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喻示能让批评话语具有艺术性,能够让文学作品以一种生动活泼的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对于促进古代文学批评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事物的反应和判断是文人进行抽象批评的基础。对文学中的审美接受、理论传播、理论批评来说,弄清开展审美活动前所产生的心理活动,是今后做出对事物的批评和判断的前提。对于任何事物的审美判断都和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心理上的特性有关。这种心理状态能够将判断和审美如相遇形成一种判断的客观性的导向,还能够形成逻辑上的规范性。这种具体的文学批评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现象,也区别于一般审美心理学。他是对审美评价并且形成内在心理活动的基础。形成文学批评的基础离不开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社会现实、文艺传统的基础。就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而言,对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发展以及文学批评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内在规定的研究,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发生 文学批评和文学接受都是建立在社会韵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氛围。社会对某位文学家的判断往往会带有一定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导致读者在读该作家的相关作品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思想色彩。在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是心理上已经形成了对该作家的心理定式。这种认识虽然是模糊的,但是却会对读者读该作者的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知名的作家而言,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读者能够感受到作者的内在和外在的评论。对于不知名的作家来说,读者在读其作品的过程中,往往会受社会舆论的影响更大。唐代的士子所盛行的温卷风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这些士子的作品已经得到了当时文坛巨匠的赏识,所以很快他们就能平步青云。即便是一个歌女也能因为某位作家的诗歌而变得声名显赫。这种舆论氛围对文学产品的传播和接受具有重大作用。谁也不曾想到当下脍炙人口的《登黄鹤楼》,在唐代竟然不被人知道,直到后来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著名的词人酒僧在宋朝时期并不被人所知晓,后来酒僧的出名与欧阳修有重要关系。上述例子都说明声誉对文学接受具有重大影响,这些舆论影响背后都会涉及很多舆论掌门人的影响。群众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绪中服从了声誉对诗人的影响。从积极地角度来看,这种文学创作的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受舆论影响较大的审美风气。这种审美风气的形成不仅有利于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播,并且还能够为今后的创作积累经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文学舆论的影响,对于文学作品的流逝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读者以及研究者都需要开阔自己的视野,学会跳出原来的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对读者的影响,不应该在人云亦云的环境中影响自己的审美选择,学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审美素养,并且对文学作品进行重新的评价。欣赏者的性情同样会对读者的心理和习惯产生重要影响,文学批评阶段上述情况也会有明显体现,这些因素都会对今后的批评总结产生重要影响。如《文心雕龙·知音》所说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奇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就充分说明建立在个体性格基础之上的批评结论也并不完全公平,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出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该文所谈的,虽然性情具有稳定性,但产生后也会受到后天外界环境的影响。通过对文学作品批评的心理特征进行研究,能够让读者更全面地掌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标准。在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事情产生的结果,还应该去了解结果产生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合理性以及不足之处,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2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是一种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 该文所说的由人而文的心理习惯中所说的人并不是指文中所说的人的名气,而是批评者的人品。批评者的人品和他的伦理道德素质素养具有紧密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伦理道德修养非常重视,不管是现代的社会评价还是古代的社会评价都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在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读者的阅读会受到其个人修养的影响,这种人品必然会对阅读者产生的作品评价产生重要影响。单一的评价习惯会受到评判模式的影响。传统文化作品作者的人品有定论,这种定论也会轻松地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之中,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必然会掺杂这种情感。若某个文学作品在伦理道德方面让世人存有偏见,必然会让读者在接受过程中产生某种心理障碍。这种评价习惯和我国的文化渊源具有重要关系。虽然批评者在做出评价的过程中会受到舆论对该作者评价的影响,这种评价还会和作品的评价进行结合。这种评价习惯深受我国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的过程中也重视对自身修养、道德水平方面的提升。但批评习惯一旦形成,读者就很难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去进行评价作品,并且会带着这种阅读习惯对文人的作品进行评价。作者的道德取向和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味并不是一一对等的状态。因此,这种由人而文的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保守性。人们对这种评价方式习以为常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那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好名声的作家的作品长期受到冷落,即便是该作家的作品在学界享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这种不客观的文学评价习惯,会对这些作品自身的价值判断产生错误影响。对于我们当代文人来说在对古代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以一种更为客观的评价方式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封建时代的文学评价方式存在诸多的弊端。我们在对古人的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该尽量消除消极、保守的评价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古代那种主观的评价方式已经对现代人的评价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由人而文的评价习惯更加偏重对人品的测量和评价,而不是对作品本身的测量和评价。总体来说,由人而文的文学评价方式是一种心理习惯,这种评价结论会形成一种单一、片面的道德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方式缺乏对艺术作品自身的特点和属性的重视,这种固有的思维方式会对古代文学作品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3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心理习惯体现出辨别源流 出处的思维特性清代学者章学诚曾经说过: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这句话是一种源于经学的学术研究方法。这是源于我国古代经学非常的发达,一般的文人都有较为高深的经学造诣,并且在求学的过程中都会受到经学治学方法的训练。因此,古代文人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种评价方法。古代文人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的过程中通常会对文学作品的措辞、意向、构思等方式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方法自宋代以后已经成为一个主流文学评价方法。这种评价习惯从众多文学作品评价资料都能够看出。这种源流出处的思维特性所产生的效果就是会对那些源流出处较高的学者产生较好的评价,他的作品在传播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读者所接受;那些源流出处相对较低的作家的文学作品,就更容易获得较低的评价。这种评价方式实际上就是在用经学的眼光去评价文学作品,这不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客观的评价。这种评价习惯的弊端体现在读者更加注重对作品作者修养的夸耀。让文人的个人出身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产生直接的联系,而忽视对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评价。对于今天的文学评价者来说我们应该遵从客观事实,应该用自己客观的评价方式去对古人的文学作品做出客观的接受和理解。 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阶段也有区分品第的思维习惯 不管是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我国古代社会都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社会,在社会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等级制度。社会无处不存在等级,等级观念也深入人心。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文学思想的上层建筑,必然会受限于作为的家庭状况、才学、见识、艺术造诣等方面的影响。在文学作品发展过程中,自然而言的有了文学评价。文学作品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文学评价作品也相应地受到等级制度的影响。这种等级观念我们将其定位为品第思想。对于品第观念的形成,除了和上述关系有一定关系以外,还受到评价者学术背景、宗教信仰、宗经思想等因素的影响。等级因素对评价者的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体现了评价者对品第接受习惯的影响。在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以等级观念作为文学评价标准也是因为评价者自身有品第的接受习惯。品第观念对文学评价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不仅确定了一大批文学作品硕果累累的文学作家,也是一个国家文学作品形成文化传统的表现。 5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能形成直观的审美判断 这些文学作品长期接受评价者某种价值观评价的影响,不仅会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产生积极影响,还决定了文学作品今后的发展方向。这种示范作用会对文学界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6结语 尽管形象喻示的思维方式在批评过程中会带有一定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但是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避免其他评价方式所造成的评价方法琐碎和乏味,这种文学评论方式非常的活泼,它对于促进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的评价方法、形成多样化的评价体系。我们在继承过去优秀文学评价方法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传统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摒弃过去评价方法的缺陷,才能形成符合民族传统又具有时代性的文学评价方法。 参考文献: [1]曹正.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张雪城.文史统一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王世贞.唐诗纪实:卷七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杨洋.试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问题的特征及其成因[D].华中师范大学,2003. [5]王先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习惯性思维及其特点探析[J].北方文学,2015(5):65. [6]白岩.心灵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学报,2005. 作者:杜晓刚 单位: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 [摘要]分别分析了电视新闻评论是如何通过议题选择、突发事件、社会热点事件这三个方面发挥其舆论引导的作用,以促进电视评论节目更好地引导舆论。 [关键词]电视新闻评论;舆论;引导 当前,微信、微博、各家媒体的新闻客户端等各种新媒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得更加快捷,与此同时也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新的挑战。海量的信息呈现在受众面前,受众缺少权威声音的引导,大大增加了其选择信息和接受信息的难度。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信息大多为碎片化信息,受众接收信息为浅阅读的方式。在这种阅读氛围里,很容易导致轻信和盲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受众对信息的批判能力。这时,评论节目就迎合了受众对信息解读的需求,同时在舆论引导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电视新闻评论是如何引导舆论的呢?我们将从电视评论对议题的选择、突发事件的处理、社会热点事件的处理这三个方面分析电视新闻评论的舆论引导作用。 一、通过议题选择引导舆论 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是新闻的把关人。媒介虽然不能主导受众的思维但是却可以影响人们对哪些事件进行关注。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核心就是选定一个话题,引导人们对话题的关注,并强化话题在公众心中的重要程度。对于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而言,媒体选择针对怎样的新闻事件发表评论以及在评论时进行宣传的强弱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新闻舆论中心的形成。例如,有关民生问题的电视新闻评论,民生议题不同于其他议题,受众对民生领域的关注度极高,导致民生议题很容易爆发成为公众领域的热门问题。如果没有对民生问题进行准确解读,受众对政府颁布的有关民生问题的政策与措施的理解就有可能发生偏差,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缺少理性的分析。这很有可能诱发更大的社会问题,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加剧了舆论引导的难度。所以,对民生议题的舆论引导应格外重视。 二、通过突发事件引导舆论 突发性事件比一般新闻表现出了更高的新闻价值,这就需要新闻媒体及时发声,在对整个事件做出报道的同时,做好相应的新闻评论工作。由于受众对突发事件表现出十分高的关注度,如果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不慎、不及时,有可能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动荡和负面效应。那么,在对突发事件进行新闻评论时应该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想真正提高新闻舆论的指导性,就要求新闻评论者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把握受众的需求,在第一时间为受众解答疑惑,阐明媒体的见解和态度。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时间”并不意味着盲目抢发,及时的电视新闻评论也必须在新闻事实真实报道的前提下进行。如果媒体只是捕风捉影,未经核实就马上报道并发表评论,那么即使新闻评论做到了及时迅速地,也可能使新闻评论的媒体失去公信力,同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其次,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在揭示事件真相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公众的信心产生冲击,可能引起缺乏安全感、恐慌心理加剧等问题。这个时候,新闻事件的持续关注和报道以及及时而深刻的新闻评论的解读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电视媒体对突发事件的评论及时、准确、影响力大,它不仅发出了电视台权威、公平、正义的声音,也代表着中国媒体对相对敏感事件的敏锐的洞察力与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三、通过社会热点问题引导舆论 社会热点事件是指一段时期内被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和传播,引起社会强烈的舆论反应的新闻事件。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社会热点事件的形成通常是由当事人或者网民通过网络等各类媒体将事件进行曝光,引起网民和受众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后,事件开始在社会上广泛快速地传播。之后再经媒体的传播、网民的议论,使受众的情绪、意见不断高涨,从而形成舆论,导致事件成为公共事件。那么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是如何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舆论引导的呢?首先,在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中,尤其是针对互联网上广泛传播的热点事件,传统媒体一定要有鲜明的立场和态度,不能盲目跟随网络舆论推动热点事件的传播。在面对不断升温的社会舆论时,作为主流媒体的传统媒体不能失语,而是应该思考该事件是否应该报道、应该从什么角度什么方向来报道,绝不能被事件牵着鼻子走。其次,当今社会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网络媒体的兴起的同时也带来了虚假信息日益泛滥的负面影响,新闻评论者应帮助受众对在社会群体中广泛传播的信息去粗取精、分类汇总,积极揭露虚假信息,澄清真相,进行电视媒体的“话语议程设置”。最后,新闻评论一定要“接地气”,倾听民意、反映民意,从受众的角度、立场出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老百姓接受和信服。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自从其诞生起,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电视评论节目以其深度的解析,对事件全面的分析以及声画并茂、形象直观的表现方式得到了受众的认可与青睐。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事关重大,关系着国家和人民的切身利益。电视作为主流媒体,其舆论引导作用仍在不断增强,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够使人民安康、社会稳定。 作者:郭宇 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微博化研究 摘要:针对新闻评论微博化的现象进行分析与研究,对新闻评论微博化所产生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探讨并提出个人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新闻评论微博化;趋势;利弊 我们平时所说的微博其实就是指新浪微博,它作为一种人们分享和交流的平台,有着快捷性、时效性和随意性。近几年,微博在中国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拥有微博的人也很多,人们经常通过微博来分享自己的观点和交流意见,截至2017年3月,微博月活跃用户达3.4亿,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微博用户世界第一大国,有网友将微博戏称为“围脖”,现在“织围脖”已成为网上最热的活动,深受广大网民的追捧。 1微博新闻评论的特点分析 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或新闻评论员对新近发生的热点事件或有意义的事件,通过专业的理论分析,多角度观察,带有鲜明性和指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新闻评论也是当今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评述等的总称,换句话说,新闻评论就是就当时热点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发表权威意见以指导广大受众实践的一种文体。传统媒体评论都有其标准,相反,微博评论相对于传统媒体评论要相对自由,语言文字也要随意的多。微博评论的形式可以是一段简短的小文章,也可以是一句简短的话、一个词语或是一个符号一个表情,体现着“微”特色。微博评论较传统媒体上的新闻评论(报纸、电视)更具时效性、便捷性、受众多,电视媒体评论需经过采编播,最快需几个小时才能播出,纸制媒体需印刷最快也需一天时间见报,相比之下,微博评论只需在新闻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加工编辑,通过互联网就可以迅速传播。更重要的是相比于传统媒体,微博作为一个网友公共发言的平台,让普通民众尤其是长期缺乏话语权的老百姓们都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相反,传统媒体(报纸、电视)由于权威性、规范性的要求,大多都会采用专业评论员、重量级机构或官员的言论为主,导致普通大众的声音无法传递。微博新闻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互动性强。 微博的普及改变了这一个时代信息传播的方式,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组织、个人等都可以开通微博,微博的信息种类各有不同,形成了一个横纵向交错的信息网,不同社会团体、不同身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信息网格中发表言论,表达感情。微博新闻评论的再一个特点就是移动性强,进行微博新闻评论可以随时利用手机终端,针对某一感兴趣的话题进行即时地观点,形成碎片化信息表达的形式,而且微博的阅读和也不会限制的人的时间和地点。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用语新名词也随之而来,独特的网络用语、符号也经常出现在微博新闻评论中,增强微博新闻评论的可看性。而观报纸、电视以及官方网站上的新闻评论,一般都是长篇阔论,大的信息量,小而密的字,使广大老百姓们看阅起来费时费事,而且想要进行网站评论时还需进行注册登录才能发表意见,就导致许多网友觉得费时费事从而放弃评论。而且报纸等新闻评论全无互动性。反观微博进行新闻评论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只需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就可完成新闻评论的传播,操作简单、方便,更适合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微博让人们能随时随地了解、传播身边所发生的新闻,并发表个人的意见,实现了即时的信息分享。 微博的出现无疑是对传统新闻业的极大的冲击,微博传递消息的迅速、便捷是报纸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微博近乎零时差的传播使报纸报道滞后性更加明显,人们通过网络、手机客户端就能得知一切消息,这就导致近年来报纸的销量正在迅速减少,读者的年龄也普遍偏大,报纸等传统媒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微博是广大网民的言论平台,成为广大网民发表个人观点、抒发情感、进行社会言判的言论平台。它能容纳所有人的评论,也能使每个人都对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充分的表达民意,相比于正式的报纸评论,许多人显然更喜欢看富有人情味的评论。虽然微博上的评论好坏不一,但的确不乏一些有见解的评论,而且微博上的评论具有很强的互动性,这就使许多人不再关注传统媒体上的评论。传统媒体也在微博的影响下推陈出新,开始改变新闻传播的模式及新闻评论的形式,纸媒新闻评论受微博的影响出现了微博化的现象,例如原本严谨的报纸也开始活用网络用语,更加亲民。例如人民网2017年2月17日《人民网评:药价这么“虚”,应该“补”点啥?》、人民网2017年3月5日《人民网评:政府工作报告听下来,一“痛”一“爽”感受强》、人民日报2017年6月6日《富裕时代,不浪费才够帅》等,就利用《中国好声音》来吸引读者,贴近百姓的生活。评论语言即通俗易懂,又贴近百姓的生活。 2新闻评论微博化产生的问题与对策 新闻评论微博化为传统新闻评论增加了广泛的素材,使新闻评论更加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但同时也使新闻评论存在着关注点易转移,碎片化的弊端。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微博上的热门话题一波接着一波,这就很容易让受众转移关注点,一个话题很快就会被遗忘而导致一些有价值的新闻事件没能得到足够的重视,没能进行深度的评论,一些很好的新闻由头缺少后续的报道与评论,就被其他的热门话题取代。这种就难以达到靠新闻评论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受微博影响许多新闻评论变得过于短小,评论的数量多、来源广,却缺乏深度和系统的评论,这就使新闻评论有了碎片化的弊端。新闻评论微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新闻评论的选题和内容多元化的同时,也造成了受众定位不准的问题。传统的新闻评论都有自己固定的读者群,有自身的特色,而受网络的影响,许多报纸一味地追求吸引读者增加销量,对热门的话题进行评论,涉及各个领域,照顾的面广,却缺乏了稳定的读者群,缺少了自身的特色。新闻评论微博化广泛吸纳读者的评论和网友的评论,在体现百姓的声音,广泛集纳意见的同时,也使评论的公信力降低了。由于参与评论的是普通群众,不是专业的学者,所以对事件的评论就难以让人信服。受微博的影响,纸媒抛出论点,在获得时效性的同时,也失去了深度。而短小的评论也会造成缺乏深度的问题,传统的新闻评论写作,一般具备完整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通过深入浅出的论述,对人们的思想造成影响,而太短的评论必然无法深入挖掘事件的内涵。 2017年6月3日凌晨,世乒赛男单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张继科1︰4不敌韩国选手李尚洙,无缘男单16强,爆出本届赛事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赛后,张继科接受采访时称,失利是因为自身没有调整好状态,与伤病并无关系,主要是因为对手拼得很凶,自己慢了一点,精力上也稍微差了一点。说完,他径直离开赛场,不再接受采访。赛事的爆冷,瞬间在网络上瞬间掀起了一波舆论。此条消息一经发出,很快就有十几万的转发量和评论。微博网友评论众说纷纭,有的说他是综艺节目参加多了,体育明星变娱乐明星的后果。还有的网友评论运动员有输有赢很正常;比赛起起伏伏很正常,没有谁是常胜将军,等等,这些言论迅速在网上铺开,可谓是各抒己见,都有着不同的观点。有人顶、有人赞,微博平台热闹非凡,还有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青岛天价大虾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事件,网友们评论此起彼伏,瞬间转发被转发、评论再互动。现在是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话语权,网友们通过微博发表自己对某一热点事件的言论,特别是那些热点新闻、关乎自己切身利益、重大事件等能够吸引更多的网友们进行评论互动。现在的微博新闻评论正值繁荣时期,其繁荣程度也可以说明现在的网友愿意参与进行,话语权的意识也在渐渐增强,而且希望自己发表的言论能得到其他网友的认可,成为名副其实的“意见领袖”。 3结论 虽然新闻评论的微博化促进了新闻评论的改革与发展,但也存在着缺乏深度、语言不规范等问题,需要加强管理,了解评论的选题及用语。纵观当前媒体评论,报纸等传统媒体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分量更重。传统媒体应该在培育、发展有个性的新闻评论上下功夫。面对目前网络言论的冲击,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一方面要发挥固有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要积极创新,适应传播的新形势。针对微博对传统媒体新闻评论产生的影响,新闻评论出现微博化的现象,笔者认为纸媒新闻评论应积极与微博等新媒体融合,努力发挥自身优势,以深度、权威并且亲民的评论提升报纸评论的公信力和竞争力,寻求报纸新闻评论发展的新的突破。 作者:梁媛 单位:农垦哈尔滨管理局宣传部广播电视文化中心 新闻评论论文: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 【摘要】 进入“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注入互联网思维。澎湃社论发挥互联网特点,在评论独家、内容深广、版面设计和受众互动等方面有一定的改变和创新。 【关键词】 新闻评论;澎湃新闻;媒介融合 一、“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产品:《澎湃新闻》 “互联网+”时代,新旧媒体的融合是一场全方位的突围,多层次的革新。媒介融合是传媒行业、电信行业、IT行业,从内容生产到网络渠道再到终端服务的融合。传统媒体通过互联网的力量推进现有传播媒介的深化改革,塑造新型传媒业态。喻国明说:“新时期媒体融合转型最重要的是要应用‘互联网思维’”。2014年8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的指导意见》。“媒体融合”首次以国家战略的高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澎湃新闻正是在互联网时代媒介融合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2014年7月22日,“澎湃新闻”(ThePaper)作为上海报业集团一个重要新媒体产品正式上线。其依托《东方早报》的采编队伍,“立志成为中国第一时政品牌”,搭建一个专注时政与思想的媒体开放平台。澎湃新闻由纸媒全面转型为线上媒体,在立足文字、图片报道的基础上,增加视频、音频、动画、互动媒体技术等报道手段,实现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融合。上线仅一年多,澎湃新闻已迅速成长为中国现象级的新媒体产品。 澎湃新闻致力于打造互联网新闻与思想的最大原创平台,下设“时事”、“财经”、“生活”、“思想”四个栏目,并分设共四十七个子专栏。其中,“思想”栏目下设“社论”专栏,专栏简介为“19:30,告诉你我们最想说的话”。从2014年8月10日的《五论新常态:开放也需新思路》开始,以平均每天一篇的频率延续至今。澎湃社论代表《澎湃新闻》的立场,是澎湃编辑部就社会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社论是传统媒体最为看重的新闻评论和舆论工具,代表整个媒体发声,代表整个社会发声,甚至代表整个政党国家发声。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认为:“社论集中反映并传播一定政党、社会政治集团或社会群众团体对当前重大事件和迫切问题的立场、观点、主张。”《澎湃新闻》作为媒介融合较为成功的例子,澎湃社论也代表整个媒介融合背景下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 二、《澎湃新闻》社论的数据分析 (一)《澎湃新闻》社论《澎湃新闻》社论代表澎湃立场,“19:30,告诉你们我最想说的话”,自2014年8月10日社论栏目上线以来,一直是《澎湃新闻》的重要栏目,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澎湃新闻》脱胎于《东方早报》,有着优秀的社论写作队伍。社论会在网页、客户端、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更新与传播,全媒体联动的传播策略让社论最大限度的抵达受众。特别是在《澎湃新闻》客户端吸引越来越多的用户群之后,这种高质量的符合移动阅读模式的社论将会更受用户欢迎。 (二)社论样本界定《澎湃新闻》从2014年8月10日开设社论专栏,到2015年6月1日社论平均每天一篇,稳定而不间断。本文选取了2015年6月1日 至2015年12月31日《澎湃新闻》所刊登的208篇社论作为样本分析。从时间和样本信息量考虑,7个月208个样本应该可以比较好的反映其社论的特点。(三)社论议题归属地对社论议题的归属地分析,结果如表1。社论主要选取国内议题,根据国内新闻事件、社会现象、重大节日等为素材发表社论。11%的国外议题基本上都是就国外重大新闻发表社论,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外的政治事件。 (四)社论题材对社论题材的选择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澎湃新闻》选题范围广,其中以社会民生题材为主,体现了澎湃对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高度重视。社会民生、科技教育、社会经济三方面是最主要的评论题材,三方面都是国民最关切,最能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另外,很多媒体评论比较看重的政治题材,在澎湃社论中只占一小部分,对国家政策,国家政治事件,国家外事活动等关注较少,阐释得也不多。最后,文体娱乐、环境医疗、交通法律三种题材的数量差不多,不是澎湃社论关注的重点。 (五)社论价值取向社论的价值取向往往就是一个媒体的价值取向,所以社论的价值取向总是媒体最为看重的。分析《澎湃新闻》社论的价值取向,结果如图2。阐释类社论占据了社论的绝大部分,其次是建议类,批判类、歌颂类、纪念类只占很小一部分。可以看出澎湃社论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评论国家和社会事件,重在阐释社会现象,政策法规,然后提出建议,引导大家解决问题。 (六)社论评论数量分析对《澎湃新闻》网页中每篇社论的互动评论数量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大部分社论的评论量都在100条以下,受众的评论较少,活跃度不高。 三、《澎湃新闻》社论的特点 (一)发声频繁,选题多元,关注社会民生社论是媒体针对社会中重大问题发表的评论,表明媒体对新闻事件的立场态度,在传统媒体时代,意义重大的社论使用并不频繁。但是,《澎湃新闻》的社论专栏却有着很高的发表频率。本文选取的7个月时间跨度内,《澎湃新闻》共发表了208篇社论,基本上平均每天一篇。《澎湃新闻》四个板块之下只有“社论”一个评论专栏,所以高密度的社论发表频率,似乎和一般的评论一样,让其重要性减弱。在高频率发表社论的同时,《澎湃新闻》社论的选题也十分多元。本文所选208篇样本中政治17篇、经济48篇、社会民生76篇、科技教育31篇、环境医疗11篇、交通法律11篇、文体娱乐14篇。其中选题最多的是社会民生方面,占到了36.53%。传统媒体社论关注较多的国家政治,《澎湃新闻》社论却关注得较少。澎湃社论发声频繁,选题多元,高密度多层次的社论覆盖社会方方面面,体现《澎湃新闻》的社会责任感。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使社论不受版面限制,每天发声,继承传统媒体长处使社论的写作更深入更广阔。 (二)评论严谨,态度温和,阐释建议为主评论的价值取向,态度风格关乎一个媒体的精神气质,评论的立场往往就是媒体的立场,是媒体立于社会的核心所在。过去传统媒体评论的理性思维强于新媒体的碎片化表达,在写作上更体现思维的深刻,论证的严密,逻辑的合理,在引发受众思考的同时往往表现出主流意识的权威性。媒体的价值观、风格、立场,是在一次次的新闻评论中累积形成,最后被受众慢慢认可的。社论是社会改革和政策变化的风向标,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更是不可替代。《澎湃新闻》社论的价值取向从统计的208篇社论来看,阐释性社论125篇,占60.10%,建议性社论50篇,占24.04%。评论风格严谨,态度语气温和,以阐释和建议为主是澎湃社论的最大特点。如2015年12月28日的社论《作弊入罪遭遇挑战》,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泄题事件为素材,阐述作弊入罪的法律条文,最后提出建议应该重视维系社会公平的法律。社论文字严谨,态度温和,动情的阐释,坚定的呼吁基本可以代表澎湃社论的特点。 (三)语言亲民,排版简洁,具有媒介融合特点《澎湃新闻》社论的篇幅都不长,标题言简意赅,正文先简述事件由头,然后发表论述。社论大多从社会责任、社会意识等正面价值观去解读社会问题,并且把这种价值观体现在澎湃新闻所能把持的新闻阵地上,进而引导社会舆论导向。社论用平民化的写作方式,不讲大道理,不用说教式的评论方式,体现了亲民风格。例如,2015年10月18日的《吐痰》就“上海地铁吐痰事件”提出如何做一个社会文明人,文明人解决问题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培养社会的文明习惯。澎湃社论的媒介融合特点,一方面体现在交互式评论,另一方面体现在版面编排。交流互动评论是网络新闻评论的特点,是传统媒体评论不具备的优势。澎湃社论下设有“评论”和“追问”两个板块供受众互动交流,发表意见。“追问”板块受众的部分问题会得到一些受众或客户端的回复。打开“社论”专栏,页面简洁,蓝色格子稿纸上手写体的社论摘要,摘要下方是标题。一方面保持传统媒体社论写作特点,另一方面运用新媒体技术,丰富社论编排,使社论严肃厚重,又活泼简洁。在网页和客户端布局上,社论和其它栏目一样,采用卡片式布局,网页版用图片+题目+摘要的形式,客户端用图片+标题的形式,使得界面具有视觉冲击力,清晰简洁,形成良好的用户体验。 四、结语 澎湃社论把握住了互联网时代受众对新闻评论的需求,生产出题材多元,态度温和,,语言亲民,以阐释和建议为主的评论。频繁发声,重视社会民生,塑造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介形象。互联网时代受众获取信息的标准逐步提高,社会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发表言论、交流思想的积极性也明显上升。这一趋势,决定新时期的网络新闻评论必须帮助受众获得更多信息,解读媒体播发的新闻、分析现象之下的本质、挖掘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提供观点与服务大众等等。另外,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网络新闻评论较之传统的新闻评论已经有所变化。和澎湃社论一样,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注意从不同角度呈现受众关心的政策和信息,然后进行阐释和适当建议,最后经过受众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这一过程就使新闻评论的功能由舆论引导转向了言论表达,从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过渡到新时期的新闻评论方式。互联网时代的受众,需要的不再只是媒体的观点态度、对错判断,而是把各种观点吸收整理后呈给受众,至于什么是对的,怎样做才是对的,受众会依照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做出判断。 作者:潘俊文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评论员探讨 【摘要】 新闻评论员的“收”与“放”指的是话语权空间的范围,有着诸多的影响因素,而一个国家新闻评论员话语权的空间也是这个国家新闻自由空间的反映。本文主要从节目的选题,大的舆论环境的影响,评论员构成,主持人的控制,“口径”要求,探讨当下影响新闻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因素。就目前来看,我们的新闻评论才刚刚开始,话语权空间的受限比较多,评论员还在探索中前进,寻找中国新闻评论的底线与上限。 【关键词】 评论员;话语权空间;舆论环境 在我国,以评论员观点为栏目观点,评论员为节目核心的新闻评论节目并不成熟,尚处于星星之火阶段。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中的评论员,一部分来自媒体从业人员中的记者、主持人或主编,另一部分则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型评论员。全国有影响力的新闻评论类节目更是少之又少,而这星星之火能否燎原,又与舆论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电视新闻评论通过很自然的叙述技巧与视觉方式使观众成为新闻事件的旁观者,参与到多种形式的电视新闻语篇中。评论员的话语在多方面都是权威的、令受众信赖的。就目前而言,本文要探讨的评论员话语权空间,主要指评论员的评论方式和评论内容上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受多个方面影响的。既有社会舆论环境的制约,也有评论员自身表达习惯的制约;既有节目性质的规定,也有主持人提问的控制;既有管理者的要求,也有媒体人职业素养的自律……种种因素构成了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 一、评论员话语权空间影响因素 新闻评论表达观点和立场,关键在于它通过什么方式,怎样“说”。从节目的制作过程来讲,决定评论员话语权的因素方方面面,既包括有形条款,还涉及“无形意会”;小到选题方向,大到社会舆论环境空间;既有评论员自我底线,也包括主持人的现场发挥。 (一)选题是新闻评论类节目话语权空间的起始点选题作为节目开端,直接影响评论员。选题初期便考虑到评论员因素,本期节目评论员是谁?怎样将评论员的专业优势与新闻选题有机结合?怎样才能为评论员提供最大范围的话语权空间?1.编导前期策划对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限制”。节目策划过程中,编导的前期调查采访,积累事实依据,为评论员提供“论据”,编导的“解读”角度,无形中影响到评论员的言论方向。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以编导所提供的事实依据来决定。评论员不能信马由缰地说“自己想说的话”,需要根据编导找到的点展开评论。2.评论员选题。《新闻1+1》采用的是“编导选题”与“评论员选题”相结合机制。“评论员选题”策略的使用考虑到,评论员敏感触角第一时间捕捉其最擅长的话题,有效发挥专长。评论员掌握着最大的话语权,原创性观点易成为节目的亮点。如今的新闻竞争“,独家”和“第一时间”早已不再是新闻遭遇战中获胜的法宝,而对新闻的深度解读,不同角度解读成为了各媒体占领制高点的有效手段。“观点新闻”时代已经来临。因此,评论员的选题更能突显这一优势,评论员从自己擅长的角度提出“独到的见解”。评论员的“观点”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成为了当下新闻竞争的砝码。 (二)评论员自主话语权空间的拓展在新闻评论类节目中,评论员作为传播者和把关者,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的大小对节目的传播效果有着直接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在节目中,评论员能表达多少自己的看法,言论的自主权有多大,能否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话语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些因素对节目的收视有着直接影响。影响把关者的因素很多,“政策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在我国,大众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评论员的言论表达的目的不是为了图一时之快,而是面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媒体意见。面对“口径”要求,很多某些时候为了“安全”而说出“话中话”,或者绕着弯子说话。白岩松从一个记者型主持人成长为新闻评论员,20多年的从业经验使得其熟知电视语言的表达规律,在央视的多年打拼更让他熟知自己话语权空间的范围,有人说他是“常在河边走,从来不湿鞋”。多年来他在评论员话语权的空间上进行着探索,“我觉得我要去为大家更多地去触碰一下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可以走多远。” 二、舆论监督节目评论员话语权的评论底线 监督的力量是无形的,为其无形,所以无处不在。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社会价值更多地在于舆论监督。从收视率的反映来看,舆论监督类的选题往往有更高的收视率。在中国电视新闻真正发展的十多年中(以1993年为起点),无数次的印证舆论建设在推进法律制度完善、社会制度建设、伦理道德树立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新闻评论类节目处于夹缝当中求生存的阶段。节目性质的本身让其承载着社会责任,整体社会舆论氛围,又使其不得不在尖锐度上做妥协。很多新闻评论节目的同仁们,想得更多的是怎样给“危险”的题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怎样在不失自己立场的情况下,通过平台传播我们的观点。而评论员话语权空间的探寻,是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 在目前的评论员中,除了专家学者,更多的都是媒体的从业者或者新闻业界的人士。不可避免地,这些人担负起了捍卫“新闻的底线”、“评论的底线”的任务。这里的“底线”也分为从业人员的底线和管理者的底线。首先,对于从业人员来说,底线就是必须遵循新闻发展的规律,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是一切的基础和保证只有事实清楚,评论员的评论才成立。而脱离新闻事实的评论是危险的和不负责任的。没有事实的依据,评论员则变成了“空中的评论员”,飘得越高,摔得越惨。没有事实的观点,只能被定义为瞎说。而事实不清的新闻事件,也不适合做评论。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核实新闻事实”是每期节目必须的工作,每一个数据的使用,每一句话的引用,都要做到有原始出处,而且是可信的,具有权威性的原始出处。“主观臆断”“、猜测”“、大概”“、差不多”等情况是绝对不能出现的。其次,要坚守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评论员作为媒体的一份子,必须遵守新闻伦理道德的底线,特别是在大众媒体这样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播出平台上。评论员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必须考虑到自己言论可能会造成的社会影响。积极的、有建设性的言论是电视评论类节目的底线。而至于管理者的底线,在这里借用白岩松的话说是这样的:“这个底线就是,要有助于这个新闻是向前走而不是往回走,要有助于有理想的人不变成现实主义分子,现实主义分子不变成投机主义分子。随着时代的进步,(传统的新闻管理)它只会越来越宽松。” 三、结论 从现阶段来看,新闻评论类节目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来讲,或者说从节目样态上来讲,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评论员的话语权空间同样也是处于探寻的阶段。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我国的评论员“严重不足”,更加专业化的评论员队伍急需完善。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期的评论员们,讲真话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批评的声音,更有勇气面对批评。发出批评是媒体的责任之所在,是评论员话语权的存在理由之所在。对于目前的现状,央视评论员白岩松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彩色的电视变得越来越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黑白问题将是电视人永远的问题。” 作者:富馨 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 新闻评论论文: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创新思考 摘要: 在媒介深度融合、微媒体欣欣向荣的媒介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的改革也以“互联网+”为思路,将实践教学贯彻到理论学习中,提升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导作用。此外,新的教学模式也要求教师增加新闻实践经历,掌握多媒体运用技能。面对日益严峻的新闻失范现象,新闻评论教学工作也需树立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观。 关键词: 微媒体;新闻评论“;互联网+” 新闻评论一直被视为媒体的灵魂,在观点制胜的传媒竞争氛围中,新闻评论更是作为媒介的核心竞争力,凸显着媒介特色和实力。不仅如此,新闻评论质量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新闻从业人员的新闻理想和职业素养,反映出媒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责任感,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格局下,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微媒体异军突起,形成了独特的信息生产、传播、接收和反馈方式,这在丰富新闻评论形式和内涵的同时,也对高校新闻评论教学格局进行了补充和更新。 一、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的特点 (一)微媒体新闻评论更加具有“微”特征当下媒介融合趋势为新闻业发展构建了更为广阔的信息平台和新闻报道体系,信息的传播不再是单一的传播渠道,而是以多形态、多平台,全方位立体形式出现。碎片化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用户使用媒体浏览信息,时间短、频率高、注意力分散,阅读习惯呈碎片化特征,新闻评论形式也随之变化,向论点鲜明、论证精悍的“微”评论方向改进。基于兴趣和人际关系而聚成团体的微媒体环境中,信息的传播主要是朋友圈或关注人群间传播,其传播具有圈群式特征,由一个圈子通过交叉成员传播到另一个圈子中,评论风格更加灵活、个性化,内容也依用户群兴趣和观点的不同更加细分、多元。 (二)自媒体传播方式泛化了新闻评论边界[1]微信、微博信息的、传播以用户为主体,无论是传播方式还是传播内容都具有自媒体特征。自媒体传播模式下,传统媒体对信息渠道和话语权的垄断地位被削弱,新闻评论主体也由专业新闻媒体人扩散到大众。此外,微媒体传播手段中出现的跟帖、转发、朋友圈议论等形式也对信息进行了微评论,扩充了新闻评论方式,模糊和泛化了新闻评论概念界限。 (三)新闻评论发挥着社交货币的作用社交货币利用人们的求同心理和乐于与他人分享的特征来实现产品口碑塑造和思想传播。在微媒体平台上的新闻评论,既为表达观点,也为获得他人认同和构建自身形象。因而,微媒体环境中的新闻评论也在作为社交货币来购买其他用户的注意力和互动,为取得有效的传播效果,微媒体新闻评论向即时、个性、趣味的表达方式上转变。 二、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现状 (一)新闻评论学院教育与媒体实践间的脱轨当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主要以传统的课堂传教为主。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也大多沿用之前的评论理论和评论写作方法,学生对新媒体新闻评论特征把握不足,尤其是针对微媒体的“微评论”写作应用实践不足,与社会需求脱节。 (二)教师的理论素养与技能掌握间的不对等全媒体环境不仅对新闻从业人员的业务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间接对教师的理论水平、实践技能和新媒体技术应用等能力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新闻评论不再局限为文字创作,更是音、视、图的融合,新闻评论的教学内容也应相应转移到视频评论、音频评论等综合形态的评论上。 (三)新闻评论写作中网络暴力问题凸显受碎片阅读习惯和海量信息影响,受众对于了解新闻事件、新闻观点缺乏长久耐心,因此立场鲜明、语言犀利、观点独特的评论往往能够迅速抓住受众眼球,拥有高转载量,取得更大的社会反响。部分新闻评论员为了刻意追求眼球效应和个性化表达,步入了非理性评论误区,在对事实了解不清的情况下发表偏激看法,语言表达情感失控,缺失了对新闻事实的追问和对新闻事实的冷静反思,更对读者产生了消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三、微媒体环境下新闻评论教学模式探索 (一)推广“互联网+评论”的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在互联网深度渗透的今天,利用“互联网+”模式重新思考新闻评论教学模式具有启发性意义。事实上,不少高校的新闻评论教师已逐渐将微媒体评论教学法引入到新闻评论的课堂并取得良好效果。“互联网+”的教学模式符合了媒体融合发展潮流,从最初的评论构思到受众反馈环节,都能反映出学生在全媒体环境下,运用现代化手段对评论观点、语言、结构以及意见反馈方面的创新和重塑。在“互联网+”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应用能力,自主性、创造性和参与性被调动起来,纳入期末综合测评中。在新教学模式下,学习成果考察将被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中,期初由学生建立个人微媒体账号,定期选题,创造性地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新闻评论制作,在对学生的成果进行评议时,除了考核学生写作能力和制作能力外,社会互动和社会反馈也应被纳入到衡量标准中。 (二)提升教师综合业务素养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要求教师在授课之初必须具备熟练使用多媒体、跨专业评论写作和制作的能力;丰富教学手段,由学生被动的知识接收变为主动的知识汲取;更新知识储备,关注网络技术发展为新闻评论模式带来的新动向。此外,教师也应提升自身媒介实践能力,增加媒体体验交流经历,只有对不同媒体的新闻评论制作流程有实战体会,才能有能力指导学生完成多媒体新闻评论制作。 (三)注重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微媒体的低门槛信息特点虽然为学生进行新闻评论实践提供绝佳的平台,但是近年来基于互联网、微媒体平台的虚假新闻、新闻谣言、网络暴力等问题也层出不穷。针对当前鱼龙混杂、新闻道德失范的现状,新闻教学工作不能再依赖新闻职业道德课程让学生了解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应在每门课程中始终如一的对学生进行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学生作为未来的媒体人,只有从学校教育中就树立起“把关人”、“守望者”的角色责任意识,在新闻实践中才能坚守职业道德底线。此外,在新闻评论作品衡量过程中,也应考察学生的价值观和对信息的分析批判能力,在教学工作中时刻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积极的新闻观和评论观。 作者:冯韶丹 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报纸新闻评论的挑战及对策 摘要: 报纸作为一种传统媒介,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一直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报纸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尤其在网络时代,网络新闻比报纸速度更快,内容更加丰富,大众对新闻评论的途径也呈多样化,报纸行业要想在网络时代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加大创新,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本文就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也提出了应对的方案。 关键词: 网络时代;报纸新闻;评论;挑战;对策 一、引言 报纸作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途径,这种传统媒介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通过报纸人们可以了解国家大事、社会新闻等众多信息。而报纸新闻评论在新闻传播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新闻评论是对所发生的新闻的一种观点、意见和看法,是报纸的灵魂所在。报纸行业中,关注社会热点,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是报纸新闻评论的重要工作,而在网络时代,报纸新闻评论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网络时代,人们获取新闻的途径越来越广,评论新闻越来越便捷,而报纸行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立足创新,更好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的作用,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二、报纸新闻评论的介绍 在这个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里,社会每天都会发生各种新闻,报纸作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一种途径,可以第一时间向人们传达新闻信息,让大众更好地了解社会、了解国家政策。而报纸新闻评论在报纸新闻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报纸新闻评论是人们对新闻的一种看法,是评论作者思想的表达,它影响到了社会舆论。在报纸中,报纸新闻评论是报纸的主要声音,报纸通过评论来表达对某一事物的客观看法,通过报纸新闻评论,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并影响人们的行为,引导大众正确的舆论。同时,报纸新闻评论是对报纸新闻内容的精炼提要,它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对于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而言,对新闻的评论必须客观,能够反应事物的本质,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报纸新闻评论必须与新闻内容相符,不能出现偏离新闻信息内容的情况,进而对群众造成不必要的错误引导,不利于舆论导向功能的发挥。 三、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面临的挑战 (一)管理观念的冲击在网络时代,只要具备一台计算机设备或者智能终端设备,就可以对新闻进行评论。网络的发展动摇了报纸这种传统媒介的垄断地位,人们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途径也日益多样化,在网络环境下,评论内容也不再是以往老掉牙的传统媒体的观点,在网络上,可以有各种声音,而这种声音来源于大众,网络评论的出现更好地适应了受众的心理需求。而报纸新闻评论在这样的环境下,传统的管理理念俨然已经难以更好地引导报纸新闻评论,如果报纸行业依然沿用传统的管理理念,势必就会制约报纸自身的发展。 (二)时效性对于报纸新闻评论而言,评论是在新闻发生之后才有的,需要评论者在阅读新闻内容后进行科学的总结,报纸新闻评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在网络环境下,人们评论几乎不受时间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评论,在这样的环境下,报纸新闻评论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即在速度方面,报纸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 (三)评论内容的冲击对于报纸这种传统媒介而言,报纸新闻评论必须是专业传播者的评论,新闻评论必须经过加工后才可以发表,报纸新闻评论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而网络时代里,网络评论更加自由,尽管许多网络评论有失公平性、客观性,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评论是出于交流目的,有感而言,符合当代受众心理。在网络时代,人们对新闻评论的参与性越来越强烈,而报纸行业要想在网络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认识到网络评论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四、网络时代下报纸新闻评论应对策略 (一)转变管理理念网络时代下,传统的管理理念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报纸行业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积极转变管理理念。首先,必须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将新闻评论工作纳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来,在实际管理工作中要提倡人性化的管理,要树立质量管理的理念,进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评论的舆论,为受众提供更好的新闻服务。 (二)实现数字报纸新闻评论网络的出现使信息的交流越来越便捷,对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要求越来越高。网络环境下,传统的报纸新闻评论工作已经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大报纸新闻评论工作的创新势在必行。在网络时代里,数字报纸新闻评论是报纸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新闻报纸评论有效地提高了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为此,报纸行业应当重视数字报纸的发展,实现数字报纸新闻评论。要善于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立数字报纸,在加强报纸评论同时,拓宽报纸评论范围和内容,将报纸评论触角伸向网络。通过网络平台,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听取受众的意见,对受众的意见进行综合整理,实现互动;另一方面,可以将报纸新闻评论到网上,在网络上展开讨论,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 (三)改进报纸新闻评论形式,增加评论数量就当前报纸新闻评论来说,报纸新闻评论大多是由专业的评论者进行评论,篇幅较大,由于版面的限制,数量较少,新闻评论内容大多代表着评论者的个人观点,难以反映出受众的主流。但在网络时代下,评论形式日益多样化,报纸行业要想更好地发展下去,在新闻评论工作中,就必须对新闻评论形式进行创新,走出自己的特色。同时,要适当增加新闻评论数量,让更多的声音出现在报纸版面上。 (四)提高新闻评论质量,提高新闻评论的权威性如今,网络飞速发展,新闻评论越来越便捷,评论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网络环境下,新闻评论中不乏有许多虚假的信息,一旦这些虚假的信息被广泛传播引起舆论,就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故此,网络时代下,新闻评论质量格外重要,报纸行业必须高度重视,要不断提高新闻评论权威性。一方面,要加强新闻评论的筛选和审核工作,剔除那些不规范、不合格、不真实的评论;另一方面,要成立专业的新闻评论队伍,在新闻评论过程中要提高新闻评论的生动性,新闻评论要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要一针见血,进而更好地引导舆论。另外,还必须全面落实责任制,将报纸新闻评论的责任落实到评论人员的身上,从而更好地规范其行为,提高他们的专业评论能力。新闻评论人员要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在工作中要雷厉风行,要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进而确保新闻评论质量,从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 五、结语 报纸新闻传播过程中,新闻评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评论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能够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而在网络环境中,报纸新闻评论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网络评论相比,报纸新闻评论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论是在评论形式上、内容上又或者是时效性上,报纸新闻评论都存在一定的劣势。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报纸行业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更好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发展,不断创新,重视新闻评论工作。在新闻评论工作中,要创新新闻评论形式,增加新闻评论数量,实现网络互动,确保新闻评论的时效性。在新闻评论中要加强报纸新闻评论质量的管理,要不断提高报纸新闻评论的权威性,进而更好地引导新闻舆论。 作者:徐洪霖 单位:遵义日报社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微信平台运营研究 摘要: 微信公众平台是传统电视媒体拓宽传播渠道、衍生产业价值链的一个重要平台。然而,尽管当前许多传统电视媒体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但并未充分发挥其传播优势和资源整合效应。文章依据使用与满足论,以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微信公众号为研究对象,认为其在借助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传播时,应充分发挥其内容价值的优势,注意价值链的延伸,将微信公众号作为节目整体运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实现节目本身与微信公众平台的良性互动,提升节目的整体传播效应。 关键词: 微信公众平台;新闻评论节目;使用与满足理论 如今,各种各样的微信公众号雨后春笋般地增加,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也不甘示弱。笔者以“央视”为关键词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栏中进行搜索,发现其中已经认证的电视新闻评论公众号有8个。这8个新闻评论节目的形式和播出时间各有不同,有周播,也有日播;有财经类新闻评论,也有综合类新闻评论;有主持人和嘉宾一起主持讨论的,也有主持人同时充当评论员角色的。但是这些微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平平。运营得稍好一些的公众号如“央视财经评论”在2014年12月26日达到了20822的阅读人次,但该日期之前鲜有超过10000的。除此之外,其余几个公众号的阅读人次基本维持在1000到8000之间。①可见,相比于这些节目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其微信公众号的运营状况相去甚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落差呢?若要充分发挥微信公众号的优势,传统媒体就必须充分了解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并结合本节目的特色进行有效运营。目前,微信为公众账号平台提供了用户分析、图文分析、消息分析和接口分析四方面的分析,其中前三个方面的分析对于各公众号的推广和消息生产及发送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用户分析: 精准分析用户来源,有针对性地推广宣传。用户分析是由用户增长和用户属性两个模块组成的。用户增长模块包括精确的数据和直观的图形,通过分析每日用户增减数量,可以推测出用户的偏好。新增功能“增长来源”一项可以帮助公众号直观地分析用户来源,有的放矢地进行公众号推广。以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为例,其增加订阅户的渠道包括:(一)在朋友圈中看到朋友的分享,遂添加该公众号;(二)在电视节目中或官方微博上扫描该公众号二维码;(三)通过其他公众账号添加该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对这三种渠道获得新增用户的多寡进行分析,之后便可有侧重的进行公众号推广和宣传。 二、图文分析: 深刻洞察用户偏好,击中用户深层次需求。图文分析由图文群发和图文统计两个模块组成。具体指标有:图文页阅读次数、原文页阅读次数、分享转发次数、微信收藏人数和阅读渠道等。通过阅读、分享、转发、收藏人数和阅读渠道的数据可以推导出哪些类型的文章更受用户的认可,哪种类型的文章会促使用户进行分享、转发与收藏,用户更倾向于从什么渠道来阅读推送文章等。电视新闻评论节目在了解用户的偏好之后,便可多做用户想要了解的新闻,并在微信公众号中以用户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内容分享。 三、消息分析: 收集用户反馈,结合电视节目实时互动。消息分析由消息分析和消息关键词两个模块组成。数据指标包括消息发送人数、消息发送次数、人均发送次数和消息关键词等组成。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知道用户感兴趣的主题以及用户对于节目内容的意见和观点,进而在公众号自身风格和用户偏好之间达到动态平衡。对于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这种直播节目而言,相比于报纸、广播更易实现实时的、视觉感官的互动与观点切磋,电视媒体应该好好把握这一点,更好地发挥微信公众平台的功能。为了满足用户在接触媒介时的期待与需求,传统电视媒体在借助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时,要结合自身特色,充分了解用户需求,结合新媒体平台已有功能,实现实时互动。而相对于一般新闻节目,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的特色在于其评论员评论部分,这是独立于新闻本身的人类智慧、经验和知识积淀。如果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与用户的互动,再加上主持人的意见领袖作用以及节目的品牌效应,方可借微信这个平台更好地实现二次传播。如果再能将微信公众平台作为其节目生产、营销的有机部分,便可将传统品牌优势向新媒体领域延伸。基于用户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需求满足方面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E•卡茨提出了“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媒介期待—媒介接触—需求满足”的因果连锁过程,即“使用与满足”过程的基本模式。 一、媒介期待: 和用户相遇,有多种渠道。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有两个条件,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其一是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一个微信公众账号要想吸引人们订阅,必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并给人们提供方便的订阅路径。传统电视媒体想做好微信公众号的宣传,可以充分利用其已获得群众基础的电视节目,甚至包括已经运营得相对成熟的官方微博,在上面投放二维码等。另外还可以和其他微信账号达成合作,互相在消息中附带对方的账号信息或二维码进行宣传。其二,媒介印象即受众对媒介满足需求的评价,是在过去媒介接触使用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有数据统计显示,订阅号有非常多的阅读量来自朋友圈,这符合2/8分布原理,“20%的用户到订阅号里面去挑选内容,然后80%的用户在朋友圈里去阅读这些内容。”②由此看来,有着大规模粉丝号的账号如果不能生产有吸引力的内容,同样无法提升阅读数。因此,要想提高阅读量,则需要人们乐意转载的文章,而这类文章通常都是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甚至是可以体现出用户的消息较为灵通和不俗品位的类型。 二、媒介接触: 深度互动是关键。接触之后,根据对文章的喜爱程度,以及对历史消息的浏览,用户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公众号进行订阅。要想变一次关注为长期关注,公众号必须定期生产出优质的内容并加强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同时也要加强节目本身和微信公众号之间的互动。首先,要提前预热。微信公众号的节目预告本质是良性的,但一定要避免形式单一、过度严肃和缺乏温度,而最好对新闻有一个大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增加一些拉近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的信息,如选题过程、演播室实况、语音播报当天节目预告等就更佳了。其次,深度互动。在节目播出之后应及时收集用户反馈,包括对于选题的意见或建议,或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不同视角解读等。刷选其中有价值的观点,集中起来在微信上进行分享,甚至可以加上一些主持人点评或意见切磋。这种对话的形式所形成的深度互动,以及每期节目本身所提供的天然讨论素材,可以将节目的价值链延长,将评论类节目的优势体现出来。除了微信上与用户的互动,更要将节目本身和微信有机的结合起来,直播节目可以尝试在节目中插入微信公众号收到的观点反馈。举一例,《新闻1+1》公众号在其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的节目《南京虐童案,依法还是依情》中,就将其在微信投票中得到的结果和现场听证会得出的结果进行对比,结果反差极大,得以引发人们思考。第三,保质保量。目前,很多传统媒体微信公众号发送消息的质和量得不到保证,有些甚至接连数天不更新消息。要保证公众号消息发送的质和量,需要注意几点:其一,加强节目组新媒体方面的人才配备,包括上一点中提到的收集用户反馈并编辑成有效内容,也需要有足够的新媒体工作人员来保证。其二,在每期节目预告同时回顾上期节目内容,图文消息需含多种内容形式以符合不同用户的需求;整理节目文稿或新闻评论给那些有充足时间想了解节目内容却没有无线网络的人群;还有语音回复关键字给那些想快速了解节目的人群。其三,文章的质量和形式符合用户期待相对于文章数量更加重要。以公众号“假装在纽约”为例,该公众号一般每日仅一篇文章,就一个热点问题或现象展开思考,进行评论,言辞幽默,又引人思考,其每则消息基本都能获得60000以上的阅读人次。因此,传统电视媒体在推送文章时,可以尝试一些符合新媒体传播规律的方式,如以新闻评论的方式来替代原来的节目回顾。 三、需求满足: 用户态度直接决定其行为。用户接触使用媒介后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满足需求,一种是未满足。无论满足与否,都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选择使用行为,人们根据满足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对媒介的期待。当一个公众号未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或者说它不能够为用户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时,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信息过载,订阅了过多的公众号而没有时间去一一阅读时,人们对于下一个公众号的订阅显然会抱有谨慎的态度,甚至会取消已订阅公众号。信息到达率并不等同于信息接受率,用户的参与度并不意味着满意度。③只有以用户需求为基础来进行微信公众号推介内容的建设,才能真正使得该公众号的设立有益于节目的收视率和反响,公众号的设置才不会如同鸡肋。需注意的是,使用与满足理论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传统媒体在迎合大众口味的同时,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底线。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具有社会性和政论性,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舆论引导大众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在用户喜欢的言论和起引导作用的言论之间做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传统电视媒体若能巧妙地把握住这一平衡点,并从观念上重视新媒体,将其渗透至节目研发、生产及推广各个环节中,和新媒体实现真正的媒介融合。当独到的观点插上技术的翅膀,电视新闻评论一定会如虎添翼。(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传播革命下传统媒体舆论引导的困局与管理体制创新研究”(14CXW008)以及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广播电视体制‘中国模式’的建构”。 作者:吴静 张春华 单位:南京财经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质量的提升 电视新闻评论,是运用电视传播手段做出的新闻评论,是电视传播媒介对当前重大新闻事件或重要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做出分析判断或述评的一种电视报道形式,是引导社会舆论,实行舆论监督,指导生活和工作的重要体裁。[1]国内,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随着广播电视行业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的提高,人们对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办于2004年的《新闻启示录》栏目想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收视新格局中保有自己的话语权,势必要突破十一年老栏目的种种框架格局,让节目耳目一新。而这其中,栏目承接的大量政治倾向性很强的宣传任务,无疑让栏目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类选题毕竟不如民生类或事件性新闻“好看”,如何才能让这些看似“沉重”的选题变得有吸引力,这就要求制作人员必须强化创新思维,掌握“举重若轻”的本领,让这些选题变成可视性强、生动活泼、信息量丰富的节目。为此,《新闻启示录》栏目做出了一系列大胆尝试。 一、重视节目选题的策划 电视新闻评论的选题策划工作,是做好电视新闻评论的先决条件,也是电视新闻评论众多操作环节当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评论选题,不但能够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并且能够有效提升新闻媒体自身的品质。《新闻启示录》栏目的定位,主要面对的是主题性报道(以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主)的选题,而主题性报道一般都比较厚重,政治性强,敏感度高,表面看起来,不像民生类的社会性选题那样,与人们息息相关,因此很难吸引观众的兴趣。这个时候,重视并优化选题策划就显得尤其重要。优化新闻评论选题策划,重在抓“两头”:一头是深刻理解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宣传精神,并与从实际中调查掌握的具体事实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宣传政策法规,让观众及时了解时政大局的作用;另一头,也是更重要的一头是,从观众关心的角度去考量,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引导舆论,充分体现主题性报道的贴近性和服务性。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了。《新闻启示录》栏目做了一期宣传新环保法的节目。看起来,这个节目无疑是一个政策解读的节目,那么,如何才能让节目不流于一般的政策解读,使观众欣然接受呢?首先,在着手选题策划的时候,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新《环保法》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关键“两头”中的“一头”。唯有如此,才能正确把握政策法规,才不至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为此,编导对新《环保法》进行了反复认真学习,并找来旧《环保法》进行比较阅读,不仅理解了新旧《环保法》的异同之处,同时也明确了新《环保法》在法律规约和处罚力度上,都是“史上最严”的环保法。其次,也就我们所说的更重要的一头,如何从观众关心的角度去有效地进行议题设置。如果仅仅对新旧环保法进行对比解读,同样会让观众觉得事不关己,无法吸引观众的眼球。经过反复斟酌,我们最终把议题聚焦在“违法成本”上。从这个既通俗易懂同时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点出发,对新旧环保法进行了比较解读,必将引起受众的极大关注。以南平市一家污水直排闽江的造纸厂为例,《新环保法》实施之前,环保部门立案查处,不仅下达了停产通知书,还罚款4万元;但企业对执法视若无睹,继续排污。而《新环保法》实施之后会有什么不同呢?记者采用图文形式,算了一笔经济账,按《新环保法》处罚成本将高达数十倍!这就让观众瞬间一目了然:原来“违法成本”如此之高!紧接着,主持人继续追问“新的《环保法》能不能改变这种尴尬的局面”,这也是从观众最关心的议题出发进行追问。到这里,观众最想知道的肯定是政策有了,执行是不是有难度,或者说是不是就能付诸实行呢?通过这种轻松而有条理的梳理,不仅政策解读到位,更重要的是让观众一目了然,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样的解读贴近观众的视点和心理,避免了生搬硬套的说教,让观众轻轻松松地了解政府的政策。而当期节目省网的收视率达到2.4%,也说明这种方式为观众所接受。 二、深入挖掘新闻事实 主题性报道容易给人距离遥远的感觉,一般都比较难以吸引观众的兴趣。再加上地方台的弱势,如采访空间有限,难有轰动效应的大题材等等,因此地方台要办好新闻评论类的节目,必须另辟蹊径,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并从中发现其内在的新闻价值和评论意义。如何深入挖掘新闻事实,对地方台来说,重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所谓“从大处着眼”,也就是着眼于党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注重新闻事实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绝不可有半点背离;“从小处入手”,则必须从本土的新闻事态出发,敏锐地发掘新闻事实的贴近性和可看性。从“大”到“小”,再从“小”到“大”,如此循环反复,方能实现深入挖掘新闻事实的这一过程。为此,我们的主创人员必须更加贴近社会、贴近生活,从鲜活的新闻事实再出发,去芜存精,精益求精,在大量的新闻事例中筛选出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那一个”。正如柴静所说:“作为站在新闻工作最前线的人,职责本身要求我们找到‘带露珠的新闻’、‘冒热气的新闻’,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接近事实,从实地采访中全面、准确地掌握第一手素材,梳理清楚,传递出去。”[2]福建自贸区对福建人来说是一件大事。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也用了专门的段落来表述“如何加快自贸区建设”。如何做好自贸区的宣传呢?显然,对普通观众来说,自贸区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才是他们最关注的。《新闻启示录》2015年1月6日播出的《自贸区?淘的不仅是便宜货!》从一瓶进口红酒说起(“从小处如手”),具体解释为什么它能够比市面价便宜30%,甚至一半。它变得便宜的原因是,得益于厦门关区从上海自贸区复制推广的一项监管创新制度———保税展示交易。从这样一个具体生动的事例入手,由点而面,不仅贴近观众,而且也把本来十分复杂的自贸区政策解读得形象易懂,一下子就没了时政新闻给人的刻板印象。可见,对这类主题性报道,从生动形象的事例入手,通过典型细节,更容易打动人心。 三、注重动漫元素在节目中的应用 《新闻启示录》栏目改版后,为自己确立了一个新的指标,那就是着手打造轻松活泼的节目风格。为实现改版后的定位要求,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加入了动漫元素,如动漫人物、动漫语汇等等,从而一改以往新闻评论类节目刻板、教条的面貌,增添了新闻评论的趣味性和艺术美感,从而激发起广大受众更大的收视热情和想象空间。动漫人物高小山,是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栏目新的一员。让高小山参与其中,甚至用高小山的视角去体验去觉察,使新闻评论的叙事显得更活泼、更生动。以《闽塔合作:不仅是“龙虾牛肉”》为例。“海鲜牛肉哪里有,永辉超市走一走。没错,高小山要带大家去的就是熟悉的永辉超市……”由高小山带着观众去永辉,这种感觉就像邻居大妈去了超市发现有优惠特意来告诉我们一样,瞬间就能带动起大家的兴致来。之后再来一段“别的咱不说,高小山当场掏出计算器算了一下,就拿最诱人的澳洲樱桃来说吧,现在进口一斤要80多元人民币,卖价100元人民币,自贸协议生效之后,一免税,进价差不多只要60元,咱们普通老百姓七八十元也就能买到了。”改版后的节目,一下子没了时政节目的严肃和一板一眼。在这里不得不说,高小山变成了一个知心人的角色,让观众瞬间眼前一亮。而在一贯以严肃和理性著称的新闻评论节目中,使用高小山这样一个角色无疑是一种尝试和创新。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为配合高小山这个动漫角色,节目的解说词风格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上市?农业也逆袭!》是一期以现代农业为主题的专题,编导从一朵香菇的神奇之旅开始。解说是这样写的“在车间里,首先要对分拣出来的香菇进行去蒂、修整和清洗,之后,一身清爽的香菇们就被放入自动削片机,打磨出整齐好看的造型。……再配上各式各样好看的外包装,引人注目的‘白富美形象’一下子呈现出来,‘乡土气息’瞬间消失不见了!”再配以轻松欢快的音乐,从而生动活泼的展现了香菇的工业化流程。而这个过程不仅使小香菇们的逆袭之路形象生动,也让我们的节目瞬间活泼、生动了,可看性更强了。 四、强化节目评论的思想深度 电视新闻评论的社会舆论价值在于“深”。无论如何改版,深度报道和深度评论,始终是第一位的工作。那么,如何衡量新闻评论的思想深度?关键就在于,你的新闻评论是不是揭示了问题的根源?是不是剖析到事物的本质内涵?是不是及时反映了社会舆论,并正确地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真正起到党和人民“喉舌”的作用?马克思早在1849年就明确指出说:“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因此,新闻评论要达到一定的深度,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喉舌”作用,首先就必须加强节目的深度,使之能够在反映社会舆论的过程中给人留下深刻的思考。为了加强评论,《新闻启示录》栏目改版之后采用连线专家的方式,通过主持人与专家的互动,主持人的追问等方式来加强评论,提升节目的思想和理论深度。在《一本暂住证,办了一年多》中,节目首先梳理了吴女士为了办一本作为孩子入学材料的暂住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了一年多更换了三张身份证,但这暂住证却始终没能办成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谁应该为之负责?这些问题正是观众心里最想知道的。编导抓住了受众的心理需求,马上来了个连线。而专家给出如是回答:“这实际上是行政机关的责任……实际上你没承担起这个责任,而且最后是把责任转嫁给行政相对人,让他们千辛万苦跑来跑去,不断被踢皮球。”一下子清晰明了。然而,事实如此,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是观众最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的,毕竟每个老百姓都可能会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这时候主持人又进行了追问。这时候连线的好处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主持人与嘉宾面对面的交流,容易梳理这些层层纠结的问题。而当吴女士一年多的奔波,终于有了结果。这把她感动得当场下跪。主持人又问:“看到这一幕,真是让人心酸!不知道林教授有什么感想?”嘉宾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实际上应该是相关政府部门的主官或者工作人员下跪,至少也要鞠躬道歉,因为是他们懒政造成的……”看到这里,相信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吧。而这样的连线不仅能够引导观众思考,更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像这样有价值的连线和评论,在现在的《新闻启示录》里几乎每期都可见。我想,通过揭示问题的根源,剖析事物的本质内涵,反映社会舆论、影响社会舆论,这是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作用,也是加强评论带来的效应。以上从各方面进行阐述,我们可以看到,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尝试,不仅反映着社会舆论,同时又引导着社会舆论。改版后的《新闻启示录》收视率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从省网全省十名之外,到进入前十名,前五名,甚至到前三名。这些数据说明这样的形式观众是认可的,改版是成功的。以上的总结只是试探性地做一些思考,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足矣。 作者:何艳娟 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突围之道 对于电视新闻评论这个节目的实际含义,学界有着众多看法,认为新闻专题和评论间有差异存在,笔者认为,评论在节目当中会有观点出现,也是针对新闻所报导的事件而产生的看法,有着非常强的倾向性。譬如《:焦点访谈》主要就是追踪报道时事、分析新闻背景、透视社会上的热点、评说大众话题,虽然这大部分都是报道,但是其中有分析、评说,应该作为评论节目来看待。因此,本论文探微的评论节目包括社论、时评以及一些专题评论节目。 1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的发展现状 1.1传统媒体所具有的权威性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以前传统媒体垄断了话语权,广大受众没有表达的机会。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博客技术平台、论坛技术平台、微博技术平台等,网络可以很容易的进行自我表达。因此,网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言论和意见;除此之外,网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舆论的现象,新媒体这种声音在社会热点事件当中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当发生新闻事件之后,很多网民会利用新技术在传统媒体之前发表自己的意见,通常还会被一些传统媒体所转载[1]。例如:深圳富士康当中发生的员工跳楼事件,在网上快速传播。笔者曾在网上以“富士康”作为关键字进行搜索,找到了2500条天有关结果。当这些微弱声音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实际影响力将会非常巨大,传统媒体和这一情况相比权威性以及影响力都减弱了很多。 1.2传统媒体对新媒体事件的反应不够及时人们应用新媒体可以及时对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当发生了热点事件之后,各大网通过写博文、发微博不断传播、转载以及扩散这些消息。而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想要报道和评论一个事件,要在固定的时间才能播出。通常都已经过了热点时期,当对旧事件还没有作出反应,又会发生新的事件,这样即使事件报道具有较强的深度,也不会被受众所关注[2]。可见,以往的节目模式致使媒体不能作出及时反应,这就是新闻评论节目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1.3电视媒体的经营机制严重的冲击了新闻评论节目随着媒介的融合,媒体逐渐向着商业化方面发展,媒体与媒体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致使媒体的急于求成,只关注眼前的利益。目前机制之下,电视台绝对不会允许节目收视率一直处在一个水平之上。所以,电视黄金时间通常都会被那些流行的节目取代。大部分电视台对版面进行调整,特别是各地卫视办众多娱乐、情感、相亲以及选秀等一系列节目。因为评论节目有着固定的收视人群,如果新闻事件不重大收视率就不会高,且评价权威性以及影响力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培养。所以,电视评论节目经常会被调整到冷僻的时间,有时却完全被取消。 2突围之道 2.1对节目结构进行调整,使节目更具时效性从存在于电视节目当中的缺陷而言,新闻评价节目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整。首先,对节目类型进行调整,促使评论节目更具即时性,多播放一些日播评论节目。当然,要合理的搭配节目的结构,可以适当增加一些即时性非常强的评论节目,来回应社会上发生的热点事件,增加一些当天评论节目来解说重大事件,针对那些非常重大的新闻,可以将固定的节目中断,让评论员进行直播。也就是要根据新闻特点来明确它们的比重,然后对节目的结构进行调整,将反应不及时这一问题解决,使节目可以更具时效性[3]。例如:教育部所制定的教育改革试点,针对此话题,央视当晚就在《共同关注》这个节目当中邀请了杨禹作出了评论,此种及时的评论对于人们来说可算是“及时雨”。除此之外,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新闻1+1》这个节目快速的反应了社会上的一些热点事件,并作出及时的评价,如:针对警方查封北京“天上人间”这一事件,很快《新闻1+1》就播放了不论是“天上”还是“人间”都零容忍。在节目中当白岩松完评价之后,网络上作出了较强的呼应,第二天新浪上以“白岩松说天上人间已经被神化,且查封系挑战特权”这一标题被众多网民所转载。当时笔者以“天上人间”和“白岩松”作为关键词在网络上进行搜索,竟然搜索到31300多条相关的链接。在媒体融合这个时代当中,评论节目必须具备时效性,所以,新闻媒介一定要对时效性加强重视。 2.2构建一支专业评论新闻的队伍,将节目的特色凸显出来评论新闻节目的人员必须具备非常高的素质,不但要有渊博的知识,还要具备随机应变能力以及解读政治能力[4]。通过深入研究发现,如果想要将评论节目的特色展现出来,评论员还要坚持表达风格化以及个性化。例如:江西电视台播放的《传奇故事》这个节目,它并不属于新闻评论节目,可是金飞却在节目当中插入了一些点评,解说了一些重点内容,这使此节目变得非常受欢迎。所以,想要将电视评论节目办好,就应该培养一批评价新闻的人员,对专业人才进行挖掘。可以从本台记者当中、编辑当中、主持人当中挑选出具有潜力的人才,然后对他们进行专业性的培养,还可以邀请一些专家来评论新闻事件。当发生重大事件或新闻时,可以通过电话连线嘉宾,还可以请嘉宾到直播室中进行直播。 2.3积极结合新媒体,使节目更具互动性以往的评论节目,有着单一的形式,通常都是主持人一直的评说,这样就使节目变得枯燥乏味,这些不关注受众感受以及需求的节目,自然就不会有较高影响力和可看性[5]。如今受众有着多样的选择,假如想使节目吸引受众眼球,就应该具备创新的形式。在新媒介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节目完全可以按照所发生事件的特点,利用网上跟帖的方式进行相应讨论,让各个类型的观众都可以参与到讨论当中,应用手机3G技术方式、QQ视频连线方式等进行直播,引导更多受众积极参与到其中,让受众的意见可以在这里得到呈现与沟通。广大受众的积极参与不但会使节目增添了互动性,还增添了新鲜活力,使节目更具生命活力。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媒介融合这一背景之下电视评论节目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笔者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突围之道,例如:对节目结构结构进行调整,使节目更具时效性;构建一支专业评论新闻的队伍,将节目的特色凸显出来;积极结合新媒体,使节目更具互动性等,希望电视新闻评论这一节目可以持续发展。 作者:丁婷婷 单位:北华大学 新闻评论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研究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大环境为网络媒体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良好环境。新闻评论是针对生活中近期发生的,具有普遍意义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议论,讲道理以及直接发表意见的一种媒体,是政论性媒体的一种新闻载体,同时也是新闻宣传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一、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 跟随着时展的潮流,新闻媒体已经成为当前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的手段,与其他的新闻媒体一样,解决了生活中许多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新时期的报纸新闻评论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在研究报纸新闻评论的时候要换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形式去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地发挥报纸新闻评论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在于,能够传播客观正确的信息,尊重事实,并且针对事实进行说理,发表意见,充分地还原社会真实形态。研究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意义还在于明确新闻报道的思想政治意义,深化报道的主题,从更远更高的角度来全面地评价社会客观事实,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重要的发展意义和作用。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 (一)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写作的转变,首先就表现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专栏化的发展。专栏发表评论的这种形式,其实在我国早期的报纸上就已经出现过,但是真正的报纸新闻评论专栏性发展是在七八十年代之后。专栏性的发展使得在报纸上有一种固定的新闻评论形式,并且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活跃报纸的内容,在新闻评论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期新闻评论向专栏化发展,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稳定性。有着自己独特的和稳定的风格,备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再加上新闻评论在报纸分布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也有自己的特点,更便于群众了解社会信息,关注社会动态。 (二)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有了很大的突破。主要在语言风格方面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是在新时期新社会条件下促成的。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新时期语言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语言使用更加追求与形象生动相结合。虽然说,大部分的新闻评论是以政治舆论作为导向的,再加上新闻媒体本身具有严谨的语法修辞。但是在新时期,要使得一篇新闻评论有较强的合理性,并且质量还要高,就需要在新闻评论中加入一些生动的语言,让生硬的语言变得更加的通俗,同时,也增加了说服力,让人民群众更加容易接受,从而达到新闻评论本身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在语言上的发展,还表现在要求一篇好的新闻评论不仅在语言上用得准确,而且在修辞手法上还要精炼,要讲究一定的大众化,这样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更加容易接受,让新闻评论充分地发挥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三)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的要求对新时期报纸新闻评论工作者,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学识渊博,业务精通。也就是说,新闻评论工作者在工作的时候要不断地加强自己的思想政治修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积累,还有业务的训练,做到不仅要精通政治,而且还要懂得经济等,为新闻评论工作的质量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再加上新闻评论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需要新闻工作者有很高的见识,知识丰富。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应该丰富自己的想象力,涉猎更多的领域,获取更多的知识,开拓自己的眼界。其次,要求新闻工作者还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新闻工作者要有朴素的工作作风,这样写出的新闻评论才具有一定的真实特点,能够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根据客观的材料进行客观的分析,从而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新闻工作者还应该深入实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进行实地调查,解决实际问题。最后,作为新闻工作评论者还应该具备艰苦奋斗的精神,科学严谨、清廉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去一些条件艰苦的地方,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 三、结语 总之,新闻评论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有了一定的突破与进展。报纸新闻评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其作用已经扩大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其写作方式以及语言风格,还有对写作的要求是迥然不同的。在新时期,新闻媒体评论有了重大的突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积极地发挥了新闻评论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的进一步领导之下,新闻评论也随着党的政策,在内容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在选材上也更加的广泛,还有在写作上也更加的规范,对我国现代新时期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作者:田文广 单位:吉林日报 新闻评论论文:电视新闻评论的创新 一、语态创新:人性化的视角 1.两位主持人说新闻。传统的新闻节目,都是由主持人读记者事先写好的口导内容,而《通天下》则通过两位主持人聊天的形式,引出节目内容。2015年1月16日有一条新闻《监拍老人为争抢座位激烈互殴》,当时男主持人对女主持人说:“下面要看到的这条新闻有些尴尬。”女主持人配合地说到:“哦?什么样尴尬的新闻呢?”男主持人揭开谜底:“都说这公交车上年轻人不给老人让座特别没教养,但是年轻人给老人让座后,两位60多岁的老人却因为抢座打了起来。”在两位主持人一唱一和的聊天中,自然引出了下面的新闻。主持人说新闻这种播报形式,顺应了当前话语类节目流行的趋势,迎合了当今观众的需求。观众在收看节目时,仿佛身处一种聊天的状态。两位主持人不仅以说的方式引出新闻,还以说的方式对新闻发表评论。2015年3月22日有一条新闻《河北一官员上班卧床接访》,男主持人先说“:群众来办事,作为官员,在办公桌前坐好,掏出笔记本,做好记录,根据诉求做好解释,这是最起码的流程了。而这位负责人居然在长达14分钟的接访过程中躺着就把工作完成,也难怪会让群众产生‘难道上访群众就连一点尊严都没有么?’这样的质疑。”接着女主持人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掷地有声地提出‘有权不可任性’,而这‘卧床接访’不就是对‘权力任性’的生动注解吗?对这样的现象绝不能心慈手软,必须用响亮的耳光打醒,权力是用来服务的,不是用来‘任性’的。”这样的评论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当主持人与观众观点一致时,就像观众在发表意见,而观点不一致时,又像是对方在与自己争论。在这种虚拟的聊天过程中,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情感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所以,主持人说新闻,这种看似平淡的节目形式,成了《通天下》这档评论节目的最大特色。 2.犀利语言,个性评论。电视新闻评论节目有时是电视节目中的杂文,尤其是在面对丑陋和黑暗时,电视新闻评论必须如匕首般犀利,才能触动人心,警醒世人。《通天下》对新闻事件就事论事,不打官腔,不模糊概念,不笼统不敷衍,这些特质仅从节目标题就可见一斑。比如《明星吸毒凸显“偶像道德危机”!》、《无良保姆虐婴不能止于道德谴责》……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标题在《通天下》中有很多。节目通过标题表达立场,犀利泼辣。发问、追问、质疑、愤怒,这些都是节目的常态表达。在一条《官方推标准广场舞被指“任性”》的新闻中,主持人说:“广场舞国标可不是个小事啊,这可是关系到全国亿万大妈们的头等大事啊!你看,网友们的问题铺天盖地地跟着来了:有人说《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等舞曲早已是大妈们跳熟的舞,非逼着她们改动作,大妈们能乐意吗?况且,既然已火得不能再火,还用得着推广吗?同时,广场舞经常举办‘舞会赛事’,如果大家跳得都一样,难道按动作整齐度来评判吗?哎呀妈呀,网友问题可真多,我总结了一下,汇成一句话就是广场舞到底需要国标吗?”《通天下》中诸多无官腔而有血性的评论,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感情距离,节目愤怒着观众的愤怒,痛苦着观众的痛苦,快乐着观众的快乐,感染力强。有时,评论员一些个性表达既犀利又真实。2015年3月21日的节目中,在评论“滴滴快的专车再‘发力’,出租车行业‘狼真的来了’?”的话题时,特约评论员惠天博士说道:“改革是必须的。动手是要慎重的。改变利益格局,从来就得有一点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当然不相信哪天会来神仙帮我们搬走大山,但我们应该相信量变引发质变的基本规律。”评论是新闻的最高台阶,它起到了灯塔般的导向作用。电视评论员的价值有可能超过新闻报道,好的评论员往往能吸引一批固定的观众。在电视评论节目中,选好时事评论员至关重要。河海大学商学院教授陈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汉平、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南京党校教授惠天、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朱强、南京名嘴言亮……这些都是目前活跃在《通天下》节目中的特约评论员,他们都在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堪称某一领域的专家。他们的特色决定了评论节目特色。 二、传播模式创新:丰富的电视手段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将新媒体的媒介属性更好地融合到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生产和传播中,是丰富电视传播手段、提升传播效果的重要方法。电视新闻节目的成功,不仅需要提高节目的内容和品质,更需要注重电视手段的运用。电视主要由画面、声音和音乐三个部分组成,电视围绕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表达,才能突出视听效果。《通天下》作为一档晚间档的创新节目,新颖处不仅在于其评论内容的多元化、深入性、媒介融合性,以及评论语态的不断突破,还在于其丰富的电视手段的运用,即在利用口播评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图像评论的功能,并运用人物同期声、画面、字幕、现场连线等多种符号组合来凸显电视评论的功能意义。 2015年1月底,江苏省“两会”期间,《通天下》推出《全景“两会”》特别节目,其中运用到了多种电视展现手段。比如“图说‘两会’民生”小板块中,编导将老百姓关心的民生话题,用动画的形式一一展现,然后由大屏播出动画和字幕,配合主持人现场解说。这样的形式扭转了政府新闻枯燥乏味的旧态,让观众通过眼看动画、耳听讲解的方式,了解和自己密切相关的民生政策。2015年1月31日《全景“两会”》节目中,请来两位江苏省人大代表:南京市胸科医院副院长唐进、江苏海安高级中学校长吕建,一同探讨医疗和教育的话题,场外记者还连线到一名来自苏北县城的中学教师、省人大代表秦伯萍,畅谈如何让苏北的教育“跑”起来,场内场外通过视频连线进行互动。这样的节目形式有效增加了节目的立体感和参与度。除了代表委员建言献策,百姓也可以发表意见。“微信议政畅聊‘两会’”板块中,网友可以事先将观点发到节目的新媒体平台,编辑整合编排后,将这些观点呈现在电视节目中,实现了新媒体和传统电视的融合。 作者:莫妍坤 单位: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 新闻评论论文: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论文 1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选择与数据筛选 1.1综合性门户网站及新闻选择我国有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4大综合性门户网站。新浪成立于1998年12月,主要产品服务为新浪新闻、无线增值服务、博客、播客、邮箱、UC、爱问搜索等;搜狐成立于1998年2月,主要产品服务为搜狐新闻、搜狗输入法、校友录、房产网、图行天下等;网易成立于1997年6月,主要产品服务为网易内容频道、网易社区、电子商务、即时通讯(网易泡泡)、在线游戏、邮箱等;腾讯成立于1998年11月,主要产品服务为即时通讯、浏览器、电脑管家、邮箱、下载工具、词典等。虽然四者都提供新闻评论功能,但只有新浪和网易能提供全部的且基本有效的评论者位置信息,因此只能选择它们为对象。新闻选择基于3条原则:①在新浪和网易首页要闻区,且时间、标题和内容基本一致;②网民关注度比较高,即受众群体大但又不具有鲜明群体特征;③参与人数和评论数不能过少。笔者经过跟踪,最终选择总理于2012年11月20日对泰国进行正式访问,在离开机场后直接前往泰国中华总商会与泰国华侨华人代表会面并发表的讲话为对象。新浪网的标题是“:我还有几个月就归隐希望人们把我忘记”,转自长江网,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上午8:44。其第1条评论出现在8:52:16,是湖北武汉的一位手机用户。评论日期不间断持续到了12月1日,共59099人参与,8175条评论。在新浪2012年11月18日~25日一周的所有新闻中,其点击率排名第4位,评论数排名第1位,具有高关注度和典型性。网易的标题是“谈退休:为清白也要死得诚实”,转自人民网,时间为2012年11月22日上午8:53。其第一条评论出现在8:58:42,是一位名为“雪夜百斩”的山东省济南市网友。评论日期不间断持续到了28日,共71014人参与,946条评论。 1.2数据筛选为了使研究更科学,笔者从5方面对数据进行了筛选。①只选择初次评论,对于初次评论的跟帖不予统计;②对于发自电脑的评论,只保留同一网名评论的第1条;③对于手机用户,根据评论内容和语气明显是同一网民的只保留第1条;④对于30秒内来自同一地区的手机评论一般只保留第1条,除非明显不属于同一网民;⑤地区显示为港澳台和外国的评论一律剔除。这样,就基本建立了评论与评论者的一一对应关系。经过筛选,新浪网确定评论7827条,网易799条。 2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时间分布特征 2.1新闻评论数随天数的变化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数随天数变化(图1)具有3个特征:①两网站新闻评论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前两天,且以第1天最多。其中,新浪前两天的新闻评论数为6592和1195条,分别占总数的84.2%和15.3%;网易前两天的新闻评论数为732和53条,分别占总数的91.6%和6.6%。②两网站的新闻评论随天数的推移骤降,并从第3天开始基本趋于平缓,数量也都降到了11条以下。此外,由于新浪的评论数基数大且每天数量都比网易多,因此其变化较后者更为强烈。③两网站新闻评论时间都很短,新浪为10天,网易仅有7天。 2.222日新闻评论数随小时的变化由于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都以第1天为主体,因此对其随小时变化的分析针对这一天进行(图2)。此外,由于两网站新闻的时间都接近9点,8点评论数仅有13条和1条,因此分析从9点后开始。变化特征为:①两网站新闻的最高评论数都出现在9点。②二者整体变化趋势迥异,新浪呈现明显的“V”字形,最低点出现在15点,仅有231条,23点则高达577条,仅比9点的597条少20条;网易除了13点和17点略低外,基本处于逐渐递减的变化形态。③新浪在各时间段的评论数都比网易高出数倍,其变化幅度也较网易剧烈。 3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特征 3.1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变化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变化(表1)的特征为:①两网站新闻评论者涉及省级行政区都主要是集中在22日和23日两天。新浪在22日和23日对大陆31个都涉及,网易则22日涉及了29个,23日涉及了16个。其中,网易22日未涉及青海和西藏(后来一直未涉及),23日未涉及福建、甘肃、贵州、海南、吉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山西、陕西、西藏、新疆、云南和重庆,其他均为二者共有。②从24号起到29日两网站涉及省级行政区数量都很少,新浪为11个,网易为8个。其中,仅有24日二者共有浙江,其他则都不相同;除了26日二者都只涉及了1个省区外,其他日期新浪都比网易数量稍多。③各省级行政区的评论数量也有较大差异。同等位序省区的新浪的评论数量都是网易的10倍左右,其中广东在新浪和网易都最高,评论数量为1844和164条;新浪排前5位的是广东、天津、江苏、陕西和浙江,后5位的是吉林、宁夏、海南、青海和西藏;网易排前5位的是广东、北京、山东、江苏和浙江,后5位的是贵州、内蒙古、海南、新疆和宁夏;各省区在两个网站的排名差别较大,只有广东、浙江和甘肃位序相同。 3.2不同省级行政区内涉及区域对各省级行政区而言,评论者的地区扩散也是不一致的(表2)。我们采用扩散指数帮助说明,其等于评论者涉及区域数量/省级行政区地区总数。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4个直辖市作为特例不加分析。分布特征为:①广东、江苏和河北的新浪扩散指数为1,而网易则没有1的,最大的为河北0.91。②青海和西藏的网易扩散指数为0,而新浪最小的为青海0.13。③在27个省级行政区中,新浪扩散指数在0.8以上共有8个,0.5以下的6个,以0.5-0.8区间的最多,达到了13个;网易扩散指数在0.8以上的有河北、福建、江苏和浙江,0.5-0.8区间的有10个,0.5以下最多,达到13个。④新浪扩散指数和网易扩散指数的相关系数达到0.77,二者在变化上具有较强的一致性。⑤扩散指数与省级行政区地区数量关系不大,但与地区有很大关系,东部地区除了海南以外,扩散指数都在0.7以上;中部地区新浪扩散指数都在0.6以上,网易扩散指数除了河南为0.76外,其他都在0.3~0.6区间;西部地区的四川和广西扩散指数都在0.5以上,陕西、四川、内蒙古和贵州的新浪扩散指数在0.6以上,其他都在0.4以下;东北地区扩散指数都在0.5以上。 3.322日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特征3.3.122日分时段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特征22日分时段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图3)具有如下特征:①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区域数量和变化趋势都差别较大,9~23时新浪平均每小时涉及72.7个地区,网易则为29.9个,但同一时段都是前者多。②新浪和网易涉及地区数量都在9时达到最高值,新浪为89个,占全国地区总数的26.1%,涉及了除青海和西藏外的29个省级行政区;网易为55个,占全国地区总数的16.1%,涉及了除贵州、海南、江西、内蒙古、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外的24个省级行政区。③在完整1小时时段内,新浪的最低点61个出现在16时,网易的最低点9个出现在23时。④新浪在8时共涉及了北京、广州、深圳、武汉、无锡、西安、成都、天津和杭州9个地区,而网易仅有济南1个。⑤22日新浪评论者共涉及了222个地区,占全国地区总数的65.1%,平均每个地区评论29.7条;网易评论者涉及了168个地区,占地区总数的49.3%,平均每个地区评论4.4条。⑥新浪和网易共有地区138个,占22日新浪地区总数的62.2%,网易的82.1%。3.3.222日时段累积的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聚类为了寻找22日随时段后延新闻评论者空间分布的变化规律,我们对各省级行政区涉及地区数量进行了累积。从各省级行政区内涉及区域的变化情况看,新浪和网易不同,各省级行政区变化也不同。新浪对大陆内的31个省级行政区都有涉及,而网易则一直没有西藏和青海。新浪新闻评论者涉及地区的省区变化趋势归类结果是:①地区数量持续增长的是安徽、贵州、河南、江西、陕西、四川和广西;②快速增长后达到平衡状态的是广东、河北、湖北、湖南、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山东、浙江和新疆;③较短时间平衡后持续增长的是甘肃、黑龙江、山西和云南;④一直保持平衡状态的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宁夏、海南和青海。网易新闻评论者涉及地区的省区变化趋势归类结果是:①地区数量持续增长的是河南、黑龙江、四川和辽宁;②快速增长后达到平衡状态的是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河北、陕西、吉林、江苏、山东、浙江和内蒙古;③较短时间平衡后又持续增长的是甘肃、湖南、山西、云南和贵州;④一直保持平衡状态的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和宁夏;⑤较短时间平衡后持续增长,最后达到平衡态的是湖北、江西和新疆。 4影响综合性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的因素 4.1网站平台不同网站平台是导致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3种途径发生作用:①网站定位特别是主定位。其会在该方面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更完善的服务,从而形成网站优势,进而决定吸引的网民类型,如定位为C2C购物平台的淘宝网。对新浪和网易而言,前者的主定位是提供网络新闻及内容服务、微博,后者则为电子邮箱和游戏,因此网民看新闻的话一般更倾向于新浪。②网站长期形成的信誉和知名度。前者是导致网民访问过网站后重复登录并成为其忠实用户的基础,后者是吸引更多新网民的保证。新浪和网易在国内的知名度都很高,但前者更高些。③网站注册用户数量。由于很多网站只允许注册用户登录后才能发评论,因此注册用户数量就决定了潜在浏览并发评论的网民规模。目前,新浪和网易的注册用户都已超过了5亿人次。 4.2网民上网习惯网民上网习惯也会对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网民本身是有空间分布的,所以其是否打开门户网站、登不登录、浏览不浏览新闻、发不发评论的行为习惯都会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①对于门户网站具有高粘度的网民,会在网页收藏夹或地址栏保存有网站地址以方便登录,甚至很多网民在正常情况下会每天至少登录一次该网站。②虽然很多网民会经常登录某门户网站,但其有无用注册名登录的习惯,也会影响其发评论的几率。③网民登录了某个门户网站,其是否关注首页新闻、是否浏览新闻频道、对哪些新闻感兴趣都会影响到评论者的空间分布。④注册用户是否具有发评论习惯,也会直接影响其空间分布。门户网站新闻评价主要有点击率、参与人数和评论数3项指标。其中,点击率是指某条新闻被网民点击的次数,其不需要登录即可,显示的是网民对新闻的关注程度,门户网站一般都不提供该数据;参与人数是指网民针对其他网民发表评论所表示的支持态度,单击评论后面的“支持”按钮即可,不需要登录且对不同评论都可点击;评论数指注册用户登录网站后对某条新闻发表的具体评论,必须登录且可重复评论。对新浪和网易而言,注册用户都有几亿,因此对选择新闻的点击率应该是极高的,但参与人数都未超过10万,而评论数仅有几千甚至几百,事实上都是由网民上网行为习惯决定的。 4.3区域状况区域已有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状况应该会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有重要影响。为了寻找这种规律,我们分析了省级行政区的评论数与GDP、人均GDP、人口、城镇人口和网民数量的相关关系。结果发现:新浪和网易的评论数与GDP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71和0.83,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为0.44和0.43,通过了0.0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51和0.62,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城镇人口的相关系数为0.70和0.82,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与网民数量的相关系数为0.77和0.87,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得出的结论是:评论数主要是网民数量、GDP和城镇人口的高度反映,和人口总量中度相关,和人均GDP关系较小。此外,各省区的扩散指数差异也说明了区域状况的作用结果。 4.4时间时间在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当中也具有重要影响,其主要是通过作用于潜在评论者浏览新闻及发评论的时间长度,进而影响参与评论者的数量及其时空分布的。时间发生作用的3种途径:①新闻在网站首页保留的时间会直接决定其点击率、参与人数和评论数,进而对评论者的时空分布产生影响。因为很多网民习惯于浏览首页新闻,而较少进入作为二级网页的“新闻频道”。对新浪和网易而言,首屏出现的要闻保持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4小时即被替换,除非进入“新闻频道”或是通过搜索引擎检索才能继续浏览。这也就是发评论主要集中在前两天的根本原因,实际上第2天的评论也主要发生在被替换之前的那段时间。②新闻在“新闻频道”的停留时间是决定评论持续时间长短的因素之一。其主要取决于新闻实效性和新闻更新率两者。③网民在现实中工作、学习和生活的作息时间规律也会对评论者的时空分布产生较大影响,但并不是说一定与作息时间完全相符。新浪网评论者的时间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此规律,但网易是否因为评论数少而规律不明显尚待进一步检验。 4.5上网工具上网工具也是影响评论者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目前,上网工具已经经历了由“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向“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的多元化转变。在无线通讯协议支持下,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突破了原来“地点固定”上网的时空局限,从而通过地点自由实现了对时间限制的减少,达到了影响评论者时间分布的作用。但必须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地点自由并未对评论者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因为其绝大部分都是限定在本地区范围内进行的。对新浪和网易而言,前者电脑评论的比例仅有13%,手机则占到了87%;后者电脑评论的比例则高达60%。 5结论与讨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①新浪和网易两个门户网站新闻评论者的时空分布差别很大。②无论是对于新浪还是网易而言,其新闻评论者的空间扩散最初都是“散点式”扩散模式,即在极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若干地区;之后呈现出“不完全填充式”扩散特征,即涉及地区不断增加,但绝大部分省区最终也未实现全覆盖。其不符合传统的地理衰减规律,也证明了网络空间的跨越空间和距离的特征。③从新闻评论者的空间分布来看,其呈现的是一种不平衡分布状况,即存在典型的地域差异。无论是在四大地区间,还是省级行政区之间;不仅包括评论者数量,也包括扩散指数。④虚拟网络空间并非是完全脱离现实地理空间的“超空间”,至少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的省区分布是具有地理根植性的,网民数量、GDP和城镇人口是影响其省区分布的最重要因素。⑤网站平台、网民上网习惯、时间和上网工具也是影响新浪和网易新闻评论者时空分布的因素。在本研究中,虽然与新浪和网易的注册用户或是新闻点击率相比,发评论都是小概率行为,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值得推敲的结论的。其一是网络空间的确是具有跨越现实空间特征的;其二是不同网站事物的时空扩散差别较大;其三是空间分布是非均衡的。虽然很多网络空间中事物的时空分布规律还有待开展更多的实证研究予以揭示,但本文提出了一种研究网络空间中新闻传播的新视角,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作者:孙中伟任晓莹王伟娇赵丹丹段赛赛单位:石家庄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媒介素养的新闻评论论文 一、新闻评论课的背景及属性 第八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课程观念与课程开发体制的同步改革,课改的重心是课堂教学改革,教师专业发展则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如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开发选修课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它既能发挥教师自主性,又让学生享有选择权。基于对媒介时代背景和国家课程改革的认识,笔者认为高中阶段可尝试开设新闻评论选修课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新闻评论课不仅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还发展学生视、思、评能力,为其适应未来生活做准备。该选修课期求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表达需求,与必修课共建开放多元的语文教学体系。它可促进教与学的方式变化,提高学生表达能力,提升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面对媒介信息时具备评判性、反思性的思维能力和创造力。新闻评论课在积极语用观理论指导下,以培养学生表达能力为目标,着重培养其独立评论能力。它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介,对当下发生的现象、言论等,通过观察、思考、判断、分析,表达个体独特的感悟、分析和判断。新闻评论课从属语文教育,通过问题设计、文本挖掘等环节熏陶学生情感,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它选择与生活紧密联系的文本,在特定的语文场域以思为枢纽,通过听、读、视与说、写、评的形式展开语用实践,培养语文应用能力,突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体现语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③的性质。 二、新闻评论课的设计和组织 新闻评论课文本选择打破传统教材选文的束缚,立足学生的兴趣和发展方向,考虑学生未来会接触到的个人应用、职业、教育、公共事业等方面信息,既选取文学性的连续文本,也虑及实用性较强的连续或非连续文本,如图画、音频等。由于媒介素材具备热点性、精短性、趣味性、丰富性、便利性特点,文本大多能消弭与阅读主体间的距离。只要合理选取或重组文本,挖掘语文元素,便可激发个体言语表达。新闻评论课学案设计借鉴PISA阅读素养测试样题和时评写作题例,采用“混合文本+问题模块”形式自主选取话题、设计问题,提供多样文本。个体在阅读中筛选信息,在比较中活跃思维,在思考中判断分析,形成看法,从而滋生评论萌芽。新闻评论课大胆合理取用媒介信息,以语用能力为基点设计学案。现以《解读莫言获诺奖及其他》(部分)为例:请采用你喜欢的方式(朗读、播报、采访等)演绎材料二,并从中选择漫画或新闻,谈谈你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现象的看法。设计该学案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设计混合文本激发学习兴趣。文本中有新闻连续性文本,也有图表非连续性文本,这些能“读”“视”“听”的材料,刺激并调动学生感官,点燃学习热情。二是设置情境问题催发多元思维。模拟广播员播新闻、记者采访群众、评论员评新闻等,这些情境问题中的角色转换不仅让学生有新鲜感,且促其思维不断运动,孕育迸发精彩言说。三是采用多种表达形式唤醒评论意识。学生在观看聆听中积累信息,在朗读播报中输出信息,在采访对话中体验着改写、再生信息的乐趣,在书写中感受思考的力量和享受表达评论的愉悦。新闻评论课的组织形式是自主开放体系。课堂组织采用小组围坐讨论式,按教学内容浅易和学生需求分组:可按学生对同一事件的态度同质分组;可根据问题难易、兴趣、能力、性格等因素编排异质混合小组;也可参照学生认可的标准自由组合。学生相向围坐,共同面对学习任务,同伴间面对面交流、讨论、分享。小组围坐的开放形式打破了个体心理和群体空间的藩篱,易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自由表达机会,激发其评论动机。“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无火,相击而生灵光。”小组讨论赋予个体言说机会,班级讨论给予组别代表表达分享的机会,言论在思维碰撞中迈向精彩。讨论亦使教师有更多时间步下讲台,与学生平等对话交流,了解把握每位学生的学习动态。生生、师生间沟通变单向模式为多向、网状模式,一言堂变群言堂。 三、新闻评论课教学程序与方法 新闻评论课“既有以‘思、视、听、读、说、写、评’七字能力为显性目标指向的共性内容,也有作为教学主持人的教师基于生本需求、‘节外生枝’的个性化拓展”;又旨在“打造言语主体的思维魅力和情意、文化品质,以作为每个言语主体表现力的内在精神支撑,从而赋予其积极语用的独特的精神力量,即语用的思想力、情感力和文化力”④。新闻评论课兼顾显性隐性教学目标,是基于媒介时代学生现实和未来的需求而拓展的个性化课程。它重在培养学生评论的独立性、真实性、批判性和创造性。新闻评论课通常两课时完成一份学案,一周一节,每两周为一单元时间。课前教师查阅资料,选定话题,根据学科特点与学情设计问题,编制学案。一份学案由四五则材料和四五个主问题组成。第一课时学生充分阅读学案,围绕问题思考讨论,表达评论,未尽之处课外完成。隔天上交学案,教师批阅并做好星级评价与归类,准备交流展示。第二课时师生共享典型言说(精彩或欠缺的),继续思考表达未尽之处,或适时抛出学生书面表达内容,再度激发言说评论。课毕,学生可重新思考,再次书面表达。教师再度星级评价,登记最高等级入册,期末据平时等级成绩作总体考评。新闻评论课教学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一是设计情境问题,唤醒生命个体的表达评论意识。当个体构建并体验虚拟的生活情境,从局外人切换至“我”的角色时,身临其境,会思考“这情境发生在我身上,我该怎么办?我要说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情境问题把个体角色从“类我”推向“个体的我”,学生表达“剧中人”的言语。角色切换让生命体验另一种情境,评论火花易被点燃。实践表明,用“如果……怎样……”“假如……”“你认为……”这些短语作为开头探问语句,可提高学生的思维认知水平。倘若一个问题能设置两种或两种以上角色,学生有多重体验,思维开阔活跃,表达评论更精彩。如针对《杜甫很忙》事件发微博,笔者设计问题:如果你是杜甫博物馆的宣传人员或河南诗歌协会的会长,收到这条微博后,请你以上述两种人物不同的角色名义发表看法。学生切换体验两种情境,不同的语境与角色催发学生的言语表达。一学生以诗歌协会会长名义发微博:杜甫是传统人物的代表,“杜甫很忙”只是大众娱乐的调剂,来得快也必将去得快,这样恶搞古人不仅是对古人的不尊敬,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蔑视。另有学生表述,如果我是杜甫草堂的宣传人员,我会说:“‘杜甫很忙’是真是假,请来杜甫草堂,一睹真相。”二是教会学生思考,为其思维活动开辟渠道。积极语用教育观中“思”是内隐枢纽,连接信息输入和输出系统,启动言语表达。而教学中的时间留白是保证思维活动的前提条件。时间留白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教学艺术。一学案两课时的进度保证学生有充裕时间默读思考。当学生产生“愤”“悱”时,教师可构建对话平台,引导生本、师生、生生间沟通,在沟通中锻造思考力,助推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课利用媒介优势拓宽了语用行为中“视”“听”的范围,丰富的输入形式有利于营造对话氛围。而朗读是生本对话的生动演绎,材料不同朗读形式也不同:大容量、高密度材料采用默读,静寂氛围利于信息摄取;容量适中、内容晓畅材料宜采用齐读,让声音叩响心房;而包含情感的材料采用诵读,自由或个别诵读,让声情并茂的表达演绎心情;新闻材料可采用播报形式,模拟电台播音员情境化播报,普通话、方言均可;演讲稿不妨现场模拟,让听众身临其境,点燃其表达欲望。师生对话也是教学的重要形式,是打磨评论能力的利器。教师可运用情境教学法、示范教学法、对比教学法、质询教学法启发学生思考、训练思维、打磨思想,使其能表达一己之见;可通过有效追问深化学生思维,如采用“如果……会怎么样……”“这则媒体信息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已经知道了些什么?”“事实是怎样的?为什么这样报道?”“如何组织表达更具有说服力?”等句式追问,松绑思维限制,深化对话评论;亦可以评促评,穿插教师或网友评论,以一种思想撼动另一种思想,引发开放深入的思考评论。教师点评之于课堂对话,犹如春风之于蒲公英。共鸣式、呵护式、参与式点评都是切入特定语境推动对话进程的方法,可唤醒个体语用意识,呵护语用热情。教师无论采用何种方法点评,都应“以前瞻的眼光衡量学习者之今日语用、以开放的心态悦纳个体之语用落差”⑤。生生对话形式有讨论交流、互问互答、倾听辩论等,其中辩论最受学生欢迎,是提升评论能力的催化剂。辩论是冲击力极强的“头脑风暴”,可改变模式化、同质化的思维与表达,辩论参与者点染激化,辨疑问难、各抒己见,探究问题、表现自我,易形成民主个性的多元局面。不同观点碰撞活跃思维,锤炼语用品质,强化思维的逻辑性与深刻性。学生在辩论中体验流畅评论的欢愉、有力反驳的酣畅、争锋相对的刺激和自圆其说的机智。 四、新闻评论课的评价方式与实施 新课程背景下,选拔性评价转为发展性评价,因而新闻评论课仿照PISA分层等级评价方式,融合了星级评价法和二度评价法。星级评价法指教师分五等星级评价表达内容,二度评价法指教师对学生的二次表达内容再次评价,重新确定星级,采用最高星级。其操作流程图如下。流程图的关键环节是表达内容赏析和学生二度表达,这两环节整合了师生的思维与表达,通过交流整合,提高思维与表达能力,同时养成学生尊重与宽容的人文精神。学生的言语表达是多向对话的结果,渗透个体思想,是个性语用的表现。二度表达再次挑战学生的思维深度,个体在吸收他人表达的基础上再思考,思维更严密深刻,语言更有张力,评论更精彩。星级二度评价的实质是多一次提供表达和评价机会,增加一把衡量尺子,引导学生深入思考评论,提升语用品质。评价采用最高星级是尊重个体差异,注重自我超越,在个体纵向比较中悦纳自己,增强自信,突出评价的发展作用。星级二度评价比之于终结性评价,宽容度更大,发展空间更广,教师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种多元评价方式能树立学生信心,激励其自由表达。 五、新闻评论课的反思与希冀 语文教学重在培养学生的言语实践能力。动态立体的语用实践是指导学生在具体语境中恰当地运用语言,独立自主地表达思想。新闻评论课开展语用实践活动,在活动中引导学生思考,提高言语表达力,打磨评论能力。教师设计学案时以语用为目标,用问题启发学生。高质量的问题既立足言语根基,又具备语用元素,能催发言语“火花”的绽放,引领表达,形成个人风格。新闻评论课与传统语文课最大区别在于自由表达,它能唤起生命个体的内在需求。语文教育天然担负着解放人的重任。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是顺应生命个体成长的需求,是学生未来发展所需。培养语用能力是新闻评论课的核心要素,也是这种创生性课型的主要特点。新闻评论课以开放的媒介素材为载体,聚焦表达力。其教学引导学生多角度看待问题,懂得评价事物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要深入思考分析;明白标准答案不是唯一,多种观点可并存。它代替不了常态语文课,但以其自由多元的形态吸引学生,能开阔他们的视野,提升独立评论能力。新闻评论课实践证明:它能唤醒学生内在的言语需求,学生在自由表达中能砥砺、提升评论能力;它也能提高教师整合教学资源、开发课程的能力,进一步挑战教师的语用素养。小组围坐讨论式的组织形式虽受学生欢迎,但分组规则与效果有待进一步调整加强。教学素材源自媒介,因其新鲜丰富的特点易激发学生兴趣,也由于内容与热点捆绑的特性,固定教学载体与明确课程纲要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外国学者BenMoore曾提出,“如果媒体教育将作为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术语,那么我们就应该优先考虑将‘跨课程’的媒体教育的理念和策略渗透到各个学科和科目中。”⑥如何从语文学科的角度整合媒介资源?如何开发课程?如何培养学生评论能力提升媒介素养?这些都是今后跨学科教学继续研究的方向。对此,教师可探索多种教学方法,让学生独立思考所见所闻的信息,以批判性、反思性眼光理解媒体现象,表达一己之见。教师要成为媒介素养教育资源的组织者,必须具备创造媒介素养教育教学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创新能力恰能较快地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水平,有效锤炼教师的语用能力。 作者:陈瑛潘涌单位:浙江瑞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新闻评论论文:教育新闻评论研究论文 一、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通过阅评分析2010年、2011年度湖北省高校新闻奖言论类260余件参评作品,结合10多年选读校外各类媒体上的教育新闻评论积累的经验,笔者对教育新闻评论写作中的一些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归纳。 1.体例不对。一是把只有标题和正文的简化版论文归为新闻评论。如某高校校报2011年参评作品《弘扬“延座”讲话精神,重建理想信念教育———从美术创作看高等艺术教育的社会功能》,仅看标题,该文就应属论文,而非新闻评论。二是将新闻评论与杂文,特别是随笔混为一谈。这一类问题在教育新闻评论中最为常见。众多作者、编辑常常把一些应归为杂文的文艺性社会评论,或者应归为议论性随笔的借事抒情、夹叙夹议的随手笔录,都视为新闻评论。也有一些作者、编辑把谈体会、提要求的讲话稿、发言稿误为新闻评论。 2.不够客观理性。最常见的是:作者在表发评论前不先核实“新闻事件”的真伪,不学习相关科学常识,不探询新闻背后的故事,而是只要有肤浅的表面“来源”,只要有“不平”、有“兴奋点”,就会快速板砖参与“群殴”,助推形成强势舆论。2010年轰动海内外的肖传国教授“锤打”打假名人方舟子案,从中央主流媒体到非时政报刊到网络媒体,以评论《从“抄论文”到“抄家伙”》为典型代表,迅疾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认定肖传国是因为抄论文遭揭露而雇凶抄家伙报复伤人,谴责他乃至学术界“学术道德沦丧”,直至质疑、批评国家的科技评价体制。科学允许、鼓励有意义的探索,肖传国的探索事实上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同行的认可。《从“抄论文”到“抄家伙”》等,评论员自我判定肖传国抄论文了,在立论上即成为了一个莫须有的伪命题。在这起媒体的极度喧嚣中,众多新闻评论的职业道德底线失守了。其二是失之浮躁或者带着成见,对新闻报道断章取义或者曲解原意进行评论。社会生活中群体和个体利益诉求出现多元化、复杂化已成为显性现象,评论者因而可以有法律规范内的,甚至逾规的评论;媒体市场化竞争也带来了发行量、流量、收视率等利益诉求导向,一些媒体的编辑、记者们愿意甚至乐于放行各类浮躁、带有成见的教育新闻评论,甚至推波助澜,做“标题党”人和在显著位置处理。其三是以偏概全,无限上纲,以不带有普遍意义的个案来诘责全部,来批评体制机制。一个大学生没钱上大学,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高学费,教育投入、救助体制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扩招,人才培养模式出了问题;一个大学生因心理问题坠楼,评论者责难大学和国家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出了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大学、政府管理部门和各相关方都应该反思、改善、提高,但有人、有人群、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会有包括以上问题在内的诸多问题出现,评论者应客观地、结合历史的和世界的眼光来分析评论中国的教育问题。其四是评论过于学术化、理想化,现实性、系统性、操作性不强。 3.选题陈旧。主流媒体、校内媒体习惯于老生常谈、泛泛而谈教育时政、学风教风、师德师魂、社团发展、各种浪费、占座位等,都市类报刊及新媒体则常年比较关注考试、贫困、腐败、意外伤亡、亚文化行为等。二者叠加,很容易导致教育的主流声音、核心价值不彰,群口骂教育。 4.新酒入旧瓶。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不断会有新政策、新举措、新成绩、新鲜事涌现,评论却时时找不到一个新角度、站不到一个新高度,时时落入“旧闻旧论”,而得不到受众的关注。比如,评论者习惯于做口号式、标语式立论,体现在标题上,如,“抓实抓好”“真抓实干”“重在落实”“为……叫好”“为……努力奋斗”“也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等等。 5.标题不点睛。标题是评论的“眼睛”和“灵魂”,它与评论立论的高度、论证的质量和传播的效果呈直接正相关。教育新闻评论,特别是时政类媒体、高校校内媒体上的评论,在做标题方面还很显不足。一是用辞陈旧不新鲜大气,二是把评论标题做成典型的消息标题,三是标题没有表明态度或立场,四是标题散文化、抒情化、情绪化。 6.不得其解。一些评论,受众读得很费力甚至读几遍也揣摩不出作者的意图。一是一些作者爱用网络潮语,或拿网络潮语来说事隐喻,但作者选用潮语时应先看看评论的受众定位人群,要有所针对性,非大众化的潮语不一定适合随意随心使用。二是一些评论用典过滥,让受众阅读吃力、理解费力,甚至晦涩难懂,似懂非懂。三是概念表达不清,同一概念在同一文章中指代的内涵不一样,让受众发懵或者产生文不对题的判断。某高校校报一篇《中医之魂在传承》的评论,文中的“中医”,在不同的地方,可理解为“中医学”“我校”“中医药文化”等,从而成为一篇不知所云、缺陷明显的评论。 二、教育新闻评论怎么写 1.紧扣关键词,区隔开杂文。在当代,一些文体的体例呈现出交叉交叠、界限模糊的现象。但新闻评论与论文、杂文之间的界限还是有迹、有章可作分隔的。教育新闻评论,属性是新闻作品,也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述评、短评、专栏评论等,是对教育领域发生、发现的重大或鲜活新闻事件、话题、现象的分析和说理。②它的关键词是“新闻性”。其他几种文体没有或者不讲求“新闻性”。论文是学术类作品,是用来描述科学研究和科研成果的文章。它是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也是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③它的关键词是“学术性”。杂文是散文类作品,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多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④它的关键词是“文艺性+讽刺性”。议论性随笔,为散文的一种,有学者也将其归为杂文。是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文字,一般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为其特色。⑤关键词是“自由性+抒情性”。新闻界著名学者邵华泽先生曾列出了8种常用的新闻评论形式:一是以中央和上级指示为内容写评论。这种评论能起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作用。二是配合中心任务和重大决策写的指导性评论。要求任务要明确,道理要讲清。三是针对一种错误倾向、错误思想或者是模糊观点来写的评论。要求问题要抓准,说理要透彻。四是为突出新闻的思想性为其配发的评论。要求结合紧密,要画龙点睛。五是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评论。六是有关节日、纪念日以及重大活动的新闻评论。七是对敌进行论战的批驳式的评论。八是对某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的评论。⑥ 2.强化引导性,捕捉好题材。一是要心存敬畏,坚守底线。教育是一项管未来,涉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个家庭、每位公民最切身利益的神圣事业。评论者、编辑、记者从内心里应时时对教育存有敬畏感,爱护、支持、监督、促进教育的发展。可以监督、批评教育,但要客观理性、有的放矢、言之有物。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改革创新写作思路方法,提高教育新闻评论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弘扬教育的主流价值,更多地释放出教育新闻评论和教育的“正能量”。二是要关注、用好四类题材。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先进典型、热点事件、教育(校园)新现象、改革新动态是教育新闻评论弘扬主流价值,释放“正能量”的永久题材,就看作者以何种角度去立论,去论证,去打动受众,引导舆论。 3.立论求新,做亮标题。立论新与标题亮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立论新,即为思想新,思想新往往体现在标题上。标题亮,则意味着立意新、旗帜明,意味着“吸引人眼球”,媒体喜欢,受众喜欢,传播效果好,引导力强。 4.语言求准,言简意赅。评论作者及媒体编辑、记者都应善于学习,不断地增加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与科学素养,不立“谬论”,不说外行说;要勤于学习、补充新闻评论写作的专业技能,给受众不留紊乱的逻辑层次,不留多话、闲话、废话。做到立论科学,态度明确,逻辑严密,论证有力,言简意赅、吸引力强。 作者:周前进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文学学士 新闻评论论文:广播新闻评论论文 进入九十年代后,处于我国广播最前沿位置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各地方台也争相效仿。在我国广播业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央台及一些发达省市的广播媒体走出低俗,重振雄风。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王者归来的气魄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广播节目进行的大胆创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评论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各电台的新闻频率,增加了新闻评论的份额和比重。并在新闻实践中积极探索,走出一条适合广播媒体自身发展,体现广播媒体特色的新闻评论发展之路。 从我国广播媒体目前的节目构架来看,广播新闻评论的形态大致有四种。 1.附着在新闻资讯后面的短评。这类评论篇幅较短,字数较少,与前面的新闻信息互为一体,互相补充,是对前面新闻资讯的深入剖析和解读,起到一语中地,画龙点睛的作用,并具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入情入理的分析,正确及时引领舆论的作用,向社会传递主流媒体的声音和正能量。比如,我们现在经常可以听到,在中央人民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对一些能够引起听众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都要及时的配发短评,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但直到目前,有些地方台播出的这类短评,仍然无法做到生动晓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教成份严重,明显有报纸遗风,这种广播评论方式是比较传统的新闻评论方式之一。 2.以整档广播节目为主的新闻评论栏目。以评说社会上新近发展的新闻资讯为主。在这样的新闻评论节目里,主持人的话语代表媒体的声音,对在受众引起强烈反响的新闻事件进行评说。一般先由主持人叙述新闻事件原形,然后再对新闻事件进行简短的、富有特色的点评。比如我们呼伦贝尔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新闻评论节目《大飞说事》,主持人大飞首先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资讯进行叙述,然后再运用具有个性化的口吻进行简短评说,以引导舆论。由于整档节目定位为新闻评论的风格,所以这是一档以主持人的声音传递媒体思想的广播新闻评论性栏目。 3.新闻调查式广播评论。广播记者对一起广受关注的新闻事件进行采访、调查、追踪,如剥洋葱皮一样,层层拨开新闻事件的迷雾,还原事件的真相和本质,然后再配以新闻记者鲜明的观点和对事件真相的解读,让听众随着记者采访的脚步,步步深入,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了解和把握,对于新闻事件的是非曲直形成自己清楚明确的分析、判断,达到让受众了解新闻真相和本质,以正视听的目的,这类的广播新闻评论,大多是调查、监督类的报道,采取的是边叙述边评论的方式。 4.专家点评。专家点评式的评论节目可以说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在我们每天都可以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中国之声,以及一些省市台的广播新闻节目,都有大量的评论员的声音,这些广播媒体都培育并拥有一支自己的新闻评论员队伍,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立即到场,阐达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态度和观点,引导舆论,告诉听众新闻事件的本质真实。听众对专家的解读更加信服和有说服力,从而增加了媒体的权威性和舆论引导作用。虽然经过几代广播人的不懈探索和实践,广播新闻评论正在日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色,但是距离让广播新闻评论真正能够成为媒体的号角、旗帜、灵魂的目标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就需要我们在广播新闻实践多思考,多动脑筋,在撰写评论的过程中,更多的、创造性地展示广播媒体的特色和优势,让广播新闻评论更加鲜活生动,达到受众入耳入心的目的。在这里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广播新闻评论的特点,广播新闻评论依赖广播媒体而生,所以,广播新闻评论离不开广播具有的鲜明的优势和特色,由此,广播新闻评论大致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快、新、活、短。 所谓的“快”,在各媒体对新闻争夺激烈的今天,广播评论要做到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解读,每一时间表态,以便吸引更多的听众,及时引导舆论。广播人要对于社会上形成的新的热点资讯,在百姓莫衷一是,难辨真伪的时候,告诉受众新闻事件本身的真实情况,以及新闻事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广播新闻评论能够做到快字,就会很好的契合听众的心理需要,去伪存真,解疑释惑,让受众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新”是指广播新闻评论发出的声音是独特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论据充分,论点新鲜,在众多媒体中独树一帜,耐人回味,言之有物,经久不忘。所谓的“活”,是指的广播评论要写得鲜活,生动,通俗易懂,感情流畅,条理分明,能够感染人,鼓舞人。“短”是指广播新闻评论无论是短小精悍的短评,还是层层剖析的述评,其中评论的篇幅一定要精短,一语中地,不能长篇说教,言而无味。既然我们明白了广播新闻评论不同于其它媒体评论的特点,那么如何写好广播评论呢?要写好广播新闻评论,必须具备以下素质,首先,必须具备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心胸,有客观公正的立场,有透过现象,窥视本质的敏锐,要对新闻事件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有充分的了解和把握,要对新闻事件发生的领域有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并具备专业水准和眼光,这几种能力都具备,才能作到力透纸背,分析到位,观点正确,写出的评论才以令受众信服和满意。另外,在评论的表述上,要展现广播的特色,要有别于报纸和电视,体现一家之言。语言要通俗流畅,简单易懂,感情要充沛淋漓,能够感染受众,并且多用短句式,多用动词,让听众听得明白清楚。特别是在调查式述评中,还要充分体现广播媒体的特点,多运用一些典型音响,关键段落,要用大量丰富的现场音响和被采访对象的采访录音,增加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使新闻评论更有说明力。 以上是对于广播新闻评论的一些粗浅的认识,相信在未来的岁月中,经过广播人的共同努力,广播新闻评论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表述上,都会更加完善更加能够体现广播媒体的特色,让广播媒体真正因广播评论而增色生辉,受到受众的喜受。 作者:刘波崔蕾单位:内蒙古海拉尔区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高师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构想 “儿童文学”是高等师范类本科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是一门能够充分体现小学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课程。为了使课程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应有的价值,“儿童文学”应当面向它的培养对象,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思考和改革。 一、准确定位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的确立,必须基于课程所隶属专业对人才培养方向和目标的考虑。作为小学教育专业的一门课程,“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应当与小学教育专业对人才的培养方向与目标保持一致,即立足小学教育,培养学生未来的职业素养。 “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不仅表现为它们的接受对象都是儿童,还表现为新课标颁布及实施以来,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小学语文教材,成为小学语文课程的重要资源。尤其是,小学语文教育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多由儿童文学素养的缺失而引起。例如,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教授认为,语文难教、语文难学的最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语文教育不是顺应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文化并以此为资源,而是与儿童的天性、儿童的文化发生了激烈的、根本性冲突”。他认为,“目前的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从优秀、经典的儿童文学那里开发真正的资源,探讨新的语文教材编写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文学教育方法”。 基于小学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以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密切关系,“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应当定位于对本专业学生小学语文教师职业素养的培育,具体说,它又可以分为“情感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三个层面。 “儿童文学”课程的情感目标,是指通过“儿童文学”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达成的对“儿童文学”的正确认识和情感态度的目标。“很多没有真正认真、广泛接触过儿童文学的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初始学习儿童文学课程都会把儿童文学视为低级、幼稚只会哄骗无知儿童的‘小儿科’,对儿童文学的学习产生抵触心理”。加之“我国的儿童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偏重文学的研究,很少从教育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是造成学生对“儿童文学”课程认识不足的一个原因。对“儿童文学”的看法影响着学生学习该课程的态度,也影响着儿童文学课程作用的发挥。因此,树立学生正确的“儿童文学”课程观,使学生对“儿童文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应当是“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儿童文学”课程的知识目标,是指通过对课程的学习,学生应当掌握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具体说,“儿童文学”课程,应当使学生了解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儿童文学鉴赏与阅读指导的标准、儿童文学的一般原理、儿童文学常见文体的特征及其类型等基础理论知识。 “儿童文学”课程的能力目标,指学生应当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与鉴赏;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对儿童文学常见文体进行简单的创作;能够结合小学语文教师的工作对儿童文学进行朗诵、故事讲述及剧本的改编和表演等。 二、科学确定课程内容 1.从学生知识与能力构成的视角,确定课程的内容 一是儿童文学理论知识的板块。这部分涉及的内容应该包括:儿童文学的特征、范围等一般原理;常见文体的艺术特征、表现手法、代表作家或作品等;儿童文学鉴赏与批评的标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编创原则等。 二是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的板块。这部分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能力、批评鉴赏能力以及简单创作的能力。相对于前一板块的理论学习,这部分在学习方式上,更强调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的实际能力。 三是儿童文学艺术形式组织与表演的板块。在儿童文学课程内,有许多的文学式样可以通过艺术表演的形式来表现,比如儿童文学的朗诵、儿童故事的讲述、儿童剧本的改编和表演等。通过这些艺术表演,一是加深学生对作品的阅读与理解,二是能够为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提供职业演练。在该部分的学习中,强调学生对儿童文学艺术表演的参与及实际技能的提高。 在这三大板块结构中,为了突出“儿童文学”课程的应用价值以及对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儿童文学理论知识板块的内容宜少而精;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板块、儿童文学 摘要:“儿童文学”是高师小学教育专业中文方向的必修课程之一;该学科的教学,要面向专业培养的对象,在课程目标的定位、课程内容的确定、教学方式的选择、教学考评体系的建立等方面进行改革。 关键词:小学教育;儿童文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35-02 艺术形式组织与表演板块的内容宜占较大比例。 2.按照儿童文学的功能和作用,确立文选内容 (1)注意作品的趣味性 儿童文学的最大特征是富有儿童情趣。因此,作品的选择,要突出儿童的视角及浓郁的儿童情趣。比如,童话诗《绿色的和灰色的》用比拟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狡猾的狐狸想伤害可爱的小兔,结果绿色翠鸟帮助了小白兔,小白兔利用绿色的棕榈脱离了危险,使狐狸一无所获的故事。情节新奇、曲折,语言浅显,韵律鲜明,非常符合儿童的阅读兴趣和心理。 (2)注意作品的知识性 儿童文学以其广阔的题材,表现古今人事、社会和自然风貌,帮助儿童扩大眼界,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小蝌蚪找妈妈》通过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告诉了孩子们青蛙的成长历程;《丽的大兴安岭》、《一封从南极寄来的信》等大量的小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都具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作用。 (3)注意作品的教育性 儿童时期是儿童学习道德规范、养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也是确定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初始阶段。在儿童文学中,大量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教育作用。教师精选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供学生学习,使学生充分感受和认识儿童文学的这一特点和功能。比如,经典儿童剧《马兰花》对勤劳、质朴、善良的热情歌颂,对懒惰、虚荣与丑恶的无情鞭挞;《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给孩子们传递的是知恩图报以及不可太过贪婪的做人的道理。 (4)注意作品的审美性 在选文上,教材编写者以及教师都应注意作品的审美功能。比如,民间故事《九色鹿》中美好的情感、《桂林山水》中美丽的自然、郑振铎《燕子》中优美的语言等。儿童文学通过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语言、美的意境,使它的阅读对象受到美的熏陶,得到美的教育。 三、灵活选择教学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儿童文学的教学必须遵循理论讲授和学生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相结合的原则,灵活选用各种适宜的教学方法。 1.组织朗诵会 儿童文学的许多文体,例如儿歌、儿童诗歌、儿童小说、儿童散文等,都适合运用朗诵的方式进行教学。组织朗诵会,不仅会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小学语文教师的职业技能,为他们将来从事小学语文教育和教学活动,提供技能锻炼的机会和提升的空间。 2.组织故事会 可以运用讲故事的方式,进行儿童故事、童话、寓言、儿童科学文艺等的教学。学生对故事的绘声绘色的讲述,一方面促进了他们对作品的阅读,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同时,也促进了他们口头表达这一职业能力的提高。 3.儿童戏剧的编排演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对经典的儿童戏剧文学进行编排和演出;也可以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或独立编写儿童剧本,或对现有的其他文体进行适合舞台表演的剧本改编。学生可以自由结组,编写和排练剧本,再在课上进行表演。这种教学方式,无疑能够充分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激发他们的创造性。这样的教学实践活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意识、创造精神以及创造能力,更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储备了能力和经验。 4.多媒体及互联网可以成为课程与教学的重要资源 儿童文学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的“情趣”和“美质”,而多媒体这一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则可以充分地帮助体现儿童文学的情趣及美质的特点。比如,在阅读教学中,教师或学生可以利用多媒体,选择与作品内容谐和一致的背景音乐和画面,进行阅读鉴赏或诵读活动。这样,不仅使学生从单一枯燥的文字阅读中生发新的学习兴趣,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达方式及其所传递的思想、情感也会借助视觉和听觉的作用,更加生动或深刻地展现出来。这样的教学效果,相比单纯地文字阅读,将是事半而功倍。 写作是儿童文学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在学生的写作实践活动中,教师可以帮助或鼓励学生利用互联网,创建博客或写作空间。学生在这样的博客或空间里,发表自己的习作,互评互赏,交流写作心得,共赏写作佳文。这样,每一个学生都有发表的空间,并且既能看到别人的作品,做到取长避短,也能看到大家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做到扬长避短。 四、建立健全的课程考核与评价体系 儿童文学课程的考核与评价标准,应当从课程的培养目标出发,基于学生未来职业素养培育的角度建立。 在评价内容上,能否熟悉并掌握儿童文学的一般理论知识、能否对儿童文学常见文体进行阅读鉴赏以及简单创作、能否很好地对儿童文学进行艺术形式的组织或表演,应该成为该课程评价的主要与核心内容。 在评价方式上,应该更多地考虑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及态度,同时,增加学生自评和互评的环节。做到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定期考试与平时考察相结合,书面考试与实践考核相结合,从而对学生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使评价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改革刍议 摘 要: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存在不确定、不统一、不全面的问题,缺乏与小学文学教育目标的对接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出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即培养学生的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并呼吁儿童文学课程亟待教材的修订、师资的优化和课时的保证。 关键词:小学教育;儿童文学;课程目标;改革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全国师范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开设儿童文学课程虽然已有十年左右的历程,但各个学校的任课教师使用的教学大纲和课程目标大多是参照互联网或自己编撰的,并没有统一的版本。课程目标大多围绕以下几点:使学生掌握儿童文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特点,扩大儿童文学的阅读量,提高儿童文学修养,具备分析和鉴赏儿童文学作品的能力,初步学会撰写儿童文学评论和创编简单的儿童文学作品。概括来说就是:理论、文体知识、阅读、鉴赏、评论、创编。有的教师因为课时有限没有设置“评论、创编”的目标,也有教师设置了“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文学接受特点,有较强课外阅读指导能力和文学活动组织能力”这样较高层次的目标。整体来说,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设置多而杂,也没有目标的先后阶段和权重之分,更没有具体的教学方法指导与每一条目标相对应,这让任课教师拥有极大主动权的同时也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任课教师又极少是专业出身,多由相近专业教师兼任,基本采取以教材为纲的“一言堂”式纯理论授课,没有从课程目标出发去研究教学环节,更是忽视了阅读指导、评论、创编这些实践环节,再加上课时量不足,极易造成授课简单化,让本该生动多彩的课堂变得沉闷乏味,学生也很难真正领略儿童文学的魅力。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1]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2],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 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3]。 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 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 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 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儿童文学课程小学教育论文 一、确定阅读文本,关注经典作品 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可以为学生提供三种类型的文本,作为儿童文学课程建设赖以参照的内在基础和价值基准,作为儿童文学课程教与学的主要媒介对象。一是著名儿童文学大师创作的古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二是最新获得各类儿童文学奖项的现代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三是关于儿童文学的最新研究经典学术著作或论文。关注这三类文本,有助于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特殊的敏感性和热情,有助于丰富学生的儿童文学学习体验,有助于学生形成儿童文学学习能力。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四个要素:爱、美、快乐、苦难。爱是儿童文学的基本母题,也是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儿童文学原本就是爱的产物,是成人对儿童爱的产物。美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也是儿童文学的首要价值;儿童文学就是要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丰富儿童的审美意蕴。快乐是儿童文学的引力,即能够给儿童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让他们沉浸在无拘无束的快乐之中。苦难不仅是成人所要面临的话题,也是儿童不可避免的人生经历;儿童文学中主人公的困难经历会为儿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提供一种经验,有助于他们在苦难面前更健康的成长。无论是哪一个要素,儿童文学集中表达的就是两个主题:一是积极的“阳光”主题,二是积极的“雷雨”主题。所谓的“阳光”主题就是童心、童真、童趣等愉快的享受,而“雷雨”主题就是离别、死亡、人性、存在等生命的教育。无论是“阳光”主题还是“雷雨”主题,对儿童的成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关于儿童文学最新研究的研究的成果,为学生毕业后从事儿童文学教育教学和从事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究提供借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技能和研究能力,有利于卓越小学语文教师的培养。 二、分享阅读感受,培养文学素养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认为,“语文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2]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儿童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小学生的文学素养主要是由儿童文学作品来完成的。小学教育专业学生是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他们的文学素养直接影响小学生的文学素养。那么,培养职前小学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重要途径是什么呢?当然是阅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教师要借助儿童文学作品独特的语言魅力来提高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语言品味,加强学生的文学语言感悟,提升学生的文学语言品位。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应该培养学生阅读经典作品的习惯,在阅读中,汲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精华,使学生形成儿童文学视野,为未来的儿童文学教学储蓄必要的资源,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能够承担起未来小学语文教学领航人的重任。美国著名阅读专家吉姆崔利斯说过,“你读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你知道的越多,你就越聪明;你越聪明,你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就越长;你学习的时间越长,你获得的文凭就越多、越高;你获得的文凭越多、越高,你工作的时间就越长;你工作的时间越长,你赚的钱就越多。”人类80%的知识是通过阅读获得的。因此,教师要让学生在大学期间阅读大量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教师在精选儿童文学经典作品之后,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由阅读,进而组织学生分享阅读感受,促发学生多元解读,激发学生儿童文学思维,培养学生儿童文学素养。分享阅读只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一种手段,“分享”是途径,核心是“阅读”。“分享”是为了“阅读”,“分享”服务于“阅读”,“分享”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会阅读”。所谓学会阅读,就是对阅读产生兴趣,掌握阅读方法,养成阅读习惯,具备独立阅读能力,能够进行阅读实践。在经典作品的分享阅读中,使学生学会阅读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分享阅读重视的是学生思维的自由飞跃与驰骋,重视的是学生的自愿与积极参与,使学生在分享中感受儿童文学的爱与美,体悟生命的自由、尊重与理解,体会阅读的快乐是儿童文学课程教学的精神目标。人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4]。不同的读者由于性别、年龄、爱好等等的不同对同一部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即便是同一个读者在不同时期阅读同一文本时,也会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作家毕淑敏在谈到安徒生的童话《美人鱼》的时候说,它给她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8岁时,读到美丽和可爱的人鱼公主,居然变成了大海上的泡沫,感到倒霉和伤感;18岁时,读出了爱情,感受到了美人鱼无私和高尚却不求回报的爱情;28岁时,读出美人鱼早逝的母亲对美人鱼深深的牵挂;48岁时,读出这是一篇美人鱼寻找灵魂的悲壮而凄美的故事……如此看来,个性解读和多元化解读是一种必然。因此,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阅读分享时,要保护学生的个性解读和多元解读。在进行分享阅读活动时,应该减少对学生阅读结果的评判。教师要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阅读结果,并指导学生学会尊重他人的阅读感受。但需要注意的是,一个文本只有一个作者,这个文本也就只能有一个主体解读,围绕这个主体解读,开展个性解读和多元化解读,既围绕一个核心思维,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个性化思维。 三、组织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尊重个性解读 在组织学生自由分享阅读感受时,教师要对学生的阅读感受进行适当的记录,在关键处点拨,引发学生问题的讨论,讨论结束后,由抽签方式选取三个小组进行汇报(一个学生汇报一个学生黑板记录),师生按照汇报情况进行共同解读和不同解读,最后由教师进行整体点评,提出具有深度的个性解读。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就文本进行专题研究。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讨论思维,形成独立讨论行动,提高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在该环节中,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学会就经典作品的阅读发现问题,有人曾说,“问题就是课题”,有发现问题的眼光,才有科学研究的行为。教师还要引导学生就发现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在研究讨论中,调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的题目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教师设计的题目,二是学生设计的题目。教师可以根据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作品内容、学生已有水平设计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问题。关于经典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具体来说,主要就是围绕写作背景、作者观点、体裁特点、作品主题、艺术特色、文本价值等展开。在这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在学生进行分享阅读感受时,组织来自学生的教学资源,从中筛选设计讨论(或专题研究)问题。在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中,同学们个性解读的碰撞会更加激烈,教师要引导学生尊重他人的解读结果。在整个研讨过程中,教师要扮演好指导调控研讨和评价的角色。教师是整个研讨开展和进行下去的调控者和引导者,同时也是实施研讨评价的主角。在研讨评价中,可以开展教师评价学生、生生互评、学生自评三种评价方式。在教师评价学生中,开展具有“全人教育”特质的发展性评价和动态性评价。一是知识与技能,如学生对文本内容的理解等;二是过程与方法,如研讨中学生的言语表达情况等;三是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如学生对文本的情感体验、学生研讨的态度等。教师对学生的研讨评价,既要强调学生的自主发展,又要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生生互评”重在文本体味和感悟评价,以“学生学会保持自己观点,尊重他人见解”为精神目标,以“提高学生的评价能力、鉴赏能力”为发展宗旨。“学生自评”的前提和基础是教师评价学生和生生互评。这两种评价是学生自评的参照与模板,它们会让学生找到自评的角度和切入点,对发展学生自我评价具有奠基性作用。 四、提升文本价值,加强生命奠基 古人云:“少年之记,如石上之刻;青年之记,如木上之刻;老年之记,如沙上之刻。”可见,儿童时期是孩子们的记忆黄金期,这个时期阅读儿童文学经典作品,更有利于为儿童的成长,为儿童的幸福人生奠基,为儿童的生命成长奠基,帮助儿童打造精致人生。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每一位儿童的人生与生命成长都具有积极的重大意义,她能提升儿童人生与生命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以“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最新研究的经典学术著作或学术论文”为教学媒介,以“学生学会挖掘和提升文本价值,引导儿童生命成长”为教学目标。在文本讨论(或专题研究)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走出经典,提升对文本的认识,结合儿童的生活和成长特点,挖掘文本价值,发挥经典为儿童精彩成长和儿童生命奠基的价值。儿童文学是从儿童视角出发,站在儿童的立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它贴近儿童的生活,反映儿童的心灵,体现儿童的思维,与儿童的精神需要相吻合。挖掘和提升文本价值的基点是“儿童本位”,关键点是找准文本切入点。教师要引导学生找准切入点,以一个或两个切入点为准,不要面面俱到。这个切入点的出发点是文本的特点,服务对象是“儿童”,关注的是儿童的生命成长。由于儿童文学多元化价值和作品多元化解读的存在,一个文本的切入点有时很多,这时要结合文本特点,根据儿童心灵的成长、性情的涵养、人格的完善、文化的建构和能力发展的需要,找到最好的切入点。所谓最好的切入点就是最适合儿童理解文本的切入点,就是最符合儿童个性特点的切入点,就是最有利于儿童成长的切入点,就是能够为儿童生命成长提供最多价值的切入点,能够展现童真、童趣、让童心飞扬,为儿童生命奠基的切入点。 五、开展多元活动,促进综合发展 随着现代儿童教育理念的逐渐形成,我国教育界已经普遍认为,儿童文学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综合素养,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更适合开展多元活动,更有利于促进儿童能力的综合发展。儿童文学作品体裁类型丰富,在阅读和学习不同的体裁类型中,可以开展不同的实践活动,加强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不同的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在儿童诗歌学习中,可以侧重读一读、写一写;在儿童故事学习中,可以开展复述故事、讲故事、画人物像、做拼贴图、写人物或故事概要活动;在儿童小说学习中,可以开展评一评、画一画、改编小说为戏剧;在童话学习中,可以开展学生编、导、演童话活动;在儿童戏剧文学学习中,可以开展把小学课文改编成戏剧剧本的活动,并深入小学指导学生表演;在儿童科学文艺学习中,可以开展相声表演活动等等。儿童文学课程的多元活动应该由教师的设计与参与逐渐过渡到学生自我的设计与参与,让学生就自己每一次阅读的作品,设计实践活动,或以小组为单位设计活动。 六、形成学习成果,构建就业能力 儿童文学是儿童重要的精神给养,它可以培养儿童的读写能力、表演能力等显性能力,还可以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创新能力等隐性能力。这些能力都是职前小学语文教师应该具备的就业能力。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中,通过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学习与活动,教师要指导学生形成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并组织汇报和展示学习成果活动,构建就业能力,为学生未来的就业打下良好的铺垫。儿童文学学习成果可以是作品创作,学习论坛,朗诵、讲故事、辩论、创作、表演等各种形式的比赛,学术报告和学术论文,儿童文学活动社团等。这些学习成果既是对学生儿童文学课程学习结果的考核,也是对构建学生就业能力的一种锻炼与培养。它们要充分体现鲜明的儿童文学课程特点、小学教育专业特色和学生个性特质,还要与学生的未来就业紧密相连。 作者:韩庆艳 邱发荣 韩庆龙 单位:北华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山市小榄广源学校 中山市小榄丰华学校 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作用: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 一、小学教育专业儿童文学课程目标的实施现状 培利•诺德曼认为:“文学教育的目标就是提供儿童阅读文学的乐趣。”小学教育专业(文)是要培养未来的小学语文教师,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其课程目标和教学环节设计一定要和小学阶段的文学教育目标相对接。小学的文学教育目标是“关注学生情感和价值观要素的培养,关注学生自身的经验世界的成长和丰富,也包括持续的文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的培养”,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完整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应该锻炼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 二、符合小学教育需求的儿童文学课程目标 (一)学:提升专业的理论素养和任何一门专业学科一样,儿童文学首先是一门具有独立学术体系的文学门类,并不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或读者对它的低幼而羸弱,恰恰相反,儿童文学的学科起点很高,理论研究长期处于先导地位,融合着儿童文学兼文学与教育的双重特性。学生在接触本门课程之前,所有关于儿童文学的了解几乎都是童年印象式的、片段式的,很有可能是似是而非的,要想经过本门课程的学习达到一个质的飞跃,对儿童文学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光有遥远而粗浅的阅读体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学习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建立与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相联系的新的儿童文学观”。教师要从儿童文学的基本问题出发,讲清楚几个最本质的问题。例如“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儿童文学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美学特质,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文学的不同文体特点,以及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等。理论的讲授要佐以生动鲜明的故事来举例(要求教师的阅读量、理论联系作品的能力、讲故事的能力);理论的讲授不宜过深,学界尚无定论地探讨论证有可能引起学生的观念混淆,可留给他们有进一步研究的兴趣时再做分辨;理论部分安排不宜太过紧凑,可按专题讲授,穿插一些实践课程。 (二)读:大量作品的阅读鉴赏扎实的儿童文学基础首先要阅读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是最直观的原始积累过程,也应对重要作家作品的了解而初步形成文学史印象。学生通过大量阅读中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首先单纯体会情节带来的快乐或感动,继而深思故事背后的深意和真善美的主题,再进一步感受作者语言文字的魅力,从不同层次纵深体会儿童文学,必然带来与童年阅读完全不同的情感和审美体验,也将成为他们日后从事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学科研、阅读推广或创作的最大资源库。据调查,目前大学生的童年文学阅读状况并不可观,尤其对20世纪以来中外丰富的儿童创作闻所未闻,这是他们童年的缺失,需要通过大学来补课。鉴于这样的现状,教师应提供具有经典性和代表性的阅读书目,应涵盖各种文体,跨越各年龄层次甚至民族。书目不宜过多。之后要检验阅读成果,分享阅读体验,可以通过课上交流、课下布置读后感、作品鉴赏等方式辅助实现。作品鉴赏是一个人文学功底和文学综合能力的体现,如文学感悟能力、文本细读能力等,刚开始不宜要求过高,毕竟小学教育专业不同于中文专业的训练,建议从读后感写起,写出真情实感、对细节、主题或人物的分析有自我见解即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 (三)讲:教学设计与模拟课堂 “讲课”能力包括两部分:儿童文学课堂授课和课外阅读指导课。我们的小学语文教材正在逐步实现“儿童文学化”,这是一个可喜的发展趋势,现行多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有80%的内容选自儿童文学作品,可见儿童文学教学是未来语文学科发展的重中之重,如果小学语文教师没有接受过相关专业的学习训练,则难以胜任,或者说还停留在传统的模式化教学方式止步不前。因此,大学里的儿童文学课程不能缺少这关键的环节。教师可以分年级分文体选取一些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篇目,布置全班同学写教学设计,点评优缺点逐步完善教学设计,然后选拔两名同学进行“同课异构”的模拟课堂教学,再次对比研磨,直到让每个同学都能掌握儿童文学不同文体的授课方法。在提倡全民阅读、尤其注重儿童阅读的今天,我们的毕业生担任小学语文教师后,势必还要担任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等工作,因而务必学会怎么上“课外阅读指导课”,学会根据学生年龄推荐书单(分级阅读),学会设置课前、课中、课后问题,学会引导小学生的思维,让他们体验阅读乐趣,而不是将作为整体的阅读切割成零散的碎片。教师可选取几部经典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在班级中进行实验,教学方法则有别于儿童文学课堂授课。 (四)写: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 儿童文学创编与研究是儿童文学课程最容易忽视和省略的环节,因为难度较大、费时较长、对文学的天赋、素养、理论基础要求较高,现行的大部分儿童文学教材都没有“创编和研究”,大多数教师的实际教学也未实行,大家认为“创编”是作家的事,“研究”是研究生和学者的事,总之不是未来小学教师的事。这样的想法是片面的,从语文教学上来说,创编不止包括创作,还包括对优秀作品的仿写、改写、续写等形式,有助于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语言文字能力;从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需求上来说,小学语文教师通过儿童文学创编能更准确地把握不同文体特点,形成不同文体的教学特色,创编能激发他们对孩子的关注和观察,更有利于教师组织指导儿童文学创作大赛、讲故事比赛、朗诵比赛、儿童文学社团、编排儿童剧等多项校园或班级文化活动;从长远来讲,世界各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曾是小学教师的例子不胜枚举,小学教师最熟悉儿童的成长与喜好,他们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生力军,鼓励他们创作,是对我国未来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有力支持。儿童文学研究亦是如此,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例如童话教学研究、中外对比研究、文学主题研究、文学语言研究等,有研究才有理论水平的提升,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为教师之路的长足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和支持。 三、儿童文学课程目标变革的难题与挑战 (一)教材的修订 现行多个版本的《儿童文学》教材显示着国内儿童文学领域的渐趋繁荣和多家争鸣,是业内专家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果,但是理论、实践、阅读、创编几大环节严重失衡。王泉根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是学科体系完整、极富创见的教材,点出了多个儿童文学本质性的问题,但是没有儿童文学选文和阅读指导、创编的内容,对本科生而言较难;朱自强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专著,也没有涉及选文、阅读指导、创编;方卫平教授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较为传统,适合本科生的接受水平,有儿童文学选文和简评,代表作家简介,在第二版中又加入了“儿童文学阅读指导与创编”一章,但实践方面还是用力不足;陈晖教授的《儿童的文学世界》是难得的重视实践环节的教材,专门针对小学各年级设置阅读教学设计和阅读教学方案,但缺乏创编环节。如果要培养四种能力,各版本教材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订。 (二)师资的优化 这里所指的师资是高等师范院校从事儿童文学教学的专职教师。如果要通过儿童文学课程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教师自身应首先具备这些能力。然而事实上儿童文学的任课教师极少是专业出身,或者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不够,不能引导学生把握整体框架或本质特征以及树立正确的儿童观;或者儿童文学阅读与关注不够,不能在讲课举例时信手拈来,无法推荐阅读书目和介绍当下动态;或者不熟悉小学语文教材或课堂,对实践环节的儿童文学课程设计经验不足;或者自身没有尝试过儿童文学创作或评论,更加无法指导学生的创作和评论。对儿童文学课程提出更高更全面的目标改革,也意味着本行高校教师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与挑战,他们需要静下心来进入并钻研这门课程,同时也需要进修与提升。 (三)课时的保证 纵观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初等教育学院(或初教系)的儿童文学课程,开设的学年、学期和总课时量大相径庭,多则72课时,少则20课时。鉴于儿童文学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学、读、讲、写四种能力,建议将课程开设一学年,72课时~108课时,分两学期进行,周二或周三学时,并将此固定在小学教育本科学生的培养方案中,以此实现课时的保证。上学期理论与作品相结合学习,下学期就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课文进行设计、讲课、学会创编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学会初步的研究方法,有利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善于发现问题,参与课题研究,成为适应时代需求的教学科研型教师。 作者:王欢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理论论文:浅议生态文化视野下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 论文关键词:生态文化 文学理论 教学创新 论文摘要:生态文明时代到来之际文学理论的内在变革已提上日程,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论教学也需适时而变。总体来说教学创新之处有三:一是教学理念上倡导塑造“天人舍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二是教学范式上提出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三是教学延伸环节上,教学前提倡细读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教学后启发学生进行自主式的生态批评。 当下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催生着生态文化的迅速崛起。和以科学主义为主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相比,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转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思想学术前沿敏感领域的文学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探索“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并对此进行了持续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理论范畴、命题,并以当代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为依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清理。文艺学研究中的生态维度,对文学创作、对建设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更新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提升文学理论课程的时代特色的推手,并为文学理论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理论资源。 一、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 当代著名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创建了意义深远的自然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生态整体主义的世界观。他认为自然是生命的系统,是呈现为完整、美丽的生命共同体。自然之美具有关联性,起于人与世界的交感中。这种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解释世界的观点和方法,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恪守的把人、社会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原则相一致,而且也暗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基于此,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无论是立足于宏观层面,引导学生理解把握文论的体系框架、学科品格、研究视角等基础性问题,还是从微观入手,引领学生学习若干基本知识要点,如文学的语言特性、诗歌的韵律节奏、文本的二度创作等等,都需树立一个核心的教学理念,即:通过塑造“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文论观,向现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一批着眼整体、承续历史、善待自然的具有浓郁生态情怀的知识分子。 如何帮助学生在文学和文论的领域里自觉运用生态的意识去审美,如何使他们在文学审美的层面上认识到人即自然、自然即人,天人合一的境界实则就是自然与人和谐共存的至高之境?方法自是众多,其中的一种“无法之法”是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来说,“无法之法”中的“无法”当然不是毫无方法,作为“法”之一种,它是更高层次的方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灵活有度的协调综合,打造理论学习的自由空间。譬如美国当代文艺美学家M.H.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文学四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知识点,教师可采用多种方法教学: (1)以先闻道者的身份,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介绍学生多了解我国古代儒家人体天道、亲善和谐的主张,道家向往回归自然的志趣,历代文人在诗文中表达出的对天人合一真谛的体悟。多阅读马列文论中与此相关的章节内容。多接触当代生态环境、生态哲学、生态文学的热点问题和相关见解,在全方位多层次了解人与宇宙生态关系的基础上再回到四要素问题本身时,学生的知识视野已极大开阔,对问题的纵横维度的理解必然深刻许多。 (2)以伙伴者的身份,启发学生结合个人见闻和阅读、写作实践,通过以己及人、以人观理的过程,以臻“以理观理”之境,这样的思考过程因结合个人体会而更易产生超越于书本知识的独特的切身之感。 (3)以组织者的身份,发起学生之间的交流讨论,若条件许可,还可组织学生就此问题专访某位作家或批评家来加深理解。这种从课堂之内的知识传授向课堂之外的实践课程的转换,将带给学生新鲜活泼的学习乐趣和生动感受。 (4)以上三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独语式”、“对话式”、“互动式”教学模式交叉使用,授课形式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因地制宜。既将“无法之法”化为无形,又使它真正落到实处。 二、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 在当今大力推进素质和创新教育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型教学范式是相对于以往以单向性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范式提出的一种全新理念。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研究型教学范式的现代价值不局限于教学方法的创新,而是通过其课程教学过程中塑造“天人合一”整体生态文论观的核心理念,将教学和科研统一起来,使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思想渗入课堂内外,从而实现教学目标的创新设计、促进生态文论知识的有效生成。据此,以生态学视角展开的研究型教学范式在结构特性和课程价值方面至少具备以下三点: (1)教学和科研统一于教学身份的双重性上。研究型教学实践中,教师和学生都兼有双重身份:教师既是教学者,又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教学:学生既是学习者,也是研究者,从事的是研究性学习。教学过程不是一边倒的灌输知识,而将学生视为平等对话的伙伴,一则有计划的培养学生的质疑本能和问题意识,比如从根本上质疑:生态文论与过去文论的区别何在?是否所有的生态学原则都能解释文学艺术现象?二则有步骤的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和研究的精神,比如启发学生由浅入深的思考人们在文学艺术中如何表达了他们的生态意识?怎样勾勒文学表现生态意识的历史过程?怎样解决文学在表现生态意识时所体现出来的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如何确立生态文论和生态批评的一般理论标准?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不是一时一地凭一己之力所能解决的,这项事业注定了教学与科研的不可分离。只有教师和学生通力合作,在研究型教学范式里,教学和科研的有机统一中才能逐步得以解答。 (2)独立与创新孕育于教学平台的民主性中。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活的灵魂,民主的教学平台上,学生拥有充分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师生之间可以平等的进行教学沟通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种和谐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才能养成宝贵的创新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去解构一直奉为圭臬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才有足够宽广的学术胸襟去建构天人合一、心物交感的中和协调的生态观。 (3)互动与合作贯穿于教学形式的协作性里。闻道求知是大学的独特学术品性,开展学习协作是达到这种品性的必要途径。个人化的闭门式学习和研究,必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只有懂得与人互动,才能使个人的研究成果与他人的研究成果形成对照,从而在更高层面上探求新知;只有懂得与人协作,才能从更深立意上懂得万物共生、并行不悖的生态智慧。 三、倡导文本细读,启动生态批评 建构整体的生态文论观,除了必要的以生态学视角切入的研究型教学之外,还需要在课堂教学的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具体来说以下两个方面不容忽视: (1)教学之前倡导学生多读、细读与生态文化相关的文学文本。生态文论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观照和规律总结,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因此在进入系统的生态文论学习前,对生态文学文本广泛阅读、积累充分的感性体验是十分必要的。与生态文学相关的文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凸显生态意识的经典之作,如被誉为西方乃至全球“绿色圣徒”的美国作家梭罗,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从一部不受人重视的普通浪漫主义之作,一跃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杰作。除此外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优秀文本,如享誉世界文坛的《与狼共度》(莫厄特)、《寂静的春天》(卡森)、《诉讼笔录》(勒克莱齐)等,我国的生态文本如《怀念狼》(贾平凹)、《水中的黄昏》(蒋子龙)、《拯救大地》、《守望家园》(徐刚),《只有一条江》(岳非丘)等。另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在现实的生态语境下,可以转换现代生态视角,重新进行解读,如《白鲸》、《鲁滨逊漂流记》、《浮士德》等一系列文学名著。如何在当下呼吁生态环保、可持续性发展的冷静期重新审视此类文本中表现出的人对自然的征服?如何历史的、公允的全面评价?这样的思考有赖于相关的文本细读,而有所思,才能有所学。 (2)教学之后启发鼓励学生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立意高远的生态批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评,它根植于诚挚的现实关怀和深切的忧患意识,从来不是困囿于象牙塔中、显摆深奥理论的文字游戏。因此,课堂之外教师启发鼓励学生展开多种形式的生态批评,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理论、驾驭理论的实践才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宽广开阔的生态理论视野,在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观照中,养成一种难能可贵的生态意识、理性精神和诗性思辨。通过展开自主式的生态批评,使理论的学习有了切实的用武之地,有所学,是为了有所用。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当代美国小说中的解构主义与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管窥 论文关键词:女权主义文学理论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论文摘要: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作为女权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一间自己的屋子》、《阁楼上的疯女人》、《寻找母亲的花园》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女权主义发展及内容,解构了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兴起,与女权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一般认为,女权主义文论的诞生是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高潮的结果。1970年,凯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标志着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在不断地蓬勃发展。它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初期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这种文学传统歧视妇女,歪曲和诋毁妇女的形象,并把众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在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著,如:帕特里夏·迈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伦·莫尔斯(ellen moers)的《文学妇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尔特的《他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第三阶段,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之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了修正。女性主义文学从许多其他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读者反应批评、新历史主义、黑人美学等借用了不少的观点和分析方法,从而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国的一种哲学思潮,其主要倡导者是德里达。他认为,西方的思想传统是建构在一种二元对立范式的基础上,例如:言说—书写、存在—非存在、本质—表象、事物—符号、真实—谎言、意识—无意识、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认为每一组的前者优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来的“他者”(other)。德里达对这种体现了等级差异的二元对立范式进行了批判,他把那种等级次序颠倒过来,这样,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样存在的理由。而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无论这种方法的实施者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中与解构主义的原则相契合。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拆解,改变这种对妇女不利的两性对立状态。 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学者之一伊莱恩· 肖沃尔特(eline showalter)抛掉传统的文学史分期,根据女性文学在不同时期的特征,把妇女文学史划分为“女性”(feminine)—“女权”(feminist)—“女人”(female) 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840—1880):特点是妇女致力于写作,企盼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们不自学地接受了男子对妇女的偏见,标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逻辑性化的假名。第二时期——1880——1920)妇女开始反抗对他们本性的歪曲,表现出昂扬的女权意识。第三时期(1920年以后)妇女既反对对男权文学的模仿,也超越了对男性的对立,他们更多地把自身的经验看作自主艺术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学。 《她们自己的文学》——肖沃尔特与女权主义文学经典的构建。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她认为现有的文学经典是男性中心的产物,它们排斥、忽略了妇女作家。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成了“被压抑的声音”。因此,面临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建构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和文学经典。《她们自己的文学》就是妇女文学史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书中,肖沃尔特批判了父权制文学传统对妇女文学的偏见、压制和漠视。并从理论的深度找到了妇女文学长期遭受压制、埋没的原因。另外,《她们自己的文学》发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权制文学传统湮没的女作家。证明了妇女有着她们自己的文学,而且妇女文学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和传统。这部作品对美国女权主义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西方女权主义评论中的里程碑。 《一间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亚·沃尔夫的“双性同体”观。沃尔夫的女权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表现得最为直接和充分。“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 “钱”和“一间屋子”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且是一种象征,是妇女没有经济地位、没有文学传统、没有创作自由的生存状况的写照,也是妇女要进行创作的必要条件的象征。沃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提出,是对历史上以男性价值为仲裁者的单一价值的标准的反叛。针对两性的处世态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处的理想。这可以看作当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性别二元对立进行解构的萌芽状态的思想。 《阁楼上的疯女人》——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虑”理论。吉尔伯特和古芭在这部著作中运用了传统的细读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们运用了“禁闭”、“洞穴”、“天使”、“魔鬼”、“疯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隐喻来讨论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家将女性形象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分为两类: 天使与妖妇。那些温柔美丽、顺从贤惠,为家庭默默奉献的女性被神话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摆脱男权统治,追求自我价值的女性则被丑化为妖妇,为男性所厌恶和恐惧。她们认为,由于妇女被“禁闭”在由男性对她们以及对她们的潜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们总是忧虑她们不能有所创造,担心她们永远也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先辈”,担心写作的行为会孤立她们或者甚至会摧毁她们。为了克服对作者身份的忧虑,女作家们一方面选择男作家不太感兴趣的体裁和类型,诸如儿童谅、书信、日记等;另一方面,隐瞒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写作。这些作家通过既遵从同时又颠覆父权制文学标准,来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学的权威。从而她们超越了对作者身份的焦虑。 《寻找母亲的花园》——爱丽丝·沃克的黑人女性主义观。解构和抨击男性中心文学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妇女文学的赞美和发展,也就必然伴随着对女性文学传统的寻找。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爱丽丝·沃克指出,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约束、历史性地扼杀了黑人妇女的创造性。在性、种族、阶级的三重压迫下,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成了真正看不见的人,被称为“世界的骡子”。沃克运用缝制百纳被和培育鲜花这种无语的艺术形式隐喻黑人妇女受到压制的创造力,号召人们寻找黑人文学母系,反对歧视黑人妇女文学的种种谬论,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着与本国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样可靠的历史传统。深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不仅仅是爱丽丝.沃克,还有像佐拉·尼尔、赫斯顿、托尼·莫里森等许许多多黑人妇女作家。这些作家以独特的黑人女性主义审美观和身为女性双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独特经历,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状态和她们的奋斗历程。 女权主义文论的理论方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因为女权主义文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所以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构主义为女权主义文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妇女运动的宗旨不应只是得到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地位,而是要怀疑所有的地位与权力,以避免将原有的对立双方简单地进行反转。这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全面消解二元对立,从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异又不存在压迫的女性文化是至关重要的。 文学理论论文: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 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著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 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文学理论论文:浅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价值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 理论 价值 论文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几大价值进行分析与阐述,以实现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思想内涵,以及高尚的人格、渊源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思想、智慧、感情以及真善美的融合结晶。 1.文化内涵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多是包含了政治、杂话、史志中的非自觉性理论,即使在《二十四诗品》、《文心雕龙》等纯粹性文学作品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化阐述从客观上留下广阔思考空间、与话语空间,并形成多维度研究。因此,今人多从儒、道、释等角度出发,也有人从民俗、历史、书法、音乐、绘画、文献、经学、考据等多方面学科进行深入探讨与分析,例如童庆炳老师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实意义》一书中,就是以文艺心理学为出发点,阐述了古代文学理论中的“郁陶”、“蓄愤”等思想,并提出更有见解性、更加科学的观点。针对古代文学这一特征,以文化经济学为出发点,认为这是一个富矿型学科。虽然它作为传统学科,必然出现很多超积累研究现象,且学术人口超编严重,但是由于它的内存丰富,并可提供多元化学术选题,因此不会出现“词穷”、“学术撞车”等现象,这也是其天然、科学的优势,利于不断积累价值。 2.文学现象的阐释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对古代文学现象的直接阐述,同时是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对象,可发挥“以古释古”的作用。由于它没有时代的差距和语境的隔阂,因此具有现代文论中缺乏的直接性、有效性。例如以金圣叹的“草蛇灰线法”解释《水浒传》的结构,远比利用现代叙事学晦涩、繁琐的理论更明确;而利用庄子“坐忘”、“心斋”等思想分析苏东坡的“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比本格森的直觉主义观点阐述得更到位、更深刻。当然,这种“以古释谷”仅是诸多阐释方法的其中一种,而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唯一的,但可以发生独特效果,可见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性。再加上先天近缘的便利性,在阐述古代文学时,古代文学理论更具有优先性。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并不仅是“知识考古学”,而是更具备现实意义。 3.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政治功能是古代文学理论的最主要价值,历代文学家都对此研究非常重视。由于这种功能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促进文学理论直接参与到现实政治斗争中,并从中获得较好的政治功利效益。例如,孔子的“事君”、“事父”说,学《诗》“授政”说等,就是政治观点的典型代表,它对文学服务于社会政治提出了客观要求,并担负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重任。 反对文学中的“嘲风月、弄花草”等行为,批判脱离现实社会,这是积极进步的价值观。以这一宗旨为出发点,古代文学家也提出了诸多观点,如“乡人”、 “事君”、 “化下”、 “邦国”、 “经国”、 “润色鸿业”、 “劝善惩恶”、 “匡主和民”以及“移风俗”、 “厚人伦”、 “美教化”、 “文以载道”、 “有补于世”、 “补察时政”等,无不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的社会政治功能。 4.思想文化价值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为一种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促进人类通过对历史的了解而认识自身,并从中获得自身能量与进步。虽然古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现代创作与作品进行直接阐释和指导,但是也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比较等依据,促进现代文学理论既获得根性自信、有限启示,也以此校正自身发展方向,最终落实为统一的历史逻辑。 任何时间段内思想的正确性,都需要经过历史检验,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是被历史证明的思想,因此指明了现代创作与理论走向,从历史反思中推论其价值的逻辑性、合理性与正当性。而未来的文学理论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历史的逻辑基础上,才能提高可行性与真实性。因此,当前盛行的只重视感官愉悦、忽略深刻的大众主义文化,无论从写作层面还是阐述层面来看,都需要与历史密切联系,也就是说古代文学理论对当前时代、偶然、媚俗等思想倾向具有匡正价值。 5.审美娱乐价值 审美娱乐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文学价值。这种观点已经在《左传》中记载的“季札观乐”中有所体现,例如季札每观赏“一乐”,就会体现出“美哉”的心情。而孔子所说:“《诗》可以兴。”也对激发人的积极情绪发挥重要作用,蕴含审美价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对文学理论的审美功能有了深刻认识,例如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中提出“著文自娱”;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诗可以让人“贫贱易安,幽剧靡闷”;陆机的《文赋》中,认为创作是“可乐之事”;颜之推的《颜氏家族》认为文学的“陶冶灵性”;萧统的《文选序》中指出作品具有“悦目之玩”、“入耳之娱”的功效价值。而自唐代至清代,大批文论家也指出了“相娱”、“相慰”、“消愁”、“解闷”、“娱耳悦目”、“以文为戏”等观点,其论述的范围由诗文扩大到小说戏曲等。可见,审美娱乐轮主要体现了“自娱”、“娱人”两方面,具有深刻的价值。 文学理论论文:浅析现代性视野下的沈从文文学理论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理论 现代性 论文摘要:沈从文在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学的言说立场,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在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 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文学理论卜的成就与影响虽然远远不能与他在现代小说史的地位相比,但他以批评家的身份一直活跃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坛。和创作中表现的现代性反思不一样的是,沈从文基于文艺问题的理论表述中充满了现代性召唤图景一一秉承五四精神的星火,积极地在文艺问题上频频鼓呼,并以他独特的理论表述方式呈现出颇具特色的现代性症候。 文学认同:民族想象与历史使命 对于“五四”启蒙理想的向往成为沈从文入京最初的现代性冲动。“五四”运动所召唤的关于现代中目的构想也成为沈从文毕其一牛所追逐搭建的文学现想的最初图稿。“正在发酵一般的青春生命,为这些刊物提出的‘如何做人’和‘怎么爱国’等等抽象问题燃烧起来了。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对“新的方法、新的认识”的觉察也就是意味着对旧的方法、认识的背叛与超越。显然,“五四”新文学的发生不仅仅是一种新的文学知识的产生,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崭新的知识体系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价值创造和接受的过程,是中国的知识和价值重新调整的过程。身处新旧思潮剧烈激荡的北京,沈从文必然切身体验并融构了这种新的知识和价值,于是,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念成为沈从义重新确证自我的认同标准,从而也形成了沈从文关于他人和自己的新文学创作的重要阐释图式评判维度。 近现代以来,文学理论开始加盟现代性话语,“这是中同文学理论史上一个相当彻底的迁徙。”“这时,文学理论的义务不是一般地阐释文学的内涵,而且还要发现或者论证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普适性命题,便是因特定的历史现实而使得文学创作伴随着强烈而鲜明的民族认同和国家想象。沈从文关于文学的论述中从未放弃或远离过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与使命感,他对文学的想象和终极追求中也从没有缺省民族同家的维度。沈从文曾在表达他的文学理想时说,“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竞长短的选手”,而这个选手“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而比赛,才真正有意义”,国家认同始终是沈从文文学认同的重要一部分。 文学一直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方式和资源。在沈从文这里,文学之于现代人格的塑造与民族哀乐以及“百年立同”联系在一起,文学对“人格”、“人性”、“生命”的塑造与守护不可能独立存在,而往往伴随着民族、社会的进步创新。沈从文在对文学与史学运动进行表述时显示了他对历史语境的清醒自觉:“文学运动在积极方面,却可望除旧更新,使文学作家一支笔由打杂身份,进而为抱着个崇高理想,浸透人生经验,有计划地来将这个民族哀乐与历史得失加以表现。日在作品中铸就一种博大坚实富于气的人格,使异世的读者还可以从作品中取得一点做人的信心和热忱。使文学作品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民族百年立围的经典。”在沈从文的文论中,对于个人与社会,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之问的关系,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制度等宏大问题的思考很多。沈从文共至认为在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这一点上,小说必然更具有表现力,更容易使人领会共鸣。沈从文深信国家的真正进步,有赖于切实有用的知识替代专横霸道的权力,理性代替迷信,而文学作为启蒙的于段,更容易使人得到肩发,深信通过文学,在读者心中注入社会重造的观念,是一个必然有效的方式。 文学自律:分化规律与合法化根据 1930—1940年代沈从文参与的备受非议的文艺论争使得他自觉到,对于有着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功用的新文学以及文学运动来说,文学沦为了“商品竞卖”和“政治争宠”的工具几乎成了文学的灭顶之灾。文学运动“既受商业与政治两种势力的分割与玷污”。文学已然越界。文学运动的发展和这些活动分子的活动既纠缠成一片,原来那点庄严性,那种优秀作品从各方面说明人生,来煽起这个民族自尊心或自信心的点崇高理想,那个诱惑读者向深处追寻向远处看的企图,可完全被摧毁了。“代替它的是种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文学在担当现代国家与现代人格的草塑的任务时,不期然地沦为商业与政治的工具或奴隶,这迫使沈从文重新思考文学的自律边界,重新认识现代社会的分化规律。 文学、商业、政治乃至自然科学等各领域的分化都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文学的自律正是在现代社会的分化中建立起来的。沈从文一方面认同了新文学现代价值和意义空间的创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并小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文学有着广阔的内容,它礼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另一方面,沈从文并不认同文学需要让渡自身的边界和规律去迎合来自文学之外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一个纯思想家,一个文学家,或一个政治家,实各有伟大庄严处。即照近代一般简单口号,“一切与政治不可分”,然而,一切问题与政治关系,却因分工分业,就必须重造。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文学在重塑现代国家的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同质性和共时性层面,另一方而也对文学的独特性有着清醒的自觉。新家的重造,必然是各种专门家的责任,“困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也唯有伟大文学作家,始克胜此伟大任务。 沈从文对文学特别是小说在重塑现代人格的功用上极为自信。因为小说“即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的抽象原则学说,无一不可以把它综合到一个故事发展中”。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新的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即从这种工作任务的重新认识,与工作态度明确,以及对于“习惯”的否定而定。从这个认识下产生的优秀作品,比普通公务员或宣传家所能成就的事功,自然来得长久得多,也实得多。”沈从文在此认识到,义学的合法化和经典化可能都必须首先从文学自身而不足非文学因素那里获得确认。 文学承载的民族家的现实功用,和文学作为艺术的自律性,相互纠葛在沈从文的文论中。这也带给我们启示,那就是中同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格“丁具主义”和“审美主义”两大类别的冲突并不如概念辨析那般泾渭分明,这是一个需要回到现代文学历史的具体语境中才能获得解答的理论问题。 文学主体:理性介入与独立人格 现代性意味着个人从传统的各种禁制中解放来,获得空前的谋划自己生活的自主性,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是现代性的旗帜。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追求的是一种能够真正确立主体性地位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主体的人在生活中能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正如康德将启蒙的口号唤作“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一样,是一种自律精神,一种人之为人的主体精神,或者说是人的理性或个体的自我意识。换言之,“理性主体性”成为启蒙精神的核心与基础的概念。 启蒙理性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批判封建社会的最锐利武器,同时也是他们获得现代认同的鲜明旗帜。理性构成了沈从文继续“五四”这一未竞事业的执著的话语力量。“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理性是沈从文自我反思和观照文学主体的重要圭臬。“作家存某种意义上是比较能够用开明脑子在客观上思索人生,研究人生,而且要提出一种意见表示人生应有些事与普通动物不同的,他有思索,他要表现。”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若自觉为教育青年写作,为民族未来写作,就应当对真理十分看重。这样,与其在作品上空作预言,有信仰即可走近天堂,取得其“信”,不如注入较多理性,指明社会上此可怀疑,彼可怀疑,养成其“疑”,来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则问题齐来,因搜求问题分析问题即接近真理。而“认识这种真理需要理性比热情多,实现这种真理需要韧性比勇敢多。” 沈从文强调,文学主体(知识分子)克服商业“物化”与政治工具化有赖于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建构。这种人生观的基础,“应当建筑在对生命能作有效的控制,战胜自己被物态征服的弱点,从克制中取得一个完全独立的人格以及创造表现的绝对自主性起始……只承认为人类‘工作’,不能为某一种策某一时‘工具’……这成就,在另外一时,将无疑依然会成为一时代的重要标志。”沈从文强烈要求作家们坚持个体自觉的独立品格。“我们虽需要国家对于文学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同时还需要文学作家自己也能认识自己,尊重自已,不要把‘思想’完全依赖在政治卜,不要把‘出路’完全寄托在收入上。” 沈从文文论现代性的原点均可以回到对文学主体的表述上。理性、介入性、批判意识、独立品格成为沈从文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核心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沈从文对文学主体自我确证的追求是对文学自律看护的延续,两者甚至互为条件。而沈从文的争鸣与呼告也告诉我们,1930—1940年代的特殊语境,使得文学主体的确证并非不言自明,而成为一个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沈从文极力主张现代新文学参与到中国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与知识建构中去,但是,这种参与必须建立在尊重文学自律与主体自由的基础之上。 文学理论论文: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研究 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发生了一次次革命性变化,与之相应,英美各高校也出现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的文学理论教材。这些教材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西方理论与批评的全景,而且表现出与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尽相同的体例和风貌。了解和研究英美高校的这些教材,特别是国外学者为解决“理论”危机而做出的种种颇有创意的努力,对于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目前收集到的近50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挑选出有代表性的20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见篇末附录),通过认真研读和分析,以把握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思想和写作体例,并希望通过对这些教材的梳理和辨析,为我国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类型 导论型教材 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不难发现其书名冠以“导论”、“引论”(introduction)或者“指南”(guide)的导论型教材,但这种导论型教材与国人理解的不完全一致。在国人看来,作为导论型教材,应该关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范畴等基本问题,有比较明确的理论建构和明晰的范畴界定,论述过程缜密,结构也应相对完整。而在英美高校,这种具有完整体系的教材并不多,也许受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当代哲学不再诉求宏大叙事的影响,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似乎不再追求建构普遍的理论体系。 就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是少数具有完整体系建构的教材之一。该教材涉及到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韦勒克试图通过对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区分来界定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通过对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的区分来寻找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并重点阐述了文学理论的“内部研究”,分析了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该教材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影响颇深。卡勒的《文学理论》也属于导论型教材。如果说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一种建构型体系的教材的话,那么这一本便可以视为“解构型”教材了。该教材对文学理论中的几个关键范畴均提出了质疑。其开篇标题为“理论是什么?”第二章标题是“文学是什么?”接下来则对文学与理论的关系作了否定的回答。“文学是什么?你也许会认为这是文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该教材通过分析历史上各种界定“文学”的说法,最后将 “文学”理解为从五种视角审视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对传统文学理论试图找到文学的普遍性本质的消解。这种解构方式告诉人们,对“文学”这一术语的界定的不可能与无限可能。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侧重从哲学的角度反思文学理论,是一本有相当理论深度的教材。该教材首章为“哲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危机”,谈到了“客观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极端不确定主义”所带来的文学理论的危机。以此为出发点,论及“诗学的形式与功能”、“变异、价值和文学理论”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并探讨了文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及其意义与前景。这本教材可视为理论面临坍塌之际的反思和重建。 一些研究文学理论中特定范畴的专论性教材,我们也将它们归入导论型教材内。安德鲁·本尼特与尼古拉斯·罗伊尔合著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就属于此类,该书第二版分二十八章,每章涉及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如“开端”、“读者与阅读”、“人物”、“悲剧”等,第三版又新增四章,仍沿用这一方式。该书各章之间虽亦有参阅,但就总体而言,各章几乎全凭某一关键词而自成一体。此类教材因各章节之间独立性较强,所以在教学过程之中可以从不同的章节入手,从而形成不同的思维路径。 有些导论型教材则具有史论结合的特征,如查尔斯·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该教材既有对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的质疑与界定,又有对自古希腊以来学科史的勾勒,包括对20世纪以来的主要理论批评流派的介绍。还有些教材主要通过对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评述来结构全书,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就是如此,它将西方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梳理出三条线索,从而引出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结论。与之类似,佛克马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也是通过对各理论流派的选择性介绍和评价,试图建立一个科学的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文学理论。 选本型教材 选本型教材即选辑他人著述而成,一般为选家根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选择编排一些理论或批评实践文本,其中大多为经典文本,偶尔也收录学生习作,用来作为课堂教学或学生阅读练习的实例。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的选本型教材不只是资料汇编,大多具有选家眼光和水准,大多在选编中有说明、指要或有一定篇幅的介绍。如诺顿出版公司的《诺顿文选理论与批评选集》,在前面就有长达28页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导引”,对“什么是阐释”、“什么是文学”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了概要的介绍。再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罗纳尔德·席勒夫编选的《当代文学批评:文学与文化研究》,该书用两章的篇幅介绍了“什么是文学研究”和“什么是文学理论”。这类教材在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占有一定比例。 根据编选标准和内容的差异,我们又可以将选本型教材分为三种。一种是依据历史编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该书有2600多页,遴选了自古希腊至今的文论家著作,按照文论家出生年代先后而编排。另一种是按理论批评流派选编,这类教材往往精选出文学理论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经典理论批评著作片段。例如安·杰斐森和戴韦德·罗比的《当代文学理论介绍》,选取了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批评、美国新批评、结构—后结构主义批评、阅读阐释理论、精神分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等八种文学批评流派的代表性著述,勾勒出一幅当代批评理论之图。第三种则是前两种的综合,既根据主题或专题选择,又兼顾历史与流派的顺序。例如英国文论家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全书共分为五大主题: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每一主题下又分为若干子题目。菲利普·莱斯和帕特里夏·沃夫编选的《当代文学理论读本》也与之类似。该书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按照流派编选了索绪尔语言学、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与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理论家的文章;后半部分则按照主体、语言与文本性、话语与社会、后现代主义等专题编选。 手册型教材 英美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互为补充。相对于导论型教材和选本型教材而言,手册型教材是与前两种类型配套使用的教学参考书。这类教材又分两类,一类是辞典,一类是批评方法手册。手册型教材为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或者初涉批评领域的人提供了获取知识的途径。#p#与导论型教材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体系性不同,手册型教材侧重于理论知识的普及。有些辞典收录的词条范围很广,如《韦伯文学百科全书》,该辞典言简意赅地介绍西方近几十年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和术语。安约翰·派克和马丁·库勒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则仅限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术语,这类辞典既可供初学者入门,也可作为工具书。 手册型教材与选本型教材也有差别,选本型教材虽然也辑录的是他人的文本,但重点在选,手册型教材则带有实践性质,重点在指导如何运用。该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等编著的《文学批评方法手册》,该手册介绍了数种批评理论,每章一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节介绍该理论的背景、性质与运用范围,第二节为经典批评文本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对该批评理论本身的评价。比如该书第二章“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第一节介绍了形式主义理论的背景及分析方法;第二节为“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具体包括:①用形式主义方法解读《致他羞涩的情人》,②短篇小说的形式和结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③对立统一:《哈姆雷特》的形式,④形式中的意义等。第三节是“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局限”,对于只关注于文本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编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再坚持文学的独立性,而是要恢复文学跟生活和思想的联系”。这类教材还有一个特点,即在介绍使用各种批评理论的批评实践时,往往选择相同的文学文本作为批评对象,《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是用不同方法分析了《致他羞涩的情人》和《年轻的布朗先生》这两部作品。朱利安·沃尔夫莱和威廉·贝克合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也是如此,该教材收录了分别用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女性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对《雪封》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这种编排可以使学生切实地感受到各种批评方法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训练了学生阐释文学文本的能力。 教师用书 教师用书严格地说不能叫教材,而是带教辅性质的参考书。这些用书对文学理论本身和教学方法都作了富有启发性的提示,迪安·f.萨多夫和威廉·e.凯恩合著的《大学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和麦克·肖特的《阅读、分析和文学教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有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还注意到了多种类型的教材配套使用的问题。如塞尔登的三本教材就是可以互相参阅和补充的。其一《当代文学理论导论》,主要评介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理论批评流派;其二《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分主题遴选了自古希腊以来的经典文学理论著述;其三《理论实践与文学阅读导论》是一本专门为学生设计的批评案例分析。 二、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 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立场指编写者对文学理论性质的看法和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的指导思想。编写者的立场与其理论素养、文学观念特别是所属的理论派别有关,在教材编写中,往往表现为编者对各种文学理论观点或流派的取舍和评价,对具体的理论术语的界定和表述,以及对教材的逻辑思路及建构方式的选择和设定等。由于编写立场的差异,有些教材侧重于对文学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因素的阐释,有些教材则集中研究文学的语言和结构,使得英美的文学理论教材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特色。 导论型教材一般表现出鲜明的学派立场,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将文学研究分为内部和外部,从构架上看似乎是一种全面的文学研究,但在具体论述中,著者对文学研究中的传记、心理学、社会和思想等四种从“外部”切入的态度有所保留和否定,他们认为这种研究忽视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忽视了语言符码的特殊性,将文学作品虚构世界的生成机制简单化了。实际上著者是站在新批评的立场上,主张文学理论应立足文本,研究文学作品的语言特性。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立场与韦勒克相左,著者毫不回避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该书从“什么是文学”开始,在缜密的论证过程中否定了传统和当下社会的各种观念,在追问中得出结论:纯“文学”只是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给人造成的错觉,对于文学的价值判断具有历史可变性,它与社会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佛克玛和易布思合著的《二十世纪文学理论》虽然提出要建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的、科学的文学理论范式,但纵观全书,他们是希望以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为基础,同时吸收接受美学、符号学等相关成分来合成。卡勒的《文学理论》则通过一系列的质疑表现出一个解构主义者的学派立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所表现的这种鲜明的学派意识与编著者在编写教材时的文学现状及文化思潮有一定联系,而这些教材所坚持的指导思想通过被学生接受和掌握,又可推动某一学派和思潮的普及和发展。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无疑起到了推动和传播新批评主张的“内部研究”的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多样化发展及文化的多元并存促使文学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反映在教材编写上则表现出综合性的倾向或采用比较客观的立场来评述各派理论。正如朱利安·伍尔夫雷和威廉·贝克编著的《文学的诸种理论:批评实践案例研究》中所言:“没有一种理论是封闭或者自足的”,“批评、理论的写作和阅读已经泛滥,超出了‘理论’这一术语的同质性”。当今的许多教材往往不再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立场或是学派意识,而是囊括诸多文论观念,其框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凯思·格林和吉尔·列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就体现了这种特征。该教材全面阐述文学和语言、结构、历史、作家(主体性)、读者、政治和文化之间关系。塞尔登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也是从再现;主体性;形式、体系与结构;历史与社会;道德、阶级与性别五个方面来编纂教材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则在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互动关系中探询文学研究的意义,他认为,文学是“一个各种意义斗争激烈的领域”,多种定义可以和谐并存。这些教材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无不有一定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提供任何简单的定义的答案,也许是当今文学理论教材的一个积极而非消极的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十分注重吸收西方文化和文学资源,特别是本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情况,由此显示出一种本土立场。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选用了100多个文论家的著述,其中英国文论家占三分之一以上,在第一编第三章和第五编第二章,分别所选的五个文论家都是英国的。英国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第一章分析了英国文学的现状,针对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提出现在到了强调理论的时候了,第二章又设一节专门探讨英国的文学传统。英国汉斯·伯顿斯的《文学理论基础》主要以英国近代马修·阿诺德的诗歌为例子作为演示。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开篇所选的范例就是“美国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些对我国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有启示意义。 三、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逻辑思路 清晰严谨的逻辑思路无疑是每一位理论家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或描述理论现状时所遵循的,只有如此,教材中各方面的内容才能融为有机的整体,同时也才能让学生易于把握教材的内在线索,并藉此掌握相关理论。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大都具有相对清晰而又体例各异的逻辑结构。有些教材以问题为出发点,通过质疑某种观点来结构全书。如韦勒克和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就是从对当时流行的“起因研究法”和“个性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研究方法的发难开始的。塞尔登编著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则表现出对各种批评理论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反击,因为那些理论“总是威胁要切断读者及其熟悉的精神支柱”,而对文学研究不是“进行仔细的分析和评价”,而是“发出绝望的呼喊或进行道德的讨伐”。由此这些教材形成这样一种思路:置疑现状否定传统提出新观点论证新观点。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有些力求在各理论流派之间寻找其内部的逻辑关联,以统摄整个教材。如凯思·格林和吉尔·利俾汉的《批评与实践教程》,编者首先介绍与文学的本质特征——语言相关的批评方法,然后一步步走向文学的外部,形成一个以文学文本为圆心的众多的同心圆,其结构方式是由内及外:语言符码结构含义历史生成作者主体读者接受政治意识文化解读,由此勾勒出各种批评理论的内在关系。有些教材集中围绕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显示各种文学理论批评的联系与发展。如汉斯·伯特斯的《文学理论基础》将各种批评理论聚焦在“阐释”和“阅读”上,关注各批评理论的阐释功能。他在序言中指出,曾经“有段时间里文学文本的阐释和文学理论似乎是两个不同而且毫无关联的物”,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阐释和理论彼此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事实上,对于当代的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来说,阐释和理论已无法分开”,由此该书便有如下章目:第一章:意义解读:实用批评与新批评;第二章:形式解读(上):形式主义与早期结构主义(1914—1960);第三章:形式解读(下):法国结构主义(1950—1975);第四章:政治解读: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从章目中我们可以看出,各章关注的都是作为各种批评理论的共同功能,即如何阐释文学作品。 还有些教材则从学生学习的角度考虑,根据各理论流派本身的理论难度来结构全书。如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采用的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的结构方式。有些教材甚至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无论是全书的导论,还是每章的开始,都是从具体的文学文本讨论入手走向文学理论教学的。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中大多数章节的开篇便是一首诗歌或一篇小说的片断。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文本使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初有一个比较生动或强烈的印象,从而产生学习理论的兴趣和欲望。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编排上也有一些新的特点。如有些教材表现出明显的厚今薄古倾向。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为了更好地介绍当今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各种怪异理论,在第四版里把以前版本里涉及到的理论(包括1993年增加的新批评)压缩成一至六章,仅占整本书的一半,而用另一半篇幅论述各种后现论。有些教材在编排上更为前沿。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伊尔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结构就彰显出一种后现代的去中心化的色彩。全书分二十多节,既有传统的如“叙述”(narrative)、“人物”(character)和“修辞和比喻”(figures and tropes),也有耳目一新的“笑”(laughter)、“自我认同”(me)、“上帝”(god),还有“意识形态”(ideology)、“种族差异”(racial difference)、“怪异理论”(queer)等,各节之间相互独立,亦没有偏重。 四、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编排风格 从编辑学的角度我们还发现,英美文学理论教材有诸多和国内大学教材迥异的特色。 英美教材的封面设计与国内教材相比,更具个性化。有的教材采用的是带有现代色彩的油画,如布莱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和伊格尔顿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有的教材则刊入一幅颇有意味的图片,如塞尔登和彼得·威多森及彼得·布鲁克合著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的封面,画的是一个若有所思的人端坐在一扇门前,他在思考什么,门里面又是什么?这些都给读者以遐想。此外,还有的教材封面居然是一幅漫画,如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斯·罗勒的《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的封面,漫画中的教师西装革履面带笑容的拍着学生的肩膀,两位学生却被缚于木板上不能动弹,甚至连嘴巴也被封住,下面一行小字说明:“通常,艾德尔森特别恩典的给少数几位学生讲授关于当代小说的后结构主义分析”。 英美教材在目录的编排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如罗伯特·c.戴维斯和劳拉·芬克编著的《文学批评和理论:从古希腊到现在》,全书的编排顺序是按年代来进行的,但在后面又编排了一个按主题分类的目录。诺顿公司多人合编的《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更多达五个目录,分别按:著者出生时间;现当代流派与运动;文类;历史分期;论点与主题等五种顺序来编排。这种方式已接近计算机的链接,它提供了多个入口,给学生带来一定的便利。 英美教学非常强调课外阅读,因此它们的教材无一例外都附有指导学生进一步阅读的书目,并且书目的编排有多种方式。一般按照由易而难的顺序,这样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理论知识。也有一些编著者根据教材自身的内容安排阅读书目,如乔纳森·卡勒的《文学理论》由于各章内容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他的扩展阅读书目是按章来附录的。苏瑞希·纳华的《文学批评基础》由于专业性很强,因此在按章注释之后对一些参考书目还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罗杰·韦伯斯特的《文学理论研究入门》的扩展阅读书目做得更为精致,分别标为文学理论的入门或普及性著作、一般导读性书目、接受理论书目和语言理论书目等四部分,并且每一部分的前面都有一个简短的说明,俨然一本课外自学指导手册。 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也很重视附录,注意增加一些特殊的内容。罗易斯·泰森的《当代批评理论——使用者指南》每节都附有批评实践的范本。美国查尔斯·e.布雷斯勒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则在第三章到第十一章的后面附有一篇学生的评论文章,值得一提的是该教材2003年版中第三到第十章的后面均附有与该章内容相关的网址。 顺便说一下英美文学理论教材的再版特色。英美文学理论教材在再版时往往有较大的变动,内容或增或减,顺序也多有调整,这样做也是与时俱进,使教材更具时代特色。查尔斯·e. 布莱斯勒编写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1994年首版后,分别在1999年和2003年再版,每版都有变化,不断加入最新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多森和彼得·布鲁克合编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第四版也是如此。 当然,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英美教材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一些偏颇之见。同时,很少有编纂者注意到东方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从而使它们所阐发的理论的普遍性大打折扣。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值得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借鉴的东西。英美文学理论教材中所持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多元和不断更新,教材体例和编写风格的丰富多彩,以及对选本和辅助教材的重视等等,都给我们诸多启发:文学理论教材可以有多种写法,也可以同时编写出多本不同体例教材,除具有导论性质的教材外,还可以有选本、有个案分析或手册。教材的表述可以严谨细密,也可以文采飞扬。总之,一本好的文学理论教材既能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和基本问题,又能在学习中发现理论的价值和思考的乐趣。 文学理论论文:和谐与整体:柯尔律治文学理论的有机内核 内容摘要:英国牛津大学西马斯·帕里教授编选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收集了柯氏大部分散落在外的、100多年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言论,以注释的方式、独到的编排形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和作家的言论进行了归纳性、考证性研究。该书融文献资料的珍贵性、内容编排形式上的独到新颖性与实用性和学术研究的指导性于一体,是一部极具价值的、不可多得的研究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 西马斯·帕里 文献价值 实用价值 作者简介:鲁春芳,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郭峰,浙江财经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本文为浙江财经学院2007年校级重大课题、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国浪漫主义诗学的自然关怀”研究成果。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在中外文学界都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最具哲学深度与浪漫诗学思想于一体的文学理论家。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约翰·比尔的系列丛书《柯尔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coleridge’s responses:selectedwritings on literary criticism,the bible and nature,2008)的出版为我们研究柯尔律治提供了针对性强、选材面广的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而这部系列丛书的第一部同时也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由牛津大学著名学者西马斯·帕里(seamus perry)编写的《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coleridge on writers and writing)则更应该是我们客观、深层了解科氏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文学理论内核的忠实依托。 西马斯·帕里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学者,主要研究1660年至今的英国文学,其中对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及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已有多部研究柯尔律治著作先后出版:《s,t,柯尔律治》(s.t. coleridge)、《柯尔律治的笔记:选读》(coleridge’s notebooks)、《柯尔律治:采访与回忆》(s.t coleridge: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和《柯尔律治和部分的用途》(co-1eridge and the uses of division)等,我们可以确定西马斯·帕里对柯尔律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帕里又编写出版了这本系列丛书《科勒律治的反应:关于文学批评、圣经与自然作品选》的第一部《科勒律治论作家与创作》,虽然为资料收集形式,但是本书所选取的具体内容及其内容安排的方式为我们了解和研究科氏创作思想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文献帮助、极其实际的研究指导和比较明确的学术意义。 首先,本书极具资料的文献价值性,把柯尔律治大部分散落在外的、一百多来未曾公开出版发表的科氏关于文学的论述、演讲、旁注以及别人的记录或摘录等收集起来,以详实的出处信息展示这些论断的来源:具体演讲、重要论述、写给具体文人的具体书信以及书写的具体时间等。从这些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更能体会柯氏诗学思想的本质内核,更能感悟到作为一代伟人的柯尔律治的创作视野。 其次,本书凸显的第二大特色是内容编排方式的独到新颖性和实用性。柯尔律治文学论著宽泛、宏大,帕里采用注释的方式,以独到的编排顺序对柯尔律治关于创作与作家的言论进行了考证性研究,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比较全面的关于创作的论述,《笔记》中的摘录、讲稿中比较宽泛的讨论和节略、《朋友》、《文学传记》、《桌边杂谈》里关于诗歌与想象的描述等。从这些公开的和大部分未曾公开的资料中,我们了解了柯尔律治的创作思想轨迹以及其本质内核:无论他一开始对诗歌和诗人的论述、对十四行诗本质的观点、对阅读与读者的理解、对戏剧与其它文学形式创作的解释、对机械幻想与有机想象的阐释以及最后又回到诗歌诗人本质论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理论方面老道成熟的文学理论家,而他几乎所有阐述的中心词总是强调“整体”,虽然他用不同的英文词汇“union”“u-nity”“oneness”“whole”“totality”等,强调“有机的想象”即“organic imagination”。由此,我们看到,柯尔律治创作思想不是一蹴而成,更不是突兀来风,它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内核和一个渐进完善的过程。第二部分以作家为词条,以字母顺序编排了柯尔律治对具体作家以及其作品彰显的风格、品格、文化意义等的看法与评价,把柯尔律治散见于其广泛的文学论著中的对世界作家的评论和认识集中起来,让我们很好地看到了柯氏的创作视野、他的知识面的广度与深度。比如从柯尔律治1795年的演讲中对马克·阿肯塞得(mark akenside)的评论看到了柯尔律治对“整体”和“想象”的强调,从他对亚里斯多德、培根的评述我们看到了柯氏对哲学与科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从他对丹尼尔·笛福及其《罗鲁宾逊漂流记》的言论,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极具人文思想的柯尔律治等等。总之,帕里把柯尔律治对众多世界作家的评论收集一起,这些归纳性材料如实反映了柯氏本人的研究深度和创作主张。同时,柯尔律治能汲取所有对其思想有益的智慧,以他自己的天才进行有机的综合与想象,这是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是他作为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不懈追求和努力辩护的目标,这一目标在他那三首争论最多、又最不被人看好的长诗《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中得以最佳的实现。 第三,本书为我们深度了解和研究柯氏诗学思想提供了指导性的参考。该书分前后两大部分,就具体材料的内容而言,紧紧围绕并突出了柯尔律治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和谐与整体(harmony and unity)的主题。就第一部分讲,几乎所有选用的小节,无论是谈诗歌与诗人,还是谈幻想与想象的区别,中心词汇离不开“和谐”与“整体”,用柯尔律治的话文学创作就好像是一种植物的“有机生长”。柯尔律治创作的《老水手》、《忽必烈汗》和《克丽丝特贝尔》等三首长诗从内容到形式也的确体现了柯尔律治融众多不协调因素于一“整体”的诗学思想,因此也总被看成是柯尔律治为数不多诗作中的最伟大诗篇。柯尔律治诗歌思想的灵魂首先是赞同华兹华斯的创作主张,即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那种机械主义理论;但是,柯尔律治发展并提升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创作理论,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是一个有机体的自然生长过程,自然与艺术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诗人的能力和职责就是要融合所有对立不一的因素,融所有有机元素而最终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柯尔律治论作家与创作》从创作论到作家论始终把这一中心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看到了科氏文学理论的内核。柯尔律治在谈到短短的十四行诗歌时也同样强调“整体性”:“我认为思想的整体性是十四行诗所必不可少的”,“十四行诗对我来说是最美的,他们在理智的世界和物质的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永久的融合”(perry 3-4)。 实际上,柯尔律治有时也仿照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目的论的判断》中的著名论述来描述其关于有机体的关系,他认为生命整体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一个部分都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把对立物综合成更高的第三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相异又相同,柯尔律治把这种功能归于美学领域中的想象——在他《文学传记》中所描述的“善于综合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使相反的、不协调的性质平衡或和谐中显示出自己来”(coleridge 15—16)。因此。柯尔律治强调创作中想象力的发挥是因为想象的整体性不是把“没有生成力的微粒”机械地并置起来,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部分的得体性,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一个自生系统,由各部分在生命上的相互依赖所组成;如果离开了整体,部分就不能生存。 文学理论论文:民族文学理论建设文化研究 一、倡导文化研究方法的合理性 笔者以为,只有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注重对其作一种文化的透视,才能够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特性,并使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成为可能。究其原因,其一,研究方法的选择应该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民族文学首先是文学,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文学的第一特性是审美性,从这点看主张对民族文学进行审美研究有其合理性。但这只是从一般情况而言。如果深入考察民族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现,作为文学的民族文学有其特殊性,而且这种特殊性已然构成了民族文学的又一种显著的特性,这就是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一批小说无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如《正红旗下》、《茫茫的草原》、乌热尔图小说、《心灵史》、扎西达娃小说、《尘埃落定》、《摄魂之地》、《太阳部落》等。“这些作品或对民族文化资源作了新的阐释,或对民族文化心理作了艺术描绘,或表现了不同文化碰撞中少数民族人民的心理困惑与嬗变等等。”基于民族文学的这个基本事实,研究的方法也必须与之相适应。正如关纪新所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不能就文学而论文学,必须将其与相关的民族文化历史命运的考察和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做出比较准确、深入的研讨。”民族文学之所以会显现出显著的文化特色,其原因与民族文学作家对文学本身的认识有关。不妨看两位作家的自述。侗族作家滕树嵩在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之后,说过:“坦率地讲,在这部作品中,我但能将我所属的侗家这个民族,特别是这个民族的气质,让侗家山区以外的人们有所了解,就很满足了。”侗族作家张泽忠也曾坦诚地说:“我是一位侗胞,当初选择文学,无疑是想借文学这种形式,传达我的思想情感,进行我的思索,为我的民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两位作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选择文学,是为了服务于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文学的服务,显然不是“审美地表现”所能涵盖的,或许应是“文化的表现”。这样的创作意图在民族文学作家中绝非偶然,而是较为普遍,它实际上也是民族文学作家民族认同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民族文学作家往往倾向于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创作,这可说是他们与汉族作家的不同之处。而这种创作意图也就使得民族作家文学往往成了民族文化的载体,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由此可见,从研究对象上看,对民族文学作文化意义的研究就具有了某种合理性。其二,在宣扬民族文化、挑战话语霸权、反抗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同质化威胁等创作意图指导下,民族文学作家往往自觉地借助文学作品来传达母族文化,甚至不惜以牺牲作品的审美性为代价,比如前几年兴起的“民族志写作”就是如此。这就使得民族文学的文化现象异常丰富,呈现出一种学科综合性。对此,单纯的文学审美研究往往显得捉襟见肘,无法道出民族文学的全部真相,甚至会产生误读。因为如果忽视了文化因素单从审美形态的角度考察,有时哪怕民族特色非常强烈的作品也看不出它与其它民族比如汉族的作品有何差别之处,甚至导致对这些作品价值的某种遮蔽。比如民族作家文学中,在一种宗教(文化)观念指导下的现实主义叙事很可能被误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叙事,这就是单纯以审美的尺度来鉴定民族文学作品所难免的误解。而若把文化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明白这种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显得玄妙的叙事其实并不玄妙,只不过带上了特定民族的宗教文化观念而已。笔者在以前的研究中曾将之命名为“宗教文化叙事”,并发现它具有叙事学上的理论意义。其三,文学本来就是文化的形态之一种,对文学作一种文化的研究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当代的文化研究本是肇始于文学研究,而在当前很多时候却疏离甚至放弃了文学,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说是走入了一个误区。我以为,文化研究走到这个地步其实与某些研究者们误解了文化研究的作用和没找到合适的文学研究对象有关。文化研究不仅能够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而且还可以照顾到文学的审美特性并与其有机地和谐共处(这并非意味着文化研究与审美研究不会冲突),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深刻地认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在具体的研究中加以有机地协调。为使文学为文化研究提供用武之地并发挥最大作用,选择那些具有鲜明而丰富的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颇为重要,而民族作家文学正是这种可以选择的最好对象之一。 二、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价值 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何价值呢?首先,可以真正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内涵,更好地阐释民族文学,为民族文学的理论建设服务。在民族文学中,审美性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悬置,而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却得到凸显。对此,仅从审美的角度给以否定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根据民族文学的实际情况,把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放在其文化性上。这不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学的独特价值,甚至可能以此为立足点和契机,建构具有民族文学特色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当然,这种文学理论体系是要把“文化”的维度包括在内的。在今天的后现代语境下,建立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的文学理论已不再可能。与此相对的是,在“地方性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反而成了大势所趋。正如论者所言“:作为过去几年里强烈抗议全球化的一部分,相当多的理论家认为,差异性的激增、向更为地方化的话语和实践的迈进,成了当代场景的特色。照这种观点看来,理论和政治应当从全球化及与之伴随着、通常是总体化的宏观维度的层面转移开来,以便集中关注日常经验的地方性、具体性、特殊性、异质性及微观层面的东西。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就比针对更加综合性或普遍性状况的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较为瞩目于差异性、他者性、边缘性、个体性、特殊性和具体性。”笔者以为,我们所倡导建设的“民族文学理论”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地方性的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地方性理论的建立着眼于我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的特质之上。帕里和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一书中通过对口头史诗的研究,发现了其有别于作家创作的独特的创作和传播方法,以此建立了口头文学新的理论和批评标准,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口头文学的不正确认识,这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有益借鉴。其次,为文学的文化研究探索一条新路。文化研究虽从文学起步,现在却远离文学,从西方到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有的文化研究虽然兼顾到文学,但往往对作品随意肢解,断章取义地随意发挥,完全放逐了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真地无法兼容吗?文化研究又应该如何在文学研究的领域大显身手而又兼顾到文学的审美性呢?我以为,民族文学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很好的研究平台和实验范本。或许,我们可以在对民族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对这一问题的新的、有价值的理论突破。这是我国的民族文学给我们文学研究者的一种馈赠,这种研究也是颇具吸引力的。再次,可以带来如文学史等其它研究领域的突破。一直以来,中国的文学史对民族作家作品采取了一种轻视或忽视态度,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汉族文学史,这种局面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某些改观,但要改变由来已久的偏见还有待时日。实际上,民族文学相对于汉族文学而言有很多独特之处,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给既往的中国文学史带来诸多挑战。比如关于寻根文学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被公认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诞生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但在文学史认定的代表性的寻根作家中却几乎看不到民族文学作家的身影。实际上,从精神实质上说,所谓寻根就是寻“民族的文化之根”。寻根文学寻找的其实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而中华文化其实是一种多民族的文化。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品所追寻的典型的文化形态如吴越文化、道家文化等说到底都属于汉族的文化,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化,因为它并没有把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说,寻根文学所寻之根是不完整的。民族作家文学中不仅有寻根意义上的文学(尽管没有被划为“寻根文学”的范畴,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满族作家边玲玲的小说《德布达理》等),而且其发生的时间更早,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直到现在这样的作品还经常可见),只不过它们寻的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之根。相对于当年“寻根文学”不彻底的寻根实践而言,民族作家文学今天的寻根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文化现在的文化转型、文化反思和重建都不无启示。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其实是一次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寻根,而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寻根发生更早,且一直延续至今,从精神内涵上说也有其独特意义,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不无启发。如此看来,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族文学的思路就颠覆了以往文学史对“寻根文学”的一般认识,这对我们今后重写中国文学史都不无参照意义。 三、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策略 必须说明的是,以前的研究并非没有注意到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但大都将之限制在审美研究的框架之内,也就无形之中束缚了文化研究的深度。笔者所倡导的文化研究试图转换研究视野,更强调以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为中心来展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多的理论发现。具体的研究策略很多,已有论者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比如有人从生态美学的角度来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发现其独特的生态文化意义。有人从当代少数民族的文化“混血”特点发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混血”现象。而笔者所做的研究则是从民族(文化)认同的角度来介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认同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本质的认同论”到“建构的认同论”的发展历程。建构的认同论认为,认同是一种建构的行为和结果而非对于某种本质属性的归附。建构需要借助于手段,文学作为一种话语表意的实践活动,是建构认同的一种重要手段。当然,认同本身的形态也是多样的,比如民族认同、阶级认同、性别认同等,笔者关注的主要是民族认同,而所谓民族认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民族文化认同。在我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文学对民族认同的建构表现得尤为丰富和复杂,这些小说往往通过特定的途径和策略来完成民族认同的建构,如作品中的故事、人物、题材、文体、语言、叙事等都可能参与这种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可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层面,如故事、人物、题材等对民族认同的建构属于显性的,如文体、语言、叙事等的建构则属于显性的。当然,在实际的情形中显性的建构和隐性的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比如藏族作家阿来通过“重述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对藏民族的复杂建构,笔者称之为“差异的建构”——小说《格萨尔王》是通过对藏族神话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回归与疏离的双重张力书写中完成的。基于如上认识,笔者所做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是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认同的,其建构的原因、策略、机制、手段、意义和限度等是什么?这种建构对民族作家文学文本造成何种影响?给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带来何种启示?等等。笔者的这一研究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这里不再赘述。一直以来,审美的研究方法在民族文学研究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笔者对这种方法并不排斥和否定,只是认为要针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特色适时地采用文化的研究方法,以便更好地为民族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服务。基于这种研究思想,在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的民族认同建构所作的研究中,一方面笔者注意到文学本身的审美特性,并让审美价值成为我选择理论个案的重要标准(这与一般的文化研究只关心个案对理论的阐发意义而不关心文本的文学价值不同);另一方面,鉴于民族(文化)认同的特点,我又积极地引入认同理论、文化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相关的知识作为理论资源,这就使得这种研究逸出了传统的审美研究范畴,而在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双重维度中展开。这样一种研究的思路是别开生面的,由此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认识。比如: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一种鲜明的特点,是民族文学作家一种无意识或自觉的创作追求。这种民族认同建构赋予了民族作家文学以独特的价值,比如宣扬了本民族文化、彰显了边缘写作的意义等,但也有其自身的限度,如二元对立的逻辑建构原则、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悖论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大有可为的事情(尽管这种研究也并非万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下,文化研究大行其道且建树颇丰。借助于这股学术研究的“东风”,相信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也会有灿烂的前景。 作者:樊义红 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运用 一、多媒体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效用 目前多媒体教学正逐渐进入高校课堂,高校教师对多媒体的认识也逐渐从不熟悉到逐步深入。多媒体技术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将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能交互处理、存贮、传递文字、图形、影视、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一种综合信息处理技术。多媒体教学在文学理论课程中的运用使传统的教学模式得到改进,并促进多方面的教学效果的提高。 (一)促进文学理论与文学作品的结合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的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文学作品的检验。文学理论既是对文学活动现象的一般本质规律的理论概况,又肩负着指导读者阅读、欣赏和评论文学作品的责任。因此,“学好文学理论,不仅需要掌握它本身的理论体系、概念范畴及方法,而且还要尽可能地熟悉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多媒体教学利用其丰富的图文资料和作品内容,使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结合,既体现了文学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品质特征,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需要。比如,在讲到文学作品的基本体裁中的“小说”这一知识点,就可以用多媒体展现许多的文学作品,甚至节选其中的一些章节来举例、说明问题,阐释理论观点。 (二)增加课堂信息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在文学理论课程教学改革中一个突出的方向是教学授课时数的减少而教学目标不变,文学理论课程一学年64个课时,教师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受制于主观和客观原因,能够在黑板上书写的内容不多,能讲的知识量也有限。有些新建的教学楼的教室里甚至没有粉笔字写的黑板,只有白板笔写的白板,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必须采用多媒体手段来进行教学,而多媒体技术的使用恰到好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多媒体教学容量大,信息量增多,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可以展现在多媒体课件中,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去学习专业知识。多媒体创建丰富有效的教学情景,既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获取,扩大知识面,又有利于学生选择重点的知识点和内容来学习,也培养和锻炼了学生们对文学作品的分析、选择、判断能力,从而提高了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的效率。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为配角的传授式教学,教师通常满堂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则被动地听讲和记录,这样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文学理论课程偏重于文学理论知识,情况更是典型和突出。如果使用多媒体教学,就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增加教学内容和变换PPT课件的效果,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兴趣。比如笔者在上“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这一节内容时,列举了一些古典诗词,如杜甫的《登高》、李商隐的无题诗、王维的禅宗诗等,来阐释文学话语意义的丰富性。通过多媒体的文本和图片展示,避免了不少板书的麻烦,将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用来分析文学作品和阐释教材的内容。运用多媒体辅助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形式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学生普遍感觉到学习过程的趣味性,再加上教师适当的启发和点拨,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大多以教师为中心,为了在有限的课时中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往往只能进行知识性的灌输,加上教学方式的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往往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学生们反映较多的问题是文学理论课程过于抽象,常常是教师讲得很多而学生理解的少。究其原因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导致在培养学生获取知识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而运用多媒体上课,则能使学生对文学理论课程产生期待,满足了青年学生的直观视觉冲击力和想象力。在教学中,多媒体技术使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声音和影像资料,打破了教材单一文字和文本之间的界限,让那些呆板、枯燥的文字变得生动有趣、魅力无限,使不同体裁的教学内容相互贯通,从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使他们对文学理论知识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参与意识。教师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将多媒体技术适当引入课堂教学,既发挥自身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又增强了学生对学好文学理论课程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上“文学作品的理想形态”这一章,不管是“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还是文学的高级审美形态“典型”、“意境”、“意象”等内容,我们都可以在课堂中运用多媒体技术,给学生提供一些与之相对应的生动画面和视频实例,利用电子文档、PPT、投影仪、录像机、互联网等为教学内容服务。例如,当教师要举例分析一首诗歌的意境时,可以直接以电子文档的形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讲解文学作品的语音、形象、意蕴三个文本层次时,可以以图表的形式形象地展现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教师可以使用演示文稿或多媒体课件展示知识的变化的动态过程,再加上适当讲解、引申,就可以把枯燥的文学概念、艺术特征、艺术体现等讲得深入浅出和通俗易懂。这种多媒体的课堂形式灵活多样,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兴趣和动力。 二、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在给文学理论课程课堂教学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自身难以避免的矛盾,毕竟先进的技术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不能代替教学者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文学理论课程课堂多媒体教学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形成难点 多媒体教学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直观的特点,在运用到文学理论课程教学的同时,它又具有把概念、原理、命题等图解化、表浅化的倾向,从而削弱和淡化了理论特色和品质,不能揭示理论的深刻内涵和外延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其话语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多媒体通过图、音、像将文学直观化,却无法呈现出文学由言、象、意所组合而构成的能指与所指、言不尽意的关系,甚至导致学生重图轻文,以直观感受代替对深层意蕴和文学精神的深层把握。因此,如何更准确、更合适地运用多媒体进行理论教学,如何从理论到图像再到理论,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是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应解决的难点和问题。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的运用,必须处理好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性和文学理论的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并搭建起桥梁以便顺利展开教学。 (二)多媒体的简单化构成难以表现文学理论的系统性 多媒体将理论体系、知识结构、框架模式做图表化的处理,具有整体直观、方便把握的优势,但是这种方式也容易造成图表的简单化倾向,割裂了理论知识的整体感和各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淡化了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系统性,产生了零散化、片段化的情况,从而无法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因此,教师要注意文学理论课程自身知识的系统性特点,结合多媒体图表格式与图像音文的特点,发挥自身在多媒体教学中的主体作用和中介作用,合理地利用好多媒体的功能优势,这样才能让多媒体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 (三)多媒体的间接性造成文学理论实践性的弱化 多媒体教学图文并茂的方式具有一定的实践品格和个案研究的特色,对文学理论的实践教学和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实践具有虚拟性、示范性、间接性的特征,和教师指导下的实践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别。“多媒体教学所呈现的实践并不能代替课堂教学的实践,或将多媒体教学简单视为实践教学和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文学理论课程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知识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教学课件的设计也必须使理论与实践协调统一,为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今后的知识运用服务。 三、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改进的措施 要解决文学理论多媒体教学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文学理论的理论型课程性质和多媒体的形象直观教学方式之间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利用好多媒体这个师生交流的工具和平台,把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一)多媒体使用要与教学理念同步更新 文学课程教学改革首先是观念思维的改革。只有明确了思路,改变了观念,才能对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目前部分教师还存在漠视、轻视多媒体手段的现象,这可能是其自身对多媒体知识的欠缺所导致。有的教师虽然使用了多媒体教学,但只是把多媒体当作电子黑板、图片展示器来使用;有的教师则是大量堆砌材料,片面追求课堂热闹,为使用多媒体而使用多媒体。这些都影响了文学理论课程中多媒体的使用效果,这种错误的观念和现象应该加以纠正。教师既要将传统的大纲式板书内容课件化,又要改变将文字内容和文学理论简单图解化、图像化的错误偏向。文学理论不仅具有理论性、抽象性、概括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文学的形象性、感性和个体化的一些特征。文学理论应该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化理性与感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理论性与形象性的融合。教师要努力寻求多媒体教学与文学理论课程的最佳结合点,注重教育观念和教学方式的更新,树立起与时俱进的教学理念,这样才能提出有效的改革措施。 (二)灵活运用多种多媒体教学形式和手段 多媒体教学不仅具有工具性的意义,而且具有延长教学主体功能的意义,还具有扩展教学内容和资源的意义。因此,在多媒体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先进技术形式和教学手段的作用,同时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彻底性、连贯性等,发挥教师个人的传统特长和闪光点,使教学更具有个性和魅力。此外,教师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局限性,适当地运用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教师在“授业解惑”和沟通交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些青年教师过于依赖多媒体来授课,而很少和学生进行交流,结果导致师生之间情感上的陌生与隔阂,这种现象值得反思和引以为戒。文学理论课堂教学特别强调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要善于分析具体的教学情景,选择最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和训练效果的手段来进行教学,使多媒体的运用成为整个教学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四、结语 总之,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的中介和主导地位不能让位于多媒体,师生之间的交流、生生之间的交流应该是课堂构成的主要部分。多媒体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而不能代替教师的现场指导作用,更不能主宰整个课堂而忽视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我们在使用多媒体时,应该侧重运用其实效性、科学性、简洁性,做到文学理论课程多媒体使用的最深度化与最节约化,如此才能服务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最终目的。 作者:欧造杰 单位:河池学院文传学院 文学理论论文: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研究 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重要性 1.文学理论的教学需要 大学语文是为学生的文学理论知识做存储的最重要的时期,恰当的文学知识存储对学生作品鉴定能力的提高和个人人文素质的培养都有着积极作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授课核心在于引导学生客观、正确地把握作品,感官、细腻的分析作品,形成系统的文学理论体系。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主要授课方式包括以文学理论为线索引导,以生动、形象、具体的阐述性语言为铺垫,将文学理论的精华贯穿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的始终。正确的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注重对作品语言和文字特色的分析以及对文学理论系统、全面、多角度的贯穿,以便于高职高专学生更好地接受大学语文课堂,然而现阶段中的高职高专语文课堂往往只对第一点有所重视而忽略了第二点的重要作用,这种错误的教学偏好使得高职高专学生在语文课堂上的学习过于受到局限,不能前后贯通,一气呵成,语文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学生的文学鉴定水平得不到提高。因此加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系统性的贯穿,对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学习素养和文学鉴定水平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2.文学在社会现状中的需求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人才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伴随而来的,是要求我们要在学生学校阶段提高其自身素质,让学生达到在社会需求中的基本素质水平要求。而学生的文学素养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自身的素质,从学生的实习面试,到工作之间的基本交流,都基本的文学素养为其奠定基础,用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以及人与人沟通中的表达。在高职高专中,对于大学语文的短板,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在高职高专学校中,普遍存在一种氛围,注重专业学科的学习,而轻视这种最基础性学科的学习。在原本缺乏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又不主动接受大学语文教育。学生对大学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的缺失,则对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提出了高要求要求,一方面,提高学生对语文学习的积极性,给予他们在文学上的熏陶,让他们获得精神上的启迪,与审美上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让学生认识到大学语文对其的重要性,让其主动接受,并学习。面对社会的现状,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 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现状 1.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 新编《大学语文》为了避免学生在语文学习中的枯燥、乏味和单一,采取减少写作练习,降低对文史知识的集中性重视,采用便于学生理解文体结构达到丰富教学内容的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学科的单一性,但也导致了学生不能以历史时间和作者作品为线索贯穿到整个语文学习中。语文模块支离破碎,学生对流派、风格、思潮等历史潮流不能做前承后接的分析和理解,使得语文的系统化、一体化教学效果大打折扣。在教学内容上,老师往往更偏重于对教材中的基础语法知识的指导和教材圈定重点范文的解读,忽视了文化熏陶,精神启迪对学生语文素养培养的积极作用。 2.高职高专学生接受能力 从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的高职高专语文老师认为高职高专的学生文化素养偏低,语文学习能力不足,重专业轻基础。这样的思维定视让高职高专语文老师在教学中有所懈怠,老师往往教语法、教基础、教文体后便草草了课,恰恰与学生追求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背道而驰。高职高专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能力并非表面的如此浅显,在一定生活阅历的基础上,学生渴望在浓重的文化熏陶,文学的优美审定中得到精神的娱悦,身心的释放。老师对文学理论的过分拘谨、约束不利于学生获取文学知识,理解文学内涵,提高人文素养。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本上的文学理论知识看来,其安插生硬、尴尬,不能在上下文之间起到起承转合的积极作用,使得学生既不明白理论内涵,又不理解作品真正表达的含义,文学理论失去了自身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既不能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文学理论教学过分的拘谨和约束,也不能忽视了学生的文学理论接受程度范围,老师在全面、系统的解读文学理论的同时恰当的安排文学理论教学进程。 3.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 文学理论缺乏创造性即过分的采纳嗟来之物,使得自我的理论体系和文学思想没有成型的规定,本土理论过于松散。大学语文本是一个开放的课堂,在老师传授知识的同时更注重老师与学生在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勇于创新,另辟蹊径,创设我国具有时代特色和本土特征的文学理论体系。然而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缺乏的也正是这种创新精神,学生单一的吸收基础知识,解读文学理论,学习进程往往只停留在“吸收”过程,学生连举一反三的语文能力都不具备。能否真正有效的实现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在提高学生创新能力,创设富有我国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体制,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必要措施 1.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 科学的文学理论需要牢固的语文基础知识来保障,因此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所要走好第一步便是夯实基础,提高学生的基础语文能力。主要方法包括帮助高职高专学生对作品的文体进行准确地把握,以实现学生对作品的针对性分析理解;古文学习中教导学生查明每一个文言词字的表象含义,承接上文,启程下文,在上下文的结合中再对古文言词字进行深层解剖,提高学生的语文自学能力;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出现的文学理论结合历史背景,作者生前境况、遭遇进行正确的把握和解读,以提高学生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吸收。做好充分的思想工作后,便是在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理论进行语文素养的进一步提高,实现学生文学人文素养的升华。如何以基础为前提,提高语文素养呢?便是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对文学理论的深层次剖析需要充分的背景资料支持和坚定地思想支撑,在动态的文学活动中,把握真理的唯一方式便是在实践中发现理论核心,老师与学生在文学实践中调整理论方向,把握主体要领的同时做适时地文学延伸,以应对文学活动的时代变迁。在树立正确的意识目标后,便是对实践中发现的理论核心问题进行整理和总结,以实现系统、全面、一体化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促进文学理论发展的同时,满足现代社会对文学理论的需求,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体系。 2.做好充分的教学准备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们注重对文学理论的理解和评估。为了实现高效、良好的课堂效果,必须在课下本着课堂教学目标,做好充分的具有文学理论指导目的性的教学准备。从实践中我们发现,新编《大学语文》注重古文言的学习,此外也将外国小说和西方古典文论包含其中,在中外理论一体化的教材设定上实现学生的综合语文素养。那么在古文言文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又该怎样做到科学和充分呢,首先需要老师对我国传统的文论结合自我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归纳教材古文言章节中出现的集中性理论、时代线索、背景概况,以直接归纳和直观综合为教学准备的指导基础。然后借鉴我国古文言文理论鉴定体制,在借鉴的基础上学习领会,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提供可依赖的范本。在外国文学史及其文学理论的教学准备中,老师应该持“在肯定中适时批判,在批判中采其精华”的备课态度,总结19世纪至20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对例如“唯美派”、“象征派”的文学派别予以精神分析,在分析、批判的同时加强了对现代文学史的理解,以更好的授之学生,加强学生对教材中文学理论的理解。 3.多探寻教育创新之法 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堂上,做好教学素材上的准备,我们可以适当的尝试突破课时的局限,以用来增加大学语文课堂的开放性,与多样性。可以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学上的竞赛,让学生在参加竞赛的同时,主动地去吸收更多的文学知识,并且可以增强学生在思想表达与沟通上的能力。还可以布置下一些开放性的作业,比如让学生们浏览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以及一些历史博物馆,通过思想上的洗涤,也可以达到文学上积极性的提高。在教育教学中,创新的作用不可或缺,教师可以针对学上在课堂上精神状态的反应,以及在课堂下了解学生的真实想法以及要求,来进行课堂上的实时改变。针对高职高专课堂上的不同,不断的创新教育方法,达到课堂上可以达到的最佳效果。 4.从学生思想上着手 高职语文在课程设置上,基本将课程安排在学生一二年级,而在一二年级时,学生还处在没有全面接触课程,对自己的职业,以及社会对自己的要求都知之甚少,毫无职业意识,这就导致学生无法了解学校开设大学语文科目的原因及目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变的盲目,而无目的性,只是僵硬的学习,而不求甚解。因此,我们应当从学生的思想上着手,首先让其了解社会对自己相关职业的基本要求,以及社会对于人才文学素质的要求,在学生了解大学语文科目的重要性之后,学生会重视起大学语文文学理论等相关教学工作,并且会主动补充自己的不足。通过让学生有前瞻性的学习,让其在面对将来的求职与工作中,可以从容面对,并且在品德上进行陶冶,成为高素质人才。 5.以实践为基础 对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我国文学研究工作长久以来的一大弊病便是过于在宏观上进行理论把握,集中于理论和社会文化意蕴的探索和揭示,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的文学理论教学同样有次弊病,过分注重理论内涵,忽视实践的重要意义。以实践为基础探索文学理论的科学教学法包括引导学生对语言、修辞、文体做精细的论析,课下针对教材中的难点疑点进行资料查阅,将理论落实到实践中去,填补传统知识积淀的漏洞。学生自我翻阅中国古代文学史和西方文论发展史的同时,加强自身文学理论建设,在实践中发现,在发现中创新,踏踏实实做好文本学的研究。对于高职高专的学生来说,接受文化知识的熏陶,提高个人素养是学好专业学科,未来做一名成功的社会人的基础和保障。 6.公平对待中西方文学理论 大学语文课堂在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不可以过分的批评和纰漏西方文学的弊端,帮助学生对中西方文学有着平等的认知。老师以西方文学为参考基础和理论资源,引导学生突出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学语境讲究“和而不同”,西方则更注重“鞭笞”,在两种思想理论的冲击下,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激发学生对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学习积极性。 四、结语 总之,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需要从实践出发,结合中西方文学理论,将经典与文学精髓贯穿于课堂的始终,持目的性、实用性的教学准备为完美的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教学基础,增加文学理论教学质量,实现高职高专大学语文中的文学理论教学的长远意义。 作者:德吉卓嘎 单位: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内容提要】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由多个环节组成,本文切准大学中文系本科教学,以教学活动四要素为系统,以实际调查为依据,从而分析文学理论教学艰难的症结所在,以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学科建设文学理论教学教学活动四要素 高校文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加强教学研究,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是接受文学理论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教学是学生有意识系统地接受文学理论的起步阶段,所以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础环节,由教学活动规律体现学科的规范性、科学性、系统性。然而,现在大学文学理论教学非常艰难,这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学生感到抽象枯燥,甚至认为学无所用,课上所学理论与课下认识不能自觉联系,似乎课上所学仅仅是为了考试而已,离开了课堂,面对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往往只是就事论事,尤其对于新的文学现象更难用所学原理进行学理上的分析,教师也是在厚望与薄待中艰难地行进。文学理论是中文学科的基础,是学好其他学科的理念工具,没有这样的工具,如何能运用理论学习其他学科呢?又如何能找出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而言,大学教学是学科知识传播和接受的主要途径和中心环节,遇如此障碍,文学理论谈何深化发展?如果在艰难中进行,可能会把一些本可以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未来人才扼杀。所以“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还须从文学理论研究的层面进入文学理论教学的层面。通过文学理论教学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学理论素养的一代代后学,以适应未来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文学理论的希望所在。”[①]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寻找其症结所在并加以探究解决,培养文学理论研究年轻的后学,促进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进行了系列调查(附后),请看表一: 该表是对本校中文本科一、二年级学生所做的调查。一年级学生人数212人,二年级学生人数269人。从上述统计所看,问及“所学内容与文学史课程的联系程度”、“所学内容与社会现象联系程度”,回答“一般”和“毫无联系”的总比例分别达65%和81%、60.6%和82.7%。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学习文学课程提供理论工具,是为了站在更高的理论视点与社会对话。然而,统计数据表明,目的已被虚化。更让我们惊讶的数字是下一列,问及“对新文艺现象的了解程度”,回答“比较了解”和“不了解”总比例近达100%,而且答“比较了解”者极少。试想,对于大学中文系教学,与各文学史课程相比,文学理论是一门具有动态性的课程,学生对于新文艺现象的了解,本课程的学习应该是最主要的渠道。从现在的状况可看到,学生总是在接受已有的知识,对新的文艺现象却不得而知。这不利于体现教学的开放性,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难怪开始问及“对课程学习兴趣”较小者,一年级占89%,二年级占65.5%,都是比例最大的,尤其是一年级。这样,在整体学习中就不可能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也不会有学习的动力。最后问及“对课程的理解程度”,答“深刻”者均为0。这样的数字,可能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教学活动体现为四个基本要素:学生、教师、教材和考试。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教学目标的最终实现者;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是教学目标的实施者;教材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是教学互动得以实施的桥梁,是教学目标实现的基本依据;考试是教学全过程的检验和信息的反馈。这四个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动态性的螺旋式上升结构。(见图)所以,我们从这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学生 教学要看对象,整个教学活动是为活动对象服务的,服务就必须切合对象的实际。那么,现在的文学理论教学活动对象的情况如何呢? 从学生思维角度讲,对于相关知识,中学阶段进行语文学习,接受的是一篇篇课文,往往陶醉于优美的语言,生动的形象,动人的情感之中,形成了惯性的个案接受思维。进入大学学习,中文一年级所开设的主要专业课有“现代汉语”、“现当代文学”、“写作”和“文学理论”,几门课程相比,唯有“文学理论”课程所运用的思维与高中阶段语文学习所形成的思维区别最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接受的是一环扣一环又逐层上升的文学系列概念和原理,需要运用抽象的理论思维,重理性,重共性。这对于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而言,突然进行这样的思维转换,实在是艰难。尽管老师在开课之时努力强调该课程的重要性,但从亲历的学习中,学不透,道不明,所谓的重要性根本体验不到。看本文的表三最后一列,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难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活动作为人类活动的性质、叙事学”,这些内容包涵着哲学、美学和西方叙事学等理论,没有良好的思辨能力,实难以驾驭。在师生座谈中,一些刻苦认真学习的同学们这种感受也很强烈,让老师们理解他们。许多同学只能在痛苦中为通过考试而学习,由于学习的茫然,每想到考试极为恐慌。 从学生知识结构讲,该课程所包容的知识是综合的,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美学等,这对刚刚跨入大学的中学生来说,短时期很难建立起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学习只能是生吞活剥。尤其是课程所举文学作品的例子,古今中外极为多样,学生大都没有阅读过。文学理论教学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实践基础上的,阅读量的大小,对文学作品把握如何,是文学理论学习的前提。请看学生文学作品阅读量调查表(表二附后): 通过与学生座谈和调查可以看出,一年级学生的阅读基础可以概括为“少而偏”,课上所讲的作品与学生所读的作品是两张皮,不能产生共鸣。请注意表上的几个数字,从“阅读种类”看,中学阶段“文学读本”的阅读与“流行文学”的比例相同。一年级和二年级最喜欢阅读的作品是“流行文学”,如“80后”、“9015”、武侠等文学作品,尤其是“80后”、“9015”等作品,中学生们读得如醉如痴,但它们尚在定论之中,同时大学教师也往往不去阅读,所以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教学的例子。中学阅读量是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文学理论就自然有难度了;进入大学一年级,因为最先学的文学史课程是“现当代文学”,所以阅读量相应大一些,其他必然少。而文学理论课程对古今中外作品的要求是难分主次的,哪些作品能说明原理就加以运用。这样,由于课程的安排而带来的不平衡阅读,也增加对文学理论学习的难度。尤其从“阅读数量”看,在不同阶段,选择阅读“较少”的比例都较大。这样,抽象的概念不能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就难以化解抽象的理论。从阅读与文学原理联系的程度看,选择“紧密”联系的比例极小,选择“一般”的比例较大,还有一定比例的“毫无联系”,显然学生对文学理论所学与所用不能很好地联系,自然不能认识到学习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学习的兴趣必然不会大,从而主动性减弱,更不要说热情了。再看本文的表三,问及“教材中的那些章节最易接受”,两个年级最一致的回答则是“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抒情性作品”,这显然与学生的阅读基础有关,学生们读抒情类作品较多,理解便也相对容易。而“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一章,侧重文学规律性的总结,对文学有大致的了解就可以理解,这对于大一学生来说自然较好掌握。 由于一年级学习文学理论课程的艰难,致使学生对本课程一直存在畏惧心理,在大四年级报考研究生专业方向时,与文学史课程相比,年年报考文艺学方向的极少,有时,几乎没有。 事实证明,在大学第一学年学习该课程学生们确实有困难。于是,我们提出,应在大三年级开设文学理论课程,一方面有一定的阅读基础,也学习了专业和公共的主要课程,有相当的知识面,同时,两年的大学学习也积累了一定的学习经验,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思维相对丰富起来,学习的自主性要强。三年级学习文学理论,与文学史所学知识融合在一起,互相提升。 学好文学理论意义重大,能够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为进一步从事文学理论研究输送人才;同时高师教育中,有利于学生将来对中学语文教学以指导。与其早学昏昏,不如晚学昭昭。 二、教材 在近年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与反思中,教材建设是讨论的中心。教材是教学的关键因素,是教与学的中介,是联结学生和教师的纽带,知识结构、体例框架制约和规定着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的主要方向。所以,分析教材,把握教材,驾驶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具体教学中学生未必能有这样的认识。本校使用的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请看关于文学理论教材的调查表(表三附后):有一个数字应注意,在“你细读教材的时段”列中,最大的选择比例是“考试前”,一年级69%,二年级93%。其他教材大都没有读过,更不能回答哪个版本的教材更适合教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数字,可能有相关四方面的原因:教材深奥难懂、学习兴趣小、时间不允许、学生只为考试而学习。 这里,先谈后三个因素:关于兴趣小的原因,基本上与上述的分析有关,不必再说。学生时间紧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学生学习英语占用的时间很多,这是一个共性问题,不仅仅只影响到本课程。尽管有的学生想学专业课,但无奈也只能让位。当然,现在学生学习的勤奋度不够,只为考试而学的大有人在,所以临到考试加以突击,这也是共性的因素。 我们主要从教材本身来分析,针对文学理论教学的艰难状况,教材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应该反思,在这里重作思考: 1.文学理论教材应体现学科知识体系的规范性 “学科建设一般以教材建设为支撑。没有经典性教材为依托,学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思议的。”[②]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很快,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50年代末,以巴人的《文学论稿》、刘衍文的《文学概论》等为代表;60年代以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为代表;80年代,以十四院校《文学理论基础》、北师大文学理论教研室编写的《文学概论》为代表;[③]之后,则出现了多样的局面:代表教材有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陈传才、周文柏的《文学理论新编》和吴中杰的《文艺学导论》等,进入新世纪有董学文的《文学原理》、王元骧的《文学原理》、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等。几十年来,文学理论教材从单一走向多元,在体系上采取开放性的结构,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开放性:对传统文艺观念的反思、引进开拓新的文艺观念、多学科多视角立论、多种范式形态的建构。 文学理论教材发展如此之快令人喜悦,然而运用到各高校中则需要我们冷静思考,对于同类高校应该运用相应的统编教材。 文学理论教材建设与学术研究相比,从内容上看,学术研究可以是局部,就问题的一个方面展开,也可以是较大的问题研究。而教材则不然,它必须是成系统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样,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才能保持稳定、形成规范。但现在,各高校往往运用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尤其是重点院校,尽管称作是教材,但实际上是个人学术专著,各有各的体系,各有各的观点,教材之间体系框架大相径庭。如童庆炳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文学理论教程》,共五编,十六章[④];陶东风主编的21世纪文学系列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共七章[⑤]。这是两本不同时期出版的体系截然不同的教材:童本教材,以文学活动四要素为基本框架,形成系统;陶本教材从中西方对比的角度对文学基本问题进行阐述。两种体系、两种风格、两种理念。试想,如果学生学习了这样两本不同的教材,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会有多少相通性呢?新近出版的教材大致情况也如此。这似乎是多元化的体现,但众语喧哗,难成统一,不同学校的学生对文学理论的认知不统一,似乎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只有随意性,没有规范性,这样必然会消解学科的科学性。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两本教材不好,它们都很优秀。童本曾是第三代教材的代表,被称为换代教材,许多大学运用。陶本教材是在反思文艺学学科,尤其是教材中的普遍主义与本质主义倾向而探索性地编写的新教材,目的是充分体现文艺学的多元和开放,强调文艺学知识的历史性与地方性。把两本具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纲目对比,只是想说明大学教材统一的必要性。 作为一门课程,而且是专业理论基础课,应该有一定的规范,教材应相对一致,以此为基础由授课教师加以开拓,融入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体现教学的特色和个性,这才符合课程的特点,教材的大体一致与学术见解的多元化并不冲突。 在此,作为文学理论教师,真切地呼唤国家教委应该组织不同高校的专家有针对性地进行不同类型的文学理论教材的编写(综合类高校、师范类高校等),整合多种观点,共同商讨教材的体系和内容,形成具有科学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的统编教材,为全国高校学生运用。而且不同类型的教材,彼此之间理论体系也应保持相对一致。目前中文系学生报考研究生,许多学生选择学校时,只要有文学理论考试的科目,首先看所报学校指定的参考资料中文学理论教材是否与自己所学的为一个版本,一样才加以考虑,不一样则只能忍痛割爱,因为复习不同文学理论教材往往等于重新学习。初学文学理论的艰难心理,学习时间的宝贵,继续深造的迫切心理,使学生不敢轻易再增加学习的难度。当然,举这一例子并不是要求教材的编写专为学生报考研究生服务,但可以说明我国现有教材的不统一。 2.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接受的可读性 是否具有认识的正确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是文学理论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的主要标志。但文学理论研究中空谈理论、脱离实践的倾向较为严重,这种倾向不仅存在于学术研究上,在大量的文学理论教材中也普遍存在。王元骧认为文艺研究需要突破纯认识论的理论框架,把从认识一极的研究引向实践一极。这是值得学界重视的见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运用,教材既然是为教学实践提供依据的底本,那么就务必在可操作性上下功夫:一是增强适合教学过程的可操作性,增加有助于教学双方交流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环节,包括讲授、阅读、写作、辩论、评议等内容;二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概念命题和原理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解读文本的能力、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等,学以致用。 从可读性而言,似乎只有文学作品才有可读性,理论性教材则不必谈。其实,可读性是一切阅读接受的必要条件,是主客体建立联系的纽带,可读则会愿读好读,从而才能达到沟通,形成对话。然而,现在的一些权威性教材恰恰是繁复艰涩,把原本易懂的东西写得深奥费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只是为了最终追求一种话语权,甚至变成了一种智力游戏[⑥]。从教材这一环节把学生的学习欲望和深研的兴趣调动起来,这也是教材建设的使命。 3.文学理论教材应具有阐释新文艺现象的时代性 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化,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手法之新是令人惊叹的,尤其是网络文学、手机文学等新文学现象的涌现,这必然对文学理论提出新的要求。但文学理论作为文学实践的理论总结却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教材更是严重滞后。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当代文学实践早已是脱了缰的野马,跑得不知去向,现行的文艺学已经难以望其项背。面对着文学创作实践,面对着当代五花八门的新理论新术语,还有更为咄咄逼人的各色媒体,文艺学已经是六神无主,无所适从。”所以“文艺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重建文艺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有机、积极的学术联系。”[⑦]“中外文艺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与其他学科一样)从根本上说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⑧]大学生是感受新现象最强烈的一代,最新的体验需要在理论的学习中寻找答案,得到支撑,然而却无踪可寻。恰恰是已过时的现象却在教材中大谈特谈,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甚至会反感。对于教材的编写者,大都是文艺学专家,应该有一种结合社会现实发掘文艺新现象的能力,及时在教材中总结,才能在教学中达到教材与学生的对话,才能产生学习的兴趣。当然,对于新现象的总结教材不可能穷尽,必然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的不断输入。 最后,不得不强调一点,即就现在一些教材出现的弊端看,编写组要精心配合,主编统观全局,避免前后内容的重复;编写人员要在自己承担的章节中,体现综合的观点,不要对古代和西方文论的观点进行简单的拼揍和堆砌。 三、教师 教师是教的主体,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指挥者,学生的学是建立在教师怎样教的基础上的。教师是教学方法的设计者,实践者,所以,在此主要谈教学方法的问题。现代教育理论对课程的教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不同的课程教学方法不尽相同。教学方法的运用,能够把教师、学生、教材等教学的各个环节联系在一起。根据文学理论课程的特点,应更好地采用哪些教学方法,才能让更多的学生接受,这是传承、接受、运用文学理论的关键。根据我们的调查进行综合分析,针对课程特点,本文提出“人性化教学”,即在教学全过程中,以人为本,寓理于趣。人是根本,理是目的,趣是手段。心理学研究表明: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今世界教育现代化的主导观念与实践课题之一是教育的人性化的观念,“突出强调学生人格的全面发展,即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知识、思维、理解、技能等认知侧面,而且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感情、兴趣、态度、需要、信念、自我决断这些情意侧面。”[⑨] 我们认为,文学理论的人性化教育可以从下列四个方面加以尝试: 1.快乐教学--对个体生命的关爱 大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的人,既有思想的追求,也有情感的需求。因为大部分学生初学文学理论比较茫然,甚至会产生抵触、畏惧心理,但又不得不学,这必然带来情感生命上的无奈和痛苦,所以,教师应给学生以关爱,消除学生的这种心理障碍,创设一种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生命的快乐。这种方法很多,或引大家熟悉的诗词俗语入教,或引音乐入教,让抽象的概念、原理变得生动活泼。如文学与艺术的区别,可欣赏《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洗海星说“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孔子就以“礼、乐、射、御、书、教”六艺教授弟子。音乐进入课堂,学生心理很轻松。同时,典雅优美悦耳的音乐不仅能调节学习的气氛,更能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正如荀子说的“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学们深切体会到抽象的理论竟然包含在自己可信手拈来的话语中、怡然自乐的歌曲中,自然拉近了与课程的心理距离,消除畏惧感,让理论课给学生以享受。 2、自主教学--对生命价值的关注 大学生已经成人,主体意识非常强烈,教师要关注学生的生命价值,给他们充分参与教学的机会,让学生自主教学,从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对于同学们较为熟悉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讲课,教师做授课能力的全面指导。让学生当老师,主体意识得到了充分发挥。由于多数学生广收资料,集体备课,反复试讲,多方评论,对教学内容理解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能远远超过了教师所讲的效果,真正是教师讲得少学生未必学得少。 (2)争鸣性的内容,让学生讨论或辩论。如“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的论辩等。从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课堂组织讨论的较少。现代教学理论认为:课堂讨论使高校教学过程与科研过程互相渗透、沟通联结,是培养大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教学形式。 3、质疑对话--对生命价值的尊重 教学方法要改革,但无论怎样改,教师的讲授是绝对离不开的,关键是怎样讲。教学过程是一个师生对话的过程,或无声对话,或有声对话,教师的教应以对学生生命价值的尊重为前提。对于重点难点内容,教师要逻辑性很强地一环扣一环提出问题,诱发学生“生疑-——思疑-——释疑”,不仅要学生有所知,更要有所思。学生每解决一个疑问,就有一种战胜难点的兴奋,就会多一份自信。这里,教师要降低自己在学生面前的权威态度,以一种友善的指导者与合作伙伴的姿态出现,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使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4、广泛联系--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人性化教育注重人生命质量的提升和生命价值的创造,倡导人的全面发展。文学理论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教材,需要大量的知识来支撑,需要大量的文艺作品来充实,需要当前的文艺现象来开拓,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来提高,这样才能达到人性化教育目的。但从课程课外情况调查表四(附后)可以看到:“听取相关讲座情况”和“图书资源的利用”两栏中,回答“很少”、“没有”者和“较少”、“不利用”者各自之和均为100%,回答“很多”和“充分”的没有。与上述阅读量调查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文学理论课程,必然是狭窄而没有兴趣的,更谈不到深化开拓,这不利用学生生命价值的提升和创造。反思教学,教师要引导学生据教学需要广泛地阅读相关资料,教师预先开列读书清单,定期让学生阅读,以笔记的形式总结读物的整体框架和主要观点等。材料的积累既充实学生的所学又培养科研能力。这里,需要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把课程与课程相联系,课程与社会相联系,要由此及彼,彼此沟通,学习的趣味不断丰富,品位也会不断提高。 以人性化理念为指导进行文学理论教学,打破传统的讲、听、记的教学模式,变注入为引导,变被动为主动,变单向传授为双向多向交流,以学生为本,追求认知与情意和谐共生,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临时应变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文学赏评能力等,达到了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施人性化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尤其文学理论教师,必须树立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并变成一种自觉的教学实践。教师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发散性思维、求异性思维;是否能够吃透教材,讲解时点面结合,深入浅出,前后联系形成一个理论系统;是否能够旁征博引,有一种善于捕捉社会新现象的心理欲求,以对教学负责的态度对主要知识内容加以发散,切实找到彼此联系的凝结点,给予学生理性的分析和引导;是否能够精心设计课堂,以民主的心态与学生进行对话,富有对教学全身心投入的执着和创设氛围的情趣等等,这是人性化教学目的能否实现的基因所在。 四、关于文学理论考试 考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最终一环,是对教与学有效性的检验,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不同,检验效果也不同,能否把教与学的水平真正表现出来,考什么、怎么考很重要。从对学生的调查可以看到,“结业成绩是否应与平时的学习、作业等情况结合”同学们回答“应该”者为84%、87.5%。关于考试形式,一年级回答最多的是“作业+考试”,二年级赞同最多的是“论文+考试”。教学要改革,关键得改革现行的考试制度,现在大学的考试仍实施传统的考试模式,“大学中机械教条的考试方式与评估方式(统一命题、试题库、流水批卷等)在貌似客观、公正、科学的外表下严重地束缚了学生、同时也包括教师的学术自由与学术个性,强化了文艺学学科的规训、排他性与封闭性。”[⑩]在这种模式之下,学生许多新的思考不能在考试中体现出来,对学生是一种扼杀,而且,还会形成学生学习的两种极端:一是死背教材,可能取得高分;一是弃而不学,考试前临时抱佛脚,许多学生也能过关,所以在关于“文学理论教材调查”的“你细读教材的时段”问答中,回答“考试前”的两个年级分别达69%、93%。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许多学生也很想参加,但一想到与考试无关,对活动也便不感兴趣了。尤其是在期末考试前夕,一切与学习有关的实践活动都不能实施,这是师生最大的无奈。所以,学校应据课程特点,采用相应的考试方式——自主式考试:给师生一定的考试灵活度,与平时学习相结合,把考试分为基础知识测验、论文、读书笔记、口头论辩等多种形式,抛弃那种完全由教师命题,学生背书,学生被教师牵着鼻子走的考试模式。尽管一定的记忆性考试是必要的,但要增大学生知识理解力的考试,或者学生自主选题,或者教师给出一定的范围,让学生写出有自己独到见解的论文,或者是强化教学内容与学生能力培养相统一的考试,充分发掘学生的创造思维和综合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学习课程的积极性。 以上是关于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本科教学思考,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把20多年从事文学理论教学与研究的体会和所作课程调查分析的思考写出来,这是真实的感受。从教学活动四要素分析文学理论教学状况及原因,从而促进文学理论学科的建设,推动文学理论学科的接受、传承和发展。 文学理论论文:文学理论课改中探究式教学理论的运用 摘要:当前,在我国各学科的教学中,都将探究式教学理论运用到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文学理论有关工作者也正在如何将探究式教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教学更好的融合,实现文学理论的有效改革。因此,探究式教学理论对于改革文学理论课程是势在必得、刻不容缓。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改 探究式教学理论 运用方法 文学理论作为中文系中关键的一门理论指导课程,课程内容具有显著的抽象性,学科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有很大距离,造成文学理论发展滞后。在文学理论教学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培养学生学习文学的兴趣,也能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进而提高文学理论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1突破教材章节格局的限制,科学设计教学专题 1.1培养学习者批判文学的能力 传统文学理论教学在选择教材中,通常都会选取具有权威性、严肃性的教学内容作为教学的依据。但是很多文学学者认为,在当前编写我国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著名的赵宪章教授指出:国内文学理论教材中有很多问题,很难适应国内文学理论、文学教材的发展,改革教材是大势所趋。有关实践结果表明,如果完全按照教材内容进行教学活动,一方面,不能根据课时要求,将各种理论知识讲明白、讲细致;另外一方面上,会引起学习者的反感情绪。所以,很多学者都主张突破教材内容章节的各格局,坚持从文学现象上考虑,以学习者知识需求为主导,对教学专题重新展开设计。教学专题应该考虑到引导学生主动思考文学活动,并具有较强的“探究性”,与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相结合,将文学体系中各个知识点与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相结合。如:结合“文学活动”中四大分支,将文学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创作论、接受论、本质论和作品论四大模式,在每一个教学模块中都设定出一定的教学专题,在设计教学专题时,应考虑到学习者对天文现象感兴趣程度,并针对性的进行培训。文学活动本质论专业是培养学习者对文学认知的能力,让学生提交出评论文学热点的文章;文学创作专题结合培养学生文学写作的实际能力,要求学生们积极和愉快的展开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专题注重于提高学生鉴赏文学能力,引导广大学习者积极创作文学评论。 1.2设计教学专题 结合文学活动本质论这一板块,并根据学生文学学习情况,设计出如下几方面的教学专题:怎样进行文学活动?文学到底对于我们生活有怎样的作用?文学与哪种活动有关系?文学具有什么特征?结合文学创作论板块,设计出文学创作体会谈、名人创作体会谈的教学专题。结合鉴赏和分析经典作品这一问题,文学作品论板块与文学接受论板块可以设计出如下几种教学专题:文学伦理和情感、文学类型、文学作品的层次;文学语言特征;文学写作风格。上述所讲的在设计教学专题中具有三个优点:一是,结合文学问题,有助于调动起学习者学习文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广大学习者深入探究文学;二是,既考虑文学理论知识体系是否完整、统一,也能与文学教学实际需求相符;三是,众多模块和教学专题促使整个教学思路都非常明朗,有助于引导教学者选择教学模式。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完教学内容后,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具体教学中,还需要结合学习者学习状况、接受能力、知识需求等方面的因素,针对性的选择或者修改教学专题。 2教学方式上注重“探究”的过程 2.1创设教学情境 探究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比而言,前者完善了后者,后者注重推行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强迫学生接受,而前者注重于循序渐进、逐层深入,注重用问题导入教学内容,因此探究式学习又被称之为“问题导向式”的学习,而“问题”被作为研究和探讨学习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先提出问题,学生针对性的回答,这样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效果好的教学方法,显然“探究问题”贯穿于教学课堂的始终。问题导向式的教学方法,不但能够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而且还能将原本枯燥、乏味的问题转变得丰富有趣,学生在思考问题中,也会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这样也在无形之间增加学生之间的友谊,促使他们更好的进行学习。如:“文学的真实”教学专题课堂活动应该这样开展的:教师先对学生们讲述《农夫观画的故事》,引导学习者主动思考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大家在讨论后得出:文学艺术的灵魂是真实性;教师在引导具体例子,果戈里的《外套》、卡夫卡的《变形记》,让学生们思考和研究艺术具有的真实性与我们日常生活具有的真实性有和差异?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和归纳出艺术真实性具有的四大特征;教师结合学生对艺术真实性的理解程度,提出如何艺术真实性中存在的矛盾?即普遍性与个别性这一矛盾,在分析和研究后得出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应了解“艺术概括”的含义;然后教师在结合老舍《骆驼祥子》、托尔斯泰《复活》”等例子,对概括艺术的规律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在讲述实现艺术真实性这一条件时,特别是讲到“合情合理”时,教师可引出王实甫的《西厢记》,其主人公杜丽娘“死了又活了”、“梦里又死了”的离奇、古怪的情节让学习者思考:“为什么这一情节不是真的,很多读者都信以为真呢?”让学习者在思考后得出结论。所谓的问题主导式也就是从学生所感兴趣的问题着手,对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学生在解决问题中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其中,也有很高的热情参与其中,不但能够达到活跃课堂气氛的目的,而且也能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们在探讨问题中学习知识。 2.2开展文学辩论赛 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对文学的认识越发深刻,呈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等特点。从某一种程度上而言,探究式教学也就是要教学者将自我评价、自我探究、自我思考的能力还给学习者,让学习者主动思考,在思考中得到新知识。所以,在文学理论教学中,重视通过“多方主体交流”的方式,引发学习者们观点相撞,这样既可以挖掘学生对文学的兴趣,也能够加强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在课堂上展开小型辩论赛作为观点争锋相对的关键环节。如:结合“什么是文学”这一教学专题,教学者可以设计出三个辩论题目:“网络文学与文学意义相同吗?”、“文学是否会消失”、“文学艺术具有美丑性吗?”,由于上课时间的限制,教师可让学生自愿选择其中一个辩题进行辩论,在辩题确定之后,将全班同学分为正方、反方,在一星期的准备后,正方和反方分别挑选出三名陈词总结人、三名陈述辩论人,其他学生可以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发言,辩论赛之后,每一位同学都要写一份文学短片作业,字数不限。通过实践表明,这种准备充分的小型辩论赛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认可和喜爱,同学们的参与热情都很高,也准备了发言稿,在自由辩论时很多学生都积极、踊跃的发言,学生们在激烈的辩论过程中,不但将自身的看法勇于表达,而且也从对方辩友身上学到了知识。 2.3延伸对文学的思考 想要顺利、有效的进行理论问题的研究,只靠在课堂上的时间进行思考和讨论,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也只能停留在问题表层上,很难以深化理论。所以,注重收集课外的资料,探究式教学方式作为引导广大学习者课外延伸思考的主要环节。但教师应注意到,收集资料并不是简单布置或者告诉学生该收集什么资料而需要注意如下二个问题:一是,明确收集资料的目的,最好选择开放性、有争议价值的论题展开,教师应指导学生们如何收集资料、收集资料途径等;二是,大力鼓励和支持学生将自身的认知凝结成某种表现形式,做到这两点后,才能确保学生在收集资料时有足够的动力,才能达到提高学生思考、自学能力的目的。所以,在进行收集资料和延伸思考这环节时,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花费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些较为适宜的教学专题中才能着手实施这项工作。如:围绕着“文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开放的、有争议的话题,让同学们进行课外自学,在课外自学后课上发表看法,鼓励和支持同学们不要被教材内容几种观点所限制,要敢于发散自身的思维,主动思考自身对文学的发展有的看法。让学生们在课下时间寻找在经典文学之中,典型人物的事迹,并了解他们的成功之处,以便于深入的了解文学。另外,在课堂后,让学生分为若干个小组为古典诗词配画、配词等,各个小组组长负责用PPT演示,进而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美、意境美充分展现,这也就是一种较为可观和典型的课后延伸式的研究。 2.4学生成绩测评的灵活性 第一,期末考试方法应形式多样,考试题不但有名词解释、填空题,而且还要有论述题、分析作品题,既考察了学生对文学基本概念和理念,也考察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综合成绩的评定,学生平时成绩包括如下几方面:意识,个人得分、小组作业合作成绩、参与辩论赛状况、参与网络平台状况等。学生所完成的平时作业,一方面是整理和反馈学生自身所学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上,将记忆知识扩展到知识的应用。学生课堂活动参与状况作为测评学生平时成绩的主要依据,其主要部分结合教师打分,有时也安排小组成员间互相评论,每一次成绩都将计入到学生最终期末考试成绩中。 3结语 总而言之,在学习文学理论中,应用探究式教学方法,既可以达到强化学习者学习兴趣的目的,也能够活跃课堂的气氛,将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结合文学理论这门课程实际内容而言,探究式教学改革是正确的,想要顺利有效完成改革,这不但需要文学教师坚定改革的信念,而且也需要教师长期坚持,进而提高文学理论教学质量。 作者:肖丽 文学理论论文: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思考 摘要:文学理论是文艺学中知识性和理论性最强的一个学科,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反思 一、引言 文学理论课是一门专业性、理论性极强的课程,在高校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这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独立思考能力乃至人生理想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史上,它却屡屡被研究者和教师以“面临危机”来指称,尤其是随着传媒时代的到来,这种危机感更加剧烈,传统教学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笔者多年的教学经验,针对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并对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目前文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文学理论教材老化 目前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理论知识陈旧,与新时期的文化脱节,学生普遍觉得陈旧和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目前一些高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仍旧沿袭过去“纯文学”立场去编写,以精英化的理论视界来规范文学理论的话语边界,将通俗文学悬置在理论的外围。当这种理论话语遭遇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之时,其阐释必然失效。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学理论教材,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话语的规训统合,缺乏与时俱进的辩证性理论张力,拘泥于本质主义的思维范式,恪守绝对的同一性逻辑与总体性意识,拒绝多元化、差异性,从而使理论本身失去对话、交流与沟通的功能。 2、教学方法单一 讲文学理论就是讲理论,这种认识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文学理论实践教学的理解还不够深入。文学理论涉及太多经典理论,教师不想讲,学生也听不进,内容宽泛枯燥,与实践联系不大,很难提起人的兴趣。纯粹把文学课程当成一门理论课来讲,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一种负担,更谈不上促进教学。 3、授课对象的转变 在这样的一个新媒体时代里,学生的接受视野发生了根本变化,形成了一个稀缺与盈余的颠倒结构。现在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生活在影视大面积侵入他们生活的年代,从幼儿开始即受电视的影响,而到了入学受教育的年代,恰又赶上网络开始侵占人们生活空间的时期,所以有更多的时间被图像和屏幕所占据,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笔者在课堂上曾这样提问过学生,“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的举手”,结果是零,问“完全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举手”,结果也是零,问“看过四大名著纸版之一的一章或几章的举手”,有三五人举手,问“看过四大名著电视/电影的举手”,结果是大家齐刷刷地都举起了手。这个现象虽是个个案,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深思。 三、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的对策分析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幕的徐徐拉开,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不少高校在文学理论方面都存在一些与信息化时展不相适应的瓶颈问题。只有找准问题、分析原因,才能为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提供参考意见。推进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应从顶层设计、师资水平等方面人手,破解与信息化时代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1、在顶层设计方面——着力解决培训内容与实际岗位不一致的问题 “有用的没学到,学到的用不上”,一直是文学教学被广为诟病的话题。应该说,在信息化时代下,文学的教学由书本教育向多媒体教育的转型上,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处在由“转型期”向“发展期”跃升的关键阶段。尽管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文学理论教育的转型并没有彻底完成,转得还不够彻底,没有跟上网络时代的步伐。许多高校展现的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面子”,露出的却是以往旧式文学教育的“里子”,用多媒体教育的“新瓶”装着古板文学理论教学的“旧水”,猛一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实际上在学生能力培养上却欠了很多账。由于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顶层设计,教学和实践衔接不紧,教学内容与实际脱节,需要从“顶层设计”这个根上加以解决。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文学理论岗位统一的教学大纲,明确岗位任职能力培养标准,高校按岗施教,使高校培训与岗位合上拍,二者相得益彰。 2、在师资水平方面——着力解决教学能力与学生需求不吻合的问题 教之本在师,文学理论队伍建设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在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大爆炸,每名教师每天都被网络各种垃圾信息充斥,能静心读书的教师不多了,能静心研究枯燥文学理论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教学理念滞后,与教育大纲所匹配的“教为主导,学为主体”“先学后教,变教为学”等新理念尚未转化成实际教学行动;教学设计能力不强,问题设计不够精练,系统性条理性不够;教学实施能力较弱,不能熟练驾驭文学理论教学需要的教学模式。在研究创新能力方面,重“学术研究”轻“教学研究”,热衷于容易出成果的学术研究,不愿意深入探讨见效慢的教改研究;重“数量”轻“质量”,对研究成果把关不严;重“研究”轻“转化”,学术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在服务教学方面做得还不够;教学与科研兼顾不好,顾此失彼,等等。 四、总结 由上可见,信息化时代条件下,确实给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一定冲击。针对这种状况,关键是研究分析出应对的办法与思路。如何在教学上应用信息化时代的成果,将信息化时代的优势融入当代文学理论教学实践当中,训练文学学生思维、培养文学后继人才、延续文学生命的重任。作为文学人,一定要站在文学长远发展的角度,全面认识自己、精准定位自己、合理要求自己,把个人的成长进步与文学的荣辱发展融为一体。 作者:袁佳 单位:长春理工大学光电信息学院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摘 要:当今社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新闻学与传播学是研究新闻事业活动和其工作规律、探索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在这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新闻早已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电视、网络、QQ、微信、微博等各种信息工具,已经被广泛的运用到新闻传播当中。如何让人们清楚认识新闻学与传播学,理性审视两者关系,成为本文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理性;新闻学;传播学;关系 随着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新闻学与传播学开始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新闻是将近期发生社会活动或事件进行事实报道,传播则是借助相应的传播媒介将这些信息进行宣传,两者相互影响,但又不尽相同。在实际生活当中,不管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传播手段,主要遵旨是服务于人民。因此,我们应该理性的审视两者间的关系,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概述 (一)新闻学 新闻学(journalism)是指研究新闻事业和传播规律的一门社会影响类学科,是社会学的一种存在形态,也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其中包含理论、历史和应用三大部分。通常会借助视觉工具、图片、动画、视频等多种信息化形式,将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事件与人类社会关系进行描述,快速准确的表达其传播意图。新闻学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政治、环境、体育、娱乐等领域,它以形象的、互动的、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新闻,服务公众,以公开的数据为基础,依靠特殊的软件程序对信息资料进行处理,从而挖掘事件背后的重要意义。 (二)传播学 传播学(communication)又称为传意学或传学,是研究人类与社会一切传播过程和行为、事物发展和社会关系、社会信息和其运行运行规律的一门专业性学科。属于社会学范畴。传播学研究的重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语言学等等多种学科通常会用到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对新闻内容进行快速有效的控制。简单而言就是指研究人类如何运用各种符号对社会信息进行传播与交流的一门学科。 2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和区别 我国早期的新闻学,主要存在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大学,新闻本身所包含的学术性内容较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的新闻系大学仅存在几所,主要是以传受新闻工作技艺为主,没有实质性的项目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新闻从事工作者开始对新闻以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例如: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领域活动间的关系,新闻开始涉及“学”的成份,有了最初的学术内容。新闻和相关活动的传播现象,开始不限于新闻采编,它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各种社会因素影响下的传媒运作,这些内容的传播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开始对新闻学和传播学有了细致的区分。下面就从几个方面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说明: (一)从诞生背景、现状及未来发展看两者的关系 早在20世纪,德国大学中就有学生开始以报纸作为研究对象对新闻学进行研究,20世纪初,新闻学成为一门热门学科,其理论体系已经相对成熟。美国大学开始在学校内部增设新闻学院,对学生进行新闻教育;传播学真正形成始于20世纪50年代,与新闻学相差仅半个世纪,属于一门新兴的学科。传播学作为一门边缘性学科,它与社会学、新闻学、政治经济学、人文学、语言学等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1996年一位李启教授写了一篇《论述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文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认为新闻学和传播学属于不同的学科,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和背景、理论构架都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同年5月《新闻大学》编辑部针对这一问题专门开设了一场研讨会,邀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相关教师、同学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部分老师,以“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为题对两门学科的不同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两者属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关系,并不存在谁取代谁的这种现象。两者都是时展的产物,要加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教育工作才是重点。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开始趋于明朗化,但两者的理论体系和完整性仍相对薄弱,需求进一步提升。未来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新闻学和传播学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从两者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传播学可能会相对占优势,新闻学则与我国国情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从就业角度来看,两者关系并无较大区别。 (二)从研究对象看两者的关系 新闻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主要是研究新闻采编又或者说是新闻传播。而传播学作为社会研究,主要研究的是人类社会活动现象,像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等。新闻学传播主要依靠大众媒介,是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从两者的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包含于传播学之中,新闻学的研究是传播活动的一部分,两者属于相互依存的关系。 (三)从两者的研究意识来看 新闻学主要研究的是新闻业务方面,它关系着新闻工作的实际操作方法和研究规律,就算在研究中涉及新闻理论,也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探讨,新闻学主要注重“术”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识。而传播学注重“学”的研究,主要依靠实际方法对人类传播活动的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意识,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关系并不大。 (四)从两者的研究方向来看 新闻学注重实际应用,它的研究会涉及新闻以外的诸多东西,如,国内外媒介研究的实用性,相比而言,传播学更加偏向理论学习的研究,如火爆欧洲的超级媒介理论研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果偏重学术方面,选择传播学会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想要做新闻媒体工作,应该选择新闻学会比较专业,从这一点关系可以看出,两者从本质上给学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方向。 (五)从研究范围看两者的关系 新闻学出现早于传播学,它是传播学的一种特殊现象,属于大众传播范畴。传播学属于社会学,它的范围包含了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等。新闻学研究的主体是新闻本身,而传播学的研究主体是整个社会传播信息系统,它涵盖了整个新闻学,两者关系看似密切,却又存在实质性的区别。 (六)从研究方法上看 传播学主要是通过实证来研究事物传播规律,进过实验与变量分析,提出理论依据,对人类活动的传播方式和现象进行分析解释。新闻学则通过实践经验,对事物进行归纳总结,在实践中找出不同的操作方法和规律,对进行工作指导。新闻学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两者相互影响,却又有着不同的研究方法,但未来不管怎么样发展,两者在本质上还是相关联的,因此,要理性的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七)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研究学者开始偏向大众化,不再局限于一种学科的研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兴起不仅可以带动我国的经济发展,也给政治和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两者在关系上开始变得融洽,在新的教育体制改革下,新闻学和传播学两者相互影响,人们开始在新闻教育体制上加强传播学的教学应用与研究,将两者进行完美的结合,遵循两者自身的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创造良好条件的同时,实现了共同发展。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发展下,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我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为了促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发展,两者应该理性审视彼此间的关系,做到相互借鉴、互相扶持,共同进步,将理论体系落实到实际建设工作当中。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双方的合作共赢,为新闻事业创造有利的价值,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提供有利的保障。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研究 摘要: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是“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新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课程定位有待明确、教学内容有待取舍、教学方法有待创新、学习方法有待选择等方面,本文针对这些不足提出相应的对策,以供教研人员参考。 关键词: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学 为武警院校学员开设“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个新的尝试,有助于通过新闻传播理论的学习提高武警院校学员从事新闻传播与新媒体运营工作的能力。对部队来说,有利于培养自己的新闻传播人才,为军事新闻媒体的运营工作及处理涉军舆情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概况 在地方大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传播的本质、模式、功能、原则,新闻的概念性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等,使用的教材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在新闻系开设此类课程,有的院校在对外汉语系也会开设类似课程,如“跨文化传播”。除了个别政工类院校或专业以外,在武警指挥类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一门专业课出现在课程设置中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该课程是武警指挥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方向的选修课,为大四学员开设半学期,共有50个课时,使用童兵所著的《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作为教材进行授课。 二、武警院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存在的不足 “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是四年培养期的唯一一门新闻传播理论课程,在教学上存在以下四点不足。 (一)课程定位需要明确 作为一门理论性较强的课程,“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对中文方向的本科战士学员来说,普遍年龄与地方大学生相比要大五六岁,他们往往不太能够接受理论学习。对高中毕业入伍的青年学员来说,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是理工科背景,因而对社会科学的了解比较薄弱。面对这样的教学对象,“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学定位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既不属于基础课,也不属于专业核心课程,类似人文素质课程却又占用了专业课课时。 (二)教学内容需要精炼 依据当前比较通用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教材,内容包括新闻传播行为、理论新闻传播学对新闻起源的认识、新闻传播的特点、新闻传播者、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价值、新闻选择、新闻传播过程、新闻传播要求、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受众、新闻传播效果、新闻传播调控等,相当庞杂。总体上来说,现行教材理论过强,与学生距离过远,实用性太弱,难度太大,需要去繁就简,精讲重点内容,对次要内容予以精简。 (三)教学方法需要创新 首先,由于课时不足,课时安排过于紧凑造成教学速度太快,节奏非常紧张,学生吸收知识比较困难等问题。而且,大四学员往往忙着各类考核,学习时间有限,采用地方大学式的按章节逐节细讲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其次,学员生活比较单一闭塞,除了军队相关的生活内容,他们和社会上的新闻传播舆论场基本绝缘,最新的案例难以高效讲解。再次,长期以来教学形式比较枯燥,而院校教学评价的趣味化趋势对教员提出了较高要求,于是我们尝试采取话题讨论的教学法,学生分为两组,分为正反两方课堂讨论,学生课堂反应有所改善。最后,实践教学部分,操作难度较大。由于院校军事化管理的特殊性以及出于人身安全考虑等多方面原因,学员课外实践机会很少,长期限制在院校内部,因此可发掘的新闻素材少之又少。 (四)学习方法需要选择 在学习方法的选择偏好上,与普通地方大学学生相比,武警院校的学员存在明显的差异。武警院校学员尽管心理上并不认同“满堂灌”,但因为种种原因却不得不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而地方大学学生就能够根据自己喜好来摒弃高中式的“满堂灌”的学习方法。对于理论性实践性均较强的课程,在实践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操作中却相当困难。地方大学课表空余部分较多,有时间条件安排学生参与社会调研,甚至参加老师的课题与学术会议。而武警院校学员的课表是统一设置的,从周一到周六上午,课程门类繁多、时间紧迫、要求太高,课余时间相当有限,离校进行社会调研和旁听学术会议几乎不太可能,这种现实情况导致学习方法的选择有待探讨。当然,由于教学领域太新,教员缺乏相关经验也是暂时无法改善的缺陷。 三、改进“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的对策 (一)明确课程体系 本文的顶层设计侧重于教学规划方面。具体来说,教学规划部门应根据不同类型的学员量身开设不同的科目并确定开设顺序。本门课的开设目的是要达到两个目标,一是基本目标,即重视基础知识、基础理论与基础技能的训练;二是较高目标,使学员不仅在知识上了解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在笔头上也要获得初步的新闻撰写能力,增加对军事新媒体的了解,形成初步的媒介素养。如条件许可,还可引导学员将所学理论服务于武警部队建设,例如军事新闻的传播、涉军舆情的分析等。 (二)明确课时配备 由于本门课程的课时与地方大学相比稍显不足,故而只能采取抓重点内容的教学方法。至于重点内容的内涵则应该结合学员实际需求进行统筹。在理论讲授上把新闻概念、传播过程、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及言论自由的必要限制作为主要内容,在实践教学上把自习时间的案例讨论作为重点,除了教材上这些内容,还需要大量讲解军事新闻的内容,另需预留一定量的练习和复习课时,从而巩固教学质量。 (三)明确学习意义 根据教学经验,武警院校学员在学习本门课程时可能会出现以下三种情绪。第一种是非专业情绪,高中毕业考学的学员在入学之前没有学过任何新闻传播类课程,且高中阶段往往是理工科,对大四学习社会科学类课程在接受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在培养新闻敏感等专业意识方面先天不足,容易产生非专业情绪。第二种是畏难情绪,“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的教材理论性太强,论述过程较为枯燥,学员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应明确本门课程的基础是部分理论,但主要是一门应用课程,并在教学实践中注意贯彻。第三种是消极情绪,由于本门课程不属于需要考核的军事类科目,且大四学员临近毕业,容易降低自身学习标准,为此,应明确新闻传播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更要明确在日后任职过程中的重要指导意义。 (四)明确教学方法选择 新闻传播知识的教学方法多种多样。应先学习地方大学先进经验,结合自身课时较少的现实,做好教学方法储备,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比如多媒体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多媒体教学法通过多种形式来表现教学内容,提供给学生多种感官的刺激。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所学的知识结合到各种案例中,引导学员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情境教学法是为了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教员往往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生动为特点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情绪体验,引发学生思考,从而真正达到教学效果。比如讲解“沉默的螺旋”理论时,教员先对概念及其发生机制进行讲解,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游戏,通过对主流舆论的行程过程进行模拟,让学生亲自去感受体会占优势地位的观点造成的压力。综上所述,武警院校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导论”课程教学上虽有前面所说的不足之处,但这门课程基础性强、应用范围广,一旦对策适当,一定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李岑星 刘宇昕 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新闻学与传播学关系分析: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 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热点综述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 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八大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19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20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期刊设计论文:封面设计原则中文摘类期刊研究 一、文摘类期刊封面设计的重要性分析 (一)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开展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一个文摘类期刊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不仅需要有符合读者阅读口味的高质量的内容,同时更需要一个良好的外在形象作为开拓市场的手段。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外在形象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读者看到刊物时第一印象的主要来源。“一个刊物质量的好坏,不仅同登载的文章有密切关系,而且与它的封面设计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文摘类期刊一定要高度重视封面设计工作,通过优秀的封面设计来塑造自己的良好市场形象,构筑自己的读者群和社会认知。 (二)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内在品质的重要载体 封面设计是文摘类期刊的门面,也是读者对文摘类期刊的第一观感。一个期刊的封面既可以间接表达编撰者的思想和感情,也可以彰显其载体的内容和风格。每个期刊的定位和读者群都各有不同,这与期刊的内在品质密切相关。而文摘类期刊的内在品质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在外在的封面设计上。因此,对于读者类型多样化的文摘类期刊而言,封面设计的风格要随着读者口味的变化而改变。 二、文摘类期刊封面设计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封面设计对文摘类期刊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主观上的不重视和客观上缺乏设计人才等多方面原因,导致我国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还存在着下列主要问题: (一)不能体现文摘类期刊的特色 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文摘类期刊中,绝大多数都是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期刊,或是情感类、益智类的文摘期刊,时政类文摘期刊所占的比重不高。不同类别的文摘期刊在内容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期刊的封面设计也有着极大的差别。例如,专业性、学术性的文摘类期刊具有较强的专业特色,要求封面设计比较端庄大气,时政类文摘期刊的内容政治性、新闻性较强,要求封面设计要相对稳定。期刊内容的不同决定了这类期刊封面设计的整体风格必然不如情感类、益智类期刊般灵活多变。然而,现在不少专业性、学术性较强的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都有着向情感类、益智类期刊封面设计靠拢的态势,逐步呈现灵活多变的特点,时政类文摘期刊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趋势。应该说,封面设计的这种新趋势并不利于充分体现期刊自身的特点,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期刊的视觉美没有充分体现 文摘类期刊一般是每月一期或是每周一期,中间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设计者有充分的时间可以对期刊的封面进行艺术设计。期刊的封面设计“要讲究均衡或对称、对比、衬托与调和、分散与呼应、变化与统一、节奏与韵律、尺度与比例等形式美法则,要经得起审美推敲,给人以视觉美的享受”。然而,目前很多文摘类期刊都没有按照上述视觉美的要求进行封面设计。例如,有的文摘类期刊封面列出了很多文章的标题和图片,但标题和图片的排列却完全没有遵循任何的艺术规律,它们像是散落的棋子,被随意的编排在封面的某一个角落。有的甚至没有以一种恰当的形式把年份和刊期等重要信息排列在合适的位置,以至于读者要找到期刊名称以及出版年份、刊期等信息都必须进行地毯式搜索,严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美感。 (三)期刊的设计水平有待提高 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水平差异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各期刊的重视程度有关。《读者》、《特别关注》等社会知名度比较高的文摘类期刊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封面设计工作,他们拥有高素质的封面设计人才,形成了相对稳定且灵活多变的设计风格。然而,我国很多文摘类期刊都存在着缺乏专业的封面设计人员、封面设计的专业水平较低等问题,这就导致期刊封面设计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直接影响了文摘类期刊的正面发展。 三、文摘类期刊应坚持的封面设计原则 (一)个性化原则 个性化是文摘类期刊非常重要的封面设计原则,也是文摘类期刊封面设计的首要原则。“封面设计的形象又和它所办的刊物定位有关,而刊物封面的定位又受刊物内容的制约,它们各自互相独立、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只有通过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反映出该刊物的独特内容,进而与其他刊物产生明显区别,读者才会由最初的好奇阅读进入到持续的兴趣阅读,最后实现对该刊物的长期阅读。具体说来,文摘类期刊个性化的封面设计原则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明显的地方性。 任何一个文摘类期刊都应该具有地方性,而不应简单地把国外的风景或图片当作自己的封面。如果条件允许,一个文摘类期刊甚至可以选取本地的自然风光图片或是能够体现本地风土人情的图片作为自己的封面。这样既可以展示该期刊所在地的风景及文化特色,同时,其独特的图片展示也能够吸引读者进一步了解刊物的内容。 2.可理解性。 由于文摘类期刊的读者群是非常广泛的,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对期刊的审美要求也有所不同。因此,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既要兼顾高层次读者对该刊物较高品味的要求,也要充分注意考虑中低层次读者对刊物内容通俗易懂的需要。因此,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不能采取太过抽象的绘画等形式来展现模糊的含义。 3.针对性。 期刊封面的设计者要充分考虑该期刊受众的群体特征。以《学术界》为例,由于该期刊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学术界展开,因此,它的封面所采用的图片多来源于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或是知名人士。这种封面设计的方式就很能体现该刊物的主要特点。对于期刊的设计者而言,只有具备一定的生活感受和知识积累,懂得和熟悉不同类别读者的心理和审美特征,才能在封面设计中表现出恰如其分的艺术效果。 (二)视觉美原则 视觉美原则是指期刊的封面设计让人看起来拥有审美的愉悦感,从而产生继续阅读下去的兴趣和念头。具体说来,视觉美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字体设计的视觉美。 在一个期刊的封面设计中,刊名、出版年份、刊期等需要体现在封面上的文字信息要尽可能的简练、一目了然。同时,字体的大小和色彩要与封面相协调,期刊的年份和刊期等信息的位置要突出,以便于读者阅读和查找。 2.图形设计的视觉美。 文摘类期刊封面的图形设计可以利用很多要素,如绘画、摄影照片等,既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写实的。但通常情况下,由于文摘类期刊所面向的读者群很广泛,因此,考虑到受众的审美需求,其封面设计多采用让人比较容易理解和体会图形设计美感的写实手法,促使读者对刊物产生阅读好感和兴趣。 3.封面色彩设计的视觉美。 色彩对展现一个期刊的个性有着十分突出的重要意义。由于不同色彩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因此,封面的色彩设计一定要与文摘类期刊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充分考虑不同读者的心理特征,通过视觉生理、心理情绪等多方面因素的调和来合理搭配不同的色彩。 (三)稳定性原则 在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中,保持期刊封面设计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有些期刊每一期的封面设计都在图形、颜色、风格等方面发生很大变化,这让人很难记住这些期刊的符号特征。任何一个文摘类期刊的封面设计都代表着这个期刊的社会形象,要想获得读者对一个期刊的稳定认知和理解,文摘类期刊就需要保持封面设计形式和内容的基本稳定,不能轻易调整封面设计的总体框架和形式。如果一个文摘类期刊总是频繁地调整封面设计,那么读者就很容易失去对这个期刊的稳定认知,从而影响读者对该期刊的忠实度。 作者:孟圆圆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期刊设计论文: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创新探讨 一、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创新原则 21世纪是科学与艺术紧密结合的时代,高校学术期刊具有科学性与权威性,在封面设计中创新意识的增强即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表现。学术期刊的创新原则首先要体现在封面设计中,这不仅是时代的特征要求,同时也是学术的科学展现。 (一)专业学术性 高校期刊是学术权威的体现,就期刊的封面设计而言就是要遵循其学术性的原则。学术期刊与普通的生活休闲类杂志、文学艺术类杂志、娱乐时尚类杂志等截然不同,在封面设计中一定要体现庄重、严肃的学术气息,整体设计要体现出大方、雅致、清新脱俗的书卷气。设计师要充分了解高校学术期刊的定位,首先从学术的角度出发,打造特有的学术氛围,再用艺术的语言表现,营造出独特书卷气息。 (二)具有时代感 科学的发展是与时俱进的,学术论文同样要体现时代性,及时发现当下的社会问题,研究最具前沿的科技信息是高校学术期刊的使命。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就是要紧抓时代脉搏,体现出现代感。封面设计中各个视觉元素要简洁、流畅,力求把积极向上、高速发达的时代感表现而出。抽象的视觉符号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空间,醒目单纯的色彩为我们带来乐观向上的心态,这些都是现代设计中常用的视觉元素。 (三)体现特色化 高校学术期刊因其研究方向不同、定位不同,所以也会形成不同的风格特色。期刊的封面设计禁忌常常更换,每期发行的期刊在大体格局与版式设计不变的前提下,细节设计可以略有调整,以体现出发行时间不同,为读者带来新鲜感。高校学术期刊与普通期刊有许多不同之处,太过媚俗或时尚、张扬都不能体现学术特色。期刊的封面设计创意要结合学校的特质、体现刊物的宗旨、展现地方的特色为核心,使其更具特色化。 (四)宣扬主题化 高校的学术期刊基本上都会有文理版之分,多数情况下它们的封面没有太大区别,往往只是在封面的色彩或文字内容上稍作改动,这样就很难体现出期刊的主题,从而失去特色。如哲学社会版的期刊封面,在设计中要更具文学气质与感性色彩,而自然科学版就要更加理性化,给人以客观、公正、清新、自然之感。同一高校,不同专业类别的期刊一定要统一并富有变化,这样才能使书籍的主题更加突出并吸引读者。 二、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艺术创新 (一)字体编排 在学术期刊的封面中,文字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如刊名、副标题、期刊号、编辑名称、出版社名称、学校名称等,这些文字信息都是封面中重要的视觉元素。众多的信息只有精心的设计与编排才能既不失美感,又主题突出,使读者过目不忘,乃至爱不释手。如郑州大学出版的《美与时代》。《美与时代》目前是全国有重要影响的美学和艺术学学术期刊。封面中刊名设计独特醒目,字体干净利索,封面信息主次清晰,同时又透着一股清新时尚之美,阅读中为我们带来赏心悦目之感。在这份学术期刊的封面上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刊名的设计,字体把杂志主题与时代感体现的淋漓尽致,副标题、刊号、出版日期、内容简介等系列文字信息编排合理、条目清晰,不仅有很好的导视作用,同时与刊名设计衔接得当,在整个封面设计中使装饰与阅读功能合二为一。这使《美与时代》在大多数直接引用学校名称字体或名人题字的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脱颖而出,美不胜收。 (二)色彩搭配 色彩在视觉传达中有着优先于图形与文字的优势,是人类情感的直接体现。色彩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左右我们的情绪。不同色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同时又可以使读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在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不仅对呈现期刊的风格特征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与所表达内容的合理搭配还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山西大学学报》,期刊采用棕色为封面主色,色调素雅而沉稳,显示出该校的悠久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式竖向的编排,学校古老而富有特色的建筑图片,以及行云流水般的书法背景无不与怀旧的色调相得益彰,透露出该校的独特风格韵味。再如《陕西大学学报》的封面设计,黑白红的色彩搭配强劲有力,色块分割构成简约时尚之美,烘托出一种宽松开放的办学理念和学术氛围,使其在众多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脱颖而出。当读者第一眼看到就能够被这种强有力的色彩搭配所感染,并激发出阅读的冲动,从而使读者进入一个思考与探索的阶段。对于期刊封面来说,色彩所赋予的感染力,给阅读者带来的情绪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作为设计师不仅要对色彩应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同时也要对该校的历史、办学理念、专业特色等做全面了解,这样才能合理运用色彩语言,设计出让广大读者喜爱的期刊封面。 (三)插图应用 快节奏的生活使我们走进“读图时代”。精美的插图使人们在阅读中拥有了更直观、形象的阅读方式,与此同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变得更加便捷。“读图时代”的来临也使当代书籍设计发生改变,这种设计的变化也直接反应在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中。插图就是一种图形元素,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如绘画、电脑制作、摄影图片等,都可以作为学术封面的插图使用。插图早于文字出现,是一种比文字更为形象的视觉语言。学术封面中的插图可以将抽象的文字语言转化成亲切形象的视觉符号,使读者直观、准确、形象、快速地了解书籍所要传播的各种信息,以此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出版的专业学术期刊《装饰》一书,生动的图形语言作为封面设计的主体,不仅使读者对每一期的内容具有准确直观的了解,同时也美化了期刊的封面,实乃一举多得的优秀设计典范。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装饰》,每一期都采用最新的资讯信息设计封面,从而拥有了更高的关注度,赢得读者喜爱,以此显示出该期刊的学术真实性与资讯快捷性。如本年度4月的热点话题是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离世与iphone4s的成功上市,这成为《装饰》在2012年4月封面的设计主题。又如2012年7月伦敦奥运会如期而至,奥运会徽成为该月的期刊封面,同时期刊内容也会针对奥运主题事件展开评论与研究。正是准确地运用了图形语言,读者才能透过《装饰》了解更多、更广、更全面的艺术评论研究,使得该期刊在其专业领域树立起学术性的权威地位。由此可见,学术期刊的封面插图设计不仅有美化版面的作用,同时也是期刊学术定位与精神面貌的展现。如果说读书能开启人们的心智,那么读图则能是视觉的享受,插图具有多姿多彩的表现方法与艺术形式,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复杂的信息转变成简洁的图形语言,使阅读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审美体验。 (四)纸张与印刷工艺 优秀的设计要通过到位的纸张材料与高超的印刷技术才能够显现出来。纸张材料的选择不仅为设计锦上添花,同时从另一个方面表现出刊物的质量。由于高校学术期刊的庄重性、严肃性,选择一些有质感的纸张作为封面,能大大增强刊物的形象定位和设计水准。另外,选择与纸张材质相协调的印刷工艺,更能使封面设计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摈弃毫无质感的纸张材料与粗糙的印刷方式,使学术期刊的封面在第一时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为原本刻板严肃的学术期刊赋予生动形象的性格色彩,使其具有生命力与感染力。当然,纸张与印刷工艺的选择要以适合该期刊的学术定位为准,太过复杂或成本过高的材料和工艺要慎重选用。总之,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与其他期刊相比需要相对严谨、低调、质朴的设计风格与表现手段,切记要避免那些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过度设计产生。 三、结语 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同样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是形式与内容完美结合的体现。学术期刊的内容决定了其设计风格和表现形式,同时刊物的设计又是为其内容服务的。如果完全忽视内容只注重形式,或忽视形式只注重内容,都不能把刊物创办成优秀的学术期刊。高校期刊作为学术的风向标,要富有创新意识,封面设计时要做到内容与形式贴切统一、相辅相成,更好地体现出我国高校学术期刊的特色、内容及学术价值,做到学术性与艺术性兼容并行,使高校学术期刊不负时代的使命。 作者:王宇单位:河南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期刊设计论文:探求期刊封面设计的原则及发展趋势 1《核技术》封面刊登内容规范化要求 要想设计出好的科技期刊的封面,首先要了解科技期刊封面设计国家标准的规定。《核技术》期刊在进行封面设计时,遵循了相关标准和规定。主要依据了《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等中的相关规定。这些规定涉及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中英文刊名、出版年月、卷期号、主办者、出版单位、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号等内容。与此同时,《核技术》期刊封面设计时还遵循了以下几点期刊封面设计的一般原则。(1)期刊不同于图书,它在出版上,具有时效性强、出版周期短、长期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一特点;在阅读上,具有跳跃性;在携带上,具有轻便性。所以在设计封面时,要保持稳定的特色风格,不能跳跃的太厉害,体现整体的统一。(2)封面设计的风格要与期刊的内容协调一致,要注重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如果期刊的内容是严肃的、学术性的,封面就不能过分活泼;期刊内容是较活泼、轻松、色彩丰富的,封面就不能太呆板。因此,科技类期刊的封面一定要体现相关的科技内容。(3)刊名应该醒目、大方和富有个性,字体、字号和位置都要设计得当,出现在最重要的位置,利于识别。(4)年份和卷期号的定位设计也是期刊特有的,读者都是通过年份和卷期号来判断刊物的新旧,所以应该放在突出的位置。 2国内外同类期刊封面比较 在《核技术》期刊封面设计时,本人调研了国内外一些优秀的科技期刊,如NuclearInstruments&MethodsinPhysicsResearch、PhysicalReviewLetters、AppliedPhysicsLetters、CellResearch、《中国科学》系列、《中国物理C》、《原子能科学技术》、《核动力工程》、《核电子学与探测技术》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封面底色为单一色或者条纹渐变色,没有图片,只有刊名、卷期号等新闻出版署规定的必要信息。(2)期刊封面放些风景图片或建筑物图片,但与本专业没有关系,只是增加观赏性。(3)采用代表专业范围的图片作为封面的整体背景,或者以抽象的概念图片作为期刊的封面,它能反映学科特点,但是一年内或者几年内都一个样。(4)封面设计采用每期重点文章里的图片作为期刊封面,并每期更换,突出了每期的主题和学术内涵;辅助以简明的色彩和简约的线条,使得期刊封面既有一定的艺术性,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体现科技期刊严谨简约的风格。笔者认为这一类型是比较好的。《核技术》封面重新设计时,借鉴了这一类的设计风格。(5)在封面上放广告,虽然能够起到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感觉学术气氛不浓,不太适合科技类期刊,特别是学术类期刊。表1是不同类型科技期刊封面的比较,列出了每种类型期刊封面的优缺点。 3《核技术》2013年封面重新设计方案 通过不同类型科技期刊封面的比较,决定借鉴上节第4类封面设计风格,即封面设计采用每期重点文章里的图片作为期刊封面,并每期更换,这能突出每期的主题和学术内涵;辅助以简明的色彩和简约的线条,使得期刊封面既有一定的艺术性,能吸引读者眼球,又能体现科技期刊严谨简约的风格。这种设计打破以前传统的、习惯性的封面风格,符合现代科技期刊理念,能够代表本学科科研动态,具有个性化。重新设计后封面的优点阐述如下。 3.1色彩改善 在色彩改善上,因为本刊一直是以蓝色作为本刊的背景色,所以还是决定采用蓝色作为主基调,但是不再采用单一的颜色,而采用渐变色和不同明亮度的蓝绿色作为背景。这样,色调不致过于沉重、呆板,既能够体现学术期刊的严谨气质,又能够显得活跃、轻松、色彩丰富。 3.2排版改善 在排版改善上,将版面进行合理安排,如将版面分为页眉、中文标题、英文标题、主题图片、页脚等区域;在页眉部分刊登期刊的ISSN号、CN号和CODEN号,中文刊名、英文刊名和卷期号间用细横线分隔,中文刊名也做了上下不同处理的美化效果,另外在刊名前加大写的“N”标明期刊英文的第一字母,并采用了倒立阴影的效果,增加了艺术性和观赏性;在页脚部分标注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上面用白色渐变弧线加以区分,显示出整体页面的流畅性。 3.3内容改善 在内容改善上,除了刊登国家规定的必需要素(中英文刊名、ISSN号、CN号、CODEN号、卷期年、出版时间、主办单位和出版单位)外,增加与本期相关的主题图片,由主编和编辑人员依据严格的学术和审美原则共同选择,选取能够反映本期学术重点和国内外本学科领域最新最快的学科动态的重点文章的图片,并配上每张图片的图题和图片的出处,对封面图片进行一定的文字解释,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这样使读者对本期文章的重点一目了然,吸引读者阅读内文的兴趣。2013年第1期刊登的是一幅全息成像的图片,图片非常的漂亮,与背景有很好的融合,可谓相得益彰;第2期刊登的是一个XRD曲线图,介绍了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对直接硼氢化钠燃料电池放电后积分得到的XRD曲线结果,为当期刊物重点报道的内容,在设计上图片背景采用透明,透出封面原来设计的背景,字体也采用白色,在蓝色背景上更加醒目自然、清晰可辨。这样每期封面背景一致、主题图片切换的封面设计很好的体现了本刊封面风格的连续性,又突出了每期的特点和个性,见图2。 4封面设计的发展趋势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革新,今后科技期刊的封面再不会是保守单调的,而是花样繁杂、琳琅满目、不断发展更新的。其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设计风格上,科技期刊一定会与时尚类期刊和社科类期刊越来越接近,色彩丰富、字体美观,既能体现科技期刊的特色,又能吸引大众的眼球。(2)在内容设计上,将与本学科的前沿发展相结合,从每期的封面即可看出本学科的前沿发展轨迹。(3)在内容传播上,考虑到与电子出版物的连接。由于当今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科技期刊上网已是大势所趋,现在我们正处于传统纸质出版物与电子出版物共处的时代[9],从发展趋势看,网上电子期刊无论是传播速度还是传播面都是传统纸质期刊无法比拟的。所以今后科技期刊封面设计时,要考虑到与电子出版物的连接,比如封面设计的主题和风格要与期刊网站和电子期刊的相一致,目前《核技术》期刊的网站和数据库投稿系统正在试运行阶段,估计在2013年7月正式对外运行,而此次网站设计的风格就是参考了《核技术》封面设计的风格制作的。(4)更多地运用现代化手段。随着现代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在期刊的封面上也可以运用现代化手段,比如在封面上印二维码,通过智能手机扫描就可以打开对应的电子期刊的网站地址;或者封面上的主题图片可以与正文做超链接,从图片就可直接进入封面文章进行阅读,还可以显示浏览量和下载量等信息。 5结语 通过对《核技术》封面的重新设计,了解了很多国内外优秀期刊的设计风格,并且总结了本期刊之前的缺点,设计出耳目一新的封面。它既反映了本学科的重点科研成果,也显示出了本刊的个性;虽然本刊并不能像国外优秀期刊Science或Nature在科学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本刊每期刊登的封面图片串联起来也能代表核领域科学发展的动态和进展,所以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并且本刊在页码上也做了改动,不再采用排序式编排页码,而是采用6位数字,以“期、栏、第几篇”的方式编排页码,为以后在线优先出版(OnlineFirst)和开放获取(OpenAccess)做准备。相信在2013年几期刊物出版后,稿源一定会有所增加,尤其是优质稿源的比例会大幅提升,并且发行量也会逐步增多,一定会得到作者和读者的双重肯定。 作者:霍宏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联合编辑部 期刊设计论文:探索期刊封面设计办法 期刊封面是期刊的外在形象,读者看到期刊得到的第一信息就是来自封面,封面的色调、图案、文字等首先对读者产生感官的刺激。因此,期刊封面可以说是期刊“脸面”,亦是期刊的特质表现和风格体现,是吸引读者的期刊要素。因此,期刊的设计非常重要,在期刊设计中应当掌握一定的要求和技巧。 一、封面设计应要素突出,达到要求 期刊封面都有期刊名称、刊期编码、提示标题和图案四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以不同的组合、协调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面形象,能够彰显出区别于其他期刊的特质。一个特质突出、个性鲜明的期刊方面设计,需要具备如下基本要求: 1.刊名和标识突出。一般来说刊名要简练、文字要少,以便于读者记忆和理解,就达到了刊名的目的;期刊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其标识相当于产品的商标,是区别于其他产品的品牌符号,它要具有便于识别、便于记忆、富含深意、具有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特征。 2.封面内容协调。封面中的文字、图片、色彩的运用应当符合美学要求,在运用中应当彼此协调,每期封面文字内容应当与本期内容一致,发挥出对期刊的导读功能。 3.封面在外在形象的体现上要具有相对稳定性。每期的封面内容虽有变化,应体现形象的稳定性,在标识、色彩、风格上应力图稳定性,防止较大变化给读者带来陌生的感觉。因此,每期封面在根据刊期文章内容变化中,其他方面的封面信息应是基本不变的。 4.刊名和标识突出。封面内容协调。封面要体现外在形象的相对稳定性。封面信息应突出艺术美感和特质。封面在表达基本的期刊的刊名、期数、标识等基本信息的同时,应力图突出期刊的文字、图标、色彩等整体信息的协调性、和谐性,努力给人以美好的视觉体验,给人以高雅、大气的视觉美感,给人以清晰的视觉层次。 二、封面设计应构思清晰,抓住关键 期刊封面要达到基本的设计要求,首先应进行精心构思,其思路应清晰,抓住关键点进行设计。因此,这就需要做到: 1.封面构思调研应充分。期刊设计构思应首先对期刊的种类、期刊刊载主要信息方向、期刊的市场定位、客户群体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构思封面要表达的视觉效果,才能明确封面的表现形式和应突出的风格。 2.封面构思要以基本素材作为基础。封面构思不是凭空的想象,更不是无缘地胡乱涂鸦,而是依靠设计者对封面审美认识,需要对封面要素具有一定的知识积累,还要有设计实践的不同体验,只有设计者具备了一定的设计素材基础,才能在调研基础上对封面的整体形象有一个整体形象的框架的描绘,这个形象框架描绘实质就是在已有素材的基础上的重新组合,甚至是再创造,可以说对封面整体形象的初步描绘是封面设计的雏形。 3.封面构思中要精选有价值的要素信息。在封面构思中,有很多素材堆积而成的封面形象,其中包含着很多的元素,这些众多的元素应当对其进行精心选择,筛选有用的、能彰显封面特性的要素,而将其中无关紧要的,甚至要对读者形成干扰的要素进行剔除。有时在封面构思中,设计者往往存在添加素材容易,而剔除已有的素材是不易做到的现象。按照“多就是少”的理念,在封面构思中,应当使要素的表达简明、清晰,集中读者对封面欣赏的注意力。 4.封面构思应立意新颖。封面设计与期刊中的文章写作一样,应有不同于俗套的新颖视角、新颖内容、新颖表达方式和新颖的渲染手段,因此,其在构思中的文字大小、字体运用、色彩选择、图案大批等应避免市场中的同质化,要不断探求,给人以新奇的感觉。 三、封面设计应突出特质,增强感染力 在封面设计中,特质是期刊个性的表现,而检验特质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能否给读者以美好的体验,能否对读者产生较强的视觉冲击力,给读者以较强的感染力。要做到这些,都需要在文字表达、图案设计、色彩表现上下功夫。 1.封面文字的表达应追求变化和审美。封面中刊名的文字是封面中最为突出的信息要素,它的字体、颜色若表现恰当,则给读者首先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实践设计中,使用不规则性美术字体较多,它较书法体和和美术规则字体而言,在个性表达、空间利用、艺术美感上都具有较强的优势,因而应用较多。传统的印刷字体比划单调、表现风格单一,而随着电子印刷技术的应用,印刷字体的表达也发生了较大变换,可以充分利用电脑空间技术,舒展印刷字体的笔划,表达刊名丰富个性。 2.封面图案的选择应表达鲜明与美感。图案在期刊封面中占据面积的主体,它占据了人的视觉中心,因此图案表达是否鲜明,是否具有美感,决定着是否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冲击。由于不同期刊的市场定位、读者面向是不同的,因此,它往往在封面设计的图案选择上也不同,或以动物为背景,或以植物为背景,或以山水为图,比如,科技类期刊,应以科技产品或科技建筑物、科技活动图片为封面,对于影视期刊则以影视人物或影视剧照、场景图片为封面,对于美术期刊则以美术作品、美术设计为封面,对于新闻期刊则以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场面为封面,以使封面与其期刊办刊方向相得益彰,从而有利于与读者进行信息沟通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可以说,期刊的图案选择应当服务于期刊的办刊内容。 3.封面色彩的配置应协调与赋予表现。封面的色调表现也要服务于期刊的内容,应符合期刊的办刊方向和风格,一般应对期刊封面的色彩进行艺术处理,要给读者以较强的视觉冲击,通过色彩的搭配、表达期刊的思想内容。期刊封面色彩的应用要考虑与刊名的色彩是协调,要突出书名的色彩,要与书名的色调协调,使背景色调成为书名色调的陪衬。一般来说,文艺期刊、美术期刊其封面的色彩表达可以以开放的视野,其表现形式可不拘一格,而其他期刊的色彩运用,则就要考虑符合期刊的办刊要求了。比如,对于儿童读物期刊,其封面的色彩可以表现为明快,但不需要强烈的对比,要体现色彩的柔和、清新和淡雅。 四、封面设计应找准期刊定位,彰显审美追求 封面设计应当始终服务于期刊的办刊方向,服务期刊的发展宗旨。其中在封面设计中应抓住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找准期刊发展的定位,二是要打造期刊的审美价值。 1.封面设计应找准期刊发展的定位。期刊发展的定位涉及市场定位、内容定位、受众定位、品质定位、营销定位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而封面设计中要抓准这些期刊的定位要素,使封面的设计与期刊的定位相协调。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经营中的品牌定位十分的关键,它关系到期刊的市场生存与市场竞争力,因此封面设计中应当特别突出与期刊品牌打造的协调。因此,在期刊封面设计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期刊标识应符合品牌要求。标识是重要的品牌符号,封面中的图案、色彩以及用字等都应当服从于标识,要做到标识鲜明、突出,并力争做到与期刊其他要素的协调,要在要素协调中强调标识的容易识别性、便于记忆性,使在长期的标识使用中,激烈读者品牌认识,不断增强标识的品牌影响力。 (2)丰富的设计要考虑营销推介的效果。品牌的打造靠质量,而更需要营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封面在其营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期刊封面图案、人物、色调是否多人眼目,期刊内容提示是否具有悬念,能够诱人去探寻,期刊在被陈列摆放时,其关键要素是否能传递给读者,都是期刊封面设计中应当关注的。其中期刊内容提示、期刊名称在封面的位置、字体的大小、内容的提示对期刊的营销效果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其品牌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2.期刊封面设计应追求独特的审美品质。期刊封面的审美品质,具有深刻的内涵,其或为期刊的文化特质、或为期刊的品质追求。因此,期刊封面中的文字、图案、色调不是简单的无含义的组合,而是追求的一种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个性品味,它往往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办刊的层次,彰显办刊的品味,体现办刊的发展方向,代表办刊的核心诉求。反之,一些低级、庸俗甚至是下流的图片被搬上期刊封面,则使期刊陷入粗俗、品质低等的境地,很容易招致读者的反感,从而远离。因此,在封面中追求审美品质是其最重要的要素追求。其中,在现代封面设计的审美要素中,应着重考虑文化内容、读者定位和技术应用等三个方面:。 (1)封面设计中应考虑文化内容对审美品质的影响。文化信息、文化成分往往是决定审美品质的重要内容。封面良好的文化信息传递,可以催人奋进,高雅的文化信息传播,可以潜移默化地对读者产生素质养成教育,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引导读者追求社会发展,担当社会责任,而寓意高雅的文化信息,可以激起受众美好的情感体验,给受众以精神的启迪和信念的力量,可以说封面的文化内容,可以提高期刊的审美品位,它是营造期刊美好精神家园的根本。 (2)封面设计中应考虑期刊读者定位的因素。市场经济条件下,期刊的读者定位越来越明确,不同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因而这就要求封面设计中要考虑面向的读者群体的文化层次、审美需求,要根据他们的审美情趣、审美标准和审美习惯,进行封面的构思与设计。 (3)封面设计要重视应用现代的传媒技术。现代的传媒技术得到了发展,色彩的表现、图案的绘制、文字的变形等都在现代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和印刷技术中具有了较多的创新机会,应重视这些技术的应用,按照市场需求性、时代潮流性与封面审美结合的观点,加强封面设计的审美追求与品质创新,提升封面设计的审美层次。 期刊设计论文:医学期刊封面设计的要求阐述 1医学期刊封面的设计要求 广义的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和封四,具有保护、装饰、达意和广告的作用[1]223224,这里讨论的医学期刊封面系指狭义的封面,即指封一。目前,医学期刊封面设计已有改观,不乏优秀的作品,但仍存在创新不足、审美观念老化、缺乏品牌意识等问题。优秀的医学期刊封面设计,要迎合医学专业读者的审美心理,符合其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在进行封面设计时,应掌握以下几项要求。 1.1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期刊传播的文化信息决定其封面创意的轨迹,封面是内容的表象和含量的外延[2]。医学研究领域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临床医学又包括内科学、外科学等,各个学科又细分为不同的专业,每一学科和专业都有各自研究的对象和特点;因此,确立期刊封面的设计思想、主题和风格,应从期刊的专业特点和读者定位出发,设计出与之相一致的表现形式,或庄重严肃,或含蓄蕴藉,或淡雅脱俗,或明快简洁,或新颖奇特。封面的形式及风格,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办方和编辑出版者的办刊理念和学术追求,以及刊载内容的学科专业范围、属性、特点和特定的作者、读者群的定位[3]。新版《放射学实践》封面简洁和谐,朴实亲切,每期都会刊载各种不同的影像图片,配以重点论文的主题,引导读者关注数字化、微创化、远程诊断等影像医学发展趋势的最新报道,激发读者对医学影像学诊断与治疗新技术、新知识的探求,在展现医学影像学奥秘的同时,展示了科学的美丽,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4]。 1.2规范化与个性化相结合医学期刊的学术属性决定其封面必须有一定的严肃性和规范性,必须有一定的格式,符合一定的标准。首先要按GB/T3179—2009《期刊编排格式》,在封面指定的位置上依次注明刊名、刊名汉语拼音、英文刊名,出版年、卷号、期号,主办者,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及条码等。这些规范化的格式,有利于光盘网络数据库的检索,也反映了期刊的连续性艺术;但是,如果所有的期刊都是同一张严肃的面孔,缺乏个性,就会显得十分乏味。封面设计艺术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读者第一印象的好坏,是对读者视觉的审美传递,也是艺术与文化通过封面作为载体的创意和个性化表现,不应将其理解为各类视觉元素的简单构架,要“赋予其新颖的创意和个性化表现,以极为强化的形象展示给读者,以期达到刊物的形式和内容的互动关系及全新的视觉效果”[5];因此,应在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对封面进行艺术的加工,以突出医学期刊的个性,只有期刊的规范化与个性化完美结合,才能设计出成功的封面。《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每期封面均刊有名画,并在文中配以相应的文字说明,从艺术的角度吸引读者,使本来枯燥的专业期刊变得十分活泼、高雅,让人过目不忘[6]。 1.3稳定性与变化性相结合期刊作为连续出版物,有其延续性和稳定性,医学期刊的封面设计在一定时期内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既能稳定基本的读者队伍,又有利于期刊品牌与风格的形成。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的“国际”系列,如《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等,曾是《国外医学》系列,原就采用统一、相对稳定的封面设计,更名后这类期刊封面设计方案仍保持一致,庄重大方,突出系列杂志的整体效应和品牌效应,封面上3个相连的花环意义深远,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医学期刊虽有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但数十年不变的面孔,易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而且,读者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也会对专业期刊提出新的要求,而不再停留在“温饱水平”,希望在阅读期刊内容的同时,能够获得更多的审美感受;因此,医学期刊的封面设计应是一个基于基本风格,进行不断调整、创新、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还应关注市场和读者的反映,给予读者以第一时间的打动。刊名好比人的面孔,色块、图案好比人的衣服,可以在刊名字体、字号不变的前提下,适当更换色彩、图片,以增强期刊封面的新鲜感和艺术魅力。 1.4整体与局部和谐统一期刊的封面设计是借一定大小的纸张幅面所提供的空间而进行的,在封面的方寸之间,设计者应用均衡、统一、节奏、对比、重复、重点和动势等基本原则对文字、图形、色彩等封面视觉元素进行组织架构,使得各视觉元素整齐、连贯、映衬、呼应、严密、平衡、一致[7]。设计时要安排好封面的整体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使封面各个视觉元素构筑成最终有组织、有系统的视觉空间,做到整体协调统一,局部呈现韵律和变化。《眼视光学杂志》在封面的右上角镶嵌着一只经过放大处理的蓝黑色眼睛,顾盼有致,眼睛的右上角嵌有一橘黄色块,封面的主基调为黄绿色,设计者用具有中国韵味的黑色书法体刊名将原本分离的色差较大的色块有机地连在一起。这样既可把握封面设计的整体性,又使局部画面充满生机活力,让读者充分感受到整体与局部和谐统一后给人带来的那份艺术视觉冲击力。 2医学期刊封面设计的视觉语言 视觉语言是以视觉可以认知的表现形式阐述信息的过程,它借助于视觉图像来传达信息的设计,以文字、色彩、图形等为视觉认知语言的基础元素进行艺术表现[8]。 2.1文字语言平面设计的字体大致分为2类:一是以西方文字为代表的字母文字,如希腊语系文字;二是以东方文字为代表的独体文字,如汉字[9]。文字既具有语言意义,又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它是点、线、面设计的综合体,如一个字可以看成一个点,一行字可以看成一条线,一段文字可以看成一个面。文字设计主要从字体的使用、字号的选用以及在封面中的位置等方面来进行。封面所用的字体主要有印刷体、手写体和美术字。印刷体可应用于所有文字;手写体可用于刊名;美术字变化多,可用于刊名和要目等。医学期刊除刊名外其余文字宜使用稍小的字号,给人以理智、冷静的感觉。文字在医学期刊封面中的位置主要有三段式、对角式和一角式[1]229等。刊名的设计是刊物的点睛之笔,是读者鉴别期刊的重要标志;因此,这里主要讨论刊名的设计。封面的上半版比下半版更具强势,刊名通常应以横排形式固定在封面的上1/3位置,这样可以获得醒目效果。也有期刊,如《中华医学杂志》采用竖排形式。刊名字体型号的选择,应与刊物性质和内容的搭配密切相关。医学期刊的中文刊名字体可以采用印刷体和书法体,书法体可以美化封面,增强艺术感染力。刊名的字号大小可以不一致,其中需要强调部分所用字号可以稍大一些。如《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其刊名为黑色、规整的印刷体与红色的书法体(“中西”)结合而成,“中西”2字比其他字要大一号,排列错落有致,既有现代感,又有民族特色。刊名要与封面其他文字具有强烈的对比,产生层次感和节奏感,避免封面元素均衡。可以对刊名在造型、笔画和构架上进行装饰,如把刊名做成立体浮雕状,并在名字下加上投影,从而产生空间感,增强视觉冲击力;也可将字体反白,字的四周用重色烘托,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感;还可以借鉴英文字体编排的艺术手法,体现设计中的自由风格[10]。此外,刊名在较长周期内要保持一贯的风格,以保证其稳定性。文字本身就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无论是汉字还是英文,都具有俊秀、浑厚、奔放、飘逸等各种风格,能让读者去品味体会。字母文字比汉字更具形式感,更便于设计。例如中华医学会“中华”和“中国”系列杂志封面左侧35mm宽的深色块内均印有3个CMA(ChineseMedicalAs-sociation的首字母)的字样,顶左底右,CMA这3个字母被适当地变形,并用连接的艺术手法在各个字母外围加边线,将其连在一起,形成一个美观的统一体,既形象地代表了中华医学会这个品牌,又具有现代韵律感。但是,目前国内医学期刊利用英文字母的特性对封面进行设计尚较少,若能把国外字母字型艺术变化的手法应用到国内医学期刊上,将会给期刊封面带来全新的感觉。 2.2图形语言图形是人类通过视觉形象传达信息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它是人类视觉语言的基础,比文字更形象、更具体、更直接,在一瞬间便能吸引读者的注意。图形的形式有黑白画、彩色插画、摄影照片等,表现方法有抽象的手法、图案的手法和写实的手法等[1]231。 2.2.1写实的手法医学期刊封面图形多采用此法:1)在封面构图中融入医学元素,期刊专业特点一目了然。可选取与期刊主题或本期专题相关的医学类图片,如《解剖学杂志》每期都选用内文中重点文章的一幅图片作为封面图形。2)融入民族元素,体现民族特色。如《Journal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中医杂志,英文版)选择青花陶瓷作为标志性的构图元素,恰好又符合当下流行青花瓷的时尚。3)刊登专业会议的新闻图片或本领域内的名人照片等,如《人民军医》每期封面都以一位人民军医的风采吸引读者的眼球,内文并配有封面人物简介。4)刊登广告图片,既能美化封面,又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如《医疗卫生装备》在刊名下方刊登大幅广告,广告图不但没有抢占风头,反而将刚劲有力的红色书法体刊名托到读者眼前。 2.2.2图案的手法医学期刊的封面也可设计一种能表征期刊属性或者专业特点的图案和符号,参与封面的构图。如《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以2个肾、2条输尿管和1只膀胱连接起来勾勒成泌尿系统的一个剖面图作为封面图案,直观而形象地表征了期刊的专业特点。还可以根据刊物特点设计新颖而有代表性的刊徽,点缀封面,增强稳定性。如《白求恩军医学院学报》封面在墨绿的底色上配以黑色刊名,显得有些灰暗,但刊名下方一枚金色的白求恩头像徽章,一下子打破了这种沉闷。 2.2.3抽象的手法医学期刊也可以采用这种手法设计出能反映专业特点的艺术构图。如《沈阳医学院学报》封面的主体是一条“S”(刊名第1个字母)形路,路面则以富有医学含义的DNA双螺旋样图形铺就而成(颜色由紫到蓝渐变),由封面的左下角向上向前蜿蜒开去。整个构图抽象而富有含义,“路”由近及远寓意了学院的发展和未来,亦可理解为学院中“教师”和“学生”2大主体的共同发展,或理解为医患关系的和谐。DNA双螺旋则表明基因工程已成为医学生物技术的核心技术,造福人类健康的作用是无限的,医学生任重道远,而双螺旋的向上延伸宛如升腾在科学上空的瑰丽彩带,令人神往[11]。 2.3色彩语言色彩是视觉效果中极敏感的因素,最引人注目[12]。期刊的封面色彩应该与期刊的内容和品牌气质协调一致,医学期刊的内容严肃、庄重、权威,底色色彩一般不宜过浓,以淡冷或暖色为基色。任何一种彩色都具有色相、明度和纯度3大属性,期刊封面设计的色彩处理也主要从这3大因素来进行,同时要考虑色彩的冷暖、面积、数量、调和、呼应等因素,才能使色彩协调。 (1)色相即每种色彩的相貌、名称,如红、橘红等。医学期刊封面在配色时应以一种主要颜色集中或分散地占有相当的面积,再从中点缀小面积的其他颜色。这样主调鲜明,并能产生色彩变化,使整个设计既显得统一庄重,又不乏对比变化,给人以良好的视觉感受与审美乐趣。如《岭南现代临床外科》的封面以蔚蓝色作为底色,封面顶部开白窗,黑色书法体刊名横排于其上,封面中下部左侧是色彩丰富的竖排风景画,右侧为本期主要论文的题名,以白色字竖排,形成一条条白色的竖线,与右侧的风景图片形成呼应的关系,左下角开白窗刊印条码,与刊名呼应,右下角黄色的刊徽和橘黄色的年份及期号与图片呼应,整个构图点、线、面协调统一,富有节奏感,给人以典雅优美、清新自然、对比鲜明的视觉冲击。 (2)明度即色彩的明暗差别,亦即深浅差别。明度接近的色彩搭配,给人以变化丰富、朦胧虚幻之感;明度相差大的色彩组合,则给人以响亮明快、对比强烈的视觉冲击[13]。《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封面色彩即采用了同一色相的深浅变化,从左上角向右下角为渐变的蓝色、浅蓝、白色,使得整个封面具有立体感、空间感、轻重感和层次感,同时还能使人联想到蓝天白云,让读者在阅读学术文章之余,获得一种轻松愉悦和安宁祥和之感。 (3)色彩的纯度又称饱和度。纯度高的色彩艳丽,而纯度低的色彩则灰暗;纯度高的色彩具有运动感和热烈感,而纯度低的色彩则具有沉稳感与平和感[13]。在封面设计时特别突出的刊名,可用较纯的颜色,而其他次要的图形作为陪衬色,则要降低其纯度。《口腔颌面外科杂志》封面以高纯度的红色为底色,书法体刊名反白横排于封面的上1/3,英文刊名用纯度较高的黄色分3行居中排列于封面中1/3,英文刊名下方则是一从封底、刊脊至切口的绿黄色条带,其上刊印英文年月、卷号和期号,封面的右下1/3刊印着红黄灰相间的刊标,左下角反白刊印条码。整个封面用色艳丽而不杂乱,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那一袭红色让读者能在众多期刊中一眼就能看到。期刊封面设计中常需留有一定的“空白”或“空间”,如果没有了白,不仅色彩层次显得欠缺,而且使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国内许多医学期刊常以不同明度的绿色和蓝色为封面底色,配以白色刊名,封面四角或反白字体刊印刊号、主管和主办单位等,或开一小白窗刊印条码,虽然比较简单,倒也清爽透气。 期刊设计论文:院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革新 封面设计是如今书籍装帧中一个最重要的项目,人们对书籍的第一印象便来源于封面的设计,其美丑直接决定了读者对该书籍的取舍。多年来,高校学术期刊与学报的封面设计大多没有得到重视,很多高校学术期刊在早年的创刊初期并没有“封面设计”这一概念。而近年来,由于网络与计算机的兴起,电子版书籍逐渐取代实体书籍,而高校学术期刊很大程度上成为为作者服务的目的性刊物,从而忽视了学术期刊的封面,使得其不仅不具有艺术性,更谈不上“设计”之说。本文就如何更好的讲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创新展开问题探讨与研究。 一、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特点与内容 (一)学术期刊封面的构成元素 学术期刊的封面,从大体来说,主要以稳重、朴素、严肃等为特点,着重突出学术的理论性,不讲究花哨的风格,这与高校注重学术研究的特点相辅相成。大部分的高校学术期刊封面,大致上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简单的色块和文字构成,没有太多的图案等元素,以文字的排列为主,色块与线条为辅;另一类是将本校的标志性建筑艺术化处理之后放置于封面上,直接作为封面的主要元素呈现于公众眼前。 (二)学术期刊封面的色彩运用 为了体现学术的庄重,严肃的特点,绝大部分高校学术期刊的色彩采用了单色或加套色底纹[1],并运用了蓝色、绿色、暗红色、米黄色等安静沉稳的色彩。也有小部分期刊运用了渐变色,这就使得稳重中略带一点活泼,打破了整体一色的单调、沉闷。也有部分期刊使用两种不同的色块的搭配,这样就显得醒目,并带有一定的装饰性。 (三)学术期刊封面的文字安排 将本校的校名原字体照搬上期刊封面,是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选择,这样便直接反应了本校的校名特点;另外还有的期刊使用手写体,如名人题字;而标准字体则是除上述两种选择之外的最佳选择了。在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文字安排上,一般有标准中文名,标准英文名,国内与国际刊号,年卷期号,各方收录等信息,一目了然。 (四)学术期刊封面的构图 一般来说,期刊名称在封面上方的比例在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中占比较大的比例,其次的就是在侧面。在构图上来说,人们的阅读习惯为从上到下,所以首先要知道这是什么刊物,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刊物名称。而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中,英文名称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装饰性的文字,有不少学报将英文名称刻意的放大,成为装饰封面的一部分。在背景的选择上,纯色的背景占大部分,有的则以抽象的图形辅助文字。 二、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应遵循的原则 (一)学术性 无论怎么改革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首先最基本的是不能跳脱其学术性的原则。学术期刊与一般的文艺杂志,时尚杂志不同,在封面设计上要遵循庄重、严肃的规律,整个设计要文雅、大方,流露出一种书卷气[2]。从这一点来说,就要求设计者把握好设计的“度”,从学术的角度出发,营造特有的学术氛围。 (二)现代感 学术论文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及时研究当下社会问题。同样,高校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也是如此,要具有时代感,现代感。在设计过程中,可以利用比较流畅的曲线,代表飞速发达的时代元素,也可以运用类似光束的效果,或者是利落的几何体、点阵等。这类简单抽象的元素在设计中,往往代表的就是现代感。 (三)特色化 形成特色,突出风格。学术期刊的封面不必常常更换,这是与时尚生活期刊的不同之处,所以在特色风格的形象上较之其他刊物有所削弱。而一个好的封面设计,可以给高校的学术期刊带来强烈的存在感,结合该校的特质,或地方的特色,体现刊物的宗旨,有创新,有突破。 (四)主题化 很多高校的学术期刊,有文理版之分,为了区分,往往只会在封面整体颜色上做出改动,而封面内容不变。这种区分方式只有对该期刊熟悉的读者,才会从颜色上进行分辨。社哲版在封面图案上,可以运用中国传统的图案、特有的纹样、或是篆书体等古文体作为底纹;自科版则可以将数字符号、公式等艺术化处理后作为底纹。这样就能让读者对不同的刊期进行快速的区别。 (五)艺术性 目前,在市面上的书籍装帧中,封面设计的表现手法,强烈的艺术感占据了半壁江山,各种抽象的,超现实的,简单的,强烈的手法使设计达到很好的效果。虽然强调独特的艺术性手法,但是由于学报的特殊性质,局限了很多好的设计形式,设计者在体现艺术性和形式感的同时,必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 三、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应遵循的艺术设计要求 (一)合理布局在众多的高校学术期刊中,封面设计的布局大多分为左右布局和上下布局。刊名作为最主要的部分,设计者往往在这方面做设计变动。由于中文刊名常常用到比较规范的字体,设计者可将英文刊名夸张艺术化,如首字母放大并占比较大的面积,在版面设计中,字体设计在一个规矩的框架中,不同的文字,词组有大有小,这就让人感觉既活泼又统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喧宾夺主。 (二)色彩搭配单一用色是大多数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的选择,单一用色能很大程度上避免多色彩太过华丽的装饰性。一般来说,学术期刊封面的色彩不宜过多,三套色以下为佳,但极小面积的使用多彩色,反而能达到醒目的作用。在用色上,尽量避免对比色的出现,多使用同色系,尽量选择温和、安静的色彩搭配。如果希望刊物的封面醒目些,可以考虑使用较亮眼的淡色系来多色搭配;如需使用灰色系,要注意灰彩色容易显“脏”的特质,并且不建议使用满黑来作为学术期刊的封面色彩。 (三)体现质感好的封面设计要搭配好的纸张和印刷技术,纸张的选择从另一个方面突出了刊物的质量。由于高校学术期刊的严肃性,庄重性,选择一种有质感的纸张作为封面,便大大的提高了刊物的整体水平。另外,建议摈弃粗糙的印刷方式,选择相对精美的印刷,由于封面设计对于一本刊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一印象,粗糙的印刷将直接影响到读者的对这本刊物的看法。 (四)特殊工艺如今在印刷手段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工艺能体现出设计者的设计意愿,例如凹印、凸印、烫金、植绒等等手段。设计者在这些工艺的选择上,针对高校学术期刊的特点,可以小范围的应用,比如刊名使用凸印,会显得比较精美,但有些工艺却不宜大面积使用,比如烫金字,这就需要设计者把握这个度。与其他期刊相比,学术期刊的封面设计需要相对低调,相对朴素,而太复杂的印刷工艺成本略高,这对于高校的编辑部来说,是一笔并不需要的开支。 (五)整体配合除了封面的设计,还有书脊、封底等部分的设计,期刊的封底有刊物的一些详细信息[3],在编排版式上也需要设计者注意美感,对字号的选择,排列的方式,都应该与封面的设计协调,整体,统一,首尾呼应。其他部分的设计,也是高校学术期刊封面设计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四、结语 高校学术期刊,是高校中比较特别的一部分。其封面设计,是相对独立的艺术创作,更是体现高校综合素养的展现过程,但往往容易遭遇忽视。封面的设计,只有确定了设计理念,才能出色的设计出既符合学术期刊的内涵,又体现艺术特色的作品。作为学术前沿的大学校园,学术刊物在一定时候可以直接反映该校的文化素质,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就要求不论是期刊编辑,还是从事学术刊物封面设计的业务人员,都需要有一定的美学修养和艺术眼光。好的封面不仅能给读者留下好的印象,并给予读者美的享受,而且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是不可忽略的艺术价值。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版式设计法律保护 一、版式设计权的概述 (一)版权设计权的概念。版式设计是包括对图书和期刊等刊物的版面内容的创作,包括对版心、行距、排式、标题以及符号等版面安排的综合布局。版式设计权是我国《著作权法》赋予出版者的重要的权利之一,且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根据《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出版者有权许可或者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图书、期刊的版式设计”。由于《著作权法》并没有具体对版权设计内容和保护范围的具体规定,所以在其他法律概念中,还存在容易与版式设计权相混淆的其他概念。(二)版式设计与装帧设计。版式设计的概念在此不再赘述,而装帧设计是指对图书期刊的外表的装潢创作,包括刊物的封面、书脊、和扉页等印刷作品直观外表的设计。二者在客观上所包含的内容就不尽相同。再从版式设计和装帧设计的法律性质方面分析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法律概念。因此,二者在著作权法中保护的体现也是完全不同的。版式设计对于出版者而言,无论在该图书期刊是否构成作品,被著作权保护和认可,都会单独被著作权法保护,明确赋予给出版者版式设计权。而装帧设计不是著作产权法中一项被独立保护的权利,只有其依附的图书期刊的印刷物在构成作品时,才能够被当作作品的一部分被著作权法认定,否则只能作为外封装来对待,不能直接被著作权法加以认定。综上所述,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分析,版式设计权是明确被著作权保护的权利,而装帧设计不是被著作权独立保护的权利内容。(三)版式设计权与外观设计权。二者法律性质及保护的范围不同,版式设计权属于著作权中的邻接权,而外观设计权属于专利权法中的专利权。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指,出版者有权赋予或禁止除权利人外的他人应用其版式设计作品的权利。而专利法的规定外观设计权的保护的内容包括,一是设计者在图片图书等知识产权类上的外观设计作品。二是专利申请人在申请其专利时在其专利产品上使用的独特外观设计作品,该外观设计会被当作专利的一部分进行保护。此外,这两种权利在某些情况会存在重合现象。当出现这种的情况时,根据二者权利所属法律各自保护对象的范围和特点,专利权保障的范围和强度明显高于版式设计权所设计的范围,所以当两项权利内容和性质发生竟合时,一般会通过专利法中的外观设计权来加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二、我国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缺陷 (一)侵犯版式设计权的维权具有依附性。版式设计权是在作品传播中被产生的权利,也是从著作权中派生出的邻接权。因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是伴随著作权享有人的著作权利而产生的,如果没有著作权人创作作品,也不会存在作品传播的过程,当然版式设计权也不会出现。因此,得到著作权人的允许是版式设计权在行使过程中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会被其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所约束。通过司法实践也可知,因单纯侵犯版式设计权而起诉的案件很少存在,都应该当依附于著作权的侵犯而一起起诉,因此,独立且全面的保护版式设计权在目前理论和实践中都很困难。(二)版式设计权的内容缺乏明晰的界定。首先,《著作权法》对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相关规定非常笼统模糊,并没有对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作出规定。同时,仅仅明确了禁止“使用”出版社、期刊的版式设计,但没有界定“使用”的内涵和外延,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是复制的行为。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致使出版社的版式设计的作品高速传播,被合法以及非法“使用”的机率增加,在开放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互联网领域中,如何界定版式设计内容以及在互联网环境下对“使用”版权设计的认定成为最主要的问题。(三)版式设计权的侵权责任追究困难。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9款规定,侵犯版式设计权的侵权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首先,针对停止侵害,一般来说,版式设计部分在整部图书期刊中只占较小的比例。当侵犯版式设计发生在出版物实际出版发行过程时,如果单纯因为侵犯了版式设计权就贸然不再发行该出版物,并召回已出版发行的出版物加以销毁,这不仅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而且不利于保护该图书期刊的著作权者的利益。其次,关于精神赔偿方式。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中还没有规定精神赔偿进行。因此如果被侵权人向法院提出由请求侵权人向自己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精神赔偿的请求时,法院很难给予权利人支持,这也是极为矛盾的一点。最后,关于赔偿的计算标准,包括被侵害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非法所得以及其他相关法定赔偿部分。实践中,版式设计权实际损失一般只包括出版刊物的设计费用,但无奈的是,在刊物出版过程中不会独立计算版式设计的费用,因此想具计算出侵犯版式设计权的赔偿额度是较为困难的,版式设计权人想要得到经济赔偿或者补偿也很难落实。综上,侵犯版式设计权的后,权利人的追责是存在很多困难,根据现有侵权责任追究制度,出版人的版式设计权在受到侵害时很难得到相应的经济损失赔偿和精神损失的赔偿。 三、版式设计权保护的完善 (一)完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范围。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版式设计权并不包括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规定的范围内。但随着我国艺术文化作品在网络传播数量的激增和速度的加快,目前大多数图书期刊已经推出了数字版,因此通过网络传播侵犯版式设计等信息的侵权行为也大量涌现,如果我国立法还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中不包括版式设计权,侵权人可以通过法律漏洞畅通无阻且无后顾之忧的侵犯网络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为了符合时代的发展和主流思想,将版式设计权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内势在必行。(二)完善版式设计权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联系。由于传统出版刊物的版式设计独创性要求较低,所以法律只给予了版式设计权邻接权性质的保护。但是,版式设计受保护的条件之一是需具备独创性,但我国法律未规定其判断标准,在侵权案件中出版社也面临着取证难的问题。而通过公法性质的《反不当竞争法》可以对私法性质的《知识产权法》起到兜底性的保护作用。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法》关于出版者版式设计权的保护存在空白的地方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寻求救济和正当权利利益的维护,填补漏洞,以体现公法的维护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秩序的重要作用。因此应该将著作权法与反不当竞争法更有效地衔接起来,保护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甚至能够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三)完善版式设计权的追责机制。现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侵犯出版者的版式设计权的责任追究规定较为笼统,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很难得到应有的救济和赔偿。版式设计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虽然其独创性程度的认定仍存在歧义,但此已表明版式设计汇集了版式设计人的精神以及脑力劳动和艺术创作,应当被一视同仁给予应有额保护。相信每一位创作者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投入热情和精力,也会表达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著作权法是否引入精神赔偿也值得商榷。与此同时,在其他民事责任的赔偿也应当更加符合实际,尤其在经济赔偿上,应当更细出更有针对性的赔偿标准,更好地保护出版者的合法权利,以此促进我国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蓬勃发展。 综上所述,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代,我国《著作权法》中对版式设计权制度的理论缺陷,同时版式设计权保护在司法实践也同样的窘境。同时,图书期刊的出版者或出版社需也要提升版式设计的创新性和数字化理念,从而在源头上避免版式设计依附性的制度缺陷,借此来提高其图书期刊在传统市场和互联网市场的竞争力。 期刊设计论文:儿童期刊封面色彩设计探究 一、大自然赋予儿童丰富的色彩世界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曾于1933年夏所作不朽诗词《菩萨蛮•大柏地》中生动的描写了雨后天空中太阳折射出七色彩带壮丽自然景观。天空中雨后湿度很大,构成了极小的水雾微颗粒,彩虹就是由于太阳光线照射在空中的水雾微颗粒,形成光的散射进而反射形成美丽的七色彩带。于是,从古至今人们对色彩的认识就经历了从感官到理性的升华,掌握了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冷暖互补,判断、推理、演绎等抽象思维能力,绘出大自然五彩缤纷的画图。清晨人们在空旷的田野里或在大海边就会看到硕大的红红的太阳在东方冉冉升腾,傍晚,在西方天空中烧的通红的晚霞中缓缓落山。那就是人们首先看到的激情、热烈、奔放“红”的色彩,这就是小朋友都喜欢的小红棉袄、大红苹果、红高粱的颜色。它是基本三原色之一,可见光红色波长大约为约625—740nm。橙色是温馨、浪漫、辉煌、华丽、光辉的色彩,是暖色中最暖的色彩,是电磁波的可视光部分中的长波,波长大约为590~610nm。黄色给人以轻快、活波、舒畅、纯情大的感觉,黄色是一个暖色调,其电磁波的可视光部分中的中波长部分大约为565—590nm绿是大自然的主色调,凡是陆地上有绿色出现就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它是基本三原色之一,绿色是电磁波的可视光部分中的中波长部分,波长为500—565nm。青色是一种蓝色中带有少许绿色的颜色,在可见光谱中青色色域比较狭小,其波长范围485—500nm颜色的亮度基本一致,由于人们的色彩感觉的原因,不好分辨。蓝色是最冷的色彩,也是三原色之一,为440—485nm,属于短波长。蓝色象征着刚毅、坚强、冷静和广阔,晴空万里朵朵白云衬托出广阔无垠的蓝蓝的天空。紫色是由热烈的红色和冷静的蓝色柔和而成,自然界了有很多这种优美的紫色,如紫藤、紫罗兰、丁香花、薰衣草等,在这些这些造型各异的花卉丛中,那美丽葡萄藤架上那串串玫瑰紫葡萄令人垂涎欲滴,乌拉圭涵洞里的紫水晶是一种泛着非常娇艳深沉紫色最高级色调,在高温高压下大自然将那晶莹剔透的高纯度石英中掺杂了微量的锰、铁高价元素精心而调配出来的,在阳关下泛着酒红色的火光。这种紫色的波长在380—440nm范围。 二、儿童对色彩的心理感应 眼睛是打开心灵的窗口,也是认识世界的窗口,婴儿出生4—5天后就会感知周围的一切事物,尤其是对于颜色的感知,越是纯色的单色的鲜艳的颜色对于儿童的反应越强列。当婴幼儿看到眼前红、绿、黄色气球的时候,都表现出手舞足蹈得到动作,并且嘴里发出“喔喔”声,反映了孩子对色彩的很大兴奋!不同年龄的儿童对于颜色的感知是不同的。儿童的色彩感应和其心理及情绪有着很大的关系,同时,他们不同的年龄段和性格对色彩的感应也是有很大的区别。儿童心理学家阿尔修勒博士,曾就一百五十名二至五岁的孩子,进行一年有关儿童色彩的追踪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对孩子来说,色彩与线条各有其固定的意义,总结了不同儿童对色彩的偏爱,反映了他们不同的喜好和性格。据色彩心理学家研究幼儿时期的儿童对靓丽、反差、鲜明的红、绿、黄颜色显示出偏爱的倾向。从幼儿园里他们的涂鸦作品里可以看到,绿绿的草坪上点缀着点点的黄花,一轮火红的太阳公公微笑着俯视着大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于全谱色彩感知越来越全面,他们逐渐喜欢一些表现力丰富的过渡色,这些感知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情景,而且,对于以颜色的种类喜爱也有了性别之分,男孩子多喜欢强烈的冷色调,女孩多喜欢温柔的暖色调。观察和分析儿童这个时期的色彩心理,是我们设计编辑者要深入研究的。 三、儿童期刊封面色彩的选择和运用 一册优秀的不同年龄段儿童期刊,成功的封面设计是首要的。瑞士画家伊顿曾说过:“色彩就是力量”,尤其是儿童期刊的封面色彩的表现,更要具有对婴幼儿心理强烈的激发、感染、共鸣的效果。所以,色彩在不同年龄段儿童期刊的设计中,达到对婴幼儿传达生动、细腻、感知、启蒙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册婴幼儿期刊从封面到内容,要从实际、科学、自然的运用不同色彩和图案吸引孩子们的心理和视觉。不同年龄阶段的少儿审美心理特点是不同的,对于色彩的感知有很大的差异。首先,需要我们在设计中要明确色彩的定位,根据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喜好特点进行不同色彩选择搭配,以增强孩子们看到期刊封面第一感官的视觉效果。婴幼儿时期(0-3岁)的孩子大多喜欢靓丽纯色,平铺直述的着色效果。这个时期的期刊封面色彩设计采取写实夸张的手法。例如,很多年前的一幅儿童画----拔萝卜,描写老公公带着老婆婆及全家还有小花狗一起拔一颗红红的大萝卜。那个又大又红的大萝卜和那绿绿的萝卜叶子占据正个篇幅的绝大部分,多少年来当年的小朋友如今的老爷爷老奶奶仍然记忆犹新,除了生动的故事之外,其鲜亮色彩的创造给了小朋友首当其冲的直观感觉。处于萌动幻想、天真烂漫时期(3-7岁)的儿童,他们的内心世界就像一个万花筒——绚丽多彩,他们慢慢认知了大自然的森林、动物、植物、水果,公园,甚至对一年四季、黑天白昼充满了天真地遐想。所以,要深入的了解这个时期儿童的心理感知和审美特点,按照儿童的成长规律,这个时期的期刊封面设计就要走出婴幼儿初期的那种平铺直述纯色直白的色彩选择,除了遵循选色靓丽醒目之外,对于色彩的处理要用好色彩的透明、过度、渐变手法,去创作那些令儿童们喜欢的刊物封面,使他们看到刊物封面之后,迫不及待的翻看书中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期刊封面那种栩栩如生具有动画效果的风格起到了抛砖引玉作用。 作者:田少华 单位:天津市教育新闻中心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设计论文 内容摘要:杂志打出品牌靠的是其持续性,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重要信念。 关键词:品牌定位设计形式设计 期刊杂志的世界非常引人入胜。杂志总是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平面媒体,也是编辑和设计师共同劳动产生的图文结合体。大多数杂志都有较固定的读者。一个好的设计师总是深谙新闻学和品牌定位,而一个好的编辑则应懂得图片设计的重要性,在这个宽泛的范围里再考虑明确的设计因素:版面大小、网格、字体和细节,所有这些都促成杂志的定位和视觉冲击力。 品牌定位设计 在期刊杂志这个领域里,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中很多的决策都会受到竞争的影响,无论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还是限量发行的专业性杂志,都会有至少一两个以上的直接竞争者或众多的间接竞争者。同在拥挤的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一样,品牌对于杂志来说意味着一切。人们购买杂志时都会基于一个称之为“四个我”的概念:看着我、拿着我、翻开我以及买下我。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应添加一些主要元素来定位杂志,例如两本杂志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能够彰显出它们的不同宗旨和观点。杂志的每个组成部分,无论多么细枝末节,都必须看作是不断变化的总体的一部分,最棒、最敏锐的内容往往能激发精彩的设计。现在,出版商们更清楚地知道杂志可以办成品牌──一本期刊杂志不只是纸加墨,它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体系。而针对杂志的品牌定位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主题内容加拿大杂志《Adbusters》是以评论消费者权益的全球化和当今世界的消费环境现状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主题,该杂志的品牌定位就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消费评论平台。而像《Realsimple》这样一份介绍如何生活得更雅致的杂志,它的主题内容就和《娱乐周刊》这样以炫目多变的娱乐新闻为主的杂志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令人惊奇的因素,标志着一本杂志在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时能否成功。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杂志都是依赖某种精心策划的运作指令来表现各类信息,设计者和编辑必须有意识地变换体现内容的方式,达到变换步调的目的,并以此来保持新鲜感和兴奋感。 时间和名称很显然,杂志要打出品牌靠的是持续性,它必须一直保持着某种品质,同时又有所改变。读者熟悉他们期待中的内容,但是在翻开时还是感到惊喜。其中,杂志的名称是唯一不变的因素,正是这种主题性的名称决定了它的形式。 艺术设计在报摊上,一份杂志必须在2.5秒的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杂志的设计者必须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读者对杂志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封面必须简洁地集纳杂志的个性和风格,还要求其内容和封面、封底保持足够的连贯性,以吸引读者。品质的持续性是体现在每期中的,杂志必须始终如一地做这些事情,并保证比竞争对手更具深度,更有个性。品牌杂志的设计需要周密的策划,而绝不仅仅是映衬文章的配角。杂志的艺术设计包括杂志的总体外观、形式、大小、版式、文字、图形、色彩、节奏等。字体在杂志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Wired》这样的杂志已经开始要求读者从侧面翻开,并倒着阅读文字,凝视彩色背景上的相同颜色的文字,或者斜着眼来阅读蝇头小字,在视觉和功能上,杂志设计变得更像网页设计,简短的广告词、图文框、可点击信息,这些已经被读者日益熟悉。与颜色一样,字体同样能够在不损害文章信息传达的情况下为页面带来力量和时尚,虽然位于几何形状内部或粗黑线条旁的粗体彩色引言会打破文章内部的排版节奏,但是粗体的标题与白色的页面以及正文的小号字体对比则显得更加完美。新贵男人的杂志《GQ》曾聘请印刷专家来设计折帖定型字体,设计师研究了20世纪早期的旧地铁海报,并根据这些海报的字体创建一种无衬线字体,在这种成型的字形字体中,字母较圆,且上行字母的顶部以及下行字母的底部都是扁平的,这种字体使得从封面标题到补充文章等所有的内容都变得很雅致,更有早期的《ArtDeco》的几何特征,设计师在保持杂志“摩登更经典”的风格的同时实现品牌定位的目标。该杂志的照片和插图同样出色,他们主要使用大牌人物的照片,但也不断选择革新者,将他们的风格融合起来。插图是杂志品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GQ》的设计总监Dupless说,该杂志已经研究欧洲的杂志以便寻找新的插图画家和图画方面的天才,插图画家必须熟悉《GQ》的风格和感觉,并能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框架中工作。红色和黑色是《GQ》调色盘中最浓型的色彩,它们通常被用来起强调作用,并坚持使用精美的中性色调。《GQ》杂志的设计一直在改进,坚持完善的一致性,它的现代设计带有酷的、矜持味道的品位和自信,其结果就造就了一份能让人感觉成熟、自信的外观精美的杂志,就像订阅它的读者们一样。 形式定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杂志设计经历了一场有趣的革命。传统的期刊杂志是发表文章的舞台,而现代的读者正翘首期盼新的媒体能带给他们三维的视觉感受,为此,杂志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杂志设计者拥有更自由的手段来决定他们的工作形式。杂志没有了标准尺寸的限制,没有了形状和宽度的要求,这些限制都会妨碍杂志功能的发挥,一本杂志可以被制成人们适应的任何大小和形状,只有印刷技术可以限制设计。德国的《Shift》实践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杂志形式,与任何一种杂志都不相同。该杂志诞生于柏林的一组设计师之手,每一期内容都聚焦不同的主题,从而发展不同的表现手法:第一期杂志将食用肉类作为主题,它没有被装订成册,而是以一个挂肉的钩子穿过杂志每页角上的孔,使其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装订形式;第九期是关于艺术品市场的,由一种棋盘游戏和CD-ROM组成。这种自由当然归功于自有资金的运作。美国时尚杂志《Visionaire》目前已成为世界时装领域的新宠,它创造了第一个以电池作为动力的出版物,是一个由一系列大号幻灯片组成的会发光的盒子。 在伦敦、巴黎、纽约、米兰等地,还出现了微型杂志。微型杂志时尚新颖,它受到DIY信念的激发。因它面对微量读者,出售给相对富有、国际化、有复杂视觉的大众,所以其显著特征是品质制作、对图片的奢侈应用和强调设计。伦敦的《10》把文字和图像分开,要么读文,要么看图,这样反而看着舒服。微型杂志创始人约瑟夫编辑设计的《Nest》在室内设计领域地位明显,使用雕塑形式,颜色和图案有几期被定型成雕塑品或雕刻品,另一些则用缎带扎系,空白页引人注目,取代文字的是大块的着色图案和纹路,修饰与之形成互动的图像。一本好的微型杂志接近于艺术品,它的目标就是打破矫揉造作的习惯。 同样,网络杂志给任何一个想办杂志的人提供了暂时的可能性,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从广义上讲,国际互联网是个全球性媒体,而印刷的杂志很难使读者群国际化。网络杂志可足不出户传播到世界各地,设计师可以为网络杂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外观和感觉,如使用按纽翻滚、快速下载等方法在屏幕上随心所欲地表现。如果一本杂志具有年轻、有趣的品位,那就可以适当运用声音效果、动画、音响和颜色来体现,同样的工具也可以用来表现更严谨和商业品位的美学理念。瑞典的电话类杂志《StockhlmNew》就用FLASH做成幻灯,再把杂志一页页的放进去,它对于印刷版唯一的改进是把标题和图片、说明文字放大,使读者阅读起来更清楚。英国图像设计季刊《Eye》是一本视觉引导杂志,它的网站和杂志同时设计,《Eye》新设计的一些编辑因素可以同时运用于两个媒体,比如每个特写开始时的关键词和段落。又如,《Hint》是一家网络杂志,有时它能以一种印刷品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表现时尚,给了读者更多的选择。在《Hint》的设计中经常放进FLASH,然后加上音乐片段,往往是即将上市的CD的预听曲目,具有很强劲的体验感。因为《Hint》比很多印刷版杂志有更高的发行量,因此它获得了韦伯奖的最佳时尚奖。虽然和它同步的印刷版杂志也了获得了成功,但相比之下网络杂志的颜色和形状更有冲击力。 在人们的观念中,杂志一直是文字和图片的混合体,在每个特定的出版物中这两种元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产生独一无二的感觉。技术对于文字和图像的还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不断发展提高了杂志的质量,而杂志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信念。当然,品牌定位是杂志设计的核心,对设计师来说,挑战就是抓住机会,新的技术会磨砺出新的品质和完美。只要设计者能够了解他们的读者,并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都能达成优秀的设计。在期刊杂志设计中,每一种产品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读者群,否则就会被那些每天都在接受新信息的读者所忽视。那些不断创新并始终坚持“自我”的杂志必将脱颖而出。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设计研究论文 内容摘要:杂志打出品牌靠的是其持续性,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重要信念。 关键词:品牌定位设计形式设计 期刊杂志的世界非常引人入胜。杂志总是在我们的视觉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是平面媒体,也是编辑和设计师共同劳动产生的图文结合体。大多数杂志都有较固定的读者。一个好的设计师总是深谙新闻学和品牌定位,而一个好的编辑则应懂得图片设计的重要性,在这个宽泛的范围里再考虑明确的设计因素:版面大小、网格、字体和细节,所有这些都促成杂志的定位和视觉冲击力。 品牌定位设计 在期刊杂志这个领域里,我们会发现这个行业中很多的决策都会受到竞争的影响,无论是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还是限量发行的专业性杂志,都会有至少一两个以上的直接竞争者或众多的间接竞争者。同在拥挤的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一样,品牌对于杂志来说意味着一切。人们购买杂志时都会基于一个称之为“四个我”的概念:看着我、拿着我、翻开我以及买下我。在这个环境中,我们应添加一些主要元素来定位杂志,例如两本杂志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能够彰显出它们的不同宗旨和观点。杂志的每个组成部分,无论多么细枝末节,都必须看作是不断变化的总体的一部分,最棒、最敏锐的内容往往能激发精彩的设计。现在,出版商们更清楚地知道杂志可以办成品牌──一本期刊杂志不只是纸加墨,它是一种价值、一种信念体系。而针对杂志的品牌定位设计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主题内容加拿大杂志《Adbusters》是以评论消费者权益的全球化和当今世界的消费环境现状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极具挑战性的主题,该杂志的品牌定位就在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好的消费评论平台。而像《Realsimple》这样一份介绍如何生活得更雅致的杂志,它的主题内容就和《娱乐周刊》这样以炫目多变的娱乐新闻为主的杂志截然不同。正是这些令人惊奇的因素,标志着一本杂志在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时能否成功。无论它以什么形式出现,杂志都是依赖某种精心策划的运作指令来表现各类信息,设计者和编辑必须有意识地变换体现内容的方式,达到变换步调的目的,并以此来保持新鲜感和兴奋感。 时间和名称很显然,杂志要打出品牌靠的是持续性,它必须一直保持着某种品质,同时又有所改变。读者熟悉他们期待中的内容,但是在翻开时还是感到惊喜。其中,杂志的名称是唯一不变的因素,正是这种主题性的名称决定了它的形式。 艺术设计在报摊上,一份杂志必须在2.5秒的时间内吸引读者的注意,杂志的设计者必须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读者对杂志设计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其封面必须简洁地集纳杂志的个性和风格,还要求其内容和封面、封底保持足够的连贯性,以吸引读者。品质的持续性是体现在每期中的,杂志必须始终如一地做这些事情,并保证比竞争对手更具深度,更有个性。品牌杂志的设计需要周密的策划,而绝不仅仅是映衬文章的配角。杂志的艺术设计包括杂志的总体外观、形式、大小、版式、文字、图形、色彩、节奏等。字体在杂志设计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像《Wired》这样的杂志已经开始要求读者从侧面翻开,并倒着阅读文字,凝视彩色背景上的相同颜色的文字,或者斜着眼来阅读蝇头小字,在视觉和功能上,杂志设计变得更像网页设计,简短的广告词、图文框、可点击信息,这些已经被读者日益熟悉。与颜色一样,字体同样能够在不损害文章信息传达的情况下为页面带来力量和时尚,虽然位于几何形状内部或粗黑线条旁的粗体彩色引言会打破文章内部的排版节奏,但是粗体的标题与白色的页面以及正文的小号字体对比则显得更加完美。新贵男人的杂志《GQ》曾聘请印刷专家来设计折帖定型字体,设计师研究了20世纪早期的旧地铁海报,并根据这些海报的字体创建一种无衬线字体,在这种成型的字形字体中,字母较圆,且上行字母的顶部以及下行字母的底部都是扁平的,这种字体使得从封面标题到补充文章等所有的内容都变得很雅致,更有早期的《ArtDeco》的几何特征,设计师在保持杂志“摩登更经典”的风格的同时实现品牌定位的目标。该杂志的照片和插图同样出色,他们主要使用大牌人物的照片,但也不断选择革新者,将他们的风格融合起来。插图是杂志品牌的另一个重要部分,《GQ》的设计总监Dupless说,该杂志已经研究欧洲的杂志以便寻找新的插图画家和图画方面的天才,插图画家必须熟悉《GQ》的风格和感觉,并能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框架中工作。红色和黑色是《GQ》调色盘中最浓型的色彩,它们通常被用来起强调作用,并坚持使用精美的中性色调。《GQ》杂志的设计一直在改进,坚持完善的一致性,它的现代设计带有酷的、矜持味道的品位和自信,其结果就造就了一份能让人感觉成熟、自信的外观精美的杂志,就像订阅它的读者们一样。 形式定位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杂志设计经历了一场有趣的革命。传统的期刊杂志是发表文章的舞台,而现代的读者正翘首期盼新的媒体能带给他们三维的视觉感受,为此,杂志做出了积极的响应,杂志设计者拥有更自由的手段来决定他们的工作形式。杂志没有了标准尺寸的限制,没有了形状和宽度的要求,这些限制都会妨碍杂志功能的发挥,一本杂志可以被制成人们适应的任何大小和形状,只有印刷技术可以限制设计。德国的《Shift》实践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杂志形式,与任何一种杂志都不相同。该杂志诞生于柏林的一组设计师之手,每一期内容都聚焦不同的主题,从而发展不同的表现手法:第一期杂志将食用肉类作为主题,它没有被装订成册,而是以一个挂肉的钩子穿过杂志每页角上的孔,使其成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装订形式;第九期是关于艺术品市场的,由一种棋盘游戏和CD-ROM组成。这种自由当然归功于自有资金的运作。美国时尚杂志《Visionaire》目前已成为世界时装领域的新宠,它创造了第一个以电池作为动力的出版物,是一个由一系列大号幻灯片组成的会发光的盒子。 在伦敦、巴黎、纽约、米兰等地,还出现了微型杂志。微型杂志时尚新颖,它受到DIY信念的激发。因它面对微量读者,出售给相对富有、国际化、有复杂视觉的大众,所以其显著特征是品质制作、对图片的奢侈应用和强调设计。伦敦的《10》把文字和图像分开,要么读文,要么看图,这样反而看着舒服。微型杂志创始人约瑟夫编辑设计的《Nest》在室内设计领域地位明显,使用雕塑形式,颜色和图案有几期被定型成雕塑品或雕刻品,另一些则用缎带扎系,空白页引人注目,取代文字的是大块的着色图案和纹路,修饰与之形成互动的图像。一本好的微型杂志接近于艺术品,它的目标就是打破矫揉造作的习惯。 同样,网络杂志给任何一个想办杂志的人提供了暂时的可能性,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形式。从广义上讲,国际互联网是个全球性媒体,而印刷的杂志很难使读者群国际化。网络杂志可足不出户传播到世界各地,设计师可以为网络杂志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外观和感觉,如使用按纽翻滚、快速下载等方法在屏幕上随心所欲地表现。如果一本杂志具有年轻、有趣的品位,那就可以适当运用声音效果、动画、音响和颜色来体现,同样的工具也可以用来表现更严谨和商业品位的美学理念。瑞典的电话类杂志《StockhlmNew》就用FLASH做成幻灯,再把杂志一页页的放进去,它对于印刷版唯一的改进是把标题和图片、说明文字放大,使读者阅读起来更清楚。英国图像设计季刊《Eye》是一本视觉引导杂志,它的网站和杂志同时设计,《Eye》新设计的一些编辑因素可以同时运用于两个媒体,比如每个特写开始时的关键词和段落。又如,《Hint》是一家网络杂志,有时它能以一种印刷品不可能做到的方式表现时尚,给了读者更多的选择。在《Hint》的设计中经常放进FLASH,然后加上音乐片段,往往是即将上市的CD的预听曲目,具有很强劲的体验感。因为《Hint》比很多印刷版杂志有更高的发行量,因此它获得了韦伯奖的最佳时尚奖。虽然和它同步的印刷版杂志也了获得了成功,但相比之下网络杂志的颜色和形状更有冲击力。 在人们的观念中,杂志一直是文字和图片的混合体,在每个特定的出版物中这两种元素以不同的方式组合,产生独一无二的感觉。技术对于文字和图像的还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不断发展提高了杂志的质量,而杂志设计通常是一份杂志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变化是杂志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信念。当然,品牌定位是杂志设计的核心,对设计师来说,挑战就是抓住机会,新的技术会磨砺出新的品质和完美。只要设计者能够了解他们的读者,并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理由,都能达成优秀的设计。在期刊杂志设计中,每一种产品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读者群,否则就会被那些每天都在接受新信息的读者所忽视。那些不断创新并始终坚持“自我”的杂志必将脱颖而出。 期刊设计论文: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的应用技巧 摘要 期刊版面色彩设计已成为突出版面内容、增强版面视觉美感的重要方式。为增强期刊版面设计的艺术性,提高读者阅读兴趣,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也越来越成为期刊版面设计的首选。本文拟从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误区入手,阐述了期刊版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的新思路。 关键词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运用原则 期刊版面是通过对期刊内容进行编排布局所表现出的期刊外貌形式,包括文字、图片的位置,标题的大小形式、字体的大小及其它影响期刊外貌的因素等。对期刊版面进行设计是为了对文字和图片进行优化组合,使版面具有更好的清晰感和视觉上美感,以便读者阅读。然而,在期刊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增加期刊视觉上的美感和清晰感,以便提高期刊的市场竞争力,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在期刊版面设计方面,增加期刊版面色彩已成为首选方案。在期刊选择全彩色出版方式并改变传统黑白的印刷形式时,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丰富色彩给予了读者愉悦的精神享受,极大地表现出了版面的层次感和绚丽多姿,也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因此,在期刊版面设计中如何合理有效地运用色彩,创造出读者喜爱的优秀版面,是版面编辑者值得关注的问题。 1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误区 随着期刊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期刊版面设计改革早已兴起,主要是从色彩运用方面着手,加强期刊的视觉冲击力,目的是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眼球,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由此,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便应运而生。但是,在期刊版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存在一些误区,导致期刊版面的风格和内容产生不和谐的影响。 1.1 期刊版面色彩使用过多,缺乏统一性 期刊版面的色彩运用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丰富,然后,由于色彩运用的不当,没有确定主色调,使得色彩过多过杂,违背了色彩美学的初衷。这种现象普通存在,如有的期刊,封面设计上有五六种颜色,甚至还不包括彩图的颜色,这样使得版面毫无美感可言。虽然突出了色彩的多样性,可对读者造成了视觉混乱的视觉效果,带来了很大的负作用。另外,在没有主色调的基本上滥用色彩,破坏了期刊版面的和谐,也影响到期刊在读者心目中的价值。 1.2 期刊版面设计缺乏艺术性,过分追求读者感官上的刺激 为提高期刊的市场竞争力,很多期刊都开始注重感官上的刺激,这样虽吸引了读者的关注,但无疑大大降低了期刊版面设计的美感和艺术性。运用色彩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在于色彩的美感和艺术性。过分地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必然降低了期刊的定位和市场价值。同时,色调反差过多,期刊内容也受到影响,造成喧宾夺主的不良后果。色彩为版面服务,版面为内容服务,所以,色彩是为期刊内容服务,然而,颜色强烈的颜色过分地使用,必定突出了色彩,忽视了期刊内容,最终影响了读者的阅读。 2 美学视角下全彩色期刊版面色彩的运用原则 在有限的期刊版面空间里,为使版面的构成要素得到更好的组合,表现出版面的视觉美、清晰感,以便读者更愉悦地阅读。在期刊版面设计中色彩的运用便很好的解决了此类问题。然而,为纠正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误区,更好地使版面设计与美学理论更好的结合,在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2.1 确定期刊版面主色彩,强调统一美 在编辑美学理论中,统一和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为形成期刊版面的整体感,统一必须是主导,而变化是为了避免期刊版面的单调和死板采取的变通手法,属于从属地位。在体现本期刊特有的版面设计理念时,应有自己的主色彩基调,这样更能体现期刊版面的地位和风格,在读者心理也能产生视觉上的冲击,让读者感觉到期刊独有的神韵。在强调主色调的基础上,也可以配以相近色系的颜色,给读者一种和谐统一的视觉和心灵感受。 2.2 基于对比组合突出多样美 在强调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的统一性时,如只使用一种色系来设计版面,势必会让读者产生视觉上的疲劳,让读者有一种单调乏味的感受,而且采用颜色过于强烈的色彩还会让读者觉得刺眼,这是违背了美学初衷的。在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若在主色调基础上采用互补的色调,在色彩的布局和亮度上适当处理下,就可以产生鲜艳丰富的视觉效果。但这些都需要通过对比组合来完成,比如,调节色彩纯度,冷暖色调对比等等。从心理学角度看,也符合人对色光的感官感受。在全彩色版面设计中,一定要考虑到彩色部分之间的色对比效果,以便更好的丰富版面。 2.3 注重简约美 全彩色期刊相比传统意义上的黑白相间期刊更能够提高读者读者阅读兴趣,但是,如果色彩的度把握不好,便会适得其反。这要求彩版色彩的运用,必须把握好用色的度。全彩色期刊版面编排的优势就是版面颜色丰富,但不要把颜色丰富等同于花花绿绿,在版面设计中,所有颜色都用上,这样就没有了重心。因此,把握好色彩的度在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中的意义重大。要强调用色恰当。比如,可以对重要的版面以颜色强烈的色彩突出,同时,对周围的区域可以采取冷色系的颜色,这要可以形成中心内容和次要内容的色彩反差。另外,在色彩的运用中,也可以灵活一些,少用纯色,这要可以更好地把握用色的度。但纯色用的好,可以更好的突出版面内容的重要性,对版面设计可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否则,便会画蛇添足。总之,一个优秀的版面要尽量少用纯色,多用复色和次纯色,注重版面的简约美。 2.4 运用搭配强调和谐美 运用色彩的目的不仅让读者产生视觉上的美感,更要愉悦读者的精神世界。歌德在他的名著《色彩论》中也说道,当人们的眼睛看到一种色彩时,便会有另一种色彩与之和谐,人们也会通过自身对色彩的感觉去找寻另一种色彩。在全彩色期刊版面的设计中,版面上色彩与色彩之间的整体关系,必须遵循色彩运用的美学理论。在搭配色彩的同时要注重色彩之间的和谐。一般在色彩搭配方式中,有3种搭配方式:一是同色系的搭配,在版面设计中只使用一种色系的颜色,只对这种颜色进行亮度和暗度的处理;二是对类似色彩进行搭配,使用颜色,纯度相近的色彩;三是色彩互补搭配,在版面设计上使用一种主色调,然后使用一些配色,在配色上要使用纯度低点的颜色。通过对色彩的搭配使用,可以让读者感到愉悦,而且,色彩的这种传情功能是期刊版面和谐的重要形成因素。早有心理学家就已实验证明,色彩的物理光可以直接刺激人的生理,影响人的情绪。因此,版面编辑必须先对色彩的感情因素和传情功能有一个比较科学合理的了解,充分利用色彩的传情功能,赢得读者的心。 3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新思路 全彩色期刊版面设计正朝着艺术性方面发展,设计理念早已取代传统黑白色的设计模式。在娱乐、服饰方面的期刊表现的更加明显,因其图文并茂,对读者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期刊版面设计还应该不断开拓设计理念上的新思路。 3.1 设计要突出“视觉冲击中心” 在读者第一眼关注到版面时,版面设计就应该立刻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进一步创造出视觉兴奋感,让读者不自觉的进行阅读,使其目光停留在版面上。这个能够引起视觉兴奋感的地方我们称之为“视觉冲击中心”,期刊版面设计就应该朝这个方面发展。根据不同情形,这个“视觉冲击中心”可能是一个字、一句话,也可能是一张照片。强调版面设计的“视觉冲击中心”主要是为了让读者快速了解文章和观点的重点在哪,更好地引导读者阅读。 3.2 要运用形式美学理论营造期刊版面设计的美感 形式美学理论是用创作中的抽象规范指导艺术创作。期刊版面设计是多种因素的搭配和使用,包括稿件选用搭配、栏图设计、文字和图片的搭配等。为使读者在阅读时充分感受到阅读的愉悦和视觉上的美感,就需要运用形式美学理论和抽象的艺术设计规范进行调整,使版面布局和谐紧凑,美观大方,而且要使整本期刊色调一致。颜色多样但不杂乱,色彩变化而又统一,这样便达到了和谐的美学效果。 期刊版面设计是一本优秀期刊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今,在提倡期刊版面全彩色设计的同时,要在遵循强调统一美、多样美、简约美、和谐美的原则上,创造出期刊版面设计的新思路,更好地为期刊版面设计服务,为读者服务。 期刊设计论文:期刊封面设计之重要性 摘 要 期刊封面设计是期刊编辑工作的延续,是期刊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内众多期刊逐步转变为公司或者企业,期刊封面设计在期刊出版工作中应该得到进一步重视,然而,实践中“重内容,轻设计(封面)”的传统观念仍十分盛行,究其原因是对期刊封面设计之重要性钛识不是所造成的。期刊封面设计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是读图时代期刊生存的需要,而且也是数字时代期刊发展的需要,同时述是信息时代期刊竞争的需要。 关键词封面设计;期刊封面:重要性 期刊封面是指期刊的外表部分。广义的封面包括封一、封二、封三、封四和脊封。狭义的封面仅指封一。本文所讲的封面仅仅取其“狭义”,即期刊与读者眼光首先接触的那一面。从视觉表现的角度来看,期刊封面是由图片、文字利色彩3大要素组成。从功能表现的角度来看,期刊封面包括期刊刊名、期刊出版年月、期刊卷期、刊号刊徽、期刊条码、封面标题,图片及广告语等众多元素: 一个期刊用区别于其他期刊的图片、文字、色彩等要素组合成的封面,体现着期刊的个性和品位,体现了办刊人的办刊风格和水平。期刊封面设计不仅仅是期刊刊名、期刊出版年月,期刊卷期、刊号刊徽、期刊条码、封面标题、图片及广告语等众多设计元素的简单相加。每一本期刊的封面都是编辑工作的延续,是封面设计者艺术构思的结晶,体现了期刊封面设计者的才气和办刊人的智慧。 在当前。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我国出版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国内众多期刊将逐步转变为公司或者企业,期刊业的竞争程度必将日益激烈,在期刊出版工作中,期刊封面设计工作理应得到足够重视。然而,在期刊出版领域,“重内容,轻设计(封面)”的传统观念仍然十分盛行。究其原因是对期刊封面设计之重要性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1 读圈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生存 “读图时代”即传统纸媒为适应社会的变化,改变以往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的模式,图片在当今的报刊版面中占主导地位。读者的阅读习惯也将由以前的读字为主变为读图为主。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人快速阅读的时代,图片是已经成为新时代阅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传统纸质媒体要想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吸引读者,让读者在短时间内作出取舍,图片成为争夺读者的最好筹码。今天的读图时代是“目光向上的品质追求”,是图片对浓缩的文字信息的稀释。而图片导向的目的并不是要将文字排斥,而只是克服语言文字的抽象性,使表达的方式更趋直观化。“视觉化并不能替代语言性的话语,但却可以使之更容易理解、更便捷,也更为有效。”在读图时代,图片只是人们把握世界的一种更为人性化的、更加表象的、更加直观的方式。因此,读图时代对传统纸媒的从业人员,包括期刊编辑提出了一种必须具备的,能通过视觉化手段将信息快速传达给自己受众的意识,图片是众多传统纸媒的从业人员的首选。 在这样的阅读背景下,传统纸媒面临的竞争变得十分激烈。第一视觉冲击和第一阅读欲望被视为报刊的生命。对于一份期刊而言。封面无疑是这两者的融合。期刊封面在读者购买决策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份期刊,无论其内容再丰富、编写质量再高、可读性再强,如果其在封面表现上不能从众多同台亮相的期刊中脱颖而出,快速吸引读者的眼球,那么它很容易被读者所忽略。从期刊发展的角度看,没有读者的关注,没有受众的购买,期刊的生存就会大受考验。 2 搬字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流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期刊业正经历着由数字技术所引发的新一轮深刻变革。以至于有人认为,我们已经步入数字时代。当前,数字出版技术正在期刊出版业引发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催生了多种新的传播模式,国民阅读习惯和阅读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在数字出版时代,人们不仅可以阅读传统期刊,而且可以通过互联网、通信网络等数字网络轻松阅读数字期刊。特别是随着以文字、图片、Flash动画、音频、视频,3D等多媒体信息为表现形态的数字网络多媒体期刊的不断发展,网上阅读实现了{卖者通过界面与作者、编者、广告商及其他读者等多方面的互动,其发展壮大对传统期刊的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 期刊要想在数字时代不断发展壮大,必需要有众多读者、作者、广告商等多方面的参与。一份封面设计精美,品味极佳的期刊不仅会吸引众多购买者。而且也会引起作者、广告商的注意。只有拥有设计精美的封面、拥有众多高质量的稿件和实力雄厚的广告商和众多固定读者的支持,才能会有期刊的长足发展。在数字时代,读者、作者和广告商可以通过网络轻松看到期刊的封面。期刊要想让人们在网络的海洋里发现自己,重视期刊的封面设计是必需的。如果期刊被数字网络海洋淹没。不为人所知,那么将很难得到发展。 3 信息时代,期刊封面设计关乎期刊的竞争 托马斯・达文波特在《注意力经济》中阐述了一种新的营销理论。他指出;“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人们的注意力本身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英特尔前总裁葛鲁夫也曾断育:“整个世界将会展开争夺眼珠的战役,谁能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谁就能成为世纪的生宰。”当今社会处于信息时代,每天社会产生的信息量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注意力却是十分有限的,受众的注意力在这样―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已经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 因此,再优秀的期刊,如果不被读者所注意、吸引,那么它将很难创造出自己的市场价值。一份期刊在零售市场上最大的目的就是让目标读者购买,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促销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期刊与读者目光首先接触的封面来完成的,尤其是对于那些缺少忠诚读者的期刊。国内外大量的读者调查反复验证一个事实:读者在经过报刊亭时决定购买期刊的时间仅有数秒钟,而读者购买期刊的决策75%取决于封面的视觉化表现。期刊封面的视觉化表现又是靠图片(包括线条)、文字、色彩等要素实现的。利用期刊封面最大限度地获取目标读者的注意力是信息时代期刊竞争的需要。 当前,读者对期刊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随着广大读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艺术眼界的扩展,人们的审美意识已不再单纯地追求片面的“形式美”、“自然美”,而是把刊物的整体设计,尤其是封面设计看作刊物艺术品味、内容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独具特色的期刊封面不仅可以增加期刊外形的美观,而且可以体现期刊的整体审美价值,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帮助期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期刊设计论文:一种基于全文检索技术交互式电子期刊的设计 摘 要:在分析光盘型电子期刊需求和功能基础上,结合《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电子期刊的设计,提出借助结构化数据库系统和结构化查询语言实现全文检索和结构查询相结合的交互式电子期刊的设计方法,并利用CDWeb技术实现了B/S结构,用户界面简单易用。该设计方法具有实现简单、通用性强、应用方便等特点,并已实际中得到了验证和应用,可以推广应用于其他电子出版物中。 关键词:全文检索;CDWeb;电子出版物;光盘型电子期刊 1 引 言 电子出版物是一种新兴的信息媒体,将文字、声音、图片、动画等多种媒体与计算机程序融合,以数字信息形式存放在光盘中,并通过多媒体计算机进行阅读,具有信息量大、体积小、重量轻,易于管理、价格低廉等传统印刷型出版物不可比拟的优势。特别是全文检索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电子出版物中的运用,方便快捷的检索功能使电子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地位变的越来越重要。 目前光盘型电子出版物一般以专门软件开发设计,灵活性较差。本文在光盘型电子出版物检索功能需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将非结构化的文本转换为结构化数据库的模型,充分发挥数据库技术管理结构化数据、海量数据的优势和全文检索技术管理及检索非结构化文本数据的优势,并且提出了一种支持超文本信息全文检索的解决方案,在《农村金融杂志》光盘型电子期刊的设计中得到了实际应用和验证。 2 系统设计 2.1 总体结构设计 B/S(Broswer/Server)模式的用户界面完全通过WWW浏览器实现,易学易用、操作友好,适合于图文资料和数据库检索,因此系统采用光盘Web服务结构,采用标准的Web浏览器作为浏览检索结果的操作界面,所有的操作都在同一个窗口中通过超文本链接完成,用户可以方便地信息浏览和导航,使用简单。同时,Web浏览器支持图文混排,支持图像、视频、动画等多媒体信息的直接播出,支持各种排版格式的WORD/PDF文件,能够方便实现原版面显示浏览。 2.2 系统功能设计与工作流程 根据期刊的内容和检索需要,系统功能分为期刊浏览和检索2部分。期刊浏览设计每一期刊物对应一个封面以及若干页目录,可以通过调用某一期刊物,打开封面、目录,进一步浏览全文。检索系统分为全文检索、分类检索、标题检索、关键词检索、作者检索和时间检索等部分,同时还可以进行二次检索。系统的基本功能和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3 光盘Web服务技术 目前光盘多媒体信息检索系统引入Web技术,主要有3种方式,第一种是光盘Web文件方式,即检索界面和检索方式采用传统的专用程序,检索结果通过浏览器来查看,主要利用Web页面多媒体元素集成的优点,不需要任何Web服务器支持。系统扩充性差,不能发挥Web技术的优势。第二种是Java技术。浏览器嵌入Java小程序实现数据库检索,检索结果以页面方式显示,以充分利用浏览器的Java解释功能。不过操作系统需要支持Java虚拟机,由于Java小程序每次都有下载过程,而且程序运行效率较低,比较适合于数据量不大的数据库检索。一般产品说明书的全文检索多采用这种方式。第三种是光盘Web服务器方式,引入Web服务器功能,采用浏览器/服务器技术,整个系统就是一个Web站点,界面好,功能强,需要TCP/IP协议支持,网络应用实现容易。 本系统采用光盘Web服务器方式,应用DynamicCD软件实现Web服务。DynamicCD可以直接从CD/DVD介质运行提供所有互联网Web服务器的各种功能,不需要安装。支持数据库访问,支持用VBScript和ASP脚本开发的应用程序,可以实时生成HTML页面,还能提供数据加密的功能。 4 数据库设计 数据库中存储的已不再是简单的单一的结构化数据,而是包含了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如: 文本、图形、图像、声音等多媒体数据。对于结构化数据,数据库系统通常采用关键词对主码的倒排文件方式,进行简单的精确的或模糊的检索。 为了帮助用户快速方便查询所需期刊资料,在数据库设计过程中按期刊栏目类型分类,将全文资料按HTML格式保存在Web服务器目录下,在数据库的表中记录文件路径,不同栏目的资料存放在不同的路径下。其数据逻辑结构如图2所示。 URL地址对应Web服务器的文件目录、子目录、文件名,用于超文本全文。目前入库的内容包含了《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5年出版的全部内容。 5 系统功能实现 5.1 全文检索的实现 实现全文检索主要有2种方法[1]: (1) 直接对文章进行字符匹配的方法,这种方法由于没有建立索引库,因此所占空间较少,但同时正是因为他没有索引库,所以在进行全文匹配时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2) 全文建立倒排索引库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大节省检索的时间。但同时,这种方法需要占用一定的存储空间来建立索引库。本文通过将非结构化的超文本文件集转换成结构化数据库,并对数据库中文本记录的特征字段进行标引,形成完整的全文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开发相应的检索引擎,实现全文文本查询的目的。 全文检索实现的核心技术是将源文档中所有基本元素的出现信息记录到索引库中。在中文系统中“基本元素”可以是单个汉字字符,也可以是词,这样,就存在2种基本的索引库结构,即基于字表的索引库和基于词表的索引库。字表法是把源文档中每一个字的出现位置信息记录到索引库中,索引库对每个不同的字符都保存一个字表,记录同一个字在文档中的所有出现位置。与此相对应,词表法以能表达一定意义的词为基本独立单位建立索引库。 本文采用字表索引,字表结构见图3。其中字符对应的字表记录了该字符的源文档中的所有出现位置,出现位置通常用字符相对于文档头的偏移字节数表示。 建立字表索引时,需要扫描整个源文档,对所出现的每一个有效字符,计算其在文档中的出现位置并将该位置值加入到对应的字表中。本文使用使用SQL语言设计数据库触发器,在数据存储过程中扫描存入全文表的正文字段,定位字符的位置,写入每个字符的索引信息到索引表。 5.2 数据检索流程 检索过程如图4所示。 (1) 输入检索条件,如“农村金融”; (2) 应用程序进行分析,整理出全文检索和数据库查询,提交给数据库; (3) 检索关系型字段,并将结果存入临时表中; (4) 全文检索,见结果保存在临时表; (5) 取出两个临时表的内容,生成最后结果集; (6) 将结果返给用户。 数据库系统同时有3张临时表,用于存储关系检索结果、全文检索结果和最终处理结果。另外系统还支持二次检索的功能。在进行二次检索时,用户的检索条件增加一些额外的信息,例如文档的时间以及作者等。通过二次检索,可以大大减少结果文档的数量,提高检索的精度,同时也节省了用户的查找时间。 5.3 检索结果显示 检索结果采用HTML语言设计页面,应用分级查看的方式显示,在检索结果界面系统列出检索条件、满足检索条件的命中记录总数、当前显示记录数、页面快速定位、排序方式设置以及命中记录的题录列表。如果想改变检索结果的输出格式,可点击通用工具栏中的“参数设置”按钮,自行设定每页输出的记录数和输出格式。检索结果列[LL]表包括题名、作者、期刊名、出版日期、年卷期页码、全文提供方式以及是否包含图片文件等相关信息。点击文献题名链接进入文献简介界面,该界面下列出了文献的详细信息,包括文献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等,点击“全文”链接可浏览原文。 6 结 语 通过结构化数据库系统和结构化查询语言相结合实现了非结构化的超文本数据的检索,发挥了数据库系统管理结构化数据的优势,借助自建的全文索引实现快速的全文检索,使得多媒体的电子期刊系统在检索时响应速度达到秒级,而且查询结果令人满意;并将光盘Web服务技术应用于交互式电子期刊设计中,利用ASP,VBScript和Dreamwear 8在DynamicCD3.0和Accese2003下调试通过,将全文数据库、HTML文档、联机帮助文挡、光盘封面、CDWEB服务器等进行合成,形成一个独立的Web系统,经测试后制成光盘应用。 期刊设计论文:我国少儿类期刊设计发展趋势的思考 当前的中国是个出版大国,同时也是个拥有近四亿少年儿童这一世界上最大读者群的少儿读物出版大国。我国目前有少儿类期刊接近200种,其数量在全国9000多种期刊中仅占不到2%,但在月发行量超过百万的24种期刊中,少儿刊物占了9种。其发展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有计划的调控,期刊品种增长的步子较几年前放缓了,使办刊人更多地关注于期刊思想、文化内涵的提高和材质制作的精良等方面,使期刊的整体水平与世界品牌期刊的差距日益缩小。然而,由于中国期刊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期刊集团化经营发展历史短。集团化经营实体数量少,最大的期刊集团拥有12种刊物,与西方大期刊集团拥有60~80种刊物相比,差距甚远。由此而直接导致期刊品牌少,绝大多数期刊集团只拥有一个品牌,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形成气候。这一问题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少儿类期刊的办刊经营过程中。面对眼花缭乱的、激烈竞争的期刊市场。同时面对网络介质、电子介质等的入侵,使作为传统媒体的少儿期刊,必须在信息传达多层面发展的今天找准自身发展的方向。 一、少儿类期刊设计领域的现状 期刊设计是整书装帧设计的一类。是视觉传达设计的一种。可以被看作是刊物的包装、名片,凝结了设计师的创意与智慧,其中封面设计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期刊的购买行为。 有人用建筑艺术来比喻书刊装帧,则封面便如同建筑的外观,要能体现建筑的精神,同样期刊设计也要体现书刊的主题精神,它是刊物内在实质的外在表现。期刊设计的变化必定是依托于刊物内容的发展变化。少儿类期刊的读者定位,编辑方向。栏目分类。文笔风格等,决定了设计的风格和表现形式。 当前作为文化产业的期刊,其商业属性越来越明显。目前我国少儿类期刊设计。多以年龄段划分市场。婴幼儿类以卡通插画为主,中小学生类多以摆放少年摄影图片为主,如此这般。很难贴合小读者多样化的心理需求。设计编排、制作方法、材质选择趋同,缺乏创新、缺乏民族性、地域性特色,少儿期刊的品牌区隔特点得不到很好的体现。这种由于少儿期刊市场激烈竞争而导致的状况如下。 1.品牌定位意识缺乏 封面设计是期刊的外包装和名片,是期刊品牌形象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到读者对品牌的认知度、好感度和美誉度。目前已有一些少儿期刊注意到品牌形象的重要性,开始逐步打造品牌形象。但多数少儿类期刊仍是未能重视到这一点。在策划构思、构图布局、选取图片时。不注意为期刊整体形象系统服务,影响了期刊形象的提升,不利于品牌建设。 2.分类笼统,定位重叠,设计雷同 我国少儿期刊按年龄段分。一般不小于三岁一个梯度,在当前读者选择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刊物分类笼统,定位不明显,许多期刊可以交叠阅读。各省少儿类期刊面对同一年龄段读者群的刊物就有好几本。更别说外省入境分割市场的同年龄段同类期刊了。内容多以辅导少儿学习、生活,提高其综合能力为主旨,竞争可想而知。内容的重复,装帧的模仿,使许多期刊摆在一起,如果不仔细辨别刊名,很难通过封面设计一眼认出是何种期刊。这种缺乏创意的封面设计是市场上多数少儿类期刊设计的通病。 3.审美观念滞后,制作有待改善 国画大师潘天寿说过,“笔墨当随时代。”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封面设计的风格当随潮流、时尚而动。随着少年儿童心智的成长发展。期刊的市场细分是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期刊封面的设计者切忌闭门造车。为设计而设计,避免设计审美观念脱离市场,脱离读者。 我国少儿类期刊普遍采用大度32开和正度32开的开本标准,1.5个印张,价格从1.OO元至3.50元左右不等,利润不高,因而许多期刊在材质的选择上偏向低廉纸张,美术设计也因纸张印刷的限制等原因而尽量简化。 二、少儿类期刊设计品牌化发展趋势 面对国内少儿期刊同质化现状,以及国外原版引进少儿刊物的竞争压力。我们必须正视本身的问题,并认真汲取优秀期刊设计的长处。 期刊整体设计中,封面设计形象力的作用越来越不容忽视,在眼花缭乱的少儿期刊货架上。封面品牌形象的吸引力和购买说服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可以看看国外的成功经验。比如原版引进的《米老鼠》、《兔八哥》等(见图1)。国外的期刊经营大多是以集团化的方式进行的。采取跨越多种媒体形式、跨越多个国家、多种文化的多层面立体发展方式。其中,品牌的力量是取胜的关键。以一个品牌形象带动多个形象的产生,以一本母刊细分出多本子刊,全面出击。占领市场。风靡世界的成熟的品牌形象令同品牌的期刊一样风靡全球。《米老鼠》便是一个海陆空全面出击的例子。动画片是米老鼠形象得以传播的第一个手段。随着精心设计的可爱形象、以及每个形象背后个性、经典故事的家喻户晓,为纸质平面期刊品牌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的实证还有美国华纳公司出版的《兔巴哥》系列。 我国期刊界对品牌形象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许多期刊社已经开始尝试进行一定的品牌经营。但是在我国多年的媒体管理体制中,不同形式的媒体之间多是单兵作战,在这个基础上,要想建立全方位立体的企业形象、品牌形象系统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 当前我国少儿类期刊中,《嘟嘟熊》杂志是做的比较好的(见图2)。通过有趣的内容,固定的有一定特色的“嘟嘟熊”形象的树立,带动周边一系列卡通动物形象的建立。在多项活动中进行推广。比如在系列刊物《婴儿画报》、《幼儿画报》上刊登期刊订阅广告、随刊赠送有品牌形象的小礼品、在电视动画片上出现嘟嘟熊的形象等。随着期刊知名度的提高。这一品牌形象也随之广泛铺开。 近几年,在少儿卡通类品牌形象经营方面,值得借鉴的还有“蓝猫”系列(见图3)。截至目前。《蓝猫淘气3000问》系列节目在国内外一千多个电视台播出,蓝猫系列品牌已先后向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等15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版权。“蓝猫”品牌形象的成功,建立在“教育功能”的推陈出新、有效实现上。与我国少儿类期刊的“教育”功能是一条路线。虽然“蓝猫”以动漫为龙头,只是进军了图书、音像等媒体,并未发展延伸至期刊,但其成功的运作模式也为我国少儿类期刊的未来发展走向及其运作方式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前车之鉴”。实际上,期刊媒介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事业单位。而是将一只脚踏进了市场领域。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诸多选择的商业社会,没有一个响当当。吸引人的品牌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我国少儿类期刊面对的受众广、忠实度高,只要抓住了小读者的心理,贴进小读者的生活,具备卓越的远见、不挠的勇气,完整的可操作性的策划等条件,要完成这样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是可行的。 三、少儿类期刊设计思维多元化发展趋势 日本千叶大学教授多湖辉说:“内容里的97.9%是任何人都知道的,非常常见的普遍的东西。当它们被一种新的关联体系重新组合起来,具有相当的有效性时,就能发展成策划。”据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对期刊整体形象的有组织的策划下,通过形式对内容的重构,会令同质的内容产生不一般的形态。打个通俗的比方,烹煮菜式,一样的配料,由于下锅的先后顺序的不同、分量的轻重、火候掌握的老到与否,等等原因,会令这道菜产生完全不同的口感。同样,不同的关联体系、组合方式、设计思维,会让差别不大的内容产生眩目或平淡的完全不同的效果。 同样是经营少儿类期刊,形象设计的可亲近与否是首决条件。《米老鼠》中主配角形象具备夸张、漂亮、可爱等诸多令小读者感觉可亲的因素,其行为举止中透出的调皮、滑稽、夸张、半成人化的思维令儿童觉得新奇、有趣,符合孩子探索未知成人世界、渴望了解和长大的愿望:同时又令成人感受到童真、童趣和年少的青涩滋味,从形式设计到内容定位同时讨好了儿童和成人两个世界。其设计形象无论哪一个年龄层次、哪一种文化程度、哪一种形态的国家都能接受并喜爱。 其次,在封面设计布局、色彩、刊名文字等的设计经营上。要突破传统思维框架。我们仍以《米老鼠》为例,其封面设计的框架看似无划分、无界限,一种自由的组合,但其实与国内所有少儿类期刊封面一样,刊名、卷期、年号、主题形象等都有固定的位置。只是与国内期刊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了一种隐性的开放设计,即几乎所有的划分都是无边界的。利用固定的位置、文与图的和谐配搭、对比自然的色彩、空间的和谐摆布,形象与受众有效的沟通形态等等,使整个封面设计呈现出巨大的情绪调动力,人文性与商业性达到完美的结合。 与此相比,我国少儿类期刊虽不乏封面设计成功之作,但文化性与商业性的结合尚欠缺。首先从设计形式上来看,封面设计各要素的框架使用仍然太多,使封面表现出人为的分区,看后有一种区域封闭的感觉。其次,在图形设计上,没有相对固定、完整的品牌形象做支撑,并且,为迎合市场口味,许多期刊封面借鉴日本卡通造型,“舶来”的感觉缺乏深层文化底蕴。中国泱泱上下五千年的文化传承,却在当前商业大潮的压力下。表现在货架上的都是“哈日”“哈韩”的形象。令人深思。激人振奋。 设计思维的多元化和商业化是不容回避的。同时,商业化如果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将会毫无生命力。毕竟,设计一定是在文化的参与和制约下展开和完成的。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代社会,多元化的设计思维必须放进设计之初的整体策划当中去。是我国少儿类期刊封面设计的趋势所在。 综上所述,少儿类期刊既是文化教育事业,也是一项文化产业,它是传统文化精髓与现代商业的有机结合。如何寻找传统与现代、文化教育与市场产业的契合点,是期刊业者的责任。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加强的竞争压力,本土少儿类期刊在二十一世纪要取得新的长足发展,需要重视设计形象力的作用,尤其是注重创立形象品牌,并注重创新、创意。拓展多元化设计思维。这需要从传统的土壤中汲取养料并结合现代的设计形式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