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巍; 闫康 期刊:《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第01期
晚清时期,来自西方的遗产税理论传入中国,引发了官方和民间的广泛关注。经过社会各界的长期讨论和战时财政的现实需求,遗产税终于在抗战时期进入了开征环节,并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终结。作为直接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税制度的确立在理论上标志着中国向着税收现代化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治理能力的低下,遗产税在具体实践中不仅没有充分发挥调节贫富的社会功能,也没有为官方带来应有的财政收入。
作者:蒋伯涛; 郑东山; 宋志全 期刊:《环球飞行》 2007年第09期
台湾地区空军(以下简称台空军)历来十分重视飞行员的培养,视优秀飞行员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早在1932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在杭州笕桥成立了中央航空学校,培养空军飞行人才。1938年,中央航空学校正式更名空军军官学校,并于抗战胜利后,迁至现址高雄县冈山镇,目前是台空军唯一一所培养飞行员的院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国内长期政治动荡,各地方各自为政,购入的飞机和组建的航空部队甚为复杂。因此,航空界普遍认为中国近代航空史最复杂且难以深入描述。然而,就是在那个时代,航空界的有志之士也曾创造过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业绩,今就以中国第一次长途飞行为例,讲述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1923年6月,美国人盖伊·科尔韦尔和阿瑟·怀尔德受孙中山战友杨仙逸将军的委托,造出了国民政府的第一架军用飞机“乐士文”1号。“乐士文”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英文名Rosamonde的音译。 有关该机的详情,参见本刊2001年第10期《“乐士文”1号飞机的故事》。
1959年8月,中印边境发生了首次武装冲突,揭开了中印双方军事对峙的序幕。印度军人的一死一伤,令新德里朝野哗然。 事情的最基本点是:中方认为边界未划定,我方是呆在自己的实际控制区内;印方则认为边界已划定了(就是中国的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都未予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他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到攻击。
作者:经盛鸿; 史凯 期刊:《世纪风采》 2010年第04期
泄密 抗战发生前,行政院设在国民政府(今南京“总统府”)大院的东北角,是两座二层楼房。1935年11月遇刺负重伤后,由兼任行政院院长。
1937年2月25日,元宵节。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上午10时许,城南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刑场,4名五花大绑的“特殊”死囚被依法处决。说这些死囚身份“特殊”,是因为他们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民国第一越狱案”的几位参与者。
陈颐鼎,1906年出生于江苏宿迁,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历经黄埔精神熏陶,爱国意志坚定,满怀革命热情。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颐鼎被特别委任为七十军中将军长,奉命率领七十五师、一0七师、九十七师、5个军属辎重团和国民政府驻台官员,进赴台湾担负日军受降接收重任。从此,陈颐鼎与台湾结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作者:张家胜; 王磊 期刊:《世纪风采》 2008年第01期
1949年春节后的一天夜晚,南京洪公祠1号的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大楼突然起火。时值隆冬,地冻天寒,北风凛冽,浓烟卷夹着十余丈高的火柱舔着黑沉沉的天空。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女影星徐来与影后胡蝶同被誉为“东方标准美人”,曾几度登上《良友画报》的封面,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抗战前,徐来嫁给国民政府军委会中将参议唐生明。1940年,唐明生被秘密派往南京,打入汪伪傀儡政权卧底并收集情报。徐来爱国心诚,富有正义感,凭仗美貌与聪明才智,巧妙地周旋于汪伪权要及其家人之间,
提起南京的植物,最负盛名的是法国梧桐。1928年,为迎接孙中山的灵柩,国民政府筹建中山陵,开辟中山大道,种下两万株法国梧桐,蔚为盛景。后来因为道路拓宽、地铁修建等原因,这些老树被伐去不少,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正式成立,1938年1月6日从武汉移驻南昌。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各路健儿于2月20日集中到安徽皖南岩寺,接受第三战区长官“点验”。由此,岩寺这个皖南小镇成为新四军的集结地、整编地、训练地和出发地。
1937年八九月间,中共代表、、博古等,在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多次谈判,达成协议,决定将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宣告成立。1938年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分别到皖南和皖西集结,编入新四军。
作者:王俊 期刊:《滨州职业学院学报》 2009年第04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和经济上腐败严重,国民政府俯顺舆情,制定和颁行了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制度安排,这对保证抗战的胜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机制,国民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很容易走向形式主义。分析国民政府反腐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加强今天的政府制度建设,预防腐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认识到,仅仅依靠现有国力还不足以战胜日本,故一面进行顽强抵抗,一面积极寻求外援。争取德国、苏联和美国的援助并与这三国进行军事合作,是在抗战的不同阶段相继开展的。
作者:丁英顺; 董强 期刊:《百科知识》 2013年第10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步步紧逼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年11月21日迁抵重庆,从此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形成,成为民国政府统治的中心。1946年5月5日,民国政府“还都令”,宣布“凯旋南京”,大后方时代随之谢幕。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在民国政坛上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曾两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做过国民政府副主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铁道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等要职,这在国府高官中无出其右。但囿于多种原因,人们对孙科知之甚少。孙科的革新思想值得一表,他在抗战中的表现也值得褒扬,他与时代不相合拍之举又让人另眼相看。本文摘其人生中的几个重要片段,以飨读者。
作者:吕志伟 期刊:《百科知识》 2007年第09S期
为维护其统治建立了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军统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属于军队序列,所以一般称其为军统。而中统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因其始终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掌控,故称其为中统。
作者:李全 期刊:《安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2年第05期
1929—1930年间的收回上海租界电话权运动是在租界当局标卖租界电话权的背景下,由国民政府率先发起,随后迅速得到上海民众支持的爱国运动。在此过程中,政府首先通过外交方式向租界当局提出交涉,受挫后积极支持群众运动并试图借助华人股东的力量否决电话出卖议案,但亦未能达到目的。最终只能退而求其次,采取务实的方针着手进行收回越界筑路区电话权工作。
作者:吴利妹 期刊:《安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年第02期
抗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官培训制度逐渐成熟、完善,制定了明确的培训大纲,并呈现出新的特点。考试及格人员进入培训阶段的宽进严出,文官培训层次和要求的高级化,培训人员基本得到了委任,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培训制度的相对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