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1年,我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前一年,学校成立了台湾研究所,查阅文献可以看到,这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进行相关考察后的建议,因为当时大陆欠缺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学术机构。此时,两岸的炮声早已消歇,回荡在金门和厦门上方的对阵广播多了亲热少了敌意,北京的《收获》《当代》等杂志开始刊载彼岸的作品。最让我吃惊的是,1982年初,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隆重推出台湾戏剧家姚一苇的《红鼻子》,一演就60多场,刚复出的戏剧家吴祖光在人民曰报上发表《喜剧性的悲剧》一文,对此剧多有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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