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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errecchia关于信息披露的笔记
1999年，研究信息披露的著名学者Robert E.Verrecchia 受JA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杂志所托，对在此之前二十几年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披露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历经四次修改形成最终论文《Essays on disclosure》，于2001年发表在JAE杂志上。他将这些关于信息披露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类：
第一类为与披露相关联（Association-based disclosure）的研究。这类研究将信息披露作为外生变量，即在给定公司将私人信息披露给投资者的条件下，对资本市场中多样化和相互竞争并最大化个人福利的投资者的行为进行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披露和资产价格变化之间的关系，披露和交易量之间的关系。学者们从知情程度不同的投资者、投资者对披露的不同解释方式、以不同方式将披露纳入投资者的信念等角度，详细刻画了对于多样化的广大投资者，披露、价格变化、交易量和其他市场现象（如市场深度）之间的关联。Verrecchia由浅入深介绍了10个模型，并在总结中认为，这类研究已做得相当成功，模型相当精致和稳健、易于操作。
第二类为关于斟酌性披露（Discretionary-based disclosure）的研究。与第一类研究最本质的差别在于这类研究将信息披露作为内生变量，其假设公司管理者（或企业家）知道公司的内部信息，他们会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是选择披露还是不披露其拥有的私人信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类似于Akerlof的柠檬市场，管理者向潜在的购买者提供资产（或股票），而管理者知道资产的质量（即私人信息），这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在什么情形下管理者会披露或隐藏信息。
在模型的具体介绍上，Verrecchia首先讨论了固定专有成本或隐匿信息是否存在不确定性，并假设企业寻求最大化当期价值；然后放松了固定成本的假设，允许内生的、可变的专有成本；再将分析拓展至双头卖方垄断博弈，并假设企业最大化未来价值而非当前价值；最后放松如实披露的要求。
这类研究中建立的多为自愿性披露模型，而对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之间的交互影响研究较少，而这也是本文研究中会重要考虑到的问题，建立统一模型分别从强制性披露和自愿性披露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行比较，考虑哪种制度安排会更为合理。
第三类为关于披露的效率（Efficiency-based disclosure）的研究。Verrecchia认为斟酌性披露策略模型会导致潜在的非效率，而什么样的披露安排或战略是无条件占优的，或者说是“有效率”的，就是这一类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如果要将经济学思想引入信息披露的研究，作为经济学核心思想的“效率”就应当被涉及到。
在这类早期的研究认为披露的作用往好处说是虚幻的，往坏处说是有害的。而为解决这个“悖论”，主要分为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认为问题出在纯粹的交换经济这个假设上，并加入生产进行联合考虑，因为披露能改变以后的生产计划，可以导致在不同时间和企业间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也就使披露受到市场的关注。这一路径在解决问题上比较直接，不足以引起更多的争议，其成果相对较少。第二条路径认为问题出在无成本的私人信息获取这个假设上，并假定私人信息的获取是有成本的，且会造成社会福利的减损，而无成本的公开披露则可以阻止获取私人信息时发生的成本，从而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这一路径在解决问题上能产生逆向风险分担效应，且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如以上结果依赖于市场人完全同质的情况，研究中基本上都是单期模型，公开披露也可能是有成本等等。这也就使得第二条路径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
Verrecchia在论文的最后，认为最具潜力的研究是将信息披露与信息不对称的抑制联系起来，以资本成本中的信息不对称作为全面理论的出发点，将披露与效率、激励和市场过程的内生性联系在一起。从现有的众多研究来看，理论基础的模型一般将信息不对称描述为“二阶矩”效应（即方差效应）。而在经验研究中，希望信息不对称是“一阶矩”关系，即“好消息”使价格上升，“坏消息”使价格下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可能会有更多的阶矩，且都是相互关联的。相对于“一阶矩”，“二阶矩”能更好地刻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可能过于晦涩，而使得它们不能用计量的方法来刻画。
二、Dye对上文的评价
而在2001年JAE杂志的同期，发表了另一研究信息披露的著名学者Ronald A.Dye对《Essays on disclosure》前三稿的评论性文章《An evaluation of “essays on disclosure”and the disclosure》，在高度评价Verrecchia的总结性工作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Dye认为虽然在实践中强制性披露处于压倒性地位，但对于强制性披露并没有形成被认可的理论，这是不幸的，是以后的研究者应该纠正的。而对于自愿性披露，则存在较为统一的理论，可以将其看作是博弈论的一个特例，其核心假设是，任何考虑进行披露的主体只会披露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不会披露不利于自己的信息。Dye同时认为披露的内生模型是披露文献的核心，因为外生披露不是被设计用来最大化一切东西，而且尤其是能最大化披露主体的利益。本文建立的模型即为内生模型，将对自愿性披露和强制性披露在统一的模型里进行考虑。
关键词：普遍服务；大众市场；利润；价值；网络均富
1高端市场和大众市场
传统经营者都千方百计把有钱人的腰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因为赚富人的钱更容易。于是就有了专门为少数有钱人建造的总统套房和几百万元的高级轿车。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是有限的，资源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模式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了全面过剩，经济萧条可能是未来社会长期的表现形式。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更加明显。根据网络经济法则，网络的使用价值与用户的平方成正比。根据信息流通规则，如果一个信息网络只有少数有钱人使用，谈何信息流量？有差异才产生信息流通的势能。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一个必须覆盖全国甚至全球的网络，其结果是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2资源稀缺和欲望无限
传统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欲望无限前提下的理论体系，基础资源是钢铁和能源。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硅）和信息，资源不再稀缺，欲望也不再无限。网络服务的成本构成与价值实现形式正在给传统理论带来严重的挑战。
虽然早就有人提出过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而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但是直到20世纪末，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才使人类真正意识到过去的“康壮大道”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
经济实践证明，未来社会不是物欲无限膨胀的社会。因为人类的理性迟早会认识到，传统经济的病根主要在于金融资本盲目投资生产大量物质产品，反过来遭受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的严重报复。人类最终只能依靠网络生产力对物质资源的代替效应，以更低廉的社会成本直接投资全民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
3经济个人主义和网络协同精神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就提出一个悖论：人类在追求私人目标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下，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也就是相信人类的本性是自私的，但市场规律又天然具有一种平衡约束力，使每个利己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后被西方经济学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这个最优状态在整个西方经济实践中并不存在，传统市场经济在多数情况下不能导致资源的最优配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经济生活中仅有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末自由竞争结果更多的是低效率。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199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人们在非合作博弈中的平衡状态。最后的结论是，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过程中，每个行为主体的完全利己主义决策结果肯定是低效率的。它实际上证明了亚当·斯密200年前提出的每个人自私自利就可以实现公共福利最大化的假设的不可实现性。
随着网络技术进步和信息的日益透明，摆脱这种困扰的机会终于来临。人们在多次交往或者重复博弈后发现，遵循平等合作规则要比通过欺诈获得少数几次不义之财更有利。一个新的经济学观点正在形成，那就是：乐意给予者自己将获得最多，只有为他人谋利益，自己才能获得合理利益。
与过去不同的是，网络创造了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网络协同精神受到青睐。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中，唯利是图者越来越没有市场，损人利己者会很快得到报复。只有持平等合作态度，并为他人提供了有用价值者才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4利润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
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一直是传统经济教科书的一条刚性定律。“企业目标就是创造超额利润”，“办企业就是要为股东赚钱”等口号也被写进我国许多企业家们的施政纲领。在这样的理论氛围和经营模式中，企业家最关心的是年度利润指标，所谓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导致企业短视。甚至不顾本企业实际条件，看到人家干什么赚钱就要干什么。当一种业务利润下降，就盲目转向另一种业务。
从近期的产业实践来看，往往越是急于获取高额利润，越是离利润更远。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降低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了赚取更多利润，经营者很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在价格上大做文章。结果，国内外有许多企业由刚成立时的超额利润，到若干年后走向亏损和破产，就是因为沿袭传统经济的企业目标，急功近利而陷入困境。
随着信息越来越透明，社会越来越进步，现代企业目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在股份制的初期阶段，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就是要赚取利润，利润率越高，越能吸引股东们的进一步投资。在中期阶段，股东越来越多，董事会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主要是由一些经营专家组成，这些经营专家最关心的是企业品牌和企业业绩，股票升值还是贬值。股票持有者也希望股票升值而不是利润分红。发展到第三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股权继续分散，监事会成为企业的实际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的首要责任是约束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并在不污染环境、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
网络经济一个重要规律是梅特卡夫法则，就是网络价值与网络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换句话说，就是网络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财务收益。所以一个有远见的企业家要首先认识到微利时代的到来，进而还要以价值最大化为企业的首要目标，合理利润只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自然结果。
5收益递减和收益递增
传统经济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的约束，单位生产成本总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同时一个消费者占有实物财富越多，每增加单位财富对他的使用价值也会下降，从而形成收益递减效应。网络经济较少受资源、能源和交易费用约束，单位服务成本总是随着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一个人占有的信息越多，每增加一条信息对他的有用性才越大，因而形成收益递增效应。收益递增会造成某些小企业快速无边界扩张，形成新的集中垄断，比如微软公司、英特公司。在新经济领域，垄断可以看作是收益递增规律的逻辑性结果，但它又是破坏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和企业内部非效率性的罪魁祸首。因此各国在产业实践中一方面实行政策性管制，一方面培育竞争对手以限制这种垄断的力量，以寡头形式实现有效竞争。现在看来，过于分散的小企业和过度集中的大企业都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网络时代的最后赢家是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
6数字鸿沟和网络均富
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者则难以立足从中获利。换一个角度，一个人已经获得了大量信息，再增加一条信息对他产生的价值概率就高，相反，一个不掌握任何信息近乎的人，给他一条重要信息也毫无价值。也就是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信息均富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在落后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重要的潜在市场。超级秘书网
从自然属性看，工业商品在于内部性和独占性，信息服务在于外部性和共享性。也就是说，信息价值与价格（趋于成本）取向是相背离的。所以总体上讲，工业经济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网络经济更能促进共同富裕。目前出现数字鸿沟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穷人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和机制。
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穷人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关键词：乐府文学；乐府音乐；音乐视角；内部音乐视角；外部音乐视角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4—0052—05
“乐府”是流行于汉唐之间的音乐艺术形式，南朝刘勰、宋代郑樵、元代吴莱论乐府皆“主声”，即以音乐性规定乐府。乐府文学从属于乐府艺术综合形态，其文本生成与曲调特点、入乐要求直接相关。“音乐视角”本是乐府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但长期以来，乐府文学被视为一般意义上的诗歌，有关主题、题材、形象、艺术特色、文学渊源和影响等成果数量众多，社会学、文学的研究视角占据了主导位置。20世纪以来，学界大力呼吁加强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乐府文学研究格局得以扭转，成绩斐然。当乐府艺术、乐府文学的音乐性逐渐被揭示之时，关于乐府研究自身的学术思考和总结就很有必要了。包括乐府研究中“音乐视角”的构成要素、乐府音乐与乐府文学的一般关联、“音乐视角”在研究实践中的定位等问题的讨论，将有利于“乐府学”的规范开展。
一、“音乐视角”的认识和实践
讨论乐府文学研究的“音乐视角”，首先应明确的问题是：音乐视角的研究与音乐学研究的差别。简言之，音乐学研究以解决乐府艺术的音乐问题为目的；音乐视角的研究则以揭示乐府文本的音乐成因为目的。显然，音乐视角的研究归宿还在文学问题。但二者又存在密切关系，音乐学成果为乐府文学音乐视角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乐府音乐史上存在许多疑难问题，如“清商”概念、相和五调调式、“清商三调”“大曲”的曲式、南朝新声的“和声”位置等，但纯粹的音乐学成果并非都有助于揭示乐府文本的成因。比如，有学者从古琴学的角度，提出“平调是以徵为主”，“清、平、瑟三调原是三宫十五调，相和五调是五宫二十五个调”。但这一具有较高音乐学价值的结论，对于解决汉魏相和歌艺术的生产消费以及相和歌文本形态等问题，其意义是有限的。
“音乐视角”较之纯粹的音乐学研究更为宽泛，不仅包括音乐本体，也包括外部音乐环境，构成更具开放性的音乐文化内容。有关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乐府制度和职能的演变，乐府艺术的功能、用途，乐府曲调的传唱和变异等音乐考察，有益于解决乐府文学的创作机制、发展方向、风格特点、文本形式、流传影响等问题。由于音乐艺术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因此，文化意义上的“音乐视角”实际上更接近音乐事实。
同时，“音乐视角”较之音乐学研究更具可行性。曾经立体而生动的展示于舞台上的乐府艺术，并无活态的音乐内容留存下来，这是乐府研究必然面对的现状和无可回避的困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近那个时代的音乐艺术，可以“还原”其舞台面貌，是应该审慎回答的问题。显然，纯粹音乐本体的研究是有限的，“音乐视角”研究的文献记载相对丰富，研究空间较大。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乐府文学研究，已经体现出较为宽泛的“音乐视角”。朱谦之的《音乐文学史》是我国近代第一部考察音乐与文学关系的专著。第五章“乐府”指出：“两晋之嵇康、陆机、傅玄、石崇、陶潜，宋之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鲍照、汤惠休，齐之王融、谢朓、沈约，他们的作品……可歌唱的很多”。对乐府可歌唱的事实的强调，实际上是树立“音乐视角”的前提和基础。
任半塘《唐声诗》研究唐代齐言歌辞，相当于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近代曲辞”。其思路和目的是从文献记载和文本形式判断歌辞入乐，这和从音乐视角分析文本成因正好相反，但所提出的声诗人乐的几项条件，与“音乐视角”有一定关联。比如，他提出，记载于《教坊记》中的曲调必是声诗无疑。这就启发我们，凡宫廷音乐文献中记载的曲调，应该是在宫廷中保存并实现了歌唱的。音乐文献的记载是曲调传唱的重要依据。
王运熙《吴声西曲的渊源》一文，基于南方民间存在历史悠久的短小歌谣这一事实，揭示吴声、西曲五言四句体式的音乐渊源；并以清商新声和汉魏相和旧曲存在音乐继承关系为论证基础，指出吴声、西曲的“一首”相当于汉魏旧曲的“一解”，从曲式的角度揭示了新声歌辞句数为四句的音乐成因。
上述曲调传唱、音乐渊源、曲式结构的“音乐视角”研究具有典范性。然而，并没有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学术自觉，并没能从根本上转变社会学、文学的研究思路。
乐府文学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并没有实现演唱的直接证据，只能算作拟歌辞或拟乐府。因此，以实现演唱为规定性的歌诗视角不完全适合乐府文学研究。2005年，吴相洲正式提出“乐府学”，并规划了乐府音乐学的研究范围：一、所涉音乐体制的研究（乐府制度、乐人活动、乐人表演情况等）；二、曲调、术语的考证；三、各类乐府诗流传变化过程的描述；四、各曲调的音乐特点及其对曲辞的决定作用。其中，“音乐体制”既包括制度也包括表演主体，不够明确。曲调、术语考证的目的在于掌握曲调的音乐渊源、特点，和第四方面存在交叉重合。“乐府诗的流传变化过程”表述为“乐府曲调的流传演变”，似更切合音乐学研究。这些内容涵盖了音乐制度、音乐制作、表演主体、音乐产品、音乐流传等四个层面，乐府文学研究的“音乐视角”至此基本清晰。
二、“音乐视角”的构成要素
【关键词】翻转课堂 高职英语 教师角色
一、研究背景
1.“翻转课堂”的发展过程。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化策略、学习技术、社交媒体技术等各种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一种重要课堂教学技术变革――“翻转课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2007年美国科罗拉多州的Jon Bergmann和Aaron Sams首次在高中化学课上尝试让缺课的学生在家观看教学视频，在课上由教师讲解作业的教学模式，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并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2011年，孟加拉裔美国人Salmankhan创办了Khan Academy（可汗学院，罕学院），免费提供优质教学视频，降低了教师在教学中实施“翻转课堂”的难度，推动了“翻转课堂”的发展。2011年后，随着Moocs亦称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崛起，“翻转课堂”在实施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早期的课前观看视频、课上老师讲解的“翻转课堂”相比，慕课更重视“互动与反馈”，提倡建立“在线学习社区”。
2.“翻转课堂”的定义及特点。所谓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就是在信息化环境中，由教师提供视频教学资料，学生在课前完成对教学视频等学习资源的观看和学习，再由师生在课堂上协作探究、共同完成作业答疑，和互动交流等活动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结构，翻转了原有的“教师课堂上课，学生课后写作业”的教学结构，重新建构了“学生晚上自主学习新的知识，白天在课堂在教师的辅导下参加课堂活动，完成知识吸收与掌握的知识内化过程”的教学结构，形成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知识吸收与掌握的内化过程、在课堂外完成知识学习的新型课堂教学结构。“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课堂”更注重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师给予学生的个性化指导，教师的角色从传统的观念中讲台上的主讲者，转变为教学过程中的指导者、组织者、助教和辅导员。
3.英语教师角色的定义及其在“翻转课堂”中的作用。“角色”一词在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演员扮演剧中人物，或是比喻生活中某种类型的人物，也指工作中一个环节、一个部分。“教师角色”包括以下三种含义：一是教师的行为；二是教师的地位和身份；三是对教师的期望。对于高职英语教师来说，传授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是教师的核心角色。而英语教师角色是教师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由于教学目标不同、教学方法不同而介于学生互动所形成的不同教学作用的统称。
该课堂形式首先被应用于中小学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国内外的学者们通过研究和实践证明“翻转课堂”的理念也可以应用于职业院校层次的英语教学课堂上。教学活动能否获得成功离不开学生的配合，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层次或是课程的操作流程都不是“翻转课堂”在高职英语教学中推广的障碍，教师角色转变和准确定位是此项教学改革成败的基础和关键。未来的高职英语教学应该是网络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慕课、微课与翻转课堂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课堂上教师担任的不同角色对高职英语学习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未来的“翻转课堂”也对高职英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英语教师角色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国外学者对外语教师的角色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
一是从教学法变革的角度，分析英语教师在不同教法中的角色和作用。Harmer（1983）认为外语教师的角色为控制者（controller）、评估者（assessor）、组织者（organizer）、提示者（prompter）、参与者（participant）和知识源头（resource）。Voller认为在帮助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英语教师扮演的最重要的三种角色分别为促进者（facilitator）、指导者（counselor）和知识来源者（source of knowledge）。Wells（1993）；Hall（1998）；Hall& Walsh（2002）在课堂师生互动中研究了语言教师的角色。Richards and Rogers（1986）所著的《语言教学的途径和方法》，Breen and Candli（1980）发表的《交际语言课程的要领》，Widdowson（1987）发表的《教师和学习者的角色》；Tudor（1993）发表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中教师的角色》等论文和著作中都体现了这一角度。
二是研究教师信念（belief）对英语教师角色的影响。教师角色信念系统对教师在语言课堂教学实践过程中的教与学产生巨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学者们普遍认为：教师信念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西方语言教师的信念可能和亚洲语言教师的不相同。研究教师角色信念的代表作主要有：Williams and Burden（2000）所著的《语言教师心理学》，Richards（2001）所著的《超越专业技术训练》，Brindley（1984）所著的《成人移民教育研究的需求分析和目标设定》。
三是从文化角度出发，对比东西方文化中教师角色的不同之处。他们（Watkins & Biggs，2001；Holmes，2005）认为东方教师倾向于专制主义（authoritarian），不善于沟通（antisocial），善以考试为主、以大量信息大量记忆等方式进行辩证法实践论证（dialectic approach）。西方教师通常被认为是课堂教学中的促进者（facilitator），组织者（organizer），友好的评价者（friendly critic）（Pratt，1991；Cortazzi & Jin，2001）。
此外，也有学者根据教师风格的分类，研究英语教师角色在课堂上发挥的不同作用。如Lewin，Lippitt，& White（1939）等人将教师的领导行为归纳为三种：专制（autocratic）、民主（democratic）、放任（laissez-faire）。
2.国内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英语教师角色。曲文婕（2004），申海霞（2008），赵蓉（2011）等调查、分析并评价大学了英语教师在语言课堂的中介作用，徐锦芬（2007）进行了“中外籍英语教师课堂中介作用调查与对比分析”。华维芳（2001），徐锦芬（2004），王一普（2005），项茂英（2010）等探讨了英语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及角色定位的重要性。刘士祥（2013），但冰洁（2014）等研究了外语教学改革下英语教师的角色转变；唐卫红（2009），刘毅（2012）论述了大学英语学习者和教师角色期待之间的关系。陈冰冰（2008），丁仁仑（2014）等对大学英语教师信念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大部分关于教师角色的研究都以描述性研究为主，量化研究较少，仅有庞继贤（2004），王霞（2013）等进行了量化教师角色行为的实证研究。笔者以“翻转课堂”和“教师角色”为关键词在搜索了“中国知网”数据库后发现，相关研究文章的数量仅为5篇，以平面分析和展现“翻转课堂”中教师应承担的角色为主，以“翻转课堂”，“高职商务英语课程教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的研究文章数量为0篇。可以看出，“翻转课堂”在高职商务英语教学方面的研究还很局限，还没有深入到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还需学者们作更深层次的挖掘。
三、研究内容
传统高职英语课堂角色单一，而“翻转”的高职英语课堂教学带来的是教师角色全面重塑与革新，给身处改革中心的高职英语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本研究以建构主义理论、掌握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完整课堂教学活动的分析，研究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教师角色包含内容及影响因素、教师角色现状，提出其改革需要；通过研究分析提炼角色相对应的特征及细分角色的演化过程，从多维度提出促进教师角色转化的诊断性建议，重新定位信息化环境下“翻转课堂”中高职英语教师角色，构建新角色模型，实现教学改革中高职英语教师角色的顺利演化。具体内容包括：
1.把高职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情境建构、师生角色、师生关系、师生信念等问题作为研究内容，研究教师角色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各种影响教师角色的因素。
2.传统高职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角色现状的调查研究和思考。
3.传统课堂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中高职英语教师角色对比研究；预计通过对“翻转课堂”实验教学班级和传统教学班级中师生角色对比，教师课堂教学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分析高职英语教师角色的演化过程，研究教师角色的不同作用，找出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诊断性建议，提高学生的英语输入效率，改善教学效果。
4.“翻转课堂”中教师新角色呈现方式和作用的研究分析。
四、创新点及研究价值
1.创新点。目前国内能够检索到的相关研究大都是针对“翻转课堂”中英语教师的角色期待或是角色转变的意义讨论研究，研究内容比较单一，实用性不是很强，很少有深层次的应用研究。本研究以建构主义理论、掌握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理论为基础进行研究，和传统的研究方法相比，本研究的思路更系统、全面，容易找出影响教师角色的关键原因，因而能够更加有效地提高教学科研的效率，优化教学改革的方案。
2.研究价值。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课堂结构的彻底变化，从而推动了“翻转课堂”的发展。国外对“翻转课堂”中外语教师角色的实践和研究比国内早，也更为丰富，但由于国外“翻转课堂”的教育背景、发展水平、办学层次、评价体系等和国内的情况不尽相同，而这些方面又都影响着“翻转课堂”中教师的角色定位和教师能力发展，相关的研究结果对我们有借鉴价值，但未必完全适合高职英语“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对高职英语教师提出的特殊要求。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1）本研究旨在对高职英语教师角色进行多维度分析，以建构主义理论、掌握学习理论和人本主义教学理论为依据，研究“翻转课堂”中高职英语教师的角色转变过程并对教师角色特征进行分析和证据性描述；并结合教师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提出诊断性建议。通过研究转变教师角色来改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由知识接受者变为知识探索者和体验者，解决本院英语教学中的若干问题：如学生的语言学习过程中输入效率不高、交际意识和语用能力不强等问题，弥补当前高职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之处。
（2）本研究成果可以为研究高职英语教学改革和实践的学者及教学一线的老师所用，用于不断完善自身角色定位，重新定位师生关系；为探索深度课堂交互提供指导，促进“翻转课堂”的推广，实现教学改革中高职英语教师角色的顺利演化，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继而改变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
（3）本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研究者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其他教学研究，如教师角色冲突、角色行为与技巧等问题的研究。本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还可以进行迁移性应用，进一步推广到其他层次的外语教学中，为我国外语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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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柯森.论信息时代教师角色的转变及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J].教育研究.1997（6）.
关键词：90年代以来 萧红研究 述评
萧红，这个集天才与努力于一身的现代女作家，在人间仅走过了31个春秋，她的一生是孤独、寂寞的，而在她去世以后，却形成了几次研究高潮。其病逝香港后茅盾对之寂寞情调的论说与之前鲁迅、胡风的评说形成了对萧红的经典性评价。及至1957年萧红归葬广州银河公墓，再次形成追悼、怀念萧红人生、品性的高潮。而到了新时期更是形成了她同时代作家身后无法比拟的“萧红热”，仅传记达十部之多。综合90年代之前的研究，要么拘囿于鲁迅、胡风、茅盾的评价范围。要么从文学的外部着手研究生平经历甚至沉浸于其生活情感的琐事中，研究视角单一，走不出政治、伦理评判的窠臼，真正对其作品有创见性的研究不多。而9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在不同的程度上有所超越，同时也存在缺失。
一、走向多元的萧红研究
90年代以来人们对萧红作品的认识更多了种冷静的审美，不再像之前那样多从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苛责其个性化的创作，再加上西方多种研究方法的介入，不仅乡土文学及艺术评判角度的研究得以深入，而且还开始尝试从比较文学、女性文学、叙述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意义等不同的角度来全面审视萧红的创作，从而使得90年代以来的萧红研究走向多元。不仅《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等经典性的作品得到再度阐释，《后花园》、《牛车上》、《桥》等短篇以及她与萧军共同创作的《跋涉》，及其散文、诗歌、话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
1、从乡土文学及其相关角度进行拓展研究
此阶段的一些研究不仅看到了萧红作品取材故土人民生死的描写价值，且看到她对鲁迅国民性批判的继承，不仅写出了民众在土地上的挣扎状况，而且探究了民族生命力萎缩的病根，从而超越了同时代“左翼”文学狂呼集体意识的“反帝反封”创作。如陈洁仪认为萧红以其幽默与讽刺对落后的国民性的批判消解了抗战作品中的盲目乐观。
与之乡土文学评价相关的是，一些研究者从萧红对故土的矛盾心理来探究她乡土创作中的复杂心绪。秦林芳、单元等从萧红的恋家情节与无家可归的矛盾，“离”与“归”之间的两难，忆旧与忧郁的交错等方面来看待她乡土文学创作的丰富内涵；同时萧红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民俗意识也得到阐发。
2、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日渐成熟，一些研究者将萧红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对比研究，不仅与同时代的乡土作家(如鲁迅、沈从文、师陀)、左翼作家(如柔石)、东北作家群的同乡(如骆宾基)、现代女性作家(如庐隐、冰心、丁玲、张爱玲)等进行对比。还有与当代作家迟子建、台湾作家三毛。以及国外的屠格涅夫、伍尔芙等的对比研究。不仅有内容的对比，亦有人物形象、创作方法、艺术风格、语言等艺术方面的比较研究。
3、从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萧红对女性的书写
一些研究者从萧红对女性的怀孕生育的痛苦、动物般无目的地生存真相的描述中看到了中国女性的悲剧。并从这些惨痛的书写中看到萧红对女性悲剧根源的揭示，即：这不仅是贫困、阶级压迫、外敌人侵、自然灾害造成女性的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关键是女性在精神上被传统道德毒化。其中黄晓娟对萧红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深层探究，指出女性在“思想意识没有充分觉醒”的情况下，“是无法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完全解放的”。
4、从萧红创作的艺术手法、文体特色等角度进行研究
在艺术创作方法方面，有从修辞学角度研究其创作中的象征、讽刺、幽默，也有从语言角度，研究其语言的本真色彩，还有从景物描写角度分析写景特色及其景物描写在文中的作用，解析文章的抒情风格；从文体的角度研究，萧红小说所具有的散文化特色得到再度阐发；艾晓明则另辟角度。认为“萧红小说风格最重要的特质，远非所谓热情的、感情细腻的，而是在于戏剧性的讽刺。适应这种想象方式，萧红创作出场景性的小说结构，发展了一系列反讽手段”。
5、从叙事学角度研究萧红的叙事视角
许多研究者正是从萧红的文本中发现儿童视角的运用与其自然天性的浑然天成，其亲切质朴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儿童视角的成功运用。此外，还有从叙述人称、成年视角对其文本进行解读的。翟慧清则从萧红叙述人称的变化来探讨她背后复杂的思想。
6、从创作所受的文化及文本风格的影响来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四”文学传统、传统文化、国外作家的影响方面。陈国恩、任秀霞认为萧红把“五四”传统中个性解放的主题与改造国民性及左翼革命叙事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同时代人的创作。而黄晓娟在对萧红进行系统研究的博士论文中，认为萧红的创作深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古典散文的文字及其诗情画意和对意境的追求潜在地渗透到萧红清新自然的创作中，而佛教思想中的苦难意识及其对生死的参悟影响了萧红对生活的言说：同时论者认为萧红深受辛克莱和屠格涅夫的影响，辛克莱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影响了萧红对社会生活表达的热情尤其是对底层人民生活的书写，而屠格涅夫对大自然的倾心及其清新的文字及作品风格对萧红的艺术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江少英则把萧红小说对东北人民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的描述归为“原型循环的时间观”，认为“萧红对生命的感受的是道家思想的影响。”
7、从哲学意义的角度进行研究
一些研究者认为萧红的作品超越了一般的价值言说，具有超越国界与时代的哲学意义。崔云伟认为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存在主义作家，她透析了人类生存的困境，呼兰河是整个人类生存的隐喻；陆新则认为时间在萧红文本中无具体所指，而是一种恒定性的存在，它可以指向任何时代，从而萧红也用这种时间观念将人类的生存困境指向永远。
此外，还有从从创作心理的角度进行深度挖掘的研究，同时散文方面的研究也有一些进展。张鹏振发现萧红这样经营她的散文创作，与她追求表述方式的充分自由密切相关；吕若涵从萧红的散文创作来探究其思想、心态的变化，这是萧红散文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二、研究反思
综观90年代以来萧红的研究状况，由于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得萧红研究逐渐走向多元，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从文学的审美着手，摆脱政治伦理评价的束缚，开始对文本进行细致地解读，这样使得萧红的不同体裁创作都得到了一定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不仅从艺术研究的角度对萧红作品的语言、风格、结构、修辞手法、写景抒情特色等不同方面进行了考察，还从女性文学、叙事学等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萧红的忧郁情调、忆旧情结、乡土特色、悲剧氛围、恋家情结、寂寞感、生命意识、人为关怀 等文本内涵，挖掘出其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对人类生存观照等文本意义，并从萧红创作的艺术渊源来对其进行细致的解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前人的研究。但在此阶段的萧红研究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外部研究重于内部研究，造成研究中的本末倒置。
尤其是90年代初的一些研究还没有走出80年代研究的窠臼，其中的一些研究还局限于对萧红情感纠葛的追问，以对其曲折情感的考订来代替对作品的解读，以其生活经历来牵强附会作品。这样就抹杀了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的界限，对作品价值的认识也只能浅尝辄止，甚至误人歧途。文本的外部研究，如对作者家庭生活、教育背景、个好以及时代背景的考察都是必要的，这样有助于了解作者的心路历程，有利于对作品内容的挖掘；相反，完全割裂作家的传记研究与作品研究的关系，也就断绝了一条进入作品的重要途径。但是对文本外部因素的考察是为了更好地解读作品，不能以外部的研究来代替对作品内容的研读。不能把生活等同于艺术，何况一些对萧红经历的考订也陷入了流俗，有猎奇心理的作怪，陷入对其生活细节琐碎的盘查。
其次，萧红故土的研究多于异地的研究，其故土同乡的研究由于多了乡情的亲和，而异地的一些研究又由于对萧红寂寞人生的无限同情，这使得其中的一些研究不能走向理性的审视，不能对其作品做出客观冷静的评价。
不可否认的是萧红故乡的研究者对其研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尤其是以《北方论丛》、《呼兰师专学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为中心发表了许多研究性的论文，并且他们在萧红资料的整理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本来立足地域文化的视角和氛围来解析作家作品。更应该有新的发现。但是东北萧红故土的研究情感诱导多于理性的评判，近些年的萧红研究成果，回忆、记悼性文字、生平史料、作品评点、描述式评价占着不小的比例。而一些异地的研究者同其故土的人们一样，走不出萧红不幸的生活，以对其寂寞、孤单人生的同情来夸大作品的内涵。这样就与80年代以左翼文学的政治化标准来贬低萧红独特的个性化书写一样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应该同情萧红的不幸，但不能以对作家情感的倾斜来加重对文本的过度阐释。
再次，整体研究不够，重复研究太多。
对其作品的解读多集中于小说部分，散文、诗歌、话剧部分虽均有涉猎，但研究明显不够。且在其小说的研究中对其前期作品的研究多于后期作品的研究，很多的研究集中在《呼兰河传》、《生死场》、《马伯乐》、《小城三月》等经典文本。而萧红后期在香港的创作研究还不够深入。只有通过对她不同体裁、不同时期的所有作品进行全面的解读，才能够对萧红及其作品有整体、深入的认识，不然很容易走向片面的了解。
90年代以来对萧红的研究方法虽然多样化，但其中的一些研究只是拿西方的理论来套读作品，以观念的先行来寻找文本中的答案，这样对萧红作品的理解就不是通过研读得出的，而只是以萧红的创作印证了西方的某种理论，其文本成了外来理论观念的推理。且此阶段萧红的研究论文数量虽然很多，但研究的结论多集中在萧红的寂寞、忧郁情调，对国民性的书写超越左翼的创作，女性意识等一般的范围，这样就造成了萧红研究虽热，但真正的深刻解读不多，单篇的研究论文不少，但形成像沈从文、张爱玲等那样的作家研究专著极少，而这其中的一些作家也像萧红一样在新时期之后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及至90年代左右形成研究高潮，人们只注意到了萧红创作的异质性，却没有将这种特性深入地挖掘下去，这样就形成了萧红研究表面的热闹，而实质研究中的寂寞。而表面的喧哗却不是孤独的萧红所需要的，她不是以其孤单来抗拒他人的介入，而是我们没有从她的心灵中去解读她，所以，如果说生前的萧红寂寞是因为她超越了其所生存的那个封闭的时代，成了孤独的先行者，那么她90年代以后喧哗背后难耐的凄凉，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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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陆新，时间在萧红小说中的意义，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1)
【关键词】参与观察；角色；伦理
参与观察作为社会研究方法之一，最先被应用于人类学，后来被用于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由于在进行社会研究时，参与观察这一研究方法，充分考虑到了人的特殊性，所以在当今的社会研究中，运用参与观察的研究也日益增多。
但是在现实的实践中运用参与观察时，还存在着许多误区与误解，如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与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field work）是否存在着差别？参与观察者在进行观察时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在进行参与观察时所涉及到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国内外文献对于这些问题的有诸多阐述，需要进行逐一的清理。
一、对参与观察的界定
关于参与观察，不同的研究者往往有不同的理解。
艾尔巴比（Earl Babble，1975）认为参与观察不仅是一种可以进行资料收集还提出了它的另一种功能，即生成有关理论。而约瀚逊（1980）注重把参与观察看成是一种形成观点的过程。袁方（1997）认为参与观察是全面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陈向明（2000）则认为参与观察可以了解到行为者作为行为的意义。郑杭生（2003）则强调研究者的参与行动。Harvey Russell Bernard（2006）认为参与观察是文化人类学的基础，通过运用参与观的察可以发展一种经验性的知识以及一种有效的实证性的知识。
综上所述，对于参与观察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这一方法的适用范围、怎样进行参与观察、以及进行参与观察后所得到的资料为何这三个方面进行概念的界定。
二、运用参与观察方法的研究与对参与观察的研究的综述
最早使用“参与观察”一词的学者是林德曼（Lindeman），他在1924年提出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观察者分成两大类型：客观的观察者和参与观察者（Fricdrichs&Ludtke，1974）。最早将参与观察法运用于田野工作的是马林诺夫斯基（1922），他于19151年到1917年在特罗比思岛上对当地的土著人进行了两年之久的参与型研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都是根据其观察所得的资料而成的；社会学家N.安德鲁森加入流浪汉的队伍，写成《流浪者：无家可归的社会学》；而且1936-1940年间怀特对美国波士顿的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街角社会》，而1960年美国人约翰.格里芬，把自己装份成黑人，进行亲身经历，以自己所见所闻及经历写成了《像我这样的黑人》。运用参与观察这种方法写成的著作还有很多如：华纳的《洋基城》（1963）、林德夫妇的《中镇》。
而中国的费孝通（1988）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林耀华的《金翼》都采用了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同时，近年来，运用参与观察的研究越来越多。
而国内外对于参与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对各类使用参与观察的作品进行相互比较的研究；第二，对于参与观察者角色进行的研究，本文主要对于后一个问题进行梳理。
国外对于参与观察者的角色有多种的分类，主要的有“两种角色说”、“三种角色说”、“四种角色说”以及“多种角色说”。
（一）两种角色说
艾尔.巴比（Earl Babble，1975）只是较为笼统的把参与观察分为两个方面：完全的观察者与完全的参与者。在任何事件中，如果你们扮演完全参与者的角色，就要让人们仅仅视你们为参与者，而非研究者。”而完全观察者则是在任何情况下观察社会过程都不成为其中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其看成一个置身事外者。
两位纳克米亚斯（Nachmias & Nachmias，2000）则认为，在参与观察中，研究者要的角色只有两种：完全参与者和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纳克米亚斯的完全参与者与艾尔.巴比的论述是意思相似。而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角色，即观察者参与到被观察群体的活动中，但告知被观察群体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研究的目标。纳克米亚斯所谓的观察者的参与者调强要把自己的研究者身份告之被研究者。其立图与被研究者建立良好的关系以顺利开展研究。
风笑天（2001）认为在参与观察中观察者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角色是“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另一种角色是“完全的参与者”，或隐蔽观察者，这两种角色按照研究者公开与隐密进行划分。
（二）三种角色说
哈维.罗素.伯纳德（Harvey Russell Bernard，2000）把参与观察者分成了三种角色：完全的参与者（Complete paticipant）；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完全的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这是在艾尔.巴比两种角色论的基础上多发展出了一种介于两种角色之间的角色――参与观察者。参与观察者（participant observer）又分为两种角色身份：局外人（outsider）和局内人（insider）。局外人（outsider）是指研究者本身就属于所研究的文化群体的一部分；而局内人（insider）是指研究者本身不属于其所研究的这一群体，是属于外来者。
查姆布里斯和斯卡特（Chambliss & Schutt，2003）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种参与观察者的三种角色的分类：完全参与的角色（complete participation）。这种角色也是强调隐蔽或秘密，同时还要强调研究者在这个场景中要扮演一个真实的角色，被研究者只知其扮演的角色而不知其研究者的角色。参与和观察混合的角色（Mixed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强调研究者会告之一部分被研究者其研究者的角色。完全观察的角色（complete observation）也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角色，不会参与被研究者的活动中。
甘斯（Gans，2004）也提出了相似的三种角色：完全的参与者（total participant）、参与的研究者（researcher-participant）、完全的研究者（total researcher）这一划分虽然名称也前几名学者的划分一致。但是其所代表的意思却有所不同。甘斯更加注重研究者涉入研究事件的程度，强调其角色的转换性。
阿德勒和阿德勒（Adler & Adler，2007）则建议了另外的三种角色：完全的成员，积极的成员，边际成员，这样的划分是基于与被研究者保持的距离而言的，但其的划分与前面的划分也有相似之外，即距离越大，则研究者的身份就越隐秘。
（三）四种角色说
Gold（1958）则把参与观察者的角色划分成四种：完全的观察者（Complete paticipant）、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observer-as-participant）、作为为观察者的参与者（participant-as-observer）、完全的参与者（Complete paticipant）。这样的划分按研究者的参与程度划分。完全的观察者与完全的参与者是参与与不参与两个极端方面。而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及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又继续按照研究者的身份的隐密度来进行划分。
Junker（1960）也将参与观察的角色进行了四种分类，但是解释却有所不同：完全的观察者（complete observer）强调研究者身份不为被研究者所知；进行观察的参与者（observer as participant）强调被研究者身份可知但观察的内容不全面；进行参与的观察者（participant as observer），强调研究者身份的公开性；完全的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例如，研究者的举止与会员无异，且分享局内人才知道的秘密消息。
（四）多种角色说
Lee Harvey，Morag MacDonald（1993）的划分较为复杂，首先把参与观察中的参与者分为了三个大的类型：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部分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附属成员（Associate member）。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是完全的作为观察员的群体，同时完全的参与群体中的活动，即要扮演群体中的一个角色。完全的参与者又分为两种情况：与研究者不同文化群体的完全者和与研究者属同一文化群体的完全参与者。部分参与者（Complete participant）研究者参与研究群体的部分活动，但并非全部。附属成员（Associate member）这种情况发生在研究者不能成为该研究群体的直接成员时，如成人研究青少年群体时。
同时，Lee Harvey，Morag MacDonald还详细的列举了观察时可能遇到的情形：就参与观察者来说是否要保持研究环境的真实、可靠性性分为：引人注意的研究（Obtrusive research）和不引人注意的研究（Unobtrusive research）根据是否让被研究者了解又分为公开观察（open observation）和秘密观察（secret observation）以及观察时的是否保持一个中立的角色（A neutral role）
把三种观察者的类型与观察的类型进行组合，有十八种参与观察的类型（参见表1）
表1 参与观察角色（Participant observation roles）
参与的类型
完全
（Complete） 部分
（Partial） 附属
（Associate）
观察的类型 公开的引人注意（Open obtrusive） 1 2 3
不中（non-neutral）
公开的引人注意（Open obtrusive） 4 5 6
中立（neutral）
公开的不引人注意（Openunobtrusive） 7 8 9
不中立（non-neutral）
公开的不引人注意（Open unobtrusive） 10 11 12
中立（neutral）
秘密（Secret） 13 14 15
不中立（non-neutral）
秘密（Secret） 16 17 18
中立（neutral）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参与观察者的角色有两种角色说、三种角色说、四种角色说以及多种角色说四大类主要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参与观察者角色的划分，划分的依据由简到繁、由少及多，主要的划分标准有：是否参与到研究的活动中、被研究者是否知情以及、研究者身份的公开与否以及研究者的价值态度。
显然Earl Babble和Nachmias的划分并不全面。Babble对角色的划分非此即彼，过于绝对化。而Nachmias以被研究者知情与否进行的划分，也过于片面。它只包括完全的参与者以及完全的参与者，不过他对这两种角色的论述是相当深入的，他主要讨论了这两种角色各自的缺陷。
而Harvey Russell Bernard的角色分类较之Babble和的角色分类有了进步，在Babble的角色分类的基础上多了一个参与观察者，是界于完全的观察者以及完全的参与者之间，同时Bernard不进一步把参与观察者进行了细化，以研究者是否属于所研究的文化群体中这一标准，把参与观察者进行了细化分为了局外人（outsider）和局内人（insider）。但是，值得指出的是Bernard并没有明无确的说是参与观察者是参与涉入及的程度，同时他把参与观察者划分为局外人（outsider）和局内人（insider），在纽曼（Neuman）的划分中，根据研究者与成员间分离或涉入的程度，在某个极端，田野角色是置身事外的局外人（outsider）；而在另一个极端，田野角色则是一个亲身涉入的局内人（insider）。在同一个概念中，对于局外人（outsider）和局内人（insider）有不同的解释，可能为引起误解。查姆布里斯和斯卡特由从两个维度来进行划分，但是从图示来年就这两个维度来行进的划分，它亦是不全面的。而甘斯与阿德勒的划分基本上相同，只是对于研究者“投进去”与“跳出来”的看法有所不同。
相对来说，Gold用双向维度进行的划分，根据研究者的身份以及是否参与到研究活动中这两个维度进行划分，就这两个维度来说是相对全面的。但是较之MacDonald对于参与观察者十八种角色的划分也有不完全的地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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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辅导员；角色冲突；调适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0603（2017）31-0266-01
辅导员作为一支有教师身份的特殊群体，普遍认为是角色冲突的一种典型情境[1]。当前国内研究人员对高校辅导员的角色冲突问题有着大量而深入的研究，但将辅导员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高校研究生辅导员单独作为一个群体研究的比较少。因此，笔者对这一群体——研究生辅导员的角色冲突进行探讨分析。
一、角色冲突的概念
所谓角色冲突，是指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抵触，影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角色冲突主要有两种类型：角色内冲突和角色间冲突。其中角色内冲突主要是个体受角色本身局限引起的角色冲突；而角色间冲突，是指角色从内部两个或两个以上角色之间的矛盾所引起的角色冲突[2]。
二、研究生辅导员角色冲突的表现
（一）研究生辅导员角色内部冲突
1.工作能力与辅导员工作要求之间的冲突
随着高校的发展，许多高校从人才比较集中的研究生当中选取一部分研究生辅导员来满足岗位需求。这部分人来自各个专业、不同年级，而且他们本身是学生，在这之前毫无工作经验。辅导员一职本身是非常要求专业化的一份职业，作为一位辅导员用一句比较調侃的话形容就是“十八般武艺，要样样精通”，既要有体力、才艺、口才，还要有责任、有担当。众多角色要求集于辅导员一身。而对还处在学生角色的研究生辅导员来说如何满足辅导员工作要求引起了冲突。
2.自身发展与职业前景之间的冲突
根据调查研究各大高校选聘研究生辅导员分两种，一是专职辅导员，即在工作期间停止学业，保留学籍，最长工作期限两年；二是兼职辅导员，即一边上学一边从事辅导员工作，最长工作年限三年，由于工作时间所限，大部分研究生辅导员一开始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热衷于工作，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业的压力、辅导员工作的繁琐、职业前景渺茫使他们不能继续从事此项工作。高校既要求保证辅导员职业的专业化和高标准，也不会对研究生辅导员毕业后的发展有所承诺，因此更加剧了研究生辅导员的职业倦怠性。
3.工作态度与工作质量之间的冲突
受工作时间所限、需要继续完成学业、毕业后不能留岗等因素的影响，研究生辅导员在工作后期会出现工作懈怠、积极性不高、上进心不强和热情度不高等情况，直接影响辅导员工作的质量和工作效率。
（二）研究生辅导员角色间的冲突
研究生辅导员本身有着学生角色与教师角色双重身份，如果不能正确定位与合理分配，很大程度上会引起二者的冲突。在与学生沟通交流方面，研究生辅导员更容易走进学生的内心，更像一位同伴或舍友之间的交流，并用耐心和热心教导学生。但不可否认，由于研究生辅导员年纪小、工作经验欠缺，工作中难免会存在工作效率低、统筹协调能力较差等不足之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较复杂，不仅要做好学生的日常管理和思想教育，还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就业指导、心理辅导等。因此，研究生辅导员工作中还需正确定位，虚心向其他辅导员请教学习。
三、研究生辅导员角色冲突的原因
任何事物的产生，各种问题的层出不群都是有其原因的。而研究生辅导员多重角色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研究生辅导员缺乏工作经验、个人发展空间小、职业前景渺茫、求职压力大以及高校对研究生辅导员的保障措施不健全等。导致研究生辅导员工作年限不长、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工作的继承性和积淀性较弱。因此，高校需要制定相关保障制度，为研究生辅导员搭建平台，激励研究生辅导员的工作热情与积极性。
四、研究生辅导员角色冲突的调适对策
（一）学校层面
学校应该从人文角度出发，制定政策时要善于从研究生辅导员最关心、与研究生辅导员利益联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建立完善的激励和保障机制。一方面，学校应该加大对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投入力度。高校要将研究生辅导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同学校正式辅导员的工资待遇同等考虑，进一步为研究生辅导员的自身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和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学校应该制定严格的考评制度，选出优秀的研究生辅导员为其保留毕业后继续留岗的资格，进一步激励研究生辅导员的工作热情，这对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稳定和发展有非常重大的作用。
高校要把研究生辅导员的培训分层次分阶段进行，并且有计划地实行岗前和在岗培训，为辅导员搭建促进自身发展的平台，这样能保证研究生辅导员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不断提高辅导员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减少研究生辅导员工作经验欠缺造成的工作失误和工作倦怠。
（二）研究生辅导员自身层面
辅导员是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引导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者和服务者。因此，研究生辅导员在工作中，要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勇于战胜挫折的精神，要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形成乐于助人、无私贡献的良好精神风貌；更要树立刻苦钻研的信念，提高业务能力。要不断学习和钻研，合理调配自己的时间，涉猎各方面的图书，尽可能多地
接触和应用新媒体，在有限的时间内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只有这样，研究生辅导员才能不断地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提高生活品味和角色管理的能力。
作者：靳旭东
参考文献：
【关键词】角色差异；角色转变；大学生；公务员
一、概述
（一）选题的缘由
近年来，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现象不断升温，无论是每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还是各个省、市公务员的招考，报名人数屡创新高，岗位竞争愈发激烈。根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数据统计，被称之为“国考”或“公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在2013年度最终报名人数超过150万，最火职位竞争激烈程度已近“万里挑一”，各职位的平均竞争比例达到66：1。在日益庞大的公务员报考队伍中，大学生始终是绝对的主力军。
公务员报考的热度，充分说明在社会职业群体中，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高的公务员已成为许多大学生就业中的首选目标。对于考上公务员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在进入工作世界之前都怀有十分美好的期望和憧憬，然而他们往往习惯了高校中相对单纯美好的环境，一旦真正进入职场，迎接他们的可能是重复单调的工作任务、充满竞争关系的同事、要求严格的领导，纷繁复杂的工作环境，严格的规章制度等等。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公务员是他们的第一份职业，工作单位的现实与预期相差甚远，再加上单位和学校有太多的不同之处，所以多数大学毕业生在学生角色与公务员角色之间的转变存在种种困难与不适。如果我们能够对大学生到公务员的这一角色转变阶段给予更多关注和探讨，不仅对个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而且对工作单位也将产生益处。那么，学生角色与公务员角色有哪些不同之处？大学毕业生又是如何从学生转变为公务员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体会和感受？本研究带着这些问题，使用质化研究中的深度访谈方法探索大学生到公务员的角色转变。
（二）研究关系的建立
本文采用方便和强度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抽样，共选择了三位公务员为受访对象，他们均毕业于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其中有两位毕业于2012年，一位毕业于2011年。他们应届毕业后从事公务员职业均不满三年，仍处于角色转变期阶段。以下是三位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出于保密原则，所有的人名都是化名，如下表所示。
其中，每位受访者接受了3次访谈，每次1至1.5小时。访谈开始前，向受访者发出本研究的“受访者信息表”和“知情同意书”。在第一次访谈开始前，回收填好的“受访者信息表”，并对“知情同意书”中的各项内容逐一进行了解释和协商，内容包括参与研究的邀请、参与者的付出与权益、隐私保护和未来研究成果的等。经受访者签字确认后，访谈正式开始。
（三）研究结果的效度检验
质化研究的效度问题是指一种“关系”，是研究结果和研究的其他部分（包括研究者、研究问题、目的、对象、方法和情境）之间的一种“一致性”。也就是说质化研究中使用“效度”这一概念是用来评价研究结果与实际研究的相符程度。本研究遵循质化研究的真实有效性原则，是研究者使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借助现象学分析资料所得出的研究结论。访谈的录音转录达6万字，分析资料耗时6个月，录音转录和论文初稿都经过了受访者的审读程序。
（四）研究伦理
本研究严格遵循质化研究的伦理原则。包括以下几条：自愿原则：在收集资料之前，对研究对象都作了研究主题、目的和研究资料使用情况的说明，事先都征得了访谈对象的同意，对于不愿意参与研究的人员决不勉强；在访谈过程中，充分尊重研究对象的任何决定，保证其享有可随时退出研究的自由。保密原则：所有的资料仅作论文研究使用，并且在论文中均使用了化名，确保研究对象的生活不受打扰。研究者不与任何其他人提及研究对象的任何情况，在研究进行完毕后，会销毁所有原始资料，包括访谈记录、访谈录音等，或交由研究对象自己保管。公正合理原则：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对所有研究对象一视同仁，并且始终对其保持中立的态度；在处理研究资料和研究结果时，研究者在尊重研究对象提出的意见的同时，对研究结果保持自己应有的公正。
二、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米德的角色理论
米德在他的角色理论中提出自我的两个阶段：主我与客我。主我是有机体对其他人的态度做出的反应；客我是一个人自己采取的一组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自我按照“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行为，这种行为内化，就构成主我，由主我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主客我相互转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组织的其他人”起到了控制作用。个体在自我的形成过程中，必须接受“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及行为方式，对自我的塑造，否则将被排斥在某一共同体外。而一旦接受了“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对自己行为的控制，个人就进入了某一种角色扮演。个体通过这种角色扮演，获得其思想发展和个体存在的社会意义。“通过内化这些角色，相同的世界才会对个体来说在主观上变成真实的”。因此，本文将角色定义为个体在有组织的其他人控制下的典型行为方式。
在角色理论中，主客我的转换是不断发生的，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作为客观现实的客我通过自我内化转化为主我后，主我则会决定采取什么行为。而这时就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了，因为主我可以选择对“有组织的其他人”采取什么行为，或服从，或不服从。
三、大学生与公务员的角色差异
当初出茅庐的莘莘学子从美丽的大学校园进入等级分明的政府机构，他们从大学生变成为了公务员，在这期间，三位受访者需要适应的是角色的转变。想要了解他们角色转变的过程，就必须先分析他们对于大学生与公务员这两种角色的差异对比。（以下Q为本文作者，A为受访者童佳，B为受访者明伟，C为受访者欣月）
（一）人际关系的差异
Q：你的大学和你现在的工作单位在环境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B：大学是同龄人，而单位都是长辈，一定要尊重，服从，并且接受批评。
C：大学里都是平等的；现在在单位可以说是抱着一种夹着尾巴做人的态度。
在人际关系上的差异均给三位受访者带来了深刻的体会。在大学里，同学之间都是平等的，而在政府机构里，存在鲜明的等级体系，刚从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无论是年龄上还是资历上都处于体系的最底层。学校里大都是同龄人，在同事关系上，需对前辈同事们表示尊重，主动示好。
Q：那你和领导关系怎么样？和学校里面这种上下级关系有什么不同？
B：在学生时代，基本没有领导的概念，对老师是一种尊敬，但很友好；工作之后，也许领导可以跟你“拍肩膀”，但你不能跟领导嘻嘻哈哈。我感觉和领导有过多的私生活交往不是很好。
尽管学校对学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老师也会对我们进行一定的约束与限制，但这种关系类似于家长与孩子的关系。通常，学校为学生利益而考虑，即便学生犯下一些错误，惩罚措施也以教育为主，一般力度不大。而在政府机构中，公务员对于领导，受访者表示应该小心谨慎，与领导的交流也仅限于工作上。
（二）目标、任务与要求的差异
Q：在目标上，学生时代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的目标又是什么呢？
A：大学期间的目标是，比如说大一的是上学期考四级，下学期考六级。现在工作上没有任何目标。
B：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每次考试都是为了通过。而现在，能够尽快的适应工作的要求，能够承担起领导交给我的工作任务，这就是我在岗位上的工作目标。
在学校里，三位受访者的目标明确且单一，即通过考试。但其实学生的自由度很大，即使没有第一次没有通过考试，还有补考的机会，补考再不过还有重修的机会，一般说来，在中国的大学制度下，绝大多数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证书。在此期间，学生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上课（不上课的后果只需要对自己负责）、是否参加课外活动、是否要好好学习，可以自由决定如何穿着打扮等。而成为公务员之后，工作上是否有目标有规划，则完全是在于个人的选择，因为公务员的工作，很多时候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的指标，那么工作上的目标就不像学生时代那么鲜明具体。
在政府部门工作，公务员无论是在窗口部门还是在办公室工作，主要任务是对计算机、办公软件等工具的具体运用，以及进行特定环境的工作任务的具体学习。与学生相比，公务员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了解和接触与业务、职务相关的各方面信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熟悉任务和工作流程，认识上级、同事等，在此基础上迅速胜任组织和领导分配的任务，以及能否有效解决工作中的问题。
（三）责任与压力的差异
当我们是学生角色的时候，大都感觉到生活的美好，学习、聚会、参加社团活动，等等，尽情享受，毫无顾虑。而现在，踏入职场，在政府机构这样一个环境中工作，许多人感觉到了束缚与顾忌，不再像学生时代那般轻松。
B：学习是自己的，学习的好坏对别人没影响，对自己有影响。但是作为公务员来讲，更多的应该考虑对老百姓的好处，对社会有什么帮助，感觉考虑的角度不一样，责任更重。
四、大学生到公务员的角色转变过程
（一）角色预期与准备
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热度已经持续了好几年，能够顺利通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国考，三名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角色都有自己的了解，无论是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是从周围从事公务员职业的亲戚朋友那里得知。这种对公务员角色的认知和预期，也就是作为一名公务员应该是怎么样的或者说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自我按照“有组织的其他人的态度”行为，并将行为内化，进入了一种公务员角色扮演的状态。
Q：在你真正成为一名公务员之前，你对公务员有什么认识吗？
A：和大家看法差不多，就是稳定，轻松。
B：小时候很多朋友的家里都是政府机关的，知道他们的生活环境比较稳定，舒适。
C：在没进入单位工作之前，我希望公务员能多点工资、多点假期。
童佳和明伟都认可公务员“稳定”、“轻松”。“稳定”实际上是这份工作给员工带来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童佳对于公务员角色的认知，给她带来的稳定的生活方式。欣月希望公务员能“多点工资”，就是对她来说，公务员角色代表着满意的薪资额度。因此，无论是薪资还是生活方式都是两位受访者对公务员角色认可的一点。
Q：那在你正式成为公务员之前有没有做一些准备呢？
B：看过一些小说，胡惟庸官场笔记，二号首长等。听过来人讲过一些事情。
作为明伟来说，成为一名公务员是他的目标，所以他对于这个角色十分关注。在后面我们将会发现明伟之所以在三位受访者之中对于公务员角色适应的最好，很大程度上因为他是为角色转变做了准备，无论是在进入公务员角色之前还是在角色扮演的过程中。
（二）角色转变的调适
上文中比较了大学生角色与公务员角色之间的种种差异，三位受访者在经历了角色预期与准备之后，正式开始了公务员的角色扮演。从大学生角色转变为公务员角色，会经历方方面的变化，三位受访者是如何进行调适的呢？
C：有一次，跟一个纳税人吵架，差点被骂哭，后来想想，我其实应该走开或者假哭一下撒撒娇这事儿就过了。之后，再也没跟纳税人吵过，要是再被骂，就采取冷处理的方式，绝对不吵了，因为吵架会使情况更糟。
欣月认为对于大学生到公务员这其中的角色转变是一定要调适的，有时候必须得经历过挫折或困难才会明白在公务员角色下的个体行为方式。这里主客我的转换不断发生，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来，寻找自我与环境之间的平衡点。
A：不喜欢公务员。因为自己比较向往那些企业文化，公务员都是每天朝九晚五的坐班，挺没意思。但现在觉得我大概只能一辈子做公务员了。
B：政府工作更大层面上是对人的工作，你面对很多关系，上级的、同级的、下级的，还有政府系统以外的，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表达的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比如，过年过节的时候给领导发短信，带点土特产给领导同事。
童佳明确表示她不喜欢公务员职业，但由于考研失败，才把国考作为求职途径，并且公务员的工作稳定、轻松，符合她的要求，所以她做下来了。而且在工作的这两年时间内，她综合自己的能力、性格等因素，发现公务员还是适合自己的，去做其他工作未必适合。
美国心理学家霍兰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个性-职业匹配理论”，其模型有很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关注员工的就业意愿和职位供给之间的关系；另一类则关注员工的能力和职位要求”。霍兰德的个性-职业匹配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个人和职业的相互选择。公务员职业符合明伟的就业意愿，他在进入公务员角色前，就已经完成了这一匹配。对于童佳而言，被迫进入公务员角色，或者在大学时期对公务员角色没有很好的了解，那么进入角色之后，再去寻找与现在职业相匹配的地方，则有助于现在角色的扮演与适应。
五、结语
本文是一次对大学生到公务员角色转变的质化研究的尝试，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方面，大学生与公务员的角色差异体现在人际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目标从明确单一到不甚清晰，任务要求则在工作后专业性、针对性更强，而公务员角色也给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责任与压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到公务员的角色转变有一个一般过程，即形成预期，做出准备，以及角色调适。未进入公务员角色之前的预期与准备帮助个体更好地进行角色适应，而在公务员角色扮演中的调适则帮助个体顺利完成角色转变。
对三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旨在了解、挖掘并分析大学毕业生从大学生走向公务员的经历，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对志在考取公务员的大学生以及新入职的公务员提供一些启示或帮助，希望大学毕业生开始公务员工作后，积极进行角色转变，树立归零的心态，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完成从天之骄子向人民公仆的跨越。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质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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