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教育论文:谈认知心理学与英语教育 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心理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之一,被称为是心理学的第二次革命。认知心理学以明确阅读、计算、推理、下定结论等人类各种认知活动的构造为目标,特别是明确语言信息处理过程的构造,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语言从根本上支撑着人类的认知活动,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面,而认知心理学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探讨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各种行为及其规律,因而把认知心理学研究得出的结论和实际的英语学习结合起来将会大大增强学习的效果。 1.词汇表象模型与英语教育 所有语言掌握的基础都是词汇的掌握,那么,第二语言(外语)词汇的掌握构造是如何形成的呢?认知心理学者佩维奥就这一点提出了通晓两国语言的双重编码理论,通过这一理论就可以得之,比如通晓汉语和英语的人,会把“狗”放在汉语系统,把“dog”放在英语系统,而把狗的形象放在形象系统里,于是,在这三个表象之间就形成了坚固的联系,看到狗就应该同时联想到“狗”和“dog”两个单词。那么,学习英语的中国人又是怎样的呢?因为“狗”这个汉语单词已经掌握得很好,所以看到狗当然会马上说出“狗”,而且,如果已经学习了“dog”这个英语单词,把“狗”翻译成“dog”(或反过来)也并不困难。但是,如果让他们看狗,然后比较他们说“狗”所用的时间和说“dog”所用的时间,哪个会更长呢?如果在英语课上,让中国人很充分地练习把狗的形象和“dog”联系起来,他们就会和通晓两种语言的人一样,在说出“狗”和“dog”的时候应该没有时间差。不过,如果是按照传统的“语法译读法”的方法,说出“dog”所花费的时间就会比说出“狗”所花费的时间长,这是因为,在“语法译读法”中,虽然“狗”和“dog”之间形成了联系,但是“dog”和狗这一形象却难以形成联系,因此,看到狗的时候为了说出“dog”这一单词,必须要先翻译成“狗”,再把“狗”翻译成“dog”。 这种通晓两国语言的二重符号化说法启示我们,在学习掌握第二语言(外语)的词汇时,不应该只把“符号”和“符号”联系起来学习,母语中的单词不仅与文字这种“符号”有联系,而且与形象、行为、感情等有密切的联系。奥斯古德的意义空间研究表明,单词里蕴含了形象和感情反应的内涵,在记忆“抱臂、挠头……”这种动作词组时,边做动作边记忆的实验对象要比单纯朗读的人记忆成绩好,这种现象被称为实验对象实际操作效果。以上研究和现象证明了,母语里的单词不仅与文字这种“符号”有联系,而且与形象、行为、感情等有密切联系。另外,在欧美国家也实行像“全身反应教授法”那样,从把听到的话与具体的行为动作联系起来开始的外语教授方法。那么,把这种理论和实践广泛地应用到英语教育上不也很好吗? 2.语言处理模型与英语教育 在认知心理学的语言处理模型中,人们为了理解语言,假定以下各种语言处理是必要的。 (1)词典性处理:即对构成句子的每一个单词的处理。例如,为了回答:“Was the proposal fathered by John?”这一问题时,你必须知道“father”什么意思,词典处理就使得这种理解变为可能。 (2)句法性处理:即利用句法知识解析句意的处理方法。例如:我们能够判断“On when am that bent.”这个句子不成立,这就是句法处理。 (3)语义学处理:即利用语义学知识解析句意的处理。例如,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Chomsky)[ 束定芳,现代语义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p47]这句话,从语法角度讲没一点错误,但是,对于有正常的英语语感的人来说,就会判断这句英语不自然。这种判断就是语义学性处理。 (4)语用学性处理:即根据说话的文脉,解析说话人的意图的处理。句子的意义并不总是和一个说话人在某一场合通过使用这一句子所要表达的意义相一致。孤立地看,“He is a fine friend”总是表示了“他很够朋友”这一意义,这是它的句子意义,是永恒的,没有时间性的。但是如果在你处于困境时,某人却舍弃不顾,拂袖而去,你对别人说“He is a fine friend”,你所要表示的意义和句子的意义则截然相反。这种理解就是语用学性处理。 原来的英语教育中,主要着眼于词典性处理、句法性处理、语义性处理的教育,好像一直没有形成语用学性处理的教育,如果是这样,今后应该更加重视语用学性处理的教育。语用功能是指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中运用适合交际环境的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言语效果,它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语境不同,同一个话语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语用功能, 所以在英语教学中的阅读理解、口语、交际当中为了能够正确的理解话语,还是要重视语用性处理,更好得掌握英语这门语言。 3. 认知发展模型与英语教育 美国心理、教育学家杰罗姆·布鲁纳主要对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而闻名于世,为了说明智力的成(发展),布鲁纳提出了再现表象这个概念,他把再现知识的模式的 发展分为动作性表象模式、映象性表象模式和象征性表象模式这三个阶段,也就是三种不同发展水平的认知结构。有适合较大年龄孩子的成长阶段的指导方法,也有能够让低龄儿童理解高级教材的可能,同时布鲁纳认为小时候,以适合其年龄阶段的样式学习某些教材,之后以高级样式再学习那些教材的时候,就变得很有帮助了,例如,当孩子学习集合概念的时候,如果孩子处于活动性表象阶段的话,就通过玩“拿椅子”的游戏来学习集合概念;如果孩子到达印象性表象阶段,就利用积木等具体实物来学习;最后如果成长到象征性表象阶段了,就利用计算公式和符号等抽象性的样式来学习,像这样,对于同一教材,根据孩子的成长阶段,让他反复地学习,这样的学习指导方法,恰好可以比喻为螺旋阶段,也就是说,似类于螺旋上升那样,从低级逐步深化学习进入高级阶段,如果把“螺旋式课程”的构想适用在英语教育中,就像描绘圆锥侧面螺旋形状轨迹那样展开。首先从听开始,在反复学习说、读、写的同时,不断获取语音法则、语法、文法 以及词汇等领域的知识,慢慢地步入高层次水平。 英语教育论文:对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现状研究 一个教学活动的完成不仅包括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还应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积极对话。由于文学阅读过程与教学实践过程中的这种相似之处,运用接受理论来指导教学实践的研究是可行的。本文试图在接受理论指导下,结合目前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现状,分析影响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因素,以提高大学英语教育的效果。 1大学英语教育活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高校的英语教学改革虽有一些进展,但是整体的教育观念仍未取得实质上的突破。由于缺少相应的语言文化交流环境,我国高校的英语教育基本上仍然遵循着传统的教学模式,种种弊端依然存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1以教师授课为中心,忽视学生主体地位 大学课堂的英语教学活动主要表现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课堂上学生缺乏充分自主的活动空间和展现机会。教师是传授者,学生则被动地接受和服从,这种授课方式剥夺了学生的话语权。并且长期以来学生在课堂上所处的沉默状态,导致学生缺少语言运用的实践机会,虽然经历了多年的英语学习,由于害怕错误而拒绝表达的学生依然大量存在。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造成了大学生们对于大学英语课程学习的厌倦、不满以及消极应付的态度,阻碍了当前英语教学的发展。在灌输式的英语教学中,教师把所有的教学内容具体化,减少了学生对于接受客体的理解空间;而学生总是被动地接受,误认为老师的理解是客观的、唯一的。在这种情况下,学生逐渐丢失了对于接受客体的自我感受、加工以及创造能力。 1.2英语教学目标功利化 在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大多数人认为英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许多重要考试中必考科目之一。在应试教育的驱动下,人们往往忽视了大学英语教育的真正目的,着重考虑的只是考试过关。事实上,考试的成绩与学生的英语水平和学习能力是不成正比的。有些学生通过了一系列的英语考试,但是实际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是不尽如人意。这种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英语的态度使得大学英语教学过于功利化。作为人文学科的大学英语教育不仅应包含语言技能的训练,还应包括情感教育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为了通过考试而进行的课堂英语教学无疑影响了英语教学改革进程,这种前提下所进行的教学活动明显是不成功的。在考试的指导下,教师忽视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学生犹如井底之蛙,课外阅读明显不足,对于英语相关文学文化知识知之甚少,除了考试,不知其它。学习与实践脱离,无异于本末倒置。 1.3课堂教学内容单一化,脱离实际 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基本上侧重于单词讲解、发音纠正、语法运用、文章阅读以及习题演练等几方面。相应的教学参考书虽然为师生理解课文提供了便利,然而与此同时,参考书中的分析与参考答案也禁锢了师生们的独立思维,阻碍了他们创造力的发展。教师习惯于照本宣科,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来教授处于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忽视了学生由于学习兴趣、意识结构和思维能力的不同而导致的对于教学内容的不同需求。同时,教材建设相对滞后,远离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接受心理,忽视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实践,在一味灌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丧失了自己的情感体验。教学内容的单一化———统一的教材与教参使得教师不必自己动脑筋,组织能考虑学生具体学习能力的教学内容,而学生按照这种模式去学,也略去了自己重新认识的过程,课文讲解与答案的标准化限制了学生的自我思考。如此以来,教师和学生都不必对教材进行独立思考,自然也不会形成自我理解与认知。这样的被动的学习活动显然不利于大学英语课堂教育。 2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学生接受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 接受理论认为接受客体在未被接受主体接受之前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乱码。其理论建构核心是构成的主观性,并以自我意识或先在构成为基点,去感知和把握认识对象。据此,教学活动不因仅仅解释为原作者或作品的独白,而是教师带着“期待视野”在文本的“召唤结构”作用下与隐含的作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后形成的“视野融合”。因此,在大学英语的课堂教育中,教育氛围、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沟通以及教材建设都成为影响学生接受活动的主要因素。 2.1良好的教育氛围 接受活动并不是封闭的,接受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客观环境和具体氛围中;因此,良好的接受氛围在实现外来信息与主体接受能力的高度融合,提高接受效率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英语教育改革的推进,它所依存的社会环境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变化。大学英语考试的设置虽然提高了大学英语的重要性,同时却加重了应试教育的倾向。考试的压力影响了教育环境:社会急功近利,心态浮躁;教育价值取决于考试,取向偏离。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使得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机械化,缺乏创造思维,沦为教学大纲,考试等等的奴隶。如此教育氛围导致了英语教学的肤浅、狭隘、僵化、封闭。接受活动要求的是接收主体对于接受客体进行主观性思维,强调的是接收主体本身的创造理解能力,因此,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宽容的教育氛围对接受活动的成功运行是有必要的。 2.2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与沟通 传统教学模式强调的是教师之于学生的“教”,这种单向交流相对保守,反映了传统教学言语流程的单一,不利于知识的生成与建构。一个完整的接受活动应包括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以及师生的对话与沟通。根据接受理论,教学活动的意义不应是唯一的、单向的,它应是多元的、互动的、不断发展的。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一样,都是学习的主体。只不过作为接受主体的教师同时也是知识的传播者。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应该比作为接受主体的学生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些,想得多一些,这样才可能在英语教学中引导学生。教师可以从宏观上引导,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合理的学习方式,创造良好的学习气氛,营造互动的学习场面,而 不是一味地灌输。在此情形下,教师应进行角色的转变:教师由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促进者,学生可以从多渠道获得知识,教师只是引导者,其任务是转化智慧,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学习能力;同时,作为学习的参与者,教师应积极与学生分享自己的学习认识和心得,同学生一起寻找真理,在共同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过时与不足,从而提高教育接受活动的效率。另一方面,学生应自觉地参与课堂的教学活动。学生是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学活动侧重的是学生的理解实践,而不是教师的程式化灌输。学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接受教学内容,而是具有开放心态和创造活力的接受主体,能够在主动积极的理解和思维中加深体验和感受,享受学习的乐趣。一名教师的人格形象、知识水平、业务素质、教育态度、教学方法、与接受者的情感关系、以及对接受者的责任心对于教育接受活动的质量起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一名学习者的学习态度、对于教学内容的自我感受、加工以及创造的能力也在影响着教育接受活动。因此,作为接受主体的教育者与学习者应进行互相对话与沟通,从而促进接受活动。 2.3教材建设 束定芳(2004年)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外语教材方面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学生更希望通过比较自然、轻松、有趣的方法来学习外语,愿意仅通过教材来学习外语的人数只占到6%左右。这一方面说明现有的教材还无法全面反映丰富多彩的语言活动,教师的课堂教学也常常是枯燥乏味,远离真实的语言交际活动;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学生渴望在真实的语言活动中学习语言,渴望形式多样的语言输入,渴望在真实的交际环境中展示和锻炼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 由此可见,如何增强英语教材的吸引力和实效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教材强调语言知识和书面符号的认知,侧重于教师对于课文的讲解提问、学生通过课后练习巩固语言的重点难点。在这种教材下,作为接受主体的教师和学生丧失了自己的主动学习能力,学习模式单一封闭导致了思想僵化。接受理论指导下的教材应体现对于外语学习过程的动态理解,启发接受主体的开放式思维,能够使学生、教师与教材之间展开多向的、互动的对话,包括教师与教材的交流、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教材与学生的交流。在这些多向交流中,教师与学生主动地学习、都处于积极的思维状态,对于教材能形成自己的感受看法和体验,从而互相促进提高。 强调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都处于主体地位的接受理论观点一反传统意义上对于教学活动的认识,主张对学习氛围、师生关系与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重新认识,建立一种更为开放、主动的教学模式。在此情况下教师的作用在于启发学生,引导学生的学习;而学生则树立主体观念,自主地学习,从而促进教师的教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教师传授给学生的不是固定僵化的知识,而是获得知识的途径和学习的能力。 英语教育论文: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措施 1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育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教育,应关注与学生的英语技能、英语情感以及英语使用,英美文学类课程进入大学英语教育之中,无形地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文学情调,即为文学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的人本教育与素质教育,坚持新型的人本教育理念。其一,实现“技能教学”向“素养培养”扩展。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于英语知识的传播,而对于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英语专项技能提升,如英语交际能力、英语应用文书写能力等,同时,相对于技能教学来说,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更为缺失,这不仅背离了素质教育之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文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等,而英美文学类课程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其以文学情境创设、中英文化比较以及中英文学教育的方式,加入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内容,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者正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社会性人才的需求标准。其二,实现“教师结构”“教材结构”向“学生结构”转变。素质教育条件下,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基本,展开“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学,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缺乏了对学生心理特征的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学习的被动者,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以情境教学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教学的情境范围,如展开文学人物对话、进行文学场景模仿等,这就使得学生的表现力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主体性发展。 2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环节实践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非专业英语教学来说,一般设置于大一、大二,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对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大学英语内部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人文教育,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成为首选,但是在其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各环节的人本性落实为基础,才能实现英美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 2.1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改革 英美文学类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必须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为基本,服务于大学英语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实现。如基于英语言语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基本教学目标,英美文学类教学通过创设交际对话场景,让学生观看文学作品电影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言语感知力、理解力和应用力。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教育,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定位于人的力量的实现,即为人的技能培养与人文培养上,这就要求其课程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升上,通过其课程目标的指向作用,再展开教学内容的挑选与教学。如设置学生审美感受力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材内容补充或是教材创新,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 2.2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1)精选英美文学作品,展开作品教学。英美文学类教学展开的基础是文学作品,在对教材的选择上,不仅要适应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而且要以精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其包括审美性、对比性、教育性、情感性以及人文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简爱》展开情爱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选择《理智与情感》展开人性纯美教育;选择《雾都孤儿》展开历史情感教育;选择《老人与海》进行人与自然之挑战,人性能动力教育等,促使包涵丰富而又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被学生认识与感知,让这些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影响到大学生的人本发展、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2)选择“大众性”作品,展开学生心理教学。这里的“大众性”作品是指学生在以前的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或是着名的作品,便于学生理解的作品,用此类用作品展开英美文学教学,不仅因为此类文学作品本身含有较高的人文精神,更多是基于学生的心理要求,因为学生对这类作品本身就已经有所感知,或是因为作品影响力而想去了解,所以,在设置课程内容中,尤其是在展开教材教学中,要适应于学生的心理要求,这不仅能够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心理走向,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3)教学内容设置人本化,展开阶段性教学。对于非英语专业来说,英语课程一般作为必修课设于大一、大二,由于此阶段是大学生进入校园的起始阶段和适应阶段,其心理新鲜感与滞留感较强,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进行学生心理分析,采取阶段性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如在大一上学习,学生心理处于高中向大学升华过渡期,在其中对情境性教学的适应性较弱,所以教学内容要以轻快、感受的基本内容为主,如展开优美诗歌赏析、进行电影欣赏等,以便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情境感受能力;在大二时,则偏重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展开情境教学,如进行文学情景对话、角色演出等。 2.3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1)以阅读、欣赏为基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力。对于文学类学习来说,文学感受力是展开教学的第一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选择适宜的文学作品,在课堂上,以美文阅读、音乐播放、诗歌朗诵以及影片欣赏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赏析文学作品提供平台,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喜爱度,而文学揭示普遍的价值,描述日常生活之故事,这不仅让学生充分感知文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促使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形成。2)以“寓教于乐”“师生互动”为手段,创设学生学习主体性情境。课堂是实现学生各项素质与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地,文学自身的情境属性,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有高氛围的情境进行支撑。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采用角色教学、模仿教学、场景教学等方式,将教材人物引进课堂等。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主体性,实现师生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力。如采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以有效激励方式,促使学生各抒己见,这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而且有效地将学生变为课堂主宰者。 2.4提升英语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 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养与能力的形成,要展开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要求教师加强基本英美文学知识学习,丰富其教学技能,而且要求教学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以及素养。 3总结 素质教育下,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必须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其课程目标定位上以整体性教学目标为基础,以自身课程特点为依据,以学生实际为根本,以全面化的指导理念作用于教学内容的制定与教学方式的展开上,同时,加强英语教学素质培养,以强有力的教师素质为支撑,来实现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情感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英语教育论文:游戏法在幼儿英语教育中的应用 幼儿园中的每门课程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英语作为幼儿园中的一门课程也不例外,幼儿园的英语游戏教育可以帮助发展幼儿的语言水平、认知水平等等,所以对幼儿园中的英语游戏教育进行研究可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英语游戏教育是一门科学,反映一定的科学规律,因此,幼儿英语游戏教育不仅要研究幼儿英语教育理论和相关实践,而且要探讨幼儿英语教育的规律。所以,针对幼儿英语的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对英语游戏教育的研究,促进了英语游戏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幼儿英语游戏教育既有英语学科本身的性质,又应遵循幼儿的心理、生理特点,其还与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它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因此,幼儿英语游戏教育研究已成为学前教育研究的需要。 3-6岁是孩子英语学习的黄金时期,英语学习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听音辨音的能力;二是能够根据接受到的语音信号,在语境中进行内化整合和输出信号。幼儿时期是一个语言敏感期,孩子对不同的语音信号会格外敏感。儿童由于注意力等心理因素发展不够成熟,他们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明显的情绪化倾向,当儿童对学习有浓厚兴趣和好奇心时,便会产生情感上的需求。对孩子来说,游戏学习是新的认知点,父母应该考虑孩子心理情感上的需求,采用生动、活泼、有趣味的形式来吸引他们。爱玩是孩子的本性,游戏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在玩中学,学中用使幼儿的学习兴趣提高,巩固了所学的语言形式,激发了幼儿的成就感。孩子在游戏中通过多听、反复感觉,从而加深了脑海里的印象,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尽情投入到游戏中,同时还有了一个轻松和谐的语言环境,使得课堂充满活力。儿童游戏教育应该设定不同的阶段和明确的教学目标,同时,各阶段内部的知识体系又有着明显的递进关系。在幼儿时期,孩子需要的是拓宽想象力、观察力和感知探索世界的能力,所以这个时期学英语就是让他们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形式来形容这个世界,他们通常都会很有兴趣去了解。 一、幼儿英语教育的环境 加强幼儿园英语游戏教学氛围的设计,通过精心设计幼儿园环境和各种形式的校园文化,让每一面墙,每一件物,每一句口号,每一个标志,都不但从感观上,更是从思想品德上给幼儿以无声的熏陶,这是幼儿园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甚至可以说是幼儿园办学成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保证。首先是语言环境,我们要让幼儿一走进园门,就感到换了一个语言环境,时时、处处看到英语,听到英语,使用英语,逐步让英语成为园内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交往手段,使整个幼儿园成为一个“英语村”。因此,环境对幼儿园英语教学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物质环境,对于提高幼儿口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所谓物质环境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对各个活动区域进行环境布置,要把一切空间和时间都当成幼儿受教育的环境和幼儿主动进行口语表达的课堂。物质环境的创设需灵活多变,与当前英语游戏学习内容联系起来,并能够让幼儿通过物质环境所创设的游戏进行灵活运用,也要尽量遵循与母语环境的创设一致的原则。 二、幼儿英语游戏教学的特性 在幼儿英语游戏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幼儿的心理活动与发展有着不同阶段的特性。游戏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满足幼儿的心理需求,所以教师在设计游戏时要从幼儿的心理特点出发,游戏规则与游戏内容要尽可能地满足幼儿的心理需要。游戏的设计要具备以下几点特性: (一)目的性 教师在设计游戏时要明确游戏的目的,要在实践的过程中体现相关教学内容,有的放矢地对教学游戏进行设计。 (二)适宜性 设计游戏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幼儿本身的接受能力与理解力,要循序渐进地设计游戏。 (三)猜测性 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要有意识地设计一些猜测性的游戏,可以满足幼儿的好奇心,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 (四)竞争性 在游戏教学中可以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让幼儿充分融入到游戏中,充分利用幼儿的好胜心理,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五)趣味性 幼儿英语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幼儿多记住多少单词、句子,而是激发和培养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教师在设计英语游戏教学时,要重视游戏的趣味性,从小培养幼儿的语感与兴趣。 三、在幼儿游戏过程的注意事项 (一)注意充分做好游戏前的准备 1.材料的准备:包括实物、录音机、卡片、板书、录音带、录像带等。 2.知识的准备:教师要对本次的教学内容充分掌握,因为游戏对幼儿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在做游戏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小游戏。 3.心理的准备:在做游戏前教师要尽可能地让幼儿做到身心放松,让幼儿充分了解游戏规则,也可以调节气氛,让幼儿全身心地进行游戏。 (二)注意游戏的公平性 在游戏中引入竞争机制可以发挥幼儿好胜、喜欢受到表扬的天性。幼儿非常在乎教师对自己的评价,所以在游戏结束后,如果结果不公平会严重打击幼儿学习的积极性,有可能导致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教师在设计以及游戏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教师在设计游戏的时候,要尽可能地让班上的所有幼儿都参与进来,可以适当增加协作游戏,这样可以促使幼儿在游戏中培养合作精神与团队意识。 2.教师要公正客观地对待每一个幼儿,切勿歧视程度较差的幼儿或发音较难纠正的幼儿,对前后排都要有所照顾。 3.游戏的设计要以幼儿为中心,有些游戏相对较难,对理解相对较慢的幼儿,要给予适当地照顾,我们可以多给他们一些理解的时间,然后再提一些相对简单的问题。 (三)注意游戏过程中的纪律性 在一些游戏的过程中,由于幼儿求胜心切,注重游戏的结果,难免会出现一些违反纪律的情况。教师要在游戏之前就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奖罚分明地对课堂纪律进行控制。 1.一定要在游戏之前对规则进行详细的阐释,具体到如何得分,明确奖惩制度。 2.要严格遵守游戏规则,一般没有特殊情况不可中途做出改变。 (四)注意游戏操作的时间 教师要在游戏的过程中把握好游戏时间。游戏时间的过长和过短都会对幼儿产生不好的影响,教师要考虑幼儿的接 受能力和认知水平,对教学时间加以安排。 (五)注意游戏实施的多样化 和一般游戏不同的是,游戏教学中的游戏是与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再好的游戏,玩过几次,学生也会失去兴趣。所以教师必须不断地设计新的游戏,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阶段可以用不同的游戏。 (六)注意游戏实施过程中的安全 有很多的游戏涉及玩具。在游戏教学过程当中,坚硬的玩具容易划伤幼儿,所以教师必须不断地关注幼儿,以采取保护的措施。 在儿童英语教学中,游戏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日益受到中小学英语教师的关注和青睐。它“习之于嬉”的教学方式,开放活泼的课堂气氛都为儿童英语学习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教师应善用游戏教学,开拓儿童的思维,激发其兴趣,促进儿童对英语学习由兴趣向志趣的转化,为以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英语教育论文:探求乡村英语教育的现状 一、学校设施条件比较差 农村教学条件及设施相对落后或不足,教学设施、器材等严重缺乏。虽然有的学校有一些电教设备,但远远满足不了英语教学的需求。甚至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连最基本的录音机都没办法配置,更不用说电脑、白板等多媒体设备了,这不仅影响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及范围,也大大制约了学生在英语课堂中的参与度,无法提升农村英语的教学效果。 二、学生没有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 在农村英语教学中,我们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有的学生学了几年英语之后,仍然需要教师领读单词或逐句把课文译成汉语;有的学生只会认读课文,而对那些与课文难易程度相当的课外阅读材料,则看不懂或阅读速度很慢,有的学生可以背诵不少句型和语法规则,但在说和写英语时却错误百出。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学生对英语的学习。 三、农村家长对子女在英语学习上的要求普遍不高 在农村,由于信息闭塞不畅通,好多农民只安于现状,满足于目前的温饱生活。在他们的心目中,孩子学好语文可以多认识一些字,学好数学在日常生活中会算账,不吃亏就行,完全没有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同时,由于他们本身并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英语一窍不通,因此无法在家中为孩子创设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没有从正面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引导教育,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农村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四、农村学生接触英语的语言环境过少 学习语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交流和应用。新课程标准要求全面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在英语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想提高自身的听说读写能力,除了课堂上有限的学习与练习之外,课外的交流和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大城市的学生来说,他们除了可利用电视、网络等途径之外,还可以在业余时间与外国人用英语直接交流。这些条件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学生来说,根本无法实现。此外,在农村,大部分家庭都不具备购置电脑的条件,即使有少数家庭购置了电脑,他们也没有网络。这样就使得农村学生接触英语的语言环境很少,最终丧失了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对英语综合能力的提高极为不利。 五、结语 总之,要想更好地解决上述问题,提高农村英语教学水平,广大农村英语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学习巩固专业知识,同时尽量从学校和学生的实际出发,确定符合他们认知特点的教学目标,准确地理解教学的重点和难点,选准课堂教学的切入点,为学生搭建一个用英语交流的平台,为农村的英语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英语教育论文:谈信息技术对英语教育的效果 一、运用信息技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一旦有了学习兴趣,他的心理活动就会有一定事物的指向和集中,而且乐此不疲。因此,有教学经验的老师非常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多媒体的集中优势,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上课开始时,学生还沉浸在课间的兴奋中,新的学习动机处于低谷状态,这时若能巧妙地导入课堂教学,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信息技术可以直观形象地再现事物形象,使声音、图像和文字融为一体,形成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新颖巧妙的开头是上好一堂课的关键,是教师与学生沟通的第一桥梁。要紧扣教材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创造逼真的情境氛围,并加以恰当的质疑,引导学生在浓厚的兴趣中进行思维。仍以ChristmasIsComing为例,我在开始导入时,就利用了一个flash播放了一首歌曲“铃儿响叮当”。这样,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学习状态,自觉地把注意力转向教学内容。 二、运用信息技术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 应用多媒体计算机的功能,根据教学需要编制CAI课件,将重点、难点,通过多媒体表现出来,变抽象的内容为形象、直观的知识。重点、难点易于突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从而降低了教与学的难度。比如在学习“DNA”内容时,教师即使用汉语讲解,学生也较难理解这两句话:“DNAisapatternforyourbodytobuilditself.Generallyspeaking,itislikeablueprint.”这时,我借助多媒体课件,将一幅模拟的“blueprint”展示出来,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难点。 三、运用信息技术提高复习课效果 学生喜欢打游戏,除了游戏本身的声音、图像、动画等吸引学生之外,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反馈。游戏后,学生能很快知道结果。青少年的性格特点是好胜心强,如果做对了,他们就会更有兴趣,乘胜追击;如果做错了,他们会有“不对不罢休”的想法。根据学生年龄的这一心理特点,将这一做法运用到复习课的教学中,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复习课的效果。复习课中,多数情况下,要做大量的练习。信息技术可以有效地帮助解决,增大了复习课的知识容量。在练习过程中,我设计了一些和课文相关的练习题。在做课堂练习时,学生按设计的程序去做练习,做完一道,电脑马上会给出相应的正误判断:如果做对了,电脑给出笑脸;如果做错了,电脑就给个哭脸,并配以恰当的音乐,及时反馈给学生本人。同时,电脑根据做题情况给出不同的分数,教师也可以及时得到练习效果的反馈信息,省时省力、高效快捷,大大提升了复习课的效率。在复习课中,我还利用多媒体将复习内容制成相关的树状图,从中找到它们的联系点,使学生对所学内容系统化,加深印象,达到最佳的复习记忆效果。总之,信息技术对英语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丰富学生的学习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地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提高复习课的教学效果。信息技术的运用,已经和必将全面促进、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英语教育论文:英语教育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目前,大多数学校将毕业证、学位证等与英语等级证挂钩,这成了学生学习英语最大的动力。这种方式虽然让大部分学生拥有英语等级证书,却在无形中忽视了英语的人文性。有些专科类院校不要求学生考取英语等级证书,可是毕业生的英语水平却不敢恭维。如何使英语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和谐统一,成了高职院校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一、高职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随着近年来高校日益扩招,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大学深造。高考,检测的是各科目的总体成绩,并不只是英语一科成绩,这也导致了入校新生英语水平的高低不同。考虑到这种情况,任课老师在选择教学内容时面临着一定的困难。教学内容过于简单,英语水平高的学生在浪费时间;内容过于复杂,英语水平低的学生又听不懂。这也是导致英语教育难以改革,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2)长期以来,我国的英语教育一直局限在课堂上,强调以老师为中心,学生死记硬背,老师整堂课都在讲英语语法、单词、语句通顺等问题。例如讲解新的文章时,老师一般是介绍文章背景、领读单词、整篇文章翻译,然后讲评,做练习。而学生麻木地跟随老师听、说、读、写。最终导致学生出现缺乏学习主动性、缺乏学习兴趣、缺少实践经验等问题。 (3)我国的英语教育大多数是以应付考试为重点,而校方也把这一手段作为考核学生英语水平的唯一标准,这种方式虽然总体上讲对于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大部分学生即便通过了专业技能考试,步入社会之后,其英语水平仍不能满足当今社会技术、服务、生产等领域的需求。 二、如何加强高职英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和谐统一 (1)随着社会的发展,企业对人才整体素质的需求在不断提高,高校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加大了对学生英语教育的管理力度,采用各种方法和技能加强英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比如:调整学生的思维模式,改变以往陈旧的观念,不再是老师讲、学生记;增加教师的知识储备量,使其从教室中走出来;让教师定期参加培训,借鉴国外的教学模式,把人文性带入英语教育中。 (2)学校应该根据自身需求寻找一定教学方法。例如,根据经济水平邀请外教加入到学生的课堂,与学生互动,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语法和语调;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身份、职业设置不同的英语对话场景,锻炼学生的英语口语能力;围绕欧美等国的发展历史和生活习俗,引导学生了解外国文化,从而加强学生对英语学习的自觉性;创办英语社团、英语角,让学生在参加活动过程中全部使用英语交流,在愉快的氛围下提高英语水平。这些都是在工具性的基础上融入人文性的教育方法。 (3)老师不能一味推崇中国文化,中西结合才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应该从一些老师身上入手,改变他们传统的教学思维和模式,不再单纯地讲、背、考,应该让他们深入学生的生活中,从点点滴滴的小事上,把英语知识灌输给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介绍一些国外的社交、工作、生活方面的知识,使学生们能在离开课堂之后学以致用。这样从正面、侧面渗透的知识更容易让学生牢记于心,一改往届学生毕业后只会纸上谈兵的弊端,从而提高英语教育质量。 语言是人类传达想法和互相交流的主要工具,英语作为国际交流性语言,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学习英语要全面培养听、说、读、写的技能,才可以学以致用。目前,大部分高校急于求成,其英语教学的办法是强硬的、错误的、低效的,所以高校应该本着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理念,力求把英语渗透到学生的课堂和生活中。 英语教育论文:英语教育中的非智力因素研讨 非智力因素一般包括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习惯等,它在智力活动中起着定向、调节、维持、强化的作用,使智力因素不断发展,还可以补偿智力因素的不足。那么,如何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充分开发学生的潜能呢? 一、教师要确立学科教学的非智力因素培养意识 教师的非智力因素培养意识是对非智力因素培养的有意识地追求和探索,是对其一种清晰而完整的认识。因此,学科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要求教师做到:其一,学科非智力因素培养不能游离于教学,成为单纯的一种培养活动。其二,学科非智力因素培养不能局限于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要有超越非智力因素培养的影响辐射面的追求和教学谋划。因而,教师在备课时要求实现三个体现:教学目标要体现非智力因素的培养目标;教学过程要体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要点;教学反思要体现非智力因素培养的点滴体会与感想。 二、充分挖掘教学教材中的非智力因素培养资源 《中学英语课程标准》中明确表明英语新教材的编写理念:英语课程要力求合理利用和积极开发课程资源,给学生提供贴近学生实际、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内容健康的丰富课程资源,拓展学习和运用英语的渠道,积极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何更好地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关键在于教师的开发意识和开发水平。我们不仅要对显性材料成分利用,同时对隐性材料也要精心开发,使英语学科的非智力因素价值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 三、在教学活动中调动一切非智力因素,开发潜能 (一)启发动机,激发内驱力,发展智力,开发潜能学习动机是学生进行活动的内驱力,有了它,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才能做出顽强的努力和长时间的坚持。英语作为一种国际化的语言工具,掌握好并能自如地应用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时代性,挑明这一点可以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价值,以此产生学习的动机。有了动机,才能使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探索,发挥自身的自主能动性,进而发展他们的学习潜能。 (二)激发兴趣,启发智力活动,开发潜能 1.动用一切可能条件,营造一种学习英语的轻松愉快的氛围。教师可以在教室墙上挂上英文图片和卡片,出英文版黑板报,放英文歌曲,做英文游戏,尽量提倡用所学英文交流,使学生置身于一个英文世界里。 2.充分利用课程资源,如广播影视节目、录像、网络、报刊等具有相当时代性与生活性的辅助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我针对学生的心理特征,充分利用CAI课件的声像俱全以及富有变化性的特点“出奇制胜”地引起学生的兴趣。 3.利用求胜心理,引入竞争机制,激发学生兴趣,开发潜能。基于中学生的生理与心理特征,他们对新事物感兴趣,但此心理易起变化,持久性不长,在课堂中有意识地制造机会,运用竞争机制,使学生能积极参与各类比赛及辩论赛,从而开发潜能。 4.探究研讨,使学生表面的、短暂的兴趣升华为深层的、持久的学习动力,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潜能。 (三)培养情感,促进学生潜能开发 1.注重与学生情感的交流,从而使学生由“情”至“趣”。教学活动不仅是师生间在认知上的交流合作活动,还是师生情感上的交流合作活动,而且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动力、保证的。所以说,教学过程也是师生间的情感交流过程。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自身情感表现和投入,注重建立教育“情绪场”的效应,而且会促进学生情感的发展和健全人格、良好品质的形成。 2.欣赏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发挥潜能。教师对学生尊重、欣赏、接纳的态度,对学生以诚相待,用饱含情感的语言启迪、感染他们,尤其要注意保护学生标新立异的想法。教师在教学中要设法营造宽容、和谐、民主的氛围,让学生在想学、爱学的前提下会学、能学、学懂、学会,让教师在愿教、乐教的前提下会教、能教、善教,达到教学相长。 3.培养习惯,深化智力活动,促进潜能开发。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习惯非常重要。在此阶段,通过教学应该培养的学习习惯有:勤讲勤练的习惯;专心听讲的习惯;勇于创新的习惯;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复习的习惯;自主探究的习惯等。良好的学习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只有严格训练,耐心指导,持之以恒,才能奏效。 总而言之,教师在教学中结合英语学科特点和学生的心理特点、教材内容等,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其动机,激其兴趣,炼其意志,促进学生非智力因素不断发展,潜能不断开发,使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英语教育论文:从“关键期假说”看少儿英语教育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是过去50年(1959—2009)二语习得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国内外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支持其观点,并提出了各种有段关键期假说的理论和学说。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二语习得专家Birdsong(1999)再次强调:“关键期问题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因此,对关键期假说的进一步讨论对我国外语教学尤其是少儿英语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回顾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产生及发展,对目前我国英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的现象和小学甚至幼儿园普遍开设外语课程所引起的争议进行阐述,指出外语学习在不同年龄段有其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一、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产生和发展 关键期假说的提出最早是针对第一语言习得的,其来源于生物学家,最早是由着名的神经生物学家Penfiled和Roberts于1959年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儿童语言习得能力与大脑的发育有关,并研究得出语言学习的“最佳年龄”(The Optimal Age)是在人生的最初十年,当大脑逐渐失去可塑性时,其最佳时期也会随之消失。1967年,心理语言学家Lenneberg在B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anguage中,提出了着名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Lenneberg(1967)认为,语言习得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指出人的大脑在两岁至青春期之前,由于受到人们大脑中语言习得机制的影响,能够轻松、快速地学习一门语言。 虽然关键期假说是针对第一语言提出来的,但是在二语习得研究领域也同样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极大兴趣,随后他们提出了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该假说认为,第二语言习得同母语习得一样,也存在一个关键期,如果学习者错过了该关键期,便很难达到接近本族语者的熟练水平。这一假说的提出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第一,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相比成人具有优势效应;第二,第二语言学习者具有年龄效应(AoA effect);第三,承认第二语言学习者很少能达到本族语者般的水平。前两点也构成了50年来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实证调查的核心内容:(1)与成人相比,儿童学习第二语言究竟具有怎样的优势效应?(1960s—1980s)(2)第二语言学习年龄效应具体特点是什么,其初始的年龄效应和最终学习结果年龄效应是否一致,有何关系?(1990s—至今) 第二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争议主要围绕以下4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关键期是否存在;第二,关键期为何存在;第三,关键期究竟存在于何时;第四,(语言各自系统的习得)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关键期。 二、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争议 关于二语习得关键期是否存在是其争议的焦点。到目前为止,支持者和反对者针锋相对,各抒己见。支持者多为认知心理学者,反对者则多为社会文化学者。 2.1 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支持派 支持二语习得假说的学者如Oyama(1976)等人就年龄因素提出过相对明确的结论,他们认为有支持的证据来证明,学语早的儿童能比学语晚的成人最终达到较高的水平。 在二语习得领域里,支持关键期存在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属于Johnson与Newport(1989,1991)和Johnson(1992)的研究。在1989年的研究中,Johnson和Newport用英语的语法和句法判断为口语材料,测试了46位母语为朝鲜语和汉语并在不同的年龄阶段(3—39岁)移民到美国的人在英语环境下对英语语法的掌握情况。结果发现:3—7岁移居到美国的受试者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没有太大差异;8—16岁移居到美国的受试者英语水平岁年龄下降;16岁以后移居到美国的受试者,其语言水平远比其它年龄组差。由于试验中控制了这些受试者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可以表明居住时间与二语学习好坏并无显着影响。从而他们得出结论:年龄对第二语言的学习有影响,表明有关键期存在。1992年Johnson又进行了笔试实验,结果表明,7岁之前移民美国的受试者,英语水平与本地人无明显差异;7岁以后移民的受试者,其英语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研究者将7岁前后学习英语的差异归结为生理因素。 在年龄因素对语音方面的影响中,Asher和Garcia(1969)以及Oyama(1976)对美国的移民学生的英语语音进行了详细考察,结果发现:移民年龄越小,英语水平测试成绩越高,更接近母语使用者。Patkowski(1990)对年龄段为5—50岁的二语习得者进行实验,发现语音等级和年龄之间存在着显着的负相关。 以上研究表明,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年龄越小者在语音和听力方面的能力显着强于年龄大的二语学习者。各种实验的数据结果证明关键期的假说是存在的。 2.2二语习得关键期假说的反对派 反对者也提出了三大理由来否定关键期的存在。第一,输入、社会、心理、认知等非生物因素影响年龄对学习的作用,它们甚至是导致最终水平出现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第二,有实验数据显示,晚学者一样能够成功习得二语,并且能够达到接近母语者的水平;第三,各年龄段的学习者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如幼儿更容易直觉地在交际情景中习得语言,而年龄较大的学生则更容易利用认知和课堂学习的方法学习语言(Long,2007)。因此,不存在关键年龄或阶段,可以从任何年龄开始习得任何一种语言(Stern,1982)。反对者从语音习得、习得初始速度、习得最终结果等方面进行实验否定了关键期的存在。 从以上支持派和反对派的观点和实证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两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的部分,但都未能全面地看待关键期假说中年龄和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不能绝对的说语言学习与年龄因素之间存在着或根本不存在任何关系,我们应客观的看待年龄因素对二语习得影响。年龄较小的学习者可能会在语音方面上有优势,在听说技能方面可以更加成功地达到近似本族语的水平;然而,年龄较大的学习者在 客服外界干扰、学习动机等方面却占有优势,可以通过更好地认知和学习放大来进行语言学习。因此,我们不仅要考虑年龄因素,还要考虑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动机、情感及时间投入等因素。 三、外语学习者在不同年龄段各自语言学习的优势和不足 Stern(1983)在其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一书中指出,语言学习可以在从早期到成人不同的认知层次上进行,并无十分确凿的科学依据能证明哪个年龄段或阶段是全面学习第二语言的关键或最佳时期。我们知道,语言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包括语音、语义、句法等。各部分的习得难易程度不同,方式各异,母语背景和外语语言环境有别,很有可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键期。实际可能是,语音、语义、句法习得各有各的关键期,即语音关键期、语义关键期和句法关键期。 对儿童学习者来说,其优势是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优势;缺点则是他们的长期记忆能力较差,容易将母语与外语相混淆,抽象的逻辑思维能力尚未形成。青少年学习外语的优势体现在他们的模仿力和记忆力很强,比儿童更善于利用一些语言交际策略,并且认知能力已经发展到了较高水平;缺点是青少年在这一阶段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习任务太重,学习科目太多,需要有更强的学习自觉性和毅力。然而从成年人学习外语来看,他们的学习目的更加明确,拥有很强的学习动机,知识经验都较前两者更加丰富,在外语学习的初始阶段都会利用各种有利的手段快速地进行学习;其不足之处表现在缺乏充足的学习时间,外语学习可能会断断续续,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干扰,并且很难在语音上有所突破,很难达到本族语者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年龄段人的发展水平利用阶段优势使他们快速的获得第二语言。杨连瑞(2004)在文章中指出,3—10岁的儿童,他们的大脑可塑性强,在语言才能方面没有显着差异;在习得自然的语音方面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应重点培养他们的语音和日常对话能力。11—17岁的少年,其认知能力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其元语言意识较为敏感,理解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强,从而促进语言输入。所以,应重点培养其语法句法及听力方面的能力。对于18岁以上的成人,其大脑神经联系已完全建立起来,思维方式已经完善,因而能非常容易地处理复杂的深层语言形式和内容,在掌握在于阅读、写作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 四、从“关键期假说”看少儿英语教育 受“关键期假说”的影响,我国少儿英语教育日趋低龄化,小学一年级乃至幼儿园都纷纷开设英语课。国内不少学者对“外语要从小学起”产生了质疑。从1992年桂诗春教授的一篇名为“‘外语要从小学起’质疑”到2011年王勃然的“关键期假说及其对我国英语教学初始年龄的启示”,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对其进行反对。但是,少儿英语教育真的一点可取之处也没有吗?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知道少儿期间应着重的发展儿童的语音能力。但是,目前少儿英语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试,为了满足家长要求,而忽视了少儿英语教育的初衷。不健康的教育目的及不完善的教育机制和匮乏的师资力量等原因导致了学习者兴趣的丧失乃至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些后果严重的影响了学习者今后在二语习得方面的发展。 笔者认为,当前的少儿英语教育应重回到教育部的要求上来,重点放在激发培养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正确的发音。在少儿英语教育期间,配备相应的教学器材及教学能力较强的老师。教师不再以高分为目标来对学生进行考察,条件允许的话只进行语音及会话方面的测试。 五、结论 外语学习可以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进行,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的优势和劣势进行教学,让他们学习外语的优势充分发挥,以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总之,在我国外语学习者日趋低龄化的今天,要对儿童学习外语的规律进行理论上和实践上充分的理性的科学分析和研究。 英语教育论文:探讨转型期的大学英语教育方式 一、大学英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1.现代大学英语教育目的不明确 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目标和大学英语等级考试规定的是否具备相应能力的目的比较空泛,并不具体,从而使大学英语教育在培养学生的目的模糊不清。尤其是很多高校应试性的英语教学,把英语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混为一谈,致使一些高校将衡量大学生英语水平的标准只看重在学生的英语四、六级考试成绩上。目前很多高校选用的英语教材与英语考试的要求有很高的一致性,这就会引导学生将通过英语等级考试作为学习英语的目标。虽然高校学生英语四、六级通过率比较高,但是学生真正的英语水平不一定能够提高。比如,在很多中国学生为了出国留学而进行的托福、雅思考试中,在传统的考试模式下,中国学生的成绩可以排在亚洲各个国家前列,而托福、雅思改革之后,更加注重考查学生的口语和写作能力,这就导致了中国学生的成绩排在亚洲各个国家后几位。由此可见,目前应试教育背景下的英语教学目标不能够真正提高学生真实的英语水平[2]。 2.很多高校只重视读和写的能力而轻视听力和口语的能力 很多高校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都配有外教老师,可是大多数学生的听说能力仍然原地徘徊,没有提高,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探究。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转型的不断推进,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如果大学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么将来进入社会就可以多一条就业的渠道,就可以拿一份高薪资。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很容易就可以通过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要能够做到英语口语的熟练却是一件非常困的事情。随着我们国力的不断提高,我们国家逐渐与国际接轨,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日益缩小,这就要求我们的大学生能够熟练的掌握英语听说能力,从而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3.大学英语教学发展不平衡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国民教育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明显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地区性的教育不平衡问题也使英语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西部边远地区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明显低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些学生从小就能够接受很好的英语培训,而这些地方外籍人员也比较多,因此他们也具有练习英语口语的环境和氛围,而这些都是西部地区学生所无法具备的。这种有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造成的英语教育不平衡性问题让西部一些高校大学生的英语水平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在西部地区很多大学生更不要说能够熟练掌握英语口语,他们连一些基本的英语交流、读写一篇普通的英语文章都非常困难。 4.现有的英语教学体制相对落后 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很多英语辅导班并逐渐引导英语教育走向利益化的轨道,从而导致大学英语教育在各个学科的学习中成为任务量大、学习时间长的一门课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我国不断的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并在出国留学、考研、英语等级考试等因素催化下,使大学生把英语的学习放在第一位,有的学生为了学习英语甚至牺牲自己专业课的时间,这样的做法就会得不偿失。而很多高等院校的英语教学也是为了学生的考研率,英语四、六级考试,这就使学生每天都在大量的英语题海中挣扎,只是为了考试而去学习英语。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说是应试教育的陪葬品,将来进入社会后没有任何实际的适应能力。 二、大学英语教育转型趋势和相关措施 1.进行个性化的英语教学 因此,已有的教学目的需要进行一些改革,高等院校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比如学生水平、学校性质、专业性质等)来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英语教学目标,从而针对大学生的时代特征在教学手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开展个性化教学。目前,很多高等院校在进行大学英语教学工作中所讲授的内容都与中学有重叠,为了减少和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高等院校可以将英语教学目标系统的制定出来,并且将大学、中学的英语教学衔接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效率。现在一些高校规定学生如果通过了一定级别的英语等级考试就可以免修相应的英语课程,这样会使学生为了通过这样的等级考试而花费大量的时间,相应的就会减少学习自己专业课程的时间,这种模式下的英语教学很难让学生的英语水平有真正的提高。因此,要抛弃传统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开展个性化教学。 2.提高学生的综合性水平 要培养大学生英语的综合性水平,不仅简单的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更应该转变以往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手段。要转变传统的为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和为了让学生通过英语等级考试而开展英语教学工作的观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和听写能力。为此,高校可以多开展真实英语环境下的教学,练习学生的动嘴能力,以此来培养学生的综合性英语水平。 3.对大学英语教育资源的投入进行优化 在当下的教育模式和体制下,学生为了考试而去学习,学生的命运由应试制度下的考试分数决定,这就会使英语作为一门语言的功能发挥不出来或者说发挥不到实际的用处上来,从而影响大学生将来进入社会的适应能力。如果当前的应试教育体制不进行改革,这种情况就不会有大的改变。因此,这就需要对大学英语教育的结构进行优化,使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求。另外,学生还要根据社会上各个行业对英语的不同需求来调整自己对于英语学习的目标,对此大学生可以多关注社会的动态和相关新闻来了解社会上对英语的需求情况,以便对自己将来的就业方向有所了解。如果学生对英语比较感兴趣或者自身的英语实力比较强,那么就可以加强对英语的投入,这样学校也就对有限的教学资源进行调整和优化,从而使有限的教学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用处。 英语教育论文:英美文学和英语教育 一、 英美文学发展概貌 英国文学源远流长,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本体以外的各种现实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力量对文学发生着影响,文学内部遵循自身规律,历经盎格鲁—萨克逊、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战后英国文学大致呈现从写实到实验和多元的走势。 美国文学在`19世纪末就已不再是“英国文学的一个分支”。进入20世纪,美国文学日趋成熟,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文学。战后美国文学历经50年代的新旧交替、60年代的实验主义精神浸润、70年代至世纪末的多元化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于以往历史时期的鲜明特色和特征。 二、英美文学批评理论概述 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沿一条从“内在的研究”到“外在的研究”轨迹发展。“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精神分析、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批评思想和理论革新了文学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传统、典律构建、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为文学研究开辟出新的天地。 三、英美文学的认知功能和艺术价值 文学是对人生体验的文化表征。文学作品隐含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阅读英美文学作品,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 英美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审美表现,是英国人民和美国人民创造性使用英语语言的产物。英语表意功能强,文体风格变化多,或高雅、或通俗、或含蓄、或明快、或婉约、或粗犷,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特的魅力在英美作家的作品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阅读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可以感受到英语音乐性的语调和五光十色的语汇,回味其“弦外之音”。 四、英美文学研究 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有助于我们开阔眼界,了解外国文化,丰富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繁荣我们国家的文学创作和方法。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就英美文学而言,可选择小说、诗歌、戏剧、文学批评理论、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史、中外文学比较等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我们国家外国文学研究水平参差不齐,对英美经典作家的研究有待深入,对现当代文学跟踪研究有待加强。 五、英美文学教学模式 目前许多学校的英美文学课采用“文学史+选读”的模式。上文学史课时,教师罗列一大堆文学史知识,让学生死记硬背。学生因为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的“复述”,怎样形成自己对文学作品的见解便无从谈起。传统的文学课除了教授文学史外,常常要搞一点文学选读,作为对史的补充。这种“语录”式节选,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教师处理这些选段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解释句子和单词的意思上面。学生浅尝辄止,虽然上了一两年的文学课程,却没有接触过一部完整的小说或一个完整的剧本,没能学会如何欣赏和分析文学原着。由于教学内容是些死的知识,不少人便觉得英美文学课乏味、无用。 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思路: 1、读完整的作品。作品选读虽说是精选经典作品的华章彩段,但由于是只选片断,破坏了作品固有的整一性,难免有支离破碎的感觉。只有认认真真读过莎士比亚一个剧本,学生才能对莎士比亚的创作特色真正有所了解,才能说“我读过莎士比亚”,才能与人讨论莎士比亚,也才能写出有自己见解的评论文章出来。阅读文学作品,从整体上去感受体验,学生会有所震动,有所启迪。 2、讲欣赏作品的方法。在传统的文学史课上,教师往往以“满堂灌”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文学知识。其实,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网络、百科全书光盘等途径搜寻到这些知识。因此,英美文学课的重点应放在指导学生如何欣赏和分析作品上面。以英美小说为例,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要求学生分析主题表现、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叙述角度、象征细节、语言风格等。 3、写阅读心得。读书贵在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文学作品可以为写作提供题材和内容,写作则又深化了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两者互为补充。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许多名家均为语言大师。学生通过阅读,受其熏陶。英美文学课程的考核不搞闭卷考试,而是撰写课程论文。 按照上述思路组织教学,英美文学课程可以成为一门素质培养课。学生主动参与文本意义的寻找、发现、创造过程,逐步养成敏锐的感受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这种把丰富的感性经验上升到抽象的理性认识的感受、分析、表达能力,将使学生终身受益无穷,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真正有用本领。在这过程中,学生的英语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六、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 大学英语教学属基础语言技能训练,教学任务繁重,四级通过率压力大。但作为英语教师,我们不应忽视英美文学这一丰富多彩的资源库。 英语教师面临提高自己业务水平的任务,英美文学是科研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目前, 大学生英语水平普遍提高,阅读能力较强,不少学校开设英美文学选修课的条件日趋成熟。 大学英语教学应增强英美文学意识,将英美文学导入英语教学,适当介绍当代英美着名作家的文学创作,向有能力的学生推荐优秀作品。在课堂教学中,可借鉴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模式,采用各种方法,如研读短篇小说,背诵诗歌,朗读剧本、扮演角色等,使学生不仅学习英语语言,也了解英美文学,加深对英美文化的认识。英美文学教学与大学英语教学并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加强英美文学教学,有助于改进我国英语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 英语教育论文:论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实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也日趋功利化,许多高校设立最流行的学科、专业,力争吸引好生源,扩大影响力。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学英语教育理念发生了偏移,一些学生在学习英语语言的过程中也显得急功近利,语言学习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和思想精髓逐渐被忽略了。 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不仅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并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发挥英语语言应用的功效,还应该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没有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他能力与素质的培养和提高都是枉然。”咽此,面对当前教学理念出现的偏移和问题,探讨如何真正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一、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所面临的问题 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手段,也是促进个人实现社会化和个人自身不断提高的过程与手段。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对人与社会的功效,它主要来自对人的完善,在于追求人的天性,培养人的智慧,也要从社会学来评价教育价值,即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要,在于培养出各行各业的社会人。 同样地,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也体现学习语言者自身的发展和语言工具性对社会的功效两方面。学习者通过习得英语语言这门工具,学习到更多的知识领域,开拓眼界和视野,提高自身素质和水平。而英语作为世界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门外语,也能间接地满足对社会各界在交流和专业上的需求。然而如何才能在大学功利化的倾向下,将丰富的资源充分整合,实现大学英语教育的价值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笔者认为“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是实现大学英语教育价值的关键所在,也将基于这两方面探讨大学英语教育价值所面临的问题。 (一)在人的需求方面 1.学习者被动的语言学习。一方面,由于教学课程设置的不合理,许多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无力也无心对所学课程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小学学习模式的影响,大学的学习也主要以服从和完成作业为主,学生缺乏勇气挑战权威和创新,高等教育没有达到开发学生潜能的目标,在这种缺乏挑战性的学习模式中,学生被动学习,扼杀了学生的好奇心和兴趣,更不用提陶冶情操和提升素质。 2.学习者缺乏对人文精神的追求。随着英语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资源的扩充,大学英语教学在提高学生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方面获得了提高,而外语教育的本质——人文精神教育却遭到忽视。“这种教育思想导致目前的教学过于注重语言技能和实用知识,这种实用性和应用性的教育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衰落,学生中物欲化情绪和功利化倾向日益严重。”学生没有体会英语文化的底蕴和精髓,领略文字背后深厚的哲学思想,也对自身思想境界、道德情操和人文修养的追求表现淡漠,不少教师也在课堂上仅以考试为导向,重技能操练,轻人文知识的培养,教师的这一功利性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价值观,削弱了高等教育的神圣地位。 (二)在社会需要方面 1.大学英语教育的目的功利性过于明显。高校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设置课程和教学安排。而受眼前利益驱使,大学英语教育也面临着只重视技能培养,强化工具性和实用性,而淡忘人文性的问题。这种偏颇、功利的价值取向不仅有悖于教育的本质,忽略了对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培养,更为可悲的是,一些学生虽受过高等教育,人格却是在畸形发展,导致大学教育普遍出现“人文精神缺失、创新动力不足、素质结构失调”现象。③ 2.对应试教育的重视超过了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无法否认的是,社会对人才和精英的评定和认定通过高校文凭是简单可行的方案之一,这也导致对教育的评估侧重于结果而非过程,应试教育也成为简单见效的“生产人才”的手段。由于社会对大学英语教学目的的认识存在偏差,应试教育仍广为盛行。不少大学英语课堂成为围绕各类考试、传授考试高分秘诀的培训班。 二、解决当前英语教育价值缺失的对策 大学英语教育进行英语知识和技能的培训是必要的,满足社会需求也无可厚非,但从教育价值的观点来看,人的需求和社会需求均不可忽视。要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实现两者的结合,笔者针对以上问题,试提出了以下对策: (一)理念:理性分析社会需求,转变教学思想 高校是知识的生产地,没有高校的创新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高校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能够及时反映社会的需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和素质提高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大学英语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在英语教学中坚持“以人为本”就是把培养社会所要求的、具有全面素质的优秀人才放在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完善了“人”的各个方面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生产和实践。同时,合理调整大学英语课程体系,为学生选修课程提供多种选择。 (二)教师:将英 语技能训练和人文精神有机地结合 如上所述,大学英语教师仅仅在文凭和学历上有所提高还远远不够。“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和“业”涉及“道德”与“专业”两个方面。在“专业”方面,英语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提高听、说、读 、写、译五方面的技能;在“道德”方面,英语教师还应注重文字背后人文精神的熏陶,帮助学生了解世界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教师肩负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未来的高等教育中,除了专业知识之外,素质、道德和价值观也是考察教师资历的重要元素。教师良好的品位和人格魅力对学生品格的塑造起着不可忽略的作用。考虑到社会发展和变化,教师需要进行定期和周期的师资培训。 (三)学生: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高等教育的中大学生重点不是“学习生存技能”和“灌人大量知识”。学生的主动性是成功、有效的高等教育的关键。激发学生的能动性和主动性,包括学生的自主能力、批判能力和创造能力等。在传统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进行着被动、枯燥、孤立的英语句型操练,这与“素质教育”相违背。学生在学习中缺乏自主性,更不用说在学习过程中接受人文精神的熏染,陶冶情操。所以,在思想上应该使学生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多元文化共存的态度价值观,在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注重发展学生的主动性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 英语教育论文:浅析基于文化差异视角的跨文化英语教育探究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育 文化差异 跨文化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各种文化之间都有着互相的渗透,跨文化交流在实际生活中也越来越重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教师不应仍以老旧的英语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要增加对英语文化的学习,才能够使英语的学习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我国与各国之间也有着很多的贸易往来,但是原有的英语知识教育已经远远的跟不上了时展的需求,现代化需求的英语人才是要能够和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如果英语教育仍然以基础知识和单词语法等来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想必已经很难满足现代社会所需求的英语人才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跨文化英语教育进行一些探讨。 一、各国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 如果外语学习者学习过英语之后,和外语使用者进行交谈时,由于不懂得他们国家的文化,不能够正确的理解他们的说话意图,反而说出了一些中伤他们的话,使他们产生误会,这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在现实生活中的商务谈判中,这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可能因为一句不礼貌的用语,导致了生意上很大的损失。所以是否能够和外语使用者之间进行无障碍沟通,不仅仅在于英语单词和语句、语法的学习,另一方面更应对英语国家和我国在文化上的差异性方面进行学习和了解,只有真正的掌握了文化的差异,才能对英语从真正意义上进行应用。 二、文化在实际交际运用中差异体现 (一)涉及个人的隐私问题 西方人在个人隐私方面非常重视,他们非常在乎对自己的年龄大小,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和工资等隐私问题进行保护,必须在和他们交流时避免此类问题的交流,应该换一些不涉及隐私的问题,不能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和西方人交流上有所困难,甚至会发生不快,虽然中国人把问对方年龄视为是关心对方,但是,西方人认为对于隐私方面,其他人是无权过问的,所以在交流时,必须能够注重隐私方面的文化差异性。 (二)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在和西方人交流时候,不仅要极为注重其隐私的谈话,还应意识到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中国人将谦虚作为其优良的传统美德,认为自谦是对别人的尊重和礼貌,但是即使我们这样认为,也不能将思想强加于外国人身上,如果硬性的以自己的主观意识作为交流的重点,那么很有可能会导致交际的失败,甚至会导致更大的矛盾以及冲突,因为西方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做好的就要正确的对待别人的夸赞,以一句谢谢作为回应即可,如果表现的过分谦虚,则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可见在英语交际中更要注重思想观念上的差异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英语交流中,各国之间有着非常多的文化差异性,以上两点仅是我国和西方国家在文化差异上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文化差异需要了解,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更应注重跨文化的学习。 三、目前我国在英语跨文化教育上存在的问题 随着新课程的改革,我国对英语教学提出了很多的新要求,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国更应注重在英语学习中的文化差异,虽然新课改的思想已经慢慢的渗入到英语教学中,但是仍有很多地方的教师没有改变其教学理念,在英语教育中,只将基础学习作为重中之重,而忽视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英语人才很难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无法从真正意义上进行对英语的正确应用,所以我国应在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使教师能够在真正的教学活动中对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加以重视,才能改变我国目前的状况。 四、实现跨文化教育的对策 (一)教师要改变原有的教学观念 由于很多老师仍然把英语教育理解为单纯的基础学习,比如单词,语句和语法等,从而忽视了对英语文化差异的学习,极大的不利于学生对英语进行实际的应用,所以,作为老师要一改原有的教学理念,加强课堂上教学对文化差异的渗透,能够引导学生注意英语国家文化的学习。 (二)在英语教学中,注重加入文化元素 教师在英语教育中,应该在学习教材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加入相对应教材内容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讲解,使学生能够了解到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习惯和一些习俗等,因为中西方之间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差异,要想和用英语和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流畅的交流,就必须全面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背景,比如个人隐私,面对称赞时的反应,还有主人邀请你吃饭是代表什么意思等,如果不了解这些,只按照中国国家的生活习惯和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就一定会使沟通产生障碍,比如中国人在别人家做客时,都是过于拘谨,不能打开心扉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会考虑很多,比较在乎别人的眼光,但是如果在国外,没有人会叮嘱客人吃,客人都是想吃就吃,如果不了解这些,就只能饿肚子了或者把场面弄得很尴尬,所以一定要使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学习英语国家文化的重要性。 (三)从思想上引导学生对西方文化加以理解 在英语教育中,不仅要对英语国家的各种习俗加以渗透,还要使学生在思想上建立同于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引导学生进入西方文化的世界里,了解其思想,感受和中国不同的西方文化和内涵,可以多加发挥外教在英语文化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外教本身来自西方国家,他们对西方的本土文化非常了解,是一本活教科书,应该加强中国学生和外教之间的互动交流,使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文化风情,才能从思想上对西方文化有着一定的认识。 (四)调动学生在学习英语文化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想使学生能深切的了解到英语国家的文化底蕴,就必须要建立起同学在此方面的兴趣,如可以利用一些多媒体教学技术,放一些有关于英语的影片,从影片中的生活场景中可以了解到英语国家的人的生活习惯,这样通过感官上的介入,使得学生对英语文化的学习更加深刻,并且能够摆脱枯燥的讲说教学,极大的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英语文化的学习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英语教育中,挑一些学生感兴趣的动物单词,比如天鹅在汉语中仅仅代表天鹅本身,具有美丽高贵的意思,但是在英语国家,天鹅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意思,代表着非常有才华的诗人,因为希腊传说中,音乐之神的灵魂里进入一只美丽的天鹅,以此产生了寓言:杰出诗人灵魂都会进到天鹅的身体里,所以天鹅在英语国家里有着更深层的内涵;英国有一个地区产的牡蛎是最好的,好的牡蛎都是呈现紧紧闭嘴的状态的,所以借此来形容沉默寡言,口风紧的人,像这些文化差异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中只是极小的部分,要想更多的了解文化的差异,必须要以一些实例来加强同学对英语国家文化的求知欲,使学生能够更加注重英语文化的学习,为英语交际打下基础。 结束语: 随着新课程的改革,对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以以往的教学理念进行英语教育,而是要在英语教育活动中,更加注重英语在实际中的应用,同时更加注重各国家之间文化差异进行英语教育,学生只有对英语国家的文化加以正确把握,才能在与外国人进行交流时没有语言观念上的阻碍,这样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英语人才,可见,对于跨文化的英语教育的研究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英语教育论文:浅析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措施 1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理念 大学英语教育可以说是对学生的英语能力的教育,应关注与学生的英语技能、英语情感以及英语使用,英美文学类课程进入大学英语教育之中,无形地给大学英语教学注入了文学情调,即为文学人文情怀,这就要求在英语教育中实现对学生的人本教育与素质教育,坚持新型的人本教育理念。其一,实现“技能教学”向“素养培养”扩展。传统大学英语教学定位于英语知识的传播,而对于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较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英语专项技能提升,如英语交际能力、英语应用文书写能力等,同时,相对于技能教学来说,人文教育在大学英语教育中更为缺失,这不仅背离了素质教育之要求,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的人文思想、情感以及心理等,而英美文学类课程引入大学英语教学,其以文学情境创设、中英文化比较以及中英文学教育的方式,加入历史、哲学、艺术、文学等内容,充分提升了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者正适应了现代社会对社会性人才的需求标准。其二,实现“教师结构”“教材结构”向“学生结构”转变。素质教育条件下,实现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基本要求,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教材为基本,展开“以师为本”、“以教为本”的教学,而相对忽视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缺乏了对学生心理特征的分析,造成学生成为学习的被动者,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以情境教学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教学的情境范围,如展开文学人物对话、进行文学场景模仿等,这就使得学生的表现力提升,进而实现学生的个性化、主体性发展。 2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的环节实践 大学英语是高等教育本科阶段的重要课程,对于非专业英语教学来说,一般设置于大一、大二,是每个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出于对素质教育以及社会多元性发展的要求,大学英语内部课程设置越来越偏向人文教育,而英美文学类课程设置成为首选,但是在其课程改革中,必须以各环节的人本性落实为基础,才能实现英美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 2.1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改革 英美文学类课程是大学英语教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其课程设置必须以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为基本,服务于大学英语整体性教学目标的实现。如基于英语言语能力培养的大学英语基本教学目标,英美文学类教学通过创设交际对话场景,让学生观看文学作品电影等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言语感知力、理解力和应用力。文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的教育,这就要求英美文学类课程目标定位于人的力量的实现,即为人的技能培养与人文培养上,这就要求其课程目标立足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尤其是人文素养提升上,通过其课程目标的指向作用,再展开教学内容的挑选与教学。如设置学生审美感受力教学目标,在教学中,教师依据教学目标,进行教材内容补充或是教材创新,进而提升学生的审美情感。 2.2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1)精选英美文学作品,展开作品教学。英美文学类教学展开的基础是文学作品,在对教材的选择上,不仅要适应于大学英语教学目标的要求,而且要以精美的文学作品为主,其包括审美性、对比性、教育性、情感性以及人文性的教学内容,例如选择《简爱》展开情爱审美教育与情感教育;选择《理智与情感》展开人性纯美教育;选择《雾都孤儿》展开历史情感教育;选择《老人与海》进行人与自然之挑战,人性能动力教育等,促使包涵丰富而又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被学生认识与感知,让这些民族的、人民的精神影响到大学生的人本发展、社会发展和心理发展。2)选择“大众性”作品,展开学生心理教学。这里的“大众性”作品是指学生在以前的学习中所涉及到的或是著名的作品,便于学生理解的作品,用此类用作品展开英美文学教学,不仅因为此类文学作品本身含有较高的人文精神,更多是基于学生的心理要求,因为学生对这类作品本身就已经有所感知,或是因为作品影响力而想去了解,所以,在设置课程内容中,尤其是在展开教材教学中,要适应于学生的心理要求,这不仅能够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而且最大程度上适应了学生的心理走向,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性的发挥。3)教学内容设置人本化,展开阶段性教学。对于非英语专业来说,英语课程一般作为必修课设于大一、大二,由于此阶段是大学生进入校园的起始阶段和适应阶段,其心理新鲜感与滞留感较强,所以在教学内容设置上,要进行学生心理分析,采取阶段性的教学内容设置教学,如在大一上学习,学生心理处于高中向大学升华过渡期,在其中对情境性教学的适应性较弱,所以教学内容要以轻快、感受的基本内容为主,如展开优美诗歌赏析、进行电影欣赏等,以便于培养学生的英语情境感受能力;在大二时,则偏重学生的英语实践能力展开情境教学,如进行文学情景对话、角色演出等。 2.3英美文学类课程教学方式改革 1)以阅读、欣赏为基础,培养学生文学感受力。对于文学类学习来说,文学感受力是展开教学的第一步,在教学中教师通过选择适宜的文学作品,在课堂上,以美文阅读、音乐播放、诗歌朗诵以及影片欣赏等多种形式,为学生赏析文学作品提供平台,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对英美文学的喜爱度,而文学揭示普遍的价值,描述日常生活之故事,这不仅让学生充分感知文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了解社会,促使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形成。2)以“寓教于乐”“师生互动”为手段,创设学生学习主体性情境。课堂是实现学生各项素质与能力培养的主要场地,文学自身的情境属性,要求英美文学教学必须有高氛围的情境进行支撑。一方面,采用多样化教学模式,寓教于乐,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如采用角色教学、模仿教学、场景教学等方式,将教材人物引进课堂等。另一方面,关注学生主体性,实现师生互动,提升学生的参与力。如采用合作教学,加强师生间的交流与合作,教师以有效激励方式,促使学生各抒己见,这不仅能够开拓学生的思维,提升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而且有效地将学生变为课堂主宰者。 2.4提升英语教师素质 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主导者,其素质水平直接影响着学生的素养与能力的形成,要展开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教师首先要进行自我提升,这不仅要求教师加强基本英美文学知识学习,丰富其教学技能,而且要求教学具有较高的文化、思想以及素养。 3总结 素质教育下,大学英语教育中英美文学类课程改革必须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在其课程目标定位上以整体性教学目标为基础,以自身课程特点为依据,以学生实际为根本,以全面化的指导理念作用于教学内容的制定与教学方式的展开上,同时,加强英语教学素质培养,以强有力的教师素质为支撑,来实现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情感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英语教育论文:简论对当代高职英语教育重要性的分析 论文摘要:高职院校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是我国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英语教育作为基础课程,必须加强学生对其的重视程度。就高职英语教育重要性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提出了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推动英语教学的健康发展,使得高职专业技术人才不仅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外语应用能力。 论文关键词:文化;职业教育;高职英语;重要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得国家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快速发展的的经济要求我国的专业技术人员除了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外,还需要懂得本专业文献的信息查询、学习和再深造。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教师的教学不仅仅要进行专业知识教学,还要教会学生再学习的能力。 今天是信息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企业人才竞争的年代,技术人员的聘用和许多有价值的信息是通过网络取得的。英语是常用的一种检索语言,更是先进设备引进应用的“通行证”。英语的这种应用能力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意义重大和深远,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因此,英语教学就不仅仅教会学生英语信息检索与查询,更应因此使学生掌握一些英语的学习方法和实用翻译方法。 一、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现状 在我国外语教育规划逐步系统化、科学化的背景下,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对英语教学在思想原则上明确提出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外国文化对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不容忽视。因而在高职英语教材中既要反映中国的传统文化,又要有利于学生正确了解外国文化的精华。教师在课堂前后应该引导学生提高鉴别能力。但是,由于中国教育体制和考试机制存在某些缺憾,数以百万计的学生每天都在拼命“囫囵吞枣”似学英语,以求将来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在学习中对以英语国家的文化缺乏甄别能力,又对本国的文化知之甚少,出现了“崇洋媚外”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 众所周知,高职学生的英语基础普遍较差,他们在语音语调、词汇量和语法知识这几方面都很弱,致使学生对英语有恐惧心理,学习积极性不高。然而为了培养合格的毕业生,作为老师则必须想法设法提高他们这些能力。目前,高职学生的英语听力教材相对比较缺乏,公共英语教材也不一样,内容所涉领域、难度,题型设计也稍有不同。有的教材不适合高职学生的英语学习,难度太大,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的自信心。 此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英语教学系统还不完善,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与实际情况距离较远,一方面制约了英语教学。另一方面由于高职绝大多数学生对专业技术课程比较重视,对英语课程重视不够,只要考试可以通过即可,导致了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质量不够高。要扭转这种局面。只有通过深化英语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手段等多方面工作,才能帮助学生树立学习、使用英语的信心,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教育方针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人才,需要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的经济。高职院校是培养社会建设的专门技术人才,因此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终身学习能力,在学校不仅能学到知识,更要学会如何学习。所以,在英语的教学中就是让学生能够自己决定学习目标、选择学习方法和技巧以及对自己的学习负责。在具体的高职实施中,尽管教师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帮助、介绍方法和技巧,但由于基础差和自觉性不强,学习材料仅限于课本,他们课堂以外基本不学英语,大多数学生依赖于老师,很少参加英语活动。对此,我认为他们有很大空间可提高。如果做到自主学习,学生的英语水平肯定会突飞猛进。 二、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当今的学生独立性、自主性增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见解。随着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位置并不是像初高中时候那样的绝对“权威”。所以在学生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把学习英语的选择权、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学会学习,懂得学好英语的重要性。反之,事与愿违,将导致教育的失败。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高职院校英语教学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各行各业需求着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当前社会上,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在人才市场上十分抢手,特别是一些外企需求量逐年增大。但是,由于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在校期间只对专业课程下苦功学习,而忽略了英语的学习,导致了许多外企招聘不到合适的专业技术人才。据调查,在国内企业能够胜任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当中,只有7%的人具有较为熟练应用英文的能力,而在外企就更差了。这种现象正是由于平时对英语重视程度不够,自认为专业成绩好就行,直到毕业后找工作时才发现,许多企业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英语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由此可见,英语学习对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的重要性。 英语教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学者会听说,听说应是高等职业院校英语教学的重点之一,因为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现在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自我国加入wto以来都要求我国专业技术人员必须能够较为熟练的应用英语等外语与外国技术人员等进行沟通,以便更好的开展工作。所以作为专门培养专业技术人才院校,其英语教学对学生日后的工作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在与外国进行技术交流时,除了要语言上的沟通外,还进行读写上的交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中,读写的教学对于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企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与设备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有较高的英文读写能力。对此在实际的教与学中,教师不妨对专业定理定律、专业词汇等进行英文注解,以便于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的学习与信息查询。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学生的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因此,高职院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认识到英文听说读写的重要性,在日常的学习中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习,为日后工作中英文材料的读写打下基础。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多的企业喜欢聘用具有一定外语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这是由于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必须在保持原有国内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国外业务。因此就决定了企业专业技术人员除了完成日常的工作同时,还能在必要时运用英语进行企业技术介绍、技术问题解答等。加上从国外引进的设备英文说明书,这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很好的英文能力,所以他们在招聘时都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可见,加强我国高等职业技术院校英语教学势在必行,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英文的重要性。 三、提高高职院校学生英语能力的策略思考 英语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也是现代合格人才的标志之一。如今国际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这就要求从业者具备良好的外语交流能力。这就是摆在英语教师面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培养兴趣。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没有一定的认识,再奇特的现象出现在面前,也会熟视无睹,毫无兴趣,即使有瞬间的兴奋,也会因知识的贫乏而稍纵即逝。在高职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兴趣?我认为教师首先要重视free talk,谈话形式要多样,教师可预先布置谈话主题,让学生有所准备,活跃课堂气氛。如播放英文歌曲、角色表演、复述课文等。学生有了初步的兴趣,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应注意因材施教,平等对待每个学生。适时肯定每个学生的点滴进步,让每个学生都充分地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使其产生学好英语的欲望。经过持久的学习,将极大地增强了学生开口的勇气和口语能力。 第二,教学从听入手,以听促说。学习英语关键是敢于说,敢于交流。会说的前提就是要先学会听。教师可先让学生通过模仿地道的英语,要求模仿的每一句话都尽量做到“三最”,即“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冲破一切心理障碍大胆地说,以克服胆小、羞怯的特点。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及听力将会取得很大的进步。 经验告诉我,提高高职学生英语听力能力最关键是加强语音基础知识的学习。语音知识不扎实往往是导致听力困难的直接原因。正确的发音是英语教学关键的第一步,这阶段要求学生平时多进行大声朗读,以提高语感的敏感性;同时让学生学会理解语调;平时也注意积累一些常用句型和习惯用法。此外,教师要结合实际,选择合适高职学生听力的材料。好的教材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第三,提高学生英语阅读实用能力。众所周知,阅读理解在外语语言的基本技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高职院校的英语也占有重要位置。现正在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世纪,准确而快速的英语阅读己成为我们吸收和扩充知识信息及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之一。阅读能帮助学生广泛增加语言知识,能使学生熟悉语言结构,熟悉语法规则等。结合高职高专的实际情况,在英语教学中,尽可能地利用好精读课程的学习。老师可提炼每一段落的主题句,分析篇章结构和句型特点,使学生掌握一些阅读的方法和技巧。要使学生在阅读能力上有较大的提高,必须结合学生本专业知识进行阅读,比如推荐一些相关专业的阅读文章在课上课下学习,至少应该分层次的进行学习阅读,对于英语基础较差的学生就是要推选一些有时代性、趣味性短小精悍的文章,使得全体学生的英语水平整体提高。 第四,改善高职教育中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到以提高质量、强化特色、突出服务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教师队伍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高职英语教育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师资力量也大为增强,但师资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完善的地方,如学历不高、职称结构不尽合理等。有的教师教学实践能力弱,新知识、新技术难于融入教学中,课程开发能力不强,而兼职教师工作不稳定更是当前高职教师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调整教师层次,优化教师结构是当务之急,可安排教师挂职锻炼或开展跨国学术交流,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培训教师,让骨干教师、专业带头人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带领青年教师从备课、授课、作业批改、考试、实验实训等每一个教学环节做到规范到位。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提高服务意识,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传统课堂教学无法企及的优势。 四、结论 据现代人力资源调查以及有关企业的调查,具有一定英语水平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当代专业技术人才发展的方向,也是高职毕业生努力提高自身素养的方向。为此,我们高职高专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充分认识英语在日后工作中的重要性,促进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积极性。通过专门的加强学习,使高等专业技术院校毕业生不仅仅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英语基本能力,将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培养成为现代企业迫切需要的英语加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高职语文教学篇1 高职院校教学体系中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教学的比重较大,而作为基础性学科的语文课程却始终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地位,这既会严重影响高职语文教学实效性的提升,也会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通过传统文化中的语文教育元素的有效利用,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源下,进一步提升对于语文教学的兴趣和主动性。 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 1.传统文化为语文教学提供了媒介 作为大学阶段的语文教学,教学的重点应向阅读和写作能力倾斜。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养成学生的阅读习惯,是十分重要的教学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有效地渗透传统文化,就赋予了高职语文教学以更加丰富和生动的载体和媒介,让高职语文教学的效果和方式更加灵活和丰富,这对提升语文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也是十分重要的。 2.传统文化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从语文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来看,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在教材的编写和选择,还是教学内容的拓展和凝练,高职语文教学都承担着宣传、推介、实施、引导学生熟悉传统文化、亲近传统文化、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职责。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教学创新和探索的一种途径,更是高职语文教学的一种必然使命,这让语文教学可以更好地承担起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作用,对学生产生更加积极的文化熏陶。 3.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德育功能 需要看到的是,语文教学不仅仅是一门重要的文化课程,更承担着较强的德育功能,通过实施科学有效的语文教学,可以对学生的思想意识和道德素质产生积极的影响,而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高职语文教学不可能是通过灌输等方式而实现,必须要借助更加积极有效的内容来实施。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借助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德育功能和内容,进一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平进行正面和积极的引导,更加有效地推动语文教学德育功能的发挥。 二、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1.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从高职语文教学的对象来看,很多高职在校生的学习习惯和能力相对不足,有的甚至对语文存在一定的畏难和厌学情绪,这给语文教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对传统文化中一些故事、人物、风俗、传说等元素的引入和讲解,让学生能够更加感受到语文教学的魅力和温度,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对于语文学科的积极性,有效地激发学生参与语文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2.可以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随着网络的普及,高职在校生的网民数量不断提升,学生依托网络进行学习和生活的时间不断增加。而在网络环境中,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效果不断强化,很容易让学生产生错误的思想意识,进而产生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盲目贬低。而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晰地了解到中华传统文化曾经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地位,进而树立起较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这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学生的个人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 3.可以提升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高职语文教学虽然仅仅局限在课堂教学的范围之内,但是语文教学的目标却是终身的,如何更好地拓展语文教学的有效性,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识,树立独立阅读的习惯,都是十分重要的。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特别是随着学生对传统文化逐渐产生了学习兴趣和正确认知,就会大大提升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未来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中,也可以不断强化自身对于语文的自主学习,从而对学生个人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渗透中存在的问题 1.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管理者来讲,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的意义和作用认知不足,没有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不仅对高职学生语文素养提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也对学生的人格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因此在语文实际教学中更愿意照搬照抄普通高等教育的语文模式和教学内容,没有从高职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有益的文化元素和教学内容。这就造成语文教学的任务和目标相对模糊,不利于语文教学的德育等功能的有效发挥。 2.教学方式相对单一 作为高职院校教学体系来讲,语文教学的地位和作用无法与专业技术理论和实践教学相提并论,很多高职院校更加注重校企合作和顶岗学习等方面的教学内容,因此,导致高职语文教学的教学资源相对不足,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也存在短板,这就使高职语文教学的方式方法显得相对单一,特别是随着高新技术教学手段的不断发展,多媒体、新媒体、大数据、云平台等网络技术的普及,高职语文教学的手段则显得更加落后,无法为高职语文教学质量提升注入新的活力。 3.教学的载体相对不足 由于高职院校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专业技术教学方面,因此,语文教学的载体则相对有限。由于课堂教学的时间有限,教学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无法有效完成语文教学的全部任务,无法激发学生对语文教学的参与意识,导致语文教学的持续性和深入性大大不足,让一些学生一旦离开语文课堂就将语文学习抛在脑后。 4.教师素质还存在短板 相较于专业技术教师来讲,高职语文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方面还存在短板。一方面是优秀教师人数不足,常常一名教师要承担较重的教学任务,导致教师的精力和积极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语文教学在高职教学体系中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语文教师的成长和发展前景相对不足,因此,高职语文教师从事教学探索和创新的动力大打折扣,导致很多优秀年轻教师常常跳槽,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稳定。 四、加强优秀传统文化与高职语文教学结合的实现路径 1.不断强化和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思维 语文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教学,更重要的任务则是文化的熏陶和传承,作为高职语文教学也是如此。一方面,高职语文教学教师要通过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引入传统文化元素和内容,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在渗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学生传统文化思维的培养,通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引导学生树立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2.努力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创设传统文化环境 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等教学方式,将语文教学内容转化为直观具体的视频影像资料,并将传统文化内容融汇其中,让文本内容变得更加感性,这样一来,不仅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教学内容,体会课文背后蕴藏的深层次含义,也可以让学生在学习课文的过程中加深传统文化的印象。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将语文课文中蕴藏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重点强化讲解,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文化感染和熏陶。 3.努力开阔学生的传统文化视野 仅仅依靠课堂教学来实现语文教学目标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是非常不现实的,必须要扩展教学资源,开拓学习视野。一方面,要通过紧密结合教学内容和传统文化内容,给学生布置有针对性的课后作业,并通过有效的激励手段,鼓励学生高标准地完成,巩固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推送传统文化相关知识,让学生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知,作为课堂教学之外的重要补充。 4.努力发掘培养传统文化的德育功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物质文化元素,更有很多优秀的精神文化元素,这些内容涵盖了历史、人文、精神、礼仪等各个方面,教师要善于从中发现适合语文教学的内容,提升传统文化的文化影响力和德育功能。比如,在学习一些爱国题材的课文时,教师要通过对课文作者、时代背景、历史背景、文化风俗等传统文化的拓展介绍,进一步引导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自觉树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信念,进而树立积极向上的爱国主义精神。 5.组织丰富的传统文化实践活动 由于高职语文教学的时间相对不足,因此,教师可以通过与学生社团等组织进行合作,利用节假日等载体,在校园内组织丰富多彩的以语文为内容,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学生活动,比如:语文经典诵读大赛、诗词朗诵会,通过拓展课外活动,渗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物质资源,组织学生开展参观、实践活动,并让学生写出参观感受等,使其在各色语文活动中,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综上所述,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渗透传统文化,既需要广大教师提升责任感和紧迫感,也需要广大教师提升创新能力,探索创新路径,让语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促进传统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渗透与传承。 作者:张华 郝建英 单位: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高职语文教学篇2 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课程思政建设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要求所有课程都要发挥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要承担育人职责,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与思政课程形成同向同行的育人合力,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协同效应。高职语文作为面向全体高职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和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高职语文教师应当与时俱进,主动出击,积极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有效途径,为培养能担大任的时代新人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注重价值引领 (一)革新课程理念,树立发展性课程观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导下,高职语文课程应当树立发展性课程观。长期以来,受到“以技能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念影响,高职院校非常看重教育的实用功能。在公共基础课程要为专业、就业服务的语境下,高职语文在实际教学中不得不弱化自身的人文性,被大量地加入应用写作、实用口才、职场语言交际等内容。发展性课程观就是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既重视学生语文能力的训练,又关注学生人文素养、思想品质、综合素质的培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 (二)明确教学目标,着眼价值引领 理顺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思路,要从明确课程教学目标着手。一直以来,语文教师都很熟悉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法,备课时撰写起三维目标驾轻就熟,可是一旦回到教学实践中,知识讲授、传授还是成为了课堂的重心,在无形之中形成了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轻价值引领的教学现状。人民教育家于漪说过:“教育的本质就是培养人,培养有人性、人品、善心、善行的人,是人之完成、追求以达到真善美的境界。”高职语文教师应当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尤其是要明确课程思政目标,在教学中充分体现语文的人文性特征,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领。 二、提升教师素质内涵,增强育人能力 (一)重新定位角色,坚定理想信念 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高职语文教师不能简单地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政课教师的事,要努力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不仅学习了相关知识,而且实现了精神成人。我国古代教育理论著作《大学》开篇就说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师要教育学生弘扬高尚德行最终达到至善的境界。传道者要先明道、信道,这就要求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坚持把“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作为教育的使命。 (二)提高教师素质,拓宽文化视野 教师的素质高低决定了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改革的成败。高职语文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和德育能力,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语文课程教学的全过程;还要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努力修炼自己,争取成为智慧型的教师,具备学习、生活、为人、处事等方面的智慧,能够给学生提供方方面面的指导。同时,高职院校要启动语文卓越教师培训工程,在注重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能力培训的同时,增强对高职语文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能力和德育方法的指导,为教师素质的全方位提升创造条件。 三、精研教学内容模式,挖掘育人元素 (一)找准思政契合点,注重当代阐释 在高职语文课程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在于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自然而然的熏陶感染,切忌机械灌输和空洞说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高职语文的重要教学内容,是最值得挖掘和阐发的契合点。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更要注重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例如在《渔父》一课中,我们不是要学生简单地评判屈原和渔父的选择孰是孰非,而是要引导学生理解屈原和渔父所代表的两种人生态度和处事原则,让学生在面临人生抉择时能多一分思考,多一分坦然。 (二)开展模块化教学,推进全过程育人 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还要系统整合课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将那些特色比较鲜明、主题比较一致的作品编制成一个模块,进行模块化教学。例如按照家国情怀、自强不息、公正法治、与人为善、诚实守信、敬业奉献这些模块来进行教学。同时注意结合高职学生的专业背景,培育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模块化教学能够使高职语文课程的思政教育目标更加明确,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贯穿于高职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中,强化德育效果。 四、创新教学方法手段,关注学生获得感 (一)以学生为中心,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要在高职语文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创新教法是核心。教师要创造性地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教学方法,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无形之中,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教师要善于在传统教学方法中发现新方法的生长点,例如,将传统的讲授改造成有师生互动的讲故事。高职语文课堂本该是充满生动故事的课堂,其中有古今中外作者的故事,有文学作品中的故事,还有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故事。教师要善于用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情感来引导学生向上向善,求真求美。比如,介绍作者苏轼的生平,可以用讲故事的方法生动地呈现给学生,除了教师讲,还可以请学生讲。学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了解了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宦海浮沉的经历,更体会到了他在逆境之中“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坦荡旷达,在无形之中引导学生乐观面对挫折,树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此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重问题导向。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需求,善于收集学生的各种问题,还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主动发现问题,用创新思维解决问题。在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求知的火焰被点燃了,精神需求得到了满足,获得感和成就感也得到了增强。 (二)利用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学习环境 教育信息化2.0时代的今天,学习方式日趋多样,陈旧的教学手段已经不能吸引学生,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想方设法以新颖、便捷的形式吸引学生。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要充分探索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建设智慧学习环境。例如,借助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网络平台开展教学。上课前,教师在超星“学习通”平台网上建课,建课时要提前做好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把富含思政元素的内容巧妙地安排进课程中,学生进班后,可以利用教师发布的视频、课件链接等资源自学,并完成课前测试;在课中,教师可以布置学习任务,学生也可以提出疑问,再利用平台进行小组讨论等活动,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在课下,学生可以在线进行拓展阅读,或者检索自己感兴趣的学习资料,利用平台私信功能与教师交流讨论。教师可以随时观测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数据,及时帮助学生改善学习行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关注学生的互动体验,尊重他们的学习需求,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在增强学生的获得感的同时,有利于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 五、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延展育人空间 (一)师生现场研学,实践悟出真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实践才能悟出真知。教师结合高职语文课程内容,运用项目化、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带领学生走进马王堆汉墓、岳麓山景区、橘子洲景区、杨开慧纪念馆、第一师范学校等历史文化遗址,引导学生记录研学过程,撰写心得体会,增强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热爱和认同,让他们在实践中触摸历史,尊重历史,感知现实,把握当下。 (二)师生共读共赏,坚定文化自信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广泛阅读优秀作品可以陶冶情操,润物无声地滋养学生的心灵。在语文课堂之外,教师要鼓励学生多阅读,多思考。教师可以给学生开书目,鼓励学生利用新媒体读书打卡;开展线上线下“诵读我最喜爱的红色家书”“中华经典诗词朗诵会”“当代文学读书会”等活动,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家国情怀和人文涵养,坚定文化自信。总之,要推进高职语文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必须要革新课程理念目标,提升教师素质内涵,精研教学内容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手段,丰富课程实践活动。如此,高职语文课程才能发挥好育人功能,实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者有机统一,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夏侯南希 高职语文教学篇3 前言 我国拥有极深的文化底蕴,所以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很多人文知识,特别是在高职院校的语文教学当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有关内容。伴随素质教育以及课程改革逐渐深入,高职教育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的重视度不断增强,而思政课程就是把思想当作出发点,对语文教材当中含有的思政精神进行深入挖掘,在培养学生道德素养的同时不断助推学生实现全面发展。为此,对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展开探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的意义 1.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 众所周知,高职院校主要培养的是实践操作性、应用型、有效服务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人才,其人格以及素养对祖国未来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伴随着经济实现信息化以及全球化,西方文化渐渐渗透到国内社会当中,对我们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一直以来,高职院校开展的语文教学都具有对传统文化进行传递的作用,承担着潜移默化培育熏陶高职生的健全人格、良好的人文素养和高尚健康道德情操等职能。在实际教学中,语文教师可结合教材当中包含的名言警句帮助学生树立起健全人格与坚定信念。 2.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兴趣 高职教师以往进行思政教育期间,主要对一些理论知识进行讲解,此种教学方法过于枯燥,和学生生活严重脱节,教师单一性的理论讲解会让学生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同时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一般来说,语文教学主要是让学生对文学作品当中生动、活泼、与学生生活十分贴近的语言艺术进行学习,促使学生循序渐进主动学习和接受思政知识和理论,让学生通过欣赏语言艺术,逐渐感染其心灵,促使学生产生共鸣,在对语言艺术进行欣赏的同时,对语言艺术当中的乐趣进行体会,并且对一些思政知识进行理解以及掌握。 3.有助于培养高职生科学的历史观 如今,高职院校选用的语文教材当中多数文学作品全都代表某一历史时期著名人物的智慧与思想,对这些作品进行讲解之时,教师可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运用,借此引导学生,促使其对历史材料进行充分体验。通过教材当中包含的文学作品,能够激发高职生的民族认同感以及责任感,在情感上接受我国历史,从而养成正确历史观,可以通过切实体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进行体验。 4.有助于帮助高职生树立高远志向 现阶段,高职院校的语文教材当中含有各个类型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中含有不少名言警句以及励志文章。特别是励志文章,高职生进行学习期间可以产生极大的情感共鸣,将英雄人物当作自身榜样,进而树立起一个远大志向,不断严格要求自己。语文教材当中的优秀作品有助于促使学生全面发展,不仅帮助其树立一个远大目标,同时还可以帮助学生认清自身得失以及进步,培养其宽广胸怀,并且树立正确三观,培养其越挫越勇的精神品质。 二、大学语文和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教学模式 1.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 在信息时代之下,语文教师需学习前沿教学观念,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资源加以充分利用,建立更加创新化、多元化的网络课程,借此来进行文化传承,对思政教育当中含有的精神加以渗透,促使教学品质不断提高。站在学校层面而言,应当和其他院校进行联系,构建语文学科思政教育的联盟,创设一套高职院校教育资源网络共享系统,对数字化这一平台加以运用,借此实现慕课、微课、文档与图书这些资源共享。而且,学校还需投入更多资金,给高职生提供一个更加丰富的网络课程,及时存储网络上的优秀案例,借助现代教学软件实施辅助教学,协助教师浓缩课堂之上没有必要讲解的一些理论知识,让教师能够集中有限时间和精力对学习重难点进行突破教学,进而增强语文学科的思政教育的针对性。 2.对信息技术进行利用,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 实践表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激发学生语文知识的学习兴趣。而且,现代心理学也指出,多变新奇的事物有助于强化大脑皮层刺激强度,让学生对某种事物产生兴趣。就现阶段来说,各地高校当中的语文教师普遍存在着年龄较大这种现象,高校普遍缺少具有较强的专业素养,同时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年轻教师。此种情况之下,必须把实际当作立足点,对信息技术加以充分利用,构建年轻化的师资团队。同时,还需对各类新兴技术加以运用,给教师创设一个良好学习以及再教育的环境,给其提供数字化以及智能化学习平台,并且在日常管理期间开展关于语文知识和思政教育进行融合的培训,逐渐建立完善科学实用的培训机制,高效服务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3.实施翻转教学,积极借鉴吸收新的教育模式 针对翻转课堂,实际上并无固定教学形式,翻转课堂的核心就是帮助教师打破以往教育形式的束缚,对以往教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弥补,构建应用价值较高的思政教育系统。语文教师可主动利用好多媒体技术,精心制作和思政教育有关的视频或者PPT,并且在其中添加一些有趣新奇的内容,如年轻学生非常喜欢《秦时明月光》这部国产动漫,教师可在字幕当中添加一些古诗词和思政教学结合的内容。这样一来,在课堂之上,高职生可以一边看视频、一边吸收其中的知识点内容,进而实现翻转教学。同时,语文教师还可对网络微课以及网络教学这些形式加以利用,借此打破以往教学空间以及时间限制,促使高职生在寝室或者家中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教育服务。除此之外,此种教育形式可以促使高职生主动学习,更加准确的找到自身想要的内容。对于学习中产生的疑惑,高职生可以及时借助线上提问这种方式得到答案,这样可以促使教学效率有效提升。 4.把学生生活和社会热点进行结合 把语文知识和高职生生活以及社会热点进行结合,除了有助于激发高职生学习兴趣之外,还有助于提高高职生思政水平和道德水平。思政教育、文学修养以及生活实践相互促进、有效衔接,三者必须进行紧密结合。比如,开展爱国主义这个专题教育期间,语文教师可关注相关的社会热点和时事政治,紧密结合具体教学内容与高职生生活组织相应的教学活动。例如,教师可对《燕歌行》这个文学经典进行讲解,引导学生对怎样做到理性爱国这个问题展开深入探究,及时纠正一些学生的过激想法,站在和平角度看待战争问题。结论:综上可知,把高职院校的语文教育与思政课程进行融合,有助于塑造高职生的健全人格,有助于激发高职生思政课程学习的兴趣,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科学的历史观,同时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高远志向。为此,教学期间,高职教师可对网络课程进行开发利用,实施翻转教学等创新模式,丰富和发展自身教学模式,积极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不断强化突出教育育人这一功能,对学生的道德素养进行全方位得有效培养。 参考文献: [1]杨扬,王德祥.中医药院校大学语文课程思政改革实践与思考[J].卫生职业教育,2021,39(14):40-42. [2]石淼.探究大学语文课程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J].现代职业教育,2021(30):20-21. [3]王淳婷.大学语文课程思政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J].新课程研究,2021(18):47-48. [4]傅瑶,林赛.课程思政理念下大学语文课程建设探析[J].锦州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9(03):91-93. 作者:德吉曲珍 单位: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教育 近段时间,从我校几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采取的以教材为切入点,将课外文学作品欣赏引入课堂的做法,让我深深感受到教师树立大语文教育观的思想,给我们的语文课堂带来的崭新面貌和蓬勃生机。鉴于小学生年龄的问题,虽然这种做法较为大胆且有所争议,但从培养学生语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值得推崇的。举例如下: 一年级下册《长歌行》一课的教学,教师在与学生谈到如何珍惜时间时结合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的欣赏,让学生从平白浅显的语言文字里感悟到时间的脚步是何等的匆匆,欣赏到语言文字对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的描写之贴切,从而感受到珍惜时间的重要性。 三年级上册《我想》一课的教学,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知诗歌这种体裁的文学特性,体会作者是如何通过想象来表达内心情感的浓缩,结合欣赏了本诗的原作及俞平伯、顾城两位诗人所写的《我想》,让学生明白诗歌中想象的事物与作者不同的心境、情绪、背景、经历等等有关,而非胡思乱想;并学会怎样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大语文教育”观是已故的特级教师张孝纯先生创立的一种新型的带有突破性的语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与生活结合是其思想的精髓。而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对学生进行语感的培养。叶圣陶先生认为,敏锐的语感总是和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指出:要“经常留心自己的语 言,经常观摩人家口头说的笔下写的语言,哪是好的对的,哪是不好的不对的,都仔细辨别,这样可以提高对 语言的敏感。”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养成非常留心别人的用词造句的习惯。在张孝纯先生提及的三个课堂里,课堂上和课本里的语文学习的这“第一课堂”处于轴心地位,另外两个则是它的拓展和延伸。可见,教师要能够以课堂为轴心,把课堂变成一个思想交汇,思维活泼,师生共同探讨语言文学规律的天地,使学生通过对课本里的语言文学的感受体验进而回归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语言文字的广泛运用,这种大语文教育观的树立无疑在培养学生语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有助于教师抓住文本的关键处,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新课程理念强调要改变过去“教教材”的做法,教材不是废纸,而是教学的工具。要创造性使用教材,使教材为教学服务。在这种前提下,教师对教材的研究与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语文课堂教学的根本是要激发学生对文本的感悟。那么,教师如果树立了大语文教育观,则会根据自身的感悟认真挖掘教材引发读者感悟的因素。而教材的感悟因素往往源于文本的关键处,它是文本与师生生活最密切的触及点。只要教师紧紧扣住这一触及点切入教学,辐射到与之相关的文学领域,学生的感悟便会如约而至。 二、有助于学生臣服于语文的魅力,构建更具广泛空间的教学流程 我们主张教师在拓展课堂,开放教学上下功夫,这样有利于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认知经验,为课堂参与缩短认知差距;也有利于学生展示“埋藏在内心深处最富足的才华”,因为课堂外陌生的领域能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蕴藏在心底的美好情感等等都挖掘出来。那么在开放型教学中,学生的认知渠道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和课本,课本内的文学作品固然是精华,但如果仅把学生的眼光锁定在此同样会令学生感到贫匮而乏味,如果能将课内外的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起来,便会引导学生走出封闭的课堂,领略到语言文学的无穷魅力,迈向更为广阔的感悟空间。这样,就为课堂教学构建了更具广泛空间的教学流程,从而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促使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活动,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以提高语感教学的效率。 三、有助于教师营造感悟的空间,学生形成浑厚的积淀 现代教学论主张教学要知、情、意相结合。如果教师基于大语文教育观的出发点,敢于尝试将语文课内外的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那么学生首先在认知层面上所接受的信息要丰富得多,自然而然,感悟的空间也就要大得多。教师的敢于尝试实质上也就是在鼓励学生进行尝试,学生从教师的引领中得到感悟,在文本阅读中寻找感悟,在交流与沟通中体验感悟,在反复训练中学习感悟,学会用语言表达感悟。由于教师树立了大语文教育观,课堂上传递语言文字信息的渠道多了,体验语文学习的天地广阔了,语言文学功底浑厚了,学生更容易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认识,这样,过去那种较为单调的纯语文课堂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四、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提高语感分析能力 叶圣陶先生说过,“所谓语感分析,就是分析语言的语境意义(或隐含意义)分析语言的使用”,“而不是作语言表面特征 的分析,如这是什么词性、什么句式,这里用了什么修辞手法,用了什么表达方式等等。”那么这个概念正好符合小学生语感培养的目的。教师在大语文教育观的思想指导下,通常会更多地采取以下几种途径来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1、抓住关键词。不作任何语 言表面特征的分析,让学生通过反复朗读就能自然而然地感悟出文字所描写的画面。 2、细细吟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细 细吟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把握了文章的 开头,就能感悟出全文的基调。同样,领悟了结尾的点睛之笔,则能把握全文的中心。 3、揣摩、了解作者的心境。让学生通过留意文本的不同 语言形式来领悟到话语的语境意义,了解作者隐含的心理感受。 4、把握作品中事件的背景,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通过对作品背景的了解来明白作者是要启发我们去想些什么呢? 此外,还有诸如辩析词语的感情色彩的;揣摩语序的变异和超常搭配的;分析语言的空白处(包括 休止、省略、残缺等)的隐含意义的等等语感分析训练,教师长期坚持通过这些途径对学生进行训练,学生自然会养成非常留心别人用词造句的习惯,对提高语感分析能力大有裨益。 五、有助于教师形成个性化的语文教学,以促进学生独特语感的形成 我们的学生在语文课堂里有一种期待,他们在等待惊喜,他们期待着老师带给他们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新发现、新体验的世界。这就使得语文教学必须要有个性,也只有个性化的语文教学才打开学生的心灵,才能启发学生的智慧,才能促进学生独特语感的形成。那么有着大语文教育观的教师比较容易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因为他必须在自己的语感、文学素质、教学素质、思想境界、教学境界等方面胜人一筹,形成自己语文方面的特长,才能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语文课堂中得到完美的体现,使他的教学个性得到保证,才能使学生与语文之间发生的这种内在的交流更为深刻,更为流畅,更为完整。教师根底越深,上起课来才能如数家珍,轻松自如,把原本相对单纯的语文课堂演绎得更为丰腴生动。他们往往把语文课上得很简单,无须过多的环节,过多的招式,就是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和他们一起来感受语文之魅,语文之妙,为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向语文之魅之妙的通道,实现教师语感向学生的转移。 总之,只要能坚持不懈地贯彻“大语文教育”观于语感教学各环节之中,扩大学生视野,激发语文学习兴趣,如果教师长期坚持这样的教学积累,效果定会像韩愈所说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那样。基础一广,根底一深,无论是读书或是写作都能旁征博引,八面来风,何愁语感能力上不去!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小学语文德育渗透之我见 摘要:《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小学语文是义务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基础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和基础性决定了小学语文是进行德育教育的天然绝佳课程。本文从全面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因素、注重言传身教感化学生和通过课外活动渗透德育三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笔者对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见解。 关键词:小学生;语文;德育渗透 小学语文教材的内容丰富多彩,只要对其稍加润色,就能进行德育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可以通过对知识的讲解来达到德育教育的目的,还可以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加强这一印象,使德育更加深入人心,甚至通过课外活动,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加深对德育的理解,将德育教学的内容运用到生活中去,实现理论指导实践的重要一跃。 一、全面挖掘教材的德育因素 (一)词句剖析中的德育渗透 一篇好的文章就是一件艺术品,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好文章都是作者反复推敲的结果,其字里行间总是包含着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感情。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抓住文中的关键词句,并引导学生对其进行剖析和品味,揣摩其中的德育内涵,就能起到很好的德育作用,从而引导学生如何做人。例如,在讲《坐井观天》一文中,从青蛙说的那一句“朋友,别说大话了!天不过井口那么大,还用飞那么远吗?”可以看出,青蛙不仅无知,而且还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明明自己在说“大话”,却说小鸟在说“大话”,教师引导学生仔细品味这字里行间的观点和情感,不难发现,作者对青蛙是持一种嘲讽的态度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生活条件优越,加上多数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习惯了被捧着宠着,难免有些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自己理应不费吹灰之力得到最好的一切,这也是一种“坐井观天”,教师从青蛙的这句话引申出去,结合学生们的实际心理,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德育教育作用。 (二)人物形象分析中的德育渗透 小学语文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对学生有很强的感染力,其中高尚的人物形象在塑造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方面更能起到模范作用。例如在讲《徐悲鸿励志学画》这篇课文时,教师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抓住人物的内心活动、语言和行为进行深入分析,一个刻苦勤奋、杰出爱国的崇高形象就呼之欲出了。高尚的人物形象具有正面的模范作用,反面的人物形象同样可以起到警戒作用,例如《狼来了》这个故事,塑造了一个爱说谎的小孩,他利用人们的信任,在没有狼来的情况下喊“狼来了”,被欺骗的人们伤透了心,也不再信任他了,当狼真的来了时没有一个人赶来救羊,最终羊被狼叼走了。在生活中小学生为了逃避惩罚或者获得奖赏和表扬有可能说谎,当他们看到喊“狼来了”的小孩时,很可能会产生一种类似的情结,而当他们看到这个小孩的下场之后,也会产生一定的畏惧心理,从而产生心理上的动摇,教师再配合其他手段将这种作用深化下去,就能帮助孩子们摆脱说谎的坏毛病。 (三)故事情节中的德育渗透 通过故事情节来进行德育渗透,要求教师引导学生站在故事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结束的全局上,理解文章脉络,深入剖析,把握住作者的情感变化,以情激情,从而掀起学生情感上的波澜,与作者的情感交融,达到德育渗透的目的。在讲课文《我要的是葫芦》的时候,教师要引导学生抓住葫芦的两种状态――“爬着一些蚜虫”和“叶子上的蚜虫更多了”,在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语言和行为分析的基础上,进而引导学生思考“种葫芦的人看到小葫芦都落了,会想些什么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防微杜渐意识,引导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 (四)朗读指导中的德育渗透 俗话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通过朗读一些文质兼美、声情并茂的课文佳作,可帮助学生体会祖国文学的音韵美,加深对课文内容、思想情感的品味,陶冶高尚情操,塑造美好心灵。例如课文《再见了,亲人》,它的语言是满含着感情的,教师通过指导学生反复朗读重点句段,可以激发他们的感情,从而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深刻体会到中朝人民比天高、比海深的民族情谊,这种情谊是用鲜血凝聚而成的。又如朗读《白杨》这篇课文,可以让学生领悟到,屹立在艰苦的大戈壁,高大挺秀、坚强不动摇的不只是白杨树,更有那像白杨一样扎根边疆、建设边疆,为边疆的发展无私奉献的人们。 二、注重言传身教感化学生 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知识的传授上,更体现在言传身教上。在教学过程中,不难发现,有的教师教育学生言行不一。一方面教育学生们要讲卫生、爱整洁,而自己在课堂上却穿戴不整齐,邋里邋遢;一方面教育学生们要尊老爱幼,而自己却斥责打骂学生;一方面教育学生要讲文明礼貌,而自己却在学生面前讲脏话、骂人。小学生的模仿能力是最强的,他们会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家长和老师为榜样,模仿学习他们的言行举止,如果教师不能以身作则,那么再多的德育理论都很难真正贯彻到学生的行为中去。因此语文教师,包括全体教师,都要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以良好的仪表仪度、恰当的待人接物方式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言行举止正确引导学生,积极发挥表率作用。作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和德育教师,要有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帮助学生塑造良好的学风、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文明习惯和意志品质,全方位提高孩子们的德育素质。 三、通过课外活动渗透德育 对于语文课程来说,课外活动包括课后作业、课外阅读和社会实践三大类。在课后作业中渗透德育,要求教师在深入分析和认识学生的基础上,把握他们的道德观念、思想观念的变化,一旦发现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不良倾向,及时对学生进行个别教育和引导。例如有一次我布置的课后习作上,有个学生写道:“这次考试我达到了妈妈给我设定的目标,终于可以让妈妈给我买我想要的游戏机了,好开心。”这个学生将学习的动力归结于一些物质利益,长此下去,孩子的价值观很可能产生偏差,于是我打电话给这个学生的妈妈,和她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相应对策,最终扭转了这个学生对于成功的价值认识。在课外阅读上,我经常给孩子们推荐一些具有德育教育意义的书籍,例如给学生布置一些课外阅读任务,让他们在两个月内读完《安徒生童话选集》,然后组织学生举办了一场读书会,交流彼此的心得体会,并对其进行引导。在引导过程中,我重点强调了童话故事中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例如《海的女儿》中美人鱼为了爱情忍受各种痛苦幻化成人类,使同学们备受精神鼓舞。为了提高学生们的动手能力,将课堂理论运用到生活实际中去,使德育真正渗透到生活中去,我会定期组织学生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例如到大自然去野炊,锻炼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去敬老院帮助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培养他们关爱他人的意识和能力;组织大扫除,培养他们爱卫生、珍惜清洁工人的劳动成果的良好习惯等。 四、结语 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不仅局限在语文课堂中,还可以延伸到语文课堂外;德育的渗透,不仅在教材中,更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语文教学中天然蕴含着丰富的德育资源,教师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将德育渗透到语文教学中的各个环节,让孩子们学好语文的同时提高德育素养,在提高德育素养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发展。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情感教学的渗透 【摘 要】小学语文德育情感教学渗透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小学语文教师,我们必须深入钻研,选好切入点,将德育从课前到课内再到课外渗透到语文教学全过程,从而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从事小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我对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的重要性有了充分了解,在教学过程中得出几分心得。笔者将先指明德育的重要性,而后将试着提出加强语文教育中德育发挥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小学语文;德育教学;见解 一、小学语文教育中德育的重要性 (一)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德育,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新一轮课改以来,国家和社会都越来越关注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学生的成长不仅仅体现在成绩上,更体现在学生的综合素质上。为此国家也在不断呼吁重视德育,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德育。小学语文教育起着基础性作用。在小学语文教育的过程中,做好德育工作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意义。(二)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德育,是新课改的必然要求。目前国家对学生的评判,不再是单纯的看成绩,而更多的是看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加强在语文教育中德育的渗透是小学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德育,一方面是新课改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小学教育质量的关键。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必须对此有着充分的认识。(三)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德育,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小学时期是一个人的成长时期,小学阶段的教育对于学生的成长,有着很深的影响。小学阶段也是学生性格形成的阶段,一个人的性格如何,不仅在于学生的先天条件,更在于后天培养。学生要想成为一个有素质,有道德的人,就必须重视小学教育中的德育,尤其是语文教学过程中的德育。(四)在小学语文教育中渗透德育,是小学德育工作中的重要内涵。语文,是一种社科类的课程。语文教育是提高学生内涵的重要手段。语文教育对于渗透德育有着先天优势。在语文教育中渗透德育,对于做好小学德育起着关键作用。 二、充分利用教材挖掘德育素材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大部分思想教育内容并不占明显的地位,这就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材,充分发掘教材中潜在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教育贯穿于对知识的分析中。例如在教学成语的来源的时候,可以列出我国古代的一些例子给学生讲解,这样一方面学生掌握了知识,另一发面也从中体会到我国礼仪之国的楷范。在抗战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教学中可以对学生进行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的教育。在教学祖冲之时,可以介绍圆周率是我国的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祖冲之计算出来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值的计算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小数的人。并讲述了祖冲之在追求数学道路上的感人故事,这样既可以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转化为为祖国建设事业而刻苦学习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学生培养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一举多得。这样的例子在语文中还很多,只要教师充分挖掘教材,是可以找到德育教育的素材的。 三、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激发道德情感 小学生如果有不良的道德行为,往往由于各方面的压力,他们总是认为教师和学生都不愿意跟他们交流沟通,所以,即使有教师和学生主动与他们接触,但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往往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对抗的态度。对于小学生的这种行为,教师要充分理解他们,不要放任不管、对这种学生失去辅导的信心。小学语文教学要求调动起学生的互动性,加强他们之间的沟通,实现相互扶持,渗透道德教育,纠正那些具有不良行为的学生。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课前的几分钟时间,与学生进行零距离沟通,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也要与学生做好交流,共同来学习课本,共同深入解读课文内容,拉近师生之间的关系;课后的交流和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在批改作业时要及时发现学生德育方面的问题,明确改正方法等。总而言之,语文教师要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充分体会教学中的道德情感。 四、教学与实际相结合来渗透德育 对于小学生而言,他们能够体会的思想都是比较直观的,对于一些抽象的事物理解能力较弱。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所教知识或者思想融入到实际中去是一种较好的而且也是小学生容易接受的一种教学方法。例如在学习《站起来》这一课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刻理解主人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永不被打倒,一次次站起来的那种毅力和勇气。然后联系实际,现在的孩子都是家中的宝贝,家长们都不愿让孩子承受一些压力,孩子要什么给什么,将孩子的未来都已经规划好,每当孩子遇到一点问题和困难时,不让孩子试图去面对、去解决,而是代替孩子解决。这种教育方式,导致现在很多孩子每当独自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就垂头丧气,或者怨天尤人。而在这种环境下,教师应该将教材中的坚强毅力以及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的韧劲,让学生去学习、去领悟,使他们能够自己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五、通过语文活动进行德育渗透 通过语文课外活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是语文整体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语文课外活动能丰富学生的语文知识,促进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和思想品德的熏陶。德育活动的设计要贴近学生的思想实际并要有层次性和针对性。例如低年级学生处于幼稚与成熟、独立性与依赖性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期,他们的行为富有模仿性。所以课外活动要选择正面良好的榜样,以培养学生的优良品质、积极进取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情感。高年级学生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无论是观察力、想象力、思维力已走向成熟,独立判断能力也已增强。教师要根据这些特点来组织语文课外活动,例如举办朗诵会、演讲会、辩论会、故事会以及建立兴趣小组、文学社团等,这些听、说、读、写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很受学生欢迎。教师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渗透思想品德教育,把语文能力训练与品德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寓德育于语文课外活动中。 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灵活、巧妙地进行教学设计,将枯燥无味的教学过程通过多样的教学手段,与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融为一体,把握教材的思想性,遵循德育的阶段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注意组织活动的实际性,只要这样,学生才能在增长知识的同时更加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品质,长期坚持,必定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小学语文德育的有效途径解析 【摘 要】改革开放进程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的学校教学改革也在有序地进行着,不断调整我们的教学策略和教学大纲,一切以学生为中心。同时,我们又十分注重学生们的全面健康发展,努力做对学生们有利的事情,在我们的日常语文教学中灌输德育思想,一边让学生们学习文化知识,一边塑造自己的道德情操。 【关键词】小学语文 德育 有效途径 解析 从深刻的意义上讲,道德是人生之基,道德如何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也可能导致事业的成败。叶圣陶先生也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良好的道德。” 这句话用最朴素的语言,揭示了培养学生良好道德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培养孩子良好道德的神圣责任,别无选择地落到了广大父母与教师的身上。 道德是行为的自动化,道德一旦养成,就会成为支配人生的一种力量。然而,小学生良好的道德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养成的,更不是只要老师来个强制性命令或者强制性措施就行。而是需要教师和家长共同根据孩子的心理特点,进行一步一步地引导,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从而养成道德。学生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学校度过的。学校要实施素质教育,决不允许社会、家庭中任何对学生不良的倾向影响学生的健康发展。作为教育人的主阵地——学校,就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改变学生不良道德,培养良好道德的重任。 从当今小学生的实际出发,我们认为养成教育的内容主要指的日常行为规范和平时要遵守的一些行为原则和一些有关礼仪常规。凡公民要做到的,小学生都要努力逐步做到。国家教委颁布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小学生守则》,还有地方政府提出的对“小学生的礼仪常规”“市民公约”等都是养成教育的具体内容,综合归纳为十个必须培养的良好道德。包括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道德,良好的社会公德道德,良好的礼仪道德,良好的礼貌待人道德,良好的读书学习道德,良好的卫生道德,良好的生活道德,良好的劳动道德,良好的体育锻炼道德,良好的安全道德。 德育工作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我们建立了学校、社会、家庭三结合的德育体系,使三者之间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形成合力。从各自分担的任务看,我们认为学校教育是养成教育的主渠道,它既承担着道德认识上的教化,又肩负着行为上的规范训练,同时还接纳学生的行为评价。对于家庭中的养成教育,我们着重强调环境熏陶,重视父母用自身的行为去影响子女、教化子女,以达到“近朱者赤”的目的。社会教育则特别强调为学生创造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让他们在有意义的实践中循序渐进地养成良好的行为道德。在建立宏观结构框架的同时,我们又从微观上想问题,尤其是对学校教育,我们也找到了三结合的教育关系,那就是在校长统一领导下的政教处、教导处、共青团。这三者之间除具有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关系之外,各自还有独立联系的线索。通过家校联营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学校和家庭相互协调,将发挥最大的教育功能。当学生感到老师和家长在为发展而协同努力时,他们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鼓舞,产生向上的动力,激发成就感,并最终转化为进取的实际行动,很大程度上满足孩子们心理上受关注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们的语文教学还要通过其他学科来进行德育。各科教学都含有丰富的教学内容,只要充分发掘教材本身所固有的德育因素,把教学的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起来,就能在传授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使学生受到科学精神,社会人文精神的熏陶,形成良好的品德。学生的教科书种类较多,其中就有一些内容适合对学生进行德育。就拿语文书中的古诗、古文,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拿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比方说陆游的《示儿》,通过讲述作者的身世经历和他的爱国主义事例,从而在诗人伟大人格小学生受到感染与熏陶,在润物细无声小学生受到思想的陶冶。这些诗文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还可以激发学生读诗的兴趣,领会历史背景和深刻内涵,可谓一举多得。语文书中现代文中也有好多可以渗透德育思想。比方说学习苏教版小学语文四年级课文《我不是最弱小的》,文中的萨沙的爸爸把雨衣给了萨沙的妈妈,而萨沙的妈妈又把雨衣给了萨沙,萨沙问这是为什么,妈妈告诉他每个人每时每地都要保护弱小。当萨沙看到路边的蔷薇花被滂沱大雨淋得弯了腰,有几片花瓣已经被冲掉,于是他就把雨衣脱下来,盖在了蔷薇花上,保护了弱小。这一篇短小的文章在“保护弱小”方面胜过教师说教的千言万语。 最后,在语文教学中找准德育工作的着重点。叶圣陶先生说:“德育就是要养成良好的行为道德……”养成教育是以学生的人格的健全发展为基本内容的全面的教育。在学校里,是通过加强行为规范训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道德。养成教育是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品德道德、行为道德、生活道德等,是德育的重点。学生良好的素质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养成教育实现。 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语文教学,同时也影响到我们在进行德育时的效果。老师向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就要树立起本身的道德情操,以身作则。同时,我们的语文老师也要从多方面去关爱我们的学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人民教师的美,也让他们感到美无处不在。当然,我们老师不能运用过激的方法去教育孩子们,这样很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那我们的德育工作就很难开展,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方法 【摘 要】 小学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小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渗透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了实现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目标,需要在语文教学环节、课堂教学内容上采用恰当的方式方法,适时、有度地实施德育渗透。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德育渗透是长期的工作,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长期坚持,持续发挥作用。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把“德育”放在首位,努力做到文道一致,相辅相成,竭力贯彻教育“坚持三个面向”的宗旨,双管齐下,水乳交融,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小学语文 德育渗透 方法 目前小学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知识和能力的问题,而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问题。学生受社会和家庭的一些不良影响,不少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模糊,不能正确地、辩证地看待社会和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没有高远、健康的人生目标,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在情感方面,不少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如何关心别人、尊重别人、理解别人和帮助别人,对于别人的关爱和帮助,他(她)也没有怀感恩之心,为人、处世和学习缺乏良好的态度,等等。这些现象,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一个缺失。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的重要性1.有助于小学德育教育目标的实现在小学教育的过程中,教育目标不应仅停留在实现学生知识层次的深化与文化素养的提高方面,建立针对小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体系以实现小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同样需要引起重视。 1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文以载道”,任何一篇文章都是一定价值观的体现。中小学课本所选课文,其思想都是社会正统价值观的体现。因此,语文学习,首先要学习的是文本的思想内容,吸取其思想精华,以奠定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础。 2 陶冶学生情操 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不断走向文明。文明人除了要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外,还要有高尚的情操、优秀的品格。语文学习,是陶冶情操、形成品格的过程。语文课本里的许多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在学习这些课文的时候,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去体验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去接受文学作品中丰富情感的熏陶,从而使学生的情感逐渐变得丰富、高雅、纯洁,使学生的心灵得到净化和升华。文学作品都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思想感情。课本里的文学作品,是学生成长的感情大餐,教师在指导学生学习文学作品的时候,要充分发挥作品对学生思想情感的培养作用和熏陶功能。高尚的情操,高远的境界,就是在平常的课文学习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3 借助语文教材,让学生获得情感体验 小学语文教材中文章形式多样,有优美的诗歌,也有有趣的童话故事;有寓意深刻富含哲理的寓言,也有感人肺腑的故事。课文内容丰富多彩,古今中外,涉及爱祖国、团结互助、爱护动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等各个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字、词、句、段、篇等的学习体会祖国语言的博大精深;通过引导学生听、说、读、写等的学习感悟祖国文化的璀璨夺目,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真正从外到内感其情,悟其理,化其神,使学生在道德情感的体验中感悟,在实践中提升。由此可见,借助教材内容是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的一个基本途径。 4 强调课堂教学环节,发挥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中的作用 课堂教学是进行德育教育的主要场所,在语文教材的教学主导下,通过极其丰富的德育内容学习,比如爱国情怀、民族自豪感等可以将德育教育工作与教学进行完美的结合。因而教师必须强调课堂教学环节,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首先要时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渗透德育教育,尤其是在讲授文章、了解字词句时,可将德育教育自然地与语文知识的学习融合。其次,课堂教学要注重情感熏陶。这就要求教师在讲授课文的同时还要注重教学情境的创设,使学生身临其境地在浓郁氛围中获得更真实的体会。 5 在课内外阅读中渗透 小学语文教材编选的都是文质兼美、脍炙人口,具有教育意义的好作品。因而,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进行德育渗透的主渠道。古人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要让学生充分地读,在读中有所悟,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受到思想和感情的熏陶。课外阅读是语文德育实施的途径之一。积极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外阅读,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意志性格特征,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当然,书有良莠之分,不能不加选择地让学生读。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思想实际,向学生推荐有关读物,列出书目,引导学生读。要加强阅读指导,激发学生课外阅读兴趣,教给他们读书方法,特别是评价与欣赏的方法,使学生从阅读中有所收获。 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德育中的新思想、新特征准确把握住,将其引入到实际教学中,让学生能够体会到语文教学中德育的存在,并渗透到小学生的心灵中,这样就肯定能够实现小学语文教学的道德教育目标,培养学生道德情操。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德育,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模式,重要的是教师应有强烈的“既教书又育人”的意识。我们应立足语文教学,努力遵循叶老教育思想,探求途径、方法,做到文道统一、教文育人,这既是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也是语文教师的崇高职责。我们要善于捕捉时机,有意识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渗透,为丰富学生的情感,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品性,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国学思想在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实践 “国学热”的兴起,给了我们教师更为广阔的教学空间。如何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贯彻国学思想,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和德育工作者深思。“国学”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我们只要抓住符合小学生心理特征的内容,并把相关内容贯彻到教学中去,并以之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实现了国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一、利用历史人物、典故、古代诗歌等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在《语文》课本中,有很多含义深刻的古诗词、文言文,还有更多介绍中国传统民俗、独特风情的文章。这些传统的内容本身来源于祖国大地,甚至来源于我们身边,让学生们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态和思想去体会、去欣赏,定会在学到语文技能技巧的同时为我们祖先的智慧而感叹,因古人的高洁而赞美,为生在这样一个文化资源丰富、山河壮美、人民勤劳的国家而深感自豪。因为这些精髓的内涵就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能就是沉默寡言为家人辛苦奔波的父亲,也可能是任劳任怨为家人操劳的母亲,也许更是田间地头老农们嘴里随便吼出的一段秦腔,这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品质,都是中华文化的一支血脉。当我们为学生引导到这里,民族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就渐渐走入到学生的内心。 二、谚语、俗语点滴渗透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陕西人豪放、质朴的品行在《三枪拍案惊奇》之后,被更多的人所熟知。但这豪放质朴背后隐含的对天地的敬仰膜拜,更应该被你我所关注。好多孩子都在唱这首歌,如果老师们能稍稍指引,他们不是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在这豪放质朴的背后,隐含着多少对天地的敬仰膜拜,多少最简单而易被忽视的人生哲理? 人教版《语文》课本的最大特色是添加了歌唱和描写和谐社会、和谐自然方面的内容。《看电视》中一家人的互相体谅关心,《珍珠鸟》中人与动物的自然相处,《索溪峪的野》中大自然的和谐美好,都在以生动的语言、细腻的描写感染和教育着学生们。而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文中的美丽风景就在我们国家的境内!当课本中的文字变成生活中的真实,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不经意间已经成了学生向往的所在。这样不仅免去了枯燥的说教,更是胜过多堂生态道德教育课。 三、以情激情, 情中悟“理” 小学作文教学中,素材的选择取舍是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家庭的温馨,父母的呵护是其中极好的素材,但现在的学生,独生子女较多,被宠被惯,与父母的隔阂渐增,从这一角度讲,如何突破学生的这一认识障碍就成了作文训练的难点。 在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中,我首先引导学生在诵读《三字经》中品味含义,“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严 师之惰……”朗朗上口的文字,读起来容易记忆,比一般的说教更易深入学生心理。可能在学生心里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触动,但最起码也是个触动。潜移默化的作用,我想在以后的生活实践中会慢慢显现。 谚语有:说个篱笆不是墙,哪有女儿不疼娘?说个喇叭不是铁,哪有女儿不疼爹? 《棉鞋的里的阳光》、《胖乎乎的小手》等课文,都是在歌唱亲情,提倡爱父母、爱家里的每一个人,由于在平时的点滴积累,孩子们很容易就理解了“爱”及如何向父母表达“爱”,当有学生在课堂上讲“只要爸爸妈妈高兴我就会很高兴”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爱”的火苗正在所有人的心中点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将会燃起“大爱”的火苗。 四、让经典的诵读化为气质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这样优美的诗句,美妙的修辞,深刻的含义,正是我们的孩子平时很难接触到的。教师可以有选择地给孩子们挑选一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经典作品,通过诵读,使学生感悟我国所独有的诗词歌赋优美的语言、韵律,体会作品中蕴含的自然美、人性美,进一步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激发学生们对语文、对文学的兴趣,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在学校和班级的布置中也可以体现这些内容,板报、手抄报、文化墙都可以作为宣传阵地,校园广播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甚至可利用放学时整队出校门间隙以班为单位进行经典诵读,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长期坚持经典诵读,不仅能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更能让国学的儒雅恬淡、坚韧含蓄走进学生的心灵,内化为高贵的气质,使其受益终生。 当前,新的课程,新的教材,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话题和新思维方式,提供给老师和孩子们一个新的平台。国学的研究和实践还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摸索,在语文课教学中加强国学教育,方法思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细雨润物,潜移默化地进行思想教育的原则永远不会改变。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的重要作用 【摘 要】思想道德观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思想道德和理想追求事关国家繁荣昌盛。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道德精神。实现知识、能力、素质培养的和谐统一,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因此,语文教学必须始终贯穿道德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依据语文学科的特点,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广泛的人文熏陶,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关键词】小学语文;德育;内容;特点;实施途径 小学是人生教育的起步和奠基阶段,影响人一生的诸多行为习惯和优秀品质大都是在此阶段形成的。小学语文是基础学科。它在培养小学生的道德精神和文化素养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和谐统一,教学生如何做人。因此,语文教学必须始终贯穿道德教育。语文德育即语文教育中的思想品德教育,就是依据语文学科的特点,通过语文知识教学、语文能力训练,以及广泛的人文熏陶.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一、语文德育的内容 小学语文文质兼美、思想性强,其德育内容车富多彩,充满人文关怀,通过各种渠道,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表现出来。 (1)人与自然的人文主义教育。小学孩子正处于懵懂阶段,天真无邪,小学语文教材中充满理想色彩的童心童言为他们编织了一个完美的童话世界。孩子们学习的过程便是在童话世界中自由徜徉的过程,他们通过想象、模仿、感悟,逐步接受新生事物,理解和认识身边的事物。 (2)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最崇高的情感教育。是语文德育的重要内容。学生从课堂上、书本里、生活中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多方面的.可以学习爱国人物,培养爱国情操。比如,《王二小》中塑造了机智勇敢的儿童团员形象。其和学生的年龄相仿.更具有说明力;结合我们国家成功申办奥运盛会,引导学生学习《我们成功了》,让孩子们感受祖国的强大,由学习内容升华到从小立志努力学习,为伟大祖国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才华.从而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 (3)思想道德教育。道德品质教育是语文德育的核心,其重点是集体主义教育。在语文教学中。教师通过听说读写,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如通过学习《雷锋叔叔,你在哪里》、《吃不忘挖井人》等课文,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还可培养学生遵守公德、爱护公物、遵纪守法、先人后已等良好的道德行为。 (4)理想情操教育。理想情操是人生的动力。小学生思维活跃,对成人世界充满向往,此时是引导其树立崇高理想的关键时期,语文教学正好适合于对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如《我坐上了飞船》、《最大的书》等课文既让孩子们增长了知识,又受到了理想的启迪。 (5)行为规范教育。语文德育的大量日常工作中可渗透规范教育的内容。小学生正处在长身体、长知识和行为习惯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思想单纯,充满幻想,追求上进,富于理想。可塑性强。同时,他们知识、经验缺乏,辨别是非能力差.容易受到各种思想的干扰和影响。 第一,教育孩子从小立志,成为讲诚信、讲道德的人,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准则。诚信教育方面,培养学生以诚待人,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一致,作业考试求真务实,不抄袭、不作弊。守信教育方面,培养孩子守时、守信,有责任心,承诺的事一定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遇到失误,勇于承担责任,知错就改。比如学习课文《我为你骄傲》就可引导学生深刻感知诚实做人的重要意义。 第二,通过介绍科学家、讲述知识性文章,从小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这有着重要意义。只有从小提倡科学精神.才能使儿童养成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习惯,树立敢于探索、敢于质疑的精神,以及科学对待身边事物的精神。提倡科学精神,可培养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学科学用科学.从而渐渐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第三,培养孩子独立自理,爱劳动。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比较贴近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从做家务开始,渐渐养成较强的责任意识和劳动意识。一个爱劳动的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在品德等方面往往要超过不爱劳动的孩子。就未成年人来说,如果具有劳动意识,则说明心中有他人,懂得孝敬父母,关爱他人。所以。在儿童时期。培养孩子们的劳动意识很重要。 第四,教会孩子正确对待网络、电视。信息时代,网络道德、电视道德使人忧,家长、老师怕学生学坏,不让上网,不让看电视,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教师可通过主题班会,端正学生对看电视的认识。一是要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无限度地看;二是在家长的帮助下选择有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的内容看。 二、语文德育的特点 语文德育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思想品德教育。教师要通过读写听说发掘教学中蕴涵的教育因素,使学生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地接受思想雨露的滋润。因此,语文德育具有自己独具一格的特点。 (1)内容丰富。语文德育的内容是多姿多彩的,每册课本的不同单元思想教育的侧重点互不相同,一个单元的不同课文思想教育的内容也各有差异,就是同一篇课文里也可能同时蕴含着几种不同内涵的思想教育因素。 (2)情理交融的渗透性。语文德育总是情感熏陶与理性教育互相交融,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多是以情感人,以知喻人,以理服人。文学作品情中有理,在进行情感熏陶时往往给人们以理性的启迪:非文学作品理中有情,在传播知识或讲述理论时往往又充满了情趣或情感。因此,语文德育总是情理交融的.它在读写听说的过程中结合语文知识的传授有意或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学生心田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3)显隐结合的针对性。语文德育中既有最性教育,又有隐性教育,显性教育主要是课文的中心思想、层次结构、教师提出的教学要求等,这些大多是直露的;隐性教育主要是课文中蕴含的情感的熏陶、形象的感染,以及教师教学中的言传身教等。显性教育及隐性教育总是有机地结合在语文教学的读写听说训练过程中.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心理发挥作用。语文教材是为学生而编的,语文课堂是为学生而设的,语文教学是为学生而开展的,语文教学的目的性决定了语文德育的针对性。 (4)日积月累的长效性。语文课时多,每节课都无法避免对学生进行有形的或无形的思想品德教育。这种日积月累的直接灌输与潜移默化对学生的教育效果既是明显的又是长远的。从而使学生在成长中逐渐形成优良的品质。 结束语: 小学语文是基础学科,道德教育是长期任务,语文教师一定要把道德教育始终贯彻在教学活动中,为培养高素质人才而努力。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教育 近段时间,从我校几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采取的以教材为切入点,将课外文学作品欣赏引入课堂的做法,让我深深感受到教师树立大语文教育观的思想,给我们的语文课堂带来的崭新面貌和蓬勃生机。鉴于小学生年龄的问题,虽然这种做法较为大胆且有所争议,但从培养学生语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还是值得推崇的。举例如下: 一年级下册《长歌行》一课的教学,教师在与学生谈到如何珍惜时间时结合朱自清的散文《匆匆》的欣赏,让学生从平白浅显的语言文字里感悟到时间的脚步是何等的匆匆,欣赏到语言文字对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的描写之贴切,从而感受到珍惜时间的重要性。 三年级上册《我想》一课的教学,教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感知诗歌这种体裁的文学特性,体会作者是如何通过想象来表达内心情感的浓缩,结合欣赏了本诗的原作及俞平伯、顾城两位诗人所写的《我想》,让学生明白诗歌中想象的事物与作者不同的心境、情绪、背景、经历等等有关,而非胡思乱想;并学会怎样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大语文教育”观是已故的特级教师张孝纯先生创立的一种新型的带有突破性的语文教育思想。语文教学与生活结合是其思想的精髓。而语文教学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对学生进行语感的培养。叶圣陶先生认为,敏锐的语感总是和对生活的敏锐的感受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指出:要“经常留心自己的语言,经常观摩人家口头说的笔下写的语言,哪是好的对的,哪是不好的不对的,都仔细辨别,这样可以提高对语言的敏感。”因此,作为语文教师有责任引导学生养成非常留心别人的用词造句的习惯。在张孝纯先生提及的三个课堂里,课堂上和课本里的语文学习的这“第一课堂”处于轴心地位,另外两个则是它的拓展和延伸。可见,教师要能够以课堂为轴心,把课堂变成一个思想交汇,思维活泼,师生共同探讨语言文学规律的天地,使学生通过对课本里的语言文学的感受体验进而回归到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语言文字的广泛运用,这种大语文教育观的树立无疑在培养学生语感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有助于教师抓住文本的关键处,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新课程理念强调要改变过去“教教材”的做法,教材不是废纸,而是教学的工具。要创造性使用教材,使教材为教学服务。在这种前提下,教师对教材的研究与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语文课堂教学的根本是要激发学生对文本的感悟。那么,教师如果树立了大语文教育观,则会根据自身的感悟认真挖掘教材引发读者感悟的因素。而教材的感悟因素往往源于文本的关键处,它是文本与师生生活最密切的触及点。只要教师紧紧扣住这一触及点切入教学,辐射到与之相关的文学领域,学生的感悟便会如约而至。 二、有助于学生臣服于语文的魅力,构建更具广泛空间的教学流程 我们主张教师在拓展课堂,开放教学上下功夫,这样有利于学生在更广阔的空间积累认知经验,为课堂参与缩短认知差距;也有利于学生展示“埋藏在内心深处最富足的才华”,因为课堂外陌生的领域能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蕴藏在心底的美好情感等等都挖掘出来。那么在开放型教学中,学生的认知渠道不能只局限于课堂和课本,课本内的文学作品固然是精华,但如果仅把学生的眼光锁定在此同样会令学生感到贫匮而乏味,如果能将课内外的文学作品有机地结合起来,便会引导学生走出封闭的课堂,领略到语言文学的无穷魅力,迈向更为广阔的感悟空间。这样,就为课堂教学构建了更具广泛空间的教学流程,从而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促使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活动,增加学生语文实践的机会,以提高语感教学的效率。 三、有助于教师营造感悟的空间,学生形成浑厚的积淀 现代教学论主张教学要知、情、意相结合。如果教师基于大语文教育观的出发点,敢于尝试将语文课内外的文学作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那么学生首先在认知层面上所接受的信息要丰富得多,自然而然,感悟的空间也就要大得多。教师的敢于尝试实质上也就是在鼓励学生进行尝试,学生从教师的引领中得到感悟,在文本阅读中寻找感悟,在交流与沟通中体验感悟,在反复训练中学习感悟,学会用语言表达感悟。由于教师树立了大语文教育观,课堂上传递语言文字信息的渠道多了,体验语文学习的天地广阔了,语言文学功底浑厚了,学生更容易有所发现、有所感悟、有所认识,这样,过去那种较为单调的纯语文课堂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四、有助于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提高语感分析能力 叶圣陶先生说过,“所谓语感分析,就是分析语言的语境意义(或隐含意义)分析语言的使用”,“而不是作语言表面特征的分析,如这是什么词性、什么句式,这里用了什么修辞手法,用了什么表达方式等等。”那么这个概念正好符合小学生语感培养的目的。教师在大语文教育观的思想指导下,通常会更多地采取以下几种途径来对学生进行语言文字训练。 1、抓住关键词。不作任何语言表面特征的分析,让学生通过反复朗读就能自然而然地感悟出文字所描写的画面。 2、细细吟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细细吟味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把握了文章的开头,就能感悟出全文的基调。同样,领悟了结尾的点睛之笔,则能把握全文的中心。 3、揣摩、了解作者的心境。让学生通过留意文本的不同语言形式来领悟到话语的语境意义,了解作者隐含的心理感受。 4、把握作品中事件的背景,体会作者的创作意图。通过对作品背景的了解来明白作者是要启发我们去想些什么呢? 此外,还有诸如辩析词语的感情色彩的;揣摩语序的变异和超常搭配的;分析语言的空白处(包括休止、省略、残缺等)的隐含意义的等等语感分析训练,教师长期坚持通过这些途径对学生进行训练,学生自然会养成非常留心别人用词造句的习惯,对提高语感分析能力大有裨益。 五、有助于教师形成个性化的语文教学,以促进学生独特语感的形成 我们的学生在语文课堂里有一种期待,他们在等待惊喜,他们期待着老师带给他们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新发现、新体验的世界。这就使得语文教学必须要有个性,也只有个性化的语文教学才打开学生的心灵,才能启发学生的智慧,才能促进学生独特语感的形成。那么有着大语文教育观的教师比较容易形成自己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风格,因为他必须在自己的语感、文学素质、教学素质、思想境界、教学境界等方面胜人一筹,形成自己语文方面的特长,才能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在语文课堂中得到完美的体现,使他的教学个性得到保证,才能使学生与语文之间发生的这种内在的交流更为深刻,更为流畅,更为完整。教师根底越深,上起课来才能如数家珍,轻松自如,把原本相对单纯的语文课堂演绎得更为丰腴生动。他们往往把语文课上得很简单,无须过多的环节,过多的招式,就是直接把学生领到作品面前,和他们一起来感受语文之魅,语文之妙,为学生打开了一扇通向语文之魅之妙的通道,实现教师语感向学生的转移。 总之,只要能坚持不懈地贯彻“大语文教育”观于语感教学各环节之中,扩大学生视野,激发语文学习兴趣,如果教师长期坚持这样的教学积累,效果定会像韩愈所说的“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那样。基础一广,根底一深,无论是读书或是写作都能旁征博引,八面来风,何愁语感能力上不去!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也谈小学语文德育渗透 摘 要:小学语文教师要积极挖掘语文学科中所蕴含的德育素材,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德育渗透,真正做到“教书”与“育人”的完美统一。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德育;策略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学生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教师应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根据语文学科的特点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诸方面的和谐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将新课标的这一指示真正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呢?我个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 一、在课文创作背景及作者的生平介绍中渗透德育 实践表明,学生只有对文章的写作背景或者作者的生平形成足够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才能真正走进作者的心灵,才能设身处地地感受作者的情思,明确其创作目的。因此,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生平介绍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例如,在教学《难忘的一课》时,我就首先向学生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具体创作背景: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被腐朽的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从此台湾进入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占领的时期。在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日本强制台湾学校教日本的语言,想把台湾变成日本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台湾光复,台湾人民重新开始学习中华民族的传统语言与文化。这篇文章就是作者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台湾的一所乡村小学,亲眼看到的教师教孩子们学国文字的感人情景。在此基础上,我又为学生设计了以下问题:台湾师生在学国文字时面临着哪些困难?他们是怎样克服的?他们学国文字的举动证明了什么?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带着这些问题认真阅读文章,进行自主探究式的学习,确保他们能在接受具体的知识点之前,率先对文章的思想感情形成初步认识。如此,通过文章创作背景的大致介绍既巧妙利用了素材,有利于学生对课文主要内容的更好了解,同时又使学生在聆听文章创作背景以及自主思考的学习活动之中切实感受到台湾人民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从而将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民族自尊心德育落到了实处。 二、在教材插图的欣赏中融入德育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绘有诸多形象生动、特点鲜明同时又与具体课文主题内容密切相关的插图。插图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特征,既契合小学阶段学生的主观学习特征,满足了他们活泼好动、好奇、乐于探究的学习心理,同时,又有利于帮助学生加深自身对语言文字的理解能力,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学生对整篇文章的认识度与理解度。 鉴于插图在语文学习中占据着如此的重要地位,小学语文教师可以尝试以插图为突破口,在引导学生进行欣赏与品析的过程中有意识、有目的地渗透德育。以我自身为例,在教学《清明上河图》时,我首先引导学生认真观察教材中关于清明上河图的插图,随后又利用多媒体向学生出示了反映北宋经济繁荣景象以及优美自然风光的幻灯片,并配之以对清明上河图这幅经典作品特点、风格、价值等的详细讲解。以此,在使学生感叹于画家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画卷中的高超绘画技巧之外,能从中更加鲜明、生动地感受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聪明才智,从而激发起他们内心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三、在课文的详细解析中引入德育 思想感情是一篇文章的精髓所在,文章的语言文字及具体表达则是内在思想感情的外在表达。两者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在课文的详细讲解中深入挖掘其中所蕴含的内在思想感情,能切实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情感教育。 如,在教学《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我通过向学生认真阐述文字“碰壁”的内涵,引导学生深入体会鲁迅先生的内心世界:“四周围黑洞洞的”反映的是当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碰壁”则是指鲁迅先生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时遇到的挫折及反动势力对他的种种迫害。鲁迅先生在回答时运用了反问与比喻的修辞手法,表现出了鲁迅先生对反对统治的憎限以及勇于同社会黑暗势力进行顽强斗争,不屈服于困难与挑战的乐观革命主义精神。如此这般,通过对课文具体内容的详细分析就使得学生清晰、深刻地感悟到鲁迅先生面对白色恐怖坚持斗争、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高尚情操与伟大情怀,有利于他们受到革命精神及革命理念的熏陶及教育。 我们小学语文基层教师要承担起“教书”的义务,更要担负起“育人”的伟大职责,真正在做到“教书”与“育人”完美统一的同时,促进学生学科基础知识与自身道德综合素质的全面进步与发展。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小学语文德育教学探究 摘要:新时期小学语文德育教学已经成为教育教学发展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传统教育思想应进行不断的改变与革新,加大德育教学的成份。本文结合“小学语文德育教学探究”这一课题进行积极探索,希望对后续研究过程的开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小学语文 德育教育 存在不足 发展方向 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对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开展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对于小学语文德育教学工作的开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本文结合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对德育教学开展存在的不足及新课程标准背景下小学语文德育教学发展的新方向这两方面进行研究,希望对广大小学语文教育工作者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新时期德育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德育教学过程是小学语文教学开展的关键,也是对学生基本道德素质进行不断提高的主要教学科目。通过语文德育教学可以使学生真正意识到自身道德观念存在的不足,从而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的行为意识进行有效的引导,同时达到提高学生基本道德素质的目的。这一方面是小学语文教学活动开展的根本所在,也是“新课标”教育背景下对小学语文教学提出的新要求,更是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以上观点论述也能够充分体现出新时期德育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所在。 二、传统小学语文德育教学存在的不足 (一)德育内容与教学实际相脱离 在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对于学生德育渗透过程很多教师具有一定的重视程度,但是在德育内容与教学内容的结合过程中并没有进行深入思考,从而使得学生接受德育教育过程显得尤为被动。这样对于广大小学生而言德育教育失去了应有的教育效果,同时广大学生对于语文课堂开展德育教学会产生一定的抵触情绪,进而导致学生从内心对德育教学具有一定的排斥感。这就充分说明德育教学内容与语文教学实际相脱离对学生思想产生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方面需要得到广大教师的充分重视。 (二)德育渗透过程停留在表面 通过对小学语文课堂教学观察,能够充分体会到这样一个问题:很多教师对于课堂教学进行德育渗透的思想能够明确,但是内心的重视程度还只停留在表面,导致教学过程中德育教学内容不足,深度不够,没有对学生思想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反而使学生对这种道德说教逐渐厌倦。学生对于这样的教学过程并不能够将自身的素质进行充分提高,而对于学生语文教学基础知识的掌握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对于这样的现象,广大教师还应充分予以重视,将这样的教学现状进行积极转变。 (三)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传统思想束缚较为严重 教师传统的教学思想束缚了小学语文教学德育渗透过程的发展,对学生课堂教学中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教师的教学思想是决定课堂教学目标以及教学方向的关键,很多教师认为课堂教学应围绕教学内容展开,德育渗透过程应该在课外进行,所以课堂教学中很难对学生开展有效的德育教学过程,学生的德育素质并没有得到正确的指引,很难提高。这也是传统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教学工作难以开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三、新课程标准背景下小学语文德育教学发展新方向 (一)结合小学语文教学内容对其进行德育渗透 小学语文教学中对学生开展有效德育教育活动的前提在于教学内容应与德育教育紧密结合,同时对学生进行积极的心理引导,通过语文教学内容让学生认识到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自身的素质应该怎样提高。教师通过教学内容给学生树立榜样,这样的德育引导与渗透过程才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学生在进行语文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过程中才能够积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使得学生从内心能够接受德育教育。这一过程是保证小学语文教学德育教育活动开展的关键,同时也是小学语文德育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所在。 (二)深入研究德育教育发展趋势从而展开深入教育过程 在进行小学语文德育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对学生内心进行积极观察与总结,从而对其德育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行准确判断。这样的德育教学活动的开展会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也会具有相应的“科学性”。小学语文教学对于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具有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学生自身道德修养的形成可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在教学中对学生内心的发展特点进行普遍观察,同时结合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有效划分,对于学生通过语文教学实施德育教育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是保证德育教育活动深入研究以及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三)转变传统教学思想以及教学观念,加强德育教育力度 传统教学思想在于对语文教学内容进行单方面的“灌输”,德育教育与语文教学两者之间相脱离,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没有将自身的素质进行积极提高,而教师对学生道德素质以及意志品质没有得到积极引导。从这一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转变,在教学中教师之间展开积极的沟通与交流,将自身的观点与其他教师进行分享,同时对其思想存在的不足能够得到相应的补充,这是转变语文教师传统教学思想的重要因素,也是小学语文教学德育教育有效开展的前提,需要得到广大教师的充分重视。 学生道德素质的提高需要教师在各学科教学中进行积极培养与渗透,尤其是小学语文教学这一关键学科。教学中应立足于小学学生阶段发展的重要性进行思考,对其德育教育发展新方向展开不断的研究与探索。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方法与实践途径 【摘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德育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部分,除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之外,还要求在多学科中渗透德育教育,对于启蒙阶段的小学语文就是进行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语文中渗透德育教育十分重要。本文主要以小学语文德育渗透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为出发点,针对这些误区提出相应的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有效方法和途径,从实践角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小学语文;德育渗透;方法;途径 一、德育概述 德育就是进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可以说德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或者是阶级的要求,通过对受教育者施加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或是阶级要求的思想品德和思想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可以说这是一种道德内化的教育活动。 小学语文就是进行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受到当前一些教育观念和教育形式的影响,在小学语文德育渗透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的误区,这就需要我们针对这些误区提出相应的、有效地进行小学语文德育渗透的方法和途径。 二、小学语文德育渗透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德育工作在当前的教育工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小学语文作为德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承担着重要的任务,然而在教育形式和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对于德育的渗透还是存在一些不足。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倾向 随着当前经济水平的提高,高考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人们越来越关注考大学和就业问题,虽然小学与高考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人们对于智育水平的重视程度已经缩短了高考和小学教育之间的距离,甚至从小学阶段就建立起了考大学的学习压力。所以各小学仍然是把智育水平的高低作为学校教学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的衡量标准,人们仍然十分重视升学率。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由于迫于当前的就业形势和就业理念,人们早已把德育这一主要成分抛之脑后了,很多小学语文教师更注重的是学生知识的储备,古诗词、课文的背诵和掌握程度,忽视了语文学习对于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具有的重要作用。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缺乏实践性 当前的小学语文教学进行德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往往采取的方式只是停留在理论的灌输上,往往忽视了学生在情感方面的接受性。目前,很多小学语文重视的是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关注的只是看学生是否遵守行为规范,没有从学生的心理和情感上出发,甚至于很多小学语文教师在进行德育教育之后,不去关注学生是否已经内化了这些东西,只是让学生机械地进行背诵和默写一些语文教学中的德育观点和知识,完成了作业即可。 (三)过分夸大语文课程的德育地位 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与忽视语文德育渗透的极端,就是夸大小学语文的德育地位,甚至把语文课当成了德育课。在新教材的改革下,语文课本人文化越来越明显,这样在小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会过多的对教材中的背景素材进行拓展,不断追求学生在思想上不断的改进,过度地扩散一些时政知识,把语文教学课堂当成了思想品德课堂,忽略了语文教学应该进行的基本任务。 三、小学语文教学德育渗透的方法和实践途径 (一)从实际学习内容中渗透德育教育 小学阶段语文教学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学生识字,掌握基础的识字和写字的能力。在低年级阶段对于小学生的汉语拼音学习过程中,教师应注重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并通过掌握学生的年龄特征选取一些直观的能够吸引学生学习兴趣的教材内容,例如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童话故事或是能引起学生良好情感的礼貌用语等渗透到语文教学中,这样不仅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也在培养学生的文明礼貌,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让学生能够热爱学习、开心学习。 (二)小学语文教学中从课内课外渗透德育 小学语文德育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局限于语文教材之中,还需要进行多渠道的渗透,不仅体现于课内,还应该结合课外生活,把语文阅读和写作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应该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语文活动,不断带领学生走进生活,丰富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还丰富学生的情感态度观念,进而使德育渗透其中,不断增强学生的素质。 (三)从学生的个性特征出发进行德育渗透 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是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进行的,充分结合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当然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同样要注重学生的年龄特征。对于小学高年级,在小学语文教学德育渗透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文章中内容题材的作用,如许多课本中体现出一些有意义的故事和英雄事迹,这样可以在语文教学中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让学生感受故事中英雄任务的光辉事迹并了解历史,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另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还有许多自主阅读的有意义的文章,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带领学生进行自主阅读,不仅培养学生自主阅读能力,而且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文章的情感,通过教师的点拨和引导,使学生从文章中感受真、善、美,从阅读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这样在潜移默化中把德育渗透到了语文教学中。 四、小结 小学语文教学是德育渗透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必须充分发挥好语文在德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好教学资源以及掌握好学生的年龄性格特征,潜移默化地在语文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思想,这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小学语文德育论文:浅谈小学语文德育教学中的“情”与“理” 新课程标准明确规定:语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形成学生的健全人格”。学生语文能力的培养、健康个性的发展、健全人格的形成离不开教育者。传授知识是语文教育的任务,而建构精神更是语文教育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把知识的教育与精神的培育结合起来,“教育才指向精神的充分发展和人的完整性”。因此,重视德育教育是语文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教学过程中落实德育创新是实现教学“情感与价值观”教学维度的必由之路。 在教学工作中,家长对老师说得最多的往往是:“老师,请把我的孩子管严点!”作为教师,我们能体会出这句话中的言外之意,那是父母望子成龙的期待,因为家长们相信“严师出高徒”。但是并不是教师越严肃、越严格、越严厉,对学生的教育效果就越好。在小学语文教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应该深入思索,认真思考,不断丰富提高自己的教育理论修养,实践体会和反思,因为只有一个“严”字是不够的,要想做好工作,实现德育渗透,必须用上“情”和“理”这两个字。 “情”即对学生要有情感,教育学生要采取情感陶冶的方法。作为教师,“以德化人”“以才服人”固然重要,但如果离开了“以情感人”,教育是很难收到效果的。教育的本质是以爱为中心的,没有爱的教育是苍白无力的。爱生是教师必备的美德,也是教师的天职。师爱对学生来说是一种鞭策和鼓励,是他们前进的巨大动力。教育的过程是师生间心灵撞击、情感交融和呼应的过程,而情感的交融和呼应离不开平等、真诚、相互尊重和关爱。只有借助于情感的触动和催化,学生才会愉快、主动地接受教育。这是成功教育的基础,也是语文教学中独有的特色。 教师倾注到学生身上的爱心,是情感教育的基础,这需要教师具有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持久的耐心和真挚的爱心,在学生的心灵中去播种理想,培养文明,启迪智慧。作为语文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认识,充分发挥学科特点,充分发挥语文教材的积极作用。天津市曾经开展关于“古丽红现象”大讨论,古丽红是某小学的语文教师,她的业务水平并不突出,但是她所带的班级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自觉性很强。在古老师所任教的班级中,每个学生都认为古老师最关心自己。“古老师对我最好”是他们的共同回答。教育家夏尊曾说过:“教育不能没有感情,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能成为池塘;没有感情,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正是古老师的“情”造就了她的成功。 作为语文教师要尊重和信任学生,因为自尊心是人的心灵中最敏感的角落。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地尊重和信任学生,善于倾听学生的意见和呼声,勇于在学生面前坦承自己的错误与缺点,并及时改正,这不是丢面子,而是教师的真诚和真情。教师要勇于放下自己的架子,和学生在思想和情感上作平等的交流,和学生广交朋友,可以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讲给学生听,以引起师生在情感上的共鸣。很难想象,一个毫无激情的教师,会在教学过程中热情洋溢;一个不尊重他人、没有合作精神、没有创新意识的教师会教育出文质彬彬、富于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学生;一个遇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教师会培养出有果敢坚决品质的学生。教师的情感渗透作用从中可见一斑。 如果说德育教育中“情”是基础,那么“理”就是保障。“理”是教师给学生做思想工作时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打通学生的思想,解开学生思想上的“疙瘩”。学生懂得道理,就会提高觉悟,达到真正的自觉。所以说“理”是悟道,是打通学生思想的必然途径。在语文教学中,教师无论是自身的行为还是教学行为,都必须“合理”,做到以理服人,要讲真实的道理,要尊重科学,要依照真善美的基本原则讲解知识,联系社会渗透人文精神。要因人施“理”,针对不同特点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式。因人施教,因才“明理”。 教师在给学生明确道理的时候要做到观点分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十分鲜明,敢于在是非面前表明态度,不能模棱两可,含糊不清。要有耐心,因为我们的学生认知能力还不够,也没有很强的是非观念,所以教师要不怕麻烦,不怕反复,不急于求成,要有足够的耐心进行反复的说理,并且做到每一次都有不同层次的明确的要求。教学中表现出真诚,创造出融洽的说理氛围,增强学生的信任感。态度越和蔼,交谈越亲切,学生对其所讲的道理就越乐意接受,越听得进去。要讲求说理的技巧,针对学生的实际可以寓利于事例之中,把抽象的道理同具体而又有说服力的事例结合,使之具体化、形象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 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品德行为的养成教育是事关学生终身成长的大事。家庭、学校、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教师还必须把学校教育、课堂教育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相互促进。“情”与“理”的紧密结合,是实现德育教育的双翼,而学校、家庭、社会则是双翼振飞的助推剂。小学语文课堂是实施德育教育的主阵地,家庭、社会也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另外的战场。 在新课程理念下,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高尚的品行,需要我们教师利用每一个可以实施的教育机会,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关心每一位学生,关爱他们的每一步成长。语文知识本身得天独厚的情感魅力, 给我们每一个语文教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施情感教育的载体,教师要学会利用课文内容本身包含的矛盾来设置问题的情境,引导学生去发现其中的奥秘,全身心地与学生共同创造情感氛围,使语文教学真正活起来,使德育教育、德育体验生动起来。这样,德育的空间就会得到无限的拓展,“情感与价值观”教学维度得到贯彻,而且学生的思想品质也会得到根本的提高,从而实现新课程教学的根本目标。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篇1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主体地位在课堂上的体现越来越受到教师的重视。所谓的生本教育就是指:教师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基本情况,据此来展开课堂教学。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好地进行课堂学习。而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实行生本教育是必然的。因为只有在尊重学生主体的条件下展开作文教学,才能让学生写出优美的文章来。本文将结合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谈谈如何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体现生本教育的理念。 一、让学生展开想象进行写作,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在语文学科教学中,作文教学是课堂教学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学生写作水平的高低与教师的教学方式息息相关。而在作文教学中,教师想要让学生的作文更具有特色,就要教会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行作文写作。因为不同的学生对同一事物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只有学生通过自己的想象描写出来的句子,才会更具有学生自己的特色。除此之外,让学生在写作中展开自己的想象,也是生本教育的要求。让学生在作文中写自己的所思所想,而不是教师让学生所写的句子,这样的文章才具有学生自己的特色,同时也体现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性。 二、选择学生喜爱的课外阅读进行写作教学,体现学生的主体性 怎样让学生爱上阅读,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阅读并不是课内的阅读,而是指课外的阅读。对于小学生来说,虽然他们确实爱玩,但是同样他们也对很多事物都保有好奇心和兴趣。课本上的文章,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但是课外阅读却不一样。在小学阶段,课外读物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正是因为内容丰富所以很容易引起学生阅读的兴趣,从而让学生更加投入到课外阅读之中。总而言之,在当前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课外阅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提高学生作文水平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课外阅读的重要性,转变以往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对课外阅读进行有效运用,从而使学生作文水平能够得到进一步提升,促进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进一步发展。 三、采用作文互改自评,突显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进行生本教育,说白了就是要将课堂归还到学生的手中。教师为了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可以采用作文互改自评的教学方式来展开课堂教学。对于学生来说,能够自己评自己的作文,或者自己当小老师去改同学的作文,他们是十分开心的。因此这样的教学方式是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而且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进行互改自评,实际上也是将课堂交到了学生手中,突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体现了生本教学的理念。 四、构建生活化写作课堂,凸显学生的主体性 在现在的小学语文教育中,因为学生的年龄比较小而且接受教育的时间也不是很长,所以他们知道和了解的东西并不多,同样在作文写作上也是一样的。一篇文章,写得好不好主要在于文章的句子表达得怎么样,够不够优美,够不够连贯。但是在课堂上他们往往坚持不到5分钟,注意力就会被别的事物所吸引,所以小学生并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就完全掌握写作的技巧。那么小学语文教师就要构建生活化的写作课堂,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而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会他们如何进行积累,掌握写作的技巧,为写出好的作文打好基础。总之,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作文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最为重要的部分,同时也是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重难点。通过生本教育,不仅可以提高小学生的作文水平,而且还可以调动起学生写作的兴趣,培养学生创作的精神,使学生享受学习。 作者:张丹丹 单位:亳州市涡阳县新兴大李中学 小 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篇2 引言 语文写作一直是教学的难点,同时也是学生非常恐惧的学习部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作文自身具有一定难度之外,教学方式与学生实际情况不相适应才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语文写作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应该在面对教学困难时轻易放弃,而应该积极主动寻求其他教学方式,以期能够更好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重新建立学习自信。而生本教育理念的提出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点。 一、小学语文作文教学现状分析 小学语文教学虽然是我国义务教育的重点课程,但是在作文教学模块仍然存在需要改进的部分。一方面,虽然我国教育部门对传统教学理念进行深入批判,但是教学考核方式仍然未能进行相应的调整,很多教育工作者也未能及时转变教学观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仍然将学生的成绩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而基于这一教学情境的设置下语文教师在开展作文教学活动时难免过于关注学生对写作技巧的掌握,忽视对学生写作抒发情感的教学,导致学生的作文中大多充斥着陈词滥调,却没有内心深处情感的真实表达[1]。而另一方面由于语文写作能力的提升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实现的,不仅需要学生对生活进行耐心的观察和必要的总结,同时还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积累和写作积累,但是语文教师并没有注重对学生阅读的积累,并没有引导学生进行大量的文字阅读,导致学生在语文阅读上只能通过语文教材,因此在阅读量不足的情况下自然无法提升作文的水平。而学生在没有进行丰富阅读的基础上同时面临着繁重的学习任务,他们即便想要进行课外阅读也并没有充沛的闲暇时间。 二、生本教育的相关概念 而生本教育这一理念是新时期我国教学体制改革下应运而生的教学模式,是以将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地位、体现以学生为本的创新理念。因此,生本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在兴趣和爱好的推动下展开自主学习,而不是由外界其他作用下而被迫进行。截止到目前为止,生本教育的概念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而大量学校在试行这一教学理念后也得到显著的教学成果。很多教育工作者在学习并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后都充分感受到教育的真谛和使命,学生在这一模式下学习也能更好地领会到语文写作的乐趣,他们在兴趣的推动下自然会主动展开语文写作。由此可见,生本教育的教学理念正是为了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就是为了纠正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因此,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采取生本教学模式能够很好地帮助教育工作者展开语文写作教学活动[2]。 三、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学生自主性学习 一般情况下,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都是由教师提供的材料,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受到了一定的自由空间限制。而在生本教育过程中学生可以自由阅读写作,自主分析文章大意。这个教育方式强调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通过兴趣来激发学生学习的欲望,有利于学生带着自己的思维进行写作,而不是只为了完成写作任务。经过生本教育模式能够锻炼学生自觉学习,从而真正的加强写作能力。 (二)有利于学生掌握写作技巧 小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大多数语言表述都是不准确的,但大多数学生没有掌握到写作的技巧,从而导致写出来的文章逻辑混乱。生本教育在平时可以锻炼学生的分析能力,在写作过程中掌握技巧,经过数据了解,多半部分学生在写作中没有基本的框架,所以这个过程里学生写出来的文章质量是不高的。经过生本教育的方式引导学生去积极的思考,分析写作的技巧,这个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写作思维,提升写作表达能力。 (三)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新课改下,小学语文教学方式采用生本教育的方式满足了教育的需求,也不断地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教师在原有的语文书本知识上进行延伸教学,使学生更多的了解文化,从而拓宽知识,丰富内容。也有利于学生打开思维方式去真正的理解写作,从而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小学语文写作就是一门需要不断地探索学习的一门课程,因为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学课堂需要不断地创新,从而采用多元化策略教学。在生本教育的模式下,小学语文教师会让学生进行不一样的课堂,更多的是对语文汉字的学习,积累词汇,进而加强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 四、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实现生本教学理念的对策 (一)注重学生写作兴趣的培养 将培养写作兴趣作为提高语文写作教学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因为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是推动学生自主进行写作训练的重要方式。而另一方面培养写作兴趣也是基于语文作文的性质而言,语文写作在本质上就是通过观察和体验生活,从而将领悟和情感转化为文字的形式。因此这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关注的重点,是生本教育模式的重要体现。而为了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在教学的过程中不应该仅将写作的主题局限在教材要求上,而是更应该贴近学生的生活内容,将写作训练变成一个他们抒发情感的通道,从而让他们更好地领悟写作的重要性和乐趣。例如,语文教师可以将每周一节课堂作为兴趣写作课堂,而这堂课中的写作主题并不是从教材中选取,可以是学生内心想说但不敢说的话,以《我想对你说》为作文的题目展开,从而让学生通过写作的形式进行情感抒发。他们只有宣泄出自己的情感才能对写作重新建立正确的认知,从而产生兴趣并实现自主写作[3]。小学学生缺乏一定的写作技巧,这是由于学生没有掌握到文章的结构与特别,不了解一篇文章的架构,也总会跟随自己的感觉去完成一篇写作。这很容易导致学生思维混乱,语文作文质量也不高。写作前教师需要为学生提供写作框架与技巧,教师可以通过教材中文章进行分析,让学生掌握主题句以及主旨,根据写作要求进行内容分段,还要通过文章进行句型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建立写作框架。 (二)注重学生文字鉴赏能力的培养 因为文学作品作为名师大家对生活本质的感悟和理解,是从生活中提炼而得的精华。通过深入的阅读能够给予学生思想上的启发,实现文学之美的享受,学生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借助文学作品这一载体形式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与作者的跨时空对话,对提高学生思想境界和文学素养极其有利。因此,语文教师应该从小注重对学生文字鉴赏能力的培养,从而为学生不断积累写作素材。在日常生活中教师可以在教室设立一个读书角,利用班费或者其他方式将一些文学作品推荐给学生,让学生在课余时间内可以进行深入阅读。同时,教师还可以组织文学作品交流会,让学生在会上讲述自己近期读到的文学作品以及自己从中获得的感悟。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将一些文学经典片段摘抄下来,然后向学生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通过这些方式不仅能引导学生逐渐走进文学的大门、探索文学的奥秘,同时能够实现文字鉴赏能力的培养,这是生本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4]。 (三)注重真实情感在写作中的体现 而在具体的写作训练中教师需要对传统写作教学模式进行适当的变化,不需要过度强调写作技巧和写作主题,否则就会错误将学生写作变成“假、大、空”的模式,看似顺畅流利但缺失真情实感,与生本教育的理念相互背离。因此,教师对学生词语上的运用应该加强教学,教育学生将文字的作用性充分的发挥出来,成为传达感情的有利工具,让文字能够更好地为写作情感服务[5]。小学语文课文大多数都比较容易理解,记叙文部分较多,文中包含了时间、地点、人物,在教师上课分析课文的同时,教师也应该引导学生切入角色,在故事中让学生理解文章的大概主旨以及整体架构。抒发感情是记叙文中必有的内容,但是抒发感情的表达方式不同,常常会有借景喻人,融情于景,表达出不一样的情感。教师在讲解课文的同时,要将学生带入其中,从文中的词意分析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与真实情感。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学会运用修辞手法,从而引导学生写日记的同时使句子更加生动形象,在用词方面也要注意表达技巧,适当地添加形容词会使文章达到更好的效果。对于小学生来说,故事的有趣性是最重要的,学生的脑海里会形成画面感,从而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例如:在学习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分组,根据不同的情景来各自表演,让学生自行发挥想象空间,从而加强对课文内容的记忆。所以,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需要适时互动,更多的是给学生留下发挥空间,从而激发思维,促进课堂的教学质量,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 (四)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教师要训练学生的语文写作能力,用简短精炼的开头,然后引出学生自身的观点。最重要的也就是阐述观点,必须结合典型事例,一定要表明学生自身的观点,进行分段分层,突出文章中心思想,点明主题。这也是学习语文的重大意义,小学就需要多培养学生的表达力,避免在写作过程中语序混乱。教师在课堂中要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自我表达的机会,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与逻辑思维。在作文教学过程中,最关键的是词汇准确运用,教师需要做的是引导学生在阅读的过程去整理词汇,不断地认识汉字,从而为写作奠定良好的基础。更多的时间是需要学生主动学习,通过课后阅读,整理好的句子不断丰富自身,这样会使学生自己得到很大的提升。进而再将所积累的词汇引用到写作中,能够有效提升写作的质量。结束语综上所述,通过将生本教学理念运用在语文写作教学中能够帮助学生不断提高语文综合素质,提高语文素质和文字交流等其他能力的重要教学,是语文教师的教学重点。而通过对如何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进行生本教育进行探讨,我们不仅能对原有的语文作文教学进行创新,帮助学生提高语文写作能力,同时也能让教师更好地创新教学理念,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更好地注重创新性和科学性教育[6]。 作者:蒲金秀 单位: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大红沟镇 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生本教育篇3 初级中学生本教育即以学生为本,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为核心。学生是教育教学工作的主体,以学生为核心开展教学活动可以更好地适应学生的特点,满足学生们的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小学语文作文教育中,生本教育理念的引入就是为了转变过去僵硬、死板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生活感悟和情感体验的挖掘,提高学生作文水平。 一、生本教育概述 (一)生本教育的定义与内涵 生本教育是指以学生为中心,致力于学生成长发展的教育理念,该理念与我国新课程改革的思路相吻合,都肯定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需求,并以此进行课堂教学的设计。与传统教育理念相比,生本教育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重学生学习体验的优化,使学生们在学习中获得快乐,这样更加有利于学习习惯的培养。生本教育主张以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基准进行教育设计,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乐于学习。根据生本教育相关理论,学习以及创造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他们本身就拥有无限的学习潜能,教育工作者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潜能充分调动起来。在贯彻生本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应该单方面地向学生们灌输教材中存在的知识点以及自己的理解,而是要将知识点融入一定的框架中,通过线索的设置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发现,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自主探究精神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生本教育对于现代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意义分析 生本教育理念和过去教育理念最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侧重点上,前者认为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感悟才是学习过程中最基础的部分,它们影响着学生精神世界的拓展延伸。这就要求教师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展自身的情感感悟。基于此,生本教育提倡取消过去长期存在的考试测验。但以目前我国国情来看,应试教育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消除。面对这种状况,可以采用折中的办法,即对教育教学评价体系进行重构,赋予学生自主权,丰富评价方法和内容,降低学生们承受的压力。而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则应精准把握自身定位,承担引导和启发的职责,将更多的空间留给学生,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这样同样有利于学校德育工作的推进。 二、我国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及其与生本教育的结合点 (一)我国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存在的弊端分析 当前阶段,我国小学语文作文教学存在的弊端主要有两点:其一,脱离生活。任何文化创作的灵感源泉都是生活,对于小学生而言,在其思维深度并未得到进一步开拓的情况下,记录生活将是其作文最合理的形式。但我国小学语文教授在进行作文教学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照本宣科的情况,单纯地按照教科书的内容进行讲解,之后让学生进行意识化写作,忽略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感受。由于和生活脱节,学生们在写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无话可说、无物可写的情况,逐渐对写作产生抵触、惧怕心理,严重影响了作文教学的效果。其二,缺少人文性。语文是一门兼具知识性和人文性的学科,且相较于知识,人文思想的渗透和传播才是重中之重。人文思想由道德素养和文化素养两部分构成,作文教学是渗透人文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但就目前来看,我国很多小学语文教师选择的教学方式方法都较落后和呆板,对学生情感表达的鼓励和引导也稍显不足,这使得学生的作文普遍存在程式化、刻板化的现象,套话多,真情少,缺少对人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表达。与之相反,还有部分教师过度推崇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样会导致学生作文脱离生活实际,显得肤浅、浮躁。 (二)生本教育和小学语文作文教学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生本教育的核心在于学生群体,将之作为教育活动存在的根本。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学生的教学主体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强调,而生本教育提倡的针对性教学活动正好与新课程改革的思想契合,即注重学生普遍存在的个体差异性,注重学生潜能的激发。由此可见,生本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发展是有利的,但却会造成教师教学压力的增长。生本教育理念的落实需要教师基于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教学方案的设计,如此才能更好地迎合学生的需求。而想要真正地做到以上内容,教师必须具备极高的素质,包括精准的洞察力、深厚的理论积淀、良好的职业素质等,这是生本教育落实的必要条件。 (三)生本教育在语文作文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首先,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兴趣是推动小学生积极参与学习活动的主要动力因素,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采取手段调动学生的写作兴趣。而生本教育在这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其要点在于从学生的基本出发,根据小学生的特点进行教学设计。例如,摘录一些报刊上的青少年作文,为学生们进行讲读,以同龄人的作品激起学生们的共鸣,鼓励引导他们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进行写作。其次,激发学生的写作潜力。在小学阶段,语文作文的体裁多是记叙文,主要锻炼的是学生完整通顺描述事物的能力。很多学生对作文存在畏惧心理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知道如何优美、有效地表达。生本教育就是要鼓励学生们自主思考,用自己的话进行写作,将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表达出来。最后,使作文变得更加生动。小学语文作文的题目大多都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这也使得学生们很容易将其写成流水账式的“日记”,缺少审美价值。对此,教师应基于生本教育的理念鼓励学生们积极开展自主阅读,去体会、观察、学习名家们的描写方式方法,如此就会使自己的文字变得更具感染力。 三、生本教育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融合应用 (一)注重学生语文学习兴趣的培养 学习兴趣对于小学生而言是推动其主动参与学习的主要动力,因此在小学阶段,教师应该注重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语文是一门饱含人文性且与实际生活关联甚密的学科,小学语文涉及的内容颇具基础性,从基本的拼音、字词、句段等入手循序渐进,无法调动学生兴趣也无可厚非,语文作文这类考验综合文字应用能力的课程对小学生而言同样具有挑战性。因此教师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创新,不能刻板地追求作文技巧的传授和套用,而是要将其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灵情感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例如在布置习作练习时,教师可以对写作内容进行合理的设置,让同学们借着机会说一说自己的心里话,如《给XXX的一封信》,以这样的形式将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如此真挚的自我表达远远胜过依托于虚假情感的遣词造句,即使它装饰的天花乱坠。学生们在写作的过程中将逐步体会到情感自我表达的畅快,继而对作文产生兴趣。 (二)将生活情感引入到作文创作中 对于小学生而言,不可能要求他用严谨精致的语言在经过反复的曲折回转之后,从多个方面将一个深刻的主题表达出来,他们常常会将自己能够触及的事物搬到自己的作文之中,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因为这些看似平凡的事物往往最能体现出其情感。因此教师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不要刻意地追求学生写作技巧的掌握与应用,而是要引导鼓励其释放自己的心灵,发散自己的思维,将一切信手拈来且富有灵性的元素融入自己的作文中,可能是一件小事、可爱的动物、游玩的快乐等等,让学生们依托生活进行思考和创新。这样可以帮助学生尽可能地保留住那一道与生俱来的灵光,不至于成为一个机械文字的摆弄者,而是创造者。 (三)引导学生形成自我认知 经过新课改之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成为教育教学工作的主要任务,语文学科教学主要承担着学生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小学生处于人格形成初期,更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作文教学在学生人生观形成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作文是情感表达的有效工具之一,教师可以以日记作业的方式引导学生们体悟生活,而教师则可以借此了解学生的心理成长发展,通过和学生交流沟通的方式解决一些隐患,为学生的成长发展保驾护航。 (四)注重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阅读训练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的有效措施,广泛而深刻的阅读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语文积累,使其掌握更多的写作和表达技巧,另一方面则可以促进其心智的发育。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应该遵循生本教育的理念,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兴趣需求,选择合适的阅读课件,推荐合适的课外阅读书目。阅读能力的培养是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教师应首先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兴趣,同时传授他们一些正确、高效的阅读方法,提高阅读的效果。如注意阅读过程中的积累,对其中的精彩部分进行摘录。再如,定期组织学生们开展阅读交流会,谈一谈阅读的感想,分享阅读经验。 (五)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基于生本教育理念,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学习氛围的营造,为学生们打造一个自由、舒适、和谐的学习环境,提高课堂参与度。具体来讲,教师在应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培养学生课前预习的习惯。在此阶段,教师可以适当地布置一些学习目标,提高预习的效果。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采取能够突出学生自主性的教学模式,如小组合作教学,通过学生们之间的相互帮助和扶持实现共同提升。四、结语综上所述,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落实生本教育理念需要教师充分调查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基于学生需求采取教学方法手段,促进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以及情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建家.生本教育理念在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渗透分析[J].考试周刊,2019(60):32. [2]夏静.注重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中的生本教育[J].课程教育研究,2019(22):70. [3]黄月明.小组合作促进生本教育——以小学语文作文教学为例[J].新课程(上),2019(01):135. 作者:袁婷 单位: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苗馆镇南纪埠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