意对拟讨论任务的难度设计要合理,要对每一个学生的专业水平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分析了解,否则将会影响小组整体合作和讨论效果。 3.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参与式学习指导要灵活多元 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参与教学的结果,更要注重学生的整个讨论进程,对活动中出现的问题给以及时解决,指出应用一些合理、科学、适当的思维方法,指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活动,使教学活动的目标顺利实现。 4.参与式教学活动中要给以全面客观的评价 对学生 在课堂教学中参与教学的评价要客观、科学、公正、全面。在评价中教师对学生激励尺度把握要准,表扬和鼓励的使用与对学生不足之处的指导都要注重,不能有偏颇。教师的评价不仅有学习结果和部分学生的正确建议还有有对其他的非主流方案的重视,这样有利于小组成员的整体进步和提高。 三、国际政治概论课程实施“参与式”教学法中存在的不足 1.教学观念陈旧,制约了参与式教学法的有效利用 教学观念是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参与式教学法是一种发挥学生主体性、合作性与探究型的新型教学方法,但是教师还没有完全树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教学观念,还存在“穿旧鞋走新路”,“换汤不换药”的一些陈旧理念,在教学中往往要拿过去的传统教学经验面对今天的教育现实生搬硬套,只讲究参与的具体形式而忽略了参与的内涵与实质,形成了一些对参与式教学法的误解和偏见。 2.教师的开放性学识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经验不足 由于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教师大多是来自于国内综合高校,他们的专业水平较高,但对其他学科的了解不多,对于交叉学科较为生疏,知识的开放性偏低。又在没有经过专门的组织教学方法的培训与锻炼的情况下,因师资的不足而直接上岗,导致专业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不足。 3.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的使用教材欠缺 目前“国际政治概论”课程的教材版本主要有,陈岳教授主编的《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三次修订);李少军着《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三次再版);梁守德、洪银娴着《国际政治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2004年改版为《国际政治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教材的内容理论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研究领域较广,是针对专业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使用的。外语类院校的“国际政治概论”课程还没有专门的适用教材,大多选用上述三种版本中的一种作为参考。这对外语院校国际政治专业的参与式教学法的推进是有制约的。 4.专业课教学研讨机制欠缺 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个现实是专业课程教学中几乎是一门专业课一般只有一位教师任教,而且该教师同时还讲授多门其他专业课,这样就造成一门课程的教学在校内几乎没有共同的研讨基础。同时,由于教师担任多门专业课,也使得教师花在一门专业课中的时间、精力受限,影响了专业课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此种专业课的教学现实状况,使得专业课程的教学研讨几乎是不可能展开,教师之间也因此没有进行研讨的共同对象,致使参与式教学法的研讨很难有效推广。总之,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人才的培养,外语院校的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创新势在必行。随着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教学方法的创新研究的推动,教学资源和条件的日益完善,参与式教学方法在外语院校非语言专业中的实施的舞台更加广阔。参与式教学法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教师要抓住机遇,树立人本新观念,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和业务水平,掌握“参与式”教学法的精髓,真正成为学生学习的参与者、激发者、促进者和指导者,真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政治小论文:新形势下加强县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成员的心理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社会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和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社会情况和社会治安状况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公安队伍建设和公安民警个人,在新形势下,正面临着思想意识、价值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等方面的挑战,对此,各级公安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各级领导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沉着应对,认真思考,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主动性,增强时代感,影响主旋律,探索和拓宽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路子。 一、当前全州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注目,国人欣慰,同时也成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教材。正确的、先进的、新生的、进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公安队伍中民警思想意识的主流。总的讲,全州民警队伍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政治合格、业务过硬的队伍。特别是通过“三讲”和“三项教育”的学习整顿,队伍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公安队伍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获得进一步提升。通过2002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投票测评检验,全州公安队伍的综合满意率为96.03%,比上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不满意率为3.97%,比上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 (一)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公安队伍内部,一方面广大公安民警为保社会一方平安而流血流汗,为社会、国家、集体做出许多奉献和牺牲;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民警的待遇与社会上的分配不公和高消费现象反差越来越大,再加上公安机关殚精竭虑、如履薄冰地不断深化和完善公安工作的各项服务功能,民警又时常受到客观执法环境不佳的困扰,在多种思想观念的相互碰撞下,部分民警出现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多种想法。主要表现在: 1、领导干部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少数领导干部缺乏责任意识,不能按照要求认真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工作中存在时紧时松、应付了事的现象。二是有的领导自己能力弱,缺乏理论功底和做思想工作的经验。三是个别领导干部表率作用差,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对别人讲的是马列主义,对自己行的是自由主义。四是少数领导干部缺少创新进取精神,缺乏职业危机感。五是个别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的倾向,重业务建设轻思想工作的问题比较普遍。基层政工干部不安心本职工作的问题,也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2、民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民警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个别民警理想信念有所淡化,道德观念滑坡,价值观念市俗化,重利轻义、重个人轻集体的情况有所发展。二是部分民警爱岗敬业意识不强,总同社会上一些高收入的人相比,对公安工作尤其是对自己的本职工作缺少热情,对人民缺少服务精神。三是少数年轻民警和新加入公安队伍的民警,从警目的不明确,是报着当民警工资不愁、穿警服无人敢欺的目的加入公安队伍的。四是部分民警工作岗位的社会性、流动性和分散性较大,接受信息较多,思想变化波动较大。特别是在近几年频繁的专项斗争,公安民警长期超负荷运转、高强度工作,身体长期处于极度疲惫状态。对此,有的民警产生消极“厌战”思想,图安逸、求享乐的思想有所滋长。在警力少、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一些民警作风不实,讲虚话、图虚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民警的自我意识膨胀,时刻以自己为中心,不能顾全大局,将自己置于集体和他人之上,耍特权抖威风的顽症没有得到彻底根治。五是一些民警的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淡薄。在执法和“用权”的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六是从事政工工作的人员事业心、责任感不强,忙于应付事务,不愿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经调查,全州各级公安机关的政工领导干部(政委、教导员、指导员)各有三分之一的职位还空缺。政工干部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经验不足,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办法不多的问题比较明显。 (二)产生的原因。 认真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个别领导干部和部分民警的思想素质和业务能力,与公安工作的地位和新时期社会发展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做思想工作的动力。工作中存在惰性,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缺乏对新形势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特点和规律的把握了解,所做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脱离民警的思想实际,工作简单化、表面化和腐俗化,用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给工作造成消极影响。二是缺乏职位压力。个别领导干部和政工干部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缺乏必要的职位压力,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实绩论英雄”的风气难以形成。三是缺乏时代特点。思想政治工作受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传统思维的影响,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要求。四是缺乏自控能力,不能抵御外界环境的消极影响,经不住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五是缺乏创新精神。面对各种错误和消极的东西,不敢抵制,不肯积极地开创新时期公安工作的新局面。六是缺乏改革精神,个别领导干部墨守成规,不懂变通,开展工作方法简单,手段落后,水平偏低,能力低软,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缺乏针对性和时效性。 二、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途径 公安工作的历史经验表明,应对各种复杂多变和艰难困苦的挑战及考验,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公安机关能否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积极做好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可靠、训练有素、作风过硬、业务精 通、公正执法、纪律严明,党委政府满意,人民群众拥护,能够担当跨世纪重任的高素质队伍,是做好新形势下各项公安工作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第一,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化理想信念教育。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公安队伍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因此,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切实抓好民警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一是要坚持不懈地用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民警头脑,广泛深入地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教育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辩别是非的能力,增强见微知著的预见性和敏锐性。二是抓好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作为人民卫士,参加工作之日,就是以身许国之时,当以事业为重。要利用多种形式教育民警扎扎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警,要在思想上、行动上永远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形成自觉自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自觉自愿地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而舍生忘死。三是强化宗旨观念、群众观念和法制观念教育,把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和公正、文明严格执法的法制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长年坚持下去,在公安机关内部大力倡导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形成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良好风气,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事,保持清正廉洁,使“对法律负责、为经济服务、让人民满意”真正成为每个民警的自觉行动。把全体民警的思想行动统一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国家法律重于生命”上。四是抓好经常性的政治学习。要倡导全体公安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要做学习的模范,为加强学风建设起好表率作用。当然,光讲学习还不够,还必须坚持“灌输”的原则。政治学习,需要灌输,这种“灌输”,是有领导地进行正面教育。学习问题决不是民警个人行为问题,更不是想不想学的问题,而是必须学、一定要学好的问题。要通过学习,努力提升自身的理论修养、党性修养、道德修养、知识修养。 第二,加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不断开拓创新。 用什么思想和方法来武装、教育、引导、管理并带好这支队伍,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是公安机关各级领导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现在形势的发展变化很快,不注意研究新问题,就难以跟上时展的要求。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老办法不灵,新办法不多,工作思维和工作水平已经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要适应这个变化,就必须在借鉴过去好的经验和做法、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针对形势的发展变化认真研究和探讨更加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对此,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的思想路线,按照“三个代表”的标准,来研究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途径。现阶段就是把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民警的生活中去,融入到民警的工作中去,寓教于乐,循序渐进。部署业务工作时就应包含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指导工作时应体现着思想政治工作,在日常管理和生活中更要充分凸现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新做活,就要从大事着眼,小事着手,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去教育引导民警,使民警从工作实践中逐步接受教育,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骨子和灵魂里。目前各级领导和政工部门的工作者,在已有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要完成工作方法和创新的转换,要更加注重渗透性、规范化和社会性,把“说教式”与“引导式”、“号召式”与“激励式”相结合,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更加符合时代的本质和潮流。 第三,加强公安民警的道德建设,实现“以德治警”目的。 在社会转型期,必须加强公安队伍和广大民警的职业道德修养,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尽量避免因在执法过程中的偏私而造成冤假错案、循私枉法和执法不公。所以,在我们强调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大力加强民警的道德教育。目前,在全州公安内部,实施道德教育的关键,一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要教育民警,手中的权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神圣的法律赋予的,执法的权力要站在人民利益、党和国家的利益上来,树立社会正义和公道,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体现真正意义的公正、公平。二是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要教育民警正确看待名利,不为个人虚名而丧失党的原则、违背工作纪律、损害国家利益。不做名利的奴隶,努力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要守得住清贫。广大公安民警如果有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艰苦的思想境界,整个公安队伍就会以德树威、以德服人、以德行政,从而实现以德治警的目的。 第四、认真落实从优待警方面工作,关心爱护民警。 从优待警作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之一,必须从“人本原理”出发,在强化民警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为主线、党性教育、形势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主要内容学习教育的同时,要下决心解决好民警的切身利益和生活中的困难。落实从优待警,必须从政治上、工作环境上、生活上、教育培训上、福利待遇上从优。尤其是在开发警察队伍智力,提高整体素质上要做到思想上重视,组织上健全,内容上具体,措施上落实,财物上保证,以提高民警做好公安工作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前,从优待警首先要尊重和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提高民警的社会地位。公安内部要建立维权组织,依靠党委政府,协调有关部门,成立人民警察基金会,落实各项维权措施,理直气壮地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做民警坚强后盾。其次是集体安排休假,保护民警的身心健康。由于公安职业的特殊性,广大民警长期与违法犯罪打交道,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得不到正常的学习和休息,各级组织要妥善安排民警的休假,以保持队伍旺盛的斗志和战斗力。再次是想方设法安排好民警家属和孩子的就业问题,解决后顾之忧。第四要提高民警的经济待遇,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特别是民警的岗位津贴,多年来一直低于政法系统的其它单位。作为执法部门第一线的公安民警,出生入死,忍辱负重,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岗位津贴的标准提高到同政法系统其他部门的同一标准之内,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认真解决民警个人理想前途和生活待遇中的问题,使“从优待警”工程真正在具体行动上得以落实,使民警从自己切身利益上真正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从而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安队伍才能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整体。 第五、注重抓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 召力。 在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的和良好的风气。作为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和领导者个人“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带头学习,牢记宗旨,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动和影响广大民警,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感召力、说服力。古人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加强公安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强调领导的表率作用。当前,各级领导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处以身作则,为部属作表率;二是必须明确民警在人格上、政治上与领导者是平等的,领导心中要有“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三是对民警要宽容,要满腔热情地关心、支持和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负起领路与教导的责任;四是处事要公道正派。对领导者来讲,所有民警都是同志不能有亲有疏,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五是礼贤下士,广纳良言。工作和表率作用处理的好,就会有利于加强感情交流,密切领导与民警的关系,发挥群众效应,同时也将会丰富领导工作内容,促进本单位工作的落实。 第六、着力构建“大政工”工作格局,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政工部门是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组织保证,政工干部是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和主力,积极发挥政工部门的职能作用,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和组织保证。但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光靠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孤身作战”,而要依靠多方面力量的“协同作战”,由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建立大政工工作格局势在必行。建立“大政工”的总的思路是:在各级公安机关党委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基础,以政工干部为骨干,各部门各负其责,各级领导认真负责,全体民警广泛参与,形成体现公安特点、符合实战需要,网络健全、制度完备、运作规范、权威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格局。其具体办法是:一是在认识上要提高,二是在职责上有分工,三是制度要落实,四是要按照标准选好政工干部,五要转变工作作风。 人民警察是党绝对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全州各级公安机关一定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正确处理好公安内部关系,切实把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手硬起来。特别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大变革时期,社会治安状况复杂、暴力犯罪突出的情况下,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要。总之,新形势下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充分体现尊重人、理解人、激励人的原则,始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既讲道理,又办实事,真正实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 政治小论文:关于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在倡导创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后,“自主创新”又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日程。教育教学阵地亦当“常创常新”,“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强调的更多的是教育教学方法、手段的问题,谈的是教育教学形式。在内容上如何突破呢?在这里,本人想就教育教学内容,结合政治科目实际特点谈谈构建政治教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与看法。 一、体系的困惑 当我们谈论体系问题时,首先要区分三类体系。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体系(包括列宁、、邓小平等的发展),我们把这称之为“本义体系”;二是,专业工作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等所创立的体系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把这称之为“研究体系”;三是,为了进行教育教学而编写的教科书(尽管这里面也包含着研究,但不同于第二类),我们把这称之为“教材体系”。 这本来就使我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感受到“体系的困惑”,偏偏又出现了一个任何教师都不敢轻视的“考纲体系”。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教师的“教学体系”问题。 现在,由于《课程标准》规定的原因,教师不便在教学中另有大的设想,更由于考试的原因,有的教师根本不敢去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甚至为了对付高考,有的教师就按上一年的高考说明的体系简单进行教学,这就有点遗憾了。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提出,要“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当然,思想政治课怎样贯彻这一要求,可能更需要试行,需要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总结经验,积极思考,结合自身与学生实际摸索与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事实上,有的教师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虽然不便或不敢对“教材体系”作大的调整,但小的调整还是有的。 二、构建教学体系的必要性 1、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意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但不等于人们的意识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只是一名普通的政治教师,不是专业研究人员。但在紧张的工作闲暇,是完全有可能抽出时间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的经典着作的,在有关问题上(例如教材上的某一理论)也是有可能思考出自己的“研究体系”的,从而有利于形成自己的教学体系。 再有,教材虽然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的,但也不过是编者的一种理解,也未必一定是最合适的。我们在教学中,不仅有必要在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有所创新,在体系叙述上也可以创新。对教学内容不仅可以作小的调整,也可以做大的调整。 2、教材本身存在局限性 教材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滞后性、专一性与普遍性等方面。 首先谈谈教材滞后性问题。由于一定条件的限制,每一时期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而且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也不是随时随地都是正确与合理的。相对而言,政治教材的时代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我们总不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一是,某些理论观点的提法已有变化,但教材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二是,教材所选取的材料也有一个新旧冲突或更新的问题;三是,相关的改革尤其是高考的改革也有可能使教材在某些方面显出老态。 其次是教材具有专一性特点,它一般只能在一定的框节范围内阐述某一知识点,这就必然会使它难以兼顾前后左右。因此,在逻辑性与系统性上可能会有所缺陷。 再次是教材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绝对不是只针对某一局部地区或某一部分学生而编写的。在面对不同地区与特殊的群体时,它可能就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了。 3、是体现教师个性的要求 相对而言,我们一些经验丰富或是教学年龄较久的教师,对于教材已是烂熟于心,在课堂教学上,已不仅仅是不会照本宣科的问题了,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教学见解了。在今天推行研究性教学的背景下,教师的教学模式当然很受学生注意,但学生其实更重视教师对教材内容的把握与迁移。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一位能独立而又合理构建自己“教学体系”的教师,在学生心目中是很有个性的教师,学生也是很欢迎这样的教师的。 4、也是适应高考的需要 虽然我们不提倡“应试教育”,但客观的事实又迫使每一个政治教师不可能不紧随高考指挥棒转。“考纲体系”无疑是有其存在合理性的,谁也不能、不会视而不见。因此,问题在于是否能完全“亦步亦趋”,是否能有效率地组织教学,是否能适应学生实际情况?要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除了简单的参考一些教学资料外,是一定要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学生把握教材知识,从而提高学生适应考试的要求。 三、构建教学体系须注意的问题 1、方向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是在一定意识指导下的有目的的活动。”“为什么教?”“教什么?”等是教学活动初始时就须心知肚明的,也只有“有的放矢,”方有可能保证教学的良好功效。 本人所理解与把握及注重的方向性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第一,要明确与顺应整个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高考改革趋势,“面向高考又不全为高考”,“追求升学率,而不片面追求升学率”,做推行素质教育的小卒。第二,充分了解与熟悉教材、教学大纲与考试说明等,对于高考所考查的知识范围与能力要求等要烂记于心,同时要注意及时关注与把握相关的高考信息。第三,要较全面、准确摸清自己所教班级学生水平层次差异,尽可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关注“两头”,突出“中间”。 2、逻辑性 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把真理性的认识系统化,按一定的逻辑构成的体系。“学生的学需要教师的教,教师的教是为了不教”。培养与提高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自学能力,是教师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实际教学中经常发现学生不能明确与把握前后左右教学内容的内在逻辑联系。也就是说,虽有许多“散钱”却没有能找到一“麻绳”把它们有机地串联起来;而且在他们的答题过程中也常表现为思路不清,逻辑混乱,“散文”联想式答题,“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而到头来是“形神俱散”,事倍功半,“竹篮打水一场空”。注重逻辑性,“水到渠成”,有利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经济常识》教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可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逻辑性讲述,比较典型的有“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框节内容;《 哲学常识》教材内容有许多内容是可采取“三点式”(原理方法论实际问题分析)进行教学的;〈〈政治常识〉〉教材内容基本上可遵循“一般特殊”思路讲述。当然,具体的逻辑线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是丰富多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逻辑这“麻绳”,关键在于找什么样的“麻绳”,最能被学生接受与掌握。 3、系统性 “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政治学科考生应具备的一种中等层次能力,这是自1999年《考试说明》对政治科新增加的一项能力要求,也是高考政治科命题由“以知识立意向以能力立意为主转变”的主要表现之一。 高考政治命题通过设置新材料、新情景和新问题,把一个新的意境呈现在考生面前,这种新的意境从学科知识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它涉及多方面的知识,具有一定的综合性,要全面地和完整地把握意境中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必须掌握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注重知识的系统性相当重要。 需引起注意的是,前高考政治命题处处长蒋超同志曾在湖南的一次政治年会上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反对挖井,但要挖坑,坑要广。在当前,政治科高考已不再注重考查知识的覆盖面,更重“主干知识”的考查,因此在构建“教学体系”时,一定要慎重处理“深度”与“广度”的问题,要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4、常识性 我们只能在常识的水平上进行最基本的理论教育。一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不能搞成人化教育,更不能故弄玄虚,使学生如“何仙姑回娘家——云里来雾里去”。总之,把自己对“本义体系”的研究和现行“教材体系”、“考纲体系”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自己的“教学体系”,可能是我们对“体系问题”困惑的积极回应。这样做无疑是困难的,但也不是做不到的! 政治小论文:政治礼度下的审美诉求 摘要:在董仲舒思想中,审美是巩固汉帝国政治制度的一种手段。这意味着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对董仲舒美学思想的评价应该摆脱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标准,以更宽广的视野注意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性。 关键词:审美; 政治制度; 董仲舒 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其所守。”[1]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明确的社会,使民知其所从。那么,在这种充满制度感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中,什么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一 汉初几十年,一切法制都沿袭秦之旧制,因此汉室初时并无自己的制度文物。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家大谈“改制更化”,正是要在制度文物的确立上证明汉室受命于天的合法性。因此,董仲舒是先从制度文物的确立来证成儒家成圣的理念的,这一观点延续了荀子隆“礼”和公羊学重“治”的思路,而与唐代韩愈的道统观殊异。 董仲舒的愿望是建立一套稳固的政治制度,通过制度使各种权力得到安置和平衡,使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的保障,因此在《春秋繁露》中,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对各种“制度”的强调,比如在《服制》篇中他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2]就是说,饮食、衣服、房屋、家畜、仆役、车船、器具等等都要有一定的规格制度,不可违背;在《三代改制质文》中他说:“顺数五而相复,礼乐各以其法,象其宜;顺数四而相复,咸作国号,迁宫邑,易官名,制礼作乐。”[2]就是说,要按照五行的法则制定适宜的礼乐,要按照商、夏、质、文的顺序订立国号、迁徙都城、改变官名、制作礼乐;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吾闻圣王所取仪,法天之大经,三起而成,四转而终,官制亦然者,此其仪与?”[2]就是说,官制应当效法天数,使两者一一对应起来;在《度制》篇中他说:“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2]董仲舒在这里说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方法在于制作一套制度;《爵国》一篇则继续论述了官制、军制和井田制。从上述内容来看,董仲舒要把汉代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军事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的诸多事宜都形成一定的规章制度,以获得统一、稳固的社会秩序。 何为制?董仲舒说:“器从名、地从主人之谓制。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2]所谓“制”,在董仲舒看来就是事物要合乎其名份,因此每一事物都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他所构想的制度社会虽然不否认权变,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权变之端,逾越了这一权变的界限则被视为“反经”的异端。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迈尔认为,在政治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的争论乃是根本的争论,‘我应如何生活?’乃是人的首要问题。”[3]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希望建立法度可明的社会,正是为了在社会范围内确立“什么是正确的”以及“应如何生活”。 海因里希·迈尔在阐述哲学的政治转向时说:“哲学的期待和哲人的判断本身也应该受到检查,这不得不在与政治的对峙中方可实施。诸如‘崇高’、‘高尚’或者‘美’的观念,虽然属于哲学领域,但对它们的哲学探究,必须得考虑到它们对哲人居于其中但却力图超越之的政治共同体里的政治、道德和宗教意见的依赖。”[4]正是在此前提下,我们思考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因为审美活动在他构想的政治礼度中需要接受“正经”与“反经”、“可以然”与“不可以然”的检查,因此脱离政治礼度所设的可以然之域就无法真正触摸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二 如上所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以建立汉代的制度文物为主要目的。大体说来,董仲舒所构想的汉代政制主要以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性未善的人性依据和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为其根据。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细加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 首先,天人感应的形上依据。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神授的原则,他认为王者所受命之天带有人格神的意味,如《春秋繁露·郊语》篇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但为了防止君权过度膨胀,他也吸收了灾异遣告的思想,《春秋繁露·同类相动》云:“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2]董仲舒吸收灾异遣告的思想主要是为了借助自然界中出现的灾异事件对权力起到制衡的作用,使天子能有所畏惧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是,这种思想主要是一种同类相动的自然主义思想,这就和他强调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有了矛盾。一方面,他要为社会确立人为的规则和制度;另一方面,他又希望证明这种人为的设计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在谈到琴瑟自鸣的现象时,他认为这是“非有神,其数然也”,这是同类相动的自然原理;但很快他又把这种原理运用到了社会现象上面,认为“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但帝王之所以能兴起,关键的是他能够施行仁德。这样,一个原本是解答自然现象可能性的问题就变成了关于人的行为的价值判断的问题。 董仲舒关于美的看法同样有这种矛盾。在《春秋繁露·天地之行》那里董仲舒说:“天地之行美也。”[2]《循天之道》篇也说:“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2]这里他是用阴阳五行的自然原理解释天地之美。然而,在《官制象天》中他说:“天以四时之选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相砥砺而致极,道必极于其所至,然后能得天地之美也。”[2]董仲舒所说的天地之美在这里就变成了社会人事的和谐有序。自然主义的天地之美本无所谓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自然的运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社会人事的天地之美中就有了正确与否的问题,因为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价值判断的。可见,正是因为董仲舒把审美活动引入了政治制度领域,它才有了审美的合法性的问题,对于董仲舒而言,合乎“正经”的美是那种能够嵌入汉帝国的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一制度合理运作的美。 其次,性未善的人性依据。性善、性恶在孟子和荀子那里有了明确区分。孟子认为人之于善,犹水之就下,乃人的本性。但是,孟子把向善归之于人的本性却有可能使人失去外在的约束力,因为既然于本性上说人人皆是尧舜,那么只要由着自身的本性而行,所为就是仁义之事,外在的礼乐教化就形同虚设了。这一理论为荀子所不能接受,他认为人性本恶,而礼、义则是后天学习中掌握的,因此,“无伪则性不能自美”。[5] 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看法。他说:“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2]董仲舒认为没有天生的善,只有天生的善质,善质经过王道教化之后才能成为善,“循三 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2]董仲舒和荀子一样把善的实现放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中,因此,不存在不需后天修饰的纯粹的美,他说:“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1]与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相比,董仲舒显然更强调审美活动必须落实在社会制度的层面。 第三,经学诠释的儒典依据。董仲舒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以天意为其核心的,但天意难晓,必需要有法典性的文献为实际的政治实践提供凭据。董仲舒说:“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1]董仲舒这里用《春秋》的记载来为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提供依据,并进而推出玉不瑑而不成文章的美学原则。这说明,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儒家经典的支持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合法性依据之一。 以上三者构成了董仲舒美学思想的“可以然之域”,脱离这几个前提条件的审美活动是不被董仲舒所构建的大一统帝国所允许的。因此,董仲舒的美学思想带有强烈的规范生活的意味,这种倾向在他的礼乐美学思想中最为明显。 在关于礼乐的论述中,董仲舒颇为强调礼和乐的制作顺序,他说:“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授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2]董氏认为作乐必须在改制之后,天下制度未备,王者是不随便制作音乐的。这一观点所隐含的深刻意义需要在和孟子、荀子的礼乐观相比较之后才能比较清晰的体现出来。荀子关于礼乐的看法最重要的就是“乐合同,礼别异”,[5]即礼的社会作用在于区分,而音乐的社会作用在于整合。我们要注意把荀子所说的“乐合同”与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区分开来。孟子的“与民同乐”虽然也是强调音乐的整合功能,但孟子主张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暗示着“与民同乐”的社会最终可能取消等级的存在。但是,荀子却非常强调社会的等级区分,因此,他说的“乐合同”是以“礼别异”为前提条件的,即音乐的整合功能必须建立在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基础上,“乐合同”发挥的整合功能不但不是取消社会的等级区分,反而是要使社会群体更乐于接受这一等级区分。董仲舒的礼乐观显然更接近荀子,他认为社会制度周全时才需要制作音乐,这样音乐就可以发挥“和政兴德”的作用了。可见,董仲舒把荀子注重社会区分的礼乐观又向前推进一步,他提出先礼后乐的看法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证了音乐对大一统王国的巩固。 从董仲舒关于文采服制的观点可以更清晰地发现他是以政治制度作为审美的前提的。他说:“凡衣裳之生也,为盖形暖身也。然而染五采、饰文章者,非以为益肌肤血气之情也,将以贵贵尊贤,而明别上下之伦,使教亟行,使化易成,为治为之也。若去其度制,使人人从其欲,快其意,以逐无穷,是大乱人伦,而靡斯财用也。失文采所遂生之意矣。上下之伦不别,其势不能相治,故苦乱也;嗜欲之物无限,其数不能相足,故苦贫也。今欲以乱为治,以贫为富,非反之制度不可。”[2]董仲舒认为审美是为了更好地辨明上下等级秩序,这才是“文采所遂生之意”,因此,要使祸乱得到治理,非得恢复制度不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审美能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并非简单的个体技能或情性的体现,而是一种社会规范力量。在董仲舒构想的帝国等级制度中,那些能够辨明上下人伦的审美活动(“染五采、饰文章”)被指定为合法的(“文采所遂生之意”);而那些不能辨别上下之伦的审美现象则被斥为人心之“欲”。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董仲舒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已经不再是美和丑的审美判断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正当与否的问题。董仲舒有很丰富的美学思想,但关键的是在他那里审美并没有独立性,审美要依附于整个帝国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成为指导、规范人们生活的标准。这点和希腊柏拉图的美学思想十分相似,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荷马确是最高明的诗人和第一个悲剧家。但是你自己应当知道,实际上我们是只许可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我们城邦的。如果你越过了这个界限,放进了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那时快乐和痛苦就要代替公认为至善之道的法律和理性原则成为你们的统治者了。”[6]这就说明,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此时已经有了划分:对城邦有益的诗歌和对城邦有害的诗歌。这种划分并不在于诗歌本身的审美价值,而在于它是否从属于苏格拉底所设定的良好政治。按照他的看法,荷马并不能为城邦居民提供“正确”的知识和良善的生活。柏拉图显然没有考虑诗艺本身的独立价值问题,对于一种独立于政治的诗艺而言,美和丑的审美判断或许才是其根本的问题,但出于政治制度的考虑,诗歌就有了好坏之分。 由此可见,董仲舒将儒家重政教的美学思想发挥到了极端,甚至将一些美学原则形成了规范性的制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董仲舒在大多时候忽视了一些重要的审美规律,比如他只看到音乐有“和政兴德”的作用,只看到衣裳服饰有辨别人伦的作用,却把音乐和服饰“益肌肤血气之情”的作用看成是“欲”。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董仲舒在中国美学史上一直是个被人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因为在董仲舒那里我们找不到太多重视审美自身规律的思想,审美在他那里首先是作为巩固帝国统一的工具而存在的。那么,该如何理解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位置?如果仅从审美自律的观点出发,董仲舒的美学思想确实太过功利,这也是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的看法。董仲舒的美学思想重社会、重制度、重现实、重目的,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审美重个人、重个性、重理想、重情感有着很不一样的面貌。在后者看来,董仲舒并没有正视审美自身的独立性。但问题在于,审美是否有绝对的独立性,即审美是否能够真正脱离特定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超历史超现实的标准?从18世纪以来,审美无功利的观点已经在美学领域占了主导的地位,这容易让人在审美和无功利之间划上等号,把无功利视为审美自身的规定性,并最终以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审美和现实。这种观点的极端表达就是把审美看成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看成是和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境域。这种观点一经形成,便具有了某种霸权的意味,那些注重现实功利性的美学观念被视为拙劣的、未触及审美本质特征的观念,而那些注重审美自律的美学观念则被视为重要的、抓住审美本质的观念。美学史的写作在很多时候就是按照这种期待视野而编排的。 总之,审美现象本身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超历史和超社会现实的标准。审美始终是和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这就是说,我们要摆脱那种审美和现实的二元对立的观念,以一种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审美现象。无功利性和功利性实际上都是审美的特征,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只有偏重,而不能偏无,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现实世界中的审美现象。以这种视野审视董仲舒的美学思想,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董仲舒在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正如极端强调审美自律性的美学家一样,董仲舒从另外一个极端论述了审美的价值和限度,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中国美学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政治小论文: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 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四、国际民主:不同侧重与共同呼声 通过对国际政治学几个主要学派理论逻辑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或反对、或支持),以及几个学派对国际民主内含的基本价值的各自定位。 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国际政治学的“谛始者”,它是在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的大背景下,通过批判经典自由主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倾向而逐步在学界、政界、坊间获得“当家”地位的。现实主义对人性的看衰、对权力的执迷、对相对利益的计较、对历史的悲观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由主义经过痛苦地转型,破“茧”成蝶;而现实主义对“历史经验”的“洞见”在新的时代似乎正在转变为应然的“说教”,现实主义固守着其“绝对的”真理作“茧”自缚。新的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加切中时代的“现实”,人类新的交往实践证明了自由主义超越现实主义的时代“兼容性”,自由主义理论中暗含的国际民主的价值就是此种“兼容性”的明证。自由主义对现实主义针锋相对的批判可谓切中要害,对权力政治以及相对利益的反对、对相互依赖事实的判断、对多元行为主体的重视以及对制度作用的信仰彰显了独立、平等、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此外,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人类正走向和平、合作)也暗含了其对国际民主的信心。 回溯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历史,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争论以及后来的部分“趋同”构成了整个学科成长的“轴线”。某种意义上讲,其他学派或理论正是比照着这条轴线,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审视这条轴线中存在的“缺失与弧度”,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来“补充和修正”它。现实主义在世界政治问题上的消极看法与“偏执”,从积极的层面看,却激发了其他学派的研究兴趣。除现实主义外,国际政治学其他主要学派(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尽管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中各有侧重,但在理论上均显现出了对“国际民主”的诉求与呼声。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个学派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被宏观的学派标签掩盖的是具体的分歧。 国际政治学的主要学派或是某一学派内部对国际民主亦存在着不同的判断或期许。建构主义倾向于说明“观念”对历史的创造作用,建构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是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民主”。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打破了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霸权,超主权国家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初露端倪。而其后由罗伯特?基欧汉领衔的制度自由主义向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妥协使其又退回到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窠臼,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国际民主似乎也很难逃脱现实主义的“古老诅咒”。然而,新的现实催生了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对现实又有着规范性的期许,自由主义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异化”出了更高形式的国际民主价值——多元、多层的行为主体载荷的国际民主。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被共有价值、共享文化“粘合”在一起,要获得国际社会的成员资格就需要维护并追求“秩序”与“正义”的基本价值。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二者的排位模式,如果是“秩序大于正义”的排位,那么大国间的均势、小国利益的牺牲以及战争的平衡作用就成为了第一考虑,这简直是现实主义式的梦魇;如果是“秩序等于正义”的模式,则大国的“协调责任”得到强调,同时主权国家(特别是小国)的权利得到尊重,这是较为贴近晚近经验现实的国际政治民主形式(价值);而在“正义大于秩序”的模式中,主权权利同样受到重视,但秩序不能建立在主权对国内混乱、贫弱的掩盖以及对国内“正义”的压制的基础之上,国际社会成员的“社会(国际)责任”以及公民个人的“天赋人权”被凸显了出来。在全球化的今天,主权的合法性越来越来源于国家对内的权责与对外的担当。主权制度的相对软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大势,弱化主权制度的国际民主需要得到肯定。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看到了在不同的理论逻辑下各学派关于国际民主的“暗中较量”。在层次或外延上,各学派对国际民主的形式有诉求、有侧重;在规范、内涵上,其在国际民主的多元价值上有重叠、有纷争。重叠与诉求是各主流学派国际民主逻辑的“最大公约数”;侧重与纷争则源于各学派对现实世界的不同角度期许与领悟,但这些都传达了同样一个信息——对国际民主的共同呼声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