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载体之一,《诗》在产生初期即兼有两种功能:既是助成礼典的重要仪轨,也是承载周人德教理想的文本经典。它以歌、诵、赋、引等多种形式出现于各种公私场合,是周室贵族的公共知识资源。随着宗法制的崩解和礼乐文明的衰落,《诗》作为仪式的展演频次大大降低,甚至由于晚周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化,其作为言语“谈助”的功能也逐步衰落,《诗》学主体逐渐从贵族转向布衣之士。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
作者:刘中玉 期刊:《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01期
陶潜情结,可以说是元代士人的象征符号,是在大统一背景下,知识阶层自我反省和自我体认的一种忠实态度。而钱选、赵孟频、何澄等人在笔墨中对这种情怀的体认,在当时便颇具代表性。仕与不仕的姿态或深或浅都会影响到他们笔墨情趣的表达,他们执着于陶潜情结,并不是为了向世人宣扬个人的政治立场,而是更多地出于调和自我的考虑。这种心绪一旦在笔墨中挥发出来,便很自然会晕染出一个时代的绘画风格来。
作者:周梦娜 期刊:《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第04期
“妓鞋行酒”是明代中后期流行于江南地区的士人酒宴的独特癖好。这种风气的形成一是因为明代后期政治混乱,正直之士受到排挤;二是因为受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个性思想进一步解放;三是商业经济和市场的繁荣也影响了士人的政治观和人生观。士人纵情享乐,追新慕异是士人追求自我,寻求社会优越感的反映,使士妓关系从走向新的层次。
中唐爱情传奇在对男性形象的塑造上虽笔力有所不及,但也成功塑造了一批性格特征迥异的男性形象,反映出中唐士人以婚姻观为主要内容的价值观差异。表明门阀相矜的价值观已经发生动摇,世族势力日渐削弱,市民阶层日益兴起,中唐社会士人群体价值体系开始分化,这种分化伴随着唐代社会的转型而逐步显露。
作者:翟腾 期刊:《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第06期
唐士人的生活样态对小说创作颇有影响:士人在坐曹、当直、饮宴、闲游时,或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是为了消遣助兴,或是主动的访得,都搜集了大量的素材。士人仕宦生涯的政治属性、闲职和闲居给个人带来的充裕时间以及聚会饮宴中的切磋砥砺等,则是唐小说创作的有利条件。
明末清初,王朝正统性未正式建立,社会秩序遭受破坏严重,揭阳县成为郑氏集团与清政府的争夺对象,加之本地九军之乱等,兵祸惨烈。地方士人群体出于自觉,摒弃夷夏之防、忠孝节义等观念,倡兵保族,成为相对独立的力量,在地方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舆论中,对保境安民的官员也不论其所属势力而给予较高评价。新朝建立后,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清政府通过重建县署、雷神庙,重修尊经阁等一系列活动,聚笼人心,重新建立正统秩序。
作者:罗含 期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9年第05期
作为流通媒介的钱币,在魏晋南朝时期备受推崇,在士人之间一度形成尚钱风气。论及原因,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残酷的政治环境、玄学与魏晋风度对士族人性的解放、社会风气的同化等均对士人金钱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规行矩步走向自我觉醒的魏晋南朝士人,身处波涛暗涌的政治局势和兵革不戢的社会环境,其政治诉求和理想抱负无法满足,社会名望和家族前途也受到影响,钱财于是成为士族解忧的良药和名门的经济符号,成为士族任情而行风气的...
从蒙元初期士人的文化认同以及他们所一步步建立的文治基础来说,立身于朝、得位行道、以化育万物,似要比计较个人得失更为重要。即使以理学精神而论,廓然大公的境界虽不易达到,但存养省察,戒慎恐惧的功夫还是可以做到的。士人文学观念中的自得而有用,正是在这种文化认同的背景中,才生成了它的价值。许衡死后,他的弟子姚燧作为元代重要的文章大家,其文学思想深受业师的影响。与此同时,世祖朝的王恽、胡祗通、程钜夫,以及在野的刘因...
胡适生活在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的时代,他不但有学者的学识、风度,也有士人的胸襟和风范。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市头儿”,当过“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夏,他在北大毕业前夕,找不到工作,胡适主动帮忙。
战国时代,公认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君主权力扩张,一个是士阶层活跃。这两个现象其实相反相成,而他们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就是各国传统的贵族,一步步被士阶层出身的官僚所取代。
作者:王效峰; 王洵 期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3年第01期
“隐逸”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之一。从先秦到两汉,随着专制制度的逐步稳定和完善,士人们在隐逸动机、心态、精神面貌上有明显变化,经历了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士人们在理想追求、生存原则等方面不断妥协与适应,使自身陷入了出入之间的价值困境。
赵匡胤代周称帝建立北宋王朝,确立崇儒重文的祖宗家法。政治形势的转变对士人心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不同政治背景与个体思想经验的士人之间在具体的心态显现上又有所差异,而南士入北,也初步沟通了南北方在文化语境中的联系。整体来看,五代入宋的士人大致上有人宋降臣、太祖幕僚与新朝士人三种类型,他们在处世选择与行为方式上都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或相时而动,或重执权柄,或持重循谨,共同构建起易代之初士人心态的整...
苏州著名的园林艺圃,皆与晚明士人有关,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明代文人的隐逸精神。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一步,表现了“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
作者:刘悦笛 期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2008年第04期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由传统社会的"士"转变而来,这种转变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政统"失去一统地位之后,"道统"随之衰落与"学统"随之更新。在中国传统社会,"道统"基本上是以"内圣"为核心的,而"政统"则是以"外王"为本质的;"道统"执著在护持德行修养的"自律","政统"则倾向于维护政治秩序的"他律";道统走的是所谓"内在超越"之途,而"政统"行的则是所谓"外在规范"之路。从总体上来看,"道统"归属于"政统"从而形成了从属关系,随着"政统"...
2011年夏,“豳风开新篇”——陕西作家彬县读书笔会期间,我有幸拜访了贾平凹先生。从表面上看,贾平凹是一个谦虚、温和的人,其实不然,他内心实则十分强悍,甚至有些倔强,骨子里有传统士人的那种倔强与狂狷。贾平凹原名“贾平娃”,1973年8月在陕西群众艺术馆公开刊物《群众艺术》上发表小说《一双袜子》时,才正式使用“贾平凹”这个名字,虽然只一字之改,却可见他为人为文的一贯作风:他特别善于利用现有条件,先顺其自然...
承袭了中国士人对义理的追求,王闾运、曹元弼以“经义”为本,对清季追求“事功”造成了乱象作出批评。在稍后的夏曾佑和张尔田的论述中,与“经”密切相关的“孔教”的概念成为观察一国政治、社会的枢机所在。
元代虽是游牧民族主导的朝代,但易学一直受到重视。不论朝代名称,都城的命名,还是君主治世,士人学者的治学,整个元代都体现出易学的影响。因此,元代是一个易学文化较为突出的朝代。
晚明时期,商业经济的日益兴盛、社会文化的相对宽松,士人们的访客交游也愈加频仍,留连文酒,赏鉴书画,游览山川,以为人生乐事。同时,他们也喜欢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载存日记,既可备忘,亦可留传后世。"明代二百七十年间,文人武将撰日记、读日记,蔚然成风。"尤其士人喜好旅游,善作日记,其中多见艺文故事。日记研究专家陈左高先生在论及这一现象时,注意到晚明有别于前朝更加突出特征,他指出:
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多有《舆服志》专门记载历代统治阶级依据各自情况制定的一套规范社会成员个人装扮的等级制度。各种文献和绘画,以及民间流传下来的服饰实物都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但近年来学者们多重视社会上层阶级的服饰研究,平民服饰研究多作为一种补充和陪衬出现在这类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中。本人认为平民服饰在中国服饰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比贵族服饰更贴近日常生活,更能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与思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