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信; 魏磊; 王佳琪 期刊:《华北金融》 2020年第01期
1934年,美国购银法案的实施等因素导致国际银价上涨,中国货币升值,白银大量外流,国内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②,1935年实施法币改革。为获取足够外汇支撑法币发行,1936年中美达成《中美白银协定》,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换取美元。英美日等国针对中国货币问题展开博弈,最终法币未与英镑和美元绑定。法币改革后中国货币汇率较为稳定,经济迅速回升,整体上是成功的。但好景不长,抗战爆发后货币发行日益失控,经济...
作者:赵留彦; 隋福民 期刊:《中国经济史研究》 2011年第04期
本文重新解释了1930年代早期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对中国经济和币制改革的影响。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根据商品本位下的自由银行模式来理解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认为自由银行制度保证了中国充裕的货币供给,由此避免了国际经济衰退向国内蔓延。本文认为,这一解释在美国白银收购政策之前是成立的,然而白银收购政策导致了中国白银流出以及汇率升值,引起了中国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并最终迫使中国放弃了银本位。这一时期的中国货...
大萧条前夕中国经济表现优于西方国家,但关于市场和政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有争议。本文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中心考察自由银行体系的运作及法币改革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在竞争性货币体系下,中行沪行作为发行的银行恪守谨慎发行、按金融季节调整的发行政策;作为商业性银行极其注重信贷业务,放贷谨慎又不失灵活性;通过银行同业公会发行公单救济陷入危机的银行,发挥银行之银行的作用。在经济稳定时期,中行沪行根据金融季节调...
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被视为统一全国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各地改革步调并不一致。陈济棠军事割据是国民政府在广东推行法币政策的最大障碍,财政部多次派员商洽无果而终。自1936年7月广东“还政中央”以后,国民政府再次派要员南下改革广东币制。如何确定券币比率引发诸多争议,商界大多主张“不超过加三”,财政部以毫券准备金不足为由暂定“不超过加五”,商界反复交涉亦未能变更。1937年1月以后,面对涨...
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对货币发行、币制改革等重大财经问题的基本态度,揭示了他与南京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的深层矛盾。四省农民银行的纸币发行量曾受到多方面限制,通过推动成立中国农民银行,使其运营范围和纸币发行规模不断扩大。1935年法币改革期间,、孔祥熙、徐继庄围绕该行是否有资格发行法币等问题反复博弈。此后,出于军政需要,不仅同意农行钞票与法币同样行使,而且一再允许该行...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法币改革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成就与其成功的社会动员密切相关。改革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通过积极构建话语体系、创设议题引导社会舆论、实施利益诱导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以银钱业公会为主的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人脉关系网络优势,积极参与并配合政府实行行业动员。法币改革过程中,各动员主体之间良性互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了法币改革进程。作为一种政治合法化机制,有效的社会动员推动了法币改革的...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以政府银行所发行的法币收换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存银和流通中的现银,意图将全国白银集中上海纳入政府金融统制之下。天津华资金融业担心白银南运后华北发生金融风潮,反对白银南运,经过不断吁请,最终由另行设立的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天津分会就地保管;天津和华北当局为保持与国民政府交往中的话语权,力图维持华北金融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币政策一开始就实施查禁措施阻止白银南运。天津外商银行对白银南运...
英美日三国对中国货币制度改革的态度差异较大,其中英美双方支持中国货币制度改革,而日本的态度则截然相反。日本学界提出1935年法币改革是中英和中美合作的产物,为了保证日本独占中国市场,建议政府应设法阻碍中国法币改革。受此影响,日军开展了一系列狙击法币、破坏中国法币市场稳定的活动,这加剧了中国战时经济的困难,以及战后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
货币是金融的基础。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法币改革,这主要是鉴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货币制度长期落后和混乱,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民政府的统治;1933年“废两改元”政策的实行,简化了币制;为摆脱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此次改革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作者:贾钦涵 期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16年第02期
在1935年币制改革期间,主张将币制统一作为此次货币改革的重点,对停止纸币兑现持谨慎态度;而以孔祥熙为代表的财政当局则认为,只有停止现金流通、切断纸币与金银之间的直接兑换关系,才能真正达到币制改革的目的。为了调和各方在“纸币兑现”问题上的分歧,1935年法币政策并未明确宣布新币制脱离银本位,但实际上已采行汇兑本位。出于防止通货膨胀等方面的考虑,希望继续实现法币在某种意义上的“可兑现性”,他在法币改革前后...
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货币与发行。1933年废两改元与1935年法币改革使中国初步实现币制统一与发行集中。交通银行作为具有发行特权的银行业航母,币制改革不仅直接关涉其本身的利益,其支持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币改的进程。而交通银行地位的逐步下落,不一定是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本意,却是币制改革不可避免的结果。
作者:范新 陈伟 谈建军 期刊:《现代金融》 2012年第12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币制混乱,美国白银政策加剧了中国白银的外流,币制改革如箭在弦。英美支持中国币制改革,日本则实行抵制政策。美国以稳定价格大量收购白银,为中国稳定汇率提供鼎力支持,并不谋取利益,中国币制改革取得成功。
法币改革是受西方货币管理通货制的全面推行影响而实行的,它有别于晚清以来的其他币制改革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外债制约明显减弱。事实上,在没有举借任何外债的情况下法币改革却能成功进行。法币改革后,外债仍然成为维持法币稳定的重要因素,只是外债并未成为列强控制中国币制的载体。然而,中国政府对外债与法币之间关系问题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倾向,处于一种骑墙的状态。
作者:姜肖 期刊:《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03期
美国颁行的"购银法案"引起国际银价大幅波动上涨,中国深受其害。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多方寻求摆脱危机的方式,最终走上了币制改革的艰难之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美国从危机的制造者转变为支持币制改革的经济伙伴。出现这种巨大的变化,符合上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也是它在远东地区利益的重要体现。
作者:王丽 期刊:《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0期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