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之"习",通常被认作"温习""复习",因为学的是经义与"道",思而有悟,进而为智,进而为乐。当今普通教育的"学而时习之"之"习",则多指"时时复习""时时练习",强化记忆。"习"不是为"悦",而是为了对付没完没了的考试。二十年前,江苏某些学校出现"月考",社会惊诧。
作者:刘麒麟 期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1年第01期
<正>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对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而言,文化大帝国的构建与承袭是否是其自执卷之始与开牖之初就伴沿的使命与信念?手握古、旧之大书,方觉当下文教之疾,尤近时品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经学部分,每每搁卷而喟叹于古与今、传统与现代、古中国与当下境遇中的士子学人在读书品性与抱负上的根本差异。即便...
<正> 王安石的《诗经》解说是"荆公新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同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内在相关。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出于社会变革的政治形势需要,朝廷决定设局置官,重新训释《诗经》、《尚书》和《周礼》,并命王安石提举经义局(卷229、265)。两年之后,《三经义》的修撰均告竣工,遂进御而镂版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天下号曰‘新义’"。此项工作是在诸多学者共同努力下完成的,王安石既是撰写者又是负责人,
经义试士始于北宋,其后至明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其文体结构一直以“四段式”为基础。然而作为一种考试文体,其适应时展的特征又决定着其结构的发展变化。因此,经义文体结构在两宋的发展,达到了“冗长繁复可厌”的程度,故而元人对其结构进行了由繁到简的“改造”,明代初次开科取士,因沿袭元制,故其经义文体结构依然属于元代结构。
一、小引 自刘饮与太常博士之争始,至何休与郑玄的《三传》之分,汉代今、古文学之争的主题发生了明显变化①,即从争立博士官向经义之争转变。变化的发端,肇始於光武世范升和陈元的争论,而白虎观会议《公羊》家李育以义难贾逵,也属方全经义之分的范围(见下)。只是两次争论的文献基本亡佚,无法提供具体的例证。
<正> 胡瑗(993~1059)是北宋(960~1126)著名的教育家,他创立的"苏湖教法",在当时和后世,都深受赞誉。其中"明体达用"的教学目标,和"分斋教学法",更为教育史家所称道。近人研究中国教育史,对胡瑗的教育方向和教学方法,已经多所条陈;不过,对胡瑗分斋教法的作用和影响,却往往夸大其词。本文打算在今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胡瑗分斋教学法的内容,并重新检讨这教学法在当时和后世影响。
<正>【申屠蟠进谏保孝女】据《后汉书》记载,在东汉顺帝永建四年,陈留郡黄县缑氏家族有个叫缑玉的女子,她为了替父报仇杀死了丈夫家族的人,被抓进了监狱。县令梁配打算依法判处缑玉死刑。
作者:李轶飞; 王智汪 期刊:《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9年第05期
“泉府”是《周礼》地官中司徒之属官,作为九府之一,掌管市场上滞销物的收敛及赊贷等,在维护市场秩序的稳定和保障市民阶层的基本经济利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及对《泉府》经义思想探究的不断深入,儒学者对泉府法的政治实践认识更为深刻。《泉府》经义思想中的国服之息等财政思想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
通过进士科考试来为国家培养和选拔高级人才一直为北宋执政者所推崇。也正因为进士科的地位崇高,关于其选拔方式是沿袭唐代重文采词章之才的"诗赋取士"抑或重经术理政之实的"经义取士"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执政者内部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这场关于以何种方式选拔人才的论辩,表面上看是经义与诗赋在科考中地位间的较量,实则反映国家对于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是重才学还是重实学,重人文还是重治政。人才选拔的方式不同,势必影响...
作者:何俊 期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06期
啖助新《春秋》学以“舍传求经”开启了宋学,但回归经典的诉求却造成了经典搁置,如何解释经学中的这一悖论?以经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为视角,可以发现啖助新《春秋》学中的哲学方法与关怀:啖助新《春秋》学是在经义型塑的过程中,思想同时从经典的自我理解中获得解放,经典因此而被搁置。
作者:张荣刚 期刊:《贵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8年第02期
经义试士始于宋代,到了明代则成了科举取士中最重要的文体,而在由宋到明的过程中其体式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明初取士经义,对明清八股文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明初取士之法损益宋元旧制,而取士经义体式也在探索中发展。结合明初科举取士程式的制定,通过对取士经义文体结构前后变化的分析,对明初经义体式特征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同时对八股文的形成也会有着新的认知和理解。
明末清初经学朝着实证化方向演变.伴随实证学风的深入发展,学界的批判的批判锋芒所向,不仅直接指向宋明理学的理论框架,而且还指向与之相应的经典文献系统.与此同时,以四书五经为历史文献载体的研究全面展开.清初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纷纷展开对四书的考辨.作为对崭新学风的一种开启,各种综合考辨充分展现出清初学术上的磅礴之势.本文试以清初学者对四书中经义和典籍的考辨为例,从一个侧面展示实证学术的意义所在.
本文提出,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表现形式,应为经义与法律的结合,'经义与法律的结合'应该是中国法制史的一大特点,而不是'礼法结合'.这是基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法律儒家化的三个过程等因素决定的.文章认为,我们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是经义与法律的结合'的命题,不仅是为了揭示历史的客观事实,而且是为了说明文化现象的隐蔽性.
承前启后文震孟明末书坛最著名的书法家当数“三株树”,即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三人。三人为同科进士,“三株树”称谓之由来,与此三人之书法造诣有关。但当时之舆情并未将书法看得很重,经义文章才是文臣资格的首要条件。考取功名首在经义,任职后的立德立言基础还是经义。
作者:李国胜 期刊: 2006年第25期
汉代的选举制度创造了读书人垄断政府官员的先例,此后中国历史上就一直是“崇尚文治的政府”。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唐宋科举制度的产生和演变趋势,以及对我国科技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
经义实质上是论说文。在中国科举考试近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中,经义作为主要科目,前后达八百年之久,地位远过诗赋。本文以经义程式为依据,对宋人经义作了分期考论。虽不可谓宋人经义全无佳作,但实际效果与统治者的期望相去甚远,它又与律赋合流,开八股文风气之先,在科举史、文化史上难辞其咎。
<正>朱子修《大学》、《中庸》章句,《论》、《孟》集注,完成了《四书》的建构,从而理学也最后完成。朱子以《大学》为治学修身起点,以《论》、《孟》为行事标准,以《中庸》为价值归宿,建构了一个庞大的理学体系。这充分展现了他文献整理上的创造精神。今以朱子《大学》改本为例略探其解经方法和思想脉络。一、以经义为依归的训诂。《大学》首句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即朱子所谓三纲领者。朱子依程颐改...
<正>①书能无字吗?依正向思维,无字便不成书;若从反向思维,确有无字书在。曾撰联:“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可见,无字书一词并非笔者无端臆造。②历史上有关读书的故事很多,每有令人扼腕长叹者。据载,梁元帝是个耽书的人,兵临城下还在龙光殿讲《老子》经义。灭国前悔恨不已,焚尽所藏
作者:杨春俏; 吉新宏 期刊:《辽宁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7年第01期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