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中外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胡适“整理国故”思想的提出及其在史学领域的实践离不开日本学者的参与。1917年3月，桑原骘藏发表《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提出应“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书籍。胡适读后深受启发，旋即在中国发起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在国故整理的过程中，中日学者又共同围绕《崔东壁遗书》和《章氏遗书》的整理和考证，重新发现了崔述与章学诚，这是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的两个最重要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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