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追忆,憋在心里多年。终于写出,是希望心酸不再,共建和谐。 2003年,我在丹阳市参加纪念管文蔚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会上宣读了粟裕夫人楚青同志的一封信,闻者无不动容。信上说,文蔚百年,我原本一定要来,医生却坚决不让我离京出远门……粟裕与管文蔚同志,生前共患难,打日本,打解放战争;解放后两人都受批判,受委屈。这对生死与共的战友,
1923年,我出生在拉萨一个大贵族家庭。原家名宇妥,系十世达赖喇嘛的家族。我父亲曾任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孜恰列空的孜恰(原布达拉宫的管家)。
1950年10月昌都解放后,为了早日把党的民族政策迅速传达到藏族人民中去,以顺利开展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上级从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先后派往昌都地区所辖的各宗(后改为县)去担任军事代表。我是1951年5月被派去拉多宗担任副代表,后任代表并兼任西邓柯宗代表。
西藏和平解放后,国内外敌对势力很不甘心。1962年,印度实施边境扩张,趁我国遭受3年自然灾害之机,掀起反华“大合唱”。10月,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不久,20岁的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4师(隶属二野3兵团)。枪我并不陌生,也明白为谁扛枪,记得1950年的时候还教连队的战士唱过:“我为谁扛起枪?为谁扛起枪?我为谁来打仗?为谁打仗?为了爹、为了娘、为了你、为了他,我为人民扛起枪!……”
他曾被闻一多先生誉为“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因硝烟战火而诞生,是在跋山涉水的马背上和徒步行军中吟成,在解放后的新时期又呈现出清朴而崭新的时代意义,他的诗是时代的烈焰,是催人奋进向前的号角和鼓点。他为探索中国新诗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1949年底,解放成都的战役胜利结束后,几十万国民党军战俘的处置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本文作者当时是二野军大三分校一总队一中队(连)学员,参与了遣送两批战俘回原籍从事生产劳动的行动。
作者:庞贝; 武燕英 期刊:《科技创新与品牌》 2014年第03期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使年少的李京文早早地感受到了民族危亡之痛,解放后生活之甜,更立下少年壮志:“帮助国家强盛起来!”
作者: 期刊: 2011年第07期
1948年11月2日,沈阳在辽沈战役胜利的号角中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大工业城市。如何接管好这座城市,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是沈阳解放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沈阳解放时,全国还处于解放战争的战火中,做好沈阳解放区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对随后相继解放的全国其他城市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依然能得到重要的启示。
雷锋出生在湖南望城一户贫苦农民家里,年仅7岁便沦为孤儿。解放后,乡政府的党支书供他免费读书。后来,他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再后来县委派雷锋学开拖拉机。之后,他到鞍钢,到部队,并于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幼年经历了苦难与厄运重创的雷锋.
“你会搞好的”1949年11月,苏联“以米哈伊洛夫为首的文艺代表团”访问新中国,先到北京,再访上海,这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次迎接外国文艺团体来访演出。我们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工场布置组奉命到北站布置欢迎场面,中俄文标语有20多条,白纸剪字,大头针别上红布长幅,细麻绳一拉,自以为这气氛够热烈的了。
作者:王清华 期刊: 2019年第09期
“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江夏区位于长江之滨、武汉之南、梁子湖畔,山水交融,城景相依,“三山三水三分田、还有一分是家园”的黄金比例全国少有。解放后几经区划演变调整,1995年撤县建区后即为今日之江夏,现常住人口90万人,面积2018平方公里。我是撤县建区后的第7任区委书记,让我带领大家“四度”穿越江夏沧桑巨变。
作者: 期刊: 2010年第01期
1949年。进驻北平。看到妓院林立、黑道猖獗、满目疮痍,他怒不可遏,对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中央便下决心铲除这些毒瘤,关闭妓院,扫黑除恶。
从苏州藏书回来,已是晚上八九点了,坐到灯下,拿出带回来的一方瓦当砚,调好颜料,朱笔落下“归云”二字,待干,刻之。 这方瓦当砚是我用甘肃吴忠地区的瓦当做的,2006年年初转让给了藏书的砚友蔡春生。这次去藏书晤会春生兄也是我们相识十年来的第一次晤面。和春生兄是在网上认识的,他是网上砚友圈中比较独特的一位。说他独特,是因为他不仅仅像其他砚友一样喜爱砚台,更因为他是藏书人,他的父亲蔡金兴是藏书砚厂解放后的第一代砚雕师,春...
正如作者鞠利在接受新华网采访中所说的:“写小说无非就是一段生活、一段时光、一些人物的故事。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来源于自己生活的东西,那是很难打动人心的。”生在新疆,长在新疆,工作在新疆的鞠利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了这片绿洲上逝去的青春——《在新疆长大》。他像一位歌者,把有关南疆的故事唱给全世界的读者听。这部小说的背景落脚于20世纪60年代,在新疆和平解放后,在物质匮乏、思想混乱的时代里,一群“疆二代”由理想迷茫走向投...
我的母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人,出生于辛亥革命时期,生长在陕北贫穷的农民家庭。她的半辈子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背井离乡逃过难,吃尽了苦头。解放后一直从事农业劳动,勤苦一生。受封建礼教约束,童年时缠过脚,一双小脚支撑了她的漫长人生。因家境贫寒,十冬腊月也要在冰冷的河沟里洗菜、洗衣服,十指变形不能伸展,她的一双脚、一双手雕刻着抚儿育女、持家立业的满腹辛酸。
作者:张峻(述); 杨时(整理) 期刊:《各界》 2009年第07期
送大娘回家、补袜子的照片,是根据雷锋《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报告中的情节补拍的;打开手电筒,夜间读《毛选》,是根据雷锋《忆苦思甜》报告补拍的;雷锋目视远方,胸前端着一把钢枪.背后是一棵茁壮的松树,这棵松树,是后来添上去的…… 张峻共为雷锋拍下223张照片,也是最了解雷锋照片“秘密”的人。
乌兰夫在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很多重要的领导职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所谓的“高官”,应该说是生活很有保障了,但是有两次,他陷入真正的经济窘迫之中,节衣缩食,入不敷出,衣服上摞满补丁……
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据查,中共"四大"会址原址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战争中已毁于炮火,被夷为平地.解放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据现有的资料反映,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商业部财务司庄文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主要查访中共"四大"会址原址和出席代表,留...
共和田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国民党政府把他与、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解放后,他常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