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中高中数学教学论文 一、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重要性 1．提升高中生辩证思维能力 在数学教学中，传授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需要教师注重的是使学生能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其数学能力得到发展．例如，在概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首先将产生概念的背景介绍给学生，努力营造一个需要形成概念的情境，学生就可以自己将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完整地概括出来，并通过恰当的词语来进行表述． 2．对学生的人格成长有所启发 在数学史中，任何一项伟大的成就都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利用刘徽割圆术，将圆周率精确计算到第七位有效数字．数学家这种刻苦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能够对学生的人格成长大有启发，能够引导学生树立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对待挫折坚忍不拔，对待困难迎难而上，不畏挫折，不惧失败． 3．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 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对人才的培养也是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目前而言，“应试教育”已经明显存在缺陷．素质高能力强的人明显是被需要的，这时学会如何学习显得尤为重要．“数学是思维的体操．”也许说思维是不可碰触的、无形的，但是一旦形成就是一种能力，它不会戛然而止，它是一种会伴随我们一生的素质． 二、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策略 1．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讲述数学成就在人类发展史中的巨大作用、数学家探求真理坚持不懈的精神、思想方法的应用、知识产生的历史背景等内容，从而使得学生能够感受到数学大厦建造伟大而精彩的历程．例如，在讲解完“合数”与“素数”的知识之后，教师可以对“哥德巴赫猜想”进行介绍．除此之外，教师应合理地划分课堂教学时间，适当地减少考试以及机械的解题练习，而腾出一定的时间用于讲解数学史．例如，在讲解“圆柱体积计算公式”的时候，教师可以先介绍曹冲称象的典故，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2．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 数学美是一种抽象的美，能够体现数学文化，使人感受到数学的魅力．数学的美是含蓄的、内在的、理性的，并且无处不在．在很多美好的事物背后都会隐藏着一些数学的奥秘．在高中数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充分利用数学公式、数学逻辑、数学符号、数学图形等的简洁美、统一美、奇艺美、对称美来陶冶学生情操，发挥数学的美育功能．例如，和谐统一美可以在相似三角形中体现出来．相似三角形，不论其大小，都被看作同一类几何图形．简洁美则在命题表述与论证、数学符号、数学逻辑体系中均有所体现．发挥数学的美学价值不仅仅是将其展现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使得学生能够发现数学美、欣赏数学、热爱数学．高中数学教师也应提升自身美学修养，引导学生利用数学美陶冶情操，从而达到数学的文化教育的目的． 3．在问题情景中渗透数学文化 在学习数学的时候，我们常常被枯燥而又复杂难懂的公式弄得苦不堪言．若是能在教学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介绍数学公式产生的背景，或从现实的角度阐述数学知识的现实经济意义，或是用图形等数学知识进行推导，这样可以化抽象为形象，使知识点变得通俗易懂，做到事半功倍．好比圆周率π，一个出现于公元前950年的数字，自有记载而来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我们现在知道的π的值已经是非常精确的估计值，但它的发展历程是非常坎坷的，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珠算到计算机，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为了最大限度地求其估计值而努力，即使如此，数学家探索的步伐还在继续． 4．在课外活动中渗透数学文化 数学学习的环境是广阔的，它不该局限于课堂．数学的学习方式也是灵活的，它不该局限于做题．老师们可以通过组织竞赛、演讲等形式调动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学生们亦可在查阅、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丰富课余生活，同时巩固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5．在研究下学习中渗透数学文化 现在社会越来越主张和提倡独立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地质疑和探究．研究性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式，它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它的开放性、创造性等独有的特性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尤其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他们常借此方式来渗透数学文化．经过对研究性学习的研究，教会学生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所思所想化为实际行动．这是一次学习知识的过程，也是自我增值的过程． 三、总结 随着素质教育的展开，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成为热门话题．本文对高中阶段在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意义进行了详细探讨．从讲述数学史，展现数学文化的科学价值;联系生活实际，展现数学文化的应用价值;欣赏数学美，展现数学文化的美学价值几个方面提出了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教学中渗透的几点有效策略。 作者：李长松 单位：江苏省邳州市官湖高级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小学数学教学中数学文化论文 一、提升小学数学教师的文化素养 想要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很好地渗透数学文化，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学数学教师需要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首先，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以端正的态度对待数学文化，对教材进行深入钻研，要认识到小学数学教学应该紧贴实际生活，着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其次，小学数学教师应该不断充实自身的数学文化知识储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阅读中外数学名著，为将数学文化渗入小学数学教材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在对数学文化的理解方面要从数学思想方法、数学应用价值、数学教学目的进行一个全面的了解，才能够保证在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中保持其中心思想不变。最后，小学数学教师在进行自我提升的同时还应该加强自身教案研究设计的能力。如湖北某小学数学教师为了提高小学生的数学兴趣，利用在小学数学教浦祝志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措施研究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为中心主线，平时利用课余时间阅览了多部数学名著，比如《数学的发现》《爱丽丝漫游数学奇境》等，在此基础上大大提升了自我的数学文化认识。 二、充分将数学文化和小学数学教材有机结合 在小学数学课本中，为了能够让小学生提高对数学的兴趣，其中往往会增设部分与数学有关的趣闻等内容。小学数学教师利用一个奇妙的故事首先吸引学生的好奇心，再一步步引导学生进入数学世界，在知识的海洋中探索知识。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数学兴趣，还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小学数学教学中蕴含着许多的数学历史，以数学历史为主线可以让学生零散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在整个数学教学过程中，归纳、类比等都是较为常见的数学方法。教师在进行课前备课时，要充分理解教材编纂的用意，要运用最恰当的数学方法培养小学生良好的数学文化素养。例如，在苏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认识万以内的数》中就增设了算盘的相关内容，介绍了算盘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在2600多年以前我国人民就利用算盘进行记数和计算，并且陆续传入日本、朝鲜等国家，这不仅加深了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还潜在地提升了小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又如，教师在讲《数一数》过程中，可以利用图片来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拿出一张动物园的图片，让学生进行归纳，图片中有多少种小动物，都有哪些种类的小动物，让小学生发言，在发言的过程中对回答得又快又准确的小朋友进行及时的表扬。在结束课堂教学进行总结时，教师告诉学生在进行数数时，可以从左往右数，也可以从右往左、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数，这样在数数的过程中就不会有遗漏了。整个课堂小学生不仅认识了各种小动物，还初步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学习数学的意识。 三、利用丰富的教学活动展现数学文化 对于小学生来说，增设丰富的教学活动能够较好地调动他们的课堂积极性，提高他们对数学的兴趣。教师通过了解小学生的兴趣爱好，发现小学生的兴趣导向，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活动，从而顺利进行数学教学。各种数学小游戏、数学趣闻故事、智力游戏和竞赛都是小学生感兴趣的活动。这些教学活动的开设都要结合小学生的身心特点，必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能够让学生在积极参与的过程中学习到数学知识，完成教学任务。如在苏教版第三单元《分一分》中，教师可以准备一些七巧板等，通过比赛的形式看哪位小朋友能够最快、最好地将不同形状的七巧板进行分类，通过分类的小游戏让学生认识到如何有规律地进行分类。又如小学数学教师播放《拍手儿歌》让学生认识前、后、左、右，然后提问“你前后左右的同学都是谁”，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能够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还培养了小学生合作意识。 四、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 在考试内容中融入数学文化不仅能够较好地反馈学生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够进一步升华小学生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在考试内容设计的过程中，要摒弃传统的对数学知识点的考查，更多的是促进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提升，帮助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在设计考试内容时，教师应该充分考虑将数学文化融入其中。比如在试卷中设计这样一道题：“小明帮助妈妈去买菜，白菜每斤2元4角，妈妈要求小明买两斤，小明应该付多少钱？”这种贴近生活的考试题目一方面可以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又培养了学生的生活能力。 五、结语 总而言之，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教师进行自我提升，才能够较好地开展教学。在每堂课中充分融入数学文化，不仅提高了学生对数学的兴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作者：浦祝志 单位：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南洋小学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在高中数学中的运用 1引入数学史，感受独特的数学史文化 1.1利用数学史引入我国的考据文化 数学讲究的是逻辑严谨合理，这与我国历史上清朝的乾嘉学派比较相似。乾嘉学派对我国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考据。考据讲究的也是严谨、合理，用证据说话，而不是哪个权威说了算，在这一点上，考据学派的思想与数学思想有相通之处。当然，数学的要求更高。 1.2利用数学史把爱国主义引入课堂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五千年不间断地文化，其中当然包括数学文化。在我国古代，我们有许多数学方面的成果是领先于世界的。用这些数学文化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我们的《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孙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机》等10部算书，被称为“算经十书”。其中阐明“盖天说”的《周髀算经》，被人们认为是流传下来的中国最古老的既谈天体又谈数学的天文历算著作。当然，我们还要告诉学生，我国的数学成就，在整体上是落后于同时代其他文明古国的。 2引入著名的数学家，感受名人的情感与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 高中数学中许多定理、公式的发现者都是著名的数学家，这些数学家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天赋之外，个人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师把他们的成果及事迹引入课堂，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取向，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如，我们可以在课堂上讲一讲高斯的故事：高斯是德国人，世界著名的四大数学家之一，3岁能指出父亲帐本中的错误，10岁独立地发现了等差数列的求和公式，19岁名满欧洲。他在纯数学与数论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如他证明了可以用尺规做出正十七边形。但他一生也历尽坎坷，出身贫穷，在做数学研究时，不得不织布以谋生，后来妻子逝世，国家被法国占领，面对种种不幸，他一直坚持数学研究，终于成为举世闻名的数学家。从高斯的故事中让学生们知道：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学生们在惊叹高斯的天赋同时，也明白了做学问的道理，有助于学生良好性格、高尚品质的养成。其他如阿基米德的故事等都可以引入课堂。 3利用著名的数学问题或猜想引入数学文化，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数学中，有许多成果，也有许多被证明和未被证明的猜想，我们教师可以用这些猜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探索欲望，这样，学生不只是满足于学习教材中的知识，还有可能去探索未知领域，当年的陈景润就是这样成功的。陈景润在福州读书时，陈元给他们上数学课，陈元给学生们讲了哥德巴赫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的故事，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了陈景润，他立志一定要解决这一猜想。此后，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历尽千辛万苦，学习了六国的语言，在六平方米的小屋中日夜钻研，虽九死其犹未悔，终于提出了“陈式定理”。我们作为高中数学教师，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些知识告诉学生们，也许在我们的学生中间，就有陈景润式的人物。（本文来自于《学术论坛》杂志。《学术论坛》杂志简介详见） 4引入文学知识来学习数学知识，增加知识的底蕴，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数学属于理科，是自然科学，语文属于文科，是社会科学，两者若圆凿方枘，格格不入，其实不然，若用好了，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我们在讲数的极限时，可以引用庄子的名句：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学生们很容易理解，用这样的例子来讲，要比举数字明白的多。其实在我们的古代数学书中，有许多这样的问题，都是用文言文写的。用这些问题来考查学生，既考查了学生的数学知识，也考查了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让问题显得有文化内涵，有美感，学生们是愿意进行这种训练的。 作者：袁素华 单位：河北省武邑县第二中学 数学文化论文:经济数学与数学文化的融合 1经济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意义 1.1培养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需要 在经济数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是教师在讲，学生在听，并且是满堂的数学定义、定理及证明，在学生的意识中，数学课就是讲授某个数学概念，某数学知识有关的定理，证明过程，然后就是举例求解，至于数学的应用、数学的思想等都未提及，这样的程序似乎已经成为数学课的模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这样的教学程序已经感到枯燥无味，甚至是厌倦。所以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数学教学改革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寻求创新型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增强其学习主动性，而在教学中融入数学文化是一个有效的兴趣点。 1.2培养学生数学思维品质的需要 数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思维训练能力，在理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很多学生认为，学习高等数学，除了应付考试，比如考研，此外并无多少实际用处。虽然数学公式以及定理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很少涉及到，但事实上，受益于终身的这种无形的数学思维和数学素养，会让他们更加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研究数学思维，以此来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1.3经济类院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是当今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迫切需要。于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应用能力，便成为了高等院校的主要培养目标。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数学教师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学中结合教学内容，适当地融入数学文化，让学生了解数学在各个领域中的具体应用，感受数学史中数学发展的魅力，领悟数学的思想，来激发他们对于数学的好奇心，提高他们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达到高校培养创新型及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从而能够促进学院自身的发展。 2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的实践 2.1融入数学文化的备课阶段 在授课准备阶段，参考有关数学史及数学思想方法的教材，充分挖掘所讲授内容的文化内涵，潜心研究本授课内容所适合融入的数学文化，以及合理安排融入数学文化的时机。 2.2数学文化融入课堂教学过程 对于数学概念及数学定理，学生在理解时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很难产生兴趣，而如果在讲授这些数学的概念及定理时能够增添些新的元素，来激发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2.1数学史的引入 根据所授内容，适时地引入有关的数学史，介绍数学家的故事轶闻等史料。数学家获得发现的思想记录，使学生理解数学发展的渊源，了解这些概念定理背后的数学家们探索成果的那份执着。比如在讲授函数的微分时，学生应掌握函数微分的形式，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微分符号，可以适当地介绍微分符号的不同的使用形式。对于微分符号的使用历史上有两派，一派是牛顿及英国的一些数学家，他们所使用的微分符号是x，y，另一派是莱布尼兹及德国数学家，使用的是dx，dy，两派针对微分符号的使用问题各不相让，因为考虑到dx，dy表示更高阶的导数和微分时比较适合，后来数学界使用了dx，dy，即是我们今天所给出的微分符号。在讲授微分中值定理时，可以引入罗尔、拉格朗日、柯西三大数学家的简介及定理产生的背景，比如罗尔定理产生的有趣之处是：该定理是罗尔无意中发现的一个结论，没有经过证明，这个结论却出现在微积分教材上，而罗尔却是微积分的强烈攻击者。由此使得学生对定理产生了浓厚兴趣，从而加深了对定理的记忆及理解。 2.2.2数学与现代生活结合，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在日常生活和各个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是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另一新途径。在教学中，应向学生呈现出数学与现代生活零距离感，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热情。娄亚敏编著的《数学与现代生活》一书中，从娱乐、文化、日常生活、理财、政治、数学与混沌世界六大方面阐述了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这种应用价值可以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使学生学以致用。 2.2.3第二课堂的开设 为了给学生营造一个充满数学文化的氛围，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比如举办数学文化讲座，或是开设数学文化课，也可以是数学文化课程的在线实践教学。第二课堂可以使学生由被动接受学习转化成轻松自然的主动学习行为，也很好地解决了学习与工作、生活之间的矛盾。数学文化课中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数学思想、数学史典故等，都能给学生呈现出数学的魅力，在教学中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对于学生来讲，在扩大学生的视野的同时，还能激发学生热爱数学及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从而可以提高其数学素养。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在经济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的过程，势必存在着一些问题。 3.1课时偏少方面 由于目前经济数学的课时一再压缩，课时偏少，数学教师为了完成教学目标，针对数学知识无法展开来讲，所以有时不得不放弃有关数学文化的渗透，以至于出现满堂的数学概念定理，数学的魅力完全被抹杀，学生自然就觉得枯燥无味，学习数学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就无从谈起。 3.2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教研时间少 数学教师一般承担着全院校的数学课，所以教学任务比较重，再加上教师的科研压力比较大，为了评职称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论文上，所以很多数学教师纯粹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在教学方面的研究，比如教学效果如何，教学方法是什么，怎样让学生对自己的数学课产生兴趣等等的研究上花费的时间很少，势必导致了劣性循环，学生对数学的学习没有热情。 3.3数学文化融入的时机方面 教师在数学教学融入数学文化时，只是单纯地举几个有关数学史的例子，而没有深入地挖掘其数学文化内涵，对于怎样将数学知识与数学文化融合在一起，都没有进行课前设计，这对学生来讲有时是比较唐突的，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此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与实践，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针对课时少的问题，需要数学教师针对学校及学生情况，制定适合本校的教学进度，比如经济类院校的经济数学课，一些定理证明可以舍弃，适当地渗透数学文化，给学生呈现出数学在经济中的应用范例等，以此来制定教学大纲及教学进度，从而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 针对数学教师的教研时间少的情况，学校应根据自己的学校特色来制定政策，比如应用型大学，就应以教研为主，鼓励教师多做教学方面的研究，把科研放在其次，这样数学教师就会把做研究的时间放在教学上，从而会在教学过程、教学方法上多下工夫，拓展数学的广度，挖掘数学的思想，让学生去领悟数学文化，感受数学的魅力无穷。为了能使数学文化有机地、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这就需要数学教师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数学知识水平及数学文化素养的同时，要明确数学史只是传播数学文化的一个载体，应选取合适的渗透数学文化的材料，在教学过程设计上多做思考，在课后认真反思，总结每节课的不足，充分让学生体会到数学文化的美妙。 4结语 在经济数学教学过程中融入数学文化，可以改变定理-证明-例题的传统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他们的数学思维品质，培养其创新能力，同时也是学院自身发展的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适时地融入数学文化，展示数学与现代生活的相互结合，开设第二课堂等，让学生体会数学的文化氛围及数学的应用价值，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数学素养。 作者：王红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财政与金融学院 数学文化论文:一元一次的数学文化内涵探索 作者：陈克胜 董杰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科技史研究院 安徽师范大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学院 《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明确提出数学课程应反映数学文化，作为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或“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并要求以渗透的方式有机地融入数学课程的内容。但在实际教学中，数学文化的教学却不尽《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的意愿，并没有形成为教师的教学自觉。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外在原因，如考试不考，数学文化在课堂教学中可有可无;只要将数学知识学好了，数学文化是“软”指标，以后慢慢去体会。还有一些内在原因，如数学文化的教学内在特点制约着数学文化的教学;数学文化的内涵需要进一步厘清。数学文化怎样才能真正地落实到数学课堂教学?这成为当下研究的重要课题。下面我们以《数学通报》2007年第12期登载了崔佳佳老师的《一元一次方程》的文章为例［1］，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剖析并进行改造，旨在探索数学文化的一种教学途径和方法，并由此提出“数学文化”设置的一点思考和建议。 一、“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 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可这样思考:以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为数学文化的显性载体，在其显性载体的背后承载着丰富的隐性内涵，即方程作为人类思想的一次飞跃，是继算术思想之后的又一重要的数学思想，折射出人类的智慧;方程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多元文化特征;方程体现了符号化的思想，体现了数学的简洁美;方程所解决的问题是现实问题，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反映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态度、价值观和数学观;现实问题大部分又是源于社会，反映了数学的社会需求，反映了社会发展推动数学发展的作用。 二、“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教学的特点 数学文化的隐性内涵决定了数学文化教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主体参与性将数学文化隐性内涵进行“显化”不是教师“教”出来的，也不是学生“学”出来的，而是学生主动地“悟”出来的，强调主体参与。主体参与分为主体接受性参与和主体体验性参与。主体接受性参与使学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懂得用方程来描述和刻画事物间的等量关系。当然，主体接受性参与不是被动接受，而是通过教师的引导、组织，学生经过观察、归纳，得出一元一次方程的相关数学知识。主体体验性参与指向学生关于一元一次方程背后隐藏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数学思想方法等非智力因素或精神层面或隐喻性的数学文化，这些因素尤其重要，影响到学生的一生，学生并从中获益。这就要求教师不仅创设学生主体参与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气氛，利用学生主体参与的心理契机，给予学生主体参与的机会和时间，而且要求教师创设贴近学生的基本活动经验，给学生“悟”的情境。 (二)过程性从方程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人类最早用算术方法来解决人类当时生产、生活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后来发展到采用方程的方法，以至方程成为早期代数学的主要研究问题。由算术方法提升到方程方法是数学思想的一次飞跃，如果学生没有经历体验过程中获得方程的思想，那么学生往往对方程的认知障碍很难突破，这已在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印证:教师发现学生解应用题总是喜欢算术方法，使用方程的思想存在一定的障碍，总要教师不断地重复强调，慢慢地才被学生机械地接受。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学生在学习方程时，没有感受到方程思想的魅力。因此，学生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时，教师应努力创设情境，引导学生经历方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体会方程思想在解决问题中的优越性，并且这种体验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个体验过程作为基础，学习一元一次方程概念就显得自然，而且成为学生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和自觉。 (三)差异性柏拉图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同样的风在刮着，然而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会觉得冷，另一个人会觉得不冷，或者一个人会觉得稍微有点冷，又有一个人觉得很冷。”意思是风冷不冷不决定于风的客观存在，而决定于人的感觉，决定于主体。就教学而言，教师教得好与不好不完全决定于教师的教，而部分决定于学生的学习情感、意志、习惯、能力等。不同的学生在数学学习参与过程中存在不同的认识或感受，必然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存在着差异。学生主体参与的过程中体验一元一次方程，必然出现不同学生主体对一元一次方程不同的认识。 三、“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教学过程设计 基于上述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文化内涵及其数学文化教学的特点，我们不妨对崔佳佳老师的《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过程设计作为案例，剖析或改造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反映数学教学实质上数学文化教学。 (一)情境导入，回顾概念 崔佳佳老师通过“猜猜老师的年龄”、“日历中的方程”、“比较算术方法和方程”和“方程小史”四个教学活动来进行。其中，我们不妨对两个教学活动进行改造:“猜猜老师的年龄”改为“请同学们结合自己的年龄设计一个问题。”“日历中的方程:请学生圈出日历中一个竖列上相邻的三个日期，把它们的告诉老师，教师能马上知道这三天分别是几号。”改为“请同学们看看日历，你能提出一个与方程有关的数学问题吗?”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以学生的生活世界为背景，教师引导、创设教育情境，让学生主动地从生活中挖掘、体会数学，更深刻地感受数学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真正感受数学的社会需求这种数学文化内涵，改变日常教师问答的方式，学生被动地忙于解答，无法、也无暇体会数学的情趣。其二，让学生如何去思考问题的方法，启发学生主动建构，这是一个充满学生智慧的过程，从而让学生感受到数学所带来的快乐。这种以学习一元一次方程的数学知识为载体，在学生逐渐建立科学的数学观过程中发挥其文化价值的作用。教学建议:学生在小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方程，对方程有了一个初步认识，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来进行编题已有一定的基础。如果学生有困难，教师可以创设情境，采用层层递进的设疑方式进行。教师重在引导、组织，学生作为主体参与者，让学生经历体会、体验方程的建构过程。至于“方程小史”这个教学活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去完善、丰富。历史上，早期人类文明古国很早使用了方程思想，都是用文字的方程表达，但没有现代符号形式，如古巴比伦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古希腊数学。12世纪左右，阿拉伯数学家阿尔•花拉子米专门研究方程而编著了《代数学》，这时的代数学还是专门研究方程领域。到了17世纪，欧洲数学家韦达完成了数学的符号化，经过后来的数学家如笛卡儿不断地对符号进行改进，才有我们今天“方程”符号化系统。而中国在研究方程中也产生了符号化的思想，我们现在所说“元”，其来源于中国数学家研究方程所创用的符号，相当于今天的未知数，据文献记载，有关研究方程的数学家有李冶、朱世杰，其使用的工具是算筹来进行方程的布列和演算。到了明清以后，引入西方的方程之后发现中国早已研究过方程，于是翻译时，很自然地将方程的未知数称为“元”对应起来，也就有了今天的“一元方程”、“二元方程”等。简要介绍李冶的生平情况和故事。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让学生从数学史的角度领略方程思想的发展过程，了解方程原初形式以及现代符号表示区别与联系;其二，从数学史角度让学生理解一元一次方程中“元”字的由来，反映东西方关于方程的多元文化。其三，了解数学家李冶的生平，体会李冶被元世祖所器重的一个原因，反映社会与数学的关系。教学建议:初步介绍方程的发展过程，建立方程发展的整体脉络，了解方程的来龙去脉。如果时间允许，可以介绍中国用算筹布列方程的思想及特点，这部分内容可以视课堂教学具体情况进行弹性设计，可以调整到建立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之后。 (二)联系实际，探究新知 崔佳佳老师引用3个实际问题列出方程:例1有关手机计费方式的比较;例2有关足球黑白皮块个数确定;例3有关光盘面积与半径问题。数学文化剖析:其一，让学生学会如何积累前人的间接经验，以课堂讲解实际问题的方式打开学生认识社会、生活等与数学的关系;其二，学生科学的数学观在潜移默化中要以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构建起来，从而引起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等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以后遇到实际问题时，学生可能会主动地探究其中的科学道理，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而不会被动地以解出问题的答案为目的;其三，让学生探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途径，从中体会乐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意志品质、探索精神等非智力因素有所提高。教学建议:讨论、交流这些实际问题，列出方程，让学生进行充分的交流，发挥其主体参与性。之后，教师在实际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如何积累数学基本活动经验，如何评价应用题的提问内容或方式的价值，如何提炼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通过一元一次方程知识的学习为学生接受数学文化熏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于归纳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崔老师采用联系前面所举的实际问题的办法，用数学符号列出方程。让学生观察、分析、归纳等方法总结这些方程的共同点，从而归纳出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数学文化剖析:其一，建立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其二，体现符号代数的思想;其三，符号化的简洁美。教学建议:在教学过程中，除了让学生归纳总结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之外，教师还应向学生适时表明方程符号表示的数学意义，体会符号代数的科学和人文价值。 (三)巩固交流，拓展思维 崔佳佳老师安排了3组练习，达到巩固一元一次方程的概念。其中“根据方程2(x+3x)=40，设计一道有实际背景的应用题，并进行交流。”可改为:学生根据方程2(x+3x)=40，设计一道应用题并进行交流之后，教师还可以向学生交代早期的数学应用问题及解答的情境。历史上，早期人类流传下来的数学应用问题是来源于人类生产、生活实际的典型问题，是经验的总结，具有代表性，而且其表达方式是语言文字;在解答时由于没有创造数学符号，往往也是用语言文字来叙述。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让学生加深对一元一次方程及其应用的认识。”［1］其二，让学生体会方程早期发展历史，人类对方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才有今天的这种形式，联系了前面的“方程小史”，从而进一步感受早期数学发展过程;向学生提出假设:如果掌握了方程概念及其思想，那么你们任何一个人回到那个时代都是了不起的数学家，起到激励作用，体现其人文价值。 (四)归纳小结，布置作业 崔老师安排了3个步骤:回顾知识;总结方法;提炼思想。最后布置作业。其中，布置作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提供一些开放性的、与学生生活贴近的例子，请学生去观察，或者提供李冶用算筹方法布列方程的思想的例子，请学生尝试用现代数学符号进行解释。彰显的数学文化:其一，利用所学方程观察学生现实生活，进一步去体会方程的思想以及方程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二，用现代数学符号解释李冶用筹算布列方程，感受中国数学家李冶的创新精神。 四、思考与建议 上述一元一次方程的教学是以一元一次方程为内容的数学文化教学，尝试将一元一次方程的知识教学包含于数学文化教学之中，将数学知识作为数学文化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将数学文化有机地结合一元一次方程的内容，以至教师在进行这部分教学时容易将数学文化看成可有可无，没有重视数学文化教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尝试可以说凸显了数学文化，避免了数学文化教学的偏废。由此，《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所提的数学文化的教学建议:“数学文化尽可能有机地结合数学课程的内容，选择介绍一些对数学发展起重大作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2］应重新定位:数学教学是数学文化的教学;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思考《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和《九年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数学文化”的设置问题。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设置“数学文化”的专题，以体现高中数学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数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数学课程应帮助学生了解数学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逐步形成正确的数学观。”［2］归纳起来，有以下七个方面:其一，反映数学的历史;其二，反映数学的应用;其三，反映数学与社会;其四，反映数学的思想方法;其五，反映数学的美;其六，反映数学家的创新精神;其七，反映数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由此可知，数学文化承载了数学所反映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内容，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立体的“面孔”，而不是冰冷的数学公式、定理等数学知识。但结合高中数学课程的其他基本理念，我们发现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理念涵盖了其他基本理念，如反映数学的历史与“强调本质，注意适度形式化”，反映数学的应用与“发展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反映数学的思想方法与“注重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 《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数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3］这一提法虽较为笼统，但数学文化的内涵还是基本上涵盖了课程的其他基本理念。基于此，不妨对“数学文化”的设置进行调整:由原来的基本理念之一“体现数学的文化价值”提升到“总的基本理念”的高度，其他基本理念是其具体的体现。这种调整应该说更加体现了数学教育实质上是数学文化教育［4，5］，数学教学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数学文化教学，这样才能切实关注到学生的理性培养和心灵的成长，关注到学生的思维方式，关注到学生的终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数学文化论文:初中数学与数学文化研讨 作者：邱文杰 单位：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 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不仅是实现新课程目标的要求，更是让学生们在学习中体验数学文化，实现数学文化育人功能的需要，是我们广大数学老师的责任和义务。笔者对数学文化在初中数学教学中的渗透进行了探索，提出以下一些看法： 一、让学生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简洁美 一般来讲，对数学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将现实中的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然后将复杂问题转变为简单问题，实现复杂问题的简洁化，反映了集中明了的数学思维，以及简明扼要的数学形式。复杂的文字语言以简练的推理和算式表达出来，起到了化繁为简的效果，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并给人以视觉方面的美感。“黄金分割（黄金律）”一直受到历代建筑学家、雕塑家以及艺术家的高度推崇，成为生命科学与美学的重要规律，并且与勾股定理一并被誉为几何中的“双宝”，例如，芭蕾舞的优雅姿态、蒙娜丽莎的微笑、向日葵的完美排列，都使得黄金分割不但与艺术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与科学结缘。我们在讲解“黄金分割”的内容时，可以先让学生切身感受黄金分割的具体体现，如：人的肚脐就是人身体总长的黄金分割点，而人的膝盖则是从肚脐到脚后跟的黄金分割点；一般门窗的长和宽的比也是1∶0.618；从植物学角度来讲，如果一颗植物中两张相邻叶柄的夹角恰好为137028’，这就表示圆周被分割为1∶0.618的两条半径。据研究显示，这种角度最适合植物的通风与采光；尤其是建筑师，对0.618这个数字特别偏爱，不管是著名建筑巴黎圣母院，还是古埃及的奇迹金字塔，又或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与黄金分割有关，都与0.618这一组数字有关；近年来，很多人发现，一些著名的油画、雕塑、摄影等作品的主题处，基本都位于画面的0.618处；如果将琴弦乐器的琴马置放于琴弦的0.618处，则可以使得琴声更加柔和、悠扬；悉尼歌剧院的视觉与音效效果极佳，也是因为充分利用了黄金分割的原理。当我们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实例转化为数学模型时，就得到了黄金分割的比例为：姨5-12，这一教学过程可以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简洁美。 二、让学生在拓展想象中感受创造美 丰富的想象力是创新创造的基本前提，想象力甚至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在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基础的定义、定理、法则、公式后，一定要加以运用和表达，这些都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因此，作为数学教师，应该善于挖掘知识本质，结合学生实际，提出具有一定难度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探究意识，促使学生在努力探索、合作讨论中获得结论，才有助于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之情，并在快乐中进一步提高学习兴趣，从而形成良性循环。首先，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让他们在自主动手中唤醒原有的思维意识，产生丰富的联想，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知识有层次、有秩序地串联起来，使其形成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被激活了，而且还使他们充分感受到了数学思维的创造美。例如，在教学“勾股定理”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欣赏2002年中国举行的数学大会上的会标“弦图”，并向他们介绍早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周髀算经》中就记载了“勾三、股四、弦五”的定义内容，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的发展历史。然后，要求学生自制4块全等的直角三角形，以及自制的“五巧板”，让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进行拼图游戏，使其在实践、探索的过程中验证勾股定理内容，并实现数与形的相互结合，以此来培养学生探究、合作、想象、创新的品质与精神。同时，也可以有效促进学生情感的升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让他们充分感受到数学知识的创造美。作为数学教师，应善于发现数学中的美，通过多方面、多角度来展示数学知识的美，让学生对数学知识形成更深层次的认识，使他们对数学更感兴趣。 三、结合数学发展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实际上，数学知识本身是非常有趣的，像一位光彩照人的美女，但是由于现行的教学模式压制了学生在数学思维方面的拓展，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以至于让学生觉得数学知识既枯燥又乏味，掩盖了数学知识的本质。为了还原数学的本来面目，教师要善于追溯数学学科的发展历史，通过搜集真实的历史素材，来挖掘数学中的人文精神。例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数学家祖冲之，从小就喜欢阅读数学与天文方面的书籍，通过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了一代著名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并提出了闻明世界的圆周率。魏晋时期伟大的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著名的圆周率计算方法———割圆术，即：利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计算圆周长，最后内接到正96边形，才是最接近正圆的图形，并求出π的值为3.14，并由此提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所求得π的值就越精确。而祖冲之就在这一计算成就的基础上，经过反复演算，最终得出π的值在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当祖冲之得出这一结论后一千多年，国外的数学家才探索到这一规律。在数学教学中引入名人故事，有助于让学生体会数学文化的人文因素，对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的初衷并不在于将学生培养成伟大的数学家，但是著名人物的故事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为以后的应用学习奠定了基础。 四、精心设置“数学与文化”专题活动，以“数学之博”丰富数学文化 教师应该好好利用数学教材载体并适当延伸和扩展。以八年级教材为例，在上这些课之前，笔者都会布置学生预习，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去图书馆借阅相关书籍。上课的时候，笔者以主题讨论的形式进行，教师抛砖引玉，学生走向讲台，各抒己见。通过这些专题活动，扩大了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感受到数学的博大精深，了解到了数学在生产实际中的巨大应用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增加了学生的数学学习热情和探索精神，使数学文化深入了学生心灵。总之，我们只有在初中数学教学中有意识地采取合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渗透数学文化，才能让数学知识变得更容易让学生理解、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效果。但是作为老师，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如何引导学生品味数学文化，使学生获得数学文化的滋养，提高数学文化素养，并对“数学文化”进行开发，则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进入课堂的路径探究 作者：王芳 单位：浙江省义乌中学 “数学文化”于2003年以单独的版块同时出现于《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与《全日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后，激起了中学一线数学教师的共同关注．目前正以较快速度在我国中学数学教学实践中展开．然而，相对于其它模块，数学文化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不少教师对数学文化抱着观望的态度．在一些公开课上，‘数学文化’仅仅是教案的装饰、教学的点缀”［1］．阻碍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主要障碍，一是没有在数学课程与数学文化之间建立有效的文本对接，渗透途径狭隘；二是没有认识到数学文化在培养能力中的重要作用，阈限了数学文化与数学解题、数学探究等的联系；三是固守于惯有的“纯理科”教学方式，缺乏行为上的同化与顺应．在此，将从与课堂教学密切相关的教材、教室与教师三个方面出发，探讨数学文化走进课堂的实施过程． 1教材维度———数学文本的文化诠释 1．1以数学应用为链，延伸数学触角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数学的触角几乎伸向了一切领域．尽管如此，很多学生并不苟同———也许他们正在运用数学，但不认为这属于数学的范畴．针对这种情形，我们可以在传承经典数学应用题的基础上，结合新课程增设的“函数应用”、“算法”、“框图”等章节，开发与学生生活、实践关系密切的应用案例．基于学校学习这一特殊条件，我们还必须特别关注“友邻学科”这一宝贵的课程资源．数学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数学课程向‘友邻’课程提供知识和智能方面的储备工具，又从‘友邻’课程那里获得需求信息、实证材料、强化运用数学智能的场所．”［2］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彼此的关系已经从知识层面上升到能力层面，并继续衍生至思想与方法．“每年的高考都很重视对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的考查……试题涉及到了数学中的一次线性函数、一元二次方程、三角函数、圆周的集合知识、数列与数学归纳法、函数的极值问题等等”［3］，《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明确提出要学会“利用数学方法处理、解释数据”［4］，在生物实验数据分析中，大量使用了比较分析法、相关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等［5］．此外，数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在中学阶段也日益明显，如诗词语言的对仗与函数图象的对称，矛盾对立统一观与数形结合思想，乃至英语的句式结构与集合表示方法等．一旦教师以“大学科观”俯视高中课程，必能捕捉到数学与“友邻学科”的密切联系，打开数学应用新视野． 1．2以数学语言为渠，品尝文化韵味 数学力求以简洁、严谨的方式描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但学生也因此望而生畏．实际上，数学语言虽经形式化改造，却仍然源于日常语言．前苏联教育家道洛费耶夫认为：“数学教学语言中使用着不属纯数学语言的术语和语句，它们往往不具备数学语言所要求的确定程序和精确程度．”因此，教学用语既要遵循数学语言的科学性，还可以根据情境适当加工，添加能够体现数学“真、善、美”的元素，使学生在愉悦中感受数学文化．在知识表述上，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不妨借鉴文辞修饰的比喻、拟人等多种手法，整合当代流行文化，赋数学知识以生动活泼的面孔．如依函数y＝x＋1x之形称其为“耐克函数”，表达双曲线与渐近线之间“有缘相见，无缘相交”的爱恨情愁．在解题教学中，既要凸显模式识别、方法抉择及困难解脱中理性思维的魅力，也要让学生明悟解题智慧，体验理智与情感交织的韵律，让学生有机会尝尽为求解而奋斗的喜怒哀乐．在数学审美上，从提高学生审美品位入手，总结已有教学经验，提炼各个模块的核心规律，并予以反复的运用，突出数学的方法之妙、规律之美，以学生自有的学习经历加深美感体验． 2教室维度———文化意义上的“做”数学 在文本诠释中，教师“传”的成分较多，目的是扩大学生的数学文化感知面．“由于学生主要是通过在教室中获得数学知识，因此数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场所应在教室”［6］．荷兰数学教育家弗赖登塔尔认为“学一个活动的最好方法是做．”因此，我们一方面将数学作为一个现成的产品提供给学生，另一方面又将现成的数学转换成做出来的数学，让他们通过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文化遗产． 2．1在协商中建构数学知识 这里的数学知识特指数学课程中包括数学概念、数学命题等在内的“硬件”部分．一般来说，它们在教材中比较稳定，不会受外部环境的过多影响．但这些知识一旦进入教学过程，势必受到相关因素的作用．可见，所谓的“硬件”特点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教师对它的处理可能因时而异．学生的实际情况是教师调整知识呈现方式的主要依据，在集体学习的条件下，这些情况未必能真实地反映出来．应该承认，学生之间确实存在着思维水平、认知风格等方面的不同，即使是微小的变化也会导致一定差异的解释，从而在个体“不同”认知图式向“相同”数学知识过渡时出现了分歧．例如，在“等比数列”概念教学中，学生对数列1，2，4，8，16，…得出了两种规律：“前一项乘以2得后一项”与“后一项除以2得前一项”．两者看似相近，但对概念建构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教师不给学生发言的机会，而学生又无法解决这些分歧，很多时候会被硬性地消灭在沉默之中．相反地，如果教师让这些分歧表达出来，就容易在冲突中引发学生对话．当对话功能在课堂活动中占统治地位时，学生会把自己和他人的话语作为思维工具，进行协商．学生在辩解中指出，如果采用“乘”的说法，将导致：（1）削弱研究的针对性．由于a1与q可能取0，会夹杂特殊数列0，0，0，0，0，…及a1，0，0，0，0，…；（2）表述繁琐．当一个数列是有穷数列时，得加上条件“到这个数列的倒数第二项止”．因此教材中的“等比数列”定义显得更加科学、简洁，并揣测数学家可能先确定了等比数列的定义，才类比出“等差数列”的定义．虽然最终结果与教材一致，但在协商意义上的解释让学生发现：正是我自己的解释、我自己的看法，引导我形成某个问题，并决定哪一种数学描述和运算是符合目的的、合理的，从而在日常体验和数学手段之间形成亲密的的关系，并成功地把兴趣发展成自己的数学工具． 2．2在合作中渗透数学思想 数学思想是数学课程中的“软件”部分．它的统摄性和概括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素质，其导向性和迁移性又有助于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因此数学思想在日常教学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它并非直露于教材，仅凭学生个体的能力，难以洞察其中的玄机，更谈不上发明一种数学思想．在此情况下，“同伴合作”可以集结学生智慧，进行数学思想的“再创造”．根据知识体系的层壳理论，概念、定理是球形壳体内部的“知识硬核”，数学思想则在球壳外部“知识气圈”的“思维势场”中．这里充满了人类智慧的各种波动和闪光的思想火花，包括灵感与直觉、观念与推测、判断与推理等，它们彼此叠加、干涉，互为消长．高中数学课程中“所选用的软数学知识往往处于流体幔层中智力浓度最大的部位”［7］，因而能积极地引发学生参与．实践表明，学生间的差距要小于师生之间的差距，学生之间的互动也比教师讲解来得有效．尽管他们表达的言语未必流畅完整，但恰恰驱使同伴去竭力地理解，对不同的声音做出判断．例如，在“求以点C（1，3）为圆心且与直线x－2y＝0相切的圆的方程”时，学生给出了三种解法：法1是用过圆心且与已知直线垂直的直线找出切点进而求出半径；法2是设圆的标准方程并与直线方程联立后令Δ＝0得出半径；法3认为只须求出点C到已知直线的距离即可得半径．最后达成共识：无论直线与圆相交、相切或相离等问题，都离不开“数”与“形”，合理地利用“数形结合思想”是解决数学问题的有效途径．可见，合作学习能使教室演变成“百家争鸣”的学术场所，通过“剧场效应”，使数学思想被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并锻造为“学习共同体”的公共信念． 3教师维度———文化向度的数学教学观 在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数学文本的文化诠释，抑或文化意义上的“做”数学，教师的行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数学教学观．“通过采取文化的观点，我们就可更为清楚地认识教学和学习情景中所包含的这些‘看不见的成分’对数学教学的成功和失败有着怎样的影响”［8］．数学文化视野下的数学教学观至少应包含：?以学生为中心，集中于学习者对数学知识的主动建构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一个知识的建构过程，知识是学习的载体，人们使用现有的知识去建构知识，学习高度依赖于产生它的情境．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教师采取民主平等的方式，高度重视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强调在“做数学”过程中达到知识的内化．?数学学习建立在共同体成员互动的基础之上社会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在社会互动的解释中进行建构的，对个人影响最大的学习是那些作为实践共同体成员进行的学习．它在文化取向上，把课堂理解为一种“文化”，文化只有通过人类的相互作用才得以存在［9］．在实际教学中，表现为教师提倡合作与交流，通过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协商实现客观对象的“数学化”．通过“数学化”的途径来进行数学的教与学，可以使学生真正获得充满着关系的、富有生命力的数学． ?教师应该持开放的学科视域“我们不应把数学看成一个完全自足的封闭系统，而应清楚地看到外部力量对于数学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0］．既然数学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那么数学学习就需要开放的人文环境，数学交流需要开放的民主气氛，并且学生的见解也需要教师的宽容———包括那些非数学的解法或念头．例如对于问题：A，B两地位于平行河岸的两侧，BC＝1km，AC＝4km．今从A地沿河岸AC安装一段电缆到D后，再由水下安装电缆到B．如果地下安装费为4万元／km，水下安装费为5万元／km，问如何安装电缆才能使安装费最省？通常设CD＝x，安装费用y＝4（4－x）＋5槡1＋x2将是一个繁琐的函数最值问题．但若将电缆的安装路线看成是光的传播，根据物理学“费马原理”所指“折射定律的光线有最短的光程”［11］，不妨把水下安装看作折射率为n1＝1的介质，则地下安装相当于折射率为n2＝45的介质，由sin∠DAM＝sinisinr＝n2n1＝45得CD＝BC•tan∠DBC＝BC•tan∠DAM＝43．作为新课程理念之一的数学文化教育，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教育教学行为的颠覆，而是对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把数学文化的教育理念渗透于教学全过程，用系统的眼光看待课堂教学的各要素，构建富有时代气息的生态课堂，才能发挥数学文化强大的教育功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与宇宙理念探索 作者：刘鹏飞 徐乃楠 周巧姝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数学学院 长春师范学院 美国哈勃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里维奥（MarioLivio，1945-）撰写的科普名著《IsGodaMathematician？》中提出一个疑问，并指出这个疑问曾令那些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先贤们苦苦思索了几个世纪：数学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这些正会让人们联想到神的特征[1]。数学似乎不仅是描述和解释整个宇宙最有效的工具，而且可以用来解释最复杂的人类活动。 1数学何以有效 古希腊时期，数学作为一种神秘主义信仰而存在。直到中世纪基督教时期，数学逐渐促使人们从盲目的信仰转向理性。随着数学理性的发展和希腊学术的复兴，一批具有理性主义的学者们提出宇宙的设计主要是数学设计，上帝成了数学家，研究自然界的数学设计成为最神圣的事业。随着文艺复兴后科学理论、科学公式的定量化、演绎的、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方式为人们所把握，人们终于抛弃了世俗的上帝，开始走向无神论和泛神论。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宇宙统一理论的理想，世界合理性和可理解性的信念，成为支配科学家工作的基础。数学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对因果关系的把握，已经深深融入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成为人们的一种观念，对近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6-18世纪的西方数学家，对于在宇宙体系构建上为什么数学奏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深受大自然是根据数学设计的这一古希腊信念的影响，并同样受上帝根据数学设计了世界这一中世纪信条的影响，他们将数学看成通过自然界的真理之路。通过将上帝看成专注、至高的数学家，就有可能将对于大自然的数学规律的探求看成宗教追求。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们坚信世界的和谐是上帝的数学安排。上帝将严格的数学秩序给予了世界，而我们只能费劲千辛万苦才能理解[2]。一直到爱因斯坦所信仰的“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性的坚定信仰”的斯宾诺莎式的上帝概念[3]，自然神论———泛神论才成为爱因斯坦以及之后很多西方科学家的科学信仰和感情的基础。非欧几何诞生后，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数学的真理地位丧失了信心，对非欧几何提出了众多质疑，它能描述我们居住的物质世界吗？但当它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得到回答时，数学这种神奇的有效性又使众多数学家陷入思考，有些人开始认为数学是原本存在的，我们只是进行不断的发现而已，有些人坚持认为数学只是我们的一种创造，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然而数学何以这么有效呢？爱因斯坦也惊叹：“数学，这个独立于人类经验存在的人类思维产物，怎么会如此完美地与物理现实中的物质相一致”[1]？爱因斯坦在《我眼中的世界》(1934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迄今为止，我们的经验已经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界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简单的数学观念的实际体现。我坚信，我们能够用纯粹数学的构造来发现概念以及把这些概念联系起来的定律，这些概念和定律是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经验可以提供合适的数学观念，但是数学概念无论如何都不能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当然，经验始终是检验数学结构的实用性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种创造的原理都存在于数学之中。因此，在肯定的意义上，我当然地认为，像古人所梦想的纯粹思维能够把握实在”[4]。 非欧几何在相对论理论上的成功，使人们对数学的观念逐渐地发生转变。对非欧几何的确认，实际上就已经意味着从古希腊以来的、以数学为代表的“绝对真理观”的终结。但不管怎么说，尽管数学失去了其在真理堡垒中的绝对位置，但它与物理世界很相契。无可回避的而且仍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事实就是，数学是探究、发现和描述物理现象的最佳方法。在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数学都是有力的知识工具，即便是被赋予神学意义的时候仍认为上帝是按照数学规律设计这个世界的。 正如我们在近现代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中见到的，数学是我们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之精髓。尽管数学结构本身并不是物理世界的实在，但它们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通向实在之门的钥匙。“非欧几何学的创立非但没有毁掉数学的价值及对于其结果的信心，反而———非常吊诡地———增加了其实用性，因为数学家能够自由地探索全新的概念，发现其中有些可应用。事实上，自1830年以来，数学在组织和控制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几乎不可相信的速度扩展了。此外，自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家描述和预言自然的过程的准确性大大增加了。[2]”黑洞理论是科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情形之一，在没有任何观测到的证据证明其理论是正确的情形下，作为数学的模型被发展到非常详尽的地步。的确，这经常是反对黑洞的主要论据：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其依据只是基于令人怀疑的广义相对论的计算的对象呢[5]？尽管数学因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失去了绝对真理的地位，以及哥德尔定理导致的数学家们对数学基础论争的失败，让人们对数学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但是，正如数学史家M•克莱因所说的：“也许人类的数学仅仅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也许自然本身更为复杂或者并没有什么固有设计。但是，数学仍不失为一种探索，是掌握自然的一种方法。在那些数学行之有效的领域，它是我们的全部资本；如果它不是现实本身，它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与现实最接近的东西。……就知识的确定性而言，数学是一种理想，我们为这一理想而奋斗，尽管我们也许永远不会达到。确定性也许只不过是我们在不断捕捉的一个幻影，它是如此无止境地难于捉摸。然而，理想具有力量和价值，公正、民主和上帝都是理想。的确，也有在上帝的幌子下被谋杀的人，审判不公的案件也臭名远扬，但是，这些理想是千百年来文化的重要产物。数学也是一样，尽管它也仅是一种理想。也许细想这一理想将会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任一领域，我们该选择什么方向才能获取真理”[4]。 爱因斯坦相信人类的数学只有一少部分由实在主导。他在《相对论的意义》（1945年）中说道：“观念的世界看来不能用逻辑的方法从经验中推导出来，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类心智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就没有科学。尽管如此，这个观念的世界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的经验的本性，正如衣服程度很小地独立于我们身体的形状一样”[2]。对于数学为什么有效，那些较早世纪与宗教有关的信念在现代被抛弃了。不过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著名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提出的“宇宙似乎是由一位理论数学家设计的”这一问题，他认为“基本的事实就是这样：科学现在给大自然所描绘的图像（看来只有这些图像能够与观察到的事实一致）是数学化的图像……大自然似乎精通纯数学的规则……不管怎么说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大自然和我们的有意识的数学心智根据同样的规律来运作。”著名数学家齐民友先生有力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既然是科学，它首先关心的当然还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数学的探索意义究竟何在？就在于它对认识宇宙的本性上有重大贡献。我们不赞成狭隘的近视的看法，认为一切数学研究都必须有某种具体的目的，或者用现行的说法叫做“有应用前景”。其实所谓的“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眼前”固然是“前”，“前瞻若千年”也是前，区别在于人类社会在文化和物质上的发展程度。发展向上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文化、科学和物质生产水平，同样也就会更认真地考虑各门科学的前景。但是，从根本上说，如果数学的研究不能在“认识宇宙”上开花结果，数学研究还有多少价值呢！“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去认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否则数学也就成为一种宗教式的内省了。在这里我们没有用“改造自然”的说法，因为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是不是简单地按人类的需要来“改造”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代科学的发展使我们懂得了人必须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其实也还是为了找到正确的相处关系。我们一再强调过数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端抽象的、甚至有时被误解为“毫无意义”、“脱离实际”……的数学研究，可以根本改变人对大自然和人类自己的看法，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人们很难回避一个结论：数学是人类全部技术的最重要的基础[6]。 2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 在西方文化中，按照数学模式来解释世界、构造天文理论，从其初始的一种宗教式崇拜，后来演化成上帝用数学设计世界。蕴含于其中的数学理性，最终把西方天文学导入了现代科学的数学理论框架之中。相反，中国古代天文学空有辛勤准确的观测记载，而始终未能形成一种明确可遵循的理论体系。例如，哈雷彗星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有30多次之多的记载，但中国的天文学家却从来没有人想到去构造它的运行轨道，结果这个发现被18世纪英国的天文学家哈雷获取。因为哈雷发现每隔76年出现一次的记载，恰是彗星绕太阳运行的轨道的周期。这个史实足以表明，在经验和知识充分积累之后，如果没有深层的理性构造就必然导致科学停滞不前甚至倒退[7]。中国古代先贤很早就对宇宙问题有过思考，《淮南子•原道训》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即宇宙是天地万物的总称。《庄子•天运》中记载：“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仿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对天文学非常依赖，很早就注意观测和记录各种天象。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已有了日食、月食的记载。有关流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异常天象，中国古代也都有记录。春秋战国时期，由齐国人甘德和魏国人石申所著的《甘石星经》已有115颗恒星的坐标位置。可以说在天文学史上，中国人的经验知识以及观测记载堪为世界第一。著名的科学史学者李约瑟先生在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与其它民族的天文学成果相比较时认为：“中国人在阿拉伯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天文观测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约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0世纪），几乎只有中国的记事可供利用。现代天文学在许多场合（例如对彗星，特别是对哈雷彗星重复出现的记载）都曾求助于中国的天象记事，并得到了良好的结果”[8]。 中国很早就创立了干支记法和二十八宿的独特测天方法。战国时代已有五星记载（金木水火土），在汉代时测得更为精密。中国古人把整个天空分成四宫，就像将一个苹果切成四大块那样，而每一部分都有一种象征性的古代动物代表，苍龙为东方和春，朱雀为南方和夏，白虎为西方和秋，玄武为北方和冬。而紧围着天帝极星的北拱极区，按照类似于五行的象征性关系又被认为是独立的中央黄宫。而这种五行观念贯穿在整个中国的自然哲学之中。从远古以来，中国的赤道（与黄道相对）被分成28份，即每宫七宿，每宿由一特殊的星座标定，从其中某一特定的定标星（距星）起算，因而每一宿所占的赤道范围又有很大差别。中国古代信守“天人合一”的理念，历代帝王治国安民，无不求端于天，传说自三皇五帝开始就有历法。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等所测得五星的度数以及会合周期的精确度已经相当高。根据天文学家陈遵妫先生统计，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历法共有104部之多[9]，经历了准备时期、古历时期、中法时期、中西合法时期和公历时期五个发展阶段。其中准备时期以《夏小正》历法为主，古历时期从春秋到汉武帝期间主要是《颛顼历》，中法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的《太初历》和直到明朝的《大经历》，中西合法时期是以明徐光启主持的《崇祯历书》和清朝《时宪历》、《癸卯元历》为代表，公历时期是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开始实施的公历，也即格里高里历[10]。 3基于中西文化史的思考 中国最初在天文理论构思方面（盖天说、浑天说）也不逊于西方天文鼻祖托勒密。而且从实际上说，托托勒密构造的“地心说”，并不具有比“浑天说”更多的经验支持。有人曾把托勒密的地心说与同时代汉朝天文学家张衡的天文理论作过比较，发现两者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依据张衡的假说所绘制的天文图与托勒密的地心说天文图几乎没有什么两样[11]。遗憾的是张衡并没有明确提出像托勒密那样的地心说理论模型。李约瑟曾评价说：“把中国的星表和伊巴谷、托勒密的星表对照来看，是非常有意思的。后者不仅年代较晚，所载的恒星也少三分之一，……周、汉之间中国人在方位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应在科学史上占有远为重要的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代世界通用的天球坐标系基本上是中国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这一点似乎也值得强调”[8]。从中西方数学文化史比较的意义上看，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古希腊天文理论模式是以数学崇拜为基点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古代天文理论的构思却是建立在《周易》衍生出来的阴阳五行解释系统之上的。作为一种理论的构思，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中国与古希腊天文理论在数学理性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未来的发展前途。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早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写入《崇祯历书》，但后来还是被否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唯有地静说才是公认的观点。 天文学是离不开数学的，确定日月星辰的位置，观察记载它们的运动，寻找季节变化的规律都必须以数学的计算为手段。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在这种应用的层次上当然也是依凭数学的，尤其是在历法计算方面，唐代的僧一行运用的插值方法与西方相比非常高超。但是，当涉及整个天文学理论模式构造，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实际都是把观测经验和计算数据容纳在一个按《周易》思维方式构造出的模式之中。有的学者评述时说：“查阴阳五行与天文历法，有的部分是巧合，有的部分是勉强牵强”[12]。其实巧合也好牵强也好，这些理论构造在其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致命的危机潜伏在它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上面。刘徽在注释《九章算术》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显然，刘徽是在《周易》解释宇宙万物的指导下来建立“九九之术”的。显然，作为一种理性，中国古代数学在它构成第一本数学著作时，就成为《易经》的“婢女”，而不是像《易经》那样获得在中国文化中解释宇宙万物的地位。齐民友先生曾指出数学理性精神、数学探索精神“其实只是西方文化中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侧面。把认识宇宙也认识人类自己作为永恒的主题这只是西方文化的特征；把进行这种理性的探索看成人类最崇高的感情，也只是对西方人而言的。中国人生活在天人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和谐中，精神生活早已得到满足，哪说得上要什么思想解放呢”[6]？中国以阴阳五行、《周易》八卦为表象形式，形成中国整体相关、整体互补的辩证思维方式。并在以农耕生存、家庭和血缘关系为主体的，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中[13]，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特定的理性精神，而这种理性精神中不像西方那样以数学理性为主导。 中国古代天文学理论建立在《周易》和阴阳五行的理性结构之上，这一点严重阻碍了它后来进一步的发展。李约瑟曾指出，中国天文学“缺少理论是缺少演绎几何学的不可避免的结果”[8]。其实还应进一步说明，中国天文学缺少的不是作为操作手段的演绎几何学，而是缺少作为深层理性结构的数学理性思维。在中国历史上，天文学在发现盖天说的解释困难之后，浑天说或者宣夜说也没有像欧洲天文理论那样形成逐步淘汰的竞争态势。这其中的症结在于，这三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周易》阴阳五行这种直观表象的同一模式上。因为《周易》阴阳五行的理论模式不具备更新或竞争的内在动力，它们也就无法竞争高下了。东汉末年，蔡邕在《朔方上书》中早就指出盖天说的计算错误，认为“惟浑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台所用铜仪则其法也”[14]。但实际上，在中国天文学史中，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并存，而且各自都在发挥自己的理性解释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中国人的信念中，对于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与其说有一种确认的信仰，毋宁说持一种未知或不知的敬畏之心。这也是对于超越界的一种信仰情怀，但独具中国民族的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并创造了一个严整的象征、仪式、观念系统来表达人与神圣意志的交通，以此反复加强对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这正是中国文化心理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既信仰一个超越的世界本原（天、道、理、太极），又不以人可确证交通的方式深究其结构，而满足于敬拜（古代天帝崇拜及民间信仰）、冥思（道家）、敬而远之（先儒）、敬而用之（墨家及董仲舒派）、思而修身（理学及心学）”[15]。 数学理性作为一种民族理性中的重要因素，它会在不同文化中表现出自己独特的特征。这种特征形成了中西文化中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也影响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特征、民族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理性从古希腊的数学神秘主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数学理性的吸纳，直到牛顿、爱因斯坦确立数学理性精神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数学理性伴随着圣经的浸染一直是西方文化理性的主导。而中国传统数学虽与《周易》共同起源于原始的数字神秘主义，但是在随后的发展中陷入了实用主义泥潭，而《周易》则逐渐确立了在中华文化中的理性主导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西方文化无论怎样发展，都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圣经》血统，东方文化无论再怎么现代化，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易经》血缘”[16]。如果在以往中西文化分离状态时考虑上述问题，这些数学理性所表现出来的中西文化差异并不会被人们所关注。但在今天中西文化交流融合进程中，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数学理性开展文化史意义上的对比分析，会加深我们对中西文化的理解，从而推动中西文化的有效融合。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渗入网络文化 作者：史悦 单位：北京邮电大学理学院 一、引言 网络文化是指网络上的具有网络社会特征的文化活动及文化产品，是以网络物质的创造发展为基础的网络精神创造。一方面从互联网的诞生、迅速普及到网络文化的逐步形成，网络文化的触角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延伸，由于网络和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自主性及互动性满足了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心理需求，越来越成为大学生摆脱束缚，驰骋思想，发展自己个性的重要空间，因而网络文化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方式和学习方式。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对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与管理已经被提高到专业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高度，受到极大的重视。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文化的内涵包罗万象，其中科学技术和知识是当代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数学科学作为科技文化的理论基础和研究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地位。而伴随着数学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数学文化就构成了现代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代的数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没有现代数学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一个没有相当发达的数学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可以用它消耗的数学来度量，因此在各类院校中普及深化数学文化，不仅可以普遍提高不同层次学生的数学修养，也是全体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个部分。那么如何在校园中普及深化数学文化，就值得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数学教育工作者深入研究与思考。借助网络这种现代信息的重要传播工具，结合各院校正在建设的网络文化及多年成熟的网络教育经验，使数学文化融入网络文化中，成为网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 二、数学文化在网络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 一般来讲，数学文化狭义上指的是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这一层面上的数学文化更多的通过数学具体的知识而体现，如数与数系、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等具体学科。因此要认识和普及数学文化首先就要学习数学知识，通过数学知识的系统学习，体会其中所蕴含的数学文化即数学文化的内涵；而数学文化广义上则指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发展中的人文成分，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即数学文化的外延，这个层面上的数学文化从宏观上揭示数学的意义，数学不仅是有着丰富内容的知识体系，更是一种方法、一门艺术、一种认识自然揭示自然规律的特殊语言，它的内容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具有深远的影响。深入了解和学习数学文化这两方面内容，可以使大学生获得一种思维的力量，具有良好的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掌握从数量角度研究问题，有条理地进行理性思维、严密求证、逻辑推理和清晰准确地表达的能力，同时又能够体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培养既有人文素养又有科学精神、既懂得人文价值又掌握科学方法的高素质群体。而数学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学文化是网络文化在技术上的坚固根基。 网络文化产生于网络，即网络文化的物质基础是网络，所以网络文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层面，另一个是文化层面。从技术层面上，网络技术是网络文化存在、发展和创新的物质后盾，网络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支持，没有网络技术的支持和发展，就没有网络文化的发展，更不可能有任何一项网络文化的创新能够实现。因此要发展网络文化，本质上必须进行网络技术和网络管理手段的完善和创新，特别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只有这种技术的进步才能充分拓展网络文化的发展空间，丰富网络文化的内容，开发出更优秀的网络文化产品。例如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在教育领域内的完美结合，造就了基于Internet网络多媒体课件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产生不仅使教育技术实现了一次根本的飞跃，也改变了全民的教育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开拓了教育领域的全面发展，引导了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同时在这种虚拟的校园环境下，使得校园网络文化迅速成长，学生们迫切需要对校园网络文化的正确引导和高层次的网络文化产品，这种需求极大促进了校园网络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使得网络教育迅速成为网络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此外网络技术的发展也是网络文化发展的技术安全保障，例如有了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等技术的发展，才能够更有效地保护我国优秀文化的自主知识产权，并抵制部分不良群体和不良信息的侵蚀破坏。而这些技术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现代数学这一根本工具。因此提高对网络文化的认识，就必须意识到数学文化本身蕴含于网络文化中，网络文化根本的技术发展平台是数学和数学文化，发展网络文化更深层的内容是学习、认识和普及数学文化。其次数学文化是网络文化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入和完善。从网络文化的文化层面上，网络文化要反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科学精神，就要提供充足的、高层次的承载这些内容的文化产品。而数学文化作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最深刻的形式，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现代人才必备的素质，其精神产品能够极大地深化网络文化产品的内容。数学文化不仅可以从专业上给所有学生提供其工具价值和应用价值，还可以给人文学科的学生通过相对简单的数学内容体现数学在思想、精神及人文方面的作用，提供他们科学、理性的思维方法。例如通过深入研究数学与哲学、数学与经济、数学与文学、数学与史学、数学与语言的关系及数学与这些学科成功结合的案例，掌握数学思想的精髓，体会马克思的“一种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的意义，从而满足各个层次上不同发展方向的大学生的需求。因此，网络文化中的数学文化可以深化网络文化的内容，避免网络文化结构的浅层化，娱乐化倾向，引导学生对信息作出充分的分析、思考、筛选、创新、思辨等科学理性认知的习惯。同时，网络文化中承载的数学文化为数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数学文化的普及根本在于数学文化的传播方式和学习方式。而网络文化作为现代信息传播的功能提供了更广泛传播数学文化的有效途径。网络对精力充沛、渴求知识的大学生来讲已经成为他们学习知识及获取、交流信息的重要来源，网络改变了传统获取知识信息的方式，网络学习已经充分激发了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潜能，而且各种知识，思想的碰撞，使得思想活跃的大学生知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增加，更容易形成个性的思想，有利于他们创造性的发挥与发展。因此通过网络更有利于在各个层面上传播数学文化。 三、数学文化融入校园网络文化具体实现的一些想法 数学文化融入校园网络文化的关键是利用网络技术提供足够的承载数学文化的信息并提供充分交流这些信息的平台。随着近几年网络教育信息技术的推广和教育部精品课程建设的引导，以及网络学院的建立，高校中一般已经具有了相当多的关于数学课程的资源，初步建立了较完善的各门数学学科的网络学习系统，例如教学系统、数学实验系统、自测答疑系统等，这些资源的建设使得大学生能够充分地了解和学习数学，特别是在系统资源中普遍提供了相关学科的历史发展背景资料、趣味问题、最新学科研究进展等，这些优质的教学内容和资料事实上极大地推动了数学文化的普及和深入，丰富了网络文化的内容，提高了大学生参与数学文化活动的兴趣，促进了网络文化内容的深入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但同时我们看到，对这些资源的认识基本上是从大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及提高学习兴趣的角度而建立的，还没有提高到数学文化的层面来认识，因此进一步改革网络数学资源的内容，从数学文化的角度来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各个数学学科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可以起到开拓、引导网络文化技术基础内容深入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时，由于在数学文化的文化层面上，其本身的内容和体系也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目前网络上涉及不多，因此应该加快数学文化理论的建设，并加强数学文化网站、网络课程的建设，引导大学生在数学文化的学科观、社会观、哲学观、美学观、方法论上进行多层次的学习和讨论，发挥大学生的探索精神，充分理解数学文化、数学思想及其作用，使理工科的学生具备足够的人文精神，使文科的学生具备科学素养，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另外，从网络文化的开放性角度，对于基础课和公共课的数学网络资源应加强开放性，特别是高校间应加强协作，扬长避短，实现优秀网络资源的共享和互补，共同构成一个高层次的高校网络文化氛围。此外，通过前期社会热点问题的发生与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微博、博客强大信息传播能力的认识，因此，期待有更多有影响力的数学科研以及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数学大家、教育家建立微博与博客，及时发表他们对数学的感悟，从不同层面上潜移默化地传播数学文化的理念。在网络平台上，除提供给大学生数学文化的广博信息外，还应该提供足够的、新颖的数学文化互动活动，目前这种活动仅限于小部分院校开展的数学文化节活动，能否有更多的院校联合起来，开展这方面以致全国性的网络数学文化互动活动值得尝试，亦可以借鉴大学生社团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网上社团并开展丰富的网上社团活动。例如结合数学竞赛、数学建模竞赛、数学文化等课程组织网络学习型社团、学术科技型社团，在网络文化中注入新的科技的内容，同时引导和支持校园其它类型社团的网络化。 总之，数学一直是人类文明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进步，它更是构成现代文化及其重要的因素，数学文化与网络文化的两个层面恰相辅相承，可以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并且网络文化作为现代文化中一种年轻的文化形式，只有融入了数学文化才能够反映当代最优秀的文化，才能够成为一种深刻的、理性的文化。因此将数学文化融入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深化和丰富网络文化的内容，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实践。 数学文化论文:探讨数学文化的特征和定义 作者：靖新 金岩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 作为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门科学，数学既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又是一种文化的形态。但是数学教育在培养人的素质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数学教育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解题训练。数学的研究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过分强调逻辑化、专门化和过于抽象的趋势，使得数学的重要文化价值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从哲学层面上来讲，数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数学教育的真正意义应该使数学成为人们科学思考与行动的基础。针对大学数学教育僵化、孤立的现状，在高等学校开展数学文化教育，对提高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把今后10年中国教育改革的战略主题定位为实施素质教育。把数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揭示文理交融内在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加强数学文化课程建设，开展教学改革，是深化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数学文化综述 1．数学文化的特征和定义美国著名数学史家M•克莱因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中论述到:“数学一直是形成现代文化的主要力量，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极其重要的因素。”［1］文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广义地说，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与积淀。概括地说，文化是包含了人类的知识、思想、信仰和行为的一个整体。文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细分为精神文化、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等基本方面［2］。数学是具有普遍性的特殊语言和思维方式，是基本的人类活动，是知识体系，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在其发展的早期，数学被广泛地应用于处理和解决人类社会生活及各种活动中的实际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数学作为一门科学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在其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数学的应用逐渐扩展和深入到更一般的技术和学科领域。近代以来，数学和人文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人文科学数学化也呈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发展态势。数学与人类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有着重要的、卓有成效的互动，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的数学已不再单纯地是一种工具，而是解决许多重大问题和科技创新的关键性思想和方法。其在发展中所体现出的高度的想象力、创造性和理性精神，在提高全民素质、培养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各级人才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作为一个概念，“数学文化”至少具备以下两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文化概念的特征;第二，具有数学独特的特性。数学文化是指数学的思想、方法、观点和精神，以及数学发展中的人文内涵、数学与社会的关系、数学与各种文化的联系，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也包含数学家、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等［3］。美国学者怀尔德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指出:数学是一个文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其内在力量与外在力量共同相互作用，并且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数学文化是由数学传统及数学本身所组成的［4］。齐民友教授认为:“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最根本的特征是它表达了一种探索精神……数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其永恒的主题是认识宇宙，也认识自己。”［5］南京大学郑毓信教授指出:“一般来说，数学文化指数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6］数学文化的定义可以概括为:运用文化学的视角和方法，以数学史或当代数学发展的案例为基础，研究数学的本质、核心要素、发展历程、价值，及其与社会文化诸因素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关系的系统［7］。 2．数学素质和文化素质数学素质或者说数学素养，是人的基本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人的数学能力通过各种活动的综合体现和反映。数学素质就是指对待问题善于从量的方面进行辩识、抽象、归纳和总结;应用数学的意识、兴趣和思维;具有逻辑性、严谨性、多角度思考问题的互动性;较强的计算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善于实践、理性精神和敢于创新等。大学生虽然学了多年的数学课程，但是，其中的许多人却以为，学习数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会解题，在考试中拿高分。而无从体会“数学的理性思维”具有的重大价值。如果学习数学，却不理解数学所具有的思想性，数学文化与诸多文化的交汇，以及数学对创新的重要意义，那么这种学习是毫无意义的［8］。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在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哲学、历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从而培育和提高大学生的科学精神、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数学素质。数学文化已经超越了数学学科，成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当文化积累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才能够逐渐形成文化素质。 3．数学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从古希腊开始，数学就与哲学建立了密切联系。在逐步发展中，数学作为研究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种符号语言，有着严格的形式演绎体系。今天的数学学科具有典型的公理化特征，形式的证明是纯逻辑的和演绎的。数学的每个概念都要求以明确的、绝对单义的方式进行定义。然而，数学活动同任何智力活动一样，是受动机、情感、想象、语言以及需求等大量因素影响的。在数学中，经常采用“化难为易、化繁为简、化生为熟”的手段，这个“化”字就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数学文化就是这个过程的总结和记录。数学文化使数学从单纯的逻辑演绎推理的状态中更多地和实际发展过程相互联系。和所有文化现象一样，数学文化对人们的行动产生支配的作用。“数学素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学习和实践中培养的。”［1］在所考虑的文化系统中，数学文化包括以下基本问题:数学家为什么研究数学;有哪些实际问题是需要用数学研究的;开展数学研究的方式、方法对于研究成果的直接影响;数学问题和方法以何种方式彼此相互联系和发展［2］。 二、数学文化在文化素质培养中的作用 数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它可以使人从哲学的意义上易于理解各种差异和结论。数学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于能够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数学的思想和方法，通过了解和认识抽象概念的实际背景，探索数学概念形成和抽象出来的过程。任何一个数学概念的引入都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要基本合理，二是要有实际意义。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数学在人类生活、特别是当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从文化教育的角度开展相关的活动。只有理解了数学的概念体系所建立的背景，了解数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启发学生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周围的事物，用数学的思考方式处理各种实际问题。文化素质教育是一项特殊的活动，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和复杂性。数学文化教育同样有其自身的特征和内涵。数学文化对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数学是一种科学模式数学是关于模式的科学。对模式的提炼、处理和运用是数学活动的基本内容。严加安院士的悟道诗“随机非随意，概率破玄机。无序隐有序，统计解迷离。”生动地刻画了随机性问题的内在规律和处理模式，看似无序其实隐藏着有序的内在联系。数学文化贯穿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过程，具有抓住事物的本质的能力。数学模式给予人们的是会用统一的方法去解决和处理各种看似无关的事物，把握事物的共性和相互联系［2］。 2．数学语言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外壳。数学是科学的工具和语言。学习用数学的方法和语言处理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万无一失”，比喻“有绝对把握”，同时，这句成语可以联系“小概率事件”进行思考。“指数爆炸”、“直线上升”等数学语言已经成为日常用语，表明这些术语可以与事物的复杂性相联系。 3．数学和文学具有相通性数学与文学的思考方法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数学启“真”、文学启“美”，而真和美是不可分割的。数学中存在“对称性”，文学中则有“对仗”。数学中的轴对称，即图形的形状和大小依对称轴对折后都保持不变，而且保持某些性质不变。文学中的对仗则是指字、词、句的某些特性保持不变，词性不变。变化中包含着不变的性质，在数学和文学中都广泛存在着。数学概念和文学意境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孤帆远影碧空尽”，就是对极限概念的一种美妙的描绘。 4．数学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数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与诗歌的简洁和概括有异曲同工之处。数学家从数学研究中寻找生动活泼的经验和雄心壮志的满足，诗人从诗歌里抒发人生的感怀。“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唐代诗人陈子昂的名句，从数学角度理解就是时间和三维欧几里得空间的一种描述。天可以视作平面，地可以视作平面，时间的两头是无限的，若以自己为原点，时间恰可作为一条直线，一个人就生活在这悠远而空旷的时空中。数学的精确化、形式化、符号化、几何化，都是解释现实世界的特殊方式。因此，具有诗人一样的想象力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数学思维能力。 5．数学的理性精神数学的理性精神是指敢于批判、敢于否定、敢于怀疑、乐于奉献等思想境界，以及求真、求善、求美。而求真、求善、求美，也是人文精神的追求，这充分体现出数学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融合与升华。数学在思维的严密性、准确性、条理性等方面是任何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加强数学理性精神的培育，避免犯“专注迢迢河汉之间，而忘却近在脚旁之物”的错误，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和实验科学培养学生注重证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产生了重要的互动关系。数学在理性精神的培育方面发挥着更加独特的作用，因为从评价标准来说，数学的评价标准往往更加具有准确性和唯一性。 6.数学美数学和美学有密切关系。数学的许多公式都是和谐的、美的，把函数差商和导数联系起来的拉格郎日中值定理很美，“黄金分割”蕴涵了恰到好处的美，三角函数和音乐，立体几何与绘画，计算机画出的分形图，都是数学美的表现。数学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其艺术性、科学性和应用性。艺术性在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丰富的个性品质;科学性在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逻辑思维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严谨治学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应用性在于培养学生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灵活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善于用数学的手段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作作风。 三、大力开展数学文化教育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至少应该在大学本科教育中占有1/4的比重。这不仅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相一致，而且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要求。 1．数学文化课程的意义“数学文化”课程已经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规定的大学生文化素质课程之一。作为理解数学的一种方式，数学文化越来越受到国内外高等学校的高度重视。数学文化课程和其他的数学基础课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对数学的印象、对数学的“感觉”和“知道”。与要求学生完全理解与掌握的必要的数学理论知识及其应用的教学目的不同，数学文化教育更看重学生对数学的喜好程度、基本态度和看法。定理和公式可以慢慢淡忘，但思维的力量和思想的火花却会长久地存在［7］。数学文化课的主要任务是让学生理解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提高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发挥数学文化提高学生文化素质的作用，使学生终身受益。 2．数学文化课程的内容在高校开设数学文化课程，应该既有数学文化课的共性的内容，又有体现学科专业特色的内容。要根据学科和专业的需要开设不同的讲座。例如“建筑史中的数学思想”、“数学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绘画中的数学思想”等。目前国外许多建筑设计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中都蕴涵着丰富的数学元素，如“科学建筑(sciencearchitec-ture)”、“绿色建筑(greenarchitecture)”、“生态建筑(ecologyarchitecture)”等，挖掘现代设计中的数学思想是更新建筑设计理念的重要途径。 学习数学文化一定要学习数学史。通过介绍数学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古今中外著名数学家的优秀品质及历史功绩，学生能够了解数学思维形成的脉络。既要通过背景知识的介绍，对引入数学概念的合理性、重要性进行解释，又要使学生学会数学符号语言的建立和表达，从而揭示数学的思想、方法和应用价值，展示数学文化的深刻内涵。经过数学文化的熏陶，使学生形成“在欣赏回味、自主探索与思想交流中理解和掌握数学的思想与方法的氛围，积累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从而培育符合现代教育理念的“以人为本”、启迪创新思维的文化素质教育土壤。提高对于数学文化的认识，揭示数学文化层面的思想和内涵，不仅要从具体的数学概念、方法、理论中展示数学的文化底蕴，也要多侧面、多角度、多手段地展现数学文化，通过丰富数学文化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拉近学生与数学之间的距离，培育理性精神，激发学生对数学学习的良好情感体验，提高大学生对数学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对数学的理解力。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远程教学探索 作者：胡晶 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为了强化素质教育，河北广播电视大学于2009年为开放教育本科各个专业开设了通识课——数学文化．由于电大开放教育对象的成人化、业余化，要求教学方式采用远程化、开放化，使得教学模式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其一，基层电大数学教师难以胜任数学文化课程的教学；其二，大部分成人学习者对数学都有一定的惧怕或厌烦的心理，再加上成人业余学习，工学矛盾突出，很难对数学文化课的学习产生浓厚兴趣．然而，广泛应用的网络信息技术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还可以搭建交互交流的平台，满足数学文化课需要学习者广泛博览学习资源，感悟其思想内涵的要求．于是，研究者依托“河北电大在线平台”，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思想和多种教学策略，对数学文化课程进行了基于网络的三位一体在线教学模式设计及教学环节的实施． 1在线教学模式的设计 1.1教学内容模块化数学文化课程以数学史、数学问题、数学知识等为载体，主要讲授数学的思想、方法、精神．将课程全部内容分为4个模块．在“河北电大在线平台”数学文化课程主页三十余个学习资源，供学习者学习、阅读，实现人与学习资源的交互．通过栏目设置，明确区分每一模块“重点学习”和“学了也好”的内容． 1.2课堂设置虚拟化运用网络异步交互方式，每个模块在“BBS论坛”建立在线虚拟课堂，在教师的引领下，组织模块主题讨论，通过小组协作学习，实现师与生、生与生的社会性交互． 1.3考核方式过程化不设期末考试，全方位地进行模块化的过程性考核．对每一模块所选专题重点学习，重点考核．每个学习者每一模块以提交帖子的方式参加在线BBS主题讨论和提交一篇自主选择主题、题材的平时作业，展示自己对重点学习内容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1.4学习评价开放化省校责任教师指定有关教师在网上公开评价每个学习者在网上提交的有效帖子和平时作业，给出相应的课程考核成绩．2在线教学模式设计与教学实践的创新 （1）各种学习资源的设计与建设以学习者为本，在“精”字上下功夫，让每个学习者都能够“吃饱吃好”，深受学习者的认可和欢迎，点击率远高于其他课程． （2）虚拟课堂上，针对不同模块内容，围绕主题开展生动、有趣的在线讨论，赋予每个学习者发表个人见解的机会，学习者积极地将自己学习的认识呈现给大家，感受到了机会和地位的平等，让本来对初等数学学习已经产生惧怕和反感的学习者重新找回了自信，调动了远程学习者学习的积极性，实现了学习资源共建共享，在解决远程教育教学交互难题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 （3）许多学习者重新认识了数学，感到数学不像原来印象中的枯燥，不仅从以前惧怕数学到能够应用数学的思想、方法分析或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指导自己的工作，而且还有一部分学习者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真正感受到了数学思想的深刻性与数学的美． （4）在线主题讨论和网上提交作业展示学习成果和效果的异步网络交互活动的展开，学习者在实现“培养目标”的“学习过程”中完成课程“考核与评价”，在考核与评价的过程中进一步学习和升华，三位一体的教学设计让学习者的多种能力得到培养和锻炼． （5）通过课程的教学设计带动了课程教学改革和考核改革，促进了实践性教学水平的提高，不仅使较为丰富的数学文化课程学习资源产生满意的学习效果，促使各种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教学目标的落实，还达到了相互学习、有效监督的目的，对课程考核的过程化、科学化、公平化管理起到积极的作用，有益于形成好的考风、学风．数学文化课程在线教学实践证明，数学文化课程在线教学模式适合远程学习者的需要，让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获得收益最大化．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的概念及重要意义 作者：庄中文 单位：安顺学院 数学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格和人文精神、提高大学生的思维素质和综合素质、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功利思想盛行，传统的高等数学教育往往只看重数学的计算方法和具体结论，很少关注数学推理证明和思想，没能很好地体现数学的文化和教育功能，这无疑背离了数学教育的应有目的。国内在数学文化方面的研究时间不长，且大多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本文试图探讨如何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数学文化思想和方法，以期让更多的在校大学生能够从数学教学和学习中受益。 一、数学文化和教育概览 “数学文化”，狭义的解释，是指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以及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广义的解释，则是除这些以外，还包含数学史、数学美、数学教育、数学与人文的交叉、数学与各种文化的关系。数学文化教育在实施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改变数学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现状、提高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质量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深化教学改革。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实行弹性学制，促进文理交融。……提高公众科学素质和人文素质。”这些教育目标的实现，数学文化教育在其中将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数学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西方数学哲学、数学史的研究之中。最早系统提出数学文化观的是美国学者R•怀尔德，在他的著作《数学概念的进化》和《作为文化系统的数学》中从文化生成的理论、发展理论等方面提出数学文化系统的概念及有关理论。将数学文化研究推向高潮的当属哥廷根学派著名的数学家M•克莱因，在其传世之作《西方文化中的数学》自序中写道“：在西方文明中，数学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数学在工程设计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实用价值。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宝贵的、无可比拟的人类成就，数学在使人赏心悦目和提供审美价值方面，至少可以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化门类媲美。”克莱因的另一巨著《古今数学思想》被誉称是“就数学史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本。”书中着重论述数学思想的古往今来，努力说明数学的意义是什么，各门数学之间以及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尤其是和力学、物理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克莱因的继承人，同属哥廷根学派的德国数学家R•柯朗与哈佛大学的著名拓扑数学家H•罗宾合著的数学名著《什么是数学》是探寻数学思想和方法的完美之作，爱因斯坦评论说：“本书是对整个数学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及方法的透彻清晰的阐述。”十九世纪后半叶和二十世纪初，西方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育已经走在世界的前列。 国内较早从事数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是著名数学哲学家、教育家郑毓信教授，在数学•哲学•文化•教育系列丛书中的第一部著作《数学教育哲学》中就已经开始用其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数学教育的哲学基础，提升了数学教育的理论地位。另一力作《数学文化学》从数学的文化观念、数学文化史的研究和数学的文化价值这样三个方面构建起了数学文化学的初步理论框架。郑毓信教授在他的《数学文化学》中指出，西方数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数学形式，中国古代数学与古希腊数学很不相同，数学文化的研究也必须有中西数学文化的差异与比较性研究的内容。最近几年，关于数学文化的研究专著也越来越多，比如游安军、黄秦安、齐民友等，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给数学文化以新的解读和发展。笔者也曾对我国现阶段高校数学文化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现状和实施数学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给出了粗浅的分析。 进入21世纪，数学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渐渐地渗透到大学数学课程教学中。特别是2003年10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数学史、数学文化课程建设与教学研讨会”，着手把数学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推向全国，随后国内一些大学陆续开设了相应的选修课。在本科生数学文化教育中开展较早的应该是南开大学的顾沛老师的课题组，并且得到了听课学生的广泛认可，数学文化课程已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组后来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南开大学的数学文化课是公选课，受师资和办学条件的限制，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选课要求。在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二、大学数学公共基础课实施文化教育的措施 囿于当前大多数理工科高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课时普遍不足的现状，完全将数学文化教育的重任纳入课堂教学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数学教育规律的。所以，在数学公共基础课开课之前有必要根据各校的实际课时数，合理安排好课内和课外教学内容和形式，以期达到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中渗透文化思想的目标。 （一）课内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课堂教学是大学数学教学的主阵地，如何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堂教学来切实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研究能力，是摆在高校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师面前的一个现实的课题。 1.增加数学科普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优秀的数学科普知识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对数学的兴趣，特别是数学史和数学应用方面的知识，挖掘数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背景，精心挑选内容健康、形式多样、贴近授课内容的科普素材（比如数学名家、数学典故、数学名题、数学方法、数学观点、数学思想等），恰到好处地插入课堂教学，让学生体会数学的价值，寻求数学进步的历史轨迹，进而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2.引入与学生专业知识相关的案例———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现阶段工科院校的数学公共基础课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学习很难对接，学生在学习物理、几何或经济学时需要用到的数学知识，囿于课时限制被教学计划删除。因此，可采取与专业教师交流或合作的方式加深对学生所学专业的认识，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调整授课内容，将学生在专业课学习时遇到的需要用数学知识解答的问题，作为案例直接引入课堂教学，让数学知识与学生的专业学习联系更加紧密。 3.增加数学实验环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为学生开设数学实验课，以学生的亲身参与为主，基于某些具体的数学问题以计算机为工具，让学生通过数学软件或自编的程序进行自由的探索，从中发现、总结出可能存在的规律，然后加以论证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于受到师资和实验中心机房的限制，数学实验课只能从部分专业试点，实验的内容和学时需要根据学生专业性质合理规划。 4.课堂教学施行问题解决型和小课题研究型教学模式———增强学生研究能力。突破纯应试教育的数学教学思维模式，变传统的“定义———定理———例题———习题”授课方式为“实际问题———数学化问题———问题解决的策略和方法———问题解决过程中所产生的数学知识———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也就是将教材中相关的若干内容加以组合、整合为一个个有明确探究目标的小专题。比如在刚开始学习高等数学时，让学生研究“高等数学在本专业课程中的应用”；在学习函数的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时，让学生探究“极值与最大值最小值在日常生活的经济问题中的应用”；在学习曲线的参数方程时，让学生探究“曲线的参数方程的应用”等，并由学生制定研究方案、研究方法。 （二）课外数学文化素质教育措施大学数学教学模式客观上减少了师生之间的直接接触机会，只依靠每周一两次的课堂教学时间是很难完成大学数学教学的所有目标的，通过数学文化观下的课外辅助教学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课时不足、师生接触不多等实际问题。 1.指导学生成立数学互助小组。大学和中学很大的区别在于，师生之间的接触明显减少，中学里的高强度练习和考试也一去无踪，此时最容易出现在监管缺失和答疑不便情况下造成的学生学习兴趣下降。鼓励部分同学成立数学互助小组，不仅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和互助的平台，也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相互监督和鼓励的机会。教师可与小组成员协商制定细则，做到有组织、有领导、有活动章程，避免流于形式。 2.撰写数学实践论文。鼓励学生将自己遇到的学习、生活、现象等进行观察、分析，运用学到的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自己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以小论文的形式把这一过程体现出来。数学小论文对培养学习兴趣和勇于探索、创新、求实的精神，提高数学素养，都是很有益处的。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指导学生开展写作：首先是选题，题目要小，范围要窄，便于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问题说清楚；其次要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要能够围绕选题准备充分的材料；第三，表达要尽量做到准确、鲜明、生动。准确就是运用数学语言，选用贴切的词汇、合乎逻辑的句式确切地表达主题思想。鲜明就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给人以清晰的印象，生动就是语言、文字灵活多样，通俗易懂。力求科学、知识性、趣味性的统一。 3.开展相关的主题演讲。演讲是一个人面对大众表达思想的口头传播方式，是演讲者智慧、口才和心理素质的综合反映，好的演讲对演讲者自身学习方式的转变，自学能力、写作能力的提高，自信心的增强等无疑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听者也具有激励、鼓动的积极作用。在笔者以往的教学中，对开展数学主题演讲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活动的开展都是在不影响正常的教学的前提下进行的，时间可以选择放在内容相对较少的课内也可以在课外集中举行，内容的选择也可与数学实践论文结合起来。在活动的组织过程中，力争做到：充分地准备，循序渐进地展开，恰当地点评和鼓励，使得每一位同学都能在演讲活动中表现出自己闪光的一面。数学文化的观念确立了数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密切联系，并赋予了数学越来越多的在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应用价值。数学公共基础课作为高校基础必修课之一，担负着较主要的大学生素质教育责任，如果在数学课程中忽视数学文化教育，对高校实施素质教育是莫大损失。只有将讲授数学知识与传播数学文化、传授解题技巧与培养数学思想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到数学的精髓与美，也才能使学生由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 数学文化论文:成人教育数学文化的价值 作者：蓝梅 王岳 单位：南职业学院基础部 1数学文化的内涵 中国最早“文化”一词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用文化来对译英文中的“culture”一词，始于日本学者，含耕种、养殖、驯化内涵之义，将文化视为一定的生活方式。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将文化的定义从艺术实践扩大到人类日常生活方式，给当代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美国文化学者詹姆斯•凯瑞借鉴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这一定义，并把威廉斯关于文化的指涉范围进一步扩大，在他看来，文化是人类实践的全部。从这个意义上，任何科学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数学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数学是人类文化的表达。数学似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西方对数学的研究很早，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已经把数的物质属性推演到了非物质的属性，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基础；爱情、友谊、正义等也是建立在数之上的。 到了笛卡尔，更是把数学看作是哲学的典范，一生致力于追求“数学所特有的那种确定性”，在他看来，不仅物理世界、人类所有的知识都遵循数学的逻辑。2000年世界数学年发表里约热内卢宣言称：数学是理解世界的一把主要钥匙。一般认为，数学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数学文化，其范畴是指以数学科学体系为核心，以数学的思想、精神、知识、方法、技术、理论等辐射的相关文化领域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一个具有强大精神与物质功能的动态系统。而从狭义上说，数学文化即数学的思想、精神、方法、观点、语言及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个现代人，人人都应接受数学教育。数学教育必须担起传播数学文化的责任，要让学生体会数学知识中蕴涵的数学文化，真正认识数学文化的涵义和价值，从而提高文化素质，创造出更有内涵、更有意义的人类文化。数学文化不仅是一种财富，更是一种精神、思想和创造力，比数学本身更有价值，更加具有宝贵的内容。数学文化的价值主要是指数学对人们精神、思想和创造力所做出的贡献，能使人类学会数学地思考问题，培养数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使人类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得到进步，并提高审美水平和文化素养。因此，数学教育的任务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重点应放在数学文化育人方面。数学教师不仅是数学知识的传授者，而且还应该是数学文化的传播者。 2成人数学教育的特点 “终身教育”是当今世界广为流行的教育理念。1970年，法国的保尔朗格朗出版《终身教育引论》一书，提出“终身教育”（针对学校教育）和“学习社会”（针对学历社会）的概念。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完成了《学会生存》的报告，建议“将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后若干年内制定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虽然朗格朗本人并不同意把成人教育等同于终身教育，但在我们看来，目前我国方兴未艾的成人教育无疑为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成人教育与普通全日制学校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成人学生的特点是：1）成人教育的生源来自不同工作岗位，学习经历不同，文化素质不同，个人生活经历不同，学习的目的和态度也不同。同时由于要兼顾工作、学习、家庭，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出勤率较低。2）成人学生的学习具有实用性、目的性强的特点，大多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态度来学习的：有的想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提高学历，向更高层次发展；有的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以适应现在的工作，想通过学习相应的知识来充实自己。正是基于这一点，他们对新知识、新技术、新观点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 3数学文化在成人数学教育中的作用 成人学生的这些个体差异、基础的参差不齐，加大了我们的教学难度。要求我们必须重视个体的差异、扬长避短针，针对成人学员的特点进行教学。由于成人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对文化价值理解具有一定的基础，对数学文化的接受和理解就更加容易。因此，我们要把数学文化融入到数学教学的全过程，形成数学知识和数学文化的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局面。具体而言，数学文化在成人数学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数学是一门语言精确、抽象性、逻辑性极强的学科，也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教学实践中，作者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对数学课感到枯燥，进而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只满足于教学教材的内容，只讲授高度抽象的数学知识、只让学生做题解题，的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另辟蹊径。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其漫长悠久的数学史，著名数学家感人的故事，辉煌的古代数学题，数学与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的关系等，这些都为拓展教师教学内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供了素材。把数学文化嵌入到教学的过程当中，就能把抽象理论和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极大地提升数学教学的趣味性，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创造力激发出来。 其次，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一方面，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数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凝聚并积淀了一代代人的创造和智慧的结晶。另一方面，某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又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时代的数学活动密切相关，这种关系在新世纪尤为突出。因此对成年人进行数学文化教育，不仅有利于数学的普及与发展，也有利于推动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数学思想方法是对数学知识、方法规律的一种本质认识。它有多姿多彩的数学方法，深邃的数学思想，简约抽象的数学美，在教材中，有更多的内容蕴含着数学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是学生后继的数学或其他学科课程所必须具备的。教师有理由向学生展现数学所凝聚的一切引导学生通过学习感觉数学的博大与精深，领略人类的智慧与文明。正如加里宁所言，数学可以使人的思想“纪律化”，教会人们合理、敏捷、正确地思维，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从而使学生终身受益。 第三，有利于实现终身教育目的。进入新世纪，知识更新更加迅速，人们吸收新知识、接受再教育的渴望更加迫切。开展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终身教育，其作用是扩大受教育者范围，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素质，让人们在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中自我完善。这也正是成人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查尔斯赫梅尔所言：“终身教育是唯一能适应现代人、适应生活在转变中的世界上和生活中的人的教育。”正由于数学的广泛性、通识性、应用性的功能特点使数学文化教育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及个人的学习需求。成人数学文化教育在成人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终身教育不可缺失的基础部分。在教学中，我们应采用“因需施教”的原则，立足于更新知识、提高素质，提高能力，提高专业水平和职能，致力于解决人们工作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将最新的知识信息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授给大家，以达到个体适应社会、发展“终身教育”、建设“学习社会”的目标。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下课程创新的意义 作者：申玉红 杨启祥 周长军 单位：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数学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主要的还在于它对学校教育的现实作用和价值。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数学知识，如各种几何图形、轴对称与中心对称、平移、全等形、相似形、度量衡、数列等等，结合少数民族数学文化与民族儿童实际开展因材施教，促进数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如编写乡土教材等［1］，具有现实的意义。事实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内容要与之紧密结合，才能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才能形成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2］。梳理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诸多方面所涉及的数学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文化中蕴藏着有利于民族学生进行数学学习的“生动、直观”易于理解的“民俗数学”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前景［3］。 二、少数民族文化中的数学元素 （一）几何图形少数民族的传统数学几何知识，产生并服务于生产、生活的需要，同时几何知识在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和运用，如在建筑、服饰、日常用品等方面的诸多表现。（二）轴对称与中心对称图形少数民族的服饰和日常用品中有着丰富的轴对称图形和中心对称图形。图8是彝族刺绣，图9是壮族织锦［6］，图10是傣族服饰上的图案，这些图案既是轴对称图形，又是中心对称图形。图11是苗族刺绣，其图案是一个中心对称图形。图12是水族的马尾绣［6］，图13是傣族剪纸，它们是轴对称图形。（三）全等形、相似形与平移在少数民族的服饰图案中，有丰富的几何图形，如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这些图形通过平移等构成整齐、美观、富有装饰风格的几何图案。（四）代数知识 1．度量衡 少数民族的度量方法来源于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德宏傣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用到一些长度单位、面积单位、容积单位、重量单位等，在度量单位的换算中用到数的二进制、三进制、十进制以及四十进制等［7］。羌族、西盟佤族等图14中，左边是苗族织锦上的图案，上面有一些全等的正方形，可以看作是由一个正方形通过平移得到的。中间是傣族筒帕，傣语意为挎包，通常称为民族包，它上面的图案是由正方形共点平移得到的。傣族的筒帕有着悠久的生产历史，已有一千多年，它织工精细、图案丰富、美观大方，既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又是精美的工艺品。右边是傣家妇女筒裙上的图案，它是由菱形共点平移得到的。图15左边是傣族男士包头上的图案，其上有两种全等形；右边是土家织锦，其上是由全等的六边形构成的图案。图16中的每个单独纹样是由一些相似的正方形或菱形构成的，单独纹样平移得到连续纹样。 2．数列 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和建筑中经常可以看到数列的踪影，如云南德宏州傣族的龙亭［10－11］、侗族的鼓楼［12］以及彝族的日常生活和毕摩宗教活动［13］等。在前面图4傣族的龙亭中，龙亭的顶部有三层结构，从上至下我们分别记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每一层结构都有花边装饰，其中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一个侧面上花边上花的个数分别为9、15、21，也就是一、二、三层结构的一个侧面上花的个数构成以9为首项，以6为公差的等差数列。每一层结构总的花的个数分别为第一层36个、第二层60个、第三层84个，则每一层总的花的个数构成首项为36、公差为24的等差数列。 三、民族数学文化对数学课程开发的启示 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学生数学成绩普遍不理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的因素，但少数民族学生从一入学就面临“文化偏向”问题是其中之一。国家课程因课程内容的限定性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学生难以通过正规课程系统地了解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对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就是把主流数学文化与民族数学文化整合到数学课程中去，它已成为数学新课程适应本地区文化特色的有效途径。美国阿拉斯加土著学区的“文化数学项目”发掘民族传统文化，并有机整合到小学数学课程，明显提高了学生数学成绩，体现了一种“针对文化的学校教育”理念［14］，它对于我们重视文化适切性和本土内源性，并与现代知识有机整合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国内数学教育研究工作者对于少数民族数学文化的课堂传承以及少数民族数学文化对民族学生数学学习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并提出了见仁见智的措施与办法，如有研究者提出的“渗透说”。渗透少数民族文化的具体策略，是直接渗透少数民族优秀非物质文化与间接渗透少数民族优秀物质文化，从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走出学习数学的困惑［15］。 当前，国家提倡大力弘扬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而少数民族的数学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对于教师进一步理解新课程理念、实现课程角色的转变，对于建构符合少数民族学生实际的数学课程内容体系、增强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等，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边远民族地区教育科研机构应重视少数民族数学课程资源的开发，并与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形成一支“三结合”队伍，即：由高校教师牵头，以中小学教师为骨干，教育科研系统密切配合、辅助，围绕民族地区不同文化数学教育开展研究，将源自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不同数学文化的素材纳入到课程之中，使教材真正体现新的课程标准所倡导的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构筑起点，向学生提供现实、有趣、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素材，为学生提供探索交流的时间与空间，展现数学知识的形成与应用过程，满足不同学生发展的需求，“从而对所有学生的文化背景做出正确评价，增强所有人的自信心，并学会尊重所有的人类和文化，这将有利于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多元文化的环境”［16］。这样的“三结合”队伍做研究，以中小学课堂作为研究基地，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课堂，既可带动高校的教学和专业建设，同时又能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学水平及少数民族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 第二，构建地方数学课程资源开发模式。采用切实可行的课程资源开发模式，是少数民族数学文化课程资源开发取得实效性的关键。罗生全博士认为：地方课程的开发促使了课程权力的合理转换与分配，提升了地方的文化品位，对有效发挥地方课程资源的作用和培养地方性人才有重要的意义，并提出了地方课程开发的4种基本模式：补充模式、审定模式、招标模式和再开发模式［17］。有研究者提出的“调查收集素材、整理和发掘数学文化、开发数学教学案例、形成地方数学课程、开展课堂教学实践”5阶段操作性模式［18］也值得借鉴。 第三，在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渗透于数学课程的过程中，如何克服“日常数学”的局限性，更好地实现由“日常数学”向“学校数学”的转化，并有效解决民族学生数学学习路上的“拦路虎”，是在实施新课程标准、传承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值得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讨的现实问题。 数学文化论文:数学文化公选课的价值 作者：罗成广 刘爱超 单位：黄淮学院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校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数学素养已成为时代必然，而数学素养的提高需要我们从数学的观念、知识、技能、能力、思维、方法、态度、精神及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开展适当的数学文化教育。因此，笔者认为非常有必要在普通高校中开设数学文化公共选修课（以下简称“公选课”），藉以提高广大青年学生的数学素养乃至文化素养。 1数学文化的理解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数学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由美国著名的数学史学家M．克莱因在其著作中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刻的阐述，这以后，人们对数学文化的理解，出现了诸多看法。本人在梳理后认为他们对数学文化的认识，虽然提法不同，但都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①数学文化是对数学知识、技能、观念和价值等的高度概括。②数学文化对人们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精神等有着深刻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③数学文化体现着更多的人文精神，它对于提高人的文化修养和个性品质起着重要作用。由此笔者认为数学文化是指由数学的知识系统和数学的观念系统相互融合的整体，它重在对人们的行为、观念、态度和精神等所产生的长远而深邃的影响上。 2数学文化的价值 2．1认识价值数学并非直接研究客观事物或现象，而是以“量化模式”这个抽象思维的产物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因而数学规律所反映的就不仅是个别事物或现象的特征，而是一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特征，这就使得数学成为了人类认识世界强有力的工具。在语言方面，数学有特制的符号语言，这使得数学语言能对科学现象和规律进行精确、简洁的描述；在思维方面，“数学是思维的体操”，数学思维最主要体现为逻辑思维，此外还有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等思维形；另外在思想方法方面，数学思想方法是人们对数学知识内容的本质认识，是对所使用方法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它一旦形成，便可以运用到一切合适的场合之中，它已成为研究数学理论和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 2．2智力价值数学是人类智力的创造物，因而学习数学就成为训练人的智力，提高人的智力水平最为有效的途径。实事求是地说，就培养人的智力的功效来讲，就培养人的思维的深广度以及系统性而言，再没有其他任何一门学科能与数学相比了。什么才能使一个人的智力得到发展而具备这样的素养呢？因发现X射线而享有盛名的物理学家伦琴认为：“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还是数学。”足见数学在发展人的智力方面有着巨大的意义。 2．3精神价值数学不仅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体系，还能够不断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推动社会更加文明和进步。著名数学家哈尔莫斯认为：“数学为人类精神最精致的花朵之一。”数学的精神价值集中体现为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方面，而理性、求实、创新对于人们综合素养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4美学价值在常人眼中，数学给人的印象往往是一种枯燥无味的“智力游戏”，事实上，数学并非仅仅是一种“智力游戏”，它还是美学四大中心建构（史诗、音乐、造型、数学）之一，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美学意义。但由于数学的极端抽象性，也决定了数学之美是一种内在的、深邃的和理性的美，“美的易见度”难以显现。不像艺术美那样直接、袒露和鲜明。 3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的必要性 3．1促进大学生对数学和社会发展相互作用的了事实上，数学自萌芽开始，就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结伴而行，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一方面，数学的发展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曾经指出，“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等各方面无处不体现着数学的工具作用，这就是很好的例证。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也有力地促进着数学的发展，并成为其主要的原动力。由此可见，数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的确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数学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以及数学知识的来源和社会需求，从而能使他们树立起学好数学的社会责任感。 3．2培养大学生数学地思考问题的意识我们知道，数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直接描述，而是采用极为抽象的方式对要认识的对象所进行的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因而，可从数学的角度（主要指运用有关的数学思想方法）去观察、分析日常生活现象并对其中所蕴涵的一些数学模式进行思考和做出判断，从而去解决我们身边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要培养大学生的数学意识，这已成为判定一个大学生数学素养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由此，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到数学与“我”有关，与日常生活有关，进一步使他们产生“我要用数学，我能用数学”的积极情感，由此强化他们的数学意识，从而提高他们的数学素养。 3．3扩展大学生的数学视野这里所说的数学视野，是一个广泛意义下的数学视野，不单指数学知识层次的方面，还有数学观念层次的方面。我们知道，数学是一个多元、多维度，并不断发展的复合体，它不仅有着极为广泛的知识体系，更有着蕴涵于其中的数学思想方法、数学精神以及数学观念等。然而，目前大学生在对数学的认识上常呈现出某种片面性，譬如把数学等同于计算、把数学看成是一堆概念和法则的集合、把数学问题只视为教材中的例题、习题以及试卷上的考题等。这种对数学的片面认识必将扭曲大学生对数学价值的正确理解，他们往往认为学习数学的用处就在于考试，而不是为了全面地提高自身的数学素养以及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使大学生克服他们对数学及其价值认识的这种短视目光，以此拓宽他们的数学视野及深化对其价值的体验，进而可以更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数学，从而激发他们热爱数学、探求数学的愿望并增强他们的数学创造力。 3．4发展大学生求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数学不同于其它科学，它的真理性须受逻辑和实践的双重检验。它的这一特点：①决定了大学生对数学知识的求真求实历程必然充满艰辛；②磨练出数学人所特有的求真求实精神，即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不随波逐流，不轻率盲从，敢于对他人的、书本上的甚至权威的观点质疑，甚至提出批判性的意见。③数学没有语文那样贴近自然情感与社会生活，没有物理、化学那样有趣的实验与操作，没有历史、地理那样引人入胜的情节，没有音乐、美术那样的赏心悦目，只有抽象的符号推演。对此，决定了数学学习必然是一项艰苦复杂、受意识支配的脑力活动，这就使得大学生在数学学习时难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同其他学科相比，数学课程的学习更需要大学生具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克服困难的顽强毅力以及永不放弃的坚定信心。而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可以发展大学生的求真求实精神、探索创新意识以及其它良好的情感与态度。 3．5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自信会产生力量，兴趣和自信可以引领一个人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得到发展，并游弋于知识的海洋中，产生终身学习的愿望。事实上，人们对数学的迷恋往往是从兴趣开始的，由兴趣产生动力，由动力而去积极探索，进而在积极探索中通向成功之路，并在成功之中产生新的兴趣和动力，从而推动数学学习不断成功，数学自信不断增强。而数学的丰富内容、深刻思想、巧解妙法和数学史实等之中无不蕴涵着引人入胜的兴趣因素，可以说开设数学文化公选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和信心，从而使他们更愿意亲近数学、了解数学、谈论数学、应用数学，更愿意用数学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现象。

社会科学论文: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成就、问题与启示 【内容提要】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历了长期的专业化分化和初步的交叉、融合之后，已大踏步地向杂交、综合和整体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学科界限已经模糊；交叉、横断、边缘性的学科分支、研究领域和理论流派大量出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知识的产生途径以及理论的应用方式得到了更新。简言之，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基本的趋势。在人类即将迈向新世纪的时候，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表现、成就和问题作简要的回顾、检讨与展望，对于我们跟踪国外社会科学的新发展及新成就，加强跨学科研究，更新我国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体制的改革，促进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近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 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化（古代）到专业化（近现代）再回到整体化（当代）的发展过程。近代各门实验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是以自然哲学这一整体化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的；而近现代各门经验社会科学在分化出来以前，则以道德哲学或人文知识的方式存在于哲学的母体之中。可以说，在文艺复兴以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其研究与教学事业是整体化的。 自文艺复兴开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实验自然科学纷纷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从16世纪开始，人文社会研究也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从而发展出系统的世俗知识，即开始了社会研究的科学化的努力。但是，近代的经典科学观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笛卡儿的二元论，即物质与意识、人与自然、物理世界与社会及精神世界的分离。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分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663年托马斯·胡克为英国皇家学会草拟的章程宗旨中得到清楚的证明。胡克写道：皇家学会要“通过实验手段增进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完善一切手工工艺、制造方法和机械技术，改进各种机器和发明”，学会“无涉于神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语法学、修辞学或逻辑学。” 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门实验自然科学以及数学已经成熟，并且占据了人类知识领域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自然科学家并不把人文社会知识当作科学，而社会科学家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化（科学的客观性、可证实性、定量化、形式化和精确化等）而努力。 进入19世纪，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大学改革和经验研究的成长，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逐步变成一种相对自主的、由自己特殊的程序或方法所指导的活动，并逐步建立在系统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在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了解和控制日益复杂的社会的手段成长起来，先是以统计学和人口统计学的形式，后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形式确立起来。这一时期社会科学新的且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社会及其问题的程序或方法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即想象的、神秘的、天启的东西让位给科学。这反映了经验的、定量的以及形式化科学方法的成长。这种方法论上的变化，并不仅仅是经验科学发展对经验主义认识论原则的承诺，以及社会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研究方式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必然结果。因为社会科学的最终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劳动分工的细化带来了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管理问题，国家或政府需要更多、更精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来制定与执行政策、管理社会。因此，新方法的应用不只是为了获得关于社会的客观知识或科学真理，更重要的是统治者要利用这种知识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此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美大学的复兴与改造也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过改造的大学成为知识创造的主要场所，神学院或被取消，或缩小为一个系；医学院和法学院仍有其重要地位，但局限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训练；哲学学院以及分离出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各系科成了知识产生的主要场所。 19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有的学者界定为1850—1914年间），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先后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框架，并加以制度化，尤其是在大学扎了根。这种进程主要发生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美国，因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部分经典也就是在这些国家出现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16世纪后半期到19世纪上半期，人文社会研究没有涉及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相反 ，有不少现代社会科的核心问题，如国家与法、政治制度、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国际关系、权力问题等已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人们不仅能在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布丹、格老秀斯、配第、重农主义者和启蒙学者的著作中，而且能在19世纪上半期的托克维尔、赫尔德、基佐、费希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的著作中看到大量的社会科学主题的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很少是在我们今天所说的特定的学科框架中来进行的。 还是让我们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是如何形成的吧。据说史学是一门在西方最早制度化的社会科学（在我国，人们更多地把史学当作人文科学看待，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反对把史学列入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实际上，史学是人类知识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各文明发祥地，遗留下大量的历史典籍，它们所记载的多是民族或国家的过去、尤其是帝王将相的生平活动。19世纪后半期所形成的新史学之所以被看作社会科学，就在于它遵循经验科学的传统或要求，提出用历史的事实来说明理论，或者说从历史事件或现象中概括、归纳出说明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理论，并用这些事件或事实来检验这种理论。新史学要求经验理论说明各种历史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历史过程的规律性，反对旧史学的那种讲述故事的研究方式。 经济学是另一个出现较早的社会科学学科。尽管“经济学”这一名称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是，经济研究及经济理论在近代成就卓著。在16—18世纪已经出现了政治经济学、统计学、财政学和国家学这样一些学科名称；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诞生之前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应该说，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研究与政治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财政学”这些名称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现代经济学的出现，使政治经济学这种政治与经济的整合研究逐步消失。因为经济学家强调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各种制度，进而又假定了自由放任或自由主义原则；经济学的普遍化假定使经济研究直接面向现实，因而经济史研究被挤到了角落的位置（后面我们将看到，在当代社会科学的整体化发展趋势中，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史的研究复活了）。 社会学的兴起几乎与经济学同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一文中认为，社会学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想法出现于动荡的19世纪中叶的欧洲。当时，传统的社会在一片革命、反革命和国际战争嘈杂纷乱中瓦解；作为对现实的反应，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提出社会学应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提出采用现有科学的实证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包括赫伯特·斯宾塞、乔格·齐美尔、埃米尔·杜克海姆、卡尔·马克思和卡尔·曼海姆等）则奠定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他们与孔德一样，力图将不带偏见的学术性理想，与解决时代主要社会问题的原则这一目的相结合。（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不过孔德所提倡的社会学与今天的社会学不同，它是一门实证的、综合的、统一的社会科学，是各学科的皇后（社会学在19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之后，如何看待它的研究对象及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论的问题；到了当代，主流观点主张它落脚于市民社会或狭义社会问题，即与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相对的社会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正式学科，比经济学和社会学要晚一些（据说迟缓出现的一个原因是法学院不愿放弃对国家及政治领域的垄断）。它的兴起也许可以将哥伦比亚大学设立政治学院（1880年）作为标志。在此之前，政治学的研究已具备了坚实的基础。近代民族国家的生成是政治研究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D·沃尔多在《政治学的发展》一文中曾这样来描述近代政治研究的进展：近代政治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范畴，即建立国家体系；改变与改善国家体系；寻求毁灭或超越国家体系。第一个范畴以马基雅弗利、布丹、霍布斯为代表；第二个范畴以洛克、边沁、密尔为代表；第三个范畴以马克思、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为代表。此外，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也有重要的影响。（注：参看Fred I.Greenstein，Nelson W.Polsby主编：《政治学：范围与理论》，台湾幼狮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20页。）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国家、主权、权力、法律及历史。在二战后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以前，政治学的研究重心是政治哲学尤其是国家理论，它直接继承了古希腊至近、现代欧洲的政治研究遗产。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学的成长，另一方面却加速了政治经济学的衰落。因为在人们看来，国家（政治）和市场（经济）是按照不同的逻辑运转的，必须对两者加以分别的研究（“国家学”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是一个兴旺发达的学科，它往往被人们当作现代政治学前身或近现代政治学的德国版本。实际上它并不是“纯”政治学研究，而是包含了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理学和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当于当时英法流行的“政治经济学”）。 人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学科，其形成有独特性。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的说法，现代世界体系的建立涉及欧洲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相遇以及对这些民族的征服。在欧洲人眼里，有两类截然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结构。落后民族生活在相对较小的群体中，没有文字与大范围的文教，技术、军事、经济落后，用来描述这些民族的一般术语是“部落”（tribcs）、“种群”等等。对这些民族的研究构成一个新学科领域，即人类学。它主要从探险、旅游和殖民地机构官员的活动开始，随后在大学里作为一个学科而被制度化，不过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支是隔绝的。尽管人类学家也研究人类的普遍自然史，但其更多地研究特定的民族，成为人种学家（西方各国人类学研究的重心与其所征服的国家或地区密切相关，英国人类学的重点是东非和南非；法国的重点是西非，美国的重点是美洲印第安人和关岛）。在西方尤其英美的大学中，人类学早已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与研究落后民族的人类学相对，在近现代西方，曾流行一门对其他高级文明国尤其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的研究学科，即东方学。在近代，这些地区衰落，相继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东方研究原本发端于教会，最初是作为福音传道的辅助手段而获得存在，后来逐步世俗化，并在大学中制度化而成为一个社会研究领域。 此外，还有几个在现代没有被当作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领域：（1）法学。法律现象显然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法学无疑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然而在现代，法学没有被人们当作社会科学学科看待，原因在于：一方面，在近现代社会科学形成与分化以前，大学早就设有法学院，且势力强大，其任务是培养职业法官或律师；另一方面，法律条文太规范化了，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其规则也不是科学的规则，背 景过于个别或特殊化，因而受到注重经验研究、探求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们的怀疑。（2）地理学。19世纪末期， 地理学首先在德国的大学中得到重建，获得新生。它实际上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人文地理属于社会科学；自然地理属于自然科学。（3 ）心理学。它本来是哲学尤其是认识论的组成部分，较早从哲学母体中分离出来，并在近现代以新学科的形式出现。它主要被人们当作自然科学及医学的一个分支（实验心理学尤其如此）；只有社会心理学才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在社会研究中幸存下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形成独立研究框架或范式的社会科学各主要学科继续发展。社会科学家们继续对这些学科领域进行界定，为本学科“划界”，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及范围，说明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差别）。同时，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得到加强。所谓的学科制度化建设，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术团体、专业杂志、书籍出版、基金资助渠道、教育培训、职业化以及图书馆新收藏目录的确定等方面的建设，其中尤以大学的教学发展（专业、系、所、学院的设置）为要。19世纪后半期所开始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历程大概是：首先是各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里站稳脚跟——先设立讲座或教席职位，进而成立系、所或学院，开设系列专业课程，授予专业学位，学生获得职业资格；伴随着教学制度化的是学科研究的制度化——成立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学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题研讨会，出版发行专业期刊与书籍，获得各种基金来源的资助，图书馆对本学科领域论著收藏的制度化等。 总之，从1850—1945年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社会科学的各个研究领域逐渐从道德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知识的总体中分离出来，有的学科成熟了，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有的边缘化了（如史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有的则衰落了（如国家学、东方学等）。这近百年的社会科学建立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减少学科数量、以便能划分成若干学科门类以及彼此严格“划界”的过程，最后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在世界被广泛承认的若干学科门类——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也许还有史学和法学以及社会心理学）等。于是，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成了这样一个三分格局；在一端是数学和各门实验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文学、艺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获得这种中介地位，是因为它们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特征：第一，它们的目标是获得制约人类行为或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一般法则或规律性；第二，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强调必须将人类社会的现实分割成若干不同的部分来分别加以研究；第四，主张采取科学方法及程序，为科学的客观性和严格性而努力；第五，偏爱通过系统的研究方法获得证据，以控制条件下的观察，而不以普通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 如果说，二战以前社会科学的形成与分化的一般趋势是各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框架，并严格与其他学科划界且学科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那么，二战后则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即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学科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出现和不断加强。 按照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中的说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的分化形成了三条明确的分界线：（1 ）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史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东方学）之间的分界线；（2）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史学）与现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三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3 ）在探求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分界线。二战后，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大学的扩展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大量增加等因素的推动，这三条分界线面临严峻的挑战。 尽管战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化仍在继续，但新学科、新知识系统分支以及新思潮，更多地是以学科的交叉融合的方式出现的，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尤其是60、7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各种跨学科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跨学科的研究文献大大增加，并涌现大量的交叉、横断和边缘性学科。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各大学纷纷成立跨学科研究中心，兴起跨学科研究，各种不同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各种基金会也都热心支持跨学科研究。因此，60、70年代被人们称为“跨学科研究的时代”。进入80年代，跨学科交叉研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以及科学技术的杂交整体化趋势更加强劲，传统的各社会科学学科的边界日益模糊，难以清晰界定。80年代以后，跨学科交叉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 跨学科研究体制的国际化：1980年“跨学科研究国际协会”成立，到1986年已召开了四次国际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6年召开了首次跨学科会议，主题是“科学与知识的边界”，1991年12月在巴黎召开第二次会议，主题是：“科学的传统——面向21世纪的跨学科展望”（会后发表了《巴黎宣言》）。 顺便说，我国在80年代初兴起了一个“交叉科学热”。1985年5月，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倡议下，召开了全国的交叉科学讨论会。钱三强在会上提出了“迎接交叉科学的新时代”的激动人心的口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本世纪末到下个世纪初将是一个交叉科学的时代”（注：钱三强：《迎接交叉科学的时代》，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钱学森也认为，“交叉科学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开始时可能不被人所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会兴旺起来”（注：钱学森：《交叉科学：理论与研究展望》，载《光明日报》1985年5月17日。）。 所谓的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或多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按照G·伯杰在《跨学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问题》中的说法， 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学科之间的紧密或明显的相互作用，包括从简单的交换学术思想，直到全面交流全部学术观点、方法、程序、认识、术语以及各种资料。也有人认为，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是对于典型学科之间的问题的研究。这种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研究方式，导致了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融合和重组，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综合性知识分支，推动了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整体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 二战后，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学科尤其是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科学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结果它们研究问题的途径、方法论以及问题切入点的各自的独特性被削弱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而引起各学科学者的批判。尽管从组织方式上看，这些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差别，但研究的主题与方法日益重合。“这些学科多方面的重合产生出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而在以前，每一学科正是借此而为自身的独立存在权利进行辩护的。”（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0页。）战后特别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后，出现了一大批跨学科交叉研 究的综合性新学科领域，其中涉及面较广、较成熟、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新学科，有未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管理科学、区域研究、文化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等领域。兹举几例： （1）未来研究。这是一个在60年代末、70 年代初开始兴起的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领域，以对事物的未来进行研究和预测为主题，开展研究未来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跨学科体系和分支，涉及经济、社会、科技、军事和全球问题等领域，特别是在粮食和人口、资源及能源、城市和交通运输、自动化、信息化、空间开发、教育、环境、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全球问题的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未来研究通常包括未来学、预测学和分布在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分支（如社会预测学、经济预测学、军事未来学、人口预测学）所组成的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是未来研究的最根本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没有跨学科性，便没有现代的未来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在研究内容、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它涉及的课题及研究内容大多是总体的、复杂的、多系统的问题；它的研究以问题为核心，需要依靠跨学科、多学科的专家智慧来解决；从研究方法及分析技术体系看，它基本上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注：参看金吾伦主编：《跨学科研究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308页。） （2 ）政策科学（政策分析或政策研究）（注：关于政策科学领域的详细情况，可以参看陈振明：《政策科学的研究纲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是政策科学还是政策分析》（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4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形成、 发展及最新趋势》（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1期）等论文，以及作者主编的《政策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是二战后开始出现，60年代末、70年代初异军突起的又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新研究领域。它的诞生，是由社会科学家与科技专家联合、致力于解决人类面临的日益复杂问题的需要所推动。政策科学不是现有的某一社会科学学科的更新，而是一个全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综合、交叉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以大量的知识和分析为基础，几乎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政策科学正是在吸收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统计学、运筹学、系统分析以及哲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戴维·伊斯顿在载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的《美国的政治学：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这样描述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发展：“在研究解决〔环境污染、种族的和社会的和性别的平等、战争〕这些紧迫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这个时期〔即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对知识的应用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在迅速和广泛发展的所谓政策分析运动中，亲眼看到这一点。不夸张地说，数百个学会建立起来了，不仅是为了理解政策的形成和贯彻方式，而且为了系统阐述帮助解决目前所有紧迫的社会问题的政策选择……。这样，政策研究重新唤醒了早些时候各门社会科学一体化的希望，至少在知识的应用上如此。”（注：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3）区域研究（或地区研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领域，二战前已经出现，二战后迅速发展，起先出现在美国，随后扩展到西欧各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区域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区域”——即被假定在文化、历史和语言等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地区；研究者来自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以及人文科学的各学科，也有少量自然科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某个地区的历史与现状、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区域研究是美国大学的科研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所有研究性的大学都设有各种区域研究所（中心），主要涉及的“地区”有：东亚（中国或日本）、东南亚、南亚、欧洲（或西欧）、苏联（俄罗斯）、东欧、中欧、拉美、中东、非洲等。区域研究所（或中心）的人员大多来自于其他学科，也有少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及职员。这个领域之所以首先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兴起，有其政治原因及动机。随着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领导作用的加强，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历史，需要对某一地区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为政府制定及执行相关政策（尤其是外交和国防方面的政策）服务。区域研究的目的正是要培养这一类专家。 那么，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或者说，其杂交化及整体化的方式是什么？应该说，途径或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研究方法的移植、模仿和渗透；研究主题或对象领域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概念、假定和理论的相互借用等方式。 首先，方法论的成熟程度及独特性是一个学科“范式”或“研究纲领”中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之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首先是通过方法论上的移植、模仿和渗透来实现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几个以探求普遍规律为目标的社会科学主要学科，从一开始就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为榜样，继承经验自然科学的传统，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可证实性以及解释和预言。在其形成和发展历程中，各个社会科学学科普遍地应用自然科学及数学的方法，如观察、实验、归纳、类比、概括、模型化等；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展开以及科学方法论的进展，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纷纷借助于系统分析、控制论、运筹学、数理统计、计算机模拟、博弈论等当代科学方法论及分析技术。而且，各门社会科学在模仿、移植或利用自然科学和数学的一般方法论及分析技术的过程中，也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一旦一种新方法被某门社会科学所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就会跟上仿效。根据美国学者P·戴辛在《社会科学的发现模式》（1971 ）一书中的说法，社会科学的方法可以归纳为四类，即实验法、调查法、参与观察法和形式化方法。实验法最早被心理学家所采用，后广泛应用于社会心理学，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后来也普遍采用这种方法；调查法是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尤其是市场研究）共同使用的方法；形式化方法最初产生于经济学，后来被广泛地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经济学在这方面对许多社会科学产生了示范效应）；参与观察最初来自于人类学，目前在社会学、政治学、组织理论等领域中有大量的运用。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的应用以及各社会学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一方面使社会科学学科的科学化、形式化的程度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使它们各自方法论和切入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削弱，学科的差距缩小，逐步靠拢或趋同。 其次，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社会科学的基本功能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日益关注当代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解决，逐步由以学科为方向，转移到以问题为方向的研究途径或知识产生方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学科的研究主题或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融合。早在50年代，社会学就将“政治社会学”和“经济社会学”列为它的两个重要的、常规的分支领域；政治学家日益将它的研究范围扩展到国家、政府、政党这些正式的政治体制之外，把原来属于社会学研究主题的非正式组织或体制及过程，如利益团体（压力集团）、社区、抗议运动等纳入自己的视野，并日益关注经济过程及其与政治过程的相互作用。当代经济学家也同样关注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这导致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衰落了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复兴，即所谓“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及其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地位的日渐显赫。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经济学途径”）来研究传统的政治学主题（国家、政府、阶级、利益团体及权力关系等），在当代是一种时髦的做法，在这方面，当代西方经济学思潮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及新制度学派是典型。此外，当代经济学家也十分注重经济史的研究，日益介入传统史学的领域，现在，经济史研究已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领域。这种研究主题、对象范围的交叉、重合或 融合，进一步使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越来越不纯粹，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对社会学方法的运用也不是那群被称为社会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同样，经济学问题也不只是经济学家才有权研究。事实上，经济问题对一切社会科学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说，专业历史学家对历史解释、社会学家对社会问题、经济学家对经济波动就一定比其他社会科学家知道得多。”（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6页。） 第三，概念、理论的相互借用。这是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杂交化、整体化的又一途径或方式。概念的提出、应用和传播是一个学科概念发展的三个基本阶段，概念在各学科的交叉、杂交中起着中介或桥梁的联系作用。列宁说过，概念或范畴是人类认识之网的“网结”。每个学科的新概念都有可能对其他学科的发展产生影响，因为人们可以借助这些新概念来观察世界，进一步加深或拓展对因果关系的认识。曾有学者作过统计研究，认为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政治学引进、借鉴其他学科概念的数量最多，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的概念分别是：社会学概念22种；人类学和经济学的概念各12种，心理学和法学概念各9种，新闻学概念5种，生物学、数学、社会心理学、统计学和神学概念各2－3种；“纯”政治学概念只有9种。有一种说法，认为30年代政治学开始借用一部分法学理论；50年代吸收社会学、史学理论以及少量哲学理论；70年代引进领域扩展到心理学及数学理论；80年代以后日益转向经济学理论。D·E·梅亨利在《比较政治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调查总结及分析》（1988）一文中对美国32所大学所设立的比较政治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行了归纳和分析，整理出一份核心课程表，共21门课，其中有15门课属于交叉研究或杂交领域，包括发展研究（发展经济学）、政治文化（政治人类学）、精英理论（政治社会学）、依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团体理论（社会学分支）、功能主义（比较人类学）、系统论（生物学）、阶级理论（社会分层）等。而按照拉尔夫·H ·特讷在《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一文中的说法，社会学在其发展历程中（尤其是50年代以前），与人类学关系密切，社会学家往往吸收人类学的经验，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早期社会学家从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概念，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从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借用“结构－功能”概念；随着70、80年代对功能主义的反叛及一股上升的社会结构解释文化的趋势的出现，社会学日益转向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这些学科中借用概念、理论及模式。对社会结构兴趣的加深，使社会学家的注意力重新引向长期被忽视的政治学的“权力”与“冲突”概念，这两个概念成为60年代及随后突起的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社会学家频繁地转向经济学，以寻找组织和个人决策模式，70、80年代，这种模式在社会学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扩散，以至于“合理性”、“自利”一类的概念在社会学中也流行开来。（注：参看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8页。） 理论的相互借用，也促使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根据M·因特里加托在《行为科学间的相互依赖》中对社会科学理论相互借用方面的分析，经济学把竞争理论、结构模式、效益理论和决策理论分别输出给政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分别把政治学的组织理论、权力理论以及权力均衡论引入各自的学科之中；社会学的科层制理论、社会体系论和混沌学说，分别被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所吸收。每一学科为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及促进本学科的发展而引进、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 三、评价与启示 综上所述，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孕育之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的趋势已清晰可辨。正如华勒斯坦等人所说：“多学科的发展趋势业已十分明朗，不管人们对此怎样评价，它对学科的组织形式所产生的后果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在1850年至1945年期间，用以给社会科学知识活动归类的名称一直都在不断地减少，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个公认的学科名称。然而，1945年以后却出现了一个反向的曲线运动，新名称层出不穷，并且都获得了适当的制度化基础：大学里新的研究规划甚至新建的系，新的学术团体，新创办的期刊，以及图书馆制定的新的分类目录。”（注：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页。）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这种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基本趋势出现，其积极作用就在于：第一，它融合了不同学科的“范式”（尤其是研究方法及程序、研究主题、基本假定、概念、理论等），加强了各学科之间的交流，打破了以往专业化垄断现象，拓展了研究范围及研究主题，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转换了研究视角，形成大量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和边缘性的新学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内容。 第二，它用“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知识产生途径（方式），取代旧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方式）。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一种“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们彼此划界，严格限定研究的范围，在本身的学术框架内活动，并产生关于界定为本学科问题研究的知识。当代社会科学创造了“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它从各学科不同的侧面或视角展开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从而促进了社会科学不同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大大拓展或加深了对相关问题的了解。 第三，与这种“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途径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性或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尽管传统的社会科学各学科也宣称要解决社会问题，但是，它们所追求的是可以证实的经验理论，基本上属于学术研究，而不以帮助政府提出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的政策方案为己任。当代社会科学仍然遵循科学的传统，为社会知识的客观性而努力，但它更关注当代人类以及各国或地区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解决，为社会知识的日益增加的应用性而奋斗，它把端正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视为天职。 第四，推动了大学以及思想库的社会科学的教学、研究与应用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学科的制度化或社会建制，本身就是当代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种交叉、综合性新学科的出现，西方各主要大学及时调整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创建从事这些新学科领域的教学与研究的系、所、学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各种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的创立、以及注重知识应用的思想库的兴起，对于打破传统的社会科学各系、所、学院的僵化体制以及彼此之间的封闭、分割状态，形成灵活的体制，对于加强各学科知识和人员的交流，增加社会科学知识对解决社会问题的应用，增强其生机活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交化、整体化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或者说遇到了一些障碍。一是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界限已经模糊，学科分类已难以做到清晰。但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内容的专业分工仍然存在，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及应用的体制，仍然以传统的学科分割作为基础（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设立系、所或学院，仍然是大 学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的建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将继续存在。学科的确可以起到锻炼头脑、疏导学术能量以及便于知识的归类的作用。因此，如何处理整体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就成为21世纪西方乃至全球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同行专家的评价与认可问题。由于大量的交叉性、综合性、横断性、边缘性学科的出现，使得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尤其是先驱者的学术成就的承认，成为问题。按照以往的传统，研究成果只能在本学科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其他方面的成果不论多么优秀，只要在其他刊物上发表，往往被视为异端，不被当作本学科、专业的成果。美国学者J·科尔和S·科尔在《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972）一书中曾指出， 科学家的专业身份与科学成果的认可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马太效应”，不能达到一视同仁的“普遍主义”原则。这就抑制了人们从事跨学科交叉研究方面的热情与积极性，妨碍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的迅速发展。 三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不同学科的交流问题。这是跨学科交叉研究中深层次的方法论基础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相互竞争或对立的科学理论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也是不可翻译的。既然如此，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如何做到充分完全的交流，各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如何真正得以融合贯通，就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方法论基础问题。 对于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国外学者做了不少研究。他们认为，在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之间，形成某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美国学者J·T·克莱因在《跨学科的历史、理论和实践》中指出：学科的局限，与跨学科研究为打破这种局限，必然出现“悖论”；法国学者J·P·雷斯韦伯在《跨学科方法》一书中认为，跨学科方法反对学科的垄断，打破了科学的传统的统一体系，动摇了以分化为主旨的科学体系，但同时又在进行新的分化，跨学科研究出现了一种悖论。 如何解决跨学科研究中遇到的这些问题？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国际跨学科会议所发表的《巴黎宣言》提出了这样的思路：跨学科研究并不寻求建立科学与传统之间的结合，而是探求使两者相互作用的方法，使两者在高度差异的基础上统一；日益显著的专业化趋势已把科学与文化分离了，跨学科性在承认专业化价值的同时，力求通过重新创立文化的统一和重新发现生活的内在意义而超越这一价值。的确，面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不断加强、而传统的学科专业分工依然起作用这两者并存的局面，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承认专业分工的差别的基础上，注重跨学科交叉研究，加速各学科的融合与统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趋势，对于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科学的教学与研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研究与教学得到了恢复与发展，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和理论应用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日益与发达国家同步、接轨；社会科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及整体化也在逐步成长壮大，涌现出大量交叉、综合、边缘、横断学科，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管理科学、未来研究、政策分析、区域研究等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但是，毋须讳言，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中一直存在着一些障碍性的因素，妨碍或制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学的进一步发展与突破。这些问题或障碍主要有：一是体制僵化、臃肿、缺乏活力。各系、所、学院（研究院）一直沿用传统的社会科学的专业分工设置，这些研究与教学单位彼此分割，相互封闭，自成一统，没有足够的联系沟通的机制与渠道；二是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的划分过细、过杂，学科专业设置老化，教学内容也相对陈旧；各学科之间没有充分的交流与融合，跟不上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趋势发展的步伐；三是社会科学研究及教学，与社会实践、社会需要脱节，不少社会科学工作者仍然习惯于在大学或研究所的“象牙塔”做“纯”学术研究，不愿意、或无力从事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而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社会仍然不懂得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为决策与管理服务，学界与政界、企业界及社会之间，并未真正形成中介或桥梁。 面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是，跟踪、研究当代国外社会科学中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以及杂文化整体化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和合理之处。例如，大力发展交叉、综合性新学科，加大应用性研究的比例；加强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设立大量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创建注意社科知识应用的思想库；调整社会科学的学科、专业及课程设置，扩大一级学科的比例，减少二级学科（专业）的数量；更新或充实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增加按一级学科设立课程的比重，引入综合、交叉、前沿的学科知识及方法论等等。 应该说，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和社会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及教学体制改革，基本上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这种杂交化和整体化的潮流。一些大学和社科院（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大了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力度，成立了不少旨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知识应用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如国情研究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近期对大学教育的学科专业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本科生专业由原来的500多个压缩合并为250个；研究生专业（二级学科）由654种压缩合并为381种；相应增加了一级学科的数量，由原来的72种增加到88种；各种社科研究基金大大增加了对交叉性、综合性、前沿性学科以及应用性课题研究的资助；如此等等。简言之，当代社会科学的杂交化和整体化趋势正在悄悄地改变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教学及应用的格局。 社会科学论文:教学《社会科学基础知识》引发思索 有人说，地球的颜色是绿色的，她孕育着生命，预示着人类的诞生和未来。我说，她是生命的摇篮，人类的母亲，她把全部的爱无私地奉献给人类的子子孙孙。她的确很大，幅员辽阔，但不是无边无际；她的确很美，山青水秀，但不是青春永远；她的确很富，资源广博，但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如今，地球生态环境已被人类活动严重破坏。尤其是水的污染更为突出。 水是地球上万物的命脉所在，水滋润万物、哺育生命、创造文明。中国水资源的分布极其不均匀。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低于500立方米，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所需1000立方米的临界值。北方许多大中城市因缺水造成工厂停产或限产，损失的年产值达1200亿元，南方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水荒。目前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300多家缺水，其中严重缺水的有108个，缺水量约为1000万吨/天左右。几百万人生活用水紧张。 面对“滴水贵如油”的水资源，而人类对它的浪费和污染却是令人痛心的：据统计，全世界污水排放量已达到4000亿立方米，使5.5万亿立方米水体受到污染，占全世界径流总量的14%以上。 一、石家庄水污染及主要污染物 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是石家庄市水环境面临的两个严重问题。由于气候变劣和生态环境破坏等原因，区域内地表水径流量减少，地下水超采严重；城镇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及广大农村地区超量使用化肥与农药等农用化学物质，使地表水环境质量难于根本改善。 地表水 市域河流总长为1536.4公里，其中常年干枯河段占25.21%，季节性有水河段占32.66%，在常年有水的648.2公里监测河段中，河流污染状况十分严重。 石家庄市主要监控的地表水体包括辖区内的两大水库（黄壁庄水库、岗南水库）和地表河流。 岗南、黄壁庄水库是石家庄市的重要地表水源，承担着每天40万立方米的城市供水任务。由于岗、黄水库水源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有效地控制了水库水质的污染加剧趋势，除总磷和总氮两项指标外，两个水库的水质基本达到并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二级标准范围内，但由于受上游来水和汇水区范围内面污染源的影响，两大水库氮、磷污染问题不能得到根本解决。 市区南部，源于鹿泉市上寨乡五峰山，由赵县东南部出市境，全长80公里，是石家庄市区、栾城县、赵县和鹿泉市排污泄洪河道，同时承担着栾城县、赵县沿途农田的灌溉功能。由于接纳了石家庄市区的绝大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沿途又汇入了栾城县、赵县、鹿泉市的部分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该河实际为一条排污河，河水常年呈黑臭状态，有机类污染严重。 滹沱河作为石家庄市的母亲河，是市域内的最大河流，也是海河流域上游一条重要支流，她发源于山西省繁峙县，在石家庄市境内全长237公里，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性的支撑作用，沿河地区已发展形成一条连接冀晋的经济走廊。目前，河流上游建有两座大型水库（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水质较好，河流下游从正定县开始水体水质为劣V类，水体中首要污染物为化学需氧量和生化需氧量。 地下水 石家庄市地下水资源短缺，地下水采补矛盾突出，地下水位埋深增大和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扩大的程度难以得到根本控制。地下水水位漏斗面积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石家庄水污染危害与影响 色度：许多工业废水会使河流变浊变黑，不但有碍观瞻，而且会干扰阳光照射河水，妨碍光合作用进行，影响水中生物生存。其中，以纸厂，染料厂，皮革厂等污染最严重。 温度：有些工厂排放高温废水，使河水温度增高，水中含氧量减少，正常水生物不能适应，并会降低水的净化能力。会排放高温废水的工厂有炼钢厂、石化工厂、纸厂、食品加工厂、火力及核能电厂等。 毒素：金属、石化、农药等工厂排放的废水，常具累积性毒素，可能引发各种生物性病变，甚至导致生物体死亡。 铅： 对肾脏、神经系统造成危害，对儿童具高毒性，致癌性已被证实 镉： 对肾脏有急性之伤害 砷： 对皮肤、神经系统等造成危害，致癌性已被证实 汞： 对人体的伤害极大，伤害主要器官为肾脏、中枢神经系统 硒： 高浓度会危害肌肉及神经系统 亚硝酸盐： 造成心血管方面疾病，婴儿的影响最为明显（蓝婴症），具致癌性 总三卤甲烷： 以氯仿对健康的影响最大，致癌性方面最常发生的是膀光癌 三氯乙烯（有机物）： 吸入过多会降低中枢神经、心脏功能，长期暴露对肝脏有害 四氯化碳（有机物）： 对人体健康有广泛影响，具致癌性，对肝脏、肾脏功影响极大 污水种的粮食卖石家庄：子牙河水系的黑色幽默 石家庄赵县的沟段，未到河边，浓浓的臭味先至，只见乌黑的污水穿桥而过，沟边一些树木干枯死亡。邢台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说，沟段每日污水高达10万吨，主要来自石家庄市的造纸、制药等废水。记者看到，沟两岸玉米等庄稼青青，长势喜人。记者问曹务屯村一位村民，是否用污水浇地，他回答："不用污水用啥，这水毒，菜一浇就死，只能种麦子、玉米等作物。"记者问吃不吃这地里的粮食，老农笑笑说："不吃，全卖给石家庄。" 三、石家庄水污染防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是一部控制水污染的基本法，控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的污染防治，主要措施如下： （1）在开发、利用和调节、调度水资源的时候，应当统筹兼顾，维护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 （2）新建、扩建、改建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和其他水上设施，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3）依法划饮定生活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和其他等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取水口附近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一级保护区。在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一级保护区外，可以划定一定的水域和陆域为其他等级保护区。各级保护区应当有明确的地理界线。 （4）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企业事业单位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但是，提倡生态文明就是否定工业文明吗 ？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提倡生态文明是否意味着否定工业文明？ 党的十七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同时强调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生态文明是在扬弃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后工业文明”，是人类文明演进中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建立在把“人—社会—自然”看作是一个辩证、发展、整体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之上。它把人与人化自然（社会）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把人类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崇尚“节约自然资源”、“尊重大自然的价值与权利”，追求“人—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把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与美丽看作是全人类根本利益之所在和基础。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及政策 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做好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工作,必须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针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面临的形势,坚定不移地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多渠道、多角度探索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从而全面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形势 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的全面交流与渗透使社科普及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当今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把各民族文化带人了全面的交往中,使文化的经济功能和政治渗透功能紧密结合。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大潮,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自觉不自觉地融人其中,否则,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也有消极方面的影响。首先,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使得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的机会;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管理经验以及其他方面的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为不同民族的人们打开新的文化视野,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环顾世界,审视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可以进一步加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识,以便采取相应的政策推进文化的发展。其次,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经济全球化也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首先,某些西方大国仍然坚持冷战思维,推行“西化”、“分化”战略,从而加剧了东西方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其次,经济全球化虽促进了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同时也宜扬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思想、文化帝国主义思想,传播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种种歪曲和攻击,支持海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是邪教分子进行颠覆活动。 为此,我们必须正视经济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结合中国实际,加大民族优秀文化的教育和传播,大力宏扬民族优良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指导下,积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同社会转执时期矛质凸显,和谙社会建设对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人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确保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环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分析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论工具,对协调个人惯性与社会变化、润滑发展中的社会和谐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宜传和普及,让哲学社会科学走进百姓生活,让人文精神渗人千家万户,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谐社会建设迫切需要广大社科工作者坚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释疑解惑,舒解公众的不良情绪,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通过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民众法律意识,培养公民法律理性,从而增强公民通过正当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自觉性,促进社会的有序与稳定;通过人文社科知识讲座和报告会,向大众阐释和谐文化精神,倡导人文关怀,养人心志,育人情操,以文化育和谐。 信息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 展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网络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正在对社会科学普及工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写着社科普及工作的历史,使社科普及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网络宣传形式的综合性将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辐射力;网络的开放性、现代性将为实现社科普及工作科学化、现代化提供前提条件;网络有助于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个性化需要,增强社科普及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网络的超时空、全天候性,有利于社科普及工作的经常化;网络的等时共享性、即时播发性和快速传播性,将大大提高社科普及工作的效率和效益。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对于社科普及工作来说既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挑战。其一,网络增大了舆论管理、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控制的难度;其二,网络传播方式对社科普及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新要求;其三,网络传播方式迫切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转变传统的社科普及工作理念和思维。 回立法滞后,经费无保障,社科普及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哲学社会科学的宜传和普及基本处在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状态。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哲学社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尚未被全社会充分认识和重视,一些人将“科普”仅仅理解为自然科学的普及。尽管很多有识之士近年来都在呼吁,要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传播力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人们人文社会科学素质,但在实际工作中,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往往被置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地位,严重制约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和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没有真正纳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专项经费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列入同级财政算,使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制度建设和长期发展计划难以得到完善和落实。 闪会众对社科知识雷求增长较快,社科普及产品供给不足,会众获取社科知识的梁道不畅。 经济社会生活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使公众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在迅速的增长,尤其是经济学、管理学等一些实用性较强的社科知识。虽然近些年来社会各界对社科普及工作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社科普及工作仍然没有摆脱困境,社科普及的形式、内容、方法同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哲学社会科学普及资源缺乏有效地组织整合,其宜传和普及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不能有效地夜盖社会各个层面,难以满足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对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三、搞好新时期社科普及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问加强社科普及工作自我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重视社科普及的良好氛围。搞好新时期的社科普及工作,首先要普及的是有关“社科普及工作的重要性”的理论和知识,我们要通过各种宜传手段和方法,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促使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重视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目以社会普遥关注的热点问题为重点,扩大普及内客的洒盖面。社会在发展,新生事物在不断涌现,人们需求的知识内容也在不断变化。这就要求社科普及工作者要深人实际,面向大众,善于抓杜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普及工作。一方面,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理论宜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统一思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社科普及不能等同于党的思想政治宜传工作,社科普及应该有更广阔的舞台和更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社科普及工作要以“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原则,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为导向,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目标,不断拓宽普及知识面,把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更新的理论、知识和方法纳人到普及的内容。要使社科普及工作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起到引领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闰创新方式方法,实施社科普及品牌战略。 目前,社科普及形式多采用办学、办班、讲座、知识竞赛、展览、编写普及读物、在刊物上开辟科普专栏、成果交流、科技咨询、信息服务等。随着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展,新颖的普及形式将会不断出现。我们应该根据普及工作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不同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普及形式,而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或某几种固定模式。只要适应社会和大众所求,方法适宜,路子对头,任何普及形式都可以探索。 网络的优势是明显的,它具有综合性、开放性、现代性、全天候性、等时共享性等特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它的优势和特点,运用社科普及网站、网业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独具特色的网络社科普及,占领网络宣传主阵地,宏扬网络宜传主旋律,引领积极、健康、向上的网络主流文化。 做好新形势下的社科知识普及工作,还有一个比较成功且值得推广的方法是打造立得住、叫得响的公益性品牌,以凝聚力量、聚集人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品牌节目,能够有效起到激发学习兴趣、掀起学习热潮的效果。 回拓宽经费来源梁遗,建立德定的社科普及经费保津机制。稳定充足的经费来源是搞好社科普及的重要保障。首先,要积极争取政府加大投人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科普经费列人同级财政预算,逐步提高科普投人水平,改变当前很多地方一搞活动就要“请示、化缘”的尴尬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建设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省高校社会科学系统和社会科学研究系统，正按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这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迫切需要，是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迫切需要，必须认真抓好，切实抓出成效。认真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更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须臾离不开的根本指针。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面贯彻、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全党的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历史责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不断增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推动工作，指导实践。首先，要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争先锋。要联系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变化，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联系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新探索，进一步拓展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视野，不断深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解决好自身真学、真懂、真信问题的同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次，要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当表率。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使之贯穿于学科建设、教材编写、课堂教学、课题研究、学术交流、成果评价等各个环节，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各个方面。要把是否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判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根本标准，把是否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重要尺度。第三，要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上做模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诚信仰者，热情宣传者，更要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忠实实践者。每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要自觉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凡是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就满腔热情地去研究、去宣传、去实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个新飞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学习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学习贯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大力宣传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搞好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沿着正确方向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绝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言以蔽之，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认真学习，真正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其运用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项工作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蕴涵在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具体实践中，要注意把握其精髓。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问题上，应特别注意把握住两点：一是要始终站在真理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的真理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就是一个不断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一条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马克思主义者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作为一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追寻真理，一切服从真理，敢于坚持真理，坚决捍卫真理，努力发展真理，自觉地和真理站在一起。二是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观察和处理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真理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全人类谋解放、谋幸福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以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去考虑其社会效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问题上，也应特别注意把握两点：一是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第一和最基本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是检验认识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重视理论，但更尊重实践。当前，我们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必须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总结。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在头脑中树立起实践的权威，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发现和坚持真理。二是要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对人民负责、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一系列重要的群众观点，并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制定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繁荣和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搞教学还是搞科研，都要注意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努力从人民群众的广阔而丰富的实践中挖掘研究题材，汲取思想养分，形成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要立足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理论需求，面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火热生活，研究和回答新的实践课题，提出和概括新的实践经验，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和感召力。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总体上说，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具体说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处理问题的方法很多，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发展地联系地看问题的方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方法，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者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坚持正确的方法，是实现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重要途径。对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具体方法，不仅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认真研究和运用，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同志尤其应该认真研究和运用。 认真搞好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增强端正学风、文风、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养成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先进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搞好学风、文风和作风建设，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繁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养成和弘扬先进的职业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有以下五点需要认真把握：一是要养成和弘扬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说到底是探求真理、发现真理、服从真理、捍卫真理、发展真理的事业，而探求、发现、服从、捍卫和发展真理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二是要养成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既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一项十分清苦的事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三是要养成和弘扬百折不挠的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上面，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不改初衷，不移青云之志。四是要养成和弘扬开拓创新精神。真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追求真理的道路永远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所以具有不可战胜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模范地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五是要养成和弘扬战斗精神。尤其在今天，马克思主义既需要发展，更需要捍卫。当前，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仅要提倡探索精神、创新精神，而且要呼唤战斗精神。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义无反顾地去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满腔热情地去宣传，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要理直气壮地去抵制、去斗争。 其次，要养成和弘扬优良的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职业道德上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任何社会中，哲学社会科学都不能游离于政治之外。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既是政治纪律，又是职业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二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一项面向社会、研究社会、面向大众、服务大众的工作。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对党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认真考虑自身工作的社会效果。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纪律意识。当前，尤其应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角度，多做团结鼓劲的工作、正面引导的工作、化解矛盾的工作、维护稳定的工作，为促进我省的“三个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辽宁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要淡泊名利，加强修养。从事纯洁而高尚事业的人也应是纯洁而高尚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不断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做学问，以良好的思想和道德风范，树立和维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好形象。第三，作为一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端正学风、文风和作风。学风问题，说到底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使马克思主义束之高阁，还是使其与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全党的学风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风，关系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文风问题说到底是动机与效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问题，文风的好坏，关系到我们的理论能否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我们的文章、著作和报告能否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能否得到充分发挥。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文风，最根本的是认真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大胆探索，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做到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讲新话不讲套话，讲群众听得懂又愿意听的话，不讲群众既不愿意听又听不懂的话。学风和文风建设要靠作风建设来保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一线，注意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群众中汲取营养，在艰苦生活中磨练意志，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和解决问题，在继承和发展中不断推出学术精品，为振兴辽宁老工业基地和构建和谐辽宁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理论支持。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浅议 社会科学研究究竟是否需要将事实与价值分开,或有意识地排除价值判断?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简单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暗含的价值观总是或隐或现地影响研究本身。这一问题在东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成其突出。因此。本文先论述当代西方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若干代表性论点,然后再对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某些普遍倾向作针对性的评论。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 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 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 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性行为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推翻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 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禁区,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 ,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 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着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 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社会科学论文:巩固五五普法成果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强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党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总书记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就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作出重要指示，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指明了方向。—，我国在全体公民中实施了第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五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和全国人大有力监督下，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和各地各部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实施“五五”普法规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坚持突出宪法的学习宣传，各项法律法规得到广泛传播 各地各部门坚持以宪法为核心，深入宣传各项法律法规知识。一是突出加强宪法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了以“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7860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2600多万人次。每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都确定宣传主题，指导各地各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宪法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各地各部门把宪法纳入普法重点对象法制培训内容，加强宪法知识考试考核。二是深入开展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深入学习宣传与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学习宣传民事、刑事、行政实体法和程序法，在抓好日常宣传教育的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法律颁布实施周年纪念日，组织开展集中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三是切实加强新颁布或新修订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编写新法知识读本40多种，免费发放1200多万册，发放张贴宣传挂图2500多万张，使各项法律为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四是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制宣传教育全过程，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教育，促进全社会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理念。通过学习宣传，全社会学习宪法、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氛围更加浓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进一步夯实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 （二）坚持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 坚持分类指导，区分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法、举办法制讲座、党校和行政学院设置法制课、考试考核等，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五五”普法期间，有24600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地厅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二是公务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加强公务员岗位职能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考核，共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公务员参加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98%以上的公务员达到了每年法律知识学习、培训不少于40学时的要求，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三是青少年学法用法不断深入。坚持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衔接，努力抓好课堂法制教育，广泛利用第二课堂开展寓教于乐的法制教育活动，在校青少年学生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法制教育，增强了遵纪守法意识，提高了自我保护和抵御违法犯罪侵害的能力。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不断深入。组织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3.35万多期，培训人员290多万人次，举办讲座、报告会5.13万多场次，参加人员620多万人次，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依法经营、诚信经营和依法管理的能力。五是农民法制宣传教育不断深入。根据农村特点和农民群众需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培训农村“两委”干部1200多万人次，培训农民工1.56亿人次，提高了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了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基层民 主管理的能力。重点对象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力地带动和促进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全体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进一步提高，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依法参与社会管理、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三）坚持以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为平台，法制宣传教育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围绕“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指导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了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职能作用，服务和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一是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各地各部门共举办促进经济发展法治论坛、法制讲座、报告会等专项法制宣传活动39.8万场次，开展“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等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36万多场次。二是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加强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城市和农村居民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三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部署、重大任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大事喜事，以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地震灾害、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拉萨“3·14”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组织开展了国庆60周年安保、“人文奥运、法治同行”、“加强企业法制宣传教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精彩世博、法治先行”、法律进帐篷、法律进寺庙等一系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四是紧紧围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促进社会矛盾化解”为主题，加强与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宣传，组织开展专项宣传活动16.2万多场次。针对重点地区、特殊人群开展法制宣传7.6万多场次，开展校园周边整治法制宣传教育活动12.5万多场次。主题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法制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坚持以“法律六进”为载体，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法律六进”活动，是“五五”普法的一项重要创新。，、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下发通知，对“法律六进”活动进行了精心安排部署，制定下发了实施细则，组织召开了“法律六进”经验交流会和现场会，推进“法律六进”活动深入开展。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制订实施方案，加强考核和监督，确保“法律六进”活动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成效。深入推进“法律进机关”，坚持机关法制培训、考试、法制讲座制度，组织开展各种学法用法活动，加强机关学法用法工作考核，提高了各级机关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乡村”，切实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推进“法律进社区”，充分发挥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作用，积极整合资源，推进社区普法广场、法制公园、法制长廊、法制宣传电子显示屏建设，开展针对社区青少年、下岗职工、闲散人员、回归人员、流动人员、安置帮教对象、社区矫正人员等人群的法制教育，服务了社区群众，提高了社区依法管理水平。深入推进“法律进学校”，扎实推进中小学课堂法制教育计划、课时、师资、教材“四落实”，组织开展“模拟法庭”、“小小律师辩论会”、“小手拉大手”等课外法制教育活动，加强学校法制教育园地建设，增强了青少年法制观念。深入推进“法律进企业”，利用职工学校、企业宣传园地、举办短期培训班、专题辅导、法制讲座，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引导企业员工依法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促进了企业依法经营和管理。深入推进“法律进单位”，发挥各单位自身优势，利用公示牌、宣传册、触摸屏、开放日等多种形式，宣传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专业法律，在城市公园、车站、机场、港口等窗口行业单位设立法制宣传栏或电子显示屏，使之成为法制宣传的流动窗口。“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 （五）坚持以法治创建活动为依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深入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一是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广泛开展。法治城市和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是“五五”普法的又一项重要创新。在认真总结各地依法治理工作经验基础上，全国普法办下发了创建工作通知和指导标准。各地结合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制定完善了创建制度，建立了目标考核体系，不断推进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到底，全国已经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41个市（地、州、盟）、1856个县（市、区）全面开展了法治创建活动。底，全国普法办评选表彰了首批266个法治县（市、区）创建先进单位。二是基层依法治理深入推进。“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得到了全面推进，各地建立完善了“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标准和目标考核体系，民政部、司法部分四批命名表彰了1373个“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各地还积极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社区”、“诚信守法企业”、“依法行政示范窗口”等创建活动，基层依法治理活动形式 更加丰富。三是行业依法治理不断深化。各部门各行业围绕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积极开展各种依法治理专项活动。“五五”普法期间，各部门和行业开展全国性专项整治活动130多次，开展执法检查活动170多次。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效果，有力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促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六）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进一步提升 各地各部门努力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水平。一是创新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服务群众作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创新工作制度。在认真总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定完善了各项学法用法制度和法制宣传教育考核评估、监督检查机制。制定了关于加强新闻媒体、网络等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法律六进”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等法治创建工作指导标准和意见等。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完善了普法档案、工作考核等制度。目前，全国已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并实施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条例》。各地各部门还把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落实情况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促进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任务的落实。三是创新工作载体。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优势，不断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领域。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市、区）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加强城市、乡村公共场所法制宣传阵地建设，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成为法制宣传教育的新型阵地。广泛利用公共场所电子显示屏、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电视、移动通信等新平台，不断扩展法制宣传的覆盖面和受众群。四是创新工作形式。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文艺活动，共举办各类小型法制文艺演出137万多场次，参加现场观看的群众达1.8亿多人次。“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已成为法制宣传的重要品牌。 （七）坚持健全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地各部门不断健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担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各部门、各行业也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部门本行业普法工作的领导。各级普法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认真履行职责，积极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支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法制宣传教育。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实施，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广泛参与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力保障和推动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 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科学制定好“六五”普法规划，求真务实，开拓进取，扎实工作，进一步推进新形势下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发展，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社会科学论文:法学自身的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方法应用前景的有限性 刻下汉语法学学术含量较低，学术规范窳败，丑闻时有。将眼光放宽，迄现代中国一百年，海峡两岸三地，整个汉语世界，既无伟大法学作品和作家，更谈不上成熟范型或者流派的提出。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也是不少法学从业者的忧心所在。有鉴于此，经由借鉴和运用社会科学的范式与方法，提升法学的学术含量乃至“科学性”，是一种可欲的选择，可能也是提升汉语法学必需完成的作业。 本次会议的主旨既是“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即意味着法学非社会“科学”，因此是科学话语难能完全笼罩的言说空间。这便一般性地决定了此种“科学 ”方法在该领域应用前景的有限性。所谓的“文科”、“理科”这类说法，是通常习用的，但却非“科学”的，无法用作解释此种问题的概念工具。既不算“科学 ”，亦非人文学科，那便是通常所说、行之已久的“法科”了。法学之为法科，决定了自己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其之用来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设构自己的理论命题的进路和范式。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法学的品性。 法学之为一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其基本问题，其需求和担当，决定了它具有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品性。法学的基本问题源于法律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是“事实与规范”的互动。人世生活本有规范，将它们描述出来，呈现为规则及其体系，是法律的创世纪，法学的使命，也是对于法学的劳动分工要求。通常情形下，事实先于规范，规范因为有待自生活中提炼和完型，总要慢半拍。之所以说一切立法颁行之际即已“过时”，如拉丁法谚所谓“法律一旦公布即已过时”，其因在此。但是，在诸如急遽的社会－文化转型时段这种特定时期，规则可能先于事实，以整顿山河。拿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为例，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形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和宪政秩序，但是，自1911年以来，法律藉由立法，先在规则层面形成了宪政与共和图景，以此理想图式引导、推动、逼迫事实就范，向它靠拢，即向规则的制订者心目中拟订的生活模式看齐。正是在此，法学担当了从“发现”规则到“设定”事实的知识使命。 从而，法学－法律的需求和担当是双重的。一方面，对于规则进行静态的描述和设定。描述是“发现”生活，“设定”即归置并规制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源于社会变迁等等因素而导致的事实提出的挑战，消极或者积极地做出规则的回应。正是在此，对于什么是事实？有哪些事实？规则的效果如何？如何获得预期的法律效果？以及为什么规则会出现与其制订者预期相悖的结果等等，恰恰是“社会科学”的用武之地。所谓“多点”、“多层”的民族志范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是“观俗立法”的杠杆。事实上，伪满政体进行的民事习惯调查和民国政府组织的华北农村民事习惯调查，均为适例。通常习用的回归统计方法等等，在实证性地解答诸如“ 为什么有法不依”这类问题时，应当有用武之地。至于涉及到法律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诸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它们是否属于这一意义上的“法学研究”，则有待辨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学是一种基于特定需求而来的知识体系，而主要并非人类好奇心的产物，更非形上心性的对象。因而，法学是一种有限的知识体系，甚至是一种自我循环、自我证立的知识体系。法律的思维方式，如法律论证，常常即为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实际上，法学共同体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学术集团，自产自销，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诸多的法学刊物可能只在法律从业者圈子里流转，正像《牙科研究》这种杂志只有牙医才会去看，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以“解决实际问题”自勉的“务实”导向，整体上来说不是坏事。其之为“有限的知识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限”定在此。这就如水利工程学，当然无需也不可能回答宇宙起源的问题，更不可能处理人生意义。但要修水坝，建水库，就得靠它。各门特定学术的定位及其价值，正在于此。从而，就整体而言，法学基本上是一种解释学，一种关于事实与规范互动图景的描述、评价和阐释的技艺。从而，它排斥对于多余学术附加值的追求。——一旦“多余”，即超出法学，而进入其他“学科”。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法学家”倒未必一定在法学院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今日与会的主要是法理学、法哲学的学者，部门法学的从业者寥寥，而法学主要是由众多部门法学构成的知识家族，这就从另一侧面对此提供了说明。——这不正是我所说的“有限性”的具像吗？ 所谓“多余”，即就完成法学的需求和担当来说并非必要的知识诉求、理论铺陈和思想启示。毕竟，法律及其一整套理念形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结果导向，即订定规则、划定是非，自分配正义和校正正义归置并进而规制人世生活，——具体的、日常的、有形的、关乎什么事情的用处的打理日子的流程，是是非非的油盐酱醋，打打闹闹的家长里短。形上的人类理性成果下落至具体的法的运作和法学意义上的研究，中间存在着若干环节。不是形上的东西没价值，事实上，以实用理性著称的汉语文明今天恰需补充浓郁的形上兴趣，以益中和，而致通明，才是正道。而是说，就具体的法律和法学的担当来说，即便没有它们，也还够用。超出这一层次，即进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哲学或者法律哲学，已然非经典的法学范式所能涵括了。有人可能会说，哪里有什么“经典”的法学及其范式？今天的法学与百年之前难道一样吗？这话没劲。因为，我们可以问今天的人类和千年之前一样吗？你与昨天之你相比还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一样，可人还是人，你还是你。——法学还是法学。 必须承认，在人类知识的阶梯中，不同学科的学术含量及其所要求的人类心智和心性，在层次与类型上是不同的。一般常人经过培训可以成为工程师或者部门法的专家，也会比较胜任，但要成为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甚至是小有所成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法哲学家，则非中上心智之人不可。而同一层次的心智，却因心性不同，或趋于理性，或趋于情绪，有的善于事功，有的耽溺思辩，遂各 自成就一番书生事业。远的不说，就晚近中国而言，吴经熊就根本不同于王世杰，一如陈景润之迥异乎钱学森，而同为超逸灵动的心性，朱光潜还与宗白华大大不一样呢！就法学家而言，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他们可能在法学院，也可能在其他科系，这是现代大学“官僚行政体制”的隶属关系，不是问题所在。许多人正因为自己的心智不屑于、心性难于忍受法学的品性，遂“转行”到其他学科，找到自己的心灵投契之所， ——马克思、韦伯、巴尔扎克、吴经熊和徐志摩，无一幸免！ 在科际界限趋于模糊的“后学科”时代，学科之间方法上的借鉴是常有的事。学者们大多是“心中有问题，眼里无学科”，属于哪一种“学”，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也恰恰说明了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方法的可能与必要。但是，不能因此犯晕，认为自己的那点“借鉴”，真的就是“科学”了。——别忘了 法学说自己是科学，社会学就笑了 社会学说自己是科学，经济学就笑了 经济学说自己是科学，人类学就笑了 人类学说自己是科学，物理学就笑了 …… 最后，诗人笑了 这是打油，不是取销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将探索社会科学方法在法学中的运用这一严肃用意直接扭曲为大家要将法学变成科学的天真，一如要用拼音取代汉字，更非危言耸听地直认社会科学方法为法学的“天敌”，而只是想说明我今天的发言主旨，即在法学中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有限性，从而，找准其可能用武之地。同时，对于今天会场上基于校际立场而波光旖旎的集体自恋情绪，觉得有点“那个”，所以略加调侃，不损人以利己，提醒不要过于自恋，否则小模小样，鸡皮疙瘩出，没意思，可能上帝倒哭了。自恋是动物的本性，太过自恋则为本性的倒错。诸位多谈其运用或者应用的可能性，我则提醒其有限性，正反两面，一积极，一消极，而同为 “建设性的”，则问题将趋澄明，列位看官，你说乐之何如。 我愿再次指出，陈述法学及其知识生产过程的这一品性，并非排斥法学研究借鉴社会科学范式或者方法，更不是否定法律人养成过程中对于大量非法学知识和理论的引入。恰恰相反，鉴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进境与困境，造成了利益厘定、是非判断的一定时空的不可能性，要求法科学生在体察世态人情、历练人间冷暖的同时，尽量多具备法学之外的“社会科学”知识和文史哲等传统人文修养，使法律人成为既具备法律理性和知识力量，同时并具有道义担当和同情心，真正属于孔门所说的“文质彬彬”的人，具有现代公共理性和人文关切的人。就刻下中国语境而言，法学教育不仅应当是职业人士的养成过程，同时应当是博雅的、人文的，道理正在于此。深切的人文精神，是这个工商时代更为珍稀的人类心性，也是疗治当下汉语法学求致用而至俗、阐学理却近私这一病症的良方。—— 这可不是要让法学院毕业生个个都成“文人”，正如倡导在法学中借鉴社会科学方法并非意味着所有法学门类均无一例外地运用，并且能够运用这些方法。 否则，法学院的毕业生人人大脑发达，个个能说会道，似乎都能运用一套科学方法，却恰恰没心没肝，甚至狼心狗肺，连基本礼数也不屑，那时节，还不如没有的好。——朋友，知识并不导向善，甚至导向恶，在今天这样一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一个“科学裁判所”的世代，不是恰需时时警怵的吗！现今的法科学子多数只有职业关切，实用主义取向无以复加，动不动就弱兮兮地“郁闷”，好像也谈不上什么社会情怀之类，公司、财产、债券、金融等等实用法知识成为唯一选项，这难道是法学教育的福音吗？——好像实用主义的本意也并非是这个意思。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期刊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来自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 作为社会科学文字载体和传播媒介的社会科学期刊是社会科学的必然产物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意义 1.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地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自然规律的反映,它研究自然界各种物质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自然的武器;社会科学则是社会规律的反映,它研究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规律,是人们改造社会的武器。主席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紧密结合,深刻认识井掌握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指导实践。实行仕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必须用新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决定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性。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很难用经济的观点来衡量;另一方面社会科学期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间接的,不象自然科学同生产力要素那样直接结合.很快就会提高效率、效益,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虽然科学管理也会出效益.但毕竟是间接的,社会科学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得是促进和保漳作用。所以.社会上普遍存在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但社会科学研究滞后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是社会科学期刊受冷落的原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和保障自然科学的发展,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革,社会科学许多新的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发,特别在当前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大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加强社会科学研究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2.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的变革,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产生,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才能给予科学的回答和正确的解决。实践证明,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事物发生,就会出问题。文化教育上的失误将产生思想意识上的混乱,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将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政治决策上的失误将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社会科学期刊的重要作用,它是掌握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园地,是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舆论工具,是了解社会动态和经济形势的了望之窗,是学习社会科学文化启迪智慧的知识殿堂,是研究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公共讲坛,是进行科学管理民主决策的参谋和助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是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呼唤。 二、当前社会科学期刊面临的主要问题 1.经费拮据。据1991年统计,全国自然科学科研经费为11亿3千多万元,而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仅为3千多万元。国家拔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不及自然科学经费的零头。近年来这种状况并无多大的改观,凭这点经费要想举行学术交流和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已显得力不从心,再投入更多的财力去办好社会科学期刊就更是举步艰难。 2.质量降低。期刊的质量要以所刊载的内在质量为标准。当前,社会科学期刊存在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倾向,有的研究者囿于经费困难闭门造车,有的不愿深入进行艰苦细致的社会调查,使科研成果和实践相脱节;有的期刊部门和单位倾向比较严重,刊物.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领导论坛;有的片面追求名人效应,从而脱离读者大众;有的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期刊变成应酬亲朋好友的关系稿,上级领导的推荐稿,金钱来往的交易稿.评聘职称的照顾稿等等,使得文章平庸、肤浅、枯躁,影响了期刊的质量。 3.读者面窄。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科研工作者劳动的社会效益体现不在经济报酬上,作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科研成果要发表不仅得不到相应的稿费,往往还要承担版面费、赞助费,作者和编者都缺少提高期刊质量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潮却冲破了多年被禁锢的思维定式,使读者品味不断提高趋于多样化,使社会科学期刊受到冷落。一些期刊的作者和编者与读者缺少交流和沟通,造成社会科学期刊的读者群体日益萎缩。 4.偏离办刊宗旨。社会期刊的重要作用就是发挥社会效益,除读者需求外还存在社会需求。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的期刊忽视社会效果,偏重猎奇,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为j、民服务的宗旨,影响了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 5发行困难。从社会科学期刊的功能来看,不论是可读性还是收藏价值,都受到了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和电脑光盘等现代化存贮设备的有力冲击。归根到底社会科学期刊的发行数量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要同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承受力相适应.期刊的过多过滥和不合法的指购派购都影响到社会科学期刊的正常发行,背离读者和社会需求的期刊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的对策 1.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仕科期刊工作者在工作上要精益求梢,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社会科学期刊要以社会效益为已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坚待四项基本原则,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求真务实地办好刊物。 2.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社会科学期刊只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才能带来生机。一方面各级领导要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在办刊经费上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另一方面要大胆改革,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旧体制.允许搞一些广告和实体等合法的创收。期刊内容上要锐意创新 、广开言路、百纳群言,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和探讨,提倡运用新思维、新观点、新思路来分析研究社会问题和现象,开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3.加强管理。社会科学期刊作为社会科学产品公开发行就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当然要受到社会主义市场管理的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科学期刊这样的特殊商品不应当排除计划管理,读者需求用市场去调节,社会需求要计划去调节。不是所有的期刊和期刊所有的出版费用都由国家包下来.国家财政支持要有重点,即使是重点期刊国家也只是分门别类承担一个基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管理中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汁么可以进入市场.什么不可以进入市场,对那些社会效益好的就是赔钱也要坚待出版,对社会效益不好的就是赚钱也不能办。国家要运用价格、悦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指导消费,使社会科学期刊在文化商品中得到资源的优先配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和保障社会科学期刊的健康发展.运用必要的行政手段淘汰那些质量差、社会效益低、不具备办刊条件的期刊,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把社会和经济发展必需的期刊办好。 4.扩大群众基础。社会科学期刊要扩大刊物的影响,不仅要使专家学者青睐,而且还要使人民群众喜欢。要扩大读者面就必须扩大作者面.必须坚持以质量为标准,材料要实、文风要正,对有头衔和没头衔的作者都要做到一视同仁。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走入社会贴进群众.要以群众论坛、读者专栏等形式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力度和范围,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明和科学文化需要。 5.提高服务水平。社会科学期刊要提高服务水平就必须立足于从理论上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要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结合国际国内形式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情况.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科学推断预测未来发展的新动向、新趋势和发展规律出发,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和研究方向,加强相关课题的研究,发挥社会科学期刊服务社会的功能和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科学期刊就必须提高对社会科学期刊重要性的认识.找准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对策,只有保障规模适度的社会科学期刊群体平衡协调地健康发展,才能开创社会科学期刊欣欣向荣发展的新局面。 社会科学论文:社会科学常识普以及探析论文 一、加强社会科学普及工作的战略意义 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揭示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学问,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力量。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指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哲学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是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必经环节。繁荣发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只有依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正确价值导向,自然科学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造福于人类。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手段。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既可以为现实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重要的是它将为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和全面进步营造良好的思想和精神氛围。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对发展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极为重要。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伟大的民族精神要始终继承与发扬光大,就要依靠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大力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与传播。 同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是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人的全面发展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文盲率较高,且基础教育还不能适应社会迅速发展的需要,公民素质偏低。公众的科学素养偏低,已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大力推进社科普及,有利于培养公众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形成尊重科学,求真务实的风尚;有利于公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认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利于增强全民族的民主法制意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民主参与、民主监督和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能力;有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际关系,在全社会确立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要求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道德规范;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品位和质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必将在更高层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科学论文: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转化 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转化渠道解决转化难的问题。 关键词:成果转化；人文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 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即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具体运用，就是社会主体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自觉接受社会科学成果的影响或应用社会科学成果的过程。目前，高校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4，承担的国家“863”计划项目占全国总数的1/3 以上，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占全国总数的70％以上。据统计,一所综合性大学的人文社科类成果数约占学校成果总数的1/3。近年来,国家通过狠抓科技成果的转化,高校许多自然科学类的科研成果已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文社科类的科研成果的转化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已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的现状 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弘扬传统文化以及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等方面均取得重大成果，但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转化在质量、数量和效率等方面还存在不足。许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仅仅停留在发表的刊物上，即使有少量的成果进行了转化，也存在转化的层次偏低，影响力不够，不成体系的状况。由于构建和谐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效用不断凸显。许多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还不能适应这个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成果转化的效益无法得到保证。 二、高校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转化难的原因 （一）人文社科类研究成果自身特点决定 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成果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方式和产生的影响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大不相同。自然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可以像企业生产产品一样，从研发到投产，从生产到获利，能够比较精确地计算出成果转化的效率。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与自然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它对于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伴随性的，这就增加了社科成果转化的难度。 （二）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 科研成果质量是市场转化的生命线。我国高校文科科研成果转化少、转化难的现实，与高质量应用性人文社科成果较少有着很强的相关性。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是论文、论著和研究报告,一所综合性大学每年发表的人文社科类论文有上千篇,其中不少发表在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上,但通过仔细研究发现,这些论文推广和转化的价值较低，真正对现实有指导意义的更少。究其原因一是高校里有一部分文科类的教师主动与社会接触少,对社会发展状况了解不深、不透，难以有重点、有选择性地开展针对性、前瞻性科研。如某一地方性本科学院，在申报当年所在市下达的社科科研课题时，很少申报与当地省情、市情结合紧密的课题，80％以上的教师都热衷于那些比较务虚的纯理论课题。最终的成果能直接指导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就少了。二是，高校文科科研中重数量、轻质量，重科研、轻转化的现象比较突出。许多教师为了完成科研任务，不注重社会的现实需求，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直接影响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针对性。所谓的科研成果不仅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而且难以进行转化，成为庸俗的文字游戏。 （三）对人文社科类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但是，不管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看, 谈到成果转化，各级政府部门、政府官员、企业管理人员首先考虑的就是进行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国家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产业化项目”等资助的全是自然科学类的项目。 国家1996年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的第二条中注明:“本法所称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排除在可转化的成果之外。可见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工作还没有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1]。 三、促进高校人文社科成果转化的对策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提高对人文社科成果转化重要性的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人们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关键。社科成果一般不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力，而是经过转化作为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武装劳动者。与自然科学类科研成果转化相比，有着软件性、滞后性、受众不确定性、效果不确定性、转化周期较长等特点。 这就要求：一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能只顾任期内短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指标。而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如同重视自然科学类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一样，重视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高校的教师和科研工作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有“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心态，潜心研究对社会发展有巨大推动和指导作用精神产品。 （二）加强引导提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质量。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质量是转化的前提。社会需要大量的切合社会实际的、有转化价值的精品科研成果,这类成果的产生,需要引导和激励,需要科学的、客观的、适应于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与科研人员特点相适应的激励措施。中国政法大学为了鼓励精品成果,制订的《文科科研成果评价办法》对在一定考核期内有一个精品成果的教师、科研人员即可以豁免其他科研成果项数，鼓励教师用足够的时间准备高水平的成果, 起到了促进科研、激励精品的效果,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省市科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主持社科类科研课题立项时，应加强引导和管理，鼓励教师积极申报与省情、市情紧密结合的课题，把纯理论性的、“空对空”的课题量规定在合理的比例范围内。 （三）健全机制，搭建平台，畅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渠道。不断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建立适合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新机制。一是要加强高校自身的科研机制和体制改革,要变革那种纯学术、脱离实际的研究,而应将纯理论研究为主转向综合性、开发性、应用性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从无偿研究转变为有偿研究；只有实现了科研导向、运行环节、队伍结构等方面机制的转变,才能真正促进高校科研成果的转化。二是探索建立社会科学成果的产权认定制度、价值评估制度和权益保护制度。三是要建立健全社科研究机构与政府、党政、企业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加强社科研究的针对性、时效性,密切供求联系[2]。 要搭建起一个平台,全面调整产方—卖方—买方的关系,使成果的转化正规化、程序化。作为买方的决策人要用社会科学成果支持和检验自己决策,作为卖方的社会科学成果管理机构要承担起监督决策者的决策是否科学的职能,同时根据需求制定合理的科研成果生产计划。作为产方的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机构要分析市场动态,使自己的成果能满足市场需要。 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应用价值、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和直接价值与间接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将不断加深。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必将到来。 社会科学论文:试谈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是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 论文关键词：领导干部； 科学素养；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领导干部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是决策者，决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着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方向与方式的科学与否。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沿着科学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 一、 领导干部科学素养的社会特征 科学素养是人们坚持科学精神，自觉地运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修养和能力。科学素养决定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关系着人们工作与生活发展的优劣与成败。公民的科学素养，除了关系到自身的发展，作为国民素质的基本元素也同时关系到国家的发展。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与普通公民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作为决策者，领导干部的科学素质不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发展的领导和推动力量对社会产生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决策的科学性上。决策的科学与否关系着发展目标的正确与否和发展方式的优劣与否，科学的决策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能够促进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力量。不科学的决策则违背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会使事物的发展与人们的希望背道而驰，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决策的科学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基本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素养，才能具有科学决策的意识与科学决策的能力。首先，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才能在决策过程中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工作中勇于探索、不断创新，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发展。其次，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才有能力在决策过程中客观地认识环境，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形势，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从而确保决策这个主观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使决策具有科学性。 二、 科学精神是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 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灵华，领导干部的科学精神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识保障。科学精神来自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积累和升华，它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行为和习惯的科学性。科学精神所代表的核心内涵是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创新精神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而理性精神则是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 首先，创新精神是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动力。科学精神的本质要求是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科学技术之所以不断发展，就在于科学研究在不断更新观念、不断大胆创新。创新精神是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开拓精神，是一种对于新问题、新方案、新途径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科学的创新精神体现在对旧概念的修正和不断发展新的概念，它对陈旧的现实、落后的现象不满、并提出质疑，而且要求改变现状，追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创新精神是由科学探究的实践升华而来的，科学探究的过程是寻找新发现的过程，“科学上的新发现，必然冲击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由于新的发现变革了人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引导了人们新的行为，因此，使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事业得到新发展。所以，创新精神是变革的动力。思想的解放、观念的转变和思维的更新都来自于人们的创新意识。事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创新精神的推动。 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不断产生。面对新环境、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领导干部如果墨守成规，仅拘泥于经验，就有可能使新的机遇丧失、使旧的情况恶化。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创新精神，这样才能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主动审视现实的状况，质疑制约发展的现象，自觉地变革陈旧、落后的东西，在思想认识上和工作实践中不断开拓进取，用新的思想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以新的目标和新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理性精神是促进各项事业沿着科学道路、按照科学方式发展的保障。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要求人们必须依靠理性思维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得出事实和逻辑的必然性，而不是单凭直觉和经验。实事求是地理性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探索求知、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把偶然性当必然性，不把局部看作全体的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来自于人们对于科学本质的认识。科学的本质就是整理事实，从中找出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而不是仅仅抓住现象作出的结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和结论，必须是在观察、试验所得到的事实基础上进行整理、分析、判断，然后经过实践的验证加以证实，这样才能将其作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因此，科学的理性精神是把握事物科学发展的保障。 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的方式发展，必须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领导干部的理性精神是科学决策的理性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才能自觉地排除掉主观唯心的东西，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和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调查研究来了解发展中的问题；以事实为依据来研究、寻找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实践作为检验结论的标准。领导干部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各项事业科学、系统、有序、稳健地发展，从而确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 科学知识是认识和判断发展环境与形势的基础保障 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具有这种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基础支撑。领导干部必须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具有正确认识和判断环境与形势的基本能力，并以此来保证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正确的方向和目标。 首先，科学知识是领导干部辨识能力的基础支撑。科学知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客观的事实，它包括自然的事实、历史的事实和社会的事实。另一个是规律，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必须具有科学知识，才能认识和分辨各种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及其规律。在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科学的发展中，领导干部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必须首先对发展环境和形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和科学的判断，这样才能为决策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信息。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地辨识能力，而这种能力来自于科学知识的支撑。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丰富的科学知识，才能识别国家政策方针和大众传媒中出现的各种相关信息，才能利用科学知识去分析和判断各种事物。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备的科学知识，就会妨碍其对于环境和形势的客观认识与科学判断。例如，为了应对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的局势，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这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为了落实这一措施，国家明确了“到2010年，中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将由2005年的1.22吨标准煤下降到1吨标准煤以下，降低20％左右”；“到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5年的2549万吨减少到2295万吨，化学需氧量(COD)由1414万吨减少到1273万吨”等任务和要求。但是，在我们对某市部分现任局处级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标准煤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二氧化硫排放主要来源的问题，有35.57%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6.70%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COD是什么？”这个问题，有22.68%的人选择了错误的答案，35.57%的人选择了“不知道”，对于“循环经济的‘3R’原则是什么？”这个问题，仅有54.1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近一半的领导干部对这一原则不够了解。由上可见，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由于缺乏相应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法搞清这项措施中的相关概念。这必然影响他们对“‘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等项约束性指标的客观认识；对发展“循环经济”这项“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的意义的正确理解。同时，也会妨碍他们对“节能减排”这一战略措施实施后未来发展环境与形势变化的正确判断。 第二，科学知识是提高认识效能和预见能力的支撑。科学知识是人们对外部世界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人们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推理、判断，寻找和认识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由此来掌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利用事物之间的促进关系、消除发展进程中的制约因素，提高预测和预见能力，使社会有计划、有目的地朝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健康地向前发展。目前社会系统纷繁复杂，各个社会部门、各种社会现象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构成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依靠科学知识去再认识这些社会现象和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必然联系以及相互促进和制约关系，以便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制定社会的改革方案、工作计划、方针政策；及时调整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加强意识形态的建设，以此去改造和管理社会活动，引导和管理人的行为，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而如果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则会制约领导干部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视野和高度，影响其决策的大局性和系统性。例如，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对于“在我国，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和固定构造四种”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有40.72%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7.53%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超过五分之三的领导干部，对于我国的专利法不够清楚。对于“恩格尔系数越小，说明生活水平越高。”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仅有43.30%被调查的领导干部选择了正确的答案；而有4.12%的人和52.58%的人，分别选择了“不知道”和错误的答案，这说明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测量人民生活水平的常用方法不了解。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这个判断正误的问题，仍有10.31%的人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答案。这说明，少数领导干部，缺乏基本的科学决策知识。 专利法、恩格尔系数和决策的民主化，是目前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一些横向知识。其中：专利法是保护创新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它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对于我国专利法的基本内容和内涵缺乏了解，说明他们还不能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对什么是创新、为什么创新和怎样创新有一个认真的思考。“恩格尔系数”是家庭收入中食物支出金额与总支出金额的比，它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领导干部对此指标的含义不了解，说明他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目前的差距是什么、问题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还没有一个客观的判断。决策的民主化是科学决策的根本内涵，领导干部对于科学决策的民主化，除了意味着民主选举与言论自由外，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在照顾大局的条件下，公平地照顾各方面的利益”这个基本内涵都不清楚。说明他对现代社会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对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缺乏基本的认识。 四、 科学方法是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保障 科学方法是领导干部科学决策能力的支撑，是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思想方法与措施、手段的保障。面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局势，领导干部只有按照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充分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确保决策的科学性。 首先，科学方法为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方法为人们有计划地管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例如、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为人们对社会的整体和部分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确立改革和管理的最佳方案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科学思维是人们利用科学方法进行思考，获得理性认识的基本途径。当今社会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任何个人的行为，局部的事物都与整个社会系统密不可分。同时，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资源和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使决策环境日趋纷繁复杂。这些都给领导干部的决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决策问题复杂、规模庞大、涉及面广泛、因素繁多，决策问题变化快、动态性强是现代决策的面临的新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决策环境与决策需求，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很好地运用现代科学思维的方法，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方法，则难以把握好各项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方式。但是，从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领导干部对于传统科学思维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好，而对于系统思维、创新思维等近代科学思维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能力比较差。调查显示：80.11%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够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测试题的正确答案。而在对系统思维方法进行的测试中，只有11.29%被调查的领导干部能以系统的观点，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处理测试题中的问题，而其余88.71%人，均按照传统思维方法对问题进行处理。系统思维是按照客观事物本身的系统性，“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关系中综合地考察和研究问题，以达到最佳处理方案的思维方法。领导干部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原理，来探究工作中整体与局部、整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才能将自己的局部工作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工作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将各个方面的关系与利益统筹、协调起来，才能有效处理好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全面发展”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全面共同发展。 第二，科学方法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先进的手段与措施。科学方法是处理问题的方式、途径、手段、程序和技巧。科学方法是把握事物发展方向与方式的有效工具与锐利武器。领导干部运用科学方法，一方面，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加全面和精准依据。另一方面，能够使主观决策更贴近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因此，充分、有效地利用科学的方法与手段，是保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我们在对领导干部进行的科学素质的调查中发现：部分领导干部对于定量分析科学方法的运用还存在差距。调查显示：72.04%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完全理解；有56.45%被调查的领导干部对于比对实验方法完全理解。但是，在对统计方法进行的调查中，对“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质量特征。”这个正误判断题，有59.79%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正确”这个错误的答案，11.34%的人选择了“不知道”。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对于统计科学的总体性是从整体上反映和分析事物的数量特征这个概念不清楚。在对领导干部的综合数据分析能力测试中，我们给出了一组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能源消耗的比较数据，内容为：“中国火电厂供电煤耗为404（gce/kw.h），国际先进水平为317（gce/kw.h）；中国每吨钢可比能耗平均值为966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656（kg标准煤）；中国每吨水泥熟料燃料消耗为170（kg标准煤），国际先进水平为107.5（kg标准煤）；中国每公斤标准煤能耗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为0.36（美元），国际先进水平为5.58（美元）”。要求被测试者根据给出的数据，对我国能源状况进行判断并得出结论。结果只有44.62%被调查者选择了“我国节能潜力大”这个正确答案，而超过一半的人分别选择了“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和“我国能源安全问题大”两个错误的答案。这说明部分领导干部对于数据分析方法的运用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对于“单位”数值与“总体”数值反映客观事实的区别认识不够清楚。 由上分析可见，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保障。要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朝着科学的方向、按照科学方式发展，关键要靠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领导干部的科学素养是科学决策的保障，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知识、运用科学方法，才能使决策成为经济社会沿着科学道路发展的动力与方向盘。 社会科学论文:生态学视野中的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摘 要 题】生态文化与环保意识 【正 文】 科学的精神是统一，社会运动与自然运动的规律有着惊人的相似。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者间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讲，两者甚至可以用更加简练和统一的语言来描述，生态文化的核心观念为此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在生命科学发展历程中，先后取得过两个对人类世界观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一个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它使人们心目中静止不变的客观世界转变为动态、进化的客观世界；另一个成果就是随着生态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生态文化观念，它使人类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梦中醒来，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永续发展的光明大道上来。具体讲，生态文化作为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正在逐渐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是现代以及未来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因此，从生态学视角认识和理解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和问题，寻求可能的、合理的解决途径，就显得格外迫切和重要了。本文试图以生态工作者的视角审视和理解若干人文社会科学问题。 一、生物与环境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了解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显然是研究生态学和生态文化的基础。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但是，我们可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对其有一个比较恰当的理解。 简而言之，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生命是环境的产物。在地球形成之初，表面笼罩着原始的还原性大气，没有氧气、臭氧层，紫外线强烈地照射着地面，地球上没有任何生命；经历漫长的化学演化过程，大约在35～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原始的生命——光合自养生物蓝绿藻（Cyano phyta）；原始的生命在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长期作用下，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化过程，形成了现存的多样性的生物类群。二、生物在进化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原始的生命在海洋中繁殖、蔓延，消耗CO[，2]，释放O[，2]，地球表面逐渐形成氧化性大气和臭氧层，地表紫外线辐射减弱，昼夜温差缩小，为原始生命的演化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共同作用，地球岩石圈的表面形成土壤，为陆生生物的生活提供了基质，也为其登陆创造了条件；在大约4亿年前，绿色植物登陆成功，从此陆地上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三、生物与环境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现存的生物圈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而这种环境又需要生物的调节来维持，生物与环境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共同影响着全球环境的变迁和人类的命运。 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对这种关系的认识水平也是逐渐发展、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人类的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之前，为神秘文化阶段，相当于人类文明的蒙昧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规律缺乏认识，对自然界充满了神秘和恐惧，人类是自然的附庸；在这个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局限在局部和较低的水平，以宗教为代表的神秘文化是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及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第二个阶段，从文艺复兴开始到20世纪中期，工业文明阶段。由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始具备揭开自然界神秘面纱的能力，人类在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方面，出现了意识上的偏差，摇身一变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少年时代；在这个时期，以工业化大生产为背景的工业文明成为人类文化的主流，社会、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逐渐超过了环境自身的调节能力，环境问题成为世界性的问题，危及人类的长远发展与持续生存。第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生态文明阶段。在此之前，以自然的征服者和驾驭者自居的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资源、人口、能源等危机，促使人类重新认识人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逐渐形成了以生态学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生态文化，成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实现人—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需的基础，这是人类文化走向成熟的阶段。 人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我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认识水平体现在人类文化、科学的方方面面，形成纵横交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谱。在不同时期和社会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形态可能同时并存，各种文化形态在文化谱系中所占的比例及其变化趋势，决定了文化的现状与文化的发展方向。作为人类的一员，无论在那一种文化形态的背景下，只有溶入主流的先进文化之中，个人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生态位理论与社会生态位现象 Whittaker（1975）指出：“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相对位置”。通俗地讲生态位就是生物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拥有稳定的生存资源，进而获得最大生存优势的特定生态定位。生态位的形成减轻了不同物种间的恶性竞争，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不同物种都能够获得比较的生存优势，这是自然界各种生物欣欣向荣、共同发展的原因所在。 生态位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农林、经济、教育、政治等领域。事实上，人类社会活动的诸多领域均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只有正确定位，才能形成自身特色，发挥比较优势，减少内耗和浪费，提高社会发展的整体效率和效益，促进社会良性与健康发展。在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位重叠现象。以教育为例，教育部对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材版本、教师培养等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确保全国人民在不同地区受到整齐划一的教育，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背景、能力倾向、思维模式、就业取向、发展目标等方面存在全方位的生态位重叠，甚至连知识与能力缺陷都大同小异。这与美国各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体系相比，我们的教育实在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中小学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可望逐步改善这种被动的局面。但高等教育的改革却显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 从事科学研究也同样存在“生态位”定位问题，人云亦云、附庸风雅的跟屁虫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科学家应该将自己热衷的工作当成一种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成一种职业仅仅用于换取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安逸舒适的生活。就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以其严谨的科学性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为社会的发展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发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及时予以指出和纠正。新中国建国后发生的一系列失误，社会学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道德与社会价值重构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文社会科学可谓大有可为。人云，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科学家更是如此，他们不应该，也没有任何理由把自己混同一般的民众，而应该勇敢地肩负起社会责任与科学道义。 三、生物重演律、文化重演律与社会重演 生物重演律：1866年海克尔（E.Haeckel）提出，生物的个体发育简短而迅速地重演系统演化的过程，这就是著名的“生物重演律”。如，蛙的个体发育经历了受精卵、囊胚、原肠胚、蝌蚪、幼蛙（有腿、有尾）、成蛙等几个阶段，分别相当于系统进化过程中的单细胞生物、多细胞群体生物、腔肠动物、鱼类、有尾两栖类、无尾两栖类等阶段，这说明蛙的个体发育反映了蛙的系统发育过程。 文化重演律：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简短而迅速地重演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育过程的本质是人类文化的重演。在人类5000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有无数先人、巨匠为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文化知识，形成了现存的多样化的人类文明。教育过程实际上是将人类已有的文化成果传承给后人的过程。但这种传承并不是机械地照单全收，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华和重要文化成果的传承。因此，个人文化素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对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形成过程的重演。这个过程相对于人类5000年文明史，简短而迅速。 与生物重演相似，文化的重演也绝不是机械的或绝对的。作为个体文化的发育，实际上应该是在继承人类系统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个人的学习阶段正是接受人类系统文化成果的时期，相当于文化的重演阶段。名师出高徒，为什么？之所以成为名师，因为他们对系统文化成果的认识和理解具有独到和高明之处，能够帮助学生多快好省地跨越了文化的重演阶段，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并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指导和支持。其实这个例子也说明了，教师的素质对教育及人口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有些教育专家提出，教育不应该只是继承。文化的继承或重演与创新并不矛盾，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是巨人的肩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成为伟人。对于人类系统的文化成果，不是需不需要继承，而是如何继承的问题。而是创新的继承和继承中的创新，是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扬弃。因此，教育必须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更新教育观念，确保不使教育这一传承人类文明的过程成为制约文明开拓前进的障碍，进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社会重演律：社会的重演并非新的发明创造，马克思关于社会运动与发展趋势的理论，其实也就说明了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个案，其发展过程在重演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但这种过程并非绝对的重复。在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面临和解决过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也不同程度的体现出来。 四、生物的进化与文化的进化 1、生物进化　种群是生物生存与进化的基本单位。生物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是种群的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物种进化的量变的过程。当这种量变的积累超越了物种质的界线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一般来讲物种的形成包括三个主要步骤，即：突变、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动力，通过突变为自然选择提供素材，对物种有利或无害的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并在种群中逐渐扩散；个体迁入 （基因流）也可以增加基因素材，个体的迁出与基因漂变会导致基因库的萎缩；种群基因库数量、质量逐代变化，当该种群中某些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形成生殖隔离时，就产生了新的物种。 比如：美国就是一个人口基因库质量发生连续变化的例子，这与其长期实行移民政策密切有关。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吸引了各国高素质的移民，这种移民流的生物学实质就是优质的基因流。因此，其人口基因库质量和整体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美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提升和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互为基础，相互促进，为美国长期的发展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作为快速发展的大国，拥有大量的发展机遇，这是吸引外来移民的重要条件，如果我国也能实行严格、适度的移民政策（千万别腐败），同样也会对我国人口质量的提高助一臂之力。 自然条件下的生物的进化、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等条件下的生物进化所遵循原理是相同的，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在自然条件下，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自然因素（自然选择）；选择的标准是生物的适合度；生物进化的速度缓慢，但其遗传机制稳定、遗传结构均衡，有利于生物长期发展与生存。以野猪为例，在自然条件下，野猪通过发展快速运动能力来逃避捕食者和猎人的伤害，其体型紧凑而强悍，适于奔跑；体表粘有沙粒和树胶（在树上蹭痒、粘上树胶，在地上沙浴，粘上沙子），一般的子弹都难以穿透；野猪锯齿獠牙，十分凶猛，可以捕食小型动物，并可以与虎狼对抗，这都为野猪在自然界中很好地生存创造了条件。 人工条件下，生物驯化过程中的选择力量是人为因素（人工选择）；以人类的好恶作为选择的标准 （生产性能、经济价值、娱乐观赏价值等）；生物驯化的速度快；但人工选择会导致生物遗传结构的失衡，限制了生物进化的潜力，最终可能会导致物种的崩溃。仍然以猪为例，野猪是家猪的祖先，但家猪与野猪已经表现出很多方面的不同，家猪的体形臃肿，行动迟缓、性情温顺，这是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选择导致家猪育种潜力或遗传潜力的衰退。比如，比利时培育的皮特兰猪，其瘦肉率达到了70％以上，经济价值极高。但其抗应激的能力极差，从种猪场运到养殖场、或从养殖场运到屠宰场，就可能导致其死亡。显然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是一种有限的进化，不能保证物种的长期进化与持续生存。 无论是哪一种条件下的生物进化，即使对于完全相同的种群，可以仅仅因为选择的力量和标准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进化结果。 2、文化的进化　文化进化的规律可能更复杂，生物进化的规律虽然不能简单地挪移到文化进化领域，但是生物与文化进化两者之间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我们不妨把作为文化构成单位的个人的思想、观点、方法等视为文化的基因，某种文化基因的总和构成了该种文化的墓因库。文化基因库中基因频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连续变化，这是文化进化的微观表现形式。文化发展的前景取决于文化、思想来源和发展的多元化（多样化）。统一行动对于社会发展的有序化是有益的，而统一思想，却从源头切断了新思想、新文化形成和扩散的途径，对文化发展绝对具有重大危害。 对于文化的进化我们也尝试从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的选择和新文化的形成三个方面予以论述。 文化基因的突变。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的产生，可视为文化基因的突变。文化基因的突变为文化的进化提供选择的素材，是文化进化的动力源泉。但是新的文化基因能否在文化基因库中扩散，并成为文化进化的动力，还取决于文化的选择力量，不同的选择力量，塑造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在此阶段，应该减少对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传播和扩散的人为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是推进文化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先进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备条件。 文化的选择。与生物的进化不同，文化选择的力量更多地属于人为因素。从这一点上看，文化的进化与人工条件下的生物驯化，在选择标准、进化潜力、进化前景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现存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是不同的选择力量和标准长期作用的结果。因此，选择力量和标准的革新是文化创新的先导。 下面从文化选择的力量和标准、选择类型两个方面对文化选择予以简单介绍。一、文化选择的力量，可以是国家机器、宗教力量、学术力量、民众力量、随机事件、其他力量等。这其中，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原则的学术力量是文化选择最良性的选择力量；国家机器、宗教力量以及国教合一的选择力量，往往导致文化发展的畸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当迷信战胜科学、蒙昧战胜理性时，如以宗教或国教合一的力量对文化进行的选择，导致文化形态的滞后更为严重。另一方面，某种文化选择力量在社会中渗透的越充分，对文化进化的影响就越大，当这种选择力量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每个人的思想意识中去的时候，这种文化发展的方向就很难在短时间内逆转了。比如：适宜的文化选择的力量，直接导致文化的繁荣。文艺复兴的例子自不必说，就单以我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与思想空前繁荣；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陆的思想文化激烈论争，导致文化巨星群星灿烂；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学理念，曾经造就了北京大学的一度繁荣，并成为当时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成为推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 文化选择的类型有定向选择、稳定选择、分裂选择三种类型。定向选择的力量和标准只有利于文化谱系中偏向一端的部分，促使文化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这种选择类型一般是良性的和趋前发展的，以学术力量、民众力量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属于这种类型。稳定选择的力量只有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偏离文化谱系的中心越远，被淘汰的压力就越大；这种选择促使文化谱系高度单一化，稳定地长期处于某种文化形态，其文化进化与发展都十分缓慢，以单一的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力量的文化进化多属于这种类型。与稳定选择正好相反，分裂选择的力量不利于文化谱系的中间部分，而对文化谱系的两端有利，导致社会文化形态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文化形态的分立。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抬头，就是这种文化分立的典型现象。由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不同，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形态。 文化选择的结果。在过去由于交通限制，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选择标准、沿着一定的发展路线稳定地发展着，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在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外敌入侵、朝代更迭，社会发展，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选择标准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变化，这其实也是这种文化形态形成的必备的条件。在现代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的条件下，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融合。相反，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依托的优势文化的扩散，更加充分地暴露出了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别，导致了文化形态之间的持久的冲突。文化形态的不兼容，正如生物的生殖隔离一样，它是文化进化的结果，也是不同文化形态分型的依据。 五、生物进化中的遗传瓶颈与文化进化中的文化瓶颈 遗传瓶颈是指，如果一个种群在某一时期由于环境灾害或人为过捕等原因导致种群数量急剧下降，这必然会导致种群基因库质量的下降。经历遗传瓶颈后，如果种群数量不能得到有效恢复，就会由于遗传漂变其基因库质量迅速降低。如果经受连续的选择（捕猎、灾害等）压力，种群最终可能走向灭亡。如果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数量逐渐增加，并不断积累新的遗传变异，补充和扩大基因库的数量、提高基因库的质量，种群就会重新发展和兴旺起来。但是，一般而言，经历遗传瓶颈后，种群的恢复需要相当长（多个世代）的时间。比如，由于过度捕猎，19世纪90年代北方象海豹只剩下了20头，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00多年后，其种群的数量增长到3000余头，数量仍然很低。如果不是采取有力的保护措施，仍然大量捕杀，该物种可能已经灭绝了。 文化瓶颈现象在文化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文化瓶颈的形成通常与文化进化的选择力量的变化有关。与生态学的遗传瓶颈相似，一旦形成文化的瓶颈，其文化基因库的恢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连续遭受强大的选择压力，就会形成持续的文化瓶颈，导致文化的衰落，甚至消亡。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瓶颈持续现象较为突出。秦朝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戮了大量的文人雅士、永久性地毁灭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巨大的文化瓶颈；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排斥其他各家思想，进一步限制了百家争鸣，形成了秦汉以后两千余年、持续的文化瓶颈现象；大清王朝灭亡前后的百年间，军阀混战、外族入侵，民族命运风雨飘摇，各家学派、思想论争激烈，文化思想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可谓群星璀璨，精彩纷呈，这是中华文化大恢复与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某一段时期，由于文化政策方面的失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曾经导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长期作为文化选择的准绳，国家机器成为文化选择的主导力量，文化发展的单元化趋势压制了文化的进化与发展，形成了文化的瓶颈。这种局面在结束以后才逐渐得到缓解。 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没落可能与其政教合一（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印度文明的衰落也与佛教不无关系，当宗教意识成为文化选择的力量时，文化瓶颈的现象也就随之产生了，而这种文化瓶颈的长期持续必然导致文化的衰落。 突破文化瓶颈的限制，是文化走向兴盛的基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瓶颈，形成了清王朝灭亡前后100余年的文化振兴。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大发展。而美国南北战争打破了奴隶制度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限制，形成了随后美国长达100余年的大发展。文化瓶颈效应可以用来解释人类文明兴盛与没落，勾勒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轮廓。 六、群落的演替、顶极群落与文化的演替及顶极文化 生物群落是指生态系统中有生命的部分。自然界中生物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循一定规律而聚集成的有机整体。每个群落都有其特定的外貌，结构（空间、时间结构等）和功能。 当群落内外环境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生物群落中的一些物种消失，另一些物种侵入，群落的组成、结构、形态、内环境向着一定的方向发生连续的有序变化，结果一种性质的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这个过程就是群落的演替。任何一种群落演替达到稳定阶段时，就形成了与当地气候、土壤、生物等条件相适应和协调的群落，这是演替的终点，也称顶极群落。在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如果我们要求群落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比如，农田生态系统、湿润地区的草坪（自然演替可形成森林）等，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除草、灭虫、修剪等。如果群落演替达到顶极状态，群落的结构、功能趋于完善，此时，群落的生物量存量达到最大，而群落生产力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对顶级群落的适度利用，有利于打破平衡关系，刺激群落生产力的提高。 文化现象虽然表面上杂乱无章，实际上相互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所谓的文化群落。由于外来文化的渗透、自身新文化的产生，文化群落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会发生有序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一种性质的文化取代另一种性质的文化，导致文化形态的更迭，这就是文化的演替。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文化的西方化、我国文化的近代化与现代化，以及现代世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等等，实际上都是文化演替的实例。任何一种文化发展到稳定状态时，也就形成了文化顶极。文化处于顶极状态时，其发展与进化潜力降低，文化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在相对封闭、缺乏交流的条件下，在文化单元化（包括宗教化、神化等）条件下，在国家和政权强制力的作用下，更容易形成文化的顶极。比如：在政教合一的国家，文化顶极现象往往明显而持久。 生物群落顶极形成之前，群落的演替过程持续进行。与此相似，文化顶极形成之前，文化也是处于不断发展和持续变化之中的。同样，如果我们人为地要求文化的演替停留在某一阶段，就必须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压制、阻截和控制。期间，这种倾向就十分明显，导致文化的倒退。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生态文化是一种全新的和革命性的文化形态。而“现代”文化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上讲，生态文化是一种反“现代”文化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注定了生态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现代”文化的抵抗和阻挠，包括“现代”文化对生态文化所作出的消极和迟钝的反应。但是，生态文化作为人类发展的主导性、前瞻性文化，其发展趋势是无法逆转的，未来人类的文明必然是生态文明。 社会科学论文: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位 有人主张将已往的“哲学社会科学”改称“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用以指称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一大半（有关人、文化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科学领域，这是目前一股国际性的学术潮流。其用意在于强调哲学和各门社会学科的本性是面向人、社会、文化的，从而倡导立足于人、关心和服务于人的发展的价值导向。采用这一提法的好处是，强化这些学科的本意，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导向。但其中有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一、带有人文性质的研究和创作是否属于“科学”。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关键是对“科学”的理解不同：以西方一些人的标准，一个学科只有达到了对象的可重复性、描述的客观化、形式化和定量化、知识的可积累性等一些自然科学的特征，才属于科学。这种狭隘观点目前仅承认现代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少数社会学科是科学，而把政治学、史学、法学、文学、艺术、教育、新闻乃至哲学等统统排除在外（当然，这也与有些社会学科的工作和发展水平尚不到位有关），或宁肯叫“人文学科”，也不叫“科学”。这种观点影响了不少人，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界有一定市场。 按照另一种，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理性地处理感性材料”（马克思），在于通过“实事求是”（罗素）的研究去追求真理，凡符合这一实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就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也应该是科学，不应因为有某些形式上或程度上的差别，就否定其科学的实质。邓小平同志说“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无疑体现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一贯立场。 二、在学理上，“科学”与“人文”两个范畴是有区别的。 科学，是以强调事实、理性、描述性知识和真实性、真理为主旨的规范体系。科学仅以符合事实及其客观规律为根据，而较排斥人的主观意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虽然在总体上，科学与人类的价值追求正相关（对人类有益）；但在具体研究过程和具体观点上，则要求必须不带任何主观倾向，首先要如实地反映客观。科学的直接成果只给人提供可能的选择空间，并不直接规定或代表人的价值选择，自然科学最能体现这种特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活动可以没有价值导向、人文负载。事实上，科学总是要走向人文价值的，而技术本身就已经是科学向人文转化的一个阶段了。科学愈是走向发展和应用，就愈是离不开人文导向，这一点正是当今时代的一大特征。至于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则显然属于社会人文领域，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 “人文”这个概念，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文化、文明的”意思。其特点恰恰在于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即“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价值，对于阶级、国家和社会利益集团来说，它们的人文倾向、价值观念体系如何，则构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是从一定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它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不同于科学：反对“价值中立”，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果。政治、道德、文学、艺术、教育、宗教等最能代表这种特点。当然，“人文精神”说到底也有科学不科学、合理不合理之分。完全排斥科学的“人文精神”，往往是野蛮落后的。 因此严格说来，“科学”与“人文”的区别并不在于对象，不在于对象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不在于对象中是否包括人（科学也是人在活动）等等，而在于研究的方式、性质和直接的目的。因此，我认为，不宜以“科学”和“人文”作为外在的标准，去机械地划分学科类型，而应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一切思想和知识的内在要求，并用它们来反映各门学科的发展特点和程度，即：一切科学都应该严格遵守科学原则，贯彻人文精神。 在历史上，曾有人（如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等）主张全部科学可以分为两类：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有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和极端的人文主义者）则认为，把“人文”与“科学”联在一起，犹如“方的圆”和“黑的白”一样，是不成立的。从哲学上看，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有共同的毛病，就是未能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真理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三、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这两个提法，我认为名词之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明确以下两个方面的涵义： ①关于人文和社会领域（以它们为对象）的研究，应该和能够成为科学，应该使它们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本质和功能。 ②以人和社会为对象的学科，不能仅仅以科学性的描述为满足，更要充分体现人文精神、发挥人文关怀的功能，并向一切科学技术领域普及这样的功能。这一点，正是当前国际性人文学术思潮所强调的重点，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就有了双重的身份和意义：一方面，它是科学，具有科学的本质和功能（经济学、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在这方面更突出）。在关于社会和人的问题上，自然科学不可能代替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价值观体系，有比自然科学更突出的人文性质和功能（伦理学、美学、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宗教、教育学等更明显）。哲学既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也不属于纯粹的自然科学，而是具有两方面的综合功能（把哲学列入人文科学，仅仅是对哲学精神的一种理解）。也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的涵盖面更广、功能更多、意义更深远。因此，从人类社会全面的、长远发展的意义上说，我们无疑应该更重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更依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四、承认人文学科是科学，是就这些学科领域的总体和实质而言，不等于认为在这些领域中的任何一种观点、学说体系都一定是科学的。就像并非每个物理学家的观点在物理学上都能成立一样。“学科”与“学说”之间，不能简单等同，这一点有普遍意义。但我们以往似乎不够注意。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代表了人类已取得的最高成就，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学说体系。这一点已经并将继续得到历史和实践的证明。因此，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学习、贯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用以来指导和推动我国的各项事业。 五、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首先，必须承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科学，不是非科学，因此要充分理解和高度重视它们的这一社会地位。如果说，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物质生产的“第一生产力”，在于它如今已经成为生产力构成中最重要的“软件要素”，那么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则是整个社会的“软件要素”，是生产力中的“软件的软件”（掌握科学技术应用的程序）。当我们考虑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时，决不能忘记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科学观将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同时，要进一步指出：仅仅把哲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当作科学还不够，它还有超过一般科学的意义和功能，即人文价值体系的意义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理想、价值观念的代表。因此，在谈论社会全面发展时，我们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否则，其社会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也将是不完整、不正确的。 总之，我们需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真理与价值统一的、先进的学说体系，从而高度重视我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高度重视这方面成果的检验、推广和应用。在我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文化和价值领域里将要面临的变革和建设任务、将要迎接的挑战和机遇，丝毫不比科学技术上的任务更小、更简单。对此，需要有充分的准备。 社会科学论文:浅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　学科体系　逻辑起点　人本体育 论文摘要:要探讨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构建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为探寻这一逻辑起点，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并已初步形成的学科体系考察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经过抽象和提炼，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起始点和基石。 改革开放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迅速，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成为一种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对这一形势，仅靠当年单薄的“体育理论”这一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已经无法应对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体育运动实践的需要呼唤体育社会科学兴起，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短短的30多年里得到了迅速发展，不少学科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理论框架和特有的研究角度。一定数量学科群的逐步成熟，促进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初步形成，它的地位与作用逐步得到全社会的承认。1996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被正式纳人由国家统一管理和规划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并列的一级学科。然而，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形成的时间毕竟很短，体系仍未完善，关于体系构建的一些理论性问题还未完全清晰，其中包括它的逻辑起点尚未探明。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都必须明确它的逻辑起点，这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石。因此在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探讨其逻辑起点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1学科体系逻辑起点及其确定的方法论基础 “逻辑起点也称之为逻辑始项，它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展开和得以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科学应该以什么为开端’田”范畴是人类认识事物本质的一种思维形式，是反映事物发展过程最本质、最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人们依托范畴深入了解事物的整体和内在的联系。因此，和其他学科一样，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内部结构的认识，实际上是对该学科的范畴体系的认识与推演过程。而这一推演过程需要一个起始的范畴，这个范畴决定了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问题，既是确定学科体系展开的最原初、最基本、最简单的范畴，作为学科体系构建的出发点，又是探求能揭示研究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并以此范畴作为整个体系得以建立与展开的根据和基础，整个体系是按照某种必然性由这一开端生发开来，形成系统”可以认为，任何学科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块基石上，而这块基石即是“逻辑起点”。 探寻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构建其体系难以回避的问题，而且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门学科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辩证逻辑的思考过程，它需要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法则。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必须在对近期内快速发展已初步形成的体系考察的基础上，抽象出一个反映该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能再分隔的范畴，也就是寻找一个构建体系的逻辑起点。最后所确定的逻辑起点必须符合“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就应当从哪里开始”的规定圈，这一起点范畴，还必须是本门学科所包含的诸多范畴中那一个最原初、最抽象和规定性最简单的范畴。当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被确定后，我们才能进行逻辑的推演，构建一个较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石。 2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2. 1明确研究对象 当前，我国体育学术领域中关于学科名称的提法不太一致。比如，常把“体育学”、“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体育社会科学”等，都看作是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集合的统称。《辞海》对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哲学是二者的概括和总结。”美、英百科全书则根据人类认识世界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人类思维的三大方面，而把科学分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类。从我国对科学统一管理和规划的角度来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1996年批准，将体育学(体育社会科学)正式纳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该领域的一级学科。国家管理机构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将体育社会科学等同于体育学，这里的体育社会科学即可理解为除体育自然科学学科之外，其他所有体育科学学科群的集合，其中包括体育人文与体育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是关于人们认识体育的社会与人文方面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 2. 2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本质属性的理解 体育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根据文化结构的三层次理论，体育社会科学知识应当包括除外层的物态文化外的中间层与核心层文化，即中层的社会制度、关系、组织，核心层的体育认识、体育情感、体育价值、体育理想、体育道德、体育审美等。人具有物性和人性这两重性。人首先是由各种组织器官等物质构成的，组织器官是由细胞组成的，而细胞又是由各种分子构成的。体育运动实际上都是人体内部物质间相互作用、不断变化与运动的过程。因此，要了解人体运动的内在机制，要使运动更加有效和科学，要取得良好的锻炼效果或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就要运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学科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就产生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化、运动生物力学等体育自然科学学科，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人与其他万物不同的是，人不但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而且人还有思想、精神、情感等;同时人还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选择了社会这种生存形态，人类的各种活动从此便离不开群体。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社会就产生了各种规范性的道德、伦理、制度等。体育是由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体育运动中会有许多善与美的判断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及制度规范问题、组织问题等，需要我们去探讨、研究和解决，这必然就需要运用各种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知识来指导。改革开放后，由于体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引进、产生了一批体育社会科学的学科群，比如体育史学、体育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科学学、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心理学等。随着这些学科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便初步形成了。在这个体系中的学科，研究的都是体育中除物性问题外的人性问题。 2. 3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确定 要准确选定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就需要合理的抽象，使这一抽象出来的概念能准确反映本学科本质的规定性，而且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作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如果抽象不足或抽象过度都不可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于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本来体现研究对象本质规定性的因素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 根据以玉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性质的分析，我们知道，这一学科涵盖的范围较大，它涵盖了除关于体育“物性”研究的体育自然科学诸学科之外所有的其他体育学科，即包含体育人文学科群和体育社会学科群。而这些诸多的学科中都有体育中的“人性”这一基因(鉴于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在这里就不对体育概念进行讨论)，也就是说这些学科的理论知识都是由体育中的“人性”成分所决定的。这就是说，体育之“人性”是反映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本质的最基本的概念。但是，鉴于目前人们对人性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不引起歧义，我们拟采用“人本体育”这一概念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始概念。这一概念的概括度高、外延广大，它反映了本学科体系中概念体系的内在联系，并对理论体系起着统一概括的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将“人本体育”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起点范畴是合适的。 3“人本体育”作为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合理性分析 3. 1从形成与发展历史看其合理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科学长期受到忽视。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社会的运行机制高度统一，社会的一切活动由政府规划、管理、包办，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简约化，因而对社会科学的需要并不那么迫切。这种现象造成了我国的社会科学在那些年代里发展缓慢，一些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甚至被取消了，如社会学学科等。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体育事业同样由政府统一规划、管理和包办，体育工作者可以等、靠、要，无需考虑和研究更多的问题。在旧体制中，体育的任务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任务的单一性和过分偏重竞技体育促使体育界只重视物质层面的研究，如技术、战术、体能训练研究、运动员选材研究等困，由此造成了当时的体育科学研究深受工具理性思想的影响，过分地倚重于体育自然科学学科群，忽视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具有体育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只有“体育理论”这一门，这种学科单一的状况，决定了在这一时期里难以形成具有真正意义的学科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我国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下，我国体育事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也进一步提高，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趋势图。在这一时期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原有的体育体制以及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突出，而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急需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指导，正是由于体育改革实践的需要，体育科学园地里萌发并成长了一批新学科，这些学科至20世纪90年代已初具雏形。90年代后，我国体育学术界从原来单一的工具理性思考逐步开始体育“人性”的思考，关于人文体育的研究成果在增多，在批判体育过分“物化”中“人文”的字眼也在不断增多。 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是科学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取向，提出一切工作要以不断满足人的各方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出发点。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发展的进步，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事业，理所当然要坚持以人作为自己发展的出发点。这就要求研究体育中的人和人与人关系的体育社会科学诸学科将自己的研究视角指向人，以人为本，将“人本体育”作为自身学科的起始范畴。 3. 2“人本体育”是学科最本质、最基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 “人本体育”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理解它实际上就是就要弄清以人为本的体育应当是什么，或者说体育应当如何以人为本。这一问题决定着本门学科最本质的问题。而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还是要了解“人是什么?”这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深奥的难题。要真正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对人性、人的本质等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古今中外，多少学者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直至今天，其答案依然莫衷一是。但是无论对于人性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人性不同于物性这一点则是公认的。人一方面是由物质构成的有机体，人需要靠补充各种物质与能量以保持机体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是说人有生理方面的需求。从体育的角度来说，人要参与体育运动，需要有物质性的生理基础，还需要有符合生物力学的运动技术，这些都属于体育运动的物性知识。而体育运动中的人性则是人不同于其他万物(包括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有思想、有精神、有感情，人除了有生理、安全等低级的需求外，还有其他万物所没有的精神上的高层次的需求。人类由于需要而创造了体育，人对体育的需要不仅仅是由于物性的需要，更由于人性的需要，即认同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以及休闲、娱乐、养性等提高精神生活质量的需要。这些需要是人类所特有的高层次的需要。人创造体育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认识和研究体育就应当从人的角度出发，探讨人(各种人)对体育的具体需求是什么，并如何满足不同人的不同体育需求，体现体育的以人为本的宗旨。这是体育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需要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以人为本的体育是所有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共同基础。 人类各种需求的满足仅靠个人是无法实现的，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选择了“社会”这一存在形态。人们为了追求更加幸福的生活走到了一起，结合成各种群体，将个体的力量有机地结合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以求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各种需求。自从人类产生以来，这种社会性就一直伴随着他们，并成为他们得以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千百万年的群体生活、社会生活，使得人世世代代处在有组织的生活之中。反过来说，社会性又无时不在影响、促进着人类本身的发展，可以说离开社会就无法研究人。体育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活动，在体育实践中人们为了满足各种体育需求总要产生种种体育群体、组织，产生各种能保证体育运动更好开展的种种规范，如各种体育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这些在体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性产物，实质上是为更好地为满足人们自身体育需求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这些社会性要素，人们的各种体育需求便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体育中社会性问题也是体育社会科学应探讨和认识的问题，而且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点同样是“人”，仍然应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要求我们办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人，凡事以人为重，以人为出发点，要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更好地发展。这里要强调的是，人应当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体育作为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事业，它关注与思考的应当是体育应当如何做到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人类精神生活的需要是促使体育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生活中人们需要体育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展示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是以身体活动为手段去追求人的发展、个性的张扬、身心的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提高，即体育应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过分强调政治和经济的年代里，却往往把体育当作是实现政治或经济目的的手段，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也在对体育产生严重影响，使人们逐步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的体育问题的观念。这种观念使人们在认识体育时产生了主客体的错位，造成了对待体育的“物化”现象，关注的只是运动技术、生物指标和器物等物态文化。尤其是在竞技体育中，产生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当人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运动技术和运动成绩时，忘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而把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极大地提高运动成绩当作是运动训练的终极目标。这种现象导致了人们忽视体育的人性的本质，忘记了体育的本意和初衷，也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迷失了方向。因此，我们在探讨体育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问题时，始终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将“人本体育”这一基因渗透到所有的问题领域中去。而作为体育社会科学基因的“人本体育”是不可以分割和异化的。换句话说，我们在构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时，必须将以人为本的体育即“人本体育”作为构建的基石，在这块牢固的基石上才能构建起合理的体系。 4结语 在我国建国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体育社会科学不被人们重视，因而它的发展缓慢，显得十分薄弱和单一。然而改革开放后，在我国体育事业快速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大繁荣的背景下，30多年来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一些较为成熟的学科正逐步集合成自己的学科体系。“一般说来，一门科学只有到了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才便于发现它的逻辑起点，作为起点的范畴也能为自己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找到充足的理由和根据。对于一门科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开始时往往是不清楚的，只有经过认真地研究之后，才能逐步明确起来。”在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形成的初级阶段，探讨其学科体系的建构，有助于学科健康发展，而要构建学科的体系，首先就要寻找它的逻辑起点。为此我们运用辩证逻辑思维的方法初步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体育”的观点。我们认为无论从学科发展的历史，还是学科本质属性来看，“人本体育”都应是本学科最本质、最基本、最概括和不可再分割的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成为本学科体系构建的牢固基石。 社会科学论文:日常生活批判与社会科学范式转换 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审美特性》中曾把日常生活比作一条长河，他认为，科学、艺术等更高的对象化形式都是从这条生活长河中分化出来的。他的学生赫勒在《日常生活》中明确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 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她认为，如果没有个体的再生产，任何社会都无法存在。然而，与每一个体的生存息息相关，而又无言地孕育和滋养着人类社会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却长期处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视野之外，成为人们熟知的但又熟视无睹的背景世界，一种与物换星移、花开日落无异的自然氛围。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是20世纪哲学的重大发现之一，胡塞尔、维特根斯坦、许茨、海德格尔、列菲伏尔、哈贝马斯、赫勒等许多理论家从不同层面推动了这一哲学转向。对我国哲学界而言，生活世界的概念已经不再陌生，但是，回归生活世界的真实含义，以及这一转向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转换的重大意义，还远远没有开展出来。 生活世界之被遗忘是在两个层面上完成的。首先，在社会结构层面上，历史的进展呈现出从日常向非日常的演化趋势，即从原初的、未分化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的日常生活世界中逐步分化出哲学世界、艺术世界、科学世界、政治系统、经济体系等非日常世界。相应地，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重心也由日常向非日常转移。其次，在理性反思的层面上，哲学和历史科学的关注点越来越被非日常世界所吸引。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自然科学化”的过程，习惯于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世界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各种社会科学体系，人真实地生活于其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则被完全从理性的视野中放逐。一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生成了：哲学成为描述普遍精神和绝对理性的纯粹意识哲学，历史学表现为环绕着政权更迭和国家兴亡的宏观史学，政治学表现为以政治权力和制度安排为核心的宏观政治学，经济学成为揭示基本经济运动规律的国民经济学，等等。 应当说，这种以追逐普遍性的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理性的反思性本身就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本质特点。在人类历史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时代，对日常的微观的生活现象进行理论抽象，有助于在偶然的、差异的、个别的、多样化的社会现象中把握人类历史运行中的某些规则性和普遍性的机制。但是，当宏观的哲学社会科学把人具体地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完全视作无足轻重的、平庸的日常琐屑而加以蔑视时，当以价值和意义为特征的人的生活世界完全被以必然性和普遍性为特征的自然世界所消解时，这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之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 弊端之一：否定差异性和个体性。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缺陷是用普遍化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和社会现象，从而否认差异性、个别性、主体性和自由。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甚至断言，在精神的普遍性已经大大地加强的时代，“个别性已理所当然地变得无关重要”，而绝对理念的普遍性要求统治一切。 弊端之二：忽略社会发展的文化内涵。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否定，实际上是对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内涵和意义结构的排斥。结果，在这种宏大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不仅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世界的特殊性和个别性被抽象掉，变成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而且，从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分化出来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科学世界等非日常世界，也变成没有内在文化规定性和价值约束的机械的、冷冰冰的自然领域，历史成为“无主体的”自在运动。 弊端之三：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强调思维中的具体，即思维中包含“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恩格斯曾断言，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它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包括“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我们发现，遗忘生活世界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的根本特征正是在普遍的知识和原理中抽象掉这些多样性和过程性，从而形成空泛的、大而化之的理论结论。目前，这种抽象化的毛病不仅在哲学研究中而且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普遍存在。 因此，“回归生活世界”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回到日常生活世界的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的具体活动，回到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知识储备、经验积累、规范体系，等等；是要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批判地考察每一时代每一文化中的个体是如何展开自己的消费、交往、思考和生存，如何形成自我同一性，如何把这些文化背景带入公共的社会生活之中，还要考察生活世界内在的图式、知识储备、规范体系等是如何同社会公共生活和制度安排形成互动。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代表着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深刻转变。 首先，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内涵要比我们的教科书体系更为广泛。他们反复强调一个重要的出发点：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活动。因此，人的生存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以及人自身的繁衍和家庭等是社会历史运行的深刻基础和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主题。然而，后来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对这些日常生活予以关注，而是围绕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非日常领域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衣食住行、饮食男女等日常消费、日常交往、日常思维活动纳入社会历史理论的视野，认真考察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世界在不同历史时期此消彼长、支撑、制约、互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构造出更为完整的人类世界图景，对社会历史运动肯定会有更为深刻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其次，日常生活批判或生活世界理论提供了一种微观哲学社会科学范式，一种文化批判的理论视野。日常生活批判并不是对于具体的日常活动及其要素的非批判的描述，而是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文化结构和活动机制的分析，特别是对经济、政治、科学、艺术等非日常活动的日常文化根基的挖掘。哈贝马斯把世界划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而由文化、社会和个性构成的生活世界不是世界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或领域，而是为行为主体提供给定的文化传统力量（知识储备）、规则体系和价值支撑的条件和背景世界。作为交往行为主体的主体间性的生活世界实际上是以文化的解释力量内在地与所有其他三个世界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或者构成所有这些对象领域的内在的文化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等在微观层面上开展日常生活的解读与批判，无论是挖掘生活世界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以抵御技术理性的异化，还是拆解前现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自在自发的、经验式的和人情化的文化图式以铺平社会公共生活和社会运行中现代性启蒙的文化地基，或是把生活世界当作全球化交往和世界历史背景下交往行为合理化的文化基础而加以重建，都会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对于克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抽象化顽症，具有根本性的意义。20世纪，在哲学所营造的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氛围中，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出现了告别宏大叙事，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的趋势。法国的年鉴学派、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英国的“个案史”学派等，都反对只写重大历史事件和只关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宏大叙事的历史学，而主张把关注中心转向具体的和微观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在政治学领域，开始出现微观政治学，主张从日常生活的机制去思考制度安排问题，探讨微观权力秩序的重建问题，而福柯则从监狱、医院、军队、学校等传统政治学忽略的边缘领域，开展了关于理性权力结构的微观政治学的批判。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哲学领域率先开展日常生活批判研究，此后，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范式对于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文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开始产生重要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教育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学的日常生活批判、历史学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学的日常生活批判，等等。虽然这些探索具有初创的性质，但是已经开始展示特别的发展潜力。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始自觉地告别那种遗忘生活世界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摒弃那种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化病症，并且开始为我们提供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例如，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现代性的启蒙和生成所遭遇到的许多阻力都可以从日常生活批判的视角获得特别的解释：中国各级教育中的应试教育屡禁不止，而素质教育流于形式的问题，以及决策机制和行政运行机制的经验化和缺乏理性的特征，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经验化文化图式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国社会公共生活之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有法不依”、超越规则的现象，则与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普遍的人情化文化图式有着必然的关联，也即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分析的那样，传统农本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社会，其日常的礼俗文化基因阻碍法治秩序的建构。总之，日常生活批判范式将成为21世纪最具解释力和创造力的哲学社会科学范式，它同宏观的社会历史理论范式有机结合，将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开启崭新的地平线。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全球化进程与社会主义运动 国内对全球化的讨论正在深入。这一讨论一直存在不少热点和分歧。不同意见的讨论 与商榷，对理论研究大有裨益。应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来诠释全球化的内涵，考 察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深化全球化的讨论。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 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 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 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 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 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 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 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 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 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 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 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 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 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 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 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 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 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 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 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 ，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 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 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 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 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 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 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 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 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 ，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 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 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 。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 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 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 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 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 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 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 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 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 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 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 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 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 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 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 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 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 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 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 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 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 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 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 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 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 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 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 ，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 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 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 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 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 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 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 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 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 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苏东剧 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 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 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 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 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 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 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 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 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 ：“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 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 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 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 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 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 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 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 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 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 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 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 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 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 。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 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 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 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 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 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 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 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 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 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 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 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 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 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 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 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 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 。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 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 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 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 ，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 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 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 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 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 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 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 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右派、环境保护组织、发达 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 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 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 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 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 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 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 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 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 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 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 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 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 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 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 ，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 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 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 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 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 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以后，中国已向国际社会作出相应承诺，正在从组 织建构与管理制度上与WTO接轨，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应采取与时俱进的理性态 度。 首先，应承认国际社会中“资强社弱”的客观态势。其次，不应过分强调“两制”之 间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对立的一面，而应充分利用不同制度之间日趋密切的经济联系与 俱荣俱损的特点，抓住机会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看到，在全球经济中 ，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恰恰是美、欧、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它们的出口，占我 国出口贸易量的75%。其中，中美两国贸易犹为重要。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投资国与贸易 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经济景气，亚洲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外部条件就宽松，发展就相对顺畅。“9·11事件”以后，美国经济严重受损，中国的 出口状况马上由睛转阴，出口立即转为负增长。在一定意义上，“两制”的经济合作竞 争状况将决定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反之亦然，双方综合国力的对比状况将最终影 响“两制”的竞赛结局。在和平发展时期，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尽快壮大社会 主义经济实力，应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只有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社会主义的大 旗才能抵抗更大的狂风暴雨的袭击。对西方一些仍抱有冷战思维的人士的“和平演变” 企图，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与此同时，我们自己也不能囿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的 思维惯性不能自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时代主题与世界格局的转换，意识形态与 政治制度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已下降，经济与科技因素成为主导因素。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更多地已不再表现为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 活的“零和”关系。处于相对劣势的社会主义制度，现时并无能力也无可能取代强势的 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力量应在图存自强的目标下，积极推动相互间的竞争合 作关系，以求共存双赢的局面，这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现实与理智的战略选择 。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重塑’中的得与失──美国新社会史学评析 [摘 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 美国的 “统一的价值体系” 处于崩溃的边缘。新社会史应运而生，向长期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冲击。新社会史家强调多元文化的美国中各社会集团的特殊性，特别是族群特性。他们反对精英垄断的政治历史，努力建立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构成的“自下而上的历史”。新社会史学在史学目的、理论、方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出现很多偏差。特别是对多元文化、多族群特性的过分强调，使历史学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受到巨大损害。 [关键词]多元文化 统一性 特殊性 “自下而上”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族群性 一、美国新社会史兴起的背景 美国“新社会历史”的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已，是所谓美国“统一的价值体系”几乎面临崩溃的时期。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加剧和国内外矛盾的相互交织，如民权运动的高涨、反战运动、女权主义高涨、新左派的活跃，等等，都使美利坚民族的“统一意志说”受到深刻的质疑。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被迫再次认真地探究和思考美国“民族的发展历程”。 “新社会史”的出现也有其史学思想的渊源。一百多年来，美国史学史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主要代表是进步主义史学。当时的史学对政治相当关注，目的是探索美利坚民族的起源和命运，核心主题围绕着美国历史上“特殊利益”和“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第二阶段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竭力挖掘美国的特性，代表者是美国的“利益一致”历史学派(consensushistory)。这些历史学家强调，美国的发展方向早已被超越族群和阶级区别的、被广泛认同的美国价值体系所决定。一般认为，新社会史是美国史学史的第三次浪潮。它在几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向美国的传统史观发起挑战，在美国史学界内掀起轩然大波。首先，他们对“单一和统一的民族命运”这一概念提出置疑；其次，他们力图否定“美利坚民族特性”的存在。再者，20世纪60年代这种平民主义史学思潮的崛起还提出了疑问，即只对领袖人物进行的研究足以反映美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吗? 总体说，美国的新社会史是向长期以来统治美国史学界的“统一性”发起的挑战。这派史学家认为，包括部长、律师和政治领袖在内的新教精英们的思想根本无法代表全体美国人和整个美国社会。所以，从本质上讲新社会史所体现的新潮流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性”的追求，强调的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元特征。正如凯瑟勒哈里斯（Kessler-Harris）指出的，新社会史“是对不同集团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多样性的承认”。新社会史学家们努力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之间的有力而活跃的“相互影响”，以此了解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彼此竞争。从他们的研究中，发展出一种新概念，即在一致的国家目标的形成过程中，种族、性别和族群性等因素是如何发挥它们的推动或阻碍作用的。 从理论来源讲，新社会历史受到西欧学术思潮的影响。首先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它重视历史的结构，即深深潜藏、长期延续的“结构”，而相对忽视具体历史事件。他们认为，战争、条约、皇族婚姻远不如地理、人口变化、气候和贸易模式，以及地区食品这些结构性的东西来得重要。在年鉴学派的影响下，美国历史学家把重点放在物质的“存在真实”和深入的地区性研究。他们还运用人种学技术，扩大资料来源，试图通过微观的方法发现较为宏观的结构问题的线索。他们的研究得助于两种彼此相悖的知识体系。 一种是社会科学行为学派使用的经验方法。它反对主观性，追求精确性，采取社会现实中更为中立的立场。帕森（TalcottParson）关于社会现实世界中系统关系的理论，使历史学家能够发现“有序化原则”。他的社会平衡和社会有机体自我保持能力的观点，表明用“结构”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理解社会组织机构。他们发现，向现存结构发起冲击的新事件会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平衡，最终导致国家和社会团体中的变化。总之，这派历史学家把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促成社会稳定和静止的结构性因素上。 另一种理论来自新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这派历史学家强调历史的物质根源，并接受年鉴学派关于历史有科学规律(sientificrules)可循的观点，突出生产在近代社会关系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们认为，不同的生产关系形成人民内部相互冲突的利益，并通过阶级区分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冲突历来是敌对的，它们所孕育出的不同政见，在特定情况下便对现存政府构成威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产生的推动力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二、美国新社会史的贡献 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美国的社会史研究可分为两大阶段。60年代之前的称为”旧社会史”，之后的叫作“新社会史”。“旧”与”新”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区别。 新社会历史家改变了对美国历史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他们认为，美国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而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其中存在着大量不同的相互冲突的文化。由此基本理解出发，他们试图“探索多种族、多族群人口之间强劲的互动；了解这些利益集团和阶级为获得权力进行的竞争”。结果便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种族、性别和族群特性如何铸造或防碍了一个属于全美的共同目的”。 就研究的主题而言，“旧社会史”相当狭窄。它主要关注的问题有:私人而不是公众的生活领域；强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如家庭生活中的行为；妇女和儿童的日常生活；殖民地时期对贵妇的限制；基本的工作习惯，等等。因此，难怪有人称之为“壶与盘”的历史(potsandpans)或“盆盆罐罐的历史”。旧社会史学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造成它狭隘性的原因是，这些史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或民族从婴儿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由社会精英和那些“语言清晰的决策人”决定的，而社会史的功能只能对主流历史解释的边缘加以润饰。 “新社会史”却大大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历史学家海姆（JohnHigham）把它形容为“一场洪水”，骤然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主流，不但引领了历史探究的方向，改变了对历史本质的理解，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历史写作的本质问题。这派史学家基本上是“左倾”的年轻学者，决心重写美国历史，撰写“把政治排除之外”的历史，即把政治精英的历史转化为一部“自下而上”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历史”，一部由社会下层做主角，通过他们的眼光观察和解释的历史。他们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下层阶级”，或称“社会底层”，对穷人、奴隶、黑人、妇女、仆人、工业工人和长期被历史排除在外的其他普通百姓人给以特别关注，开发了城市史、移民史、妇女史、劳工史，性史、族群史、以及具体的社区史等领域。当时，判断社会史研究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是：它是否对普通大众的历史经历进行了深入探索，是否总结出某一社会集团的自身特点，以及它们如何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机构、制度或是主流文化的。 概括地说，新社会史关注以下几大范畴。 第一，美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问题。新社会史关注大众的思想、大众的信仰系统和能够证明这一信仰系统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和实物。围绕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影响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普通土生美国人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阶级、族群和种族区别影响到人的规范和行为?对日常生活和劳动阶级文化的探索，已经清楚地揭示出，至少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长时间内，千差万别的不同思想和目标，怎样造成美利坚民族的分崩离析。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意思的不同理解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工匠们认为它是自由劳动的意识形态，或表示在社会中不断上升的能力；商人所理解的则是摆脱政府的压制而取得的某种自由；中产阶级妇女把它看作是创建有教养的公民权的号召；工人阶级白人妇女却把它解释为把她们在贫困中挣扎和繁重劳动与奴隶制的恐怖区别开的一种自由。这又引发一系列相关的问题，如普通人倾向的价值体系是什么?这些体系是阶级、种族、性别(gender)、族群背景差别、居住地不同的产物，还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的某种结合?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行为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创新性因素相互融合，促成了对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并使它成为社会史的前缘。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即试图解释劳动阶级文化是否影响到历史的变化。 历史学家在这场争论中采取的立场，实际上取决于他们对文化产生根源问题的分歧。有人认为，文化是人民大众吸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而形成的；有人则认为文化是从个人工作和生活经历而来。经过争论和大量研究成果的论证，新社会史学家至少达成以下共识，即半独立的、特点鲜明的子文化使民间的各类人群获得某种程度独立的基础。 既然认为劳动阶级具有自己的特有文化，即一种分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得到强化和延续的？问题的答案同样莫衷一是。其中一些解释实际上出自对文化本身建设的争论。比如，尤金·吉尼威塞（EugenenGenovese）总结出美国南方奴隶制种植园中的文化——父权温情主义文化。在他看来，美国黑人奴隶的行为，包括他们对奴隶制度的反抗能力，只有作为是南方种植园文化的一部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因为这些奴隶对这种文化也是部分认同的。伽特曼（HerbertGutman）和其他一些史学家则认为，深厚的非洲和家庭之根，加上奴隶制残酷压迫等因素，使黑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 在劳动阶级文化的研究中，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的历史学家至少有三点贡献。其一，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对社会和物质现实之间、个人和集体意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二，他们的辨证分析用多种方法揭示了普通人民的意识，当然主要的方式是通过语言、固定的象征性行为以及宗教进行分析；其三，对社会认同和社会行动之间关系的聚焦，开启了对“文化”本质、如何发现和定位这种文化及其对政治的影响等问题的长期辩论。 第二，美国人口史研究。社会史学家通过日常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周期性变化，去发现人口变化和人口移动(迁徙)的本质。这就要求搜集和解释量化的资料，确定人民曾经居住过的地点、家庭和社区的规模和形式，以及人们什么时候，为什么搬迁。其他一些史学家对学校和教堂等制度化结构进行探索。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控制的经纪人，作为文化传承和保持传统价值观的机制，这些机构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比如，威尔（RobertWell）的美国人口史研究，就是旨在说明家庭规模的变化和个人生活周期既可作为史料又可解释变化中的社会模式。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家庭的来龙去脉、族群根源、家庭成员的年龄、都为了解社会变化等宏观问题上人民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三，社会流动性研究。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问题之一，目的是考察“美国梦”的生命力。这方面得到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upwardmobility）是否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其次，它是否合理地反映了移民及其后代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在更宏观的问题上，研究者还特别关注普通百姓与工业化和技术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研究表明，技术是更大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技术在此结构中发展，并反过来支撑这个结构。在更宽广的层面上，社会史学家关心的是，由于技术的社会影响出现在社区所在地和社区的建设发展过程中，普通老百姓是如何介入这些变化的；“无产化”、“近代化”、“工业化”这些术语不仅论及抽象的过程，而且更涉及到人们与新环境之间发生的具体的相互摩擦（abrasiveinteraction）。这些问题要求社会历史学家去解释：当新的生产技术与传统的价值观和规范发生碰撞时，传统文化会产生什么变化？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是抵抗这种变化的；有人则强调，某些特殊群体却认为技术与工业是一种解放的力量，它们所引起的变化在总体上是有益的。还有人认为，二战后技术的发展，如电影、电视、无线电使美利坚民族更加趋于团结，而不是分裂。 第四，城市化过程及其后果的研究。在这方面，学者们关心的问题包括：城市化必然带来社会秩序的瓦解，以及贫困和犯罪的增加吗？它的影响对不同阶级和族群集团都是相同的吗？环境怎样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杰克逊（KenethJackson）的研究表明“美国梦”和郊区化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相互作用。它详细研究了美国的郊区化历史，指出这一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是两种原因的结果，即政府政策和美国人喜欢独立居住的倾向。城市化研究得出了某些结论：城市的贫困问题和家庭解体并不是城市拥挤和社区崩溃的结果；暴力与城市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此外，城市史研究还直接与美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联系起来，并提供了充分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族群性研究。当时的美国，族群、性别、年龄等都成为划分社会集团的标准。其中，对族群凝聚力的研究一时十分兴盛。其研究重点是传统上“默默不语”的下层社会集团，其中族群特性成为新社会史的研究焦点。族群特性意指某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和制度机构的总和。族群性研究为的目的是发现族群性是否可以同更大的权力结构共存。对于美国这一典型的移民国家而言，这种研究无疑对美国社会中各族群—土著美国人（印第安人）、高加索人（欧洲白人）、非洲裔美国人、亚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等亚文化的保持和发扬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如果再进一步细化，新社会史也不忽略某些“微观”社会行为领域，如精神疾病史、犯罪史、医学社会史、宗教史、娱乐史。关注这些生活方面的历史，是为与当代美国社会联系起来，作为发现和测定美国社会是否健全的一种方法。 新社会史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史料概念的拓展。美国新社会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之中拓展了新的史料来源，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要想准确地揭示“美国思想”)，仅仅依靠政治领袖和知识精的文字材料是根本不够的；民族“思想”的概括要求一个更加多元化的背景，并且需要发现集体心态的新方法，所以史料的范围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某一工人的讲话或信件、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口述、工会集会的记录；移民的报刊；劳工阶级的口述自传等都被视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 对下层社会文化的研究，由于文字资料相对缺乏，历史学家便注意分析普通人的“行为”，并把它们作为一种研究资料，如游行、骚乱、抗议示威、礼仪、庆典、投票选举等群体行动。此外还注意普通人的迁移方向、食品结构、消费和储蓄习惯、家庭规模、联盟.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在特征的剖析，以及对理性的和非理性行为的分析，来解释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和倾向，去发现动机与行为的关系。 新社会史最体现其新意的地方，是研究方法的突破。研究者们使用计量方法和量化材料，如慈善协会的报告、详细的地方记录、人口普查结果、时间表、城市指南、税务记录等，来追踪普通人的生活史。 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倾向的弗克思·吉尼威塞的研究典型反映了新社会史的特点。她在《种植园大家庭之内:旧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妇女》一书中批判了美国“利益一致史学”，并把研究聚焦于“性”之上。根据她的观点，“性”不但是一个社会范畴，同时也是在确定南方妇女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以此作为一把钥匙，她研究“性之间的关系”“性角色”和“性的认同感”。其中，“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它“构筑了任何一个社会的基础，而且是任何一个个体自我意识的核心，因为性关系说明了任何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最根本的关系。” 这部著作还表现了新社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首先，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她把南方作为一个另类社会，把妇女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并且把微观的“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试图从社会的“最底层”来描述美国旧南方社会的总体画卷。其次，是对史料和叙述方法的运用。为重建内战前南方妇女的生活状态，她从多重角度，运用不同类型的丰富资料，深入挖掘家族内的生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南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在研究中，她主要依赖于南方女性白人奴隶主家中的日记、人口记录、人口普查报告，生死记录、经济与商业记录、日志、家庭文书和通信，等等。 三、美国新社会史的缺陷 新社会史显然大大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它把历史研究的视角从社会精英转向普通百姓；丰富了历史资料来源、品种和规模，并为取得更精确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多样化的方法。 但是，美国的新社会史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它缺乏对社会史研究的一套系统方法；缺少能够把五花八门的课题统一起来的对美国基本社会发展过程的认识。它在规范化、学术水平和理论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因新社会史“缺乏综合与归纳”和“漠视理论”，许多史学家一直认为它无助于了解文化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变革的结构。另外，由于新社会史主要关注长期的变化，结果呈现的社会史的静止状态，防碍了对宏观历史过程的动态理解和解释。 另外，因为历史根本无法把政治完全排除，自称“排除了”政治的社会史便谈不上是真正的社会史。某些历史学家怀疑否真的存在一种“完全排除政治的历史”。倍克(CarlL.Becker)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编写把政治排除在外的社会史是一种错误…我绝对无法理解为什么政治不属于社会范畴”。无论美国社会的社会群体—种族的、性别的职业的、阶层的—如何繁多，无论它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如何千差万别，无论它们的思想怎样超脱上层政治，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它们所处时代的国家政治的影响。在研究社会集团和思想之间不断竞争的过程中，脱离了国家政治是无法有力地揭示问题本质的。 因此，新社会史思潮对政治史研究首先产生了直接影响。新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使社会史学家有意忽略美国历史上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铸就了美国历史和遗产的著名政治机构和制度。结果，政治家（statesmen）一词被弃而不用，而改为“政客”（politicians），公民（citizens）一词被选民（voters）所取代。政治史在新社会史家的眼里，不过是政客为争夺权力和地位玩弄选民于股掌之上的游戏记录，从而大大降低了政治历史的价值。 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使定量分析完全排斥了定性分析，把原本可用定性分析的专题和史料局限在定量分析的框架中，造成历史研究的狭隘和贬值。而摈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法，便丧失了历史的可读性和易记性。此外，对象征物的过分依重，并以此分析行为和动机关系的方法也受到一些史学家的批判，认为它揭示的只是一种“静止”的模式，注意的是”中断”，而历史研究的核心应该是历史的变化和延续。 就史料的类型而言，也出现了偏颇。很多传统上认为重要而关键的史料，如宪法、法律、司法决定和辩论、评论、论文等的史料价值受到社会历史学家的轻视，而民间和私人文字记录的价值却远远胜过官方和正式的资料。 最明显的负面影响是，美国历史研究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黑人、工人、妇女、市民、农民、移民、青年这些特别的独立群体，逐渐建立起独自的领域，出版自己的学术刊物，举办自己的会议，开展有关史学史的辩论。社会史研究无论从机构而言，还是从研究理论上讲，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心，更谈不上一个把所有的社会史研究有机凝聚起的核心。结果，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出现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学派，没有形成特点鲜明的统一的美国社会史学派。 这种状态，最终引发美国的史学危机。由于新社会史过分强调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多元性，在重多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大都是支离破碎的，既没有清晰的历史发展主线，更没有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美国价值观。美国史变成松散的、各社会阶层间相互矛盾、缺乏核心和灵魂的、五光十色的色拉拼盘。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的历史学失去了其传承美利坚民族文化精华，强化民族共同价值观和加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功能，而是走向了相反的极端。 这一危机引起了某些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忧虑。有些社会史学家已经开始注意避免上述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最优秀的社会史…已经开始发展一种对美国社会更加复杂而全面的解释：这个美国社会即不是建立在不断的冲突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完全和谐一致之中，而是建立在不同集团之间微妙和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的结构之上，建立在他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倾向之上，以及他们为保卫自己的世界而采取的行动之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学的探索和实践 [摘要]精心设计的课堂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为上好本堂课打下基础。而创新教学能捕捉课堂锲机、挖掘学生潜能，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拓展思维，发展能力。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新课标 创新教育 探索与实践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时代就是创新教育时代。素质教育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这也对我们教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以学生为本，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全方位高素质的人才。? 在新课程下，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创新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根本途径。加快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们在未来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所在。学习贵在创新，老师的责任就在于通过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健全的个性。而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是我们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主要场所，面对新课程，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教育要创新，就必须课堂创新。笔者就新课程下的历史与社会创新教育谈一些浅见。? 一、 结合现实生活，培养创新精神? 爱因斯坦曾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中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探究欲望，他们不满足于对书本知识简单地死记硬背。随着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知识、阅历的不断丰富，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逐步形成，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形成了初步的认识，初步形成了对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基础教育阶段是培养有责任感、有创意、有个性的生活方式的关键阶段，是人生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的关键阶段；他们不满足于单纯的书本知识的接受性学习，向往成人的社会生活，具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愿望，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想方设法结合生活实际，发展学生的想象力，有效地有步骤地开展创新，让学生开发思维，发挥各自的想象力 。如在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 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时,首先提问学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国外知名品牌有哪些？”［如有NIKE（耐克）、ADIDAS（阿迪达斯）运动服装；T0SHIBA（东芝）、SONY（索尼）、SAMSUNG（三星）电器；McDonald's（麦当劳）、KFC（肯德基）快餐；MERCEDES-BENZ（奔驰）、TOYOTA丰田汽车；IBM、DELL（戴尔）电脑等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大家知道这些国外品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身边呢？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市场，追根溯源要归功于整体世界的形成。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六·在生活中感受工业文明》，教师课前悬挂中国政区图，可让学生说出自己最远到过哪个地方，乘汽车还是乘火车、乘飞机，需要几天行程。也可让学生指出自己在国内距离最远的亲戚朋友住在哪里，从家乡坐火车或坐飞机多久可以到达那里。然后让学生量出图上直线距离，按比例尺算出实际距离，计算一下，如以步行日行80里的速度，需要多少天才能到达。通过比较，让学生感受工业文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从而达到激发兴趣、感染熏陶的目的。? 二、营造学习氛围，点燃创新之火? 在新课程的要求下，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伙伴，是引导者，是平等中的首席，因此我们必须具备很强的服务意识，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必须转变角色，做学生的引导者、合作者、组织者；是学生的朋友，不要觉得高高在上。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和激励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学习氛围，才能合作的探讨，实现知识的共同拥有和个性的发展。? 我们可以通过讨论，使师生之间、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实现信息交换，扩大信息和思维容量，以求得解决问题和深化认识。教学观念通过师生及生生之间的讨论、交流来达成目标。通过师生及生生的活动来解决教学中的问题，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创新思维的广泛性(发散性)和深刻性，使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通过学生间相互合作探索，使学生相互吸收、相互完善，激发思维碰撞，产生思想火花，在活动过程中，实现对问题的理解、认知、探索和创新，同时得到体验、交流和表现。学生合作、交流、讨论应该是课堂教学实践的一种重要活动形式。如上八年级第六单元第二课《整体世界的最终形成》，教师可首先提出问题：“在古代历史上，我们的祖先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在今天，我们能不能不与外面的世界交往、联系，只靠自己建设一个富强的新中国？”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在学生讨论回答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认识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因为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由此导入新课。又如上八年级《综合探究五·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教师可引用一个观点，航海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而西方各国在哥伦布和麦哲伦“地理大发现”后迅速向全球扩张。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遇，第一次领先于东方。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样就改变了过去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被动局面，形成师生互动、生生有问的良好局面，培养他们自主探究、善于创新思维的意识。? 三、创设教学情境，开展创新实践? 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必须借助于某种环境因素的刺激作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创设的情境，正是引导学生创造性思维活动的重要条件。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情境中产生的。具体的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引起他们的情绪。学生一进入情境，就会与画面、老师的语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创设出教学情景，让学生置于情景中去观察、去分析和去发现，达到解决问题、培养能力的目的。如上八年级第七单元第五课《万众一心的抗日战争》，放映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相关影片，引导学生齐唱国歌，提问：“国歌原先叫《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什么时候由谁创作的？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指的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原是电影《中华儿女》的主题歌。当时华北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以此导入新课。影片导入容易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情感，有助于教学内容的展开，又利于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育。? 总之，时代在呼唤教育，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新的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学习方式为突破口。因此我们不能只片面追求升学率而使历史教学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以致于历史与社会课在学生的眼中变的越来越枯燥、乏味。我们要精心设计每一堂课，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使他们怀着新的期待投入到学习新课题、新内容中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 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进而还指出，汉代许多农民居住于都城内，这与古希腊都市国家的市民同时还是农民的情况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春秋以前的都市国家在保留其原有性质的同时，又被统合成了统一的帝国。因此就都市这一点来看，与其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一场质的转变，倒不如认为是一个统合、扩大的过程，这样理解似乎更能揭示出历史的真相。 众多的都市国家在霸主的掌握之下，逐步形成领土国家，进而发展成为统一的帝国。众所周知，郡县制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的扩大过程中得以创建的。 秦汉时期，上述扩大运动并没有停止。汉武帝置河西四郡及朝鲜四郡，就十分清楚地显示出这一运动扩大到了域外地区。 汉朝的政策切断了北方匈奴的左右二翼，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匈奴逐步走向衰退，到东汉时期，不但对汉朝形成不了任何威胁，相反还厕身于汉朝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西域各国继续朝贡，受匈奴统治的乌丸、鲜卑、氐、羌等各个种族也为汉朝所控制。汉帝国的对外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达致顶点，形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公元2世纪前期，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所谓“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而对中国来说，同样处在一个可称为“汉代和平”的时期。 约200年后，中国的王朝西晋覆灭于匈奴之手，以此为开端，历史进入了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民族统治华北长达300年之久。也就是说，上述事态并不是北方勇武的骑马民族入侵中国之类的暂时、偶然的现象，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发展并波及至外部，在达致顶点时，受反作用力的影响，这股波浪又流回到了中国内部。此说由内藤湖南提出，之后宇都宫清吉也进行了详细研究。总体来说，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向外扩大的潮流这时改变方向而转呈向内、向中心回流的趋势。 可是这种方向的转换，单是中国王朝与外部种族之间的现象吗? 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内部，就可以发现在同一时期亦即从东汉到魏晋时期亦有种种社会变化，比如货币经济的衰退、大土地私有的发展、个人宗教(道教、佛教)的盛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或许可以说，这些现象就是时代潮流由外向内变化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国家反映的是君臣关系，此点不用多说。在民间，任侠关系也可说是一种君臣关系。增渊龙夫曾经指出，这种关系并非只是自上而下的单方面关系，自下而上的恭顺之心是维持这一关系的前提条件。可恭顺的对象又具备什么样的权威呢?举个例子来说，使功臣们显示出服从态度的刘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呢?对功臣们来说，难道不是承认刘邦具有天赋之资，因而从内心深处表示服从的吗?果真如此，刘邦的身份尽管很低，但本质上与所谓上古圣王依据神权而治天下的情形不是正相一致吗? 在东汉广泛可见的门生故吏关系与此不同，川胜义雄认为这一关系是人和人之间在人格上的一种结合。《困学纪闻》论东汉末年有一种事郭泰、李膺、范滂等名士犹如侍者、僮仆一样的风气。郭泰、李膺、范滂都是依杖名节而博得声誉的人物，因此对他们予以景慕就决不会如对神权那样敬畏。人们所尊崇的，是他们那作为人的道义之心，进而还期待着自己也能如此。 由此不就可以推测在汉代的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以人格的高贵性作为媒介的关系吗?内藤湖南曾经指出，六朝的贵族形成于地方的名望家．在多数情况下，望族、门望、郡望等附有“望”字的习语都可以用来称呼六朝贵族。所谓“望”，不用说就是对特定人物的人格寄予某种期待的用语。可以说，这些用语正是源于对特定人格所生的尊敬之心。 上述关系在汉代社会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是一十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汉代采取定儒家于一尊的政策就任官职的条件是需要具备儒家的教养和道德，这也即是所谓的察举体制，其作用非同寻常。内藤湖南认为六朝贵族起源于具有名望的历代官僚之家，这一点颇具启发性。可以说历代官僚之家是以儒学为背景登上历史舞台的。 汉代的官僚人事政策依据儒学，这也有利于扩大官僚出身者的范围。原来的军人或文法之吏有着皇帝家产官僚的性质，其选任的范围也极为狭窄。而察举政策与之不同，是从整个社会中召集具有做官资格者。如此一来，汉朝的权威也就随之扩大到整个天下。可是就结果而言，这一政策也给汉朝带来了不利。儒家官僚得到起用，依靠的并非行政或军事这些对皇帝政治极为有用的才能，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的知与德亦即学问的培养才是最基本的条件。儒家官僚与皇帝一方面为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又能使皇帝拥有正统性。东汉末，上述关系遭到宦官势力破坏，儒家官僚于是对宦官势力展开攻击，两者之间发生激烈的党争。对清流派来说，党禁毋宁还是一种荣誉，因为自己的权威在此得以证明。他们看重名节以至苦节，就是因为重视自己的名誉胜于国家的命运。如前所述，这一态度在当时广为青年之士所憧憬。 汉王朝依靠这种方法加强其权力基础，并试图得到天下儒士的支持。可是，这种扩大权力的方式反而促使士大夫阶级之间产生出了一种以人格为媒介的个人结合关系，其结果便是逐步消解了国家的公权力。 致使汉王朝陷人大动乱的是太平道。作为一种宗教教团，太平道和西边的五斗米教一样，在性质上与从前的宗教有所不同。从社的信仰中便能看到，从前的宗教行为对共同体内的各种神灵极为尊重并寄寓信赖。在那里，有关个人道德的意识并不强，为了维持正常的共同体生活，人们一般都祈求神灵的保佑，并举行祭祀活动。到秦汉时期，作为神来祭祀的既非自然神也非祖先神，而开始代之以人物。虽然全非如此，但至少个人的道德能够介入其中。相对而言，初期道教的思想十分明显地将救济个人的问题与本人的道德实践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应该说象征着普遍宗教在中国的诞生。 个人、道德这二个词语与前面提到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结合这种社会现象也是相适应的。六朝贵族赈恤乡人的行为中，有些例子便反映出了与道、佛两教信仰的关联性。 总之，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陷入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动乱之中，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这一新的人际关系将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中的地区和人们相互联结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社会结合的原理．我所提倡的豪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一例。 六朝时期各个国家的建立，依靠的也是这一原理。其中尤其是对汉人王朝，绝不能把它们想像成类似现代或其他时代的国家，也就是不能认为在那里官僚组织是按法规而自行运作的。官僚组织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仍然存在，不过构成官僚集团的却是贵族阶级。一般而言，贵族首先是地方的名望家，他们在各地乡论的作用下，依靠九品官人法步人政界。即便是在政界，源于人格的相互依靠关系仍发挥着重要影响，这些情况在正史中一目了然。靠这种人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吸引住他人，实际上也就决定了政治力量的大小。 上述情况当然属于权力运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是在权力运作的深处，在贵族阶层内部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关系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失去了它，政治运转就会失灵。 因此可以认为，从里面支撑着六朝政治公权力的是贵族之间结成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不过，这种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只为个人的利益，其形成的契机主要在于对卓越人格产生的尊敬之心。贵族阶级的阶级权威正是通过这些价值观念树立的。没有权威，权力也就无法得到正统。大家都知道，南朝诸政权为了获得正统的名义而举行禅让仪式，具体执行的就是那些在朝廷上拥有名望的贵族高官。这即是权力需要权威来保障的极好例证。 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离不开权威的。不过，姬周时期的王权却能将权力和权威合为一体，其原因在于那时人们相信王权诞生于神权之故。那么，秦汉的皇权又是如何呢?这里有必要从上述角度来探讨其性质。 汉武帝时期，在国政之中积极导人儒学，意在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这并不是说此前的皇权外部存在着别的什么权威，而应该认为皇权也是融权力、权威于一体的。仅就这一点来看，应该说先秦时期的君主权在此得到了继承。总之，儒学为汉王朝采用以后，权威便开始展开了自立运动的轨迹，而这一运动的具体形式是在贵族阶级那里得到体现的。 六朝贵族并非依靠权力而走向繁盛。那些拥有武装组织的地方豪族，即便在地方社会拥有权力，但结果不是被王朝权力征服便是被吸收，权力最终要归为一体。可是，权威与权力并非处于同一个层次，因此拥有权威者既能针对权力者保持自立，亦能通过相互依靠达致共存。 再重复一次说，六朝政治的形成并不是只依靠基于皇权的统治方式。对于九品官人法，有人认为它是一项皇权把贵族阶级吸收进其权力之中的制度。但实际上，作为一项登用官吏的制度，其最大特色在于承认了促使贵族阶级得以自立的权威。我们认为，只有作如此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所具有的意义。宫崎通过该项研究，描绘出了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互为交织重叠的世界。如刘宋王球所说的“士庶之别，国之章也”那样，当时的官僚制与贵族制这两个系统公然并存且各自发挥着机能。 可是两者相互依存的结果，却导致了国家和贵族阶级的两败俱伤。贵族阶级依靠权威，在政权内占据高位，但结果是他们不再努力磨练那种属于权威之本源的人格。我们看《颜氏家训》，就会发现梁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 如上反复所论，支撑汉代政治世界的是一股日益扩大的历史潮流，但随着汉王朝的崩溃，这股潮流在对外、对内两个方面开始显现出曲折的迹象，其流淌的方向也转向既成世界的内部。在上述过程的基底处发挥影响作用的，是一种新诞生的社会原理，我认为这即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内部的人格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代依仗的是神权，而现在却转变成依据人格的力量(除宗教形态以外，六朝的各种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说明此点的根据。此处从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对外关系的变化中有着什么样的原理变化。 胡族迁徙到中国内地，由此开始了广泛的胡汉融合．最初由于胡汉杂居，产生习俗、言语的融合，后来在政治的影响下，融合迹象日益显著。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即为其中之一，而陈寅恪论关陇集团，也云“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孝文帝和宇文泰的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在超越种族差异、建立新的统治者集团这一点上，又有共通之处。北魏的历代君主遵信道、佛两教，这也为推进胡汉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胡族宗教原为萨满教，后改宗道、佛这两种含普遍教义的宗教。到北魏后期，还可以看到鲜卑贵族浸染于以儒教为代表的学问之中。 在汉代，胡族与汉族的关系由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而时常发生对立，到了北朝，中国社会克服并超越了这种不同，开始从单一同种(homogencous)的社会转化成异种混成(heterogeneous)的社会。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在整个社会中实现了从“类”向“教”的转化。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逐步渗透于汉族社会内部的人格主义与在胡汉融合的条件下形成的新的中国民族，这两点被一条共同的时代丝线联结到了一起。 上述时代原理在隋唐时期又是如何得到继承的呢? 隋唐时期与六朝有一点截然不同，这就是结束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分裂局面，统一了整个中国。能够实现这一点的，不用说是来自于强大的皇权。内藤湖南倡导唐宋变革论，指出变革的特征为二：从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变化；人民从贵族的支配之下解放出来，地位得以提高。在六朝至隋唐的历史进程中，有些现象反映出了上述两个特征，例如隋文帝罢九品官人法而设科举，再如废除乡官等即是如此。此外，西魏以来的府兵制作为皇帝的直属军队也有助于强化君主权。内藤湖南指出了这些现象，但同时认为由于无法压制住门阀贵族，隋唐皇权本身也还存在着某种限界，因此就结果来看，隋唐两个王朝都不能突出于贵族制国家这一框架之外。内藤的这一理论在澄清唐宋变革的意义上极具启发，以下我们就沿着他的思路来探寻六朝与隋唐之关系。 唐王朝承继隋之后，统一了全国，其力量进而还伸展到塞外地区，国家版图辽阔，犹如汉之再现。不过就其统治方法而言，与汉全然不同。通过实施郡县制来统治塞外地区，此点汉唐一致，但汉代是中央政府派遣行政长官进行直接管理，而唐则取所谓羁縻政策，即任命当地部落酋长为都督、州、县之长官。由此一来，这些人也就同时身居唐朝行政长官与出身部落的酋帅这两种地位。这一统治方式显示出，唐在对周边种族实施直接统治上存在着限界。唐朝在州、县之上置都督，这也是与汉代不同之处。都督、州、县三级制同样实施于唐王朝内部，这里就可以找到六朝时期所置都督州军事的痕迹。都督州军事的设置始于三国时期，目的在于对付出现于地方社会的自立倾向。当时这种倾向往往成为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该制度含有加强中央政府统治的意图，但同时也反映出中央与地方的力量平衡在发生变化。众所周知，都督州军事管辖数州，它时常与中央政府产生对立，显示出独立的性质，这一点与前面谈到的历史潮流在六朝时期开始向内运转的倾向相通。到唐代，上述倾向在制度上继续得到反映(隋代欲加强中央集权而废除了都督制，但却有始无终)。譬如都督制，虽在王朝的内部地区流于形式，但在对塞外民族的羁縻政策中，通过任命有实力的酋长为都督，仍然发挥着实质上的效用。总之，实施这项地方行政制度的前提，是地方社会有着自立的势力。在此背景下，酋长们虽接受任命成为唐朝的官吏，但不时会反抗唐朝的政策，甚者还会发动叛乱。 唐王朝在向外扩大的过程中暴露出其弱点和限界，当受到四周的抵制时，便制定了上述羁縻政策，这一情况实际上与六朝时期一脉相承。那么，内政方面又如何呢?在平定了隋末动乱以后，唐朝逐步排除了自己内部地方社会与中央相抗的因素。贵族阶级失去了作为地方名望家的特性，而只是呈现出官僚的侧面。这里似乎可以认为贵族阶级变成了朝廷的寄生官僚。不过对这一认识，我们还必须予以慎重考虑。三省作为唐代中央政治的核心机构，其渊源当是汉魏时期的近侍之官，发展到唐代，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三省长官犹如宰相，位高权重。三省之间也是互持均衡，并与皇帝相持，所谓门下省的封驳之权堪称典型。在这里，三省的地位显示出了不同于皇帝家产官僚的一面，它在君臣共治的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这种官衙的一员，贵族个体可以说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性质。 唐代选官制度中有任子和科举制度。任子制度实际上是贵族制度的一种变化形式，至于科举制，虽然看上去似在否定贵族制，但其所测试的明经、进士等科目却是考核贵族式教养。也就是说，到唐代，六朝时期的人格主义虽然形式有所改变但仍得到了继承。 要而言之，唐代的贵族阶级并非只作为单一的家族而存在，他们已经成为集权性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贞观氏族志》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点。六朝时期常集中收录天下的贵族家门，而《贞观氏族志》却以官品高低为标准来决定家门的等级，此点已为治史者所习知．尔后武则天的宠臣李义府撰《姓氏录》，即便是军人，只要官品在五品以上，也都悉数收入，为此受到士人们的蔑视，贬其为“勋格”。《贞观氏族志》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评判那些可算作贵族门第的等级，而《姓氏录》则是只要拥有官品，谁都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者，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进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邓小平理论 【内容提要】要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就要考察社会主义的历史；要对社会主义的历史作出确切地描述，就需要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考察，尤其需要分析三次技术革命如何推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它在回应第二次技术革命以后出现的世界性挑战中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它没有经受住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考验，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苏联模式的衰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必要条件。邓小平理论是在回应当今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要进一步回应时展的挑战，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 【 正 文 】 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将最终取得胜利，但它决不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直线式的发展，而是高潮与低潮相交错，前进与后退相更替，成功与失败相交织。因此，只有在历史长河中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现在和未来。要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轨迹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述，就必须把它放到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进行考察。邓小平理论是世界历史和社会主义进入当代以后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只有把它放到这两个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才能更深刻地认识它的含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一、三次技术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 为了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着重考察三次技术革命对它的推动作用，因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了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产生了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反映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这些社会主义者企图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的技术基础上消灭剥削，只能设想一个带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点的社会主义。18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甚至声称：宁可牺牲经济进步也要实现平等。 由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革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迈出了两大步：第一步，工业革命的发生，促使了生产力突飞猛进，那种宁可牺牲社会进步也要实现社会平等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但是，它并没有消灭社会主义，而是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设想未来社会的技术基础不再是手工业和小农业，不再认为可以以经济倒退为代价去铺设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同时追求社会主义的两大目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二步，到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在法国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德国也已经起步。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形势和欧洲工人运动的需要而日趋衰落；另一方面，工业革命的深化，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基础。新的客观历史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和当前的现实作一番新的研究。大工业的发展也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打破狭隘的眼界，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全面的历史了解，根本改变认识世界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人类的文明成果，根据新的事实，创立了唯物史观，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 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引起了工业结构的变化，推动了重工业部门的迅速兴起，推动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大大提高，使它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进一步发生矛盾，从而开始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这个胜利进军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到19世纪最后30年，发生了1873-1895年的大萧条，宣告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宣告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已经过时，证实了马克思揭示的一系列原理的正确。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不仅在工人运动中争得了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且在整个理论界取得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所说的，马克思成为“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对社会、政治和宗教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注：《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期，第136页。）第二，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化生产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和平发展时期宣告结束，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这次战争中爆发了十月革命，以此为开端，社会主义开始由理想变为现实。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趋于尖锐，终于爆发了30年代的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为多国。但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并在这些国家建立了苏联模式的体制。 以电子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和已经把世界历史、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代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个阶段还刚刚开始，可惜是在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态势下开始的。西方国家度过了大动乱的年代，普遍建立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高了适应社会化生产的能力，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力已经耗尽，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艰难课题。 社会主义从莫尔算起，已经跨越了五个世纪，在此期间，世界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遇到过多次尖锐的挑战，其结局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灭亡，而是社会主义的观念更新和发展。 二、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世界性挑战与苏联模式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在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选择的模式。这种模式在发展战略上有三大特点：以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以重工业为固定的发展重点，以粗放发展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与此相对应，形成了所有制高度国有化的、主要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上述两者相对应建立了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曾经有过重要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在回应这一时期世界性的挑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挑战之一，是以30年代大危机为标志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正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30年代大危机发生之时，苏联正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避免了这场大危机的灾难，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说：“1914年到1950年前后，资本主义似乎在一切方面都出了毛病”，“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一塌糊涂，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头一次显现出全面崩溃的迹象”，“60年前，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这种计划使苏联免遭使西方倍受折磨的大衰退”（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从历史看社会主义的未来》，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2期，第58-61页。）。 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推动了西方国家走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美国罗斯福总统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实行新政，最先走上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新政被称之为“渐进的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普遍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首先是反思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后作出的改革，30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表明当时的市场体系大规模失败了，不能指望它不会再一次失败。战争结束时，在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资本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资本主义软弱，无效率而又无能，不能依靠它来实现经济增长，过上体面的生活。战争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破坏、穷困和分崩离析，促使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到来，而私人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不能指望它来承担重建的任务。当时，苏联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始放射出将持续几十年的吸引力，被看作是医治30年代的大失业和资本主义失败的一剂良药。在英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保守党的丘吉尔在战后的大选中失败下台，主张搞二元经济和计划的工党领袖艾德礼却上了台。工党于30年代中期从列宁那里借用了“制高点”（注：“制高点”这个词，最早是列宁主义为在1922年11月13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讲演写的提纲中。原文为德文，意思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苏维埃俄国，不需要全面的国有化，只需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中文译本把这个词译为“命脉”。）一词。艾德礼提出：要控制“制高点”，“要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力量实行公有制，并根据公众的利益对其他许多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英国历史学家A·J·P·泰勒当时写道：“欧洲没有人相信美国生活方式，即没有人相信私人企业。或者毋宁说，那些相信它的人们属于一个被击败的党”。欧洲主要国家纷纷搞二元经济。历史学家E·H·卡尔在1947年写道：“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现在都成了计划者’，这主要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地受苏联实践及其成就影响的结果。”（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9、22、23页。）如果没有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早就被比30年代大危机更严重的危机冲跨。 挑战之二，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模式是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否则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将与现在的极不相同。1989年西班牙工人党主席卡里略说：“当法西斯主义在西方民主制国家接二连三地占据实力地位，并成为局势的主宰时，苏联一直是保护人民免遭法西斯主义之害的安全所。”（注：圣地亚哥·卡里略：《运动和纲领——共产主义的发展》，见《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8页。）战后的法国，反思在战争中遭到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蹂躏的教训时，认为落后的经济是其军事和政治衰弱的一个重大根源。加之，旧的经济体系不足以满足压倒一切的重建国家的需求，相当多的法国企业因其领袖与纳粹和维希傀儡政权相勾结而深受玷污。面对市场经济的明显缺陷，法国也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西方右翼政治家和理论家生拉硬扯地要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联系在一起，但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在德国“甚至连中右的基督教人也于1947年通过了一个计划，声称‘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背弃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转而呼吁对制高点实行公有制，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施‘相当’程度的中央计划。”（注：转引自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挑战之三，落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流产，给广大落后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在本国造成了两极分化，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两极分化：一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另一极是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和不发达。如果不是从世界整体联系中，而是从每一个国家孤立起来观察，那么很容易把发达和不发达看作是一国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发展中国家要从不发达状态变为发达状态，只要学习西方的经验，遵循西方走过的道路，就可以实现现代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人是这样说的，落后国家人民也是这样想的。但发展中国家不管如何向西方学习，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却越来越坏。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注：《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0页。）这不仅是对中国情况的生动写照，而且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状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日、俄（包括苏联）采取同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不同道路，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三个典范。但德日两国后来都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战败国，威信扫地。唯独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从而成为当时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最杰出的典范。俄国原来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模式中苏联经历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变成国民生产总值占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或借鉴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宣布自己搞社会主义，有的还以苏联的做法为样板。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如此令人瞩目，以致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承认，对于这样一些民族，指令经济“可以成为一种发展技术，这些民族必须努力建立由于历史情况而未能出现的工业社会”（注：R·阿龙：《进步的幻灭》，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1969年版，第47页。）。它能表述一种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国家必须是强有力的，以便加速工业化”（注：T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学》，纽约威利出版社1968年版，第47页。）。社会主义的胜利进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 以上这些，有助于我们理解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理解社会主义历史上这一重要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潜力耗尽以前，社会主义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面对时代挑战中进行竞赛。 三、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 应该说，我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建立的，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但却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没有经受住考验；它是与粗放发展相对应的，能集中全国的资源把它投到国家最需要的部门和地区，但没有能力解决从粗放发展向集约发展的转变；它能适应第二次技术革命，能利用国家的权威，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集中资源迅速建立起这次技术革命中兴起的重工业，但却不能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苏东国家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个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的暴露。从60年代开始，苏联的经济增长率就不断下降，按照苏联政府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1951-1960年为10.1%，1961-1965年突然下滑到6.5%，1966-1970年为7.8%，1971-1975年再下降5.7%，1976-1980年进一步下降到4.3%，到1981-1985年只有3.6%。苏联有的学者用西方的统计口径重新估计，1981-1985年只有0.6%。 原因何在？苏联和东欧的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它根源于粗放发展，要扭转经济增长率的不断下降，就必须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这一点到60年代后半期已形成共识，到1971年写入苏共决议。苏共二十四大提出：苏联的经济战略要由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把科技成果运用于生产。二十五大进一步提出：第十个五年计划(1976-1980)为“质量、效益”计划，为此，苏联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没有奏效，发展战略调整了几十年就是没有调整过来。主要有两个原因妨碍苏联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一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由于苏联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要在军事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就不得不集中全力发展军事工业，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二是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的粗放发展和备战需要相适应的，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缺乏活力，缺乏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从根本上改革这种体制，就不可能从粗放发展转变为集约发展。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粗放发展潜力的耗尽，这种体制的积极作用也随之耗尽，成为一种低效益、高成本、高浪费的体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及时从根本上改革和没有成功地改革这个体制，因而也无力扭转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局面。此时，西方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它大大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加快了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从而把苏联模式的企业缺乏活力、科技转变为生产力缓慢的缺陷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这次技术革命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暴露了苏联模式封闭半封闭的弊端。在这次科技革命中兴起了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高风险产业有的在苏联模式中根本成长不起来。随着这次技术革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而把苏联模式不能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这一模式无力对新技术革命作出有力的反应，到80年代苏东国家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已完全处于劣势，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终于发生苏东剧变。苏东剧变的直接原因是戈尔巴乔夫的错误路线，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是苏联模式衰败促发的一场危机。 危机是成功地进行体制变革的必要条件。历史经验证明，体制的转换，改革的成功，是以原有体制的危机为条件的。西方国家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向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就是经历了一系列危机才完成的。为此，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是根深蒂固的，如不发生危机，那么要使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实质性的变化是困难的。在当代政治领导人能否完成从变革到高度现代化的过渡，在极大的程度上要看一次全国性危机能把牢固的既定政策削弱或打破到什么程度。”（注：布莱克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31页。）西方国家这次体制转换经历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大危机等一系列的严重的危机，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在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后，在战后有过几十年的稳定发展。但到70年代，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导致了新的危机——滞胀。正是这一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在谈到这一改革时说：“并不是我的喋喋不休使人们信奉这些思想，正如不是公鸡打鸣使太阳升起一样。……导致变化的是现实、事实，亦即马克思所谓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的力量。”（注：丹尼尔·耶金、约瑟夫·斯坦尼斯罗：《制高点》，外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也不是绝对的坏事，它是危机加机遇，是社会主义的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首先，正是危机把原有体制的弊端集中并以尖锐的形式充分暴露，从而使人们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些弊端。其次，正是危机有力地打破了体制改革遇到的传统观念的障碍。这些妨碍改革的传统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并非偶然，它是与原有的体制相对应的，而原有的体制曾经带来巨大的成就。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往往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打破这些过时的观念。即使有人早就看到了这种观念已经过时，并提出了正确的新观念，也很难取得共识，甚至可能被当作异端。最后，没有危机的发生就很难冲破既得利益的障碍。因为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人们在改革中不可能获得同等的利益，有的人还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利益受到损害。正是危机的发生，提高了人们对这种利益调整的承受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苏联模式的危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1956年苏共召开了20大，发生了波匈事件，这是苏联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场危机。正是这场危机推动写《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以苏为鉴，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也是苏联模式的危机，尽管它的口号是反对苏修，但它的发生就根源于苏联模式的体制。它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而且把这个模式的弊端推到极端。正是这场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从而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是世界范围内苏联模式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它标志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是一个旧社会主义形式危机深重而要求出现新社会主义形式的时期。现在，这种新社会主义形式在一个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中国已经出现。与苏东国家6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它证明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有自我更新能力，表明符合时展要求的当代社会主义已在中国诞生。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 我们只有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总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认清苏东剧变的历史含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世界历史意义。 四、邓小平理论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 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但是，这一结合为什么发生了两次飞跃、产生了两大成果？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时展要求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为什么要进行改革？邓小平说：“我们要赶上时代，这就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为什么说改革是为了赶上时代？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新科技成就，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重要文件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页。）为什么要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新技术革命正在越来越强劲地推动经济全球化，不开放不仅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而且将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的浪潮所淹没。为什么要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提出来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的上述论断的发展，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的总结。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历史作用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是现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什么要提出科教兴国的战略？因为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一个国家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知识的生产（科研和开发）和传播（教学与培训）；一个企业是否有竞争力，并不取决于有形资产的多少，而主要取决于员工的创造能力。在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必须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为什么要提出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推动信息化？因为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网络经济的出现，信息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而我国的现代化，既要完成传统的工业化，又要迎头赶上世界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我们不可能走西方国家走的先工业化、再信息化的老路。如果我们对当今世界的信息化不作出强烈的回应，就会丧失机遇，就会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们忽视工业化的发展，片面发展信息化，信息化就会失去工业和技术基础。 总之，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代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已经作出了充分的反应。一方面，已经认识必须作出反应的，不可能一步到位：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还在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例如：信息化的蓬勃发展和由此进一步推动的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正在向我们这个工业革命尚未完成的国家不断提出尖锐的挑战。但挑战与机遇往往同时并存。 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走向现代化的国家是一批一批走的，至今已经有了三批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为此人们称之为现代化的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的原动力来自三次技术革命，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一批国家走向现代化。如果这次技术革命给这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机遇，而它又抓住了机遇，那么它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否则，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面临的挑战将越来越严重。当第一次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以后，第一批走向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开始向东方扩张，同时侵略了俄国、中国和日本。这三个国家作出了三种不同的反应。俄国反应最快，率先进行改革，但改革的力度较小；日本反应最强烈，改革的力度也较大；中国的清朝政府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错过了改革的时机。当第二次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它就给日本和俄国提供了走向现代化的机遇，而中国却没有条件抓住机遇，终于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经历了20多年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抓住世界科技革命发展提供的机遇去回应挑战。说：“100年前，当20世纪来临之际，世界科技进步取得了重大突破，对当时和以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而当时处在政治黑暗、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的中国，根本没有可能去追赶世界科技发展的先进潮流。现在，当21世纪来临之际。无论是中国的面貌还是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同100年前比已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科技又出现了新的重大突破，为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广阔的前景。当今的社会主义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去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潮流，实现中华民族的更大发展。关键是要抓住机遇，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 指出：“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8月5日会见杨振宁等六位著名科学家的谈话。）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必须进行科技创新。进行科技创新当然要增加投入，这方面还需要逐步到位。但它不仅涉及投入问题，而且涉及体制问题。苏联为了改变在新技术革命方面的落后局面，曾不断增加投入，科研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1961-1965年占2.6%，1966-1970年上升为3.5%，1971-1985年进一步上升到4.8%。这一比重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新技术革命中还是越来越落后，根本原因在于体制不行。美国研究人力资本的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此作过如下的分析：“在费用和科学家的数量上，苏联和美国都很大，但是不同的是，苏联的效率方面比我们低得多”，“在人体和生命科学方面，获得高学位的科学家数量苏联要略微高些。在物理和天文学方面数量两国大致相等。而在化学和生物学方面，我国的科学家数量则要大于苏联。在农业方面获得高学位的苏联科学家至少超过美国百分之六七十”，“我了解到，除了向日葵外，在苏联没有一项农业生产率进步是来自其研究的。”（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投资》，华夏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5、89-90页。）根据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提出必须同时进行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是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经济体制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注：选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2000年2月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要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就必须实现理论创新。说：“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和其他创新，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经验，并将为社会主义的复兴作出贡献。邓小平理论就是在回应时展的挑战中，在实现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其他创新的同时，实现的理论创新的成果。它将在进一步回应时代挑战中得到新的发展。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实践意识：章学诚的经学思想 引言：时代“学术风尚”与“边缘思想家” 如果我们要在“乾嘉盛世”的“正统”学术之中，举出一位“非正统”的学术人物，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1738年－1801年），无疑算得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乾嘉时代的正统性学术，是用“实证”方法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研究的“考据学”。它往往被看成是“汉学”的复兴，[1]因它的笃实和质朴无华，又以“朴学”见称。对考据学家们来说，“道”和“真理”都蕴藏在最具权威性的儒家经典之中，他们以“痴迷性”的执著，试图通过对其进行音韵、训诂和考订等一系列“文献实证性”研究，以发现“道”和真理。幼年多病、先天禀赋不高、无惊人记忆力、一生为生活所困并多赖师长、朋友相助的章学诚，似乎一开始就对这种学术风尚缺乏认同感，他主动地疏离和批评这种风尚。[2]风尚和权威往往会扼杀那些不合时尚或向权威挑战的人。章学诚这位从小就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并以“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这种自信的口吻要求别开学术“新生面”的人物，也不得不对时代学术风尚有所顾忌。他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这样说：“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辨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夫……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挽救，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3]但是，“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使命感，[4]使章学诚最终作出了与时代学术风尚相对抗的惊人选择，即颠覆和解构乾嘉文献考据性的经学“学风”。他这样做，同时也意味着选择了不被时代学术风尚所认可的“孤立性”和“边缘性”道路，他注定要成为一位“独自性”的“边缘思想家”。[5]当然，这不是说章学诚的学术工作， 当时未赢得任何人的支持和理解。实际上，他的好友朱筠、邵晋涵、钱大昕等人，都对他的学术追求作出了鼓励和肯定。钱大昕恰恰又是清代考据学的大家之一。章学诚还同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考据学家戴震有来往，并受到戴震的不少影响，[6]尽管他对戴震有所批评。 是什么理由促使章学诚选择非主流或非正统的学术道路呢？或者说，他何以要同乾嘉考据学对峙呢？对于那些把学术作为一种值得为之献身的“事业”并要求在此获得传之久远成就的乾嘉考据学家不是更应该加以肯定吗？他们不正是韦伯（Max Weber ）所说的“以学术为业”的那一类人吗？也许有人会马上提出反驳，说他们并不是真心愿意从事他们所从事的学术工作，他们只不过是对乾嘉文化专制主义（如一般所说的“文字狱”）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反应。他们之所以乐意钻在“故纸堆”里，只是除此之外无事可干。[7]但问题是，如果这不是一项在他们看来是值得去做的工作，我想他们宁愿无所事事，也不愿自讨苦吃，去触动那没有什么诗意的发黄的故纸堆。说到底，他们的追求仍然体现了学术所需要的那种执著精神，何况他们又取得了在今天看来是传之久远的成就呢？而且考据学家们所使用的被梁启超和胡适等人从“科学的”角度加以看待的方法，在文献研究中不是也应加以肯定吗？批评考据学家的章学诚，实际上并没有对从事任何学术都需要的献身精神提出质疑。他也没有在某些非常具体的语言文字等问题上向考据学家们提出挑战。他对考据学方法表示了某种不满。章学诚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并且是在关键的地方提出。他断定考据学家的“学术前提”（或出发点）完全错了。他们“根本上”误解了儒家“经典”的意义；他们“根本上”弄错了“学术”所要致力的“方向”。他们因误入第一个歧途，进而误入到第二个歧途。这是致命性的消解。在这种消解性工作中，章学诚同他的时代正统性或主流性的考据学对立了起来，并由此也奠定了他的“独特性”的经学思想。 一 “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就大的方向来说，我们对文本（不管是经典性的，还是普通性的）的解释，有两种似乎是对立性的方向，一是设定了文本的“本义”或“本来面目”的存在。按照这种设定，解释者的任务，就是尽一切可能排除主观“先见”，发现作者的原意或本义；与此不同，二是并不设定文本的“本义”，更直接地说，这种方向不承认有所谓离开解释者的“文本”的原意，解释者的“先见”或“理解结构”不仅不是解释文本的障碍，恰恰是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实际上是传统解释学和现代解释学所包含的这两种对立性方向，我们不打算作出评论。我们直接要寻问的是章学诚的解释意识，是属于这两种的哪一种。简单地说，是属于第一种，也就是肯定文本本义的存在，并要还原它的本真性。章学诚学术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围绕着寻找或还原他所设定的儒家经典（“经”）的“本义”而展开的。实际上，作为权威和一切合法性基础的儒家经典，一直不断地被解释着，这在章学诚所处的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改变。但是，章学诚不满意甚至抱怨以往人们对“经意”所作出的解释，因为他认定已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解释儒家“经”的意义的。 我们直接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这一基本命题说起。这一出现在他的《文史通义》开篇的命题，极其简明地含盖了他经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当然也是他对“经”所作出的一种解释。按照这一命题，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自然就意味着要剥掉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有“历史”根据吗？如果这只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臆测，他的“还原”工作本身就陷入到了“非历史性”的困境。以“史”为本位的章学诚当然要避免这种结局。 章学诚把“经”推到“史”，首先是以中国“始源性”的“三代历史”为根据的。也就是说，他把“经”还原为“史”，是通过把历史“逆溯”到它的“早期”时空中来实现的。章学诚相信，在儒家津津乐道的“三代”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所谓“经”。他论证说：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为治为察，所以宣幽隐而达形名，布政教而齐法度也。未有以文字为一家私言者也。《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之言，纲纪世宙之谓也。郑氏注，谓‘论撰述礼乐，施政事。’经之命名，所由?P乎！然犹经纬经纪云尔，未尝明指《诗》《书》六艺为经也。”[8] 照这里所说，“经”是指“纲纪”、“经纶”（“匡济”），而不是所说的“经典”。 如果说三代没有所谓以著作或典籍为“经”的“经”，那么后人所说的“经”，在三代 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或者说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正如以上所说，章学诚把它断定为“史”。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要对“六经皆史”这一命题达到“具体的”理解，就需要来讨论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的意义。[9]照我们现在一般对历史的理解，它有两种意义，一是意味着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事件”，如“史实”、“史事”；二是意味着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记载或描述，如史书、史记等。[10]就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而言，它可能主要地包含了后者。我们回到章学诚那里，来看看他所说的“史”究竟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胡适等人曾把它解释为“史料”。[11]但是周予同、汤志钧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把它解释为“史意”。[12]有趣的是，仓修良又回到了胡适的解释中，拒绝周、汤的说法。[13]我们有必要先看一下章学诚在《史释》中是如何界定“史”的。章学诚说： “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14] 照章学诚这里所说，尽管“史官”有不同的种类和分工，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 如他更明确地说“《六经》皆周官掌故”。[15]从统一的方面来考虑，章学诚所说的“史”就是由“史官”所记载和掌管的与政教有关的事件、掌故、典章制度等。它包括了“史官”的工作性质和与他紧密相联的历史制度“遗留物”两个层面。[16]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章学诚还从其它不同侧面对“经”作了类似于“六经皆史”这种论式的“还原”，如他所说的“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17]所说的“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18]所说的“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等，[19]都是其比较典型的表现。对此应如何看待呢？道器、理事、迹所以迹等，都是中国思想的重要观念。就“理”、“道”等同“六经”的关系来说，清代考据学一般都相信“道”和“义理”等，都存于“六经”之中，[20]并且相信通过训诂等方法能够把握住“道”和“理”。说起来，章学诚并没有完全割断“六经”同“道”和“理”的联系，[21]但是，在他看来，“六经”的首要东西或最根本的性质则是“器”和“事”，“道”和“理”恰恰就在“器”和“事”中，根本没有离开“器”和“事”所谓单纯的“道”和“理”。如他这样说：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 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于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谓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 与言夫道也。”[22] 从章学诚这里所说来看，所谓“道在器中”，更具体言之，也就是“道”在“政教典章”、 “事物”和“人伦日用”等实际之中，因此，“求道于器”也就是首先要关心社会政治和日 常生活。按照章学诚的这种理解，他与考据学家的差别就更明显了。清代考据学的“道在六经”观念，可以说是针对“束书不观”的“尊德性”之学而发，目的是为了把人们引向对经典的研究上来。对考据学家来说，回到“经典”并对经典进行实证性研究，就算是“实”了；但是，对于章学诚来说，考据学即“经”而求“道”，仍然是“空”，因为一则他们没有认识到“经”的本质是具体的“事”和“器”，二则他们没有把对“经”的研究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完全脱离了现实。回到经典之“实”，就是要回到六经最“本然”的东西──“器”、“迹”和“事”等具体实际中。 这里也许容易发生一个疑问，即章学诚对“六经”性质的种种说法，是否能够都统一到“史”的意义之下。看来并不困难。一是章学诚对“经”的似乎都带有界定性的种种说法，基本是“相通”的，不管是“事迹”、“器物”，还是“典章”、“政典”或“掌故”，对 章学诚来说，它们都是三代帝王政治实践和教化的体现，都是“事”（“史”的一个意义），并且都是由“史官”记载和传承下来的。二是，由于“历史”观念在章学诚那里的“核心性” ，因此“六经皆史”可以作为他对“经”的性质所作的一个“总体性”界定。对“史”的注重，使章学诚走得很远。他不仅视“经”为“史”，而且把“子”、“集”也归结为“史”，“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之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23]至此，章学诚已经为自己打上了无限扩展历史使用范围的“泛历史主义”色彩。 为了“历史性”地来理解“经”本来只是三代政教文物总和的“史”，就需要回到“三 代”更宽广的历史空间中。章学诚在申述“经”原本为“史”的时侯，一直是把它同“三代”的“特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加以认识的。换句话说，他不仅是要寻找“经”原本为“史”的历史根据，而且也要寻找“何以”本来只有“史”而没有“经”的历史基础。在章学诚看来，“三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字只是用于公的政教方面，没有私家之言，当然也没有著述之事；“官师”没有分化，“政教”是合一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只能存在于“王官”之中而不能存在于“王官”之外，而记载和掌管政教文物的“史官”，恰恰就具有“学”与“官”的双重身份；另外，“学”往往都直接与实际性的政治和教化相关，并没有离开政教、公共事务等“实事”和现实实践的所谓“学”、“道”或“空理”、“空论”、“空言”。而“史官”之“学”，恰恰就是政教之实的具体体现。 把“经”还原为“史”，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广义说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核心， 是章学诚“略人之所详，详人之所略”的“独特性”所在。当然，这并不排除章学诚从先前的思想家那里获得这一问题的启发、灵感，甚至是已经明确的说法。我们看到，人们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这一思想的寻根，已经有了一些探讨。钱钟书相信，在先秦道家那里，就已经有了这一思想的实质。他引用子书的话并揭示说：“《庄子·天运》篇记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天道》篇记桓公读圣人之书，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传。《三国志·荀???纷⒁?紊畚?盾黥哟?罚?囚游剑骸?a class=content_a href=///class_free/166_1.shtml 孔子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云云。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24]但是，钱钟书的这一断定，实在难以令人接受。究其实，他所引用的话，其意旨与章学诚所说恰恰是“貌合”（严格说貌也不合）而“神离”。很显然，章学诚把“六经”归结为“迹”，决没有贬低“六经”的意图，他更不会说“六经”是“糟粕”。[25]相反，章学诚通过把“经”还原为“史”，恰恰是要寻找“经”的“本真性”和“始源性”。更重要的是，章学诚没有把“道”与“迹”对立起来，他认为，道不离器，道不离迹，必须即器而思道。他这样说：“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彰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26]也有人从司马迁、班固或王通那里寻找“经”即“史”的来源，但是，充其量他们也只不过是“偶然”地具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因素罢了。我们倾向于认为，明代思想家（如胡应麟、王守仁、李贽等）比较明确地表达出了“六经皆史”思想并且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章学诚。王守仁说： “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27] “五经亦只是史。”[28] 李贽也说： “《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29] 比章学诚稍大几岁的袁枚的说法也值得注意，如袁枚说：“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 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30]从以上引文来看，“六经皆史”的说法和思想因素在章学诚之前已经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章学诚第一次把它变成一种“学说”、一套“理论”。他为它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并使它作为特定的“思想”具有了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实践愿望。 二 从“史”到“经”：“经”的演生 如果说章学诚对“经”所作的“史”（或“事”）的还原──即寻找“经”的本来面目， 恢复它的“本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纠正对经的误认和对它的始源处的“遗忘”， 是通过把“经”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时空──“三代”中来实现的，那么，章学诚对“经”的出现、对“从史到经”演生的考察，则是通过对历史推演过程的认识来把握的。如果说从“经”回到“史”，是对“经”的历史所作的“逆向”溯源，那么从“史”到“经”则是从“史”出发对“经”的历史变迁所作的“顺向”测量。这是章学诚“经学”思想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或环节。很明显，本来只有“史”而无“经”是“历史”，“从史到经”也是“历史”。如果章学诚只是把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体现在对“经”作历史性的逆向还原，而不管“经”的“实际”发生历史，他就仍容易陷入“非历史性”的困境。幸运的是，他对“经”之演生的认识，避免了这一结局，从而唤醒了另一“历史记忆”。 本来只是作为“史”的形态而存在的东西何以又会以“经”的形式而存在呢？这是章学诚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对章学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结构中的问题，而仍然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通过考察从“史”到“经”的演变来完成的。作为出发点的“史”，是在“三代”中存在的。“史”在三代中如何存在以及它何以能够存在的历史根据，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了。那么，三代之“史”，何以在三代之后会以“经”的形式来表现呢？在章学诚那里，“三代”之后“经”的产生根据，恰恰也就是“史”的根据的丧失过程。如前所说，“三代”是一个政教、官师、政学、道器“合一”的时代，学在官府，不存在私人著述，文字也没有成为一家之私言。为政者与典章制度，史官与守掌故，都是统一的，这就使能够体现这种统一性的“史”获得了存在的充分空间。但是，“三代”之后，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丧失了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从春秋到战国，三代那种官师、政教等一系列的统一状态，就开始分化，为政、为官者与为师、为教者一分为二，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著述也应运而生。作为私人著述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阐发三代之史的“传”的出现。在章学诚看来，“经”的名称，正是随着“传”的产生而产生的，“经”首先是作为“传”的对应物而存在的： “六经不言经，三传不言传，犹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经而有传，对人而有我，是经传人我之名，起于势之不得已，而非其质本尔也。……三代之衰，治教既分，夫子生于东周，有德无位，惧先圣王法积道备至于成周，无以续且继者而至于沦失也，于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体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独与其徒相与申而明之。此六艺之所以虽失官守，而犹赖有师教也。然夫子之时，犹不名经。逮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将乖，于是弟子门人，各以所见、所闻、所传闻者，或取简毕，或授口耳，录其文而起义。左氏《春秋》，子夏《丧服》诸篇。皆名为传，而前代逸文，不出于六艺者，称述皆谓之传，如孟子所对汤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则因传而有经之名，犹之因子而立父之号矣。”[31] 对章学诚来说，儒家之“经”并不只是因“传”而有，它还与其对典章的“尊奉性”认同相关。在战国诸子争呜中，儒家为了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与诸子抗衡，把他们所依据的“文本”或典籍，提升到“经”的地位上，于是就有了“六经”的说法。章学诚说：“官师既分，处士横议，诸子纷纷著述立说，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尽出于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艺奉以为经，则又不独对传为名也。荀子曰：‘夫学始乎诵经，终于习礼。’庄子曰：‘孔子言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荀庄皆出子夏门人，而所言如是，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亦明矣。”[32]说庄子是子夏门人，并无确实根据。但把儒家“经典”这种形式的出现同信仰和认同联系起来，则是可信的。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对儒家早期基本典籍的信仰和认同，被大大强化，“经”作为知识、真理和价值的源泉获得了“权威”和“神圣”的地位，并成为政治教化和合法性的基础。而且，在历史的推演中，儒家“经典”的数量也增加了，那些被章学诚认为是阐发“经”的微言大义的“传”，也升格为“经”。章学诚对这一过程解释说：“经同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圣如夫子，而不心为经。……后世著录文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而儒者著书，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33] 但是，在章学诚那里，儒家权威性“经典”形式的确立，不管是与“传”相关，还是与“尊奉”相关，它们都是历史变迁的结果，都是“起于势之不得已”。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本来“只是”作为“史”而存在的东西演生为“经”的形态，是否合理？从整体上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社会历史境况及其产物的“史”加以“理想化”的倾向，与此相应，“三代”之后社会境况的变化和“经”的出现，对他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衰变”。[34]但是，章学诚与那些坚持“历史退化论”的儒者并不相同。对他来说，“三代”之后历史的变迁及其“经”的出现，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历史必然性（“势”）。这不只是反映了章学诚主观愿望上的无奈，也反映了他要为其赋予一定的历史“正当性”。他说：“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后儒以圣师言行为世法，则亦命其书为经，此事理之当然也。”[35]章学诚最关心的是有关政教等方面的典章制度，在此意识支配下，他自然要肯定把作为典章制度大全的儒家“六艺”称之为“经”的合理性。特别是，在同样意识的支配下，他甚至也赞成那些记载国家制度、法令而被名之“经”的非儒家典籍。我们也看到，章学诚还肯定了其它诸子学派如墨家、法家等在其著述中“自分经传”的作法。他认为这都是“因时立义”，未可非议，“诸子有经，以贯其传，其义各有攸当也。”[36]章学诚对历史“衰变”的不满，集中在“私人”著述这一点上。在他那里，这似乎成了“不幸”的根源，它导致了“立一家之私言”并“各道其道”的“分裂性”，导致了“实不足”而争于“文”的“虚妄性”。章学诚注重的似乎只是“统一”的“制度”（或“政典”），他轻视那些超出此的“多样性”的思想和著述（他视之为“私言”）。这就促使他对后儒和儒家典籍之外的无关政教、纲纪的著述也以“经”的形式出现作了“独断性”的否定。如他说：“异学称经以抗六艺，愚也；儒者僭经以拟六艺，妄也。”[37]在章学诚的思想中，深藏着制度政教“正统性”和“垄断性”的观念。他把“制度”的制作之“权”，限定在“政治统治者”身上。周公之所以能够成为“制度”和“六艺”的“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有位有德”，他集中体现了“君师合一”的理想。孔子有德无位，故不能担当“制作”之任，只能成为“立教之师”。但章学诚最终又把这些都归结为“时会使然”，避免了以“主观”加以解释的可能性。但是，即便对周公的这种“客观性”解释能够成立，也不意味着“无位者”就没有“制作”之权。同样，也不能通过把周孔之“道”同普遍性联系起来，使“道”独为儒家所有，而把其它诸子所说的“道”作为“非本真之道”、作为“道之裂”加以否定。但是，对“道”的垄断意识（当然包括对“经”的垄断），使章学诚相信，唯有“周公”之道才是普遍之道，其它之道皆为“非道”：“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自尊其所出矣。”[38]章学诚没有意识到，“道”是不断被“垄断的”，“大道”恰恰就在众多的“道”之中。“经”也同样，它怎么就只能成为儒家典籍或用之于典章制度的专用符号呢？ 三 实践意识：“经”与“经世” 从以上的讨论来看，不管是把“经”还原为“史”，还是寻找从“史”到“经”的演生 过程，都贯穿着章学诚对儒家“六经”的根本看法，即它是三代典章制度的载籍，是三代社会政治统治者实践的产物。正如“经”的古义（“经伦”、“经纪”）本身所意味的那样，在章学诚那里，儒家“经典”之“经”恰恰就是“经世”的结果。这一点看来是清楚的，如他说：“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宇之迹，而非托于空言。”[39]又说：“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40]这两段话，都强调了儒家“经典”之“经”是来源于“经世”。这既是章学诚对“经”所作的解释，又是他要求“经”同现实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据。既然“经”就是“经世”的结果，那么，它也就只能在不断地“经世”中显示其生命力。但是，作为“三代”之“史”的“经”（在特定条件历史下形成），它对不同于三代的以后的历史何以具有普遍有效性呢？如果说有效，它又如何才能发挥出它的实践（“经世”）功能呢？ 从一般意义上说，儒家具有损益因革、适时而应变的观念，但这又恰与如孔子所说的“信而好古”的儒者的“厚古薄今”意识纠缠在一起，并导致了一种简单地以“古”律“今”的思维方式。从我们以上的考察来看，章学诚确有把“三代”及其“经典”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他却克服了一些儒者“厚古薄今”的意识，而接受了儒家适时应变的观念。他与那些“食古不化者”根本不同，他要立足于“今”而对“古”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他批评“好古者”说：“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41]照此所说，制度都因时而变，从来没有固定的适合于一切时代的制度，“三代”的制度也是相应于三代之时而形成的。通过把“制度”放在“时间”之流中使之相对化，制度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因时”而不同，对制度的创新和转化也就成为可能。章学诚说：“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粕，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粕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粕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42] 如果说制度都是因时而变，“三代”之“经”都是“时王”之制度，“经”就是“经世”，这都为我们提供了制度转化和创新的理论前提，那么，立足于“今”的制度创新和转化，立足今的“经世”，又何以可能呢？答案就蕴涵在章学诚对“六经皆史”的看法中。如上所说，章学诚把典章制度根本上看成是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强调“经”决不是空言和著述，决不是离开“实事”、“器”和“人伦日用”的“理”和“道”。这正是他在“三代”创制的经验中，在对“六经”本然的追问中寻找到的“精神”。对他来说，这种“精神”决不像“三代”或“经”中所载的“具体”制度那样，是因时而变化的，它是适合于一切时代的“普遍精神”。章学诚始终都不关心“三代”的“具体”制度，也不探讨某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他的时代的需要，他关注的是一种普遍的“经”之“经世”精神，关注的是“道”和“理”都离不开时代的“器”和“事”这种普遍的实践意识。这样，原本上是作为“三代”之“史”或“三代”之典章制度载籍的“经”，因其它具有的普遍的“经世”或实践精神，它就同每一时代的“实践”理性结合了起来。章学诚说：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而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好言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之文，奇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43] 据此而论，立足于每一时代的“经世”，就是立足于每一时代的“器”、“事”和“人伦日用”，从每一时代的实际境况和实践需要中，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重建。至此，我们还没有谈到“经世”的主体。在“三代”之时，“经世”的主体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即“王师”、“圣教”、“史”等统一的人格）。他们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担任着行政职务，又是师教和典章制度的确立者。但是，三代之后，统一的“官师”人格开始分化，“学”和“著述”变得“个人化”。章学诚并不要求恢复“三代”那种“官师合一”的统一“经世”主体。对他来说，“分化”的单一角色的主体，仍然可以“经世”。只是主体不同，“经世”的方式当然也不同，“知史学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将以经世，则知性命无可空言，而讲学者必有事事，不特无门户可持，亦且无以持门户矣。浙东之学，虽源流不异，而所遇不同。故其见于世者，阳明得之为事功，蕺山得之为节义，梨洲得之为隐逸，万氏兄弟得之为经术史义。授受虽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44]在此，章学诚明确提出了“学术”与“经世”的关系。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关重要。如果说章学诚把“六经”还原为“史”以纠正考据学家对“经”的误解体现了一种理论的兴趣，那么，这一兴趣则与他要把“经世”贯彻到“治学”中去的实践动机密切相关，或者说最终是服务于这种实践动机的。可以说，章学诚的学术出发点是“六经皆史”，落脚点则是“六经”经 世”，“史学”“经世”。“六经”和“史学”“经世”的根本，就是把“学术”完全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彻底克服考据学家那种脱离实践、不关人伦日用的“空言”和“著述”： “史学之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著述者，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以言史学也。”[45] 在学术中贯穿实践意识与直接的实践显然不同。章学诚并不要求学人直接去“经世”，他强调的只是“治学”必须同社会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必须具有“学以致用”的客观效果。他反对空言和无关实践的著述，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都脱离了“经世”的方向。章学诚意识不到，“学术”并非只有同现实之“用”或“经世”结合起来才有价值，“学术”所要从事的“事业”，要比直接的现实实践广泛得多。“经世”只是“学术”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六经”也不都是“经世”的内容。章学诚把“学术”完全限制到“经世”的方向上，把“六经”（特别是他专门讨论的《易》、《诗》和《书》）完全看成是“经世”的产物，显然使学术陷入了狭隘的“实践实用主义”中，并把“六经”丰富的思想“套入”到了“单调”的格式中。仅仅就此而论，章学诚经学思想的归宿可能使我们感到失望。况且，“经世”观念对我们来说也并不“新鲜”。单就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来说，就给我们提供了“经世致用”的重要思想资源。[46]章学诚治“经”以“经世”的思想，必须放在他所处的时代学术风尚中，才能显示出其“独特”价值。明清之际那种通过回到“经”以达到“经世”目的的“学风”，到了乾嘉时代，已经被“遗忘”了。考据学家彻底回到了“经”，但却根本上离开了“经世”的方向。回到“经”，不仅不是为了“经世”，恰恰成了相反之物“离世”、“忘世”，恰恰成了“逃世”的方式。这是非常吊诡的逻辑。章学诚的经学思想就是对此而发，他通过对考据学偏向的纠正，复兴了明清之际的“经世”学风，并由此而获得了超越。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论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论文关键词]历史 社会课堂 情景教学法 讨论法 游戏法 [论文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理念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强调“动”，本文从情景教学法、讨论法、游戏法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让历史与社会课堂动起来。 《历史与社会课程标准》要求我们在新课程教学过程中，要树立开放的、综合的课程观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建构知识的教学观，要保证每个学生积极参与，动手动脑，并在活动中培养、提高学生的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现代教学过程是让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而不是教师向学生单纯传递知识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强调师生共同参与，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 一、情景教学法，让学生的大脑动起来 情景教学法，就是教师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运用多种知识和教学手段，设置课堂教学情景，启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在情景教学法中，尽量为学生创设各种情景，与学生互动，让学生感悟，在学生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历史与社会知识，从而达到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转变，不但能使学生学得轻松，而且牢固掌握所学知识。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时，可创设“中国文化餐——约翰的中国之旅”的教学情景（课件展示）：（1）约翰是一个澳大利亚青年，他准备到中国旅行，请你为他列举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2）约翰来到北京，见到了这样一幅图案（2008年奥运会会徽），请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它包含了哪些文化要素？它的设计有何妙处？（3）约翰拍下了三张民居照——蒙古包、窑洞、傣“高架桥”。猜一猜：约翰去了哪三个地方？他在当地吃到什么风味小吃？看到什么特色娱乐？约翰的疑问：人们为什么要建造这样奇特的房子？（4）结束中国之旅时，约翰由衷地发出了赞叹，当你听到他的赞叹，你心里怎么想？以上情景的创设，在学生心理上造成某种悬念，可以调动学生的认知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探究欲和思维的积极性，使其在主动探究的过程中进行学习，开动脑筋去解决问题。 又如在教学《》时，插入“”前后经过的记录片录像，用5-6分钟时间，能直观再现当时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演讲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中国人民“内惩国贼，外争主权”的决心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然后在此情景下与学生一起探讨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影响。这样，就使学生的大脑真正动了起来，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的能力，促进学生思维活动的发展。 二、讨论法，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 新课程理念要求学生不仅要多动脑，而且还要多动嘴。讨论法教学，可以让学生的嘴巴动起来。讨论法教学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围绕一定的主题，各自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达到理解知识、提高能力的教学方法。讨论是人们进行思维交流的最好形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对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见解，做出评判，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教学《万类霜天竟自由》时，为了理解竞争的含义，作用，可设置以下一些栏目与问题，让学生展开讨论：（1）说一说：你所知道的竞争是怎样的？社会生活中的竞争有哪些？你们参与过哪些竞争？（2）议一议：参与竞争有什么作用？你的观点和依据各是什么？（可与你的同桌讨论回答）（3）辩一辩：竞争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四人小组讨论，派一代表发言）这些问题一提出，学生便争先恐后要求发言。尤其是第三个环节“辩一辩”时，正反两方代表进行课堂大辩论。课堂上唇枪舌剑，双方代表有理有据，以理服人，课堂气氛达到高潮。这一活动训练了学生的辨证思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巩固了所学知识，提高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学生的个性得到了释放和张扬，学生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又如在教学《多彩的世界》时，为了让学生理解“独特民族文化的作用”时，教师可虚拟一个“四城申博”场景——法国、埃及、日本、美国各一个城市申办2015年世博会。四个国家邀请四小组同学分别担任本国文化使者，在评委面前大力展现该国风采。一组代表发言，其他三组当评委。尔后出示影像资料——四国文化图片欣赏。让学生准备三分钟来展示才华。这一活动一开始后，学生情绪非常高涨，大家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讨论十分热烈，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推荐的代表发言铿锵有力，表达清晰，口头表达能力显现，主体性得到充分体现。这样，学生学得开心，教师教得轻松，课堂效果明显提升。 三、游戏法，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 游戏法，就是让学生在游戏中学习。游戏的本质是假设、模仿，在想象的外部环境中有意识地模仿活动。游戏实际上是为学生创造一种极为良好的外部环境。故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尽可能给学生创造动手的机会，动手游戏促使学生思维敏锐，使学生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课堂实效。如在教学《大洲和大洋》时，可安排让学生自己动手搞拼图游戏，让学生“先认图，再拼图”，学生拼好图有了直观印象后，再让个别学生用鼠标点击七大洲四大洋，把它们放到各自的位置上。课堂上学生十分活跃，动手游戏激发了他们主动参与的欲望与自信。在游戏中，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平时学到的知识得到充分运用，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又如在教学《应对资源危机》时，为增加学生对节约资源感性的认识，可设计一个“你会垃圾分类吗？”的游戏活动，让学生用动画形式把垃圾分类。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活动中去。本课结束时可设计让学生书写“你的节约倡议”，然后出示教师制作的“残缺的地球”，要求学生把写好的倡议逐一贴在“残缺的地球”上，学生通过这一个游戏活动结束本课。这些活动贴近学生实际，唤起学生节约意识，让学生的双手动起来，使其主动参与，课堂变得更加活跃，学生的学习兴趣得以充分激发，同时学生的能力也得到了培养。 新课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要求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只有让学生动脑，动嘴，动手相结合，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形成“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良好氛围，这样的课堂才会真正“动”起来，学生才会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他们就能亲身去感受去体会去领悟，从而获取知识经验，就能促进学生发展，提升课堂教学的质量，真正做到“轻负优质”，真正落实新课程教学。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的感悟，现实的关怀——简评《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 农民工是社会变迁的伴生物，同时也是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当代中国民工潮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目前已成为至关重大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自然成为学者们探讨和研究的焦点。池子华教授的新著《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农民工》)就是以农民工的近代“经历”为考察对象，揭示中国社会演进、变迁历史轨迹的学术专著。 可以说，当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近代农民工的考究却门庭冷落，少有问津，这是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大缺憾。《农民工》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时空下的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和流变做了全方位、立体式的阐释和考察，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并在这一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界碑。“历史是逝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自然延续。”(该书第 2页)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只有将当代农民工问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及时代特征。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近代农民工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史学专著，实现了中国民工潮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对接，填补了近代农民工历史研究的空白，这是该书的学术价值所在。 《农民工》一书共 13章，36万言，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内容翔实，剪裁精当，在占有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近代农民工的源流、生存状态及农民工与近代城乡的互动，探究了近代农民工调控模式的成败得失，并以史为鉴，昭示了农民工的历史走向。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史学研究专著，但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作者立足近代时空，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农民工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用实证的手法、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近代农民工群体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弱小与强大，卑微与崇高，理智客观地分析了近代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和农民工群体作用下的近代社会。读罢此书，既有学理上的启迪，又有思想上的震撼。 该书作者池子华教授是著名的流民史研究专家，是近代流民史研究的开拓者。“农民工属于流民的范畴”，(第 20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农民工》一书可以看成是作者在原有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也可以说此书的完成是作者厚积薄发的心力结晶。此书开拓了近代农民工研究的新领域，也标志着著者在流民史研究方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工》一书延承了《中国近代流民》、《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和《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等专著的主体思想与一贯的风格和优点，同时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尤其值得称道。 其一，史料翔实，考订精确 本书资料的来源涉及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地区近代时期的报刊、档案、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等搜罗广博，丰富翔实。特别是一大批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的运用，在恢复历史原貌方面多有贡献增强了论述内容和论证的临场性、客观性和可信度，引领读者深入旧时的历史时空，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和感受作者笔下的社会节奏和历史脉动，平易而真实，直观而深刻。资料丰富、翔实、新鲜，使本书显得厚重、扎实。而对资料的剪裁、鉴别和分析作者更是不遗余力。如作者对“拾熟煤工”的界定，足见作者在引用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鉴别与分析。李钟瑞的《无锡劳工状况》想当然地把“拾熟煤工”归为“小工”行列，看似合理但作者认为“拾熟煤工”属于“拾荒”群体，不能归类于近代意义的“工种”，自无所谓工人。(第 84页)又如在人力车的起源和传人中国的时间考证上，作者斟酌了多种著作的多种说法，最后在起源问题上考虑到其他说法的不确定性，“暂从”1870年说；而在传人中国的时间上，作者否定了《民国三教九流》书中的1874年 3月24日说，因为《申报》上早在 1874年月29日已有《记新式小车》的明证。小问题，却显真功力，作者精益求精的精神和态度跃然纸上。 其二。视野开阔。论证深刻 该书以社会史为基本切入视角，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力求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透视。同时把整体性研究与区域(苏南)性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研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提高了学术水平。该书视角独特，视野开阔，显示出作者深厚的治学功力。在谈到农民的分化与流动时，利用了信息经济学中的“搜寻理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向心流动作了恰如其分的深刻阐释(第 35页)。在对农民离土的非经济因素的阐述中，文中多处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面对乡村的衰落和城市的诱惑，农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取舍，最终顺理成章地投入斑驳陆离的城市生活。读后让人感觉作者的分析合情人理。多学科的交叉与对话也擦出许多智慧的火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碰撞和交流之下产生的“城市适应”理论就是一个例子，也是该书的闪光点之一。 其三。技巧娴熟。独具匠心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错综复杂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表象和社会事件牵绊缠绕，如何在云雾遮罩的社会运行中理清这一问题的脉络，必须借助一定的手段，利用一定的技巧。这一点在该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对农民工考“量”过程中，作者在“统计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在“很难用精确的数学语言表达出来”的情况下，巧妙地作出了自己的一些基本估计。作者以农民的“离村”资料为基础，粘结其他相关资料片段，利用统计学方法层层推演，步步深入，最终把农民工的考“量”数据从“离村”农民中剥离出来。富有思辨性，极具技巧性。 在史料运用上，该书亦匠心独具。书中引用了一张 1919年刊印的沪宁路列车时刻表，看似平淡无奇，作者却独具慧眼地将其缀入文中，使论文增色不少，直观而又极具说服力的表达了作者的观点：交通便捷是苏南民工群集上海的重要因素。看来一些琐屑破碎的片段资料如果处置得当，在特定场合下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四，语言清新。引人入胜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论者表达观点的工具。一些学术著作往往被视为“不食人间烟火”或“拒人于千里之外”，这除了与学术著作本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外，还与学术语言和广大受众的疏离不无关系。该书用一种清新别致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农民 工问题的理论诉求，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生动而 又多彩的农民工世界，读后感触颇深，令人难以忘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该书大量引用了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农谚、顺口溜、市井小调和民间歌谣，这些口口相传的通俗史料生动再现出一幅幅历史场景，为该书的论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该书的语言风格可以看作是史学著作语言的一 种新的尝试，值得推介。 其五。强烈的现实关怀 农民工问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问题，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农村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与“三农”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工”问题顺理成章地进入人们的视野。该书贯彻了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理念，体现了强烈的现实关怀。作者论证的是农民工与近代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却从来不是孤立地就近代谈近代，而是以近代为凭借，最终归宿于现实。如作者所言，“只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 ，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把握未来”。该 书是作者对历史的解读和感悟，但却体现出强烈的 现实关怀。这一点在“农民工的调节与控制”一章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者在充分分析和总结近代农民工调控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尽管这些调节控制模式在近代中国成为泡沫，但仍具有深沉 的时代价值”，并“为从根本上解决包括农民工在 内的农民离村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正体现了对现实的回归。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驱动方式、社会控制方式的转换，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阶层的分化，特别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流动。如何充分发挥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又能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已成为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那些逝去的现实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该书的时代价值不言而喻。 该书的闪光点还有很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应该承认，由于该研究课题的开创性和研究对象的复杂性，该书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首先，农民工的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如农民工多边关系的研究，苏南农民工向海外的劳务输出研究等都有待于开拓。其次，比较研究尚显不足，这应是作者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再有，如果能进一步积淀和提高不同学科间的理论知识，内容会更臻完善。尽管《农民工》一书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第一部系统的近代农民工研究专著，它的出版架构起农民工群体的史学研究体系，拓宽了中国近代史及历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同时该书为解决当今社会中的农民工问题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值得研读。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 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 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 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 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 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摘 要 题】法治讲台 【正 文】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关注并探寻西方法治产生的深 层历史根源及其发展变化和面临的时代挑战，对推进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 在西方法律史家那里，无论是注重教皇革命的力量，还是注重资产阶级兴起的作用，亦或 是强调多元集团与自然法的结合，都不得不以西欧11世纪史实为起点，至少也要追溯中世纪 西欧历史的多元性。[10][16][11]这表明，近代法治的历史根源在于中世纪西欧的“独特性 ”。 众所周知，中世纪开始后形成了一种多元权力景观，进而造成了特有的权力均势与张力。[ 1] (P22—23)首先，王权需要教权的支持和正名，教权则需要王权的封赐和保护，同时，王权 和教权又在为争夺社会统治权而斗争。尤其是教权窥伺王权，以至后来以“双剑论”和教权 至 上思想，凌架于王权之上，并在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和德王亨利四世之间的“主教职权之 争”中达到高峰。其次，以契约为基础的封君封臣制，相互有忠诚和保护的权利义务，但同 时，封君总是凭其优势地位，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其王权，并加强对封臣贵族的控制。而封 臣贵族总是竭力维护自己的传统权力和契约权利。这种斗争是中世纪一幕重头戏，并促进 了 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2](P438)再次，教权与贵族权在利益冲突和权力分割中，既有合作 也有对立，即有时二者联合起来反对王权，有时其中一方与王权联合起来反对另一方。[3]（　第四章）可见，这种多元权力的斗争与妥协造成了一种特有的均势与张力，普遍争取特权的 斗争不仅使特权本身受到了消解，[4]而且导致“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并 “反对绝对权威”，[5](P10)从而抑制了专权的滋长。“既然谁也不能消灭谁，那就必须让 各色各样的原则一起存在——他们应该在他们之间订立某种协定。大家都同意各自去进行可 以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发展。在别处，当某一个原则占优势产生了暴政时，在欧洲，自由已成 为文明因素多样性的结果，已成为它们经常所处的斗争状态的结果。”[1](P24)正是这一特 有的多元权力土壤，为城市兴起及城市自治权的发展创造了优越条件，从而提供了城市市民 社会生长的良好空间。而“作为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的城市，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 新的政治和社会有机体”，[6](P427)其重要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其关键则“在于取得了 政治权利”。[7](P35)因此，中世纪欧洲城市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权利斗争史，也是一部城市 文明的扩张史。它“作为特殊的权力中心加入到中央政权、地方领导与居民之间政治力量的 角逐之中”，“正是这种角逐推动着新兴的封建国家的向前发展”。[8](P106)即从个人君 主制到民族君主国，从城市市民社会到近代市民社会，并在宪政历史过程中，形成国家和市 民社会的分离与对立。[9]这样，属于欧洲旧社会的一切因素和特点就转化为两大事实：自 由探索和中央集权。“一个表示精神领域里推翻了绝对权力，另一个却是绝对权力在世俗社 会中的胜利。”[1](P203)然而，这种中央集权的胜利是比较脆弱的，因为一旦以新兴资产 阶 级为主角的、日益自由化的近代市民社会，发觉王国悖离公共秩序、普遍公道和共同利益 护卫的承诺，就会起来反抗甚至摧毁它，何况王权集权化进程是与市民社会自由追求进程相 伴的。因此，就展开了两个取向共生共进的历史运动，即一个是市民社会力图使国家权力复 归其公共权力的本来面目，一个是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扩张而维护和保障其自由权利。正 是 在这种权力与权利的界分与冲突中，确立了近代法治精神与原则。 （一）人民主权对公共权力的契约性复归和统治合法性的确立。在西欧的政治传统结构中， 议会与王权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议会总体上仍是受控于王权的，尤其是在16—17世 纪的专制主义时代。然而，从12世纪起，就已经有“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 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的理论主张。[10] (P343)在等级会议不断制度化并向议会转化的过程中，“等级之间及等级与王权的竞争鼓励 人们制定一种更为明确、更为公开的法律，以此规定各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对各方来说， 日益重要的是确认王室权威终止的领域及超政治的基本法开始发挥约束力的领域。如果国家 尚无规定这些限定，各方应制定一个社会契约，用以确定全国性政府的结构及其限度。”[1 ](P153)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社会力量日益增长，新贵族和市民阶级演变为 新兴资产阶级并成为议会的主角，他们通过持续的议会斗争来争取其自由民主权利，最终在 启蒙运动的推动下，爆发了开启新纪元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这样，在民主契约的价值 原则下确立了人民主权，使国家权力在形式上恢复其公共属性，并服从和服务于市民社会的 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的需要，国家权力合法性也由上帝神谕而移至民众手中，这就“结束了 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 为人民在政府之下”，而把参与政治“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12](P322)而代表市民社 会要求的议会，则“从主要为发现法律而存在的机构发展为创制法律的机构，”[13](P236) 而 且，“人民应受法律的统治；判决只有凭借对滥用权力负有责任的这样一些法律来实施， 在此，这些被进一步解释成，一切涉及到这个国家所有自由人们的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诉讼 ，均应以该国家的法律为依据；议会不应该干涉正常的行政管理或是法律的执行，因为法律 只是权力的原则部分，正如以往的议会一样，议会的职能是规定人民的自由以反对政府的专 断。”[13](P253)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法律，依法行事，以确保其来源和运行的合 法性，使“国王和人民都受为人所知的法律的管制。”[14](P30)这样，法律就由上帝理性 转化为对自由、平等、人权和正义的追求，并具有了普遍有效性，法的统治、法律至上的治 国精神与原则也就得以逐步确立。 （二）市民社会权利主张、公权力分立制约对良法之治的诉求。恢复公权力的本来面目，只 是市民社会要求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它只解决了公权力的性质 问题。要有效控制权力的扩张性和腐化性，还必须以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范围进行厘定，并 对公权力进行分立和规制。因此，近代西欧议会斗争与革命的另一向度，则是市民社会的多 元权利主张、保障和公权力的分立制约。早在15世纪的文艺复兴城市，人们就已经能够通过 教堂、市政厅及集市广场等建筑布局，“分辨出司法行政权、宗教和经济权的存在”。[15] (P2)随着城市和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新贵族和市民阶级逐渐成为议会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 们“在保持和获得其摆脱君主及其官僚助手的独立性方面的成功”，对法律秩序的问世具有 “决定性意义”。[11](P63)在议会与王权的斗争中，他们主张和捍卫其自由及财产权利。 尤其在英国，“每当问题涉及捍卫私人权益、家庭或公民的利益时，也就是说个人的自由权 时，下议院就坚韧不拔地去完成职责，从而建立起许多构成英国宪法基础的原则。”（注：下议院从产生时起，就以中小贵族和市民为主体，后来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所控制，成 为近代市民社会权利和利益要求的代表。参见[1](P206)。）1610 年下议院著名的请愿就郑重宣称：在英国臣民的所有传统权利中，“没有一项权利比这项权 利赋予他们更宝贵及更有价值的东西，[即]以确定无疑的法律统治为指南，并由被其支配、 而不是受那种不确定的、专断的统治形式支配。因为，前者给予下议院领袖及其议员们以本 该 属于他们的权利。……正是从这一根据中产生了这个王国的人民无可置疑的权利，除了由 这个国家的普通法或是议员们共同投票赞成的规章规定的惩罚之外，他们不受任何扩大到他 们的生活、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身体或他们的财产上的其他任何惩罚。”[13](P249)同时， 律师与新兴资产阶级结盟，开始对英国法律意识形态加以改造，“其目的是在于剥夺君主特 权、限制政府职权使之充当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保护者”。[16](P249)以维护市民社会自 由自主权利，并置国家权力于市民社会权利之下。随之而来的，受洛克、孟德斯鸠、卢梭、 潘恩等人思想理论所鼓舞的17—18世纪英美法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确立了议会主权地位 ，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权利法案（注：西方史家指出，英国光荣革命“维护了议会政府的原则，维护了法治，乃至维护了反对 暴政的造反权利”。[7](230)它成为了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中权利要求和权利斗争的先锋 与布道者。），并进一步在使所有世俗权力当局服从人民意志之后，又 在人民意志周围设下一些限制，使议会立法权力旨在“颁布法律和确定规则，作为保护社会 全体成员财产的壁垒，以便节制权力与缓和对这个社会的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位成员的统治” 。[13](P269、256)以防止议会与国王一样专断，保障自由和权利，并为自由起见，要求“ 政府大可放下一切职能，只须保留国防，维护国内外交通体系和维护治安等功能就够了。” [16](P256)从而使“国家向它的具有完全不同私人利益的公民提供追求框架”。[17](P96) 并开始缓慢和稳定地传播。孟德斯鸠继承了前人的分权思想，建构了“要防止滥用权力，就 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完整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18](P154)这一理论在美国革命进程 中付诸实践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立法机构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从而使法院成为一道通不 过的防波堤，“防止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任何揽权行为对于任何宪法中由权利宣言规定了 的权利的侵犯，它们会自然而然地加以抵抗”。[13](P287)受启蒙思想家的分权学说及英美 革命的影响，法、德等大陆国家在经过议会斗争和革命后，也相继建立起权力分立的政治体 制，并倡导“法治”或力图建立“法治国家”。虽然受卢梭“人民主权”思想和法、德社会 状况及历史传统的影响，其行政权力的地位十分突出甚至有扩张之势，但应运而生的行政法 院，对制约行政权力和保护公民权利则产生了重要作用。以至一些西方学者不无夸张地指出 ，“它现在给予公民的保护，使他不受行政当局酌情裁量行为的侵犯，其保护之周到，比当 代英 国所能做到的更有过之而无不及”。[13](P304)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及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市 民社会权利主张、保障和对公权力的分立制约，使公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权利的要求， 并只能在必要的、为权利实现所需要的、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行使。从而以市民社会权利来勘 定、制约国家权力，以权力分立原则制衡国家权力，进而确保市民社会权利免受国家权力的 肆意侵犯，保障多元广泛的市民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一进程始终以且只能以对宪法和法律的 诉求而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现实保障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 ，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 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 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11](P47)同时，以分权为基础的宪法 制度有一个前提，即对“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和“立法机关颁布的、并非普遍性规则的东西 ”加以明确区分，[13](P289)从而要求普遍有效性的良法之治，诚如哈林顿所言，一个市民 社会得以在共同权利或共同利益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方式，是法治而非人治（注：参见[英]詹姆士·哈林顿：《大洋国》，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页。另见[1 3](P244)）。 （三）市民社会权利保护与法律程序的理性化。有西方学者指出，欧洲人的习惯两次演化为 理 性的法律制度——罗马法和普通法。[19]（绪论P1）虽然有柯克关于英国“老田生新谷”和狄 德罗关于法国“旧偶像倒塌”的法律发展隐喻，[16](P262-263)但是，他们忽略了英法法律 发展都离不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历史演进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而中世纪后期开始的市 民社会自由化和权利保护运动，则有力地推进了西方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在英国，虽然有强 大的中央集权，但地方法院曾掌握在领主手中，它们无力解决镇压叛乱、执行判决甚至土地 所有权纠纷，诉讼程序和证据法也是简朴而非理性的，于是“人们把获得强有力和迅速的救 济希望寄托于皇室法院”[20](P243)，这就促进了程序优先于权利的令状制度和统一的普通 法的形成。渐渐地，“在同专制王权的斗争中，普通法成为议会政党手中的强大武器，因为 普通法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某种韧性，它的繁琐的和形式主义的技术，使得它能够 顽强地抵制住来自上级的进攻。自那时起，英国人便把普通法看作基本自由的保障，用它保 护公民的权利，对抗专制权力的肆虐”。[21](P355)普通法遂成为理性的体现，并需保持其 连续性（注：英国御座法院首席法官柯克曾撰著《英国法总论》(1628—1641)，力图使普通法现代化 并适应16—17世纪英国的社会生活，倡导议会和普通法至上，并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理性。 普通法是理性的体现，它应不断改变但又要保持其连续性。参见沈宗灵：《比较法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17页。）。而衡平法最初是基于弥补普通法的机械令状制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从神明裁判 向具有理性的人的裁判进行转变的结果”。[19]（绪论P6）但衡平法院随后却发展成了王室特 权法院，遂与普通法院发生冲突。普通法对衡平法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乃是权利对权力的 胜利。另一方面，商人曾支持用王室权力创设特别法庭，来将基于民法的理性化法规推行于 经商和海运，以至“都铎王朝制度曾被用作资产阶级打退封建势力顽抗的铁锤，但契约性经 济关系的广泛扩展，以及产权关系在宗教改革的解决中获得的保护，意味着1600年以后已不 再需要都铎式制度了”。[16](P256)于是普通法律师与商人联盟展开了限制王权特权，保护 贸易、财产及自由权利的司法改革斗争，并发动了一场不仅反对高级调查团和星室法院，而 且也反对普通法庭之外一切司法机构的运动，宣布普通法法庭有权制止教会和特权法庭的诉 讼程序，并随即使君权法庭被取消。这样，“建立新刑事诉讼程序的道路打通了，民众对起 诉和定罪过程的监督因此可以成为制度，作证方式也将更合理化。确立大陪审团制度、重申 小陪审团的独立性、严格尊重与证人对质的权利，这些乃是三项重要改革”。同时，“传闻 证据否定法”作为一项制度也“成为了一种新的、合理的法庭诉讼程序基础”。[16](P256 —257、260)这些新的、合理化的诉讼程序不仅能有效地限制封建权力和保障社会权利，而 且也为市民社会权利之间的平等保护、法律的公平适用提供了必要和可能。1688年光荣革命 后，英国对其法律又进行了重大改革，私法得到快速发展，种种诉讼程序得到革新、重申和 保护。尽管还存在着中世纪的传统遗迹，但是，它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法律，满足了 当时市民社会权利平等保护和社会安全与秩序对法律程序理性化的需要。 在大陆国家，法律程序的理性化则是与罗马法的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罗马法复兴正 是对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新兴资本主义成长、市民阶级权利和利益要求、以及君主权力扩张 的反应。为保护市民平等权利，在城市首先开始了废除决斗等非理性的取证手段、确立理性 法和建立一种特殊的城市诉讼程序的运动。[22](P610)而接着受罗马法复兴思潮的影响，教 会法开始强调理性和良心。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也决定禁止教士参与求助于神意 裁判或上帝判决的诉讼程序，这也就排除了此前诉讼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不合理证据制度。 因此，以教会法为榜样的，一种新的、较合理的、也较复杂的书面而非口头诉讼程序，在欧 洲大陆各国逐渐被采用了。它不仅引起了司法组织深刻而有决定性的变革，也为社会受法律 支配观念的确立和法的统治开辟了道路。（注：参见[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第46页。当然，第四次拉特朗主教会议对英国也有很大影响，它导致英国对陪审制度的倍 加重视和最有效地利用。参见[20](P245)）在此后的罗马法复兴过程中，地方习惯法、教会 法、商法与罗马法互相竞争和渗透，但最终还是导致了欧洲大陆对被视为“成文的理性”的 罗马法的接受，这样，“已经被认可的罗马法发展成了获得解放的市民社会的法律”。[23] (P86)罗马法的突出特点是重私法、重实质，也即注重确定个人间的权利和义务，但诉讼程 序也十分重要。因为按罗马法观念，诉权是对权利的保障，甚至认为“先有诉权而后才能谈 到权利”。[24](P855)欧洲大陆对罗马法接受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改造 ，[25](P22)出于适应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新贵族和市民阶级的权利平等保护要求 及扼制封建司法特权的滥用和非理性化的需要，公开审理、言词辩论、自由公证等诉讼原则 得到重申和发扬。正是“由世俗和宗教两方面都进行的诉讼的双重合理化，蔓延到整个西方 的世界”，[22](P722)法律规则的至上性和市民社会的普遍规则秩序观念得以逐步确立。经 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欧陆的法典编纂活动，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法律原则和制度， 把权利和权力、权利和义务都纳入法律有效规则的框架之中，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建 立。 （四）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与法律形式化运动。随着城市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一种新的 精神面貌由此形成，这大致上正是仍在彷徨中的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精神面貌，包括一整套 规则，一系列可能性和计算，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和致富的艺术”，[26](P609)在相当程度 上，这些城市对外是摆脱封建束缚而自主自治的，对内则是摒弃封建等级而自由平等的，从 而孕育了民主参与、自由平等、权利和契约、法律和秩序等思想观念，富有了一定的自由理 性精神和历史意识。这种观念、精神和意识体现在城市法上，就是其“共有特征”、“世俗 特征 ”、“宪法特征”及“发展能力”。而为满足贸易发展和商人阶级需要而出现的商法，则是 “典型的资本主义法”。[10](P475、407、479—481、424)这些法律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内容 和体系，并确立了理性审判程序，从而开始了法律形式化运动。 其次，“3R”运动推动了市民阶级法律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罗马法复兴的真谛并不在 罗马法本身，而在于以它为承载而体现出来的时代要求。罗马法精神的核心是私法精神，[2 7]其市民法和万民法包含着对自由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遗嘱自由、财产私有等市民社会私权 利的确认、契约自由和衡平原则的肯定及法律理性化倾向，这正与中世纪城市市民社会精神 相 吻合，“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有 了现成的”。[28](P454)而按时代需要对罗马法精神与原则进行改造，进而构建新型理性的 、形式主义的法律规则体系，恰是城市市民社会发展并突破其城墙而向全社会扩张过程中所 要求的。文艺复兴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充分肯定上，并 “呈现一种新的市民意识即社会责任感”（注：[7](P68)一些历史学家就曾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起因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 利。因为象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国家是世俗性的，他们强调公民的责任、忠诚和关心 公 共福利。他们发展了一个强烈的信念，即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它本身的利益。参见[5](P1 25)），而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坚持的力量是太大了， “它们一旦被恢复和重新提出，就无法加以永远的控制”。[29](P67)进而成为自由理性的 近代市民社会精神的重要源泉。它与罗马法复兴运动相汇流，不仅加速了罗马法的传播和接 受，也为市民阶级的法意识、法观念注入了人文精神及理性因素。对教会而言，它曾将行商 算作朝圣者一类而予以保护；它动用了大量资源来研究包括商业法在内的罗马法；它掀起贸 易是否合于道德的争论，并在结果上大大有利于市民阶层；它还发展了法庭和诉讼程序体制 。可见，城市市民社会及其法律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宗教息息相关的。而且，“没有教会 ，新兴市民阶层是不可能建立和传播正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16](P56、54)从11世纪开 始的“十字架反对弯月”的十字军东征，使“一种新的、专门运用于商人需要的法律，在十 字军东征时期兴起于热那亚，并传播到地中海沿岸，又循商路传向北欧”。[16](P61)市民 意识形态 也随之扩散。而在16世纪城市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君权主义抬头及文艺复兴运动深入展开 基础上发生的宗教改革，则促进了个人主义和宗教自由，即“在宗教领域里坚持自我权利， 其程度和政治领域以及经济领域里的情况十分相似”，也“促进了民主，至少促进了有限君 主政体”。[50](P215)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自由精神及权利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世 俗的、个人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方面日趋得到加强。”[30] (P34)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早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构成了西方历史的第一个重大 转折点，它不仅是西方法律传统的源泉，而且也是西方其他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的源泉。” [10](P642) 再次，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兴起促动了近代法律形式化运动。按哈贝马斯的观点，市民社 会公共领域是与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相分立，而与公共权力领域相对抗的公众舆论领域。在这 里，公众通过对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与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并进行理性批判，从而 为公共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是市民社会与国家发生分离并获得自主性的 结果。这时国家权力才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性”，市民社会成员的私权利也获得了确 认，因而，从等级身分和血缘纽带中走出来而成为独立、平等的“单个”经济人，并形成具 有批判精神的公众。因此，直到18世纪初，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才率先在英国出现，成 为“私人聚集以迫使公共权力在公众舆论面前获得合法化的场所”。而“公共领域的政治功 能从作为编纂法国革命宪法的一个构成要素很快就变成了传遍整个欧洲的口号。”[23](P24 、80)至此，城市市民社会走向近代市民社会过程中所涌动出来的，并日益高涨的自由理性 的市民社会精神，就不仅获得了理性、人权、社会契约、法治等为核心内容的成熟的自然法 理论形态，（注：中世纪中后期“法治”观念所依赖的超验的神与自然的正义，已为人权、民主的价值及 相关的信念，即古典自然法理论所取代。参见[10](P359)）而且从边缘走进中心而赋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功能和载体，获得了更加经常、 更加有力、更加自觉的批判精神和社会导向地位。这个“公共王国恐怕不只是用批评态度监 督国家运行，而是启发、指导和控制它们。它这样做的合法性恐怕是由于它代表了市民社 会流行的观念，此外，恐怕还由于它是作为统治者制度的赞助者而不只是它的臣民。公共王 国一旦作为一个置于国家真正中心的选举的议会来构成，便可以为选民服务，并且激活国 家通过制定一般的和抽象的法律的方法，以它的名义代表在选举的代表中形成的多数或少数 对既定的问题所持的流行的观点的倾向。”[17](P85)事实表明，法德等大陆国家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的勃兴，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确立和法典编纂运动，法、德 、奥等国家《民法典》的产生，“不仅代表了市民社会的利益，而且动用了市民社会的特殊 媒体：它们都经历了由私人组成的公众的反复公开批判。通过有奖征文和问卷调查，公众舆 论对法典的制定做出了贡献，甚至在没有议会机构的地方或议会机构不起作用的地方，如拿 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基本上也是如此”。[23](P86)从上可以看出，在整个18世纪，公众舆论 都被当作是那些建立在争论——理性主义概念之上的规范的潜在立法资源，它“试图为社会 领域建立的‘法律’除了普遍性和抽象性的形式标准之外，还要求自身具有合理性这一客观 标准。”[23](P58)因此，作为资产阶级私法经典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就“反映出从 最初的城市起义开始就一直推动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精神”。[16](P246)这样，自由理性的市 民社会精神就以至上性的自然法为理论表现，凭借公共领域而注入法律体系之中，成为西方 法律形式化运动的重要驱动力（注：当然，法律的形式化运动也是与国家权力紧密相关的，也即专制君主在谋求市民阶级支 持而建立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对法律理性化给予深切的关注。参见K·巴基、S·巴里克： 《国家在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国外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另见公丕祥： 《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227页。）。 纵观西方近代法治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看出昂格尔关于西方法治产生的论断的深刻之处 （注：昂格尔断定法治的产生得益于多元集团和高级法（自然法）这两个条件。参见[11](P59)）。但是，更具有历史底蕴意味的是，西欧独特的历史条件和遗传因素，导致了中世纪中后 期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扩张，进而开始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和对立的发展进程，从而使 市民社会权利能有效伸张并与国家权力相抗衡，最终通过“市民社会革命”使国家权力服从 服 务于市民社会权利，并把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纳入一致性、普遍性的法律规制框架之中 。同时，市民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涌动出来的自由理性精神，为这一制度框架提供了必要的 内在合法性支撑，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也就成为西方法律传统首要而基本的价值。[31](P 3、7)纵然我们不能断言这是近代法治产生的全部因素，至少它也是最深层、最本质的因素 。 二、走向现代法治的分殊、趋同及其当代挑战 虽然经过17—18世纪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相继在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确立了近代 法治，但是，这些国家的法治在确立、发展并走向现代法治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却并不 相 同，即以英国为代表的“法的统治”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法治国”最为典型。这一人所共知 的事实表象背后，反映了英美和欧洲大陆国家作为法治基础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 差异。应当说，封建贵族、教会、市民与王权之间的多元对抗与妥协，是中世纪中后期的普 遍特征，但是，英国与大陆国家所不同的是，“没有一种旧因素彻底消亡，也没有一种新因 素彻底胜利，或者某一种原则取得了独霸优势。各种力量总是在同时发展，多种利益和要求 总 是在折衷调和”，即使是在正当纯君主制如日中天的都铎王朝时代，我们也会“看到民主的 原则、公众的力量在同时兴起和壮大”，而不像大陆国家，“包括宗教界和世俗界在内的多 种社会因素——君主制、贵族统治制、民主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首尾相接”。[1](P218 )这种更为复杂、更为活跃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机制，推动了英国议会的成长和职能强化，[32 ](P194)而且为近代市民社会的成长和扩张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机会，并创造了宽容和 自由的社会精神，形成了英国反抗王权、维护权利的自由主义传统。这无疑加速了英国市民 社会及其契约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其市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强大，并逐渐能够左右国家前进的 方向。正是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力量，通过议会形式与王权进行长期斗争，并 在哈林顿、洛克等人的法治思想鼓舞下，形成并发展了“英国人受法律的统治而且只受法律 的统治”的法治模式，它包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除了代议制立法机构的权力之外，所有 政府权力都应当由适当明确的法律来分配和限定”。[32](P34)这样，作为市民社会代表的 议会，就获得了至上的主权地位，并通过“法律的统治”把国家公共权力框定在法律规则之 下，以制约国家权力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国家权力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的权利、利 益的主张和要求，从而形成“自由民主”的社会优位型法治模式，并继而在美国的法治构造 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注：美国法治的发展，又对英国产生了影响。而詹宁斯则对戴雪法治的经典定义进行了检讨 ，进而对“法的统治”理论提出质疑和修正。参见[33](P30—43、211—220)）。[13](P297) 与此不同，德国从9世纪起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长达1000年之久，王权衰微。虽然城市十分 发 达，但因王权十分弱小，教会力量强大和封建势力顽固而无法统一起来，未能占据社会主导 地位。[33](P216～217)当16世纪西欧改革运动使西欧大部分地区市民社会快速发展，并逐 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之时，德国却处于“神圣罗马帝国”的梦想之中，“导致民族国 家、主权国家的建立进程停滞，工商业和农业发展延缓，成为旧封建主义文明的殉葬品”。 [34](P406)这样，就造成了德国市民社会发展速度放慢乃至停滞，议会也与英法不同，市民 社会代表的成分很小，而成为封建贵族的表决器。而1848年德意志革命与英法革命的一个重 大不同，就是要实现统一德国和推翻专制两大目标，但最终由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新 兴资产阶级与容克相妥协而建立了宪政体制，并实行了“自上而下的结构改造”。[35](P52 )然而，德国宪法并非是阶级及统治关系革命性转变的结果，而是“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资本 主义所必需的保障各种秩序，同时在另一方面往往会尽其可能使旧体制得以温存”，因而是 “外表性立宪主义型的市民宪法”。[36](P42)这样，虽然使用法治国家的近代词汇，包装 上近代国家的外观，但仍可以使普鲁士的封建、绝对主义权力继续存在。[37]为此，在普鲁 士议会里不得不进行围绕“法治国家”原则的多场斗争，直到19世纪才创立独立的行政法院 ，“法治国家”才赋有了新的内涵而有所改观。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德国的市民社会没能像 英国那样发达到足以对抗国家，并使国家服从于自己的程度，而在外来压力下进行资本主义 改造和引进法治原则的背景下，必然要产生偏重于国家的“法治国”理论并付诸实施，从而 构造了德国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家”。日本近代化进程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其 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导致的强国家、弱市民社会的结果，而且它是在西方文明压力下而后发进 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因而自然很容易地接受了德国“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36](P18)[37 ] 不管是社会优位型的“法的统治”，还是国家优位型的“法治国”，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 都开始出现相互接近的倾向。在英国，管理私人生活和公民财产的行政权力机构呈现快速增 长之势，且新的社会和经济立法赋予这些机构以不断增加的处置权。“更为极端的是，法律 甚至赋予行政机构决定某种‘一般原则’的权力，依据它可以剥夺公民私产。这样，行政机 构就拒绝使自己受制于任何固定的规则”，对“法的统治”的尊重也明显下降。这种状况在 美国也有几乎同样的发展，[13](P384)因而出现了“法治国”的某些因素和倾向。在德国， 自 19世纪60—70年代以后，创设行政法院来监控行政权力，以防止行政权力威胁个人自由和权 利，从而开始为“法治国”注入实质内容，直至前西德基本法才实现了由“形式法治国”向 “实质法治国”和“社会法治国”的转变。日本在二战后则采取行政权力的“法律保留” 等形式予以转化，这就出现了“法的统治”的某些因素和倾向。此时，“法的统治”与“法 治国”理论和精神，也在概念、重视基本人权、重视行政权和用征税完成社会福利等方面发 生 了趋同，[39]并且共同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科技迅速 发展、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和社会生活复杂多变，使得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 生了重大变化。其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变异，即一方面是福利国家对市民社 会的更多干预和公司国家的官僚化倾向，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 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加之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冲击，使得“政府 和公民现在越来越明显地生活在一个一体化的信息环境中”，政府和市民社会也“并不存在 永久的界限”。[39](P77、83)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异，必然引发对西方法律传统 的挑战——“不仅包括过去数百年的所谓自由的概念，而且也包括源于11和12世纪的西方法 制的结构”。[10](P39)其突出表现就是法律及其运行对集体主义和公共政策的强调、行政 立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更多的实质性正义关怀及国际法对国内法的效力优位要求等等， [10](P38—48)[11](P180—206)[57]这导致了西方法律传统诸多特征的改变，[10](P43—46 )并直接危及到其传统法治精神与原则。对此，西方法学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注：作为自由主义法治理论倡导者的哈耶克就宣称，法治“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 由在法律上的体现”。（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此，在一个有过多计划的社会，法治就不 能保持。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要求政府的一切强制行动，“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 性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个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 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3](P352)昂格尔则指出，福利国家和合作主义导致了法治的衰落和 对实在的、公共性的法律的冲击，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法治已趋向于解体。[11](P18 0—189)基顿、伯尔曼等人强调福利国家对法治的侵蚀。（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10](P45—46)与此相反，哈贝马斯则认为，自由主 义法治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型，并没有导致彻底中断自由主义传统，而是表现了连续性。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于，“社会福利国家在延续自由主义国家法律传统当中必须对社会关系加以 改造，因为它也想维持一种能够包括国家和社会的总体法律秩序。一旦国家本身上升为社会 秩序的支柱，它就必须在对自由主义基本权利作出严格规定之外，明确说明社会福利国家发 生之后‘正义’如何才能实现。”[23](P257)弗里特曼、艾伦等人也指出，回到与自由主义 法治 概念相应的“守夜人”国家去，太脱离现代民主的现实了，也是拒绝整个现代文明的趋势。 （参见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480—481页。）甚至在有关国际会议上开始讨论福 利国家与接近正义运动的“第三波”问题。[57](P5)而后现代主义法学则对西方法律进行了 解构，进而寻求“对法权的关怀，即对人类的关怀”。（ [德]阿图尔·考夫曼：《后现代法 哲学》，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从根本上讲，它们都是西方国家和市民 社会关系发生变异，“后工业社会”冲突、现代性的“断裂”和全球化对世界的“压缩”等 所导致的外在冲击和内在危机的产物。（参见[美]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 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8—208页。）面对西方国家与市民 社 会的变异给法治带来的种种危机，昂格尔概括提出了超越现代社会法律的“循环论”和“螺 旋论”；[11](P221—225)伯尔曼注重西方与非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传统的研究，探求 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以摆脱其危机。[10](P53)哈耶克力倡明确肯定的、普遍主义的法 治对国家权力的规束，以捍卫自由、民主和私域权利。（参见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 第82—86页；《自由宪章》，第321—348页。）而哈贝马斯则提出新型的“程序主义范式” ，以期找到走出“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二者“难局之途”。（ [德]于尔根· 哈贝马斯：《法的合法性——〈事实与规则〉要义》，许章润译，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 与法社会学论丛》(3)，第9—10页。））。 事实上，近代市民社会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获得了“政治解放”并与国家并立发展以来，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矛盾关系一直是困扰西方世界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 干预主义也始终是影响西方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思潮，并且此消彼长。[40]而高度 社会化、国际化的现代市场经济形成之后，市场与计划、企业与政府、微观规范和宏观调控 便紧密地交织在一起。[41](P3)个人主义学说的化约论也使自己处于要么否认政治主权而陷 入无政府状态，要么否认个人自由而陷入专制主义的困境之中。[42](P246)人们逐渐认识到 ，自由主义应“承认公众的和私人间的矛盾，承认个人和公民、个人和群体的双重角色。问 题在于：怎样找到共同的目的，同时又保留达到共同目的的个人手段；怎样确定个人（以及 群体）的需要并找到满足需要的共同手段。[43](P341)而平等与效率的艰难选择及市场失灵 与公共失灵的现实困惑，也迫使西方人殚精竭虑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设计与权衡（注：参见[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王忠民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 988年版；[美]查尔斯·沃尔夫：《市场或政府——权衡两种不完善的选择》，谢旭译，中 国发展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面对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多变、福利国家危机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力流变，[44]西方国家 则开始企业化的行政改革，由此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45](P300)超越“左”与“右” 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和实践逐渐兴盛起来，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市民社会参与国 家、市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等等。[46]（导论）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权威为基础、以自上 而下的单向度权力运行标志的“统治”，渐渐被以多元权威为基础，以分散化、相互的多向 度权力运行为标志的“治理”所取代，力图形成政府和公民，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互动合作关 系，以实现“善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2000年版；杨雪冬：《第三条道路：旧路还是新途》，载杨雪冬、薛晓源主编：《“第 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这种“善治”赋有“透明性”、“责任性”、“回应”和“有效” 等基本要素，然而，其十分重要的要素则是合法性和法治（注：参见俞可平：《引论：治理与善治》。在西方有关“有效治理”的含义中，法治居于首 位。参见[法]玛丽—克劳德·斯莫茨：《治理在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肖存毛译，载俞 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第268页。）。法治诉求自然难以机械固守西 方传统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价值原则，但是，它也绝不会为福利国家的过度权力扩张而张 目。因为“在整个西方宪政史中始终不变的一个观念是：人类的个体具有最高的价值，他应 当免受其统治者的干预，无论这一统治者为君主、政党还是大多数公众。”[47](P15)而且 ，“自由法律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都已表露出明显的缺陷（注：“自由法律范式”主张法律主体应理性地追求其人生目标，自主地构设“私法社会”（所 有权和契约自由），期望只要保障个人自由领域即可实现社会正义。可是，它忽略了法律能 力的平等因素，因而“一方面，私法的现有规则必须作实质性的详尽说明；另一方面，必须 引入基本的社会权利，这些权利主张更公正地分配社会财富，以及更有效地防止社会导致的 威胁”。而在批判“自由法律范式”基础上产生的“福利国家范式”，则出现了福利温情主 义，它补救实际生活条件和权力位势（差别）的努力，导致了类似“标准化”干预，“这将再 一次限制假定的受益者对自主的人生目标之追求。”参见哈贝马斯：《法治与民主的内在关 系》，景跃进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香港），1994年（总第9期）。）。为此，“第三条道路” 政治的指导性原则，就是深化并拓展双向民主，使“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 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和发展。”[40](P73)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作为西方 政治哲学的两大主流，也呈现明显的对立与互补之势，[48](P127)其核心是重新思考国家行 动的形式和界限与市民社会的形式二者良性互动关系，以期协调自由与平等、个人/群体与 国家、私域与公域、个性与共性、普遍与特殊等等的对立冲突。在此情境下，“追求政治合 法性，追求一个以尊重权威和法律为特征的政治秩序，意味着追求民主自治模式的必要性” 。[49](P416)可见，西方法治正面临着挑战与创新并存的局势，虽然它尚不十分明朗，但其 力图回应和超越的趋向却清晰可见。而亚洲赶超型国家（如日、韩等）是在“外生后发型”现 代化进程中，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互动关系，川岛武宜就曾直言：“我们缺乏市民社 会和作为其政治反映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态势的支配下，向中世纪甚至向‘神话时代’的复 归，否认个人的自由，比近代法意识及伦理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结果只能是靠权力‘从上 面’强行地控制”，[51](P48)这难免会导致一种权力规则秩序。因而，其法治进程很重要 的方面，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目标来构建多元社会，衡平“亚洲价值”和“西方价值”，韩国 甚至有学者极端地主张以国家立法、执法为主，逐渐向辅以社会多元立“法”、执“法”过 渡，并最终以社会规范来取代国家法制。[52]而市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也同样构成了当代非 洲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因素。[52](P197—198)从上不难看出，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发展关 系的变化，决定着法治的走向和模式。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不仅奠 定了法治产生和运行的社会基础，也设定了法治运行的边际或界限。 三、启示：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与中国法治之路 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其演进却是人类社会共有的。为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而且其唯物史观 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页、第43页；《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然而，东西方的市民社会与 国家呈现的确实是迥异的发展道路。古希腊城邦是一种公民政治共同体，公共生活和私人生 活相“复合”而使国家“直接等同于社会”；[17](P96)而古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发生 了分离，[54](P22—26)但奴隶制商品经济是在国家政治、军事和法律的支持与保障下获得 繁荣发展的，因而呈现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状态（注：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凯撒与基督》（上），第428—440页，《世界文明史 ——凯撒与基督》（下），第512—527页；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8年版，第88页、第102—103页、第27—28页、第75页等；金观涛、唐若昕：《西方 社会结构的演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而进入中世纪，表面上是“无国 家”状态，实质上则是市民社会直接地具有政治性质形成了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吞噬（只不过 这种吞噬是脆弱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第284页；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 史》，第2卷，第11页。），直到近代市民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而与国家并立发展。在印度、中 国、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及斯拉夫等东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则没有那种曲折发展的 经历，从国家于社会中产生之时起，便反过来侵吞了社会，形成国家同化、吞噬市民社会的 “东方专制主义”。它没有古希腊那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复合”，也不同于古罗马那种国 家对市民社会的“监护”，更不具有西欧中世纪国家吞并市民社会所附有的那种多元权力斗 争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而是坚固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单一性。这种“总合统一体”的国家 神圣气质成为东方社会的共同特征和历史遗传基因（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3页；刘学灵：《东方社会政治形态史论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275页、第301—364页。）。不仅造成了东方社会的停滞，也使民 主法治无以产生和发展。直到在西方国家殖民扩张的严重压力之下，东方国家才纷纷以革命 或变革方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赶追现代化，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分离互动也才提上日程，民主与 法治也才开始起步。虽然我们不能囿于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及欧洲中心主义、东方主义 那种僵死的二元论（注：进入20世纪后，西方中心论在斯宾格勒、汤因比、马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努 力下，逐渐转变为人类文化多元论或全球文明论，它“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 方人或非西方人”。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吴象婴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西方学者萨义德、中国学者日知等也对传统二元思 维模式及“东方专制主义论”提出批评或质疑。参见[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 ，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页、第266页；日知：《中西古典学 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434页。），但东、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迥异的内在关系和发展逻辑，确实在相当 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法制在东西方的不同历史命运。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互动关系的建构已成为一种世界浪朝。就是说，“只 要现代国家还趋于动员和重组它的国民生活，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这种界分似乎就一定会继续 起作用”，[56]它构成了民主生活和民主秩序的核心特征”，[49](P394、396)并呈现一种 “ 全球走向”。[56]可见，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重要，即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推进 当代民主与法治的关键。应当说，尽管西方一直在努力调适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以应付其民 主与法治受到的严峻挑战，但受其资本主义性质的局限，他们是难以确立起其国家和市民社 会的良性互动关系的。而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公域与私域、权力与 权利、个性与共性才能真正最终统一于人的自由发展，故而二者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切实确立 起来，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才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然而过去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片面 乃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之传统东方遗传因素的作用，我们曾推行高度集权 的政治经济体制，使国家同化乃至兼并了市民社会，不仅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滞了民主法治进程。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进 行市场化改革，以“小政府，大社会”取向来调整和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以适应全 球化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我们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民主政 治、市场经济和理性文化这一“法治基础和条件”的一般性解说及其实践，更不应仅仅是法 律制度的简单植入和法律体系的建构及其实施，而应立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这一深广视 野来审视法治及其理论建构，并着力建立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立互动、双向制衡、民主合作的 良性互动关系，营造法治的本土化根基。即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并努力推进其自主性 ，立足服从服务于市民社会需要而缩减并转变政府职能，进而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 力 权威和“良法”之治（注：多元社会权利包括个人私权利、民间社会组织权利、基层自治（如村民自治、乡镇自治、 街委自治等）权利、公司自治权利以及其他经济组织权利等等。公权力权威意指职能少而有 力的公权力，而不是职能多而无力的公权力。这种公权力应限于宏观调控管理并依法赋权和 运作。“良法”之治是指法律应贯彻自由、平等、人权等社会主义正义法精神，赋有至上地 位并成为治国之根本。），使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相回应和契合（注：即依法治国应立足于对社会的回应，并以市民社会自主自律的内生秩序为源泉和根基， 以 避免“依法治理”中的权力法律化和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懈怠主义倾向。）。只有这样， 才能以多元权利来分享、平衡和制约权力并扼制腐败，才能使权利和权力共同纳入法律规制 框架之中并树立起法律至上权威，以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为核心取向的法治秩序也才能最终 确立起来。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若干问题探析 [摘要]“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必须纠正教学偏差，深入贯彻课程改革理念，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明之间的互动作为知识整合的基础，在互动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又重视学生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学生的品德、个性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本文探析了历史与社会课程教学改革中存在的若干典型问题，以求得对新课程的深刻理解。 [关键词]课程改革 课程理念 教学偏差 途径策略 “历史与社会”综合课程把现实社会生活作为教材的基点，强调面向社会、面向生活，注重运用概念、知识和方法去了解人生、理解生活、参与社会。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教师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有些偏差，教学中也存在许多偏差。我就普遍存在的一些教学偏差入手，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对“历史与社会”新课程粗浅的看法。 一、纠正学会收集资料等同于学会运用资料的偏差，培养学生处理材料的能力 让学生收集资料是新课程教学中经常用到的方法。在一些学校布置的课程改革展示中，往往能看到学生们制作的精美的资料册。但在这些精美的资料册背后却是：有的学生只是从电脑上下载资料，装订成册就算完成任务；有些教师将学生制作的资料册收上来，便束之高阁。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没有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认真阅读。教师更没有引导学生运用所收集的资料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时间和纸张的浪费。 学会收集资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学会收集资料的目的在于学会分析资料并运用资料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第一，教师应该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收集资料，避免让学生收集一些漫无边际的、大而无当的资料；第二，收集资料以后，教师应引导学生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辨别、分类和取舍；第三，教师应帮助学生通过资料的阅读，概括出当时对所探讨问题的研究结果和进展；第四，根据对资料的研究，让学生提出质疑、自己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另外，教室里应留出学生展示资料的空间，使资料得以为学生们共享。 二、纠正“自主”变“自流”的偏差，加强教师的组织和指导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学习的主体，学生能动的创造性的学习是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和教育的途径，实现自主性发展是教育教学活动的目的，是一切教育教学活动的本质要求。但是现实的教学往往把学生“自主”变成了学生“自流”。强调把读书的时间还给学生，有的教师上课便让学生自己看书，没有指导，没有提示，没有具体要求，由学生一看到底，典型的“放羊式”，有人称之为傻读；有的教师甚至一味强调学习内容由学生自己提(喜欢哪一段就读哪一段)，学习方式由学生自己选(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学习伙伴自己挑(想和谁交流就和谁交流)，典型的“自流式”。这样做，学生表面上获得了自主的权利，可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主。因此，自主学习离不开教师的指导。教师要设置动态的教学设计方案，善于放大学生思维中的闪光点，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思考状态，师生之间产生思维的碰撞，一起完成教学任务。自主学习强调学生自主探究，不等于学生自己学习，并不是说教师可以撒手不管。学生讨论时，教师应该以听、看为主，把注意力集中在讨论上，在此基础上，迅速地加以思考下一步的教学应该做哪些调整，哪些问题值得全班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教师讲解，教师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只要教师持之以恒，课堂必定会变得既生动活泼又井然有序。 三、纠正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重视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 突显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是新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和特征，也是教学具有教育性规律在新课程中的体现。但是，这不意味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可以“独立”和“直接”进行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只有与知识、技能、过程、方法融为一体，才是有生命力的。于是许多教师通过开展活动的办法，落实健康情感和过程与方法的培养，又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虽有活动但没体验的偏差，有为活动而活动的倾向，因而不会成为有效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对学生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实际的作用。 新课程所提倡的活动是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的统一，是操作活动与思维活动的统一，它旨在引导学生通过动口、动手、动脑,亲自体验过程。例如，有位教师在讲《我的压岁钱怎么用》这一课时，就让学生在活动中深入体验正确的理财观。 师：关于理财，希望我们的同学都把算盘打得精一点。做到收益多多，生活棒棒。过春节时亲戚朋友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岁钱吗?平时父母也会给你一些零花钱吗?现在花了吗?怎么花?假如今天你的小金库里还有800元钱，请为自己订一个理财计划。 生：日常花费，如买零食、乘车费、学习用品费；娱乐费，如看电影、玩游戏等。 生：准备一个小本，在上面记录花费的用途、时间。 生：每周自己进行结算。也可以交给爸爸、妈妈审核，以便获得改进开支的合理性和必要的自我金钱管理的指导。 生：理财计划单(略) 师：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希望同学们感悟到什么? 生：安排支出要科学，增加收入要选择。 师：个人生活这样，家庭生活这样，国家生活也是这样。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才能过好今天的生活，并期待明天的生活更美好。衷心祝愿我们的同学在实际生活中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念，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这样的课堂活动是根据学生自己生活经历或经验进行情景设计的，就使新知识在学生的经历和经验的共鸣、碰撞基础上产生。通过“压岁钱怎么用”的角色体验设计，让真实生活经历、体验与虚拟角色体验相结合，通过这些生动的情景角色体验，学生在课堂上就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自然渗透了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价值理念。 四、纠正“历史”与“地理”简单累加的偏差，切实体现新课程的综合性 不少教师一时难以适应新课标的要求，照旧按传统教学方法实施教学，如有关地理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地理学科形式上课，有关历史的内容仍然按照原来的历史学科形式上课，从而割裂该课程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历史与社会”是一门历史、人文地理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相关知识有机整合，在课程目标、课程结构、课程内容及学习方法上也力求整合的新课程。新课程性质要求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其综合性。新课标要求教师做到以下几个“综合”：对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对历史发展过程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对某个事件或现象的分析、认识进行综合，对基本方法和技能进行综合，让课程“综合运用”。比如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有大量的地理知识，很多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地理因素。我在讲“隋朝开凿大运河”这一历史内容时，改变过去悬挂《隋运河图》向学生介绍开凿年代、运河分四段等讲法，而是挂了一幅《中国水系图》，让学生观察中国水系的特点。从中国东部的河流多是东西流向没有南北流向，南北交通十分不便入手，“开凿一条南北的河”，通过测量大河之间的最短距离，“沟通支流”……可见，知识的综合运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凸现出课程的综合性。 为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根据学科特点，在课堂教学中还可做如下尝试。 1．古今相联。“通史”是为了“识今”，是为了展望未来。为此，平时的教学要与当年、当月，甚至当今的社会热点结合起来。讲科技就会讲讲“神六”，讲讲mp4；讲和平，就讲讲日本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讲讲巴以最新冲突，讲讲最新恐怖活动，讲讲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2．文理交融。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综合联系与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到赵州桥，可引导学生进行赵州桥的受力分析，从而理解为什么它会历千年而不倒，体会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 3．文史哲相融。历史与哲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观点本身也是一个哲学观点，“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要求我们用全面观点去思考、去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另外，七年级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创业有方，信用无价”，八年级的“感悟沧桑巨变”等课题本身都充满了哲学思辩色彩。另外，文史之间的交义点是很多的，特别是古典文学(如诗词)更是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总之，“历史与社会”新课程改革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对课改的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和再认识，在反思和实践中逐渐将新课程的理想变成现实。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浅谈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不论从任何尺度来说,都是规模空前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公平的挑战,一方面取得了最迅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各种经济与社会矛盾显化,焦点与热点问题涌现,学界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同的学界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科技界正迎来所期盼的自主创新的东风,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证实科技第一要素的地位,而不是“两张皮”(科技与经济发展脱节)的现实。政府驱动,而又明显带有技术驱动色彩的自主创新,最怕的是脱离市场需求,最终事与愿违,落得科技与经济的脱节。经济学显然是个显学,受到人们的追捧,尽管处在是非的旋涡之中,但经济学界仍然试图解释特殊的中国经济现象,主流的学者们用市场化、效率优先的视角直率地表达观点,而不是回避,尽管成为众矢所的。 社会学界的声音愈益引起人们的注目,尽管久违了,他们热衷于中国社会断裂的讨论,并认同社会的撕裂,进而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关注社会公平。尽管社会学者在中国近代在政治上处境并不好,但他们深入社会实践,实证的科学态度令人敬佩。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传承较少,近20年来埋头引入消化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方法、工具,略显稚嫩,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插不上嘴,需求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时存在,问题是摆脱自娱自乐尴尬处境的出路何在? 1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一个资金与技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管理问题 生产力要素(知识、劳力、资本)都只是一种资源,只有通过企业家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才能转化为财富和社会进步:知识没有一定的创新体系(即公私机构的知识生产、传播、应用网络)和制度环境的保证,科技成果很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现实生产力又甚难转化为效益,导致科技与经济的脱节,先进的科技未必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劳动力生产要素也只有通过组织、调动才能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能动性;资本要素同样只能通过有效的管理才能获得预期的回报,相反,疏于管理,资本反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日本10年的经济低迷。 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列茨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以外,另一种资本是社会和组织资本,变革的速度和模式取决于这种资本的形成,国力的增长也取决于这种社会和组织资本。”中国有让世人羡慕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高外商直接投资(FDI)、庞大的科技队伍、用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因此,中国不缺钱、劳力、科技,唯独稀缺的是社会组织资本,这是转型国家的共同点,也是中国的当务之急。社会组织的管理也是生产力。 2 中国管理学发展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 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恢复办学迄今)才短短的20年,却是辉煌的20年,队伍硬软件设施的建设是突飞猛进的20年,难于找到另一个学科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应该说其基本骨架已经搭起,已经走过了学习、借鉴、模仿,从文本到文本写读书报告的阶段,中国管理学和管理教育已经成熟,这应是个基本评价。现在面临着后20年的路如何走的问题。这里包括学科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重点突破学科的选择。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思路问题。中国管理学的发展思路很像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发展思路的表述:中国哲学应从“照着讲”转到“接着讲”。 中国管理学不也是应从对外来管理文化“照着讲”的阶段,走向“接着讲”的阶段吗!这是一个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历经多次外来文化的传引和影响,但到头来都是本土文化逐渐消解融合外来文化。 管理思想根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因此必须本土化。中美两个核弹之父,一个邓稼先,一个奥本哈默,两种管理思维,两个都成功了。有人说,若两人互换位置,可能都不成功。也就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人颠覆了美国世界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美国人不服,麻省理工学院(MIT)深入丰田总结出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经营理念:贴近客户,善待员工,低成本,零缺陷。但它根植于日本民族文化传统,美国人很难学到手,就像日本人很难学到美国人的创业、冒险的创新精神,只长于模仿一样。 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也必然有这样一个过程:从引入、解读到中西“体”、“用”之争,从晚清开始我们就经历过多次“体”、“用”之争,但都回归到西为中用和“接着讲中国”。如果要使中国管理学得到发展,对当今世界管理科学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必然要从“照着讲”向“接着讲”转变,现在就要看中国管理学界如何“接着讲中国”了。 至于如何“接着讲”,可援引类似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1]关于中国哲学“接着讲”的路径: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接着中国管理实践讲。 (1)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宝藏,就连诺奖得主们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也说:“人类迎接21世纪的挑战,必须从2 500年前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更何况寻求中国传统管理的智慧。眼下管理精英们和社会公众的国学热可作旁证。 (2)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掌握西方管理学的真髓,融合中国管理思想,逐步形成中国化的若干管理学流派,立足世界管理学界。 (3)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包括马克思、的管理思想;中国人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时独特的处理化解危机的能力;调整自己,拨乱反正;处理SARS公共危机;适应经济全球化;以及近年崛起的粤商、浙商的非凡经营能力等都是值得“接着讲”的命题。后20年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战略目标:建立中国现代管理学,将管理学中国化。 它的特征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髓,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 有可能首先突破的学科:宏观管理与政策学科,由于经济与社会热点问题多,需求急迫,近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量猛增,2006年占申请项目总量的44%,且均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问题。 3 对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几点认识 3.1 管理学是个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 学术研究背离中国管理实践,学术本身就意义不大,只有脚踏中国实地,中国管理学的世界地位才能显现。学习、借鉴、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目的在于得到如何治学、治组织、治国的能力,解决本国的管理实践问题。研究中国情景嵌入和中国情景依赖的管理科学是中国管理学界的责任,因为没有人能够替代我们,这种研究对中国和对世界都是至关重要的。 3.2 突破管理学研究的承袭思维,多做些中国管理实践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管理学研究的历史积累和挖掘较少,处于弱势和“拿来”的境地,但不能老是承袭,老是“拿来”,老是停留在克隆一个美国商学院的追求上,老是靠“吃别人嚼过的馍”过日子。对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管理观念和术语,因为毕竟语境不同。应提倡对中国管理实践多做些实证研究。目前管理学院在处理学术研究和教学上,过于偏重培训教学,偏重MBA,这也是由于竞争,人们对学位的不懈追求和院长们对市场的敏锐把握,管理教育需求很旺,但院长们也应冷静地思考长远目标和学术地位。 3.3 队伍建设应从培育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做起 中国管理学界队伍还很年轻,队伍建设和学术研究既要反对循规蹈矩,也要反对急功近利、趋炎附势和学术失范。要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竺可桢把科学精神定义为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和专心致志的求是精神。李约瑟把科学方法定义为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数学分析。要有质疑、批判、反思精神,“创造性破坏”的创新才能产生。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挑战自我,敢于挑战传统,敢于引领未来。我们看到在老一辈管理学者的培育下,新生代已经成为一支中坚力量。相信中国可以出现像泰勒和德鲁克那样的管理大师,涌现出大批企业领袖和公共管理精英,应该相信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伟大的管理实践可以造英雄。 3.4 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 这是大学教改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看不见的指挥棒。现在存在一个所谓与国际评价体系接轨(即在世界顶级管理杂志上)的追求,但又面临背离中国管理实践、隔靴搔痒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要在学术成就与对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以及学科发展与国家目标上寻求一个平衡点、结合点。但单靠管理学院自我救赎很难,这取决于大环境,而目前大环境的评价体系出了毛病。对一般硬科学有所谓国际“接轨”,“统一的评价体系”,但对像管理类软科学来说有点难,有学者就提出“什么是轨?”,“不接轨又怎么样?[2]”有几篇在顶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了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提升?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的尴尬处境就会改变?但应该有信心、有目标,着力研究透中国的管理问题,这就是世界的,世界必然认同,国际一流也就水到渠成。 3.5 一个悖论 有的管理学者提出一个悖论:一国有竞争力的成功企业与领袖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一定与一国成功的商学院相联系,日本与德国似乎就是两例。这到底是商学院的错,还是两者并不一定有相关性。国内外对商学院的质疑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大多是来自商学院内部的声音,如“商学院的终结?成效不足,养眼有余”(斯坦福大学菲弗),“商学院如何误入歧途”(南加州大学本尼思)以及MBA的颠覆者麦吉尔大学的明茨伯格[3],问题还是出在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对学术性过于关注和追求,而导致对管理实践的忽略。 TCL的李东生处于国际化的熬煎中时,我们学界何不从并购的财务陷阱、文化差异、市场风险、组织控制等研究上帮他一把,而作壁上观。上汽韩国双龙也苦于处理罢工风潮。20年前日本企业走出去时,据说美国学者给出谋划策,轮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时谁来出点子? 3.6 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 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正满10周岁,年资助金额也已超亿元,自然科学基金的任务是寻找科学前沿,寻找科学领袖,但寻找似乎并非易事,人家的前沿并非我们紧迫的前沿,领袖又牵涉到一个评价体系,撒银子是个很潇洒的活儿,但撒到好处,却是个学问和责任,需要大家的指点。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现代工业文明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历史命运的认识不断深化，而社会主义事业本身正是在这种从不间断的反思和革新中走向辉煌。过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日趋尖锐，由此引发的苏东巨变意味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失败，人类历史更深入而全面地步入了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轨道，这一切都推动着人们从不同立场和角度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本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指导，就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从宏观上作一些反思。 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同源性 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工业化为动力和核心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必然结果[1]。没有以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就没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同样也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产生和发展。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对这一理想的追求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兴起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而产生的，是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原初现代化”(即工业革命前的资本主义手工劳动时期)、三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以及当代信息技术革命等几个历史形态，而与每一个发展阶段相对应的，都是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发展和进步。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理想都产生于“原初现代化”时期。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出现的“原初现代化”进程，则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会产生人类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的开始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其内在的基本矛盾由此也逐步暴露，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基本物质前提。没有相对成熟的大机器生产，就没有相对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就没有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和激化，先进思想家便无以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无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无以找寻战胜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把大机器生产视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强调社会主义作为崭新的社会制度是对机器大生产发展要求的更主动的适应。同时，任何背离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轨道的社会主义思潮都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他们认为，脱离了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客观条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是不可思议的，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只能造就“社会主义的讽刺画”[2]；那些不能反映现代工业社会发展要求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都因其“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令人感到可笑”[3]。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浪潮，使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一步发展为更高级的历史形态——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得更为成熟，资本主义的影响笼罩了整个世界，但由此也发展和激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各种矛盾。正是在这一客观前提下，社会主义运动才得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由此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发展，二战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一切都推动着更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完善，但在二战前的现代化运动中成就显著，展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也奠定了二战中战胜法西斯侵略的强大物质基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制度跨越了一国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新型社会制度体系。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从此成了执政的共产党人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能否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与时俱进，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 毫无疑问，战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曾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然而，战争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遭遇了各种重大挑战后，继续保持和扩展了其先发优势，而苏联及其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没有能够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新科技革命和世界一体化浪潮中遭受严重失败，从反面说明了社会主义运动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通过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紧紧追随现代工业文明前进的步伐，在一个原先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和强大生命力，同时也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事业沿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探索前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客观回顾历史发展和变化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工业文明的每一步发展都同时为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脱离了人类文明的主干道，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种社会形态。从时间上说，有先后关系，也有一定时间内共存的并列关系，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说”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当然也不存在充分的理论根据，早已受到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的批判。误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在它所引发的各种错误认识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它使我们长期以来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运动起源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诞生便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这种认识使我们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源性的认识和研究，忽视了尊重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规律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意义，忽视了对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先进性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与研究，忽视了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和研究，给整个科学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同样起源于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人类文明主干道上长期共存和发展的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最好的理论逻辑。我们只有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或教条出发，才能客观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工业文明带来共同的机遇和挑战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有其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差别和对立，但同源于现代工业文明发展主干道的基本特性，决定了他们必然面临许多相同的机遇和挑战。 从历史的纵向发展看，工业化必然造成各国社会的发展和深刻变化，如经济的进步、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的演变、新社会阶级分层的形成、人们思想和观念的更新，等等。在对待工业文明带来的基本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及基本对策必定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者无疑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无论是我们所希望的，还是我们力图克服或避免的，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抑或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的基本趋势都是注定会出现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不论各国的传统和国情有何差异，“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 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从分散到整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整体世界的形成却主要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基本成果。工业化引起的世界整体化，必然造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域的“相互依存”，全球化是这一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人类都必然愈来愈多地面临着全球共同问题的挑战，世界的“相互依存”推动着各国的互助和合作，在客观上已经不可能再允许“两个平行市场”之类现象产生或存在。和平与共同发展、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共享、反吸毒贩毒、反对恐怖主义、防治艾滋病等问题，既具有地域性，同时也决不仅仅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或地域。世界正变得愈来愈小，作为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正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面对共同挑战的世界需要各国和各民族的共同治理，分散的努力可能使我们面临共同失败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夸大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显然违背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竞争中的合作共处必将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不同的国家既要独立自主地捍卫和维护自身利益，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世界发展客观存在的普遍性和共性。每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不能不顾自身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性，不能不顾本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也决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潮流。忽视主流文明扩展的基本趋势而过分强调自身特性是经受不了历史考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某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遭遇的挫折，都充分说明了背离人类文明主干道的严重后果。 西方是现代工业文明起源的摇篮，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进程中迄今仍处于领先地位。由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领先地位，西方各国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也保持着相对的先进性，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保持和扩展着其优势地位。为了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保持和扩展其优势地位，维护资本主义的长治久安，西方国家针对工业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不断建立、调整和完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运行机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甚至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吸取了大量营养。在应对工业文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方面，西方各国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宝贵经验。然而，我们却长期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孤芳自赏，没有充分认识或承认西方国家在应对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先行者的地位，不顾客观事实和基本规律，总是拘泥于姓“资”姓“社”之防，盲目排斥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道路上已经取得的各种经验，更没有能够充分重视和研究它们的各种教训，反而把西方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某些不可避免的现象当成了资本主义的特有弊端加以批判，这使我们在实践中一度偏离了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道。 列宁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5]；“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5]。邓小平同志也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6]；“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6]。面对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带给人类的各种共同机遇和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决定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积极适应世界的发展和变化，积极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在最大限度加速国内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同时，积极推动国际范围内的广泛合作，为世界的和平和发展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社会主义运动肩负着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建立人类理想家园——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光荣使命。在社会主义尚处于理论形态的发展阶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这就是说，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决不能放弃或忘却自己的根本目标。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告诫我们：“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如今，世界历史又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不能跨越历史阶段的谆谆教诲，以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必须既胸怀远大理想，更注重严谨求实；仅凭一腔热情而急于求成，必然危害乃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前景。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6]只要简单回顾各国共产党人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历程，我们便会发现：超越阶段、急于求成是带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现象；邓小平同志的论断正是对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是要与一定的民族国家形式相联结的，这就必然首先要求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国际领域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两者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的国际外交关系。社会主义既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她自始就与资本主义相比较而存在，以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克服资本主义矛盾和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为己任，这就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在人类文明主干道上更好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要求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超越目标是密切相联的。换言之，没有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就不可能最终战胜和代替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6]；“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6]。无疑，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把握了问题的实质。 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赶超使命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由于历史发展的因缘际遇，社会主义制度都首先建立在工业文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而这一点过去却没有能够引起各国社会主义者的高度重视。他们都面对着相对落后的发展基础和条件，都面对着国内相对更多的前工业文明因素的障碍和干扰，都面对着学会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问题。简单地说，都面临着始终保证在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上永不偏离前进方向而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艰巨使命。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文明发展中的相对滞后表明，实现后发赶超是社会主义各国在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基本目标。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必定是既相互否定，又相互借鉴和交流，既相互竞争又合作共处。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长期性以及社会主义各国工业文明发展的现状，决定了这种竞争共处关系的长期性。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十分重视西方各国在应对现代工业文明机遇和挑战中的经验教训，更加重视彼此之间的合作和共处。即便将来实现了后发赶超目标，世界将进一步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我们将更不可能在自我封闭和孤芳自赏中步入人类的理想家园。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展望21世纪下半期中国发展前景时所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6]。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在实现后发赶超的进程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科学本性。列宁曾经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8]。邓小平同志也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要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循着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轨迹不断探索前行，才是一条科学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既要不断地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更要充分重视克服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或思潮的干扰，充分重视“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唯有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后发赶超的战略目标。在批判各种前工业文明势力和科学认识资本主义本质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旗帜鲜明地作了大量论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是，新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正呼唤着新的理论创新，经典作家们的探索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开端，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现象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坚持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表明我们经过多年探索，已经找到了一条在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切实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苏东巨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曾经深深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客观的现实都告诉我们，随着人类历史沿着现代工业文明主干道更深入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新阶段，在它赋予资本主义以新的生命力的同时，它也必将为社会主义各国迅速实现后发赶超的现代化目标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必将为美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和生机。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环境史学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率先出现的一门新学科，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既有和谐共生的一面 人类自从进入文明史并形成社会以来就有了对疫病的记载，而每一次大规模的疫病都给它影响所及的人类社会留下深刻印记。疫病是随着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形成较大规模的聚居而发生的，并往往随着族群迁徙，商贸往来，征战侵掠而传播。疫病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对科学和文化的认知、思想与世界观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进了各种社会的转型。 例如，希腊古典文明在公元前5世纪曾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并与地中海、黑海沿岸地区有了较频繁的来往，但疫病也随之传来。公元前431—404年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及战争中爆发的多次大瘟疫给了古典文明以巨大冲击。文明的中心雅典据说有1／4的人口因瘟疫死去，苏格拉底在这场危机中从“我知道我一无所知”的命题开始，探讨个人的道德与知识追求。“医学之父”希浮克拉底也因传说在这场瘟疫中采用了正确的防治方法而名声大著。此后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成就达到了又一个高峰。古代城都制度文化也开始向“希腊化”的世界性文化演变。 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达到了它的最大扩张极限，地域横跨三大河。但在公元165—180年出现了被称为“安东尼黑死病”的大瘟疫，据传帝国的人口减少了1／3。罗马的“黄金时代”自此结束。当时的罗马皇帝马司·皋勒留写出了《沉思录》，表现了对人生的消极态度，认为人是自然机体的一分子，要服从自然的规律。基督教在此的影响迅速增长，尤其是耶稣治病救人的事迹在此时颇能打动人心。罗马帝国公民的自豪感开始让位于对个人拯救的关心和对整个世界所有人命运的思考。 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开始了“收复失地”的远征，但随之而来的是带来了一场被称为“查士丁尼瘟疫”的大流行，一直持续到8世纪。有人估计死亡人数超过千万。这场瘟疫影响到这次收复失地的失败，由此使欧洲东西方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分裂形成。欧洲西部诸国将罗马皇帝与希腊正教的文化抛在一边，开始建立自己的“帝国”和宗教权威、罗马教会与教皇，并形成了西欧特有的封建制度。 但对欧洲及世界影响最大的瘟疫流行发生在14—17世纪，这场瘟疫包括鼠疫和其他疾病，在14世纪从地中海地区传到欧洲大部分地区，这场被称作“黑死病”的瘟疫产生的影响更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首先，欧洲西部的封建制度受到沉重打击。黑死病涉及地区人口死亡多达1／4甚至1／2，造成了劳动力的奇缺，封建庄园主对农奴的人身束缚不得不松弛以至瓦解，封建等级制的土地占有关系也难以维持，土地的个人所有权与自由劳动力雇佣关系和货币地租的发展，人对于自身生命、成就、追求幸福的价值观念在这场瘟疫的冲击中开始发展，人文主义的思潮涌现出来。薄伽丘的《十日谈》就是在躲避黑死病中写成的。文艺复兴正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这也是由于天主教会传统的信条和仪式在瘟疫和死亡面前显得软弱无力，许多人不得不思考自己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中拯救自己，文艺复兴的思想对他们就有了强烈的吸引力，因为它表现了人对健康、完美与幸福的人生的向往。 16世纪从德意志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也是在瘟疫的阴影下酝酿的。16世纪初德意志瘟疫横行，当时的许多画幅描绘了死亡瘟神到处横行，降临到每个人面前的形象。天主教会却在出售赎罪券敛财，这是激起民众普遍愤慨的重要原因之一。疫病的流行也使医生的地位较以前更被重视，而医生是当时主要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哥白尼、帕拉赛尔苏斯、塞尔维特、诺查丹玛斯等人最初都是以行医而知名的，尤其是他们研究和医治过瘟疫。他们的名声也使他们的科学思想得到发表和传播。陈旧的医治观念与巫术虽盛行一时，但终因无效而逐渐被较为科学的医疗方法取代。人们开始接受疏散、隔离、洗手，注意饮食卫生、干净的饮水、新鲜流通的空气等生活方式和观念，一些地方和国家当局对于防治瘟疫是否关心和采取有效措施，是16世纪各种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倡的“公共福利”理想，是对统治者进行评判的一个主要方面。 瘟疫在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侵略中起到了更可怕的作用，法国史学家拉杜里称之为“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和随之而来的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入侵美洲，他们带来的疫病成为美洲本地人最大的杀手。美洲本地人在孤立的状态下，对外来的疾病毫无抵抗力，人口的绝大多数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后100年中陆续死亡。农业发达的墨西哥死亡人口达90％，秘鲁达70％以上，加勒比海地区本地人则完全灭绝，这就为欧洲人征服美洲并大量殖民提供了条件，但也造成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此之前，欧洲殖民者已在西非洲海岸建立了据点，但却由于无法抵御热带疾病不能深入内陆，于是就想出来贩运非洲黑人到美洲当奴隶的办法，上千万非洲黑人被运往美洲，特别是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巴西等美洲本地人灭绝殆尽的地方。当然，美洲也将梅毒等疫病传到欧洲，最初它是一种很快致人死命的病症，后来才衰减为一种慢性性病，梅毒的出现对欧洲近代性伦理及生活方式也有很大影响。此后，欧洲殖民者对澳洲和大洋洲的入侵，也使当地居民的大多数因其带来的疫病而死亡。而与此同时，欧洲殖民者对亚洲的入侵，则因为“亚欧大陆生存圈”的交往已有数千年历史，没有造成大的疫病，欧洲人将亚洲殖民化的企图终未成功。欧洲殖民者在全世界的侵略扩张也带来了疾病的全球一体化，它影响到了今天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西方人”在其中的优势地位。当然这其中一个决定因素是“西方社会”首先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并在较大范围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世界历史上几个重大转折的关系上，瘟疫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是有着多方面原因的。如人口的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国家社会活动范围由于领土扩张、征战、商贸而扩大，战争、饥荒使人口抗病力普遍下降，社会的衰败使国家或社会管理体制僵化无能，人心涣散，旧有的文化与知识传统(包括巫术、迷信和错误的防治方式)不但无法应付疫病反而造成了负面效果等，而瘟疫的大流行的冲击又往往大大加强了以上诸因素造成的危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只有求变以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如通过民族的融合增加先天抗疫病的能力，减少或停止劳民伤财的征战扩张，改革国家社会的统治管理体制或进行革命建立新制度，以新的思想、文化、人生世界观重新整合社会的凝聚力和人的精神面貌，更多地了解自然环境及揭示其中的科学秘密，提高人的身体与精神生存质量，采纳更先进和符合卫生的生活方式，并在社会生活中重视对周围的人与环境的关怀等。在古代与中世纪，人们对疫病的认识与应对是艰难、曲折、缓慢的，但如果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以正确的方式应对克服伴随疫病而来的挑战，这个社会与这种文化就会衰亡，反之这个社会与文化就会延续发展。在解开许多古代文明的兴亡之谜时，疫病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尽管有了先进的科技与医疗手段，但从艾滋病到“非典”的一系列疫病流行，说明人类与疫病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以史为鉴，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讨与反思。 历史与社会小论文:历史与社会教学中课堂教学论文 1营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的氛围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倡导学生自主、创新、合作的学习方式。作为初中教师的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在课堂成为真正的主人呢？首先，就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由于初中生在学习上容易造成心理方面的障碍，一是因为紧张，二是有自卑的心理；所以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必须要从根本上消除学生心理上的这两个障碍，从而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学习环境。通常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多给予学生微笑，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多沟通，积极的、努力的为学生创造平等、轻松、和谐的课堂。同时，在课内外要鼓励学生多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通过实践证明，在民主的学习氛围中，人的思想才能被有效的激活，才能促使学生在思想上树立“我要问”“我要学”等积极的信念。 2加强学生体验，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初中生在学习历史与社会属于一种认知活动，当然这种活动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这样才能促使学生获得认识的发展和提升[1]。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学生的主体性，教师进行有效的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体验来完成知识的感悟。在教学中，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演讲、问题式的教学、讨论式的教学、游戏、实物的演示等，从而有效的激发学生的感觉、思维细胞，积极引导学生的情感体验。例如，我们在讲解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给日本军赔偿了2亿两白银的时候，我主要是采取了介入式的方法进行教学：首先告知学生1亿两白银折合出来为37.87g，接着让学生计算出2亿两白银到底会有多少吨重呢？那么，若是我们使用载重8吨的汽车去拉这些白银，需要多少辆汽车呢？通过这样的提问，学生就在已知的条件下，算出未知的结果，当他们在算出结果之后，脸上并没有露出成功的神情，反而呈现出凝重的表情。此时此刻，我再抓住时机引导学生，让他们根据自己算出的结果谈谈此时的心情、感受；不时，同学们纷纷义愤填膺的谈论到：“那个时候的清政府怎么会这么的腐败，这么的无能呢！如此多的赔偿只能是导致国库的空虚，没有钱的‘帮助’，怎么可能不受到别国的欺压…只有我们国家富强了、有足够的实力之后才能不受到别国的欺负。”通过这样体验式的教学，不仅能让学生感悟到历史的真实性，还能加深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仅能减轻教师以往机械性的照本宣科，还能实现学生灵活自如的学，以及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最终提升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 3教学方案的精心设计，以实现学生主动学习 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下，教师要精心的设计教学方案，以实现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让学生在课堂内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学习空间和时间，最终实现学生真正、主动的参与到学习中去。 3.1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 教师不再是以往知识的“复制者”，学生也不再是被动的接受知识；根据新课标的教学要求，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实现教师‘引导者’，学生‘自主者’的教与学的位置。例如，在教学“商鞅变法”这章节内容的时候，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总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相关法的内容，让学生‘学得累、背得烦’。根据新课改的教学要求，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并理解商鞅“废”的是什么内容？而“立”的又是什么内容？接着，学生可联系已学习、掌握的知识，从土地制度、奖励农耕、军功、建立县制等几方面去思考。通过提出这样引导性的问题，不仅加深了学生对商鞅变法内容的掌握，同时还理解了变法的意义以及性质等。由此可以得出，引导性的教与学，对激发学生的思考思维，深化学生对知识的认识、理解、掌握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还有效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习惯。 3.2有效设计问题，以激发学生主动的思考 在课堂教学中，多给学生一点思考、活动、表现、展示、合作的时间、空间、机会等，促使学生积极的投入到自学中，真正的感受到知识的浩瀚、自学的乐趣，最终实现学生的‘我要学’。例如，在讲对秦始皇修建长城这一举措的进行评价的时候，首先就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思考时间和空间，在他们思考、探究之后，在班级内举行辩论赛。没有想到，当辩论赛一开始之后，同学们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辩论赛体现得十分的热烈。同时，在辩论赛的过程中，平常班级内的几个较为调皮的同学，也是积极的参与到辩论赛中，并且表现十分惊人、反应速度非常的灵敏，总是抢先站起来对对手对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性格较为内向、胆小的同学，也被激情的辩论赛所感染，时不时的还是会举手发表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辩论，促使同学们热情的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不仅能锻炼他们的口才，还能培养学生合作、交流的习惯，让他们深深的感受到“历史与社会”的无穷乐趣。同时，推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教学的设计中要帮助学生找到知识的亮点 该学科对学生来讲，已经不再陌生，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的会接触、知道一些，只不过，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较为片面、零散。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首先要从历史的角度对如今的社会形成一个整体的、全面化的认识，其次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思考、解决问题，最后还要对掌握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促使每一位学生能在已学的基础之上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例如，在教学完‘唐太宗帝国新政’这一章节内容时，为了要加深同学们对唐太宗整体认识，可做如下的布置：人的生和死是一种自然现象和规律，它是不可以逆推的；古时候的明君也是如此，唐太宗不同凡响的治国安邦之道是值得世人效仿的；那么，现在请同学们在书写自己的心情，同时请大家根据自己对唐太宗的认识和了解，对他进行总体性的评价，并为他设计一段墓志铭。为学生布置这样的一个新奇的任务，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同学们为了设计出好的墓志铭，绞尽脑汁，积极的翻阅有关唐太宗的历史资料，并开展踊跃式的探讨、交流，纷纷设计出了巧妙的、具有内涵的的墓志铭。 4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历史与社会的教学中，教师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精心的设计教案，在课堂教学中，给足学生思考的时间和学习的空间，在不违背新课改要求下，尽可能的让学生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而真正的是实现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人。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问题教学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国内外有很多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人了解到,在国内不仅中小学进行问题教学的探讨,就是高等师范、电大等大专院校也在探讨这种教学方式,中学各学科,语文、数学、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各个学科,也都探讨和采用问题教学这种教学方式。在中学历史学科的教学中,也有许多人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这种教学方式如此长久地、广泛地受到各层次学校、各学科教学的普遍关注?那是因为,问题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好手段、好方式,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 关于问题教学的含义,国内外有很多论述,在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的问题教学我倾向于这样一种表述:问题教学它是综合借鉴目标教学、结构教学、图示教学、程序教学等教学方法的模式、理论,运用摄影、录音录相、电影、电视、计算机CAI技术、互联网等最新的教学技术手段,通过问题的展示和学生的质疑问题,形成教学过程的双向交流,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归纳、比较、概括等能力,提高学生思维素质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问题教学或称问题教学法,可与其它教学模式结合在一起,或融为一体而实施,也可以有单独的自身的模式结构,对于问题教学,我们不仅要探讨它的结构,更要了解它的本质,更要善于在教学实践中运用这种教学方式。 一、问题教学的结构探讨 关于问题教学结构模式,综合许多研究成果和本人教学实践的体会,我认为可包括:一、问题的生成与呈现;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这三个环节或过程,如果再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那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新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 (一)问题的生成和呈现 大凡搞研究的人都知道,问题就是课题。在课堂教学中,问题就是教学的内容,解决问题就是教学要实现的目标,那么问题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又如何提出问题呢?简言之,问题的生成就是指提出问题的背景,在什么情况产生问题,提出问题;问题的呈现相当于问题教学中的问题设计,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我们先看问题的生成。 问题从哪里来,古人说:“学起于思,思源于疑”问题从教学中来,从学习中来,从实验和实践中来,没有学习和实践就没有问题的产生。在学科教学中,提问的权利为师生共同拥有。从问题产生的背景看,有教材内容中的问题,有背景材料中揭示的问题,有社会生活实践中碰到的问题。 问题的呈现,就是用什么方式提出问题,与问题的提出者和问题生成的背景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问题的呈现一般通过创设问题的情境来实现。创设问题的情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多媒体影音材料来呈现,二是通过事例的口头描述或由实验提供的事实来呈现,三是通过文字材料来呈现,而就问题提出的内容看,①通过创设情境直接提出问题;②让学生对所面临的要加以理论解释的现象和事实提出问题;③由旧知识拓展引出新问题;④从日常观念和科学概念的矛盾中引出问题;⑤提出猜想,并加以检验提出问题。由于在教学中教师常常发挥主导作用,教师在问题设计时往往从以下方面去做:①围绕知识重点设计问题;②采用“模块”设计问题,即通过把本单元的学习内容高度概括,建立本章本节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又掌握了本单元的知识结构,便于把主要精力放在掌握每个单元的重点知识和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③营造情境设计问题。如前所述,问题设计要营造与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而且做到:一要有新意,有意义;二要有概括性,使学生掌握解决同类问题的方法;三是要使学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教师的提示能够解决此类问题;④指导“学法”设计问题;⑤利用资源设计问题;⑥便于“自测”设计问题。 (二)问题的理解与探索。 这是介于问题提出与问题解决之间的问题,问题有多种类型,也分为许多层次。国外有人将问题分为呈现型,发现型,创造型三类。①呈现型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或教科书给定的问题。此类问题一般具有直观性,直接性的特点,其思路和答案是现成的,呈现型问题的结构可能比较简单,也可能是多层次的可以用一个图示结构完整的体现出来。如“试述新文化运动产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这类问题多为教材中重点问题,一般是重大事件的背景或原因,内容与过程,结果与意义的阐述和说明,一般可将教材中现有的文字表述作为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是学生一般要熟记的问题。②发现型问题的答案是已知的,从人类认识的角度看,未提供新见解,但从学生认知个性来说,却是独立的发现,是探索,这种探索过程中形成的意识和思维发展,就是真正的创造和发现。发现型问题有几种情况,一是需要概括、归纳、综合的问题;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国家统一等方面有哪些大的政策调整,有哪些理论创新?”二是需要分析论证的问题,如,“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什么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什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此外还有比较、评价等方面的问题;③创造性问题是人们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是具有开创性的问题,是发明的先声。“发现型”和“创造型”问题都具有创造价值。这两类问题体现了提问者的自主性,执着的追求性,个性思维和开放性特点。但是,对于中学教学来说,最有实用价值的是发现型问题,引导学生直接参与问题设计,鼓励学生自己发现和提出问题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向老师提问比教师提问学生更有意义。问题教学在预习、导入、课中、课尾以至课后,学生都有权利不断提出和补充问题。尤其要鼓励学生提真实的问题,不设禁区,不鄙视学生提出问题的幼稚,真诚地欣赏学生不断 萌发的问题意识,积极引导学生自主和合作地解决问题。 (三)问题的解决与拓展。 “问题解决”是在创设多样问题情境,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基础上,指导学生主动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并从各种途径去探究问题的答案,从而把握事物发展的特征和本质,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问题教学倡导一种把已获得的知识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从知识传递中找到不仅是已有的结论,更主要的是联系尚未解决的问题。问题解决不只是解决已提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发现新出现的问题,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问题教学的归缩是新问题的产生。 “问题教学法”在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时,有教师的释疑,也有教师指导下的课堂讨论,师生共同释疑,更有教师逐步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查资料,解决问题的探索。有人更主张把解决问题的义务由学生承担,让课堂展现学生的思维过程,领悟学习方法,训练表达能力,“让孩子自己解决问题”。如何才能真正让学生解决问题。①共同梳理提出的问题,保护学生提问的积极性,分清问题的结构和层次,分层处理问题;②给足时间,充分思考,促进思维的发展;③展示问题解决过程,尊重学生的创造。要以独立或合作探索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形式,抓住教材和学生理解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学生创造,充分展现思维过程,保护学生的创造权;④正视学生个体差异,珍视学生的批判。无论问题得出怎样的结论,都是学生思考的成果,都要尊重,要让学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基础上萌生新的问题,从而产生更高层次的学习热情。⑤为解决问题提供设备帮助与智力支持。 “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思路,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①从教学方式的角度考虑,充分体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②从逻辑方法角度考虑,弄清问题的结构和类型,提倡解答一个问题,力求寻找多种途径,因为解决某一问题的本质是相同的,实现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甚至问题的答案也可以是开放的。③解决问题一般或采用归纳法,或演绎法,或采用辨证思维等方法解答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问题教学的本质思考 “问题教学法”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和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的一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和重点,是培养创造型人才的准备、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应该从学生的思维能力入手。历史教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历史问题教学正是适应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方法,也就是说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历史创造精神的培养正是历史问题教学的本质所在。 为什么历史问题教学是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好手段,好方法呢,那是因为,思维从问题开始,创造力从问题开始。亚里士多德说:“思维自惊奇和问题开始”,问题是思维和深入学习的起点。在问题教学中,问题设计与思维过程紧密相联系,两者有机结合是实现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培养创新精神相统一的突破口。历史问题教学从那些方面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呢? 历史问题教学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的培养一般有以下几种: ①灵活思维。对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分析中,不为习惯思维所束缚,灵活地综合运用相关的知识,主动变换思维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材料进行深层的发掘和高精度的提炼,去寻求解决问题最佳方式和方法,说穿了就是培养思维的敏捷性。在教学内容设计时,如果所设计的一个个、一组组彼此联系的问题群符合绝大多数学生认识水平和认识规律,并辅之以适时的启发诱导,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的思维就会越来越敏捷。第二,问题设计时要注意设问角度的多变,问题答案的多个,解决方法的多种,同时还要注意问题的可迁移性。第三,从一个中心向四周辐射谓之发散,将多个问题指向同一个中心,谓之聚焦,也是训练灵活思维的方法之一。 ②深层思维。能够在历史现象分析的基础上,抽象概括出其中隐含的人类社会变迁与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和趋势,做到“以史为鉴”,形成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师设计问题时,要通过提供新史料,创设新情境等方法,为学生进行抽象、概括思维训练创造条件,培养历史思维的概括性。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从诸多个别的特殊事物中概括归纳出一般的基本规律和共性的认识,与运用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去指导认识个别的特殊事件的演绎推理能力,是培养学生思维概括性的具体内容和方法。思维概括性是思维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形式,是思维发展的基本反映,问题教学法对培养学生思维的概括性是大有益处的。 ③批判思维。指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对前人积累的知识,能正确分析批判,开动脑筋,勇于探索,反省自己纠正不适应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以期得到全新的思维成果。教师的问题设计,就要能引导学生不为前人观点所左右,独立地寻求问题的结论。这就是培养学生思维的批判性。思维的批判性是思维活动的内在动因,没有批判就没有创新,没有批判就没有发展,没有批判的世界将是一片灰色。历史思维批判性的培养,会使学生在醒悟和批判中,变得越来越聪明,思考问题越来越深刻。 ④创新思维。历史创新思维培养,一般指借助联想,运用直觉,释放灵感的方法去对未知史事进行自主创新的思索,提出全新的创造性的方案,进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非逻辑化的思维,创新思维的训练,一般在历史总复习阶段进行。这就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的创造性是思维属性的最高形式,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思维能力的最高形式。实际上思维活动的每一过程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每一次思维活动都应该具有创造的本质。平时我们所见到的独特的见解,新的概念,定律、公式、新材料产生,新颖的论证方法和做法等,都是创造性思维的突出标志。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学生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有许多方面,比如历史思维的求异性,历史思维的深刻性,历史思维的准确性,历史思维的迁移性等等。历史思维能力的扩展主要通过辩证思维、学术问题的争鸣商榷、学生的质疑问题等形式实现。在集中、求同思维的基础上,进行发散和求异思维,启发鼓励学生从静态历史时空到动态历史时空的转变中,从历史的哲学思考中,从人与自然、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中,从人的自身发展、社会发展史观及规律中进行深入的思考。 三、历史问题教学的实施方略 以“创造力”培养为核心的历史问题教学,其内涵包括历史问题意识培养和历史思维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同时,现今中学历史高考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高考命题已向“浅知识、新情境、热问题、重综合、重能力”方面转变,历史学习特别是历史复习,要让学生在突破基础知识的同时,提高历史思维能力及学科内部综合和学科间的综合能力,为此: 第一,注意培养问题意识和提高自身素质。①学生质疑和教师提问要适当互补;②保护学生的问题意识,教师要多一些宽容,对学生积极参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行为及时加以肯定。把教师的信任化作学生进步的动力。对于学习中学生提出幼稚、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持宽容的态度,要允许学生出错,允许改正,允许保留,欢迎质疑,欢迎争辩;③教师要加强自身修养,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开放式教学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对于拿不准的问题,要坦诚承认自己的不足,与学生共同研究。 第二,具体落实历史课堂教学中的问题教学。①以“问题”为引导,指导学生搞好历史学习,学习前可以书面问题的形式指导学生从历史条件,历史阶段特征,影响等方面进行自我预习,检查学习效果,对于学生存在的模糊认识或错误理解,作为重点分析内容,对学生能联系其他学科知识,运用科学发展观分析历史现象,这种超书本知识范围,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教师要加以鼓励。②以“问题”为中心帮助学生形成历史知识结构。问题教学要让学生站在一定的高度去分析历史,构建历史知识的整体结构,变机械记忆为理解记忆,提高学生的记忆能力与理解能力。③以“问题教学法”突破历史复习的教学重难点。现今的高考中,历史学科的知识考查以学科主干知识与社会热点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主,这是高三复习教学的重点也是肄业班历史教学的着眼点。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知识也就成了教学的难点,历史教学要充分利用问题 引导学生突破主干知识,并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新情境,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④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学生良好的历史思维习惯。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培养学生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评价原则,方法等形成良好历史思维习惯,在评价中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等思维方式,全面分析评价历史人物;另外在对历史事件,历史文献等的比较问题中,帮助学生形成较为固定的历史比较方法与习惯,同时得出一定的历史启示,以挖掘历史的思想教育功能。在对历史事件,政权组织,政治运动等性质分析提问中,形成分析性质的一般思维角度与方法,在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时,培养学生多角度,全方位分析历史的思维习惯。⑤以“问题教学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某一阶段、某一专题、社会热点作为问题设计的中心,既可培养学生历史学科内部的综合能力,又可培养学生学科间的综合能力。⑥以“问题教学法”指导学生的历史课后学习。 第三,提供学生课堂教学以外历史“问题解决”的学习平台。根据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在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必须给学生提供“问题解决”学习的平台,这样的平台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计算机、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平台,发展远程教育的教学模式,建立专题学习网站,开展在线讨论,异步讨论等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BBS系统中建立学科主题讨论组,教师设计能将讨论逐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让组内学习推向深入。二是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碰到的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不宜在课堂上展开,根据分层教学的原则,可以鼓励学生作为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立项,然后,进行较长时间的研究,以充分利用社会教育资源和学校教育资源,为我们深层次教学和学习服务,从而从实战角度培育具有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的人才。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 创新,已成为时下教育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历史教学中也是如此。不少具有强烈求索和实践精神的教学工作者及时实现观念更新,大胆采用新的教学思维模式和教学方法。在尊重科学,服从真理的前提下,鼓励学生标新立异敢向课本质疑,向资料、老师说:“不”。这些,使历史课堂教学充满生机,促进历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也应该看到,有些试图创新者脱离教材,学生和社会实际,违背了创新的真谛,造成历史教学中某此无序状况,表面看来很是花哨、闹热,实则让受教育者无所收获或少有收获,甚至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其表现大致有下几种:理插科打诨。课堂上开玩笑,讲佛教、讲到鲁智深醉打山门、《蒙娜丽莎》就是达芬厅的自画像变形之美。博得学生一惊一笑,以为这就是创新。二是滥加臧否。课堂上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个人之好恶,道听途说之材料,任意评说,引起学生认识混乱,以为这就是创新。三是放任自流。课堂教学胸无成竹,缺乏驾驭课堂的能力,扔下几个问题,不加引导与指点,让学生争争吵吵,无结果而散,留下认知上的空洞或缺陷以为这就是创新。四是活动取代。有的以参观、讨论取代教学,或以“电灌”取代“口灌”,缺乏与课文的有机结合,仅仅停留在历史教学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科的特殊性,还以为就是创新┉出现这些现象,究其原因,是出于对创新教育的裨理解有误。创新教育,说到底,就是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培养受教育者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开发具有不同禀赋学生的潜能,使之成为应21世纪需要的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我们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不应该是勉强为这,形工序义的,而就该是贯穿教师创新意识与求实作风,精心筹划、设计与操作,确有成效的。 历史教学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短程能力的关系。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基础知识的传授与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能力源于知识。试问,对基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时空都茫然无知,你能说他有历史思维能力吗?当然,知识又有待于转化为能力,单纯地提“知识就是力量”,也有片面性。知识必须经过加工、联系、拓展和重组,才能在今年内后的实践中应用于。当今世界上的经济、文化、民族、外交关系中的盘根错节、风云变幻,深长思之,仍可从古今吵外历史现象中找得巫通之外。水有源,树有根,在历史教学分明新中,必须注意知识与能力并重,舍近求远何忽视知识传授,片面强调能力的作法是不可只传授知识,不教给学生思维方法,不培养成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作法同样是不可取的。 二是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教学手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既要讲继承,又要讲发展,对传统教学手段不能一概否定。实际化教学,有形有影有声,入眼入脑,活泼感人,这是创新;站在讲台上,一本书、一支笔或加一幅图,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师生心灵感应,产后情感受上、意识上的共鸣,这也是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表面,而在实质。当然,我们不能以此为“满堂灌“辩护。不过,我前历史教学工作者有必要在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上做文章,使自己教学更趋完美。我们不能固守传统教学方法,排斥先进教学手段,而应使二者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从不使用电化教学手段同的,可否试它一试?课堂气氛过于沉闷的,可否注适入一些新鲜空气、启疑、激疑、释疑,让教学过程式充满思辩性、挑战性、生动性呢? 三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历史教学形式应该多样,因课而异,因材而异,因人而异。变化多样的教学形式往往能给学生以新的刺激感,形式活跃的课堂氛围,给学生发挥聪明才智提供适宜的载体。在这方面,不少教师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创造。有的把讨论引入课堂,让学生阐述观点,说明道理,甚至围绕一些史不界尚有争论的问题,把学生分为正方、反方,一形辩论。如郑和下西洋、殖民主义的后果、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等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都可分为辩题。不必担心学生越辩越糊涂。 在教师的主导下有序进行的课堂争鸣只会带来学生热情的高涨,发散性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的提高。 四是课内与课外的关系。历史课堂教学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总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还有一些矛盾客观存在。如历史教材的相对稳定与史学材料的大量涌现,信息剧增的矛盾,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的矛盾。所以历史教学分明新不仅要注重课内,还要充分利用课外,只有课内外双管齐下,有机结合,形成合力,才能促进历史思维,历史创新能力的发展。这里有很多形式可供利用。如结合教学,有计划安排学生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考古遗址、图片展览等;组织学生到学校和地方图书馆借阅相关的历史资料;组织学生参加学佼、地方的历史知识竞赛,重大历史题材影视片评论,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演讲以及历史小论文比赛活动等。课内是实施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主阵地,课外活动则是课内的延伸和深化。在这是,必须注意的是,课内与课外,不能成这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要努力形成契会点,要引导学生进行广泛的课外阅读。丰富的知识是创造的先导。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其他自然学科、社会科学知识,就不可能纵览古今,正确地总结过去、指导现在、预测未来,就谈不上创造才能的发挥。学生的知识面愈广,愈具有综合性、渗透性,其创造力普愈强。 “古文科斗出,新叶剪刀生”。我们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承担着重要的使命,我们的作为21世纪建设人才的价值取向、人文素养、知识构成和能力素质紧紧相连。我们应该站在“面向现代化、不懈的追求,研究和实践历史教学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开拓出中学历史教学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 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历史教育论文历史教学创新处理几个关系”,更多内容请点击精品学习网论文频道。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 （广西教育学院政教系 李露） 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改进和加强学校的德育工作，培养德才兼备的跨世纪新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就历 史教学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传统美德教育与现代化建设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 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它对中华民 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 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有了 很大的改善。但是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值得注意和忧 虑的是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腐蚀和毒害。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和贪图享 受的思想，正扭曲着一些人的灵魂，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协调，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在现代 化建设中，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更多地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还必须创造能够适应新经济关系的新道德体系， 即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不但能够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能够保证物 质文明按照既定的价值导向健康地发展。传统美德是现代化新道德的基础，是建立新道德体系的思想材料，其 内涵我们完全可以赋予现代意义，使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大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教育工作者的重任，对教育青少年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 ，激励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自信心，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 格人才，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道德教育是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挖掘丰富多彩的典型素材，寓道德教育 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可以对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历史学科的特殊功能所在， 是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学历史教材蕴含着不胜枚举的可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极好素材，针对当今改革开放形势和青少年学生 思想的实际，我认为当前在历史教学中应大力提倡的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1.精忠报国 在封建社会中，报国往往是与忠君联系在一起，众多的士大夫以一死报君恩来昭示自身的气节，但更多的 志士仁人、民族英雄，如苏武饮雪吞毡、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气贯长虹、戚继光英勇抗倭、林则徐虎门销烟 、陈天华钟鸣狮吼、谭嗣同快哉赴死，都是在国难当头之时，或为国御侮，或抗争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浩 然正气。从古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直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都表 现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高风亮节。 2.天下为公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如墨子推崇的“摩顶放踵，利于天下而为之”、诸 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淹主张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国事家事 天下事事事关心”、孙中山提倡的“天下为公，大同世界，”这种崇高的志向和博大胸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 精髓，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在中国历史上，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奉献者，光耀星繁，代代相传 。从大禹的三过家门而不入，到班超立志边疆几十年，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都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精神。 3.勤劳节俭 中华民族自古褒扬勤劳俭朴的美德，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史书上不乏这方面的箴言，如“一生 之计在于勤”、“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等。中华民族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如马钧发明翻车、李春建赵州 桥、黄道婆改良纺织工具……都是劳动创造世界的生动事例。墨翟、隋文帝、王安石、范仲淹、明成祖、曾国 藩等，均可谓节俭的名人，而、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节俭的模范。 4.自强不息 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传统意识，提倡做人要“刚健有力”，“自强不息”，为事业要“废 寝忘食”。自强不息，奋勇进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志气，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住，它使我 们这个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使我们历尽艰难而不衰亡，具有强大的凝聚 力，战斗力。 历史上不乏前人自强不息之记载，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左丘失明而作《左传》；孙膑双脚被膑而作《 孙膑兵法》；司马迁被处宫刑而发愤十五年著述成《史记》。这些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生动事例，将激励学 生为实现理想而奋勇进取。 5.立志勤学 从古到今，炎黄子孙立志勤学的言论、事迹比比皆是。从古人的韦编三绝、墨池、划粥、悬梁、刺股、囊 茧、映雪、借书、挂角到今人的为民族昌盛而学，为中华崛起而学，其精神感人至深。立志勤学是一种民族责 任感，是人才成长必须具有的精神，也是事业成功，国运昌盛必须具有的精神。 6.仁者爱人 孔子最早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它除了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作用外，对于协调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起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创建社会主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要教育青少年懂得 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做到“与人为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 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杰出人物热爱人民的事例，如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 ；扁鹊周游列 国，为民治病救命；林觉民“将爱你（妻子）之心去爱天下的同胞”；罗盛教舍己救人的壮举，都充满着对人 民群众关心、热爱之情。 三、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历史教学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有两条：一为历史课堂教学，一为历史课外活动。这里，就历史课堂教 学方面谈些做法。 教师是历史课堂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他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德育目标、有意识地选择德育内容与手段 ，达到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目的。 1.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学生学习历史这门学科，总是要通过一节节的课堂教学来完成的，这就要求教师在制定课堂教学的德育目 标时要明确、具体。如李白、杜甫、白居易不但才华横溢，诗艺高超，而且具有热爱祖国、忧国忧民、关怀民 情等高尚的思想情操。应当以此向学生进行做人要德才兼备的教育。在制定目标时，还要注意恰当。如果脱离 了所教内容空设目标，或超越学生水平制定高深而不切实际的目标，都不会收到好的教学效果。 2.深入研究教材，把握丰富的德育内涵 中学历史教材涉及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十分广泛，其中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教师应该时刻把 “给青少年播下传统美德种子”作为己任，深入研究教材，努力挖掘教材中包含的传统美德教育内容，并作统 筹安排，通盘考虑，根据各个时期教材内容制订施教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任 务。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1)说理教育。在历史教学中要重视说理，即人们常说的“晓之以理”。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寓教于史。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具体事实的知识对于形成观念和信念，起着很大作用”。教师在叙述历史时 应始终用丰富鲜明的事实来揭示传统美德思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学生在具体、生动的历史知识中提高 认识，懂得道理，逐步形成有关的观念和信念。二是要启发诱导。中国古代教育家早就提倡循循善诱的启发式 的说服教育。《学记》载：“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因此，思想教育不能采取 硬灌的办法，而应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中悟出真谛，在心灵中受到启迪和教育。三是要联系实际。这是指针 对学生存在的思想疑虑和不良行为进行教育，但教育时要注意分寸，抓住要害。如特级历史教师蒋炳光看到一 些学生不爱惜劳动果实，浪费粮食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现象他在讲“文景之治”时，着重讲文帝提倡节俭，景 帝爱惜谷物的事例。景帝说：“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谷物和丝麻。”蒋老师对学生说，一 个封建皇帝尚且知道崇尚节俭。爱惜谷物，我们是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怎么能不如一个封建皇帝呢？这样 寥寥数语，就打开了学生的心扉，使学生受到启发和教育。 (2)情感陶冶。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人们对种种历史现象 、历史人物的认识，不是无动于衷，而是常常怀着不同的情感，而情感是思想品德、信念形成的重要因素。这 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动之以情，以发自内心之情去讲述历史人物和事件，给学生以爱憎分明的情感熏陶。情 贵于真。教师要有充沛的、真挚的情感，就得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也就是说，教师要在塑造学生的同时也要 “自我塑造”。 在教学中进行情感陶冶，使用电化手段作为辅助会收到奇效。利用电化手段可创设情境，“再现”已消逝 的历史现象和人物，调动起学生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使学生感受到历史的氛围，从而进入历史角色，受到 感染和教育。 (3)榜样示范。一位法学家说得好：“命令的道路是漫长的，范例的道路既简单又实际。”在现实生活中，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国古代教育家历来重视榜样教育，孔子常举尧、舜、周公等人作为榜样，教育弟子们 “见贤思齐”。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榜样是启发学生自我认识，促进自我教育的强大力量。无产阶级的英雄模范 ，先进典型，具有高尚的思想品格，是人们学习的榜样。针对中学生善于模仿的特点，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应 结合历史人物的成长道路、创造发明、英雄事迹、豪言壮语或隐性的内容进行讲述，在学生的心灵中树立可供 学习的榜样。 (4)对比分析。在历史教学中适当地进行比较教学，可以收到烘云托月的教育效果。中国历史上有对祖国对 人类做过杰出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也有碌碌无为、游手好闲的寄生虫、恶霸、流氓、地 痞；有为保卫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爱国主义者，也有委身外敌，卖国求荣的不屑之徒；有一心为公的共产主 义战士，也有追名逐利的剥削阶级野心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对比分析，可使学生明白如何做人的道理。历史教学在贯彻传统美德教育方面，具有广阔的前景，历史教师应当为此作出更多的努力。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几种新的历史教学方法 人的知识是通过各种感觉器官获得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交叉刺激学生的感觉器官,让学生耳闻目睹、口诵心维,读读写写、讲讲练练,把知识传授给学生。这样做,可以拓宽学生获得知识的信 息渠道;还可以使课堂教学轻松愉快、生动活泼,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我在上历史课时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创造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谨此罗列,以求抛砖引玉。 历史课的语文教学法 在历史课中引入语文教学方法,是完全可行的。自古文史相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并反映某一个方面的社会现实,同样,任何历史内容都是依靠文学形式记录下来的。因此,对历史的表述不仅可以借鉴,而且必须借鉴文学的方法。如从贾谊的《过秦论》中了解到秦朝灭亡的历史原因,从清朝的腐败历史中认识到《红楼梦》的伟大意义。 把一些语文教学方法运用到历史课之中,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例如:指导学生围绕历史教材的章、节、 标题来抓中心,划段落,分层次,归纳大意,写出提纲和要点,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运用记叙文和小说的表现手法,按照时间、地点、场景和情节等要素,或叙述,或议论, 或描绘,或抒情,再现历史的过去,生动活泼,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情趣。讲述历史原因、结果,分析历史观点,介绍历史场景及历史文物,则采用议论文、说明文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做到观点鲜明,论据充分,论 证严密,逻辑性强。甚至在考试中,我也采用作文的方法,把论述题改为“历史作文”。考中国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的诗词《沁园春·雪》的读后感,考世界古代史,我要求学生写一篇“由新航路的开辟所想到的……”的文章,打开了学生的思路,培养了学生的联想能力。实践证明,历史教学参考语文的教学方法 是很有益处的。 历史课的对抗式讨论法 长期以来,怎样组织和开展课堂讨论一直是历史教学的难点,不少老师布置的课堂讨论场面冷淡,争论不起来,导致讨论失败或者收效甚微。我从大学生辩论对抗赛节目引起轰论效应中受到启发,于是把这种形式引入课堂讨论之中,很受学生的欢迎。 每次讨论前,我设计一个学生感兴趣的题目,把学生分成正方和反方两大组,要求每个人都按题意写成小论文或辩论稿并交给我看。我看完作批示后,把稿子发回给学生,进行分组讨论,互相补充完善本方观点。正方和反方各推举4名代表,在班上进行辩论。其程序是:各自陈述意见自由争论归纳总结。最后由老师进行裁判并具体分析双方的辩论得失。在世界古代史教学中,我组织的课堂讨论题目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比较”,正方的观点是“西方文明不如东方文明”,反方的观点是“东方文明不如西方文明”。在世界现代史教学中,我设计的题目是:“战争与和平谁是历史的主流”,正方的观点是“和平是历史的主流”,反方的观点是“战争是历史的主流”。这种讨论具有竞争机制,适合学生的特点,他们为了驳倒对方,翻阅了很多书, 讨论的场面十分热烈,趣味盎然,往往是时间已到,很多人仍言犹未了。 历史课的知识串联法 所谓知识串联法,就是抓住历史线索。这线索犹如网之纲,纲举目张,基本知识就会一网而尽。历史知识一般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几个基本要素构成,上历史课必须把这些基本要素讲清楚,这是历史课与其他课程的最大区别。这些要素又可演化成为历史的基本线索,并以这些基本线索把相关历史知识串联起来,好像用线串珠子一样。 比如,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列出大事年表;以空间的转移为线索,按一定的地点、区域或国别范围来讲授历史;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往往贯穿了整个时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与孙中山、的名字几乎密不可分;以历史事件的发展为线索,讲清起因、经过和结果,就可以知道每一种历史现象的兴衰过程。此外,还可以把握一定的社会矛盾为线索,分清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解决矛盾的基本方式(改革和革命),以及矛盾产生、发展、激化和消失的过程。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原理来分析历史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矛盾引发的,而历史事件又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必须同一定的社会矛盾联系起来,如评价历史事件的性质要看其主要方面,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要一分为二 。 可见,历史教学抓线索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线索反映了教师的教学思路,教学思路又是由教学内容、教学对象及教学条件来决定的。一个成熟的教师,其教学思路必然是十分清楚的,有条不紊的,符合学生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的,对不同的教学内容要采用不同的思路来组织教学。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 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准“点”,以“点”带“面”。所谓“点”,就是历史纵向和横向联系的交叉点,即座标。我上课时,往往抓住某一个知识点,谈今论古,谈古论今,或者谈中国论外国,或谈外国论中国。比如讲到世界某段历史时,我就问:“这时的中国怎么样?”,公元1—2世纪,西方有个罗马帝国,东方有个东汉帝国,不同的是前者是个奴隶制帝国,后者是个封建制帝国。讲到现在的“中东和谈”,就说一说犹太人的苦难历史、现代的几次中东战争,帮助学生分清是非曲直,并介绍一些书目让学生去借阅。这种点面交叉法,大大丰富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 历史课的教学点,还包括现实社会的一些“热点”和“焦点”问题,启发学生从历史的角度去思考这些问题。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样做,上历史课会离题,扯得太远了。其实不然,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讲现实问题,是符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教学原则的;其次,学生对现实问题比较关注,也感到比较困惑,如果我们从本学科的实际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讲解,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其效果将是不言而喻的。 历史课的点面交叉法,目的是在课堂教学中尽量让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并使之融汇贯通。为此,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厚实的知识基础。培根有句名言:“知识 就是力量。”我们教育界有一句老话叫“给学生半桶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所以,教师平时知识的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坚持看书学习,特别是注意收看电视新闻、专题报道,阅读报纸杂志,以扩充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上课时补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材料。我收集资料的办法多种多样,或做索引,或剪报,或抄录于卡片和笔记本,或记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学生作业做得好的我也保留下来。我把这些资料归纳分类,使用起来很方便。教学者,欲教必须先学,作为教师,应该教到老,学到老,教学相长永远是个真理。 历史课的过程教育法 整个教学过程可分为三大环节: (一)备课环节。我在实践中总结出“备课三步法”。第一步,备教材,知道“教什么”(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第二步,备学生,明确“为什么教”(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第三步,备方法,掌握“怎么教”(开头、中间、结尾)。一节课上得好或坏,关键是看课前的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二)上课环节。传统的课堂教学是老师“满堂灌”,搞“一言堂”,以讲授为主。我主张课堂教学应该 把重点放在搞好“教”与“学”的双边活动方面。“教”以“导”(引导)为主,“学”以“思”(思考)为 贵,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三)课后或课外环节。这个环节以学生的自学为主,有两大任务:一是消化课堂教学内容,扩大历史知 识面;二是通过课外活动,培养历史教学技能。历史课外活动有多种多样,如“参观名胜古迹”、“历史知识 竞赛”、“历史故事会”、“历史园地”、“历史游戏”、“历史剧讨论会”,等等,既可丰富学生的知识, 又可提高学生的能力。 上面所谈到的,是我上历史课的一些做法,有一些还停留在想法阶段,还是十分粗浅的。教海无涯,学无止境,十年教师工作所积累得的这些点滴经验,只不过是我在教学海洋的岸边所捡得的几枚贝壳而已。 历史教学论文:在历史教学中提高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所谓教学,应在于学生在学校知识全部忘记后,留下的那部分东西。”那么在历史教学中留下的应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历史教学要留下的应是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应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应是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读史使人明智”。现结合人教版初二《历史与社会》的内容,针对初中学生普遍存在的思维缺陷(如考虑问题时容易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蒙蔽),谈谈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请记住我站域名/]从而在历史教学中点燃学生的心智,让学生变得聪明。 一、引导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任何事物都和周围其他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把握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诸多因素的内在联系。例如,教材下册第五单元第三课“世界开始走向整体”中以“新航路的开辟”为中心,讲述了新航路开辟的背景和影响。为此,在教学中,笔者向学生提出了几个问题:(1)为什么要开辟新航路?(2)为什么能开辟新航路?(3)新航路开辟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学生思考回答后笔者进行了总结:(1)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东方遍地是黄金”的诱惑,西方各国急需向海外扩张以获取原料和市场,而从亚洲到欧洲的陆上交通却被奥斯曼帝国所隔断,因此,西方国家迫切要求打开一条新的贸易通道。(2)地圆学说的流行,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使新航路的开辟成为可能。(3)新航路的开辟,使大量欧洲居民移民来到美国,促成了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残酷的奴隶贸易使黑人从非洲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扩张和野蛮屠杀导致了印第安文明的衰落,亚非拉许多国家成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全球联系加强了。这些都是新航路开辟的结果,与新航路开辟构成了因果关系。这样教学,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能力。 把握历史和现实的有机联系。例如,新航路的开辟使许多亚非拉国家成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而导致了这些亚非拉国家的长期落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民族精神等)的绵延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都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而八年级上册综合探究一——保护我们身边的古老文明中“怎样评价他们的做法”,本身就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来看文物保护和旅游业、城市建设的关系。通过教学,能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问题,并把它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二、引导学生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是变化发展的,绝对静止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例如,教材下册第二单元第五课中有一段关于科举制度的对话,学生不易理解。在教学中,笔者首先向学生介绍了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制度。我国古代官员的选拔有世袭、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等形式,主要可归结为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卿世禄”制度,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度和隋至明清的科举制度,其中科举制度延续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然后问学生:“为什么对科举制度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说明了什么?”让学生从科举制度的演变中了解科举制度对个人对社会的不同影响。早期的科举制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因要求学生严格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而作文(史称“八股文”),已成为压抑人性和创造力的关键因素,也成为钳制中国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不同的人对科举制会有不同的看法,就是根据科举制在历史演变进程中的不同作用而言的。在这里,笔者对学生强调了一个“变”字,以引导学生用变化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三、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利与弊、对与错可以共存于同一事物。因此,我们要引导学生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例如,在对秦始皇评价前,笔者要求学生看书归纳出秦始皇为巩固国家统一所采取的措施,并思考、讨论以下问题:(1)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有人说:秦始皇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北筑长城,南凿灵渠,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所以,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功不可没。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3)陕西西安的“ 兵马俑”举世闻名,你怎么看待秦始皇的这一浩大工程?(4)为什么秦王嬴政自称“始皇”?他的目的有没有实现?为什么?(5)有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你认为这种观点对吗?为什么?(6)综上所述,你怎样评价秦始皇这个人物?通过对以上系列问题的讨论、分析,使学生懂得:(1)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秦始皇灭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封建国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民心所向,也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同时,秦始皇筑长城、建阿房宫、建兵马俑,横征暴敛,在当时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引起了人民的反抗,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因此,秦朝的灭亡也是秦朝实行暴政的必然结果。(2)秦始皇“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但秦始皇筑长城,凿灵渠,车同轨、书同文,巩固了国家统一,对当时社会发展又产生了积极作用,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由此,我们要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不能看到他“焚书坑儒”、横征暴敛的一面就说他是个暴 君,也不能因他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等就说他是个明君。 四、引导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只有后者才反映了事物的性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要透过现象抓本质,特别是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因为,历史事件的发 生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这种历史的本质往往被历史现象所掩盖,所以,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我们不仅要培养学生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也要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的现象看到历史本质的能力。例如,通过教材下册第六单元第三课“汇入工业文明大潮的中国”教学认识中国近代的苦难历程就是如此。 中国近代史分两条线:一条是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华民族的抗争史,这是一部挨打史、血泪史。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教学中笔者设计了几个问题供学生思考:中国“屈辱的岁月”从什么时候什么事件开始?为什么这段历史是中国“屈辱的岁月”?地大物博的中国为什么会挨打?在学生进行回答后笔者再加以总括:对造成中国“屈辱岁月”的原因,我们既要正面分析列强的罪恶,也要反思我们民族自身的不足,以寻找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本质。通过引导学生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实力、思想观念等方面对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在各方面都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落后就要挨打。近代史的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缓慢发展,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艰难行进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加之近代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致使中国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化进程缓慢,这又扩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甚至日本的差距。 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剖析,我们看到,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挨打史,也是一部民族抗争史,中国的近代史的演变轨迹,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西方的殖民侵略和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双重因素造成了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局面。这说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本质。 总之,在历史教学中渗透辩证法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是历史教学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教师必须予以贯彻实施。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历史教学中如何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文/李毅 内容摘要:历史教学互动方式有多种,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来提高教学互动的参与率。 第一部分 问题的提出 一、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 目前教学互动的现状有: 1.师生互动是一种非对称性相倚性互动。教师根据自己计划作出反应,学生则以教师的反应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据,教师能引导和控制互动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学生则是被动的,被引导的。 2.师生互动是一种教师对学生实施高控制和高约束,学生对教师采取高服从和高依赖的人际互动。 3.师生互动以事物性为主,情感交流很少。 4.师生互动以传递固有知识技能为主:这种互动现状有正负两种功能。正功能体现在技能的习惯,负功能则表现在不利于学生尊重需要的满足和学生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发展上。 5.教学互动中,师生互动多,生生互动少,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则更少。 二、研究的假设及要解决的问题 (一)研究的理论假设 根据对己有研究的回顾与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1.教学互动水平能够通过训练得到提高。 2.影响教学互动的第一位要素是学生的特征,关键的因素是教师的素质,教材的编写也是重要的因素,如果教材内容量大,就没有互动的时间。 3.良好和谐的师生互动关系可促进学生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二)研究要解决的问题 1.确定教学互动类型,并据此设计出5个教学互动案例。 2.以设计的互动案例为实验因子,训练师生互动能力,教师与教材互动能力,学生与教材互动能力,观察其变化。并辅以个案观察法,从定量、定性两方面分析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的影响,探讨教学互动培养的途径和方法。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一、归纳教学互动的构成要素 本研究将教学互动归纳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教师与教材的互动、学生与教材的互动四个方面,并以四个方面设计的42个问题,作为评价教学互动水平的依据。 二、确定互动类型,设计实验因子 表1教学互动类型的比例 表1 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首先对实验组、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无显著性差异,他们具有同质性。 2.施加实验因子,进行现场实验与观察实验组学生除正常教育外,增加互动活动实例训练,每节课增加15-20分钟,每次互动结束时,由老师根据互动表现总结、评价、强化好的互动行为,逐步提高教学互动水平。并由教师对典型互动案例详细观察记录,以便实验结束后作定性分析。 3.实验过程中的观察 根据教学互动的构成因素采用事件取样法对学生进行个案追踪观察,详细记录互动持续的时间、发生的背景、互动双方扮演的角色,互动的具体过程、典型的语言、行为和表情、互动的结果、后果、互动原因分析及评价。观察对象的选择,根据前测中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数,求出所有被试学生在互动各方面的平均数X,标准差S,每周2次课观察,每次35分钟,由指定学生记录、老师评定。 4.其他辅助方法 让实验班学生每人制作一个“学生历史小档案”,记录学生的自我评价。 5.后测: 实验后再次依据“教学互动水平的评定问卷”对照组学生进行测评,并进行Z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表明实验对提高教学互动水平有效。 6.评分与统计: 将前测成绩,后测成绩填人事先制好的表格内,求出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实验前、后的X和S,进行Z检验;并对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因素在实验前、后进行差异检验,根据检验结果作定量分析,根据个案追踪观察材主料作定性分析,从而探索教学互动的特点及规律。 四、结果与分析 (一)互动训练对教学互动能力的影响 表2教学互动测量比较表 表2 由于p〈0.01,因此认为互动训练能提高互动水平。 (二)互动训练对互动水平各构成要素的影响 表3实验组与对照组互动各要素实验前后比较 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实验前对二组的互动各要素进行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经4个月互动训练,在教师与学生互动、学生与学生互动、学生与教材互动方面,二者差异显著。 五、讨论 (一)教学互动训练能够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 实验结果表明:互动训练可以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发展,互动训练后,互动能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用许多实验证明,外部剌激能使学习者发生相应反应进而习得某种行为,而影响这一过程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强化。通过改变所施强化的种类、程度、频率或方式等等,可以有效地控制互动行为的学习,都是极其有效的。要卓有成效地塑造学生的互动行为,培养其互动能力,强化是关键环节。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学互动能力的提高。 (二)教师的素质是提高教学互动水平的关键因素 教学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第一、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教师自身因素:教师应通过自学和求学等多种途径提高专业知识。如果一个老师谦逊、博学且又善于教学,学生的积极性就被大大地激发出来,就愿意学习,与教师的互动频率就会增加。另外,教师要将自己造就成值得推崇的模范,要用自己的人格影响学生的人格的发展和形成,用自己的性格去培养学生 的性格。因为品质优秀、素质良好的教师是一种最有力的教育手段。2.学生因素:作为教师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促使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增强学生与教师间的互动性。 作为教师应怎样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1)坚持内因为主的方法:有人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孔子也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教师在实施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学的方法应新颖有趣。不仅要把学生的学习由“学会”转为“会学”,要让学生从“要我学”转为“我要学”,要使得学生“愿学、好学、乐学、勤学、独学”,要开发学生在没人要求情况下自主学习的本领,使其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只有具备学习能力的人,才能进行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才能适应二十一世纪发展的需要。 (2)充分注意外因的作用:当代认知心理学强调学习的内部动机,但也十分重视学习的外部动机。学习者不可能在任何时候对学习内容都感兴趣,所以对于学习者,尤其是少年儿童,应适当多一些口头和书面的表扬、鼓励和奖励,逐渐增强其学习的内部动机。应当认识到:如果只依靠内部动机,那么,一旦学习的目的达到,学习者的需要就可能衰弱。如果同时注意对外部动机的引发,学习者就会有足够的力量。 (3)注意因材施教原则: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应注意因材施教原则,即从客观上充分考虑学生的个别特点:根据学生的个别具体情况和水平确立个人具体学习目的;要看到每个人的亮点并容许其用自己的优点去弥补其不足。 (4)创设“问题情景”教学: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应注意从多角度、多方位设计思考题,发展学生横向、类比、逆向、联想等发散思维,使学生不单单停留在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的表层,而且能利用现学知识,结合己学知识去创造、去探索、培养发散思维,增强创新意识。比如在《“”十年内乱》中问到:“九一三”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对当时人有哪些警醒,对后人有哪些教益呢?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给党和国家带来的究竟是什么?通过问问题,使学生联系实际思考问题。 (5)正确运用比赛等形式:研究表明,人脑处于竞争状态时的学习效果要比平时的学习效果好得多。“石本无火,相击而发光。”教学实践也反复证明,学生对即使是毫无直接兴趣的智力竞赛活动,因渴望竞争取胜而产生的间接兴趣,也会忘记事件本身的乏味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为此,教师应设法把课堂变为“智力竞技场”,积极创设竞争氛围,在课堂上开展各种自学比赛活动,如抢答比赛等。 各种竞赛活动能使学生对所学知识产生兴趣,变苦学为乐学,使学生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最佳学习状态,能有效地提高教师与学生间的互动率,同时培养了现代人所需要的竞争意识。 第二、学生间的互动: 1.学生间互动的类型: (1)全班教学法:此方式能使学生动脑、动口、动手、专心致志、主动学习,发展语言表达能力。 (2)个别辅导: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宜采用此法。 (3)同桌活动:此方式适合于简单的问题。 (4)小组活动:此方式适合于有一定难题的问题。 2.学生间互动应考虑的因素: (1)内容上:学生只有面对自己熟悉的材料才会产生讨论和探求的兴趣,才会有抒发自己感情和观点的需求,也才会有话可说,并在积极参与的活动中获得历史知识。因此,教师可事先就所学习内容提供相关的讨论话题,让各小组选择;如果学生对教师预设话题不感兴趣,也可以自拟题目。 (2)时间上:老师用多少,学生用多少,学生间的互动又用多少,什么时候进行学生间的互动,都应充分考虑。只有保证学生的互动时间,互动内容才会有深度,否则只能停留在表层,达不到教学的目的。在互动中,如果有的小组已提前完成任务,教师应将事先准备好的话题布置下去,而对有可能超时的互动要给予及时提醒。另外,也可通过教师与学生协商时间来确定。因为通过磋商有利于学生增强监控意识和责任感,并提高互动中学生的参与率。 (3)要创设偷快、和谐的课堂氛围:教师可以通过音乐或诙谐的话语增添轻松的学习气氛,只有在放松状态下,学生才乐于参与,学生的互动才会更加有效。另外,教师在表达语言时,语气要自然、态度要真诚,这样师生间的距离才会拉近,学生也会高昂、无拘无束,学生间的互动也能在亲切、融洽的氛围中进行。 (4)要考虑学生的性格特点,进行适当的分组:由于学生性格不同,参与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也不同。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可将学生分为以下六类:努力学习型、默默无闻型、社交型、附庸型、游离型和厌学习型。由于学生的性格不同,参与互动时也是不均衡的,厌学习型是由于基础薄弱,想参与活动却又力不从心,为掩饰内心的自卑而置身事外导致厌学,这样的学生如果和努力学习型的分配在一起效果会更好些。默默无闻型由于性格内向,喜欢自己琢磨,喜欢独处,不善于在人前发表意见,他们有能力说,有的甚至还是学习尖子,但不善于争取机会,即使听到与自己不同的见解也不加反驳,因此他们如果和社交型的在一起效果会更好。 （5）要向学生提供充足的资料：比如可适当准备与教学相关的图片,学生通过图片更易于掌握知识,更促进学生间互动。教师还应提供与学生互动内容有关的补充材料,使学生自如地表达相关内容。同时,还可以提供因特网网址和报刊杂志等。 （6）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在分配好小组后让学生参与互动时,教师本人并不是无事不干,而是要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点拨,例如引导学生围绕课文中心发言,不要离题太远。尤其要关注厌学型学生在互动中的表现,让他们多一些发言的机会,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在互动中还可把学生的重要观点或创见写在黑板上,这样可使学生受到鼓舞,并起到引导作用。 (7)要有评价:对小组互动,不仅要有整体的评价,对小组中的每一个成员也可作适当的评价。对互动结果要及时展现并给予表扬,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增加其完成学习任务的责任感。 第三、教师与教材的互动: 1.教师要利用教材但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教师在选择教材内容时,要把历史学习和生活经验相结合。教师可以通过采访、个人访谈或调查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所敬佩的人、所喜欢的历史事件。了解学生的生活经历、知识和技能基础及其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再做进一步的迁移,将教材中的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结合在一起,能有利于有效地组织课堂教学,同时也帮助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处理日常生活实际问题。 2.将教材内容以媒体方式呈现: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巧妙运用生动形象的教学媒体,丰富学生的视听形象。教学媒体包括录音、录像、挂图、投影、电脑等教学手段,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起到调节情绪、设置氛围、引人入境、诱发联想的课堂功效。例如:在学习《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这一课中,为了使学生更加深刻地了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编辑了部分录像,在学习《“万方乐奏有于阗”》中,还将选取六个少数民族的服饰彩色打印出来,这样就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第四、学生与教材的互动: 学生根据教材内容通过各种表现方法来体现教材的内容。如:对内容生动的课本剧可让学生表演,使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满足其表现欲,如介绍满族的礼仪“打千”；再如,学生通过写论文等形式来学习教材内容,使 知识学以致用,并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对努力学习型的学生,可让他们自己定任务,自己制定完成任务的具体措施与策略,然后,让学生自我评价互动参与情况以及作业完成情况等,以培养其自学能力。(三)互动能力的培养有利于交往能力和社会性的发展 社会性是指人在形成自我意识,进行社会交往,内化社会规范及道德准则,进行自我控制及表现其社会行为时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学生在互动过程中获得的知识与技能,能够从根本意义上发展学生的交往能力,从而有利于其社会性的发展。 总之,课堂互动方式多样化,教学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一种方式都用到。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组织互动,要科学地组织互动,才能使学生的能力得到提高,才能达到教学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 （浙江省丽水市 孙龙基 胡群英） 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认真落到实处。乡土 历史教学则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乡土历史是对学生进行爱家乡、受祖国教育的具体而生动的材料。加里宁说，“爱国主义教育是从深入认 识自己的故乡开始的”。“家乡是看得见的祖国，祖国是扩大了的家乡。”此话很有道理。 几年来，我们从听课中发现，中小学生对乡土历史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人们对自己家乡的山水草木，人 文景观，历史发展，社会变革等一般都有深厚的感情。进行乡土历史教学，可以把爱国斗争进近了，把爱国人 物讲亲了，使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发展的认识，促进对家乡现状的研究，从而使学生的思想感情与家乡与祖国 联系得更切实，更紧密，培养他们为建设家乡的美好明天和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重视和加强乡土历史教学，可以使初二《社会》课的教学内容更具体、更丰富。如学习《社会》第三册第 七章《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中的“重要的水利工程”一目，老师可以引导学生参阅丽水地区乡土 教材中《浙江省最早的水利工程——通济渠的修建》一节。让学生知道，通济渠是处州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丰 碑。1400多年来，它一直在发挥作用，使碧湖平原成为丽水地区最大的粮仓。学习《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一章时，教师可讲述乡土历史教材中的“方腊起义与处州人民的斗争”、“处州人民反对金、元贵族压迫的 斗争”、“处州叶宗留起义”和“处州人了抗倭斗争”等内容。近现代史部分中可联系讲述的就更多了。它由 近及远地使学生懂得，处州人民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斗争的一部分。学习《中国古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一章 内容时，教师可联系乡土历史的相关内容，说青瓷、石雕，论宝剑、香菇，评述这些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 为祖国赢得声誉的工艺品和特产时，学生会激荡一种民族自豪感。学习《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一章时，乡土 教材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无论是处州籍的还是外籍文人学者，都为处州创造了光辉的科技文化成果 。学习这些内容，会使学生激动不已，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自然会在学生中潜滋暗长，这种润物细 无声的情感培养，是空洞说教所无法替代的。 近在本乡本土的许多历史文物、遗址，可供学生参观、考察，有些史实还可以让学生调查访问，从中得到 一些感性知识，培养学生的情操。丽水地区七县二市，著名的名胜古迹有64处，重要的纪念地、烈士墓8处 。如缙云的仙都、丽水的南明山、青田的石门洞、庆元的西洋殿、松阳的延庆寺塔，龙泉的九姑山，云和的龙 眼洞、景宁的时思寺、遂昌的遗爱寺以及牛门岗新石器遗址、大窑青瓷古窑址等都名闻遐迩。青田的同 志题词纪念碑，景宁的李振彪烈士墓，青田、龙泉的革命烈士陵园，丽水厦河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等都是 爱国主义教育的良好基地。通过历史考察和调查研究，增强了历史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又在潜移默化中培 养了学生爱乡爱国的情感。 乡土历史是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民族灵魂的一个缩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具体材料，切 实搞好乡土历史教学是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一环。 丽水地区虽然地处西南山区，但源远流长，有悠久的历史，在祖国光辉灿烂的历史长中占有一席之地。早 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处州涌现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令人瞩目，可谓是“人杰地灵”。 杜光庭（缙云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他创作的《虬髯客传》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南宋著名学者鲍彪（缙 云人）著作颇多，主要的是《杜诗注》和《战国策注》。南宋龙泉人叶绍翁是学者又是诗人，他的“春色满园 关不住，一支红杏出墙来”诗句，富有艺术性和哲理，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松阳人张玉娘是与李清照等齐名 的南宋四大女词人之一。南宋时著名的医学家、青田人陈言著有《三因极一病源论粹》一书，创立“三因极一 ”学说，对中医病理学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元末明初的刘基（青田人）学问渊博、才智非凡，是我国历史上 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朱元璋征聘的“浙东四先生”中除了刘基，丽水的叶琛，龙泉的章溢也都是 明代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对朱元璋统一全国，建立朱明王朝起了重要作用。明初著名学者、龙泉叶子 奇的《草木子》是我国著名的笔记之一，它对研究元末明初历史有重要参考作用。 通过乡土历史教学，应让学生明白，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丽水地区畲汉各族人民不断进行反压迫斗争 。如北宋方腊起义时，霍成富、陈箍桶在缙云举旗响应，后壮烈牺牲。为反对金、元贵族的压迫，缙云人詹友 在靖康之难中忠贞殉国；丽水人姜绶忠贞不屈，被金人杀害。丽水人刘倚友在东京保卫战中英勇牺牲。遂昌人 龚楫战死和州，名垂史册。龙泉人何志同、鲍廉，青田人林融、季文龙，缙云人曹天骥、曹天骏兄弟都为反对 金、元贵族压迫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近现代的乡土教学更有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在太平军两次进军处州时，爆发了陈二麻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和 赵起为首的金钱会起义，有力的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当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丽水地区兴起之时，处州爆发了 以会党为中心的反教会反侵略的爱国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 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成立和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创建，使处州革命斗争生气勃勃，刘英、粟裕等英名永远留在 丽水地区人民的心中。抗日战争时期，同志和华侨领袖陈嘉庚曾分别前来我区视察和慰问。还为 青田东源小学的创立作了“中华民族新希望”的题词。 丽水地区虽是山区，但处处有宝。龙泉宝剑“寒光逼人，削铁如泥”，是闻名全国的工艺品。它名扬四海 ，在1915年巴黎博览会上得过奖。青田石雕饮誉国内外，它作为商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妙绝 伦的石雕代表作如《葡萄山》等，成为我国工艺美术中的瑰宝。“山珍海味”之一的香菇源于我区的庆元县。 庆元县不仅是中国香菇种植的发源地，也是世界香菇种植的发源地。龙泉青瓷是我国青瓷的代表，有“薄如纸 ，明如镜，青如玉，声如罄”的美誉。通过教学，我们可以启发中小学生立足家乡，放眼全国，胸 怀世界，促 使他们树立为建设家乡美好的明天和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的志向。 近几年来，我们要求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结合统编教材认真使用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的《浙 江省丽水地区义务教育乡土教材·历史》，并列入结业会考范围。据我们了解，全区绝大多数学校都能按此要 求授课，学生学得生动活泼，绕有兴趣。庆元县屏南镇中学成立了乡土历史兴趣小组，在历史教师指导下举办 专题研究、报告会，联系实际进行乡土史调研活动。该校陶学海同学撰写的《地编乡土教材〈历史〉的点滴争 议》一文在1994年地区中史年会上获得好评。1994年丽水市城关镇举办乡土历史知识竞赛，多数学生 参赛，实际上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1995年11月，地区教研室召开了一次乡土历史教学研讨会，动 员历史教师利用乡土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充分发挥乡土历史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作用。 历史教学论文:关于在历史教学中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一、让学生了解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我国是人类祖先最早发源地之一,同埃及、印度、巴比伦一起被誉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中国文明带着她自己的独特的风格,一个高峰接着一个高峰,直到今天仍是奋斗不息,前进不止!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达四千年之久,我国不仅历史悠久且还有灿烂的文化。通过向学生进行祖国悠久历史和辉煌灿烂文化传统教育,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结合我国已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它将为经济的繁荣,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从而使学生坚信祖国“四化”一定能够实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也一定能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发达国家,再现祖国的辉煌。 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教育,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责任感。 古人云:“人无志不立”,我国古代汉朝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班超投笔从戎,功在边疆的远大志趣,东晋时祖巡从邪闻鸡起舞”,立志报效国家,成为收复中原的代表人物;南宋的岳飞从青少年起就有“精忠报国”之志,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众口皆碑的抗金将领而名垂史册。 到了近代,首先有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提出的“天国”理想,其次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力等提出的“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还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的理想社会等等。 到了现代,更是有着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等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奋斗不息,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几千年来劳动人民美好的社会理想,通过运用英雄人物和革命老前辈的浴血奋战,出生入死,顽强斗争的生动史实,教育学生继承和发扬它们的革命光荣传统,树立起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精神。 三、进行忠于祖国,为维护祖国尊严和统一的爱国教育。 祖国的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我国各族人民从古到今都为这一 主流和不受外来侵略,进行着长期的英勇卓绝的斗争。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统一的约占三分之二的时间。而且愈到后期统一的时间越长,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国家统一对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国家的统一更有利于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史。在凶恶的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面前,如果不是一个统一 的国家,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强团结和英勇反抗,中国在侵略者的屠刀宰割下,就会完全陷入殖民地的深渊。正是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统一和团结形成一条坚韧牢固的纽带,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系起来,团结战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自“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运动到八年抗日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建立了新中国,解放后党又领导中国人民平定了达赖叛国集团,赢得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又一重大胜利,保卫了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党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高瞻远瞩地提出对台湾、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构想:目前香港、澳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在台湾问题上,去年1月30日,主席发表讲话:“作为双方可先就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在此基础上共同承担义务,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行规划,“无论是结束敌对状态的谈判”也好,还是实现两岸统一的谈判也好,都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双方都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述这些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光辉范例和生动的史实,充分说明了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我在多年的历史教学实践中,深深地感到:只要有针对性地选取素材,突出重点,是能够通过历史长河五彩缤纷的生动事例给学生以启迪,在他们的心田中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并引导他们为保卫祖国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历史教学论文: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教学活动中来 历史是一门既深刻严肃又丰富生动的学科,如果我们只注重了它深刻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丰富多采的一面,只注重了它严肃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生动活泼的一面,则往往会使学生对历史产生退缩、畏难、回避的情绪,从而影响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因此,充分调动各种有效手段,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是激发学生良好的学习情绪的重要因素、是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的前提条件,而创设学习历史的情境则是学生主动参与的必要手段。那么,如何营造积极的课堂教学氛围和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呢?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探讨一条让学生参与历史、亲近历史、学好历史的路子。 一、营造学习历史的氛围,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推动学生主动和愉快地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激发学生灵感的源泉。兴趣不是天生的,是在学校、社会、家庭环境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是人在学习实践中逐步培养的。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以对历史学习的浓厚兴趣和饱满的学习情绪,主动、积极地从历史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铸造人格,提高素质。所以,教师要让学生以极高的热情、极大的兴趣投身于学习、参与教学。课堂教学的主体——人(教师与学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个体。在教学中,营造充满生机活力的教学氛围对于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创设学习历史环境,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 动机是指激励人们活动的内在动因和力量。所以激发学生的参与动机是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前提。心理学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在教学中我尽量利用各种手段,创设引人入胜的意境,创设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教学情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探究的动机。一开始学生们还有一些胆怯、害羞心理,站在台上不自在、别别扭扭的。那么,如何创设一定的教学情境使学生摆脱这种心理,积极参与到教学中来呢? (一)、注重教师情绪对学生的影响 由于教学内容的严肃性和认知上的距离感,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情绪状态尤为重要,稍有懈怠,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气氛低沉状态,因此,在实际中我非常注重调整自己的教学情绪,让自己在精神饱满、情绪振奋的状态下进行教学活动。只有当教师自己处于一种愉悦的状态,学生才会处在一种兴奋的情绪状态下从事学习活动,并主动配合老师的教学,激起他们参与的动机。当师生在教学中形成了良好的情感心理场,课堂教学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教师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教师作为一种专业素养的情感调控能力外,教师生动的教学语言(包括体态语言)的运用对课堂氛围的创设显得十分重要。对于一个历史教师来说,积蓄好自己饱满的教学情绪,认真设计好自己的教学语言,并在教学过程中适时适度地加以发挥运用,这是获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必备条件。 (二)、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由于历史本身具有过去性的特点,往往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距离感。教师可以把与课文内容有关的新闻时事、社会现实结合到历史教学中来,借此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如在学到英国侵占我国香港时,让学生搜集有关“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成功实现的事例;由于事例是学生自己找的而且受到老师的信任和赞许,他们有一种“成功”感,而其他学生也萌发出“欲与他人试比高”的情绪,学生的参与意识被调动起来了。这样把历史感和现实感融为一体,既培养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增强了教学效果。 (三)、注重教学形式的多样性 教师要尽可能改变“一支粉笔一张嘴”的落后教学模式,历史课堂不应只用讲述法、谈话法、讲解法,而应依照学生能力水平、教学内容、教学任务等实际情况,选择使用更多的方法。如“讲读议练教学法”、“发现教学法”等。改变“课课一个样,常常一个腔”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饶有兴趣地学习历史。此外,还可以开展演讲会、故事会、知识抢答、辩论等寓教于乐的各种活动。如学习《》内容时,我引导学生就“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辩论,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对于有些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重难点内容我先布置学生回去看课文、看课外书、查资料,上课时可以让学生带着资料上讲台当“老师”给其他学生们讲解,我一般针对同一个重难点要找几个学生带不同版本的资料从不同方面去讲解,我在边上只起“导演”和“旁白”的作用。这种方法既能够加深学生对重难点的理解、又能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 (四)、重历史作业的创新 历史作业是巩固历史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许多教师往往比较重视课前设计、双边活动、启发提问、导语结语等环节的创新,而忽视了作业这一重要环节。其实,科学而有效的习题,特别是认知性习题、开放性习题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媒体,也是掉到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有效手段。我的实践证明,在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或同一个班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作业布置方法,比如,对于成绩较好的班级或学生我布置的作业多为主观性、开放性习题,而成绩较差的大多以客观性习题为主,这样做收到的教学效果很好,它使每位学生都有事可做而且能做好,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抄袭现象。因而改革历史作业的内容和形式,赋予历史作业更多的创造性、开放性和灵活性,从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参与性,既是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也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历史教师面前的任务。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在高中文科 历史教学中，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启发诱导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把蕴藏在学生身上的巨大学习潜能 开发出来，是不断提高历史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关键所在。在教育面向现代化，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 注重培养学生能力的今天，改变以往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法，把教学的重点转移到学生身上，把提高学生素 质当作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乃是当务之急。笔者就此浅谈在高中文科历史教学中的几点具体作法。 一、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在教学实践中，我依据“双纲”（即《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和《中学历史考试大纲》），认真钻研课本， 把课本中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章、每一节的具体要求和通过学习应该达到何种程度都告诉学生，让学生心中 有数，目标明确，既能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便于学生检查自己学习效果。 二、引导学生阅读课本 课本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来源，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尤其是课本中的大字部分，是历史课堂教学 的主要内容。当然，对于小字部分和一些图表，也必须指导学生去阅读，这对于加深理解主要内容及拓宽学生 的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就最近几年的高考试题来看，培养学生阅读材料、分析材料内容，归纳材料中有效信息 的能力显得更加重要。我在近十年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中，体会到教学中通过对课本的大字与小字、文字与图 表的联系贯通，引导学生多思、多问、引伸和拓展，充分利用课本中智能因素，对掌握基础知识和提高能力大 有好处。 然而，许多学生却不重视或不知道应怎样重视课本。特别是在复习阶段一些学生认为自己对课本内容已经 熟悉了，于是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看社会上搞来的一些复习资料上。针对这种情况，我除对学生进行反复 说明外，还利用课本上的有关内容，编制成一些问题，以此督促他们认真阅读课本。例如《中国近代现代史》 下册第一章第三节中，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日本侵华问题的四个材料，我设计了如下问题： （1）四则材料反映对日本的侵略扩张持何态度？ 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 （2）结合材料，说明东北三省迅速沦亡的原因。 （3）你对的上述言论有什么看法？ 通过设计问题，让学生仔细阅读课本提供的有关材料，掌握课本的基础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深对课本 主要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培养学生的能力。此外还可设计一些问题，使学生在阅读课本时，注意挖掘课本内容 中的隐性知识，以培养学生的分析、理解的能力。如： 下列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应该是：（1）“公车上书”（2）强学会成立（3）《中外纪闻》的创办（4）维 新变法运动在全国开展 此题的正确答案是：（1）（3）（2）（4），而许多学生认为应是（1）（2）（3）（4），出现这一错误 就是由于忽视了课本中的“强学会成立以后《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这句话。所以“《中外纪闻》 的创办”是早于“强学会的成立”的。 另外，还可将课本中的习题、思考题拿出来让学生做或对它们稍加改动再让学生完成等，以此来教育学生 重视课本。 三、鼓励学生提出疑问 讲完一个章节内容，学生可能会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就让学生把疑问提出来，交给全班讨论，教 师只在一旁作点拨、引导、启迪工作。对于学生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我根据具体情况给学生予以答复 或提示，必要时则给予个别辅导。 实践证明，学生自己搞清楚的问题，其印象是很深的，记忆也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重要方法 。 四、要求学生作学结 在每讲完一章、一单元及一本书之后，我总是要求学生写学习心得小结。写小结实际上是一次重新整理与 复习已学内容的过程。学生们很可能在写小结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以前没有认识、理解的问题，以便弥补缺陷， 并把分散在课本中的知识加以系统化，从而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为此目的，我常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带有 总结性的作业，让学生完成。如“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是怎样形成的？中共为克服困难采取了哪些 措施？各有什么作用？”又如“我们应如何理解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危机四伏”等等。 另外在课堂上每讲一道典型例题或习题，或评讲试题时，也可让学生进行小结，其内容可包括：（1）题型 及演变；（2）解题所涉及的知识内容；（3）多角度解题思路的方法；（4）题目的改编、联想、引伸、拓宽等 。这样做可使学生的智能得到相应提高。每次测试之后，我还都要求学生对做错的答案一定要改正或重做，并 且一定要求学生认真进行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教师再认真讲评，然后让学生制定今后复习的计划。 五、让学生讨论似是而非的问题 学生在学习、答题过程中，常遇到一些似是而非或有争议的问题，对此，通过课堂讨论、查漏补缺，就能 澄清概念、明辨是非，帮助学生正确理解问题。 例如，中国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产生这一问题，就要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资本主义是不是‘欧风美雨’的 产物？为什么？”对此，要求学生先阅读课本，认真分析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结合思考题，进行自 由讨论，各抒已见，然后由教师加以点拨，引导学生得到正确的解答，这样可进一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和综 合分析的能力。 六、让学生分析错误 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所学的历史知识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学习中的正常现象，教师的 责任在于引导学生发现错误，剖析 错误，纠正错误。实践告诉我们，剖析错例往往比正面讲解印象更深。 所以，对于错误，特别是大部分学生易犯的典型错误，一定要认真剖析，让学生不仅要知其错，更重要的 是知其所以错，使学生在纠错过程中学习提高。 总之，正确树立“学生主体观”的关键在于教师转变观念，备课中结合学生的实际，分析学生可能存在的 一些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了，学习成绩就能明显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指导----自主学习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初中历史教学的任务集中体现在:认识素质的教学和意向素质的培养。本人试就认识素质的教学,谈谈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首先,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作用的思考。当前,教育机制已全方位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学生会不会学习,不只看他掌握了多少的知识,还在于看他是否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可是现实中,许多教师仍热衷于对教材讲到、讲全、讲透,恨不得把学生当成知识容器,这对于学生认知水平的提高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由传授型向指导型转化。 其次,对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地位的思考。学生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其自身的积极性,在于其内在的积极因素。教师应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真正参与,发挥其主体作用,实现自主 ---- 自我学习、自我训练、自我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要做到在教师指导下,实现学生的自主学习。它旨在调动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的主动性,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改变教师讲述为主的教学模式,创造一个民主的、活跃的课堂氛围。根据初三世界历史的教学实践,我把 “ 指导 ---- 自主学习法 ” 应用为 “ 三读、两讲、一练 ” 。 “ 三读 ” 指的是:学生速读、精读、复读。 “ 两讲 ” 即学生讲、教师讲。一练指的是课堂上学生的口头、书面练习。 一、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 历史科难以挤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因而合理安排每一节课的时间就尤为重要。下面按组织教学的顺序进行说明。 1 、速读 ( 1 )内容:要求学生进行全文速读,着重放在教材的大字部分。 ( 2 )阶段训练: A 、教师带读约一个月 8 课时。带读方式有两种,一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默读;二是对重点的或较短的目集体朗读。通过朗读,教师既可纠正读音 ( 尤其是古今音.异 ) ,又可使学生加深领会教材。尤其是起转折、递进、总述及感情色彩的部分。此为动口阶段。 B 、教师导读约二个半月 20 课时。教师指导学生学会做标识,如时间下面划波纹线,地点下面划横线,人名下面划小三角号等等;教师指导学生如何理解各自然段的大意,并理解段落之间、层次之间内容的关系,此法与语文教法有相似之处。目的是使学生初次选择有效信息。此为动手阶段及向动脑阶段过渡。 c 、学生自读。即自我学习阶段,此为动脑阶段。完全由学生自我学习,选择信息,自行识记、理解,并能够初步了解哪些内容还不明白,还想了解哪些。 2 、学生讲。 这一环节,教师能了解学生学习、初步掌握的情况,弥补了教师备课中对学生学习能力预见的不足,为教师全面性、针对性精讲提供了教学出发点。 (1) 要求:学生敢讲、愿讲。学生能讲、会讲。 敢讲、愿讲的关键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发挥的问题,敢是勇气问题,要求大胆发言,愿是主动问题,要求积极发言,敢和愿都重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实现意志。因此,如何使学生敢讲、愿讲,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呢 ? 教师应尽量多表扬学生、鼓励学生。使学生具有一定的信心、勇气,使学生感觉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哪怕是做好一道题,改正一个缺点,讲出三、五句话,对学生的微小进步都要给予表扬、鼓励。这样,学生就没有心理负担、不会担心讲错,不会担心被同学取笑,就能推进差生,促进优生。 能讲、会讲的关键是能力大小的问题,教师要注重培养 “ 讲 ” 的方法、技巧,如何使学生能讲、会讲.提高口头表达能力呢 ? 教师应先制定小目标,难度小,学生较容易达到、逐渐由易到难。最后学生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达到表达流利,又有科学性、精炼、准确的目的。当学生讲的时候,教师在组织、用词等方面做画龙点睛地指导。 (2) 阶段训练: A 、列举、讲清基本史实,如《古代希腊》一课第二目 “ 欧洲最早的文明 ” ,学生能讲清: a .希腊早期文明是欧洲最早文明; b 。古希腊主要在希腊半岛上; c 。希腊文明渊源于爱琴文明; d 。后来,因为外来力量,爱琴文明没落了。对图表、材料方面的信息,学生讲的能力还待提高; B 、准确地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结论。如《欧洲早期封建国家》一课,学生能准确地讲出: a .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 5 世纪末法兰克人建立了法兰克玉国; b .法兰克王国到查理在位时,建立起查理大帝帝国; c .查理大帝帝国在 843 年被查理的三个孙子把帝国一分为三,这三部分后来分别发展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三个国家。 C 、准确地阐述历史的阶段特征、基本线索和发展过程。准确地阐述历史事实的本质、特征、规律趋势,阐明史实之间的关系,等等。如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时代的阶段特征可分为: a 、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英、法、美三国先后成功地用革命暴力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又用法律手段巩固了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在本质规律的特征上,体现为相似性和差异性。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 b .民族解放运动。 c .国际关系。 (3) 在组织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时间上的安排。学生回答离题太远时,教师应肯定其积极性,同时用委婉的语言尽早让其停止;学生照课文念时,教师须鼓励学生对课文内容要有所选择。 二是教师要有耐心。学生的认知水平出现差异,总体分析能力处于浅表层次,不能急于求成。 3 、教师精讲。 通过学生讲这一环节后,教师对学生掌握知识的状况有所了解、就可以对学生进行矫正、指导。教师的讲是精讲,既要分析精辟、透彻,又要富有历史学科的语言特色。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书面、口头。 (1) 指导学生建立知识框架体系,揭示知识内在联系,这可以由板书来实现。 (2) 指导学生进行精读,加深对知识的记忆、理解。 教师在备课阶段对教材进行剖折,把握知识内容的核心关键所在,用简明、富有启发的语言进行指导,但对重点的字、句、段,必须逐字讲清,逐段过关。 教师在精讲中,时时要以学法的指导为重。如应用马列主义观点。例:用阶级的观点评价《汉漠拉比法典》,但也要用辨证的观点来评价。如何识图,如何以图说史,如何以史说图,图史因果互证。又如纵横比较法、跨学科法等等。每一种方法的指导,都应依托教材的原文,逐步深入指导,切忌急于求成。 教师在精讲中要有全面性和针对性。全面性,指的是基本要求,如上述之 (1)(2) 。针对性,通过备课中对学生的预见和学生讲的情况出发,针对学生的薄弱之处进行精讲。 有一点应该注意,不能认为教师讲的越少越好,只讲知识条理、框架,这样就没有把握历史学科的特点,一节课就没有 “ 血肉 ” ,没有激情,更没有韵味了。 4 、精读。 教师在精讲过程中,对精读提出要求并对学法进行指导,之后学生展开精读,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这体现为教材中的难点。 同时,学生的精读也应集中在重点内容。 5 、练习。 练习可分为两部分,口头语符练习,书面语符练习。 (1) 口头语符练习 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 “ 学生讲 ” ,前面已述,在此不重复。第二阶段即全课讲完后的练习。阶段训练:巩固、掌握基础知识,培养口语表达的流畅性、正确性、及自我实现意志。我 设计的题型有: 请你谈一谈 …… ;请你说一说 …… ;假如你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将怎么办 ? 如果你是某一历史人物、你将怎么做 ? 这种问题类型比较新颖,学生的主动性再次被调动起来了。 (2) 书面语符练习 目标一:培养再认、再现历史知识能力、运用书面语符表达的正确性、唯一性。这主要在选择、填空、判断、改错等类型题。 目标二:增强培养历史的观察力、感知力、简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初步运用史论、史观的能力。这主要运用于材料题、问答题、评述题。 6 、复读。 上述各环节结束后,不妨让学生闭目凝思,思考哪些已掌握。哪些未掌握,随后翻开课文复读。要求学生细读和比读。细读指的是学生全面地阅读课文,实现再次巩固基础知识、进一步达到掌握知识的框架结构。通过比读,实现知识迁移、能力提高、掌握学习方法。 二、总结 “ 三读、两讲、一练 ” 的操作,基本上能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发挥起来。精神状态方面,学生乐于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态度方面,学生普通积极主动。学生爱上历史课、觉得上历史课是一种享受,并进而树立了对初中历史学科的正确态度。同时,学生的认识素质有明显的提高。 当然,要做到这些,作为老师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认真思考,全盘统筹,所以非常不容易。其备课量非常大,一是要备学生,只有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你的教学才能分步,分层次进行,二、是对教材熟悉,如果对教材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其重难点,你也无从下手,那么,只能又走上传统的依样画葫芦,满堂灌的老路。 在实施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过程中,我深深地认识到:要真正地落实 “ 指导 ---- 自主式学习法 ” 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指导为主导,面向全体学生、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跟老师扎实的专业文化知识及统筹全局,驾驭课堂全过程的能力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表现在时间上的合理分配,重难点的讲述,学生讲练结合,板书的精心设计及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网络都有重大的关联。经过一个学年的实践,我认为这种学习还是很受学生的喜爱,也认为是确实可行的。在以后的教学中,我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历史教学论文:试论历史教学孕涵在素质教育之中 （福州一中 林树中） 自有人类以来，历史与教育就如江河与水流一样地共存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教育的重要性已成 为人们的共识。历史教育在人才素质教育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被重视。为了更充分地发挥历史教育的 功能，使历史教学对促进人材成长，素质形成起更大的作用，现就历史教学在中学素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及紧密相关的问题，即如何提高历史教师自身的素质谈些个人的看法。 一、历史知识是人的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础 过去，我们对历史知识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如何认识它在全面发展教育中的优势作 用，却思考得比较少，认识得很不够。全面发展的教育首先要从具有全面的基础知识开始，历史教育具有全面 提高学生素养的优势。 我们说，学生的素质提高是指多方面的综合素质而言：道德水平、文化水平、健康水平、审美情趣，劳动 技能以及智力和非智力的心理素养等，标志着学生素质的总水平。然而，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中，历史教育具有 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基础作用。 首先，学习历史是深入探讨其他科学的基础。历史科学它本身就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 艺术、教育、宗教、民族等等基本知识，以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为背景。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有 关于天文算学、水利、地理等知识；南宋郑樵的《通志二十四略》，包括了礼、乐、刑、艺、天文、地理、食 货、灾祥以至昆虫、草木等。初中教材还介绍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孙思邈的 《千金方》、沈括的《梦溪笔谈》、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等科技巨著。高中教材则用三章的篇幅介绍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历史科学同其他一切科学都有或近或 疏的关系：它有时要借助其他科学来说明某些历史现象；反过来，其他科学的研究，也离不开历史科学研究所 提供的资料和文献。可见，历史科学同其他科学有着错综交叉、相辅相成的关系。搞好学校历史教育，能大大 开拓学生的视野，使思路敏捷、思维开阔，分析问题就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知识基础，能增强判断力、 理解力和思维的深刻性。有了背景知识，有了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生的文化素养就能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 。这无论是对学习其他社会科学课程，还是对学习自然科学课程，都将是十分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这对全 面发展的教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一特点，是其它学科所无法取代的。 历史学科教育，对德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古今中外的历史长河中，有多少社会现象对学生进行政 治和阶级观点教育是极好的教材；有多少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品德教育是其他学科 所不能替代的。至于进行思想教育，那就更加明显，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渗透在全部历史课程的每个课时以 至每个环节之中。通过学习历史，可以使学生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培养 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 ，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 中学历史教育、教学还有利于发展学生的智力与非智力心理素质。大家都知道，人的心理可以分为智力因 素和非智力因素两部分。智力因素通常指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它们与智力活动的直接效果有密 切关系；非智力因素是指智力因素以外的其余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志、兴趣、性格、信念等，这些因素虽然 并不直接决定智力活动的成果，但它们的作用，却深刻地影响着智力活动的程度、效率，决定着人的活动的指 向与成败。 学校历史教育要明确地提出发展智力，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任务。 对于发展智力，历史教学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历史知识的记忆信息量大。我国以文明古国著称于世，光是 有文字记载的史料，就浩如烟海；社会生活空前丰富，由此积累起来的历史知识之丰富复杂，也是过去任何时 代无法比拟的，这样，如何记忆历史知识就成了历史教学中的一项基本能力。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也不主张 把大脑变成信息库，我们主张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有关记忆的心理常识，如遗忘规律等，并结合历 史知识特点，总结出符合学生自己记忆特点的记忆方法来，提高识记效率和保持能力。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是 学习历史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其他知识的必要条件。 第二，学习历史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学习历史的过程，也是培养想象力的过程。历史教材是以文字为主的 信息载体，概括性的文字叙述较多，如果能够依据文字材料的揭示，在头脑中想象出具体生动的形象，将会更 真切地感知历史过程。所以，我们必须从小就要借助于历史教学发展他们的再想象和创造想象能力。 历史教学对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很有效，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就不说了。 中学历史教育也存在着培养非智力心理因素的有利条件。历史教育由于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生动的故事性 、强烈的感染力，并 能为学生树立典范，对培养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效尤前人，做个品德高尚和有作为的人无 疑是有积极影响和作用的。 二、提高历史教师的素质修养，是当务之急 首先，历史教师必须是一个革命者，爱国主义者。历史上许多革命家、民族英杰都得益于青少年时代的历 史教诲。爱国主义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遗产，是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巨大原动力。历史教师应当恢弘 民族正气，振奋民族精神。 第二，心有全史，胸存“底本”，这是对历史教师最起码的要求。历史上的一切事件、人物，不是孤立的 ，都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都是互有联系、互有影响制约的。历史教师必须做到心有全史，才能把历史讲通 、讲活、讲准。否则，就会把历史讲成一些孤立的点的偶然聚合。范文澜在《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 告诫学历史的人，不要自己跑到禁闭室中去。不通全史，只求专深，就是自我禁锢。学史者不可如此，教史者 更不可以这样。胸存“底本”，也应引起我们重视。一个好的历史教师心有全史，不是靠东点西戳来拼凑“全 史”的，要有一个扎实的“底本”。 熟读史籍，驾驭史料，这是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要籍往往是对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的原始记载，因此它是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基本材料。历史教师不能只满足于引用二手，甚至三手资料；而 应熟读一些中外历史的重要书籍，在熟读历史要籍的基础上，注意提高对各类基本史料的识断能力，通晓史籍 、文献出自那种立场、观念的人之手，从而能驾驭史料，辨析真伪。 近年来，中学历史教科书有改削，而每一次增删改补都引起一些历史教师的不适应。究其原因，最根本的 是由于一部分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修养尚未达到应有的高度，他们心无全史，胸无“底本”，对史料不熟悉。 有人采取下述程序，进行进修，得到了实效。以中国古代史为例：以翦伯赞编的《中国史纲要》为主线， 以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或郭沫若的《中国史稿》为主教材，以东北师大编写的《先秦史》、《秦汉 魏晋南北朝史》等断代史为第二教材，再选择几本近年来最新科研前沿专著，如赵恒烈、王铎全编的《历史教 育学》，周发增、张显传等合编的《历史教育学新论》作为辅助读物，在此基础上，再究读中学教科书，一定 会有更新更深的体会。 此外，如有余力，还可以先读断代史、通史参考资料，辅之港台专著；进而读通史纲要，辅之以各种史学 期刊，最后多涉猎最新的科研成果及论著，然后再回到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来，融汇贯通，启迪自己的思想，激 发学生的想象，从而就能使历史教学走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怪圈，真正成为涵养素质，启动思路 ，展望未来的教学相长的生动课程。 第三，作为一个合格的中学历史教师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改革开放时代，各类科学迅速发展，分支学科 日益增多，历史教师应尽可能涉猎更多的学科知识，如语言文学、艺术鉴赏、历史地理、历史美学、历史心理 学、历史统计学等等，以期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 历史教师上课要讲话，语言表达能力对一个历史教师来说非常主要。历史教学强调教学语言的直观性，对 主要事件要叙述得鲜明、生动、形象、吸引人，这都有赖于历史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为什么有的历史教师讲 课水平高？除了他的理论与专业方面的根底之外，语言文学素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哲学思想、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历史教师要讲清每个时代的历史，要引导学生 学懂弄通历史，就不能不掌握各个时代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各种思想流派。这是很不容易的。不懂哲学，就很难 讲清中国的“诸子百家”，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不懂经济学，也讲不清凯恩斯、罗斯福。历史教师要学 哲学、学政治、学经济，只有这样，才能讲通一些专业史，才能将历史当科学来讲授。 历史教师还应该学习科学技术常识，讲不清科技发展史，势必讲不清当时的生产发展情况，也讲不清与生 产发展相关的其他历史现象。历史教师对此缺乏必要的了解，就会出现知识性错误，甚至闹出笑话来，反之， 历史教师具备科技方面的素养，将会使课讲得更生动、更具体、更准确。 如讲原始社会，在讲到尖底汲水瓶时，可说明虽然他们不懂是重心原理，但在实践中已在运用。又如讲述 鉴真东渡日本六次未成功，教师可结合当时还未发明轴承，帆是固定的，不能随风向变动而改变帆的方向，所 以才屡渡不成；依此推之，空海入唐的遭遇也就不言而喻了。 历史几乎涉及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因此，历史教师应当有较广博的知识，较高的文化素养。 第四，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应该具备教育理论修养，懂得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也 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作赘述了。 历史教学论文:论世界现代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学科，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历史可以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这五种社会形态，反映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世界现代史是人类社会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极大地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1917年11月7日，俄国人民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先突破国际帝国主义阵线，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同志精辟地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①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世界范围内的基本矛盾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外，又增添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世界现代史的基本内容，决定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完成这个伟大过渡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过渡的形式、途径、方法和速度也有所不同，不会按一种模式同步前进。 世界现代史是史学领域中一门年轻的、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及当前世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国际上和各国所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可以从世界现代史中找到它的渊源，通过世界现代史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文化意识形态等历史进程的全貌，它不仅是历史知识教学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国情教育、道德情操和革命理想教育的最直接、最生动、最重要的材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是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方向。 世界现代史中，有许多革命导师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论述。马克思在1852年就明确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列宁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③列宁认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④列宁驳斥了对苏维埃政权“损害民主”、消灭民主”的无耻攻击，指出资产阶级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⑤而无产阶级专政“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本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⑥在教学中，应结合史实阐述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使学生从理论上认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生动教材。1848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都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因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各国革命先后失败了。而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革命得到巩固。这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都说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多么重要！又如德国十一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在客观条件上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结果却大不相同。德国十一月革命的历史经验表明：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革命政党，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派低估了党的作用，没有与机会主义分子决裂，因此，在革命爆发时，德国无产阶级还没有一个战斗政党.斯巴达克联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它毕竟不能代替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正如列宁所说，这是最大的不幸和最大的危险。在十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虽然建立了德国共产党，但毕竟为时过晚，没能提出明确的纲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致使革命的成果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这些确凿的史实，在教学中如能予以运用，必将加深学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解。 在教学中，还可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教育学生。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价值2500亿美元的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并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四。但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没有卷入经济危机，而且经过1928——1937年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苏联实现了整个技术改造，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苏联的工业产值超过德、英、法，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通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比，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国民经济计划化。通过这“三化”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曾出现了曲折和失误，二三十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模式”有不少弊端。苏联的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并不都适合于各国的情况。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借鉴苏联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符合于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现代史教学在国情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情都离不开它的国际环境。我们研究中国的国情。不仅要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而且还要研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要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体系中去认识，只有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出发，才能深入领悟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工业革命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影响波及整个世界。19世纪30——40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首先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从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性质和内容有了重大变化。从鸦片战争到的80年中，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 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曾信仰过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但历尽千辛万苦，结果都失败了。这就是中国旧民主革命即资产阶级范畴的民主革命的结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当时能在中国广为传播，不仅因为它是科学，更重要的是它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客观需要。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讨论签订和约问题。帝国主义国家无视中国主权，将各国在中国山东非法获得的全部权益转让给日本。为此，中国人掀起轰轰烈烈的。1919年6月28日下午，北洋军阀政府代表团在人民反帝怒潮的压力下，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代表团严正指出，“大会对于山东问题的解决办法不公道。……与其承认违悖正义公道之第156、157、158条款，莫如不签字。……舍此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故责任不在中国，而在于媾和条款之不公正”。⑦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舆论界普遍支持中国，美国议会最终拒绝批准和约与此也有极大关系。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两年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出现了“新世纪的曙光”。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屡遭挫折后的彷徨之际，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建的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希望，确定“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局面。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沉重打击。危机不仅激化了资本制度固有矛盾，而且导致了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本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进而发动侵华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抗日战争是亚洲各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斗争的主力，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斗争，大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有生力量。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某些大国的对华政策总是指向中国内部，力图操纵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影响达到顶峰，美国妄想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独占中国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对华政策，造成中国的又一次内战。但是，美国没有力量控制中国事态的发展，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十月革命后世界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的兴起，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有力地支持亚非拉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极大地改变了过去少数帝国主义国家操纵世界的局面。 通过分析研究中外历史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认清国际上各种势力是怎样促进或阻碍我国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国情的国际环境，这样才能对我国的国情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当然，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求教师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精湛的教学艺术。 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是历史教学中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 世界现代史充满着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战争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教学中可以通过生动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达到思想品德教育的良好效果。各国人民都为历史的进步、为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做出伟大的贡献，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和文化家等杰出人物，他们的思想、经历、成就，都将启迪学生在“做人”问题上的思考，使他们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使他们热受真、善、美，憎恨假、恶、丑。至于为祖国而献身，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仁人志士、革命先辈的英雄业绩，更是陶冶道德情操的极好材料。世界现代史教学，还有助于人们敏锐而又准确地把握世界发展的趋势与时代转换的潮流，在论及“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时说过：“历史的道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历史是进步的，我们在此进步的世界中，历史中，既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只应该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⑧这说明正确的历史观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现代史教学就是用历史科学武装学生头脑，帮助他们选择人生、展望未来、坚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迁移法在历史教学中的应用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校教育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迁移法是学习能力培养的一条重要途径。历史教学中的迁移法应结合历史学科知识体系的特点历史与其他学科相互渗透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联系来进行。它不仅有助于知识向能力的转化,而且有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一、 教材知识点之间的迁移结合 历史的各个组成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纵横联系互为因果的。正因如此,《全 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要注意历史知识多层次、多方位的联系。特别要注意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同一历史时期的横向联系。”历史的发展有纵横两大坐标“纵向比较主要从时间角度,对同一民族、不同区域、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发展层次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横向比较主要从空间角度,对不同民族、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学习历史必须瞻前顾后、顺推逆溯。在介绍蔡伦改进造纸术时,可引导学生追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书写材料,分析龟甲、兽骨、竹木简、丝绸 、麻作为书写材料的缺憾之处,进而认识到每一项发 明创造都要经历一个艰辛的积累、总结过程,这是纵向联系;同时还可介绍在我国造纸术外传之前其他国家的书写材料,以及造纸术外传后给这些国家带来的深刻影响,通过分析比较,增强学生的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这是横向比较。纵横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知识的有效迁移,既可“温故而知新”,又有利于新问题的理解与解决。 二、历史与其他学科的迁移结合 “历史学科 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综合性,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内容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文化、教育、艺术、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与多种学科联系密切,历来就有政史不分、文史不分、史地不分之说。”对历史材料的阅读、理解和表达离不开语言文字的功夫;解释历史事件 ,分析历史现象,评价 史人物离不开政治理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多厨史空间概念离不开地理知识。所以,课堂上教师应尽可能地融合一些边缘学科知识,尤其是政史文的有机结合、渗透和移植,以此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如在介绍百团大战时,恰当地联系语文教材上的《狼牙山五壮士》、《冀中地道战》、《小英雄雨来》等篇章,有助于学生加深理解“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打击 日本侵略者”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抗战,l945年 8月,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 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等内容。唐代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他透彻地说明了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的切人点。为什么亚非四大文明古国都建立在大河流域?为什么资本主义最早萌发在意大利?为什么中国上古时候种桑织绸非常发达的北方,到现代早已成了“明 日黄花”?为什么曾以生命之水孕育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在今 日竟被视为 “中国的忧患”?这些问题深刻说明了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用唐朝的着名哲学家刘禹锡“交相胜 ,还相用”的话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历史教学中通过不同学科知识的迁移,一则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二则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 三、历史与现实的迁移结合 历史讲述着人类的过去,然而,历史又是过去与现在永不休止的对话,是人们了鳃自己的社会,理解变化与延续的唯一途径。“书中积蓄着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现实生活中,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一些“热点”问题都有着各自的历史渊源。人们常常需要“以史为鉴”,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反省自我、认识 自我和超越 自我;通过借鉴历史的经验,来加深对现实的理解 ,把握事物的本质,从而科学地预见未来。闲此在历史教学 中适时引入一些“热点”问题,能更好的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如我在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时,是这样导人的:先为同学们转述白岩松说过的一件事:奥运圣火在伦敦传递时曾遭到藏独分子的破坏,一个英国小姑娘不解地问她的母亲,他们为什么要破坏圣火?年轻的母亲回答说 ,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此时我转问同学,真的是他们的国家被中国占领了吗? 如果当时你在旁边 ,你会对这两个不明真相的母女说些什么?学生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 ,用一系列的史实证明西藏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这里,奥运圣火、藏独分子与历史有机结合 ,通过学习,学生对热点问题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历史是为现实服务的,学习历史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运用课本知识去解决热点问题,学会从热点中去追溯历史。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什么是掌握知识呢?这就是使周围世界的事物、事实、现象和事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各要素之问互动加强 ,人类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和人类行为手段与方式 日趋多样化的今天,以分科课程为单一或主要模式的学校课程结构已经滞后于人类社会的演进速率。”当前,“为迁移而教”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的口号,布鲁纳称 :迁移问题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研究运用迁移规律教学,培养学生运用迁移规律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尤显重要。不容忽略的是,迁移有正迁移与负迁移之分 ,有利于未来的学习或对学习起促进作用的,称之为正迁移;相反,起阻碍作用的,则称之为负迁移。因此在迁移法的应用方面,应该把握住“度”:注重历史学科内知识的纵向联系横 向比较;注意同政治 、地理、文学、社会生活等的有机交融从而促使历史课堂教学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历史课堂研究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增长点;历史课堂教学更加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历史教学论文:历史教学中的传统美德教育 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良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精髓。如何让这些民族传统美德在新时期发扬光大，是今天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历史教学中着力于传统美德教育，可强化学校德育工作。 一、让学生认识教材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内容中化民族传统美德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渗透在历史教材中，教师应充分发掘这些因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这些内容大致可归纳如下：1．忠心报国，勇赴国难。这一美德的行为表现是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戚继光组织“戚家军”英勇抗倭，并赋诗明志：“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甲午战中的爱国将领邓世昌、林永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为反对外来侵略浴血奋战；张自忠“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在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仍高呼“杀敌报国”，直至壮烈牺牲；共产党员吉鸿昌就义前高歌“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们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美德。 2．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这一美德的本质是把“天下为公”作为崇高的理想人格。如教材中大禹治水，前后13年，风里来雨里去，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促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孙中山提倡“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等，都是以天下为已任，为国为民无私精神的体现。 3．勤劳俭朴，艰苦奋斗。中华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富于创造力而著称于世。所谓“奉公以勤，律身以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等，集中体现了这一美德的内涵。教材中，墨翟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生活；隋文帝身体力行，崇尚节俭，形成隋初良好的社会风气；马钧发明翻车，李春营建赵州桥，黄道婆改进、推广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都是这一美德的杰出代表。 4．不畏强暴，自强不息。这是中华民族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自觉能动性的鲜明标志。在历史教材中，具备这种美德的也不乏其人。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被处宫刑后，15年著成《史记》；徐悲鸿公开表示“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决不趋炎附势；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尽艰难并不断走向强盛的巨大动力。 5．文明礼貌，仁者爱人。我国是礼仪之帮，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又一个鲜明特性。历史教材中介绍的李冰父子为民修建都江堰，变水害为水利的事迹；名医扁鹊周游列国，为民治病救命善行；爱国志士林觉民“将爱你（妻）之心去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心愿；罗盛教为抢救朝鲜落水儿童而英勇牺牲的壮举，都充满了对人民的关心、热爱之情，表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历史教学中传统美德教育的主要方法1．正面诱导。教师应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准确而鲜明地向学生宣传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要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从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中悟出真谛。如针对学生中的高消费现象，可讲述隋文帝提倡节俭、隋景帝爱惜谷物的事例，启发学生认真思考，引导他们自觉调节自己的行为。 2．情感熏陶。“情贵于真”。教学中，教师要运用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或实物，辅之以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去影响学生，引起学生的共鸣。如通过讲述屈原、岳飞、杨靖宇等杰出人物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发学生强烈的报国情感，振兴中华、富国强民的决心。 真挚的道德情感，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道德修养，因此，教师要通过“自我塑造”来达到塑造学生的目的。 3．现场教育。牋各地丰富的德育资源是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活教材”，教师要充分利用。我在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探寻常德会战的历史踪迹，参观我校校园北城墙堤上保存完好的抗日碉堡，凭吊常德会战五十七师阵亡将士纪念坊，并现场介绍余程万部八千将士英勇抗战、勇赴国难的民族形象，让学生深切感受民族传统美德的巨大精神力量。 历史教学论文:谈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 历史教学是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一门重要学科,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国情教育内容。历史教学中的国情教育主要是以下诸方面。 一、进行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教育,我们伟大祖国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从人类告别愚昧迈入文明时起,到公元15世纪以前,我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先进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智慧和能力,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中国人民培植的优秀文明传统,从古至今,一代代相传,一脉相承,因此它与我们正在建设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分不开,割不断的。我们要积极地从古代文明中汲取营养,同时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前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崭新的面貌重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中华民族具有优秀的传统,她以刻苦耐劳着称于世,又培育了为世人称道的道德风尚。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优秀传统被继承和加以弘扬,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我们在历史教学中也应进行这方面的国情教育。 二、进行五千年中国人民奋斗史,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教育。中华民族是一个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永不磨灭的光辉。在近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了中国近代的落后。出路何在?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许多求进步的先进思想人物,提出了不少济世图存的主张,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但都没有成功。“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真正救国救民的责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唯一的出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近百年来历史所证明的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过去搞革命是依靠了党的领导,现在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同样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西方的多党制领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要在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中,向学生进行光荣革命传统的教育,特别是要向学生进行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育,从而使学生自觉继承革命传统,热爱党,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三、进行社会主义必然性的教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从多次失败中找到的,我们要教育学生应当珍惜这一正确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在我国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祖国的富强。我们要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教育学生,让他们了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和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因为在我们这个底子雹人口多、生产不发达的国家,如果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资本主义,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受穷。在生产不发达不富裕的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家都有饭吃,都能生活得好。 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教育。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中,要同学生讲清讲足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他们了解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和前途的无限光明。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由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大为增强,我国已建立了比较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农村经济走向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学生了解到了我国的社会建设的巨大成就之时,他们就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树立起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将来自觉地献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还要使学生了解,我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们的生产仍然落后。经济不发达,我国当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个国情,教育学生深刻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改革事业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还要广大青少年学生艰苦奋斗,努力学习,以便将来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 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1、从思想上要明确认识在历史教学中进行国情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国情教育,是广大历史教师义不容辞光荣使命,要认真钻研《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学习国家教委颁发制定的《中小学加强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中小学历史学科思想和政治纲要》,认真钻研历史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国情教育因素,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在教学中运用。国情教育必须寓于历史教学活动之中,紧密结合历史教材,以便得出结论,要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在国情教育中,教师在讲授时,要充满感情,表现出主观上的爱和憎,赞美和批判等鲜明的阶级感情,只有这样,才能以生动的历史事实感染学生。 2、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国情认识国情。 历史唯物主义是认识国情、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也是认识、分析国情的基本原则,是正确认识国情的前提。进行国情教育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对历史国情知识,进行科学分析,去教育学生认清国情发展的真正规律,预见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才能使国情教育对客观世界及事物的发展以正确地反映。 以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国情教育广大的青少年学生,就能使广大的青少年学生,正确认识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无比正确的。 3、运用比较方法进行国情教育。有比较才有鉴别。通过比较,求同存异,或者求异存同,从而探寻正确的道路和适宜的措施。国情教育要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这样才能认识中国现实社会所处的阶段,才能看清中国的历史进步,发展趋势和前景。国情教育只有将它 放到同一历史时期内,进行不同国度的横向比较,才能找出国情中的长短差距,探求适合本国国情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才能发人深省,催人奋起。 4、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要以正面教育为主,要使学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地认识我国的国情。在历史教学中,在讲国情中的积极有利因素方面,可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在讲国情中消极不利因素方面,要深刻分析产生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学生心理能够产生出一种民族的紧迫感和忧患感,归纳到一 点,通过认识国情,增强青少年一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使命感。 5、从实际出发,进行国情教育。国情教育必须从教育的对象学生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思想与现实存在的一些不够正确的认识问题。 从而使学生能够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 6、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国情教育。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时,要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除课堂讲授外,还可组织一些其它的活动。如参观、调查、访问、搞专题报告会等等。在教学中要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使用教学挂图、幻灯、录像等,使之真正把课内外的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向学生进行国情教育的目的。 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历史教学论文:浅谈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合理使用 课堂提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最为普通运用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教学手段之一。我这里所说的“O”变量，可以 简单地理解为课堂提问中老师设计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些历史教师对“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认识不足。认为 课堂提问只是为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有个缓冲而已，这种认识是非常片面的。其实“O”变量只要设计的合理， 运用的恰当、及时，富有启发性，它不仅能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深化历史课教学，培养和发展学生综合分析 问题的能力和运用史实解决问题的能力。认真研究“O”变量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设计和使用，是每个中学 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本文就历史教学中“O”变量的类型设计，“O”变量的功能，“O”变量的使用 原则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 一、“O”变量的类型设计 中学历史课堂中“O”变量的设计要因讲授内容、课型、讲授方法不同而不同，不能死搬硬套，概括起来主 要分以下三大类： 1、导人新课前设计“O”变量 新知识的传授依赖于旧知识的巩固，在讲授新课前，教师应结合已学过的历史知识和新授课的内容，合理 地在二者结合处恰当地设计“O”变量。通过师生之间彼此的问答，自然地过渡到新授课内容。如讲授世界近代 史“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章时，提问“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果怎样？对世界有何影响？”导人新课。此外，新 旧历史知识的结合点，不一定就是上节课和新课所讲的内容的联系，也可以是隔章节之间同类知识或者同一时 空间的历史知识的联系。按照这一规律设计，更能提高学生的能力。 课前设计和使用“O”变量，是检查和巩固旧的历史知识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从旧课过渡到新课的桥梁， 它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抓住学生的注意力。但它不是每堂课都能使用。如复习课，每个新的 阶段开始的一章不宜使用。 2、新课、复习课讲授过程中设计“O”变量 “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是一个课堂的核心，是教学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 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有意识地通过“O”变量，来创设“问题情境”。使学生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然 后在教师的引导下，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揭示教材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历史事件和求异思维的能力。 哪些地方需要设计“O”变量，哪些地方不需要设计“O”变量，“O”变量怎样设计，何时使用，要根据课 堂具体内容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教师可试探设计和使用。 第一：需要把历史知识综合归纳，条理分类的地方要设计“O”变量。如讲授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时期，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一节时，可设计：“革命统一战线是怎样建立的？”使学生对两次国共合作的不同条件、 方式、作用有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需要深化教材，加深理解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如：“法国资产阶级 革命”一章，当讲授到它的特点是最大最彻底时，发问为什么它是最大最彻底，让学生联系前三节分析人民推 动革命的表现。使学生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三，需要进行比较，加深理解和记忆的地方 应设计“O”变量，如“德意志，意大利统一”一章，问“试比较德意志、意大利统一的相同相异之处”。在比 较中，增强学生归纳总结能力，找到事件之间的联系和规律性，从而使之对知识更加巩固、更加鲜明。第四， 总结成败得失的原因或经验教训时应设计“O”变量。如：讲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让学生总结出：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联系现实，加以分析和运用，指导学生树立“学古可以明今”的观念。第五，某些咬文嚼 字的地方应设计“O”变量。课文中一些难写的字词，学生往往会念不会写，课文给的材料学生往往读不懂，教 师要帮助记忆、分析。 3、在课尾复习巩固时应设计“O”变量 巩固提问广泛使用于新授课讲完后和复习课中，它可以使学生更深地了解和全面地掌握这节课的内容。正 如前苏联恩·伊·布拉日尼在《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条件》的论文中指出：“在上课结束时，由教师指导下提 问学生来发言，这种形式的结束性谈话，是比教师用演讲来结束要有益的多。”可见课尾“O”变量使用的重要 性。它可以使学生把零碎的片断历史知识系统起来，及时消化和吸收。此外，在单元复习或阶段性复习中，除 由教师讲清线索外，应设计一些带有难度的“O”变量配合教师讲授。 二、“O”变量的使用功能 1、利用“O”变量组织课堂教学。 当教师走进教室宣布上课后，部分学生由于受外界、生理及上节课内容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精力分散，一 时难以集中到课堂上来。这时教师就应设计“O”变量及时提问，短时间内把学生的全部精力吸收过来，专心听 课。讲授过程中，教师除用生动语言，积极思维打动学生外，还应利用“O”变量对课堂“溜号”、听课不专心 的同学加以提醒。但教师使用“O”变量时要掌握分寸，学生可能回答不出来，不能大加谴责，只要把学生的精 力集中到课堂上来就达到目的了。 2、利用“O”变量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中学历史教学虽然强调精讲点拨，但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我认为更重要。课堂上教 师就象乐队指挥，“O”变量就象“指挥棒”。它指到哪里，学生就跟到哪里，指挥棒发挥好了，就能取得满意 效果。 3、利用“O”变量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心理素质。 在课堂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课堂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动机，“填鸭式”教学无 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只有合理使用“O”变量，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的条件，消除师生之间的思想距离， 唤起学生对历史课内容本身的亲近感，从而激发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主动去学，而不是被迫去学，这样效果会 更好。 4、巩固历史知识，加强思想教育 在新授课的课尾使用“O”变量或复习课中使用“O”变量，不仅能使学生对新旧知识加以系统化，而且能 促使学生独立思考，深入分析，渐渐地提高他们的能力。 课堂使用“O”变量还可以及时有效地挖掘教材中可以教育内容，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树立学生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 三、“O”变量的使用原则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O”变量的设计和使用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影响巨大，决不是可有可无的。那 么“O”变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怎样能运用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呢？我认为应遵循以下原则： 1、了解学生，心中有数 要想使“O”变量在课堂上发挥它有效的作用，教师必须对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一个整体了解，对每个学生的 历史知识水平、性子脾气、智力水平以及爱好特长都应摸清，然后分成好、中、差三等，对于基础好的同学提 问他（她）难度大一点的问题，基础差的同学提问一些简单问题。压制优等生的骄傲情绪，激发差生的学习兴 趣，对性格开朗，能言善辩者多提问，性格内向不善言语者少提问，不能压制和强行提问，否则效果差。 2、精心设计每个“O”变量 “O”变量使用的好坏，关键要看它设计得是否合理。教师在备课时要认真研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吃透教 材，结合知识内容和学情，力求做到小而具体，带有启发性，蹦蹦高就能抓得到。同时体现能力培养，题目要 源于教材，力求高于教材，切合学生实际，要有难有易。 3、因人施问，有的放矢。 为了使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始终处于积极思维状态，教师要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能只提问好学生，不提 问差生，久而久之，很容易伤害那些不被提问的学生的感情。以为老师瞧不起他，慢慢对历史课失去兴趣，产 生抵触情绪，后果可想而知。所以每位中学历史教师都应正确对待这一问题，让学生感到你对他（她）们的爱 护、关注，让他们带着轻松、愉快、渴望的心情去学习历史。 4、要想方设法使每个回答问题的学生都成为胜利者 中学生的自尊心是很强的，他们希望在全班同学面前能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好，但每个同学之间由于基 础的好坏，反应的快慢，对于老师提出的每个问题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回答好，所以教师在提问时要有所区别， 对于难度大的题要让好学生来回答，如让一般学生回答有可能是“不会”二字，同时使其心灰意冷，害怕提问 ，害怕上历史课。 此外，当学生回答问题遇到困难，思维受阻时，老师要循循善诱，启发点拨，逐渐使他回答的完整、全面 。最后教师给予肯定、鼓励。如果再加上一句：“谢谢，请坐。”学生的心情将会更舒畅，以后的历史课中他 （她）将会更积极，更活跃、更有信心。 历史教学论文:分析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历史教学论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 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 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 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体制,及1966-1976年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 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 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 ——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 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 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 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 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 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研究 摘要： 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大学；历史；通识教育；教学 现如今，大学通识教育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普及。大学通识教育在于打破专业间的壁垒，使学生通过对不同领域知识的学习与整合，成为见识通达、人格健全的个体。其中，历史通识教育是大学通识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历史通识教育对于陶冶学生的人文情操，锻炼学生的历史思维，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我本人在重新探索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和反思中国传统历史教育局限性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教学实践，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历史通识教育的探究，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意义 （一）大学历史通识教育能够丰富大学生人文知识和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 我国在20世纪末期就开始了高校素质教育的改革，目的就是在当今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化的情况下，避免学生过度为专业知识所束缚而忽视了综合素质的提升。当今，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许多理工类大学生的人文知识水平更是有待提高。在本世纪初，深圳市委宣传部和深圳团市委等单位在北京、上海、武汉等部分重点城市做了一项关于青少年历史知识现状的报告，报告显示，全体受访者中仅有1.5%及格，可见学生历史知识的匮乏足以令人担忧。通过历史通识课的学习能够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中国史的学习能够让学生对我国悠久的历史有更深刻的了解，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世界史的学习，能够开拓学生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中国和中国人。 （二）能够培养学生历史思维 学习历史能够开拓大学生视野和思维，让大学生学会纵向地看待问题。学生通过回顾历史，回顾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来更好地理解世界（例如在世界文明史中回顾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犹太人独特民族性格以及现代世界中犹太民族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关系），让学生在思考与感悟当中增加对现实世界的关怀和宽容；学习历史也有利于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换位思考，让学生理解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人所作出的决定，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同时，通过学习历史，培养学生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问题，这也有利于塑造学生人文主义精神。 （三）可以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批判精神 学生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品评，能够更好地培养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分为二的分析问题方法，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教师通过和学生共同探讨历史事件的起因让学生懂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英雄人物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辩证关系，并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教师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能让学生逐步养成严谨求实的态度。这些能力的培养不但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史观，而且有助于学生正确和客观地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这对于学生身心的和谐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传统历史教学的局限性 中国传统的历史教学方式可以用赫尔巴特的“教师中心”“课堂中心”“教材中心”来概括，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材或者其他材料学习定论，授课方法以讲授为主。这也决定了学生在这一过程当中并不需要去探索、研究和发现，学生只需要被动接受即可。我在之前的教学过程中，教学内容上也主要以现成的理论和知识为主。例如之前我在《美国历史与文化》一课中设计的大纲内容有：一、北美独立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独立运动的背景2.运动的过程3.美国独立宣言的过程和意义；二、西进运动。学生在本讲中需要了解1.美国的领土扩张的过程2.移民运动过程3.西部的开发的过程……。这种教学内容的设计有利于学生的知识掌握，却不利于学生更好的理解和巩固知识。在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课程当中没有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当中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不多。尽管在学习过程中会给学生播放相关的纪录片、影视资料或者给学生讲述一些美国历史的小故事来丰富课堂内容，但总体上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并不高，学习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没有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原始史料，课堂上提供的资料不够全面，精度不高，针对性不强，导致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的并不深刻，讲课有些流于形式。后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课程的设计更偏向于培养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着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批判精神。无论在教学形式还是在教学内容上，我都做了大量改革和尝试，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内容探究 传统教育只是传授给学生课程的定论和意义，这种教育方式不利于引发学生独立思考。而经过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和探究后，教师在课堂上只需提供课程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定义，课堂上主要任务并不是让学生掌握内容，而是给学生提供一系列理解这门课的工具，通过有针对性的材料的阅读引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在之前的教学中，我给学生提供的阅读材料都是课程需阅读的经典材料（例如:《五月花号公约》《美国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而且只要求学生理解材料内容即可，在阅读之后给学生总结材料的意义所在。此后我给学生提供了更加具体、详实和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料和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且要求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材料(例如：阅读莱克星顿枪声后英国殖民军队和殖民地民兵武装的两份报告，阅读后思考以下问题：这两份报告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别，该怎样认识这两份报告当中的差别，你认为这两份报告哪一份更能体现当时历史的真实情况，原因是什么，根据报告描绘的当时情况，假如你是当时的民兵武装，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原因又是什么)学生在自学中，一开始显得并不适应，但随着这种练习的进行，通过不断阅读和思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逐渐得到提升，并建立起了独立学习的兴趣和信心。 四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教学方法探究 在教学方法上，主要运用讲授、讨论和演示三种方法。我课程的理论课时为36学时，2学分，选课人数一般在25-30。课堂上教师尽量减少授课内容，内容只涉及关于本讲的基本概念和定义，把尽可能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自主学习和讨论。 （一）讲授法 讲授法教学并不意味着填鸭式教学，对非专业的学生在讲授当中尽量结合他们已有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尽量使用他们能理解的概念和词汇。讲授当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和提问，并通过观察和提问等方式随时掌握学生的听课和理解状况。对能够积极提问的学生给予鼓励。 （二）讨论法 在课堂讨论前，给学生提供充足的视听材料、书面材料并设置一系列相关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解读史料并给学生一定的思考时间，以此来提高学生独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先在小组内部形成一致意见，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发言交流。教师要仔细观察学生讨论的情况，多关注不发言的同学，给这些同学多创造机会，并适时地参与到学生的讨论中来。老师尊重每个学生的发言权，尊重学生的任何言论，不因为学生观点上不同或者学生知识上的匮乏而打击学生，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很多时候学生在讨论过程中会遇到偏离主题的情况，这时候老师就需要进行合理引导，确保学生的讨论与课程内容有内在关联。此外，有些讨论往往演变成争辩，此时，老师要及时疏导，避免学生的情绪化，引导学生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合理倾听和吸收别人的见解，在讨论中学会倾听他人、理解他人和包容他人。在学生讨论之后，老师要做总结性陈词，对学生的表现要更多地进行鼓励和肯定，以此让学生增加自我学习的信心和兴趣。在课堂的最后学生根据自己思考和相互讨论的内容做出本节课的学习报告。 （三）演示法 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教师熟练运动多媒体教学能够更加直观和清楚地展示课堂内容，从而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可以插入一些历史影片、纪录片或科教片等等，但时间不宜过长（控制在15分钟以内）。而且视频资料的选择要有针对性，在视频资料播放之前给学生设置一系列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资料（例如在讲授“美国历史与文化”中“移民运动的过程”一课时，插入视频资料“五月花号”，在视频播放之前，让学生通过视频回答几个问题“五月花号上的船员有怎样的特点”、“为何五月花号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有如此高的地位”等等）。演示法能够起到调节课堂气氛，引起学生注意的效果，正确地运用能够让学生在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和学习知识，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五大学历史通识教育的考核方式探究 在之前的课程考核中，只要学生不迟到、旷课、早退都能获得相应学分。学生的成绩差异主要体现在是否掌握了老师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以及课上所做的笔记情况。期末考试内容多以论文为主，但由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浮于表面，论文抄袭现象比较突出。教师并未对学生课堂表现做一定要求，这导致许多学生在课堂上表现不佳，因为学生关心的是能否选上课而不用担心能否通过考核。在教师本人从知识的讲授者的角色上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帮助和聆听者之后，考核更加侧重于学生的课堂表现。学生的考核方式主要有课堂参与度(占学生总成绩的40%)，学生每节课的学习报告（占总成绩的3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30%）组成。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后，教师做简单的记录。学生每节课后做简单的学习报告，教师相应的打分。期末考试内容的设置主要以开放性题目为主，题目只有通过个人搜集历史资料并认真体会理解才能得出答案（例如，设想你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华盛顿将军麾下的一名普通士兵，你可能将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你会做出怎样的抉择，你做出这样抉择的原因又是什么）。考试不设置标准答案，只要学生的答案符合基本历史事实并能自圆其说即可，如果学生抄袭严重则本门课程不予以通过。通过教师的观察和学生的反馈，这样的考核方式更加灵活，更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六小结 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探索任重道远，需要教师和学生在实践中共同总结和体悟。总之，大学历史通识课教育的开展对学生融汇不同知识，超越学科界限思考问题，提升个人修养等方面都有积极和重要的意义。作为教师，必须做好精准的课程定位，不断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个人学术修养才能真正发挥历史通识课的教育意义。 作者:提大伟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讨论课教学理论实践 ［摘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讨论课的问题。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作者：于忠伟 陈爱平 单位：台州学院思政部 大学历史论文:教会大学农业教学历史启发 本文作者：吴洪成 王蒙 单位：河北大学教育学院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初创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重镇当属岭南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它们代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最高水平。岭南大学是美国传教士在华南地区开办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1908年，美国农学硕士高鲁普就职于岭南大学，实地研究中国农务。1912年，高鲁甫为岭南学堂中学三年级学生开设初级农业课程。1918年，岭南大学开设农科课程，为了便于农科专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在校西辟一农场，实验中西蔬菜花果的种植，并兼及畜牧、种子改良。此外，又辟学生实习场两所，设华南植物标本物一所，而桑地、蚕室、鸡屋、牛房等亦依次设立。由于教会办学与欧美现代教育改革声息相通，活动教学、自我实践、学校社会化与课程生活性更为鲜明。岭南大学的教育设计实取活动主义，学生除了遵守规则之外，能自行发起种种事业，并创设农学会［2］164。岭南大学经过钟荣光校长四处募捐的努力，于1921年将农科从文理科大学内独立出来，成立了岭南农科大学，后改为岭南大学农学院。岭南农科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促进农科高等教育，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才，改进华南地区乃至中国的农业事业。其管理办法是：于岭南董事局之外，另组一岭南农科董事局，担负管理及维持之责。岭南大学农科成功办学的关键在于实施了农场实验研究与成果推广。王卓然在《教育一瞥录》中对该校农科教育实习及教育推广情况有所记录：“岭南大学有农科生近100人。开辟学生农事实习场2所。农事实验场1所，研究荔枝桔类、中西菜蔬、果子牲畜等项。往各地采集植物标本4　300余类（种）。 新建育蚕室2座，种桑60余亩，以供给蚕业学生百人之用。”［3］5211914年9月，美国教会创办的私立金陵大学正式成立农科，聘请美国农业科学家和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到金陵大学任教，并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924年改组成为四年制农学院。金陵大学在大学程度的办学层次上开设农科，其办学规模及影响日渐扩大，翘楚国内农科大学之首，这对中国近代农业高等教育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33年刊行的《私立金陵大学一览》对此有所描述：“民国三年，本校教授裴义理先生，因感于农林人才之缺乏，遂开设农科，次年添设林科，至民国五年，合称农林科，各省资送官费学生来校肄业者甚多，盖是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者，仅有本校一处。十年秋，北京教育部派员来校调查，准农科立案，十四年冬，复正式认可，是为外资创设大学在中国政府之最先立案者。”［3］582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迅速崛起，除了拥有一流的教师、所需的实验农场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同中外各机构特别是与政府相关机构的合作，使之在政策和资金上有充分的支持。这一时期，一些教会大学开始创办农科，设计农科课程，招收农科学生，根据当地经济结构及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农业科技研究，从而拉开了中国农业教育现代化的帷幕。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创立，恰是近代中国实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转化阶段，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实、强化高等专业教育的类型，而且有助于直接推动政府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农业职业教育和专门技术教育，由此也对中国农业教育的现代化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兴盛时期 教会大学初期的办学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即传播基督教与促成青年得到高等教育，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三件工作要做：一是培养青年基督徒；二是培养有知识的基督教领袖；三是引导基督教男女青年归主。但20世纪20年代以来，基督教大学办学专业性与世俗化逐渐加强，办学方向趋于服务社会以及探索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可谓走向了另辟蹊径的征程，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在《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重心的转移》中所称：“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于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3］147由于培养目标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教会大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伴随着基督教中国化进程的加快，教会大学的各个学科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学科体系趋于完善，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农业教育作为教会学校的科系，也同时得到了快速发展。如金陵大学农业教育除有农林本科相关科系外，并设有农林及灾荒研究系、农业速成科、乡村师范科、暑期学校、函授学校，在鼓楼左、太平门外有占地400余亩的农场以及其他未建筑之校地，一律作为农林实验场之用。农林实验室设备齐全，为了促进农林水利事业发展，并推动学院农林本科改良麦种、棉种、蚕子的研究及试验，该校加强办学国际化，并注重科技下乡，使科技用于生产实践。据文献记载：“美国纽约省立康奈耳大学与本校农林科，定于五年或十年之内，每年派专门教授一人到本校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地实地推行。本校深信植物接种法为中国今日改良农业之需。罗福教授等于此项学术研究有素，且为实验场之专家，将来必能以研究结果，贡献于今日之农业。此举非特促进本校植物接种系之增设，并可永久巩固中美学者之感情也。”［4］ 墨妮在《金陵大学建校100周年纪念册》中刊文《记金陵大学农学院创办人裴义理》，对该校农科创设背景、教学原则及影响作用作了介绍，这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对教会大学农科教育相关问题的认识。1910年，裴义理先生受金陵大学之聘，担任数学教授。1911年，裴义理先生承办我国北部以工代赈工作，常在农村和灾民相处，看到我国农民生活实在贫困，认为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必须先从改良农林事业着手。1914年，金陵大学适应社会对农业技术及专业人才的需要，由裴义理先生一手创办农科，采用半工半读制度来培养实用人才。第二年春，添设林科，以造就林业专业人才。当时国内大学设有农林科的只有金陵大学。因此，鲁、皖、滇、赣四省均送官费生到金陵大学，读农科、林科的日益增多。1916年，农、林两科合并为农林科。创办金陵大学农林科时规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注重实际教材，学以致用。如开垦地、栽树、播种、耘草、收获等工作，都由学生亲自操作。裴义理先生认为，要把书本上学来的理论，在实际中体验，才能求得真知，只有这样，学与做才不至于陷入空虚，才能与国计民生发生直接利益。虽然当时风气未开，未能完全实行，但裴义理先生依然主张知行合一，变更当时风尚，可见独具慧眼。二是提倡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农林科初创时期，仅有经费5　000元，教员二三人，学生十几名，然因方针正确，办法合适，主持人有计划、有毅力，所以，奠定了金陵大学农学院永久的基础，能逐年扩大起来。从办学到抗战开始，大学本部、农业专修科以及各科训练班，其毕业生达1200余人，占全国高等农业学校毕业生的1／3，而从事农业教育及农业改良工作的占总数的95％。没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失业，且供不应求［2］594－595。 燕京大学在1921年成立农学系，为四年制本科，1923年获得“预防灾荒基金”22．5万美金，使学校得到发展，专业有农艺学、畜牧学、园艺学等，在新校址附近的海甸（淀）有1　500亩的实验园，重点是发展畜牧专业［5］18。但后来由于教会大学系科的全面调整，燕京大学农科于1930年被合并到金陵大学农学院。岭南大学作为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另一重镇，在这一时期同样确立了其在高等农业教育上的地位。岭南大学在1918年已开设农科课程，20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独立的农学院，到30年代中期共有畜牧、农业、植物、病理、蚕丝等5个系［6］162，并在教育、教学的组织管理上分为教务、实验、营业、劝农四部分。教务部自大学成立后，开设田艺、园艺、畜牧、桑蚕、农产制造五科。此外又特设短期蚕业科及一年农业专修科。每成立一处农场，即附设专校，如蚕业、糖业、牛乳业等，教授附近中小学生及农家子弟。实验部自开办农大后，除承受岭南大学原有农场外，还陈请南京国民政府指定附近岗田地约800余亩，由该校按期备价收买。试验总场已设立，至各处试验分厂，也陆续进行。营业部该部宗旨再将该校现时所存有产品，如种子、树苗、蔬菜、瓜果牛乳、自养家禽、自宰猪牛及自制糖果、肉食罐头等，设法销售校外。此举不仅使教员、学生能够进行试验，物品不致糜费，且使学生有机会练习商业知识。民国十年，各项收入，为数共8．1万元。现分外地营业、行店营业及劳工监理三股，并力尽行，将来即以所得余利，充做该校常年经费。劝农部该部初名推广部，后改成今名。其宗旨在于宣传该校研究所得成绩，以振兴地方农业。当大学未能成立之前，曾开广东第一家畜展览会。在大学筹备期内，适逢广东开办第二次农产品展览会，不久后又赴赛大新公司天台农产品奖励促进会。更与营业部合劝农民栽种木瓜，发出苗木数千株。所刊行的《农事月刊》、《农学季刊》，销量也不少。其他如幻灯演讲，组织义农会，种植勉励会，调查荒地及农产，协助各处植木公司等，也均在进行中［2］556－557。 在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少教会院校根据自己的专业优势以及该地区经济生活特点，着重发展适应当地特色的实用专业。如金陵大学农学院深入研究动植物病虫害及小麦、玉米、棉花等品种改良，岭南大学农学院则重点发展园艺、蚕丝、柑橘类等相关领域，而华西协和大学在畜牧、水果种植与运输领域颇有成果。这样的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设置，有助于形成特色专业的个性优势，突出本学校在该领域的影响。但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由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冲突很难调节，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基督教一直受到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敌视与排斥。教会大学的爱国师生普遍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主动而有选择地接受教会教育，他们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迫使学校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而致力于教育内容的专业化、世俗化和科技化［7］10。对此，天主教开展了所谓的“中国化”措施，基督教也开展了“本色运动”，即中国化运动。教会大学被迫向当时的国民政府立案注册，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在名义上成为私立学校［8］63。经过1922年在全国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大学入学的学生更是趋向于非基督教徒家庭，且教会学校的宗教课程被设为选修课程。为了尽快走出阴霾，教会大学重新给自己定位，确定了为中国社会服务的目标，以通过为社会服务来体现耶稣基督的精神。教会大学的决策者们认为，教会大学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殊的领域，使它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就是必须进行农村教育建设的研究和实验［5］68。 这就引发了教会大学20世纪30年代参与轰轰烈烈的农村重建运动。教会大学主要采用两种方法帮助建设农村：一是进行农业方面的科研和教育；二是对农村提供援助。金陵大学在这一方面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及其他学校也实施了规模较小的计划。金陵大学农学院于1935年设立农科研究所，内设农业经济学部、农艺学部和园艺学部：大学本部设有农艺系、森林系、桑蚕系、植物学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经济系、园艺系、乡村教育系农业工程系和农业推广部（系）。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还设立了农业专修科、短期训练班、农业工程函授和农民夜校等。其系科设置，上自农科研究所，下迄短期训练班，各级农业教育无不具备。1930年，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责拨出开办费4　000元及每月经费500元，金陵大学则派出推广人员及提供推广材料。实验区开办宗旨有三条：一是从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组织及地方自治等方面推进实验区的乡村建设；二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实验基地，将大学研究成果推广到该区农家；三是作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及其他机关研究乡村问题的实习基地。乌江实验区取得很大成功，到合同期满时已经实现自给自足。自1930年至1937年秋实验区还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1937年底，日寇进攻南京，该实验区损失惨重［9］384－387。1927年，齐鲁大学在济南东部的一个小镇建起了“乡村研究所”，开始了农村发展研究工作。研究人员深入农村，引进优良品种，指导农民发展家禽生产，利用荒地开辟果园。为了增加农民家庭的就业机会，他们还帮助当地发展毛织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以及建立信贷合作社，为农民购买良种、耕畜等提供低息贷款，信贷合作社所得的利润被用来建立学校、修筑公路及其他福利事业［10］132－133。1930年，燕京大学迫于无奈将农科转给金陵大学，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农村的关注，反而更集中精力从事中国乡村建设这一宏伟事业。1930年，该校与华洋义赈会、香山慈幼院共同创办北京清花园农事讲习所，招收初中毕业以上学生，授以农业技能及知识，三年毕业，学生之膳食、讲义费用，完全由学校供给，学生非农民子弟不取［11］165。 1930年的2月，燕京大学社会系开办“清河社会实验区”。该实验区工作人员统由社会学系委派，并尽量聘用当地人才。工作广泛开展分为经济、社会、卫生、研究四大类的各项具体活动，如经济类就有信用合作、小本贷款、家庭工业、畜牧、农业改良等方面内容。1934年，福建协和大学设立农村服务部，由陈希诚主持。经济系和教育系分别开设农村合作及农村服务两门课，为开展乡村建设服务。1936年秋，该校试办农科，设农学和农业经济两个系。1939年，进行学系调整，农学系扩张为农艺学及园艺学系，与原有之农业经济系合并正式成立农科［11］227。福建协和大学在农学专业教学和科研方面也有重大成就，农学院在邵武开辟了农艺试验场150亩，森林试验场1　000多亩，另有畜牧试验、植物病虫害研究所、园艺实验室、水碓和制茶试验所，供师生从事科研与实习。华西协和大学的乡村建设工作主要集中在引进和改良奶牛、山羊、家禽、水果、蔬菜和农作物的品种及实用技术方面。但由于缺乏资金以及受教会大学管理的限制，到1934年才成立农学系。1940年，华西协和大学改农学系为农业专修科，设有农艺、园艺、畜牧三组，这也为乡村建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2］114－118。无论是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福建协和大学，还是华西协和大学，他们都在不同地区体现着教会大学农业教育进入兴盛时期的探索及不懈努力，其世俗专业化的特色及服务农业经济的现实成就，不仅巩固了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也促进了整个中国现代高等农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衰退及消亡时期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开始走向衰退，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教会学校完全消亡。这一过程是逐渐发展的，并非突然间消失。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起了对我国全面侵略的战争。为了尽可能保存历尽艰辛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成果，国内高校在冒着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纷纷忍痛内迁，教会大学也开始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选择，不得不考虑各自的出路，或挂起美国国旗，用来防止日本人的袭击或没收财产，或迁入西方列强在华的租界寻求保护，或听从国民政府关于内迁的意见，举校西迁［6］133。如金陵大学准备西迁于四川成都，但当时美国在中国有治外法权，金陵大学的一些西方人士对迁校无所谓，国民党政府方面，认为公立大学已经搬迁，教会大学迁不迁无关紧要，于1937年10月4日在南京开学。但开学20多天后，局势严重恶化，只得通知闭校停课，金陵大学在11月18日停课西迁［9］80。农学院人员及图书仪器标本175箱随校本部西行，1938年3月1日借华西大学校舍正式开学［9］300。金陵大学西迁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据1944年金陵大学的统计，截至1941年8月，金陵大学共损失1　467．85万元，其中，校舍损失299．90万元，设备损失147．95万元元，林场损失1　020万元，折合美金达444．80万元［9］81。因此，学校的教学、科研条件受到严重削弱。抗战初期，虽然岭南大学位于远离华北战区，但也未能免受其扰。当广州沦陷后，只有少数人留守校园进行收留难民的工作，大部分师生都分批到达了香港。学校在香港新界租到一座大房子和周围的农田，供农学院使用。11月18日，农学院二、三年级的学生开始恢复上课和实习。战争使得学校在搬迁中不仅有房屋、设备等物质方面的巨大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学校生源的不足，没有学生的学校何谈教学与研究。以第一学期为例，有470人报考，学校录取了其中的297人，最终只有180人到校入学，报到率只有60．6％。学生流失率也比较高，这一年第一学期，学校的在校本科生总数有536人，到第二学期仅为513人［13］99－101。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由于领导层在是否西迁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长期存在的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对学校利益及发展前途的不同考虑，使得齐鲁大学一度出现了两个校址———济南原址和成都华西坝新址。由于学校内部管理不统一，再加上内迁的损耗，大大削弱了学校的实力［10］129。抗战开始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教会大学迁到华西校园，他们与华西协和大学就农业研究与乡村建设进行合作，因而使四川的乡建工作得到发展。省政府和中央政府对华西从事奶牛改良都给予密切合作，1940年，政府批准华西立案二年制的农业专科课程。1941年，国民政府农林部拨款2万元，专门用于食品的保存和运输研究，这是抗战时期华西在农业研究方面最杰出的贡献［5］110，但也足以看出其领域的狭隘性。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华所具有的特殊政治优势消失殆尽，一些教会大学第二次内迁开始。由于香港的沦陷，岭南大学又迁移到了内地，从大村到坪石，从坪石回到大村，又从大村疏散到黄坑，从仁化、连县、五岭，最后到梅县。几度迁移，使得学校的教职员队伍大大缩减，很多老师都转移到其他学校或从事其他工作去了，教学仪器设备与图书资料也比较缺乏［13］105－106。内迁后的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农业研究、教学、推广上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就其影响来说远远没有战争前范围大。学生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更为紧要的民族存亡的抗日爱国活动中，农村建设运动在没有了学生的参与后，温度自然骤降，农业教育的萎靡更为凸显。 随着1845年8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教会大学同其他私立及国立高校一样也都认为最艰苦的时期结束了，希望迁回原址后学校能快速恢复到战前水平。1943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会、英国委员会、中国董事会成立了计划委员会，开始协商拟定战后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蓝图。1946年11月，由国民党独裁专制政策造成的国共之间的内战爆发，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但教会学校还是开始着手复校事宜。复校的任务极其艰巨，各教会大学竭尽全力争取资金复校。如岭南大学收到的捐助来源多元化，其中基督学校联合会给岭南大学拨款3．5万美元，香港在1945年和1946年分别捐款两次，各机构也都伸出援手，如英国援华会、美国援华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另外，学校还得到其他机构或个人的捐款［13］112。农学院的实验区、实验农场也开始慢慢恢复，正当各项事宜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由于内战造成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使得经济失控，通货膨胀极高，各大高校陷入到资金空前紧缺的时期。1948年底，各高校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教职员工的生活都得不到基本的维持，“反饥饿、反压迫”等罢教、罢学风波又起。1949年，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因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在联名发表要求发薪的警告无效后，罢教20多天。这件事震惊整个社会，被认为是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13］119。金陵大学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947年，金陵大学的预算迅速扩充到5．64亿元。而到了1948年4月，金陵大学会计室主任毕律斯报告称：仅该年1～6月，金陵大学预算就缺60亿法币［9］110。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学校复校工作的进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受阻，其状况比抗日战争中还糟糕。 新中国刚成立，各项工作都在改造中，国家没有精力一次性实现对教会大学的全部接管。于是在中共中央制定的“积极恢复，初步整顿，初步改革”的总方针下，各省确定了“坚持维持院校，逐见改革”的初步措施。但是作了两条规定：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校长不得由外国人担任。这在当时是顺乎国情民意、非常必要的［6］149－150。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由于中国人民参加了战争，美国冻结了中国大陆在美的所有财产，基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加快对教会大学的接管。1951年，对20所接受西方接济的大学给予最终的处理，其中11所收回后改为公立，另外9所收回后仍为私立，由中国人开办。金陵大学的情况属于第一种，而岭南大学则属于第二种，仍属中国人自办学校。至此，教会大学完全被新中国接管，由于高等教育专业设置不合理，为了消除这种现象，更好地为新中国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全国院系大调整，按照政府的调整计划依次推进，境内教会大学随着1952年院系调整的完成而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历史启示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一次有计划、大规模的调整和改组。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凡不符合《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规程》和《修改专科学校规程》的大学及专科学校，或改组，或降为独立学院，或停办。教育部还规定：教会大学或学院不得由外国人出任校长或院长。教会大学基本上都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并重新定位了学校的目标，向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总体政策导向靠拢，力图形成“联系中国社会生活实际”的应用性专业特色［14］57。教会大学同时受中外双重管理，但越来越偏离教会的控制，受国民政府的约束增强，国民政府直接给教会大学拨款作为补贴，使得教会大学作为私立高校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教会学校开始组织课程改革，提出教会大学按新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的条文，重新向政府申请注册。教会大学纳入新中国教育体系只是作为收回教育权的第一步骤。1952年，教会大学被拆分，融入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教会大学农科作为教会大学的一部分随之充实到其他院系。教会大学农业教育从创立到消亡，短短的几十年中，拥有丰富的农业教育办学经验，不但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功典型，成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模板，也为当今外资在华投资办学提供了很多中国化的方法。教会大学的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透过课堂教学、农业科研、农业推广形成了独有的办学特色。 现代历史学家吴梓明在《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中称：岭南大学至1930年间，它的办学特色在于其办学目的不是为传教，而是“实行人格的教育养成科学之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钟荣光校长在一次演说中也指出，岭南大学办学的目的乃“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成中国领袖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精神，使学成不至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换言之，岭南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一方面是为国家培养科学的人才；另一方面也注重人格的训练，特别是以基督牺牲的精神为榜样，培养学生勇于服务的精神。岭南大学的校训“今之学者为人”，目的当然是发扬真理，贡献所学，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虚名或禄位［2］563－564。教会大学对于农业教育的重视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应把农业发展放在首位，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农业教育的宗旨要服务于农村、农民，不能只探究理论，不重视科研的推广，没有被推广的科研成果就不能产生它应有的效果。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是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部分，透过对其历史演进的探究，能有裨于我们更好地为当代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及服务农村作出贡献。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论文 一、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带来的益处 1.1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在以往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比较重视历史知识的逻辑性，而对历史的形象性有所欠缺，这样容易使学生只学习了知识，思维方面却处于休眠状态，这样只会让学生觉得课堂枯燥无味。多媒体教学可以从各个方面开发学生的感觉器官，促进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面的发展，使学生的整个大脑都可以活跃地运动起来，通过这种思维的促进和感性的理解，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状态将会变得更加积极，很好地培养和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 1.2节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 大学历史课的课本信息容量非常大，主要提纲也是繁多，如果采用原始的口述教学只会让师生之间厌倦疲惫，课堂效率较低，而采用多媒体教学模式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例如，教师在讲述中国近代史不平等条约时，如果是原始的口述教学，那么教师则是按照每个条约在课本上出现的先后顺序开始讲述，当要拿来比较时，还需要又重新返回查看，如果采用多媒体教学，那么可以在屏幕上直接列出各个不平等条约，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和差别，对知识的印象也更加深刻，同时也节省了教师的教学时间。 1.3营造历史氛围，提高学生兴趣 在历史课堂上，营造历史氛围，激发学生兴趣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方式。多媒体可以播放许多形象生动的画面，感人肺腑的配乐，恰当的解说，鲜艳的色彩，可以直接刺激学生的大脑皮层，引起兴奋，学生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学生要想掌握好知识，就必须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并对知识点产生浓厚的兴趣。原始的教学模式就是教师讲述，学生听课，虽说这种教学模式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它毕竟也是有弊端的。历史本身是十分漫长且复杂的，仅靠教师的讲述与学生的想象，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通过多媒体这个教学工具，将书本上静态的知识转为屏幕上的动态画面，使学生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1.4提高记忆效率 多媒体可以刺激学生的视觉和听觉，学习历史知识，需要对知识记忆进行巩固，不能学了前面忘了后面，所以巩固知识和掌握知识非常关键。经心理学家分析，多个感觉器官一起工作会提高记忆的效率。在历史教学课堂中，利用多媒体播放多姿多彩的历史视频画面，直接在学生的大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上一些视觉和听觉的刺激，更是加强了记忆效果，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二、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给大学生带来的负面影响 2.1不利于师生间直接交流 在科技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原始的教学方式就是教师面对面地跟学生教学，互相交流和沟通知识，学生在学习的时候，通过教师的阐述，也知道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做些什么，明白自己要如何让去学习历史这门课，学生只有知道了学习这门课的主要目的，才能将其恰当地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大学的历史教师必须跟学生清楚地解释这些内容，并给予指导。如果通过多媒体历史教学方式，让学生与计算机打交道，缺少沟通，师生间面对面交流的时间也少了，师生关系越来越疏远。 2.2教师的教学主导地位被削弱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多媒体教学课堂上，网络已取代了教师的地位，成为了教育界的主角。有部分大学历史教师，直接就将自己放在次要地位，而将播放多媒体视频作为整个课堂的核心，这就完全颠倒了主次，毕竟多媒体只是教学的一个辅助工具，根本不可能取代教师的工作。历史教师不仅要交学生学习历史知识，还要教会学生学习的手段和方法，教学生如何正确地思考和观察问题，规范学生的价值观，而多媒体不可能教会学生这些课本以外的知识。 三、完善大学历史多媒体教学的对策分析 大学历史教师应该把传统的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在一起，多媒体教学生动形象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再结合历史教师的口头讲述，中间还可以参杂小组讨论等教学环节，有利于师生之间沟通交流，提高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另外在制作多媒体课件时必须精细，内容简单明了，有针对性，学生一眼就可以看懂，对于不同的历史知识点，应该采取不一样的多媒体模式，不能古板不变，应该因课而变，像逻辑不强的知识点可以通过一些讲述一句带过，而对于逻辑性比较强的知识点，就可以加入一些视屏播放，增强记忆。例如，当讲到《北京条约》这种逻辑不强的，就可以直接将条约内容列出，像《重庆谈判》就可以加入相关视频，为学生播放视频，使学生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整个历史内容，同时也加强了学生的记忆力，学生的眼界得到了开阔，激发了学生对历史这门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结语 大学历史多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点，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出历史的画面，通俗易懂，它打破了原有的黑板粉笔式的教学模式，使用多媒体可以使历史场景更加生动，通过一些图片更是渲染和营造历史氛围，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直观的观看图片可以节约教学时间，从而扩大了教学课堂的内容。与此同时，多媒体虽然给教育界带来了飞快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弊端，毕竟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带来利与弊，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多媒体教学的弊端，不能过于盲目地追求多媒体教学，要做到扬长避短，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的历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作者：李美霞单位：潍坊科技学院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策略 本文作者：张立芹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设置方面，历史学是较早也是现在开设的较为广泛的专业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已经不适应社会的需求，高校历史教育面临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三大问题，高校历史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一、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困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亦越来越沉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在心浮气躁的社会氛围下，基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受到冷落，历史专业沦为冷门中的冷门”。[1]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面临“三难”问题，即招生难、培养学生成才难和学生就业难。 （一）招生难报考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多，其中的优等生更是凤毛麟角，还有的学生刚进大学就申请转系，这集中反映了历史系招生难的问题。存在这一问题，究其原因是根深蒂固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轻史”及“史学无用论”观念造成的，而其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历史学学科的独特性。“历史不像物理学一样，有其实际功用，不管其历史知识如何渊深，没有人能用历史知识，发明蒸汽机，或使全城光明，或治癌病，或在北极圈种小麦”。[2]但是，历史学有着区别于自然学科和其它人文学科的独特功用，其大功用没有自然学科所带来的成果那样具有直接性和可视性，但更多是以思想的形态对人类的生活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培养学生成才难目前我国高校历史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病，以致难以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人才。首先是课程设置单一，内容单调。高校历史系的课程大多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断代史、国别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等课程相对安排较少。另外，历史专业的课程设置较多，相关学科的课程设置较少，以致学生视野狭窄、思维不开阔。其次是教学模式僵化。目前高校的历史教学还是以传统的教学方式为主，即教师引领课堂，通过口述和板书来上课，学生只是被动、消极的接受知识，记录、背诵老师所教的知识点。再次是考试制度模式化，重背诵，轻研究。目前高校历史系大多以期末闭卷考试的办法为考核方式，学生平常不努力，考前背知识点与笔记，考核形式单一，无法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实践思维能力。历史教育的目的不是考察学生瞬时记忆的能力，而是“通过历史学学习，可以训练我们思维的灵活性、提高反思能力、时空想象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3]但在此都成为空话。有的学者曾经谈到我国历史考试和美国、日本的差别，美国、日本式的问题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当初如果没有死，欧洲会发生什么变化，中国式的问题则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死于哪一年？他西征最远打到哪里。这两个问题鲜明的反映了美国、日本和中国历史考试的差异。“如果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变了，学生们的学习将会是一种崭新的模式，历史教学也将会焕发勃勃生机”。[4] （三）学生就业难大学生就业难目前是困扰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问题，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相对于其它专业的学生更为困难，因此有的学校撤并了历史系，有的学校把历史系更名为社会管理系或社会发展学院等，这些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需要大量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报社、文史研究、旅游业等都有需求，但是为什么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还如此困难？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高校历史教育没有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脱轨。“大学历史教育除了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与方法之外，还要努力使学生了解自己的就业意向，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这是目前许多大学没有做到的。二是社会对历史专业的成见和误解。历史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并不比其它人文学科毕业生差，但是很多单位对历史学缺乏了解，认为历史学百无一用，不愿意接纳历史学专业的学生。 二、高等院校历史教育的作用 （一）帮助青年人培养人文主义精神大学时代是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塑造最为关键的时期。青年人思维活跃，接受、模仿和创造能力很强，这一时期的大学历史教育如果仅仅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和传授，而忽略了人文主义教育，将会导致学生道德水平滑坡，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缺失等严重后果。卢刚事件、马加爵事件给高校历史教育敲响了警钟。“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为了学会做人！为什么要在学校进行历史教育？为了让学生学会做人！”[5]白寿彝先生也说：“历史是一门非常丰富的学习做人道理的一门学问”，[6]高校历史教育首先要教会学生做人的道理。“社会发展尽管经历着迂回曲折的过程，但总是一浪高似一浪。历史浪头推动人们前进，人们也推动历史浪头前进。我们要强调用这样的内容来激励青少年，激发他们的历史责任心，鼓舞他们推动历史前进”。 （二）有助于青年人历史价值观的塑造“历史不只是记录过去事实，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全人类的生活。”[7]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是它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全人类生活的学问。历史学积昔哲之遗产，启后世之智慧，使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可以直接利用他们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改造世界。它保留人类创制的原理和技术于久远，避免了人类精力和时间的浪费。历史学的研究客体是人类在过去的作为，行为背后是思想的驱动，所以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历史研究的主体——人的研究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背后仍然体现了思想的驱动作用，究其本质，史学研究是思想与思想的碰撞、交流。由于史学包罗万象的特质，其内容势必是善与恶的交织，美与丑的杂揉，鉴前言往行，智慧得以形成，因此，历史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它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现实。高校历史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的历史意识，“所谓历史意识，是人类在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自身历史的记忆和描述，并在求真求实的基础上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智慧，进而把它用于现实生活的一种观念和要求”。[8]通过高校历史教育，使青年人深化历史认识，获取历史感悟，以彰往察来，并最终把历史认识用于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 （三）强化青年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发挥爱国主义功用高校历史教育承担着培养青年人爱国主义情怀，铸造民族精神的作用。龚自珍说：“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历史承载着民族的记忆，只有通过尊重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教育才能被真正了解，才能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过程，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光辉成就，历史上经历的挫折和做出的努力，如此，民族精神才能得以贯彻和落实。 （四）“资治”、“救国”之功用历史教育功能的主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就新中国成立之前而言，其主体功能经历了从“资治”到“救国”的嬗变。中国素有尊史的传统，史学观念又向来以经世明道为主，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时期，史官就已认识到以史为鉴的重要性。此后，历代统治者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把史学的“资治”功用深化，如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为：“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兴败成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9]时代越往前发展，史家对“资治”的宗旨和参照的认识越明确和自觉，如司马光于《进资治通鉴表》中明确指出其撰史的目的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等。西方史学家同样重视史学对当世统治之大功用，认为“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历史研究是政治进步与文化修养的基础。政治家就是实践中的历史家”。[10]史学家通过不同的视角对往事前朝的治乱兴衰认真考察和总结，并将其熔铸于浩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之中，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之借鉴和依据，这也是史学兴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在中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危机、民族危机的加深，史学“资治”的主体功能被“救国”的现实需要所代替，史学家纷纷“开眼看世界”，欲了解世界大事，以觅“御夷之策”，“此时兴起的以抗敌御辱,探索救国真理为宗旨的外国史地研究，正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之深刻变化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标志和反映”，[11]以林则徐《四洲志》的面世为开端，相继涌现出一批以救亡图存为著述宗旨的外国史地著作，如魏源的《英吉利小记》和《海国土志》、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姚莹的《英吉利国志》、夏燮的《中西纪事》等。其中尤以魏源的《海国土志》最为重要，该书思想的核心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处的“师夷”已非单指工艺、科技等器物层面，还包括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等深层次的内涵。当然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功用并非仅如上文所言，它的存在也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以赤诚淳朴之心敦风化俗”等更广阔的作用。 三、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之解决对策 （一）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增加相关学科的课程内容历史学包罗万象，内涵丰富，涵盖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内容，历史研究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关系密切，需要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但是传统的高等院校历史教育仍然以两大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为主要授课内容，以政治史为主线，兼及叙述相关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限制了学生的知识视野，造成学生知识结构单一，基础知识储备不足等问题。高校历史教育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加快教学体制改革，调整课程设置，唯有此，才能培养出知识结构完备，视野开阔，符合时代要求的社会所需历史专业人才。 （二）加快教学模式改革，积极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现在传统的高校历史教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加快历史教学模式改革，积极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即多媒体教学。多媒体教学能够通过图片、音频和视频功能生动、形象、快捷的传递知识信息，使学生从枯燥乏味的口述加板书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领略历史的生动和鲜活，活跃课堂气氛，加深了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较，多媒体教学具有信息量大，效率高等优点，以书籍存储为例，电脑的1G硬盘能存储数百部电子书，这是纸质书籍无法比拟的。这也意味着以往需要花数日或数月才能阅读完的材料在课时内就能随时挑选展示，教学质量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实行媒体教学，比之常规的教学法，能使学习速度提高30%—50%，节约经费30%”。[12] （三）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使学生顺利就业，有良好的职业发展，但目前高校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校历史专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要提升学生的“就业力”。“就业力”是指“一组使个人能更好地就业并能使他们成功地胜任所选择的职业的能力，包括成就、理解力和个人特质”。[13]这要求高校历史教育要针对学生的未来目标，有的放矢的培养学生。高校历史教育除了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道德情怀和爱国情操并且让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外，还要使学生确立自己的就业意向，了解就业选择，对学生进行针对性培养。如果学生毕业选择继续深造，就要帮助他们夯实历史学基础知识并且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给予指导。如果学生计划谋职，就需要让他们了解各个行业的特点及对人才的需求。“大学历史教育必须与社会相接轨，按照社会的需求培养人才历史教育已不是高不可攀的象牙塔，关门教学已不是时展的要求，开放式教学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4] （四）发展大众史学，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高校历史教育如果要摆脱“三难”困境，需要发展大众史学，不但要使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更要使他们明白历史学之独特功用。历史学要走入大众生活需走通俗化之路，以大众为对象，史学研究者写出的作品要雅俗共赏。历史学“不能仅躲在森严的学术殿堂里探幽索微，也不能只关在高等学府里坐而论道，她应该走出来，迈向社会，成为各界的朋友”。[15]“要把历史知识、历史理论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要走出课堂和学校。传播的形式很多，可以写文章，写书，写小说、电影剧本以及曲艺、弹词等等”。史学通俗化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这些工作需要历史专业人才完成，高校历史教育肩负着培养历史专业人才的重任，这就要求高校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向学生灌输普及历史知识的思想。总之，历史学传承了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智慧的不竭源泉。我们不能只关注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忽略精神世界的丰富与价值观的提升，轻视历史学之功用，把高校历史教育置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高校历史教育本身也要在教学体制、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进行改革，并且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传播历史知识的观念，唯有此，高校历史教育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大学历史论文: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前言 课程资源指的是课堂教学中利用的资源信息，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课程资源包括课内和课外两种资源，都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课程资源既是开展课程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对开展课堂教学活动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将乡土资源和人力课程资源融入大学历史教学，可以丰富和拓展大学历史教学内容，让学生了解更多课本教材以外的课程资源，加深学生对历史教学内容的理解，对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当代大学历史教学，必须注重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运用。 一、课程资源的基本概述 （一）课程资源的概念 课程资源的定义并不明确，通过长期教学经验，在课堂教学中对课程资源的实际应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概括。在对课程资源进行描述的时候，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广义的课程资源指的是为实现课堂教学目标所利用的条件，而狭义的课程资源则是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的资源信息。总之，课程资源类型多样，将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都可以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对实现课堂教学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对课程资源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利于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资源，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为学生形成重要的教育意义。 （二）课程资源的类型 课程资源类型多样，按照不同的角度对课程资源进行划分，划分出了不同的种类。本文主要对校内课程资源和校外课程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进行详细的分析。 1.校内外课程资源 校内外课程资源是课堂教学活动中直接使用的资源内容，它是按照空间分布进行划分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普遍使用的课内资源主要包括硬软件资源、学生活动资源等内容，校内硬件资源又包括各种场所和设施，例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校内人文资源主要包括教师、学生、班级组织、校容校貌等内容。总之，校内课程资源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资源。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到的校外课程资源，一般包括学生家庭等各种可用于教学活动的资源内容，将这些资源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可以有效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教学内容。其中，工厂、科技研究所院等都是宝贵的教育教学资源，只有充分利用和开发校外课程资源，才能实现优化教学方式方法的重要目标，为实施课程教学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校内外课程资源都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充分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才能为打造高效教学课堂奠定坚实的基础。 2.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 资源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是按照课程资源功能特点划分的，其中，素材性资源一般是指学生学习和收获的各种知识、经验、活动方式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培养目标等因素，而条件性资源则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虽然并不是学生学习和收获的直接对象，但却是学生学习和有所收获的重要条件，主要包括场地、仪器、设备、设施、环境等因素。这些条件都是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基础条件，也是打造高效课堂教学活动的重要条件。 二、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开发与运用 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历史课程是我国大学课程结构的重要构成部分，培养专业性历史研究学生，对研究我国历史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当前我国历史教学现状，合理开发与运用课程资源，可以有效提高大学历史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对实现我国历史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可以为实施历史综合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教学与高中历史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它打破了纯粹理论知识教学的枷锁，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教学进行了有效结合，教学重点是学生深入探究历史问题。而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又与历史学科教学不同，主要是因为在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中没有相应的教材作为参考，要促使历史综合实践活动课顺利开展，就需要实现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综合实践活动规划，增强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探究的兴趣，通过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学习活动，不断提高学生的历史学习水平。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开展历史探究课题，就需要师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相关历史资料，设计具有教育意义的课程主题，为学生开展探究学习活动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是开展历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 课程资源除了是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前提，也是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主要是因为在大学历史教学中，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要求，引导学生通过多种渠道查阅历史资料，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归纳和总结，提出具有探究性的课题。学生对历史课题开展综合实践探究活动，在实际探究过程中，学生可以依据课题提出的条件，对相关历史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有关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拓展，这个综合探究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历史学习的过程，学生历史学习全过程的课程资源都是学生从渠道中探究出的资源内容。所以说，课程资源是开展大学历史综合实践活动内容的直接来源，对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实现学习目标具有重要作用。 （三）可以拓展学生活动方式 课程资源合理应用于课堂教学活动中，对学生开展学习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和运用课程资源，对有效优化学生的学习活动方式具有重要作用。传统历史教学中，过于重视课本教材内容教学，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和活动范围狭窄，对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形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当前，对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运用，通过多种渠道拓展课程资源，让学生深入到搜集和探究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搜集课程资源，就可以充分激发出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再将学生搜集的课程资源用于课堂教学中，拓展教学内容，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大学历史教学重点内容，就可以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对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形成充分的保障。 结束语 总之，课程资源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合理开发与运用，对提高大学历史教学水平和实现教学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过程中，必须引导学生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使课程资源的重要性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展现出来，只有这样才能为大学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提供充分的保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重建研究 [摘 要]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教育对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越来越重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目标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因为人文素质会对每个学生未来的人生形成较大的影响。本文首先对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继而分析了对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人文精神；反思；重建 当代人们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以及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人民大众在人文精神方面的严重缺失。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人文素质方面的层次将会对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如果人们的人文素质偏低，将会导致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之间出现脱节的现象，让人们变成道德缺失的经济动物，危机到社会的发展。在大学教育当中，人文教育是核心，也是其灵魂所在。历史学科教育能够利用各种形式对人们加以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从而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继而实现对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促进人文精神的传承，成为了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 我们国家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中出现的问题 在近现代，我们国家的大学教育将人文教育当成了教育工作的核心。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在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中，形成了科学救国的动机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初期所设立的学堂当中，给学生传授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将抵御外敌作为目的的科学教育，对于人文精神的教育从大学刚诞生的阶段就被科学教育所遮掩。而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科技革命所带来的成果给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物质财富，让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更加的崇拜，继而使得人文精神更加的受到冷落。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欲望的满足，更多的考虑怎样去改造自然给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极少重视对人们心性的完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人们价值观逐渐扭曲，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逐渐将人们的思想领域占据，人们只是将财富的创造为根本目的，对现象本身加以无限的关注，却将现象的本质抛在一边。这样就使得学校的教育完全成为了科技教学的天堂，无法顾及教书育人的真正目标，教育所应有的人文精神逐渐被淡化，继而导致人们在价值信仰和道德方面危机的呈现。 二十世纪中期，一些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了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失衡所造成的危害。那个时候的中国却还在学习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使得我国的大多数高校转变成为了只具备单一学科的理工院校，各个学科之间所存在的联系被人为的隔离开来。这样的情况致使教育活动只能培养出两种人：只对科学技术加以掌握，灵魂却极其苍白的人，亦或是不懂科技，只会空谈人文的人。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就更严重的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科技万能”的误区，只注重科学教育的思想渐渐强化，这就使得人文精神的塑造和培养被逐步的淡化。 在我国的中学教育阶段，历史学科教育基本上都处于形同虚设的状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在绝大部分中学生的思想中是一片空白的。中学阶段的这种情况也发映出了大学阶段的历史教育也不容乐观，各级院校逐步将历史教学活动加以不断的压缩。很多大学中政治教育和中文等相关的文科专业中，在他们必修课的设置中已经很难见到历史学科的影子，而选修课的状况也基本如此。只有在一些全校的素质课当中才会设置一些关于历史的课程，不过教学的效果却微乎其微。现在的大学教育当中，如果学生不再攻读历史类的专业，那么基本上今后就不再会接触到关于历史的课程，很多在中学阶段历史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到了大学之后，也都将它们慢慢的淡忘，这就是很多当代大学生的实际状况。 2 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 如果一个民族拥有一些关注于未来的人，那么这个民族才能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如果人们都只是关注于当下，这个民族将没有未来。在历史教育逐渐被人们所摒弃，人文精神逐渐衰败的今天，对历史教育加以重新组建，逐渐将丧失的人文精神传统找回，给国家培养出具有长远眼光的综合型人才，应该是当下大学教育阶段所应该具备的核心使命。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重建的一个前提就是对大学教育理念的树立。教育真正应该面对的应该是灵魂，教育工作者要利用人文精神逐渐将受教育人员心灵上的潜力加以激发，让受教育人员能够具备完整的梦想、人格和对未来的追求。而对大学教育人文精神构建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对历史学科教育的强化。 大学历史学科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从而提升他们的人文素质。而历史教育所蕴含的本质是针对学生，去发展他们更为健全的人格，在传统的教育模式当中，教育工作者往往不太习惯以教育心理学的层次去对人格培养的目标加以设定，也不会注重以社会环境的角度对人格的教育所具备的价值加以界定。历史学科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以及个体发展的功能，其蕴含的社会功能把教育当作促进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发展的一种工具，而对于个体发展的功能主要关注将人当做核心，将历史的教育过程当成对人加以培养的过程。 大学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重建，从价值角度上来说是要让全部参与教育的人员充分的认识到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所呈现出的改革和发展的目标。而从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说，也一定要加强在人文方面课程的设置，让它成为大学教育中的核心课程。目前，我国大学正在逐渐促进人文教育跟科学教育之间的相互融合，这也就成为了培养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的重点。科学教育主要是将求真作为核心，而人文教育却是将求善作为其根本，科学是一个国家的立世之基，而人文精神却是每个国民的为人之本。 大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应该包含几个方面：①在宏观层面上重视对文理的渗透，而在人才的培养上则要给学生们以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权力；②依照每个大学不同的定位来对学生的发展加以侧重化，实现文理科之间在高等教育中的整合；③尽力去加设关于人文历史方面知识的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自由教育的良好氛围，对学生们加以启发，让他们能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意义加以深层次的感受和理解，继而激发出他们更为高尚的人格，促进自我完善的同时以更好的姿态去服务全社会。 3 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以往社会发展忽视历史教育和人文精神的状况我们要加以正视，在当下，要在全国范围内的高校积极创设关于历史教育的相关课程，逐渐提升国民的人文精神建设，继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具备更为高尚人格的综合型人才，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理论与实践 [摘 要] 大学讨论课有倾向性，有倾向于学术讨论的，有倾向于课堂教学，或者两者兼顾的。大学教师在讨论课前应作系统的资料整合，并提出基本问题。学生应进行分组。讨论课前，教师将每个学生任务布置下去，由学生准备。课堂上，学生发言之后，教师应积极介入、主导，完成需要讨论的主题。 [关键词] 历史专业；讨论课；教学实践 一 大学讨论课渊源 大学讨论课是一种很宽泛的说法，起源于欧洲国家，定型于德国。一般认为，最初在欧洲大陆一些国家使用Seminar方法，对牧师进行圣学上的训练，但同时也使用Seminar方法对一些大学教师进行训练。这种训练教师的方法，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存在，只是尚未定型。第一个对Seminar方法在大学教学上定型的，公认的是德国学者沃尔夫（F.A.Wolf）于1786年，在大学哲学课上，借用这一教学方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比较固定、成熟的Seminar方式进行教学。沃尔夫的具体做法是，上课前，让学生事前准备书面或者口头上的发言稿，正式上课时，在学生陈述完后，再指导学生对所指定的问题进行讨论。随后，柏林大学引进Seminar的教学方式，形成了一种更加广泛的，易于操作的教学制度，即教学――科研研讨班。之后，这一教学方法，普遍为德国大学所采纳，成为一种成熟的固定的教学方法。 19世纪末期，美国大学教学方法开始大范围地借鉴德国的Seminar。相对而言，美国大学Seminar教学方法，更加接近后来通行的教学法，而早期德国的Seminar方法，更加倾向于学术研究法。美国传统大学，如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是Seminar教学法的实践者、创新者、传播者。 中国有些大学授课和学术研究，现在也采纳Seminar法。应当说中国人对Seminar并不陌生，早期出国的留学生，都接受过这种授课方式。蔡元培从德国莱比锡大学学成回国后，就想将Seminar教法在中国运用。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期间，对他印象深刻也是Seminar教学法，他将Seminar翻译为“席明纳”（有的人翻译为“习明纳”“习明纳尔”等）。费孝通在他的两篇文章谈到席明纳，分别是《留英记》[1]和《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之二》[2]，这两篇文章，都是写于建国后回忆。费孝通虽然对Seminar法很推崇，但这两篇文章写得很晚，加之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应当说这两篇文章的实际影响，只限于理论上的探讨。 真正说来中国大学大范围的采纳Seminar教学法，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主要是受苏联的教育制度影响，当时的中国从教学学制、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全面接受苏联的，且是由官方直接下文，以行政命令要求大学照搬苏联模式。Seminar教学法也是当时大学上课的方式之一。大致是1956年之后，这种上课方式逐渐在大学消失，“我回国教学时发现我国的学生害怕习明纳尔，每周设置一二次习明纳尔，学生就叫喊负担过重。不久习明纳尔的教学方式就在中国的高等学校中消失了。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教育有关。中国的传统教育就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学生的地位，学习就是接受现存的经典，无需讨论。”[3]顾明远1951年至1956年在苏联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上课的方式主要是“习明纳尔”（即Seminar）[4]。当顾明远于1956年自苏联学成回国任教时，中国大学开始逐渐放弃了Seminar教学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有部分大学再次开始开设Seminar教法，尤其是一流大学，率先在教学上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如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中国地质大学在全校推行Seminar制度，要求学校、院（系）和教研室三级学术研讨会（Seminar）制度。即全校具有高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每年至少做一次学术报告；教研室，每月至少举行一次Seminar；院（系）每年至少举办两场能反映学科前沿动态的学术报告会。[5]应当说，中国地质大学的Seminar，主要倾向于学术研究，而非教学上。另外东南大学，也普遍开设Seminar，不过，它也是倾向于学术讨论上的。目前使用Seminar教法的大学越来越多，有的大学是倾向于学术研究的，有的是倾向于课堂教学的，虽然都叫Seminar，其实，学术、教学之间的界限不是很明确，看教师的具体操作情况。相对而言，目前地方院校，使用Seminar教学，或者学术研究的都较少。具体来说，主要限于少数教师在使用这种模式上课，尚不普及。 二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规划 以上，主要是我们对Seminar课程一些理解，在我们正式开设Seminar课程之前，作了许多理论和实际的准备工作。通过我们的努力，认真准备，于2014年开始，我们正式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讨论课。以下，就我们开设讨论课的一些心得，总结在这里，也许对其他老师有些参考作用。 开课之前，教师要作准备工作，我们都是在2014年暑假期间，对要开设讨论课的课程，进行系统的资料整合工作。具体做法是，对每门课要按照专题内容，一个专题，作一个文件夹，做好资料目录和必要的资料收集。《中国历史文选》设有八个专题，分别是先秦文献资料，正史资料，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料，地方志资料，政书体资料，史评著作类资料，十通类资料，工具书与检索类资料。《中国历史地理》分为七个专题，分别是中国行政区划资料，中国历史气候资料，中国人口与移民资料，中国交通史资料，中国军事地理资料，中国河流变迁资料，中国人文地理资料。《世界通史1》包括十一个专题，分别是人类的起源说明了“人类是什么”，从宗教的起源看宗教，地理环境决定历史的演进，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给人们的启示，佛教的现代意义，古希腊文化成果丰富精彩的背后启示，罗马做为一个“善于治理”的民族的历史经验，比较东西方封建制度的异同，中世纪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从古代日本几次重大的历史变迁看日本民族的性格，资本主义为什么首先出现在西欧。专题设好后，再拟定需要讨论的问题，所讨论问题，原则上是重要的，学术上争议比较大的问题。每个专题大致拟定五至八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通常是概括性问题，也就是这一专题的综合性问题。其他问题，是这一专题中的专门问题，相对于第一个综合性问题，专门问题要更加细一些、专业一些。 以上三门课，都在2012级、2013级、2014级、2015级历史班开设讨论课。以2015级历史班为例，全部二十八个人，分为六组，每组设组长一名。每组负责一个专题，组长必须准备第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他问题，由组员自选，组员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老师提供问题之外的选题。通常在开学第一周分组，并布置任务。第二周开始讨论课，依照专题的顺序进行，组长就自己准备的综合性问题要主讲二十分钟，结束后，开始进入提问环节。老师也要参与提问，并解释一些问题。当一个主题结束后，就由下一个同学进行发言，主题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二十分钟，发言完后，也进入提问环节。一个大专题讨论结束后，进入下一个专题。每堂讨论课，都由学习委员或者指定一个人记录，对发言、提问、解答问题等，都要作记录，作为平时成绩依据。 三 大学历史专业讨论课成效与不足 通过《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世界通史1》这三门课多个年级的教学实践，感受很多，以下就我们开课的一些体会，作一个总结，供同仁们参考。 先说好的一面，好的方面，是以前没有开设讨论课时，完全体会不到的。 第一，男生比女生活跃，表现要好。我们这个班级是师范专业，通常班级内女生多于男生，平时考试，一般的情况是女生优于男生。然而，讨论课时，男生明显优于女生，往往表现最好的是男生。男生不仅发言积极，更主要的是，男生知识面要比女生要宽泛，看问题更加准确。虽然女生在笔试上优于男生，而在讨论课上，男生更加活跃。 第二，个别男生表现非常优秀，这一点是大出意料的。每个班都会碰上一两个同学，知识面很宽泛的，在讨论课上表现尤其突出，这种情况是传统上课方式无法发现的。通过这几次讨论课，发现这些平时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同学，可以在讨论课上找到展示自己的机会。这一类学生不一定考试成绩是最好的，但在讨论课上确是最为优秀的。这一类学生，如果他们对学术有兴趣的话，可以往研究生方向培养。 第三，少数学生，在作主题发言时，所作的课件，就知识面、创新上，要超过老师。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少数几个同学作的专题发言稿，作的非常好，他们看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与教师不一样，足见他们在收集资料上下足了功夫。有些学生自己制作地图，理解问题和动手能力都比较强。 第四，增加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学生、熟悉学生。以往上课，上完课后，就是考试，与学生之间基本上没有了来往。讨论课则完全不一样，在准备讨论课之前，教师就得了解学生，在讨论课进行时，与学生交流的机会很多，除了师生之间问答质证之外，教师也可以通过讨论课堂，增进与学生之间的感情，发现知识面宽、表达优秀的学生。 第五，训练学生表达、应变能力。通过几个班级的讨论课，发现大一新生，在初次上讨论课时，非常紧张，尤其是在作主题发言时，不能很好表达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会逐渐适应讨论课的学习方式，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表现突出。 讨论课的问题。 第一，班级过大，不便管理，学生表达机会少。这几个开设讨论课的班级人数，一般是三十人左右，这么多人在一个班里上讨论课，效果不好。主要是一个主题通常发言时二十多分钟，提几个问题，这一专题基本上就结束了。能够参与的就是几个比较活跃的同学，其他同学基本上没有机会参与。 第二，学生容易冷场，提问发言的同学少。这是讨论课的本质问题，这也是我们开设讨论课时，最为困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严重影响讨论课的效果。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班级过大是一个方面，由于上课人数多，有的学生会采取观望的态度，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学生坐的课桌位置设计不合理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课桌的设置，必须要符合讨论课的要求，就是采取圆桌的形式，老师、学生围着桌子坐下，大家都面对面，使所有参与讨论课的同学，都无法回避问题，都必须得做好提问、回答问题的准备。 第三，学生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影响讨论效果。为了防止课堂上冷场，防止有的同学观望不发言，我们要求作主题发言的同学，做好发言稿后，必须提前两天发在QQ群中，供其他同学阅读，以便其他同学准备问题。但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有些同学并不作任何准备，这无疑造成了讨论课堂上的冷场。 第四，并非所有的学科、所有的课题都适合讨论课。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经验，有些课题是不适合讨论的，也就是说，有的课题只能做一般介绍，由于专业性极强，没有争议的观点，这类专题，只能由学生作一般性介绍。比较适合讨论课的专题，多是学术界观点争议颇大的，综合性较强的。 第五，讨论课容易出现知识的不连贯性。由于讨论课是由专题组成，这本是好事，问题是在讨论过程中，学生在准备发言稿时，有时候会遗漏掉一些重要的内容，使讨论课题的一些基础问题出现缺漏。虽然说教师可以做补充，但仍然时觉缺乏知识的系统性。 总之，根据这两年讨论课的经验教训，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工作，首先是学校必须作一些改革，如小班化，对选课学生作人数上限设定，一个班级的讨论课，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人，鼓励学生分散选修不同的课程。其次，教室座椅重新设计，拿出一部分教室，隔开划成小教室。课桌、座椅也得重新设计，以便适合讨论课。最后，专业选修课，得重新规划，鼓励教师开设更多的选修课，鼓励学生跨学科选课，这对师资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 作为教师，在讨论课过程中，不能放任学生，应积极主导。在讨论课之前，要认真设计各项讨论主题，讨论主题的梳理、设计尤其重要，主题在原则上要有基础性、综合性、争议性。至于一些比较重要，而有缺少争议性的问题，也要列入，供学生选择。在上课时，教师也要主导学生讨论，如提问、回答学生的质疑，引导学生提出新的问题等。教师在课堂上积极主导、诱导，可提高教学效率。 四 学生的反应 我们于2014年、2015年，同时在大一开设《中国历史文选》《世界通史1》，在大三开设《中国历史地理》等三门课的讨论课。上完课后，我们与学生做了个别交流，听取学生的看法。学生里面反对这种上课方式的，不在少数，原因主要是讨论课增加了学生的劳动强度。与以往只是听老师上课，考试前背一下答案，或者做一篇小论文完全不同，Seminar上课方式，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作阅读，作笔记，写发言稿或作PPt等。还得自己讲解，接受其他同学的质询。别的同学发言的时候，你不能闲着，也得准备提问的问题。加上学生自小接受传统教学方式，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由接受老师讲授而一变为什么都要自己来处理，学生一时适应不了，对这种上课方式不能接受，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反对就放弃，相反，要不断改进、完善Seminar流程，提高上课效果。 最后一点建议，在目前地方院校Seminar教法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应该有教务处主导，要求所有教师都尝试开设Seminar课程，鼓励、奖励开设Seminar课程的老师。可以在外校邀请文科、理工科等不同专业开设多年Seminar课程的教师作经验介绍，再通过本校教师之间交流心得、经验，逐渐规范、完善Seminar课程。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历史教学与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摘 要：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将成为国家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在进行大学生的各方面素质教育时应该注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完善，尤其是大学教育作为学生从校园步入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有责任承担起对学生进行认知教育的重任，本文就将针对大学阶段的历史教学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寻求在学生培养时“问题意识”的建立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育；学生；问题意识；教育 一、前言 我国社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信息传播和更新速度较快，经济和文化与国际接触和交流也更加充分，这些都为新时期的大学生培养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但是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淡薄容易带来长期发展的隐患，为此大学教育机构在进行课程设置和培养方案时都会有针对的开展“问题意识”的培养，当然历史学科也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二、现阶段大学生缺乏“问题意识”的现象概述 “问题意识”是一种人类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将会通过思考不同的问题，在思考过程中寻求解决方案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人类的经验、世界观和价值观，在不断的思考过程中寻求进步和完善。因此依靠这种“问题意识”能够准确反映出人类的阅历，同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对思维的强化，有助于发挥创造性。在现阶段我国提倡创新意识的需求下，对“问题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创造能力的提高。 在新时代却简单的寻求学生文化课程分数的提高，忽视了学生思考能力的培养，反而是西方国家将这种“问题意识”的教育占比提高，这样就造成我国培养的学生创新能力不足。这种从小形成的教育方式在大学教育中体现的更加突出。比如在大学课堂上没有人会提出问题，甚至对于自己的不知道的问题，大学生也会羞于提问，他们认为提问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怕受到老师的责备和同学的嘲笑。 高校传统历史课堂教学的缺点： 高校历史传统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主讲、学生为主听，整个课堂由老师主导。缺点首先是“重师轻生”的现象。衡量历史课堂教学的标准是历史教师个人素质和水平。备课是否认真详尽，讲课是否生动丰富、条理鲜明，衡量教学效果的标准也以量化考核为主。如果如果遇上教师缺乏历史学科教学经验，单凭其个人经验和直觉来进行历史教学指导，历史课堂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其次，表现在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历史知识的能力。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主要是教师在前面讲授历史知识，学生坐着听老师讲课，学生动手、动口、动脑的机会比较少，因此，不利于发挥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发展学习兴趣；再次，就是不利于因材施教。 三、我国大学生中缺乏“问题意识”的根本原因 首先中国的教育从最开始就是一种不求甚解的教育模式，填鸭式的教育从小学就开始，在不断的打压下学生逐渐失去了提问的能力，相应的创造能力也会被打压，在从小到大的教育过程中也没有针对学生探索能力和提问能力的培养内容，这样培养出的学生就会造成“问题意识”的缺失。 其次中国学生普遍较为羞涩，学生的教育中普遍认为如果提出问题就代表你不懂，没有提出问题的人就是比你懂，比你强，那么学生的自尊心作祟就很难提出问题，宁愿把问题放在心里也不说出来。 最后是老师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没有对学生进行“问题意识”的培养。面对最初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缺乏耐心进行深入的解答，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产生很大的打击，尤其是经历过度的打击以后学生就很难再有“问题意识”，这种情况是十分危险的，对学生未来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大学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 问题意识”的途径 第一点应该彻底转化现有的传统思想，重视问题意识。如果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重视问题意识，那么就会在这个前提下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学生也会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有意识的参与提升自我问题意识。 第二点是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并耐心予以引导和解答。学生遇到问题能够进行思考和提问应该是被鼓励和帮助的，只有营造出这样的气氛才能够帮助学生有效提问，勇敢提问。 第三点是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减少学生在提问时的羞涩，就应该鼓励多思考的学生，让学生正视提问的优势，而不能让学生盲目的攀比学习的结果，从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收获。 第四点是巧妙地引导学生提问。由于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教师适当的引导，教会学生如何提问将成为学生一生受益的财富，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积极引导学生多提问，并将提问技巧化、深入化。 五、结论 通过本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生的“问题意识”单薄已经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一项重要问题，在学生教育的不同阶段都应该予以重视和改革。在大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可以通过老师和学生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提问环境，在教师的引导下培养学生提问的习惯，从而使学生的问题意识逐渐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情景再现法”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尝试与探索 【摘 要】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一改往日的传统教学方式，以各种方式为学生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对所学史料先产生情感，忘我于历史情景中，再主动进入思考状态，去分析、去评判、去感悟历史史料，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历史学习能力和理解能力。以此为基础，便能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掌握历史知识。这种教法还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传统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值得大力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情景再现法 大学历史教学 尝试 探索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及其可行性与必要性 大学历史教学中的“情景再现法”是受到了心理治疗中“情景再现”治疗法的启示。由大学教师在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通过让学生自编自演历史情景剧、历史实物展示、借用多媒体设施、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等途径再现历史情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在脑海中重新再现过去的历史史实和历史现象，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情绪，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教材内容，提高学生的历史感悟能力、理解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和科学创新能力，进而灵活掌握历史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值得推广和应用。 长期以来，大学历史教学重视教师的知识性传授，忽视学生学习中的情感性体验，往往消极地去对待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探究性。大学历史教学往往沦为我讲你听的满堂灌模式，双边活动也无外乎老师提问，学生回答。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模式僵化。学生觉得给他们讲授的历史是枯燥的陈年往事，与现实脱节，缺乏现实意义，因而学习兴趣不浓，更谈不上科学创新能力了。 历史课程有其自身的学科特色。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都是曾经真实发生过或存在过的往事变迁、社会生活、人文思想。这些内容都是有根有据，有史书记载，有书画铭器等考古资料所证实的。这种特色使它便于以模拟的情景再现到师生面前。学习历史其目的不仅在于掌握祖先遗留下来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前人经验教训，学会正确地分析问题、思考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既掌握知识，又具备能力。“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历史史实，促使学生在合作探究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学会思考。“情景再现法”让大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融入了情感因素。美国心理学家诺尔曼・丹森曾说过，“没有情感，日常生活将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缺乏内在价值、缺乏道德意义、空虚乏味而又充满无穷无尽交易的生活……一个真正的人，必须是一个富有情感的人。”[1] 学习中融入的情感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提高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也使得传统的“先掌握知识，再具备能力，后产生情感”的学习过程模式转变为“先产生情感，再具备能力，后掌握知识”模式，实现了掌握知识和增强能力的结合，并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有效解决学生的消极厌学现象。所以说，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更新教学理念，进行课堂改革就显得非常必要。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指导原则 1.真实性原则 历史课程要展现给学生的是真实的过去，让学生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培养学生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让学生学会慧眼识真伪，认识历史的真实一面。因而使用“情景再现法”展示给学生的必须是真实的，决不能为了片面追求课堂气氛而使用夸张美化后的资料。像文学加工后的历史小说剧情、抗日神剧等资料决不能让学生误以为史料。相反，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辨别真伪，这也是史学研究的一项基本要务，是研究历史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能力。一部历史小说，一个历史故事，一部历史电影中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情况下是能够分辨得清的。 2.明了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所展示给学生的要简单明了，从视觉、听觉等方面给人以冲击力。使学生在短时间内产生感性认识，达到类似穿越的感受，进而引发理性的思考。给学生展示的资料越是直观明了，越能尽快创设出过去的情境，越能产生更好的效果。比如在讲到北宋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时，我们用大屏幕投影打出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汴河两岸的繁华立刻就扑面而来，学生的情感立刻为之而吸引，或喜爱，或赞叹，求知探究之门也随之而打开。 3.启示性原则 “情景再现法”历史教学目的是充分激发学生的情感因素，积极投入到课堂的教学中去，因而课堂所再现的情景必须有启示性，能引发学生的思考。教师在再现情景时，要注意引导学生，设定能吸引眼球的问题，唤起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以利进一步的探讨。比如在讲到中英《南京条约》时，给学生展示香港被英国占领时的照片和1997年香港回归时的照片，提问学生在清末香港为什么会被英国占领，而1997年为什么又能被收回？学生思维的闸门被迅速打开，各抒己见，开始了讨论。 4.有趣性原则 要改革大学历史课堂枯燥沉闷的现状，引导学生由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就必须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2]在教学中要以灵活多样的方法，采用各种新奇的资料去刺激学生的感官神经，引发他们的兴趣点。“情景再现法”就是要将本来比较枯燥的史料以生动有趣的方式给学生展现出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探究意识。它也是快乐教学的一种方式。“情景再现法”如何使学习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呢？它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在下面的部分中要详加探讨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探索的议题。 大学历史教学中“情景再现法”的教学应用途径 1.通过课堂情景剧再现历史情景 这种途径适合于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学习与把握。充分利用大学生乐于实践，喜欢参与表演的特点。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由学生选择他们喜欢的角色进行扮演，课前自行排演，在课堂上以情景剧再现历史的一幕。然后其他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点评并讨论。由演出的同学从所扮演角色的立场为出发点来谈他对于这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理解与看法。教师力求让尽可能多的学生参与其中，身临其境地去体会历史形势和历史人物的内心感受。 2.使用实物教具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遗留实物最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与怀古之情。发动师生搜寻与每个历史时段相关的实物，比如铜钱、粮票、瓷器、酒器等物，可以是真实物也可以是文物复制品，用于课堂展示分析，更容易把人带入到以往的峥嵘岁月中去，历史的见证在手，在教师的讲解声中，往事历历在目，一一浮现在眼前。同学们交流参观，辨别真伪，既能增长知识，又可以激起考古考证的热情。 3.借助多媒体设施再现历史情景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媒体设施在教学中使用越来越普遍。教师授课方式也由以前的一支粉笔一张嘴的传统模式向现在的电化教学模式转变。使用多媒体设施能有效地把音响、电视、电脑、录音、动画、电影等媒介灵活地结合到一块儿，产生声、光、图、影的综合效应，营造出有强烈震撼力的氛围。教师在教学课件中可以加入一些古典的音乐、画作、艺术品的欣赏，也可以播放一些反映历史史实的录像、录音、历史纪录片、历史讲座和一些真实反映历史的影片片段，让学生在萦绕于耳的历史场景中接受历史教育的洗礼。 4.组织开展课外文娱活动再现历史情景 历史上每个时期都有它具有时代特色的流行的娱乐活动，比如投壶、马球、蹴鞠、斗鸡、狩猎、下棋、吟诗作对等。有目的地开展一些复古性的文娱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大学生的生活，而且能够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试想看到一群穿汉服，着古装的青年在做着下棋、投壶、吟诗作对的游戏，不由得会让人产生对历史文化的神往和探究欲。此外，针对全校学生开展古典乐器、绘画、书法等活动的研讨和比赛来再现历史情景能够更好地去传承历史文化。 结束语 在大学历史教学中使用“情景再现法”能营造出良好的历史学习氛围，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把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学习的知识上来，并融入自身的情感因素，大大提高学生对历史史料的理解能力。理解能力提高了，掌握知识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情景再现法”颠覆了人们对历史课程的传统教法和学法，使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有了很大进步，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对于“情景再现法”教学的应用途径还有待于继续去探索、去发现，使得这个教学方法更加系统，更加完备。 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陕西宝鸡 大学历史论文:基于大学历史发展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摘要：大学在我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着数千年甚至更长的发展历史，大学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因为地域、文化等的不同，逐渐发展出了不同的大学形态和民族特色，东西方大学也因此各具特色。大学发展至今，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大学的高等教育也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从大学发展的历史出发，探讨当前国际高等教育的新变化。 关键词：大学 高等教育 新变化 无论是文化亦或组织机构都有其孕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大学也是如此。大学是思想交流、知识传授的机构，大学的教育一般而言便称为高等教育，与小学中学的教育相对应。可以说人类有了思想的传承开始便有了大学的影子，而后设立的类似于学堂机构便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本文分为两个部门，第一部分总结大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并对我国的大学发展历史和西方的大学发展历史作对比。第二个部分是从大学发展历史中探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变化。 一、发展历史 1.我国大学发展历史 我国大学的发展分为古典大学和近代大学两个部分。古典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时期，距今约4千年，历史可谓久远。我国的古典大学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几个阶段，首先是孕育时期，有的学者将夏、商、周到汉武帝时期的长达两千年的时间分为孕育期，即是从公元前22世纪到公元前140年，这一时期的大学与传统意义上讲的大学有所差距，仅仅可以看成是大学的雏形或是基础。第二个时期是古典大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形成时期和发展时期，从汉武帝一直到清朝末年，其标志是汉武帝建立的太学，其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教育是为了给政府培养人才。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从清朝末年开始，标志是1892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而将大学转变成以教学、科研为教育目标的是1912年之后蔡元培管理的北京大学。 2.西方大学发展历史 西方古典大学的发展也分为古典和近代两个阶段，古典大学的孕育是公元前387年的古希腊，其代表是柏拉图学园，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除去学园，还有部门的博物馆也是以大学的形式进行教学。第二个时期是公元12世纪到19世纪，转折点为19世纪的柏林大学的成立。西方近代大学就以柏林大学的成立为标志，此后西方便进入了近代大学阶段。从古典到近代的转折，主要是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发展与渗透。 二、新变化 1.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 大学发展过程中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侧重于多样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从最初的单一变为技术与管理并重，同时还需要大量的中级技术人才。这就迫使高校教育必须要满足社会需求，高校的课程、教学方式也就必须要向多元化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唯有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之后才会有社会经济团体支持高校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2.教学理念由重知识积累向重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转变 古典大学教学的理念就是注重知识的积累，学生也是单纯学习知识。即便是近代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学的教育依旧是重视知识而非能力与素质。教学过程分为“传道、授业、解惑”三个部分，而在许多大学之中依然考虑的是“传道”而非“授业”与“解惑”。而事实上，对于学生而言，如果仅仅是为了积累知识，通过其他的方式会更简单更快捷，其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学生进入大学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各方面的能力，比如实践能力与创造能力等。教学理念的转变主要是从西方开始的，美国和英国最先通过各类改革措施来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而非单纯的注重知识教育。这一改革在法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法国巴黎中央理工大学对教学理念进行改变，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学的初级阶段不分专业，将学生统一起来教学，教学内容包括文理的基础，之后再根据学生所学的情况和个人兴趣来进行分专业，这样一来学生的专业意识和专业性就能够得以增强。 3.教学内容由封闭向开放转变 以往的大学教育内容主要是封闭式的，即学生选定了专业之后只能在所选的专业内学习。而社会上所需要的更多的是全方面的人才，不单单是只懂得一个具体的专业，所以很多高校也改变了教学内容，开设了许多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课程供学生选择。也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可以根据喜好选择其他的通识课程来学习。现在的学分制大学中，很多学校在课程上都将学分分成板块，对专业课程、通识必修课程和通识选修课程的学分进行了划分。专业课程就是针对学生专业的课程，通识必修课则是基础课程，每个学生都要学习，通识选修课程就旨在发展学生的全方面的知识，学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相比于原来的教学内容就在专业之外多掌握了其他的知识，使得学生从单一的专业人才向全方面人才转变。 4.教学质量的考核确定了统一的标准 评价一所高校，不能根据其学校建筑或教师队伍的数量来进行，重点应该是高校的教学质量，而评价高校的教学质量，主要是看高校培养的人才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因为高校侧重点的不同，对高校进行评价时应该分门别类，理工科院校教学重在动手实践，而人文社科类院校教学重在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两者相比显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就得先将高校进行分类，文、理、工、职各类进行评价，然后再参考评价内容来考察高校的教学质量。 三、结语 中、西方的大学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发展，历史悠久且丰富，中西方大学又各具特色。但总体而言，中西方大学在如今的发展过程中又有相似之处，主要是多元化、特色化、国际化和实践性等内容。多元化是指高校教育的全方位发展，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发展中又不失本校的地域、民族特色，国际化更是常见，许多国内外大学都建立了交流平台，交换生也十分常见，实践性是指教学内容从单纯的理论教学向实践转变。 大学历史论文:试论开放式教学理念在大学历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 要：在传统的大学历史教学中，由于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使得教学中存在着多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并对其主要的基本特征以及在大学历史课程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相应的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开放式教学；理念；大学历史；运用 在当前很多的大学历史教学中，封闭而落后的教学模式和手段仍然在经常使用，这种以“教材、教师、课堂”为中心的形式显然很难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更加不利于历史能力的培养。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开放式的教学理念，而且实践也证明，采用该种教学理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主动参与历史学习的激情，并提升了大学历史的教学效果。基于此，本文在提出了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一、开放式教学基本特征 1.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我国传统教学坚持以教师为课堂中心，而且教师在教学备课设计中占据稳定的主导地位，具体的教学实施过程也基本上是一成不变，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封闭性，没有考虑学生的实际学习发展需求。而开放式教学则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主体，重视学生的个体发展，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认知能力及实践探索能力，鼓励学生进行自主创新学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效率，适应新时期社会人才发展需求。 2.倡导开放性自主学习。开放式教学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在课堂教学中努力提供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致力于将学生培养出一个发现者、探索者、研究者。现代大学生自主支配时间相对充足，开放式的教学有利于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去拓展知识面，开阔视野。例如，作为历史专业学生，在接受课堂专业知识外，可以博览群书，了解相应的民俗学、教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各方面知识，综合利用学校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等丰富的学习资源，获取对历史、对社会更多的认知，深化历史学科知识的理解，最终学以致用。 3.鼓励不断探索创新。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掌握解答技巧、做出结论，在于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创新，在探索过程中系统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发展能力，进而发现新问题，获得新认知，有利于打破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启发学生的思维。而且，随着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各种历史文物材料的发掘，促进人们不断更新观念，相应历史现象、人物、事件的诠释和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而开放式教学就是营造一种开发的认知环境，不受前人定论的束缚，以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等特点作为教学出发点，启发学生带着疑问去思考，尝试探索解决各种学习问题。 4.注重教学实践活动。将课堂学习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是开放式教学的重要特征。通过开展教学实践，组织学生深入生活实践去感知相应的理论学习知识，获得实践体验，并尝试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大学历史作为一门现实型、实践性、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组织教学实践，有利于深刻揭示历史问题，构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紧密联系，深化历史教学内涵，提高大学生整体历史文化素养。 二、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式教学的具体运用 1.明确开放式的教学目标。大学历史开放式教学的有效开展，首先要明确开放式教学目标，适应大学生求知发展需求，注重培养学生的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在大学阶段，历史老师要做的并非是向学生灌输死知识，而是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重点，这种知识不仅符合了学生对知识需求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能够满足拓展性思维及实践探索精神培养的品性，因此，应该将能力性知识作为大学历史教学中开放性教学的重要目标。比如在学习“德国宗教改革和伟大的农民战争”相关的内容时，教师首先可以将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向学生介绍，然后就可以针对学生的能力、爱好、兴趣以及着眼点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的能力目标，有些学生在通过了该部分的学习之后，就会主动地去查阅资料，了解了欧洲民众的信仰，认清了宗教在欧洲中世纪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拓展了知识面。 2.采用开放的教学手段。所谓教学，主要由教（指导）与学（探究）两个主要的内容组成，而笔者认为其中又尤以学生的学（探究）为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开展过程中，教师应该基于学生的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教学手段，从而有利于学生更加大胆地进行学（探究）。近些年以来，在我国的教学改革中涌现出的许多新的教学形式，不仅打破了以往定式，而且这些形式各具特色，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实际在教学实施中加以选择和利用。比如，可以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利用的“分组讨论”学习方式，就是强调的学生之间共同合作以及解决问题，而“自主学习”则是学生带着教师展示的问题而自主进行学习的方式。当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故事会、辩论会、观看历史题材电影、举办历史讲座等等都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教学手段，教师可以在实践教学中考虑采用。 3.实行开放式教学评价。在大学历史的开放性教学中实施有效的评价，主要是为了达到有效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状况，激励其学习热情、促进其全面发展的目的。当然，教师也可以基于评价的结果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与改进。笔者发现，传统的评价手段不仅形式单一，而且教师才是中心所在，很难将学生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发挥出来，从而很难全面、客观地反应出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原来的考核评价机制进行优化，实施有效的教学评价形式。比如，可以考虑采用“开卷+闭卷”的形式，虽然通过闭卷考试能够有效反应学习的基础知识掌握能力，但是针对于不限定时间的开卷考试，则可以让他们自拟主题，以留给他们更多的发挥余地。 三、结语 总之，开放式教学理念作为现代化教育中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尤其适合用于大学历史课程的教学之中，该种教学模式能够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激发他们敢于去质疑、探索，并且锻炼学生动脑、动手以及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实践能力。 大学历史论文: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探索 [摘要]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以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着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促使其获得知识、情感和能力等方面的充分发展，从而造就大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大学历史课堂 教学模式 基本特点 基本结构 传统的“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是对传统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初步革新的基础上提出的教学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忽视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以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中心，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 一、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以学生主体作用的实现为中心，突出大学历史课程改革要求 培养创新人才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从学校教育的角度说，创新更在于创新意识、创新个性的培养。现实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我们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能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能不能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中有自己的独立位置，关键在于能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和工作的不断变化。”①“以学生为主体”是一种教育理念，同时也是一种教育品格，是我们在教学中要抓住的一根红线。教师只有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其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把他们培养成为创新人才。 理论上，近代国内外著名教育理论家比较深刻地论述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及其影响。赞可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发展教学理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等教学思想的共同特点在于：重视学生学习主动性，注重学生主体作用发挥，关注学生学习个性发展。这些教育思想和理论使我们认识到，在学习过程中要重视并建构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怎样才能实现大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呢？笔者以为，必须贯彻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要求，将其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之中。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是要改变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和偏重教材知识的现状，因此要突出课程教学内容与大学生学习生活及社会生活的联系，关注大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培养与提升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大学历史课程教学要加强大学生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突出学术性与实践性，以培养其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教师应努力使丰富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成为一种受教育者自身的创造性活动，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②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我们要努力营造学生自我发展氛围，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将研究性学习的思维方式及获得的学习经验应用到实践当中，培养他们开拓未知领域的探索精神与获取新知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转变角色，由传道授业解惑者变为与学生合作探究的伙伴与激励者，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的历史学科能力 “重智轻能”的教育弊端导致许多大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其相应知识水平不太相称。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训练大学生的科学思维，激发其创造潜能，培养其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未来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社会生产力的竞争，是高科技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的理论思维能力的竞争，用现代科学思维理论去教育人、武装人，以提高人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这是我们的一项战略任务，自然也是思维科学产生的内在动力。”③研究性学习是目前训练大学生科学思维，培养和发展大学生学科能力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其学习过程是指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指导下，自主发现问题、自主探究问题，以获得较为科学的结论。全国许多高级中学、初级中学，甚至小学已经早就开设了“研究性学习”有关课程，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活动中当然也要施行研究性学习。历史学科研究性学习的主要特征是在师生互动、开放式学习、合作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与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历史相关课题研究为依托，以历史问题讨论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研究性学习要注重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法。启发与讨论是研究性学习的基本特点。启发是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探究心，对学生提出的课题或问题给予宏观指导，如课题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方法的指导等。讨论主要指“集体讨论”，以学生为主角，教师参与其中。关于“集体讨论”，一是对学生所提出的课题或者问题之可行性进行论证;二是对学生在研究性课题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释疑。这样的“集体讨论”，可以班级整体或分组的方式进行，师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合作，学生在热烈的讨论中增长知识，从而达到培养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集体讨论”中，教师要充分发挥教学民主。“教师要将每个学生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为他们提供展示个性和才能的机会，在每个学生身上都花费时间，让每个学生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随时让他们有被接纳、被关注、被重视的感觉。”④教师不要简单地引导学生向“标准答案”靠拢，要鼓励学生大胆开展求异思维活动，肯定其积极的思考和大胆的探索，以把大学生历史学科能力逐步培养导入良性、科学、持续发展的轨道。 研究性学习实施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大学生学习经验积累的过程。学习经验很重要，大学生主要是要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学生获得了学习经验，就有了一定的思维能力和应用能力，然后“才能探知识之本源，求知识之归宿，对于世界一切真理，不难取之不尽，用之无穷了”。⑤这样，一方面增强了大学生的竞争意识，活跃了课堂气氛;另一方面，通过相互讨论、合作学习，集聚集体智慧，既求得了问题的解决，又增强了大学生的团队精神，密切了师生之间教与学的合作。“集体讨论”时间约占研究性课堂教学课时的二分之一。“集体讨论”这一环节的重大意义在于培养大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从而使大学生达到自信、自立、自强的良好学习状态。在自学和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大学生自己去建构各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结构和相关历史事件之间的知识体系。这样，一方面有助于大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大学生对历史事物的整体认知意识，同时也提高了其实践能力。 （三）以思想教育为主线，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既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又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创新人才。各大学的历史专业教学大纲虽然不尽一致，但通过历史课程教学，使大学生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进行思考，开展国情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及社会主义教育，以促使其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历史观念。这个教学目标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历史学科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古今中外历史中找到许多先进科学技术掌握在道德品质败坏的人手中而危害人类社会的例子，要吸取深刻教训。为实现大学历史教学要求，教师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把知晓历史、磨砺志气作为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实现思想教育价值的重要目标。当前，尤其要加强爱国主义、诚信教育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历史联系现实的原则要成为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贯彻的一个普遍而基本的原则，为大学历史课堂教学在针对性、实效性、生动性上找到有效的实现途径。 二、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 教师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中以裁判者身份出现，评价学生主动探究状况，又以教练员身份出现，激励学生进行探究学习。新“三主”研究性教学模式的基本结构由以下三个环节构成：学生自学―课题讨论―评价激励。 （一）学生自学 可分为课前自学、课堂内自学以及课外自学。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大学生就个人或小组的研究性课题查找有关资料，做好课堂讨论准备，包括问题的提出、课题的构思以及习题的设计等。由于一些大学生自学能力较差，“先学”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教师直接监控下的“自学”同样能使学生通过独立思考、讨论交流来解决疑难问题。事先没有预习的学生，主要是结合书本掌握基础知识。教师可在较少的时间内，有针对性地对不同层次的大学生实施不同的教学：对一些模糊不清的基础知识进一步加以说明，对能力发展要求进行简要的提示。 我们认为，学生自学完全能适应大学的教学实践。大学生具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自觉性，对问题有初步的分析判断能力。自学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一定的学习压力下带着问题自主学习，既可以培养其自学思维习惯，还可以培养其思维能力，增强大学生学习自信心，激发其创造意识，培养其创新精神。 （二）课题讨论 研究性课题要紧密结合教材，力求小而精，既要有知识性的课题，又要有思想性的课题。课题的确定要在课前由教师把关，要有包括学生代表三五人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之进行论证并通过之后才能实施。在课题讨论中，要充分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关于讨论，先在小组内部讨论，再由小组推选代表参加集体讨论。各课题研究小组陈述时，其他同学可以对他们提问，做到穷究其理。学生在占有一定资料信息的基础上，根据教师提出的问题或者课题开展讨论、探究，以小组为单位，自由组合，一起思考，相互启发，共同探究，寻求尽量合理的答案。 在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性原则，即课堂教学的开放性、探究过程的开放性和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它重在展现学生思维的过程、合作学习的过程，而在研究性学习初期不太注重问题的合理性。例如“隋唐时期的文化”这一节课，教师借助网络现代化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大学生在查阅大量网络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实现了学生思维的开放性，形成了“东学西渐所产生的影响”“隋唐文明兴盛的历史背景”“唐诗在古代文化中的历史作用”“孙思邈与古代中国医学”等课题。大学生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东学西渐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不同的观点，实现了答案设计的开放性。对历史人物在古代文化中的作用进行评价，使学生加深了对历史人物的全面了解，同时对历史人物的人格特点加深了认识。通过这样的研究性课堂教学，大学生享受了学习过程、思维过程，从而可以激发其个性发展的学习潜能，培养其自主探究的学习精神，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教学相长，自然落实了思想教育目标。 （三）评价激励 教学是一个情感体验与个性表现的过程，这就要求教师努力创造积极向上的良好学习氛围。教师要相信，通过对历史专业知识的研究性学习，每一位学生都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较为顺利地完成教学过程，从而挖掘学生精神世界的潜能，找到“一般发展”这个教学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其教学思想中提出了教师对学生肯定和表扬的积极作用，值得我们在教学活动中去努力践行。学生的想法，哪怕在教师看来，是多么的无知或者可笑，但绝对不要去挖苦他们，而是要鼓励、表扬他们。国内外无数成功的事例说明，教师多对学生进行正面的、积极的评价激励，就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与创造意识，他们就能勇往直前地去发展自己，从而为将来的成功打下坚实的基础。反之，教师如果很少对学生表扬，不去发现并肯定其闪光点，而总是揪其“小辫子”不放，即使是天才，也会被埋没。可以说，教师对学生的良好行为缺乏恰当的、中肯的评价激励，几乎就是误人子弟。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一下自己的教学行为。在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的指导下，要始终以一种激励的态度面对学生，无论其研究性课题、问题有多么不合事理，但教师还是要说“你的想法很好，但还必须多下功夫”诸如此类的话，然后再与他们一起探讨那些问题。在每次课题讨论活动结束之前，要表扬那些有见地的课题，也要激励那些有“思想火花”的研究小组。这样，表扬激励与鼓舞鞭策有机结合在一起，大学生的创造欲望就被无形中激发出来。 三、结语 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注重对大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时，不忽视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注重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不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注重教大学生怎么学的同时，不忽视教其学什么。新“三主”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模式关注的是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关注的是其创造性思维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注重的是其创新能力的磨炼与提升。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教学模式的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教学目标确立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大学历史的改革应顺应时展的洪流，实行“教学”相结合，让拥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历史学突破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必因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埋没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本文简述了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以及在改革的主要方法。 关键词：大学历史 改革 必要性 主要内容 主要方法 大学的教学不同于初中高中的教学，大学是校园与社会接轨的地方，对于大学生的意义有所不同，大学生活是学生进入社会的准备时期，为了能在社会立足，大学生必须在学校做好充分准备，因此，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相当重要。 1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过于落后，大学生的历史教学不同于高中生，大学教学相对于高中较为开放，传统的教学模式封闭了大学生的思维，在教学方式上主要是死记硬背，教学内容仅限于教材内容，很难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同时，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忽略了学生的主体性，以老师为主动，以学生为被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寻求知识的过程。此外，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评价过于单一，主要以考试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测评，典型的应试教育、应试学习，难以培养学生对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学生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仅仅知道历史教材中的重点，比如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时间，没有对历史事件本身进行剖析，没有真正掌握历史学知识，因此，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2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模式不断改革创新，分级教学模式在大学历史教学中进行了实施，对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级，其教学大纲、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有所不同，新形势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 2.1 教学大纲的修订 大学历史教学大纲的修订，应重视基础理论的教学，尤其是对重点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让大学历史教学大纲能够适应历史教学在新形势下的转变，满足现代化教学模式的需要。 2.2 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 根据修订后的历史教学大纲，为不同的分级层次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对历史教学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比如有些学生的历史基础知识较好，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加深，可适当增加相关的历史考察、历史讨论等内容，适当提升教学进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增强学生的分析能力，奠定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基础。 2.3 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时，可制定培养后续精英的计划，针对历史基础较好的学生或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学生，开设历史学培训班，连续几个学期培养学生的历史素质。 2.4 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在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时，应注重学生对学习历史学知识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寻求知识，自觉探索历史知识的奥秘，为学生创造一个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历史知识的条件，让学生发散自身的个性思维，主动思考、探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实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比如在课堂讲授时可以进行启发式提问，让学生自由讨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知识，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教师与学生进行互相讨论，改变原本历史课程死气沉沉的氛围，形成活跃的课堂氛围。 3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3.1 制定教学改革政策 为了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制定合理的教学改革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对教师进行评估考核时，应注重对本科教学的考核，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等进行改革创新。 3.2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基于目前的社会环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比书本知识更加重要，是新形势下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知识的实用性在当今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历史教学的改革创新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增强其实用性，可侧重对“师范类人才”的培养，教师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师范技能，在培养学生的师范技能、增强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时，有以下几个步骤：（1）在对历史学学生的师范技能进行培养时，为了加深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印象，可带领学生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对历史遗迹进行实地考察，既能丰富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对所学相关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又能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2）教师可带领学生到其他学校进行调研，变换学生的教学环境，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不同的教学方式，让他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进行交流，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开阔大学生的视野，激发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和求知欲；（3）对大学生的试讲过程进行拍摄，让大学生自己找出自己在试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自身优势，可让学生之间互相讨论，互相指出自己未发现的优势与不足，让大学生对自身的了解更加深入，借鉴适合自己的方法，提高自己的授课技能；（4）“教育实习”这一环节是培养历史学学生师范技能最重要的实践环节，让学生在正式从事教学工作之前体验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培养学生适应工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让学生掌握授课的方式和技巧。由于目前中学教学实行了改革创新，大学生在教育实习过程中需根据新形势下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习，把握教学四要素，即建立学生对学习的信心、为学生树立模仿榜样、适应教学思维的变化、立足社会实际，关心时事；（5）指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或者学年论文，让学生了解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流程，包括选题、格式、思想、内容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在实际中运用，对学生构建自身思想体系的能力进行培养。 3.3 “教”与“学”同时改革 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考虑两个方面，即“教”和“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以应试教育为主，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模式和学习目标等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形势下对大学历史教学的改革，不仅要注重“教”的改革，还应重视“学”的改革，为了让大学生正确寻找自己新的学习目标，让学生拥有学习的动力，教师应对其进行引导，在改变教学模式的同时，应让学生改变传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明白自己要学习的是什么、应该怎么去学习，主动地接触自己需要学习的知识。 3.4 重视教学沟通 （1）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应重视沟通，可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历史教学大纲的内容适当调节公选课，适当增加教学内容，比如历史传奇、人物传记、奇闻轶事等等，激发学生学习历史课程的兴趣，降低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难度，提高学生对历史学知识的热情，让学生更容易吸收教师所讲内容。 （2）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根据课程内容，为学生讲述近几年或者是当下发生的时事，让学生了解最新的时事变化，增长学生的课外知识，让学生虽然身在学校却能与外界紧密联系，比如在讲授有关经济的章节时，可跟进时代步伐，讲述2008年和2009年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的变化，或者讲述最新的时事，2014年怀登对中国汇率问题的态度、利率的指引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等等，可适当让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学生与所学内容相结合；当讲述的内容与世界政治相关时，可简述朝鲜核危机、斯里兰卡“反恐”、阿富汗战争等等。 （3）教师在进行历史学知识教学时，可结合其他专业的知识内容一起讲解，将不同专业的知识相连接，比如在讲授与政治斗争有关的内容时，可适当加入心理学中人与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规律等内容，在讲授社会变迁的规律时，可与“达尔文主义”相结合，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能增强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便于学生理解教材内容。 （4）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考虑学生的特点之外，还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比如性格比较稳重的教师，在教学时可对教材内容进行细化讲解；比较幽默的教师，可用诙谐的语言进行教学，缓解课堂气氛等等，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感兴趣。 3.5 改变教学观念 教师应改变教学观念，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将“以讲授知识为主”的教学方式转变为“重视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智力潜能、思维能力”的教学方式，坚持以人为本，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学生教授教材中必须掌握的知识，也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的思维，在学生记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历史事件的发展的同时，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开发学生的潜能，养成良好的个性，形成健全的人格。 3.6 建设具有创新意识的教师队伍 虽然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担任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教师只有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才能对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行培养，只有站在学术的前沿，才能带领学生走到学科的前沿。教师应以本科教学为中心，对本科教学进行研究。为了让教师对教育理念的新成果能够充分了解，学校可对教师进行系统培训，鼓励教师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对学科知识进行钻研。 3.7 将“重教学结果”转变为“重教学过程” 传统的教学模式最明显的教学弊端，就是“重视教学结果，轻视教学过程”，它让学生对历史学知识死记硬背，让学生只懂得应试，不懂得思考，不懂得创新，不懂得探索，因此，在进行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时，应认识到教学过程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学生的思维进行训练，让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提升了自身的思维能力。 3.8 对考核方式进行改革 为了使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除了要改革教学模式，考核方式也应进行相对应的改革，对大学历史学科的考核，不能只注重学生对教材内容的掌握，应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增强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考察，考核时应摒弃过去以“标准”答案判断学生能力的方式，应让学生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见解，只要学生的评价有理有据便可，让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达到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目标。 4 结语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学改革要注重“教”和“学”两个方面，既要重视教师对教学方式的改革，也要重视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改革，让学生养成自觉学习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的个性思维，让历史教学方式与时俱进，提高历史教学的效果和质量，让历史教学的改革取得显著效果。 大学历史论文:大学生眼中的中学历史学业评价 【摘 要】学业评价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但实际层面上的学业评价与新课程改革、素质化教育的主流要求脱节，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本文以大学生的视角，分析当前中学历史学业评价的现状，指出存在问题，揭示产生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中学历史教育学业评价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大学生；历史；学业评价；新课程 教育是一个系统，学生学业评价好比是系统运行中的齿轮，维持教育系统平稳、有效的运转。每一阶段教学任务的完成都需参照教育目标和计划，对教育效果予以测量评估、价值评判，并将评价信息如实反馈给教育者、学习者以及有关教育决策者，发挥测量评价导向性、激励性、考察性、反省性的实践功能，以保障学生的基础学习，指导教师教学策略的调整与完善。中学生正处思维活跃，健全人格发展，主观能动性提升的关键阶段，所以适时、适量、适法的测量评价发挥重要的价值。 虽然新课程改革与素质化教育办法已实施多年，以培养综合能力全面发展的“四有”型人才和关注学生价值观与世界观为目标，将学生从“被教育者”转变为“受教育者”，教师为教书育人的点拨者与引导者，将学生置于主体地位。但是，就实际操作层面而言，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改革的机制与条件不完善，没有量化；其次，大多数中学特别是县镇级中学，鉴于高考模式与生源压力，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模式上改良不明显。单单就学生学业评价办法而言，笔者认为并没有摆脱传统评价体系的固化与单一，达到以学生为基准的内在性评价和以多元为手段的发展性评价。这样的学业评价更多成为束缚学校教学工作的樊篱，以评价为评价，评价方法单一，过于注重量化和传统的纸笔测验，忽视多维评价形式的综合运用；忽视对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 就中学历史教学为例，随堂默写的方式加以贯穿奖惩措施，成为许多中学历史教师惯用的阶段性评价方式，根据其知识点掌握的多少以此来判断学生某个专题的学习成效。不难否认，学生可能对“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及思想”、“美国三权分立政治模式中总统、议会、法官的权利”这类问题对答如流，甚至接近标准答案。但是，抛开这种机械性的评价方式会给学生带来压迫感，成为“被评价者”的现实漏洞，历史的学习也应该是体现纵深感与思考力，注重与现实的结合，关注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史料探究素质的提升，在学习阶段中的考察并非单纯拘泥在书本教材中零散的知识点，学生学业评价的内容和形式并非是局限在知识性的问答式考察。笔者认为初高中历史教学夯实基础知识固然重要，人曰“读史使人明智”，史学的宏观性把控与反思对于处于思辨能力、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性时期中学生“三观”的形成尤为重要。在现行条件中，可以开展历史课本剧角色扮演、活动结果报告、学生学习效果自评、历史专题沙龙等多样化形式展开，立体化呈现，使定量评价与质性评价相结合，单项评价与综合评价相得益彰，以帮助学生不断地调整、梳理学习内容，培养历史的眼光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贯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学目标，促进了学习与教学方法的创新。 或许有些读者会反问，就历史考卷而言，题型的确定、提干的编排更多会考察学生在知识应用、分析史料、对比研究方面的能力，那为什么会说中学历史学生学业评价的滞后呢？笔者认为忽视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构成一大因素。中学课程安排注重“语数外”，对历史这一科目的关注度不高，故而历史教学常常存在“任务紧，时间急”的窘境，一味的赶进度，对测量评价结果的分析讲解只是一带而过，教师忽视对学生整体在能力应用方面的评价，而学生更是忽略将自身的阶段性评价结果作阶段性比较。这样的学业评价，在内容方面关注学生的素质发展，尤其是学生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张扬，包括学生在道德品质、文化与情感、合作与交流、以及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是缺少最后分析环节，对学生能力的提升和潜能的挖掘无法巩固，事倍功半。 新课标下的教育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目标――实施――评价”这个循环节上的终结，又为下一个循环提供反馈信息，注入新的活力。学生学业评价应遵循“以学生为本”的原则，推崇多元智能评价法，开发多向，多层次的评价方向与手段，关注评价评价结果的综合性、阶段性分析比较，启发学生自我监控和反省意识，建立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发挥教师创造的、多元的、新型的中小学教师评价体系。 曹阳，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在校本科生。 大学历史论文:关于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作者简介：余林（1983―），男，苗族，贵州雷山人，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地方史，西部少数民族文化。 摘 要：高校教学改革已成为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只有办出有特色、高水平的教学，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质量人才，学校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名校。为了促进大学历史教学中教与学的高效性，大学历史教学方式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大学；历史教学；改革 引言 在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不仅要求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而且要求教师转变角色，《新课程标准》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为了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更好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新一轮历史教学课程改革中，教师角色必须转变，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的发展与要求。 一、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的背景、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一）改革背景 大学历史课程是高等文科院校各专业培养计划中重要的课程，其目的在于文科人才所必备的历史素质，为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在高等文科院校，大学历史的学习，不仅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扩充，更重要的是，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抽象概括能力、逻辑推理能力、自学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开阔学生思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都有很大地帮助。因此，大学历史教学一直深受重视并且不断提出高要求。 （二）指导思想 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于2002年启动的“质量工程”计划的精神，以传统大学历史教学内容为主线，辅之以历史训练、历史讨论、历史考察和历史素质培养四条支线，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应用历史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基本方向 其基本方向是以精品课程建设为目标，以教学内容改革为动力，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根本，以建设教材优质为核心，以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为突破口，以教学理论研究为保障，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深化大学历史教学改革，构建并逐步完善符合高校高素质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的大学历史创新教学体系。 二、大学历史课程教学改革成果主要内容 （一）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大学历史教学团队紧跟教学要求的新形势，积极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类教学研究活动。特别是实行了新的分级教学模式以来，不断完善适用于不同层次的历史班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把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建设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 （二）实施并不断完善具有特色的探讨教学模式 大学教学团队在教学思路上的改革体现在对新形势下的教学新模式的不断探索，这种教学模式在内容上不仅重视基本知识的讲授，更侧重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的启迪，培养学生对学术的旨趣，注重在教学中体现研究方法和科学精神的引导。 1、修订教学大纲 修订的教学大纲应当更加注重基础理论、方法的教学，突出重点内容的理解，注重学生应用能力的提高，使其更能适应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需要。 2、制定教学计划，调整教学内容 根据新的教学大纲，依照不同分级层次，制定新的教学计划，适当调整教学内容。对历史综合知识底子好的学生，教学内容适当加深加宽，教学进度适当加快，以保证学生有扎实的历史功底、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着重增加有关历史讨论和历史考察的教学内容，为学生后续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的历史学基础。 3、制定并实施后续精英培养计划 针对提高班和部分基础较好的学生，从第四学期开始，增开历史训练课程，连续四个学期，不间断对学生的历史素质进行专项训练。 4、教学方法改革 教学方法的改革与使用的前提是首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与积极探索者，在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为学生的积极参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去思考、去发现、去创新。为此，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取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启发式提问、讨论、介绍有关学科的科研动态或实际应用等多种教学形式，吸引学生参加教学，实现师生互动，活跃课堂气氛。 三、大学历史教学改革的主要方法 （一）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 过去传统教学方法，是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我们要更新教育观念，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师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积极性，不能把学生当作灌输“知识容器”。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要指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知识，又要培养学生获得情操的陶冶、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提高，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 要改进教学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既是培养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又是培养学生身心发展、潜能开发的过程。通过教学活动，不仅让学生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从心灵深处激发出对优秀历史人物的崇敬，从而受到历史人物的优良品质的熏陶和感染，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修养，培养学生的个性和健全人格。历史教育不仅是让学生学会记住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而且是为了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发展学生的智力潜能。因此，把过去重视传授知识为主，转为重视发展学生能力为重点的教育方向。 （二）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 在传统的教学中，总是由教师牵着学生鼻子走，学生要围绕教师的指挥棒转，实行以“教”定“学”的模式，让学生配合或适应教师的教，使学生被动学习，造成学生的主动学习性丧失了。因此，这种以教师的“讲”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不利于学生潜能开发和身心的发展。例如，在分析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影响时，如教师过多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被动地听说，这样就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不能培养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新课程的倡导教师的“教”，是为了学生的“学”，就是要求教师在上课时，注意学生的反应，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而不能只顾自己滔滔不绝地“讲”，不管学生是否接受，在课后还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进行交流，要把学生适应教师，转变为教师要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认真研究如何引导和启发学生学习，接受教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以提高学习效果。 （三）由重教学结果，转向重教学过程的转变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重结果，轻过程”，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教学弊端。它是让学生走向死记硬背的科学知识，把学生推向应试教育的死胡同角落里，不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学过程，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目的和意义，注重培养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要让学生通过学习历史，能亲身经历或体验历史发展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方法，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目标。如果强调重学习历史的结果，只会把学生的思维引向一个共同的标准答案的方向，不能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而重视教学过程，则要求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揭示历史知识的发生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思维过程，让学生在思维中得到训练，既长知识，又能增进才干。 我们学习历史科学知识，是经历“（具体）感知――（抽象）概括――（实际）应用”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则有两次飞跃。第一次飞跃，“感知――概括”，让学生的认识活动，在具体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才能得到历史的结论。第二次飞跃，“概括――应用”，就是把掌握的历史知识的结论，应用于实际的过程。教学实践证明，学生只有在学习历史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这两次飞跃，才能实现历史教学目标，更好地完成历史教学任务。 （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要让学生在每一个方面都按照同一规格平均发展，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特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能按照统一模式进行教育，既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也不符合时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要求教师在教学形式上，可以综合运用集体授课与活动、分组讨论或互相交流、自学与辅导，搜集历史资料与独立研究等多种学习形式，实行不拘一格的学习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在每堂历史课都应按照实际的需要，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以满足各层次学生的需要，要认真了解分析学生的差异性，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措施和方法，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充分发展学生的各种各样的潜能，以提高历史教学效果。 四、大学历史教学改革具体推进策略 （一）制订强有力的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和学术发展的需要，进行专业建设，建立科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和教师考核评估制度。学校要营造重视本科教学、培养创新人才的氛围。一方面，通过宣传使教职工能够切实转变观念，树立精英教育的理念，对学校人才培养的目标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学校需要制定政策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制度环境。如教师晋升中的考核指标体系应充分体现对本科教学的重视，设立核心课程教学岗位，对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探索的鼓励措施等。在制度环境的营造上，学校、职能部门应做好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实施保障工作。 （二）建设一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教师队伍。培养创新人才，关键在教师。如果教师没有创新意识，不了解学术前沿，没有创新的科研成果，就不可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师资队伍建设上，一方面要使教师树立起本科教学中心地位的意识，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把学生带到学科的前沿，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对教师要进行教学方面的系统培训，使教师能够了解教育理论的新成果，并运用到教学中。学校、学院应建立本科教学的激励机制，在政策上、资金和资源配置上对教学适当倾斜，鼓励教师教学投入，开设新课，改进历史教学方法。 （三）先试点，后推广。鉴于历史教学改革内容复杂，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应当首先进行小范围试点，“精耕细作”，找出具体改革途径和方法，再进行大面积推广。试点中首先应当针对学生培养的全过程提出总体培养目标，包括知识结构、综合能力、思想品德、体质状况、艺术修养等方面。对于各方面的培养进行分解，通过不同手段和途径实现培养目标。分解之后应对每一门课程、每一个环节进行具体设计，主要是要对照总体目标进行设计，形成综合总体效果。课程目的的实现手段应当多样化，除了课堂讲授，应当更加注重学生的自我学习和实践环节，对于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应当把社会实践作为课程设计中必备的内容。课程设计应当有助于综合利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训练，最终考核也应当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主要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培养目标中规定的目标，也应考核学生是否增强了各种综合能力。在试点过程中应当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检验具体课程和培养环节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和改进，以期达到总体最佳效果。 （四）充分发挥基层学术组织在教学改革中的积极作用。在历史教学模式的改革方面，学校应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在这方面，学校是主体。学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上要发挥主要作用。在课程内容的改革上，系是主要的力量。在政策方面，学校有进行教学改革的主动权，根据每个学校的具体情况，每个学校都可以做改革的试验田，如在理顺研究所、系、教研室之间的关系，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试方法的改进方面，学校层面可以做很多工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教师是人才培养的决定性因素，教师的职责是积极进行历史教学研究，在历史教学模式上进行探索和尝试。学校的职责是负责历史教学改革的思路和总体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来规范教学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激励机制，做好历史教学的组织协调与服务工作，负责营造重视历史教学、积极倡导历史教学改革的整体氛围。 五、大学历史教学改革与建设的效果 （一）学生学习评价 结合各学期教学检查的结果、听课情况、学生的反映情况和其他教师的评议，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环境等多个方面对担任高等历史课程的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评教。 （二）教学督导评价 教学督导对学校所有担任大学历史系列课程的教师授课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三） 后续课程的学习效果 大学历史是重要的课程，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具有重要作用。从学校和各个学院反馈的信息看，由于学生历史素质的不断提高，使得各学院专业理论和讨论课的教学质量得到了保障，学生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脱颖而出，他们凭借扎实的历史基础在各种历史竞赛胜出。 总结： 总而言之，大学历史教师要在新一轮的历史教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使自己的教学观念与教学方法，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求教师要随着新课程下的课堂教学方式的改变，重新形成自己的教学方式，顺应时展的要求，做到“随机应变”，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不断地创造佳绩，提高教学效果。（作者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文化系）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论文 一、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必要性 1.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以创造力为核心的创意文化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创意经济迅速崛起，并席卷全球。中国创意文化产业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壮大。创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音乐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和创业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空间。学校通过积极开展广泛的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各方面知识，为以后学生成功创业铺平道路。 2.满足音乐学专业教育内在要求 音乐学专业教育是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重要来源，在音乐学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对音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也要对学生进行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创业本身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就是一种创新。任何真正获得成功演出作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不断得到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通过全方位的创业教育，让学生不仅能领悟创新对于创业的重要性，也会激发学生自身创新意识，同时还能让学生从创业者成功的事例中得到激励和启发。并结合本专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3.增加就业途径、缓解就业压力 随着高校扩招，音乐学专业的招生人数也在不断递增，大学毕业生的人数远远超过传统的就业市场需求，传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基础教育。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推行多年，我国音乐基础教育的学生也逐年减少，音乐教育师资也逐年超编，传统的音乐教育人才需求趋向饱和，就业市场日渐萎缩。音乐学专业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就业面相对较窄，就业压力也更大。通过开展创业教育，转变教育理念，改革音乐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引导音乐学专业大学生积极创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缓解和解决就业压力。 二、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创业观念滞后、缺乏科学的创业理念 中国的创业教育发展较晚、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大部分高校对创业教育在新形势下的教育体制改革战略意义认识不够充分，缺乏对有关学生创业教育的专项课题研究，对创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区分点的认识比较模糊，导致在创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上培养目标不明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势必缺乏科学的、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学生得不到真正的创业方面的培训和提高。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之后，喜欢去一些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认为市场前景广阔，以期待更大的发展。现实情况不容乐观，音乐学专业人才的市场需求已接近饱和，创业业机会越来越少，这就需要音乐学专业的毕业生要转变创业观念，适应社会需求。 2.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匮乏 大学生成功创业要具备科学合理的知识结构，目前高校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完善。音乐学专业的学习只要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方面的。在创业能力、创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力度不够，没形成创业所需要的独有品质。毕业的音乐人才在虽然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方面学有所长，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学生对社会、对市场、对产业、对经营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在创业过程中毫无头绪、到处碰壁，甚至导致创业失败。从近几年毕业生创业的反馈信息来分析，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创业素质不容乐观。受传统择业观的影响，学生大胆创业的意识不强，即使参加创业活动，往往是头脑发热、跟风创业，一旦遇到挫折，就缺乏长久坚持的创业意志。一些学生眼高手低，只到条件好的大中城市创业，不愿意到拥有广阔天地的乡镇基层创业，创业情感投入欠缺。这些充分显露出学生的创业知识层次和结构不完善，创业素养要不断加强。 3.创业教育课程设置不完善，学生创业实践缺乏 创业教育课程的合理设置是创业教育的基础，也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媒介，在国外有着较为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国高校将创业教育融入专业教学体系的课程设置还不普遍。在教学内容上缺乏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接轨的统一教材。在教育方法上以以校园为中心、教师为中心，忽视社会实践环节，忽略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封闭，势必会影响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创业教育中提倡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冒险精神的培育还相差一段距离。音乐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技能性很强的专业，在常规教学中要理论联系实践，以实践为主的教学理念。教学实习、校外实践演出等都只是专业实践，并不能让学生全方位地了解创业者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知识。创业经验的缺乏使得学生对于自主创业缺乏评估、顾虑重重，缺乏开拓市场能力，对市场潜在风险的防范不够，在创业过程中把握不了方向，创业难以成功。 4.创业教育师资队伍薄弱 高校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目前大多音乐学专业的创业教育由学校招生就业部门的科员及一部分音乐学专业教师担任创业教育课的工作。前者虽然直接在招生就业部门工作，了解就业市场的一些知识和信息，但毕竟也缺乏专业的创业教育学习，创业教育课也只能是就业指导课。不能把专业教育与创业教育很好地融会贯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指导。后者由于传统学校管理中，限制在职教师开展第二职业，部分教师有一定的本专业的社会实践经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业经验，创业教育也只是专业教育的的拓展。即具备的教学经验又有创业经验的创业师资比较缺乏，成为制约高校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向深层次发展的瓶颈。 三、音乐学专业开展创业教育的策略 1.营造校园创业氛围，培养学生创业意识 四年的大学生活对学生性格和品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今后的人生有着非常强大引导和激励作用。学校在常规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千方百计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让学生不出校园就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浓厚的创业氛围，以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激发创业热情。利用校园信息平台、广播站、宣传栏、展览馆等校园媒体积极宣传创业教育，使创业意识渐入人心。举办以围绕音乐学专业的模拟创业大赛，让学生通过模拟创业体验创业的酸甜苦辣。定期举办创业讲座，邀请音乐界创业的成功人士现身说法，给学生讲述创业经历和创业经验，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以促进学生创业能力的提高。还可以在校园成立学生创业协会，邀请各个系部学生参加创业协会，并通过协会成员在各系部宣传创业教育，培养学生锐意进取、敢于创业的创业精神。 2.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更新教学内容 音乐教育应重视并开展创业教育，将创业教育和专业教育融合在一起。优化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促进课程设置改革和实践，培养学生合理的创业知识结构。提高学生创业综合素质，增强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把培养具有创业意识、创业精神、创业技能的教学计划和培养目标纳入到音乐人才培养方案中去，把培养创业型人才定为音乐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围绕培养音乐创业人才的目标进行创业教育课程设置改革，在创业理论教学中增加创业理念、市场营销、财务管理、文化产业法律法规等知识的教学。通过创业案例进行讨论交流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拓宽其思想认识。在实践教学中，组织学生到文化传播公司、音乐培训学校、地方演出市场、工商、税务部门等实地了解熟悉市场导向、创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等，为学生将来创业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 3.组建科学合理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 培养出具有创业精神的音乐人才，需要一支专业素质高、创业知识、创业经验丰富的教学师资队伍。音乐学专业要想改变当前创业教育师资不足的现状，学校应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努力构建一支符合本校、本专业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对音乐学专业教师自身创业知识相关教育培训，选拔一批具有创业意识的青年教师到在创业教育走在前列的院校去调研学习。安排有创业潜力的青年教师到企业去兼职，鼓励专业教师直接参与到创业实践中去，并定期开展创业教育案例示范教学和研讨会。另一方面，可以从校外聘请创业成功人才作为特聘教授对创业的学生进行现场指导，现身说法，让学生熟悉创业过程中市场运作方式，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建立切实有效的运行保障机制 在校学生虽然想创业敢创业，但缺乏创业所需要的环境和资金，这就使得一部分有自主创业意识的学生对创业望而却步。音乐学专业学生在创业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资金就成了他们创业最大的障碍。学校应该积极筹措资金加大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建立创业综合实训基地，更新实验实训设备，拓展校企合作框架等，为音乐学专业学生创业提供必要的创业后续保障。此外，学校制定出台相应的激励保障措施，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成立创业教育协会，出台创业资助计划等。将创业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总体规划，保障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随着“十二五”规划建设的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建设时代即将到来，“中国梦”的崛起，中国将进入崭新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人才。预示着创业市场大繁荣的到来，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创业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综合社会优质资源，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积极开展音乐学专业创业教育，不断推动高校创业教育前进。 作者:廖星麟 单位:湖南郴州湘南学院 音乐学论文:现代教育技术下音乐学院学校管理论文 一、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应用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学校管理中将涉及大量信息，如学校的基本要素：教师、学生、财务、设施、信息等等。如果不能对这些要素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学校运营就将变得混乱，如果学校本身混乱，教学质量就根本无法得到保障。但实际上仅一项要素就会产生大量信息数据，如仅靠人力进行管理十分困难，且极易出现失误。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有效优化了管理环境，为学校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学校中的各项要素信息通过现代教育技术的信息处理功能便可实时、快捷、准确的进行处理，现代教育技术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学校管理中的重要管理手段。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学校管理信息量猛增的今天，学校管理信息处理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只有加强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才能保障学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对音乐学院学校管理必不可少。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一）教学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教育技术在音乐学院教学管理中的应用包括：课程编排、课表调度、选课、教学档案管理等等。现代教育技术实现了通过软件将学校所有的教学信息建立教学信息数系统。教学信息系统实时、精准收集教学信息，分析学生成绩，查询学生在校期间各科目学习成绩，通过教学信息系统可以直观了解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教学计划可随时根据教学信息系统反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调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有效性。 （二）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对于学校来说，学生就是发展的基础，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学校管理中的重中之重。学生管理中从招生、教学、升学都会产生大量信息，学校管理信息中，学生信息量是最大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系统对：招收信息、学生基本信息、毕业去向信息、学习成绩信息等都进行了处理，大大提高了学校管理中对学生管理的效率。 （三）教职工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管理的另一个重心就是对教职工的管理，教职工是学校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教师，学校无从谈起，保障学校的发展必须做好教职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的教职工信息系统，大大提高了教师信息管理效率和水平。此系统由基本档案信息系统和业务信息系统两部分组成。基本档案系统包含着教师本人基本情况及家庭情况等信息。业务信息系统中包含着任教时间、教学能力、科研成果等信息。教职工信息系统的分类、索引功能可精准调取教师信息。 （四）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传统学校财务管理都由人工进行统计和核对，但由于学校的特殊性，财务中不仅要涉及到学校自身财务、物资、开销等等，还要涉及到学费及其他各项费用，所以学校财务信息不仅量大并且既散又杂，人工处理十分容易出现错误，传统人工处理效率也十分不理想，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财务管理中的应用，利用电子技术进行财务管理，不仅提高了财务管理水平和效率，更提高了财务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实现了学校资产、财务的有效管理，避免了人工核对中的财务风险问题。 （五）图书资料管理中的应用 学校物资中书籍资料最多，并且种类繁多，在借阅和调度时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人工处理具有一定的难度。通过现代教育技术中图书资料管理信息系统的采编管理、流通管理系统来辅助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的管理工作，实现了对书籍资料的实时管理，通过查询功能便可清楚了解到图书使用和调度情况，省去了繁重的人工查找作业。 三、结论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中心，为了保障音乐学院的健康发展，加强学校管理至关重要。通过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能够大大提升音乐学院学校管理有效性，提高了学校管理水平，保障了教学质量。现代教育技术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学校管理中必然趋势。 作者:刘春园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高校音乐学钢琴教学论文 一、普通高校音乐学与社会钢琴普及教学现状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部颁发的高师教学大纲就明确规定：“以培养中等学校合格的音乐师资为主要的办学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对于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活动，尤其是音乐文化的要求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对于音乐教育者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往单纯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目地的师范音乐教育系统，既要满足学校教育体系的需求，又要满足整个社会音乐普及教学的需求，显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1999年3月《关于师范院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几点意见》，提出“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趋势是：以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学校积极参与…。”在此之前，部分专业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就已开始设置音乐教育类课程，《意见》以后，各类综合大学纷纷进入这一领域，当前已形成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专业音乐学院和艺术学院、各类文理科综合大学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态势。随着从事这一专业的师生数量大幅度增加，社会人群中能够提供音乐普及教育服务的群体总量大幅上升，缓解了人才资源的供需矛盾。但是,随着各高校招生规模连年扩大,也带来了相当多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办学单位不断增加，招生数量膨胀，生源质量和教学质量均受影响。办学单位的增加，大幅扩招已常态化。“2011年，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110人;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外省计划)280人…一些本来不以音乐教育见长的理工院校或综合类院校，招生人数也不少：山东农业大学音乐学专业本科招生80人……而除了本科扩招，研究生层次也有扩招趋势。音乐学专业在校学生呈几何数增长。”争抢生源造成招生门槛放低,生源质量随之下降，教学质量的滑坡难以避免；其二是教学目的混淆。师范类音乐院校和专业音乐学院虽同属艺术教育系统，但究其本源在教学目的和方法上是有着显著区别的,是“上讲台与上舞台”的差异。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院校在培养音乐教育人才这一大的前提下，应多加考虑如何发挥各自固有的教学特点和优势，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模仿和复制。在师范院校中当前普遍存在“教育系的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目标更倾向于单一专业的发展”。在音乐学院中，则多模仿和复制了师范教学的一般模式，没有发扬在表演和创作等专业领域形成的教学传统，更多地进行着“通才教育”，事实上抛弃了“专才教学”的优势。其三，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要求脱节，培养模式相悖于市场需求，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随着就读本专业学生的增多，毕业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部分高校音乐学专业实际就业率连10％都达不到，少数高校出现零就业率现象也并非只是个传说。”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目地，已无法适应当前社会多元化的音乐教育需求，学生的就业角色早已不是单纯的中小学音乐教师，成为少年宫、文化馆、私立音乐学校等社会音乐培训部门的专职教师，已成为众多毕业生的首选。其四，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学，长期以来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专业本身课程系统庞大，仅与教育学相关的理论课程就多达十余种，钢琴虽然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比重也只是略高于其他公共课程，在学程和课时上都受到限制。学生的钢琴基础条件有限。如果按照钢琴艺术固有的艺术规范要求衡量，对于多数人，在本科阶段能够真正掌握中级（相当于车尔尼练习曲Op740）要求都非常困难。虽然本专业的钢琴教学不以培养演奏人才为目的，也并不要求很高的钢琴水平，但是，钢琴教学作为一个传承了300多年的艺术学科，其艺术规范不容颠覆，教学要求也不容人为降低。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与其让学生泛泛了解钢琴艺术，不如把钢琴基础教材使用、基本奏法要求、教学法等方面内容予以强化，将钢琴教学系统中的基础性部分实在地掌握好。自上世纪80年代“学琴热”兴起后，历经30余年的发展，当前社会钢琴普及教育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社会钢琴普及教育师生供求比例逐步转变。在对全国教育群体结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前“教师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是实质性变化，二是结构性变化。教师供求关系由过去的绝对的卖方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这种态势对于普及性钢琴教学影响非常明显。在“学琴热”初期，由于能够承担教学的从业者较少，求教者众多，在较长时期内“一师难求”，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如今，大批接受过较正规钢琴教育的毕业生开始从业，钢琴教师已不再稀缺。加之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整体人口数量得到控制，钢琴学习的主体—儿童大为减少。如今对于相当多的从业者来说，寻找生源成了较大的问题,钢琴普及教育已由原来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其次，学习者开始趋于理性，选择学习音乐的方式逐步多元化，学习钢琴的规格要求大为提高。 1.随着社会音乐生活的越发丰富，音乐学习的内容变得多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钢琴已不是第一选择，近年的社会音乐考级就直接地反映了这种现象。“上音管弦乐系主任孙铭红教授说，上海的管乐考级目前每年按增加千余人报名的速度在增加…现在，不但音乐类考级涉及到各种乐器，还出现了舞蹈考级、美术考级等，钢琴考级‘一枝独秀’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2.钢琴学习者的学习规格开始提高。早年“学琴热”的琴童们已长大成人，这一群体，基于自身的学习经历，已具备相当的分辨能力，对于自己下一代的学习会有高于自身的要求，这种要求同时还影响着身边大范围的人群，对于钢琴教师的选择也自然由过去的“盲选”变成了今日的“精选”。 3“.新手”现象亟待改变。钢琴启蒙阶段的学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当前，从事钢琴启蒙的大多是教学上的“新手”，他们虽具备一定的钢琴弹奏能力，但在教学上基本没有相应的从教训练。在这些“初教者”和“初学者”的教学过程中，很少有相关的教学监督和指导，几乎完全依靠“新手”们自己探索来解决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当他们真正能够驾轻就熟，难以想象要付出多少学习者的失败为代价。在这些“新手”当中，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学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这样的窘境对于钢琴事业的发展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负能量”。 二、培养基础教学能力为目的的钢琴教学系统 教师教育专业注重于各个音乐学科从事基础教育人才的培养,从根源上将各种艺术规范在社会上加以推广和应用。综前所述，原本以培养中小学音乐教师为单一教学目标，难以适应当前的社会需求。就钢琴教学而言，探寻一种既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又能够让毕业生快速融入其中的教学系统，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本专业的钢琴教学，要适当调整教学思路，在提升学生基本演奏能力的同时,侧重钢琴基础教育的实用性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内容，诸如钢琴音乐基本知识、教材选择与搭配以及如何使用、奏法架构和运用规则等等，同时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实际应用的能力，构建一个以培养普及性钢琴基础教学人才为目的的教学系统，这不仅能够促进钢琴教学本身，同时更具社会意义。首先，在当前高校师资和生源两方面，已经为这一教学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师资方面：当前在高校从事钢琴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接受过钢琴表演专业的系统教育，能够在教学上系统化地传承钢琴艺术较高的规格和要求，是教学质量重要的保证，同时也是重要的教学优势。生源方面： 1.入学教师教育专业的多为全日制普通高中的学生，知识体系比较健全，理论学习能力较强，他们能较快地理解和掌握钢琴教学的理论知识体系。 2.这些学生要经历艺术联考，部分院校还要进行自主招生的业务考核，有相对较好的钢琴基础。 3.当前许多高校采取的专业必修课和主修课两段制教学流程，能够筛选出更为适合钢琴学习的学生。因此生源质量有较好的保证。其次，就如何按照这一目标进行教学,在此借用黄瑞科先生提出的一些基本观念,即“系统地学到一些钢琴演奏理论与钢琴教学法知识。这些知识包括钢琴及钢琴学科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与一般性法则;钢琴技巧训练的基本要领与方法步骤;各类作品弹奏的技术运用与艺术处理原则,以及教学中‘常见病’、‘多发病’的纠正处理,特殊技巧与疑难间题的研究;教材的选择与教材教法;心理素质培养与心理操作机能锻炼等”。以上这些都为教学系统的构建形成了较为扎实的基础。这一教学系统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二是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三是教学实践。 就教育专业基本教学要求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学时的要求、基本教学内容和教材使用。在2006年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中，对于钢琴课教学目标和基本内容均有表述，在此不加赘述。关于教材使用，自1985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套针对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专业的钢琴教程后,国内陆续出现了多套类似教材,如《高师钢琴教程》(上下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1世纪高师音乐系列教材钢琴教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在本系统中推荐使用的主体教材是《普通高等院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钢琴必修课教材》（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让学生熟悉钢琴教学系统的基本内容;钢琴演奏的基本规律；尽可能多地接触不同的音乐风格，提高音乐的审美能力，提高技术运用和艺术处理的能力等等。力求在提高学生们原有钢琴弹奏水平的同时提高其对于钢琴艺术理解和表达的综合能力。 2.钢琴学习初始阶段基础教材及教学法。以当代钢琴专业的教学法理论为指导，按照钢琴艺术规范化教学的基本要求，将钢琴学习初始阶段的常规教材引入日常教学，通过对教材的梳理，明确钢琴基础教学系统的内容和要求，逐步掌握钢琴基础教学的整体流程。基本构想是，从新生入学后第二学期开始，以《钢琴全面训练基础教程》（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为主干教材，遵从“立体化全面训练”的教学理念，搭配汤普森、沃特曼等常用教材。争取在两年的钢琴必修课时间内，让学生们了解从钢琴入门到车尔尼Op.849阶段的主要内容，如基本奏法、识谱与读谱理解、作品的搭配使用等。通过这种对基础知识系统化的学习和梳理，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确“如何学”，同时为将来“如何教”进行准备。经过两年的学习，在三年级钢琴主修课阶段开始进行教学实践。 3.教学实践。是帮助学生进入社会自主教学前做好准备，将理论与实践有机互溶，形成整体教学系统良性循环的重要组成，实施方式可采取校内实践与校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校内实践可采用：在主教教师的监督下，进行如声乐、民乐等其他专业的钢琴副科课教学；小组教学观摩等多种形式进行内部教学演练。校外实践则是要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当前钢琴普及教学单位林立，通过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可以为此类学校提供专业化的教学标准，又为学生找到实践平台,也在根本上保证社会业余教学与专业教学标准的一致。这一系统的构建，希望形成理论学习—实践教学—成效反馈—专业督导的有机架构，使本专业的学生既能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又能为将来走向社会进行充足的从业准备，从而培养出合格的钢琴基础教师，继而成为承担推进和提升社会人群整体音乐修养的新一代教育者。 作者:束谦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论文 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习兴趣培养论文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通过声音来打动人的心灵，使人们在“音”的行进中得到情绪的抒发和心灵的感受。从而提高人的身心素质。 在音乐教学中一般是通过学生的“听”.“看”“悟”来增强教学的效果。而这些必须以激发学生的兴趣为前提，否则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激发兴趣”。若教音乐仅仅让学生依赖于课本上的文字、符号、乐谱等内容的学习，那只能把学生带入枯燥无味的文字怪圈当中，使学生逐渐失去想象中音乐对他们心灵的启迪和感情的抒发。随之就会产生乏味、厌烦、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态度涣散的可悲现象，而教科书只能记述文字、符号、乐谱这类可看、读的内容；而不能表现出这些文字、符号、乐谱所代表“音”的实质性东西，也就是“听”的内容，我们只有解决好“看”和“听”这两方面的问题，使“看”和“听”有机的结合起来，让学生经常处于一种声、韵、义融为一体的兴奋状态，加强对乐音的感受，曲艺的理解，乐境的体验，以乐激情，动情生悟，才能达到增强教学效果的目的。那么，怎样才能把二者结合呢？ 前人已在实践中尝试过各种辅助方法，运用了如，幻灯机、投影仪、CD、VCD等各种手段来为教学提供帮助，并且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为我们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电脑已成为我们社会各领域主要运用工具，它也毫不例外的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的“得力助手”，它能包容大量的信息，对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起到很好的桥梁作用。 诸如此类的教学工具和教学设备，我们都概括为“多媒体”，怎样更好的把多媒体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成为我们音乐教学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了解多媒体的特殊功能，对运用这些功能为音乐教学更好的服务十分有益。 一、幻灯机、投影仪的运用。 在经常的教学中，要引入大量文字、歌曲、乐谱、图片和相关的辅助资料，仅仅依靠板书，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会直接影响到教学的进度和接受的效果。 如果我们在课前把需要板书的内容以幻灯片的形式精心设计制作出来，在课堂上适当时机用幻灯机、投影仪放出来，那么，在课堂上就能节省更多时间去讲授更丰富的相关内容。 另外，由于“新、奇”可以有效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利用幻灯机、投影仪可以将鲜艳的图片，新颖的谱面、重点突出的文字说明，引入学生的视野，这将给学生在视觉上产生大的刺激，从而把“教”与“学”推向一个较高的境界。 二、CD、VCD的运用。 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情况，我们在对一首乐曲进行情绪方面的讲解和调动时，教师在讲台前讲得精精乐道，而学生则可能听得无精打彩，并没有和老师达成共识，这就是“教”与“学”的脱钩，学生经常处于旁观者的位置，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教师只是“讲”，学生只是“听”，讲与听不能融为一体，这就不能产生很好的教学效果。为了解决这种脱钩现象，我们必须设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实践证明，让他们参与其中，如采用CD、VCD配合教学，就会让学生在听课的同时，更能在音乐的情绪、节奏上受到深刻的感染和教育，例如：我在给学生分析《二泉映月》这首乐曲时，便采用了CD、VCD辅助教学。一边让学生了解阿炳《华彦钧》坎坷遭遇和当时历史背景的同时，一边让学生聆听乐曲的演奏，努力使学生体会乐曲表现出的那种痛苦、忧伤、呻吟、愤恨的情绪，使学生被作者在乐曲内所表现出的对封建统治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所打动，并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对作品的分析探讨中，这样，长此以往，学生就会不断提高对乐曲的感受和理解，提高音乐鉴赏力，为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另外，CD、VCD与磁带、录像带相比，在音质、音色、画面上更有优势，在选曲方面采用数码编辑系统，灵活快速，十分方便。快进、快退、定格、慢速播放，可随心所欲，大大方便教师的操作。 三、电脑的运用。 当今电脑已运用到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为其强大的功能所叹服，同样，在音乐领域也毫不例外的运用到它。现在有很多关于音乐制作的软件，如《世界乐器大百科》就较全面的介绍了乐器外型、音响效果，代表的文化习俗，《震撼2001》大量的记载了各国作曲家及其作品和生平介绍，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教学。另外《Encore》为我们作曲、写谱、制卷提供帮助，它可显示多种谱表，可随意改动，点动音符的同时，实际的音高也会随之发出。能和《Cakewalk》配合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它具有丰富的音色储备和方便的制作程序，能使作曲家的想象充分得以发挥，原来由几十人演奏的曲子，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独自完成，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曲式教学中，我采用了多种软件共同使用的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在分析舒曼的《梦幻曲》时，运用《震撼2001》调出作家的肖像，生平以及创作初衷和历史背景，利用预设的MP3进行乐曲音响的播放，采用《Encore》打出不同格式的谱面和各乐段，乐句的曲式划分，这样整个乐曲的分析就很容易的在电脑前完成大半，同时采用这些手段、方法又能给学生在视觉、听觉上造成更强烈地刺激，对提高学习的兴趣大有益处。 多媒体在教学中的运用，可以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给音乐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的广润空间，为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兴趣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长期坚持，对促进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十分有益的。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研究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论文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产生与研究对象论文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研究宏观总体分析论文 会议由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邹建平教授主持；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健亲教授、党委书记文晓明教授先后在开幕式、闭幕式致词。随着我国音乐学学科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各门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和借鉴，在当代音乐学的研究中，显得尤其重要。也正是在这种共识的学术氛围下，与会的代表就音乐学的整体构架及未来发展、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音乐学研究可持续发展、学术创新、学术规范等方面展开了讨论。 一、从音乐学研究的宏观总体视角出发，于润洋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果只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从长远来看，是要付出代价的。研究音乐的理论，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但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其时间并不长。严格地按照近代音乐学学科体系的发展来算，应该是从建国以后音乐学系的建立，突出的发展是改革开放的20多年，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音乐学的学科体系，中国音乐学的总体学科框架已经形成。音乐学学科是属于理论思维的范畴，如果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要发展，缺少了音乐学的理论也是很难达到高峰的。”赵宋光认为：“任何学术科目的建设，都需要有社会分工，由群体协作。像音乐学这样一个相关领域异常多样的艺术学学科，更是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音乐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形成细密的分工。但是，分工的细密却又往往使研究者视野狭窄，渐渐远离了对于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解，各种见解彼此隔阂，乃至互相贬低，无谓争吵。这就迫切需要在被分工划开的群体之间加强沟通，寻找共同话语，开展群体协作。”张前认为：“我们需要诚实的态度，老老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认真翻译、介绍和研究人家的第一手资料，把西方一百五十多年来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翻译过来，认真地加以研究，这样才会学到人家的真东西，也才会发现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并提出：“扩展音乐学研究的范围，开拓新的研究方法，把单科的研究，与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的封闭的局部研究，拓展为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研究。”“我们对世界音乐学的最大贡献应在于，我们如何研究好自己的东西，从各个角度把中国音乐(其中也包括极其丰富的各少数民族音乐)的特点和规律研究深，研究透，把它写成有分量的论文和专著，介绍到国外去。”周海宏说：“音乐学的研究要落实到切实需要落实的问题上去。要注意1.发现问题；2.问题明确化；3.分析问题；4.构成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学术研究，不应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综合思维，应该是把每一个要素搞清楚，要素关系才需要综合。天人合一，为什么?是生活态度，还是科学方法。方法是工具，仍然是问题和目的。问题意识应该得到加强，而不应该将方法论抬到无限高的地步。现象，要用实证的方式；概念的关系就应该用思辨的方法。其次，为人类知识的大厦提供一种切实的建设，而不是似是而非的个人看法。” 二、从当代音乐学学科建设和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与发展的层面，许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于润洋就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发表了三点意见：“1.扩大学科的学术研究视野：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西方也存在此问题。我们的状况不令人满意的是，学科之间相互沟通与交融不够。我们的学科是从西方来的，西方的思维是一个分析的思维，它自然地形成各个分支；中国的思维是普遍联系的、综合的思维，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加深认识。我理解音乐学的学科本身具有很强的边缘性，它的子学科本身也具有边缘性。我们要吸取其它各学科的东西，一个学科的发展，常常是出现在交叉点上。我主张要关注人文学科的发展，包括自然科学的发展。2.方法论上，要加强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我的经验及通过我接触过的理论，我觉得是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当然还要关注当代哲学的发展，重要的是吸收，吸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也是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3.加强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和阐释的能力：我们的音乐学有时比较忽视音乐本体的研究。搞作曲的觉得你们脱离实际。目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课程在加强作曲技术理论，加强他们感受音乐、理解音乐和分析音乐的能力。另外，音乐本体的研究也有问题。本体研究缺少理论与历史的参照。音乐文章常常是枯燥乏味，不知道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王次zhào@①认为：“建设一流大学的标志是：一流的学术成果、一流的人才、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所谓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条件是：“1.对自己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很精通——有广博的知识和宽广的知识结构；2.对学科前沿的把握；对学科前瞻性的思考——要有开阔的视野，对学术研究的最一般的原则要把握。”赵宋光在谈到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时，提出了音乐学的“七大分支”的规划构想“历史的音乐学这一大块，仍保持为一大分支；体系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大分支：音乐学元理论、音乐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应用的音乐学这一大块，划分成三个分支：音乐教育学、音乐学技法理论、为音乐实践服务的科学技术理论。每一个大分支内，可有若干小分支归属其下。”茅原将音乐学学科划分为十二个小的分支：1.声学；2.音乐美学；3.音乐史学；4.作曲技术理论；5.民族音乐学；6.文本评论；7.乐器学；8.词典学与术语学；9.图书档案研究；10.音乐图解学；11.大众媒介；12.边缘学科。而每一个分支又可划分出若干子分支。谢嘉幸认为：“从音乐学院的学科分类，我分成两个层面，九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两个层面：1.理论层面(音乐美学、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心理学)。2.实践层面(音乐教育学、音乐表演理论、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科技)。”庄元认为音乐学学科的构架应是：“1.音乐学的基础理论研究。2.音乐的应用理论研究。3.音乐的开发性研究。”俞人豪说：“从音乐学的历史发展和学科分类来看，它有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组成，虽然每一部分的下属分支学科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但它的基础性学科依然是音乐史学、音乐音响学、音乐美学和音乐民族学。我认为现在对此特别需要肯定和强调。因为近年来音乐学外延的无限扩张和各种冠以音乐什么什么学的学科已经几乎淹没了它的基础和主体，使音乐学变成了一个似乎无所不包的大框，什么内容都可以往里装。”伍国栋认为：“民族音乐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其条件是什么。我觉得其它音乐学的学科成立有四个条件：1.本学科有相对独立的，与它学科有区别的学术视野及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但要与其它学科有联系；2.有一定的发展历史；3.此学科应有一批突出的学者；4.此学科应有一批比较有影响的代表著作、经典性的著作。”刘承华认为：“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1.开展音乐文化学的学科建设。2.加强音乐文化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比重。3.加强音乐文化学对相关音乐学科的渗透。” 三、取当代音乐学的分支学科的视角，许多代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戴嘉仿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与教学角度，认为：“1.如何看待我们的历史?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但是，由于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其最后的结果就不能不带有主观性。如何更宽宏地看待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历史。香港音乐家刘靖之对上世纪西方音乐传入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基本是全面否定。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发生是新音乐史，是有些片面。我认为，对待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应该用宽容的态度。2.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要加强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对音乐学系的学生，以后不要开通史，要从专题史与断代史入手，使学生多接触一些研究方法。不同的系要求不一样。对表演专业等等，音乐史的教学主要是知识性的；对音乐学系的学生可以看书掌握知识。在专题史与断代史的研究中，则对研究方法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伍国栋针对“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层面”从“1.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层面。2.音乐对象特定技能操作的工艺掌握实践层面。3.音乐综合考察材料的描述解释实践层面。”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王安国在《我国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发表了为国家制定中小学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意见。着重谈了以下六个问题“1.关于音乐审美的价值。2.音乐审美对人的创造力的发展。3.音乐审美能力与音乐知识、技能的关系。4.母语文化与世界文化。5.综合理念与综合学科。6.乐谱价值与谱式的选择”。谢嘉幸在《建设兼有音乐学与教育学双重品格的音乐教育学》中指出：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1.首先是学科的性质与定位问题。2.其次是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3.音乐教育学在专业音乐院校中的功能和价值是什么。等等。杨和平在《当代音乐学中音乐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对建立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初步构想中认为：“当代音乐学中的音乐文献学就是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优秀的音乐作品搜集、整理起来，提供给当代音乐学研究者和后来的音乐学研究者所用，并通过对这些音乐作品的分析研究，总结出音乐艺术的发展规律，提供给今天或明天的作曲家进行创作时的借鉴、参考之用，还要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优秀的音乐文化的方方面面，发扬光大、不断丰富发展。加快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是我国音乐学研究保持音乐生态平衡的基础。……音乐文献学还要重视对当下健在的音乐家的研究。”庄曜在《信息时代的数字化音乐教育》中说：信息时代的数字化教育，对“1.学习资源的开发；2.学习的评价方式；3.音乐的观念变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但问题是，它不能取代现实，不能只成为音乐教学模式的简单的转化。”庄元在《音乐传媒与传播》就“音乐传播与大众传媒研究的必要性和音乐传播研究的领域”谈了自己的观点。此外，冯效刚发表了《关于音乐表演艺术研究科学性问题研究》；冯文慈提交了《从事中国音乐史学的心态自述》；杨易禾提交了《音乐表演美学学科建设管见》；田耀农提交了《民族音乐学的缘起、建构、解构与重构》等论文。 四、从当代音乐学研究中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创新的问题入手，居其宏在《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中给学术创新定义为：“人的创造性思维和独创性实践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其过程和表现大概是这样的：在理解、消化既有知识体系和学术成果的基础上，在某一领域内有所开拓、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或对前人成果有所补正、有所概括，有所提升，而提出的新论点、新见解、新材料又确实丰富或深化了学界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如此便具有了某种创新的意义。”并将学术创新的类别分为：“1.创体系、立学派研究；2.整体系统化研究；3.开拓性研究；4.局部修正和突破性研究；5.新方法、新材料的运用及研究。”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居其宏认为：学术规范应包含三个“必须”：“其一，必须严格遵从人类理性思维活动的基本规律……思维规范有两层意思：一是概念规范，二是表述规范；其二，必须公开承认学术研究的历史积累及其传承关系……这就牵涉到治学态度和学术风气的规范问题了；其三，必须实行规范化的程序与形式……如：引文必注”等等。在对待学术规范与学术创新的关系方面，居其宏认为：“1.学术创新是目的，学术规范是方法；2.学术规范是基地，学术创新是大厦；3.学术规范是母亲，学术创新是儿女；4.学术规范是严师，学术创新是高徒……我深信，只要我们认真遵循学术规范，就能确保当代音乐学研究在学术创新的道路上不跌跟斗，少走弯路，大步迈向辉煌的未来。”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设立意义论文 一、弁言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二、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N颐敲挥醒刑殖鲆惶子泄乇究啤⒀芯可⒉┦可际钥颇俊⒛谌菁八蕉ㄎ坏牟馐员曜肌SΩ盟担杂谝衾盅ёㄒ档目纬躺柚谩⒉煌愦嗡降难芯浚唤瞿芄槐阌谥贫ㄒ衾盅ёㄒ笛难翱颇俊⒎较颉⒛谌莸龋遥苑且衾盅ёㄒ等嗣堑囊衾盅У难耙簿哂屑匾囊庖濉K裕颐鞘紫纫饩龅氖且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侍狻9赜谝衾盅ёㄒ档牟愦谓逃欠窨梢宰饕韵录父霾愦危?nbsp;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ㄒ当弦档难鹂础U庖卜稀耙虿氖┙獭钡慕逃枷搿S捎诶返脑颍写笈且衾盅ёㄒ档难芯可乇鹗欠且衾盅г旱难芯可蛐枰股细有枰衾旨寄芊矫娴目纬獭8荼究扑ёㄒ担凳虑笫堑恼攵匝芯可那榭鲋贫ㄑ凹苹C运车募忧恳衾旨寄艿牟钩溲啊6遥捎谀芄唤胙芯可锥窝暗难壤⒉淮螅裕衾盅У闹饕纬毯湍谌萦Ω迷诒究平锥瓮瓿伞L乇鹗且衾旨寄芎图际蹩纬谈Ω迷诒究平锥瓮瓿桑蛭杂谝衾中翁旧淼牟涣私猓苣焉钊虢幸衾盅У难芯俊R环矫妫绻衾掷砺鄣难芯柯畚模皇谴罅科桌亩鸦挥械览砜山玻蚪驳亩际谴蟮览怼⒕傻览淼龋鞘遣恍械摹5牵硪环矫妫绻皇谴永砺凵稀⑽幕辖擦诵矶嘁衾值牡览恚荒芤砸衾值氖导世又髌涞览淼目蒲浴⒑侠硇裕踔谅畚闹辛芯俚囊衾掷踊蚯灼桌肫淅砺鄄幌辔呛希蚋尚ΑR虼耍⒁桓龌境商逑档摹⒂胁愦蔚囊衾盅Ы萄Э纬碳匾R韵钟械囊衾盅У慕萄Э纬躺柚媒械髡⒉钩洹F┤纾肥涤幸恍┦粲谝衾盅У目纬棠谌荩怯值娜防胍衾直咎灞冉显叮衾治南籽У木褪鞘粲谡庋囊桓隹纬獭R严低车囊衾治南籽У慕萄谌莘旁诟呒兜牟愦谓逃腥淌凇F涫担夜澄幕难芯恐校丫幸徽壮商逑档姆椒ǎ凶懦墒斓奈南籽啾冉希颐强吹皆谝衾掷砺鄣难芯恐校；咕啦谘芯康亩韵蟆⒎较虻任侍獾奶致壑惺呛苡字傻摹T谌鲜读宋南籽У幕痉椒ㄖ螅颐蔷筒坏貌凰伎既绾伟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盅У难芯恐校绾谓⒁衾治南籽У任侍狻N南籽欠椒郏跹颜庵址椒ㄔ擞糜谝衾掷砺鄣难坝胙芯恐兄档盟伎肌?nbsp;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 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浅论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特性 内容摘要：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本文将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作为关注点，浅论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中的几点重要特性。 关健词：民族音乐学 学术论文 特性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 “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作为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其学术论文的写作研究，则是其理论成果展示的一个重要窗口，它将研究的最新成果用著述的形式予以展示。学术论文的最终形成则被看成为所研究课题的成果体现，无论是国内国外，学术论文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始终受到高度重视。 一.实地考察性 民族音乐学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民族学的内容，注重研究各个民族不同的传统音乐及发展。由此，民族音乐学在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大多数专家学者一致认同的一种搜集学科资料来源的基本方式就是田野考察法。 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写作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实地考察性。在中国民族音乐的研究中，“采风”是民族音乐研究者研究过程中最为熟悉词语，对中国的传统民间音乐、民俗音乐进行实地的考察，是中国音乐研究的传统之一。例如，乔建中先生在其论文集汇编《土地与歌》一书中，去到了甘肃、青海等地了解“花儿会”；到达壮族聚居地探寻“三声部”民歌等。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的实地考察性，是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最重要的特性之一。 二.科学描述性 当我们从田野中考察得到的相关民族音乐资料整理后，将所见到的音乐事象转化为学术论文上的文字，这就需要科学的对音乐事象进行客观叙述和真实描绘。 在我们的学术论文中，科学性的描绘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在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描绘前，需要写作者的合理构思，并在头脑中形成完整画面。其次，在对论文进行合理布局后，论文则开始了文字描述工作。一方面，写作者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进行全面，详细性的描述和陈述；另一方面，写作者也可以将所观察到的材料，经过自己的筛选，提炼精华，将所看到的音乐事象用总结性的描述方法体现出来。最后，当搜集到的音乐资料有曲谱、器乐等声音形态或演奏时所用的乐器，写作者更应该注意声音资料和乐器资料的专业描述术语和描述方法，需要时用乐谱或照片的形式将其记录下来。 三.理性辨析性 学术论文的写作，与普通写作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学术论文的前期准备，搜集材料到论文形成，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科研过程，它需要研究者的理性辨析。在采风时，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各种繁杂的音乐现象，这时理性的辨析力则起到了关键作用，它能够帮助研究者从繁乱中看到音乐事象的内在本质和形成规律。 正由于民族音乐学是一门理论型音乐学科，民族音乐学学术论文和其他学术论文一样，需要写作者对其论点进行不断的解释和论证，那么，经过理性辨析的具有实际证据的音乐资料则为这些论点和创造性的观点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 四.创造创新性 在学术论文的写作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就是要有创造性。“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文，只要在研究过程或结论中显示出它是一项新成果，那么它就具有科学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者从论文准备，写作至完成，在这期间运用的一切研究方法和理性辨析思维都是为了使其学术论文中的过程、结论或成果具有创造性。按照伍国栋先生所说，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论文可以在研究过程中有新的创造，也可以在论文结论中有创新性的成果。 此外，当我们在判断一篇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创造性时，应注意它是否符合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是否突破了固有的观点和理论，站在研究领域的前沿去发展和创造。当这些方面的某一点得到满足，一篇学术论文的创新和创造性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民族音乐学重点研究各民族音乐性质、规律，其学术论文是该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用论文的方式解释具体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有理性辨析能力、创新创造力、坚持实事求和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不断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扎实写作功底、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只有这样，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才能不断的蓬勃发展，人类的科学事业才能生机勃勃、蒸蒸日上。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学科视野下《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构建初探 摘要：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为了更好地指导该专业学生独立完成各类音乐论文写作的能力，培养学生进行理论研究的方式方法，这也是音乐专业学生应当掌握的基本技能。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认为音乐专业的《论文写作》课程应贴合该专业的学科特点、顺应学科发展需要，在向学生传授基本写作技巧的基础上，紧密结合音乐学各学科内容，从而构建完善的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知识体系。 关键词：音乐学 论文写作 学科知识 体系构建 笔者认为，作为名词来看的“音乐”研究涉及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图像学、音乐音响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创造的一切音乐；作为动词来看的“音乐”则涉及音乐美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人类学、 民族音乐学等，是有关人类一切与音乐有关的行为。俞人豪先生的《音乐学概论》①一书中认为音乐学所研究的范畴应该是包括一切与音乐有关的事物。书中将音乐学的各个学科总分为三大类，即历史音乐学②、体系音乐学③与民族音乐学。由此可见，音乐学涉及的各门学科中有“双重”或者“多重”的研究范畴亦有“边缘”或者“中间”的学科知识交叉。因此，针对音乐专业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皆应囊括上述各学科知识，以便启发和引导学生更好的选题和撰写音乐专业论文。 一、文献搜理是起点 文献“是记录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一切载体的总称”④。因此，对于撰写音乐论文来说，确定一个选题后，首要任务便是搜集相关音乐文献，并通过案头整理、分析和研究进行适当的取舍。因此，在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论文写作》课程中，还应讲授有关文献与文献学的相关知识。音乐文献相较于其他学科的文献虽有共通性但更具其学科的特殊性。音乐文献不但包括以书面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类资料，还包括与音乐有关的各类实物乐器、乐谱、图像以及录音、录像等，上述种种都应纳入文献搜理的范围之内。 目前音乐专业学生在撰写论文时搜集文献的途径一般以图书馆藏书和网络资源为主。相对于图书馆中书籍类的文献来说，网络上的文献资源更加多元多样，但其中也不乏谬误和糟粕之说，因此鉴别网络文献真伪以及针对选题筛选可用材料也是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应当授予学生的重要内容。目前常用之网络文献资料较多，如CNKI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即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即维普资讯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超星数字图书馆等等，皆可从中获得相关学术期刊论文、硕博论文、会议纪要、年鉴等作为可靠的文献参考。 二、历史研究奠基础 恩格斯曾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了解任何事物之基础，就是想要明了其历史，音乐也不例外。对于音乐专业的本科生来说，在其必修课程里安排的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或欧洲音乐史）等史学类课程都是与历史音乐学密切相关的，是音乐学学科中关涉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基础内容。在音乐专业毕业论文中单纯的阐述某一音乐现象或某一乐种历史的研究算是最初级的追源溯流，对于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程度的相关历史便可完成。然而，若上升至对某一音乐历史的研究，则不但需要熟悉历史，更要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步骤，包括对前人已有研究的分析与总结；对史料搜集整理与辨析使用的能力；对史学研究状况的通达与展望等。 此外，与音乐历史有关的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等也对研究历史有极大的帮助。利用考古学的学科知识对与音乐相关的实物史料进行研究这是音乐考古学和音乐图像学的基础工作，可以认为是历史音乐学中的一个范畴。东方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罢，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音乐，都或多或少留存下相关的实物材料，即经历了历史淘涤留存至今的一切与音乐有关的遗物或者遗迹。这些埋藏在地下若干年的古物，经过考古学家的发现与挖掘，在音乐学家的辨析与整理后得以重见天日，像当代世人展现出古代人类社会中音乐的面貌，比如墓穴中挖掘出来的古代乐器、棺椁中的生活用具，再比如石壁上绘述音乐的壁画、雕刻，亦或是图书馆、博物馆中收藏的乐谱等，对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来说皆是重要的实物史料。 三、学科交叉助认知 在音乐学学科分支中有不少是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授粉的。其中有的涉及自然科学，有的涉及人文科学；有的涉及社会科学，有的涉及精神科学。 一般认为自然科学是增加人们对所生活的整个自然界的认知、总结众多自然规律从而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世界本质的学科知识。当自然科学类学科与音乐学交叉授粉后，就形成了诸如音乐音响学、音乐心理学、音乐生理学等分支学科。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来说，在选题时关注与自然科学相关的内容是有一定难度的。若要展开此类研究，必须要具备一定程度的相关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比如物理学、解剖学、数学等，这也是较少有音乐学本科毕业生倾向此类选题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有关音乐的自然科学基础和原理知识也有助于音乐专业的学生更好的认知音乐的本质。比如音乐音响学有助于音乐专业学生从本质上了解体鸣乐器、气鸣乐器、弦鸣乐器、膜鸣乐器甚至电鸣乐器的发声原理，从而在演奏时有更好的感受和领悟。再如音乐生理学、音乐心理学则有利于学生认识人体发声的原理以及大脑接受音乐的感知过程。这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知识对于音乐专业学生不但在实践中起到引导的作用，在论文写作中也会有所帮助。 音乐学学科中还有一些是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精神科学密切相关的分支学科。这些边缘学科有的是从哲学角度探究音乐的内容和本质，如音乐美学；有的是研究社会与音乐关系的，如音乐社会学；还有的是以实地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挖掘世界各民族传统音乐存在与发展的，如民族音乐学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学科知识是音乐专业学生撰写论文时极大的理论支柱。不但引导了学生的选题方向，更促进了学生理论研究的深度。在思考和撰写论文时，若能准确结合这些学科的知识，则更有助于学生把握论点，充实论据，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四、结语 音乐专业教学中的《论文写作》课程是专门针对各院校音乐专业学生开设的，因此在传授基础写作技巧的同时，更应当紧密的结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突出该专业特色与亮点，引导学生选题和撰写。音乐学学科范畴极宽泛，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情况也较多，这也是音乐学理论研究不断拓展和创新的体现。 作为音乐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相关的音乐表演或实践能力，也不能忽视自身的专业理论研究能力。笔者结合自身教学和指导体验，尝试性的提出在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中糅合音乐学各学科知识，其目的在于构建完善的专业知识体系，以期学生在该课程中形成健全的学科理念，在进行选题和撰写论文时能充分的体现音乐学的学科特征。同时，愿以此文作抛砖引玉之效，与诸多教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共探音乐专业《论文写作》课程的改革与发展。 音乐学论文:幼儿音乐学习教育论文 著名教育学家陈鹤琴先生曾经说过：“我们应该重视幼儿的音乐教育，用音乐来丰富幼儿的生活，陶冶儿童的情感，使儿童的性情通过音乐的洗练，而达到至精至纯的陶冶，以至于引导儿童以快乐的精神来塑造自己的生活。这种“情感”牵动着无数颗童心，使他们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在唱唱跳跳中受到美的熏陶、形成活泼开朗的个性。让幼儿在喜闻乐见的教学活动中情趣盎然地学习，具体的有下面几点： 1引入情景故事激发幼儿学习音乐的兴趣 兴趣是指一个人经常趋向于认识，掌握某种事物，并具有积极情绪色彩的心理倾向。达尔文曾说过；“就我记得，在学校期间的性格来说，其中对我后来发生影响的，就是我有强烈而多样的兴趣，沉溺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深入了解任何复杂的问题和事物。”可见，兴趣对学习是很重要的，语言在音乐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音乐艺术的造型基础与创造核心。如果在音乐教学中失去了优美、生动的语言、就会使其变得枯燥、无味，失去了艺术的魅力。俗话说“言为心声，音为心语。”。如：《抬花轿》这首歌用的是流行歌曲的旋律，我们给它配上一个有趣的故事，歌词是“八只小狗抬花轿，老虎坐轿把扇摇，一只小狗跌一跤呀，老虎狠狠踢一脚……小狗抬轿到半山腰呀，……一二三，向上抛，老虎跌个大老跤……”孩子们边听故事边学歌曲，学的可认真了，并且孩子们自发的加上了相应的动作，很快的就学会了这首歌曲。 2设计打击乐伴奏促进幼儿学习 教完歌曲的词曲后，我一边让孩子们演唱，一边用打击乐器伴奏。这样增强了幼儿的参与意识，不但能主动地去参与音乐实践，去直接感受音乐，并克服了音乐课以唱为主的枯燥乏味，使活动氛围生动活泼；同时也巩固了节奏概念，增进了幼儿对音色的了解，掌握了乐器的使用方法，增强了音乐的表现力；如中班活动《加油干》中，孩子们学完这首歌后，重点让孩子们用铃鼓、碰铃、圆舞板合奏这首歌，孩子们兴趣十足，在愉快地劳动中都能较熟练地掌握节奏，并引导幼儿不断地完善创新，幼儿在探索的过程中，会初步感知节奏、音色、情绪的不同变化，进而把这些体验逐步升华并加以理解。幼儿从内心品味着成就感，渐渐对用打击乐来为歌曲伴奏更有兴趣了。 3歌曲表演激发幼儿情感表达、体验 幼儿天生好玩好动、好奇心强、想象力丰富，他们对音乐的感受往往是喜欢通过各种动作表现出来。所以，要提高音乐活动的质量，就应根据孩子好动好游戏的心理特点，把孩子的音乐学习与游戏、舞蹈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孩子通过自身的活动，在音乐世界里蹦蹦跳跳、轻轻松松的获得知识、技能。如《找小猫》是小班幼儿非常喜欢的音乐游戏，在游戏中我扮演“猫妈妈”、孩子们扮演“小猫们”，躲的时候提醒他们可以躲在小椅子后面。而当游戏进行的时候，我发现孩子们不满足于仅仅藏身于椅子后面，有一部分孩子一唱到“找个地方躲躲好”的时候，就已经往边上的小桌下、钢琴后面躲藏了。见此状况，我也未加阻止，依旧扮演妈妈吗“镇定地”去找小猫，而被我摸到头以后，小猫们也乖乖地回到了座位上。可见孩子们在游戏中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创意，他们的兴趣很可能会转移到躲藏的地点上去。针对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以适当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让他们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有所创意的游戏。通过有趣的“找小猫”游戏，培养了幼儿听声音迅速躲藏保护自己的能力，幼儿在愉快欢乐的游戏中学习音乐，发展音乐听觉能力和节奏感。 4通过创编歌词激起幼儿创编兴趣 让幼儿给熟悉的歌曲增编新的歌词或改变部分歌词，这既能提高幼儿唱歌的兴趣，也有利于幼儿创造力的培养。在活动中，我把注意力放在保持和增强幼儿对创造型活动的兴趣方面，如小班音乐《小手爬》里唱“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头顶上；爬呀爬呀爬呀爬，一爬爬到小脚上”。这首歌曲的音乐以它特有的活泼、轻快的节奏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活动中采取边唱边和幼儿一起玩的形式，幼儿在不知不觉中就学会了歌曲和动作。在我发出“我们还可以把什么变到歌里去？”的问题后，孩子们的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孩子们大胆地创编：“脸蛋、辫子、肩膀、膝盖、小背、小腿”等都跑到我们的歌里来了，孩子们越唱越高兴，都愿意到前面表演给大家看了。这个活动在孩子们愉快的情绪体验中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这首趣味无穷的歌既激发了幼儿对音乐的兴趣，又开阔了幼儿的眼界，还打开了幼儿思维的窗户，充分发挥了幼儿的思维想象能力。因此在大量的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智力得到了很大地发展。 5音乐在一日活动中的渗透，让幼儿潜移默化受熏陶 我将音乐渗透在幼儿一日生活之中，早晨来园时，播放一些轻松活泼的音乐，让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来园，使孩子一进园就进入一个快乐的氛围中；在每次集体活动前我都会弹一首小律动歌曲，让孩子们做律动安静下来，告诉孩子们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午餐时轻声播放一些悦耳的世界名曲，给孩子一个安静、舒适的氛围，陶冶幼儿的情操，丰富幼儿的生活内容；组织幼儿洗手时，一边放《洗小手》歌曲一边组织幼儿排队，“伸出小手比一比，看看谁的最干净”，既杜绝了等待的现象，又达到了培养良好生活卫生习惯的目的。 总之，幼儿能从音乐的学习中受益，音乐不仅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更可增强其学习能力，协助其建立情绪技巧。在教学实践中，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音乐的独特的教育效果，它在促进幼儿心理健康发展方面，有着其他教育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效果。希望孩子们能在跳动的音符中，丰富更多音乐经验，健康快乐的成长!! 作者:高丽娜 单位:山东省莘县实验幼儿园 音乐学论文: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改革论文 钢琴教学是高校音乐学当中一门较重要的课程。对于钢琴教学的模式一直在研究和探索。努力实现完善的教学课程系统话，丰富课程内容。使这门课程具有科学性，实战性。随着新时期的到来，社会需求的日益加大。逐步反映出现在如今的钢琴教学还是按照传统的思路来学，忽视学生对钢琴技能的实战。高校音乐学专业其特殊性，使其在教学过程当中占有既特又重要的地位。由于素质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教育，其专业的重要职能是向社会输送音乐教育者。这就要求合格的高校音乐学专业师资必须要有好的钢琴基础。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会影响到音乐学的前途和发展，会对今后的钢琴事业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钢琴教学的改革是在新的体制下的必然产物。教学应向多样化发展趋势进行。在改革的同时也要同步发展，既要有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一定的即兴伴奏能力，同时还要学以致用，这些也是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的。在这就钢琴培养的目标，钢琴教学的内容，钢琴教学的理念来浅析高校音乐学钢琴改革。 一、钢琴培养的目标 当下，学钢琴的学生越来越多。喜欢的钢琴的学生也多。原来传统的钢琴培养目标是就是单一的练好钢琴作品。随着时代不断进步，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可以即兴演奏钢琴的人员。而目前培养的学生中大多数都不太会弹奏即兴这部分，这就使得大多数学生不可以积极适应社会，不能够很好的融入社会。这就使得我的钢琴培养目标该进行调整，在保证正常的钢琴作品的演奏情况下，也熟练掌握即兴的演奏.以便更好地服务社会。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音乐学专业最终目标是为了培养合格音乐教师。《新课标》要求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钢琴上要好的演奏教学能力，同时还要有好的钢琴教学能力。而学生到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缺乏实践锻炼，心里素质差，一上台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毛病。更多的希望学生在校期间大好良好的基础。音乐学的学生必须要会往实践中走，而后又返回学习当中去，不断的提高自己。我国一直都在开展素质教育，大大地增加了音乐学科的课外活动。为了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在培养音乐学学生在钢琴方面的登台表演经历和艺术实践活动能力，那音乐学专业钢琴教学必需作出改革。改革的目标就是让每一名学生都参加艺术实践活动中，多去校外实践基地实习。 二、钢琴教学内容 传统的钢琴教学当中，大量的都是世界名家做的钢琴作品。比如有拉赫马尼洛夫音画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四季等。更具不同人的喜好有些同学喜爱巴洛克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古典主义时期的作品，有的喜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品。那有些学生喜好拉格泰姆，爵士，布鲁斯等黑人音乐风格音乐元素的借鉴。在音乐学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即兴伴奏的强与弱，对学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在钢琴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钢琴的课程，更开设即兴伴奏这门课程。但是这门课开设，在这些年也反应出。由于学生钢琴基础水平的高低不一样，使得教师在实践中遇到很多难题。即兴伴奏是钢琴技能，基础课程融合的一个综合性科目。在学之前应该要学生具备车尔尼599,849水平，学习内容该重点强调说有大小调音阶琶音和弦。同时还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和声基础。在钢琴教学内容中多多了解内容，情绪，风格。好的伴奏能力是通过多次的实践长期练习获得的。学生该主动多完成谢曲目，在完成老师留作业以外，还要多去找比较生疏的曲目进行练习，这样可以提高识谱能力。生选用的教材上太单一化。可以通过改革实现巨大的包括性，把钢琴基本的弹奏技能知识与即兴连起来，进行重新编写。那这样的教材也大大提升的教学效果。授课时时会对学生进行集成练习部分，有音阶，琶音，和弦以及哈农还有各种练习曲以外，可以加入伴奏音型，和弦的连接训练。这样使我们学生在刚刚开始学习内容中就得到丰富。同样要严格要求学生弹奏内容同时，更该让学生多多弹奏乐曲的伴奏部分。让学生多听旋律和声以及伴奏织体。例如学生弹拉赫马尼洛夫的作品时，就应该注意多多分手练习，多体会和领悟旋律的走向。 三、教学理念 破原有思维模式，敢于创新。音乐学的学生是要求钢琴，即兴伴奏，艺术实践活动三个大方向合成的。这三个部分是依托关系，缺一不可。虽然在学习过程当中这三课程由不同主教老师分开教学，但是为了学生能够更好的将这三门课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三个课程的老师应相互协商，相互探讨。如何让这三门课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突破我们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使更多的教师参与进来，多交流，多合作。并长期教师之间形成很好的交流，大大提倡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三门课程的教师该多多找找科目的通性，及不同的地方一并解决。在基础和的同学生身上要多多发现好的学习方法，也可以让老师和同学共同总结和完善教学方法。这样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进度。同样在每个学期中，举办组织学生进行教学观摩。根据音乐课的特点，定期开展以系部，班级为单位的教学观摩，同时也较强的促进学生之间的学习，以提高他们学习积极性。对于考核我们要多样性发展，把艺术实践的成果也计算学生的成绩之内。这样学生会更主动的学习。对于高校的音乐学钢琴的改革，必学坚持以科学为主导，主动放弃陈旧的课程观念，使钢琴这个大学科能够互相促进，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培养更多的人才高校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考虑的面广，量大。应该从实际出发，克服困难，勇于突破和大胆创新。这样的音乐学钢琴教学的实质发生了改变。才可以真正推动我国高校音乐学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更稳，更科学，更有活力。最终使学生好老师都满意，社会高度认可的改革。 作者:方飞 单位: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专业声乐教育的缺失 一、知识性方面 知识性方面指的是音乐的一般基础训练，包括音乐操作技能的训练，音乐的综合感觉，从拍子到节奏以及节奏的变化，从五线谱、音程到各个唱名、音名、调号、以及调式等等；同时包括音乐的理论部分，如曲式分析、音乐术语以及对各种乐器的了解，音乐的相关常识及各个乐派的音乐史及风格的掌握。世界各民族歌曲一般都是经过岁月洗礼而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因具有朗朗上口的歌词，鲜明的节奏，旋律充满民族生活特色的风格，所以，演唱民歌时是最能直接感受到音乐性的特征。 二、审美教育 对于音乐的审美包含了对音乐审美的美学范畴，也就是激发学生对音乐“美”的感受力与敏感度，对于音乐的审美能力的培养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民歌的创作主题一般是描写大自然与人类的爱情、以及劳动人民生活劳动场景，演唱者在演唱当中会很快的和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心理学家通常称之为的“联觉”，通过这样的过程，学习者往往会很直接的体验到音乐的“美”，从而不断提高学生对于音乐美的感受力。 三、品格修养方面 高等教育中的“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将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重要位置，而树立良好的人格品行首先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性，因为有了民族性学生才具有爱国情操，由于民族歌曲本身具备强烈的民族性特征，所以，在学习的同时就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现结合我国高等音乐学声乐教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我国高校中的音乐学专业在课程设置上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主修声乐专业的学生，另外一种是辅修声乐的学生，上课的过程一般是“一对一”，上课的主要内容是解决演唱中的一些发声的基本技术问题以及学习演唱一些经典的美声教学曲目；除此之外，学校设有“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上课的内容一般是我国各地方的一些民族民间歌曲，本人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 1、对声乐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总觉得学习声乐应该是声乐专业的学生的事情，辅修声乐只是走个过场，考试要个成绩，这完全违背了柯达伊音乐教育理论的思想。 2、声乐教材资源的缺乏，无论是音乐学声乐专业的教学，还是辅修声乐的教学，所选教材应区别于声乐表演，但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也没有可选性。 3、对民族歌曲的演唱曲目选择过于单一，学校即使设置了民族民间音乐的公共课，但是老师一般所教授的都是我国各个地方民歌，没有把学习范围放到全世界，更没有将世界的各民族歌曲拿过来转化为本民族的音乐资源加以利用。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世界各民族的民歌学习给学生打开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如果高校的音乐学专业的声乐教育在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还是走传统道路的话，就势必将这扇窗户关闭，这样的后果不仅仅影响到学生，更加严重影响到我国音乐基础教育。 作者：尹辉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音乐学院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发展历程探讨论文 【内容提要】：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之林中的一棵古老而长青的参天大树，是我们华夏子孙的骄傲。它以丰富璀璨的繁花硕果，深广久远的历史传统，独特而多样的色彩风貌，巍然挺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的民族音乐是当今世界上溯源最久远而又长流不绝的东方古老音乐，它渗透在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下属的一门音乐理论学科，在未使用这一名称之前，它曾被广泛地称为“比较音乐学”，至本世纪50年代初，作为学科名称的“比较音乐学”开始被“民族音乐学”替代。“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复合词语，它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两个概念复合而成。 1、民族音乐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音乐学在本世纪50年代前称“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作为一门年轻的音乐理论学科，大约萌芽于18世纪中叶，它的产生与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从字面来理解，它似乎是一种将“比较研究的方法”作为学科研究基本手段的音乐理论。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国家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们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洲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感受到异国的新奇的音乐文化，并极力想把这些音乐传统的，不为欧洲人鲜见的音乐文化模式公诸于众。18世纪末叶，他们之中的部分学者对所到地区的音乐开始进行音乐性质的考察和资料搜集。调查者本身带有“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因此，调查的内容很肤浅，但是也有一部分著作例外。如：比利时作曲家，音乐学费蒂斯，在他的著作《音乐通史》中，就较公证的和客观的论及了中国、日本和印度等非欧洲国家及其有关民族的传统音乐。 19世纪，英国和法国大肆对东方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英法两国对东方音乐的研究也随之发展起来。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有基泽维特发表的《阿拉伯音乐的起源说》等。由于没有音乐学家到他所研究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欧洲人对非欧洲民族音乐的描述和分析都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因此，这些研究还不能构成一个学科。19世纪中期，这一“低劣”“肤浅”的比较音乐学研究状况开始出现明显的转机，首先提到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在他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论诸民族的音阶》，才是在真正理解、认识非欧洲音乐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从而向当时开始滋长起来的欧洲音乐中心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它为后来比较音乐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比较音乐学”的提出是由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音乐学季刊》提出了把“历史音乐学”和所谓“体系音乐学”加以区别的构想，并把非西方音乐文化的研究列入“体系音乐学”的范围。他认为这是一门“根据民族志和民俗志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当时，阿氏把这门学科称为“音乐学”，就是后来说的比较音乐学。从188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比较音乐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德国的音乐学家施通普夫于1902年在柏林大学建立了研究室，之后与在研究室工作学习的萨克斯等人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柏林学派的音乐学家们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认为欧洲音乐文化的形态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导致学术研究的绝对性、武断性。但是，柏林学派也有它的优点，这一学派通过欧洲音乐和非欧洲音乐的相互比较，打破了音乐学历来只重视研究欧洲音乐的局限，从而强调了音乐学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它所起到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鲍亚士学派又称历史学派或批评学派，当时是既反对进化论又反对传播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学派。此学派主张文化相对论，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一律平等的，没有优劣之分。人们不应当用自己的一套标准去衡量其他民族的文化。这一学派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各自的价值。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美国学派和柏林学派相互融合，同时，音响和录音及其摄影技术的进步，对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民族音乐学界兴起了以结构主义—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它源自结构主义语言学，而语言学的结构主义学派有瑞士音乐学家索绪尔所创立。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人类学家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开创了结构人类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高科技的兴起，信息技术的革命，西方世界进入了后工业阶段，西方文化也随之进入了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化方面的特点是：消解中心，复苏边缘，反对同一，追求多元。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批评和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东欧，巴托克的《匈牙利民歌》，柯达伊的《论匈牙利民间音乐》是东欧国家比较音乐学的代表著作，为这一音乐学科的发展筑造了一块块坚实的科学基石。在东亚，中国音乐学家、音乐活动家王光祈，最先系统的采用比较音乐学的方法，首开了东方比较音乐学之先河。日本音乐学中的比较音乐学亦开始苏醒，音乐学家田边尚雄作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先驱者，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为日本比较音乐学的兴起准备了早期条件。本世纪五十年代后，虽然“民族音乐学”以被多数国家的音乐学学者们公认，从而取代了以往的“比较音乐学”名称，但是，“比较研究”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音乐学研究方法，保留在民族音乐学的总体研究方法系列之中，并在比较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方法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开放和多样。80年代后半期，民族音乐学家们开始批评西方思想体系和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反对音乐文化的全球同一化，强调各种音乐自身的特点。从那时到现在，以下课题成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热门话题：音乐的认同作用；他者的音乐文化；音乐传统的变化；音乐工业与大众媒体；城市民族音乐学和流行音乐；不同音乐的商业销售额，不同题材音乐作品在不同阶层中流通的比较和如何通过音乐建立人际关系等不同的问题；民族音乐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 2、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把民族音乐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是王光祈先生，他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中把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分为“世界乐系”的三大类。王光祈先生不仅是第一位把比较音乐学介绍到我国的音乐学家，也是把这门学科从西方介绍到东方来的第一位学者。从王光祈先生把民族音乐学介绍来的第一天起，就是想用一种新的方法研究自己的传统音乐，使中国音乐能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1927年在上海出版了《东方民族之音乐》，之后中国的音乐学家们一直在“救亡图存”的基础上去做中国民间音乐的调查工作，而并不是在用看世界音乐的眼光去研究音乐，当然也取得了很伟大的成绩。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却为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全面地推广民族音乐学打下基础。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0年改为“中国民歌研究会”，1941年改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这种做法和实践，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有很大的影响。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爆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从总体上看来，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时期继承了第一时期的做法，在大量搜集中立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20世纪60年代是民族音乐学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进入80年代初，“民族音乐学”作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研究”、“民间音乐研究”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在中国音乐学领域逐渐确立了它自身的分支学科地位。至80年代末，中国民族音乐学无论是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建设，还是具体的调查采集及各种专题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80年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自论坛会之后，民族音乐学便在中国逐渐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超级秘书网 中国音乐学家借鉴国外民族音乐学理论、方法及最新成果，在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外民族音乐学论著的编译和出版、就民族音乐学学科界定的争论和对学科建设的建议、民族音乐志的编辑和出版、音乐文化区划性质的研究、音乐文化历史性质的研究、跨文化的音乐比较研究、对外国音乐文化的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教学、现代科学技术的采用等。随着民族音乐学的逐渐形成发展，它形成了它特有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分为田野工作法和案头工作法两个阶段。田野工作又称为现场工作，指的是为了获得研究资料，亲自到某一特定音乐文化发生的环境中去做调查，案头工作则包括对搜集来的音乐资料进行记述、分类、分析、研究及结论或论文的撰写。田野工作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思想、资料、技术能力、器材等方面的准备及杰作调查提纲等方面的内容。案头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对调研对象进行描写和记述；在描写和记述的基础上分析、解释；在分析、解释的基础上分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 民族音乐学发展至今与社会科学领域非音乐理论学科之间有很多的联系。如：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等。民族音乐学是发展时间很短的学科，从民族音乐学发展来看，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包容面很广的音乐学分支学科，它以后的发展面积将会更广，内容会更加博大精深。 音乐学论文范文:幼儿生理特点与音乐学习分析论文 【摘要】文章概述了音乐教育对幼儿的重要影响，阐述了我国目前音乐教育所存在的问题，重点分析和说明了幼儿的生理成长特点以及针对这些特点采取的相应教育方法。 苏霍姆林斯基说：“音乐乃是一种使人迷恋善良、美丽和人道主义最美妙、精细的手段……”。音乐是人类生活的反映，也是人们抒发情感的方式。用音乐愉悦生活，使人们获得高尚的情感。音乐有集中注意﹑激发思维﹑发展语言﹑丰富想像的作用，可以促进幼儿智慧发展；音乐有调节情绪的功能，能给幼儿美的享受，美的音乐能够使幼儿情绪高昂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 音乐有其独特的特征，因此对幼儿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幼儿音乐教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意义深远的新型课题。“幼儿音乐教育”是对幼儿进行的音乐启蒙教育。它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培养和发展幼儿对音乐的兴趣。音乐教育不仅能培养和提高幼儿的音乐能力和增强幼儿的审美能力，还能够使幼儿在音乐活动中通过感受﹑体验﹑表现“美”的内涵，从而使幼儿获得身心发展的“和谐之美”。幼儿只有学会认识音乐﹑驾驭音乐﹑学会寻找和体会音乐之“美”，才能进入音乐的天地并借助音乐获得积极的人生体验。从而促进幼儿全面、健康的成长。所以，幼儿音乐教育是幼儿能否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前，我国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任教内容和任教方法这两个方面： 一、任教内容方面 在音乐教育中，教师一般都侧重于对幼儿技能的训练，忽视了对幼儿审美能力的培养。当然，教师对幼儿的技能培训在教学实践中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音乐教育中需要突出如何让幼儿在潜在的美感中体会到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以及乐曲的整体结构。培养他们把美感辐射到音乐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去。使审美教育在循环反复中得以提高和发展。从而提高幼儿的心理审美素质。例如：演奏《泉水叮咚响》时，一般来讲教师主要注重孩子如何去唱好这首歌曲，而没有依靠让孩子体会曲目的音调、节奏来吸引他们对音乐的浓厚兴趣。而我则用一个水壶装上水放到教桌上，再用吸管吸上水，从很高的位置往水壶里滴水。同时让孩子们闭上眼睛仔细去聆听水壶里发出的”叮咚”声，引导他们去想像这个声音发出时歌曲里面的环境，声音之间的快感和音符，然后再叫他们去模仿这个声音，去幻想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之下音乐所辐射出的内涵和潜在的微妙感觉……这样会使教育内容更丰富、得体。 二、在教育方法方面 在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模仿性成分太多﹑教具的陈旧﹑教材内容呆板等问题上。 1.模仿性成分太多。包括音乐题材，表演的动作，游戏的主体内容等。很多教师都是复制原有的音乐游戏，而且在教导的方法上都是按照原来的基本要求去实施和开展。比如按照教材里的所有内容原本的予以辅导或者大量模仿别人的教材，这样取得的效果是不明显的。 2.教具的陈旧。教具就像教师手里的魔术棒。如果发挥的淋漓尽致则效果事半功倍，反之则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容易使孩子产生抵触情绪。因此，选择具有生动、新颖对孩子具有吸引力的教具将对音乐教育的的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教材内容呆板。幼儿对新鲜事物较感兴趣。如果教材内容呆板，孩子们会表现出的漠不关心的样子和淡然情绪。这种模式会削弱幼儿对音乐的探索性和创作性。因此，在教材的内容上下功夫也是幼儿音乐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针对现在音乐教育的状况，结合自己多年的幼儿音乐教育的一些探索、实践和经验，大胆思考、改变教育思维与模式，旨在通过音乐教育激发幼儿对音乐的兴趣，提高幼儿的审美能力和健全他们的启蒙思维。让“音乐”成为儿童生活的灵魂。那么，幼儿有什么样生理特点？我们又该如何针对幼儿的生理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呢?这是开展幼儿教育是否成功的核心内容.根据幼儿的的生理特点和个性，以及对幼儿教育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剖析如下： （一）以幼儿对新生事物具有“趣味性”的特点，采取“以趣引趣”的教育方法 兴趣是幼儿产生学习动力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幼儿从事活动的内在力量。因此，我用幽默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使音乐活动充满情趣，从而激发幼儿的学习激情及动力。主要在体现于教材趣味化﹑设计趣味化﹑教法趣味化三个方面： 1.教材趣味化。我在选择教材时，总是尽量选择从歌词到旋律，从体裁到形式，从结构到风格，都能贴近幼儿生活的教材。体现儿童情趣的教材，同时根据相关的题材加以改编，体现生动、活泼、趣味性。如歌词“汽车”演变成“汽车，嘟嘟嘟”；“流水”演变成“流水，哗哗哗”又如歌曲《走路》，小兔走路蹦蹦跳跳，“蹦蹦跳跳”的旋律平行，节奏短促跳跃，表现小白兔跳的生活特点；小花猫走路静悄悄，“静悄悄”旋律下行，渐渐减弱，表现小花猫的生活习性。这样就形象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动物的动作特征。比喻贴切、生动有趣。孩子易记、易学、易懂，适合幼儿的兴趣爱好。 2.设计趣味化。音乐教育活动设计的好坏，往往决定了音乐教育的成败。因此我对每一个音乐教育活动都要根据教材对结构内容进行精心设计。使之情节化、承上启下、自然过渡。这样就能使幼儿从一个陌生的主题走向一个熟悉的、感知的、进程性的意境。在这个意境中不仅让孩子感受音乐，而且让孩子表现对音乐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音乐活动顺利有序的进行。通过老师的精心安排，使幼儿感到音乐活动的趣味性。比如教孩子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曲时，我自己充当孩子们的妈妈，让孩子们充当歌曲里的那个孩子，在唱歌的过程中我用双臂去和孩子们拥抱……把亲情和故事的情节化为一体，把这首歌曲设计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根据故事的气氛引导孩子的表情，从而把教材设计得趣味化、条理化、结构化。 3．教法趣味化。“好奇”是幼儿的心里特征。“形象”是幼儿的思维方式。幼儿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心理，与此同时他们也善于用”形象”的思维去对”好奇”的事物加以思考、想像、揣摩。我利用这两个特征抓住幼儿的心理把音乐题材的内容变得“好奇和形象”，充满艺术色彩。我把同样的题材“趣味”化之后变得引人入胜，新奇和形象﹑生动。幼儿便于接受并积极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我对这个方法体会尤为深刻。比如教孩子们做“猫和老鼠”的音乐游戏。我用相应的乐器作背景，用道具比作猫和老鼠，再结合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内容，让孩子去想老鼠本来怕猫的，为什么猫老是被老鼠弄得晕头转向？让他们去模仿猫和老鼠的动作，用自己的形象来融入到这个游戏中去，利用他们”好奇”的心理把音乐游戏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二）以幼儿情感化为特点，采取“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 达尔克有句名言：“对音乐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如说是情感过程”。因此对音乐教育的重点应该着眼于引导幼儿对音乐情感因素的体验。那么，怎么利用音乐感受达到情感交流，让幼儿轻松愉快地投入到音乐活动中去呢？我得出的经验是由“情”转变成“爱”。只有用“情”去打动幼儿；以“爱”去温暖孩子；用强大的感染力去体贴他们；用微笑去抚慰他们，他们才会在“爱”的情感氛围下茁壮成长。 另外还应加强师生的情感交流，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宽松、和谐的气氛，以此来激发幼儿对音乐活动的兴趣。因此，教师的情感、气质在教育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教师要以自己在审美欣赏中的情感表现出感染力。另外教师对音乐也要有敏感性，具有善于发现、捕捉、审美的能力。教师加强与幼儿心与心的沟通与交流。采用以“情”动“情”的教育方法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形体训练《花儿笑》进行时，我让孩子意识到眼前就是一片花丛，然后再引导孩子们一起表现出惊奇、喜爱，然后想去闻花的香味，也想去摘美丽的花朵，又怕别人看见的表情。但又要让孩子们知道假如去摘花的话则是损坏自然的一种不良行为。让幼儿从心里变化中和老师一起去体会、寻找、去看、去闻、去摘然而又没有去摘等一系列动作化情感。同时在语言、体会、表现都恰到好处时结合题材，把情感融入到每一个细节的音乐活动中去，让幼儿在情感的底蕴中去领会每个动作的情感内涵。 还有就是要求教师在教育的同时让幼儿和音乐产生共鸣。如乐曲《欢乐的牧童》，教师不仅要引导幼儿去体验牧童欢乐的心情与感受，还要让他们联想到辽阔的草原，蓝蓝的天空，引导幼儿去体会和感受草原的美丽。描述时要有激情，形象的表现高兴的动态细节，让孩子说出内心的情感体验，情感的表达会逐步的变得细腻、深刻。 （三）寓教于乐是幼儿音乐教育的又一特点，采取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 音乐艺术有娱乐的特点，这是吸引幼儿积极参与音乐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利用音乐娱乐性的特点，引导幼儿在玩乐中学习、在快乐的气氛中体验生活。把音乐教育寓于愉快的音乐感受和音乐表现之中。引导幼儿在愉快的，富有艺术特点的教育活动之中受到教育。以“乐”为教的教育方法促使幼儿变得活泼、开朗，促进幼儿的身心健康和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四）幼儿具有潜在创造力的特点，采用“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 奥尔夫体系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培养幼儿在自我探索中获取知识，在自我探索中增强创造力。教师是幼儿创造力的挖掘者。因此，我较注意启迪幼儿的形象思维来创造表达歌曲的音乐形象。比如改变歌曲的格调。本来用小提琴演奏的曲目，我用钢琴来演奏。改变了原有的格调，再结合教具，采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发掘音乐活动中幼儿的潜在思维和创造力。比如和孩子们做《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时，我把《乌鸦喝水》这个故事的内容用简短的歌词和轻快、明亮的的歌调编写成一首儿歌。再用相应的教具来让孩子加入到乌鸦喝水的音乐游戏活动中去，根据这个故事的构思引导他们去表演，使孩子们在轻松而快乐和充满稚气的童声环境中动动脑筋，开发潜在的智慧和创造力。其次，也根据这个故事的内容让孩子去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让他们自己去唱，去演。这就需要教师去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善于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鼓励和培养孩子们如何去创新。以”以新带新”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五）针对幼儿的个性和优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 每个幼儿会因成长的环境差异而产生不同的个性，不同个性的幼儿对音乐的领会和敏感程度是有差别的。因此，针对个性不同的幼儿采取”因人施教”和灵活运用”的方法也是很重要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在教学中发挥幼儿的积极主动性，使幼儿成为真正的主人。 2.要针对他们的不同特点和需要，让每个幼儿都得到美的熏陶和培养，对有艺术天赋的幼儿要注意发展它们的艺术潜能。而且不可以整齐划一。 3.积极发挥教师的的指导作用，为幼儿提供”自由表现”的机会。 4.尊重每个幼儿的想法和创造，肯定和接纳他们独特的审美感受和表现方式，分享他们创造的快乐。 综上所述，我们要在实际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善于抓住幼儿的生理特点，对这些特点加以分析、总结而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是现在幼儿音乐教育的核心和重点。让幼儿在音乐教育中享受到音乐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加以巩固、发展、成为终生的一种需要。 音乐学论文范文:学生民族音乐学习 一、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供给学生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体验,从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针对此,我在音乐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教学形式吸引学生,使学生在直观、具体、生动、有趣的课堂气氛中更好地学习民族音乐。如在《茉莉花》一课中,我用一段康师傅茉莉花茶广告的录像引出课题《茉莉花》。这一设计,让学生一开始就被茉莉花的魅力所折服,进而有了学习歌曲的强烈愿望。于是我便利用CAI向学生展示了二胡演奏的《茉莉花》和民族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唱的《茉莉花》,以及歌唱家李丹阳演唱的《亲亲的茉莉花》等,让学生欣赏不同风格和不同表现形式的《茉莉花》并谈谈自己的欣赏感受,从而增强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民族自豪感。 (二)教学方式需要游戏化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想让学生真正领悟音乐的美,创造美的音乐,民族音乐是必上的一课。然而,对于今天的学生,似乎只有流行音乐或者说是流行歌曲才离他们更近些。这就要求教师深入学生当中,了解并熟悉他们喜欢的音乐,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教师还可通过音乐教学活动增强学生的审美趣味,开阔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音乐欣赏的能力。例如,在欣赏民族音乐时,我先给学生欣赏一首《大中国》,因为熟悉,学生兴趣盎然,还摇头晃脑地跟唱。然后,我将其中秧歌的音乐介绍给学生,让学生明白流行音乐的创作也可以民族音乐作为素材。又如在引导学生欣赏《盼团圆》时,为了使同学们更好地理解这节课的内容,我放了一首王力宏的《龙的传人》。这首歌很多学生都会唱,但对其内涵不是很了解。于是我便深情地把这首歌的歌词及歌曲的创作背景介绍给学生,重点描述祖国母亲的伟大,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无论身在何方我们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当再听这首歌曲时,教室里静极了,一股浓浓的温情在教室里悄然弥漫着,歌曲把师生的情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完成教材教学内容的同时,我还会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推荐一些音乐,如欣赏中国优秀的民族歌曲和优秀的外国歌曲,以拓展他们的音乐视野,提高他们的音乐审美能力和音乐鉴赏能力。在强调民族音乐文化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我们应当吸收西方音乐教育的优秀成果,借鉴一些西方优秀的教学方法、手段,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教育方法。 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在实行新课程标准的今天,教师应采取各种形式有效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让学生每每带着浓郁的兴趣走进音乐课堂,时时保持一种对民族音乐学习的积极心态,让民族音乐真正走进学生的心里,从而提高音乐课堂的实效性。 (三)教学示范需要生动化 自制简易乐器的教育价值很大。它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坚强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自制简易乐器的含义很广,它既包括自寻音源材料(如课桌、书本、玻璃杯、身体各个部位等),用以探索、表现、体验音乐的进行、休止、速度、力度、段落、情绪等,还包括制作各种简易的乐器,如铃鼓、酒瓶吹奏乐器、自制弹拨乐器等。如在欣赏民乐合奏《彩云追月》时,我让学生组建快乐的小乐队,因为本课的教学重点之一就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主题的演奏活动。但乐队的组建对一般的四年级学生来说有困难,于是我就引导学生从自制打击乐器入手,降低演奏的难度,提高参与率。课前我把主动权让给学生,让他们自带茶杯、酒瓶等适合做打击乐器的材料,而上课时,我惊喜地发现学生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制作能力也很强。有的学生甚至连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了,并用这些打击乐器为乐曲设计伴 奏。敲敲打打,悦耳动听,整个教室成为欢乐的海洋。合作学习充分地发挥了学生的创造力,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我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由选择一种节奏型练习,为乐曲伴奏,最后再演一演。如我让有器乐特长的学生上台演奏主旋律,其他学生进行节奏伴奏。这个环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使之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整个欣赏活动中,陶醉在创设的音乐情境中,尽情地表达对乐曲的感受。 (四)教学评价的合理化 音乐理论家修海林曾说:“音乐意境既产生于音乐家对形象的审美感觉中,又存在于音乐的再现中。自然,音乐的审美也势必要求体验到这一意境,这时意境即是客体的主体化,也是主体的对象化,意境是审美意象性活动的产物。”因此,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创设情境对学生尤其重要。如在听赏《采茶舞曲》一课时,我先进行茶艺表演,一边泡佛手茶,一边介绍茶道“韩信点兵”、“游山玩水”等。学生欣赏完我表演的茶艺后,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争先恐后地品茶,并赞不绝口:“张老师,您太棒啦!”“我也要跟您学习茶艺表演!”“这茶真香啊!”看着孩子们可爱纯真的笑脸,我的心也洋溢着快乐喜悦。整节课师生都沉浸在淡淡的茶香中,温馨快乐。我又示范了“凤点头”的手型和拇指、食指的曲伸节奏,引导学生即兴创作采茶的动作,通过提压手腕来夸张动作,将韵律感表现得更优美、柔和,学生都兴致勃勃地动起来。有的学生还三两成群地一起编排采茶的动作,连平时上台腼腆不敢表演的学生也跃跃欲试:“老师,我也要上台表演。”虽然他们的动作不是很到位,但是全班都给予热烈的掌声,并对其表演进行评价,我也及时给予肯定。 三、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意义 音乐创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在音乐教学中,有许多内容适用于学生开展模拟性实践,进行发散性创编,而教师必须善于捕捉这种时机,充分挖掘教材因素,引导学生有意识地进行创作尝试,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求知,在实践中创造。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小学生好动、爱表现的特点,为他们提供表演的机会,让他们尝试自己创编表演,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理解能力和表现能力。如可通过歌表演,用动作表现节奏,根据音乐自编动作表演等形式,使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投入情感,进行形象思维,展开丰富的想象,创造性地表现音乐,表现在教学过程中就是教师引导学生把自身对歌曲的感受、情感体验客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学生体验到歌曲情感,就是对内在美有了一定的感受,而教师再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把歌曲的情感、内在美形象地表现出来,就是创造美的一种表现。 学习民族音乐可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我们应让民族音乐成为孩子们成长的摇篮,让孩子们在民族音乐这块瑰宝中绽放光彩。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西方音乐学 一、音乐学专业从附中开始设立的意义 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应该从附中开始设立，至少，在附中的高中阶段一定要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要思考符合附中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而且，对于演奏、作曲等其它专业也要补充音乐学常识方面的课程。从近二十年来音乐学发展的情况来看，如果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方向，对于我国音乐理论的学习风气、研究水平等，都会带来很重大的意义。仅仅就在附中的高中阶段开始设立音乐学专业方向的教育意义而论，将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观念上的意义。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一个谬论：“学表演不行就改学作曲，作曲再不行就学理论。”除了可以认为人们缺少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认识之外，是否更应该对我们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加以检讨。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应该说与音乐学系历来的要求标准有关。音乐学系历来视附中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学生为“嫡系”，并把其作为音乐学系的后备师资。然而，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不是把音乐理论视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加以钻研。甚至，其中一部分人根本就瞧不起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结果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不去妄断、怀疑许多人有从事教学与研究的能力，有着很高的智商。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研究成果刊布于世，没有几篇论文为同行们所知晓。我们知道，科研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没有科研水准和研究基础的教学水平，究竟又怎样就不得而知了。历史的原因，人为的认识，瞧不起音乐学专业的人士，大有人在。这已经成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情。甚至，一些在音乐学专业方面授课多年的教师，也常常讲自己曾经是学习其它专业，而羞愧自己如今从事的音乐学教学工作。因此，从附中开始设立音乐学的专业，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学生的志向，是一个立志的大问题。“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绝对不是一句空话、大话，音乐学系不应该把其它专业被淘汰后进入音乐学系的生源作为培养的“嫡系”，不应该视有一点音乐技能，但并不喜欢音乐理论这门功课的人为“宝”。其实，表演学不好，作曲学不好，也就更不可能在音乐理论方面能够有所作为了。一些音乐学院今天在音乐理论教学与研究上出现的窘境已经作了充分的证明。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音乐学以及音乐理论研究的错误认识，要改变别人的认识，那么，首先要从自己做起，应该首先使我们的学生立志音乐学学习与研究。必须在附中阶段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使得我们的学生从进入音乐学院的大门之始就立志于音乐学的学习，就确立了一个大的研究方向。这样升入音乐学系的本科学生，从今天的自卑心理到立志音乐学的学习与研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当今发表的音乐理论论文里，的确有许多缺少对音乐本体进行的研究，让人们误以为音乐学的研究就是文字的工夫，认为音乐学的基本功就是背熟几本音乐史书。这也有其历史的原因，在目前音乐学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的队伍人员中，有许多人曾经学习的是其它专业，他们有的或是在外语，或是在历史、文学等方面受到过较长时间的训练，或在其它文化方面有较高的水平，较强的能力，等等。这部分人利用自我的优势从事了音乐学的工作，譬如，中文和中国历史专业方向的人，对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进行着辑录、校释，或从事着缺少音乐形态研究的中国音乐史的工作；而外国语专业方向或一些外语比较优秀的人，则从事着西方音乐文献的翻译，或从事着【清】毛奇龄在《竟山乐录》中所讲的“乐书不是乐，乐器不是乐”的工作。客观上讲，这类人中间的部分学者，为我国音乐理论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完成了许多音乐学基础性的工作。音乐学的研究需要其它文化学方面人士的加入，音乐学者也需要具备文化学方面的学识，只是不能过于偏颇。如今就有些“过”的现象，因此，使人们产生了对音乐学的错误认识。这也许是我国音乐学这门学科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第二，本科生源数量和素质保障的意义。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音乐学的生源数量不足，学生的素质更是不尽人意。 一方面，为了扩大生源，大大降低入学标准，有的音乐院校甚至以缩短音乐学本科学习的时间来吸引生源。另一方面，许多音乐学的出题老师抱怨目前音乐学的试题过于简单，认为如今学生的素质差。试想，要让从来没有学习过音乐学理论的应届高中学生，应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试题，其效果肯定不好，其水平肯定很低。即使是那些从小就接触音乐的“琴童”、“天才”等，对音乐学理论可能也是知之甚少。没有学习过的东西，不可能考出好成绩；没有成体系的音乐学的教育机制，也就没有生源量和质的保证。所以，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两方面的矛盾，必须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或在普通中学中协商选择一些学校，定点开设音乐学方面的课程。由于今天的许多考生没有进行过音乐学方面的系统学习和训练，在出题老师看来再简单的试题，对于考生也是难题，老师和学生都不好把握考试试题的深浅难易程度。如果从附中阶段开始设置音乐学的专业方向，一来不仅能够使升入音乐学系本科的学生数量有所保证，使本科生源的数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且，更能保障这部分学生在音乐学方面的素质和能力方面有一个较高的水平。如果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了音乐学方面的常识，升本科的试题自然能够上一个台阶，自然有一个深浅难易的层次。 我们经常争论是否让音乐学本科阶段的学生进行专业方向选择的问题，然而，如果在附中阶段设置了音乐学专业，学生们经过几年音乐学方面能力的训练，在进入本科阶段之后，通过第一学年的适应阶段，在第二学年中，完全可以进行有所目标的专业方向的选择。这样以来，音乐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就会得到很大的提高，使得我国音乐学的教育、学习与研究水平获得一个真正的提高与发展。同时，这也给从事音乐学教学工作的教师也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音乐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应该具有前瞻性，教学上落后，会使我们在音乐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加置后。我们要按照上述标准来检验今天音乐学学人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经验，要求提高从事音乐学工作和研究的队伍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素质。以前我们对于这一学科的认识不全面，对音乐学这门学科建设的思考也不多，特别是对音乐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做深入研究。今后当尽快补上，不能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 二、 音乐学（musicology）是一门研究音乐的学问，来自于西方。萧友梅先生在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虽然引入了至今仍在延续的欧洲音乐教育体系。但是，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的音乐教育中是比较晚的事情。新中国建立之前几乎没有，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部分专业音乐院校音乐学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很晚。除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于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于1956年较早建立以外，其它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的建立都较晚。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分别于1978年和1980年设立了音乐学系，武汉音乐学院于1986年成立音乐学系。而象天津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则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后才逐渐挂牌成立了音乐学系。几所音乐院校的音乐学专业被批准为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授予点则是更晚的事情。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点，1988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予点。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授予点是1982年获得的批准，博士学位授予点是1989年获得的批准。 在我们的西洋音乐教学、研究队伍中，有不少是在西洋文化的社会和生活环境中受过熏陶的学者。我们在西方音乐学的传播、教学、研究等方面，也的确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说音乐学在我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许一点也不过分，这一点也反映在我们过去，以及今天许多人对音乐学的认识中。譬如，我们历来要求学习音乐的人，一定要“底子好”、“基础好”。所谓的好“底子”、好“基础”，在多数情况下主要指的是“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且不论表演、甚至作曲等专业方向的学生，是否仅仅只是具备了“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就够了这个问题。就音乐学为学习和研究方向的人而言，除了应该要求具备“音乐技术”和“音乐技能”方面的能力之外，还应该有文史修为和写作能力的“底子”、“基础”，要具有音乐理论的思考能力。也就是说，对于从事音乐学专业工作与研究的人们来说，必须掌握音乐形态、音乐技能等音乐本体的知识，以及掌握中外历史、文学、语言、宗教、风俗、文献典籍等社科文化知识，要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功。对于这一点似乎大家早有共识，似乎也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是，在我国音乐学的实际教学中却没有加以实施，至少做得很不够。而且，在我们还没有对原有西方音乐学领会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又有许多其它西方音乐研究理论，以及一些音乐研究新领域、新知识不断为我们所认知，使得我国这门本来就很年轻的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譬如，对于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世界音乐（W0rldMusic）、多元音乐文化（ManyMusicofManyCultures）等新学科、新概念的系统解读，以及与原有音乐学之间的关系；等等。 就目前国内音乐学的教学和研究现状来看，急需思考如何在借鉴西方音乐学学科体系、消化西方其它成熟音乐理论体系的同时，在所谓西方音乐学的构架中，建立符合我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符合我国音乐文化生活存在的状况，以及符合我国音乐理论学习与研究现状的教育体系及教学体制等问题。也即，如何在我国现有音乐学的专业教育中，在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与训练中，无论是在教学的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方面，在学制的设定和课程的设置上，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音乐理论研究的学科。 三、附中、本科课程的合理衔接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 如果能够在音乐学院附中，甚至其它普通中学开设音乐学专业的课程，那么，这些课程要与本科招考的内容基本衔接。音乐学专业本科阶段设置的一些课程，在一定程度上一定应该是附中及普通中学音乐学专业课程的延续。因此，课程的设置就十分的重要了。目前，在音乐学院的音乐学专业所开设的所谓专业课程，被认为就是音乐学的学习科目。它让本专业的学生一进入这门专业的学习后，就以为这些课程就是音乐学学科的学习内容。但是，这些音乐学学习的科目，是否真正体现了音乐学这个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内容，这就很有讨论的必要了。仅从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学习与研究来看，今天音乐学课程中的中国传统音乐课程这个科目，就需要添加许多的内容进去。譬如，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建立，缺少的是文献学的基础，中国传统音乐文献学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能否建立的基础性工作。就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对于音乐文献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音乐文献和书籍的了解是学习的前提，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课程设置中就很是欠缺这方面的内容。即或是以西方音乐为研究方向的人，可能也首先应该去了解“西方的文献学”，或“西方文献批评”类似的“学问入门”课程。目前的音乐学专业教育中这些课程也没有开设。而从中学阶段开始就开设音乐学的课程，则更加应该注意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层次性。除了中学阶段的音乐和文化的诸多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之外，还要顾及音乐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的系统性。需要一个系统、合理的，符合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课程设置体系。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体系延续到本科音乐学教育与教学的系统中去，要注意音乐专业与文化等各门课程的衔接。就是说，学生一旦在中学学习期间选定了音乐学的学习方向，那么，就应该学习在本科招考、录取时的一些基本课程和内容。譬如，现在每个音乐学院的音乐学系都开设有：音乐学概论、中国音乐史、西方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音乐美学、和声、复调、作品分析、钢琴等课程。这些课程肯定不可能全部都从中学阶段开始开设，即使那些能够开设的课程，其内容的数量和程度也必须有所限定。具体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要广泛征求意见，还应该进行理论上的研讨工作。而且，这里一定要考虑本门学科所存在着的层次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我国的音乐学专业缺少层次教育。目前，我国在音乐学的升学考试中，仅就专业而言，所出考题的标准，在本科与研究生，甚至博士生考试之间的差别不是太大。这与我国音乐学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缺少层次有关。我们没有研讨出一套有关本科、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科目、内容及水平定位的测试标准。应该说，对于音乐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同层次水平的研究，不仅能够便于制定音乐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科目、方向、内容等，而且，对非音乐学专业人们的音乐学的学习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问题。关于音乐学专业的层次教育，是否可以作以下几个层次：一、音乐基础层次 二、专业知识、技能层次 三、文化修养层次 四、方法论层次 而不同的层次又必须要有不同的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中要解决不同学科的课程、不同音乐学内容。因此，层次教育是与阶段性教育结合在一起的。 譬如，初级阶段：也许应该进行的是中西音乐概论性与感性知识的基础教育；中西音乐理论基础知识及音乐技能、技巧的基础教育；中西文史、文化、语言基础教育等。在第二个中级阶段则应该进行音乐学概论课程；其它音乐学各门学科概论性的课程。到了第三个高级阶段就应该进入所谓专业论题方面的研究，和专攻方向的研究，以及音乐学专业论文的写作阶段了。在这些不同的学习阶段中，哪些课程、哪些内容，以怎样的程度，针对哪些层次的学生又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譬如，强调音乐本体技能与音乐学基础能力并行、音乐专业课程与文化基础课程并重的中学阶段音乐学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还必须把这些课程的初级性质考虑进去。也就是说，在对音乐学专业的学生进行音乐基础知识能力和基本音乐技术、技能训练的同时，还要加强要中外历史、文化知识、语言能力等方面的培养。我个人以为音乐学专业，毕竟首先是一门以音乐技术、技能，以及音乐文化为基础性质的特殊学科，因此，如果不是在音乐学院附中一直专门学习音乐的普通中学的音乐学基础教育，还是应该放在对音乐本体理论所进行的学习上。就音乐学专业方向的学生而言，首先应该具备音乐本体技术、技能、音乐学基础的基本功。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今后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今天，有许多没有经过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系统学习的学生，可能在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上就要欠缺一些。譬如，今天，我们都承认那些毕业于师范大学音乐系，和其它艺术院校音乐系非音乐学专业的学生，在综合文化知识和能力方面要强于音乐学院的学生。同时，也指出这些学生对于音乐本体了解的欠缺，音乐技能水平的低下，这的确也是事实。而且，这种情况也许还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下去。这正是我国音乐学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在进入硕士的研究生阶段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课程的设置上就要与音乐学本专业毕业的学生区别开来。这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大批非音乐学专业的研究生，特别是非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则需要补上更加需要音乐技能方面的课程。根据本科所学专业，实事求是的针对研究生的情况制定学习计划。名正言顺的加强音乐技能的补充学习。而且，由于能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的学生比例并不大，所以，音乐学的主要课程和内容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特别是音乐技能和技术课程更应该在本科阶段完成，因为，对于音乐形态本身的不了解，很难深入进行音乐学的研究。一方面，如果音乐理论的研究论文，只是大量谱例的堆积，而没有道理可讲，或讲的都是大道理、旧道理等，那是不行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理论上、文化上讲了许多音乐的道理，而不能以音乐的实际例子证明其道理的科学性、合理性，甚至论文中列举的音乐例子或曲谱谱例与其理论不相吻合，则更为可笑。因此，建立一个基本成体系的、有层次的音乐学教学课程极为重要。要对现有的音乐学的教学课程设置进行调整、补充。譬如，确实有一些属于音乐学的课程内容，但是又的确离音乐本体比较远，音乐文献学的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课程。要把系统的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放在高级的层次教育中去教授。其实，同我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已经有一整套成体系的方法，有着成熟的文献学相比较，我们看到在音乐理论的研究中，经常还纠缠于研究的对象、方向等问题的讨论之中是很幼稚的。在认识了文献学的基本方法之后，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如何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何建立音乐文献学等问题。文献学是方法论，怎样把这种方法运用于音乐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之中值得思考。即使在音乐的本体教学上，今天的音乐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也缺少一些重要的门类。譬如，不可缺少直接接触民间音乐的教学内容就应该放在相应的层次里。在新的音乐研究思想和观念的指导下，以新的理念和手段开展民间音乐的采风工作。什么是新的音乐研究思想？什么是民间音乐采风工作的新理念和手段？那就是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和方法。今天社会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民间音乐，不仅仅指的是山野之曲，同时也包括了城市中的音乐文化。而且，在课程的设置中，还要有意识地注重中国音乐理论课程的设置。 四、结语 在西方音乐学构架中的我国音乐学的专业教育及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等都不完善，如果能够在附中或普通中学设立音乐学的专业，并使其系统化、体系化，以及具有层次和阶段性，相信其作用及影响会更为明显和深远。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艺术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 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 在给民族音乐学下定义时，常常是从划定其研究对象和方法着手，无论是起初的比较音乐学还是后来的民族音乐学，及今天的“Enthnomusicology”一词译成民族音乐学或音乐民族学，或者干脆叫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争论，都是与这一学科自始至今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仅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演变作历史性的回顾和思考。 比较音乐学的产生与研究对象 民族音乐学最初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比较音乐学的名称是进入20世纪后首先在德国开始使用的，英文为“ComparativeMusicology”，其实比较研究的方法用于非欧洲音乐研究最早在17世纪就开始了，但是这一学科的建立是以1885年阿德勒的《音乐学的范畴、方法和目的》和亚历山大约翰·艾利斯的《各民族的音阶》为标志的。其研究对象是欧洲以外的种族、民族的音乐文化，正如萨克斯所定义的异国文化的音乐。这一学科的建立和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研究者的立场有着密切关系的。首先，比较音乐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密切的联系。以18世纪为开端，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入这些地区的西方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首先向外部世界开启了这些非欧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之门。他们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试图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具有的令他们新奇的特殊文化，想将这些相异于欧洲文化，不被欧洲人所知的文化公诸于众，加之古典进化论学派和马克思、恩克斯对于人类进化和原始社会经济的科学认识，至19世纪60—70年代，民族学作为一门科学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兴起，Enthnology一词1830年首先由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勒提出，30-70年代民族学、人类学学会先后在法、美、英、德和意大利建立起来。比较音乐学则是在民族音乐学进入80—90年代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时应运而生的。这一时期的欧美出现了一支受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队伍，开展了世界范围的、有目的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工作，异国的民间艺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与此同时，欧美的许多城市建立起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博物馆，收藏了许多非欧洲的乐器和有关的音乐文物与手稿，记录亚洲、非洲、美洲民族音乐的材料大量增加，使人们对于非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注意力进一步增加，加之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对无文字非欧民族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推动作用。在这些基础上，比较音乐学这门学科在民族学诸多研究的影响下，应强烈而广泛的社会和时代需求产生了。英国语言学家兼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艾利斯和阿德勒、艾斯比塔等欧洲学者为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音乐文化是相对于当时殖民者的主体文化而言的，也是相对于起初参与比较音乐学研究的这些欧洲学者自身的文化体系而言的。相对于其原本欧洲音乐文化知识体系的未知领域就成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异国音乐文化=非欧洲音乐文化，即形成了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城市艺术音乐文化相对于非欧洲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实质上是一种以欧洲整体作为一个中心以欧洲大民族为立场而进行的研究。 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进步和不同种族的非欧洲国家的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比较音乐学的研究环境和立场出现了变化和拓展，其研究方向和对象也出现了扩大和性质的变化，最初的比较音乐学的名称被民族音乐学所代替。 比较音乐学到民族音乐学的确立 我们不得不承认，音乐的发展往往是在别的学科带动下进行的，在创作方面，西方城市艺术音乐的派别经常是步文学、美术之后尘，如古典派、浪漫派、印象派的产生，在学术研究方面，史学、比较学、民族学的发展都深深地影响和引导着其对应的音乐学的学科发展。比较音乐学的建立受到民族学研究的影响，并在民族学发展的影响下最终成为了民族音乐学。 进入20世纪后，民族学产生了众多学派，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传播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在欧洲民族学界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这一学派的先驱——德国学者拉策尔提出了把文化研究置于具体的地理环境中，同时重视各民族自身的历史条件的研究方法；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马列诺夫斯基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重视当前生活与现状的研究，反对殖民者对土著居民文化的粗暴干涉；美国波阿斯学派又称文化相对主义学派提出了文化标准是相对的，各民族文化珍品不能进行比较等观点和理论思想。这些立场、观点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在比较音乐学的研究中找到其对应的影子。特别是波阿斯为代表的美国学派的兴起，使得二战后的比较音乐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即在重视非欧洲民族音乐研究的同时，开始重视对本民族音乐的研究。波阿斯提出的各种文化价值平等、文化不可比较、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使得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对象的相对基础，即欧洲整体作为一个大的中心民族的基础动摇了，突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非欧洲音乐的局限，对文化是否要相互比较提出了质疑。 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开始认为人类学的种种研究方法不但可以研究非母系文化，而且应该更多地用来探究其自身所属的文化，从而使美国人类学家开始以更多的精力研究美国的自身文化。与此同时，其中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带着这种思想积极地参与民族音乐的田野采录工作，而这在欧洲比较音乐学领域是不多见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参与虽由于本身音乐能力的限制，无法将其深入，只形成了一种思想趋向，但这种思想趋向却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使得美国的一些音乐家从音乐界转入人类学界，一些人类学家去研究音乐行为(并从技术上分析)，同时还带动了这一思想趋向在欧洲研究机构的出现。 这一切的结果是，二战以后几乎所有的比较音乐学者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现存的自然民族音乐的人类学研究方向。于是，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和立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地理性民族和欧洲中心看世界的角度转向了文化相对论，即站在全世界民族音乐文化平等的立场全面考查研究各民族(包括本民族)的音乐文化。于是，比较音乐学在研究对象和立场发生巨大变化和没有进行更多比较的情况下引退，取而代之的是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叶，中国、日本和东欧学者对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参与，对于这一学科的转型也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他们在美国开始重视研究自身民族文化之前就开始了对其本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最初美国学者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还不如这些国家学者来得纯正，毕竟美国的学者也大都是英、德等欧洲国家的移民或后裔，他们的文化体系和观点和欧洲同出一辙，而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研究起初是热衷于北美大陆印第安民族音乐的探根溯源，从某种角度上说，属于一种异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但其提出的对本土文化的研究观点及其后来的发展，对突破欧洲中心论是极为重要的。而在这之前，的确有不少学者真正作了对本土音乐文化的研究。在东方比较音乐学研究中，中国的王光祈早在1926年就著有《东西乐制之研究》，其后又有1929年的《东方民族之音乐》和1934年的《中国音乐史》，日本的田边尚雄于1936年创立了东洋音乐学会，1948年著《东方的乐器及其历史》；匈牙利作曲家、音乐家巴托克和音乐学家柯达依分别于1906年和1905年开始对匈牙利的民歌进行收集研究，并分别出版了《匈牙利民歌》和《论匈牙利民间音乐》。虽然他们仍是用比较音乐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本土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力图从东、西方音乐的比较中得到某些结论，尚属比较音乐学的范畴，但是他们参与研究的这一行为本身，和他们自身的非欧洲特质和立场已经使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发生了立场上的变化，虽然和美国学者的指导思想不同，却起到了异曲同工的作用，打破了比较音乐学研究的异国文化的框框，促使了民族音乐学的建立。二战后，荷兰人普·肯斯特提出了用Enthno-musicology这个术语代替ComparativeMusicology，首先被美国人所接受并固定下来。1959年，孔斯特的《民族音乐学》问世，这一学科正式成立。 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各家学说的分析及思考 自从比较音乐学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更名为民族音乐学以来，学术界就如何划界才属民族音乐学领域进行了不少讨论，有趣的是，这种讨论尚未终结而社会的发展却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不断在拓展，民俗音乐和伴随着产业化社会而迅猛发展的大众音乐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如何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成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各家各派的观点。孔斯特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开头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包括从所谓未开化的人一直到文化民族的一切种族、民族的音乐，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洋艺术音乐。民族音乐还把外来音乐的传入现象，即不同性质的音乐要素相结合而产生的影响这类社会学方面的问题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1] 梅里亚姆在他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的和着眼点与其他学科的目的和着眼点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它的特殊之处就是使用的特殊的方法，尤其在认为有必要使人类学与音乐学这两类资料相结合这一点上”，并强调“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提出“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2]。有人便据此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文化，可以替代音乐学成为一个没有边缘的音乐学科。笔者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梅里亚姆在谈到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时阐明：“资料的收集，一般意味着对欧洲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2]这句话应代表着他对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或者说是着眼点的看法。 涅特尔在《什么叫民族音乐学》中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探讨三类音乐，第一类有关无文字社会的音乐(musicofnonliterate)，第二类亚洲及非洲北部文化中的种种音乐，即中国、日本、爪哇、巴厘岛、西南亚、印度、伊朗以及阿拉伯语系诸国家(和地区)的音乐文化，第三类是民俗音乐(folkmusic)可定义为，在上述亚洲高级文化和西方文明中，以口述方式来传承的音乐。”[3] 美国学者胡德在他的《民族音乐学导论》中则就美国的具体情况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他不仅提到了对美国以外的异国文化的研究、美国本土土著音乐的研究、民俗音乐的研究，还涉猎了新兴的电子音乐的研究——著名的甲克虫乐队[4]，但同样回避了欧洲城市艺术音乐。 以上是欧洲和美国学者的看法，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以日本学者为代表的东方民族音乐学家们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和视角逐渐为世界民族音乐学界所注目，他们对这一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认为：“比较音乐学成为民族音乐学主要是学者们对自然民族的研究，后来又加入了东方高文化民族的艺术音乐。”[5]山口修先生则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认识民族音乐的各种方法中的一种，即学术性的认识法”[6]，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的认识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他对民族音乐加以定义：“民族音乐则是作为各个民族集体所拥有的庞大文化事项中的一个项目而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6]在中国，从1979年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引进以来，就开始了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基于中国音乐学的特殊情况，这种争议也有其特殊性。从1980年到1988年，争议的核心是“民族音乐学”是不是就是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问题。后来，王耀华先生、杜亚雄先生将中国传统音乐加以梳理，得出结论：传统音乐包括民间音乐、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7]。中国民族音乐包括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8]。而赵宋光先生和赵fēng@①先生则提出用Sinology-misicology来表达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即汉民族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华夏音乐。黄翔鹏先生认为“这一学科就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并强调“用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民俗学来讨论问题，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形态的差异”[9]。 近来，很多学者又认为没有音乐不是民族的，所以民族音乐学要与音乐学整合，研究所有的音乐和音乐有关系的东西。有人则提出民族音乐学只特殊在其研究方法上，用文化的、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所有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并且应该更名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同时，人们在对研究对象进行争议的过程中，也不断提出新的研究立场和方法，如70年代开始的文化视野看待音乐研究、重视人文性，90年代开始的全球视野，都对这一学科的范畴和定义作了相应的讨论。 综上所述，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世界上，还是中国都是已经确立并真实存在的。而作为一门完善学科一定有其确定的、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其中方法和对象是相辅相成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需要特殊的研究方法，特殊的研究方法有其适应的研究对象，它们同时决定着一个学科的特殊性、独立性，如同哲学、美学、历史学、人类学各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与之相应的研究领域。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10]。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而且是有必要划定的。 无论民族音乐学的学者们怎样争论，最终都要落实到民族音乐学家们究竟研究了些什么。我们看到在中国和日本等非欧国家，很多学者致力于本民族音乐的研究，也有很多学者涉猎到自己本土以外的音乐文化的研究，如日本的拓植元一先生对西亚音乐的研究、中国的杜亚雄先生对匈牙利音乐的研究、王耀华先生对日本琉球音乐的研究、罗艺峰先生对东南亚音乐的研究、陈自明先生对南亚音乐文化的研究等等。由此来看，用国别、洲别甚至民族之别来划定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可取，仅研究本国的传统音乐更是不可能囊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领域。 既然学者们早已开始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进行着全球性的民族音乐文化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所有民族的音乐文化平等的摆在我们面前进行研究概括。笔者很认同山口修先生对于民族音乐的定义，即：民族音乐是主要以“音”作为表现媒介体的象征性行为的产物之一种。也就是说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以音为特征存在的文化。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音”，无论要研究它是什么样，还是为什么是这个样，无论它是一样乐器还是一个仪式，无论是强调文化背景、群体还是个体，都要首先有音乐这个最基本的定位，一切都是与之有关进行衍展的。二是存在，无论你要追根溯源还是要展望未来，无论用历时性方法还是共时性方法，都要有一种音乐文化活生生的在你面前，然后将它呈现出来，再进行挖掘。当然也有用历时性的方法从前往后进行梳理，但在今天找到与之有关的对应的音乐现象是必不可少的。其实，这一总结是和这一学科的方法密不可分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说是这一学科必不可少的、并使之独立于其他音乐学学科的方法，田野工作是每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必由之路，没有一个民族音乐学学者可以在图书馆里完成他的课题。那么，可以并适合进行田野工作的音乐文化，即以音为特征的存在的文化就成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 明确了这一点有利于更好地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的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这一点尤其值得亚洲、非洲等非欧民族的民族音乐学学者注意。因为，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属于引进学科，与西方接轨时不免要遇到视角立场的变化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如，西方把对非本土音乐的研究都归为民族音乐学类，而在非西方国家则不能这样做，中国的欧洲音乐史研究学者肯定不同意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划归民族音乐学研究范畴，而且也不适合这样做。还有，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音乐历史，但是大多记谱法不发达，成为表现于文字的哑音乐史，而这些哑音乐史由于多文字少曲谱，使其包含的领域与西方的音乐史很不相同——不是音乐家、作品的历史，对于它的研究与西方的方法、成果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涉及到这个领域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音乐学工作者们不应一味照搬西方民族音乐学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理念。由于西方记谱法的普及运用较早、较成熟，大部分艺术音乐史上的作品都可以还原为音，并且很多至今流传， 符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对象条件，只要从民族学的新角度，运用民族学的新方法进行再研究，就可以得到不同于以前历史学研究的结果，如对贝多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但很难想象中国民族音乐学者对万宝常、李延年的研究会达到如此效果。民族音乐学家眼里西方的音乐文化无非是有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和无乐谱记录的音乐文化——被归为口传心授的民俗文化，大都适合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因此那些认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一切音乐文化的论调也不足为奇。但是很多象中国一样具有丰富的哑音乐文化的国家的学者，要对这一论调有清醒的认识，在对本国音乐文化进行研究时应更好地认识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院合唱管理 意大利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音乐学院的国家，据记载，16世纪中叶，最早的音乐学院出现在意大利的两座城市——拿坡里和威尼斯。在意大利音乐学院几百年的历史中，培养了众多的作曲家、音乐家、歌唱家和指挥家。目前，意大利音乐学院教育分为3个层次： Laurea-L：相当于大学本科（学士）。学习时间为3年，主要掌握科学的方法和内容，具备专门的职业技能。LaureaMagistrale-LM：相当于研究生（硕士），学习时间为2年，还必须提交一篇有特色的论文才可以获得文凭；LM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在特定领域从事高层次工作的教育水平。DottoratodiRicerca-DR（博士）或高级培训班：学习时间至少为3年，学生要获得文凭必须撰写有特色的论文。DS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从事高等职业的知识和技能。 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课程设置 意大利的音乐学院分国立和私立两种，有独立的音乐学院，也有附属于大学的音乐学院。目前，除了大学的附属音乐学院外，被中国政府承认的独立国立音乐学院有57所，私立音乐学院22所。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一般只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共学习5年。下面列举几所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课程的设置及学分管理制度。 一、佛罗伦萨音乐学院 1.Laurea-L（大学本科文凭，3年180学分） 基础课程（25学分）：音乐史（10）、总谱读法（10）各2年；发声训练（5）1年。特色课程（100学分）：合唱写作（45）、合唱指挥（30）各3年，对位法写作技术（20）2年，单声部歌曲写作（5）1年。同类补充课程（25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美学、合唱音乐和剧目课、乐器学、当代音乐记谱法、第二乐器（管弦乐、钢琴、管风琴）、当代合唱音乐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另一些课程作为补充(如：艺术类课程、神学、创作类课程、出版、戏剧等)，但这些选择必须得到学校课程委员会（相当于教务处）的认可，这样，最后获得的学分才能得到学校内部的注册登记。学校开设电脑音乐（5）、亚历山大技术（基于身心和谐原理的音乐表演运动技能康复的技术、5）供学生选择。外国语言（10学分）：意大利学生须学第二种语言；外国留学生须学意大利语。如果有能力，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语言，并可获得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2.LaureaMagistrale-LM（研究生文凭，2年120学分） 基础课程（20学分）：曲式分析（10）2年、传统剧目的历史与分析（10）2年。特色课程（60学分）：复调音乐写作技术（40）2年、剧目实践与管理（合唱指挥主科20）2年。同类补充课程（20学分）：声学与声学心理、音乐戏剧的历史、当代音乐记谱法、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持续低音、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演出的组织、版权与法规、出版业各1年，每科各5学分。其他课程（10学分）：电脑音乐、外国语言、戏剧或其他自选课、实习相关指导各1年，每科5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二、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 在罗马圣·契奇利亚音乐学院的合唱指挥专业3年大学本科的课程设置上，公共课程（110学分）：合唱指挥（30）、作曲技术（30）、音乐分析（10）、总谱读法（20）、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20），基本是基础课程和特色课程的合并。其他课程与最后的考试共20学分不变，只是在任意选修课（相当于同类补充课程50学分）上，学校提供给学生的选择空间更大：持续低音（10）、圣乐独唱曲（5）、乐队指挥（5）、音乐文献基本知识（5）、拉丁语基本知识（10）、圣咏基本知识（5）、古老音乐实验室（5）、当代音乐实验室（5）、法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德国文学与音乐文献（5）、管风琴（10）、乐器学与乐器学习（5）、用钢琴为歌曲伴奏的实践（10）、歌唱实践（10）、抒情交响音乐剧目（10）、歌剧音乐剧目（10）、音乐记谱法（5）、20世纪及当代音乐历史（5）、现代音乐历史（5）、中世纪和文艺复兴音乐历史（10）、文艺复兴与巴罗克时期的器乐（5）、音乐资料学（10）、巴洛克时期作曲技术（10）、古典和浪漫时期作曲技术（10）、音乐文献（5）、英语（10）。学生自主选择课程（10学分）。最后的考试（10学分）。 在2年的研究生学习中，开设的课程有：剧目的历史与分析，复调音乐形态分析，音乐的历史与美学，古老的音乐记谱法，发声技术与声音生理学，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演唱实践，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与当代音乐的演唱实践，作曲技术形态，器乐曲与管弦乐曲写作技术，带伴奏的实践和与钢琴的合作，演出的版权和法规，持续低音的运用，即兴创作实验室，格里哥利圣咏歌曲形态，声学与声学心理，电脑音乐，乐器学，外国语言等。 近年来，除了继续进行传统课程的学习，意大利的音乐学院也在尝试一些创新课程，以满足那些与传统的表演、作曲培养方向有所不同的新兴行业的需求，力求在技术上更贴近新音乐与多媒体音乐语言的发展。在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拿坡里圣·皮埃特罗·马杰拉音乐学院、佩鲁贾等音乐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基本与上述情况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对合唱指挥课程设置的思考 通过对上述音乐学院及其他多所音乐学院的同专业的课程比较，笔者发现，意大利各音乐学院虽然在合唱指挥课程设置上，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学分比例各有不同的侧重，但课程的分类结构基本相同，公共课程注重指挥的基本技术及理论与作曲技术知识，如发展学生在无伴奏合唱领域的能力，训练合唱指挥基本技术、歌唱的呼吸，起唱和起奏，指挥排练，声部管理，剧目学习与风格掌握等。在选修课程方面，大量拓展学生的学科领域或边缘学科的相关课程，重视文献的大量浏览和掌握，大部分学校都把拉丁语、法语、德语等合唱音乐列为重要文献。 在理论与作曲技术方面，与中国“四大件”教学不同的是充分运用合唱的思维进行作品的分析与创作（如格里哥利圣咏的形态、持续低音的运用、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唱音乐写作和分析、各种音乐记谱法的学习等）。特别对远古及现代音乐声音塑造的探索，对人声自然规律的尊重和研究（如发声技术与发声生理学、声学与声学心理、身体意识的技术），都从不同的侧面增强学生对合唱音质美感的认识和追求；而在指挥的实践上，更以大量的实践课程为依托（如：各时期合唱音乐的演唱实践、保留剧目的历史分析与排演、带伴奏的实践与钢琴的合作），给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机会；在整个课程体系中，融会了包含剧目执行与管理、乐谱出版、演出的版权和法规等管理类课程。 我国音乐院校目前开设合唱指挥专业的并不多，除了中央和上海音乐学院外，中国音乐学院和四川音乐学院也先后创建了合唱指挥系；而首都师大、河南大学、华南师大、华中师大、杭州师院、湖南师大、西南师大等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正成为培养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合唱指挥专业教育人才的主力队伍。这些学院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主要以合唱指挥法为主，(转第95页）(接第94页）辅以总谱读法、乐队指挥（研究生）、复调与合唱改编、合唱队训练等重点课程。除了在合唱指挥法专业课程上学习16世纪到20世纪各个时期不同流派的代表作品之外，还必修理论基础课程：合唱学、乐队法、高级视唱练耳、声乐、钢琴、音乐史论以及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等。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学生的基础课程和个人技术培养我们的教学具有较强的优势，能为学生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培养他们良好的乐感和指挥气质，使其具备一定的音乐作品的艺术处理能力。但由于教学条件的局限，师资的匮乏，目前大多数的院校合唱指挥课程结构较为单一，很多相关的专业课程无法开设，如合唱音乐文献课、语言课（因合唱文献以欧洲作品为主，常用的语言有拉丁文、意大利语、德语、法语、俄语）等。这些因涉及史论、语言、风格、作品分析、作品鉴赏等内容，系统的教材、大量的谱例、丰富的音响资料等等，缺一不可。 与意大利的指挥教学相比较，我们的合唱指挥教学更缺乏对学生指挥排练能力的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往往体现在指挥排练课程上，而要丰富学生的排练经验，还需通过剧目排演、演唱实践、发声技术与生理心理研究、音响学等一系列课程，从不同角度启发学生探索声音的本源，丰富学生对声音的想象力，促进学生对合唱声音高度和谐及多样音色的追求。只有经过各学科的综合培养，才能提高指挥在排练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指挥是集组织、排练、演出为一身的合唱或乐队的灵魂人物，在指挥学习阶段注意结合艺术管理课程开设演出管理、演出执行及相关法规等课程，无疑对指挥的实际工作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是极大的促进。 面对意大利音乐学院合唱指挥专业的课程设置，不由得对其几百年音乐教学发展而沉淀的科学教育理念和深厚音乐文化底蕴肃然起敬。但愿我们在感慨意国丰富音乐历史与教学文化的同时，能正视自己的现状，以教学理念的更新为起点，从课程的合理化设置开始，实施对合唱指挥人才能力的全面培养。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心理 内容摘要：音乐学习具有社会性，是主体的社会化过程。主体音乐审美心理的生成离不开一定的社会音乐环境，它是主体与一定音乐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音乐环境音乐学习心理 社会音乐环境，指围绕在人的周围并对人的音乐心理产生实际影响的客观音乐世界。从教育学的角度理解，环境是指对主体的音乐心理产生教育影响的各种外在因素，特指那些自发的、非计划的影响，以区别于有目的、有计划的音乐教育影响。“人从来就是特定文化和环境的产物。”①随着个体的成长，社会音乐环境对其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逐渐增大。这种影响是广泛的、直接的，又是复杂的、深远的、不受时空限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音乐环境的影响，是具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环境因素是个体心理包括音乐心理发展的客观条件。良好的音乐遗传素质仅为儿童音乐心理的发展提供潜在的可能性，而环境则不仅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而且还决定了其发展的方向、水平、速度和个别差异。”② 社会音乐环境是如何对个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的呢？从音乐文化学视角来看，音乐文化环境是一个运动着的、开放性的、生成性的音乐文化整体结构，是由社会音乐意识、音乐形态和音乐行为三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整体。社会音乐意识是一种隐性的音乐教育环境，音乐行为和形态是一种显性的音乐教育环境。在此，我们主要从隐性和显性环境两个不同的方面，来探究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隐性社会音乐环境 社会音乐意识是主体对音乐本体所特有的心理反应形式，是隐性的音乐环境。它“体现为特定文化心理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特定存在环境的感受意识”。③音乐意识的核心更多地体现为主体对自身生命意义、价值、目标、信仰等共同信念，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主体的生命意识的积淀。在现实音乐环境中，各种存在于音乐文本中的音乐审美观念、音乐价值观念，主体的音乐审美态度、审美情趣，一定社会的音乐教育观念及音乐作品中蕴含的音乐家的音乐思想等，构成了音乐环境的意识层。 社会音乐意识对主体的音乐心理具有能动作用，其能动作用是间接的，又是广泛的、深远的，往往左右一定社会的音乐发展方向、速度和质量。例如，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具有审美功能、德育功能，还具有政治功能。儒家大教育家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主张将音乐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主体，把音乐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最高手段。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孟子说：“人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上心》）荀子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乐记》曰：“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又曰：“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者别异，乐者合同”，“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儒家的这些关于音乐价值的观念，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体音乐意识。这种音乐意识激励着那些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们去努力学习音乐。所以，从那以后，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莫不操琴弄乐，以之怡情养性。 一般来说，社会音乐意识是以观念的形式对主体的音乐学习心理产生影响，推动主体的音乐实践活动。社会音乐意识体现在音乐教育方面，转化为音乐教育的政策、音乐教育理念。它需要政策的执行者去贯彻、实施，然后作用于个体，促进个体的音乐学习。例如，本世纪初，我国进行了音乐新课程的改革，制定了新的课程标准。新的课程标准重新审视了音乐课程的性质和价值，提出了新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新课标》提出：“音乐教育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它具有唤醒、联系和整合人格的力量。它通过对人审美能力的发掘和培养，通过建构人的审美心理结构达到人的心灵陶冶和人格塑造。”④《新课标》认为，音乐课程的价值在于审美体验、创造性发展、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承四个方面，并把“审美体验”确定为音乐课程的核心理念。新课标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学校音乐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促进了音乐教师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手段的更新，也促进了整个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 二、显性社会音乐环境 音乐形态和行为构成显性的社会音乐环境。社会音乐的形态层是指音乐的直接表现形式，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物化对象。由音乐符号、音乐文本、乐器、音像制品和音乐音响的时空运动等形式要素构成，是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方式。社会音乐行为层，是指社会音乐的实践活动，是社会音乐意识的直接表现。社会音乐活动有群体性、组织性的特点。如各种各样庆典活动的音乐演出、音乐比赛交流活动。社会音乐的形态层和行为层共同构成了现实的、显性的音乐环境，这种显性的音乐环境可分为音乐听觉环境和视觉环境。 1.听觉环境 音乐听觉环境是音乐的音响运动环境，由音乐的节奏、旋律、音色、力度、和声等音乐的形式要素以及其所在的时空构成。音乐的存在形式要通过主体的音乐行为来展示，并以乐音运动的形式作用于主体，引起主体审美体验，并使主体产生音乐兴趣和音乐需要。如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主题部分，以其强烈的力度、厚重而丰满的和声音响、富有生机的律动给人震撼，催人奋起；《苗林的早晨》由小提琴演奏的旋律优美婉转、轻快明丽，把人带进鸟语花香、芬芳四溢的大自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侵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也就因而丑化……”⑤黑格尔说：“音乐凭声音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地，所以音乐占领住意识，使意识不再和一种对象对立着，意识既然丧失了自由，就被卷到音乐的激流里，让它卷着走。”又说，“音乐艺术作品打动我们的方式和其他艺术作品的方式不同，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来自内心，渗透着丰富的灵魂和情感，可以在听众心里引起很广的反响。”⑥以上观点，说明音乐本体美的客观存在是对主体音乐心理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 吴跃跃教授认为，音乐的形式要素如节奏、旋律、音色、力度等与人的审美心理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旋律上行使人感到兴奋、情绪高涨、紧张；旋律下行使人感到平静、情绪低落、松弛。旋律成波浪形运动，往往使人感到优美、抒情、惬意。节奏密集、速度较快的作品表现出激动、紧张或热烈、欢腾的气氛；节奏疏密相间、自由多变、中速的音乐营造出抒情、优美、柔和的情绪；节奏宽广、慢速的作品则适于表现田园、草原风光，或哀伤、悲痛、神秘、虔诚的情感。在表现强烈、激动、紧张的情绪时，一般采用强的力度；而弱的力度则适合于表现温和、平静、放松或忧郁、哀怨、沉思的情绪。”⑦吴跃跃教授从音乐要素与人的生命特征的对应关系，论述了音乐的音响运动对主体音乐心理的影响。 2.音乐视觉环境 音乐视觉环境是由乐器的形制，乐队的形态，演员的服饰，演出场所，舞台美术等要素形成的具有艺术氛围的视觉空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音乐视觉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如交响乐与多媒体的结合（谭盾的《地图》），音乐演出与自然环境的结合（以黄河为背景演奏《黄河》），都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理的震撼。 优美的音乐视觉环境与听觉环境共同形成的音乐环境，带给人们视听的美感享受，更能激起主体的音乐学习兴趣和热情。在现实音乐环境中，人们可能会被音乐厅神圣而高雅的艺术氛围所折服，并产生学习音乐，进入音乐殿堂的冲动；可能因听到小提琴迷人而高贵的音色而产生学习小提琴的欲望；也可能因听到一位歌手动人的歌唱而不自觉地随声和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说明良好的音乐环境对人的审美心理产生作用多么强烈。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视、网络、广播、音响设备等大众传媒成为音乐环境中新的流行因素。在当下，各种流行音乐、娱乐性音乐节目和商业广告音乐等内容成为新的音乐文化元素，充盈了现实的音乐环境。它借助现代传媒的巨大的能量，以一种饱和的状态，渗透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冲击着人们的视听。这样的音乐环境，对个体的音乐心理影响是巨大的。 社会音乐环境对主体音乐学习心理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加强社会音乐文化建设，优化社会音乐环境，应该成为我们推动社会音乐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音乐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音乐学论文范文:民族音乐学科定位 2000年5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民族音乐学论坛，学科定位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之一，说明这一问题在我国尚未彻底解决。定位是一个学科的基本问题，若不明确，该学科便不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历史对此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不当之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民族音乐学是英文Ethnomusicology的意译，Ethnology在英文中是民族学，Musicology是音乐学，Ethnomusicology这个英文字就是由Ethnology和Musicology复合而成的。从字面上看，民族音乐学应当是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音乐的学问。 民族学是主要采用实地调查法（又称田野工作法）研究民族发展演化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期望通过对一个个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它们各自的起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关系。民族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梳理上述这些方面在历史上发展、演变的情况揭示世界诸民族发展的共同规律或某一个民族发展的特殊规律。民族学在欧美一些国家里又称文化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是一种研究人的文化属性的、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的学科，它和研究人类自然属性的、属于自然科学的体质人类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学学科。因为人的文化属性及其民族性不可能分开，所以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民族学源于欧洲，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主要研究非欧、非西方民族的人类共同体，不涉及西方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学科本身的发展，目前民族学研究的范围已不限于非西方民族，世界上各种人类共同体，包括西方民族和西方社会中的移民社区，都已经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因为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的一个交叉学科，所以它一直受到民族学的发展及其各个学派的深刻影响。 民族音乐学早先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Musicology），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Kunst，1891—1960）首先提出“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并主张用它来代替以往人们习惯称呼的“比较音乐学”。[1]后，“民族音乐学”便作为标准的学科名称而固定下来。 关于这门学科的调研对象以及它同音乐学中其他学科的关系，曾经有过许多争论。由于ethno这个词最早是指非基督教、非犹太教的异教徒，加之为了和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相联系，有人认为它的主要调研对象是所谓“原始民族”或曰“自然民族”的音乐。如美国民族音乐学家内特尔（tl）就曾经指出：“就民族音乐学的实际发展过程及其最具特色的研究来说”这门学科是研究“无文字社会的音乐”，而“‘无文字社会’系指现存的、尚未发展出一套可阅读和书写的文字体系的社会。”[2]也有人建议以非欧洲音乐为主，如施奈德（M.Schneider）在1957年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首要目的，不论其正常与否，就是对非欧洲地区的音乐特征进行比较研究。”内特尔在1956年也曾经说过：“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具有西洋文明以外的文明民族音乐的科学。”[3]还有人说研究西方艺术音乐和通俗音乐以外的音乐就是民族音乐学。如提出这一学科名称的孔斯特（J.Kunst）就明确地指出过：“这门学科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但他紧接着就又说：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有类别的非西方音乐”，“西洋的艺术音乐以及通俗音乐不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4]以提出民族音乐学就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口号而著称的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Merriam）在论述到田野工作的时候说：“就民族音乐学而言，它一般意味着在欧洲和美国以外的地区进行实地调查。”[5]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以田野调查为其基础的，在欧洲和美国以外进行实地调查实际上就意味着只研究非欧音乐。欧美学者们一方面要研究“一切种族的、民族的音乐”，另一方面又要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欧洲音乐之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一矛盾之所以产生，一方面受到民族学功能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文化中心论”的影响。 民族学中的功能学派，为英国学者马利诺夫斯基和布朗所创立。此学派强调民族学是一种实用的科学，主张民族学应服务于殖民地治理的实际需要。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只研究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而不研究西方文化。布朗在其著作《人类研究之现状》中就明确地说过：“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欧洲文化中心论”是在前几个世纪中滋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学术观点，认为欧洲文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颠峰，而其他文化都只相当于欧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个发展阶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许多欧美学者不愿意将其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特别是专业音乐创作，和非欧民族的音乐文化放在一起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欧洲诸民族，特别是西欧诸民族的音乐，乃是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高峰，不能和所谓无文字书写传统的“自然民族”的音乐文化平起平坐。比较音乐学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民族音乐学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虽然几十年来，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家们一直在为清除这种色彩而努力，但是直至目前，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和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仍以非欧音乐为其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在西方，这门学科仍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尾巴。 以上三种对学科调研范围不同的界定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主张把非欧洲音乐当作主要研究对象，这类学术主张受到诸多东方学者的强烈批判。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先生便大声疾呼：“我认为应把古今东西的音乐全部复原成白纸，以相同的重点作为出发点去进行比较”，“必须要持这样一种根本态度，把一切音乐都还原成白纸，否则将是自相矛盾的”。[7]上述观点亦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便指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置入了一个冷僻的角落”，他说：“正如我们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一个社会群体类似的音乐事象，我们是否同样应该研究美国本土上《生日快乐》每一次演唱或其中的一个样品？如果说否，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希望民族音乐学能够包容一切音乐，因为这同这门学科的界定是相适应的，它们都应成为严肃的研究对象。”[8] 随着东方音乐学界的崛起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当前新的倾向是把欧洲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民间音乐、现代音乐和流行音乐等）也看成是民族音乐中的一类。因为不具民族属性的音乐目前在世界上还不存在，这样，民族音乐学就不是以特定的区域和范围与音乐学的其他学科分界，而是以一种特殊的角度，或者叫立足点、着重点为其主要标志了。按照这种观点，根据在对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性文化进行的田野工作，从该文化的历史、地理、人种、语言、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民俗、心理等方面的情况，来看它们如何影响该民族、该地区的音乐，又怎样产生出独特的音乐审美标准，即从音乐的文化背景和生成环境入手进一步观察它的特征、探索它的规律，这就是民族音乐学。换言之，民族音乐学是通过田野工作研究音乐及其所处文化环境共生关系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首先是要阐明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发展的规律（包括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从各民族、各地区的现实音乐状况出发探索它的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演变等问题，从而达到对人类音乐文化发展规律的认知。 然而，但直至目前，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音乐学研究还是分为音乐学（musicology）和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两大类。前者的研究对象是西方从古到今的艺术音乐，后者则几乎包括了它以外一切音乐，如世界各民族的民间音乐、西方的流行音乐、东方的传统音乐以及亚非拉各国的专业创作音乐。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如此广泛，又涉及到音乐理论和实践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在近二十年来，它一方面分化为城市民族音乐学（Urbanethnomusicol－ogy），历史民族音乐学（Historicalethnomusicology）、应用民族音乐学（Appliedethnomusicology）等不同的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又演化出一个称为“世界音乐”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所教授的是除了欧美艺术音乐以外的其他种种音乐，欧美艺术音乐则不包括在内。看来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真正要把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实践扩大到一切音乐，割掉它的殖民主义尾巴还要花一些时间。 在汉语中，“民族”这一词汇有三种不同的涵义：其一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如“古代民族”、“全世界各民族”、“民族学”中的“民族”；其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如“发展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中的“民族”；其三是指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如“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区域自治法”中的“民族”。因为“民族”有不同的含义，“民族音乐”这一词组也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指一切音乐；因为目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音乐作品，都是由属于一定民族的人创作的，所以都可以称为民族音乐。如贝多芬的音乐是德意志民族的音乐，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俄罗斯民族的音乐，阿炳的音乐是汉族音乐等。其二是指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因为中华民族可以简称为“民族”，“民族音乐”自然就是“中华民族音乐”即中国音乐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大多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是指五四以来新音乐。其三是指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一用法在新疆、内蒙等边疆地区特别常见。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同志被称为“民族同志”，少数民族的干部被称为“民族干部”，少数民族的音乐也就很自然的被称为“民族音乐”了。由于对“民族音乐”这一词组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在民族音乐学被介绍到我国来之后，这一学科名称也就引起很自然地引起了争论：有人以为它是指以中国传统音乐为调研对象而进行的分属于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还有人以为它是指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两种解释，与英文中这个词的含义完全不同。我国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位的争论的关键就在这里。 20世纪2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在我国虽经王光祈先生和肖友梅先生的大力倡导，但是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得到推广。王光祈先生的《东方民族之音乐》于1929年7月在上海出版，两年又两个月之后，“九一八”事变暴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几乎所有的中国音乐家都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一运动和其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几乎一直处在战争状态之中，中国音乐学家当然也不可能去研究世界音乐，或从世界的宏观角度研究中国音乐，而只能在“救亡图存”的大前提下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研究，希望通过“本土音乐”的复兴，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和为战争服务的目的。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学家对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中民间音乐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伟大的成绩，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些研究并不属于比较音乐学的范围。当时，音乐学界把这种研究称为“民间音乐研究”或“民族音乐研究”，后来又被叫做“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无论其研究的目的、方法，还是其研究的范围和对象都与当时国外流行的比较音乐学有很大的不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其第一时期，专家们通过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宣传和对音乐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研究，希望达到为音乐创作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暴发是“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和西方几乎处于隔绝的状态，刚刚兴起的民族音乐学便没有能够及时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学家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了“民族民间音乐理论研究”。他们在大量搜集整理我国民间音乐作品的基础上，用西方音乐理论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形态学的分析，从而达到了为音乐创作服务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翻译了一批国外文献，向音乐学界介绍了这一学科，但是，这一学科真正在我国发展起来，则是从1980年6月在南京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之后。 南京会议提出了民族音乐学的口号，并希望它成为可以涵盖和容纳“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等内容的音乐学学科，从而使民族音乐学在中国逐渐地确立自身的地位。然而从1980年起，中国音乐学界便开始就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界定进行争论，其核心问题是新近从国外引进的“民族音乐学”和过去我国固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音乐学”一词的解释上，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个从国外引进新的学科还是把它当作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别名，从一开始，不同的学者就有不同的意见。 意见的不同在南京会议上就有反映，高厚永教授在这次会议的中心发言中提到：“中国民族音乐学”“已有50—60年的历史”，“王光祈先生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先驱”；同时他又把从3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民族音乐理论”看作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9]。沈洽当时实际上不同意高厚永的意见，在由他执笔的开幕词中说：“以往的‘民族音乐理论’”，“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但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还处在初创阶段”。[10]吕骥没有参加那次讨论会的整个过程，但出席了闭幕式，在他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从汉族到各少数民族”“都应当包括在内”。[11]吕骥在这里所说的“民族音乐”是指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所以这里的“民族音乐学”就是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完全没有把会议的发起者们所提倡的Ethnomusicology这门新的学科包含在内。 从1980年到1988年，关于“民族音乐学”的定义一直有争论，争论的核心即是“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实质是能否用“民族音乐学”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一种主张是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取代过去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将Ethnomusicology改译为“音乐民族学”；也有人认为可以把原有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民族音乐形态学”。后来又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形态学”不能囊括“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全部内容，故又提出了“乐种学”的主张。沈洽原来不同意高厚永将“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联系，但后来又赞同高厚永的意见，认为“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两个阶段，是“民族音乐学”“中国化”的结果，并对不同意此种观点的人提出了批评。[12] 从民族音乐学论坛发生的争论来看，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音乐学界对“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是不是“民族音乐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尚有不同的认识。对中国人怎样结合本国的情况来发展民族音乐学，也有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既然国际上有关这一学科的定位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为了与国际接轨，我国民族音乐学亦应当依次对此学科进行定位，而不要另搞一套，以免引起概念的混乱。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和“民族音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方面有相近之处，但其方法、研究的目的与“民族音乐学”亦有不少差别，“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这一方面也积累了许多十分可贵的经验，它的研究也不可能完全为“民族音乐学”所取代。因此最好不要再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为一谈。我们如果把后者等同与前者，国外学者会感到不可理解。如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P.J.Stock）在沈洽发表《民族音乐学在中国》一文之后便提出了许多问题。[13]在此次民族音乐学论坛上，对《中国民间音乐集成》的争论也是因此而引起的。《中国民间音乐集成》是按“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路子进行的，它当然不符合民族音乐学的规范，也没有必要符合此种规范。然而，因为中国音乐学界有人将“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混同起来，所以国外的学者便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范围、角度，以至方法来衡量它，并对它提出种种非难。笔者以为，一方面国外的学者应尊重我国学者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把“民族音乐学”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加以区别，这样就有可能消除误解，也避免发生更多的误会。 实际上，“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词组作为学科名称并不合适。民族音乐和民间音乐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包括后者，如中国民族音乐包括了我国的传统音乐和新音乐，而传统音乐又可按照流行的层面分为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几个不同的类别，采用这一名称将前者和后者混为一谈，使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清。人们之所以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来取代它，恐怕与此有关。另外，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研究范围来看，主要是中国各民族的传统音乐，而不包括中国的新音乐，将其改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可能更为合适。过去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这一学科名称，和左倾思潮有关，因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和宗教音乐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在学术上几乎成为禁区，所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便由研究民间音乐所取代。这种错误的倾向，今天已经扭转，故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取代“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也应是理所当然的事。 目前民族音乐学在我国还处于草创阶段，从文化背景出发，对我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传统音乐或我国新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并不很多；用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对外国音乐进行研究还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在这方面也还缺少必要的条件。中国音乐学家虽然已经参加了国际民族音乐学界的交流，但交流的规模不大，涉及的研究领域也不广。努力发展我国在民族音乐学领域的研究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不同于音乐美学等思辩性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的理论和方法都是前辈音乐学家们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和案头工作中逐渐总结起来的。相信我国音乐学家通过学习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联系我国的实际，也一定能把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音乐学论文范文:音乐学习方式转变 摘要：音乐新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设置上，专门对教学过程与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倡导体验、模仿、探究、合作及综合式的学习，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创设便于师生交流的教学环境，建立平等互助的师生关系。这一切，旨在改变过去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启发学生在亲身体验或实际模仿的过程中，怀着探究的兴趣，主动学习。 那么究竟如何在音乐教学活动中转变旧方式?新的方式会给音乐课堂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下面，就以三个教学片段为例，评析音乐学习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变化。 《一年级的起始课》案例背景说明:这是一堂一年级的音乐起始课。对象是刚刚离开幼儿园，不满7周岁的核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到好奇，表现的欲望强，但自我约束力差，再加上我们学校音乐教室的特殊性(在舞蹈房上课)，没有桌子、椅子，却有镜子、把杆。如果不教给学生正确的走、坐、站等常规知识，那么就不能保证以后的音乐课能顺利进行。但是如果单纯的讲述音乐课的常规，要求学生这样、那样，学生对音乐课就会失去兴趣。失去了音乐学习的兴趣，音乐课程就有可能成为虚设，因为兴趣是学习的巨大动力，是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精神力量。从学生的年龄、生理等特点出发，从这堂课的重要性出发，我给这节起始课制订了以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 教学目的:通过音乐游戏的形式来初步建立课堂常规，缩短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集中精力主动投入教学中，喜欢上老师和音乐课。教学内容：1.了解进出音乐教室及如何就坐的常规。2.学唱音乐问好曲。3.学习坐、站、走的正确姿势。4.初步养成听、唱的好习惯。为了体现音乐课程标准中所提的“三维一体的教学目标”，顺利完成教学任务，我进行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案例实景：1.带孩子去音乐教室：目的：让学生在排队、行走时做到快、静、齐，养成良好的习惯。师：告诉小朋友一个小秘密-老师最喜欢的动物是小猫咪，因为小猫咪走起路来没有声音，很乖啊。你们想不想学学小猫咪的走？做一回老师喜欢的小猫咪，好吗？我要带上最乖的小猫咪去参观一个好玩的地方。准备好了吗？生：安排排队-按教室座位，排成四队，一队跟着一队轻轻走到音乐教室。2.学小鸟的动作走队形，并能找到自己坐的地方。目的：通过“小鸟找家”的游戏来熟悉学生在音乐课中坐的位置。师：带领学生，学小鸟的动作在教室绕圈后到座位（由四个竖排绕圈后呈四个横排，坐地上。）师：我看第一排和第三排的小鸟表现很好，现在让你们在音乐中自由的飞舞，尽情地玩耍，不过，等音乐停了，你们可要马上找到自己的家哦！生：单行学生在音乐的伴奏下，在教室里自由飞翔，音乐结束时迅速回到原位。（接着双行的小朋友做小鸟飞。）师：现在所有的小鸟要一起飞出去了。大家要当心相互不能碰撞，这样尽的小鸟，才飞得最高、最远、最安全，回来时可别忘了自己的家。（音乐声中全班学生飞出，飞回。）3.学习坐的正确姿势目的：通过有节奏、有律动地朗读练习，掌握正确的坐姿，并培养学生的韵律感。出示：台钟图片师：看！这是什么？（小闹钟）小闹钟请你们闭上眼睛，听听它说些什么，并照着做，比谁做得紧棒！小屁股坐稳了；小胸脯挺起来了；两只小手放膝盖；小眼睛快睁开；看看谁更像小闹钟。生：根据小闹钟的要求学坐的姿势，并跟着老师边念边做动作。动作-拍手两下，双手拍小屁股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胸脯三下；拍手两下，双手拍膝盖三下；双手在眼睛旁做闪烁状两下；拍手两下，摆正坐姿。4.学习站的正确姿势；目的：掌握正确的站立姿势，并通过听辨高音与低音，来形象地练习坐和站，并为下一课“音的高低”做铺垫，让学生初步懂得音有高低。出示一颗笔直的松树师：谁能像这松树一样站立?(请几个同学来示范)师：大家都站得不错哦，听听和小松树说的要求是不是一样了?谁站得最像小松树就能获得一棵小松树。(纸做的)①脚跟脚跟找朋友脚脚并拢。②左手右手快回家五指并拢贴近大腿两侧。③小小皮球藏起来双手捧住腹部。老师说:"小皮球出来了，"学生挺腹。老师说:"小皮球藏起来，"学生收腹。不断反复练习。④两只肩膀往下压-老师先让学生:"做怪人"肩耸起，说"压下去"，学生双肩下压。不断练:"做怪人"，"压下去"……¨⑤挺起胸膛要开门-老师请小朋友把双肩往前关，像关门一样。老师说:"笃笃笃!"生问:"谁呀?"师:"是我"生:"请进请进!"把肩往后打开。⑥头要放平看前方-眼光有神。师老师弹一个高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站像一棵松"，边按刚才的要求直立;老师弹一个中音区的三和弦，你们就说:"坐像一台钟"，边正确地坐下。通过反复练习，奖励做得好的学生。5、结合第一课欣赏《玩具兵进行曲》，让学生学会正确的走。 对一年级的核子来说，音乐学习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游戏"。只有当孩子在音乐游戏过程中获得快乐，才能唤起他们对学门的那种缘自心底的热爱，并成为他们终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因此，本课的设计将走、坐、站、唱等各种音乐课的常规与"知识与技能"的训练均溶入游戏之中，让学生在游戏中掌握各项音乐课常规、在游戏中聆听、在游戏中自出想象、在游戏中积极表现、在游戏中大胆创造。游戏中，学生有个体的独立活动，更有充分的师生、学生合作活动(如;小组合作听辩高音与低音，学小闹钟和小松树进行比赛、分角色扮演玩具兵练习走等)，在这些合作的游戏活动中，学生不仅学会了相关的本领，体会到了音乐活动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在合作学习中，学生学会了与人交流，与人对话，锻炼了胆识，增强了自信心。在这样的学习方式中，"知识与技能"的目标达到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也达到了。真是"一举三得"。这"得"全受益于采取了"游戏、合作"的学习方式，方式的改变也让老师教得轻松愉快，学生学得快乐有效，并使音乐课堂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思维创新方式浅淡 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改革,学生生活、思想、思维的改变,使传统的教学方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教学要求。传统教学方法的弱点也因此越来越突出,甚至扼杀了学生的新思维。探讨新的教学思维,适应新的教学要求,是新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结合我几年来的教学经验,下面简单探讨一下高中历史教学思维的问题。 一、新思维方式 传统教学思维一般是从原因到结果,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一套定格的思维模式。它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跃性。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很“稳”,但一旦遇到较为复杂的事物、现象,他们就会束手无策,不知其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做什么呢?该如何消除这种传统思维的弊端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入新的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一种抽象的东西,有别于传统思维,那么哪些才算新思维呢?求异思维、逆向思维、双向思维,这三种思维方式是以下我要谈的新思维。 1.求异思维。 所谓求异思维,指的是一种非常式的创造思维,其特征是用不同于常规的角度和方法观察、分析客观事物而得出全新形式的思维成果。正如前面所提的,比如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传统方法是从原因到结果,把学生的思维框定在机械性的因果关系思维界域内,使他们的思维失去了活性、异性。求异思维则突破这种因果关系,在对事物的分析上,在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向四面八方去思考,以寻找各种各样解决的方法,提出各方面大胆的设想,以得到光芒四射的智慧。求异思维常常表现为打破框框的、别出心裁的、超乎寻常的思考,因而易产生标新立异的成果。如,童年时代的司马光砸缸救小孩,就是一种求异思维的表现。把这种求异思维引用到历史教学中,就是大胆地引导学生朝其它方向思考。又如,在我们提出问题时,不一定要学生解答为什么会这样,但可以让学生反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跳出了固定的框框,反而会让学生的思维更广阔,更全面。 2.逆向思维。 严格地说,逆向思维也是求异思维的一种分支,这里我们将它单独谈,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在教学思维中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逆向思维,就是在思维过程中,反其思路而行。如,教材中讲隋炀帝是怎样的一个暴君,在列举这些暴行时,我们可以反其思路而行,分析这些暴行中客观的、正面的一方面,因为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既然它有负的一面,那肯定也会有正的一面。把这样的思维方式引入到教学中,对于学生来讲,得到的就不仅仅是新鲜感,更是看问题的全面辩证的思维方式。 历史是客观的,而问题才是主观的,这样的例子在教材中还有很多。教师要引导学生的这种思维方式,让他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又如,为什么既肯定元朝统一中国的积极意义,又赞扬文天祥的抗元斗争精神?后中国革命既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为什么又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是正义的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就有很高层次的开拓求异性,是逆向思维的信息反馈。教师要抓住这个契机,既要给学生以知识方面的答疑,更要给学生这一良好的求异思维苗头以鼓励与进一步引导。教学不只是死板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应尽可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 3.双向思维。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同样的一个问题,除了正向逆向之外,同一个方向,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结果。 历史这门人文学科的可知性、过去性强,且层次交迭,意象远,而且只有当教、学过程中思维的辐射与聚合协同共振时才能奏出一曲和谐悦耳的新乐章。双向思维就是要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时,考虑得更全面、更周到,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还要从地理、人文、社会等各方面思考。分析问题也不能只运用一种方法,还要运用更多的方法,从而掌握事物的现象、本质和某些结论的来龙去脉。 我们培养学生的新思维能力主要在于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让学生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开拓学生的创造思维。以上的思维方式仅仅涉及数学目的,教学方法也要创新。 二、教学思维方法的创新 上面讲的主要是新思维方式,下面主要探讨一下思维方法的创新。 1.裂变创新。 历史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与政治、地理学科都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历史是时间,地理是空间,政治是意识,这三个维度构成了社会科学的主体框架。历史教学中若以历史学科为主体,聚合其它学科,将达到课堂教学的匠心独运。这就是所谓的裂变,把一个学科问题裂开来,用多个学科的知识来说明它。如论证台湾建立起行政机构,行使对其它地区的管辖权时可说明,早在公元230年,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就派将军卫温到夷洲(今台湾);隋朝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琉球(今台湾);访察异俗,慰抚当地居民;元朝时,政府设彭湖巡检司,管辖彭湖和琉球(今台湾);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入侵者,收复台湾,台湾进入“明郑”时期;1683年清朝军队入台,台湾又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辖之下;1685年(清光绪11年)划台湾为单一行省,1895年清政府因甲午战争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割台湾,此后台湾同胞进行了反日斗争,和祖国大陆同胞一起,于1945年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台湾又回到祖国的怀抱。其次,从空间(即地理)来说,根据地质学家分析,台湾岛本来与祖国大陆相连,在更新世时期,由于地壳运动形成了台湾岛,台湾和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的地质情况是一致的,因此,台湾是祖国大陆地形自然延伸的一部分,按国际法院1969年欧洲北海大陆架划界案例:“大陆架的主权界限之划定,应符合沿海国家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原则”,台湾主权属于中国。再次,从意识(即政治)来说,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联合国这个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世界上最权威的国际组织,在1971年将台湾当局驱逐出去,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益,即使在李登辉露出分裂祖国的真面目后,美国、日本等政府仍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就这样,从时间、空间、意识三个方面的聚合中,我们证明了一个令世界信服的结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这样的裂变,不仅使课堂 变得生动,还收到了大大增强学生印象和记忆力的效果。 2.挖掘、转移创新。 这里说的挖掘、转移实际上是指挖掘课本隐性知识、实现知识迁移,以使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到积极的作用,即“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任何问题都不是单独存在的,问题和问题之间总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将一个问题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中,分析出结果后,再转回来,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更清晰的结果。这和成语中所说的“触类旁通”是同样的道理。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一基本史实延伸开去,突破教材中的思维定势,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求异、扩散的创新思维能力。如在讲到中国资本主义产物时,有的学生持否定看法,理由是:内因是决定因素,中国鸦片战争前,就有资本主义萌芽,说明商品经济发达,在这样的土壤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才会在外商企业的刺激和洋务运动的诱导下产生。有的学生持肯定看法,理由是:没有土壤,强行嫁接资本主义并不罕见。这样学生将历史事件放在多角度中审视,新观点、新看法就出现了。 三、如何创新 要做到以上这些,不是只教师努力就可以达到的,更重要的是学生的配合。而要让学生配合,就要让学生有主动性和创新欲望。 1.增强学生主动性。 我们大力提倡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但由于种种原因,学生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主体性教学是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前提,让学生在民主、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中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全面发展。在教学中应科学设立主体教学目标,诱发学生学习心向,引导学生自主活动,发展学生自主能力,发扬教学民主,创造良好的教学心理环境,有利于创新思维的培养。 2.激发学生创新欲望。 要创新,首先就要有创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断创新的欲望,才能进行有意识、有意义的创新活动,也才有可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历史知识丰富多彩,中国古代的文明辉煌灿烂、世界战争风云变幻,这些学生都充满好奇,通过学习了解,他们会提出种种问题,也许幼稚、也许无意义,但却是他们的一种发现、一种探寻、一种创新。我在实践中注重及时肯定他们的做法,鼓励这种敢于发问、敢于探讨、敢于创新的精神。 3.增强教学的互动性。 教学活动不是个体进行的,不能只是教师讲,学生听,学生问,教师答,更重要的是做到了教与学的互动参与性。这些问题不同的教学探讨中都已谈到很多,这里就不再一一细举了。 4.要走出历史思维能力培养的误区。 一是切莫抛开课本,一味追求高、深、难。 二是切莫忽视非智力因素(如兴趣、爱好、信心、人际关系等)在历史教学中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新的时期需要新的教学思维和新的教学方式、与时俱进的教学,适应时代的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 高中历史论文:浅析高中历史课堂实施开放性作业理论和实践 课外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与补充,教师要以发挥学生自主潜能为出发点精心设计开放性作业,变机械重复为灵活多变,变单一的知识为知、能、创的综合训练,让每个学生在完成开放性探究式作业中学知识、用知识、长才干、学做人,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必要性 作业是一种有目的、有指导、有组织的学习活动,它是教学的基本环节,有助于所学知识的巩固、深化,有益于技能、智力和创造才能的发展,是提高学生素质,理解、巩固课堂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也是联系课堂内外的桥梁。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作业往往是为了强化、巩固所学知识,一般是就知识学知识,就技能练技能,比较注重学生的认知,设置是统一规格、统一要求、统一数量、统一答案,设置的问题都是“理想”型的,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发展和科学素养的培养,埋没了学生的潜能,阻碍了学生的发展。作业只是成为教师教学流水线中不可缺少的“工序”,学生机械应付,收效甚微,这显然不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开放性作业以开放性问题的设计为切入口,通过大量的情境创设,引导学生“移情”、“神入”于历史环境之中,以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实际运用能力;同时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个性潜能和创新能力;并通过对历史文化的认同,培养学生高尚健康的情操,变过去的单一、被动、封闭的学习为多样、主动、开放的学习,凸现学习过程中发现、探究、研究等认识活动,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二、高中历史课堂开放性作业的内涵 所谓开放性作业其实是相对于条件完备、结论确定的封闭性的问题而言的。其特征是题目的条件不完备或结论不确切,一般没有现成的确定的答案,要求做题者去假设、猜想、验证,并要求解题者善于联想、敢于创新、具有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能使思维辐射到与问题相关的一些知识点上。开放性作业的设置,其目的就是要求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尽量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去讲解,去探索,去创新,发展学生的自主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学生是人,是需要发展的人,教师心中要有人,以人为本,正视人的知识基础、情感个性的特点与差异,尊重人、信任人,努力营造民主、平等、和谐、宽容的教学氛围。不能搞“一刀切”、“齐步走”,要强调人的主体作用,要多一些弹性,少一点灵动,使我们的教学既要放得开,让学生各抒已见,又要收得拢,顺势诱导,从而拓宽教学进程中的人本空间,重视挖掘师生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学生成为课堂上学习的主体,问题让他们提,疑点让他们辩,结论让他们得,教师充分放手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达到教学活动的开放搞活,学生素质的发展提高,以人为本,让思想开放。 三、高中历史课堂推行开放性作业的类型 1.探究型:亲自动手是实现历史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高中生探秘心理强,历史上许多有趣的现象可供学生们探秘解谜。比如,用汉朝造纸方法试制纸张、选择适当的材料请你动手制作一块雕版、几个泥活字、几个金属活字,各用它们印刷一段文字,找出它们的优缺点,并想想我国印刷技术近年来有什么变化,体会科技对社会的推动作用。这些开放性作业在激发了学生探究性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动手的实验性。 2.技能型: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允许甚至鼓励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爱好、技能完成具有个性化的作业。有许多习题,如成语和古文字搜集,擅长绘画的同学可用连环画来表达;擅长书法的同学可做成书法作品;有雕刻技能的同学甚至可将甲骨文直接仿真到“龟壳”上去。有电脑特长的同学可设计历史主题网页、小报、电子画册。这些图文并茂、神情兼备、充满学生技能、智慧,蕴历史于他们丰富多彩的理解和表现手段之中的个性化的练习方式,使学生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各有所获。 3.运用型:如我们在学生学习完"百家争鸣"后,就叫学生归纳儒、道、法三家的思想特征,然后我们命了一道题:“以儒家道德教育,法家严格制度,道家自我觉悟的思想观点,对校风建设提出你的看法”。这样就将学生的课本知识引用到学生所熟悉的校园生活中,有很强的现实参与性。针对当前国外一些民族和地区冲突的现状,我们还设计了这样一道题:“搜集中国古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以和为贵'的思想和事例,以书信的形式劝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民族冲突”。这样又把学生的视野很自然地由课堂引向世界,达到谈古论今、活学活用的目的。 4.思辩型:高中学生一般在15~18岁年龄段之间,正处于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阶段,从心理上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喜欢标新立异,敢于发表个人的见解。这为我们设计思辩式的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条件。如设计“岳飞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引出了学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独特见解。只要学生有创见有新意,言之有理、言之成理,我们就给予赞赏。 5.编演历史剧:很多学生说喜欢历史但不喜欢历史课,因为老师上课是“对着活人讲死人的过去”。怎样才能让历史人物鲜活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我认为编演历史剧是较好的办法。这是一种穿越“时空隧道”式的问题,即利用已掌握的有关历史资料和证据,以第一人称或短剧表演的手法来反映过去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把这类题称为“情境再现”。 6.社会调查型: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激增又速衰,学生接受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知识面不断拓展,社会生活丰富多彩,这都成为他们学习历史的开放的、持续终生的课堂。学生走进社会,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查,在活动中自主探究、亲身体验、收集资料、分析信息、提炼思维,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不断加强,认识和体验不断深化,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不但形成联系实际、关注现实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掌握用语言等形式表述历史、联系现实的方法,从而使历史贴近生活,关注现实。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摘要】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素质教育;浅议 素质教育有三个要义,第一是面向全体学生;第二是要使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是让学生主动发展。这种从学生自身发展需要出发,承认学生个性差异,因材施工教,同时又弘扬学生主体精神,促使每个学生得以生动活泼、主动发展,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素质,满足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称之为“素质教育”。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教师,就要转变教育思想,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因为素质教育本身是优化教育教学结构、是对传统应试教育的冲击和突破。下面,本人结合多年教学实践,谈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如何探索和实施素质教育。 1内外相结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 素质教育要落到实处,最关键一条是要走进课堂。课堂教学是我们教书育人的主阵地,学生在校时间大部分是在课堂中度过的,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必要补充。从当前教学现状来看,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也是在课堂,要促进素质教育真正走进课堂,必须要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尊重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自觉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激发和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诱发学生积极思维,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并在学习活动中及时给予指点和引导,使他们学会学习,真正成为学习主体。为此,我要求:在每次上课开始前,用3至5分钟时间,通过轮流办法,每次由一名学生讲故事,并做到:①用自己的语言讲。②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③与上课内容相联系。④具有教育意义。这样做学生积极性很高,他们课外积极查阅资料,认真准备。讲的内容丰富,知识面也很广。教师在关键处起“点石成金”的作用。只有让学生主动发展,人才才会有多样性,如果都是机械被动地发展,那将来都是一个模子。龚自珍说,要“不拘一格降人才”。没有主动发展,就不可能“不拘一格降人才”。 2利用历史教学特点,让学生全面发展 优化教学结构,还要注意教育的全面性。高中历史教学内容涉及面很广,它融知识性、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里有“金字塔之谜”、“十进位、六十进位、十六进位制”等数学知识、有“负荆请罪”、“纸上谈兵”的成语故事等等。教师在精选教学内容,掌握教学目标的同时,还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马拉松长跑由来与当今的奥运会相联系),注意运用模型、幻灯、录像和计算机等教学手段,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实验活动,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譬如讲到货币的知识;“衡”是称质量,是一种质量标准;文字有小篆、隶书和楷书以及介于楷书以及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行书(通过板书字体来比较);“坑儒”和儒家的主张是什么等问题都可以揭示一下。讲匈奴,可联系王昭君的历史故事和杜甫的诗;讲秦“万里长城”时可以同“明长城”比较,通过数字,来说明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象征。素质教育应充分利用教材,在完成教学目标的同时,让学生获得多种多样的知识,使学生的身体,思想和灵魂得到和谐发展。 3教材优势进行思想素质培养 高中阶段是学生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和道德观的关键时期,在历史教学中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形象生动、丰富实在的人生观、世界观、道德品质和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富有实效。譬如讲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的基本结束时,可同我国春秋奴隶制没落比,让同学知道中国比西欧结束奴隶制社会早了近千年,这说明我国是四大文明故国之一,且排列第二位,祖国有悠久的历史,有灿烂的文化。教师要正确认识学生的个性差异,从思想上,行动上接纳兴趣爱好不同、个性心理品质不同的学生,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素质教育。 4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素质教育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是:①规范作用;②组织作用;③传授作用;④管理作用;⑤评价作用;⑥育人作用。在课堂教学传授过程中,对于综合的、难以理解的问题,教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古代史有这么几个问题:原始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是怎样的?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原始社会是理想社会吗?金属工具和原始手工业的出现有什么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说私有制的产生和氏族制度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工具”、“个体化”、“私有制”、“贫富分化”和“阶级”几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的关系。教师可以通过图表的形式讲清楚人类社会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按照各种关系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的总体。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重要标志。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起的主导作用(现在的菜农有的赚钱多有的赚钱少)。生产关系是生产过程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使得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才能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那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了原始平等的互助合作关系,大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消费品。到了牛耕地、铁器和炼钢技术时代,生产力又向前发展了,劳动者生产技术提高了,经验丰富了,使得个体化成为可能,随之私有制产生了,伴随而来的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加剧就出现了阶级。 总之,“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是课堂教学改革的主旋律。要完成这项改革任务,在教师的观念更新的基础上,还要付诸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生的思想、能力共同提高,才能全面达到实施素质教育的目的。 高中历史论文:改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初探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 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 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例如高一世界近现代史下册第一章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 高涨》，包括四节内容，这四节前后联系可看作是一个整体：俄国十月革命、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和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总的世界革命运动的三个组成部分，共同促成世界现代史首次革命高潮 ，这是以俄国十月革命为开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为主导，以被压迫民族为同盟军的 一次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这样讲述，学生就有了一个宏观的认识。再如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时要宏观把握三条 线索：中国人民的屈辱史、抗争史和探索史。那么以后讲任何一节时都可放入一条线索中去，使学生能更清楚 地把握历史。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 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当然，拓宽是适当地，像教材有 关内容的顺延，史料的补充，理论的深化等等，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就 理论的深化来说，因高考越来越把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作为主要内容，而有些理论性问题又使学生感到高深莫 测，无所适从，所以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就应适时地把有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观点向学生进行渗 透，使学生有规可循，心中有数，从而提高思维能力。例如：我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时，引用了赵 尔巽在《清史稿》中的有关论述：“秀全以匹夫倡革命……中国危亡，实兆于此。”让学生思考这一观点。然 后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观点辅导，即：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它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形态更 替的质变过程中，还表现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发展的量变过程中。赵尔巽的观点主要错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历史 作用。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 还要注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我参加过山东省中学历史优质课评选，也听过很多课。有些课各个问 题平均用力，分不清主次，挖掘不出每个标题的内在联系；有些课则解难释疑，详略得当。例如《“工农武装 割据”的形成》一节，重点讲清概念——工农武装割据：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即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紧密结合，并让学生按本书内容内在联系连线： 附图{图} 这样就把其内在联系讲透了。其难点是中国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原因，这就要按的论述，结合 中国当时实际国情，逐条分析讲述，使学生认识更加深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 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 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 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 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 ，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 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 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 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 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 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 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 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 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 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 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 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 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 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 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 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 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 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 ，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 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 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 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 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 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 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 ，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 学美，外在美主要指 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矶、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 、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 应该长期不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 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 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 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 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 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 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例如：在讲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一课后，我是这样 安排的：1.扼要归纳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的方式和危害；2.分别请学生把代表英、俄、德、法、日的虎、 熊、肠、蛙、太阳等符号，插画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示意图”上作为课堂练习；3.再挂出《时局图》烘托出 当时中国的危急局势，激发学生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爱国之情。提出：“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 族危机，怎样才能挽救祖国被人宰割的民族危机呢？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苦苦探索着，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结果怎样？启发学生思考，为讲好后面的新课埋下“伏笔”，这样，有利于学生思维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历史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曾呼吁：“我们要凭借有限 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这是素质教育中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应立足“以本为本” 许多教师都说现在高中历史教学工作难,学生也觉得难学,因为知识点多,理论性比初中更强,但根据笔者的经验,教师教历史,学生学历史,都应立足于课本,而能力的培养、答难质疑亦应立足于课本。教师不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模式,学生如何去学,都应立足于课本。 一、能力的培养应以本为本 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是历史教学的最终目的,其中能力的培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种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掌握历史知识的能力,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运用史料的能力,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等。而这些方面的能力培养都应从课本出发。 1.掌握历史知识,理解认识历史知识的能力。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知识的教学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是高中阶段历史教学能力培养最基本的要求,其层次较低。教师在教学工作中,此类问题尽可能自己少讲,尽量让学生多看书,指导学生自己去掌握这些知识。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图文并茂,条理性强,学生完全有能力自己掌握,教师只要稍加提示即可。值得一提的是,部分教师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把一些课外知识引入课堂,以活跃课堂气氛,这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把握分寸,紧扣教材,切忌夸夸其谈,冲淡主题,否则学生掌握的就只是一些片断,而非系统的历史知识。 2.运用理论观察、分析、评述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评价重大历史问题,它同样应立足于教材。如中国古代史中如何评价武则天的统治。谈到武氏的统治很多人都会看到其残暴的一面,对此,教师切忌大肆渲染,而应结合课本,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根据教材内容可以看出士族是一个腐朽、寄生的阶层,在隋唐时期,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地主兴起,而武则天的统治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庶族地主势力打击士族地主,所以武则天的手段有其进步的一面,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其进步性还应是主要的。另外教材明确指出:“武则天当权半个世纪,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国力不断上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统治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3.运用史料的能力,即史料分析。这方面的能力训练更应立足课本,且重在平时。教学讲解每一节新课时,都涉及史料分析,所不同的是,面对的史料是教材内容。教学中教师应以教材为依据,有针对性地设计相关问题,其难易度可根据学生的情况确定,让学生阅读教材后分析作答,教师最后加以适当总结。这样做,既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利用不同层次的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又能非常有效地培养学生运用史料分析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教材的讲解是经常性的,所以这种能力的培养也是经常性的,久而久之,学生运用分析史料的能力必然有较大提高。如教师在讲述“七七事变”的背景时,可让学生阅读该部分教材的引言。从日方来看包括以下方面:①实现蓄谋已久的吞并中国、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既定方针;②华北事变后,日本积极扩军备战,1936年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的侵略计划;③1937年为摆脱经济危机造成的困难,决定发动战争。同时再指导学生分析中国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同时,教师也可以此为契机,把“七七事变”的背景与“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背景作比较,从而培养学生比较历史问题的能力。 4.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创造性的历史思维其实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现行教材中有许多创造性历史思维的典范可供我们学习,如“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就是光辉的典范。同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不乏此类典范。例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体制改革,它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教材指出:“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中可以看出改革只是生产关系中某些环节的调整,如管理环节、分配环节等,但并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制性质,所以在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农民只享有使用权,城市中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少部分企业资产拍卖转让),因此,我们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这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又如对一国两制的分析,教材指出它是指“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港台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创造性的战略决策。从结果来看,它有利于香港、澳门和平回归,实现了港澳地区的平稳过渡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完成,值得充分肯定。教师在教学中应不断地发掘教材中的此类问题,特别是指导学生自己去发掘此类问题。通过这些范例的学习,培养学生创造性历史思维的能力,真正做到举一反三。 二、答难质疑同样应以本为本 许多师生所涉及的难题,在不少场合下,都未结合教材认真分析,如深入教材加以探讨,这些难题便可迎刃而解。另外,学生掌握的历史信息主要来自课本,理论素养又不够,所以教师在答难质疑时应尽量以本为据,这样更能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性认识,同时还能起到培养学生分析教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作用。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乃至出现短暂的春天,分析其根本原因,许多人都认为应该是欧洲列强暂时放松对华的经济侵略。仔细分析教材就会发现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该节教材第一段就指出辛亥革命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实业等措施,使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民国初年出现各种实业团体形成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新热潮。由此不难看出,民族工业短暂的春天实际上在民国初年就已经开始了;其次,教材第三段明确指出:“欧洲列强暂时对华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商品和资本都有所减少,这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很显然,外部条件不足是构成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课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具有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只有立足于课本才能使一些看似困难的问题迎刃而解,才能使高中历史教学工作稳步快速地向前发展。 高中历史论文:师资素质下高中历史论文 1.培养专业素质发展意识 教师要想提升自身的专业素质,首先得有发展意识,同时还要具备主动学习的精神。高中历史教师在发展专业素质时,要认识到发展的意识是进步的内在动力,不仅可以促使自我专业素质的提高,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自身在专业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2.提高专业知识 提高教师专业知识首先要重温大学专业课程,包括经济学、民族史、文化史、军事史等内容,以达到深化专业基础知识的目的。 3.提高教学技能素质 教学技能是教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特别是实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师教学技能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提高教师教学技能素质,首先要形成良好的备课习惯,因为备好课是上好课的重要保障,也是教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具体表现。其次,在课堂中高中历史教师还要熟练掌握依据不同教学内容施以不同教授方法,具体包括:启示性的讲授法、交流性的探讨法以及寓教于乐的情感教学法等,以便从总体上来提高历史教学质量。最后,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结合现代化教学手段,如多媒体、史实视频、教学辅助工具等,让课堂更加生动,学生更易理解。 4.升华专业精神 (1)教师应通过自我调节的方式消除职业倦怠感,坚定自己的最初理想,拓宽专业知识面并提升专业化水平。 (2)在现代化的基础上培养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塑造学生人格和发展学生个性,以学生和自身的终身教育为教学目标。 5.重视继续教育 继续教育是教师提高自身专业知识水平、教学能力以及教研能力非常有效的一种学习手段,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的稳固和更新、高等教育中所学专业知识与高中教学实际需要掌握的衔接、丰富的教学理论和具体实践中的技能技巧等。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应注重对在职教师的继续教育培训,可通过定期组织他们专业更新知识的学习和教学技能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自身水平和教学技能;或者组织课程教学比赛激发教师进行相关培训和学习的动力。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高中历史教师应以历史学科为切入点,从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层面来探求促进师资素质发展的策略,通过培养自身专业发展意识、提高专业知识和相关的教学技能等方式,来改善当前新课改与师资力量之间的矛盾,促进高中历史教师在师资素质方面的提升。只有在充足的教学实践和不断的自我学习中逐步提高,高中历史教师才能适应新课改标准下的历史教育需要,成为有科学的教育思想、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符合时展的教育者。 高中历史论文:谈高中历史课堂模式教学 内容摘要:教学模式的把握,不仅要知道其结构方式和运行程序,能够“照着做”;而且要掌握其蕴含的教学思想或意向,能充分实现其教学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各教学要素变换或创造出更合适的新教学模式。本着这一指导思想,本文拟对我国当前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最常见的几种教学模式进行一定的总结和概括,并逐一展开教学示例,以此使人们对现行的历史教学模式有一全面的认识和评价,为建构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教学模式提供一定的素材。 关键词:历史 教学 模式 我国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最常见的教学模式,主要有三种:“讲谈——接受式”、“自觉——辅导式 ”和“参与——活动式”。 一、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是在改革传统历史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 传统历史教学模式是50年代初我国历史教育工作者以苏联的教学模式为基础,融合我国的一些传统的教育思想的方式而成的,以“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新课——布置家庭作业”五个环节为结构程序。它的优点是方便了人们对历史教学活动过程的准确把握,有利于历史知识的系统传授,对历史教学实践的指导也更为明确具体。 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传统的历史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在巩固了教师系统地讲述历史知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采用师生谈话的方式展开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注意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教学过程,自主积极地接受历史知识,教学双方形成了双向的反馈交流,这一改革后的模式,从其特征上看,可称为“讲谈——接受式”。 讲谈——接受式教学模式,以讲述法和谈话法为主要教学方法,同时采用指导阅读、看图、图示、讨论等法,属于接受学习的教学范畴。由于它方便易行,又能起到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作用,并可采用多种变式,因而是目前使用得最为普遍的一种教学模式,尤其适用于初中的历史教学。 二、自学——辅导式 自学——辅导式,又称导学式。它是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自学,和教师有的放矢、相机点拨的辅导,使自学和辅导在教学活动中有效地配合的一种教学模式。 错综复杂的教学过程,从理论上可以作这样的剖析:以教师为主体,作用于教材、学生等客体,构成了教的过程;以学生为主体,作用于教材、教师等客体,构成了学的过程;教师、学生均具有主客体双重角色的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其职业的特点和年龄、智力及知识水平的优势,理应发挥主导学生学习的作用,即主导作用,主要用于对学生的指导、点拨和引渡上;同理,学生的学习活动也理应接受教师的主导。然而,学习活动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一切都有赖于学习主体主动积极地去吸收和消化知识,并构建为自己特有的认知结构。“从宏观上看,人的健康成长过程也必然是受动性递减,主动性递增,直至完全能把握自己,达到‘ 自由王国’的过程,故学生的主动性必须受到重视和珍重。”这样,教的主导性和学的主动性的契合,就构成了“自学——辅导式”的主旋律。显然,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论是支撑该模式的主要理论依据。 自学——辅导式在功能目标上突出强调了学生自学课本知识的能力和习惯的培养,它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提高有明显的效果,能够保证教学的质量。但是,这一模式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基础和一定的历史思维能力和自学能力,因此,它比较适合于高中的历史教学。此外,它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它要求教师不仅要提出有利于启发学生思考,有利于掌握知识和发展能力的问题,而且要善于概括知识的结构,熟谙知识之间的联系,并能作出精要的表达;还要有较强的组织课堂教学的能力,要善于和学生交流,并作耐心的辅导。 三、参与——活动式 参与——活动式是近年来出现的较为新颖、同时也是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学主张。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教学要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相信学生。教师扮演的角色不是学生的导师、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学生的朋友、学习知识的顾问。教师的任务是创造促进学生学习的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发挥独立性与创造性,鼓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 这一模式强调师生的,共同参与和活动。所谓参与,一是指教师和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共同讨论,共同解决问题;二是指师生共同参与包含了教学活动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所谓活动,则是指学生的主动活动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自己找资料,定课题,做实验,搞制作,既动脑又动手。它既表现于课堂教学,更表现于课外活动。 历史课外活动的推行,特别是历史“活动课”课型的确立,以及历史情景教学法和情感教学法的实验,为该模式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及推广创造了条件。 参与——活动式特别适合于地方史和有关专题史的教学。它对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教学效果明显,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实施中学历史素质教育的较好的教学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运用要求较高,它不仅要有恰当的教学内容,明确的主题思想,还要有教师的精心组织和指导,最好与校、团、队的活动结合起来,并选择恰当的教学时机进行。 此外,在当前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发现教学模式、范例教学模式和目标教学模式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试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中历史论文:对于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几点思考 摘要:在新课程改革的标准下,如何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效率,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值得深思的问题。只有当教师深入领会新课程标准和理念,把握住高中历史新课程的要求和特点,将新课改理念融入到历史课堂教学中去,积极探索高中历史教学的新策略,以适应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 关键词:高中历史 课堂教学 课程改革 高中历史教学,是在具体历史课程实施目标的基础上,通过最优的教学设计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师生和谐共处友好发展的教学活动。在新课程改革标准的要求下,需要知识与能力并重、过程和方法齐行、态度和情感端正,全面反思和改革我们的高中历史教学。只有当学生带着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学习观去学习历史,才能真正体现历史教学的价值。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在一节历史课上,我们都要追求最高的教学效率,但是我们的课堂不可避免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据目前的历史教学实践来看,很多教师的教学效果是高耗低效,这些主要体现在: 1.准备不充分的课堂引导 过去式是历史学科的一大重要特点,正因为过去的不可再现,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给学生展现当时的历史情境,尽可能完整的历史画面。所以,在课堂引导方面,往往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没法在开头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导致教学效果的不理想。如果每一次上课都是同样的开场,没有悬念和趣味性,久而久之,必然造成学生的厌学情绪,慢慢失去学习的信心。 2.课堂教学教师引导不力 尽管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逐步发挥自主学习的作用,加强合作式和开放式学习的推进,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教师对学生的组织引导不力,致使学生在课堂历史教学中出现学习的困难。因为学生暂时还没有有效的自主学习习惯,又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有效通过网络或图书馆资料来实现信息搜索。所以信息相对闭塞的学生迫切需要得到教师更多的指导和牵引。 3.无实质效果的课堂提问 学习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解决问题。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引导学生提出有效的问题,并且把握提问的角度和方式,一步一步将学生引入深处。 二、以课堂讨论为中心的历史课堂教学 针对历史新课程下倡导的探究式多样化学习方式,把科学探究和自主学习带到历史课堂教学中来,是一个新的突破点。通过课堂讨论探究的方式来开拓学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是我们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尝试的方法。 1.充分准备,搞好历史课堂讨论 充分的准备来自于教师和学生的双重准备,只有课堂的主体双方做好充分准备,才能取得历史课堂教学的成功。所以,教师需要提前告知学术讨论的主题,并对学生提出相应的要求和目标,让他们及早做好准备,及时参阅资料,以备课题所需。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10人一组的分组方式,每组拟选2-4个发言人,通过代表表达小组观点。也要让每个人都做好发言的准备,根据所定论题精心准备,奠定课堂讨论的基础。 2.精心命题,保证课堂讨论前提 命题是课堂教学的前提,需要围绕知识概念的把握和学生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历史教学的命题尽量以重要历史现象、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为依托,密切结合目前时事前沿的关键热点话题。在命题过程中,要注意命题的一些细节问题。首先是综合性的命题,要通过命题帮助学生疏通教材各个章节之间的关系,以完成知识的衔接,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其次是要把握历史命题的联系。这里着重指历史学科与语文、政治、地理等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更进一步延伸到与现实生活中相关知识的联系,为学生的创新发展作铺垫。比如从的三年困难时期,联系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更进一步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让学生在实际与历史的借鉴中了悟历史发展的趋势,正确认识当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最后要把握多维度的命题,让学生从纷繁芜杂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多角度的比较和反思,去发现其中的规律,逐步培养自主的创造性思维。 3.主体主导,准确定位高效课堂。 在真正实施历史课堂教学的时候,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是引导者和组织者,要及时打破沉默的局面,适时引导学生发言;当出现激烈争论,要适当引导,使讨论向深层发展,紧扣命题。在课堂讨论过程中,教师应当鼓励学生勇敢地对历史提出质疑,积极探索前人没有深入的领地,才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作为历史教师,面对学生做出的任何探索,无论有何不妥或是不成熟的想法,都要肯定其思维的新异性,帮助分析不足,走出误区,完成课堂教学质的飞跃。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打造出高效的历史课堂。 4.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方法 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显示出强大的信息功能,为历史课堂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在课堂中展现出了新的情景。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运用文字、图像、声音来刺激学生和调动学生多种器官,以多种方式和[是专门提供论文和论文的网站,]不同表现手法对教学内容进行加工,生动、有趣地将教学内容展现于学生面前,让学生充分认识历史现象及其规律以。同时,利用多媒体技术制作的课件可以加大传输信息量和信息传输的质量,实现课堂的优化组合。实践证明,扬弃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使之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后,课堂教学的容量、教学的直观性、教学手段的灵活多变性等得到了有益的提升,生动活泼的课堂使得学生的学习过程春意盎然。如讲述有关革命、战争等内容时,放映一些相应的影视资料,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5.指导学生开展研究性、探究性学习 在历史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教师改变教育观念至关重要。把研究性学习引入历史课堂可以调动和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历史的爱好,把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同时也加强了师生间的交流,推动了师生的相互合作学习和研究,良好地体现了教学民主化的思想。我国的传统教育过多地注重了接受式学习,忽略了探究性学习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使探究性学习如观察、实践、调查、试验在教学中 处于被忽略的地位。针对这一状况,当前历史新课改的一个重点是通过对教学目标、内容、途径和方法的调整,帮助学生改变原有的单纯接受式的学习方式,在开展有效的接受学习的同时,形成一种对知识进行主动探求,并重视实际问题解决的主动的学习方式。 总而言之,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以上所谈仅仅是本人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一些尝试,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给教育者提出了更多更高更新的课题,因此,如何上好一门课,有待于今后永无止境地探索,逐步充实完善,这样才能真正地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高中历史论文:史学研究新成果要融入高中历史教学 史学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是工作性质和任务全然不同的两个领域。前者是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重在探索和发现;后者是对中学生进行普及性的历史教育,重在教育和育人。但由于两者都离不开历史,必然会产生相关性:史学研究是历史教学的基础,历史教学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利用和推广史学研究成果的过程。作为中学历史教学最主要依据的教材,其生命力在于不断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以保证其内容的科学性和时代性。下面以人教社《中国近现代史》上册为例,从四个方面来谈谈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吸纳史学研究的新成果。 一、吸收新成果,纠正教材中过时的或片面的观点 由于受篇幅的限制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高中历史教材虽经多次修订,但始终无法跟上学术发展的步伐,在许多历史问题上依然停留在陈旧、过时或片面的观点上。比如,在阐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教材沿袭了一种传统的说法,称: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毕竟,思想观念的布新远比政治上的除旧艰难得多,攻克传统意识的文化堡垒远比攻克军事堡垒复杂得多。虽然武昌起义一夜成功,清王朝似大厦将倾,各省先后易帜,但是,与民主共和观念对抗的封建专制思想绵延千载,盘根错节,流毒深广。它通过古典律法的实施,儒家经典的传播,传统意识的灌输以及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不仅渗透到统治阶级的脑海中,而且也浸润了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败亡,通常被论者当作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佐证。但是,这两次短命闹剧的匆匆收场,与其说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倒不如归功于部分接受民主共和观念的政治精英奋起抗争。如果认定辛亥革命就已经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那么和新文化运动举起的民主与科学旗帜岂非是无的放矢?因此,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述可以修正为:“辛亥革命首倡民主共和。从此,民主共和观念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渐深入人心。” 这种修正并不损害辛亥革命的光辉彪炳史册,因为首倡民主共和也是极其伟大光荣的。 二、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 当代史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研究视野的开拓和研究视角的转换。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重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诸多问题,沿着科学和宏观方向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以至有的研究者提出,对现代化的探讨已日益成为“显学”。但是,当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教学,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仍然是一种“革命史范式”,与高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严重脱节。由此可见,中学历史教与学都应该关注现代化研究,吸收现代化研究的成果,充实和更新教学内容,运用现代化范式改进教与学。比如,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容忽视的人物,评价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参与过签订《马关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政治、外交活动,按革命史范式提供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他是刽子手和卖国贼。但李鸿章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作为洋务派的中坚,他的活动又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发展。按现代化范式提供的标准来评价,他又在1870~189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事业中充当了“主角”。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总理衙门的设置、辛酉政变、洋务运动等等,都可以引导学生从现代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得出新的认识。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突破传统历史教学中的思维定势,而且促使学生从新的视角发现教材内容所包含的新因素,有利于创新精神的培养。 三、吸收新成果,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 长期以来,高中历史教学只向学生介绍史学界认识基本一致的观点,基本上不涉及学术之争,理由是避免引起学生的思想混乱。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与现代教育观念格格不入,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十分不利。心理学研究表明,高中生思维品质中的独创性和批判性明显增长,他们不满足于书本上或教师提供的现成的结论,喜欢质疑、辩驳、争论和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新教材虽然以“脚注”的形式对史学界在重大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作了介绍、但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一例,力度明显不足。因此,教师可视情况增加一些教材未涉及的学术争鸣。比如,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新教材采用的是这样的观点,即“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在国外和我国台湾史学界却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在欧美和日本有“非革命论”与“排满革命论”,在台湾有“全民革命论”。如果在教学中向学生作适当的介绍,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而且也利于激发学生学史的兴趣。当然,如果学生基础较好,可引导学生变换角色进行虚拟争鸣。实践证明,适当引导学生涉足史学争鸣,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启迪学生的求异思维,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探究式教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模拟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不是要把少数学生培养成为科学精英,而是要使所有学生都成为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通过探究教学使学生能动地获取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探究能力。在一些发达国家,探究式教学早已成为学校教学活动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非常强调在学科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教育部颁发的新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指出:“高中历史教学要注意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习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基本方法,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也强调,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培养主动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教学是推进素质教育的主渠道,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发展水平。因此,要实施素质教育,确保课程教材改革顺利进行,就必须改变广大教师习以为常的课堂教学方式,通过探究式课堂教学活动等途径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实践机会,使学生逐渐形成主动参与、探究发现和交流合作的学习方式,让课堂教学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二、实践与思考 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开展还刚刚起步,许多问题尚需深入探讨。近年来,笔者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积极倡导探究式教学,积极探索有效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的方法和途径,对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的基本操作模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形成了“质疑──思疑──解疑”反复循环的操作程序。 1.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自主质疑。 质疑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之一,质疑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过程,而问题的发现和提出是创造的起跑线。探究教学是以解决问题的形式出现的,有意义的探究教学必须把学生要学习的内容巧妙地转化为新颖的问题情境,以激发学生认识的冲动性和思维的活跃性。学生也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着手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所以,质疑是开展探究教学的第一步。 高中学生的认知和情感水平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思维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比较强。根据这一特点,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选择教学材料,创设新颖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质疑探究的欲望,鼓励学生对学习材料进行自主质疑,对历史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引导学生寻求新的发现,获得新的认识。 如关于的性质,笔者在教学中跳出教材观点的束缚,设置新的问题情境“有人认为是一次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此你有何看法?”新的问题激发了学生新的探究兴趣,引发了同学们对性质的热烈讨论。为使学生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学完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我们设计了这样的问题:“有人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确立君主立宪制而结束,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保守性,请谈谈你的看法”。问题提出后,同学们围绕如何评价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到底是什么等问题积极思考,踊跃发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又比如对拿破仑的评价问题,教学中先投映出恩格斯和列宁评价拿破仑的两段话(恩格斯认为拿破仑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而列宁认为拿破仑战争最终变成了帝国主义战争),激化学生的认知矛盾,使学生的思维活跃起来,进而引导学生探讨恩格斯为什么肯定拿破仑而列宁为什么否定拿破仑,正确认识拿破仑战争的双重性,掌握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方法。高中历史教材中可质疑设问的内容很多,教师在教学中经常巧妙地将这些内容转化为新的问题学习情景,引导学生对学习材料质疑问难,帮助学生形成强烈的问题意识,频频撞击学生的创新思维意识阀,不断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从而逐渐养成自主质疑的思维品质,最终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2.营造融洽的探究氛围,鼓励学生自由思疑。 探究氛围是指探究式课堂教学中师生的情感情绪状态,融洽的课堂氛围是开展探究教学的重要条件,因为只有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里,学生才能进行自主探索和自由创造。在探究式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放手让学生开展自我思考、自由探究的活动,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和自尊心,重视学生的不同见解,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创新求异,使学生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全过程,通过自身的主体探索和体验来逐渐形成勇于探究、敢于实践的个性品质和独立探究的能力。 学生发现和提出问题以后,老师千万不要马上向学生奉送所谓的真理,教师不仅要答疑解难,而且要引导、鼓励学生充分展开想象的翅膀,积极生动地思考问题,让学生自己自由驰骋在探究学习的广阔时空之中。如上述对一些问题的质疑,由于教师营造了和谐宽松的探究氛围,学生在讨论中灵感飞现,新意迭出。有学生认真思考后大胆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也不是失败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是一场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性质类似于早期欧洲封建国家的改革运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有的学生认为实际上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是帝党和后党之争,维新派只是帝党向后党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当然,这些看法不一定科学,但这种多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品质确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学生是一个蕴藏着巨大潜能的教学资源宝库,只要我们充分相信学生,高度尊重学生,放手解放学生,我们的课堂就会充满生命的活力。 3.开展多彩的课堂讨论,引导学生合作解疑。 学会合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四大教育支柱之一,合作学习也是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所倡导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的研究表明,合作 能有效调动所有参与者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激发高度的求异思维,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建议,其中特别强调开展课堂讨论和社会调查,而讨论和调查都是需要通过合作才能顺利进行的探究性学习问题。因此,探究式课堂教学应把课堂讨论作为教学常态,以合作学习为主要形式,引导学生利用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达到合作解疑的目的。 探究式课堂讨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探究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教学中既可通过对教学内容重难点的善疑巧问、浅处探问、明知故问、无中生有等,组织学生进行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如讨论的性质、洋务运动的作用等;也应结合学生经验和生活实际,对重要的历史问题进行专场课堂讨论或辩论,如组织“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何正确评价历史人物”、“改革开放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思想解放潮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课堂讨论会,使学生在争辩讨论中明事理、出新意,并养成竞争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学实践表明,限时性课堂小组讨论是探究式课堂讨论的主要形式,教学中几乎每堂课都可以开展类似的讨论,教师应根据教学目标巧设讨论主题,力求每次讨论都有精彩的内容和独到的思考。在组织讨论的过程中,教师要指导学生掌握基本的讨论方法和技巧,引导学生学会倾听和表达,学会在讨论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解疑,在解疑中与他人共同分享成功的快乐;在讨论之后,要指导学生学会反思,总结得失,提出新的问题,开展新的探究。开展专题性课堂讨论一定要精心选题周密安排。在开展讨论之前,教师还要指导学生充分利用校内外的学习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互联网、历史遗址遗迹和文物等,主要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搜集整理相关的资料,拟定讨论方案和发言提纲,做好课堂讨论的准备。同时,开展探究式课堂教学特别是探究性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活动,教师还应引导学全向社会各界人士请教,在实际生活中学会交往与合作,使合作从一种学习方式扩展成为学生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使学生在探究性历史学习中既学习知识,提高能力,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从而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一体的新课程改革目标。 总之,教学方式的转变是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重要前提。高中历史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质疑──思疑──解疑”旨在通过转变教师的课堂教学方式,最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发展学生的个性,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应该说,这一探索还很不成熟,许多方面尚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里权当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广大教师的深入探讨。 高中历史论文:走进高中历史教学现场主题一关注"教学设计" 所谓“教学设计”就是“运用系统方法分析教学问题和确定教学目标,建立解决教学问题的策略方案、试行解决方案、评价试行结果和对方案进行修改的过程”。它是我们新课程由理念层面转化为课堂实践层面的重要桥梁。在很大程度上,课堂教学设计决定着课堂教学行为。即:有什么样的教学设计,就往往会有什么样的教学表现。因此,新课程的“三维目标”若想真正得以全面落实,就必须从“教学设计”入手。 一般来讲,“教学设计”应当包括教学任务及对象、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过程和教学评级等基本要素。这里必须明确,我们不能把教学设计仅仅定位于解决知识如何讲授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强调“对学习环境的创设、学习情感的培养、学习方式的指导和学习技术(策略)的关注。”即“教学设计从关注学生需要学习什么,为什么学、怎么样去学出发,来考虑教师教什么,为什么教,怎么样去教,直至学生学得怎么样,考察和评价教学行为等方面”。具体来讲,一个完整的教学设计通常应包括课前分析、实施过程和课后反思等三个基本环节。 一是课前分析。它包括:1教材分析:包括课标的要求,每课教学内容在整个模块中的地位、特点和作用;高中教材内容与初中教材内容的关联等。2是分析学情:包括学生已有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状况;学生学习需求和学习行为等。3确定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方法培养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4确定教学重点和教学难点.5确定教学实施的基本策略:包括教师如何教学生和学生如何学两方面的实施策略的选择。6设计教学环境和教学用具等。 二是实施过程。指对教学过程与策略方法的设计,即解决目标实现的途径问题。它包括:1设计问题的展开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的情境。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即如何进入问题情境的,2设计问题的解决方式,如探究的、体验的。。。3预设教师和学生在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活动,以利于调整。4设计和准备相关的材料和使用方式。5设计鼓励和引导学生的方式方法等。 三是课后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教学设计方案和教学实施效果,及时作出自我评价;二是根据教学实际,对教学设计方案进行必要及时的修订等。 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的根本性追求是为学生的生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和不断超越而奠基,期望他们能够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因此,作为教学设计,就不能在仅仅是考虑如何实现教材知识的简单授受,而更应该强调的是教师对课程标准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对教材内容的有机整合与开发以及对教学实施策略的创造性、自主性的选择与设计。就教学实施层面来看,新课程的上述基本理念所带来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实现要求,就是直接指向了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两个主体的真正解放。 从教师教学设计的角度而言,课程实施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的新理念要求,都应当通过教师富于创造性的教学实践活动才能得到落实。同时,根据新课程标准编制的的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以单元主题的形式呈现教学内容的,拥有比较广阔的延展空间,这也为教师教学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可能。鉴于普通高中新课程设计的立足点已不再是仅仅着眼于学科知识本位价值,而是一切以促进学生生命整体素质的发展为本的宗旨上来。教师一切教的行为设计,都必须真正服务于学生的学这个立足点。概言之,即因学定教。其中,如何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问题,应是我们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必须要首先加以关注的。 从学生学习方式转变的角度而言,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了其设计和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尝到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参与性的新理念。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的教学设计就必须要树立暂新的设计理念,即一定要真正以学习者为中心,切实遵循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内在规律,突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以学习者的学为教学设计的出发点,以学生的发展作为教学设计的落脚点。换言之,我们觉得以下两点至为重要: 一是要务必强调对学生状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学习者对实现某项学习目标已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了解和掌握程度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是教学实施成败的关键。因此,要搞好教学设计,就必须首先重视分析学生的一般特征,注重学生认知结构的特点,了解学生的学习风格和准备情况等,以便为j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教学目标的确定、教学活动的安排和教学策略的采用等提供科学的依据。如果我们不能考虑学生的水平和能力,而只是单纯地根据教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那是不可能指望获得很好的效果的。 二是要立足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学生能否发展,学生能否主动发展,学生能否全面发展,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终极追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设计必须是真正站在学生学习的立场上来确定教学目标,选择学习策略,应用教学技术和描绘教学过程的。学习目标不应该是我们强加给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不应该是我们主观上想当然来设定的,学习评价不应是由教师单方面来武断裁决的。这一切都应当是在充分研究和了解学生的基础上,从学生的实际发展需要出发而形成的。即,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应该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教学过程的操作应该是动态发展的,是预设与生成相统一的,而不应该是完全按照教师预定的流程而机械完成的。此外,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作为教师不仅要有学习方法和思路的引导,更应当要有对其学习情感的唤醒和调动以及对有助于促进和激励学生良性发展的学习环境的营造。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普通高中新课程在结构上与以往相比,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采取了学习领域+科目+模块的方式,架构起了整个课程体系的框架。即,模块课程取代了过去的线性课程。其中,这里所说的模块,是为了实现明确的教育目标,围绕着某一特定主题,通过整合入学生经验和相关内容而设计的相对完整、独立的学习单元。在新课程方案中,模块是构成科目的基本单位。与我国传统课程相比,模块课程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1综合性。与传统课程中的单元结构相比,模块具有更强的综合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哟模块都以以一个特定的主题为核心,模块中样,学生在模块课程的学习中所获得就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和单一的技能,而是一种在主题统摄之下的结构化的知识。 2相对的独立性。即模块都是以科目内相对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并结合学生经验和社会现实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学习单元。每个模块都有其明确的教育目标和特定的主题内容。模块和模块内容之间虽有一定的学科内容上的逻辑联系,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很密切,并不一定都具有必然的序列递进关系,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每一个模块都可以与其他模块、其他学科发生多种可能的关联,从而使统一的课程体系呈现出动态性及多样化。 3灵活性。传统的高中课程往往以单元的方式来设计,单元与单元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线性关系,学习必须要个按照知识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灵活性较差。而新课程所采用的模块方式,由于不同的模块均有着不同的主题,模块之间相对独立,这样,在呈现并列关系的模块中,就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以及教师的实际情况,来灵活选择并决定从哪一模块首先开始教学,甚至若有必要,也可以在模块之间进行跳跃性选择。可见,模块教学使教学组织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 4开放性。模块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原有的课程内容组织的线性的梯装序列,而是课程内容得以用多开端、多系列、多层级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纵横沟通及相互关联,这就打破了传统课程相对封闭的弊端,它一方面对教师与学生的经验融入课程,沟通科学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及时进入课程,实现模块主题的不断更新而提供了前提。 高中历史论文: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焕发新的色彩 摘 要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教师要熟练地驾驭教材,严谨的课堂结构,优美的课堂语言,画龙点睛的小结。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教会学生无限的历史思想方法和历史以外的各种东西。 关键词 熟练地驾驭教材 严谨的课堂结构 优美的课堂语言 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是教师传授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的双向交流过程。教师要在有限的45分钟内,讲“活”历史,做到举重以明轻,难度大的问题能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增大学生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知识的密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我们历史教师应该认真探索的教改课题。如何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下面试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 和思考,谈几点体会 。 一、熟练地驾驭教材 首先要宏观把握教材。备课时,把每节课都放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去,居高临下地讲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读教材,掌握历史阶段特征。 其次是微观拓宽教材。中学历史教科书曾被一些史界同仁形象地称为“压缩饼干”。因此,我们在使用教材时,对一些内容必须进行必要的充实和具体化,使之生动形象和更易理解。这对提高学生的读史兴趣、激发学生的情感是很有好处的。 再次,深化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节课一般涉及几个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课时不但要突出重点、难点,还要注 意深化各个标题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严谨的课堂结构 严谨的课堂结构这是上好一节课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一点,使学生学活历史,我认为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课堂气氛“严”与“活”的关系 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课堂气氛控制能力。良好的课堂气氛应该是既严肃又活跃。做到严中有活,活中有严;严而不死,活而不乱。“严”表现在:课堂纪律要严;教师传授知识应当注重准确性,做到史实准确、观点正确,褒贬分明,不可随随便便、信口开河;学生回答问题时,教师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对正确答案要予以肯定,对错误的答案要及时纠正。“活”表现在:教师要有亲切的面容,和蔼的态度;穿插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史料、历史小故事,讲述要耐人寻味;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史实的叙述要有层次感,做到深入浅出,生动有趣,既有惊涛骇浪的叙述,更有涓涓细流的描绘。 (二)培养能力与思想教育、传授知识的关系 有人说教给学生的知识等于教给他们“加法”,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教给他们“乘法”,在历史教学中不仅要教给学生历史史实,更重要是培养他们在掌握历史史实的基础上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比较、概括、归纳、评价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在设计课堂教学时,注意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优化课堂提问,如投石激澜、巧设障碍、扩充延伸、诱导争论、变换角度等等,启导学生思维的深刻性、培养思维的独立性、拓展思维的广阔性、激发思维的批判性、训练思维的灵活性。将学生的思维意向纳入课堂教学的轨道,与教师的思维同步。例如:讲述完德意志的统一后,可如下设问:“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英、法、美、俄、日、德等国分别具有哪些特点?你从中可得到哪些启示?”这样,不仅保持了学生的思维热点,有助于学生联系性思维,而且也拓宽了学生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必定要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理解的空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三)教学过程中“疑”与“释”的关系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学过程中,教师正确处理“疑”与“释”的关系,这也是提高学生思维能力的途径。上课时,可多用一些设问句、反问句来设疑,让学生的思维处于活跃状态,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如: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时,我不是简单地将要点和盘托出,而是提供四则材料,在学生阅读、思考的基础上加以点拨提示。当然设计问题要有启发性和深刻性,不宜过难,也不能过易;不应停留在要求学生用“是”、“不是”来回答上,也不应高不可攀,无从下手,而是难易适度,“跳一跳就能摘得到。”设疑的目的在于释疑。释疑的方法多种多样,如教师讲授法、学生思考法、师生讨论法等等。教师应视问题的难易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若是概念性、知识性的问题由教师直接解答,如:“什么是五色旗?”、“沙文主义是指什么?”;分析理解型的题则应引导学生回答,如:“为什么一定要发动内战?”教师可引导学生分析的阶级属性,然后剖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及国际形势,从而得出正确结论。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过:“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最有价值的本钱。”所以教师要把握一个原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三、优美的课堂语言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教学的实际效果。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珂所说的:“同样的教学方法,因为语言不同,效果就可能相差二十倍。”因此,教师必须追求教学语言的艺术美。要让学生喜欢你的课,你一进教室,学生就兴奋,就会觉得听你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这确实是一种高超的教学艺术。而这种高超的教学艺术则来自教师渊博的知识和对专业课的精深理解和熟练把握,来自教师的禀赋和气质。例如:“亚洲的革命风暴”与“亚洲的觉醒”的时间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学生容易记错,我简练地用“革命风暴刮起后把沉睡的亚洲人吹醒了”,一句话学生很快就记住了,并且记得很牢。 教学艺术的美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内在美主要是教师所讲授的教学内容富有科学美,外在美主要指教学表达的形式美。如“字字珠玑、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美;层次清晰、简洁明了的板书、板图美;有张有弛、劳逸结合的教学节奏美;起伏有致、疏密相间的课堂结构美;启发诱导、虚实相生的教学方法美等等。我们应该长期不 懈地去努力、去探索达到上述完美境界的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实现质的飞跃。 四、画龙点睛的小结 课堂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复习小结。一节课的小结应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复习归纳本节所讲核心内容,突出重点、难点,并找出便于学生记忆的方法。如讲完第二次世界大战经过时,可归纳为五个战场、四次会议、三次转折性战役、三个法西斯国家投降。使学生不仅记忆牢固,而且知道本节的关键所在,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二是留下悬念,激发学生反思的余波。一节课的结束不能认为是思维发展过程的完成,恰恰相反,应该是思维进入更高层次循环的开始。因此,在小结中,我经常用悬而未决的问题,创设新的情境,给课后学习布下疑阵,以诱发学生渴望知识结论的愿望。 课堂教学最后还应注意目标反馈讲练落实,让学生动手动脑,通过练习强化记忆。 教学是一种艰苦的创造性 劳动,教师应在严谨课堂结构、创设问题情境、开发学生智力和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等方面狠下功夫,努力提高教师自身素质。让我们要凭借有限的四十五分钟、有限的历史内容让历史课堂焕发新的色彩。是我们中学历史教学奋斗的目标。 高中历史论文: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 从“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一句话中,我们不难理解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传统的历史教学倾向于背记历史知识,更多的,我们学会去应该思考历史。因此,我们开展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学不能简单地让学生背诵课本内容,而是要引导学生思考历史事件,从而让学生对学习历史的意义有更深的了解,同时从学习历史中明白道理。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素质教育的问题。素质教育是新课程改革下,所提倡的理念之一。 一、历史教学中的素质教育内容 历史是一门很综合的人文社会学科,对人成长过程影响很大,是人的全面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实践素质教育,主要从文化素质,心理素质、道德素质等几个方面去加以培育,把学生培育成文化知识丰富、人文素养较高的人才。 首先,关于人文素质的培育。人文素质首先表现在对历史知识的掌握上,所以要加强素质教育,就必须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历史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人文化素质的窗口,是综合实力的标志之一。因此,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应该要找出好的方法,让学生充分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有明确的“时间”线索的了解。能够对基本知识点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理解,并能把历史与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分析问题。历史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运用历史中获得的历史意识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培养正确的社会认识,培养对历史知识的应用能力。即所谓“鉴往知来”、“以史为鉴”。这一点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新课改的要求。 其二,关于道德素质的培育。道德素质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历史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思想政治素质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国情教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振兴中华的教育等。历史教材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人量的材料。尤其是,今天的学生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爱国主义日益隐性化,这需要我们在教育过程中加以引导和培育,而历史教学中渗透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合适的。通过学习历史,知道我国古代有很多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骄傲的科学文化成果、如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等,可以帮助学生树立民族自豪感。通过历史上与外敌的抗争等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爱国热情。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 其三,关于心理素质的培育。心理素质包括广泛的兴趣、积极的情趣、奋发的进取心、健康的个性等。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学习的原动力。在历史教学中要尽量针对每个学生的具体个性,因材施教,培养其奋发的进取心和健康的个性心理。例如,生活坎坷、学习困难的学生,对历史上苦学成名的人物就容易产生“亲近情缘”,有认同感乃至热爱,从而对这类历史人物做出较高的评价。女同学对武则天、秋瑾的事迹记得牢,评价也相对高些等等。把历史人物和重要励志事件等结合班级里的学生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培养他们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心理素质,从而为学生全面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历史教学中素质教育的方法 素质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一节课,一个问题,都必须时刻贯彻素质教育的思想,认真备课,找出素质教育的切入点,发散式思维教学,帮助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索:①教师必须加强自我素质的修养和提升,转变观念,不搞应试教育,而要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基本依据,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教师是社会发展的先驱,担负着培养未来社会接班人的使命,教师必须自觉地跟上新课程改革的步伐,走在时代的前列,在自己的教育教学活动中,适应未来的变化并不断地创造未来,这是新课程改革对我们教师的要求,是中国实施素质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是教师实现生命价值的需要。②教学过程中适时增添史料,适当用央视“百家讲坛”式的解读,增强趣味性,丰富课堂,把学生“拉”入教学中,并且鼓励和引导学生发生思维。③尽量避免用死记硬背的方式去要求学生,而是充分构建民主化教学氛围,让学生参与历史事件的讨论,从而在讨论中学习知识,达到理解记忆的目的。④对可以提高学生素质的知识点上一定要深度挖掘,比如历史典故,历史名人等方面。⑤改进、更新教学手段和技术。素质教育迫切要求我们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改进和更新课堂教学手段,充分利用影视、电脑等先进的电化教学手段和技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增强历史教学内容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进一步促进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发展。 总之,素质教育是一个多方面、多视角的教育,需要我们同行不断探索。当然,素质教育的受众是学生,但最关键的是教师,因此,教师的素质十分重要。希望我们的每一位教师同仁都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用自己的理念、智慧去帮助学生打开启蒙之门。 高中历史论文:高中历史教学论文高中历史新课标的三维课堂教学 《课标》要求通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学习,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即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探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注生命等健康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根据近两年实施新课标教学的实践,就高中历史的课堂教学,如何进行和达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教学目标,谈谈自己一些体会。 第一, 实行“看、读、说、评与析、导、启”教法,落实“知识与能力”教学目标。 高中历史专题学习中的知识内容主要由具体的历史史实和抽象的历史认识两部分构成,它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具体的历史史实。具体、真实的历史史实是构成历史的基本材料,它是由一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具体活动组成的。因此,这类知识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就构成了具体历史史实的基本元素。对这种知识实行“看、读、说、评”教法。 例:在“选修I”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的“梭伦改革”中的“贵族政治与社会动荡”一目时,为了帮助学生迅速完成记忆目标,教师首先板书关键词:雅典地理、荷马时代、贵族政治、平民暴动,然后请学生自主阅读教材,分别予以简释。这种教学设计的思路是:经过学生这样的一看、一读、一说和教师一点评,学习者对于“雅典城邦兴起”的地理环境、历史时间、政治发展等都有所了解,既能强化记忆又能简化理解,操作简单,效果明显,是一种教少学多的选择。 其次,是基本的历史概念。它是在掌握具体的历史史实基础上,通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对历史史实本质性的认识,掌握某一学习领域中的基本历史概念可以使学生抓住该概念所反映的历史史实的本质,从而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史实。历史概念分为:分类性的历史概念和抽象性历史概念两种。对这部分知识就用“析、导、启”三步教学方法。例如在讲到“资本原始积累”概念时,先通过教师的讲解,阅读历史文献、观看图片或影视录像资料等方法,形成有关的时间印象、空间印象、实物印象等,并了解其内在关系,把握其本质,最后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科学的概念。从而使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和历史规律。 再次,是基本的历史线索和规律。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历史现象内部本质性联系的反映,它包含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历史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历史线索和规律是运用分析、综合、比较、归纳等思维形式,通过对历史史实和历史概念的判断、推理而形成的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如“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等。掌握历史规律一般有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途径。例:通过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国情下,改革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途径”的规律;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德国的统一、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等实例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规律的正确性,这样就会把丰富多彩、有血有肉的历史变成某种公式的图解,便于学生掌握。 在能力方面,高中历史课标要求完成的能力培养主要包括历史技能和历史认知能力的培养两个方面。 首先,历史技能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见的显性技能,也称操作技能,如绘制历史地图、表格等;另一种是在人脑中进行的隐性技能,又称心智技能。在高中历史教学主要培养的是隐性技能,其内容主要包括:阅读历史材料的技能、整理历史知识的技能、编制历史图表的技能和表述历史的技能。包括要求教师善于利用课本的史料,引导学生分析,逐步提高能力。 例,讲到《选修I》“雅典民主政治”中“陶片放逐法”这则材料时,我向学生提出了以下三个问题:实行“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它有何实质性特点?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何借鉴意义?其次,历史认识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和想象力等。高中历史教育的认识能力培养主要有一般性能力和学科性认知能力。在认知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这两种类型的能力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例如:讲“选修I”商鞅变法后进行小结,我给学生这样一道题“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这一特征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各有什么反映?其内在联系如何?”这样使学生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好教学的认知能力。 第二,课堂教学要彻实体现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灵、活、巧,落实“过程与方法”教学目标。 新课标在教学目标上较以往有很大的变化,增加了过去没有的“过程与方法”,“过程”指的是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方法”指的是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即学法,就是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着学法指导。“过程与方法”的确切表述应是:通过什么样的教学过程(如何操作,即程序性知识)来学习什么知识(陈述性知识),让学生学会怎么样的方法(程序性知识)。从认识论看,学习过程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形式,它遵循着认识活动的普遍规律,是认识的一种特殊形式。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看,学校教育中的学习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信息双向传递过程,其中包括由教师到学生,再由学生到教师间的信息输入—— 储存——加工——提取——反馈两个基本环节。 从老师角度看,学习过程是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学生特点,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过程。从学生角度看,学习过程是学生根据自身发展和兴趣领域的需要,在教师的示范、指导和组织下,有步骤地提高自己综合素质和适应社会需要能力的过程。因此,历史学习过程的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历史教学目的与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教学双边活动,使学生在知识、认知和情感方面发生心理变化,并且形成和发展个性的过程。 其次,方法要灵、活、巧。课程观念的更新为历史教学方式的变革创造了前提条件,教师在教学中所充当的角色有一个根本性转变,即由教学管制者变为教学民主管理者;由文本知识灌输者变为历史学习引领者;由历史知识的“权威者”变为平等的学习合作者。这就要求教师将“传统”的历史学习方法(被动接受学习、无目的的活动学习、解题式学习、死记硬背的被动思维)转变为新课程的历史学习方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主动接受学习、主动开展历史思维),传统的教学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填鸭式灌输,以教师的讲授为主,重在知识的传播,目的是为了应付考试,至于如何培养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等,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忽视,在新课标教学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学生自主性探讨的引导。在教学过程中,针对新课标特点,切实做好教师的导与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生在学中得到好的熏陶与锻炼。 例:人教版教材在每个单元前有“学习建议”一栏,“历史必修I”第五单元的“学习建议”有这样一项:“建议有条件的学校可组织观看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外交风云》,也可观看新中国外交五十年成就展,或通过互联网获得更多相关资料”,这些建议让学生走出课堂,亲自感受历史,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探究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三,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适时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20世纪50年代,英国思想家波兰尼首次提出知识应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用书面文字或数学公式来表述的,隐性知识是不能系统表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属于隐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一种内心感受,教师仅靠书本上的形式加以传递是无法实现教学目标的。新课标把教学目标定位在“知识和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表明把隐性知识的教育提到了重要地位。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应贯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原则,即教育者用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学生,通过身体力行的示范活动来证实言教的真实性和可行性,并积极创造有利于主体参与和体验的机会,让他们在尝试和实践中形成个性化的态度和价值观。这就涉及到“为人师表”的问题,教师必须时时注意自己的修养,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 例:在讲“选修I”的“梭伦改革”中“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这一节内容,梭伦改革由于没有消除贵族与平民的矛盾,面对各种压力,选择了出走,学生了解后,有的笑了,有的说:“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对此,我抓住机会,反问学生:同学们,你认为梭伦的选择可取吗?应如何看待?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免会遇到挫折、甚至失败,应如何对待?有的大学生面对学习上的困难、生活上的挫折、就业的困惑而选择了轻生的做法,是一种怎样的行为?从而引导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面对困难与挫折,弱者选择逃避,强者选择面对,寻求最佳的方法与途径解决困难和战胜挫折,从而对学生进行健康人生观与价值观的培养。 课程目标针对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形成与升华从三个维度提出要求:对个人而言,要求通过历史学习,加深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理解,树立以人为本、善待生命的人文意识;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增强经受挫折、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的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对国家和民族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热爱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激发对祖国历史与文化的自豪感,逐步形成对国家、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树立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做贡献的人生理想。对世界和人类而言,要求学生通过历史学习,能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教师在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育时,不但要把自己也列入受教育者的行列中,成为提升自己精神境界的示范者,而且要善于启迪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自觉地走向人类神圣的精神殿堂。 高中历史论文:关于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的几点思考 【摘要】历史教育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高中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没有完全消除,师资力量对高中历史新课程的研究相对薄弱,不能真正把新课程理念具体落实到高中历史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发展和完善。本文立足于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现状,深入分析了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发现在创新能力已经日益成为制约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素质教育的使命。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新课程改革;思考 一、引言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见,历史教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高中阶段,正值高中生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学好历史课程,对高中生了解人类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教育高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的作用是任何课程所不能替代的。同时,对高中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以适应将来日趋激烈的竞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正在加紧进行,在教学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制约着我国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 发展和完善。 二、改变传统评价模式 2.1改革考试制度 在传统的基础教育中,家长、学校、教师乃至全社会都以分数作为评定一个学生发展、一位教师教学水平、一所学校办学质量和一个地区教育发展的唯一指标。考试有着不可避免的指挥棒作用,许多教师眼中"见分不见人",主张"考什么,教什么,评什么,做什么",完全不顾教育的目的和教育规律。学生、教师以及学校则异化为分数的奴隶。当一切都以考试和分数为中心的时候,课程改革就只能在教室外徘徊,而难以进行实质性的变革。因此,要落实课程改革的目标就必须要改革考试制度,形成正确的评价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评价观,逐步形成对评价的认识,淡化急功近利思想,杜绝弄虚作假的风气,同时加强各方面的监督和管理,对评价者与被评价者进行道德教育。 2.2建立新型评价体系 2.2.1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 对学生进行更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改变过去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的评价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首先要建立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高中新课程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依据和支持。其次要重视课程评价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多元化。要改变纸笔测验是考试的惟一手段,将考试和其它评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历史评价方法应结合具体的评价内容,体现出科学性、灵活性和实践性的特点,避免单一的量化评价方法的现象。例如,让学生对本地区近代以来交通方式的变化进行调查,认识交通进步对当地经济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并撰写出调查报告。这样可以考查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考试方式上,倡导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纸笔考试和其它方式相结合,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目的。历史学习评价应"立足过程,促进发展",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综合运用灵活多样的评价方法。 2.2.2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 高中历史新课程评价要建立起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体系,强调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与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使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首先,要打破惟"学生学业成绩"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指标体系。这一指标体系包括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的了解和尊重、教学实施与设计以及交流与反思等。一方面以学生全面发展的状况来评价教师工作业绩,另一方面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与需要。这是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基础。其次强调以"自评"的方式促进教师教育教学反思能力的提高,倡导建立教师、学生、家长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体现多渠道信息反馈的教师评价制度。一方面,通过评价主体的扩展,加强对教师工作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旨在发展教师的自我监控与反思能力,重视教师在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三、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教育管理者和教师素质 3.1加快教育管理者的理念更新 为了迎接历史新课程改革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我国基础教育 主管部门的教育管理者首先应更新教育管理理念,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管理思维,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定位思考,积极确立一切以服从于教育改革、服从于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服从于一线教师和学生的服务理念。与此同时,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评价理念和评价机制,积极探讨教育教学评价机制的改革方案,逐步由现行的以升学率和考试分数作为定学定教的唯一评价机制过渡到以学生素质和教师专业成长的综合提高为目标的多元化教育评价机制。作为基础教育主管部门的管理者还应积极推广新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有计划地、系统地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新的教育理念,争取使新课程理念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形成社会支持、家长参与的改革局面,为新课程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2推动高中历史教师理念更新和素质提高 教师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动力,教师是学校生存发展的关键,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和任务。目前我国的教师队伍素质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职业道德状况不尽如人意,有相当数量的教师有离职倾向。一部分教师认为教师工作清苦,待遇低,也有的教师对工作不感兴趣;其次,教师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不合理。教师的知识广度、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现代教育技术水平都未达到应有的能力要求:第三,教师的业务状况堪忧。在实际的教学中,只有少数教师经常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大部分教师不会运用,县镇的农村教师现代教学手段更为薄弱。第四,教师的知识更新不足。有的教师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中,缺乏业务学习,特别是自身的教育科研能力、创新思想观念和心理辅导能力的培养以及教育教学理论欠佳。 有怎样的历史教师,就有怎样的历史课程。高中历史课程改革目标的实现最终都要靠教师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实现、去完善。教师要与新课程同行,要适应新课程的需要,必须更新观念,转变角色,学习掌握新的专业要求与技能,在新课程中不断自我更新发展。 总之,只有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作为高中历史新课程教育的突破口,培养高中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不断加强对高中历史教师新课程改革的培训,在提高教育者创新能力和历史教育素养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历史赋予高中历史教育的使命。 四、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新课程改革 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积极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尤其是家长)做好宣传工作,有计划、持续不断地向全社会及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精神,营造课程改革舆论气氛。在全社会掀起浓厚而又热烈的改革气氛,建立一种社会、家长有效参与课程改革的新机制,大力争取家长与社会的支持。课程管理者和课程改革的发动者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和舆论工具,大力宣传,扩大声势,让社会、教师、学生和家长都体会到改革的必须与重要,急迫和不可逆转。为了引导家长感知课程改革,学校可以举办新课程教学活动开放日,把家长请进学校课堂评教评学,印发致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制作大型课程改革宣传展板,张贴标语和课程改革歌等,向家长宣传课程改革的目的意义,课程改革主要内容、课程改革理念、课程改革与家庭教育等内容,使家长了解为什么搞课程改革、课程改革改什么、家长怎样支持课程改革、参与课程改革等问题,并随着课程改革的实施,通过多种办法和途径,解决家长的疑惑和问题,让课程改革深入民心,产生积极的、广大的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同社区的沟通,充分利用社区丰富的课程资源开展新课程教学,使学校、社区、家长在新课程改革实验中形成合力。 高中历史论文:新课程背景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点滴思考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了全新的和带有明确指向性的评价理念: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评价,既要关注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习过程,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变化。要改变过去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功能的状况,突出评价的发展性功能,实现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并举、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相结合,努力创设一种“发现闪光点”、“鼓励自信心”的激励性评价机制。高中新课程改革试点工作已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进行,甘肃省也即将进入新一轮改革之中,因此有必要提前去思考高中历史学习评价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心中有数。 一、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指导思想 1、全面实施课程标准,深化课程改革,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历史课堂教学评价标准,引领高中历史课教学,完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教学目标的实现。 2、突显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遵循历史课教学规律,利用历史学科特有的人文教育的素材优势,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情怀,提升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在成长中形成符合社会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3、引领课堂教学,推进历史课堂教学改革,贯彻新课程理念,全面落实课堂教学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和要求,提高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主动性和艺术性。 4、为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提供平台,通过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激励和促使教师向复合型人才方向发展,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形式、学术研究等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基本内容 1、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课堂教学评价必须有对教学目标的评价。 (1)教学目标要全面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与能力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教学目标不全面,实际上反映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要达到的目标和效果的追求不全面,或者对某方面目标的追求有所忽视。 (2)教学目标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规定 教学目标是否合适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要符合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改革历史教学评价标准,其目的是引导历史教学向符合教育科学,符合教学规律,符合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的方向转变。 (3)教学目标要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教学目标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活动就好开展,预先设计的教学方案就容易实施。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方案在实施中就会遇到很多问题,甚至无法按原定教案进行教学。 教学目标的制定是必要的,有教学目标可以规范和修正自己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教学活动有计划、有步骤的按照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教学活动是双向的,而教学目标、教学过程的设计都是由教师单方面来进行的。一旦激活了学习的主体,由我来教你来学,变成了我要学,我要主动探索,主动提问,主动刨根问底。因此,教学目标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调整或重新考虑。关键是这种修改和变化要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高尚的、积极进取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2、对教学过程的评价 教学过程要由教师和学生两方面来共同完成。对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评价应当分开。不然,在强大的教学传统的影响下,很容易用评“教”代替评“学”。 评价教师的教学行为,必须首先评价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二是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自我发展的情境。 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对课堂教学的组织、指导和调控就应该向有利于每个学生发展的方向来进行。就应该尊重学生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主动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在实践中学习。 创设有利于学生主动学习的情境,是启发和发挥学生主动性,培养学生自己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方式方法。现在,我们讲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展现和形成,需要有一种充满矛盾的、可以使思维活动启动的新情境,需要具备一种开放、进取和无所畏惧的心态。这种心态只有在自己的独立思考、主动质疑、探索,经常受到鼓励的情况下,才容易形成。 学生是教学过程中学习的主体,是通过教学要实现发展的一方。课堂评价是过程性评价,主要不是评价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当堂记忆程度。对学生课堂评价的最重要标准应该是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可以考虑从三方面来评价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行为:一是参与教学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广泛性;二是思考问题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三是围绕教学问题的交流互动。3、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首先要考虑各项教学目标的达到程度。此外,还要考虑课堂气氛的宽松度、融洽度和师生的精神状态,因为这是师生共同创造的良好的学习环境。师生兴奋、进取、积极的精神状态是对学习内容有兴趣,思维活跃的表现。 三、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评价的主要方法 1、课堂观察法。进行听课活动,包括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观察。对学生学习的观察有五个维度:参与状态、交往状态、思维状态、情绪状态和生成状态;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的观察也有五个维度:组织能力、注意中心、教学机智、教学态度、教学境界。 2、访谈法。对学生、教师的调查访谈是一种有明确评价目的、有计划的活动。 3、测验法。根据课程目标和教学实际,拟出一定的题目,在一定的范围内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检测,了解不同层次学生学习所得及教师教学的效果。 4、问卷调查法。依据课堂教学的基本要素设计问卷,了解各教学要素的实施情况及达到程度。针对学生的问卷调查要尽量简明,具有可操作性。 总之,历史素质教育呼唤全面评价,时代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科学的历史教育评价体系,只有真正实现了对学生的全面评价,才能使历史素质教育落到实处。 高中历史论文: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初探 近十年来,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社会的进步对基础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校园网络的发展和教学观念的转变,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始应用于中学的课堂教学中,为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造能力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网络教学大致可分为:运用校园局域网传输教学资源,辅助教师讲课的教学形式;运用网络教室学生人手一机的环境,教师通过计算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形式;运用某种专线(有线电视线等)传输录像资料或计算机课件,超时空的远程教学形式,以及将校园局域网与互联网结合使用,使用部分互联网上信息资源的教学形式。本文主要就应用学校网络教室进行高中历史教学问题,谈一些浅见。 一、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条件 1.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校园网络环境的改善。 90年代以来,中学校园计算机网络从无到有,学校的计算机软硬件环境不断改善。仅在天津市,不少中学已经建成校园局域网和网络教室,一些学校还特别注重网络的升级、扩展,使之能够兼容各种拓扑结构,具有良好的网络互联性,适应高速、多媒体传输的需要,并实现了与互联网的连接。在此基础上初步实现了:将校园网延伸到各教研组,使教师不但能够在办公室中调取本校教学资料、制作简单教学课件并通过校园网传输至教室应用于教学,而且能够在办公室中通过校园网浏览Internet上的信息,随时获取最新的教育教学资料;建立电子阅览室,教师以及学生能够在电子阅览室查阅各种图书,并能通过国际互联网查阅外部资源以Shockwave形式和Webpages形式向社会提供部分自制教学软件等目标。 2.师生应用计算机网络教学的兴趣和技能提高。 天津市进行新课程计划试验以来,高中普遍开设计算机课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教育的迅速普及,学生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大大增强,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字输入速度,而且掌握了上网、浏览、下载以及在网上信息的方法。设计编程、制作主页也不再是个别计算机爱好者的“专利”,仅在“天津热线”的耀华中学网站上的学生班级主页就已达19个。不少学生不仅对计算机和网络非常熟悉,而且将其作为课余学习、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多数学生愿意进行在网络上自主学习学科课程的尝试。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天津市各中学加大在职教师培训力度,掌握一定的现代信息技术成为许多学校对中青年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有些中学要求青年教师必须参加计算机技术培训,任职初期必须使用自己设计制作的课件作汇报课,有的学校采用定期轮训的办法等,使青年教师达到独立设计制作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的水平。历史学科的许多中青年骨干教师分别掌握了AnimatorPro、Photoshop、PowerPoint、FrontPage、Flash、Authorware等多种工具软件的使用技术,取得自行设计、制作课堂演示型教学课件的经验,教师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提高,教改意识加强。开始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探索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因材施教的途径。 3.当代教育理论的支持。 近些年来,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教育理论在我国教育界逐渐盛行,建构主义的学生观、学习观、师生关系观等,促使教学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接受教育观、共性至上教育观逐渐向自主教育观、个性发展教育观转变;人的整体素质观。注重培养创造能力的人才观进一步明确提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建构主义的理念在计算机网络环境中更容易被实践。因此,一些历史教师在接受建构主义理论的同时,开始以“教学活动应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的理念设计开发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促成了理论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初步结合。 二、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自主性原则。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在教学活动中给学生以自由,淡化强制与约束,给予更多的鼓励、启发与诱导,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在传统的课堂教学环境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的自主学习。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在一定意义上加速了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向学习的指导者的转变,弱化了教师对课堂教学过程的约束,有利于自主学习的进一步实现。针对历史学科网络教学的上述特点,网络软件的设计,首先应该立足于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在网络上向学生提供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以选择的学习方法、学习资源、检测练习,由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自主选择。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起组织、指导学生学习活动,在不同范围内解答疑难问题,随时调控教学进度等作用。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学习步骤建议: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基础知识后完成一份论证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了解学术观点(史学界对日本明治维新性质的几种不同观点)阅读学习资源(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经济、社会阶级关系。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图文资料)进行检测练习展开网上讨论完成作业进行网上交流。每个学生都可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本人的学习活动:每个学习环节的时间 ,重点阅读的内容:自己赞同的学术观点,完成作业的方法(如:是以大量下载信息为主,还是以独立撰写为主),学习环节的重复和缺省(如:反复阅读、边讨论边作业、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进行阶段性交流,不参与讨论直接进入作业环节等)。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这样,虽然学习步骤建议是线性的,但全班学生实际学习情况是各不相同的、非线性的。在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对阅读、讨论、作业进行个别或普遍的指导、帮助。 2.启发性原则。 在一般课堂教学环境中,教师主要是通过精心设计语言、教具,组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思考问题、探究道理的。在网络教室中学习,最大的特点是:教学资源是由计算机网络提供的,学习方法也是教师根据学生情况事先设计好再由计算机提供给学生的,学习活动在网络环境中进行,课上师生之间的口语交流较少。因此设计历史网络教学软件应特别注意选择具有启发性的教学资料,设计启发学生思考的提示语言及出示提示语言的恰当时机,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维空间,使不同学生在教师精心设计的计算机程序或教师本人的适时启发下,都能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坚决避免网络上的“满堂灌”。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旧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以及社会风俗、服饰等方面的大量历史资料,学生通过阅读文字材料,观察图片、统计图表,在教师的启发和同学间的彼此提示下,很容易发现:明治维新期间,日本政府不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加紧学习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服饰(和服与西装的对比图片)和生活习惯(鹿鸣馆的交际舞会图片)也开始西欧化。运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互适应的原理思考,就很容易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作出判断。另外,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教师通过网络随时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向全班或某个学生发出提示性语言,指点学习思路,激活学生的思维,帮助学生克服学习障碍,使之达成学习目标。 3.交互性原则。 即充分发挥计算机网络的功能,采用人机交互作用的方式,使计算机提供各方面的历史信息“刺激”学生,学生又把自己学习思考后的“反应”反馈给计算机。计算机随时可以了解每个学生掌握的程度,根据其历史学科的实际水平,提示学习思路,确定适宜的信息传输量,自动提高或降低学生学习进度。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美国的建立和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网络软件中,就设计了自我测试发生失误的导学提示,如:在考查“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前,殖民地经济发展的主流”一选择题中,当学生作答失误后,计算机就会提示:“这个问题教材讲的比较简单,请看本课的[基本线索讲授],要详细了解请看[超级链接2]‘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在[超级链接2]中提示:“学习时应特别注意:北美殖民地形成统一的市场,表明北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部小农经济与南部种植园经济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北美经济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促使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提出自己的经济、政治要求,承担起领导民族革命的任务。注意结合本年级政治课所学基本哲学观点,理解什么是当时北美经济发展的主流。” 4.层次性原则。 是指在设计历史计算机网络教学软件时,应根据学生在学习方法、学习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基本、较高、发展特长等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提供不同的学习资源,创设不同的问题情境,给学生提供不同的思维空间,在计算机或教师的启发下,使每个人在自己的“最近发展区”里得到充分发展,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从而解决因学习目标单一,导致班级中部分学生学习压力过大、心理负担过重,部分学生学习愿望得不到满足的问题。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网络软件中,设计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风俗、服饰等各个方面文字、图片、统计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除少量必读内容以外,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主选择学习资料的内容和数量。设计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学习目标:一、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简要论证自己的观点(用一、两条史实);二、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三、你认为明治维新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详细论述自己的观点(用多方面史实论证,同时说明不同意其他观点的理由)。设计了几种完成作业的方式:利用计算机独立撰写论述明治维新性质的作业;用简单的语言将下载的网络资源连接起来,形成自己的作业;与同学合作共同完成作业,使学习尽可能地满足个性发展的需要。 5.合作性原则。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在班级教学环境中交流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而运用计算机网络教学不但可以给学生提供个性发展的适宜环境,也可以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合作学习空间。因此,设计网络软件应特别注意将个性化学习与集体活动结合起来,即围绕一些历史问题展开师生间、学生间、个人与小组间、小组与小组间,以及班与班之间的网上讨论、交流,使每个人(学生、教师)的想法都为整个学习群体所共享,相互激发学习的灵感,优势互补,最终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高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日本明治维新”的网络软件中,编制了支持网络讨论、网上留言、保存讨论或留言记录、显示讨论或作业内容的程序,设置了“网上讨论”、“讨论记录”、“网上留言”、“观看留言”等栏目,网上的任何一台计算机都可以、浏览或下载信息。学生在学习时,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随时进入“网上讨论”环境,选择向教师求教或是与同学切磋,不同范围的交流贯穿始终。 6.开放性原则。 所谓开放性主要是指学习内容的开放性,计算机网络与传统教学环境的一个显着区别,是可以向学生提供近乎无限的学习资源。设计历史学科网络软件要充分运用这一优势,结合高中生学习的特点,尽量开发学习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做法之一,立足校园局域网,尽量查找、利用互联网上历史学科资源,采用下载信息、创建链接等方法加强校园网的功能。如:“文艺复兴”一课网络软件,设计了校园网与在天津热线上运行的天津教研网站历史学科主页的链接,在天津教研网历史学科网页中有较多的关于文艺复兴的图文资料和互联网上文艺复兴站点的域名,这既能大大丰富校园网的教学资源,又能为学生深入了解文艺复兴问题,进一步探究这一段历史提供自学的途径。做法之二,软化学科边缘,向学生提供与历史教学内容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学科知识。如:给学生提供中国古代大运河河道变迁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图文史料,提示学生结合地理课所学城市发展的区位因素等知识,运用正确的 史学观点,分析交通运输线与沿线城市兴衰的关系(高三“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软件设计思路人 三、应用计算机网络进行高中历史教学的意义 通过近年来的计算机网络教学实验证明,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于高中历史教学对学科教学改革,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1.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1)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面。学生在网络上能够直接阅读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学生可根据本人的学习水平自主地选择学习资源,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取大量的知识,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课堂上讲什么,全班学生都只能听什么,课本里有什么,学生只能看什么的被动学习局面。 (2)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多种能力。学生在网络上自主学习的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记忆结论,而是更多地接触到原始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资料。通过对原始材料的阅读、分析、运用,有助于学生处理材料和历史阐释能力的发展,使学生逐渐掌握知识的形成过程。学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与他人交流、讨论,共同完成某项作业,借鉴别人的学习方法,求解疑难问题,打破了传统课堂交流在时间、人员、内容上的局限,大大拓展了师生、生生之间交流的空间,有助于学生创新能力与合作能力的发展。学生在网络上学习时,要自行安排学习时间,选择学习方法,调控学习进度,这些有助于学生逐渐学会自主学习,为适应未来学习的需要打好基础。 (3)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有助于学生心理的健康发展。计算机网络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激发、延长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和自我调控能力,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学习环境减轻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发挥了互助精神,使学生具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成就感。 2.有利于教育水平的提高。 (1)促进师生关系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模式中,教师一直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以如何讲好课程大纲规定的内容为出发点,而以计算机辅助教育的模式中,让学生们占据课堂的中心地位,根据他们的学习要求及进度来对他们进行不同的辅导。教师不再充当知识的传授者,而是成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合作者。教师角色的转变,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应具有更加扎实的历史知识和一定的跨学科知识,更要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认真组织、正确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2)积累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在传统教学环境中,有许多因灵感激发的精彩应答场面瞬间即逝,其间显现的创新思维活动无法再现出来以启迪后人;学生作业中反映出学习的成就与不足,也很难为以后经历这段学习过程的师生借鉴,造成一种无形的教育浪费。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可将许多讨论、作业情况保存下来,供其他教师、学生分析、点评、学习、借鉴,成为一种与历史资料同等珍贵的教育资源。 当然,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也存在着一些弱点,如:(1)教育成本明显增加,除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发适用的网络软件外,计算机设备的耗费大,也使很多学校难以负担;(2)学生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有待提高,在大量信息面前,有的学生出现了求新、求快、求刺激而不求甚解的倾向,容易出现盲目下载别人材料的“抄袭作业”行为;(3)师生之间口语交流明显减少,对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有所减弱等。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解决。但是不可否认,运用计算机网络进行历史教学,将会大大促进高中历史教学模式的进一步改革,更好地完成高中历史教学所承担的素质教育的任务 高中历史论文:论高中历史课改与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构建 【论文关 键 词】高中历史课程改革 地方高师院校 历史课程体系 【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 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构建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开放多元的课程体系 首先,课程体系要有鲜明的历史学科特色。在构建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时,必须保证能使学生对人类历史发展大序、框架和规律有基础性认识。因此,可在保证基本教学课时的前提下,将作为专业主干课程的两门通史教学时间从三年压缩到两年。同时增加系列的专门史课程,即开设中外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以及宗教史、文明史、环境史、科技史、教育史等主要专门史课程,凸显历史学科的专业特色,系统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使学生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有较为全面系统的感受和认识。其次,课程体系要纳入其它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历史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因此,地方高师院校在构建历史专业课程体系时,有必要纳入人文地理学、考古和文博、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内容,遵循“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原则,既注重专业学习的科学化,又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全面发展。一些本专业教师无法开设但对学生知识体系构建非常重要的课程,如文学史、哲学史、艺术史等,可通过学校平台,与其他院系协调,充分利用校内资源,鼓励学生跨专业选课。第三,课程体系必须适应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需要,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一是要增加部分与中学历史新课程模块教学内容相关的必修与选修课,如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和平、中外历史人物评价、探索历史的奥秘等。二是要增加部分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如地方史、地方历史课程资源开发利用研究等。第四,课程体系要突出历史专业教育理论与技能课程,强化历史教育专业的师范特色。除传统的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外,应增加中学历史课程标准和教材分析、历史教育学、历史课件制作、史学名着研读、史料分析、史学论文写作等课程,加强历史微格教学、教育实习等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生技能训练和实践教学。只有这样,才能给予历史专业学生所必要的专业教育理论与教育技能。 (三)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与教学 2011年,世界史升为一级学科,如何完善世界史学科体系成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地方性的高师院校,更是任务艰巨。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学科很难像综合性大学一样覆盖世界史的七个二级学科,但可以逐步朝这一方向努力。高中世界史的比例已接近60%,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已走在了地方高师院校的前面,作为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至少应努力适应这一变革,在课程体系上作出调整。具体而言,首先必须保证世界通史系列课程结构,逐步确立和完善外国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几门主要的专门史课程,以及与高中新课改直接相关的专题史,如世界改革史、世界文化遗产等课程,其次是建立一些拓展学生视野、适应时展的世界史专题,如世界科技史、世界现代化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国际关系史、恐怖主义研究等课程。此外,可开设周边国家史、亚洲史等课程,侧重研究与中国有关的经济、文化、边疆政策等内容。因此,无论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发展的需要,还是高中历史课程改 革的需要,地方高师院校都应加强世界史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与中学历史课程改革的对接是一个急迫的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同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课程体系改革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只有教学内容等同步改革,才能真正构建起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 高中历史论文:谈如何把高中历史融入德育 学校以德智体美劳为标准对学生进行生理和心理的教育。长时间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讲究品德教育,但是和学生群体脱离,并不符合实际,教导的思想跟不上社会时代需要的教育内容。面对学校的德育教育,大部分学生都有种懒散、挑剔的反叛心理存在。鉴于这个时期的学生心理属于不成熟阶段,人生观、价值观没有得到相应的培养,历史教师应从专业角度上出发,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 1什么是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就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和法律的教育,与德智体美劳有着重要的联动关系,对学生的成长和心理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发展学生德育教育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学生心理发展特点和规律,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有道德,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贡献力量。同时也培养自身的责任感、道德感,做到明礼诚信、敬业乐群、积极进取。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应遵循与时俱进,继承和创新原则;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知行一致原则;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教育与自我相结合的原则。 2历史中的德育资源 历史的长河总是给人留下许多启示,璀璨、辉煌历史带给每个国民的财富是数之不尽的。在现今德育问题上,我国古典文化留下许多千古名篇,如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屈原的《离骚》,给人以心理上的提醒和涤荡,时刻警醒自身并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修养、道德,真正做到从内到外的优秀。从我国历史长河分析,伟大的智慧从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延续,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炎黄子孙繁衍生息。 1)历史政治制度。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其政治制度建构的实质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与压迫。在当今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教师应教育学生透过古代的制度来学习、认识现今的生存之道、政治政策和法律制度,清楚地认识到古今社会的不同。在政治上,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认清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充分理解国家做出的各项决定,努力掌握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认识到人类发展的脚步和基本规律;在法律上,应该使学生明白在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到遵纪守法,在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认清相对应的义务,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遵守校纪校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萦绕着浓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气息。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铸就了享誉海内外的文明古国。通过认知我国古代的文明和了解灿烂的文化,应该使学生认清现今的社会趋势,跟随国家发展的步伐,透过古时的政治制度清楚地认知自身所处的时代,确立自身的法制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历史杰出人物。我国历史上出现大批量的杰出人物,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辉煌,促进我国各民族的融合和发展。其中为西藏历史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吐蕃王朝松赞干布,与唐朝的文成公主成婚,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造酒、研磨、纸墨等生产技术,与中原王朝在文化、经济、政治上保持了友好的关系。这一和亲的举动不仅密切了唐和吐蕃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且增进了中原与西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教师应教育学生学习松赞干布在历史上的伟大事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培育和弘扬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和传统的教育。中华民族精神在实际意义上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其核心就是上面提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中,无论前方的道路是多么的迷茫,中华民族都坚定走过。如今更需要教育学生学习历史杰出人物的爱国精神、高尚品格,坚定热爱祖国的思想,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成自己的任务,让民族精神流传到每个角落,与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拼搏。爱国,是每个中国人从心里发出来的激情,心中坚定的信念。这是一种直入心底的执着,更主要的是内心的尊严散发出来的一种不屈不挠和坚持不懈。所以在进行德育教育的时候要利用这种心理激发学生心里的正义感,对人生观和自我实现价值观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3实现历史德育的多样性 社会的进步推动德育的发展,在现今的教育当中应该寓德于史,不断创新寻找新的契合点。 1)道德归类。将历史优秀人物体现出的各种道德修养,在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类,让学生在整理的时候加深印象,形成自己初步的、正确的道德观。 2)日期提示。在我国历史重要节日到来之际,提醒学生温习历史的那一天,加深对历史德育的感受程度,增强对祖国、家乡、自然、生活的热爱,陶冶道德情操。 3)影视再现。优秀的历史影视作品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能够生动地展现历史,通过人物和事例反映出古人的道德思想,对学生起到熏陶作用。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可以通过影视再现这一有意义的活动,满足学生好奇、好学的心理,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格品质。 4)角色体现。通过班级组织活动,模仿历史人物不同方面的道德品质,对学生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5)形象模拟。通过现代高科技的信息技术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指导学生通过视、听等手段把自己心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出来,真切地显示出人物真、善、美的道德内涵,将远去的历史变为有形的,巩固加深正面历史人物在心中的印象。 4历史课外活动的培养 1)开展关于历史教育的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最好形式。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对家乡、祖国、人民充满爱的信心,树立远大的理想。 2)利用历史文物、历史名胜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这是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的体现。①组织学生参观历史文化遗址,进行实地讲学,让学生看到祖国的悠久历史、壮丽河山,认识到祖国江山的瑰丽宏伟,增加学生 的爱国情怀。②参观文物展览,由于文物的生动、形象、真实等特点,学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③通过各时期的古文物收集,让学生认知不同历史时代的经济、文化,使学生的思想受到熏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是社会发展的历程,要教育学生在社会发展中透过历史这个表面看到深层的本质,结合历史的各方面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自主性、道德修养上的进取性、法律上的自觉性、政治上的客观性、心理上的成熟性,以21世纪复合型人才为标杆,促进学生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