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中国20世纪的一个特定历史现象。它关系到中国亿万家庭,也时时牵动着总理的心。在诞辰110周年之际,由一批深深铭记的知青们编写了《知青心中的》一书。
父亲年轻时是公认的"才子",吹拉弹唱、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到了该上大学的年龄,却因为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到了农村。后来跟母亲结婚,有了我们姐弟三个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自己的老家,在我们的镇上教了一辈子的书。
30多年前,在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中华大地顿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们,一定还记得福建省有个小学教师慨然向写过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吧?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告御状”的李庆霖。
1977年40月,国家教育部开了一个会,决定恢复已中断了十年的全国高考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那一年我16岁,正在读初中。其实说是初中,这是按如今的教育格局来划分的。我们那时实行的是九年一贯制,就是小学五年中学四年。中学四年读完,家里没有特殊困难的,都需上山下乡到农村插队落户,然后再按着个人表现,被有关部门选调回城或者被推荐到大学去读书。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的制度设计,我个人觉得有其好处,即城市青...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根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西藏民族学院成立了'知识青年下放办公室',校领导汤化淘任主任,统一领导学校知识青年下放的具体工作。按照知青下放政策规定,独生子女可以免下放,但如本人要求、家长同意,也可跟随原班学生下放;多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家长身边。
重庆解放后,为了“适应西南地区解放后的和平建设,团结、教育、改造广大社会知识青年,培养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人才”,邓小平、、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在财政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创办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革大从1950年3月成立到1953年9月结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树立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风,践行了“实事求是、民主作风、虚心冷静、艰苦朴素”的校训,为西南地区培养了近十万各类建设人才,为建设新西南...
一次家庭聚会,听阿姨说起年轻时的姨夫。初中毕业.她和姨夫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北大荒度过10年时光。26岁,他们从东北回到家乡,然后结婚生子。姨夫脾气大。年轻时和别人打过群架。因为豪侠仗义,成为一群小伙子的“老大”。
知青的岁月虽然过去40多年了,但有些事仍会时常浮现于眼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运用知识我们知青小组共5名女生,都是合肥八中七三届高中毕业生,1974年3月由学校统一安排下放至肥西县高店公社楚岗生产队(位于现新桥国际机场西北边)。小组的同学一致认为,我们响应号召,满腔热忱来到广阔天地,既然是知识青年,除了参加劳动、自食其力外,还应该利用所学所长,更多地发挥知识的作用,服务群众。
我与钱理群老师曾经的几次交往,仿佛冥冥之中的一段缘分。现在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身心都得到了放松,于是重新拾笔捣鼓文字,日子倒也过得飞快。"书到用时方恨少",写着写着,几次三番都不由自主地想起理群老师与我的那一段师生情缘。我算是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学逐梦之疯狂的。1975年读完高中,捧得一本学历证书就回家乡当了农民,九年半寒窗换得一个"矮人一截"的名号:回乡知识青年。那时候,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学制,恰巧在我们...
作者:杨瑞峰 期刊: 2019年第10期
前些时候去大山深处采风,临近中午去吃农家饭。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环境幽静。农家院的装修完全仿造20世纪70年代风格,有铺着凉席的火炕,四四方方的炕桌,门前挂着金色的玉米和红色的辣椒。引人注目的是房间墙上挂着的两幅年画。一幅是《农业学大寨》,农民伯伯手捧麦子满脸喜悦,一幅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表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作者:张宝明; 李帅 期刊:《探索与争鸣》 2019年第10期
新文化运动中作为被启蒙对象的知识青年,在"五四"之后一方面积极参与新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对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提出批判。中小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论争中将原领袖人物定义为"新权威"即"学阀"。他们对于"学阀"的批判既有争取话语权的目的,又包含改善自身物质处境的意愿。在此过程中,"学阀"的含义逐渐政治化,最终成为大革命的批判对象之一。
我上大学时,没有开学典礼. 我入学是在1976年,刚刚打倒,百废待兴,还没有恢复高考,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工人、军人、青年播音员在离开课堂多年以后,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来到北京广播学院. 上课铃声响起,久违了的铃声!经历过停课,经历过书荒,那上课铃,就是让我心动的仪式,就是让我思绪激荡的典礼. 40年以后,我们76级播音班全体同学写了一本书《我,末代工农兵学员》,书中写到这上课铃,一位80后说:我们喜欢的是下课铃. 转眼,我面对00后了...
在1970年前后的十来年中,地处淮北的萧县郭庄大队,是闻名遐迩的学大寨先进典型。那里活跃着一批从上海、合肥等地前来插队的知识青年。前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写了回忆文章,结集纪念最早一批知青插队50周年。我有幸受邀为此书撰写序言。当我仔细阅读这一篇篇文章后,感觉真是七彩纷呈,五味杂陈。
1956年初,上海近3000名初、高中毕业生以"支援西北文教建设事业"为名来到甘肃各地充任小学教员。气候、语言、饮食、生活习惯等诸多不同让部分学生甫一踏上甘肃土地就渴望返回家乡,并形成"倒流回沪"高潮。在克服重重困难之后,这些青年扎下根来,完成从上海学生到甘肃教师的身份转换。以长时段和国家的视角来看,从上海抽调知识青年支教甘肃是一项符合沪甘两地各自需求的双赢政策。但当聚焦在这批"小人物"身上时,这一过程远要复杂,折...
作者:张景春(口述); 刘明军(整理) 期刊:《中国农垦》 2019年第10期
我叫张景春,1949年7月8日出生,祖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1964年3月14日,初中毕业的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农建十一师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团(甘肃玉门蘑菇滩),开始了让我至今都魂牵梦绕的兵团生活。
“新农人”运动已经蔚为壮观。与上世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相比,无论是返乡还是下乡,多了一些主动和心甘情愿。很多是从农村出去、在城里打拼很多年的,又回来了;更有从城市主动来到农村的。他们的到来,明显不同于原本的农业从业主体,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传统的农民却在从事农业及其相关行业的人,我们都可以叫“新农人”。
1968年,我、大庆、霞云、雪梅4个来自北京城的知识青年插队到一个叫羊角岭的小山村。羊角岭,不大,几十户人家,坐落在燕山峡谷的一个山坡上。论风景,羊角岭是个很值得留恋的地方,有山、有水、有树、有草,鸟鸣山谷,水映蓝天,永定河翻卷着青色的波浪,在羊角岭脚下绕个弯后蜿蜒东去。可是,那年头,年轻的我们又怎能安于羊角岭的日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浑浑噩噩,麻木不仁,老师上课听不懂,做作业马马虎虎,考试勉强及格。1969年12月随父母下放,在生产大队的初中部里遇到了七名代课教师,他们都是清一色回乡知识青年,66、67、68届高中生不等。是他们的智慧和风采,将我启蒙,我迄今感激他们不尽。
好女人是引领男人的精神旗帜,她对男人的爱情理想和人生道路有着深刻的影响。 我有一段理性之恋,它发生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殊岁月。 那年。包括她在内的五位知青到我的家乡插队,住在生产队仓库改成的“集体户”里。我比他们早两年下放,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同是“老三届”,自然多了一分亲切,多了一点交流。
作者: 期刊: 2012年第02期
邢燕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早树立的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是知识青年心中的偶像、广大群众学习的楷模:一生大起大落,有着太多的荣誉和故事。而她却说,所有荣誉都蕴含着丈夫的理解和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