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始终坚持其在竞选过程中不断强调的“美国优先”基本政治原则,并将这一政治原则完全贯穿于对日政策之中。综合考量日本在对华制衡中的关键作用和战略定位之后,特朗普政府制定了具有显著单边化、内向化特征的对日政策,突出表现为外交政策上凸显单边化战略思维与政策取向,军事政策上强调“成本分担”的现实利益,贸易政策上追求利益再平衡、构建新的美日利益分配模式。受其影响,未来日本的对美关系发展将延续...
当前,日本依然对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所犯反人类罪行采取"三不(不愿意认罪、不愿意谢罪、不愿意赔偿)主义"。根源在于,战后直至今日,美国从一己私利出发,对日本的侵略罪行和不认罪言行采取了默许、纵容甚至支持的错误态度,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未得到相应清算,军国主义幽灵也阴魂不散,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可以说,美国战后对日本姑息养奸遗患深远。
从甲午战争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历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在历史的变迁中,这两次日本对华侵略,大半个中国土地遭到日本铁蹄的践踏。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奋勇抵抗侵略者的入侵。当历史定格在甲午战争和七七事变两个时点之时,两次对日战争的成败折射出清廷与民国的对外政策的差异。
作者:沈成飞 期刊: 2018年第04期
“九·一八”事变后,学生出于民族义愤起而向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强力应对日军之入侵,政府一时陷入被动。为了维护政府形象、争取时间压制地方军人、控制内部派系纷争及大举武力“剿共”,对学生运动采取软硬兼施之措施,但说教之余内心已充满厌恶。他在激烈指责共产党鼓动学生反对政府之不良用心时,亦对地方派系和党内“学生同情派”极表不满。希望以其威望左右学生运动的努力无法达到预期之结果后,对学生“指手画脚”之行为再不愿容忍...
蔡英文上台后,全面奉行“媚日抗陆谋独”政策,在对日关系上进行了全新的战略布局和战术调整,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全方位推进,意图与日本形成“准同盟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借此来应对大陆方面提出的“两岸命运共同体”政治主张。蔡英文此举将为岛内政局走向带来巨大变数,也将加剧两岸之间的战略互疑,并将导致中日关系进一步下滑。未来一段时间,台日关系越发值得各方警惕。
目前日本是世界第二军费大国,早在80年代日本的军费开支就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1%的惯例,军费开支的增幅在8%以上.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公布的数字,日本的军费开支从1983年起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到了90年代更是有增无减,1996年军费总额高达48454万亿日元.现在日本拥有军队近30万,而且是官多兵少,在短期内可组建百万大军,并配备了一批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二战刚结束时,根据雅尔塔会议精神,日本军队共约780万被解散,军事企业被拆除...
作者:王红 期刊:《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17年第06期
日本借卢沟桥事变开启了全面侵华运动,美国对日本的外交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美国利益的变动而变化着。卢沟桥事变后,美国的态度从积极到消极再到半积极,从“不承认主义”到严守“中立”直至对日制裁,究其转变的原因为美国崇尚的利益至上原则、国内长期盛行的和平主义、孤立主义思潮、美日经贸关系更为重要。美国该时期对日政策,客观的说,是一次失败的外交,既打击了中国抗日的行为,也助长了日本侵华意图。
济南惨案发生后,谭延闿时任国民政府主席,他面对羸弱的国力,力劝坚忍负重,以北伐为主,避免与日冲突。兖州会议中,以谭延闿为首的南京中枢与一致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但仅限于军事。面对欲扩大冲突的日军、孤立的国际舆论及国内反日情绪,国民政府不仅战难,且和亦不易。为此,谭延闿协助在外交上与日积极抗争、在国际上扩大宣传,在国内暗中领导民众运动,终使日本同意以外交解决济案,从而使北伐顺利完成。
抗战胜利之际,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
作者:韩磊 期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5年第06期
1949年通过的NSC48/1等一系列文件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对日占领政策的战略转变.这一转变对美国的对韩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开始从朝鲜半岛进行战略收缩,对朝鲜的援助也开始以经济援助为主.
作者:冯全普 期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6年第03期
为了迎接胜利,严惩日本,国民党政权在二战期间就开始思考其战后对日政策.开罗会议及宣言作为中国对战后日本政策构想的原点,直接影响了国民党政权战后对日政策的设计.在开罗会议上,国民党政权所展现的对战后日本政策的策划是全方位的,虽然许多策划仅是原则上的声明.其中的一些想法在1945年7月26日通过的《波茨坦宣言》中被再次采纳,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国民党政权在开罗会议上的政策提案不仅反映了希望打倒日...
作者:傅玉能 期刊:《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05期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由最初'不抵抗、不交涉'逐渐演变为'抵抗'与'交涉'并行,以谋求解决中日间矛盾、挽救民族危亡之道.这些政策前后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其变化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政策确定后对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中日矛盾的态度和方式影响极大.
一、交锋前的准备 西安事变之后,中共正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认为西安事变说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爱国将领不满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认为如果采取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势必加剧国内现有矛盾而不利于国共合作抗日,应该采取和平谈判方式解决问题,和直接或间接的交锋由此展开。
下野.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内政外交陷困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以为代表的南京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不直接交涉和诉渚国际联盟的政策,其结果是日本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国难日甚一日,在朝野一片指责声中,当年12月15日不得不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等本兼各职,一周后参加了标志国民党内宁、粤、沪三派“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后,便仓促往赴浙江奉化故里。
作者:贾群英 期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06年第11期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应当是既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应该是对中日两国相关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对华政策深刻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真正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的底线是防止政治斗争激化导致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在对日关系中必须有“新思维”
日情报机构立下大功美有意重新武装日本二战结束后,美国独占日本,并对日本进行了严格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改造,解散了日本军队,撤销了日本的军事机构,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但是,冷战的爆发让美国的对日政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美国从此不再把日本当作敌人,而是当成盟友来对待。在美国的鼓动下,以反共为目的的情报机构"河边机关"很快成立,主要成员包括原日本陆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原参谋本部部长有末精三、原陆军中...
一个时期以来,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严重障碍。中日间在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认识、东海能源开发、钓鱼岛归属及日本提升对台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同时日本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显露出日趋明显的针对中国、针对台湾海峡的战略意图。相对中国节制而积极的对日政策,日本的立场反而趋于保守和强硬,去年日本保守派领导层表现出的冲动和自命不凡尤其引人注目。
本文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及其失败的原因来深入分析这场战争对当时以及日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从2002年初冬起,直到2005年春末为止,中国领导人从大局出发,先后几次向日本做出旨在缓解和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表示。然而,日本政府不仅始终没有予以实质性的积极呼应,反而反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采取旨在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甚至前所未有地触及特别敏感的台湾问题。这些频繁的单方面行动损害了中国的利益,损伤了中日政治关系基本稳定的大局,成为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首要近因。日本方面的有害行为和中国国内舆论状况共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