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不是读到曹寇《贵州手记》,我不会想到他的中篇小说《水城兄弟》是对一件新闻事件的重述。《水城兄弟》最初发表于2009年的《时尚先生》,后收入201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越来越》中。《贵州手记》则是对写作《水城兄弟》缘起、经过的交代。如果把《水城兄弟》视为用"新新闻主义"手法编织出的《南方周末》武的故事新闻,那么《贵州手记》便是新闻背后的故事;如果把《水城兄弟》视为虚构的文本,那么《贵州手记》则是解码虚构的非虚构文本。事实上,当我用"新闻"、"小说"、"虚构"等文体、叙述概念来描述曹寇的这两个文本时,我已经感觉到文学批评伪善的自恋以及由此带来不及物。因为,在我与曹寇遥不可及的距离之间横亘着两个问题:文体的边界的模糊之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和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用"虚构"和"非虚构"这样的区分来辨析文本与世界的关系还有意义吗?在这个摇摇晃晃的盛世里,在和谐之光恩泽不到的偏远、险恶山区里,一件命案及其相关的故事如何穿越时空,在不用类型的文本中变形、显身,经过不同类型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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