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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三第一单元第二节“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的课标要求：以两个不同区域为例，比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这条内容标准要求学生通过案例比较认识到：区域内部具有相对一致性，而不同区域之间普遍存在着差异性。区域间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自然环境方面的差异，一般来说可从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的比较开始，探索分析形成气候差异的原因，再结合地质、地貌、水文等差异，归纳产生土壤、植被等差异的原因。自然环境的差异，对人类活动具有深刻的影响，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人类活动也会不同。一般来说，两个不同区域人类活动的差异，可从农业生产类型及其生产方式、工业部门及其布局、人口与聚落的分布等方面进行比较。
这部分内容，不仅要求学生能以地理现象说明两个不同区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比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学会比较区域差异的一般步骤和方法，同时，使学生在比较过程中认识形成区域差异的原因，并在认识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组成环境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区域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因此，在谋求区域可持续发展时，仍应充分关注区域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在考虑区域环境的整治、保护或区域资源的开发、调配时，应该综合考虑各环境要素间的相互影响。
二、教材分析
本节教材以具体区域为对象，分析了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教材首先讲述了区域差异的形成和表现，然后分别以日本和英国以及中国的三大自然区为案例，分析它们在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方面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教材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区域差异”，主要讲述了区域差异的形成和表现。首先以地理位置和地形为切入点，提出了区域差异既包括自然环境的差异，也包括人类活动的差异。自然环境包括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等要素，人类活动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教材从人地关系角度，简单阐述了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相互影响。第二部分“区域差异比较——以日本和英国为例”。教材以日本和英国为例，比较分析了它们在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方面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教材选择日本和英国进行比较，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它们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许多相似性，如都是岛国，面积相差不大；大部分地处北温带，气候比较温暖湿润；都是充分发挥岛国优势，经济发达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二是两国在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上又存在显著差异，因而可比性较强。教材运用表格比较了两国在地形、气候、植被、水文、矿产等自然环境方面的区域差异，经济发展特点、工业及其布局、农业、人口与城市等人类活动方面的区域差异。列表比较区域间的差异，能够直观地反映出区域差异的比较要素及主要内容，是分析区域差异的方法之一。第三部分“我国的区域差异”。教材首先讲述了我国地形、气候两大要素的区域差异，这也是造成我国三大自然区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中国三大自然区”图可以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区域的划分及界线。最后教材设计“活动”，以列表形式对比了三大自然区在地形、气候、水文、生物、农业、人口、城市等方面的差异，以问题的形式分析了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节教材知识结构体系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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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导航
知识与技能：了解区域差异的表现。能够说出不同区域的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知道比较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区域差异的一般步骤；知道我国三大自然区的名称、划分依据及分界线；学会用比较法和归纳法学习区域差异。
过程与方法：通过比较两个区域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差异，初步掌握比较区域差异的基本方法；运用地图或资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比较日本和英国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探究区域差异的形成原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日本和英国的比较，树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通过我国三大自然区的比较，了解我国的区域差异，增强学生对我国基本国情的认识，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怀；联系家乡实际，为县域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情感。
四、图表利用
鲁教版教材在本节配备了9幅图和2个表格，为对比分析、归纳总结日本和英国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区域差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为学生自主合作探究提供了良好的工具和条件。师生若能认真解读相关图表，可大大提高学习效率，触类旁通。具体图表类型、序号、名称及应用详见表1。
五、教学建议
1.加强地理图表运用与判读
本节教材主要通过图表的形式呈现区域差异、安排探究活动、引领学生思考，图表类型丰富多样，有景观图、分层设色地形图、工业、矿产分布图、产业结构统计图、展示日本和英国区域差异的表格等。在教学中，教师一方面要尊重教材，充分合理地用好现有图表，另一方面还需要对教材中的图表进行丰富和优化。在教材前言的问题情境中有两幅景观图，为更加全面地感受我国各典型区域的差异，教师可通过多媒体展示内蒙古草原、东北林海雪原、青藏高原雪山、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南方红壤广布的低山丘陵等自然景观图，以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在比较日本和英国的气候差异时，教师可出示两国的气温变化曲线和降水柱状图及世界洋流分布图，让学生归纳两国的气候类型，思考气候成因。在两国地形的比较中，教师可让学生解释日本多火山、地震的原因，若学生无法解释，教师可呈现“六大板块示意图”，让学生尝试用板块构造学说解释成因。通过对比图1-2-5英国的产业结构和图1-2-7日本的产业结构，只能看出两国三大产业比重相似，但无法反映农业内部的较大差异，如英国的农业以畜牧业为主，而日本的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为了让学生能形象、直观地了解这个差异，教师可出示两国农业内部各部门所占比重统计图。
[关键词]文化意象；习语；归化；异化；语用等效
一、引言
习语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而提炼出来的固定短语或者句子，闪烁着民族的智慧，是一个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就广义而言，习语包含成语、谚语、俗语、惯用语、俚语和典故等(张安得；杨元刚,2003)。它含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象，其表达结构简洁，形象生动，意义深刻。由于不同民族文化有着不同的历史形成背景和发展历程，习语承载的文化意象就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似乎成了翻译中的拦路虎。如果转换不当，就会出现要么对源语文化意义传达不完整，要么转换后的源语文化形象缺失或与源语文化形象格格不入，相差甚远，甚至造成跨文化冲突，等等。由此，要实现源语与译语中“意”和“象”二者完全或基本对等，我们必须从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人手，对这种“意”和“象”的文化现象进行重构。
二、文化翻译论
1990年，Susan Bassne~和Andre Lefevere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标志着文化翻译观理论的正式形成。他们认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的，而是多层次的对等，最根本的是源语和译入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2004)。受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来研究翻译。Christiane Nord认为翻译就是“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Holz-Mannari干脆就用“跨文化合作”(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来替代“翻译”；而R.Daniel Shaw创造了“transcuhuration”(跨文化交际)这个词；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连淑能(1993)则指出，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移植，翻译与文化密切相关。人们不再把翻译看作是静止、纯语言的行为，而是把它看作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过程；翻译已不再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共识(郭健中，1998)。
在跨文化交际中，两个民族由于地理、历史、政治、风俗、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等诸方面原因，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有共性也有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往往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其负载的文化信息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语码转换时给译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译者必须谙谐双方文化。从以上观点不难看出，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源语和译语在文化功能上对等。当然，这里的对等并非数理概念上的绝对对等，而是在形式、意义、形象、意境等方面相对对等。因此，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必须注意源语的确切语用意义，并充分考虑源语和译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在两种不同的认知环境中寻找最佳关联，才能使我们的翻译最大值语用等效，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目的。
三、文化重构策略之争
奈达(1993)认为，翻译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语言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为错误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由此可见，翻译中的文化因素是何等重要，翻译就是要处理文化差异问题。而在译界，对文化差异的处理通常有两种策略――归化和异化。至于用归化还是异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些学者认为是异化译为好，如韦努蒂(1995)就认为，翻译中必须要表现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主张用异化法来实现文化交流平等；近代的鲁迅是国内异化译的倡导者，主张“拿来主义”，不能“削鼻剜眼”；现代的王东风认为，归化译法会掩盖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实际上是对读者的蒙骗；刘英凯(1987)也提出“归化――翻译的歧路”。有些学者则主张归化译，其代表人物当属奈达。他指出“所谓翻译，是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接近而又最自然地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1993)；傅雷主张译本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译语要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钱钟书也认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林纾则采用改译，完全忽视了异域文化，把归化派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归化与异化之争由来已久，由于出发点和历史背景不同，以上观点完全相斥，出现了二元对立。其实，归化和异化作为翻译策略，不存在孰好孰坏，它们应该互补。内容是归化还是异化应以文化为判断标准(蔡平，2002)翻译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怎么翻译完全要视其情况而定，这里包括文体、读者对象、作者意图、翻译目的等。译可译，非常译，译无定法。单凭某种策略来解决文化的转换问题是不现实的，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异化派的归宿点是，要让译语读者接受异域文化熏陶并丰富译语文化，而归化派则要让译语读者能够读起来通俗易懂，尽量减少异域文化的陌生感。而在翻译实践中，这两方面我们都得兼顾才能真正称得上翻译，否则，就会走向极端，要么是编译、乱译，要么是硬译或死译，达不到跨文化交际目的。近来，这在译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四、习语的文化意象重构实践
英汉习语浩瀚如海，其文化形象生动，涵义深刻，是各自民族文化的精髓。由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历程各不相同，其表现的文化形象和负载的文化意义在不同的民族文化里也就不尽相同。因此，怎样转换“意”与“象”便成了棘手的问题。译者往往由于担心“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而陷入“熊掌与鱼不可兼得”的为难境地。在实践中，完全对等重构文化意象确非易事。学者们也早已注意到，两种语言在意义和形象上想完全对等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翻译家R，Jakobson就认为含有差异的等效是语言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语言学关心的基本问题。因此，没有差异的对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认为，习语的文化意象重构应根据习语的表现形式及双方的文化认同感和接受度来进行，在两种不同的语境中寻找最佳关联。
(一)文化意象相同
世界文化是个大熔炉，尽管各民族文化存有差异，但总的文化认知是相同的。在英汉习语中，我们发现有些习语的起源、联想、涵义等是惊人的相似。比如，“burn one’s boat”与“破釜沉舟”，前者是指罗马的凯撒在他的部队过河以后将船烧掉，后者是指三国的项羽在他的部队过河以后将船毁坏沉入河底，两种皆喻义“断掉后路，有去无回，抱着必胜信念”，联想的形象含有“部队一打仗一毁船一血腥拼杀”，此可谓如出一辙；再如，凯瑟琳女王为偷听他人隐私而特制的墙与管仲《君臣下》里说的：‘墙有耳，伏寇在侧’”也不谋而合。
由此，英语里有了“walls have ears”，汉语有“隔墙有耳”的说 法。类似的还有，add fuel to the flame(火上加油)，Give somebodv a11inch and he will take an ell(得寸进尺)，put one’s cards on the table(摊牌), 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烦)，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血浓于水)，as cold asice(冰冷) as white as snow(雪白)，等等。它们的比喻、联想或内涵基本相同，这是英汉习语所反应的共眭特征，采用借用法翻译，意义和形象都可以完全保留，语用几乎可以等效。需要说明的是，英汉习语的这种文化意象几乎完全相同的情况是非常有限的，而差异才是主要的。
(二)文化意相同象相异
一种民族语言的语词、语句涵义或表达习惯是有理由和来源的，它们的产生、变异和发展都包含着丰富、复杂的文化意象，而这种意象在另一民族语言里只能找到意的对等信息而象是不对等的。
比如，在做事中遇到难于克服的困难时，汉语说“拦路虎”，英语却用“alionintheway；”在表达岁月过得很快时英语用“Timeflies!”，汉语用“光阴似箭”或“时光如梭”。这样的比喻也许是源于我们的古人认为“箭”和“梭”是飞行很快的东西；汉语里把脱离实际、无坚实基础的事物比作是“空中楼阁”，英语却用castles in the air来表达。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英汉习语所表达的涵义相同，但文化形象迥异，出现了文化意相同象相异的情况。对于这种文化差异的翻译，我们以为，为了有效交际，可以对其形象进行归化或异化处理。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应以文化形象相似点的多少而定。如果习语间所呈现的文化形象相似点不多或相差甚远时，我们最好采用归化形象(domesticating image)来处理等效问题。所谓归化形象是以译语读者为中心，将源语中对泽语读者产生认知障碍的文化形象以译语文化形象所取代的一种翻译方法。采用这种方法，更利于跨文化交际。
比如说，a cat on hot bricks，其语义是“行走在热砖上的猫”，喻义是“痛苦、焦急而狼狈”的样子，这与汉语习语“热锅上的蚂蚁”喻义相同，但在形象上存在较大差异，毫无相似点。一方用"cat“和"hotbricks"，另一方用“蚂蚁”和“热锅”来比喻。因此，为求得语义对等和有效交际，只能求其意而舍其象进行重构，对形象进行归化处理，将原文套译为“热锅上的蚂蚁”。如果异化形象(foreignizing image洧可能造成理解障碍，即便译作“热砖上的猫”，汉语读者也无其图式，很难理解其涵义。
再如，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 boy，如果同样按异化法译，一是文化形象词boy难译，二是整句文化涵义也难于传达，即便译出，汉语读者也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因此，这里最好归化译了，译作大家熟知的“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虽然译语掺入了中国文化形象“和尚”，但无论是语体还是文化涵义都基本等效。这样的异化翻译既不妨碍交际也可以使译语读者接触更多异域文化，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归化或异化形象外，我们还可以采用仿拟(analogy)手段来实现习语文化的语用等效。
比如说，“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就可仿拟英谚“When the cat’saway，the mice will play”译为“When the tiger is away from the mountain，themonkey will play”。虽然“cat”和“mice”的形象都被替换，但文化涵义相等，带给译语读者的是耳目一新的异域文化。如果译作Among the blind the one-eyed man is king或直接套用When the cat’saway，the mice will play，原习语的文化意象或多或少都有所缺失。在有些情况下，我们还可采用仿拟加注释来弱化译语读者的文化陌生感。
例如，“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如果套用英谚“Two headsare better than one"来译，两者涵义基本相同，但联想对象完全不同，这样译会失去原语文化特色，使译文读者失去应有的异域文化感受。若能译作“Three cobblers’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Zhugeliang’s(Zhugeliang，a mastermind in ancient China)”效果会更好，而前句则译为“一人不及两人智”为佳。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是仿拟还是仿拟加注释都只是异化策略的具体实施手段，在翻译实践中，我们要以双方习惯表达中有相同或相似的联想形象或文化涵义为条件，注释也不能过于冗长，否则会破坏原习语的特有风姿。
五、结语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习语 翻译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语言与该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互为渗透,相互依存。语言文化的差异是指人们在不同的生态和自然环境下习惯养成的语言、知识、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语言中一个丰富多彩,又广为流传的形式便是“名言警句”,又称“习语”。习语是某一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是语言文化的结晶, 一般具有生动形象、喻义明显、富于哲理的语言特征,同文学作品、诗歌一样,它概括了人类文化经验的精髓。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习语。它们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妙趣横生。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形形,语言多种多样,在进行习语翻译时,我们有必要了解双方的语言文化差异及其对习语翻译的影响,从而更好的掌握习语翻译的原则方法。下面分别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文化、、方面探讨文化差异对英汉习俗翻译的影响。
一、生存环境的差异
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必然造成中西生存环境的差异,习语的产生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例如:英国四面环海,是一个岛国,雨水较多,航海业比较发达,所以英语中出现了许多和船、水相关的习语,如all at sea(不知所措spendmoney likewater(花钱如流水)、a drop in the ocean(沧海一粟)。而中国在亚洲大陆,自古以来以农业为主,因此习语很大一部分与农业有关。例如:瑞雪兆丰年(Snow estuary)、拔苗助长(Destructive Enthusiasm)等。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又如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和“西风”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政治因素,被赋予了比喻意,“东风”代表革命的力量, 而“西风”代表反动势力。而英国地处西半球,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正是对春的讴歌与赞美。
二、风俗习惯的差异
中西国家的风俗差异,也可以反映在语言和文化当中。最典型的是人们对狗的不同看法中国人喜欢养狗,认为狗是忠实的。但是,在语言中的狗与人们的态度却大不相同。汉语中凡是带“狗”字的词语基本上都是贬义词。如:狗仗人势、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等等。但是,在英美人看来狗是一种忠诚善良的人类好伙伴。中国人说“幸运儿”,而英美人却说“a lucky dog”。 “Top dog”(最重要的人物)。
三、历史文化的差异
英汉习语中有很多历史典故,结构简单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体现的历史事件向我们呈现了生动的社会文化画面。例如: 守株待兔: Stand by the stamp to wait for the hare to dash themselves against it-trust to chances and windfalls. 此地无银三百两: a saying thatmeans a guilty person gives himself away by conspicuously protesting his innocents在说英语的国家中,圣经故事、希腊神话、莎士比亚著作是英语习语的主要来源,例如: A Pandora’s box (潘朵拉之盒,是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 The Trojan house (特洛伊木马,喻指内部颠覆集团,起内部破坏作用的因素) ,All’swell that end’swel.l (结果好就是一切都好)
四、宗教文化差异
中西方语言文化差异也体现在宗教对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的重大影响上。西方崇尚自由平等、民主制度和信奉上帝造人,所以其精神文化都源自于古希腊文化和《圣经》。如:As old as Adam(与亚当一样老) , 因为亚当是最早的人类,所以这一习语译为“很久以前的”。又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上帝帮助自助的人), 而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 有很多做人方面的习语,如: “借花献佛”、 “闲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吾师”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进行习语翻译的过程中,要注重英汉语言文化差异的影响因素,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和语言个性,充分理解独特的文化意味,保证原文隐含意义的准确传达,也才能够在没有文化冲突的情况下兼顾形象意义和字面意义。尽可能结合原文的文化背景,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及艺术特色。这样,只有这样,译文才会达到较高的境界。从而使译文既准确,生动,形象,又不失本国文化色彩和寓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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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芳,索凯峰.试论英汉翻译中习语的文化语境及其差异[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 2008(7).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翻译差异;融合
引言
由于人类环境、语言以及文化的不同，各民族的认知行为也有所差异，如果想要成功地开展言语交际，双方应根据一定话语形式与话语原则进行。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传递内容多为一个民族的情感、习俗、思想以及传统因素等形成的综合体。译者的任务应是在帮助读者解读原语语言符号的同时，破解原语中的文化内涵，也就是所谓的非语言符号。成功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对两种文化的熟悉程度，因为词语要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够具有意义。翻译属于跨文化交际中的一种途径，它不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文化之间的转换。从哲学上讲，所有的翻译都需要被实践检验，并且随着社会实践发展而发展和更新，语言翻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进行的语言实践，也正因这一社会需求，语言翻译实践的未来走向被确定为跨文化交际翻译。
一、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差异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由于传统文化、社会环境以及社会体制各有不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各异，因为受各自传统文化影响过深，东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也差异甚大。中国文化中庸平和、谦虚礼让、家庭和睦，更加主张个人服从集体，个人利益小于集体利益，无论是社会、家庭还是学校都向下一代传授着这一传统，所以中国人更加习惯将此传统看作衡量人们人生观、世界观以及道德行为的标准。然而相对来说西方人则更加主张人格独立、个人隐私权、个人权利、个人奋斗以及个人进取精神，通常将个人成功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译者作为双语使用者不仅仅要熟练两种语言，也要深入了解两种文化，以及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并且根据所在的环境来调整适合的社交行为与言语。在不同的语言中，有可能会因为“意识文化”的影响造成具有相同语言意义的词产生不同的语用意义。例如，英语中的“grandfather”，译成汉语时就要区分是祖父还是外祖父，因为中国人对于社会亲属关系特别重视，内外有别。由此可以看出，翻译活动是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下进行文化与交流，是在不同的文化前提和文化规范下进行的往来。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根据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语言是一种具有意识化的符号，主要包括民族世界观、道德及、哲学观、思维方式、民族观念形态方面的语言符号等信息符号。作为符号化系统，语言可以被分为地域化符号、社会化符号、民族意识符号、物质化符号和声像化符号五大类。其中地域化符号指的是民族群落的自然环境、市政地名、江河湖海、气候条件等。例如英语中的“thelandofpromise”等，以及汉语中“黑山白水”等。根据语言结构来划分，语言中大量的成语、格言、俗语、歇后语、谚语、套话、典故、惯用语、俚语等都具有丰富的文化信息、文化背景以及文化特征，并且具备鲜明的比喻和形象，蕴含着强烈的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但是因为英汉民族所经历的发展阶段不同，所产生和要求的词汇也不同，例如中国的道教文化造就了俗语“这山望着那山高”，但是习惯了畜牧文化的英语则产生了“Thegrassisal-waysgreenerontheothersideofthefence”，两者含义相似，但是内容本体迥异。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不同的人文地理历史氛围而产生不同的比喻性用语，这些用语都具备强烈的民族特色，在长期的劳动习俗中总结了不同的事理，看到了不同的价值，接受了不同的历史教训，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表达和说法。
(三)思维模式的差异
思维属于人脑中的一项功能，是人类对客观现实的反应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思维摸不着、听不到、看不见，而是以语言为主要表达形式。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是外化思维的主要载体，并且展现思维的成果。语言与思维两者之间相互作用，但是双方又属于不平衡的两端，其中思维决定着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多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人类思维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个性，也就是民族性，这种个性反映了人类语言表达形式的差异，进而形成了各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往往导致世界各民族之间和睦关系受到影响的关键因素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语言形式的复杂多样。比如汉语中说“10路车”“三班”，英语却要调转过来，译成“busNo．10”和“class3”。
二、基于跨文化交际翻译的融合
(一)中西文化渗透的融合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信息的传播，国际上的科技、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都在不断地扩大，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也日渐频繁，加快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趋同和融合。语言是交流的工具和文化的载体，文化趋同会在语言的融合趋势上直接体现出来，此外，语言的变化与融合也会记录和反映文化趋同的发展趋势。自从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开始多渠道、多方位地进行接触和交流，大量出现了西方文化的术语名词，例如超市、可口可乐和绿色食品等。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大量展现西方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新成果的词汇，例如电子邮件、电脑、电子商务等。这些词汇的出现都展现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以及中西文化融合的必然发展趋势。西方文化也同样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许多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词汇也出现在英语词汇中，例如Confucianism(儒教)、papertiger(纸老虎)、loseface(丢脸)等，这些词汇都成为了英语中的正式词汇。
(二)语言表达意义上的融合
不同民族的不同生活经验形成了不同的比喻的民族性，同时也与美学趣味、风土人情、习俗风尚、地理、宗教、历史等因素有关，所以也会在不同的事物上看到相同的价值。例如，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胆子小，经常会用“鼠”来当做喻体，如“胆小如鼠”;而在英语中形容一个胆子小，经常会用“兔”来形容，如“Astimidasahare”。在汉语中形容“事后聪明”时，会取材于中国象棋称之为“马后炮”;而在英语中同样形容这一喻义，则会取材于橄榄球称之为“Mondaymorningquarterback”，因为橄榄球比赛通常在周日举行，而周一上午的四分卫岂不就有“事后聪明”的意思。在汉语中形容一个人小题大做，经常会用“杀鸡用牛刀”;而在英语中则称之为“Tobreakabutterflyonthewheel”。这样类似的表达，虽然在字面上的意义不同，但是喻义上都是十分相似的，所以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可以通过意义的方式来表达实际的真正含义。
三、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路径
(一)得体原则
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是一个不可以忽略的关键。无论是处于何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他们都会在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禁忌事项。如果为了追求意义的表达而触犯了他们禁忌的生活词汇，很容易在影响交际意义表达的同时，对交际双方造成情感上的重大影响。例如，当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想要表达“落后国家”时，为了照顾其国家人民情感，应将“落后国家”翻译为“发展中国家”，英语则是将其翻译为“developingcoun-try”。这些词汇能够在表达出这些国家发展处于落后状态的事实，也能够避免对方在国际交往中的尴尬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中，不违反禁忌的得体原则能够充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作用。“得体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属于意义上的“融合”，通过彼此语言层面上的“差异”，更好地完成跨文化交际实质的目标。
(二)意义原则
翻译在任何一次交际活动中都应表达出最准确的意义，跨文化交际也是一样。所以，意义原则与语境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实践中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翻译时，不仅需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词汇对等，还需要注意双方的交际背景，以及表达意义是否准确。这主要是因为翻译中词汇的对等并不代表意义上的对等。所以，翻译者还应根据具体的语境，来考虑不同的词汇以及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保持译文与原文在意义表达上的一致。例如，汉语中的“教师”与英语中的“teacher”是对等的，但是在汉语里，它还表示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重，是一种敬语，甚至对于所有资历高于自己的人的一种尊称。而在英语中其含义相对而言比较单纯。所以，意义原则在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中能够让具体的翻译借助语言层面的“差异”来实现意义层面上的“融合”。
(三)语境原则
翻译者在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实践最应该注意的就是语境。虽然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语境问题一直与具体的语言有关，但是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跨文化翻译实践中，翻译者需要关注的语境不仅仅包括译文的具体语境，还包括源语言的语境。只有如此，交际双方才能够顺利地完成交际活动，通过统一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差异与融合现象来完成翻译。否则就会造成对异国文化语境的忽略问题，从而导致翻译工作不到位，无法让读者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毋庸回避的问题，就是有些作品虽然翻译句法上没有漏洞和错误，但是读起来没有英文的感觉。研究者对其解释为汉语与英语交际实践的问题，但也会出现在任何两种语言翻译实践之中。也由此得知，对于翻译效果来说，语境是多么的重要。语境原则指的就是按照两种语言不同的所处语境，通过增删语境因素来完成翻译实践中的实际意义传达，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语境原则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文化双方之间既具有共性，又存在着差异，由于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英汉语言结构的特殊性，翻译可译性限度依旧是翻译实践中无法避免的客观现实。研究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最先研究的应是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特别是在研究文化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之间的比较上。除此之外，还应对译入语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其中也包括读者对其的反应与理解。所以，基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差异与融合应求同存异，在差异中寻求方式，在共性中寻求规律，在翻译实践中寻求融合。
参考文献:
［1］常晖．跨文化交际翻译中语境差异解读———以武陵源旅游区为例［J］．学理论，2011(13):242－244．
［2］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一、翻译即异化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把翻译看作译语对原作的同化过程，所以在确立翻译的标准和原则时，把求同作为基点，追求同而排斥异，所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有译论家天真地认为译语应该与原语对等，出现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翻译理论。
求同的翻译，讲究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与形式，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视语言为传达意义的工具的语言本质观。
20世纪西方兴起的语言学美学，影响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20世纪的西方美学界破除了语言是传达意义的工具这一观念，转向了语言创造并构成意义的新立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识的变化，引发了语言学若干认知模式和方法论的变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学科如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转向(Linguisticturn)。在这种诗流的背景之下，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和审美原则。在西方诸多新的翻译理论模式中，在解构主义思潮影响下产生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对我们的启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法国解构主义学者德里达(JacquesDerrida)、福柯（MichelFoucault）和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把翻译的本质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从哲学的高度来看待意义的可译性问题，或者从翻译理论的高度来看待语言的本质问题。罗兰·巴特认为，文本生成之后，作者就失却存在的价值(作者已死！)，而文本的意义在读者对语言符号的阅读中产生。解构主义学者强调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自身决定的，而是由译者（读者）决定的。有趣的是，在解构主义学者那里，忠实性原则变得可有可无，译者用不着担心有人责怪他的译文不忠实，甚至可以倒打一耙，责怪原作对译本不够忠实。如此看来，博尔赫斯（J.L.Borges）的幽默（指他责怪原作对译本的不忠实）不无道理。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沃尔特·本亚明的《译者的任务》一文，认为译文与原作之间是一种延续与创生的关系，本来就无“忠实”可言。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新的生命。所以，在解构主义学者看来，译本不是原作的附庸，而是原作文本的再生（afterlife）。翻译不仅仅是传达原作内容的手段，而更主要的是使原作得以生存的手段。他们以“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来解释译作与原文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切文本都具有互文性，从而把译者置于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德里达以“延异”(difference，是德里达自己创造的词汇，有区分、延搁、播散三重含义，有的学者译为“分延”)的概念来表示意义的不确定性，显现翻译的异化过程。他认为，不同的语言在意义、句法和语音上的差异，构成各种不同的表意方式，而翻译就是在“同”与“异”的纠结之中正确地表现“异”。人们只有通过翻译才能真正认识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认识不同语言的特定的表达方式。因此，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
我们认为
，西方解构主义学者如此旗帜鲜明地标举译语的异化，并不是故意要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从另一个角度对翻译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科学的揭示。
其实，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家早就认识到翻译的异化功能。《法句经序》记述的那一场关于“信”、“达”、“雅”的讨论，已涉及异化的问题。当时的译论家已注意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
实不易，并且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来凸显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指出译语在翻译过程的异化。道安论翻译的“五失本”，第一条就指出“胡语尽倒”，强调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上的差异。鸠摩罗什曾指出汉语与胡语在文体上的差异，批语直译派的作品“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释赞宁把翻译比作将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皆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指出译语与原语的差异。
我国古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发现翻译中的差异现象，说明翻译的异化是客观存在。
我
国现当代学者也很重视翻译中的异化问题，鲁迅主张“宁信而不顺”，实际上是倡导异化。钱钟书标举化境，提醒译者不要因为中外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是针对异化而采取的对策，许渊冲针对中外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提出“优势竞赛论”，也涉及翻译的异化问题。
总之，我们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艺术地把握，翻译离不开异化，翻译本身就是异化。
二、异化与译语文化
如上文所述，异化是一种客观存在，是翻译行为带来的必然结果。异化的存在并不取决于学者们的提倡或者反对。而西方学者提倡在译文中保留语文习惯的差异，是作为一种审美理想提出来的，即以“异”为美。
“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我国文坛也流行过异化（欧化）之风，亦即以异化为美的文风。不少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国语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尽管当时提倡汉语欧化的作家们后来也克服了洋腔洋调的毛病，但译语对汉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至今还在产生着影响。
汉语的欧化（异化）主要来自翻译文学的影响，而相对于原作来说，译语的异化实际上是对原作语文习惯的同化，即传统翻译理论所谓的“直译”。译语的异化主要来自西方语言习惯的影响，同时，异化与译者所处时代的翻译审美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楚一些：
王后：他们拿走茶具的时候，为什么你告诉他们还留下这些椅子呢？
(Whydidyoutellthemtoleavethechairswhentheytookawaythetea?)
马格纳斯：我要在这里接见内阁。
(Ishallreceivethecabinethere.)
王后：这里！为什么？
(Here!Why?)
马格纳斯：那，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和斜阳会给他们一点安神的效果。在这里他们对我“讲演”，不能像在屋里那么容易。
(Well,Ithinktheopenairandtheeveninglightwillhaveaquietingeffectonthem.Theycannotmakespeechesatmesoeasilyasinaroom.)
王后：准是那样吗？罗伯特问过布讷计斯，在哪儿学的，能讲演得那么漂亮，他说“在亥德公园”。
(Areyousure?WhenRobertaskedBoanergeswherehelearnttospeaksobeautifully,hesaid”InHydePark”.)
马格纳斯：是；可是那里有听众
刺激他。
(Yes;butwithacrowdtostimulatehim.)
王后：罗伯特说你已经驯服了布讷计斯。
(RobertsaysyouhavetamedBoanerges.)
马格纳斯：（略）
王后：你不会因此得到感激。他们以为你只是戏弄他们呢。
(Yougetnothanksforit.Theythinkyouareonlyhumbuggingthem.)
这是老舍先生1956年翻译的肖伯纳的剧本《苹果车》里的一段。老舍是我国当代最具有艺术表现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英语水平也超过一般译者，按照常理，他的译语应该和他的创作语言一样，传神，生动，凝练，读起来琅琅上口。但从上面这段译文来看，我们很难相信它出自老舍先生的手笔。对照英文译文，我们不难发现，老舍的译语在造句时尽量靠近原文。正是因为要和原文贴切，他才把Whydidyoutell按照原文的词序译作“为什么你告诉”；在“我想这里的露天空气……”一句里，除了“斜阳”在字面上与原文略有出入之外，其余部分几乎都能与原文相对应；其他句子也尽量保持与原文的一致，因而显得有些不自然，不大合乎汉语口语的习惯。第一句话，如果译作“他们刚才来收拾茶具，你为什么要他们还把椅子留下？”不是更简练一些吗？最后一句Yougetnothanksforit译作“没有人会因此感激你”，似乎更符合汉语口语习惯。
老舍是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熟知戏剧语言的特点，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按照汉语文学语言的要求，把肖伯纳的这个剧本译得更符合汉语习惯呢？朱光潜先生读过老舍先生这部译作，认为老舍是耍惯了大刀耍不开匕首。果真如此吗？
我们认为，老舍之所以放弃生动活泼的汉语戏剧语言，而采用上文所展示的那种苍白无力的译文，是受了“求同”观念的影响。就翻译的哲学而言，以“信”为本是中国翻译思想的主流。在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产生于汉代以后的译经活动，因为译的是“天书天语”，译者的态度自然格外的虔诚。所以“信”字当头，不信则为异端，其中委屈不由分说。长期以来，求信求同，成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原则。在“忠实”与“创造性”之间，人们更看重的是“忠实”。久而久之，形成中国特有的译语与译语文化。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在中国，译语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形态。这里所说的译语文化（有学者把目的语所在地的文化称为译语文化，与我们所说的译语文化是不同的概念），是指我国自有翻译活动以来所形成的与译语有关的审美观念和译学风气，它包括一定时代的审美标准、欣赏习惯、表达方式等等。译语文化对译者及其译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对译者的译风的影响。任何译者都是在一定的译学风气中从事翻译，鲁迅和老舍也不例外。译学风气影响到译者的审美标准和表达方式。其实，老舍先生同鲁迅先生一样，是认真负责的、富有才华的译者，他们的译语与他们的创作语言之间所以出现如此明显的差异，主要是因为受了译语文化的影响，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诗流中的必然表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处处忠实于原作，其主体意识处于压抑状态，较少考虑如何使译语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我们这里所指出的译语文化对译语的影响，实际上
是文化语境与译语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把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称为译语文化语境。译者在一定的译语文化语境中从事翻译活动，他受到文学翻译的审美惯例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过去或当时的有关文学翻译的审美规范（其中包括文学翻译的审美理想、艺术法则、表达方式等），同时受到翻译活动内部的矛盾的制约。在这种情况
下，他在使用本民族的文学语言表达外语的内容和形式时，就不可能完全按照汉语的习惯去遣词造句，这就产生了译语。译语是译者在原作语言的土壤之上，在同原作对话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语境里创造的一种新的语言形态。译语带有原作语言的某些色彩，但又与原作的语言形式有很大差异。译语在母语中生存，既受到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又受译语文化的影响
。
译语文化对翻译观的影响直接在翻译效果上显现出来。就翻译观来说，大致可分为译而不作、译而作、译即作三种。译者在这三种状态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由压抑到自由，但始终没有摆脱译语文化的影响。罗新璋先生《释译作》一文对这三种情况做了透彻的分析，指出不同的翻译审美观念对译作效果的影响。这里借用两个译例来看看翻译观对译语异化的影响：
译例1：
这位女人的手，给所有的家族的隐秘的创伤绑了绷带。欧贞尼，被那些善行的一个行列伴随着，走向天国去。她的灵魂的伟大，减轻了她的教育的狭隘和她幼年生活的诸习惯。这样的就是这位女人的历史，她生于世界之中而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她生来是为的很辉煌地做妻子和母亲，可是她既无丈夫，更无子女，又无家族。
（穆木天译）
译例2：
这女子的手抚慰了多少家庭的隐痛。她挟着一连串善行义举向天国前进。心灵的伟大，抵消了她教育的鄙陋和早年的习惯。这便是欧也妮的故事。她在世等于出家，天生的贤妻良母，却既无丈夫，又无子女，又无家庭。
（傅雷译）
穆木天是个诗人，其使用汉语文学语言创作的能力不在傅雷之下。但是，从以上译例看出，翻译观左右着译者的翻译方式。穆木天译而不作，把翻译视被动的模仿，认为“译者永远地是感到像一个小孩子跟着巨人赛跑一样，”所以他在翻译中故意压抑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原作者的灵性，其译语相对于规范的汉语便发生较大程度的异化，以致于读起来不像读汉语，倒像读外国小学生学习汉语的作业。相比之下，傅雷的译文要灵活自由得多。傅雷的翻译观重神似不重形似，译中有作，其译语最大限度地接近汉语的语文习惯，异化的程度较轻。
译语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传统势力，它像一只强有力的大手左右着每一个译者的审美意识和表达方式。译者要摆脱传统观念，就需要理论上的照亮和创新意识的指引。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改变以往的传统观念。钱钟书先生曾经指出，“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演变的事物。”译语的异化是异国语言和文化对汉语的侵蚀，我国固有的语文习惯在外语语文习惯的冲击之下不断地相机破例，作出妥协，所以，一开始，译语与汉语语文习惯的某些差异可能会给读者的感官造成审美障碍。这种障碍久而久之又被人们所习惯，变成新的审美趋势。人们在阅读外国翻译作品时，那种由译语的异化造成的情调给人以美感。
三、异化与优化
我们认为，译语的异化是艺术传达上的一种变形。这种“变形”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审美的需要。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看待译本与原作的关系时，注重译本对原作模仿的逼真程度。其审美观念近似于文艺学里的“模仿说”，所以，“信”、“忠实”便成为一种审美原则。我们在上文所列举的老舍和穆木天的译文，就是这种审美原则的具体体现。可是，翻译毕竟离不开原作，译者的创造只能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原作的创造，是借体寄生的创作，超出了翻译活动的范畴。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异化和变形是有限度的。状变而实无别，躯壳换了一个，但精神韵致依
然故我。我们可以想象，假如在译作里把“燕山雪花大如席”异化为“梅山雨点细如丝”，恐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能算是好的翻译。
译语的异化，有程度的分别。西方语言（如英语和法语）之间在句法结构、文化内涵上差异不很大。如果按照苇奴蒂(LawrenceVenuti)的“异化”翻译观，在译作中尽可能地保留外语的语文习惯，以表现不同文本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使译文带有异国情调，这种做法在西方也许是行得通的。可是在我国，汉语与英、法、德、俄等语言之间在语文习惯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就大得多，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在翻译中尽量异化，那么语文习惯的差异和文化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译作在汉语表达上的梗阻和文化上的“错位”，出现严复所说的“虽译犹不译”的现象。
译语的异化，有层次的高低。就审美理想而言，中外翻译家都强调译语与原语之间的透明，不露翻译的痕迹。果戈理认为译作与原作之间应该像玻璃似的透明；奈达认为，“好的翻译听起来不像是译品”(Thebesttranslationdoesnotsoundlikeatranslation)；钱钟书指出，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这些审美观念表明人们对翻译的最高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实际上，中外语言与文化相通而又相异，相通为翻译提供了可能性，产生可译性，相异使得翻译出现困难，产生对抗性，产生译语的异化。上文所指出的原语的语文习惯对译者的约束，迫使译者在“异”与“同”之间寻求平衡，译者不得不在译文里保留原语表达方式上的某些特点。所以，好的翻译不可能听起来不像是译品，译作与原作之间不可能像玻璃那样透明，而译本读起来也不可能不像译本。这就是说，译语不可能不异化，不可能不变形。基于此，我们在确立译语生成的艺术法则时，提出“和谐性”原则，就是考虑到“和”中包含着“异”，而“同”中无“异”。
译语的异化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对抗与对话。译者把一部作品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其译语可以是浅陋的，带着浓重的翻译腔，读来佶屈聱牙，也可以是优美的、亲切的母语中带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像扑面的晨风给人以清新的愉悦。关键在于译者是否具有科学的翻译观和相当的艺术表现力。许渊冲先生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发现汉语与英、法等西方语言在修辞和审美效果上具有各自的优势，提出扬长避短、发挥译语优势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势竞赛论”，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模式。我们从许渊冲先生“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理论模式中借用一个“优”字，来把握译语的异化过程，避免译语浅化，争取译语的优化。更多论文资料尽在
译语优化的过程，是译者在原作句子结构的束缚之下，因难见巧，在信与美、神与形、化与讹的对立中寻求和谐的过程。译者努力消除两种语言之间因为语文习惯的差异而可能露出的生硬牵强的痕迹，使译语的生成尽可能符合汉语的语文习惯。
优化不是归化，而是异化，是适度的异化，或者叫做“美的”异化。
优化的对面是浅化，或者称为囫囵吞枣的异化。浅化往往是被动的译者所为。译者
在翻译中缺乏创造性，俯首甘为原作者的奴仆，亦步亦趋地跟在原作后面爬行。我们透过译例可以看得清晰：
Thenthereweresighs,thedeeperforsuppression
Andstolenglancessweeterforthetheft,
Andburningblushes,thoughfornotransgression.
译文1：何况还叹息，越压抑越深，
还有偷偷一瞥，越偷得巧越甜。
还有莫名其妙的火热会脸红。（穆旦译）
译文2：叹息越压抑越沉痛，
秋波越暗送越甜蜜，
不犯清
规也会脸红。（许渊冲译）
同是译语，译文1的浅化显而易见。译者只是用汉语的词语传达了原语的浅表意义，并且译者缺少创新意识。这样翻译只能造成译语的浅化。而译文2的译者显然有整体和谐观念，在译语的文化语境里把握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发挥汉语的优势，追求“和而不同”的审美效果。译语在译者的艺术再创造中得到优化。
优化是一种再创造。而经过译者再创造的译文往往给人以“不忠实”的感觉。这就出现了译语对原语超越的问题（这也是翻译理论深层次的问题）。钱钟书先生曾指出，“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也。”优化的译语，与原语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审美形态上超然于原语之上，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失真，实质上是真与美的统一，达到了较高层次的优化。著名旅美翻译家思果（蔡濯堂，Frederic.CTsai）在阐述他的“信达贴”原则时曾举以下例句，也可以说明译语异化的层次。张教授与李教授两位老先生约好时间在一家餐馆会面，临走时张教授说了一句：
“Well,I’llbethere…”
译文1：“好了，我会在那里。”
译文2：“好了，到时我在那里等你。”
译文3：“就这么说吧，我到时在那里恭候。”
从以上三种译文可以看出，译语发生了不同层次的异化。译文1是典型的忠实译文，字当句对，从内容到形式都无懈可击，但从审美效果来看，只是浅化的译文。译文2明白晓畅，是等化的译文。译文3同原文拉开了一定距离，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忠实，实际上达到了信达贴的效果，显然是译语的优化。
以上译例说明，译作与原文之间，不是简单的忠实与不忠实的关系，而是一种整体的和谐关系。“和”包含着译者的忠实的态度，也包含着适度的优美的“异”。“异”就是译者的创新。译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和表现原作者的原意，译语必然发生不同程度的异化。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具有不确定性。诗无达诂，字无定诠。西方人说，词无定义，义由人生(wordsdonothavemeanings,peoplehavemeaningsforwords)，译文里加入了译者的理解和再创造，译语只能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融通和对抗中寻求和谐。译语的表达既带有译者的主观情绪，也染上了本民族文化的色彩。
关键词：英汉成语 文化差异 翻译标准 翻译方法
一、引言
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传统上翻译活动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仅仅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形式里的内容重新表现出来的语言实践活动。翻译研究也一直是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但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翻译研究领域内引起了一场变革，即翻译研究领域内的“文化转向”。的确，翻译绝对不能只着眼于语言转换，而是透过语言表层，了解其深层内涵和文化内涵。对英汉成语更是要把握其隐含意义，找出它们的文化共性和差异，找到最适合的翻译方法。
二、英汉成语的文化共性
由于人类的生活模式、思想感情和思维方式基本相同，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观察事物及表达思想感情方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些是不约而同的巧合。如BURN ONE’S BOAT与“破釜沉舟”，前者是出自古罗马恺撒大帝出征作战时为了使士兵下定决心，决一死战，使士兵没退路，烧毁战船，后者则是出自楚霸王项羽，他“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甄，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生还”。这样的成语可谓形似、意似乃至神似，这种现象是文化的重合，即两种文化共性的东西。
但由于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的差异，同样字面意义、形象意义的话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隐含意义。隐含意义才是说话人或作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英汉成语中间的差异都是文化差异的具体的表现。
三、英汉成语的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首先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了出来，并表述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作为社会上所得的能力与习惯。”可见文化的覆盖面很广。成语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无不打上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的烙印，深厚的文化内涵在语言上的烙印使得英汉成语表现出较大的文化差异。
1.起源差异即历史典故的不同
首先，英汉成语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但同中有异。英语成语受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如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而汉语成语则受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影响，如“养儿防老”是儒家的思想。
其次，很多英语成语有着相当明显的比喻意义，其中不少有着一定的历史或神话典故，有一部分因使用范围广、历史久，其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都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如Tower Of Ivory象牙之塔，比喻脱离实际生活的文学家或艺术家的小天地，SPHINX’S RIDDLE斯芬克斯之谜，比喻难解之谜，THE HILL OF ACHILLES比喻致命弱点等。一部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仍然很难通过字面意思来理解它们的意义，如HANG ON SB’S LIPS（言听计从），TO BE FULL OF BEANS（精力充沛）等。而汉语的成语主要来源于浩瀚的中国经传典籍、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刻舟求剑”和“守株待兔”等都来源与寓言故事。
2.地理环境的差异
英国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英吉利海峡是欧洲许多国家通向大西洋的唯一出口，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要道之一，岛上任何一地距海边的距离都不超过120公里，因此英语里有许多与水、鱼以及航海有关的成语，如AS WEAK AS WATER（弱不禁风），TO MISS THE BOAT（错失良机），TO TRIM THE SAIL TO THE WIND（见风使舵）等。而中国地处亚欧大陆，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因此汉语中相当一部分成语与农业和土地有关。如“斩草除根”、“面如土色”、“风调雨顺”等。
3.英汉习俗差异
英汉习俗差异是英汉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成语形成中有较多的反映，特别是表现在动物形象上。而最典型的就是对狗和龙的态度上。
首先在西方英语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所以英语中和狗有关的成语大多是褒义，如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而汉语中则是一种卑微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有关的成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狗急跳墙”等。
再次是对龙的态度上。在西方英语国家，龙是一种凶残肆虐的能喷火的怪物，是邪恶的象征，如A DRAGON指的是飞扬跋扈的人，CHASE THE DRAGON指的是服用等。而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龙是象征吉利的动物，在封建社会，龙代表帝王，因此，汉语中和龙有关的成语一般都是褒义，如“乘龙快婿”、“望子成龙”等。
4.的差异
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一个方面，对民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英美国家，人们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中，上帝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因此在宗教生活及其活动中产生了许多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的英语成语，如NATURE DOES NOTHING IN VAIN（无所不能）；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天助自助）等。而汉语则受儒教、佛教、道教的影响，产生了“借花献佛”等反映佛教的成语，“乐极生悲”等反映道教的成语和“平安是福”等反映儒家思想的成语。
5.比喻联想的差异
语言是表达思想的，思想是客观的反映，但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同的民族往往用不同的联想比喻表达同一思想。在汉语中，我们比喻做事情之前已经有了全面的考虑，可以用“胸有成竹”，这是出自苏轼原语，意思是说，画家在画竹之前，先必在脑子中产生竹的形象，此成语就此得出；但用英语就不能直接翻译成“HAVE A BAMBOO IN HIS STOMACH”，而要用意义相等的英语成语来套译“HAVE A CARD UP ONE’S SLEEVE”，因为首先是竹子不是英国土生土长的植物，甚至BAMBOO这个词也是外来词，因此英国成语不可能用上竹做成语的形象比喻；“开门见山”也不能直接翻译成“TO OPEN THE DOOR AND SEE THE MOUNTAIN”，英语则要说成“TO COME STRAIGHT TO THE POINT”。再如“粗枝大叶”、“眉飞色舞”、“扬眉吐气”、“纸醉金迷”等都是如此。
通过上述对英汉成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成语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所以在英汉成语的翻译过程中，既要符合本族语的习惯，又要保留目的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四、英汉成语翻译的标准和具体方法
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英汉成语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因此在翻译时，仅仅以语言之间词汇的同义性为前提，寻求对等是不够的，把握英汉成语字面以外所特有的语言内涵，才是翻译英汉成语要多注意的事情。
关于翻译标准，中外翻译理论家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从清代翻译家严复于1898年提出的“信”、“达”、“雅”，即忠实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到1951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这是比“信”、“达”、“雅”更高的翻译标准；之后是1964年钱钟书先生提出的翻译“化境”之说。再到张培基先生提出的“忠实通顺”，到美国著名的翻译学理论家奈达的“功能对等”，这些主张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中心都是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保持原作的风格。所谓忠实的表达原文的意义，指忠实表达原文的字面意义，形象意义和隐含意义三个方面。但不是原文的每句话或每个词汇同时具备了这三种意义，尤其是任何两种语言文化不可能完全相同，要把原文的三种意义全部再现于译文常常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字面意义或形象意义与隐含意义由于文化的差异出现矛盾，字面意义或形象意义应当服从隐含意义。总之，隐含意义也就是原文意欲表达的意义是最重要的。在成语翻译中，我们经常使用以下几种方法：
1.直译法
所谓直译法就是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英汉成语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的方法。采用直译的成语多半是英语和汉语在成语中的比喻和形象方面基本相同，或是直译后一目了然，不至于产生误解的。一般适用于一些因为使用范围广、历史久、其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都能为译文读者所接受的成语。如：AS WISE AS SOLOMON（聪敏睿智），WASH ONE’S HANDS OF（洗手不干，撒手不管），WALLS HAVE EARS（隔墙有耳），BE IN THE SAME BOAT WITH（同舟共济），DRAWING A CAKE TO SATISFY YOUR HUNGER（画饼充饥），FISH IN TROUBLED WATER（浑水摸鱼），A 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协定），A FIRE ON THE CITY WALL BRINGS DISASTER TO THE FISH IN THE MOAT（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2.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翻译时仅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形式的方法。当由于文化差异而无法直译，又无法找到对应的同义成语可以借用时，就可以用意译法，结合上下文灵活传达原意。如：IN FAIR WHETHER PREPARE FOR THE FOUL如果译成“晴天要防雨天”，不如译成“居安思危”或是“未雨绸缪”；TALK THROUGH ONE’S HAT则译成“胡言乱语”；TO BE AS POOR AS JOB译成“家徒四壁”，NEITHER FISH NOR FOWL译成“不伦不类”；NO RESPECTER OF PERSONS译成“一视同仁”；BY THE SKIN OF ONE’S TEETH译成“九死一生”；CALL A SPADE A SPADE如果译成“就把铲子叫做铲子”，不仅晦涩难懂，更让人莫名其妙，所以只翻译它的隐含意义，译成“直言不讳”。
3.套译法
当英汉成语在内容上不谋而合，又具有相同的内涵，在结构、感彩和修辞意义上都比较相近时，成语的翻译就可以用对等翻译法。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保留原语的形象和风格，而且符合目标语的语言习惯，简单易懂，可以让译文读者轻松地理解原文所要表达的含义，从而顺利实现跨文化的交流。如：CASTLE IN THE AIR译成“空中楼阁”；A BOLT FROM THE BLUE译成“晴天霹雳”；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译成“半斤八两”；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成“一箭双雕”；HANG BY A HAIR译成“千钧一发”。
但是，这种方法要慎用，因为有些看上去相同，但可能实际的语气轻重不同，无法对等。另外一定要注意成语浓厚的民族地方色彩，以免使原成语失去原有的民族色彩和异国风味。
4.直译法和意译法的结合
直译和意译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或者说没有绝对的直译也没有绝对的意译，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为了保留原文形象，并能使译文畅达，对英汉成语也可以部分直译，部分意译。如PICK UP THE EVIL BY THE ROOTS译成“斩草除根”。
五、结论
总之，在英汉成语的翻译中，要根据具体的内容、具体形式，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为了保留原文形象，能直译则尽量直译，即按字面翻译。不能直译时，我们不能因词害义，应该翻译其隐含意义。如能找到意义完全对等的成语，我们也可采用套译法。成语是人们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形成的固定的词组或短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涉及到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典故等知识。所以要求我们要系统地学习英美文学，了解更多的英美历史和风土人情。同时也要具备一定的中文修养，才能神形兼备地翻译英汉成语。翻译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它的艺术美已经远远超出了语言的范畴。
参考文献：
[1]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可译性
Abstract:Asonemajormeansof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translationistightlyrelatedtoculture.Translationactivitiesrevealthecommunicationbetweendifferentculturesandshowthetranslatabilityinculturaldifferences.ThedifferencesbetweenEnglishandChineseculturesarereflectedmainlyinreligiousculturalbackground,valueorientationandcustomsandhabits.Translationtechniquessuchasliteraltranslation,liberaltranslation,explanation,additionanddeductioncanbeappliedwhentheculturaldifferencesneedreservingorcannotbeidentifiedintranslation.
Keywords:culturaldifferences;translation;translatability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语言又是与文化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1］。因此，在语际转换中，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涵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文化活动，是一种忠实于原文的再创作，而不是简单地将词和句进行转移［2］27。从这一点看，翻译是一种具有科学性、创造性的艺术。但由于各个民族在政治制度、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以及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存在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文化差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英汉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使用不同语言的民族之间必然存在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会造成翻译的困难。英语和汉语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文化背景的差异
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按上帝的旨意安排。“上帝”这个概念就具有浓重的基督色彩，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宗教背景，在翻译时一味地追求文化的等值，有时就会造成文化的亏损。因此，不同的引起的文化差异在翻译中不容忽视。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儒、道、佛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还有神话中的“龙王”。其中以佛教对我国的文化影响最大，不少成语就和佛教相关。例如：苦中作乐、五体投地、现身说法、天花乱坠等。如果译者不了解宗教文化背景，势必会给翻译带来困难。
2.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
英美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个人自由，它是一种以个人为基本单元，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英美文化又被称为“我文化”、“个人价值至上文化”。在这种注重个人尊严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个体。而中国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和“孝”，人际交往很注意自我与谈话对象的关系。中国文化又被称为“我们文化”、“集体主义文化”。例如，中国人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仁义值千金”、“大树底下好乘凉”等，这都说明中国人常把自己和所谓自家人视为一体并希望能够在自身以外找到安全之所；而英语谚语中却说“Godhelpsthosethathelp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selfisourcentre”（自我是我们的核心）,“lifeisabattle”（生活就是战斗），这些英语谚语都在告诫人们：只有靠自己奋斗，才能获得成功和安全感。
思维方式的差异本质上是文化差异的表现，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东方人偏重人文，注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偏重自然，注重科学技术；东方人重悟性、直觉、求同、求稳、重和谐，西方人则重理性、逻辑、求异、求变、重竞争等。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各个民族按照各自不同的方式创造不同的文化，而这种不同必然要通过文化的载体——语言得以表达。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常导致翻译中一些词语的引申义不同，因此，我们要谨防翻译陷阱。例如：汉语中的“拖后腿”，如直译成英语“pullone''''sleg”，其意思就变成了“哄骗取笑某人，愚弄某人”。再比如，中国人常用“黄色”表示低级趣味、庸俗、猥亵等，但我们不能看到“yellowboy”，就译成“下流男孩”，因为这个短语在英语中指的是“金币”。
3.历史、地域、风俗习惯的差异
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以区别于对方的“异质”客观存在，而这种“异质”必然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如英语中不乏歌颂“西风”的诗篇，而汉语中却常有赞美“东风”的诗句；英诗多抒写“夏日”之丽，汉诗多描绘“春天”之美。这些都与文化的地域性不无联系。
西方人起源于游牧，与奔马感情深厚，因此，在英语中有大量带“马”的习语，如“awillhorse”（工作认真的人）,“adeadhorse”（徒劳无益的事）,“rideonthehighhorse”（盛气凌人）等等。而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成语中很大一部分是农谚，如“众人拾柴火焰高”、“拔苗助长”、“顺藤摸瓜”等。
英汉民族不同的生活经验和风俗习惯势必造成观察、认识问题的角度、方式和方法的不同。就话题的选择来看，英美人交谈忌讳涉及年龄、收入、婚姻、信仰等有关个人的话题，而中国人见面就会问“你多大了、结婚了吗、收入怎么样”等问题。再比如，英国人对狗一般都有好感，常用来比喻人的生活。例如：“topdog”（重要人物）,“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等。而中国民间虽然有养狗的习惯，但一般在心理上都厌恶鄙视它，常常用它来比喻坏人坏事，如：狗腿子、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等。
二、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策略
翻译不单纯是两种语言在形式上的转换，还包含两种文化在交流中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兼容。刘宓庆先生［2］20也认为：文化的可译性是由认识的同一性及语义系统的同构原理和人类思维形式的同一性原理决定的。但同构的相对性及语言的模糊性决定了文化的可译性是相对的。为此，译者就要采取必要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传递文化信息。
1.直译
直译是指按原来的意义和结构直接把原语的词句转译成译语的词句，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3］。这种方法既可保留原语的民族色彩，又让译语读者能够接触大量的异族文化，从而丰富目的语的表达方式。如：“条条大路通罗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都是从英语直译过来并被大家所接受的习语。再比如：将“挥金如土”译为“spendingmoneylikedirty”，要比选用现成的英语成语“spendingmoneylikewater”好，这样既不影响正确地理解原文含义，又保留了汉语的特点。总之，直译重在忠实原文，从内容到形式追求最大限度的“信”，但决不等于提倡在翻译中搞形式至上的机械转换。直译可以保持原文形象生动的比喻，巧妙的手法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尤其适用于那些只为某民族所特有，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词。2.意译
如直译无法尽显原作风姿或造成目的语读者理解困难，则有必要借助意译。意译是指将别的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成分进行仿照。如将“holdawolfbyears”译成“骑虎难下”；把“asthickasthieves”译成“亲密无间”；“putthecartbeforethehorse”译成“本末倒置”。反过来，把汉语的“糟糠之妻”译成“thewifewhosharedherhusband''''shardships”；“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译成“eachofusshowshistrueabilities”等等，都是采用的意译手法。和直译相比，意译更注重意义，忽略细节，要求译文自然流畅。换而言之，直译和意译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关系［3］。
3.音译
音译适用于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和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音译中，汉字已经不表意，只表音。如：“Beatles”是一支60～70年代在英国影响很大的吉他乐队，音译成汉语为“披头士”，由这个词我们中国人便可联想到此乐队乐手的形象、风貌。再如：“cool”音译成汉语“酷”。一个“酷”字把时下年轻人追求新潮、前卫、崇尚与众不同、寻求个性发展的言行与心态表现的活灵活现。
4.阐释
越是民族色彩浓重的词语和事物、越是作家个性鲜明突出的地方，翻译越是离不开“释”。通过下面两段文字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阐释对文化差异的有效弥补。
①Hiswifeheldthepursestring.(他的妻子掌管经济大权。)pursestring是钱袋子,握着钱袋子即掌握着经济大权。
②SinceTheBookofPoembeginswithapoemonweddedlove.IthoughtIwouldbeginthisbookbyspeakingofmymaritalrelationsandthenletothermattersfollow.(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译者为使原文涵义明朗化，直接解释说明了“关雎”与“三百篇”的关系及其内容，点出了作品的文化渊源。
5.信息的增删
由于英语和汉语存在差异，在双语转换中，有时为了求得源语与译入语的表达在概念上的一致，译者常常需要在语言形式上作适当的变通。这既利于突出译文中语言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也便于读者认同和接受源语文化。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变通”具体可体现为信息的增补与删减。例如：
①Itwasthebestoftimes,itwastheworstoftimes,itwastheageofwisdom,itwastheageoffoolishness,itwastheepochofbelief，itwastheepochofincredulity.(这是一个隆盛之世，但也是一个衰微之世；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有信仰的新纪元，但也是一个充满怀疑的新纪元。)译文中添加了3个“但也是”，成功地反映了原文所描述的种种对比和矛盾，如不做这样的增补，则无法连接上下文，亦无从再现源语风格。
②ItwasFridayandsoontheywouldgooutandgetdrunk.(星期五发薪日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译文中如不增加“发薪日”，读者往往会产生迷惑。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日，这里的增补，使得“星期五”具体化，也让文化信息一目了然。
③Inthestreetbelowapeddlerwascryinghiswares.(房子下面有个小贩在沿街叫卖。)译文中略去“他的货物”几个字，不但无损原文的语义，而且更生动的再现了源语中的情形。
④…becauseheusedtolendmoneytopeopleindistress,andwouldnevertakeanyinterestforthemoneyhelent…(因为他常常借钱给那些有急难的人，从来不要利钱。)译文中将原句末尾处的介词短语连同其中的定语从句通通略去，仅用一个“利钱”与之对应，简练地传达了源语的语义和风格。
由此可见，要做好传译，译者必须时时牢记信息增删的目的，并以之为准绳，认真对照两种语言，发挥主观能动性，该增则增，该减则减。同时，还要协调好信息增补与删减之间的关系，掌握好“度”的问题，决不能无中生有或随意舍弃。
三、结语
综上所述，汉英两种语言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承载不同的文化，这就必然导致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存在诸多相异之处。要处理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译者除了要具备对两种文化的领悟、感应能力以及对两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外，还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努力使自己具备原作者所具有的理想、感情和意境。作为构筑文化交流桥梁的译者，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做到既尊重别国文化，也尊重本国文化，使译文尽可能达意、传神，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李源.英汉文化差异与语言翻译初探［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78-82.
关键词：方言；方言词汇；山东；东北；地域文化
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文化也渗透在语言之中，二者相依相存。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其与地域文化的关系亦是如此。本文通过对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相联系词汇的比对分析，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透视方言词汇背后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
一、 研究背景
（一） 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的高度同源性
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存在高度同源性是学界共识，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其一，两地间人口迁移的历史是两地方言存在同源性的历史渊源。清末民初之前，东北地区的语言曾是以满语为标志的少数民族语言。随着以“闯关东”为代表的移民热潮，东北地区的方言词汇系统被极大地丰富。其中，山东移民占比高达70%至80%[1]。人口是语言的基础和载体，因此，山东移民以其极高的比例，对东北方言的影响最大。
其二，两地现存方言词汇间的联系是两地方言存在同源性的直接证明。语言有其相对稳定性，即便是对环境最为敏感、变化最快的词汇，其演变发展也有迹可循。因此，现存词汇间的联系可以直观体现出语言的同源性。在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间，存在大量彼此相同、相近却有别于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的词汇，这说明，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存在较深的联系。
结合两地间的移民历史以及现存方言词汇之间的深刻联系，可以认为，东北方言与山东方言高度同源。
（二）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共变性
语言不仅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具有绝对变化性。影响语言变化的因素有很多，涉及到地理、时代、心理、认知等等各方面，其中，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其流变更多的则是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
因此，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共变性，语言的演变与文化的发展是平行共变的。那么，“观察和分析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语言中最敏感的部分--语汇--的变化，去探究社会生活图景和变动，从而概括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应该是社会语言学的艰巨而又有意义的任务”[2]。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由于山东、东北方言的高度同源性，研究两地方言词汇的差异，也就是研究方言词汇在不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演变发展，便可以透视出山东、东北两地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
二、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以方言~典作为词汇语料的来源，比照山东、东北两地的方言词汇，结合田野调查，筛选出形同义同和形同义近的词汇，并对其进行义类整理。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究方言词汇背后的地域文化异同。
在词典的选取上，由于缺少整本的山东方言词典和东北方言词典，故采用权威性较强，且方言点有代表性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作为参考词典，在比对整理了济南卷和哈尔滨卷中相同、相近词汇后，还排查了代表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的牟平、太原、洛阳、西安分卷本，排除与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相同的词汇，整理得出山东方言与东北方言相联系词汇词表，共计189例。在此基础上，参考该词典附录的义类索引对词表进行了义类分类整理，并将分类后的词表作为本次研究的基础词表。
地域文化对方言词汇的影响不仅在具体词义变迁中有所体现，还可以从词义变迁的规律性上宏观把握。因此，本文以义类分类词表为基础，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视角分析词义变迁背后的地域文化异同。从微观上看，分析两方言间形同义近词汇词义的具体差别，联系两地客观的地域文化差异，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因素在词义变迁中的作用。从宏观上看，通过统计各个义类下形同义同词汇和形同义近词汇所占的比例，可以大致掌握不同义类词汇易变性的不同，进而分析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
三、 词义变迁的微观透视
“从研究语汇的出现，变化，派生，消失等语言现象着手，去探究社会生活变动，是有可能的，有必要的，而且会取得很有意义的成果。”[3]这种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即是研究具体语汇的变迁，以透视出其背后的文化细节。我们在对山东、东北两地形同义近词汇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许多词义相似而有所差别的词汇，其词义变迁背后均能透视出两地地域文化的差异。在诸多地域差异中，地理、生活、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差异对词义变迁起着重要作用。具体分析如下：
（一）地理差异
地理位置的差异是山东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基础性差异，对方言词汇在两地各自的发展变迁起着基础性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两地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人口等地理因素差异本身就构成了两地方言使用环境的差异，从而直接影响到两地方言词汇的词义变迁。另一方面，地理因素的差异更是会导致两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从而间接影响到方言词汇的词义变迁。对比两方言间一些典型的形同义近词汇，其差异背后地理环境的影响可见一斑。（见表1）
“挤巴”一词在东北方言中，缺少了山东方言中“狭窄，不宽绰”的引申义。作为一个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方言词，这种词义缺失反映了其背后使用环境的缺失：东北地区平原辽阔，物产丰盈，地广人稀；山东地区相比之下人口更加稠密，多丘陵地形，水旱灾害频发。因此东北地区相对缺少“狭窄，不宽绰”词义的使用环境，是为该词词义缺失的重要原因。
“母子”一词在东北方言中衍生出了“栽种马铃薯所用的切开的带芽眼的马铃薯碎块”的词义。这种词义衍生现象很直观地反映出两地在地理差异基础上形成的农业生产差异：山东地区的马铃薯种植规模很小；而东北地区则是我国马铃薯的主要产区之一，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都有大规模的马铃薯种植。基于农业生产的使用需要是这一方言词词义衍生的重要原因。
“老来少”一词在两方言中词义的差异更为直接地体现了两地的地理差异。该词在东北指一种观赏植物，即三色苋；在山东则指一种菜豆，即芸豆。显然，两地植物分布的差异直接导致了这一词义差异。
（二）文化习俗差异
传统文化、民风民俗都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会对不同地区方言词汇的词义变化产生影响。（见表2）
“?”的本意即为“从一端掀起”，在东北方言中，该词衍生出了新的词义。其中，“将酒盅、杯子或碗等容器里的酒一次喝掉”这一词义的衍生，体现出了东北地区豪放的酒文化。山东和东北都是有着独特酒文化的地区，山东人饮酒格外讲究规矩和礼节，往往互相端酒敬酒，一杯酒要数次才能喝完。这种饮酒习俗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传统：山东素称礼仪之邦，礼的讲究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自然也包括饮酒。而东北则原属蛮荒之地，且天气寒冷。人们饮酒更多时候是为了取暖，不暇讲究，因此形成了豪迈的酒文化和饮酒习俗。“?”恰好可以描述将碗从一端掀起，一饮而尽的动作，其引申出此种词义也不足为奇。
“呲打”在两地词义的不同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这种深层次的文化差异：该词在东北方言中缺少了“顶撞”这一词义。“顶撞”特指晚辈或下属对长辈、上级的不敬或不服从。山东作为孔孟之乡，长幼有序、孝悌谨信的儒家文化和行为准则被普遍接受，因此对长辈的出言不逊和不服从是一种为人诟病的行为；相比之下，儒家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就弱得多，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开放。这使“顶撞”这一词义的使用环境相对缺失，故而没有出现词义衍生。
（三）生活习惯差异
虽然生活习惯差异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差异的影响，但生活与语言更加密切相关，生活习惯的差别在两地方言词义的差异中体现得更为直接和明显。（见表3）
从“丝挠”和“大发”两词在两地词义的差别中，可以直观地透视出两地饮食习惯的不同。由于两地主要粮食作物不同，两地居民的主食也有差异：东北地区广泛种植水稻，主食以稻米为主，山东则广泛种植小麦，主食以馒头为主。因此，“丝挠”在山东更多地指馒头的变质，在东北则没有此种特殊指义；“大发”一词在东北方言中也缺失了“蒸的馒头等面发得大”这一主要词义。
（四）心理差异
人是语言的使用者，人的性格和心理因素会影响语言的发展。可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影响下形成的多样的群体性格，是地域文化差异的重要体现，同样会影响方言词汇在不同地区的词义流变。（见表4）
“刺挠”一词在山东和东北方言中都有“痒”的词义，而东北方言中缺少了“讽刺”之义。这一词义的有无背后是两地居民心理和性格的差异。山东人性格总体倾向于含蓄内敛，且很注重自己和他人的面子，极少直接指出对他人的不满之处，故而常常迂回暗讽；东北人性格总体倾向于直爽，往往心直口快，很少拐弯抹角地讽刺。因此，该词义在东北缺少使用环境，导致了该词仅停留在核心词义阶段。
与此相类似，“当啷”一词在东北方言中缺少“拉长脸”这一词义，也与两地居民总体的性格和心理有关。
四、 词义变迁的宏观透视
除了对具体词汇进行比较分析以寻找差异背后的文化因素之外，通过对两方言间形同义同、形同义近的词汇进行义类分类，并统计和研究不同义类的词汇数量以及每一义类下这两部分词汇的数量比例，还可以看出“哪些领域的词语语义衍生最快、语义运动最活跃，哪些领域的词语消亡得最多最快”[4]。将这些结论与社会生活、文化变迁等客观因素加以比照，亦可窥得当地地域文化的异同。
参照《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本》的义类索引，我们将比照所得的形同义同、形同义近词表进行了义类分类整理，分为天文、地理、日常生活、称谓、动作、形容词等二十余义类。在这些义类中，形同义同词汇比例过半的有天文、地理、时间、动物、房舍、器具用品、称谓、身体、饮食、红白大事、讼事、量词等；形同义近词汇比例过半的有植物、亲属、疾病与医疗、日常生活、交际、动作、形容词等。
由于所得词表排除了与北方其他次方言区相同的词汇，某些义类下的词汇样本数量过少，不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词义变迁的某些规律：形同义同词汇占比较大的义类多为名词性词汇，且多为自然界本就有的事物或衣食住行等与生活相关的事物；而形同义近词汇占比较大的义类多为动词性、形容词性词汇，且多与人们的性格、心理、认知有关。统计结果表明，动词、形容词更易在使用中产生词义的变迁，这与词汇流变的一般规律相吻合。
从另一角度看，每一义类下形同义同、形同义近词汇的构成比例还可以反映出山东、东北两地区地域文化的异同。在时令时间、房舍器具、职业称谓、红白大事等义类下，形同义同词汇占据着很高的比例（67%～100%）；而在动作、形容词、日常生活、交际等义类下，形同义近词汇占据着较高的比例（64%～69%）。这说明在一些基础的生活环境、生活常识和生活习俗上，山东与东北的文化有着较高的一致性；而在具体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和心理认知等方面，两地存在一定的区别。这一对比体现出，山东与东北两地的地域文化都具有北方文化的共同特征，并非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其差别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和心理认知方面。
从宏观视角对山东、东北方言相联系词汇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东北地区在移民过程中处于文化弱势地位，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成为了现今东北地区文化的主导，其所形成的地域文化并未脱离北方文化的共性。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地理环境的些许差异，东北地区也形成了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性格，这在方言词汇的微观分析中也能够具体体现。
五、 结论
通过对山东、东北方言间相同、相近词汇的比较研究，不仅能从词义的细微差异中透视出两地地域文化的差别，更能从词汇的义类分布中把握两地地域文化的异同。如前文所述，两地地理、心理、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差异会对方言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被词汇敏感地接收，以词义变迁的形式保留下怼6哉庑室灞淝及其地域文化背景的研究，不仅可以厘清东北、山东两地方言联系和变迁的脉络，还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地域文化对方言传承、流变影响的一般规律，探索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另一方面，方言不仅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更是多元地域文化的承载者。对地域文化、时代特征的敏锐接收与保留，是方言生命力的源泉，也是方言作为文化载体的意义所在。通过对不同方言在共时、历时层面的比较研究，能够发掘出方言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丰富的文化内涵，厘清文化传播的地域脉络和发展的时代脉络。正因如此，方言应当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而受到重视和保护。在推广普通话和社会现代化的大环境下，方言的此种文化意义显得更为重要：保护方言就是保护地域文化的土壤，这也是在文化意义上保护和传承方言的重要性所在。
参考文献：
[1]苏光宇.“闯关东”之东北移民及其文化初探[D].山东大学，2010.
[2][3]陈原.社会语言学[M].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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