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摘 要】在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立场、观点体现出来的世界观的含义已有充分的关注，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蕴，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直接导致了当前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只注重理论知识的灌输、只注重基本结论的传授与考核等弊端的出现。这一弊端的存在大大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影响力。为此，我们在这里探讨一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等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理论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综述 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问题的探讨不断深入，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总结相关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总体研究中，又可以分为综合来源说与直接、间接来源说两种。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综述 本综述较为全面地综合了1985年至今所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著作、学位论文及期刊等多方面文献资料，从横向、纵向多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归纳整理和评价分析，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 （一）综合来源说 北京大学黄楠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细致的综合梳理，提出了综合来源说[1]。他认为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出现了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社会矛盾的新学说，其中主要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复辟时代法国历史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来源。其中古典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以启迪。 南开大学姚顺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创立到第二国际》中也提出综合来源说观点[2]，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历史文化环境是基于空想社会主义、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历史学的提出，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姚顺良更强调古典政治学和法学的重要意义，而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会历史条件阐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 依据安徽师范大学於燕飞在《才智》中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3]以及吉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弓克在吉林大学学报中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新探》[4]等文献可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也可归纳为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包括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间接理论来源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点等。其中，直接理论来源是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先导而出现的哲学思潮，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正当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来论证的时候，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作为间接理论来源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二者共同提出而未解决的问题，则为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源说全面地梳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但是没有区分主次；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说弥补了这个不足，但是对于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的具体划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 经过整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研究，不同领域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立场和角度进行探究，以期对该问题阐发独到的见解。这其中就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者在某些特殊问题上存在的一些争议和分歧。 （一）关于经典三大来源 许兴全在《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由精神的继承和发展》[5]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为其哲学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稳固的根基，但在当今学术界看来，这个传统的观点忽略了精神价值理念，从价值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同时，还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独具特色的自由传统和自由精神。 冯超英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6]中也说，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尽管三大空想家的某些主张和观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是就其思想内核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批判中就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这些观点构成科学社会主义核心内容，但在三大空想家的思想精神中却找不到理论支撑，因此，过分强调三大空想家对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影响，缺乏充足的理论论证；更没有理由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完全归囿于社会主义空想学说。 （二）关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 赵明义、方雷在《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7]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冯超英也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来源的再认识》中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对此有过深入的探索和广泛的争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源于以巴贝夫和布朗基为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学说。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思想来源 林锡奇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探索》[8]中提出，国外学界按现代西方哲学的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归结为黑格尔历史观的简单扩展，或者把它归结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延伸。而目前在我国哲学界，除现行哲学教科书有一种笼统含糊的说法外，即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及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直接理论基础。还有这样一些说法：或者把马克思历史观理论来源的各类思想资料不分主次地并列看待，或者把费尔巴哈哲学排斥在马克思历史观的理论来源之外，或者把法国复辟时期史学家的历史观作为马克思历史观最直接的理论来源等等。 三、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趋势 在综合分析整理目前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 第一，从宏观整体的角度看，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多数学者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总体研究，研究趋势突破了三大来源说，且综合来源说趋于稳定，基本认同五大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历史观、19世纪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观，五大理论体系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且由于在具体理论来源上的差异而更显丰富。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研究的趋势来看，作为总体研究中的综合来源说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细化，在国内学界提出直接来源说与间接来源说，并且在不同领域逐渐得到认同和推广，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将综合来源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来源进行探讨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更具方向性。从新的角度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可以拓宽研究视野，取得更大的突破。 第三，随着时代精神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也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更加关注对于马克思哲学理论来源的专题研究，针对性与学术性更强，观点更为新颖，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探索，其研究日趋深入，使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及历史观思想的解读更上一个台阶，为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的开展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意义角度讲，这种专题性研究突破了三大来源学说，使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理论视域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以及相关交叉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法学等）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研究也会愈加全面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之我见 摘 要：传统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教学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教学效果产生极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改善原有的教学模式，文章提出相关改革建议，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课程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内容缺乏创新 现如今，我国高校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实践教学当中，所采用的教材虽然有很多的版本，但是，其内容让还依然延续了传统教材中的“概念+原理”这一主要模式。在课堂所用的教材当中，主要内容集中在辩证法以及唯物论等方面，其内容并没有与时俱进，而且在教学内容上主要是围绕前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进行思考，以及对生存的状态和环境进一步探讨，这导致教学内容相对保守，会对学生今后的哲学思维以及拓展思维产生不良影响。 2.教学方法过于陈旧和保守 目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方面主要采用实践教学法以及拓展教学法等具有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但是，这种教学方法范围太小，而且所取得的实践教学成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在教育教学当中，大部分的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强迫式”教学方法，缺少对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哲学思维的培养和引导。在这种传统而又保守的教育教学影响之下，学生很难对哲学知识产生兴趣，进而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3.学科考核设计缺乏合理性 第一，在内容的考核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依旧以试卷的方式进行考核，其主要内容依然集中在考查学生是否能够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这些考试试题往往都是从教材中筛选，并没有为学生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由于这些考试内容主要来源于教材，因此这种考核方式仍旧是“死记硬背”的状态。 第二，理论考核方式具有相对单一性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考试主要以单选、多选、填空、分析等形式出现，其试题答案往往排斥多解，不允许异向思维的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课程改革的主要方法 1.加强对教学内容的创新 第一，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一定要与社会热点相结合，丰富教学内容，并且要充分联系社会现实生活，在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对学生所关注的一些热门话题进行了解，进而将这些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有效结合，对这些教W内容进行丰富，激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的欲望。 第二，灵活运用教材。现如今，教材内容主要集中在理论概念及其相关原理上，而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增加一些案例分析，通过一些实际例子来引起学生的思考，进而提高教学能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2.对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优化 讲学的方式和方法的运用对整个教学效果而言十分重要，运用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兴趣，还能够进一步增强学生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如何进一步地优化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阐述。 第一，有效融入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能够促使传统黑板教学转换成现代化的屏幕教学方式，能够在声音以及图像上对一些事物进行更好的呈现，这是传统教学难以相比的重要优点，因此，有效运用数字媒体的教学资源，采用声像的方式能够更好地增强课程教学的活力。 第二，不断增强和开拓教学的优势，在教育教学当中要努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对学生的哲学思维进行拓展，通过引导式、提问式的方法，使学生对哲学知识进行主动探索，自主进行学习和钻研。 3.进一步优化学科考核方式 对考核内容进行丰富，在教学当中充分融入自由发挥的相关题目，启发学生运用所学习知识进行解决实际问题。对考核方式进行转变，融入课题论文、课堂表现进行考核，通过一定的比例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评分、考核，从而促进学生全方位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地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增高，人们的越来越喜欢研究一些哲学范畴的内容，特别是现在各个高校的课程中也越来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学习人数直线上升，因为它具体的指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就更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深入的了解。近些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讨论也进行了许多必要的改革，将以往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必要的解决，这对我国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浅议；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一、前言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大众的综合素质已经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支柱，不断研究与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可以使得大众更加务实，更注重实际，这对中国现在的高校学生是十分必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健康安全发展现已成为重中之重了，本文经通过介绍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现状以及存在地问题,让读者初步了解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况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一定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是公认的科学的，正确的一个理论，我国一直追求实践出真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就是将实践通过更为科学的方式更好的展示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本质。并且现在高校中基本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作为一种课程进行讲授，并且基本上所有的高校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方便我们各个高校不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断将正确的观念传输给将来的社会建设人才们，因为现在各个高校的学生将来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我国是相符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不能算是世界一流的，有不小的差距。现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一种大热的趋势，并且全国各地高校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讲授划为重点。不过因为我国现有的某些受限因素，并且我国地域辽阔，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策略也略有不同，现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还有着很多问题，当务之急我们应该尽快的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完善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进而为我国的综合发展提供大力的支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现状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 我国提出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对我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在思想觉悟上占得先机，就是在世界的经济大战中占得先机，有利于发展，获取更多的利益。并且现在高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教学是现在当代学生对其了解的主要来源，所以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得到保障，可以更为妥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提高我国的学生的思想觉悟。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已经初具规模了，在高校进行讲授时，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生活做结合，不断提高同学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积极性，令同学们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以及实践的重要性，实践方法的重要性。综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不断发展对我国高校教育的发展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是对人们不断将理论付诸于实践，实践变为一种方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符合我国国情，符合现如今形势的一项正确举措，我们必须对这件事情提起相当大的重视，也希望过国家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能安全、稳定、快速的发展。 2、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中遇到的问题以及相应的措施 我们已经清楚了不断研究以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就目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并且现如今的应用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国的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并不够多，并且高校中熟练掌握的程度不够。虽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能真正融会贯通，真正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际结合在一起的教育人才并不多，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发展时并不能快速有效，上课方式比较死板，比较单一，不够新鲜，浪费人力物力，得不偿失。所以我国应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人才的培养，加大投入教育资金，发展潜在的人才，将教学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培养一线的教学人才，增加后备人才的储量。不仅仅可以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在教学中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竞争力，人才更为多样化，毕竟在全球化的今天，现在国家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第二点就是现如今的各个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发展不均衡，像是经济基础较为雄厚以及发展速度比较快的地区，相关科研人员吸收新鲜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知识的速度会比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展也会快不少，长久以往下去，地区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不利于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国家的大力扶持，加强城镇协调发展。第三点就是现在新时期下出现了许多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上较为浮夸的问题，工作中有弄虚作假的问题存在，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脚踏实地，能吃苦，付出很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工作建设的工作态度。 四、结语 我国也应尽快提出加快提出行之有效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措施,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利用率，使用率，为我国实践理论科学和谐发展提供服务，进而加快我国经济的更为快速、安全、稳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阻碍。 作者:苏新宇 单位: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法国中学的哲学教育 在法国，哲学是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的第一门科目，但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 ■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 很多年前，在一堂法语作文课上，听外教谈起她在巴黎高师预备班上的哲学作文训练。她列举的几道作文题中，我还记得一道。这道题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只有两个法语词“moi，je……”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我”，后者是主语，前者是强调后者的同位语。“我，我……”，我当时心里直嘀咕，要求刚刚中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用4个小时对“我”做一番哲学发挥，大概只有这个产生过“我思故我在”的哲学思想的民族才能想得出来。 这种哲学训练，针对的并非是能够进入高师预备班的中学毕业生精英。2011年前，它是所有普通高中（分为人文科、经济社会课与科学科）和技术高中（以协助学生升学为目的）的高三学生必修课，而从2011年开始，法国教育部规定从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哲学教育。并且，哲学是中学毕业会考的第一门科目，所有高中的学生，只有通过这一会考，才能毕业并有资格进入大学。用一个法国记者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哲学会考似乎成了法国年轻人的成年礼。把哲学作为高中生的必修课和会考科目，这是法国中学教育的独特之处。欧洲另外两个伟大的哲学民族——英国和德国，并未如此推崇中学哲学教育。在德国，哲学课只是中学生的选修课；在英国，哲学课则更多的是比较宗教课或逻辑课。在欧洲，除了法国之外，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把哲学列为高中生的必修课。法国按照哲学概念和主题来组织哲学课，训练学生对关乎人生、社会、政治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初步的哲学思考。 这些问题在最伟大的哲学家们那里，都是争论不休的话题，为什么法国要求其国民在年轻时就开始加以思考？事实上，在法国，中学哲学教育的目的并非为了造就哲学家，也不是为了让法国人掌握哲学，而是为了培养公民。这解释了为什么经济社会科、理科乃至技术科的中学生都被要求学习哲学。中学哲学教育的本质乃是公民教育，因为哲学被认为有助于塑造具有自由精神、批判意识和政治责任的“开明公民”。 ■学习哲学是公民的权利 通过教育塑造公民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试图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来锻造新法国所需要的理性国民。拉卡纳尔在大革命前是天主教修会的哲学老师，他在1793年进入国民公会后，积极参与国民教育改革。他认为，自由思考和发展批判理性的权利属于每个公民。显然，哲学对于培养自由思考和批判理性至关重要。因此，从大革命教育哲学的逻辑来看，学习哲学是共和国公民的权利。 哲学教育并没有能够在混乱动荡的大革命中得到实践，倒是被终结了大革命的拿破仑纳入到法国公共教育系统中。而此时的哲学对于拿破仑而言，只是对国家教育的工具罢了。 中学哲学教育并未随拿破仑垮台而终结，而是得以不断发展。在保守的自由主义七月王朝期间，1840年担任公共教育部长的哲学家库赞强化了哲学教育在中学的地位，并引入作文的形式来培养中学生的哲学思考和表达。 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国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最终以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告一段落，共和国因此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了完整的支配权。反教权和反旧制度的共和国致力于通过初级和中等教育向国民灌输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精神，中学哲学教育被认为是通过思考学习自由的重要途径，是共和国通过学校展开的公民教育的顶峰和完成。因此，哲学学习不仅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成为他们的义务。 在现代社会获得充分权利和尊严的个体，是否有能力运用自己的自由？这需要他们对人生和社会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具有思考能力。哲学教育有意识地引导即将成年的少男少女们关注哲学问题，因此“自由是否意味着不遇到障碍”、“欲求不可能的事物是否很荒谬”这样的问题出现在会考当中，并不令人意外。 同时，共和国要良好运作，公民能够在自由中理解和承担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责任并且相互尊重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哲学教育也常常围绕一些对于政治和公共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问题展开，如国家的权威、工作的价值、个人的权利和义务等等。 ■哲学教育也常常遭遇失败 当然，哲学教育和其他学科的教育一样，也常常遭遇失败，并且失败的比率可能更高。我有一个法国朋友，他以一篇关于卢梭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之后一直在一所高中教哲学。有一次他给我看学生的考卷，试题是对帕斯卡的一段话进行分析。他对某些学生非常不满，批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爱读书。他给我看了两份考卷，几乎是空白，只能得一两分（满分是20分）。事实上，哲学会考的平均分也就在10分左右。 哲学教育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认识到，人类的一些根本问题和他们也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启迪和发现会影响他们一生，并非因为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学者，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人生和职业的意义，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对这些问题给出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而他们也应当以自己的人生和职业，去理解这些问题并探求其答案。 更为重要的是，中学哲学教育是对政治生活的准备。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在哲学课上就正义、自由、平等、国家、工作等问题所学到的知识和进行的思考，事实上是对他们成为公民的预备。差不多同时，他们获得选举权，在法律上成为完整的公民，将在生活中切身理解公民的政治和道德职责。人们只能在自由的运用中学习掌握自由，公民教育只能在政治生活中完成。年轻的法国人能够在政治参与中检验和理解哲学教育传授给他们的公民之道。 近二十年来，某些东欧、拉美国家也纷纷在中学中开展哲学教育，帮助年轻人通过自由思考来理解自由的价值。哲学教育成为民主化的重要内涵。哲学与民主的有益关联，取决于哲学的执著和民主的热忱能否在政治中化身为健全的公共精神和公民德性。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分享1995年巴黎哲学宣言所表达的信念：“哲学思考在教学和文化生活中的发展，通过发挥公民的判断力——一切民主的基本要素——积极地推动了对公民的塑造。” ■2012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哲学试题 2012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8时，全法国334464名报考普通类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开始第一门科目——哲学的考试。每位考生可在3个题目中任选一题，考试时间为4个小时。 人文科考生试题 题目1：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什么？ 题目2：所有信仰都违背理性吗？ 题目3：解释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一个节选段落。 科学科（理科）考生试题 题目1：我们是否有责任寻求真理？ 题目2：没有国家我们是否会更加自由？ 题目3：解释卢梭《爱弥尔》的一个节选段落。 经济社会科考生试题 题目1：存在着自然欲望吗？ 题目2：工作，是否仅仅是为了有用？ 题目3：解释乔治·柏克莱《论消极服从》的一个节选段落。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摘　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一、素质教育的客观性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二、素质教育的整体性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三、素质教育的实践性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教育哲学论文:转变哲学教育观 摘 要：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在目的方面的认识不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是让学生学好理论知识，掌握好理论原理，能应付考试就可以了，以至使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仅仅被培养为恪守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不能适应新时期建设实践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本文拟就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目的错位的现状、原因以及改进措施作一分析论述，以求深化对于当前乃至今后哲学教育观念的转变及其教育目的的认识。 关键词：哲学教育观念；教育模式；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概括为：培养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目的本身强调的是阶级性、知识性与规范性（或称齐一性），在此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成为了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与模式化教育的复合体，受教育者被培养为有理想、识“规律”、守纪律的人。而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新时期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问题逐渐引起教育界的普遍关注。究竟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够真正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目前的普遍共识是，旧有的“人才”类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实践发展的需要，而具备务实精神、探索精神与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引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创造出新的成就。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领路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变问题便成为广大哲学教育工作者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 教育目的作为整个教育过程的起始环节，它决定着教育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其结果。正所谓“一个好的起点等于成功的一半”，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整体转变而言，深化对于教育目的的认识，并成功实现其转型便处于决定性地位。而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的认识深化与转变应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知识者”的培养诉求，而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像“爱智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应试教育信条和工具理性主义的支配下，传统的哲学教育被简单地视作知识教育，其哲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育的独特性被抹杀了。受教育者成为一种被剥夺了思想权力和想象权力的“不在场者”，他们学到的只是呆板僵化的公式体系，而不是充满思辩富含想象的哲学思维，只是因循守旧的教条主义，而不是激情四溢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哲学教育模式下，哲学变成了非哲学而受到学生的厌恶与排斥。实际上，就哲学的词源意义看，哲学是“爱智之学”，它来源于古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爱)和sophia（智慧）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很显然，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教育都应当是着重培养和激励学生的“爱智”旨趣，训练他们的哲学运思能力，引导他们以极大的好奇心与致极性思维去探索世界的多彩面貌与人生的本真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不但继承而且发扬了哲学的“爱智”本性，其教育当然应该遵循哲学教育本来的理路，从而引导学生成为“爱智者”。 2 转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对于单纯“理论者”的培养目标，而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积极地研究新事物、发现新问题、引出新结论，从而像“实践者”、“创造者”那样去思考问题。在传统的哲学教育中，哲学被定性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世界观的问题又被界定为“不是仅仅关于世界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世界，有关世界的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问题”。按照这样的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基金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项目 ‘阶段性成果’”；基金项目编号为：川教函2006（486） 要对整个世界的构成及其发展图景作出完整的毫无遗漏的理论陈述，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体系的一个分支，也顺理成章地被诠释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包罗万象的绝对真理体系。如此一来，受教育者就只需要做到将现成的理论公式体系烂熟于胸，便可成为无所不能的“全才”、“通才”，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用理论公式框范现实世界，让实践的进程去牵就理论公式，而不能越雷池一步。似乎这样就可以让世界按照它的“客观规律”体系自然而然地达于理想境界（即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实永远不会屈从于理论，相反理论无论怎样标谤“绝对”、“万能”，在现实的问题面前，它都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而只能屈从于实践。以旧哲学的思维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拒绝任何对于终极真理的描述，它的真理是衍生于实践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相对真理，马克思本人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任何“终极真理”都起源于狂妄无知、玄想臆断，其归宿必然是僵化守旧、停滞不前，这对于有效地改造现实世界而言毫无益处。因此马克思主张从现实实践出发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现实途径。这正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需要大力弘扬的致思方式。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下，受教育者不应再是那种恪守僵化理论教条的保守主义者，而应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实践者”、“创造者”。 3 改变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只注重知性教育的片面性，以实现知性与德性统一、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当代哲学教育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既包含着丰富的科学精神，同时也极力倾注了革命导师对人的关怀。可当前的哲学教育往往只关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证性质及其逻辑推理的严密性，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意蕴。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人的现实行动不是要去实现某个人之外的客观目的，而是要通过行动去实现人的主观目的，亦即行动是为了人的行动，因此其哲学也是为了人的哲学。革命导师的文本语言从头到尾都透露着对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现实生活境遇的忧思，而其倾毕生精力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正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和谐、富足的社会，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知性原则只是作为工具而为德性弘扬服务的。既然如此，那么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既学到革命导师在理论建构中所体现出来的实证态度与科学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让学生时时从革命导师关注人的生存境遇的德性素养中受到熏陶，从而在实际教学中实现知性与德性的融合。 二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原因分析 1 从社会历史背景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赖以生长的现实土壤。作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以绝对真理化身的形象以掌握群众，这样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性的形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路线、方针、政策的统一性和合理性论证，才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在无形中也促成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体化、教条化以及公式化的解读。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了描绘世界整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任何异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理论、观点及想法都被斥为“异类”，而如此一来人们积极开动脑筋以探导世界本原及生命价值的活动就受到严重的束缚，哲学之思便让位于政治教化。 2 从理论赖以建构的思维方式看，用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思维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造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公式化的重要理论根源。旧哲学幻想一劳永逸地把握世界，因而本体论成为旧哲学的核心。但这种“本体论”的思维不但使哲学处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总想描绘出世界的终极图景，而且使哲学远远脱离生活现实，成为只有用最高的哲学直观才能领悟的彼岸存在。这就造成了哲学处于生活世界之外，它的功能只是解释世界。如果坚持这种“本体论”的思维，势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凝固化和教条化，成为一种脱离实际的僵化模式，在这样的僵化知识体系的教育下是不可能造就出面向实践，积极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主体的，它所造就的只能是僵化思想的忠顺奴仆。 3 从目的错位的现实根源看，当代工业文明与市场经济模式的联姻共同造成了科学知识对教育世界的宰制以及人文教育的失落。自然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催生了当达的工业文明，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备受关注，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在当前的教育中居于主宰地位，而德性教育、人文教育则当作教育体系的旁支末节而被弃之一角，这直接导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对于德性教育的漠视，加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机械地认为道德素养和人文精神是归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因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体系中是处于被决定的位置，自然可以不予重视。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基础上培养的人显然只能是马克思文本中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而非全面发展的人。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目的错位的纠正措施 1 改变哲学教学方式，使其真正适应哲学学科的特点而成为一种激发理论兴趣、启迪哲学智慧、交流思想观念、碰撞内在心灵、师生之间双向互动的积极过程。在本来的意义上，哲学教育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对话，二是教化。这两个特点都应当在哲学教学中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应用。对话是心灵沟通的管道，是人类智慧的积极碰撞，也是哲学教学的最重要手段。只在通过对话，师生之间、同学之间才能相互了解和理解，才有可能在交互作用中共同地去追导智慧和提升智慧。而教化亦不单纯是单向的知识灌输，它不仅要求同学们学理论、长知识，更要求他们到社会实践中去生活、去感受、去体验、去践行、去创造，还要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和人格修炼，去沉思，去领悟，在对话与理解中改造外部世界，改造自我，增长智慧，获得大智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过程中，教师才有可能在与同学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不断加深对于哲学的理解，从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与水平。 2 改变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从实践出发以真正科学的态度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文提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以旧哲学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诠释。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解读为描绘世界总体图景的绝对真理体系。而这样的哲学是源于对某种超越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的普遍原理的先验认定，因此是不具有科学实证性的思辩玄思。相反，以实践为基点来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如同实证科学一样立足于科学所揭示的现实联系基础上的理论”。不仅如此，实践的思维方式还时刻提醒我们，理论要始终面向现实，使理论成为实践的一个环节，成为现实本身的构成要素，而不是对世界的外在说明。由于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有限的感性活动，那么参与实践的理论也是有限的、可错的和探索性的，因此这样的理论就必然要求重视与凸显受教育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的探索精神与创造精神，这样的理论对于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着重大的实践意义。 3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重视培养受教育者的人文精神，实现知性教育和德性教育的统一。前文提到，在利益价值日益凸现的今天，培养实用化的人才成为教育培养的第一目标，而体现人文精神的德性教育却不予重视。这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于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因此我们的哲学教育应该注重“为学”教育与“为人”教育的有机融合，在塑造知性主体的同时重视德性主体的塑造，使主体知性能力的提升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在对学生进行知性授业教育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传道功能，积极地对学生进行德性教育、理想教育，使他们树立正解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而言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作者，我们不仅应该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还必须积极地以一个探索者、研究者、存疑者的角色去引导学生真正地依照哲学的本性去思考相关哲学问题，并相应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和道德素质，使学生真正成为全面自由发展的人。 教育哲学论文:由数学史案例渗透数学哲学、教育思想的研究 数学知识呈现静态的和绝对可靠的特性,同一性原理体现事物只意味着它自己,它是逻辑学或精确科学的核心思想,它与进化的观点有明显矛盾。p=p,这里没有论证或历史考查,不涉及到心理学或哲学上的考虑,数学在这里是不变和绝对的,社会学和社会文化的历史很少顾及它们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数学家们的多次宣称,数学没有值得人们知道的历史。 1 数学哲学指导的数学史 有人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数学史是一种教条和闲谈,这种教条排除了可供选择的数学观点和立场,而把闲谈归类为脱离记录的私人沉思。若用这种方式理解数学,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终结的理论和完成的工作,这只能作为独特的现实呈现形式,与人类情感活动没有任何关系。此种观点是错误的,比如对没有解决问题的思考等,那些重大的数学问题和它们的研究过程在数学史中占最大的部分,虽然它对于学生创造力的激励和真理精神的追求几乎没有帮助,但这种数学的历史观点对创造力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很重要的。 因为连续性与绝对严密之后的一种错觉在有关的实践方面没有被人们很好的理解,所以这种研究的主题被逐渐放弃了。连续性是理想状态,不具有自然统一性,对于变化的构想都要有建设性的努力才可达到,并且要有认识论的观点做支撑,这样给人们带来一种警示。对数学教条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消极作用是历史的考虑,试图把历史用作揭穿假设的手段,在这种假设下,合逻辑的数学的发展成为错觉,有的时候还会步入抽象的意识形态领域。 valery说:“一个人有直接从活动方式中思考和联合的习惯,有只在眼前手段受限的情况下想象一个工作的习惯和从不着手处理来自一个与手段毫无关系的主题或想象的效果的工作的习惯。”所以只采取指出“人类”关心或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还说明不了历史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要塑造对数学史极广泛的社会文化方法的范畴,使之对身边的数学问题和认知问题适用。 拉卡托斯说:“缺乏哲学指导的数学史,是盲目的,而背弃数学史里最有趣的现象的数学哲学,也是无知的。”然而我们和拉卡托斯的观点不同,不能确信特殊的数学哲学是从历史里证明是无误的或存在历史进程的完整的理性重建。 如今有很多论战是关于提及数学客体的时单词“real”的用法,这些论战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解决,甚至于不可能成为这些研究的方向。它的目的首先是描述和分析,而不是替哲学辩护。不同于教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那样不可能集精力于辩护。“现实”就赋予文化意义上的负载,并且比重要信息或物体的集合一定要多。实证主义者对数学产生怀疑,是因为数学所研究的客体都不具备实质性的东西。 2 数学在认识论的转变中得以发展 在研究数学意义发展和物质存在的问题时,我们确信这是需要并能解决的课题。为了解决这类课题,让学生体验概括和抽象的过程,而不是直接面对抽象的过程。 在19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数学和它的物体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它的新理论、新思想的变化。根据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转化而成的集合论和形式公理学,它们的发展使数学变得越加抽象并且缺泛必要的解析。来自大范围远距离交流的必要性和抽象的纯数学的发展,这个历史事实显得非常古怪,它的符号形式既促进同时也阻碍了学习与交流,所以它遭到很大的讽刺。学生对此学习感到困难,尤其对我们的教育实践极为重要的概念解释更加困难,而现代数学没能在这个意义上对所需的任何事物提供完整的解释,它们不是特别的假设与抽象,就是特别的技术与机械。所以不能把数学作为一个主题在校园里进行有实效的组织和追求。数学学习也要与其他学科相似,一定要对明晰根本性问题的广泛探究有帮助。 所以可以得出,由欧几里得公理化体系来讲,对其有意义的语句和可以理解的概念进行逻辑还原、组织与分析,好像留给我们思考的没有复原的基本工具,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都想回到过去的风格,而欧几里得数学方法的目的在于把一切事物都化简成基本数学。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数学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是被划分开来的。 关于数学和数学对象本质的本体论在认识论转变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和发展。若我们想要把数学史用于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时,正确理解这些转变是很有必要的,下面用实例说明从机械论证到关系思维和从直接的方法到间接的方法这个认识论的转变过程。 3 利用数学看待和分析世界 在19世纪到20世纪数学在希尔伯特和皮亚诺的公理系统下出现了深刻的大变革,并已成数学史上最感兴趣的事情。数学在19世纪被看作是陈述必要结论的科学,据此数学可以完全不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说或是一种推理。在之前的公理系统就是不需要证明的,19世纪以后数学大厦的地基就变成了纯粹的臆测,只用他们可能的推论加以证明,数学涉及事物的理想状态,它具有系统化和分析思想的方法,同时也是自我反思过程,数学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元知识,但是皮尔斯与多数数学家和哲学家不同,连他本人都在否认数学的完全解析理想,他把数学看成在动态现实之中建立客体的可能性。 公理化体系所带来的态度看作是一种运动,需要“具体对象”为它起作用,数学中还是存在一些事实和事物得不到正确的解释,这和莱布尼兹的充足理由律相悖。所以对解析态度不应过分夸大,如果夸大就象人能够预知他的所有结果。正确的观点是数学可以看作是推理形式和操作形式之间的一种递归和互动。 操作思维和操作思维所带来的观点认同从古代数学到笛卡尔观点这种转变是可能的,这其中不可缺的补充部分,被称为关系思维,莱布尼兹确信真理是可以证明的,认同关系和和理论,但笛卡尔认为真理与证明是没有关系的,更偏重于问题解决。19世纪初数学从一种语言转型成为结构科学时,数学很有优势,图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思考的东西。 数学中的数字是在17世纪时变成一种语言,算术是在19世纪成为一种程序化,而且它是在代数观点下结构视图产生之后才形成的。所以数学的争论在19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趋向、不同声音,每一种趋向都只强调两种基本的认知操作中一个,即对相似性和关系的研究。算术化程序试图根据具体化的实物和自然数来定义所有的数学概念,利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基本问题。例如复数对柯西来讲没有意义,只是成对的实数而已。相反正如一些数学家们所预期的那样,公理运动是想利用综合性的从上到下办法,通过推广公理的相关结构及原则,达到扩大它的理论的应用性并以此来解决数学的基本问题。 解析和综合两种观点基本组成了数学活动的实质,数学活动体现在一般化和具体化之间的递归活动,数学体现的是事物本质的抽象反映,一种思考是另一种思考的对象就是“本质的抽象”,这就是非常基本的现代数学思维方式。瑟斯顿从心理学角度称之为压缩,使人惊奇的是,数学是可压缩的,你可能费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精力,分步的尝试从几种方法中找到一些结果,如果你一旦真正完全的理解它的结果,之后再从心理角度你去整体衡量它,马上就会发现有惊人的心理压缩。这样,数学就是一种创造或者成果的体现,并且不能独立于它在本质上的抽象上的发展,这样看来数学依赖来自行动的抽象更为恰当。但抽象一定与明确内省相反的过程不可分离,由此把之前的明确与分离形成一种主体感觉、思考、行为的特定方式。 现代数学已经具备了“关系思维”的特点,关系思维倾向于看待知识与现实等同,这是最大的障碍,与之相反,科学与数学,教会我们怎样看待现实世界,如何进行分析世界,数学史启发我们的是真理和人文精神,但它不是绝对的数学真理。 4 数学的分析和综合的交互作用 围绕公理方法展开的讨论,突出的显示了数学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的转变。到19世纪中叶,提出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类似力学或几何学那样真正的价值,数学是否应该具有算术那样有自身心理结构,将数学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划分。代数学被视为是几何或力学结构的代数化,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代数学对几何学的作用,它不是对对象的刻画时,这些差异就逐渐的没有了。关注的焦点发生了转移,转向认知和知识的内在动力上来。数学家们开始更加深刻的反思,反思他们自身的结构和活动,而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思。 单一的运算x+1衍生出自然数的加法与乘法,格拉斯曼运用这个定义证明了算术运算其它的所有重要性质,如交换律、结合律等。格拉斯曼公理包括了归纳法,但是在它那个年代却受到了猛烈的批评。holder相信涉及递归运算的那些讲述都不是公理,因为算术是先验的。若有人认为这些公式是算术公理,则他就会把相似的公理用于数论和分析中无数的概念,如此话算术公理的数量就会大增。这陈述不够明确,因为格拉斯曼没有处理困难的部分,会指责他的处理是不完整的,只给出讨论中的一些规则,就目前情况来看,这样说法比较合理, holder还未真正的领会数学公理系统,也就是数学公理系统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用数学推论来评估的,并不能完全表示直觉给出的基本现实。 5 如何正确理解数学内部的对立统一 19世纪初出现积分理论从柯西到勒贝格的转换,它用实证更多涉及算术近似法及不等式语言。 利用展示函数概念柯西在一定意义上做完了笛卡尔把几何向算术的压缩过程,他把几何简化成直线,当然就受到格拉斯曼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他们认为数学理论应该描述与某一主题区的关系。人们都认同通过连续函数概念的介入,由此数学能真正变得很适用,应该能够生成各种各样的直接的真理,对数学问题进行构思,使其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这种实证态度和公理运动态度是完全不一样,函数与连续的概念是同时发展的,连续性是函数的基本特征。柯西将数学转变成了外延理论,必须把连续函数设想成具体表述的等价类,而不能认为它的一些表述提供等价关系的外延公理等同,只能这样来理解函数连续的性质,但不能成为表示函数形式的性质。 狄利克莱和柯西认为,函数必须被看成是解析表达式,而解析表达式是建立于外延公理的基础之上。勒贝格利用假设解析表达式都成立,继而极大的推广了函数的概念,然后又从连续函数发展到可测函数,并且在实际检验的基础上,这个可测函数能包涵数学分析内能找到的所有函数,20世纪初函数概念的发展映射了数学分析的进展。 从柯西以来,可以依据函数的某一性质或推理来理解函数,而没有必要明确表述函数就能选出函数集,这是能够做到的。如柯西证明了具有这个性质:f(x+y)=f(x)+f(y)是连续函数,它没有给出函数f(x)=ax,柯西建立了对数学概念的一种全新的理解,据此数学概念可以依据它得出某一结论来给出定义,把概念理解成具有某种行动计划的操作性,这与过去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柯西是一位真正的现代数学家。 黎曼对积分充满兴趣,继柯西之后开始研究,与柯西研究的方式不同的是他从必要条件入手,黎曼给出了闭区间上可积的有界函数的定义,黎曼由此对连续性与可积性进行了区分,并且定义出非常重要的可积函数的概念,这个概念被人们看成“完全任意”函数中最大的子集,“完全任意”的函数从19世纪中叶以来,始终在连续函数的定义中处于尤为重要地位。黎曼将可积函数的概念进行了极大的推广,未来进一步概括可积函数的概念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黎曼对计算积分值的传统程序的做法是认同的。 勒贝格的做法是分割函数的值域,显然测量和可测性概念都可以定义积分概念,勒贝格的做法不仅仅将可测集和测度集的概念放在了中心位置,还步步加强了实证分析与公理化定义的方法论,托马斯·霍金斯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就是勒贝格建立了首个通用的积分理论,各种数学范例、定义、定理在勒贝格研究以前早已经存在着,可是它们缺少在正确理论指导下的完整性及连贯性。 作为微积分理论,从柯西就开始对连续性进行研究,距离概念成为邻近测量的适用性是连续性的定义与定理的唯一条件,由此建立了度量空间的抽象的概念,这个开放性的概念被定义成线的开区间概念,对集合x,不同度量标准决定同一连续函数,仅当x中的一个子集对一个度量标准开放,并且对另一度量标准个也开放。描述连续函数特征的工作就是选择一个拓扑结构,等同于选择一类开放集合,空间拓扑是它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性,并且非常适合成为公理化与集合论条件的特征,若没有康托尔创建的集合论,一定没有抽象测度理论与拓扑学理论。 拓扑表征对理解勒贝格的广泛的可测集、类集、可测函数都具有帮助作用,也有助于弄明白在纯数学中发生的事情,由拓扑学的概念可以简化一般形式的辩证与推理,它描述了数学探究和现实重构的特征。 那些给我们的感觉很抽象的数学思想,若只从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就变得很容易理解,过程到结构的转换还是相当有好处的,数学史作为描述成长与发展的历程,而数学哲学涉及到更多辩护的问题,这两个在教育情境中都具有了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历史的角度使我们对数学内部类似的对立统一有很多的理解,一是数学成为把人类的智慧释放出来的一种力量,它已起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纯数学的发生发展时常因为正式的严格证明而出现,这些证明是公理化的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为操作假说工作,但不能成为客观题材的说明。从柯西以来,对算术与积分论各自的发展描述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的指出,公理集合论是可用于数学和数理化最好的构架。 我想还是有许多人会觉得数学还是很陌生,那些建立于19世纪的集合和代数公理,可以被看成是集论思维的工具,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正是这个矛盾才使得数学史的研究更有意义、更有启迪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突破困境,承担使命就必须实现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的转变。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才能培养出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影响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因素研究 一、显性因素 （一）教材以及考试模式 教学内容重复，缺乏现实性和针对性，教材内容陈旧，不够引人入胜，这些都是马哲众所周知的问题。虽然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版本众多，但基本上还是沿袭了传统教科书的模式，也就是由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几个部分组合而成。它不但无法容纳随着历史前进和实践发展必须加以补充的内容，而且在表达已有基本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也存在缺陷，无法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核心的精神实质，缺乏对当代人类生存状态和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思考。 同时，当前大多数高校考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效果仍然采取课堂考试的形式，教师讲什么，考试就考什么，似乎在考学生的记忆力。这种片面化的文本考试模式，排斥一题多解，拒绝异质思维，限制人的创造力，无法检验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实践能力，也无法体现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结果往往造成高分低能。 （二）教法 教学方法单一，脱离学生实际。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大部分采取“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传授式教学，这种方法重视理论、强调灌输，以教室、课堂、书本为中心，把哲学抽象成僵化的公式和枯燥的概念，然后再引用一些具体的事例或案例加以证明。这种过于重视理论阐释，而忽视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法，使学生成为被动接受现成理论的机器，难以引起学生心灵的共鸣，导致许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缺乏兴趣。 有些不喜欢马哲的同学说：“强迫使我对马哲课没兴趣！”通常我们上这种课的时候都是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做别的事。对它说不上喜欢，主要是这种课通常听起来比较枯燥、乏味。听了后也感觉没有多大收获，而且它离现实又很遥远，无法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和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很多人都有这种盲从心理吧，上马哲课的时候容易受周围同学的“感染”。如果大家都经常逃课或者在课堂上做其他的事，那么自己会感到有点心理不平衡，也会那样去做。一次，两次，时间长了，也就感觉不到马哲有什么意思了。有些同学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但课堂上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强迫的意味。现在这样的学习不是学生主动去学的，而是带有很大的灌输意味，学生一开始就会对这门课带有一定的逆反或者反叛的心理。即使明明知道这东西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但就是因为你强制我学，所以我就不喜欢学、不愿意学。归根到底，这是导向性的问题，也是教育方法上的问题。 （三）教学制度 现在各大学都挂上了“素质教育”的招牌，“教育有层次，素质也有层次”遂成为一种时尚的观念，素质教育轰轰烈烈登上了高等教育的舞台。但实际结果又如何呢？熊丙奇先生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只不过是挂上了素质教育的幌子，是新瓶装旧酒的纯粹形式主义，实际上搞的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 本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科院院士杨叔子教授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大学有三件事：第一，学会如何做人——这是最根本的；第二，学会如何思维———这是关键；第三才是学会掌握必要的高层次的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古人也曾说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见大学的核心不在教会学生知识，而在教会学生做人。而我们的大学在发展中却偏离了这一教育思路。 正如杨叔子教授所指出的：高等教育的时弊根于轻视人文素质。学校视办学如办厂，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校方绞尽脑汁向学生灌输各种“有用”的知识，逼迫学生今天考这个证，明天考那个证，重教学生做事，轻教学生做人，表面上大谈素质教育，实际上却普遍表现出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轻视，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思想。过于注重死知识的传授，本末倒置，必然导致大学生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电脑荒于人脑，必然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缺乏生机与活力。 在这种大气候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然沦为形式，不仅学生反感，就连一些教师也对此嗤之以鼻。为什么呢？就因为哲学作为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恰恰是人文知识的核心，哲学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在高等教育为“立竿见影”的功利主义思想所笼罩的情况下，试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改革怎能取得较大进展呢？ 二、隐性因素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从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而且一直都有反思改革，但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效果还是达不到我们的教育目的呢？当然，这与受教育者和社会环境有关，但是除此以外，还应该存在其他一些不容易被人发现的隐性因素。 （一）教学理念存在偏差 在目前的哲学教育理念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的倾向比较普遍，教师在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几条原理和结论。这种教育理念侧重解决学生认知层面的知识传承问题，却无法解决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信念并付诸实践的根本问题。同时，它使我们在教学中无意识地把哲学原理变成了教条，使原来充满智慧、灵性、能启迪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堆枯燥无味、晦涩抽象的知识。同时，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认为马哲是万金油，而马哲教育只是照本宣科。我们有的教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常常习惯于用传统的旧观念和旧理论去解释、回答已经发展变化的新现实，即使联系不上，也硬要牵强附会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寻找答案，这必然会让人们质疑：要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没有什么原则，要么就是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教育必然使群众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二）教育者的态度 从教育者的角度看，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普遍地存在着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威信，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效果。本人认为，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主要原因。根据调查，教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普遍有三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圣经看待。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左”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照抄照搬，结果是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不能回答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由于照抄照搬的理论无法正确解释和回答客观现实问题，因而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时间一长，学生就失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任。 第二种态度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右”的认识。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于一百多年前，是机器大工业的产物，回答不了今天的现实问题，它已经过时了，应该用新的理论来取而代之。甚至有的教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演变为新宗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灌输教育是一种愚民政策，窒息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机。 第三种态度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来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坚持不是固守，也不是抛弃。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时俱进的品质和基本原则是相对稳定的，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都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不能动摇。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理论则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充实和丰富，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正如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 （三）没有对马哲教育形成正确的认识 许多人把哲学教育简单化，把其知识、方法的传授当作是“ 政治理论”的灌输。本来是“ 哲学上的说理”却变成“ 政治上的说教” 。应当承认，不存在脱离政治的哲学，但哲学有政治无法替代的作用，二者不能简单等同。政治是瞬息万变的，经常表现为一系列原则、政策和策略，而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价值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真理观的有机统一。它以稳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透过瞬息万变、复杂迷离的现象，把握规律，认清政治形势。哲学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和简单现成的结论，它为人们提供解决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问题以及评价真善美的正确标准。它重视的是引导学生思维，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不是结论。把哲学简单等同政治，势必导致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死记硬背，缺乏思维的训练、理性的思考，激发不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而哲学理论教育和宣传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宣传教育完全是为当下的政治服务。而理论教育要一分为二，客观冷静是它的理性所在。它的变化服从于实践，它只忠于实践，并对发展着的现实社会作出理性的回答。但是，由于一些眼前的阶段性工作和政治目标的需要，哲学理论教育往往失去它的客观理性，而是围绕着政治目标不断地注释，不断地演绎。只顾一时的宣传教育效果，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本质，其结果是自己损害了自己的形象。过去多年来曾经把哲学当作具体政策的辩护工具，弄成政策图解，搞得极其简单化、绝对化、庸俗化，以至于造成全民学哲学而又全国主观主义大泛滥的荒谬局面，这段惨痛历史要引为子孙万代的教训，再也不能重演了。 （四）在教学方法运用中，认为举例就是论证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过程中，必须坚持进行哲学论证，而不是简单地宣布这样那样的哲学原理。只有通过哲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才会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家曾经说过：“凡哲学都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高于其他哲学，就更必须有严密的论证。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与其说是体现在它的结论中，还不如说体现在得出结论的论证过程中。只有通过论证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象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只是把结论当作如此的东西来宣布，就等于没有讲哲学。” 可我们有些教师以为举例就是论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只用举例为证的方法来论证某一条原理，严格说来这是不行的。何况有时候甚至连例子也举得不合适，同原理联系不起来，这就更不行。”我们要通过教学加强哲学的论证力量，不断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哲学不能只是用来宣布现成结论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成这样的学科，那自然在课堂上留不住学生，反而招致学生的反感和厌恶。 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地包含着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实践精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学活动，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严密的逻辑论证力量，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穷魅力。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思想作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给学生带来思想的收获、灵魂上的震撼和行为上的引导。 教育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瓶颈”与改革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建国以来便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各种研究解读著作真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作为当今根本的素质教育亦是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不仅仅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是大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更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培养的最重要方式。加强和改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以使之更好地体现时代的气息，更加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的思维能力，提高人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人的思维活动的独创性，激发人们的创造欲望，是一项至关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前提与基础 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课题，迄今为止已有相当多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对此开展了深刻且非常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教学改革的成功都必定是与其所属科目的本质特性相契合的，忽视课程本身的特点而一味追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课程设置等等方面的改革，无异于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质为前提与基础，在顺应这些特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真实有效的教学改革。关于这一点，孙正聿先生曾作出过相当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哲学是“向上的兼容性”、“时代的容涵性”和“逻辑的展开性”的统一。首先，“向上的兼容性”，是人类认识史的积淀、结晶和升华，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这就是说，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与哲学史是密不可分的，离开“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哲学就会失去它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就会失去它的至为重要的“历史感”。其次，“时代的容涵性”，是指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理论的力量，在于它以理论的方式去把握现实，使人们超越感觉的杂多性、表象的流变性、情感的狭隘性和意愿的主观性，达到对现实的全面反映、深层透视、理性解释、批判性反思和理想性引导。再次，“逻辑的展开性”，表现为哲学范畴的逻辑体系。用列宁的话说，概念、范畴是人类认识的“阶梯”和“支撑点”。哲学理论的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都只能是实现在它的逻辑化的概念展开过程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理论的力量，就在于这是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说服力量、征服力量。当然，这段话是针对一切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体现出上述一般特点外，更“熔铸着人类的理想、信念、情操和教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则熔铸着它的创始人及其后继者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高尚情操和深厚教养，因而具有一种气势恢宏、博大精深、睿智通达的理论境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最能”以理服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充分体现、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质，这是取得教学改革攻坚战之胜利的根本前提与基础。 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瓶颈” (一)批判与前导性的丧失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套为现实做注脚的“辩护士”理论，而是指引人们超越现实、奔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灯塔。但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未彻底摆脱为政治服务、给政治决策寻找理论依据的角色，现在我们很难再看到哲学独特的滋养主体、反思现实的批判功能，无处寻觅它对于现实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前导性理念，哲学日益成为“描红”现实的静态话语系统。上述束缚投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便是本为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人文教育被活生生“抽空”为纯时政性的苍白的政治道德说教，这样的教育根本无法内化为学生的品德素养，学生也无法从中获得科学实证与人文思辨的素质训练。由此看来，相当多的学生对本门课程表现出厌恶与冷漠也不足为奇了。 (二)“人”的隐遁 纵观马克思伟大一生的研究历程，无论是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人”都是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即使在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与流通等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资本论》中，我们也同样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同样，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里，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对人之彻底解放的美好未来的殷切期盼。然而遗憾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教学中，我们过分关注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强调物质是世界万物的基石的论断(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认识是对物质存在的反应，社会历史是受物质生产方式支配的)。虽然这样的哲学体系也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物质运动的一个环节，整个人类历史也只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已，缺少对人及其能动性的基本关注，其中的“人”已被剥离为空空如也的符号，沦为表现历史自身发展的工具。应该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浸染着浓重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色彩，甚至让我们看到了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的身影。它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这些弊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上便表现为教材中映入学生眼帘的是满纸冰冷的逻辑与铁一般的法则，人的主体性、灵动性悄然隐遁，面对这种“见物不见人”的教学，学生很难适应，更无从应用。 (三)教材的陈旧 我国目前所使用的教材内容主要取自前苏联的教材，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虽然其间多次改动，但主体框架与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易。例如，四大板块结构即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格局仍未完全突破。另外，大部分的教材不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而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使它更像是材料与观点的集合，而很难显现出个性与独创性。对此，一些学者认为：“前苏联教科书的哲学体系可以说只是部分地阐述了某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和原理(较多在唯物史观方面)，总体上并未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全貌和特征；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代表了它的最高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属于‘前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以前达到并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做了思想准备)的理论成果或形态。”近年来，不少具有创新价值的教材新鲜…炉，其中吸收了一些新内容，但有些内容目前仍是有争议的，如以实践唯物主义取代实践观的提法。这样陈旧的教材远远无法满足时展的要求，教材呈现的理论与现实热点问题相距太远，大学生真正感兴趣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人权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技应用所产生的伦理道德的冲击问题等等，并未纳入到教学体系中来。试想，这样一套远离现实、束之高阁的理论如何能塑造身处瞬息万变的时代潮头的大学生以健全的人格?如何能培养他们宝贵的独创欲望与卓越的创新思维呢? 三、在教学理念上，要大力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人性光辉与批判前导的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对人的关怀 如上所述，人的问题始终是马克思所关注的领域，从中我们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关注人的生活世界过程中建立和确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是人的生活世界，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同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一定要对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和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哲学主题由“物质整体的世界”向“人的世界”的重大转变。将之称为“重大的转变”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它涉及到的绝不仅仅是研究的主题，其中更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对“人的世界”的重新关注，必然高扬了人的主体性维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这里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隶属于整体、依附于社会的工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是以实践作为其存在方式的创造自身历史与未来的充满自主力量的人。人的光辉的复现，同时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本体论由“物质”向“生成”的推移。所有这些转变，无疑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理念由僵化迟滞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使其恢复从前的生机与活力。另外，从现实的层面上看，研究主题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从单一政治或经济功能定位的观念转变到确立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相结合的观念上来，使其从单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观念上来，也使其从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确立“教学”相关、“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给予学生的不仅是知识与智慧，更有健全豁达的人生观。这样的哲学才是“智慧之学”、“为人之学”，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是“育心之作”、“树人之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凸显“批判与前导”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里的革命性所指的不单是对资产阶级的批判，也包含着对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反思与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该与现实保持适当的距离，以理性的眼光来审视现实，不断地超越现实，不能仅局限于对现实的注解论证。一味用庸俗的实用观点和狭隘的政治观点来看待哲学的后果是严重的。长期偏重物质文明建设、令精神文明建设流于表面化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低效率。批判功能的重现，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焕发新的生机，彻底摆脱本本主义的僵化教条。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努力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导性，积极主动地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导向性理念，在宏观标向上指引现实社会的发展。这一新的转向可以消除哲学把握现实社会发展脉搏的滞后性，改变其长久以来的“注脚”形象。转而走在了浩浩历史之江水的潮头，如灯塔般照亮我们前方的征程。这样的哲学教育充满了青春的脉动，学生们又怎会不欣然接受呢? 四、在教材体系上，要实现各部分内容的创造性重组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之体系划分为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唯物史观四大部分，内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的联系未被充分挖掘，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的任务之一便是要重建这四大板块的内在联系，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实践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绝不仅是指与认识相对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把握自然界的手段。实践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近年来，不少教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物质观这一章的后面加入了实践观的内容，但这里仍然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物质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又如，唯物史观不仅仅是一个隶属于自然辩证法之一部分的自然历史过程，更是人创造历史、解放自身、描绘美好未来的过程。它是浸染着辩证法的、彰显着认识论光辉的开放性进程。再如辩证法，它不只体现为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等领域的运动规律，更表现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运动，这样的思想愈发明晰地揭示出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只有深入探索上述闪光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体系熔铸成一个有机的系统。 为了使上述设想得以实现，同时也考虑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知识体系也应随之进行分解和重新的排列组合，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体系。这种“树状”知识结构由“根知识”、“主干知识”和“枝知识”三部分构成。在学习中，学生通过对每一章的深入研究，首先找到贯穿于这一章中的基本原理作为知识“主干”，将构成这一基本原理的主要概念与范畴看作这一章的“根”，将每章中的其余知识视为本章的树状知识结构的“枝”，“枝”的意义取决于其依附的主干知识与根知识。主干知识遍布本章，而根知识则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每一章的知识体系中。“改革后的哲学原理教学新体系，既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既具有深刻的理论性，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既体现出理论的魅力，又具有时代的感染力”。 五、采用史、论、著、比、实有机结合的方式丰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体系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过分注重了原理的阐发，致使哲学教材沦为现成的结论、枯燥的条文与苍白的说教，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我们必须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丰富性。具体来讲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史生论 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对于哲学原理的编排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学生接受到的永远只是科学且同定的结论，冰冷又干巴巴的条文。至于这些结论是如何获得的，在这样的真理产生之前，理论创建者进行了怎样深邃而艰苦的思索，这中间又与自身的哪些旧痕迹进行了彻底地清算，即马克思的伟大思想如何从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巢窠中涅磐重生的等等，我们无从得知，似乎真理对于个人来说是早已给定的，只需尽力接受就万事大吉了。正是这样的做法令教材变得枯燥乏味，学生读来亦是味如嚼蜡，难免产生厌恶、恐惧的心理。因此，在教材中引入历时性维度势在必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蜕变而逐步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史正是对这一生成的科学描绘。对于学生而言，只有充分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流变历程，才能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原理的真谛。例如“人的本质”一节，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应当引入马克思早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观点，使学生在马克思关于人本质理论的嬗变中更精准、更全面地理解最终的结论。 (二)凭著丰论 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著作的科学归纳与概括，体现了原著的精华所在。然而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教材不是原著，它始终只是中介，不是本原，它不能代替原著的学习；其二，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编撰的教材在全国或一定范围内普遍使用，只会使哲学教学变得单一、枯燥”。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一轮又一轮的归纳、概括、抽取极易导致对原著理解的简单教条乃至偏移曲解。前者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后者则无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本质。如对于“生产力”这一范畴的理解，马克思本人眼中的生产力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括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多个方面，但在传统教科书中，生产力却被曲解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能力。因而新教材中应加强原著与原理的结合，实现以原理带原著，以原著丰原理的崭新格局。这样师生才能共同面对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感受伟人思想的真实脉动。 (三)借比彰论 这里的“比”有“比较”的意思，同时亦包括“借鉴”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应充分对比、借鉴中外优秀的思想成果，通过“扬弃”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 首先我们从中国传统文化上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源于中国的，它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扎根、生长并结出丰硕的果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几千年的锤炼而形成的中困传统义化的威力是巨大的。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天既是“活的规范”(延续着的传统)，又是正在生成着的传统。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促进两者的有机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重要手段。例如，中国文化强调“天、地、君、亲、师”，我们可以将之改为“天、地、国、亲、师”，这里改原来的“君”为现在的“国”很重要，“君”是一个具体的君主、政府，“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这容易产生极权，不利于民主的发展，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将其变为“国”字，则既保证了中国传统价值的有效延续性，又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观的结合。这里的“国”字既非政府，也非政体，而是“家团”，是country而非state。中国人经常用“家园”指乡土。“亲”不仅仅指父母，可以扩而广之。“师”也不只是指老师，还包括朋友等。再如，中国儒士所强调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同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的儒家传统在精神意蕴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相一致的，应该实现二者的融合，以孕育和生发出新的中华民族精神来，这也是新的工业民族精神之所在。如果我们哲学教科书能够吸纳进这些东西，则哲学教学将会别开洞天，肯定会激发出学生的极大兴趣来。 其次我们再来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现代哲学。一直以来，教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排斥的，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简单冠之以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或不可知论之类的大帽子，不屑一顾。这样的态度不是平等，而是俯视，甚至是敌视。然而细细想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绝不是在温室中、在与致病因素隔绝的无菌室中产生与保持的。相反，它是在各种思潮的冲击、辩论、打磨中显露其金子般的光辉的。打开窗子，让新鲜的阳光进来，屋内的花朵才能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况且，西方现代哲学的思想也并非都是谬误，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这样做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念，而是旨在避免绝对化，能够对其他流派、思潮采取更为宽容、开放的姿态。这不仅仅是必要性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可能性的维度。“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是各种对抗和冲突激化的世纪，那么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共同挑战，21世纪将会是和平竞争和对话协商为基调的世纪。对抗和冲突不会很快消失，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加剧，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对话和协商。在此背景下，哲学领域以往那种势不两立的对抗也必将有所缓解，协商式的争论会使人们更多的接受。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已开始出现这种倾向。有一些哲学家不仅在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中各种流派和思潮的对立，也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找其共同点”。有了这样好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应解除束缚，在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平等对话中展现其特有的优越性与先进性。 (四)依实话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借此来充分发挥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内在维度，同时也是时展的客观要求。 从哲学的性质上看，它总是以普遍、抽象的方式来把握具体特殊、表现思想的，似乎与现实没有什么关联，实则相反。纵观整个哲学史，没有一位哲学家的哲学是完全抛弃现实的，时代问题始终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只不过他们采取了比较隐晦的方式将火热的激情与深邃的思想包裹了起来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更是倍加关注，因为它就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的过程中产生、发展和壮大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就是要使之保持开放性、批判性，既要对历史开放和批判，也要对现实开放批判，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开放和批判的交融中，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仅仅是对旧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而且也包含着对其所处时代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哲学精神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无中心价值的价值多元、无序状态问题，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现代社会、为现代化提供支持的问题，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等都应关注。从国际方面看，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以及由此提出的全球伦理或普适伦理问题，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秉持的原则的伦理前提问题、人权问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的，也是我们哲学教学所不可回避的问题”。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抛弃“原理加例子”式的假化的教材体系，真正将现实生活引入到哲学之中，这样的哲学教育才更能体现其开放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使马克思哲学教育彻底摆脱目前的尴尬境况。这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发展方向。 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来看，时代特征比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上面提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是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地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再联系在一起”。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了科技革命和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向纵深处挖掘，会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的哲学课题：“一是知识增长、科学发展与技术革命中的哲学问题；二是人的自由解放运动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三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前两个问题反映了当前举世瞩目的科技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两大潮流，在深层上，乃是社会进步同一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反映着人类在处理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既改造外部世界，又改造和发展自身。而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突出，则反映着人类在自觉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的自觉地反思”。忽视了对这些哲学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势必会影响社会的长远、稳定、全面的发展。而这样的任务就需要也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来完成。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现实生活的紧密结合，才深化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及形式的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才切实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时代的精华”。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四个方面的结合之间绝非是孤立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整体化倾向。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必然与代表马克思某一阶段思想内涵的著作相关联，也必然会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总是在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在对现实社会凸现出的各种问题的深刻剖析中诞生的，这些经典著作的真理性、时代性绝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黯淡，如此等等。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不仅要在形式上形成树状的知识结构，还要在内容上形成史、论、著、比、实交相辉映的全新格局。 综上所述，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形成由来已久，欲彻底根治其弊症也绝非一日之功。但只要我们不断提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立足于长远的教育理念，站在民族进步、国家兴旺发达的高度，以竭力造就创新人才的哲学精神为目标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改革，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针对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坚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教材体系的改革，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现质的飞跃，培养出更多的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 教育哲学论文:浅谈中学化学教学中的哲学教育 本文对化学中体现的哲学原理作了简要介绍，并与其他学科作了类比，力图在化学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哲学教育，以培养他们的哲学品质，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功利性的紧张时代，我认为作为一名化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化学课堂对学生进行哲学的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将对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 一、现象与本质的教育 1.现象与本质的含义。 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及此事物与他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构成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的、比较深刻、比较稳定的方面，它不能被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任何事物内部都有其本身的特殊矛盾，这就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与其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现象是事物的本质的外部表现，是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多变的方面，它能被人的感官所直接感知。 2.例析培养学生的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哲学思维。 （1）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这也是一个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本质的过程，只是在这个特殊的过程中，应用了黑格尔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门捷列夫透过六十三种元素的杂乱无章的表面现象，发现了原子量的变化引起元素性质变化的本质。这是透过事物看到本质的一个典型例子。 （2）将二氧化硫分别通入红色的品红溶液和紫色的高锰酸钾溶液后，均能使其褪色，二氧化硫是否均表现了漂白性？ 通过这些实验，让学生学会用现象和本质的哲学观点周密、严谨地看问题，做实验时，要认真观察现象，并认真思考，通过实验现象认识实验本质；学知识时，也要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并抓住事物的本质。理解了知识的本质，才是真正的掌握知识的内涵。 （3）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物质的本质不同，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也就不同。在中学化学教学中，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单质，但是其性质却相差甚远。这是为什么呢？在金刚石的晶体里，每个碳原子都被相邻的4个碳原子包围，处于4个碳原子的中心，以共价键和4个碳原子结合，成为正四面体结构，这些正四面体结构向空间发展，非常牢固，因而金刚石熔点沸点都较高，并难溶于溶剂。 石墨的晶体则是层状结构，层与层之间以范德华力相结合，因此片层之间容易滑动，石墨质软。但是由于同一层上的碳原子间以较强的共价键结合，所以石墨的熔点很高。 二、量变引起质变的教育 一位伟人说过：“化学可以被认为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而客观事物的变化总是只有质和量的变化，质和量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呈现为量变和质变的两种状态。因此，让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量变到质变的普遍规律的哲学思想非常重要。 1.量变与质变。 量变是事物一种细小的、不显著的数量上的增减和事物各个组成部分在空间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不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在化学中，物质浓度的变化，分子量、原子数目、化合价、键能、温度压强等物理量上的变化，以及物质排列次序、排列方式空间取向、晶体类型等的变化，反应过程的程度改变等都属量变的范畴。 质变是指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例如物质的变化、同分异构体的相互转化、分子组成和反应性能的改变等。 2.化学中的实例。 量的变化引起质变的例子很多，如浓度、温度不同引起的质变以及元素周期表体现的规律等。 （1）浓度变化引起质变：稀硫酸具有酸的一切通性，但当改变硫酸的浓度时，随着硫酸浓度的改变，引起了性质的变化。浓硫酸具有强烈的吸水性、脱水性和氧化性。而这些正是稀硫酸所没有的。 在一个烧杯中放入恰好能反应的1l20mol?l-1的浓硫酸和20mol铜，反应也不能进行彻底。因为在整个反应过程中，随着反应的进行，硫酸的浓度逐渐降低，“浓度”这种量的改变引起了质变，浓硫酸变成了稀硫酸，稀硫酸不能与铜反应，所以反应不能进行彻底，所以得到的产物cuso4应该是少于20mol，而不可能是20mol。 三、内因和外因的教育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中学化学教学中，化学反应比比皆是，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种物质本身的性质就是内因，也就是通常我们化学上所说的物质的结构。影响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就是化学反应所需的条件，即外因。例如，在研究化学反应速率时，主要研究了外因对反应的影响：双氧水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放出氧气，但只要我们用二氧化锰做催化剂，就可以制取氧气了。这是因为二氧化锰是催化剂，加快了化学反应进行。也研究了内因对反应的影响：铜在常温下不与稀硫酸反应，而铁可以，这是内因（物质本身的性质）不同造成的。 四、看事物一分为二的观点教育 科技虽然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当今的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这就说明了科技的两面性——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教师不妨带领同学们实地考察、询问群众，了解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五、进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可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1.运用演示、实验、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生动、形象、具体地进行教育。通过实验，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使学生以形态的模式认识事物的本质。 2.多做研究性课题，如学习环境污染这一章节时，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考察，分析，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观点，也可以培养学生量变到质变的观点，培养学生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能力。不仅仅让学生学到了知识，培养了学生的辨证唯物主义思想，还让学生学会了怎样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教育哲学如何讲述之史学视角 在西方汗牛充栋的教育理论文献中以“教育哲学”的各种形式的文本不胜枚举。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什么是教育哲学”的一种应答。逻辑上可把“什么是教育哲学”的问题换为“教育哲学是如何讲述”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分析，从中反省教育哲学可能具有的真正形式。 一、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 但首先是，教育哲学的讲述何以可能?换言之，教育哲学究竟应该讲述什么?只有明确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教育哲学的讲述才具有可能。王坤庆教授认为教育哲学之所以在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不被其他学科所取代，关键就在于其学科研究对象的不可替代，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学科；在金生?教授那里，教育哲学的存在是为教育的应然性问题做一个哲学辩护，教育哲学是讲述教育的应然性问题。还有论者认为教育哲学讲述的是教育的存在之谜，追问教育之真。关于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人们回答各异其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对教育哲学何以可能的种种观点的穷尽归纳，而在于我们需要明白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它们生成的概念框架是什么。 概念框架是人们在思想中构筑经验世界并对思维中的概念进行整理的方式。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人们形成的经验世界的图景也是不一致的。教育哲学构筑的是教育世界的图景，不过，这种构筑，不是常识的，也不是科学的，而是哲学的。教育哲学对教育世界图景的构筑，是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来进行的。区别于常识的、科学的概念框架，哲学有自己所特有的概念框架，这使得教育哲学不同于教育科学。但是甚至在哲学系统内部，哲学也有自己彼此不同的概念框架。正如西梅尔(simmel)所说，“哲学就是哲学本身首要的问题”。譬如西方古典哲学和实证哲学，虽然同为哲学，但是它们分别是在思辩的和实证的概念框架中来营建各自的哲学体系的。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必然也要受到哲学系统内不同概念框架选择的制约。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会形成不同的关于教育哲学的“世界图景”。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对哲学的反思，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离不开对哲学可能问题的思考。 同时，教育哲学的构建也离不开对教育世界着眼点的选择。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与教育世界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换言之，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经验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的可能。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意味着人们只有在对世界作出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这一世界的认识。因此教育哲学讲述者讲述的世界只能是经验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关于教育的感性活动。而由于人们对教育世界存在着不同的经验程度和经验范围，那么不同的教育哲学讲述者所面对的教育世界也就存在差别，人们关于教育的概念理解也就存在着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也就为教育哲学讲述的对象的选择提供了差异。譬如如果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家庭教育，那么在此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家庭教育哲学肯定就有别于学校教育哲学。 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分歧，是在于人们关于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选择的不同。在不同的哲学和教育的概念框架中，生成的教育哲学也就存在着差异。面对诸多的概念框架，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成为未决之问。但是，这种未决之问，恰恰是教育哲学有望成为可能的前提。无论对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辩，还是对教育本体的存在反思，抑或对教育价值的执着追求，教育哲学都是教育和哲学的联姻。“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全部可能与必要都建立在对‘哲学’与‘教育’的关系认识上”。对教育哲学讲述何以可能的追问，应该上溯到关于哲学和教育何以可能的思考。 哲学和教育的可能，规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哲学和教育的可能只能是教育哲学前提而不是教育哲学本身，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教育学。对哲学和教育的可能的思考，可以由哲学史和教育史来回答。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教育的可能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但由于最终以文本形式呈现的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也不一定就是哲学和教育的本来的面貌，因此这也就决定了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不一定就是教育哲学应该有的面貌，而只能是教育哲学可能有的或正有的面貌。“在某种意义上，象教育哲学的这样东西是没有的，只有能用不同方法加以分类的各派教育哲学。”也因此下文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的理解只能具有启发的意义，而不能作为结论的标准。 二、哲学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哲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有规律的演绎过程，不同的时代实践派生出不同的时代哲学。以人类历史实践为线索，梳理哲学发展的脉络，可以揭示出哲学所呈现出的种种可能，进而可以把握教育哲学的讲述所具有的几种可能。 当人类还处在自然联系占优势的时代，由于人们尚远远不能破解处于优势的自然之谜，因此就难免给自然之谜以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形而上学，也就构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本体追问，对普遍规律抑或绝对理念、普遍精神的追寻。这也就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式的哲学。但是近代以降，自然科学的狂飚之势，尤其是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实证精神风靡一时。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追问开始转向了对本体认识可能的反思。哲学从本体论必然转向了认识论。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分析哲学破土而出，哲学在近现代再次出现了重大的转折。有西方学者对哲学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形式作出了精辟的论断：“首先，哲学家们思考这个世界，接着，他们反思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最后，他们转向注意表达这种认识的媒介。这似乎就是哲学从形而上学，经过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自然进程。” 分析哲学的诞生，并没有终止哲学的自然进程。20世纪由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科技理性不断扩张边界，人文世界日益受到挤压。克服人的异化、恢复人的主体性的呼声此起彼伏。对人的关注、对主体存在意义的挖掘成为西方哲学讲述的主流。哲学也进入了对既往的和现存的一切进行了批判和清思的阶段，哲学的发展开始呈现出多元的面貌，哲学的讲述表现出了多种的可能。哲学史呈现出的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必然给不同历史时代中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一)本体探求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哲学执着于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这就给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一种可能(如果存在被讲述着的教育哲学的话)，那就是以思辩的方式追问教育的本体。但是“在把哲学解释为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时……其结果往往把哲学理论混同为其他的实证的知识。”哲学成为“科学的科学”。既然哲学是作为“科学的科学”，那么在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追求的可能形式也就是对教育实证知识的揭示。而由于当时教育哲学还没有从教育学中分化，故而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也即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是通过教育学来体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有人将“近代教育科学化运动”之前的教育学通称为“哲学的教育学”也就情有可原。因为在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时代，教育学对教育实证知识的追求必须有赖于哲学关于永恒存在，尤其是关于人性学说的支撑。显然通过这种思辩的途径获得的关于教育的实证知识也就只能是思辩的，教育学所呈现的范式也只能是思辩的，进而是规范性，而不是描述性的。所以，在哲学就是“科学的科学”的概念框架下，传统的教育学与其说是“哲学的教育学”，毋宁说是教育哲学的一种怪胎。人们建立教育学的初衷是对教育进行描述，但结果却走向了规范，教育学大厦本应是立足于经验，但结果却奠基于思辩。在此逻辑下，罗森克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既被看作是教育学，又被看作是教育哲学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教育哲学对教育本体探求的初衷，却对后来的教育哲学的讲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教育哲学界一度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挖掘就是这种范式的实践。 (二)价值规范式的教育哲学 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经过认识论的转化，为哲学本身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哲学家从过去致力于对终极存在的追问转向了对现象世界、经验世界的探究。而伴随着形而上学的被拒斥，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也走向了终结。教育学毅然迈向了科学化进程。显然教育哲学已经不能依附于教育学而存在了。在哲学认识论转化的背景下，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也就不再是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追求，传统的哲学教育学，“一方面它借用了自然科学方法，以追求科学化、量化为目标，朝向建立教育科学体系；另一方面，它保留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将教育学中具有价值和观念属性的内容纳入哲学范畴，朝向形成教育哲学体系。”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方向，在哲学拒斥“自在之物”的背景下，教育哲学也不再关注教育的本体，从而也不再关注教育实然，这些都交给了教育学去解决。教育哲学研究者所做的就是从各自的哲学观点中演绎出教育价值、教育目的，并试图根据这些价值、目的为教育实践提供指导。在这种意义上教育哲学是一种规范性的哲学，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一种实践哲学。但是教育哲学讲述呈现的这种可能，反而给自身的可能带来了疑问，“教育倒反像仅是附在哲学骨骼上的皮肉一样，只用来阐明哲学的原则”。哲学演绎式的教育哲学如同哲学式的教育学一样，面临着成学的可能性的问题，然而也正是这种演绎式的教育哲学，极大程度地丰富了人类的教育思想，促进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譬如处在这一时期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正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 (三)语言分析式的教育哲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他的教育哲学范式却并没有在学界得到一致的赞成。而当分析哲学的问世，教育哲学的合法性才得到了充分肯定。“在西方哲学不断发展的背景中，教育哲学真正开始成为一个有清晰界限的研究领域，以其强有力的分析方法著称于世。”分析哲学改变了在此之前的哲学言说方式，哲学被打上了科学化的烙印，分析哲学家试图通过语言的分析来为哲学问题的解决提供确定性。这也就为教育哲学摆脱以往对哲学的依附性提供了突破口，教育哲学开始真正关注自身，并能够为自身的科学性提供保证。显然教育哲学的这种可能性得到的认可归根结底还是哲学的可能性得到了默认。分析教育哲学依靠分析这一批判的武器真正展开了对教育理论的批判和清思。遗憾的是，分析哲学为教育哲学的可能提供了肯定的同时，也为其否定埋下了伏笔。分析教育哲学在文本分析的概念框架下，日益进入了逻辑的游戏，日益脱离了现实的教育问题，即便他们也试图对教育实践提供帮助，但是分析的方法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而且在另一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合法性本身也值得反思，分析只能是哲学的方法，而不能或至少不能代替哲学本身。所以当分析哲学走向式微的时候，分析教育哲学也就好景不长了。教育哲学的讲述再度成为一个问题。 (四)人文求索式的教育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演绎下，哲学的发展越来越关注人的存在。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生命哲学的发轫，为后继哲学对人存在意义的观照更提供了可能。分析哲学之后，语言已经被哲学演绎成“存在的家园”，通过对语言、文本的分析来找寻人的存在的意义，成为哲学不可回避的主题。哲学主题的切换给分析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带来了挑战，以分析的方式展开对教育文本的反思、理解、体察，并从中感悟教育的意义，使得教育摆脱顽固理性的干扰，让教育对象走出对象性的存在，成为教育哲学时髦的主题。这种教育哲学在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中都不乏存在，无论这些教育哲学所选择的教育着眼点是什么，它们字里行间都始终关注人的时间性存在，处处激荡着人文的气息，文化的关怀。然而，教育哲学的这种讲述方式依然没有摆脱自身对其上位哲学演绎的窠臼，同时，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基于其方法论，在叙事方式上提倡“小叙事”而反对“元叙事”和“宏伟叙事”，这也就导致教育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不再是笼统的关注整个教育过程，而偏重于对微观的教学事件、课程开发、教育政策等进行哲学的审视。所以，尽管西方教育哲学的讲述在当代获得了全新的演绎，但是，西方教育哲学反而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教育哲学的规范性反而再次迷失了。正如彼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谈到英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时说道：“我希望看到的是更加强调社会价值和人性的‘伦敦学派’的发展。但是，也许会有一种‘范式转变’，有某种新的东西出现，但是我却不知道新的东西会是什么。” 三、教育史的回答：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几种可能 教育哲学的讲述离不开教育本身。语言是存在的显现。只有人类教育活动的存在，教育哲学才有讲述的可能。教育史是教育存在的逻辑显现，很大程度上教育史中关于教育经验世界的描述，既是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之外是存在着的无)，同时也是教育哲学讲述的积极界限(教育世界在语言中对人生成为无限的有)。因此教育史关于教育的讲述也为教育哲学的讲述提供了种种可能。 这里我们不准备考察教育的起源或史前教育，起源问题本身就带有形而上学式的追问。这一问题的回答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定的哲学世界观作为前提，因而本质上也就成为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尽管很多人把它纳入到教育哲学体系中来。我们关注的是教育史以描述的方式对教育历史形态的揭示。只有在这种描述性的概念框架中，教育史中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哲学讲述的消极界限和积极界限融为一体。 我们知道，以文艺复兴为分期，教育史对教育的前后讲述，可谓大相径庭。文艺复兴之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们对教育的理解，还不是一种比较严格意义上的，即作为学校教育的理解。因为当时学校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尚为数不多，教育特权往往都还掌握在教权或皇权的手中，教育整体上还远未世俗化(偶尔也有例外，譬如拜占廷时期的教育)，同时，这些教育在形式上也还停留在个别施教上，教育内容比较简单，教育方法也比较浅显，教育目标也还只是一种道德向善的追求。显然，面对这样的教育经验世界，“如何教育”乃至“什么是教育”的问题并不能够充分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也就必然决定着教育哲学讲述的必要性本身还有待思考。“自然，在漫长的岁月里，毕竟积累了许多经验，经历代有识之士的整理，形成了大量教育文献；惟这类经验总结，主要属于教材研究、治学经验、道德修养的规范及程序、教师风范之类。与其说是‘教育’的经验，毋宁说是‘学’的经验。”故而当时的教育现状限定了教育哲学讲述可能。因此，当我们有人把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教育哲学时，不免牵强附会，虽然其间不乏关于教育的许多讲解，但毋宁说它是一部政治学更为妥当。 到了近代，西方历史经过了中世纪痛苦煎熬的同时，也给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其中之一就是延续至今的大学。中世纪之后，“因为有了大学，所以一般教育，即使还很坏，却普及多了。”教育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在这种世俗化的过程中，伴随教育规模的扩大，教育问题也逐渐增多。于是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也逐渐增长。但这种思考出自教育实践的需要，还主要集中在“如何教育”的问题上。因此，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必然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规范性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教育理论讲述的主要表征。同时，过去家庭式的、个别施教的教育逐渐被学校教育、规模施教所取代，这就决定这一时期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难免也逐渐从家庭教育、个别施教逐渐转移到学校教育、规模教育上来。再者，中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从上往下延伸，中等教育、初等教育逐步发展，人们对初等教育，尤其是“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自17世纪中叶夸美纽斯逝世以来，就已明确地提到历史的日程上来了。”所以，这自然也使得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的讲述主要把视野限制在儿童教育上，教育哲学的讲述也难脱其咎。洛克、卢梭、赫尔巴特等人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述也正是在这种逻辑中进行的，而这一时期教育理论研究者对儿童教育、学校教育问题的关注，甚至影响了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一般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给教育哲学讲述的内容和方式提供了一种选择。 教育史的讲述充满着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在时代的进程中，从18世纪开始，教育普及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初等教育有所发展。到了19世纪，西方师范教育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要求。于是人们据此认为，“教育学之所以产生，实师资专业训练使然，而师资训练的需求，取决于教育事业的普及状况。”遂教育哲学的可能也就孕育于此。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教育学(包括教育哲学)的讲述都以初等教育的理论形式问世，而与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价值无涉。但是，这些教育理论却是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产生的。德国也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繁荣，才能成为普通教育学的故乡。缘何当时教育理论不对高等教育进行必要的讲述呢?事实上，当时德国的洪堡理念已经颇具高等教育哲学的意蕴，而红衣主教牛曼的《大学的理想》也已经于1852年问世，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谈及的高等教育哲学框架在那个时代也已经成型了。然而，直到20世纪，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依然将教育主要定位在对儿童的教育以及学校教育上来。难怪教育哲学家费茵伯格(feinberg，w．)指出，认为教育哲学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一般哲学基础”和“专业培训”的观念是不够正确的。而罗森科兰茨的《教育学的体系》由于其广阔的教育视野(该著作教育视野非常广阔，它分为三编，第一编是教育的一般观点，第二编是关于教育的要素：体育、智育、意育；第三编是关于世界教育的特殊系统：家庭生活、学校社会、公民生活、职业生活、宗教生活)，后来被美国学者翻译并专门以《教育哲学》命名之，今天看来或许对教育哲学的规范性问题思考更具有启迪意义。 而当人类迈入20世纪，教育一改以往的从高等教育向初等教育下延式的发展路线，开始步入由初等教育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上升式的发展轨道。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边缘进入社会中心。于是人们关于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也变得紧迫起来，高等教育哲学也走进了教育哲学的视野中。在这种情形下，教育哲学的讲述已经不能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普通教育阶段了。同时，当代教育也逐渐走出了围墙，走出了专业培训，从有限的空间进入了无限的时间。当代教育出现了三种新的现象：教育先行、教育预见、社会拒绝使用学校的毕业生。教育经验世界的日益丰富性，给教育哲学的讲述也增添了丰富性。当1921年，德国教育学家j.r.克里茨玛尔(j.r.kretzschmar)在《哲学教育学的终结》中，宣判哲学教育学的死亡时，相反，人们从哲学层面对教育经验世界的思考却越来越多，教育哲学已经不局限在学校教育、儿童教育等问题上了。而时至今日，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网络教育、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丰富的教育经验世界都可能会进入教育哲学讲述的视野。也因此，教育哲学的规范性越来越成为疑问。 四、结语 过去的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并没有完全过去。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揭示的西方教育哲学讲述所呈现的种种可能，也启迪着我们今天教育哲学的讲述。既然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可能性源于哲学史和教育史，而哲学理论在不断演绎，教育世界也在日益丰富，因此教育哲学的讲述方式、讲述内容必然也在不断地生成。所以，教育哲学范式的探讨，如果脱离丰富的教育实践，脱离可能的哲学语境，这种努力必然是徒劳无益，而那种试图给教育哲学提供单一模式或唯一范式的理念，无非是一种话语霸权，更是有悖历史本身的逻辑。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教育哲学范式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哲学研究也能够呈现出范式特色，譬如分析教育哲学。同时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也表明，教育哲学范式化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植于时代的哲学，也根植于时代的教育。如果存在唯一的教育哲学范式，那也只能是在时代实践的广阔境遇中选择哲学，运用哲学的知识和智慧来审视教育、反思教育、批判教育，从而改造和创新教育。教育哲学的讲述真正能够得到认可的过程，也正是教育哲学在时代的教育实践中得到证明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教育哲学范式化的过程。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轻易地穿过历史时空，梳理出西方教育哲学讲述的种种可能，也不过是因为我们沿着历史实践的车轮碾过的痕迹，重温一次教育哲学的文本罢了。 教育哲学论文:融入科技哲学的高职通识教育初探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高等教育要重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创业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高职院校在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同时，也担负着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使命。因此，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努力探索和构建学生科技素质培养体系，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通识教育视阈下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通识教育”的要素包括：第一，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高尚的人，这一目的特点表现为明显的非功利性；第二，其教育对象是少数“社会精英”，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有闲暇超然物外，终日沉溺于非功利的活动中；第三，注重培养人的智能，教育内容全面、广泛。只有培养人的智能，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且高尚的人。 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为未来所从事的技术型职业做准备。同时，要开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同时具备的融合型人才。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肩负着对学生进行应用技能和高素质培养的双重重任，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造就技术与文化兼备、赋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既会工作，又会生活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加强对高职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内涵十分丰富。“科学精神”是指在长期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一种观念、意识和态度。“科学精神”体现在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中。“人文精神”是指以人为本、高扬人性大旗、揭示人的生存意义、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的性质与特征，有人认为是人类认识自然、适应自然和变革自然活动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集中表征，是人类认识自然活动及其认知成果的升华。其要点可概括为：科学精神的首要要求即客观、求实精神；科学怀疑精神即追求真理、不盲从潮流、不迷信权威；不断求知的精神；创新的精神；继承的精神。所谓“人文精神”，孟建伟认为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的两种极端存在方式，对人类文化的创造所起的作用各异。“科学精神”是人类进行科学探索的不竭动力，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取得持续进步。同时，若无人文精神的激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通识教育维度的高职 科技哲学教育的合理性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包括四部分：自然观、科学观与科学方法论、技术观与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通识教育维度下，在高职教育中施行科技哲学教育，解释科技哲学中的科学理论、科学观念，如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通过课程使高职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哲学课程是培养高职学生辩证思维方法，提高高职学生科学素养的主要课程，关系到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其课程性质决定其人文主义思维方式与情怀。科技哲学课程的定位为：对科技发展进行哲学的反思，亦即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人文主义的解读与反省。 高职院校开展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属于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还没有哪所高职院校设置了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在我国，高职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办学经验尚需积累。当前，高职教育存在两种不利倾向：一是教育目的的功利化，二是教育目的的工具化。教育目的的功利化，表现在教育者一方，就是将主要力量集中在专业教育和应用开发研究上；在课程结构方面，知识性课程比例偏大，方法类、思维类课程比例相对较小，其结果是职业教育近于专业训练。表现在受教育者方面，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催生了文凭热、证书热、考研热等，社会现实促使高职教育的功利性增强。金耀基认为，今日之大学最流行的形象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由于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不知不觉中大学日趋社会化、政治化和市场化。大学如斯，高职则更甚之。教育目的的工具化，使人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人成为科学技术或工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教育目的的功利化和工具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违背教育的初衷，表现为只突出做事的教育，忽略了对人的全面教育，培养的人才素质得不到全面发展。在急功近利思想和浮躁情绪的外部环境作用下，大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缺失现象比较严重。《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来说，如何使学生全面发展，成为21世纪的科技创新人才，是高职教育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鉴于此，科学技术哲学应成为高职通识教育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让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进行哲学反思是必要的。 在高职院校培养体系中，融科技哲学于通识教育中，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有正确的认识，完成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教育对于高职院校通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有： 增强高职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全面认识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促进了人类的进步和文明，改变了世界面貌，科学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题。但创新不仅仅指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通过科技哲学教育，可培养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系统思想。同时，让学生认识到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利用会带来负面效应，科学技术有“双刃剑”的性质。对科学技术若没有全面认识，只看到和利用其功利性一面，而无视科技对人类和社会的负效应，将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灾难。 培养高职院校学生的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 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含的人文精神，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从某些方面说，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建伟认为，科学像人类其他各项创造性活动一样，充满着生机和最高尚、最纯洁的生命力，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明，它给人类以崇高的理想的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超越自我、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因此，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它所体现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 促进高职学生对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有充分认识 “科学”、“技术”是两个不同概念。对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区分两个概念之间的不同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科学和技术的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为人们普遍认同。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复合体、统一体。通过科学技术哲学教育，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进行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得到的不仅仅只是技术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科学与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或者是人文社会工作者，在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必须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做到在处理科学技术问题时既遵循科学精神，又顾及其人文社会后果。 建构科学人文的高职通识教育桥梁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也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必须看到当前高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现状与问题。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机融合的主要途径，一是改革人才培养目标和学科专业结构及课程体系，二是培育高职学生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 科学技术哲学课程的开设具有广泛的意义和沟通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双重功能。面对高职院校的实际，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师资队伍培养，改革教学方法，积极探讨在高职院校开展科技哲学教育，弥补当前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促进科学教育人文化，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观念，而非单纯的技术传授给学生，使他们不仅掌握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懂得如何合理地运用科学技术，使之造福于人类。 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科技哲学”类课程是指针对理、工、农、医类研究生开设的政治理论公共课。目的是通过对科学技术哲学这门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培养出来的理工科研究生对科学技术的功能有全面正确的认识，在正确的科学技术哲学观指导下运用科学技术于实践。高职院校的专业或学科设置以工程、技术应用类为主，与普通高校的理、工、农、医类有相类之处。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并不能因为其学位层次较低就视科学技术哲学教育为可有可无；反之，对于毕业以后直接从事工程技术类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开展科学伦理、技术伦理教育，让他们具备工程良心，对科学技术的“双刃剑”性质有全面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高职学生培养的特点是在校学习时间相对较短、理论与实践并行，所以，在高职院校开展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还是个崭新的课题。笔者认为，在高职院校中开展科技哲学教育不能像大学那样系统，可按以下步骤： 第一步：通过问卷方式选取部分对象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科技哲学观进行调研，考察学生对科学技术的基本认识、对科学素质课程的教学需求，包括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考核方式等。根据问卷调研报告设定选题目标。 第二步：以开设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在高职教学中融入科技哲学的通识教育内容，为高职学生建构通识教育桥梁。选修课程《科学与人文素养》或专题讲座的内容力求体现当前最新科学技术实践的最新经验，科技的最新进展，让高职学生学习了解科学技术哲学是体现现代科学的理性文化，是人类理性发展到科学时代的产物。 结语 科学技术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自觉地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它关联着人类的现实关怀。高职通识教育视阈下的科学技术哲学教育，无论是以科学技术哲学所特有的科学自然观和方法论清除形形色色神秘主义与现代迷信，还是对于培养具有科学与人文素养的应用型技术人才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育哲学论文: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 我们认为，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视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在统一，这构成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法论意蕴的理论出发点。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有一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就是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这个说法固然正确，但却未免简单化。因为它容易使人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学说涉及两个平行不一的领域，即作为客观现实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存在规律和作为人类主体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的思维规律。其实，这两者是一致和同一的。作为主观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辩证法的正确反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作为世界观的含义。而这一主观辩证法作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方法，在社会实践中被用以认识、规范和改造世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又具有了方法的意蕴。 据此，我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作如下一个界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在正确揭示客观现实世界规律的基础上，又把这种认识作为主体的一种思维工具，反过来规范和改造客观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方法论意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转化为人们认识问题、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思维方法的过程。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转化为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方法论意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具体是通过如下三个途径体现出来的：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范畴所体现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说体系中，范畴是对客观现实世界的正确摹写和反映，但它一经形成便又转过来规范现实。而这个规范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范畴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范畴，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曾论及的那样，作为一种方法，就是使当时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从“原子非物质化”的迷误与困惑中解脱出来。因此，范畴的方法论智能是以范畴在本质上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的属性作为基础的。没有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正确摹写和反映，就没有范畴的方法论意蕴。这也算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所体现的方法。与范畴的方法论意蕴相同，所谓命题转化为方法，其真实的含义也是指反映现实和规范现实的相统一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命题，其中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通常被称之为理论原则的命题，无疑都是对客观现实世界存在之规律的正确反映。只是基于这一正确反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以此来规范客观现实世界，从而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这也就是理论转化为方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转化为方法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加以研究，这就是，能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所有理论命题均能有效地转化为方法。显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直接涉及我们现在能否和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所体现的方法。根据列宁对《资本论》方法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普遍一般方法还具体包括如下一些方法：一是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二是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三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四是逻辑的和历史的相结合的方法。当然，这些方法就其实质而言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展开和运用。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方法论意蕴的意义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蕴，探讨理论如何转化为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一种实践活动。一些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理论作为永恒不变的真理而到处生搬硬套，而实用主义者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言只语为我所用，以此去任意的图解现实。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存在的往往只注重知识的传授、结论的灌输，而忽视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 由此可见，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注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所具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角度进行传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学说绝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个人天才思想营建的产物，这个学说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认识工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说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科学世界观，更是我们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科学方法论。也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对青年学生人格塑造和精神素质的总体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哲学论文:西方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反思与批判 高等教育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布鲁贝克认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①他强调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共同的逻辑起点，认识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政治论哲学认为高深知识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显然,他的哲学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但是他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三个局限性，并且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人本论也是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和发展的哲学，多元哲学观的冲突和并存才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的基础，期望整合或者融合多元哲学观以实现高等教育整体功能是不现实的。 一、高等教育认识论与政治论哲学观关系上认识的局限性 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经济发展、城市生活及贸易复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需要大量受过训练的管理者、律师、文书、医生和牧师，正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才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和发展。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1150年)是为了满足意大利北部城市对罗马法学者的大量需求而逐渐形成的。巴黎大学(约1200年)则是神学的讲坛，是为了满足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神职人员掌握着政治和法律的权力，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也就成为许多人的梦想。②萨莱诺大学(1231年)则是为了培养医生而逐步形成的。从最早形成的几所大学的原因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对于专门人才的需要。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过程中确立的。也可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形成是以政治论哲学为主导的。 布鲁贝克认为，在美国建国初期，高等教育据以存在的合法依据主要是政治性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德国大学的思想之后，高等教育开始主要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合法存在的依据。19世纪工业革命之前，高等教育的主要职能一直是保存、传授和发展高深学问，工业革命的力量催生了“威斯康星思想”，高等教育又担负起为公众服务的职能。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交替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③诚然，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所确立的思想对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大学开始注重高深科学的研究，既给教师提供充分的教学科研自由，也允许学生享有充分的学习自由，这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无疑是洪堡时期大学改革运动取得的最卓越成果和最明显特征，并在美国大学得到了发展。但是，洪堡时代德国大学改革运动的真正意义是于在消除长期以来大学不断衰退的现象，让大学培养的人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不再是传统大学所培养的腐朽无用之人。正因为柏林大学以服务于国家需要为宗旨，才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而得到发展。在这个时期，大学完成了其世俗化的过程。④洪堡认为：“总的来说，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联系起来；却应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从而不断地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基地，并且使人力物力得以发挥更大的功用，其成效是远非政府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⑤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着眼的不是国家和政府的眼前利益，而是国家和政府的长远利益。显然，在哲学基础上，这是一种长远的政治观,不能简单地认为洪堡的大学改革思想是一种认识论的哲学思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继承了洪堡大学的精神，重视科学研究，重视高深学问，但高等教育最终还是为了国家的需要，仍然是以政治论而不仅仅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依据。大学要长远地为国家和政府利益服务，就必须重视科学研究，就必然要摒弃经院哲学的教学，让教师和学生享有充分的教学研究和学习的自由。在19-20世纪，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哲学并不是在美国的高等学校中交替着占据统治地位。“威斯康星思想”强化了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但并没有产生新的功能。这可能正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观关系上所存在的局限性。 二、人本论：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另一个哲学观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在政治论和认识论关系上存在着认识的局限性，而且在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局限性，即高等教育哲学观不仅存在着政治论和认识论两种思想，同时还存在着人本论的思想。 在评述高等教育各种哲学观点时，布鲁贝克始终坚持以“高深学问”作为其逻辑起点。他认为：“高等学校有三项主要职能：传播高深学问，扩大学问领域，运用其成果为公众服务。”⑥认识论哲学是他反复强调并予以肯定的。他说：“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如此突出，以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的学问。”⑦显然，布鲁贝克试图指出，由于初等和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有着不同的特殊问题，所以“从普通教育哲学中寻找线索是极为自然的，但是，要采用这种方法却是困难的”。⑧因而，高等教育的哲学观应基于高深学问。由高等教育的特征性出发是否能够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呢？仅因为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吗？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是基于高深学问还是基于“人”？对此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有着不同的认识。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流派。存在主义高等教育哲学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注重现实人生。存在主义教育观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以关注人的存在为逻辑起点；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强调学生在教育的帮助引导下自由、有选择、负责任地成为自由的人，以实现自我。其代表人物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尼采、萨特等。雅斯贝尔斯认为，个人的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出发点。他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⑨西方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自由教育（博雅教育）传统，不少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家，也精辟地阐发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理念。[10]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它既是人的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又服务于人的生命存在。换言之，教育的根本实质是保持和促进人的生命存在，生命存在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属，因此，教育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核心。教育的本体是人的生命存在。[11]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类型，是从教育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中西方早期的教育并无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之分，教育的目的也包括了高等教育的目的，高等教育也是为了人生命的存在，这种生命存在表现为人的自由、自在、自为的和谐发展。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 这种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存在和发展。 高等教育为何存在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是高等教育存在的“根”是什么的问题，更是高等教育本体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指出：“本体论是探究存在的现实终极性；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教育目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有什么联系，但本体论却是各派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并以两者为中介，对教育的系列基本理论和方法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12]高等教育本体论探究高等教育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一种哲学形式的表达。它关注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而注重实现人生的人本论哲学是高等教育哲学的另一种重要形式。 高等教育哲学的人本论思想并没有因为政治论或认识论的彰显而湮灭。它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仍然深刻地影响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实践。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的教育，到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再到《耶鲁报告》的自由教育思想，都闪耀着人本论的光辉。从美国20世纪20～30年代、40～60年代、60年代未到80年中后期这三次通识教育运动来看，人本论思想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大学本科的教育则始终相信应该以培养具有广阔的文化意识与修养的人才为鹄的”。[13]尽管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存在着不同之处，通识教育的发展更加起伏曲折，但是通识教育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是20世纪美国本科教育改革的主题。[14]因此，忽视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于西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有很大局限的性。 三、冲突与共存：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必然性 布鲁贝克认为：“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面对相互矛盾的现实，每个作者都阐述各自的哲学理论，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哲学已经妥善地将高等教育的各种主张融合到一种连续统一的政策中。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15]我国也有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和认识论哲学在实践中的冲突是必然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两种哲学观在实践中有渐趋融合之势。[16]在高等教育领域，多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可避免地会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可能会眼前交替地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但是否能够对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哲学进行整体处理，或者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哲学观是否能够融合，这确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冲突与共存正是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基本特点。 西方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关于大学的理念、理想、使命之争就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纽曼的《大学的理想》，加塞特的《大学的使命》，克拉克·科尔的《大学的功用》，托斯泰恩·维布伦的《美国的高等教育》，罗伯特·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卡尔·雅斯贝尔斯（又译贾斯珀斯、贾斯珀）的《大学的观念》，罗伯特·沃尔夫的《大学的理想》，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赫斯顿·史密斯的《高等教育的目的》等等，许多教育家都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或相反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这说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整体的哲学观可以统摄所有高等教育哲学思想，也没有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反而表现出多元高等教育哲学观共存的态势。 高等教育产生近千年来，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和变革之中。20世纪，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更加迅猛，各种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流派都试图解释高等教育在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但高等教育是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与政府、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及人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从多个角度对高等教育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然会产生代表各方利益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融合一切的高等教育哲学观来解释这种复杂现象。正是由于高等教育的多种需要才会产生多元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也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作出不同的回应，共同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国家的需要，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适应了大学追求高深学问的需要，人本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则重视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尽管多元的哲学观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但不同的哲学观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或者在冲突中进行融合，共存是高等教育哲学多元化的必然结果。 克拉克·科尔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座充满无穷变化的城市，与纽曼时代的“村庄”和弗莱克斯纳的“城镇”不同，大学的功用几乎无所不包，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的哲学观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多元化巨型大学的功用。同样，用认识论的观点来解释社区学院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或者用政治论的观点来解释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功能显然都是不合适的。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存在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从业能力的劳动者，是为了经济建设的需要，显然不是为了追求高深学问，人的自由和谐发展的目标也很难实现。在综合性大学中，则可能存在着人本论、政治论、认识论等多种哲学观的影响，这些多种哲学观可以共同促进大学多种功能的实现。高等教育是为了国家或社会利益、为了高深学问本身，还是为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些目标并不能够整体地融合起来,也不必要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在高等教育系统中，高等教育哲学观多元共存，更加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哲学论文:教育哲学是实践哲学：教育价值的角度 一、教育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 古代的一些思想家根据各自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教育是什么，从何而来，有什么作用，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教育哲学，拓宽了教育本身所局限的视野。在国外，“教育哲学”一词的使用最早来源于1832年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该学校为培养公立学校教师专门开设了教育哲学讲座。80年代之前。美国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寻求教育的普遍性真理。中国教育界真正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是在借鉴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上，以教育课程建设为出发点开展教育哲学研究。80年代之后，教育哲学的责任趋向教育的微观领域，致力于具体教育情境下教育??题的个别化阐释，通常被认为是正确理解和评判教育的有效工具。在学科功用上，教育哲学以一定的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本身难以解决的基本??题，通过对教育整体性的把握给予教育事业一个正当的价值尺度。进入90年代，中国的教育哲学的研究思路从建立教育哲学学科知识体系转向中国传统教育哲学的研究，“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哲学学科体系，就不能不研究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思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完备的哲学原理，有着丰富的教育精神和教育智慧。教育哲学研究的角度一类是从哲学的体系出发来论述教育??题和教育实践，突出哲学基本原理视野当中宏观教育的本质：另一类是从教育的基本??题出发来做哲学分析，澄清教育当中相关概念的含义，突显微观教育领域的本色。整个前进的道路上，教育哲学与时代同步，但始终没有脱离对教育价值的深情关怀。 共同体以具有卓越品质的好公民来要求个体，个体不断获得关于生活的经验和知识，使灵魂得到无暇的教化。说教育单单是教化会给生活带来无法消解的隐痛。人极想从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上升到某种教育立场，在那里看到至善的灯塔，转化为拥有它的渴望，这才是教育的宝贵之处。教育的??题出在教育实践的价值虚无，以至于整个教育没有鲜明的方向，因此教育的根本??题归根结底是教育价值的??题，美好灵魂的生成需要经过价值的熏陶和感染。教育哲学审慎的赋予教育可能的价值，这种价值成为“自然好人”的必需，进而唤醒人类内在沉睡的潜力，促使一种寻求共同体永恒价值力量的爆发以确保共同体稳固的根基。诚然教育哲学根植于共同体的教育思想，思考整体的教育秩序。描绘出灵魂耕耘、德性自然培育的公民品质提升的图景。如果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是无意义的教育，显然教育哲学帮助教育搭建教育价值技巧的体系。 二、实践哲学本然诉求价值关怀 实践意指着人类理性生活的全部的现实以及进入现实之中，它是一种实在的生活范式，并且是由一种价值导引的生活。实践哲学的意蕴指向人类全部的现实性实践生活，人们在实践中认识自己并改造着客观现实。一方面，人的生活是避恶向善的实践，更是追求价值应然的个性解放事业。实践哲学从价值的角度思考行为的正当、善和一些原则性??题，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追求的价值又是怎样的？另一方面。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实践的催化和付诸行动。实践哲学规定了人们善的实践活动的奋斗历程和获取有关善的实践性知识，并以此参与到实践当中，在实践中感悟实践本身的智慧，主动积极地尝试一切可能的生活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是人意识观念中的生活走向可能性实践的哲学阐释，它统合有关生活实践的普遍性知识：实践哲学更是人们走向有意义生活的哲学努力，它赋予人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 实践哲学具有求真求善的实践品质，在具体的、变动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实现自己，人们只能在探索生活价值的道路上把握它。实践哲学的实践品质表现为理性力量的导引，从而审思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并以此走向真实的生活。如果孤立视实践哲学为确定、统一的规则，自然会破坏价值的本性，实践者也会因此走上机械的实践。外在的实践哲学表现为一种自由、开放、创造的实践境界，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价值干预的张力，使实践主体和社会主体的图景融入一体。在此意义上，实践首先是有目的的价值选择，给行动以明确的方向和原则，继而采取自由意志的行动。实践哲学把人置于一个以价值为内核的实践链中，统一人特有的存在价值与实践价值。实践哲学承载着人们实践行为趋向生活至善的活动模式，对人们的实践行为的价值作出考察，以此关乎人类的生活。 三、教育价值：教育哲学与实践哲学共通的桥梁 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指主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一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教育价值就是教育实践中主体人的需要与作为客体的教育活动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对这种关系范畴观念的认识就是人们的教育价值观，足以解释教育的正当性和人们为什么追求良好的教育。教育价值观同样是可变的，不存在没有教育价值的教育，也不存在永恒教育价值的教育。从另一层面出发，我们可以找到教育的终极价值，那就是使人过上良善的公共生活。教育价值强烈地诉求个体在幸福的教育场域中不断获得长足的完善和发展。康德说过，教育隐含着人性完善的重大秘密，正是通过教育带来了人类全部的善。追求善也是个体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并使个体能够体验到生活的快乐。 （一）教育哲学开启人们对自然好的教育实践的共识 1 教育哲学统合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 人们在教育过程中加强自我认识、自我塑造、自我完善，主体性得到高度发挥。精神世界得到充分洗礼。教育当下的生活是事实，可以由经验来验证对于人们的必要和必须，而教育实践中关于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非正义的价值知识，不能用经验来取得证明。教育价值反映的是教育对人的有用性，是教育对人的主体效益。教育哲学的言说和阐释其实是对教育这种事物的意义评价，也就是说。教育与人的需要产生必然的联系。评价这种关系生成的效益的标准是人们所从事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的深层??题是教育实践的根本性??题。蕴含着教育价值追求的动机。因而教育哲学一方面统全教育认识，另一方面致力于教育价值的筹划，教育认识与教育价值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人们的教育自觉性和主体地位，赢得人们对灵魂教育的共识和激情。 2 教育实践追寻价值判断的合理性源于教育哲学 对于教育哲学来说，教育价值的判断、选择和寻求是凸显个人主体性的过程。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探询教育价值应然的学术，它通过心灵的启发而达到受教育者追求美好生活的应然愿望，培养个体成为有独立人格并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时代精神。在研究对象上，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不仅关注当下人类教育生活的整体性状况，唤醒失落的教育公共精神，还对理想中的教育做出了期待和指示。从教育的普适性价值来看，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题或将教育基本??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题的一门学科。因此，教育价值需要教育哲学实践化，教育哲学本应该有一颗使个体走向善的虔诚之心。 教育作为向善实践活动的价值在于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向善的教育同时兼有灵魂的善和外在的善。教育实践的培育在本质上是指不断地个体体验。关注人教育生活的意义是教育一如既往的追求，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教育理想。教育实践不能认为教育理想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否则人不会在教育中获得本来应该获得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教育哲学实践性乏力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的虚无。教育生活中，从表象看存在着教育价值。有规划个体社会化的统一标准。事实上，教育实然中淡化了教育本来所蕴含的鲜活生活本质的体验，虚构了一个枯燥的脱离教育实践的生活空间。教育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实践达成，其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哲学对教育现实性的尊重和反思，二是对教育价值走向可能性的挖掘和激励。基于教育价值视域里人的充分发展，教育哲学需要担负起搭建教育价值的逻辑框架，客观上决定了教育哲学走向实践的必然性。 3 教育哲学为教育价值达成的可能性提供内在驱动力 价值在实践中极大丰富，实践在价值中极大活跃是教育一味的奢望。教育哲学追求有关好教育的真理，热忱的探索实现教育价值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的使命也是教育的历史使命。更重要的是人类美好的教育生活急需切切实实地规引，首要的任务不在于忠实地墨守教育的诺言，而在阐释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并将成熟的教育价值情趣融入教育实践的预设、行动和反思性操作之中。因此教育哲学与教育生活之间存在着一种纯粹的天然的联系。教育哲学要走向教育生活，必须与生活展开对话，洽谈美好生活的由来、特质和技术路线。教育哲学如果避开教育价值的言说，只能加深教育的价值性危机。教育生活也不应该放弃对其本质性??题的理解和追思。为什么非要过当下的生活？意愿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接受？教育一旦陷入价值迷失的洞穴里，何谈人性的完善，何谈人有意义生活的生成。教育事业必须缔造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不断地理解教育意义新的历史表达。教育哲学不从教育价值的维度思索教育存在的理由，不对教育生活中的善执著地求索，教育永远不会拥有最高准则，相反会成为一个让人熟视无睹的静态概念。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无疑是教育生活最优秀的设计师。 （二）向善教育实践化的基础 1 好教育需要合理的价值判断 教育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对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教育不是人们常态观念下所指向的纯粹性学习。这就意味着教育不是随心所欲，人人喜好，它必须有实现远大理想的规范。教育目的体现在通过教化的方式建立共同体关于良善的生活，即教育的实践性需要一种思想的导向。教育的魅力倾向于对什么是好的教育的不断追??、达成，因而教育不是随随便便，人云亦云。其次，教育是个动态的概念，因动而活，因活而美。动态性是一种超教育的自然状态，它充分地实现着教育的公共利益。如果始终把主体性的必要性放在首位，教育的生存危机就会越大，因为个体的教育需求千差万别，没有好的价值判断和导向。就没有良善的教育，更没有智慧的教育。 个体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选择教育合理的价值判断。可以说教育困境的真正源头是价值的迷失甚至是虚无，这对于教育的主体或者客体来说，都是莫大的教育伤害。传统的教育曾经信奉“不打不成材”的格言，实质上??题出在教育者对教育本质的理解，认为教育就是无条件的知识灌输。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规训，而是不加任何雕饰的教化，它使共同体中的人们在崇高理想生活的呼唤下通过实践完成德性向善的自然转变。正如柏拉图所言，理想的城邦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的，但那些希望看到它的人却可以在内心中见证并且分享它的存在。因此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当教育过程中诸因素不断地出现矛盾和对抗时，随之而来的是教育生活场域的突变，教育不再是向善的事业，“利益”的不平衡留给教育者的印象是教育的可怕。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有做出价值选择才能实现教育的价值。杜威认为教育是民主的教育，有民主教育的前提是民主的教育哲学。毋庸置疑，民主的教育哲学规划好了良好教育的路径。并在对教育价值不断地辩护过程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哲学。进一步说，良好的教育都在实践中孕育和发展，好的教育在于教育哲学的实践化路径。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小小的舞台，也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形式。学校教育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实践平台，学校教育关怀学生的人生价值的实现途径，思索学生公民化教育实践带给整个社会的贡献。教育哲学的目的就是“找出教育真正的意义”，探究教育理想的内容、形式和哲学体系，建构关于教育自然性命题的知识。教育哲学是教育的意见向教育真理攀爬的阶梯，有着对当下教育现实“不满”的勇气，它不会淡然得迎合教育现实的不合理性，这也是教育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动力。但是教育哲学绝非仅仅停留在口头对教育的合理性及教育真理的理论捍卫。而是在行动中见证教育丰盈的意义之根：教育哲学畅想着教育未来的美好生活，它以宽大的胸怀和积极地态度付诸于教育行动和教育实践。并不断地期待着崭新的教育可能性愿景。 2 教育哲学走向实践化 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教育哲学??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特别是当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对峙越来越明显而无法消解时，教育也一时无法取得巨大的超越和长足的发展。因此当教育原地不动地膜拜自身弱点的时候。就没有审视自身局限的意识。然而重要的是教育的利益和矛盾需要不断的消解或者弱化，从应然角度说要求某种价值来调适和平衡，促使教育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幸福场域。在这里，教育的应然不是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教育理应在应然的感召下超越实然，在实然的现实中追求应然的可能，教育哲学的任务就在于此，而且教育哲学必须担当起这个责任。教育哲学更不是教育的宏大哲学叙事。而是实实在在地躬耕于教育事业，切切实实地解决时代变迁背景下教育的点点滴滴和是是非非，它有关爱教育成长和进步的奉献精神。 没有教育哲学的恩泽，教育不会树立起自己的信念，也不会轻而易举的找到自己回家的路。因此，教育哲学和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立刻得以显现，而且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继而教育哲学站在教育价值规划的图景上，在教育实践中践行其思想性指导，给予教育一个开阔的视野。教育事业只有单纯的理论性知识是苍白无力的徘徊，只有纯粹的实践性知识是盲目的前进。教育哲学如果一味地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线，在假设演绎中往返，它永远承担不起教育理论研究的任务，更不会达到教育的实践化。在这点上，教育哲学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此，教育哲学要坚决避开两种倾向：一是基于教育哲学的思辩性而忽视对实践的影响。二是基于教育哲学的目的性而忽视对教育实践操作性模式的理论探究和整合。真正能够引导教化人的精神世界的教育哲学，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教育的实然状态和应然状态紧密统一起来，整合到相得益彰的生态化境界。 （三）教育实践导向的本源 教育是关于人的教化实践，而哲学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教育虽有了自身价值的构建，但怎样实践的??题也是急需要解决的重要??题。现代教育对人们精神文化培养的忽视，让人片面的发展，让人的心灵空洞贫乏。教育哲学关乎人生命的充盈性，它不仅在乎人的现实状态，更立足于人的未来状态，形成对教育价值的提前预设，这也是教育哲学回归最重要的地方。人们常常把教育看作是手段，甚至是对教育的麻木。没有一点情感渗透的教育曲化了人们对教育的憧憬和钟爱。事实上，教育实践活动需要理论来支撑，但当教育实践本身的理论不能很好的指导教育实践时，教育哲学的历史使命应然而生：对于教育活动的必要性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促使教育不断做到反思与自我调试，实现教育最美好的愿景，这就是教育哲学的理想引导功能。反思从严格意义上去说，是指深深地思索，思索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思索关于自然纯朴的教育，更是对教育合理性的谋划；反思并不单单是形成共识性的教育话语，达成教育思想，追求教育真理，而是思索哪种教育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和实践。这就决定了教育哲学对教育生活的实践品质。教育哲学的实践品质就是教育哲学所拥有对教育的崇高理想与教育当下现实生活实践的高度统一。教育哲学立足于教育生活的当下和未来，整合出合理的教育理论，并不断地作以宏观上的反思与批判。微观上的修正与融合，使人类在教育中获得有关至善的技术和实践性知识。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实践者往往会依据一定的图式规划来认识自己的教育经验。教育实践的反思是教育理论不断形而上的创新。不是仅仅对教育实践本身的修正与超越。教育实践活动在本质是要超越教育主客体对感觉经验的某种设定。教育哲学积极建构教育实践的因素并成为达成理想教育经验共识的手段。在这里，教育实践的和谐状态是实现理想教育的本质基础。换句话说，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获得最大程度上的教育意义是由实践活动内在的和谐度决定的，教育实践的诸要素要努力达成实践生产与实践环境的统一。如前所述，教育实践活动是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统一，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因此当教育实践在某个阶段出现个别因素的对抗状态时，教育哲学会进行合理的调节、融通教育实践的层次结构。教育哲学的这种角色源于教育生活的实际需要，要想整合各种相互冲突的教育利益，确实需要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当教育哲学试图澄清教育困惑，解决教育生活中的难题时，其角色越发明显。教育哲学理论向教育实践行为的转化过程中，第一次转化是前提，必须首先转变教育观念；而第二次转化是关键，只有落实到行动中才真正有意义。人们期望实现所畅想的教育过程，容易使教育走上不涉及善恶美丑等价值的价值中立的过程，教育就是人的心灵趋向美的教化过程，没有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教育实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价值的颠覆既没有为教育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也没有为正当教育价值的确立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 教育哲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给教育者提供反思的机会，批判的对当下盛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作出合理的辩护，以提高反思的实践意义和有效性。这种反思是修正性反思，正当性反思，更是自觉性的反思。比如说，教育常常认为道德教育是理论的教育，让学生能够背出道德规范就算完成了教育。其实，通过教育哲学的分析，我们发现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践行，它是实践智慧的教育。道德教育必须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必须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在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中才能自然而然的发挥出来。否则，学生就会对道德教育失去兴趣。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疑??：“哪一种生活最值得过？”显然他在思索当下生活的价值，并通过反思来确定美好生活的根基。美好的教育生活离不开教育实践，教育是善的实践活动。当不断追??教育能给我们什么、我们在教育中应该做什么时，可以看出教育是一项反思性很强的实践活动。教育哲学提供了回答这些??题的理论源泉。但是，教育哲学不能因追求指导教育实践而失去对理论思考的个性特征。教育的无序来源于教育目的的庸俗杂乱和教育实践的若影若现，扑朔迷离的实践镜像使教育的生存和发展不知去向，教育理论和实践有了共同的教育信仰避免了教育因文本的差异性而带来的诸多疑惑甚至是教育的灾难。教育内在和外在的和谐需要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使教育不仅活在当下，而且瞩望未来；它扎根于教育现实世界，不断汲取教育生活的营养，在教育实践中探寻着有关教育培养人类美好品质的哲理。 四、结语 康德认为。实践哲学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核心。可见，作为教育哲学同样把教育指向了实践，开启了实践性的教育走向智慧之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实践的核心要义是善的活动，是否称之为人类活动，一看有无目的性，二看是否践行善的终极目的。当然目的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目的存在于实践本身也可以栖身于实践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教育的实践性存在的伟大秘密在于人类有着天生追求完美事物的意识和行动的欲望。不管怎样，实践活动中人的根本性目的是最宝贵的，体现着无条件的善的终极意义。另外，教育的理性品质只能趋向于善，而无法在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获得终极的善，这是因为人的存在规定性中有着恶的必然倾向和向善的必然欲望。教育因人性向善而有不可替代的功用，教育让人成为丰富多彩生活的享有者。因此，教育哲学是让教育生命涌动的动力。 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题的哲学思考，用哲学的方法和语言来研究教育??题，包括教育的本质、目的、学习的历程、知识的架构、人类的课题、权威的??题、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方针等等。人们的素养和文化的传承、演变大多取决于教育。而教育孩子及公民存在着很大挑战，因为教育的过程是复杂的。其次，教育以人的生活作为生存基础，没有人的生活何谈教育的存在？教育是在美好未来的召唤下，不得不存在和发展于当下。不得不在所从事具体实践活动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教育哲学只有依托于现实教育的健康发展，理想中的人才能脱颖而出即教育的理想才能如愿以偿。理想中的教育应该具有人的精神世界在不断成长过程中所张扬的那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力。人因教育而拥有了让生命无时无刻涌动多姿多彩的哲学旨趣。可见，教育哲学立足于生活实践又不断超越教育现实，通过规范引导教育生活的本质基础提升教育哲学的实践品性，是人在教育实践中追求精神家园的丝丝甘泉。 教育哲学论文:关于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摘要：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基本现状值得关注，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失调，致使高等教育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不断出现矛盾冲突。通过分析这两方面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从以人为本的哲学角度出发，思考对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整合对策。 关键词：高等教育　矛盾冲突　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 高等教育主要从事高深学问的应用、创新和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当人类进入知识经济社会以后，高等教育将由社会经济的边缘进入到社会经济的中心，国家、社会、个人对高等教育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并导致在高等教育价值的取向上不断涌现出矛盾冲突。因此，思考高等教育价值取向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基本现状 所谓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指高等教育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价值判断，以及在其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来进行教育选择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价值倾向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主要是因为高等教育要根据不同主体的要求来调整其价值取向，从而产生了矛盾与冲突。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高等教育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在不断地交替演变中前行。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使人才的培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符合国家、社会的要求，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和进步。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视人、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主体性，通过教育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实现个人的自身价值。以社会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强调高等教育要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人和教育被作为实现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直接工具，忽视个人价值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以个人价值为取向的高等教育，个人为了获得利益把社会、教育当成利用工具，而对全面素质发展、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视而不见。高等教育的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取向，两者看似矛盾但并非截然对立，因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社会的文明进步又终究是由社会主体的人来不断地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权衡与选择，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与侧重的，不应该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看不到两者的辩证统一。 2.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在20世纪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矛盾冲突，表现在通过何种教育价值取向来满足利益的需求。高等教育的科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推崇理性至上，追求真理，它注重研究物质世界，注重获取对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合理性。高等教育的人文价值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它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注重获取人类生存、发展、享受的工具的及价值的合理性。在国家和社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时代，人越来越被看作为单纯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生产和消费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最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正是在这种急功近利思想的驱使下，忽视了对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价值追求，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价值与人文价值作为当代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价值取向，推进二者的融合，既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又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它无疑将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当代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的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嬗变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时代性与进步性。同时，也涌现出了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即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实现。分析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矛盾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现代性价值危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人类社会的现代转型不仅使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使人们的道德信仰和价值理念也出现了重大改变，引发社会生产关系的异化和人自身的物化。现代人在追逐和获得物质财富的同时，又被物质财富所物化，迷失了人生的价值方向，人类正经历着现代性价值危机，这就产生了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等现代病症。人类似乎摆脱了社会的约束力，享有了充分的自由，实际上，人类是面临着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等方面所带来的新危机。在这种现代性境遇下，就已经预示着高等教育出现了现代性价值危机问题。因为高等教育已经以现代化为目标导向，对学生进行无原则的知识灌输，以形而下的技术塞满头脑，忽略了人的完整的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技术的重视遮蔽了教育的主动性，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因此说，高等教育的现代性价值危机是其价值取向产生 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原因。 　2.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作为哲学范畴，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的特定关系，这种关系的突出特征是具有人的主体性。“所谓价值主体性是指价值本身的特点直接与人、主体的本性和特点相联系，直接表现和反映人的目的、需要、能力。价值是以主体为尺度的，是依主体不同而不同、依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的”。②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与特定主体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主体差异性，这种主体差异与高等教育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出现价值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将会与社会现实发生诸多矛盾和冲突。从形式上看，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价值主体的自主选择，但它不是纯粹主观的，因为价值主体的价值需要总是受到一定社会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价值主体只能在社会历史所提供的条件下考虑并提出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价值需求。因此，高等教育价值主体的多元化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就需要在多元化中协调和明确价值主体的共同目标，对价值取向进行整合思考。 三、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思考 高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不加以自觉协调，将会导致高等教育对人的培养趋于片面化，与其终极目标有所背离。因此，针对高等教育的现代性危机和价值主体的多元化问题，迫切需要从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来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树立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从而解决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冲突。 1.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社会中感性现实的人的实践，致力于人的全面本质和自由的实现，将“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人与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这也是人类为之奋斗的最崇高的理想。在这一崇高目标理想指导下，高等教育应当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人也是社会存在物，同时，人有理性、有意识，具有精神属性。因此，“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的辩证统一”③。具体说来，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就是促使“个体”的人的解放、发展和完善，在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个体社会化，成为社会所要求的尽可能完善的人，以便实现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所以，高等教育更要以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己任，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提升出来，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同个性发展、科学精神同人文精神的培养统一起来，塑造成一个充满主体意识和智慧力量的人，使之能够在复杂、多元、多变的社会环境中正确地进行知识选择和创新，能够不断地传承人类社会文化和文明。 2.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理念创新。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高等教育价值主体及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导致高校的管理和教育理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是从价值追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过多的立足于国家的发展目标，从而忽视了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理念。“‘教育不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了人才’，‘教育的首要作用之一是使人类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教育‘旨在促进人的发展’” ④。由此可见，促进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高等教育理念，精确地表达了高等教育的核心使命及其理想追求。在不同的时代或阶段，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有它的时代特征和目标。现阶段，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的目标应当是，在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指导下，深化教育改革并适应新世纪的政治、经济、科技、综合国力、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挑战，坚持以科学、人文、创新融合为一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努力把当代大学生培养成具有全面素质的一代新人，从而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3.以人为本——整合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时代精神。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弘扬先进文化、塑造科学精神、增强创新能力等方面的使命。因此，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要求。以人为本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以时代的精神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和创新能力，并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和社会。面对现代化中物质主义、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及功利主义等价值危机，面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日益显现，迫切需要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不仅要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还要使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能够形成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与历史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历史开创了自然史与社会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实现了自己的自我认识；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高级阶段，它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科学价值；科技史的建构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础是历史科学而不是科学哲学；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必然表现为科技史的当代主义；科技史中蕴含着一种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崭新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科技史；历史；历史哲学；科学主义；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的一门源远流长的人文学科。它首先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它不仅较为全面地反映了科学技术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还集中地体现了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独特和珍贵的人文精神。科技史与历史的关系不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单纯形式关系，其中包含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对科技史自身基础理论建设，而且对传统历史学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尤其在帝王将相主宰历史的中国社会，它还将超出历史学科本身，对未来的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一、“存在”视域中的本体论关系 历史首先是一种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种可以直观地呈现在物理空间中的物质实体，而是一种呈现在时间关系中的属性存在。时间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时间尺度，则任何实体都将只有现在而不会有过去和未来；实体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实体在时间中的变化，则所有的时间都将会聚成为现在。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识别而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实体在时间中所发生的某种变化。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够像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处理的物质实体那样重复发生。一切事物和现象稍纵即逝而成为一种历史。 现代哲学拒斥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大都是历史的不可知论者，他们习惯于悬置存在问题，从而使得西方的历史概念重“史”轻“历”。《新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这样解释历史的：历史“是一门研究事件（影响国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编年纪录之学科，它奠定于对原始史料的考证之上，并对这些事件的缘由做出解释。”[1]与西方不同，经验形态的中国哲学还没有能力给历史学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条。所以中国的历史概念是尊“史”重“历”。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大国。国内目前流行的工具书基本上反映了国人的历史概念。《辞海》认为，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与社会史”，而狭义的历史“通常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它们“是史学研究的对象”，而“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2]可见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存在，其次才是关于存在的描述。这是一种直观的和朴素的实体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虽然它在本体论上作出了一种承诺，然而浓厚的经验色彩则束缚了其历史视野，限制了中国人的历史空间。比较起来，《现代汉语词典》表述要更为全面，它认为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过程和经历”。[3]尽管它还是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却毕竟意识到了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只是没有明确表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历史是一种时间性的属性存在，它表现为某种流变的过程。从实体方面来看，历史过程的主体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而从关系方面来看，则历史过程还要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对人类的统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人类摆脱种种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这种相互作用才能够更深刻地体现历史在时间中流变的本质。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没有人类社会就没有自然界中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而是说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有借助于这一相互作用才能够被识别从而成为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创生人类的那个所谓纯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这一相互作用获得的经验经由推测而成为历史的。所以从实践本体论的观点看，一部完整的历史应当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三个方面。这种历史概念不仅超越了实体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消除了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两极对立，更重要的是把人类的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提升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寻求解放的共同事业中。 科技史从属于历史，它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所以它既不能够被错误地归结为自然史，也不能够被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史。自然史是指独立于人类的那个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包括宇宙史，天体史，地球史，动物史，植物史等许多具体分支。它们首先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其次才能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自然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科学活动，它所以能够成为我们所谓的历史，是由科学研究加以确认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自然史研究领域中，科学与史学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为人类科学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还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这当然就更是错误的。社会史是指内在于人类自身的那个由人际关系所关联起来的社会在时间中的演变过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国别史、世界史等众多的分支。它们首先在人类的感知中直接成为历史，而后才被纳入到历史科学中。许多人认为，科技人员是属于社会的，科学活动也是在社会中展开的，所以他们把科技史也看成社会史的一部分，这就未免失之浅薄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在同样的意义上接着讲，科技人员是属于自然的，科学活动也是在自然界中展开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个部分。事实上，科技活动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过程，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社会过程。自然过程是一种相对自足的存在，而社会的意志性活动则无疑是对自然过程的一种否定。科技活动既是对以自由意志作为特征的社会非理性过程的一种否定，同时又是对自然理性的一种回归。历史正是通过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 科技史是历史自我认识的一种高级形式。在历史的本体论结构中，它处于自然史与社会史之间，隶属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范畴。人类社会所曾历经的种种自然灾难史，是自然界统治和奴役人类的历史，正是它开启了人类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历史，迫使人类走上了一条摆脱奴役、寻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盘古开天地、羿射九日、女娲补天等，就是人类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从神话史开始，经过巫术史与宗教史，历史在哲学史中开始了自己的理性认识，并最终在科学史与技术史中实现了它的自我认识。这里之所以说科技史实现了历史的自我认识，是因为科技史不仅谱写了自然界的历史，而且开启了人工自然的历史，第一次在实证的意义上描绘了一幅完整、系统和详细的历史全景图。如果说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个客观规律支配的世界，社会史所记录的是一个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则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个介于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世界，是一个从自由意志走向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客观规律的一种和谐与统一。它不仅关联着自然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而且直接关联和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精神回归自然的一种方式，就其本质来说是反社会关系的，而且它从自然界所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现存的社会关系来说也确实具有一种革命的意义。科技人员是科技史的主体，从物质的和世俗的层面来看，他们同其所生活的社会具有广泛和密切的联系，而从精神的和超越的层面来看，他们则同社会的其他成员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与人生追求。这就使科技史表现出了一种浓厚的和不同寻常的人文精神。科学与技术首先是科技人员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他们修身养性的一种形式。这在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即使在现代为功利主义所主宰的所谓大科学和高技术社会中，真正的科技人员精神始终也还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会的。科学活动是这样，技术活动也是这样。所以，科技人员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从社会人际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够使他们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处，欣赏到绝大多数人所无法观赏到的那种独特景观。这是在科技史的深处所隐藏的一条独特和永恒的规律或法则。 二、思维“建构”中的认识论分析 历史不仅是一种存在，而且是对存在的一种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种呈现在史料关系中的虚拟性存在。由于历史事件的流变性和否定性特点，人们通常所能够面对的就只能是关于历史事件的各种回忆和记录。事物和现象的稍纵即逝、不可重复性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史料推到历史前台，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史料重构人类已经逝去了的历史。在认识论的视野中，史料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保存下来的史料，就没有任何可以知晓的历史；构造是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关键，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史料的梳理，历史就只能是一种僵死的文字堆积而不可能真正成为鲜活的历史。历史之所以能够被表述成为一种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某种内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原因，历史又表现为一种可能性存在。它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的真实，未来所发掘的新史料还将不断地丰富、完善和修正人们头脑中的历史，有时甚至重构正在传世的历史。 历史是一种呈现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现为某种史料之间的依存关系。传统史学非常重视收集历史史料。中文中的历史与英文中的History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时指称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录。司马迁把自己所撰写的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历史称之为《史记》，而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则把他描述希波战争的著作直接称为《历史》。历史史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本来的历史作为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存在的具体事件已经烟消云散了，人们只能根据那些历史记录在客观知识世界中再现那一去不复返了的历史。从原则上讲，史料在总体上应当内在、自足、唯一地蕴涵一种历史。这种历史无论同本来意义上的历史有多大的差别，人们也只能、而且必须把它作为本来的历史来追求。因为从认识论上讲，史料之外的历史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知道的、没有任何意义的伪问题，其存在问题确实应当被悬置起来，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历史可知性与真实性问题则全然不同，尽管这种记录在史料中的历史仍然保留了历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点，但它却绝不能够继续被悬置起来；否则，史学将丧失自己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追求而彻底蜕变成为一种文学。 历史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可能性存在。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考证和梳理历史过程遗留在客观知识世界中的种种历史史料，而且还必须综合各种史料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现一个感性具体的历史过程。任何一种历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由于不同历史学家所占有的具体史料不同，从而关于同一历史过程的描述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同时历史学家要超越有限的具体史料再现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就不能不依赖于某种合理的推测与说明，对于可疑的或存在争议的具体史料还需要做出某种特殊的解释，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不确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过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牺牲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任何一种历史所描述的事实上都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种不同的历史一定是平权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础上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版本，其各自的竞争力与生命力一方面依赖于自己所赖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开放性及其对未来所出现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与适应性。把历史的建构性推向极端的建构主义是对历史的科学精神的一种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认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历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显著的特点，其中历史记录与研究成果是同时保存的。科技史中不仅具有文字记载，而且同时具有与文字记载相应的思想成果和物质产品一起保存下来，里面有一些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依然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历史事件过去了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很难再找到其它的旁证。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记录下来的科技活动，就一定具有传世的东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当时的历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读。牛顿与麦克斯韦早已经成为历史，然而经典力学与经典电动力学仍然活跃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瓦特与法拉第也已经成为历史，可是蒸气机与电动机则继续构成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鲜活的历史史料中，人们可以见证到当时的历史。当然文学史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文学作品的意义通常需要读者结合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加以阐发，而且不同的读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读，缺乏必要的确定性。科技产品则不同，它们的意义将由逻辑、符号与实物内在地和无歧义地规定在具体的概念、理论和产品中，从而永远都是确定的与历史的。尽管不乏一些后现代思想家热衷于把科技产品作为文艺作品加以解读，试图阐发其中所蕴涵的思想解放意义及其社会颠覆作用，然而最终则还是无法撼动它们的科学意义。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仅有其历史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它的科学价值。科技史中不仅包含着人类科技活动的历史记录，而且包含着有关自然史乃至社会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其中不仅保存着大量已经过去了的科学事实，而且隐含一定的科学问题、丰富的科学思想与独特的科学方法，从而它也就不仅是历史的，同时无疑也是科学的和现代的。竺可桢先生曾经把科学与历史结合起来开创了科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席泽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记录证认超新星遗迹并判定其年龄也在天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很大反响；吴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国宋元时期数学的代数化和机械化特点，他首先将几何问题用代数方程表示，然后对代数方程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计算机算法，从而开创了机械化数学的新时代。中国拥有五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史料。在中国科技史上虽然缺乏某种成熟的理论思维成果，然而却不乏方方面面的观测记录资料。全面、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无疑将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实证主义曾试图把整个历史学变成一种经验科学，就像竺可桢先生在气象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它让历史哲学在其中去发现支配各种历史事件过程的一般规律。这种科学主义的宏伟蓝图虽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学者的多方责难，然而它无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代价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构是当代价值取向的，它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必然要表现为当代主义。如同自然史的时间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样，科技史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萨顿认为科学“是人类唯一真正积累性的、进步的活动”,“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4]用恩格斯的话说，“科学就是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的历史”。[5]这种历史只要有所选择和取舍，其结果就必然是当代取向的。所以，坚持历史的客观主义原则最终就必然要选择历史的当代取向。就连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著名的巴特菲尔德本人一旦进入科技史领域，也不能不选择当代的价值取向。事实上，按克罗齐的说法，“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6]这个判断在自然史与科技史领域里还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到了社会史领域中，当代价值被淹没在党派的阶级利益之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了。因此，辉格史的核心问题是党派利益，而决不是什么当代主义。所以客观地说来，反历史的辉格解释断然不能适用于科技史领域；否则，将会导致现代科学彻底丧失自己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向往的所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导致历史学家丧失自己对现代社会的道义责任。当然在社会史领域中，这个问题仍然有其独特的价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构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历史中的建构。自然史是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志的客观历史过程，它的建构是人类科学认识发展的一种产物，其建构性直接表现为它的客观历史性，或者具体说来，就是科学认识的阶段性；社会史是一个人类自由意志相互冲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强力意志的发展，其建构性首先表现为人类的主观性与阶级性；而科技史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它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一种历史性统一，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和谐统一。科技史的建构性集中表现在它的当代性这一缺省配置上。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编年史。只要有选择和取舍，就一定会有建构问题。巴特菲尔德要求历史学家具备一种能够看到重要的细节与发现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影响的天赋，以及领悟使历史过程得以起作用的整体模式的天赋。而所有历史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硬约束就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倘若一种历史没有能够走向当代，则它无疑是历史学家们的一种历史幻觉与文学虚构。反辉格史的巴特菲尔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备这样一种历史天赋，从而才更加无法回避科技史的当代取向。当前有一股史学思潮一方面以历史的建构性解构历史的当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客观性恢复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其目的无非是要把科学与宗教等一系列本质上对立的范畴淹没和消解在历史的琐碎细节之中，把科学淹没和消解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学批判和改造传统社会历史文化的理性职能，为基督教文化垄断现代文明提供历史依据。事实上，科技史始终都是建构性与客观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个现代人必须时刻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 三、“客观知识”传统之间的方法论分歧 历史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建构，内在地关联着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一种呈现在思想关系中的建构性存在。这里方法是历史建构的工具，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没有一定的方法，不仅难以鉴别史料的真伪，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实；理论则是方法得以运用的动力和指南，是历史所以存在的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理论，方法将失去其灵魂而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历史之所以能够被建构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运作的结果。科技史作为一种历史，在世界观和终极的意义上，无疑是应当同自然史与社会史共同分享一种统一的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然而在其具体操作的不同层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有些则显然是由于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所产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学家专业群体中产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学方法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科学研究中的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类比、假说等逻辑思维方法和直觉、想象等创造性思维方法都曾被广泛地应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鉴别、科技史事件的梳理与科技史过程的建构中。科技史研究虽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然而科学方法的应用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史领域中。事实上，科学研究中的绝大多数方法很早就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学研究领域中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与考据学中就包含着多种科学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学派的训诂、校勘和类推就是以归纳为主兼及演绎，他们首先是广泛地收集例证，在头脑中形成通则，然后再用通则推演同类；而“理断”则是以演绎为主，是以常理推断某一史料的真伪。实际上，在乾嘉朴学中归纳和演绎是经常同时并用的。当然其间也常常交替穿插着分类、比较、分析、综合、类比等多种方法。顾炎武倡导的“实事求是”正是朴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梁启超就认为：“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7]胡适也认为“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8]他还把中国传统史学中提问、设答和证伪之术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样一项重要的史学方法论原则。 从原则上讲，科学方法应当普遍地适用于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因为历史学就其思维形式来讲，是一门非常典型的科学。这集中地体现在历史学所特有的怀疑、批判、求实和理性等科学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学处理的大都是即时和直接的观察材料，而历史学所处理的则大都是时过境迁的历史遗存。当然也有一些方法还存在着争议，例如演绎方法，迪昂就明确反对把演绎方法应用于史学，他认为“历史将永远不是演绎科学。”[9]不过西方人重视抽象的理论和建构，中国人重视具体的史料与方法；西方人重视先验的原则，而中国人更重视经验的实效。所以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所说的演绎显然不在同一层面上。一般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存在着特定的适用范围，从而它总是有限的，然而不断发展着科学方法的总体则是无限的。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似乎还不是如何在技术上确定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而是科学与人文的背景冲突，反科学主义的实质是元历史理论与方法的主导权问题。记得金观涛曾把系统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就颇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非议。当然这种问题只能在科学与人文的持续冲突中自然历史地解决。 其次，科技史作为历史自我认识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同时也是逻辑的，它是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作为人类关于自然过程的认识史，科技史是对主体与客体、人类与自然界相互作用过程的历史表述，它必须反映这一客观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恩格斯在谈到逻辑与历史的关系时曾经讲到：“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恩格斯这里所说的“历史”，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是指客观世界现实的发展过程本身；而“逻辑”则是广义上的逻辑，泛指人类的理性认识过程。作为事件的历史Ⅰ已经消失了，然而作为史料的历史Ⅱ保存下来了；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关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研究还揭示了隐藏在历史过程背后的一些重复的和稳定的关系，以这些普遍的历史规律作为基础梳理历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历史阶段起作用的特殊规律。历史研究首先应当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历史Ⅱ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然后再以这一客观逻辑作为蓝图在思想上建构一种具体的和丰满的历史Ⅲ。这就是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应当作为编史学领域一项总的方法论原则。 在科技史领域，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具体地体现为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无论是萨顿和李约瑟的编年史，还是柯瓦雷与巴特菲尔德的观念史，本质上都是逻辑主义的。从亚里士多德到伽利略、从哥白尼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既是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科学思想逻辑演化的过程。吴文俊教授利用计算机甚至从开普勒运动三定律中自动推导出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说编年史还是萌芽状态的逻辑主义，则观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逻辑主义。二者彼此表里呼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科技史的主体。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历史的史料中丧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顿的炼金术编进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历史本来面目的辉格史；还有人热衷于张扬科学的宗教起源。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过在社会史领域，情况就要复杂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总是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历史主义编史学纲领。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冲突作为特征的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逻辑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人们自身无法排除的利益关系，从而使得社会史领域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复杂性。要超越这种复杂性必须超越社会历史过程本身，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史领域中这样一个卓有成效的逻辑主义编史学纲领。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础应当来自于历史，而不是哲学，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然而由于科技史与科技哲学长期的暧昧关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离了历史的科学精神。尽管“没有某种理论偏见的历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历史科学的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是要把偏见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学家则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见的高手，哲学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偏见。尤其是当科学哲学发展到连科学家都不想接近的时候，科学史家就更是没有理由同这种东西联姻了。早在19世纪时，坦纳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学哲学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尔等历史人物时，其特有的哲学偏见致使他们离开了真实的历史，从而变得“非历史”了，所以他提醒历史学家要警惕“科学的哲学”。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与科学史的社会建制化，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开始彼此自觉地疏远了。然而历史主义的兴起又吹起了层层波澜。拉卡托斯所谓“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12]其实是在现代哲学社会学化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一种谬论。它不仅断送了科学哲学，而且扰乱了科学史。有人曾经这样评价拉卡托斯的这一命题：“由教条的自命不凡的科学哲学所支持的科学史要冒双倍盲目的风险，而由党派的科学史支持的科学哲学则要同时冒盲目和空洞的风险！”[13]以至于就连库恩这样的著名的老牌历史主义者也认为，按照哲学理论“重建”历史的做法“可能会成为编造历史的借口”，[14]而且“为哲学而写的历史，往往几乎不是历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学水火不容吗？恰恰相反。真正的历史需要一种真正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一种恬静无为的哲学，它应当是超越历史的演变过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应当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观的和武断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话，则它应当回归一种元史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科技哲学。而真实的情况正如美国科学史家费诺乔罗已经指出的，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担任这个角色的人都没有成功。同时，真正的科学哲学也不是像历史主义者所向往的那样利用概念逼近真实的历史。无论科学哲学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学史实，它也绝不可能代替科学史的认识，反而科学哲学自身的价值在这种迎合科学史的逼近中丧失殆尽了。杜赞奇认为历史是反理论的，“历史学可能是唯一一个不反思自身假设的学科，而且很可能还是习惯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学科。”[16]这种说法虽然过于绝对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历史学家警惕哲学家的圈套。哲学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贴近历史，哲学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逻辑的，它是人类思维的一种自由创造。默多克有一种说法颇有启发意义。他说哲学家的讨论几乎从来不和历史学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学哲学对于科学史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不符”。换句话说，哲学也正是由于它所带来的与历史的“不符”而成为有价值的、启发历史分析的工具。[17]显然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同这样一种价值是相去甚远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过外史的扩展走向社会史领域，最终实现整个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统一。本来意义上的科技史应当是内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质则比较复杂：一部分可以作为内史的扩展，例如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和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它们原则上可以纳入逻辑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中；另一部分属于社会史的延伸，例如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和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上的科学》等，严格说来，这一部分应当作为社会史专题研究，它们在原则上可以纳入历史主义的编史学纲领之中。一般说来，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较为规范，而后者则是五花八门。从总体上看，科技史还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和方法，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这里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跨学科应用的试验区，是各种外来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战场。而任何一种方法在科技史领域中应用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它在理论上的自我证明，而取决于统一的历史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逻辑主义为纲领的科技史和以历史主义作为纲领的社会史之所以可能实现沟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内史可以通过外史横向扩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社会史也可以通过自然主义化纵向收缩自己的内涵，增强自己的理论性，使其能够被纳入逻辑主义的纲领之中，进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真正统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绝大多数场合都把科学技术连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区分，这是由于科学理论中内在地蕴涵着技术原理，从而技术原则上应当作为科学的一种应用，尽管许多技术事实上都出现在科学之前。 四、社会“利益关系”中的价值论批判 历史中蕴涵着价值，它归根到底是一种价值性存在。无论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Ⅰ，还是作为一种史料而存在的历史Ⅱ，抑或是作为一种思维的建构物而存在的历史Ⅲ，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性存在。这里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它隶属于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之中。其中主体的历史需求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前提，正是这种需求把历史的可能意义加以肯定并转化为现实的形态，没有主体需求的这种肯定和转化作用，也就无所谓历史的价值；而历史的客观属性是历史价值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价值的一种载体，没有这样一种属性，历史价值将会失去它的依托，从而也同样无所谓历史的价值。人类出现之前或迄今依然独立于人类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价值，不仅是由于历史内在地蕴涵着人化自然史与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人类的存在本身已经把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性。历史正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地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需求并不断地满足这种需求的。它是一个以人类作为核心的价值增值过程，而科技史是历史价值运动的一个制高点。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类文明史的轴心。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在摆脱种种自然奴役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钢铁时代、电力时代到信息时代，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从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标志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而科学技术则始终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力量。萨顿曾经呼吁历史学家在把注意力从政治史与军事史相继转移到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和经济史之后，再进一步转移到科学史中来，因为“科学是我们精神的中枢，也是我们文明的中枢。它是我们智力的力量与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应该主要集中于科学史。”[19]而“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精神的全部变化和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从最高的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人类文明的历史。其中科学的进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历史经常是作为背景而存在。”[20]事实上，科学技术不仅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科学技术还在创造和扩展着历史本身。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印刷术，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丰富与珍贵的历史史料；如果没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轻松地拓展如此广阔和充实的历史空间；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现代科学与技术，历史或许将永远尘封在历史学家的书斋里，而不可能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识全球化的历史，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和把握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不同的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塑造着自己丰富多彩的内在精神世界，然而它们所面对的却是同一个自然界。科学技术是人类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理性超越各种不同精神世界回归同一的自然界的结果，是全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国际性的，或许我们应该说它是超越国度的。”[21]李约瑟则把人类科学的发展形象地描绘为一个“朝宗于海”的过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近代科学的大海。”[22]因为人类是统一的，自然界也是统一的，作为自然界在人类精神中的镜像的科学技术也必然是统一的。统一的科学技术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发展的可能性。科学技术的求真务实与分工协作精神不断地破除民族国家所固有的狭隘视界，推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创造着统一的世界历史，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不仅是民族的，同时也是世界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是世界历史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对于科学技术、尤其科学精神普世价值的认同与接纳程度，是其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具备浓厚科学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阔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大潮；否则，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终走向反科技。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所谓地方性知识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与反全球化思潮的风起云涌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 再次，科技史是人类智慧逻辑演进的历史，是人类在这种智慧演进中逐渐摆脱奴役和寻求解放的历史，是逐渐消解与颠覆传统历史价值观的历史。萨顿曾反复强调过：“科学活动是人类最主要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学技术不仅是能够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可以使人类从此摆脱种种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类逐渐战胜迷信、摆脱神像、告别奴性、走出蒙昧的历史。按萨顿的说法，“科学史是人类的统一的历史、人类的崇高目标的历史和人类逐渐得到拯救的历史。”[24]“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记录孤立的科学发现，而是解释科学思想的进步和人类觉悟的逐步发展，理解并扩展我们在宇宙进化中的职责地位。”[25]这样一种宏伟的目标还将使科学家进一步摆脱狭隘的自我利益的内在精神奴役成为一个截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体的崭新的人类。爱因斯坦曾讲过：“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株树上的各个分支。所有这些志向都是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它从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这样一种天地境界则显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将相尔虞我诈的历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动的历史，是科技劳动者智慧和创造的历史，它无疑是对人类传统历史价值观一种根本性颠覆。 最后，科技史中蕴涵着一种新的和科学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并没有传统人文主义的豪言壮语，然而却更加求真务实、客观公正；它也没有传统人文主义那种贵族化的浪漫情怀，但却更加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它是一种以人类作为终极关怀的、既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然而却又是大众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这是我们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历史中难以看到的。萨顿毕生致力于利用科学史来弘扬和传播这样一种科学的人文主义。在他看来，“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动的活动。”[28]“科学只不过是自然界以人为镜的反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始终是在研究人，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人的大脑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我们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为没有自然我们无法理解人。”[29]“每一个科学思想，无论它多么神秘，从其诞生到成熟都彻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终表现是无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为我们只是通过冷漠的印刷字体了解诗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认诗歌具有人性一样愚蠢。科学也像其它人类活动一样充满生机，正是由于产生它的特殊活动是最高级的活动之一，它充满了最高级和最纯洁的生命力。”[30]因此，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能理解科学的生命，正如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一样。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萨顿的理想和愿望并没有能够实现，科技史中的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或者说新人文主义至今依然风雨飘摇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惊涛骇浪之中。 科技史论文:科技奥运历史特征探析论文 摘要:通过对科技奥运历史进程中现代技术角色演变的考证,分析了科技角色由辅助者、支持者转向被依赖者的历史过程及必然性,论证了科技与奥运的契合历程,阐述了二者契合的基本特点:科技应用的加速性、科技嵌入的全面性、科技种类应用的广泛性以及科技由应用转向自主开发。进而指出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关键词:科技奥运;契合;技术 一般说来,契合有“投合”、“符合”、“相通”、“约定”、“约束”、“机缘”等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产物,科技奥运现象的出现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契合”的必然结果。当我们根据奥运发展不同阶段来分析科技角色变化时,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就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 一、科技与奥运契合的历史进程 1.奥运初期发展与技术的辅助者角色 在法国人皮埃尔·德·顾拜旦的不懈努力下,第1届现代奥运会于1896年在希腊首都雅典隆重举行,由此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兴起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奥运会虽然被称为“现代奥运会”,但是举办的最初几届奥运会无论是从比赛场地、设备还是从运动员服装上来看,几乎无法体现出“现代”的特点,也几乎看不到现代技术的影子。例如,在第1届奥运会上的男子100米跑决赛中,绝大多数运动员所穿的运动服装与普通人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穿着长衣长裤比赛,甚至有人穿着礼服比赛。在这些运动员当中,只有美国运动员托马斯·伯克的穿着类似于现代运动员着装背心和短裤。再如,游泳比赛是在冰冷的海水里进行的。游泳池的泳道是用水面上漂浮的南瓜作为泳道标记组成的,泳距也未经过认真地测量,仅仅凭借感觉估计来确定,起终点采用浮艇拉着缆绳作为标线。比赛时,先用小轮船把运动员载离海岸,发令员估计距离合适了,便发令让选手游回岸边,以到达岸边的先后决定名次。比赛中对运动员的泳姿也没有任何特殊要求,任由运动员自由发挥。 再如,第2届巴黎奥运会的设施很差,田径场地十分狭小,土质松软,跑道不平,且夹杂着横生的林木,场内根本就没有什么运动设施、设备等比赛必需品。跳远比赛需要跳远选手自己动手挖掘沙坑;跨栏比赛的个别栏架临时用树枝架起来凑合。 所以,在最初的四届奥运会上,无论是从运动会的体育场、设施等来看,还是从参赛运动员的技术水平、运动装备等来说,都很不规范。运动设施和比赛方法的不规范,一方面严重地影响了比赛的顺利进行,使得运动员取得比赛成绩的偶然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比赛结果判定的不准确性和不公平性。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虽然兴起于技术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但是一开始却几乎看不到技术的影子,技术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一直比较疏远,在奥林匹克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技术大多数都是其他领域的一般性技术的借用,例如利用建筑技术来修建体育场、游泳池等等。总体而言,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初期所起的作用大多是辅助性的,扮演的是辅助者角色。但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全球性发展战略的确立,客观上为科技与奥运自身的契合提供了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现代技术的全球性扩展,最终促进世界一体化发展。在这样的前提下,作为立志于成为对全球发展产生影响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其全球化过程必然要与现代技术紧密结合起来。换言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目标的确立与现代技术体系构建全球化生活这一现实存在客观契合了。这最终为二者的现实契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奥运快速发展与技术的支持者角色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奥林匹克运动逐渐地引进了各种技术成果来促进自身的发展,这就使得每一届奥运会在场地、设备、器材和运动员装备等技术环节方面的更新都会比上一届有一些进步。 1912年的第5届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取得了重大的科技方面的突破,大会在运动场内试验性地安装了电动计时器和终点摄影设备,使时间计量精确到01秒。 第7届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兴建了一个能容纳3万人左右的体育场,并且配备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各种体育设施,体育场的跑道是由煤渣铺成的、周长为400米的专业跑道,这也是奥运会第一次使用标准跑道。 从1932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开始,现代奥运会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在这样的几个方面:一是举办时间的规范,即奥运会首次在两个多星期内进行;二是准备工作提前完成;三是比赛使用的体育场地、设施、设备及器材等更加规范和标准;四是专用于游泳比赛的场馆游泳馆开始使用;五是为男选手专门修建了一座漂亮、舒适的宿舍奥林匹克村。 在1936年德国柏林的第11届奥运会上,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的比赛盛况,这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奥运会的影响,从而为奥运会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以后电视转播奥运会开创了先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借助于技术支持的巨大作用,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地传播开来。 在第16届墨尔本奥运会上,使用了飞机来传递奥运圣火。 在第17届罗马奥运会上,科学技术的“双刃剑”特征也开始显现出来。一方面,现代技术的大量使用为奥运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从这届奥运会开始,人们走上了反对科学技术反面力量的道路,即与日益严峻的服用兴奋剂行为所进行的漫长而艰苦卓绝斗争之旅。本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出了事故,一名服用了兴奋剂的丹麦选手马克·詹森在比赛进行过程中,摔下了自行车,不久就猝死在比赛现场。这一事件,引起了大会的震惊,也成为推动奥运会进行全面的兴奋剂检查的原动力。 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即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更新的现代技术成果开始被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运动领域之中。但是,这些技术应用过程具有一个新的特点,即这些技术的应用是在奥运会赛场之外展开的,所以其使用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一些在奥运会上被直接使用的技术那样,能够被人们直观清楚地看到并真正地认识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新材料技术革命确实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使得运动员的服装开始脱离了普通服装系列,而逐步发展成了一个新的服装体系,运动服逐渐变得随意、舒服而利于运动;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在运动设备制造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威力,极大地推动了各个运动项目的发展。例如,巴克于1948年引进一种利用300片相互连接的战争剩余的正方形铝管来制成了新型的跳板巴克跳板。但此后不久,这种跳板就让位于更结实更轻的用铝合金设计制成的跳板。到了60年代,跳板的弹力又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强,从而使得原来只能在3米板上完成的动作,这时在1米板上就能够轻松地完成了。 而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撑竿跳这一运动项目借助于改进的新材料完成发展飞跃的事实。60年代,詹克斯(一位玻璃纤维鱼竿的制造商)曾经生产过一种长10英尺、直径为1英寸多的深海鱼竿。他的儿子是一位初中的撑竿跳运动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借用父亲的鱼竿进行练习,结果竟然超过自己最好成绩半英尺多。他的这次偶然性的行为的结果是,撑竿跳高项目从此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在第18届日本东京奥运会上,美国发射的“辛科姆”通讯卫星,向世界各地转播了奥运会盛况,这在奥运会史上还是第一次,科技所展现出来的无穷魅力也从此被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在更大程度上、更广的范围内借助于技术的巨大力量,来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就为科学技术全方位地进入到奥运会体系中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在1968年墨西哥举办的第奥运会上,使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电子计时设备。 在这个阶段,特别是二战后,全球科学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也开始更多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起来。借助于技术的力量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奥林匹克运动开始全方位地引进现代技术成果,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也开始被广泛使用,例如利用飞机、卫星传递圣火,利用通讯卫星对比赛进行转播等等。现代技术也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更主要的是成为人的“替代者”。具有突出特点的是电子测距技术和传媒技术的使用,前者使运动比赛成绩的评定更加准确、客观,促进了公平竞争;后者的迅猛发展则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全球化发展。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凝聚着高新技术结晶的兴奋剂在提高人们运动成绩方面的巨大作用使之成为某些运动员竞相追逐的东西。 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扮演的是一个能够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高速发展提供巨大动力的支持者角色。作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支持者,现代技术开始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上介入到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当中,从运动设备、场地、器材、服装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扩展到对运动员训练过程的技术控制、调节,然后再到体育学科的成熟和发展,再到体育的基本理念的变化体育领域中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就是体育的进步与创新的观念客观存在。所以,这也是一个全方位的技术介入过程。现代技术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开始逐渐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技术为奥运发展服务,促进了奥运的全球化发展。可以说,现代技术的全面应用,特别是媒体技术的全面介入,使得奥运最终摆脱了欧洲地域性形象,开始被世界各地的人们逐渐地认识和接受。另一方面,奥运为现代技术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逐渐得到全球性关注的现代奥运会,成为科技延伸和自我展现的重要领域。科技与奥运开始相得益彰,逐渐地走上了契合之路。 3.奥运成熟发展与技术的被依赖者角色 在1972年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上,全面地启用电子设备,首次采用了光电测距仪和精度可达0.001秒的电子计时器,高速摄影摄像设备、激光装置、计算机等逐步代替了人的眼和手,成为奥运赛场和裁判员们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 正是因为科学技术过程的广泛应用,从而使得本届奥运会看上去似乎已经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并且体现出技术与现代奥运会的完美结合的特点,所以,本届奥运会也被人们称为“Hi-techOlympics”［2］。 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成熟和计算机的普及,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来开发运动员的训练、比赛指挥系统,成为人们的一项新的工作。事实证明,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确实大幅度地提升了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这样,没有人可以拒绝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巨大效益,依赖于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等各种高新技术来提升运动员运动能力,并有效地促进比赛成绩提高的做法被人们普遍地作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从而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计算机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网络技术日益成熟,新材料技术日新月异,现代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必不可少的依赖性力量。 第25届西班牙巴塞罗那奥运会首次使用了“全能运动操作系统”,利用计算机的巨大作用将分散在各个赛场的电子计时器、光电测距仪和自动计分装置等联结在一起成为网络。伴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的信息科技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三套核心系统,分别为:奥运信息检索系统、奥运竞赛结果系统、奥运管理系统。 除了信息技术在悉尼奥运会上大显身手以外,其他诸如新材料技术等尖端科技也为改善运动员们的装备,提高运动成绩立下了汗马功劳,游泳运动员所采用的鲨鱼服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力的例证;在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的大力支持下,悉尼举办了一届环保的奥运会。从而,环保运动借助于奥运会的平台在世界强化了环境保护意识,使环境的伦理问题更加引人瞩目,这也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教育的本质。 在这个阶段,技术不仅在场地、设施和运动员装备等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且在运动训练和比赛等方面也开始显现威力。正是因为折服于技术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人们开始更多地依赖技术手段来促进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和获得更加突出的运动成绩,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已经走上了无法脱离技术的道路。 在这个阶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与技术完成了深度的契合,发展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面,科技不再仅仅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一种支持力量,而逐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奥运科技体系”［3］,由辅助、支持转变为自主行动的力量,并依据自身的逻辑自主地发展着,从而最终成为一种统治［4］。另一方面,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科技奥运就是这一现象的直观的、生动的描述。换言之,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科技奥运是科技奥运化和奥运科技化发展的直接反映,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共生演化(co-evolution)的契合关系。科技奥运化是指科学技术以奥运需求为导向,依据奥运的特殊要求创新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的过程;奥运科技化是指奥运在奥运精神的引领下,以科技为发展手段,并引发科学精神和技术理性对奥运理念的创新。 二、科技与奥运契合的特点 1.科技应用不断加速 我们通过对技术在现代奥运会上应用史的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技术从其产生到在奥运会上的应用时间越来越短,特别是近几年来,一项新的技术成果会很快地被应用于体育领域之中,从而使技术应用加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例如,1912年奥运会使用的摄影技术距离1875年摄影技术发明是37年,而1976年利用卫星传递火炬距离第一颗通信卫星发射成功只有14年,而目前新技术在刚刚出现时就迅速地在奥运会上使用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了。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科技在奥运会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从新技术诞生到应用到奥运会中去,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现在,与体育相关的新技术刚一产生就会很快地转化为真正的产品,然后很快地被应用到科学训练当中去,为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而做贡献。可以说,这也与体育领域主动地开始基于运动本身需要而进行的技术开发有关,体现出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 技术应用的加速,一方面体现在技术本身的创新上,由于不断进行的技术创新过程,使得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速度大大地提高了,而提高的更新速度又进一步促使了技术的下一个创新周期的缩短,从而使得技术应用不断地加速。另一方面,受到技术创新的鼓舞和提高人体运动能力的需要的激励,科学技术在体育领域中应用的周期也在大幅度地缩短,这是与技术创新加速背景分不开的,更是与对运动成绩提升产生的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分不开,这就使得这个加速的过程越来越快,技术应用的周期越来越短。 2.科技全面嵌入 现代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应用范围已经由开始的几乎仅仅是建筑领域扩展到奥运会的每一个角落和细节,即使是被人们认为是技术含量最低的田径项目,也完全被现代高技术武装起来。从运动员脚上穿的运动鞋、运动袜,到身上穿的运动服,再到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所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无一不是现代高技术的杰作。我们已经难以辨别现代奥运中对比赛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到底是科技的还是非科技的;我们也已经无法区分“奥运信息检索系统”、“ID徽章”、“碳素纤维运动衣”等等这些似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新名词到底是属于科技概念还是应该归类为奥运会的体育概念。 现代技术在物质上的应用是一个方面,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多数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技术规则在奥运会规则上的广泛应用的现实。实际上,我们在奥运会上,或者说在体育领域中关于运动成绩的测定、比赛办法、器材的限定指标等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来源于技术体系,所以技术在规则上全面地渗透到奥运中,从而建构起科技奥运的技术体系,这也使得奥林匹克运动朝向技术规范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逻辑已经成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逻辑,技术的思想也已经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新的思想体系,即依据技术理性的要求而展开的对运动过程及其结果的效率性、效益性和根本性的关注,这也是一种技术全面渗透的现实。 3.科技应用种类越来越多 在奥运会上应用的现代技术种类越来越多,在奥运会刚刚举办时,对奥运会起到主要的、积极的帮助作用的技术大约仅仅是建筑技术,而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更多的技术开始在奥运会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光电技术、摄影技术、传媒技术、电视技术等等。今天,当我们提出科技奥运概念的同时,我们也在建构着一个由更多种技术所构成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奥运会,或者说是真正的高技术的奥运会。目前的科技奥运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技术应用,而是更多地使用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如数字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仿生技术、环保技术等等,甚至是最为先进的基因技术也开始在体育领域中被使用。我们甚至无法准确地说出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被使用的全部的现代技术的种类,或者弄清楚每个环节中到底有多少技术在为奥林匹克运动服务,例如,从运动员身上穿的运动服到脚上穿的运动鞋,从运动器械到运动场地,从运动营养到训练过程中对训练合理性的科学与技术的监控,从赛场上的种种电子设备到用于传输信息的互联网络等等,到处都是现代技术的身影。因此,可以说只要具有效益,就有新技术的应用;或者说,科技奥运就是一个纯粹的高技术自身的奥运会。 4.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 在持续不断的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现在,与最初开始借用技术来促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不同,现代技术已经被人们最大限度地应用到奥林匹克运动中去了。种种证据显示,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满足于借助技术本身所提供的帮助了,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来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以获得收益。例如,北京2008年奥运会为了使现代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科技奥运”目标和理念的要求,成立了“第二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为科技奥运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其基本职责有四项:一是围绕奥运信息系统建设、场馆建设、赛事组织优化、安全保卫、开闭幕式等,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论证,为奥组委提供完备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建议;二是针对与奥运比赛直接相关的比赛场馆、信息通信、奥运气象保障、科学训练等领域以及与奥运会间接相关的交通、能源、环保、绿色食品等领域的科技需求,各部门联合共同实施好科技奥运项目;三是与奥组委、科技界以及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建立通畅、高效的沟通渠道和机制,将奥运对科技的需求及时传递给科技界,同时将最新奥运科技和成果传递给奥组委和其他奥运工程建设单位,并及时向公众宣传科技奥运建设的最新进展,争取全社会对科技奥运建设给予更大的支持;四是就科技奥运建设开展有针对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引进奥运建设相关领域的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并加以消化吸收,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加以应用［5］。因此,根据需要而展开的技术开发活动,就必然地成为了现代技术在奥林匹克运动领域中的一个新的特点。因此,奥运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技术开发包,一个新的科技创新源［6］。 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再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最终成为自主者的角色。造成这样的原因是由于现代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效益,以及这种效益能够带给人们一种极度的胜利满足感,这又推动了技术角色向更深的层次发展,从而使得现代技术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技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引进的东西,而是转变为决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内在的逻辑,从而成为使奥林匹克运动转变为一种“运动—技术系统”的力量。这样,技术在带给人们巨大效益的过程中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从属地位,逐步地确立了权威,成为主动的力量。 技术的巨大效益驱使人们将对运动成绩追求的目光从运动员自身着手提高运动成绩,转向了依赖于技术力量来提升运动能力的做法。其实,这样的转变是具有客观原因的,一方面成绩至上的观念越来越强烈,以至于似乎完全地取代了体育活动原来的目的,胜利等于一切;另一方面,体育运动发展到近期,由于运动技术的革新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几乎是趋于完美,所以通过改进运动技术的做法来获得更好的运动成绩的可能性几乎不再存在了,这样,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一种体育活动外在的力量来提高运动成绩就成为一条途径,更何况技术在体育领域中的应用已经显露出巨大的威力呢?所以,归根到底,人们仍然是将运动成绩作为了终极目标。这就造成了一个这样的局面:一方面运动员在努力训练,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开发新的技术来提高运动员训练的水平和提升运动员身体运动能力。可以这样说,目前的运动员似乎是一个结合体一个自己与技术的结合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的依赖,由此,技术同时也就扮演了被依赖者的角色。 三、结语 通过历史的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现代技术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领域应用过程中,从一开始的被借用的辅助者角色逐步地转变为支持者的角色,然后转化为被依赖者的角色,因此现代技术在奥运上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表明,人们对现代技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人们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借助技术的帮助,而是转向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地、更积极地开发技术,来达到自身的目的。 这个过程其实质是科技与奥运的契合过程。在奥运发展过程中,科技与奥运的相互契合形成了科技奥运现象。科技日益成为奥运发展有力的技术保障,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奥运科技体系;奥运成为科技发展新的引擎,在奥运需求的带动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科技创新工程体系。 科技史论文: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科技产业问题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高校科技产业在规范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只有继续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拓展融资渠道，适度放宽管理权限，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关键词：高校科技产业；科技成果转化；融资渠道 一、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需求旺盛的大背景下，高等学校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积极投身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一种重要途径，不少高校创办和发展了一批科技产业。几十年来，高校科技产业在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积极开展科研试验、多渠道补充教育经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成为高校教学科研重要的实践和试验基地，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教育部关于积极发展规范管理高校科技产业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绝大多数高校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基本完成了校办科技产业的改革改制工作，组建了学校经营性资产管理委员会，履行资产公司出资人的职责，行使资产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分别设立了学校资产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同时组建了资产公司运营管理团队，初步建立了高校资产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校产业规范化建设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果。高校科技产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和内外环境发生较大改善，但是由于受诸多因素的限制，绝大多数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规范管理方面仍有较多问题，需要完善和下大力气去解决，进一步巩固高校产业改革和发展成果。 二、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的要求，我国高校基本完成校办科技产业的规范化改革工作，搭建起新型的科技产业管理框架结构。然而，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改革逐渐触及深层次问题，虽然组建了资本运营主体，但没有真正实现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和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开展，尚有以下问题亟待解决： (一)制度建设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发展多采取单一的制度约束，即强调各项规章制度对具体经办人员的约束，大多表现为党政纪律，没有建立起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激励约束机制。 (二)融资渠道不畅，缺乏资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低 从国内高校科技产业的整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高校科技产业都面临资金紧张的局面，学校对科技产业开发投入力度不足，所以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较低。多年来，高校科技产业除学校给的一小部分启动资金外，大多是企业自我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为维持企业生存，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原始资本积累上，从而导致对科技开发的投入力度不够。很少有高校在高新技术产业化上设立转化基金或风险基金，使高校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工作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许多有市场前景的成果无法向商品化阶段推进。 (三)高校产业管理模式滞后，经营决策效率低下 从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管理的现状看，大部分高校的校办企业管理模式仍留存浓厚的行政管理特征，现行事企不分的管理模式滞后效应严重制约了高校产业的发展。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绝大多数高校已经成立了资产公司，纳入资产公司管理的高校科技企业内部经营决策等经济行为经常请示资产公司，而绝大多数资产公司作为学校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职能和作用能力有限，缺乏决策权，上级管理部门审批程序繁琐，不能像社会化企业那样迅速及时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四)缺乏专业化的科技产业管理队伍，员工身份转换相对困难 目前，我国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大多为学校教师，他们擅长教学以及技术研发，但是缺乏高层次战略决策和市场运作的经验，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受高校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制约，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很难成为高校科技产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而导致企业缺乏高素质经营决策队伍。 三、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快速发展的若干建议 我国高校科技产业在发展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限制了高校科技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加快高校科技产业改革与规范化建设进程。在具体工作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完善制度建设，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 建立和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考评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推进高校科技产业规范发展的重要保障。高校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与本校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建立符合本校特点的各种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科学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采用经营者年薪制、股权激励、精神激励以及董监高派出、考核和激励政策等，这些措施可以强化企业家和专业人才的能动力，为企业创造更好的业绩。在挖掘企业家潜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职工工作效率并使其智慧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构建激励机制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应的约束机制，可以从企业内部、市场和法律等方面加以约束。 (二)积极拓展融资渠道，改变企业资金紧张的困境 加快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必须积极借助政府和资本市场，实现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发展。近年来，政府为了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很多方式。2011年开始，高校部分企业被列入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高校科技产业应抓住机遇，采取各种方式积极申报和参与国家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化资金等项目，争取获得国家各项资金的资助，从而补充自己研发资金的不足。与此同时，高校科技企业还可以在积极引进风险投资，利用国家推出创业板市场的有利时机大力推动高校科技企业融资上市。 (三)适度放宽管理权限，科学管理 高校科技产业发展的最低目标定位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依法维护学校合法权益，有效规避企业经营风险。因此作为高校科技产业的管理机构资产公司，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同时，各级管理部门应将部分审批权限逐级下放，赋予高校和高校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规范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行为。 (四)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强化专业化服务 高校科技产业应注重加强人才培养，重点是加强对具有创新意识的经营管理人才、市场营销人才、技术人才和领导人才的培养，只有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的管理人才，充分发挥他们自身专业和管理优势，才能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水平，使高校科技产业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健康发展。 四、结语 总之，高校科技产业的发展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政府、事业、企业、人才、制度和资金等诸多因素。只有科学的规范管理，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科技产业新的发展模式，才能不断壮大产业的规模，提高经营效益与水平，实现高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 科技史论文:关于科技史的教学思考 [关键词]科技史，概念，科学传统 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发展史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难点，很多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把重点放在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历程上，而没有在史识层面进行拓展和深入。甚至还有老师在课堂上花了很大精力去讲解经典力学和相对论的内容，把历史课上出了物理课的味道，既失去了科技史教学的特点和魅力，也有违课标“进一步提高人文素养”的要求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虽然早有论者指出，科学史的重点不是“科学”，而是“历史”，科学的萌发、科学的环境、科学的影响才是科学史教学的重点。但笔者囿于自身学识，讲起该内容总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把握。吴国盛教授的新作《什么是科学》令我茅塞顿开，在该书的启发下，我确定了科技史教学的基本思路：在引导学生梳理近代以来科技发展的脉络和架构的基础上，重点讲解和探讨如下几个问题。 一、什么是科学 吴国盛教授认为，今日所谓科学，不单是一种自然知识，从对待自然界的态度、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到所形成的各种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之下对自然界的改造，都已形成了一套特定的体系，这个体系主要是在近代欧洲成长起来的，常常称作近代科学。也就是说，要真正理解“科学”，就必须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来自西方，是西方人所特有的东西。西方语境中的“科学”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德语Wissenschaft基本代表了广义的科学，即自希腊以来追求确定性、系统性知识的理性探究传统。英语和法语的Science基本代表了狭义的科学，即现代自然科学。西方理性科学一近代数理实验科学代表了“科学”一词的严格指称，构成了“科学”一词的狭义定义。狭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小传统，广义的科学构成了科学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是西方之所以为西方、西方区别于非西方的关键所在。 西方科学的大传统源于古希腊，在人类历史上，希腊人第一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性自然观，这正是科学精神最基本的因素。首先，希腊人把自然作为一个独立于人的东西加以整体地看待；其次，他们把自然界看成一个有规律的、其规律可以为人们把握的对象；再次，他们创造了一套数学语言，力图把握自然界的规律。在这三个方面，希腊人都开了科学精神之先河。其典型表现是希腊人建立了以追求确定性知识和逻辑演绎体系为主要标志的理性科学。希腊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它包括两个层面，基础层面是数学四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高阶层面是哲学。希腊理性科学的精神气质贯穿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始终，为现代西方科学所继承。与希腊科学相比，现代科学呈现出两个新的特点，第一，现代科学能转化为技术，从而转化为生产力；第二，现代科学大量使用数学，以至于一门科学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使用数学的程度。 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历史遭遇，中国人眼中的“科学”首先是“现代科学”，而且侧重于现代科学的技术化、效用性方面。其实，科学全方位转化为技术，显示其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是在19世纪。在现代科学发源的16、17世纪，科学并没有表现出这些有用的方面。也就是说，古希腊科学是典型的无用科学，即所谓“求真的科学”，现代科学则是典型的有用科学，即所谓“求力的科学”。 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带来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翻译成“格致”或“格致学”，但后来这一翻译被“科学”所取代。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是来自日本人对英语science一词的翻译，而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默认是指“自然科学”。在现代汉语里，“科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科学指高端知识、典范知识，狭义的科学指现代科学（经验科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二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在理解科学方面，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此外，我们还应该告诉学生：不能将“科学”与“正确”等同起来。江晓原教授指出，判断一种学说是不是科学，不是依据它的结论在今天正确与否，而是依据它所用的方法、它所遵循的程序。因为科学是一个不断进步的阶梯，今天“正确的”结论，随时都可能成为“不正确的”，科学中必然包括许多在今天看来已经不正确的内容。西方天文学发展的根本思路是：在已有的实测资料基础上，以数学方法构造模型，再用演绎方法从模型中预言新的天象；如果预言的天象被新的观测所证实，就表明模型成功，否则就修改模型。在托勒密及其以后一千多年的时代里，人们要求天文学家提供任意时刻的日、月和五大行星位置数据，托勒密的天文学体系可以提供这样的位置数据，其数值能够符合当时的天文仪器所能达到的观测精度，它在当时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观测精度提高了，托勒密的数值就不那么“正确”了，取而代之的是第谷提供的计算值，再往后是牛顿的计算值……如此等等，这个过程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之中――这就是科学。 二、“李约瑟难题”及其解答 中国古代无科学，曾经是中国学界的公论和共识，20世纪50年代，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提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长期领先西方，而现代科学为什么竟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这就是所谓“李约瑟难题”。吴国盛教授认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并没有说清楚他所谓的科学是指什么，其论述至少有三个让人困惑之处，第一，他经常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第二，他用来对“发达的”中国古代“科学”进行整理的框架和范畴，完全是现代西方的科学分类概念，这给人一种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其实就是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第三，他似乎认为全人类的科学都有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即由原始型到中古型再到近代型，是典型的欧洲中心主义。其实，问题的关键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如果李约瑟所谓的科学是指西方历史上出现的主流科学，那么中国古代根本就没有科学，更谈不上“中国古代科学很发达”；正因为如此，吴国盛教授指出，“有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而不是历史经验问题；是一个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历史问题。基于不同的科学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爱因斯坦曾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陈方正指出：“西方科学虽然历经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看来，它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而且现代科学之出现虽然受外部因素（诸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等）影响，但最主要动力仍然是内在的，即来自这个传统本身。换而言之，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大传统的产物，忽视或者否定这一点，就没有可能了解现代科学的本质与由来。”希腊科学是现代科学遥远而强大的源头，几乎为科学史家所公认，中国古代虽有大量的技术发明与成果，也不乏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现象的探究与认识。然而，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科学传统，中国古代科技至终没有获得现代突破，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李约瑟难题”应当修订为：在过去两千年间，中国与西方科学的发展为何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别？造成此差别的基本原因何在？对此，吴国盛教授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古代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人民与土地高度绑定，因而是熟人文化、血缘文化和亲情文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精英文化以“仁爱”为理想人性，以“礼”为人文教化的手段。仁一礼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人文结构，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而希腊是海洋文化、游牧文化和商贸文化的混合体，迁徙是常态，因而是生人文化、契约文化，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自由一科学构成了古希腊人的人文结构，由此形成了西方文明的理智传统。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这种自由的学术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个特征。中国古代在演绎科学方面欠发达，不是因为智力欠缺，而是因为缺乏自由的人性理想，因而不可能对无实用价值的科学情有独钟。也就是说，现代中国人所说的“科学”来自西方，科学由古希腊基于自由人性的自由的学术，转变为现代数理科实验学，完全是西方语境下自我演绎、自我进化的一种特定文化现象，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非西方文明并无直接关联。陈方正教授总结道：具有非常特殊性形态和内在逻辑的西方科学，必须有非常特殊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和人才的结合才能够发展，中西科学发展模式的巨大分别，最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文明结构差异所产生。 吴国盛教授还特别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的天文学在研究动机、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方法上的区别。 古代希腊人相信天界不生不灭、接近永恒，是理念世界最完美的模本，因而坚信天界唯一的运动就是天球的匀速运动，发现天体有不同的运动形式，设法解释这些运动是希腊天文学的根本目标，这最终使得希腊天文学发展成了一门应用球面几何学，用球面层叠的方式解释行星的运动、预测行星的未来方位，是理性科学处理经验世界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也为现代实验科学提供了示范。中国天文学则认为天是一个有意志和情感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与地上的人事发生关联，于是了解天象、破解天意成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也是所有中国人的礼仪需要，研究天文学表现为对一种贯通天人的政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忠实维护。皇帝为垄断来自上天的消息，不仅高度重视天文学，而且垄断天文事业，禁止民间研习。虽然中国天文历法也推算日月行星方位，而且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推算方法，但在根本上并不以发现天界运行规律为目标，因为不相信存在这样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有浓郁的政治含义和文化含义，就其研究动机而言，是政治占星术和日常伦理学，一言以蔽之，是礼学。 江晓原教授正是深刻认识到中西天文学的根本区别，始终不使用“中国天文学”一词而称“中国天学”，以免与西方天文学混淆。 三、宗教（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的关系 怀特海在追溯现代科学的起源时说：“在现代科学理论还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怀特海深刻地认识到，神学（尤其是经院哲学）作为希腊理性科学传统的继承者对于现代科学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经院哲学这个环节，就没有理性科学在欧洲的复兴。吴国盛教授认为，现代科学是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相融合的产物，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他还指出，中世纪大学和经院哲学分别为现代科学的诞生做了制度和思想上的准备。 圣奥古斯丁和其他早期基督教作家都认为，上帝以两种不同方式向人类显示自己――一是启示人写出《圣经》，二是创造这个世界即“自然之书”。这种深植于正统基督教之中的想法意味着对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宗教行为。也就是说，神学研究与科学研究并不截然分离：研究物理世界意味着研究上帝的创造物，研究上帝则意味着了解世界。追求、发现、阐明自然规律的效果，足以显示上帝造物之奇妙与思虑周详，这一神学动机为整个近代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最大的驱动力。经院哲学认为，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特殊本领，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窥探万物的本质，只有运用理性才能一步步接近真相；理性是人类理解上帝和自然的认识工具，运用理性可以越来越精确地理解上帝的意志。托马斯・阿奎拉在《神学大全》中更是提出了把神学看成是一门科学的观点：“我们必须牢记，科W有两种。其中有些是基于那些因理智的自然之光而了解的原理，比如算术与几何之类。还有一些是基于更高级的科学所得出的法则。所以，神学也是一门科学，因为作为它的基础的原理，来自一门更高级的科学，上帝与圣人们的科学。”这样一来，神学与自然哲学作为科学的不同门类就成了并列的、相互独立的学科。把神学看成科学，加强了神学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自然哲学则被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推动了自然哲学的迅速发展。正是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甚至认为，神学与科学不仅不是矛盾关系，而且基督教促进了科学进步。（请注意：在古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是不分家的，二者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哈维、波义耳、牛顿这些被后世尊称为伟大科学家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哲学家”，从事的是哲学工作，如牛顿那部伟大著作的标题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19世纪开始，science一词在英语世界才被广泛采用）。 在中国，由于多年的意识形态宣传，人们大多认为，宗教是科学的死敌，天主教会对现代科学的先驱者哥白尼、伽利略和布鲁诺等进行过残酷的迫害。而实际上，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的大海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的先驱者们都是基督徒。如果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怎么可能出现并成长壮大？美国学者劳伦斯・普林西比指出，在16、17世纪和中世纪，并没有一个“科学家”阵营在奋力摆脱“宗教人士”的镇压，这些不同阵营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每一位思想家都确信人、神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并因此确信神学真理与科学真理的内在关联。哥白尼长期担任教堂神父，从未因为他的“日心说”受过教会的迫害。布鲁诺被烧死，不是因为他宣传哥白尼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伽利略的确因为传播哥白尼的学说被判终身监禁，著作被查禁，但这是一个特别的个案，牵涉到当时的教会、王权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能看作天主教会一贯敌视科学的证据。面对科学已经证明的事实，基督教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解释，力图将科学发现与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相调和。在1878年至1903年间担任教皇的利奥十三世提倡托马斯・阿奎拉的神学，强调信仰和理性是相容的，他愿意接受得到证实的新的科学信条。他及其继任者们所持的立场逐渐变为：自然科学不属于教会范围，进化论可以作为一个学说在教会学校讲授，《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用比喻的方法理解，以及在这些前提下相信进化论是个人的私事。 综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教会对待科学的态度都在改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宗教是科学的敌人，也不能把科学与宗教根本对立。现代观念中科学与宗教的严重对立，只不过是17世纪以来科学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科学与宗教之分道扬镳，上帝之被摒弃于自然哲学以外，是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始的。 四、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关系 “科学史之父”萨顿指出：“科学不仅是改变物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改变精神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因此，科学史“就是人类思想和文明史”。科学革命与思想解放的互动关系是科技史教学中体现“历史味”的重要着力点。例如，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科学的诞生与发展，牛顿创立经典力学体系，极大地影响到整个欧洲思想界。由于牛顿证明了地上的力学也能适用于天上的星球，揭示了简单而统一的自然规律，使人们豁然开朗：原来自然界也是按照某种法则运行着。这就动摇了经院哲学中将宇宙秩序归结为上帝安排的说法，神学必须再给科学划分出一大部分地盘。由自然界联想到人类社会：既然自然界有统一的规律，那么人类社会呢？牛顿力学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想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毫无疑问，经典力学为启蒙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再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领域之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生物学等领域内的影响。马克思说：“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进化论在社会科学和哲学领域引发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可以把达尔文学说的基本思想用于说明人的本质。社会达尔文主义试图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学，用“生存竞争”为资本主义竞争精神辩护，倡导实行彻底的自由竞争，要求国家放开对个人行动自由的限制，只有当最适应者占据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适应者承受竞争的后果，社会才会出现进步。有些工业家根据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竭力证明残酷的自由公平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财产和利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德国纳粹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他们的种族灭绝政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用。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影响了很多思想家。 五、科学家给我们的启示 讲述本单元内容时，不能没有关于科学家的小故事，当然，讲述这些小故事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让学生从中得到一些感悟，无论是在科学精神方面还是人生态度方面。故事的选取要有代表性，要能引起共鸣和深思。 故事一：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押。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宗教法庭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后，血气方刚的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怒不可遏地训斥伽利略：“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还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在被软禁在家期间，伽利略写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两门新科学》。后来安德雷亚问伽利略：“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面对伽利略的坦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显然，这时的安德雷亚早就理解了老师。但伽利略后来经常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 故事二：近代化学之父拉瓦锡174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对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765年，22岁的拉瓦锡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引起科学界注意。24岁就被选入法国科学院。大革命开始之初，他的科学研究还没有受影响。但雅各宾派上台后实行恐怖政策，法庭以“可恶的包税人”“在人民的烟草中加水”等罪名判处他死刑。法国科学界呼吁赦免拉瓦锡，法官的回答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1794年5月8日，拉瓦锡同其他包税商一起被处死。拉瓦锡被处死的第二天，法国数学家拉格朗日悲愤地说：“他们砍下拉瓦锡的脑袋只需要一瞬间，可法国再过一百年也长不出这样一颗脑袋。”两个月后，雅各宾党被推翻，但拉瓦锡的生命已经无法挽回。 故事三：达尔文1809年出生于英国希罗普郡，幼年时代的达尔文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天分。8岁那年被送进了一家教会学校，但他对圣经故事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喜欢在河边钓鱼、上树摸鸟蛋，还喜欢搜集杂七杂八的物品。中学时成绩很一般，却迷上了打猎和养小动物。老师对他很恼火，认为他“不可救药”，父亲也经常训斥他：“你除了打鸟、玩狗和抓老鼠外什么也不会，这样下去会给我们家庭丢脸的。”进入爱丁堡大学后，他先是学医，因为没有兴趣，改学神学，也没有兴趣，整天跟一些纨绔子弟一起赛马、打猎、酗酒。但他结识了一位植物学教授，并在他的介绍下去听了著名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的地质学课，后来还跟随塞奇威克一起去进行地质考察。达尔文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学习到了一个科学家的工作方法，他认识到“所谓科学就是综合事实，从而根据事实得出一般的规律和结论”。后来当英国海军“贝克尔号”舰招聘随舰去南美考察的博物学家时，达尔文排除了父亲的阻拦，争取到了这个机会。 故事四：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曾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科学，太可惜了。”1900年4月27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勋爵作了题为“热和光的动力理论上空的19世纪之乌云”的长篇演讲，指出古典物理学本来十分晴朗的天空出现了两朵乌云。正是这些乌云带来了世纪之交的一场物理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诞生了相对论和量子论。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奖金，但奖得来十分不易。当时不少德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威胁说，如果给相对论授奖，他们就要退回已获的奖章，结果评委会找到了一个办法，让爱因斯坦作为光电效应理论的建立者而得奖，相对论始终没有获得诺贝尔奖。 故事一告诉我们，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故事二则说明，动荡的社会环境对科学家个人和整个科学的冲击太大了。故事三通过达尔文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找到和明确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所在是多么的重要。故事四说明，人们对新生事物的认识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虽然，人们往往由于认识的局限，对新理论不屑一顾甚至打压，但是，真理最终必将战胜谬误。另外，科学家必须要有尊重事实，不迷信权威、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 教育部的“中国学生核心素养”包括人文底蕴、科W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等六大素养，其中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两大素养在本单元教学中可以得到充分训练和培养。在教学中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才是符合社会进步的教育，才是我们对莘莘学子进行科技史教育的宗旨。这样我们才能把科技史上出浓浓的历史味。 科技史论文: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看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摘 要]从经济史的制度分析和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对比探讨马克思和诺思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得出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找出马克思和诺思各自理论分析的优势，得出我国改革实践中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还要注意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发展生产力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经济史、经济制度、制度变迁、经济学说史 古典经济学较早的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学分析，而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最完美的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原理，对当代经济仍有巨大解释能力。经济学方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马歇尔和瓦尔拉斯认为经济中存在局部和一般均衡点，经济制度是外生变量，生产和生产率是资源和边际收益相结合的函数，科斯认为制度运行存在交易成本，诺斯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作了合理解释。 一、经济史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经济理论认为，制度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历史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辨证关系的不断运动过程。而将理论体系建立在“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制度因素。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行为完全理性，市场通过完全竞争可解决一切问题，使社会各方利益得到满足。随着社会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对此作了修正，主要有“经济人”行为有限理性假定、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假定，并引入制度因素分析和交易成本概念。诺斯认为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协调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制约，包括正规约束和非正规约束，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防止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以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而减少交易成本。诺斯认为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即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还包括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因此马克思和诺斯都认为历史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表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和生产力又密切结合在一起，尽管马克思和诺斯对两者间的关系解释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对历史采取了制度因素分析方法。 二、经济史的制度分析 首先，马克思和诺斯都把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引入经济分析。他们都认为作为历史的制度变迁和生产力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都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生产力发展、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认为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必然产生与物质生a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其上为上层建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科学和技术知识存量的增长是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辨证关系。当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适合生产力时就会为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可能性空间，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诺思对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的悖论。马克思制度演进模型：技术改良和发明导致新工具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最后引起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发生变化。新的上层建筑为科学和技术知识在经济中的应用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刺激新的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的出现，形成一个循环往复不断进步的过程。诺斯用事实批评马克思模型：1600-1685年间世界海运业并没发生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进步，但海洋运输力却有了提高。尽管海运成本没大的变化，但因海洋运输变得更完善和市场经济的扩展，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运成本，最终使海运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诺斯得出结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可提高生产力实现经济进步。这与马克思模型相悖。诺斯还用实事反驳马克思模型：14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推动了欧洲边疆拓殖运动导致贸易的发展、需求的扩大、土地相对价格的上升，使土地专一所有权和土地转让权得以确立；14世纪中叶发生黑死病，使人口急剧减少，劳动的相对价格上涨，使劳动者在契约谈判中的地位上升，致使封建农奴制解体，自由劳动权得以确立，从而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刺激和收益保证，导致了产业革命。所以诺斯认为制度和制度变迁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因，生产力发展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再次，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概括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某种模型外生变量的改变如人口的增长带来相对价格（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或偏好的变化（来自观念、宗教教义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变化），由此引起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原制度框架内发生潜在获利机会，但因交易成本较高，社会上存在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在原制度框架内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原则，无法实现这些潜在利润。在原制度框架内总会有人为获取潜在利益来克服这些制度障碍。当潜在利润大于制度障碍所造成的成本时新的制度安排就会出现，降低制度带来的交易成本让各个行为主体推动技术变革，社会生产力就会发展。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不同，都从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但他们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关键在于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和分析的侧重点不同。 三、经济制度的历史分析 马克思把逻辑分析和历史分析统一起来，历史是实际的存在，逻辑是主观的过程，两者之间不可能绝对统一，历史的运动不可能完全被研究者的逻辑所把握。逻辑用高度概括的方式从现象中揭示其本质，有很大的能动性和相对独立性。 首先，诺斯用历史分析方法解释制度变迁时，没有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和信条，只对基本假定进行了修正，即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等。他认为人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因认知能力有限又总是处于信息不完全环境中，在交易中会发生欺骗、偷懒、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增加交易成本，最终损害自己的福利，制度就是人们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而缔结的契约。从而得出两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一是发生欺骗或偷懒或搭便车的当事人，必须有能力承担被发现后逐出交易的后果，即交易双方都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二是市场交易双方没有离开对方生存的能力，不可能会有欺骗、偷懒或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意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脱离“现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实中不存在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也不存在完全市场竞争。修订的基本假定，虽然更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但并不一定符合制度变迁的历史，而是用一种静止眼光去分析动态历史。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的起点，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是生产发展的前提。其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中也有人的基本假定，但其嵌入了社会制度变迁模型，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性就在生产关系中得到体现。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性也不断发展。逻辑和历史在人性的发展变化中得到了统一。诺斯认为技术变化不能解释制度的边际调整，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型，即使能解释制度的质变，也不能解释制度的量变。因此制度不具有技术的自然历史性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根据减少交易成本的规则发生变化，而交易成本的下降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不是生产力决定了制度，而是制度决定了生产力。这就是马克思和诺斯在制度涵义上的差别。诺斯说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为设定的契约；制度变迁是制度创立、变更及随时间变化被打破的方式。诺斯的定义既包括制度质的方面，也包括制度量的方面。马克思的制度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相互联系的层次，更强调质的方面。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时，不是只有单向的决定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水平只是决定了生产关系以至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即质的方面，并不决定制度的具体形式即量的方面。上层建筑并不是一下子完善的，基本形态中必然残留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形式，需要在基本形态上进行制度的边际调整。伴随着制度的边际调整，生产力会有或大或小的进步。渐进式的中国改革实践更能理解马克思反作用的涵义。 四、制度变迁对科技和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第一，经济制度分析无法撇开历史分析。运用历史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分析经济，能寻找人类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两种分析方法不能分割，历史总是以制度变迁来表现，并螺旋式的上升，分析历史离不开制度因素。而制度分析的逻辑必须和历史相一致，制度分析离不开历史分析。第二，马克思和诺斯的理论分析各有优势。马克思更强调生产力，着眼于社会制度变迁大的结构，注重质变，以变化来分析变化；诺斯更强调制度，把大的框架和边际变化结合在一起，注重量变，以不变去分析变化。从分析的角度看，马克思的分析比诺斯更为一致、更为完美，诺斯的分析更注重制度变迁，对制度的历史分析无法和马克思相比。第三、理论对比分析的目的是指导我国的改革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更强调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发展，需要重视制度变迁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制度变迁不仅是制度框架的变革，而且还是制度的边际调整，高效率的制度对技术充分发挥潜能、提高生产力水平有重要作用。 科技史论文:科技史维度下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测评研究 摘 要：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重要维度之一，通过科学史教育，有助于科普从业人员更好地了解科学知识、科学过程和方法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针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设计了反映科普从业人员职业特点的测评方案，对科普从业人员以及非科普从业人员对照人群开展了实际测评，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总体认知程度偏低，略高于对照人群。 关键词：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科学素养；测评 1 前言 科普事业的发展并非是自身独立进行的，它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政治制度、思想意识、哲学文化等等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是分不开的[1]。科学史独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它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中可以发挥其它学科无可替代的作用。根据科学素养五维度测评模型[2]，科技史是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维度科学素养的细化研究，能为科普行业乃至学科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和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2 相关概念界定 2.1 科学素养 科学素养是指科普从业人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运用科学原理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以及所达到的科学意识的水平。由科学术语、科学意识、科技社会功能、科技史、科技副作用五维度构成[2]。这五个维度虽然没有包罗科学素养的方方面面，却是基于国内外对“科学”含义的大致共识而来[3]，具有较强的相对性、比较性和通约性。由此而设计测评指标和问卷，能对包括科普从业人员在内的各类职业人群开展测评和比较研究。 2.2 科技史 科技史是关于科学技术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知识。科技史的创始人、英国著名学者萨顿说过，科技史是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桥梁，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自然科学的整体形象、人性的形象，从而全面地理解科学、理解科学与人文的关系[4]。因而，不同的科学观往往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形成对科技发展历史的不同看法。按照不同科学观的视角，科技史又可分为科技通史、科技编年史、科技思想史、科技社会史、分科史、国别史等等。本文科普从业人员科技史的考察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自然科学发展进程的了解，包含对有关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发展史的了解等；二是对有关科学事实的判断和有关科学原理的判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了解科技史是必要的，对于科普从业人员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说，科技史更是科学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3 研究方法 3.1 科技史维度权重值确定 按照“最小公约数”原则，由“科学”的共识性含义推导出科学素养的结构，分析提出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五维度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一种改进型的AHP，即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uzzy―AHP）并结合专家排序意见来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科学术语0.20000、科学意识0.33333、科技社会功能0.26667、科技史0.13333、科技副作用0.06667。 结果表明，科技史作为科学素养基础维度之一，与科学术语具有相似的功能定位，两者的权重值也较为接近。为此，本文单就科技史维度作测评研究，以求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3.2 调查问卷的设计及修订 科普从业人员科学素养的测评体系，是由多级指标构成的。科学素养作为整体概念构成了测评的顶层目标，维度的选择构成了一级指标，调查问卷的题目构成了二级指标。调查问卷的内容是整个问卷设计工作的关键环节，要根据国情适应性、国际比较性、科普行业特殊性等要求，设计具体的问卷题目内容。题目的来源和构思主要考虑3个方面，一是我国历次科学素养测评中使用过的调查题目，这样的题目便于理解及与其他测评的衔接；二是国外科学素养测评通常采用的国际通用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从某些角度与国际对照；三是基于本课题研究目标而新编的题目，这样的题目能够根据测评需要反映目标要求。当然，对前两类题目的选取，也是要从中选出符合科普职业特点的相关题目，这是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 3.3 样本选择与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样本选择涉及多个单位，主要有：科技主管部门、中学、高校、科研院所、科学技术馆、自然历史博物馆、国土资源博物馆、湿地类博物馆、专业科技博物馆、水族馆、天文馆、自然保护区、文化宫、活动中心、动物园、植物园、标本馆、图书馆、农业科普基地、其他类型科普基地、非科普行业等各类型科普单位。此次问卷共收集有效访问样本数630份，其中科普从业者524份，非科普从业者106份。 4 结果与讨论 4.1 测评的综合结果 调查形式采用了集中式问卷调查与限时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科学素养的分值，采用综合评价方法得出。我们在设计题目时基本上考虑到答案的唯一性，因而问卷题目的答对率去掉百分比的单位就是一个无量纲的分值，再用这个分值乘以相应维度的权重后经加权计算，就可得到科学素养的综合得分。 测评结果表明，在科W意识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和非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分别为69.90、67.45，在科技史维度上，科普从业人员的综合得分略高于对照人群，但是两者得分都不高。科普从业人员在科技史维度上没有显现出其专业优势，与其他职业让人群相当，这说明科普从业人员亟需加强科技史方面知识的学习。 表1表明，科技史维度的试题也有一些特别之处，在第1题采用了一道4选项的系列题目，这是考虑到各学科知识面而设计的。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维度13个问题的测评，答对率超过60%的只有3个，仅占到问题总数的23.08 %。因而从总体上看，科普从业者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亟待加强。 4.2 科技史各指标的测评结果比较 4.2.1 请您判断以下几个说法是否正确 （1）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 表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古希腊自然科学最大特点就是自然科学知识与哲学思想交织在一起”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高，分别达到93.70%和87.74%，说明对古希腊自然科学的基本情况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略高于对照人群。 （2）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 表3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19世纪末，物理学上出现了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8.89%和70.75%，说明人们对近代科学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不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3）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表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只有66.60%和67.92%，说明人们对古希腊科学家名言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 表5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英国科学家布朗是同位素的发现者”是错误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57.63%和59.43%，说明对近代科学一些重要发现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没有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2 请问以下哪一位被称为近代科学之父 表6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之父”是伽利略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有53.44%和54.72%，说明对近代科学兴起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3 请问您知道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有多少年 表7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近代科学诞生至今”大概年数是400多年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有26.53%和19.81%，说明对近代科学诞生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缺乏哥白尼革命的知识。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4 请问您知道电磁波是哪位科学家发现的吗 表8表明，两组人群认为“电磁波的发现者”是科学家麦克斯韦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高，分别达到63.93%和58.49%，说明对电磁波历史发展的认知程度普遍较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5 请问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 表9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发现太阳系行星运动规律的科学家”是开普勒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分别仅为50.00%和53.77%，说明对经典天文学和力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4.2.6 请问您知道以下哪一位是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 表10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经典遗传学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是孟德尔的正确答对比例较高，达到56.49%，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经典遗传学历史的认知程度比较高，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54.72%。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7 请问您知道著名的四体液说是谁创立的医学观点吗 表11表明，两组人群认为著名的“四体液说”是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医学观点的正确答对比例都较低，分别只有45.61%和44.34%，说明对古希腊医学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8 请问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 表12表明，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组人群认为“显微镜打开了微观世界”不属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的正确答对比例都很低，仅为 16.41%和17.92%，说明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大事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统计检验结果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无显著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4.2.9 请问您知道第一台电子显微镜是什么时候问世的吗 表13表明，科普从业者认为“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问世的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的答对比例比较高，达49.81%，而对照人群的答对比例仅为45.28%。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明显高于对照人群，说明科普从业者对电子显微镜技术比一般公众有更高的认知程度。 4.2.10 请问您知道是哪几位科学家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W或医学奖的吗 表14表明，两组人群认为克里克和沃森、威尔金斯“因为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而一起获得1962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正确答对比例都不高，分别只有33.78%和40.57%，说明对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历史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统计检验结果也表明，科普从业者与对照人群存在显著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科普从业者在该项指标的测评上高于对照人群。 5 结语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的科技史素养普遍较低，这可能会成为推进科普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在科技发展史方面，科普从业人员的总体认知程度较低，特别是对古希腊医学的了解和把握、对近代自然科学诞生阶段的大事以及科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发现等的认知程度还有待大力提高。对科普从业人员来说，掌握科学传播事业的发展规律，学习、认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都离不开对科技史的了解和把握，这也是实现科普创新发展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大力加强科技史教育，是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调查结果表明，科普从业人员对科技史的认知程度与对照人群相近，两者都偏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与我国文理分科过早的教育现实相关。科技史是典型的文理交叉、融合、渗透的学科，而文理分科过早则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残缺，过于重视知识的学习而忽略了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教育，这就必将造成科技史认知的缺乏。因此，要改革大学课程、成人继续教育课程，首先是科技史教育是当务之急，普遍开设科技史课程，也是最佳的补救方法之一。 科技史论文:现代科技在历史风貌建筑修缮维护中的应用 天津是中国近代北方重镇，开创了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的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由于其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城市中遗留下来各个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它们见证了天津从被迫开埠到如今150多年的历史变迁，是一座万国建筑的城市展览馆。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历经风雨、战火及人为破坏，不管是建筑表层还是内部结构、附属设施、使用功能，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本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近20年来，天津风貌建筑管理单位对现存的历史风貌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使得这些建筑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为这座城市增加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在维护改造过程中，使用魍澈拖执技术相结合的方法，在保障建筑结构安全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展现了原有的风采。 一、检测技术 使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手段来代替人工检测，可以实现精度测量和精准检测，又可以省却大量的人工成本，同时又避免了人工检测取芯对建筑物结构带来的破坏。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是不同于传统的高精度测绘技术，它利用激光测距的原理，通过记录被测物体表面大量的密集的点的三维坐标、反射率和纹理等信息，将各种实体或实景的三维数据完整地采集到电脑中，进而快速复建出被测目标的三维模型，为保留建筑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无损检测技术的应用使得可以在不破坏建筑物构建的基础上，对构件内部异常及缺陷进行检测，为建筑结构的修复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现代化检测手段的应用，为保护历史风貌建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使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具体地了解建筑物的真实情况，维护方案做到有的放矢。 二、地基基础维护技术 天津是一个滨海城市，地下水位高，土壤含水率高，盐碱度大，容易对地基、基础造成腐蚀伤害。因此，多数风貌建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基础受损现象，严重危害着房屋的安全使用。 地基基础的加固多采用扩大基础面积来提高原有基础承载力。扩大的基础宽度要视建筑物结构状况而定，开挖的过程中，要对原基础的基底部分进行承载力加固处理，对地基有空洞的部位灌入掺有速凝剂的水泥浆液加固地基，使地基变形得到稳定和遏制。同时，将扩大基础的钢筋与原基础相连接，浇筑混凝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共同作用，提高了基础的承载能力。 在历史风貌建筑的维护过程中，防潮层的修复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传统的防潮层施工往往需要破坏墙体，这对于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来说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对于老建筑的防潮修复，经常会采用墙体内部化学注射法进行。这种修复方法是先用设备在墙体底部钻孔，然后将特种防水剂沿钻孔注入墙体。防水剂一方面会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墙体材料中，另一方面会沿墙体内裂缝、薄弱带渗透流动扩散，使钻孔周围墙体的毛细系数降低，形成膜状的整体，从而达到防水、防潮的效果，这种方法业内俗称为“扎针治病”。这种方法对老建筑的破坏程度小，经过处理可几乎不影响外观，且操作方便，根据注入浆体的不同，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是一项很有发展潜力的新技术。 三、主体结构及墙体维护技术 风貌建筑主体结构的构件及墙体按照正常的设计年限，一般不超过50年。天津处于地震多发带，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就对天津的建筑物造成了大量的破坏，但由于当时财力、物力、重视程度的影响，只采取一些临时性措施加以补救。通过管理单位加大风貌建筑的整修力度，这些问题逐渐得到了解决。 墙体开裂是结构问题中最常见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裂缝的宽度和性质进行有针对性的维护。简单的就可以将裂缝进行剔槽、灌浆处理；严重的采用双面钢筋网水泥砂浆外包加固法对开裂墙体进行加固补强，提高了砌体的抗剪和抗拉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需要注意施工过程的监控，防止对老旧墙体的二次损坏。 对于风貌建筑中的梁、板、柱这些重要结构部件，目前比较成熟的做法就是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把碳纤维用含浸树脂系粘贴剂贴合在混凝土构件受力部位，使之与基体合为一体，共同作用提高结构构件的承载力，减少构件的变形和控制结构裂缝扩大。这种加固方法的优点是：一是抗拉强度，且自重小；二是具有很高的刚度；三是抗腐蚀性能和耐久性好；四是抗疲劳能力强；五是结构外观和尺寸不会出现明显变化，修复加固效果好；六是施工过程简单，大部分为手工操作，无需特殊的装备，不需要特别的技术工人，无需焊接，没有噪声。 伴随着工程技术的进步，风貌建筑也在新技术、老经验的作用下以新的面孔展现给世人。作为管理单位，需要将工程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不断将新技术、新知识充实到实际维修工程中去，为这些承载历史的风貌建筑展现往日风采起到更大作用。 科技史论文:中学科技文化史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江苏省溧阳市埭头中学） 摘 要：中学历史关于科技文化史这部分课程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难度较小、具有学科交融性等特点，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方面出发，研究教学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自主学习课堂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完成课程目标，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关键词：科技文化史；自主学习；小组合作；主体地位 现代教育思想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财富的过程，这对于我们教学模式的探讨具有启发式意义。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课堂活动中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学生的学习能力发掘有限。在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具有以下特点：（1）内容体现学科交融性，贴近学生的生活，学生具有较大的学习兴趣。（2）课程内容难度较低，学生易于理解。因此关于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程，非常适合开展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笔者从历史教学实际出发，以人教版必修3《文学的繁荣》一课为例，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出发，研究实施策略，探讨中学科技文化史这一类课题的课堂自主学习模式，使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小组合作来完成课程目标。 一、教师关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 在自主学习课堂中，教师的职责是“组织”与“帮助”，因此，教师对于自主学习课堂的教学设计是关键。据课程标准的要求，《文学的繁荣》这一课，学生要能够列举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20世纪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的主要成就，并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分析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为了达成核心目标，本课的设计重点在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设计难点在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关于19世纪以来的文学成就，可依据教科书的线索将其归纳表达，主要分为三大块，西方文学、苏联文学、亚非拉文学，让学生结合教科书自学，完成表格，为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作铺垫。 关于认识文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可以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史实资料，让学生在小组合作探讨中共同完成。一定社会的思想文化史、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因此，我主要给学生选择了各流派文学作品相应的时代背景材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我给学生简列了19世纪初期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史实，“1825―1826年，俄国进行废除农奴制的革命；1820―1823年，西班牙爆发反对专制统治的革命；1830年法国爆发推翻复辟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1832年，英国进行议会改革，工业资产阶级获得更多议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我联系了必修二工业革命的相关内容，“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普遍建立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阶级对立、人情冷漠、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问题，对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我给学生提供了20世纪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大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20世界初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殖民反侵略的解放斗争风起云涌”。苏联文学，我建议学生结合必修2《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课进行思考，亚非拉文学则结合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全班小组合作讨论环节结束后，在时间安排上，还需要留5分钟的时间，由教师启发答疑、总结概括、构建知识网络，巩固自主学习效果。 二、学生推进自主学习课堂的注意事项 1.学生个人思考，培养自主意识 学生的学习是一种将外在的知识观念转化为其内在的过程，所以有效的学习，关键在于学生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自我管理，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分析，改变以往大部分学生在课堂活动中习惯处于服从与接受的状态，积极承担学习的各种责任。因此，推进自主学习课堂，就必须要改变学生的这种依赖思想，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性，给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创造空间。 2.小组合作讨论 在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完成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成就这一目标之后，为达成认识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分析其影响的核心目标，需要进行小组合作与讨论，这是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的课堂模式的另一重要方面。学生在阅读中发现的问题和独立思考中遇到的困惑是小组讨论的主要内容，如在讨论文学作品产生的背景时，从多角度各抒己见，充分体现了现代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学生主体地位。 综上所述，科技文化史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模式主要环节是：教师分析课程目标、设计问题―学生结合问题、独立思考与探究―学生小组合作、讨论难点问题―教师总结概括、构建知识板块。学生通过独立分析和探索，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从而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这也是新课程改革的目标和归宿。 科技史论文:科技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逻辑实证到到历史主义的演变浅析 【摘 要】现代西方科技哲学，是从19世纪30年开始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思潮，一个是科学主义思潮，另外一个是人本主义思潮。本文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详细讲解这两大流派的演变过程，以此来说明西方科技哲学受到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这一论断。 【关键词】科技文化；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客观辩证法；自发支配 一、浅析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基础和思想背景的，我们都知道在19世纪末发生了以黑体辐射实验和以太实验为代表的物理学危机，这就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释这场物理危机，那么这种方法的来源就是现代的逻辑技术，现代的逻辑技术就演变出了一系列的逻辑解释，逻辑实证主义也就悄然诞生了。20世纪初产生的反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思潮是逻辑实证主义诞生的直接思想原因。外加上从休谟到孔德再到马赫的思想的发展，逻辑实证主义就此孕育而生并发展成熟。 那么逻辑实证主义究竟有哪些特征，它所代表的主要思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对之进行理解：第一，逻辑实证主义以意义理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对于本体论的讨论，这明显可以看出是一种新的思潮，它反对的时旧的哲学领域中一直探讨的本体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强调经验证实的原则。老的实证主义强调的是对经验进行描述，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的来源，而逻辑实证主义则不强调研究经验，更主张研究命题的意义，再看这个命题能否被经验所证实；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将数理逻辑引入哲学，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数学分析，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开启了西方分析哲学的新时代的到来。 针对性提出三种观点，首当其冲的是逻辑原子主义，这个学派主要是对哲学的本质进行探讨，他们认为哲学的本质是逻辑，以数理命题为工具对科学的陈述命题进行分析。那么何谓科学的陈述命题呢？分别则是主谓命题，是肯定某一个事物的属性，可以这样理解：S是P。另外的一个命题则是关系命题，这个命题主要是表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事物有何种关系：A和B，R（a，b，c）。另外这个学派还想表达这样的思想：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同构，原子命题是原子事实的逻辑表示，原子事实则是构成经验世界的客观材料，是最基本的感觉经验。这二者是同构的，性质和本质是一致的。以上介绍的这些就是逻辑原子主义。i 二、从逻辑实证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 现在我们熟知的历史主义可以主要分为新历史主义和老历史主义两个流派。这两个流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不可分割的，新历史主义是对老历史主义的发展和传承。老的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作为开创者的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有：劳丹、夏佩尔。历史主义的各代表哲学家都有自己的独到的观点，也有对前面逻辑实证主义进行的各种批判。 无论是新历史主义还是老历史主义，都包含了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首先，历史主义开始对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动态的分析，主张对客观事实进行归纳形成理论；其次对科学的发展进行社会历史分析，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剖析科学的发展；再次对科学进行整体的分析，科学更加的整体化，历史主义学派对科学的分析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用整体化的目光来看待历史；最后，历史主义否认有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和评价标准，认为对科学和客观事物的评判要依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评价。 库恩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范式的概念，“范式”这个词语最早是来源于模型、模式。它主要是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成就，或伴随着某一项科学成就而出现的复合点，或者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者学说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范式的主要包括；符号、概括、模型、范例。库恩的“范式“思想，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范式也是科学与前科学的一个分界标准。以下是科学的发展模式： 前科学常规科学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新常规科学时期ii 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则包括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多元方法论，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都行。在这一点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论，更加的集大家之所长来解决问题。第二是多元理论，也可以将之理解为理论的多元化，经验论者将理论一元化，而费耶阿本德在这一点上面进行了一个突破，认为理论是多元的，这也印证了他的第一点多元方法论。第三点是理论不可比，认为科学无进步。当然，费耶阿本德的理论看起来是十分极端的，甚至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得思想理论的进步，和他敢于突破常规的精神。 新的历史主义都坚持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的传统，都反对批判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劳丹将问题分为两类，分别是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经验问题是包括了未解决的、已解决的、反常的问题三个方面。夏佩尔则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信息域理论。信息域的意思是指有一系列信息构成的，用来解释科学发展。iii 三、西方科学文化的发展思考 从前文的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文化范式演变的两条线索：逻辑实证主义侧重于对科学本身的解释与说明，历史主义侧重于从科学史的角度对科学发展的内外环境进行剖析。也正是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各种不足，历史主义才会应运而生。科学哲学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客观辩证法的自发支配。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客观辩证法，它是客观世界由其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引起的变化、运动和发展的过程，是以物质联系运动发展的客观状态形式存在的辩证法，总体属于物质的范畴。客观辩证法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此同时，客观辩证法也可以称“事物的辩证法”、“存在的辩证法”。 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似乎正确认识了这一观念的总要意义，他们从科学的发展现状出发，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种种弊端，逻辑经验主义的研究提出了现代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如科学知识的基础、科学理论的解释、科学假说的确认等。经过了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把新的、更深入的问题，如科学发展模式、科学内史与科学外史、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科学进步的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有它特殊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不能用它来取代自然辩证法，恰恰相反，应该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对传统哲学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把一般的哲学一律斥之为“形而上学”，认为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合的，用实证哲学来取代哲学本身，抛弃传统哲学，否定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以之与客观方法论相对抗，拒绝回答关于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问题。由于他们排斥彻底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往往在哲学的结论中陷入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极端中。但是我们庆幸的看到，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收客观方法论的自发支配的，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一点。用更加客观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同时也是一种受到自发支配的表现。 科技史论文:在历史教学中如何加强科技史的教育 面对新世纪愈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切实推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尤为更加重要。历史学科不像自然学科那样直接服务于科技事业，但也不应无所作为。加强历史教学中科技史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执着追求真理和勇于探索创新的科学精神，帮助他们树立强烈的科技意识，并以此为动力，献身于科技事业。在几年的历史教学中，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看法： 首先，比较系统地讲解人类历史上优秀的科技成果。让学生清楚人类科技史的轨迹，同时让他们认识到人类从古至今在险恶的大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到今天自然科学的开发，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增强。 例如，四大文明古国在奴隶制时代就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制定了比较准确的历法，尤其是古代中国天文学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15世纪以后，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天文学革命，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伽利略到开鲁勒，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并一步步发展到现代。20世纪50年代末，前苏联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开始了人类航天的历史进程。今天，人类不仅实现了遨游太空的夙愿，而且航天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征服大自然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又如，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科技浪潮此起彼伏，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展到工业文明时代，再发展到当代的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科技成就令人欣喜，催人奋进。但这些知识在历史教材中是不连贯不系统的。这就需要教师进行纵向、横向比较，综合挖掘内在的联系，研究这些成就的时代意义和教育价值，以达到激励学生的目的，而学生得到的也不在是一个个孤立的知识点。 其次，帮助学生从历史的高度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正确性，引导他们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研究科学。 历史教学的任务就是让历史说话，以丰富的史实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科学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例如，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之后，铁器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被广泛推广使用，由此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至在社会发展史上，有了铁器时代的说法。又如计算机，它被称为“人类所创造的最了不起的工具”。从最早最原始的计算机发展到现在的笔记本电脑，它对人类社会的重大影响，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再如，欧洲国家自近代以来之所以飞速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使欧洲实现了从手工工场到大机器生产的重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到第三次技术浪潮的时候，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日益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视科技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对于饱经历史沧桑的中国来说，更是痛定思痛后的奋起直追。 最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上无数优秀科学家是当代青年学生学习的楷模。历史教师在讲授科技成就的同时，更要以科学家们不畏艰难险阻、勇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和感人事迹激励学生，教育他们积极进取，，献身于科学事业。例如，法拉第是电脑理论的奠基人，从小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才，他不仅研制出第一台感应发电机，开创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拒绝他人的高薪聘请，坚持为青少年举办科普知识讲座。“发明大王”爱迪生只上过几个月小学，也全靠自学成就了近2000项的发明，为了研制碱性蓄电池，他经历了上万次的失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还有许多科学家为了科学实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用这些感人的事例教育学生热爱科学，并树立追求真理、知难而进的献身精神。 科技史论文: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科技合作新机遇 人类近现代史上最具意义的里程碑非工业革命莫属。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产工具也有了空前飞跃，同时，她还毫不留情地把雄踞东方的第一文明大国从王者宝座上踢了下去。 在欧洲孕育工业革命之时，尽管大清皇帝们非常喜爱西方钟表、珐琅彩、数学等，但只是把这些当作奇技淫巧之术来对待，而近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却令封建统治走向瓦解。以工业生产总量为例，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欧洲各国加在一起也只有23%。而到了甲午战争前夕，中国工业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6%，欧洲却上升至62%。劳师远征的外国人轻易打败了曾经号称虎狼之师的八旗军，东方大国很快堕入任人欺辱、宰割的境地。在这个历史变化过程中，科技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日本是亚洲最先步入现代化的工业发达国家。如今，日本的数码照相机、精密仪器在世界上大行其道，这个资源匮乏、经济模式“两头在外”的国家多年前就定下了以高科技、高附加值、低消耗、低运输量为特点的精密仪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方向。精密仪器设备不仅消耗能源、资源少，运输量也小，而且易形成垄断，更重要的是精密仪器设备往往与标准制定密切相关。日本可以通过精密仪器来控制他国的生产标准。这样，科技在日本人手中既是赚钱工具，又是控制它国的手段。 上世纪中后期，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海峡两岸局势也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中国终于迎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大陆在钢铁、煤炭、造船、汽车、水泥等传统工业的产量不俗；台湾地区也在平面显示、芯片等方面有着骄人的业绩，如今，两岸科技经济合作在双方积极推动下已初具规模，但是，除了“量”以外，在“质”与“独创”、“独占”方面，我们依然缺少高科技含量的称雄产业，两岸科教发展质量仍有待提高。 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历史，而且在饮食、医药等方面创造了最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完全可以凭借科技手段向更高的层面发展。如在标榜“脱亚入欧”的日本，其电影、动漫产业却在不断地借助《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故事演绎其新产品；在市场上，色香味俱佳的中华美食与西洋快餐难分伯仲；在健康产业领域，中医、中药至今不能进入世界主流医学的序列，其本身以辨证施治、整体调养观念为主的特色始终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得以充分表达。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发挥悠久传统文化的优势，结合科教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从战略角度打造拳头产品、塑造支柱产业。 在优秀文化与现代科技的结合上，两岸炎黄子孙应该看到自身的发展优势，抓住机遇，努力营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教合作新局面。 科技史论文:从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兴衰原因 摘 要：中国古代因地理及政治上相对独立性，科技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千多年的时间尺度上中国政治的相对稳定性，使中国科学技术缓慢进步，从未间断。在公元五世纪欧洲开始黑暗中世纪时，中国步入宋朝，科学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在大约十六、十七世纪之前，科学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除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四大发明之外，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医药、建筑、特别是农业和手工业方面，都为世界近代科学的诞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试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入手，解读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文化的发展历程。 关键字：唯物史观；宋元时期；科学技术 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 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用于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1】 即：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2】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凡是认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社会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历史、社会和历史存在着必然的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观点，科学的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的发展历程。 二、宋元时期科技文化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公元221年，嬴政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制的封建专制政治格局。此后两千多年，这种皇权政治保证了在大部分时间中国版图的统一、中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稳定发展。由于长时间地理上的相对隔绝，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中世纪最为耀眼夺目的科技成就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之后，对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对整个世界近代文明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马克思曾写道：“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原因：1.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元朝实现了大统一，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2.宋元时期的经济继续发展，仍领先世界，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3.民族融合加强，各族间经济文化交往频繁；4.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同时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5.文化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文明。 特点：1.封建文化高度繁荣，无论在科技、哲学思想、教育、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2.辽、西夏、金随着同汉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其文化与汉文化进一步交融，保留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3.科技有突出发展，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传往世界。 三、联系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宋元时期科技兴衰成因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随着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先进的政治法律部门组织与制度、思想、道德文化、艺术哲学与等等。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制度、设施和意识形态的总和。而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上层建筑，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良制度或沿袭制度，反作用于并适应着生产力的发展。 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华科学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就是两宋时期。宋太祖在建国时为避免唐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悲剧，遂采取重内轻外和崇文抑武的国家政策，以及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对后世影响长远，其一宋朝内部安定而少内乱，有利于经济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其二也因此导致武力积弱不敌北方外敌。但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3】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南宋时期对南方的开发，促成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据现代学者测算，北宋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的80%，国民总收入是明朝的10倍。【4】 但宋朝因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力，市场经济无法形成，就没能给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强大的动力。被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人物的北宋科学全才沈括，在其《梦溪笔谈》自序表示书中所记录的只是山水之间，纵情谈笑，不关系他人利得失的事。沈括在社会政治制度和人文因素的制约下，无法将其在科技方面的成果完全运用到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当中。由于经济未能在改革社会上发挥作用，导致科学技术无法系统地演进。【5】且不能用于军事国防事业的发展。 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宋朝变法失败，上层建筑的封建专制制度已不能适应高度发展的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宋朝的社会形态逐渐走向灭亡，随后被蒙古人用武力所征服，这是落后社会制度代替先进社会制度的战争。 在此历史背景下，本来就无法大规模系统地发挥作用的先进科学技术遭到了破坏。在元朝统一初期，对中原文明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和丢弃。中后期由于封建中央集权对教育制度的束缚，导致教育落后，影响科技的传播和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首要前提是提供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且此阶层需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及言论思想自由。而元朝文化无用思想盛行，使得科技文化的发展受到重创。但元朝庞大的帝国版图为远程贸易提供了保障，却为科技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交流。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元王朝的中央集权制度，遏制了新社会制度萌芽的发展，最终导致元朝的覆灭。 四.结论 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研究了中国古代宋元时期科技发展及衰落的原因。无论是发展还是衰落实际上都是一种基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中国古代科技的成果仍奠定和影响着世界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要实现科技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存在一个以科技、文化、治学为职业的社会阶层，使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条件。对科技史若干问题，有必要立足于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等角度进行深入再分析，换个角度思考才会有新的认识、新的理论成果。 科技史论文: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摘 要：对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现存标本进行了整理，依据标本信息，从类群、采集地点和植物类别等方面分析了植物标本室的构成，回顾了标本室的发展历史。对标本室的现状进行了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统计并提出了解决方法，对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关键词：标本室；标本；历史；现状；展望 标本馆是标本的贮存场所和载体，标本是其承载对象在时空存在的第一手证据。植物标本是植物学工作者科研活动的积累和自然遗产的永久记录，是研究物种的分布及历史、现状、系统演化的证据，也能反映标本馆拥有者的学术氛围和历史积淀。 安徽科技学院植物标本室始建于1954年。目前，浸制标本大多已经超过了保色期，颜色开始消退、失真，大部分20世纪采集制作的标本出现破损、脱落和丢失现象。受场地、开放制度和使用制度的限制，标本在教育教学上的功能受到限制。因此，标本室和其中存放的标本急需整理、修补，有些甚至需要废弃。为此，自2012年3月，我们对安徽科技学院标本室的标本进行了归类、整理，目的是整理、挖掘和系统化利用直观教学素材，为植物学和生态学的实践教学改革拓宽渠道，探讨一条切实可行、能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充分利用校本资源的植物学教学模式。 本文是对标本前期整理工作的总结（主要针对维管植物），并就我院标本室的发展历程和标本现状做简单回顾。 1 标本基本情况 我院标本采集和保存始于1954年，距今约有60a的历史。未经整理的室存标本总共2 023份。从保存方式上来分，主要是腊叶标本，也有少量浸制标本、风干标本和种子标本；从分类类群上分，涵盖了藻类植物、菌物（含地衣）、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其中被子植物占90%以上。由于年代久远、管理不善，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809份）已经不能使用。整理后，较为完好的有1 214份，在这些标本中，蕨类植物有9科、12种、46份，裸子植物6科、15种、53份，被子植物的情况汇总于表1。 3 我院植物标本室的发展展望 自2004年始，我院就致力于校园教学资源直观素材的开发利用[2]，探讨新形式下的植物学教学模式改革，尝试将我院标本馆中历年采集、制作的标本进行数字化，并研讨与之有关的标本馆管理模式和开放使用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4]。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与国际同步进行标本信息数字化的工作。代表性的工作有：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中国微生物与病毒主题数据库；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CVH）；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初步建成的中国植物图像库（PPBC）、中国自然标本馆（CFH）、物种2000中国节点高等植物信息系统（CNPC）和中国数字植物园（CVBG）等一批覆盖全国植物标本、图像、物种和引种植物的信息系统。这些生物或植物学信息平台，为科技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互联网背景下植物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和深入，对传统的植物科学的教学模式注入了新的内涵。作为与植物学教学和科研密切相关的植物标本和标本馆，其构成、管理、使用和开放模式，是其改变方向之一。改变的结果，会使更多的使用者享受到互联网为之带来的迅捷、便利和翔实。毋庸置疑，能提供更多方便、能为教学提供更多服务的植物标本的数字化、标本馆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将是植物标本和标本馆未来的发展方向。 科技史论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史述论 摘 要：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探讨源头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1994年正式提出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念并建立农业科技园以来，至今经历了18a光景，在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基础上提出了农业科技化暨农业科技园的模式。基于中国农业科技园的状况，从科技史角度展开研究，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阐述，深入挖掘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脉络，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关键词：农业科技园；科技园史；中国农业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农业型向现代农业型发展，社会与科技对现代农业提出了具体的三高要求，即：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因此，要发展农业生产力，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于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模式——农业科技园开始酝酿发展。农业科技园是以市场为导向，在一定区域内运用信息技术、生物学等科学技术手段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经济、环境、社会最佳的协调状态和经济最高效益的产业综合体。农业科技园是我国新时期农业改革中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必然结果，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科技与经济组织活动[1]。也是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1 中国农业科技园概况 我国对农业科技园的探讨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4年提出农业科技园建设，到1996年才开始发展，至1999年后全国开始进入建设农业科技园的高峰。目前，我国共有国家级农业科技园65个，分别是2001年8月第1批认定的21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04年4月认定的第2批15个国家农业科技园、2010年12月认定的第3批国家农业科技园27个，另外，还有2010年3月有公布确定沈阳辉山农业科技园和江西井冈山农业科技园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目前，全国县级以上的地方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园区的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有政府主导、科研院校主导、企业主导、国际或者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其他类型的农业科技园。 我国农业科技园的概念是在1994年提出的，从无到有，至今虽只经历了18a的发展历程，但农业科技园的学会组织、发展模式、类型、理论等各方面不断深入，发展迅速，如：成立了中国农学会农业科技园区分会，已举办过11届中国农业园区论坛等，出版了《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持续发展》和《农业科技园区规划理论与实践》等众多的相关专题论文集。现阶段有关农业园区规划的法规有：《农业科技园区指南》、《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办法》、《“十一五“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纲要》、《农业部关于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意见》等，以及各省、市、县的农业科技园均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关于全国农业科技园区通用法律法规体系和技术标准规范体系，致使各地的农业科技园发展导向模糊，各农业科技园良莠不齐，但总的方向仍然保持快速向前发展。 2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历史沿革 如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要经历从萌芽到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只有经历了曲折漫长的成长，才能不断的完善。本文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历程和前人研究的资料进行综合整理，从科技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针对农业科技园史进行梳理，把农业科技园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进行研究，力求呈现中国农业科技园清晰的变革过程。 2.1 农业科技园萌芽（20世纪80年代～1992年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农业科技园萌芽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长期以来，中国农业一直是传统型农业。改革开放后，随着农业体制和结构的调整，人们的认识也进入质的深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农业与科技的相联性变得更为紧密，农业技术与农业科技大步的走入普通农民的视野，探讨如何推动发展生产力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与此同时，改革开放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信息，同一时期这个阶段，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完全实行了农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方式也逐步由粗放型转化到集约型，其农业生产特点和效益有较之明显的优势。 我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这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但是如何突破呢？人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实行农业科技变革。农业科技变革是一个求变的过程，是呈隐性的，人们开始大量的把产前、产中、产后各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只是当时无法清晰的表达出这个概念，这一时期一直持续到农业产业化的提出。 2.2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 农业科技园的发端是以农业专业化、产业化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农业产业化诞生于1992～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的生产经营方式，主题是探讨如何形成规模和提高产量。 20世纪80年代末新加坡首先明确提出了农业科技园这个新概念，新理论需要一个时间检验的过程，直到新加坡农业科技园成功得到肯定时，很多国家开始效仿设立农业科技园区的做法。中国此时正是全国农业产业化的运作期，各地都开始运行农业产业化，打造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经营特色。国内对农业科技园探讨还只停留在与农业产业化进行对比，以及对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进行研究，如：发表最早的农业科技园的论文是1992年刊登在《东南亚研究》期刊上的《新加坡的农业科技园》一文，中国农业科技园区正是基于此而开始发端。 2.3 农业科技园的兴起 农业科技园兴起阶段为1994～1999年，这时期农业科技园的建设还处于摸索阶段。 随着科技的进步，利用科技成果围绕农业产业化进行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现代农业概念，即：利用生物学、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运用到农业产业化生产当中。当然这一期间的类型是以政府主导为主，科研院校参与为辅。因为在建立农业科技园的时候，选择的是高投入、高技术的项目，同时需要配置相应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一时期农业科技园主要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1993年北京建立的以展示以色列设施农业和节水技术为主体的示范农场，1994年上海建立的引进荷兰技术进行工厂化生产的上海孙桥现代农业开发区[2]。值得注意的是，烟台、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也都相续开始在做农业科技园的实践尝试，虽然规模和动作比较小，还处于兴起阶段，但这一举动直接推动了我国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 2.4 由点到面发展 农业科技园兴起后实践的直接后果，即经济效益导致了对农业科技园的发展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这一阶段为2000～2011年。据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联合管理办公室统计，2002～2008年间，试点的36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就自主开发科技项目2331个，引进农业新技术3870项，实现年产值959.92亿元[3]。 这一时期各种农业科技园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全国各级各类农业科技园已达六千多个。从类型上来看，由兴起的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发展为以企业型主导园区、科研院校主导或参与的综合农业科技园等各种类型。从功能上看，从示范功能发展出培训功能、科研功能、示范功能、推广功能以及公司与农户形成基地的“龙头”功能。当然，还可以从经营方式、立项类型、生态类型等各种角度进行划分。总之，不管如何划分，农业科技园区的发展蓬勃向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农民的增收起着显著的作用。 2.5 农业科技园现今状况 农业科技园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功能的示范园区，包括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和民营农业科技园区、都市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工厂化高效科技园区、生态农业园[4]。农业科技园有效辐射带动了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农业产业化，使大家认识到科技支撑现代农业发展是农业科技园的必然选择。 企业—生产—科研三者高度结合，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但农业科技园只是一个平台，与国外对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问题就是管理体制和政策及科技人员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人的因素决定着农业科技园的发展之路，目前急需突破现有的理论框架，加深农业科技园的认识，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把外延和学科交叉结合进行彻底研究应用，才能最大限度的挖掘生产潜力，所以现今阶段依然处于成熟完善阶段。 3 中国农业科技园的未来发展 农业科技园自萌芽、发端、兴起、发展，这一切悄然的转变，它的历史进程与人们的认识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紧密相联。从事物发展的关键主体来看，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为农业科技园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力资源，才能保证农业科技园日益发展壮大，更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此，培养适应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相关人才就成了必然。目前，国家研究生教育逐步加大专业硕士人才培养的力度就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特别是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不仅学制缩短至两年，而且更加注重与生产实际的结合，这无疑为农业科技园的发展储备了潜在的人力资源。农业科技园建设逐步走向常态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对农业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可以促进涉及农业科技人才培养的相关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的培养正迎合了农业科技园发展的需求，二者一拍即合，具有很大的合作潜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二者密切合作，定能开拓更为广阔的互惠双赢空间。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的经验基础与解释学 摘要：经验与陈述的关系并非归纳或演绎的逻辑关系，因此科学的经验基础就构成一个难题。仅仅把科学看作命题体系的观点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同时经验主义的平台也不能提供任何通道。科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惟有语用学和解释学的平台才能为这个难题提供解决方案。科学的实践性、公共性、主体间性、情境性为理解库恩的范式理论提供了线索：自然科学具有解释学的基础。劳斯进一步主张：自然科学本身就是解释学的事业，科学是不断重构的叙事。科学的解释学与客观主义形成对立，而这并不必然使科学滑入相对主义。伯恩斯坦提出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方案：解释学本身就为这种超越提供了资源，解释学循环恰恰对科学范式的开放性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经验基础 语用学 解释学 叙事重构 一、 经验与陈述的逻辑鸿沟 自然科学被公认为经验科学，但是，科学哲学家对“什么是经验”、“如何进行检验”等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波普尔把经验基础问题界定为“关于个别陈述的经验性质以及如何检验它们的问题”。（[1]，30）经验基础问题涉及经验（或观察）与基本陈述（或观察命题）的关系、陈述与陈述的关系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它构成科学哲学的基础性的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预设了某种中性经验或者说无主体的经验以及描述这种经验的中性语言。逻辑经验主义处理经验与陈述的关系的典型方式是逻辑原子主义式的，基本经验或原子事实与基本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以此为前提，它用形式逻辑的方式处理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关系，提出其科学检验和科学划界的原则即证实原则，主张科学理论与基本命题之间存在着归纳证实的逻辑关系。作为其弱化形式的概率论仍然坚持中性经验和中性语言的设定。 波普尔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集中于基本命题与理论命题的逻辑关系层面，他对归纳主义的证实原则的驳斥在逻辑上是无可反驳的：任何普遍的科学的理论命题都是不能由有限数量的观察命题得到证明的。经验与陈述的关系这一层面并非波普尔的主要关注点，但他对此也有所反思。他认识到经验与陈述之间并不存在类似于陈述之间的逻辑关系，经验与陈述之间存在着一个似乎不可跨越的鸿沟。经验并没有直接的证明作用，“陈述只能由陈述从逻辑上加以证明”。（[1]，31）“由于要求基本陈述和其它科学陈述具有客观性，我们将剥夺了我们自己本来希望把科学陈述的真理性还原为我们经验的任何逻辑手段。”（[1]，33-34）简言之，一切基本命题（或观察陈述）的真值是无法从经验上予以确证的，所谓科学的检验——基本命题对理论命题的证明或证伪——就丧失了原有的基础。 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一书中对经验基础问题作了富有启发的分析。他指出，独断证伪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的基础包含两个错误的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理论命题和观察命题之间有着自然的、心理的分界。第二个假设是：观察命题是由事实得到证明的，正确的。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对逻辑经验主义同样有效。拉氏驳斥了这两个假设。他认为，观察命题与理论命题并非如通常所以为的那样直接来源于中性的、纯粹的经验，观察渗透着理论预期，观察命题以更高层次的理论为背景。针对第二个假设，拉氏指出，“观察”命题的真值是无法明确决定的，“任何事实命题都有不能由实验得到证明，命题只能由其它命题导出；不能由经验来证明陈述，‘就象不能用敲桌子来证明陈述一样’”。（[2]，21）他进而断言：“因而，我们既不能证明理论，也不能证伪理论。软的，未经证明的‘理论’同硬的，业经证明的‘经验基础’之间的分界是不存在的：一切关于科学的命题都是理论的，而且都是不可避免地可错的”。（[2]，22） 科学的可错论无疑为怀疑主义、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那么，如何实现可错论与科学合理性的调和呢？约定主义的策略似乎不可避免。波普尔既承认科学理论的可错性，又试图坚持科学的批判理性。他必须决定如何把受检验的理论与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背景知识中的理论将获得“观察的”地位，作为检验其它可怀疑理论的基础。波普尔强调背景知识在科学活动中的地位并承认其约定性：“批判永远不会从无开始。…讨论问题时我们总是承认（但愿只是暂时地）各种不成问题的东西，它们暂时为讨论这个问题而构成我称之为背景知识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种背景知识很少始终绝对不成问题的，它的任何一部分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挑战”。（[1]，205）批判总以特定时空下的背景知识为前提，并保留着对这些背景知识提出上诉的权利。科学知识的增长就处于这种约定与批判的循环之中。但无论如何新理论总是以其真值不确定的理论为基础，因而这样建构的理论大厦归根结底是缺乏基础的。拉氏很幽默地表达了这种怀疑：“我们的方法论证伪主义者骄傲地拒斥了这种逃避主义：他敢于不减可错论之威，且又敢于以大胆的、冒险的约定主义政策毫无教条地避开了怀疑论。他完全知道所冒的危险，但他坚持人们必须在方法论证伪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作出某种选择。他提出了一场几乎没有希望赢得的战争，但声称说参加这场游戏比放弃这场游戏还是要好些。…有人甚至会说，方法论证伪主义与独断证伪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它是空讲可错论！”（[2]，41） 可错论、约定论和对背景知识的实用主义的强调都是由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导出的合理结论，是对科学的理解的一种进步。而波普尔之所以有“空讲可错论”之嫌疑，其根源在于他仅仅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证明（或证伪）层面，而放弃了对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作出合理说明。鉴于经验与陈述之间的逻辑鸿沟，任何回避而不予解释的科学合理性理论都是空中楼阁。 那么，科学的经验基础问题究竟能否被解决呢？答案是；在经验主义的平台上该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经验主义的根本性难题在于，它导致了唯我论的困境。经验主义所谓的经验不过是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而这种经验并非是主体间有效的：我的经验不同于你的或他的经验，所谓的经验检验也就不是主体间有效的。因此，摆脱该困境必须引入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的公共性。当我用私人语言说“这朵花是红的”的时候，别人无法理解“红的”代表着什么感觉；而当我用公共语言说出这句话，并得到大家的认可时，这句话才变得有意义、主体间有效了。因此，惟有在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平台上经验基础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或者说该问题不存在了。经验主义考查命题是否为“真”，而在新的平台上则考查命题是否“有效”。这涉及科学观念的根本性的转变：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不是单个的科学家而是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是情境性的。 二、逻辑鸿沟的弥合：作为实践活动的科学 正如阿佩尔所言，“在分析哲学的发展进程中，科学哲学的兴趣重点逐渐从句法学转移到语义学，进而转移到语用学。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3]，108）语言哲学的语用学转向彻底地了转变了我们看待科学的方式，科学的实践性（活动性）、主体间性和情境性或者说局域性都能在语用学的平台上凸现出来。语用学把句法学与语义学纳入对语言的整体性的语用分析之中，分析对象由名词性的“语言”变成动词性的“言语”。“言语”是一种活动，奥斯汀说“说话就是做事”。把语言视为言语行为同把科学作为活动来理解是一致的，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由技术兴趣引导的介入世界的活动而非静态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明确指出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是公共的。同样，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总是在共同体中发生并获得有效性，科学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主体而是共同体。“真”为“有效”所取代，“有效”即主体间有效：在主体间得到一致认可。维氏的“语言游戏说”把语言、生活形式和世界理解视为一个整体，各个“语言游戏”只具有家族相似性而不可通约。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它同时还是在更广阔的日常实践的语言游戏中展开的。科学的情境特征和局域性可由此得到说明。以此为背景库恩也就好理解了。 如果说前库恩时代科学哲学的主流把科学作为既成的知识来考察的话，那么库恩的范式理论则是把科学作为一种活动来考察的一座里程碑。他在《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一文中表达了这种取向：“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4］，265），“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4]，267）。 库恩对经验基础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对波普尔的证伪逻辑提出了批评。他认为，波普尔所谓的认识逻辑名不副实，因为它只局限于陈述间的逻辑关系而忽略了对陈述与观察之关系的探讨。在波普尔看来，理论要成为科学的，只能通过观察陈述而被证伪，不能通过实际观察。库恩认为，这种逻辑的证伪并不能给认识逻辑提供基础，而认识逻辑的规则及其逻辑要求“已不单是意义的符号关系。它要求认识论家和科研工作者把理论所导出的句子不是同其他句子相联系，而是同实际观察或实验相联系。这就是卡尔爵士‘证伪’一词必然引来的后果，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却始终保持沉默。…当一种业已公认的理论不是面对实验陈述，而是面对实验本身时，逻辑在什么条件下才要求科学家放弃这种理论呢”？（[4]，280）库恩很清楚，波普尔不能、他自己也不能为观察与陈述提出一种通常意义上的逻辑，在这个层面上，逻辑是无效的。他阐明，“提这些问题目的是要表明逻辑尽管是科学探索有力的、最后总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但人们也有某种可靠知识在形式上并不需要逻辑。同时我还要提示，逻辑证明的价值并不是为了逻辑本身，只是在条件需要而且需要到一定程度时才有。”（[4]，281）这乃是对科学理解中的逻辑迷信的破除。 那么库恩针对上述经验基础问题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他指出：“我曾引进‘范式’这个词以强调科学研究依存于具体事例，它可以跨越理论内容同理论应用之间的鸿沟”。（[4]，281）库恩强调范式作为范例的意义，他认为，科学共同体承认的合乎范式的范例是具体的题解。 “共有事例即以发挥一般都归之于共有规则的认识功能。事例发挥这种功能时，知识的发展不同于知识在规则支配下的发展。”（[4]，313）作为范例的科学范式是一种具体的题解活动，科学家通过一系列题解活动的示范和训练而习得他所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活动如何进行的知识。科学的语言、概念和理论在具体的题解活动中、具体的科学实践中被赋予意义、可理解性和可操作性。理论化离开了活动便无法理解。因此，经验与陈述的连结要在特定的具体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唯有参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游戏，才能理解经验与陈述在该科学范式中的特定连结。归根结底，经验与陈述的关系不是一种逻辑关系，而是一种非逻辑的活动关系；经验与陈述间的鸿沟是靠“活动”来跨越的，具体的实践活动是连结二者的中介。 库恩的范式理论既不是指向单个科学家的活动，也不是指向无主体的知识增长的逻辑，而是考查科学共同体的实际活动。范式可以粗略地等同于科学共同体。科学有主体，但既非先验主体也非自我封闭的经验主体，而是现实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知识的有效性以能否在科学共同体获得主体间的认可为基准。而对于赢得这种认可来说，经验证实或证伪是不充分的，论辩、说服、修辞、宣传、权威甚至权力都在现实的科学共同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科学共同体首先是交往共同体，它是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其中进行的意义沟通和理解使得科学语言和活动获得特定的意义。阿佩尔指出，“自然科学家的实验共同体总是表现为一个指号共同体。而这种主题间性水平上的沟通决不能由某种客观科学的方法程序来取代，原因就在于这种沟通是客观科学之可能性的条件。”（[3]，71）“一个交往共同体的存在是一切在主体-客体维度中的知识的前提；这个共同体本身乃是对世界材料的客观描述和说明的主体间性元维度”。（[3]，73） 科学活动也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言游戏”。语言游戏同特定的生活形式与世界理解相联系，科学范式之不可通约不过是语言游戏之不可通约的合理结论。科学的语言游戏植根于特定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不存在中性语言，语言与经验世界相互耦合于特定的实践活动或者说生活形式中。逻辑分析在这个层面上是无效的，对这种经验与称述之间关系的把握需要深入地考查并理解特定的科学实践活动乃至作为其背景的更为广泛的生活世界。语言与世界的这种耦合关系可以说明科学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为什么理论之间或是语言之间的翻译如此困难？因为，正如经常议论到的，各种语言以不同的方式把世界说成各种样子，而且我们没有任何道路去接近一种中性的亚语言的转述工具。…学习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该语言就是随着这个世界而起作用的”。（[5]，362） 科学家总是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从事科学活动，总是从属于某个范式。库恩的范式由形而上学信念、理论框架、选择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标准构成，不同的范式中的科学家是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不同的范式构成不同的科学世界，其中的科学家面对着不同的经验问题和理论问题及其相互连结。因此，科学家的工作本质上也是解释工作，其从属的范式构成他解释、理解世界的前见。范式是历史地形成的，既有的，构成科学家置身于其中的情境（当然情境不局限于自主的科学共同体），科学理性也只有置于情境之中才能得到真实的理解。对库恩而言，不存在不依赖于特定的科学范式和文化的、所谓客观的事实的宇宙。实际上胡塞尔早就揭露过科学的客观主义假象，他认为关于表面上客观的、由事实构成的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先验地植根于前科学的世界之中。科学分析的可能的对象，是事先在我们原本的生活世界的现实中形成的。哈贝马斯指出：“胡塞尔正确地批判了客观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用合乎规律的、结构化的事实的自在现象蒙蔽科学，掩盖这些事实的构造，从而使人们无法意识到认识和生活世界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6]，123）世界如何呈现依赖于主体的特定的实践活动，依赖于主体所属的科学共同体和生活形式。 对科学活动的主体间维度、公共性、不可通约性、情境特征以及局域性的揭示，一幅新的科学形象浮现出来。科学的解释学维度昭然若揭。科学无本质。科学总是文化的、历史的产物，科学的形象并非静止的、普遍的。正如夏佩尔所言，“在科学中不存在任何神圣的、原则上免受修改或摈弃的东西：所谓事实是如此，理论、概念问题、方法、思维方式，甚至包含在一些所谓免疫的‘元科学’概念群中的‘科学’定义也如此”。（[7]，446）库恩赋予范式过强的约束性，然而，即使在同一范式中也存在着不同解释之间的竞争。用解释学来区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还有意义吗？ 三、作为解释学事业的自然科学 在伽达默尔那里，解释学经历了本体论转向，理解成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状态，这样，解释和理解的普遍性得到了确认。自然科学同样是解释学的事业。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的文化研究都揭示出了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维度。“科学的知识也像一切知识一样，涉及对某人揭示（诉说）某事。科学探讨意义，这些意义就是体现在语言中的、在经验中修改和实现的，并在实验室的特定的实践中和科学文献及文化中传递的社会存在物。…科学有某种与其自己的（历史的）令人信服的判断和论据有关有历史空间或‘此时此地’。解释学哲学为把历史和文化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哲学提供了哲学基础。”（[8]，9） 狄尔泰把解释学方法作为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据。查尔斯?泰勒（Charls.Tailor）继承了这种区分，他坚持：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天然就是解释学的；自然科学的对象没有意义，对不同的文化是一样的，不依赖于人的解释，因而解释学在自然科学中是没有位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表明，自然这本大书并非没有意义。恰恰相反，具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共同体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着自然界。在与泰勒的争论中，库恩表明了其解释学立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一样，其中没有某套中立的，文化中立的范畴，自然对象或行动能由这套范畴来描述”。（[9]，21）“我的观点一直是如此：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家乃是基于一套概念，当代的实践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下这套概念。这套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前的实践者通过训练进入这种文化；对于非共同体成员来说，仅仅通过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其它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技艺是不能进入这种文化的。同时，我已作为特定时期的科学的解释学基础提到过它。你们可能注意到，它非常接近于我曾经所谓的范式。”（[9]，22） 库恩强调了自然科学的文化历史性，科学范式是与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一种范式就是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对自然的一种解释。因此库恩反对泰勒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所作的简单区分：自然科学中没有解释学的地位。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同样需要解释学的解释。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从解释学角度去区分这两种科学。他认为，范式更替确实意味着解释和理解自然的新方式，具备解释学的基础。然而，追求一种新解释并非促使这种转换的产生的研究者的自觉意愿。与之相反，新的解释却是人文科学游戏的自觉目标。因此，他坚持其早期的观点：自然科学区别于其它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科学有支持常规的解题研究的范式，而人文科学不存在范式或常规科学时期。“自然科学尽管要求我所谓的解释学的基础，但他们本身不是解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通常如此，它们别无选择。”（[9]，23） 劳斯（Rouse）的解释学立场比库恩更为坚决和彻底。与泰勒相反对，在承认自然科学也是处于历史与文化中的需要解释的事业的立场上他与库恩是一致的。劳斯认为：库恩坚持，在遇到外来的、不熟悉的文化或本文时，存在着一种特征性的解释行动，而进入一种外来文化或本文的方式基本上不同于我们或多或少毫无问题地生活于一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化）中的方式。劳斯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即使在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熟悉的文化中仍然存在着竞争的意义解释问题。“传统是由对传统的不同解释的冲突构成的，这种冲突本身有着一个易受相互竞争的解释影响的历史。”（[10]，615）他认为，在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同样存在着经常的对范式的解释，常规科学的共享实践就包含着对实践的多元解释。劳斯在《科学的叙事重构》一文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历史演变总是伴随着科学的叙事重构。共享历史的科学共同体成员总是微妙地、竞争性地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以往的科学研究并筹划自己的研究工作，都希望自己的叙事能为更多的共同体成员所接纳，从而主导共同体的研究方向并确定自己的研究地位。“科学研究是一种社会实践，研究者由此构造叙事情景，过去的研究通过这种叙事情景被理解和认同，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可能性被筹划。这个叙事领域展示了对该领域的连贯的、共享的理解和在不同的筹划、解释威胁下的不连贯之间的持续紧张。”（[11]，179）劳斯主张解释的普遍性，“以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解释，以及理解与自我理解的纠缠，并不划出一个行动或探究的特殊领域，而是使事物清楚的一个普遍特征”。（[12]，55）他坚持解释学并不构成区分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依据：“我主张，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不能形成一个天然的类别。...所有的学科为一个内在发展历史以及与其它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的互动的历史所形成。...不同科学的成功实践总是已经并将继续避开方法论者所施加于其上的限制和类型学（typologies），这些方法论者提供一门科学为了成功必须如何的最新描述。”（[12]，56） 劳斯坚持科学本身是历史的偶然的产物，并将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产生变化，科学没有不变的本质；他反对任何全球性的（global）、普遍化的科学合法化叙事，他坚持科学是局域性的（local），隶属于特定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阶段；科学的可靠性并不依赖于全球合法化，科学的局域性并不削弱科学的可靠性。 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反对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理解，尽管这种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促进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不过，反对客观主义是否必然滑向相对主义？如何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伯恩斯坦认为，解释学提供了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途径。“伽达默尔提醒我们，在传统、历史和语言属于我们以前，我们便属于传统、历史和语言。我们无法摆脱效果历史的动力学力量，后者决定了我们将生成为什么。”（[13]，212）历史、传统和成见并非人类理性的限制，而是本质上理性有限的人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前提。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性并不意味着范式的绝对封闭和自主性，仅仅意味着不能把特定范式的标准强加于其它范式，因为不存在超越的标准。不可通约性恰恰要求开放性。对特定的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隶属恰构成理解其它文化、传统和科学范式的可能性条件，构成这种理解的本质特征的是解释学循环。因此，解释学追求的并非是封闭和自足，而是开放性和相互理解。而惟有在与古老本文、外来文化的遭遇中才能促进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科学共同体使用的理性和论证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并且指导科学活动的标准和规范从本质上说来是开放的。人们对于解释在科学活动的每个阶段的认识已经有所发展，并且在观察和理论之间的任一固定的分界上开始探询。”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 摘要：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关键词：自然科学 知识 幼儿园 其它领域 渗透 黑龙江高等教育厅规划课题《有效提高幼儿教师自然科学素养，促进幼儿科学潜能激发的研究》，课题项目编号：gzc1212037 自然科学并不是一系列已被人发现了的事实，它是一个过程，一种对世界进行思考和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观察、对即将发生事情的预期、对预期进行检验和对观察的事物进行有效的解释几个方面。研究者提出“儿童是通过‘建造’而非指导来掌握科学知识的”。他们一定会对所观察的现象和实验的结果给出一个自己的解释，一个具有个人意义的解释。在儿童进行自然科学探索时，教师可以提出开放性问题，以便引出更多的问题或引导出儿童探索的新方向。高质量的教育鼓励儿童具有选择性的思考，多重性的答案和创造性的洞察力。教育者不应仅仅是教给儿童已有的自然科学事实和规定的实验程序，而应允许并且鼓励儿童探索自然科学，因为这样可以促进孩子思考能力的发展，例如组织、分类、问题解决、推论以及逻辑。这也是自然科学知识在幼儿园其它领域的渗透过程。 一、通过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激发儿童的科学热情 在幼儿的科学课程中应该呼吁：“请亲手触摸！请亲自探索！”我们必须培养儿童学习的兴趣并且鼓励他们问：“如果……会发生什么？”然后给他们相关的材料去发现答案。这些活动可以帮助儿童定义基本概念，激发他们天然的好奇心去探索和发现。如儿童可以观察植物从种子到发芽再到开花，最后又产出种子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他们还可以通过观察植物的不同部位，发现它们在颜色、形状、相对大小和组织等方面的相似点和相异点。儿童也可以观察环境元素，例如水、光、温度等所起的作用。 所有的儿童都是通过他们的感官来学习周围世界的。婴儿和学步儿童以及学前儿童，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以他们看到、听到、品尝到、闻到和触摸到的东西为基础的。适合发展的科学课程通过激发观察、质疑、兴趣和描述来拓展这一儿童成长和发展的情形。 作为教师，也将和孩子们一起去观察、提问、预测、实验和验证很多科学事实。这就是科学教育在幼儿阶段所包括的所有内容。为发现世界创设环境并激发幼儿的求知欲：“我的环境中都有什么？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能做什么样的改变？”态度是在早期形成的，我们应该培养儿童天然的好奇心，满足他们想要知道“为什么”的需求，这也会鼓励孩子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 当你想方设法来进行探索和发现时，你会认识到“我们应该把科学作为整个课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部分，融入到日常活动和常规中”。当儿童激发起科学热情时，可以自发地和创造性地去改变物理环境（室内的布置），还应该利用户外环境，允许儿童在那里花费大量的时间，提出问题探索假设的情况，拓展观点。这可以点燃他们终身热爱科学的火花。 继续展示你对科学和发现的热情。吉尔玛提供给我们一种刺激性的方式来做到这点：当你在初夏的早上抬头看橡树上最高的树枝时，你可能没有思考树木从土壤中获取养分，传送到树干以及每片新叶和橡树果胚芽的科学原理。但是你有下面那样的意识，并指导你的学生们也知道，这也是教学的一部分。问一些问题：“我在想，是什么让叶子变得那么绿？我在想，这棵树要长这么高得需要多久……”我们可能没有教授具体知识，但是我们在教授好奇心。 二、鼓励儿童对自然科学进行探索，完成儿童对自然科学的自我解释过程 经常性的引导孩子观察周围的世界，孩子的观察能力就会越来越强，同时求知的欲望也会加更加强烈。相比教师直接告诉儿童事实是什么这种方式，儿童在自我解释过程中会学到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师应继续为孩子提出开放性的问题，从而鼓励孩子对他们在活动中所做的观察进行加工和总结。这个过程会促使更多的问题提出，并实施进一步的探索。 对于教师来说，与幼儿一起分享自然世界是一 件很兴奋的事情。孩子们渴望主动获得第一手的经历。如果教师希望儿童用他们的感官去探索自然世界，就需要鼓励孩子与世界的真实接触。从触摸软的泥巴或凹凸不平的树皮，到闻新鲜的干草或腐烂的树叶；从看到盘旋的蜂鸟，到听到蟋蟀重复的叫声；从品尝脆甜的苹果，到酸葡萄的味道一一没有什么能像大自然一样提供如此丰富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觉体验的机会。 儿童可以品尝或看到空气吗？他们可以触摸到它吗？怎样做？在操场上，引导儿童体验风（移动的空气）怎样来自不同的方向。儿童可以用风向带、风向袋、风铃等来进行体验。 儿童在自然环境中散步的过程中有很多进行发现的机会。在去散步之前，鼓励儿童做望远镜。把两个卫生纸筒（或把一个纸巾筒剪成两个）绑在一起。在筒的一端打上洞并穿上一根绳做成颈带。蝴蝶或小鸟飞是儿童可以通过他们的望远镜来观看的很多事物中的一部分。每个儿童可以做一个户外散步用的“收集袋”，用折叠的建筑纸或标签纸来做并穿上绳子，绳子要留足够长来作为肩带。用结实的纸板做书页并用环扣在一起来做一本课堂书。儿童把他们在户外散步中发现的东西贴在书页上。把书放在图书区给儿童玩。 哈姆弗瑞斯说：“儿童有想把他们发现的所有东西带回家的倾向。要向他们解释自然的平衡是非常微妙的，大自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目的（例如，豆荚为来年的生长保留种子，一块树皮可能是很多昆虫的家）。鼓励他们收集一些他们以前没有收集到的东西……”新鲜的树叶可以放在报纸中间，这样很容易被压平，可以夹在两个纸板之间并用橡皮条紧紧地保护好。一周后，树叶可以移动并粘到剪贴簿上或以其他方式在教室中展示。 通过种草，也可以进行一次“自然科学探究”，儿童可以寻找在他们生活环境中生长的不同种类的草。在教室中为儿童提供草籽来种植。使草发芽的最快并且最容易的方法是把一块湿海绵放进一个有水的平锅中并把草籽撒在海绵上。这些草籽通常能在任何地方生长，只要给它们定期浇水并且放在有阳光的地方。很好玩的是把海绵剪成不同形状，然后看草长成圆、三角形或心形。这是儿童直接观察自然的一种方法。另一种种草的方法是在塑料杯里面装上泥土或陶土 （儿童可以把杯子装饰成一个脸的形状）。把草籽撒在泥土上，然后浇水。不久，儿童会很高兴地看到“头发”长出来。 对幼儿来说，他们计划、种植并照顾植物时，就学会了对他们以后生活都有帮助的、有用的概念和技能。当他们观察植物的生命周期时他们学习了科学，计算以及把种子分类时学习了数学，读种子袋上的字和种植指导时学习了语言。并且，当儿童把一粒种子培育成一株茂盛的植物时，他会有一种自豪感。儿童可以在沙水台或窗台上的花箱里种植出一个室内花园（花和蔬菜）。这一活动是另外一种鼓励儿童对植物主动负责的方法。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自然科学方法与语言学理论建设 论文关键词：乔姆斯基　形式语言学　自然科学方法　语言能力合成说 论文提要：本文是对司富珍《语言研究中的科学方法》一文的回应。司文主要是通过把乔姆斯基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为其进行辩护，但是司文的论据既未准确反映科学发展的史实，又有悖于科学理论建设的程序，同时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方法。本文主要目的是讨论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如何从自然科学研究实践中得到启示。 1．引言 学术争鸣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标志和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学者由于知识背景不同，研究的经验各异，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别，很自然会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前文《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外国语))2005年第3期)刊登出来以后，形式语言学派阵营的学者反应很激烈，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外国语)2oo6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与我商榷的文章，其中一篇已对王强某些错误说法给予回应，另一篇就是司富珍的文章，本文就是对司文批评的答复。 司文的论证代表了形式学派为自己辩护的典型方式，那就是把乔氏理论与自然科学进行简单的比附，认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形态和发展符合自然科学的特征，因此也是科学的。比如宁春岩(2000)由此得出形式语言学是一种“纯科学”的结论，乔姆斯基在批我的前文时，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符合牛顿以来的所有科学规范，是“标准科学(standardscience)”(王强，2006)。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创始者和追随者对科学的向往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是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主要是看它的研究实践，而不是根据任何个人的美好愿望。本文将通过考察科学发展史，弄清真正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可为我们语言研究提供哪些借鉴。 我们前文的核心思想是，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不是根据对语言现象的观察分析而建设起来的，而是生硬地把数学的概念和结构直接移植到语言中来，在数学和语言这两种极不相同的系统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结果造成了研究中的削足适履、扭曲割裂语言的现象。很遗憾，迄今尚无一个乔氏理论的维护者针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如此，他们的观点也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乔氏理论认识上的误区，对此的澄清，有助于人们对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正确了解。 2．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 科学理论必须基于观察和实验，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任何科学假设的提出必须根据观察、实验的结果，这是科学实践区别于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之一；二是任何科学假说必须经过大量观察、实验的验证后方能成立。简单地说，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存在于实践，发展于实践。 司文说道，“从理论建设上来看，大量的科学史实表明，理论建树对于科学实验和数据调查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先理论思考后事实验证则是建构科学理论的常规程序之一。”然而这并不符合科学理论建立的程序。我们前文(石毓智，2005)曾引用牛顿受苹果落地启发而提出万有引力定律的故事，只是要说明观察实践对理论提出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对有关科学史的全面描写。司文认为我们的引例与科学史“正好相反”，她认为牛顿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根据伽利略关于力的“假想”。乔姆斯基也是引用牛顿的科学实践来支持自己“先理论后事实”的语言学理论建构的合理性。那么就让我们以伽利略和牛顿这两位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的科学实践，来说明科学理论建设与实验观察之间的关系，讨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语言学理论建设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 除了牛顿，伽利略要算是现代科学的最伟大奠基者了。一种关于科学的哲学是由伽利略开创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伽利略认为科学必须寻求数学描述，而不是物理解释。这一方法开创了科学的新纪元，扭转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加深与加强了数学的作用。他的工作成为牛顿伟大工作的开端。伽利略提出了一个科学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个主要内容：第一，找出物理现象的定量描述，即联系它们的数学公式；第二，找出最基本的物理量，这些就是公式中的变量；第三，在此基础上建立演绎科学。 上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都是关于科学的观察和实验，第三步才是建立理论系统。伽利略强调物理现象的数学描述，但是他并不是把已有的数学系统强加在物理世界中，而是探讨特定物理现象背后的数量规律。乔姆斯基也很重视把数学应用到语言学中去，但是他的程序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他是把已有的数学概念和系统移植到语言中去，而不是研究具体语言现象背后的数学问题。由此而导致其理论的重大缺陷。 自然科学家应该毫不含糊地让自己所提出的假说接受试验的检验，这不仅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理论取信于人的必要条件。伽利略经过反复试验找出了自由落体的公式：s=gt2／2。由此推出，同高度的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将同时落地。为了让大众信服，他做了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彻底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念。这种对待自己研究成果的精神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呀!任何高深的理论在事实面前都会变得简单易懂。然而为乔姆斯基辩护者态度却不是如此，当遇到有人批评他们的理论不符合事实时，往往会辩解道：“我的追求跟你们的不一样，我的理论是高深的，直捣人类的心智，因此你不能用具体的语言现象来衡量我的理论；你理解不了我，那是因为你的水平太差。”自上个世纪70年代乔姆斯基提出普遍语法的假设以来，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成功的案例说明：一个说英语或者汉语的小孩的天生普遍语法到底是什么样子?又如何代人所谓的“参数”变成了具体的英语或者汉语?而且认知心理学家所做的独立实验观察也不支持乔氏的假说。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以与其他科学的某些表面相似性而声称自己就是科学的了，都必须接受自己所分析对象的反复检验。 牛顿创立万有引力定律的第二个依据是开普勒的天体运动三定律。新天文学除了对人们关于宇宙的思想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外，还有两点伟大的价值：第一，承认自古以来便相信的东西也可能是错的；第二，发现科学真理就是耐心收集事实与大胆猜测相结合，这两点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在布拉埃观察的基础上，开普勒提出了天体运动三定律：(1)行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动，太阳在此椭圆的一个焦点上；(2)从太阳到行星的向径在相等的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3)行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的平方与椭圆轨道的半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可见，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也是在耐心收集事实和观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大胆的科学猜测的结果，而且最终还要接受观察事实的检验。牛顿在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基础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牛顿和他同时代的科学家共同奋斗的结果。牛顿熟悉伽利略的运动定律，知道行星受一个被吸往太阳的力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力，按照运动第一定律，行星将作直线运动，这个想法许多人都有过。哥白尼、开普勒、胡克、哈雷及其他人在牛顿之前就开始了探索工作，并且有人猜想，太阳对较远的行星的引力一定比较小，而且随着距离的增大，力成反比地减小。但他们的工作仅限于观察和猜测。牛顿在他们观察猜测的基础之上借助微积分的帮助，给出了万有引力的公式：。其中的f表示引力，k是常数，m、m分别表示两个物体的质量，r是两个物体间的距离。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运用过如此单一化和统一化的方程式来描写如此广大的现象。从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公式很容易推出地球上的运动定律，在伽利略的地上物理运动和开普勒的天体运动定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的联系。 万有引力定律的科学性还在于，据此而做出的许多科学预测被一次次地证实了。最有名的要算是哈雷的预言和海王星的发现了。哈雷仔细研究了有关彗星的各种记载，根据万有定律推算出彗星出现的规律，他的预言最后被证实了。天文学家阿达姆斯和勒未累分析了天王星的运动的不规则规律，得出结论：这种不规则性是由其他行星的引力而发生的。勒未累根据力学法则计算出这个行星应该位于何处，最后用望远镜发现了这颗行星。任何科学规律都应该具有预测性，它的说服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预测被证实的时候。 牛顿发现万有定律的过程有四个特征：一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科学研究成果；二是依据自己的观察分析；三是统合了地球和天体两种类型的运动规律；四是据此而提出的科学预测被反复证实。乔姆斯基的理论建设过程不符合上述的任何一个特征。首先，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假说并不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独立观察试验的结果，而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纯粹假想，迄今还没有找到它的生理基础和心理现实，它到底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似有不着边际之感。其次，乔氏把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截然分开，不重视语言应用现象的调查分析，其理论大部分是纯粹思辨的东西，缺乏证据和说服力。 第三。乔氏理论在共时现象的分析上似乎勉强可自圆其说。然而对于历时现象则一筹莫展，根本不能把语言中不同领域的规律联系起来。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因为很多语言规律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展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语言的共时和历时规律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历时的事实有助于共时规律的探讨，反之亦然。最后，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会带来很多逻辑结论，如果小孩真的有一个天生的形式语法系统，那么他们在出生时或者出生不久就会创造复杂的句子结构，然后代人参数变成具体的语言。但是小孩的语言发展过程根本不是如此，他们在10个月左右才开始出现独词句，18个月左右开始出现双词语。2岁以后才逐渐出现复杂的语法现象，他们的语言能力是随着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深入而一步一步发展完善起来的。童习得语言的过程中。看不到任何证据支持所谓的普遍语法的存在。 3．论证的逻辑和对待新理论的态度 人们在论证过程中，一种最常犯的错误是诉诸权威的言论。这在文科论文中尤其普遍。司文多次引用科学哲学家kuhn和现代汉语语法学家陆俭明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但是并没有论证他们的话为什么就是真的、对的，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权威人士的话就应该是真理。利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属于论证的常见逻辑错误之一。 kuhn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科学家，他并不从事科学实验与分析。他对科学实践的概括和科学发展的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i生，并不完全与历史事实相符，也不能准确预测科学发展的方向。他的学说在科学哲学界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因此以他高度主观化的哲学概括来支持乔氏的理论，显得不着边际，空洞无力。 司文所引用陆俭明的下述一段话也不符合乔氏理论的发展事实：陆俭明(2004)作了很好的解释：“从表面看，乔姆斯基的理论年年在变，年年翻新，似乎表明他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他的假设，他的研究目标始终未变。”那么变4-1=的是什么，正如陆俭明(2004)所言。变4-1=的是实验方案和具体理论细节。 然而事实上，乔氏的理论自创立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经历了五种理论形态的变4-1=：(1)经典标准理论；(2)扩展的标准理论；(3)原则一参数理论；(4)管辖一约束理论；(5)最简方案。平均下来每10年变一次。如果如陆俭明所说的是“年年在变、年年翻新”的话，那应该是50余种理论形态。乔氏理论每次形态的变化都涉及到重要假设的改变，包括新的假设的提出和旧的假设的取消。比如他的原则一参数理论明确提出了前期没有的“普遍语法”假设，而且研究目标也有重要的变4-1=；又如其“最简方案”就抛弃了早期的“深层结构”的假设，研究目标随之也发生了变4-1=。乔氏的理论系统基本是思辨性质的，并不包含什么“实验方案”，所以就谈不上什么实验方案的变化。 司文再次引用陆俭明(2004)的一段话，批评我们前文对乔氏理论只是“贴标签”，没有深入了解乔氏的理论。其实贴标签也包括好的和坏的两种。对一种理论。或者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选择了这一理论框架。或者因为自己不了解其他相关的理论，或者是自己缺乏科学知识。或者因为对语言事实没有深入调查过，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理论的盲目崇拜，也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我们认为我们前文的论证是严谨的，论据是充分的，我们也能充分理解不同理论背景的人我们文章的不同反应和评价。 汉语学界缺乏理论创新，这与我们的学术风气不无关系。对别人提出一种新思路，在汉语学界往往会经历“三部曲”：第一部是对你“不屑一顾”；第二部是 “冷嘲热讽”；第三部是对你“围堵封杀”0在这种寒风凄雨的气候中，新的理论思想大都会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影响汉语语言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还有门派错综复杂，无原则地推举夸饰自己门第的人，无原则地封堵诋毁其他学者的工作。这种状况只有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汉语语言学才能健康地发展，我们也才能对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做出真正的贡献。 司文评述我们的“语言能力合成说”道：“除了罗列了一些心理学中关于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几点常识外，也没有做有说服力的论证，更没有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话中透露着轻蔑与不屑，但是她并没有理解我们的工作。我们想要说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是一种层级系统，语言能力是由更基本的认知能力协同合作的结果，而且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还合成其他知识系统，并初步论证哪些认知能力共同形成了语言能力。这一思想不仅语言学界迄今尚没有人明确提出，即使认知心理学界对此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我们并不是要声明我们发现了某种认知能力，而是探讨人何以能够创造和学会语言这一问题。现在把我们的初步思想拿出来跟大家交流，是想听取大家的意见，从而来发展完善它。我们这一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那时至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现代汉语和汉语史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果都以对自己母语研究的系统性和深刻性来比，在我们理论指导下的语言研究也是卓有成效的。以汉语史为例，我们已有三部著作对汉语上下三千年的发展全貌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它们为《汉语语法化的历程》(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建立》(2003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语法化的动因与机制》(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这些都说明一个道理，科学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及确立历时和共时规律之间的内在联系。 上文提到，历史语言现象是任何语言学理论的试金石，只有能够成功解释语言发展规律的理论才是科学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们这一标准太偏颇，因为不同的理论适用的领域不同。但是如果了解语言的本性的话，就会明白这个标准的合理性。 第一，任何语言都不会停留在一种状态而不变，都必然会发生变化；语言变化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可以把语言变化看作一个连续函数，设定代表在i时间点上的状况，f(xi一1)代表该时间点之前的状况，代表该时间点之后的状况。 第二，如果一种理论声称它是可以解释共时状态的，那么就意味着它必然能够解释该语言等时间位置的状况。又因为时间是连续的，f(x)代表的是一个历时过程，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任何能够解释共时状态的理论必然能够解释历时状态，反之亦然。从理论的过程可以证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以乔姆斯基的理论发展为例，它创立于1957年，至-4""-已有50年的时间了，如果它能够解释这个时间区间的每个时点的共时状况，那么它就必然能够解释这50年的连续变化过程。如果乔氏的理论是学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可以解释未来的l0年、100年、1000年的语言状况。结论是该理论可以解释语言的整个发展史。可以用一个比喻帮助我们理解语言的发展过程。语言发展史如同一条历史长河，它是由过去、现在和将来组成的，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是走向未来的出发点。要解释现在的状况必须了解它的过去，方能说明它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过程，能够预测它的发展方向。 第三，乔姆斯基的理论在历史语言研究中派不上用场，一筹莫展，那么声称能够解释共时现象的论断必然也是虚假的幻象。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典籍的连续性和丰富程度在世界上无与伦比，全面而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耕耘了l0余年，对汉语史语料做过广泛调查，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进行过多项研究，这是我们评说各种理论是非曲直的最重要基础，-tg是我们从事理论假设的主要依据。 4．结语 要提高语言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可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中得到启发。但是与自然科学的简单比附，或者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简单移植到语言学中去，或者采用自然科学的符号描段，这些方法都无助于提高语言研究的科学性，只能给人以一种科学的假象，而不能解决实质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探索语言现象背后的规律。 我们的语言学理论假设还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要实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欢迎任何真诚的学术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对我们的关心和鼓励。我们期待着年轻一代的朋友，能够以一般的科学逻辑方法，在深人探讨语言现象的基础之上，做出更多的独立的理论思考。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摘要：近代科学革命以前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就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常规的自然科学研究却不是诠释学的。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自然科学论文:文理学科的交融——试论张之路小说的“自然科学情结” [ 论文 摘要]张之路作为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受到了长期伴随其生活的 自然 科学 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然科学情结”，在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张之路；儿童文学创作；自然科学情结；文理融合；理科知识 “情结”一词最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是指一群重要的无意识组合或一种强烈而无意识的冲动。但它在19末至20世纪初开始被弗洛伊德和荣格这两位精神分析学说和原型批评的大师广泛运用于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中。于是“情结”的意义从单纯的心理学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延展，它已不仅仅指那些无意识的行为，许多执著于某一方面的感情也被纳入其中，“情结”已经成为今天在中外文学批评中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某种甚至多种情结。作家们自然也都有其难以割舍的情结，这些体现于其作品便是他们努力的去表现某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就存在着一种“自然科学情结”，他在作品中总是着力描写、刻画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人或事，同时还对自然科学产生的科学技术予以关注：或正面对科技进行肯定，希望其普及；或从反面对科技的 发展 进行批评、反思。这些构成了他“自然科学情结”的基础和主要内容。 张之路的“自然科学情结”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时密切相关的。他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又做过多年的中学物理教师，因此他对自然科学，具体说来就是理科的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这在张之路的心底已经成为一种积淀，并表现于作品中——他的小说中塑造的教师形象几乎都是理科老师：《第三军团》中的班主任可子晏是化学老师、《题王许威武》中的许威武是物理老师、《夏雨》中的夏雨也是化学老师，等等。这些有的是与作品有很大的联系，是作品所需要的，但也有一些人物和他们所教授的学科几乎与整个作品的故事进程并没有太多的联系，是可以不必具体交待的，但是张之路却把他们都十分明确的写了出来，这只能说是他的一种情结所致——他对自然科学太过于熟悉，在创作中很难不予以流露。另外正是由于张之路对理科知识的熟悉，在一些作品中他对上课(当然是理科的课)的过程也有细节性交待。例如曾在其多篇作品中出现的那个用香烟灰来做糖燃烧的催化剂的实验。这个实验的原型正是张之路自己，他曾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给小朋友们现场演示过这个实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这些与内容关系不大的理科知识和情节，并不能说是张之路的有意卖弄。这就与同为儿童文学作家的董宏猷在他的小说《十四岁的森林》中，每隔几章就插入一篇有关动植物介绍的科普短文有着异曲同之妙：它们都是知识的介绍，但是作家却能很好的将这些糅入到作品中，不会使读者们感到枯燥、突兀。张之路的创作主要是儿童文学，读者自然是以少年儿童居多。所以像这样在作品中适当出现的介绍理科知识的内容便会在孩子进行文本阅读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其影响。孩子们不一定都会理解，但是至少能够使他们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粗略了解以后再去学习，更有助于促进儿童对知识的掌握。在这样的过程中少年儿童既欣赏到了文学作品，更从中收获了文学以外的知识，可谓一举两得，而且这样的知识的获得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呆板地实验更加行之有效。张之路这种对自然科学的介绍应该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正是这使得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在趣味性中蕴含了智慧的启迪作用。 如果说张之路在小说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科知识的交代尚处于一种情结的无意识状态的话，那么他作品中的许多涉及到先进科学技术的情节内容便可以说是有意而为的了。张之路喜爱自然科学，这就使他在作品中不会仅有表层的流露，不会满足于仅表现一些理科的基础知识，而要再进一步触及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科学技术知识。 张之路曾说：“科学史这样神奇，这样有力量的把一个肉眼凡胎几乎不能相信的景观拉到你的眼前，使你心有所悟!”这足以说明张之路已把单纯意义上的自然科学提升到了 现代 科技的高度。这已不再是“情结”的不自觉表现，而是有意识的要体现出来。这种思想也大量的出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张之路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属于幻想小说，但它们又不同于纯粹的科幻作品。幻想小说扎根于现实，其中有很多场景都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而不是科幻小说所虚拟出的过去或未来的景象。他重视科技，但科技不能够象文学那样浪漫神奇，它十分严谨，是一种周密的现实逻辑。可是这也并不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有关科技的想象力的发挥，科技是幻想的翅膀，二者并不是背道而驰的。正是由于它们的紧密联系，在张之路的小说里才总是出现与科技相关的幻想：如在《魔表》中，他对最后被制造成手表机芯的外星不明飞行物的残骸首次出现的情形进行的描写： 据世界科技组织报道，今天清晨四点半，一不明飞行物在电力层发生爆炸。据权威人士分析，它极有可能来自外际星球。世界各国都希望得到爆炸的残片…… 这段文字描写既交代了这个神奇机芯的来历，同时经过渲染又烘托出了一种神秘的感觉。另外，《好玩!佳佳龟》中从电脑里爬出的小乌龟也是。这些作品中的幻想的核心部分都与科技相关联，科技可以说是它们的载体。我们当今的时代是 科学 技术飞速 发展 的时期，各种新的技术几乎是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因此国家想要发展进步，科技是必不可少的，而掌握高尖端科技的主要力量在于青少年。张之路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今天科技的现状，以便使阅读这些作品的孩子们能够紧跟住时代的步伐。在他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先进科技对于孩子的帮助和影响，科学技术对孩子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抽象形态，而是一种内化的心理机制：他们对科技不仅向往，而且十分崇尚。《非法智慧》中的郭周，从小就泡在电脑上是个电脑天才，也就是靠他的力量最终摧毁了“阴谋”，挽救了同学。张之路以幻想文学的形式来表现科技，科技也是幻想不可或缺的推动力，科技促进幻想，幻想启发科技，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张之路认为“幻想使人变得聪明”，所以科技与幻想相结合是让孩子接触高科技，提升想象力的很好途径。这也是他着力于表现科技的目的之一。 张之路尽管热衷于科学技术，并将其体现在创作中，大力向小读者介绍，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益，但是他所具有的并不是那种狂热的思想，而是对科学技术辩证地去看待。我们不可否认科技对于当今时代的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随着科技的不断壮大，它所涉及的领域也正扩大，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人们对科技的依赖更使其迅猛发展。一个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必然衍生出许多负面的影响。科技的某些消极方面 自然 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日益凸现出来。 张之路敏锐地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由科技的极速发展而造成的弊端，并用文学的形式给予表现。他对科技有执著的表现，积极的倡导、推广，但同时也注意到了科技的不良影响，这就使他的作品中带有了一种忧患意识，为作品增添了一层反思的色彩。在《非法智慧》里，陌生人一伙向青年学生身体中插入一种可以遥控的能提高智商的芯片，为的是可以通过芯片控制这批被机器化的高智能学生，进而达到控制整个国家命脉的罪恶目的。在这里“芯片”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这种具有很高科技含量的东西本来会造福人类，可是却被应用到阴谋之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书中的结尾，张之路借用陆翔风的口说道： 有些东西我们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不应该做，就像许多年前我们可以制造核武器进行战争；我们可以用水银提炼黄金；我们可以用ddt农药杀虫。可我们最后决定不去用这些最终毁灭人和环境的东西。如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的科学技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如果，我们没有人性化的思考，人类终究会有一天遇到自己制造出来的天大的灾难!……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科技的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可以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人类本来应该对科学技术有掌控的能力，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出高科技，但是由于科技所带来的丰厚的利润和报酬使人们发生了异化，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变得非人了。这便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异化后的人再生产出对人类不利的科技，这样的科技再去异化更多的人……，这是一个可以循环往复的可怕过程。儿童是产生新科技的希望，所以儿童正是一个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关键点。孩子们应该去接近科学技术，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们对于科技的分辨能力也是最为薄弱的，最容易受到其负面影响的冲击，面对科技的异化，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抵御能力。张之路的小说起到的便是这样一种警示的作用：引导孩子们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使他们现在及日后真正做到能够使科技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又不被其消极方面所囿。张之路能在对科技进行展望的同时也对其进行高层次上的反思，这对一个作家，尤其是为关系到国家将来前途命运的儿童进行创作的作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张之路走上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偶然的”，他作为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先理而后文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中自然会受到长期伴随其生活的自然科学及其高级形态——科学技术的影响，形成一种情结。并且大量表现于其创作中的同时又伴随着一种反思的精神，从而使张之路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保持儿童喜闻乐见的趣味性还具有了一定的思想高度。张之路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文 理学 科的融合，而且是一种高层面的融合，意义也十分深远而重大。 自然科学论文:西方自然科学家宗教信仰探析 摘 要:科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西方大部分的自然科学家都是宗教信仰者,在这些科学家身上,宗教和科学彰显着和谐。这些科学家所信仰的上帝并非我们常人所理解的干涉自然事件、决定人类命运的最高神,而是宇宙间的自然规律、世界秩序,这种信仰是一种无神论的信仰,是一种强烈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的最高动力,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因为在他们看来,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研究科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 关键词:科学;宗教;上帝;宇宙宗教情感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宗教的本质是以信仰超自然力量为核心的信仰主义体系,它相信超自然的上帝或神灵主宰世界,用超自然的原因去说明世界,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归结为神的意志和表现;而科学本质上则是反映客观世界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把一切研究对象都视为不依任何人的精神或神的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们的产生是基于事物本质所决定的自然原因,它们的变化服从于客观规律,科学不承认有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及其对世界的作用,也反对用超自然的力量和原因去说明世界的任何现象及其发展进程。在对事物的说明和理解中,如果引进超自然的力量和范畴,那就不再是真正的科学。宗教和科学的信仰方式和理解方式有着根本的区别。宗教信仰是宗教的基石和指导思想,科学家是科学的坚定拥护者和忠实实践者,从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对立而言,似乎科学家应该无缘于宗教信仰。然而纵观科学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那么,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宗教信仰是怎样的一种信仰?这些信仰又是如何“引领”他们在科学上取得建树? 1 上帝——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它的著作里留下了许多关于上帝、宗教、圣经等方面的论述,他在76年的生涯中,曾多次坦率地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929年4月24日,纽约犹太教堂牧师h·哥尔德从纽约发了一份电报到柏林,问爱因斯坦:“你信仰上帝吗?”并要他用电报回答。爱因斯坦当日就发了回电,内容为“我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那么,所谓斯宾诺莎的上帝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欧洲哲学史上,斯宾诺莎的上帝就是有名的泛神论。泛神论的核心观念是: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同一回事。黑格尔曾指出,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叔本华认为“泛神论是一种客客气气的无神论”,费尔巴哈对此也有过类似的见解:“泛神论是站在神学立场上对神学的否定”,“无神论是颠倒过来的泛神论”。在西方近代科学文化思想史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深深影响了西方整个文化——从哲学到文学、绘画和音乐,再到自然科学,西方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优秀的艺术家和杰出的科学家无不受惠于斯宾诺莎把上帝还原为大自然这一光辉思想。泛神论成了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泛神论者在宇宙中看到了上帝和在上帝那里看到了宇宙,在对宇宙秩序的赞美、欣赏中,他们的观念和情绪相混合,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发现了宇宙间的许多本质现象、规律……他们心目中的上帝不是一个躲在天宫中、能干涉自然界事件的人格化了的神,而是颠扑不破的宇宙规律、世界秩序。 普朗克的宗教信仰也很突出。1947年,这位行将辞世的伟大理论物理学家在一封书信中解释了他的宗教信仰,说他本人“一向是一个具有深层宗教气质的人,但我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更谈不上相信一个基督教的上帝。”作为一个具有深沉宗教气质的人,普朗克心目中的上帝即世界秩序,他将自然科学的世界秩序等同于宗教的上帝,在他看来,外在世界是一个独立于人而存在的绝对的东西,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代表着、体现着一种神性,宇宙结构中显露出的秩序和美丽,就是上帝的化身。 牛顿对上帝也有类似的看法“上帝根本没有身体,也没有一个体形,所以既不能看到,也不能听到或者摸到他,也不应以任何有形物体作为他的代表而加以膜拜……我们只是通过上帝对万物最聪明和最巧妙的安排,以及最终的原因,才对上帝有所认识……”显然,牛顿的上帝是宇宙和谐、绝妙的安排,上帝的本性不是别的而是熔铸在他的物理学本身之中,熔铸在他关于绝对空间、时间和重力等的概念之中。 此外,现代的许多科学巨匠,如莱布尼茨、康托尔、法拉第、玻恩等等,都是具有深沉的宗教信仰。莱布尼茨认为,上帝按照数学法则建造了整个宇宙,上帝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数学中集合概念的创立者康托尔心中的上帝是熔铸和体现在数学的宏伟体系中的;法拉第心中的上帝是世界的终极和谐;德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m·玻恩心目中的上帝是在各种飞驰的现象中,那根巍然耸立不变的规律之杆;…… 上述有关科学家心目中上帝的表述尽管不尽相同,但其隐含的本质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信仰的上帝没有任何拟人化的特征,不需要任何外表的形式,诸如直指蓝天白云的教学尖顶,还有半明半暗的烛光以及其他仪式,与教会信奉的那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上帝”有着天壤之别,更与尘世善男信女顶礼膜拜、祈求赐予幸福的那个“神”没有任何关联;他们的上帝本质上是井然有序的宇宙结构、世界秩序、不容颠扑的自然规律,他们的信仰实质上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 2 “朝上帝走去”——上帝伫立在科学探索的尽头 什么样的志向和信仰,就产生什么样的成就。我国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说:“学本立于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自古及今,有志而无成者,有之;未有无志而能有成者。” 爱因斯坦信仰宇宙是完美的,简洁的和可以被理解的,并且能够使追求知识的理性的努力有所感受,他的志向始终是思考一些大问题,用其自身的努力去猜测上帝的方针,揭示大自然的普遍原理,从而更好地理解上帝、接近上帝。在他看来“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能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的浮现在我的心目中。”爱因斯坦这一最高目标,正是他的志气和信仰所在!在漫长而多艰的科学旅程中,他的这种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宗教信仰始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是激发其志气,使其勇于求索宇宙之秘、析天地之美、达万物之理的不可穷竭的源泉。 普朗克,在大自然的规律性、对称性面前表现出了无比的敬畏之心和激赏的情怀,认为这种规律性、对称性恰是宇宙结构中显露出来的秩序和美丽,而这就是上帝,是绝对的东西。在《科学自传》中他曾写道:“外在世界乃是一个独立于我们的绝对东西,寻找那些适用于这个绝对东西的规律,这在我看来就是科学生涯最美好的使命。”在《宗教与自然科学》一文的末尾,喊出了一句意味深长的口号:“朝上帝走去!”他对绝对东西(如物理学中的普适常数)的追求和依赖,走近上帝的渴望,不仅构成了他从事科学研究最深厚的动力,而且使他饱经忧患的一生充满着温暖、慰藉和光明。最终他提出了量子假说,发现单个光子的能量e与其频率之间有恒定的倍数关系:e=hv,h=6.62606896×10-34j·s(为纪念普朗克后人称之为普朗克常数),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量子力学及相关科学的发展。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同他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以及热切地想了解它的愿望,也是分不开的。在重力这个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前,他竟怀着一种深深敬畏和赞叹的感情:“重力必然是由一个按一定规律行事的主宰造成”。这个规律牛顿最后找到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宇宙最初的推动力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他苦苦追索之后归功于“上帝是第一推动力”,是上帝推动了宇宙各星体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万有引力。 莱布尼茨也是一个渴望能看到宇宙中“预定和谐”的人,数学在他眼里,全然不是别的,而是上帝的杰作,他一向把他渊博的知识、认识和研究工作同上帝联系起来,对上帝的认识是他的工作的最高目标,研究数学的道路,就是通向上帝、逼近上帝之路;康托尔深信无穷数列是森严、和谐、永恒宇宙秩序的象征,它们都具有神性,集合论中的(连续统)势是一种神圣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通向无限的皇冠、通向上帝的皇冠的阶梯;对法拉第而言,同样是与上帝近距离接触的渴望引导他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并且做了许多伟大的实验,揭示了大自然的一些基本奥秘;玻恩在科学研究上的冲动也是源于他对上帝、美和真理的敬畏和追求,他渴望在飞驰的现象中、急旋的万物中找到这些固定的、安静的东西。 在这些具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看来,科学研究是通向“上帝”之路。上帝在无限远方的召唤,使他们的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固定不变的支撑点,于是他们的心灵在这个支撑点上找到了平衡,达到了神有所归、虑有所定、心有所寄和灵有所托的安稳境界,这种境界完全可以使他们在科学探索的征途上打破物质界的种种诱惑,心中无任何偏见、私意地投身科学,不考虑个人荣名,甚至为捍卫科学真理可以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为利夺,不为害怵。众所周知的布鲁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为捍卫“日心说”他被教皇处以火刑,至死都临危不惧……反之,如果他们世界只有科学而没有上帝,那么他们的精神支撑点将会崩溃。上帝是他们献身科学的精神因子和人格力量。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指引着、激励着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探求科学真理。理解上帝、接近上帝的渴望,乃是他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动力。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自然科学家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他们的宗教观是泛神论,他们信仰上帝,实质上是信仰宇宙的和谐、完美和可以被理解的特征,是对实在——外部实在世界——理性本质的信赖,是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一种献身、崇敬和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但他们对宇宙和谐、完美的虔诚和狂热,对宇宙合理结构和井然有序的崇敬、赞叹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感情和心理状态却同宗教的精神如出一辙。这种虔诚、狂热、崇敬、赞叹的感情和心理状态无时不在激励着他们去发现自然界的一些最基本、最深邃的奥秘,对他们而言,上帝伫立在科学无限探索的尽头,运用科学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法则和秩序则是通向上帝的唯一正途。爱因斯坦生前常常说“大自然是一位难以接近的女神”,科学的探索困难重重,接近上帝乃是他们克服困难、追求科学真理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是一种崇高、庄严的宇宙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而且也是使科学研究最富有生气的灵感源泉!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一个科学家可能信仰宗教,一个宗教信徒也不妨碍从事科学研究,科学知识和宗教信仰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可以和平共处、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科学是理性和逻辑的象征,而宗教则是情感和直观的代表,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还是情感的动物,人不会充当一部只按逻辑运算的计算机。科学取消了作为第一因和目的因的上帝,却无法取消人类对于天地万物的终极思考,尽管这种终极思考可能是非理性的,但这种非理性的思考却给理性的科学指明了航向。难怪爱因斯坦在《科学和宗教》一文中指出:“科学只能由那些全心全意追求真理和向往理解事物的人来创造。然而,这种情感的源泉却来自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源泉的是这样一种信仰:相信那些对于现存世界有效的规律是合乎理性的,也是说可以由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仰。”“科学没有宗教是盲目的,宗教没有科学是跛足的。”“真正的宗教已被科学知识提高了境界,而且意义更加深远了。” 自然科学论文: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论文 一、抓好三个环节，实行分段管理 从申请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过程来看，可以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分为前期管理、中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管理重点各不相同，只有针对性地把握其管理要点才能获得最大效益，达到管理的最优化。 1前期管理 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期管理是前提性的基础工作，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能保证下一步管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前期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认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搜集信息；做好申报项目动员工作，让每一位有条件的研究人员都积极主动地申请资助项目；开展系统的申请书写作培训讲座，严格申请书的规范性审查；严格项目预审与评审制度，完善评审机制；注重依托优势学科，提高申请书的竞争力。做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管理，帮助研究人员提高基金课题的中标率则是科研管理人员工作的重点。对于科技人员而言，获得这一国内最高水平的科研基金的资助，更是其科研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客观体现。 2中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期管理是整个管理过程的中间环节。这一环节主要是对获资助项目进行中期检查，要求负责人提交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包括项目进展情况、经费使用情况等。对每一个项目执行期的情况都应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不良情况的出现。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行中期管理情况的分析，以及在检查评估中发现的若干问题，研究认为中期检查评估能够起到较好的督促与纠错作用。对于可控因素，通过科学的过程控制可以及早识别隐患，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克服技术难点并化解风险，对于一些不规范现象予以进一步规范。例如，对于研究内容需做较大调整，建议项目负责人提出正式申请报请自然科学基金委知晓并批准，特别是在技术遇到瓶颈或是实验可能失败的情况下，可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为其提出解决方案、参考或找出新的研究点。对于检查过程中因客观原因无法顺利按规定时间完成的项目，要及时提醒，尽早按规定时间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延期申请。对于实验记录不规范的，要督促其做好规范的实验记录，并加强今后实验记录的抽查与管理。同时还要加强检查后的追踪与评价，分析检查后的管理实施效果。 3后期管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后期管理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环，在这一阶段，不但要对项目进行结题验收，而且要对验收项目进行绩效评估，跟踪管理，关注其成果转化情况，因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研究成果得以应用，促进社会进步。在后期管理中，必须充分地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宏观上要管理住，微观上要搞活。也就是说，在进行后期管理时，必须同时注重发挥基金委、科研单位及项目主持人的积极性，共同协力进行多层次的管理。基金项目的后期管理涉及基金委、受资助单位和受资助者即项目主持人三个层次的管理工作，只有这三者默契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基金项目的顺利进行，才能对项目进行有效的后期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本身是一个系统过程，前期、中期及后期管理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衔接，单纯地依靠做好某一阶段的管理工作是很难提高整体管理效益与水平的。只有将前期、中期和后期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针对每一阶段不同的管理要点采用正确的管理思路与管理方法，才能提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效益，实现其使用效益最大化。 二、加强队伍建设，强化服务意识 要完善科学基金管理，加强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一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在工作中应该勤于思考，善于思考；谦虚谨慎，保持高度的公正性；既要防止和克服管理工作中的浮躁情绪，又要避免不思进取的管理作风；在实践中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坚持实事求是，辩证思考，与时俱进，共同改进与完善科学基金的管理工作，为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大作用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二是科学基金管理工作者应有较强的主动服务意识，要不断努力学习科学基金管理新办法、新理论和信息技术的新知识；对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系统性、科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勤学相关管理论著和管理文献；将创造性思维方式引入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不断强化竞争意识，提高自身管理素质。从一定意义上讲，管理也是服务。管理部门是为广大科学家和科研工作服务的，所以基金管理部门的管理要体现在做好服务工作上。三是要建立一支稳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队伍，必须要有一套专门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基金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专心从事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在职务、职称晋升等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他们看到从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的光明前途。在生活方面，多关心他们，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安心工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设立行政管理类奖项，对那些业务精通、有较强管理能力的，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确保其积极性、创造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以保证管理队伍的稳定。 作者：郝志鹏黄丹丹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自然科学论文:近代自然科学教育法论文 一、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科学革命始于文艺复兴时期，而17世纪是欧洲社会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被誉为欧洲历史上“科学的世纪”。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科学在17世纪收到了极奇伟壮丽的成功。” 中世纪人们对自然现象普遍缺乏兴趣，其根源在于一种超自然的观点和向往来世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表现出研究自然的兴趣，这种状况主要是自然主义精神促成的。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截然不同，前者关注现实生活，重视经验和事实;后者则倾向于神秘。“而那时期比较鲁莽的人，要揭示外在世界的秘密，却采取荒诞不经和虚伪欺骗的手法。他们不运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却不耐烦地希望用神秘的手段和高于感官知觉的特殊的内在的启示，来迫使自然供出自己的秘密。”其他人并不满足于这种探究自然秘密的方法，而是急于要掌握控制自然的能力，迫使它符合自己的愿望。“但是，他们确实认为自然是神秘力量的表现，相信同这些精灵发生神交就可以控制自然现象。他们希望通过秘密的技术和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神秘的方式，或者发现毕达哥拉斯学说所指出的写成自然这部书的隐秘的数字，来达到这种目的。这就是巫术或魔术。……他们还极重视用巫术的方法转化金属，这就是制造金子的技术或炼金术。”总之，人们希望找到探索自然奥秘的试金石，并对自然完全加以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荒唐的因素逐渐被剥除，炼金术演化为化学，占星术演化为天文学，巫术演化为实验，而神秘的毕达哥拉斯数论则培育了对数学的兴趣。 英国学者沃尔夫指出:“科学的近代是跟着文艺复兴接踵而来的，文艺复兴复活了一些反对中世纪观点的古代倾向，而且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对中世纪的生活和实在观心怀不满的人都拥护文艺复兴。……中世纪基督教趋向于自我克制和想往来世。恪守宗教生活誓约的理想的基督教徒一心想着天国。他对自然界和自然现象，从根本上说毫无兴趣。……重见天日的希腊和罗马古籍犹如清新的海风吹进这沉闷压抑的气氛之中。诗人、画家和其他人激起了对自然现象的新的兴趣;有些勇敢的人充满了一种渴望自主的理智和情感的冲动。”随着人文主义者对人性和人的自然本质的揭示，他们开始对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新的探索，尤其是通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进一步振奋了人们的探索精神。他们不再把对自然界的理解建立在信仰和启示上，而是直接诉诸于对自然界的考察和探究。“和中世纪的思想家大多开始于对传统文本的阅读不同，近代早期的科学家最为看重的是观察和假说的建构。”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蓬勃兴起，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世间再度看见往昔于二千年前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里亚所见的景象———为数众多的研究者与教师、实验室、资料收藏、交换知识观念的设施，简言之，一种适宜于科学进步的社会与知识环境。”这是地球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科学复兴。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出现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巨匠，他们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天文学上突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托勒密“地心说”，创立并发展了“日心说”，由此揭开了近代自然科学革命的序幕。 随着自然科学的空前发展，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发现自然界，对周围事物产生极大的好奇心，这是当时的时代个性。由于印刷术的改进，古典科学著作得到广泛传播，有利于人们摆脱希腊和拉丁古典作家的观念及经院主义哲学的束缚。17世纪是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大学的外面，到处都充满了对科学的好奇，这种好奇心在平信徒中比在神职人员中更富于创造力，因为长期以来神职人员几乎是学术的惟一的监护人。在意大利以及别的地方，科学团体正在兴起，讲师的职位正在设立，重要的本国语著作也不乏人在撰写。应用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化学正在飞速发展;不久，培根将强调自然知识的功用，并把手艺人的经验提升到几乎与哲学家的见识相等同的水平”。这场发生在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整个宇宙的认识与理解，并为整个欧洲思想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文化界的巨大变化，德国著名教育史家鲍尔生指出:“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超自然主义的旧神学的崩溃，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尤其是作为现世主义的新哲学基础的数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神学和基督教的兴趣，在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的斗争中，曾经再度兴起，并曾在世界上占了统治地位，在某时期还几乎压倒文艺复兴所提倡的世俗教育的势力;在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教兴趣却被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学术势力所排挤，而且在很多领域中确实被消灭了。”正如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样，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则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培育了人们的理性、自信心、优越感、乐观主义和科学探索精神。 二、科学教育的探索:倡导科学教育的先驱们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人们探索科学教育的兴趣空前高涨。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最早敏锐地洞察到科学的实用价值及其教育意义，并积极倡导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推广。拉伯雷的《巨人传》、培根的“所罗门宫”、弥尔顿的学园、配第的科学组织、夸美纽斯的泛智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以及洛克的绅士教育，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 拉伯雷是16世纪法国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长篇小说《巨人传》中通过描述巨人卡冈都亚受教育的过程，将经院主义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进行鲜明对比，讥讽经院主义教育的可笑和无用，突出科学教育在人文主义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拉伯雷的科学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卡冈都亚给儿子庞大固埃的信中。在这封信中，卡冈都亚为儿子拟定了一份新的教育大纲:“……至于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在你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你不过五六岁)，我曾经教过你一点儿，你要继续学习下去，如果可能，把余下的都学完。至于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至于自然科学知识，我要你仔细地学习;要做到没有一处海洋、河流和泉水里的鱼类你不知道;天空中的飞鸟、森林里或是在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球内部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可以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知道。此外，必须非常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微观世界即人的充分的知识……”卡冈都亚的要求几乎囊括了当时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是一个培养人全面发展的知识体系，更是一幅现实主义教育的宽广图画。在新教育大纲中，拉伯雷主张通过旅行、参观、实地考察等教学方法，把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他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教育思想，但已经意识到自然科学知识在整个完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拉伯雷重视自然科学及直观教学等观点，为后来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培根是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近代科学归纳方法的创始人。他的著作处处洋溢着对新知识、新发明以及科学的热情向往和赞扬，充满了对僵死、空洞的经院哲学的嘲讽和轻蔑。他在1594年圣诞节演出中借“王子”之口表达了征服自然的科学教育理想:(1)建立一个最完备、最广博的图书馆，以便收藏一切对启发理智有价值的书籍，而不管它们的出版年代、印刷方法、使用的语言和地区等因素;(2)建造一个宽敞奇妙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十分茂盛的植物，花园与放养适当种类的淡水湖和咸水湖相连，在花园四周的房屋饲养一些珍禽异兽;(3)开设一所美丽的陈列室，分类陈列任何人工或机器所制造的东西;(4)开办一个设有工厂的实验室，拥有生产工具、熔炉和实验器具等。培根的科学教育理想后来成为他在《新大西岛》中描述的“所罗门宫”的雏形。“所罗门宫”是专门为研究自然和人类而建立的一所规模较大的科学教育机构，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各种设施。例如，用来凝结、冷冻和保存各种物体的大洞穴，用来进行土壤实验和嫁接、发芽、试验的各种果园和花园，用来饲养各种鸟兽的动物园，用来配制各种各样的药草制剂、药材和药品的药房等。“所罗门宫”还拥有进行各种科学试验的实验馆，如光学馆、音乐馆、机器馆、数学馆、香料室和魔术室等。总之，在科学主宰着一切的“所罗门宫”，科学与学术享有极大的自由，人们热心从事各种科学研究。可以说，培根在科学上具有远见卓识，他几乎预见了现代科学的各种实验和创造活动。他的构想揭示了科学与人类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为科学知识的世俗化绘制了蓝图。培根的后继者受其鼓舞把“所罗门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各国科学社团正是顺应这种新时代的需要而诞生的。 弥尔顿是17世纪英国著名诗人、政论家，也是科学教育的倡导者。他对传统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建议创办一种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兼具实科性质的学校，他称之为“学园”。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四部分，其中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弥尔顿为学园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算术、几何、天文、自然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方法论。他还主张让学生阅读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使他们了解一个人的气质、脾气、幽默以及如何应对粗鲁;主张把猎人、捕野禽者、渔夫、牧羊人、园丁、药剂师和其他科学家、建筑师、工程师、航海家、解剖师的实践经验引入自然科学的教学。“这些知识和经验给他们染上真实的自然色彩，使他们不会忘掉，并且给他们以与日俱增的快乐。”在弥尔顿生活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不足以取代古典著作的权威，因而他虽然重视自然科学知识，却主张学生从古希腊罗马著作中学习自然科学，这说明他的科学教育观具有新旧交替时期的两重性。这种使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相结合的理想，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率先创办的学园中变成了现实，而且在洛克的《教育漫话》中得到进一步发挥。配第是17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皇家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的弊端，他主张建立一个有利于科技传播与发展的科学组织。这一建议被认为是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创办的先声。为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普及科学技术教育，配第建议创办劳动小学和机械中学。劳动小学主要对儿童进行基础知识及能力和制造业训练，因而课程分为两部分:前者包括阅读、写作、绘画、制图、算术、几何、外语、音乐等;后者包括车工、制作数学仪器和钟表、雕刻、制作乐器、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机械中学是一种实科中学，除学习科学知识之外，还要学习旋工、钟表、雕刻、造船、地球仪、罗盘针、香料等。机械中学设有科研机构和配有科研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图书馆、天文馆、地球仪、试验田等。受培根感觉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强调学习与劳动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为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他建议对所有知识重新审查，并从中筛选一切有关实际或实验的学问，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配第强调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新的学校模式，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强烈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愿望。他的关于收集各种科学知识汇编成书的建议是夸美纽斯泛智论及百科全书的先导，他所描述的机械中学与培根《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交相辉映。配第在教育史上首次使用了“实科”这个词，后来德国教育家席姆勒将在哈勒创办的新学校称为“实科中学”。夸美纽斯是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家，他从1634年起开始致力于探讨“泛智”问题，所谓“泛智”是指广泛全面的科学或智慧。1650年他应邀担任匈牙利政府的教育顾问，期间创办了一所“泛智学校”，并为该校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这份计划内容丰富，自然科学占有较大比重，如五年级逻辑班教室门口上方写着“不懂自然哲学的人不得入内”，墙上贴满了逻辑法则，学习内容有数学、地理学、天文学、光学、机械发明史、文体、希腊语、戏剧表演等。夸美纽斯的泛智思想和重视科学教育的主张体现在其一系列著作之中。例如，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提出了一个广泛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政、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认为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基础。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拟定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还增加了经济学、政治学、天文学、地理、自然、世界历史等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开设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学外，还增设物理学、地理、年代学、历史等学科。总之，他主张加强新兴自然科学知识教学，对学生进行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夸美纽斯对科学教学法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把教学中的直观性奉为“金科玉律”，认为“科学的真实性和确定性有赖于感觉的证明者胜于任何其他证明”。作为一种知识结构，泛智论贯穿于夸美纽斯为各级学校所设计的教学内容之中，这一理论适应了张扬理性、尊重科学知识的时代潮流，表达了重视普及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美好愿望。康帕内拉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设计的太阳城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按照他的设想，从2、3岁起儿童就应在有学问的老人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和游戏，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的科学知识;从7、8岁起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如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接着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等，并经常举行讨论和辩论;最后大家在各种科学和手工业部门获得与其能力相符的职务。在太阳城各城区的内外城墙上都悬挂着华丽的图表，这些图表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天文、占星学、几何、历史、逻辑、修辞、文法、医学、物理、农学、地理、动物学、地质学、政治学等。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图表和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直观教学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康帕内拉认为，仅从书本研究某种科学的人只是一些外行和学究，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创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学说，太阳城里知识统帅权力，除了按知识划分外，人人平等，没有阶级差别。教育是普及和强迫的，它以数学和自然科学为基础，训练学生适应各种职业。《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其中的科学教育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安德里亚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他在《太阳城》和《乌托邦》的影响下，于1618年写成《基督城》。基督城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建立了许多科研机构。例如，在解剖室，研究者从事动物和人体解剖实验，以帮助人们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认识生命和各器官的运转;在物理大楼，展示着自然发展史的各种图像，包括气象万千的天空、各个地区迷人的景色、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万物的形态以及各种石头和宝石，这些都是用于科学研究的自然界样品;在数学大楼，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和地图，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仿制品等。基督城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建立了有利于科学技术应用的各种工场，这些工场从事金属加热、冶炼、溶化和铸造、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陶器。基督城强调培养公民的科技兴趣，要求人人接受科学教育，因而在自然科学研究和科技应用中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的个中三味，并且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基督城对科学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在基督城中心有一所宽敞美丽的学校，学校设有8个讲堂，分别是文法、算术、逻辑、天文学、自然科学、音乐、伦理学和神学，青少年可以自由地在8个讲堂接受科学教育和训练。安德里亚重视通过直观教学进行科学教育，基督城与科学教育相关的设施有实验室、解剖室、药品供应室、机械器具陈列室、绘画和图片工作室、数学实验室等，学生在这些实验室接触实物，能更形象地认识事物。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重视科学实验和科学教育等思想，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漫话》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绅士。绅士既不是教士或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为使绅士掌握各种有用的知识和技艺，洛克提出了一份内容广泛的教学计划。在这份教学计划中，他依据“功用”原则选择学习科目，主张课程设置应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实用与装饰。洛克要求绅士学习的科目包括书写、阅读、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地理、写作、算术、商业、数学、天文、几何、历史、年代学、伦理学、民法、法律、逻辑学、修辞学、自然哲学、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园艺、细木工等。他以功利主义思想为指导，论述了绅士学习各种科目的意义。“自然界中的许多事物是一个绅士所容易知道及必需知道的，此外，还有许多事物乃是以愉悦与利益，作为对寻幽探奇者的艰辛劳动的丰厚回报。不过我认为，上述种种事物宁可从诸如那些亲身进行过合理实验与观察的作者去获得，而不是来自于纯思辨方式的构想。”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许多领域进行探索，广泛地阅读，大量地研究人类及其思想和生活方式，就会具有精神上的自由;而一个虽然深入彻底但只研究了少数几门学科的人绝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洛克倡导实物教学，主张让儿童亲自观察各种事物，使他们获得有关事物鲜明的印象，从而牢固地记住它们。洛克为年轻绅士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是弥尔顿科学教育观的新发展。《教育漫话》成了17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学园的理论支柱，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还在英国久盛不衰。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上述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探索科学教育理论，大力倡导科学教学，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经院主义教学内容进行改造的催化剂，有力地冲击了当时学校盛行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推动学校教育进一步贴近生活和社会实际。 三、科学教育的实施:新型学校与科学教育的传播伴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家们对科学教育的探索和大力倡导，在欧洲主要国家诞生了一批新型中等学校。 这些学校除开设原有的古典主义学科外，科学技术知识开始普遍受到重视，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如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等)也得到广泛运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近代科学教育的传播。16世纪德国教育家梅兰希顿按照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了新型中等学校，其主要课程除人文学科、古典语言和宗教教育外，在规模较大的学校高年级还讲授科学基础知识，如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等。在17世纪后半期就开始酝酿的哈勒学园堪称当时教育革新的典范。这是一所以贵族学校为基础招收高年级学生的寄宿学校，它试图把传统的古典学科与现代语言、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在现代科学方面，学园设有几何、数学、生物学、解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而且把重点放在实物教学和实际应用上。例如，几何课尽可能增加野外实习，数学中的分数要以实物讲解，夏季应到乡村或田野讲授生物学，冬季要利用雕刻或动物尸体讲授解剖学。在哈勒学园的影响下，大多数地位较高的学校都在课程中增加了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1708年席姆勒在哈勒创办了一所“数学、力学、经济学实科学校”。这所学校以数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为中心，讲授数学、物理、机械学、自然、天文学、地理、法律、绘画和制图等实用科目，在教学法上广泛应用了绘画、图表、标本、模型等直观教具，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色彩。1747年赫克尔在柏林创办了经济—数学实科学校，设有算术、几何、力学、建筑学、制图、贸易、商品制造、自然知识、人体知识、动物学、植物学、桑树栽培和养蚕等课程，学生按制造业、建筑业、农业、簿记、矿业、商业等分为不同的班级，先接受数理基础训练，然后按志愿进行专门的职业训练。这在科学技术教育上迈出了一大步，随后在德国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一批类似的实科中学，成为德国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7世纪法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学生均需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1637年曾在耶稣会学院受过教育的笛卡儿发表了《论正确指导理性和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一文，认为耶稣会教育并未给他留下任何确定的信念，于是转而依靠理性方法研究哲学和科学，他认为按照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其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受笛卡儿的影响，基督教圣乐会首先对耶稣会教育权威提出了挑战。圣乐会崇尚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改革中等学校。圣乐会中学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体现了教育新观念特别是现实主义:古典文学在课程中占显著地位，但也包括法语、现代外语、法国史以及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大多数课程用法语教学，强调历史、代数学和算术，运用地图和其他直观教具讲授地理，在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和解剖学研究。圣乐会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不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其教育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该时期法国贵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根本变化，除学习贵族的必修科目拉丁语外，更注重学习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现代语言;经院哲学被笛卡儿哲学所取代，数学和新兴科学代替了传统的“四艺”，并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为了提高贵族子弟未来的行政管理能力，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备受重视。该时期国家对工商业的干预也刺激了法国科学教育的传播。例如，17世纪中期在朗格勒为战争孤儿创办了一所贸易学校，开设数学、建筑学理论课程以及织布、制鞋等实践课程。法国政府也成立了一些专门学校教授艺术、设计和建筑等科学知识，如1648年的皇家绘画学园、1671年的皇家建筑学园、1682年的国立航海学校、1688年的艺术学校等。18世纪法国高级技术学校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了给海陆军部队和建筑业输送工程师，1716年奥尔良公爵创建了“路桥人才集团”，专门提供建筑、数学、物理和化学教育的路桥学校由此诞生，该校是欧洲最好的土木工程学校。与此同时，采矿学校、绘图学校、商业学校、军事学校、航海学校也纷纷建立。科学教育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法国在技术教育方面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英国实行科学教育的先驱机构当推“学园”。由于文法学校和大学都掌握在国教徒手中，许多非国教派教士创立了一种规模小而且收费廉的新型中等学校，他们吸收了弥尔顿和洛克的思想，重视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运用英语教学。例如，1715年瓦特在伦敦创办了一所实科性中学，学校拥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仪器，建立了科学实验室，采用演示和实证等教学方法，传授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学、军事学、簿记和自然科学等。1740年由约瑟夫•兰德尔建立的希思豪学园，专门为中上层阶级提供所需要的课程，8岁至18岁的学生达170人，图书馆拥有藏书1400册，科学仪器包括太阳系仪等。后来兰德尔在约克开办了另一所学园，宣称不采用文法学校僵化、专制、以书本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而采用更灵活和实用的方法。随后，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创建的瓦林顿学园在课程现代化上更进了一步，课程包括英国文学和文法、历史、化学、地理、解剖学和自然科学等。18世纪末弗罗兰在巴斯创办了一所学园，课程分为三类:第一类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博物学和应用科学;第二类阐述人与人类自身的关系，包括拉丁文、法文、意大利文、文法、逻辑、修辞学、诗、绘画、音乐和体育;第三类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古代和近代史、政治学、经济学和名人传。与此同时，弗罗兰的妻子也为女子建立了一所实科中学，其办学精神与男校基本一致。以上这些学校注重科学知识教学，适应了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同时有助于训练一批作为工业革命先驱的职员、机械师、技术革新者和企业家，因而深受社会特别是中产阶级欢迎。该时期传统的公学和文法学校也开始增加一些现代学科，如1770年伍得彻尔文法学校在招生广告上声明，除希腊语和拉丁语外，还讲授算术、簿记、对数、几何学、测定法、三角学、力学、测量术、水准测量、航海学、地理学、自然哲学、天文学以及地球仪的使用等。17世纪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家，文化教育发展缓慢。在17世纪80年代的莫斯科，只有24%的城市居民(成年男性)识字。17世纪末沙皇彼得一世考察欧洲各国后，为增强国力，在军事、财政、工商业、农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其中创建实科学校进行科学教育是彼得一世改革的重要措施。为培养军事和工业部门的各种专门人才，170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炮兵学校，要求教给炮兵及官员子弟以读、写、算及其他技术的科学知识。学校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前者学习读、写、算，后者学习几何、三角、制图及炮兵技术等，学制四年，合格者送往部队或参加其他工作，不合格者送到炮兵厂当工人。随后，彼得一世颁布法令创办数学与航海学校，要求教授数学、航海学以及与航海有关的各种科学。学校分为数学班和航海学班，学制四年，所设课程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量学、航海学等。学生毕业后大多送往荷兰、英国等地深造，回国后担任舰队军官。从1701年至1716年，数学与航海学校为俄国海军培养了1200名骨干，还培养了不少造船业的专家和教师。18世纪初彼得一世还允许设立了外医科学校、工程学校、外国语学校、计算学校、矿业学校等，这些学校在科学教育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学校中，知识的世俗倾向、新的教育形式、与实践的联系扩大了人的视野，增强了人认识周围世界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世俗文化的活动范围。”可见，在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课程内容的世俗化、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及新式教学方法的运用等。在这场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新知识、新理念与新方法，不仅给欧洲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此以后，欧洲教育逐渐朝着科学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迈进。 四、近代自然科学对教育科学化的贡献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 在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自然科学知识获得空前增长，科学研究方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理性精神得以确立。这些变化对西方教育理论及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理论的科学化，是推动西方近代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首先，自然科学的发展促进了学科分化，出现了许多新兴的独立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力学、光学、热学、电学、气象学、地质学、地理学、解剖学、医学、生理学、药学、植物学、动物学、建筑学等，都在16－17世纪得到长足发展，推动了教学内容的科学化。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扩大了在课程中的影响，并日益取得主导地位，而不切实际的宗教神学和古典主义受到排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如培根、洛克等，明确阐述了与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不同的新知识观———科学知识观。“因此，如果说，在知识观念问题上，16世纪还只是一个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知识观进行怀疑的世纪的话，那么17世纪则是一个真正解构和建构的世纪。”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指出:“一些人对通过感觉经验的新方法探究自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例如，英国的哲学家培根和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他们已经看到一个新的课程轮廓，即依据科学而构建的百科全书式课程。”自然科学对教学内容的冲击打破了传统的学制框架，导致了新型学校的产生，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的机械中学、各种实科学校等，对后来西方学校教育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型学校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中产阶级和平民子弟也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另一方面削弱了宗教教育的统治地位，促进了教育的世俗化，并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其次，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与权威，推动了教学方法的科学化。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理论中的某些新方法、新工具被引入学校教学活动，以取代往日机械背诵、强迫记忆、盲目服从权威的教育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打破了口耳相传的旧传统。“自然科学理论是建立在大量经验和实验观察事实基础上的，它通过对经验和实验结果的归纳和分析，提出一种逻辑构造型的理论体系作为理论框架。”实物教学、直观教学、模型、标本、图表、参观、实验、实习、制作等新的教学方法，使教学活动更加生动活泼和丰富多彩，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培根是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对于如何获得科学知识的新方法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科学当中迄今所做到的一些发现是邻于流俗概念，很少钻过表面。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引申而得;必须替智力的动作引进一个更好和更准确的方法。”他认为过去科学和哲学之所以毫无结果，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方法，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求知的一种新途径，那就是新逻辑、新工具。培根提出了科学归纳法，主张通过观察和实验从许多具体事物中寻找共同规律，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归纳而来，可靠的知识必定来源于正确的归纳法。同样，夸美纽斯深信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最可靠，洛克认为感觉是心灵“白板”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教学方法的革新。再次，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在其启示下一些教育家努力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使教育教学研究由单纯的经验总结上升为教育理论，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而促进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顺应自然既是人文主义学者在教育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同时还是他们进行理论探索的依据。如夸美纽斯提出教育应当摹仿自然，“教导的确切的规则只能从自然借取”。根据这一原则，他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学校纪律等。过去人们往往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论证教育规则，夸美纽斯虽然没有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但他在引用圣经之余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夸美纽斯引证自然的做法表明他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可贵尝试，突破了教会宣传“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天国转向现实生活，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宗教神学的桎梏。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学史上，是夸美纽斯首次从科学认识的角度强调并试图探讨教育规律。……在教育学史整个发展谱系上，夸美纽斯开创了近代的‘自然主义教育学’理论流派之先河。”可见在教育理论中自然适应性、向自然学习、模仿自然，反映了人们探索教育及教学客观规律的愿望。最后，自然科学使人们重新认识了自己，抛弃了以往有关人性问题的原罪论、宿命论和悲观论。正如罗素指出:“科学引起的另一件事就是关于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的想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和思想家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改变了对教育目的观的看法，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性人才。“新的教育目的观将在科学精神和人文主义精神的结合中得以建构。甚至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从此慢慢让位于科学知识对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影响，包括对教育目的观的影响。”另外，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以巴黎科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柏林学院为代表的科学社团也应运而生，既开创了科学专业化和社会组织化发展的先河，也从思想观念和教育实践方面极大地扩展了高等教育的范畴及内涵。⑥同时这些专门的科学社团也是推动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机构。 作者：易红郡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关于学术期刊的自然科学论文 1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 科技期刊担负着缔造中国科技文化的选择、优化、传播与积累的重任。作为出版工作者，期刊编辑肩负着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以及文化责任。因此，期刊编辑要具备过硬的政治素质、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明确的政治方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现、世界观，时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编辑的政治素质主要指编辑人员如何紧密结合编辑工作实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对于学术期刊，人们一般认为社科类学术期刊比较容易出现政治问题，而对于自科类学术期刊则稍有忽视。文献[5]中舒干列举出了一些自科类编辑人员因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而出现的政治错误。笔者也曾在期刊校对过程中遇到作者将台湾、香港的股票数据与欧美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而在文章的图题里面因为疏忽将以上两个地区和其他国家统一写成了多少个国家的对比图，在文章编辑过程中却没有发现。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更应该重视从细节处发现政治问题，这就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有良好的政治判断力。 2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 学术期刊编辑的编辑业务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期刊质量的高低，最终影响到学术期刊的学术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编辑业务能力。期刊编辑出版的双层学科性质决定了期刊编辑人员既要具备学科专业业务素质，也要具备编辑专业业务素质。关于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很多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期刊编辑的业务素质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即：狭义上的业务素质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狭义的业务素质如文献[2]中所提出的，包括：①语言文字修养，②论文审读与编辑加工能力，③现代化办公能力；而广义上的业务能力包括选题策划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特别是要对市场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无论是狭义上或是广义上的理解，总体来说，一个合格的、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应该既具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合理的知识结构，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同时，随着社会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科学学术编辑又必须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还要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 首先，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发展相匹配的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合理的知识结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分为两类：综合类和基础学科类。综合类学术期刊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计算机、电子学、环境科学等各种自然科学学科，如：《中国科学》杂志。基础学科类一般只涉及某一种或者几种相互交叉的自然学科，如：《数学学报》、《物理学报》等。无论是综合类还是基础学科类的学术期刊，都对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要求。现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尤其是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许多已有硕士甚至博士学位，极大部分都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我国现代社会中是一支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群体，专业知识都基本满足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在已有专业知识基础上努力成为自身学科的“专家”，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学术素养，及时更新各种自然科学专业知识，调整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成为一名“杂家”，从而更好的完成编辑工作，为读者服务。 其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通晓编辑工作的规律，具有较强的编辑业务能力。一般来说，期刊编辑主要是熟练掌握编辑出版学科知识及详细了解国家关于出版方面的方针、政策。而对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来说，学术文章中涉及到的数理公式较多，变量符号、图表更是数不胜数。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自然学科知识，也不可能像电脑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的数据，因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需要更多的将自然科学常识与编辑理论常识以及编辑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运用，指导日常的编辑活动。 最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并且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无论是稿件由纸质版变为电子版还是接收方式由邮寄变为互联网接收，都显示出期刊编辑工作方式的改变。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计算机网络，是多媒体世界，是电子出版物，这些都要求期刊编辑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从而使期刊编辑工作更方便，更大程度上的提高编辑工作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于自然科学学科来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国际间的交流变得更容易，因此要求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要有过硬的英语技能，做好国内与国外学者交流的纽带，从而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娴熟的编辑业务技能，同时也要有道德素养，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高度的敬业精神，使自己所编辑的刊物成为对读者、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精神食粮。期刊编辑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维护编辑与作者、编辑与审稿人、编辑与读者、编辑与编辑群体等相互关系和利益的准则。为此，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只有严格遵守职业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强烈的奉献精神，以质量为标准选稿，始终坚持为作者、读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保证期刊质量严格把关，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 4结语 总之，在这个改革与创新的时代，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勇于实践，不断加强各种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增强自己的业务能力，在编辑工作中大力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促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与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的发展相适应。 作者：张晓庆 单位：重庆交通大学应用数学和力学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探微自然科学下创造性人格结构模型 1项目分析 项目难度在人格、态度测验中称为“通俗性”，100个词汇的通俗性在0.4到0.8之间，基本符合要求。大部分项目的区分度也比较高，鉴别指数小于0.2的词汇被剔除，总共有28个项目。 2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除了载荷小于0.3的项目、删除了在2个或2个因素上存在载荷差异小于0.15的项目，最后形成一个32个词汇项目的结构模型。因素分析的先决条件是各变量之间必须具有相关性。KMO统计里的值为0.886，Bartlett's球形检验的x2值为5801.538，p=0.000，说明32个词汇具有相关性，这544个样本的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素一共7个，总共解释了总变异的56.34%。32个项目的共同度都挺高的，达到0.4到0.7，都可以保留。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如表1所示。根据问卷各项目的具体内容，要对各因素进行命名。因素1的项目涉及偏激、焦虑、急躁、冲动等，将其命名为“神经质”；因素2的项目涉及锲而不舍、刻苦等，命名为“勤勉坚毅”；因素3的项目涉及和蔼、友善、重感情等，命名为“真诚友善”；因素4的项目涉及低调、谦虚、深沉等，命名为“淡泊沉稳”；因素5的项目涉及激情、幽默、浪漫等，命名为“激情敏感”；因素6的项目涉及精明、逻辑等，命名为“逻辑性”；因素7的项目涉及天真、可爱等，命名为“孩子气”。 3内在一致性信度检验 测验信度是指一个测验对同一批被试多次施测所得结果的一致性程度。信度包括4大类：重测信度、复本信度、内在一致性信度、评分者信度。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进行信度检验时，仅采用内在一致性信度进行评价。将验证用的数据进行内在一致性信度分析，计算克龙巴赫α系数（Cronbach'salpha）。7个因素的α系数分别为：0.8、0.803、0.799、0.671、0.685、0.715、0.633，基本或良好地达到了心理测量学对内在一致性信度的要求。 4效度检验 （1）验证性因素分析 为了验证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的“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的有效性，将438名验证样本的数据汇集后，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该模型的拟合度进行检验，使用LISREL8.70程序，依据各个项目得分的协方差矩阵来完成参数估计。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的32个项目重新调整顺序，设置7个潜变量，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去衡量模型的各项指标，其中最常用的是拟合优度的卡方检验。使用X2和自由度一起来说明模型正确性的概率，当X2/df小于3时，模型拟合较好；在5左右，表示整体模型可以接受。除此之外，GFI、NNFI、CFI、IFI、RMSEA、SRMR等指标也可以用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GFI、NNFI、CFI、IFI等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越接近于1，拟合度越好；RMSEA的变化区间也在0到1之间，但越接近于0越好，临界标准一般是0.08。拟合指数表明，X2/df为2.4，CFI、NNFI、GFI都在0.85以上，模型可以接受。RMSEA小于0.06，比较好。说明模型的总体拟合度比较好。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沉稳”（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 （2）效标效度 将本结构7个维度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冒险性、好奇性、想象力、挑战性等4个分测验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激情敏感、孩子气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达到相关系数为0.4的中等相关。而神经质、淡泊沉稳、逻辑性则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的相关相对较低，大约从0到0.3之间。这可能与威廉斯创造性倾向测量表更倾向于测量个体的创造愿望有关。 5讨论 5.1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构成和具体特征 创造性人格的研究100年来也没有形成一个被全世界广泛认可的结构模型，特别是在特定领域中的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中。本研究认为自然科学领域的创造性人格结构应有其特殊性。因此，对某一特定领域进行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研究是可行的。采用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才进行词汇评定研究，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由7个因素构成，它们是：神经质、勤勉坚毅、真诚友善、淡泊沉稳、激情敏感、逻辑性、孩子气。因素一被命名为“神经质”。它描述的是一个人遇到困难时精神上出现的不安状态。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偏激、焦虑、自负、急躁、冲动等方面，平均分在2.21到2.48之间，并没有出现高分的情况。因素二被命名为“勤勉坚毅”。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的认真和坚持态度。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敬业、坚韧、刻苦等方面，平均分在3.78到4.14之间，得分非常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勤奋努力、对所追求的事业坚持不懈、脚踏实地。因素三被命名为“真诚友善”。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人际关系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友善、和蔼、重感情等方面，平均分在3.58到4.02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真诚、友善、比较重感情。因素四被命名为“淡泊沉稳”。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处世态度和情绪稳定性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低调、儒雅、谦虚、深沉等方面，平均分在3.26到3.75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低调、淡泊名利、坦然、谦虚、深沉的特点。因素五被命名为“激情敏感”。它描述的是一个人对待事物反应强度和深度上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激情、浪漫、幽默、想象等方面，平均分在2.93到3.44之间，得分中等偏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比较有激情、比较富于想象、稍浪漫、具有一定的幽默的特点。因素六被命名为“逻辑性”。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的认知风格和是否具有才干和逻辑性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精明、逻辑、成熟、镇定等方面，平均分在3.62到3.94之间，得分比较高。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思维深刻、考虑周到、逻辑性强、遇事镇定的特点。因素七被命名为“孩子气”。它描述的是一个人纯真、童贞方面的特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天真、可爱、顽皮等方面，平均分在2.33到2.85之间，得分处于中等。表明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个体在孩子气方面的特点并不明显。 5.2关于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形容词表的形成 采用词汇法对人格维度进行探讨已经广泛应用于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等各个领域，其作用也日益被研究者们所关注。陈利君曾利用Gough形容词检查表对自然科学领域的高创造性者进行过研究，认为创造性人格由公正性、宜人性、开放性、内倾—外倾性、神经质5个因素构成［11］。但是我们试图通过词汇法对中国本土高创造性人群的人格进行探讨，建立适合中国文化环境的创造性人格理论。研究搜集了中国有高创造性的人物传记中的描述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还搜集了高创造人群的日常生活中的稳定人格特点的词汇，对这些词汇进行分析整理，应能较全面地反映中国人的创造性人格特点。 5.3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的结构模型的心理测量学验证 运用自编《创造性人格特质形容词表》，对自然科学领域高创造性人员进行了5级评定调查，得出自然科学领域创造性人格特质结构模型7个维度：“神经质”（6个项目）、“勤勉坚毅”（5个项目）、“真诚友善”（6个项目）、“淡泊名利”（4个项目）、“激情敏感”（4个项目）、“逻辑性”（4个项目）、“孩子气”（3个项目）。经探索性因素分析，KMO、Bartlett's球形检验、各词汇项目的共同度、各项目在各因素中的载荷等指标都符合因素分析的要求。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各拟合指数都达到优良水平。测验项目具有良好的区分度，整个模型结构的内在一致性克龙巴赫α系数、效标关联效度等指标也基本或良好地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本结构模型可以继续为以后研究所用。 作者：彭运石 莫文 彭磊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浅谈自然科学实验教学创新 一、生物类通识课程实验探索 （一）实验内容的选择设计 1．呈现基础性和趣味性 非生物类专业的学生虽然缺乏基本的生物学实验操作技能，但对生物学实验却充满着好奇与渴望。据王国强等（2005）调查显示，非生物类专业本科生对生物实验课很有兴趣和有兴趣的高达96．30％②。由于学生的基础不同，兴趣各异，全面开展基础生物学实验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其工作量会非常繁重。因此，根据非生物专业不同学科的需要和学生不同的基础，同时设置不同层次的生物学基础实验项目，着重扩大共享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就大多数非生物专业学生而言，既体现基础性又有趣味性的生物实验，通过认真观察、探求尝试、独立思考，同样会对生物学基本内容产生较深刻的感性认识，使之提高对生物学的兴趣，达到促进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的目的。据此，设计大量基础趣味性实验，能在侧重提高身心素质的实践教育中实现严谨笃实与轻松快乐的平衡，能够让学生在愉悦的情感体验中享受学习生物学的乐趣，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 2．突出交叉性和探究性 理工科学生具备一定的实验技能，在基础性生物类课程学习后，应进一步鼓励他们运用所学去参与探索生物学奥妙，大胆尝试更加专业的生物学实践性活动，引导学生在解决生物学问题后进行主动学习。设计的基本和综合性实验，能给予学生一些潜在的才智得到发现和发挥的机会，让学生在由浅入深、由简单到综合的实验过程中，逐步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打下一些基础。教育也要为发展学生的个性服务③，对于少数特殊需求的学生尤其与生物学相关专业的学生，经过一些必要的基本技能训练实验后，教师逐步引导学生参与特殊类拓展型实验，设计条件允许的创新性实验，鼓励其与生物专业学生课外研学，共同开展跨专业领域的研究，从而扩展实验的创新空间。 3．实验模块的应用 通识课程面对的学生是多样的，不同模块可对应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学生（图2）。模块1的设置主要针对艺体生、文科生，实验项目无需太多的实验技能就能完成，如生物鉴赏、植物水插生根、玫瑰精油的提取等；模块2主要针对理科生、工科生，项目设置以预备性实验为主，包括对基本仪器的使用、基本方法的掌握以及数据处理能力的训练，目的是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模块3、4设计体现生物学特色，难度适中，具可操作性，如体表微生物的检测、DNA提取、动物养殖等，对学生进行实验技术方法的训练，从而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实验模块既可单独进行，也可穿插合并，基本能实现学生专业分流和对口所需，并进行开放式实验教学，学生完成规定的实验下限数项目，可预约多选多做。 （二）更新教学模式 理论课和实验课教学合理衔接、互相促进，可以充分发挥生物科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的创新优势。但选修生物类通识课程的人数众多，要照顾到全体学生，就要在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学习方式上为学生提供自助餐式选择性学习的空间。实践中，实施以培促教，培训专业学生尤其是师范专业学生成为实验教学助教，与指导教师共同成立“三三制项目组”，每两名本专业学生负责三个层次各一项实验，指导教师1／3时间用于指导预实验、1／3时间用于管理和协调、1／3时间用于实验过程和结果评价。专业学生参与指导非专业学生的选择性实验，从实验教学方面可以丰富课堂教学的形式，降低教师的工作强度，大大提高学生动手的“面”。通过“生生合作”的实验教学模式，搭建专业与非专业学生互动学习平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多类型、多层次的适应性要求，真正营造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良好环境（图3）　改革评价方式，科学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摒弃终结式考核。教师从设计思想、参与程度、实验组织与操作、实验报告书写等多方面对学生的能力进行综合考评，最终把学生从应试教育引向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改革效果与思考 （一）理论与实践并重，形成了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一体化的培养体系 实施开放性实验，打破了理论教学一统天下的不利局面。通过生物学实验，学生加深了对生物学知识的理解，在宽松真实的实验环境中，获得了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对学生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实践性教学有效地延伸和补充了课堂教学，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取得了比单纯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也提供了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平台，有利于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养成和提高。学生实验兴趣浓厚，积极主动，参与探索性和求新性的实验实践后，个性品质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自主学习的良好氛围，在本校举办的课外素质拓展活动之生物学知识竞赛中，参赛学生人数逐年递增就是很好的例证。 （二）实现了实验教学资源共享，协调了横向课程与实验重复之间的矛盾 生物类通识课程的教学内容广泛，各课程条块分割，但实验实践环节都有交叉和重复。统一开设非专业开放性实验，打破独立的课程界限，弥补了没有统一教材的缺陷，也转变了实验室专为某一课程或项目服务的观念，避免重复购置，减少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实验项目共享，受益面广，学生各学所需，既可根据所学课程针对性选择实验项目，也可以不拘泥于课程而尝试有自我兴趣的实验。教师也能根据教学需要，择机选择一些实验项目引入课堂，因材施教。同时，把热点问题或科研成果引入到实验教学中，根据个人所长进行实验指导。通过理论与实验教学的兼融，组成了具有交流意识和科研意识的教师团队。 （三）专业学生的再实践，提升了学生的非专业能力 专业学生参与实验项目的开发和指导，改变了他们的被动学习状态，增强了其动手能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教学中主体地位的实现开启了学生限制性思维向开放性思维的转变之门，对学生的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实践能力等非专业素质的提高起到了导向作用。在课余丰富的实践活动中，将学生从考试型引向研究型学习，增强了对理论与实践知识内在联系的认识，也培养了其团结协作的精神，建构了师生间互为主体的和谐关系。 三、结语 通识课程是大学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无论是发展学生的智力还是对其以后的专业教育都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大学的课程应该具有无限的开放度④，具有较宽知识面的人才便于向更高层次发展。开放性的实验活动，是整合知识学习与技能培训的有效途径，确实能增强通识课程的影响力，提升课程的品质。如何改进实验教学运行机制、优化实验项目、提高管理策略并逐步创造一个更加优质的创新环境，需在今后教学实践中不断改革和探索。 作者：温涛 颜鈺梅 单位：宜宾学院生命科学与食品工程学院 宜宾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论文: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现状探微 1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代社会和时代的要求 21世纪是一个变化神速的时代，技术、经济和政治、文化领域的巨大变革为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和机遇，也带来了众多的未知风险和潜在隐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强，国际政治多元化的格局仍然存在。和平与发展虽为世界各族人民的良好愿望，但整个地球并不平静。军备竞赛、核武器的研制、空间技术竞争、贸易摩擦等等每天都在上演。虽然人类的异化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成不争的事实存在着。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科技成果，而且一些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要依赖新的技术去解决，而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只达到3.27%，是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20年前的水平。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和时代背景下，作为未来主人和生力军的大学生们，就决不能再作“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文弱书生了。就必须打破文理分科隘口，广读各科书籍，做到真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晓达中外各国风情民俗、地理状况，了解人类技术成就和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代国际风云的变幻莫测中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坚持正确的民族立场，掌握先进的技术手段，培养正确的生活观念，树立正确的环境能源意识，领悟世界先进的物质精神文明成果，更好地做好社会和时代的主人。 2文科生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是当前大学生自身就业与工作的需要 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业的不确定性和职业的不稳定性，使所学专业与所选择工作要求相脱节的情况大量存在，无形中加大了就业风险。而文科专业中的历史学、哲学、法学和管理学是初次就业对口位率最低的学科，供需失衡也造成法学学生成为就业率最低的专业。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就必须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自主学习自然科学类相关知识，以便扩大择业范围，更好地在职业竞争中把握机会，获取成功。当前文科生毕业后在工作中突显的一些问题也让更多的人呼吁打破专业局限，以便培养全面优秀的专业人才。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13日引《检查日报》中《代表委员称文理分科不改革无法造就法学大家》一文中，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主任曹义孙对记者的谈话充分表达了对当前法学生在文理分科背景下表现出的“先天不足”的感慨。侯欣一强调:“法学人才除了法律专业素养以外，还应具备两种素养，一种是人文素养，一种就是科学素养”。“一个法律问题背后肯定有非常复杂的社会因素，没有对社会的解读，只会生搬硬套，怎么会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才”，“只有人文素养，没有科学素养，也不行。比如知识产权这门课，文科背景下的学生就无法深入进去，一遇到技术层面的问题，就卡壳了，而有些教师自己也是不通的。”［3］而在现实生活中，法学专业人员在解决房地产、知识产权等涉及多项技术指标的法律纠纷时表现出来的失误和纰漏更是让众多的社会人士闻之寒心。而一些具备自然科学相关知识的人员则在法学领域做出了惊人业绩。如被喻为“神探”、“中国的福尔摩斯”的世界著名的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早年取得的是警察和刑事科学学位，之后又获得的是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及分子化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许多侦查结果的取得，都依赖其掌握的化学和生物学知识。而这是大多法学人员不具备的。这些都说明，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文科生特别是文科专业中实践性最强的法学专业学生，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 3促进文科生自然科学类书籍阅读的引导策略 3.1积极聘请自然科学领域专家学者开展讲座，营造多学科交叉综合的学术交流氛围 文科生缺乏理科自然科学知识，理科生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素养，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理科生人文素养的缺乏问题已有多人撰文讨论并引起社会关注而加以改善，许多理科院校都不断聘请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到校交流讲学，以便向师生渗透人文社科知识，加强其文化素养。而对文科生自然科学类知识的欠缺问题加以撰文讨论的则几乎为零。文科院校开展学术讲座或交流会议也多以与专业设置和学科属性相同或相近为主，很少聘请本专业或学科以外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讲学。如2009年是西北政法大学开展学术讲座和交流比较多的一年，粗略统计全年共开展讲座和学术报告108场。除5场题目未报外，其中政治法学类76场，占总数的70.4%，哲学、文化、社会学共11场，占总数的10.2%，经济、管理6场，占5.6%，英语3场，占2.7%，教育及就业专题5场，占4.6%，其它两场，一场为《图示的态度和方法》，一场为国家授时中心的董军主讲的《现代时间斗量于北京时间》，显出明显的自然科学技术特点，但占总量不到3%。由此可见文科院校学术交流活动中的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当前学术和社会问题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综合治理的趋势，作为学术文化重阵的大学，就应积极感知和响应社会发展趋势，努力挣脱自身专业和领域局限，关注其它专业和自然科学发展动态，积极与自然科学领域单位和个人进行交流和合作，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创造访学讲学契机，从而打破专业学术局限，开阔师生思维视野，为增强理科素养、完善知识结构创造良好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渗透氛围。 3.2针对图书介绍薄弱环节，加大自然科学类书籍介绍力度 现代开放宽松的图书阅览环境下，对图书的介绍推广亦是形式多样，不一而足。有大型书店的热销书或新书推介、网上图书资源的重点书目介绍、电视或广播节目中对名小说或书籍的导读。而大学生进入校门后，有教育部高教司指定的大学生必读书目100种，各专业老师也会开列本专业所须阅读的书目，梁启超、胡适等人也曾开列过青年必读书目。但仔细考察各家所列书目，大都倾向于人文社科领域，涉及自然科学类的书籍极少。这样使得整个社会阅读超于功利性、消遣性和单一性，不利于在全民范围内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科普环境，不利于全民科技意识的树立和提高。介于此，各图书文化事业机构和单位团体，特别是肩负着培养国家人文社科领域人才的文科院校，就要针对这一薄弱环节，改变跟风趋势作风，积极引进自然科学类书籍和文献载体，利用音响、视频、报刊、网页等多种方式向读者灌输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技生态知识和意识，介绍优秀的自然科学读物和文献资源，调动其阅读兴趣和积极性。 3.3突破专业局限，开展自然科学类知识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 中小学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比较普遍，而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并不多见。2008年江苏省举行了首届文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是这方面的创举［4］。此举是在认识到“大学生科学素质的高低，对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长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科学素质结构存在明显缺陷”，响应国务院《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为激发大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热情，提高文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素质而实行的。其主要知识点和要求为:①重点了解物质、能量、信息和宇宙、地球、生命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运用这些知识的主要方法。②一般了解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的内涵、外延、作用和发展概况;了解科学技术的性质、功能、历史和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的影响，掌握尊重科学方面的基本要求，了解学科体系的结构和布局，相互间的分工、联结、交叉与融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功效，了解资源和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知识［5］。可以说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点和理论体系。这种通过知识竞赛激发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兴趣的方式，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而且能起到良好的引导和知识普及作用，值得文科院校借鉴推广。此外还可通过定期参加自然科学实验室活动、野外考察、参观科技馆、制作手工机械等方式，调动其学习阅读自然科学类书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科技意识，提高科学素养，完善知识结构，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作者：万彩红 单位：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 自然科学论文:略谈自然科学论文政治质量意识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出现的政治类差错的表现形式 （一）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主题与观点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不涉及政治性言论，但它仍有政治原则与方向问题。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的政治原则与方向首先体现在文稿在主题与观点中是否与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保持一致。例如，有一篇名为《中医退出正当时》的文稿，作者以大量事实论证我们应放弃对中医的投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西医发展上会有更大效益。审稿人认为作者提出的观点大胆、独到、新颖，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大力发展中医的观点相悖，不予刊用。而与此同时，有刊物刊出了类似观点的文稿，虽在学界引起了反响，但给举步维艰的中医发展在舆论上又人为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一篇名为《公立医院应走市场化道路》的文稿，作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公立医院走市场化道路解决发展问题的观点，观点有理有据。审稿人认为，该观点对我们许多陷入发展困境的公立医院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刊载。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观点与国家医疗制度具有社会福利性质，公立医院必须承担社会义务的原则相悖，不予刊用。审稿人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缺乏政治意识有关。学术类科技期刊的政治原则与方向表现在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出版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要求学术类科技期刊保证所载内容必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为提高影响力，置泄密于不顾 许多刊物为提高刊物影响力，喜欢刊载一些有“爆炸点”的文稿，而许多作者为提高自身学术地位，也希望刊载文稿能引起学界广泛影响。为此，都在围绕“爆炸点”做文章。“爆炸点”不好找时，自然想通过捷径来制造“爆炸点”。最捷径的办法就是大尺度地暴露研究方法与过程，以此来赢得别人的兴趣与关注。在医学期刊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期刊把一些非常有情报价值的种族基因信息刊登出来，为敌对国家制造基因生物武器提供了资料，这种教训是惨痛的。有资料显示，国外情报机构获取我国情报的主要渠道是公开出版物。因此，期刊编辑必须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在审阅一些高科技项目时，一定要慎之又慎，把好保密关。 （2）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 许多编辑在审稿时就学术而学术，置潜在不良影响于不顾。比方说，有一篇名为《XX族艾滋病感染调查及分析》的文稿首次披露了一个封闭地区、学者们认为不存在艾滋病流行条件的地区发生了流行情况，这是一个颠覆以往普遍认识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应该予以刊载。但编委会在慎重思考后予以撤稿，认为这种情况发生在民族地区，如果被人利用，很可能将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演化成政治问题。有一篇名为《某地鼠疫流调报告》的文稿将一个地区发生鼠疫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意在总结某地鼠疫的发生规律，对鼠疫防治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而编委会认为，文稿不宜公开发表，其如若散布到社会上，极易引起社会恐慌。一篇名为《XX族X基因突变检测分析》的文稿将某一个民族的某个基因情况进行了报道。审稿人认为，该文稿发现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一个基因特征，对人种研究提供了证据。而编委会认为，文稿貌似一篇纯学术论文，但文中涉及到的观点有种族歧视问题，文稿不宜发表。 （3）重视文稿总体思想，置细枝末节于不顾 编辑工作是一项繁重的脑力加体力加眼力的工作，很少有不超负荷工作的编辑。故而许多编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文稿的主题思想上，而忽视了对细枝末节的审查。殊不知，一个小小的不注意便会引发大的政治波动。有一篇名为《我国人口肿瘤分布地区特征》的文稿宣称统计范围为“全国”，但我们细看并无台湾资料，对此我们的编辑及时在文中加注“除台湾地区”字样。这种情况很多，易给人以口实。有一篇名为《海西州藏族蒙古族自治州地方病调查》，我们对文稿的敏感问题进行了审读没有发现问题，而在付印时，一位蒙古族激光照排人员提出“抗议”，原来作者把“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写成了“藏族蒙古族”自治州，我们在审读时没想到会发生此类问题。此外我们在常见问题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常常对国界也十分注意，而对省界、区界关注不够，引来意想不到的纷争。 （4）重视文稿主体审读，置参考文献于不顾 随着文稿规范性的增强，参考文献成为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参考文献的审读，我们许多编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于是或仅对关键文献加以审核，或只是对文献引用格式予以规范。在对一篇国外来稿审核文献时，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作者提供的是一个文献来源网址，但无意点开这个网址，发现它是一个别有用心的链接。对文献链接我们要有十二分的注意，对指向一些特定域名的网址进行不厌其烦的检查，防止将读者引向境外别有用心的站点，例如对含．tw的站点，应着重检查，其常常隐含有分裂祖国的内容。 二、自然科学类学术论文政治质量的把控 （一）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关键 编辑主体的审美原则是保持刊物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键。任何学术期刊，包括自然科学类期刊，总是由一定的阶级所掌握，总要表现其所属阶级的立场、观点、利益和愿望，为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因此办好学报的最根本的原则，即是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性原则，必须讲政治。因此，编辑主体在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时，首先要看文稿的政治质量，如果一篇文稿仅从学理上有严密性，但政治倾向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那么，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编辑主体在审稿、编辑加工过程中必须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审视文稿，否则就失去了作为编辑主体自身应尽的职责。［1］ （二）切实做好审读的制度设计是学术期刊把控政治质量的方法 审读制度是我们的防火墙。学术期刊编辑要树立审读意识，审读一直贯穿于期刊的整个编辑、出版工作的始终。每个出问题的编辑部都有审读制度，本文强调的是“切实建立”。作为一项制度设计，我们要把审读制度设计成一项不可逾越的程序性制度，而不仅仅是一项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附加性制度。 （1）构建学术期刊外部审读机制对于提高学术期刊的质量十分必要。 （2）重视审读者的第三方性。往往请单位内部的专家来做审读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许多问题他们看不到或不愿说。而从单位外聘请相当比例的审读员，则可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3）不放松知名专家稿件的审读。应加强对约稿的审读，对审读出的问题不迁就，不通融。 （4）审读决不可抽样，必须全刊审读。综上所述，自然科学类期刊编辑要从思想上树立起对自然科学类文稿的政治审查意识，不因其为自然科学类稿件而忽视政治质量审查，要辨别、厘清一字不着但潜含于文稿内容之内的不良政治问题，按照“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发表分内外”的原则，切实确保自然科学类期刊的整体办刊质量，严格做好自然科学类期刊政治质量的把控。 作者：陈芃 单位：青海大学 学报编辑部 自然科学论文:浅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1充实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必要性 1.1幼儿教师科学素养水平对幼儿培养至关重要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这一数据在2001年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2]以上数据反映出我国公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不高且提升缓慢,而幼儿科学教育则是公民科学素养的早期形成的重要保障,对幼儿培养起到关键作用的幼儿教师科学素养的水平将会直接制约国民整体科学素养水平的提高。笔者也在学前教育专业任教,在2012年冬季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侯(12月22日),有学生(理科生)因害怕世界末日来临,而选择放弃考试。这虽然只是个案,但我们未来的幼儿教师的科学素养水平,从这一愚昧行为中可见一斑。 1.2适当增加自然科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指导幼儿科学活动中,幼儿教师承担着激发幼儿对自然、对科学、对周围世界的兴趣,启迪幼儿心智的任务,对于孩子生活中一些有趣的、有益的生物、物理、化学现象都要能深入浅出地作出适当的、科学的解释。因此,学前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当增加自然科学方面浅显的与今后幼儿教育工作相关的知识,将自然科学作为基础学科正常开设,这对于拓宽师范生的知识面,开拓视野,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高师学前教育专业的师范性有极大的帮助。 2如何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 2.1现行课程设置不利于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 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的通识课程中包含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课程,而三年制大专的课程除了表1所列举的相关课程以外,并无其他自然科学相关课程。那么三年制大专是否可以增设与五年制大专和中专类似的自然科学课程呢？三年制大专的同学在初中和高中阶段,已经比较完整的学习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那么知识的简单重复学习,便没有了意义,这也是为什么在课程里面几乎没有了自然科学。让笔者深有感触的是,各校学前专业现行的教育大纲几乎都可以概括成教心学(教育学、心理学)加技能(美术、音乐、舞蹈等)的模式。比如在教师的教育专业性方面,当前各校学前大专课程主要以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为主,而没有将未来幼儿教师的培养纳入到一个系统化的课程设置体制当中。[3]这样的后果导致学前专业毕业生自然科学知识参差不齐,良莠不一,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学过以后也不知道在实际的工作中怎样传递给幼儿。 2.2三年制大专需要怎样的自然科学课程 《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指出幼儿教师应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根据现存的实际情况和对未来幼儿教师的要求,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学前专业大专课程必须进行改革。以幼儿园教学的实际需要设置一门以物理、化学、生物等知识为主的综合课程,该课程总体教育实践为60～80个学时为宜。第二,对实际的教学过程进行改进。山东女子学院董旭花教授主编的《幼儿园科学园(室):科学探索活动指导117例》中活动54—简易直流电动机模型。[4]该活动目的在于帮助幼儿初显的认识电和磁的相关现象,让他们感到好奇,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对自然的热情,同时,也锻炼了幼儿的动手能力。虽然大专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此活动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但很多的同学没有完全的掌握相关的知识,更谈不上在幼儿教学中运用。在自然科学实际的教学中就可以以通以上类似的活动示例为背景,让未来的幼儿教师自己动手完成活动示例中要求的各项内容,然后对活动示例中所涉及到的相关自然科学知识进行总结和归纳,从而对相关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巩固,笔者把这种对师范生的教学过程叫做“从运用到知识”法。第三,现有的自然科学教材不适合当前的教学,应根据实际为该门课程编写专门的教材。该教材的编写应遵循逆推或归纳过程,从幼儿教学的实际出发,归纳出需要学前专业学生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教材的编写可以按照“从运用到知识”法,重点以剖析幼儿科学教学中实际教学活动为主,帮助学生总结和巩固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 3结语 近几年,全社会都在持续的关注学前教育的发展,国家也陆续出台了幼儿教师培养的相关政策和指导意见。学前教育专业自然科学课程的规范有效开设对幼儿教师科学素养以及对幼儿科学教育水平的提高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希望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学前教育专业研究者和专家共同努力,让我们从幼儿教师培养开始,逐步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 作者：周春 单位：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自然科学论文: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综述 1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报道内容，因各个学报的办刊历史和学校特点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科技期刊在选稿方面要提高话题意识、注重选题创新，注重期刊载文的科学性、新颖性和先进性［7］。高校学报报道内容的选择主要体现在其报道的学科上，也反映在其作者群上。另外，科普等相关功能的探索也在业界有讨论，有的利用封二、封三报道科研快讯，有的开辟了研究简报的栏目。总体来看，报道内容体现各高校的特色，没有统一的要求，也没用相应的国家或行业标准，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对于部分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目次中的栏目设置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 1.1核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这里指的核心类高校学报主要包括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栏目设置选择部分核心类高校学报近3年的情况（见表1）。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本校学科结合紧密。有的是独具特色的交叉领域，如电子科技大学的复杂性科学；有的是所在学校的优势专业，如武汉大学的化学、生物，武汉科技大学的冶金科学与工程，福建农林大学的作物科学；师范类的报道内容则紧密结合了所开办的专业，全面而细化。 （2）反映了地域科技资源。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城市圈研究，宁波大学的海洋水产与生物技术。 （3）在拓宽报道内容上有新的尝试。由于这些高校学报办刊的优势，在吸引优质稿源上有条件，也逐步在尝试宽口径的栏目设置，如沈阳师范大学的主编约稿、武汉大学的综述，河北师范大学则设置了专题研究和学科综述两大栏目。 1.2综合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综合类高校指的是世纪之交高校合并后出现的学科相对齐全的一般院校，具体栏目设置情况见表2。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栏目设置比较全面，优势学科体现不足。部分高校学报没有栏目设置，究其原因，有的是栏目正在形成中，有的是办刊实践中发现栏目设置与报道内容有冲突，干脆取消栏目。 （2）开始注意与学科、地域结合来设置栏目。如江汉大学的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研究栏目，依托于部属重点实验室举办特色栏目；武汉纺织大学的纺织科学；东北大学的信息与控制、材料与冶金栏目；武汉工业学院（武汉轻工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等等。在地域科技资源上，贵阳学院开设了区域经济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质量、安全与防灾减灾。 （3）办刊实践中的新尝试。综合类高校学报难以借助刊物影响吸引优质稿源，在拓宽报道内容上也没有太多的内动力，但也进行了不少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青海大学的研究报告与学术论文。这里一个重要的尝试是浙江海洋学院和青海大学推出的研究简报。一般高校学报在高端的努力是必要的和艰难的，但在快速报道方面是有优势的和有需求的，研究简报的推出，很好的挖掘了自身的办刊优势，值得推广。 1.3农林师范类高校学报报道内容 选取农林师范类高校单独分析，是因为这类高校围绕优势学科办学，专业特征明显，对它们的分析也有解剖麻雀的意义（见表3）。通过分析，发现这类刊物报道内容特点如下： （1）与学科、地域的结合十分明显，所报道的内容能够全面反映办学资源。关于这一共性特点这里不再展开。 （2）在学科的纵深方面有探索，从理论和应用上都有拓展，很好地体现了栏目设置的延展性。如杭州师范大学的有机硅专栏；新疆师范大学的竞技与健身研究。 （3）在报道的时效性上也有初步尝试。如内蒙古农业大学的简报栏目。 1.4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趋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当前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报道内容的主要发展趋势。 （1）立足优势学科开门办刊。学报是“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披露心得之机关”（见《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编辑略例》）。与本校优势学科的结合是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办刊的立足点。 （2）着力报道地域科技资源。不同地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不同特点，学报应抓住这些优势科技资源，在与地域科技资源结合上不断着力。 （3）创新办刊思路注重延展性。高端的主编约稿、院士特稿，大综合的专题研究，注重时效的研究简报都是栏目设置的新趋势。实际上，学报报道内容和栏目设置的领域相当宽广，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的动态、学校的建设紧密相连的。按照中国图书分类办法，与自然科学相关的类别就有10大类，其中T类就有TB一般工业技术，TD矿业工程，TE石油、天然气工业，TF冶金工业，TG金属学与金属工艺，TH机械、仪表工业，TJ武器工业，TK能源与动力工程，TL原子能技术，TM电工技术，TN无线电电子学、电信技术，TP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TQ化学工业，TS轻工业、手工业，TU建筑科学，TV水利工程，等等细类。在国外，科技期刊的科普功能得到重视和应用。学术期刊论文中阐述的新方法、新实验和新观念，也会作用于人的思维，具有科普功能。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学术期刊中完全可以融入科普内容，成为重要的科普载体［8］。科普报道以科技在线、编辑精选、网络观察、读者来信、学科视点等栏目出现在诸如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然而，我们的高校学报编辑部多以“不能改变读者对象、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来招揽读者”的理由，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尝试。总的来说，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在报道内容上既要细化栏目、精耕细作，又要提高固定栏目的比例、强化优势特色栏目。 2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是典型的小众传媒、综合性学术期刊，文章数量少却专业种类众多，难以体现学科特色，是这类期刊的致命弱点。 2.1学报界和研究者多数主张策划特色栏目 多数研究者和学报界同仁认为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涵盖的学科和专业太多，信息集中度太差，最终造成了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排序的下降。一段时间以来，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压缩报道内容，甚至举办专业期刊成为时尚。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如《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变更为《地球科学》，成为地球科学类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大幅度上升；《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刊载论文内容集中，脱离了一般学报大综合的特性，成为全国众多高校学报中的佼佼者。为此，自科学报界多主张向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举办特色栏目。他们认为突出特色，以特制胜是普通大学学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9］。《江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专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热带药用植物化学”特色栏目，《湖北民族学院学报》有“民族医药”栏目。综合性大学按照重点学科凝练特色栏目，民族师范类院校按照地域和传统优势学科打造特色栏目，专业明显的农林类学校更不用枚举了。这些特色栏目立足本校的重点学科，主动围绕栏目组稿约稿，成为倍受业界注意的重要阵地。 2.2不少办刊人和管理者主张坚持办刊规律不强求特色 也有学者质疑了大学学报的“特色论”［10］。他们的理论依据是学报是学术期刊，不能同文学期刊等消费类期刊等同，不可盲目学习其特色建设的规律。他们列举了中科院系统的学术期刊、国外的期刊办刊实践，特别强调：科学无特色，创新和反映创新的科学研究是学术期刊的第一要务。其精神实质在于质量［11］。当然，这些质疑论者也没有否定编辑的策划努力，他们承认学术期刊有学术引导的使命，提倡以问题为中心。 2.3对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特色栏目建设的建议 高校学报自然科学版的建设自有其规律可寻，在坚守职责的基础上，不断扩大报道内容是总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同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动态和学校建设紧密相连。开办特色栏目不是学报的唯一目的，在学科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不断分化组合的总态势下，相对集中地形成自己办刊的特色才是自然科学版的社会职责。这方面要有所创新，不能有固步自封的心态，不能回到过去那种“你拨经费我办刊，不愁期刊没人看”的旧思路上。对于特色栏目建设，不搞不必要的争论，而要在建设中不断打造队伍，凝练特色。这也许是面向未来的办刊之道。 作者：叶冰 曾婷 单位：江汉大学 期刊社 自然科学论文:中医理论与自然科学研讨 1科学理论的特点 自然科学理论，其所有的边缘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比如西医，其观察人体情况，都是用眼睛、耳朵。所以自然科学理论的基本概念都是来自于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这是导致笔者能够理解、认同自然科学理论最重要的原因。总的来看，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手、眼睛等人体外部感觉器官的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2中医理论 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概括、抽象而形成的理论。 与物理理论相比，中医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但是构成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如:金、木、水、火、土，阴、阳、邪气、邪风、卫气……是不被人们所认同和接受的。因为现代的科学家包括普通人，总是试图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释中医理论，他们总是问“什么是气，什么是金、木、水、火、土”，看不到气，也检测不到。所以这导致了中医理论不被认同。但是这就如同要求人们用眼睛看到香味、臭味，用手摸到红色、绿色，这是不可能的，中医理论的基础概念是人脑对来自于身体内部感觉神经的信号。 为了证明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中药的药性。在中医理论中，中药的药性是通过品尝，甚至将药草吃进肚子，从而感受药草的药性。这证明了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觉神经信号的总结。 所以，自然科学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外部感官信号的抽象、总结;中医理论是人的大脑对人身体内部感官信号的总结、抽象。 3展望 本研究所提出的观点首先证明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其次为中医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 中医理论中五行理论为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物理模型，这个“情感物理模型”对于认知科学有很大的作用，对于构建人脑中知识库模型有很大作用，笔者希望通过进一步对五行理论的研究了解情感与大脑的联系，从而为人脑“知识库”的研究提供益处，为我国自动化程度进行质的飞跃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孟晓宇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自然科学论文:柏拉图哲学对自然科学的实用性 数学天文学家柏拉图 柏拉图将“理念”应用到天文学，“理念”在希腊天文学中的本意是形式，毕达哥拉斯借用“理念”来指称理想的几何图形，以区别于纸面上画出的几何图形.苏格拉底将这一思想推广到伦理范畴，柏拉图将这一思想推及到整个宇宙18Pg.柏拉图的宇宙论由形式、个体和造物主构成.柏拉图继承和发扬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世界本原的观点.他用理想的、数学的天文学来代替观察天文学，是一项激进的观念变革.柏拉图第一次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盘旋在天文学家脑海中的行星运动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目标:如何组合各种均匀的圆周运动，使其结果对应于所观测到的行星运动l8]2，围绕着柏拉图提出的问题，经过了500多年，从欧多克索(Eudoxus)到托勒密(Rolemy)，希腊天文学家利用数学原则与圆周运动来说明天体运动的各种不规则的现象.柏拉图提出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的学说，由人类组成的微观世界与宇宙的宏观世界相回应，他的思想影响到了中世纪欧洲的思想.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他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用数学表达描述了神圣的天体运动，他设想宇宙开端有直角三角形，他坚信地球是固定在宇宙的中心，同太阳、月亮和行星一起与不同的速度围绕地球旋转.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宇宙，他认为不同的天体都是由四种元素的微粒组成的.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柏拉图的正多面体，多元素体现了把自然数学化的一大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这一思想，哥白尼和伽利略也遵行了柏拉图的数学天文学思想而取得成功的典范，伽利略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四巴柏拉图受到了毕达哥拉斯派关于数的神秘主义的影响，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天文学中.在《蒂迈欧》中，柏拉图强调“一个”世界的完美性.他用“一”这个数字的概念说明了世界太完美了，并和德漠克利特的机械论展开论战，推动了天文学向前发展.柏拉图的天文学体系不涉及可见天体的可感知的运动，而是与想象中的天空中数学点的完美运动有关，这些完美的数学点描绘出圆周运动，通过匀速圆周运动的组合来解释天体运动的不规则性这一思想为数学天文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欧多克斯(Eudoxs)在柏拉图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天文学的天体的同心圆理论.托勒密乃至哥白尼一直延续这一思想研究完美的同心圆运动轨道. 柏拉图:理念论与数理思想相结合的古代典型柏拉图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他将在认识论体系上的理念论与在本体论体系上的数理思想相结合，逐步建立和形成了自己的科学方法论理论体系.柏拉图对真理的认识是和他的理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特有的唯心主义，后世称之为“唯实论”.“唯实论”对科学史的影响，超过了他的任何其他理论.科学史学家丹皮尔认为柏拉图的唯实论是一种现代形式观念的“实在论”，比一种粗糙的唯名论更接近真理7竺柏拉图的唯实论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在方法论上表现为注重推纳演绎法，重视数的观念.柏拉图将几何学作为演绎推理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柏拉图曾经明确地把上帝看成一位几何家.他以几何学为蓝本，认为数理学家要利用各种几何图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图形不是现实中的图形，而是理念中的图形，经过假设和逻辑推演，最终形成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的各种的理念.E•迈尔(Mayr)将这种思维称之为“类型逻辑思维”〔10183.这种思维模式认为自然界中应该重视研究典型现象，柏拉图本人建构的宇宙模型正是用了这种方法，欧几里得乃至整个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都是如此111].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提出几何世界图景的第一人，是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近代科学奠基者的思想噶矢112].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林德伯格(Lindberg)这样描述柏拉图在科学上的影响:柏拉图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现代口吻—理想化是大多数现代科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在建构模型和定律时，为了把握本质就需要忽略偶然因素的作用110183.而物理学也是遵行了这一方法论而取得了巨大成功，例如: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在解决杠杆原理时，继承了柏拉图的理想化思想，忽略了杠杠本身的重量、支点的摩擦以及空气阻力的因素，同时把物体作为质点，把杠杆的位置定位为一个理胜化的数学点来处理.同样，伽利略的对接斜面理想实验就是试图在排除所有阻力和干扰的理想状况下描述物体的运动，解决了物体的运动问题，这是柏拉图的“类型逻辑思维”延伸的一个经典实例.后来的牛顿在伽利略理想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牛顿第一定律，即赓胜定律，惯性定律是不能直接用实验去严格的验证，它也是理想化逻辑推理的产物.柏拉图的自然哲学思想记录在他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蒂迈欧篇》.科学史学家WC丹皮尔曾这样评论《蒂迈欧篇》:这部书差不多成了中古时期的知识的唯一来源，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遗忘的几百年中，它给中世纪带来了一种自然哲学，当时的异想天开的见解有许多就是从那里来的Iv]51.柏拉图还通过举办学院的形式传播他的科学思想，他注重实证研究，培养了欧多克索斯、亚里士多德等大批杰出人才. 作者：张瑶 吴文良 徐楠 单位：昭通学院物理系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试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 一、“超文学研究”的性质及与“跨学科研究”的区别 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研究方法，是指在文学研究中，超越文学自身的范畴，以文学与相关知识领域的交叉处为切入点，来研究某种文学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与比较文学的其它方法的区别，在于其它形式的比较文学是在文学范畴内进行，而“超文学研究”是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的研究 这里所说的“超文学研究”与已有的大量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中所说的“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什么是“跨学科研究”呢？我国现有各种比较文学学科著作对“跨学科研究”的解说，大都全盘接受了美国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通常的解释是：“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学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研究，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不过，我们在认可“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前，首先必须解答这样的问题：第一，“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抑或只是文学研究中的研究方法？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还是文学研究中的特殊方法（只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 对于第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就是一种分析，然而光分析还不行，还要“综合”，而“跨学科”就是一种综合。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如我国最近完成的“夏商周断代研究”的课题，就是历史学、考古学、文字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文艺学等跨学科的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结果。 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也是肯定的：“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而不是只有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这是不言而喻的。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例如，我国读者最熟悉的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创作的评价。恩格斯从经济学、统计学看问题，这就使文学与经济发生了关系；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谈到了巴尔扎克与传统贵族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态度，这就使文学与社会学发生了关系；又谈到巴尔扎克对法国风俗史的描绘，这就使文学与历史学发生了关系。可见，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势必会不断地涉及到纯文学之外的各种学科——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然而，虽然恩格斯评论巴尔扎克的时候跨了学科，我们也决不能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评论视为“比较文学”。再如，我国研究《红楼梦》的“红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剧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的角度与方法，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现在更有很多人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之“梦”及人物的变态心理，从性学角度研究男女两性关系，从医学角度研究林黛玉等人的病情和药方，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与宫廷政治，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从语言学角度使用计算机统计《红楼梦》中的用字用词规律。《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可以因为红学研究都跨了学科，就把“红学”划归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当然不能！凡有一些文学研究经验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旦提笔写文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跨学科”，“一不小心”就“跨了学科”。对文学研究来说，最容易“跨”的，是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有很多文学研究的文章，仔细分析起来，就跨了许多的学科。前些年文学研究和评论界提倡的“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观照作品，其实质就是提倡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来研究文学现象，而不能一味胶着于某一学科的视角。可见，如果我们单从“跨学科”来看问题，则大部分文学评论、文学研究的论著和文章，特别是有一定深度的论著和文章，都是“跨学科”的，然而，我们能把这些文章都视为“比较文学”的成果吗？都视为比较文学研究吗？当然不能！文学研究，除了纯形式的文本研究（像当代英美有些“新批评”理论家所做的那 样，尽管纯粹的形式的、纯文本的研究极难做到“纯粹”）之外，即使纯粹的字句分析那也是跨学科的——从文学“跨”到了语言学，更不必说字句和形式之外的研究了。可见，“跨学科”是文学评论的文学研究中的共同途径和方法。文学与其它学科的这种“跨学科研究”，甚至形成了若干新的交叉学科，如“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美学”、“文学史料学”等。但是，恐怕很少有人赞成把“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或“文艺美学”等看成是“比较文学”，尽管它们是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因此，我们在学科理论上必须明确：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必须是同时又是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研究，那才是比较文学，才是我们所说的“超文学”的研究；单单“跨学科”不是比较文学。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对于中国来说，是外来的宗教，这样的跨学科研究同时也是跨文化的研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而关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还有某一国家的政治与该国家的文学的关系研究，某一国家的内部战争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都不是我们所说的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没有跨文化、跨国界、跨民族，这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而不属于真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这里，“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要的前提。换言之，有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属于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是“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而另一些“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则不一定是比较文学——当这种研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的时候。总之，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战争）、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或学科领域的“国际性”。 可见，我们不使用“跨学科”或“科际整合”这样的概念，而是使用“超文学”这一新的概念，是表示不能苟同美国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尽管这种看法已经为不少人所接受。使用“超文学”这一概念，有助于对漫无边际的“跨学科”而导致的比较文学学科无所不包的膨胀和边界失控加以约束。它可以提醒人们：“跨学科研究”是所有科学研究中的共通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跨学科”研究等同于“比较文学”。 二、“超文学研究”的方法及适用范围 现有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教材和专著，绝大部分都在“跨学科研究”的专章中，列专节分别论述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心理学、与宗教、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诚然，搞清这些学科之间的关系对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只是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研究，是一般的跨学科研究的原理层面上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所指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不是总体地描述文学与其它学科的一般关系，而是要在一定的范围内，从具体的问题出发，研究有关国际性、全球性、或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济形势、军事与战争、哲学与宗教思想等，与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文学、甚或全球文学的关系。“超文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前提下建立自己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适用范围的。 同“跨学科”的研究相比，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方法的范围是有限定的，有条件的。与文学相对的被比较的另一方，必须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这是比较文学“超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是“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呢？“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不同于所谓“学科”。“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学科”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划归“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弗洛伊德主义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或“哲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们所说的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之一，可以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到“军事”学科，但它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它们不是被圈定的学科，而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有传播力、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的思潮与事件。这些思潮和事件大体包括政治思潮、经济形势、跨国战争、宗教信仰、哲学美学思潮等。在这样的界定中，自然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与文学学科的关系，不在“超文学研究”方法的适用范围之内。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具有传播力的国际性思潮，如唯科学主义思潮与文学的关系等，则属于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范围。 例如，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红色三十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对亚洲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的影响。那时，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左翼政治思潮，极大地改变了那个时代世纪文学的面貌，而且，左翼政治思潮从欧洲、俄苏发源，迅速地波及了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在内的亚洲国家，并影响到文学，形成了文学史上所说的颇具声势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样的，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国的“”运动，不仅对国际政治本身产生了影响，而且对于不少国家的文学也产生了影响。在美国、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在日本，甚至在黑人非洲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呼应中国的“”的“文学作品”，出现了规模不等的青年人的“造反文学”，出现了歌颂的诗歌；相反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反对中国“”的文学作品。另外，虽然有些政治事件并没有国际性的影响，但对比较文学而言也有价值。如，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歌功颂德的文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深刻的相似性，很值得进行超文学的比较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在某些敌对国家出现了具有强烈冷战色彩的文学，如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家的“反美”文学，中国的七十年代大量出现的“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文学，作为政治与文学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都相当具有研究价值。但是，上述提到的这些课题，目前的研究均非常薄弱。在我国，艾晓明博士的博士论文《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1]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学与国际共产主义政治及国际左翼文学的不可多得的力作。而上述其它方面的研究，则基本是空白。 在国际经济形势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许多诱人的研究课题。例如，历史上的经济活动、商业活动对文学的影响，商人在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如古代的“丝绸之路”是闻名的连接东西方重要的国际商业、经济通道，“丝绸之路”的经济活动对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对中东地区乃至古罗马帝国文学有何影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描述“丝绸之路”的各国文学作品，也非常值得加以收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中，反映经济活动的作品有不少，如阿拉伯的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大部分故事以商人为主角，以商业活动为题材，我国阿拉伯文学专家郅溥浩先生在其专著《神话与现实——〈一千零一夜〉论》[2]中，有一专节，从国际商贸的角度，对《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做了独到的分析，并把它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的有关作品做了比较，是经济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成功的例子。日本 十七世纪的作家井原西鹤的作品中，有一类小说称为“町人物”，即经济小说，笔者曾在《井原西鹤市井文学初论》[3]中，以当时的东西方经济状况为大背景，对他的经济小说作了分析。到了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学的“联姻”现象越来越突出，例如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巴尔扎克，被英国作家毛姆称为“认识日常生活中经济重要性的第一个作家”（毛姆《巴尔扎克及其〈高老头〉》）；马克思也认为巴尔扎克在其作品中所提供的经济材料，比那些职业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还要多。在现代世界中，经济的全球化对各国文学的影响，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的文化现象。如1929年的那场世界经济危机就在中国文学中留下了印记，茅盾、叶圣陶、叶紫等在三十年代初写作的反映农村凋敝商人破产的作品，都以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大背景。九十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对我国的港台地区的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文学中产生了“经济小说”、企业商战文学这种类型，并影响到了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文学。看来，商品经济与文学活动、文学作品的商品化等问题，已经成为比较文学“超学科”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文学与战争、与军事的关系，历来密不可分。古代世界文学的史诗，是以描写部族之间、民族之间的血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可以说，没有战争，就没有史诗，而这些战争往往是“跨民族”的、没有国界的战争。到了现代，除了一个国家的内战之外，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或国际集团与国际集团之间的战争，因此，战争本身往往就是“跨国界”的人类行为，战争对文学的影响也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影响。从战争、军事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很多情况下就是揭示战争与文学关系的“超文学研究”。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刺激是空前的。可以说，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二十世纪“战争文学”的繁荣。要深入研究以世界大战为背景、为题材、为主题的“战争文学”，就必须立足于战争与文学的关系，在“战争”与“文学”之间，在不同的交战国之间，找到独特的契合点、交叉点和问题点。一方面，研究战争及战争史的学者，应该重视并充分利用“战争文学”这一不可替代的材料，重视战争文学所特有的对战争的形象、细致的描写，以补充战争史文献的缺欠和不足；另一方面，研究文学的学者，面对战争文学作品，不能只逗留在作家作品的审美分析、人物性格的分析、作品形式与技巧的分析等纯文学层面，而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家的立场与观点，例如作家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思想，抑或是作家的法西斯主义思想，作家的好战态度与反战态度；必须研究战争与作品的人物形象，战争与作品中的人性、战争与审美、战争与文学的价值判断等问题。但是，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乃至比较文学研究中，关于战争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还很少见，还没有被展开。笔者的《“笔部队”与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4]一书，是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倪乐雄的专题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5]中的有关论文，如《武亦载道——兼谈儒文化与战争文学》？〈诗经〉与〈伊利亚特〉战争审美背景与特征之比较》等，从中外文化比较的开阔视野，成功地展开了中外战争文学的比较研究。但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战争文学的论文和著作，还都局限于“战争题材”本身，局限在国别文学内部。这种研究也有战争与文学的“跨学科”意识，但是，却往往没有把视野进一步扩大为跨国界的、跨文化的广度，因而它还只是一般的“跨学科”的研究，还不是真正的“超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另一方面，将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进行总体的比较的研究，就很切合战争与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的途径；同样，对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法西斯主义文学的研究，也必须具有跨国界的世界文学的总体眼光。对中国的抗日文学的研究，仅仅站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还不够，还必须有自觉的中日文化的比较意识，必须将中国的抗日文学与日本侵华文学置于一个特定的范围，进行必要的对比，研究才可能深入。 宗教是最具有国际传播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文学与国际性的宗教的“超文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揭示宗教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彼此共生的关系。这种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立足点。其一，是在宗教中看文学，所谓“在宗教中看文学”，就是立足于宗教，去寻找和发现宗教如何借助文学，如何通过文学来宣道布教。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宗教性的文学作品，亦简称“宗教文学”。如起源于印度、流传于亚洲广大地区的佛教文学，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起源于犹太民族，而流传于全世界的圣经故事、圣经诗歌等。其二，是在文学中看宗教。所谓“在文学中看宗教”，就是立足于文学，看作家如何受到宗教的影响，作家如何借助宗教意象、宗教观念、宗教思维方式来构思作品、描写人物、表达情感和思想。这两种不同立足点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揭示外来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学。在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外来宗教的比较研究受到了重视，涌现出了大批的成果。在我国，关于印度传来的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和深入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陆续有梁启超、鲁迅、胡适、陈寅恪、许地山、季羡林、赵国华、孙昌武、谭桂林等重要的研究家。他们的研究成果表明，佛教及佛教文学对于激发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对于志怪小说、神魔小说的形成，对于汉语声韵的发现及诗歌韵律的完善与定型，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佛经的翻译，对于大量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对于引进和丰富中国语言中的词汇、语法，对于文言文体的通俗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特别是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光这个课题的博士论文，就出版了五六种。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特别是与我国的回族和维吾尔族等西北部少数民族文学，也有深刻的联系。近来面世的马丽蓉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6]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具有开拓性。 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密。外来哲学思想对某一本土文学的影响和渗透，可以改变本土作家的世界观，可以影响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及文艺的认识角度与方法，从而使作家的创作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在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中，外来哲学思想与某一本土文学的关系，有大量的课题需要研究。如，在东亚文化区域中，中国的哲学思想曾影响到了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中国的老庄哲学的自然、无为的观念和儒家哲学中的忠孝观念等，对日本历代文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晚明时期的“实学派”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朝鲜，使朝鲜产生了“实学派”文学。对阿拉伯文学造成很大影响的“苏菲主义”神秘哲学，受到了印度的吠檀多派哲学和欧洲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对东方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如尼采的“权力意志”及“超人哲学”，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在东方文学中，或引发了相关的文学思潮，或出现了相关的文学流派，或出现了表现相关哲学思想的作品，或促进了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变革。应该说，二十世纪东方各国的先锋派的文学，无一不同西方的哲学思潮有关，换言之，外来哲学思潮是东方现代文学发展嬗变的重要的外部推动力之一。 看来，作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之一，“超文学研究”在谨慎规定自身的同时，也可以在许多丰富的、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中韩近期比较文学研究 在东方比较文学领域中,中韩近代文学研究部分是一片“净土”,尤其是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领域受到了长期的冷遇。虽然中韩新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比较系统的研究着作。韩国文学专家赵杨的《中韩近代新小说比较研究》(以下简称《中韩新小说》)一书的问世,意味着填补了中韩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缺。尤其对于中韩近代新小说研究而言,具有开垦意义。作者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韩新小说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两国的具体的作品———勾勒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发展轨迹,这是本书中的亮点。《中韩新小说》无疑为中韩近代比较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中韩近代时期的小说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康有为说:“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1](P288)随着人们意识的开化,具有了“从乡下人到国人到世界人”[2](P1217)的眼光,逐渐形成了“世界”及“世界文学”意识。 中韩近代新小说的发展历程也是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中韩的小说观念、文体、叙事方式及新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关系等方面都受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不仅如此,中韩两国近代新小说发展也有影响关系,又有各自新小说的特点,因此,本题具有一定可比性。全书有“中韩新小说的萌芽”、“中韩新小说的历程”、“中韩新小说观念和形成的变化”、“中韩新小说个性与共性的内外因素”、“承前启后的中韩新小说”共5章,着者借鉴了中韩两国文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角度,书中指出:“中国学者惯于在新小说中寻找现代小说的源头,而韩国学者喜欢挖掘新小说从传统中承继了什么,一个向前看,一个回头看,似乎在打通整个小说史的研究中都没能做到两者兼顾,这也是双方需要相互借鉴之处”。与此同时,着者还利用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结合宏观比较文学的视角,揭示出了中韩两国的近代新小说的形成、发展及其思想上的特点、艺术上的特色等诸多问题。为我们清晰地整理、概括、分析出了中韩近代新小说历程足迹。《中韩新小说》对于新小说类型方面有新颖的见解,着者主要论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共三个方面。 《中韩新小说》的研究对象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大致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着者认为:“中国新小说开始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止于五四小说兴起;韩国新小说起于1906年李人稙《血之泪》的发表、止于1917年李光洙的《无情》,时间上大体相当”。从上述时间来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出现盛行退潮”只不过用了11年(韩国)、17年(中国)的时间,可以说,中韩新小说在近代文坛上是“昙花一现”式的。在这短短十几年间之所以出现新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是与中韩两国的近代小说观念变化有关,而其观念的变化来缘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因素的“冲击”,一个是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外部因素中,以梁启超对韩国近代文学家的影响为甚。着者在第二、三章的部分章节做了详细的论述。例如:梁氏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7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等一系列主张“小说界革命”的文章影响了韩国近代文人申采浩的《近今国文小说着者之注意》(1908年)、《小说家的趋势》(1907年)的小说观,和李海朝的《自由钟》(1908年)等作品———分别产生以下的小说观:“小说之国民之魂”、“小说是先导国民的精神”和“批判旧小说”等等。 他们都受到了梁氏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注重和强调小说对民众的教化作用。虽然这些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忽视了文学作品该具有的“审美感”,但是,从近代小说观念变化的角度来看,这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与此后产生种种的“新小说”有着重要的联系。由此可见,带启蒙意识的政治小说,如:中国的《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等对于韩国的《自由钟》《禽兽回忆录》等开了中韩新小说的先河作品具有一定的启迪,梁氏《新中国未来记》倒叙的手法对韩国新小说的影响也非常深远的,可见,中韩近代新文学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接着,着者在《中韩新小说》第二章第二、三节中,对中韩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政治小说这一小说形式慢慢退出中韩近代文坛之后,新小说中的社会小说逐渐占了上风。众所周知,中韩两国的社会小说之所以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受到各自传统文学的影响。着者认为:“韩国的社会小说《鬼之声》《雉岳山》《鬓上雪》等也都反映了新教育、反迷信、两班贵族的没落等(社会现实),可以说融入了一些近代化的元素,洋溢着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但仍然沿袭了一些惯用的传统小说主题,如妻妾争端、继母虐子等,围绕着家庭问题展开社会批判。 而中国以清末四大小说为代表的社会小说对《儒林外史》的借鉴则是非常明显的,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揭示某种社会弊端作为小说的创作中心,由种种社会问题直接构成情节矛盾,引领读者进一步认清面对的黑暗和无奈”。同样的,在中韩近代文坛上,稍晚出现在中韩的作为新小说的言情小说也具有了各自的特点。中韩两国的言情小说都对“婚姻爱情”自由恋爱等进行了新的探讨。但是,中国的言情小说常常是“郎才女貌”式的恋爱观的模式,而韩国的言情小说结局也没能摆脱“大团圆”的俗套。如上所述,通过两国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澄清了各自的特点。如果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言情小说做比较的话,不难发现,后者大大强调了其“娱乐性”和“商业性”。鉴于此,着者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此时的小说观念价值取向是政治思想的启蒙宣传和社会问题的揭露,小说的审美需要和人物情节等的安排都是次要的。当制约小说观念的政治因素消弱之后,小说又回到它的本色中来,消遣娱乐功能得到了强调。这一时期的中韩新小说不再是单纯的政治附属品,小说家们开始注意小说自身独特的价值和艺术特征,追求形式的创新,两国小说从注重政治性转向注重艺术性。” 可想而知,新小说经历的种种历程,亦遵循着社会的发展规律,政治小说、社会小说、言情小说粉墨登场。在强调真实历史地写作的时期,政治小说应韵而生,而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及读者对于其观赏性、艺术性、生活性的作品呼声日涨,对于新小说的进步,言情小说的出现可谓是众望所归。从此,中韩新小说的主题慢慢与通俗性、娱乐性靠拢,这虽与有近代出版媒体商业性操作分不开,但不可否认,到了近代末期中韩新小说的“虚构性”、“娱乐性”、“商业性”都加快了他们的普及,随之越来越受广泛民众的青睐。新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纯小说”发展有积极影响的。着者在解释了新小说的观念渐变之后,又谈论了新小说的文体渐变问题,着者通过中韩两国重要历史事件与其主旨相对的思想来比较晚清的“白话运动”和韩国近代的“彦文一致”运动。从而发现了其主旨的一致性:通过“革新的文体”让更多的平民百姓接受“新思想”,借用小说这一工具来启蒙思想乃至改良社会。中国的“半白半文”的文体和韩国的“韩汉混用体”都是“文体革新运动”的结果,虽然它们都不是在现在意义上的“白话文”和“纯韩文”,但是,废除科举考试后出现的“过渡期”文体可以看作是一种突破。《中韩新小说》另一个独特和新颖的分析是在“承前其后的中韩新小说”章节上。在本书的末尾处作者从整体上研究了中韩新小说的“旧”与“新”问题。中韩两国的新小说不约而同的重要作用是承前启后、衔接古今。[3]所谓的“旧”是在中韩两国新小说中的“传统的继承”部分,所谓的“新”意味着新小说开始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的道路。 如上所述,从文学观念上看,中韩两国的新小说虽从批判“旧小说”开始,但仍然沿用传统文学观念中的“文以载道”思想,只不过所载道由“忠孝节义”改为“爱国之思”罢了。[4](P7)从文体方面看,在中国,林纾用“文言文”翻译外国小说,后来也流行“旧文体”骈文,而韩国新文学也由于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往往在小说重要的起转关尽文辞铺排之能 事,韵文的色彩仍然比较浓厚。[3]在具体的创作方面,中国的新小说注入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但是“作者长期浸其中的传统写法还是在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3]与中国新小说相比,韩国新小说的审美更趋于传统。当中国新小说、特别是言情小说已表现出自觉的悲剧意识时,韩国新小说仍保持了对‘大团圆’的偏爱。[3]另一方面,着者认为新小说的“新”(文学成就)成了后世文学的“养料”。对此,陈平原也认为:新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起点”。中韩现代文学的大家鲁迅、李光洙等人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他们正因为汲取了新小说的“养料”才能创作出了一系列不朽之作。当然,用现代的审美观点评价中韩现代小说,恐怕不能打高分。但是,它(新小说)尽到了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期”文学的责任,中韩近代新小说无疑推动了中韩各方面的小说的发展。虽然真正踏入“现代文学”时期之后,中韩小说开始“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中韩近代新小说共同发展的足迹。 纵观全书,逻辑严谨,在宏观把握整体面貌的基础上,再微观细致地分析———中韩新小说重点观念、文体、新文学中的“旧文学”传统等问题。着者在新小说的核心问题上深刻而系统地揭示中韩两国新小说的“蕴涵”,理论概括性非常强,具有深刻的启发性,必将对中韩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是,相对而言,文中涉及到的当时的文学评论、批评文的小说理论比较少———尤其是韩国新小说的序、跋。虽然着者重点论述了李海朝和李人稙二人的“小说观”(韩国新小说的代表观点),不过,除了这两位作家的小说观之外,还有着名近代作家崔瓒植之父崔永年写的《序》(1907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2年),《后记》(1913年),《后记》(1914年),《后记》(1915年)等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我们日后在中韩新小说这一领域继续要做的功课。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 一、“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 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提示“中国气派”的启示。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鲁迅、胡适、郭沫若等”。而及至21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着名法国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98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开拓者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英国文学语言论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981年写道:“应该把中国文艺理论同欧洲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中国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 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1995年获第二届中国国家图书奖。着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鲁迅、胡适,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他对莎剧有些评论如译出来传到国外,估计必会赢得西方莎学家们的赞赏,因为其中饱含着东方人的智慧卓见。”③如果说萧乾评语中对“东方人智慧”的强调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是先着一鞭,那么其所思所见与王元化本人同时期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主导思想之强调是不谋而合: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恕我再一次借用正在受人指摘的余英时的直率说法:“今天的文化危机特别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浮躁心理上,仰慕西方而不知西方文化的底蕴,憎恨传统文化又不知传统文化为何物。”④并非偶然的是,十年后日本学者将《思辨随笔》作为《王元化着作集》之一而完整译介⑤。《思辨随笔》于2004年增补修订为《思辨录》⑥。有的高校教师开始将之作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时必读的教科书”⑦。最近一位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年轻学者在《王元化〈思辨录〉的方法论意义》专题论文中提出:“《思辨录》体大思精虑全、圆融中外古今,对其展开全面研究是一门大学问。”⑧笔者初步考察统计,《思辨录》全书出现的外国作家与文学人物姓名不下三百之数。如果以外国文学作为“比较文学”参照系,则该书内涵之丰富也可见一斑。 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还可追溯到其历年乃至早期着述中。例如文艺评论集《向着真实》初版于1952年,其中所及的外国文学家不仅有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罗曼?罗兰、果戈理、卓别林,还包括法国作家左拉、美国作家考德威尔、捷克作家伏契克,以及委内瑞拉诗人等。该书再版后记回顾道:“我写下了对自己所喜爱的某些作家的一些感受。其中有些看法现在虽然已有所变化,但对于这些引导我认识生活和怎样对待文学事业的先驱,我始终怀着青年时代的崇敬心情。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的心中仍激起当年的感情波澜。”⑨一位年长学者回忆八十年代末读到《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创作论》二书时的心情:“那时,我在一些前辈鼓励下,正起步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研究生。相遇王先生这两部着作,对我而言,真是不期而遇的‘机缘’。《向着真实》这部处处充满真知灼见的评论文集中,最引起我注意和兴趣、且对我产生影响的,是他评论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两篇文章,先生对罗兰作品认识独到,见解高远,我不仅在自己的论作中加以征引,也在对研究生授课中多次介绍过。”①王元化青年时代最初论文是1939年发表的《鲁迅与尼采》。他晚年自述该文“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其中有“机械论的痕迹”②。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思想史叙事中,迄今它依然不失为“三十年代关于鲁迅的最有分量的论文之一”③。《鲁迅与尼采》的标题与今天“比较文学”研究的通常模式相契。该文作为王元化最初发表而产生影响的论文,意味着其学术生涯中的某种潜在基质。如果说这种基质与后来引进的“比较文学”研究视阈和方法不谋而合,那么王元化自1939年迄至去世的2008年,在近七十年中先后出版的四十余种着述中,都可能包含“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因素和资源。 二、“比较文学方法”与“综合研究法” 原初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基于两个要素:一为文学对象,二为外文研译。前者是比较文学的特定对象,后者是赖以成立的前提。就此而言,王元化学术至少包含若干原初意义的“比较文学”因素。例如他的莎士比亚研究包括对西方莎剧论文的译介。他的《文心雕龙》研究,前期成果之一是对西方“文学风格”代表性论文的译介,后者成书为《文学风格论》④。此外,王元化还与父亲王维周教授合译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⑤。然而在中国语境中,比较文学研究通常也以中译本为对象。即便在这一场合,研究者是否自觉意识到外文原文与中文译文之间可能存在意味差异乃至歧义,这无疑会影响到他所作判断和所下结论是否中肯合理。这种差异乃至歧义尤其表现在一些专门术语上。因此,至少就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而言,对中外术语意味之差异的清醒认识,以及基于 这种认识的追溯考辨斟酌等,理应是研究者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素质。王元化学术中的“比较文学”因素也蕴含于他对汉译西方着作的研读和阐释中。这方面他所提供的启示之一是,对于西方着作中的一些关键性理论术语,必须结合外文语源和语境而尽可能充分辨析、追溯和考量。例如他的《读黑格尔》中多处研讨了黑格尔术语的中译问题。诸如:“情志”、“情致”、“情欲”三者相对于黑格尔原着中古希腊词“”何者更为恰当;“知性”较之于旧译“悟性”或“理解力”为什么更能妥切传达德文原着“Verstand”之旨;“总念”、“概念”之于德文“Begriff”的孰所优劣;中国古典美学“气韵生动”、“生气灌注”与黑格尔美学“beseelt”的汉译关系;被英译为“sense”(感觉)的德文“sinn”是否可以译为“艺术敏感”;为什么应该用“宁静”来替代中文旧译的“静穆”,等等⑥。这里我们以《读黑格尔》用“情志”翻译“”的一例观之。 后者在黑格尔德文原着中就是一个源于古希腊的外来词,并且黑格尔本人认为它在德文中很难找到确切译词。而据《读黑格尔》对“”词的考察:它在英文中译作“Pathos”(意为悲哀,哀愁,动情力,悲怆性等),在拉丁语中译作“Qual”(意指本原的痛苦),在恩格斯着作中被解释为“苦闷”,在中文旧译中转成“情致绵绵”。这些译词相互歧异,究竟如何汉译为恰?王元化考辨的结论是:“”这个词不仅涉及情感方面,也潜在“志”的意蕴,它指谓的是一种“合理的情绪方面的力量”;中文旧译“情致绵绵”未能传达该词的“志”意,英译“Pathos”(悲怆情感)也遗漏了该词的伦理意味①。这个例子至少表明,王元化对黑格尔术语的把握是经过多方考究和反复斟酌的。一方面,其结合黑格尔理论体系背景而辨析的方法是超出了一般语言翻译家的关注所及;另一方面,其对该词语源的尽可能追根溯源,亦足为重思想而轻学术的年轻后辈有所借鉴。就外来的“比较文学”方法而言,通常认为主要有“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两种。而这两种方法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这里仅就平行研究方面管窥一斑:在我读过的剧作中,我把具有这种特点的剧本称作是“散文性戏剧”,将它与“传奇性戏剧”相区别。……我对散文性戏剧和传奇性戏剧所作的比较说明,在我过去所写的文字中曾留下了痕迹。②王元化以“散文性戏剧”与“传奇性戏剧”来概括契诃夫与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特点,这显然可纳入“平行比较”。据考察,我国建国初戏剧界关于戏剧结构的分类,有开放式、闭锁式、人物展览式的三类型说;至上世纪80年代有纯戏剧式、史诗式、散文式、诗式、电影式的五类型说,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史诗式结构的典型,契诃夫戏剧作为散文式结构的典型;同期又有论者以“非戏剧化倾向”来指谓契诃夫戏剧的特征。 由此回瞻,王元化五十年代对契诃夫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之异同的概括至少可谓先着一鞭③。比较文学界通常所谓“平行研究”主要限于将A与B两个不同国别的文学对象加以比较(例如阿Q与唐?吉诃德之比较)。这一方法无疑来自国外。相对于此,王元化的方法另有其独特之处:即比较的对象常常不限于A与B,而是A、B、C乃至更多。例如在被评赞为中国比较文学“开拓”之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比较所及的外国文论包括马克思、黑格尔、歌德、威克纳格、契诃夫、别林斯基等;其所涉国别则包括德国、英国、法国与俄罗斯等。这种比较显然超出了通常以两个国别文学为对象的“平行比较”模式。这种不拘常套的“平行研究”在王元化着述中多处可见,下面是另一例:《雷雨》充满浓重的传奇色彩,《北京人》只是生活的散文:平凡、朴素,好比一幅水墨画,……我不想判断传奇的悲剧好,还是散文的悲剧好。莎士比亚式的悲剧我喜欢,契诃夫式的悲剧我也喜欢。不过,传奇的悲剧容易渲染过分,以致往往有失真之弊。雨果的《钟楼怪人》是伟大的作品,可是我个人的口味更喜欢史坦培克在《人鼠之间》中所写的莱尼。这是一个力大、粗鲁、丑陋的壮汉,在粗糙的灵魂中同样充满了人性和柔情。他更平凡,也更使我觉得亲切。以上这些就是我当时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我至今未变。但是任何一种正确观点,如果固执地推到极端,作为审美标准的极致,就会产生片面化,从而使自己的眼界狭窄起来。……前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话,确实是有道理的。④其中比较所及对象除了莎士比亚与契诃夫外,还包括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雨果的《钟楼怪人》、史坦培克的《人鼠之间》。 英文中,两个对象之间的比较与三个以上对象之间的比较,在语言表述上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介词,即“between”与“among”。其差异表述如下:(1)totelldeference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betweenAandB.(比较A与B两个对象的相通)(2)totelldeferenceamongA,B,C.(比较A、B、C三个对象的差异)toshowsimilarityamongA,B,C.(比较A、B、C三个的对象相通)如果将上述两种比较分别称为“between型”与“among型”,则王元化着述中的“平行比较”方法,如上所见是两者皆有,而构成其独特之处的则是“among型”①。这种独特的“平行比较”并非出于纯方法的创意,而是与王元化探究的问题有着潜在逻辑关联。就上举《文心雕龙创作论》而言,其目标是要探寻文艺创作规律;而“规律”是普遍的,因而必需尽可能广泛地比照中外文论而分析概括揭示之。该书所及诸多对象和国别的中外文论正是缘此而被纳入比较视阈。至于王元化当年之所以要探究“文艺规律”,不仅因为“在文艺领域内,长期忽视艺术性的探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由于“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智,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②。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八十年代中国背景中的“比较文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然而当《文心雕龙创作论》在八十年代末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荣誉奖”后,王元化却公开承认:“老实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研究。在撰写本书时,我也没有想到采取比较文学的方法(例如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方法等)”。他回顾当初首先想到并尝试的是“综合研究法”,其具体途径则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他还特别强调其中“古今结合”一端尤其受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法论的“极大启发”③。由此约略可见,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的原因,不仅与其所研究问题是有逻辑关联,也不仅是基于中国特定时代和语境中的重大问题,而且在方法论本身的思想资源方面,也包含着其独立思考探索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王元化“比较文学”方法之独特,同时也表征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某种“中国特色”。 三、独特风貌与思想关怀 王元化“比较文学”研究的另一显着特色在于贯穿始终的思想关怀。仅以他本人所说生涯中“三次反思”为焦点稍作考察可见,其思想轨迹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谓是进入和不断深入“比较文学”研究的历程。第一次反思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在四十年代读名着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④这次“反思”对象包括苏联文艺理论、日共藏原惟人艺术观等。这意味着反思主要涉及当时新进的外来文艺思想之偏颇。而据以反思的资源包括“读名着”(主要是读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与满涛(《别林斯基论文学》翻译者)的影响。这又表明他的反思是以某种外来文学来比照另一种外来文学。换言之,贯穿这次反思之思路的是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外国文艺思想进行比较。该时期王元化读得最多的是契诃夫文学:“一九三八年我认识了满涛。他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樱桃园》,……读了《樱桃园》,我马上再去找契诃夫的其他剧本。”契诃夫吸引王元化的首先是“情节上都平淡无奇”,“但是契诃夫把这些平凡的生括写得像抒情诗一样美丽”;王元化从中领悟到的是“柔和的、含蓄的,更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的”魅力①。这种魅力与他原先所接受的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即“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是迥然别趣。 这次反思的标志性成果是数年后发表的小说《舅爷爷》。据王元化当年一位学生后来回忆,《舅爷爷》发表后,时任上海地下党文委委员的作者曾遭到老文委 书记的指责:“为什么写童年时代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政治服务?”②可见该小说与当时另一种文艺观有所抵牾。而当年另一位地下党文委长者却赞扬作者“真的脱胎换骨了”;王元化从此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③。《舅爷爷》的主人公有种种缺陷,例如喜欢赌钱喝酒,被大人们看不起,受小孩们嘲笑,妻子谩骂也不敢回嘴。但是惟独他,在涨大水时不顾危险跳入急流去救溺水小狗;惟独他,在童年“我”发烧昏睡时整夜不合眼看护;惟独他,在赌博赢钱后高兴得带“我”去看戏。小说叙事主人公说:“舅爷爷使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温暖、光明和可爱!”这个“舅爷爷”既不是英雄人物,也难以用善恶分明的阶级论方法归类,但是该形象蕴涵着对契诃夫文学“富于人性和人道意蕴”之魅力的认同却是显然④。就该小说在当时所触及和反思的问题而言,也是当年中国历史语境中的文艺观焦点所在。第二次反思发生于一九五五年因受胡风案牵连而被隔离审查的时期。其间王元化所读书目首先是、列宁、斯大林、苏联哲学、马恩着作等,几乎囊括了当时“马克思”系列的所有着作家:当这一切进行完毕,我把我的全部攻读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黑格尔《小逻辑》、《莎士比亚戏剧集》。有关前两种,我写了数十本笔记。其中《资本论》是马克思最主要经典,黑格尔是马克思思想主要来源之一,莎士比亚戏剧则是马克思着作中引用文学典故最多的对象。 因此可以说,读这三位大家的过程,某种程度也是“比较研究”的过程。这里我们仅观其读莎士比亚方面。中国最早翻译莎士比亚者梁实秋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王元化在1938年读过该书;至六十年代初,他先后写过论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佩斯的四篇论文,编集为近十万字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手稿(“”中迫于情势而烧毁了)。然而当时王元化对莎剧的魅力并不十分推重。他自述原因之一是受“五四”流行观念的影响。当年文学思想多重功用,更关注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等(如鲁迅)。另一原因是“对于三四百年前的古老艺术觉得有些格格不入”。因此,当年偏爱契诃夫的王元化与夫人张可(莎剧汉译者之一孙大雨先生的学生)之间,在艺术观念上形成有趣比照:那时我常和张可谈论这个问题。她并不赞同我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喜欢争辩,只是微笑着摇摇头,说莎士比亚不比契诃夫逊色。当时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⑤王元化对莎士比亚真正产生爱好是在五十年代下半叶的隔离时期。其时“无论在价值观念或伦理观念方面,我都需要重新去认识,有一些更需要完全翻转过来”。在这样的困厄中,王元化重读奥瑟罗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奥瑟罗的绝望这样震撼人心;因为他由于理想的幻灭而失去了灵魂的归宿。伟大人文学者笔下的这个摩尔人,他的激情像浩瀚的海洋般壮阔,一下子把我吞没。我再也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西方莎学研究中鲜有把奥塞罗悲剧原因解读为“失去理想”,那么王元化的所感所悟可谓中国新论。 这个新论缘何产生?王元化自我分析道: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尽管不少人后来宣称向理想主义告别,但毕竟不能超越从小就已渗透在血液中,成为生存命脉的思想根源。……这种对于奥瑟罗失去理想的共鸣,终于改变我对莎剧的看法,引导我重新进入他的艺术世界。仅此可见,王元化读莎士比亚的新认识,不仅缘起于他所遭遇的中国语境中的政治磨难,而且相当程度上表征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样的莎士比亚观,意味的应该不仅是艺术趣味方面的新见解。第三次反思主要见于《九十年代反思录》,作者称之为自己“最好的思想劳作”①。然而以现在“学科”观念视之则该书大都超乎“文学”范围,下面且举数段与文学关系比较直接者(标题为笔者所加)。1、汉译西方名着的“奇迹”(五十年代末)我在书店看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不少汉译西方名着,这些书的质量远远驾凌在过去商务印书馆出的同类书的水平之上,只要将同一原着的前后不同译本作一比较,就可以立判高下。解放后形成了一支优良的翻译队伍,他们工作认真负责,在掌握母语和外语的能力上,在专业知识的修养上,都属上乘,不仅超迈前人,而且(恕我遗憾地说)也是现今许多译者不可企及的。……这些译着的出版似乎是个奇迹。(第286页)2、“至今仍在沿袭那套陈词滥调”情志既非思想又非感情,同时既有思想的某种性质又有感情的某种性质。一般文学教程从来没有像这样来探讨问题。黑格尔的情志说不仅发人所未发,而且将艺术作品中表现思想感情的问题置于更深入更合理的地位上加以解决。遗憾的是在黑格尔提出情志说后,很少有人重视这一说法。我们的文学教科书至今仍在沿袭那套文学既表现感情又表现思想的陈词滥调。(第231页)3、“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我要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的不仅是理论,还有一些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特别是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法国革命悲剧系列:《七月十四日》、《丹东之死》、《群狼》、《爱与死的搏斗》等等。这些书我在青少年时期读过,但近来它们给予了我过去未曾领受到的一些新意蕴。(第108页)王元化(1920-2008)生涯中的“三次反思”先后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以来的三个三十年。依次为:1、“五四”初期至新中国成立(1920-1949),反思“左的教条倾向”;2、建国至改革开放(1949-1978),反思“极左思潮”;3、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初期(1978-2008),反思的是范围更广的“激进主义”与世界蔓延的“物质主义”②。在这个意义上,王元化的思想历程具有持久的连续性、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标志性。从而,王元化“比较文学”独特风貌的底蕴,与中国现代思想史并非无关。 四、推重“王国维读《资本论》”的启示 二十多年前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迄今依然有一个鲜为学界注意的特点。这就是同时推重王国维学术与马克思《资本论》。该书对王国维学术的推重至少有四方面表征:(1)引鉴王国维的文字考证成果,并称颂其“义据甚明,可为胜解”;(2)评赞其文艺美学观点,并结合古典美学而阐发其文论史上的现代新意;(3)运用其首倡的地下文物与地上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并率先得出相关新结论;(4)称颂其为在近现代学术方法史上“开拓新境界”的首要代表,并循此方向而继续努力①。就推重《资本论》方面而言,《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写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的那天起,我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据笔者对该书各章考察所见,其中直接引鉴后者之处计数16条。《文心雕龙》与《资本论》两部经典,年代上有古今之隔,文字上有中外之别,内容上更有文艺学与政治经济学的截然异域之归类。缘此之故,虽然二书传播历史长久,研究文献积厚,而迄今罕见相互关联而切实研讨的文字。王元化的《文心雕龙》研究是唯一特例②。王国维曾长期被视为顽固反动,或落后守旧、冬烘迂腐的代表;王国维与《资本论》之关系通常还被认为风马牛无涉乃至对立。然而以今日中国学界通识观之,王国维已然堪称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守护人和维新者;《资本论》的作者则已被西方知识界推为“千年第一伟人”。由此可见,早在六十年代《文心雕龙创作论》手稿中就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的王元化,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可谓先着一鞭。 2007年王元化在新编《王国维全集》序言中③,引录了王国维写于上世纪初的如下一段话: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谓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这段话的意义在今天无疑不限于比较文学界。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目标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隐蔽规律”,以打破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幻想;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的最初目标是揭示“文艺规律”,以破除教条主义文艺观的迷妄。《资本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文心雕龙创作论》最初是深切感应中国语境中 文艺与政治的时代性问题。《资本论》在当时欧洲政治经济学领域属于异端;《文心雕龙创作论》与当初中国文艺潮流迥异。马克思是在类似“下地狱”和“坟墓边徘徊”的艰难条件下从事研究;王元化最初撰写该书是在沦为“政治贱民”的六十年代。马克思以毕生精力从事《资本论》研究;王元化研究《文心雕龙》经历了三十年以上的“漫长历程”④。如果说马克思学说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征之一,那么王元化在研究《文心雕龙》的同时借鉴《资本论》,当亦可谓是“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之开拓者。王元化晚年写有《王国维读〈资本论〉》专文。笔者循此考查发现,王国维读《资本论》时间是在1902-1907年之间,比通常认为中国最早读《资本论》的学者早了近十年(是在1914年留学日本后开始研读《资本论》)。因而前者可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早接触《资本论》的学者之一①。 然而《王国维全集》始终未见谈论《资本论》的文字。这意味着王国维与《资本论》之间存在隔阂。就此而言,王元化率先同时推重王国维与《资本论》,倡导的是一种打通隔阂,继往开来的新思路。王元化在《王国维读〈资本论〉》中感叹:“那时的学人阅读面极广,反而是后来的学人,各有所专,阅读也就偏于一隅,知今者多不知古,知中者多不知外。于是由‘通才’一变而为鲁迅所谓的‘专家者多悖’了。”②如果说这番感慨连同王元化“比较文学”的独特风貌,启示了一种“思通博雅”的人文境界③,那么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文学”具有走近这一境界的相对优越性,而后者也可能为前者提示并丰富“中国气派”的内涵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摘 要】本文探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四种类型：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文章探讨前三种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试图在学术论文写作范围内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有所指导、帮助。 【关键词】当代文学 比较文学研究 运用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研究就是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方法就是文学评论方法。各个学科有着共同的基本的科学的研究方法，而针对具体学科，又都有专业性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就简略谈一下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众多专业方法中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二十世纪，是整个世界在各民族及其文化的急剧碰撞、交流中走向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历史阶段，而二十一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尤其经济全球化更促使各民族文化跨出国门，世界文化交流更是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一种“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在文学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强烈关注。在当代文学研究中，不少学者在比较文学的研究框架中，还运用心理学、文化学、形式分析等多种方法，使文学比较研究深入全面。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四种类型：最早的源于法国的“影响研究”，继而又有美国首倡的“平行研究”，苏联创造的“历史类型学研究”，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主要运用“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这三种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注重国别影响，也就是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学影响，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来印证有关“影响”的假设，凸显作家作品之间的精神联系。某个作家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对外国作家及其作品有所了解，并且自己在写作中可能受到他们的影响，如鲁迅的有些小说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出了和传统小说不同之处。这种研究方法目的在于寻找作家作品跨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研究作家接受外来影响与个性创造的辨证关系，影响发生的原因、条件以及变化过程。“比较学者们对影响所作的界说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在当代文学研究中，题材处理、主题原型、艺术风格、技巧等艺术创造的范围内都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展开研究和比较。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受西方文学的影响，王蒙是比较突出的一位。我们都知道,王蒙作品中的幽默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幽默，他从西方的“黑色幽默”里吸取了“浓缩的荒诞性”和“黑色的”戏剧性。并且我们知道，王蒙在十七年的创作中，在作品的结构方面独树一帜地采用意识流动结构法，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这种写法与西方的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有着深刻的联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运用“影响研究”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化对王蒙创作的影响。这方面论著如《论王蒙小说的文学空间》李珠鲁(韩国仁济大学中文系)就重点考察了王蒙小说所展现的文学空间形态及其性质,探讨王蒙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运用现代主义的意识流交错手法来结构作品，强调了西方意识流手法对王蒙小说创作的影响。再如许子东《当代小说探索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就探讨了西方文学流派对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影响，《沈从文与精神分析学说》注重研究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当然，影响都是相互的，在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影响，要找到文化影响对作家作品影响的普遍规律。在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影响俯首皆是，我们要用发现的眼光更深入研究当代文学。 美国学派提倡的平行比较方法研究，提倡文学跨国界“共时性”研究，是“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益的结论。”也就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比较方法。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和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跨文化的对比研究，将不同的文学现象贯穿起来，揭示它们之间的逻辑和理论联系，以探索世界文学创作的共通规律。平行比较方法包括两种类别的研究，一是探讨作品的类同，一是探讨作品的对比。它并不是将两种文学简单地相比，而是在主题、题材、类型诸方面建立比较关系：以文学作品的主题为中心，考察同一主题在不同国家的文学里表现的异同点；以题材为中心，分析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文学中的不同处理；按照文学的不同类型进行分类比较，如风格比较、情节技巧比较、人物形象比较等等。如《〈天龙八部〉的原型分析（从〈俄狄浦斯王〉谈起）》,这两个作品乍看上去毫不相干，但作者通过深入研究从作品表层的巨大差异中找出了它们之间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不同国土上的荒野：中西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语境》、《廖辉英〈盲点〉与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母亲角色》等，都为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可以采用这种比较分析的方法。 在运用平行比较方法时，对比研究注重在某类现象的比较中寻找差异时，较多采用演绎思维方式，如对中西文学中吝啬鬼形象的比较研究;类同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同点时，则更多使用归纳思维方式，从个别中见一般，分析文学的社会、历史土壤和文化条件的研究，如《〈莫须有先生传〉与〈堂吉坷德〉之比较研究》。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在更广大的空间中来研究文学，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提出的阐发研究，也就是用西方的理论阐发中国文学。这种研究方法在近十几年受到学者相当的重视，并作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用精神分析法来分析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可以更加透彻地看到狂人的无意识行为中隐藏的心理动机，能够更好地理解狂人形象，进而为理解作品找到突破口。《艺术心理与政治心理的冲突——矛盾小说理性化倾斜的心理学阐释》运用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分析矛盾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从非传统研究方法中挖掘出作品更多的内容，让我们看到了作品内容的更多层次。二十世纪西方在文学理论方面大有收获，文学的各个环节，不管是作家、作品、读者还是文学创作过程，都有一系列的理论，这些理论传到中国，对当代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结构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存在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理论等，我们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可以运用这些理论来寻找与当代文学的契合点，用它们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可以融会贯通，更加细致地解剖作品。《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对比研究》就是运用女权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韩当代女性小说的异同。《须一瓜小说中的荒诞性》则是从存在主义的理论出发，看到须一瓜作品中的荒诞的性质。当然，不管我们运用什么理论去阐述文学作品，研究之前都要对一种理论模式做分析和选择。另外我们还可以在寻找文学创作与历史、宗教的联系中，加深对文学的认识，如当代作家的宗教信仰对创作的影响，当代作家创作与佛教、道教文化的关系等。如贾平凹、孙犁等作家作品中传递出浓重的道家文化，就可以研究他们的创作与道家文化影响的关系等。 我们对中外的文学作品、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了在历史纵向范围内的对比研究，可以探讨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将不同时期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及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张爱玲、王安忆小说创作中的市民意识比较》《异中有同的两种中国味：观照赵树理和汪曾祺》等，可以加深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文学的认识。 总的说来，新时期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容易出新的批评领域。借鉴新观念、新方法，剖析比较研究对象，作出新颖而深入的发现、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特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作者：姜旭 单位：黑龙江工业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语文课本中比较文学研究 笔者所从教的中学语文课本选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初中计14篇，高中计10篇，其中不乏脍炙人口、情文并茂的名篇佳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据一定的地位。编者基于“文道统一”的原则，一方面使学生通过学习能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另一方面于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意给学生以启迪。作为教学活动主导者——教师，怎样才能教好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个“窗口”来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其对庞杂的世界增加感知和了解，一直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比较文学定义 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学科，最早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比较文学既不是“比较”，也不是“文学”，它是一门开放性、多方位的动态学科，其定义为：研究两种语言、两种民族关系之间，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和相互关系的学科。学习这门学科，掌握比较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对于中学语文教师既可以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又可以在课堂上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导学生通过学习作品来了解世界，并把课内讲授与课外阅读有机结合，培养学习的兴趣，拓宽学生的思维，使其具有全球意识。这种隐性作用，一旦发挥出来，这些经过培养的21世纪人才，不论在专业还是在建设上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落实了教育的目的。 二、比较文学研究 在教学中，我们可以把主题相同的作品加以归类分析，进行平行研究：第一，将杨沫的《坚强的战士》与伏契克的《二六七号牢房》进行比较，两文都是以反抗殖民者和法西斯的压迫而在狱中斗争为主题，通过详细而具体的狱中人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赞扬了革命者的顽强意志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两者不同的是，伏契克的作品属于报告文学，真实动人；杨沫的《青春之歌》则是长篇小说。结合历史的学习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风起云涌的斗争情况以及法西斯必然灭亡的规律。第二，学习都德的《最后一课》，可指导学生课外阅读郑振铎的《最后一课》。它们反映的都是外族入侵使本国语言禁教的故事，叙述了在沦陷区上最后一堂国语课的感人情景。作者细腻刻画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及思想斗争，充满着对祖国的挚爱之情以及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文章在生动处，催人泪下。学习这样的作品，能使学生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第三，在入选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不少篇幅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本质，批判了它腐朽的金钱制度。如《最好的顾客》《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警察与赞美诗》等文均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冷漠的人际关系和堕落腐败的制度作了曝光。作者虽然不属一国，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文章，学生对所谓“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有正确的认识。平行研究的题材学是研究同一题材在不同国家中的发展变异，运用这种方法，讲授巴尔扎克的《守财奴》时可联系各国形形色色的同类人物，像果戈里的《死魂灵》的泼留希金，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等，分析作品便可以发现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特殊的守财奴，有资本主义初期的，有封建社会末期的，有封建社会中期的，他们都具有贪婪、吝啬的本质，但他们也各不相同，如泼留希金呆板地守财，以致所有的家产都毁掉；葛朗台视金钱甚于生命，毫无夫妻、父女之情；严监生吝啬到令人发噱的地步。经过类比分析，学生对“守财奴”形象系列就会具有全面的认识，并于理论的高度加以批判。再如高尔基的《母亲》叙述了二十世纪初一个由逆来顺受，备受压迫的普通劳动妇女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英雄的过程。母亲叶尼夫娜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作为同种题材的叶圣陶的《夜》塑造了一个由悲痛到愤怒、由怯弱到勇敢的母亲形象。反对派的疯狂屠杀，普通家庭的悲惨遭遇，人民群众经受的深重灾难是母亲转变的原因。两文都热情讴歌了母性宽广伟大的心胸，反映了正义的革命必胜，同时也阐发出斗争使人坚强的真理。用影响研究的方法，从渊源学的角度，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作品的影响。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在主题、人物、情节、风格和语言诸方面成了鲁迅作品的渊源。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说过：“但《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庭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都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就是说两篇同名作品分别塑造了两个时代的狂人，而鲁迅笔下的狂人要比果戈里笔下的狂人“忧愤深广”，也可以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救救孩子”作结，喊出了时代的呼吁，令人不由猛然警醒。让学生了解两篇作品的内容，理解其中的渊源并着重分析鲁迅作品的现实意义，对于认识鲁迅的短篇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三、结束语 经过课外的阅读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文学，无论在主题还是风格上都有相同或者同中有异的特点，这是世界文学的规律。运用比较文学，可以系统的把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加以比较，这就以理性的角度使学生对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感知。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学好课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仅仅满足于课本是不够的，除了要读一些辅导书、参考书之外，还要尽可能地多读些外国文学作品。时代需求更多的人才，因此掌握科学的方法，通过作品来了解外国，对于中学生不啻为一条捷径。 作者：周琳 单位：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全球化背景下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 比较文学的产生及发展对于文学研究有不可取代的贡献和意义 1.拓宽视野，扩展研究领域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民族的包容性极强的学科，它跨越和打破了民族，语言，文化的障碍，双边及多边的事业取代了单一的文学视角，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能广泛地理解各文学及文化之间的差异及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视野。比较文学的研究体系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历史类型学研究，阐发学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影响研究的范围包括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平行研究的范围包括主题学，形象学，文类学，比较诗学等；文类学是对于文学种类，文学体裁的比较研究；主题学是研究同一主题在不同民族文学中的不同表现形态及其形成原因，发展过程，包括题材，人物，母题等的比较研究；比较诗学是对各民族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形象学专门研究一个民族文学中其他民族（异国）的形象，研究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文学作品如何构建它种文化的现象。这样，比较文学涉及及涵盖了许多领域，角度，跨越了多种联系，大大扩宽了研究领域和视角。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但仍然以文学为中心，但文学与众多学科都有联系，也可以跨越众多学科，与艺术的其他门类紧密相连，如音乐、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等；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相互渗透，如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与自然科学也彼此关联。 2.百家争鸣，促进多元文化并存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越国家的学科，它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文学现象，仔细研究各种文化形态下的特征和规律。不管作家作品的水平高低与名声多响，不受国际，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使各种文学形式，文化形式相互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比较文学这一跨越与包容的学科，使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现象得以实现。它曾突破了法，美学派的二元对立，改变了欧洲中心论的文化僵局，将对历史与金泰的多种国家与民族间交流的认识及思维模式打开，使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得以实现，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得以实现，促进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局面的实现。 3.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 比较文学是在各国家，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各种文化相互交流之上发展起来的。反过来，比较文学也将会促进文化交流，推动文学发展。比较文学的跨越性，跨越了文化，民族，学科，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宽领域，大视野的研究学科。在其研究过程中必然会对不同的文化，文学及其它文学，文化现象加以比较进行研究，这样就会使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对对方有一些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认识和理解就是一种文化交流，并在某种成都市反映到文学上，不知不觉中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易陷入的误区比较文学有两个易陷入的误区需要注意一下 1. 认识的误区 有的学者认为“比较文学”就是比较不同国家、民族、文化的作家作品，或者不同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异同。他们认为只要找到了两者或多者的异同，并挖掘出原因，他们的研究就成功了。但有些学者认为真正的比较研究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文化和学术背景，说明为什么要选择做这样的研究课题的原因及做了这样的研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所以说要想做好比较文学的研究，就一定要对着一门学科有个正确的认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有个深入的认识和挖掘。 2.比较的误区 有些学者认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文学现象只要存在相似性就可以进行比较研究。有些论文只要找到了一些相似点就匆忙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得不出什么结论，或者得出的结论没有说服力和意义。这样的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浅层次的研究，因为没有得出有价值性的结论。对于文学或文化的研究是通过对作品及文化有深入地了解并精读，品味才得出的可比性，而不是在表面上看有相似性或差异性就进行对比研究的，要注意差异性不等于可比性。对精细品味之后对可比性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才是比较文学的真谛了。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比较文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比较文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意义也愈加显现，不仅开拓了比较的视野，促进了多元文化的共存，还加强了各民族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但在进行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两个误区，深入认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及研究方法，并作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作者：王文静 单位：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大学语文比较文学研究 一、影响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首创。所谓影响，并不是在一个民族内部文学或者作家的相互影响，而是一个民族内部所不具有的外来因素。影响研究就是要运用充分可靠的材料来阐明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事实，探讨其中的规律。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大学语文》中有许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名篇，可以采用影响研究的方法来分析。比如用影响研究的方法分析教材中涉及的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王蒙的《语言的功能和陷阱》、戴望舒的《萧红墓畔口占》和冯至的诗歌《为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等，主要探讨西方文学的艺术特点或者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文学造成的影响。 （一）分析外国文学艺术上的影响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文体均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包括在我国古典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通过分析这种影响，可以加深学生对文学作品艺术特点的认识。以《语言的功能和陷阱》为例。这是王蒙在2004年受聘南开大学兼职教授时发表的演讲，可以看成是一篇论述语言功用的论文。笔者在分析这篇文章的艺术特点的时候，有意引导学生将这篇文章的论说方式与中国古代文论中诗话、词话的形式进行了对比。王蒙的文章是以逻辑分析为主，而传统文论中的诗话、词话则是主要采用感悟的方式。王蒙采取的这种言说方式，其实就是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已经采用了这种言说方式。许多同学认为，这样的讲解方式加深了他们对中西方文论的认识，也使他们认识到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文论言说方式的不同。 （二）探讨外国文学思想上的影响 汉语不仅是文学形式的载体，在更深层次上它是思想的载体。西方文学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特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思想。通过分析现代文学中某些篇章的思想渊源，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明白作者或者作品的深刻思想。笔者在讲授张爱玲、钱钟书和冯至等名家作品的时候，分析了西方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在张爱玲一讲中，以《倾城之恋》为例，与学生共同探讨了西方个人主义对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在其小说名篇《倾城之恋》中现身评论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总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队平凡的夫妻”。我们就以这句话为由头，讨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不是个人主义者。大部分同学认为白流苏和范柳原是个人主义者，因为两个人都是自私的人，在恋爱的过程中机关算尽。在学生发表完意见之后，我给学生分析了个人主义的渊源以及个人主义的本质。通过我的分析和讲述，学生明白了张爱玲在某种程度上误读了西方的个人主义。真正的个人主义，不仅是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强调自我支配的个人或自我，而且是建立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的。通过影响分析，学生不但加深了对中国作家作品的认识，而且认识到了各种思想来到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二、平行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石。平行研究是对那些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比较其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出有价值的结论。相对于影响研究而言，平行研究摆脱了“事实联系”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性。在大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既可以将文中的某些内容拿来进行平行比较，也可以将整部作品与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 （一）课文局部内容的平行分析 大学语文教材中有一些篇章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所创作。在这些文章中，学者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的立场上，将中西文化进行了对比。其中一些言论是这些学者多年思考和深入体味中西文化的结果，因此是振聋发聩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论者没有将一些观点进行进一步论述。在教学中可将一些观点作进一步解释，以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序二篇》是季羡林和陈省身为范曾所作诗剧《庄子显灵记》写的序。季羡林在序文中说，中西方在处理人和大自然关系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态度，西方主张“征服自然”，而中国则主张“天人合一”。这个论点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为了让学生理解这个观点，我们在分析这两种态度时，将爱琴海的地理特点、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与中西文明的产生联系起来。爱琴海的地理特点导致了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而黄河中下游一马平川、适合耕作的特点，则导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发达。西方商业社会的发达使人们倾向于“征服自然”，而中国农业社会使人们更倾向于“天人合一”。接下来还分析了这两种态度在文学上的表现。深入分析季羡林、傅雷等学术大师对中外文学、文化的看法，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大师们的思想，也可以进一步引发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 （二）作品的平行比较 作品的平行比较是一个较为自由的研究范围，它既可以把不同民族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也可以将它们的艺术思想进行比较。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引入作品平行比较，将大大增加教学的信息量。许多学生觉得《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已经耳熟能详，《诗经》的艺术特点已经烂熟于心，因此对学习教材中所选《蒹葭》不怎么感兴趣。为此，笔者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在讲述这篇诗歌的时候，将它与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进行对比。我将两首诗歌诵读之后，许多学生凭直觉发现这两首诗歌具有不同的美学特色，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两篇诗歌风格的迥异。当学生急切想知道原因的时候，我展开了层层分析。最终学生认识到，《严重的时刻》表现了生命的真实存在状态———人生的荒谬，而《蒹葭》则体现了一种虚无缥缈的审美意境。《严重的时刻》表现的是生活的“真”，而《蒹葭》反映的是生活的“审美”。教学中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可以使学生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高他们对大学语文的兴趣；同时也可使学生加深对具体作品的理解，深化对不同民族文学特性的认识。 三、跨学科研究在教学中的应用 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后起的一种研究类型，它以文学研究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20世纪后半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人类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已有长足的进步。中国语言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或大或小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入手，可以使学生触类旁通，深化对课文的感悟和认知。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可从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关系、语文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入手。 （一）语文与艺术学科之间的打通 在中国古代，诗、乐、舞三者是紧密结合的。音乐、舞蹈、美术的变迁往往也影响着语言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许多大学语文老师在讲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只是考虑到了文学的艺术特点与思想主旨，而淡化或者忽略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之间的联系，因此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应当将文学与其他艺术学科联系起来。比如讲解《诗经》，就可以适当分析《诗经》文本与音乐之间的关系；讲授《春江花月夜》，可以将诗歌与音乐、绘画、舞蹈联系起来。笔者在讲授《春江花月夜》的过程中，先朗诵诗歌文本，接着让学生初步分析这首诗歌的艺术特色，然后让他们听同名的民族管弦乐曲、欣赏同名的舞蹈、观看同名的绘画。同学们发现《春江花月夜》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下，呈现出形态各异却又大致相似的艺术特点。于是，引导大家共同寻找它们的相似点。最后，同学们终于发现各种形态的《春江花月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意境美。这样，通过学习《春江花月夜》，同学们不但深化了对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点的了解，而且明白了意境美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特点。 （二）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打通 大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打通语文与艺术科学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打通语文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本身，认识的境界就不大宽广。将文学与哲学、历史等学科联系起来，大学语文的讲授就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使学生觉得既生动又深刻。讲解教材中的许多古代文学名篇，都可以从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角度去挖掘它们所蕴含的社科内容。比如讲授《庄子•秋水》，不仅分析它艺术特点和思想主旨，而且还应该进一步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庄子思想对中国古代文人的影响，使学生看到道家思想的积极意义。 总之，在大学语文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文学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可以增强课堂的趣味性，深化学生对文学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的认识。四、结语在当今信息空前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大学语文的教学不能局限在文学作品的字词知识、段落大意、艺术特点等方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需要与时俱进。比较文学是一门以跨越与打通为宗旨的学科，将它的一些研究方法运用于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使大学语文的课堂产生更多会意的微笑和深沉的思考，可以使学生的思维跨越学科、民族之间的界限，做到融会贯通，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与哲学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人类文化各子系统的互渗及各学科门类的混生而提出的，它应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历程及知识系统的发展规律，是对比较文学“跨越性”的新阐释。正式的跨学科研究概念是1961年，由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提出的，他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ComparativeLitera-ture，ItsDefinitionandFunction)一文中说:“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文学与哲学同属社会科学，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诸多领域中尤其重要。哲学探索的是关于知识、真理、理性、现实、意义、精神和价值的问题，文学也以此为中心，两者关系密切。正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2］16“哲学”一词，在西方意谓“爱智慧”，在中国也与智慧相关，“哲，智也”(《尔雅》)，“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诗经•大雅•瞻卬》)。西方传统中的譬喻“镜”与中国古代的“文以载道”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及对世界之反思的关系，当然也包括与反思之抽象结晶———哲学的关系。因此，对文学与哲学展开跨学科研究既有学理依据，也有重要意义。 一、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学科分类不明晰的古代，文学与哲学都是混生互渗的关系，表现为哲学的文学化或文学的哲学化。远在古希腊时期，学者们就从与哲学的混生互渗中研究文学。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为“数”，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毕达哥拉斯学派从数量比例关系角度探寻文学艺术，提出“美是和谐统一”。赫拉克利特用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文学艺术，提出“艺术模仿自然”，艺术与自然都在对立排斥中追求和谐，“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美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最美丽的猴子与人类比起来也是丑陋的……最智慧的人和神比起来，无论在智慧、美丽和其他方面，都像一只猴子”。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不可分割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流放射出来造成影像，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形成人对事物的认识。根据这一朴素的唯物认识论，德谟克利特建立了自己的文艺观，认为“文艺模仿自然”，“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学会了唱歌”，而追求和创造美“是一个神圣的心灵的标志”［4］4。苏格拉底哲学的中心是神学目的论，认为宇宙、自然、人和艺术都是由神创造的，神创造自然和艺术是为了满足人的欲望，从这种神学目的论出发，他认为判断美的标准应是对人是否有用，有用即美，无用即丑。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是其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把理式设定为宇宙的本体，认为理式世界是真实的，现象世界是对理式世界的模仿，文学艺术又是对现象世界的模仿，“他们的产品和真实体隔着三层”，“在我看，他如果对于所模仿的事物有真知识，他就不愿模仿它们，宁愿制造它们，留下许多丰功伟绩，供后世人纪念。他会宁愿做诗人所歌颂的英雄，不愿做歌颂英雄的诗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哲学家是最高等级的人，是理智的化身，而诗人以虚构的谎言亵渎神明、贬低英雄、摧残人的理性，投合人性中低劣的“无理性部分”，应该被逐出理想国。“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多大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这就是第一个理由，我们要拒绝他进到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来，因为他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一个国家的权柄落到一批坏人手里，好人就被残害。模仿诗人对于人心也是如此，他种下恶因，逢迎人心的无理性的部分(这是不能判别大小，以为同一事物时而大，时而小的那一部分)，并且制造出一些和真理相隔甚远的影象”。留在理想国中的诗人只许描写公民的诚实、勇敢、节制等美好品行，歌颂神灵和英雄的美好性格，“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如果你让步，准许甘言蜜语的抒情诗或史诗进来，你的国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认的最好的道理了”。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文艺模仿自然”的思想，但反对柏拉图对现象世界和文学艺术的贬低。他认为现象世界是“第一实体”，文学艺术反映现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不仅是真实的，而且富有哲学意味:“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古希腊这种哲学与文学的混生状态被维柯称为“诗性智慧”，他说:“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任何产生或制造出来的事物都露出起源时的那种粗糙情况。我们只应该根据这种粗糙情况来考虑诗性智慧的各种起源。至于流传到我们的诗性智慧起源所享有的那种巨大而崇高的尊敬，则起源于两种虚骄讹见，一种是民族的，另一种是学者们的，更多的是第二种。因为正象埃及高级司祭曼涅陀(Manetho)把埃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翻译成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神学，希腊哲学家们也把希腊的神话故事性的历史都译成哲学。”［6］中国古代文史哲也是一体的，如《论语》《庄子》等先秦典籍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或深刻平实、含蓄隽永，或说理明晰、词约义丰，既是哲学文本，也是文学文本，“文化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先秦有些文学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7］。《论语》从文学角度讲是纯语录体散文。它的语言或者简练而用意深远，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或者诙谐风趣、和平愉悦，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有的浅显易懂、接近口语，如“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论语》还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孔子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论语》还是一部深刻的哲学著作，以形象的语言表现对天、天命等的思考。如孔子将王孙贾所问“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解释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孔子对自己的表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同时代之人更是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此外，《老子》韵散结合，采用排比、对偶、比喻等手法，以诗意的语言探讨玄妙的形而上问题，犹如辞意洗炼的哲理诗;《孟子》巧用逻辑推理方法迂回曲折地表达哲学思想，长于譬喻、排比、叠句，文气磅礴，是对话式论辩文;《庄子》“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庄子•天下》)，通过虚构的世界表达深邃的哲学思想，想象奇崛，是哲理抒情散文的瑰宝。在古代哲人看来，文学艺术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与哲学伦理功能可以一起实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可见，从根源上哲学与文学就有着紧密的联系。 二、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分析 文学和哲学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都表达了人们对人的存在、世界的本质的认识，都要借助语词，并且依据语境进行阐释才能被接受。因此，在对世界、语言、语境、阐释的依赖上，文学与哲学是一致的。不过，从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来说，哲学是对整个世界抽象化和理性化的认识，希望透过现象见到本质，而文学是对世界或人生具体问题的审美把握。从表现方法上看，哲学强调通过概括与判断等对世界进行理性的考察、逻辑的论证，文学则强调通过想象、比喻和象征等对世界进行审美表现，不要求作出逻辑判断，而主要与读者形成共鸣。从内容上看，哲学探究思想或事物的本质，如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本质等，是对思想的思想，即黑格尔所谓“反思”，它力求客观、理智，“不过具有为思维所决定所浸透的情绪和表象是一回事，而具有关于这些情绪和表象的思想又是一回事。由于对这些意识的方式加以‘后思’所产生的思想，就包含在反思、推理等之内，也就包含在哲学之内”［8］，而文学关心的是思想的具体化，是用审美的方式表现思想，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形象性和情感性，“对诗人来说，文字不主要是‘符号’或一望而知的筹码，而是一种‘象征’;它本身和它的表现力都具有价值，一文字甚至可以是一‘物’或一‘事’，贵在有声音和有色彩”［9］94。从文学的内部研究看，文学尽管是对生活的感性表现，却包含着理性认识，有些甚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是在审美的感性形式中追问抽象的哲理。而在文学的外缘研究中我们又会发现，哲学作为独立的思想体系也会影响文学，有些文学作品就是对某种哲学思想的反映、反思或反驳。如康德哲学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悲观主义哲学、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存在主义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正如韦勒克及沃伦所说:“文学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一种记录，因为文学史与人类的理智史是平行的，并反映了理智史。不论是清晰的陈述，还是间接的暗喻，都往往表明一个诗人忠于某种哲学，或者表明他对某种著名的哲学有直接的认识，至少说明他了解该哲学的一般观点。”［9］123文学批评也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尽管韦勒克和沃伦对某些特殊情况有所不满:“那些认为社会因素是文学产生的决定因素的人往往是最激进的决定论者。这种激进主义的根源在于他们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科学有着哲学上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坚持思想史研究法(Geistesgeschichte)的唯心论者，在哲学上与黑格尔体系或其他形式的浪漫主义思想有亲缘关系，这些人士也是极端的决定论者，甚至是宿命论者。”［9］74文学与哲学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哲学启发作家按照一定的价值观表现世界，赋予了文学深刻的思想;文学对哲学也产生了影响，有些哲学思想的提出就源于对文学现象的考察;帕斯卡尔、施莱格尔、克尔凯郭尔、伏尔泰、叔本华、尼采、瓦雷里、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等都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这一课题的研究如周国平的《诗人哲学家》、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等。 三、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践 在对文学与哲学进行具体的跨学科研究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或至少以文学与哲学两者同为中心进行研究。可以对两种学科的规律进行相似性与差异性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以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为中心，研究其中的哲学影响，或者以哲学理论为工具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虽然文学也会影响到哲学，但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研究不应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只应被视为两学科跨越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因为文学对哲学的影响立足哲学为中心，应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 (一)文学与哲学的学科“间性”研究文学不是把哲学转换一下形式，塞进意象和诗行，而是要表达一种对生活的认识。对命运与自由、偶然与必然、精神与物质、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贯穿于文学和哲学之中。如古希腊的克列安提斯(Cleanthes)所说，诗是传达哲理的有效工具，“韵律、歌词和节奏唯有在默想神圣的哲理时，最接近真理”［10］。薄伽丘认为文学的本质即哲理:“为了使真理因难得而显得更可爱，因而记得更牢固，诗人们往往把真理隐藏在表面看来好像与真理相反的事物之下。因此，他们就用寓言而不用别的方法隐藏真理，因为寓言之美能吸引哲学家论证或雄辩之词所不能吸引的人们。”［11］锡德尼(PhilipSidney，1554—1586)在《诗的辩护》中也说:“凡是哲学家说应该做的事，诗人就假定某一个人做了这事，给这过程画了一幅完美的图画来，因而把一般概念和个别范例结合到一起。我说一幅完美的图画，因为诗人给人心的各种能力提供一个具体形象，因而哲学家为着说明这形象的内容，却只提供了冗长的描写，这种描写决比不上形象那样能打动、深入并且占领读者的洞察力。”［12］比较研究文学与哲学这两种学科在思维方式、表达手法、思考主题等方面的同与异，以及它们发展道路的互渗影响、相合与分离，也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文学作品中“包裹”的哲学思想研究“哲学是文学的思想背景。哲学乃理性的思考，它所建立的完整的思考体系可满足人类知识上的好奇心，同时哲学可使人与人之间、人与宇宙之间，亦即人的大环境、小环境有所配合。……文学家在致力于反映人生，描摹人生，提出人生的理想，把自己的情感思想表达出来的时候，显然都会受到哲学影响。事实上，文学家就是一个哲学家，而其表现方式则是多面的而更具体的，与生活及现实更为接近。”［13］文学作品中的哲学可能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有的作家本身就是思辨哲学家，他们写的诗可以称作哲理诗;也可能是作家接受影响而表现于作品中的哲学思想———这种影响可以是同一国家、民族、文化体系内的，也可以是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体系之间的。前者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一般被看作既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其作品中包含着对人性、罪恶、拯救、正义等哲学命题的思考:《罪与罚》就是以拉斯柯尔尼科夫哲学思想的形成、实践、失败为线索构筑而成，作者借以反思青年人中流行的哲学思想及其危害，并表达其宗教拯救思想;《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兄弟四个是不同思想意识冲突的象征，同时也含有个人内在的冲突。此外，爱默生、梭罗、霍桑等作品中的超验主义思想，麦尔维尔作品中的神秘思想，斯宾塞《仙后》中的“无常”与“自然”的争执，马洛作品中的无神论与怀疑论，萨特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加缪作品中的荒诞哲学等都属此类。后者如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托尔斯泰曾说:“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14］卫礼贤(RichardWilhelm，1873—1930)、荣格(CarlGustavJung，1875—1961)、德布林(AlfredDoblin，1878—1957)等人先后译介过庄子的著作，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以拥有一部《南华真经》而自豪，因为道家思想对德国文学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表现主义运动中。［15］在东南亚，“中国古代典籍和各种著述大量输入越南”［16］，最突出的是贯彻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超《北江关严寺碑文》)，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成为衡量社会道德的标准，文学中的正面形象都是节义兼全、忠君孝亲的典型人物。同时，老庄思想也较为普遍地被吸收，在知识分子中间则表现为遗世绝俗，消极退避。［17］这样的跨学科影响还有西方存在主义和荒诞哲学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经院哲学对邓恩的影响，东方思想、柏拉图主义对弥尔顿的影响，普罗提诺、斯宾诺莎哲学对歌德的影响，康德、谢林哲学对湖畔派的影响，费希特、谢林哲学对施莱格尔、诺瓦利斯的影响，斯宾诺莎、柏拉图思想对雪莱的影响，悲观主义和无神论对哈代的影响，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哲学对乔治•艾略特的影响，勃特勒、尼采哲学对萧伯纳的影响，维科哲学对詹姆斯•乔伊斯的影响，神秘主义对叶芝的影响，唯灵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的影响等。同一位哲学家对不同作家可能产生不同影响。如杰克•伦敦受尼采影响长于描写在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卡夫卡最爱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对《悲剧的起源》一生推崇备至，中国现代作家对尼采哲学又有不同的变异。乐黛云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对尼采哲学在中国的接受作了翔实的分析。乐黛云首先介绍了尼采哲学及其在西方的评价，然后分四个阶段分析其在中国的接受:“五四”前有王国维、鲁迅、陈独秀，“五四”后有傅斯年、田汉、沈雁冰、郭沫若，1925年以后有以高长虹、向培良为首的狂飙社和郁达夫，40年代有战国策派。四个阶段侧重不同:“辛亥革命前，人们从尼采找到的是具有伟大意志和智力的‘才士’，希冀雄杰的个人可以拯救中国的危亡。‘五四’前后，人们心目中的尼采是一个摧毁一切旧传统的光辉的偶像破坏者，他帮助人们向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挑战，激励弱者自强不息(虽然这并非尼采本意)。1927年后，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思想界已经很少提到尼采。到了四十年代，为适应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政治需要，尼采又在国统区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广为传播，这时对于尼采思想的介绍无论是目的、方法，还是社会效果都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最后总结出文学影响的规律:“一种外来思潮要发生影响决不是偶然的、盲目的，它必然按照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被检验和选择。……任何外来思潮发生影响的过程都是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批判、扬弃的过程。”可以说，这是基于影响关系而做的哲学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三)以哲学为文学批评的工具对于没有事实联系的哲学与文学，有时也可以进行研究，因为它们可能对同一命题有相近的表现，即通过第三方产生迂回的联系。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即是运用叔本华哲学来研究《红楼梦》的成果，其中兼及《老子》《庄子》《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浮士德》《神曲》《创世记》《佛国记》《诗学》等中外哲学、宗教、文学、文论名作，可说是在跨学科研究中糅合平行研究、阐释研究的典范。全书第一章“人生及美术之概观”以《老子》“人之大患在我有身”与《庄子》“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开启，重点介绍了叔本华哲学。“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怎么解除痛苦呢?王国维转述了艺术的路径:“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王国维还引用中国古籍辅助说明叔本华哲学:“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雩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樵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干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偃之松而观思栋梁之用，求好逑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以叔本华哲学对《红楼梦》进行了演绎式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欲”与痛苦，“《红楼梦》一书，实示此生活此痛苦之由于自造，又示其解脱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提出解脱之道是“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而非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者也。……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求偿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别之生活，而对生活之为物则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书中真正之解脱仅贾宝玉、惜春、紫鹃三人耳。”何以这样区分?乃是因为他们的解脱又有不同，一种如叔本华所谓“断念”，一种为文学艺术。“前者之解脱，如惜春、紫鹃，后者之解脱如宝玉。前者之解脱，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后者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前者之解脱宗教的也，后者美术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后者悲感的也，壮美的也，故文学的也，诗歌的也，小说的也。此《红楼梦》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鹃而为贾宝玉者也。”《红楼梦》正是描写宝玉由“欲”所产生的痛苦及解脱，宝玉与浮士德相比，“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为独深，而其希救济也为尤切”。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提出，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相比，《红楼梦》是“彻头彻尾之悲剧也”，且为“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人生悲剧。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论说拒绝“生活之欲”而达到“解脱”乃是伦理学的终极目的。第五章“余论”批评了清代考证学影响下对《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认为贾宝玉指向的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四、余论 毫无疑问，跨学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和理论视野，而文学与哲学的关系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在具体研究中，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跨科学研究应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追溯文学与哲学间的关系，特别是哲学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以及以哲学为理论工具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而非以哲学为中心进行研究。在这方面，我国学者做出了许多颇有建树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绩，如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郭延礼的《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等。其次，相对于丰富的研究实践来说，对文学与哲学跨学科研究的理论建构稍显不足，这点已经引起学界的重视。如对于同一文化系统中文学与哲学概念进行认真梳理，才能更准确地界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及哲学对文学的影响。在中国语境中，文学与哲学不仅互相影响，而且与宗教、艺术等其他学科门类也有交叉关系，因此概念的梳理就更显重要，何云波先生就说:“在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中，首先便需要清理其概念范畴，有哪些是共通的，哪些是各自独特的。以中国文学艺术理论为例，由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是诗文和琴棋书画，研究对象的差异，便构成了各自的一套概念体系。而它们同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话语又是相通的，如道、气、形、象、意、阴阳、机、玄、妙、神、仁义、动静、虚实、奇正、理数、心数、象数、体用……问题是，同一范畴，在不同的艺术门类，其具体内容又是有差异的。就像中国艺术中的‘虚实’之‘虚’，在画论中可能是指‘空白’，在乐论中可能是‘此时无声’，在棋论中是‘空虚’、‘虚势’甚至就是一种空间的存在，在诗论中是‘意在言外’，但它们又都与中国哲学的‘无’有着亲缘关系，这就需要我们在跨学科中寻求话语的沟通时，先作一番细致的辨析。” 最后，在运用某种哲学思想研究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要认真考察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避免做无限度的阐释。虽然文学与哲学都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和表现，但不是所有的哲学理论都可以运用于文学分析。那些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如尼采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关系，克尔凯郭尔哲学对卡夫卡创作的影响等，可以进行具体的事实分析。而那些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影响关系的哲学与文学虽然也可以进行研究，但是，在进行这类研究时要注意联系历史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其学理依据的适用性，并做出有理有据的分析界定。其实，早在跨学科研究提出的时候，对于其研究领域是否应限定在影响关系上，就引发了诸多争议。韦斯坦因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探讨了法、美、德等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普遍争议后，提出跨学科研究可能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研究，主张用影响研究中注重事实联系的“规范”来限定它，认为这种研究最好首先从“事实联系”开始。虽然关于跨学科研究的界定尚不清楚，但学者的研究实践已经表明，没有影响事实也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过要注意其可比性及得出恰当可信的结论。 作者：孙彩霞 单位：河南大学 文学院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o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洛伊德尼和采之后，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读者不可能完全按照原文的含义进行理解，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修改和创造。实际上很多人认为跨文化之间的文学阅读是一种“重新创造”，是另外一种创造性的阅读，多多少少都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 二、翻译活动中的误读 翻译是我们在进行两种或多种文化沟通中所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手段。但在某种方面来说，它所进行的过程里会不断出现由原来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或多种文化的误读。在我们进行翻译时出现的文化误读实际是指翻译者因为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近而错误地对原文进行加工改造，并把这些经过加工改造的错误文化信息展示到译文中。 如果从主观性的角度上看，翻译者在进行文学比较时所出现的翻译误读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蓄意误读，另外一种是无意误读。蓄意文化误读是翻译者由于受本身主观动机的制约从而造成的误读，是一种有意识地加工改造或者曲解。无意文化误读一般是指翻译者的语言底蕴不够或者存在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错误地把不正确的文化信息译到译文当中，从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误译或错译。 每一部文学作品都体现着它所代表的时代和环境，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为了了解另外一种文化，进行跨文化间的交流，翻译是我们常常使用的一种媒介手段。所以当翻译工作者对某一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他也就在进行一种跨文化间的交流，从一种文化进入另外一种文化。对这两种不同的文化进行对照、比较、研究，最后创作出他的译文。但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以翻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充分地评估自己的译文，不能出现过大或过多的误译或错译。翻译者要充分思考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问题。 光从表面上来看，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没有传达出翻译的“信”，没有体现出对原文的忠实性。但是，我们不能仅从表面来看，只是重视讨论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度，没有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这个问题，这里涉及到文化的交流和传承。有些译者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对作品有深刻的印象，在翻译一些国外的作品时按照自身文化习惯把外国的主人公的姓名翻译过来。这也说明，翻译仅用“信”即忠实原文这样的标准定位为唯一的标准的话，是非常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它脱离了实际社会和环境，没有体现出该部作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翻译过程必须是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对目标语言进行分析研究的。 三、翻译中产生误读的原因 众所周知，在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当中，因为文化背景的不相同，翻译者是不可能避免翻译误读现象的发生的，而且这种现象出现的频率还很高。每一本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都会有它自己独特的性质，例如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特质，并且这些不容易在另外一种语言文化中体现出来。并且翻译活动还存在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翻译，或多或少体现翻译者所在的时代和文化的环境。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由于风俗习惯、知识框架和思维模式上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所以，这样的读者就会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这种读者所独有的“期待视野”事实上在他阅读另外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前就已经有了的观点、立场和思想方法等。这也造成了翻译者对原文文本内容的理解含有一部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这种新创造出来的主观想法就会对原文化中的文学作品造成一定的误读。这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一些创造性的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尤其在翻译跨文化的文学作品时，因为翻译者不同的“期待视野”，创作出来的译文也会有不同的解读。 为了不断地满足读者所持有的期待视野，有些翻译者就会对原有作品不断地进行加工修改，以便于译文可以在译文的文化和环境中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正如我们所了解的翻译家林纾，他翻译了很多的外文作品，但他的译文中有很多不符合原文意图的曲解和添加，这就扩大了读者的文化视野。他在翻译外文作品的时候，同时兼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用能够让中国读者理解的中国文化诠释或误读西方的作品。在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翻译者文学翻译过程中先是一位读者，其次才是一名翻译工作者。 四、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的作用 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文学作品会被重新理解并产生一些新的含义，所以它会体现当时的时代和环境的情况，甚至会超越那个时代和环境。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的影响下，翻译存在着误读。也是这样在翻译中出现的误读让译文有了它不同于原文学作品的审美含义。这样在历史的角度上看，这种主体文化被翻译中出现的误读体现得更为丰富了，这也对历史文化发展和文化沟通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推进意义。而且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地完全扩展译文文化的解读。例如，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尼采提出向往权利是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按照德国人文化意识的解释，那就是“我愿成为其他民族的主宰者”。有权利的人持有一种“像对待蚊虫一样，无任何良心的悲悯击毙它。”的态度来对待那些等级比较低并没有任何权利的人们；而当年茅盾对于尼采作品就有了误读。茅盾的解读是：“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然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 从上述解释中可知，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在特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语境下，会产生出非常丰富的译文文化的艺术表达，这样可以不断启发翻译者文学意识，让文学创作和翻译过程形成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因为译文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不能正确地表达外来文化的内容，会造成错误的信息，不利于正常的跨文化沟通。而研究这种文化误读现象也会帮助了解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这在客观上非常利于译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反之，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翻译误读也对文学的发展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翻译误读实际上就是对原文化文学作品的错误认识，修改了原文的真实含义，这样就会造成文学作品在交流和传承的过程中有所流失和误译。译文的读者不能够正确全面认识和了解原文文化的真实含义和精神本质，真正的文化交流效果体现的就会不充分。所以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能够更好地促进跨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还要尽量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误读。 五、结语 文化误读常常会出现在文学翻译，这种现象显而易见的。由于受到时代、环境、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鲜明地突出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曲解与修改，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让一种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另外一种新的文化和环境里获得了新的诠释。也就是说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学的创造性行为，是翻译者根据自己处于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影响所进行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创作。但是这种创造性文学创作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也就是说原有的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创作出来的译文同时都要限制翻译者。翻译者只能在读者能够接受的限度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主观性。同时，翻译者还要考虑读者和译文的接受语境。所以，翻译不是单一的创作性活动，它是不同的两种语言文化体系的相互制约。翻译者既是表达原文内容的人，还是原著内容的重新解读的人。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上来看，翻译工作者的任务不应该单纯复原和传达原文学作品所表达的全部含义，还应该在理解作者写作意图和原作品内容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并且对跨文化交际之间的文学交流有益的作品。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韩国文学作品教学中的运用 内容摘要：韩国文学作品是中国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也是学生理解韩国历史和文化的最佳途径。但韩国文学作品本身具有的时代特殊性、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和复杂的句式结构使得韩国语专业学生无法走出韩国文学作品这一困境。若只是一味地阅读并讲解韩国作品，会造成课堂内容枯燥，学生也失去学习的兴趣。因此如何有效并有趣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成为高校韩国语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讲解韩国文学作品中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也是一种趋势。运用其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去解读不同作家的作品，对改善课堂氛围、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将有显著的作用。 关键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历史在流淌；教学 G633.3 一、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与韩国文学作品 韩国文学作品是高校韩国语专业的专业课程，它有助于学生理解韩国文化内涵、提高鉴赏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课程的改革，单纯地阅读并讲解韩国文学作品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高校发展的要求，因此寻找一个恰当的方法去进行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教师的首要任务。中韩两国相似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传统，使得教师将中国的作品纳入韩国文学作品的比较对象范畴。随着中韩交流的快速发展，将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到韩国文学作品的教学成为一种趋势。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研究，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它致力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并希望相互怀有真正的尊重和宽容。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注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强调实证和事实联系；而平行研究则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准确地指出作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解释其原因。因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是从零基础阶段开始学习韩国语，到高年级学习文学作品时，接触韩国语也不过几年光景，考虑到现阶段国内韩国语专业学生的能力，比起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法更加适合也更加有效。将韩国作品和学生所熟悉的中国作品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可通过寻找作品中的异同点及其原因来消除国界的隔膜，达到理解和鉴赏的目的，增进文学知识。同时通过比较中韩两国文学作品，可发掘出两国相似的文化底蕴和内涵，而通过发现的不同点，对于学生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学习待人接物的礼仪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平行研究方法在作品《历史在流淌》教学中的运用 韩戊淑的小说《历史在流淌》是一部历经朝鲜时代到光复时期的历史长篇小说，勾画出朝鲜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过程。根据小说和戏剧的近邻关系及处在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下的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朴玉莲，挑选出具有可比性的中国作品就是曹禺的《雷雨》。在教学过程中，女性形象、不同人生结局之主客观因素和作家视角是比较的重点。 1.叛逆的女性形象：曹禺曾说过：“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 繁漪以恶魔般的形象和毁灭性的杀伤力造成了同归于尽的悲剧。朴玉莲则是主人与仆人的私生女，但却在坚强勇敢的性格下，做出了勇敢的反抗，跑出家门求学，最终成为人人尊敬的女校长。两者虽都生活在父权制时代，但与生俱来的叛逆的性格下做出的反抗，使两者都成为迥异于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 2.不同结局之客观因素：繁漪和朴玉莲都生活在男人掌权的时代，男权制的压迫使得两者都做出了反抗，成为不同结局的客观因素。繁漪的反抗结局是在傀儡婚姻中挣扎、在周氏父子的打击下爆发、面对儿子和惨死和爱人的自尽最终发疯；朴玉莲的结局则是在赵氏家庭为了生存挣扎、成功逃离赵家、求学成功最终成为女校长，为祖国光复做出贡献。两者都做出了相应的反抗，但结局却截然不同，这一切归根于主观因素。 3.不同结局之主观因素：繁漪尽管受过西方教育，接受先进的思想，但中国式封建思想已在她骨子里根深蒂固，因此她的反抗处处显露出她的懦弱与卑微。例如她顶撞周朴园却不曾与周公馆决裂、卑微地爱着周萍，视他为全部，同时她缺乏自我意识，无法独立生活，将自我的幸福从周朴园转移到周萍身上，等矍橥嗜セ丽的外衣露出狰狞的面目时，她的世界也随之倒塌，带来了毁灭性的杀伤力。朴玉莲作为大家庭中的下人，受尽侮辱与蔑视，但她却做到了自尊和自爱。打破只有男人才能读书的社会制度，接受了新教育，用新思想武装自己，明白幸福要靠自己争取，成为开创性的人物。 4.不同性别作家视角的影响：性别视角就是作家在创造作品的时候，以作家的性别为基础，对文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由于作家性别不同，曹禺和韩戊淑直接影响了两位女性人物的结局。男性视角是建立在男权制的基础之上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审视和评价的一种观念和方法，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批评观念和方法。 曹禺毕竟不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看待女性，他终究逃不过性别的束缚与限制，在潜藏意识的影响下，繁漪只能变成男权社会不能容纳的悲剧形象。女性视角指的是从性别入手来审视人类文化遗产和文化创造的一种批评观念和批评角度。 因韩戊淑是女性，了解当时女性艰难的困境，在她的女性意识下，作家将自己的梦想融入到作品中，创造出了父权社会的颠覆者，实现自己追求获得新生的女性形象。 三、结语 比较文学研究方法是帮助学生读懂韩国文学作品、理解韩国历史文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有效适当的教学方法。其中平行研究方法对于学生找出作品异同点、理解作品内容来说有较强的操作性。学生通过平行研究方法，从熟悉的母语作品出发，根据母语作品的相关内容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可比性的韩国作品，并找出可比项。在比较分析可比项时，归纳存在的异同点及其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将两国文学知识融会贯通，开阔视野，提升思考能力和学术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摘要：20世纪的比较文学出现了重重危机，法国的影响研究注重事实考据而否定美学评论，美国的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学科联系而忽视社会历史和学科独立性。随着21世纪的到来，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应运而生。本篇文章将以韦勒克的《比较文学的危机》为出发点，研究网络新媒体时代下比较文学面临的新的危机与机遇。 关键词：比较文学；网络时代；危机与机遇 一、20世纪比较文学的危机 20世纪的比较文学经历了一系列危机。1958年，雷内・韦勒克发表了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国学者黄源深把韦勒克文中的观点归纳为三点：第一、没有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第二、机械地把比较文学局限于研究渊源和影响，以至于比较文学降到了附属学科的地位。第三、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动机，使研究本身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而成为本民族“争夺文化声誉的舌战”。 1993年，苏珊・巴斯奈特提出：“20世纪末的比较文学进入了灾难性阶段，这种研究在西方已经在危机之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了。”这可以看作是比较文学第二次危机的宣言书。对一门学科有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但如果一门学科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发展后再次出现危机，确实值得警惕。 二、21世纪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网络时代带来的研究危机 半个世纪以来，互联网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革命。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者来说，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不仅许多新问题不断浮现。而且传统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又面临新的追问。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危机，首先表现为文学的经典性被日益弱化。网络的持续发展使得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创作变得越来越自由随意，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中地位越来越轻。对于许多的年轻学者而言，传统的纸质小说、散文、诗歌已经不再是他们研究的重点，大数据时代下的传媒研究、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早已经占据了历史舞台。更多的人习惯于通过网络搜集资料，通过电影研究情节。 网络给受众带来话语权实现的场所和空间，促进公众话语权实现的同时也导致任何个体都可以成为网络空间里的自由话语者，所以，信息错误流传c资源荒诞存在便成了不容质疑的事实。此外，网络也为学术抄袭提供了工具。网络的普及使得一部分学者从宁静的书斋中转移到了喧闹的网络空间，并由此失掉了研究活动的独立性，而妄图以速成的形象来成就自我。 （二）网络时代提供的研究机遇 网络时代为比较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机遇。首先，网络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实现资源共享。乐黛云说：“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之后，高速信息网络、电子邮件等媒介使快速的跨文化传递成为现实，全世界各种文化的地区和人民，都可以在同一时间接受到同一信息，以至于任何自我封闭、固守自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网络作为一个中介，能够使得比较文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异质文化的对比和共存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研究者们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使自我的研究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为研究活动的进一步提供保障。 网络运用的普及和网络技术的开发有力地促动了文学翻译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空间。翻译文学作为中外文学交流的主要媒介，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译者而言，一方面文学传播的渠道得以拓展，不同国度的作家由此获得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有利于共时性的世界文学语境的形成；另一方面网络翻译软件的改进增强了机器翻译的效能，令翻译变得更加迅捷高效。对于读者而言，网络负载的世界文学资源远远大于纸媒传播的文学信息，读者在网上既可以阅读译作，也可以借助翻译软件和电子词典来直接阅读原著。按照网络技术的发展趋势，文学翻译的发展必将出现新的景观。 三、总结 网络时代的各民族文学正走向整体文学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21世纪的人们更加渴望美与自由，比较文学将逐渐走向一条重情感体验的新批评之路。人们将发现跨越时空、语言、文化的界限后，人类情感世界的更多相通点。网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发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领域，另一方面也隐藏了意料之中的危机。只有当比较文学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仔细甄别，网络才能为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提供更好的平台。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案例分析 【摘要】朱光潜先生以其敏锐的艺术审美眼光，加之诗歌、绘画、音乐方面的良好修养，在中西比较诗学研究领域做出了非凡的贡献。本文拟以他的一篇文章《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关键词】中西诗 情趣 比较诗学 平行研究 朱光潜的诗歌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诗论》中，《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是朱光潜先生研究诗学里一主题论文，主要针对中西诗题材中关于“情趣”的平行比较，平行研究是比较诗学中一种常用的方法，朱先生通过严谨的分析和逻辑的归纳，鞭辟入里地论述，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文章以中西诗中最普遍存在的三大题材即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为主体架构，具体深入到诗中的情理上，阐明中西两大不同文化领域的诗学同点和异点，直观简洁，层次分明，具有启发性意义。本文将以这篇主题论文为案例，综述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分析朱先生对人伦、自然、宗教和哲学三大方面的平行比较，分辨出中西比较诗学的联系与异质性，更进一步理解朱光潜先生对中国诗的学理研究，从而寻找中西诗学的价值联系。 一、审美比较的特点 总的来说，朱光潜先生对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主要运用了平行研究的方法，文章的阐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次分明，可比性突出，把问题提到一定范围之内，准确地支出不同体系下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平行研究里有三种基本的功能模式：一、连类比物、相类相从的类同研究；二、相映成趣、相得益彰的互衬式的平行研究；三、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对比式、反比式研究。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里可以清晰看到：以“题材”的连类类同为框架，具体的内容里则以对比式的分析归纳，突出中西诗的异质性。 第二，朱光潜先生列举了许多中西诗的具体诗学例子与现象，并用多种实例详细陈述中西文学现象的同或异，很少用孤证说明问题。但他并没有只停留于表面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深入分析产生这些差异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伦理和道德原因等等，在纷繁芜杂的事实中寻求异同之根源。例如，对比中西的人伦叙事诗朱先生就用了许多例子说明中西的交谊观，如诗人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成德与顾贞观诸人，在西方诗人列举了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等。又例如，如何说明中国诗有‘怨’的特点？他例举：“中国爱情诗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牵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玄帝的《荡妇秋思赋》以及李白的《长相思》《怨情》《春思》诸作是“怨”的胜境”。这些都是用大量实例来说明诗歌现象，在双方的多方面对照中既加强了相互的认识，也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 在实例现象后，他更进一步深化现象探索成因：如在第一部分“人伦”的探讨，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朱光潜先生认为原因有三：一，西方侧重个人主义，中国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强调群体意识。二，中西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不同造就与男子的契合度不同。三，东西恋爱观相差也甚远。这些分析简洁，准确，到位。除了对自身民族充分了解，还需要一个宏观、非常开阔的全球文化视野和现代方法论的自觉意识，这体现了朱先生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明确基本立场，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他的主题论文，分析其中如何进行的平行研究。 二、比较的价值和意义 平行研究的基础在于文化、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完全相同，甲等于乙，没有比较的必要；甲与乙不相干，没有比较的可能。正是文化和文学的这种普适性与差异性使平行研究具有了可行性。根据比较文学的理论原则：“事物在比较之中，才能显示出它的特性与价值”，②朱先生表现的态度也与之相符：“一切价值都从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③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经过这样的比较，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距，从而促使人们在诗歌创作时超越现实因素的羁绊，赋予诗歌深沉而永久的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中国正在兴起的“纯诗”实践提供了有力的论据。 此外，平行研究打破了影响研究局限于放送源与接受者的关系限制，从而扩大了比较文学的范围，开辟了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使其不再受时间、空间以及地位、水平等各种条件的束缚。它以文学性、审美性作为其自身规范的基础，虽然平行研究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但它又强调，可研究的平行关系必须出自或围绕文学的审美特征。在这种条件下，朱光潜先生作为一个对中西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具有渊博学识的学者，虽然不是专门从事比较文学，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意识和方法，聚焦中西共同诗现象，严谨地对中西诗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进行比较、归纳和总结，从而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下重新诠释它们的价值，思维的触角伸向更广阔的天地。 但是，不可否认，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在朱光潜先生生活的年代比较文学在中国更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有待蓬勃生机，故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点不足： 一，可比性的范围受较大约束。文章以三大题材为中心展开的论述显示出比较强的针对性，但是中西的人伦诗和自然诗不同的深究原因还是以哲学和宗教的为主要根源，可以说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以“哲学和宗教”这个影响因素为主，因此比较的范围放在哲学和宗教里即显范围之窄，中西诗歌的可比与参照也局限于此。 二，相似性分析略显不足。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西诗歌在不同文化体系中是如何滋养出不同类别的花朵，但由于民族文学缺乏共同的基础，相似和交集的范围相对较为狭窄，朱光潜先生在此文对这方面的分析也相对缺乏。相似性其实是平行研究里的一个重点，有利于对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文化特征和规律做更深入的了解。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在语文教学中应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作用 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间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英语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摘要] 比较文学的性质及其研究方法为英美文学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为英美文学的教学提供了借鉴。尤其是英美文学这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方法；英美文学教学；教学与研究 “对文学研究者来说，比较文学首先是一种胸怀和视野，是一种对文学的思考和把握方式”[1]。其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阐发研究和科际研究等。就英语人才培养来说，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具有重要作用。 一、夯实学理基础，发展和谐主题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国际的角度俯视各种文学现象，具有开放性、宏观性和理论性的特征。各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是相通的，互相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运用比较文学原则，可以勾勒出英美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发展的线索及其文化动因。在此情况下，单单学习某一个外国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一个英美文学专业的学生，只知道“贝尔武甫”而不知道法国的著名民间史诗《罗兰之歌》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那他将来如何能愉快地担任文学教师这一职务呢？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18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和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文学以及后来的现代派等文学运动，这些不同的文学潮流都席卷了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文学领域，有的甚至还跨越了洲际，成为了全世界的文学潮流，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外语系学生只了解自己专业国家的文学史，而没有更加广阔的整个欧洲和世界文学的视野，那么他的文学知识就是不完整的。如果我们在英美文学中讲到《圣经》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学生它一经传入西方后，对西方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时还要介绍它在东方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再如英美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产生于近代，但也必须把它放到古代、近代乃至现当代的世界文学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方可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它的实质与内涵、进步与局限。否则，离开了宏观的角度，离开了整体的观照，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国外传统大学教育，强调“通才教育”，让学生首先具有各种综合的文化背景，然后再进一步求“深”求“专”。实际上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有相互影响交流的特征，如我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朝、韩社会发展建设的影响。因此时代要求现代文明下的学者应有全人类的眼光与视野、胸襟与气魄，只有了解了全局，从整体出发，夯实了学理基础，才能更好地把握全球化和多元化背景下英美文学教学的和谐发展规律。 二、拓展知识领域，丰富教学内容 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大都局限在文学课本范围内，就文学讲文学，就思潮讲思潮，就作家讲作家，就作品讲作品，教学方法都比较程式、固定，学生接受的知识面相对窄，学的知识也比较死。而在英美文学教学中适当运用比较文学方法则大大地克服了这一局限。由于比较文学的研究不受时间、空间和学科的限制，也不受著名作家与普通作家、经典作品与通俗读物的限制，只要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即可。“一个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往往都是以他从语言和文化上能够较为深入把握的少数国家文学和理论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进而去展开成功研究的。”[2] 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如果教师启用平行研究的方法，通过比较讲授，就既能概括出它们公有的本质特征，又能清楚地揭示出其区别之点。如教师在讲英国文学时，就可以把《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这一“吝啬鬼”的形象和阿巴公、葛朗台、泼留希金以及严监生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点以及产生的原因就会显得十分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像这样类似的文学形象在中外文学中比比皆是，诸如中外文学中的“个人奋斗者”形象、“父爱”形象、“仆人”形象、“僧侣”形象、“多余人”形象、“淑女”形象等。如果在教学中能运用一定的标准，恰当地进行比较分析，在有限的课时内，给听者勾画出世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与接收，都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科际研究方法，在英美文学教学中也是有用的。本来世界各民族的文学由于各国之间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必然会产生，因此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就不可能忽视这种影响的作用。如在介绍16世纪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时，就必然要谈到他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巨大影响。在介绍美国作家惠特曼时，也会论及到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尤其像郭沫若之类的大作家的影响。至于科际研究用于英美文学教学也是很有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因为文学和历史、哲学、心理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之间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单就文学与哲学而言，可以说在整个欧洲文学发展的长河中，每一时期一种文学思潮的形成都与那一时期某种哲学思潮或者某种哲学思想紧密相关。除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外，在英美文学中还涉及到跨学科的问题。如中世纪的文学与宗教、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与佛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对音乐上的四重奏在结构技巧上的借鉴等，所有这些比较研究，无疑大大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丰富了英美文学教学内容。诚如托多洛夫所言：“文学既是小说，也是宣传手册，既是历史，也是哲学，既是科学，也是诗。”[3] 三、增强学术意识，激发主动思维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关乎于人的情感，“是民族的表征，是一切社会活动留在纸上的影子”。[4]将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对于以推进人类思想进步为己任的大学教育来说，必将是重中之重。一般说来，我国高校英语专业在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上，除了以强化听说读写等基本语言技能以外，现都已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与英美文学研究入门相关的若干选修课，基本涵盖了小说、戏剧与诗歌三个文学体裁，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点时也提高了对文学语言的感性认识，加深了对英语国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认知，这对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激发他们的主动思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过去，学生在学习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停留在对一般知识的被动接受和死记硬背上，对学术理论问题不感兴趣，因而缺乏主动思维，人云亦云。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样记；教材上说什么，学生就信什么；少有独立钻研和怀疑精神。因此在学习中难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这既不利于教师的提高，也无益于学生成才。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纳入比较文学方法之后，由于开阔了学生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维空间，从而也就增强了他们的学术意识，调动了他们的主动学习、积极思考的自觉性。如在讲授艾米莉的《呼啸山庄》时，就可把它的结局和亚力山大・大仲马的抗鼎之作《基督山恩仇记》的结局进行比较，完全否定了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即基督山伯爵正直、勇于反抗，足谋多智，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反抗的英雄。而希斯克厉夫性格倔强、善良正直，更像一个英雄，一个类似于拜伦式的英雄。然而无论是邓蒂思还是希斯克厉夫，他们都是所生活的那个文明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的爱和恨、复仇和死亡，无不渗透出斑斑血泪，无不铭刻着资本主义社会残酷的标记。这种比较研究使学术很有兴趣，使他们认识到，对学术上的很多问题，不能人云亦云，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提出问题，大胆探讨问题。更何况英美文学这门学科在过去由于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对其中的不少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难免存在一些偏颇之处。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少同学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自己认真读书和深入研究，对教材的一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主动与老师商谈，在课堂讨论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如西方文学中的“人道主义”问题、“爱情描写”问题、“个人奋斗者形象”问题，李尔王的“父爱”问题，以及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等人物形象的评价问题。其中不少都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表现出较强的学术意识。这种科研意识的增强，无疑能为学生将来从事英美文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奠定较好的基础。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摘要：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比较文学学科史；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迅猛，已经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学科之一。一大批杰出学者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卓有成绩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前赴后继，优秀教材、理论著作、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面对如此红火的研究现状，及时有效的阶段性总结意义重大。本文根据近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两方面，概述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状况。 一、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探索。理论研究作为风向标，决定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和历史进程。 1.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中国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的重点首先体现在对“中国比较文学史”及“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 1996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徐志啸的专著《中国比较文学简史》。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道：“他对比较文学在我国的历史渊源、发展流变以致蔚然成为我国一门有独立的学术地位与价值的学科，做了一个全景式的叙述和描绘。……为我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增加了新的学术积累。”①全书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分为史前期、发轫期、初兴期、发展期、滞缓期、复兴期等，各时期内以富有代表性的个人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为论述对象。 乐黛云、王向远所著的《比较文学研究》虽然没有以“史”命名，但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有详细论述。“中国的比较文学并非欧美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像欧美比较文学发端于大学讲坛。它是中国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是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②全书有意区分“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求，后者是在西方比较文学学科影响下建立的一门学科。学科化促使“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更加系统，人才培养呈阶梯式发展，效率提高，成绩斐然。不过，《比较文学研究》对此问题的探讨尚局限于理论层面。2007年，严绍璗、陈思和主编的《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则以“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为依托，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重点讨论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问题。首届论坛以“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的范畴、观念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为讨论核心，第二届论坛则以“比较文学的学科界限和学科身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两者的关系”为议题。全书所呈现的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反思和建言，特别是学生培养、教师教学以及学位论文规范等方面的讨论，启发性很大。 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为根基。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关键期，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科史》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第一编“欧洲的曙光”，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为中心，兼及英国、德国及北欧，意大利及南欧，俄国及东欧比较文学学科史，分别阐明其基本理论、学科发展史及学科史地位。第二编“欧洲北美的崛起”，以“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为中心，论及加拿大比较文学学科史以及当代欧洲（法国、苏俄、英国、德国等）比较文学学科史。第三编“东方的回应”，以“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为核心回应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同时，梳理了港台、印度、日韩和阿拉伯、南非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比较文学研究须有世界眼光，中国比较文学学科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洞悉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史才能够明白：继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之后，跨文明研究将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阶段所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2.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承前启后的关键期。对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是“承前”，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范式的探索则是“启后”。一直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秉持着以学派理论为框架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此体系造成学派与研究领域隔阂，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法国学派只有影响研究而没有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只有平行研究而没有影响研究。为了打消隔阂，消除误解，曹顺庆在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中果断打破学派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全新的学科理论范式。该书明确提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包括跨国、跨学科、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总体文学研究”。特别是“变异研究”的提出，拓展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一举解决了比较文学研究中不少令人困惑的难题。“比较文学的变异学将变异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学科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来探索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③比较文学理应蕴含“跨越性”和“文学性”，在跨越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心理因素等影响和制约，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变异。文学变异学主要从五个层面进行：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跨国与跨文明形象的变异学研究、文学文本的变异学研究、文化的变异学研究以及文学的他国化研究。其中包括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 曹顺庆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经验，将“译介学”从“媒介学”中抽离，置于“变异研究”名下，亦属首创。在《比较文学教程》中，曹顺庆指出：传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只注重文学传播和交流过程中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故将译介学划为媒介学。这种观点忽视了接受者主观选择的能动性和心理文化因素。这些因素会导致文学在传播和交流过程中发生变异，因此，译介学关注的是文学在被翻译过程中的变异关系，理应被归入“变异学”。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不能沉溺于学派隔阂。中国比较文学想要创新，首先要打破法国学派平行研究、美国学派影响研究、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三位一体”的学派构成论。曹顺庆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四大研究领域划分比较文学新学科理论体系，将比较文学研究按研究领域分门别类，领域有交叉，方法可通用，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的建立，迫切需要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作支撑。《比较文学教程》适时而出，“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④。 3.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 张宏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就理论与实践结合做出了积极尝试。全书先总论比较文学的学科形态，肯定比较文学的超越性，得出“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知识学科”⑤。比较文学不是专讲理论的学问，具有很强实践性。作者在第二编分论比较文学的方法体系。在第三编中，作者将学科理论融入实践研究，用“美国文学中的中国人和中国”阐释形象学实践研究，用“《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明晰主题学实践研究，用“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剧作的比较”讲述历史类型学实践研究，用“20世纪文学观念的演化”考察跨学科研究。当然，书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第五章论述“接受过程的选择与阐释”时，作者持传统观点，认为译介学是影响研究的重要分支。 张隆溪的《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利用国际视野审视中国比较文学，力图在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历程中为中国比较文学找到准确定位。全书先论述中西比较文学所面临的挑战，如民族主义造成的东西方对立、文学和文学研究政治化等，然后对中西比较的可能性给予肯定回答。在作者看来，只要能正视、迎接并战胜这些挑战，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将成为“国际比较文学一个无可置疑的重要部分”⑥。根据个人经验，作者在书中开出“重视语言和文学阐释”的“药方”。从语言出发可以看出中西方在哲学思想和文学批评中怎样讨论语言、表达、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注重阐释就不会将西方理论机械套用于东方文本，也可以避免把中西作品随意拼凑，做牵强附会的肤浅比较。第三章讨论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有影响的著作。第四章专论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成功范例。全书虽秉持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立场，对中国学派不置可否，但从理论与实践结合角度上看，依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二、中西比较诗学研究 比较诗学在我国萌芽较早。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运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分析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被认为是中西比较诗学的起点。此后，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王元化等人，为开拓现代性诗学的中国视野做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曹顺庆的专著《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这门学科在大陆正式确立。全书从艺术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五个方面对中西文论中的具体概念和术语进行梳理和比较，互证互释，双向阐发，求同存异，确认中西文论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理论特色。从学科史的角度上看，《中西比较诗学》无疑“为学科史上纲领明确的奠基之作”⑦。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中西比较诗学》，可见此书的影响经久不衰。 2000年，王晓路的《中西诗学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出版。由于中西诗学交流过程中“以西释中”为主流，不对等关系造成中国文论的全面“失语”。王晓路试图打破不对等，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首先，作者从中国古代文论输入英语世界的历史轨迹和接受语境两个方面概述英语世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状况。随后，用“他者的眼光”、“迁移的变异”、“诗学的对话”三章，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理解，明确语言作为中介在交流过程中的“牢笼作用”。全书在翔实材料的支撑下，洞悉中国古代文论在英语世界中的生存困境，如理解与阐释不成体系、散点式研究多于全面思考等。由于语言障碍，英语世界对于中国古代文论术语的译介和接受存在困惑。因此，王晓路认为，应该“将中国古代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术语加以整理和翻译，不断地，有系统地推出，使西方世界对此有所了解并逐步熟悉”⑧。中西文论间的对话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对话。消极的对话只会停留在大原则的反复讨论中，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我们只有做好具体工作，将中国古代文论加以梳理、转型、译介和推出，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对话，才能逐渐改变中西诗学对话的不平等局面。 饶芃子的《比较诗学》是一本论文集，共25篇，融汇作者20年潜心研究比较诗学的主要成果。其中，不仅涉及理论探索，还关注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问题。赖干坚的专著《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旨在探讨20世纪“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进程，同时揭示某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⑨。全书将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中国现代文论的创始、转型及嬗变与西方文论的传入、接受过程紧密结合，侧重于外国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影响和渗透。作者发现中国现当代诗学的建立、成长、繁荣与西方文论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紧密相连，但没有意识到中国诗学已经全面落入西方“窠臼”。西学传入既为中国诗学带来繁荣，也造成中国文论的“失语”。 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一书中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直言根本动力是“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⑩。他认为：要想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必须从西方文学理论所造成的压抑和羁绊中解脱出来，与西方文论展开跨文化对话。全书从比较诗学本体论、发生论、方法论、本质论、起源论、思维论、风格论、鉴赏论、实践论、概念论等方面，概述从古至今中西方重要诗学家和理论著作的主要观点，厘清中国比较诗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第十章“概念论”，列举了50个比较诗学术语，深层剖析诗学内涵，明白晓畅，意义非凡。 杨乃乔的专著《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从对中西诗学“本体”的考察入手，将“经学中心主义”（如第三章第四节“儒家诗学的内在批评精神：经学中心主义”）作为中国诗学的“本体”，将儒家作为中国诗学的中心，利用“解构”和“建构”理论解释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现象。受德里达影响，作者进一步将中国诗学传统定义为“书写中心主义”（第八章第三节“东方诗学的书写中心主义与一个颠倒的形而上学等级序列”），认为中国诗学传统书写优于说话。从语言学角度，作者又将中西诗学语境分别概括为“写意”和“写音”。整体看来，《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一书站在本体论高度，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式研究方式，探讨诗学本源，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全书共23章，32万字，纷繁复杂，一些定义和结论未免主观。但这些问题不能抹杀《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作为中西比较诗学本体论研究优秀著作的事实。 中西比较诗学研究走过二十余年风雨历程，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进入了研究瓶颈期。面对全球化冲击，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中西比较诗学领域急需一部总结性与指导性兼备的著作。在此背景下，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应运而生。全书不仅从学科史层面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还为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碰撞、全球化语境等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困境指明出路。《中西比较诗学史》不是一部浅尝辄止的学科史著作，它对中西比较诗学现状和未来的论断鞭辟入里。如第六章“诗学话语的论争与中西比较诗学的拓展”，经过缜密分析，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才是中西比较诗学的真正出路。面对全球化带来的交流与碰撞，中西比较诗学必须明确文明之间的异质性，以本土文化为本位，寻求与西学的沟通，通过跨文明研究，主动置身于全球化语境。只有展开积极对话，中西比较诗学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中“适者生存”。 三、比较文学实践研究 理论与实践研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斯蒂芬·托托西的《文化研究的合法化——一种新实用主义：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方法》一书讲述了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整体化和经验主义。整体化认为文学是一个拥有开放、多元系统的综合体，文学研究由于作家、文本、读者均起作用，因此随时代变化而变化。这一观点为比较文学跨文化和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经验主义将文学研究作为一个包括写作、出版、发行、阅读、翻译等在内的社会活动系统来考察，其研究步骤是提出假设、投放实践、测试和评价，其使用的观点多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吸取，力图使文学研究更科学化，更联系社会。斯蒂芬·托托西坦诚地指出，目前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研究正在被边缘化，正在越来越远离社会主流。要想使文学合法化，文学学术界必须建立起自身的学术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多学科整合。 斯蒂芬·托托西的理论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对文学与文学研究整体化和经验主义的认识，促使研究者打破传统“X+Y”式的研究模式，逐步走向跨文明和跨学科的全新视角。 1.跨文明视野下的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走过30年风雨历程，曹顺庆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的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吴格非的专著《当代文化视域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该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从中西文化视角研究比较文学，二是整体论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前者站在不同文化立场，重新审视外国文学、翻译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与界限问题，并进行有关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实证—影响研究，平行—对话研究，跨文化阐发研究和文化渊源研究。后者先整体论述一个研究领域，再提供两个专题研究作为示范，理论与方法兼备。全书旨在讨论西方作家、理论家及作品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借此论述当代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比较文学。跨文明必须以异质性基础进行双向交流和平等对话，否则，永远摆脱不了“X+Y”式的浮泛研究。杜进的《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根植于理论研究。承袭传统“三派一体”结构，重点论述媒介与译介、翻译研究、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跨文化文类学研究和中西叙述文类的比较。作者试图利用跨文化视野打破比较文学“三派”三分天下的局面，但这种尝试因为自身定位不清而显得淆乱无章。跨文化是一种明确文化异质性特征基础上的综合比较，不是简单的中西对比。 姜智芹的《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以理论为先导，主要叙述他者视角、学科边界（跨学科）、经典阐释、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变异学）等。实践研究涉及两方面：一是外国作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作者从卡夫卡的中国情结谈起，论及其作品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如宗璞、残雪、余华、刘震云等的影响。这次跨文明对话是积极的对话，中国作家在卡夫卡作品中找到了灵感和共鸣。余华、刘震云等将卡夫卡的创造性叛逆、精神的真实追求、文本的哲学意义、跨越时空的精神聚合等吸收、改造并运用到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中，取得了显著效果。二是中国形象、作家及作品在外国的研究状况。中国文学不能关起门来研究，借助“他者的眼光”可以拓宽视域。研究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首先，有助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外表面冲突的深层原因。……其次，可以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其他国家的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及其文化潜意识中的某种心理结构”B11。跨文明对话是“迎进来”与“送出去”相结合的互动过程，对中国新时期作家及作品在国外传播与研究状况的考察，为中国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研究领域。东西方碰撞与交融，不仅体现在文学作品、文学思想上，还发生在文学理论领域。作者以跨文明视角探讨比较文学，却对比较诗学三缄其口，为全书留下了遗憾。不过，这点瑕疵不足以影响《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成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2.比较文学视域下的中国古典文学 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结缘已久。随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逐步成熟，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联姻展现出新活力。周发祥、魏崇新在《碰撞与融会：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一书中共选编20世纪国内外有关比较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20余篇，分为“文海汇流”、“殊质映照”、“出位之思”、“诗学互鉴”和“西论中用”5个部分。由此书可以看出20世纪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状况。编者试图按照文章内容分门别类，但由于这些文章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彼此间关联性不强。2009年，魏崇新出版专著《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该书主要是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分为“原型与母题”、“性别批评”、“叙事研究”、“比照与借镜”四编。前三编运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如主题学、形象学、叙事学等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四编关注中西比较，如“三言”、“二拍”与《十日谈》文学精神的比较等。该书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性别批评”。面对以男性话语为主宰的古典小说，作者精确地分析了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失语性”，为她们翻案。不过，该书虽命名为《比较文学视阈中的中国古典文学》，但全书只论及了明清小说、戏剧、话本等，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诗文”避而不谈，颇有舍本逐末之嫌。全书采用西方理论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新意有余，但深度不足。作者如果能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出中西文学发展规律的异同，兼及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一定会为全书增色不少。 3.中西戏剧比较研究 蓝凡的《中西戏剧比较论》是中西戏剧文体比较研究的扛鼎之作。此书由其1992年出版的专著《中西戏剧比较论稿》扩充所得，共12章，68万余字。第一、二章为总论，从本体角度论述中西戏剧的异同。如第二章，作者指出中国戏曲艺术在形式美上遵循“以一求多”，由共性见个性，在统一中求变化的规律。西方戏剧则“以多见一”，由个性见共性，在变化中求统一。这便是中国戏曲与西方戏剧最根本的内在差异。第三章以下是分论，从美学和哲学层面对中西戏剧的舞台时空、表演体系、导演风格、结构观念、语言性格及悲喜剧等进行比较。如第四章“戏剧舞台的时空观”中，作者指出，任何西方戏剧，其舞台时空都是可见的、纯粹物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时空有时却与演员的唱念做打共存，非独立存在。不同文化背景决定戏剧在中西不同文明体系内的发展道路、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均不同。纵观全书，作者从“比较”入手，熔戏剧美学、观众心理学、史学、社会学以及音乐、舞蹈、绘画等于一炉，将中西戏剧艺术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内，寻找中西戏剧的基本特征和规律。如西方戏剧重再现、写实，中国戏曲重表现、表意。蓝凡先生凭借丰富的学识、广阔的知识面、严谨的治学精神，冷静观察西方戏剧，认真思考中国戏曲，理性比较二者的异同，最终推出这本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中西戏剧比较论》虽为新作，多为旧谈。蓝凡先生关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一版再版，充分说明20余年来，在中西戏剧比较领域尚没有其他著作与之比肩。 4.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的其他表现 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研究还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形成、传播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研究。如西惠玲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作家批评》对女性主义的研究。全书充分运用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跨文明研究等，打破学派与方法的隔阂，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有益尝试。第一、二章为总论，具体介绍女性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在中国大陆的传播。第三、四章分论女性主义对中国女作家创作的影响。最后一章探讨中国文化背景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异质文化背景，作者认为：“女性主义文学在诞生时起，并不属于世界”B12，它在人性较为自由的西方产生，最终成为极富个性的“时代文学景观”。西方女性主义思想是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空前活跃的动因，“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选择‘开放和吸纳’不仅没有造成女性文学的发展的困境，而且提高了中国女性创作的主体意识”B13。随着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发生，女性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新变化，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和批评，作为世界女性主义研究的一部分，必然与西方女性主义走上全面对话的道路。全书基于此总结出一条“吸引——影响——融合——发展”，最终走向对话的理论研究道路。 二是将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王虹的《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是其中的典范。作为国别文学比较研究，中日文学比较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这与中日两国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关联密不可分。王虹此作以多年来个人研究的部分成果为基础，共分八篇，采用中日双语形式，运用历史考证、作家论、作品论等多种研究方法，针对日本近代的文学作品和中国近代著名作家的作品进行较为详尽的比较分析，如《蜜柑》与《一件小事》的比较、芥川龙之介与郁达夫的比较等。该书虽然是一部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著作，但既适用于对外汉语研究教学，也适用于中国日语专业学生研读，是一部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优秀作品。 四、传承与发展——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 学术传承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离不开大批学者为此付出的努力。他们用尽一生心血，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旧学”还是“新知”，都是前人筚路蓝缕的足迹。今人在重估和评价前人学术成果的同时，更应该从前辈学人勤勉的学术实践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汲取丰富的学术营养。对于前人著述的整理再版，无论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还是比较文学学术史，都意义重大。 2009年，《宗白华中西美学论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一些著作等身的大家相比，宗白华先生的著述少得可怜。该书虽不是鸿篇巨制，但却是宗白华先生数十年学术生涯的缩影。他从“艺术人生观”立场出发，以“审美”精神和“唯美”眼光，巧妙地将中国传统的审美智慧及生命体悟与德国生命哲学的浪漫精神相结合，进而孕育出独特的生命本体论。以此为基础，以审美为内核，宗白华先生进一步生发出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解读。宗白华先生中西比较美学之路以两点为根基：一是他对中西美学的冷静态度；二是他的文化主义视野。前者表现为对中西两种文化的同样尊崇，这使他可以用超功利眼光客观看待两种文化各自的优劣之处。后者主要以文化的视角切入，探索出贯穿于中西文化的精神内核，并在现代及本土视野的关照下对两者加以超越。从这部“论集”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宗白华先生的“艺术人生观”，还可以明晰青年时代先生的一腔热血和社会责任感，更可以体悟他对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深刻见解。全书散篇居多，有很多讲稿和随笔，虽不成体系，但字字珠玑。即使时过境迁，宗白华先生对于中西美学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相关观点依旧不落陈套。 2005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王佐良的《文学间的契合：王佐良比较文学论集》，该书由王佐良先生1985年出版的《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英文）》一书扩充而得。王佐良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多个研究领域成绩卓著。本论集精选王先生有关比较文学的论文15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契合”共8篇文章，主要研究20世纪中西方文学间的关系，特别是中国新诗中的现代主义。第二部分收录王先生讨论翻译的7篇文章，其中有对翻译家的比较和评价，有对近代翻译理论的回顾和分析，也有对翻译中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解剖。王佐良先生著述颇丰，精品尤多。他善于思考，立足于教学和翻译实践，很多学问即由此而来。他巧用“契合”，列举不同文化之间多种相互渗透现象，如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前人对后人的影响（例如查尔斯·兰姆对詹姆斯一世时期英国诗剧的兴趣）及作家之间的关系（例如美国现代诗人詹姆斯·赖特与中国古代诗人白居易）。在《Two Early Translators》（《两位早期翻译家》）中，王佐良先生对严复和林纾的翻译实践做出品评。在《严复的用心》一文中，王先生用翻译实践检验严复“信达雅”理论，认为“信”是指准确传达原作的内容，“达”是指尽量运用习见的表达方式，“雅”是指通过艺术地再现和加强原作的风格特色来吸引读者。为此，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尽可能顺译，必要时直译，任何好的译文总是顺译与直译的结合；二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同样作为翻译家，王佐良先生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和心得预见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互动发展，并丰富“信达雅”观。翻译的作品既要可靠，又要可读。王先生的论文既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堪称比较文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五、小结 近年，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史、学科史的梳理证明：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学科特点和理论特色。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中国学派”跨文明研究是顺应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必然结果。学派与方法间的隔阂已经严重影响比较文学的进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打破传统“三位一体”的学派理论体系，创造一个在比较文学跨越性基础上，综合运用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的全新理论体系。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跨文明研究和变异学在中西文化、文学交流过程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西比较诗学面对中国文论的“失语”，只有立足自身，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与西方文论展开积极、平等对话才是真正出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每个历史节点，面对每一次挑战，唯有认真思考、仔细梳理、勇于开拓、努力实践才能保持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旺盛生命力。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收获 杨玉珍同志在高校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已有多年，是一位很有成绩的青年学者，看到她的这部《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著作（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６年），我为沈从文研究领域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收获，感到非常高兴。 熟悉比较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学科自１９世纪下半叶诞生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法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欧洲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范围局限于欧洲，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欧洲中心论”；二是以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为基本理论特征、以美国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北美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研究突破了欧洲的范围，但它仍然局限在欧洲和北美之间，只不过“欧洲中心论”变成“欧美中心论”罢了。目前是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或文明为基本理论特征的新阶段。这种基本理论是中国学者乐黛云先生提出来的。杨玉珍同志的《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就是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绩。它突破了“欧洲中心论”和“欧美中心论”的框框，这是书稿的一个重要价值。 书稿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在沈从文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层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沈从文研究的开展，世界语境中的沈从文研究也搞得有声有色。这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涉及的外国作家有福克纳、哈代、梅里美、乔治・桑、兰盖、卡拉姆津、屠格涅夫等。令人遗憾的是，在比较研究的文章中，除个别文章涉及川端康成等作家外，沈从文与东方作家的比较研究则显得比较薄弱。作为沈从文重要研究基地――吉首大学的一名教师，杨玉珍同志向读者奉献出《东方神韵――东方文学与文化视野下的沈从文研究》一书，正好弥补了上述缺陷。正如作者在书稿的《前言》中所说：“笔者拟将沈从文置于‘东方’视域中，审视其创作个性、创作风格与文学成就，用文化学、美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看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风格卓异、个性突出、被论者称为‘中国现代罕有其匹的艺术家’，在文学的历史链接上所具有的东方特性和世界意义；并通过将他与东方其他几位著名作家如泰戈尔、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的比较研究”，“审视他与‘东方审美文化’、‘东方乡土文化’、‘东方宗教文化’的关联互动，在共时与历时的层面凸显东方文学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性。”应该说，书稿的主旨是非常明确、很有创意的。 书稿分上、中、下三编。上编着重从与民族传统的关系、理想主义倾向、女性形象与作家自我、“死亡的东方之美”等方面对沈从文与泰戈尔、川端康成进行比较；中编主要从立足乡土的边缘文化立场和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对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进行比较；下编则主要探讨沈从文与佛教和《圣经》的关系。可以看出，书稿主要是对东方国家同质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同时也指出了沈氏在各个问题上与三位东方作家的差异，以及沈氏和三位东方作家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既揭示了沈从文文学的独特风貌，也展示了２０世纪东方文学对人类的特异贡献，这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说，过去“发现东方”的主角是西方，那么现在，这种角色正在逐渐转换，即“发现东方”的主角正在由西方变为东方。杨玉珍同志的这本著作正是在东方人自己“发现东方”和中国比较文学“又有新的开拓与创获”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成果。它不仅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而且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比较文学研究论文: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障碍的分析,并结合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解决比较文学研究中障碍的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 比较文学 障碍 对话理论 一、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为了研究关于交往的一般理论,对于交往的媒介与条件──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在1976年发表的《什么是普遍语用学》一文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①他认为,言语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相互理解以取得共识,达到认同为旨归。为了确立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他提出了凡是参与言语交往行为的人所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要求,即对于言语的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的要求。这四种有效性要求缺一不可。 二、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只有参与言语行为的人才能够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互相认同,才能形成主体之间的认同和协调。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学对话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偏颇与失误,都是由于忽视了上述某种有效性要求而造成的。概括地说,当前主要有以下三种障碍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 (一)文化客观主义 持这种主张的人自认为能够对西方文化作出全面和准确地领会,他们也期望西方人同等地对待中国文化。对文化交流中出现的任何误解和误读,他们都横加指责。他们主张有一个客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不依赖于我们而存在,并且具有我们能够洞悉的确定的本质和属性。“外在”(客体)的东西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主体),知识是在主体正确地反映并呈现了客观实在时所得到的。因此,在文化客观主义的认识论中,我们得到的是一种主─客体的认知模式,换言之,自我与他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目的论的主─客体关系。这样一种关系无疑与交往理论所追求的主体之间的双向的交流和选择的关系背道而驰。 (二)文化中心论 如果说在文化客观主义中作祟的是主体性,那么,左右文化中心主义的则是人类(自我)中心论。这在现代西方社会具体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对于这种“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由来已久,至尼采为一大转折。到了当代,德里达(Derrida)在《人的终结》一文中将其看成是已消逝的神话。但是目前学术界仍有两种倾向值得提防,一种是自愿地接受西方文化话语的控制;另一种则认为西方中心已成为历史,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也该让我们尝尝“中心”的滋味。然而,这两种倾向都有损于中西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因为,就语用学而言,任何一方持有中心论的观点,他都无法真诚地表达其意向,让对方欣然地接受他。 (三)文化相对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相对主义思潮在英国兴起,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土著地区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该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认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与自己原有文化不相吻合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承认并尊重不同的文化,并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表面上看,文化相对主义颇具说服力,但实际并非如此。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在实际过程中我们不应该走极端,把对话双方完全隔离开来,导致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相对主义或极端文化相对主义。 总而言之,以上三种主义的表达不具备可领会性,使对话双方不是落于主―客体的关系中,就是处于游离状态,无法真正达到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的目的。 三、对话理论 对话理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概念是由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Bakhtin)提出的。从1920年的《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1935年的《小说话语》,到1961年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一书的改写》,经过逐步的补充、深化和拓展,他建立起了自己的对话理论体系,这是他哲学思想在文论中的具体体现。他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②换言之,相对与包容是对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性与差异是对话主义的基本条件,互补与创新是对话主义的最终目的。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语境下,对话理论的意义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操作方法,它是一种话语形式,即用“非我的”和“他者的”眼光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把不同民族的文学视为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相互平等的、能够展开对话的双方,破除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促进当今世界的文化发展,最终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 四、文化对话――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 那么,我们该运用何种理论才能跨越比较文学研究中的障碍呢?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对话理论是绝对必要的。巴赫金(Bakhtin)认为,一般说来,文化在定型的时期,基本上由统一的“独白话语”所支配,而转型时期的标志就是“独白话语”的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也就是说,各类语言和文化在转型时期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交流,才能同时共存。虽然对话不能完全消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也不能彻底地取缔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对话能够帮助我们采用商谈的形式,来对待这种差异或冲突,从而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通过对话达成相互了解。 具体而言,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有进行跨时代、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才能冲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突破口,创造出新的未来。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们正在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逐步走向一个相互理解、平等交往和对话的时代。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需要建立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我们要克服以上三种障碍的影响,就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主动地把他者作为主体来看待,并设身处地地去理解另一个自我,然后在“我们”这个集合中寻求共同的生存。

科学研究论文:略论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的依赖性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科学规则 自然观 后现代科学 解释学循环 摘 要： 本文发挥了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对世界结构的依赖性的观点，提出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存在着解释学循环。在对科学研究的基本标准和规则——客观性原则、实验原则、可重复性原则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之后，本文指出这些貌似不证自明的原则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背后的自然观假定，揭示了这些原则和假定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并指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它们会完全失效。最后文章展望了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一、科学研究规则对自然观假定的依赖性 在费耶阿本德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辩护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证，即强调不应该先验地规定科学研究规则。“只有在一个具有某种结构的世界中，我们所使用的标准和我们所推荐的规则才有意义。在一个不呈现该结构的领域中，它们便成为无用的，或开始成为无效的。” [1]也就是说，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状况所决定的。费耶阿本德在这里叙述了一个相当平庸（甚至有点琐屑）的真理，即科学方法论原则依赖于自然观假定，但是这平庸的真理，加上一些大家可能会很容易接受的辅助假说，却蕴涵了非常有趣的逻辑结论，值得我们认真分析。 例如，甚至象科学研究应当导致理论的经验内容增长的基本原则，拉卡托斯认为这是不同研究纲领选择的根本标准，我们一般都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费耶阿本德认为这其实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的。“认为自然界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无限丰富的，这种想法导致作出新发现的愿望，因而导致内容增长的原则。该原则给了我们另一个据以判定理论的标准：与已知的内容相比，具有超量内容的理论优于没有超量内容的理论。这个标准也不是不可触犯的。一旦我们发现我们居住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中，这个标准便遇到了麻烦。” 有趣的是，这个看起来是哲学家构思出来的理想实验，现在却成了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课题。例如，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认真地讨论起科学终结的前景。他指出：在物理学中，我们认识事物的层次是由施加于研究对象的能量所决定的。能量越大，揭示的层次越深。但是由于宇宙本身的性质，我们用以研究物理世界的能量有一个极限值。因为，“如果人们有一个比1千亿亿（1后面跟着19个0）吉电子伏的所谓普朗克能量的粒子，它的质量就会集中到如此的程度，以至于会脱离宇宙的其他部分，而形成一个小黑洞。这样看来，确实当我们往越来越高的能量去的时候，越来越精密的理论序列应当有某一极限，所以必须有宇宙的终极理论。” [2]如果霍金的推理没有错误的话，那么由于宇宙本身的规律性，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在这个角度上原则上就是有界限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看上去不言自明的科学标准就不再适用了。 我们在这一案例中所关心的并非物理学是否可能在原则上存在极限，——虽然这本身也是一个合法的、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而是通过这一案例更加清楚地揭示了科学研究标准对于世界状况的深刻依赖性。或者更严格地说，一切科学研究准则都以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设为前提。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需要解释的意义的一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因而，这一基本的“循环性”就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景”之间。但是，这并非“恶性循环”，而是作为“此在”的人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为了要认识自然世界，我们必须要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科学研究活动要遵循一定的规则，而科学研究的规则又必须建立在我们对自然世界基本状况的假定上；而自然观假定又是建立在科学知识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科学研究活动中也存在如图1所示的解释学循环。 在本图的模型中，带箭头的连线表示前者对后者具有影响和决定作用，但前者不是后者的唯一的决定因素，同时还有其它因素发生作用。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变化，就会导致下一个环节的变化，最后整个循环都会发生变化。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各个环节中，一般来说，对于科学知识的历史性和相对性的认识最为充分，其次就是对于自然观假定的历史性和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很少有人承认科学规则同样也有历史性和相对性。这也难怪，因为科学规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最为稳定、变化最为缓慢的环节。同时，这也表明了科学研究规则更深刻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本质，所以它成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鉴于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的内容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理论也很复杂，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本文中我们将首先探讨科学规则的假定性和改变规则的可能性。 二、科学标准和规则的假定性 加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都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是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的，这就是“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角”相互“融合”的结果。而科学作为现实的人的研究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知识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一定的世界观预设下展开的；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活动，总有其“先入之见”；所以科学研究从来都不是绝对中立客观的。许多情况下，我们往往规定了各种研究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也确实对科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是，如果毫无批判地固守这些原则，就很可能封杀了科学研究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在科学研究活动中，真是象我们所标榜的那样要坚持研究结果的开放性的话，就不应该先验地规定世界的状况；因此，也不应该先验地规定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则和科学标准；或者更加现实地说，对于任何科学准则都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其对世界状况的假定性。以下是对一些科学研究基本原则的逻辑假定性的纯理论探讨，在逻辑上并非意味着作者对这些基本原则的否定，更不意味着对所讨论的非主流观点的支持。 1，客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假定 科学活动的最基本准则之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认为合理的、可接受的科学研究结果应当是与主体无关的，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如果某一研究结果依赖于研究者，则可以说这一结果是非科学的。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假定基础上的：自然世界的状况是绝对客观的，自然本身的状况与研究者自身的信念、情绪如何无关，或者说研究者的心理活动对于自然世界没有影响。 这一假定当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有相当牢固的经验基础的，而且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确实也是硕果累累。但无论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还是哲学的思辩，从来都没有确定性地证明客观性的假定。而且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科学实践，在原则上恐怕也是无法证明客观性假定的。因为这种证明的结果是很难摆脱循环论证的怪圈的。 相反，在科学内外对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性假定倒是存在一些批评和挑战。例如，无论是在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理暗示对于身体机能的影响都是公认的经验事实。至少在对于研究者自身的心理-生理状态的研究观察上，客观性假定已经破产，客观性原则已经失效，或者说客观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要作调整。例如，我本人就曾经对自己是如何从清醒状态慢慢进入睡眠状态很感兴趣，想要观察它，可是这反而导致我无法入睡，从而所观察到的生理-心理状态和正常情况下的状态区别很大。所以内省作为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科学家们的怀疑，也就是说观察者的内心状态乃至生理状态对于观察者本人而言，不是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 一般科学家乃至科学哲学家并不认为，这一限制有什么本质的意义，并且认为这一限制就是要保证客观性原则能得到遵循。但是，为什么要附加这一限制呢？答案是：因为心理活动对生理活动有影响。问题是：为什么对观察者自身心理-生理活动之外的一切自然研究不存在这一限制？这是否意味这在整个自然界中，观察者的心理-生理活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特殊性？它不是那么“客观”？显然这又涉及到复杂的心身关系问题，涉及到整个自然界的统一性破缺的问题。但如果我们相信心身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作用，生理活动受心理活动作用因而不那么“客观”的话；则由于人的心理-生理活动和自然界中的其它一切现象与过程都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那么自然界中的一切现象与过程就都因而丧失了其绝对的“客观性”，最终导致客观性原则的彻底失效。因此，这一原则只能作为一种实用原则予以保留，因为我们可以强调这一事实：心理活动对物理现象和过程的影响，除了对心理活动者的心理-生理活动的直接影响外，一般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原本宣称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恐怕就此也就彻底丧失了。 在争议很大的“灵学”研究中，存在著名的“山羊-绵羊效应”，即研究者如果相信存在心灵感应等非主流的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支持这一观点；相反，如果研究者对这种观点持怀疑观点，则研究结果往往倾向于否定这一观点。对此效应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主流科学家们认为，这证明了所谓灵学研究的非科学性、非客观性；而灵学的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种效应本身也正是心灵感应的结果，它再一次证明了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并因此而反对客观性标准。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说在这两派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着中立的裁判标准。双方都不可能在不借助对方否定的原则的基础上批驳对方的观点。主流科学家们用以批驳灵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恰恰是建立在灵学研究者们所反对的客观性假定基础上的；另一方面，灵学研究者们所宣称的发现，又因其研究缺乏主流科学家非常珍视的客观性原则而被嗤之以鼻。如此，在这两者之间的选择就不可能是基于理性的证明，只能是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费耶阿本德就认为，“科学的经验论淘汰了自己的泛灵论的竞争对手，淘汰了尼茨海姆的阿古利巴的信徒约翰·迪依、罗伯特·弗拉德，并不是因为它更好地说明了不依赖于这两种观点而存在的世界，而是因为使用了一种不允许产生‘唯灵论’结果的方法，它清除了这种结果，然后描述了这个枯竭的世界，暗示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5页脚注。） 对于解决这一认识论的僵局，一味使用原则性的概念互相指责是无用的，只能是在具体的认识实践中发展各自的传统，扩大各自的影响力，最后由社会实践对两种传统进行选择。（其实在这一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也是如此解决的，如果我们不被表面上的修辞学所蒙蔽的话。） 2，实验原则与实验能够获得自然本质知识的假定 近代科学常被称为实验科学，因为实验是近代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实验，是指用物质的手段来主动控制和改造研究对象，从而获得有关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的知识。它与消极地被动观察研究对象相比，可以揭示许多自然状况下难以发现的规律和联系，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实验可以作为研究自然对象的一种合理的方法，要依赖于这样一种假定：即我们所研究的自然世界在我们加以物质的干预后，在原则上并未丧失其本来的特性，或者说从被改造的自然对象所获得的知识可以应用于未被改造过的自然对象。这一假定远非不证自明的，例如并不为道家等学派所接受。他们提出，被改造过的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因此实验结果无法揭示自然真正的奥秘，需要补充以直觉的体悟等。这一原则在近代科学中的成功，也并非彻底地证明了这一假定。 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可能就是对实验原则的一种挑战。所谓“测不准原理”是量子力学所揭示的一种客观规律，即在微观世界中，原则上我们对于某几对共扼物理量测量的精度不能同时无限制地提高。例如，如果我们提高了某一粒子的位置测量精度，则其动量测量的精度就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和研究者观测能力无关，因为原则上观察者对任一物理量的观测精度可以无限提高。对于这一原理，物理学家这样来解释：对于微观对象的认识，总是在一定的实验条件下进行的。而要提高位置测量的精度所施加的控制条件，恰好严重地妨碍其动量的测量。反之亦然。 其实在经典物理学研究中，实验对对象的状态的干扰也是存在的。如，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需要将一枚温度计放在水中，让温度计和水进行热交换，从而使得温度计的温度和水温相同，温度计的读数可以指示水的温度。但在此过程中，热水和温度计的热交换，改变水的温度，因此温度计的读数与实际热水的温度是有偏差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尽量将温度计做得小些，温度计的原始温度与水温尽量接近，甚至计算温度计前后温度变化所交换的热量来恢复原有的水温等。由于经典物理学处理的都是宏观现象，所以实验的干扰的影响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实验对自然现象和过程的干扰是不可否认的，因此实验的原则所适用的范围也是相对的、有限的。对于某些极其敏感的现象和过程，实验方法是否是足够的研究手段？量子力学家们采取的策略是，宣称自己研究的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而仅只是在观察实验活动中被改造过的现象和过程。如玻尔的名言：“量子力学使我们想起一个古老的格言：当寻找生活的和谐时，人们决不应当忘记，在生活的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 [3]。实际上，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所谓自然不再是那种与主体毫无关系的纯自然。这样来解释，当然可以成功地解决或回避实验干扰所带来的认识论问题。但它是以重新界定科学研究功能，并重新界定自然世界（即重新修改自然观）为基础的。这再一次地说明了科学标准和科学规则的有效性是由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状况所规定的。[1]但是，除了这种坚持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并以此而修改自然观的方案之外；其实至少还存在另外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即保留原先的纯自然的概念，并坚持认为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去认识那“原本的自然”，但修改科学研究的标准和规则，如引进直接领悟自然的非主流方法等。 实验原则还依赖于另外一个还原论的假定：即研究对象原则上是独立的，可以独立于环境的，因此也是可以隔离研究的。所以，在实验室环境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能够真实反映对象的规律联系的。但是量子力学中EPR关联所揭示的非定域性，告诉我们世界是整体联系的，所以任何对象本质上都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因此是不可以隔离研究的。爱因斯坦曾对这一性质感到严重的不安：“假设，两个粒子以同样的很大的动量相向运动，并设在它们通过已知位置时，它们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发生相互作用。现在考虑一个观察者，他在远离相互作用区域的地方逮住了一个粒子，并测量它的动量；这是根据实验的条件，他显然能够推导出另一个粒子的动量。但是，如果他选的是测量第一个粒子的位置，他就能说出另一个离子在哪儿。这是从量子力学原理作出的一个完全正确而直截了当的演绎；然而这难道不是很悖理的吗？在两个粒子之间的一切相互作用都已消失之后，对第一个粒子作的测量怎么会影响第二个粒子的状态呢？” [4]既然现在实验已经证明了自然的规律确实具有这种“很悖理的”特征，那么原则上任何对象都是无法隔离的，实验原则又如何成立呢？ 3，可重复性原则与自然规律普遍性假定 为了保证科学事实的可靠性，防止错误，科学研究强调科学事实的认定必须遵循可重复性原则。即只有在不同研究者、不同实验室、不同时间和地点都能重复验证的事实，才可以认定为科学事实。这一原则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筛选机制，意义很大。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建立相关的世界状况的假定基础上的。只有假定自然规律是普遍的，在不同的空间、时间，在相同的条件下，自然现象的表现是一样的、或者非常相似的；可重复性的要求才是合理的。 按照这一标准，我们发现科学所认定的事实，或者说在科学研究中有意义的事实，只是客观事实或经验事实的一个很小的子集。所谓客观事实，是指在特定时空发生的过程，不管是否为人们所认识。而经验事实是指为人们所经验到的客观事件，不管是否具有可重复性。由于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必须是可重复的事实才能认定为科学的事实；这样，科学研究活动才确保了可靠性的同时，也极大地缩小了自己的经验基础。因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会被无情地排斥在科学的门外。而我们每一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都知道，存在大量非常可靠的、却难以重复的经验事实。 当然，这里存在着对于事实的可重复性的正确理解问题。可重复性，从来都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不可能是绝对的。因为绝对意义上说，每一个事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都是不可重复的。但这样对可重复性提出批评似乎是在吹毛求疵，没有意义。其实，科学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视现象的可重复性，其本质原因是想要通过可重复性来证明相关现象的真实性。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如何坚持可重复性的要求是很复杂的，它与我们试图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或者如何界定事实的关系很大。就我们现在的浅见，至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1，作为某一普遍规律证据的事实，需要高度的可重复性。例如，著名细胞生物学家贝时彰先生宣称则观察过细胞重建现象，但一直未能予以重复，所以不能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一事实的意义在于，它对细胞来源的规律性认识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对于这类宣称的可重复性要求是较高的。2，作为对某个单一特定事件的描述，不需要也根本不可能要求可重复性。如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就是这类例子。换言之，只有观察条件句应该满足可重复性要求，而观察句则不需要。3，介乎两者之间的可能性事件，则必须在满足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多次观察，通过统计计算才有可能证实。 所以，不能简单地用可重复性作为标准来论断事实的真伪，我们发现有一些科学界公认真实的事件是很难重复的。例如，在非线形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一些对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只要在初始状态有一个极小的扰动，结果就会天地悬隔。那么这样的事件就是很难重复的，因为在实验条件下，我们很难那么精确地再现原先事件的初始条件。有时候，我们往往要借助于功能非常强大的计算机模拟才能重复这一事件。[2]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吴彤教授在回答笔者请教时指出，这类初始条件极其敏感的事件，在初期还是有相当强的可重复性的，但越到后来分歧越大。而随机现象则恰好相反，每一次事件单独发生时，是难以重复的。如每一次抛硬币的结果不见得能重复以前的结果，但随着重复不断次数积累之后，则统计的规律越来越确定。由以上事实看，以可重复性来作为事实真实性的检验是过于苛刻了。至少就以上情况看，对小概率的随机事件及初始条件极其敏感事件长过程的检验，就很难以可重复性来检验事件的真实性。 除此之外，“后现代科学”的著名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家鲁伯特·谢尔德拉克所提出的“构成因”假说认为，宇宙规律并非象过去所设想的那样是永恒的、无比坚硬牢固的，它其实也是一种不断演化的习性的表现而已，是随着时间演化而改变的。按照这种观点，分子、晶体、细胞、组织、器官和有机物所具有的特有的形式是由被称之为“形态发生场”的特殊场所形成和保持的。这些场的结构是由与过去类似系统的“形态发生场”衍生出来的；过去系统的形态发生场通过一种叫做“形态共振”的过程变为后来出现的类似系统，并且“形态共振”的作用不会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而受到影响。 这一假说可以解释许多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新化合物结晶非常困难，但一旦某个实验室制备了一种化合物的结晶后，在其它的实验室再制备同一化合物的结晶就越来越容易了。传统的解释是说，前面晶体的碎屑起着一种“种子”的作用，附着在科学家们的胡须或衣服上，从一个实验室带到另一个实验室。如果没有科学家互访的现象，则认为这种种子是在世界中漫游的空气中极小的尘埃颗粒。而“构成因”的观点解释说，在第一次结晶之前，晶体不存在特别的形态发生场。但是，在第一次晶体形成之后，结晶受到前面晶体的形态发生场的影响，物质结晶的次数越多，结晶就越来越容易。这个假设是可以检验的，如果科学家们互不接触，而且尘埃颗粒通过空气净化之后，这种现象仍然不断发生，则可以证明这个假设。 这一假说对于1920年著名心理学家威廉·麦独孤在哈佛大学所做的老鼠实验结果的解释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麦独孤发现老鼠从一个特殊设计的迷宫中逃生的速度一代比一代明显提高。由于下一代的老鼠是由学会了逃生技巧的老鼠所生育的，所以麦独孤曾认为这是后天习性的获得性遗传。后来，他又从每一代学习最慢的老鼠中挑选生育下一代来进行测试。基因选择也许应该使得老鼠学习能力下降，结果发现学习能力仍然提高了。后来其他研究人员，如爱丁堡和墨尔本的研究人员在重复实验时发现，他们做实验时第一代老鼠学习的速度远比麦独孤实验时第一代老鼠的学习速度要快。而且无论是受过训练的老鼠的后代和从未接触过迷宫测试的老鼠的后代都是如此。拉马克的理论显然是无法解释了。而“构成因”假说与此却很一致。 [5] 这种假说尚未得到科学界的一致认可，但如果它是真的话，在诸如此类的情景下，坚持可重复性原则就可能意味着对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否定，显然会阻碍科学的发展，是非理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为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们拳拳服膺的基本准则都是可以突破的，本文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举。相信在对上述最根本的准则的分析之后，很难再坚持什么绝对不可违反的原则了。 三，科学研究标准改变的可能性 破坏总是容易的。虽然在科学沙文主义甚嚣尘上之际，对于科学基本准则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洞见的，但更为困难的是在指出现有准则不足之后，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新准则。费耶阿本德的主要不足也正在于此。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重破坏，轻建设，是因为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存在任何永恒的准则，所以树立任何准则归根结底都是徒劳的。在他的心目中，其实还是存在一种对永恒的迷恋；既然无法通过正面肯定的方法来达到永恒，那么就通过不作任何肯定的方式来达到永恒。 我们提倡“立字当头，破在其中。”这是因为，我们欣然接受无法达到永恒的这一事实。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决定性的事情不是从循环中脱身，而是依照正确的方式进入这个循环。”“在这一循环中包藏着最源始的认识的一种积极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实理解，那就是：解释领会到它的首要的、不断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先行具有、先行看见与先行把握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它的任务始终是从事物本身出来清理先有、先见与先行把握，从而把握课题的科学性。” [6]我们尝试地提出一些我们事先知道终有一天必然会被突破甚至抛弃的准则，只是为了我们今天和不远的将来科学研究的暂时需要。以下是我们的一些建议： 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与人类研究的实践行为相冲突时，除了坚持这些标准和规则以捍卫科学的严谨性这一常规选择之外，也要考虑这些规则背后的假定是否可能已经丧失了其原先具有的合理性。 我们面对大自然也许应该更加谦虚一些才好。也许，我们不应该规定大自然必须如何，以使得我们指定的科学研究标准和规则可以运转良好；相反，我们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适时调整科学研究的准则。也就是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应该不仅包括为科学现行实践辩护的功能，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促进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改造科学实践的规则。[3]从这种意义上讲，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的口号，对于松开绑在科学研究者身上过紧的束缚，还是有其启发意义的。 在放宽了科学研究的标准之后，如何建立一套新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如何防范作伪，过滤掉幻觉、巧合（目前为止科学界非主流派的记录不是很令人信服，但也有对手抹黑的成分）等等，是摆在后现代科学面前至关重要的任务。尤其应该借鉴近代科学起源过程中科学规则逐步建立的宝贵经验，在科学研究的解释学循环中逐步完善新的传统。 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准则的改变存在着两种可能的途径：“和平演变”与“暴力革命”。所谓“和平演变”的策略是，通过发挥和引申在坚持现有科学研究准则的前提下所获得的科学新成就来改变自然观假定，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和平演变”的主体是主流科学家，所援引的观念资源主要来自科学界内部，科学准则的改变是渐进的、平和的、甚至是不知不觉的，或者说在科学准则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科学准则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近代科学的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只不过似乎很少人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这么做的），因此不会引起过于强烈的文化冲突。反对者会问，既然科学准则是自然演化的，那么这篇文章有何意义？答曰：由特定的科学成就转化为自然观假定，并最终导致科学准则改变的过程，决非是一个不需要研究者自觉主动创造的自然过程。如果科学研究的这一解释学循环能为研究者们充分认识的话，这一过程就会发生得更加顺利。 而“暴力革命”的策略是，在主流科学共同体之外，引入科学界非主流的自然观假定，或者发挥和引申科学界之外其它文化的自然观假定，在相应的研究准则指导下，获得大量新的发现，从而支持科学准则的改变。通过建立自身的解释学循环，逐步扩大这一传统在社会文化中的影响，最终使得其成为社会上具有权威性的知识标准，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策略导致自然观假定与现行主流科学准则的冲突，进而对现行的科学准则提出挑战和批评，最终实现科学研究模式的改造。这是费耶阿本德的扩散原则在自然观与方法论关系的层次上的应用。这种途径必然招致科学界和科学哲学界保守人士的猛烈抨击，阻力极大。并且在革命阶段，由于旧准则受到批判，而新准则尚待探索建立，往往会出现严重的失范现象；所以正如在政治的暴力革命难以避免非常残暴的行为一样，科学准则改变的“暴力革命”也难以避免各种欺诈现象混入其中。但是，这一策略有可能导致对原有束缚的突破，开拓新的视野，扩大科学认识的经验基础的范围，带来人类认识能力的极大提高，并且克服近代科学研究准则所带来的两种文化分裂。而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种策略可能会是交替使用，也可能会是混合使用。 虽然，后现代科学只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影响很小的一个支派，而且严格地讲是否算得上真正的后现代主义也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以她为例探讨一下科学规则改变的现实可能性。按照后现代科学的观点，科学活动虽然象社会建构论者所说的那样，受到纯认知之外的因素影响，搀杂着对于权力的追求等，但仍然是以对真理的追求为主的。科学也确实需要数据和经验的证明，在一定意义上讲，证据也要有一定的可重复性。但是对科学研究活动的限制本身也需要附加一定的限制，或者说，科学活动本身在以下方面是不应该受到限制的（[5]，33-35）： 1，科学研究方法应适用于一切领域，即科学不应该局限于只借助于动力因运作的纯粹物质事物的范围内。因此，科学可以研究自然对象的内在经验，可以将自然规律当作演化着的习性来进行研究。 2，科学研究需要反复的经验证明，但不应该局限于特殊类型的证明方式，如实验室的实验。所以，可以拓宽科学的范围，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明方式，在各种“自然”状态下的观察结果不应当作不严格的经验而抛弃。 3，科学对真理的追求不应该依附于任何有条件的信仰，科学应该不局限于任何特殊类型的解释。所以，科学研究中原则上不排斥下列观点：自然的基本单元是有感知能力、内在价值和内在联系的，自然的规律是演化中的“习性”，存在“向下”的原因，存在超距作用，作为一个整体的宇宙是一个对其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有机体，宇宙及其进化有内在的意义。 迄今为止，后现代科学的理论体系仍然是非常粗糙的，“科学”依据不足，理论根基不够扎实，也许作为科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候选者来说，她未必是够格的。但她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目前主流科学的缺陷，并认真地展望一种新的科学认识实践模式。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 要】环境化学是环境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它为生态环境的恢复与建设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为现代环境科学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环境科学技术的核心是对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进行专业的化学分析，从而系统归纳存在的全部环境问题，为彻底解环境污染问题做好准备。为此，本文将具体来分析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先从分析环境科学技术入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环境化学技术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以期能够促进环境科学的迅速发展，为建设生态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环境化学；环境科学；地位和作用 环境科学是在全球环境污染加剧的形势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运用相关的自热、社会科学相关理论与技术为环境问题作出了突出贡献。发展至今，环境科学已经形成了三大分支：自然环境科学、社会环境科学、综合环境科学。环境化学则是自然环境科学中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代表性技术，并逐渐成为了环境科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此，下面本文将首先对环境化学展开详细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期能够充分发挥环境化学的积极作用，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还人类一个清新环保的生存环境。 一、环境化学概述 （一）环境化学的概念 环境化学是一门复合学科，它既是环境学的分支，又与化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概括说来，环境化学是指研究有害的污染物质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发展、迁移、转化、归宿等问题，并详细阐述控制污染物进一步发展的化学原理及化学方法的综合科学。环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既包括对污染物的分析与鉴定，又包括对化学环境污染物的运动规律的研究，还包括对化学污染物的发生、分布、转化机制、状态结构的变化及归宿的研究，因此，环境化学是一门综合的研究化学污染物的全部化学行为与化学现象的科学。 （二）环境化学的分类 环境化学包括环境分析化学、环境污染化学、环境污染控制化学、生态化学四大类。环境分析化学是现代环境化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主要是借助各类分析仪器对坏境污染中的污染物含量、形态、价态、结构等进行详尽的分析，为环境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解决方案。环境污染化学是对环境污染物在环境介质中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降解等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它主要包括大气污染化学、水污染化学、土壤污染化学和生态污染化学以及多介质污染化学四大类。环境控制化学的侧重点在于环境控制上，它主要是在相关化学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研究污染物的控制原理和控制技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一体化污染预防战略”的高度上。生态化学主要是研究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所引起的生态效应和对人体的危害。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将污染物的直接毒性转化为间接毒性。 二、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环境化学在环境污染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 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环境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而且它的危害性变得更加的强大，已经形成了一场环境污染灾害。为此，我们不能再被动承受这些环境污染所引起的灾害，而应该积极去掌握污染物的产生、产生危害的机理，掌握它是如何在环境介质当中进行迁移转化的。环境化学恰恰就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污染物质在环境中是如何引发危害并不断转化和富集的，这样便可科学地增强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防治能力。 （二）环境化学在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化学是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环境化学分析与研究的结果可以详细的还原出环境污染物的整个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和掌握环境污染物的产生、迁移、转化、累积、归宿的整体发展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帮助我们得出有针对性、实效性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使得环境治理能够有的放矢。因此，环境化学既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又是环境治理的保障。例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可以运用污染物的发展规律，采用吸收剂吸收和转化为无毒无害气体两种方法来处理空气中的有害气体；在治理水污染时，可以通过吸附、化学凝聚、化学沉淀、离子交换、电渗析、氯消毒等方法来处理水中污染物，带到净化水体的目的。而这些治理措施的开发与实施都是在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得来的。 （三）环境化学在环境监测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境监测是现代环境科学发展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手段，是反映环境污染状况、进行环境质量评估、制定环境治理对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环境监测可以明确环境污染物的来源、组成及含量，从而制定合理的污染治理措施。环境化学则为环境监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资料，是环境监测的理论依据。环境监测是建立在环境化学基础上的一种常用研究手段。在环境化学的基础之上，环境监测衍生出光谱分析法、色谱分析法等基本方法，同时也研制除了诸多的环境监测仪器。 结束语 伴随着现代工业的规模化发展与人口的爆炸性增长，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愈加恶劣的发展态势，环境污染物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现代环境科学的发展已经被推到了时展的前端，受到了广泛重视。环境化学是现代环境科学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环境化学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进程。通过上述本文的探究，笔者主要论述了环境化学的概述、环境化学在现代环境科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两个方面的内容，以期完善能够促进环境科学获得崭新发展，推动环境化学为现代环境研究和人类环境保护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科学研究论文:试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标准研究 论文摘要：确立合理的评价原则是科学、公正地评价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在对体育科学研究成果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现有体育社会科学评价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1)社会效益优先，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2)重视创新，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论文关键词：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原则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评价的对象、评价的内容、评价标准的层次、评价的时间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社会科学成果鉴定和评奖的重要环节；是调动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以保证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一直是学术界和管理部门思考和探讨而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体育社会科学有着自身的诸多特点，使得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尤为复杂和困难。不论是从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还是近几年学术界的观点来看，我国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已成为学术发展的瓶颈，不科学、不合理的评价已催生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同时阻碍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其中的一个症结在于没有合理的方式来评价体育学者的学术水准和学术贡献。因此，构建科学和公正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理的评价原则是整个体系构架的基础之一。 1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各省市有关部门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上不仅标准不同，规则不一致，而且具体运作过程也不相同，总的状况是存在某些不统一、不规范、不公开、不公平的现象，下面是我国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评价标准不统一 首先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什么是国家级学术论文，什么是核心期刊的学术论文。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的结果自然也不可能公平。 1．2评价中的“马太效应” 在评审过程中来自名校或名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受到重视，来自一般学校、一般人的文章、课题申请、奖励申报往往不能得到同样的待遇。 1．3评价中缺乏回避机制 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中，有的人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1．4评价中的暗箱操作 表现在学术评奖、课题评审、职称评定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评定的标准是仲么，评审的过程怎样，评委的权利是什么，评委的责任是什么，评委的召集人是谁，参评者的情况怎样，参评者都是不知道的；更重要的是，目前的评价机制缺乏监督机构、投诉机构和复议机构。 建立起一套科学、公平的评价标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公开、公平、公正的学术评价机制至关重要，因为科研成果的评价问题，不仅牵动着千万个单位和学者的心，而且影响着社会发展诸多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说，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种劳动产品和物质产品一样需要有评价和鉴定机制，否则，如何确定知识产品或科研成果的价值呢?知识的评价标准或科研成果的评价标准代表着主流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它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 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本概念 作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要作为一个独立的术语来使用，必须作进一步说明和界定。 2．1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难以明确区分，二者都与人类的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有关。其区别在于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的需要、意志、情感和愿望，强调人的主观心理、文化生活等个性方面；社会科学强调人的社会性、关系性、组织性、协作性等共性方面。 在体育科学体系中，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虽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需要强调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我们充分肯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差异和区别，不过在本研究中，我们更为强调的则是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的相似性、共通性、统一性，强调在人文与社会、体育人文科学与体育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张力，将之合称体育社会科学。 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体育社会现象，其研究主要范围包括：群众体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经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史学、体育新闻传播学、竞技体育学、体育教育学、体育信息学、体育法学、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体育社会心理研究、比较体育、体育文化学、体育哲学、体育伦理学、体育美学、体育人类学等。在现阶段，开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主要目标是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把体育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研究总结出来。 2．2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界定 通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方面的文献综述表明，描述和论证社会科学成果特征的文献多集中在国内。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评估的对象是社会科学的成果，但何为“社会科学成果”，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研究者认为成果形式都不足以说明它是“成果”，判断是否“成果”，需要考察成果的实质内容。我们对所涉及到的“成果”的定义内容的资料做了一个初步统计，主要选取了20种相关的资料文献，具体篇目可参见参考文献(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有75％的文献在“成果”的定义中提及了“创造性”，这是一项成果被确定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核心标志，还有的文献将创造性界定为：“新思想、新结论、新观点、新事实、新材料、新信息、新方法、新理论、新概念、新发现”等。研究者进一步强调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标准的核心是：创新性——理论不新则要思想新，思想不新则要观点新，观点不新则要资料新，资料不新则要框架新，框架不新则要方法新，方法不新则要视角新”。“那种一无新观念、二无新资料、三无新方法的东西，根本不能算科研成果。界限在于是否有新意”。有的研究者从知识的新旧联系出发，将这种有新意的东西概括为“运用己有的知识，研究创造的新知识”。总之，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创造性结果”己经被认为是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具有价值的”、“科学的或正确的”和“广泛占有资料”等因素也被认为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特征被描述为：创造性的认识结果；具有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用科学方法产生的。在借鉴这些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界定为：科研人员运用科学方法，收集、加工、研究与体育社会科学有关的信息而生产出的具有新的价值的认识结果。 3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现状简析 目前，由于还没有建立全国性的学术质量评价体制、机构以及科学的评价方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一般都采用自我评价、专家鉴定验收、成果评奖、专家直接评审等方式，以定性分析为主的评价方法。但是由于学科专业的局限、学术观点的制约等因素，在成果评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消极的影响。 实践表明，单纯地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容易产生标准难以掌握、浮动的偏离程度大和易于受传统观念、人情关系的影响等弊端。近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者正在积极探索用定量化方法评价研究成果。譬如，将科研成果的创造性、难易复杂程度、成果的“时间效应”、对决策管理的作用等方面进行分别评分，然后再乘以一定的权数，得出该成果的分值；有的则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种不同类型的科研成果，分别提出了直接或间接评价指标体系，等等。例如，朱唯唯等利用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4年的数据，对我国体育学研究领域里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期刊、学者、学术机构和地区以及各类基金资助项目进行多角度的定量分析研究。该研究完全基于CSSCI客观量化数据，通过量化分析评价。这些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对于改变单纯的依靠定性分析的评价方法，减少专家直接评审产生的消极影响，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还仍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这种方法显然不适宜用于那些不宜公开发表，但已被有关部门采用，而且取得了明显经济、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 4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原则的提出 评价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认识活动。按照价值论观点，价值是客观的，但评价不同于对客体的认识，而是对主体需要及其与客观属性关系的反映。评价原则是一定实践经验的总结，需要转化为利益，主体需要的丰富性就转化为主体利益的丰富性，形成了主体的评价原则。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要达到准确、公正的评价目标很不容易，首先需要确定科学可行的评价原则，方可指望奏效。这里根据评价学的基础理论、以往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研究和本人的课题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提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原则，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 4．1社会效益优先 体育社会科学的作用是认识体育、创新理论、与服务社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尽管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具有间接性和滞后性，但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决不能置社会效益于不顾。我们可以通过价值量的大小来衡量研究成果的好坏，对于难以量化且表现复杂的成果，可以通过其影响面、宣传面的大小以及贡献加以评判。 一般说来，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是通过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则是通过间接评价体现出来的。因而，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必须坚持直接评价与间接评价标准相结合。 4．2重视创新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是由多方面的标准、规则和内容组成的，其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认可、奖励的依据和标准等，对于引导科研人员如何做学问，对于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把创新作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理念，将鼓励创新和重视原创性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贯穿于整个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之中。这样才能有利地促进整个学术研究沿着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正确方向前进，才能真正体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意义。 4．3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定性评价方法是以评价者的主观判断为基础的一种评价方法，强调的是基于理解的“直接认识”，评价者依据个体的经验与学识水平对评价对象的学术价值、水平给出直接的判断。而定量方法首先要做的是，找到衡量差别的可操作性定量指标，然后再以该指标的量值来客观表征原来难以量化的“量的差别”。目前常用的定量分析指标包括成果被引证、论文收录转载、获奖和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等，体现为“间接测量”。 由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单纯的定性方法或定量方法都不能准确、客观地评价社科成果。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一定要把定性和定量标准相结合，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相结合。 4．4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区别 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性研究成果是指在学科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这类成果或者提出了新的观点、思想、理论和学说，或者对传统理论进行质疑、补缺、完善，或者在学科的交叉融合和创新方面有新的设想和进展，或者选题有特别重大意义，研究难度大，填补了某项专业的空白，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创见等等。这种成果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学术论文和专著。应用性研究成果指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宣传功能以及参考功能，将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进而取得的成果。理论研究常常耗时巨大，其价值也是潜在的；应用研究则常常是立竿见影，效益是显在的。对这两种性质迥然不同的研究，评价标准与方法显然是不同的。 4．5科研管理部门评价与专家评价相结合 使用定量指标所进行的客观评价，只牵涉到成果作者和科研管理部门两方，仅仅依靠计算机就可以完成评价工作，适用于对大量的一般成果的评价；同行专家用定性指标进行的主观评价，需要由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牵涉人数多，过程复杂，适用于对重大成果的评价。因此，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中，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评价不同的成果。无论是专家评价还是科研管理部门评价，要达到评价的预期目的，前提就是要保证评议的公正性。 建立一个较为全面、完善、公正、科学的体育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从方法论上逐步解决现行体育社会研究成果评价方法所造成的弊端和错误导向，有利于对学术研究者、学术评议人、学术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 论文关键词： 硕士研究生　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　创新能力培养 论文摘 要：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从事科研活动，是其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为例，对其从事科学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随着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如何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尤其是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研究生，已成为高校的一项重要课题。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硕士研究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因素。笔者以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在校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相关科研课题或自主申请科研课题为切入点，分析以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对策建议。 一、调查对象、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的2009—2011级硕士研究生，共185人，其中男生100人，占54?；女生85人，占46%。调查内容是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情况，主要包括：研究课题选择的科学性；参与课题的积极性；科学研究经费；导师对学生科研指导状况。调查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形式进行，结合已有基本数据进行综合分析。 二、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的现状 （一）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积极性不高。 截止到2011年底，该学院仅有60%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导师科研课题研究，而且从整体看，参与的也大多是横向课题，而参与纵向课题的机会较少，尤其是国家级、国际性的科研课题少之又少。硕士研究生在参与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是按导师预先设定的思路或者方案开展工作，独立思考比较少，在有些横向课题的研究中，甚至出现“成果范本，相互借鉴”的现象，导致较多硕士研究生形成一种依赖思想，创新意识也随之被扼杀，也使参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逐渐下降。同时，随着硕士研究生人数的增加，科研课题的增长率跟不上研究生人数的增长率，导致部分研究生没有足够的机会参与科学研究。另外，从该校情况看，在校级层面上设有硕士研究生创新管理基金、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科研课题。从该学院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课题申报情况看，2009年至2011年，仅有45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生科研课题，仅占总硕士研究生人数的24%。 （二）科研课题选题不够科学合理。 部分硕士研究生在确定科研课题题目的时候，或多或少会存在一种“急功近利”心理，大多会选择一些风险小、时间短、易结题、易出成果的课题，而回避那些风险大、耗时久、创新性强的课题。如此选出来的课题难度较小，即使是科研经验不足的硕士研究生也能独立完成，从而影响科研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最终导致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力度不够。此外，这种选题方法主要是围绕一些常规研究点开展相应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研究的现象。 （三）科研经费不多、分配不均。 随着硕士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导师承担的科研课题数量不多，分摊到所指导的每位硕士研究生身上的科研经费相对较少，导致部分硕士研究生无法在预设的研究方向上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和探索的机会，从而影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 （四）导师对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指导力度不够。 导师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的主要责任人。导师吸收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是培养其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的前提是有一支综合素质高、科研能力强、学术前沿性强、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队伍。硕士研究生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导师数量相对不足，使每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数量过多，加之一些导师的科研课题本身就比较有限，从而使一些硕士研究生参与科学研究的机会也比较少；也使导师指导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课题的时间不多，不能使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锻炼机会，影响其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以科学研究为核心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课题选题的指导和管理，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拓宽思路。 硕士研究生在科研课题的选题中，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常规的问题或研究点，这也是受硕士研究生普遍欢迎的。这类课题的特点就是先前已有人从事过类似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在研究过程中就有更多的参考数据和资料。如要取得新研究成果，则必须在充分了解先前类似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新思路、新方法，综合新数据、新材料，进行更加深入有效的研究，才能达到有所创新和突破，否则，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前人研究成果的重复。二是选题比较新颖，当前研究比较少，成果也很少，可参考的资料也比较匮乏，在这类选题的研究中，受其他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也比较小，必须广泛收集资料，易于提出新思路、新观点，更能培养创新能力。因此，高校应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研选题的指导和管理，特别是导师应注重引导其采取第二种选题方法。同时，在选题中还应把握好三个原则，即“重要性”、“可能性”和“实用性”。重要性就是指是选题在科学理论、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可能性就是指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以及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实用性就是指选题对于推动“产学研”、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搭建创新平台，提高研究生参与科研的积极性。 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科学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科学研究就没有硕士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针对研究生参与课题积极性不高的现象，首先，高校内的硕士研究生相关管理部门（如研究生院）应设立硕士研究生创新基地，积极吸收他们参与基地活动，可以让相近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通过相互合作科研、学术交流等激发创新思维；要大力支持硕士研究生开展跨学科科学研究，加强科学研究指导力度，为硕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提供宽阔的平台，从而激发硕士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积极性；通过设立创新基地，带动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的共享。其次，高校应设立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创新课题，通过承担或参与科研课题，激发他们的研究热情，为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创造强有力的支撑。再次，要完善周期性学术报告制度，让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组织，在学术报告活动发掘和拓展创新点，实现师生充分互动和彼此借鉴。最后，要大力开展与学科专业相关、与从事研究的内容有联系的社会实践活动，让硕士研究生从理论研究到实践验证，逐步实现创新。 （三）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为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营造气氛。 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要加强对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硬件建设，在尽可能地增加科研课题数量，并且加大科研课题的资助力度的同时，要注重加强计算机网络、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科研资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硕士研究生查找相关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奠定硬件基础。二是要加强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软件建设：（1）积极淡化功利性因素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压力影响，让硕士研究生专注科学、潜心研究；（2）完善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从目前情况看，全国高校硕士研究生学术评价基本上都是以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来评价和衡量，但对其学术成果的理论水平和实践价值等方面考虑得较少，对硕士研究生在科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科研热情、团队精神、学术道德、实践能力、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因素考虑得更是少之又少，为此，高校必须建立完善研究生学术评价体系，制定全面完善的考核评价指标，进行全面考量、综合评价，同时必须坚持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使评价更加科学有效，从而更好地激发硕士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四）加强硕士研究生导师管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高校应当重视硕士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一是要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遴选、管理、考核等一系列制度，从制度层面上，明确遴选条件，强化日常管理，规范任期考核等，积极淡化导师身份，把招生名额与导师能提供的科研课题及经费等培养条件、现有学术成果、工作实绩等结合起来，同时要将任期考核结果与招收硕士研究生数量结合起来，对于没有条件继续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要坚决取消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二是要大力支持导师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硕士研究生导师申请和承担各类科学研究课题，逐步形成主要依靠科研课题经费支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的新机制，在科研中培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三是要积极为硕士研究生导师提供参与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使其能站在学术发展前沿，不断提高研究水平。 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型、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因此，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培养过程中要广泛地开展科学研究，让更多的硕士研究生参与到科学研究活动当中，让他们知晓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硕士研究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随着硕士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其创新能力也会随之提高。 科学研究论文:关于对社会事实与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　社会事实　客观性 [论文摘要]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研究者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通过客观的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这一准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研究,也适用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提醒人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必须遵循和坚持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原则,克服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只有客观地研究和把握社会事实,才有可能实现理论上的突破与创新。 自从社会学鼻祖孔德提出了实证主义思想,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认为社会学可以像其他自然学科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实证方法便成为社会学学科存在的根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孔德并没有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作深入的探讨,完成这一任务的则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迪尔凯姆(1858-1917)于青年时代放弃了宗教信仰,走上实证科学的道路。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法国社会学,由他所创立的社会学年鉴派对法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迪尔凯姆对社会学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为社会学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准则,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本文试图从迪尔凯姆提出的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这一角度出发,谈谈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一些看法。 一、迪尔凯姆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 1.关于社会事实。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这本书中指出,如果我们对社会事实作如下界说,这个定义就包括了它的全部内容: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1](P34)。迪尔凯姆认为,这类事实由存在于个人之身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能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1](P25)。我们可以这样来解读他的论述,社会事实是不同于人们的起居、饮食、思考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具有客观外在性、强制性和普遍性等特点,不能把它与有机体现象、心理现象混为一谈。也就是说: (1)社会事实先于个体的生命而存在,它不取决和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社会生活当中。(2)社会事实以外在的形式强制和作用于人们,这种“强制性”既指人们无法摆脱其熏陶和影响,又指对于某些社会规则拒不遵从的将会受到惩罚。(3)社会事实之所以是普遍的,是因为它是社会的。 2.关于观察社会事实的基本规则。迪尔凯姆提出,第一条也是最基本的规则是: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他认为,凡是供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社会现象无可争辩地具有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应该使社会现象与在头脑中把它们表象出来的主体分开,而对社会现象本身进行考察。我们要把社会现象作为外在的物从外部来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作为这样的东西呈现在我们面前的[1](P48)。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不是人们意识的产物,而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并且从外部决定着人们的意识,也就是具有“物”的性质。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现象都是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的社会事实。说社会事实具有物的性质,并不是指社会事实是物质之物,而是说社会事实是与物质之物具有同等地位但表现形式不同的物。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强调的是要以一定的心态观察它们,就是在进行研究时,对事实的存在要持完全不知的态度;对事实所特有的各种属性,以及这些属性赖以存在的未知原因,都必须通过观察、描述和比较来研究,而不是以解释、分析和综合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 3.要摆脱一切主观的偏见和预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无论是在确定自己的研究对象时,还是在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都必须绝对禁止使用科学之外的和不是为科学所需要而制造的概念。他们应该从支配群氓思想的明显谬误中解脱出来,彻底打破日积月累而最后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经验范畴的枷锁[1](P51)。迪尔凯姆认为研究社会、收集实证材料的过程,就如同自然科学家所进行的化学或者物理实验研究一般,虽然可以有假设,但研究过程中不应该带有研究者个人的意志和观念。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工作之前,对事实存在应当持“不知”的态度,不能以“先人之见”,而应当回到事情本身,改变以往用观念或感知来研究社会的做法。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参与,要做到这点常常十分不容易。他列举斯宾塞和孔德的例子加以说明,认为斯宾塞在对社会所下的定义里,先入为主地把“合作”当作是社会的前提,以预断代替了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样,迪尔凯姆在批评孔德的研究时认为:当他脱离这种哲学概括,试图运用自己的原理并使科学摆脱这种哲学概括时,他还是把观念作为研究的对象了[1](P39)。 二、这一准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虽然社会学只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但在社会学研究中迪尔凯姆所倡导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显然不仅仅只适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可以推而广之提醒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与方法。应该说迪尔凯姆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有意义。 1.既然社会事实是待发现的客观事物,就应当采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社会事实这一物的属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在进行新的研究时,能像自然科学家从事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研究一样,具有那样一种精神状态和价值态度。使自己进入一个未知的社会世界,而不是一个已经预设好的境界,随时准备去作新的发现。由此提示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排除来自生物学或心理学方面的影响,通过超然的、客观的科学观察方法来获得对社会现象的正确认识,用研究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社会,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来获得关于社会事实的经验材料。 2.对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进行客观观察、分析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之义和根本任务。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研究,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是其根本的任务[2]。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在内,其根本任务就是不带个人偏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考察,从而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如果人们的观察和分析,有意或无意地偏离了客观实际,或者把握不了事实和现象的本质,那么就可能受到应有的惩罚,社会科学研究任务就无从实现,即便有任务实现的形式,也无任何实际意义。 3.社会科学研究由于与意识、情感相关,特别需要注意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才有可能获得成果。由于社会科学不只是一个纯粹的理论研究过程,同时也是一项意识领域的工作,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有阶级性的,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因而要真正做到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实际上有许多难处。尤其让许多人记忆犹新的是在过去那个特定的时期,不健康的意识形态肆虐,严重侵蚀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要么变成简单的、庸俗的、荒唐的政治说教,变成极左政治的代言人,成为“遵命学术”,要么就只能放弃自己的存在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的科学化、客观化上,仍然存在值得探索和反思之处。 三、对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问题的思考 1.确立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并贯穿始终。如前所述,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如同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样,都是客观的,都具有“物”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从理论上说,不管人们属于哪个种族、哪个国家、哪个党派,用正确的方法客观地研究和观察社会,分析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就应该能够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好比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科学家尽管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重力加速度进行测定都将得出一致的结果一样。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虽不具有一般“物”的形态,但具有“物”的特质。因此,任何研究者都必须尊重社会事实和社会现象,必须把它当作“物”来看待,不作任意取舍,把研究对象是“物”的观念贯穿于研究始终。 2.在研究中必须自觉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客观性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研究者对客观事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不能带有个人的主观偏见或成见,更不能任意歪曲或虚构事实[3](P11)。社会科学研究把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根本任务是通过对宏观社会现象的调查和分析,客观地描述和分析社会。可见客观性是社会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的方法论。它要求研究者对社会事实的研究分析,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让资料和数据“说话”,并且使用统一的量度标准。社会科学存在的全部意义和本质就是对客观的社会变化进行说明和预测,因而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物质化、市场化的时代,排除各种干扰,始终重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很困难的,也显得特别的重要。在现实的社会研究中,所存在的带着已有的结论去收集资料,或为迎合上级意图对客观事实任意取舍,或只从书本知识出发“注释”权威理论等弊病,都是违背客观性原则的表现,是利益驱动的结果,必须彻底摆脱。同时必须正视这样一种事实,在客观性原则指导下的研究,有时可能得出一些在某一方面与当时主流思想或理论不一致的结论,同样需要我们采取客观的、宽容的学术态度来对待。 3.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有的学术规范。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社会科学与此尽管不同,各种利益和政治的牵扯使研究者很难“净化”自己的思想“实验室”,但仍然有必要做到相对的学术中立[4]。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有所不同,必须面对社会现实和活生生的人,研究者受到各种利益、意识形态、心理等因素的干扰,容易把个人的、一己的主观价值态度夹带于研究当中,从而影响对社会事实做出客观的判断,甚至因一己私利而歪曲客观的社会事实。但是,价值中立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是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一个要求和规范,也是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与个人对社会的价值态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因此,一旦我们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选定了研究课题,就必须终止使用自己的或他人的价值观念,而是遵循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不把自己或他人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资料,无论研究的结果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都应该如此,从而回答“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还必须注意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的联系。“价值中立”,虽然是研究者对自己的好恶和主观态度的暂时悬搁,以把握对象即社会现象或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实际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完全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2]。价值中立并不是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回避对社会的责任,在对研究结果的使用上,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而不同。 4.客观地研究社会事实是理论创新的前提。我们应当看到在当代社会的发展变革中,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没有遇到过没有做过的,不可能在书本中或在别人那里拿到现成的答案。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向人们展开了广阔的研究天地,使社会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因此,新的形势和环境迫切要求,也允许我们去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和研究。但是,理论创新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决不像“痴人说梦”,可以随心所欲地、轻易地获得惊天动地的所谓的“成果”。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事实为重、以社会事实为是,客观地分析和研究社会的发展变化。(1)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大众,着眼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2)深入社会实际,充分掌握社会事实的客观材料,敢于坚持真理。(3)提高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采取严谨的科学方法和程序。只有经过长期刻苦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哪怕是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 5.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肩负真实记载社会变化的重任。我国正处于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矛盾复杂,问题纷繁,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实证的、制度化的研究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构建和谐社会,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正好满足这种需要,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服务,记录社会的轨迹。时代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提出了客观真实记载当今我国社会变化及其发展方向的要求,正如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5]。因此,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走出书斋,摆脱臆想状态,走向社会实际,努力为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适应变化着的时代条件,积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要在研究实践中探索并确立客观性的、经验性的研究规范,把握当今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 科学研究论文:浅述高校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及其应对之策 一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一个飞速的发展，而且也在全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然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出现了一些令人迷惑的假象。目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自主创新不足，多数学术成果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缺乏。我国每年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课题很多，如国家级的、省级的、地市级的等等，国家也确实在这方面仡了大力气。每当这些课题结题时，都会产生一批社会成果，但真正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却少之又少，特别是在国际上能产生一定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更是风毛麟角。 第二，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走低水平重复的道路。近些年，国家加大了对科研成果的投入，我国社会科学成果也是层出不穷，但绝大多数都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础j一低水平地重复着，有的甚至比已有成果更差，无论研究结果还是研究手段都谈不上什么创新，简直就是一种直观的模仿、重复。因而，整个社会科学成果的数量在成倍地增长，而高质量的文章并没有同时增长。 第三，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理论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和创新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中国化，应该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建设服务。但现状是只注重盲目翻译、介绍外国著作，而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既没有辩证地看待，也没有做到很好地消化和吸收；在对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过程中，对某些理论仅停留在研究层面，没有加以改造为我所用。这样的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为国内人员充当外国文化传播者、介绍者，而对于解决当今我国的现实问题却起不到什么实际的效果。 第四，许多学术成果只具有一个理论空壳，并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功能。以前有一位知名教授说过：“社科研究就像小孩子吹泡泡，谁的泡泡吹得大，谁就获得了成功。”此话虽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却也反映了一个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吹泡泡现象。有些科研成果遇到现实问题，便会支离破碎，根本就不具有在现实生活中加以榆验的能力，更不用说服务于社会现实。 二高校学报在我国学术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是高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及国内外学者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它既代表了一所学校的学术水平，同时也是学校对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可以说它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因此，高校学报在高校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高校的学报由校长或书记亲自挂帅的原因。原厦门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过：“要办好大学，必须抓好两件事，一是教学，一是学报。” 人们普遍认为，学术创新是科学研究中的事情，和高校学报无关，“都已经写成学术论文了，还有什么可创新的”。其实，高校学报应该并且已经承担了学术创新的历史责任，学术论文中也有学术创新任务。可以说，高校学报和学术创新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高校学报可以推动学术创新，而学术创新也有利于高校学报迈上更高的层次。 在引导学术研究方面，高校学报有三个显著的职能：一是引出学术话题，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引导；二是推动学科问的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三是培养学术新人，举荐学术人才。因此，高校学报在推行学科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科研方法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高校学报跟学界、学者的良性互动的优势，能在社会科学方法创新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一)引出学术话题与引导学术研究方法 1．引出学术话题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可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结合本校的科研实力，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高校学报应站在学术领域的最前沿，紧抓国家和人民比较关心的选题，同时在选题上要紧密贴近实际，紧密结合我国的国情，使学术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另外，在选题时要注意克服学科间的壁垒和隔障，尽量避免选题的单一化，引导学术研究从多角度、多学科来进行。 高校学报在引出学术话题的同时，还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就某一学术话题，应听到不同学者的不同声音，既要鼓励学者从正的方面进行研究和创新，也要鼓励学者从反面进行创新和研究。通过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观点的争论进行策划，在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下，刊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能活跃学术空气，开阔学术视野。 2．引导学术研究方法的责任 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大多都比较单一，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都是理论到理论即“空对空”，经不起实践的检验。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所学专业及思维的局限性有关，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包括高校学报)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学术期刊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导，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展开：一要重视调查研究，重视实证的前沿研究，紧密结合新的实践进行创新；二要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加强学术交流；三要运用综合化、整体化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 就高校学报如何引导学术研究，《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长兼执行总编姚申教授介绍了几点设想和经验：一是教育部的“名刊工程”取得了一定实效，二是高校期刊有专业化的发展趋势，三是有联合办刊的趋势，四是栏目共建发展方向，五是优势学科发展方向，六是数字化发展方向。对于这些经验和设想，许多高校学报正在积极响应，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许多综合类高校学报由此可以走出办刊面临的困境。 (二)推动学科交叉发展，促进社会科学发展 1．推动学科交叉发展 近年，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已为许多学者和研究者所接受。这种新的研究模式会对将来高校学报的稿源或者采稿标准带来一些新的变化。高校学报可以根据这一研究模式选择高质量的稿件，还可以更多地与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机构进行交流，实现高校学报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无缝对接。高校学报与科研机构的这种对接比专业期刊应该更具有优势，因为本校的专业设置更容易引导老师在科研方面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综观我国现在的高校学报，专题性的栏目越来越多。有很多专题性的栏目虽然有不同学科参与，但是很多学科之间还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从自己独特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学科之间没有达到真正的融会贯通。因此，高校学报在这一节骨眼上应该大有作为，引领学术研究从不自觉上升到自觉的高度来整合，以此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 2．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办刊过程中面临着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等多方面的挤压，使学术性的自主办刊方针很难很好地坚持下去。高校学报也同样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社会要求高校学报发表原创性的稿件，但实践起来难度很大。关系稿、人情稿打破了原有的办刊模式，有些高校学报不得不沦为学校领导摆平各种关系的一个平台。因此，打造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学者摆脱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意义重大。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要向前发展，高校学报不光是最新理论成果的登载者，同时也应是正确的学术规范的建立者，规范的采稿、用稿标准的范式制定者。期刊界应联合起来制定一系列可以反复使用的学术规范，制定一个有效的采稿用稿标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有一个共同交流的基础和平台。有了这个基础和平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不会在学术的大潮中失去方向，社会科学的真正繁荣才能实现。 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过程中，国外先进的办刊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在国外，学术期刊主要由学术共同体来创办，学术共同体对某一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能使学术期刊的交流功能和积累学术产品功能凸显出来。借鉴和学习学术共同体建构学术刊物的经验，参与到学术共同体的活动中去，这样既能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能使高校学报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三)举荐学术人才的责任 任何事物都有“里程碑”或“标志性”的东西，如长城是中国的标志性建筑，布达拉宫是西藏自治区的标志性建筑。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它总会出现里程碑式的或者说是标志性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论文在学术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就起到了“浪里淘沙”、树“里程碑”的作用。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总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引用这个学科里里程碑式的成就。而这种里程碑式的成就，就是通过学术刊物或出版著作而为公众所知晓的。 在某一学科研究领域，我们经常能听到“某某学说”、“某某理沦”之说，这些理论或学说往往代表着这一学科的标志性成就，其后续者要想在此领域有所超越，就必须有所创新。用某一学者的名字命名一个学科的重要理论或规律，很大程度上是后续的学者和编辑们给了他们这个莫大的荣誉。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也承担了举荐学术人才的社会责任。编辑们也有义务把这种命名的荣誉贡献给科学家，从这方面不断对学术论文的作者提出创新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学报的编辑涉及了学术创新的过程，承担了学术创新的责任。 三高校学报如何应对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 高校学报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主要服务对象是高校教师。高校以其得天独厚的人才、信息资源优势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主要原发地。如何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如何发挥好学校窗口这一神圣使命，高校学报的编辑也同样负有重大的责任。 (一)高校学报本身的应对之策 高校学报以学术性为其主要特色，其作用主要是传承学术、促进学术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学术发展。因此，高校学报的定位很重要，不论其学术质量的高低，其学术性是必须要坚持的。对于那些毫无学术性而言的文章，高校学报应将它们拒之门外，不要给它们打开方便之门。在坚持学术性是高校学报第一生命力的基础上，高校学报的整体策划对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意义重大。 1．注重学报的学术载体功能 高校学报是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之一，具有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高校学报在刊发什么样的稿件时，应该有一个全盘的考虑，尤其对于具有文化积淀功能的稿件，应该优先采用。因此，应充分考虑与科研的紧密结合，通过了解本校和各级课题的相关信息，多选取一些具有前瞻性和理论代表性的科研成果刊发。通过刊发学术含金量较高的论文，能为广大科研工作者提供最新的信息资源，使其能够充分了解所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发展动态，也为从事科研的工作者指明了科研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2．注重学报的学术服务功能 高校学报是反映一个学校科研实力和学术水平的窗口，在选题方面必然要有所倾斜。对于学校改革与发展、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优质稿件，高校学报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应该优先予以刊发。另外，作为一般的地方高校，还肩负着具有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功能，而高校学报作为刊登高校科研成果的主要渠道，对于服务社会和经济建设的功能不容小觑。高校学报应尽量做到前沿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注重学报的选题策划学报的选题策划，对于办好每一期刊物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而学报的选题策划工作，具体要落实到每一位责任编辑身上。编辑的策划、选题、组稿、审稿的每一个过程，都关乎学报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责任的落实。比如，学报编辑可以根据党和国家的最新政策，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制造一些热点话题，邀请或约请一些老师来参与此热点问题的研究；也可以向有一定知名度的老师约稿或请他们主持某一栏目，以达到收揽高质量稿件和体现最新学术研究动态的稿件的目的。诸如此类的方法，首先都要求编辑要高起点规划，对每一期刊物要全盘考虑，注重选题的系统性、前沿性。 学报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编辑主体的实际操作，编辑对每一期学报的具体操作，都体现了编辑的工作思路以及办刊风格。如果编辑自己不了解社会科学的最新发展趋势，不及时关注最新的科研成果，不能获取最新的科研信息，就不能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敏感性。要及时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就必须经常阅读国内外专家学者们所写的科研报道与科研论文，经常浏览世界著名高校、研究机构与大公司的网站等。另外，编辑也应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实现从单学科的编辑到有综合性的知识背景的编辑的转型。 3．注重稿件刊发后的后续工作 在社会科学研究与创新中，高校学报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对繁荣社会科学功不可没。然而，仅仅通过刊发高质量的稿件，高校学报在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只是走完了第一步，接下来还要求学报编辑主动出击，继续为该刊所刊发的高质量稿件造势，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学报编辑应主动加强同各检索机构的联系，增加学报被转摘、被引用的机会；同时在刊物的发行等方面，应做到及时、准确，让读者及作者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的科研成果；同时要利用互联网络，把每期所刊发的文章及时送上网，让最新科研成果通过各种渠道第一时间得到关注。 科学研究论文:21世纪民商事法律近期展望及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的建设 一、21世纪民商事法律发展展望 （一）民法典尤其是物权法的制定已为时不远 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典的起草和制定已纳入了立法机关的议事日程。当前，法律界对于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问题的范围也非常广泛，从立法条件到立法体例，从整个法律到具体制度，几乎涉及民法典和物权法制定的方方面面。我们认为目前制定民法典和物权法是适宜的。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不仅如此，民法典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国民法体系的完善。至于民法典的立法体例，普遍的看法是采用德意志模式，但是对于具体的编章则不必十分拘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人格权法、侵权行为法应该独立成编，而对于民事责任制度，虽然在《民法通则》中独立成编，但我并不赞成在民法典里继承这种体例。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民事证据法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基于民事证据法的性质，这样做既可以避免对原民事诉讼法的重大修改，也不会影响到民法典的体系。当然，民法典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地进行法典编纂，而需要通过分段制定最后汇编整理的方式来完成。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快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物权法是我国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我国的物权法由于涉及国企改革中的产权关系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经验不足。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影响物权法的制定，理由有二：其一，这些问题不可能仅仅依靠物权法就得到解决；其二，在现实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大量的财产关系需要物权法来调整，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国有土地使用权关系。因此，我国物权法应及时反映所有制的改革成果，从法律上确认各类主体对其财产所依法享有的权利，保障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转让，维护财产交易的正常秩序，进一步促进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轨。当然，对于物权法制定中的理论问题，如物权行为无因性问题，他物权的体系问题，都需要经过长期、激烈的讨论后才能形成比较成熟的意见。 （二）加入世贸组织（WTO）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当然选择和必然结果，它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营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增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推动我国参与经济的全球化，并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从法律上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带来机遇和提出挑战。我们认为，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要扬长避短，减少国际市场对我们的冲击，最重要的是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 目前，加入世贸组织会给我国法律带来一定的冲击。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在诞生前后形成的、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所必须接受的一揽子经贸协定和协议，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与竞争的“游戏规则”，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接受的国际贸易的惯例与规范，并且成为国际经济贸易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前后过程中，我们必须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废除和补充，对一些不合适的做法应予调整。另一方面，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需要履行在双边和多边协议中承诺遵守的义务。作为法律部门来说，也应当清理现有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于那些有歧视性的、违反公平贸易原则的规定，尤其是那些不符合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作的承诺的规定，应当予以修改甚至废除。例如，我国现行涉外经济法规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应以出口为进口的先决条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的。 从长远来看，加入世贸组织将给我国的法制建设提供极大的机遇，将会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游戏规则”已经成为其成员国的国内贸易法的渊源之一，而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许多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明显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首先需要借入世的契机与国际接轨，并在这个过程中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将在金融、保险、电信、商业、外贸、航空等十个方面进一步放宽对外商投资的限制，服务业将会遇到巨大的冲击，现有的企业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这就需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建立、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民事关系将更为活跃，而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的民法典，其作用也将更加突出。因而，制定民法典不仅能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行为规则，而且能够从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 第二，完善知识产权法。在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原则、实施程序及补救措施等都作了规定，并增加了受保护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保护标准及方法，力求统一知识产权的保护标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需要按照TRIPS的要求对我国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予以修改和补充，使对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与国际通行做法基本一致。 第三，完善我国的公司、保险、破产等商事法律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由于激烈竞争的展开，许多企业将面临破产的危险，调整企业破产制度的破产法应当尽快出台。由于加入世贸组织需要对外商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政策，这就使得原来将外商投资者与国内的公司、合伙以及个人独资企业分开的做法无法适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需要。我们必须积极创造条件，使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逐步与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合并，形成在民法典的主体制度的统辖下，由公司法、合伙法、独资企业法共同构成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逐步放开保险和金融业，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和证券法，建立一套真正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保险制度和证券制度。 第四，制定和完善其他有关法律，如有关服务业的法律、反倾销法、外商投资管理法、外贸管理法、社会保障法等。 （三）计算机网络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将日益深远 近年来，计算机网络的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日益普及，现有的许多法律制度日益暴露出其不足，迫切需要新的规则来进行规范。对于民商事法律来说，这种影响尤其深刻，具体体现在： 第一，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电子商务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交易的发展，但是相关的规范性法律尚需制定和完善。在合同法中，虽然对电子商务的问题已经有所涉及，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务上，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严重妨碍了网络交易的发展。比如，电子商务安全性问题。在网络交易中，双方可能互不相识，因此，保证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就相当重要。虽然在某些国家使用电子签名来确定身份的做法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还存在信息中途被他人截获和修改的危险。又如，网络服务商（ISP）在电子商务中的责任问题。由于网络服务不仅仅是提供信息传递的方式，还涉及资料的传输等其他问题，因此ISP与电子商务直接相关，确定ISP在交易中的责任就直接关系到电子商务的发展。 第二，计算机网络对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挑战。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在知识产权法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各种问题，尤其是在著作权法领域。比如，传统形式的作品被数据化、多媒体化以后，如何保护这种新的作品形式的问题，网络上的哪些信息可以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在什么程度上进行保护的问题，网络作品的法定许可的问题，网络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如何定义以及如何规范的问题。在专利法领域，计算机网络也提出了挑战。比如，在网络上公布的发明能否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如果进行保护，如何妥善保护发明人的利益和保证网络的安全性？等等。在商标法领域，由于域名在网络上的广泛应用及其所具有的无形价值，对网络域名的管理势在必行，商标法必须从法律上解决域名的法律地位和保护问题。 第三，计算机网络为人格权法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具体人格权方面，与计算机网络最密切相关的是隐私权的保护。简而言之，大致涉及如下内容：一是对个人计算机的个人资料的保护；二是对网上通信的身份和内容的保密；三是保护权利主体不受网络的不当干扰；四是保护权利主体对个人隐私的正当利用，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当然，计算机网络的应用也影响到了其他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保护。 第四，计算机网络向侵权行为法提出了新的课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应用，网上侵权也日益增多，且侵犯的民事权利涉及诸多类型。由于网络本身的特点，不仅造成了侵权事实认定的困难，有时甚至很难认定侵权主体和权利主体。另外，网络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侵权后果难以确定，因此，对网上侵权的赔偿数额的确定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总之，计算机网络引起的民商事法律问题是十分广泛的，其对民商事法律的影响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制度。可以预想，今后民商事法律的创新将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着计算机网络来进行。 二、建立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对民商事法律研究的意义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调整规则的民商法将迎来一个繁荣时期。解决民商法目前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需要集中大量的学者、专家，形成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进行集中研究。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响应教育部建设文科重点基地的号召，申请并获准成立了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以期对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概况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主要是在人大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诉讼法教研室、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地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三个：其一为民商法学，由民商法研究室承担；其二为知识产权法学，由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中心承担；其三为诉讼法学，由诉讼法学研究室承担。基地通过三个研究方向之间的结合，在研究机构、研究内容诸方面达到了优势互补，实现了相关学科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力量方面，基地的9名专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5人，副教授3人，讲师1人；15名兼职研究人员中有教授6人，副教授5人。目前，基地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数量与质量，基地还设立了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校外委员占2/3，主要由其他院校、科研机构和国家主管部门的专家学者组成。 在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方面，基地目前承担的重点研究项目有10项左右，都具有充足的项目资金，可以为来自各地的民商法学者在基地研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基地具备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拥有宽敞的办公用房，为基地主任、副主任及各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配备了独立的工作室。基地拥有自己的法律信息港和中国民商法律网（域名为www. .cn）以及与法学院共建的法律图书馆。 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些重大课题，促进我国21世纪民商事法律的发展。目前，基地正承担着起草“物权法草案及立法理由书”的立法项目，并承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的起草工作。同时，考虑到我国加入WTO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的深刻影响以及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的重要性，基地的另一个重点项目就是“WTO与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另外，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将对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制度产生日益深远的影响，为此，基地将与国务院法制办合作共同承担“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课题。电子商务立法将具体研究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电子商务的知识产权、证据效力，在电子商务条件下合同成立的条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隐私权的保护，网络犯罪的预防及对策等。总之，基地将始终站在民商法学发展的前沿，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服务于立法实践，推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二）建设一流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基地，为我国民商事法律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为了把基地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民商事法律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地将力求发展和改革。 第一，积极参与国家立法活动，承担重要的立法项目。基地目前承担着起草“物权法专家建议稿”和人大法工委要求的“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两项立法研究项目。基地将承担的立法研究工作有电子商务立法的理论研究工作和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委托的有关《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课题。 第二，为司法改革和司法公正献计献策。基地将进一步加强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的合作，就当前的司法改革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将对如何保障司法的独立公正，如何提高裁判的质量等问题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例如，基地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部门合作共同就《合同法》等法律的司法解释工作提供论证。 第三，建设一个全国一流的有关民商法的专业性网站。网站要真正达到开放性的目的，成为所有从事民商法专业教学与科研的学者自己的资料库和学术讨论中心，成为所有学习民商法的学员与专家学者进行直接交流的场所。根据规划，网站将创建以下数据库：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库；已经发表的论文库；民商事法律人才库；民商事法律法规资料库；案例及案例评析库；民商事司法解释库。此外，网站还将介绍有关民商事法律的学术活动和民商事法律学者的作品，组织法律论坛和学术讨论。 第四，办好基地的两份刊物。为了推动基地的科研工作，繁荣学术，我们将努力办好如下学术刊物：《判解研究》和《法学前沿》。现在《法学前沿》已经发刊了4期，《判解研究》第1期已经出版，第2期也即将面世。 第五，努力培养法律人才。基地将努力通过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培养高层次的民商事法律人才，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吸引他们到基地工作，基地将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和物质条件，同时也将努力为基地的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出国访学的机会。 科学研究论文: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 一、引言 我们先来读一下新三层楼的寓言： 从前有个大官，非常聪明。到了美国，看到了极其美丽壮观的三层楼。第一层是学术自由，第二层是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第三层是世界一流大学，那真是庄严壮美，雍容华贵，里面点缀着辉煌的诺贝尔奖，令人生出多少羡慕和赞叹。心里便想：我们也有许多的学者，钱也有一些，我为什么不造这三层楼？ 于是通过决议，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召来学者，开始建造。大官在边上看着学者的行动，心生疑惑，终于开口询问："你是在造那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吗？"学者说："是啊，我们是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在正在做第一层：学术自由和相关建设。" 大官说："我不要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学者答到："天下没有这样的事情，最下面的基础：学术自由没有做好，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 大官坚持说："我不要（我反对）下两层的学术自由和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我只要第三层楼：雍容华贵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你们立刻给我拆了学术自由的基础，一定能够造出第三层楼----世界一流大学的。" 前不久，清华大学就在拆学术自由的基础，而且信誓旦旦地要造出世界一流大学的空中楼阁：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秦晖，由于进行了"自由"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教学，已经被限定不得带研究生了，而且教授津贴也被扣了60%。这是对学术自由的破坏，是对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破坏，也是对中国科学事业的破坏。 毫无疑问，科学家、学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必须服从社会的整体意志的代表也就是政府的领导。但政府的领导也不能够让政治干预、破坏学术自由，也就是干预、破坏学者的自由研究。科学研究就是为了求真知，破坏了学术自由，必定破坏正常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标准，还会带来中国历史上众所周知的不学无术的外行领导内行、支配内行等等问题。本文主要是讨论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所谓科学研究标准就是一个确定什么是科学研究，什么不是科学研究，什么样的研究是不能够被接受为科学研究的，什么科学研究是高水平的或是低水平的标准而已。 学术自由的重要，早在蔡元培、梅贻琦那个时代就已经被反复阐述了。进一步地说，在有起码的学术自由的情况下，某一学科的具体的科学研究标准是非常专业化的，是由研究相同专业的学者们自己决定的。但如果学者严肃认真的研究，因为不合官府的意，就要不许带研究生，扣教授津贴，学者都要生活的，这样下去，就会使得曾经在中国一再出现的情况重演，学者不得不使得自己的研究符合官府的要求，权力支配科学研究标准。这样的研究，就是唯上、唯书而不唯真，就不是科学研究。这样，也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研究标准。 中国本来就只有很可怜的一点点学术自由，再把这可怜的一丁点学术自由的基础破坏，怎么可能有第二层的高水平、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又怎么可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涌现世界一流科技成果（包括诺贝尔奖）？ 中国为何未能得到诺贝尔奖曾经是一个热点话题，但中国曾经出现过够格得诺贝尔奖的科研成就，一九六五年，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成功。而后的三十多年中，虽然中国有世界一流的科技成就，但为何中国再未能出现如此的杰出成就？中国是否得到了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中国是否作出了一些世界第一流的科技创造则非常重要。 二、学术自由是如何丧失的 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1] 在欧美，由于有了全面系统的实验，才能在以往的认识和系统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自经验的科学理论，有了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才能依照理论作出严谨、全面、彻底的推理以得到严格的结论和预见，加上了数学方法则得到精确的推论和预见；由此以及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又进行进一步的系统实验、解决问题、提高精密度等工作以发展科学知识。 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哪怕是平庸者，都能对科学的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随着科学知识的增进与发展，在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实验结果等情况出现后，就会有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更正确也更准确的科学理论来代替它。就这样，一轮又一轮的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形成了良性循环，更全面深入（也常常是更正确），更准确，现代科学就这样在欧美飞速发展起来了并且继续这样发展。 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科学，是指系统的实验和结果，理论立足于系统的实验基础或可重复的切实可靠的经验基础，并具有严密推理的体系等科学知识的总成。 所以，普遍地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学科地说科学研究标准，唯真而不是唯上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实验必须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理论必须建立于经验基础之上，经验基础必须真实，必须有严密的逻辑，例如与公认的概念意义不同的重要概念必须明确界定其意义，提出的论点必须进行论证。唯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当然，没有创新但却是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科学研究（如新发现被报告后必要的重复实验等）是低水平的研究，富于创造性的研究是高水平的研究，等等。 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系统的实验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推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古代令世人震惊的创造性成就只能归因于古人非凡的创造性。与我们伟大的祖先相比，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只能够说是缺乏创造力而且愚蠢。但是，难道上苍仅仅赐给我们祖先非凡的创造才能，却剥夺我们的创造能力？我们就这样知道自己愚蠢、无能、缺乏创造而继续愚蠢下去？ 长期的贫穷落后绝非一日可以改变，这固然是最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国在两弹一星这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项目上投入了太多的一流科学家、技术专家，等等。 但本文只讨论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科学的破坏，加上现在中国的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活动都还缺乏学术自由，出版自由，导致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很有问题，与世界科学不合拍。 中国的自然科学，科学研究标准存在着难以明确指证，却可以隐隐约约感受到的"刻板"和"教条"的缺陷，理论上过分注重"确证"和理论的"可靠"，却常常忽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在实验上易于忽视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重要性；但自然科学还可以说是有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纯粹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注经式学术传统死灰复燃，其中有相当部分人缺乏起码的对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学术规范的遵守，抄风太盛、炒风太盛，基本上连起码的科学研究标准都不存在。当然，我国的杰出科学家们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都是科学传统的一部分，是在长期的科学活动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学传统，只存在科学的萌芽以及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是由留学欧美的丁文江、胡适、竺可桢、翁文灏等人在中国艰辛草创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受到巨大外来影响的、历时仅有三十几年的中国科学传统，太容易因为政治因素对科学活动的影响，导致中国科学传统的扭曲，使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不再与世界科学相吻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自然科学与技术事业的重视和努力使得中国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数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使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变本加厉，并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九五一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向少有人提，但这一场所谓的春风化雨式的运动，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科学悲剧的开始。从学理上说，凡是希望科学昌盛的执政党与知识分子都根本不应当进行、参与这样的运动。科学的坚实根基在于与实验者无关的有精密度（不管是定性还是定量的精密度）、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科学的发展需要新理论和它的推论以及相应的实验。 只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才能保障这一切，即保证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否则，以任何理由（"站在人民、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改造（抹杀）严肃认真学者的不同的思想和声音，就能够以同样的理由改造、抹杀不合于主流理论、思想的实验结果和新理论、推论、实验，这样就使科学的坚实根基与发展都被破坏。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虽然基本上只是在个人的政治思想领域，但随后很快就以同样的理由自然而然地越过了这个界限，进入了科学领域如经济学、遗传学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了学术自由，阉割了科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学术自由。一旦学术自由受到限制或丧失，科学就能够以"立场"、"态度"、"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的理由，变成"社会主义的科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资产阶级遗传学"等一系列冠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各种科学理论、推论和实验，就不再是科学。不为求真的目的、仅仅满足政治权力要求，无视科学研究基本要求的"科学研究"也就是注经，甚至是恶劣的学术打手，而不再是科学研究。 从历史结果上看，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运用政治权力要求（强迫）知识分子表明与政治权力相同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非此即彼的立场与态度，伴随着组织清理（即强迫不服从的知识分子失业），就用政治权力在思想理论上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改造自己以及自己的思想以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也就是权力的要求，隐含着权力决定了学术，而后的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等措施，只不过是出于形势需要的来自政治权力的随时可以收回的恩赐。这场运动，也是中国知识界"官本位"的开始。 当我在史料上看到，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始作俑"的倡议者，竟然是老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先生时，我略为吃惊，为那一代科学家和中国科学的命运感到悲哀。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上，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了科学的底线，还是令人尊敬的；但他所遭受的大批判的待遇，却与他当年为了改造中国的理想所倡议发起的思想改造运动有一定的关系。为什么马寅初先生后来能够为科学而不惜一切代价，当初却提议进行破坏科学的坚实基础和发展的"思想改造运动"，并砍断了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 （我之所以对马寅初的行为仅仅是略为吃惊，起因于我对胡适著名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思考，胡适对科学方法的约简到了不准确的地步，我认为这样不够科学的约简是不允许的。科学方法因不同的研究类型而不同，主要的应当是在已确立的经验基础上作出大胆的假设，通过严密的推理或计算得到结论，用全面的实验来验证。如此的文人式表述如此著名，使得我怀疑那时中国社会科学界的科学素养。当然，这主要是因我本人深受爱因斯坦的影响，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得到的结论。并且我看不到胡适先生的文集，不知道胡适先生的全面表述。可能我的判断有误。我认为较准确的简约表述应为"经验为基础，大胆作假设，推理并求证。"）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本是一大优点，能够吸取创造者、杰出者的经验教训，学习别人的长处，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文明的进步和历史上人类的光辉闪耀之处在于创造者、杰出者的奋斗与成功，而不是别的。历史就是创造史，否则不过是人类愚蠢和灾难的记载。但对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困难、痛苦是：中国落后于西方太多，并且几百年来，西方人才是创造者，各方面的创造都是西方所作出的，中国人只有很少的创造。 因此，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的创新、发展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现代中国的历史，发生在西方。令中国人痛心、加剧困难的是：让中国人明白这一切的情况，少数是靠善意的交流、学习，大多数则是西方人包括日本人用枪炮和无数民众的死难、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和掠夺，才迫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落后。 与此有关，中国始终未能成功地主动适应并参与创造世界大趋势：以人为本，自由民主化。因此，中国人普遍不懂得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包括自己的历史的意义。因此，中国人总以为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国历史，而缺乏包容世界的胸襟，不知道、不认同中国学术历史甚至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西方各国的创造史。因此，中国人始终很难真正认同世界科学传统--西方科学活动中形成的历史传统。因此，中国的各种教科书总是不说中国的缺乏创新导致落后，却有意无意地把自己落后、愚昧、挨打的原因都说成是西方侵略的结果。 这样，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反而常常成了一个缺陷。因此，中国的历史学，面对我们古代的孔丘、司马迁等伟大的创造者，历史学的"道"早已经失传。更可悲的是，现在中国的历史学有时甚至连起码的"真"都做不到，例如中国历史书籍对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事实的叙述，纯粹就是骗人、撒谎、蓄意捏造，比春秋战国时代还不如。 思想改造运动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刚夺取政权，迫切需要巩固政权时进行这种大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而是在朝鲜战争胜利，中国共产党和的威望空前高涨的时候进行，说明朝鲜战争的胜利这个政治影响是决定性的。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古代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而骄傲自豪，也没有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不为中国近百年来的灾难深重而痛苦万分；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主张"革命救国"并参加革命活动，不惜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则主张"科学救国"，在书斋、实验室中潜心研究学问。但就在朝鲜战争前几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有美国、苏联的支持，全民抗日，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败于日寇，有近一半的国土被日本鬼子占领。几年后，贫穷落后、刚结束内战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这是对比何等鲜明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对西方前所未有的巨大胜利，在当时来看，事实证明了"革命救国"的正确和成功，导致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 以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因此自以为掌握了客观真理，能够"教日月换新天"，不计代价，改造中国，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不在话下。当时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去了台湾，剩下的除了如陈寅恪这样坚如磐石的极少数例外，大都为了那看上去无比美好，事后全部无比悲惨酷烈地破灭的希望，丧失了定力，真诚地自我责备、自我批判，忏悔，自觉而真诚地或者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破坏科学与教育----中华万年大计的思想改造运动。 其实朝鲜战争的真正成果，只不过是确定了中国东亚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这只是几十年以后才十分明确地看清楚。并且，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如果不能够继续进步，这一成果必定会丧失。 所以，我觉得没有理由苛责前辈科学家、学者，但现在不可再犯同样的错误。 有些经历过这些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大彻大悟后，奇怪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其自身在内，为什么如此"愚忠"？为什么如此缺乏定力？我觉得，除了朝鲜战争的胜利、缺乏科学传统和良好科学造诣、 对历史感悟不够真实确切等原因以外，还与中华文明丧失儒学轴心，却未能够确立或自主地产生自由、民主、科学新轴心密切相关。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创了轴心时代[2]，在汉代确定了儒学为中华文明的轴心，儒家学说既是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大约两千年来几乎都如此。在清代，中华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一再失败，儒家学说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全面清算，在知识分子那里，过于陈旧的儒学已经被打倒，不再是中华文明的轴心，但中华民族却也丧失了文明的轴心：以胡适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民主、科学为新轴心，身体力行，却未能够产生出自己的创造性的进展与理性的新设计；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把人不当人、当政治工具的法家学说，不惜牺牲（包括自己的牺牲）地闹革命；以为首的国民党，遵循的是中国儒学传统和西方影响的怪异混合；但中国的广大民众，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仍然过着与千百年来没什么区别的生活。因此，这些知识分子的理念都是与大多数人无关的漂浮的理论和观念。 中华有大约两千年的轴心文明史，有统一的文字、统一的语言、统一的价值，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自觉认同统一的文明轴心。中国是在与西方的战争中不断失败的情况下抛弃了已经陈腐的儒学这个原先的轴心，面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对西方的前所未有的胜利，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自以为掌握了真理，应当重新改造中华，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自觉认同改造，并且，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反复的政治运动这个办法，以及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复地强迫要求几乎每个知识分子站对立场，表明态度，真正地在中国全面铲除了以前的儒学传统，也在知识分子中暂时铲除了自由、民主、科学的轴心，确定了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它的最大功绩是使中国不再受西方包括日本鬼子侵略，还在中国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至于它的最惨痛无比的代价，三大浩劫：陷害右派运动、三年人为惨祸、大革文化命，我们都清楚。并且，由于大革文化命把大部分老干部打倒了，最后导致了拨乱反正，中国终于没有了政治运动。但没有了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就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知识分子有了起码的政治自由，中华文明的新轴心----马列主义、思想加法家，立刻就不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中华文明又一次丧失了轴心，成了相互冲突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把人当人的法家思想和自由、民主、科学怪异的混合体。从苏联、东欧巨变来看，未来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是自由、民主、科学，但自由、民主、科学要成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成为普通人的思想、认识、方法、观念、理论，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中国人口太多，中国社会存在太多的困扰，肯定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思想改造运动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反复念"紧箍咒"、逼迫知识分子自我批判、批判，流放、苦役、投入监狱、甚至诛杀知识分子，使得政治权力曾经长期地成了学术问题的最终的裁判，政治权力对重大的学术争论拥有最终的裁决权，扭曲了科学研究标准、科学精神，学术问题常常成为政治问题，政治权力决定了是非标准，少有人敢踏入与雷区无异的学术"禁区"。这一切在"陷害右派运动"和"大革文化命"中达到了悲惨的顶点。求真、说真话变成了犯罪，真诚的意见变成了恶毒的攻击、罪恶的攻击，述说自己的一点见解、或者真知灼见甚至会被残暴地杀害，如遇罗克、张志新、林昭和一些"右派"等，或者在苦役中默默死去，如一些"右派"。 马克思说："科学的大门就是地狱的入口，……"，这话的原意是比喻，我在高中时就知道了，但长大后才知道按字面理解，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真正出现过的实际情况。 建国后的三十年中，还由于马列主义变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教条，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基本上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社会科学，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传统、科学研究，当然，社会科学所丧失的严格的科学研究标准和科学精神给中国带来了诸多的沉重负担和问题。例子之一就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遭到有组织的全国性的大批判使中国的人口压力无比沉重，带来了许多可怕的后果，如计划生育变成中国第一难，农业出现近于破产的危机，失业率不断提高等等。虽然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思想，初步恢复了科学研究标准，但由于还缺乏起码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加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八九年事件等的干扰，中国文科的科研标准远未达到与世界科学相符合的地步，还不能够说是科学的标准。以至于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科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政治权力之脚粗暴踏入科学领域只是使得政治和科学都被破坏。 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主要就是其实行者----统治者与学者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就有过很精到的评论：先知可以拿起剑，建立国家，成为国王；但国王不能够自己去做先知，为民众确定道德，这肯定不会成功。统治者拿着刀剑，能够逼迫学者说假话；用高官厚禄利诱，如做好八股文、党八股就能够做官，可以让知识分子去研究假知识，假学问；这办法对付国内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不起来反对政府很有用，但这样的国家与追求真知的西方国家相竞争，就会一再失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功的先知，哲人王，用政治运动反复的强迫方法，暂时地确定了中华文明的新轴心，但他绝对没有做到"为万世开太平"，我想这一点谁都做不到。 三、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现状讨论 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界，应当说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并产生自己的科学研究标准，关于这一点，举几个例子也就够了。 前些年一直到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界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提倡者竭力提倡学术规范，反对者则刻薄地贬之为"占坑规范"，觉得所谓的学术规范不过是首先占据学术地位者用来限制别人的规矩。本人赞成朱学勤的观点，朱学勤"把学术规范落到实处"，大致五条[3]： "1. 选题之前尽可能全面地检索中外文献； 2.论述观点注意形式逻辑，不要前后矛盾； 3.立论必须有据，概念必须界定，不能武断臆测； 4.引文必须注明出处； 5.论著附有文献索引，涉及西学者，中、西文索引齐备；" 朱学勤列举完后，"内心随之出现的是三条悲哀"： "1. 这些要求是初入学门的基本纪律，与其把它们说成是"学术规范的框架"，不如把它们称为"学术纪律的底线"。因为它们是做学问形式上的起码要求，低得不能再低了；（应为：技术性的起码要求，徐建新注） 2.即使是这样低微的形式要求，80年代至90年代都没有完全落实，以致今天还要为这样的要求大声疾呼； 3.一些学界朋友将这样的最低要求作为最高纲领或者是较高纲领来奋斗，用心良苦，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对90年代的学术成就高估不得。" 学术规范的讨论确实有必要，钱宁在1996年出版的《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4]："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科学界还在纠缠于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些人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是在把从事学术工作的基本要求、技术性要求，当作从事学术工作的较高标准或最高标准。至于更高的实质性的科学研究标准，还没有成为学术界中心议题。 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是中国科学的重镇，从秦晖的事情来看，看来经历了反右和这两次空前的浩劫，还是有些人不知道：陷害他人，或听从权力的号令迫害、批斗别人，最终必定自食其果，或许有些人是明知故犯吧。看来还是有些人不知道，学术自由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破坏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学术自由，只能说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的行为。 在中国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第一理工大学的清华大学，就在前不久，都出现如此破坏学术自由，如此破坏中国科学的事情，真是悲哀； 现在中国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抄袭、剽窃等学术浮躁、腐败现象泛滥，如北大的王铭铭事件等等。这进一步说明科学研究标准真的不存在。可以肯定，符合学术规范的编写教材、撰写综述论文，介绍和（或）评价了最新研究成果的应该是低水平的学术研究。但连最新成果都没有介绍的、不过是抄来抄去的教材编写和论文，就连学术研究都不是。因王铭铭事件，我在新语丝网站上[5]看到，有人披露：北大还有权力"教授"，也就是指定把教授晋升指标给北大的官员如系主任、学院的院长等，下面不报，教授晋升指标就作废，这样，官员不做任何学术研究就能够晋升教授。至于其它的大学一般只会是更差，这样的情况，有一丝一毫的科学研究标准的影子吗？ 中国科学的重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竟然如此，这说明至少中国社会科学的 ABC----权力与学术自由与科学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连科学研究标准都基本上不存在，还奢谈什么世界一流大学和诺贝尔奖？ 中国的大学等科研部门中，众所周知的是晋升职称、奖励等问题上，是看数量，看、专著的数量，看等级，即的刊物的等级，次要的是专家评议。而美国主要是看论文质量，看本专业专家的评价。在一个有良好科学研究标准的国家，评价科学研究的成果当然应该看质量，看成果的创造性，重要的是本专业专家的评议。中国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却是要数量、要等级，这又是中国缺乏科学研究标准的表现。 中国的自然科学方面，情况要好得多，因为自然科学不是社会科学，受历次政治运动的毒害比较少，但1961年，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在教育部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反右和给中国自然科学带来了什么： 傅鹰说，任何一个党团员都是"党代表"，不听他们的话，就是""， ""谁受得了！教授写完了讲义，要"呈请鉴核"，一个二年级的学生拿起红笔勾勾抹抹，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其实他什么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党"的。 傅鹰说，这几年科学研究中的浮夸之风不得了。北京大学化学系一报告，就说一年内完成了一千多项科研项目。根据教师的力量与水平，一年之内完成十几项象样的研究就不错了。表面上进展很快，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年来，每年都有献礼，献礼应该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连次货都不是，而是废品。[6] 由这一类历史资料可以看出，反右，对自然科学界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右进行了一次恶劣的大清洗，用大批判以及流放等办法，在自然科学界短暂地全面确定了权力、政治高于科学，决定科学研究标准。中国的自然科学丧失学术自由的结果当然是中国的自然科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变成了制造垃圾、废品的活动，还使许多研究者毫无科学精神，在所谓的"科学研究"中浮夸无比却不受到任何惩罚。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的强迫，在强迫下科学家被迫的表态，使得科学家们被迫在科学研究之外，写一些"唯书"、"唯上"的东西，"教条"与"刻板"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渗入了中国的自然科学。 在自然科学中，"教条"对科学研究的危害是较难感受到的。目前大部分的科学研究属于常态科学研究，有成功的案例可供效仿，在常态科学的研究工作中，基本上要求科学家"教条"地对待它所依据的范式［7］，教条地进行科学研究仍然能够产生科研成果。但是想要产生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仿效性的工作和教条地对待科学研究工作是没有指望的。 我以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最可能率先出现一批世界第一流科技成果的领域是理论物理和生物科学。但在理论物理方面，中国的教育、科学大环境，对产生并接受中国的爱因斯坦完全是贫瘠的土壤甚至是有毒的土壤。中国的大学教材大多较为陈旧，追踪科学新进展的情况远不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此，论者大多（有一定道理地）以为中国注重知识而美国注重创新，实际上，这标志着中国科学界相当的一部分人对科学新进展的"公认"、"确证"的要求过于教条，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忘记了科学本身是在不断发展的，忘记了为创新做准备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忘记了作为科学界的一员应当用自己的科学鉴别力去对科学新进展作出鉴别取舍，并显示了对自己的科学鉴别力缺乏自信。 此外还让人觉得整个中国科学界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麻木不仁。虽然每个人都会认为产生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真出现了类似于爱因斯坦的人物，如果不重视理论的创新经严密推理后推导出日后可被实验验证的推论的极端重要性，我怀疑仅凭两条理由便足以拒绝接受并默默地扼杀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1、新理论虽然来源于可靠的实验结果，有实验证据的支持，并且公认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验结果。但新理论与公认的理论相矛盾，又无实验证据确证。（在历史上，如果不发表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美国的密立根再聪明也不可能去做否定光电效应理论的实验，并变成验证实验。） 2、此人是一个业余的科学研究者，又没有硕士博士学位。（没人会承认他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方法和科学素养的教育培养，几乎把科学当成死的知识来传授，错误地以为学生的科学基础就只是死板的科学知识。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从查阅资料、设计实验、进行实验、讨论、撰写论文、文章、以及资料引用等一整套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导致常常看到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徒然浪费自己和他人的时间与精力。中国的各种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连科学教育ABC都没有做好的情况下，就奢谈、大谈创造教育，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科学教育根本没有把学生的科学基础打好，还起劲地讨论如何进行创造、如何教学生创造；这些杂志只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地谈论如何建好空中楼阁而已，这样的中国教育情况，又怎么可能产生爱因斯坦那样高水平的业余研究者？ 为什么只有中国独有"业余科学家"这种现象？因为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热爱科学，在科学研究上有创新精神，而中国的科学教育没有教会他们起码的科学研究基本功，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而且导致他们没有起码的科学鉴别力，做出来的"研究结果"不过是漏洞百出而已，自己鉴别不了自己的错误，却自以为是创新或者是重大创新，这是中国科学教育悲哀的集中体现。西方发达国家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接受了较好的科学研究教育，一般是做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而中国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研究者在非常缺乏科学研究素养和知识基础的情况下就贸然地努力研究去解决他们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解决哥德巴赫猜想，否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等。我所遇到的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的，他们有"独立"思考，有"创新"精神，有"新"见解，但略为一看他们的文章，连现有的知识都没有理解掌握，不懂得科学方法、不具备起码的科学基本功，有逻辑错误、基本常识错误等业余水平的错误比比皆是。 但更糟糕的是，虽然大部分的业余的科学爱好者是老实地做自己的研究，本人尊重他们的自由选择，但也有一些"业余科学家"以自己的错误为正确，自以为是伟大的发现、是中华文明的复兴的标志、狂妄自大地抨击爱因斯坦等科学巨人以及坚持科学原则的中国科学家，还非常善于鼓动、影响媒体、官员、和非此专业的科学界人士。而且，由于中国的理工科、文科分开的高考的影响，高中就分文科、理工科，而且中国文科水平特别低，因此训练出来的大学文科生特别缺乏科学素养，更不要说科学鉴别力，偏偏中国的报纸杂志，除科技方面的专业刊物外，基本上都是文科生担任编辑、记者，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善于吹嘘、唬人的"业余科学家"迷惑，而且或许因为容易炒作，便进一步推波助澜，而且，有些官员、有些非本专业的科学界人士也因为缺乏科学素养或者缺乏必要的谨慎而被鼓动，支持了这一切。结果，中国出名些的或有名的"业余科学家"，不是妄人，就是骗子。例如著名的"水变油"，如王曼新的磁力使禾本科植物产生根瘤，而且具备共生固氮的能力的"发现"，被中科院院士李庆奎教授和微生物学家樊庆笙教授否定后，王曼新便在媒体上大肆攻击他们，等等。 中国大陆在现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学术自由，面对历史悠久的"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如果真的万分不幸地产生了爱因斯坦那样的人物，他也会因为对自由的热爱而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沿街叫卖的小贩。我在大学一年级还傻乎乎地相信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到了三四年级，以我的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比的科学素养，以我从科学哲学、科学史中悟得的一些哲学想法，我已经开始用科学驱逐在中学、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哲学垃圾。例如：怎样才能够获得真实的感性认识？的亩产几十万斤被饿肚子的人们普遍相信、恐怖的灾难却给大多数人形势大好的感觉等已经告诉我们，科学的历史证明了：前提条件是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要清醒地要求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感性认识如何上升为理性认识？是靠直觉。理性认识如何被检验？靠直觉把握规律、概念所导出的个别推论与具有可重复性现象之间的对应。矛盾、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不过是最多适合于定性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废话，根本不适合于定量的自然科学，一旦用于自然科学必定闹出许多笑话，记忆里面中确实也出了很多笑话。 学生在中学、大学应当学习的是与科学历史相结合的科学哲学，而不是陈腐、落后的马列主义哲学，这样才能够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素质。 （我曾经在北京遇到一个用马列主义哲学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业余爱好者，看完他的论文和某个大学教授的类似论文，我忍不住要笑，但因为他的真诚而笑不出来。我告诉他，科学以是实验为基础的，你的实验基础在哪里？不能够靠哲学做基础的。你有一个牛顿的公式，但要用这个公式统一物理学，解释全部的现象，必须仔细推理、计算，然后得到结论，全部适用，不能够你说全部能够套用、全部适用这一句话就行的。你不能够说我做了这些，要物理学家做什么？爱因斯坦这样做了，可没让物理学家没饭吃。你要否定爱因斯坦，就要比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本领还要高，你从你的公式里面产生了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多的可以被未来的实验验证的推论吗？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还是好好地去做你的经理，别想什么统一物理学了。） （我觉得：说"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之类的无知话语以自重的哲学家，比这真诚的业余爱好者还不如。正因为中国的教育非常缺乏基本科学程序、科学基本功的训练，却有这些无知的话语反复灌输，中国才有太多令人同情的业余科学爱好者。） 中国的科学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孱弱。一方面，由于几千年的注经式的学术传统和政治运动的影响，对理论创新的"确证"、"可靠"要求过高，不切合科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中国本来就不存在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传统，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后，由于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耗资巨大，由于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都难于象欧美各国那样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导致中国人特别缺乏全面系统地进行科学实验的意识而不自知，在需要自发地独立进行严格、全面、系统的实验的地方，却特别容易疏忽这一点。 大约二十年前，全国的"特异功能"研究热集中地展现了中国科学实验传统虚弱的悲哀。在当时，"特异功能"并非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热及全国，经久不退，则显示了研究者和支持者［8］一时疏忽了实验发现并非是有了"眼见为实"的实验现象就够了，科学实验要求的是全面、系统的实验去确立实验发现（可重复性只是全面、系统地进行实验的最重要要求）。至于某些"特异功能"的研究者和支持者，反对科学实验必须具有不以观察者为转移的可重复性，这就是反对科学的坚实根基，连最起码的科学素养都没有，没有资格说是科学研究。 而反对者们[9]也大多不知道以严谨的科学研究标准去反对，只是以马列主义的大道理去压人，导致了研究者和支持者的不满和反弹。如果没有后来的何祚庥院士等人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标准来反对并成功，这场大争论就会成为中国科学的莫大悲剧。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中央电视台采访朱丽兰时的报道，时间已经忘记了。）中国的科学家率先发现了一个实验现象，但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实验并最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却是外国科学家。一个实验发现，和经过全面、系统的实验得到的重大发现，在科学上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如果中国在教学、科学观念、体制及经济基础等方面上不能更进一步，这样的情况还会重现。 现在，中国科学的浮躁和腐败在全面蔓延。张颂之在《学术腐败的社会根源》[10]中说："当代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已是有目共赌（赌即睹）的现象，……数十年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意识统一与控制，可以说把知识分子的灵气与良知都改造了。这方面的影响多年来已有人注意，如对于学术的扼杀及扭曲等，但是对于思想统一于意识，所塑造的学人道德的沦丧，却注意不够。……在党性原则失范的今天，几乎是道德真空地带的学术界，既失去了外在的政治强性束缚，也没有内在的学术规范以自律。假冒伪劣就成为学术界在经济时代的大爆发。……其次是现行的学术体制自身的弊端。我们的学术体制无疑是教化的产物与机器，行政命令第一，往往是外行领导。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今天，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就成了行政管理法宝。各单位似乎都制定了种种量化标准，诸种行为数量化。……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学术规范的话，那最基本的规范就是不要违背经旨。经学要求不贵创新，资助了抄袭之风。" 这样低下的科学研究标准，必定导致科学水准的下降。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1999年度中国的科技竞争力排名从上一年度的第13位大幅下降至25位。2000年报告，中国科技竞争力排名再次下滑，由25位降至第28位。 四、科学鉴别力问题 科学学的创始人J.D.贝尔纳曾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讨论过各国科学的特点[11]："英国科学的特点是……特别讲求实用和类比。英国人的一个缺点是他们几乎完全缺乏有系统的思维。英国人的方法在容易解决的科学问题中最容易奏效。法国科学从未失去过其出众的特点--非常清晰而漂亮的阐述。美国科学发展特别带有个人主义的特征……。印度科学既由于它的不少概念和实验方法别出心裁而受人注意，也由于它独立进行工作时极端不可靠和缺乏鉴别力而受人注意。……大部分日本研究工作似乎都具有德国科学和美国科学的缺点，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内容过于繁琐、故弄玄虚而且缺乏想象力。而且不幸地，在不少情况下，也缺乏鉴别力和精确性。" J.D.贝尔纳对未来中国科学的期许最高："只要有了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一切其他形式中的那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中国还会对科学发展作出即令不比西方更大，至少也和西方一样大的贡献。" 重读贝尔纳对各国科学特点的讨论，尤其是看到贝尔纳对中国科学未来的美好预言，与中国科学的现状相比，如此天壤之别的差距，真让人心情沉痛。贝尔纳对日本科学缺点的评价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中国科学上。这一切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化的特点：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没有能够表现在中国科学上？当然，本文前面的阐述已经是部分性的回答。贝尔纳如此看重"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有原因的，在科学研究中，"细心、踏实和分寸感"是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标志，有分寸感意味着相当高的鉴别力，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必须运用、非常重要的科学鉴别力，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和把握能力。 贝尔纳评价苏联科学的"一个大缺点是没有足够的鉴别力，不过这也是意想得到的。鉴别力是由长期经验和历史悠久的学派所培养出来的。缺乏这种鉴别力是热情的年轻人的毛病之一，只有依靠时间和经验才能把它纠正过来。" 就从丁文江创立地质调查所开始，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已近百年，时间和经验累积已经不能说还少，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仍然显得鉴别力低下，表现如：对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是进行客观评价，而是进行自我拔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在处于"常态科学"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许多领域，大谈哲学而不是老老实实地探讨科学、技术的成果与问题，基本上不过是故弄玄虚而已（美其名曰"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科学研究"，或说是做学问做到高深境界，就必定需要哲学指导或有哲学出现，却不知道或躲避这一点：没有创新，学问和哲学再高深也不过是鹦鹉学舌。）；还有一些更恶劣的现象如：自以为得意地创立了"××学"、"×××学"、"××史"、"××论"等等，却并无扎扎实实的创新成果，只是"天下文章一大抄"，或只是泛泛作些简单的列举分类，当然，这在中国的人文社科中比较普遍，但中国的自然科学中也存在这种现象；还有，一些人为评职称而大量制造学术垃圾论文、专著，以致于泛滥成灾，可那些学术垃圾制造者，不但很少会遇到严厉的批评而使他们的学术信誉、科学信誉大减，这些学术垃圾反而帮助他们甚至使他们获得奖励和职称，等等。关于这些方面，新语丝等网站有较详细的资料。 至于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鉴别力非常低下，几乎不存在，但还有极少数人正常地从创新出发，评价中国人文学科丧失了原创力，认为中国的文科虽然"论文""专著"泛滥，但把一个小问题研究透了并且有所创新的都很少。 学者、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决不是一些人所以为的，和巫术一样，是由科学家所做的、象巫师那样呼风唤雨的事情；它也不是很多人臆想的交给科学家一大笔钱，科学家们拿出一堆谁也看不懂的论文专著。它还不是工程建设，给了钱，给了设备，给了拥有充足知识的人，就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某项工程建设任务；更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科学家坐在实验室的仪器面前，死板板地做实验，实验结果出来了就是科学发现。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科学研究、学术研究也绝对不是某些人以为的抄许多的书，集中在一起，符合学术规范的就是研究。（说这样话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实实在在地说，只有创新以及与创新有关的研究才是科学研究、学术研究，如：发现新的实验现象，提出新理论、解决未尝被解决的新、老问题，提高精密度，等等。相对水平低得多的一些与创新有关的必须进行的研究也是科学研究，如：自然科学中发现新的实验现象后，别的科学家必须做重复实验，以进行验证工作；还有必要的评价：如指出新的创造所存在的优点、缺陷、问题，还有必要的综述，等等。但知识复制，如教学，如在中国非常盛行的抄来抄去以拼凑论文和著作，这就不是进行科学研究，学术研究。 在科学研究的创新中，是经常要运用科学鉴别力来作出判断的。如在科学实验研究中，会经常遇到奇怪的反常，但大多数不值得深入研究，只有少数能够出成果，极少数会引导到巨大的发现。一般只有科学鉴别力很高的科学家能够敏锐把握住机会，也不会被令人激动的反常引入歧途。在实验或理论方面的科学研究中，选题，以及做怎样的实验来验证理论，实验中出现的现象是否是真的发现，进行理论研究时需要判断理论的经验基础是否坚实、逻辑推理是否严密，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意义、价值如何，以及自己所做的研究的意义、价值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科学家运用鉴别力作出判断。 在科学史中，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 杨振宁、李政道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设想后，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领导了一个实验小组，要通过做实验来验证，在一次实验中，由于仪器故障，实验结果大大出乎意料，否决宇称守恒定律有余。有人大为激动，主张报告，而吴健雄则正确判断是仪器故障而未报告，显示了吴健雄极佳的鉴别力。 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想出了已经被实验验证的正确的公式，他本可止步不前，但他却很不满意，从科学的标准出发，对自己的公式的价值作了很正确的鉴别评价："但是，即使辐射公式绝对精确的可靠性被认可，只要它仅仅具有由侥幸的直觉所揭示出来的规律的地位，它就不可能表达出比形式意义更多的过程。由于这种原因，正是在我系统阐述这个定律的时候，我开始全力以赴地赋与它以真实的物理意义。"最后得到了具有突破意义的量子论。 普朗克非凡的科学鉴别力，使他继续努力，终于得到了意义深远的伟大发现。 当然，因为缺乏科学鉴别力而在科学界闹笑话的也不少。伦琴因密封的照相底片曝光而发现X射线后，曾有法国人发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N射线，还获得大奖，最终的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的N射线不过是心理影响而已。也有一个日本人突发奇想："萤火虫不也是发出荧光----射线吗？于是进行实验后，煞有介事地报告：萤火虫能够发出射线，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其他科学家重复实验后指出：萤火虫产生的气体（至少部分地）导致底片产生阴影，并不是萤火虫发出射线，使得这个日本人和他的合作者大为丢脸。 科学鉴别力在人才的发现、选拔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方面也有重要作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鉴别力的。现代的科学研究是职业化的研究，受科学研究组织的影响相当大。科学的繁荣主要依靠进行研究的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昌盛，正式的学术机构和非正式的学派的兴盛又要依靠其重要的富于创造的大学者，运用其良好的鉴别力鉴别年轻人的创造性成果并提拔富于创造的年轻人，为富于创造的年轻人提供进行科学研究的良好环境和条件，替补年老的、创造力衰退的学者，并为后来者提供榜样，激励学术领域的新人努力创造，这样，学术机构和学派才能够保持活力，不断创新，而不是暮气沉沉，尸位素餐。 科学创造是以前人的、已有的创造为基础的，否则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重复或者因为忽视、没有掌握最新成果，只是研究早已经被解决的老问题，而科学上只有在世界上首先作出的创造有重大价值。在信息爆炸的年代，创造性的成果有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或者未被重视；而错误的结果、观点也可能未被研究者察觉而引用为研究的基础，因此需要大师们进行鉴别、讨论、推重，写综述，作评论，并影响鉴别力较低的学者，以利于科学研究。 在中国，如此重要的科学鉴别力，理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累积稳步提高，但为什么中国科学的鉴别力反而比八十年代下降了？科学鉴别力作为一种对科学研究成果良好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把握能力，可以说是个人或整体运用科学研究标准而表现出来的，良好的鉴别力的前提当然是中国科学要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标准，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退步、低下，中国科学界实行等级化的量化考评的制度，同行评议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中国科学肯定不能够表现出照理说是本应具备的良好鉴别力。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 一言以蔽之：难。叫喊得最响亮、几乎延续了十年的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重新打学术规范的基础，很重要，但对于提升中国社会科学其实几乎没有用处。如果学者没有自己的创新，论文中再规规矩矩、巧妙聪明地引述他人的思想和成果，也不过是符合学术规范的抄袭，它与不合学术规范的抄袭，都是抄，唯一的区别只是技术上是否遵循学术纪律的底线规则。其实，中国的严肃、认真的学者基本上都知道，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是最重要的转折点，是妨碍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难关，它给中国知识界的进取心、创新、信心、勇气、朝气等都打击不小，一些一流人才外流，是导致中国科学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最大的难关，它使人文学者、科学家丧失了勃勃朝气，连自然科学都没有例外。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没有解决这个关键问题，也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制度改革，却指望通过自以为是的量化（等级化）考评、奖勤罚懒的办法来提高中国科技水平，但这却是导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任何学习过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等级化）考评的前提是：对学者、科学家的论文等工作成果的评价，定性准确。但对科学家、学者的富于创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准确评价都很难，因此，学术成果、科学知识的创新是很难进行量化考评的。普通的学者，往往十几年、几十年后才清楚他人的创造的意义、价值，唯有第一流的大师才能够迅速地鉴别、鉴赏第一流的创造，例如伟大的爱因斯坦，只有明可夫斯基、普朗克等人才确实清楚他的三篇论文的意义、价值。在中国，这样的世界第一流大师还没有产生。 在中国缺乏高水平鉴别力的一流大师的情况下，对学者的科研成果的评价连做到定性的准确都很困难或没有做到，那么中国的学术机关，没有对学者、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进行定性的评价，没有以定性评价为基础，进行定量的量化考评，就只不过是为了量化而量化，把科学研究水平不同、质量不同的论文、专著，当成是质量相同的论文、专著，不管三七二十一，"捡到（核心刊物的）篮子里面都是菜"，这就是鼓励滥竽充数。 本人对此量化（等级化）考评制度的思考结果简洁地说就是：以趋利避害的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加上两个前提条件：一、每个人总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略微高估，对别人的研究成果略微低估，并且能够估计出学术刊物中本专业较低水平论文的水准和编辑、评审对论文的偏好；二、杂志、出版社必定要持续地办，一定要、著作；由于量化考评制度是自动地把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看质量高低，只看作达到此等级杂志的平均水平，由此即可严密推论出：1、理性人的最优策略是尽量多做达到最低要求水平的研究和多发表达到学术刊物最低水平要求的论文，最差的策略是尽量做自己能够做到的最高水平的研究。2、这个制度既是自动认可学术垃圾和学术腐败的制度，也是自动缓慢地降低中国科学技术水平和鉴别力的制度（注意：直接应用于工农业等产业的工程技术方面可能并不一定如此，由于直接运用于各个产业的工程技术实用性强，有可能做到能够根据某项创新的具体应用情况，如增加的效益等进行定量考评，这样的量化考评制度如果做得好，是有可能有利于中国工程技术领域的进步发展的）；3、如果学者人数不变的同时，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下降更迅速。如果学术刊物、出版社数量不变的同时，学者人数增加，学术水平、科学水平将缓慢上升。当然，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定是：中国科学的论文和专著数量有了大增长，质量和总体水平却大幅度下降。就象当年中国的那样，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不是虚报，就是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结果鼓励产生的或逼迫产生的废铜烂铁特别多。因此，在自然科学、人文社科甚至在大学中的工程技术领域中，量化考评制度必须尽快废除。 当然，量化考评制度的优点是简单、经济，因此，在研究很不重要而教学很重要的大专等级的大学甚至很低水平的本科院校，可以实行这样的制度。 中国的大学、研究机构流行的砸铁饭碗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学者们还是端铁饭碗，工作有充分的保障，还会有比较多的优秀学者坚持科技研究质量高于数量，一个创造性成果高于许多重复性、低水平结果这样的常识的。但砸铁饭碗的改革和量化考评制度同时实行，生存或者毁灭（出版或销声匿迹）的压力迫使学者们只能够做低水平的研究，多发表低水平的论文、专著。 量化考评制度对中国科学的危害几乎已经成为共识，但国际互联网和学术杂志上却还有辩护声，认为量化考评当然更加精确，最新的辩护是来自吴志攀(北京大学副校长) ，他在《文科学科制度评价标准的几个问题》[12]中说："从适合于文科学科管理的方面看，主要是学科成果计量化分析，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计量化才能客观地衡量学科发展，才能与同国际同行进行比较。……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在SCI的数量，采用"工程化"的方法来进行（例如，"千篇SCI论文工程"）。从哲学中的数量与质量的辨证关系来看，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本人反复看了多遍，也看不出"统计和计量化管理是必要的，也是科学的"、"促进数量，来提高论文的质量"的理由和逻辑，吴志攀在文中没有拿出任何经验的证据，也没有从公认的前提出发做任何论证，就想当然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定性的正确是精确量化所必需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怎么可能是"科学"、"精确"的？促进数量的措施，完全可能导致降低论文质量的结果。中国现在的情况正是论文数量多了，科学水平却下降了。当年中国的时期，也是粮食、钢铁产量高得惊人，但却是虚报，或将大量的废铁当成钢铁。这对中国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本人当时觉得很奇怪，如果这是几百字的短文，只是说一下自己的观点而不作论证，那还正常，但这是几千字的文章，不应该这样。笔者不由得想起钱宁在《留学美国--一个时代的故事》中说的话："一些文科专业的留学生，尽管在国内发表过不少"大作"，到了国外，都发现自己一下子不会写文章了。中国学生论文易犯的毛病，一是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含混而不加界定的概念；二是喜欢将前一段提出的假设性论点不加论证地便在下一段转换成论据。"但吴志攀文章的后面部分情况还算可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写，或许是不在意地犯了中国文科学者写论文时极其容易犯的错误吧。 中国实施量化考评制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杂志上与国际互联网上的讨论认为可能有这样一些原因：中国科学要与国际接轨。大学教授是铁饭碗，有些人不好好做研究，却在外面兼职挣钱，因此要量化考评；晋升机会有限，教师之间相互评比矛盾大，必须如此。外行领导不懂学术、科学，就搞这样的办法，自己既轻松，又能够表现功绩，等等。 但这样一些（善意的解释）原因与它给中国科学带来的危害相比，这些理由都不重要，那些困难也能够克服。在我看来，量化考评制度之所以实行，是因为有关各方：官方、大部分的研究人员都获得利益的结果，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富于创造力而又坚持科学研究原则的研究者还有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科技的未来受到严重伤害。这个制度让领导者既轻松舒服，又能够用数字表现其领导下的政绩，领导者的上级也一样。而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是在单位领导的手中的。大部分的研究人员，在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的改革的旗号下，几乎快变成一年、两年、三年任期的临时工了，既然无力与这样的考评体系抗争，也不可能与掌握自己聘任、升级、解聘权力的领导相抗争，那就只能够适应现实环境，多研究、多写、多发表低水平的研究，靠扎扎实实地做自己的研究完成不了任务，就聪明巧妙地进行自我复制。水平低下的人就笨拙地抄袭，反正中国任何的大学生一进入大学都至少要受到抄来抄去的政治教科书的抄袭教育，这样一个量化考评制度又是自动承认这一切的制度，就进一步地奖励、鼓励了这一切。 结果，目的是提高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量化考评制度就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从赵平波的《院士的道德堕落与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学术打假谈起》[13]一文来看，赵平波认为"……把学术研究等同于制造产品，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全国一级刊物以上，最好是国际SCI收录。这种"学术产业化"的要求不逼着人搞学术腐败，那才叫奇怪。"还有，科技界流行的、国家的科技投入很大一部分所流入的"大项目"、"大工程"、"大计划"，"……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容易获得研究经费，……更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评奖，"……"小钱大评、中钱小评、大钱不评"，"中国的学术腐败更严重地表现在"大钱不评"。院士等学术精英们拿了大钱，无人能评，也是无人敢评的"大项目"，……具体生产出来的"成果"却是没有研究经验者的研究生或们的伪劣之作。"赵平波还详细讲述了它对中国研究生培养和对知识分子人格的巨大危害。当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下降必定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他的最后的某个结论本人并不赞成："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院士们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显然，他们对中国科技竞争力的下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中国的院士至少要免去一半，才能清洁中国的学术环境。" 本人不赞成赵平波的最后的一个结论，也不赞成在网络上见到过的一篇《如何防范科学家欺骗政府》（记忆里是在北大三角地看到）的观点，原因在于：本文贯穿始终的阐述，一直在说中国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至今还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带来的恶果，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中国还未能够建立保护学术自由的一整套制度。中国仍然是官员的权力凌驾于科学研究标准之上。惟有中国大陆才出现得了这样的事情：一个官员，就凭着他是学校的领导，就能够说：我们这些搞行政工作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是教授，不但是教授，而且是教授的教授[14]。这样的混帐话语，在中国的香港、台湾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更不用说在美国、欧洲。本人刚看到这样的话时，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而仔细思考后发现，他有意无意地说出了中国科学技术管理体制的真相，说的是真话。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就是这样混帐、弱智的管理体制。 张五常在《衡量学术的困难》[15]中说："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作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 Gale 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到最后，我问：「那由谁决定呀？答曰：「我们这些正教授。但通常佛利民等大师怎样说，不会有人反对。" 佛利民即弗里德曼，是经济学大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确实，大师们是教授的教授，也有其它的资料表明：在科技发达的西方，如美国、德国等高水平的研究性大学，是由大师们决定学者的升级、聘用等的。而在中国，众所周知，这是由主管学术机构的官员们决定的或者是由官员们所决定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官员确实拥有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拥有的学术权力，从学术权力上说，他们确实是教授的教授。但中国的官员们能够承担好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所承担的学术职责吗？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能够做到自己所做的研究在全世界处于领先的第一流甚至超一流的水平，并且能够凭着自己的科学鉴别力选拔同样富于创造性、能够接替自己的优秀人才。但谁都知道，中国的官员们根本承担不好、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因此，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下降，如果要追究责任，首先就应该追究拥有最大的学术权力的官员们的责任。但要追究官员的责任，他们会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们的不应该拥有的学术权力，是中国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体制导致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官员们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学术权力，学术权力必须归学者。因此中国的官员们，真正必须进行的改革是向西方学习，把学术权力归还学者。 在中国较为普遍的选拔学术大师、科学大师担任学术机构的长官的办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学术大师担任官员后必定缺乏时间与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就会逐步离开研究的前沿，不再富于创造性；再者，以前是富于创造性的，不一定一直会如此；现代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专业繁多的境地，几乎没有人能够同时精通多个领域的研究，一个领域的专家对同学科的另一个领域可能只有普通的了解是很正常的。这样，又会使他们承担不了这样的职责。从学术权力的来源来说，中国这个办法，学术权力来源于政治权力的授予，最后的决定权还是来源于政治权力，因此还是不好的办法。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术大师、科学大师们所拥有的学术权力来源于在学术活动中形成的学术权威，韩水法在《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16]中较详细地介绍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教授职位固定而且开放，教授（教师）自治，民主自治，不留本校生等等。特别谈到了：聘用或不聘用某一人选的决定权掌握在所在系所（院）的全体教授（师）手中。另外有人介绍，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的获得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有足够的创新与水平，都能够获得。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在教授们珍惜自己的学术机构的声誉的前提下，每个教授的学术权力平等，都是一票，在重大的事项如聘用人员、人员升级，就要对其专业成果进行民主讨论，学术大师、科学大师就会凭着非凡的创造和高水平的科学鉴别力，进行高水平的评价、鉴别，建立或进一步地增强学术权威。至于同学科非本专业的大多数教授，虽然不能够精深掌握被讨论的成果的专业知识，但还是能够基本理解那些知识与大师的评价，最起码能够理解大师以及其他人的评价，并清楚作出这些评价的理由是否成立。这样，大多数教授的投票是受学术大师影响的，学术大师的学术权威就正常地转变成了学术权力。而且，一个大师、教授，如果不再进行研究，不再有创造性成果产生，学术威望、说话的分量就会下降。 在这样的一个制度环境下，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学者们的最优策略是做力所能及的最高水平的研究，做创造性的研究，谁还会拼命制造学术垃圾？困扰中国科学技术的大问题：有数量、低质量甚至没质量就得到了解决，被一些人所提到的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低下的几个原因：缺乏同行评议，缺乏良好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缺少学术共同体，缺乏学术自由（至少制度保障缺乏）等，就在关键的制度上得到了解决（如果仔细分析这四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逐步进步。 一种制度、体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提供激励和约束，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采取何种行为以获得最大的报酬，决定被淘汰的行为、知识、技能和想法。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强制个人和组织适应并重新学习的机制，能够使得整个社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制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奖惩，人们执行制度时最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聘任、升级、奖励、惩罚直至解聘，人事权力也是对事业影响最重要的权力。 所以，中国的学术浮躁与学术腐败盛行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大退步，是政治权力紧紧抓住对中国科学技术至关重要的科学家、学者的人事权不放手的必然恶果。而且，中国的缺乏学术自由以及制度保障也导致很难对学者未良好承担学术责任提出良好的职责要求和道德评判。 决定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必须采取西方早已实行，而且非常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办法。 本人偶然在新语丝网站上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的人文学科杂志中评论和书评很多，占大约五分之二。本人认为：这是美国科学研究标准水平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科学杂志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有许多客观、高水平的学术评议的话，确实能够全面提高中国科学的科学研究标准和鉴别力，但这要求出版自由为前提，美国有，中国却没有。 中国目前能够看到的学术评议，不外乎三大类：说好话的，不痛不痒的，具有杀伤力的学术批判，却非常缺乏由高水平的人士所作的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因为高水平的学术评议基本上只会是高水平的学者对高水平的学者进行学术批评，虽然这样确实能够逐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但他们愿意这样做吗？在没有出版自由的环境里，别人出版论文、专著很难，说真话也拘束，不能够畅所欲言，编辑、评审也要对一些文字进行斧正。这样的一种情况，谁的日子都艰难，高水平的学者恐怕不愿意做什么学术批评，给其他的处于困难中的高水平学者添乱。 依靠科学家的个人努力和夹缝中的机会能够偶然获得世界一流的成果，但绝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成果。还是老老实实地把科学的基础打好吧。 中国何时才能产生一大批杰出的创造性人物和创造性成果？希望本文对此能够有所裨益。 真正的学术自由，彻底否定、认真反思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而不是破坏科学的基础和发展，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棍子； 中国科学需要学术自由、出版自由、民主，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政治权力高于科学研究的遗毒必须肃清，不能够由政治权力决定科学研究标准，必须由学者自己决定、重建科学研究标准，重视创新，科学才能够得到发展。大学要以教授为主，教授治校，民主治校。 进行理论创造立足于经验基础，注重严密推理并得到日后可以被实验验证的预见，而不是堆砌新名词、使用不严密甚至虚假的学术词语哗众取宠； 进行实验研究时重视理论推理和注重全面、系统的实验，而不仅仅是注重可重复性以及得到一个实验发现甚至仅仅重复外国的实验就满足； 有了这些，或许中华的科技就能够在更高的科学研究标准上发展。 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科学研究论文:试析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创新哲学 论文 关键词: 科学 研究　创新 哲学 　特征 论文摘要:本文界定了具有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概念;揭示了人们在从事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过程所出现的一些重要特征，并分析了出现这些特征的内在本质;剖析了影响创新性研究的主要因素;提出了促进创新性研究得以成功的主要手段。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即使是研究者做了许多重复性或模仿性的工作，但只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提出了与众不同并具有独创性的新观念或新见解，这也是创新性研究。当然，一项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成果其研究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它是一个多元和多维的非线性复杂系统。这种系统的运行既有其内在的 规律 性也有其外在的影响因素和进化的条件，它们将通过过程的特征所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通晓这一道理将会极大地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成功。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的特征何一项创新性科学研究过程在不同的阶段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透过这些特征认识其本质，将有助于研究者发现和应用更有效、更简便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1)偶然性与必然性谈起创新性研究问题，我们会想起几则故事:①当查尔斯·古德伊尔不小心把天然橡胶倾洒到厨房的火炉上时，他发现了橡胶的硫化方法;②威尔海姆·伦琴在一次做阴极管实验时，无意将一把钥匙和一卷未曝光的胶卷放在一个阴极管上，当他的助手把胶卷冲洗后，胶卷上显示出钥匙的轮廓。由此，伦琴发现了x射线;③有一天早晨，梅斯卡涅一醒来时，一部《卡瓦尔莱里亚·拉斯蒂卡纳》 音乐 作品的构思已经全部完成，几天内就把它写了出来;等等。听了这些故事之后，人们可能会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一个新的科学发现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这种巧合通常是由上帝已经为你安排好了这个机会，只要灵感一到就成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故事都没有强调人们在产生灵感闪光之前却做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例如:古德伊尔在发现橡胶硫化方法之前曾长期从事橡胶研究工作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正因为如此，才使他具有识别现象的能力和发现橡胶硫化方法的机会;同样，伦琴在发现x射线之前也曾长期从事物 理学 方面的研究工作，否则他不可能因此发现x射线;此外，很多人并不知道，梅斯卡涅在完成他的音乐作品之前全家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而他却一首接一首地创作着在别人看来完全单调乏味的音乐。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人类大量的有关创造性活动后会发现:大凡具有创见性头脑并能够做出创造性工作的人，当他在按照任何有效方式重新组织或扩充人类智慧之前必须对自己所从事活动的领域具有超越常人的了解，对需要做的事情有强烈的意识并具有出色的表达才能和恰当的实现手段。例如，对于一名经理人员来说，当他在做出创新性的决策之前必须通晓问题的实质、 历史 、重要性以及与其他部门的关系，否则，决策将会脱离实际;如果这名经理长期以来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诊断，那么他对该问题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如果他对该问题只是刚刚开始接触，那么他必须先熟悉问题的全面背景才有可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创新性决策。综上所述，表明在探索性的研究中偶然性的发现其背后存在着必然性。 (2)审思人类从事创新性研究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和方式:①设计并制造一种新产品，然后将它很好地应用于实践;②改进现有的工作方法，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大凡能够提出新观念的发明家们都十分注重对研究方法的选择;③冷静、慎重地思考问题，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④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全面观察事物的现象，深人了解事物的变化规律，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⑤了解某种偶然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掌握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方法并非是获得创新性研究成果所应遵循的必然途径，但是它无疑是创新性研究中分析问题、确立关系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手段。因为实践告诉我们:不管什么人，如果他仅仅拥有知识，但不善于思考和应用，却不可能产生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成果。 (3)潜化在科学研究中，有时会使研究者的思维停滞或是陷于迷茫。这时应该停下来放松一下思想，暂时停止有意识和有目的的研究，忘掉受挫的无效劳动。这种让下意识来起作用的办法是实现创新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措施。 虽然有时候在研究工作中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创新灵感，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有时候尽管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和艰苦的思考，但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时候如果强迫自己继续思考下去，可能只会增加思考的混乱，这种僵局是研究人员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不仿把问题暂时放到一边，或去钓鱼，或去看戏，或到花园里拔草，或去散步，或去听音乐，或去做任何能够放松脑子的事情，不要过度沉溺于一个问题而不能自拔。如果我们这样做脑子会清醒一些，那么也许就在这时我们脑子里会进发出创新性火花。例如，法拉第为了探索磁和电之间的关系，孜孜不倦地进行了10年的实验却仍未找到答案，然后他不得不去休假。然而，当他重返实验室时几乎毫不费力地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拉普拉斯曾经说过:“我常注意到把某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搁置几天不去想它，当我再拣起它重新进行考虑时，它竟变得极其容易。”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中具有“潜化”之理。我本人有时试着这样做，效果的确不错。 (4)突现在科学研究中有关豁然开朗的例子很多。据说，蒸汽机冷凝器的发明是詹姆斯·瓦特在某个星期天下午散步的时候想出来的;倒正弦函数的重大意义是大数学家亨利·波因卡烈在他一天下午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悟出来的;一家在制造公司的董事长声称一项他为 企业 合并的筹资计划是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来的。这些故事说明，有时候一个人智慧的闪光并非都发生在有意识地去思考某一问题之时。 说来奇怪，往往非常简单的主意就是事先没有想到，一旦当别人提出来之后，我们却恍然大悟。其实这就是一种创新经验，因为一种新的有价值的观念就此产生了。我们往往都有这样一种体会:当一种下意识在我们的脑子里一闪现，便立即在大脑中存储起来，同时以惊人的速度被我们所认识。此时，大脑活动的速度不亚于一台 计算 机。我们知道，在我们大脑的存储器中所贮存的观念远远超过今天任何一台计算机的容量。如果在下意识状态中，理性思考的约束一旦松懈就可能产生无数新的组合和新的观念。我们称这种奇怪的现象为“突现”。不知为什么，“突现”一旦出现，所有杂乱和无用的观念就被筛除，那些有序和有用的观念就会形成。这种现象就好像大脑中有一种过滤器，在下意识中它只允许合理的观念上升到意识水平，也好像下意识所展示的是一种完备的程序，它不仅仅是新观念的萌芽，而且能够识别和选择一组可以彼此配合进而成为一个可行计划的观念。 在这里，我们只是强调下意识是创造性思考的过程和特征，也许将来科学能够证明关于下意识的推测可能是一种幼稚的幻想。在科学研究中，每当一种新观念产生时，我们必须具有一种能够识别它是否有价值的能力。经验表明，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有可能被忽略，我们必须设法提出具有创新思维的方法来尽量避免这一点，从而使“突现”在创造性研究中发挥巨大作用。 (5)验证新观念并非完美无缺，它好比一个新生婴儿，刚出生时你会觉得他很奇妙，当你把他领到现实世界中去的时候却并非如此。新观念也好比任何一种新生事物一样，当它刚出现时的确很新鲜，但时间一久就会发现它有不少缺点，它是否真正有用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证明。科学家需要把他的发明放到实验室去测定是否有用;作曲家需要把他脑子里的旋律谱写成乐章去演奏，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悦耳;企业家需要把他新的经营观念放到企业管理和市场中去检验; 政治 家需要把他的政策投放社会，并证明它听起来是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使一种新的观念适用于问题的实际情况。但是往往客观无情的实际检验揭示出某种观念的雏形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在创新性研究过程中，我们就是在寻找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其中可能有一部分工作是把原始思想形成具体的建议，以供进一步研究。但是，进一步验证或完善原始见解并非一定要把它形成一份完整的行动计划，而是需要在以后的实验或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因为迷人的空想并非一定是创造性的东西。 2创新性研究的障碍 虽然心理学家们没有发现一种可靠的方法能够使人产生灵感，但是他们却找到了许多能够阻碍创新性思维的障碍物。如果我们能够排除这些障碍物，那么就可能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产生创造性成果。 (1)文化障碍大千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逐社会潮流并谋求时尚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种穿着小丑的马裤或光着脚去办公室上班的人毕竟是罕见的。这种从众的意愿和压力对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有着极大的限制。例如，在美国，多年来个人消费项目的信贷曾被限制用于转卖价值大于债务的生活资料的购买。按照谨慎的清教徒传统，美国人对用分期付款的方法购置如珠宝一类的任何奢侈品总是侧目视之，很多人认为任意扩大信贷对道德的堕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又如，在 遵循旧习惯是知觉障碍的另一个例子很多，如:制造第一批汽车的人们习惯于按马车的原理进行思考，因此他们最初很 自然 地便设计了一辆“无马马车”，仅仅是以发动机来取代马匹;造成知觉障碍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又如，当某工厂制造部门的经理向总经理报告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极限时，总经理花了一星期的时间在“吸引外来投资再建一个分厂”和“放弃进一步生产计划”两个方案中进行选择。其实还有:第三种方案，把一些工作分包出去;第四种方案:采取“先卖后租”的办法，公司先把老厂和新厂卖给某投资人，然后再长期租用它们。但总经理就是没有考虑后两个方案。实际上公司后来就是在别人的建议下实施了第四个方案。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造成知觉障碍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研究问题时经常愿意采取“非此即彼”的两端论法。 3促进创新性研究的手段 (1)善于发现意外东西有时候，当我们正在探索一种用于解决某一问题的好办法时，突然受到另一种完全不相干问题的启示。例如，在很长时期内，细菌学家都把霉菌单纯看作是一种破坏纯培养液的物质，因为霉菌杀死了培养液内所有的细菌，以致研究人员不得不把它们扔掉，而从头开始研究。但是，就在某一天，亚历山大·弗莱明忽然想到也许这种破坏培养液的东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杀菌药，于是便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以致发明了青霉素。当然，在药品提纯和试制方面的大量工作是以后完成的，但最初的灵感是出自对丢弃霉菌的先入之见;再如，埃尔顿·梅奥在西部电气公司进行著名的霍桑实验时，他和他的助手们试图测定工作环境与工人生产能力之间是否有关系，于是，他们在某些工人群体中多次变换工作场所的光线、噪音和其他工作条件，甚至有时故意造成工作条件的恶化，其结果对工人的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几乎没有影响。然而，意料之外的重要发现是，工人之间的社交关系以及工人与管理部门的合作意愿却是影响工人工作态度和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在实验中他们发现，在某些工人群体中，产量的多少与工人的合作态度以及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有着紧密联系。正是梅奥的霍桑实验为20世纪70年代 工业 心 理学 理论的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其实，在许多管理领域都具有表现悟性的机会。例如，一位从事 会计 预算和控制工作的管理者发现，如果一家公司缺乏有条理的公司组织是不可能为其编制出好的预算方案，而必须有清晰的有关公司目标和政策的说明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预算方案。也正是这种偶然的悟性使这位管理者后来创立了世界一流的管理咨询公司。由于这种意外发现是出于偶然的悟性，是不可预测的，因此没有一家 企业 敢于把自身的不断 发展 寄托在这种悟性上。但是，它确实是很有用的。明智的管理者必须对这类不期而遇的悟性时刻给予密切关注，同时也应该在自己具有较明确方针的活动中热情地接待这些不速之客。 (2)举行振脑会议当大家在议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一个人首先提出一个不寻常的方案，另一个人很快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大家正在热烈地议论这些建议时第三者又提出一个可能是荒唐可笑但能部分改进前面建议的想法。通过这样的讨论可能会产生不是哪一个成员所能单独想出来的巧妙方案。所谓“振脑法”就是利用群体相互作用的许多特点从而产生创造性方案。 当我们正在寻求一种具有独创性的方法来解决某个问题时，应该把它交给群众，让他们尽量把所能想到的方案都提出来，欢迎他们各抒已见，主意越多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科学 家、工程师和管理者们都应该把这种方法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如何探索一种用于自动清洁摩天大楼外墙玻璃的方法;如何设计一种新的汽车制动器;如何防范委托中的信用风险;等等。一个短短的振脑会议可能会产生许多项建议，大多数可能不切实际，甚至有一些建议是老生常谈，但有少数意见可能值得认真考虑。 当问题的性质简单而又具体时，振脑法的效用可能最大。如果涉及面太广、问题结构复杂以及时间耗费太多，则振脑法就不那么有效了。许多管理者都感到虽然振脑会议不是每次都能激发出非常有用的建议，但会议的刺激作用对今后工作会具有深远影响。这种刺激作用有助于人们脱离墨守成规的思维习惯，并推动他们以新的看法对待自己所有的活动。 (3)营造随意的气氛在开发创造力方面，最主要的是营造一种随意的气氛。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不要急于对各种观念和意见进行评价，更不要说“这不行”这类的话，谁也不要害怕自己所提出的意见会被大家否定。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对各种意见不要进行判断和分析，而是把它放到最后再做，因为这是充分符合心理学的。由于各种社会文化障碍很容易使人们附和传统观念，因而如果有人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会受人嘲笑，新的观念就会受到抑制。在这样一种气氛中，一个人将会仔细地思考他的各种想法，如果没有确实把握他就不敢提出来。因此，必须设法消除这些社会文化障碍。 随意的气氛有助于新观念的产生，新观念的产生有助于创新活动的成功。因为在一种随意的气氛中:①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不太顾忌以往传统观念，或与集体规范是否一致，或与领导的观点是否有分歧;②谁愿意试试新花样都会受到主管和同事的积极鼓励;③相互间都很尊重他人的个性和独创性。 (4)取长补短就某个人而言，都可能有束缚自己思路的某种感知性障碍或其他障碍。但在一个群体中，一个成员可以接受另一个成员的观念，以此补充或变化自己的观念，如果另外一个人再提出一个新点子，新主意就会层出不穷。有时候这种开发新观念的方式远比那种死守着自己的方式秘而不宣，准备一鸣惊人的“吃独食”的方式要好得多，因为创新观念需要广泛地取长补短，单独一个人很难产生既新颖又实用的新观念，即使是自由交换意见也只有当参与者对总目标的关心超过对个人荣誉的关心时才能顺利进行。因而，为获得取长补短的全部好处，我们要有协作精神和对总目标的献身精神。 结束语 创造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源泉与动力，创新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流。笔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和实践草撰了此文，试图以其中的一些体会和观点与大家共勉，以便在科学研究中大胆探索，不怕挫折，坚持创新，促进发展。 科学研究论文:浅谈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影响 摘要：经验主义是近现代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基础，正确理解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和人类认识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经验主义在哲学及科学史中的发展历程，在揭示其内涵的同时不断将内在矛盾和问题呈现出来，以便人类能正确认识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性质以及产生的正负面影响，从而更好的为科学研究服务。 关键词：经验主义；原则；科学研究 经验主义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基础，它主要包括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感觉优先原则强调感官经验是一切认知活动的起点，拥有对认知活动、经验和理论的科学资格的裁判权；客观性的经验作为实证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是通过严格筛选及加工后获得的；经验证实原则是根据实验对理论的真理性的判定原则，由此对整个科学研究定性。正是如此，科学家们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曾一度将经验主义当成从事研究的“神兵利器”，虽然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的历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纵观科学技术史，经验主义带有不可遮掩的片面性，给科学研究带来了重重阴霾，阻滞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一、经验主义在科学史中的发展 1.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 在欧洲科学技术史和哲学史上一直交织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斗争，它们就认识的来源和内容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进而成为欧洲哲学史上两个基本的认识论派别。在科学研究未形成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倾向自古就有了，认识论一开始就包含着矛盾，它是经验的与超验的矛盾复合体。在古希腊早期，哲人们已经表现出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倾向。随着哲学的发展，这两种倾向的对立便逐渐展开，赫拉克利特的经验主义色彩比较突出，毕达哥拉斯派的理性主义色彩比较突出，从普罗泰戈拉和苏格拉底开始产生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直接对立。亚里士多德等人虽看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但也未能克服这种片面性，最终表现为亚里士多德在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到了欧洲中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在经院哲学中以唯名论和实在论的形式继续存在。从近代的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力学、数学和天文学较其他学科发达，这就使得人们在用科学和理性认识世界时，必须付诸于当时的自然科学。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把经验和理性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认识论。一部分人注重力学的实验和经验归纳法，并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经验主义；另一部分人则注重数学的理性演绎法并也使之绝对化，形成了近代的理性主义。根据当时资产阶级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以及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认识论上的两种比较典型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展开论争。他们在对认识论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自身严重的局限性。可以说16—18世纪是欧洲哲学史上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正是这两个认识论派别的哲学论争，也相应引发了科学研究中的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斡旋，从这个层面来说，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也是科学研究史上思维与方法论的斗争。厘清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史的脉络，有利于提升自然科学研究的思维能力。 2.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伸缩 经验主义强调认识对象的客观性以及感觉优先原则。在培根那，经验论仅是一个认识论原则，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不同于神学知识的科学知识的来源。宗教知识来自于天启，而科学知识则来自于人的感官经验。起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科学知识应该有其经验来源，后来这个要求就演变为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标准，即如果一个命题没有相应的经验背景支持，那么它就不能算是一个科学理论。到了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用科学知识来解释宗教知识。随着实证科学的发展，经验论逐渐成为解释人类知识来源的唯一理论，“经验”也仅指人通过感官获得的经验。比如一个人说“看到”上帝或“感到”上帝就在他身边等相关经验，是不能被科学家承认的。科学会判定类似经验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异常活动的表征或是观念的非科学的排列组合而否定其合法性。在这种认识论原则下，上帝、灵魂这类东西就渐渐地丧失了实体地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验论逐渐越过自己的疆域，获得判定存在者是否存在的特权。也就是说，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中作用与职能均悄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经验的素材将不能被其认可、真正的科学知识被拒之门外，阻碍了人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进程。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判定的是理论是否是“科学理论”的资格问题，而不涉及是真假问题。但在现实研究中，经验主义却往往能根据经验给与那些理论以真假判断，扩大了经验主义的适用范围。且论按照经验论原则，凡是没有感官经验基础或来源的理论都不能认作是科学理论，故而在这里“科学”一词也不能称的上是真正称得科学上的正确或真理，而只能指一种归属性，隶属实证科学范畴之内的理论。 (2)就事物的存在性来说，经验主义原本并不具有直接判定事物存在与否的能力，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和人们对它们是否有感觉是不能等同的，却在研究中或是生活中具备了这种“神力”，它对事物存在性的判定资格源于人们凭着个人经验主义或者大众认可的日常的朴素经验对其的误用。但抽象的反对并不能阻止人们日常思维中的“惯性错误”，人们在无意识中，依然很自然地用经验之有无来判断事物之是否存在，听到“这个那个不存在”之类的武断判断。所有这类断言都是与科学精神是不相称的。通俗点说，经验主义者只有断定某物存在的能力，而不具备断定某物不存在的能力。 (3)经验主义中的原则作为一个理论判定原则实质上是个程序原则，它重点关注的是认识事物的方式、程序，只有通过特定认知路径获得的经验、理论才能被承认，这无疑是抹杀了其他非经验等路径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哄抬了经验主义在获取真理中的作用。这也就是所说的感觉优先原则：即只有经过感官经验确认的事物才能被接受为客观的存在，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对象；它要求感官经验在认识过程中或科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否决权，甚至一个理论或一组经验如果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感官的确认，它也不能成为“科学理论”加工的材料，进入科学领域。所以，感觉优先原则是个程序性的资格认定原则，仅仅针对一个知识产生的来源、路径进行判断。这就是经验主义影响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必要组成。正是由于经验主义酿成的恶果，才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复杂坎坷的命运，导致中医的科学地位至今不能被完全承认的悲凉局面。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外延内涵的膨胀，指定特制的科学路径，导致“只手遮天”的科学结果，其实已经悄然违背了自然科学研究的初衷。 二、经验主义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种种责难 1.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强调经验的绝对“客观性” 以感觉优先原则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并不盲从直接的感性经验，它对“经验”有着特殊的要求，即必须是客观的绝对的经验。所谓客观的经验就是“可公共感知的”的普遍经验。 (1)在科学材料的对象选择上，经验主义设置外在的壁垒，对其加以筛选。“可公共感知性”是指某一经验必须是所有的人都可能感知到的，它强调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即如果某经验是某人用身体感官直接感知的，那么它必须是其他人用感官也同样能够直接感知的。否则，该经验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如神话中的牛鬼蛇神的经验历来都属于个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公共感知的，是非普遍的，所以，它不能被科学承认为合法的研究材料，不能进入科学领域。即所谓的“可公共感知的”，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合法材料。只有这样的经验才能满足实证科学研究所要求的“可重复性”要求，并且成为最受实证科学欢迎的加工材料。这就是在实证科学中经验主义对科学研究中材料的外围限制。事实上一些“非可公共感知性”的事物依然可以成为科学青睐的对象，只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已。 (2)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在科学材料的处理程序上，经验主义强行添置复杂筛选工序，对其进行取舍。经验主义认为一个具有普遍感知性的经验虽然获得进入科学领域的资格，但由于经验的相对性，它还必须被进一步处理，把和主体有关的因素都过滤之后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必须依托具体主体的感官、凭借一定的感觉方式、依赖于主体的感觉能力。我们知道人的经验受人的身体和感官的状态、心理状态、观察视角等多种个体因素的影响，它导致人的经验具有“可变性”。在同一环境中，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物体的感觉会是变化不一的。如何使参差不齐的具体经验达到齐一、使之能够相互交流、相会认可从而成为科学研究的“客观”材料呢？人们采取的方法主要通过对经验的非主体化或外在化处理实现的。通过设立一个外在于所有人的衡量尺度，比如人们用气压计来衡量对象或环境的气压大小，而不再使用和人体感觉有关的压抑和舒张这类主体性较强的概念。这种经验就不再是传统意义的经验，而演化成一组数据。这样的数据既摆脱了具体个体，又可以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换算。这样的“数据”才是真正客观的经验。相关仪器以及参照系的发明成了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成果。这正是经验主义对科学探究中科研工序的第二层限制。数据固然重要，固然客观理性，但理性的处理与非理性的遐想，也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必不可少的。 (3)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对科学或是经验主体的特殊处理。忽视特殊群体（如极少数感觉特别敏感的人、感觉特别迟钝的人）所获得的别人或非感官性感知能力获得的经验，假设人的感知能力相同，经验的来源、渠道相同。这实质上是把普通人的感官能力作为衡量一切人的感官能力的尺度。这样主体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体的特殊性被抹平了。这也使主体的因素被从经验中抽出，从而也使经验成为 “与主观主体无关的”成分。这是经验主义对经验主体第三层限制。所以，在近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主体必然是以普通人为基准的抽象的人，人们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仅仅像一符号，经验的主体因素被彻底抽象掉了。实证科学中盛行的经验主义通过对科学和经验主体的限制，使普通经验论上升为科学经验论：实证科学所研究的经验是可公共感知的、与任何主观因素无关的被抽象的数据及符号。看似客观，却在无形中丢失了“被遗忘的角落”中的科学以及科研中关于人自身的意义。 2.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中诸原则的冲突与紊乱 作为一个判定原则，感觉优先原则不同于经验证实原则。经验证实原则是对理论或命题真理性的判定，并由此对整个研究的科学性做出判定；而感觉优先原则是对认识对象或认识材料的“科学”合法性或资格的判定，而不是“真理性”。在严格的经验证实原则下，一个理论如果它本身或其推论能够在实践或实验中获得经验证实，那么就可以确认它为科学研究，而不是伪科学等。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不是建立在可公共感知的经验基础上的，他的“理想实验”是公然对感觉优先原则的否定。按照感觉优先原则它必然不能被科学所承认，因此它曾四处碰壁。随着现代科学提供相对论所使用的概念、公式的科学运用，以及后来相对论在各个领域实践的成功，它才慢慢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地接受。如果说人们基于感觉优先原则不能承认，人们却基于经验证实原则给予承认，相对论就只有在科学门外徘徊的份儿了。因此，经验证实原则和感觉优先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冲突与紊乱，影响科学研究中的定性和判断。 总之，作为实证科学基础的经验主义是科学经验主义，它表现为感觉优先原则、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和经验证实原则三个方面。经验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是要求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经验因“可公共感知的”而成为科学的材料。感觉优先原则具有对科学研究材料和理论“科学合法性”的资格认证权时，不能认证其真理性，是程序认证，当遇到“非可公共感知的”类的材料或是客观性经验时，难免会出现混乱；当遇到感觉原则自身无法认可而又被经验证实原则结果认证为具有真理性的科学研究成果时候，这两种认证方式以及这三个原则并不总是一致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几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与紊乱，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协调几者冲突的最佳方法。这不能不说是经验主义在实证科学运用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对自然科学研究中经验主义的批判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反对的经验批判主义，是以唯心地曲解“经验”这一概念为基础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把经验理解为与客实在无关的人类体验、人类感觉的总和，他们断言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世界的要素”或“经验要素”，每个物体都是“要素的复合”。马赫主义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经验主义，没有意识到即使是经验主义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然科学并不全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它迄今具有的不可靠性、可错性、局限性、片面性等缺陷，主要是经验主义的过错。自然科学的重担不能只让理性来背负，作为“大胆假设”，非理性也经常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建立后 ，一无所有的旧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获得辉煌的科学成果。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中国科学研究中，旧的经验主义始终笼罩着科学精英，束缚着他们的思想，阻碍着重大理论的构成的现状。事实上，科学史上但凡卓越的发明家和科学家都离不开对经验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的强烈对抗。特别是对经验主义 ，恩格斯早在19 世纪就进行了严厉批判。观察、实验若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导 ，非但不能获得科学真理 ，甚至会使科学家对经验的盲目崇拜，误入感性知觉的歧途，最终走向真理的反面。然而迄今在科学研究中 ，许多科学家依然一味地信奉经验归纳 ，较少注重各种非理性方法的应用。其实早自本世纪初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牛顿的绝对时空观之后 ，研究中的经验主义和归纳方法就开始受到抨击。英国的罗素把一些科学家好比自作聪明的“火鸡”，仅凭经验归纳，常得出荒谬透顶的结论。库恩认为科学主要来自科学家的灵感和顿悟；而费耶阿本德则径直走向非理性和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使经验主义在科学研究中越来越没有立足之地。由此在科学研究中一些典型的非常规的方法和思想势如破竹般地流行起来，并直接对传统的经验主义针锋相对。 传统经验归纳的给科学研究设置的重重障碍。科学史上 ，从培根起 ，直到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都认为科学理论是经验归纳的结果。先是通过科学实验获取经验事实，后对经验材料进行分析、筛选和分类 ，进而对筛选材料进行逐级的抽象和综合 ，直至得出一般的科学理论。而所有这些认识都不能超越经验范围，经验成了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和界限。这种经验归纳方法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受到波普尔以及历史主义学派彻底否定。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直接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哲学中影响最大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正是在这里存在最严重的经验主义。在他看来，认识史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觉和事实，即对着同一幅图像，由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文化经历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觉印象和经验事实。如古希腊的“地心说”事实，到近代就发生根本变化，同一“感官印象”变成完全相反的“日心说”事实。所以科学家的劳动都是作为一种在复杂社会和物质条件下的决心和行为的结果而变化着的。因此必须去除那些僵死的、无所不包的原则、术语、概念及解释。对于那些与旧的知觉、事实相对立的新的知觉、事实 ，必须采用新的术语、概念和范式。人们正是用广阔开放的感官和丰富旺盛的智力探索世界，且取得了令人惊异的发现。费耶阿本德因此极力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旨在摧毁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敦促人们锐意创新和采纳生动活泼的思维方法。 经验主义推崇的经验的、固定的科学研究范式定位亟待变通。历史主义学派否定科学的经验性，企图用格式塔心理学和集体心理主义完全取代科学实在论。在库恩看来，科学家认识的世界内容是由科学家的共同信念所约定。既然范式的改变，不表明是人们对同一世界认识的加深，而仅是科学家心理信念的波动，新旧范式之间也没有通约和比较的必要了。美国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也从建构论的角度，否定了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理论术语所作的形而上学诠释，并不能保证构成的科学理论就是对实在世界的真实描述。好的理论不一定为真，经验的真实性并不是衡量真理的标准；科学的证实也只是限于经验，不能说明经验之外的问题。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们总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概念框架的‘透镜’来了解自然。这些概念框架以及嵌在框架之内的语言 ，可能给我们所认识的事物染上一种不可避免的‘色彩’”。经验的、固定的科学范式也失去了它亘古不变的重大作用，对它的定位亟待调整与变通。 四、小结 因此 ，在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经验主义并非是追求真理、探究科学的唯一形式，不能仅立足于感性经验来否定某项发明创造或假说。在研究中，切忌因经验主义就错失一项重大的科学发现。经验的不可靠性，早就给人类早早的上了一课。在一个由人为设置的理想世界里，人们可以将某个在探索科学奥秘时，也只能从尊重自然界本身开始，而决非人类的智力所能够完全办到的。科学具有可错性，即使卓越的科学家在下结论的时候，也不应该武断地下断语。即使在人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必然性的时候，要懂得一切必然性和规律性都是在“茫茫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自然科学的揭秘过程，要正视经验主义的存在与内涵，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不仅只需要经验，更需要辩证思维、理性及非理性去综合推敲、把握，也需要那么一些特殊的顿悟和直觉，它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科学研究论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方法研究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其成果评价中经常使用的方法分为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本文比较详尽地列举了上述研究方法的内容以及优缺点，力图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评价 评价方法 一、引言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是哲学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的重要环节，是提高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标志着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也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相应的也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研成果的评价方法大 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性评价方法，一类是定量评价方法。 二、定性评价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诸多特点使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比较复杂和相对困难，就学科性质来说，最传统的定性评价方法比较适合哲学社会科学。 1、专家评价方法。专家评价法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来做出有关科学真理性评价的制度”。其实质就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学术领域，组织该学术领域学者与该学术领域相关的专家，按照一定的标准，对涉及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活动。 （1）专家评价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的应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中，专家评价方法具有其他方法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实行同行专家评审制，设立评审专家库，按学科划分为学科评审组，届时抽取一定量的成员参加会议评审，对同行评议专家实施信誉制管理。 （2）专家评价方法的优缺点。传统的专家评价方法有其独特的众多优点：首先，同一学术领域的专家比较了解自身学科的研究现状，能够客观地评价出成果的创新之处；其次，对于无相关文献可供参考的评价对象，可以充分发挥同领域专家的经验智慧开展评价工作，减少或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带来的局限性、片面性；最后，当评价指标难以量化时，专家评价就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优越性。 但不可否认专家评价法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首先，马太效应不可避免，专家的名望在增加参与专家评议的机会的同时，也引发由机会不均匀带来的评审不公；其次，专家评价法存在着严重的主观性，当研究成果与个人因素相冲突时就会出现较严重的观念偏差，带来评价结果不客观性；最后，专家评价的最终结果有较大分歧时一般是采用学术民主的方式，原则上是少数服从多数，而这与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活动的特点是不相符的。 2、公众评价方法。公众评价方法是对专家评价方法的补充，其自身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公众评价方法的内容。利用网络技术进行公众评价将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果评价的一种必然趋势。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评价的方法，由评审组织部门建立相关评价网站，对参评成果建立网上公众评价，或者设计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以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信息采集，然后将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整理，以作为定性分析的补充，同时用来弥补专家评价法的不足之处。 （2）公众评价的必要性。学术研究成果大多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学术论文是否具有创新性、价值性，读者是最有发言权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并不是为了评价而发表的，是为了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体系中增加公众评价的内容，可以促进学者们在理论研究上下狠功 夫，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定量评价方法 定量评价方法的出现是为了避免定性评价法的主观性而产生的，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有客观性。 1、引文分析法。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比较、概括、抽象、归纳等的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分析对象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信息计量的研究方法。目前引文分析法广泛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以其客观性著称。 （1）引文分析法的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对科学期刊进行分析时常用的分析指标有五种：自引率、被自引率、影响因子、引证率与即时指标。在对专业和学科结构进行研究时，除用引证率外，还可用引文耦合和同被引等分析指标。 （2）引文分析法的局限性。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客观性强且易量化的优点，但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第一，引文数量随机性导致平等“量”化困难。在实际的论文撰写时，作者所列出的引文在数量上是完全随机的，没有任何比例或限制。另外，引文数量会受其它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外语水平、引文来源等等。第二，受时空的限制新发表的论文的被引率较低，刊物的发行范围也对被引率有较大影响。还有一些观点有明显错误的论文，被他人作为批评的对象而列入参考文献之中，这样的被引用也将影响引文分析数据的准确性。第三，参考文献不够规范，引文著录不规范会对引文分析产生不良的影响。 尽管引文分析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客观而科学的国际通用的文献计量评价方法，其客观反馈性和定量分析弥补了人为定性评价的缺陷，成为众多评价研究成果的多种方法中极为重要的评价方法。 2、文摘法。文摘法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专家评价法，也被认为是“优选”。在理论上，文摘被认为可以作为“一种对论文的科学水平进行间接评价的手段”，文摘法在期刊评价中被广泛运用和认可，使得很多学术期刊不得不采取迎合文摘刊物的“文摘战略”。作为评价工具，文摘法的操作性很强，同时权威文摘刊物的评价效力也是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可的。 （1）文摘法所采用的主要摘录方式。文摘标识是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著名的、带有权威性的转录刊物、文摘或者题录刊物收录情况作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和质量的重要标识。一般摘录的方式有全文转载、全文摘载、内容摘要和文献题录四种。 全文转载就是从众多哲学社会科学论文中挑选出一些质量高、学术价值大的重点论文，原文不作任何改动，集结成册出版发行，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和《中国跨世纪战略文献》等。全文摘载与全文转载性质差不多，在不改变原文的结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压缩后出版发行，如《新华文摘》和《中国经济文库》等。内容摘要即是提炼出文章包含的一些新观点、新理论或者新方法，汇集出版发行。在我国，刊登这类专业性文摘的刊物较多，收入《新华文摘》“论点摘编”中的文献就属于这种。题录就是对论文的外部特征进行描述和揭示，然后汇集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复印报刊资料》中所附的文献题录。 （2）文摘法的局限性。文摘法是以通过专家推荐为基础的方法，因此难免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文摘评价具有瞬时性，推荐与否必须在短时间内决定，一旦形成，无法更改替换，更无法查缺补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次性的评价，因此存在着很大的偶然性。二是有些潜在的新兴学科或者极其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在发表之初可能会乏人问津或知者甚少，进而失去被某些权威文摘期刊选中的机会。三是文摘对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的抵抗力不强。由于文摘的摘编者是固定的机构和人员，而文摘对某些单位、期刊和个人又十分重要，因此就不可避免得会出现“关系文摘”和“人情文摘”。在这种情况下，文摘机构和个人若不能超脱利益和关系的桎梏，就难以做到按质摘发。 3、指标计量评价法。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的发展趋势是多指标、多层次综合评估。从管理学的历史角度看，多指标代表着评估方法一种新发展，使评估结果更符合现实况。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一个个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的决策方法。这种方法是在对复杂的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在应用多准则多指标对科研成果进行综合评价时，层次分析法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越性。 （2）模糊综合评判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是利用模糊矩阵对科研成果进行专家评议，通过模糊矩阵复合运算，定量地描绘出科研成果优劣的方法。这种方法适用于评价指标以定性指标为主的评价系统，同时需要同行专家对每个评价指标的内涵有较高认同度。若评价系统是以定量指标居多时，用此方法就失去了其特有的优势。 （3）灰色关联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力图透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因此，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而且这种方法对数据要求较低且计算量小，便于广泛应用。此分析方法目的在于揭示因素关系的强弱程度，其操作对象是因素的时间序列，最终的结果表现为以关联度对各比较序列排序，由各样本关联度排出优劣顺序。 四、结束语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有助于肯定科研人员的工作成果，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是科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科研成果评价的过程中，要注重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差异性，不能将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评价办法生搬硬套到哲学社会科学中来，更要注重定性评价方法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各取所长，综合考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客观的评价结果。

政治哲学论文: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和制度层面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提出以对象性活动的主体代替绝对精神主体,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取代伦理国家在纯思想层面对矛盾的调和,其现代性批判思想达至一个崭新的高度。这一批判的同时也展现了马克思批判近代自由主义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 一、主体性的生成与现代性批判的出场 “个人自我意识的理性主体”是现代性的基本原则,“一般说来,现代世界是以主观性的自由为其原则的,这就是说,存在于精神整体中的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在发展过程中达到它们的权利的”。这一原则体现了前现代世界与现代世界的根本差异。在前现代世界,人们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因此,人自降生起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一个确定不变的位置。现代主体通过怀疑这些秩序,切断获得安全感的始发纽带,赢得了自我意识内在的理性独立性和自由。“在现代,宗教生活、国家和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等都体现了主体性原则。它们在哲学中表现为这样一种结构,即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绝对的自我意识。这里涉及到认知主体的自我关联结构;为了像在一幅镜像中一样,即‘通过思辨’把握自身,主体反躬自问,并且把自己当作客体。”在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及其内在自我意识的结构由此构成现代社会的规范源泉。 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代表了人类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改弦更张,人的自由、价值和尊严开始得到有效辩护和论证。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危机和挑战。从哲学史上看,“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主体性原则不仅造成自然与精神、感性与知性、知性与理性、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判断力与想象力、自我与非我、有限与无限、知识与信仰等在哲学上的对峙,而且它本身就体现为对象性逻辑的统治一体化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启蒙时代错误地把知性反思放在理性的位置上,建构了一个虚假的“理性偶像”,进而将有限上升为绝对。反思哲学的无限实际上是由知性设定的,是一种否定有限的恶无限。为了能够“保存分离的成果、自由的理性意识,与此同时恢复统一,即恢复与自然、社会、上帝和命运的统一”,黑格尔提出用“理性”取代“知性”。在他看来,哲学是理性的事业,只有理性才能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才能替代宗教成为现代社会一体化的力量之源。“理性的使命就是使对立实现和谐,并在一个真正的统一体中扬弃对立。理性使命的实现,同时就意味着重建人的社会关系中所丧失的统一体。”可见,黑格尔不仅积极评价了近代哲学确立的理性自我意识的权能,与此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带来的人的自我分裂,社会一体化力量的匮乏,并力求用理性、精神完成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要求,克服主客对立。 在制度层面上,黑格尔指出,近代市民社会体现了“知性反思”原则。它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作为特殊的人”本身是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这个原则同时也是近代国家原则,近代国家的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个原则。在古代国家,主观目的与国家的意志完全一致,特殊性还没有解除普遍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其二,“普遍性的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中介。每个人通过他人的中介才能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的正当需求。特殊目的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但这一形式只是抽象的知性形式,无法解决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离。“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 如何超越这种状况?如何取得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和解?教育(包括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警察和同业公会及海外殖民都是调节特殊性与普遍性冲突的形式,但在黑格尔看来,它们最终都局限于有限的目的。真正能克服这一弊端的途径在于市民社会自身的辩证运动中,它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而过渡到伦理国家。黑格尔的国家观究竟是保守的,或是自由主义的,或是革命的,或是极权主义的,这是人们争论最多、误解最多的领域之一。严格说来,黑格尔的国家指的是伦理国家、有机国家,与古希腊实体性的伦理国家和近代契约国家相区分,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标签所能概括的。 首先,黑格尔不赞同近代契约论的国家观。他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自我意识,绝不可能最初作为一个个人而获得,它只有作为从一个人的最初环境为起点的区分过程的结果才可能出现。而“个人权利”这一市民社会话语,只有在家庭开始解体的时候才出现。个人、个人权利不可能先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是个人简单的集合体。国家是社团(‘associations)的联合,而不是个人的联合。其次,黑格尔反对将国家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把国家的使命仅仅看作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的工具,把单个人本身的利益看作这些人结合的最终目的。最后,黑格尔反对将国家的各环节机械地割裂开来,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体整体,各环节既同一,又相区分。 因此,黑格尔的国家是伦理实体,但同时又是主体,是实体与主体的统一,也是特殊与普遍的统一。“现代国家的原则具有这样的一种惊人的力量和深度,即它使主观性的原则完美起来,成为独立的个人特殊性的极端,而同时又使它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于是在主观性的原则中保存着这个统一。”这样一种国家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是政治共同体和个人自我表现的完美统一体,“但具体自由在于,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不但获得它们的完全发展,以及它们的权利获得明白承认(如在家庭和市民社会中那样),而且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黑格尔通过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试图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诉诸于伦理国家来解决市民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分裂。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最为系统的批判。因此,“他的政治思想不仅构成自由主义批判的持久资源,也成为自由主义内部修正、自我批判的重要资源。19世纪后期社会自由主义的修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自由主义的重建,直至自由主义在当代复兴过程中,黑格尔政治思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黑格尔不仅深刻认识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对于人成长的必要性,认识到复兴古希腊政治理想的虚妄性及现代社会主体性原则的巨大意义,而且也洞察到主体性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并努力从哲学原则和制度批判层面探寻社会和谐发展的可能路径,成为最早辩证对待现代性的思想家。不过,作为整个西方理论哲学传统的“代言人”和近代思辨形而上学集大成者,黑格尔并没有真正克服“断言的天真”、“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因此,仅仅停留在近性主义传统内部,想在主体性原则内部来克服主体性很难取得成功。另一方面,“或许能这样说,黑格尔试图统一古代与现代、异教的主人和基督教的奴隶、古代的武士与现代的劳动者 、以公民献身精神为基础的城邦和以私人利益的满足为基础的社会,但他努力的结果与其说实现了这种统一,不如说留下了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或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黑格尔努力追求的古代与现代的调和,实质上牺牲了现代性。在黑格尔之后,“寻求如何在保留‘个人主体性’的积极成果的同时,克服‘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分裂的途径,便成为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大脉络之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思考和推进。 二、对象化活动原则的提出与马克思哲学主体性的变革 在黑格尔看来,由于康德从单一的自我意识这一预设的前提出发,没有考察自我意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主体性在康德那里归根到底是抽象的、形式的,缺少鲜活的内容。“自我意识的本质”指的是真实的、普遍的自我意识,即一个自我意识对一个自我意识。从真实的自我意识出发,黑格尔提出了自己的“精神”之学。“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里,作为它们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 要成为真实的自我意识,不仅仅意味着单一的自我意识不能作为哲学的最初出发点,而且意味着它只有进入社会历史中才能实现自身。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精神不断克服自我分裂、自我异化而自我实现的历程,也是精神不断怀疑自身、否定自身而趋向自由的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因此,绝对精神不再是僵死的实体,而是活的实体,它能建立自身的运动,自己是自己的中介并最终扬弃历史回归自己。 马克思在《手稿》中积极评价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指出:“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体现了《精神现象学》最后成果——否定性辩证法——的伟大,但黑格尔的主体性思想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它并没有真正解决近代主体性的弊病。 首先,人的自我产生过程必须要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即神或绝对精神,它是作为结果登场的。现实的人和自然界不过是其“谓语”和“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其次,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而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因此,精神的真正形式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在黑格尔看来,语言是思想的产物,只能表示共同的意谓,凡是语言所说出的都具有普遍性,普遍概念包含着事物的价值,亦即“本质、内在实质、真理”。尽管他强调哲学思考要回到事物的“具体概念”,要把握具体内容,但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活动就成为“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 最后,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一自我意识,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这暴露出黑格尔思想中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仅如此,在黑格尔看来,重新占有人的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还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存在物,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 在马克思之前,费尔巴哈最早以感性的对象性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醉熏熏的思辨”。在他看来,主体存在的现实性乃在于对象性,它被概括在两个命题中:(1)没有了对象,主体就成了无;(2)主体必然与其发生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但由于费尔巴哈错失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内容,最终陷入抽象的感性直观之中难以自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费尔巴哈没有真正离开过黑格尔哲学的“基地”,没有走出近代主体性的困境。 马克思认为:“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进行对象性活动的,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进行对象性的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字体:大 中 小] 基于此,我们能够毫无例外地发现: 其一,人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而被视为主体的,也就是说“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之外的这些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本质力量不可缺少的重要对象。如果一个存在物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对象性的存在物,就不能同自然界打交道。“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因此,人的主体性首先是人的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人的激情、热情确证了这一点。 其二,人不仅仅作为对象性存在物而存在,对象性存在物进行的是能动的对象性活动。“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就此说来,人的主体性不会是意识在其纯粹活动的内在性中做出设计,然后转向对象之创造,而是人自身本质力量的自我肯定,表现为人在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设定对象又必然与之共为一体的发展过程。 至此,人作为主体及其主体性,在马克思的哲学境域中得到了切近的领悟。马克思的洞见在于,人的主体性赖以存在的根基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人的主体性只能从感性活动或实践方面去领会。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思想的批判,既是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也是对自由主义哲学基础的有力批判。 三、市民社会批判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规范向度 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退守书房,广泛阅读了近代政治学、历史学的经典文献,并系统研究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开始揭露“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矛盾,但黑格尔只是假定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一致性,满足于从表面上解决矛盾,但马克思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以及贯穿整个市民社会最重要的因素是私有财产。因此,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以及先于市民社会的私有制决定国家”。尽管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讨论了私有财产的各个方面,但他“是在人类需求的语境下理解它的法律重要性,没有抓住它在市民社会中起着驱动力的深层作用”,马克思的贡献在于“把黑格尔局限于法权的私有财产分析扩展到社会经济领域”。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指出,保护私有财产的自由是政治解放的结果。政治解放确立了人权,但“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因此,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人的解放。尽管政治解放是一大历史进步,但这种解放是把大多数无 产者排除在外、剥夺大多数人自由的解放,是市民社会中一部分阶级的解放。自由这一人权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分隔权利,它还不是一般人解放的最后形式。马克思追求的是彻底的人类解放,要实现这点需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问题不仅仅在于他只是满足于表面上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且在于他没有真正突破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国家实质上是“虚幻的共同体”,在根本上代表的是市民社会中“私人”即资产者的特殊利益。 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研究英国古典国民经济学指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虽然国民经济学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出发,但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高了一切。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 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曾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劳动原则的积极价值,但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这并不是意味着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劳动带来的问题,即使马克思没有读到他早期的手稿,但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指出,劳动分工在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本身的异化,突出体现为现代生产中机器代替了人的劳动;随着劳动的普遍化和与之相联的社会关系普遍化,“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两重普遍化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于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因此,马克思不可能不注意到黑格尔的上述论述,但他认为,黑格尔劳动观的真正局限性在于他仍然“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未能真正展开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未能超越古典经济学的视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只注意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认为生命权高于财产权,生命的价值高于财产的价值;认为对于更高的目标国家来说,无论财产权和生命权都可放弃。可见,黑格尔批判了被神圣化了的私有财产,从而自觉地同古典经济学保持了一定距离,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一般的私有财产。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依赖于私有制或者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其实质是异化劳动的结果。换言之,工人性质的人是私有财产的最终来源,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客观后果。“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因此,共产主义扬弃异化劳动,也就意味着要扬弃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让其成为人的财产,为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服务,而不是成为主宰人的异己力量,“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超越市民社会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并非一个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价值中立的概念,而是一个对‘自由何以可能,与‘我们究竟希望什么’作出明确回答的规范性和价值性的概念,它所指向的是‘合乎人性’的、人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表达了马克思旨在通过“社会政治制度规范模式”解决现代性中心问题,即个人主体性与社会共同体的分裂的努力和希望。 马克思在表达这一社会理想时,有时采用了费尔巴哈“类”概念,后者也强调要重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实际上,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社会”、“类”概念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因为马克思是从分析“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入手来解决劳动异化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在扬弃“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才会生成新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只是达到对市民社会的直观,没有提出改造市民社会的新任务。这再次提示我们,如果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的批判,他是不可能真正克服其现代性批判的局限性。 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哲学原则和制度层面对现代性展开了双重批判,它不仅推进了黑格尔的现代性批判事业,而且也展现了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批判的丰富政治哲学意蕴。这一批判尽管还未完成,但它已经预示马克思政治哲学致思的新方向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中的平等观探索 自然天赋本身虽然被第一原则所保证,但天赋的分配应该具有公共性,因为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类本质,每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中,个人身体的成长、智力的开发都受小到家庭大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离开社会合作体系,人们将举步维艰,而个人天赋作为集体的结晶则散布在人们中间,因此,对自然天赋的分配理应赋予公共性。社会的链式联系是差别原则的另一个立论基础。罗尔斯假设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合作状态,并用“贡献曲线”假定了社会合作的互利性。在链式结构中,人们被划分为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由于社会合作,他们的利益处于链式联系中,各个阶层在相互合作中共同促进利益的增加。在这个紧密相连的链条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从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更容易获得利益,有更好的生活前景。那么用什么为这种最初的“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辩护呢?只有让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通过制度调节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利益才能解释其合理性。社会处于链式联系中,在平等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比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更大的优势,当最有利者获利时,最不利者未必获利。但政策向最少受惠者倾斜后,处于链式联系中的中等条件者和上等条件者由于自身的优势依然会获得利益,于是社会的所有阶层都会获利。2.差别原则的三个平等倾向罗尔斯概括了差别原则体现的三个平等倾向,即补偿性、互惠性和博爱性。首先,补偿性是对弱者的补偿,以拉近强弱之间的距离。它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的功利主义目标,使整个制度不再热衷于效率优先和精英治国,而更多地惠顾不利者,寻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使社会的整体目标体现平等。其次,差别原则是一种互惠原则。这里的互惠性是指社会结构中各阶层之间具有互惠互利的倾向。互惠的理由发轫于社会合作体系,每一个人都处于社会合作体系的链条中,差别原则为合作体系提供了一个自愿的平台,公平正义原则满足了人们天然的公平感,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自我感觉平等的前提下才愿意加入该体系。第三,差别原则用平等的维度解释了博爱原则。罗尔斯认为:“博爱的理想被认为是想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那种不现实的联系带……看来,我们最确信是正义的那些制度和政策满足了博爱的要求,至少是在它们所允许的不平等有助于较不利者的福利的意义上。”[2]106博爱所惠及的对象应该是所有社会成员,但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最少受惠者是博爱之光最难照耀的地方,他们缺少改善生活的手段,需要社会制度的倾斜。差别原则满足了博爱的要求,它的立足点是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博爱有了理论支撑点而摆脱空泛的道德空谈。因此,差别原则是对博爱的一种解释,体现了平等倾向。 平等的划分与实现顺序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体现了平等的不同倾向,其中把正义原则放在词典式序列中体现了他对实现平等路径的独特思考。平等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认为:“平等乃是一个具有多种不同含义的多形概念。它所指的对象可以是政治参与的权利、收入分配的制度,也可以是不得势的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它的范围涉及法律待遇的平等、机会的平等和人类基本需要的平等。”[3]用不同角度观察平等,其含义不尽相同,按领域可划分为政治平等、社会平等、经济平等;按范畴可划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按程度可划分为绝对平等和相对平等。平等的评价标准也可以分为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 (一)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平等的最基本分类是按领域划分的政治平等、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是人们平等地享有一切政治权利,它是人类迈向现代文明的关键一步。它优先于其他平等,政治平等大抵相当于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第一原则优先于后面的原则,并进行词典式排列。所谓社会平等是指机会的平等,相当于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这种平等排除了出身、性别、宗教的差异,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公平的机会,它的范围遍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政治平等是宪法确认的硬性规定,那么社会平等渗透到生活的各个细节,它植根于人们行为习惯中,渗透在人们的意识里。经济平等是指人们平等的分配财富和资源。如果政治平等是拥有政治一系列权利的资格,社会平等是拥有平等的机会,那么经济平等是实质意义的分配平等,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切身的利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就是鉴于经济平等的意义而提出的。三种平等分别可用罗尔斯的三条正义原则表示,它们不但内容不同,代表的价值不同,实现顺序也有差异。政治平等是社会平等的前提,经济平等只有在实现了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基础上才可能完成,这是因为:(1)政治权力在调解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实现政治平等的优先性。所谓政治权力,“它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4]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它是权力主体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权力客体并使之服从的能力。第二,政治权力具有专业性,它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充当相应角色。第三,政治权力具有自主性,一旦产生,权力主体便难于驾驭。由此可见,政治权力的特征决定了它能承担起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职责。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专业性和自主性,人们只有平等地拥有权利,才能有效地对权力进行监督,政治权力才能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只有理性之花方能结出善良之果,用理性的权力支配社会、调节经济,方能获得优良的成果。(2)政治不平等会孵化出特权阶层,从而造成社会、经济上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权力是支配、占有资源的强有力手段,掌权者会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攫取各种社会资源。除了腐败和寻租,掌权者还会设计出为自己牟利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平等是规范政治权力的重要工具,政治平等是其他平等的前提。如果没有实现政治平等而一味追求经济平等,这种经济平等起初是表面的,之后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的、绝对的。因为政治平等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权阶层,社会平等打破了身份的限制,政治权力在理性的框架内运行,社会机会在平等的条件下向社会开放,经济平等才可能完成,如徐友渔所言:“政治自由不可避免地通向经济平等,即使我们只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会导致再分配式的平等政策。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下,决策的结果最终由一人一票的机制决定,大多数民众的平等要求会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政治平等即使不能在政治哲学家那里得到理论理性的证明,也能通过投票程序得到合理性的证明。”[5]因此,只有处于社会最不利者打破统治者对权力的垄断,实现自身政治上的自由、平等,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权利,最不利者才拥有反抗不平等的坚实后盾。(3)从实现的难易程度来看,政治平等最易实现,其次是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实现起来困难最大。因为政治平等和社会平等可以通过国家颁布法律实现,它是一种资格,具有形式意义。而经济平等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具有实质意义。政治平等是一种通过普遍赋予的方式给予全体人民,而经济平等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实现。因为政治平等是一种资格、一种权利,可以通过国家的行政、司法等救济机关保障。而经济不平等是一种常态,人们的天赋不同,获得的收益自然不同,而人们的天赋又不能平均分配,因此需要国家用强制力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增加弱势群体的 教育、增加富人的累进税和遗产税来调节二次分配。它的实现首先是对有利于弱者不平等的承认,就像罗尔斯差别原则所设计的,使不平等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4)罗尔斯在作为公平的正义中设计了两个优先原则。“我们也许能把原则放入一种词典式的序列中去。这是一种要求我们在转到第二原则之前必须充分满足第一原则的序列,然后,在满足第二原则之后才可以考虑第三原则,如此类推”[2]42-43。为了说明第一正义原则对第二正义原则具有优先性,罗尔斯指出,基本自由保护了人们的切身利益,而这些切身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罗尔斯还引出了个人与社会合作的概念。他认为,社会合作总是为了相互利益而进行的,这意味着它涉及到两个因素:第一个是一种共享的有关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为‘通情达理的’;另一个因素是指每个参加者的合理利益,罗尔斯把这一因素称之为‘合理推理的’。有关合作的公平条件的观念应当是共享的、一致的,而有关每个成员自身合理利益的观点则是容有广泛差异的。社会的统一性不是在于后者,而是在于前者,即在于所有个人都同意合作的公平条件”[6]。罗尔斯从达成社会合作的角度来确定两个原则的优先性。人们为了相互利益进行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切身的社会利益,以政治平等为代表的基本自由正是人们切身利益的表现,满足这一利益之后才考虑合理的利益,即经济平等。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切身利益的满足,之后才是合理利益的分配。由此可见,罗尔斯对两个优先性原则的设计论证了政治平等优先于社会平等、社会平等优先于经济平等的实现顺序。 (二)第一部分表达的是一种形式平等,第二部分表达的是实质平等,罗尔斯这里又设置了一个优先原则,两个部分按照一种词典式的顺序排列,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也就是说形式平等优先于实质平等,当形式平等的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再去实现实质平等。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表达着不同的含义。形式以规则、程序的方式表达出来,形式平等就是规则的平等、程序的平等。当然,程序、规则公平的实现需要一定条件,首先,程序、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表达的就是这种形式上的平等。公职和职位公平地向所有人开放是程序正义的背景,“公平机会原则的作用是要保证合作体系作为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除非它被满足,分配的正义就无从谈起,即使在一有限的范围内”[2]88。其次,程序和规则必须被严格执行。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为了自由,做法律的奴仆”,这是纯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内在精神。形式平等既要保证形式框架内每个人的平等,也要确立形式本身的权威。只有这样,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才能实现,形式平等才能落实。另外,实质平等体现的是利益的平等。人们的自然趋向是产生不平等的根源,人是千差万别的,天赋、能力、性格、旨趣等方面的差别是难以抹去的,从任何平等的水平基点看,差异都是无法回避的。要缩小差距就要用一定的外力进行干涉。差别原则在承认差别、承认不平等的基础上把外力的干涉定格为追求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上,以此保证实质的平等。从价值哲学角度看,形式平等体现的是对人类整体价值的评价以及对抽象的人能够实现价值的肯定,但是当把人还原为具体的、一定历史条件下鲜活的个体时,每个人实现价值能力的差异便显现。作为人类整体的价值与作为抽象的、整体意义的人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正如李德顺所述:“承认人的价值是普遍平等的,这是人的尊严所在。就是说,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的先天或自然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人在自己社会关系中的选择和创造。但并不等于说,任何人都有普遍相投、毫无差别的价值。恰恰相反,愈是权利和起点平等,就愈是会出现事实结果的差别。人与人相比,由于能力条件等不同,在同质价值上必然会有量的大小、深浅、久暂的差别。”[7]实现价值的量即为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总表现为抽象意义的人,而实质平等为具体鲜活的人。但抽象的人和具体的人并不矛盾,他们是构成人的两个维度,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也是观察平等的两个维度。总之,形式平等体现起点平等,实质平等体现结果平等。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指的是起点平等,而差别原则保障的是结果平等。两者其实存在一定的二律悖反,如果仅考虑到起点的平等,那么由于人的个体差异,结果必然不平等。如果像罗尔斯差别原则那样,把不平等建立在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基础上,那么必须施加外力进行干涉,起点的平等又被打破,社会为最少受惠者而剥夺有利地位人的利益。罗尔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是把人们放入链式联系的合作体系中,合作使每个人的利益增长,每个人都会在合作中受益。但处于有利地位者一开始就比处于不利地位者有更好的前景,这造成合作体系带给每个人利益的不平等。合作体系的特征是自愿加入,如果不利地位者认为合作体系严重不合理就会用疏离或以明示拒绝的方式加以反抗,合作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为了维护合作体系的运转,就要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他们的利益增长了,有利地位者和中间阶层的利益由于自身的优势也会增长,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在罗尔斯的调和下实现统一。 罗尔斯的平等观 对当代中国的启迪罗尔斯的平等观博大精深,不但为政治哲学的思想大厦增添新的内容,而且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启迪。第一,优先性原则的启迪。罗尔斯在两个正义原则的关系上确立了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两个原则之间进行词典式排列,即第一原则的条件没有充分满足不能进入第二个原则。这意味着社会必须充分满足民众基本的政治平等和自由权利,才能去着手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平等。这对当代中国规划实现平等的步骤上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经济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政策,在人民没有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的条件下实行经济平等,结果造成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巨大挫折,生产效率低下、经济发展缓慢。这种绝对经济平等实质上造成了共同贫穷,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而在政治领域,政治权力得不到监督,政治生活中封建主义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现象大量存在。缺乏监督的权力粗暴地干涉社会、经济生活,酿成了“”、“化”、“文化革命”等一系列错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验证了罗尔斯优先性原则的正确。在没有实现充分的自由权利的前提下去追求经济平等,这种平等起初是表面的,后来是虚伪的,而政治上的不平等却是空前。因此,当代中国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使人民充分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使政治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下理性运行。在人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运用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干预,从而实现经济上的平等,使全体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在改革步骤的选择上,率先开启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规则,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然后运用理性的政治权力对经济不平等进行调节,最终争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第二,制度原则优先于个人原则的启发。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是社会基本结构,重心是社会主要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罗尔斯所论述的主要制度指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及社会安排。正义原则为主要制度提供了原则,平等的原则通过社会基本结构和主要制度实现。因此,解决中国改革中的问题要首先注重制度建设。个人的平等要依靠社会基本结构来实现,个人是制度中的一员,个人平等的实现完全依赖于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单纯追求个体的平等是难于实现的,个体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微弱而渺小,解决了某个个体的平等,会有其他无数个体的不平等涌现,而制度是产生不平等的温床。实现平等就要建立体现自由、平等价值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单纯对个体的补偿与抚恤。另一方面,制度优先原则对于治理中国发展中面临的腐败问题也有重要意义。制度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让坏人不能为恶,而一个腐朽的制度会让好人变坏,会让权力不受约束而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伟大人物也几乎总是一些坏人,甚至当他们施加普通影响而不是行使权威时也是如此;而当你以自己的行为增强上述趋势或由权威导致的腐败真的出现时,情形更是如此”[8]。因此,根治腐败就要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衡,对 制度进行规范。因为权力自身有扩张的本性,权力的扩张是无止境的,只有到达一定的边界才停止。只有扩大人民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才能改变社会基本结构中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当代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建立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衡的机制,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在制度上根本遏制腐败。第三,对弱势群体的重视。罗尔斯平等观的落脚点是弱势群体,核心是改善最不利者的不利境地。不平等是针对不利者而言,只有他们才在不平等中煎熬,才真切地感受到不平等的境遇。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正是针对最不利者提出的,代表了弱势群体的心声。这对解决当代中国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诸多有益启示。首先,罗尔斯认为平等的实现依靠调整社会基本结构,依靠调整社会主要制度重新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为了实现平等,政府制定政策应该向最不利者倾斜,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并使政府成为调整社会再分配的主导力量。社会中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更容易控制政府决策,使政府决策向其倾斜,而最不利者占有资源少,社会影响力有限。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最大程度地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照顾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使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其次,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认为,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社会最大的不平等不是由于个体差异导致的不平等,而是社会制度引起的机会不平等。当前,影响中国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是垄断资本、权贵资本、官僚资本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它们的存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阻断了价格机制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榨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只有清除市场经济的毒瘤,使每个竞争者平等地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才能实现经济领域的机会平等。在政治领域,只有继续健全民主法治,才能实现政治上的平等,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后,差别原则要求社会的不平等向最不利者倾斜。这就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让每个人都平等地接受良好的教育,用教育缩小个体差异,减少因自然禀赋差异造成的不平等。政府应该增加累进税,提高对富人的税率,用税收为最不利者增加福利。政府还要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服务系统,让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惠泽每一个社会成员。这既是社会公共政策的选择,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通过立法确立福利政策,运用行政手段调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对基本生活有困难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帮助和照顾,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使全体人民普遍受益,从而降低改革的社会成本,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安全阀”作用。总之,最不利者是不平等的最后呐喊者,只有关注最不利者的切身利益,政策的重心向弱者倾斜,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平等 政治哲学论文: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 一、政治事物的本质与两分法 列奥·施特劳斯曾说,政治哲学既在于认识政治事物的本性,也在于认识公正的或好的社会制度。 但我们并不能谈论单单一种政治哲学。政治哲学作为概念和范畴在西方古今实际上并不一致。一种政治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就像是一张撒出去捕捉政治现象的网,像是这个或那个政治哲学家如何撒网、收网,即如何提出讨论或回答上述问题。沃林说,政治哲学家都会按照一种对他而言的有意义的和相关联的方式对政治现象进行分类,其分类的方式和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立场。结果只能是,“他挑选了一张特殊的网,并把它撒到了一个选择好的地方”。 沃林说到关于政治哲学的分类法,确切地说,应该是两分法。分类是分类,两分是两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着值得深思的意思:政治哲学家对政治领域事物的判断,一般说来,不是分类而是两分,诸如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好或坏、敌或友这些两分,但他们并不是要把天底下的所有政治现象打包分成两类,一类好一类坏,一类敌一类友,一类赞成一类反对,一类选择一类排斥。好的政治事物,除了好,并没有包揽无遗,若说好的就是例如强的,那也只是说明好和强这两个概念有某种关联。反过来讲仍然正确:好的不一定必然是强的;再例如,敌和友是“整齐对称的”(所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只是说,敌友两分是通向政治现象道路上具有显而易见性质的两分,而不是说,对天底下的所有政治事物的分析均可诉诸这种清清楚楚归入敌或友的类别。假如把所有的政治性的对立都追溯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抉择,只是意味着最终归结为政治自身统一体,以满足追求纯粹、除尽余数之答案的冲动。同样,敌友两分的标准绝不意味着某个政治单元与另外某个政治单元永远为敌或永远为友,也不意味着一个中立性政治单元不可能存在或在政治上没有意义。这一点即便是强调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施米特也是承认的。所以,只要政治现象存在,就必定是多元主义的。政治的本质包含在这个问题之中:无数的个体能够以什么方式聚集在一起,他们能够做什么? 如此,为了说明某个政治现象,我们或许可以做如下区分:有时从某个视角看,我们看到的政治事物真的存在,有时它并不真的存在。例如,若我们把讨论和公开性看成西方议会民主制的两个基本原则,我们就会看见它具有真实性,至少在公开讨论被认真对待和执行的时候是如此。但是,“讨论”在这里是有着特殊的内涵的,即不受党派利益的束缚,不追逐利己主义的利益,这是讨论者应该秉承的共同信念。今天,我们都怀疑这种责无旁贷的信念状态几乎名存实亡了。不过,我们最后恐怕也不会去取消真和假、表面和实质的两分去观察议会民主制。因为,即便这种怀疑也是属于议会民主制的本质性方面,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原则上禁止这一两分,相反,我们会借助探讨论证性的公开讨论的方式,探讨何谓“真正的讨论”中的公开性或何谓讨论中的“空洞的形式”等等状况之间的差别和联系。因此,从这个例子看,重要的是,具体分析怎样通过这一两分来进行政治概念论证的途径。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两分法的联系 众所周知,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混同于社会哲学或经济学,但我们并不打算说马克思哲学不是政治哲学。在我们看来,要理解马克思政治哲学,经常要对照另一种政治哲学例如古典政治哲学或现代政治哲学来理解。实际上,大多数哲学家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阐述都是通过两分来思考和言说的。这一点存在着广泛共识,但至于采用哪一种两分来思考和言说,那便众说纷纭了。这是因为有许多种两分,要把这些个两分梳理清楚看上去并不容易。 例如,按照流行的看法,真正的政治哲学都是沿着整个历史时间延伸的多种意义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从中概括出两种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如果从传统与创新的两分来看,那么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肇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主导了接下来的所有的政治思想。即便那些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也就可以用颠转或融合到柏拉图思想来诠释。换言之,马克思政治哲学概念就包含在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与反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的发展史之中;从纯粹形式的方面来看,这种概括虽然只是基于外在整饬的两分法,倒也是呈现出试图在同传统与现代相互纠弹中揭示马克思政治哲学性质的意图。根据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史的精细研究来说:比较于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清明”和“温和”,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现代政治哲学就令政治“走火入魔”了(“改变世界”压倒性地优胜于“解释世界”)。依施特劳斯的具体分析,假设前现代政治哲学具有一个基本的统一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现代政治哲学基本上看做前现代政治哲学的反映。 也许,有人会问:这种一体化的理解没有危险吗?不同的政治哲学都用柏拉图主义或反柏拉图主义这个说法统一起来,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不依然伫立在那里吗?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暂且不论,因为我们毕竟不可能避免概括和两分。否则.许多由与传统对撞而来的道理也就说不清楚了。试图重新解释政治哲学范畴的沃林就说,“传统的顽固性使得像霍布斯、边沁、马克思等,终究都接受了传统中如此之多的成分,以致他们既不曾摧毁传统,又未能将其置于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仅仅扩大了传统而已”。承认这种一体化的设想,或者更确切地从否定方面讲:不否认政治哲学家的原创得益于传统,这是所有理论创新之可靠无欺的经验基础。喜欢上溯到西方传统的源头思考问题的阿伦特说,尽管马克思把传统颠倒过来了,但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对阿伦特来说,“并没有真正摆脱柏拉图的理念”这句话意味着:西方这个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力量对于西方人思想的控制,从来都和西方人是否意识到它无关。而且这之中的情形是,不管怎样,革命乃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中吸取力量。 我们今天很可能会怀疑说,这些例证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马克思政治哲学并没有为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作出创新性贡献。如果果真可以像沃林、阿伦特描述的那样,把西方政治哲学论述的传统分为两种情况,那么它们尽可以一网打尽,称所有的政治哲学不是柏拉图式的就是现代式的,但不同的政治哲学的差异并不因此消失,我们仍然需要在政治哲学这个概念的基本根据和前提的基础上区分我们平常所识别的被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差异。如果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真的”存在于延续不断的政治哲学传统中,相反,其他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将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解为对传统的激进变更,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这两种情况是不对称的、不平衡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应该在传统与非传统中做出区别,而是在传统、时代、历史、经验或理想等等中做出区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强调政治哲学传统之顽强影响力的沃林却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验从来不曾与另一个时代完全相同。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是个游戏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政治理论家即使使用相同的概念,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因此,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必有一些独特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传统与创新,这两分可以称为常规与特例的两分:我们认为,但凡像马克思这样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他延续传统的概念和范畴决不是要恢复传统,而是要在传统的框架之外重建历史过去的意义,并对传统的框架打入楔子。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已不再真正地、原初地指向传统,说它超越传统是正常情况,有些人看到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没有摆脱传统力量的束缚则是正常情况的偏离,即特例。这种有关正常与特例的特定的两分有种种特点,马克思自己会用特别的词汇来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与传统的关系。例如,马克思对传统的批判的有关说法是,“一切已死的先辈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848年的革命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但只有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马克思对传统批判的这一根本感觉是:一方面,他感受 到如“梦魇”、“亡灵”般的传统的持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当他说忘掉传统就要像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一样时,他显然更看重对传统的超越。 这里,马克思给传统一些特别的叫法:“梦魇”、“亡灵”等等,带有“并不真的存在”这个特别的寓意,但他没有给正常看到的情况什么特别的叫法。在马克思眼里,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哲学派别开启新风尚和摆脱传统的情况实际上是属于常规。给正常的情况赋予特别的称谓纯属多余。这个例子也是告诉我们,柏拉图追问正义,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马克思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都是对封闭于既定思想的解放。所有这一切看起来完全就好像人类在一种特例情况下允许了一些他们的传统禁止自己做的事情。这也意味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各种各样的游戏中,我们不能以为有“游戏”这个词,就认定但凡我们“游戏”的事物就必定有共同点,或者我们是由于它们的共同点例如它们要求尊重某些政治规则而把它们称为游戏。因为众所周知,游戏的意义与其说在于其内容,不如说在于其游戏本身。因此,对于马克思政治哲学而言,在政治概念和变化中的政治经验之间的游戏过程中,重要的是看到它们中间的显着差别。究极意义而言,政治哲学问题,是对差别的尊重。 三、真正的共产主义与新唯物主义的联系 我认为我们最好从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的问题的个别性而不是从政治哲学学科或传统来了解它。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探讨问题的个别性呢?对于一位像马克思那样生活在整个工人运动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求的哲学家来说,政治哲学的当务之急是将社会秩序的激变、社会秩序的现行颠覆、运动的解放者客观化,而马克思同时就成为新唯物主义者。在这样的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不仅有经济学的基地,而且是同样立足于哲学世界观即唯物主义之基地上。在后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英、法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作为一位革命者,他在探索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生命表现的条件的彻底性方面却远远超过了他们。 按照通行的想法,共产主义是一种“以科学预言的相反形式坚持着信仰的特征,坚持着‘对人们希望的东西的某种信赖’”(卡尔·洛维特语)。就是说,共产主义也是把彼岸的圣经信仰彻底此岸化。这么说来,人们也把凭借纯粹人类的手段在尘世建立天堂的学说当做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看待。在我们看来,这确实就是马克思声称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做的事情:用纯粹人类的手段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等等。但肯定不能由此说马克思把圣经信仰世俗化了。在这方面,自然有其他人作为代表。我们将扼要地把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一个对比。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霍布斯的人观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观。 我们看到,霍布斯所声称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观点,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偏见。但他又保留了圣经起源的思想习惯。他建构国家的起点是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其目标和终点则是文明国家状态的安全。令人惊奇的是,他所展示的国家,也即被其描述成一台纯粹的机械发明机器,也相当于人之机械观念放大了的镜像。他将人类生活固化为一种基本的两分:自然状态下的类人狼之无法控制的傲慢和激情的生活,与社会状态中人仍然保留了自然状态中意识到的互相和共同的恐惧的生活。在政治中,人们面对的是敌人。正当社会秩序的建立无它,仅仅需要的是细密精巧的制度(所谓无法则无罚)。政治现代性的结果是,国家几乎总是使得人们团结的期望落空,因为它自身就是使得人们疏离的象征。我们清楚地看到,仅仅提及国家的机械化和人的机械化就会令人想起环境造就人的法国唯物主义神话。但是,不同于霍布斯“漠视人”的唯物主义,在一些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人是自由的,但人之不自由的意象构成了正当社会秩序建立的另一面。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强调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并迎合正在到来的机械—工业革命,立法者和教育者形象就压倒和盖过了所有其他关于国家的建构。不管它们是否确切,此后,法国唯物主义的许多刻画都成了非常流行的话,比如,人最需要的是人;美德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些观念,比如,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自己世界观范围之内作了如此彻底而系统的思考,以至于在晚些时候,这些思考作为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之政治实践而产生理论效果。 但在马克思的着作中显然可见的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关于唯物主义的概念上并不与马克思一致,正像这里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其本质也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要义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集体能够把一切超越于政治的差异不再通过国家这个中介结合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用一对基本的两分来设想人类社会,即“‘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一基本的两分分别被当做了旧的与新的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奠定唯物主义之上的这种着名的两分的内涵是:旧唯物主义把基于自身保存的单个个人的力量当做政治正当性、现实性,与此相反,新唯物主义根据社会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发展之正当性、现实性。进而言之,法国唯物主义学说虽然与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具有联系,但却暴露了它的哲学基础之强烈的还原论及其个人主义特征,这个特征无法在其哲学基础之内消除。因此,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更深入的结论:法国唯物主义的确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建构没有可比之处。因为它无法打开一扇通往充满希望的未来秩序的大门,在这个秩序中,人们认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而不再以敌对的双方之间冲突即政治力量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将能够过上真正属人的生活。也就是说,只有到那个时候,唯物主义才真正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 然而,今天在这里,要公正地对待马克思政治哲学带来的变化,也许如果不借助现代性政治便无法想出这种巨大变化的可能性。这里,我仅仅限于讨论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幻象的揭露:只要是稍具辩证法头脑的人都不会一般地否认现代政治哲学标举的自由、平等和博爱之间不能分割的统一性,它们是相互作用的,因而也不能一般地否认自由、平等和博爱。然而,自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注定了自由、平等被狭隘化了。自由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则被狭隘地当做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而博爱则是被当做奇迹,因为它并不能被法律制度规定的。因为它触及差异性问题以及这些单个个体在同一个政治进程内如何共存的问题。简言之,从何处开始就得与敌人面对面的本质性边界问题。因此,人们从来不会将通过友爱的解决方法与通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解决方法相提并论。这里,对于我们来说有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哲学基本问题是:政治集团是否一定源于并基于斗争?假如我们考虑到那些与马克思的自我理解相关的陈述,在此必须敢于说出这个可能将我们引入歧途的词——友爱。我们知道通过友爱来解决政治和社会异化是困难的。为了反驳友爱这个词的唯心主义的政治用法和宗教用法,我们在这里无须重复大家都已知道的马克思的观点。可是,谁说在政治的理解上马克思还不曾使用它?正如阶级斗争曾将我们不幸地封闭于阶级意识;同样,友爱,也曾与政治严格分开;因此,当我们说必须恢复马克思的斗争哲学的可争议性时,我们的意思是:有两种指涉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概念:友爱政治哲学与斗争政治哲学。这种两分不是马克思政治哲学与非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区别,而是在普遍超越观念方向上,亦即在共产主义这个词应有之义上,找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之如琴瑟般的和谐。至于这两种政治哲学在马克思那里的联系,还需要在别的地方详尽地加以阐述。 政治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在高中政治教学中的运用 普通高中政治教学本身就涉及许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作为高中政治教学工作者,我们如何将这些哲学思想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是非常重要的。下面我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分析一下在实际教学中,应如何以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和内外因辩证关系的原则,并阐述它们对高中政治教学的指导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和科学理论正确地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能够指导人们提出正确的实践方案。因而,理论联系实际,成为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现在,高中思想政治实行新课程、新教材,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仍然没有过时。然而,课程标准变化了,教材变化了,即教育理念变化了,因而这一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也应该被赋予新的内涵,或需要更加全面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那就是:在具体做法上,要做到从实际到理论,是从实际、生活中概括出理论,抽象出理论,而不只是用实际去说明理论。这样,才是真正的坚持了实践第一的认识论精神,才是全面的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堂教学而言,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结合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课堂教学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实现获取知识、发展能力和提高思想品德素质三者的和谐统一。 高中思想政治课的课程标准序言指出: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以邓小平理论为中心内容,简明扼要地讲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观点,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常识。它是根据教学理论和学科知识的逻辑关系组织起来的完整体系,并通过独立教学形式,实现其教育功能,其深刻的思想性是以知识的准确性、科学性作为前提的。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并胜任某一活动和调节自身行为的心理可能性和现实性相统一的品质。个体的某种能力,不仅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过程和状态,而且表示一种具体的心理活动水平。在现在的社会,因为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知识呈现了指数形式增加、更新周期短的特点,随之而来的则是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数字化、电脑化、生态化等特点。因而,这就使人类在实践上有了更高规模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也对现代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对学生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的原因。 中学思想政治课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着特点就是它既是智育课又是德育课,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渠道,它担负着培养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素质教育的任务,这是其他学科或学校其他教育活动所替代不了的。 教与学,师与生是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最基本的一种关系。教与学、师与生各以对方的存在为自身存在的前提,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双向关系,是主导与主体的关系,二者统一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中。所谓教师的主导作用。是指教师在教学中处于指导者、组织者和教育者的地位。教师遵循学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与特点,对学生进行施教和指导,促进其素质的全面发展。其次,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应当主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学习。学习就是对知识和方法的内化过程,而这种内化的先决条件是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促进学生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这正是素质教育赋予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从哲学角度看,师生关系是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是内因,教师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就是说,教师是否真正发挥了主导作用,表现在学生是否具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的主导作用发挥得越好,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独立性和创造性也就越强。反之,没有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生内心不启动,教师的主导作用也必然会落空,也就不会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所以,只有教师与学生、教与学之间协调活动,双方紧密配合,使学生真正获得学习的主动权,才能优化课堂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发挥“主体与主导”作用的基本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发挥自身的主导作用,并且要注意学生的主体作用,要从根本上做到外因诱导与内心启动相结合,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提高教师对实施素质教育的自觉性,牢固地树立起素质教育观。 其次,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心理同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人们对于即将获得的知识有兴趣时,才会带动自己认知的需要。认知需要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人体当中对于学习的一种内驱力,是指使人们去学习的一种动机。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以及挫折时,它会激发学生面对此积极勇敢的面对,不退缩、不畏惧。 再次,课堂教学交流多向化。从信息论角度看,课堂的教学过程是一个以教师与学生作为输送者和接收者的两个媒介,以此来接受信息的传递,使信息可以顺利地完成输送的过程,即师生之间,生与生之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地成为教学信息传递的中心,促进学生之间的互相传递,在课堂上尽力调动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以此来强化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政治哲学论文:中共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很有必要,尤其是活动中的为群众办实事、抵制腐败等做法也很好,因为党要管党,就需要经常整肃队伍、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与时俱进,以巩固政权基础、提高执政能力。不过,群众路线并不仅仅是党和干部为群众做好事的善举,更是中共自身的政治品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功能属性;走群众路线也不仅仅是开展各种活动,而是中共一以贯之并随时随处的基本工作方法。因此,要使群众路线持续有效,还有必要进一步提高群众路线理论认识的自觉性,尤其是必须说明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 事实上,群众路线是的发明,并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共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策略的根本出发点和指归,同时也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理论贡献。因此,群众路线既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明确的政治哲学基础的政党理论及其实践策略。从学科角度讲,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价值导向和规范要求,也就是说,政治科学侧重的是对事实如何的描述,而政治哲学强调的是对事物应该如何的导向。因此,指明并阐述群众路线的政治哲学基础,具有指导群众路线实践(包括当前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意义。大体说来,这种政治哲学基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价值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及其认识论)。 一、价值论:共同事业 从学科分类来讲,价值论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value)的理论,另一个是指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本身的基本范畴的价值论(axiology)。前一个理论主要研究劳动能够、并如何具有什么作用,以及这种作用能够、并如何用来等价交换,也就是值多少钱。后一个理论主要研究人文和社会领域自身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什么需要、并如何判定好的理想,以及各种好的理想的等级或重要性,所以这个理论也叫做“价值哲学”。 不难看出,上述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关于什么是“值得”及其衡量方法和标准的研究。群众路线既是值得做的好事,也是道义为善的理念,但它基本上不涉及劳动价值问题。因此,从分类学角度讲,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应该属于上述后一种理论,通俗地说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值得”与否及其衡量标准。显然,几乎没有人怀疑实行群众路线是“值得”、甚至是应该的、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对于这种毋庸置疑的支持因素或根据、也即衡量标准往往是片面的。换句话说,提出价值论层面的政治哲学基础的主要现实意义,就在于指出和纠正群众路线认识方面的这种片面性。 上述片面性,就是作为价值针对的“值得”的单方面性,在认识上主要有三种体现。其一,由于群众路线具有实事求是的特性,坚持群众路线有助于(甚至才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并取得预期胜利和提高工作绩效,所以中共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其二,由于群众路线对群众(作为主体)或者社会(作为主体条件)是有好处的,比如能接受更好的服务、得到更多的利益(或实惠)、以及能对中共和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监督等,所以应该执行群众路线。其三,中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必然实行群众路线。这三种看法的共同结论,就是指群众路线是值得的。但是,这三种看法分别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其一”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只有采取群众路线才能达到目的;“其二”是从群众角度讲的,叫做只有实行群众路线才能得到好处。“其三”也是从中共角度讲的,叫做因为中共是为群众服务的所以它要走群众路线。 上述三种看法都是对的,也都符合事实。但是,如果价值针对的“值得”仅止于此,仍就是一种片面性,因为它们不仅都无法回答“为什么”值得,而且都是各用各的标准,所以逻辑不一、衡量结果缺失真值。就“其一”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导向根据不足,或者是中共的政治品格缺乏特性,所以或者不能说明必须达到目标预期和工作绩效的理由,或者无法区别为什么只有中共而不是其他什么政党必须实事求是。就“其二”的标准来讲,或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交换,或者是一种民粹主义的预期,所以或者不能回答当需要群众忍受牺牲的时候群众路线是否仍然“值得”,或者群众路线就只是中共单方面的责任。“其三”的标准明显是一种自我循环论证,而且也是针对中共的。不过,相对说来“其三”的问题涉及到中共自身的政治性质,所以为了避免重复,将此放到下面本体论再一并分析。 由上可以看出,如果仅仅从中共或群众任何一方来看问题,得出“值得”的根据都是不全面的,而且标准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将这两方面(包括“其三”)加起来或者结合起来,仍然难以避免片面性,因为所谓片面性指的是缺少了对中共和群众都是“值得”的同一标准。换句话说,群众路线对于中共和群众应该是同等价值的,否则或者就是中共不值得搞群众路线,甚至搞群众路线也是假的,是收买人心;或者就是群众无需对群众路线负责,只需要坐等从中获益。 这个同一的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 从服务对象来讲,群众路线之所以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价值根据,在于“以人为本”。但是,人是具有能动性的,任何好的理想和行为也是针对人而具有真实含义的。说过,世间人是第一可宝贵的,但他在这句话后面紧接着说的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人的可宝贵性并不仅仅在于是一个属人的活物,而在于可以去做有意义的、符合好的理想的事情,叫做创造奇迹。换句话说,中共和群众都是群体的人,也都是个体的人,它们共同的事业使得群众路线具有了“值得”的价值。事实上,对于这个道理还说过很多类似的话,比如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这点精神就可以成为高尚的和有益于人民的人(比如见《纪念白求恩》、《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会上的讲话》等);又比如,从具体的导向来讲,人还需要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否则就等于没有灵魂(比如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 因此,中共用群众路线来保证自己预期目标的实现是真实的和必须的,群众路线为群众服务也是真实的和必须的,所以都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中共和群众这两方面都能够将“值得”的选择诉诸于群众路线,必定因为还有一个对双方都适用和都必须的同一衡量标准,至少逻辑上讲是如此。这个标准就是做人的价值,作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价值论,就是指中共和群众都应该具有的共同理想。事实上,也只有具备了这个政治哲学基础,以人为本才是可理解的和真实有效的,群众路线也才是值得中共和群众共同维护和实现的好的理想和事业。 二、本体论:利益代表 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术语,17世纪初开始采用的,英文是ontology。不过,至少由于两个原因,学术界对本体论的含义理解并不一致。一个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少使用这个术语,所以就把它当成关于世界本原或本性问题的研究。另一个原因在于大多数词汇都不止一个意思,专业术语也是一样,所以就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要做有选择的、甚至含义引申的使用,比如“艺术本体论”之类的说法。因此,作为译名,应该防止对“本体论”作单义化的理解,但是作为专门的问题来使用,其含义却不可随意模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本体论是研究存在问题的,包括存在的不同层次和形态。①事实上,关于本原或本性的追问之所以有意义,也是因为有“存在”存在着,即使所言说的是“无”,这种言说、以及这个“无”作为能够言说的对象必定也都是一种“存在”,或者是对于存在“‘存在’ 存在着”的逻辑证明。 因此,本体论要说的存在,主要就是指性质的规定性,也就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属性和形态。群众路线是中国特色,是中共做事情的出发点和指归,所以具有党性的本体论性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 讲,这个出发点和指归就叫做群众观点,也就是群众路线得以存在或成立的政治属性或特性。 在《论党》的小册子里,刘少奇把中共的群众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以及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毫无疑问,这四个方面表明,群众观点是中共特有的政治品格,也是中共政党理论重要的创新内容和构成部分。但是,正因为群众观点的质的规定性,或者说,正因为中共是为了群众才实行群众路线的,群众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对象性的,好像党和干部要如何善待群众似的。事实上,正由于群众路线作为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的根据在于群众观点,所以中国才能够实行代表制,中共才有理由称自己为“三个代表”。反过来说,如果群众路线本体存在的规定性指的不是这种非对象性的利益代表,那么中共和群众就仍只能是对象性的契约关系,叫做人和纳税人的关系,但是这样一来,群众路线就没有自身的政治特性或质的规定性了,因为从这种对象性的契约关系来讲,资本主义国家早就有一种群众路线了,叫做资产阶级民主。 经常见到一种看法,说中国的代表制是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不符合事实。西方民主制度的核心是代议制,其质的规定性是政治权利的市场交易;而中国代表制度的质的规定性是在根本利益体现方面的唯一和排他性形式。因此,西方民主制度根本没有“代表”的性质。如果说,民主制度都要实行选举的方法,所以都有选出来的“代表”,那么,这种代表在西方是一种量的交易,在中国才是质的规定。所谓量的交易有两层含义,一是部分权利的让渡,另一是比例分配的多与少;质的规定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是权力执掌的唯一性和排他性。因此,尽管掌权的群体总是少数,但在西方这个少数就只是一种量,他们虽然为多数(即选民)做,却只是代表他们自己。中国则不同,少数的代表资格并不在于量的多少,而在于他们与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这是一种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少数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可以自己来改正,但决不允许让给别人(也就是中共以外的政党或团体)来做。要想使唯一性和排他性的逻辑成为现实,尤其是能够自我完善并得到群众认可,就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所以这种利益代表的逻辑,就是群众路线的本体论。 群众路线是非对象性的政治行为,所以中共和群众的关系才具有利益代表的本体论基础。但是,这种非对象性指的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等于可以将中共混同于一般群众。恰恰相反,非对象性的根本利益代表是一种矢量,并具有明确的导向、目的、以及形式。对此,最为形象的比喻,就是说的种子和土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1]1162种子和土地是不同的东西,但生根开花才是两者共同的导向、目的和形式,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群众路线的本体论根据和上述价值论需求是高度一致的。 由上分析就不难看出,前述价值论指出的“其三”衡量标准或认识之所以是一种偏向,就在于它违背了群众路线的非对象性本体论逻辑,因为这个逻辑在于,并不是由于中共为了群众才走群众路线,而是它不走群众路线就不叫中国共产党。换句话说,虽然不能排斥其他什么政党也可能是为群众服务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唯有中共的政治品格才要求为群众服务和走群众路线这两者具有非对象性的本体论逻辑关系,叫做利益代表的唯一性和排他性。 三、方法论(及其认识论):民主机制 群众路线当然是中共制定并实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策略,所以方法论(methodology)就成为群众路线政治哲学基础的又一个根据和因素。但是,群众路线又不仅仅是手段意义上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又有其相应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因素。这种方法论及其相应的认识论结合在一起所表示的核心含义,就是中共所创立的民主机制。换句话说,群众路线的方法并不是一种中性的工具,而是以其价值论和本体论基础为原则的特定的民主机制,并体现为对群众路线具体方法的三个基本要求。 第一个就是调查研究。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第一节标题就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在1931年4月又补充说:“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109,118后来,中共党内多次有过反对这个口号的意见,说它是“狭隘的经验论”,则一再坚持这个口号,说他不但不悔,而且“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3]791其实,这里争论的根本不是同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认为,发言权是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和调查与否无关;而坚持的是所发之言的真实性,也就是对群众的了解与否及程度深浅。因此,调查研究对群众路线来讲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既不同于一般的所谓科学研究(包括实地考察),更不是没有原则的所谓民主权利。不难看出,从调查研究旨在解决替谁说话这一点来讲,其方法论特性与前述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是高度一致的。 第二个是要让群众明白。在很多地方不厌其烦地说过,中共的政策不仅要使领导者知道,也不仅仅要使各级干部知道,还要让广大群众都知道;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必须在政策执行和实施之前就和群众讲清楚。(比如见《关于工商业政策》、《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这些要求看起来都是一些工作方法,甚至是达到目的的策略,但它们之所以可行并且有效,仍然在于中共的党性。一方面,中共一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中共说自己没有一党私利,所以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就在于它与最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换句话说,让群众明白也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明白的目的是为了共同做事情,而不是所谓的知情权,更不是每个人拿了这个权利来大家争吵不休。因此,作为一种方法,让群众明白的要求看起来简单而明智,实际做起来却很困难,因为如果没有作为党性原则的群众路线方法论基础,假、大、空和各种形式主义是难以避免的,即使在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如此。 第三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用的话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个“来”、“去”过程所表明的,就是群众路线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请记住我站域名/]统一,所以接着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一般和个别”以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3]899同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更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机制,而且是民主在目的与手段上的一致、内容与形式上的一致。与让群众明白一样,这里讲的民主也不是所谓一人一票的权利,而是不同的民主机制。中共和群众都是人民的范畴,所以共同对人民的敌人实施专政;中共在实行党内民主的同时,对于党外民主的基本方式就是群众路线。因此,多次指出要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既不要在群众没有觉悟的时候搞强行冒进,更不能在群众要求前进的时候做尾巴主义(比如见《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组织起来》等)。 上述三个方面只是新型民主机 制对群众路线方法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体现了群众路线方法论(及其认识论)基础的主要内容。相对说来,理论上理解这种方法论与前述价值论和本体论的高度一致性并不困难,难的是将这种方法论正确有效地运用于群众路线的实践。教育实践活动只是这种实践的具体方法之一,而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特别要避免的应该是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尤其是一些说法或做法,看似不过是随意的习惯,其实却反映出对于群众路线导向的不自觉。比如,“群众”和“人民”本是中国新型民主机制的政治术语,大致是为了区别于“公众”和“公民”,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和干部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但是现在却极喜欢使用“老百姓”和“百姓”的说法,表面上好像是一种亲民的关心姿态,其实已明显体现出了用语者自己的居高临下。事实上,对于导向来说更重要的是“到群众中去”,因为如果不加分析、不做集中、不更正确,那么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不仅就是一种浪费,而且是对群众路线本身的腐蚀和败坏。注释:①比如可参见刘立群:《德国思想与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本体论’译名辨正”一文 政治哲学论文:论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对于一贯喜欢望文生义的中国学人来说,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进行的探讨,人们想当然地把它当成是一个审美和美学(包括文艺学)问题。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和美学困境联系起来,这当然也算是一个敏锐的观察,但呈现在这样的“审美”凝视的目光中的,也只是“审美”的某种平面上扩展和“增量”。就“日常生活审美化”成功地虏获了它的赞美者,使他们再也看不到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之外的任何东西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在更大的范围内,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的意识形态效应和问题症候之所在。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政治哲学涉及的是关于“完美政治”的问题,而后者又指的是一个有目的的社会生活的整体而非后者的局部性的派生物[1],所以,既然“日常生活审美化”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整体性的“日常生活”和“人应该如何生活”这样的政治哲学的核心关怀,那么它在更大程度和更基本的层次上,涉及到的是政治哲学问题,至少与之产生大幅度的问题交集。实际上,就中国当下的历史条件而言,“日常生活审美化”正是作为政治哲学思维和政治哲学问题的某种症候出现的,因此,从政治哲学视野出发,就不是观照“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诸多“视域”和“范式”之一,而是其绝对的对立面,这就使这种观照带有了终极性和包容性。 一、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症候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在没有任何的伦理规定、文化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文明共同体就会只剩下纯粹的经济契约、经济关系和经济网络,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给自足和内部循环的自律性——从某方面的观点看来,这个上帝般全知全能的经济世界已经够了,它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就可以解决人类生活的一切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日常生活审美化”不是对于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的终结和颠覆,而是康德美学自身逻辑的片面伸展和极端性表现。它是康德的先验哲学所表征的经济自由主义逻辑的一种大幅度的量的扩张,同时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的终极性论证;它不仅仅停留在私人生活和人的感性领域,而且也要全面地占领一些人臆想中的“公共领域”,从而整体上是对于某种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方式的含混的表述和迷离的赞美。一些对于过往年代的记忆苦大仇深的人,看到这样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消解性和解构性力量而兴奋不已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样的兴奋不应该淹没我们的理智和对于当下文化现实的真实感。“日常生活审美化”并不像人们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是一种感性的全面解放,至少,它在一方面是解放和释放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同样是对于感性深层次的压抑和体制化——再次的体制化和再次组织。由此它也并不只是一个艺术和审美问题,因为它同样使得艺术和审美成了问题,面临根本性的困境和危机: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他领域也私人化。当精神领域的等级体制瓦解时,一切都变成了精神生活的中心。然而,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 施米特在上世纪20年代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问题上看起来是那样地切中要害,这反过来恰恰为我们当下的历史情境和历史条件作出了精确的定位。审美从来不是像它看起来、尤其是以“审美”式的眼光看起来那样,只是一个超脱的、纯粹的形式关系,美本身也从来不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甚至一种“形式的形式”(席勒),它从来都是处于具体的文化内涵和实质性的价值内容的规定性当中的。如果审美背后的这种文化价值的具体性,被扩展为一个空前抽象的普遍性层面,那么,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要么本身是一种危机的表征,要么这种抽象普遍性背后仍有着具体的价值内容和价值指涉——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这两种情形当然也可以共存。实际上,“日常生活审美化”它所赞美和合法化的,正是这种摆脱了任何价值重量和价值关涉的抽象的普遍性和失重的空洞性本身,是对于审美关系、价值论关系的抽象性和空洞性本身的纯粹直观和赞叹。因此,它就达到了对于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判断:“日常生活”本身已经无关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无关于从人性和价值本身出发的“好”与“坏”的判断。这里于是只剩下了纯粹物的标准、物的关系和物的法则,只不过它被抹去了在工业时代、机器时代的阴郁、冷漠,涂上了一层叫做“审美化”的薄薄的亮光和轻快的色泽。在这里,所谓“美的原则”就是“物的原则”。作为“需要的体系”的生活伦理和生活组织,现在纯粹经济化和物质化了,它作为经济主义的“自律性”的体系,现在变成了“自我需要”的体系:“需要”需要“需要”,“物质”消费“物质”,需要和消费本身已经失去它的生活和生存方面的根源和基础,变成一种空洞的形式和仪式化的东西。这里头确实有着物质生产丰富和某种社会生活变动等方面的因素,但却绝不是仅仅“审美化”那么无辜和值得乐观。在这里,可以看到某种比之于艰难的生存环境和赤裸裸的经济关系条件下更大的价值空洞和虚无性,一种更加接近于末世癫狂和歇斯底里式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在现象学的语境条件下,其用意一方面旨在反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历史主义、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否定了价值问题,历史主义、相对主义主张价值问题只是相对性、临时性的问题,前者使生活成为机器,后者使生活成为碎片。胡塞尔的思路,实际上肯定了生活世界本身的价值实质性,和关于生活、价值问题本身的真理性(也即否定了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至少是为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留出了空间。作为胡塞尔的弟子,施特劳斯的问题性实际上与此内在地相关。出于施特劳斯式的政治哲学视野,任何政治活动实际都不可能离开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情况的考虑,而在权衡“更好”与“更坏”的情况时,不可能不考虑“好”或“坏”本身的问题。因此,从苏格拉底以来,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是对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探求,或者对关于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的学说的探求:“它们指向关于好或坏的知识,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们指向关于完美政治的‘好’(好的社会的本质特征)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政治哲学不仅根本不可能离开价值问题,而且本身就是某种价值论(以及以之为前提的社会科学)的元问题。如果我们还能够对于社会生活和政治社会以目的论的方式进行一种理性化的理解和认知,那么政治哲学将永远是一种前提性和根本性的东西,政治哲学对于思想者来说,将是“一个永恒的诱惑”。 因此,“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苏格拉底-施特劳斯式的问题性,本身即使没有答案,也仍然是结构我们的生活体制和政治现实的实质性力量。因为说到底,政治不是采取何种理论、何种答案的问题,而是如何去生活的问题。政治哲学是在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生活二者之间的临界面上,对此两方面关系的一种强化表达,它将此两个层面之间的关联与冲突的关系突出地展示出来。政治哲学最大程度地将“实践的哲学”和“哲学的实践”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维系于一身。在这样一种问题张力中,施特劳斯将现代性的危机归之于政治哲学的危机,更赋予了这一问题以一种宏大的现代性历史批判的维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的根本危机就在于人们已经认定,人类不再能够理性地区分“事实”和“价值”,不再能够区分好的价值与坏的价值,不再能够根据自己确信的目标来理解政治社会,于是实证主义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由此诞生。根据这样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哲学,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原则不再能够凭借某种价值目标来进行规划和设定,而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规范形式的自我参照的 、实证主义的“合法性”体系。这样一种情形,无疑在现代自由主义政治那里得到了全面的实现。根据施米特的见解,鉴于自由主义、包括自由主义的政治概念和政治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理性和经济思维的体现,经济由此最终变成人类生活的中心和最重要的东西,经济原则、经济法则和经济逻辑,终于成为生活世界和政治社会的或显在或隐蔽的根本律法。作为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都只是这一切问题本身的表征和再现,根本不能寄予什么希望。在此前提下,施特劳斯于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现代性的危机归结为“政治哲学的危机”,这实际上赋予了政治哲学以摩西律法的地位——即使不是肯定性、正向的律法,也是一种否定性的反向律法,以此构成对于解除了任何观念和价值理念负荷的、尼采描述过的“末人”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对抗。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不是因为他的政治哲学的观念内容是政治性的,而最终在于他赋予政治哲学和哲学思维的这种律法力量和伦理性质。或者说,施特劳斯的“显白教诲”是哲学的,“隐微教诲”却是戒律性质的,或者说,他的“显白教诲”是疑问式-哲学式的,“隐微教诲”却是肯定式-政治式的。这不是不同部分之间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施特劳斯、以及上述的施米特至少使我们明白,不仅观念的内涵,而且观念的秩序和观念的形式,会在同样、甚至是更大程度上影响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的构成。 从这样的政治哲学视野出发,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看成是一种问题症候,那就是作为日常生活组织原则的伦理和政治法则,彻底变成了经济主义中立性的、“超功利”审美问题,价值问题以及政治理想、政治目标的问题,彻底变成了经济自律及其内部循环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在施特劳斯看来作为现代文明根本性困境和问题的东西,现在被以“审美化”的方式,优雅地加以合理化、理想化了,并且还获得了静态观照的“审美距离”:“在纯粹的审美领域,无论宗教、道德、政治的决断,还是科学的概念,都不可能有立足之地。但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局面:一切重要的对立与分歧,善与恶、敌与友、基督与敌基督,都能变成审美对比,变成小说情结的手段,能够从审美角度被融入艺术作品的整体效果。”只不过,这种距离是作为对于“崇高”客体——日常生活组织和生活世界——无法把握的消极形态和消极后果出现的。当人们遭遇“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候,就像是康德哲学中的认知理性与“物自体”的关系,恰恰表明“日常生活”已经完全处于“审美关系”之外,处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和实践占有能力之外。因此,这里应该做的是先考察一下我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本身出了什么问题,而不是急于赞美这个“审美化”的世界如何如何。这和认知方式和思想方法有关,但更与生活世界的实质性改变有关,从理论上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上,而是到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的时刻了。然而,这种理论和生存的双重失重状态,却被一部分人描述为一种“生活”世界的超升。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世今生 对于一些人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仿佛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命题,而是其中每一个字眼都像积木游戏一样可以随意地摆弄和把玩,并且总能刺激他们浮想联翩的灵感,进而从中发现了美学的“生活论转向”和“生活美学”;反过来,按照他们的逻辑,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就是在批评“日常生活”,进而就是在批评“生活”本身——于是这只能让批评者无地自容。而另外一部分人也许会说,像“价值”、甚至“政治哲学”这样的概念,都是些陈旧的概念,在一个“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时代,探讨这样的问题未免不合时宜。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分清问题的性质和层次:这里根本不是在探讨关于“价值”本身的概念和理论,而是在探讨现实生活和政治社会中的价值安排。从概念的意义上讲,不要说“价值”,就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何尝不是陈旧的概念(因此那些将它们当成时髦的东西的人才足见其不合时宜),但能否因为它们是陈旧的“概念”就不再考虑现实的价值安排等方面的问题?这就好比,能否因为“军队”是个陈旧的概念,就不再需要军队、不再需要布署军队和组织国防?连一些最基本的思想脉络和学理常识都搞不清楚,却一味地胡搅蛮缠,实在让人觉得不值得一辩。 “日常生活审美化”当然跟一种理论传统和文化传统有关,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主义态度:抽象的、原子化的经济-消费“个体”和“人性”,中产阶级式的审美“超功利”、“价值中立”,力图拔除一切观念和意识形态视域的“审美距离”……康德在资本主义走向全盛的前夕,用他抽象的先验哲学体系所把握住的政治经济学内容,作为充分发展了的欧洲经济自由主义的德国理论,远远比那些纯粹英美世界中的经验主义哲学更为有力和充分,同时也对于后者有着持久的规定性影响和理论激发力量,以至于无论后者怎样花样翻新,还是逃不出康德的藩篱。这也就是说,康德美学只是对于这一切的系统化和理论化充分表述,反过来,这一切也没有颠覆康德美学的基本框架,而充其量只是其极端性的表现。或者也可以说,在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的生活伦理和生活法则中,已经具备了“审美”主义、包括“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切原则和条件。同时,从大的思想和文化渊源上看,也就是说,追溯这个命题本身的思想文化渊源而非拘泥于这个命题出现的时限,那么它与实用主义美学一样出自同一个思想文化传统,所以它们二者之间,也很难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 因此,“日常生活审美化”怎么看都像是经典美学框架内的一个含混不清的局部性问题或浅层次问题,或者是一种患上了思想失忆症、残缺不全的经典美学知识。“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对于它的一些辩护,恰恰仍然延续一种将感性和理性尖锐对立起来的80年代式的启蒙思维,因而始终认为,感性的东西是更开放、更自由的,按此逻辑,“审美化”远远比不上“动物化”和动物世界“开放”和“自由”。一个动物化的感性不值得赞美,当人们说审美的感性和自由的时候,其前提是这样的审美不仅仅是感性的,而首先是人性化的东西。从一些很古老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观念,我们就知道,人性化的领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化的感性,后者恰恰被束缚和拘囚于种种低层次的局限性当中。感性的东西需要文化的、理性的东西来规定、组织和中介,把这些东西抛开,那就只剩下了物质性和动物性的感性,这样的“感性”恐怕是比之文化价值和理性领域的东西更加不自由、更加贫乏的监牢。它其实也无所谓“感性”,只是一种物质性的自在和客观性的在场,最典型的动物性在场:一种不能被中介、被反思、被观照的“感性”,只是沦陷在自在的直接性中的感性,其实也就根本无所谓丰富还是贫乏,它完全是处于这样的价值评价和价值论视域之外的。但当它们在某种被中介、反思和观照的情况下,它们也就不再是那个自在的动物性的同一性和客观性了,不再是那个消极的物质性了。而中介性和反思性的媒介和介质,更不只是那个自在/！/的物质感性本身。所以动物化的“感性”世界没有价值领域和价值论空间,没有审美和艺术。当上述这样一种情形据说要被扩展到全部的日常生活领域时,或者说,“日常生活”领域已经被如此地加以“审美化”和感性化的改造时,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何等令人窒息的情形。一切人性化的东西,都在其中失去了重量,这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早已被一些现代、后现代的作家、艺术家作过艺术性的再现和批判,现在却被以“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名义正面肯定下来,并且据说还要继韦伯所谓的“理性化”之后,成为普遍性的社会组织法则。 在作为国内“日常生活审美化”观念来源之一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的着作中,曾经讲到四种“审美化”:浅表审美化、物质和社会现实的审美化、生活实践态度和道德方向的审美化和认识论的审美化。首先,将欧洲语言中兼有“感性”和“审美”双重内涵的概念完全翻译和理解为汉语中“审美”和“美学”的意义,这本身就不是很恰当。实际上,韦尔施讲述的并非是一个新问题:“不管人们喜不喜欢它,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倘若你回溯到论争的基本点上,那么通常你就会碰到审美的选择。这是因为在现代性中,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根植于真理之中的辩解不复能够反击审美化。”作为一个后现代的美学家,这样的表述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正面论证,我们不能用理解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语言的方 式理解它。之所以“一切有思想的反对意见自身将受其支配”,之所以“真理已经表明自身就是一个审美范畴”,那是因为预先就设定了真、善、美这样的古典的概念武装,但韦尔施一方面游走于“感性”和“审美”的概念内涵的张力之间,另一方面周旋于“真理”和“美学”这样的古典概念武库当中,其中明显具有后现代式的解构、反讽和话语游戏意味,以其有意制造的丰富或含混,用来表明我们当代的思想条件和认知处境。事实上,韦尔施对于四种“审美化”中的“浅表审美化”(触动当下中国学界神经的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其实主要涉及的是这一层次),就是完全持批判态度的,而韦尔施最为重视的所谓的“认识论的审美化”,无非是指现实是建构出来的对象、理解现实的“生产”范畴之类。这样一些认知方式上的感性化/审美化变动,正如韦尔施自己讲到的,在尼采那里就早已得到充分的表述。但仅仅从认识论和审美的角度理解或接续尼采的现代性批判,这只是一个很狭窄的视野,甚至是一个歪曲和误读的视野。尽管他认为对于“当前的审美化既不应当不加审度就作肯定,也不应当不加审度就否定”,但在审美问题上保持“超功利”的中立和客观,这恰恰正是“审美主义”的态度本身,表明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绵延和现实效用。韦尔施受阿多诺等人的影响,终究对于审美赋予了过多的乌托邦色彩,尽管是一种“后现代”式的乌托邦。 当我们深究“日常生活审美化”命题的时侯,会发现它其实很难被具体化,会发现它确实只是一个“原则”,一个内容上极其空洞和可疑的“原则”和单纯的意识形态叙事。“谁的审美化?”也只是对于它的一种批判方式和向度,此外还有各种批判的可能性。它的具体所指究竟是什么,其实很难究诘,它本身就是对于那种关于审美的现实规定性与文化价值内涵的空洞性和对于生活世界、生活形式无从把握的这双重空洞性的表征,以及对于“崇高”客体(生活世界、日常生活)的震惊、发呆效果本身的写照。“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震惊”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像无头苍蝇似的“文化研究”,不知在哪家高楼大厦光滑的玻璃幕墙上不小心滑了一跤,然后爬起来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当美或者审美脱离了任何的现实规定性和文化价值内涵,它本身就变成一种纯粹形式化和空洞化的东西。就“日常生活审美化”而言,它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人性化的价值和内涵?它在哪些方面更让人们感觉到身心的舒适和愉悦?当我们细加审视的时候,会发现实际的情形正好相反,它更接近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审美失控状态。对于眼前这个越来越鲜亮、愈来愈“美丽”的世界,相信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有切身感受,那就是它并不是让人越来越惬意与舒适,而是令越来越多的人焦虑和狂躁,所谓的“审美化”,其实只是审美垃圾和审美污染充斥的世界。这一切当然不能都归结为审美“增量”本身的结果,但同样也说明这样简单地赞美“增量”结果也还为时过早。 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带有强烈的西方哲学传统色彩和学科规训意味,就像上文所讲到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意图,韦尔施这样激进的理论家也不得不在附着于它之上的传统的阴影内部工作。而在西方哲学传统内部颠来倒去地进行的概念搬运,恐怕也很难说清楚究竟是颠覆了传统的稳固性,还是论证了它的强大的在场。“认识论的审美化”实际上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哲学和理论的认知和思考对象、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这个世界,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审美物自体”,优雅地徘徊于我们的理论和认知能力之外,彻底消解了理论思维和认识活动的有效性。如果我们还承认人类生活还离不开哲学和理论上的认识活动,而这样的认识活动无论如何也要比审美更为基本和重要一些,我们必须将“认识论的审美化”读作强烈的反讽和讽刺。但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认识论的视野,更不是美学和审美的视野,而是涉及到对于哲学和理论生活本身的正当性作出辩护的问题。这种辩护本身根本上讲不是哲学和理论的,而是政治性的——这样的对于哲学生活的政治辩护,是施特劳斯意义上的“政治哲学”的内在要求和前提条件。出于这样的哲学和理论生活的正当性要求,需要的当然不是重构形而上学体系,但也不是对于“认识论的审美化”继续进行超功利的“审美”,将这样的荒诞场景变成无关利害的“小说情节”,而是需要直面哲学和理论生活背后的价值观念的政治性冲突和文化战场。 三、人究竟应该如何生活? 人能不能够不带任何观念负荷、价值观念去生活?人能不能够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至少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末人”式的生活方式好像还是只是另一种“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作为其朦胧和局部的预演,可以说明这一点。说取消任何价值观念本身仍是一种观念,从纯概念的层次上,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无聊的还原主义和抽象拉锯,但从生活和生存的意义上讲却并非如此,而确实是对于现实情状的残酷指认和艰难表达。在这一点上,施特劳斯不仅像施米特一样,主张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而且他将这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具体的载体和“肉身”——“政治哲学”,来直接面对现代性的思想和理论上的敌人。施特劳斯将政治性化为思想和哲学本身的政治性,化为价值观念本身的肉身化的战斗与敌对性: 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声称知道或握有真理、决定性的真理、关于正确生活之道的真理。然而真理只能有一个。这些要求之间的冲突必然也是思想存在物之间的冲突;这意味着无可避免的争论。[10] 这就将问题性高度尖锐化了,也将观念之为观念的性质挑明了。但正如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理解《圣经》一样,一定不能从隐喻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点,即将哲学和理论上的“政治”和“敌人”理解为实际政治的投影。在施特劳斯那里,政治哲学具有摩西律法和柏拉图哲学中的“理念”的地位,“要像柏拉图理解他自己的思想那样理解柏拉图的思想”[11],所以倒过来的理解倒更接近于真实:现实的政治倒更像是政治哲学层次上的“政治”和观念敌对性的投影。正因为现代思维总是习惯于从“隐喻”的层面上进行理解,于是一开始就把哲学理解成了“哲学”而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根本就理解不了价值的实质性和内在性境地,根本理解不了神圣性的东西和古代哲学。于是,在这里就展开“古今之争”的恢宏战场。 像“末人”式的不带任何价值观念去生活,带着一种价值观念去生活,乃至带着许多种价值观念去生活,同样都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类生活从根本上讲,只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上的自我肯定基础上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生活。在这里,哲学和理论并非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生活方式的表征的话。因此,重要的事情不是去选择何种生活观念,而是选择何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观念,选择何种观念下的生活。就像犹太人问题不可解决就是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一样,带着“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这样的问题去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实质,就是承认人本身的有限性、带着人先天而来的非自足性和非完善性去生活:如果我们不知道何为最好政体或最好社会,至少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提问的问题意识,至少我们应该知道什么不是最好政体和最好社会。因此上述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包含了一种“负的”或消极性的价值决断。说到底,人其实最终只能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多元”和“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幻像,多数情况下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内容和表象。“换一种活法”说说容易,实践起来何其难哉,而且其结果也不一定真的换了一种活法,而只是同一种生活方式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变动。所以,“多元主义”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许多种生活方式,并不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从根本上说,它带来的同样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带着某种观念去生活,这种生活当然不一定是理论性和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不一定需要通过理智上的确认和论证再去“生活”,但一定是具有某种伦理性规范和精神性重量的生活方式。现代生活根本上的自欺性质在于拒不承认这样一种基本的事实:多数人只能也必须生活在即成的观念系统当中,多数人只能且必须依赖于某种价值理念去生活。不承认这样一种事实,却一定要自己去设想某种“观念”,自己去实现某种“价值”:就像每个人分一块糖一样,人们以为精神世界中也必定有同样多的观念之糖,可以人手一块。事实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其实又何须那么多的观念和价值?因此人们对于“自己的”观念系统的追求和价值理念上的“自我实现”,不是空洞的,就是依附在已有的更为宏大观念和价值体系之上。于是现代人的观念生活不能不成为一种纯粹的形 式和仪式,或成为一种纯粹的自我欺骗: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自欺,一种自欺的形式与仪式。所以不能用理解物质的方式,来理解观念世界和这种观念引导下的生活方式的“一”与“多”、单调与丰富,后者遵循的是与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和规则。 就像打碎了的镜子不再是镜子,一个破碎化的观念领域,不只是带来多种多样的观念、“多元化”的观念领域,而且也改变了观念领域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观念世界的解体不是越来越精神化,而是越来越物质化,尤其是,人们已经无法辨析宏大、超越的观念性的内容,而只是以物质主义的态度面对观念。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观念世界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获得了某种物质性的重量,这样的说法既有比喻的意义,也有非比喻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今天这样一个挤满了物质主义世界,随时随地所分泌和剥蚀下来的一些低智商的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不仅越来越具有物质般的微渺的坚固性,而且,观念内涵中确实也越来越充满了物质性的标准与物质性诱惑,观念领域越来越被物质主义的逻辑所主宰。它们可以轻易地虏获那些穷极无聊而又特别善于自我欺骗的心灵,它们仿佛自在自为地只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过去人们直接把握观念的内容,认同观念的价值内涵,现在人们首先知道观念是一个“观念”,知道自己需要一个“观念”。然而观念的物质性重量越重,它的精神性重量越轻。人们从物质占有的逻辑出发,不可理喻地迷恋“多”而鄙弃“一”,认为“多”一定比“一”要好,“增量”一定比没有“增量”要好。数不清的“价值观念”、“价值理念”,就这样在一个离地15公分的高度上,与芸芸众生翻滚于物质主义的海洋当中。人类生活遵循着物质主义逻辑、对于观念的这种物质般的依赖性,恰恰正是现代生活的所谓“观念化”特征。人们在不同的观念之间,不是宁静地生活在观念的纯净的光照之中,而是以迷恋物质般的态度执着于自己也不知所云、辞不达意的“价值观念”。因果性在这里已经混淆不清,已经无法从理论上说明何以如此,但结果是确实如此。那些伟大的精神世界的太阳,就是这样一步步地下降到类似人造的塑料荧光棒的地步。黑格尔曾经以历史主义的姿态,揭示现代生活本身的观念化性质——但也只是历史性地揭示而已,并没有去进一步探究这种性质的根源及其背后的危机所在;尼采对于“理论人”的批判,也可以看成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这一事实。 随着观念世界的解体,因为人们已经分不清何为“观念”,人们终于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人们根本上已经无法辨识到生活本身的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这种肯定性和同一性、统一性,本来是人们借助于观念化的东西来意识和实践的。这种观念化的东西,完全可以是前理性和前理论化的、直觉理解的东西,对于生活来说,这已经足够;只有当我们将这种观念的形式(从而也将其内容)本身置于认知和反思程序之下时,才有了理性和哲学。这种在古代哲学中曾经以本体论诘问和神圣性观念方式体现出来的实践感和存在意识,在近代哲学中或许勉强获得它的认识论和认知理性层面上的抽象对应物。在黑格尔那里,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统一性是由意志的理性性质决定的,或不如说是由意志与理性的关系决定的。[12]但在黑格尔之后的政治哲学,根本没有能力去确证这种人类生活根基处的、肯定的同一性——也许最多是批判的同一性(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抽象的同一性(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以及由于这种同一性的变动所带来的人类生活的质变。施米特告诉我们,后者才是政治性的根源。施米特本人不得不以一种区分性和否定性的方式,重新凝聚起这种同一性和同质性,以确保政治性之为政治性。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是一个建立区分与否定基础上的概念,但它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强化和确立起一种更深层次上的基础性的人类生存的肯定性和同一性、同质性。因此将施米特的政治理论称之为“政治存在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 与施米特不同,表明温和的施特劳斯的意义实际就在于以一种更为极端、更为根本也更为坚定的问题方式,重新揭示出这种同一性:人要从根本上肯定自身,才能坚持这种基础性的同一性,才能生活,因此,这种同一性既不是源于理性也不是源于意志,它本身才是理性之源。这样的一些说法,我们看出其中的“理论”意味已经很稀薄和朴素,这恰好说明它到了理论的边缘处和开始处,或者说,正如上面的论述所显示的,这是靠近理论的开端、起源处的论证。所以施特劳斯关于文明的定义是正好说反了:文明不是有意识的理性文化[13],而是理性源于生活与生存基础上的文明和文化意识。而施特劳斯的政治性也要从这里去寻找,而不是去“隐微教诲”与“显白教诲”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人有没有理性都要生活,但只有肯定性的生活,才可能是好的生活;而只有好的生活,才有延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即坚持自身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带着苏格拉底式的问题和疑问去生活,也仍然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或者不如说,更加是一种肯定性的生活方式。说到底,并没有否定性的生活方式:反抗式的生活方式,隐居遁世的生活方式,在其更深层的根基处,也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是作为一种价值上自我肯定生活方式,来延续自身。 政治哲学视野的内在要求,实际也包括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审美”情境的内在性当中自我陶醉,而是需要一种内在与外在、“内部”和“外部”贯通的整体性视野。从“外部”视野来说,一个没有政治理念和政治远见的国家和共同体,只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符号和经济组织的存在,只是一个他者眼中与其利害无关的或正面、或反面意义上的“审美客体”。对于某些“他者”来说,其实正是以这样的超功利的“审美”的眼光,来打量那些对于他们的生存构不成利害关系的客体、对象的,而别的国家成为这样意义上的“审美客体”,正是他们不胜欢迎的。所以,我们不能只在日常生活的内部搜寻无处不在的微观政治和文化政治,而应该有勇气为整个民族和文明共同体设立一个外部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和政治目标,并进而从内部重新组织我们的生活伦理和生存情调。到那时,人们才不至于把“日常生活审美化”这样不堪的历史拐角处的回光和蜃影,当成是某种生存的庆典。 政治哲学论文: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论要 陶行知是民国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教育思想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深入了解陶行知教育理论凝练与实践探索的过程,就必须了解其思想体系背后的政治学背景。陶行知也有政治哲学思想,可以说,政治上的诉求是建构陶行知理想教育世界的前提条件,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以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为理想,以民主化教育为路径,以国民的民国生活和共同自治来实现。 政治哲学的核心诉求—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 陶行知的政治理想和社会愿景,是其充分吸收古今中外民主思想的结果,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濡养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受到西方各种政治学说以及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 简言之,陶行知的政治诉求就是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早在1914年的《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已经表达了民主的诉求,之后在《我的学历及终生志愿》中指出:“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发展和保持一真正民主民国,因此乃惟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①,这说明陶行知心中的理想社会是民主社会、民主国家。 所谓共和,即“惟共则固,共而能和则固。故共和也者,国民全体同心同德,戮力以襄国事,以固国本,以宁国情,使进化于无穷之主义也”。共和主义的目的是“共和主义责之全体国民,群策群力,群运群智,群负群责,以求群之进化福利”②。共和重视个人价值和个人责任,给予个人平等之机会。共和政治图谋全体国民之福利,重视共和目的和责任,能得最良之领袖。所谓民主,它好比是政治的盘尼西林,真正的民主有如下内涵:“一是政治民主,即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二是经济民主,即民生主义;三是文化民主,即教育为公;四是社会民主,即社会关系上发动的改革;五是国际民主,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③ 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平等自由的共和精义 陶行知在《共和精义》中将其民主思想的基本内涵进行展开,即自由、平等和民胞“三大信条”,其中自由和平等概括了民主共和的主要价值,即政治价值;而民胞体现的是个人价值。陶行知的自由平等观念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他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道德之内有自由”,“自由有正负”之分,负自由是假自由,而正自由才是真自由,即“真自由贵自克、贵自制、贵个人鞠躬尽瘁,以谋社会之进化。” 所谓平等,即“在政治上、生计上、教育上、立平等之机会,俾各人得以自然发展其能力而为群用”④。此后,对于平等自由的涵义,陶行知又有所发展,在《平等与自由》中,陶行知首先指出:“世界上有真平等、假平等、不平等。”而陶行知认同的真平等是“大家的立脚点平等”、“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这才是真平等。然后陶行知用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像有学者阐释的那样,“这个新见解试图从发展性的角度将自由和平等统一起来,将这两种价值置于发展性上去权衡,而这两种发展价值的关系就是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即自由有价值,因为个体的人需要个性发展,平等有价值,是因为社会的人需要共同发展”⑤。基于此,则“个人为社会而生,社会为个人而立,实共和主义之两元也”。 民胞思想在陶行知看来,就是博爱,是共和的根基,亦是平等、自由的前提,正所谓“共和制大本则在民胞焉,民胞之义昌,而后有共同目的、责任和义务”,“苟无民胞主义以植共和之基,则希望共和,犹之水中捞月耳!”⑥ 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径—教育造国的模式选择 坚定的教育造国路。有一定的社会愿景,才会有一定教育模式的选择。教育救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涌现出来的一种思潮,陶行知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今人皆云教育能救国,但救国一语,似乎国家已经破坏,从而补救,不如改为造国……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盖教育为乐观的而非悲观的也。”⑦陶行知怀揣的就是这种达观、积极的教育造国梦,并最终选择了教育成为自己的终身志愿。 早在《共和精义》中,陶行知就指出,“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陶行知还指出,“教育为改良社会而设,为教育社会人才而设”,之所以选择“教育”模式实现民主共和社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教育能养成共和制要素”,以及“教育能巩固共和制基础”,只有通过教育才能真正实现民主,所以陶行知坚定地选择了教育造国这条路。 民主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陶行知的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这种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陶行知的民主教育包含着天下为公、文化为公、教育为公的含义,他期望通过“全民教育,以实现全民政治”,他呼吁“教育机会均等,无论性别、阶级、信仰,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⑧。 而他的民主教育的起点,则开始于平民教育,诚如有学者所言,“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上奉行平民主义,是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历史本原”⑨。其平民教育主要有三个核心观点,一是关于个人,使完成其人之所以为人;二是关于国家,使中华四万万同胞,都成为“民国的国民”,九万里河山,都成为国民的民国;三是关于世界,可以使国际战争减少,促进永久和平。因此,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传统教育鼓吹人上人及教育的不平等,而陶行知提倡的是人中人的教育梦想,他同情民众,热爱民众,悲天悯人的情怀伴随他的一生。基于这样的观念,陶行知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扫除教育上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开启民智,促进民众意识的觉醒,一直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普及和平民教育的推广而努力践行。 政治哲学的践行原则—民主生活与国民自治 关于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还有一个践行原则的问题。陶行知试图通过国民的共同自治、共和治理和引导国民过上好生活、民主生活为旨归,来践行其政治哲学思想。 民主生活。民主生活旨向民主政治,陶行知试图培养国民过民主生活来改造国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进而最终实现民主社会的理想。所谓民主生活,就是康健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生活,民主生活是一种进步和发展的生活。陶行知认为,“中国的老百姓能立法、守法,能在这种民主的生活中,学做中华民国的主人。”即“在民主生活中学、在争取民主的生活中学习争取民主”,这也再次佐证,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就是一种民主教育。 对于如何过民主生活,陶行知制定方针:一是“自立与互助”,每个人要自立,还要清楚自己是一个人中人,因此要建立互助的人际关系;二是“平等与责任”,大家一律平等,共同守法和立法,同时还要履行相应的责任;三是“自由与纪律”,国民要正确处理好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四是“大同与大不同” ,使大不同的国民“各得其所”、“及时发荣滋长”,最后共臻和谐的大同之效。 国民自治。依据陶行知的意思,自治即是自己管理自己,大家共同立法、守法,共同治理。“国民自治”一方面要求国民的个人自治,一方面又是国民的共同自治。陶行知指出,“共和国所需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而“共和国民最需要的操练,就是自治”。在此基础上,国民要养成如下习惯:一是“对于公共幸福,可以养成主动的兴味”,关注大家共同的福祉和幸福观;二是“对于公共事业,可以养成担负的能力”,形成一定的国民责任和使命感;三是“对于公共是非,可以养成明了的判断”,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简言之,自治可以养成国民“于公共事情上的愿力、智力和才力”⑩。 回顾陶行知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人们给予的“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称谓,其实短短八个字基本可以表达陶行知政治哲学思想的全部内涵。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哲学的伦理学基础 摘要: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古代政治哲学中,道德与政治是直接同一的,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政治与道德相疏离的倾向,而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则普遍确认政治正义的道德依据。事实上,无论是道 ，！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因此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 关键词:政治哲学;伦理学;政治与道德的关系 在西方学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是以罗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的《正义论》为标志的,而在我国学界,政治哲学研究进入活跃状态已是21世纪的事情,晚于欧美近三十年。因此,在我国,政治哲学仍然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这自然会带来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厘清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个关系不仅涉及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同时也涉到我们对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的内在相关性的理解,更涉及我们对政治生活的基本性质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伦理学的最高范畴;“正义”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概念,或者说是政治哲学的最高范畴。但无论是道德生活,还是政治生活,都具有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的基本功能,而无论是“善”还是“正义”都代表着一种体现健全人格和健康社会的正面价值,因此对“善”的追求和对“正义”的追求,无论是在伦理学中还是在政治哲学中,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出道德与政治的相互交融性。本文试图通过概要地梳理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来阐释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粗浅理解。 一、古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还是在古希腊哲学中,有关政治问题的哲学思考都属于伦理学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是善者,这一点在古代哲人那里是不言而喻的。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生活共同体的瓦解。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从其主要内容上看,就是一种包含政治学说在内的伦理道德学说。在这种学说中,政治的最高境界同时即是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政”。儒学创始人孔子就直截了当地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意就是说,为政者必须良善正直,才有可能避免臣民的邪恶。道德上的正直和政治上的正义均是“道义”本身的基本内涵。离开了“道义”,不仅无从判断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的是是非非,而且会造成政治秩序的混乱,并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孟子更注重人的道德品性与政治的关系。他强调人性在根本上是“善”的;人性的善就表现为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即“仁心”;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会有不忍人之政,即“仁政”。所以,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人有“仁心”若能“推恩”,便可使道义原则广布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在古希腊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论是最为卓越的。尽管他们二人对诸多政治问题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但他们都把“善”或“至善”作为政治活动、国家生活的最高目标,也是衡量政治行为和人的政治品质的最终标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也是从“善”的理念中获得最终的依据。如柏拉图所说:“善的理念是最大的知识问题,关于正义等等的知识只有从它演绎出来的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柏拉图在他的着名着作《理想国》中就是把正义作为他的国家学说的核心理念,这使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对正义概念进行理论探讨的政治哲学家。在他看来,一个城邦(国家)主要由三个阶层的人构成,即统治者(护国者)、辅助者(保卫者或武士)和农耕商人,每种人在城邦中都做最适合他的天性的事情,互不干扰,这是构成城邦的原则。所谓“正义”就在于符合这个原则,即“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同时,正义就是智慧与善。城邦的“正义”主要体现为“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种美德。其中,“智慧”是属于城邦统治者的美德,“勇敢”是属于城邦保卫者的美德,而“节制”则是属于城邦中所有人的美德。因此,正义的城邦就应当是“善”的,“这个国家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 柏拉图还确信,城邦的正义与个人的正义具有一种同构性。国家有三个部分,每个人的灵魂也有三种品质,这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当人的这三种品质彼此友好和谐,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有节制的人。这种人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自身内秩序井然,对自己友善”。他们能够带来城邦的和谐。 亚里士多德同样把“至善”理解为人们组成城邦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开篇就说:“所有城邦都是共同体,所有共同体都是为着某种善而建立的(因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他们所认为的善),很显然,由于所有的共同体旨在追求某种菩,因而,所有共同体中最崇高、最有权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体的共同体,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这种共同体就是所谓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至善”就是“追求完美的、自足的生活”,因而也就是“公正”或“正义”。既然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至善,那么“公正”就是为政的准绳。他说:“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一出生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了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淫欲和贪婪。公正是为政的准绳,因为事实公正可以确定是非曲直,而这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秩序的基础。” 在古代哲学中,政治哲学之所以从属于伦理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建立和维系社会生活秩序而言,习俗、习惯和道德作为生成和维系秩序的文化机制要比法律、政治制度久远得多。习俗、习惯和道德是在人们的共同生活的漫长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有效的行为规则以及解释这些行为规则的观念。这些行为规则和观念经过长期的演化过程已经固化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中,甚至深深地植根于人们心理结构下意识层面中,成为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法律、政治制度通常是阶级、国家产生以后才形成的社会规范,因而法律、政治制度等的产生也就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但是法律和政 治制度与社会习俗、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习俗和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的深层机制,因而法律和制度的制定和施行就必须与这些习俗和道德保持基本的一致。事实上,大部分法律和制度都是通过立法程序和政治过程而将那些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总体秩序至关重要的习俗和道德规范法律化、制度化。因此,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习俗和道德。离开了习俗和道德,政治问题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其二,在古代哲人看来,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也来自于道德伦理的基本要求。在社会生活的共同体中,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统治者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他们的道德品行的优劣直接决定了政治的兴衰。如果统治者和政府官吏不顾公共利益和大众利益,而将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那就必然导致政权的腐败、社会矛盾的激化乃至共同生活的瓦解。柏拉图之所以在《理想国》中呼吁让哲学家出任国家统治者,就是因为他认为真正的哲学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至真、至善的理念,因而能够将“善”作为自己的执政标准,他们不看重浅近的物质利益,也不在乎手中的权力,因而较之其他人更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良好风尚的建树。 其三,政治哲学对政治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然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归根到底来自于道德原则。也就是说,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根据并不在于政治活动自身,而在人们最基本的道义原则中。因此,只有伦理学才能为政治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提供形而上学的终极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具有绝对意义的“善”,是所有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归宗。 二、近代政治哲学:道德与政治的疏离 在欧洲传统政治学说中,确信“善”与“正义”、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始终占据主流地位。特别是在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和罗马教会的强权统治,使道德与政治的直接同一采取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即作为“至善”的神是王权或国家权力的全部根据。然而,到了中世纪末期,教权的腐败、王权的专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矛盾以及宫廷内部围绕权力展开的争斗等等,使人们越来越难以看到,也越来越难以相信政治统治的良善本性,并逐渐对“政治植根于道德”这一传统观念产生怀疑。 最先对这一传统政治观念提出挑战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他在《君主论》一书中干脆把政治统治与道德本性剥离开来,提出一种“用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原则的政治无道德论。马基雅维里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政治理想上说,他崇尚共和政体,认为共和政体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发展个人才能,培养公民美德。但面对当时意大利人性堕落、国家分裂和社会动乱的状态,他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社会安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建立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看来,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君主应当不图虚名,注重实际,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需考虑手段的道德性质。残酷与仁慈、吝啬与慷慨,都要从实际出发,即所谓“明智之君宁蒙吝啬之讥而不求慷慨之誉”。所以他在《君主论》中说,君主“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君主“如果有必须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当君主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恶性,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着办了却能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这就是说,政治统治的正义是用其最终目的和效果来说明的,一切与此无关的道德都应该被抛弃。基于这种观点,马基雅维里明确地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把同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可以说,他是近代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于伦理学的思想家,因而有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之称。 当然,在近代政治哲学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政治学观点并不多见。多数政治哲学家并不否认政治合法性本身所蕴含的道义原则。这特别体现在近代法学和政治学有关自然法的讨论中。所谓自然法不过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如“各有其所有,各偿其所负”(格劳修斯),“既受他人恩施之惠,就应努力使他不因施惠而自悔”(霍布斯)等。当然,自然法的内容应当是什么,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自然法所涉及的就是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法律和政治行为如果不符合自然法的要求,就是不合理的、不合法的。因为“自然法”本身就被理解为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尺度,没有这些基本要求或不符合这些基本要求,社会生活就建立不起来,即便建立起来也维持不下去。 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自然法成为共同的生活准则而不致于被个人的任意性所破坏?人性中是否具有足以使自然法得以贯彻的道德根基?对于这样的问题,近代思想家则比较普遍地表现出对人的德性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不否认道德良善的重要性,但也不把政治正义的实现寄希望于人的道德品性。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从人性本恶的基本立场出发,干脆否认了人凭其本性执行自然法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尽管自然法是理性法则,但人的趋利避害的自私本性使人倾向于不愿接受自然法的约束,因此,要使自然法行之有效,就必须依靠具有强制力的政治权力。他说:“正义的性质在于遵守有效的信约,而信约的有效性则要在足以强制人们守约的社会权力建立以后才会开始,所有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按照霍布斯的这一观点,政治的正义与其说是根源于人性的善,不如说是为了防范人性的恶。 稍晚于霍布斯的英国哲学家洛克不同意人性本恶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天生就是要过社会生活,这就决定了最初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状态,一个自由、平等的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行动,并受理智的约束,在理性的范围内,其行动服从自然的道德律,这就是“自然法”。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根据自然法来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的权利和要求犯罪人作出赔偿的权利,这就是所谓的自然权利。由此看来,洛克既肯定了自然法是一种道德律,又肯定了个人执行自然法的正当权利,但他同样认为,政治的正义不可能直接从这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中产生。因为,尽管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的行为是受理性的自然法约束的,但人们的行为却常常是非理性的,这就造成了自然状态的种种缺陷,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第一,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种确定的、规定了的、众所周知的法律作为判别是非的标准和裁决纠纷的共同尺度,从而使有些人由于利害关系而心存偏见,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理解和运用自然法。第二,在自然状态中,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的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每个人以自然法的裁判者和执行者自居,而又偏袒自己,这就使他们的裁决因情感和报复之心而超越正当的范围。第三,在自然状态中,往往缺少权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使它得到应有的执行。这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无法解决在理解和执行自然法方面所产生的分歧,这就易于导致战争状态。要避免可能发生的战争状态,就必须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公民社会和公民政府,把每个人执行自然法的自然权利交给这样的政府,通过颁布和执行确定的、众所周知的、大家共同接受的法律,来维护自然法和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说:“虽然他在自然状态中享有那种权利,但这种享有是很不稳定的,有不断受别人侵犯的威胁。既然人们都像他一样有王者的气派,人人同他都是平等的,而大部分人又并不严格遵守公道和正义,他在这种状态中对财产的享有就很不安全、很不稳妥。这就使他愿意放弃一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着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因而他并非毫无理由地设法和甘愿同已经或有意联合起来的其他人们一起加入社会,以互相保护他们的生命、特权和地产,即我根据一般的名称称之为财产的东西。” 霍布斯和洛克的上述观点在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诸多学派中是很普遍的。近代欧洲正处在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过渡过程中。而市场经济是以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人最大限度地追求私人利益为内在驱动力的,这就必然要求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不管这种私人财产权利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如霍布斯),还是被理解为来自于人的劳动 (如洛克),或者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如卢梭),私人财产权利都是不能被取消,不能被侵犯的。这也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竭力予以肯定的自由平等权利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近代政治思想家们看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防止相互侵犯,靠人们的善良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将私有财产权利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并使之得到有强制力的国家的保护。因而在近代大多数政治哲学家看来,道德的良善和政治的正义并不是直接同一的,后者总是在前者不起作用的地方才能发生。这样,政治思想家们在人们角逐私利的行为中难以相信道德意识本身可以产生积极的政治后果,同时又在自由平等的理想之下寻求实现正义的政治途径。 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疏离使政治思想家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政治生活或国家政府之类的问题当作独立的研究领域,探讨政治过程、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策略的性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别是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遍兴起,政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轨道。诞生了作为实证科学的政治学。 三、现代政治哲学:为政治正义确立道德依据 当政治学成为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政治哲学一度衰落,政治问题的探讨逐渐被纳入实证科学的轨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道德问题从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并且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政治学界一度对政治哲学采取漠视的态度,认为政治哲学所关注的价值判断,没有严格的确定性,只能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不可能是真正的科学,因而不值得重视。这种情况延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应当说,把政治生活作为独立的对象,从“事实”的意义上加以研究的确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政治生活的总体上说,排除道德问题的或忽视“价值”维度的思考,又是十分片面的。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是不可分离的。从客观事实上说,人类的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有机体,它在任何一个历史起点上的未来演化趋势都具有多种可能性,而哪一种可能性能够变成现实,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在这种价值选择中,人们对于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平等与自由等道德原则的理解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决定了人们的历史活动所具有的基本目的和所要采取的基本步骤。正是由于这一点,罗尔斯在试图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思考来解决政治过程所面临的各种困难问题时,也指明了政治哲学对于伦理学的从属性。他说:“政治哲学有它自己的明确特征和问题。作为公平的正义是针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个具体问题而言的一种政治正义观念。就此而言,它的范围要比统合性的哲学和道德学说狭窄得多,诸如功利主义、至善主义、直觉主义以及其他的学说。它关注的是(以基本结构形式存在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不过是道德问题的一部分。” 在罗尔斯看来,如果我们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公民平等参与的公平的合作系统,那么这种平等的基础就是拥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能力。因此他确信,作为公平的正义将公民视为从事社会合作的人,这种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的能力:它是理解、应用和践行(而不是仅仅服从)政治正义的原则的能力,而这些政治正义的原则规定了公平的社会合作条款。”“另一种道德能力是拥有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能力:它是拥有、修正和合理地追求善观念的能力。这样一种善观念是由各种终极目的和目标组成的有序整体,而这些终极目的和目标规定了一个人在其人生中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或者被视为最有意义的东西。”因此,罗尔斯高度注重政治的正义与道德能力的关系,他在《正义论》中这样说:“我希望强调,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一种有关道德情感(重复一个十八世纪的题目)的理论,它旨在建立指导我们的道德能力。或更确切地说,指导我们的正义感的原则。” 不独罗尔斯这样看,几乎所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都这样看。与罗尔斯齐名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尽管他在有关政治正义的理解上与罗尔斯有着尖锐的对立,而主张一种极端的自由主义,但他同样明确地强调,道德哲学为政治哲学既提供了背景又确定了边界。而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禁令就是国家强制力的最根本的合法性源泉。《当代政治哲学》的作者金里卡也认为,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关联,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使得公共机构的运作具备合法性的道德义务,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的内容和界限,都必须诉求更深刻的道德原则才能确定。他说:“对公共责任的任何解释都必须契合更宽广的道德框架:这种道德框架既要能够容纳又要能够说明我们的私人责任。” 从以上对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的历史梳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包含着人们对政治生活的道德价值的重新理解。这一点,在我国学界还是相当模糊的。不少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普遍的法治社会,依法治国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因此,确立治理社会的道德原则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事情。这些学者也许并不否认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但却在观念上把道德建设与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看成是不同的过程。他们忽视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任何政治生活都有其道德基础,至少在本质上包含着道德原则在其自身之中。至于法制建设,更是如此,正如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所说:“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 政治哲学论文:文明的冲突？——后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哲学述介（上） 哲学总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这不仅表现为哲学关心现实，而且表现为现实在某些关键的历史时刻给哲学以重大影响。冷战的结束就是这种重大历史时刻，它直接引发了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大辩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政治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历史终结论”，另一种是“文明冲突论”。本文先介绍第一种观点。 “历史终结论”的主角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989年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为《历史的终结？》。而后，福山将此文扩展为一部轰动一时的著作，于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为题出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福山的文章和著作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应，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主流是佳评如潮，赢得了一片喝采声。 一、普遍历史的观念 1989年苏联和东欧骤变之后，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苦苦思索着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冷战的结束？后冷战社会将呈现什么样的世界图景？怎样将冷战与后冷战时代嵌入对人类历史的统一理解之中？ 面对欢欣而又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的西方人，福山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我们面对的东西既不仅仅是冷战的结束，也不是战后历史这一特殊时期的消逝，而是一种历史的终结。”[1] 福山的这种观点由两个思想支撑着。第一，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矛盾首先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2 〕他认为，混乱的外部历史事件是表面现象，意识支配它们的本质。换言之，“意识是原因而不是结果，并能独立于物质世界自动发展，从而作为混乱外部事件之基础的真实主题是意识形态的历史。”〔3 〕如果人类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演化史，那么当人类满足于某种意识形态之后，历史便停止前进了。 第二，“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最终的政府形式。”〔4 〕从“初民”的历史开端到20世纪的今天，人类经历了各种政府形式。如君主制、贵族制以及专制主义，但自由民主制度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福山宣称：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将先前的所有重大政治矛盾都解决了。“所有人类需要都被满足了，”〔5 〕今后不再有“大问题”；另一方面，它不仅现在没有可以与之竞争的意识形态对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存在更好的价值选择。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它是最终的。 在上述第一种思想中，福山犯了一个双重错误，他一方面追随黑格尔将历史的发展错误地理解为精神的发展，另一方面还断言这种精神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演化已经达到了终点。在第二种思想中，他首先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对化了，宣称它解决了所有政治问题；其次，他又将这种自由民主制度普遍化了，认为这种政府形式对全世界都有效。 二、历史发展的双重梁柱 福山主张：第一，历史是有趋向性的，朝向一个终极的目标；第二，历史是进步的，表现为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发展过程；第三，历史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全人类最终都将达到“普遍的同质国家”。〔6 〕果真如此，那么推动历史朝向这个普遍统一的终极目标的发展动力是什么？ 福山认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为解释后续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提供了有趋向性的机制。”[7]自然科学不仅产生历史变化， 而且这种历史变化代表着进步，趋向于统一和普遍的目标。他特别指出，自然科学以两种方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第一种方式是军事竞争。古往今来，漫长的人类历史充满了冲突和战争，而科学技术赋予那些拥有它们的国家以决定性的军事优势。任何国家如果想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和完整，想使自己在强手如林的世界中继续存在下去，想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成为胜利者，就不得不接受科学技术，并沿着最有利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方向建立其社会制度。军事竞争和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社会的合理化和创造跨文化的统一社会结构是一种巨大力量”，[8]从而，自然科学为人类的全球统一提供了基础。 第二种方式是经济发展。社会要存在下去，必须满足人类的生存欲望——衣食住行等等。“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种巨大的生产力，为满足人类欲望提供了最有力的工具。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展示为社会的工业化过程。一方面，工业化创造出新的机器和制造工艺，产生出新的产品、行业和市场，另一方面，工业化要求劳动分工的不断合理化，导致新的劳动组织和产业阶级的涌现。两者交织在一起使各种不同文化的社会发生了相同的双重社会结构变化。一方面是传统社会结构基本成分的解体，如部落、部族、宗教团体、村落和传统家庭等等；另一方面是社会结构中各种现代机构的出现，如官僚机构、工会、公司、政党、传媒、大学和专业社团等等。整个社会发展全球趋同，而支配的原则是合理性。“强加给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发展以相同性是合理性的要求。”[9]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一种什么关系？经济的现代化是否意味着政治的民主化？福山承认一个广为流传的看法：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经验相关性。但他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相信自然科学和经济现代化能对民主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民主被选择决非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10]在他看来，就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言，东亚的“市场权威主义”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更为有效。 那么到底推动历史发展并导向历史终结的真正动力是什么呢？福山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汲取了灵感，认为历史的前进动力是一种精神力量，即人的“承认要求”。人不仅在社会上存在，而且要求被其他人作为人加以承认。这种被福山视为人性的“承认要求”完全是精神性的，与物质利益无关，与人的自保本能也无关。为了获得他人的承认，人甘愿冒生命危险从事于追求承认的血战，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主人—奴隶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主人（统治）—奴隶（奴役）关系开创了历史并贯穿历史的始终，而造成这种关系的“承认要求”则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整个历史中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是这种“承认要求”的体现：君主制承认一个人（国王），贵族制承认一些人（统治阶级或精英），自由民主制承认所有人（公民）。 在“承认要求”这种精神欲望的亢奋、扩张乃至发展为自大狂中，在由此带来的人与人之 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中，福山所描述的历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进步。最终，一个“普遍的同质国家”出现了，它用法律规则确认了人人平等，一劳永逸地满足了人一直所渴望的“承认要求”，从而历史就此终结了。“在历史终结处显现出来的普遍同质国家可以被看作依赖于经济和承认要求这双重梁柱，趋向于它的人类历史过程既为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所驱动，也同样为要求承认的斗争所驱动。”[11] 三、最后的人 福山认为，冷战结束之后，在自由民主制度内部，基本的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都被解决了，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在自由民主制度之外，不存在可以与之竞争的其他意识形态，并且将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给自己描述一个本质上不同于现在但又更好的世界。”[12]既然内无压力外无对手，今后世界必定是一派太平景象，几个世纪以来由意识形态所主导的冲突和战争将永远消失，人类再也没有价值选择了，当然再也不必为意识形态之争而牺牲了。由此福山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世界将进入后历史时期。 福山的历史辩证法是一个圆圈：由于有了“最初的人”（theFirst Man），才有了历史和进步；现在历史已经终结， 人从而变成了“最后的人”（the Last Man）。 福山在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但在面对“最后的人”时，他心中却充满了悲凉之感：“最后的人”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精神追求，永远失去了为实现理想和信念所必需的毅力、勇敢、牺牲和奉献：“最后的人”不再有冒险的战斗精神，他因曾历经沧桑而厌倦——驱使人们英勇战斗的神圣信仰被后续历史证明不过是愚蠢的偏见，他认识到了历史充满了无意义的战斗，同时又感到内心空虚：“最后的人”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而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沉溺于物质享受，沉溺于安逸的私人生活，沉溺于自我之中。 在福山看来，人与动物相脱离而成为“最初的人”，在于人有精神追求和理想。因此，人失去了精神和理想之后，“最后的人”便不再是人，“他们重新变成了动物”。[13]历史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后历史”同时也是“前历史”。 福山的历史观有两根支柱，即政治和经济。那么这两根支柱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福山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是什么？这个支撑着政治、经济以及整个历史的基础就是人性。福山信从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三个组成部分——欲望、理性和精神，并相信它们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经济发展的人性根据是欲望和理性，其中，欲望表现为人的自我保存，而理性是实现欲望的最好工具。所以，经济进步的实质是在理性指导下以最有效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的欲望。政治发展的人性根据是精神，精神追求产生价值、信念和理想，产生各种意识形态，并驱使人们从事为之献身的战斗。因为福山错误地将人性当作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错误地将精神视为整个人性的本质，所以，在他毫无根据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不可避免地宣称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 四、后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福山对历史的理解是黑格尔式的，与统治英美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迥然不同。但他的政治结论，他对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与英美乃至西方的主流是完全合拍的，是对冷战结束后遍布西方的喜悦情绪的一种理论表达。 作为关于后冷战时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福山的思想存在着许多严重问题。 首先，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从论证到结论始终贯穿着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第一，他的理论完全依据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他的观点依赖于西方的历史经验，但他却将西方的发展模式提升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将西方的现存政治制度确定为永恒的“普遍的同质国家”。第二，由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他判定西方文明是高级的，其他文明都是低级的。特别是价值体系方面，他认为只有西方的意识形态是普遍有效的，而非西方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特殊的。第三，他将西方的政治发展认定为唯一正确的模式，现代化就是西化，现在通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全人类将要达到的终点。实际上，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东亚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明证。 其次，福山的历史观是极端唯心主义的。表面上，他将历史发展置于经济和政治这双重支柱之上，经济为科学技术所推动，政治则源于人的精神追求。但实际上，他所说的历史发展仅仅是精神的发展、观念的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发展。一方面，他将经济与政治完全分开，政治发展与经济毫无关系，政治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政治制度是人的意识状态的外在化和客体化。另一方面，他又把价值观念当作衡量历史的唯一标准，将精神视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将政治制度看作历史前进的基本标志。一句话，精神代表了历史的全部。没有精神，历史也就“终结”了。 最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主义的终结。他本来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汲取了灵感和思想推动力，但是，当宣布“历史已经终结”之后，他便抛弃了历史主义。他的历史观是后历史主义的：历史已经进入后历史，不再有理想和信念，不再有意识形态争论，不再有需要加以解决的“大问题”。后历史犹如一潭死水，正如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结尾处描述的一样。但是，历史现在毕竟没有终结，将来也不会终结。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就会有不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体系（意识形态），从而，人类也就永远会相互争论按照什么观念去开创历史。 政治哲学论文:谈“世界元”的政治哲学基础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提供理论基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论证,国家信用货币的基础是“主权”,而国家的主权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与此类似,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来自于各成员国主权的部分让渡。另一方面,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与“主权”有着本质的区别,是一种“超主权”的权力。因此笔者认为,“超主权”的世界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国际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这一权力是建立在各参与国的同意的基础上的。本文还以欧元为例,对形成“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国际金融 世界元 欧元 主权 社会契约论 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发表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提议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想法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热烈讨论,周小川本人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誉为“世界元先生”。周小川认为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很难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这是由于主权货币的币值必然受到该主权国国内经济状况和汇率政策的影响,而将其作为国际储蓄货币,就必然会因为一国经济的微小变化而引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微小变化,也会给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这就类似于动力系统中的蝴蝶效应,将微小的变化成百上千倍地放大。在世界经济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这样的蝴蝶效应正在越演越烈。基于上述理解,周小川提议,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由全球性机构来管理的、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减少主权国汇率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使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相对稳定。周小川还特别指出,这一建立“世界元”的思想,并不是自己首创,早在上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一直没有得到实施。 毋庸置疑,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太多“一直没有得到实施的理想”:从柏拉图“共产共妻”的“理想国”到隐藏在大洋深处的“乌托邦”;从但丁“一统天下”的“世界帝国”到康德由“自由的共和制国家联盟”而达成的全人类“永久和平”;还有罗尔斯为世界各“国民”所订立的“万民法”……数不胜数的思想家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构筑了形形色色的“理想”。这些“理想”正因为从未在人间实现过,所以仍然如太阳、月亮、星辰一样挂在天上,关照着人们现实的生活。“世界元”或许也正是这样一个美好的“理想”,然而,它绝不应该是一个“空想”。“理想”与“空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理想”是得到系统论证的想法,人们应用自己的理性在现实的基础上为“理想”构筑了上升的阶梯,而“空想”则仿佛是悬在空气中的浮尘,是人们随意说出,没有经过论证和辨析的想法。我们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哲学王”是人类的理想而不是空想,那是因为柏拉图在自己所创立的理念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善的理念”作为城邦的根基;康德的“永久和平”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空想,因为,康德系统地论证了人们达到永久和平的“先决条款”和“正式条款”。与此类似,我们如何才能使“世界元”成为一个“理想”,而不是仅仅沦为“空想”呢?我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给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理由。而本文正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尝试。 一、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要为“世界元”这一理念提供哲学的论证,我们首先应该从更基础的概念“货币”开始分析,弄清楚“货币”是什么,以及构成“货币”的基础是什么。“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76)在其开创性的着作《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货币的起源。斯密认为,由于社会的分工人们为了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不得不进行货物交换,而货币正是人们进行交换的通用媒介。斯密论述道,“(货币)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可见,货币就是人们进行货物交换的媒介,它可能是牛马、可能是盐、贝壳、烟草、干鱼丁、兽皮等等,当然人们最后还是选择了金属作为货物交换的媒介,这是因为金属不易磨损、可任意分割等等优越的特性。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给出了货币的定义,但是却没有说明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是什么。所谓货币得以成立的基础指的是,在进行货物交换的过程中,人们凭着什么对某种“通用媒介”保持信心。也就是说,人们为什么愿意将手中的货物换成货币,又为什么这一货币可以与任何货物相交换呢?每一个人都对这一“通用媒介”毫不怀疑,这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这一问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讨论了正义理论当中的“交换正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只要有交换的地方就需要进行比较,而所谓交换正义就是“价值同等”的交换。货币是作为比较的中间物被发明的。亚里士多德论述道,“这种使用的交换在习惯上就发明了货币,它的名字叫法币,因为它不是由于自然而存在,而是依据法律而存在,可以由我们来改变或废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了货币存在的基础,货币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为的创造,货币得以产生以及发挥作用的基础在于人们所订立的法律。 如果我们还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所给出的答案,继续追寻货币得以通行的基础,那就触及到法律的基础是什么的问题。对于社会制度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人类思想的发展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答案。社会契约论者对这一问题也给出了系统的论证。17世纪中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学巨着《利维坦》,也由此开创了社会契约论的传统。此后,经过洛克、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契约论成为了为国家、政府、法律进行正当性证明(justification)的经典论证。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撰写《正义论》,对经典的社会契约论进行抽象,并用其论证社会正义的两个原则,使这一古老的理论重新焕发了青春,推动了政治哲学的复兴。 社会契约论不仅是一种关于社会制度的理论,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它为社会制度之成立的论证提供了方法。下面我就以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为例,简要叙述社会契约论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法律提供的论证。 霍布斯首先构建了一个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每一个人都可以抢占任意一片土地、任意一件财物,甚至可以任意地侵犯他人的身体;人们天然地对一切事物拥有权利,这被称作是自然权利。与此同时,在理性的指引下,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人们逐步发现,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然权利,使得人们的安全和利益无时无刻处在被他人侵犯的危险之中。所以人们相互约定,各自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并将让渡出来的共同权力委托给一个人(受委托者也可能是政治 精英的团体或者是所有人的代表),这一受委托者就是主权者,而在主权的基础上就形成了国家。 霍布斯与其他所有的社会契约论者一样,强调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订约的成员必须是全体一致同意,契约才能生效。关于缔结契约的方式,霍布斯论述到:“其方式就好像是人人都向每一个其他的人说:我承认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并放弃我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授予这人或这个集体,但条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权利拿出来授予他,并以同样的方式承认他的一切行为。这一点办到之后,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社会契约论者所强调的在缔结契约时,“全体一致同意”的要求,既保证了国家主权的基础是所有组成国家的成员的一致同意,也保证了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一系列社会制度(例如法律)的成立也来自于全体成员的同意。因为,法律之所以得以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这一“共同权力”就是主权,而主权是来自于全体成员所订立的契约。正像霍布斯所论述的,“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总之,从霍布斯所阐发的契约论思想中,我们可以寻出如下的逻辑:全体成员的同意是形成“共同权力”的基础,共同权力又为法律的订立和执行提供了保障。 现在让我们回到货币之基础的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契约论所给出的主权成立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对货币成立之基础的解释,那我们就得出如下的推论:货币的基础是人们所订立的法律,法律得以订立和实施在于支持它的共同权力,在国家范围内就是主权;所以在国家的范围内,任何一种货币成立的基础也应该是国家主权。这样的结论并不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通行货币无不是以该国的主权为基础的。这里涉及到一国之政治与经济间关系的问题:当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是一国之基础,政治制度是国家的上层建筑,经济决定政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国的经济运行都是以其强有力的政权为保障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完整统一的主权,社会的经济活动将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而货币也会出现大幅贬值、或废弃不用等等不稳定的情况。因此,政治权力永远是法律和经济制度强有力的保障,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动摇了,其法律的施行将变得越来越没有效力,与之相应,货币被人们承认和相信的程度也会降低。总之,在政治权力受到威胁和动摇的情况下,社会中人心惶惶,人们一心自保,货物的交易量缩减,人们对信用货币丧失信心,转向储存金银等金属。这也是和平时期黄金贬值,而战争期间黄金升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超主权货币”的政治基础 以上讨论了一国之货币和主权间的紧密联系,那回到“世界元”的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可能构建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按照社会契约论的推理,这样的设想似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任何一种货币都必须以主权这种国家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为基础。然而现实中却又似乎存在着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身影。1865年,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倡议下,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四国签订了实行统一货币的协议,成立了拉丁货币同盟。根据协议,该同盟成员国采用统一的面值和成色价值标准铸造货币,只是保留本国的货币徽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拉丁货币同盟于1928年解体。现行的欧洲货币联盟的欧元则直接继承了拉丁货币同盟的这一先例。那当今的“欧元”是否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呢?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欧元的货币性质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1991年12月,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这次会议通过并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根据该条约,欧洲货币联盟于1999 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随之成为欧洲的主要货币,也是欧洲货币联盟参与国共同的单一货币。由此,欧元成为了一种超国界的单一货币,这意味着在欧元区内,国别差异对货币政策与货币的使用都没有影响,参与国的货币按固定汇率被欧元所替代,市场内流通单一的联盟共同货币,也就是欧元。 在《马约》的各项条款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约》强调欧元是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的。按照国内学者张庆麟的看法,所谓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指的是欧元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不是由其他的货币按一定的比例共同组成的篮子货币,也不是记账单位,而是能够在市场流通的、直接充当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货币。我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认为所谓“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首先,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欧元得以成立的“权力”从何而来?在《马约》所规定的货币政策中将欧元的发行权、管理权以及货币政策的制定权等等,赋予了欧洲中央银行。这些原本都是属于国家主权的各项权力。例如,马约第105条A规定:“欧洲中央银行拥有授权在共同体内发行纸币的专权”,而“成员国可以发行铸币,但其发行量需经欧洲中央银行批准”。也就是说欧洲货币联盟成员国发行货币和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是隶属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么,欧洲中央银行的权力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的“中央权力”从何而来呢?为了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欧洲联盟的性质。 关于欧洲联盟的性质,一直存在着“联邦派”和“主权国家联合派”两种观点。支持“联邦派”的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欧盟虽然还不具备联邦国家的形式,但是已经具有了联邦的内涵,欧盟正在形成统一的中央权力和普遍有效的制度,朝着联邦国家的方向迈进。与此相对,持“主权国家联合”观点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则始终坚持具有主权特征的各项政策的决定权由各国政府掌控,他们主张将欧盟内部的统一政策限定在经济活动的领域内。上述争论由来已久,自欧盟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在影响着它的发展方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欧盟成员国签订的各项条约都把“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创建一个日益紧密的联盟”作为联合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欧盟的性质是“主权国家的联合”而不是联邦。基于欧洲联盟的性质我们可以推论,欧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权力是来自于各主权国家而不是来自于一个独立于欧洲货币联盟各成员国的中央权力。也就是说,通过签订《马约》,欧洲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了部分的货币主权,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协约基础上的“共同权力”,而在这一“共同权力”的基础上,欧洲中央银行得以发行统一的货币并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由此看来,《马约》中所规定的“欧元以其自身的权力成为一种货币”中的“自身的权力”就是在各成员国各自让渡出的一部分主权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共同权力”。 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与社会契约论者所探讨的“国家主权”的成立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来看两者的相似之处:第一,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的形成都是通过参与订约的成员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而得以实现的;第二,这两种订约过程都明确规定,参与订约的成员之间是平等的,而只有在参与订约的所有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协议才可能生效,“共同权力”或“国家主权”才能成立。再来看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两种订约过程的参与者不同。参与订立形成国家主权的社会契约的成员是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而参与订立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之协议的成员则是拥有“主权”的国家。第二,支持共同货币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在职权范围上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的权力范围仅限于经济一体化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而后者则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是国家法律、政治制度、经济活动以及社会的正义原则的基础和保障。第三,在大部分学者看来,订立社会契约形成“国家主权”的过程是一个虚构的过程,人们构建这一过程的意义在于对“国家主权”的论证,至于是否真正发生过却并不重要。与之相对,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过程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是一个在现实政治中发生的事件。在了解了两种权力之间的相同和不同之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支撑欧元的“共同权力”和“国家主权”之间存在的根本性区别也是由欧盟的性质所决定的。正因为欧盟不是联邦国家而是主权国家的联合,所以由其成员国让渡“主权”而形成的“共同权力”就不具备“主权”的根本特征。由此推论,以“共同权力”为基础的欧元就不能被当作是主权信用货币;更确切地说,欧元不是主权信用货币,而是一种“超主权”的货币。 通过对欧元的形成以及其性质的分析,我们似乎看到了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既然“超主权” 货币成立的基础在于各主权国通过协议而形成的“共同权力”,那么“世界元”的基础就在于:世界范围内通过各参与国在平等基础上签订协约而形成的 “共同权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迅速扩展的今天,共同的原材料、人力资源、金融市场的形成迫切要求统一稳定的货币政策,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各主权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风险和由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存货币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本文的推理我们看到,一个世界范围内统一、稳定的货币体系的成立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这种“共同权力”来自于各参与国让渡出的部分主权,但又与国家主权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并非是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更高的权力,而是在经济一体化的领域内通过参与国主权的部分让渡而形成的权力。与此同时,我们更应明确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不应该是基于某主权国之霸权的权力,而应该是基于所有参与国的平等和同意的权力。总之,欧元因其自身的权力而成立,而“世界元”的成立则有待于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的形成。 三、结论 从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来看,国际金融体系由于受到部分主权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和制约,发展极不平衡,“处于国际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深受其苦,而处于中心区域的国家却一直繁荣稳定”,是一个充满了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当今世界,公平正义的观念正逐步得到各国人民的认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逐步扩大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解决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货币兑换、外汇储备等问题,各主权国家应该在全体同意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让渡出部分货币主权,以形成世界范围内的“共同权力”。而这一“共同权力”将支持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超主权”的“世界元”之基础。 政治哲学论文:政治与哲学 [摘要]把葛兰西思想与福柯思想进行对照研究可以充分显示后现代思潮对传统思想的冲击与挑战。在政治上,葛兰西坚信团结的力量,把政党看作是“现代君主”。他倡导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构建积极的革命策略充满热情;而福柯则沉湎于各种越轨行为与性的体验,他拒绝政党政治,认为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发动的政治行动都有陷入法西斯主义的倾向,他拒绝赋予这些政治行动以道德和伦理的正当性。在历史观上,葛兰西坚持黑格尔式的历史目的论,而福柯则以尼采主义者的姿态用系谱学反对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强调历史的偶然性与外在性。在哲学上,葛兰西坚持意识自主的主体性哲学,福柯则对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福柯以激进的锋芒批评了传统理论的缺陷与不足,但这不能说明他已经超越了康德以来启蒙主义关于人之自由的哲学规定。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在20世纪最负盛名的思想家中,葛兰西和福柯当属两颗最耀眼之明星。葛兰西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是具有理论深度和实践经验的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福柯则游走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结构主义的边缘,在政治上拒绝任何党派,是一位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兰西对人的前景充满渴望,向往着一种新型文化和新型社会关系的诞生;福柯则悲观地断言“人的死亡”,对未来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葛兰西富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他制定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革命策略,希望通过有组织的革命行动夺取国家政权;福柯则对统治权理论毫无兴趣,他沉腼于与性的个人体验,热衷于使革命运动去掉中心而不是去团结和组织所有的社会力量。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充当统治者、教育者和启蒙者的角色;福柯则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战士”,他总是抗拒着成为某种权威。总之,无论在政治、历史还是哲学观念上,葛兰西和福柯都显示出了极为不同的特质,如果我们把葛兰西看作启蒙观念的继承者的话,那么,福柯所代表的后现代文化则从各个方面对这种启蒙主义的神话进行了质疑和批评。对于今天的哲学与政治来说,问题不在于对葛兰西和福柯进行二选一的抉择,而在于如何坚持启蒙理想和现代精神,摆脱思想上的极权主义,建构一种既具有建设性又富于批判精神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话语。 一、政治 可以把发生在1968年5月的“革命”事件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寓言。正像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曾经对德国哲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样,1968年的“5月风暴”对于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如果说在此之前人道主义、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仍然占据社会思想的主流的话,那么在1968年之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理论话语形式则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所谓的后现代思潮正是诞生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上。 那么,在1968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曾经亲身参与这次运动的青年哲学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对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统治阶级将在这艘船上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事实上,在5月运动中,人们的确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疯癫的”言语和口号,它们以一种反叛的姿态向现实的社会秩序发出挑战:“狂妄是革命的新式武器”,“拥抱你所爱,但不要放下枪杆子”,“任何人只要不是我,那就是镇压我的人”,“我们不要换雇主,要换被雇佣的生活”,“看看你的工作吧,无聊和折磨也在里头呢”,“给自己一点爱和爱的时间吧”,“打倒纲领,朝生暮死万岁——马克思主义悲观青年”,“跳个倒霉舞吧”,“不爱2%,也不爱4%”,“我有些事要说,但不知道是什么事”……这些看似疯癫离谱的口号对社会的各个方面——教育制度、分配不平等、社会分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与文化等等——提出异议,而且获得了群众的喝彩。人们聚集起来,倾听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只因出于对现有生活的反感和厌倦。 我们可以把这种充满戏谑的政治运动同葛兰西所理解的革命进行对比。在葛兰西的思想中,他最为重视的就是思想和行动的组织性。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化的智力体系,认为“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和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想现实的当今世界,这比某一位哲学天才的发现还是知识分子小集团的财富的真理,要远为重要和“独创”得多。当然,葛兰西也看到,在变革的一开始,革新还不能来自群众,而必须通过精英的中介,因为在精英那里,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一种融贯的系统的和经常出现的认识以及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意志。因此,葛兰西认为,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订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政党才能“制订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地去行动”。政党是新型知识分子的培养者,尤其是当新世界观在人民群众中地位还不稳定的时候,政党更要永不疲倦地重申它自己的论据,重复是影响人民群众思想的最好的启发手段。总之,葛兰西把有组织地思想和行动看作是政治运动最重要的原则,在他担任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时,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维持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乃至社会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力求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68年的运动中,公众已经失去了思想和行动上的组织与领导,他们到大街上抗议,就如同上剧场一样,其间充斥着喧嚷与无意义。人们没有也不准备设定统一的纲领和目标,这纯粹是一场无中心、无主义、无主体的斗争——但,这正是福柯所欢迎的反抗的方式。福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发生于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早期的一些事情是应该保存的。在我看来,应该保存的包括这一事实,即:有不少的政治发明、政治创新和政治试验都是发生在那些大型的政党和通常的纲领之外……的确,这些社会运动从总体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态度,也改变了那些不曾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精神和态度。这是非常重要而积极的事情”。事实上,福柯也的确身体力行了他的政治主张,他的传记作家描写了他在樊桑纳大学与警察对峙时的情景——“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显然,对于参加反政府行为的福柯而言,这种行动本身充满着嬉戏和欢乐 的意味,他并不追求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仅仅是渴望体验一种“破坏的欢乐”和“革命的疯狂”。福柯渴望通过个人肉体的“极限体验”探讨未来社会的解放问题,认为“通过最近对、性和福利社的体验,以及对意识和个性的其他形式的体验,粗略地勾勒一个未来社会是可能的。如果从19世纪的乌托邦中能够产生科学的社会主义,那么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可能在20世纪从‘经验’中产生”。 不难看出,从葛兰西到福柯,知识分子关于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话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组织的阶级革命被个体化的微观斗争所代替,崇高的意识形态被世俗的个体观念所冲击。发生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纳粹意识形态的冲击、苏联社会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主义、“冷战”——在思想上引发的剧烈震荡。这种震荡的直接后果就是行动的无政府主义以及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作为因为失去一切、所以能够赢得一切的人,具有伦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性,它能抵抗所有与过去相联系的肮脏的东西,从而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在这种新的文明中,金钱与资本将不再独揽一切,腐蚀一切,相反,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其中,人的尊严得到承认,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其他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葛兰西承续了马克思的政治价值观,他把马克思所代表的实践哲学看作一种在智力和道德上都具有优越性的世界观体系。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特别强调“精神和道德改革”,认为只要考虑民族和人民的意愿,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就能够赢得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并进而夺取国家政权。 福柯对革命中的道德主义深表怀疑。“人们怎样才能避免沦为法西斯主义者?”福柯问道,“甚至(尤其是)当人们自以为是革命斗士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的心灵和乐趣摆脱法西斯主义?我们怎样才能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行为之中的法西斯主义驱逐出去?”在福柯看来,法西斯主义并不是德国纳粹的专属物,它实际上是一种关于权力的妄想,是对权威和主人道德的渴望。政治斗争只是释放了人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它与正义无关。1971年在与乔姆斯基的电视辩论中,他更是直截了当地对“革命的道德主义”提出质疑——“无产阶级向统治阶级发动战争,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一战争是正当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发动战争是因为,在历史上,它第一次想要获得权力。如果无产阶级掌权,它很有可能对被它打败的阶级行使暴力,压制乃至血腥权力。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这样做”。 二、历史 葛兰西的历史观直接渊源于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目的论假设。这种哲学认为,理性、历史和真理是统一的,尽管有许多曲折,但人类总体的历史发展必然是在“理性的狡计”的指引下朝着一个特定的目标前进。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而言,他们都认为历史有其本质和深层意义,于是,他们把历史视为一种整合各种存在现象并使之朝向既定目标发展的封闭结构,在其中,历史将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因此,为人类提供一种全景式的历史演进图景就显得尤其重要:黑格尔勾画了从东方世界经由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向日尔曼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按照其生产方式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马克思坚信,人类历史最终必然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此状态中个体是完全自主的,而社会成员之间则相互平等。 有趣的是,无论黑格尔还是马克思,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都存在着张力的两极:一方面是绝对的必然性,确凿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历史的发展被设定为一种合理的过程——无论经历何种险阻,历史总会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另一方面是历史中的个人,个人的利益、意愿和需要——实践着的个体的目的与意志。黑格尔和马克思都主张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思考两者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种历史哲学的理解却发生了分歧,产生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或“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经济危机,认为只有经济发生危机,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则采取了一条哲学式的革命道路,即将现实的革命投射为思想意识中的革命,强调从理论和道德层面改造意识的必要性。这种观点更为关注的是历史中的人的因素,而不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葛兰西试图恢复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葛兰西毫不讳言地声称“实践哲学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改革和一种发展”,认为“它是和‘必然’相联系着”;另一方面,葛兰西又坚持历史和哲学的统一,反对把理论上的断言变成绝对真理的教条体系。他提出了“历史的纽结”(historic bloc)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葛兰西描述这样一种时刻,即主客观力量结合起来,客观的物质力量发达到有可能发生革命的地步,而人民在主观上也具有了超越旧制度的愿望、决心和历史的洞察。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的历史观中,已经关注了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偶然性事件。葛兰西把历史分为两种运动:一种是有机的运动,它在社会中具有长远趋势;一种是机缘性的运动,亦即表现为偶然的、迅速的、几乎是突发的运动。在《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一文中,葛兰西详细地分析了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性质。他把这场革命看作是一种“非常规”事件,它与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是全然不同——“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其说是无产阶级的书,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书,它批判地证明了事件是怎样应当遵循一种预先规定的历程的:随着一个西方类型的文明的确立,在无产阶级甚至能从它自己的起义、它自己的阶级要求、它自己的革命的方面去思考之前,在俄国,一个资产阶级如何必须发展起来,一个资本主义时代如何必须开始。但是,事件却克服了意识形态,事件爆破了规定俄国的历史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展开的决定图式。布尔什维克拒绝了马克思,他们明确的活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则并不像可能被想象的和已经被想象的那样僵硬”。 与葛兰西不同,福柯对从尼采到马克思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认为一种历史当中如果包含着逝去的过去、预定的未来以及受到批判的现在,那么,这种历史就已经不再是历史,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驯化的专横形式,它迫使过去服从于现在的规则,从而为历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单一的路径。福柯认为,历史的意义来自某个明确的视角:个人、社会、种族、国家、教会、信仰、文化。它并不是黑格尔那种总体的、普遍性的历史,而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选择,因此,对于一位真正致力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所有的人类情感都必须被思考和追踪。于是,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历史——爱的历史、贪婪的历史、嫉妒的历史、良心的历史、对传统虔诚尊奉的历史、甚至是残暴的历史,等等。福柯致力于一种新的历史写作模式,这种历史写作关注被正统史学所遗忘的边缘化群体,其任务是去恢复被总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话语、知识和声音。福柯认为,历史中被压制的声音证明了统治的隐蔽性,而让这些被压制的声音发言,对于修正人们关于权力是什么以及权力在什么地方的看法至关重要。因此,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对疯狂、疾病与惩罚的历史保持兴趣,认为这些都是未曾被人们书写过的隐秘的历史,这些历史向我们昭示了现代制度的产生过程,而福柯的目标就是要发展出一种对现代性及其制度、话语、实践以及主体性形式的多视角批判。 此外,福柯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历史目的论。福柯认为,目的论历史哲学把多样性最终化约为时间,从而组合成为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总体。这种历史总是使我们以一种和解的形式来看待过去的一切动荡,它总是带着世界的终极眼光来看待过去的事物。这种历史学家试图在时间之外寻找一个支点,并称其为世界的终极目的。福柯认为,一旦历史被目的论的视角所支配,就会被形而上学所利用,这种历史哲学总是喜欢把目光投向远处和高处——最高贵的时代,最高雅的形式,最抽象的观念,最纯粹的个体性。它倾向于把独特事件纳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然而,真正的历史却将目光放在近处,它关注的是身体和边缘,而不是时间的终点或历史的终结。 三、哲学 葛兰西与福柯在哲学上的分歧是极为明显的:一位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理性主义者,相信主体的能动作用,把人看作具有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相信通过理性和哲学的指引,人类能够解放自 身,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另一位则对现代性充满怀疑,热衷于揭露理性的严酷和暴虐,热衷于揭示理性统治之下的肉体是如何被权力所规训、所控制、所铭写。福柯把人、把主体视为权力生产的产品,因此,他对思想的解放和意识的自主不再抱有幻想,而决心通过肉体对抗理性的暴政。事实上,二者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在于:第一,葛兰西是一位对启蒙精神的信仰者,坚持以人的理性为标准来衡量一切或批判一切,而福柯是一位怀疑论者,对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持批判态度。第二,二者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葛兰西所理解的人是“自主自为的主体”,人可以首先通过“精神和道德”上的改革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自己的生存境遇;而福柯所理解的人是“被困的肉体”,作为权力的客体,人始终是被监视和被管制的对象。 葛兰西把人看作具有实践能力和自主意识的行动主体。他认为,在谈论“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每一个个别的人所是的东西,并不是每一个个人在每一个时刻所是的东西……我们的意思是问:人能变成什么?那就是说,人能够支配他自己的命运吗?能够‘造就他自己’吗?能够创造他自己的生活吗?”在这里,葛兰西对个别人的属性不感兴趣,他关注人作为一个“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特征。葛兰西把这种特征归为人的自主行动能力,认为人的特征在于他能够支配自己的命运,造就自己的生活。进而葛兰西主张,“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客观的”问题,它其实是从人们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反思中产生的,而且,就人们所想到和看到的而言,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变成什么,我们在什么程度上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命运的锻造者,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即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进行考察。对于葛兰西来说,人之主体性的确立不仅是一种认知成就,而且带有实践内涵;人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改造自己命运的现实力量。葛兰西认为,人的力量在于他能够把抽象的意志具体化到现实的生活中去,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抽象的意志和理念。在这一行动中,人们需要自觉地和批判地制订自己的世界观。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世界观是无系统的和偶发的,而批判人们自己的世界观,就意味着使之成为一种融贯的统一,并把它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思想的水平。在葛兰西看来,世界观越有生气、越是富有彻底革新的精神、越是和旧的思想方式相对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越密切。而如果理论和实践本身的决定性要素相一致和同一,就能够加速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使得实践在其一切要素上都更为同质、更为融贯、更加有效。 如果说,与之相反,福柯走上了另一条相反的道路,提出了“人的终结”的命题。“有人会说,荷尔德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早已确信在他们那里一种思想并且也许一种文化正在终结,并且在一种也许并非不可战胜的间距的深处,另一种思想或文化临近了——在黎明的持重中,在午间的光芒或在落日的争执中临近”——福柯这样描述哲学发生转折的历史时刻——“但是,这个临近,这个危险的逼近(我们今日担心其允诺,我们接受其危险),可能并不具有相同的类型……在我们今天,并且尼采仍然从远处表明了转折点,已被断言的,并不是上帝的不在场或死亡,而是人的终结”。“人的终结”,这是一个惊人心魂的断言。当然,在《词与物》里,“人的死亡”具有特定的知识论的含义,但却明白无误地表达了福柯对以主体和意识自主为中心的哲学的失望。在以后的研究中,福柯则彻底扭转了理论研究的视角——“与其把对权力的研究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建筑方面和国家机器方面以及伴随它的意识形态方面,不如把对权力的分析引向统治方面(不是统治权)、实际的操作者方面、奴役的形态方面、这种奴役的局部系统的兼并和使用方面以及最终知识的装置方面”。因此,福柯把他理论工作的重点放在针对人的“微分权力”上,他更关心作为“统治技术”的权力的运作,关心在这种权力运作下的肉体。最引人注目的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关于制度化的规训形式的分析。这种规训形式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制度,用一种微分的权力细致而微妙地控制和监督着肉体,使人体变得更加顺从和更加有用。福柯认为,这种规训权力看起来或许不那么恐怖,但它因为拥有高度专门的程式化技术,并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精密设计,因此成为新的暴政——理性与科学的暴政——的基础。 总之,在福柯看来,西方现代性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划分并由理性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的制度化形式是现代社会中的种种权力/知识关系。从福柯的角度,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关系简化成生产和阶级问题,把多样性的主体立场(阶级、种族、性别、民族、世代)消解为阶级立场。比如,《共产党宣言》就把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简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而福柯眼中的被统治者不仅有工人,还有疯子、犯人、病人、女人、儿童、学生、士兵等等,这些人遭受到的是不同内容但在结构上却相似的压制,仅仅出于经济上的压制而将这些人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的统治已不再仅仅限于经济剥削和暴力压迫,更重要的是理性对肉体和灵魂的建构和监管。我们认为,在福柯之前,葛兰西在他的着作中已经论及到现代社会统治的离散化现象,但在解决方案上,葛兰西仍然试图通过阶级概念把日益分化碎裂的社会阶层统一起来,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构建与工人的情感结构相符合的“阶级意识”来实现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目标,这只能是葛兰西的一种革命的想象。而且,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任何意识形态上的霸权思想都具有“一元论的渴望”,葛兰西所向往的融通一贯的世界观也很可能成为一种思想的独自和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但另一方面,福柯的理论也并非毫无问题。在反抗权力关系的斗争中,福柯的策略让我们想起了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在这里,没有有序的组织,只有混沌的互相反对。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斗争,必然不会取得积极有效的成果,而只能是一种政治美学。正如莎蒂亚·德鲁里所评论的那样,福柯的哲学“具有激进主义的方面,虽然它不能成为一种伦理。但是,它微妙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希望摆脱规训权力与其理性主义的符咒,我们必须做什么。这个微妙的寓意是:我们必须赞美野性、疯癫、暴力、黑暗、发狂、精神错乱的和疯狂的事物。它让我们释放我们最野性的激情,从而变得放荡不羁、难以驾驭和精神错乱。后现代主义过度的浪漫正是它的魅力的来源之一”。在这里,“过度的浪漫”也许是对福柯哲学最为贴切的评价,这位当代的尼采,正在试图以疯癫、迷狂和越轨对抗以真理、理性和正义所构筑的传统哲学。这与其说是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救赎,还不如说是一种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事实上,康德所提出的“人是什么”的问题对于身处后现代境遇的哲学家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抛弃启蒙理想,而在于改造理性和主体的概念,从而引导更为积极的政治与历史实践 政治哲学论文: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 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论文:试论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 2010年4月23 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 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 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在上述“唯物史观创立中实现的政治哲学变革”、“思想史路径考察中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底蕴的彰显”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法”的三种考察中均涉及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问题。近代政治哲学的实践目标在启蒙理性中呈现出自由与解放,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承续了启蒙理性之创造性和推动性原则,发挥其对现代存在异化的批判,将未来之历史理解为启蒙之自由与解放理想的完成。然而,他更关注的是,在由资本规定的当代生存之岌岌可危的深渊中,作为类的死亡将“守护存在”作为基本的存在论任务。救亡与解放一起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双重主题。救亡主题的纳入,是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存在论阐释和补充,是历史经验提出的课题的概念化,它从根本上关系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本质及其在当代的巩固。南开大学阎孟伟教授则仅将重点放在马克思对近代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态度的考察,指出马克思既充分肯定了近代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进步价值,同时又深刻地揭示出自由主义运动的历史局限性、内在矛盾性和不彻底性,从而辩证地理解了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分析和批判包含着对启蒙运动以来欧洲政治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总结,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市场趋向改革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上述研究成果足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丰富着唯物史观的新内涵,同时这种新理解的获得也时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日渐深入和展开。唯有继续拓展这种互动式的研究才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积极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中医论文范文:谈中医护理在医院管控中的效益 在各科室按照中医辨证施护病种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项目达到护理部要求的前提下,科室将每月中医特色护理开展情况上报护理部,经核实统计后上报院部,院部根据科室住院病人床位使用情况,按特色操作的收入予以一定比例奖励科室护理人员,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中医特色护理的开展。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护理部制定了护理部临床护士全员培训计划、科内培训计划、院内护士针推科轮转计划、外出进修学习计划等,以确保各项培训制度的落实。制定护理人员培训目标要求护理人员接受系统中医知识与技能培训,非中医护理专业护士三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中医护理培训人数达到医院护理人员总数的70%以上。各临床科室开展中医单病种≥2项,开展中医护理特色操作项目≥3项。要求中医护理操作开展项目尽量和单病种相关联。全院护士中医基本理论考核通过率达100%,中医护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90分。院内培训(1)护理部理论培训。护理部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做到一线护理人员全员参与,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学习后,护理部上网下载专题学习资料下发到科室,课后出思考题,由护士长督促学习、提问,使护理人员巩固所学知识。2010年上半年,院部订购本科教科书《中医护理学》[2],人手一册,开设中医护理基础理论学习班,邀请院内主任中医师、针推科主任等给护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授课。全院临床护理人员怀着极大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听课,4~6月两个月的时间共完成了38次、72学时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并进行了四次阶段性的理论知识考试、一次综合性的中医理论考试。素日里,护理部每月组织1次中医护理知识专题讲座,护理部每半年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中医知识考试,对不合格人员进行补考,直至考核合格。(2)护理部技能培训。根据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评估细则,并结合本院实际工作情况选定了穴位注射、穴位按摩、耳穴压豆、艾条灸等共4项中医传统技术操作作为培训内容。护理部组织护士长、护理骨干外出短期培训、参观学习、观摩,护理部要求外出学习、进修回院的人员写学习体会,在护理人员中进行针对性的护理业务讲座,并制定在科室开展工作的计划。护理部定时督查,以点带面,带动其它科室中医护理操作新项目的开展。 评价指标理论水平 以本科教材《中医护理学》[2]等考试成绩为指标,技术水平以《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范》[3]技能考核成绩为指标,护理质量检查成绩以每季中医护理质量检查得分作为指标。提高了护士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系统的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全院护理人员对中医知识的学习产生了兴趣,促进了护理人员中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009年10月呼吸内科护理单元被评为全国中医特色护理优秀科室;2010年10妇产科护理单元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护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至2010年10月全院有66人取得丽水市中医药学会和丽水市中医院联合举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技能培训合格证书,有125人3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2011年10月在浙江省中医医院“三级乙等”等级评审中我院的中医特色护理得到好评。护士的中医理论、技术操作成绩有大幅度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成绩、考核技能成绩,活动前后成绩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着意义(P 讨论 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带动各护理单元中医特色护理工作的开展。经过3年的系统培训,中医特色操作开展项目从4项增加到12项,开展次数从186人次到10385人次,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得益于系统的中医护理培训。促进中医护理操作技能的临床应用对护理人员进行基础理论、技能应用的系统培训,护士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明显提高,为临床护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大提高了护士工作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加上医院给予合适的奖励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开展。中医护理技能如拔罐、熏洗、敷贴、耳穴压豆等方面,具有操作方便、使用器具简单、适用范围广和见效快的特点[4]。在本院住院的老年病、常见病,及需长期治疗患者的治疗中有着积极作用,病人乐于接受。由于效果明显,提高了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同时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中的对身体素质 1体质与病因 中医病因学对体质决定某种致病因素和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和耐受性这一现象早有认识,所谓"同气相求" 之说,指的就是不同体质对某些病因和疾病有着特殊易感性,如偏阳质者易感受风、暑、热之邪而耐寒;偏阴质者易感受寒湿之邪而耐热;肥人多痰湿,善病中风;瘦人多火,易得痨嗽;年老肾衰,多病痰饮咳喘;小儿气血未充,稚阴稚阳之体,常易感受外邪或因饮食所伤而发病。脏气偏聚盈虚的改变,形成体内情感好发的潜在环境,使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性增强,使情志症状的产生有一定的选择性和倾向性。如《素问·宣明五气篇》指出:"精气并于心则喜,并于肺则悲,并于肝则忧,并于脾则畏,并于肾则恐。"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体质的偏颇是造成机体易于感受某病的根本原因。 2体质与发病 中医学认为,正气虚是形成疾病的内在根据,而邪气只是疾病形成的外在条件。疾病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正气的盛衰,而体质正是正气盛衰偏颇的反映。邪之所客必因正气之虚。正气虚,则邪乘虚而人;正气实,则邪无自人之理。正气决定于体质,体质的强弱决定着正气的虚实。因此,发生疾病的内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体质因素。 3体质与病机 体质因素决定病机的从化。在中医学中,病情随从体质而变化,称之为从化。人体遭受致病因素的作用时,由于体质的特殊性,病理性质往往发生不同的变化, 不同的体质类型具有不同的病变特点。六气之邪,有阴阳的不同,其伤人也不同,又随人身阴阳强弱变化而为病。如同为感受风寒之邪,阳热体质者得之往往从阳化热,而阴寒体质者则易从阴化寒。又如同为湿邪,阳热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阳化热,而为湿热之候,阴寒之体得之,则湿易从阴化寒,而为寒湿之证。因禀性有阴阳,脏腑有强弱,故机体对致病因子有化寒、化热、化湿、化燥等区别。从化的一般规律是:素体阴虚阳亢者,机能活动相对亢奋,受邪后多从热化;素体阳虚阴盛者,机能活动相对不足,受邪后多从寒化;素体津亏血耗者,易致邪从燥化;气虚湿盛者,受邪后多从湿化。 体质因素决定疾病的传变。患者体质不同,其病变过程也迥然有别。传变并非一成不变,一切都因人而异。体质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疾病的传变发生作用:①正气的强弱,决定发病和影响传变, 如体质强壮者则正能敌邪而病自愈, 而体质虚弱者易病情多变甚至发生重证或危证;②病邪的"从化"而影响传变。如素体阳盛阴虚者,感邪多从阳化热,疾病多向实热或虚热方面演变;素体阴盛阳虚者,则邪多从阴化寒,疾病多向实寒或虚寒方面转化。总之,疾病传变与否,虽与邪之盛衰、治疗得当与否有关,但主要还是取决于体质因素。 4体质与辨证 体质是中医辨证的基础,体质决定临床证候类型。所谓"异病同证"和"同病异证",在一定程度上以体质学说为依据。同病异证是指同一致病因素或同一种疾病,由于患者体质各异,其临床证候类型则有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别。如同样感受寒邪,因患者体质的不同和所感风寒之邪的偏重,有人表现为太阳中风证,有人表现为太阳伤寒证。同病异证的决定因素,不在于病因而在于体质。又如伤寒的传变途径一般是由太阳而阳明而少阳,然后传人三阴。为何有人从厥阴而热化,有人却从少阴而寒化。其原因就在于,从热化者素体阴虚,从寒化者素体阳虚。异病同证亦与体质有关。 5体质与治疗 体质是中医治疗的重要依据。在疾病的防治过程中,按体质论治既是"因人制宜"的重要内容,又是中医治疗学的特色。临床所见同一种病,同一治法对此人有效,对他人则不但无效,反而有害,其原因就在于病同而人不同,体质不同,故疗效不一。体质与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体质决定着治疗效果。由于体质受先天禀赋、年龄、性别、生活条件及情志所伤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因人制宜"其核心应是区别体质而治疗,把"审机论治"、"辨证论治"、"辨病论治"有机的结合起来,同时还要考虑到"因时、因地制宜"的体质治疗的基本原则,从而获得最好的疗效。 6体质与养生 中医学的养生方法很多, 如顺时摄养、调摄精神、起居有常、劳逸适度、饮食调养及运动锻炼等贯穿于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然而善养生者,无论选择何种调摄方法,都应兼顾个体的体质特点。如在饮食调养方面,体质偏阳者,饮食宜凉而忌热;体质偏寒者,饮食宜温而味厚忌寒;形体肥胖者,食宜清淡而忌肥甘;阴虚火旺者,食宜甘凉滋润而忌辛热,阳虚之体宜多食温补之品。在精神调摄方面,也是根据个体体质特征,采用各种心理调节方法,如抑郁质之人,应注意情志的调节,消除其不良情绪。在体育锻炼方面,要因人而异,不同体质的人,应根据自身的体力和爱好,选择适宜的锻炼方法和强度。在音乐娱心养性时,须因个体心理特征的不同,而选择适宜的乐曲。 总之,中医体质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源于临床,最终也要服务于临床,并从临床实践中获得自身的发展。中医体质学的贡献,不仅在于生命科学,更在于临床医学,它将更全面、本质地揭示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从而更有力地用以指导医学实践。 中医论文范文:心理暗示法在中医教学中的运用探析 中医教学目前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面临很多困惑,从调查来看学生对中医学习的兴趣不高,主动性差,课堂出勤率低,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中医知识晦涩难懂,教师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怎样才能营造一个互动、和谐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笔者在多年的中医教学过程中总结出运用心理暗示法教学,效果较好。 1. 心理暗示的涵义《心理学大词典》是这样描述心理暗示的: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心理暗示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方式,它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以无抵制的接受为基础,通过语言、行动、表情等符号,含蓄而间接地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 2. 运用策略洛扎诺夫曾经说过暗示教学法是创造高度动机,建立激发个人潜力的心理倾向。在教学中,学生是意识学习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的潜意识也在积极参与知识的学习,当意识和潜意识形成积极作用时,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增长;反之,当意识和潜意识不和谐时,潜意识就会消极抵抗意识活动,学习效率就会降低。因此,在教授中医课程时尽可能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起潜意识才能提高其记忆思维能力和学习效率。 2.1营造良好的专业环境暗示。任何环境都是以具体、直观、生动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易于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不同环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暗示效应。营造具有良好学习氛围的教学环境,对学生专注、投入地学习可起潜移默化的暗示效果。教学环境的暗示主要指授课教室的布置,教师的专业气质和教学态度所形成的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所形成的氛围对学生产生的暗示。前者指的是教学的硬环境,对于中医课教室来说,要有中医的舌苔模型、脉象仪、针灸图谱、针灸模型、银针、古典医籍等;另外,中医大师的肖像画、各种充满中医氛围的小装饰等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授课教室所营造的这种氛围,让学生一迈入就有种想学的冲动。 2.2运用激励性和启发性语言暗示。教学语言是实施教学的最重要的手段。利用教学语言的暗示功能指导教学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非常普遍。运用语言进行暗示教学,要把握好分寸,讲究语言的艺术,要使教学语言的暗示对学生的学习有激励性和启发性。心理学研究表明,赞赏与信任的言语能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效应。不被重视和激励,人往往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左右,对自己做出比较低的评价;而在充满信任和赞赏的环境中,人则容易受到启发和鼓励,往更好的方向努力。不难看出,赞赏所产生的暗示效应属于激励效应,这种心理作用能使学生产生被器重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减少自卑感,进而积极乐观奋发向上,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所以当教师看到学生的进步时,不管进步是大是小,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既能表明教师在密切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同时也能表达教师对学生学习前景充满乐观的信心的潜在信息,从而有助于学生消除心理障碍,勇于克服学习中医方面的困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的学习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实训的僵持局面,帮助学生调整心态,有经验的教师常常会通过学生不易觉察的启发性教学语言暗示对教学训练加以引导,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2.3综合运用多种心理暗示手段。暗示教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内容是思想交流的第一层面,讲话的语调、表情、手势、目光、仪态等是思想交流的第二层面。因此,教师上课时的喜、怒、哀、乐的形象性和传神性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例如,面对难懂不易理解的中医辩证时,教师谦和的表情、赞赏的语言、亲切的微笑、肯定的眼神、微微的点头、竖起的拇指等会减轻学生的紧张心理,从而减少学习的情绪阻力和畏难情绪,对知识点树立起信心。再有目光的交流与恰当的目光暗示也是教师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教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常常让学生觉得课后的刻苦练习所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教师一个关爱的眼神也常常使学生感受到师生情谊的温暖,从而为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发奋学习。 另外,教师与学生间的体位、距离同样也很重要,距离教师近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强,距离教师远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弱。所以,在目前教学都是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教师就更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位置,以便通过距离的效果来达到关注关爱暗示,引起学生课堂积极反应。 2.4多用积极的心理暗示,避免消极的心理暗示。当前,中医学术空气沉闷,学术氛围不佳,中医市场空间变小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教师在上课时就要有效避免这些消极的暗示,而应坚持多举例积极、正面的事例来引导学生,避免负面暗示对学生心理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再如,中医知识发展及知识背景与现代相差甚远,认知通感就显得很难,所以给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时教师尤其在课堂上发挥积极暗示就尤为重要,例如这时就多阐述中西医学领域中存在的认知通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多从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性等方面去激励学生,以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中医论文范文:乡镇基层中医人员培训的作用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 接受培训前问卷68人,培训后问卷61人,经过实践后接受问卷57人。培训前调查有82.35%表示接触过名中医处方,17.65%反映从未接触过。其它困难包括:中医基础差,欠缺临床带教,基层中药房药品不齐,年纪大难记忆及掌握,实践机会少,不在中医科坐诊,认识理解有欠缺,患者信任度不高,掌握中医处方量少等。在实践后培训中对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调查,认为作用明显的为49.12%,有一定作用的为50.88%,作用不明显为0,愿意接受(或继续接受)名中医处方培训的占98.25%。对于名中医处方培训方式的选择,另外,许多学员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如:师承带徒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名医现场指导,整理名中医经验集,制作名医视频课件,网上交流学习,增加名中医处方培训次数,名医单、验方交流,病案分析,开展处方点评等。 讨论与分析 培训前接受问卷的学员中有82.35%曾经接触过名中医处方,并且有94.12%认为名中医处方对中医诊疗工作非常有必要,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中有应用需求和主观能动基础,这是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培养中能起到独特作用的基本条件。通过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对基层中医人员名中医处方认知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一些内容的认知,如临床应用、心得体会、同行交流等,培训后认知提高的程度显着。培训前,79.40%的学员感到应用名中医处方有困难。通过培训有近58%的学员表示应用名中医处方仍有困难,主要表现为:在技术上加减应用,专科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处方掌握程度,中医基础等有欠缺;其它方面如患者信认度不高、病员少、药房品种不齐、欠缺临床带教,不在中医科坐诊等,说明这方面的困难是多元性的。培训和实践后参加问卷的学员中有98.25%表示愿意接受名中医处方的培训,100%认为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明显或有一定作用,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培训在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中是有作用的,并且绝大多数基层中医药人员愿意参加此类培训。基层中医人员对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方式选择,主要集中在“名医讲课”、“名医亲临指点”和“名医带徒”。 对策与建议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名中医处方对城乡基层中医人员培养”这项工作,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采取多重措施,解决名中医处方学习应用中的实际困难针对基层中医人员在名中医处方培训中所反映的实际困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其一,各级领导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要加大对中医药工作的投入和宣传,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力度,在中医药人员分配及中医人才引进中予以政策倾斜及给予基层医疗单位以扶持。其二,进一步加强县级中医院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区域内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的龙头作用。建立和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培训基地,更好地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包括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常规诊疗和名中医处方应用等)的培训及推广。其三,结合县、乡一体化建设,加强上下联系(包括网络及通讯等),采取中医药人员短期进修学习、中医继承带教、名中医及中医骨干定期指导、中医药学术交流、病案分析会诊或请教答疑,以及县、乡镇中医药技术对口支援、新分配中医药人员规范化中医培训、定期举行各种中医药技术培训班等多种措施培养中医人才。同时,加强县级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及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药房的规范化建设及配套政策的落实,完善基层中医药人员的考核机制,促进中医药业绩考核。要建立投入、培养、考核、提高的完善机制,促进中医药人员基础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水平的全面提高。其四,将名中医处方的培训常态化、制度化。建议在基层中医人员知识技能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专设名中医处方培训,从而使名中医处方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使名中医处方对基层中医人员培养的“桐庐模式”更为完善和易于推广。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医处方是中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医教科书中没有专设处方教学内容,长期以来成为中医教学中的一项空白。建议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一是充分认识到以实例论证处方的重要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鼓励中医人员积极大胆的临证运用名中医处方,并开展交流、撰写心得体会与论文等活动。二是将处方教学穿插在中药、方剂教学中,使中医人员进一步明确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的特殊之处,除了了解、熟悉处方的开方规则和格式外,必须做到辩证精当、选药正确、剂量准确、给药途径无误。充分挖掘名中医处方的文化内涵,培育中医人员的人文精神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记载了我国历代医学的昌明进步和中国医学史的渊源和发展,反映了医学流派和中医名家不同的个性和学术特征。要引导中医人员注意探索名中医处方的风格,了解名家临证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规律,增进中医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中医人员深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医学术流派和中医学的科学特色,从而提高医学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学习和应用名中医处方,还要注意从名中医处方中学习优良的处方行为,包括历来中医名家所提倡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系统学习等精神;正确处理症状、证候、疾病、治则、方剂、药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要重视药物配伍以外的处方内容,如选择适当的药物炮制方法、剂型及煎服方法,辅助措施及服药禁忌等。此外,提倡正确、灵活地运用名医处方,要懂得名家随证以立方,旨在示人以法,并非立方以套病的道理,因为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人的体质, 气候、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习名中医处方不可机械搬用。这些都是在学习名中医处方时同时要学习的处方行为。发扬名中医处方的优点,纠正中医处方应用中的误区目前,随着传统中医药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群接受并喜爱应用中医药防病治病。但据文献报道,当前在中医处方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一是中医处方反映重复用药日益加剧的趋势,二是中医处方反映“量偏重”的趋势,三是中医处方出现“大处方”的趋势,四是中医处方中出现不恰当的中西药联合应用的趋势。由于中药价格便宜,副作用少,安全度高,对慢性病作用显着等优点而前景广阔。但目前中医处方中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正视和解决,那么传统中医就难以发扬光大。有专家提出中医处方应有科学的原则,即最好的效果,最少的副作用,最好的配伍,最少的开支,四条有机结合,有机协调,才是优秀的中医处方。而绝大多数名中医处方由于经过名家长期的“精雕细琢”,是最具备以上要求的中医处方。因此,在中医处方教学中,以名中医处方为楷模授以学员中医处方原则规范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中药在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临床上,重症胰腺炎(SAP)是一种致死性高危急腹症,死亡率近乎100%。在SAP的早期,由于机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胰酶活性对腺胞细胞的损害,大量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大量炎性介质入血,引起超强的炎性反应,异常的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以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O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MSOF),这是SAP的主要死亡原因,所以要防治SIRS,阻断其向MODS发展的这一关键环节,是治疗SAP的重要措施。临床上,除常规治疗外,着重注重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对48例SAP患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2年5月~2005年1月收治SAP患者48例,男36例,女12例;年龄18~72岁,平均45岁。其性病原因:胆源性22例,饮酒性10例,暴饮暴食8例,特发性7例,外伤性1例。本组8例中转手术,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所有病倒均符合国内SAP的诊断标准。 治疗措施:在内环境稳态治疗、代谢支持治疗、抗生素治疗、手术治疗、生长抑素应用的基础上,加强中医中药的治疗。中医中药对SAP的治疗,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治法与用药,中医药的介入治疗,越早越好、越理想。中医辨证治疗SAP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腑实期:表现为腹膜炎、肠麻痹、SIRS,中医辨证属少阳阳明证或阳明腑实证,中医治则,通里攻下为主。辅以疏肝理气及活血化瘀,代表方剂为清胰陷胸汤。第2阶段,热毒期:表现为败血症,MODS、MSOF,中医辨证属热毒炽盛,气营同病,中医治则,清热解毒,清营凉血及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承气汤。第3阶段,脾胃不和,气阴和胃,代表方剂为香砂六君子汤。在SAP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做到“攻”、“补”、“清”一步到位,中医药的应用应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胃管注入,肛管保留灌肠,做到“上推”-肠管平滑肌的推动作用,“下吸”-中药的虹吸作用,做到“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这样一种观点和治疗特点,以达到中医整体化治疗的目的。 结 果 本组病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在SAP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用辨证施治,整体化治疗。达到:“攻”、“清”、“补”一步到位。其中8例中转手术治疗,并发胰性脑病2例,治疗无效死亡。并发MSOF、AROS’经临床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并发胰腺假性囊肿5例,后期经内引流术治愈,1例并发胰周脓肿,经手术引流治愈。治愈率91.7%(44/48),住院时间7~92天。 讨 论 “通里攻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是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SAP应用的主要治则,体现的是:“釜底抽薪,急下存阴”、“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治疗特点。SAP一经诊断就要介入中药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成功的关键。因此,临床上强调中医药SAP治疗的原则是: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是指一经明确或高度可疑病倒。开始就投用中药治疗;足量是指病人用药是常规剂量的2~4倍;反复是指24小时内多次给药,至少4次/24小时,而不是传统的一剂两煎给药;多途径是指中药到经胃管、肛门灌肠、空肠造瘘给药。 在对SAP的治疗中,应逐步形成和完善针对SAP并不是生理改变的中医药治疗体系。中医“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治则,就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其作用机理包括:缓解肠麻痹和促进肠内容大量排空;改善胰腺及胰周的微循环;促使胰液和胆汁内引流;增加生命器官、胰腺血液灌流和组织氧利用;阻断全身再灌注损害和内皮损害;拮抗细胞因子自损伤;保护肠黏膜屏障和维持肠内微生态系统;清降内毒和内毒素血症;抑制进入血液循环胰酶的活性。 中医药治疗SAP是最显着优势在于阻断急性胰腺炎的重症化过程。有学者认为,胃肠道损害是MSOF是发动机,中医药能有效地控制胰性SIRS、MODS和阻止或减轻坏死感染性SIRS、MODS。中药治疗SAP介的时机越早越好、越理想。中药的应用,有利阻断SIRS,平衡抗炎症反应和促炎反应。使促炎因子明显下降,抗炎因子升高,有利发送重要脏器功能,防止MODS、MSOF的发生。 总之,中医药治疗SAP的特点在于“整体调节、动态平衡”的作用,能有效地、全面地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内环境稳态,既防止了SIRS又避免矫枉过正,MODS的发生率下降。有利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减少治疗费用。在对SAP的治疗上有明显优势,中医中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学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推拿治疗的认识 腰椎间盘突出症(LIDP)是推拿临床中的常见病,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保守治疗达到临床治愈,中医推拿疗法是有效的保守疗法之一。但目前的推拿临床医生多从现代解剖学及病理生理学相关理论知识出发来指导推拿临床治疗方法,采用或复位或松解的手法来针对腰、臀及大腿与小腿等病变部位及连及部位进行治疗。中医学对本病有着不同于现代医学的认识,主要体现在治疗学上尤其重视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为进一步提高推拿治疗本病的临床疗效,现就中医学对LIDP及其推拿疗法的认识以及它对临床的指导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1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因病机 中医学认为LIDP属“腰腿痛”、“痹证”范畴。其病因主要有气滞血瘀、风寒湿邪侵袭及肝肾亏虚三个方面,且三者常常相互夹杂、互为因果,只是在某一个病人或同一个病人不同病期以其中一个方面作为首发或主要病因而已。 1.1 气滞血瘀 多于腰部劳累后因体位不正或扛抬重物,不慎致腰部用力不当,或跌仆外伤,腰脊闪挫受伤,致局部经络损伤,导致局部及至全身气血阻滞不通,均可使瘀血留着腰部等部位,经络气血闭阻而“不通则痛”。正如《索问》中所说“中路之脉令人腰痛,不能俯仰,仰则恐仆,得之举重伤腰”。此外,《景岳全书·腰痛》也有论述:“跌仆伤而腰痛者,此伤在筋骨而血脉凝滞。” 1.2 风寒湿邪侵袭 风寒湿邪侵袭也是LIDP发病的重要原因。LIDP在中医学中属“痹证”范畴,《素问·痹论》中有“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的记载。由于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闭阻经络,气血运行不畅,导致肌肉、筋骨、关节发生酸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 1.3 肝肾亏虚 多因先天禀赋不足或后天失养或年老体衰所致。后天失养包括房事不节、劳累太过及久病体虚等。上述因素均可导致肾精亏损、体弱身衰,筋骨失养而致腰腿疼痛、活动不利及麻木。《黄帝内经》中指出:“肝主筋,藏血”,“肾主骨,生髓”,因此当进入中年以后,肝肾渐衰,骨髓生化无源,不能濡养筋骨,故出现腰及下肢痿弱乏力。肝。肾虚损,气血不足,风寒湿邪容易乘虚而入,流注经络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出现腰及下肢疼痛、酸重及麻木症状。 总之,LIDP的发病是以肝肾虚损为本,跌仆闪挫及感受风寒湿等外邪为标,本病日久常常虚实夹杂。肝肾亏损属内因,外感风寒湿邪等外因与内因常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正如《杂病源流犀烛·腰脐病源流》所论述:“腰痛,精气虚而邪客病也。……肾虚其本也,风寒湿热痰饮,气滞血瘀闪挫其标也,或从标,或从本,贵无失其宜而已。” 2 推拿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中医学原理 总的来说,中医认为推拿是通过手法对人体经络腧穴的刺激性来达到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的目的,从而平衡人体失衡的阴阳关系,使人体重新回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对于推拿治疗LIDP这一具体病症来说,推拿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及理筋整复三个方面。人体经络系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通路,具有“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的功能。人体的气与血周行全身,皮肉筋骨与五脏六腑无所不达。推拿治疗LIDP所体现的疏通经络与行气活血作用实质上是一致的。推拿手法通过对腰局部及其与之经脉相关的远部进行操作与刺激,可以达到温热的目的,从而推动气血运行。《黄帝内经》中有两段文字,其一是《素问·血气形志》中所说:“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药”;还有一段是《素问·举痛论》中所记载:“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血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这两段文字明确地告诉我们推拿按摩可以治疗因经络不通之“不仁”及寒邪致血行不畅、局部血虚之“相引而痛”。此外,推拿还可能通过经络系统来调和气血以滑利关节与理筋整复。正如《灵枢·本藏》中所说:“是故血和则经脉流利,营复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也。”《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中也指出:“因跌仆闪失,以致骨缝开错,气血郁滞,为肿为痛,宜用按摩法。按其经络,以通郁闭之气,摩其壅聚,以散瘀结之肿,其患可愈。”说明推拿具有滑利关节和理筋整复的作用。 3 对推拿临床的指导意义 综述可见,推拿治疗疾病是通过经络与腧穴来发挥治疗作用,且肝肾亏虚、外邪侵袭及气滞血瘀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主要病因病机。既然如此,那么从中医学角度来讲,推拿治疗本病时就必须重视具有补益肝肾、祛风散寒除湿及行气活血作用的经络与腧穴在临床中的应用。如病人以肝肾亏损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肝经与肾经,以求补益肝肾;以外邪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足太阳膀胱经及五脏背俞穴之肾俞、脾俞等,以求疏风散寒、温肾健脾除湿;以气滞血瘀为主者,操作的重点部位宜在腰的病变局部及手、足阳明经,以求解散局部之瘀结,并通过补益气血的方法以达活血化瘀的目的。 上述中医学理论指导下的推拿治疗思路与现代解剖学与病理生理学指导下的LIDP推拿治疗思路虽然有较大不同,但它强调了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思想,强调了中医脏腑理论与经络腧穴理论,符合中医治疗学原则与中医思维。至于其临床疗效及现代医学依据则有待于临床验证及进一步探讨。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探讨 摘要】 分析了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中药密不可分,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应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中医中药一体化发展;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指出中医药的现代化应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为依归。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辨证论治 整体观 循证医学 蛋白质组学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1)基因组学研究。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提出,我国将用已经掌握的人类基因组知识技术为平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1];(2)蛋白质组学研究。虽然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对病理学、给药前后的生化指标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3)将现代医学中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知识运用到中医的诊疗手段中;(4)采用实验室技术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上述工作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大胆探索。但实践证明,由于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的截然不同,所得结论并未使中医药理论体系昭然天下,反而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更加困惑,甚而使研究进程逐步偏离了中医药的本身。因此,仍然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由此看来,在促进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某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中医药自身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是其优势所在。 1 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1.1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它们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指南。 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注重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中医基础理论》总结的"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五脏六腑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全身经络而互相联系起来,既反映整个生命活动的信息,又受其他各部分活动的影响,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另一方面中医注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发展中医药学所必须继承的。在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竞争发展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逐步吸收对方的优势而为己用,并最终超越对方。 1.2 中医中药不可分 目前有关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研究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中药独立于中医学进行单独研究,也就是上述的实验室采用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探索方向。综观目前中医药领域,从教育的学科设置到院校的设立,都将中药设为中医学大专业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说明中药不应脱离于中医学独立存在。而将中药学更名为"生药学"的做法显然试图是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 中医经典着作中确实有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专着,但只要浏览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经典着作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医理论,甚至中医临床。所谓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同源的,也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医学,就不是中药;脱离了中药的中医,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将中药独立于中医学将使学中医专业的人不认识中药,不知道中药理论和应用;学中药的人根本不懂中医,只能成为了药物化学、药物动力学的专家。 中医中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试图将中药独立于中医进行研究的探索都不可能反映中医的本来面目,反而给中医药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1.3 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医学均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也不例外。要检验一种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思想是否可取,必须以临床疗效作为标准。 中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学说。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有的得到了肯定,成为指导原则被记录到经典着作中;有的则被否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 "验方"、"验案"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目前西医为主流医学,当然是因为其确切的疗效。回顾其发展历程,也是经过了这个临床实践的筛选过程,才逐步确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能否最终达至结合甚至融合,仍然有待实践验证。如果因为中医的理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不符合西医的体系就以"不科学"为由对中医进行批驳甚至否定,就好比是医学上的"种族歧视"。 "科学"只是验证真理的途径,并不是鉴定真理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或已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进行"去粗取精",被"去"掉的"粗"也许就是中医的"精华"。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 2.1 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 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辨证的观点去把握生命、健康、疾病与药物的关系,其特色是"天人相应"和整体调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医学的整体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当代科学所认识,甚至被认为是神秘的。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宏观整体优势与特色的发掘,重视解释证候、方剂乃至于中药等概念中有关的整体、系统、协调、整合等复杂性问题;应充分吸收、借鉴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 可以说,中医药学是典型的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医药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例如:复杂适应系统关于涌现的认识,可以考虑用来揭示方剂疗效机理、证候形成机理所包含的"多因微效"基础上系统的"涌现"。因为方剂疗效和复杂性疾病及其证候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微小的变动基础上系统"涌现"的结果[3]。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对机体、组织或细胞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模式进行研究。将传统的中医治疗过程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揭示机体内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从而阐释以宏观辨证、整体观念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通过对机体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进行研究,可以直接发现由于药物作用而差异表达或特异表达的靶蛋白质,验证中医"四诊法"的科学之处[2]。 2.2 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医药分离"的道路 从中医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其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模式,主要采取量化、直观化方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针对某一疾病的"新型中药"。但是,中药的重要理论是四气五味,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就不再具备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而应归于西药的化学成分范畴。因此,中药的现代化不能违背中医辨证立法、依法处方用药的原则。如果中药现代化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研究的道路,将使中药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的特点。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 "废医存药"覆辙,阻碍中医药学发展,难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中药不分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利用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经这些单味药或 复方药处理过的组织、细胞或体液表达的蛋白质组,并比较治疗前后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其中发生相应变化的蛋白质,从蛋白质组水平上对中药的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进行研究,可揭示中药单方、复方的作用机制,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内在的配伍规律,这无疑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 [2]。 2.3 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 医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以临床为立足点。回顾中医的发展历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中医的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临床实践中。在以阐明中医药治病机理为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医药疗效如果得不到提高,即使机理再清楚也是徒劳。因此,切不可一味沉迷于基础研究,忽视临床实践。"纸上谈兵"不应为中医者所为。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个案报道上。而且,中医对疾病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而循证医学模式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弥补中医之不足。循证医学采取完全随机、对照、双盲的科研设计和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提高可重复性。 中医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遵循此模式所得结论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因此,应大力提倡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工作,以期使可靠的治疗方法规范化、普及化,提高中医药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药现代化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使中医药学从理论体系到临床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满足时展的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成为既具有中国医学特色,又具备当代科技水平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4]。 目前,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医对病的诊断有自身的特点,对证的诊断则为中医学所特有。虽然西医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模式对中医的效果甚微,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严重制约中医药前进的步伐。因此,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对照研究,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 中医论文范文:论营销管理在中医院护理服务中的应用 摘 要:目的:为中医医院适应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及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将有效灵活的营销管理应用于中医护理服务中。方法:护理人员培训、将营销管理应用于工作流程。结论: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有效地提高了病人满意度,营销策略应用于中医护理工作中,做好市场调研,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项目,树立品牌意识,不仅可以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认可、提高了中医医院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营销管理;中医护理服务。 现代营销观念认为,医院营销的出发点是病人,不是医院自身,目的是通过病人的满意获得利润,而不是通过病人数量来获得利润,采用的方法是整合营销,而不是营销部门及其人员进行的营销活动。 1 营销管理的概念。 是为了实现企业目标,创造、建立和保持与目标市场之间的互利交换关系,而对设计方案的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本质是需求管理。 2 营销管理的应用。 2.1中医服务是中医护理营销的根本。 2.1.1护理人员培训。 2.1.1.1每月进行相关理论知识、操作的培训:包括营销管理学、中医学、护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制等各方面的学习和特色中医技术操作培训,从而提高护士的业务能力及中医专业技术水品。 2.1.1.2必要的礼仪训练:请礼仪专家讲课,从外表到语言谈吐、到行为规范、待人接物等多方面训练,树立大方得体的外在形象、优雅的谈吐、文明的举止习惯、良好的气质。 2.1.2 中医理论结合临床实际,提高病人对中医的认识2.1.2.1 科室开展了如耳穴埋豆、拔火罐、艾条灸、穴位按摩等中医护理技术操作,中医辨证施护、中医护理处方、中医食膳指导,使病人体会到了中医整体护理的内涵及精髓。 2.1.2.2 每月第二周、第四周周五下午召开工休座谈会,参加人员包括全体护士、值班医生、所有在床的病人。进行疾病的中医治疗及护理、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讲座、患者交流、医(护)患交流、进行满意度调查,收集患者的意见、建议,对临床中医护理工作进行持续改进。 2.2.2 形成成本意识,减轻患者负担:提倡节约,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从每张纸、每度电做起,降低医疗成本。使用经济有效的中医护理措施解决护理问题等,减轻了患者负担。 2.2.3 提倡以人为本:设身处地地为病人考虑问题,关心体谅病人,言语和蔼、态度亲切。从每件小事做起,如免费为病人提供微波炉加热饭菜、提供便民箱一次性纸杯,夏天蚊虫多的时候提供蚊香、冬天提供热水袋、免费送餐等。 2.3 做好售后服务:于病人出院后一周内进行电话回访及定期上门服务,进行必要的中医健康指导、康复锻炼。 2.4 扩大对外影响:医护人员每季度下社区为群众进行义诊、体检及中医相关知识的宣传,免费发放中药饮片等。 3体会。 3.1护理人员整体水平的提高:通过中医理论操作、人文知识、营销理念的学习,使我科护理人员中医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年终理论和操作的考试合格率分别是96%和98%。 过硬的中医操作技巧、热情的态度、扎实的中医理论知识不仅赢得了病人的认可,也体现了中医护理服务的价值。 3.2 病人的认可:由于转变了观念,中医护理服务从病人,即顾客需要出发,提供了最好的中医服务和最优惠的价格,不仅可以满足病人需要,同时赢得了病人认可。制定的营销策略加强了护患之间的沟通和交流,降低了护患纠纷的发生率,为医疗护理工作创造了温馨和谐的平台。2009~2010 年病人满意度为 94.3%,2010~2011 年病人满意度提高至 99.5%。科室的病床使用率从56%提高到现在的 90~95%。 3.3 结论:通过营销管理理论的学习转变了服务模式,变被动为主动,注重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寻找新市场,并扩大市场占有率,运用营销策略及手段,树立中医护理品牌,提高了中医医院核心竞争力。 中医论文范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论文范文: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若干问题探讨 [摘要] 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乳腺癌的生物学特性不断明了,其治疗观念发生了转变,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使得围手术期干预因素有所变化。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使其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关键词] 乳腺癌; 围手术期; 中西医结合疗法 中医药在参与围手术期处理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报道,其结果显示中医药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缓解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等带来的副作用,促进术后恢复。随着人们对乳腺癌认识不断深入,乳腺癌围手术期干预也将发生变化,如手术范围有缩小的趋势、术中可能采用一次性大剂量放射治疗以及术后早期的辅助化疗等。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研究至今仍少见报告,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某些问题仍值得商榷。本文就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日臻规范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1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界定 “围手术期”是指以手术治疗为中心,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的一段时间。Dorland医学词典对围手术期解释为:从患者住院准备手术到术后出院的这段时间[1]。国内有学者认为:围手术期是指从确定手术治疗时起,到与这次手术有关的治疗基本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基于上述观点并结合临床实际,我们将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概念界定为:从确定手术治疗起,至手术后第1周期辅助化疗完成止的一段时间。在乳腺癌的当代治疗概念中,包括在术中和术后早期(1~2周)进行化疗以及新近开展的术中一次性大剂量放疗,用以减少因手术操作引起的癌细胞入血和原发肿瘤切除后残留癌细胞生长活跃所造成的复发转移。而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因持续的周期较长,不便计入围手术期中。 2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目的 在我国目前新发现的乳腺癌病例中,ⅡⅢ期患者仍占大多数,各种根治术仍然是当前的主要术式,术后仍有一些并发症的发生;且多数属于中、老年患者,常常伴有并存疾病。围手术期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以及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减少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和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因乳腺癌患者本虚标实,特别是中晚期患者,正气已亏。手术虽有祛邪之功,却有耗气伤血之虞,通过扶正培本的方法可提高患者对手术的耐受性。(2)并存疾病的治疗。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合并症,需要在手术前进行纠正。(3)处理手术、麻醉带来的副作用。术后机体功能紊乱、疲劳综合征、术后早期的血液高凝状态等,可引起术后并发症的发生,如皮瓣缺血、皮下积液、下肢血栓形成等,影响患者的康复。中医药通过益气健脾、养血生津等法可改善疲劳、增加食欲;通过活血瘀法改善皮瓣血运、减少血栓形成以及淋巴渗液的产生,促进术后恢复。(4)术中、术后放、化疗的减毒增效作用。通过益气养血、滋补肝肾等法治疗骨髓功能抑制,升高周围血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益气健脾、和胃降逆等法改善化疗所致的恶心、呕吐等消化道反应。 3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指导原则 3.1 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乳腺癌治疗的“整体观念”是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认识:首先,目前已公认乳腺癌是一种全身疾病,根据Fisher的生物学理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能有癌细胞转移入血,并潜伏在骨髓中,当原发肿瘤被切除或机体抵抗力下降时即可迅速繁殖,成为临床所见的转移灶[2]。其次,乳腺癌的局部手术处理依赖于机体全身良好的状态。如患者伴有其他严重疾病,如心、肝、肺、肾、脑血管等重要器官合并症以及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需要控制好上述病情后才能施行手术。第三,乳腺癌局部处理也影响机体的整体状态,如手术创伤和麻醉过程所引起的机体功能性、甚或器质性改变等。因此,手术作为乳腺癌局部治疗的重要方法,也必须服从整体内治法,坚持以“整体观”进行实施,这对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2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辨证论治是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也是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的根本大法。乳腺癌患者常有不安、恐慌、抑郁、焦躁、孤独感和失败感,再加上对癌症和手术的担忧,往往形成肝气郁滞证;而且手术创伤和麻醉干扰,术后常见脾胃虚弱证、气阴两虚证、气血两虚证。这是辨证论治的基础。然而患者并存疾病的处理以及术后并发症如皮瓣坏死、淋巴渗液、气管插管所致的咽喉部炎症等,又需要我们施行辨病治疗以弥补辨证论治的不足[3]。 3.3 扶正与邪相结合 乳腺癌的发生发展是因虚致实,又因实致虚,形成本虚标实、虚实夹杂的复杂病理过程。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正邪变化规律是,术前邪盛正亦盛,术后邪去正亦虚。因此术前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术后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扶正祛邪是中医药参与围手术期治疗的大法。乳腺癌围手术期邪之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术前以癌毒之邪为主;术后癌毒之邪已去,六淫之邪易乘虚而入形成外感之邪;手术也易损伤局部脉络,血溢脉外而形成内伤瘀血之邪。乳腺癌围手术期祛癌毒之邪的方法主要有手术及化疗,手术邪直接而迅速,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祛外感六淫与内伤瘀血之邪的方法主要有解表法与活血法;而扶正的主要方法为健脾益气法、益气养血法等。 由此可见,中医药针对癌毒之邪较常用的“以毒攻毒”法,对可手术的乳腺癌且综合治疗明显进步的今天已不常使用,乳腺癌的围手术期也不宜使用。因此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治疗应在扶正固本大法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结合不同疗法的特点,本着“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注重扶正与祛邪相结合。 3.4 按期分治 围手术期又分为术前、术中及术后3期。术前处理目的是治疗并存疾病,改善机体功能,增强应激能力,使患者能以最佳的状态进入手术,为手术成功提供保障。术中处理主要集中在全麻过程中生命体征的改善方面,中医药参与的成份相对较少。术后处理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手术与麻醉产生的并发症和后遗症,尽快地恢复机体功能,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使患者尽早地康复。各期处理目的不同,其处理方法亦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不同的特点制订相应的治疗措施。 4 乳腺癌围手术期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由于手术与麻醉药物的干预,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术前患者因对肿瘤、手术的恐惧与焦虑,常表现出精神抑郁、失眠、纳差、烦躁等肝气郁滞证与肝郁脾虚证的征象;术中的证候变化多因麻醉药物的干预,使患者出现肢冷、肤白、脉缓等阳气亏虚的表现;术后因手术、化疗药物的干预,患者多出现神疲乏力、少气懒言、面色无华、纳差、脉细等脾胃虚弱、气阴(血)两虚等表现。因此,相应的治疗方法应为:术前以疏肝解郁、疏肝健脾法为主,方药以逍遥散加减;术中静脉给药扶阳固脱,方药以参附注射液为主;术后脾胃虚弱者,治以健脾益胃,方以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气阴两虚者,治以益气固表、养阴生津,方以生脉散加减;气血两虚者,治以益气健脾养血,方以归脾汤加减。 5 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存在的问题 由于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是中医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如缺乏规范的诊疗措施,在乳腺癌围手术期的证候诊断方面目前尚无公认的、规范的辨证标准,也就没有相对固定的治疗方药。在辨证证型和治疗方药上各自为政,不利于疗效的系统评价及推广应用。目前的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4],需要确立临床疗效评价体系。现代医学的近期疗效指标有疲劳综合征、术后并发症、平均住院日、经济学指标、血液生化、各种量表等,我们理当可以借鉴。在评价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对照组的安慰剂是目前实施的困难之处,汤药的色和味难以与治疗组类似,丸药和胶囊剂可能是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之一。目前还没有中医药围手术期干预的大样本随机临床试验,因而缺乏可循之经验。 6 展 望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不断涌现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必将渗透到中医药参与的围手术期治疗研究之中。然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干预治疗的诊疗体系与疗效评价体系仍然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乳腺癌术后上肢水肿、皮瓣坏死以及顽固性淋巴渗出等的适宜中医药治疗的技术亦是研究的重点。解决以上问题的措施首先应该成立乳腺癌中医药治疗的多中心协作网络,开展围手术期多中心协作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完善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辨证标准和相对固定的基础方药,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将现代医学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整合到中医药参与乳腺癌围手术期的研究之中。如将中药药理学以及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乳腺癌围手术期中医药研究中可能推动研究的进度及深度;而将循证医学理念引入到本领域的研究中,从卫生经济学着手,进行成本效果效益的可行性分析,将有益于客观地评价中医药在乳腺癌围手术期治疗中的特色与优势,以便推广运用。 中医论文范文: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实践探索 《西医内科学》为一门临床专业课,是各临床专业医学生应掌握的最基本的课程之一。复习各高等医学院校内科学教学大纲不难发现,内科学的教学重点为各系统常见病与多发病。目前中医院校临床专业教育均开设西医内科学,并为后期重要的考试课程之一。本文通过对教学规律及教学方法的研究和实践活动的总结,对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作了一定的探讨。 1 明确课堂教学的重要性 要想正确、有效地进行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工作,就必须对教学目的有深刻的认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中医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医专业人才不但要有过硬的专业素质,而且对西医的思维模式和诊治手段也要有深入的了解。高等中医药院校临床专业学生,毕业后能够顺利从事临床工作,适应当前医疗服务特点,学习与掌握西医内科学等各西医临床专业课,尤为重要。因此,中医专业学生绝不能忽视对西医的认识和了解。对中医专业进行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目的是使拥有扎实中医专业知识基础的中医专业学生对西医内科学也有深刻的理解。内科学是临床医学各科的基础,是学习临床医学的关键,学生务必扎实地掌握内科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从而能在毕业时承担适当的临床职责,而课堂教学则是实现这一教学目标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高等中医院校始终重视西医临床专业课的设置与教学,其中西医内科学为最重要的临床专业课之一,其课程教学时数在众多高等中医药院校,近年来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同时多数中医院校已将其作为毕业理论考试与技能考核的内容与重点。明确了目的,就应该适当加大西医内科学教学力度,增加西医内科学课时比重,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教师、学生以及教学管理部门和领导认识到中医专业西医内科学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 高等中医院校西医内科学教学的特点 2.1 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为临床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相对于西医院校,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药理学等主干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前期西医基础课课时较少,部分学生西医基础知识较薄弱,应掌握的相关知识在临床课的教学中显示出不足,为临床课的教学增加一定的难度。 2.2 学生思维不够活跃,有模式化倾向 西医基础课程开设的同时,开设中医基础课程,由于中医基础课程多数需要学生熟记,以达到熟能生巧,使学生养成按条例记忆的学习习惯,而西医基础课程的学习,很多内容不需强行记忆,应用思维与推理的学习方法,掌握的知识才能灵活运用。教学中发现基础知识掌握较好的学生,存在不能灵活应用的特点。 2.3 西医内科学课时相对较少 尽管西医内科学的教学课时在很多院校有所增加,但相对于教学要求与教学目的,仍显紧张。众多院校西医内科学均在一学期内完成教学任务,课时多为90~126学时,使很多疾病的讲授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充分进行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穿插疾病诊治的进展内容。 2.4 学生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学生在未接触临床,不了解临床的情况下,对西医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学生抱着应付考试过关的心理学习。因为中医与西医的学科特点明显不同,如果没有任课教师的引导,对为什么要开设西医课程,很多学生存在疑惑。 3 教师的素质及行为是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 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是对内科学教师的基本要求。内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只有临床经验的教师才能充分理解理论的深度与广度,把握重点及难点,这是分析教材的基本要求。把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传授于学生！则是课堂教学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又起到了主导作用,只有具备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使这一传授过程变得生动活泼,具有实践性,也才能使学生容易接受和建立起理论概念。由于相关基础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迅猛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改变,使得内科学理论不断丰富,如果教师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则很难适应内科学的发展,更谈不上站在教材的理论高度之上得心应手地传授知识。与西医专业学生相比,中医专业学生西医基础相对薄弱。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基础较差的中医专业学生获得较好的西医内科学学习效果成为我们思考的问题。要避免以下 3 种情况发生:①有些教师认为中医专业学生学习西医内科学以后用不上,了解一下就行了,于是对授课内容大删大减,敷衍了事,使知识缺乏必要的连贯性,学生听起来似是而非,难以理解,从而丧失了学习西医内科学的兴趣。②有的教师过分低估了学生的基础水平,害怕学生听不懂,所以讲课总是点到为止,对知识点既不深究也不展开,更不介绍学科的新技术和新进展,使得学生掌握的知识不够深入,知识面也过于局限。③还有一部分教师虽然重视西医内科学教学,但是他们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这样使教学效果事与愿违。 4 理论教学模式的改革 内科学是一门涉及面较广的临床学科,传统的教学手段已远不能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随着理论教学改革的深入,多媒体教学给内科教学工作注入了生机,但是,单一的多媒体教学并不能完全满足完整的教学需求。多媒体教学可使教学内容形象、直观、生动,便于理解、记忆,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但从学生和教师的反馈信息可以发现,它同时存在着许多不足。一是教学速度快,学生难于记笔记,也难于跟上授课节奏;二是多媒体教学过分强调直观,忽视了学生的思维培养;三是教学按部就班,忽视即兴发挥,教学互动性差,抑制了教师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创造;四是喧宾夺主,课堂实效性差。传统教学虽然不及多媒体教学形象、直观,但其最大的优点是教师能根据学生课堂听课的信息反馈,及时判断学生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程度,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内容,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另外教师也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他们能跟上授课节奏,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教师除可用语言来吸引学生 的注意力外,还可用板书及肢体语言增加互动性,可即兴发挥,帮助学生理解所学内容等。由此可见,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也正是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而多媒体教学的弊端,又可以用传统教学的长处来弥补。 5 多元教学方法的运用,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新的教学模式中主要强调的是人的主动性。社会需要、学生的自身特点要求改革传统教学手段,应用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来提高教育质量。教无定法,教学方法和手段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教师上课有不同的方法,但优秀的教师在上课时无不灵活运用了现有的教学资源,采用提问、设疑、举例、导入等方法由浅入深,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内科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基于此,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在启发式、讨论式等基本教学方法之上充分利用数字化、可视化教学平台实现直观教学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则大有帮助,这个平台包括多媒体课件、图片数据库、医学标本库等,它可变抽象为具体,使需要冗长文字描述的特定内容以图片、视频等形式清晰表达,易于理解。尤其具备较丰富完整的反映疾病的病理、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的科教短片在课堂上的灵活运用,将会使课堂教学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 总之,在高等中医院校中,西医内科学的教学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创新改革,提高应变性,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基础理论扎实、技能操作规范、动手能力较强的适应临床工作需要的应用型综合人才。 中医论文范文:婴幼儿外感发热的中医护理 【关键词】外感发热;中医护理;婴幼儿 外感发热是指人体感受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以发热为常见症状的一种病证。婴幼儿外感发热在临床上很常见,起病急,病情变化快,需要及时处理。笔者自2008年1月至2009年1月对100例高热患儿在抗生素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施以中医护理方法,效果较为显着,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本组100例病例均为儿科外感发热住院观察病儿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其中男64例,女36例;年龄6个月至6岁,平均年龄3岁。患儿均为急性发病,病程最短5小时,最长7天,均表现为发热,兼有恶寒、头痛、无汗、流涕,或有咽喉疼痛、口干、脉浮等症,符合中医外感发热的诊断。经过治疗、护理总有效率达95%. 2护理措施在应用抗生素的基础上合用中药灌肠、穴位敷贴、中药擦浴,同时施以中医护理。 2.1生活护理卧床休息,注意保暖防寒,避免直接吹风,中药汤剂宜热服,药后盖被安卧发微汗,注意观察服药后出汗情况。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度18~20℃,湿度以50%~60%为宜。勤换内衣,保持口腔、皮肤清洁,衣着适度,因衣服过多影响皮肤散热,过少则受凉。 2.2饮食调护以食辛味发散食物和热食为宜,多饮开水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以利驱邪外出,忌生冷。给予清淡、易消化的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的流质饮食,如猪肉瘦肉汤、新鲜蔬菜、果汁等,忌食牛肉、狗肉、羊肉、鸡肉等。也可给予桑叶6g,菊花6g,薄荷3g,白糖适量,以沸水浸泡代茶饮。 2.3预防并发症小儿体温突然、显着升高时,易发生抽搐惊厥,因此应密切观察患儿的病情变化,如患儿精神状态、面色、呼吸,是否出现频繁呕吐、头晕、头 :请记住我站域名/ 2.4心理护理给予正确治疗与护理,及时解除患儿的痛苦,赢得患儿的初步信任。在护理操作过程中,衣帽整洁,态度和蔼,模仿小朋友的语言,增加亲和力。对家长耐心做好解释、指导工作。 3讨论小儿外感发热多因外感风寒、风热所致,小儿多为“纯阳之体”,最易化热。故伤风虽有风寒、风热之分,但风寒失治、误治迅即化热而为风热。因此治疗小儿伤风发热,多以辛凉解表为主。 我科采用穴位敷贴治疗外感发热,因石膏是苦寒之品,可宣通内蕴之热,有明显的退热作用,透表解肌之力强,为透胃腑实热之圣药,尤其内伤外感,用之皆效。涌泉穴又名地冲,属于足少阴肾经,为历代医家常用的穴位。涌泉穴是人体位置最低的穴位,可引气血下行,功擅主降,是升降要穴,既可针刺、按摩,也可外敷、艾灸,现代还可穴位注射,既可治疗急症,也可治疗慢性病。穴位贴敷法是中医内病外治的一种独特疗法,采用穴位贴敷法具有双重作用,既可刺激穴位,激发经络之气,又可使药物经皮肤由表入里,循经络传至脏腑,发挥药物的作用,以调节脏腑的气,扶正祛邪,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直肠黏膜有很强的吸收能力,直肠给药后,药液混合于直肠分泌液中,通过黏膜吸收后进入血液循环,从而对疾病产生治疗作用。中药灌肠既能保留中医辨证论治特色,又能避免因味苦引起呕吐难以口服之弊。此法具有给药方便,无大汗淋漓,完全退热时间短,体温反跳现象少,无明显不良反应的特点。经保留灌肠后吸收,以通腑泄热之功效而达到降温。中药灌肠降温后维持时间长,且对于高热惊厥、昏迷、肿瘤、年老体弱等发热患者尤为适宜。中药擦浴不仅降温快,还能消除高热带来的头痛、全身肌肉关节痛等。 综上所述,在治疗小儿外感发热时,在重清热解表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发散外邪。同时通过生活饮食调理,并取得患儿与家属的配合,积极地配合治疗和护理,可使患儿很快康复。 中医论文范文:论中医药对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善作用 1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实验动物研究 大量的动物实验表明,中医药对实验动物ER有较好的改善作用。经过中医药的应用,可以改善实验动物子宫内膜胞饮突的发育,增加子宫内膜的厚度,改善子宫内膜的血流,并通过调节多种细胞因子、活性蛋白的功能以提高ER,提高受孕率。闫文杰等[15]研究中药助孕方对促排卵和胚泡着床障碍小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中药助孕方可以提高小鼠LIF蛋白OD值、整合素β3蛋白OD值和妊娠率,认为中药助孕方可以通过上调LIF和整合素β3的表达来改善ER,提高妊娠率。宋殿荣等[16]观察补肾活血方中药对妊娠大鼠ER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方能明显改善胚泡着床障碍大鼠子宫内膜表面胞饮突的发育,并显着提高子宫内膜整合素β3mRNA的表达,有助于ER的建立,最终提高胚泡的着床率。周惠芳等[17]观察补肾助孕方对大鼠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及整合素α5、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助孕方可下调胚胎着床期子宫内膜细胞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的水平,提高整合素α5、β3蛋白水平的表达,改善黄体功能不全状态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从而创造了良好的受孕环境。陈倩等[18]研究发现紫丹饮(主要由紫河车、丹参、熟地黄等药物构成)含药血清在子宫内膜免疫微环境中可显着促进子宫内膜细胞LI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表达,表明中药紫丹饮在子宫自然杀伤细胞(uNK)的旁分泌作用下通过增强ER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改善ER。曹蕾等[19]探讨补肾健脾中药复方对肾虚模型大鼠模型E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补肾健脾中药复方能够有效改善肾虚模型大鼠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功能,调节子宫内膜NK细胞亚群含量,提高内膜LIF表达,从而改善其ER。王振迎等[20]观察寿胎丸加减方(其方药组成:菟丝子100g、杜仲100g、黄芪100g、当归100g等)对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表达的影响,研究表明寿胎丸加减方可提高超排卵小鼠种植窗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蛋白的表达水平,改善小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张雏怡等[21]观察针刺对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大鼠ER的影响,结果发现,针刺有上调大鼠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孕激素受体、A10(HOXA10)、LIF蛋白及mRNA表达水平的作用,能显着改善克罗米芬促排卵治疗导致的ER不良状态,促进胚泡着床。 2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关于中医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已有许多报道。研究显示中医药对ER的改善作用是明显的。 2.1单味中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苏念军等[22]选用单味中药阿胶30g自月经周期第7天开始给予口服至下次行经或证实临床妊娠为止,期间观察子宫内膜、子宫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和搏动指数(PI)。结果显示,通过口服阿胶,子宫内膜厚度显着增加,增加值为(3.88±1.54)mm,子宫动脉血流RI和PI明显下降,表明阿胶能增加诱导排卵助孕周期子宫内膜的厚度,加速子宫内膜的增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 2.2中成药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韦艳萍等[23]探讨左归丸对黄体功能不健所致不孕症的治疗作用,设治疗组和对照组,结果显示,治疗组妊娠率(40%)高于对照组(17%)。治疗组中医证候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认为左归丸可能通过舒肝补肾来升高孕酮水平,健全黄体功能,提高子宫内膜表达,从而影响ER,治疗不孕症。孙振高等[24]通过超声检查评价补肾中药改善超排卵过程ER的临床价值,将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周期的不孕患者随机分为两组。选用控制性超排卵方案。分别用二至天癸颗粒(由女贞子、旱莲草、枸杞子、菟丝子、当归等药物组成)联合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和单用促性腺激素(对照组)治疗。结果显示,治疗组在改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分型、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动脉PI和RI方面优于对照组,两组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在IVF-ET过程中联合应用补肾中药,可改善诱导排卵周期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显着降低HCG日PI和RI,改善ER,提高临床妊娠率。 2.3中药验方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刘雁峰等[25]观察二补助育汤(着名老中医肖承悰教授调治ER低的经验方,由骨碎补、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续断等药物组成)对ER的作用,对因ER低造成IVF-ET失败的肾虚型患者,给予二补助育汤服用3个月,结果显示半年随访受孕率为57.1%;治疗后临床症状积分较治疗前有显着改善;治疗后HCG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明显大于治疗前,且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显着升高。表明二补助育汤在改善ER低患者的症状、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高雌激素水平等方面都有较显着的疗效。 2.4中西医结合治疗对改善ER作用的临床研究 李秀然等[26]将促排卵周期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中药组加服助孕增膜方(菟丝子、淫羊藿、熟地、当归、川芎、首乌等),西药组加服戊酸雌二醇。排卵日B超监测显示,两组内膜厚度改善情况无明显差异,中药组对内膜类型的改善情况与西药组相仿,对PI及RI的降低及临床妊娠率优于西药组。提示助孕增膜方能促进子宫内膜生长并改善子宫动脉血供,改善ER,有助于胚胎着床。冉雪梦等[27]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联合中药(含当归、白芍、熟地、山萸肉、续断、菟丝子、紫石英等)促排卵,与正常排卵周期妇女的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进行对比。结果显示,后两者整合素β3表达强且无差异,提示补肾调经中药增强了促排卵后着床期子宫内膜整合素β3表达,改善了ER,有利于孕卵着床。徐淑萍[28]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黄体酮治疗,试验组加用补肾汤(由紫河车、熟地、巴戟天、菟丝子、丹参、当归等组成)治疗。结果显示,两组治疗后肾虚证候积分低于治疗前,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及孕酮水平均高于治疗前;治疗后试验组肾虚证候积分低于对照组,血清孕酮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表明补肾汤联合黄体酮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连方等[29]探索中药参芪寿胎丸方(由党参15g、黄芪15g、菟丝子15g、桑寄生15g、杜仲15g、川续断15g等组成)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的疗效,将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为参芪寿胎丸联合西药组(试验组)和西药组(对照组),结果显示,试验组临床肾虚症状改善优于对照组;排卵期血小板活化因子(PAF)及黄体中期孕酮血清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服药后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及子宫内膜血流的RI、PI均低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服药后黄体中期血清雌二醇水平均较服药前升高。试验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表明参芪寿胎丸方治疗黄体功能不全性不孕症有较好的疗效,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子宫内膜血供,提高黄体功能,改善ER有关。张敏等[30]探讨温肾活血汤联合克罗米芬(CC)促排卵治疗后对ER的影响。结果发现治疗组在内膜厚度、周期排卵率及周期妊娠率高于对照组,未破裂卵泡黄素化综合征(LUFS)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表明温肾活血汤能提高CC促排卵治疗后的妊娠率,其机制可能与促进排卵、降低LUFS发生及改善ER有关,其改善ER的效果优于阿司匹林联合CC。 2.5针刺疗法对ER改善作用的临床研究 陈雪梅[31]探索针刺疗法对提高ER的效果,将不孕症患者随机分三组:针刺测试组取穴关元、中极、子宫(双)、三阴交(双)、归来(双)、血海(双),针刺对照组取穴风市(双)、阳陵泉(双)、外关(双)、四渎(双),空白对照组不行针刺治疗。结果显示,妊娠率分别为58.69%、38.29%、33.33%,针刺测试组高于后两组。妊娠组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PI、RI均显着低于未妊娠组。结果表明,螺旋动脉的血流指数和ER呈相关性,针刺疗法可以提高ER,进而提高妊娠率。潘碧琦等[32]观察腹丛刺辅助促排卵治疗的效果,该针法施针部位是子宫、附件的体表投影,针之所及,直达病所,具有活血化瘀之功效,发现经施针后的患者RI、PI较未施 针患者明显降低。因此认为腹丛刺可以改善患者盆腔血循环,使血流更为充沛和流畅,排卵率提高,ER和营养条件得以改善,因此妊娠成功率提高,同时流产率降低。 3结语 ER引起胚胎着床障碍的机制,尚未找到特异性的环节或因子。目前西医改善ER的措施有激素、抗凝剂以及手术,临床有一定疗效。中医药在IVF-ET的应用已做出有益的尝试,研究表明中医药对调节ER的作用是肯定的。中医学以其整体观念为指导,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中药复方调经促孕的作用是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的。在临床与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许多不足,临床上经验性治疗较多合理但疗效不确切,作用机理尚未十分清楚,而且,对某些研究结果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评价ER方面,至今未有统一并公认的指标,也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这些问题有待今后不断地解决。 中医论文范文:中医药类风湿关节炎教学创新 笔者从事风湿科临床工作多年,本方应用得当,收效颇着,此方若无黄柏、苍术、川芎三药,疗效会明显降低,使用时应加注意。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学生是学习的中心,是知识的主动构建者。由于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和经验不同,导致学习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此中医药特色的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探究不仅要考虑到班级的专业特点,比如:中医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运动康复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等,而且更要考虑到每个学生的特点,要根据学生的现有水平和个体的差异来确定合适的教学目标。老师应该把学习设置到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教师在学生学习中充当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教师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创设真是情境,提出高质量的问题。目前的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较以往传统老师的讲授与学生的接受而言,形式和内容上已有很大改观,但如何使学生更有兴趣的接受知识,理解、掌握并灵活运用知识,是临床实习课教学老师更为关注的问题。 在教科书中关于川乌这味中药的描述如下:药性:辛、苦,热。归心、肝、肾、脾经。功效:祛风湿,温经止痛。应用:1.风寒湿痹;2.心腹冷痛,寒疝疼痛;3.跌打损伤,麻醉止痛。这些中药书上的知识点对于考试来说,甚是重要,但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这些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川乌是一味中医风湿科常用药,笔者在临床实习课教学中,通常给实习医生讲医案的同时,喻方于理,讲授清楚用药的宜忌,让同学们生动地理解并掌握风湿科药物的应用,共同探究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带教的方法。为了检试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此举,颇有献身精神,深受医界赞誉。古称乌头为“大辛、大热、大毒”之品,乌头的块根中含有乌头碱,有很强的镇痛、镇静作用,但具有强烈的毒性,2~4mL的乌头碱结晶体或2~4mL的乌头酊就可以使人中毒而亡。 乌头碱中毒,病人很快会感到头昏眼花,口舌及四肢发麻发胀,由于乌头碱对迷走神经的强烈兴奋作用,出现口角流涎,恶心呕吐,腹泻,出冷汗,心跳减慢。又由于乌头碱对心脏的直接毒害作用,而表现出各种心律紊乱,甚至出现心室肌肉颤动或心脏停搏。乌头碱对神经系统,特别是呼吸中枢有麻痹作用,出现呼吸困难,手足抽搐,神志不清,二便失禁,血压下降,以致呼吸心跳停止而死亡。乌头的有毒成分为乌头碱,而有效成分也是乌头碱。据日本矢数道明博士研究,发现乌头含有六种生物碱,其中四种是有毒成分,另两种是无毒乌头碱,前四种在高温下,可以被破坏,后两种则不能被破坏。日本研究乌头,是有血的教训的。《头注本草纲目》的作者白井光太郎博士,就是因为乌头碱中毒而献身的。这种用生命换取的教训,在日本国研究中药史上,还是很少的。现在,日本加工无毒乌头的方法很简单,用高压锅加温120度,经过2h就可把有毒成分全部破坏掉[4]。 从上面的两个医案我们不难看出,临床用药是很灵活的。我本人从事临床教学工作多年的经验之一是:学生很喜欢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方法,记忆深刻,学生更愿意主动学习知识,使学生正真意义上成为教学双边关系、临床实践的主动方。中医是一门实践医学,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更是注重实践。学生学习知识的主动性在中医风湿科的临床病症实践中更显现出尤为重要的作用。注重实践论是从辨证论治,还是遣方用药都能深刻的反映出之一道理。 所以,单单是川乌这一味风湿科最常用的中药来说,都有这么多的知识要理解、掌握、灵活运用,我们临床带教老师的责任还是很重的。医学研究的对象是生命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不同医学始终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如何取长补短、结合创新变成了又一重要途径。随着中医药特色风湿科临床教学创新的深化,中西医有机结合与互补的临床教学已成为医学生重要的教学环节,它将越来越受到师生的重视。只要我们遵循一定的教学规律,并结合其自身特点,勤于思考,努力探索,就能更好更多的解决学生重书本轻能力、依赖性强,缺乏创造性、灵活性与主动性的问题,能够切实地解决学生在临床学习、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误区,提高风湿科中西医结合实践教学质量。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教育思想的探讨 众所周知，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的创造、加工、传播与应用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集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功能于一身的大学将对我国今后的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高校应培养大量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人才，以适应当前及未来新形势的需要已是当务之急。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本人根据多年从事政治经济教学的体会，总结了几点经验，但愿能对同行有所启发。 确立要培养学生能力的教学理念。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要围绕以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为中心这个宗旨，此种理念现已为大众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又因升学率高低的评价的客观存在，最终还是陷入了人人厌倦而又人人不得不去应对的应试教育中。先前人们还不认为大学有升学的压力，但现在大学分明在评价各个高校研究生的考取率，并作为这所大学教学水平高低的衡量标准之一。这就给我们的高校培养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带来一定的压力。基于学生要参加各种考试（包括考研），我们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确曾把眼光只放在考试的需要上，为考概念而讲概念，为考原理而讲原理。这样做的结果，学生可以理解教师的煞费苦心，却提不起学习兴趣，更少去关注教材以外的经济现象。更让我们做教师感到迷惑的是反复讲解的许多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学生们仍是死活理解不了，考试自然是只有死记硬背了。经过与学生的广泛交流及自己的思考后，从而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固然少不了要以教材中列举的经典为教学内容，要从经典中援引思想资源，但也不应忽略现实问题。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带着这些问题去重新审视经典，自然会使学生有新的感受、新的理解，获取新的思想资源。有些现实问题，只要善于发现，加以提炼，就会引发出学生学习、研究的话题，甚至会激发大学生们早一些走向学术领域。这样既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有理论体系，又丰富了学生们的思想，提高了学习兴趣。反之，把教学内容仅局限于纯而又纯、玄而又玄的经典中，于学生、教师、社会，均无益处。因而教学中改革传统的经典阐释的教学观念，着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解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应成为当前政治经济教学的基本理念。 选择能启发学生思维的教学模式。长期以来，我们的大学教学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复习旧课，列出1、2、3几个概念或问题，然后是导入新课，板书要讲的章、节等内容，并在相当程度上很注意“板书”这一教学环节。多年的教学经验使我感到板书固然很重要，但也时常觉得普遍为大家所接受的条理清晰、重点难点突出的板书对大学生的思维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启发思考作用的同时，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许多概念、原理还没等教师在黑板上写完，学生马上就会产生这样的意识：高中时学过了，谁不知道。其后的教学活动我们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着重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课堂教学中来，通过介绍、分析、讲解，启发、调动、吸引学生思考，并在学生积极思考的过程中，把他们原来有所接触但实际并未掌握好的经典概念予以生动的解释。在这个前提下再板书必要的纲目，我觉得比为板书而板书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 传统的教学以传播经典文化知识为主，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绝对主体，学生往往是教学活动的受动者。教材安排什么，教师就讲什么；教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教师怎么讲，学生就怎么听。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除了有高分未必有高能力之外。往往还会让学生觉得所学的东西玄而且空，一旦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又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殊不知，文化是多元交织的复合体，教材中所列经典只是丰富的文化知识中相对凝固了的部分，是对以往生活的总结与升华。而现实生活又是经典得以不断更新、充实、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并且现实问题又极有可能成为经典问题。我们的教学的确不应只在经典上“讨饭吃”，而是应该拓展视野，把现实也纳入对象范畴。 布置能引发学生学习、思考的作业题。学生的学习观念的先进、正确、合理与否，也应主要由现实生活来引导。教师及家长的说教、干预，远不如现实的说服力强。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扩大学生学习的自主权，我在布置作业方面和学生取得了共识：一是看教材，因为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肯定会对教材内容的多寡进行增、删或顺序的前后进行调整等方面的处理，学生只有通过阅读教材才能更好地理解并把握主要精神；二是做相关内容的练习思考题，一定内容的练习题可以采取名词解释的形式，可以采取简答的形式，也可以采取辨析的形式来思考、回答，使学生在学习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度；三是做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摘抄”。我要求学生每周摘抄能说明一定问题的、可长可短的经济文章，若能予以简短评论则更好。本以为学生会认为既要去查找、又要去抄写的“摘抄”作业，学生会反感，没想到却成了最为学生所欢迎的作业。学生普遍认为，通过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开始关注经济生活、经济现象，他们学习经济理论、经济知识的兴趣也有了很大提高。并且，由于这种作业形式，他们必须阅读大量相关的报纸、杂志、书籍。结果学生们既感到教材里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必须搞懂，又感到再学习教材时也很容易理解了。通过“摘抄”作业，我认识到学生的兴趣不只限于打球、唱歌、下棋，关键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并不弱，关键在培养；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也很高，关键在调动。 提高教师自身综合素质。当今大学生，面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面对新事物不断产生，亲历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社会的经济体制构成及其运作等经济形态的重大调整，世人的价值体系及市场观念、经营理念等生活的重大转折，难免会产生思想的冲突与困惑。而学生们的思想困惑则需要教师进行必要的解析、慰藉，提供积极的对策。这就要求我们的教师要认清形势，结合各种学习工具、手段、方法，不断学习新的经济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 养，不断探索适应改革开放的教学方法，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教学态度争取做学生的良师益友。从而引导学生积极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样既加深了他们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又提高了他们的审美情趣，进而引导他们加快知识积累的节奏 政治经济学论文:论新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之“道” 在中国,大多数纠缠着我们的经济问题乃至社会问题,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常识,不是新知。 不过,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内涵很广,乃是指集体选择或公共选择,套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研究个体决策问题,例如顾客如何消费、劳动者如何找工作、厂商如何定价、如何确定产量等等。与此相对,研究在个体选择之上的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学问,则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 所谓“中国问题” 梁漱溟先生曾说,他毕生思考两个重大问题,即“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在他长达95年的人生历程中挥之不去。所谓“中国问题”,大致而言,包含着如下几层含义:如何认识传统中国;如何分析当代中国;如何探讨中国的转型路径。 汪丁丁的这部讲义,同样是他多年对“中国问题”深沉思索的一个总结。从2005年起,作者就在北京大学开设“立宪经济学”讨论班,讲授布坎南的宪政经济学思想。到2007年,又改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讨论班,主题年年更新,内容次次不同,有不少学生连续数年选修或旁听,变成这门课的“忠实听众”与“热心聊友”,并因此收获巨大。经过了八年的氤氲酝酿,如今这本厚重的讲义终于面世,对于有志思索求解中国问题的学人而言,无疑是件极大的幸事。 在书中,作者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所谓基本问题,就是“真实社会情境内发生并长期纠缠着多数中国人,且挥之而不能去的议题”(见该书第八讲附录)。很显然,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种种困扰,例如医疗、教育、养老、住房、食品安全——都有逼人而来的压迫感。这些问题,无论是经济层面的还是社会层面的,并不是靠学习庄子的逍遥自在,或顿悟圣贤的天理良知就可以独自解决。 个体的善良与幸福,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普遍层面上的社会正义的实现。故而,作者反复强调,尽管表面上看千头万绪,但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正义”问题。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正义与效率又有着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 我们很难用一两句简单的话概括整本书的论点,仅就笔者的阅读而言,这本书的思路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多种多样,但“效率+正义”是最为贴切的路径;在正义理论领域,我们固然应当关注那些普遍而永恒的伟大学说,但同样要研究可以落实到生活中的正义感;任何正义或效率的目标,都需要一个社会过程加以实现;为了达致正义,政治民主是必经之路,但民主并不能仅建立在私人利益的基础上,需要超越个人偏狭口味的公共理性作为支撑;东方的思想传统,并不缺乏支撑这种公共理性的实践智慧;于是,中国的转型问题,在文化层面上,需要“中西文化之有生命的融合”;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则需要“探寻可以达成共识的公共政策及其表达方式”。 此书并不是一部公共选择或社会选择的标准学院派教科书,而是带有特殊抉择的中国语境下的讲稿。 于是,我们在这本书里所能读到的,不仅仅是揭橥“正义是社会制度之首要美德”的罗尔斯,创立公共选择和宪政经济学的布坎南,主张“发展的目的是扩展每个人的自由”的阿马蒂亚·森,还包括了弗兰克·奈特、汉娜·阿伦特、钱穆、张君劢、余英时和梁漱溟等诸多思想巨擘,跨越从政治哲学到国学的诸多领域,还涉及脑科学与行为经济学。 总之,这是一个以“效率+正义”为核心的、宏大宽广而又相互关联的理论谱系,为了便于听课学生和读者理解其思路,作者亲自绘制了六张大型思维导图,蝇头细字,五色纷呈,极臻精美,理论概念之间的连结关系以箭头标示出来,颇方便学人理解内容,扩展思维。 返本开新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的导言与各章写得都很长,铺垫得甚至有点考验读者的耐性。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求解正义问题的艰难,便应当承认“停下来思考”的重要。 这本书也许在当代同类着作中极为少见,既深入探讨与中国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又能使人平心静气阅读。这也许与它的学术风格有关。和很多着名学人不同,汪丁丁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辩论家,而是一个深刻复杂的思想者,其气质更接近哲学家。他喜欢把自己的思想过程用文字和语言呈现出来,不惮于表露思索过程中的徘徊与困惑。诚如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幻无常。”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认为,所谓公平只是个人利益的伪装,“只存在于观察者的眼睛里”。大哲学家罗尔斯甚至用毕生精力来研究“作为公平的正义”问题。 作者显然认识到了这种艰难。在书中,他反复陈说求解基本问题的难度——复杂的涌现秩序一旦被逻辑地表达,其内在的新颖性就归于消失;基本问题,由于包含着一种以上相互冲突的有效思路,无法模式化地、一劳永逸地解决。作者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不断讨论和互动,以求脱离单一视角的束缚。 于是,我们在书中读到了大量机智有趣的师生讨论和对话,也看到了回归一般思想史的努力——这是在与古人对话。通过这些对话,读者也许不能得到处理钓鱼岛问题的妙法,整治暴力拆迁野蛮城管的奇方,改善收入分配的对策,却终究可以有若干更广泛的启发。一个深入思考现实问题的人,不仅仅要连接上中国问题的“地气”,接续上宏大深刻的思想传统,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事。 我们也许可以说:新政治经济学的“新”,并不是“新潮”“新异”“新奇”的“新”,而是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是“返本开新”之新。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来自于现实,同时又应该能解释和服务于现实。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解释现实,现行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存在着不少令人困惑的地方。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像其它任何理论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列宁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此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登载有关的理论问题的文章,请全体同志来公开讨论争论之点”“鐾于此,笔者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和观点谈点个人的认识。 1.价值理论:是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还是坚持以知识、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价值多元论? 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指出了“剥夺剥夺者”的合理性。于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被政治经济学教材看作科学的不可动摇的价值理论,甚至把劳动价值一元论作为衡量其它价值理论是否科学的标准,彻底否定生产要素价值论。有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得出“两个必然”的理论依据,似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两个必然”。那么,是不是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才有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不是的。劳动价值论只是用于解释两大阶级对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原因的一种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要遵照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所以,不必担心不坚持劳动价值一元论就会产生否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情况。 其次,马克思是不是劳动价值一元论者?不是的。他除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外,还认为管理、科学等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者和指挥者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这种与剥削相结合的劳动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孰是说不仅工人的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经理的管理也创造价值。马克思还认为,随着生产社会化不断提高,商品从直接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的共同产品。在“总体工人”剩余价值生产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进一步说明了不仅工人和资本家创造价值,知识、技术等也在创造价值。这是马克思清楚表明的观点。 第三,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是生产要素价值论者,但每个人所强调的重点不同。马克思则特别强调劳动,而把管理、科学技术等放在次要地位上,更把物的因素看作不创造价值的不变资本。但任何人却不能以此作为彻底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上世纪8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主张用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法国的加罗迪也在《抉择》中强调技术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抛弃劳动价值论,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些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现象也间接说明,在创造价值的各生产要素中,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已发生了变化,劳动已不起决定作用,而让位于科学、技术等。特别是我们已承认的知识经济的出现,更说明了这种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是以资本、劳动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以知识、科技等为核心和主体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在落后国家人们的劳动小时比发达国家多得多的情况下,为什么创造价值的能力却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呢?用人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是解释不清的。同样,单用知识或科技价值来解释也是不行的。因此,用知识或科技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是不科学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以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以资本、劳动为主体的生产要素价值论。 2.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人口规律? 现有的教材普遍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失业(相对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这样的观点显然与现实完全不符。我国不是也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员吗?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例证,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说:“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的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侣此,首先下面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即马克思关于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人口规律的观点,应该理解为是市场经济的一般人口规律;其次,马克思不可能预测到现实的社会主义还存在市场经济;第三,由于我们现在才搞市场经济,失业现象相对于历史上的英国来说只能是“未来的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因此,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人口规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资本主义存在,社会主义也存在。这种分析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分析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等。 3.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认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表现为,在资产阶级这一极是财富的积累,涌现出掌握着巨大资本的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同时,在无产阶级这一极,则是失业和贫困的积累,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也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这是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消除两极分化”本身意味着,邓小平承认在我们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之前,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否则也就用不着消除了。其实,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体现着市场经济必然产生“两极分化”的道理。客观的发展逻辑是: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两极分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起生产集中和生产的社会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两极分化和生产力发展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也可以说,“两极分化”是最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条件,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还是市场经济共有的正常生理现象?是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还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 现有的教材都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特有现象。它根源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经济危机是资本主制度的不治之症。对经济危机的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 首先,所谓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表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甚至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为主 体,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与之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不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成熟的全民所有制,因而也不存在适合社会化生产的代表全体人民占有生产成果的按比例进行生产的利益主体,因此与生产社会化相对应的占有形式,也只能是多种形式。局部占有与私人占有同时并存。生产社会化与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矛盾的两方面的表现在我国同样也是存在的。这些矛盾不及时处理,激化到一定程度也会发生经济危机。总之,生产社会性与生产成果局部或私人占有的矛盾及其表现,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应该理解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只要市场经济存在,这个矛盾及其表现就存在。因而也就存在着发生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与社会制度无关。不能把经济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更不能看作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它是市场经济扩大再生产、台阶式发展的重要环节。 其次,我们应彻底改变消极看待经济危机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条件”是商品生产。否定了商品生产,也就否定了“世界市场危机”。“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准确点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那么,经济危机实际上就是商品经济的伴侣,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必然逻辑。因此,消灭了经济危机,也就等于消灭了市场经济本身。 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它以暴力方式强制恢复市场经济已失去的平衡,使生产得以照常甚至更大规模的发展;促使生产和资本集中,促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从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实行计划生产,优化资源合理配置。当然经济危机也有消极作用,比如引起资本的破坏;工人失业增加,生活贫困等。但是,从历史发展来看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否认了这一点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基础。不过既然有消极的影响,那么也就必须引起重视,目的只在于减轻“痛苦”,而不是消灭,也不可能消灭。经济危机带来的“痛苦”,是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副产品。就像人有很多正常的生理现象可能给你带来烦恼和不安一样,你不能消除它,消除了,你也就不正常了。总之,教科书必须从正常生理现象的角度来分析和揭示经济危机的问题。如果一味地否认或批判,那么一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现了这种“生理现象”,人们将不知所措,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5.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有现象? 现有的教材大都认为劳动力商品是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力成为商品有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有人身自由,能定期出卖劳动力;二是劳动者一无所有,没有生产资料,也没有生活资料。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此,有人认为现实的中国劳动力不是商品。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首先,我认为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只适合自由资本主义。但谁也不会否认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力仍然是商品,那么它是否符合马克思讲的两个条件呢?不符合。尽管劳动者仍然有人身自由,不过雇佣形式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特别是五十年代后,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一改过去定期雇佣制为终身雇佣制。其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不仅工作日大大力缩短,而且更重要的是还拥有财产,拥有在我们看来还是一种理想的超过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其实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已不复存在。那么,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是什么?不能也不应该自由资本主义一种条件,垄断资本主义又是一种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应该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地讲,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都是市场经济。劳动力始终是市场经济中一种重要的接受市场调节的可以流动的生产要素。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不管工人雇佣形式是采取定期雇佣制还是终身雇佣制,也不管工人有无形式上的财产,他只要靠不断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及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就一定是商品。就是说,市场经济是工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这种分析也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内容。有人认为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劳动力商品,就意味着否认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企图在否定劳动力商品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马克思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指出:只有劳动力是商品,“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普遍的生产形式,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劳动力成为商品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对发展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决定意义。被马克思否认的市场经济我们现在还搞,作为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商品我们要加以否定,搞“纯粹”的市场经济,那就太幼稚可笑了,或者是自欺欺人。 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 试图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中定位，是我自己一直希望弄明白的一个问题。这里姑且作个尝试吧。 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经济学的统称，涵盖了经济学所有的理论分支。如果我们试图给经济学的发展绘制一副脉路图的话，我倾向于采取以下思路：（见图1-1 ） 无论从学说史的角度考察，还是从理论体系来考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在我绘制的脉路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马克思和列宁阶段的批判主义经济学和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经济学。 在理论体系中，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并列发展的还有西方的另外两个学派：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李斯特的古典历史学派，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分裂为以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和以凯恩斯为首的（国家干预）福利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的关于长期关于国家干预和自由竞争的争论在60年代左右被萨缪尔森经过调节和整合而纳入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号称“新古典综合派”，并以当代主流经济学自居。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降温，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进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尤其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之后，经济改革和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对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市场和资本问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 实践的发展要求理论的发展，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开始围绕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计划经济学之后，获得一个理论发展的春天，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社会主义改革和转型为主题的转型/过渡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论文:我国教育财政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我国教育财政存在一些长期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此做些解释。 一、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解释 政府教育投入充足不是指财政拨款提供的教育服务能完全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这种充足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做到。政府教育投入是否充足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是财政拨款能否基本保证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或政府自己制定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比较，财政支出的教育经费是否偏低。长期以来，我国法律规定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必须依靠收取学费（杂费）来维持，还有大量儿童因为交不起学费和书本费而失学。2003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为3.28%，远远低于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达到GNP4%的目标，也远远低于与我国具有可比性的印度2001年4.1%的水平。显然，我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是不足的。 为什么我国政府教育投入长期不足？我国的公共财政决策机制不完善是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经费的分配是政府主导的。虽然近年来人大代表开始关注财政资金的分配，但由于财政部门提交给人大代表的预算草案非常简略[1]，受信息、时间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人大不可能对预算草案做实质性的改变。财政预算的编制和调整事实上是由政府决定的。政府作为统治者，所做的一切都是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由政府的效用函数所决定。在我国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财政支出是成本，政治稳定、经济增长、官员们的经济租金、居民的满意度等为收益。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是各级政府的优先事项，也是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内容，关乎主政官员的仕途。另外，用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能产生大量的经济租金，为官员们提供了很多寻租机会。教育支出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长期的促进作用，会增加居民的满意度，但短期内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所产生的经济租金也远远小于经济增长方面的支出。特别是，居民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升迁没有很大影响，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作用很小。我国的教育财政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在政府主导的财政经费分配制度下，在地方主政官员为几年一任且主要由上级决定升迁的政治结构中，对地方政府而言，同等数量的财政支出，教育支出产生的效用大大低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等方面的支出。尽管增加教育投入能增进社会福利，但如林毅夫[2]所指出的，没有人可以保证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府会有激励去履行那些增进制度安排供给的政策，以达到使作为整体的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因此，居民无法对财政资金分配施加影响，政府效用函数偏离社会福利函数，是政府教育支出不足的制度根源。正如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虽然有些例外，缺乏有效的居民声音一般会导致分配到教育部门的资源不足，而且贫穷居民更难享用到这不足的教育资源[3]。 二、教育财政严重失衡的解释 教育财政严重失衡也是我国长期存在的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学生之间的教育财政资源差距之大世界少见。 地区差距的直接原因是地方为主、分级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基础教育经费长期由县及以下政府和农民负担，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巨大差距引起的地方财政能力和农民收入差距，在缺乏比较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时，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巨大差异。 城乡差距属于地区差距，其直接原因一方面与地方负责的教育财政体制相关，因为农村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乡负责，城市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市、区负责，农村地区的县、乡与城市的市、区之间财力的巨大差异必然导致教育经费的差异。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对农村的歧视性政策，如不承担农村学校建设的责任，也是造成教育资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学校之间的差距包括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差距，也包括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前者是上述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的表现。同一区域学校之间的差异在城市表现突出，即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城区，办学条件差异巨大的薄弱学校、一般学校、重点和示范学校并存。学校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长期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政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点学校制度到目前的示范学校和一流大学建设，实际都是政府主动选择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早期对提升我国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教育发展有了相当基础的今天，它所产生的教育不公平、特别是教育腐败的负面效果已经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重点学校制度之所以今天还能延续，是因为它能给重点学校和政府官员带来很大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学校和政府官员寻租、设租的结果。 学生之间的差距既产生于上述几个方面，也产生于居民家庭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居民财富和收入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富裕家庭子女可以上条件非常好的私立学校，可以通过支付大额择校费上公立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甚至可以出国留学。同时，大量少年儿童由于支付不起学费、书本费和其他学校收费，又得不到必要的经济资助而失学。我国的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等法律明确规定政府要资助贫困学生就学，但立法后近20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贫困学生资助制度。直接原因是各级政府互相推诿，无人承担责任[4]。 我国教育财政的巨大差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公共选择机制不完善。如果居民的意见能对政府的形成和官员的任用有决定性的影响，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弱势人群的众多人口所产生的力量，将会改变我国的教育财政体制、改变对农村居民的歧视性政策、改变重点学校制度、改变对资助贫困学生的推诿状况，最重要的是将会大大改变政府的效用函数，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是另外一种状况。 三、学校乱收费久禁不止的解释 虽然有人有不同观点，但笔者认为学校乱收费是事实。学校乱收费的事实可以从近几年居民价格投诉中教育收费年年位居前列可以得到佐证。目前几乎没有人能确切知道学校有多少收费项目，以及什么项目是合理收费什么项目是不合理收费，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学校乱收费是事实。 学校乱收费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突出。笔者见到的中央政府关于制止乱收费的文件是1991年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的规定》。此后各级政府几乎年年发文制止学校乱收费，但13年过去了，学校乱收费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 对于学校乱收费有很多解释，如政府拨款不足、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的界限不清、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等。政府拨款不足是学校乱收费的重要原因，对政府拨款不足我们已经做了解释。那么政府和其他有权部门的摊派、合理收费界限不清、以及学校违反国家法规政策等现象为什么能长期存在？笔者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学校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 学校治理结构是有法律或实际效力的学校利益相关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分配和保障结构。学校的直接利益相关人主要有学生及家长、学校所在社区居民、教职工、校长、政府（理论上代表社会）或其他出资人、校友等，其中学生与家长、教职工、政府是学校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我国目前还没有学校法，只是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中有一些条款涉及到各利益相关人的权利和利益问题，没有系统的学校治理结构的规定。我国现行的公立学校本质上是政府建立的一个公共服务机构，虽然法律规定有些学校可以取得法人资格，但其经济责任，如学校债务最终是由政府承担的。在我国现行的学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或书记，下同）是学校的最高决策者。校长由政府任免，校长代表政府管理学校，政府与校长构成典型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加上学校依赖政府的财政资金，较好的维护了政府在学校的利益。校长在学校的运行中主要依靠教职工，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校长本人的收入与教职工收入直接相关，在校长的任免过程中，政府有时会征询教职工的意见，因此教职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长的权力，校长的利益与教职工密切相关。校长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自觉维护教职工的利益。当然，在政府的利益与教职工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校长会根据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进行权衡取舍。与政府和教职工不同，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没有保护机制。 学生及家长与公立学校的关系从本原意义上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在法律和现实中是公共服务消费者与公共服务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小学阶段，作为公共服务消费者的学生及家长，在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时，只能到政府指定的学校去，没有选择余地，公立学校事实上是特定行政区域内生产公共教育服务的垄断者。虽然学生及家长可以选择到民办学校或区域外的公立学校就学，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公立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学生及家长对校长的任免、教职工的聘用和薪酬没有影响，在学校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面对居于垄断地位且无法对其施加影响的学校，学生及家长的利益自然难以得到保障。 具体到学校收乱费久禁不止，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不想禁止，二是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教育法规定，学校要“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学校乱收费，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学校收取了国家（政府）没有规定且学生及家长不愿意交纳的费用，二是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其中第一方面的问题更为普遍和严重。 举办学校的政府实际上不想禁止乱收费，是因为该级政府没有为学校提供必要的资金，如果真要禁止乱收费，一些学校就无法维持正常的运转，这是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学校乱收费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默认的。西安音乐学院向2004年录取的每一新生收取3万元的“捐款”，就是典型事例。西安音乐学院院长为收费辩解道：“现在一直要求学校扩招，但经费一点也不增加，你说这个学校应该怎么办？”，“除了教职员工的工资外，每年陕西省给西安音乐学院的经费是300万元。”该院的一位副院长指出，政府300万元的拨款只够半年的水电费。不算基建投入, 学院每年最少需要8000万元才能过日子[5]。中小学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虽然中央政府年年发出制止学校乱收费的文件，地方政府也以发文件的形式执行中央政府的文件，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应付舆论和公众的一种姿态，属于格斯顿所分析的“象征性公共政策”[6]。即使上级政府采取行动查处学校乱收费，也往往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而教育部门对学校乱收费承担领导责任，查学校乱收费相当于查自己，当然不愿意查，也不会有很大效果。 决定学校收费的治理结构不当，是指长期以来学校做出除国家规定以外的收费决策，或者提高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时，学生及家长没有知情权和决策权。教育法等有关法律对学校收取国家规定以外的费用如何决策没有明确的规定，现实中普遍由校长决策。在学生及家长对其没有制约能力的情况下，校长为了学校运转和教职工及个人的利益，自然倾向多收费。如果在学校的治理结构中安排学生及家长的权利保障机制，比如在学校（不是政府）做出涉及包括向学生收费等与学生利益相关的事项的决策时，必须征得学生或家长的同意，结果将会大大不同。学生及家长评估收费决策时，会比较收费的成本和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如果学生及家长觉得某些项目值得交费，将会同意学校收费。由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就不能看成是乱收费。这样，学校收费只有两类，一类是国家规定的收费，一类是学生及家长同意的收费，乱收费就在源头上得到了制止。因此，治理学校乱收费的治本之策是学校治理结构的改革。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立学校改革中，通过学校治理结构的调整，建立家长有很大决策权的学校管理委员会（School Council）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据此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利益，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7]。 总之，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些教育财政问题不能仅仅从经济学或管理学角度去解释，用公共选择、政府和学校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解释。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近来国际上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境内甚至出现数百亿美元的游资意在趁机谋利。很多主管金融的中国政府官员感到空前的压力。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屡次明确表示在近期内人民币不会升值，这次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显示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却值得引起国人足够的重视。去年以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显示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已经到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阶段。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系列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其严重程度，特别是回应这些挑战的困难与复杂程度很可能会远远超过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面临的与国家安全保障有关的挑战。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工厂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中国经济与其它国家经济的利益冲突必将日益增加。在这个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里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在制定本国的汇率政策，金融，财政，贸易，竞争，甚至劳动政策时都会面临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中国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对他国有重大影响。他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影响中国的政策走向。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政府不可能指望靠强调主权就可以把这些压力打发走。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开始将自己在未来十年里的国际金融政策做通盘的前瞻性考虑，必须搞清楚本国在人民币升值，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等根本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是结构性风险还是制度性风险？ 最近国内很多关于人民币升值的文章列举了升值对中国经济可能有的负面影响，但是大多数文章侧重结构性的影响，关注人民币升值对出口以及就业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导致泡沫经济的可能性。本文则强调中国面临的更多的是制度性风险。结构的变化有时通过政策的逆转可以挽回，而制度变化的逆转将十分困难。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远远不是人民币的一次性升值，而是一次性升值引起的在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十分有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现阶段全球化的条件下，浮动汇率加上开放资本账户将不仅使中国经济失去支撑其成长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1]而且还要失去大量的外资。更为严重的是一个根本不适应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内经济体制将失去与国际金融风险之间的缓冲手段，全面地暴露在风险日益增加的现行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将受到弗来明—蒙代尔三维悖论的更大困扰。与日本模式相似的以重视协调轻视监控为特征的中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环境中很难抵御泡沫经济的出现。在现有中国社会安全保障体系的条件下，泡沫经济的破灭很容易导致较大的政治动荡。因此在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时，不应该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讨论是否升值，而是应该具有前瞻式地将关于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的立场一并考虑。等到升值以后外国人再打上门来要求中国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时，恐怕一切都为时太晚了。 全球化与国际金融秩序 中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面临一毓的来自国际政治经济的挑战。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汇率反映的是该国经济制度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中国经济随着改革与开放已经与国际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讨论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向，我们必须认清现在的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化的关系。国际经济秩序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支撑战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二十多年之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的直接后果是发达国家的汇率由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浮动汇率的采用又直接导致了发达国家主导的金融自由化。而金融自由化推动了战后经济全球化过程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向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过渡。金融扩张又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出现。简言之，目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秩序。 在时下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人们经常把经济的全球化看成是一个结构性过程，一个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商品，技术，甚至劳动力，跨国流动的过程。论战双方更是倾向用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作为全球化程度主要的测量指标。从这个指标的变化来看，人类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全球化的大潮。第一波的全球化发生于1870-1913年。在这一波全球化的高峰期，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百分之十四。但是这个比率从1914年随着金本位的崩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始下降。经历了1929-1933年期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1953年到达谷底——百分之六，并从此开始重新上升，于1971年达到百分之九，并在九十年代中期达到百分之十五。[2]拒绝全球化论点的人们认为如今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并不比1913年的时候高出多少。而主张全球化论点的人们则强调，如今的这个比率已经比低谷期高出很多。 其实，全球化也是一个制度转型的过程，因为两次全球化大潮的涨落均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换言之，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在二十世纪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升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的两次全球化的大潮实际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以十九世纪的英国霸权与二十世纪的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更迭下由扩张走向停滞再到危机然后再周而复始的过程。[3]于1870-1913年期间发生的第一波的全球化是以英国霸权支持下的金本位以及各种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税协定为重要的制度性基础。当时的英格兰银行通过利率影响国内外黄金的流动。伦敦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以及国际上对英镑与其它货币之间通过黄金自由兑换的固定汇率的信心保证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4]与此同时，1860年英法之间签订的考登—雪佛来协定不仅导致了两国之间的互降关税，而且还促使法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德国关税同盟签订关税协定。[5]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与贸易体制的支持下，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金本位于1914年垮台。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开始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逆转。 1922年主要发达国家达成协议恢复金本位。英国于1925年回到金本位但于1931年退出。几个发达国家包括日本追随英国但很快以失败告终。在1931-1945年期间，世界上不存在管理国际金融的秩序。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赔偿，以及各强国采取的短识的贸易政策极大地破坏了国际贸易秩序，并导致保护主义的到处横行。各强国在“生命线理论”的旗帜下大肆争夺市场与原材料，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6]结果世界贸易与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降至百分之六。 鉴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大战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采用固定汇率。只有当一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失衡的时侯才能调整汇率。[7]在关税贸易总协定体制下，每一个会员国必须把在与任何其它国家谈判时做出的关于关税的承诺适用于所有会员国。这一贸易体制也不鼓励会员国撤销自己做出的承诺，因为当一国单方面增加关税时会受到其他会员国的报复。[8]以布雷顿森林体制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和以关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秩序有力地支撑了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一阶段。 七十年代初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始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在所谓的特里芬悖论的作用下垮台。特里芬悖论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命名。他于六十年代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布雷顿森林体制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美元是支持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关键货币。美国的盟国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与关税贸易总协定的支持下，借助于它们的货币与美元之间长期偏低的汇率，向美国大举出口它们的商品。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必须维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心，而无法通过调整汇率来减少它的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逆差。美国作为关键货币国固然享有种种好处。由于美元是各国外汇储备、交易和政府干预汇率时的工具，它给于美国很大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与管理本国经济时也不需要考虑国际收支的平衡。但是，如果美国以美元贬值为手段来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话，它很快就会被其它国家的将自身货币进一步贬值所抵消。因此，特里芬预言除非各国找出其它途径来解决这个矛盾，否则布雷顿森林体制迟早会垮台。[9]由于日本坚决反对日元升值，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同时使美元贬值并向进口商品征收百分之十的关税。由此开始了以政府间谈判来决定美元与德国马克以及日元汇率的史密斯索尼安体制。该体制只维持了短短的两年。从1973年开始，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均采用了浮动汇率。 当发达国家纷纷撤销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就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市场的交易基本上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1973年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为二比一。当时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一个资本流动的重要指标）为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后果是国际外汇交易不再以为国际贸易服务为主要目的，国际外汇贸易本身成为资本攫取巨额利润的重要途径。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外汇交易额与国际贸易额之比已经由1973年的二比一暴涨到七十比一。全球每日外汇交易量由1973年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暴涨到1995年的一万二千六百亿。[10]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林芝（Susan Strange ）称这种新型的国际金融秩序为“赌场资本主义”。在这种赌场资本主义经济中，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跨国界的流动制造谋利的机会，以金融投机攫取巨额利润。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短短的二十年里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为此目的服务的金融衍生工具。 金融扩张与危机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人民币的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如何界定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当巨额资本受利润原则的驱使随着汇率或利率的变动在各国间流动时，赌场资本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米尔斯·卡勒尔（Miles Kahler）曾经指出，实际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资本流动一直在发展中的经济里先制造繁荣再把它们推向崩溃。这几乎是一条规律。[12]拉丁美洲于1979至1980年经历了南部锥体地区的危机，发展中国家于1982年经历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于1995年，亚洲国家于1997-1998年，俄国于1998年，巴西于1999年，以及阿根廷于2002年均爆发金融危机。[13]这种金融危机并不只限于发展中国家。危机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资本可以跨国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下，金融资本可以利用地球上任何一国的汇率或利率的急剧变动来创造利润。当大量的资本同时涌向一国时，该国经济突然出现大量的需求，这就必然刺激供给的扩大。该国经济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同样的道理，当大量的资本同时从一国撤退时，该国经济的需求突然急剧减少，这就必然导致供给的萎缩。该国经济必然出现经济危机。虽然中国目前尚未开放资本账户，已经有数百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受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进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已经在发出经济过热的警告。不难想象如果中国实现全面的金融自由化在西方国家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时将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中国。 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事实上，在以金融扩张为标志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虽然发达国家的危机与发展中国家的危机表现形式不同，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赌场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的头号强国美国和第二号强国日本参与制造了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两个经济泡沫。 日本的泡沫经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已经出现两次。第一次是1972-1973年。第二次是八十年代后期。两次泡沫经济的出现有几点共同的特征。第一，在这两次泡沫中，日本企业都把庞大的资本用于股票市场上的金融投机。在1972年1月至11月之间，日本的企业，包括银行，生命保险公司，信托银行，在股票市场上投入了一万二千亿日元。这一年的1月，在东京股票交易所第一部上市的225家日本企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为百分之十五点四一。到了十二月，这个回报率窜升到百分之二十八点二八，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主要股票市场平均投资回报率的百分之十三至十五。在1985年，东京股票交易所的日平均交易量为四点一四亿股。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九点四六亿股。在1987年底，东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股票总值已达三百四十六兆日元，与日本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相同，比美国股票市场上市股票总值多百分之三十。第二，在两个泡沫中，日本企业都卷入疯狂的土地投机。在1973年，日本企业在房地产投机中花掉了九兆日元。大东京圈的住宅用土地价格在1973年上涨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在1974年又上涨百分之三十四点七。根据1972年5月发表的一项调查，在前一百名日本最高年收入者中间，有九十五人的收入来自房地产投机。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泡沫中，土地投机也成为重要手段。到1987年底，岛国日本的全部土地价值已经高达一千六百七十三兆日元，为同期美国全部土地价值的二点九倍。[14]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 美国的泡沫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革命的形式出现。商业周刊的首席经济学家麦克尔·曼德尔（Michael Mandel）在其2000年1月美国股市崩盘前夜出版的即将到来的互联网萧条一书中指出，新的金融制度是任何一次产业或科技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历史上至今已有三次金融革新与技术革新相结合而催生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发展。19世纪下半叶的铁路的建设需要巨额的资金。当时美国经济每年的产出只有130亿美元左右。而美国铁路的总投资就高达100亿美元。为了向这样巨大的项目融资，在纽约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股票债券市场，第一批经营债券业务的银团和第一批现资银行。现代的金融市场从全美各地和欧洲各国筹集到铁路建设需要的巨额资金。二十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诞生与发展离不开另一次金融革命。在二十年代里美国生产了3100万辆汽车。而当时全美国只有3000万个家庭。美国汽车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力于消费者信贷制度的诞生和普及。在1930年，美国不仅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五的汽车，而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家具，百分之七十五的洗衣机，百分之六十五的吸尘器，以及百分之七十五的收音机是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售出的。九十年代后期的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与风险投资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学家往往对风险投资不屑一顾。因为在1988年全美的风险投资只有50亿美元，而当年全美的研究开发投资总额高达1340亿美元。这种局面在九十年代为之——变。到了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高达480亿美元。而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也就是美国股市的牛市即将结束时，风险投资已经达年平均900亿美元的水平。在2000年的第一季度，风险投资已经占美国研究开发经费总额的三分之一。[15]在历史上现代股票债券市场十分成功地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铁路，电力，供水，煤气，电话，以及其他大型产业融资。这些产业均有稳定的现金收入和可以用作抵押的实物资产。相反，银行与资本市场很难为从事技术革新的小公司融资，因为向这些完全没有过去经营纪录的创业公司融资的风险太大而它们成功的几率又太小。风险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为什么风险投资到了九十年代一显身手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 前边说过，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金融投机的泛滥。在赌场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大的利润成为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则为实践这个原则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技术革命意味着相关的技术同时出现。 这些技术的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因而有着极为广阔的新市场。这种前景使得投资风险成为次要的考虑。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股市牛市又使得风险投资不仅取得高回报而且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它们的投资中脱身。技术革命与金融革命结合的结果是即使经济成长加速也使经济危机加深。这就是美国经济在九十年代为什么空前繁荣而在二十一世纪初经历了已达四年之久的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未来与中国的命运 主张中国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的人们可能乐观地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金融领域采取浮动汇率与开放资本账户是中国早晚要走的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表明固定汇率的脆弱性。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与国际接轨。一国的经济只有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并通过国际竞争的洗礼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况且，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已经积累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已经在数个周边国家成为事实上的硬通货。中国也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外汇储备。随着中国向世界工厂的地位迈进，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肯定要进一步上升，早晚要成为世界上的主要货币之一。为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金融大国之一，人民币应该尽早向浮动汇率的方向发展。中国也应该尽早开放资本账户。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是全球化过程是完全可以逆转的。事实上，在讨论资本主义长程运动的文献中有两种周期理论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走向有重要的启示。一个是美国社会学家吉瓦尼·阿里奇关于霸权周期的理论。阿里奇指出，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在每个霸权支撑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均经历了资本积累的周期。在每个周期里，当经历了一次主要的生产与贸易的扩张后，过度积累的资本以及国与国之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均导致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而金融与财政的扩张迟早会导致一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规模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中，旧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垮台，新的霸权与它所支持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资本主义史上，这种周期在荷兰霸权，英国霸权，以及战后的美国霸权下均出现过。[16]另一个是卡尔·普兰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推动力的论述。受两个走向完全相反的力量推动。这两个力量一个是关于社会保护的努力，一个是关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十九世纪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后导致了1929-1931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保护社会的努力则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以及美国型新经济秩序（the New Deal）的兴起。[17]普兰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分析战后资本主义的长程运动。从普兰尼的观点看来，七十年代初发生的变化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代表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程运动中由保护社会转向释放市场力量这一重要的转折。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大旗下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各国政府纷纷实行自由化、私有化和缓和法规（deregulation）。这些政策导致了对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的全球性挤压（slobal squeeze）。“[18]结果，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虽然这两种观点侧重点不同，但是他们正好构成了我们理解现阶段全球化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影响的互为表里的两个侧面。一方面，金融自由化使得资本可以跨国界地自由流动。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在利润原则的驱动下，发达国家的工资与就业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下向压力。这两种趋势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必然带来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动。而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必然带来重大的政治后果。当然，有可能在全球化制造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就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使全球化的过程缓和地逆转。例如，美国已经有几个州通过立法禁止公司把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但也可能人们仍然笃信全球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一直到有一天全球化把我们推向一个危机的深渊，重复二十世纪前叶的历史。 我们无法断言目前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意味着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到了危机的前夜。但我们至少可以说在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战后全球化的第二阶段中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不稳定性日益增加，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危机并出现全球化过程自身的逆转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局面下如果开放资本账户与实行浮动汇率等于是将各国在1929-1933年大萧条后建立起来的防范危机的安全机制完全撤掉。如果有一天危机真的到来，中国将深受其害。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的国情特殊，1997年许多亚洲国家都遭遇了金融危机，只有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过去的几年里，发达国家都遭遇了经济困境。中国不是也没事儿吗？中国经济能够在他国经济遭遇困境时不倒，恰恰是因为有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保护。在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讨论中，中国由于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而幸免于难几乎是国际上的共识。由于人民币与美元之间基本固定的汇率，中国的出口在万马齐喑时表现优越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实际上，不仅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而且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都离不开全球化两次大潮的影响。在几个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时点，全球化的潮涨潮落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的走向。中国的近现代史有着明确的与他国历史经验的同时代性。始于十九世纪末终于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次全球化的大潮是在英国霸权的支撑下实现的。在那次全球化的大潮全面展开之前，霸权国英国的触角就已经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伸到中国。1871-1913年期间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亚洲的表现形式是西方列强打上门来要求通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国家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如何改造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国内制度以回应西方国家的挑战。日本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并加入了帝国主义的阵营。 中国则在数次改革的尝试中失败并在几次反侵略战争中成为战败国并失去巨大的利益。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1914年的逆转意味着赖以调整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土崩瓦解。这导致西方列强之间争夺市场与原料的冲突日益加剧并以战争的形式来解决。 这种帝国主义性质的争夺直接导致了1919年的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当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将工业化国家一步步推向大萧条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美国新政式的自由主义成为人类社会回应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三种不同形式。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仍然代表着这三种选择之一。法西斯主义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在战后的头二十年里，其他两种选择仍然在互相竞争。这两种不同的回应全球化逆转的制度性选择到了七十年代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当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开始出现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了脱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了全球化浪潮变化带来的机会。七十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全球化由以生产与贸易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一阶段进入以金融与财政的扩张为代表的第二阶段。在全球化第二阶段中，发达国家先后实行了金融自由化。由金融自由化释放出来的流动资本是中国得以吸引外资的根本性前提。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化的逆转，中国以今天与世界经济切合的程度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而在那天来临时，中国是否已经采用浮动汇率和开放了资本账户将对所受影响的程度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 结论 在上次资本主义全球化逆转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开始在本国经济体制中建立各种风险防范机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英国更是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与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大大的降低了金融风险。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战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开始进入第二阶段。金融自由化加速了资本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以各种形式的流动。这种流动固然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机遇。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浮动汇率与资本跨国自由流动极大地刺激了金融投机。而这种投机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中国到目前为止之所以能够避免金融危机并维持不断的经济成长，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在。换言之，中国政府靠自己人为的政策为中国经济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调整向发达国家的汇率政策看齐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国际金融环境要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必须准备承担与浮动汇率和限制资本流动相连的风险。（作者单位：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 政治经济学论文:全球视野下的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理论概述 摘　要: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新兴学科领域,它的研究焦点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本文以方法论为标准对西方主要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的归类与评介,评述了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以及历史主义下的考克斯与斯特兰奇的理论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关 键 词】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特殊性和普遍性/国际经济问题 【 正 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　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　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　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　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　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　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　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　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　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　。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　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　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　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　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　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　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　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　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　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　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　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　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　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　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　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　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　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　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　”“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　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　、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　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　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　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　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　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　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　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　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　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　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　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　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　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　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　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　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　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　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　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　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　。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　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　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　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　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　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　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 A.Barone)指出的，“20世纪　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　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　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　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　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　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　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　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　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　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　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　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　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　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　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　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　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　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　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　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　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　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　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　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　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　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　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　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　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　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　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　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　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　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　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　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　，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　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　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　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　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　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　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　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　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　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 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 Ray　)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　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　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　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　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　[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　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　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　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　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　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　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　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　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　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　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　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　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　。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　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　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　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　，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　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　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　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　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　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　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　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 Gilpin，1975)同时，在这　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　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　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　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　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　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政治经济学论文: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兼评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 【内容提要】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 键 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 正 文 】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 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 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性隐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一些人可能没有很好地研读《资本论》，从它出版的年代上来否定它的意义，说它是一百多年前写的著作，因而已经过时了。实际上这样说的人正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年代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因为《资本论》并不是要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们的理论，强调他们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斯密是18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国富论》是在1776年发表的，但是他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为今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奉为圭臬，坚持它，完善它，新制度学派还在继续探讨它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可见，问题并不在于年代，而在于是否是科学真理。简单地用这种“年代法”来否定《资本论》基本理论的指导作用，是在误导青年人，懂得科学的人是不会认可这种说法的。 有人说马克思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忽视了资源配置问题，因而缺乏现实意义，这是极大的误解，认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看法的。资源在各种生产之间的配置是生产的要素，是它的前提和条件，把物质生产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当然要重视资源配置。但是马克思把它看成一个普通常识，他曾说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紧密地结合资源配置这一物质内容揭示其得以实现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西方经济学却抛开它的资本主义形式，只把它作为自然规律和一般市场规律来研究，这等于阉割了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灵魂。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经济学除了提出一些资本运行的理想模式和改善运行状态的方法及其对策外，在理论上不可能有新的建树。 政治经济学论文:席勒-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 [内容提要]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袖席勒，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其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学研究本身。 [关键词] 传播政治经济学 批判领袖 席勒 刚出版的《电视与新媒介》(Television New Media)2001年第1期是纪念著名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家赫伯特·席勒的专辑，里面登载了16位活跃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回忆席勒的文章，包括赵月枝博士的文章。席勒于一年前的2000年1月29日去世，享年80岁。《纽约时报》刊登了讣告，这是主流报刊关于席勒的最长消息。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Smythe)在学术理论的原创性方面更有建树，但相比之下，席勒及其著作似乎更加为世人所知。他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帝国》(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1969)在世界上反响甚大，特别是，这本著作极大地影响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观点和政策。如果说，斯麦兹足以卓越的思想火花照亮了若干理论盲点的话，席勒则以厚重的判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 一、生平 席勒生于1919年11月5日，比斯迈兹年轻10多岁。席勒也像斯迈兹—样，受到美国和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从而发展出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 席勒出生于纽约丁人阶级家庭，他在大萧条中渡过了中学和大学时代。当时，他的父亲长期——长达10年之久——失业，家庭没有固定收入，生活相当贫困。不过，由于20世纪30年代高度政治化的气氛，纽约市向工人阶级家庭的子弟提供免费教育，使他得以进入纽约的城市大学。虽然席勒更喜欢文学一些，但山于生计的考虑，他选择了经济学，以便毕业后更容易找到工作。这种选择是大萧条的产物。大萧条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感受，即西方政治经济中必定有着根本性的错误。3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美国经济的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宝详尽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各界专家对大萧条的种种政治经济分析所展示的具体、系统的证据，使席勒了解了美国企业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的具体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席勒在军队服役，尔后加入了美国在德国的军政府。这一经历尤为重要。在德国，席勒见证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的强迫性转型过程；也看到了西德经济的迅速复兴。而这种迅速复兴，正是东西德分裂和反共产主义的副产品。在美国军政府实施重建西德政治经济的所有这些活动中，席勒目睹了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最终的阶级意识，例如，西方盟军宁愿任用前纳粹人员，也不愿意左翼人士进入西德政府。 由于生计的压力，席勒边工作，边学习。为了维持家庭，他同时在两所学校任教，往返奔波。因此，席勒1960年才获得纽约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他已经40出头。但与大学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工作经验，发展了他独立思考的习惯和社会批评的能力。席勒所做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对战后美国援外活动进行的政治经济分析。此后他开始得到伊利诺伊大学不定期的客座教职。他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兴趣使他开始注意广播频率作为自然资源的问题。虽然他一直在企业研究部工作，但他的研究也得到了斯麦兹所在的传播研究所和斯麦兹本人的注意。结果，当斯迈兹离开美国返回加拿大以后，席勒接替了斯麦兹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 1969年，席勒发表了《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一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来自学校内保守势力的极大压力。这本书最初山书找不到出版公司，是由一名印刷者按原始的手工方法制作的，类似复印本(后再版)。伊利诺伊大学的保守派不同意席勒书中批评美国的观点，更不同意席勒直言不讳地反对越南战争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但此书产生的知名度却使席勒获得了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itv of California at San Diego，UCSD)的注意。当时，在美国风云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一批激进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强烈要求校方聘请一位能代表第三世界国家说话并且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教授。于是，1970年，席勒转到加州这所著名的学校。他在这里工作，直到去世。 但是，正如斯麦兹的命运一样，席勒也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的排挤。在UCSD，席勒代表的是非主流的观点，并一直是保守主义压制的牺牲品。他在UCSD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连续多年工资没有得到提高，还被剥夺了其他一些机会。他在校园中被视为异类。虽然席勒在激进的学生中呼声很高，被视为“同志”，但他在同事中却相当孤立，他独往独来。美国学术界没有公开的检查制度和来自官方的耳提面命，但学者受到的训练使他们了解什么样的课题是保险和易于获得经费的。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学术网络更利于自己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席勒从未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研究赞助或者学术经赞，他也从不申请。他说，他并非出于道德的因素排斥申请经费的做法；而只是因为自己的需求甚少——他不使用大量的计算机运算和处理程序，他只是独自写作。 他到处旅行，作各种讲演。他的旅赞是由邀请者提供的，而邀请者中几乎没有他的研究对象——大公司。他是一位出色的、有魅力的演讲者。 席勒从不害怕面对权力讲出真话，面对围攻他不妥协。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因此，在身后，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 二、著述 席勒一生发表了许多著作，界定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种种政治经济特征，对世界范围批判思路的发展影响广泛。他的成名作是第一本书——《人众传播与美帝国}。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自从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国家与媒介在推动其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从而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通过对传播这种独具慧眼的分析，国家便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互相联系的结构中了。 席勒的著作始终将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中。席勒的第二本书《思想管理者》(The Mind Managers，1973)首次大量采用尼尔森公司、《读者文摘》杂志和(国家地理》杂志关于公司合并和跨国化的文件资料，持续、系统地批判了“信息社会”的思想，因为这些著名的公司是信息文化产业的主要政治文化代表。其后，他的《传播与文化统治》(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1976)表述了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见解，以及他对智利阿连德政府建立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管理方式的观察结果。这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席勒指出，几十年来，美国有意识地将它的“正确政治”标准强加给世界，采取的方法包括竭力推销“信息自由流通”的观点。 信息、传播、文化产业，是席勒学术研究坚持始终而不变的兴趣所在。他的第四本书——《谁知道呢：在财富500强时代的信息》(Who Knows：Information in the Age of the Fortune 500，1981)和第五本书——《信息和危机经济》(1nformation and Crisis Economy，1984)转向信息控制的问题。席勒检验了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总体活动的重要意义，解除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活。他指出，技术是社会构造的产物，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中立的。跨国公司是信息产业的主要推动者，因为信息产业帮助跨国公司消灭了地理距离。特别是在《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中，他提出，这种系统有助于克服发达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积累危机，危及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和经济主权。在第六本《文化有限公司：公司接管公共表达》(Culture Inc；The Ccorpem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1989)中，席勒从学术流派发展的趋势探讨厂文化产业的问题，并对当今社会“头脑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表示忧虑。席勒的第七本书是《信息的不平等：日益加深的美国社会危机》(Information Inequality：The Deepening Social Crisis in America，1991)。 此外，席勒与积极推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芬兰政治批判学者诺顿斯特恩(Kaarle Nordenstreng)一道合作主编了《国家主权与国际传播》(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1979)。在这本书中，他们搜集了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大辩论的各种主要观点。在转向对信息经济的批判将近10年之后，1989年，席勒返回对国际传播转型的长期兴趣，又与另两名学者合作出版了《希望与白忙：美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49—1985》(Hope and Folly：The US and UNESCO，1949—1985)一书，该书记录了联合国救科文组织呼吁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寿终正寝。1993年，他与诺顿斯特恩再度合作，主编出版了《超越国家土权》(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一书，探讨的仍然是跨国传播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席勒的最后一本书名为《生活在头号国家：一位美帝同批评者的回忆》(1iving in the Number One Country：Reflections from a critic Of American Empire，2000)，是在他去世后出版的，这本书对他一生的思想作了总结。 席勒的后继者认为，总的说来，席勒的作品不具有很强的理论重载，而是充满经验信息的激情阐述。他专注于对传播结构和政策的分析，很少关注方法论的争论，也很少采用流行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站在弱势群体一边，改变不公正的社会，而不是维护那种不平等的制度。因此，在谈到研究思路的选择时，他说，“如果一个人非常幸运，足以对自己分析和探索的领域作出选择，或者至少拥有小小的选择机动的话，那么，对我来说，就将试着做那种可以为改变世界作出贡献的中肯而切题的研究。”⑤ 三、活动 席勒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并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除了他的著作被翻译为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文字，并传遍全球之外，他还对各地、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官方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发表他对文化和信息的见解。他的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他的思想和见解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 席勒在批判学者集中的国际大众传播研究会是领袖人物。他影响了世界各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也影响了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本身。 席勒的教学影响了许多学生。他既是—位孜孜不倦的学者，也是一位宽容的教授。由于他自己在校园里长期处于不自由的环境，在课堂上他给予学生充分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一位已经成为著名政治经济学者的学生说，席勒是一位令人难忘的教授，他相貌英俊，活泼，不做作，极富吸引力。听他讲课，很少有人不被打动。⑦ 席勒总是与学生站在一道，而不是居于其上。他对后辈和学生充满了关心和爱护——他是少有的几乎每信必复，并且给年轻学生和陌生读者回复长信的著名学者。当一位上海学生给席勒写信，谈她在阅读(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遇到问题时，席勒热情地回信解释。 席勒一生访问过许多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月枝在其名为《赫伯特·席勒，美国的媒介和中国的民主》⑧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席勒对中国的兴趣，以及未能访问中国的遗憾。事实上，1998年前后，她曾告诉我，席勒非常愿意来中国访问，并与我探讨过能否促成对席勒的邀请。她说，席勒年纪已经很大了，身体也不太好，如果不赶快，可能就来不及了。此话不幸而言中，令人遗憾。月枝非常理解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学者所处的环境，对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获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尽管如此，她也和席勒一样，对中国传播学者热烈拥抱主流美国传播研究方法和中国大众追随美国商业文化价值观的现状表示忧虑。但同时，她认为，中国学者积极采纳美国主流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有其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是对以“”为代表的过分反美主义和完全忽略科学语汇的反弹。她也相信，传播政治经济学会成为中国独立思考的传播学人越来越重要的知识来源，席勒会在中国得到认识的。 席勒去世后，ucsD创建了一种“赫伯特·席勒纪念奖学金”，只授予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生。最近得知，首位获得这个奖学金的是来自中国的学生。 席勒是一位有争议的理论家。他被贴上标签，染上吓人的色彩，成为许多主流学者回避的人物。人们对席勒有不少批评，有人批评他的左派立场，有人批评他的激进理论。除了攻击之外，有的批评是同情性的，有的批评不无道理。后来，作为美帝国的主要批评者，席勒在分析中也承认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变化，包括美国优势地位的下降。但他指出，就文化影响而言，在世界上，到处都打有浓重的美国痕迹。前苏联的解体曾使席勒感到意外和震惊，但直到去世，席勒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初衷不改。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正是通过知识分子，包括批判学者们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一点一滴地改变着社会的认识和思想。我认为，席勒们纵然不能完全改造这个世界，但他们的批判却开阔了知识辩论的领域，使人们的思想更关注弱势者的利益，并可能使社会朝更进步的方向稍稍移动了一点。 政治经济学论文:关于现阶段我国道德尺度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论文关健词:宗法礼教 价值瞬间性 主体性人格 论文摘要:转型经济国家的转型期间社会存在着巨大的不德定性，多元文化与多元制度安排的交织与冲突使社会道德与价值尺度显得异常复杂。法治、贵任意识的加强与“人情”、特权思想盛行相并存;集体主义合作精神与个人主义金钱意识相并存。道德观念的复杂性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存在三种不同尺度的道德模式之间相互矛盾与相互渗透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揭示三种道德尺度经济根源的同时，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道德行为的历史性提升与道德警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应该选择怎样的道德尺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公民应该具备怎样的思想和道德标准，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我国在转型期同时存在着对人身的依附、对物的依赖和对人的尊重三种道德尺度，并且三者之间相互交织表现得异常复杂，严重干扰着我国公民人格确立和社会价值判断。因此，对我国现阶段三种道德尺度的差异性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道德尺度一:所谓人身依附的道德尺度是指社会成员之间以其宗法联系和等级关系的家长式权威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道德标准。对人身的依附反映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最初对自然法则的认知与控制。它主要表现为尊从权威和重义轻利，这种道德现状和我国封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传统文化的注意力在对人的血亲等级、本末第次的关注中，大众追求一种重义轻利脱离事功的消极清淡。君主的需要和利益才是最高标准。以少数权威意志和利益作为社会成员交往行为的依据是与自然经济时期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道德标准，它是人类对自然界权威直接依赖的反映。 自然经济时期人类生产周期是由动植物的生长周期决定，人们从事生产的区域是由自然资源分布决定;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是由人的自然生理现象决定。这种“天人合一”结构中，劳动者个体能力在强大自然力面前是极其渺小的，他们只能作为群体结构中的依附部分存在。等级权威和见利思义的道德尺度自然成为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行为的惟一尺度。 小生产的经济关系说明商品经济还未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人们还不能以商品的价值手段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这是人身依附道德观产生的经济根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标志着我国在组织社会生产和交往手段上的彻底变革，劳动者个体不再以尊从权威意志作为公众行为的标准，而是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交往的尺度。它意味着中国长期以来在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中主观性、随意性和盲目性的减少，客观性、科学性和明确性的加强。平等独立，开拓进取，以法代情的现代社会风尚也必将随之形成。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对旧道德标准抱有情感上的依恋，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人类血缘关系的诱惑。人情是人性中的重要内容，但是，人性中的人情内涵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自然经济时期的人情内涵是以生命的血亲模式为核心、君臣关系、主仆关系和朋友关系都被限定在父母兄弟式的权威范围。“父母在上，兄长在先”原则是人情交往关系的永恒原则。以商品交换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确立了劳动者个体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及平等竞争的新型人情内涵，在上下级关系、朋友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旧有的血亲模式被扬弃。独立平等和尊重他人劳动的主体人格构成现代文明的新型主体间关系。 但传统道德关系对于刚跨人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百姓来说仍然具有影响，它毕竟反映的是人类最初和最直接易懂的情感。应该警惕的是一些人将这种传统“人情”关系和金钱关系结合起来，津津乐道地去结成裙带关系或者建立称兄道弟式的关系网，它必将对社会法治建设和正常经济秩序产生极大的隐蔽式破坏作用。 其次，“人的原始丰富性”的诱惑。这是马克思对自然经济时期人的行为特点进行的概括。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决定人们对自然界的直接依赖，这种直接性使人们产生对自然界原本存在的日月星辰、草木鱼虫以及人的自然生命现象的崇拜和依恋，并且仿照自然物消极被动的非主体特点作为自己生产和生活的模式。节奏缓慢、保守平稳的田园诗般的追求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生活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以人类创造的商品价值、价格、货币作为经济生活的内容。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社会自然性被社会的经济性所替代。人们创造商品的无限丰富性打破了对有限自然物模仿的“原始的丰富性”，为人类行为方式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领域。大胆创新、讲究效益已成为现代人的行为特点。实际上，人的“原始丰富性”隐藏着一种缺乏竟争意识和进取精神的隋性，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极不相容的。 最后，旧体制温情的诱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动摇了旧体制中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的权威地位，为劳动者独立与平等提供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物的关系”即商品的经济关系取代自然经济中“人的关系”，更容易被误解为对人自身的关注被物的丰富性所替代，而留恋旧体制中有限的人的地位。“为什么人会依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相互间的物化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间生产活动的关系。”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的物化关系所替代是人类生产方式进步的表现，它展示了劳动者个体通过自己创造的物完成了对血亲服从和等级统治的否定与超越，对人创造物的服从标志着人对自然物的独立与自由的获得。 道德尺度二:所谓对“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相对而言的独立化的他们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反映人类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操纵。物的依赖关系是交换经济时期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客观反映，它是指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规律的关系。商品的经济独立性打破了血缘和等级关系的非经济约束，社会成员个性需求的实现必须以商品交换为前提。社会关系中这种对物的依赖是对人身依附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然使我国劳动者个体的道德及价值尺度发生根本性变革: 第一，商品的价值尺度赋予社会成员独立平等的道德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必须独立地完成社会及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才能从社会和他人那里换回自己的需要。人们凭借商品的权力建立起自立、自主、自为的主体地位，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通过劳动编织进自己的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够得以实现。交换中任何非经济强权都无法替代商品生产者的意志。因此，强调个性独立，自尊自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社会成员道德内涵的基本内容。 第二，商品的交换原则赋予社会成员尊重他人的道德意识。商品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劳动产品，这种生产的他人性决定每个具有自我意识和个人目的的社会成员必须为社会和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服务。市场交换原则制约着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尊重和关心他人特殊的个性需求。关心社会，尊重他人就等于关心和尊重自己。任何轻视社会和他人利益的行为最终都会使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这种经济关系会很快教会人们拒绝权威盲从以及放弃傲慢无礼，迅速建立主体间平等、尊重、互利的社会行为规范。 第三，商品竞争的天性赋予社会成员锐意进取的道德风貌。市场经济的内在机制促使每个社会成员尽可能发挥自己的技能水平，努力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劳动成本，使自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才能保证自己商品价值的实现，任何非经济的等级权威和“人情关系”都无法替代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支出。市场竟争的无情迫使社会成员必须自我克服人性中的懒惰习性，只有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不断实现自身特殊的个性需要和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动摇了传统道德和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养成的被动等待、求同保守行为的经济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取代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单纯资本增值为目的的生产，这是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完成商品价值向货币形式转换后才具备现实的经济意义。当货币取代商品价值的权力后，人钱易位便拥有了异化的可能性空间，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取代了人的主体地位，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拜金主义现象并不是交换经济的逻辑必然，它是由商品向货币转换中的两次矛盾冲突时人的盲目性造成的: 首先，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使用价值普遍替代的环节。货币的万能作用是商品生产者与他人交换劳动产品时，必须以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等价物，只有消除了一切自然形式的商品，才可能在流通中取得独立地位，才能克服物物交换的各种限定，使交换更加普遍和公正。“货币在一方面促使商品的价值脱离使用价值中使市场交换获得生命;另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它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这种将一切事物的性质进行普遍替代和混淆作用是人物易位、人钱易位等拜金主义产生的根源。货币的替代作用虽然能制造人的价值和货币形式分离的假象，但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商品的被创造属性不可能随着货币的替代而产生丝毫改变。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理性自觉认清这种假象，在行为中克服盲目性。 其次，拜金主义产生于货币对商品价值普遍超越的环节。“货币代表商品价值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当商品交换货币时，“商品的价值规定会在商品实现时消失;当货币交换商品时，它的价值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注定要消失”。货币无论代表价值实体还是代表价值形式都具有瞬间性。但货币存在意义在于它必须立刻打破其瞬间性，才能在流通中既保存价值本身，又“通过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时拥有了“增值”的可能。货币本身并不能创造物质财富，货币的增值来源于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单纯以追求资本增值为目的社会行为只能加剧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尖锐化，破坏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建设就是要帮助人们自觉消除商品活动中人的盲目性，建立人的社会主体性人格。 道德尺度三:所谓对人的尊重为尺度的道德观是以消除商品交换过程中人的盲目性为前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一致原则。对人的尊重反映人类对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规律的理解与支配。建立以尊重物的创造者本身为基础的社会行为规范，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超越经济人限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人是亚当·斯密提出来的，它是指人具有天生的利己心，这一本性与市场中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相一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人性是由历史的具体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人性中君子不苟言利的道德标准是自然经济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极端个人主义道德观则是市场经济交换关系中制度缺陷产生的，表现为一种消极被动的受经济法则制约的非主体性人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创造一种不仅能够控制和把握社会经济规律，同时要建立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规律的制度安排，消除交换经济中单纯经济制约时主体人的无奈。正如人类从来就没有满足被动接受自然规律制约，而是不断探索，创立自然科学为人类服务。自然科学打破了自然界对人的限定，社会人的科学就是要打破商品的经济法则对人的全面发展关系的限定，克服经济人在市场交换关系中的异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成符合人类科学发展的有序的生产活动。 第二，缓解市场失灵破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由于交换而产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对立关系是市场经济发生风险与危机的根源。提高经济效益，协调市场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在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交换中，国家宏观调节政策最终会被各种利益的对立关系所左右，巨型跨国公司由于资源争夺的对立关系所展开的国际竞争，最终是以社会巨大浪费为代价换取部分企业的有限利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由于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建立全新的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为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最佳配置提供可能性，为企业营造高起点的平等竞争环境和提供高效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机制。 第三，减轻人力资源浪费，促进经济低成本发展。资本主义在追求资本最大增值的市场动机驱使下必然发生人与金钱易位的现象。西方对人力资本的关注目的也仅仅是将人作为资本增值工具。商品和金钱对人所形成的压力破坏了人类对劳动能力提高的自觉性，而是将金钱的积累视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实现。人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压抑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浪费。因此，对人的尊重实际上是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者和劳动能力的尊重，人的劳动能力开发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前提条件。 面对我国现阶段多元道德尺度现状，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并且在政治思想工作和道德宣传中把握好对三种道德尺度的不同态度: 首先，消除宗法礼教关系的道德约束。迷恋“人情”关系，受制于等级特权、轻利重义是一种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相违背的旧道德。以人的等级权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旧道德，由于受其自然经济的制约，人性的内涵的欠缺是有待完善和提高的。特别是其中等、靠、要的思想只能增添人的惰性。韩国政府所谓重建儒学，是想通过儒家的道德观整治腐败。对此，除了公众表示冷漠外，并没有起到医治韩国病的作用。封建传统道德中的消极因素和拜金主义的结合，人情和金钱交易，特权和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滋生势必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严重破坏。因此，要替惕对传统文化宜传中的误区，是当前理论宜传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次，扬弃以物的依赖为尺度的道德观。市场交换的经济形式说明人类生产和生活已经突破直接依靠自然界的有限恩赐获得满足的限定，开始享受自身不断创造的无限丰富的物的属性。这种生产力式极大地拓宽了人的社会内涵，为人类道德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提供现实可能性。但是，货币作为交换的必要手段，它无差别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的属性是产生用金钱代替一切的拜金主义根源。这种资产阶级道德观忽视人的能力提高和全面发展，为滑向腐化堕落的道德深渊提供通道。因此，我们应该坚决批判和抵制拜金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接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最后树立对物的创造者人的尊重的道德标准。对人的尊重和对人身依附的两种道德观，虽然都体现对人的关心，但后者更多体现的是人类早期对人的有限自然性的迷恋，而前者则体现对具有丰富创造能力的劳动者的尊重，同时它也清算了人在创造物过程中人钱易位的现象，把人的劳动创造力的发展和完善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和价值准则。这种道德尺度弘扬的是对社会主体人的薄重，体现对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抵制，弘扬的是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体现的是对金钱至上和个人主义的批判。它鼓励全体社会成员在对自身能力充分而自由发展的同时，为社会多做贡献，这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成员应该具备的社会道德观。 政治经济学论文: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确定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中国和东盟国家存在地缘上的亲和力和经济优势的互补，建立一种自由贸易区形式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而这种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重大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 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 目前中国和东盟10国拥有17亿人口，2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1.23万亿美元外贸额（2000年统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总体的经济和贸易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与欧洲和北美并驾齐驱，中国在未来东亚经济区域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日益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中若干问题的认识 摘要:生产方式、占有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一直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经济学说并结合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可以认为: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产生否定资本的因素。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将导致占有的社会化。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生产方式；所有制 如何解释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发展逻辑以及预见人类社会的未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试图以唯物史观为基本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起来，重新概述政治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理论观点，从而使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认识更科学一些。 1．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形成了这个社会的独特的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运行就形成了相应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划分人类社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归属: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以生产方式的不同来区别的。 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改变了生产关系就改变了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以为只要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其它社会关系，就认为进入了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其实，只有社会生产过程才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物质变换这一物质运动的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得到生产方式的特征；从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考察生产过程就得到生产关系的表征。当然，由于生产总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因此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无法割裂的，一定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又由生产方式所决定。无法割裂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关系。 2．资本的生产方式不是永恒的，在资本的生产方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否定资本的因素，这些因素正是未来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只可能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产生，不可能从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中产生。在当代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共产主义的生产力因素表现在: 1）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生活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因而产生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为满足这些需求，政府作为经济组织为社会生产并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政府生产公共物品和服务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虽然仍具有资本的形式，但不再具有资本的实质或性质。它们的存在不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因此，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是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否定。 2） 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越发达的地方，资本的生产力水平越高，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在生产中的作用就越大，尤其是高级的脑力劳动正逐步资本化。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使资本物品(生产资料)处于从属的地位，传统的资本吸纳雇佣劳动的要素结合方式正在逐渐瓦解。当然，脑力劳动的资本化还只是少量的局部现象。当生产资料相对于人类劳动只是一种被支配的物质时，资本的生产方式也就消亡了。因此，脑力劳动资本化现象正是否定资本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 3） 信息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过程也在否定着资本的主导地位。在资本的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信息仅仅是生产的外部环境。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各生产层次、各生产环节的相联结必须依赖于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而且随着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的革命性飞跃(计算机技术的运用)，物质资料的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处理的结果。这就使得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的作用降低，当生产力发展到社会生产完全由信息支配时，资本也就消亡了。可见信息收集和处理的能力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生产力因素。中国加快发展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预见的人类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3.所有制概念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指生产过程中人对物质资料的占有方式，这是所有制的物质内容；第二层含义是指占有方式所形成的法的关系。因此，所有制首先反映生产方式的特征，其次才反映生产关系的特征。脱离占有方式的所有权的归属形式的变化不能认为是所有制的改变。决定所有制的是占有方式，而决定占有方式的首要因素是被占有的对象的物质属性，而不是物的所有权的法律规定。马克思以后的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受斯大林的理论影响把所有制仅仅看作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归属形式，从而把所有制完全纳入生产关系范畴，由此导致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中一些重大谬误。 4.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阶段中，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导致了占有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社会化程度可由生产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生产空间的维数越大其社会化程度越高。占有社会化程度也可由占有空间的维数来刻划。由于占有空间是生产空间在某一时刻的横截面，因此，生产空间是在占有空间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时间维，从而生产空间仅比占有空间高一维，或者说占有空间仅比生产空间低一维。若生产空间是n维，则占有空间就是n-1维。当生产空间的维数n越来越大时，占有空间的维数n-1也越来越大，并且随着n越来越大时，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特征差异将相对缩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的低于当今工业社会中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占有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资本的私人占有，生产空间和占有空间的维数都处于较低水平，这时占有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特征差异尤其明显，并表现出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上的表现就是“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还推论这种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即生产社会化将导致占有社会化，这一推论正被历史证明着。 5.社会占有取代私人占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占有方式从历史沿袭的私人占有(其组织形式主要是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逐渐发展出资本的社会占有形式——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当年就预见到了这一变化的趋势，他指出，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生产资料由私人占有向社会占有转变的过渡形式。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一百年以来，股份公司已经成为资本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组织形式。中共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结果。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作为经济组织进入生产过程，不仅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上对生产资料进行直接的社会占有，而且对各种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作进行规范——这些规范不光是政府制定的，更主要的还是国家组织中的立法机构制定的——使得这些资本的占有具有社会性或者更高程度的社会性。因此，当今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已经基本上或主要表现为社会占有的形式。当然，这种社会占有仍然处于私人财产的范畴内，但是，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私人所有权已经由于这些规范而逐渐模糊并逐渐脱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活动，其作用已日益表现出减弱的趋势。 6．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对物的私人占有所形成的法的关系是财产权即所有权，而随着对物的占有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物的社会占有所形成的关系就是现代产权。因此，现代产权关系与历史的所有权关系已有很大差异。从历史的所有权概念已不能推导出现代产权概念。西方经济学家对现代产权概念的定义也尚未统一，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去定义产权概念的。有的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有的从不完备合同理论出发，有的从外部不经济性出发，等等，都可以引出产权概念。但这些定义都只是对产权运作表象所进行的描述，尚未从本质上规范。因此，如果我们把产权概念定义为占有社会化的法的关系，前述各种不同的产权概念就都统一起来了。 政治经济学论文:试析波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论文关键词：霍克海默　文化批判　启蒙　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以往人们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其实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其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西方文明启蒙的后果是用理性这种新的统治替代了昔日神的统治。霍克海默提出了新的启蒙就是文化批判的启蒙，即对启蒙的否定、否定再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要找回和发扬这种文化批判的反叛性，就要实现新的启蒙。霍克海默通过文化批判的反叛性揭示了文化批判的功能，即辩证的否定。 一、霍克海默论文明启蒙及其后果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 1973年)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对西方文明启蒙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何谓启蒙?霍克海默开篇就说:“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启蒙就是使人们从恐惧、神话、宗教的统治和支配下摆脱出来，用理性代替迷信，用人性代替神性，从而确立人类对自然、社会、精神的支配权。但是，启蒙却由于其内在的自身逻辑而走向它的反面，蜕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神话。启蒙、理性成为工具性理性，“神话变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管理万物的精神与创造万物的神相似，都是自然界的主宰，与神相像的人具有支配定在的主权，是主人，具有指挥权。首先，启蒙推翻了中世纪宗教所追求的创造万物的神，人们以为从此可以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前面驱逐了创造万物的神，紧随其后的是另一个神取而代之，这就是管理万物的神。这个神是人。人推翻了神，结果人自己变成了一个“与神相像的人”。人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他是这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又具有支配定在的所谓具有主权的主人。人性本应替代神性，从神的统治和支配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个性、独立人格而不受那个至高无上的神所奴役。但是，结果却相反，人推翻了神以后，人并未从奴役下完全解放出来。人虽然不再受神的统治，但人在推翻神的过程中，自己把自己上升为统治这个社会最高的主宰万物的主人。这就构成了现代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它成为现代法西斯主义繁衍和孽生的根源。其次，在中世纪是神、信仰、盲从支配一切，启蒙唤醒了人们的主体意识，理性代替神的信仰与非理性的盲从。但是理性把神的信仰和非理性的盲从，从神坛上驱逐出神的殿堂以后，理性自己登上了神坛。理性铲除了人类的迷信，人们对理性推崇备至，理性自身成为人类新的迷信。理性就是一切，一切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接受审判和裁定。理性倒退成工具性的理性，结果出现了一个工具性的与人相异的异化世界。理性统治取代了中世纪的神，而非理性的思潮对理性的这种统治的反抗，正如理性反对神性时那样，它恰好说明理性的统治已是一个使人无法忍受的像上帝一样的神。 文艺复兴以后，现代大工业发展起来了。它像魔术的咒符，把沉睡在中世纪的神自然唤醒，神奇地变成了人的财富—工厂林立，大都市从废墟中崛起，商品琳琅满目。但是，大工业发展并未给人们带来多大好处。这边财富堆积如山，那边却是饿俘遍地。工人制造了机器，机器反过来奴役工人。大都市一方面成了富人的天堂，另一方面却是穷人的地狱。商品、货币本来是人们生产出来用来交换的产品，但是，“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人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昔日，人们拜倒在偶像化了的神面前，现在却相反，人们却拜倒在商品货币的脚下，不仅商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经济特征，它只具有拜物教特征，而且拜物教的影响已扩大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启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这种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它仍然是以一种对统治权的选择代替另一种统治权的选择，因此，选择本身就包含了新的统治权的产生。如人与自然，要么是自然统治人，要么是人统治自然。这就是说，一种旧的统治推翻了，一种新的统治取而代之，它不是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而是用一种新的统治去代替旧的统治。所以，“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了发展壮大。启蒙理应带来自由、文明和进步，但是，恰好相反，启蒙是用“新的野蛮状态”代替旧的野蛮状态，并且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这种野蛮状态的神还在发展壮大。人性在这种状况下已经变成了非人性的状况，它正像《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和他的船员在海上偶遇海妖塞壬的故事。为了抗拒海妖塞壬那诱人的歌声，他自己不得不让人把自己捆在船的桅杆上。他既反对自己死亡，又反对自己幸福;既反对自己欲望增长，又反对拒绝本身的享受。这就等于启蒙越是给当代社会带来了财富、权力和知识的增长，它越是坚决拒绝去享受财富，去掌握权力、知识，等等。一切都因为启蒙而走向了倒退，由旧的极权走向新的极权，由旧的统治奴役变成新的统治奴役。启蒙就是事物走向自己的反面，就是自我摧残和自我毁灭，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 霍克海默深刻地揭露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所带来的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负面影响。现代工业技术所带来的异化、工具性，这是其消极因素。但是，近代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启蒙的伟大意义则是不容否认的。启蒙最突出的划时代性的意义，就是为推翻封建神权统治制造了舆论准备。毫无疑问，启蒙具有解放思想、强化人们的主体意识的伟大意义。启蒙推翻了中世纪神权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启蒙思想家适应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针对宗教神权统治和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启蒙的负面影响的确存在，但这不是启蒙的罪过，而是以一定利益为基础的时代局限带来的。尽管时代进步了，而启蒙对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仍然不可否认。如果以现代人的标准为标准而完全否认历史，也就不会再有历史。历史不是虚无的，历史应是客观的事实。 二、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 霍克海默把对启蒙的批判提升到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知识、政治、理性、宗教等间题的总机关，其意义不在于从旧的启蒙引出新的启蒙。他认为，旧的启蒙是文艺复兴文化的启蒙，新的启蒙就是对新的理性和技术统治的文化批判。因此，对启蒙的否定旨在从否定中生发出新的否定，这种新的否定物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文化工业即是“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何谓“欺骗”?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有哪些?欺骗群众的启蒙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文化工业的“欺骗”。文化本来是人类历经数千年实践活动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从广义来看，可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文化在大多数情况下，应是狭义的，即指精神产品，指宣传、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宗教、道德等。尤其是从人类使用文字、语言符号等开始，文化就是人类智慧和劳动痕迹的精神产品。文化与人类发展是同步的，人类从那里开始，文化也就从那里发端，人类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时也就生产了人类社会的文化。文化的产生与人类实践活动不可分离，但文化毕竟是人的文化。人类除了需要吃穿住这些生活资料之外，为什么还需要文化?这是因为人类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动物的需要是直接的、自然的，而人类的需要除了直接的自然需要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间接的、社会的需要。间接的需要除了以需要为根据提出要求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尺度，那就是利益。因为它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才有需要;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人们就会把这种需要逐渐从狭隘的需要中驱逐出去。比如原始社会的人食人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残杀和毁灭，它是不人道的。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就产生了。还有威胁人类正常生存等犯罪现象，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非人道的，对犯罪惩罚无疑是人道的，它维护了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文化本质上应是根源于人类的需要和利益。既然如此，那么，同样是战争，为什么有的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有的却会受到赞扬呢?因为战争被分为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要褒奖，非正义的战争引起人类生灵涂炭，是不人道的，它引起的后果应予以追究。但什么是非正义的，什么是正义的呢?在这里，它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且也是一个阶级概念，因为不同阶级对战争就有不同的标准。可见，阶级利益与文化相互关联。霍克海默看到了这一点，即认识到文化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因而把文化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他认为，在现代科学技术统治下，文化成为一种工业。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电影事业依赖于银行，“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是一个系统”。“从宏观和微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统一性，说明了人民所代表的文化的新模式:即普遍的东西与特殊的东西之间的虚假的一致性。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成为了一种像“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因而，出现所谓“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与“工厂生产的框架结构”同样成为了工业。“从利益方来看，人们是乐意把文化工业解释为工艺学的。千百万人参与了文化工业强制性的再生产过程，而这种再生产过程，又总是在无数的地方为满足相同的需要提供标准的产品。文化本应是艺术性，它的本质是创新。不同民族文化之所以能区别开来，就在于不同民族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其特质只能模仿，无法等同。不同历史时期由于不同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有不同的文化。比如印第安文化、巴比伦文化、华夏文化，等等。但是，文化工业制造的产品就不同了，最主要的是它不能创新，而是高度的“一致”，因为它把政治和经济结为一体。“技术上的合理性，就是统治上的合理性本身。它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需要而产生，它充当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喉舌和传声筒。文化的合理就是为了统治上的合理性。统治者从其统治的目的出发，把文化模式变为统治的工具，为其统治上的合理性服务，为其政治、经济的利益服务。启蒙的文化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再是群众所需要的那种启蒙精神，而变成了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二)文化工业改变了启蒙的本来意义，取消了文化的反叛精神。启蒙本来的意义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和一切违反人道人性的宗教精神统治的反叛。因为，中世纪的文化就是神的文化、宗教的文化。在这种神的文化中，只有神的意志而缺乏人的自我意志，人的自由意志只有在神的关照下才是可能的。人的自主、自由、自觉的本性，人的独立个性，在神的统治下都成为了无关紧要的东西。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它的反叛性。启蒙用人性反叛了神的意志，用资产阶级文化反叛神的文化，但这些只是一种虚假的反叛。因为由启蒙唤醒的文化工业，取消了文化的反叛性质。文化本应是对现实的反叛，从而使文化创新。但是，文化工业完全违背了文化的初衷，反而使人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使一个人等同于另一个人，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模式的人。文化本应培养人们的创造能力，但文化工业却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了每个人个性的抑制者。文化应激发人们的想象和自发性，但现在却使人们的想象渐渐萎缩。文化工业用一些陈词滥调、固定的模式来消除人们的创新能力，用一些无聊的毫无意义的流行的作品来占用人们金子般的时间，致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了文化工业品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地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机械工业生产出来的是物的产品，文化工业却不同，它生产的是人，塑造的也是人。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不是具有个性的人，而是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的人。这种文化不再是反叛(批评或批判)现实的文化。工业文化成为失去反叛性质的模式文化。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带来与启蒙本来意义相悖的结果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批判，这是正确的。因为，文化本来的意义是创新，而反叛(批判)则是创新的起点，反叛也是创新的动力。文化就是在反叛中不断创新和不断发展的。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反叛则是创新的杠杆和动力。没有反叛，创新就不会有动力。但是，反叛也并非代替一切，因为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文化的继承性。只有继承才有发展，因此，如果把反叛看成高于一切的东西，就等于取消了文化的继承性，这也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化工业的虚假性带来的后果是画饼充饥。文化工业利用电影、电视、广告、报纸等媒体，制造一些虚假信息，不断地向人们许诺、欺骗，把人们推向了虚假性的陷阱。例如消费，“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演，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文化工业不断地向人们挥舞橄榄枝，用许愿、承诺来欺骗顾客，使顾客目不暇接、晕头转向，堕入云里雾里，但最后一无所获。在自由时代，文化工业揭露封建专制的落后、腐败、颓唐，鞭挞封建专制野蛮、扼杀人性、违反人道的行径，唤醒人民的反封建意识，吹响了向封建社会进攻的号角，动员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从而使资产阶级在封建统治下争得一块又一块地盘，把封建神权从他们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动摇了封建神权统治的基础，然后又在上层建筑领域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权。但是，现代“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化文化的全部实质。文化工业也在发牢骚，面对现实社会，抱怨倍增，对当代资本主义，奋笔疾书。但是，这些都是隔靴搔痒，不能触及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要害，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是“工业文化的实质”。这是因为文化工业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愤怒”，仅仅只是表面的，它只触及资本主义的皮毛，而不会伤其筋骨。尤其是文化工业对资本主义发泄愤怒，与它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相互矛盾。文化工业把日常生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它只诅咒资本主义制度，而把日常生活美化如天堂一般，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诅咒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牢骚。这样，享乐是一切，一切在享乐中沉沦，一切在享乐中度过。文化工业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些失去反叛性而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认同的被奴役的异化者。按霍克海默的意见，找回和发扬这种反叛性，就是实现新的启蒙的途径。 霍克海默关于文化工业反启蒙的性质，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霍克海默在批判文化时，实际上也是对文明的批判。霍克海默在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界定，导致了在批判文化时也对整个文明的否认和批判，这就是霍克海默的失误。 三、文化批判功能及其启示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究竟有什么积极意义?一般认为，那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实，这是片面的。在我看来，霍克海默对资本主义理性至上和科学技术统治的批判，仅仅是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一个方面，而他所阐述的文化批判功能，才是他文化批判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霍克海默就是从文化批判功能开始，逐渐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在他看来，文化批判是走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统治，走向新的文化建设的总机关和动力。当然，文化批判的功能再强大，也不可能摆脱文化工业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文化批判对文化建设的作用，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的功能就是辩证的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把否定辩证法看作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在他们看来，事物不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而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在他们的理论中，否定是绝对的否定，因为有了肯定就没有否定。阿多尔诺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时都是否定的。这是和黑格尔的彻底决裂。在霍克海默看来，文化批判功能就是否定、否定再否定。否定被当作是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以拯救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总机关，这当然是片面的。文化批判的基本精神应是辩证的否定。从文化建设的过程来看，文化批判的作用就是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在这里，肯定本身就包含否定。任何文化在最初阶段，首先是以肯定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继承。但任何肯定都包含了否定，而否定就是扬弃。文化扬弃了自己的有限性而保留了其积极的合理方面，文化就进入了否定之否定，完成了一个周期，这就是发展和创新。文化建设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从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螺旋式波浪式地上升和前进的。因此，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辩证否定，就不会有文化的发展。但是，把否定看作是绝对的否定，这就抹杀了文化的继承性，必将导致文化的虚无主义。尽管如此，霍克海默所论述的文化批判功能对我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文化批判的本质是创新。霍克海默认为，文化是对现实的反叛，文化的实质就是创新。霍克海默把文化批判同现实绝对对立，旨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仅此而已。其实，文化与现实既有同一性，又有非同一性。从同一性来看，任何优秀的文化都产生于现实，又服务现实;都产生于社会的日常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的日常生活，这是一致的。但文化与现实又有非同一性，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现实生活向前发展时，文化甚至还徘徊在旧时代的基地上停滞不前。文化批判的实质就是创新，通过文化批判使旧文化从它的基地中走出来，创造一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文化。因此，创新不是重复，也不是雷同。创新就是使文化的同一性走向非同一性。黑格尔在论述哲学史的批判功能时认为，哲学史的实质是“通过哲学史本身去证明哲学知识的无用”，哲学是在批判中发展的。他说:“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这哲学断言所有别的哲学都是毫无价值的。诚然，每一个哲学出现时，都自诩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学不仅是被驳倒了，而且它们的缺点也被补救了，正确的哲学最后被发现了。黑格尔是对的，哲学史是如此，文化更是如此。文化就是通过文化批判不断地发现和创新。没有文化批判，就没有文化前进和发展。古希腊的文化发展是这样，我国先秦文化发展也是这样，没有先秦诸子百家的文化批判，就没有先秦文化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如此，没有以马克思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化批判，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并不起眼的，但在文化史上也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如杜林、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等。所以，没有文化批判，就不可能有文化创新和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出现。文化的继承主要是指文化的同一性。继承如果没有批判，那就是重复和雷同。继承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当前主要缺少的还是文化批评。时期，学术批判政治化，批判成了打倒一切的代名词。但是，现在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肯定太多，批评太少。即便是文化垃圾，也很少有人出来清扫。其实，批评和批判，决不是打倒一切，正当的文化批评和学术争论，是一种更为重要的研究。如康德在世界学术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就在于他对人类知识的研究和审视，尤其是对欧洲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他的主要著作都以批判命名，如《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可见，颂扬和批评，批判和继承，肯定和否定，是促进文化繁荣的两种动力。 (二)当前文化繁荣的主要推动力是文化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化批判功能愈益突现出来。由于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因而，适应市场经济需要而产生的文化，必然也是双向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适应市场平等自由交换而产生的平等自由正义等观念，它是文化建设中正面的东西。但是，市场经济也对文化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就是功利化、媚俗化、平面化和边缘化等倾向的产生。因而，文化批判的作用愈益重要了。文化批判一方面应像园丁一样，细心呵护那些适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正面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文化批判要毫不留情地扫除那些污染环境的垃圾。霍克海默把文化工业的反面消极影响揭露出来了，对这些东西进行否定，当然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他由此在批判文化工业时却否认了一切文化，这就等于否认了文明。肯定文明不是不要文化批判，如果没有文化批判，那就分不清什么是金子，什么是沙子，什么是财宝，什么是垃圾，那就没有文明的发展。当前应对那些以文化的名义为幌子的伪气功、邪教和封建迷信等活动进行批判和打击。总之，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进程中，我们务必弘扬优秀文化，加强文化建设，而我国的文化建设能否健康发展，有待于有效的文化批判。 政治经济学论文:对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摘要：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教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并从教学指导思想、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教学改革 建议 政治经济学是财经类高校一门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政治经济学面临被边缘化的倾向。作为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对此深感忧虑。本文是笔者在政治经济学教学实践中遇到问题提出的看法与观点，作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一、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多达上百种。教材内容和体系改革的主要模式有：改良模式、嫁接模式、混合模式。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由逄锦聚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政治经济学教材（第四版），这一教材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在内容和体系上依然有不妥之处。 1、目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的问题。首先从教材的内容来看，本教材的内容共有21章。这本教材的编写具改良、嫁接、混合三种模式组合为一体。其内容的组合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也有现代西方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这些理论的大综合。这本教材至今已有四版。出版的时间分别是2002年、2003年、2007年和2010年。教材字数均在50多万字。教材的特点：内容广泛。从这一特点的积极效用看，它不失为一本或者说更适宜做为高校教师备课的参考用书和学生自学教材。但目前，这一教材的授课对象是普通高校全日制学生，其内容就显得庞杂，缺少应有的精练。另外，教材中以表格形式所采用的数据过于陈旧，比如教材第126页表8-1“美国制造业的剩余价值率（1929年-1985年）”、教材第173页表11-1“1977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些数据不能反映这一经济现象的现实。这与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这样的命题不相适应。 其次从教材体系结构来看，第一篇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有七章；第二篇是：“资本主义经济”有6章；第三篇是：“社会主义经济”有8章。这种体系构架中，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其内容主要由马克思《资本论》一部分理论，有列宁《帝国主义论》一部分理论和西方经济学一部分理论，还有编书者自选编辑的其它内容，共同合成。这种由合成的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 使有些章与章之间缺少理论承上启下的内在必然性。例如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一章第四节与导论中的研究对象的内容有重复。第五章“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向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之间的过渡，难以看出两章理论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第六章“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向第七章“竞争与垄断”的过渡，以及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第九章“资本主义分配”向第十章“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企业”这两章内容上的关联程度不紧密。这种前后秩序安排显得生硬。第十二章“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与第十三章“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也属于这种问题。另外第二篇“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 这一章内容与第一篇“政治经济学一般理论”中的第七章“竟争与垄断”有些内容具有重复性。以上是笔者认为教材体系安排上和内容编选上存在不够合理的方面。 总之，本教材在体系架构上的承上启下理论内在逻辑关系不紧密，在使用过程中感觉整个教材章与章的编排在理论上的衔接不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2、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地位的片面认识给政治经济学教学带来的不利影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是做为政治经济学教材之用的。随我国着改革开放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经不再作为教科书了。而以《资本论》为主线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的地位，目前在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其中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把《资本论》与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等同起来，认为它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们中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西方经济学的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并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和中国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这种说法虽然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这种观点有一定社会群体。这种意识在学生中有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倾向，认为以马克思《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说教。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理论基本过时，难以解释现实。这种倾向和思想给教与学增加了难度。 3、研究对象、层次和方法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今世界，经济学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对立的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和层次以及运用的主要方法都有着重大的差别。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运行和对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运用的主要是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均衡分析以及主观心理因素等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偏重于对经济关系本质的分析，它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经济问题的本质规定，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运用的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方法或方法论上的区别，这与它们对待资本主义的不同态度有关。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现象背后的经济根源，而要证明这一点，在逻辑上就必须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形态。而这样的逻辑只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之中。马克思正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规律，并得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具有历史性的结论。西方经济学家一直对资本主义抱有特殊的价值取向，即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永恒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种价值取向下，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并与之相关的市场机制。一些学者和学生认为西方经济学总结了市场经济的一些管理经验、甚至个别论点有其合理性并在一定程度与现实经济问题有着结合，有些理论有一定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研究的这些表层的经济问题，容易被接受。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事物和经济现象的本质，研究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需要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在学习中会有畏难情绪。 其次，政治经济学以上大课的教学形式影响师生学术思想的沟通和理论探讨的互动，使课堂难以有序的组织和管理，因而课堂教学主要采用灌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学效果。 4、教师原因。教师是教学的主导。教学内容筛选，教学方法的选择都取决于教师。在教学方法上，政治经济学教学一般从基本概念范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套经济学原理，然后围绕这些概念和原理引用一些具体事例加以分析和证明。这种教学虽然能反映出教师的良好理论素养，但从另一方面证明，这种教学使教师把备课、教学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逻辑推理上，追求理论体系的逻辑性、完整性，在课堂教学中就理论本身深入探讨和充分的理论联系实际显得有些欠缺。这种教学使教学效果打了折扣。 二、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建议 1、确立正确的教学指导思想。在教学中使学生真正明确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消除学生错误观念，帮助学生解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的不正确认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针对现实问题予以说明和解释实际，以理服人。 2、编写一本体系合理内容精炼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不是调整所能解决的，对已成型的体系框架在其范围内进行调整，我们做过这样的尝试，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在原有架构上的调整或变动难以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从长计议，教材需要重新编写。笔者认为，编写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一部分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一部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本教材的编写特点是把具有相对独立的不同理论分为不同的篇章，各个不同的理论相互之间基本不嫁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分主要按《资本论》体系编写，因此，理论不会有什么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概论”参考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编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部分以我国为主，编写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这三部分后两部分比重要大一些。编写注意两点：一是，章与章之间的衔接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关系和必然性，框架体系合理。二是，写作内容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全书字数控制在35万字以内。 3、政治经济学立足课堂教学。坚持灌输原则，讲究灌输艺术。这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抓住重点、剖析难点、解答疑点。第二，加强案例教学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实践能力，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吸引力与实效性。第三，采取对比法教学，更新对比角度。例如，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和经济范畴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层次，价格范畴，西方经济学根据供给和需求及各自的弹性，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价格界定为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运动表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价格与价值既有量的背离，也有质的背离，这就从经济学原理上深刻阐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化的东西虽然没有价值但却会有价格的现实，而西方经济学在这一问题上只看经济现象，却永远不会发现价格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理论，更不无法懂得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强调帕累托最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界定为社会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资源配置的效率标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约；对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分配范畴，西方经济学把它看作要素报酬的形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看到了这是各要素的报酬形式，同时看到了这种报酬后面的源泉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不同要素所有权主体那里量的分割形式；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有效需求原理，据此他得出了资本主义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使得资本主义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在于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经济学所认为的市场是万能的和能自动充分实现就业观点，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从而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完全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找到了病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个理论体系有着重大的差异，他们都依据各自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层次作经济分析，都有不同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既采取了对比法教学方法，又更新了对比角度。这种从经济现象和理论本身进行比较和对比，角度发生了变化，会引发学生思考和分析问题的兴趣。学生在这种对比中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第四，理论联系实际是教学的核心与精髓。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性很强的一门课程，但这门课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空间又非常广阔。经济学不能是黑板经济学，如果这样学生听着枯燥，打不起精神，甚至不愿意上这门课。理论联系实际则不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说明当前国内外经济问题的热点焦点，从而使政治经济学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具有强有力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长此以往，一定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和情趣。贯彻始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便潜移默化为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从而提高了他们思考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自然发挥其中。第五，加强教师对政治经济学多媒体制作的研究，提高多媒体软件的制作水平。多媒体的课件制作，不是电子教案。多媒体的课件制作要有理论性和艺术性，适应教学内容的需要，还要有一定的背景资料。这是多媒体课件制作的必要因素。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中医学论文:对中医学重视地理环境的探究 摘要:中医学重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的影响。现代中医人,不仅要注意人体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 关键词:中医学;地理环境;体质;寿命;疾病;治疗;药材 中医是运动变化的医学,它将天地万物看作是永恒运动变化并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在处理生命问题上是随着天、地、人等情况灵活多变。地域不同,人体质的强弱,寿命的长短,疾病的状况,治疗的法则,以及药材的质量等,都有很大的差异。重视地理环境是中医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古医籍,特别是《内经》中有很多相关记载,兹概述如下。 1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祖国医学强调“人与天地相参也”。《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其气九州(九野)、九窍,皆通乎天气。”《灵枢。邪客》云:“地有九州,人有九窍。”都是说人体与天(自然界)相通,与地相应。《灵枢。九针论》还论述了“身形之应九野”的具体情况。《素问。三部九候论》云:“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应九野。”是说诊脉的三部九候,以合“天地人”,以应“九野”。《素问。金匮真言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篇运用五行学说,以五方配五脏、五体、五味等,说明了人与地的相应关系。 2《内经》对地理气候的认识 我国幅员辽阔,古代先民早已认识到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这是运用五行学说概述了我国五方气候的基本特点。《素问。五常政大论》:“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故右(南方)热而左(东方)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故左(北方)寒而右(西方)凉。是以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这是运用阴阳理论,解释了地域有南北高下之不同,气候亦有寒热温凉之差异。《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鱼盐之地,海滨傍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水土刚强”:“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这是具体说明五方的地形、地貌、水土、气候、物产:东方象春天一样,得天地始生之气,气候温和,地处海滨,盛产鱼、盐。西方是金玉沙石之处,气候象秋天,有收引之象,水土强硬。北方象冬天,有闭藏的气象,地势较高。南方象夏天,自然界多长养之气,是阳气最盛的地方,地势低下,水土薄弱,雾露经常聚集。中央之地平坦多湿,利于种植,且与四方交往便利,所以物产资源丰富。 3地域不同体质不同 不同的地理环境,营造了人们不同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进而形成了地域性体质类型。《素问。异法方宜论》云:“东方之域,其民食鱼而嗜咸”,“鱼者使人热中,盐者胜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西方者,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不衣而褐荐”,“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北方者,陵居,风寒冰铡,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南方者,其民嗜酸而食驸(腐),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中央者,其民杂食而不劳”。是说东方之地的人们习惯吃鱼类和咸味食品,因鱼性属火,会使人积热于中,成能走血,多食伤血,所以该地域的人大多皮肤色黑,肌腠松疏;西方之地的人们依山陵而居住,宅简多风,披毛布,盖草席,吃鲜美的酥酪骨肉类食品,形体较肥壮,抵抗力较强,不易受外邪侵袭;北方之地人们依山陵而居住,经常处在风寒冰冽的环境中,过着四野临时住宿的游牧生活;南方之地的人们喜欢吃酸类和腐臭的食品,肤理致密而色红;中央之地的人们吃的食物种类繁多,劳动比较少,生活相对安逸。这些论述初步概括了前《内经》时代五方之地人们的生活习俗、体质等特点。元代着名医家朱丹溪认为:“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也是强调人的体质有地域性的差异。 4地域不同寿命长短不同 人的寿命亦有地域性差异。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东南方阳也,阳者其精降于下”,“阳精所降,其人天”:“西北方阴也,阴者其精奉于上”,“阴精所奉,其人寿”。是说东南方阳气有余,阳精自上而下降,所以气候温热,人的由寿命较短;西北方阴气有余,阴精自下而上奉,所以气候寒凉,人的寿命较长。现实生活可见,气侯温暖,万物生长快,收成都比较早;气候寒凉,万物生长慢,收成都比较晚。早成熟,早衰退;晚成熟,晚衰退。由于地域不同,气温不同,动植物的生成速度不同,人体寿命长短同样有差异。 5地域不同疾病不同 学各地区虽然都与时令季节同步,但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阴阳之气盛衰各异,人体的疾病也表现出地域性的倾向。古籍中的记载大抵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所在地域的水质、土质不同而造成的地域性疾病。如《吕氏春秋》云。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旭(足部肿胀)与跫(瘸腿)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虺(类似鸡胸)与伛(脊柱弯曲)人。“《嵇中散。养生论》云:”颈处险(通“岩”)而瘿,齿居晋而黄。“古人虽然还没有认识到水土中具体缺乏某种成分,但已经认识到了这些病主要因于水土。二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气候、饮食习惯、体质等特点,造成某些疾病容易在某些地域多发、易感。如《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故适寒凉者胀,之温热者疮“。《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西方者,其病生于内”;。北方者,脏寒生满癍“:”南方者,其病挛痹“:”中央者,其病多痿厥寒热“。《瘟疫论》云:”西北高原之地,风高气燥,湿证希有;南方卑湿之地,更遇久雨淋漓,时有感湿者。“这些都是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地域性的多发病。 6地域不同治疗法则不同 《素问。五常政大论》根据在西北寒凉之地多胀病,东南温热之地多疮疡的病变特点,提出了“下之则胀已,汗之则疮已”的治疗大法。该篇还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故日,气寒气凉,治以寒凉,行水渍之;气温气热,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必同其气,可使平也。假者反之。”是说西北方天气寒冷,其病多外寒里热,应散其外寒,而凉其里热;东南方天气温热,因阳气外泄,故易生内寒,所以应收敛其外泄的阳气,而温其内寒,这是所谓的“同病异治”,即同样发病,因地域不同而治法不同。所以说气候寒凉的地方多内热,可以用寒凉药治之,并可以用汤液浸渍的方法;气候温热的地方多内寒,可治以温热的方法,以加强内部阳气的巩固。治法必须与该地的气候相同,才能使之平衡无病,但必须辨别相反的情况,如西北之人有假热之冷病,东南之人有假寒之热病,又当用相反的方法治疗。充分体现了治的灵活性。 《素问。异法方宜论》在逐一分析了五方区域各自的地理环境、人的生活习俗、体质特点以及发病情况后,也提出了相应的治法:东方之域,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治宜毒药(泛指药物)。北方者,其治宜灸螨。南方者,其治宜温针。中央者,其治宜按跷。因东方之人易患痈疡,其病在肌表,热毒血壅,故宜取砭石宣泄热毒,排除脓血。西方之人抗外邪能力较强,疾病多属内伤,宜服药物调治。北方之人多脏寒腹满,宜用艾火烧灼,以温经散寒。南方之人易生筋脉拘挛、肢体麻木,宜用针刺,以疏通经络气血,祛除湿热之邪。中央之人,生活安逸,易发生肢体痿弱、厥逆、寒热等病证,宜用导引按跷等方法,以活动肢 体,疏通经脉气血。该篇还说:砭石的治法来自东方,药物治法来自西方,灸螨的治法来自北方,九针的治法来自南方,导引按跷的治法来自中央。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结合各自所处的自然条件,创造出适宜各种不同病证的治疗方法。该篇最后还指出:“故圣人杂合以治,各得之所宜。”是强调上述的治法不可拘泥,一个高明的医生应当结合各方面的情况,综合分析,随机应变,灵活运用。特别是中的这些治法是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的,由于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发生,生态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的改变,病变特点、治疗方法都有很大的变化。今人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此外,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也不可拘泥。 7地域不同药材质量不同 五方地域各自盛产的动植物,亦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除了前面提到《索问。异法方宜论》有所论及外,《素问。金匮真言论》根据五行理论宏观概述了五方动植物之异:“东方色青,其畜鸡。其谷麦”,“南方色赤,其畜羊,其谷黍”,。中央色黄,其畜牛,其谷稷“,”西方色白,其畜马,其谷稻“。北方色黑,其畜彘,其谷豆”。(素问。汤液醪醴论)还指出稻谷的生长,得益于适宜的地理气候环境。 古代对药材质量的判定,除了考虑外观、质地、气味、采收季节等因素外,药材生长的自然地理环境也是判断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特别强调药材的“道地”性,即有名产地出产的。东汉药物专着《神农本草经》云“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强调了区分产地,讲究道地的重要性。而且,在所收载的365种药物中,不少从药名上看就带有道地色彩,如巴豆、蜀椒、秦艽、吴茱萸、阿胶等。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日:“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云:“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并在《千金翼方》中用“药出州土篇”专门记载了十道各州的药材,他首先按当时行政区划的“道”来归纳药材产地,这为后世正式采用“道地”的术语奠定了基础。唐。苏敬等编着的《新修本草 亦认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唐。蔺道人传《理伤续断方》中云:“凡所用药材,有地道者,有当土者。”书中大量使用川药,如川当归、川独活、川牛膝等。“道地”作为专有名词正式见于明。刘文泰等编修的《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每种药都列“地”项,标明药材产地,并在某些药材的“地”项下又列“道地”专项,特别指出来源于特定产地的药材具有更好的疗效。如川芎:“地:生武功、山谷、斜谷、西岭及蜀中秦州、山阴、泰山。道地:蜀川者为胜”。又如当归:“道地:以蜀及陇西、四阳、文州、当州、翼州、松州者为胜。”宋-苏颂的《图经本草》和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两书,都非常重视药材的产地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 医者虽然辨证准确,选方得当,但如果药材不道地,也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清代医家徐大椿在其《药性变迁论》中云:“今以(古)方施用,竟有应有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移种他方,则地气移而力薄矣。一则种类之异也,当时所采,皆生于山谷之中。元气未泄,故得气独厚;今皆人工种植,既非山谷之真气,又加灌溉之功,则性淡而薄劣矣。”由于特产地的“道地”药材产量难于满足临床需要,因此人们进行了大量的移地引种,其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品质自然退化,临床疗效也下降。更何况古方中所用之药有很多原本野生,与人工种植的更是名同实异。临证处方用药切忌对此忽略。 综上可见,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运用变易的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人的体质、寿命、疾病、治疗以及药材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现代中医人,在临床工作中必须重视地理环境,辨证施治要因地思变。即使是同一个地域,生态环境从古至今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应当灵活理解和运用古医籍中的理、法、方、药。即使同在今日,对南北各地I临床辨证施治的经验不可拘泥。既要重视人的地域差异,也要考虑药材是否道地。 中医学论文: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 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 一般而言, 就其内在的文化本体的一致性上, 是在哲学层次上的统一。因此, 道教对中医学的重大影响, 就必然表现为以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发展所作的哲学贡献。关于道的哲学研究, 以及对中医学的发展的相关性研究,学界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但是, 由于西方文化和哲学对中国文化发展在近代以来的滥殇,致使对道教和中医学的关系的研究也受到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影响,这种对中医学的形式化的研究道路使中医学的发展迟缓甚或倒退。显而易见, 中医学的形式化研究的方式悖离了道的哲学。限于本文的篇幅, 本文就道的本体论对中医学的影响进行哲学反思,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学向道教医学模式发展的理论问题。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 ⒕纭⑷埂⒕瘛⒁约氨缰な魏屠矸ǚ揭┑壤砺奂笆导鞒隽颂厥獾墓毕住F渲?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 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以上应为中医学在当展的长期国策。 总之, 中医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的财富, 在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中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的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中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但是, 中医学尽管理论成熟, 门派众多, 在历史中所形成的医疗模式表明（以中医七大门派的理论为主）, 其治法治则上的主体部分都是采用投以中草药物、以经方为主、时方验方为辅的医疗方法。在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当代, 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入, 随着当代哲学革命的完成, 中医学必将最后完成以道教医学为主体医疗模式的转向, 而这一转向是在近代就应完成的, 只是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致使这一工作无法进行。历史将表明, 厚西薄中是浅薄的。在当代中国文化热的国际大环境中尽快的完成这一工作, 使中医学在世界医学中重放异采, 中国的哲学和医学学者责无旁顾、任重道远。我们当以此共勉。 中医学论文:对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的通识教育探讨 通识教育是英文General Education的译名,主要指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大学生共同进行普遍的文化教育,它包括语言、历史、文化、科学等基础性知识的统一讲授,公民意识的陶冶及实际能力的共同培养,使学生对自然、社会和人文有所批判性地了解,从而“生为有教养的人”[1]。所以,通识教育是在文理交叉以及通才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人的内心,深入到人格,深入到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通识的“识”不是知识的“识”,而是识科学、识社会、识人类[2]。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时,通识教育与中医学专业教育并非完全割裂,运用通识教育进行中医学教育育人的方式,可以较为通俗地表达中医学的抽象和精髓,拓展医学生医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平衡发展,使学生个人素质全面发展。 1 中医学的特点需要通识教育 传统文化是在朝代更替战争以及思想冲突中不断完善进步的,作为传统文化奇葩的中医学更是如此,它与各种哲学、科学技术以及人文信息乃至社会、战争等关联较为密切,具有较强的通识性,是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传统中医学[3]是我国古代哲学与医疗实践结合的一门学科,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石,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归纳证型,辨证论治,使用多种中医治疗手段,如中药、针灸、推拿等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理想健康状态。理论精髓是对在长期临床诊疗过程中出现的个案与可重复验案进行“因时因地因人”的科学归纳、总结、推理得来的。中医学是涵盖思想、哲学、文学、思维、伦理等诸多内容的大文化,医学生对中医学哲学思辨体系、思维判断模式、人生价值观念的学习过程,必须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才能融会贯通,进而促进学生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形成和思想感悟力的提高,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加强和促进中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发扬传统医学。 2 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更加需要通识教育 现在西医院校学生对于医学的认识多以西医为主,对我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医学虽然有一定的认识,但在理论认知和建构中,很难理解建立在古代朴素辨证法上,并以直观思辨为特征的传统中医学。所以他们对中医学的精华理论学习状况不理想,对于初次学习中医的西医院校学生来说,常常觉得内容枯燥乏味,理论艰涩难懂,难以把握。而且《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等中医经典着作不单字词难懂,其意难通,甚至还需要不断地背诵,反复记忆,费时费工,收效甚微,往往知难而退,无法深入学习研究。由于中药药性的五味和四气在经验世界里找不到任何解析,给人不科学的感觉,另外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医学,突飞猛进。小至人体细胞、细菌、病毒、立克次体、分子生物,大至组织器官、躯体结构乃至生理病理的奥秘,甚至心脏起搏器、人工肝、人工肾的发明,成功移植或人体某个器官部件的克隆似乎说明现代医学已经无所不能。所以有的学生在入学以后的学习过程中,现代医学先入为主,认为现代医学对于所有临床疾病都能解决,根本没有必要学习中医。种种情况导致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系统讲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深入提升学生中医理论水平,达到中西互重的难度较大。 所以就需要一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通识教育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把中医学的通识教育理解为人文、社会以及哲学等教育的综合教育。由于在西医院校内,西医知识体系的教育是教学主要内容。西医理论、解剖、生理、药理、病理、诊断以及内科学等西医课程大约占总课程90%,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中医理论乃至中医文化的拓展,在中医学教学时加入医古文以及中医历史乃至哲学等多个方面的补充,加大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积累,在此基础之上在进一步讲授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中医药理论经典,比如《内经》和《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课程的讲授,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增加学生学习中医的兴趣和对中医的更加全面和科学的认识。 3 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特点 美国一些大学校长认为:跨学科通识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先的法宝,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医学健康领域尤其需要创新,“不创新,毋宁死”。应打破传统的院系之间僵化界限,不要因为限定学科专业而抑制创新能力的培养。香港大学把通识教育作为所有在校学生的核心课程。复旦大学将通识教育分为6个核心模块,涉及经典文化传承、科技进步与科学探索、生态环境与生命关怀、审美体验等诸多方面。此外,台湾的中医药院校也有通识教育课程。而内地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目前还在起步阶段。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通识教育几乎没有。所以这是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我们首先要确立中医学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把医学生培养成中医西医两条腿走路,同时最终融入整体观的医疗模式中去,争取提升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着重于医学人才更符合时展的培养。 其次,可以在医学专业的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通识类型的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或框架,表现通识 教育教学过程中程序性的策略体系。使医学教师尤其是中医学教师普遍认可的现代医学生对中医人格教育的体会,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这一载体,结合其他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中医学教育。 还可以在西医院校进行中医学教育同时,注重教学实践的代入式教学,比如进行中药讲授时给学生进行中药的实体讲授,让学生对于中药具有直观的认识,讲授时把中药的产地以及相关联的各个时期医学大家应用的体会以及经典验案等系统回顾,深入细致的展现在学生面前,更好的接受中医学教育。 总之,通识教育与中医学教育并不矛盾,它可以较通俗全面的表达中医学的精髓,确保培养医学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平衡,获得全面发展。 中医学论文:探讨中医学说下的音乐治疗观 一、中医学说的音乐养生理念 1.中医阴阳学说与音乐养生 音乐养生,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中医学说中,提前祛除可能致病的诸多因素,或对已有病症,通过参加音乐活动、聆听音乐等缓解或帮助恢复正常(或部份阻断致病因素),通过心理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病人躯体上的症状。中医学中的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始终贯穿在中医临床实践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中,阴阳是用以表达相互联系的事物和现象正反两方面属性之间既对立又相互统一的关系。《内经》把阴阳的平衡看作是身心健康的基础[1]。人体的阴和阳具有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互根互用、相互消长的特性,而且通过这些特性维持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保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阴阳平衡才能使人的“气”升降、出入正常,才能使人的肌体和心理达到平衡。音乐的进行和发展也可以用阴阳变化的规律来阐述,比如音的高低、长短、强弱、音色、快慢、疏密等的变化。运用音乐进行和发展中的阴阳变化、平衡来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养生的目的,使人体阴阳时常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就应针对其阴阳的偏胜或偏衰,选择不同的音乐进行调理,以恢复其身心的健康。如,应该让阳亢者选择安静型音乐听;让阴虚者听刺激型音乐或让其主动参加气氛活跃的音乐活动,如听《旱天雷》、《丰收锣鼓》、《战马奔腾》、《奔驰在千里草原上》、《步步高》、《狂欢》以及多参加唱红歌比赛、多欣赏交响音乐会;而对阴阳偏衰者则可以选择听一些抒情、优美、柔和又略具激情的音乐作品;如听《彩云追月》、《翻身的日子》、《北京颂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等。对阳虚且寒者则选用活跃、欢快、激情振奋的音乐作品进行欣赏。如听《春节序曲》、《阳光照跃在塔什库尔干》、《真的爱你》、《祝酒歌》、等。同时音乐作品的选择也要注意因人因气候适当调整,才能达到养生的目的。 2.中医五行学说与音乐养生 中医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五行学说也与音乐养生有密切关系。五行最初指“五材”,即木、火、土、金、水,古人用其特性来归纳自然界的的事物以及说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并总结出五行学说。而且以五行特性将人体中的器官及体内所有宏观微观的变化机理都进行分类,其原理跟自然界五行相通。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关系常常被运用到临床的治疗、保健、养生上,如“培土生金法”即肺虚补脾“、滋水涵木法”是肝阴需补肾阴等。中国古代就已经将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要获得较好的养生效果,就应该根据五行学说选用适当的音乐。中国的五声音阶由宫、商、角、徵、羽五音构成[2]。木、火、土、金、水与五音对应。其间的关系与五行的相生、相克相对应;如五音中,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就是与五行对应的相生关系;而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商、角属金、木,徵、羽属火、水,均为大二度,系不协和音程,这样的音程在中国传统音乐中属相克。《黄帝内经》中更是运用五行规律和角、徵、宫、商、羽五音对不同病症进行治疗,按患者对不同音调、音量、节奏、旋律产生的不同情志反应以及所对应的五脏,创立了“五音疗法”,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古人有语:“宫音悠扬谐和助脾健旺,旺盛食欲;商音铿锵肃劲善制躁怒,使人安宁;角音条畅平和,善消优郁,助人入眠;徽音抑扬咏越,通调血脉,抖擞精神;羽音柔和透彻发人遐思、启迪心灵。”一般情况下,宫调式和徽调式属于色彩明亮的调式音乐,有让人欢乐、激励的效果,具有健脾养心的作用;羽调式和角调式则属于色彩较暗淡的音乐,给人舒缓、平和之感,有补肾、舒肝的作用,商调式则介于两者之间,可以使人欣慰而具有清肺的作用[3]。 3.七情与音乐养生 在中医理论中,情志因素被认为是影响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因而情志变化成为养生的关键。七情指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绪,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起到调节机体生理功能的作用,但七情之病起于脏[4],七情过激,必生拂郁,病从内起。七情和悦是健康长寿的根本,而学会“疏泄”则是七情和悦的关键。古代典籍有载:“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将五音各调与对应的精神效应进行归类,说明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人的情感变化受五音的精神效应影响:宫音让人温舒广大;商音让人方正好义;角音让人恻隐爱人;徵音让人乐善好施;羽音则让人整齐好礼。音乐养生的原理可以总结为以情胜情来疏导情志,即利用一种情绪的音乐来使另一种偏胜的情绪得到渲泄。也就是使消极的情绪变得积极,使积极的情绪变得丰富和充实,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 4.中医静神与音乐养生 中医注重恬淡虚无,从某种角度来说即要求清静、安静和调、凝神敛思。静神理念同样贯穿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其主张心神宜相对静,不妄动,用之有度,不用不动固属于静。“静则神藏,操则消亡。”强调静神使精气神内守而不散失,调畅精神,保持人体形神合一的生理状态。《荀子?乐论篇》曰:“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说明音乐具有直接、迅速、深刻影响人的情志的特性。而《吕氏春秋》也记载:“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反映了音乐的需要是人的共性。通常情况下,用于静神养生的音乐,宜选择曲调节奏流畅舒缓、和声简单和音色典雅的乐曲,而且播放音量宜轻柔,此类音乐会让听的人自然沉浸在音乐美的境界中,这就满足了内心泰然的需要,从而达到养生的目的[5]。 二、中医学说下的音乐养生理念之核心 1.在大自然中感悟身心统一 整体观念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理论之一,指的是人自身为一有机整体,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也是一个有机整体,这可以归结为人的身心统一和天人合一,而这一理论核心同样适用于音乐养生。古有云“音乐达天地之和而与人之气相接”,意指音乐由人心而生,人心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正是由于人的身心对大自然的感悟才产生了音乐。天人合一的观点是指人的健康和大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而身心合一则主要指人的生理和心理是分不开的。人与自然的互根性和统一性,决定了音乐具有调整情志而健体养生的作用,即调节人心神的作用。 2.迟以气用,远以神行 环境的选择对音乐治疗的效果也是个关键的因素,音乐配合环境对心境的变化更加明显。“在夷陵,青山绿水日在目前,无复俗累,琴虽不佳,意则自释",欧阳修这一描述体现了优美环境对音乐治疗的重要性,情境的合理设计才能使人与音乐水乳交融。现代音乐养生强调环境和色彩的选择,不同意境的设计应根据不同的对象,使其如临其境,才能使音乐与治疗对象的身心交融。明代古琴大师徐上瀛提倡的“音与意合”,适用于音乐的欣赏、演奏、创作方面,也正是“迟以气用,远以神行”。音乐的养生作用可用“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来形容,从中医的阴阳、五行、七情和静神理论与音乐养生的关系可以看出,音乐对情绪的调整作用是直接而强烈的。将中医学的音乐养生理论广泛运用到养生实践中,丰富养生的方法与方式,可以使养生效果更加理想。21世纪是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最突出的时代。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 的各个方面均经历深刻的变化,如生活节奏的加快、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心病还要心药治”,中医学说中的音乐疗法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不同的音乐可以防治不同的疾病,其特殊的疗效已逐渐得到重视,对其的研究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医学论文:西医校园中医学教学概念 中医学与西医学虽然同属医学范畴,都以病人为治疗对象,但两者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中医学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自然观影响下,以实践为基础,以脏腑、经络学说为核心,强调整体观,通过调整阴阳平衡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西医学以解剖学为基础,是建立在实验学基础之上的多学科相融合的一门科学。如何使已较全面接受西医理论,形成了较稳定的现代医学思维模式的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受另一门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是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就西医院校中医学教学谈点体会。 1明确中西医概念的本质区别 在中医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学生对中医学理论体系认识与认同困难的问题。由于学生已接受了西医理论,故在学习中医学时常有先入为主的思想,习惯将中医的“心”“肾”与西医的“心”“肾”进行比较,对“心主神明、肾主纳气”等中医脏腑功能感到不可思议,不能认同。因此,必须使学生清楚地认识到中医的“脏腑”与西医的“内脏”“器官”等,在概念上有很大区别。西医的内脏是解剖上有形可见的,而中医的五脏六腑是一个功能上的概念。如中医将“心”的功能归纳为“主神明、主血脉”,其含义已超出解剖概念的“心脏”。因此,教学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用中医的思维理解中医,用西医的概念学习西医,不能相互混淆。另外,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有本质区别。西医的“病”指人体的器质性病理变化,临床中有实验室证据可循;而中医的“证”是机体功能失调后连带出现的一系列证候群,更多的是人的一种主观感受。 2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进行直观教学 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西医的“视、触、叩、听”都是从研究病人的外在表现,即症状和体征开始的。但中医四诊重点在于把握机体脏腑气血经络的外在表现及相互联系,用取象比类、由表及里的方法,借助阴阳五行理论,把生理功能、病理表现、体表部位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一个整体、恒动的系统。中医学独特的司外揣内、取象比类等认知方法属于形象思维,其建立在宏观的自然观察、表象观察基础上,并以哲学为核心,注重整体联系和感悟、推理,经高度概括、抽象而成,与现代医学的微观结构和直观形态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因此,训练学生的形象思维,注重功能模拟和直观教学尤为重要。在教学中,可采用表象和形象化的语言解释枯燥的名词术语,应用临床病例的辨证分析提高学生思维能力;运用教学的直观性原则,调动学生视听等感官功能;采用各类直观教具,特别是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抽象的中医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以利于学生理解和记忆。 3注重教学的艺术性和技巧性,培养学习兴趣 中医学具有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融合的特点,具有西医学无法比及的丰厚的人文底蕴。在教学中,可强化中医学这一特点,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采用诗句、顺口溜等形式帮助记忆。如中药学及方剂学教学中,“穿山甲王不留,妇人吃了乳长流”,白虎汤主治“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四大症”等,这些琅琅上口的歌诀、顺口溜,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加深了理解、记忆。在针灸学教学中,讲授经络的循行路径时,除借助图片的动态演示阐明经络的循行外,还可对比武侠小说中的一些事例,以吸引学生注意力,增强感性认识,帮助理解记忆。这就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多途径、多方式综合各类知识。 4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中医学以人为本的医学观念和在慢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康复医学、养生等方面的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现代医学中高、精、尖设备和先进仪器的使用在临床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也容易导致“物化”倾向和产生大量的伦理问题,如“见病不见人”等现象已成为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而传统中医学具有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整体性等观念。因此,在教学中突出中医学优秀的医学观念和哲学思想,通过运用和借鉴中医学在生命观、疾病观和临床诊治中的整体观念、辨证观念、天人合一思想,启发、熏陶、培养学生的医学思想,有利于学生建立科学的医学观点,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21世纪医学发展趋势。此外,传授学生传统的保健康复技能,如针灸推拿、保健按摩、中药薰洗、刮痧拔罐等,使学生在强身健体的同时,学有所用,增强对祖国医学的认知。 5应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创建新型的中医学教学模式 中医学课堂教学教具甚少,可利用计算机、数码照相机、扫描仪等,把讲授的内容按教学大纲要求制成多媒体演示稿,结合文字、图像、声音、动画等多种形式,采用动静结合、声情并茂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想象力,引导他们多动脑、勤思考,活跃课堂气氛,从而加深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总之,在西医院校要讲好中医学有很大难度,教师应在充实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从多方面提高教学质量,努力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中津液在诊断疾病上的重要性 津液是指有滋养各组织器官,濡润空窍和滑利关节作用的物质。津液为饮食经脾骨消化吸收而成,由脾、肺、肾吸收,分布、排泄,以调节维持其平衡,循行周身,出脉管内外和组织同隙之中,供给各部分的营养需要,剩余的水分和废料,则成汗、尿排出体外。《灵枢》云:“五脏六腑,皆有津液,……。”又云“膀胱为津之腑,热则津液内虚”等。 可以睦出津液是一种液质成分,成在于机体之内,分布于周身各处,内至五脏六腑,外至皮肤肌肉,皆其所布。它由口引入并由尿、皮肤、大便、呕物、泪、肺脏等上排出体外,我们知道汗、尿、吐物等除液质占绝大部分外,其中还溶有其他物质。于此可知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的并溶存有一定的溶解物质组成。 津液和体液:由上看出,津液是一种液体成分为主要的物质,液体成分分布于人体细胞内及细胞外各处,能补充,能排出,但与现今医学所称的体液有无关系,从下面比较可以看出。 从体液的组成成分及分布来看,体液分布在细胞内及细胞外者叫细胞外液,占人体重20%~25%,是人体的内环境,浸润着细胞以作转运营养物质之用,细胞外液以分布的范围和质量的差别有不同的名称,如在血管内叫血液,在淋巴管者叫淋巴液,在脑和脊髓者叫脊液,在组织间叫组织间液,体液在内者叫细胞内液,为辅助代谢的媒介。虽然体液各在不同的部位而细胞外液之间及细胞外液与细胞内液之间,是直接或间接相通的而且成分是稳定质中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质组成,即是说:水质和含有不等量的溶解物构成体液。从体液的组成分布和上面的津液比较起来看是相似 ,因此说津液相当于体液。 从体液的平衡调节来看:体液中小部分是溶解物,大部分是水、水的平衡调节代表了体液的平衡调节,同时水的调节与某些溶解物如氯化钾等也有一这的影响。水在人体内是维持平衡的,即是说每日摄取的排出的是相等的(生长需要除外),排泄的器官是肾、皮肤、肺、大肠等处,其中以肾的排泄为要,但体内水分平衡调节的转机有以下几点:①饮水管制,在唾液分泌减少时或血浆的渗透压增高时,通过中枢神经系统,反射性的引起口渴。②动向管制:水喝得多的时候血中水分并不增加多,很快的被肾排出及进入细胞间液,水分少的时候则反之。③排出管制:在正常情况下肾为排水器官,受着中枢神经的管制及激素的调节。 我们从体液的调节上也可以看出津液是相似于体液的,因津液的调节与体液的调节是相似的。 《伤害论》云:“大便硬,小便当数”。又“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不利。”以大便硬即肠道的水分被吸收,吸收得多故小便多,若饮水多必是汗多而小便也多,以使身体的水分维持平衡。关于津液平衡的调节,我们可以从古代医书中看出,先谈水的调节。《伤寒论》云:“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灵枢》云:“咸入胃,其气上走中焦,注于脉,则血气上走之,血之咸相得则凝,凝则胃中汁注,注入则胃中竭,竭则咽焦,故本干而善渴。”说明呕吐失水后及唾液分泌减少而“咽焦”时,对机体均是刺激而反射性的引起口喝。至于津液的动向调节,中医学家已利用此原理津液平衡改变而显出的某些症状,是不加以治疗的。《伤寒论》云:“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心瘥,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硬故也,从亡津液,胃中于燥,故令大便硬,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小,以津液当还地胃中,故知大便不久必大也。”又“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等。又“大便之后,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以津液自动的平衡调节。 体内的津液是维持平衡的,过多过少则由人体的调节机能来维持平衡,多则增加排泄,少则减少排泄,使人处于健康状态,但这种调节机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受着时间,调节力量,人体器官机能是否健康等因素的影响,因些会有增多和减少的情况出现。 津液的增多与水气病的形成:人体的水分排泄过多叫亡津液,相反的人体的水分排出过少则叫水气病。水气病所表现的症状,是逐步进展的疾病,初期、晚期的表现以及在切脉上的表现是不同的。这样,在望诊上触诊上来检查诊断水肿病及其程度。 津液是沿着经脉不断流行,输布到全身各个脏腑各个部分,是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津液的改变,会对人体的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这说明津液在中医学中,对疾病的产生是占重要地位的,在诊断疾病上不可忽视。 中医学论文:中医学护理带教新方法的实用性综述 制定具体完善的教学计划明确的目标和合理的计划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护生入科前带教老师根据学校和护理部的实习计划,针对中医科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分中医理论知识与中医护理操作训练,强调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教学方法追求多样化,注重学生思维型和能力型培养,开启了启发式、讨论式、小讲课、角色扮演、批判式等多种方式教学[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激发护生的参与意识,调动护生的内在潜能,也符合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观点“人类具有先天的学习潜能,教育应当将这种潜能激发出来,成为护生的内在动力,使之成为自发指向的学习者”[3]。 做好护生入科教育为帮助护生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带教老师要热情接待,详细介绍中医科病区环境、病房结构、治疗室、操作室布局,技术设备及物品的摆放等,使护生尽快熟悉环境,尽快适应角色,增强自信心,为临床实习打好基础。详细介绍科室的中医特色:中医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治疗既考虑局部,又采取扶正培本的方法。中医护理也具有整体护理的鲜明特点,指导护生运用中医整体观和辨证施治原则,通过望、闻、问、切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身体机能、心理状态、舌苔、脉象、体质、治疗用药等情况,分辨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邪正关系。根据缓急,扶正避邪,因地制宜,辨证施护,辨证施教。 严格带教过程的管理注重护生对中医护理兴趣的培养,培养护生对中医临床护理的兴趣,不仅能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还能指导老师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护生刚接触到中医临床,对中医的阴阳、五行、舌诊、切脉、经络、百草等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临床教师要抓住护生的学习热情,重点运用生动的事例,介绍中医治疗、中医护理在临床治疗、养生、保健、心理调护等方面取得的应用实效,与护生共同探讨现代中医在国内外的发展前景和巨大潜力,激发护生探索中医的渴望。同时让护生参与临床特殊病例讨论、护理查房、护理竞赛等活动,进一步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规范中医护理操作流程,标准参照文献中常用中医护理操作,把临床常用的中医护理技术,如中医的“四诊”、拔罐、中药灌肠、中药导入治疗、针灸、艾灸、熏洗等操作制成多媒体形式,增强直观性教学,强化护生在进入临床操作前的中医护理操作规范。在临床实际操作带教中,带教老师对各项操作要认真讲解步骤、要点、注意事项,指导护生将所学理论与实际操作相结合,做到多示教、多提问、多鼓励,在“放手不放眼”的监控下,创造更多机会让护生独立操作,提高护生临床实践操作能力。 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实习期间,困扰护生最常见的问题是“师生关系”,带教老师要经常主动与护生沟通,了解她们的心理、在学习和生活上的需求,正确给予指导和帮助,及时征求护生对教学计划内容及进度的意见,及时做出调整[4]。在护生出科前,召集护生对本科室带教情况进行总结,评选出优秀带教老师,鼓励护生提出带教过程中的不足。科室将护生的反馈信息,及时归纳、总结,积累带教经验,改进带教方法,提高带教质量。3.7严格出科考核护生入科时带教老师便将考核项目分发给护生,让护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提前准备。考核分理论与实际操作两部分,学生出科前由带教老师按要求和程序对护生逐一进行考核、考试,将成绩当面告知学生,记入护生实习档案,对不合格者,给予护生一定期限重新补考,直至合格。 中医学论文:《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探讨 成书于殷周之际的《易经》是中国文化的始祖，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很大。谚云：“医易相通”。《易经》“托物以明义，用小以喻大”的直觉思维模式以及由此发生的理论模式，直接影响着中医学的理论思维。《易经》理深意宏，是自然科学的胚基，宇宙观的萌芽，多种学科的渊薮。中医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与《易经》亦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内经》中的重要基础理论，如阴阳学说，藏气学说，气化学说，即递嬗于《易经》。与《易经》一样，中医学也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化积淀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活化石，因此中医学在文化人类学家眼中，即是一种古代文化研究对象，又是一种现实文化的研究对象。[1]《易经》在一 定范围内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增添了不少迷茫。许多现代生物科学的最新进展与《易经》64卦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可以预言《易经》的独特思维方法和西方科学试验相结合，是揭示生命奥秘的金钥匙。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本文谨就《易经》与中医学发展的相关性做一初步探讨。 一、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 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贯穿《黄帝内经》一书始终的阴阳学说，直接来自先成书的《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易经》八卦中的阴(--)爻和阳(—)爻，最早出现在我国夏朝的占书《连山》之中。古人以阴阳二气为中心，从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事物中概括出八种基本物质形态，并以天、地、水、火、雷、风、山、泽命名，从而创造了八卦。[2]八卦和64卦中几乎都由阴爻和阳爻组成，体现了每一卦中阴阳的互依和互制，即使纯阳乾卦也有纯阴坤卦相配。《易经·系辞传》从哲学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3]阳爻与阴爻乃矛盾对立之两种符号，阳性与阴性乃矛盾对立之两种事物。[4]《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 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见阴阳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源自《易经》无疑。《易经·系辞》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为父，坤为母，生震、艮、坎、巽、离、兑六子，六子分男女，即天地万物，这便是划分事物和现象阴阳属性的标准。[5]事物和现象中对立着的阴阳两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为用的。《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在内，阳守之，阳在外，阴之使也。”正反映了《黄帝内经》对《易经》阴阳学说的发挥和应用。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的阴阳两方面是运动变化的，其运动的方式是彼此消长并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反面转化。《易经》在三组卦《泰》与《否》、《损》与《益》、《既济》与《未济》中体现的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观点，被《黄帝内经》在解释健康与疾病的关系和疾病转归时广泛应用。可以说，正是在借鉴《易经》阴阳观念的基础上，中医学的阴阳学说才得以进一步形成。中医阴阳学说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导致了经络学说、脏腑学说、气血津液等一系列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针灸子午流注即是根据《易经》与《黄帝内经》阴阳盛衰消长原理，认为经气在人体中盛衰流注与昼夜日月运行相应，从而掌握经气的周期性盛衰开合进行取穴，这也是《黄帝内经》生物钟原理及干支纪时的发挥。中医的藏象学说也源于《易经》，并在天象、物象和人象三结合中，进行发展。尤其在接受易理取类比象的基础上，使法象有了新的突破，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藏象学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正是把天象、地象、人象合三为一。虽然《易经》64卦中，在表 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其实中医的“气”，以广义的气本身就包括了“实体”和“场”两方面。尽管阴阳学说不具备严格科学的表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猜测和神秘的色彩，但作为中医的指导思想，至今仍有深远影响和指导意义。 二、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 《易经》中医术方面的记载，除散在64卦的一些卦爻辞中外，主要集中在《剥》、《豫》、《萃》、《艮》、《咸》五卦之中。《易经》义理的本质特征是天人合一，它对中医学所倡导的“气一元论”的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易经·系辞》曰：“精气为物者，谓阴阳精灵之气，氤氲积聚而为万物也。”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均由精气构成。中医的“气一元论”认为，精气的运动引起五脏六腑的活动，人体内的气是一种活力很强的精微物质，输布全身无处 不到，机体的生命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气的升降、出入活动，气活动一旦停止，生命活动就停止了。医易相通，《易经》中常用人体器官描述卦象，如乾为首、离为目、坎为耳、兑为口、坤为腹、艮为手、震为足、巽为股。其中《咸卦》是关于针石术的萌芽。咸，马王堆帛书作钦。《归藏》有钦卦，朱彝尊《经义考》云：“钦在恒之前，则咸也”钦与针皆在十二侵韵，同声相转，钦借为针、或箴。……针与箴通，皆为古针字，咸为省文。是最早的针灸记载。 从象数学的观点看64卦的递次变化，很象人一生的生长衰老过程。《黄帝内经》说：“年四十，阴气自半。”表明中年保肾精十分重要。现代研究，64卦卦象严格对应着遗传密码中64个dna密码子。东方神秘的《易经》存在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易经》中64卦之间存在着的这种阴阳互补与生克关系，这是西方科学全然不知的。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对基因调控和癌症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黄帝内经》“取类比象”的思维格局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影响很大，藏象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这种以“象”“论”“藏”启导于《易经》的爻象概念。《易经·系辞》谓：“易者，象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医家又据爻象之理，效法于人体，于是有藏象之称谓。《易经》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对中医人体科学的影响很大。生命是复杂的有序结构，躯体内外部的总体稳定即阴阳平衡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从机体的整体水平探讨、研究人体科学的方法，正是中医学的根本特点之一。现代医学中流行的观点认为， 揭示生命奥妙的关键，在于对遗传基因和它的构造单位，以及受它们控制的化学反应的深入研究，科学哲学理论已经指出了这种看法的片面性和机械性。认真探讨人体内部与外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越来越受到生命科学家的重视。《易经》独特的思维方式对现代人体科学的研究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三、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 《易经》对中医防治学的影响很大，如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强调杜渐防微，和《黄帝内经》治未病的防治思想相一致。《易经·否卦》云：“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人在面临否卦的严重时刻，倘能经常保持“我将灭亡!我将灭亡!”的警惕，加强锻炼身体，这样不但不会灭亡，还会像根深蒂固的桑树一样长生。 《易经》十分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易经·萃卦》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即谓因病而唉声叹气，没有丝毫好处，不如扶病走动走动，虽有小吝，终究对病无大妨碍。也就是说，“即忧虑，又叹息，这样是没有什么吉利的”。[6]《易经·无妄》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得病之后不要胡思乱想，只要心情舒畅，不吃药也会好的”。《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过度紧张却使我们长期而反复地处于超 生理的紧张状态，如果不加警惕，将会危害身体健康”。中医心理学的观点与《易经》的看法相一致。情绪失调常常是疾病的先兆。忿怒能引起一系列生理心理变化，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易经》在养生方面的许多重要的富有哲理的见解，告诉我们必须注意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注意身体所发出的各种信号。多数严重的疾病往往是经过多年缓慢发展的结果。这对中医养生学也有直接的重要影响。 《易经》对中医治则的影响很大。机体阴阳失衡即为病态，调整阴阳为中医的根本治则。易道尚中，中医的理、法、方、药，都离不开“中”字，选方遗药，掌握药味、药性和药力，都以“中”病为宜，过与不及都不能达到扶正祛邪的目的。《既济》与《未济》二卦相对，相互对立转化。临床上心火与肾水未济，可致心神不宁，腰痛头晕等证。如水不涵木而致风火上窜，头疼目赤，用“滋水涵木”法治疗，可使水火既济，保持阴阳平衡。中医学维持机体稳态的治则，与易象卦理息息相通。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比类和阴阳观念，总结前人用药经验提出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辩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秦国名医医和即曾自觉运用当时卦象成说解说、分析晋侯的病情(《左传·昭公元年》)。《易经》提出“八卦气验”，论及节气与疾病的联系，是中医气象医学之发源。如每年春分惊蜇前后，天气突变日数最多，人为祸事、空中或地面意外伤亡也是全年之冠。无明患病的频率，更是春分和秋分前后最为显著。由此，我们领悟到一个道理，宇宙是大周天，人体是小周天，人还是脱离不了潜在自然率周而复始的摆布和干扰。[7]《易 经》的这种思想促进了中医气象医学和时间医学的发展。所以，中医理论的发展才是振兴中医之根本。 总之，《易经》一言以蔽之，曰：变易而已矣。曰变易，曰不易，曰渐变，曰突变，括此数义，医道可尽矣。作为中医学的源头活水，《易经》的天人合一整体观，阴阳对立统一观以及取类比象等义理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得到了详尽的发挥和成功的运用。甚至当今世界上许多物理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也多受《易经》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f．卡普拉吸收了中国古代《易经》和道家著作中关于阴和阳的互补、平衡、循环的概念，以及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构造新的世界文化模式。[8]在中国三千年的文化中，几乎所有最伟大和最重要的著作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或者对它的论题的解释产生影响。[9]特别是对中医学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只有用古老《易经》的思维方法和现代 西方的科学方法，来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医学才能取得本质性进展。这种中西文化的融合，正是中医振兴的契机。 中医学论文:让传统中医学焕发出绚丽的时代色彩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中，中医学的发展经久不衰。为了让中医学始终扎根于中华大地深厚的沃土，为了让中医走向世界，千千万万的中医人前赴后继。彭金维就是其中的一个。 彭金维和中医的缘分由来已久。小时候，彭金维家附近有个卫生院，他经常跑过去看医生怎么给病人诊脉看病。他一有空便跑到卫生院看，并开始用心去学，从而萌发了长大后也要有自己的诊所为病人看病的愿望。于是，只有小学文化的彭金维开始看医书，尤其是中医药方面的书籍。他父亲有一个做中医的朋友，彭金维便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他那里，看他如何给病人诊脉治病。闲下来的时候，朋友也会教给他一些中医“望、闻、问、切”的方法，长期的耳濡目染，彭金维对中医的兴趣便与日俱增，同时开始研读有关中医方面的书籍。 为了追寻自己的“中医梦”，后来，彭金维又来到了香港，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初到香港时的情形。那时候，他带着空空的行囊，在陌生的环境里感到迷茫。就在他对中医前途感到犹疑的时候，一个报道使他看到了希望。报道上说，一位外国科学家正在运用中医理论进行一项科学研究。彭金维的爱国心再一次被激发了：一个外国人都能够熟稔中医理论，更何况我是一个中国人！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做一名中医的愿望，增加了学医的信心。五年来，彭金维利用晚上时间，参加了香港中国国医学院的学习，并取得了学士学位，随后开始了对中医理论进行更系统、更专业的学习。 彭金维一边钻研中医理论，一边给人看病。经过多年的积淀，2001年，“彭金维中医诊所”终于成立了。在这里，他以传统中医学为主，结合针灸、耳穴，综合诊治，使许多罹患疑难杂症的患者远离了痛苦。经过多年的摸索，彭金维对治疗中风后遗症、子宫肌瘤、面瘫、失眠等疑难杂症都有了自己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特别是他用中医针灸治疗子宫肌瘤，更是开了传统中医的先河。他用传统的针灸和中药调理气机气血，加强气化动能，化有形为无形，达到了治疗效果。在此基础上，他摸索出了中医的外治疗法 “天灸疗法”。即借助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使局部皮肤发红充血，甚至起泡，以激发经络、调整气血而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据彭金维介绍，“天灸疗法”可以治疗小儿痉挛性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等肺部疾患，五更泄、虚寒胃痛、肾虚腰痛。但是用“天灸疗法”治病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必须选择三伏或三九天。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彭金维解释说，中医理论讲究天人合一，气候可以帮助调节机体功能，再利用针灸、药物透过特异腧穴的皮肤，有效成分可通过血液循环直达病体部位，从而发挥药理效应。更重要的是，药物通过经络腧穴吸收、传输、利用的同时，经络腧穴对药物刺激可做出较强反应，将药物作用放大，其疗效是经络腧穴与药物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潜心中医的同时，彭金维还不断奔走于各个中医学术交流会和学术讲座之间。在2007年广州第二届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2007年安徽合肥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五届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以及2008年澳门世界中医药大会上，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如今，每天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彭金维和中医的情缘仍在继续。为了把祖国神奇的中医学发扬光大，为了更多的人早日恢复健康，彭金维仍然在努力。 中医学论文:浅议衰老的机理的现代医学和中医学研究 衰老是机体固有的、复杂的、不可逆的过程。揭示衰老的机理,探索出高效、安全可靠的抗衰老方法,这是老年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就衰老时的机理和机体体内发生的变化进行综述,为抗衰老的研究提供临床资料。 1、衰老机理的现代医学的研究 (1)遗传基因与衰老。衰老是一连串基因激活和阻抑,及其通过各种自产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基因表达理论认为衰老是与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三聚化失败、迁移、磷酸化、脱磷酸化失败、热激蛋白转录因子与dna结合下降导致的翻译后修饰失败、hsf mrna成熟和翻译有关［1］。(2)免疫系统与衰老。机体免疫功能和衰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衰老的进程,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因子等发生了许多变化［2］,通过改善免疫系统功能则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3)脑内神经递质和氨基酸含量变化与衰老。脑内的一些神经递质及氨基酸的含量对机体发育和功能的维持至关重要,在参与身体组织老化及寿命的调节方面有着重要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下丘脑各核团的神经元呈现不同程度的丢失,其递质含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从而导致内分泌功能不足,加速机体衰老[3,4]。(4)自由基与衰老。自由基在机体内有很强的氧化反应能力,对生物膜类脂结构破坏性极大,自由基还可直接或间接氧化蛋白质,并且可以使蛋白质生物合成的量下降,尤其是自由基可与dna、rna反应,引起主键断裂、碱基降解、氢键破坏、发生基因突变、细胞老化,导致机体衰老疾病的发生［5］。人体内具有一整套产生和清除自由基的平衡体系,机体的衰老是由于受到内、外环境的影响以及机体抗氧化酶的活性不断下降使体内自由基物质过剩的结果[6]。(5)端粒、端粒酶与衰老。端粒是真核生物细胞线性染色体末端的特殊结构,其长度、结构、功能与机体衰老及癌症的表型等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端粒可影响细胞核内基因的表达。端粒具有保护染色体末端,维持染色体结构的稳定与完整的功能。细胞衰老是由于随着细胞的有丝分裂,端粒长度缩短、端粒酶的活性降低致染色体末端端粒缺失所致［7,8］。(6)线粒体dna与衰老。呼吸链反应是产生自由基的重要来源,线粒体在活细胞内产生90%的自由基,同时也是自由基损伤的重要目标。尤其是线粒体dna裸露,无组蛋白保护,并且修复校正系统功能较差,因此线粒体dna比核内dna 更易产生突变。自由基对线粒体dna造成的突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线粒体dna重要功能的丧失［9］。(7) no变化与衰老。no是体内重要的信使分子和神经递质[10]。nos是no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机体各组织细胞普遍存在。研究发现衰老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组织中no含量和nos活性降低,而通过提高组织中no含量和nos的活性可以延缓衰老的进程[11]。 2、衰老机理的中医研究 (1)精气神衰老学说中医认为精、气、神三者的状态标志着一个人的健康,如三者虚衰,则是衰老的征象。历代医家对人体的精、气、神非常重视,精充、气足、神旺即是健康的标志,如精亏、气虚、神萎则是衰老的征象,从精、气、神三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反映出人体衰老的程度。(2)阴阳衰老学说中医学认为阴阳之间的变化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生命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根本原因。机体衰老的过程也就是阴阳失去平衡,出现偏盛偏衰或阴阳两虚的结果。(3)肾虚衰老学说肾为先天之本,人体生长、发育、衰老以至死亡的过程就是肾气逐渐充实、隆盛、衰少乃至衰竭的过程。中医认为:肾藏精,肾主骨生髓,腰为肾之府,齿为骨之余,肾外荣于发。齿、骨、发的生长状况是判断机体生长发育状况和衰老程度的客观标志。(4)脾胃虚弱衰老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在人体活动中起着升降枢纽的作用,肾中的先天精气也依赖于脾胃化生的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脾胃虚弱是导致衰老发生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人体衰老过程是人体内部环境各因素间、人体与外环境各因素间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性结果。衰老原因是多方面的,衰老的机理也是极为复杂的。衰衰老时机体内更多的变化及其机制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 中医学论文:简论中医学睡眠理论的特色 论文关键词：睡眠理论；睡眠障碍；心神；营卫 论文摘要：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对睡眠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秦汉之际，在我国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记载着睡眠理论的内容，相关论述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和病症分类以及症状描述等多方面内容，形成了阴阳睡眠理论、营卫睡眠理论和五脏睡眠理论，为后世医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在很长的时期，人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这样的方式生存，很大程度上是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是出于无奈，最初也许没有人去注意为什么天亮了人会醒来，天黑了人要睡觉，但也由此适应了自然变化规律，正是这种与昼夜更替和谐的痛寐节律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睡眠是人类生命活动的重要内容(在此不谈及其他生物的睡眠)，与人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良好的睡眠不仅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机体功能活动正常的写照。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睡眠有不同称谓，先秦多称“寐”、“寝”、“膜”，为其前后的文献广泛应用。《黄帝内经》除沿用以上称谓外，以“卧”表达睡眠之义的情况比较多，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即属此种情况，早在马王堆医书《十问》中就有“一昔(夕)不卧，百日不服”的论述。汉代以后惯称“睡”或“眠”，以单音词形式表达，“睡眠”一词以合成词形式表义最早见于翻译后的汉文佛经，南朝慧影《智能疏》:“凡论梦法，睡眠时始梦。如人睡眠中梦见虎威号叫，觉者见其如其梦耳。”《黄帝内经》对睡眠有独到的认识，并形成了中医学睡眠理论的基本框架，内容涉及睡眠的生理机制、导致睡眠障碍原因及辨证治疗等。西医学关于睡眠有抑制扩散学说、中枢学说和睡眠物质三大学说。巴甫洛夫以大脑的兴奋与抑制论述觉醒与睡眠，睡眠是人体的抑制扩散状态。之后神经生理学家们，从动物实验认识了睡眠中枢。又有对激素和神经递质的系统研究，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睡眠研究者从尿中提取出“尿核贰”，该物质有引发睡意的功能，被称为睡眠因子或睡素。这种睡眠因子，既能促进睡眠，又能增强人的免疫功能。事实证明，人在发烧生病时，睡眠因子分泌增加故睡眠量也随之增加，使人体白细胞增加，吞噬细胞活跃，免疫功能和肝脏解毒功能增强，体内代谢速度加快，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故尔有人称睡眠是治病良药。总之，睡眠这一十分平常的生理现象的确涉及诸多复杂的因素与机制，较之西医学而言中医学睡眠理论独具特色。 1睡眠的生理机制 中医睡眠理论认为睡眠是以神的活动为主导，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机枢，五脏藏精化气为基础的整体生理过程。 中医理论中神的含义较为复杂，本文提及的神主要指五脏所藏之神，即心之神一神、肝之神一魂、脾之神一意、肺之神一魄、’肾之神一志。睡眠以脾肾意志为基，心神的自觉意识内敛为主导，肝魂随之潜隐，肺魄失出人之机，则精神活动减弱乃至停止、各种感觉与运动反应迟钝，进人睡眠状态。在睡眠状态下，心神屈藏止息，魂魄相合而安宁，魂不游荡而无梦，魄处其舍而形静。《庄子·齐物论》:“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 营卫之气的阴阳出人为睡眠之机枢，《灵枢·口问》云:“卫气昼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阴者主夜，夜者卧，……阳气尽，阴气盛，则目螟;阴气尽而阳气盛，则痞矣。”《灵枢·营卫生会》云:“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夜半而大会，万民皆卧，命曰合阴。”《灵枢·卫气行》:“天周二十八宿，……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故卫气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于身，昼日行于阳二十五周，夜行于阴二十五周，周于五藏。是故平旦阴尽，阳气出于目，目张则气上行于头，……。”冈五脏主气化。睡眠的各种神志信息由营卫气血载负运转，而营卫气血的生成、运行与五脏密切相关。只有五脏气化和调，营卫气血充实、升降出人有序，才能使气顺神灵，睡眠以时而沉酣。故肝之藏血疏泄生发气机、心脾之化营生血、肺之主气行营卫、肾之主水蒸腾津液，以及肝脾调和、肝肺升降相因、肝肾藏泄适宜、心肾水火相交、脾肾先后天互养等，对睡眠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着重要的生理意义。 五脏藏精，是一切生理活动，也是睡眠活动的基础根底。先天之精化为五脏躯体，五脏主躯体又生化后天之精，以为气化活动基础。五脏之精充盛，其气化活动才有充足化源，睡眠以精为根基，精盛体壮才能痞起神情充沛、寐息深沉酣畅，如《营卫生会》述少壮之人“昼精而夜眼”、老人“昼不精不夜眼”。 概括地说，《黄帝内经》睡眠理论有三，即阴阳理论、营卫理论和五脏理论，而五脏理论当为核心。中医学睡眠理论体现了其天人合一思想，重视整体，重视时间因素，重视时间的周期变化，又强调睡眠(寐)与清醒(痞)由心神所主宰，神静则寐，神动则痞。心神是五脏神之一，心神能否发挥主宰作用有赖于五脏神之间的协调与各司其职，这一认识确立了以五脏精气神论睡眠的基本原则。后世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不断丰富祖国医学睡眠理论，为养生及临床开创了独具特色的道路。 2睡眠障碍 2. 1睡眠障碍的主要病症睡眠的正常机制遭到破坏即导致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失眠、嗜睡、梦寐不宁、睡行症。 失眠，或称不寐、不得眠:表现为夜间难以人睡、或难以持续睡眠，并在隔天清晨醒来时有疲劳感。从神的层面看，心神受扰，动摇不定，可致不寐;从气的层面看，卫气留于阳，不人于阴则不寐;从精的层面看，五脏阴精不足，心神的活动、气的运行失去原动力，亦可致不寐。 嗜睡:嗜睡总属心神不能应时外张，魂魄沉溺于内，以致寐而不痛的病证。究其原因总以阴、寒、湿、痰为患。而嗜睡见于大病后者，多气虚懒卧;见于病证危重者，是精气衰竭，神败难振，当另论。 梦寐不宁:表现为多梦，常伴梦魔、梦惊、梦吃、梦交等，因梦不能安卧。一般以不快梦境反复出现，醒后身心不适为要点。从五脏神的层面看，梦之所生，在于寐后魂不安舍，魂不安多因魄受到内外刺激，魂有所感而受扰，魂魄分离，魄静而魂动也。内刺激与生理或病理状态有关，也可因情思经历之痕记有所忆起而使魂不安宁而梦。《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篇》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播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哭。”《黄帝内经·素问·方盛衰论篇》云:“是以少气之厥，令人妄梦，其极至迷。三阳绝，三阴微，是为少气，是以肺气虚则使人梦见白物，见人斩血藉藉，得其时则梦见兵战。肾气虚则使人梦见舟船，得其时则梦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气虚则梦见菌香生草，得其时则梦伏树下不敢起。心气虚则梦救火阳物，得其时则梦播灼。脾气虚则梦饮食不足，得其时则梦筑垣盖屋。”《黄帝内经·灵枢·淫邪发梦》云:“……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心气盛，则梦善笑、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身体重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不属。将以上三段经文的内容归纳起来可见:梦境的不同与脏腑阴阳的盛衰虚实有关，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睡眠中梦的现象已经有高度的认识，并引导人们通过了解病人的梦境，测知病人的脏腑阴阳气血之盛衰，邪气之强弱，病变之部位，从而正确诊断，以利于有效施治。 睡行症，或称梦游，表现为睡中起来，睁开眼睛，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往往步伐缓慢但能避开障碍物，有时只限于睡房内活动，有时会走出去，严重者有离开住处很远的情况。通常能自行返回继续人睡，醒来对此毫无记忆。其原因是人寐后虽然心神内敛，意识潜而不张，但魂魄不宁，相为颠倒，魄激而形动，故睡中起坐或行走而不自知，醒后亦不能回忆;并非意识下的魂魄活动，故无“形开”(觉醒)，多无感知，或仅有表浅感知。常见于少儿神志发育不全者，亦可发生在成人。 2. 2睡眠障碍的辨治思路睡眠障碍的病机之本在于机体阴阳失调，一般地说不外饮食劳倦、情志刺激伤及人体脏腑气血，导致脏气不平，气机逆乱，阴阳所主失序，出现少寐，或梦寐不宁、或嗜睡、或睡行等症。从睡眠由心神主宰这一观点出发认识睡眠障碍，启发了从脏腑精、气、神的角度分析睡眠障碍的病因病机思路，从而历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以脏腑为核心论治睡眠障碍的基本原则。由于阴阳、营卫、五脏精气神之间彼此联系，故对于睡眠障碍的认识允许多视角、全方位，对不同体质、不同性格、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病因、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季节所发生的同类疾病，均为辨证的重要依据，因此，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方法，体现了人性化治疗的重要特色。 3结语 重视五脏精气神，以脏腑辨证治疗睡眠障碍是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也堪称一大优势，其理论依据源自《黄帝内经》，加之后世医家的不断探索，中医学睡眠理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目前，睡眠障碍仍是困扰人们健康的棘手问题，临床上以失眠最为常见，如何发挥中医睡眠理论的优势，更好地解决复杂的睡眠障碍问题，对此中医工作者责无旁贷。 中医学论文:外科临床实习中医学留学生的教学体会 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医生是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最终目的，而一个临床医生的品格素养、思维模式及工作技能等与医学学习期间的临床实习密切相关[1]。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医学留学生的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反映医学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对于医学留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教学，对笔者在外科学教学中的实践体会进行总结，现报道如下。 1医学留学生在外科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医学留学生的语言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的医学留学生大多来自印度、印尼等国家，在教学中笔者发现留学生的英语词汇量比较充足，但同样存在的问题是留学生的口语带有明显的地方口音，与平时接触到的美式或英式英语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在师生间的沟通中也存在一定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留学生与患者之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临床实践获得更好学习机会的主要障碍。 1.2医学留学生自身的问题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与中国医学生相比，留学生有其自身的特点：（1）医学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前期的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在医学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学生之间的知识水平差异较大。（2）留学生有较大的自由度，组织纪律性相对较差。（3）留学生临床实习过程中过于注重单一的实践操作，缺乏实践和理论结合的学习意识。 1.3医学留学生教学中的教材问题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英文版本的外科学教材，但主要是针对理论教学内容编写的，对于能结合临床实践教学的英文教材较少。对于医学留学生，临床实践尽管以病案等资料为基础，但仍然有必要配备用于临床实习指导和参考的教材。 1.4医学教学中的教师问题 在医学留学生教学中，教师除了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及丰富的教学经验，还需要能较流利的用英语进行沟通交流。而笔者发现部分高年资教师最欠缺的正是英语口语的表达应用能力。青年教师口语虽相对较好，但临床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欠缺，难以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因此教学老师的选拔和培训有待进一步加强。 2因地制宜克服困难，提高教学质量 2.1重视医学留学生汉语口语的教学 在临床实习教学中，学生和老师及患者需要有很多的交流，尤其是患者的第一手临床资料的取得相当重要。针对留学生与患者间的语言沟通是阻碍学生深入学习的主要障碍之一，医学留学生掌握一些常用的基本汉语口语显得很有必要[2]。在教学中可以采用双语教学，循序渐进地培养留学生用汉语提问、表达观点以及与患者的沟通。通过训练语言交流能力，不仅提高了他们与患者之间交流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严谨踏实的学习工作作风，从而使教学成效得以提高。 2.2医学留学生教学教材的选择 好的教材是进行医学教学的重要保证。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经过精心挑选，并征求了学生意见，主要选择医学英文原版改编系列《外科学》作为临床实习过程中的主要教材，它是国内首部针对于留学生双语教学的教材。此外，根据临床实践的实际情况，还制定了留学生临床实习的教学大纲和讲义，作为在临床实习的教学参考教材。 2.3进一步培养青年教师力量 青年教师对于英语的学习和应用能力上都相对优于高年资教师，他们也具有更旺盛的精力和更强的创新力。因此，青年教师始终是留学生教学的主力军。但是笔者在教学过程中看到，青年教师对教学内容欠熟悉、教学经验的不足也是客观存在的。通过集体备课和试讲，由有丰富教学经验的高年资教师和督导点评并提出相应意见，使其提高教学成效。青年教师与留学生年龄相差不大，更易为留学生所接受，两者亦师亦友，交流更易进行。在临床实习教学过程中，青年教师更应做好留学生与患者沟通间的桥梁。 2.4积极引入“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的教学方法 医学教学应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为内容的改革，注重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习教学中，pbl教学方法已在国外很多医学院校得到了广泛应用，能很好的促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3-4]。在临床实习中，同样可以将问题作为基本因素，将临床知识相互联系起来，通过问题提出，让学生可以从一手的患者资料和前期的理论学习中寻找答案，积极参与思维过程，相互交流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得这种教学模式我们应积极引入。 2.5加强医学留学生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 医学留学生自小的教育模式与国内差异较大，笔者发现他们活泼外向，自由度大，纪律性相对较差。因此，在临床实习教学中，除了讲授医学知识技能外，还必须注重学生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教育，帮助他们完成从学生到医生的角色转变，培养学生的服务意识与奉献精神。只有一切从患者角度出发，才能达到医疗工作的极至，真正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生转换到一个合格的临床医生。 3结论 总之，近些年对于医学留学生的临床实习教学，笔者也只是刚刚起步。在教学过程中需要继续探讨和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通过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总结经验，笔者相信在将来医学留学生教学定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中医学论文:“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中医学论文:“五味”在中医学中的运用 [摘要] 中医五行学说将五味归入人体五脏。本文根据五味生克乘侮规律与五味作用探讨了五味在中医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养生康复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 五味；中医学；运用 五味，即酸、苦、甘、辛、咸。中医学运用五味指导诊断、治疗疾病和养生康复，颇具特色。本文就此探讨如下： 1 五味运用于中医诊断、治疗、养生康复的理论依据 中医学根据五行学说的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将五行与五味、五脏、五色、五方等联系起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其味酸，其类草木”；“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其味苦，其类火”；“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其味甘，其类土”；“西方白色，入通于肺……其味辛，其类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其味咸，其类水”；又如《素问·宣明五气篇》说：“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这些阐明生理上五脏对五味各有所主，五味对五脏各有所归。 五味应五行，把五行生克制化规律推演到五味中则形成五味间的生克乘侮关系，即相生关系为酸生苦，苦生甘，甘生辛，辛生咸，咸生酸；相克关系为酸克甘，苦克辛，甘克咸，辛克酸，咸克苦。中医学据此来阐释五味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协调平衡的整体性。另外，中医学认为不同的味有不同的作用，辛味能散能行，甘味能补能缓，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燥能坚，咸味能下能软。这些为应用五味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提供了理论依据。 2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诊断 中医学认为五味源于天地之气所化，靠舌的味觉功能感知，机体病变会影响舌的味觉功能而使患者产生异常味觉和对五味的好恶发生改变。应用五味与五脏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变化，有助于临床诊断。 2.1 问患者口味以知五脏病变 口味即患者口中的异常味觉。口为脾窍，五脏六腑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经络、经筋与舌相连，脏腑精气上荣于舌，脏腑病变必然影响精气的变化而反映于舌的味觉，口中异常味觉常是脾胃功能失常或其他脏腑病变的反映，故临床可根据味脏关系分析患者口味的异常变化来诊断疾病。如口咸者多属肾虚，因咸味入肾，肾病可使口中咸；口甘多脾胃湿热，因甘味入脾，湿热蕴结脾胃，浊气上泛，故感口甘；口中泛酸多肝胃蕴热，因酸味入肝，肝热之气上蒸于口则口中泛酸；口苦多心火，因苦味入心，心属火，火邪炎上则口中苦。可见临床问诊病人异常口味可助诊断。 2.2 问患者对五味喜恶可测知五脏病变 五脏对五味各有好恶，五脏病变也会使好恶发生改变，不同脏腑的疾病可产生不同的饮食嗜味，临床可据此测知五脏情况及病变性质。《难经·六十一难》指出：“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主所起所在。”如嗜甘者多脾虚，因甘入胃后先入脾，能补脾体，助脾用，复其运化；又脾欲缓，甘者能补能缓，故脾虚者嗜甘。其他如肝病嗜酸，心病嗜苦，肺病嗜辛，肾病嗜咸，其理同。因此问诊患者对五味的好恶对于诊断其患病情况及性质，无疑是一大帮助。 3 五味运用于中医临床治疗 五味与五脏相互应通，五味间存在生克制化，且五味又各有不同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可根据药物性味及对脏腑的影响选择适当药物进行治疗。 3.1 运用五味分析药物归经 一般药物均具一定的味，根据五味与脏腑的关系可知其归何经，因此五味可作为分析药物归经的依据。如酸入肝，白芍、木瓜等味酸故均可入肝经；苦入心，黄连、苦参等味苦故均可入心经；甘入脾，茯苓、山药等味甘故均可入脾经；辛入肺，麻黄、桂枝等味辛故均可入肺经；咸入肾，海藻、昆布等味咸故均可入肾经。 3.2 运用五味指导方剂配伍 中医学认为五味各具功用，因此根据五味各自的不同作用进行组方是古人重要的方剂配伍原则。如治营血亏虚，疏泄失常致月经失调等证的四物汤即按《素问·脏气法时论》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酸泻之”的原则组成。肝欲散，故方以辛散的当归、川芎助肝用，复其疏泄，顺肝条达之性为补；白芍味酸，补肝体，性能收涩而缓肝急，熟地味甘，甘味能补而养肝血，肝血能藏，逆肝条达之性为泻。辛酸补泻，切中病机，使肝功能恢复，其病自愈。又如治太阳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即遵《素问·至真要大论》之“风淫所胜，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酸泻之”的原则。可见药物的味及作用是古人制方的重要依据。 3.3 运用五味指导治疗用药 知道患者所喜所恶之味与药物之味，在遣方用药上对如何安脏气、祛病邪会更有把握。即从所喜某味知某脏虚，以具某味之药助某脏气以祛病邪。如中气不足，脾精偏虚喜食甘味者，可用黄芪、大枣、茯苓等味甘之品甘温健脾或甘淡实脾；肝阴不足喜酸味者可以山茱萸、白芍等味酸之品以补肝体，缓肝急；心火旺喜食生冷可以苦寒之黄连、知母、木通等清心泻火。总之五脏各有体用，临床用药得当，效果明显，相反若用药之气味与脏之体用不符，必益病邪，病不易愈。 4五味运用于中医养生康复 临床上一方面可根据患者对五味的喜恶通过食物来补所病脏腑之不足，平调其偏性，提高药物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可据四季变化与味脏关系调整饮食，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 4.1 运用五味指导食物调养 饮食具有五味，五味内通于脏，因此治疗疾病用药固属重要，饮食调养亦不可忽视。一方面，根据食物的性味、归经及患者病情、习惯口味对食物加以选择，通过合理调配，增进患者食欲，利于脾胃运化，发挥后天生化功能，提高抗病能力，促进患者康复。另一方面，患某病不宜过食某味，否则不但不利于治病，甚至加重病情。如《素问》指出：“气病无多食辛，血病无多食咸，肉病无多食甘，筋病无多食酸，骨病无多食苦。”又比如从现代医药角度看高血压患者过食咸食会加重高血压，溃疡病患者食甘味会刺激胃酸大量分泌，加重病情等。因此，当据病情而近其所喜，远其所恶，给以适当食物之味调养，补养脏气，有助于药物发挥疗效，促进疾病康复。 4.2 运用五味指导预防养生 饮食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重要内容，它具有养生防病、益寿防衰的作用，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法度，其中饮食之味尤为重要。首先当调节饮食，不偏嗜某味，若偏嗜某味久必致某脏机能偏盛，机体阴阳失调产生疾病。如《素问·五脏生成篇》指出：“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多食苦，则皮枯而毛拔，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则肉胝而唇揭，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可见五味调和的重要性。此当为养生者戒。其次，根据自然变化规律、五味间生克制化及味脏关系调节饮食，天人合一，对于保证机体健康很有好处。如春季肝气旺，其味酸，木能克土，脾属土，其味甘，故当春之时饮食之味要减酸增甘之物，以护脾气。同理，夏季宜减苦增辛之物以护肺气，秋季宜减辛增酸味之物以养肝气，冬季宜减咸增苦味之物以养心气。由此可见运用五味指导养生防病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医学运用取象类比与推演络绎方法，据五味生克制化规律与味脏关系，将五味用于指导临床诊断、治疗用药和养生康复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特色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民族特色　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坚持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用生动活泼的民族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许多富有新意、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概念和思想。邓小平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结果。 邓小平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精髓，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智慧。邓小平理论中的富民强国方略，巧妙处理复杂矛盾、统筹把握全局形势的斗争艺术及其伟大的凝聚力感召力，无不深刻体现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又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如“发展变化”、“民本”和“自强不息”等重要观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成果。科学发展观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统筹协调、与时俱进、社会和谐等重要理念，都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综上所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同时，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浅谈现代性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思想文化　现代性　创新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意义上的现代性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文化意义，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又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方向。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蕴涵着建构新的现代性的价值诉求。马克思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必然选择，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逻辑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积极的双重文化意蕴．是马克思主义在走向民族化的过程中与中国现代文化有机结合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东西方文化转换提供了中介，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理论融入了东方文化的精神智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化、通俗化、民族化的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三十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径和现实境遇，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积极的思想文化意蕴。 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代表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时俱进的“时”表现在以下层面：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实现理论的自我超越，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时代的主题，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地制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或民族化；根据条件变化阐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发挥其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表明，理论上的成熟是一个政党成熟的标志；要保持政党的先进性必须保持思想理论的活水源头。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16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质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创新史。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几大理论成果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几大理论成果探索和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革命走什么样的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当今时代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扑面而来，文化多元思想融会方兴未艾，如何从理论上认识我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现实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推向前进。 一切价值都体现文化的价值，都是以文化形式存在着的价值。从历史进程看，近代中国面临政治、社会、文化的多重危机，各种主义、思想流派先后粉墨登场。从林则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到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呼号到孙中山“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喟叹。无论是洪秀全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还是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严复的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都不可能救中国。但是各种主张纷呈沓至，各种学说斑斓多姿，造成文化上的无序而多元的状态，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文化呼唤着一种能与传统文化相融合，能够拯救中华文明于水火之中的新思想、新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因而能够超越其欧洲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特征，它不仅能够成为世界各民族继承、吸收和容纳的一笔优秀文化遗产，而且可以成为各民族用来改造自身社会和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以十月革命为契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犹如春风化雨，迅速而广泛地传播开来，被接受、被认同，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因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对现代性诉求的必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蕴含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普遍与特殊、继承与创新的现代性主题。一个政党公开的旗帜至关紧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历来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形象地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党的旗帜，就是党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它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得失。树立了正确的旗帜，就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党才有坚强的战斗力，民族才有强大的凝聚力。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一次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自我塑造，体现了中国人更理性、更自觉的主体性文化选择，基本上完成了由“物”的层面至“心物”层面、再到“心”的层面的过程，使五四以后的文化探索和文化追求获得了现代性视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文化形态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代表一种崭新的文化气象，代表了文化现代性的正确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如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西方到中国的现代转换，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诉求和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文化主体和客体相互重构整合、文化创新的过程。其实质是利用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对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汲取、借鉴与创造性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意蕴体现在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又是中国民族文化现代化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对中国社会和民族文化来说，是得到改造和走向进步的过程，是中国民族文化自我更新、推陈出新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则是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再创造的过程，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对传统文化进行根本改造，汲取其民主性精华，并作为自己的思想来源，传统文化的许多优秀成分被加以提炼、改造、弘扬，从而成为民族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提出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和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针，总结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为我国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这种文化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文化形式，符合中国老百姓的思维方式、接受能力、审美取向；这种文化具有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和贵族垄断制，打破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藩篱，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双重转型。 马克思曾强调，理论的应用一切以时间地点情况为转移，必须考虑各国的制度、风俗、文化传统。马克思曾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正如刘少奇所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为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才能建立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继续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 如何把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资源创新联系起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基本原理转化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理论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在于中国有适合它生长、发育的丰厚文化土壤。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许多优秀成分具有契合性。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和求真品格、大同思想、均平理想和小康追求，中国农民战争和反侵略传统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基础前提。 中国民族心理结构、致思方式和价值范畴虽与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内涵的差异，但由于扬弃了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和英美的经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实践的唯物论”的特质，两者有内在的精神联系，这些文化心理积淀无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心理图景。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了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传播途径方面包含了表达方式的民族化、传播方式的民族化、理论形态的民族化几个层面。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表现于思想内容、历史资料和表达方式诸方面。 第一，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上优秀文化传统，对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命题和范畴给以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如同志在论著中，对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与行的论争，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和斗争，关于历史观上的道德与功利、动机与效果的争论，都作了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再比如，实事求是与思想路线、大同理想与最高纲领、尚贤思想与干部路线、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崇德精神与党员修养、群体意识与集体主义、中庸思想与反“左”防右、和合文化与和谐社会、小康之治与小康社会等均是老命题、新创造。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理念是对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和孙中山“民生史观”的继承和超越。 第二，对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言简意赅的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名言、成语、典故)加以引申、发挥或改造，以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的原理、原则，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第三，在语言风格上，的文章，通俗、明快、易懂，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章法结构和表达手法上，的文章借鉴了中国古代文风的优良传统，开创了论说文的新格局。邓小平著作语言精炼集中，具体贴切，概括而不抽象，扼要而不晦涩，字字珠玑。当我们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发展是硬道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台阶式递进”、“波浪式前进”、“先富带后富”、“求同存异”、“三个面向”以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两个大局”、“两个市场”、“五个统筹”等等概括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简明易懂，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斗力、感染力、凝聚力彰显功效。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风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辩证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了现代性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乘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科学发展观　关系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这个过程中的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间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是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前者为后者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本原理基础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们辨证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虽然形成于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一致的，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是它们的基本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可以说，他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而孕育出了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包括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 在二十世纪初，世界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战争与革命”是当时的时代主题。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特别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和独特国情下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正确回答“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课题。党在建立初期，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导致了革命出现了一些弯路。直至遵义会议过后，党的理论和实践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新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思想，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更确立了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很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在新的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经验、新观点、新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认识和探索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历经千难万险，认识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样也是关山重重，历经曲折。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全党又面临“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全新的时代课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首先是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解决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二大、党的十三大，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三中全会以来十多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伟大实践，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不断总结，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新的问题时，深刻地洞察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着眼于新的实践，深入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新的问“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题，再一次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再一次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实质。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密的结合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概念，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传的科学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其精髓都是实事求是，因为正是把握和运用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才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他又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基本内容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上，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并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央领导和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坚持了实事求是这一基本的原则，而且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相结合，理论上不断创新，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一个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 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必将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如何始终保持理论创新活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为中心，站在时代前列和实践前沿，深入研究和把握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发生的重大变化，我国工人阶级和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努力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论文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论文关键词：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完成于。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个理论成果，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理论体系就是理论的内在的有机联系、系统组合。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它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思想基础；二是有明确的理论主题作为研究对象；三是多方面展开和系统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在这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最早举起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最早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理论是对客观实际的抽象，是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理论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这种认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其思想基础。这是一个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毫不犹豫地高举这面旗帜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开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就踏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还显得年轻幼稚，总体上，他们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忽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更不注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与教条主义态度斗争并最终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就是一个解决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奠定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伟大旗手。 中国共产党内曾连续出现一次右倾和三次“左”倾错误，尽管这些错误的理论形态和实践表现有所不同，但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则有惊人的相似，即教条主义。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但是，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却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直到遵义会议。正确的思想是在与错误的思想对立和斗争中产生的，当然，正确的思想战胜错误的思想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在实践中导致中国革命接连遭受挫折，这些挫折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另一部分人在思考：究竟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逐渐树起反对教条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这就是以为代表的科学态度。 大革命失败后，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同时又没有机械地坚持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在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他的代表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井冈山道路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不屑，以至打击和排挤。他们指责不懂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在实践中坚持自己的正确态度，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上反击错误的态度、阐述正确的态度。1930年5月，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他尖锐地批评：“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他认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的。”他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些论断在当时确实震耳发聩，这是党内最早对教条主义的公开挑战和反击。 由于当时教条主义还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觉醒。随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又一次占据党中央统治地位，这次把中国革命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就更加坚定了与教条主义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遵义会议是两种态度发展趋势的转折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实事求是态度取得了斗争教条主义态度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两种态度问题的本身即思想问题此时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不过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抗战全面爆发后，王明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由“左”倾转为右倾，并和的正确路线相对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第一次正式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他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的，但六届六中全会没有正面批判教条主义。不过，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两种态度问题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之后的便开始了对教条主义发起总攻。 在中，和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开展学习竞赛运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和党的历史，注重调查研究，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连续发表讲演系统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从1943年10月起，全党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决议》的通过和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空前统一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上来。这标志着实事求是态度最终赢得了对教条主义态度的彻底胜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观念最终得以深入人心。 二、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命题，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理论从其来源来说，产生于实践；从其用途来说，指导人们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个被解决的问题就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因此，任何理论都有其研究对象。当众多的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中心，指向一个目标，这些理论就构成一个理论体系，这个中心问题就是这个理论体系所要研究的理论主题。 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贯穿一个理论始终的一条主线，可以说涉及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都是围绕着其主题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一个理论之所以有别于另一理论，重要一点，就是理论主题不同。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可见，理论主题是一个理论最主要的特征，但理论主题的提出不是轻而易举的。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客观上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的探索，尽管在当时还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党自身及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革命应当由谁来领导?这些关系革命成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全党面前。为了解决实际斗争中提出的问题，1925年前后，党内出现了理论探索的高潮。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纷纷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主要是：革命的性质和前途问题，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武装斗争问题等。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他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探索的成果。这些思想实际上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当时无论是还是其他领导人还不能用“新民主主义”这样的命题集中提炼出这些基本思想。不过，这些探索，“虽然还有不确切、不完备之处，彼此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然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宝贵成果，对于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首创意义。” 在这些探索中，他们已经涉及到中国民主革命的特殊性问题，当时颇有代表性的“二次革命论”和之后的“一次革命论”，都是对中国民主革命实际问题的理论回答，都可以看作是对理论主题揭示的努力与尝试，但是在实践中都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出路问题。“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错误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一个是右倾，一个是“左”倾，但两者错误的实质又是相同的：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论述，只不过一个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个是依据列宁的论述而已。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革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步进行不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也不行。中国共产党人到底应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中国革命?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走不通，按照列宁的论述也走不通。这些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困惑着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召唤着有为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为之求索，呼唤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真正理论家走上历史舞台。 1940年前后，相继完成了两篇影响深远的论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第一次创造性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概念：“新民主主义革命”，并着重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全部革命任务，就是完成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着重论述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走向社会主义。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提出“两步走”的革命战略，解决了如何从第一步到第二步的问题，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以此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并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两篇文章不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理论，而且第一次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由新民主主义转为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陷入两难选择的历史难题，即既要搞民主革命，又要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从理论上率先跳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民主革命论述的教条主义认识。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一方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理论探索成果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另一方面，它把这些探索成果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指明了今后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的方向。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这个理论主题的揭示加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 三、进行卓越的理论创作。最优秀地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多方面展开系统论证。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理论是正确的、系统的反映客观规律的理论形态。一个理论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就只能是一个不完整的理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上成熟的标志，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论证，它有着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科学体系。 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它不是集体智慧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集体智慧”是思想的来源，“结晶”是对“集体智慧”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概括，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严谨的科学体系。是这个科学体系的最杰出的创造者，著作是这个体系的集中体现。 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同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但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的成熟，则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主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奠基陕北后，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我们党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大量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再加上共产国际七大后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的改变，这些都为全党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热潮。特别是以为核心的一大批党的领导人，先后集中在延安，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社会调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心环节，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这方面，作出最伟大、最杰出的贡献，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从而大大地发展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过去那些不够系统、不够完整的思想观点，构成了思想科学体系的主体。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首先表现为思想的核心部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在明确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的同时，全面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纲领、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各个部分之间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同时表现为思想其它组成部分的成熟。这个时期，写出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使“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更加完整，统一战线理论更加丰富，武装斗争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建设理论更加完备，哲学思想形成体系。这样，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在学习研究思想的过程中，开始对这个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如张如心、、肖三等。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问题，这是在党的历史文献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的对思想理论体系的概括。在经过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进一步发展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一次把思想的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六个方面和三个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思想的内容和体系所作的比较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概括。思想的理论体系之所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因为“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恩格斯曾这样说过：“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用的名字来命名是公正的。 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思想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民族的精神支柱，著作仍然是我们必须经常学习的宝贵财富。“这不但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中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之，由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贡献，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思想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试论建设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论文关健词)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和谐文化建构 (论文摘要〕本文在分别整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要素的基拙上，找出二者之间内在贯通的接桦点，然后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所指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在其相关著述中，对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及其趋势进行整体性批判与反思的学说。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其“中国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包括中国哲学和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创新过程。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种外来文化要真正化为本民族文化传统的血脉，成为其内在组成部分，必须有一个长期的站在本民族立场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吸收与创新的过程，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创新的必由之途，也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必由之途。而要跨上这一不可规避的途径，首先必须找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接桦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框架和线索 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逐渐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需求与价值，使这一活动的“内在尺度”在把握、整合与超越“任何一个种的尺度”的历史过程中，愈来愈具有“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尺度，就是一个不断地向“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为旨归的“真正的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过程;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是一个不断摆脱和超越传统农业社会的神圣性，现代工业文明的交换价值等等外在尺度的束缚，逐渐向人本身回归和提升的自然历史过程。其间有三个主要相关美学的论点: (1)“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自身在改造自然界的实践基础上也不断得到改造，“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人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一个“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不仅能在精神上反思自身，而且能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生产实践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将自身内在尺度运用到实践对象之上，使之符合自身需求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过程，亦即各种不同因素和谐共存的社会实践过程，其间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和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是互为表里的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整体。这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含义。 (2)美是一种人以自身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曾经对“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及其与“自由”的关系作过论述。他认为“自由王国”以“必然王国”为基础，后者属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会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而在“必然王国”的“彼岸”，“自由王国”则以“人类能力的发展”为“目的本身”，这是一个以人自身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人自身“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一“类特性”在其中获得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活动过程，人自身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仅在物质和生理层面肯定自身的存在，而且在理论和思维层面反思自身的存在，“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图。在马克思看来，艺术和美学既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人类用以直观自身天性发展的一种特殊的角度和能力。 (3)“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审美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链条中的一个个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性和精神自觉的历史环节，感受音乐美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亦即“那些能够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同时，所谓的审美能力，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性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美和艺术是人类衡量自身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 二、强调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中国传统美学 在《尚书·洪范》篇中，“五行”(水、火、木、金、土)是当时人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始基”，且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因而是五种与人自身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基本元素。站在人类生产和生活需求层面上描述原初物质与人内在关联的基本属性，说明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人们理解其自身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其视野集中在二者之间的和谐并存而非主客二分这一焦点之上。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一开始只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生存关系，人们首先在其头脑中“铭记”的，不是自然物的某种抽象的“理论”属性，而是对相对于人自身生存的能够“满足需要”的属性，“他们赋予物以有用的性质，好像这种有用性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尚书·洪范》中的五种味觉，就是一种先于理论认识的关于事物能够满足生存需要的属性的原初意识。其中关键在于，世界的属性是一种在满足自身需要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的把握，不在于理论的分析，而在于味觉的品尝。这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是包括美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的史伯论“和”与“同”范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种强调生命自身的生存意义在于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容忍、并存和融合的传统生存智慧，在中国传统美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人与自然在矛盾中和谐共存不相分离的天人关系视野:“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自然与人都来自共同的本体，遵循着共同的发展道路，因而“致中和”是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魏晋以降的山水情趣就是以此为基础生发出来的。南朝宗炳追求一种“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的“仁智之乐”，刘腮则强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意境，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的平等的情感交往关系;而辛弃疾则吟诵道:“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宗白华先生从中国美学的“散点透视”和西方美学的“定点透视”这样两种不同的民族审美价值取向的区别角度人手，强调前者是一种站在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和谐统一立场上，以身度物地体味事物性质的哲学基本立场，这是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的基本出发点。 三、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和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接桦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试图以消除事物自身内部对立面来解决现实矛盾的形而上学方法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这里的“辩证运动”就是指事物中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之间的“共存、斗争和融合”，是宇宙间新陈代谢一般过程的基本方式。这恰恰与中国美学中“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实生物”的思想相吻合，中国人以和为贵、以和为善、以和为美的和谐文化，其理论基础、哲学根据就是“和而不同”或“不同而和”，即包含着“不同”、差异、矛盾在内的多样性的统一。在当前，这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命题，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故而能够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相互矛盾的要素凝聚成一个和而不同的有机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在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关和谐的思想资源结合在一起而产生出来的崭新理论。 中国文化“轴心时代”的建构过程，较多保留了以身度物地体味世界的“生命一体化”原初意识要素，在思维方式上能够比较自觉地抵制对象化的看待世界的本质论分析方法，从而一开始就与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已经成形、在近代认识论美学中成为基本框架的理性本质论的思维方式相区别，走的是一条与西方美学迥然不同的具有明显生存论特征的审美之途。现代中国美学基本按照西方美学的思路构建自身的理论框架。在这种“照着(西方)讲”的逻辑中，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思路贝组被遮蔽掉了。这种遮蔽使得当代中国美学一直跳不出在模仿西方中试图超越西方的逻辑怪圈。个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仍然对于自身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理解不够，对其价值领会不深。在中国传统美学的致思之途中，审美主体是与其周围的生存环境内在关联的原始的交互主体。它不同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美学中的“此在”，因为作为“主体”，后者经过了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近代欧洲哲学中“本我中心主义”和“理性中心主义”的严格的自我反思。与之相比较，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审美主体，作为一种保留了更多的“生命一体化”的原初意识内涵的“源主体”，它与西方现代哲学意义上的“互主体”的区别，在于其原始的平等观保留了更多的“让对方生存我才能生存”的生存论智慧，而这，正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得以建构的最基本的传统资源。扬弃当代美学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本质论美学”、“斗争论美学”、“生产论美学”的工具属性及其狭隘眼界，切实将人本身亦即人的历史的现实的整体的生存状态作为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必须在回归“源主体”中进行资源梳理，发掘其中固有的“和谐化辩证法”属性，使其在美学转型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流价值及其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高消费、高污染、高能耗”为基础的高福利生活方式。这是“西方现代性”的必然逻辑，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发展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不可能成为全球现代化的引领方式，更不可能为已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所遵循。作为一个一百多年来一直处于西方文化威胁之中的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人口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走“低消费、低污染、低能耗”的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道路。这是一条以人为本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野里，人与其生存环境本来就是“天然统一”的，在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基础上充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需求，以消除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全面实现人的生存尊严，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理念。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则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里程碑。这一思想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于，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的必由之途，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以消耗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环境和扩大社会的贫富惫殊的程度来片面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过程，而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和谐相处以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证明人自身的生存的薄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一契机就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强调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也是团结和睦的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重要阶段，实现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资源、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和其他文明相关资源之间的相互涵化和补充，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美学思想体系，以引导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以自己特有的框架和眼光，深刻反思和领悟在经济全球化境遇中所领悟的生存意义和价值，以激发民族精神生产的活力，提升民族精神文明的程度，建立起具有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与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对话的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

人文管理论文:管理的终极价值及人文管理学与中西方管理差异 [摘 要] 管理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具体目标及其效率，即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工具，管理就是同质的。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出发，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因为“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 [关键词] 管理的终极价值；管理的工具价值；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人文管理学；中西方管理差异。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工具价值与管理价值二重性。 （一）管理的终极价值。 从存在关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存在是作为生产关系的人类社会存在的，而维系这种生产关系的就是管理活动。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存在是在关系中生成和变化的，不同的社会结构有不同的管理理念，或者说，不同的管理理念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结构，人类社会正是在管理活动和管理结构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管理是人类社会存在的方式，管理本身必然渗透了人类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理念。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采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管理理念，反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也绝不会产生民主治理、现代企业等管理结构。 将管理与人类的存在方式来联系起来，意味着如何理解人类的存在就会如何理解管理，而反过来，有怎样的人类理想，就有怎样的管理理念。人类的本性是在管理中实现的，管理及其理念代表了人类作为社会性存在的本质，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世界。人类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本质上是一种为了更好地协调社会活动而形成的管理结构，抽离其中的管理实质，人类社会将变成一盘散沙，正是管理构建了人类社会。 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愈来愈以组织的方式而存在，现实的人们必定处于某一组织之中，而管理作为维系组织存在的关键因素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与实践有着巨大的影响，人们生存、劳动、生活的意义与管理的理念息息相关。在这一理念中，必定寄寓了人们实现生存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即一种合适于人性理想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协调方式，这就是管理的本体价值或终极价值。 （二）管理的工具价值。 管理不仅仅是关于人类如何作为社会性存在的理念，管理必须有具体的目标。正如管理思想史家雷恩指出的那样，组织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目标，或者要实现的某件事，也许这种目标就是一年一度的采集果实、狩猎、播种农作物或者保护集体免遭游牧民族的掠夺等等。除了具体的目标之外，组织的成员还需要拥有工作或战斗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实现目的的资源或手段，其中包括人、武器、耕作工具或者其他任何东西；还需要对参加组织的人的各种活动作出明确的安排，其目的是在实现具体目标时，能使他们的行动相互作用和协调一致；最后，这个集体发现，如果有一个专门承担保证使整个组织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的任务，那么就有可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因此，管理除了渗透人类关于如何生存的理念之外，还必须关心“如何达到具体目标”的技术性问题。在20世纪初期，法国人法约尔提出，为达成组织的具体目标，所有的管理者都必须执行 5 项管理活动：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为高效地实现具体目标，还必须遵循分工、权力、纪律、统一指挥、统一指导、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报酬、集权、等级链、秩序、平等、人员保持稳定、主动性、团结精神共 14 条原则。 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不断生成。从价值的这一定义来看，人类不仅需要有“理想”“信仰”等终极价值，而且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现其具体目标，从所以，在管理中如何计划、如何组织、怎样协调、如何控制的方法和手段也当然具有价值。 历史上首先认识到管理具有上述价值的仍然是法约尔。法约尔所受的是作为工程师的教育，但是作为一个具有9000 多名员工的多部门大型企业总经理，法约尔认识到，组织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其领导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技术能力，管理具有与技术相互独立的价值。与管理的终极理想或终极价值相对，管理具体目标及其效率的价值可以称之为管理的工具价值。 （三）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管理既渗透人类关于社会实践组织形式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理想，也还必须确定组织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和具体目标，以上二者同时构成组织中人们的需要，形成各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统一体，这就是管理价值的二重性。 1.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而存在。因为人是从狭义的动物界进化而来的，动物的知觉、好恶等等，都是着眼于功效性的具体目标，都只服从于“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原则。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认知、道德、艺术都是手段，短期性的、具体的目标就是根本性的目的，如狩猎活动必须要擒获猎物，种植必须收获果实，人类的实践水平越是低下，与眼前的功效目的的联系就越密切。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生存条件的改善，人们开始对与短期的、具体的功效无关的事物开始产生兴趣，逐渐发现这些区别于具体目标的事物的价值，这就是终极价值。例如，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社会中“人性的尊严”有时候比具体的目标更重要，为了维持人性的尊严，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宁愿舍弃具体的目标。再例如，人们发现人生价值的意义不仅来自于吃饱喝足以及维持生存，还可以有更高远的意义：即使人性变得高尚、更美好，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完善、更值得热爱，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偶然降临到世间来的人的目的和生命的终极价值。 脱离了原始社会的人的所有行为正是在这样的终极价值的指引下而实施的。在蜂蚁之中，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清楚简捷的劳动分工情形和一个惊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即蜜蜂在建造蜂巢时，其精确性和准确性几乎与几何学家一样。这样的活动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协作系统”，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蜜蜂和蚂蚁所做的是“管理”的工作———尽管这项工作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有目的、协调的、群体性的工作”。 从与蜜蜂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管理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对未来的理想结果所作的遇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因此，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目标而存在，管理的工具价值依赖于管理终极价值。 2.工具价值本身渗透了终极价值。效率是管理最重要的工具价值之一，现代管理学奠基人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的核心内容正是如何提高车间的工作效率：它包括著名的工时研究、差别计件工作制、职能工长以及任务管理制。 然而众所周知，管理史上就泰罗的效率主义曾经出现过激烈的辩论。在 1911 年举行的有关“科学管理”的意见听证会上，双方问题的焦点毫无疑问地集中于渗透在“管理效率”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之上：反对者认为，在科学管理制度下，作为一个工人，如果他不属于“头等”，在世界上就没有出路———如果他在某个具体行业里不是一个“头等”的工人，难道他就应该被毁灭，被赶走？而泰罗坚持认为，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是劳动还是偷懒，如果他们都有权过同样好的生活，这种现象肯定是不合理的，对效率的追求将使得他们的生活不会是一样好的，这是正常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效率”其实渗透了泰勒的有关管理终极价值的理念：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这一理念体现的完全是资本主义早期的人性理想，即“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一理念当然具有进步性，但它忽视了组织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组织不单纯是实现效率的机器；而且实现效率的手段并不只有工时研究、计件工资制，还有其他更为“人性化”的手段。 3.终极价值也必须依靠工具价值而实现。虽然管理的工具价值是被终极价值所决定的，但终极价值并不能单独存在。管理的终极价值是伴随着管理具体目标的实现而实现的。 从价值哲学的观点来看，价值不是“为客体所固有”，价值是关系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价值的特点在于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对主体产生意义。 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一定与每一次管理活动的具体目标有关，它不能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单独存在，终极价值依附于工具价值之上，在管理的具体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实现自身。 二、管理的终极价值与人文管理学。 现代主流管理学对于管理的价值是忽视的，它甚至没有意识到在管理的具体目标之外还有一个前提，这一前提就是管理的终极价值———而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具体目标亦渗透终极价值，这实际上是将管理与更广泛的人类生活与人类理想割裂开来。 首先，人类的实践过程就不是一个价值无涉的过程。 从价值的本质来看，“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 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人类根据自己的价值理想对现有状态的改造，'实践'范畴，内在地包含了人的目的性与价值选择。 人的需求和对未来的期望和理想、改变现有状态的渴望，或言创造价值和享用价值，是实践的动力和目的。” 既然人类的一切实践都是价值导向的，那么管理活动作为人类重要的社会实践，自然也是价值导向的。其次，现代管理学没有看到，管理的终极价值才是人类管理实践的最终目的，它决定着管理的具体目标。 鉴于此，管理学不仅要研究目标的实现过程，也要研究管理活动中价值的实现过程。当然，这种价值指的不单是工具价值，而更重要的是蕴含在工具价值之中的管理终极价值。由于管理的终极价值是由各国各民族的人文理想所决定的，因此，管理的终极价值也可以称为管理的人文价值。 相应地，以管理人文价值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学分支学科可以称之为人文管理学。 三、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一）人文价值的多元性与中西人文价值差异。 就普遍的人文价值而言，作为人类，就是要对真、善、美三者进行永恒的追求，并且力图表现这种追求本身的自由品质，人文价值永远体现一种自由、向上的精神，体现人类对美好生活和幸福人生的向往与追求。透过人性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形态而感受到一种普遍而崇高的人性，这始终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趋向的心态，失去这种统一性，人文价值就没有了统一的对象。 然而，在这种统一性之下，人文价值还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体现为不同文化传统之下中西差异。现代西方人文价值观主要来源于 14~17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与 18 世纪的启蒙主义：针对中世纪贬抑人的现世及自然感性倾向，文艺复兴借助古希腊罗马资源，复兴并张扬了现世的自然欲望，对现世的自然欲望与古希腊罗马理性的结合，是近代科学技术乃至管理思想的重要源头。启蒙主义作为继文艺复兴之后扩展并奠定现代性的思想运动，把对神学信仰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尊崇推进到了顶峰，可以说泰罗以来的西方管理完全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精髓。 中华民族的人文价值则主要表现为伦理中心的道德教化，中西人文价值的最大差异在于对“人” 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价值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性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而中国的人文价值则将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 （二）人文管理学视野下的中西管理差异。 撇开管理的终极价值，仅仅将管理视为一种工具，事实上就不存在中国管理思想或中国管理模式与西方的区别———从工具价值的意义上而言，管理确实是同质的。 然而，如前文所述，管理的具体目标依赖于终极价值而存在，管理具体目标的确立依赖于主体现有的观念以及主体对未来理想结果所作的预见和推测，而这种理想结果在管理活动实施之前还没有实现，管理的具体目标是人性理想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从管理的终极价值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中西管理差异，而将这种差异仅仅归结为背景、某些特征是远远不能揭示中西管理差异的实质的，中西管理差异的根源是终极价值或人文价值上的差异。 结语：不存在人文管理，但存在普适性的人文管理学目前学术界提到较多的所谓“人文管理”，其实作为一种方式本身并不存在。由于管理价值的二重性，任何管理方式都是终极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没有脱离管理的具体目标而存在的所谓“人文管理”。但是，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人文管理”，将管理价值中的“人文价值”作为重点来进行研究却是可能的，这就是“人文管理学”。例如在经济学中，马克思舍弃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只研究商品的价值，而主流经济学并不关注商品的价值而只关心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说，将管理的人文价值作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管理学是一门普适的管理学分支，如前所述，人类的一切管理皆包含终极价值元素，即使是泰罗的科学管理，也强烈地体现了早期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追求。 人文管理论文:公共图书馆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关系分析 一、科学管理的特点 19世纪末，美国人泰勒——科学管理之父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管理从经验上升为科学，随后的几十年间，先后兴起的数理学派、决策学派和系统学派，使泰勒的科学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它要求遵循科学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实行合理化和标准化管理。 首先，在管理目标的出发点上，其数量意识和精确性原则非常突出，具有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是一，二是二，非此即彼“不容许“大概、也许、差不多”等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其次，在方法论层次上，它充分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管理目标层层分解、细化为各种量化指标，落实到各个最基本的工作环节上，必须遵守和完成，要求准确无误、一丝不苟，拒绝“亦此亦彼”的灵活性。其三，在管理过程中主要是依赖政策、规章、制度等“明文规定”，以及法律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进行组织指挥和协调控制。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它们是外在的硬性规定。因此，人们常常把传统的科学管理形象地称为“刚性管理”或“硬管理”。 这一理论体系的突出特点是：主张运用科学知识（科学原理）代替个人的判断、意见和经验；注重借助数学模型或计算机技术研究管理问题；强调通过高度集权、严密制度和物质激励手段来提高管理效率。尽管科学管理使管理走上了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的轨道，在社会各行业得到普遍应用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科学管理一个本质性弱点即：以物（技术、生产、财务）为中心的管理理念严重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忽视了人的作用和人的价值。 二、图书馆人文管理的内涵 管理是人类一项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活动，自古有之。管理是人共同劳动的基础。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杜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美国女管理学家玛丽·相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他人之力把事情办好。当代著名管理学家赫尔伯恃·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协调一个团体的活动，以达到其共同的目标。给管理完整的定义是：管理是运用计划、组织、协调、指导（指挥）、控制等基本功能，有效地利用人力、物力、财力等基本要素，促进其相互密切配合，发挥最高效率，以期达到最佳的总体目标。 图书馆管理是促使图书馆能够为社会的科学技术发展和经济、文化建设更好地服务的，对人、财、物进行的一系列活动。目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图书馆的管理工作也日趋科学化与合理化，许多图书馆采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方法，基本工作秩序得到了整顿及加强，工作效率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未达到有效调动人们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未能促使组织和个人潜在的积极因素得到充分发挥。 20世纪30年代，在对科学管理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管理（简称人文管理）理念和实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它强调管理要“看重人”“满足人”的需要，重视被管理者“人的尊严”，为人提供更多的“自我实现”的机会，以提高人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管理的效率。 人文管理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管理，是站在人类利益的高度上，以人类的价值观系统为指导，以人类共同利益为指引的一种行为指导模式，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管理理念。人文管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把人类价值观和有关人的因素整合到计划、协调、组织、委派等行动之中，该过程涉及由为共同目标工作的个体组成的组织的结构和产品成果的控制。人文管理是一种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是人类管理智慧的结晶，是科学管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一种更先进、更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它是建立在科学管理基础之上的，是对科学管理的修正和补充。它把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作为管理者最根本的使命。图书馆的人文管理是图书馆管理的一种新模式。这种新模式的内涵、实践与传统的图书馆管理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并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管理模式而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传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管理学理论并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而生成的。图书馆的人文管理就是通过确立人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和组织的重要资源，把组织全体成员作为管理的主题，围绕着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组织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实现组织目的和组织成员个人目标，并要求能最好发挥图书馆职能的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活动的总称。 三、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的关系 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的根本区别主要是：首先，在管理理念上，人文管理以管理对象“人”为中心，重视人的本体价值及能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管理实践上它更注重目标宏观导向和调控，而过程管理则实行充分的民主化，为管理对象——活动主体提供更自由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权利，由他们根据客观目标和主客观条件，自由选择、自主确定、灵活掌握具体的程序和方法。其三，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它更重视管理的服务观念，而管理的权力意识则相对弱化，“寓管理于服务”。其四，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它更注重教化、疏导和激励，用理性召唤和情感互动等柔性手段去影响、感召人的心理与行为，用非强制性的方法进行调节与控制，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群体意志和力量，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因此，人们常常又把它称为“模糊管理”、“柔性管理”或“软管理”。 人本管理的功能虽然不像科学管理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显效性，但它却是战略性的和长效性的，与科学管理之间具有突出的互补性，可以从根本上避免或弥补科学管理“用人不养人，养人不育人”的特殊政策短效性等内在缺陷和功能局限。 探讨图书馆人文管理基本特征有两个意义。一是为我们区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所使用的科学管理是就其经典意义而言，现代人们通常理解的科学管理因受到社会学、人类学及多种管理理论的影响， 已经克服了一些传统弊端，增添了一些人文色彩，以至于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无法对两者做出明确界分——有时你所说的科学管理（或人文管理）与他所理解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探讨人文管理的基本特征， 有助于避免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二是为图书馆实施人文管理提供了明确方向。人文管理不仅是图书馆管理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纪整个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对人文管理实质性内涵的把握，有利于我们将人文管理理论上的“应然”优势转变为实践中的“实然”推动力， 进一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摘要：在简要分析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科研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在科研中奏行人本主义。 关键词：科学人文主义；萨顿：人本主义 “科学人文主义”一词是萨顿首先提出的，其提出目的是为了解决科学和人文这两种不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紧张关系的。然而，在内在论影响之下，科学哲学向来是见物不见人，把科学活动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只研究科学自身的因素，而忽视了研究科学的人的因素的重要性。近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者片面强调主观感觉的“中性”，更使科学逐渐脱离社会因素和人的因素。这里仿照萨顿科学人文主义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寻求一种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即人本主义思想。 一、科学人文主义的缘起、内涵及意义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并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使“瓷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技的繁荣压倒了其他文化形式，衍生出了惟我独尊的大科学主义。但是，繁荣的背后往往总是存在着阴影，科学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也日渐突显，人文主义者们对其的批判之声越发之大，发科学主义的浪潮也变得日渐高涨，不可避免的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日益加深，后果愈加严重。对此，萨顿指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这种冲突必将伴随着科学和人文的发展进一步加深·旧人文主义是以解放人性、寻求自由为主题的，而萨顿就针对科学与人文的矛盾敏锐地提出了新的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在萨顿看来，只要关注科学中的人性，或者在科学中“注入”人性，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他于是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新人文主义，即“科学人文主义”，他又将之称为“科学人性化”。 萨顿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并不能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爱因斯坦也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是取决于工具。”所以，必须使“科学人性化”，强调促进科技发展的目的是服务于人，在这一点上。科学发展观与之完全一致。它主张科技发展要以人为本，因此，是萨顿科学人文主义的继承、弘扬、创新与实践。 如仅就文化层面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总背景是“两种文化”的分裂与对立。所谓“两种文化”，在目前状况下，可按萨顿和斯诺所指认的加以理解，即：一是科技专家的文化，另一是人文学者(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具体而言，科学人文主义产生的基础至少有三：一是传统人文主义，二是近现代科学及科学文化：三是现当代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冲突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求解。萨顿的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理想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它至少包含四层意义：作为一种新人文主义，其以科学为基础：同时肯定人文的价值，强调必须以正确的人文价值观为导向促进科技的发展；倡导科技与人文的协调共进；其目的是使科学发展完全为人类服务。 科学人文主义自提出后，引起科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及深入探讨。至20世纪50年代末，斯诺明确指认了“两种文化”现象，之后布罗克曼提出“第三种文化”，同时伴随着“索卡尔事件”、“科学大战”，科学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得到时代的关注，获得了新的发展。 既然科学人文主义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作为科研工作者又如何才能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呢?这需要寻求一种适用的手段。 二、在科研活动中实现科学人文主义的手段——科研人本主义 (一)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和特点 在古希腊时期智者学派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入的理性力量。在西方中世纪，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封建神学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成了束缚人的枷锁。到了14世纪时，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新兴的学者以研究古代文化为借口，首先在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的神学统治的斗争。文艺复兴在15世纪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到16世纪达到高潮。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抨击封建神学的“神本主义”，要求“以人为中心”，提倡以“人性”来反对教会的“神性”，主张个性解放和自由，把人们的价值由天堂拉回到人间，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形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再次兴起则首先是基于其发展之中面临的新矛盾，因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传统的人本主义比较出现新的特征：传统人本主义从人本身出发研究自然、以某种精神或物质的实体为基点来说明人。在认识论上要求得某种共性的东西，因此是本质主义的，并且强调人的理性作用。而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反对自然的研究，认为哲学只研究人，把人的存在提到本体的高度，主张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对人的理解，排斥做自然主义、理性主义的解释，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存在及本质是情感意志和心理体验等，是超出精神物质之外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不承认世界有所谓共性的东西，强调人的个体性，在个体的自我中寻找人格的完整，更注重于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及体验。 (二)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发现科研中的人本主义 美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罗杰斯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所创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在当代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的发展上都享有特别的声誉。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的人性观，“性本善”、“自我实现性”、“潜能”及“以人为中心。“达到良好的心理氛围中的尊重与理解”是罗杰斯人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罗杰斯信奉“人性本善”，认为人生来是积极的、要求上进的，并在条件适合时努力使自身不断发展完善。在《论人的形成》中，他曾这样描述：“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伴随着美妙的有条理的复杂性，向着他自身机体所能达到的目标前进。”他指出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实现倾向”，并认为“所有的生物学趋力皆可归属于这种实现倾向的名义之下”。这种倾向使人不仅要在生理、心理上满足，而且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罗杰斯还认为，人具有理解自己、不断趋向成熟、产生积极建设性变化的巨大潜能，这种潜能性使人得以发展和进行自我塑造。 科研工作对于其从事者们来说就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这个实现往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实现。物质方面，譬如待遇、级别、实验设施乃至在科研攻关中的地位是否重要等等；精神方面主要来自于自我的满足、社会的评价以及同行的赞同与否等等。当前在国内。我们在对待这两方面的价值实现往往通常都容易只注重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甚至对科研工作者自身的价值采取漠视的态度，只看到是否能出成果，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看成就不视细节的做法只会对许多科研 工作者们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大量人才的埋没和流失。人不是机器，这一点所有人都清楚，但人才是机器的主人，这一点却往往容易被人忘记。科研的主体还是人，而不是好的设备和条件。因此，在科研工作开展中，我们也要相信人都有自我实现性和潜能性，要做到以人为中心，不光达到极丰富的物质财富奖励，还要做到良好的心理环境中的尊重与理解，使得科研工作者们的自我实现倾向都能达到最大程度的激发，这样就形成了科研中的人本主义氛围。 总之，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要想在广大科研工作者之中实现就必须要先实现科研工作者们自身的人本主义，由人及物，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的使科学和人文得以和谐发展，才能使科研工作健康有序的实行，才能使科学的产物与人类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更加接近。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精神科学管理 一、更新学科理念 据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ICSID]在1980年对工业设计下的定义：“就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而言，凭借训练、技术知识、经验及视觉感受而赋予材料、结构、构造、形态、色彩、表面加工及装饰以新的品质和规格叫做工业设计。”由此确定了工业教育在以上几个方面全部或部分的内容。如今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对工业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类似产品包装、广告宣传、商业展示及市场开发等等，这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学科内容也都纳入了该学科范畴，工业设计也被重新定义为现代工业、科学技术与装饰艺术等相互结合。并可交叉应用的学科体系，是一种以实用与美观并存的视觉传达、意识物化形式，为创造、美化和改善大众生活质量与生活品味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在市场机制的触动下，工业设计正逐步朝着个性化、人性化、专业化方向发展，工业设计教育也由此加强对设计人才综合技能与综合素质的培养。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工业设计的现代教育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相关材料工艺等方面的技术知识，主要包括：机械制图和造型设计、工业美术、材料工艺、结构力学、人机工程、视觉传达等，其中也包括高科技时代的信息技术、电脑辅助设计。通讯工程、人工智能等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新世纪到来社会要求我们工业设计人才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时时都以先进的理论与技术武装头脑。 第二，产品的功能与装饰是工业设计最为突出特征反映，好的产品总以美观的造型与多样的功能赢获市场，从而要求设计师具备一定的美术基础与艺术鉴赏力(包括绘画基础、写生能力、设计创意、形态构成等美学知识)。尤其如今信息时代技术交流极其迅速且广泛，产品设计的风格与造型出现多元化、个性化趋势，这要求设计师开阔设计视野，及时把握潮流动向，提高设计思维与创作实践能力，要在已有基础上积极探索与勇于实践，只有对设计相关的地理、历史、民俗等一系列社科知识深入学习，才能设计出符合当地生活习俗、满足当地生活需求、甚至能够表达当地情感的优质产品。 第三，为使产品在社会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要求设计师在设计构思之初对该产品的设计与生产所需的经济成本正确估算，充分了解该产品的市场需求、设计范本、材料工艺、风格特征等相关内容，产品设计也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也要求设计师具备如市场营销、商业管理、广告策划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运用能力，甚至包括信息采集、管理与技术处理，消费心理、及其产品营销等，还有市场信息及各项商业法规等能够保证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等环节顺利完成的相关政策条文，也都成为当前工业设计教育的重要组成。 第四，产品设计实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环节必须由多人分工合作完成，这要求设计师要具备一定的设计协调与设计管理能力。 第五，处于发展中的工业设计是产业竞争和企业振兴的关键，它集中反映了民族或地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水平，与之相关的内容非常广泛，这又要求设计师培养和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对多元文化进行有机地整合，全面了解国内外产品市场，设计出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具时代感的新产品。 第六，由于学习和掌握知识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而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是不断变化着的微观世界，产品设计的问题也将伴随着物质世界的变化而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新时期的设计教育也是一种动态的知识更新过程，面临自主学习向终生学习的教育转型，我们必须“学会求知、学会做事”，所谓“学会求知”即是“学习－工作－学习”，所谓“学做事”，是由对专业技能的培养转为对环境适应力的素质培养(如合作、创新、风险、交流等)。 由此可见，未来工业设计教育在朝智能化方向发展的同时，教育的重点将由专业技术职能转变为对综合环境的适应与协调能力的培养，相比以往对技术与物质的教育，更加突出强调社会人际关系与社会行为技能(其中包括：团队合作、风险投资、技术交流、设计创新等等)要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人际矛盾、管理群体等等，“学做事”与“学会求知”彼此间相互结合，共同贯穿于教育的全过程，这些都并非是书本上现有的知识，必须通过长期的人际交往过程来实现。 二、问题与现状分析 工业设计教育在我国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仅短短二十几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近半个多世纪，其间虽然也有初步的发展，但仍是一门幼稚而年轻的新兴学科。近年国内高校为适应市场经济一体化发展局势，竞相创办起了各自的工业设计教育，然而它们教育普遍重实践而轻理论，导致学生误将相似的造型与工艺当设计手段反复运用实践，相继出现了一些有如：招生人数剧增、教育与产业失衡等不良状况，从而严重阻碍了国内教育的正常发展。 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日益加速，国际消费市场的竞争日渐激烈，作为一个企业实体只有不断开发出标新立异的产品才能稳住市场，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逐渐将市场重心转向消费者的个性化生活需求上，并为提高自身竞争实力建立了许多科研机制，国内工业设计行业的发展也由此而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台阶，但未来还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这对当今工业设计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新时期的工业设计教育应是对知识经济时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是社会物质文明与工业文明不断作用的成果：那么对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的研究必须上升为设计本质的认识，把握时展的基本规律，及时调整办学思路，制定相应的改革对策，尤其对工业设计内涵及外延的理解最为重要。 三、转换教育方式 工业设计属于一门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因此工业设计的教育也应当遵行一种应用型的人才教育方式，然而我国现行的工业设计教育还尚未完全脱离形式单一的理论灌输与技能训练的传统模式，教育体制过于偏重对产品造型、装饰、技术等相关产品生产加工方面的技能培养，而轻视了学生设计创新能力的提高。从教育整体看来无论工科院校还是工艺美院等的学生普遍反映在形象思维、视觉感应、造型创意、工程技术等专业技能方面出现严重的知识断层。由此国内各大高校为适应如今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工业设计教育的发展正在进行着积极地探索与实践。美国哈佛大学率先实现以传授为基础到以自我教育为主的现代设计教育转型，由此开创了多元化教育的新纪元，成为现代社会设计教育的一面旗帜，明确提出现代教育关键是通过教学引导激发学生的创作思维和设计表现技艺。 基于当前工业设计人才教育现状，国内众多院校也就“如何发挥各校人才教育优势，为社会培养不同层次不同规格的工业设计人才，全面提升学生设计、审美、思维、想象等等一系列综合技能”这一主要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并得出一些好的见解：如艺术院校学生的形象思维与视觉感应较强，适合于偏重外观的轻工业产品设计，包括服装、玩具、日常百货等，可以在艺术学院创办轻工业产品设计方向的设计教育：而工科院校的学生鉴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强，且具有良好的专业基础技能，对新的科技成果十分敏感，易从事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交通设施等等一系列功能型重工业产品的设计开发，可在工科院校设置重工业产品设计专业。 如今我国工业设计教育的重点应当迅速转向对学生设计创新、设计思维与抽象思辩等设计技能的培养。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工业设计办学就坚持“二基二强”教育方针，主张以工业设计基本技能、机械工程理论基础，强化电脑设计与创作实践等技能，该校的工业设计方向的课程设置采用“模块式”教学结构，且十分注重不同学科板块间的有机结合，在人才计划中课程学时的纵向结构比例为：公共基础课765，工程技术基础课320，艺术技能基础课302，计算机课程379，专业知识课程320，总比例为2.5:1:1:3:1。 总之，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的物质追求与审美品味正不断提升，未来社会期盼的工业设计教育将面临着技术化、多样化、个性化的全面转型，以促进学生自身知识的全面提升。对于如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工业设计教育方式应当适应时展的脉搏，结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自身办学优势与教育资源，因地制异、因才施教，勇于探索积极实践，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并及时更新，永远走在时代前列，不断地开拓创新、努力进取，冲破教条主义与墨守成规的思想牢笼。 四、强化人文精神 如今伴随着设计工业的教育改革与行业发展，静观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现状，人文知识的渗透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设计教育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贯注人文精神的工业设计才能抵御高科技产品的设计生产给社会经济与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出一方人”，一段艰辛的成长历程。如今我们生活所需的产品更应当全面展示出时代的人文特征，更应能充分利用一些现有的自然资源及人文要素进行产品的设计创新与实践。我国虽是一个工业设计教育的后进国度，却拥有着丰厚的历史资源，其中不乏大量人文哲学与古典美学的深层烙印，可见我国工业设计教育潜藏的发展空间还未曾真正地被开发和利用。对于新时期的工业人才应当尽可能去启发和引导他们去体味和深嚼我国古代哲学与历史文学所蕴涵的人文思想精华，鼓励他们从传统中吸取创作养分，站在历史的发展轨迹上来设计创新，丰厚他们的设计潜能与综合素质。 从国内工业设计发展的状况观之，世界各国都在国内设有产品消费市场，但我国设计教育却“大而不强”，工业设计产业“小而残疾”，也正因如此中国工业设计教育问题引发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辨证论观之，我国工业设计的总体水平实则早已同国际社会发展同步，仅是出于国内外工业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悬殊而产生的差距，他们试图以西方的产品造型与技术工艺为范本将设计东拼西凑，如产品设计中大量仿效与抄袭，中国产品设计的知识产权争议问题在国际时常时有发生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都充分应证了此观点，国内学术界仿佛也已意识到在网络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人好似都忘却了自身的地域文化与民族传统。不久前我国工业设计协会就提出“以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特有的装饰元素，创造出最能体现传统文化、人类历史、生活习惯、审美(包括宗教信仰)特征，且具人文精神的现代化工业产品”——议题，现已成为当代工业设计教育研究的焦点。 虽说新兴的工业设计学科也是一门知识交叉型的应用学科，其中也包括对抑制外来装饰与外来文化的消化与吸收，但这都是建立在我国固有之传统历史根基之上的技术与艺术创新。 现代社会新型的设计教育应当尽可能避免以往教育注重产品设计与造型工艺的思想误区，积极向学生灌输现代化的工业设计理念与人文精神。德国斯图嘉特国家造型艺术学院就通过学院间的合作开设美术、音乐、建筑等人文艺术培训课程。主张通过实施人文艺术教育来强化和提升设计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艺术修养。产品设计如若真正地让人感受到精神愉悦，真实地贴近现实生活，无疑人文精神在设计中必须发挥出积极作用。尤其如今社会大众的消费潮流已从基本生活消费转移到个性化炫耀消费上，人们需要拥有外形使人心情愉悦，功能让人尽情享受的高档产品。从通讯、家具、电器到数码消费产品，设计师可将其变成一个以产品设计为导向的广阔世界。 五、结束语 本文对目前社会工业设计教育现状与发展，结合个人观点作了一些初浅的探讨。未来中国的工业设计教育体系还有待经历一个不断改革与实践的动态发展过程来逐步完善，如今工业设计已不仅仅定位于一些家具、机器、生活用品，而沦为对工业社会人类生活方式合理规划的设计，设计的思维方式已不仅仅局限于对产品使用功能和造型风格的思考，从产品的外延层面出发，从事物外侧去透视、剖析，开创产品设计的新思路。尤其如今信息技术多元化社会发展时期，工业设计人才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也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调整及时补充新的知识内容，可从其他学科领域不断吸取新的创作养分来丰厚自身的设计潜能。 摘要：教育是对知识学习和传授的循环反复——正所谓“教学相长”，经由这一互动过程使知识丰富我们的大脑，增强了我们对事物的分析与判断的综合能力，从而为以后生活作好智力准备，这是有关教育本质的认识。工业设计作为一门跨世纪的交叉应用学科，其知识的传授过程相比普通教育更显复杂，而加强工业设计教育是提升国内设计水平与人才素质的关键，尤其面临全球一体化市场竞争的时代，工业设计教育更是促使民族富强与企业振兴之关键，出于社会与时代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又再次提上议程。如今国内工业设计教育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巅峰时期，就国内外工业设计教育发展动向进行分析与研究，将有助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顺利开展，本文借此对当前国内的问题与现状展开分析，一并结合未来经济技术与行业发展趋势，试图探寻工业设计教育改革的创新之路。 关键词：更新；观念；转换；方式；强化；精神 人文管理论文:美术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谈起，尽而从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体验生活的乐趣；注重学生情感体验，提高审美情趣；了解人类文化背景，尊重多元文化；整合美术与其他学科，使身心得到协调发展；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培养人文精神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美术课程人文精神培养 自新课程标准颁发以来，我校在美术与人文教育上得到充足的发展，笔者根据自己多年的教学和对美术与人文的探索结合同事的经念，对我校美术与人文教育总结如下，以供同行赐教。 美术与人文教育是以人文素养为核心内涵的艺术教育活动。从大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强调目前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影响下低落的人文价值和反思。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关怀，人在社会中的认识与体会，尊重个性的发展，培养良好的品质和素养。从小的方面来说；是通过美术教育来培养学生自我探索能力，提高对美术的鉴赏能力及动手能力。为了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人文与美术，我校在课程目标的制定上突出了三个层面： A探索与创作：上好每节艺术课，挖掘教材中人文内涵，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是我校向任课老师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因为音、美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人文情怀、文化底蕴相当丰富的艺术门类。它更多的关注人的精神境界，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注人类灵魂的呼声。应当说音、美艺术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培养的极好教材。老师们在教学中更多的是关注美的熏陶，不光说教，不靠灌输，把教学内容中那些最富美感，最具艺术感染力的亮点挖掘出来，呈现给学生，引导学生去感悟美、发现美，从而形成一种积极乐观的求知态度。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应从四个方面去教学。第一、让学生了解美术与社会的关系。美术是一种艺术，它来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即美术必须建立在对社会的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的，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是对生活的加工和提炼。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第二、发挥学生独立思考能力，运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创作。美术是表现和激发学生创造才能的最佳方式之一。美术活动最能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观察能力。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尝试用自己喜欢的绘画方式表达出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或将自己对生活和美的理解写进美的成长记录里。第三、联系社会：找出美术与社会的结合点，运用恰当的方式和技法表现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看法。了解人类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发展，了解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生产、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学会分析、综合和评价的思维技能，多给学生感悟艺术作品的机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通过比较、讨论、体验、思考、鉴别、判断等方法以及各种形象的教学手段，如电影、电视、录像、范画、参观、访问等，增加直观形象感受，提高其审美能力。使学生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使学生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摆脱物质利益的束缚，并具有文明感和历史感，是我们应不断追求的人文精神。第四、结合学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现相同的题材。在方法的选择上充分遵从学生的个性，发挥其长处。取得最好效果。学科间整合或统整，是现代教育理念，亦是美术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会不同学科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 美术与其它学科相结合的活动内容可表现为： （1）美术与文学：创作童话故事的插图、连环画等。 （2）美术与戏曲：舞蹈：设计、制作并表演皮影戏、影子戏等。 （3）美术与音乐：用造型艺术的方式来表现音乐，包括描绘乐感，设计制作乐器，并用这些乐器演奏等。 （4）美术与地理：绘制地图、设计、制作游乐园模型等。 （5）美术与物理：设计与制作会发光、会转动的环境艺术模型等。 （6）美术与自然：创作居住地区昆虫、植物、风景的图鉴，创作反映居住地区风貌的美术作品等。 （7）美术与历史：调查当地文化遗产以及传统艺术，用报告、画、雕塑或建筑模型表达调查结果等。 B审美与辩证：在美术课堂中培养学生审美情趣，使每个学生能通过美术教学了解艺术的价值，重视艺术作品和文化，提升生活素养。首先、我让学生主动学习书上的基本知识，了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了解我国及国外美术的各种风格及流派，知晓艺术发展的方向。其次、让学生参加各种活动，诸如观看画展，拜访名家并观其作画，相互交流。提高鉴赏能力。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英国的怀海特所说“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唤起智慧和美感”。美术课程充分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并联系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的生活，与学生经验相联系。如利用游戏、表演等方法，让学生来参与、交流、体验、表现生活，使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愿望。通过创设多种多样的方法和形式，挖掘其内涵，使学生从自我中心走向与他人共处。学生在活动中通过交流、体验，能够积极主动学习，由生活激发兴趣，带着饱满的热情去体验、表现、创作。再次、分析社会与艺术的关系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对一些社会活动或建设做出比较积极的建议。 C文化与内蕴：我校美术课堂力求使每一个学生了解每种艺术的发展脉络及其风格流派。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艺术活动，提高鉴赏能力，尊重科学与人格，扩展艺术视野。第一、我国地大物博，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让学生了解并珍视它们。第二、比较地方文化古迹、景观的特色，加强对历史文化的了解。第三、珍视、探讨多元文化。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符号性载体之一，记录和再现了人类文化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运用美术形式传递情感和思想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通过美术与文化的联系，可以了解不同地域文化背景，学会尊重多元文化。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美术作品都有象征意义，这是由文化所规定的。人类社会的神话、史诗、传说、典故、宗教、寓言都是规定象征的重要原因。如苹果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有着不同的象征性，在基督教艺术中，由于苹果是夏娃从智慧树上摘取得禁果，一般象征着人类的坠落，而婴儿耶稣手拿苹果，其实是象征着赎救人类。这些象征关系的规定性是来源于希腊神话，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些规定性，就不可能真正解读作品，甚至还可能对作品做出错误的解读。所以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 总之，培养学生人文态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教师必须在自己的教学活动中精心设计，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去作好这方面的工作。 人文管理论文: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管理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所谓人文景观，是指可以作为景观的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与成就，是以人为事件和人为因素为主的景观。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而又独特的文明成果。在内容非常丰富、门类异常复杂的成就中，可以成为人文景观的大约可分为四类。 1文物古迹 包括古文化遗址、历史遗址和古墓、古建筑、古园林、古窟卉、摩岩石刻、古代文化设施和其它古代经济、文化、科学、军事活动遗物、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北京的故宫、北海，西安的兵马俑，甘肃莫高窟石刻以及象征我们民族精神的古长城等等这些闻名于世的游览胜地，都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人文景观。 2革命活动地 现代革命家和人民群众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战场遗址、遗物、纪念物等。例如，新兴的旅游地井岗山除也具有如画的风景外，“中国革命的发源地、老一辈革命家曾战斗过的地方”这些人文因素，无疑使其成为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大打“鲁迅牌”的旅游城市绍兴，起主导作用的鲁迅故居、三味书屋、鲁迅纪念堂等旅游点也都是这类人文景观。 3现代经济、技术、文化、艺术、科学活动场所形成的景观 例如，高水准的音乐厅、剧院及各种展览馆、博物馆。像农业示范园、农业观光园这样把科研、科普、观赏、参与结合为一体的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观光地也是此类人文景观的一种。 4地区和民族的特殊人文景观 包括地区特殊风俗习惯、民族风俗，特殊的生产、贸易、文化、艺术、体育和节目活动，民居、村寨、音乐、舞蹈、壁画、雕塑艺术及手工艺成就等丰富多彩的风土民情和地方风情。例如，近几年的旅游“旺地”云南，除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外，还有赖于居住于此的各民族独特的婚俗习惯、劳作习俗、不同的村寨民居形式、服饰、节日活动等。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服饰上的“风花雪月”、石林和蝴蝶泉壮丽的爱情故事，这些都为如画的风景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正因为这些独特的人文景观，才使得云南更具魅力。 我们应该清楚，中国悠久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只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好这些资源，才能使我们在风景规划中取得成功，发挥人文景观资源在旅游业上的作用。 无论是自然的景观，还是人造的景观，好与坏的评判都不能离开人类的审美观。在古代中国，人们强调内在的情感想像与外在的形象塑造的统一。中国古诗词中讲究“托物寓情”，由此丰富引申出更饱满的情感。“情景合一”由此而出。情景合一才能使人产生意境，由此达到审美的最高境界。园林意境的产生也离不开“情”。绍兴沈园是宋代的“越中名园”，而真正使其成为千古名园的却是那首千古绝唱《钗头凤》。重新修复开放后的沈园，吸引了无数的游客，人们畅游在“竹影清幽”、“红梅照水”的美景之中的同时，无不为陆游与唐婉凄美的爱情悲剧而唏嘘不已，“情景合一”的诗意境界由此而生。园林审美的过程就是游客对园林艺术的观感、体味、思索，直至升华为主体意境的过程。这也是园林艺术的生命。而园林景观中最能引起人们情感变化的即为人文景观。故从美学意义上来说，人文景观不仅是风景名胜区规划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而且也是人们审美出“情”的主要对象，一个风景区的灵魂之所在。 中国是世界造园发祥地之一。中国园林历史悠久，崇尚自然，独树一帜，影响深远。而中国自古便有注重人文的传统。“中国之宫室庭园，家屋居住，莫不有人文精神其内”。我国传统的风景名胜区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因素。也正因此，许多甲盖天下的园林胜景，并不仅仅胜在湖光山色，更胜在源远流长的人文景观，它们往往由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积淀而成。所以，我们在进行风景规划中应充分重视人文景观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技术管理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一、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首先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只是一种学术分科――如果那样的话，它就可以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目前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首先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首先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这样的人（性）被称为Humanitas，对这样的人的培养希腊时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来源于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途径，学习什么知识内容，还在其次。或者说，学习什么知识内容、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人的理念”。 如果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么“人的理念”又如何规定和选取？一般来说，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看法很多，似乎具有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否基于不同的人文理念可以造成不同的人文学科呢？如果我们准备把人培养成听话合用的工具，培养成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么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人文学科具有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概念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总是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些一般认同的理想人性，总是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以及审美能力和理性反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起，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总是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总是能够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概念贯穿始终。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一切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自由的存在方式是“为自己”的存在方式。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如何达到自己？人身上的许多“东西”，也许一切“东西”都不是自己的，其物质组成属于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若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分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首先要具有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这样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对一切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因为人确实没有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保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的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现在和未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未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时间，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原因。 二、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有自己的本质。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在于唤醒人们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有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起源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us)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从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有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的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些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有给予敏捷，有些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采用取长补短的办法，以防止每一种类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如此一一作了安排，可是由于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有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无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查分配的情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当，唯有人还是赤脚裸体，既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即将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知道怎样施行援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际醯呐瘢┑闹圃旒际酰庇滞盗嘶穑挥谢鹗遣荒苋〉煤褪褂谜庑际醯模透巳恕！庖焕慈司途弑噶宋稚氖侄瘟恕？墒瞧章廾仔匏咕菟稻陀捎诎让仔匏沟墓Ш罄幢豢胤噶说燎宰铩！保ā镀章匏缋?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性而能够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素。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这样的思路对一切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这样的原始人性只是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 如果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如果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么，技术必然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靠技术才可能表达 出来，因为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合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三、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墓地、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否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如何挣得的？这里所要求的并不是人类学的证据。因为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能归结为考古中发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能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称为技术的东西，是因为技术已经以某种方式先行驻留。这种方式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作用。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只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不是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的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的桌子。命名并不能简单地解释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因为是否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恰当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因为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类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共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所”，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因为一切存在者都必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含义是“采聚”、收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曾经留下了这样的残篇：“我们的灵魂是气，将我们结合起来并支配着我们”，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正意义上的说话首先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作用，一切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前提。工具并不是人类特有的，许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大量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发明。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发明。但是人类首先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能够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领域，从而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只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些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抚摸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以及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是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相关。为着实现外在目的而起作用的工具，只是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四、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身开显的领域，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必然结果。时间性的出现要求未来对于现在的先行和过去向现在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现在中聚集着现在、过去与未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恰当的把时间性称之为相关差异（différance）。但是，在人的“无”本质中并不存在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相关差异。 人是有时间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一切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因素，因而都预示着未来，是向未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实现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因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希望，因为它开启了未来。但是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如何保存？如果没有语言，就不会有知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有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含着对过去和未来的揭示，以及对这种揭示的维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实现“开启”作用的同时也起遗忘作用。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代传说。传说埃及的塞乌司发明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文字只会使人们容易依赖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丢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人们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能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如此。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构造了时间，并掌握了人们通常所具有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是计算带来的是遗忘。我们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了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是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式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五、技艺与人文：匠心 按照上面的分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我们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实现，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实现，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我们使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发展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人们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认为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很好的表述。 通常认为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认为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沟通，我们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正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有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产品勿宁说是附产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代的许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手艺并非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colore)，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作用，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六、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分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craft）相比，现代技术(technology)有两个特征：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现在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起来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我们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哪些背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背离？技术时代人的自我拯救有哪些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征，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我们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成就和实现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是，技术在成就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维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维持。但是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成就”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成就”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现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概念，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概念里蕴涵着新的“目的”概念，新的“工具”概念，新的“时间”概念，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因为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拔苗助长”，因为其生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根据。但是，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概念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标。内在的目的肯定可以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必定是在自身规定的时间内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式并无一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说法。目的成了目标，外在性的目标只是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重要的是目标的“实现”，也即权力意志的实现，而非目标本身。而“实现”要求一种单纯的手段，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手段的偏好。 对手段和工具的重视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比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我们耳熟能详。但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重视甚至片面强调，来源于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随着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手段”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素，因此我们到处都能听到对“方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时代的人们特别渴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掌握了这种方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方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方法”。但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指引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作用。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发展，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方案被制定出来之后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本身是受制于方案和目的的。今天，由于找到了一般方法，人们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标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以及全体消费者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以及在日用品的使用中，大家?记宦傻纳倒匣僮鳌?/P 对普遍方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筹划的主要方式。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普遍性和纯一性，一切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之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利于实现那种普遍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普遍合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含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同为“中性的”工具，据说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使用，如何使用。技术成了人类实现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说也可以最终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人工智能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前提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发展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终把一切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放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构造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如果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传递信息、为什么要使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说明和解释。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起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总是能够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首先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一切效率均可以定义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利用，而“时间单位”必须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生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保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保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能够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从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人们日常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因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一切?髦福柚颖恚执际醯靡匀轿坏恼季葑磐持蔚匚弧T谥颖淼闹富酉拢执似S诒济苤朴诩际醯穆闪睢＜际醯囊旎ü奔涞谋硐殖隼础?/P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另一方面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实现，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willtopower)，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时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维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瓮中。海德格尔称这样的瓮为“座架”（Gestell,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一切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保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运。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成就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实现了的自由，或者成为实现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面的威胁，通过发展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能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一切技术也是一种幻想，因为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希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我们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仅包括对工匠手艺、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括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为技术时代的救赎准备条件。也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人们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人文管理论文:审美人文叙事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审美新闻作品 【论文摘要】审美表述形态是多元的、个性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独具个性魅力的审美创作过程，为了实现审美价值的合理表述，提高新闻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它要求审美创造者即新闻记者，要敢于在传播价值和形态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 《内蒙边防纪事》系列片（以下简称《内蒙》）从策划到拍摄，从选材到内容，非常注重凸现电视文本人文化的传播价值和审美性的表述形态。全部纪实内容以审美主体即记者亲身经历事件或直接介入事件，近距离地感知、接触和体验传播对象，同时该片的取材和选景均从细节、微小处入手，通过生动的画面和极富感染力的电视语言，体现审美与人文的有效结合，深入客体内心，实现情感共鸣。 正是凭借这种人文化的传播策略，它在播出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受众直视记者对生活原生态的审美化表述和对审美对象深层次的人文化挖掘。 一、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实现传播者审美与人文意识的高度融合 在所有的20多篇纪实亲历中，记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索隐式的解读，体现了人生对于记者的一种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讲，记者体验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冒险”，在面对特殊的审美对象时，记者要敢于去接触和征服。因此，主体全方位亲历原生态，是构成审美和人文致效的首要因素，没有这种全方位接触，记者即使去亲历，也只是与审美对象“蜻蜓点水”，难以形成能传输深层审美意义的体验。 此次走访不到一个月时间，五组记者深入到内蒙古八千里边防一线几十个连队、哨所，行程上万公里，他们上高山、下哨所、穿雪原、走戈壁，拍摄了大量真实感人的故事。生动细腻的电视画面，除了反映出记者高超的电视表现能力和素质，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彰示和折射出了记者作为审美主体对采访对象即审美客体所表现和融入的深厚情感。期间，采访小分队一行奔赴了雪域孤岛伊木河、额尔古纳原始森林、博克蒂沙漠，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到阿拉善大漠戈壁，从巴尔虎草原的夫妻哨到三角山上的“相思树”，哪里有哨所，哪里就有记者的足迹，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记者的身影。正是凭借着这股执著和热情，记者们与八千里边防生活原生态进行了全方位的接触，用电视画面纪录了大量感人生动的细节。如在大兴安岭最高的宝格达山哨所拍摄的两名记者，忽然发现天空中出现了罕见的“三日同辉”景观，为了给观众呈现完美的电视情境，记者立刻掉转摄像机，记录下这难得的画面。然而，其中有位记者只顾拍摄，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鼻子已经被冻白了。后在医务人员的悉心呵护下，才将冻伤的鼻子救治好。试想，记者如没有不畏艰险、大胆剖析审美对象的敢性意识，怎可给观众留下美丽感人的画面呢。 正是凭着这股记录真实的亲历理念，边防记者此行创造出了很多感人心弦的记录和“第一”，拍摄出了充满审美魅力的精品，如《最后的夫妻哨》、《生命禁区的巡逻兵》、《初识大漠驼兵》、《诺门罕的回忆》、《三角山哨所“相思树”》、《神山上的“神哨所”》、《阴山脚下的骑兵》、《雪域孤岛中的热血卫士》，等等。记者们对生活原生态的全方位亲历在电视文本中得到了充分证明，边防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感动了记者，记者作为审美主体有效再现镜头，在叹服自然的同时，折服了自己和受众的心灵。《最后的夫妻哨》中，记者通过直接现身与张坤红进行对话，“每次查线回来都带干粮吗”、“为什么靠在电话杆上”、“暴风雪过后怎么样”、“冬天经常发生故障吗”，四个简单的发问和张坤红朴实的回答，引起的是主客体心灵的强烈震撼，作者与审美对象的接触，在向受众传达这样的哲理：亲历是人类征服自然的首要条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主体思维的全方位亲历意识，是记者进行审美表达的首要因素。 二、审美主体的策略性选题，实现和满足了社会大众的主流心理诉求 有效而恰当的选题，是实现记者与新闻事实一体化，引发审美主体与客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情感共振效应的前提基础。良好的选题要求记者必须对社会大背景景观进行全面而透彻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再对报道对象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剖析，实现思想意识和审美领域的双重变奏，达到一种情感趋同、角色类同、认知略同和行为协同的状态，从而向受众展现极具审美内涵的客体，对受众实现情感引导和心理关怀。 在此次边防行采访中，我们可以透过细腻的电视文本，鲜明地看出记者对报道对象深入而细致的分析，20余段感人情节尽数立足展现内蒙古边防的小、散、远个体，这首先就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普遍反映之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流民意人文化倾向的日益凸显，大众关注的焦点开始向弱势群体和小散远群体转移，这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着社会舆论朝着良性和健康前进，它是社会整体价值取向积极提升的有力展现。 《内蒙》纪事片正是有效把握住了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和焦点，将镜头定位在内蒙古八千里边防线上的平凡而又伟大人与物，始终用细腻的画面情节展现不外世人所熟知的个体，从而唤起普遍社会大众的心理认同。从骑兵到驼兵，从雪域孤岛到生命禁区，从兵妈妈送健康到祖孙三代同守生命线，从物到人再到景，记者展现给受众的是一道道远离都市生活的嘈杂、遥远、陌生而又感人至深的风景，在《生命禁区里的巡逻兵》中，记者用一句谚语引出生命禁区清河口的危险，“过了贺兰山，越走越辛酸，到了清河口，扭头就想走。”但随后的描述可以让大众一目了然，“这里干旱少雨，风大沙多，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7毫米，蒸发量却是3700多毫米。全年6级以上的大风要刮260多天，经常要遭受沙尘暴的袭击。冬 季最低温度零下35摄氏度，夏季最高气温46摄氏度……清河口哨所有8名官兵，一个月由连队派人来轮换一次。生活给养要从300多公里以外来补充，当地水源全部是苦咸水，生活用水要跑100公里才能运来。值勤和巡逻是他们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巡逻方式根据不同的任务，通常采用徒步、乘车和骑骆驼。”短暂的细节描写，让读者对清河口的恶劣环境一目了然，受众在不经意间只能唤起一种心理上的认同，对边防军人的一种高度的崇敬感油然而出。试想，作者若选择在繁华喧嚣的都市或灯红酒绿的风场，此情此景何能把握住大众内心深处 的心弦。因此，有效而策略性的选题是提升电视文本魅力的有效砝码。 三、主体叙事技巧的人文化撷取，提升电视文本的审美性和情感性效应 电视文本较之其它媒体表现形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和形象性，这是电视媒体自身的魅力所在。一步好的电视纪实作品不仅需要作为审美主体的记者拥有全方位的亲历意识和有效选题，而且还要能够策略性地灵活运用电视镜头手段和语言来展现情感。在《内蒙》系列纪实片中，记者在整个媒介事件和形象传播中，运用大量人文化的操作手段来减少传播信道中的“噪音”，无形中为审美价值的表述创造情感上的积淀。 首先，适时的主体介入有效提升作品感染力。主体化的叙事情境表现为新闻记者完全存在于报道内容里，并以第一人称身份与作品中的其他人物进行情感和语言的直接交流，两者共同融入同一世界，实现心灵的直接对话与碰撞。受众在进行新闻阅读之前，都有一定的审美心理期待，希望被传递信息拥有很高的“保真”度和情感性就是重要的审美阅读心理，在主体化的叙事情境里，作者完全与报道客体处在同一世界里，以“我”的身份频繁出现，与文章中的人物直接进行情感和语言的交流，自然能够得到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在《初识大漠驼兵中》中，记者跟随驼兵进行了巡逻，为避免巡逻之路在电视文本上的繁冗拖沓和单调乏味，记者在巡逻队做饭时切入自己和主人公关于巡逻常识和背景的系列对话：“像这样的活动一年搞几次？你们今天出来在沙漠中要走多少公里？”寥寥数语，就将关于本应提前讲述的信息介绍完毕，既不突兀又很自然。 其次，生动人性化的语言魅力增强人文效果。语言是电视文本向审美对象展现主体内在魅力、实现主客体情感共振效应的有效手段。作为审美创造者的记者从审美创作的意图出发，运用合理的审美框架对叙述者的语言和审美对象的语言进行审美选择，并借助一定的词语和句式来实现审美情感的渗透。《内蒙》系列纪实片，能产生内在审美感染力的重要原因就是生动化和人性化的语言措辞。在《三角山哨所“相思树”》中，整个文本在简要的口导之后，用了记者与军嫂郭凤蓉的对话同期处理。前后三个简短的问答有效反应了郭凤蓉的人格魅力，尤其是最后的“那我们去您家行吗？”“那不方便吧，就这样吧，再见啦，抱歉……”她的意外拒绝之辞让记者恰到好处地展现了军嫂的人格魅力，同时，又从暗处映衬出受众对丈夫李向恩连长的尊敬和期待。独特的语言运用有效彰显了丰富的人格魅力，是电视文本产生活力的源泉。 再次，借助精巧的细节展现独特而细腻的情感风貌。细节是新闻文本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用特定的媒体文本形式来表现审美感染力的一种手段。投射在电视文本中，在画面的展现、镜头的运用和影像文本的连续性上采用细腻的刻画和设置来展现主客体的意识和思想。在《兵妈妈送健康》中，记者注重通过多次展现兵妈妈、心理学教授王立秋和哨所战士的之间心理咨询互动的细节，来展现边防战士同样呼唤心理关爱的命题。通过新战士白龙打消退堂鼓、士官狄少波增强信心以及哨所其他战士的心理和行为的变化，向受众展示了边防线上存在心理防线，将心理问题进行积极地提升和展露，是很大的创举。记者反复运用王教授和边防战士的镜头交接来展现真诚的交流，细腻而极富感染力的画面在给官兵带来精神上享受的同时，也让受众感到了心理上的健康。 四、多元化的层次结构形式，增强文本内在的审美性和人文性厚度 新闻作品的结构，就是新闻作者在新闻作品的写作活动中，对新闻作品的组织、安排、构造。在电视文本安排中，合理的叙事结构不仅能突出新闻事实的意义，而且能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切都需要作为审美创造主体的记者对叙述文本进行人性化的权衡与审美化的思考。《内蒙》系列纪实片之所以能让受众感受到一种内在的人文魅力和审美厚度，和文本自身多元化的结构安排是分不开的。《初识大漠驼兵》中，记者在展现了博克蒂沙漠的实际情形后，就采用人物现场对话的结构形式来表现和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大面积的对话同期声的运用将驼兵魅力深刻展现。在《生命禁区巡逻兵》中，记者运用大块镜头重点展现巡逻路上供官兵休息和避难的“风雨亭”，通过将1995年3月11日的一幕和现今的连队、哨所情况进行双向对比，灯亮了、水净了、路通了，驻扎在生命禁区里的部队正在发生信息化和基地化。官兵在生命禁区里体会到组织温暖，受众通过镜头感受到人文关怀。巧妙的对比安排鲜明、自然地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情感。同样的对比安排在《边防官兵的绿色行动》中也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 直观叙事和间接叙事的双向运用也可有效提升文本的内在魅力。在《千里边防网络牵》中，记者以一个运用信息手段处理马群越境事件的场景进行直观叙述，反映边防信息化建设成果。 随后又通过大量的同期画面，以战士唐世甲之口来讲述边防管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直观描述和间接叙事的双效运用将边境管理的进步展现的完美无遗，观众在轻松的文本解读中即可获得直观的审美愉悦。 五、一点警示：人文情感的营造，要坚持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 情感是对客观现实的最活跃的—种表现形式，注重情感氛围的营造是纪实类报道获得强势传播效果的重要审美特征。《内蒙》系列片从取材、用景、镜头处理、细节设计都很注重突出提起受众的审美感染力。但是，记者在进行情感氛围的营造时，也应要注意不可滥用情感，处处煽情，尤其是在进行具体的细节描述时，一定要坚持审美适度的法则，过分地渲染情感则会使新闻事实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起到相反的传播效果。 因此，对审美客体进行准确而和谐的审美理解，才能使作为主体的记者在审美感知、审美情感和审美想象方面“获得深刻性的决定性心理因素”。记者要深刻、准确地解读被报道的人物、事件，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审美氛围营造的度，使纪实类报道焕发出更加浓烈饱满的审美魅力。 正如，此次《内蒙》全程纪实采访心得所言，“回望兴安林海，再现你的容颜；聚焦你的笑脸，定格在我心间；编辑你的情感，播出我的遗憾；带着无尽思念，续写荒漠草原月缺月圆……” 人文管理论文:科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范式理论镜像思维解释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历史主义科学家站在认识论的角度只能看到范式的诸多矛盾，但无法从本质上充分展示范式本身的存在结构。而对于解释学，伽达默尔曾经说，它根本不是一种“理论”或“方法”，而是对人类存在活动的展示，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人类活动就是带着自身对世界的“前理解”，面对陌生事物进行解释和理解，理解的结果又重新成为下一次解释的前理解或基础。而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所提出的“范式”、“研究纲领”、“域”、“背景信息”等，正是解释学中“前理解”的认识论式的表达，科学的范式革命表达的正是“前理解”或“传统”的不断解释和发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没有真正进入解释学的循环之中，因为认识论害怕循环，而实践恰恰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循环”；认识论害怕主体干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而实践恰恰是带着主体的“偏见”进行的。前理解或传统不是实践的障碍，而是连接主客体的桥梁。夏皮尔对背景信息作用的说明，隐约透露出了这个意思。一旦进入突破镜像思维的实践活动中，范式的诸多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当然，不是“解决”了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到了矛盾。作为前理解的范式，是主体所带着的“偏见”，从这方面看是主观的；但这种前理解决不只是个人的任意主观幻想，它是由客观的传统所决定的，因而，范式不能简单地说是主观或客观。它一方面表现为科学共同体的意见、观点、理论等，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共同认可的仪器、设备、实验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有什么样的主观的东西就有什么样相应的客观的东西，这正是范式理论的精华所在。范式是实践的产物，只有突破镜像思维的认识论，深入到实践中，其本质才能被看清楚。科学活动作为实践活动的一种，也是解释学的不断解释、不断形成传统的过程，因此，范式革命就是在各种范围、不同层次上不断进行着的，是渐变的常态阶段和突变的革命阶段的统一。夏皮尔的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反映了这些情况。实践具有广泛性，所以费耶阿本德将范式扩展到科学之外，也就是一种理论自身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关于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的问题，解释学的视域融合理论告诉我们，各种理论间相互交流的条件，恰恰是承认对方的不同，但交流本身就代表着交流之可能性，视域融合就是“不同”的东西的融合，这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非此即彼的认识论才会认为是矛盾的。关于科学革命是否理性的问题，解释学认为，相互交流的双方都站在自己“理性”的前理解即范式的立场上去交流，但交流的结果却是任何一方都无法左右的，只能是一种“合力”的结果；超越双方的框架，对于交流前的任何一方来说，从认识论来看，就是无法把握的、“非理性”的。关于真理问题之争，每一个范式所规定的理论、思想或经验、方法，都在某种范围内、某个层次上是合理的，但相互交流正表明，这只是相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不会落到某个范式之中变得僵化，而是不断的范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了真理的实在性，同时表明僵化范式的非真理性。解释学揭示的是实践所展现的世界。马克思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人实践所创造的入化世界，实践本身就是带着一定的理论或“范式”的实践；人化世界是客观的世界，但对于人而言又是有意义的、人的“范式”所规范的世界。因此，范式理论所涉及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从非镜像式的实践来看，也不是针锋相对的、你死我活的。 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演变及最终向哲学主流的复归，都不是偶然的事情。随着近代以来社会实践和生活方式的发展，镜像思维模式的形成、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正是这种实践方式在理论上的具体体现。范式理论自身由于认识论模式的讨论而不断丰富、完善；同时，其困境也日趋明显，究其原因是缺乏了实践的根基。范式理论向解释学复归，实质是向实践哲学的复归，通过这种合流，科学主义不拘泥于“客观经验”，人文主义也超越了“主观情意”，两方面都获得现实的根基，范式理论的发展正好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分合的历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人文主义自我实现整体性创造性 论文摘要：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教育思潮。它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最终目的，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对美国以及世界的教育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20世纪60、7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一种教育思潮。它秉承西方历史悠久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推崇人的个性和谐发展，深受20世纪复兴的各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着重强调培养人的整体性、全面性和创造性；提倡在教育过程中应用人本化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创一种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总体来看，它经历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教育、新人文主义教育和现代新人文主义教育这四个发展阶段。古典人文教育强调把理智的发展当作教育的最终目的，对儿童的情感和理智进行陶冶。人文主义教育的出现是针对中世纪封建神学泯灭人性、压制人性，其核心是恢复人的地位。人文主义教育强调个性自由和发展，强调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来陶冶心性、启迪智慧，但是对自然科学却持冷漠态度。新人文主义教育的最高原则是发展个体的自由，强调用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来陶冶和教育人。 二、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个融合了众多教育流派的体系。广义上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存在主义等教育思潮以及教育人类学，法兰克福学派和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都可以称为现代人文主义教育。从狭义上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特指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一种人本化教育思想。 总的来说现代人文主义教育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产生的新人文主义教育倾向。它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尊重历史文化及调和发展的特点。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盛行于美国的人本化教育思想。这种教育思想产生是由于二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异化为物的现象逐渐加剧。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面临着外部价值体系的瓦解，随之转向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 三、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在人性论、认识论之上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核心内容是“人的存在”。同时，把人的存在视为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此外，现代人文主义把丰富发展人的情感生活看作是人整体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在教学过程中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家贝尔提出的著名的“我与你”关系理论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培养，认为情感发展主要得益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二）心理学基础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它认为人具有完整的人格，因此不仅从直觉的角度去把握整体性，而且要“从意识经验自身这一整体去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在教育的过程中，主张发挥人的整体性，使身心的发展协调一致，同注意人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统一。 四、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 （一）注重个人的“自我实现”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重视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培养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以人的“完美人性的形成”和“人的潜能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的目标，即人的“自我实现”。认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应该在其人格特征上体现出人的整体性和创造性。所谓整体性是要达到人的内外统一。 （二）强调学校教学内容的扩展 教育的目的决定教育内容。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内容注重满足学习者的个性特点和整体协调发展需要。在课程的安排上富有弹性，注意课程内容的思想性与情感性的相互渗透，要求课程内容的安排以学生为中心，考虑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相适合的课程。它充分考虑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将学生分为不同层次施以相应的教育，是每一个学生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发掘。 五、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们的精神带来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针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课程改革中，只重视学生的知识结构，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尊重学生的价值、自由、道德、理性、情感，以人的“自我实现”为教育目标，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提出了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教学方法。现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以学生的需要为核心，注意课程内容的统一性，使学生的情感发展与自我认知发展协调统一。 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使学生不仅具有专业的学科知识、专业技能，而且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适应瞬息万变社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潜能的发挥、高尚道德的培养、正确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就要求教学必须适应人的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而不是人去适应教学过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为我国现阶段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借鉴。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教育观管理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人文精神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追求的终极维护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和现象的高度珍视，是素质教育中理想人格塑造的肯定！因此，人文性质应该是美术课程的基本性质，通过美术教育我们可以有效地形成和发展学生的人文意识。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要求，符合历史之规律。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价值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管理人文主义实践价值中小学人文管理 [论文摘要]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Greenfield）、C·霍金森（C.Hodgkinson）、W·英格里西（W.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8]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主义取向管理 论文关键词：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本土化 论文摘要：在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创新乏力的情况下，确立一种新的教育研究范式取向，将成为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突破口。鉴于我国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重视不够，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过于迷信和信仰等问题，又由于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教育过程的本性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必然要确立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外来与本土、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一、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 从总体上讲，目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方面，教育研究者对研究范式缺乏应有的重视，很多研究者尚无明确的研究范式意识。有学者以某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004年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文本，分析了这些论文中所体现的教育研究范式。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研究者缺乏方法论的自觉意识，甚至有些研究者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1］。教育研究中有太多的直觉、思辨，有的研究甚至就是想当然，过于模糊、宽泛、松散，许多结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所能起到的主要是议论和舆论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出建议”［2］。教育理论中充斥着“正确的废话”，这样的教育研究，难以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地位，难以为教育实践工作者关注，更谈不上教育研究的创新发展。 另一方面，人们对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又过于迷信和信仰。当代教育研究笼罩着缠绵悱恻的经验主义的情趣。许多人认为，运用观察和实验等所谓科学的手段与方法就能确保经验事实不断得到积累，如能对不断得到的丰富的经验事实加以归纳、总结，就能自动产生科学理论。狭隘的经验主义使教育科学研究第一线的实践工作者非常蔑视思想和理论，尤其蔑视哲学。在不少人眼里，所谓教育研究不过是搞几张问卷或量表去调查，或在某个范围内进行种种测试或实验。这种单凭经验或经验至上的情绪，使教育研究实际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和理论的地步。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崛起于20世纪中期的一种在自然情境中以收集定性资料为主，通过诠释和移情的途径来揭示和理解教育及其内部意义的研究范式，虽自20世纪90年代已引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但之后并未获得正常发展。它对我国教育研究创新的引导作用也就没能发挥出来。 二、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的理由 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出发，实现我国教育研究的创新，就必须从教育研究的生产方式上进行变革，也就是说，我们须深刻认识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在当前教育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确立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其理由如下： 1.当代社会主流思维方式转换使然 影响教育研究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种历史的因素时刻与教育研究的每一个环节相关，它就是一定时代的主流的思维方式。 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当代社会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于转换了一种模式，即从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以实证科学为楷模的认识模式，转向以主体间性和互动建构为主的认识模式。这种转变不仅表现在认识的目的、真理、知识的性质等问题的界定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认识模式本身的解释上。也就是说，认识不再被看做是在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之间产生的表象与本质的符合，而是被看做一种解释的活动。这种解释活动依赖于解释者生活于其中的语境，即“生活形式”之中，并且解释所产生的意义是一个过程，且永远没有穷尽。 人文思维逻辑与科学思维逻辑作为两种不同的思维工具有着各自的用途与适用范围，并随对象的不同特性与需要而决定取舍。当世界经济表现为一体化趋势的时候，科学思维的逻辑就派上了用场，而在当今这个文化多元和追求差异的社会里，追求多样性的人文思维逻辑就占据了主流地位。在此背景下，教育研究过程中也必将注重人文思维逻辑的运用，教育研究范式也必将转向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这是适应哲学思维方式转换潮流的必然选择。 2.教育过程的本性使然 教育过程是教育研究的重点，其本质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的应然取向。 首先，教育过程是一系列对立范畴的辩证统一体，即物质的与精神的、事实的与价值的、外求的与内省的、存在的与意义的、物化的与人文的等等，但教育活动或教育实践并不是在两极之间摇摆的，而是有层次的。教育的完整意义具有一个“核心”，在一系列对立的两极之间，笔者坚信，教育的“核心”是内隐的和精神的，教育活动的本性在于精神的、价值的、人文的和意义的—面。 我们可以说，没有校舍、没有课本，就没有正规教育；没有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准备，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它应有的效率。但不能说，有了校舍，有了课本，有了掌握心理学和生理学知识的教师，所发生的教育活动就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有这样的情况，即一个现代化设备的课堂，传递的却是非科学的知识，这是一种异化的教育，一种负教育。校舍、桌椅、课本和知识等，虽然是教育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但不是教育活动的核心。教育活动的核心是教育活动所欲表达的人类对真、善、美等价值的追求以及对意义的关怀与寻觅。因此，教育活动具有极强的人文性，它内在地与“理解”、“体验”、“价值”、“意义”等范畴联系在一起。 其次，教育活动的核心是精神的和人文的。因为我们无法将全部教育问题的意蕴客观化，无法从纯粹客观的角度理解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教育过程无法还原为一个实体或得到严格控制的操作过程。教育活动中较高层面的内涵并非在归纳推理或统计规律的意义上由低层面的内涵推演而来。教育中的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历史地生成的，同时也是依据个体的智慧与觉悟而存在的，也就是说，不同见识、不同修养的个体所见到(悟到)的教育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教育的核心由于文化历史和人格个性的参与，所以它本质上是约定的，而不是外在规定的。因为其约定性，人类理解或说明教育的历史是一种互为主体性或主体间性的历程，教育活动就具有了很强的独特性和个体性。由上述可知，教育过程深刻的人文性决定了教育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的取向。 3.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理趣使然 教育不是当时当世之事，而是古已有之，教育研究亦是如此。因而，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就成为今日教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首先，从我国传统教育的内在意蕴来看，我国传统强调为学贵在觉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认为，“学”为“觉悟”。为学的根本意义在于觉悟，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一切学术的根本路向。中国人为学的目的，是致力于学问的探讨，不仅求真，而且求善、求美、求意趣。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意义的生成，强调教育研究的主题在于深入解析教育现象背后的意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追求意义的建构，这与我国传统为学求意趣的研究指向有殊途同归之妙。 其次，我国传统教育研究讲求道理，道理是开创性思想家的洞见慧识，是以其学养、智慧和觉悟作铺垫的，脱离不了主体性的肯认或体认。道理所具有的哲理强制性和普遍接受性，本质上是建立在相互主体性脉络意义的合情合理与共认共识之上的。合情合理指道理的强制性，共认共识指道理的普遍性，意味着相互主体的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3］。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和融合，走向“主体间性”，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主体和客体达到“视域融合”式的理解。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中注重研究主体的相互可体认性与可接受性不谋而合。 最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所达成的是学问，是觉悟，这决定了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内省而不是外求；是体验(体悟)，而非经验(感知)。一句话，它是为求“心”，而非为证“物”。心的觉悟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是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法门。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的重新体验和表达，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路向是一致的。 我国传统教育探究的理趣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种种暗合为其在我国的生长提供了可能。三、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本土化 以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新取向，必须重视其本土化问题。为此，应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1.要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做到“古为今用” 要使外来理论在我国生根发展，不仅要研究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更要透过表面现象，去把握教育文化传统的内在血脉。因为我们始终处在传统中，而且传统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本国文化传统的支撑，再好的理论和方法也难免走样。教育研究必须对本国的教育传统进行应有的提炼和升华，才能使民族精神在研究范式的演进中得以弘扬。人文主义研究范式要实现本土化，无论如何都应以我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教育研究时，不能人为地割断现代教育研究与其历史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只能是一具外壳，而没有生命活力。 2.恰当解决外来与本土的关系，做到“洋为中用” 众所周知，实践总是特定时空中的实践，悬离于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之外的教育实践并不存在。由于教育思想构建过程本身也是在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中进行的，因此，尽管特定文化与社会境脉可能具有某种类型的代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文化与社会的某些共同特征，但任何教育思想都首先是体现或蕴涵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属性，反映着特定文化与社会的价值诉求。正是这些具体的文化与社会意蕴，正是这些背后的东西，使思想具有了某些相应的话语特征［4］。就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的引进而言，它生长于西方特定的文化与社会境脉之中，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社会的话语特征。要想确立对中国教育研究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教育研究范式，就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境脉，并使其最终带有“中国话语”的特征。也就是说，我们在吸收外来优秀成果之后，还要有一个“外来思想的本土化”过程。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经过这样一个基于本土实践的再赋义、再改造的工作，便不再是外来的理论，而成为本土的教育研究范式。 3.本研究范式与其他研究范式的关系 实际上，教育研究的不同范式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替代和否定的过程。迄今为止，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范式都不能在整体上为教育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各种研究范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这说明每种研究范式都有其价值性和局限性，其合理性是相对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人文主义取向是基于我国教育研究范式的现实问题而补偏救弊所做出的选择。为了更全面合理地解决教育中的问题，教育研究需要各种范式的“和平共处”，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人文管理论文:大学人文主义管理 论文关键词：白壁德大学观启示 论文摘要：白壁德认为大学的人文性和贵族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现代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反观当下中国大学，笔者认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当代大学改革的重要使命，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变成封闭的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形成一种适度的张力。它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确立大学的学术性；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学生接受人文教育。 大学是什么?纽曼、洪堡都有过关于大学的经典论述，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也有过大学的名言。但是对大学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的论述，有一个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欧文·白壁德先生。(IrvingBabbitt，1865-1933)。他是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的鼻祖。他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值得特别一提。在该书中，白壁德对大学的精神、大学的性质和大学与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地阐述，并对大学如何面对社会的变化，寻找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平衡进行了思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温白壁德的经典论述，无疑对我们今天的大学走向更加理性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 大学及其人文内涵 在书中，白壁德阐述了大学的三层内涵：(1)大学的指导精神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的；(2)大学是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3)大学的培养目标是造就有“质”的人。 在白壁德的论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对大学实质的揭示。他强调，“大学的指导精神却既不应是人道主义式的、亦不应是科学式的，——尽管这些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体现，而应该是人文的，并且是贵族式的。”这句话揭示了大学实质的两大含义，一是人文性，二是贵族性。一方面，大学作为培养人的场所，从根本上说，它是人文的。它以人为中心，“教人所以为人之道”，关注的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关怀的是人的终极理想：另一方面，大学约束性的人文标准的存在，使它不可能指向多数人，而只能是少数人，这就体现了它的贵族气质。这从人文主义一词的含义中就可以得到说明。人文主义一词是英语humanism的中文译名，它的含义是“信条和纪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者通过“信条和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这在整体上就与未受过教导和规束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以“严格的选择”，而不是“泛滥的同情”，表明它只适合于那些“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而不是普遍的大多数人。所以大学从本质上说又是贵族的。这是白壁德先生在20世纪初，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大学社会化倾向，而着意提醒人们要注意大学根本的特性。 如前所述，由于大学人文、贵族气质，这就决定了大学不同于社区性学院，它是为“精心挑选”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完美人格的场所。因此大学内涵的第二条就是，大学从其性质上，应该界定为一个为塑造社会精英而悉心选择研究方向的场所。对此，大学必须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大学被定义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二是把大学变成“科学大工厂”。关于前者，白壁德将矛头指向卢梭，他认为卢梭人道主义最大的问题就是过分鼓励人类任其自然地发展他的性情，它使大学成为让任何人做任何事的东西。因此，他对于大学实行选课制并不支持。他认为，选课制固然逃脱了高头讲章与权威论断的武断呆板的教育方式，但却是陷入另一种危险——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式的学究作风。在这里，白壁德并不否认民主化是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他认为大学需要的民主应当是一种“选择式的民主”，而不是“博放式的民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大学的人文精神。 事实上，白壁德的观点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大学完全成为由学生自己来决定自己想选什么课就选什么课的所谓菜单式学习，那么这与市场上的买卖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白壁德主张“选择式的民主”的观点，还是比较合乎人才发展的规律，它既满足了人才个性的需要，同时又保证大学所应有的“心智训练”。 基于这样的逻辑思维，白壁德还对大学与社区学院的功能做了严格的区别：社区学院，可以追求博放式的民主，以大众化教育为目标，让更多人受到教育。但是大学则不然，它应当成为一个能为人文主义者按自身律法完善自我提供丰富机会的场所。 对于后者，白壁德着力提醒的是现代科学主义对大学的影响，正在使大学一步一步变成“科学大工厂”。培根科学主义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它对大学最严重的影响就是人的法则完全被自然的法则所代替，从而导致功利主义在大学校园的畅行。 对于大学的第三条内涵，白壁德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目的就是(如果它有独立的目的的话)：它必须在这个量化的时代中造就有“质”的人。所谓的有“质”的人，白壁德作了这样的解释：“尽管整个世界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这就是‘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而非通俗意义而言。”有质的人就是“高质量”的人。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人呢?这里白壁德的意思不仅仅是指大学毕业生成为某一专业的行家，更主要的是指成为一个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即“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有质的人避免了由于专业的学习(对任何一种学科过于熟悉)所可能导致的“人类心智的失衡”，对此，白壁德提醒道：“现代生活所特有的环境要求我们几乎全部成为行家与专家，而我们因此更加需要自我防范，勿使自己的头脑因过分沉迷某一学科而有损健全。”换句话说，大学生先成为人文学者，然后始从事于专门之学，这才是有“质”的人的真正含义。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 可见，大学的人文性，是大学之为大学的根本所在。可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是，一方面专业化、都市化、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要求教育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协调社会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大学生存和发展面临市场经济的压力。学校规模的急剧扩大，教师、学生、后勤人员的激增以及图书、设备的完善，需要大量的经费，不能不迫使学校管理者在筹措经费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学生需要面对社会严峻的就业压力，为将来的就业谋生做准备。市场经济发展对大学的渗透使得人文的坚守变得非常的困难和不切实际。 面对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不可能不对社会的急剧变化作出反应。继续固守传统就显得迂腐和不合时宜。事实上，从学校发展史来看，学校越来越专业化，培育之人才亦越来越重职业之专才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片面地迎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把直接的功用性作为主要的教育目的，就有可能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素质教育管理 论文关键词:工科大学人文素质重要性 论文摘要:本文就口前部分工科大学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教育问题，提出在工科大学生中进行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就如何提l高工科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当今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和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技转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这个时代要求人才必须具备广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具备一定的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社会责任感、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具备动脑、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职业变换的频率越来越大，一职多能的人才越来越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社会对人才的素质的要求也逐渐由单一性向复合性，单向型向综合型人才转变、当今人才市场的竟争主要是人的综合素质的竟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企业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员工的知识层次，更取决于员工的事业心、责任感、认识态度等非智力因素、)一个优秀的毕业十不但要具备学术活动的能力，还必须具备基本人文素质和道德准则。 当前，在工科院校的一部分学生中，除专业知识外，基础文化素质较差。一篇应用文写下来，格式不正确，许多语句不通顺、错字连篇、文体不整、相关知识缺乏，对音乐、美术、戏剧、艺术、古典文学这此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知之甚少，曾有人对某理工科院校某班调查有57%的学生没有看过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有的甚至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史及优秀道德传统一知半解;少数学生缺乏理想与追求，学习无目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心理素质差，在各种挫折面前无能为力，马加爵事件是最好的例证;在生活中少数学生公众意识差，在课桌、墙壁上乱刻乱问，公众场所大吼大叫，上课迟到、早退、泰然不觉羞愧，甚至在课堂上打手机;在宿舍里唯我独尊，不能与舍友友好相处、)这此现象的存在说明正是由于缺乏丰富的人文底蕴，深厚的理论素养、高尚的人格追求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那么造成工科大学生某此同学人文素质缺失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要原因是一些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人文教育，这此中学要求学生全身心投入学习，只看学习成绩，不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生整天理在考卷中、试题里，从而造成一些学生对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遗产几乎没有接触，对政治思想道德方面的书籍更是不闻不问。 第二是家庭及社会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有的家长只注重孩子的学业，学习一好百好，而太不注重对孩子进行如何做人的教育，不允许孩子接触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限制参与与单纯学业无关的活动、 自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但随着西方新技术的引入，一些西方的不良习气侵入我国，相当一部分学生不能持正确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或多或少发生扭曲。 第一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数量少、学时少，运用达不到教育的目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各大学开设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一般占总学分的13%-25%，如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有:美国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创作学、西方传统、外语、历史、艺术史、语言史、文学、音乐、析学、政治科学、观赏艺术等十几个大类,100多门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择8门课程，共72学分，占总学分的20%、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人文教育环节薄弱，又没有其他方面的硬性措施加以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大学生既成的事实，再去追究中、小学的责任已无意义，但在中、小学中应引起重视，具体在大学中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 第一、加大宜传力度，提高教师队伍全面素质，做好正面教育。 作为大学的各级机构人员，首先要身体力行，用自己的行为、语言做好宜传工作，通过宜传提高大学生对人文素质的认识。某综合大学曾推出“微笑服务”，我想我们工科大学也应该推行类似的“文明服务”，在我们的校园创建文明、和谐的环境，让每一位大学生感受大家庭的温暖。同时，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宜传文明行为，表扬好人好事，揭露批评不文明行为，在校园中形成“讲文明、懂礼貌、有道德”的新风尚。 第二、加强第一课堂人文选修课的学习。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加深拓宽学生知识面，有选择、有目的地开设系列人文课程，并将文理有机结合，加深文理的相互渗透。同时教师加强个人修养，使课程生动、形象、富于活力，而不要让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产生逆反心理。让学生真正认识到，人文选修课是提高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才是需要融入自身素质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一、引导学生积极参加校园文化活动、 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校团委、学生会及各院(系)会举办一定的文艺体育活动及讲座。然而由于课程压力及其他(诸如漠不关心的态度)原因，参加活动人数总不尽人意，更不用谈质量、为此，我们要积极引导同学们投身于校园文化活动，同时提高活动的有效性、)把同学从宿舍、网吧、影厅、剧院中拉出来，使学生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内化作用，从而深刻影响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行为规范。从而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塑造大学生完美的人格，陶冶大学生高尚的情操。 优秀的大学应该是全社会的思想库、人才库和人文主义教育基地、人文缺乏，我们面对的将是一个价值失范、理想萎缩、人格有缺陷的未来。如今大学校园里人文教育已经薄弱，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大学生不仅应具有较强的业务素质，还要有较深厚的人文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文理结合，成为适应社会的综合创新的复合人才。 人文管理论文:人文课程特点改革管理 [摘要]人文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人文学科的变革又最终落实在其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学人文课程的变革，一方面表现为大学公修课由原来的通识课转变为纯粹的政治课，另一方面表现人文学科专业课的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模式走向了窄口径、专门化的培养模式。这一转变大大削弱了人文学科的整体实力和学术基础。 [关键词]人文课程；政治化；专门化 课程是高等教育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任何高等教育的变革最终要落实在课程的变革中。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学科作为高等教育变革的重中之重，其课程的变革在公修课和专业课两个方面都有集中而鲜明的表现。本文试图对人文课程在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过程作一详尽的考察和分析，以探求人文学科在这一时期的基本发展态势。 一、公修课改革：政治课取代通识课 华北地区政治课教学改革早于其它地区。1949年10月，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公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其中对文学、哲学、历史、教育、经济、政治、法律7个文科系的公共必修政治课的科目与时间作了如下规定：“一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包括社会发展简史）（第一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二是新民主主义论（包括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史）（第二学期学完，每周3小时）。三是政治经济学（第二学年起，每周3小时，一年学完）。”[1]（P128－129）华北地区各大学文科系在这一规定的指导下普遍开设了政治课。1949年9月至1950年1月开设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为了指导其教学工作，还专门成立了华北地区唯物论教学委员会，负责编写唯物论讲义大纲。在各大学也成立了包括教授、讲师、助教、学生代表及党团代表在内的唯物论教学委员会。1950年2月至7月开设新民主主义论，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华北地区新民主主义论教学总委员会。1950年7月召开了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来自全国的大学政治课教师12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归纳了一年来政治课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四点问题，明确了今后政治课教学的“三个重点”和“三项原则”。同时，会议还要求各大学成立政治课教学委员会或政治课教学研究指导组。 在全国大学政治课教学讨论会的推动下，1950～1951学年华东地区、中南地区、西南地区的政治课教学改革大踏步向前。其中政治课教学内容的改革进展很大。1951年7月和9月教育部分别发出了《对各大行政区分别召开暑期高等学校政治科目讨论会的指示》和《关于华北地区各高等学校1951年度上学期进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科目教学工作中的指示》，其中重要的变化是，要求政治课应由专门教师担任，政治课应作为业务课之一，取消“政治课”这一名称，让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分别成为独立的学科。这是对政治课性质的新规定，即把政治课从公修课程上升为专门学科。可是，这一指示并没有付诸行动。1952年院系调整结束后，教育部立刻发出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课程的指示》，对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进行了统一的规定。 以上政治课的导入过程(见表1)，显示了如下趋势：一是政治课的内容逐步稳定下来，最终由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三门组成；二是每门课的教学时间逐步延长，从最初的每门课半年延长为一年；三是政治课教学从部分院系走向所有院系，从最初的文科系走向所有的系科；四是政治课教学由部分地区的部分高校走向全国所有高校；五是学校层次越高，政治课的科目越多，政治课总的教学时数越长；六是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课教育教学组织机构，即“教育部——区市教学委员会——课程教学委员会——校教学研究组”这样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网络。这六个趋势的共同特点是政治课作为大学公修课的地位不断增强，重要性不断增加。从此，政治课作为大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大学扎下了根。 改革后的大学公修课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公修课在教学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下面对1944年和1950年文法学院和理学院公修课的内容进行比较。 从表2、表3可以看出：一是从教学分量来看，1952年的公修课学分少于1944年，减少了近一半，其中理学院减少得最多。二是从教学内容来看，1944年的公修课以通识教育为特色，1950年公修课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1944年的公修课除了理科基础理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外，以经典人文学科文史哲知识为主。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有12个学分，哲学概论、逻辑学有7个学分，语文占6个学分。三门小计25个学分，占公修课总学分的一半。而1950年的公修课以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为主，侧重于意识形态的灌输。其历史部分只有中国近代史，语文与写作显然有突出语文的应用性淡化其文学性之倾向，哲学在公修课中几乎丧失殆尽。总之，1944年的公修课是文理相通的大通识课程，而1950年的公共必修课是文理不通的专门政治课程。 二、1949～1952年：人文学科专业课的精简 1950年8月教育部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对当时高等学校课程状况的描述是：“相当大的部分不是新民主主义的，即还不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还不能符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对进一步改革高校课程的指示是：“废除政治上反动的课程，开设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政治课程，藉以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实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达到理论与实际的一致。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面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P395)。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了《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各系》。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任何时期相比，这个时期的课程规定都是相当具体的，不仅规定了课程科目、开设时间、学分数，还规定了个别主要科目的具体教学内容。在这些规定指导下，各大学就校内各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去除旧课程和反动课程，增加了新课程。在此，以重庆大学的改革情况(见表4)进行说明。多智网校诚招全国各地市独家线下商，共同开发网上教育市场。多智教育()！ 由上表可知：一是从院内各系课程变动来看，文学院中国语言系变动最大，法学院法律系变化最为明显，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变化最为明显。二是从各院系之间比较来看，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系课程的变化很小，如工学院主要是各系名称的改变而非内容的改变。停办的课程几乎没有。三是从文学院课程科目变动来看，停办57种，新设84种，保留28种。保留的只占停办的一半，即只保留了原来课程的三分之一。新设课程84种与原有课程总数85相近。这表明，文学院课程精简和变更幅度是最大的。 三、1952以后：人文学科专业课设置的专门化 1952年院系调整后实行的课程教学改革是以专业设置为中心而开展的：专业是大学教学制度的核心，大学按专业招生，专门人才按专业培养。政府根据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种类制定专业，大学设置专业必须经过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与这一指导思想相一致，各大学纷纷进行了专业课程的改革。 在各校进行专业设置调整的基础上，全国性的综合大学专业调整于1953年开始，标志是该年9月召开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了《关于综合大学1954年专业设置及发展规模问题的报告》，制定了综合大学专业调整的原则及具体方法：“专业的目标表示国家建设对这类人才要求的规格。凡目标过狭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不能成一完整体系的专业，拟暂不设立；目标过宽而教学计划中的课程虽已可分为几个体系，但为条件所限未能立即分设的专业，将来再分设几个专门性的专业。”[2](P407)根据这个报告，1953年综合大学里社会科学的专业设置现状与调整方案如下(见表5)： 从上表可知，在13所综合大学中，哲学学科减少最多，只有北京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历史学和中文在各个大学均有开办。社会科学的减少也相当严重，法律学只在东北人民大学一所学校开办，心理学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开办，但还没得到教育部的认可。 1954年11月高等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全国统一的专业目录，它把高校课程设置的专业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该《目录》共有专业257种，其中工科类专业147种，占一半以上。1956年5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指示“高等学校根据高等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工作”，对大学改革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将在改革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大学制度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下来。1957年以后，各大学按照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根据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依然沿袭下去。 这一时期的课程改革，其过度专门化的课程设置在培养各种专门人才服务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对于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其原因在于：它削弱了综合大学的实力；人文学科减少过多；学科发展所需要的无形的历史积淀在院校合并中流失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学校主动权太少。马叙伦在1953年的一次关于综合大学的报告中谈到：“在某些地方调整时未能照顾到某些大学的原有的优点与系科特长及其本身的需要，或者移重就轻，使其多年积累起来的能代表该校特点的教学基础失掉应有的作用，或者把某些重要系科连根拨掉，使该校其他相关系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1](P213)因此可以说，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削弱了综合大学的系科设置，实际上削弱了综合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与科研实力，使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差距更大了。 人文管理论文: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 论文关键词：现代图书馆人文关怀管理理念 论文摘要：人文关怀理念的提出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现代图书馆通过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对读者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的尊重、并以积极的公益性的活动向广泛的社会辐射面展现了管层面理上的人文关怀理念。它是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它“是一个信息知识资源所蕴涵的文化与现实社会的人群交流的平台,是人与文化和谐与统一的基点”。①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历史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我国现代图书馆建设，与时俱进事业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尤其在管理理念上实现了飞跃。 一、图书馆的社会性与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 图书馆是以社会全民为对象，提供文献和信息的检索查阅服务的社会机构，其对社会来说其既有广泛传播文化的作用，又有增进全民的整体素质社会功能。其既是社会体系中的独立机关，也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必不可少的社会辅助机关。图书馆的社会性，也决定了其服务的广度是社会的全体人民，其服务的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提高图书馆服务的质量，一方面取决于硬件设施的完备，另一方面取决于管理水平的高低。随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现代图书馆硬件设施已不断的得到完善，实现了对现代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走向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丰富了检索查阅的方式方法，逐步服务人们对文献和信息的的需求。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图书馆运用先进技术是为达到图书馆服务的手段,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重要工具。而图书馆要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是其内在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高低取决于先进的否与的图书馆管理理念。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的得到提升，图书馆管理理念从过去“衙门式”服务忽略了读者的内心感受与要求，逐步发展到要求不断的改善服务的质量，并提出了“读者第一”的理念，却忽略了图书馆馆员内心感受与要求，而现代图书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的管理理念这标志着现代图书馆的管理实现了理念上的飞跃。“人文关怀就是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重视对人的爱,提升人的境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②。人文关怀的理念用于图书馆的管理就是要求指尊重包括馆员、读者个性与需求，价值与尊严。为读者或是更广阔的社会辐射面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并营造一种充满人性化环境。 二、图书馆管理中人文关怀的实践 图书馆服务的最高目标满足读者检索和查阅基本需求，同时让读者满意其服务。要实现这一目标也即要贯彻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首先，实现对图书馆馆员的人文关怀。图书馆馆员是图书馆实现其社会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对外的外服务窗口也是图书馆外部形象之代表，实现对馆员的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根本所在。已往图书馆教条式的要求所有馆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强调有义务而权利所言，在工作之中也带有一定情绪，也忽略了自己与读者的平等关系。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馆员的人文关怀，其一，就是重视馆员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馆员的价值与尊严，坚持馆员是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所在，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鼓励馆员认识到并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其二，“仓禀实而后知礼节”在对馆员的管理也要充分重视馆员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而且做好图书馆内部的奖惩激励机制。图书馆学中最基本，最首要的就是“要求给馆员以良好的待遇”。 ③物质利益和劳动成正比，是可以促进馆员们保持应有的工作热情和事业心。做出贡献。其三，加强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修养。对图书馆员要不断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正确引导，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增强对社会的责任感。让馆员充分认识刀片图书馆工作价值和意义，树立职业理想，弘扬敬业、乐业精神。 其次，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读者是图书馆服务对象，同时也是对图书馆服务和管理水平的客观评价主体。在图书馆管理理念中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也即要求重视读者的内在心理感受和要求，尊重读者的自由与个性，价值与尊严。坚持服务中的“以人为本”理念实现对读者的人文关怀。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外部环境的绿化美化，为读者营造了安静、舒适、雅致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实现了对读者个性化需求的考虑，结合了图书馆资源的多样性，提高了各式各样的个性化服务，包括了检索方式，资源的表现形式等等。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图书馆与读者的互动关系，常以调查问卷的模式从读者处获得反馈意见，同时，增加了图书馆各处可见的“意见册”。这无一不体现了现代图书馆管理中的人文关怀理念。 最后，实现对图书馆社会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图书馆作为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机关，除了直接读者服务对象，还有广泛的辐射面。现代图书馆对其辐射群体的人文关怀不仅包括了，举行各种公益性的讲座、图片展、优秀影视作品展等，还包括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弱势群体是指“在社会结构急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社会环境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以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均处于弱势的人群共同体”。④现代图书馆所面对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了生理上的“老、弱、病、残”群体，现代图书馆建设注重依据此类群体的需求来购置报刊书籍,或开办阅览专架,阅览专座等具有人文关怀的措施，方便了此类群体阅览需求。同时还建设相关残障通道、康复文献阅读室,提供各种康复知识和信息;为肢残人士和老年人配备轮椅;提供盲人阅读的盲文,在电脑上安装盲人发音软件系统,等等这些都向更广的社会展现了图书馆管理层面上的人文关怀理念，而这些措施和理念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向图书馆所面向的社会辐射群体做了积极健康的社会教育宣传。 综上所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图书馆是文化信息资源的富集地，它扮演了现实中的个体与文化信息资源的交流平台，是社会与文化和谐发展的重要基地，同样也是社会和谐的文化精神支柱。实现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是时代的需求，“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现代图书馆的管理理念飞跃，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也是图书馆事业长足发展的必然要求，图书馆改进了它的服务理念，扮演了与时俱进的历史角色。

建筑设计论文: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一、中国哲学思想概述 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为其精髓,主旨是对于每一个面向社会的人,要求以礼仪、仁义以及一系列良好的品德来约束自己,以完善自身的标准来完善社会,使人能够向天靠拢来获得舒适自然的感受;而道家则是要求在完成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后,升华于社会,回归到田林、山地等自然中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道互补的命脉由古到今一直贯穿于中国哲学史,实践到每个人的身上的具体形式,则是人必须在社会中竭尽全力完成自身被赋予的社会责任之后回归到大自然的环境中,达到无欲无求、名利不争的“无为”状态,也就是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这一点与佛教最后达到的“涅盘”状态非常像,也是不执着、不贪欲,但是佛家达到了这个状态之后还需要回到社会中去,并尽可能地完善更多的人群来继续修行,并且佛教自魏晋传入之后才逐渐汉化,究其根本也是外来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同儒家、道家一同发展的还有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其他流派。法家要求以规范或法律来治理国家,墨家以严格的纪律和组织来武装自身,而阴阳家发展到后期与天文、占卜、五行等方术相关,具有了宗教迷信的性质而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因此,儒、道两家从众多的学术流派中脱颖而出而成为中国社会中主导的哲学思想。 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概述 (一)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发展 大约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国,在长江流域的多水地区就有干阑式建筑,干阑是独立的底层架空结构,底下架空的一层用来蓄养牲畜,人居住在上面而能够有效隔潮并且能防御野兽的侵袭;秦汉初期楼阁建筑的兴起,促使斗拱结构发展;北魏佛教传入,建筑明显受其影响并开始大量兴建寺庙、开凿石窟;转入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使唐代建筑气魄宏伟,开明之中又见严整;隋代留下的建筑物有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敞肩拱桥——赵州桥。北宋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木构架结构,总结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营造法式》。 (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特点 1.木构架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在结构上创造出了独特的木结构形式,木构架结构的建筑是古代建筑典型的结构,主要有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木构架结构在屋顶与顶梁的交接处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构件——斗拱,其将屋面的承重由横梁过渡到立柱上,造型美观大方。 2.衬托性建筑的应用 中国古代宫殿、寺庙等高级建筑中经常采用华表、牌坊、铜狮等依附性建筑来衬托主体建筑的氛围,达到所谓主次分明、相依相衬的整体效果。 3.封建宗法礼制的设计 中国古代许多宫廷皇室建筑的组群被均衡分布在了中轴线上,封建社会中的均衡分布、规矩方圆被牢牢限定在了建筑组群中,等级制度相当森严。 4.庭院式的组合布局 中国古代建筑往往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体,其通过主体建筑、辅助建筑、花草、山木、雕塑、河池等一系列的艺术景观将各个建筑物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以建筑、生态、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建筑综合体。 三、中国哲学思想在古代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仁、义、礼、智、信的儒家精髓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礼制的运用,“礼”作为日常生活中君子自律的修身规范,被运用到建筑物中则是规矩、均衡、定制的体现。作为皇室宫廷的代表建筑,故宫将封建等级制度的划分发展到极致。故宫的主体和辅助型建筑都被安置在了中轴线上,宫城内外四四方方的布局使主体、辅助性建筑分布鲜明,前三殿与举行朝会大典的太和殿为重要建筑,在穿过前三殿的主要空间之后,又在太和殿布置了一些庭院以强调前朝的尊严。而在空间气氛的处理上,由大清门、天安门和午门形成三处渲染氛围的高潮,大清门和天安门是一段,天安门和午门又为一段,在穿过午门以后,绕过金水河才到太和殿,经过一重又一重的空间渲染,使人们在进入大殿之前就感到严肃的气氛。此外,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组群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礼教制度,四合院的大门均不设在中轴线上,路北住宅的大门开在东南角上,路南住宅的大门开在西北角上。大院分前院和后院,以院墙隔开,墙文化是古代建筑中内外隔绝的最好例证。分隔内外院的门设在中轴线上,前院招呼宾客,后院为主人房,宾客不得入内。正房置在中轴线上,一般为长辈居住,厢房在左右两边对峙分布,为晚辈居住,前后院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尊卑有致,这种根据封建宗法礼制和等级观念分布的主次顺序、内外有别在住房上相当讲究。 儒家礼制在建筑中的严格规整、均衡分布使封建等级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在等级森严的建筑中生活与居住,不免会感到乏味倦怠,并且文人“入世”后的悲愤不平与无奈妥协又使其灵魂不由自主地要求解脱放松,于是便有了退隐山林的私家园林,文人们在那里畅谈欢笑,将自己淡泊豁达的情怀寄托到山水之中。 苏州园林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例子。其中最为出名的沧浪亭,在其园门外,有一清水绕园而过,该园就在这一面不建界墙而以有漏窗的复廊对外,巧妙地把水之景借入园中,此乃是古代园林专注《园冶》中“借景”的方法。其余的园林设计包括山、石、池等都模仿自然,以达到《园冶》里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这里,道家的思想尤为可见,在经过规范礼制的社会生活之后逐渐升华自身,修行自己的灵魂,形成“天与人”的结合,将人工雕琢嫁接到自然恩赐上,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结语 儒道互补的中国哲学思想使古代的优秀历史建筑传承至今、经久不衰,反观当今的一些新建筑,频繁地采用新技术与新材料,将形式的运用作为设计的代名词,这些建筑以夸张新颖的造型与技术获得了世人的关注,其“为形式而形式”的设计观念颇符合消费社会的价值需求。但建筑必须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承载,只有将设计与文化的概念巧妙地结合到具体设计物之中,才能实现建筑设计的实质内涵。 建筑设计论文:论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外部尺度关系 当前,高层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多以追求新奇造型为目标。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从宏观的城市环境到微观的建筑细部角度加以分析,认为在参考人的尺度下,高层建筑设计外部形象的设计,主要处理好五种尺度关系,并试探地提出一些设计指导原则。 当前,我国的高层建筑外部造型设计多以追求建筑形象的新、奇、特为目标,每栋高层都想表现自己,突出自我,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整个城市显得纷繁无序、生硬,建筑个体外部 体量失衡,缺乏亲近感,拒人于千里之外。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的认真仔细推敲,因此,对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定义一下尺度,所谓的尺度就是在不同空间范围内,建筑的整体及各构成要素使人产生的感觉,是建筑物的整体或局部给人的大小印象与其真实大小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包括建筑形体的长度、宽度、整体与城市、整体与整体、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对行为主体人产生的心理影响。讲到尺度时应注意它与尺寸之间的区别,尺度一般不是指建筑物或要素的真实尺寸,而是表达一种关系及其给人的感觉,尺寸是用度量单位,如:公里、米、尺、厘米等对建筑物或要素的度量,是在量上反映建筑及各构成要素的大小。不同的尺度带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的尺度使高层建筑显得挺拔或厚重,有的则使高层建筑显得庞大或轻飘,它直接影响人的心理感受,由此可见,尺度在高层建筑设计中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 高层建筑设计中尺度的确难以把握,因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用品,日常生活用品很容易根据经验做出正确的判断,其主要原因有:一是高层建筑物的体量巨大,远远超出人的尺度。二是高层建筑物不同于日常用品,在建筑中有许多要素不是单纯根据功能这一方面的因素来决定它们的大小和尺寸的,例如门,本来可以略高于人的尺度就可以了,但有的门出于别的考虑设计得很高,这些都会给辨认尺度带来困难。 高层建筑设计时,不能只单单重视建筑本身的立面造型的创造,而应以人的尺度为参考系数,充分考虑人观察视点、视距、视角,和高层建筑使用亲近度,从宏观的城市环境到微观的材 料质感的设计都要创造良好的尺度感,把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分为五种主要尺度:城市尺度、整体尺度、街道尺度、近人尺度、细部尺度。 1、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外部尺度 1.1城市尺度 高层建筑是一座城市有机组成部分,因其体量巨大,高度很大,是城市的重要景点,对城市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对城市整体影响的角度来看,表现在高层建筑对城市天际轮廓线的影响,城市的天际轮廓线有实、虚之分,实的天际线即是建筑物的轮廓,虚的天际线是建筑物顶部之间连接的光滑曲线,高层建筑在城市天际线创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城市的天际轮廓线从一个城市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也是一座城市给一个进入它的人第一印象。因此,高层建筑尺度的确定应与整个城市的尺度相一致,而不能脱离城市,自我夸耀,唯我独尊,不利于优美、良好天际线的形成,直接影响到城市景观。高层建筑对城市局部或部分产生的影响,是指从市内比较开阔的地方,如:广场、干道、开放的水系和绿地所看到的天际线,也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城市天际轮廓线不仅影响人从城市外围所看的景观,也直接影响到市内居民的生活与视觉观赏。 高层建筑对城市各构成要素也产生重大的影响,高层建筑的位置、高度的确定,也应充分地考虑该城市尺度、传统文化,不当的尺度会对城市产生不良的影响,改变了城市传统的历史文化,也改变了原来城市各构成要素之间有机协调的比例关系,如:上海市,黄浦江可谓是城市一条重要水系,原先具有宽大、雄壮的气势。但由于东方明珠塔的建成,又过于靠近黄浦江,其他高层建筑也跟着靠近黄浦江建设,使黄浦江的尺度感变小了,失去了原有的雄壮,而改变了老上海的历史与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东方明珠塔的建成又是一件憾事。 1.2整体尺度 整体尺度是指高层建筑各构成部分,如:裙房、主体和顶部等主要体块之间的相互关系及给人的感觉。整体尺度是设计师十分注重的,关于建筑的整体尺度的均衡理论有许多种,但都 强调整体尺度均衡的重要性。面对一栋建筑物时,人的本能渴望是能把握该栋建筑物的秩序或规律,如果得到这一点,就会认为这一建筑物容易理解和掌握,若不能得到这一点,人对 该建筑物的感知就会是一些毫无意义的混乱和不安。因此,建筑物的整体尺度的掌握是十分重要的,在设计时要注意下面的两点: 1.2.1各部分尺度比例的协调 高层建筑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的——裙房、主体和顶部,也有些建筑在设计中加入了活跃元,以使整栋建筑造型生动活跃起来。一个造型美的高层建筑是建立在很好地处理了这几个部 分之间的尺度关系,而这三个部分尺度的确定,应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参考系(如把建筑的一层或几层的高度作为参考系),不能每一部分的尺度参考系都不同,这样易使整个建筑含糊 、难以把握。 1.2.2高层建筑中各部分细部尺度应有层次性 高层建筑各部分细部尺度的划分是建立在整体尺度的基础上的,各个主要部分应有更细的划分,尺度具有等级性,才能使各个部分造型构成丰富。尺度等级最高部分为高层建筑的某一整个部分(裙房、主体和顶部),最低部分通常采用层高、开间的尺寸、窗户、阳台等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尺寸,使人们观察该建筑时很容易把握该部分的尺度大小。一般在最高和最低 等级之间还有1~2个尺度等级,也不易过多,太多易使建筑造型复杂而难以把握。 1.3街道尺度 街道尺度是指高层建筑临街面的尺度对街道行人的视觉影响。这是人对高层建筑近距离的感知,也是高层建筑设计中重要的一环。临近街道的高层建筑部分的尺度确定,主要考虑到街道行人的舒适度,高层建筑主体因为尺度过大,易向后退,使底层的裙房置于沿街部分,减少了高层建筑对街道的压迫感。 为了保持街道空间及视觉的连续性,高层建筑临街面应与沿街的其他建筑相一致,宜有所呼应。如:在新加坡老区和改建后的一条干道的两侧,为了不致造成新区高层和老区低层截然分开,沿新区一侧作了和老区房屋高度相同中相似的裙房,高层稍后退,形态效果良好的对话关系。 1.4近人尺度 近人尺度是指高层建筑最底部分及建筑物的出入口的尺寸给人的感觉。这部分经常为使用者所接触,也易被人们仔细观察,也是人们对建筑直接感触的重要部分。其尺度设计应以人的 尺度为参考系,不宜过大或过小,过大易使建筑缺少亲近性,过小则减小了建筑的尺度感,使建筑犹如玩具。 在近人尺度处理中,应特别注意建筑底层及入口的柱子、墙面的尺度划分,檐口、门、窗及装饰的处理,使其尺度感比以上几个部分更细。对入口部分及建筑周边空间加以限定,创造 一个由街道到建筑的过渡缓冲的空间,使人的心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如:上海图书馆门前采用柱廊的形式,使出入馆的人有一个过渡区,这样使建筑更具有近人及亲人性。 1.5细部尺度 细部尺度是指高层建筑更细的尺度,它主要是指材料的质感。在生活中,有的事物我们喜欢触摸,有的事物我们不喜欢触摸——我们通过说“美妙”或“可怕”来对这些事物做出反应 ,形成人的视觉质感,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运用不同材料的质感,来塑造建筑物,吸引人们亲手去触摸或至少取得同我们的眼睛亲近感,或者换言之,通过质感产生一种视 觉上优美的感觉。勒。柯布西埃在拉托尔提建造的修道院是运用或者确切地说是留下大自然 “印下”的质感的优秀典范,这里的质感,也就是用斜撑制作在混凝土上留的木纹。 2、高层建筑外部尺度设计的原则 2.1建筑与城市环境在尺度上的统一 注意高层建筑布置对城市轮廓线的影响,因为在城市轮廓线的组织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建筑物,特别是高层建筑,因而它的布置应遵行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行 布置: (1)高层建筑聚集在一起布置,可以形成城市的“冠”,但为避免其相互干扰,可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高度,或虽采用相仿高度,但彼此间距适当,组成有关的构图。也可以单栋高层建筑布置在道路转弯处,以丰富行人的视觉观赏。 (2)若高层建筑彼此间毫无关系,随处随地而起不到向心的凝聚感,则不会产生令人满意的和谐整体。 (3)高层建筑的顶部不应雷同或减少雷同,因为这 会极大影响轮廓线的优美感。 2.2同一高层建筑形象中,尺度要有序 高层建筑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建筑的城市尺度、整体尺度、街道尺度、近人尺度、细部尺度这一尺度的序列,在某一尺度设计中要遵守尺度的统一性,不能把几种尺度混淆使用,才能 保证高层建筑物与城市之间、整体与局部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及与人之间保持良好的有机统一。 2.3高层建筑形象在尺度上须有可识别性 高层建筑物上要有一些局部形象尺度,能使人把握其整体大小,除此之外,也可用一些屋檐、台阶、柱子、楼梯等来表示建筑物的体量。任意放大或缩小这些习惯的认知尺度部件就会 造成错觉,效果就不好。但有时往往要利用这种错觉来求得特殊的效果。 3、结语 高层建筑的外部尺度影响因素很多,设计师在设计高层建筑中充分地把握 各种尺度,结合人的尺度,满足人的使用、观赏的要求,必定能创造出优美的高层建筑外部造型。 建筑设计论文:水利工程建筑设计发展前景 1水利工程建筑艺术创作设计方法 水利工程建筑艺术创作设计的几个关键为: 1.1总平面设计水利建筑总平面设计一般包括水利工程主体建筑物和其他配套设施的总平面布局,主体建筑物一般包括闸、坝、泵站等,配套设施包括管理用房、生活用房、绿化、活动场地等。以泵站为例进行总平面设计,泵站枢纽一般包括的建筑物有:泵房、配电房、办公楼以及职工宿舍、食堂、车库、锅炉房、大门传达室等附属建筑。过去的总体设计中,往往只做水工工程位置图,而不做配套建筑和环境总体规划设计的传统设计模式,这样缺少了对建筑的合理布局和对环境的规划,总图往往有大片位置无设计内容,对这一大片空白区建设单位对其的使用和建设存在普遍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我们调整了过去老的设计模式,详细规划和建筑环境设计环节,基于水利建筑一般坐落在城市边缘或离城市较远,常与风景区结合等特点,水利建筑的总平面设计不仅要满足基本的使用要求,做到功能分区布局合理,内部交通流线简洁、顺畅、有序,建筑物之间联系方便,减少不同使用功能之间的交叉干扰,而且应注重环境设计,考虑设计绿化、休息空间.职工体育运动场地等,丰富整体空间造型。同时各个建筑物也有集中和分散各种布置方式,各有其优点,具体采用哪一种布置方式,则应因地制宜,根据具体环境而定,或突出建筑,或强调环境。 1.2建筑平面设计同总平面设计类似,一般水工建筑物的设计程序首先是由水工专业、水机专业、电气专业等提出专业设备布置要求,然后由水工专业和建筑专业共同确定水工建筑物的平面布置形式,建筑专业主要把握建筑在总图布置中与交通的关系,建筑物本身在建筑防火、使用尺度、安全性、内部交通关系等方面是否满足规范以及使用需要。 同时建筑设计人员应积极发挥主动性,考虑建筑空间的有效使用和综合利用。 水工建筑有其固有的特点,其结构的布局是按水工设计规范,满足水力条件和机泵设备安装的要求,在与建筑专业的配合上,需要多方面、多回合的商讨,才能相互协调。几年来,从多项工程的设计中我们体会到,水工结构与建筑艺术的配合过程,是一种磨合和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过程。水工设计不仅为水利建筑艺术化创作设计提供了技术保障,更是为营造新型的景观水利、城市化水利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工与建筑设计巧妙结合,可达到减少投资,优化设计,美化环境多重目的。做好水利工程建筑艺术创作设计,树立创新意识,对设计思想的发展非常重要。只有大胆探索,勇于尝试,才能创造出一流品质的现代化水利工程。 1.3建筑造型设计建筑造型的设计往往反映一幢建筑的性格特征:或粗犷豪放,不拘一格,或温文尔雅,小家碧玉;或强调现代高科技韵味,或注重历史文脉,运用符号、象征等手法表现一种文化底蕴。总之一幢或一组建筑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应与它所处的具体环境相协调,而不是靠在设计时凭空想象,或单纯为追随某种所谓“时尚”而臆造出来的东西。同时,即便是在一个整体环境下的一组建筑之间,由于体量的不同,各个建筑物也存在着性格上的个体差异,而这种差异是存在于统一性之中的。如:泵房一般平面为简单的矩型,高度较高,体量较大,这是它的体量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就是大度豪迈。对于这类建筑,由于其本身不可能像公共建筑一样有什么大的形体上的组合、对比关系,设计中要注意“粗中有细”,尽量利用其本身大的体量,通过开窗方式、墙面与柱子关系的进退等手法丰富其细部,以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单调。如泵房配电房毗邻设计,还可利用与其靠在一起的配电房,使泵房体量作为形体组合的一部分,泵房、配电房一并考虑,以取得形体对比较丰富的组合效果。 对于像启闭机房加两侧桥头堡类的建筑,由于机房本身一般长度较长,有时可达到几百米,设计中应充分运用“韵律”的造型手段,使每跨作为一个造型因素,形成一系列有节奏、韵律的线性体量。桥头堡作为端部的收尾,则形成类似交响曲尾部的高潮,较高的体量同时成为整个工程的标志性建筑,达到令人过目不忘的效果。至于建筑具体的风格是采用现代风格还是仿古甚至所谓欧陆式,一方面多多少少要受到一些流行因素和建设单位喜好的影响,更主要的则是建筑设计师要根据当地的地理、人文环境设计出因时、因地,与环境相宜的建筑。 总之,建筑风格的确定,事关整个水利工程外观表现成败的关键,所以提倡建筑师在设计之前一定要到现场实地考察一下,精心揣摩,想象一下工程建成后的实际效果。 1.4建筑材料建筑的颜色和质感取决于所用材料,同时也同建筑的造型设计息息相关。由于水工建筑多处在野外.所以抗风性和耐脏性成为比较突出的问题。抗风性主要表现在所选门窗能否承受超常的风荷载.耐脏性问题则要求在建筑表面装饰材料的选材上,尽量选用耐脏性较好,不易积土,耐于水冲刷的材料,如饰面砖、石材、优质外墙漆、铝塑板等。另外为表现水利建筑的特点,在颜色的运用上常用蓝色、白色等冷色系,但不可一概而论,有时暖色系的运用,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新晨 2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水利工程紧紧依托大自然,许多工程甚至就建筑于自然的山水之间。而且,水利工程一般不需全年运行,年运行时间长的几个月,短的甚至只有汛期的几天,有诸多有利条件结合水利工程进行建筑艺术化创作设计。我们应充分利用水利工程依托自然山水的自身优势和秀美的水体环境,通过建筑艺术化创作设计等手段,将单一功能的工程水利设计向多功能的环境景观化水利工程设计转化,形成集水利工程与观光、游览于一体的水利观光景区。 发展多功能环境水利工程建设,创造丰富的水利环境景观,让环境创造价值,实现水土资源的再开发与利用,使之成为都市外花园式的水利观光区,从而吸引社会消费,形成水利工程结合景观建设,带动水利经济的发展,促进水利的良性循环,推动水利事业进一步向前发展,这将不失为一条水利建筑事业面向社会、走向市场的发展之路。例如我们院做的江宁赵村水库工程,现在已成为着名的横山湖风景区,在发挥水利功能的同时,形成了优良的风景,是假日休闲的好去处,水库管理处完全实现了以库养库的目标。结合工程水利,加强建筑艺术创作设计,发展景观水利的设想,对于水利建筑业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将成为水利建筑业的发展目标。 建筑设计论文:论给排水工程的建筑设计 简介: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工作、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人们对给排水工程的设计已除了要求有合理、先进的工艺流程,能生产出高质量的水,还需要整个厂区有一个整洁优美的环境和赏心悦目的建筑形态。这就必须对给排水工程的原有设计方法和程序思路有一个较大的改变,应把设计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不断开放的、经常变化的动态体系,以确保设计出一个优秀工程来。 关键字:给排水工程 建筑设计 一、问题的由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对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特别是对美的追求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原有的一套设计习惯。并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求对以前不受建筑设计重视的给排水工程的设计来一个较大的改革,以适应日趋变化的业主市场。 长期以来,给排水工程设计采用的是一种封闭静止的方法,就工艺而工艺,就生产而生产,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单一的一种功能,没有综合地考虑各种要素,因此工程的最终结果必然不能全方位地满足业主的各方面要求,更不能满足日趋重要的环境要求。 近年来给排水工程设计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必须在设计的观念上要有一个较大的革新,或者说必须有一个新的认识才能真正确保给排水工程的设计质量的提高,即良好的功能和良好的建筑形象的高度统一。良好的功能可为生产和管理人员创造舒适安全和整洁优美的环境,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良好的建筑形象也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水厂建筑的特点:一是工业建筑范畴,但不能忽略其美观;二是建筑物匍伏于地,尺度不大,并且形式单调均一分散、变化不大;三是构筑物所占比重特大,表现在体量闷沉、笨重,而且一般布置在厂区平面显眼的中心位置;四是污水处理厂气味重而难闻;五是为使水厂的环境更加接近自然,需有大面积的绿化。因此,水厂的建筑设计的意义倒并不完全在于如何做好工艺(这是很重要的),如何画出一张美丽的图画,而在于其理想的目标能得以实现,完美的构思能得以表达,合理的功能能得以兑现,以及优雅的环境能得以体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水厂的建筑设计首先应该在确实掌握丰富的信息、详实的资料的条件下,在加强内部工种联系的前提下,在正确的设计原则指导下和正确的方式组织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应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去加以制订(其中还要特别重视国外的各种先进经验)。我们不能把设计的全过程看成是一个封闭———自立门户的模式;单一———就事论事的模式,稳定———一成不变的模式;而应该看成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不断开放的、经常变化的动态体系,才能确保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优秀工程。 二、要注意的几个因素 1 工艺流程的要求 给水处理厂即一般常称的自来水厂。由于原水水质不同,工艺流程有各种组合,但它的基本工艺为混合、絮凝、沉淀、过滤和消毒。在城市水厂中,基本流程为原水一级泵房加药絮凝池沉淀或澄清池滤池消毒清水池二级泵房用户。水厂内的主体处理构筑物中沉淀池、滤池基本上都高出地面,只有清水池可以埋入地下,而当沉淀采用平流式沉淀时,其池长达100余m,在水厂中会形成单调冗长的池体,都需加以仔细设计。 大多数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流程一般为提升后的污水重力经格栅沉砂初沉曝气二沉消毒出流。如果排入的水体是感潮水体,有时亦会在处理水排入前有提升泵站,以解决高潮时污水厂的出水问题。 对于地下水位高的地区兴建的污水厂,为了解决构筑物的空池抗浮,往往以出水末端构筑物的高度为控制,而将进水泵站以后的构筑物以高出地面3~4m布置,这样就必须对这种沉闷不堪的大体量砼面作建筑处理,同时也必须对池间联系的狭小的通道走廊作恰当的建筑处理,否则作为一个整体环境来讲是极不理想的,往往也不易被人们所接受。 2 总体规划的要求 总体规划非常重要,它是设计的灵魂。在规划时首先要有一个总体布局的构思,其中应包括:工艺布局的合理、道路走向的清晰、广场的适宜、地域的平衡、人流的互不交叉和公建用房(即生活区,其中包括办公、科研、试验、管理、会议室、食堂、厨房等内容)的最佳布置,然后按照①功能分区合理、简捷、便利、经济的原则;②风向、日照、地形有利的原则;③构图优美、对比均衡、空间流通的原则等,根据工艺流程的要求,结合厂址的自然条件及环境条件(包括地形以至地质条件、厂外道路系统、绿化条件、朝向、原有建筑物等)来进行总体规划。在总体规划中必须注意要创造良好的日照、空气和通风条件,还要尽量避免噪声的干扰,合理安排和大量利用绿化,把生态环境放在首位统一规划(特别是厂前区),然后将建筑物(或构筑物)布置在经过深思熟虑的绿化等环境中。在绿化设施中须充分考虑到生态绿化和景观绿化的有机结合,并多种植些可以释放有益气体和减少尘埃的树种,以改善厂区环境,减少空气污染,提高厂区的明洁度。 同时,建筑物(构筑物)的设计原则还必须在立足于“环境、空间、形式”三者统一的原则基础上,使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都能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含蓄和谐调,并通过曲直、高低、虚实、明暗、黑白、凹凸、方圆、上下等造型元素和设计手法的运用充分体现出工艺工程设计的新境界。 3 传统观念的改革 传统是指技术上、文化上历史的凝聚、沉淀和积累,它是人们长期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固有的客观存在。它之所以能长期继承,经久不衰,并在某些方面形成一种固有的心理态势,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耐人寻味的余韵,因此它往往极易被人们长久地、习惯地循套,自然地袭用,即使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但对成功来说总往往可加以原谅,或者最后说总的还是成功的。我们如果辩证地看,则可以这样说,在继承传统之余必须要有充分的创新,即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对传统作转变的工作”。如果工艺总是老一套形式,形式总是老面孔,色彩总是陈调重弹,即使在功能上还可以过得去,能满足业主的一般要求,但从社会发展来看,从两个文明来看,无论如何在组织形式上、在事先指导上、在各专业的协调、在通气上都应该重新思考,不能一味循旧。在工艺上必须要创新、要提高、要有些新东西。在选型、色彩上必须要美观、要有所升华,否则就不能使业主感到非常满意,不能心情舒畅。为此可以说挑战创新是必须的,是绝对的,没有创新就会暮气沉沉没有生气,就不能前进。 4 防止专业之间的各行其是 长期以来,给排水工程的习惯做法是工艺一马当先,先提出设想,后再递交给其它各工种,尽管各工种可以回提条件给工艺,但由于已成习惯,且因为各专业对工程总的概念认识不足而未能充分进行必要 的商榷了解,互相质疑,因此就提不出内在的、关键的问题,致使矛盾隐蔽得不到圆满的解决,有时还会引起返工,最后造成木已成舟的尴尬局面,导致项目得不到最佳的方案,达不到最理想的质量。 从管理科学上来说事先指导,预先协商,不把问题的解决拖到最后,这是最科学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如果一个专业的设计,一味地关在工作室里,并且总是闭门苦思(即没有和其它有关专业认真商量研究),就只会把这些设计(即使是本专业中最优秀的设想)从一个社会现象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个体,并且将这个专业完全裹入到“绝对正确”之中而一丝也动弹不得,其结果必然是感觉迟钝且视感平平,最后远不能满足业主的总要求。因此,在整体设计中要非常重视事先的协调,重视事先的各有关专业的参与协商,并且必须认识到这不光是一个单一的项目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优劣的关键必然是组成这个组织内的各有关要素的综合,而决不是一个主导专业的所为(当然,它是很重要的)。所以决不能允许各专业各行其是,或者说是过分地突出自己,而缺少必要的整体相融性。只有通过组织有序的精心的全面的设计安排,我们才能把一个初看好像支离破碎、意见分岐、没有完整性的模糊、凌乱的印象,变成一幅诗意盎然、变化有序、排列恰当、构图完美的图画。 5 建筑设计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建筑设计(特别是工业建筑)在思想上趋于封闭狭隘,在形式上趋于呆板一律,在色彩上趋于灰暗、单调,总之建筑在如何体现满足人类的舒适和精神要求这方面考虑得太少了,更谈不上在美观的构思上多下功夫,而只片面单纯地理解为单一的功能性构筑物,仅为满足生产而已,别无它求,诸如环境、空间、选型、尺度、色彩等方面都无关紧要也无须多考虑。 因此在工业建筑中,建筑的地位一直不高,也没有什么发言权,最后造成厂区建筑不美观,品味不高,大家不满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仅仅满足于需要有一流的先进的工艺、能生产出较好的社会需要的产品,人们的追求向更高层次发展,更需要有一个包括优美的环境,良好的工作条件在内的赏心悦目的舒适的氛围,更需要防止和减少工业建筑常有的废水废气对周边环境的污染。这就需要进行全方位的综合的建筑设计,对污染进行充分有效的处理,保证有清晰的水质和洁净的空气。建筑设计虽然不像工艺设计那样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从全局、长远的效应来看,其对提高生产效率、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社会的文明都能起到很好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给排水工程中建筑设计这个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它必须是全面的、综合的、整体效应的结果并必须在整个设计过程中贯彻始终。设计实践告诉我们应该有一个懂总图的设计师来进行总的牵头、控制和协调,平衡各专业,取其所长限其所短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我们暂且称此设计师为总协调建筑师吧。在建筑设计全过程中,总协调建筑师要始终以能形成最佳环境景观的观念为依据,充分考虑到工艺流程的最先进、最便捷,结构布局的最经济、最合理,不断地向各有关专业的负责人就当地环境景观的形成进行有方向性的引导,并不时向他们提供大家能接受的各种状态建议或者能取得平衡的一些构想,以达到最广泛的共识,统一的行动。 为了对全局进行有效的控制,总协调师还要根据其对环境景观形成的基本观念预先策划制定各项设计细则,它将作为整体设计的原则引导各个单体在循序渐进中得以贯彻、实现、完善,起到启发创新的作用。在此前提下,又要避免造成对各单体专业自由构想的束缚,以细则为依据进行整个设计运作的协调,在各专业之间按照具体的变化情况就整体和单体衔接部分之间进行柔和的调整,使之达到统一。 此外,总协调师还要在尊重各专业特点的前提下,为实现全局的一种“缓和宽松的秩序”而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总的协调是指制约的开放性,或者说是在整体观上充分保持单体设计(专业设计)者的自立性,充分发挥其个性特点,把所谓的束缚性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最后达到辩证的统一,即互相限制了各自的不足,又保留了各自长处,而且彼此心情愉快,形成最佳的综合效应。 建筑物的设计处理大体有以下的一些手法: 1 公共建筑(1)总平面要结合地形地貌,因地制宜,构图优美,比例匀称,并注意韵律。(2)功能相近者尽量合并,减少地面分散的构筑群,要做到大中见小、见透。(3)要处理好内外部空间,做到宽松、明亮、空透、轻灵。(4)立面和平面都力求避免过于平直、呆板,可适当组织上下、左右、高低参差,和配以局部的弧形以示流畅、舒适。(5)色彩上可区别于厂区建筑,但又不能太过于突出,必须符合统一中求变化的大原则,即在和谐中求局部的突变和醒目。(6)屋顶的处理可以在平屋顶的基础上适当配以小斜顶,或局部注以建筑符号起到全区的点缀、装饰之用。 2 生产性建筑(1)合并同类型相近功能的设施,多占天,少占地。(2)平面要简朴,要注意构图均衡,立面处理不宜运用过细的线条,要突出块形,要有厚实感。要注意虚实对比,高低有序,前后层次,交错合理。窗子形式可作为一种图案,多求变化。(3)要注意细部设计,任何一种粗心大意、不拘小节都会给整个建筑带来败笔。特别要注意室内的线路,管道、孔洞都要精心设计,合理安排,一般不暴露在外。(4)色彩处理宜平淡整洁为主,另配局部点缀,其鲜明程度要次于厂前区建筑的色彩处理。(5)要考虑到建筑物的连接体处理,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过渡,进行超常规的处理,并顾及相互的空间和环境。(6)屋顶的处理可略同厂前区建筑。 结束语综上所述,给排水工程的建筑设计是一门多学科又“色、香、味”俱全的特殊工程,牵涉到的因素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本文因涉及到的面较广,工艺流程也较复杂,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由于这方面的理论较缺乏,实践不够,因此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但不管怎样只是想通过本文能对水厂(污水厂)的建筑设计全过程引起重视,作为提高水厂(污水厂)整体设计质量的一种尝试、探讨。 建筑设计论文:自然通风在适宜地域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建筑中自然通风技术的作用原理,指出了自然通风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进而论证了在建筑设计中如何实现自然通风,提出自然通风这项传统的技术要与建筑所处地域的自然地理气候特征相适应,并辅以实例分析了自然通风与地域气候的完美结合。旨在引起在地域建筑设计中对自然通风传统适宜技术的重视。 [关键词] 自然通风 机理 效益 地域建筑 设计 长久以来,自然通风做为一项传统的建筑防热技术,在世界各地的传统民居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湿热地区,人们看到的传统民居往往有这样的外表:建筑都有开阔的窗户;采用轻便的墙体;深远的挑檐;高高在上的顶棚并且设置有通风口;建筑往往架空,以避开地面的潮气和热气,采集更多的凉风——这样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劳动人民对利用自然通风技术的朴素观念。自然通风是一种具有很大潜力的通风方式,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赖以调节室内环境的原始手段。 空调的产生,使人们可以主动地控制居住环境,而不是象以往一样被动地适应自然;空调的大量使用,使人们渐渐淡化了对自然通风的应用。而在空调技术得以普及的今天,迫于节约能源、保持良好的室内空气品质的双重压力下,全球的科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然通风这一传统技术。在这样的背景下,把自然通风这种传统建筑生态技术重新引回现代建筑中,有着比以往更为重要的意义。 1.自然通风的理论机理 通常意义上的自然通风指的是通过有目的的开口,产生空气流动。这种流动直接受建筑外表面的压力分布和不同开口特点的影响。压力分布是动力,而各开口的特点则决定了流动阻力。就自然通风而言,建筑物内空气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风压以及室内外空气密度差。这两种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1.1风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风的形成是由于大气中的压力差。如果风在通道上遇到了障碍物,如树和建筑物,就会产生能量的转换。动压力转变为静压力,于是迎风面上产生正压(约为风速动压力的0.5-0.8倍),而背风面上产生负压(约为风速动压力的0.3—0.4倍)。由于经过建筑物而出现的压力差促使空气从迎风面的窗缝和其他空隙流入室内,而室内空气则从背风面孔口排出,就形成了全面换气的风压自然通风。某一建筑物周围风压与该建筑的几何形状、建筑相对于风向的方位、风速和建筑周围的自然地形有关。 1.2热压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热压是室内外空气的温度差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烟囱效应”。由于温度差的存在,室内外密度差产生,沿着建筑物墙面的垂直方向出现压力梯度。如果室内温度高于室外,建筑物的上部将会有较高的压力,而下部存在较低的压力。当这些位置存在孔口时,空气通过较低的开口进入,从上部流出。如果,室内温度低于室外温度,气流方向相反。热压的大小取决于两个开口处的高度差和室内外的空气密度差。而在实际中,建筑师们多采用烟囱、通风塔、天井中庭等形式,为自然通风的利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使得建筑物能够具有良好的通风效果。 1.3风压和热压共同作用下的自然通风 在实际建筑中的自然通风是风压和热压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是各自的作用有强有弱。由于风压受到天气、室外风向、建筑物形状、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风压与热压共同作用时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因此建筑师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使风压和热压作用相互补充,密切配合使用,实现建筑物的有效自然通风。 1.4机械辅助式自然通风 在一些大型建筑中,由于通风路径较长,流动阻力较大,,单纯依靠自然风压与热压往往不足以实现自然通风。而对于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直接的自然通风还会将室外污浊的空气和噪声带入室内,不利于人体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采用一种机械辅助式的自然通风系统。该系统有一套完整的空气循环通道,辅以符合生态思想的空气处理手段(如土壤预冷、预热、深井水换热等),并借助一定的机械方式加速室内通风。 2.采用自然通风的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自然通风是当今建筑普遍采取的一项改革建筑热环境、节约空调能耗的技术,采用自然通风方式的根本目的就是取代(或部分取代)空调制冷系统。而这一取代过程有两点至关重要的意义:一是实现有效被动式制冷,当室外空气温湿度较低时自然通风可以在不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情况下降低室内温度,带走潮湿气体,达到人体热舒适,即使室外空气温湿度超过舒适区,需要消耗能源进行降温降湿处理,也可以利用自然通风输送处理后的新风,而省去风机能耗,且无噪声。这有利于减少能耗、降低污染,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二是可以提供新鲜、清洁的自然空气(新风),有利于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室内空气品质的低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充足的新风。空调所造成的恒温环境也使得人体抵抗力下降,引发各种“空调病”。而自然通风可以排除室内污浊的空气,同时还有利于满足人和大自然交往的心理需求。 3.建筑设计中自然通风的实现及实例分析 传统建筑对自然通风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方法,而在我们现代的建筑设计中积极地考虑自然通风,并注意与地域建筑的有效结合,对于自然通风的合理利用、节约能源具有现实意义。 3.1建筑体型与建筑群的布局的设计 建筑群的布局对自然通风的影响效果很大。考虑单体建筑得热与防止太阳过度辐射的同时,应该尽量使建筑的法线与夏季主导风向一致;然而对于建筑群体,若风沿着法线吹向建筑,会在背风面形成很大的漩涡区,对后排建筑的通风不利。在建筑设计中要综合考虑这两方面的利弊,根据风向投射角(风向与房屋外墙面法线的夹角)对室内风速的影响来决定合理的建筑间距,同时也可以结合建筑群体布局的改变以达到缩小间距的目的。由于前幢建筑对后幢建筑通风的影响,因此在单体设计中还应该结合总体的情况对建筑的体型,包括高度、进深、面宽乃至形状等实行一定的控制。 3.2维护结构开口的设计 建筑物开口的优化配置以及开口的尺寸、窗户的型式和开启方式,窗墙面积比等的合理设计,直接影响着建筑物内部的空气流动以及通风效果。根据测定,当开口宽度为开间宽度的1/3~2/3时,开口大小为地板总面积的15%-25%时,通风效果最佳。开口的相对位置对气流路线起着决定作用。进风口与出风口宜相对错开布置,这样可以使气流在室内改变方向,使室内气流更均匀,通风效果更好。 3.3注重“穿堂风”的组织 “穿堂风”是自然通风中效果最好的方式。所谓“穿堂风”是指风从建筑迎风面的进风口吹人室内,穿过房间,从背风面的出风口流出。显然进风口和出风口之间的风压差越大,房屋内部空气流动阻力越小,通风越流畅。此时房屋在通风方向的进深不能太大,否则就会通风不畅。 3.4在建筑设计中形成竖井空间,来加速气流流动,实现自然通风。 在建筑设计中竖井空间主要形式有: (1)纯开放空间——目前,大量的建筑中设计有中庭,主要是平面过大的建筑出于采光的考虑。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我们可利用建筑中庭内的热压形成自然通风。由福斯特主持设计的法兰克福商业银行就是一个利用中庭进行自然通风的成功案例。在这一案例中,设计者利用计算机模拟和风洞试验,对60层高的中庭空间的通风进行分析研究。为了避免中庭内部过大的紊流,每12层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各自利用热压实现自然通风,取得良好的效果。 (2)“烟囱”空间,又叫风塔——由垂直竖井和几个风口组成,在房间的排风口末端安装太阳能空气加热器以对从风塔顶部进入的空气产生抽吸作用。该系统 类似于风管供风系统。风塔由垂直竖井和风斗组成。在通风不畅的地区,可以利用高出屋面的风斗,把上部的气流引入建筑内部,来加速建筑内部的空气流通。风斗的开口应该朝向主导风向。在主导风向不固定的地区,则可以设计多个朝向的风斗,或者设计成可以随风向转动。例如在英国贝丁顿零能耗发展项目中,设计了可以随风向转动的风斗,配合其他措施,利用自然风压实现了建筑内部的通风。 3.5屋顶的自然通风 通风隔热屋面通常有以下两种方式:1)在结构层上部设置架空隔热层。这种做法把通风层设置在屋面结构层上,利用中间的空气间层带走热量,达到屋面降温的目的,另外架空板还保护了屋面防水层。2)利用坡屋顶自身结构,在结构层中间设置通风隔热层,也可得到较好的隔热效果。 b.被动式自然通风实施效果一 c.被动式自然通风实施效果二 a.自然通风原理示意 在云南省永仁县异地扶贫搬迁规划设计实施工程中,多数是从冬季较寒冷的山区迁移到夏季较炎热的丘林坝子中。原住居民的住屋形式是在寒冷地区发展与延续下来的,其夏季的通风问题不是主要的空间约束。而新迁地夏季较炎热,室外亦有较大的区域风,但是室内风速则相对较小。因后墙及山墙均无窗户,所以室内通风不是很好。新搬来的住户对室内的热环境都表现出很大的不满。因此,改进建筑的通风效果是克服民居缺陷的主要途径。在新农居的设计中,二层楼的前部采用窗加百页的构造,后部加设可开启的窗户,以保证二层堆放农作物的自然晾干功能。针对夏季的炎热气候,加大了挑檐设计,精心做了堂屋、卧室与阁楼的通风设计,通过简单的构造措施,对民居的热环境做了积极的改进与引导(图a,b,c)。在该工程中,有效的将传统的自然通风这一绿色适宜技术用于对传统民居的更新,既满足了经济的要求,又符合了生态的效益。 3.6双层玻璃幕墙维护结构 双层(或三层)幕墙是当今生态建筑中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先进技术,被誉为“会呼吸的皮肤”,它由内外两道幕墙组成。其通风原理是在两层玻璃幕墙之间留一个空腔,空腔的两端有可以控制的进风口和出风口。在冬季,关闭进出风口,双层玻璃之间形成一个“阳光温室”,提高围护结构表面的温度;夏季,打开进出风口,利用“烟囱效应”在空腔内部实现自然通风,使玻璃之间的热空气不断的被排走,达到降温的目的。为了更好地实现隔热,通道内一般设置有可调节的深色百叶。双层玻璃幕墙在保持外形轻盈的同时,能够很好地解决高层建筑中过高的风压和热压带来的风速过大造成的紊流不易控制的问题,能解决夜间开窗通风而无需担心安全问题,可加强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并能降低室内的噪音。在节能上,双层通风幕墙由于换气层的作用,比单层幕墙在采暖时节约能源42%-52%,在制冷时节约能源38%-60%,是解决建筑节能的一个新的方向。 3.7太阳能强化自然通风 太阳能强化自然通风,充分利用了太阳能这一可持续能源转化为动力进行通风。太阳能强化自然通风的建筑结构主要有:屋面太阳能烟囱、Trombe墙和太阳能空气集热器。以上三种结构可以单独设置来强化通风,但是,为了在夏季达到更好的冷却效果,通常将这些做法与其他建筑结构组合成一个有组织的自然通风系统。 4.结语 通风是建筑的最基本功能之一,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降低建筑能耗,使建筑的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达到动态的平衡,将是建筑在满足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和美学要求后应追求的更高目标。 我们现在的建筑设计中,尤其是一些建筑的更新如新民居的设计,不仅要关注自然通风技术,更要注意把这一传统的技术与当地的地理气候特征和气候因素等相结合,提出多层次的、全面的、适宜的建筑技术,体现“气候决定建筑”的设计理念。 建筑设计论文: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现代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纷呈,但均不可避免地受到哲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如何做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建筑师努力的方向。可以说建筑设计与哲学思想互为同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因此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分析和研究,对我们今天的建筑设计极具指导意义。 1、“整体思维”与“群体形态构成” 中国哲学有着大一统的思想,思维的基点是整体,即把事物作为有机的整体看待。庄子云:“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在《周易》中则把天、地、人“三才之道”视为整体。这种整体观念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群”,一种有序的群体组合特征。因此,中国古建筑的单体形式较为接近,但在群体组织上却反映出和谐统一,既注重个体与群体,也注重群体与群体以及整个环境的和谐关系,形成以群为主的整体。中国建筑群最成功的例子就是故宫,它的虚与实,空间与实体,内与外的整体和谐,正是中国这种整体思想的体现。同样,这种整体思想也存在于城市的整体布局,是由一个个样式大致相同的四合院排列起来,形成一条条的胡同、街道,整个城市简单而又和谐。(见图1) 现代建筑应寻找与中国古代整体哲学思维的结合点,可以参照中国古代建筑,以平面展开的形式,表现为院落空间组合的特征;也可以表现为多个单体建筑的聚集,形成“群”的空间关系。其中,所有的“群”处理,都必须符合“和”的精神,因为整体性是群建筑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例如,湖南大学天马西麓建筑群设计,以结构的整体性为依据,建筑单体的位置、体量、取向等因素都与外部空间协调,并利用建筑单体与组群空间之间的过渡空间,既在横断面上联系,又在纵断面上连续,试想如果没有整体的思维,每一幢建筑都“独善其身”,那么整个建筑群就很难达到和谐统一。建筑群体的扩大就是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就是若干个建筑群的聚集体。总之,“群体形态构成”在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及其衔接过程中都可以起到极其有益的作用。(见图2) 2、“天人合一”与“新地域主义” 中国古代哲学自然观的基本特征是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中国古代哲学流派思想观点各不相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是在自然观上几乎都是统一的,即“天人合一”,这里的天,是指无所不包的自然,是客体;人,是指与天地共存的人,是主体。主体融入客体,达到天人混成,就是“天人合一”。老子曾讲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其意也就是讲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着重人与空间的和谐,讲求人、建筑、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因此,可以说,崇尚自然,也是一种美学特征,一种人生观,一种生活方式,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例如“天时、地利、人和”的思想,贯穿在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反映在建筑设计中,是建筑的重要思想基础,所以: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观就是“天人合一”的建筑发展观。其对中国传统城市和建筑的影响表现在大到都城选址、宫域规划,小到建筑高度、面阔、进深,以及门窗尺寸的确定。其重点在于使用的方便、材料和人力的节约使用、建筑结构的合理以及艺术构图的完美等。应该说这种哲学思想和自然观,在园林艺术方面表现得最明显,中国园林表现的是顺应自然的审美情趣,其首要原则就是——“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建筑群与自然界紧密联系,处处渗透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见图3) 在现代建筑创作中,基于“天人合一”的理念,还应囊括更为广泛的生态建筑思想与实践——“新地域主义”,即把建筑置于一个大环境(物质的与文化的)下进行观察和考量,在特定时空的有机整合中,突出建筑主体与个性,同时强调大环境的整体性。这样往往能突破固有的思路和模式,实现创新,环境的不同,又将给每一件作品带来它的“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因此希冀在现代建筑中深刻体现“天人合一”时,还必须深入研究中国哲学思维的抽象性及整体性,那么我们的建筑作品将既是现代中国的,又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回望中国传统园林院落式的大学建筑原型,最终呈现为一系列“面山而营”的差异性院落格局。建筑群敏感地随山水扭转偏斜,场地原有的农地、溪流和鱼塘被小心保持,中国传统园林的精致诗意与空间语言被探索性地转化为大尺度的淳朴田园。外墙大量使用木板装饰,栏杆也采用编织在钢框架之中的竹篾,使人感受到自然的质朴与亲切。(见图4) 3、“阴阳五行”与“现代建筑意向”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想,阴阳两分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着统筹作用。将世界万事万物分为阴阳两种属性,如:天地、乾坤、日月、男女、正负、南北、奇偶等。秦汉时就出现关于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思想以及东南西北中五岳庙祭祀。在建筑上主要表现为:规则与自由、实与虚、顺凹与逆凸、刚直与柔曲、限定与余地、天功与人代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内在的阴阳思想。中国住屋的规则严整与庭园的自由柔和,常被用来说明儒道两家思想在人文环境上的反映。其实,这也不如说是中国阴阳思想的流露。(见图5) 根据阴阳哲学与美学思想,根据现代人的心理感觉,并参照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表现,可以认为,现代建筑中体现“阴阳相生”,可能具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在哲学与美学层面上,即阴性事物与阳性事物在建筑中的基本平衡、相互协调相互包容,以表现“阴阳相成”、“刚柔相济”的现代建筑意向;二是健康理念,即建筑中朝阳和背阴空间的平衡带来健康的人居环境。结合阴阳思想,可以规定现代建筑要素的隐形或阳性属性,根据不同的设计对象,适当搭配不同属性的建筑要素,以表现“阴阳相成”、“刚柔相济”的现代建筑意向。 例如,长沙市简牍博物馆整个博物馆以黑白两种颜色为主,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中国传统的太极图——其黑白二色代表阴阳两方,天地两部,独特地表现出“阴阳相生、刚柔相济”的建筑意向和宇宙的幽深奥妙。 (见图6) 4、“善”的美学理念与“适形”的理性主义 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以善为美或称美善同一。此处“善”非善良,而是有用,属于功利主义的美学观,“善”即功利,包含道德功利和现实功利。功利主义美学思想是来自于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国语·楚语》中的“伍举论美”,是中国美学理论第一个关于美的定义,就是关于建筑之美的论述。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中注重人生(现实),强调“实用理性精神”,从“先秦”开始,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开始贯穿着这个总思潮、总倾向。儒家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的问题,认为“文以载道”,艺术有教化作用,陶冶人的 情操,反对奢侈浪费。最精到的莫过于“子不语怪力乱神”,表明了儒家以实用理性主义的态度看待问题和实用经验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国传统的实用主义美学观要求建筑注重本身的实用价值,更多地考虑实际需要,讲求“话形”不讨千追求讨分高大与华丽,减少攀比与浪费。(见图7) 在现代建筑中应继承其有益之处,一方面,要求从国情出发,朴实节俭;另一方面,建筑设计要有适宜的尺度,表现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不需要创新,在“适形”的同时,也应充分发挥原创精神。 例如,甘肃庆阳毛寺生态实验小学,它结合地形条件,从生土窑洞中借鉴了基于自然资源的生态设计元素。绝大部分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的自然元素,如土坯、茅草、芦苇等。使用地方材料,营造出丰富、自然的室内外空间环境,并在自然通风采光,保温和粪便处理等方面独具匠心,用适用技术达到了节能和环保的要求。另外,当地工匠的营造,传统技艺和现代设计的结合,也使这个并非引人注目的建筑实践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成为“高科学、低技术”的“适形”的优秀范例。(见图8) 5、在传统中创造未来 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东西总是与新的东西(包括自身系统产生的新事物和外来新事物)发生传承、整合作用。这个过程是以传承为基础并最终扬弃传统,而在新的传承中,又把自身作为传承因素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建筑的发展是对传统中无意义的信息加以选择、清洗和淘汰,把传统中那些对人类今天和未来有意义的部分与来自自身以外的有意义的且有相同或有相似背景的信息,通过特定的媒介和关联方式重新聚合,融为一体。所以,只有真正领会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关系,懂得创新是根本,脚踏实地、立足现实,以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生活、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既不妄自菲薄以媚外,也不坐井观天以祟古,运用相关的哲学观念来指导实践,终究会找到既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又具时代感的中国建筑之路,创造出与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相匹配的现代建筑艺术的未来。 建筑设计论文: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 摘要:城市是由建筑、绿化、道路、水系、人文风景等共同组成的服务于人的空间。城市规划解决的是上诸因素以及以人的六觉感受尺度为准组合而成的城市空,而建筑设计则解决诸因素中建筑个体功能以及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影响下与城市大环境小环境的协调。 关键词:城市规划 空间结构 建筑设计 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设计,也即对人活动的区域空间和各区域空间只的关系的协调。建筑设计是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经济、美观的要求,同时在外部形体上,具有一定时代特性风格的前提下与周围环境、城市历史文脉及城市控制性规划相协调的结果。城市规划是动态地解决和协调各类建筑之间的联系、建筑群的整体形象,以生态的、可持续的观点延续城市的历史,展望城市的未来。在这里,我试图对城市空间进行解析,以空间为主导因素,讨论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和制约。 解析城市空间 空间:城市空间是空间的一种,但空间是什么呢?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的事情,后来对城市进行设计,空间便移植入城市中,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物被西方人看作实体,被看作塑造的主体,建筑师们如同雕塑雕像一样极力刻画着建筑物本身。上世纪末,建筑界发生了一场革命,人们看见了原先看不见的“空间”,建筑师们先前的理念殿堂轰然倒塌了,似乎一切都“黑白颠倒”过来。杰出的现代建筑代表人物赖特曾拿出中国老子的一段话来说明自己的创作意图: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老子 这里的“无”赖特以之为空间。一个全新的观念进入了建筑师的思想和他的人民生活之中。“此后,建筑逐渐成为空间的艺术,被认为是一连串联系的空间。 中西异同:中国人一直以来就不曾把建筑单体当作主体来刻画。中国建筑工匠的注意力一直在建筑群体上,李允铢曾在《华夏意匠》中讲到:“ 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考虑的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院落”。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中心组织单座建筑,“院”被称为一个基本的组织单元,若干院落组成建筑群,所谓“无院不成群”,而院与院的空间感受是绝不相同的,从而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则更多的注重了建筑物单体本身,很大精力花在建筑单体的形体塑造上。因此,西方建筑的形体要比中国古代建筑形体复杂得多。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是城市较早的,中国很早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筑与建筑之间上了。北京故宫、江南园林都是铁证! 空间概念: 一直以来,西方建筑师这样教授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底关系。把房子当作实体,周围环境作底,我们只看得见房子;如果把房子当作底,房子周围的形状就出现了,这便是空间。举四合院的空间为例。 许多前人已给过我们明示。G.尼奇凯(G.Nitsche)为空间提出以下定义:“这个空间有个中心,就是知觉它的人。因此在这个空间里具有随人体活动而变化的方向体系,这个空间,绝不是中性的,而是具有界限的。换句话说,它是有限、非均质、被主观知觉所决定的……”这是其所谓知觉空间。J.耶迪克在着作《建筑空间论序论》中讲:“建筑空间是可以作为体验空间来谈的,”还说,“建筑空间同人及其知觉作用联系在一起,所谓空间就是继场所而起的知觉的总和。”海迪加也提出过:“不能把人和空间割裂开来,空间既不是外部对象,也不是内部体验,人与空间是不能分开考虑的……”舒伯格。舒尔兹也在《存在空间建筑》中说:“单纯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世界对我们一切人来说是共同的、一样的,但我们所知觉道的却不是那样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动机和过去各种体验所产生的形形色色的世界。” 然而,这关系和空间限定说的是什么?是空间本身吗?不是,它们只是平面的图底和水平面由地面逐步升起的变化,它代表不了空间。空间怎能与平面等同? 建筑空间包括建筑形式(平面和立面)、质感、材料、光影和色彩,这一切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清晰的表现空间的品质或精神。甚至于一声呼啸,一声声回音,也会让人感到空间的存在。因而,现在所阐述的空间概念,不只是视觉感受,必须包括行动、情感方面的其它概念加以补充,它应是一种感觉,就如同我们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感觉到“辣” 一样,“辣”不只是一个味道,不只是味觉,而是一种感觉。 空间意识远不止是脑力活动,它占据意识和感觉的全部, 要求整个自我介入以期作出全面的反应,因而对空间的概括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空间就是某种因场所而产生的人的知觉感受。如同人的听觉,不能用物体振动或声波曲线来概括声音;如同人的色觉,无法用光的反射吸收或光谱来描述颜色一样,空间也不能用平面、模型或建筑物来概括。空间就是人的一种感觉,人对周围环境场所的感受,对自身定位的感觉。 城市空间:城市中的空间,即城市中的人们所体会到的包罗万象的感受。德国建筑师Robert Krier提出过城市空间的概念:它仅是城市内和其它场所各建筑物之间所有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以不同的高低层次,几何的联系在一起,它仅仅在几何特征和审美质量方面具有清晰的可辨性,从而允许人们自觉的去领会这个外部空间,即所谓城市空间。简言之,就是城市中及各建筑物之间的可被人们领会的所有的空间。人在任何时候都在领会城市,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便是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构成 :研究城市空间,必然要对其分解,以期得到它的构成要素。既然城市空间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方面感受,必然得从人的知觉、心理、行为角度加以分析。 舒伯格·舒尔兹在《存在空间建筑》中在谈及空间时讲到“如果把知觉心理学所带来的这些基本成果用常见词汇来表示,那就是初期组织化的图示是依靠中心(center),亦即场所(place,近接关系),方向(Direction )亦即路线(Path,连续关系),区域(Area)亦即领域(Domain,闭合关系)的成立而确立。人为了给自己定位,尤其需要掌握这些。”舒尔兹这里把空间用知觉心理学的方法分为了中心、方向、区域三部分。 美国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从领域角度在居住环境中提出了一个由私密性空间、半私密性空间、办公共性空间及公共空间构成的空间体系的设想,这种构成是从人的行为心理来分类的。 从人的认知意向来研究城市空间,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城市意象》一书中,归纳了城市形象的五个要素: 路(Paths)、边沿(Edges)、区域(Districts)、结点(Node)、标志(Landmarks) .这个分析是真正从人的认知角度去分析城市空间,尽管凯文。林奇本人也许并没有把城市空间当作城市提供给人们的各种感受,但他的城市五个构成要素恰恰是从城市所提供给人们的视觉感受即他所谓的人对城市的意象(Image)角度出发而得出的。 城市空间的本质:任何事情,都不能只见其表面,而应究其本质,这样才有助于我们的设计。一直以来,建筑师在谈论建筑时,常用平面、模型来说明设计,经常费尽心机在设计平面、模型上。习惯性的,当建筑师、规划师们谈及城市规划、城市空间时,也都不由自主地拿出城市的平面、模型来。对建筑设计来说,也许确实离不开平面和模型,但在城市设计上,平面模型到底能够说明什么呢?按照图纸上的平面、模型能建造出设计者所想象的城市空间吗?平面与模型,只能表现一种二维的形态,当然,以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平面上的建筑符号能代表特殊的涵义,在他们的头脑中由具体的平面加立面、剖面就能绘制出 一副理想的效果图来。而这一过程是足以耗费许多宝贵时光,且没法保存下来;模型,似乎是对设计对象一个整体直观的表现,但人们观看模型的视角形成的印象是鸟瞰的效果,而建筑设计要解决人的尺度感受、规划也解决的是人走在大马路上视觉感受到建筑群高低错落和周围的环境相映成趣的效果,这些,模型体现不出来。如昌迪加尔城市中心,这是上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大师之一勒·柯布西耶的作品,看到这张精美的总平面图,我们感到它的构图十分严谨,极富现代风格,难怪曾有人评价它:“整体的构图是华丽的,使人感到出于巨匠之手,……”尽管图中加了阴影,使人感到其立体的效果,无非是让人看到在高空看这个市中心的形象,可又有几个人能从这个角度欣赏这个伟大杰作呢?人们只能在城市中欣赏和体验,同时城市空间需要人的介入。 巴西利亚新都三权广场及政府建筑群一经问世,震惊全世界,从高空俯瞰十分壮观,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它的设计者奥斯卡·尼迈也尔(Oscar Niemeyer)是勒·柯布西耶的推崇者,视觉艺术是他的创作源泉,无疑这又是一个平面城市、模型城市的典范。由于推崇勒·柯布西耶,由于从视觉出发,与昌迪加尔类似,他的城市空间需要还原成平面或模型才能显其美丽,也就是在高空中观察才见其壮观。但身在其中又如何呢?城市是不能当作雕塑来欣赏的。一位曾在那里住过的建筑师这样评价:“住在旅馆里,周围一个孩子也见不到。整个城市没有生气。”城市空间要提供给其中的人以不同的全面的感觉,不能只是视觉。 魏林比(Villingby)是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卫星城,距首都10公里,有电气化铁路和高速干道与母城来联系,用地170公顷,人口2.3万。中心商业区占地700×800米为岛是布局,由两个大型百货商店、70个小型专业商店、咖啡店、饭店等组成。其规划模型使我们得到了极为良好的图形感受,由空中鸟瞰效果如同模型,“从飞机上看,完成的设计给人印象极深,它将观者放在设计者制作研究形模型似的同样位置上。然而当一个人实际从地面进入魏林比并在城镇内走动时,他要想找一个统一组织的空间是徒劳的。事实上,从地面上感受魏林比绝不如在空中那样令人满意。” 因而,我们现在不能再抱着传统方法不放了。平面城市和模型城市也许时上半个世纪的典范,可到了60年代后,这样的设计典范起了改变,先是雅可布斯(Jane Jacobs),再是林奇(Kevin Lynch),加上克林罗(Colin Rowe)等人的理论,都暗示了一个重返街道生活,有历史感与地点感的全新的城市设计范例的浮现我们应该寻求城市空间的本质以便找到更准确更实际的设计城市空间的方法。 本原问题即第一性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城市空间的本原,也就是探讨城市空间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东西决定城市空间的问题,从而知道城市设计者的任务,知道设计师应该设计的是什么。 城市空间的本原:建筑,就是要人们去亲身体验,不只是看看而已。他吸引我们深入,亲历其境,分享在其中活动的人们的感受。当水花飞溅,汩汩作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飞来时,我真的完全置身其中陶醉了。城市也是,或者说必须这样。设计者的课题并不在于创作建筑立面和体量,而是要创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感受,以促成人们的介入。 城市空间就是城市提供给人们的那种包罗万象的感受,城市设计者就应千方百计的创造城市所能提供出各种感受。什么决定这种感受呢?根据什么来设计呢?城市空间感受的根源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城市与社会生活,与经济、工程技术;与思想意识;与运动;与时间等都有密切联系。各种因素都影响着城市空间的变化。究其共性,这些全都是“人的行动”——人在城市中的行为运动决定了城市提供给人们的感受,人们在城市中的行动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人的行动”即城市空间的本质。 空间就是人的空间,为行人考虑是设计的全部。城市设计是为人的,正如J.O.西蒙兹所说:“ 作为计划着,我们不仅要处理地域、空间和素材,不仅要应付本能等属于心灵方面的东西……仅仅适应人是不够的,好的设计必须满足他,取悦他,提高他,并且鼓励他。”从城市空间的本质出发,即从“人的行动”出发,我们才能设计出杰出的城市,从而避免重蹈覆辙。设计城市空间,不再是空空的设计,实际是在设计人的行动,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心理感受;设计在城市中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设计不让人听见什么,看见什么,碰见什么,这才是设计城市者的任务。中国园林设计师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的,甚至中国设计师一直致力于在设计游人的心理、联想及运动中的感受。当今的城市设计师应该向我们的先辈取法,细心体会中国园林的精妙之处,探究先辈们是如何设计人的运动、视线和心情,运用何种方法设计出那种丰富的空间。而在具体建筑的形体刻画和理论设计上则应该取道于西方的先进内理论设计思潮。 空间发展的研究与城市规划学 城市规划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空间地域的规划,其总任务是为各种活动(或土地利用)提供空间结构。这种规划也称“实体环境规划”。但在研究对象上,城市规划需要满足城市综合发展的需要与人们对生活的要求,它涉及城市的外观形式、性质与分工产业发展与布局、社会发展与设施、规模投资及城市各部分的组成、管理、政策等。而空间应该是更为基础的理论,它与城市规划的结合,是从一个侧面研究城市的形态。 现代城市发展与空间研究趋向 城市空间向区域空间转化:区域交通和信息化发展促使现代城市空间从封闭结构向开放结构转化,信息的沟通加速了城市网络化的建设,使每个城市都与所处区域空间的整体密切相关,城市密集地区的出现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空间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现象。世界上已经有六大城市密集区,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美国五大湖地区、日本东京地区、英国伦敦地区、欧洲西北部、中国沪宁地区等。 从广度来说,以往的认为由产业布局的点状规划到交通布局的线状发展再到以创造更好的环境,改善居住与工作套间为目标的面状规划的三次时间并没有解决城市发展的社会病症,应该探索更整体与立体的规划,即在国土范围内建立“自然—空间—人类系统”的整体割据和发展模式。特别应注重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发展,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作用和关系,强调在大城市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建立一种共同发展的秩序,从而促使区域的整体良性发展。 空间意识与行为模式 文化观念与理想空间: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构成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准则,由此而形成社会空间,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普遍的事实。美国人文地理学家拉普普特(A.Rapopot)在《居住形式与文化》一书中有大量例证阐述。在每一特定的地区,种族群体的文化传统及其演进对城市空间的组织与发展产生影响,形成了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空间的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其空间物质形体积淀和延续了历史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岁居民整体观念和社会文 化的边而发展。空间结构形成后又反过来影响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行为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 以中国古代为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古人“仰观为天,俯察于地”是观察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天圆地方说”就是中国早期对宇宙万物空间形态的基本看法。“天圆地方说”作为一种整体上的文化观,方形成为人类居住空间的理想模式。它从深层次的文化意识上奠定了中国方形城市的理想形态。 对中国传统城市而言,天人感应思想也极为重要。它通过与书等表达方式将天人相符引申到田地契合,形成了我过城市空间布局中象征主义传统。所谓“天星地形,上下相因”、“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各类建筑要素如宫室、宗庙、社稷等都与天相对应,同时由星辰的运动显示祸福。 行为活动与空间模式:20世纪50-60年代,人的基本需求以及多种社会使用方法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城市空间不仅是一个三维和四维的空间实体,而是包含社会过程的综合场所。这是一个空间观念的更新,这一更新进一步说明了空间形式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行为科学的发展对此产生了强烈的促进作用。 20世纪心理学发展经理了两个重大的挫折,首先从传统心理学转向注重行为研究的行为心理学,接着再到注重饮食的认知心理学,它们构成了行为科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心理学重视研究意识观念,而忽视了物质与社会环境的作用。而行为心理学注重行为,否认意识观念,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否认存在着本能的心理特征遗传,走入了环境决定论的歧途。后来认知心理学对行为心理学进行了修正,引入了“整体行为”和“中间变量”的概念。“整体行为”是指共同趋向和目的,这种行为带有选择的性质,“中间变量”指行为不再是外界刺激的直接结果,而和一系列中间变量有关,包括有目的性的认识,以往刺激的情景和经验,它们与观察的反应相联系,构成行为的实际决定因素。环境虽然还是重要的,但已不再是说明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环境提供信息,通过人的外部行为的各种认知过程而加以编码、储存和操作。重视过去实践经验成为认知心理学的最重要特征。 人为环境与空间建构 建成环境与空间的肌理:建成环境,指城市中非自然因素形成的人造环境,是由城市中已建成的城墙、街道、桥梁、建筑物、构筑物等构成。除一些特殊因素外,大部分的城市空间发展都与建成环境有关,城市是一个连续生长和不断更新的有机体。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功能的城市,其建成环境能够都有其自身的特点,由此形成不同的空间肌理。我国传统城市由于交通形式、营建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形成了细密和均质的空间肌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空间的肌理不断有新的变化。现代中国城市形成了新的空间肌理特征,具有了工业区、居住区、商业区、行政区、文化区、旅游区等功能划分,每个区内的建筑密度、高度、体量、布局方式等也都有所差异,形成了整体的不均质、粗犷的空间肌理,并在不同的空间层次上都有新的变化。这说明空间肌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社会、生产、生活和技术相适应。 历史观与旧城更新:对待已有建成环境和城市的不同观念将产生不同的空间结果,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比较中西方一些重要的历史扩展诡计,可以看出城市空间在整体建构上对已有建成环境的不同态度。古代中国的都城作为封建王朝的象征,“从项羽开了一个这样的像消灭敌人一样消灭钱钞城市的先例,其后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特殊传统,新的王朝兴起就兴筑新的城市,王朝的败亡,就连同作为国都一起毁灭。” 城市规划对建筑设计的影响 场地设计 场地设计是为满足一个建设项目的要求,在基地现状条件和相关的法规、规范基础上,组织场地中各组成要素(建筑无、交通系统、室外活动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工程系统)之间关系的设计活动。 其根本目的是通过设计使场地中各要素,尤其是建筑物(对于室内空间的要求是建设目的中最主要的部分,这使建筑物成为一个项目最主要的内容,建筑是场地设计中的核心内容)与其它要素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从工作内容上看:场地设计即是整个建筑设计中除建筑物单体的详细设计外所有的设计活动。这一般包括建筑物、交通设施、绿化景园设施、场地竖向、工程设施等的总体安排以及交通设施(道路、广场、停车场等)、绿化景园设施(绿化、景园小品等)、场地竖向与工程设施(工程管线)的详细设计。 从建设流程来看:实际建设流程中,一般首先是业主确定一个建设项目,并取得了相应的用地,然后再委托建筑师来设计,建筑师是在野猪所提出的设计任务和基地条件的基础上开始工作的。设计者在进行具体的设计前要做细化和完善设计任务的工作。包括详细培植项目的组成内容,并对这些内容的规模、形式等一些有关的问题做出较为明确的规定,同时要与业主协商,以取得一致的意见。 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城市规划对场地设计的要求一是体现在城市总体规划对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的控制之上。二也是主要的,体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是具体性的,对场地设计有更直接的影响,场地设计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之中的土地使用和建筑布置等各项细则必须做出恰当的切实反应。这些要求一般包括:“对用地性质和用地范围的控制,对于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建筑高度、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方面的控制,以及对交通入口的方位规定等。它们会对场地设计尤其是布局形态的确定构成决定性影响。 ⒈对用地性质的规划:具体建设项目的选址上,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这一项目只能在某一允许区域内选择基地地块;对用地进行开发的场地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限定该地只能做一定性质的使用。 ⒉对用地范围的控制:规划是有建筑红线与道路红线共同完成的。 ⒊对用地强度的控制:是通过容积率、建筑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等指标来实现的。对容积率、建筑覆盖率最大值及绿化覆盖率最小值来限定,可将基地使用强度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畴之内。 ⒋对建筑用地范围的控制:由建筑范围控制线来限定。即基地允许建造建筑物的区域。城规中一般都要求建筑范围控制线从红线退后一定距离。 ⒌规划中对建筑高度、交通出入口的方位、建筑主要朝向、主入口方位等方面的要求,在场地设计中也应同时予以满足。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研究 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与修建性详细规划之间中间环节,是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依据和和土地有偿使用的前提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其控制力也受到了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建设加速,同时也出现种种失控现象。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有两方面: ⒈开发商和建设单位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不断更改建设用地和增加建设密度。 ⒉行政领导为了招商引资,强行干预控制性规划。而美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规划法规系统比较完善,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的区划。美国地方规划管理工作的三种控制手段:区划法、土地细分法、和设计指导原则。 其中,区划法和土地细分法是真正的法规,设计指导原则只是一种引导性的控制手段。 美国的区划以“保护公众的卫生、健康和福利”为出发点,其结果是对土 地经济利益的严格控制。包括: ⒈允许的用途。 ⒉地段的设计要求(地块的最小面积和面宽、红线退后、容积率等)。 ⒊建筑设计要求(限高、层数、建筑面积等)。这些区位、用途和开发强度等因素,直接影响着地价,关系到房地产所有者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所在,因而只能遵循公开的法定程序来决定。即每一个影响地价的重要因素都在控规中得到了明确控制,而没有对视觉美感的直接控制。 我国控规传统做法忽略了经济规律。目前,我国控规典型的做法是由规划师在指定的大街区或几个大街区内,参照甲方提供的容积率(密度),摆房子,即在保留部分现状的前提下,追求空间体量的美学关系和视觉效果。然后以此来分割地块、分配楼板面积、指定建筑红线,以供将来批租土地之用。这种做法常常土地市场经济规律。如,规划师为了追求美的原则,把地块分配的大小不一,建筑规定的高低不一,丧失了统一的标准和公平的原则。还违背了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 我国城市规划的误区。历史上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的规划设计与大型公共建筑项目的设计之间一直难以区分,这种现象造成我国的控规地从美学和视觉效果出发,缺乏对土地经济体制的全面认识。在控规立法上,我觉得应该注意两个原则: ⒈对用地的控制要符合土地建设开发的经济规律。 ⒉一切对地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应该在立法中有明确的规定。 求同与求异的原则。在同一区位的相邻地段,美国区划的控制原则是求同,即遵循地价运作的经济规律,在同一区位,保证土地转让(批租)时地价相同,自然要把地块的大小、建筑体量、容积率、红线后退等做一视同仁的规定。这种控制手法在产生和谐的风格、有序的城市肌理、保护街道界面、合理利用土地方面是成功的。 视觉美感的控制。美国的经验:引导性手段。 以美国的城市设计指导原则为例,它控制的是街景透视,关心的是人在以街道为中心的公共空间的心理和视觉体验。城市设计指导原则对一切影响街景透视的因素提出设计要求,包括建筑体量关系,广场之间的围塑关系,街道及建筑界面的尺度关系等。 建筑设计之我见 起初,做设计时我经常的手法也是从主观的感觉出发,通过形体、体量的造型来首先达到视觉上的审美要求,而且设计的大多数时间用在了这方面,对于细部则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来不及仔细推敲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没有结合环境总体考虑。 在现今紧促的教学制度下,我学到了什么呢?学到了功能组织、流线分析、快速设计, 而创意真的难以发挥。即使有,也觉得自己的东西太少。我自己擅长的就是三维想象。在与现今教学环境的结合下,我在透视、空间分析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而这是不够的。前段时间看了些论文书刊杂志,结合规划考虑了设计的做法,逐渐明白建筑更应该怎样做了。 ⒈ 结合环境。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 ⒉ 造型。有自己的风格,整体性强、简单中体现复杂,不变中起变化。这方面我喜欢板材效果,直接、明了、轻佻。 ⒊ 理性。承传历史文脉,用抽象化的手法引用或延续历史的痕迹。 当然,最重要的是把视线集中在人的视觉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思考。视线所能及范围内着重考虑。高层建筑顶部以及多层不上人屋顶等视线不能及处简洁处理,体现一定秩序,满足可能的俯瞰效果,并从墙面倾斜、局部层高处理等来控制人的视线和控制小环境,比如:曲面玻璃,将天空反射向地面、局部低层或镂空引进阳光等。 建筑设计论文:办公建筑设计研究 摘要： 办公室设计顾问、作家弗朗西斯·达菲指出，"所谓的办公建筑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标志之一。在各大洲是办公楼的塔尖勾画出了城市的天际线。作为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技术发展最常见的标志，办公建筑已经成为这个世纪世界运转状态的象征".这一点完全正确，因为办公建筑最能够反映过去一百年来在就业方式方面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天，在美国、在西欧、在日本，至少有50%的从业在办公楼里工作。相比之下，二十世纪初这一数字仅为5%.办公建筑设计研究 关键词： 办公楼 办公建筑 经济 有趣的是，一个典型的服务机构，在其生命周期内的所有支出中，大约3%-4%是办公设施开支，4%是运转费用，1%是家具费用，90%-91%是员工工资，因此，如果办公机构能够充分利用这3%-4%的办公设备开支来提高工作场所的产出率，它将对占服务机构支出费用90%-91%的员工开支产生事半功倍的影响。 为顺利达到这一目的，建筑物必须受益于可以完成一系列目标综合设计思路。通过综合设计，新一代的高效能办公建筑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这些办公建筑能够为业主和承租人提高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有益健康，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节能环保。特别是通过运用生活周期分析，这些设计方案可以使建筑设计、系统选择、大楼建设这些先期投资发挥积极的作用。 方案提交团队 高效能办公建筑融合了各方面专家的设计成果，包括项目经理、房地产专家、设备经理、策划师、内部设计人员、图像设计人员、景观设计师、土木工程师、结构工程师、机械工程师、电气工程师、照明工程师、消防工程师、声学工程师、电脑设备工程师、安全顾问、餐饮服务顾问、视听系统工程师、建设人员（也就是一般合伙承包商等等）。这些专家的成果必须融合在一个涉及各专业的建筑系统内。通过制定并落实详细的计划进度表，可以约束方案的实施，并最终使方案成为一个能够使办公室达到高效能目的的浑然一体的设计。 方案提交阶段 办公建筑的提交过程需要考虑大型商业建筑在经济方面的可行性。为了确保计划购买使用的设备符合美国公共事务总署和承租人的目的，以及他们的要求能够在高效能办公建筑的开发中发挥作用，美国公用事务总署已经制定建立了一个指南来指导方案提交过程和项目发展研究。 城市规划 大量的办公人员聚集在一个建筑物内将对他们的邻居们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办公楼的建筑造型可以通过设立零售店、餐饮店使邻居关系更加和谐。通过办公室之间的业务互补还可以为相邻办公室带来业务。开发办公建筑时，还必须考虑运输问题。办公建筑通常与城市规划和市政区划冲突，因为城市规划和市政区划总是试图使土地利用和和睦的邻里关系能够和谐共处。 空间类型 办公建筑有建筑外壳和承租人改造部分组成。承租人需要通过不同的空间类型来适应办公楼的内部构造。可供使用的空间类型包括办公后勤区、仓库、小实验室、私人卫生间、滞留区、医务室、健身区、护婴中心、会议室场所、图书室空间、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室空间、零售店空间、餐饮空间。办公建筑空间一般还包括地下停车场和地面停车场。 建筑设计必须考虑潜在承租人方方面面的要求，包括他们想要的建筑外观、开放度、运转时间、附属物要求、安全问题，以及大楼受攻击可能性评估结果、组织和群体大小、发展可能性、长期需求的持续性、集会必要条件，电子设备和技术要求、音响要求、特殊升降和装卸仓储要求、特殊公用服务、各种经营材料和生产流水线上的材料，特殊的健康危害，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类型，以及经济目标等等。 建筑组成 建筑系统和组成包括建筑外壳和建筑内核。建筑内核包括停车场、景观和绿化、场所照明、场所消耗、场所家具、大楼入口、建筑物包装（如玻璃窗、大门和其他开放空间）、内部分隔、雨篷、屋顶系统和天窗、披屋结构、地基和下层结构、结构系统和地板背板、空气流通、垂直运输（楼梯、电梯、自动扶梯）、邮件支持、泊车场、设备维护、窗户保洁、大楼安全保卫，以及建筑物标记等等。大楼外壳的机械系统包括供暖系统、降温系统、送风系统、排气系统和系统控制。建筑外壳的电气系统和相关槽隙包括电力服务和配给，照明、紧急电源、照明保护。建筑外壳的管道系统包括公用给排水服务、供气服务、家庭冷热水系统、卫生排污系统和管道维修。建筑外壳消防系统包括压制系统、警报系统、排烟系统。建筑外壳通风系统和空间包括入口装置、垂直和水平通道、箱体和结合物。建筑安全系统包括场所屏障和缩进，周边屏障和防爆装置、公用保卫、进入控制和侵入检查、入口扫描、包裹扫描和控制、空气和公用供给保护。建筑外壳包括与建筑核心、公共走廊、门廊、普通空间和公用空间（如机械、电气、管道、通道、消防、安全等空间）相关的内部建筑。 内部建筑和承租人改造包括分隔、门、标识、活地板、窗户处理、墙面涂饰、地板涂饰、天花板系统、特殊机械服务、管道服务点、电力接口、器材、铺设的通讯系统电缆和安装的接口、配备的家具和办公设备。为了能够提供良好办公环境，内部建筑必须在概念上与建筑外壳相一致。 建筑物属性 集成性 也就是说，建筑设计要在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的前提下构思。除此之外，大楼的建设用途和维护方法也很重要。为保证建筑的完成与建筑物维护相分离，由建筑用途出发而得出的建筑设计就很重要。这意味着高效能办公建筑的整体设计必须在建筑师、工程师、业主和委托人的合作下，贯穿于整个设计和建设过程。 可变性 高效能办公室必须能够简单、经济地装修，必须适应经常性的更新改造。这些更新改造可能是由于经营方重组、职员变动、商业模式发生变化或技术创新的来临。但是不管怎样，办公楼的基础设施、内部系统、家具配备必须进行升级换代以应对这些需要。 技术创新正在飞速进行，特别是在电讯、照明、计算机领域。先进的办公室必须通过有效采用不断涌现的新技术，通过革新设备如电缆汇流、数模配电，来迎接技术的发展变化。 安全、健康和舒适 在办公环境中，对雇主来说，最大的一笔支出费用就是办公室中这些雇员的工资。这类支出一般来说超过设备租赁费和所耗用的能源费用。因此，在高效能办公室中，员工的健康、安全和舒适是最最重要的问题。 在正在形成中的新一代先进办公室中，这些问题已经被制定为标准列入建筑说明书，如，提高新鲜空气流通率，采用无毒、低污染材料和系统等。 居住者的舒适度是工作场所满意度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效能办公室能够提供个性化气候控制，允许用户设定他们各自的、局部的温度、空气流通率和风量大小。 虽然难以衡量满意度的高低，但有一点被广泛接受，那就是当办公室职员被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充满活力的工作环境后，员工满意度和业绩提高了。提高工作场所满意度能够得益于此，部分原因是员工们可以接近自然，视野开阔，有相互交往的机会，还可以控制自己周边的小环境， 能源效益 根据办公室大小、局部气候、使用收益和效用比，能使能源消耗降至最低的策略包括：①减轻负荷（通过综合考虑建筑与场地状况，充分运用建筑外壳，如减少透光、提高隔热性）；②使用规格大小合适的取暖、通风和空调系统；③安装高效能的设备、灯具和器具。 必须考虑可更新能源的使用，如可以为建筑物提供照明用电的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池系统、可以提供家庭热水供应的太阳能加热系统、通过抽取地球中饱含的热量的地热抽泵系统，提高高压输电系统的性能等。 另外，还必须考虑其他可利用能源的应用，包括微涡轮机、燃料电池等等。可利用能源可以提供供电可靠性（如紧急电源和关键时刻用电）和独立的电力系统，减少对化石电力的依赖。 支出效用 高效能办公室必须运用生命循环经济模型和材料评估模型来进行评估。在一些情况下，业主必须要认识到，为了今后建筑物能在长期运转和维护方面节约资金，充分发挥建筑物的性能，必须要心甘情愿地在开始阶段投入更多的资金。 工程经济学 为了使在设备上的投资达到最佳性能，工程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得到与每一个设计元素和建筑构成所花费用相对应的性能、表现。在设计阶段，建筑开发商应正确地采用工程经济学来考虑可供选择方案，以确保项目完成时能够达到所预期的支出效用。 工程经济学通过在减少生命周期费用的同时又可以维持或改善结果得出选择方案。在建设阶段，通过共享节约，鼓励承包商采用他们特殊的“绝活”来进行方案改动，这些改动必须既能够降低建设费用又能保持或以高建筑质量、价值和功能。 正确建设和维护 随着已经提高了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控制的到来，作为质量保险计划的一部分，各种高效能建筑的正确委托建造显得极其重要。在许多案例中，对正在建设中的工程进行委托已经显示是可行的。 一旦建筑物已经建造完毕和投入使用，通过测量、监控、报告等积极处理措施来确保和巩固其长期性能就很关键。这些反馈结果应当告诉维护管理人员，也可以为新的设计成果提供参考。 出现的问题 建筑物安全 回顾在过去的十年中所发生的恐怖，我们的设计要关注于保护居住者和其财产不受暴力袭击。通过综合威胁评估、易受攻击度评估、风险分析，可以被确认特定建筑物的安全需要。应该确保恰当的、合理的应对性设计能够融合进办公建筑的设计中。 现代化 过去25年来形形色色的设备的出现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显著的挑战。对于现代化这个问题来说，其关键领域包括升级外部包装、机械系统、电讯设施，加强安全性和提高内部涂饰效果。对现代化这些设备来说，提高工作场所质量和能源性能，加强安全使之能适应承租人的频繁改造是非常重要的目标。对建筑物的历史或部分历史遗迹进行恰当的保护也是现代化效果的一部分。 可通行性 办公建筑必须根据法律的要求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通道 历史保护 根据美国国家历史保护法案（NHPA）的要求，国家历史名册上的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或其部分建筑必须给与特殊对待 可持续设计和建设等级系统 对以这一点，许多系统正在开发之中，如美国环保总局（EPA）的建筑物能源之星计划和美国绿色建筑理事会（USGBC）的LEED等级系统。这些系统可以使能耗和环境性能可以被正确地测量出来并和普通的国家标准相比较。EPA的计划专门关注于节能效果，而LEED等级系统则致力于研究涉及范围更广的一系列关于可持续设计问题。 活地板系统 活地板的使用是办公建筑的主要设计特征，它明显提高了办公建筑的效能。活地板可以进行高效的电缆铺设和电力分配，还可以提高送风能力来提高每个居住者的舒适度。 进行委托 一些联邦机构和私人机构正在积极地开展托管所有的高效能建筑物业务发。在开展业务活动中，委托范围和委托费用是矛盾所在，所以各方仍要在这方面协商一致。但是，一些组织却将委托看成是正常的建设过程中多余的、不经济的干扰行为。 能源效能 包括国防部、公共事务管理局和国家公园服务中心在内的许多联邦机构，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来保证能源效能。采用可替代能源系统，如使用太阳光、与建筑一体化的光电池、风力发电，以及充分发挥利用废热发电技术或天然气燃料电池技术的自主发电策略，已经成为高效能建筑设计中的标准要素。 工作场所的连接 许多研究机构和制造公司正在努力开发可以提高工作场所连接性的设备和系统。在这些正在开发的产品中，有改善了的活地板系统，可以插接传输电力、数据、声音的光纤，数字分配线网和汇流器，会议集成交换器和各种各样的其他产品。正确处理建筑设计和承租人改造之间的关系是改善工作场所连接性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建筑设计论文:建筑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 摘要： 建筑设计可以“模糊”吗？ 人是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复杂体，所有建筑的诞生及使用都是由人类完成，其规划、设计、审美、消费以及感知的一系列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评判的标准都不是简单的是或非可以绝对划归的，很多事情并不是非白即黑或0、1原理。 关键词： 建筑设计 自然辩证法 模糊 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复杂体，所有建筑的诞生及使用都是由人类完成，其规划、设计、审美、消费以及感知的一系列过程所涉及的诸多评判的标准都不是简单的是或非可以绝对划归的，很多事情并不是非白即黑或0、 1原理。在建筑设计的实践中，定位一个建筑作品的优秀与否，这个评判和下结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灰色的概念，好或不好都是相对而言，是通过运用一系列的标准或尺寸来进行衡量和评判。比如红色，可以包括浅红、桃红、深红、大红……设计中碰到的大量问题都是这样非绝对概念的灰色问题，或者定义为模糊的问题。 “模糊数学”理论的产生为分析模糊现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1965 年，美国控制论专家、数学家L.A查德（L.A.Zadeh）教授发表了题为《模糊集合论》（《Fuzzy Sets》）的论文，标志着这门学科的诞生。它以精确数学集合论为基础，提出用“模糊集合”作为表现模糊事物的数学模型。在模糊集合中，给定范围内元素对它的隶属关系不一定只有“是”或“否”两种情况，而是用介于0和1之间的实数来表示隶属程度，还存在中间过渡状态，当隶属于0和1之间值时，就是模糊集合。很多模糊现象其实都是靠着“度”这个概念来区分，过之或不及，黑或白，都是一种相对界定，有一个过渡过程。比如酸碱度以数字化0～14的PH值来表示，达到7以上为碱性，7以下则是酸性，等于7时呈中性，在其间不同的取值点上则定义出不同的强度：比较酸、特别酸、很酸，或微碱、强碱……（详细分析涉及到模糊数学理论中集合论、模糊逻辑等相关专业知识，在此不予论述）。建筑设计里也提到可靠性、可靠度的概念，引入概率进行分析，任何房子都不可能永远不倒，只能保证在常规定义多少年的使用期内，是安全的，所谓安全也就是97.73％的不失效概率。建筑规划及设计作为系统工程，其间涵盖有大量的模糊现象，诸如地段区域的功能划分合理性研究、各种受力面最大或最小承重值的取定、以及空间效果上高与低、宽敞与否、设计风格上古典与现代等等这样一些对立的概念的运用，都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而运用模糊数学则可以把这些模糊问题引入数学模型中进行可操作性处理，L.A.查德采用模糊集合理论来建立模糊语言的数学模型，就是把人类语言和思维过程提炼成数学模型，使其数量化、形式化。 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诸如模糊数学的产生与运用，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建筑设计实际上是可以“模糊”的。在处理很多灰色问题时，通过运用相应评析体系，可以对建筑设计加以衡量并作出最终评判，典型的如组织专家组进行考核。一个建筑的好或坏，都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外观、室内的风格定位、各功能空间的布局划分、空间利用的实用效果等等，对各种对象和目标用相对确切的语言进行表述，设计指标体系，建立数学模型，得出综合评价。 比如评判一个房子整体功能的好与差，评判对象：卧室、客厅、厨房、卫浴间、衣橱；功能评判分成五级标准：好、比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据此可以建立关系矩阵：建筑设计以及日常生活里很多事物的差异在中间过渡中的不分明性，都是其本身客观存在的一种特性，人们在认识过程中，需要真实地反映这种客观性，辨证地看待，才是真正接近科学意义上的“精确”。所谓建筑设计的评价可以“模糊”，亦是这种相对概念。当然，模糊数学在建筑学上的运用渗透，也不能仅作为一个概念或者一种理论被机械地套用，而是应该作为处理设计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种方法，与其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最近这些年，许多科学家已建立了模糊评价体系用于建筑设计的评价。 建筑设计是一个创作过程，完成一件设计作品需要遵循一定的设计理论。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建筑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在得到收益的同时，也为建筑事业对人类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忧心忡忡。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建筑设计作为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设计中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必然有对建筑设计有所启示。 系统观 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 在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建筑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而且在处理好建筑与外部要素和环境的关系。建筑内部各要素包括建筑、结构、设备、建筑物理、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等，一个建筑设计只有符合满足上述要素的要求，才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功能。但今天的建筑设计已不单单是一幢建筑的实用、美观和经济的问题，它还要涉及到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多门学科。即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为人使用的基本功能外，还要体现建筑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在今天“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居住在一个个孤立的、毫无生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而是要居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相统一的绿色建筑体系内。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设计中必须有综合思维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2].一个建筑的设计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建筑师只有解决好各阶段的问题，才能设计出一个健康、安全、高效、节能、方便、舒适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在当今建筑设计系统观主要体现在生态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指建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建筑样式，即要求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建筑物不仅有效地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其中好的范例是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的设计。该楼位于清华大学校园东区，建筑地下1层，地上4层，总建筑面积2930m2.该楼的设计尽可能减少一次性消耗能源，降低对外界环境的污染。该建筑结构体系采用钢结构，围护结构强调开放性，过滤性；室内环境采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能源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为使用者提供和谐的工作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与生态建筑有关的研究，示范先进的生态建筑技术。 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创造出光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设计理念和思想。现代建筑设计必然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在当前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智能建筑的设计思想。智能建筑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其核心思想是系统集成设计[3].它包括有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缩写OA）系统，即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使人的部分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各种设备中，并由这些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人机信息处理系统；通信自动化（Communication Automation，缩写CA）系统，即在智能建筑中可以迅速进行各种图像、文字、语音及数据的通信；建筑物自动化（Building Automation，缩写BA）系统，即以中央计算机为核心，对建筑物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筑节能技术，这是自能源危机出现后在建筑领域内出现的设计大趋势，节能设计通过对建筑的围护结构、环境控制、能源系统和自控测量等系统的设计达到节约能源，使建筑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处于一种超低耗能的状态。以上三个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由系统集成中心（System Integrated Center，缩写SCI）统一综合管理。 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同样很好地体现了科学技术观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作为科研基地，该楼汇集了多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仅以该楼的自控测量方案设计为例来说，它在设计中考虑了根据环境的变化调节建筑物各部位的状态，实现建筑智能化控制和实时测量的效果。该楼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采集各室外测点的日照情况，根据不同的朝向方位调节遮阳板百叶的状态以减少热负荷；采集室外气象参数，决定外窗的开启状态和热压通风竖井的开启状态；另外还可以控制建筑中采光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通风系统等工作状态。 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变化莫大于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较早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建筑设计，三维制作软件的发展无疑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当前的建筑设计早已不只是要求画出平面图的时代，而是要求有直观的效果图，甚至要求有虚拟现实的出现。建筑效果图是建筑师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使用户能够在吸收多种信息后，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计算机技术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经成了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同志曾精辟地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同志也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给建筑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并取得了宏大的成绩，但是在“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给人一种千街一调、百城一色的感觉，因此建筑设计需要创新，需要营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创新的过程，正如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在《思考的艺术》中指出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即收集资料的过程，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设计思想以及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的知识和启示，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经过一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过程，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建筑设计是一件艰辛而复杂的智力劳动，一项优秀的建筑作品的诞生要求建筑师有全面的设计知识、扎实的设计基础和丰富的想象力。建筑设计的创新过程，决非直接搬用国外的设计作品，而是一个不断要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就建立在巧妙地解决了许多难点的基础上[4]，而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即有创新意识的建筑往往就会得到大家的欣赏。 建筑设计的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外形中，也可以体现在建筑技术中。在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设计中就有多处创新之处，在围护结构设计中包含了生态舱的设计、相变蓄热地板的设计、植被屋面的设计及各种幕墙的设计。其中的生态舱位于建筑物一层北部，将绿色植物引入室内，创造性地在建筑内部增加了与自然接触的人性化空间，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能源主要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将这些天然能源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减少了动力电的使用。 结语 建筑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建筑师应学习自然辩证法，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工具去探索建筑与环境的内在自然规律。在建筑设计中要把握系统观，体现科技观，富有创新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建筑作品。 建筑设计论文:建筑设计与自然辩证法 摘要： 建筑设计是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建筑设计的任务是组织空间和创造环境，建筑技术是实现设计意图的条件和手段，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本文从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这三个方面对建筑设计进行哲学的思考，以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科技与文化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 建筑设计 系统观 科学技术观 创新观 建筑设计是一个创作过程，完成一件设计作品需要遵循一定的设计理论。近几十年来，人们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建筑事业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人们在得到收益的同时，也为建筑事业对人类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忧心忡忡。 自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的科学，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 . 建筑设计作为一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活动，必然要遵循自然辩证法。系统观、科学技术观和创新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筑设计中体现这三方面内容必然有对建筑设计有所启示。 1. 系统观 现代系统观认为，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是一个总体过程，要全面地把握和控制对象，综合地探索系统中要素与要素、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规律，把握住对象的内、外环境的关系，以便有效地认识和改造对象。 在建筑设计中不仅要处理好建筑内部各要素的关系，而且在处理好建筑与外部要素和环境的关系。建筑内部各要素包括建筑、结构、设备、建筑物理、建筑材料和建筑施工等，一个建筑设计只有符合满足上述要素的要求，才能满足一般的使用功能。但今天的建筑设计已不单单是一幢建筑的实用、美观和经济的问题，它还要涉及到社会学、生态学、心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环境学等多门学科。即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为人使用的基本功能外，还要体现建筑的时代性、地域性和文化性。在今天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在一个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年代，人们已经不满足居住在一个个孤立的、毫无生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中，而是要居住在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相统一的绿色建筑体系内。这就要求建筑师在进行设计中必须有综合思维的能力，在错综复杂的诸因素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一个建筑的设计过程也就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建筑师只有解决好各阶段的问题，才能设计出一个健康、安全、高效、节能、方便、舒适和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 在当今建筑设计系统观主要体现在生态建筑的设计，也就是指建筑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建筑样式，即要求在建筑设计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需要，使建筑物不仅有效地满足各种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要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这其中好的范例是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的设计。该楼位于清华大学校园东区，建筑地下1层，地上4层，总建筑面积2930m2.该楼的设计尽可能减少一次性消耗能源，降低对外界环境的污染。该建筑结构体系采用钢结构，围护结构强调开放性，过滤性；室内环境采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风，能源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相结合的方式，从而为使用者提供和谐的工作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与生态建筑有关的研究，示范先进的生态建筑技术。 2. 科学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第一生产力，可以帮助人类不断创造出光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给建筑设计带来新的设计理念和思想。现代建筑设计必然要满足科学技术观的要求，在当前设计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智能建筑的设计思想。智能建筑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但其核心思想是系统集成设计[3].它包括有办公自动化（Office Automation，缩写OA）系统，即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使人的部分办公业务活动物化于人以外的各种设备中，并由这些设备与办公人员构成人机信息处理系统；通信自动化 （Communication Automation，缩写CA）系统，即在智能建筑中可以迅速进行各种图像、文字、语音及数据的通信；建筑物自动化（Building Automation，缩写BA）系统，即以中央计算机为核心，对建筑物的设备运行状况进行实时控制和管理。建筑自动化系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筑节能技术，这是自能源危机出现后在建筑领域内出现的设计大趋势，节能设计通过对建筑的围护结构、环境控制、能源系统和自控测量等系统的设计达到节约能源，使建筑在各种自然环境下处于一种超低耗能的状态。以上三个系统在智能建筑中由系统集成中心（System Integrated Center，缩写SCI）统一综合管理。 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同样很好地体现了科学技术观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作为科研基地，该楼汇集了多种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仅以该楼的自控测量方案设计为例来说，它在设计中考虑了根据环境的变化调节建筑物各部位的状态，实现建筑智能化控制和实时测量的效果。该楼的控制系统可以自动采集各室外测点的日照情况，根据不同的朝向方位调节遮阳板百叶的状态以减少热负荷；采集室外气象参数，决定外窗的开启状态和热压通风竖井的开启状态；另外还可以控制建筑中采光系统、能源管理系统和通风系统等工作状态。 科学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另一个体现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革命所引发的变化莫大于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较早应用计算机技术的建筑设计，三维制作软件的发展无疑给建筑设计带来了更大的想象和表现空间。当前的建筑设计早已不只是要求画出平面图的时代，而是要求有直观的效果图，甚至要求有虚拟现实的出现。建筑效果图是建筑师展示其作品的设计意图、空间环境、色彩效果与材质感的一种重要方式；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使用户能够在吸收多种信息后，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计算机技术以其简单易用、易修改，可重用、准确真实和易存储传输的特点已经成了建筑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3. 创新观 创新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永恒主题。同志曾精辟地指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同志也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给建筑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并取得了宏大的成绩，但是在“全球化”思想的影响下，给人一种千街一调、百城一色的感觉，因此建筑设计需要创新，需要营造中国特色的现代建筑。创新的过程，正如英国心理学家沃勒斯在《思考的艺术》中指出需要一个准备的过程，即收集资料的过程，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设计思想以及从别人的经验中获取的知识和启示，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经过一个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过程，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建筑设计是一件艰辛而复杂的智力劳动，一项优秀的建筑作品的诞生要求建筑师有全面的设计知识、扎实的设计基础和丰富的想象力。建筑设计的创新过程，决非直接搬用国外的设计作品，而是一个不断要否定自我、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就建立在巧妙地解决了许多难点的基础上，而一个有特色的建筑即有创新意识的建筑往往就会得到大家的欣赏。 建筑设计的创新不仅可以体现在建筑外形中，也可以体现在建筑技术中。在清华大学超低能耗楼设计中就有多处创新之处，在围护结构设计中包含了生态舱的设计、相变蓄热地板的设计、植被屋面的设计及各种幕墙的设计。其中的生态舱位于建筑物一层北部，将绿色植物引入室内，创造性地在建筑内部增加了与自然接触的人性化空间，并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室内环境质量。能源主要采用太阳能和天然气，将这些天然能源转化为电能和热能，减少了动力电的使用。 4. 结束语 建筑设计必须遵循自然辩证法，建筑师应学习自然辩证法，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进一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思维工具去探索建筑与环境的内在自然规律。在建筑设计中要把握系统观，体现科技观，富有创新观，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优秀的建筑作品。 建筑设计论文: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教育的反思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近年来我国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环境设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中西方设计思想和设计文化的比较，找出我国建筑设计及相关学科在设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引起我国建筑界和教育界的重视，从而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建筑设计教育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之路。 关键词：设计文化 科学技术 设计教育 近年来，广大群众对我国城市建设所出现的问题提出许多意见和质疑，从而引发了笔者对我国现代城市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现代建筑教育状况的反思。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建筑设计教育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的留学生和专家学者到国外学习、进修和交流，可以说他们接受了西方国家最新的设计教育，接触了西方国家最先进的设计思想，了解了西方国家最新的设计理念，学习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并把西方各国优秀的设计教育方法带到我国的建筑设计教育体系中，培养了大批的建筑与环境设计人才。但从我国的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环境设计的建设发展来看，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种差距不单是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认识和审美意识上的。 一、思想观念的差异 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巫术神学到哲学与美学的发展过程。哲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核 心，从根本上决定着特定时代的发展方向，同时对特定时代的设计思想也产生重大影响。 1. 欧洲在中世纪早期受宗教思想统治，教堂建筑和广场的产生与欧洲人的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教堂的建筑造型和装饰渗透着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美学和人文思想。 2. 在古希腊时代，生存环境促使古希腊人重视对自然的探索，并在和自然的抗争中体会出人的理性、力量及形体之美。中世纪之后，这一思想又得以延续，所以，欧洲的历史是在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探索和社会的不断变革中进步与发展的，这种变革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如：苏格拉底、卢梭、康德等。这种发展促进了欧洲文明的不断进步，其美学思想对艺术和设计的影响相当大，如古希腊时期强调的尺度、形式、次序、比例、和谐的传统美学观念，都表现在欧洲古典建筑设计中。1908年，沃林格尔所著的《抽象与移情》一书对早期的抽象派艺术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现代著名抽象主义画家康定斯基艺术理论的形成，就是受沃林格尔美学思想的影响。所以，早期欧洲人认为艺术是探知外部世界的一种手段。 随着欧洲科学思想的产生，工业文明更加促进了西方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从以前关注神的世界逐步转变到研究人的科学思想观，近代西方对真理的追求不是要寻找哪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是符合上帝旨意的，而是直接地追问：“宇宙是什么？”“地球是什么？”“人类是怎样产生的？”“社会是什么？”这种追求真理的怀疑态度，促进了近代科学与近代哲学的兴起，比如：色彩学、人体工程学、现代心理学、生态学、结构美学等。这些科学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设计的发展。 3.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在以农耕为主的年代，中国人的自然生存环境相对优越，最困扰我们先人的不是自然的侵扰，而是社会的变化莫测，许多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能用逻辑来理解。因此，儒家思想一直被统治阶级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人性的道德化和唯美主义成为衡量人们思想发展的标准。“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就是中国哲学思想总体特征的一种反映。中国人在思想认识领域中普遍采用一些传统而模糊的思想概念，结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学术上的中国式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的学术理论无所不包，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人类文化和精神文化都统归于神秘主义思想观之中，甚至把原始神话概念也作为对某些科学性认识的解释。某些时候，“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人们用来解释人与自然矛盾的借口，这种思想至今还作用于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中。另外，中国农耕民族的特点，造成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来取性、逻辑，因而表现出感性强、理性弱的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与科学观念的模糊性。 比较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形态，求真的精神在西方历史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中国人讲“真”主要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真，而对自然物质世界的真、科学的真并不特别关心。这种传统思想导致了国人缺少创新精神，缺少探求科学真理的主观意识，造成了思想的保守和科学的落后，至今“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思想仍然存在。因此，我国的科教兴国战略极其重要，只有科学思想的进步，才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会推动设计艺术水平的提高。 二、设计文化的差异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社会形态、宗教信仰、传统文化等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各个国家的设计文化都体现出各自的特点。 当今，在我国城市建设方兴未艾的形势下，我们的建筑设计界和建筑教育界更应该冷静下来，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成果。欧洲诸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从其城市规划、建筑、绘画、雕塑、手工艺品中，都可以寻觅到历史发展的足迹。任何设计都和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宗教、地域特征和民族特点紧密相关。欧洲各个城镇，甚至于乡村都有不同时期修建的不同风格的教堂，比如伦巴底式风格、哥特式风格、罗马式风格、巴洛克式风格及乡村式风格，教堂的产生和欧洲人的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时期、不同风格教堂的产生又受到各个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同风格教堂的建筑造型和装饰渗透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美学、人文思想的印迹。 城市广场可谓是欧洲的产物，最著名的广场是被拿破仑称为“世界著名客厅”的圣马可广场。从广场周围的建筑可以看出，当时这里是一个为举行宗教仪式活动而设计的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此广场逐步发展成为宗教、政治、贸易活动的中心。欧洲城镇传统式的广场在功能上大多数是为了满足当时政治与宗教活动的需要，空间形式变化不是很多，但也有个别的广场例外，如：法国南锡市的斯坦尼思拉斯广场。近代，随着社会与城市的发展，广场成为城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欧洲国家现有的广场来看，他们的广场设计更强调功能性，更关注人性化设计，比如法国的德方斯广场，它作为交通的集散中心，不仅解决了交通问题，同时在空间设计上富有层次感，在周围环境设计上给人一种良好的视觉效果。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有其根源的，任何一个伟大的设计都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中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如果不考虑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以破坏传统文化为代价，盲目地向西方学习，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的丧失，在这方面我国的设计师应该向日本设计师学习。日本的建筑业正是将独特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和理性化的工业系统相结合，重视开发新材料、新方法和自我维持研究工作的能力，才在世界建筑领域中独树一帜。 三、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 工业革命的产生，使人类对传统的观念和生活方式重新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表现在传统观念与现代的碰撞上。碰撞的结果必然引发设计上的变革，从而产生了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等。这些设计运动的产生，反映了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人类对设计的重新认识，以及设计思想与设计理念的不断更新与完善，使设计成为一种文化。 工业革命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表现最直接的就是在建筑设计和建造上，从英国的“水晶宫”、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西格拉姆大厦”、德国的“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到中国的“国家大剧院”、“新中央电视台”建筑；从维尔德认为的“技术是产生新文化的重要因素”，格罗皮乌斯主张的“建筑设计要充分利用新材料、新结构和新技术”、包豪斯提出的“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设计原则，到现代建筑设计领域倡导的建筑要生态化、节能化、智能化、信息化的观念，都能让我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建筑设计及设计理念带来的冲击和产生的影响。 我国的工业制造技术和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当今时代，建筑物的建造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先进的技术、工艺和材料。比如现代流行的钢结构建筑，它打破了传统建筑的建造模式，丰富了建筑的造型形式，赋予建筑设计师更大的创造想象力。如果离开了科学技术的保证，就不可能建造出具有时代感的现代化建筑物，这在其它设计领域中也得到印证。 四、设计教育水平的差异 我国的设计教育起步晚，这是事实，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很多从事设计教育的教师都在国外或国内学习了西方先进的设计思想和设计理论，并把西方的设计教育方法带到我国建筑设计教育学科中，运用西方的先进教育理论培养了一大批设计人才。但我国的工业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产品设计等和国外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然，建筑作品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我们很多建筑设计教师都受过西方最新的设计思想与设计方法的教育，其设计思想、理念、方法不可谓不先进，为什么还设计不出被世界建筑界认可的优秀建筑作品呢？抛开前面谈到的几个因素，我认为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国大众基础审美教育薄弱，甚至是缺乏；我国的设计师审美意识普遍较差，艺术素养较低。2001年，一份日本的建筑学刊物第一次介绍了一栋中国建筑，文章称这栋建筑不仅具有极简主义的现代风格，它所散发的独特气质，使它成为建筑界一件全新的优秀作品。这栋建筑是一位自由艺术家工作室，设计师就是房子的主人—艺术家艾未未。在为自己建造这栋工作室之前，他没有接受过任何建筑设计方面的训练。笔者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建筑师如果只是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材料，而自身没有较高的艺术素质和审美修养的话，设计出的建筑也只能称得上是房子，而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建筑作品。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设计作品，但成功的城市规划和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实在是太少。通过笔者多年来和建筑教育学科、建筑师的接触，感到我国的建筑设计（包括其它艺术设计）教育缺少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审美素质教育。很多设计师不注重提高自身的审美修养，或者对艺术及相关的设计根本就不感兴趣，缺少厚积薄发之力。我国究竟有多少建筑设计师经常关注现代哲学、美学、现代艺术、工业产品设计、家具设计，关注其它设计艺术的发展？我们在国内大谈包豪斯的教学体系，而包豪斯设计学院正是因为有了不同设计与艺术方面的人才，才会形成其办学思想、设计理论和教学方法，才会培养出许多杰出的设计师。 我国建筑学科专业教学的不足还表现为对建筑技术等相关学科教学的不重视，在资金的投入和师资的培养上都跟不上现代建筑师培养的需要，我们的建筑结构、建筑技术学科等方面的教材还是几十年前的版本，懂得先进结构技术的师资实在是太少。这样的教学状况，如何能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优秀设计师？如何能创造出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社会上的广大人士对我们的城市建设、城市建筑表现出的不满，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建筑设计教育界反思吗？我们只要亲自到过法国巴黎，就能真正体会到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与他们的差距，就能体会到我国的建筑设计师和学习建筑设计的学生们在艺术素质、审美修养、所掌握的先进技术和国外的设计师相比存在的较大差距。 中国在中小学阶段基本上采用的是应试教育，重理轻文，重分数的高低而轻知识的宽度，不重视学生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综合知识的培养，建筑学科录取的学生在高分光环的照耀下，普遍存在着艺术资质较低的现象。这种隐患的存在，恰恰是影响中国的建筑设计发展和提高中国建筑品质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建筑设计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建筑设计师必须具备较强的造型能力和较高的艺术审美修养。而我国在建筑设计基础教学中，只能在短暂的时间里，用教授基础绘画的方法来解决学生的造型能力和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问题，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这种亡羊补牢的教学方法怎么能提高我国建筑师的艺术素质和设计水平呢？当我在巴黎街头看到法国的学生在画巴黎圣母院，各种美术馆和展览馆里都有学生参观时，我感到：我们的建筑设计教学何止是方法上的落后，更主要的是思想认识上的差距，不结合国情，盲目学习西方的教学方法，只会走入另一种误区。 我们在建筑设计和环境设计教学中强调功能的重要性，但形式就不重要了吗？建筑师、环境设计师都是搞造型艺术和视觉艺术的，如果只有功能，没有美的形式，那算什么优秀的设计？！现在让我们再一次回顾一下包豪斯宣言中对建筑的论述：“完整的建筑物是视觉艺术的最终目的，艺术家最崇高的职责是美化建筑。今天，他们各自孤立地存在着，只有通过自觉，并且和所有工艺技术人员合作，才能达到自救的目的，建筑家、画家和雕塑家必须重新认识，一栋建筑是各种美观共同组合的实体，只有这样，他们的作品才能灌注进建筑的精神，以免流为‘沙龙艺术’。”重温包豪斯宣言，难道不值得我们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界深思吗？ 建筑设计论文:试论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 [论文关键词]建筑设计 地域文化 建筑地域文化 [论文摘要]建筑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建筑物质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 “建筑与文化”成为20世纪以来现代建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阐述地域文化内涵和分析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与表现的基础上，就建设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以期对我国建筑设计吸收地域文化要素并促进我国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从而体现建筑艺术的个性化提供指导和参考。 建筑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建筑物质和建筑精神财富的总和；它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条件和地理、自然条件构成的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这样的文化环境，是由社会与自然整体构成的。在不同的地域之间,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自然条件的不同，因而出现地域建筑文化的差异。也因此,“建筑与文化”成为20世纪以来现代建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本文在阐述地域文化内涵和分析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与表现的基础上，就建设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以期对我国建筑设计吸收地域文化要素并促进我国地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融合，从而体现建筑艺术的个性化提供指导和参考。 一、建筑文化地域性的形成及其表现 作为人与自然中介的建筑设计，同样要受到各种地域文化的限制与制约，为适应不同的地域气候，必须针对气候进行建筑设计，于是产生了热带雨林建筑及其建筑文化，温带建筑及其建筑文化，高寒、荒漠、极地等不同气候环境的建筑及其建筑文化。因此，为了适应不同地域文化的要求，在建筑设计中，自然就必须考虑地域文化的要求，将各种地域文化因素融入到建筑设计中，并最终形成了建筑文化的地域性。 具体而言，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相互融合而产生的地域性的建筑文化，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两大层面。 （一）物质层面的建筑地域文化。物质层面的建筑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物理环境的地域性和建筑材料的地域性两方面： 1、在物理环境的地域文化上，为适应不同区域的物理环境，需应用不同的建筑物理学。高纬度地区需保暖，光辐射强烈的地方需遮阳，温湿地区要防潮通风，雪压大的地区要防积雪，多雨地区应注意排水，多沙的地区要防沙暴，多地震地区特别要注意防震等。我国幅员辽阔，南方和北方纬度差别大，气候差异也非常明显，造成了各地建筑设计的差异，从而会产生了不同特色的建筑文化。 2、在建筑材料的地域文化性方面，建筑设计必须充分考虑建设材料地域性的影响。建筑用材多，体积庞大，运输困难，所占造价比重甚大，因此必须就地取材，就近采集和生产，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力学的、美学的特长。产石地区多石构，生土地区有土筑窑洞，产木的地区用木构，产竹地区有竹楼，这些都是建筑设计在建筑材料地域文化的充分体现。 （二）非物质层面的建筑地域文化。建筑文化的地域差异性，除了表现在物质层面外，还表现在各种地域性的意识形态、地域性的人文习俗等非物质层面。首先，不同文化模式下的人类机体的建筑尺度和建筑风格也表现出某些差别，这是建筑文化地域性的民族性或国家性之缘。其次，各个在民族或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一定地方界限的社会生活联系与规则。这种地域性的界限一方面联系着种种经济、政治及宗教性质的公私活动，形成了与建筑文化相互关联的规则、法律、习惯、规范、道德、情操、宇宙观等，另一方面，在不断的联系交往中也沉淀下了各个地区的地域性文化，并反映在地域性的建设文化上。再次，由于礼制的不同，各个地域会出现不同的礼制文化与礼制建筑。宗教信仰的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宗教建筑，如西方的教堂、中国的庙宇，如欧洲史前的圆环巨石建筑等。丧葬制度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陵墓建筑，官制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官场建筑，这些都形成了不同的地域建筑与文化。最后，由于风俗习惯的差异，建筑文化与建筑活动也必然会产生差异，最终形成地域性的建筑文化。如我国各个地区不同的家庭习惯、村规民俗对宅区、村镇建设的影响就非常典型。 综上所述，建筑地域文化的非物质基因表现为人们通过不同仪式化行为和标志边界等各种方法将文化意义赋予场所和行为。建筑中不同的符号、材料、色彩、形式、空间组织和景观方面都可能包含某种文化意义。当意义、空间与活动系统相互一致时，彼此之间就加强;当建筑变得与社群文化和生活方式一致时，就有归属感。 二、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有机融合的途径与方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文化是根，在建筑设计领域同样如此。这就要求在建筑设计中要有意识地从文化入手，寻求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有机融合。为此，建筑设计师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应从如下方面做起： 1、在建筑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和当地材料等硬件性物质文化对建设设计的影响与要求。为此，建筑设计师在进行建筑设计时，要尊重当地的地理特征和生态环境，充分考虑与环境相融合，使建筑成为环境的一分子，找寻天人合一的惬意。同时，还要灵活地运用当地的地方性材料，使得所设计出来的建筑风格一方面能本质节俭节约的原则，就地取材，另一方面也能够充分体现出地方特色来，使得地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得以充分释放与发扬。 2、在建筑设计时将当地的人文、风俗、生活习惯、地域特色等软文化要求，与建筑设计进行有机融合。比如，川西地区传统的养身休闲文化，使人们乐于找寻并享用幽雅的生态环境，成都人潜意识中大多具有盆地意识，小富即安，安逸自在，喜欢循规蹈矩的生活，上班、下班、菜市场、茶馆、回家，几点一线，周末假日闲暇时到附近休闲放松，有滋有味，其乐融融，也是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就要体现出文化背景设计构思感受体验这一过程，使人们在建筑中亦能享受到当地生活风情的文化习俗。 3、在吸收与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将西方文化元素融入到地域文化中，并体现在建筑设计中，最终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对地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要保持建筑文化的民族性，继承发扬优秀的地域文化传统，就存在一个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是在当前网络信息时代无法回避的文化环境，它影响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模式、思维模式。为此，建筑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融合，并不代表我们要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相反，在建筑设计中建筑设计师要有意识地汲取西方先进文化的精神、利用它的科技性，使地域文化上一个台阶，发出新枝新芽，即在发扬自己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利用地域文化优势、吸收外域文化精华，滋养自己，使地域建筑文化在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的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精华。为此，建筑设计师在进行建筑创作的创意过程中，可遵循这样的流程：在现有文化的整体感觉中寻找灵感；在历史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积淀中寻找胚芽；在建筑文化的民族性及地域性中寻找芽蘖；利用当代科技手段及科技观念拓展建筑设计空间的前瞻性。 建筑设计论文: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 摘要： 本文浅谈了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问题，从建筑风水文化的角度浅析了中国的建筑设计。 关键词： 建筑文化 风水文化 建筑设计 中国文化渊远流长，建筑风水学博大精深，中国建筑文化在几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没未离开过建筑风水的字眼，从皇宫、皇陵的规划建设，到普通村落、民宅的建筑无不留着风水学的痕迹，建筑风水学随着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后，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认同，特别是近30年来建筑风水学在国外受到了高度重视，甚至形成了中国风水业，中国风水也开始进入了百姓安居的视野，由此可以想象，可以推见在未来的世界闻名进程中，中国建筑风水学必将饰演重要的角色。建筑风水学与当代房地产有效结合是现代风水文化与时俱进的具体体现，是中国传统文化造福当代百姓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建筑风水文化是古代祖先长期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其易道博大精深，渊源流长，现在我们共同探讨建筑风水文化与建筑设计问题。 说到风水文化我们很多问题一直没有机会找到答案，比如环境的改变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有多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应该被动的接受还是主动的改变，如果要改变的话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些方法有规律吗？有人说这些方法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好，方法论也好，在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样的现实价值呢？这个现实价值怎么连续、怎么使用等等太多的问题。 风水研究领域目前正在突破也是最难突破从文化来讲就是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产生与现代的结合，文明的进步是靠文化的融合，现在我们不是克隆工业化，要把传统和现代融合，建筑文明是新文明的一部分。 中国有一句格言：风水宝地，人丁兴旺。中国是风水宝地，养育着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历史上曾定都在西安、南京、北京等地，这些地方都是风水宝地，拿北京来说东有渤海，西有燕山山脉，富贵之地能使我们国家昌盛。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建筑风水是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中国古代建筑领域的灵魂，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风水应有的主导地位，在城市大规模园区的整体风水规划，房地产开发的整体策划，房产风水策划是从根源上把住了建筑风水的关键，从而为更多的百姓营造出一个事业顺随、家庭和美、身体健康的吉祥场所。同时也给开发商带来了回报。 中国的建筑风水学科是内涵非常丰富的，结合我们中国的建筑设计来讲，把建设风水科学与我们现代的设计理念相融合，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在21世纪建筑应该具备的特色。 易经是中华五千年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其中内含天象、地理各个方面，目前易经的研究和应用已经受了国内外甚至全世界人们的欢迎和重视。近几年来尤其在东南亚各国众多的易学爱好者，纷纷把易学知识应用到不同领域当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自从2003年秋在印度尼西亚成功举办“环保与易经”大会以后，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更多的学者把易经风水学和现代建筑、现代家居、现代环境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使之古今结合，古为今用。人们不再要求简单的、外在的气派、豪华，更多的是追求内在的温馨、舒适、实用、健康，体现以人为本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 建筑风水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看法有人扬之，有人抑之。扬者认为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抑者认为是封建迷信。中国建筑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有一些古建筑文化是古代祖先生活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建筑文化乃至在世界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随着建筑行业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产生，更希望建筑风水文化能在新时代得到不断发展和重视。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建筑的理论结合，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传统之所以必须尊重是因为它是创新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不同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融合曾经创造了工商文明，未来的文明必定在文化的融合中产生。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下，我们必须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中国风水文化传统的良莠，不能单凭主观愿望区别，只能在创造未来的实践中鉴别。传统是被保存或淘汰，决定于它在创新文明的实践中是否有积极的贡献。作为环境文化和环境艺术的中国风水文化，不仅包含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因素，而且包括有终身的价值选择和产业的道德规范。 世界正处在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正处在与世界文化融合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建筑产业正处在一个创新文化的关键时期。让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宽容的胸胸怀，通过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讨论，把传统的惯性转变成创造的动力。 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开发商都有这样的意识，把健康的概念注入我们的开发和建筑当中。进一步探讨、继承、弘扬、发展中国的风水文化，为我们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我们国家建设现代化服务，为2008年科技、人文、绿色北京奥运举办成功服务，为我们国家昌盛服务，为世界各民族居住健康发展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及科学、建筑风水文化的应有贡献。 建筑设计论文:浅谈高层建筑中的建筑设计研究 论文关键词:建筑设计　高层设计　分类设计　安全问题 论文摘要:随着高层建筑的自身发展,人们对高层建筑中建筑设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文首先对高层建筑中的总体设计进行概述,对高层建筑分类设计进行分析,同时从建筑防火、电气以及防雷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浅谈高层建筑中安全保护设计。 随着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结构理论和建筑技术也不断得到提高,高层建筑结构形式也开始趋于多样化发展,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但是也随之出现了很多在高层建筑设计方面的问题。在作为城市风景线的同时,高层建筑还面临着如何搞好高层建筑设计的问题,如何多方面实现高层建筑设计的完善是目前高层建筑设计所追求的主要理念。 一、高层建筑整体设计 (一)主体设计 高层建筑设计中的一个全新的要求就是要实现建筑本身的生态节能。首先对于高层建筑主体的下部分裙房而言,虽然其裙房的建设对整个城市影响较小,但是对街道的尺度以及人性化空间的创造等方面的影响都很大。高层建筑的下部门裙房在立面设计上一般跟高层建筑的上部立面不同,在建筑设计当中需要比较细致的设计,要将下部裙房设计的比较多样化,以免显得过于苍白。同时裙房还要进行一定的人性化处理,原因在于群众的视觉一般接触到的都是高层建筑的裙房部分,同时裙房对人们所产生的街道空间感的影响以较大。而对于高层建筑的中的楼顶对整个高层建筑的设计形象又起到了个性化体现的作用,虽然对生态环境的意想不到,但是它们体现的是高层建筑的标志性和独特性,因此在楼顶的设计上也不是不容忽视的。 (二)处理手法上的巧妙运用 在实际的建筑设计过程中,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塔楼部分虽然在设计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余地,但是在高层建筑的底层部分可以通过一些巧妙的处理来实现对空间形式上的丰富,在实际的建筑设计中一般都是采用底层架空和入口缩进的处理方法。 二、高层建筑中的分类建筑设计 1.底层入口 首先高层住宅的底层入口处一定要避免设在当地冬季主导风的迎风面,而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由于比较炎热,因此底层入口可以全部或者是局部架空,避免对夏季通风的妨碍。 2.建筑围护 由于人们在高层建筑商居住多半都会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因此在高层建筑设计中一定要注重建筑维护的安装,从而给居民提供一定的安全感。同时在高层住宅的窗户设计上,由于高层的风压过大,一方面会对外窗开关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对人们擦玻璃的同时产生不安全因素,因此在外窗的设计上应该设计为推拉的启闭方式。 3.服务设施 高层住宅建筑在设计上就应该充分考虑到建筑的服务设施,要在建筑底层入口处设置大楼管理人员的值班室,在值班室中配置夜间电梯紧急呼叫装置、公用电话以及值班人员必要的生活用品;同时还要在大楼内外设计分户信箱以及车辆的存放处,在具体的分户信箱的尺寸安排上,应该大于300mm,同时要保证对墙面面积占用较小的基础上与墙面垂直。 三、高层建筑设计所必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 (一)防火的问题 总体布局要保证畅通安全。在楼道的设计上要保证人员的流动畅通,便于紧急情况时人员的疏散。有采光设施或者照明系统,使居住人员在疏散中能保证安全快速的撤离,从而避免发生踩踏等其他伤害。 合理进行防火分区。在高层建筑的楼道内消防器械、疏散通道必须合理的分区,做到在火灾发生时,可以及时的采用灭火措施和进行人员疏散。消火栓的位置应保证同层的任何部分都可以实现两个消防栓的水枪同时到达。 (二)电气的问题 1.消防电源与配电 高层建筑要求供电主要采用了以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是供电电源必须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发电厂,保证一个要是遇到问题或者突发事件无法正常工作时另一个也可以正常工作,从而确保建筑的正常运行;第二种是供电电源来自于两个不同的区域变电站;第三种是一个电源来自于区域变电所而另一个是自备的发电设备。目前在一般大多数设计中都是采用了第三种方案,经济合理。 2.应急照明 应急照明就是指当高层发生火灾及其它灾害、故障时,导致正常照明系统中断而启用的照明,也称事故照明。应急照明的安装要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应急照明主要安装在疏散楼梯、消防电梯前室、消防控制室、自备电源室、变配电室、消防水泵房、防排烟机房的墙面上或者顶棚上。当电源断电时,应该能清晰地看到。 3.电梯 电梯在设计中要保证位置合理,让电梯在运行中的噪音不会打扰用户的正常生活。电梯的最大载荷也要根据居住结构作相应的调整,保证居住者平时出行上的方便和快捷。电梯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有方便快捷的方法使人迅速撤离。为了保证电梯正常而安全的运行,便于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进行救人和灭火。 (三)防雷击的问题 高层建筑防雷系统应该按照“综合治理,整体防御,突出重点,多重保护”的原则,充分利用高层建筑物的结构,做好防雷措施,进行防雷击问题上的治理。在高层建筑物的顶端以及其他容易受雷击的部位装设避雷针或者避雷带、避雷网。利用结构中的主钢筋作引下线,利用整个钢筋混凝土基础作接地装置。在建筑物周围用扁钢做避雷带。为了防止静电感应产生火花,建筑物内的金属物体和突出屋面的金属物均要接地。 建筑设计论文: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项综合性建筑设计方法，减轻设计人员劳动强度，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质量，节省投资。设计者设计的建筑物与工程单位可在万维网上相互沟通交流。 关键词： 虚拟现实 建筑设计 计算机辅助设计 建筑物 1 　前言 计算机技术用于建筑设计已有多年，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主要是帮助设计者把设计、计算、画图、数据存储和处理等繁重工作交给计算机完成，而设计者把主要精力用于创造性构思。计算机产生的设计结果，可通过图形设备向设计者展示，并可模拟，允许设计者作出修改。虚拟现实（简称 VR） 技术能创造身临其境的感觉。 虚拟现实也称虚拟环境或虚拟真实环境，是迅速发展的一项综合性计算机、图形交互技术，它集成了计算机图形学、多媒体、人工智能、多传感器、网络并行处理，利用计算机生成的三维空间形象实现的目标合成技术，通过视、听、触觉，以图表及动画方式呈现，让观看者“眼见为明”。它改变了传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被动静态的信息传递方式。它的特性包括： （1） 交互性（interactive） ； （2） 想像性（imagination） ； （3）沉浸性（immersion） .虚拟现实就建筑视觉模拟的可行性而言，应用领域可包括：建筑物模拟、室内设计模拟、城市景观模拟、施工过程模拟、物理环境模拟、防灾模拟、历史性建筑模拟等。在建筑设计中既要进行空间形象思维，又要考虑到以用户的感受为核心，是一连串的创新过程，包括规划、设计、建设施工、维护等。巨大的成本和不可逆的执行程序，不能出现过多的差错，虚拟现实是一种可以创造和体现虚拟世界的计算机系统，虚拟世界是整体虚拟环境或给定仿真的对象的全体，充分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虚拟现实，可减轻设计人员的劳动强度，缩短设计周期，提高设计质量，节省投资。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中应用广泛。 2 　展示建筑物的整个信息 现阶段的二维、三维的表达方式，只能传递建筑物部分属性的信息，并且只能提供单一尺度的建筑物信息，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可展示一栋活生生的虚拟建筑物，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设计不仅仅是设计者的事，住户、管理部门都可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3 　远距离浏览 设计者设计的建筑物与工程单位可以相互沟通交流，通过万维网达到远距离浏览，也可以以计算机语言开发与虚拟现实造型语言整合，虚拟现实用于Internet 网中提高其普遍性与实用性。 4 　实时多方案比较 在建筑设计过程中，一般都会对设计的建筑物提出不同的设计方案，对未来建筑物的形象做多种设想，在虚拟的建筑三维空间中，可以实时地切换不同的方案，在同一个观察点或同一个观察序列中感受不同的建筑外观，这样，有助于比较不同的建筑方案的特点与不足，以便进一步进行决策。事实上，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不但能够对不同方案进行比较，而且可以对某个特定的局部作修改，并实时地与修改前的方案进行分析比较。 5 　专用的人机接互 人机接口是使用者与计算机沟通的桥梁，它是代表使用者意图的转换及计算机程序的执行，良好的人机接口的建立，可减少使用者对系统的学习时间和增强系统的使用效率。在虚拟现实技术建筑设计中，必须有特定的人机接口模式： （1） 使用者模式。使用者直接进入虚拟现实中，进行观测与互动操作，以第一人称的观测方式，进行虚拟现实的沉浸观察，隐藏的接口，只有在使用时才出现； （2） 者模式。在虚拟现实中，常因沉浸环境与现实环境的感性差距，而造成空间迷失现象，以至于使用者无法掌握虚拟现实中的状态，以空间者的虚拟环境信息的提供，以第一和第二人称的观察方式，进行虚拟环境中的观测； （3） 监控模式。使用者以第三人称的方式，监控虚拟现实中所有的现实状态，并进行虚拟物的监视与控制，而接口的产生与虚拟现实的种类并无绝对的关系； （4） 浸入操作模式。将控制虚拟现实物的接口，置于虚拟现实中，以进行仿真式的操作模拟，使用者以 第一人称的操作方式，对虚拟物进行控制。从系统整合的观点来分析建筑设计，系统的接口连结不当，影响设计质量和施工程序。 虚拟现实系统基本上有两种：模型式和图像式。以模型式虚拟现实，以虚拟现实造型语言（简称VRML） 为主要描述语言，使得建筑设计可用计算机进行三维建模，利用效果图和三维施工图与资料库，并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连结到资料库作为实时模拟操作。虚拟现实造型语言，可用来在万维网（3W） 中定义与更多信息相关联的三维世界的布局和内容，使之能够在一个交互的三维空间中很容易地被表达出来。当虚拟现实造型语言浏览器启动后，它会将虚拟现实造型语言中的信息解释成虚拟现实造型语言空间中的建筑物的几何形体的描述，一旦VRML 空间被用户的浏览器解释，它将提供实时显示，一秒钟可以显示多次，这样，用户的机器上将会有一个活动的场景。 6 　应用实例 荷兰的虚拟现实技术起步较快，Eindoven 大学的Calibre研究院已用虚拟现实技术进行设计和咨询，他们开发的软件包由一组类CAD 的函数组成，称为CAAD 软件，为建筑结构的创建、修改和可视化提供了工具包， 它支持Auto CADDXF 文件的输入输出，而且能够用于虚拟环境中增加动画和对象的动态行为。已用该系统模型化了一座小城市，具体目标是在河中小岛上设计一栋博物馆。这座城市由好几百栋建筑物组成，坐落在河边斜坡上，可以俯瞰小岛。首先，数字化该城市的地图，创建基本的Auto CAD 模型；其次，按真实三维位置安排每栋建筑物，同时也考虑山坡的轮廓；再次，加上建筑细节，如门框和窗框设计，以便标准地表现该城市的美学特征。该应用实例让人们领略了该领域和他们所取得的成果。 在美国洛杉矶和费城的虚拟建筑三维模拟系统被认为是全球最成功的虚拟建筑模拟系统之一。各国对虚拟现实技术都在研究和应用，我国也一样，在虚拟世界建筑方面，都已制作和展示了复杂的虚拟世界模型。虚拟现实技术所涉领域十分广泛，技术潜力巨大，在建筑设计中应用前景广阔，但软硬件投资巨大，可重复性低，如计算机辅助设计/ 制造数据库/ 计算机辅助工程，多媒体/ 台式视频，图形艺术，形象/动画制作，科学可视化，实时模拟等的硬件价格很高。 7 　结语 总之，虚拟现实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应用随着网络的发达及计算机软硬件的进展，应用层面会更广，成长幅度会更大。网络传输的便捷与快速处理，利用计算机科技来呈现建筑设计成果，已成为新的趋势，而且技术日新月异。

基础理论论文:论构建我国现代经济法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点 摘要：本文是对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探讨，论述了现代经济法学的四个基本问题：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探讨，能够加强我国经济法学界基础理论统一与共识。 关键词：经济法基础理论、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第三主体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转轨，我国的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也已经历了20多年的争论与发展，在发展中争论，在争论中发展，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确与谬误，正是在这样一种对真理的不断追求与探索中，我国的现代经济法学已经颇具规模。 目前，我国的经济法学界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学说，从最初的“纵横说”、“学科经济法说”、“密切联系说”、“经济管理关系说”、“综合经济法说”、“经济行政法说”、“企业法说”、“国民经济运行法说”，到现在的“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宏观调控说”、“国家调节关系说”、“国家参与关系说”、“新经济行政法说”、“二次调整说”、“模糊说”、“限定的纵横统一说”，等等。 百家争鸣的景象当然我国现代经济法学蓬勃发展的最好表征。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各种经济法学说相互并立，甚至一本书就代表着一种经济法流派，既给经济法学的讲授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也是一门独立学科还不够成熟的表现。笔者认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不仅要有促进该学科发展的争论，更多的要有促进该学科独立而稳定的共识，而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显然缺少一种“求同存异”的认识。在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日益丰富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法学者应该尽可能的抛弃所属学派的意气之争和门第之见，在一切为我国经济法学独立和发展的大局观的指引下，尽快将各学派相同相通的经济法学理论统一起来，以谋求我国经济法在未来更大的发展。 笔者拟通过本文，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求同”上作一个初步的尝试。在我国的经济法学界至少有现代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现代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法的哲学理论论证和现代经济法的研究方法等四个问题应该形成共识。 一、现代经济法价值取向的问题 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而非以国家为本位的法。 我们首先来谈谈现代化这个常识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这两点背后共同的东西就是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社会。”[1] （P231）对于此种认识，笔者认为“尊重公民个人权利和个性价值”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关于“社会的个人本位化，也就是从一个共同体为本位的传统社会过渡到个人本位的社会”的提法，值得商榷。 回顾人类近现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社会价值取向上始终存在着以个人为本位的西方国家同以国家为本位的东方国家之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理念，在反封建的斗争和人类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其进步作用当然应当肯定。而在相对贫穷落后的东方国家，正是以国家为本位的主导思想，才使得整个国家的稀缺资源掌握在该国先进的阶层或统治阶级手中，由政府加以调配，从而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正是藉此赶走外来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国内进行政治和经济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奠定了有力的工农业和科技基础。 然而无论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理念，还是以国家为本位的理念在人类生产力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化大生产的背景下都遇到了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和问题，于是它们都自觉或被迫地选择了或正在选择一种现代化的本位理念观：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观。在信奉“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深刻认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非但不能保证个人充分发展，相反会危及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于对“个人本位”危害的认识，早在19世纪，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派的创始人庞德就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进一步指出：“包含社会利益的个人生活是一种道德的、社会的生活。所以社会利益不能容忍为了满足反社会的邪恶目的而行使个人权利。”[2]（P138-140） 而在信奉“国家本位”的东方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认识到国家的过分集权，大大损伤了社会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也就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种本位观认识的转变，无论这种转变在当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它都体现在了对国家经济关系的调整上，而这种调整体现在社会上层建筑的法律中，便是现代化的经济法理念观。绝对的计划经济以国家为本位，绝对的市场经济以个人为本位，而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所以“绝对的计划经济不需要经济法，绝对的市场经济容不得经济法”[3] .只有在市场与计划（西方国家）或计划与市场（东方国家）相互融合，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经济法才得以产生。 综上，经济法是社会转变中产生，其本身也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转变。现代经济法的法律价值取向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相一致：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因此，现代经济法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型部门法，是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而随着经济法社会化本位的日益凸现，经济法的现代化主体—第三主体，一个完全以社会为本位的主体，也逐渐显露出庐山真面目，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现代经济法的主体架构问题 经济法主体二元架构的突破，三元架构的初探。 我国一些传统经济法学者的“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理论的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他们把政府和市场作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方式。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或干预，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国家指导”；而政府的调节行为则可能会有调节“不适当”情况的出现，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对政府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加以规范。从正面说，政府对市场失灵时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从反面说，政府干预的缺陷和有时的失灵与不适时也需要法律的纠正、限制和禁止。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经济法学者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基础。对于这种经济法的国家干预和协调学说这里我们不做评论，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现象的日益丰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其对经济资源配置影响力的日益加强。 对于第三部门的认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是不统一的，这里限于篇幅笔者不能一一举例，笔者认为所谓的第三部门就是与国家政府和私人团体相对应的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不具有国家机关的官方性质，同时也没有私人团体的赢利唯一性。这里需要对“赢利唯一性” 做一特殊说明，“赢利唯一性”不同于赢利性，它强调唯一性，即第三部门可以有赢利的要求和需要，但赢利不是第一性的，它往往服从和服务于其它社会公共目的。社会团体具有极强的社会公益性，着眼于人类社会长远的整体利益，随着其范围和主体的日益扩大，其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正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认同，因而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第三部门的提出，恰恰反映了人类价值观的转变历程：由国家为本位到个人为本位，由个人为本位“回归”到社会本位。社会团体的范围至少包括各种公益事业基金会、文化团体、学术组织、运动协会、现代化的教会、“在野”派、民间环保组织、红十字协会以及独立的传媒等等。 特别地，在当代高科技日益深入人们生产、生活的条件下，以国家、政府的立法行为来弥补高科技所带来的法律真空已经明显滞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因特网的技术标准、保护协议和相关游戏规则几乎都是在没有国家的参与的情况下，由一些社团组织不待政府授权而自行制定和实施的，这种超越国界，没有国家参与的立法在现实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与实施，这更从现实的角度证明了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的独立的主体地位和其存在的必要性与价值：即第三部门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型主体，它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和客观需要。 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对经济资源配置调整的优势在于：第一，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大大提高。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团体同国家政府相比显然缺少了官僚的拖沓作风。第二，经济资源配置更加人性化。与国家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能不同，由于社会团体更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它会将更多资源应用于相对贫困和需要投入的经济个体。中国古语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人类历史上的贫富差距总在不断拉大的社会根源。而第三部门的出现则真正有可能使人之道符合天之道。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第三部门在这方面的职能将越来越强大。第三，第三部门经济资源配置范围将有可能超越国家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超越国界第三部门也越来越多，它们对经济资源配置当然地不限于一国之内。这无疑为突破各国政府相对狭隘的贸易保护壁垒，反垄断特别是反国家垄断提供了一个的新的解决途径。 三、现代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哲学基础理论论证 经济法的哲学基础理论的现代化：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延伸-系统论。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长期以来受到一些民法学者的质疑，在他们看来：经济关系可以分解为行政性经济关系、平等主体的经济关系和劳动经济关系，所谓的经济法法规可以分解为民法的规范、行政法法规和劳动法法规，而经济关系的综合调整则可以分解为行政法的调整方法、民法的调整方法和劳动法的调整方法，既然这三个部门法可以分割“独立”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也就丧失了其存在必要性。 笔者认为这些民法学者之所以会得到上述错误结论，主要是采用了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分析方法，更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和现代科学的系统论缺乏应有的认识。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关系，所谓的综合是有机的结合，绝对不是简单的相加混和，所以采用“平面层次的分割法”来分析分解经济法的研究对象当然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法律本身就是一种有机的系统，而法律中的各个部门法本身也是一个有机系统，部门法系统就构成了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引用哲学中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色彩的系统论的观点来理解现代化的法律体系关于部门法的划分，从而从哲学的角度为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来正名，无疑对丰富现代化经济法基础理论有重大意义。 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论认为：系统虽然由子系统或元素构成，但系统具有子系统或元素不具备的某些特性，系统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所以系统不能理解为其子系统或元素的简单集合。此哲学观点无疑为现代法律系统的子系统划分（部门法划分）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论。一些传统的民法学者划分法律部门时认为：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由民法部门来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既有横向领域又有纵向领域，那么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依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经济法）一经子系统或元素（横向领域的经济关系和纵向领域的经济关系）构成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与提升，这种质的飞跃与提升具体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既不可能由单纯调整横向经济关系的民法来实现，也不可能由单纯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行政法来实现。相应地，这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所调整的一定范围内的纵横统一的经济关系相对于单纯的横向经济关系与单纯的纵向经济关系，有质的变化，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关系。这里我们可以借鉴化学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比如C + O2 = CO2，CO2显然与C和O2不是同一种物质。这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著名的结构质变规律。通过上述带有思辨色彩的哲学分析，我们可以很自然的确信：新兴的经济法系统当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四、现代经济法的主要研究方法 经济法的研究方法体系一般认为主要有三个层次：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哲学层次的抽象思维方法在讨论第三个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过，它从人类的思维逻辑上论证了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从而驳斥了少数其它部门法学者对经济法地位不能独立的攻击。 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但笔者认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对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里笔者作如下定义：将原本为甲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应用在乙学科中，从而使乙学科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或发展的研究方法，叫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学科研究中最锐利的研究方法。例如现代生物学基因排列发现就是借鉴了物理学科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最出色的经济学者和其理论往往都借鉴了数学的分析方法。凡此种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经济法而言，它的研究方法就更具备了这样一种特性。对于经济法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是指对经济学的借鉴。这种借鉴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借鉴源自于经济法与经济学的天然联系，是伴随着经济法刚刚产生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显然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市场一手论是不可能使经济法成为独立的部门法。而只有在现代经济学认识到国家适度干预的理论后，才使经济法的独立成为可能。所以经济法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可避免地与经济学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可以这样说：经济法就是法学借鉴经济学而从传统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的部门法。因而它也就常常为近乎“完美的”传统法律体系固执的拒绝和不容。 从宏观经济学的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理论到微观经济学的效益和成本、供给和需求、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几乎无一不为现代经济法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和吸收的理论。 综上：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是经济法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现代经济学理论）才是经济法的最主要研究方法。 结论 经济法作为法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它的价值取向到它的主体，从它的独立基础到它的研究方法无一不闪烁着各种学科的前沿性与现代化的光芒。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法律体系中冉冉升起的新兴部门法必然和其它新兴事物一样有着无限美好的前景。 基础理论论文: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摘　要：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关键词：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回顾；总结；前瞻 一、回顾与启示 我国法学界对于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应该说经历了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2年）为大量兴起到走向徘徊阶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快速发展起来，这为当时经济法学理论研究大量的兴起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法学界一些专家学者致力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少学者著书或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主张，当时主要集中在法学院校的经济法学教学中。从80年代初始，我国司法部组织各法学院校专家学者编撰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1983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经济法学》统编教材，书中阐述了经济法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和调整对象。“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及其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P6-8），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曾经盛行一时的“纵横说”，“既包括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在经济活动中社会关系———纵向社会关系；也包括调整社会经济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横向经济关系。”[1]（P6 8）“纵横说”遭到民法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由此展开了经济法与民法调整对象的大辩论。这种辩论一直到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由于《民法通则》第二条界定了民法的调整范围，再加上时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汉斌同志在《民法通则》起草说明中指出：“平等主体之间横向的经济关系由民法调整，纵向的经济关系由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整。”[2]（P44）至此为民法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争论从法律依据上划了一个句号。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学者仍主张建立以计划法律制度为核心的经济法体系。1981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颁布后，当时所有的经济法学教科书都把这一法律规范作为其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合同法》是经济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阶段（1993年以来至今）为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徘徊发展到走向基本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是中国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了初步成绩后，出现了停滞徘徊状态。究其原因是人们的主观思想仍受到计划体制思想观念的束缚，对改革形势产生怀疑，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和讨论；客观方面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参照，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车到山前疑无路”的困惑；再加上89年“六四”政治风波的影响，有人担心进一步改革开放会给国家稳定带来影响。在这关键时刻，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初南巡发表重要讲话，明确阐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框框，解决了当时困扰人们姓“社”还是姓“资”的思想认识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不仅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所以，1992年以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现了历史性转折。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1995年6月，高等法学院校《经济法学》教材第五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P14）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下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具体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与一定的市场经济关系。”[1]（P22-27）从该书第一版和第五版内容来看，对经济法定义及调整对象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主张“纵横说”的经济法学者逐步转至“市场关系说”的认识上来，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由于该法明确否定了有些经济法学者提出的“纵横说”，经济法学研究对象一度出现了断层。这时，以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密切联系论”，他在1987年出版的《经济法教程》中将经济法定义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3]（P18）从而对当时盛行的“纵横经济法论”提出限制，这在当时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立法精神。李教授在此基础上又发展提出“国家干预说”，他在1994年出版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将经济法定义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简而言之，经济法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4]（P33）该书将经济法调整对象分为四个部分：（1）微观经济调控关系；（2）宏观经济调控关系；（3）市场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关系。[4]（P34-49）“需要干预经济关系说”在法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2.关于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虽然在学界仍然强调计划法反映经济法本质特征，但多数学者已不主张把计划法列为经济法的“龙头法”。另外，“经济组织法”、“宏观调控法”与“社会分配法”，作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包含的基本内容在学界逐步形成共识。 二、发展与成就 （一）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得到确立与承认 从我国经济法研究的兴起开始，就产生了经济法与其它学科（主要是民商法、行政法）的理论争议，与前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经济法学界与民法学界产生了五十余年的争论相似，我国经济法与民商法也存在相当激烈的争论。大经济法主义与大民法主义相互排斥对方，不承认各自的独立性。80年代初期以陶和谦教授为代表的大经济法主义者强调经济法的重要性与独立性，提出“纵横论”，以排斥民法的地位和作用，先后遭到佟柔先生、张佩霖、杨振山、冠志新、王家福、梁慧星等教授的强烈反对与批评。后来，佟柔先生提出“学科经济法论”，王家福教授提出“综合经济法论”，梁慧星教授提出“经济行政法论”，虽然研究的角度不同，但共同点都否认经济法的独立性，当然这些都是80年代初期的观点和主张。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发生转变，这一方面得益于王汉斌同志在起草《民法通则》说明中指出民法、经济法、行政法划界问题；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两法对经济发展的独特作用及相互不可替代性。1986年后，李昌麒教授首先倡导有限制的纵横论，即“密切联系论”；北大杨紫火亘教授提出“管理———协作论。”①均是在克服“纵横论”对经济关系做纵向和横向划分之缺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主张强调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同时承认经济法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有一定范围的限制。事实上对大经济法主义的“纵横论”提出批评与否定。1993年民商法学著名学者梁慧星教授在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事立法》中指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秩序，要求建立和完善两种不同性质的立法体系，即为市场提供一般规则的民商法体系和以维持公平自由竞争秩序为目标的经济法体系。后者主要是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管理法以及各种市场管理法。”[5]（P43）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1995年6月在海南讲学时提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调整需要两手，即‘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民法为‘无形之手’，经济法为‘有形之手’。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有看不见的无形之手———民法起作用，又离不开看得见的有形之手———经济法宏观调控。”我们看到，经济法由于扎根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土壤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在经历过徘徊状态后，经过认真反思，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显示蓬勃生机，而民商法学者们也大多认识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民法是不能代替的事实。应该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法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承认和确立。 （二）经济法调整对象渐趋一致 1994年，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麒教授在其“有限制的纵横论说”基础上提出现今盛行的“需要国家干预经济说”。①他对经济法的定义及调整对象，前文已有说明，这里不再重复。中国人民大学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制定的，有关调整经济管理关系和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系。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包括：（1）国家经济管理关系；（2）市场运行关系；（3）组织内部经济关系；（4）涉外经济管理关系。”②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北京大学杨紫火亘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谓经济协作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企业组织管理关系；（2）市场经济关系；（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4）社会经济保障关系。”③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经济协调关系说”。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现代国家调节社会采取强制、参与、促导三种方式。为了规范和保障这三种国家调节，需要制定和实施竞争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④有关理论被学界称为“国家调节关系说”。上述四位教授的学说，可以说代表了经济法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通过比较就会发现有共同特点：第一、各种学说都肯定了宏观调控经济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经济法应积极建立宏观调控法律制度，这一点各位学者均形成共识。第二、经济法调整对象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如漆多俊教授提出的竞争法，李昌麒教授提出的市场调控法，刘文华教授提出市场运行法，虽然表述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以重点发挥经济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功能与作用为目的，来构建以市场经济秩序法为重点的经济法律体系。第三、关于市场经济关系的重要主体———经济组织的调控，多数学者认为应纳入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如李昌麒、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均认为经济法应包含对企业等经济组织管理监督的职能，而主张将其纳入调整对象，漆多俊、梁慧星教授认为其应属民商法调整对象。第四、对于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有人主张应由劳动法来调整，如漆多俊教授；李昌麒教授认为应属经济法调整范畴，学界对此争议颇多。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国家通过干预可以保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因此，笔者同意李昌麒教授的观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范围渐趋一致，多数专家学者已取得共识，即经济法从微观上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组织的管理关系，宏观上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经济法的任务在于维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保证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和合理性。 （三）构建的经济法学体系基本形成 从目前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基本上抛弃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大经济法主义”，经济法的调整范围相对缩小，趋向科学合理。在构建经济法学体系的思考上，对其内容的统一认识也逐渐靠近。根据对前几位教授各自编撰的经济法论著的考察，发现理论体系上都是五编三十章左右，第一编都是关于经济法基本理论的阐述；第二编除漆多俊教授外，其他几位教授都编写了经济组织法（有的称为企业法），以李昌麒教授主编的《经济法学》为例，经济组织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经济组织承包、租赁经营法，与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编写的内容如出一辙；第三编市场调控法（杨紫火亘、刘文华教授称为市场运行法，漆多俊教授称为市场障碍排除法），虽然称谓不同，但其内容几乎都是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第四编宏观调控法，包括产业结构调节法、计划法、投资、国有资产管理法，银行法、票据、证券法、保险法、劳动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对外贸易法；除票据、证券、保险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有不同观点，如有的学者认为不应由经济法调整而应由民商法调整外，对其他法律制度应列为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各家学说意见是统一的；第五编社会分配调控法，包括财政税收法，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对此编内容，学者意见不一，漆多俊、刘文华、杨紫火亘教授认为财税法应属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对于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江平教授认为应属社会法范畴。笔者从经济法具有保障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公正、合理考虑，赞成李昌麒教授的主张，上述具体制度应纳入社会分配调控法制体系中。 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经过20年的洗礼已日渐成熟，经济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法的理念已被广泛认同与接受，其调整对象日渐明确一致，经济法体系的构建基本形成并趋向合理完善。整个经济法研究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的看到，在经济法学界目前仍然存在着不愿放弃旧观念，甚至想拓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倾向。如有的学者仍然把合同制度作为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公司，票据、证券、保险、破产等作为经济法体系应包含的内容较为普遍，而这些内容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商法调整范围。笔者认为，这些内容不应并入经济法而应归入民商法体系，这样做可以维护中国本不发达的私法体系的完整。 三、前瞻与方向 首先，我国加入WTO，市场经济逐步国际化，世贸组织规则将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我国市场经济关系。因此，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首要任务是世贸组织规则与中国经济立法相互协调，共同为我国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问题。其次，知识经济时代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新的社会因素不断涌现，所引起经济关系也迫切需要经济法学理论加以研究。经济法学基础理论应为立法与实践提供理论基础，这是摆在中国经济法学家面前的任务。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经济法学基础理论最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必须划清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有学者称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界限存在“模糊性”，提出“法律部门间的界限适当模糊化原则”。[6]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关系存在交叉性而主张几个部门法界限适当“模糊”，其结果会扩大经济法调整范围，就会又回到80年代初的旧思维上去。近年来出版的经济法教材，其内容庞杂，把属于民商法体系如合同、公司票据、证券等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就是研究对象模糊不清的结果。 笔者认为，在研究方法上要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理论，“法经济学当会成为经济学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构成”。[7]法经济学的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他用经济学的观念研究法学，提出经济的成本论，注重追求法的经济目的与效率。重庆市委党校张正德教授认为，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经济法应带给我们三个方面的启示，“一是经济法学应更加强调运用法律准则和法律价值观去分析经济问题；二是对经济行为的法律调整应以提高经济法效益作为第一价值取向；三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经济法规体系的确立应从适应和保障价值规律的实际出发。”笔者非常赞同以上两位学者的意见，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在解决了一系列误区之后，应该理性地看到，国家采取何种调节、干预手段才能取得更高的个体效率和社会效率，这是中国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我们在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以及研究知识经济对我国经济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时，必须要使经济法学者与经济学者联合起来，进行法学经济的研究，才能取得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绩。 基础理论论文: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要在我国开征物业税，最早是在2003年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开征物业税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论文颇多，见仁见智。本文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探讨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 物业税实际上和财产税的含义是相同的，前者在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的香港地区使用；后者则是英语国家“Property Tax”的中文翻译。因此，“物业税”和“财产税”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物业税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税种名称，而是税收分类中的一个类别，其基本含义是对财产征税。那么，什么是财产？凡是对人有用的东西都是财产，包括可用于消费或可用于取得收入。对财产征税和对财产的收入征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对财产的价值存量征税；后者是对财产产生的价值流量征税。财产税不可能对所有财产普遍征收，而只能是选择性征收，通常可供选择的财产税税种有：房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有些学者或政府官员认为印花税也属于财产税的一种，这是可以商榷的。从印花税的制度安排来看，是对合法权利的征税。“权利”也是财产，但印花税中征税对象的“权利”是由政府认定的，因此印花税虽然有“税”的形式，实际上却是政府对提供公共劳务收取的使用者费。印花税可以大大节约商品劳务交易税和生产要素收入税的征管成本，对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是有利的。而财产税的征管成本是很高的，也不存在降低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功能。 开征财产税的目的是使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更能体现效率和公平，理由如下：（1）房产税有利于房产转移到更能创造价值者的手里。物业税属于对物税，并不考虑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因此当纳税人缺乏负担能力的时候，只能把房产转移到更有纳税能力者的手里，有利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2）遗产税和馈赠税有利于实现“人”的公平。一个人一生中拥有的财产分两种：一种是靠自己挣得的财产；另一种是靠继承遗产和馈赠获得的财产。因此对后者征税更能体现“人”的公平；（3）房产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公共受益和公共成本负担对称原则是构建效率财政体制的要求，房产税通常是地方税，以房产作为居民公共受益的成本分摊依据可以较好地贯彻对称原则。这正如对高速公路的收费可以由汽油税和轮胎税替代一样，因为以汽油和轮胎的消耗来计算使用高速公路的费用是符合效率原则的。 当然，财产税也经常遭到批评。因为房产税是对物税，所以不符合税收量能负担的基本原则，有失公平，同时遗产被征税却会挫伤财产所有者创造价值的积极性。财产税虽然有利有弊，而且也是一些实施国家争论的热点之一，但基本倾向是认为利大于弊，也没有更好的政府收入形式来替代财产税。因此，房产税一直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英国，平均要占财政收入的30-40％，高的可达70-80％，低的也有10-15％。 但我国却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开征物业税的主要目的是理顺房产的市场价格，或者说有利于改善房产价格过高的态势。由于这种观点开始是由官方人员说出来的，因此影响很大，以致于对物业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房产税，甚至使居民产生要通过增加税收的办法来降低房产价格的印象。这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问题的。从理论上看，房产税和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属于公共劳务的成本分摊问题；后者则属于私人商品的资源配置问题。因此，前者属于公共财政的范畴；后者则属于市场经济的范畴。把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混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从实践上看，将会产生“劫贫济富”的不良效果。因为在我国购买得起房产的只是极少数人，但人人都要有房居住，因此人人都成为降低房价的负担者。这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应该说，房产价格过高与土地非农业利用的政府垄断和其他政府垄断有关，和房产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前者的问题是公有制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靠房产税可以解决得了的。 如果要开征物业税，那么要了解中国的现状，然后再考虑如何通过物业税来改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和财政体制。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中，物业税安排了房产税，但没有遗产税和馈赠税。 我国的“房产税”究竟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国的房产税只是对盈利性企业的房产和出租的房产征税，而对非盈利组织、政府公共部门、居民自有住房的房产都是免税的。在征税房产中，计税依据也是不统一的，盈利性企业房产的计税依据是房产的原值而对出租的房产则采用租金。在市场经济中，房产价值是被不断折现的过程，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应该对房产的现值征税而不是对房产的原值征税。对原值征税失去了财产税的性质，更有点象投资方向调节税。以租金为计税依据虽然是对房产现值征税的一种方法，但我国的计量办法却失去了房产估值的特征。房产的租金是房产的利率回报，要使其反映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就必须是市场利率而不是个别利率。但我国的计税办法是房产的实际租金而不是市场租金。这样，对出租房产的现实租金征税实际上成了“营业税”而不是财产税。因此，我国税收制度中虽然有房产税名称的税种，实际上却并不是真正的财产税。 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征税对象涉及到“土地”财产的税种有三个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它们是不是属于财产税的问题需要研究。 为什么叫“城镇土地使用税”而不叫“城镇土地税”或“城镇地产税”？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的城镇土地都是国有（公有）的，国家征税也是代表国家的，因此不存在国家对国有土地征税的问题。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因此对“分离”出去的“土地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进行征税。土地使用权是国家认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属于政府对公共劳务收取使用者费。但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按土地面积定额征收的，因此还具有国有土地租金的性质。因此，现有的城镇土地税并不是财产税。 耕地占用税是对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的一次性征税。在我国的税制安排中，对农用土地形式上是免税的，但土地使用方式的转变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因此实际上是对土地交易设置的一种特别税，属于商品交易税范畴。农用土地转为非农利用是政府垄断的，最初改变使用方向的是政府，因此政府似乎应该是纳税人。然而，政府只是土地非农利用的“批租人”，因为最终非农利用的是社会其他组织和个人，所以后者是真正的纳税人。由此，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的“批租”净收入。土地批租净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府批租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和政府征用农用土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二是政府利用土地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获得的税收收入。因此，土地批租收入实际上是政府土地经营收入和土地交易的税收收入集于一身的收入，并没有财产税的性质。这种处理方式在逻辑上似乎是有疑问的，原因就在于土地所有权、国家征税权、国有资产经营权等一些基础理论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土地增值税是按土地使用权可以交易的原则设置的税种，因此属于商品交易税的特殊税种。政府认定使用权的费用一般说来不会有很大的增加，增加的实际上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为什么会上升，一般说来和该地方段的投资密集度和消费密集度有正相关。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思维，那么属于市场经营的增值收入应该属于经营者；属于政府投入引起的增值额应该由真正意-义上的房产税解决。但该税的设置可能是从所有权角度考虑的，认为土地所有权是国家的，因此应该把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归国有。因此这也不属于财产税。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确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物业税。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上述分析也同样表明，应该从完善税制和财政体制的角度研究物业税的开征问题。当然，国有资产（包括土地）市场化的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我国开征物业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开征房产税的问题，因此下文主要讨论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存在房产税名称的税种，为了区别新开征的具有财产税性质的房产税，因此把后者称为“物业房产税”。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产税。要把我国的房产税改造为物业房产税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改造：以房产现值为税基、对房产普遍征税，以及房产税的优惠设置。 以房产现值为税基是物业税特征的关键，对房产现值的评估有两种方式：按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估值；或按房产的效率租金估值。前者称之为房产交易法；后者称之为房产收入法。理论上说，如果能正确认定房产市场交易的效率价格或房产出租的效率租金，那么两者的现值评估应该是一致的。但房产的市场交易频率和出租频率都不是很高的，而且市场制度总是有缺陷的，因此评估方法的选择对房产现值的评估会产生很大的差异。由于房产税是地方税种，国外通常的作法是由地方政府确定评估方法，原则是使评估更接近市场的效率价格。 在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尽管效率价格和效率租金价格的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但笔者认为采用房产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的设计。我国的房产已经进行了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政策只适用于199g年底以前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享受了按工龄和职级为计算依据的房价补贴。这种补贴可以理解为以往的工资中不含住房费用，因此相当于专用于房产投资的工资补发。也可理解为房产投资的收益补助，因为职工购房的房产价格即使按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也大大超过了改革前支付的租金。开征物业房产税意味着减少补贴，因此以收入法评估税基有利于税负设计。1999年底以后参加工作的国有职工，按政策应享受房租补贴，但至今并未真正落实，以收入法评估税基也有利于房租补贴额的确定；同时也有利于1999年底以前参加工作但房改政策没有落实到位者的补助。如果按上述思路设计物业房产税的税负，意味着和工薪制度的改革是联动的。 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的是税率，即开征物业房产税以后，居民总税负有所增加还是保持目前的水平？如果是前者，那么意味着将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将调整我国的政府收入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和非税收入制度。笔者主张后者。目前我国的预算支出占GDP的比例在23％左右；预算外和制度外支出占GDP的比例估计不会少于预算内的50％，两者合计占GDP的比例高达35％左右。这个总负担率是很高的，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来看，总负担率的水平是不宜再提高的。但开征物业房产税需要对房产进行全面的重估，征管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如果总负担相对稳定，那么意味着将会减少政府的可支配财力。这是静态地看问题，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态势来看，将有利于效率、公平原则的贯彻。但这需要思想观念上的转变，即效率和公平原则的贯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提高政府收入的比例。减少政府的收入比例，意味着增加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非但不会增加财政困难，还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对房产普遍征税，意味着所有房产都是征税对象。对非盈利组织和政府公共部门房产征税的依据是什么？这主要涉及国家征税权和财产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在国家征税权中，“国家”是公众（全民）的代表；在我国的公有制中，“国家”又是“全民所有制”的代表。因此，似乎不存在“国家”对自身征税的问题。我国房产税中的免税制度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尽管“利改税”突破了这一思路，但仍然在其他领域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实，国家征税权应该高于财产所有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统一体。市民社会由家庭、企业和非盈利组织构成；政权社会是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组织。市民社会从事物质财富或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政权社会从事精神财富或非货币表达的价值财富的再生产。两类社会中的财产所有权虽然是由政权社会界定的，但目的是为了规范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行为。国家征税权虽然也表现为政权的行为，但却是为了维护市民社会和政权社会的存在而设定的，因此高于财产所有权。这表明，不论是市民社会的财产，还是政权社会的财产都在国家征税权的覆盖之下。 我国现有的房产税对非盈利组织和政权组织占用的房产免税，相当于对这些组织的运行费用的补助。这会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如果我国开征物业房产税，对“国家”内部的所有房产征税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这需要重新核定上述组织的经常费用和政府预算的支出额，这涉及到预算制度和财政体制的改革。 在物业房产税的优惠问题上涉及到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和房产的性质问题。物业房产税的征税对象是房产，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因此从负担能力方面考虑优惠是必要的。有一种观点主张对居民住房优惠一定的面积，即把一定面积作为物业房产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以面积为免征额或起征点形式上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有利于富人的。一般说来，富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高，穷人房产的单位面积的租金较低，这意味着对富人的优惠高于穷人。因此，这种优惠政策是不可取的。笔者主张设立包括住房租金在内的最低生活标准，家庭收入达不到的应予免税，差额部分还应该得到政府的社会救济或房租补助，后者相当于物业房产税应设置负税率。 家庭住房形式上是消费品，但从人的再生产角度看应该属于投资品。而且，住房建筑是纳入城市建设规划的，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也属于投资品。对于社会价值财富的增长来说，投资是应该受到鼓励的。因此，如果住房出售收入用于住房再投资的话，相应的交易税应该返回，即只对改变用途的交易收入部分征税，这表明优惠还涉及到其他税种之间的联动关系。 基础理论论文:三峡工程应用技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摘要：三峡水利枢纽应用基础的研究，是由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与三峡开发总公司联合组织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活动。结合三峡工程生产实际，对三峡工程泥沙问题；通航建筑物应用基础；高边坡基础理论；混凝土材料及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探讨，不少成果可以直接应用于三峡工程建设中，这些研究也推动了我国工程应用基础的提高。 关键词：仿真模拟 岩体力学 混凝土耐久性 高掺粉煤灰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几个关键问题的应用基础研究》是199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联合资助和领导下开展的一项大型综合性研究。所谓“应用基础”实际是指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应用技术的基础理论。经过5年研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已于1999年6月在三峡坝区通过国家科委组织的专家组验收。 此项研究涉及三峡工程的几个关键问题，侧重于从应用基础理论上解决工程疑点和难点，在研究中理论与工程实际相结合。所获成果，对三峡工程有的具有直接应用价值，有的需要在工程进展中加以验证。从专家意见中反映出，这些研究推动了我国相关领域工程应用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一些技术还可以推广应用到其它水利水电工程上去。现将研究的内容和取得的成果按以下五个课题予以介绍： 1 三峡工程泥沙问题研究 三峡枢纽上游年输沙量大，枢纽建成后，大量泥沙将在水库内淤积，坝下游河道则发生冲涮，若不加以妥善解决，将影响水库寿命和枢纽效益的充分发挥。本课题研究了以下内容。 1.1 几个泥沙基础问题 主要有：淤积物的密实度及干容重变化研究；泥沙起动规律研究；推移质运动特性和输沙率研究；底层泥沙交换、状态概率及推悬比研究；水流挟沙力研究。 1.2 坝区泥沙淤积和坝下河道演变 内容有：通航建筑物引航道防淤清淤措施研究；电站引水防沙措施研究；河道床面粗化研究；河道床面形态和阻力；坝下游河道演变及河型转化。 1.3 数学模型和实体模型技术研究 进行了模型沙特性研究；实体模型变率研究；实体模型图像分析系统；长系列试验方法比较；数学模型试验中a系数研究；回流区泥沙淤积计算。 关于泥沙的基础理论研究，在水库淤积物密实过程、泥沙起动规律、冲积河道阻力和床面粗化、推移质运动特性、底层泥沙交换和水流挟沙力等问题上都获得了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于通航建筑物引航道的防淤清淤措施、电站的引水防沙方案已为设计部门所采用。对于实体模型中的模型沙特性研究、模型变率的影响、长系列试验方法以及数学模型中不平衡输沙恢复饱和系数，回流区泥沙淤积等都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其研究成果有助于澄清三峡工程泥沙科研中长期存在的不同认识，本课题中建立的实体模型图象分析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量测大面积水域的流场，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新技术。 2 通航建筑物的应用基础研究 本课题对三峡工程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船闸水力学、船舶运行仿真模型和船舶技术应用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2.1 枢纽泄洪对坝区通航条件的影响 从枢纽泄洪对上下游航道通航条件的影响、电站调峰非恒定流对通航条件的影响、通航水流条件的航行判据的研究表明，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优化船闸与电站的运行方式，可以达到坝区通航条件的要求。 2.2 船闸输水系统和闸阀门水力学解决以下技术难题 (1)输水系统水力学：三峡永久船闸输水系统采用了4区段8支管，顶支孔出水，盖板消能的动力平衡系统，它可使水流均匀分布于整个闸室平面，从而可减少闸室输水所导致的非恒定流水面波动和局部水流紊动。通过试验及计算分析得出，支孔形状、廊道雷诺数、廊道阻力、支孔高宽比、支孔总面积与廊道面积比等，是影响出流的一些因素，并提出了改进意见。 (2)船闸阀门水动力学特性。 (3)阀门空化特性及控制空化措施。 (4)阀门流激振动特性及减振措施。 (5)船闸人字闸门运行动水阻力。 (6)船闸水工模型试验缩尺效应。 2.3 船闸运行过程仿真模拟试验 采用计算机仿真模拟方法对船闸输水及船舶过闸过程进行模拟，其优点是经济、快速、宜于长期保留，预演过程整体性强。主要模拟过程有：船闸输水过程仿真、航行条件的快时模拟、船舶航行条件实时模拟器的研究、船闸运行可行性分析。 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如超高水头大流量的阀门水力学、通航建筑物的通航条件和船舶试验技术研究等都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于非恒定流减压模型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研制、阀门段廊道流态特征和急变分离流机理、门楣通气减少空蚀的综合措施、分散输水系统中出水支孔流量分配规律、泄洪产生引航道往复流的机理、小尺度船模的相似性等研究成果都已应用于三峡工程设计，并据此修改了《船闸设计规范》中的输水系统部分条文，成果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3 三峡船闸高边坡若干基础理论研究 此轮高边坡研究基本上是国家八五科技攻关三峡研究的延续和深化，内容侧重于工程岩体力学的应用基础理论。由于研究工作与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平行进行，因此研究成果除了一部分可以用于指导反馈设计和施工以外，大部分成果对我国高边坡工程，特别是卸荷高边坡工程，可为设计提供理论武器和较先进的分析手段。 3.1 关于岩体力学性质的研究 三峡坝区的闪云斜长花岗岩属性良质优的岩体。由于建闸开挖体坡高(170m)、体长(1610m)、堑深(67m)；由于山体下部诱发的地应力释放；由于风化和岩体结构面的发育发展；导致岩体宏观力学性质与按常规试验获得的力学数值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开挖后会有性质弱化的趋势。 通过研究，在试验与调查基础上，建立了岩体宏观力学参数模拟理论，提供能较真实反映现场岩体性质的参数值。如岩体的变形模量，微新岩体可取为20～30GPa。研究表明，岩石在三向应力状态下，卸围压可导致岩石的开裂。开挖后的高边坡，岩体同时存在加载和卸荷，卸荷效应会引起岩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从坡表至深层出现程度不同地岩体变形、松动和开裂。研究认为区内花岗岩体存在着卸荷流变效应，此种流变可通过正、反分析予以界定。 3.2 高边坡岩体稳定分析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在具有不同理论背景的岩体破坏机理研究分析基础上，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高边坡的稳定进行了分析计算。以反映变形规律和变形量。 分析使用的方法不同于过去较明显的是，在计算模型中较多地运用了脆性理论。如有的引进、开发、应用“断裂损伤介质分析系统”，对高边坡进行了断裂损伤弹塑性与流变分析；有的针对三峡船闸高边坡建立了脆弹粘性理论分析的计算模型；亦有数家单位采用其它方法试图解释三峡船闸高边坡卸荷岩体的变形和非连续性问题，如离散元法(DEM)、不连续变形分析法(DDA)、数值流形方法及卸荷非线性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在三峡船闸高边坡不同断面的特征点上，在垂直于船闸轴线方向上，最大水平位移大都不超过50mm。清华大学用断裂损伤流变模型计算的位移量在坡顶最大，为100～300mm，其它部位为50mm左右。给出的流变量，即开挖结束后继续随时间发展的位移量为5mm，收敛期为一年。 此外，有的运用潘家挣塑性力学的上下限理论，用组合塌滑体的刚体极限平衡分析方法，给出高边坡整体稳定问题中沿最大可能滑动面滑动的边坡体稳定安全系数大于5。 完成的其它成果有：对渗流水荷载、爆破动力荷载的分析研究；用锚固模型的流变损伤分析方法研究锚固机理等。 4 三峡工程混凝土原材料研究 本课题结合三峡工程的需要，以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为中心，研究混凝土的配合成份，配置出高性能混凝土、抗冲耐磨混凝土、微膨胀水泥和灌浆改性超细水泥等方面都有所创新，其中改性超细水泥灌浆已在三峡工程中试用。研究成果的水平总体上处于国际前列。 4.1 混凝土耐久性及破坏机理 本课题侧重研究混凝土自身因素对耐久性的影响。对混凝土原材料特性进行分析，找出不利因素，提出改进的措施，从提高混凝土自身的性能来达到抵抗外界环境的影响，从而提高了大坝混凝土的耐久性。 (1)对大坝混凝土所用水泥及粉煤灰性能进行了试验研究。对三峡大坝所用中热硅酸盐水泥和低热矿渣硅酸盐水泥的性能进行了全面的性能测试分析，均符合国家规定指标。中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0.55%(熟料小于0.5%)，低热水泥的含碱量可达到小于1.0%的指标。对粉煤灰品质、水化速度和贫钙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粉煤灰在拌制混凝土时有三种效应并产生三种势能：形态效应产生减水势能；火山灰活性效应，使粉煤灰具有受激活反应的势能；微集料效应造成致密势能。粉煤灰的水化速度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且随时间增长而增加。混凝土在20C下，粉煤灰在3～4年中仍在水化，只是水化速率缓慢，因而强度也是在缓慢增加。 (2)三峡大坝混凝土必须使用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在确定高掺一级粉煤灰的前提下，必须选用与粉煤灰相适应的高效减水剂至关重要，两者配合应用，在降低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方面，能产生叠加效应。能使总减水率达到20%～30%。掺入引气剂后能使混凝土抗冻性能大幅度提高，也提高了混凝土韧性和抗折强度。 (3)混凝土的微观结构研究试验得出：①水胶比对孔隙率和孔径分布有较大的影响，水胶比大，孔隙率就高，大于100nm的孔增加；②每m3混凝土用水量降至100kg以下，总孔隙率大大降低；③掺入30%、50%、70%的一级粉煤灰，浆体总孔隙率随掺量增加而增加，但孔径大于100nm的有害孔仍较少，小于20nm的无害孔增加。 水泥浆体于集料界面存在富水层，较多的SO3溶解于此，造成人Aft富集和Ca(OH)2晶体的择优取向生长，构成混凝土中的薄弱部位。当水胶比降低，对界面结构有所改善；掺加20%或者40%粉煤灰及高效减水剂和引气剂后，改善了界面结构，但粉煤灰应低于50%。 4.2 微膨胀型中热和低热水泥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已研制出微膨胀型中热及低热水泥；第二，对两种膨胀源氧化镁及钙钒石的膨胀机理，微膨胀中热和低热水泥的膨胀机理有了了解。 4.3 高掺粉煤灰大坝混凝土 由于优质粉煤灰的大量掺入，其需水量比为90%左右，加之高效减水剂联合使用，产生叠加效应，使每m3混凝土的用水量减少20%～30%，由于用水量降低加上高掺粉煤灰，就使得水泥用量可以大大降低，得到质量较好的混凝土。 4.4 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研究 三峡工程特种混凝土原设计是采用C40抗冲磨混凝土，这种混凝土曾用于葛洲坝水利枢纽的特殊部位。本课题研究出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它的特点是限制水泥浆体积在混凝土中的总含量，掺入高活性掺合料-硅粉和优质粉煤灰取代水泥，以减少水泥用量，选用与之相匹配的高效减水剂及膨胀剂，使C60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的水泥用量降至330kg，掺合料的总重量达37%。用铁矿石粗骨料制备的抗冲磨高性能混凝土28d抗压强度可以达到89.6MPa，抗冲磨失重率又比C60低40%，抗冲击韧性提高1.8倍，但单价较C60高。 研究表明抗冲磨混凝土的改性机理是由于大量极细的活性掺合料水化后生成得C-S-H凝胶改善了集料与 水泥胶体的界面结构，使总孔隙率减少25%，有害孔减少，使混凝土密实性大大提高。 4.5 大坝基础处理水泥灌浆材料改性及其机理研究 三峡大坝防渗帐幕设计标准要求ω≤0.01L/(min·m·m)，在细微裂隙发育的大坝基岩，用普通水泥灌浆无法灌入的地段。采用超细磨水泥灌浆能达到设计要求且不污染环境。 1)超细磨水泥主要性能如下： ①细度D95≤16μm，平均中值粒径小于4μm。 ②浆材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当 W/C＝1.0时，析水率小于5%。 ③强度：3d为52.5MPa，28d为72.5MPa。 ④膨胀率：3d不小于0.15%，28d不大于0.60%。 (2) X光衍射分析现场灌浆情况，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水泥熟料已水化成 C-S-H凝胶、Ca(OH)2和钙矾石 (Aft)，仅有少数石英(SiO2)及碳化的 CaCO3，所以水泥结石强度高，无体积收缩。 5 三峡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测与反馈设计 本课题分五个专题：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安全监测高 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测系统，混凝土坝施工期仿真计算与温控反馈设计，开放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等。 5.1 安全监控系统结构与方案优化研究 三峡工程包括永久船闸、升船机、左岸大坝及厂房、泄洪坝段、右岸大坝及厂房、茅坪溪防护坝等建筑 物的监测系统，另外还有专项监测、地质环境及其他监测，其中仅永久性测点就有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最庞大的安全监测系统。为此，对总体结构、监测仪器布置和变形监测网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优化研究。 (1)总体结构优化针对三峡工程大坝特点及安全分析、评价和监控的要求，对安全监测系统总体结构， 依据信息可靠、有序采集、保存、查询、调用等原则，应用优化理论，将原设计大坝三级监控(建筑物、分区和工程监测中心)改为二级监控(建筑物，监测中心)，从而减少了结构层次，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节约了费用。 (2)监测仪器布置优化结合技术设计和招标设计，依据少而精等原则，对监测仪器的布置进行优化研究。经优化后，变形和渗流监测仪器、设备数量减少约 1/2，应力应变监测减少约2/3，水力学和动力监测减少约1/2，监测费用减少1亿元以上，经济效益显著。 (3)变形监测网络化对变形控制网和倒垂等进行优化研究，突破常用的模拟法，提出用解析法的优化方 案，构成目标函数。以精确、可靠、灵敏度和费用等作为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二次规划模型，并以此编制变形监测网自动化分析软件。应用这一个优化软件，对升船机及临时船闸高边坡水平监测网进行了优化设计。 5.2 安全监测信息分析新理论和新方法 安全监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监测资料的分析和反分析，对水工建筑物的安全状况作出综合分析、安全评价和监控。为此，针对三峡主要水工建筑物在施工期、蓄水期和运行期的不同特点，吸收国内外安全检测领域的最新信息分析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安全监测信息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主要分三大类： (1)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用层次分析和模糊评判及其相结合、突变理论、多级灰关联分析、可靠度理论等方法和理论，依据实测资料对大坝的实测性态进行综合分析和安全评价。应用可靠度理论方法，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建立大坝安全风险评估的框架。 (2)结合已建工程和三峡大坝的典型坝段(泄洪2号坝段等)，建立了施工期的特殊监控模型，时空分布的确定性模型及反分析模型，多测点监控模型因子集分析模型，另外还提出用数学滤波法分离时效分量，采用回归与时序模型，用瑞利分布研究监控模型中环境量对效应量的滞后效应等。 (3)拟定变形监控指标拟定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包括用结构分析法和数学监控模型拟定监控指标。 5.3 安全监测高新技术及自动化监控系统 鉴于三峡工程的特殊要求，决不允许中断监测和采集数据，这就要求安全监测系统能精确、稳定、可靠、长期而又实时地采集数据。为此，在吸收目前国内外传感器(主要是变形、裂缝等)及自动化监测技术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发和研制精度高、稳定可靠的自动化监测仪器和设备，对稳定性检查，对监测系统的构成和选型提出优化方案等。 5.4 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 混凝土高坝，工程规模大、工期长、施工和自然条件复杂，使设计与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别。为此，开展混凝土坝仿真计算与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的研究，对优化设计和施工，提高混凝土坝的设计施工水平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对此进行下列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①提出了一整套混凝土高坝的仿真计算新方法；②研究了通仓浇筑重力坝和碾压混凝土重力坝温度应力的特点和规律及其与常规柱状浇筑重力坝的差别；③编制了混凝土坝和基础温度场、渗流场和位移场反分析软件；④研制了混凝土高坝施工期温控反馈设计软件。⑤对三峡大坝进行系统仿真计算，提出了合理的温控措施。 5.5 开发式大型通用水工结构分析系统原理及研制技术 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①系统设计原理及实施方法；②系统工具环境的设置；③系统应用软件 的引进和开发；④计算机新技术在大型水工结构分析系统中的应用。 上述研究成果，大部分已用于三峡工程设计，为优化设计提供了理论基础，为创造一流的三峡工程提供了技术保证。 基础理论论文: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研究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摘要：依据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认为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应考虑对下游河道系统的影响，并通过近期初步研究，论述了河道系统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问题。由此，提出了建议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关键词：土壤侵蚀 水土保持治理 河道演变 流域环境系统 1 绪论 江河流域多是开放的复杂环境巨系统。从地貌学的角度而言，该系统是由以坡面为主的能力聚集区子系统和以河道为主的能量及物质输移通道子系统构成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会对坡面生态环境变化产生影响，而且对下游河道的演变也会有很大作用，就是说，在流域环境系统下，水土保持的效应具有级联性。然而，关于后一效应问题的研究目前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随着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山地的大规模开发，水土保持在解决江河水患和山区自然灾害中所具有的作用愈加被人们所认识。不过应当看到，水土保持是人类加诸自然环境的一种外界干预，对其必然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如果这种干预适应自然环境的演化规律，就会促进自然环境的改善，增加其承载能力；反之，就难以达到治理的目的，可能会以系统性的或大局的损失换取局部或部分的利益，例如，若水土保持治理方案不合理，将对河流系统的水沙组合关系及其输移规律产生大的干扰或破坏，很可能在得到流域局部地区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而造成下游河道泥沙灾害进一步加剧的局面。 目前，国内外对流域治理的方法和模式都有不少研究成果，例如，我国80年代提出的以小流域为单元综合治理的模式，就是我国在流域治理应用基础理论方面作出的一项重大贡献。但是，就研究现状看，这些研究多局限于流域水土流失治理的土壤侵蚀学科范畴，忽视了从流域整体系统出发，研究河流对流域治理的反馈响应；片面强调了水保措施在流域治理中的减沙效益，而忽视了流域治理对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及水文学特性、输沙规律的影响；更多地研究水保治理对流域大时域平均意义上的产水产沙的影响，而对洪水要素影响的研究有嫌不足；只从总量上研究水土保持的减水减沙效益，忽视了因措施配置方案不宜，而可能造成的不利水沙关系，使河道淤积加剧等问题。这些均属水土保持建设中存在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是泥沙灾害防治中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重要科学命题，直接涉及到制定江河治理方略及总体规划的科学决策。当前，国家对江河流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极为重视，大大加强了投资力度。同志提出了“经过一代一代人长期地、持续地奋斗，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宏大目标。此时对有关水土保持治理效应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加强研究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系统影响的几个重要基础理论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2 研究现状及问题 我国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尤以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最甚，土壤侵蚀模数可达20000t/(a·5km2)以上。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近年来有增无减，如以80年代与50年代相比，增加了52.9%～210.7%，且部分地区的土壤侵蚀模数也增加了30%左右[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逐步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实施了各类治理措施，在保护和改造当地的土地资源、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益。同时，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减少入黄泥沙的作用。据统计，黄土高原138个水土流失重点县，1984年粮食总产比1979年增加了22%，其中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所辖的122个县，1984年人均收入为1979年的3.7倍。水土流失严重的无定河流域经过20多年的治理，1984年的粮食总产量为1972年的近3倍。根据水文法计算，从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展水土保持治理的70年代以来，黄河中游多沙粗沙区水利、水保工程年均拦减径流量超过10×108m3，80年代的为13.98×108m3，70年代年均拦减沙量为3.56×108t，80年代为3.95×108t[2]。 但是，就黄河下游河道冲淤调整趋势及近年来的洪灾情况看，黄河下游的泥沙灾害仍未明显减轻，甚至在诸如“96.8”洪水期间，尽管流量属中常洪水，但不少河段水位却达到或超过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经济损失也是建国以来最大。根据1969～1990年实测资料统计，黄河下游花园口至艾山河段粒径大于0.05mm的粗泥沙淤积量始终占其来沙量的15%左右。进入80年代以后，粗泥沙淤积量占该河段淤积总量的1/3，比80年代以前的还大32%[3]。同时，近年来该河段的淤积量占全下游淤积总量的比例有增无减。另外，根据无定河、秃尾河等黄河支流流域水土保持治理前后的河道冲淤变化分析，尽管经治理后取得了一定的减水减沙效益，但在有些年份其支流河道仍是淤积的。分析还表明，一些支流流域治理后，河道的水流输沙能力不一定能够增大，特别是对于粗颗粒泥沙，其输沙能力反而有所降低[4]?。 因此，从全面防治泥沙灾害的角度而言，对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实际上，从流域地理系统的观点来说，河流作为其中的主要子系统，其发育演变与水沙动力输送的关系极为密切，水沙条件一旦发生变化，河流必然会以河道的冲淤、形态变化作出相应的反馈调整。而且，河流的调整方向与水沙条件的变化趋势具有直接的关系。水土保持措施具有工程、生物等不同的类型，其减水减沙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减水效益明显，有的则减沙效益明显。不少专家研究均表明[5，6]，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措施的拦水拦沙作用具有很大差异，对流域的产水产沙量及洪水过程有不同的影响。如根据分析[5]，黄河支流汾河流域水库淤地坝等治沟工程措施拦沙量占流域治理措施总拦沙量的65%，梯田、水保林等坡面治理措施拦沙量占35%，相应的拦水量分别占总拦水量的11%和89%。显然，如果在黄河中游大规模开展水利水保工程治理，不同的措施配置方案，就会使进入河道的水沙条件产生不同变化，也就直接关系到河道的冲淤演变方向。我们近期的初步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水土保持措施配置方案，减水减沙效益比是不一样，对水沙过程的改变，包括对水沙搭配的调整都是不一样的，下游河道的冲淤变化也相应不同。如根据多沙粗沙区个别重点支流的资料分析，只有当减水减沙效益比在某一范围时，河道的冲淤才能基本达到平衡，否则，淤积反而有所加重[8]。因此，我们必须从宏观的角度出发，依据流域地貌系统的观点，进行全流域的整体研究，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只注重水土保持改善农业生态经济的作用，而忽视对河流输沙及河床冲淤规律的改变效应，就难以全面解决土壤侵蚀灾害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河道淤积、水患灾害的问题，就有可能形成“减蚀不减淤”或“减沙不减淤”的局面，因此，必须对江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对水沙组合及运行、河床冲淤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探索出治理下游河道淤积灾害的新途径。 坡面及沟道的水土保持治理对进入河道的水沙量及其过程的改变，实际上就是对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进行了时空上的再分配，破坏了原有长期形成的河流的水动力平衡输入条件，改变了天然情况下的河流动力特性。作为一种响应，河流的能量耗散过程必然作出调整。河流能耗过程调整的方式、幅度和速率是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系统能量分配的干扰作用大小有关的。因此，认识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冲淤调整的影响，应以分析水沙过程的改变与河流动力特性的调整作为基础和依据，这也是评价水土保持治理方案合理性的理论前提。 从河流系统来说，流域坡面的产水产沙及河道的演变调整是能量耗散的两个子过程，而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着重注意的是前一过程的变化，忽视了作为流域重要子系统的河流的演变调整问题，多数仅限于流域的地理因子(如流域面积、纬度等)及地貌因子(如沟壑密度、植被度等)与河流径流量、输沙量的关联性的分析。关于水土保持措施对河流动力特性的影响研究却很少。 流域治理干预了自然条件下流域系统能量的分配过程，引起河流水动力学特性(包括输沙水力特性)方面的变化，那么，作为能量耗散的主要形式，河床冲淤演变趋势亦将进行调整。如对黄河支流皇甫川流域资料统计分析，该流域从60年代以来，各时期单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配置比例均有差异(表1)，相应地，河流能量(单位时间动量)与河道的冲淤量关系也有所变化(图1)，根据对河道发生冲刷的平均情况初步分析，其变化关系与坝地、草地的面积比(单项面积与总治理面积的比值)显得较为密切。另外，不同年代的单位水流动量的冲刷量是逐年减小的，至90年代稍有回升(图2)。根据统计[9]，从50年代至90年代，汛期降水量、汛期径流量及洪水径流量年内分配是基本相同的，就是说外界输入流域系统内的能量过程变化并不大，这显然是与输至河流的能量过程及水流的动力特性变化有关的。可见，河流系统的能量变化对河道的冲淤演变趋势起着很大的制约作用。认识流域治理对河床演变规律的影响，对确定江河治理的规划设计及治理方略均是极为重要的。 3.3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流水文学特性的影响 主要是对洪水特性的影响。目前，不少专家认为水土保持治理对一般洪水有明显的影响，可使洪水过程趋于坦化，洪峰流量减小，历时加长。但对大洪水尤其对特大洪水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及影响多大等需要研究，这不仅对认识下游河道的演变趋势是必要的，而且对制定下游的防洪宏观决策和规划也有十分重要意义。 3.4 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的影响 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的冲淤演变影响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主要有：流域产水产沙与河道冲淤演变的关系、流域治理后河床冲淤变化、横断面形态调整、纵剖面调整等等，及其与流域治理的关系。 在大的流域自然地理系统中，一定的自然地理背景决定着特定的河流演变规律，这种演变规律实质上是河流为适应集水区内各种地理环境因子繁纷复杂演化过程的一种由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功能的体现，就是说，河流的性质和演变过程集中反映了流域控制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共同决定着河流的水文泥沙特征、河道形态特征和演变趋势。 尤其对于黄河这类含沙量大的河流，其下游河道特征及其演变规律是在具有中游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黄土高原地理背景下经漫长时期形成的，一旦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治理，不仅直接改变了土壤侵蚀的环境演化过程，还必然使径流量及其过程受到调蓄或干扰。而正如上述，在流域环境系统行为中存在着集水与产沙、供水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当水土保持治理达到一定规模后，流域环境系统的行为将逾越这种阈，各项控制因子演变过程将处于一种突变性的振荡态势，不过，这种演变过程却又总是力求达到另一种新的平衡，建立相应的阈。各级支流是直接受到感应的第一层次。因此，分析水土保持治理对河道演变影响的科学关键点是搞清水保措施与产沙、产水产沙与河道演变的平衡阈关系，并以支流作为基本层次，研究下游河道演变对水土保持治理的反馈响应。 3.5 水土保持治理方案的河流效应约束参数的研究 从流域环境系统的观点，水土保持治理的主要目标应获得三方面的效益，即防治土壤侵蚀效益、农业增产效益及减少河道泥沙淤积灾害效益(或作用)，而这三方面的效应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平衡的关系，这种关系受约于流域系统整体稳定运行的要求。事实上只有此，才可能实现整体流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关于水土保持治理减少土壤侵蚀效益及农业增产效益的约束参数已有不少研究，但如何选择减少河道泥沙淤积效益或水土保持治理的河流效应的约束参数需开展研究，同时，关于河流效应同其它效应间的关系以及在考虑河流效应约束条件下水土保持措施配置体系的比选原理及依据也是应开展研究的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 基础理论论文:电力系统灾变防治基础理论 摘要：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灾变原因及灾变防治策略。 关键词：电力系统 灾变特点 灾变原因 防治策略 一．电力系统灾变概况 电力是国家的支柱能源和经济命脉。目前我国电网装机容量2.5亿千瓦，居世界第二位。随着三峡等大型电厂建成，必将出现超大规模的联合电力系统。我国计划在2010～2020年间建成安全可靠、满足电能传输和市场化运作的全国范围联合大电网。如何保证其安全、稳定和经济运行，是一个及其重大和迫切的研究课题。 而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了多起灾变性的重大电力系统事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如美国1965.11的东北停电事故，停电2100千瓦，停电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1977.7美国东北停电25h；1978.12法国停电75％，时间7h；1982.12加拿大魁北克州全停；1983.12瑞典停电67％，时间6～7h；1987.8东京大停电，时间6h；1996.9马来西亚全国大停电；1996.8美国西部大停电，损失3200万千瓦负荷，停电时间7h。这些事故的起因均为某一局部故障，但由于控制措施采取不当或不及时、电网结构的不合理、继电保护装置的误动或拒动，或者是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系统的连锁性故障以致于大面积停电，即所谓灾变的发生。大区电网的互联和电力市场机制的引进在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电网的运行增加了更多的不可预知性，电网运行在稳定极限边缘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只按现有的可靠性准则来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是不够的。应建立电力系统的第三道安全稳定防线，即必须对系统中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尽早开展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的研究，避免灾难的重演已成为目前电力系统研究的当务之急。 二．电力系统灾变的特点 现实的电力系统同复杂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环境相联系，它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干扰，要完全防止事故的发生是不可能的。电力系统灾变是指电力系统主要由连锁性事故导致的电力系统稳定破坏而发生的大面积停电。电力系统事故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可逆性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能从一种正常工作状态走向另一种或回到原来的工作状态。二是不可逆事故。即电力系统受干扰后，电力系统功角稳定破坏，或电压稳定破坏即电压崩溃，或频率稳定破坏即频率崩溃，或三者中的任意二者或全部破坏，电力系统瓦解，大量损失负荷。 下面例举了电力系统的一类灾变的发生发展过程。 1．假设 l 事故前潮流如图1所示，且节点2、节点3联络开关通过功率很大；线路1～2，1～4接近稳定限制功率运行。 l 线路配置较完整的继电保护和重合闸，且线路1～2，1～4跳闸可联切电源1号机组和分别联切节点2、4部分负荷，但事故当时联切装置停运检修中。 l 变压器配有常规保护；发电厂配有常规保护和自动控制装置。 l 电源节点2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联系；节点3与系统联络开关有振荡解列、低频率解列联系。 2．灾变发生和发展过程 （1）线路1～4永久故障，两侧保护正确动作掉闸。1号电源因离故障点近，冲击较大。 （2）线路1～4负荷转移至线路1～2，1～3，线路4～3潮流反向。 （3）电源1，3间功角稳定破坏，系统振荡，1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上升，3号电源侧频率大幅下降；电源1，3之间联络阻抗二分之一处（电源2附近）为振荡中心，电压稳定破坏。 （4）1号电源部分发电机过速解列停机。2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电压解列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该地区受进功率很大，事故时电压很低，低频切负荷装置启动功率不足，大都未动，故解列以后，频率陡降，最终该地区所有发电厂被迫解列，部分停机，局部系统瓦解。3号电源与系统联络开关振荡解列、低频解列动作供电地区，但因事故前所在局部系统功率外送较大，加之在系统振荡过程中部分低频减载动作，解列后功率过剩，频率上升，部分发电机组被迫减出力或解列停机。负荷节点4，因在振荡过程中频率很低，低频减载动作，大部分负荷损失。 灾变最终结局是：2、3号电源解列，系统损失大量负荷，全网和局部系统2均瓦解，局部系统3解列后也几近瓦解。 由上述简单系统灾变的示例以及结合多次实际电力系统灾变事故经验，可将电力系统灾变的主要特点总结如下： 1.具有极强的综合性。电力系统灾变几乎涉及到电力系统中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每一起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均与系统失去稳定有关，灾变是系统失去稳定并导致大面积停电的结果。因此在研究中必然会遇到电力系统原有的众多难题，如系统的动态等值与简化、稳定判据的选择、负荷的动态模型难以获得、控制方法的适应性以及系统的强非线性和时变性等问题。 2.连锁性故障是导致电力系统灾变发生的主要原因,它表现为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并最终发展为系统的解列、频率或电压崩溃。连锁性故障往往由极其罕见的严重事故造成,具有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典型的严重事故包括同一走廊的输电线路全部同时断开、枢纽变电所全停或占系统容量较大的一个发电厂全停等。目前人们对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只有一些定性的认识,对连锁性故障发生机理的系统性研究仍不多见。 3.连锁性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及策略与常规情形不同，要求在灾变研究中应考虑罕见严重故障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这与以往的基于个别故障发生后采用的控制方式和策略明显不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诸于文献。 三．电力系统灾变原因 仔细考察过去发生的多起重大电力系统灾变事故，可知导致事故扩大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种： a)输电线路过负荷或故障跳闸,引起大量负荷转移,最终造成一系列线路和电源的连锁反应跳闸。1961年英国东北部、1965年美国东北部和1967年美国东部的大停电等事故均是由上述原因引起。 b)负荷增长过快,系统无功不足而导致电压崩溃。1978年法国和1987年日本大停电事故便是由这一原因造成的。 c)系统元件的保护或自动装置拒动或误动。 d)线路多重多次故障,导致一系列跳闸,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e)大机组跳闸,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发展成稳定破坏事故。 f)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如地震、战争等)。 灾变是系统稳定破坏的结果，根据系统失稳的特征不同，稳定问题包括功角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以及电力系统非管制后所呈现的电力市场稳定问题。 l 电力系统功角稳定 所谓电力系统功角稳定就是要求保持电力系统中所有同步发电机并列同步运行。交流电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条件是各发电机按同一供电频率同步运行以保证为用户提供统一频率的电能。电力系统失去功角稳定的原因是在运行中不断受到内部和外界的干扰，使电气连接在一起的各同步发电机的机械输入转矩于电磁转矩失去平衡，出现各发电机转子不同程度的加速和减速，以及各发电机转子相对功率角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随时间增大，则最后将使发电机失去同步运行。由于各发电机的频率不相同，电力系统中的电流和电压将发生很大幅度的振荡，用户得不到正常供电，保护装置动作，一般要断开受影响的发电机、线路等元件，有可能使系统解列为几个子系统并不得不切除负荷及发电机，从而导致全系统的崩溃。失去稳定的现象可能是发生一台发电机与其余发电机间，或者发生在几群发电机间，每群发电机内还是同步运行的。 l 电力系统电压稳定 电力系统的电压稳定性是电力系统维持负荷电压于某一规定的运行极限之内的能力，它与电力系统中的电源配置，网络结构及运行方式、负荷特性等因素有关。在电力需求不断增加，受端系统不断扩大，负荷容量不断集中，而电源又是远离负荷中心的情况下，以及输电系统带重负荷时，会出现电压不可控制连续下降的电压不稳定现象，即电压崩溃。它往往由于电力系统电压的扰动（如发生短路，大容量电动机的启动，冲击负荷等）、线路阻抗突然增大（断开线路或变压器）、无功功率减小（断开发电机或无功补偿装置）或节点负荷的增大而诱发，使大量用户断开和大面积停电。 l 电力系统频率稳定 在电力系统稳态运行情况下，全系统的发电机出力和负荷（包括线损）是平衡的，电力系统频率是一个全系统一致的运行参数。在实际运行时，当电力系统出现干扰使发电机的总出力和负荷的总功率出现不平衡时，相应地将导致各发电机转速和频率的变化。在频率变化的第一阶段调速器和调频系统还没有动作，系统的平均频率将下降或增大，各发电机间将产生振荡；第二阶段发电机的调频系统以及负荷的频率调节效应，导致发电机有功出力以及负荷的变化，随着电力系统容量的增大，频率的微小偏移均将发生很大的有功潮流波动和调整，如果电力系统频率进行的监视和调节不够，就会导致系统频率的进一步恶化，这又将导致系统电厂中锅炉出力的变化，以及电动机负荷的变化，使得电力系统的出力和频率进一步变化，最终使系统走向频率崩溃，一致全系统大面积停电。 l 电力市场稳定性 当前电力市场化浪潮席卷诸多国家，我国也在积极推行市场化改革。先进国家电力工业走向市场的经验表明：电力系统的市场化运作由于打破了垄断，引入了有序竞争机制一般将使发电成本降低30％，电价降低26％左右，这对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是电力市场的发展在带来明显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从而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将由两部分组成，即前述的电力系统物理稳定性和电力市场经济稳定性，而且两种稳定性紧密交织在一起，灾变发生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比如1996年发生的两次美国西部大停电以及马来西亚大停电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惨痛教训。 电力市场稳定性指电力市场必须保证其经济活动的稳定性。政府部门和电力市场的各参与方都希望评估影响电力市场稳定性的各种因素，了解电力市场在受到预想扰动时的动态行为和稳定程度，并希望可靠的算法支持其决策，防止市场的崩溃。 影响电力市场稳定的因素有： 1） 市场经济下的系统运行工况将由市场需求来决定，系统间大量的电能交换和交易、不可预测的潮流和线损等因素都增加了运行调度的不确定因素，更容易遇到离线分析未考虑的工况。 2） 电力市场下，发电、输电、供电将各自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电网公司将不再具有在传统垂直一体化电力结构下的调度能力，网络的安全问题将更为突出。 3） 在宏观经济方面，能源政策、环境法规和国民经济发展态势的调整 4） 在微观经济方面电力市场规则的修改，各参与者的博弈 5） 在技术方面，电力系统的物理特性、安全稳定导则、稳定传输极限引起的阻塞、分析技术和控制技术 电力市场稳定性的研究内容是： 1） 在市场均衡价格下，研究市场价格微小偏离市场均衡价格时的市场稳定性 2） 研究市场在大扰动情况下，系统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多的发电公司、充裕的可发电容量及可输电容量，也即电力市场的大扰动稳定性问题。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崩溃时发电成本上涨和发电容量不足，造成加州批发电力市场价格飞速上涨，而当时的用电端是按照冻结电价售电的，这样就失去了电价调节的杠杆作用，用户的用电弹性作用完全丧失，市场价格失衡 3） 研究电力市场的动态品质问题，如电价的渐进性、对振荡的阻尼等。 四．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涉及到电力系统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连锁性故障的机理及其发生时的控制方式和策略、电力系统隐患的探测和预防、决策准确性与快速性的兼顾以及完善预警系统的建立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系统（Power System Collapse Prevention System，缩写为PSCPS）研究的目标 1)准确地进行判断并给出正确的控制措施是对PSCPS的基本要求。电力系统扰动发生后，要求PSCPS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对系统的有效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只有准确的决策和快速的执行才能有助于电力系统状态或性能的改善，否则会加剧系统的崩溃。然而,目前研究中采用的算法和方法多数仍难以满足PSCPS的实时性要求。快速性和准确性要求一直是电力系统研究中的一对矛盾，同时满足快速性和可靠性要求的安全及稳定控制算法才具有实用价值，机理可行而缺少实时性的算法虽具有研究价值，但却不宜采用。 2)PSCPS应具有鲁棒性和适应性，不应受到某些虚假现象的影响而产生误判。电力系统的时变性要求采用的控制方法和策略具有适应性和鲁棒性，即要求针对不同的问题采用不同的控制方法和策略以确保控制的准确性。电力系统的扰动具有不确定性，危险形式也千差万别。不同的扰动和危险方式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需要各自不同的判定方法和控制策略。PSCPS必须能正确地识别各种危险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系统的相应特点，并做出合理的决策。此外，PSCPS还应能正确识别系统正常的扰动和真正的危险，并做到“去伪存真”。 3)PSCPS的算法应能反映系统的实际，采用的假设应具有合理性，其对系统危险指标的判据应是充要的。这主要体现在研究中采用模型的适应性、系统等值的准确性、预想事故集筛选的合理性以及判定方法的选取等多方面。在PSCPS研究中，针对不同的问题应采用更接近实际的系统模型。首先，假设应是合理的，在做系统简化和等值时，需使简化后的系统符合实际的未简化系统，或者保证简化引起的误差不使PSCPS做出虚假或错误的判断；其次，所采用的预想事故筛选原则应是准确的，不应遗漏任何具有潜在危险的预想事故。 4)PSCPS包括的一系列重要稳定裕度指标如电压稳定、功角稳定和频率稳定指标等应是基于参数空间的，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直观性。它能回答诸如某条或某几条母线上可同时增加的负荷有功和无功功率数量，某条或某几条输电线上可同时增加的有功传输功率等具有实际物理意义的问题。基于系统状态空间的性能指标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常常缺少实际可操作性。 5)在紧急或事故情况下，PSCPS给出的控制决策除了要考虑系统安全性外，还应使控制代价最小。保守的决策虽能保证系统的安全,但却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因此要求PSCPS具有优化控制决策的功能。 6)在电力市场环境下，PSCPS应能准确在线度量当前市场的结构稳定性和有界稳定性，基于发电及用户侧的市场报价，解决含动态稳定约束的阻塞问题，优化调度，以及提供高质量的各种辅助服务决策。 因此电力系统灾变防治急需解决以下问题： 1)电力物理大系统的稳定性理论 包括建立电力物理大系统的整体建模；电力大系统全局稳定性的定量测度理论，研究电力系统稳定域的拓扑结构，失稳模式及其演化规律；电力大系统稳定性的在线快速评价方法体系。 2)电力市场稳定性理论 建立电力市场的动力学模型，研究电力市场竞价、交易、调度运营等动态行为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物理系统与经济系统稳定性的交互关系。 3)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机理和控制策略 研究连锁性故障发生的条件和特征，探索研究连锁性故障的理论和方法，制定反连锁性故障的相应措施。 4)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优化控制和优化调度理论 研究电力大系统的非线性鲁棒控制原理，使得系统具有鲁棒稳定性和高干扰抑制能力；研究混杂系统复合控制理论，解决非线性高维、分块、多层、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并存的控制系统设计及求解方法；研究混杂系的调度策略。 5)电力大系统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建立全新概念的发电厂与电网控制与调度的计算机实时信息处理系统，即需研究电力大系统整体和各个组成部分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分层分块地建立运行中各发电厂与整个电力系统的在线实时仿真决策系统，它可实时给出潮流调度最优方案和反事故紧急措施的合理建议等。 6)建立电力市场的实时仿真决策系统。 五、电力系统灾变防治策略示例——先进励磁控制技术运用 电力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清华大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在中电联合水力发电学会自动化专委会推动帮助下，与长办机电处、水科院自动所、华中电力集团公司、内蒙电力公司、广东电力集团公司以及葛洲坝能达公司等单位合作，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已成功地研制了GEC-I性全数字式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装置，并已投运于丰满水电厂、海渤湾电厂、沙角电厂（A）、焦作电厂、沙岭子电厂等十多台机组，提高了有关电网的安全稳定性，产生了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近期内丰满第二台和广东连州、韶关、华北大同一电厂以及浙江镇海等电厂的该型装置即将投入运行。目前，该国家实验室在东北电力集团公司支持下，研制了双工控机，具有彩色平板数据和波形显示器（PPC）的新型非线性最优控制装置GEC-II，可望于1999年三季度以前投入白山水电厂30万kW机组试运行，为三峡机组励磁系统国产化作进一步技术准备。 上述励磁调节器，从理论、软件到结构完全具有我国自主产权。其理论上的领先地位已为国际有关专家公认；对提高和改善电网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不仅被理论和仿真证明，而且已为内蒙电网实际发生的故障所验证；也为华中、西北、浙江、四川等电网科技人员独立进行的物理和数字仿真（用“综合稳定程序”）所证实。本文将对这已具有我国完整知识产权的高科技装置从理论优势、装置特点、仿真结果和实际运行等方面作扼要阐述。 5.1 理论上的创新性 首先让我们对励磁调节器设计的理论基础发展过程作简要的回顾。 5.1.1单参量辅助控制 60年代，随着美国电力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发电机快速励磁（自并励方式）的广泛应用，工程控制论中的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即控制系统的灵敏性与稳定性的矛盾便日益显露出来。美国一些电网产生了多起“低频振荡”（LFO，Low-Frequency Oscillations），这种LFO现象从物理观念上可归为“欠阻尼”问题。约30年前（1969年）美国de Mello F等人提出了可用辅助励磁控制（SEC，Supple mentary Excitation Control）来提高系统阻尼[1]，并给出了辅助励磁控制通道的具体传递函数为： 式中，是辅助控制环节的输出； 是转速偏差。 由于转速的导数近似地与发电机有功功率成正比，故上式中的反馈量亦可换成，当然传递函数亦应作相应的改变。 以上这种单参量（或）辅助控制环节，发明者将其称为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从那以后北美大多机组都装上了“PSS”，随后其他国家和我国也不同程度上引用这项技术。 国际励磁控制界权威学者，加拿大温哥华B.C大学终身教授Yu Yaonan（余耀南），对PSS做过精细深的研究，发展了de Mello等人的方法，提出了一套算法和设计方法，其成果载于他的ELECTRIC POWER SYSTEM DYNAMICS（《电力系统动态学》）这本名著中[2]。虽然不少学者就按单机系统模型设计的PSS在多机系统如何协调问题上想了不少办法，但仍然存在着如上述著作第3和第4章中所指出的问题：①尽管北美大多数电厂装有PSS，但LFO现象仍时有发生；②由于设计方法本质上是单机单参量的相位补偿法，其所适应的系统振荡频带相当狭窄。 我国华南电力系统原打算采用“PSS”来提高系统小干扰的稳定性， 但在计算中发现难以用一种不变的PSS参数来适应系统运行方式的变化。 5.1.2线性最优化励磁控制（LOEC） 为了对励磁控制技术作进一步改进，余耀南教授于1970年在IEEE期刊上发表了他在电力系统线性最优控制领域的开篇文献[3]，随即在国际电工界掀起了线性最优励磁控制（LOEC，Linear Optimal Excitation Control）研究热潮。这种控制理论与技术和以往相比，主要有以下两点革新：第一，将单参量辅助反馈改进为多参数反馈（反馈量为电压，功率，转速和转子电压。）；第二，运用“线性、二次型、黎卡梯”，（LQR）这一成熟的控制方法，求得多个反馈量之间的最恰当的放大倍数匹配关系，因而实现“最优化控制”。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本文第一作者等在高景德教授、余耀南教授指导下，在LOEC的设计理论的系统化和工程实用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种以LQR方法为理论基础的线性优化励磁控制装置从1986年第一台在碧口水电厂试验并成功投运后。在国内得到了推广与运用，该技术被成功地用于红石和刘家峡等水电厂（调节器由洪山电工所制造）。在国外，法国EDF比我国约晚5年，也独立的研制出线性多变量优化励磁控制器，称为“四通道控制”，解决了法国电力系统的低频振荡（LFO）问题。 由于LOEC有如上所述的两点革新，故显著拓宽了所适用的振荡频带（亦即增强了对振荡频率变化的鲁棒性）；更加有效地抑制LFO，这一点不仅为动态模拟实验、数字仿真所反复证实，也被碧口水电厂和红石水电厂令人信服的现场试验结果所验证。1990年清华大学进一步改进的线性优化控制——“零动态最优励磁控制”，在微机励磁调节器上得以实现。至此，我国已从理论和装置上占据线性化励磁控制技术的制高点。 5.1.3 近似线性化模型的局限性 上述两种控制方式虽有种种差异。但它们本质上部是基于单机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即特定潮流）处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设计的。虽然PSS模型是以传递函数G（S）表示的，LOEC是以线性定常系数微分方程组表示的。但我们知道，传递函数只是线性微分方程的拉氏变换形式而已。 电力系统实际上是一个强非线性的系统，其中第i台发电机有以下模 型： （1） 式中，—皆为常数，和分别为转速和暂态电势；为转子电压，是控制量。 和是关于和的非线性函数，分别为： （2） 式中，为发电机转子角；为常数。 把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状态下近似线性化后，代入原方程即可得近似线性化数学模型。其近似线性化的处理方法是把和在某一特定状态处按台劳多项式展开后只保留首项，而把二次方和高次方项统统忽略。该处理方法在微分学中称为“以非线性函数在某一特定点处的全微分代替其在该点处的增量”。用几何学的观点来看，即以状态空间中在点处某曲面的切平面代替其曲面（参见图1）。 图1 以处的切平面近似代替曲面示意图 问题很清楚，这种近似只是在当实际运行的状态点离开点很近时才是对的。在电力系统发生短路故障时，实际运行点必然会远离初状态。由图可知，这时近似线性化的数学模型就完全不对了。因此按这种模型设计的励磁控制器，在大干扰下控制效果将会大大削弱，甚至产生负作用。为此PSS环节的输出必须加严格限幅（美国学者坚持限幅在土5％）；LOEC虽尚未发现有负作用产生，但对提高暂态稳定作用甚微。 5..1.4 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 目前我国电网，低频振荡和小干扰稳定性的改善固然重要，但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要提高其暂态稳定水平，为此迫切需要发展直接按多机系统精确非线性模型设计的最优励磁控制器。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上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非线性系统控制理论有了较系统的发展，美国将其用于如飞行器和机器人等控制系统。在我国，本文作者首先将其用于复杂电力系统，并发展了这种理论，在IEEE/PES，198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该领域的开篇文献[4]；随后MIT的Ilic教授和多国学者在该领域进行了跟踪研究。199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专著[5]，奠定了基于微分几何方法的电力系统控制理论基础。1996年11月IEEE电力系统卷发表了本文作者的“分散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一文[6]，该文在国际上首次给出了关于这类非线性控制解最优性质严格数学证明，使这种理论上升到“非线性最优”的高度。论文为SCI收录，被各国学者多次引用，使我国在该前沿学科领域占有国际上一席之地。 90年代初，IEEE自动化学会主席华盛顿大学Tarn T J教授对我国学者这一成果是这样评价的：对非线性系统微分几何方法的发展有重要意义，且这种理论和方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应用领域。他们明确指出：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方法相比，这种非线性控制方法在改善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动态品质优化方面有着突出的优越性。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这方面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科学院院士Zoborszky J教授热情评论道：非线性几何方法是一种高新而精深的科学方法，加之电力系统模型的极其复杂性，中国作者成果是一个通过精确与博识的分析使问题得到明澈无疑解决的范例，是一项极具吸引力与挑战的新贡献。 其实这种理论和方法的主要思路是相当简单明了的。 电力系统中运行的发电机组的数学模型有以下形式（具体模型见（1））： （3） 式中，是状态量；是的非线性函数向量；是常数向量；是励磁控制量。 方法是要求找到一组非线性坐标变换： （4） 同时又找到非线性控制律（状态量非线性反馈） （5） 这里都是的非线性函数。使得发电机组励磁控制模型（3）精确地在全动态过程意义上转化为Z坐标下的线性系统（故称作“通过反馈的精确非线性化”方法）： （6） 根据线性优化原理很容易找到（6）式中最优的，将代入（5）式，即可得到非线性励磁控制策略。 （7） 上述结果已由本文作者在1996年IEEE上发表的论文证明：以上非线性控制解对原非线性系统(3)也是最优的。 用以上方法得到的非线性最优励磁控制规律为： （8） 式中，分别为发电机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端电压、转速，其它皆为这台发电机本身的参数。 励磁控制规律（8）有以下特点：第一，其中仅含有受控发电机可测的状态变量，所以实现了真正的分散控制；第二，仅含有受控机组本身的参数等，故对网络结构的变化有完全的自适应能力（鲁棒性）；第三，由于在求解该控制律中，未对模型作近似线性处理，该控制规律对“小干扰”和“大干扰”同样适用；第四，文献[6]业己证明，该控制规律对一类二次型性能指标是最优的。 应指出（8）式所示的是发电机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反馈策略，这种策略对电力系统起着镇定（Stabilizing）作用（无论对于小干扰还是大干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全状态量非线性最优PSS（Power System Stabilizer）。 5.2．装置的先进性 由我国自主开发的高科技产品GEC-I型微机非线性励磁调节装置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 设计的并采用现代微机技术，集先进性与可靠性于一身，专为大、中型发电机组设计的励磁调节装置。 通过近十个电厂中的运行，显示出该装置除采用了先进的励磁控制理论外，还有诸多的特点： (1) 实现了全数字化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从交流输入到控制脉冲全部实现了数字化，完成了交流采样、数控脉冲等一系列先进的微机技术，取消了模拟环节和电位器调整环节，在硬件结构上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提高了装置的可靠性和调节精度。 (2) 实现了国际标准化的软件设计。该励磁调节装置在实现了最小系统配置的条件下，保护与调节功能均采用软件设计得以实现，如TV（电压互感器）断线保护、强励反时限保护、低励限制保护、V/F限制保护，以及功能齐全的调节方式，如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方式，线性最优调节方式，PSS方式以及PID调节方式，恒无功和恒功率因素方式也在考虑之列。 (3) 实现了设备调试智能化。该装置具有方便直观的人机接口；运行中不仅能直观地了解装置的工作状态和发电机的运行状态，而且一切调试均能由计算机系统的功能键完成，如零起升压、土10％阶跃响应。调节器参数和保护参数的整定均能由加有密码的键盘来完成。 （4）实现了系统元件板的故障自诊断功能。整个调节装置在运行过程中，具有完整的故障自诊断系统，一旦故障出现能明确地指出故障板，使之可达到最快修复的目的。 （5）故障信息记录也是该励磁调节装置较为突出的优点之一。当系统出现故障或操作人员误操作引起的故障，以及装置本身故障都可由故障信息记录系统查明原因，对于分析故障原因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5．3．非线性励磁控制对提高系统安全稳定性的重要作用 同步发电机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引起了充分重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对提高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压稳定方面己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从计算机仿真研究、动态模拟实验研究、直至现场故障的实际动作行为都证实了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的重要作用。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己完成了华中电网、西北电网、新疆电网、浙江电网的仿真研究，华北电网和广东电网以及西南电网仿真工作正在进行中。仿真研究是基于电科院电力系统分析综合程度（PASSP）进行的，几个系统的仿真结果如下。 5.3.1 对提高西北电网稳定性的仿真研究 西北电网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截止1996年底全网统调容量1300万kW。西北电网主网架为330kV电压等级。主网联接是一个环形网，其环网总长度近 2000km，而东西部之间的输电距离为500km.，位于北部的宁夏网是通过双回线以三角环网的形式与主网联络，西北电网的接线示意图参阅文献［7］。 就运行的稳定性而言，目前西北电网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西电东送方式存在弱阻尼现象，动稳极限仅为80万kW，无法满足功率交换的要求； （2） 东电西送时存在暂态稳定问题。暂稳极限仅为73万kW； （3） 区域网的局部稳定问题也较突出，特别是宁夏网、陕南网和汉中网都存在电压稳定性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对西北电网详细的仿真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西北电网在安康、渭河、碧江、清远、龙羊峡、大坝、大武口7个电厂中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西电东送的动态稳定极限可由原80万kW提高到100万kW。东电西送的暂态稳定极限由73万kW提高到80万kW，对区域网中的各局域网的稳定水平和电压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典型的仿真结果参阅文献［7］。 5.3.2 R4华中电网稳定性改善的仿真研究 在华中电网中，由于湖北电网与江西电网之间的弱联系，当500kV葛凤线发生三相短路后，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的功角摇摆出现等幅（甚至增幅）的低频振荡，鄂东下陆至江西柘林线路的有功潮流出现等增幅的低频振荡。研究表明，若在葛洲坝电厂、汉川电厂和南昌电厂的机组上装设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不仅可有效抑制上述的低频振荡问题，而且还可改善系统的暂态稳定性，其仿真结果见图2所示。 葛洲坝大江机组对南昌机组功角摇摆曲线 虚线为常规控制 实现为NOEC控制 图2 华中电网仿真结果 从以上几个系统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发电机非线性励磁调节器对于同时改善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电庄稳定均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5.4． 结论 “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国政府强调要特别重视“研制开发出一批具有我国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产品”。本节所介绍、评述的全数字化非线性最优励磁调节器；从理论到装置具有完整的我国知识产权。 本节所介绍、推荐的控制装置是在我国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电力系统非线性控制理论指导下设计的。该理论在电力系统小干扰和大于扰稳定控制的统一性，控制对于电力网参灵敏和结构改变的鲁棒性，各发电机控制所需反馈量的独立性以及控制规律的最优性这4个长期希望解决但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国际一领域起着“挑头”作用。 装置实现了从采样到脉冲输出的全数字化和100％的冗余度，并且以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总线为硬件核心和依托，可靠性高；新改进的产品具有彩色平板显示器，可显示和记录运行状态和波形，这一点也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在我国目前已有24套装置投入运行。 国务院领导同志和三峡总公司的负责同志对三峡发电机组控制系统和二次系统国产化问题十分重视。鉴于三峡电厂的特殊重要性，我们在为三峡而研制的励磁控制器中除其硬件核心部分采用国际上最可靠的工控机外（这一点已做到），其它部件，包括开关、插件、端子等所有零部件也应采用国际上最先进可靠的产品。这样做与自主知识产权丝毫也不矛盾。如果我们在硬件上采用国际最先进可靠的产品，在理论和软件上我国已经领先，二者结合起来，就能使整个产品跨入到国际先进水品行列。 基础理论论文: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内容摘要】建立可靠的传播学基础理论是当今传播学研究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而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及文化问题都不同程度关联到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现象学、解释学及“法兰克福”学派等几种有影响的主体哲学通过社会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内在地决定了传播理论的框架和体系，因而，反思主体哲学根基的弊端，超越人类中心论思维的局限是现代科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客体的协调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当代社会学中的结构化理论及文化研究中的人类共同心智及社会知识型理论都提出了结构重于主体的解释模式。这些理论不仅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传播理论研究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基础理论；主体哲学；主客体协调；社会学理论；文化理论 传播理论集中体现了现代知识的综合，这种综合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和开放性上。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既可以指狭义的创新和发展(指传播理论自身)，也可以指广义的创新和发展(指影响到传播理论体系的建立)，由于学术界对后一个问题论述不多，本文主要论述影响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本文谈到的基础理论主要分为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文化问题等3个方面，这3个方面不同程度涉及到传播理论。理论界选择什么样的基础理论，传播理论相应地就会带什么样的印记。就目前有影响的传播理论来看，主体哲学(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偏于主观的理解)及相应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影响更大。今天，审视传播理论的基础理论，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根基之上，继而创新和发展传播理论，是传播学界面临的一项基本任务。 影响传播理论的几种主体哲学 在当代，哲学思想对传播理论的影响通常是通过社会学为中介的，我们在评判一种社会理论时，总是在评判一种哲学思想。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首先分析影响到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然后分析其相应的社会理论和文化观。众所周知，主体哲学在西方哲学中更为典型和明确，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其长久的历史背景。自文艺复兴以后，绝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是以主体意识的第一性作为理论的起点。在20世纪，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到解释理论，从精神分析到现象学，从存在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主体第一性的观念以各种体系表现出来：心灵、心理、直觉、精神、体验、理性观念、人道主义等等，它们都指代一个实体——主体，是主体赋予了人类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信念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哲学和“法兰克福”学派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它们在社会——文化理论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们也通过社会——文化这个中介间接地影响到传播理论。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仍是这些方面的延伸。 我们首先来看现象学，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观念并发展了现象学的方法，现象学哲学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认识论，以现象学为框架的社会学也多以此为根据发展了意向理论及价值理论。现象学的基本任务是以直觉达到人类理性的深刻基础，这一任务的前提是直觉是一切知识的合理根源，一切在初始状态的直觉中呈现的事物将会完全地如其所呈现自身的那样被接受。这个假设中，主体的理性被赋予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直觉是我们接受事物的外在方式，最后还会有一先验的自我来保证直觉的可靠。为了达到本质的直观，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还源”，简单地讲，这一命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的加括弧：即把我们的各种信念(不论是经验的概括还是各种现实的信念)全部悬置起来，并不对它们作是非的判断。2.存在的加括弧：放弃一切有关存在的判断，因为哲学的认识是对本质的认识，而对现实存在的判断则非本质，所以，对存在的判断也应中止。3.先验的还原：这种还原使我们从此验的自我走向先验的纯粹自我，这是世界上一切意义被建立起来的基础。胡塞尔晚期则将自我纯粹意识视为最终的绝对领域，即它的存在不需要任何实在为前提。纯粹意识的地位确立后，即可以解释经验世界，如果人们在经验的世界找到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意向性上是一致的。 正是这种主体哲学的框架和意向性理论，影响到后来的现象学社会学的发展，舍勒提出的价值哲学、舒茨的意义理论都与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现象学对现代微观社会学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只要我们看一下戏剧理论(戈夫曼)，本土方法理论(加芬克尔)，交换理论(雷克斯)及冲突理论(霍克斯)，无不带有意向性理论的影子，无论是日常的自我还是掩盖了意图的自我，都可以在现象学纯粹那里找到最后根源。 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将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扩大到社会领域，认为对社会活动的理解取决于主体间的一致，意义在于主体赋予对象的过程上，社会互动之所以可能，也是由于主体间的一致性。和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相似，现象社会学也是以个体为基本的考察单位，尽管这些理论以互动来解释社会系统，但它们几乎都忽视了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制约。从理论上讲，社会结构的形成总是离不开个体及集体的参与，但社会制度形成稳定状态后，它总是从语言到思想、从法律到伦理、从制度到信念各个方面来制约个体。主体既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个体的动机和行为往往是制度化的结果。离开了社会结构和制度，很难解释一些行为和动机的原因，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理论普遍的局限所在。 一些其他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如符号互动论等也都是以个体为根基来解释社会，个体往往成为不受社会制度制约的个体，微观理论的共性表现在它们几乎都在表述主体哲学的一些基本主张。 解释学也存在着类似的理论。解释的根基建立在个体的体验和理解之上，为了说明解释是普遍有效的，就要说明解释在主体间是一致的，为了说明主体间的一致还要找到更基础的东西。当代的伽达默尔是用语言来解释主体间的一致，语言既是解释学的根基，也是对世界的体验，其核心观念是人类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用委婉的体验解释世界无疑要比现象学更少地依赖于主体，但体验的背后又隐含着原来的主体。 解释学赋予了个体极大的心理自由，个人的体验成为分享共同意义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对解读精神性文本来讲，由于时间的差别，也由于解读者所处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解读者不可能得到文本的原始意义，解读总是充满了个体的理解，因而文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所难免，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是合理的。显然，在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解释学以牺牲文本来迎合读者，其相对主义的结局不可避免。 “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了一套批判理论，批判理论旨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从认识论上看，批判理论主要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批判。批判理论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对立，精神与物质的对立。批判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可以从近代的启蒙找到根源，启蒙精神在改变自然时从认识理性中发展了极度的工具理性，科学技术也是工具理论的集中体现，当世界都变成可度量的对象时，人也变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当代，启蒙精神变成一种操纵意识，这又是通过大众文化来实现的，大众文化造就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和标准化，文化工业代表了这种单一化和标准化。简而言之，“文化工业”已成为当代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 纵观以上几种哲学思想，无论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多么不同，确定主体意识优于并高于所有一切，是他们哲学推论的前提。正因为存在着主体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对立，他们的结论几乎都包含了事实与价值的对立，世界与心灵的对立，以致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在更极端的态度上往往以牺牲认识的理性法则来换取意识的自由。我们在伽达默尔及“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胡塞尔那里，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无限膨胀，科学涉及到的物理世界往往被看成对意识自由是一个极大的妨碍，甚至对意识自由是有害的。主体哲学很少考虑这样的问题：即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主体的推论是否包含了局限和偏见的问题。绝大多数的主体哲学将理性看成是自明的，客体就是呈现为主体推论的结果，这个假定预设了主体不会出现任何偏差。而事实上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这种假设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主体意识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着局限。思想史的发展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在未能把握其本质前，总是以主体的图式看待世界的，以人的特性解释世界注定会产生拟人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暗含了人类中心论的思想，主体哲学就是按这种推论极端发展的结果。主体哲学是在人类中心论和拟人论的框架下来看待人与世界的，这样，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折射出主体的意图和限度，世界的存在往往被看作人类中心的象征。换言之，它没有实体性的地位，它的性质全靠主体意识的解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不仅存在于西方古典哲学中，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哲学中。当人类不能分离出单独的客体时，除了用人这个尺度解释外别无其他方式，这也不难理解为何主体哲学一直是哲学史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认识到人类中心论及主体意识的局限是近代科学理论的成果，这个开端就是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在他的日心说中，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自转并和其他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与地心说相比，这是一幅全新的世界图像。这里，不论是地球还是人类，都不具有特殊目的和意义，相反，他们(它们)只是宇宙系统的一部分，这种理论最早喻示了人类从中心到系统的变化。 在以后达尔文的理论中，也提供了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又一种理论。按照其理论，人是生物连续进化的一个环节，人也像其他生物一样组成了一个系列。这里，人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及目的，这种理论也排除了神学理论的创世说。达尔文理论与哥白尼理论在反对人类中心论上是一致的。这两种理论都说明了人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此外，当代量子力学也提供了背离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里，主体哲学与人类中心论有着天然的联系，正因为它假定了人是世界的终极目的，因而，它无法解释真正的客观世界，也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而科学理论总是呈现出反拟人化的结果。 现代科学理论的发展过程越来越趋向将人视为无数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世界的目的。如果这样看待人类，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是值得怀疑的，主体哲学的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主、客体相协调的理论 就认识论来看，主体哲学代表了解释世界的一个方向。除主体哲学以外，一些哲学家力图使主客体协调起来，这种努力在近代开始显示出积极的成果，超越主体哲学的有效途径在于恰当地说明主客体的关系。对马克思来讲，解决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实践的问题，因为实践包含了将两者统一起来的可能，思维的观念只能在实践中加以验证：“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与其他哲学的根本区别，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到了实践对人与世界的双重作用：在实践中，自然成了人化的自然，人通过实践也在改变自身的特性，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实践的观点说明，主、客体本性的确定是从对方的作用中获得的。 在20世纪，思考主、客体的关系仍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议题，皮亚杰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提出了认识的发生问题，再次涉及到主、客体的关系。传统认识论大多在两种态度上摇摆：一种是经验主义，往往将认识看成信息来源于客体，主体只能受教于客体；另一方面，先验论和天赋论则认为主体一开始就有内部生成的结构，然后这些结构加诸于客体。这两种理论涉及的都是在高度成熟阶段上的认识，而没有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起源要比这两种理论设想复杂得多。皮亚杰根据心理研究的成果，证明了认识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客体，而是起因于主、客体的中途，它同时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这样，充分考虑到联系主、客体的中介就十分必要。皮亚杰作了这样的设想：“如果从一开始就既不存在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也不存在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又不存在固定不变的中介物，那么关于认识的头一个问题就将是关于这些中介物的建构问题：这些中介物从作为身体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间的接触点开始，循着由外部和内部所给予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对主客体的任何妥当的详细说明正是依赖与中介物的这种双重的逐步建构。” 认识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一个建构过程，它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到形式运算阶段，才能达到通常意义上的认识。认识图式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的同化和顺应，相互协调的结果，经同化、顺应的平衡作用，使主体的认识图式逐步接近客体的结构。 在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客体，也很难看到有一个本质不变的主体，顺应说明了主体会在对环境的适应中造成认识图式的改变；同化说明了主体对环境的过滤和改变，使之符合主体的认识图式。建构就体现了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过程，认识的过程就是从简单低级的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结构不断过渡，这也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过程，客体意味着主体所能达到的极限。 皮亚杰的理论建立在大量心理学及生物学的实验基础上，因而，它代表了解释认识形成及发展的科学解释方向。它的要点仍是沟通主客体的中介，在中介的关系中说明主客体。如果将这个中介与马克思的实践联系起来，它们的近似就在于从联系主客体的结构模式上解释主客体。 除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以外，语言哲学关于语言对世界的组织成形作用也作了出色的论述，这一理论涉及到的指称问题、真理问题、意义问题及言语行为对我们理解语言与认识、语言与主体及语言与社会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此外，值得提到的还有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建立在严格的理论法则之上，它以语言模式为出发点，突出强调了结构和系统的观念。结构的观念表明了它对表层对象背后共时的关心；系统的观念表明了它试图通过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对象，和语言哲学一样，它也是通过观众形态来说明主体的。就此来看，以上几种有影响的哲学与主体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传播体系建立在主体哲学之上时，我们很难察觉主体哲学的局限，这种局限势必通过其社会学理论内化于传播理论之中。毋宁说，主体哲学的蓝本和传播理论的摹本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主体哲学对心灵的能动作用的强调会贯穿于传播理论中。同样，它的局限(没有看到认识总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内涵在传播理论之中。因而，借鉴科学的认识论建构主、客体的关系，使传播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哲学的社会学根基之上，是传播学界需要思考的问题。 以上我们曾对主体哲学与微观社会学的关系作过分析，确实，微观社会学对主体的动机、行为、意义是主体间的互动曾作过详细分析。然而，微观传播学理论几乎都没有考虑到既定的社会结构对主体动机和行为的作用和影响，没有考虑到社会结构与动机的辩证关系，因而无法说明动机和行为的真正动因，最终使陈述的理论趋于表层化。显然，问题的真正源头在于如何看待行动和结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理解主、客体的问题。 目前，大家经常谈到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该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结构与主体的关系问题，与微观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是结构化理论力图在更客观的立场使结构与主体协调起来。 传统宏观社会学偏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对个体的塑造上，而大多数微观社会学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个体和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上，吉登斯提出了将两者协调的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的核心旨在说明社会结构既是通过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也是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即结构与主体存在着一种二重化的过程，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活动，而是通过主体的特定活动而构成；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实践的结果，结构不应简单看作对主体的外在制约，它既有制约性同时又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这样，结构和主体存在着一种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对结构和主体的妥当说明，需依靠对它们二重化关系的说明。 鉴于目前传播理论更多地依靠微观社会学来维系，清醒地看到微观社会学的不足，并从社会学层面考虑结构与主体的协调关系也是传播学界不容忽视的问题。 主客体的关系也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化研究一直是全球性关切的问题。通常大家谈到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领域。 社会学中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是价值论，其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韦伯及狄尔泰，用价值解释文化的各种理论几乎都将文化视为对象满足主体需要的一种活动。现象学、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及大多数实用主义理论都代表了这个方向。它们的共性是：都给予了主体以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生命、体验、理解、自由或人与社会、精神与物质的对立，都要根据主体意识来评判，文化几乎没有自己的实体地位，文化的存在完全要看主体间的解释。本来，用价值解释文化并不是没有说服力，问题在于对主体的极端信赖除了走向自我中心论以外别无选择，此外，价值论的解释还面临着文化相对主义的危险，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危险也是价值论所无法克服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文科学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除了对象不同外，还在于研究者适度的介入是可行的。但研究者介入到什么程度则是价值论和解释学所无法回答的问题。以此为框架，总是面临着解释过度的问题，而解释学通常也把解释的多元化视为合理的。这样，在价值论和解释学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仍是主体哲学的主张。 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对立变成为精神与“物化”的严重对立，工具理性的扩张必然在制度上、精神上对人进行新的操纵，文化的单一性及庸俗性不可避免。所以，由于工具理性的极度扩张，人类未来的文明也是暗淡的。 该学派的许多主张都建立在主、客体的对立上，为了维护主体的至上性，不得不排斥非主体的存在。“法兰克福”由于把个体与社会看作完全都是对抗性关系，现代工业文明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看作是一种倒退，与之相关的是工业社会及科技进步造就的大众文化根本不具有以往精英文化的单纯和高贵。“法兰克福”学派从主、客体的对立进而过渡到人与社会的对立，再过渡到文化的对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样，我们除了看到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外，我们根本看不到它们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 纵观以上几种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几乎都是从主体来解释文化，其结果要么是价值涵盖了一切，要么是文化存在着对立。因而，超越主体哲学的局限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大家知道，近几十年来，结构主义提出了一套与主体哲学截然不同的理论，包括其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其核心是以语言模式来看待社会系统，进而解释主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结构主义的影响来看，它提供的超越主体哲学的途径和方式是可行的。 结构主义主要关心文化的共时性问题，莱维——斯特劳斯集中表述了结构主义的文化观，即文化不仅是共时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加以说明。文化人类学家经常可以看到大量重复出现的文化形态，是什么决定了它会重复出现?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共同的心智，这一问题也就不可能产生，是各个文化外观形态的差异重要还是内在的共同模式重要，两种不同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答案。 按照这种方式来理解文化，各种文化现象就不难解释了。无论文化人类学提供多么不同的文化差异，但共时态的文化是存在的，因为像亲族系统、婚姻系统、神话系统、图腾系统反复出现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这恰好证明了各民族具有构造文化的共同能力。它通过转换系统，成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各种具体文化形式，而共时模式为这些形式找到了答案。考察各种具体文化的差异不是人类学的任务，人类学要探讨决定文化现象的深层内容——人类共同的心智。 共同的心智，在他那里也就是无意识问题，它不是与意识相对立的下意识或潜意识的概念，毋宁说它是人类先天的一种构造功能。它普遍地存在于各民族中，因而是普遍的理智功能，正是它的存在，可以解释各种文化的普遍共时。 结构主义的重要代表福柯在思想史领域提供了一种非主体解释思想的方式，福柯对思想史的分析集中在权力对知识的形成上，换言之，社会的知识型总是体现了权力的支配，主体正是在各种制度性场址的权力关系中生成的。 如果主体总由其他因素所决定，那么，确定的主体是不存在的。毋宁说主体总是由特定的知识型所决定，《词与物》表明了知识型如何决定着主体。按着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会引出许多被忽视的结论：如果文化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发达和落后之分，那么，各种文化之间的比较只能得到现象的差异，追问这种差异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想知道热衷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文化现象的差异只是表层问题，那么中西方文化在心智的创造上具有的共同性不更重要吗?难道它们不都是共同心智的结果吗?如果表层的背后确实存在着普遍的东西，揭示这些普遍性正是文化研究要回答的。知识型理论也使我们看到了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我们认为许多不可动摇的观念其实是用某种占主导地位的信念所支配的，主体不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在强化这种信念。事实上，能超越既定知识型的人少之又少，我们通常表述的知识大多数情况下是某一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而已。 综上所述，建立主、客体协调的认识论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可靠前提，它影响到在什么样的方式上看待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客观的社会理论直接关系到传播理论的根基问题：个体既是社会制度的结果，又参与了社会制度的形成，这样，两者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同样，非主体解释的文化理论旨在说明文化共时模式的存在，表层文化现象的对立和无序并不反映内在层次的共同模式，如果我们做深层分析，各种文化可以找到普遍的共性。 结语 近50年来，人类的知识积累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以往许多被认为是经典的理论和命题，现在被看作是有条件的和相对的，知识的不断综合和更新要求我们的思维与时代保持同步，特别是像传播学这种新型的综合性学科，如何使其理论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近代科学反复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在于其基础理论的成熟与否，而不在于其表象形态的丰富，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传播理论，相对于传播理论的应用理论来讲，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更为重要。 目前，传播学界对狭义的传播理论讨论较多，而对广义的传播理论讨论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传播理论的深化理解。如果我们仅仅讨论狭义的传播理论，我们只能得到一个相对封闭的解释体系。问题在于对传播理论基本观念的讨论常常会将问题引向更基本的问题，例如，信息问题、语言符号问题、意义问题、传播的存在及目的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完整的回答都会涉及到人的问题，涉及到人对世界的理解，涉及到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属基础理论的范畴。这样，借鉴基础理论的成果，无疑会强化传播理论的解释力，使狭义的传播理论更为健全。 本文谈到的传播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论述的。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直接关系到我们建立什么样的传播理论。主体哲学曾在哲学史上产生过长期影响，而现代科学的发展愈发证明了其内在的局限性，我们只有从主、客体相协调的途径上来看待主体意识时，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主体意识，我们只有恰当地说明了主体，我们才能恰当地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才能恰当地说明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既是我们探讨广义传播理论的目的所在，也是我们探讨传播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核心所在。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基础理论论文:关于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几个基础理论问题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质量观 评估制度安排政府 角色扮演 社会态度 论文摘要:我国当前的评估制度在施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所导致的，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尝试从高等教育质量观、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等四个方面对评估制度之基础理论进行初步探讨。 2003年 ，我国正式确立了五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 (以下简称评估制度)。截至2008年6月，第一个五年评估工作已经结束，其间有 500多所高校先后接受了评估。然而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日益凸显，评估制度也暴露了一些不足之处，如由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评估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由于行政性评价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单一问题等。其实，现有评估中的一些弊端，并不完全是由于评估指标设计不够科学、评估技术不够完善所导致的，而是由于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原因，如评估制度安排不尽合理等。本文认为，充分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评估制度安排及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较研究评估技术更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因为它是评估制度不断走向完善，在实践中走的更远，更能发挥实效的基础。 一、 对高等教育质量观的看法 高等教育质量观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会因为研究者所站的立场、层面的不同而不同。例如，站在学校的立场，从微观的、具体的、操作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学校的专业布局、课程结构等；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思考的研究者可能会着眼于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如学术性与职业性的消长问题等。本文所说的高等教育质量观是站在社会的、政府的、公共福利的角度，从抽象的、宏观的、指导性的层面而言的。国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已经对大众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质量观作了很多的探讨与论述，例如戚业国提出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认为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甚至不同定位的院校应当有自身的质量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 “避免用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高等教育质量，这实际上也是坚持了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 本文坚持高等教育多元化质量观，其特殊内涵简述于下。一所高等学校可以有不同于其他高等学校的质量追求。例如，同样是办土木工程专业的两所高校 (甲与乙)，甲校以培养土木工程基础理论或技术研究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应该被社会承认；乙校以培养建筑工地工程技术人员胜任力为价值追求，如果其预期 目标达到，那么它的办学同样可以称之为有质量，同样应该被社会承认；类似上述甲乙两校关于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质量不应该进行排队、比较，否则会误导高校的发展。 推而广之，同质的事物才可以进行排队、比较，不同质的事物不可以直接进行排队、比较。也就是说只有同质的高校、专业等才可以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一所学校将来的发展不应该过早地被非科学外力所决定，而应该建立一套发现其“内力”的机制，发挥其内力的平台，在科学外力的激励下，不断获得成长条件，逐步发展壮大，或者及时淘汰，有效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当然，多元化的质量观并不排斥不同高校质量追求达成度之间的排队、比较，只是说，多元化质量观是一个更基础的观念，只有在此基础之上，只有在坚持不同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校定位、专业发展目标、课程设置标准等多元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审慎地探索对同质高校、同质专业等进行质量达成度方面的排队、比较，或者根据特定的技术处理将不同质的高校、专业等进行同质转换后再进行排队、比较，进而根据排队、比较的结果以及相应的技术措施赋予相应的社会资源。同质转换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下面我们可以用图示的方法揭示本文所秉持 的高等教育质量观的内在要求，这也是我们探讨高等学校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 二 、不同评估制度安排的效益存在差异 高等学校的客户是多个群体的混合体，这个混合体里有家庭、企业、还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等。不同的客户对于高等学校的期待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客户的结构状态、理智水平等，例如家庭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文凭，丰富学生的学识，提高学生的能力 ；企业可能期待学校能够提供使受教育者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扎实专业知识、良好综合素质的教育服务或者具有市场价值的研究成果 ；政府可能期待学校能够加强基础学科的研究，生产具有重大理论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塑造学生的精神品质。一所高等学校要想存在发展乃至辉煌卓越 ，必须考虑其是否能够满足客户的需求 ，如果能够很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么它可以被称之为是有质量的，否则是无质量的。从理论上讲 ，一所高等学校最终的客户即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满足程度应该作为评价其办学质量的基础。评估制度安排的设计应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评估制度安排中评估主体的设计应该紧紧围绕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开展，建立利益诉求信息通道，使利益诉求信息得到充分表达，从而为科学评价高等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一套有力的动态标准、监督体制。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多样化发展的高等学校集合与其主要客户群体互动 的良性平台，这个 良性平台类似我们建立秩序良好的市场环境以供买卖双方互利互赢增加社会总剩余一样。假设高等学校有三个主要的客户群 A、B、c和误差客户集合(0，理论上讲，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记作 cuES)应该考虑到这三个要素和误差客户集合的利益诉求，应该是 A、B、C和利益诉求的一个函数，即 F(A、B、c、‘o)，当缺少一个及以上主要客户群或者显著但没有考虑时，高等学校的评估制度安排就是不完全的，不良性的，不平衡的。 当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是政府主导的行政性评估，评估制度安排忽视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群体，如企业和家庭，造成了部分直接利益相关人利益诉求渠道缺失或利益诉求链条过长而导致利益诉求信息扭曲的结果，从而难以发挥企业和家庭在评估中的作用，难以形成合理的制约监督机制。当然，企业和家庭在评估制度中的体现并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所有家庭和企业 的参与，而是一种更加可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如可以是企业的人或者家庭的人，这两个人能够受到家庭和企业充分的监督与信任，能够充分代表家庭和企业的利益等。 三 、 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的角色扮演 政府是购买高校 “产品”的一个重要客户，例如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民族精神等。由于某些高校 “产品”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政府或者某些特殊机构 (例如企业、慈善机构等 )的支持或采购，这些 “产品”可能难以被高校生产出来。从评估角度来讲 ，当前评估制度安排的一个基础无疑是 “政府评价政府”，也就是说，政府办学 ，同时政府评价自己的办学，尽管政府办学的主体与政府评价的主体不同且有着不同的职责，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并不一定会严格履行职责，他们很有可能背着被人谋取私利，很可能使评价大打折扣。这里我们有两个根本的问题需要思考：一是政府充当了评价的主体，忽视了高校 “产品”的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监督参与，政府是否可以很充分地代表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二是当前本科教学评估中政府的评价者是否可以政府对政府的办学者进行很好的评价。通过当前社会对高校教学质量的一片唏嘘声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社会直接利益群体的利益没有被很好地通过政府内化为学校的专业建设、课程更新、教学模式、管理行为等。另外，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也充分说明了“政府评价政府”，委托之问进行评价的制度设计问题。所以说，政府在高等学校评价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关系评估制度设计的又一个基础理论问题。通过上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评估制度和现代高等学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首先需要确定自己在高校 “产品”生产中扮演生么样的角色以及如何扮演这个角色。其次，“政府评价政府”是一种非良性评价制度。评价制度设计中应该充分考虑高校 “产品”其他直接利益群体的参与，使其利益得到表达转化为高校 “产品”的特性 ，同时通过评价主体多元化制度安排，也有利于形成评价主体之问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格局，从而为高校 “产品”质量的提高打下一个坚实的导向环节。 四 对于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很多高等学校从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差别，或是由于办学 目的不同而引起的办学资源的差异 ，或是由于某种难以改变的外力的原因而导致的办学资源的差异等等 ，总而言之学校存在差别是一种常态现象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差别。本文认为，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所谓平等发展的权力是指，社会应该为高校的产生，发展，消亡提供一个公平、科学的制度平台，依托于该平台，高校可以平等地产生 ，与此同时，其内部力量也将获得公平发展的条件，如果高校的内部力量能够有效发挥那么它将得到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认可，获得相应的社会资源，否则就应该予以淘汰或者并人其他效率更高经营更好的管理者手中，否则就是对社会财富的一种侵蚀。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一种 “优胜劣汰”的制度机制，从而更加有效地利用高等教育资源。这种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直接关系着评估制度的设计。依据这样的对不同高校的社会态度，评估制度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每一所高校的发展 ，关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通过实施评估，一方面通过给予适当资源量的正向激励手段激励经营得当的高校发挥优势，继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减少或者剥夺资源的负向激励手段对经营不当的高校予以相应的惩罚。 基础理论论文:试论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研究 论文摘要：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特有的司法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文化、理念中传承而来。研究死刑复核程序的基础理论，将为新时期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与重构提供众多宝贵的参考、借鉴意义，是死刑复核学术研究不可逾越的阶段。 论文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 借鉴 基础理论 发展 死刑复核程序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一样，都是扎根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在我国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死刑复核程序较大的受到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并毫无疑问的在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小农经济的观念。而随着当今中国的文明社会的进一步形成，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法治的进步以及人权保障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将死刑复核程序放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这不仅仅是人们的主观认识所决定的，更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死刑复核程序在中国诉讼发展史，尤其是刑事诉讼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性决定了我们必须重视并完善这项制度，这是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 一、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 （一）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实然界定 应用实证分析模式考察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通常是在现行立法实务层面进行。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地方人民法院依法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应当全面审查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最终对正确的判决和裁定予以核准、改判不正确的判决和裁定。然而，仔细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法律规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的界定，还不是很明确。 现行法律条文中，只有《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至204条法律条文简单对死刑复核程序作了规定，其他司法解释中关于此制度的规定也不多。《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在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的通知中有文字进行说明。因此，实际上现有的死刑复核程序并未充分确认审判程序的司法权属性，倒是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空白处较多，以及在实践中一些秘密进行的情况存在，导致了它更多得反映了“审核”过程中的行政权性质。 （二）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理论之争 这个层面上的争执属于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角度探讨。目前国内理论界对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基于立法和实务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很多争议，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第一种意见，审判程序说。细化又可为两种分说。其一是“认为应当在核准死刑裁判时分别听取检察人员、辩护人的意见，构建更接近于一种不开庭的审判程序”。另一种则主张“死刑复核程序开放化，从书面审理转变为开庭审理，让人民检察院、诉讼当事人、被告人的辩护人等都参与到这一程序中来，甚至以死刑案件三审终审制取代死刑复核程序，来实现诉讼的目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主张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 第二种意见，法院内部监督程序说，即将死刑复核程序定位于行政审查审批程序。樊崇义写的《死刑复核程序的性质定位和运作》持该种意见认为，“核”才能体现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而不是“审”，也就是说更近似于“批准”，只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原一、二审的基础上进行复查、核准，应当按照审批的思路设计复核程序，而不能按照独立审级的模式来看待复核程序。 （三）死刑复核程序性质的应然定位 “建构在侧重于打击犯罪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死刑复核程序性质定位的行政性观点，忽视了死刑复核程序的本质，没有站在应然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而是从现行立法的实然角度来分析的。行政权的最高价值在于效率，而与司法权永远相伴随的则是权利救济和维护正义”。从根本上讲，死刑复核程序是为了少杀、防止错杀，而不是像行政权那样以追求效率价值为目的的，如果将这二者混淆了，那么将十分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人权。 我认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所特有的一种诉讼程序。在1979年与1997年的刑事诉讼法都将死刑复核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分专章并列规定。可见，立法者显然是充分认识到了死刑复核程序的重要性，才将死刑复核程序作为如此重要的诉讼程序来对待的。从立法目的来讲，设置死刑复核程序主要就是为了使被告人可以在上诉之外再取得一次权利救济的机会。从程序完善角度来讲，在这种性质定位基础之上，目前应当进一步强化死刑复核程序的审判权性质，对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正当程序改造，这就主要涉及到控辩审三方的关系具体到在死刑复核程序中的架构问题，应将控诉职能和辩护职能引入到死刑复核程序中来，明确被告人刑事辩护权，统一死刑适用的严格证明标准并完善相应配套规则，设置合理科学的死刑复核程序期限，实行开庭审理，建立直接言辞审理原则，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并仍然采用合议庭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的表决机制，健全检察机关对死刑复核案件的主动监督机制，分离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程序与死刑一、二审程序，使该程序真正走向诉讼化。 二、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 在哲学理论的概念中，存在于主、客体的关系之中的“价值”，是客体自身具有的某种功能或者属性，这种功能或是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需要。主体在作用于客体的同时，客体也会相应的对主体发生反作用，在这个作用于反作用的过程中客体能够满足主体的某些方面的需要。价值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客观存在的。它必须以客观事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的实际存在为前提，并依附于主体身上客观存在着的某种需要。这样看来，价值就是主体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有用的关系。 关于刑事诉讼价值，陈瑞华教授认为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价值观念，也就是存在于某些人或者某一社会之中的法律价值理念；二是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些基本的法律评价标准；三是值得人们追求和努力实现的价值目标。??我认为，如果仅仅将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扣上一顶“有用性”的帽子，那么刑事诉讼法也将会被简单的看做实现刑事实体法的工具而已。这样又使得程序法再次陷入成为实体法工具的命运。所以我们不应该忽视刑事诉讼程序存在着的自身价值，它本身的运作过程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与实现。刑事诉讼价值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其中，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或者公正价值，则主要是指刑事诉讼在过程中是控辩双方的利益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维护，刑事诉讼的功利价值或工具价值则主要表现为它对于刑法规范实施的积极意义。所以说，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死刑复核程序当然应将刑事诉讼公正、秩序和效率这三个方面的价值完整的体现出来，并促使三种价值各自应具备的功能有序、和谐的实现。 （一）公正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判决、裁定生效前进行的审查核准，是从诉讼程序上保障死刑正确适用的一种诉讼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是我国尊重人权与严肃、谨慎的慎杀与少杀刑事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审查程序的设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保证了办案质量，更是为正确适用死刑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诉讼程序保障。死刑复核程序具有毋庸置疑的公正性，应注意的是，这种公正性不仅需要指向受害人一边，也更需要指向被追诉人以及社会公众。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审查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材料，审查司法机关在一、二审程序中认定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是否存在瑕疵，对少数罪大恶极、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非杀不可的犯罪分子核准死刑裁判，处以极刑，使正义得到伸张，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此外，如果在这个程序中发现之前的死刑裁判有任何不适当或者错误的情况发生就必须予以及时的制止和纠正，防止错杀无辜，给可杀可不杀的犯罪分子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更甚者是还无罪者清白，这样做不仅是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并最终有利于得到社会公众对死刑复核程序公正性的认可。可见除了对实体公正具有保障作用，其独立的诉讼价值才是程序公正更重要的价值。 （二）效率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波斯纳认为：“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由此看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审判结果一直是诉讼进行的理想状态，这里也体现着刑事诉讼的效率原则。 死刑复核程序是把握生死的最后一道关卡，鉴于其重要性，所以审查时间长且对执行官员要求也很高，在死刑复核过程中，合议庭要了解案件事实、证据、程序、法律适用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审阅案卷。这些成本随着死刑案件复核时间和进程而变化，时间长、进程慢则成本高；时间短、进程快则成本低。??自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耗费大量资金扩充数百名法官，打造全球最大的刑事审判庭用于死刑复核。而死刑复核收益等于无复核所造成的损失的期望值，在敬畏生命、尊重人权的今天难于直接量化，所以我们应该注重生命而不是只注重成本。与经济成本相比较，生命的价值自然是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正是想通过完善死刑复核制度体现对人的生命敬畏，避免冤假错案、避免错判错杀，所以才有了中国特色的死刑复核程序。 （三）秩序价值视角下的我国现行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诉讼的秩序价值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追究犯罪活动的本身必须是有序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治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秩序价值要求必须防止政府滥用权力而使社会成员处于无安全保障的状态，所以国家刑事司法权的行使也必须是有法律规范且有序的。一方面我们要对“犯罪故意明显，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处以死刑，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要严格限制法官滥用“自由心证”，防止权力的滥用。 三、中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 法律功能的发挥与法律目的的实现实际上都是对法律进行的社会学思考，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体”和“用”的关系。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纠错功能 死刑直接涉及到被告人的生命权，如果出现错判死刑的案件，会极大地影响公众对法律的信仰和司法权威的树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所以防止错杀不仅是死刑复核程序设置的初衷，更是死刑复核程序的第一位功能。实际上，从中外死刑案件的审判实践看，死刑案件的错判率极易高于其他罪案。 有学者认为，死刑复核程序纠正冤、假、错案的功能是有限的，而且具有成本高、代价大的缺陷。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的性质决定了，法官在查明事实上，并不优于普通民众，上诉法院法官并不优于初审法院法官。因此，我们不能将防止事实认定错误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死刑复核程序。诚然，死刑复核程序不可能将一切冤假错案一一纠正，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凭借一种制度完全解决案件的真实性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多一道审判程序，自然就多给了含冤的犯罪嫌疑人得以救济的机会，也就给了正确司法增添了一分希望。死刑复核程序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这多出来的一个机会。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控制功能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是中国一关的基本死刑政策。实体法之路与程序法之路是对死刑的限制的两个方向。前者是根本性的，主要是通过刑法立法减少死刑罪名的设置，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由于文化、国情与民意等原因，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彻底得废除死刑，死刑复核制度作为程序法之一，在限制死刑方面有着实体法道路所不具有的超越性，更容易被接受。 基础理论论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基础理论、运行模式和机制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论证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提出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并结合近年来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实际情况，总结归纳出我国各地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和机制，提出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的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农业 理论 运行模式与机制 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发展迅速，一场以高新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推动着传统产业的变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这个传统产业正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目前，我国农业在由“资源依存型”向“科技依存型”转变。高新技术正逐步地走进我国农业的每一个领域。如果我们能抓住时机，采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成果加快对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改造，那么在二十一世纪初期，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就会迈进一步。 一、发展农业高新技术的必要性 （一）农业高新技术的概念 所谓农业的高新技术，是指能广泛用于农业领域的，对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科技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并能形成新型农业产业的高技术和新技术。包括国家科技部认定的航天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7个高新技术领域的相关内容。但目前具体应用于现代农业，主要指农业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酶技术和发酵技术等)、农业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农业应用和各种农业专家系统、农业网络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包括各种温室技术、无土栽培技术)、节水农业技术(改善地面灌溉系统和滴、微灌、喷灌技术)、核技术(用于农业育种技术)、现代农业机械技术(带电脑程序控制)、农产品精加工技术、遥感遥测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激光技术(激光平地)等。 （二）传统农业的经济增长潜力有限 传统农业是一种技术状态和资源要素水平长期内大致保持稳定不变的农业状态，经过世代适应，各种生产要素已达到最佳配合，但由于其物质和能量的低层次循环，其内部发展的潜力有限，由于其生产工具以手工操作为主，劳动力、畜力、土地等传统要素是其主要生产资源因子，新生产要素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微乎其微，从而造成了土地生产率及劳动生产率的双重低下。概而言之，传统农业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l 传统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产业； l 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不前； l 传统农业中的劳动者文化素质较差； l 传统农业对外部环境依赖性较强； l 传统农业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 因此，传统农业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三）现代农业是一种商业性的农业 现代农业是一个由市场导向的与发展农业相关、为发展农业服务的产业群体。从农产品生产过程看，农业关联产业群包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各行各业。产前主要是农用物资的生产与供应，如机械、肥料、种子、饲料、农药、农膜、电力及其他物资；产中主要是直接与农业生产耕作或为之服务，包括耕作、播种、施肥、收获等环节及植保、病虫害防治、卫生防疫、种苗与繁殖等；产后主要是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如收购、运输、保鲜、加工、销售等。这个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形成的庞大的产业群，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与农业生产形成稳定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利益共同体；它们相互之间又及时传递各种市场信号，并以科技进步成果、市场供求信息和各种物质力量支撑着各个环节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农业已沿着资源投入、生物生产和经济增值三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是把平面结构的农业转化为空间结构的三维农业。是按三维农业的概念，把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项内容及其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形式显示出来。 （四）高新技术对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落后传统农业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因此，引入国内外农业高新技术来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已成为我国改造传统农业的强大动力。为了使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有一个带动性的突破，全国各地在实施“九五”农业科技计划中，把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作为重要内容。据农业部科教司的统计，到1999年为止，我国拥有各种形式的农业高新技术园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405个。在这些园区中，大量农业生物技术、无公害食物生产技术、工厂化农业生产技术、智能农业生产技术等现代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开发应用、示范和推广，为园区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技术、新信息，展示了现代农业新的经营方式，有些地方因此而培育了新的农业经济增长点。 由于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对于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探索21世纪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的途径，迎接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到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各地政府予以十分重视和支持，将其列入本地经济和农业发展规划，并筹集和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开发建设。预计在未来五至十年内我国农业现代建设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将有大量高新技术成果进入农业领域，通过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示范、推广而达到产业化规模。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 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就是使高新技术向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阶段迅速地渗透和扩散，使高新技术不断地渗透到传统农业领域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关联产业，从而造成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科技产业不断出现，农业关联产业不断扩大，形成和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农业产业链条，如图1所示。 图1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渗透理论示意图 三、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机制 在我国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主要是通过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实施来进行的，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和实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全面协调的动作，必须有完善的运行机制保障其运行。要使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进而对农业的科技示范推广起到应有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和健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五大运行机制。 （一）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资金筹措机制 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是保证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实施成功和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资金一般实行多渠道、多层次的筹集。按投资主体的划分，分为政府项目筹措型、民营筹措型和混合筹措型三种。 （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制度 所谓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是指为了搞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示范项目的建设单位，通过签订技术承包合同或协议的方式，建立一种联系紧密、互惠互利、长期合作、稳固可靠的关系，在项目区内，针对不同类型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技术关键问题到项目区进行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咨询服务、高新技术成果示范等活动。这样的农业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称之为技术依托单位。 根据我国农业科研单位与生产经营单位联合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渠道、种类和途径，把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技术依托单位分为科技基地依托型、科技企业技术依托型、科技服务依托型三种。 （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管理机制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高新技术成果为依托，根据农业科技示范项目区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因地制宜，逐步建立起科学、简明、高效的管理机制。在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应逐步建立和健全以下运行机制。 l 科技成果引进、示范的推广机制； l 技术承包机制； l 经营机制；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经营运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采用不同的经营机制(目前一般采用农业企业化经营、承租反包和股份合作制的三种模式)。这些经营机制主要有如下运作机制所组成。 l 农业企业化经营机制 l 承租反包制 l 股份制经营 l 利益共享机制 l 竞争激励机制 l 完全成本核算机制 l 吸引人才机制 四、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 （一）运行模式 通过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研究。对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的概念界定、模式的特性和影响因素，以及模式构建的基本原则进行界定。结合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实践，按照不同的农业科技示范类型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十三种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这十三种模式分别是：1、农业高新技术走廊模式(潍坊模式)；2、院地联营型模式(唐河模式)；3、“公司+农户”运行模式(温氏模式)；4、高效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许昌模式)；5、工厂化农业开发区运行模式(孙桥模式)；6、农业企业开发型运行模式(锦绣大地模式)；7、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模式(张掖模式)；8、龙头企业带动型运行模式(新兴模式)；9、外向型高科技农业模式(珠海模式)；10、工商企业带动型模式(野力模式)；11、“政府+企业”的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顺义模式)；12、“以工补农”运行模式(龙口模式)；13、“农业企业集团”运行模式(烟台中粮模式)。 （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运行模式的影响因素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一旦形成，便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这种稳定性不是绝对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会随着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1、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经济发展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高新技术的采用会极大的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又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建立在不同农业发展水平基础之上的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2、农业科技创新水平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技术进步的源泉，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来源于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科技创新水平的高低决定了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多少。无论生物技术、育种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和农业工程等高新技术应用，还是基因技术、3S技术和激光技术，进入农业领域都离不开农业科技创新。 3、农业教育 这里的农业教育包括各种基础教育、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专业人才的培训等。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教育状况反映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和间接影响和制约着高新技术转化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的全过程，同样也影响和制约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 4、社会经济制度和体制 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会影响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快慢。在市场体制下，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序和社会制度环境的优劣，如农业科技管理体制、农业生产组织管理体制、农村产权制度、土地使用制度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业高新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5、宏观政策导向 主要包括农业科技政策以有其他相关的农业产业政策(如价格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政府的宏观政策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方向、重点。比如政府的农业科技政策会影响农业科技力量在各层次、各环节、各专业的安排和分配比例以及农业科研单位、科技人员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而这又会直接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现实性、可能性、积极性。 6、宏观经济环境 宏观经济环境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机制。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应该是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加经济运行的市场机制。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运行模式必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效益型运行模式。 7、市场环境 这里的市场主要包括农业技术市场、农业要素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等。农业技术市场的发育程度关系到农业科技供需的衔接以及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数量、质量、价格等影响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规模、成本。农业产品的市场供求、供销、流通等影响到农民采用高新技术的收益。农民采用高新技术成果的经济界限是使用农业高新技术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如果超过这一界限，即使技术效果再好的高新技术，农民也会拒绝采用。 五、加快高新技术改造我国传统农业对策和措施 （一）加强领导，成立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 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为了便于统筹安排，组织宏观协调工作，建议国家科技部、农业部牵头，组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由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教育部、林业局、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组成，负责组织、协调等具体工作。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工作委员会下设专家组，下设大田种植、蔬菜花卉、畜牧水产、果木林业、水利工程、生物工程、土肥栽培、植保防疫、农业项目投资评估等9个分组。编制总体规划，研制定政策，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加强对全国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和应用的宏观指导。 （二）制定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 根据农业高新技术的成熟度及今后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从加速农业高新技术的示范和应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的高度出发，制定不同地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和示范项目的发展规划。各地在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时，应选择若干地区作先行一步的试点，以取得经验，确实验证该项目区已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考虑逐步推开，以避免盲目攀比，一哄而上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三）明确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建设的指导思想与实施的总体思路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高新技术为实现我国农业综合开发持续发展，农业经济持续发展和农村持续发展服务的思路，注重五个结合：即农业与农村经济、农业研究与开发推广、近期与远期、科研院所与项目区、高新技术技术与常规技术、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充发挥高新技术组装、技术中试、技术辐射、技术扩散、技术转化的基本功能。 第二，在战略部署上：以科技带企业，以企业带基地，以基地带农户，逐步形成有竞争力的农业科技企业，形成技贸工业一体化的模式，走出国门，跻身国际市场。 第三，在经营模式上：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实施单位以及企业经营者共同投资，组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股份制企业化经营，创造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滚动发展。 第四，在开发方向上：按照“农科教、种养加、产供销、农工贸、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综合开发的产业体系。 第五，在运行步骤上：从简到繁，从易到难，不断探索，继续试点，积累一套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成熟经验，成功后再进行全面推广，逐步建立高效运行，自我发展的新机制。 （四）制定长期稳定的科技政策 1、放宽经营政策 允许项目区的科技企业经营农业技术成果，包括农作物种、种苗、畜禽良种、配合饲料，复合肥料、生物农药、动物疫苗、加工产品、农牧机具等。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经营技术产品，应当从政策上享受现行的种子公司同等待遇，或与种子公司联营，实行利润分成，以保征项目区有可靠的收入。 2、在投资、税收、贷款上给予优惠 凡是批准进入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企业和外商投资项目，以及农业高新技术引进项目，在工商、税务，金融、外交、海关、商检、人事工资、奖励等方面的政策，必须配套优化，并且优于其它（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才能富有吸引力和保证实施。 3、放活分配政策 切实贯彻“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多劳多得，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对于项目区从事科技开发，新产品生产，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分配上给予优惠，拉出档次，对于有突出贡献者应予重奖，要支持一部分科技开发人员，通过正当的劳动致富，并实行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之路。 4、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形式要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建设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也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农民对农业科技的多样化需求，本着多渠道建设、多形式开发、全方位辐射的原则，统筹规划，协调布点，灵活运作，不断探索项目区建设的新路子，在鼓励各级政府及农业科技、农技推广等部门带头建设农业高新技术范区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骨干龙头企业、个体种养大户以及外商独立创办或以资金、设备、技术、信息入股等形式，联合开发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 今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的运行要逐步建立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运行机制。项目区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原则组建、管理和经营，并逐步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导向与技术创新有机结合的、科工贸、科农贸一体的企业经营机制。项目区内农业高科技术企业，实行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并举的方针，平等竞争、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五）扶持一批以“高、新、外”为特征的高新技术龙头企业，支持民营农业科技（知识）型企业发展 把我国农业科技型龙头企业建设当作重中之重，在发展方向上突出“高、新、外”。即档次高、规模大、围绕主导产业或拳头产品，集信息、生产、加工、贮运、销售于一体，成为产业或产品的主体。采用的技术新，不管新上项目，还是老企业改造，都要注意发展高技术、高层次的企业、外向型，重点扶持面向国际市场，有出口创汇能力的龙头企业。 要优先发展生物工程、农业信息、节水灌溉等辐射和渗透力强企业。加大对种子、生物农药、生物制剂以及微生物肥料、饲料企业支持力度。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把民营科企业发展纳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按照“支持现有的、培育优势、鼓励改制的、吸引外来的，发展新办的”基本原则，因地制宜，进一步加大创新力体系的建立，支持民营科技企业上总量、上规模、上水平。 （六）加快我国农业高科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体系建设 建立不同类型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的投资基金。一是可以考虑由我国财政部门和银行出资成立我国农业风险投资基金，对农业的技术产业化风险资本市场市场起引导作用，并成为政策性融资机构。二是由政府，农业科研、教学单位、有关企业、农户共同出资创立地方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风险基金。三是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种基金组织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或投资。四是成立中外合资风险基金。五是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对于部分市场前景看好的农业高新技术项目，可以采用股份制形式，由政府、集体、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居民、农户共同入股,组成股份公司，共担风险。 （七）尽快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区项目管理信息系统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信息系统建设主要应抓好农业科技信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市场信息、农产品供求及其价格信息和农业政策法规等子系统的培育以及因特网的信息网络、农业信息服务机构的建设，特别是重视国际国内互联网建设，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与国内外的交流与联系。 （八）走产学研一体化的道路，鼓励农业科研院所积极参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的建设 要建立双向科技人才兼职制度，加强农业科研院所与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智力和信息交流。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科研人员可利用业余时间到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区兼职，从事技术开发和创新活动，把过去的个人渠道变为公开渠道。科研院所领导应支持这项活动，并加强管理工作，这有利于加强产学研合作和技术转移。 （九）培养农业的技术人才，提高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整体素质 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项目人才应采用多渠道培育方式，如利用现有的农业大专院校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生物技术、设施农业、农业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人才，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急需的经营管理人才。各级党校、行政管理学院、农业大专院校、电大、函授大学都可以开设有关专业，实行脱产、半脱产或业余学习，为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培养一批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经验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还可以通过农校、电视中专、绿色证书培训等形式，造就一代有文化、有知识、懂技术、懂生产的新型农民。 基础理论论文:英、德行政程序基础理论之比较 [内容提要] 通过正当的行政程序来规范行政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成为世界上多数追求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由于历史背景、法律传统、社会现实和理论体系的不同，各国赖以建立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强调自然正义、正当程序；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程序处处体现法治行政原则。本文将通过两大法系的典型国家——英国和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的介绍与比较，以期对我国构建行政程序法治有所借鉴。 [关键词] 自然正义 法律优先 法律保留 法治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追求的目标与基本精神，经过历史的变迁，法治国家的价值已得到各国的普遍公认。法治国家理论在行政领域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其核心是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运行要受法律的制约，以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法治行政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行政领域的一项重要原则。 从各国行政程序法治的情况来看，英国的行政程序立足于自然正义原则，这一点发端于有关公正合理的运用行政权的宪法原则。英国的行政法有很长的历史，但早期的行政并非现代形式的行政，在中世纪，一切行政权属于国王，这一时期实际上存在构成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法律体系中行政法的存在。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直到17世纪下半叶才出现。1608年的革命摧毁了许多枢密院的行政权，王座法院对行政权控制的时代开始了。一直到19世纪后期行政国家的出现，一些重要原则，如司法复审管辖原则、自然正义原则等才开始广泛适用于各级政府部门。中间行政法的发展虽然经历过退步与低潮，但二战以后，为了适应现代行政发展的需要，英国先后制定了行政立法规则，裁判所和调查法等多部法律，以此确立了英国行政法的体系，使其获得了全面发展的客观条件。从英国行政法的发展可以看出，英国行政法是一种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律，强调控权的价值与意义。英国行政法是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组织与具体运行过程的规范体系，强调权力行使过程的正当性，即权力行使要有合法而正当的程序。它源于自然正义原则，自然正义原则作为英国行政程序的基础理论，其适用范围十分广泛。 德国是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德国行政法经历了“警察国家”行政、自由法治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行政三种历史类型。现代意义上德国的社会法治国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也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行政程序法的国家之一。从1883年开始，德国各邦开始了广泛的行政程序立法。二战使德国对民主与自由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公民获得了直接参与行政行为的权利，这一观念引导了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已成为大势所趋。1963年德国就有了总共85条的行政程序标准草案，现行的行政程序法是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德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源于其法治国的宪法观念，表现为法治行政原则。 一、英国行政程序的理论基础——自然正义原则 （一）自然正义原则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了“自然正义”概念，他说“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是指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它并不依赖于人们这样或那样的想法而存在；而法律的则意味着起初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近现代意义上自然正义的观念最早出现在英国1215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之中。该宪章第39条规定，“除依据国法之外，任何自由民不受监禁人身、侵占财产、剥夺公民权、流放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惩罚，也不受公众攻击和驱逐。” 这可以被看作是自然正义原则的最初体现。而体现自然正义原则的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第28号法令中，“任何人，无论其身份、地位状况如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予以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处死。”正当法律程序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广义上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权等。一直到18世纪，虽然现代议会主权原则取代旧观念在英国已逐渐确立，但这并没有因为立法机关权力的扩张而使自然正义原则在理论上予以改变。英国是判例法国家，许多原则正是经过一个个案例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正义原则也不例外。 直到19世纪末，行政法伴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大而发展，但是到了20世纪，行政法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正义原则也受到了挫折。1914年的地方委员会诉阿利奇一案中，上议院错过了一个运用自然正义原则的重要机会。在该案中，汉普斯特自治区议会命令关闭某座房屋，理由是不宜住人，经房主向地方委员会申诉，举行了一个公开调查会。房主向法院控告地方政府委员会未经公平审讯即撤销了他的申诉。因为没允许他会见做出决定的官员，也没让他看举行调查会的视察员的报告，那个报告理所当然是案卷中的主要文件。这些控告在上诉法院得到胜诉，在上议院却失败了。该案本应当成为重新塑造行政程序新形式的一个机会，但这样一个契机被错过了。但这并没有结束，二战期间及其战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行政权出现了空前的强大，而行政法却出现了极大的衰弱，大量的判例是放弃司法复审和错误。 直到1958年这个错误才被纠正。1958年《裁判所和调查法》的产生导致了程序改进计划，带来了行政法的复兴。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决使自然正义原则重新获得了适当的应用，为依法行政规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著名的案例：里奇诉波德温案。该案中，上议院做出了恢复自然正义原则的决定，它是有关自然正义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963年布莱顿警察长因被指控犯有阻碍司法程序的刑事罪而受审，但被宣布无罪，其他两名警官被判定有罪，法官趁机抨击警长对警察队伍的领导，因此布莱顿警察事务委员会一致决定开除了该警长的职务，他的辩护律师申请庭审并被允许出席尔后的一个会议，委员会议认同以前的决定并以9比3的投票结果通过。警察长行使了他向内政大臣上诉的权力。但上诉被驳回，最后他转向法院，要求宣布那个开除他的决定无效。因为没有通知他任何针对他的指控，也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这被高等法院驳回，上诉法院也一致予以驳回，但上议院以4比1的多数支持了上诉请求。这意味着自然正义原则重新得到重视并将在广泛的基础上予以适用。同时该案也改变了英国行政法的历史。正如雷德大法官在1963年所说：“我们没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1971年丹宁大法官则说：“可以说，现在我们已经真正拥有发达的行政法体系。” （二）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 自然正义原则不是一个实体内容，而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程序方面的规则。他要求行政机关的活动要符合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规定，即使法律无规定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也不能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是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的实质性要求。 自然正义原则包括以下两项基本内容： 1、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任何人不能在自己的案件中充任法官作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项基本内容在英国法上又被称作反对偏私的原则。在司法上，法官如果可能或可以被正当的怀疑与所受理的案件有个人的利益牵连，那他就没有资格去裁决该案件。该项原则甚至可以使法官以此为由宣布议会的法律无效。同样，这项原则也适用于行政决定，行政机关不得就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实做出决定，以避免偏私。在英国行政法历史上，由于行政决定中的偏私从而导致该决定无效的案例很多。比如1730年法院撤销一个有关迁走一位贫民的命令，因为其中的一个地方治安官是该贫民将被迁离的那个区的居民与纳税人。法院还曾经撤销了私下征询过消防队长意见的纪录委员会的决定，因为正是消防队长报告了某消防队员不守纪律。 但在实际情况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法律授权某官员采取行动，尽管他与该行动有利害关系，但依据法律，他是唯一有权这样做的人。这时自然正义不得不让位于此种必要性，因为如果不这样做，那行政机制将会发生故障。因此一方面，法院严格的适用反对偏私的原则，另一方面议会试图通过在特定情况下授予一定的豁免来予以缓解。比如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中允许地方治安官依本法进行裁决，而不顾他们可能是地方机构的成员。但法院只是从狭义上去理解这些规定，认为任何偏离这一自然正义原则的情况都必须有立法的明确规定。该法被认为排出了仅仅基于地方机构成员资格而提出的丧失资格的可能，但不排除地方治安官办事时实际上与司法公正不一致的情况。但在诉讼中如果一方当事人或他的律师知悉裁决人不合格以及自己有权提出异议，但让诉讼继续而不加异议，那他们便被认为放弃了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得对裁决以此为由提出上诉。 关于裁判者会发生偏见的可能性存在两种标准，一是“合理怀疑”标准，一是“确实可能”标准。英国法院曾数次认为两种标准是不同的，因此不得不在其中予以选择。丹宁大法官交叉使用了这一标准，他说：“法院不看是否真正可能或已经事实上偏袒一方而牺牲另一方。法院着重看别人得到的印象如何。但必须看上去真有偏私的客观可能。猜度与推想是不够的。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从那种情形中正常的人认为地方治安官或主席可能或极可能会或已经以一方为代价不公正的偏向另一方。正常人会认为他这样就足够了。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正义必须植根于信赖，当心地正直的人们转而认为法官有偏私时，信赖也便荡然无存了。” 2、接受公正的审讯 在司法上，任何人不能未经审问就受处罚，法官必须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决。该原则从司法本土移植到行政领域中，开始适用于行政机关的活动。他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行政裁决时，必须给予双方陈述自己的理由的机会，让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和依据，在此基础上行政机关才能作出裁决。当行政机关本身与公民发生关系时，如果将做出对公民不利的决定，也必须事先告知对方做出该决定的依据，并听取相对方的意见。接受公正审判的原则涉及到获悉对方理由的权利，提出证据和辩论的权利等。法院坚持被赋予合法权力的机关事先非经听取对方的意见将不能有效的行使权力这一原则，并且几百年来一直在执行这一原则。该原则广泛适用于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法院赖以适用这一原则的假设是，给每个受害者接受公平审讯的权利既是良好法律程序的准则，同样也是良好行政的准则。即便命令或决定在实质上是无可挑剔的，法院也可以控制其程序，要求公平的考虑双方的意见，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有益于良好行政了。 上文所提到的里奇诉波德温案中重申公平受审权，使这一原则已经成为对侵害权利的行政行为或决定所普遍适用的规则。“提供审讯是落在每个裁决人身上的义务。”这句话经常被人所重复提及。接受公正的审讯原则包括以下几项重要权利：（1）知情权。这其中包括了解针对他提出的案情，知道相关的证据以及不利于他们的各种观点。该原则并不要求行政机关在反对意见提出之前公开他所收集到的所有信息，但一旦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行政机关将不能只从一方接纳证据而不向别的当事人公开。（2）听证权。听证权是自然正义原则内涵的一项重要权利。行政机关如果给予当事人以听证的机会，那他就应当做到：考虑当事人希望提交的全部证据；让各方当事人知道要考虑的所有证据；允许向证人发问以及允许对本案中的证据和论点进行评论。但听证并不仅仅限于口头听证，在有些案件中并不排除只给予书面陈述的机会。（3）要求说明理由的权利。说明理由在一开始并不是自然正义原则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随着行政程序的发展，自然正义原则的内容也在不断修正和扩充中。现在要求说明理由也已成为自然正义原则的一个关键因素。该权利之所以如此得到重视则是因为如果不知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公民便无法找出充足的理由要求复审或上诉，从而失去法律的充分保护。 自然正义原则在英国有逐渐扩大的趋势，那么自然正义原则的适用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机关主张自然正义不应适用于纯行政性的行为。而绝大部分法官主张每项司法性行为都应受制于自然正义原则。并且为此他们将大多数的行政行为都称为“司法性的”。法官并没有说自然正义原则应普遍适用于司法性行为与行政性行为，而是扩展了司法性的含义，即当在某项行为中如果自然正义被遵守，那该行为即是司法性的。实际上，凡是具体的影响公民权益的行政行为都应被认作司法性的行政行为，他要求那些虽然是行政性的权利但要求像司法性权力一样行使，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 二、德国行政程序法的理论基础——法治行政原则 法治行政要求任何行政活动都依宪法与法律进行，因行政活动自身利益受侵害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济。法治行政是民主主义与保障人权理念的体现。在德国法治行政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一）法律优先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指行政应受现行法律的约束，行政机关不得采取与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措施。法律优先原则无条件的适用于一切行政领域，包括干预性行政行为、授益性行政行为等各方面。该原则有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予以确认。该款规定：“立法权受宪法的限制，执行权和司法权受法律和权利的限制。”如果该原则未被遵守，将会有相应的制裁，这包括：与法律相抵触的法规命令无效；违法的行政行为可撤销或被废除；违法的行政合同无效等。法律优先原则实际上是对违法行政的禁止，他是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 （二）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优先原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法律保留原则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法治行政。他要求行政机关只有在取得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才能采取相应的行为。当法律出现缺位时，优先原则并不禁止行政活动，而保留原则将排除任何行政活动。相对于优先原则，保留原则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法律保留原则拥有广泛的宪法基础，这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国原则、基本权利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1、民主原则要求，颁布普遍适用的、对公民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只能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做出。从这一点可以得出，凡在议会范围之内的事物均由立法机关保留。2、法治国原则要求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应由法律予以规范，即由法律予以保留。3、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必须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对自由和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4、议会保留原则要求特定事项绝对需要法律予以规定。 随着行政活动领域的扩大，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也产生了争论与分歧，并产生了相关的学说，主要有：1、侵害保留说。该学说认为法律保留原则只适用于限制个人权利与自由方面的行政；2、全部保留说。该学说认为保留原则应适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3、社会保留说。它认为除传统的干预行政以外，在给付行政领域也要适用保留原则；4、重要事项保留说。该理论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出。重要性的标准是某个规则对公民和联邦的意义、份量、强度等。某一项事务对公民或联邦越重要，就越属于保留的范围。 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由法治国时代，法律保留的范围限于所谓干预行政，在现代社会这已经显得不够了，无论是干预行政还是给付行政都需要体现保留原则，以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1、干预行政。对于公民自由与财产的干预， 必须纳入法律保留的范围。这也正体现了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对基本权利的要求。上文已经提到，基本权利保留要求全面保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只有通过法律或者根据法律才能予以限制。对于行政机关的干预行政职权，法律应当对其内容、对象、目的和范围等方面予以确立和限制，以使公民对这种干预具有可预见性和可预测性。2、给付行政。法律保留仅限于干预行政已经被突破。给付行政的扩大要求相应的扩大法律保留的范围。但这里的问题是法律保留在多大范围内包括给付行政，国家是否可以提供法律没有规定的给付。实际情况是法律的约束程度因行政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三）法治行政在行政程序中的体现 德国行政程序主要体现在1977年生效的《行政程序法》中，它要求行政决定必须采取合法的程序和形式。 1977年的《行政程序法》并不是一个关于在实施某一个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的严格步骤的法律，而是规定了在德国法中有关已经形成的程序的一般规则。 这主要包括：1、调查程序。该法第24条规定了调查原则。行政机关可以依职权查明事实，确定调查的方式与范围，不受参加人的意见和所提供的证据的限制。但行政机关应当考虑一切对案件有意义以及对各方当事人有利的事实，不得以案件的陈述或申请未经准许未经证实为由拒绝接受属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陈述或申请。2、告知程序。该法第25条规定，如果参与人因为疏忽或无知而没有提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那么行政机关应当建议提出有关的陈述或申请，必要时，可以告知参与人在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的侵害因而承担国家赔偿责任。3、听证权。该法第28条规定了参与人的听证权。该条第1款规定“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政行为公布前，应当给予参加人对有关决定的重要事实进行陈述的机会。听证的权利已经成为不得违背的法律程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与英国等普通法国家的听证权相比，德国行政程序中的听证有更多的限制。例如第一款中的限制包括一方面限于”干预“参加人权利的行为，另一方面限于必须是”重要事实“。第二款中列举了五种具体案件没有必要举行听证。第三款规定如果听证与公共利益冲突，不得举行听证。4、阅卷权。阅卷权与听证权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只有经过阅卷，行政程序的参加人才能有效的行使自己的听证权。该法第29条规定了参加人有权查阅有关程序的案卷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但同时对阅卷权作了相应的限制。5、保密权。公民有权保守个人秘密和商业秘密。如果行政机关有权公开，则保密保护不复存在，这个权利一方面来自公民的同意，另一方面来自法律的明确规定。6、说明理由程序。该法第39条规定，对于书面的或书面确认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理由包括做出行政决定的主要事实和法律理由。对裁量决定的理由说明，也应当使人认识到行政机关作为行使裁量权出发点的观点。同时该条第二款规定了不需说明理由的五种情况。 三、结语 英国行政程序以自然正义原则为其基础，并且已经成为行政程序中一条不变的公理，它并不通过一部法律予以体现，在行政程序中即使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也必须遵循自然正义原则，它是一种内在的和普遍的要求，因此被认为在行政程序中具有实质意义。而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行政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尽管他也能够制约行政活动，实现对权利的保护，但立法终究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对法律的要求，而且德国并没有具体的承认自然正义原则。因此有人认为德国的法治行政原则在行政程序中只具有形式意义。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一方面上文所提到的德国行政程序中的一些原则与权利，如听证权、说明理由等正是自然正义原则的体现，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德国行政程序法中的一些原则所包括的内容比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所包括的内容又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德国的宪法法院可以依据宪法对法律进行违宪审查，以确认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的基本价值和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时对法律进行调整。因此法治行政原则在德国行政程序中既具有形式意义又具有实质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旅游产业融资问题的研究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消费的需求日益旺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形势大好。在新常态下认真审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和方向,既可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从文化旅游类公司自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文化旅游具有其他产业难以比较的复杂性、综合性和渗透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新的要素的投入用来拉动整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带动金融、文化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城市形象的提升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正相关作用。可以说,文化旅游类公司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其带来的社会效益更是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意义和效果。这种相互促进的作用还表现在经济腾飞的同时,金融市场会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优势又有反作用与文化旅游类的公司,因此这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文化旅游企业要想健康快速发展,绝对离不开大环境的支撑,包括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一套有序、积极的国家政策,会使得一个行业的发展更具活力。相关行业的公司可以紧紧抓牢政策性的优势,投入国家政策的洪流,充分利用机遇,促进自身的发展。为了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旅游类公司发展,陕西省人民政府 2013 年 9 月提出《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第十四条提到:完善文化旅游类投融资机制,整合现有部分文化资金,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充分发挥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多种投资方式方法参与重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投入文化旅游产业领域;根据发展需要,省文化旅游投资基金可下设各种子基金,推动构建完善的文化旅游类公司投融资机制。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外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倾向于酒店与宾馆,并在宏观层面对于融资的阶段性困境,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决策。外国学者更多的倾向于研究政府行政干预与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之间的联系,以本国的客观国情,对于融资产生的影响要素展开分析。J.A.Bodlender 对旅游项目融资问题从宏观、微观方面,从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1]Larry Dwyer and Peter Forsyth (1994)通过分析行业动机,确定了外部资本对于全球旅游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指出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合理利用外资的情况下,其旅游业发展都会从中受益;但他忽略探讨了对外资投资的负面影响。[2]Kumi Endo (2006)研究表明旅游企业投资中,与其他产业的外资引进成度相比,旅游业的外资所占规模较小。但作者表示,在未来旅游企业引进外资是今后发展趋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势头会更明显,但吸引外资也不能掉以轻心,应当警惕外资带来的消极作用。Sanford and Dong (2000)分析了美国的旅游业融资状况,得出其旅游业经济的增长与其外部的融资量呈现同方向增长的结论。[文秘站:]然而不同行业的准入标准又反作用于这样的正相关关系之中。服务与旅游在融资发展中的关系就显得十分微妙,因果分析没有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体现。[6]Song[7](1997),Witt[8](1995) Shan and Wilson[9](2001)釆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联立方程研究投资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投资激励影响投资力度,其减少资金成本,运营成本,加强投资担保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投资激励的主体。 第二章 相关理论 2.1 文化旅游融资概念与特点 为推动旅游产业向一个新兴方向发展,全面提高旅游业的景区质量和服务水平,“十二五”期间,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在公众视野,那就是“文化旅游”。从此,全国旅游相关部门把“文化旅游”的地位提高到以往旅游的顶峰。一些着名的旅游资源大省也纷纷将文化旅游列为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文化旅游的和谐发展制定了方针政策。“文化”是文化旅游产业的精髓,传统的旅游产业是其必不可少的载体。早在 2005 年,Khalid 在已经提出了“文化旅游”这个概念,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官方的定义,国外多数学者也是以“文化旅游”作为研究对象,证明了“文化旅游”复杂性和多样性。通过对文化旅游以及旅游景区的相关文献的进行深入研究后,可以看出文化旅游与历史文化遗址、遗物、建筑等具有密切关系。顾名思义,文化旅游来源于带有历史文化颜色和旅游景区的双重结合,根据世界旅游组织以及欧洲旅游与休闲教育协会(ATLAS)文化旅游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而前往日常生活以外的文化景观所在地进行的非营利性活动[2]。根据《2010-2015 年中国文化旅游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所述,文化旅游是以旅游文化的地域差异性为诱因,以文化的摩擦为过程,以文化的相互融洽为结果,具有独特性、差异性、教育性。文化旅游实际上可以说成是游客亲临某种文化资源,亲身感受文化所带来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是以某个景区作为支撑的。某项文化旅游景区拥有一定的核心景点,并且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比如本文案例中的 QJ 文化旅游景区,除了以景区为中心的服务以外,还衍生出 房地产、饮食、酒店、会所、影视以及商业圈。文化旅游公司涵盖的文化精髓和辐射力,可以提高旅游产业的附加价值,通过不断的挖掘改造,可以产生很多后续的旅游产品,从而抬高了旅游景点的层次。同时,它与我国许多产业也是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一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坚实的后续保障,第二产业可以为它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产业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文化旅游,因此,文化旅游就是一个具有巨大影响的产业,与其他产业密不可分。它为我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做出巨大的贡献,必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2.2 融资理论综述 国内学者将融资定义为是资金从资金剩余部门向资金匮乏部门流动的过程,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是购买力有效转移的过程。融资方式说的是利用何种途径筹集资金。本文试图所提到的 QJ 公司的融资方式是指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选择哪一种融资方式,这几种融资方式怎样排序才能是成本最小,风险最低。当然,现实中,融资方式的确立并不是随意的排序,融资渠道的拓展以及投资主体多元化才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根源。现有融资方式为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之路提供了参考意见。一方面,文化产业要积极争取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创新其融资。由此可见,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必须增加新的融资方式,为了保证该景区今后可以良性循环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文献综述为后文制定 QJ 文化旅游景区有限公司的融资方式提供了选择。 文化研究论文: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创新要素的研究 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发展,微文化也随之诞生。新媒体技术为美术家们提供了巨大的舞台,美术家们只要将作品上传至微信或微博等新兴媒体软件,就能与广大的网民一起分享自己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已经有许多美术家利用微博举办“微展览”,这种新颖的方式,使艺术家的作品被更多人欣赏,将自己的理念传播得更广。而以“微动漫”为代表的影视艺术,以活灵活现的视频,动人于无形,使受众在不知不觉中就接触到了新思想。在“微动漫”创作的过程中,美术家们把自己的艺术理念融入到艺术作品中,让作品充满灵魂。素材取源于生活,作品常常对现实社会现象进行暗讽、比喻,常常对广大群众起着教化的作用。不管是静态的“微展览”还是动态的“微动漫”都是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微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创新。 一、对微文化的分析 (一)微文化的本质！。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聚积起来,不经意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微文化。 (二)微文化产生的背景。第五次信息技术革命后,人们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信息更新的频率越来越快,内容贮存量也越来越大,而各民族的文化也凭借着互联网在人类社会中交换交融,在这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必定孕育出新兴文化,所以说信息技术的革命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三)微文化产生的条件。近几年来,出现了QQ、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技术,让信息传播变成“弹指一挥间”即轻轻滑动手机,发条微博就能同时把信息告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上万个人。新媒体信息传播速度快、更新及时、经济效益高、运用广泛等特点是微文化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四)微文化产生的意义。厚积薄发,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一个人的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积蓄许多微不足道的力量,就能斗转星移。微文化就是积累微小的力量,不经意地来改变人们的生活,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微文化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微文化应运而生,它是当今社会的产物,是当今社会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是人类进步的象征。 二、对美术类微文化产业的分析 (一)微文化创新产业的理解。微文化创新产业,主要以创新为核心的新型产业,即文化因素或主体文化凭借个人或着团队运用电子技术、创意理念和生产产业化的方式进行开发、推广,并且通过新型媒体技术载体来营销知识产权的一种行业。微文化创新产业有微电影、微动漫、微电台、微电视剧、微漫画、微视觉艺术、微工艺与设计、微雕塑、微广告、微建筑等。 (二)微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微文化给美术带来了崭新的存在方式,不但放宽了艺术家的视野,同时也让艺术品大众化,让艺术随时随地地走进人民群众中。当今社会是个多元化社会,艺术家只有放弃旧观念,带着创新精神,关注人民群众,放低身姿,走进生活,和观众对话,心交心,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微文化作为艺术家和广大人民群众良好的沟通平台,给艺术创造者带来了更多展示自己艺术作品的机会,微文化的产生是艺术大众化的过程。 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的创新要素 (一)创新意识。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不断提高,激起了其创造新生事物的欲望,并且在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意图、希望和假定,是人类特有的品质,具有积极向上的意义,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样的,在美术类微文化产业中,创新的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创新意识,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最新出现的一种新型产业“微动漫”这一美术类产业,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富有强烈的讽刺感、幽默感和隐喻的作用,而被人民群众喜欢。一部值得一看的微动漫《子狐物语》讲述了小男孩在回家路上遇见了小狐狸,并驯养了小狐狸,与之成为朋友,最后由于分开而领悟到了“肉眼看不见事物的本质,只有心灵才能洞察一切”的道理。导演塑造了一个天真,向往大自然的男孩,也暗示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用心去交往,同时讽刺了当今社会快节奏的人际交往关系。此动漫是改编自日本电影《生命奇迹的小狐狸》,但是翻拍的动漫却比真人原版更加感人,主要因为在原着中一笔带过的对话情节,却可以做出几十幅颇为有意思的画面,这就需要“漫画家”具有创新理念,跳出原着,琢磨情节,夸张化加入浪漫主义,把自己想象的、自己认为主流的新思想,在画中表达出来,而不是根据原着电影画面情节完完全全地照抄、照描,拍成动漫,这样制作出来的动漫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换种画风把原着“录”了下来。想要成功,创新意识是不可缺少的,微动漫是从原来的动漫中创新而来,比原有的动漫更具夸张化、幽默化、戏剧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才使得微动漫得到发展。因此,美术创造家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在微动漫制作的过程中多动脑,时时刻刻保持创新意识。 (二)知识储备。具有创造力的人不一定就会有创新成果,只有同时具备创造力和足够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创新成果才能出现。着名导演卡梅隆给人开过卡车,当过机械维修人员,在大学学习的专业是物理学,但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喜欢电影并且开始尝试写剧本,后来又对电影特效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主攻电影特效,到后期他又发现当导演不错,于是他开始尝试导演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经历让他得到了宝贵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他在拍电影的过程中,运用不同的知识有机结合,给人视觉上的冲击,仅仅从《阿凡达》分析,就有了故事情节的创新、特效的创新(3D技术)、人物性格的创新。因此,知识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影响你的创新成果,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的过程中灵感尤为重要,而灵感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知识储备和内在修养,微文化创造者要明白知识储备的重要性。 (三)独特的眼光。具有独特的眼光才能创造出有意义的成果,否则就会使文化脱离艺术的轨道,走向庸俗化。一种文化是否具有价值就是看其本身是否存在生命力和感召力,而过于庸俗的文化是不具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微文化作为时代的产物想要更好地发展下去,就必须抛弃庸俗化,而美术离不开微文化,微文化也离不开艺术。因此,美术类微文化产业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要避免庸俗化,这就需要艺术家的独特眼光,看准主流方向。 (四)敢想敢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有什么新的观点,新的理念,都要敢于尝试。中国最成功的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全片运用中国特有的水墨画来制成,这就是创新,做别人没做成的。其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美术家在创作作品的过程中可以尝试不同的途径,虽然结果一样,但是不同的途径有不同的美,要尝试别人不敢尝试的途径。只有抱着敢勇于尝试的心态,才能有机会走向成功。 四、结语 曾几何时,微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由此可见微文化的重要性和时展的必要性。而以微展览、微动漫、微信、微博、微电影等美术类微文化产业是微文化的组成之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的过程中又离不开创新意识、知识储备、独特眼光、敢想敢做等要素。因此,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道路。 文化研究论文:对加强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考财政研究 一、对当前国税文化建设的认识 国税文化是国税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实践工作中长期积累的共同理念、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具有税收工作特色的理念体系。以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为基本特征的税收文化建设,一方面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中心以及保障税收征管工作的物质环境,这是开展国税文化建设的前提;另一方面强调对人的约束性,有一套保障税收工作正常运行的规程体系,是国税机关编织的一张有形的网;第三是强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通过文化的熏陶,凝聚人们的向心力,达到提高素质的效果。 对于“国税文化”概念,众说纷纭,没有定论,而且这一术语本身在经济学文献中出现得较少。笔者认为所谓“国税文化”,就是指国税机关在长期税收实践中所创造的独具税收特色的优秀物质成果和先进精神成果的总和。作为税收文化现象,包括价值观念、行业精神、治税思想、职业道德、工作技能、行为规范等一切观念意识的成果。国税文化,是实现制度与目标的思想保障,是制度创新与工作创新的观念基础,是税务机关行为规范的内在约束,是税务机关活力的内在源泉。税收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国税机关的文化,更是每一位国税干部的文化,需要全员发动、全体参与、共同努力,采取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由内到外、由外到内的方式,建立全体税务干部共同的价值理念、奋斗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促使全体国税干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全局一盘棋。 二、国税文化建设与其他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物质文化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 物质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基础。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能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氛围,能使干部职工在工作中保持愉悦的心情,能提高工作效率。物质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由表及里的第一个层面,也是做好税收工作的物质基础。一方面,税务干部要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组织税收收入,为国家财政不断增加新的血液,以满足社会的需要。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多种征管措施,不断强化税源管理,加大科技管理的力度,扶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组织收入工作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另一方面,税务干部职工在工作生活中,不仅具有组织税收收入的义务,也应有物质、安全、情感、自尊和价值体现等方面的权利,税务机关的决策者要在尽可能的前提下,注重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最大程度地满足干部职工的各项需要,从而使税务干部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职业自豪感,进而为实现个人和税收群体的共同目标而竭尽全力。 (二)制度文化是税收文化建设的核心。 制度文化建设是国税文化建设的关键和保证。西方有一句谚语: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天堂和地狱,那么,天堂的规则一定比地狱更详细。就是说唯有制度和标准,能守护一个良好的集体。制度文化是税务系统在工作实践中所建立的各种规章制度的总和。它是税收经济活动中的必然产物,对于规范、约束税务干部职工行为、保证税收征收管理活动正常进行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规章制度是税务机关决策层意志的集中体现,因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章制度一经制定,要求每位干部职工都必须坚决遵守,不得违犯。任何一个规章制度都是在一个阶段和条件下对干部职工行为的明确规范。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着非常明确的针对性,便于操作。对税务干部行为的强性约束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推行税收文化建设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税收制度文化建设,才能使税收工作高效、有序地运转。 (三)精神文化建设是税收文化建设的灵魂。 精神文化是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思想基础,是国税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培育和谐进步的国税文化精神和理念,可以对内感召群体,统一思想,明确目标,形成团队的战斗力;对外形成传播,树立国税良好形象精神文化建设是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群体感悟税收的价值观念、职业道德、组织情感,以此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税收核心理念是税收精神文化的高度概括,这是税务大家庭的精神支柱,是与每一位成员关系联接和维系的纽带,促使他们自觉为税收的发展而努力。要特别强化以人为本观念,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出发点,来创造良好的人才培育环境及和谐高效的“团队精神”;把税收精神文化的丰富内涵与其相适应的文体活动结合起来,使广大税务干部既有精神文化的情感陶冶,又有精神文化外在表现的美感享受。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跨文化交际英语语用的研究 一、企业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三个。一是培养人们对不同的文化持积极理解的态度。二是培养跨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三是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走出国门或在国内跨国经营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企业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实践意义要大于理论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有:第一,关于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语言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研究。对于隶属于某个文化的人来说,什么行为好,什么行为不好,都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支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很难把握得住它,但是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行为模式,往往可以推断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二、企业跨文化交际时的语用失误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功能理论,它研究语言使用人是如何在附着符号束﹑语境和智力的参与和干涉之下理解并运用话语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人与人交流时如何恰当地使用和理解语言,尽量避免语用失误或误解,实现成功交际。Thomas在1983 提出“二分法”的语用失误。他认为语用语言失误是和跨文化失误相联系的,而社交语言失误(socio-linguistic failures)是由于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地位差异导致的,属于非文化因素。比如同一文化的两个朋友之间产生的语用失误属于社交语用范畴。社交语用失误也可能是因为学习者根据社会距离,误判了自己的相对权利和义务,以及言外之意。 企业员工在跨文化交际时往往因自己的文化背景与对方不同而产生一些语用失误,主要表现在称呼﹑介绍﹑关心﹑谦虚和打电话等方面。比如说中西头衔称呼习惯不大一样,中国喜称主任、书记类,老外听起来非常官僚,外国商人特别是美国人讲究实效,第一次交流就给人留下不好的阴影。其次是介绍,有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之分。在介绍两人相识时, 一般要注意以下顺序:先男后女;先少后老;先低后高;先客后主;先小姐后太太;先近后远等。这与中国的介绍顺序也有些差异,稍不注意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第三是关心,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避免问一个成年人特别是女士或老人的年龄,以免冒犯他人隐私权。一些“关心”式的问题对中国人并没什么不妥,但是对英美国家人士来说他们很重视个人隐私,不愿别人过问个人之事。因此根据他们的习惯,这样的问题不宜过问,否则就是失礼。再者是谦虚,中国人认为谦虚是美德,当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会谦虚一番:哪里,哪里。当这种赞扬遭到中国人拒绝时,外国商人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之间跨文化的接触很可能是以一场交流失败而告终。最后是打电话,许多企业员工不知如何与外商通话,他们常用中国式的方式接听电话,这样的交流可想而知。 三、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原因 文化冲突是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同的群体﹑地域或国家的观念互有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观念是在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教育下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思维。可见,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价值观念、信仰、态度、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区别于另一群体的显着特征。正是这种文化在群体上的差异性导致了跨国经营中的文化冲突。中西方交往中文化语境不同,人们在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企业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优越感往往表现在交流传递信息上,因此往往会造成语用失误,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本民族文化负面迁移。母语的语用规则及母语文化的干扰是产生语用失误的根源。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企业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失败。 导致文化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思维模式存在差异。文化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中西方思维模式存在差异。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往往特别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推测别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处,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思维模式是在自己特殊文化背景中通过亲身经历获得并发展起来的,存在某种惯性,其变化不及环境变化的速度,一是进入异域文化,这种惯性常常导致错误的估计和判断,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语用失误。二是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人格取向各异。中国文化是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方文化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和重实用,西方文化发展取向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决定了东西方人格特质构造和发展取向的整体差异。三是行为规范各不相同。行为规范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说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糟糕的结果。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否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 四、提高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策略 企业跨文化交际语用研究的目的是研究在跨文化条件下如何克服两中不同文化的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交流。其具体的步骤和方法有: 第一,识别文化差异,进行跨文化培训。由于语用失误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根据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赫尔的观点,文化可以分为三个范畴:正式规范、非正式规范和技术规范。正式规范是人的基本价值观,判别是非的标准,它能抵抗来自外部企图改变它的强制力量,因此正式规范引起的冲突往往不易改变;非正式规范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习俗等,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可以通过较长时间的文化交流克服;技术规范是指人们的知识、技术、经验等,它可以通过人们技术知识的学习而获得,很容易改变。因此不同规范的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程度和类型是不同的。企业跨文化交际者首先要识别和区分文化差异,才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避免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融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不解或误解,从而使交际失败。如果一个能说一口流利外语的人出现语用失误,他很可能会被认为缺乏礼貌或不友好。他在交际中的失误将会给企业带来严重后果。 第二,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美国语言 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着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产生语用失误从而导致交际失败。 五、结语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在跨文化交际时,由于制约语言使用的文化因素与母语中的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很容易出现语用失误。因此,企业涉外员工要进行成功交际,除了掌握英语语言技能外,必须要认识两种文化的差异,认真学习跨文化语用原则,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避免语用失误现象的发生。 文化研究论文: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 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通过动机、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的分析,认为《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是一部集时代性和实用性为一体的语言文化词典。 随着我国英语教学的发展,培养英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2000年5月,《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在教学原则中首次提出了“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容。2004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也在教学性质和目标以及教学要求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方面的内容。不了解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就无法运用语言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英美语言文化词典》是向英语学习者提供语言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知识的专门词典。一部好的英美语言文化词典对英语学习者跨文化能力的提高有重要作用。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概述 “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是英国语言学家D.H.Hymes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他对乔姆斯基“能力”和“表现”理论进行了补充和批判,指出交际能力是一个说话者所具有的语法,社会和心理文化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此后,随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观点。 Guo-Ming Chen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一种在特定环境中能有效、适当地实现交际行为并达到一定的预期设想的能力。Lustig和Koester把跨文化能力描述为语境的、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Spitzberg把跨文化交际能力定义为在一定语境中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由此可见,学者们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描述都强调两点——特定语境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与“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关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组成,国内外学者广泛接受Samovar等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三个层面;动机(motivation)、知识(knowledge)和技能(skill)。动机,是指交际者在情感上对交际活动持积极的态度,有为了交际的成功进行而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和技巧的意愿。知识,指交际者为实现成功交际对交际对象的语言、习俗、价值观以及地理、道德标准等方面的了解。技能,是指在行为上,交际者为了促使交际顺利进行和交际成功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和技巧。英语学习者只有将这三方面有机结合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确保跨文化交际行为的有效与得体。 二、《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简明英美语言与文化词典》由林明金、霍金根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以下简称《简明》)。该词典专门介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与内涵,有很强的实用价值。《简明》的编写宗旨是增强读者的文化习得意识,使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那么,它是如何帮助读者切实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呢?本文将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三个层面出发,就其实用性进行解析。 1.动机层面 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外语学习者有意愿和热情去掌握跨文化交际活动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待掌握对象的新鲜度和趣味性。《简明》所收录信息截至21世纪初,如George W.Bush 2001年当选为美国总统,Michael Jordan 1998年退役后于2001年再度复出加盟华盛顿奇才队等都被收入,时代性较强。另外,编者收录了许多时代特色鲜明的词条,如美国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奖项之一Grammy(葛莱美奖、金唱片奖),着名杂志Fortune(《财富》),美国现代舞蹈的创始人Isadora Duncan,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等等。这些信息的收录使英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文化的前沿,大大激发其兴趣和学习动机。同时,这些内容也将充分满足读者跨文化交际的实际需要,使其免于因信息滞后和缺乏而导致的交际失败。 2.知识层面(1)内容丰富。在内容的广度方面,这部一千多页的词典包含了涉及英美重要地理名称,英美着名人物,与英美两国有关的事件、条约、组织、会议等11个文化领域的2万多词条。仅宗教习俗一项就涉及近千词条,其中300多条是一般英汉语文词典所不曾提及的,近600条比一般英汉词典内容丰富。如apple of the eye条的释文中,编者除了解释其含义为“掌上明珠”、“心目中的宝贝”,还加入其出处“源自《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之歌》(TheSong of Moses)中写道:‘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He found him in a desert land,and in the waste howling wilderness:he ledhim about, he instructed him, he kept him as the apple of hiseye. ) 。” 同时,为了对词典正文所涉及的文化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归纳和补充,提高词典的使用价值,《简明》附有十个附录,包括:莎士比亚剧作篇名及其简称;英国各郡名称;美国各州别名及加入联邦时间;英国国王及其在位时间;英国首相、所属党派及其任期;美国总统、所属党派及其任期;英美制度量衡表;柯林斯词典选出的英语百年百词(1897-1997);圣经新旧约全书篇名及其简称;西方婚龄简介等。 可见,这部文化词典包含的文化内容之广、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英语学习词典所不能比拟的。它就像一部小型百科全书,几乎涵盖了使用者在实际交际中所能遇到的所有相关领域。 (2)对普通词语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简明》注重对词目词内涵的深度挖掘。除了特定的文化内涵词语和专门词汇,《简明》中还收录了许多普通词语,但其释文却是从不同于一般双语词典的视角来设计的。如hello一词,《简明》提供了其词源方面的信息: 这个词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它来自法语的ho和la,后来逐渐演变为hallow和hallo,到了19世纪美国人见面时,就开始用hullo打招呼了。再过100年左右,hullo又变成了hello。据说美国发明家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是第一个使用hello的人。 再如gun一词,大多数英汉词典都会解释为“枪,枪支”。《简明》中gun的释义为:“据说是由北欧古时一个女子的名字Gun -hild简略而成。Gunhild意为‘战争’,也许由于这个缘故,gun成为武器的名称。”此类词条还有freshman、gossip等。这些独特的内容是大部分双语词典都不曾涉及的。《简明》通过挖掘普通词语的起源和深刻内涵,增加了它们的文化色彩,不仅对普通双语词典起到补充作用,同时也丰富了读者的文化积累。 (3)注重对英汉共有词语的跨文化对比。跨文化对比能够提高读者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有些词语是中英两种语言文化中都存在的,但它们的文化内涵和用法却大相径庭。对于这类词语,《简明》在释义中指出了其不同文化内涵。比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汉语中是褒义词,有学问的人经常以知识分子自居,但在西方文化中却不尽然。《简明》告诉读者:该词在英语中略含贬义,意指一个只知探讨理论而对实际问题束手无策的人。这个词源于intelligence(智能)。在英语国家,intellectual通常释义为:一个自称属于特殊知识阶层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论探讨和思考,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常表现得很无能。在汉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含义比intellectual广泛,指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只要是教师或医生、文艺工作者、科技工作者,都包括在知识分子这个范畴内。因此我们有“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之分,而在英语中是没有这样的概念的。 对于所有汉英两种文化的共有词条,比如颜色词、动物词,《简明》都做出了这样的跨文化对比。这样一来,读者对在异域文化中如何使用它们就了然了。 3.技能层面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两种途径:一是交际技巧的传授,二是交际技能的训练。后者主要通过外语教师有针对性的训练和学习者在交际实践中的经验积累来实现。一部语言文化词典对于外语学习者交际技能提高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传授准确全面的交际技巧和方法上。而目前,大部分语言文化词典重知识轻技巧,重意义轻行为。笔者认为,《简明》不同于其他语言文化词典的最大特色在于对读者交际技巧的传授。在介绍知识的同时,《简明》教读者如何在跨文化的具体语境中运用所掌握的知识完成交际任务,对读者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起到了切实的指导作用。例如,词条the finger shake(微伸手指的握手)的释义: 在交际中,握手时手不是完全伸开的,抓住对方的整个手掌,而是轻略地抓住对方手的几个指尖。英美语言文化词典与跨文化交际能力这是不礼貌的握手方式之一,给人一种十分冷淡不情愿的感觉。它所传递的信息是不愿意真正握手,是出于勉强,因此往往会被对方理解为害羞。自信心不足或是不尊重对方。女子与男子、被求者与求人者、地位尊者与地位低者之间的握手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文化研究论文:探析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及成因 摘要:在政治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几十年的过程中,东西方理论界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研究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为了促进政治文化研究、加强政治文明有必要对研究中产生的不同观点及其形成原因加以分析。 关键字:政治文化 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 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 ！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 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 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性行为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 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着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 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对媒体文化的理论模式与路径研究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扞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扞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着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着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扞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着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着。[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着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着,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 四、中国本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进入媒体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其强大影响也受到了多方关注,但媒体文化到现在仍游离在中小学正规课程之外。即使是已经出台“媒体教育”政策的港台地区,也难有进展。台湾2002年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然而由于“媒体素养教育尚未纳入升学或其他考评系统”,“大部分学校都尚未重视媒体素养教育,也未开设相关课程。”而在台湾教育理论界,虽然1993年起就有人在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却常常是机械照搬英美理论,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的探索仍处于“迷失”状态。[19]上述教育实践领域的现状虽然不容乐观,但在目前的学校课程体系中,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的空间依然巨大,同时少数学校自发设计的媒体文化教育也值得去改进。不过,这都需要教育学界首先发展媒体文化教育理论,将媒体文化研究引入教师教育课程,完善当前的教师专业发展,从而可以为中小学的媒体文化教育输送优秀师资。近些年,大陆也有一些教育学者开始呼吁向西方学习,在中小学开设专门的媒体文化教育,有的还在探讨将媒体文化融入语文教育,防止学生“沦为媒体的俘虏”,使学生“对隐藏在媒体文化背后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保持批判精神”。[20]这些探讨表明,中国大陆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已经形成两大议题,即考察西方国家的媒体素养教育实践和发展批判性的本土媒体文化教育。但由于时间不长,在这两大议题上,相较于欧美及台湾教育学界,大陆教育学界的积累都显得十分有限。本文认为,在中国教育学界已有探索的基础上,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深化,以便发展相对成熟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首先,无论从大陆还是台湾的情况看,在面对媒体文化时,常常抱有法兰克福学派式过于武断的不信任乃至敌对态度,导致媒体文化教育演变成单调的说教,无法引导学生走进复杂的媒体世界及其多元内涵。就此而言,凯尔纳重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倒是可以提供启示。为了揭示到底有哪些客观存在的观念、力量在媒体文化中发挥作用,凯尔纳主张放弃高低贵贱的文化两分法,同时广泛吸收各家理论,提高批判的广度与深度。这些都有益于本土教育学者形成适宜的批判观,以便游刃有余地走入纷繁复杂的本土媒体文化世界。其次是确立明确的教育宗旨。已有的本土探索均强调,媒体文化教育应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但这些探索并未进一步分析,站在进步主义的立场上,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最终还是得指向一个进步的教育目标。后期伯明翰学派便因为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常常只是坐视学生肆意宣泄自己的批判(叛逆)精神和独立个性。而正如凯尔纳所见,杜威以来的教育学往往是在两大宗旨中选择一个,一是引导个体认识自我,探寻真善美的主体存在方式;二是认识复杂的社会结构及其苦难与不公之处,培育有益推动社会平等与民主化进程的意识与能力。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了后者。中国媒体文化教育学也应从这两大宗旨出发,进一步明确究竟为 什么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再次便是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形成理论(知识)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开发)模式。这可以说是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一大难点。吉鲁最初决定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曾发现,由于学科、专业界限过于牢固,教育学界看不到任何文化研究理论,而文化研究界也不会思考教育,所以他花了许多精力将文化研究引入教育学界。[21]应该说,国内目前的情况比吉鲁当初在美国教育学界遇到的情况好多了,因为无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如意识形态、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等概念,都早已被国内教育学界接纳了,而这些概念所指的媒体文化经验在中国也存在。遗憾的是,国内提倡媒体文化教育的教育学者尚未尝试从本土媒体文化经验出发,对这些概念进行验证或重构,进而发展理论结构清晰的媒体文化研究,为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提供课程。更进一步说,可供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经十分充裕,而本土的媒体文化现象也丰富到了能够进行任何理论实验。如“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便值得启用。该理论探讨的是个体在现代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变动中种种不由自主的命运,以及何以可能获得意义与价值。而这一主题已在本土电影界得到深入探讨,例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等电影便是以近乎客观的叙事手法揭示:在由专制统治、进步运动及黑社会等势力主宰的社会演变进程中,各类普通个体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史。不仅如此,侯孝贤等电影创造者还会在电影中探寻某种自觉且极具道德或美学意义的存在方式,并将它暗中赋予某个角色身上。这类电影无疑可以为本土教育学者发展“后结构主义”的媒体文化研究提供合适的文本,并以这种研究作为媒体美学教育或主体认同教育的课程资源。最后,发展本土媒体文化教育学还需要在教育学院开设媒体文化研究课程,将它引入教师教育及教师专业发展。西方教育学者在这一点上已有近三十年的积累。例如,在凯尔纳的开拓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院便成了批判性媒体文化研究与教师教育的重镇,加上吉鲁、麦克拉伦等人的持续努力,美国教育学界及教师教育领域早已形成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学派。中国教育学界也需要凯尔纳式的教育学者:既有明确的教育宗旨,又能发展知识结构清晰有力的媒体文化研究,以此改变目前媒体文化研究在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中的空缺状况,使媒体文化研究真正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指向,培养教育宗旨进步、媒体文化研究能力优秀的教师,从而优化国内目前教育观念及媒体知识与西方相比均显得模糊的媒体文化教育实践 文化研究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的研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交往的不断密切,跨文化交往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因此,培养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成为高校外语教师的重要任务。注重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就是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有效方法。 二、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 泰勒认为,文化即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戴昭铭,2003:3)现代的文化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综合。语言是音意结合的符合系统,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机制,为语言的发展提供养料。 (二)国内外语言教学中文化导入研究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Hall和Trager提出“文化地图”概念,列举出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通过与本民族文化的比较来分析和描写目的语文化。(陈申,2001:32)六十年代,对语言功能的研究逐渐增多,由于文化在语言交际功能中的重要作用,其在语言教学中的地位也随之提高。80年代,跨文化交际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 我国学者中,胡文仲最早开始关注外语教学中的文化、交际问题,从语言功能上强调了语言与文化的一致性。80-90年代,文化语言学说的建立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多名学者都对文化导入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光磊界定了文化导入的内涵,林汝昌详细探讨了外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层次问题,赵贤洲、束定芳、鲍志坤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文化导入的原则问题。(赵亮,2011:43) 三、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 (一)文化导入的原则 1.交际原则 语言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交际双方无障碍的顺利沟通。因此,语言教学中应该导入有利于交际双方进行交流的文化知识。教师应该着重介绍那些学生在学习或相互交流时容易产生误解或是失败的相关文化知识。 “猪”在中国文化中有“懒惰”的含义,中国人常用“懒得像猪一样”来形容某人的懒惰。而在德语中,人们常说“Er hat Ein Schwein.”意思是“他很幸运”,因为德国中世纪体育竞赛的失败者会得到一头小猪作为鼓励,久而久之,猪在德国成为幸运的代名词。如果教师在授课时没有讲解 “猪”在德语中的这一含义,就可能导致学生在遇到相关情况时不能领悟对方想表达的真实意图,影响交际的成功进行。 2.适度原则 文化包罗万象。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教学任务和授课目标,以实现本课时教学目标为出发点,合理规划时间和导入的文化内容,避免盲目或无计划的延伸文化内容而影响授课进度,同时,要掌握好单个课时提供给学生的信息量,提高学生的接受效率。 3.渐进原则 文化导入应该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分为初、中、高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应以阐释两种文化在日常生活方面的差异以及该差异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为主,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日常交际所需的文化知识,避免出现日常交际失败。中级阶段主要介绍由文化差异引起的成语、俗语及运用方面的差异,帮助学生熟悉并深入理解外语表达蕴含的文化内涵。高级阶段主要揭示中外交际双方在思维方式、交际关系以及言语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异同,旨在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进一步了解以目的语为母语者的人际关系及交往的深层次模式。(谭志明、王平安,1993:74) (二)文化导入的内容 1.语言文化 (1)语构文化 蕴含在词语、句子等语言结构中的民族文化知识叫做语构文化。吕必松讨论“语法系统中的民族文化因素”时,从“词形变化的有无”、“句子的组织方式不完全相同”、“方位、数目、顺序等的表达方式不同”三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汉语和英语的语法系统中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吕必松,2007:51)语构文化包含在构词、句型、句式等各个方面中,教师在讲解语法结构的同时,要同时介绍相关的文化因素。如:德语是典型的屈折语,其复杂多变的语法变位规则常常令德语学习者无所适从。这种繁复的词形变化与德意志民族严谨、刻板的民族性格形成不无关系。汉语是典型的孤立语,没有语言单位的形态变化,用不同的语序和虚词表述时态、语态。汉语轻形式、重意义的“意合”特点就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关。 (2)语义文化 语义文化主要是指词汇中所包含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是最常见的语言文化因素。由于各民族生活环境、历史和文化的不同,很多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在别的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是字面意义对应但深层意义不同。如,德语中的“Drache(龙)”指的是带有翅膀的,会喷火的怪兽,通常是邪恶的象征,口语中用来形容泼妇,贬义词。而汉语中的“龙”指的是带有五爪的,能够行云布雨的瑞兽,常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禁止普通民众使用其形象。德语中的“Hufeisen(马蹄铁)、Marienk?觌fer(瓢虫)”是幸运的象征,而汉语中则无此意义。这类词语易给交际带来障碍,教师在讲解此类词语时,必须详细解释该词语在目的语和母语中语义文化的异同。 (3)语用文化 语用文化指由特定的民族文化决定的,语言交际中产生的语用规则和文化归约。常用的基本语用文化包括:称呼、问候、致谢与道歉、敬语与谦辞、褒奖与辞让等。不同语言中相同或相近意义的词语其使用范围和场合往往不尽相同,如,德语中的“du(你)”不仅用于朋友、平辈间,还是家庭成员间包括祖孙间的称呼用语,而汉语中,孙辈就不能用“你”,而要用尊称“您”来称呼祖辈。又如,汉语中“老先生”中的“老”表示尊重,德语中的“alt(老)”则无此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模式研究 “产学研”合作“是以企业、高等学校和科技研发机构为主体,以政府以及中介机构为辅助,以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机制和规则进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实现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等目标的系统性活动。”在产学研合作模式中,共生单元主要是大学、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中介组织。资源是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单元围绕资源结成不同的共生关系。在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过程中,民间艺术是这种共生关系的纽带。当前,对民间艺术进行市场化开发,结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形成的旅游演艺产品,产生了巨大的市场和社会效应。这一产品的创作和经营过程始终伴随着产学研合作,是产学研共生模式的典范。本文以广西桂林阳朔县《印象·刘三姐》为例,分析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产学研共生关系及其运作模式,并结合民族地区高校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办学情况分析目前这种关系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化产业视角下的民间艺术内涵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民间艺术是“在社会中下层民众中广泛流行的音乐、舞蹈、美术、戏曲等艺术创造活动。”张道一则将钟先生的定义视为广义上的民间艺术,其狭义则专指民间美术。梁玖从艺术学角度提出:“一定社会中的平凡人运用特定媒体, 遵循自适的可能性精神创造极具有地域文化风俗性的艺术形态。”这一概念没有列出其所包含的具体内容,而是从民间艺术的创造者、产生途径、特质和功能方面对之下了一个抽象的定义。但从艺术学对艺术门类的划分中我们可以找到其所指,民间艺术应包含民间建筑、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绘画、民间雕塑和民间戏曲,以及被民俗学界排除在民间艺术范畴之外的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民间艺术因其特有的娱乐、审美功能成为文化商品化的宠儿。取材于民间艺术的影视剧作品、工艺美术品、旅游表演作品、民俗文化村、服装等商品在市场上显示了巨大的创收能力。因此,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民间艺术应包含可以被包装成文化商品的民间建筑、工艺美术、音乐、舞蹈、戏曲、绘画、雕塑和民间文学等艺术形式,还包括民间语言、信仰等观念艺术。 二、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的共生关系分析 1.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与产学研合作结盟的必然性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创造,其传统受众为享有民间艺术品的主要群体。由于受到地域、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民间艺术作品的娱乐性、审美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特性对民间艺术的大众普及形成一定阻力。因此,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必须符合大众审美的设计与包装,才能成功推向市场,实现创收。文化创意即为沟通民间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作为一种融合高科技和高智慧的活动,文化创意不仅需要对包装对象有深入的理解,还要能够准确把握市场需求规律,同时还要求开发者拥有雄厚的资金、人才和高超的创意资源管理能力。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必然将有雄厚的科研人才优势的科研院所和高校融入其中,产学研合作也理所当然成为其重要的开发手段。 2.《印象·刘三姐》:文化产业产学研合作的成功模式 1961年,以广西桂林山水为背景、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改编的彩调电影《刘三姐》风靡全国及东南亚。此后,刘三姐和壮族山歌已然成为广西的两张文化名片。改革开放以后,产生了刘三姐景观园、刘三姐香烟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业品牌。1997年,由广西区文化厅组织,总策划梅帅元、导演张艺谋、樊跃、王潮歌组成主创团队,经过精心选址和长达5年零5个月、多达109次易稿的创作,《印象·刘三姐》(以下简称《印象》)终于于2004年3月20日在阳朔正式公演并大获成功。这一项目的成功,得益于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领域专家搜集民间文化、创作改编成的电影《刘三姐》作铺垫。而主创团队中张艺谋、樊跃为拥有众多优秀影视和舞台剧作品的着名导演;王潮歌曾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发表过数十万字的学术论着,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总策划、制作人梅帅元为国家一级编剧,当时任广西壮剧团团长,是广西民间艺术界的优秀专家;广西区文化厅所成立的广维文华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则作为企业角色负责相关支持和管理工作;演员除当地居民外,多来自配套成立的张艺谋漓江艺术学校。 《印象》不仅带来了巨大的旅游效应,还被国家文化部列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获得中国乡土文化艺术特别贡献奖、文化部首届创新奖和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会议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等多项荣誉。同时,桂林乃至广西各大高校旅游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纷纷以之为实习基地。业内专家对其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成果,促进《印象》系列产品的可持续发展,也对高质量的民间文化产业化开发形成良好的引导,文化产业为此被定位为高投入、高产出、见效快的“朝阳产业”,大量的市场需求也催生了培养该领域高层次专门人才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印象》的成功表明,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无论是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和内涵挖掘还是文化产品创作与包装,都离不开科研专家、一线艺术家及民间专家的合力创新。而当地居民作为原生态文化的代表参与演出之外,演艺产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呈现还需受过专业训练的艺术类及专门性管理人才。在演艺类旅游产品的经营过程中,经营部门可以为高校提供学生实践基地和就业出路;科研机构学者专家的调查研究则可为该产品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智力保证。因此,高品位民间艺术文化产品开发与产学研合作办学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3.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运作中的 不足 从产学研共生模式角度而言,在寄生、偏利和互惠三种模式中互惠模式是产学研合作的理想方式。因为互惠模式下的产学研合作联盟既产生新能量,各方又能分享收益,只有这种模式才能维持产学研三方长期合作。当前民间艺术演艺产品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或科研机构只作为创意提供者得到一次性收益,后期管理与利益分成则不再拥有权利。这样,研究人员就很难获得后期经营资料,造成产学研三方信息不对称,阻碍了合作互惠模式的形成。 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角度而言,国内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阶段的课程设置基本包括经济类、管理类、艺术类、文化类等几大门类,涉猎广泛却学之不深,毕业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会做”,无法胜任民族艺术产业化开发相关工作,大学人才培养跟不上社会需求。 从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角度而言,目前全国普遍存在工作待遇与社会地位、社会责任不对等的情形。高校人才考核科研、教学双方面并重,导致高校教师任务繁重,脱不开身去做服务地方的应用性研究。同时,高校对服务地方的横向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远不如由国家社科基金等纵向项目,科研人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民间艺术产业化开发所需要的巨大学科跨度,对术业有专攻的科研人员而言也有一定的难度。 三、以民间艺术为载体的产学研持续共生模式构建策略 1.高校及科研机构参与后期经营管理 产学研合作联盟中,高校和科研机构被认为是人才和智慧的孵化园,这在对人才、创意要求极高的文化产业领域尤为明显。甚至有学者认为,大学与文化创意产业形成了一种“互动发展的共生模式”。高校和科研机构与后期经营管理脱节易导致文化产品创新动力缺失。因此,为了加强文化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高校及科研机构应参与民间艺术后期管理经营,这样就可以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力量为文化产品的运作经营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从中获得相应的收益。 2.校企合作,有针对性地培养本、硕、博不同层次的专门人才 基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知识广而博的特点,各高校可与文化企业合作办学,根据地方特色设立专业方向,全日制教育与在职培训并重,培养某一领域的文化产业管理人才。例如旅游演艺发展较好的广西桂林地区、湖南湘西地区高校即可培养旅游演艺项目策划与管理方面的人才。同时,高校应在硕博阶段的人才培养中高度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以丰富的实践发展理论,从而继续指导实践,实践和理论并行作为考核标准,以满足业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 3.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地方创造政策条件 政府应从政策上鼓励高校及科研机构服务社会。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应转变观念,鼓励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参与地方文化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同时,对服务地方卓有成效的教师可享受“调研假期”等优待政策,减轻其教学方面的负担;对文化产业管理等相关专业的科研、教学人员提出服务地方的工作要求,以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共生模式,促进民间艺术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研究论文:企业文化影响员工素养的研究 摘要:企业文化在企业的管理中占有者重要的地位,企业的文化建设也应当成为企业管理建设的重点。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充分发挥员工的潜能,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本文分析了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和员工素质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文化对员工素养的影响。 关键词:企业文化;员工素养;企业文化发展策略 0 引言 企业文化往往会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成功往往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的建设,企业的失败也首先表现为企业文化的失败。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是索尼公司的创始人,他在谈到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时说:“日本公司的成功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可为外人知道的秘方。不是经营理论,不是企业计划,而是人,员工才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日本经理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员工之间的健全关系,在公司内建立一种人员亲如一家的感情。在日本,最有成就的公司是那些设法在全体员工之间建立共同命运意识的企业。”而企业文化正是全体员工联系在一起的纽带。 1 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员工在生产和生活活动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企业的灵魂,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即企业员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及和生产生活相关的文化内容和物质形式,包括厂房、生产车间、生产设备和生产的产品等等。物质文化是企业的“硬文化”。一般地,我们从一个企业的外部设施看出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员工的精神状态。从漂亮的厂房、干净的车间,整齐堆放的产品都可以看出企业严格的管理和职工积极的工作态度。 制度文化,即企业的规章制度、条例等管理手段、企业的领导组织体制等。它介于企业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它是为了规范人们行为而制定的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准则。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企业的领导组织机制,企业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和各个部门的规章管理办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高于一切”应当成为企业管理的金科玉律。制度文化能够有力的约束员工的行为,保证企业生产目标的实现。 精神文化,即狭义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员工的精神财富,具有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包括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和核心价值观,它是企业的“软文化”。 2 员工素质的内涵 员工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三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是员工素质的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员工的职业道德、意识品质、道德情操等等。当前,我国企业的文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遵循二十字《纲要》,形成以诚信为基础的道德爱岗敬业的道德氛围。科学文化素质是员工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知识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几天,员工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员工的身体素质常常是被忽略的部分,但是员工的身体素质正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是员工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础。 3 企业文化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3.1 导向和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对于员工素质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导向和约束作用。企业文化形成于每一个员工的日常习惯中,是在正确的价值理念的滋养下形成的群体意识。他表现了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它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在长期的工作中体现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或者爱岗敬业的高尚情操,又或者团结互助的良好风气。在这种风气中,新员工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浸染,这对于新员工的成长十分有帮助。企业文化作为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还对员工起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众所周知,价值观决定的人们日常的行为取向和人们自我实现的形式。在企业共同价值观的约束下,新员工很容易就能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在一种追求严谨、高效的风气中,员工的工作质量必然会有所提高。最后,企业文化还能够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如,合理的考核晋升制度,必然会在员工中形成良性竞争的风气。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引导员工正确处理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使员工自觉地将个人的当前利益和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形成团结互助的工作氛围。 3.2 激励和娱乐作用 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建设对员工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企业文化能够使员工形成统一的信念和意识,从而使其处在一种积极的、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中,使员工在工作中勇攀高峰。其次,企业文化是企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够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激发员工公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后,公平的企业制度,为员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员工必然会苦练技术和能力,以期在企业中有更好的发展。另外,劳动模范也是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是企业文化精神的人格化,榜样的力量能够为广大职工提供奋斗的榜样和动力。 企业文化的娱乐活动主要是通过丰富多彩的职工活动来体现的。职工的娱乐活动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文体活动一方面对于员工的素质具有一定的提升作用。比如,体育比赛等活动必然能够在员工中形成积极锻炼的风气,从而提升了员工的身体素质。而技术大比武等活动,必然能促进员工苦练武艺,一边在比赛中好的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的文体活动对于员工有着耳濡目染的作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通过企业负责人的组织和参与,能够使员工感受到企业的温暖和关爱,在春风化雨的企业环境中,员工的潜能必然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健康向上的情操必然得到培养。 4 企业文化建设的策略 着名的企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过,优秀的管理者能够指导员工向杰出人才一样出色的工作。如果企业是一条大河,那么高素质的员工就是企业这条大河的源头。可见,企业管理工作的要点就在于通过文化建设充分挖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员工的知识和 技能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这样,企业这条大河才能源远流长。具体地讲,在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应当着重建设企业温馨的集体文化、人本文化、学习文化。 4.1 通过温馨的集体文化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应当是企业的环境。这里所说的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环境,即企业生产和生活场所的环境,二是企业的人际关系环境,即精神环境。企业的物质环境是企业给员工的第一印象。整齐有序的工作现场布置、清洁合理适用的设备,能够给提升员工的精神状态。笔者认为,企业的生产场所应当以建设花园式工厂为目标,生活场所则应该以建成绿化美观的文明小区为目标。美好的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员工提供一定的适宜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具有良好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美好的环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员工优良素质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员工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以人际关系环境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环境同样重要。实际上,良好的人际关系往往是留住企优秀人才的关键性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平等、理解、包容”的人际关系环境。平等既体现在领导和员工的平等,有体现在员工和员工的平等上。领导应当改变统治者的形象,在委派任务时,应当形成“我们一起干”的形象,而不是“我监督,你来干”。另外,应当设立意见箱,让员工提出对于当前企业环境的意见和见解,从中发现员工的思想动态。在处理问题时,要处处为员工着想,才能提升员工对企业忠诚度和归属感。员工和员工的平等,则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上,企业通过制定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业绩考核和晋升制度,能够使员工形成良性竞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员工之间便相互帮助而不是相互拆台,这有利于和谐的工作氛围的形成。 4.2 通过人本文化来成就员工 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告诉我们,企业管理的是指不是“压制人”而是“成就人”。因而,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这就要求在企业的管理中,始终以员工的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在管理过程中,应当使员工形成这样一种观念: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赚钱的岗位,而是一个发展的平台。首先,应当通过培训等手段使员工对自己进行一定的职业生涯规划,并且将这一目标的实现和企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还应当让员工在工作过程中,根据企业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提高自己的工作绩效,使员工真正认识到,没有了企业的发展就没有自己人生愿景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以人为本”的软管理,应当以严格的“硬管理”为基础。在企业的制度管理方面,建立开放科学的组织管理平台,特别是要建立“能者上庸者下”的制度。通过一定制度形成公平、公正的良好氛围,才能使员工的积极性得到调动,提升他们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积极性。还应当通过合理的岗位设置和分配制度来体现能者多得的原则,在这种氛围下,员工能够自觉地学习和钻研业务知识,提高技术素养。 4.3 通过学习文化提升员工的素质 学习文化的构建,首先应当完善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这是提高员工素质的最基本途径。笔者认为,企业的培训和进修制度应当包括继续教育、培训教育和再次求学三种形式。继续求学和培训教育是提高员工知识技能和创造力的重要手段。再次求学(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则是通过对学习的投资来提高员工的价值的必要手段。我国《教育法》中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企业应当为优秀员工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而专业技术人员则应当充分利用这种机会提高自身素质。培训教育是训练技术工人和培养专业干部的主要方式,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严格而高效的企业培训往往成为企业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我国企业的培训手段,应当尽量和国际接轨,通过和外资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将世界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引进到我国。这样,也增加员工学习新技术的压力,同时扩大学习的空间。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员工认识到,对教育的投入能够获得比较高的产出。企业应当为员工提供更多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总之,企业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文化的建设。不管是为人提供良好工作环境的企业环境建设、“以人为本”的管理组织方式的建设,还是以人的发展为目的教育发展,从根本上讲都是要通过企业文化来教化人、培育人、成就人,使“人”这个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充分发挥潜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文化研究论文: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方法探讨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大众文化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成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和学界的精英文化同等重要的文化形式,并与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一起参与了社会精神生活的型塑。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发展对国民生活方式、国民性格塑造以及社会发展变化带来了新鲜的元素,使其呈现出了新的面貌。这些改变令人惊喜,但同时也引发了关注和焦虑,如对当下大众审美取向的非议以及网络文化对青年群体心智发展影响的焦虑。在此情况下,选择正确的研究方法对认识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其价值效应并指导其健康发展便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本文拟从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以及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三方面来进行探讨。 1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特点 要探讨研究方法,必须首先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对于中国语境,严格来讲是个泊来品,在英语中它对应了两种表达,mass culture 和popular culture。西方早期大众文化批判指向的对象为mass culture, 这一概念被赋予了明显的贬义色彩,主要指商业利益驱动的文化产品,如电影、广告等传播产业的产品。当下语境我们所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则更多的是指由雷蒙德·威廉斯所倡导的popular culture,作为英国伯明翰传统的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对“文化”这一概念做了历史的回溯,认为文化应是一个整体全部的生活方式,从而赋予了这一概念平民化的色彩,用popular culture 取代了mass culture,并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称“大众文化是民有、民享、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从此,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而开始成为影响人们生活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现代意识。随着对大众文化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更严密准确的界定。国内学者王一川对大众文化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它“以大众媒介为手段、按商品规律运作、旨在使普通市民获得日常感性愉悦的体验过程,包括通俗诗、通俗报刊、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形态” 。 从大众文化的如上定义,人们不难发现它的一般特性:大众媒介性、商品性、流行性、娱乐性、日常性、类型性等。中国语境下的大众文化也同样具备这些特点,其中,商品性这一特点尤为吸引人们的眼球。究其原因,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不丰沛,物资的消费形式多为统一分配和按计划配额消费,人们的商品意识淡漠,物质层面如此,在解决人们生存高级需求的精神文化层面,就更是受到官方主流文化或是学界精英文化的牵制,更多的是被动接受,而不是对文化商品的主动消费。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从产生之初就带有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追求商业利益,以娱乐消遣为主要功能,但由于其短近的发展史,并未像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完备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同时,主流媒体的官方化以及国家相关文化政策的指导也使得大众文化还未彻底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因而国内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文艺性,商品属性并不是那么的突出。 2 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 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的批判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来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批判的标靶。霍克·海默,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在研究中将大众文化概念与文化工业概念直接等同起来,奠定了大众文化批判的悲观主义立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最显着的特征就是使得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运作下,大众文化成为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合谋的工具,文化工业首先通过标准化批量生产出媚俗平庸甚至是低劣的包裹着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继而借助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模式化的文化产品输送给大众消费,从而实现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强化。因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大众文化带有明显的欺骗性,带给大众暂时的满足继而安于虚假的现状,实现对民众的控制;大众文化同时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通过决定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并进而对其心理意识进行操控;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模式化生产形式扼杀了文化的艺术性,也抹杀了文化产品的个性和创造性,消费此类文化产品的大众顺而也被同一化。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沿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的传统,将文化视为与资本主义进行抗争的一个斗争领域,揭露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大生产对艺术以及大众个性的抹杀,这一理论基调使其成为了大众文化批判研究的标杆,也成为后继大众文化研究学者不可绕开的理论基石。对于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仍具有良好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事业的推进,文化产业商业化,艺术、文化产品商品化是必然的趋势。大众文化的消极效应是不可避免的,如一味追求商业利益和娱乐功能的低俗文化产品的出现,对青年人心智的影响以及消费西方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等,对这些大众文化特质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仍是一把利器。然而同时,由于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尚未形成完备的文化工业体系,大众文化事业还远未彻底的商业化,沦为商品经济的附庸,并在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指导和影响下文化产品还具有一定的文艺性,并在某种意义上仍是反映大众的声音。鉴于此,在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展开批评研究时,还需掌握好“度”,不能一味批判,而应以消除负面效应,发挥正面效应为宗旨。 因循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看到了统治阶级借助文化产品向大众受体灌输意识形态,以期实现对大众心理意识的控制,然而,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并未到此终结,作为具有主观意识和能动性的大众个体,由于具有各自不同的审美倾向和审美领悟,必然会对同一化的文化产品做出不同的反应和选择。此时的大众文化产品,作为商品,即使特殊,也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大众文化产业为了迎合市场,就必须揣摩迎合大众的趣味,而不能一味地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意志,换句话说,大众的消费意愿和社会现实反过来又对大众文化工业形成了挑战,产业和受众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国家。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这一局限,哈贝马斯也曾在自己书中坦承:“大众文化显然绝不仅仅是背景,也就是说,绝不是主流文化的消极框架,而是定期出现、反抗等级世界的颠覆力量,具有自身的正式庆典和日常规范” 。 对大众接受性和创造性的忽视是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硬伤。反观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无论是在生产还是消费环节大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大众能动性的研究应该成为研究的重点。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悲观的情绪,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学派早期成员的生活经历是有极大关系的。由于二战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学派有犹太血统的成员如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都曾亲身经历纳粹的精神迫害,并一度选择逃亡到美国只为寻求人身安全。德国纳粹借助强大的 宣传机器进行反犹太宣传,实现了对广大民众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最终的暴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对此深恶痛绝,继而站到了助其实现的科技文明和文化工业的对立面,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展开不具备如此严苛的时代背景,研究者也不具备特定严苛的生活经历,因而在展开研究时一种中立的研究态度就是我们应该珍视的,对大众文化不偏不倚,做出中肯的评价。 3 英国伯明翰传统的批判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伯明翰学派从其成立之初就反对以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他们努力扩大了文化的内涵,反对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划分,对底层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即他们认为的本真的大众文化,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努力发掘其积极意义。伯明翰学派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以及与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大众日常生活。其中,大众媒介始终是该学派研究的焦点,特别是电视的意识形态功能。学派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针对电视话语发展出了编码/解码理论。就编码层面而言,霍尔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理论观点,但同时也强调了观众的参与,观众的欣赏即是对电视节目的解码。霍尔指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读是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的,他认为电视节目的观众可能会存在三种解码立场:一是主导性—霸权性立场,即观众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制作意图;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指观众大体上接受制作者的意图,但却从自身立场和利益出发加以一定的修正;三是对抗性符码,即观众完全站到制作的对立面试图瓦解节目中传达的意图。这三种立场很好地分析了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说明观众完全可以在积极有效的观赏中抵制或消解节目可能传达的消极意义,从而彰显出媒介文化积极的社会效应。 霍尔虽然是针对电视话语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理论,但不难发现,对于任何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分析,这一模式都具有适用性,这也是霍尔理论备受推崇的原因所在。将视野回溯到中国当下的大众文化语境,媒体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欣欣向荣期,人民大众的参与意识也空前高涨,无论是长盛不衰的选秀造星节目,如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我要上春晚”,还是如今爆红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在这些节目中扮演主角的是大众,欣赏消费的也是大众,电视台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并给与相应的引导,对大众个体的自我定位以及所想要彰显的个性无从干预太多,如像从“非诚勿扰”舞台上走出的“宝马女”马诺,她在舞台上的极端拜金言论可能也是节目的导演和编导始料未及的。从传统意义上讲,她的言论完全背离了主流价值观念,但节目之后她迅速蹿红,并获得了数量不少的拥趸,这一事件充分说明了大众自主选择的可能性和实在性。如何对此文化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霍尔的解码理论绝对是理论选择的不二工具。 承袭伯明翰传统对大众文化以及大众主观能动性的关注,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系统完备的理论和个案研究,其代表作《理解大众文化》也被视作关于大众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经典着作之一。费斯克的研究主要围绕大众能动性抵制权利控制和文化集权展开,对大众文化报以乐观主义的态度,形成了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观点。“两种经济”理论是费斯克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两种经济”即“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大众文化的商品是同时在这两种经济中流通的。“金融经济”指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生产和消费过程,注重的是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费斯克之前的大众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伯明翰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都是在围绕这一经济形态展开研究。但费斯克认为仅用金融词汇是不足以对文化商品进行描绘的,因为消费社会中的所有商品都是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实现就体现在“文化经济”中。所谓文化经济是指,大众产业链中的观众从原来的商品(观众通过消费文化产品而成为金融经济产业生产者的另一商品,可被出卖给广告商等)变成生产者,生产出的是“意义”和“快感”。而“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 。费斯克“文化经济”的提出为大众的创造力提供了空间,此时的大众不再只是消费者和商品,其生产者身份使得他们即使仍被支配于体制之中,仍却能在体制的空隙中努力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消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因而,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出的,而是人民创造出的,是进步的力量,也是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对抗的重要斗争场域。 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乐观主义立场对于推动当前国内的大众文化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使用其理论展开研究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的存在。“文化经济”作为理论基石就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文化工业强制渗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这也奠定了费斯克对大众文化未予批判而一味褒奖的立场,使其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属性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时,在物质起主导作用的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力量仍是无比强大的,大众发挥能动性可以选择拒绝、抵抗,但要彻底地消解其作用仍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对权力集团的实质打击。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正处于蓬勃发展期,对民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中国当代语境下的大众文化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决定了对其展开的研究既需要借助于西方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又需要考虑文化现象的本土特点,引入相关的思考。总的来说,西方理论界的法兰克福学派传统对大众文化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以及伯明翰学派传统代表人物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费斯克的“两种经济”理论都是研究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极好的理论工具。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性,可考虑将这些理论的优势观点进行整合,而尽量规避相关理论漏洞,结合具体的文化现象来对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展开研究。 文化研究论文:非物质文化美术教育的研究 一、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二、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起的作用及其应对策略 首先,高校美术可以从艺术角度展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考察和研究。散落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艺术价值上有很大的差异,要想得到价值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要具备艺术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深入民间进行考察和研究,挖掘和整理出具有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过程中,除了利用人的口述和文字的记载之外,还要有绘画、工艺、美术等不同的记录方式,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属于艺术范畴,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必须是有专业艺术水准的人员,高校美术教育正好可以体现出在这个方面的优势。 其次,高校美术教育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对技术、知识、技能的传承,充分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和创造能力。但它们多通过口口相传、世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在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下,很多已经出现了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现阶段,高校美术可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载体,成为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一个重要场所。将民间艺人请入高校美术课堂,从而使高校美术专业的学生可以学习和掌握系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有利于提高高校美术专业学生的文化修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有利的氛围,从而培养出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消亡。 再次,高校美术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创新的形式进行传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现代社会,才能拥有更久的生命力。高校美术教育可以积极地引导学生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创新和改革,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鼓励学生在学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同时对其进行创新,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美术教育可以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术教育中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文化研究论文:对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研究 1客家文化旅游 20世纪90年代,客家文化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客家研究热”直接推动了客家文化旅游发展,客家文化旅游开始兴起。进入21世纪,在“文化旅游热”背景下,客家文化旅游热开始形成,客家文化旅游蓬勃发展。总体上客家文化旅游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资源开发以物质文化资源为主、旅游产品以观光旅游产品为主、旅游市场以近域客源市场为主是客家文化旅游的主要特征[11,14],客家文化旅游开发中大资源与小产品、大市场与小区位、大文化与小景观、大形象与小品牌的“四大四小”表现较为突出。粤闽赣边区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以“客家三州”赣州、汀州、梅州为核心的客家大本营是客家文化中心,赋存丰富的客家文化景观和客家民俗风情,为客家文化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是客家文化旅游的核心旅游目的地。 2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分析 2.1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以梅州市为研究区域、以客家文化旅游为对象、以问卷调查方式测评梅州市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探寻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显着影响因子。梅州市是客家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和向外传播核心区,被誉为“世界客都”,是客家文化旅游的经典旅游目的地。选择梅州市为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研究区域具有典型代表性。由于影响游客满意因素的复杂性,游客满意度测评涉及多维度指标体系和测评模型。其量化测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灰色系统关联分析法、神经网络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测评模型主要有期望差异模型(EDT)、服务质量模型(SERVQUAL)、服务绩效模型(SERVPERF)、满意度指数(ACSI)模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3,5,15~17]。本文采取广泛使用的李克特5级量表法,建立评价集V=[非常满意,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对应的测量标度向量H=[5,4,3,2,1],作为评价集的相应分值,获得被访游客对测评对象的主观态度。根据调查目的,综合考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响因素,构建侧重于客家文化旅游的游客满意度测评的9维度39因子评价指标体系(表1)。问卷设计内容包括:(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包括客源地、年龄、性别、职业、学历、收入等。(2)旅游期望与实际感知的总体满意度和单项满意度评价。(3)满意度相关影响因子:包括出游次数、出游方式、出游动机、旅游地形象等。(4)满意度的行为结果:忠诚度。 2.2调查过程与分析方法 样本调查在2012年5月至2012年7月完成,选择包含了黄金周、双休日和工作日的时间进行调查。在梅州主要景区、酒店、特产店对旅游者展开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调查人员直接对游客进行“一对一”随机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协助游客填写问卷并及时回收问卷,保证了信息的客观有效性。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获得有效问卷289份,有效率达96.3%。运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9.0对问卷调查的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本次调查的Alpha,即可靠性系数(a)=0.944,且各评价因子的Alpha信度系数均大于0.800,问卷调查资料的可靠性(信度)高。 2.3游客满意度结果分析 (1)总体满意度通过统计分析,评价总目标值为3.78,说明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且与其它类型文化旅游满意度相比,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满意度偏低。(2)评价维度满意度各评价维度指标满意度均值与李克特量表中5级满意度的赋值相比可看出(图1),除旅游环境和客家文化特色维度指标达到满意外,旅游景区、旅游餐饮、旅游住宿、旅游交通、旅游购物、旅游娱乐、旅游服务与管理7个维度指标均未达到满意水平。图1各评价维度满意度Fig.1Thevaluedimensionsatisfaction(3)评价因子满意度评价因子层39项指标中,仅1/4项指标达到满意水平,其中最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空气质量、客家民俗和游览环境;最不满意的三项评价因子是娱乐特色、商品价格和商品类型与特色。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探明不同人口学特征和不同旅游行为特征的人群在总体满意度上的差异情况。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差别程度用P值判断,P 0.05时,表示比较差异不显着;0.01交通舒适性、娱乐特色、商品类型与特色、游程安排、服务质量监管、气候舒适度、水体质量、空气质量、居民态度、客家民居建筑和客家民俗等15项评价指标的Pearson相关系数均大于0.7,且各相关系数概率值均接近0,表明游客满意度与上述各评价指标之间存在高度显着的相关性(表3)。 3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策略 结果表明,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总体满意度没有达到满意水平,不同游客群体满意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存在满意度显着影响因子。客家文化旅游存在形象模糊、市场狭小、产品单一、特色不足以及服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增进游客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认识、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增强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优化旅游环境是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游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客家文化旅游开发应着力于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的形象价值、产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服务价值。 3.1实施形象策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价值 (1)强化形象主题,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形象是激发旅游动机、提高游客期望、提升感知质量的重要因子[3,18,19]。概念泛化、视觉雷同、形象主题模糊、文化内涵缺失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问题,同质竞争是客家文化旅游形象弱化的主要原因,应强化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主题。包括突出“客家文化”大主题、强化客家文化旅游的总体形象,在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下,根据粤闽赣客家地区“千里客家文化长廊”的文化差异和特征,进行客家文化各亚区的旅游形象定位,凸显各亚区的旅游形象主题,形成 鲜明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通过加强区域旅游合作,将粤闽赣客家地区客家文化旅游主题和宣传口号统一于客家文化旅游总体形象,共同培育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2)加强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旅游宣传与形象传播是旅游形象形成的重要途径,也是对游客期望进行管理、使游客期望与实际感知保持一致、提高游客满意度的重要手段。确定鲜明而统一的客家文化旅游形象标识,对客家文化旅游进行客观准确的形象宣传,有利于客家文化旅游市场形象和口碑效应的形成。积极扩宽形象传播途径,借助电影、电视、广播、报刊、音乐、网络等大众文化和新兴媒介,大力宣传客家文化旅游,有利于促进客家文化旅游形象传播、提升客家文化旅游品牌形象。 3.2实施市场策略扩大客家文化旅游市场 (1)开拓非客家人客源市场,扩展客家文化旅游中长距离客源市场。客源市场狭小、人气指数不高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市场”特征表现。客家文化旅游的现状客源仍局限于“客家人”这个“自家人”市场和500km范围内的近域非客家人市场,客家文化旅游需要开拓更广的旅游市场。应注重中长距离非客家人市场的开拓,加强客家文化旅游在非客家人客源市场的宣传,采取各种旅游推介会让非客家人了解客家文化,增强客家文化旅游对中长距离非客家人的旅游吸引力。(2)创新旅游营销模式,扩宽客家文化旅游营销渠道,积极开展文化营销、网络营销、价格营销。以客家文化为“卖点”开展文化营销,满足游客对客家文化旅游的文化需求:对同质文化的追寻记忆和延续继承,或对异质文化的观摩学习和体验经历。利用现代新媒体开展旅游网络营销,通过客家文化的数字化和可视化表达,开发客家文化旅游的影视产品、动漫产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灵活的价格策略开展价格营销,降低旅游产品的直观价格,吸引不同的分众市场。 3.3实施产品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与服务价值 (1)深化产品开发,丰富客家文化旅游产品。浅层次粗放开发、观光产品为主、旅游产品单一是客家文化旅游的“小产品”特征表现。应遵循旅游产品开发规律、尊重旅游消费需求[8,20],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重视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在加强民居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客家物质文化旅游开发的同时,重视民俗风情、文化艺术等客家非物质文化旅游开发;重视客家文化旅游体验产品和娱乐产品开发,实现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由观光旅游产品向休闲体验产品的转型升级,积极探索旅游业与休闲娱乐、文化创意产业、动漫产业的融合,解决文化旅游开发的文化表达难点,创新开发客家文化休闲体验旅游产品,以增强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参与性和体验感受;重视旅游商品开发,加大旅游商品开发的政策、资金、技术扶持,开发具有客家文化特色的旅游商品,促进旅游购物。(2)强化特色与精品意识,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质量。以客家最具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为基础,开发客家文化特色旅游产品(特色旅游线路、特色景区、特色商品),彰显特色,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价值和品质,增加客家文化旅游吸引力。实施旅游精品战略,挖掘客家文化内涵、展示客家文化精髓、铸造文客家文化旅游精品、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从而提升客家文化旅游产品价值。 3.4实施环境策略以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价值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客家地区属于旅游非优区,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交通瓶颈,旅游环境有待提升。应加大资本投入,完善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旅游设施,完善交通设施,提高客家文化旅游交通通达性。通过提升市场环境、卫生环境、治安环境来营造客家文化旅游整体“大环境”,完善客家文化旅游社会文化环境。通过加大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提升旅游公共服务的品质。(2)加强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保护、提升客家文化旅游环境品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独特的客家文化是客家文化旅游的资源本底,也是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背景环境和文化环境,应注重客家文化旅游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加强文化环境的保护与开发,协调山水生态资源旅游开发与客家文化旅游发展的关系,树立文化生态旅游开发理念,尊重文化生态,以文化生态的方式科学展示客家文化,发展客家文化生态旅游。采取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申遗保护、开发保护等多种形式的保护措施,加强客家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开发。 3.5实施管理策略提高客家文化旅游服务价值 (1)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行业管理。加强旅游法规与制度建设,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制订《客家文化旅游服务标准》等相关行业标准,通过行业标准规范行业管理,为游客营造一个良好的旅游环境。(2)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的长效机制。建立以第三方机构为评价主体的旅游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游客满意度调研,定期对客家文化游客满意度进行评价,以适时修正旅游发展策略。提高旅游管理效率,提供充分的旅游信息,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增强游客的旅游感知度。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建设,提高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提升旅游的人员价值和形象价值,从而使游客产生归属感。建立旅游咨询和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旅游咨询和投诉管理,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妥善处理游客抱怨,提高游客忠诚度 文化研究论文:文化研究与比较教育 【内容提要】本文从比较教育的学科发展史研讨了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及其表现,对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和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等方面进行了理论阐述和诠释。 【关 键 词】文化/比较教育 【 正 文 】 导言——比较教育学史中的文化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对文化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00年以前。1900年,萨勒德(M.E.Sadler)在题为《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从外国教育制度研究中学到有实际价值的东西?》("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ng system of education")的着名演讲中,第一次指明了文化研究对比较教育的重要意义。他的一句名言是“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他说的校外的事情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他说:“当我们倡导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注意的焦点一定不能只集中在有形有色的建筑物上或仅仅落在教师与学生身上,但是我们一定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并努力去发现在任何成功的教育制度背后,维系着实际上的学校制度并对其取得的实际成效予以说明的那种无形的、难以理解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是文化的核心。也就是说,只有理解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才能理解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康德尔(I.L.Kandel)等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他们开创了因素分析时代,为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奠定了重要地位。康德尔提倡描述历史事实,分析社会历史背景。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提出。汉斯(N.Hans)则对影响教育的诸种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以历史的说明。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因素)、宗教的因素(罗马大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类因素中文化因素占了主要地位。 埃德蒙·金(Edmund.King)也十分重视教育的历史背景。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要了解他们的观点,就必须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文化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在比较教育界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在文化研究上还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参照系只是西方文化,用它作为一个普遍的准则来影响包括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全世界的比较教育研究,这一做法有失公正,也与当今世界色彩纷呈的各民族文化极不协调。二是对文化的理解过于狭窄,把文化只理解为“民族特性”。实际上文化的概念更广泛。三是对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研究得不够。往往只讲到民族文化对教育制度的影响,很少谈到文化对教育主体(教育决策者、教师、家长)的观念的影响。关于教育对于文化的反作用的研究更不多见。因此,对于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还有深入一步的必要。 一、文化的概念及其特点 文化是什么,如何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有广泛内涵的概念,据说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已有二百多种。有的说,文化是一种生活样态;有的说,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都有一定的道理。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包括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动态的)和活动所取得的成果(静态的)两个方面。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层面(包括建筑、服饰、器皿等等)、制度层面(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思想层面(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物质层面最容易交流和吸收,制度层面也常常因为政治变革而改变,惟独思想层面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不容易吸收异质文化和互相交融。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总是在变化的。概括起来,文化具有以下一些特性: 第一,具有民族性。文化总是由人类的某个民族创造的,而一个民族的特性也较多地集中表现在文化中。因此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可以是同义词。由于世界各民族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对自然界和社会各种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不同,他们创造出各自不同的文化。例如,对待自然,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人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对待社会和他人,中国人主张中庸、谦让,西方人则主张竞争、斗争。这是从观念形态上讲的。表现在物质形态上也有极大的不同。例如中国的民间艺术图案讲究对称、统一、和谐;西方民族则讲究差异、多样。可见民族性表现在各个方面。 第二,具有稳定性。民族文化传统常常表现出相对的凝固性和稳定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时间上就是惯性。也就是说,文化传统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慢,总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具有滞后性。这种稳定性表现在空间上,就是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就是维持着自己民族文化的发展轨迹,往往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在世界文化交流已经如此频繁和深入的今天,各民族文化仍然保持着各自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民族文化传统的稳定性是民族文化传统得以保存的主要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却表现出凝固性和保守性。它不仅在发展进程上落后于时代,有的甚至于拒绝时代变革的要求,拒绝外来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学习西方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文化传统的稳固性具有两面意义:积极方面的意义是它保持了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即民族性;消极方面的意义是它影响到文化传统的交流和变革,阻碍着对先进文化的吸收、创造和传播。 第三,具有变异性。每种民族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也就是不断变革的。人类社会在不断发展,民族也在不断发展,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变革。也就是说,文化传统不能完全保持原来的样式,总要增加新的符合时代的内容,要去掉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例如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有男尊女卑的思想传统,但是现在是男女平权的时代,这种男尊女卑的陋习就应该除掉。 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 二、文化研究与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就要承认世界文化的多元性。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五大古代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东方中国文明。虽然经过几千年的历史变迁,由于战争和其他原因,有些文明衰落了,希腊文明成了西方文明的源头,而东方的中国文明却一直延续到今天。但不论是哪种文明,都给世界文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明有了较快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物质生产的迅速增 长,为西方国家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实际上,西方文明是在掠夺其他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发达,并不能排除其他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只要这个民族还存在,它的文化总是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出现一种现代化理论,认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是一致的,前者现在所处的阶段是后者经历过的一个阶段,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惟一的途径就是西方化和照搬西方的模式,只有靠西方文明的传播,靠输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因素才有可能。这种理论代表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世界文明并非以西方文明为中心,西方文明只是人类文明中的一个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东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创造了各自现代化的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理论”的神话。“现代化理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定的影响。70年代以后它受到许多学者的批判,现在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但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很难在西方学者中克服,原因不在于他们自己不想克服,而是他们太不了解别的文化了。尤其是比较教育,它产生于西方,长期活动在西方,更容易受到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比较教育学会理事会在非西方国家举行年会,对于西方学者了解非西方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亚洲比较教育学会的成立,更有利于东西方比较教育学者的交流。 应该特别指出,以儒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覆盖东亚、东南亚以及世界其他东亚移民居住地区,但是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它未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的世纪,东亚各国应自觉地挖掘本民族文化中优秀传统,使之成为东亚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理论源泉。 要克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观念,东方学者也有责任。东方学者要放弃迷信西方的观念,要跳出表面看西方教育制度的框框,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层去认识西方的教育;要在学习西方文化的优秀经验时注意理解它的实质,并尽力使之本土化。这种要开展文化研究。 三、文化与教育的互动关系 教育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但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离不开文化传统,教育除了受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的影响外,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无不留下文化传统的痕迹。例如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科学制度是在封建制度中形成的,这种科举制度把学校教育与人才的选择制度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到中国一千多年的教育传统。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动摇了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科举制度终于随着政治经济的剧烈变革而彻底破灭。但是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在中国已消灭了一百年,而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教育思想却作为一种传统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残存下来,追求学历,重视考试就是这种教育思想的反映。日本的所谓“考试地狱”恐怕也与中国的传统有关。 教育一方面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最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教育无时无刻不在传播文化,创造文化。文化靠什么继承和发展?靠教育。当然这种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也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但是学校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又总是根据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对文化传统加以选择和改造。特别是学校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要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来选择文化、传播文化、改造文化、创造文化,使它符合时代的要求、社会的需要。 比较教育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就需要研究影响这个国家教育制度的各种因素,特别是文化因素。前面说到,文化的内涵很广。但对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例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而东方文化则重视集体主义;发达国家多少具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不发达国家总是抱有民族主义倾向。即使同是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历史文化背景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也很不相同。笔者最近访问法国,适值WTO在西雅图开会,法国教授批评WTO过分重视商业,不重视文化。他们总是为自己的文化传统而自豪。但你如果到美国,就很难听到这种声音。一个国家的这种传统必然会反映到教育上,特别是反映到教育思想观念上,从而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在比较教育中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 四、文化研究的困难与课题 进行文化研究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最好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到当地去生活一段较长的时间。正像萨德勒曾经说过的,不能只注意一个国家的有形有色的建筑物和教师与学生,还要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家庭,去发现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难以做到的。即使在一个国家做到了,对其他国家还是不了解,仍然难以比较。 还有另一个困难是,研究者本身是另一种文化的主体,他自身已经具有本民族文化的传统,也就是具有本民族的思维定式,即使他能够深入到客文化中,如果不克服自身的思维定式,也不能得出客观的科学的结论。因此从事文化研究的比较教育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需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尊重别国、别民族的文化,尊重他们的价值观。 进行文化研究还需要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文化传统总是历史延续下来的。不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可能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也就不能了解它的文化实质。因此,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研究不仅是跨文化的研究,而且也是跨学科的研究。 虽然有以上的困难,在比较教育中开展文化研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总有它的表现形式。它们常常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历史着作中、文学艺术中,也常常表现在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体制、教育管理等方面。研究他们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该国的着名学者的着作,是可以把握他们的文化实质的。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教育的国际化促进了人员的交往,许多留学生到异国他乡去学习,对当地的文化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有利于开展文化研究;各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也有利于对别国文化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几个国家的学者如果能合作开展文化研究,则将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我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正在从事题为“文化传统和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目的是想通过研究了解各国文化传统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起了什么作用、传统教育如何向现代教育转变,从而认识今天如何进行教育改革。我们的方法是;选择有在某个国家留学经验或对该国有较深了解的学者,研究该国的历史、哲学乃至于文学;研究该国教育政策文献;实地考察该国的教育,包括参观访问、和教师学生以及学者座谈;然后与其他国家加以比较。此项研究已进行了九年,第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民族文化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这部专着中。该书研究了美、英、德、俄、日、中六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并对中西人文主义传统、中日人才观、中美师生观以及西方现代知识观进行了比较分析。此项研究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还在继续中。 文化研究论文: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 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联系。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它的最早工作重心之一是把阿多诺“文化试图废除阶级”的定义作为目标,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展了一种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并不是批判经济基础决定文化这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为了批判阶级理论(即认为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无产阶级身上,并压迫无产阶级的文化)。 文化研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汤普森以及威廉斯。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判过于呆板。他还认为卢卡奇颠倒了世界观的概念,把所有国家和每个历史阶段拥有的世界观都转到了阶级问题上。霍加特指出商业娱乐资本主义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中学者的指责。汤普森和威廉斯都认为文化实践只有和社会构造关系联系,才能被充分的理论化。威廉斯反对把文化还原为基础,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反映,它还是物质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与研究的分歧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都追随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可它们存在分歧。1990年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文化研究”会议之后,两者的关系彻底破裂。资本和商业主义充斥着整个社会,非商业的价值和制度要么迎合市场,要被市场粉碎。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总是建立在对物质关系的关注上,在精神层面,他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并不是注定要反映时代的观念,但是这些观念会努力与统治阶级的思想保持一致。马克思提出了商品拜物教,认为商品拜物教是商业主义进行渗透的一种方式,它给予商品个性,表现在广告和品牌名称中,将人们之间的关系转化为物与物的关系。 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受到了文化研究者的质疑。霍尔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局限,经济简化论和决定论。经济简化主义认为政治和文化都是对生产领域的反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被锁定在了经济关系中。文化研究是对简化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反对,是对底层建筑和上层建筑的反对,是对错误的意识的反对。 而自文化研究建立以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们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文化研究太过重视文本研究,忽略了对物质基础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学者认为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的,并且是被物质产品所决定的,这是基本原则,而且他们坚持认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中,最基本的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是决定因素,因为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组织模式,它的突出特点是被一种交换关系的抽象系统所主宰的。 两者的争论一直持续,其中最着名的论辩是1995年,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论辩。 (二)加恩海默和格拉斯博格的争论 1995年,加恩海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和解和分开》一文。加恩海默在“两次发展”指出,文化研究有两次主要的发展:第一次是意识形态问题被极大地精细化,第二次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从阶级扩大到种族和性别。加恩海默指出,阶级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分析范围,它是生产关系和政治实践之间由意识形态联系的模式,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联系是物质利益。加恩海默怀疑这种模式是否还可以与文化研究相容。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它拒绝通过统治方式及文化实践是建立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意义进行思考。其结果就是:是文化消费而不是文化生产,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成为了最重要的关注点。传播政治经济学认为文化实践也一定会伴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并没有认为,由于生产方式的需要,相对的上层建筑就会被创造。在虚假意识与知识分子一节中,加恩海默提及了文化研究从分析主流精英文化实践,转向分析大众文化实践的原因,一是赋予工人阶级一种对于自身经验、价值、声音的重要性的认识;二是来自于一种不同的分析传统和一种不同的对政治问题的定义。文化研究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文化,但是它在把大众文化不加以区分的介绍进课堂时,牺牲了教育方面的政治价值和解放价值。在统治结构中,加恩海默认为文化研究把性别、种族等差异制造者看作不是被阶级决定的统治结构,提出了存在的两个问题。加恩海默最终指出,不对性别、种族斗争的政治经济基础与环境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的起源、形式和关系。 文化研究论文:对多媒体时代的文学形态与文化价值研究 当然,当代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带来的文学的写作方式、出版发表方式、接受方式、评价方式和意义生成方式,都定然会带来文学发展的新样态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众文化和文学与精英经典文学,将会长期并存、各自发展。在中外文学史上,文学的主流性与边缘性的变化是迭代皆有的。现在娱乐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欢文化,在每个时代都存在,中国文学中的通俗文学自古至今自成流脉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受到文以载道观念的压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对民间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结构一直具有很大影响。五四以后所谓启蒙救国的精英文学和以消遣为主的通俗文学一直双流并在,由于时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阶层的出现和广大农村对新文学的隔膜,其实通俗文学的印刷出版数量、市场占有率是远超雅文学的,连鲁迅母亲都不看鲁迅的小说而鲁迅自己要邮购张恨水的小说给母亲看。如同古代文学中以诗词歌赋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与以说唱文学、民间文学、志怪传奇、小说戏剧为主的通俗文学,二者互相存在一样,五四后的中国文学其实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学史写作和架构中,由于受政治与文学观念的制约,一度把文学史写成主流精英文学史而压抑了通俗文学的历史存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经打破了这种局限,现当代通俗文学的存在也进入研究的视野和文学史架构中。当今市场化和网络化时代,以休闲娱乐、排解竞争和生存压力带来的日常生活焦虑为目的的大众和通俗文学,仍将是文化与文学消费市场的主体,它们已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费和审美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由于网络、手机等各种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出现,它们的“创造需求”的功能,将必然带来消费、休闲、娱乐、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扩大,将使伴随它们的大众消费文学———广义的通俗文学依然具有广大的受众与市场,在统计学上甚至是文学的主体。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意味着文学的消亡和高端文学的边缘。因为,市场化时代是以消费和快餐文化为主体的时代,也是越来越分殊化、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对生活、工作、娱乐和精神追求的方式与层次,也出现分殊化、个人化、多元化的现象,而且社会及其文明程度越是发展,这种现象就越来越凸显。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审美化进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学产品而非单纯娱乐的读者受众越来越多,根据率先进入现代化、后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统计,需要高端文化产品的人群呈现两个特点:基本固定化和在扩大与缩小之间动态化。消费决定生产,这种社会中产化时代的受众读者群体的存在,使精英主义的、高端的文化文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空间。西方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着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发行量、经典作家和作品成为中产阶级书房的标志,当代中国着名作家如莫言、陈忠实、余华等人的小说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都说明高端精英文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存在。而且,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从现代化启动到高速发展时期,固然会出现通俗消费文化成为市场文化主体的现象,不过随着物质的富裕和中产阶级人口的扩大,同样会出现向精英文化消费回归的现象。比如电影,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认为电影将没落,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剧增、中产阶级的扩大,欣赏电影成为广大城市中产白领阶层的一种文化消费主流模式。电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艺产品也如此,不仅中国如此,世界范围内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趋同化时代,世界各国对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从初始的不重视乃至视为“落后”,到越来越将其视为民族文化瑰宝,视为物质趋同化而精神文化价值多元化的资源,对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保护措施的加大,都说明人类对自己精神优秀文化产品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古典与经典保护与开发的认同度越来越高。上个世纪,中国80年代当代文学曾经作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镇而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启动的市场化大潮曾经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经商、文学边缘,王朔的“现在谁来请作家吃饭”的调侃是这种现象的征候之一。但是历经经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场化的沉淀,新世纪以后当代文学已经出现了悄悄的回归,文学在参与思想解放、参与当代中国精神建构、政治意识形态建构和市场意识形态建构之后,其自身的价值也在越来越得到认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价值的认同,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价值在中国和世界的体现,而且这种价值随着莫言的获奖、随着当代中国达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陆续获奖,文学在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将愈发得到认同和凸显。两种甚至多种文学样式并行,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共相,但文学的价值不应以受众多少和市场占有率来确定,而是以文学对民族文化、思想精神价值、国民精神生活的参与和贡献来决定的。 其次,在未来的时期内,中国当代文学将呈现“大文学”样态,将随着与戏剧、影视和其他新媒体方式的融合,改变文学的概念与面貌。当代文学将参与当代中国文艺的建设并起到积极作用。比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莫言、刘震云、铁凝、陈忠实等作家的小说纷纷被改编成电影,这不仅是集大众与精英文化品格的电影对文学的选择和器重,也是文学对当代电影和中国文化、审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触电给小说和文学带来了新的视野、角度和写作模式的变化。科技革命带来的电脑、网络、手机、多媒体融合等新的载体的变化,随之出现了网络文学和手机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这种新的载体上出现的新的文学,是对传统文学畛域的突破,它们既带来了传统文学的欣赏方式和传授方式的变化,也定然带来了文学写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变化,就像清末报纸出现后连载小说的形式带来了小说结构模式的变化一样,依托新媒体的文学的写作模式和结构模式也自然会产生文学的新变化。80后和90后以及将来的新一代,都是在电视、电脑和手机前长大的一代,是看图和读图时代的一代,这也一定会带来他们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改变。电子媒体时代已经塑造了一个新人类,他们形成的心理结构、文学接受结构即总体的认知结构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里通过证明儿童生下来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认知结构一样,电媒时代的阅读者也已经形成了他们的认知结构和习惯模式。这也必然要求文学的写作、发表(出版)和审美结构的相应变化。比如以小说论,纸媒小说可以有大段的风景和心理描写,而电子媒体小说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网络的局限,必然减弱心理描写的内容。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这就必然造成电媒小说独特的由媒体和受众制约的结构描写方式的变化。不同媒体的文学写作和接受模式自然会造成文学的歧异和分殊,传统的将文学分为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做法将难以面对和阐释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文学,因为这种文学已经将雅与俗自身难以分离地打包捆绑在一起,它们独特的写作方式、语言方式、审美方式和读者对它们的解读享受,使得它们成为新的文类和一种新媒体时代的新文学。但这种文学与纸媒文学一样,都属于当代中国文学,改变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样式和形态,中国当代文学也将是开放的体系,这种体系及其发展的空间和走向的 无限可能性,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大趋势。第三,中国当代文学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整个过程中,既会出现多元化与分殊化,也会出现经典化与世界化,而文学的经典化和世界化,与文化和文学传统的支援和创造息息相关。所谓经典化,是指作为精神产品的当代文学,其现实价值会对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一部《遥远的世界》对多少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和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这几乎是无法统计的,正像五四以来的现当代文学对几代中国人走向革命、正义、建设之路起到的重要影响一样,当代文学成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核心价值、精神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的历史意义,即它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继承与拓展,对中国文化价值所作的贡献。五四以后以鲁迅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等古典文学不仅仅是中国的传统文学,它们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国粹和中国文化的代表、组成部分与符号。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在文化的意义上,已经与古典文学一样,成为中国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学者王富仁称之为“新国学”。苏联时代流亡外国的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指出,俄罗斯的伟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伟大遗产。他们的思想甚至比哲学家更能代表俄罗斯思想。其实不只是俄罗斯,中国的古典文学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居易的诗歌里就包含着唐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的宝贵信息,所以历史学家陈寅恪从其诗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会和政治。中国五四后鲁迅代表的新文学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仅仅鲁迅一个人的思想作品,就构成现代中国文学、哲学、社会思想里最深邃最有价值的遗产,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宝贵资源,既是文学又超越了文学,进入了思想文化、中国价值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认为鲁迅不仅是中国的,也是20世纪亚洲在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代表了亚洲的世纪思考。这就启示我们,中国当代文学必须要有高视点下的文化担当意识,即把文学写作与文学行为作为中国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发展的流脉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缘,从中国当展和崛起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提炼中国精神和意识,将伟大的传统和丰富的现实作为创作的文化资源和支撑,形成来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识,并将这一切资源和支撑凝聚到当代文学中,使得当代文学既是中国文学长河的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学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继承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写作,也是赓续文化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创造。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和后代需要不断阅读的体现中国精神和价值的文学传统,并以这样的传统滋润和培育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价值的创造。同时,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会不断代表着中国、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全人类的思想精神和文化产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中国内容、风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资源与遗产。自五四开始,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已经走向世界,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世界从他们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国现代的文学,也了解了现代中国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强大文学传统的现代中国在面对外来冲击和压力、在西方文学的浸润参照下如何用文学言说自己、如何转型再生创造的新的文学的样态。他们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是现代中国的好声音。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在百年来世界文学不断走向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学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也在不断走向世界,自鲁迅到莫言,中国现当代文学数度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其价值并非仅仅是获奖,而是显示出现代文学在压力下诞生不久就纳入世界文学的实力和这实力的不断增强,莫言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文学最高荣誉,是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同样,鲁迅、老舍、沈从文、林语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说,既被世界认为是中国文学的实绩和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也被视为了解和解读为现当代中国历史、现实、文化和国情的窗口与桥梁,是中国文学的代表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认同之际,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学与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文学经典和思想文化资源。这就启示我们,随着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世界融入中国,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必然要承担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能,文学的审美价值与文化价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这样的文化意识、使命和担当,将会使当代作家的眼光和视野、胸襟和抱负更为高瞻远大,从而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学与文化血脉的更多更好的作品,为中国文学经典和世界文学宝库贡献更多的、既有文学价值也具有中国文化价值的佳作。具有文学与文化担当和品格的文学,是多媒体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不变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研究论文:现代性语境中的研究 内容提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不仅因为它发生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之中，更因为它全面地体现了现代性的诸多特征。现代性意味着主体自我的确立、世俗理性的鼎盛以及感性的审美化“造反”。的发生背景是整个动荡屈辱的近代史，它试图以极端的手段埋葬民族的积贫积弱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族心理的伤痕，这就证明了它的现代性本质。的目的或初衷就在于“新民”和“新世”，虽然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没有真正实现，而人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恶性启蒙”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性倒退和“打倒一切”的简单化建设方法等，都充分表明了的现代性实质。我们在现代性的理性崇拜和启蒙崇拜中获得了相当多的经验教训，应当成为尊重历史、自我定位和文化重建工作的参考。是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的艰苦努力和曲折历程，但现代性并非终极价值，因此告别现代性这种暂时性方针和这种苦难历程，就成了我们的任务或使命。 关键词：现代性；启蒙；理性；；历史 人类的历史总以其深邃的启示和神秘的面貌吸引着思想的追逐，因为历史的图景总会随着时代观念的改变而改变，甚至人们关于同一个历史时段的描述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思想史的魅力。同时在这种单纯的个体理论兴味背后还包含着深深的公共关切，在理论研究这种表面化的个体生存标志背后往往都蕴含着研究者的雄心壮志，那就是要在理论研究中打上刻有自己姓氏的印签，因此文化研究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也往往显得信誓旦旦）。我虽无此恢弘的抱负，但也深深地受到思想的激励，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别需要历史昭示的关头，为自己的身上的责任而激动不已。的确，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有踏实、沉稳而又细致入微的钻研，同时更要有清醒而浓烈的现实意识。不仅中国，就连整个世界都已经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关头，人们对于社会文化转型的感怀急需要历史的关怀和理论的支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众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的影响，而勉强构建起来的那些具有一定解释效力的理论体系和现代性图景，又大多是要么为切近的利益所支配，要么局限于科层性的制度当中。就算相对持平之论，也会由于受心态、情绪和价值倾向的左右而使理论产生偏斜，正如德国世纪哲人伽达默尔（1900－）所批判的那样，理论研究“因而就进入了历史循环论的泥塘，或者搁浅在认识论的浅滩上，或者徘徊在逻辑学的死水中。”[1]有鉴于此，本文的理论指向便在于（1）从现代性的角度审视，（2）为现实的发展寻求历史资源的支援，或曰作资治之鉴。邓小平在1987年5月12日会见荷兰首相时就曾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并在正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提出，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1]我的研究正是为了响应邓小平同志的号召，做一点“认真的研究工作”，为历史不再重复而尽微薄之力。 一、现代性理论 从总体上说，中国的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而在当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西方也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虽然其含意很不相同），也就是一个现代性现象，并处处体现着现代性的特征，因此可以（也应该和必须）放在现代性理论中来审查，才符合它的历史处境，由此构筑起来的“”图景也才有本有根。我们同时把对现代性的研究和对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向的思考建基在对的研究上。 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种大致的了解，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学者刘小枫的观点是对这些外国思想家的总结，他在《现代学的问题意识》中写到：“从形态学观之，现代性是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转型。从现象的结构层面看，现代性事件发生于上述三个相互关系又有所区别的结构性位置。我用三个不同的述词来指称它们：现代化——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现代主义――知识和感受之理念体系的变调和重构；现代性――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和文化制度之态质和形态变化。”[2]现代性含义的确非常丰富，根据不同的需要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总体而言，现代性是标记现代精神的语言符号，代表着现代人的追求过程或者用时髦的话说代表着现代人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精神躁动与宣泄以图寻找突破口和达至太平盛世的一个坎坷历程。 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性包含三个方面：首先，从精神发展的历程上说，它是人的主体性确立的表征，具有现代精神的人，按照自身的内在性来对外在世界作出判断，而不是按照超验原则或传统的规范来行事；其次，从社会运行原则来说，现代性是合理性的产物，是人按照自身的理性所建造的自己的世界，既是对人类的潜力的极大发挥，同时也带来了冷峻的理性可能带来的问题；最后，从知识学的意义上说，现代性给定了不同知识模式以相对独立性，不同知识部门为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的合理性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知识学证明与辩护。简言之，现代性的内涵包含着这样三个主题：精神取向上的主体性；社会运行原则上的合理性；知识模式上的独立性。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个因其无限丰富的内涵而在语义上非常模糊的概念，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3]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帝反封建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某种理想制度与模式的探求，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在这种高尚的为民谋福利的救世行动中参杂着古老的意念和个体的浪漫构想，甚至还掺合着包括权力和神化在内的邪恶欲望。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现代性是一种人间世的方案，主要是解决人类在近现代所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人的自我救赎和人的自我成熟所面临的本体论难题，即在抛弃了传统的宗教依据，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不断推进，关于自主的人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观念必需发生某种独特的变化，同时未来的无限开放程度也给刚刚摆脱神学羁绊的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后果：人们面对无限的自由而变得不知所措，于是在观念空白的状态下毫无节制地挥洒着刚刚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带着欣喜与狂放，肆无忌惮地开发着思维的潜能和自然的潜能。但结果却逐渐不妙起来，人们发现过度地追求伟大而神圣的主体性地位，最终会因为背离生存的根基而走向自我毁灭。因此到现在为止，现代性就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的主体地位的自我确证；二是反思这种自我确证所导致的各种危机。前者是肯定性的，后者是否定性的，但它们的理论指向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人在现代社会的最终定位和命运是什么。所谓的“新人新世界”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的自我定位的探索，尤其是经过同西方的百年冲突和碰撞后，对民族生存境遇的自我定位——虽然这种定位严重地偏离了客观事实，最后演化成了愤怒情绪横冲直撞的战场，并把主体地位的确立带到了疯狂的非理性边缘，进一步证实了现代性历程中人类用鲜血换来的关于理性和非理性仅一步之遥的道理。 从词源学上来看，“现代”来自拉丁语的modo，意指“刚才”，那么“现代性”必然就是指离现在很近并直接产生和决定现在的一种时间先在性和现在性。“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康德语）来评判一切。狭义的“现代性”包括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 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就是培根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2）对当下现今的不断怀疑，即“现代性”永远是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而这一点就构成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至今不衰的反叛浪潮，我们所要讨论的就属于此列。实际上的出发点是相信通过努力，我们能够建设一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世界是完全能够被控制和支配的。此外，人们心目中明确的现代感受（如“敢叫日月换新天”，）也激发了人们努力建设（乃至胡作非为）的热情。在现代化建设中，一无传统的理论资源作支撑，二无现成的模式可资借鉴（就算有一个苏联老大哥，也关系破裂，日益高涨的民族自尊心自然会坚决拒绝继续向苏联学习，更不用说西方了），三来在社会心理中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敌对势力的层层包围和封锁之中，因此只有通过某种彻底的甚至极端的策略，才能实现我们的现代性任务，所以在粗浅的观念中便产生了很强的反叛要求，“造反有理”就成了合理合法的口号。实际上，整个世界此时都处在全面的反传统浪潮中，新崛起的各种理论（尤以后现代主义为最）把前人（如马克思、尼采）对传统的颠覆推向了极至，也就难怪在这次恶性爆发的反叛浪潮中，人们把三个以M开头的人视作了精神导师，即Marx（马克思）、Mao（）和Marcuse（马尔库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在现代性中，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权威秩序的前提和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了，相反，围绕基本的本体论前提以及一个社会各种秩序，发展出了一种非常细致入微的反省意识。我们从这些形形色色的反省意识中可以推导出两个基本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方案，不管它们还包括其它什么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或者干脆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好比哈姆莱特的恸天一问：Tobeornottobe,thatisthequestion（存在还是不存在，那就是问题）。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如何精制，都恰恰是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至少都没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相反，这些莫衷一是的方案反倒增加了我们认识该问题的难度。现代性对我们来说，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现代性能够从主体性、理性等方面予以界说，但现代性同时又包含着自一开始就从未间断的对这些确定性内涵的颠覆行为。 这种颠覆行为同样属于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显然同经典现代性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对立。这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对立面，是现代性的自我异化。由于这种颠覆行径往往带有很强的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诉诸感性的因素，而感性因素多为审美所笼括，因此我们在经典现代性之外发展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后者无非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表现。 如果说现代性表现为主体性的确立和理性化的最终形成，并最终对人及其理性予以高度的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必需同时看到，作为现代性构成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对人的灵性、本能于情感需求的强调，实际上既是从感性生命的角度对人的主体性的直接肯定，又包含对现代科技文明与理性进步观念的怀疑和否定。简单地说，审美现代性在逻辑上肯定是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但同时它又秉承了现代性的两重特性，并更多地具有否定性的含义。审美现代性既包含着对主体性的捍卫，又包含着对理性化的反抗。 面对人类文明在最近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理性不断攀升而至僵化后所产生的文化危机，人们通常采取了一些感性的方式或者通过向感性的转向来回应时代的挑战。在现代性的两个阶段中，以席勒、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现代性强调理性在文化上的构建作用，而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人则开创了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的高压，用感性的东西来反抗理性化所带来的弊端。而对感性的作用极端化，就成了现代思想中的审美主义潮流，因为审美总是从感性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现代性是对古典现代性的反叛，或者说审美现代性就是现代性中的那个否定的方面。 因此审美现代性就是指这样一种思想特性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效应：他通过强调与科学、伦理相对的审美之维，以及生命与感性的原则在现代知识谱系中为主体性立法，从而达到反对理性绝对权威于传统道德的目的，其极端形式就是审美主义，即以审美的原则来代替一切其他的精神与社会原则，以审美为中心、将审美视为最高价值。 把审美问题本体化，显然有很深的用意。审美，作为一个从独立精神王国中分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与精神领域，是出于知识学上的考虑，即，对审美的自主特质的强调本身，既是为了从知识学上为审美勘定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域，而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以审美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参照系来重新勘定理性与生活世界（胡塞尔所谓Lebewelt）的边界，为进一步从审美的也即感性的或生命意志的角度来确立新的价值原则和世界秩序奠定思想基础。在审美主义者看来，理性的世界与道德的世界都使人背离了本身，产生了异化，使人成为自己所构建的外在世界得奴隶。审美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与现实社会以及其他知识体系相对的精神性风向标，而是超越于其他存在方式的新境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缺憾的、完美的世界。 我们认为，对现代性的理解从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去界定比时下普遍的三分法更加可行，在理论上更为简洁和直接，在实践上更易把握和操作。但这两个相辅相成的维度共同指向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本来又该以什么样态出场？也就是说，现代性的理论指归牵涉到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不夸张地说，乃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将看到，的确就是一个生死攸关问题的极端爆发，最后终于显现出生死临节点的特征。 二、的背景 “现代”一词的诞生就已经意味着时间上的断裂和风格上的巨变，或者说“现代”一词的创制就是为了承担某种思想上的变化，因此我们凡是谈论“现代”，不管是“现代性”、“现代化”还是“现代主义”，都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时间之流的截断、观念上的颠覆、记忆中的告别以及价值上的“今是而昨非”。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最深刻的背景。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局限于细微的历史事件，并拘泥于个别现象的启示，反而忽视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可以说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就在于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的“颠覆”、“反叛”和“重建”。从根本的方面来看，的背景不只是直接引发这场灾难性运动的那些因素，诸如“反右”、“”、“庐山会议”以及“中苏关系破裂”，而在于百余年中国的历史命运和当时的“现代”观念，尤其是自维新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试图以迅捷的行之有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在近百年的历史中通常被理解为“富国强兵”。加上20世纪60年代所兴起的世界性全面反传统浪潮，的发生和激化就变得不难理解了。当然，在所有的背景中，不能不考虑到作为发动者的的个性特征、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等等。 的真正问题可以再进一步抽象为这样一个说法：在传统观念已经无法维系生命的存在时，人的自我持存何以可能。为了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历代仁人志士殚精竭虑上下求索，最终逐渐地否定了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自我肯定性折中方案，否定了全盘西化的激进主张，否定了英美模式，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人连最后一个学习的榜样都失去了，这个时候，中国的出路就变得非常地让人困惑和踌躇了。从时候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段经验的空白处离后来邓小平所提出的“不打苏联牌”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很遥远，要想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就摸索出并预见到中国的道路，为自己做出恰当定位，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诞生的确是惨重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更加平实可行的中国道路，想想这段殊不平凡历程，真可谓来之不易。 众所周知，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这种屈辱的感受一直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中，如何消除这种极不愉快的历史记忆就成了人们蒙昧以求的现实目标，甚至可以极端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中的各种不可思议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暴行，就是这种屈辱记忆的邪恶发泄，也是中国现代性极端诉求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就已经得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不能解决日益具有全球色彩的现代化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价值领域中，几乎没有科学技术的一席之地，而那种东西恰巧能够成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侵略与反抗的暴力工具。在强调圣人教化的儒家治国方略中，子不语“怪力乱神”实属基本教导，看不起诉诸力量的“暴汉”行径，也因此拒斥作为科学技术的“奇技淫巧”，那些东西只能让人本末倒置、误入歧途。中国人因此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放弃了自己一向赖以立身行世的价值标准，但事实上并没有就此获得成功，也并没有通过采取英美那些假道日本而来的观念而获得多少好处，相反还进一步遭到了日本和美国不同方式的重复侵略，加深了那种民族屈辱感，因此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情感上，中国人显然都不能全盘接受侵略者的价值观，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强烈的。 而这种民族自尊心还体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资金、技术和专家，对于中国的打击来说，实在不亚于晚清的割地赔款。同样地，中苏关系的破裂也是一种根本价值观的倒塌，至少是苏联版本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再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绝对的指导作用，这虽然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但当时却让刚刚找到明确奋斗方向的中国人一下子又陷入极度困惑、迷惘和思想混乱中，而的混乱无疑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混乱状况的外化。民族自尊心再度受挫，终于激发了万丈的豪情、奋发图强的决心以及万事不求人的狠劲，决不效仿任何模式而将凭自己的力量再创“中国”的辉煌（其实包括苏联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独立建设一套完全不同的体系，而用不着在任何方面向帝国主义学习或乞求），其间中国的“天朝型模的世界观”（殷海光语）再度成为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被压抑至深的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势头来了一次总暴发。 由于历史屈辱和中苏交恶，传统观念和共产主义信仰不再是可靠的价值规范，相反，在日渐加强的民族自尊心中倒是已经异化成一种严酷的伤害——这似乎足以解释为什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践踏，而此时的中国人已经从列强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所制造的巨大辉煌中已暂时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有能力也有经验和信心进行新的伟大的革命，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政权的统一、内忧外患的淡化和经济的稳定，为全面的反帝反封建以及背后的民族屈辱心理的集中发泄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提供了人们进行伟大试验所必须的一些条件，这种历史使命的伟大使得中国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也就难免不过度兴奋，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仅把“”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错误，显然太高估个人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的事实，尤其是中国人的屈辱与自尊的积累。从后殖民理论看来，“”可以算作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长期殖民的反动，因此也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反响。 总之，“现代”的方针就是反传统，西方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只不过在中国的现代化反传统任务还夹杂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东西，因而显得更加怪异。从总体上看，是中国人的天朝观念在经历了艰难的考验之后终于产生了极度可怕的后果，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使得中国的现代化方略产生了严重的偏差，的“文化”内涵绝非子虚乌有——虽然这种最表面化最直接的含意已经被严重受伤的意识所遮盖，人们认为（独立的）现代化“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达到孔老夫子系统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4]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所以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巨任务，同时也是的特色：“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他还通过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分析，认同了早在50年代一位老牌中国观察家（《泰晤士报》特派记者）的惊人预言：“到21世纪，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制度，恢复伟大帝国与文明的旧观。”[5]此即刘小枫先生在“”研究中所得出的“成圣人论”观念。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试图通过精神上的彻底改观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此在所有背景中，列强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实际造成民族屈辱和自尊心就成了最隐秘的动机结构，而不择手段实现富国强兵就成了几乎全民的唯一目标，“由于革命急躁情绪、由于催促和加速历史进程的意愿而引起的幻想”（戈尔巴乔夫语）成为了现实革命的指导思想。总而言之，的背景不仅仅是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一系列事件，它的发生是以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为背景的，它的起源除了政治原因以外，文化的（尤其是民族心理的）原因也不可不察，甚至更为关键。之所以发生在60年代，并非没有可以深入思考的地方，它的背景还可以扩展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尤其整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歧路彷徨的困境，为什么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激进反传统思潮在这段时间产生并风行全球，与中国的并非毫无气质和声息上的共鸣。我在此文中的研究正是要将放到整个世界文明进程中来考察，也就是把它放到现代性背景中去，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案例，理解中国问题（如果存在的话）和现代性问题的意义和局限。 三、的目的 如果把放到整个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去审视——即便表面上“”正游离于世界性的现代化范围之外，那么“”也必然是现代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毕竟，现代性的道路并非只有西方的模式，虽然人们在理论探讨中基本上已经完全认同了这一点，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所有研究的前提（其实西化思想在很多方面依然是明显的），正如刘小枫先生所指出的，作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集中而且极端的表达”，是一场现代化的运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是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6]。从结果来看，“”当然应该全盘否定，但是从其初衷和更深的历史意义来看，我们无法否认它的现代性实质，因此更不能否定是中国人探索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和艰苦努力。其间虽包含许多邪恶和丑陋的因素，但把它看作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福利，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某种特殊的努力，我想决不会与现在任何流行的观点相左。这里，我绝对无意美化“”，恰恰相反，我是想通过更深的研究来告别这个恶梦般的年代，也只有实在的收获，才会让我们真正地告别历史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任何简单草率的结论无疑都对不起中国人在这段期间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我并不赞赏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詹明信（F.Jameson）对“”的美化，他除了在后现代研究中有些走火入魔的价值判断——即“毛情结”——外，更根本的原因是他没有亲历过“”，不知道那种为他所激赏的“真正的群众民主”和“普遍解放时刻”[7]给人民带来的恐怖和灾难，这种灾难的影响至今宛在，并在一些最为敏感的领域阻碍着中国的前进，邓小平就总结到“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发生影响。”[8]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直接牵涉到评价标准问题，也牵涉到我们现在处境的定位问题，因此十分关键。但凡俗的观念总是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和暂时性的事件当做了根本，对“”的目的更多地受情绪和伤痕的左右，至今很难说有恰当的解释，当然，要让人忍痛揭开旧伤并进行深度解剖去检视病因，的确困度很大，但终归是必须的，是实实在在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般痛定思痛的亲历者虽有切身的感受，但往往把“”的目的划归为权力的争夺，或曰权力的再分配，其中包括权力的极端化，比如个人崇拜。但情况也许并不完全如此，每一种理解都有它的局限，本文亦不例外，而亲历者也有亲历者的认识局限，有如培根所谓“洞穴假相”。不可否认，与权力的角逐有一定关联，尤其是当它白热化以后，很多人就是为了成为权力的暴发户而利用了群众运动，但从根本上说，文 化大革命并不首先与权力相关，甚至干脆就没有多大关系。就像“庐山会议”批判，与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一样，民间却以小肚鸡肠揣测领袖风范，完全不明白从反左到反右之转变的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的严重性。正如上文所述，其实也是信念危机和威信危机下的怪胎。《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谈到了“”后期邓小平系统纠正的行为之所以被弄成“右倾翻案风”，是因为“不能容忍”，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之发动，原因相同。当然，这种威信危机来源于自己，他的革命理想和刘少奇、邓小平的观念之间有巨大差别，加上当时权力配置上的“一线”和“二线”划分，使得只好求助于军队（这与他一贯的“枪杆子”理论和实际存在的军人政府体制有关）和、（对这些人的品格是非常清楚的），并采取了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极端策略。国内资深的“”研究专家、原国防大学教员王年一在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已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引用）中正确地指出：“发动‘’的目的不是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搞掉中央第一线不过是全面开展‘’的一个步骤。”[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与权力稍有牵扯，或者在福柯（M.Faucoult）所说的“权力”意义上有些关系。李泽厚认为：“把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10]他对“”之于权力的关系的见解应该是很有深度的，所以才为如此多的著作所引用。《决议》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看来，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如果仅仅归咎于某个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党得到深刻的教训，并找出切实有效的改革步骤。” 从逻辑上说，既然已经退居二线，并且已经拥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那么流俗理论以权力论衡的眼光来分析“”，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对“革命”的理解所产生的巨大分歧，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自己写的大字报名为“炮打司令部”就是明证。因此“”的起因是一线领导的富国政策会产生新的贫富分化，而这是以（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为奋斗理想的革命初衷不合，所以才发动了。至于后来发生的全面的“夺权”，已经离“”的真正目的非常的遥远，与的最初设计也大为不同（虽然自己没有意识到，甚至从根本上他对自己的设计也是不太清楚的），“”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势并越来越偏离主流而越滑越远，也非他所能预料。“”就算表面与权力有关，但更多的是理想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把中国的命运交付给想当然的浪漫感怀的一种历史性误会。 “”的目的无疑是为中国寻找一条既不同于中国过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美帝国主义丝毫不同的现代化诉求。 的首要目标和采取的相应的方式就是群众运动，唤醒群众、教育群众，这是在军事革命历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他对人民（当然主要是他情有独钟的农民）有深厚的朴素的感情，他之所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除了实现个人的理想以外，就是要拯救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这些父老乡亲们。延续了他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用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李泽厚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和眼光总结了发动“”的原因，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粉碎官僚机器……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11]在李泽厚面面俱到的分析中，关于“新人理想”的认识是最耐人寻味的。的“”目标，最先就是要全面地改造人民的精神面貌，造就一代新人。在现代性的基本理念中，对“新”的追求总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冲动。 在那份后来成为“”奠基性文件的《五七指示》中想把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而学校的目的当然是要教育人——“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而且是所有人（即工农兵学商）都参加的学校，因此“”的“新人”理想是“主题先行”的。后来在“”全面发动标志的《五·一六通知》中，在主要强调反对资产阶级和官僚制度以外，也注重上层建筑中尤其是文化领域的专政，他在《通知》中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话：“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12]一般认为，文化上的革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的清洗也是为了思想意识方面的纯洁，也是为了文化上的需要。“”的这种树立新人的理想在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经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思想的大学校》中得到了详尽的阐释，它说：“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同志所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这样，全国就都是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出发点是缩小三大差别、纯化革命队伍、教育人民群众，只不过“当时设想的，与后来实际进行的‘’有很大的不同”（王年一语），而在“”中铺天盖地的“学校”一词虽然其隐喻性质大于实际内涵，但开启民智的初衷却依然是显明的。对主体自我的确立也是为了建设新世界，因此其最终目的便在于中国的出路或者说中国的新生。要“新生”，就先要“破”，但在如何定位“破”的问题上，历史的误会显然由此加深了。在《五·一六通知》中这样写到：“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是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这段话成了后来世人皆知的语录，其中“讲道理”很有研究价值，讲什么“道理”？这就是“”的定位和目的问题。而其中关于“破”、“立”的辩证法也大可玩味，实际上自己都不太清楚“破”什么和“立”什么，而“破”的真正的目的也尚付阙如。在他所解释的道理中，他显然把手段，即“破”，当做了目的，而把“立”反而放在了次要地位，说明当时对形式的判断和中国的人物的认识是十分模糊，虽然“”中处 处显示出明确的革命目标，但那恰恰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遮掩了人们对历史境遇的困惑，以及在自我理解的脆弱和历史进程总体把握上的无能。这并不是对当时的批评，只是客观的陈述，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的确还相当缺乏可资利用的经验资源。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的目的才显得既信誓旦旦，又不知所云，而总体上，“”的“新民”理想以及更深远的“新世”理想，无疑是中国现代化探索历程中的令人心酸的尝试。 一言之，的目的就是“乾坤大挪移”，它所表现的正是百年忧患的因循孽报和“还看今朝”的风流豪气。 四、的现代性实质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普通大众的社会地位从来没有达到1949年以后的高度，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做主人，这对中国社会的结构和国家体制的现代化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客观比较中国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短短的十多年内，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他们的生活水准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经离开传统的长达数千年的意识形态统治的社会模式，即国家的运作是靠一些经典教导和思辨观念，民族的凝聚取决于价值的认同，缺乏条理化的措施和确实可行的制度性保障。根据韦伯现代性理论，现代国家成型的标志就是从以抽象理念（如圣人言论、宗教律法、道德信念等）和人格魅力治国，转换到以世俗理性治国和以法治国，社会结构也从精英社会转向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民众（或市民）的觉醒和参与以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诞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参数。刘小枫先生指出：“就现代化理论在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移动时提出的分析性指标来看，‘’本身以及它赖以发生的政治－社会结构，均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是具有相当现代化程度并已形成自己独特样式的现代型民族国家：在广大阶层参与社会的中心领域和政治秩序方面，在新的精英形成及其政治作用方面，在大众政治诉求的表达形式方面，在工业化成就和积累方面，在现代科层系统的建构方面，在社会分化的现代样态（即中断传统的等级秩序，以普遍主义和成就为新的身份资格）方面，在福利政策的设置方面，均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水平。”[13]仅仅在社会结构中，绝大多数人不再被排斥在权力圈子以外，而全民的参政乃是过去封建社会所不敢想象的，因此“”时期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符合现代性标准的。 在“”前所有的现代化成就中，最能符合现代性实质的当数意识形态社会模式的终结和民众的普遍启蒙。从事后的结果来看，“”是以极端的意识形态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的自毁的目的。客观效果方面，人民在极端意识形态的漩涡中挣扎出来后，能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意识形态统治模式和集权统治模式的巨大弊端，从而逐渐向法治国和大众参与的民主治国方略。当然这一切并非自觉的和令人愉快的。其实就算人们所说的那样，“”把人教坏了，导致了中国伦理资源的亏空[14]，但这也无疑也承认了“”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作用，或者说启蒙作用，只不过这种启蒙因其恶劣的形式和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恶性启蒙”。正如卢卡奇、霍克海默等人把德国非理性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看作是启蒙的直接后果[15]，既然“这场看来似乎是失去理性的疯狂的‘革命运动’，却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李泽厚语），我们是否也可以把“”看作被人们奉为神明的理性的一种恶化呢？ 虽然“”的意义离真正的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还很遥远，但比起数十年前人们几近死水一般的社会生活样态，“”在这方面的作用还是很显著的，只不过它给我们的教训远远大于经验。而这种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就是启蒙的首要目的和现代性的基本内容。作为现代性思想开端的笛卡尔提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的口号，标志着理性时代的到来，由于理性无非是人间世的精神新贵，因此理性的崛起的背后是主体的凸现，而任何对理性的颂扬无非都是人的一种怡然自得。与一般教科书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笛卡尔的口号中，并非“思”最关键，而“我”的隐讳出场才最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兴味。笛卡尔在“思”的船上所偷渡的是“我”，“思”只是外在包装，而“我”才是新世界的真正的宝贝，是现代性建构的主要原料，但流行的观点大多犯了“买椟还珠”的错误。培根的“拷问自然”和笛卡尔的开创性思想是处于同一个理论平台上，而后来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的“绝对自我”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把笛卡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躲躲闪闪的真知灼见大大方方地推向了极至。当然更深的问题也就由此产生，不过那已是后话。邓小平在1981年3月18日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的谈话中就“”问题指出“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16]这在现代性理论看来，“极端个人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标志，所以我们要力图告别被人们视为当然的现代性。 绝对主体的确立意味着现代性从神主宰的世界中脱胎而出，一旦主体成就了自我，对神圣的解构和颠覆以及对世界的世俗化与“祛魅”（disenchantment）就变成了彻底的“造反”运动。这与其说是现代性的“成就”，不如说是现代性的“宿命”，这种宿命体现在每一种新思想的产生都必然会以不加分别地牺牲旧观念，同时出现深刻的洞察和幼稚的幻想，既饱含创造性，也无疑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作为现代性大戏第一幕的文艺复兴就具有这种新旧交替的外在特征，黑格尔以他深厚的历史意识和知识功底对此现代性的这种坎坷曲折特点作了精妙的总结，他说：“有一大群极度不安宁的人物出现，在他们身上，那种对认识、知识和科学的渴望是以一种汹涌沸腾极为暴烈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冲动所支配，要去凭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发掘出真理；——他们是些爆发性的人物，带着不安定和狂放的性格，怀着热切的心情，而这是不能获致那种知识的宁静的。因此在他们身上可以发现伟大的创造性，可是内容却是极为混杂和不均衡的。这个时期有一大群人物，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在他们身上，那种主观的精神能力是应当加以珍视的，他们那种令人惊佩的对于真正有价值的伟大事物的见识，也是不应当抹煞的。”[17]黑格尔对典型过渡时期的精辟总结，是他的深厚哲学史功底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以他所说这些特征来比照中国的“”，必然中肯中綮。 现代性的动荡特征几乎完整地再现于“”的方方面面。这种动荡便来源于对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上的虚无，而这种怀疑便直接来自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根本性危机，怀疑便成了现代性自身所内含的颠覆机制。所以伽达默尔认为20世纪最神秘、最为强大的基础就是它对一切独断论、包括科学的独断论所持的怀疑主义。这种内在的怀疑原是一种健康的机制，它作为时代的基础同时也就是社会转型的基础，它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想接引者，是一种邻近本体境域的“精神接生术”（苏格拉底语）。因此笼统地说，普遍的怀疑具有方法上的先验合理性，因此“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的特征，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性维度。”[18]难怪胡塞尔发现，现代人正处于一种在怀疑论的洪流中沉沦下并因而失去我们自己的真理的危险之中，最终使这种“危险”变成了现实。的“破四旧”、“反帝反修”等，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怀疑，的“破”的观念就是现代性虚无主义的最集中的表现。邓小平指出：“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19]自己后来认识到了全面破坏的后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似乎是新思潮的通病，正好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就有同样的毛病，他们的鼻祖尼采就提出要“重估一切价值”。而且在身上体现出的唯意志论思想（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其实也是启蒙理性的必然产物，西方思想从康德发展到叔本华、尼采，就是明证。至于“”中“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之类的奋斗目标，更是韦伯所谓的现代性的“祛魅”――它的本意就是祛除鬼魅――的最直观的表达。韦伯如果活到80年代，他必定会把“”“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当作他的现代性思想的绝佳注脚，还有什么能比自己的理论找到现实的回响更令人愉快的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体现了现代性启蒙的特征。在方法上，“”是想通过彻底的“破”把整个世界变成纯之又纯 的人间天堂，因此就把历史、传统和他者的观念变成一堆瓦砾。这种“打倒一切”的方法其实就是启蒙运动的方法，即tabularasa（白板）的方法。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妄自尊大的现代性启蒙在自我意识方面的确走得太远了，也就必然产生了极端的态度。高昂的激情变成了野性的冲动，试图解构一切而从头开始便成为了这个时代最红火也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此，启蒙运动的弱点很快随着自身的优点而产生了。和往常一样，启蒙运动从人或万物普遍的永恒性质中吸取它批判现存制度和提出改革现有制度的准则；因此它看不见历史现实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并且它相信，在现存制度表现出违反理性的地方就有必要将现存制度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以便根据哲学原则建立完整的社会。”[20]可以说，关于tabularasa的观念是启蒙运动的形而上学幻想中后果最为严重（甚或惨重）的方面，正是它铺平了法国大革命之后与历史实际破裂的道路，而神圣的启蒙演变成血腥的暴力和无边无际的痛苦，盖源出于此。更为深远的效应可能会延伸到19世纪末传统的幻灭和20世纪的灾难性空想，那种在毁灭性的意义上先把传统变成一块tabularasa（白板）的先锋行为，在20世纪的尝试中只有血的教训和荒凉的虚无感、幻灭感。在20世纪人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们愈发能明白一个以超出我们承受能力的灾难所换来的简单道理：从幻想到幻灭，原来只有一步之遥，其演变之自然就好比云卷云舒、潮起潮落。而“”的“打倒一切”就是现代启蒙观念中的tabularasa的同义词，后来在《决议》中我们认识到“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的理论和方法”，我们已经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至于“”本来是要破除（反动）权威，消灭封建思想，但最后却导致了个人崇拜这种被批判东西的恶性繁殖，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一般理论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家都知道个人崇拜是封建的遗毒，但这些遗毒为什么会在“”这场以“全面消毒”为己任的运动中大行其道，却往往不甚了了。其实就在这个被人忽略的关键问题中恰好就体现了“”的现代性实质。霍克海默过激的启蒙批判充分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启蒙运动所摧毁的神话却已成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产物。由于启蒙运动的自立自主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强权统治，理性是靠一种充满感情色彩的膜拜仪式来增加自己的吸引力，因此理性又变成了新的神话和新的蒙昧。启蒙自身成了新的文化咒语，或者说是后神学时代的泛神论巫术。启蒙成为新的权威，导致新的神话。启蒙一步步深入地卷入神话学中，从方法上说，霍克海默认为，在于“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启蒙总是希望从命运和报应的历程中抽身出来，但它却总是在这一历程中实现着这种报应。”[20]看来在神话与启蒙、解构与被解构之间，存在着无法逃避的宿命：一种报应，或者扬弃，以及历史无情的翻转。霍克海默的理论还很粗糙，还有很强的伤痕意识和情绪性体验，但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个人崇拜”这种欲被解构的神话最终成了新的神话，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比如传统成圣人论的“神化”作用，以及政治生活缺乏有效的监督而出现严重的失常，等等，这也是第二、第三代领导人正着力解决并已大有成效的问题。 表现出了极强的浪漫主义特征（这与其发动者的诗人身份不无关系），如通过阶级斗争解决一切问题，以文化的方式解决政治、经济的问题，在极短时间内赶超英美的目标，“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唯美向往，等等。加上以诉诸感性的解放以达到颠覆传统（理性）的目的，也无非是现代性异化的结果，即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产物。美学、文学在20世纪成为学科主流，与现代性的旨趣变换是同步的。从“”的浪漫主义的精神风貌来看，它具有极其典型的现代性内涵，只不过它是现代性的另一个维度即审美现代性的产物。 从审美现代性的逻辑来看，对个体和个性的解放，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的解放，是其实现社会功用的必要中介。但是，这同样潜伏了以精神变革代替制度和器物层面的全面变革的思想因子。无疑，如下文所示，这当然是一种浪漫情怀的表达。但正是这种对精神力量的片面强调，使个体权力意志被置于最高的位置上。审美的和谐世界，事实上因为这种个人意志的极度膨胀而成为一个幻影。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其后中国在中所发生的精神万能的悲剧，都明显地展示了极端审美主义的危害，尤其是政治审美化的可怕结果，因为这种浪漫主义的诉求与其说是一种精神追求，不如更正确地说是把精神的目标建立在了易逝的个体感性之上。简单地说，单纯地强调理性固然毛病多多，那么片面地强调感性，其毛病也必然所在多有。 政治审美化所导致的乌托邦冲动为自身的现代性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最终达到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为自我的扬弃准备了各种混杂的因子，终于在“后”现代的眼光中化成了历史的云烟，并以此昭示了世人：现代性的游戏是轻易玩不得的。历史在付出代价后，应该要有所收获。 结束语 对于的研究，我们不仅是要进行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要寻求时代精神的一般法则，从而为极不确定的明天带来一些至少在心理安慰上是必需的思想参照。正如马克思在他名垂青史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22]在我们看来，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就是它所带给我们的有关现代性的整体图式，就是我们在这个广阔的背景中所能清晰地感受到的历史规律、历史教训。 当今学术界有不少人反对历史主义（或历史决定论），反对本质性的思想方式，我们认为是错误的，因为它将导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这种文化上的自我否定并不意味着一种发展，相反它只是“造反有理”在文化上的反映，也是“文化革命”全盘否定历史的遗毒。为此，我们要重申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历史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是自由意识的进展。我们之所以要重申历史主义，就因为历史不是单纯事件的集合，而是人类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就是要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23]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思想潜力之所在。通过对的现代性分析，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才有恰当的定位，才更加能够明白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些什么以及还需要干些什么，大套点说，就是意识到我们的历史境遇和神圣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就是使我们更加清楚“现代”就是意味着什么，而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的许多可贵结论才不会显得如此沧桑。“邓小平理论”其实就是那种“发射和回声”，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勇敢的认识才是从现代性之梦醒来后的现实定位，尤其是关于历史使命的深刻感受和对未来艰巨任务的论述是对政治审美化的（即对所谓审美现代性的）一种伟大超越，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的研究既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更是我们建设初级阶段需要告别的出发点。 在我看来，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与作为现代性开端事件的法国大革命极其相似，在理论上深入比较便会得出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般风采，也会有更为深刻的发现。仅仅从外在的气质上，我们就能在两者的比较中有所触动。比如托克维尔在19世纪中叶时对法国大革命的惊奇感受就是，“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25]之所以在很多方面是封建社会的“遗毒”，如《决议》所言，“”是某些旧观念的回光返照。同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的是中国现代性的灾难性的门槛，是中国人对现代性艰苦追求过程中的蹒跚步履。而现代性原本就带有很强的方法上的试验色彩和措施上的应急特征，由 此观之，经现代性而建立起来的“新”价值标准，哪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总体上也是靠不住的，同时我们似乎也不能把现代性中那些为使自己成为合法性而挥舞的旗帜（如“”中的各种旗号）当作指示未来方向的路标。对于其结果昭然若揭的“”来说，我们当然不会再陷进那种短视和迷狂，但对于更加隐秘的现代性的弊端，我们却不易发现，但总之对于现代性这种暂时性的过渡思潮，我们实在不能把它太当真了。正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的一个特色就是道德沦丧。”[26]麦金泰尔（A.MacIntyre）的名著《德性之后》（AfterVirtue）阐明了现代性导致道德败坏的根源。在他的“AfterVirtue”观念中，他认为由于放弃了旧的道德观念之后，人们赖以维系生命的价值体系就很快崩溃了，而新的思想观念又还没有产生，因此社会生活的混乱本身以及以某种决然的确定性伪装起来的混乱就难以避免了，所以他认为“现代道德理论中的问题显然是启蒙运动的失败造成的。”[27]的确，启蒙的建设是以（暂时）牺牲某些永恒价值为代价的，只不过在这种暂时牺牲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和依赖又将成为文化的主流，毕竟在“德性之后”（aftervirtue）的日子里，我们仍然需要去“追寻德性”（aftervirtue），在阶段性破坏或“解构”（decotruction）之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重建（recotruction）工作。 由于决定论曾经给历史带来了非常荒唐的境况，人们总是把它同那些灾难纠缠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结果害怕这种并不具有价值预设的方法，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实从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并把放到整个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中去考察，我们便会得出之所以要发生的必然性，从事后的结果来看，中国的现代化能够找到目标和方向（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期间的不确定与混乱，即1966－1976年的探索，是具有绝对的因果联系和事实关联的。邓小平一再反思“”，并把它看作是“一段历史”，当是富有深意的。“”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因此对“”也必须用历史的分析方法。如果说以为样板的现代性具有什么明确的意义的话，那就是对历史的背叛会导致悲剧的重演。时下理论界主张“忘记历史是为了前进”，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根本忘记了历史，那还怎么样前进法？我看这种观点会纵容和鼓励现代性tabularasa的主张，甚至就是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历史性回响和翻版，对此我们的确有些害怕，尤其对那种洋溢在现代性观念中的“天不怕地不怕”豪情非常恐惧。的现代性启示使我们想起了孔子关于“君子三畏”的教导。 自古及今，世俗化的理性启蒙不断壮大，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顽强破土而出，夺取了胜利，构成了新时代的特征。从表面上看，启蒙对信仰的颠倒好像是在以感性现实的低级思想玷污着信仰的精神性的意识，好像是在以理智的；自身意志的和实践的虚骄破坏着信仰因谦卑而取得的宁静的和安全的心情。但事实上远非如此。这就是劫后余生的人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极对想当然的价值进行深入的反思，对启蒙、理性本身进行深入的考察，也就是要“启‘启蒙’之蒙”，以及理性地批判“理性”，本来理性和启蒙最根本的含义就是“批判”。 的“主义崇拜”和“个人崇拜”其实就是某种形式的理性崇拜，正如现代性理论所揭示的，对理性的崇拜是建立在对感性、本能、无意识的批判与抵毁基础上的，这样就人为地划分了本质与现象、光明与黑暗的两重领域，而最终使得这种崇拜成了一种非理性的行为，并使得感性全面泛滥，各种审美的（即感性的）主张因此有了理论的支撑，变得神圣而崇高起来，最后由于“超感性的约束性的力量”的不再场（海德格尔语），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可以说，正是这种崇拜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激起了形而上学的幻想，并在自我无限制的狂热中导致了政治的审美化，实施了将乌托邦现实化的灾难性计划。感性的崛起演化成了无制衡机制的骚动，人们完全臣服在“破坏”或“解构”的欲念中，迷狂于“野性的呼唤”。由于在理性的时代，知识王国极度缺乏感性的因素，而随着现代性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感性的强调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那种试图以文化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的浪漫主张，也最终会落空，文化主义是我们必需提防的“糖衣炮弹”，因为它很容易蛊惑人心，而最终危及国运。“文秘站有”版权所 理性的痼疾固然所在多有，但对理性的颠覆也同样毛病多多，甚有过之。胡塞尔从一个本源性的角度阐释了对理性颠覆造成的信仰失落的危害，在他看来，现代人对作为最高表现形式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对作为一代新人的指导者的普遍哲学的信仰的崩溃，实际上就意味着理性信仰的崩溃。而与这种对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在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信仰，都统统失去了，深刻的精神危机由此而产生。颠覆理性的后果是严重的，它“掏空社会的意识形态权威所必须的象征资源”，“使超验领域变得空空如也”（伊格尔顿语）。对于理性的颠覆者，伊格尔顿尖刻地批评道：“解构主义用心的地方是滑脱，失败，两难性，凌乱，不足。它对成就、一致或控制深表怀疑，有点像左派总是同情落水狗的样子，而这类做法总是在它曾之仗义执言的那些东西获得权利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后结构主义不喜欢成功，这种立场使它得以洞察坚如磐石的文献文本或意识形态自我同一性的虚妄，也使它在面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时有些手忙脚乱。”[28]而颠覆最终是空洞的救世主义，是永远激动不已的对救世主的迎候。但这一切似乎都那样的具有讽刺意味和悲壮色彩，而原本是不必如此的。理性节节后退的结果是相当严重的，历史早已经千百遍地证实和启发过了。由现代性所开启并从根本上隶属于现代性的所谓“后现代性”，由于对基本信念的过度破坏，其理论道路已经几近山穷水尽了，人们最近在价值观上的回归浪潮就是有力的佐证，中国当今更加现实、平和与富有建设性的发展规划就是明证，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对问题的自觉意识都将保证我们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能够在新世纪的旅程中有所作为。

中国教育论文:求解21道中国教育难题 内容摘要：本文提出了21世纪中国教育应当求解的21道教育难题：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教育理论与教育实施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关 键 词：教育 高等教育 问题 21世纪 经过20世纪的不懈奋斗，中国教育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落后到发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将伴随国家的强盛，逐步在全国范围实现现代化。在我们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亟待我们解决的教育难题。笔者认为，在21世纪有如下21个教育难题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去探索。 一、教育与社会的相互适应问题 进入20世纪末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人、教育、社会及其关系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提出了教育本体论、教育工具论、教育适应论、教育超越论、教育独立论、教育主体论、教育先行论、教育多元论等教育观，形成了20世纪末关于教育观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教育的认识在深化，尤其对教育适应论这一权威教育观提出了挑战。这诸多的教育观都是从我国迅速发展的教育实际出发，吸收国际最新教育理念而提出，都有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我们也应看到各自都有自己的立场，也就有自己先天的局限性。在这场讨论中，各家都在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而否定其它教育观的合理性，使这种讨论存在不少误区。依笔者之鉴，各种教育观都是对权威教育适应论的发展，而不是否定。教育(结果)超越性是教育适应性的结果；教育(准)本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基础；教育主体性是教育适应性的前提；教育(相对)独立性是教育适应性的条件；教育适应论是符合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知识经济发展的教育理念,“适应”是教育永恒的追求 。我们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应该站在教育、社会、人的整体立场上来研究问题，才不至于形成各执一端互不相融的局面。从理论上回答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实践上解决教育与社会的适应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教育科学是在西方教育科学影响下，适应中国教育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体系诞生于19世纪初期，是在研究和解决西方社会中的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国教育科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对西方教育科学有很强的依赖性，因而至今反映中国教育传统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教育科学中国化问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 。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教育科学学科的发展既源于教育实践，又有赖于教育科学研究的开展，它是教育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促进学科建设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教育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赖于学科建设为之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先进的科学方法。因此，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就是要在加强对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把教育科学学科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创立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中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从理论和实践上创建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三、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 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是关于教育评价有无客观性的认识问题，是教育评价学要正确回答的教育评价理论问题。而教育评价的科学化问题，则是关于教育评价活动能否排除主观性干扰因素的实践问题，是教育评价活动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的教育评价实践问题。教育评价是“通过系统地收集信息，对教育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教育活动进行优缺点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尽管目前教育评价理论界对教育评价的概念界定有多种说法，但“教育评价是……价值判断过程”已达成共识。确切地说，教育评价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人们对事实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毫无疑义，却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性与科学化一直持有怀疑，以至于《教育评价学》著作对此问题持谨慎态度，要么只字不提，要么一笔带过。因此，从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角度，分别对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与科学化问题进行系统探讨 ，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四、教育的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育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创新已成为“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现代教育不仅是现代社会创新的殿堂，更是现代社会创新人才的摇篮。新世纪，我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就是实施教育创新。实施教育创新，一定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创新要以教育民族化和教育现代化为基本取向。 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多样化的，不局限于西方的发展过程，世界上每个民族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传统，也都要由传统走向现代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在保持和发展中华民族教育传统特色和优势，并使之更新而富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说，中国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西方化的倾向，要坚持整合中西教育，在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国际教育的关系中寻求沟通与融合。同时，要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和我国教育实际状况，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为我国教育之进步做出贡献，这是教育的民族化趋势。可以说，教育的现代化是在民族化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反之，教育的民族化是面向现代化的民族化 。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创新与继承、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五、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 目前教育理论界出现的知识中心和方法中心倾向，其实质是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书斋式研究所导致的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觉地促使现成理论与客观事实相互作用，使其暴露出矛盾，并在矛盾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有价值的科学问题，通过问题研究最终解决矛盾，提高科学认识水平。可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中介。真正的教育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份。也就是说，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不是教育理论界份外的事，而是自然、份内的事。对从事教育实践的教育工作者来讲，教育实践不是盲目的，而是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根据这一思想路线，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教育民族化与教育国际化、人类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当代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辨证统一中，坚持一切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正如邓小平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教育实践工作者要不满足于现成理论“说些什么”，而要深入把握理论背后的问题情境，将现成理论与现实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以及各自内部如何认识和对待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六、高等教育的终身化、通识化问题 通识教育(Generl or liberal eduction)系指高等教育阶段面向全体学生所实施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通识教育思想反对大学一味迎合社会暂时的或短期的需要，过分专业化和取消专业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近年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中，出现了对通识教育的两种错误理解，导致了两种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其一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通才教育”。其二是把通识教育误解为非专业教育。高等教育是具有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的公益性，与培养人的专业素质的功利性相统一的通识教育。高等教育的通识化就是要改革高等教育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适应力差的弊端，但不是取消专业，而是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渗透；注重不同学科之间交叉、渗透；注重专业横向拓宽和纵向延伸 。高等教育发展到今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历教育，正在走向满足不同能力、不同兴趣、不同阶层、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的高等教育需求，并提供适合于他们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为人们提供了终身受教育的可能，与教育的继续化相伴随的是教育的终身化。“终身教育概念看来是进入21世纪的一把钥匙”。终身教育是继续教育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它响应了新世纪急速变革的挑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并被许多国家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它从根本上突破了学历教育的“樊篱”，把教育推向了整个社会和人的生命全过程，从而确立了一种新的教育时空观。许多国家已意识到终身教育观念的革命性，正在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传统的高等教育在这个体系中定位。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终身教育理应成为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教育观念。 正确认识并结合中国国情处理好通识教育、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关系，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七、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问题 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预言家”的英国大诗人雪莱曾深刻地指出：“我避免模仿当代任何作家的风格。但是，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这种情形并不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愿望，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只是每个作家被这种影响所渗透的程度因人而异，说到这种影响，不论在哪个时代，不论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文人也好，或是极其辉煌的天才也好，都是摆脱不了的，我也不想摆脱。” 诗人雪莱的话深刻揭示了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教育的个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个性特征；其二是教育如何对待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的共性包涵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从历史维度上看，教育是人类的一项活动，不同时代教育继承了人类优良的教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具有共性；其二是从现实维度上看，教育是全球的一项活动，不同国家、民族、地域、学校的教育都有其共同特性。教育的个性化与共性化是指，教育要寻求个性与共性的最佳吻合。在中国这样一个一贯重共性而轻个性的国度，如何顺应时展要求，在重共性的基础上张扬个性，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八、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的培养目标历来以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理论基础。但是，如何认识和实践全面发展，是20世纪没有解决的问题。虽然人们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好的见解和做法，比如：人的全面发展从发生范围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从发展程度包括现实层次和理想层次两个层次；从发展性质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自由的发展；从发展结构看，人的全面发展应当是和谐的发展；从发展目的看，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为了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从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关系看，两者是相信依赖、相辅相成的 。比如：政府全面推行的素质教育实践和大量关于素质教育的研究成果。然而，如何认识、实施和评价人的全面发展仍然是有很多争议而无较为一致看法的问题。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在《教育研究》上曾先后刊出过两篇文章：其一是洪宝书的《关于教育目标问题的探讨》 ；其二是戚业国等的《论素质教育目标体系框架的构建》 。虽然两个目标体系相隔10余年之久，但仍无本质的变革，依然没能很好回答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即教育培养目标问题。对这一问题认识和实践，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九、教师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问题 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质量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并要求“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和提高队伍素质”。目前，我国教师队伍正面临一个从数量保障向质量提高的历史性转变。从古代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到近代分班授课的集体教学，从学者即良师的择师标准到现代师范教育制度的诞生，从着眼于教师数量的保障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着眼于教师质量的提高，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教师专业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旨在大幅度提高教师质量和专业水平的教师专业化运动成为世界众多国家教师发展的主导运动。联合国呼吁各国把教师专业化作为提高教师质量和社会地位的共同策略。随着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职业不断分化，专业化的观念和专业化的制度也越来越普及。教师职业同样如此。所谓教师专业化从静态的角度说，是指教师是一种专门职业，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特点，有相应的职业培养机构和职业水准保障制度，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具体来说，第一，需要有规定的学术水平和学历要求；第二，有特定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特征、人格特征要求；第三，有相应的制度保证，如教师培养制度、教师资格证书制度、教师教育机构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课程认定制度、教师教育质量评估制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等。从动态的角度说，教师专业化是一个制度不断完善、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 。然而，教师职业有何特质，教师专业的标准是什么，教师专业化目标与教师教育的一系列问题，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大力开展教育评论问题 教育评论在教育界长期以来总是开展得不好，已经受到不良学风的干扰。要把教育评论开展好，纠正教育界的不正之风，有三种错误观念首先要纠正：第一种错误观念是批评某人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是对某人不利与他为难。形成这种看法与“”期间乱扣帽子、“无限上纲”的遗风有关。此外，中华民族有一种“隐恶扬善”的伦理传统，不赞成公开说别人的缺点。实际上，认真的、严肃的评论是“与人为善”，对对方有利对教育发展有利，而不是什么和某人过不去；第二种错误观念是某人一受到批评，他的教育著述或行为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至少是水平不高。事实上，任何教育著述或行为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一项高明的教育著述或行为也会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经别人的批评后可以更趋合理。所以，要把批评看成是教育发展的正常行为，提倡批评和反批评，不要大惊小怪；第三种错误观念是评论者一定比被评论者高明。如果怀着这种想法开展教育评论，其结果必然是意气之争的笔墨官司，对教育的发展毫无益处。评论者与被评论者是合作的伙伴关系，目标是一致的。纠正上述几种错误观念的同时，我们应当树立起一种正确对待教育评论的态度，把教育评论看作是促进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教育评论应该是明辨是非正误，达到共同提高目的的园地，而不是较量高低直到把对方打下去的擂台。我们不仅欢迎批评也欢迎自我批评，教育评论应当追寻新的思想沟壑，要树正气。新世纪，要开展健康的教育评论活动，必须解决好如下十大问题：教育的政治性与学术性辩证统一问题；“双百方针”的贯彻问题；正确对待批评问题；教育评论者队伍建设问题；认真履行教育评论的社会职能问题；教育评论者加强学习的问题；倡导求真的学风问题；提倡科学态度、弘扬科学精神问题；讲究评论方法、注重评论实效问题；教育评论独立品格的形成问题 。大力开展教育评论这一问题，亦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一、教育管理的弹性化问题 马克思当年曾尖锐地批评普鲁士当局强制推行单一刻板的“官方风格”的横蛮行径时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许可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由此启发我们，教育管理要从教育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各种管理职能，使有限的教育资源获得最大效益，而不能搞一刀切的“官方风格”。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管理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总是在追求一种能够“放之四海、历之千年”的普遍主义的管理理论。近40年来，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使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趋于急速，风云变幻难测。人们才发现，在开放系统情况下追求普遍主义的管理科学是不现实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权变观念开始盛行，到20世纪70年代已形成了一个权变理论学派。权变理论认为，在经营管理中，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理论和方法，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权变理论不是没有原则的机会主义，它的原则是“求实”、是实事求是。权变理论是对普遍主义的一种抵制。权变理论认为，教育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统一的管理模式。教育管理机关应在一定政策指导下，依据完善的教育法规对教育单位实施宏观调控，将有关权力下放给教育单位，使教育单位以较大的自主权去处理教学、教育、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单位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教育规律，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单位教育资源的效益，增强自身活力。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和知识经济发展方式所带来的冲击，从根本上反映了知识的社会价值的上升和管理知识与知识分子方式的多样化特征，导致教育管理方式由行政主导模式向学术主导模式或学术主导为主行政主导为辅，或行政主导为主学术主导为辅多种模式嬗变 。教育管理的弹性化在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二、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问题 教育组织结构的柔性化是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生产系统具有柔性优势，它可以经常进行产品品种和生产批量的调整的启发而提出的。而要使教育组织结构具有这种优势并得以充分发挥，必须使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相应地柔性化，将过去等级分明、高度集权、机械式的教育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转化为动态的自我调节的有机结构模式。然而，柔性化并不是指教育组织结构本身会因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频繁发生调整，它所强调的是教育组织结构总是能依靠自身的职能变化来适应教育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教育组织结构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首先不是立即分解出新的组织结构来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是在原有的组织结构中发生职能扩张，用柔性变化来对付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就是说新型组织应具有自学习功能和自组织功能。教育组织结构柔性化策略可以包括部门之间的功能互补，功能界面模糊化，组织结构网络化，以及组建多功能团队等等。近代工业生产是刚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只能生产同一规格的产品，高科技产业是柔性生产，在一条生产线上可以生产多种规格的产品。我们的教育怎样才能成为人才的柔性生产线，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三、教育体制的多元化问题 教育体制指教育事业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根本性管理制度。即一个国家在一定政治、经济制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事业的办学体制、财政体制、管理体制等相对稳定的教育模式，主要指教育内部的领导制度、组织机构、职责范围及其相互关系，涉及教育事业的管理权限的划分、人员的任用和对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划和实施，也涉及教育结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和组合方式 。我国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中共中央又一次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为了增强教育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要采取综合配套、分步推进的方针，加快步伐，改革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体制，初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想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在这两份纲领性文件的指引下，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并继续稳步推进。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极地适应新的形势，主动地转变职能。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学制、课程、教材的改革，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都在积极推进。民办教育事业获得新的发展。公办学校的自主权有所扩大，学校活力开始得到解放。目前世界各国教育体制大体有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和集权分权结合型，中国正在从中央集权型向集权分权结合型过渡。教育体制多元化是必然趋势，但它与社会政治、经济等有密切关系，中国教育体制应是怎样的多元化，如何多元化，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四、教育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来源于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有关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在世界各个国家都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不会有太多的人响应和赞同。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20余年间，西方各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教育市场化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体制尤其是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教育发生了众多的变化——私立学校的出现和发展，中小学择校现象的出现和发展，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高等学校毕业生自主择业等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实施，教育市场化在我国也被更多地人提了出来。尤其是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其成本应该尽可能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合理分担，并兼顾公平和效益。所以，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学者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搞市场化了，高等教育要适应经济，也就应该实行完全由社会需要调节的市场化，即全面市场化。有学者认为，由于作为社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又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因此，尚不具备高等教育实行完全市场化的条件，还必须对高等教育实行市场化的范围、内容、程度、形式等有所限制，即有限市场化。许多学者不赞同高等教育市场化，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十分强调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需要高等教育发挥全面的功能，而不是单一的经济功能 。即使在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也很重视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无论是公办的、民办的或私立的高等学校都不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没有实行市场化。高等教育市场化若推行，许多学者认为会带来如下不良后果：一是办学目标发生偏离。只追求经济利益而放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目标。二是教育质量无法保证。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会出现学分与金钱等的交易，教学质量自然下降。三是损害了教育的公平原则。可能把贫困家庭的优秀学生拒之门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权利。另外，还可能急功近利，放弃道德和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出具有某种技能的“机器人”。教育市场化的内涵是什么？教育可否市场化？或教育可否利用市场经济中某些有利于其发展的思想和方法，但不能以牺牲教育的公平与效率为代价来推行“市场化”，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五、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 人类社会的道德教育现象，是伴随教育现象而共同发生的，它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人类文明特别是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普遍发展，规定了道德教育不可遏制的社会化趋势，决定了现代道德教育概念更具丰富和广阔的含量。就内容而言，道德教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意识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包括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等)，民主法制教育，情感情操教育，意志品质教育，审美意识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这已基本成为人们的共识。就道德教育形式而论，倡导大、中、小学道德教育工作整体化、序列化、规范化，学校的各个学科专业教学与研究都要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和价值观教育作用，学校要教书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加强加深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道德教育尤其是社会环境、社区建设中的道德教育功能，要高度重视并充分运用大众传播媒体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道德教育作用，等等，这些都是道德教育不断获得更为丰富和广阔含量的基本体现。随着道德教育含量的不断发展和逐步走向社会化，道德教育运动必然更加走向本真和深邃。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回归” 。其一，道德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主体逐步向社会主体回归。其二，道德教育的本质存在由精英目标取向为主，逐步向民族的大众的生活世界回归。其三，道德教育的目的任务由工具理性主导逐步向发展人本身回归。其四，道德教育的运作方式由单向运动为主，逐步向双向、多向乃至“无穷向”回归。总之，道德教育的社会化、本真化和深刻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走势。这种“走势”特别是上述四个“回归”问题，无疑已经超出传统德育学研究的范围。但这恰恰是德育理论的新的生长点，从而成为道德教育本真化主体性确认的深层根据。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关系，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都是亟待探索的，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六、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既关系到教育的公平和民主，又关系到教育投资效率的复杂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影响着政府的决策，同时也反映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依托，因此处理好教育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重要而难以解决的矛盾。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究竟是不遗余力地普及和扩大教育，使更多的人受到必要和基本相同的教育好呢？还是牺牲多数人的平等教育而保证少数人接受尽可能高深的教育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在教育机会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理论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主张，从实现社会公平的理想出发，教育的发展必须以公平为最高原则。这种观点认为：社会应当把受教育者看成全社会成员的权利，全体学龄儿童必须有完全平等的教育机会。为实现此目标，社会应当不遗余力地扩大教育机会，增加教育投资总量，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绝对平等地分摊到所有学龄人口身上，从而实现教育机会的完全平等。这种观点被人们认为是带有强烈的平均主义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必须以效率为最高原则，教育机会的公平程度应绝对服从经济效率的需求。这种观点主张，只有生产力得到了高速度的发展，教育的公平才能保障，否则就没有解决公平问题的物质基础。第三种观点主张，公平与效率并重、互相兼顾。这种观点认为，效率是改善社会公平状况的物质保证。反过来，公平又是提高效益的社会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公平也不会有真正的效率。二者相互制约和依存 。何为教育公平？何为中国教育公平？如何推进中国教育公平，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七、高等教育经费的合理分担问题 现代高等教育并不是在理想化与功利化之间选择，而要把二者统一起来。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有限度的产业化，即是在保证高等教育理想化、均等化、国家化、民主化等不受损害前提下的产业化。处理好高等教育理想化、功利化与产业化的关系，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社会功能得到充分实现的保证 。近几年来，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产业化经营后，就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的政策，在宏观层面上，必然会在很多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产生相应的政策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初中辍学率上升，影响“普九”的实施；同时，高等教育发展必然会拉动普及高中的发展，也会进一步加剧职业教育发展的困难。在中观层面上，这一政策必然涉及东西部发展战略、利益和规划，可能加剧区域间的差异。在微观层面上，会影响到学校之间的差距，例如通过政策支持若干所重点学校，拉大了学校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导致公民教育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作为公益事业，是以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为目的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公益事业，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而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科研等公益性活动上。但是，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着同样的一个严峻问题——教育资源即教育经费紧缺与国民日益高涨的享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在加剧，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发展也需要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为解决这一矛盾，人们就想出了借助产业经营的理念，让教育经费的承担主体多元化，从而引出了“教育投资”、“教育产业”、“教育市场”等问题。我国在产业的划分中，亦把教育划为第三产业，即给人类提供教育服务的产业。同志也讲教育是先导性、全局性、基础性的知识产业。世界上许多国家创办了私立学校，也实行部分收费培养。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教育是不能营利的，也是决不允许营利的产业。就是说，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所谓高等教育产业化，仅是借鉴产业的经营理念来筹措高等教育办学资金，加强成本核算，扩大办学规模；让更多的人能享受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的“经营”方式。对此，高等教育学术界要进行冷静的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可追风，影响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八、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建立问题 目前，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这样的农村教育，已很难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我国现有的高等学校（包括农业类高等院校）都在培养城市需要的人才，很少考虑培养农村所需要的人才。现有高等教育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很难通往农村，致使中国农村成为被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遗忘的角落。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二元结构”将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这种“二元结构”要各自持续发展，必然要求推动人类文明的高等教育“二元结构”与之相适应。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元结构，极少为农村、农民和农业培养人才，严重不适应新世纪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二元结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农村科技的发展和“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农村已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农村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示范户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有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大学，培养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农村高等教育实践已显示出勃勃生机，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对农村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 。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角度来看，农村发展无疑需要比较多的人才，而实际情况是，现有农村教育筛选了农村优秀的人才送往城市，农村人才的流失最为严重，这在根本上迟滞了广大农村发展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这种人才的掠夺式开发和利用，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村高等教育是人才资源建设的基础，是农村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的核心。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发展性投资。然而，我国的农村教育投入相对不足，而且农村教育体系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应试教育的导向偏差，限制了受教育者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目前农村最为稀缺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同时，还存在着偏重学历教育、忽视实用教育等形式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既不利于农村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实现城乡人才供需的动态平衡。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十九、知识、能力、素质的教育策略问题 从传统意义上说，教育就是传授知识，把学生获取知识的多少当成衡量教育成败的主要标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已深入人心。不论哪个教育流派，都把传授知识作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知识经济的来临，人们逐渐认识到，在教育中除了知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尤其是创造(新)能力和素质的培养提到重要地位。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讲：“大学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在大学里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这三者不是绝对分开的，要融为一体。另外，三者要贯彻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去。” 知识是载体、是基础；能力是展现、是升华；素质是核心、是智慧的结晶。掌握知识是提高能力和素质的前提条件，没有渊博的知识，不可能有很强的能力，更谈不上良好的素质。潘懋元教授讲：应当承认，对于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知识与能力都是重要的。但知识、能力一般都属于智育范畴，在全面发展教育中，智育是基础，但不是全部。把不全面的知识质量观或能力质量观带进21世纪，既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把传统的知识质量观以及一度流行的能力质量观转变为包涵知识、能力在内的全面素质质量观 。所以说，按照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要求，构建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新世纪高等学校的一个崭新课题。知识、能力、素质三者是互有联系又各有内涵的矛盾统一体，只有使之辩证统一，才能共同协调发展。知识是形成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但知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素质的提高，又将促进知识的更快掌握、扩展，促进能力的更好发挥与发展。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而忽视人才素质的培养和全面提高，很难造就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使党的教育方针得以全面贯彻落实。从适应时代要求来看，人才培养只强调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显然是不够的，高质量的人才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素质。高素质可以促进知识和能力的进一步扩展和增强，更重要的是可使知识和能力得到更好地发挥。高等学校应加强素质教育，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为一体，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各类专门人才 。因此，我们应如何优化知识结构，强化能力培养，全面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民办(间)教育的发展问题 民办（间）教育的发展模式目前有：滚动规模发展模式；企业集团投资模式；教育集团运作模式；股份合作模式；转制运作模式；延伸办学模式；捐资助学模式；中外合作办学模式；简易弥补教育模式等。这些模式也可概括为：效益规模主导型；投资主导型；资源整合、盘活存量型；简易型。目前民办（间）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认识方面，社会上存在着“多余论”、“冲击论”、“营利论”、“怀疑论”等种种观念，致使不少民办（间）学校倍受歧视。在管理方面，存在着教育行政管理力量薄弱、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中介机构参与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建立健全等问题。在办学条件方面，存在着办学质量不稳，教师队伍不强，总体办学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扶持民办（间）教育的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落实。当前民办（间）教育发展快速但基础较薄弱；办学类型多且竞争激烈；发展呈现出非均衡性；表现出艰辛与发展同步的特点。同时，民办（间）教育还显现出了创业者的开拓性、办学的灵活性、教师队伍的选择性、管理的自主性、学生的差异性、经费的自筹性等特点 。中国民办（间）教育要保持持续、健康发展，有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民办（间）教育法律法规的建全问题；民办（间）教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改善和管理规范化科学化问题；民办（间）教育的经费、校舍、师资、教学设施等问题；民办（间）教育的办学层次及毕业生的同等待遇问题；民办（间）教育的教育质量保障问题；等等，这都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二十一、高等教育国家化与私立化的关系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传统的高等教育机构诸如大学得到了发展。此外，为了服务于更多的人以及为越来越多的不同类型的顾客提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必然增加新型的高等学校。大学仍然处于扩张后的高等教育的中心。其他形式的高等教育不但提供了扩大的入学机会还提供了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服务。高等教育面临着学生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绝大多数国家传统的经费来源——政府——更加不愿意向高等教育投资。这就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由于公共需求巨大，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系统在财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还必须接纳更多的学生，高等教育的扩张也不能停止。在拉丁美洲、中欧与东欧以及亚洲部分地区，高等教育私立化（包括境外教育机构的进入和国际间的合作办学）受到鼓励，成功地解决了高等教育需求增长与高等教育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因此，许多国家，非赢利性私立大学和学院构成了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今后将逐渐形成国家举办为主，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各种社会力量举办为辅，高等学校与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多种形式的合作办学为有益补充的新的多样化的办学格局。同时，新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个人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既要求高等教育举办多学科、多专业和多种形式的教育，培养知识面广、应变力强、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又要求高等教育实行灵活多样的学制和教学方式方法(面授、函授、自学、远程教学、网络教学等)开展教育活动，以满足不同人群对高等教育的不同需求，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韩国培材大学校长朴康寿在出席辽宁大学校庆的演讲词中说：“我们应该尝试教育的多样化。在我看来21世纪一定会是多元化的社会。通过开放的信息网，一切知识和信息、权力和财富、社会价值和文化产物等等都一定经历非中心化和分散化的过程。最近通用的一个新词‘glocalization’是把‘世界化’和‘地方化”合起来的合成词。这个词条的意思就是：地方化、分散化、多元化，这不是跟世界化没有什么关系的另外的现状，而是反映时代潮流的一个现状” 。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无论如何多样化、私立化，都必须符合本国的政治利益，如果说中世纪大学还是一个独立的自治机构，那么现代大学则愈来愈受到政府的控制。如英国1985年5月的绿皮书中提出了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要求：“高等教育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能否从国家和私人获得资金，主要取决于它本身能否培养出国家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这就是高等教育的国家化。国家化仍然是新世纪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上述的一切变革只是在此基本特征下的逐步的多样化、私立化 。中国高等教育如何应对私立化对国家化的挑战，这亦然是21世纪中国教育要求解的一大难题。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 摘 要 用断想的方式，对 20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 20 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 p 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1] 是随著 20 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 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 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 [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 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 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3]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 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 20 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 [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 [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 [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 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 20 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 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 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 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 20 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 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 1958 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中国教育理论原创性发展，还涉及到学术领域里的民族自信心问题。说到这些，在我眼前就会出现以陶行知先生为代表的，把自己的身心和智慧全部献给民族教育事业和为创建中国教育理论奋斗一生的一批先辈高大的身躯。在他们面前我常有愧。自感对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大义，缺乏深层的理解和体悟；对本国教育事业的艰辛和大众受教育的状态，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切肤的感受；对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缺乏强烈的责任和持久的行动。当今，在我和同行者中又常常太多地把自己当作理论工作者，太多地在书本中讨生活。但是在理论的领域里，又太少有原创的自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的诸多落後，销蚀了我们不少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爱心。现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甚至连祖国语言教育的价值都不如学外文重要了。也许这也是时代局限的一种表现吧。新世纪的中国在为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小康的奋斗中，在摆脱贫穷和落後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创新活力的焕发，这不能没有民族自信心的增强。为此，作为教育研究人员的我们，可以也应该从增强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做起，在新的世纪里，把我们的心与中国的教育大地贴得更近，为中国的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多作努力。 一个偌大的中国，一个拥有最多教育人口的中国，一个进入了 21 世纪的中国，不能没有原创的教育理论。 中国教育论文:简述中国教育督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文关键词:教育　教育督导　法制建设 论文摘要: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教育中的政、教、学三个方面应该是教育督导活动中督与导的对象。而要使教育督导工作顺利进行并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和权力的教育督导机构,一支人员结构合理的督导队伍,并采取恰当的督导策略,加强教育督导过程中的心理分析。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经常地、系统地进行教育督导活动,是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改进教育行政管理工作和教育、教学活动,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 一、教育督导概述 从性质上讲,教育督导即行政的监督,其主要任务是对本辖区内(一般指下级人民政府的教育工作、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价和指导,促进和保障教育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和教育目标的实现。教育督导能对依法治教起到良好的监督作用。教育督导的目的在于“导”,而“督”则是手段,是“导”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导,就没有督;而没有“督”,“导”也乏力。因此必须通过监督发现问题,通过指导从而解决问题。总体而言,教育督导是督促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履行职责,转变职能,加强领导,创造条件,办好每所学校;督促指导学校贯彻、执行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教育方针和政策,遵循教育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督导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社会、家长用正确的标准评价学校的办学水平,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教育督导是对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监督和指导,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来说,教育督导主要是对教育行政、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进行监督和指导,即全面地督导“政”、“教”、“学”。 改革开放20年来,从督导的实际内容来看,我国教育督导评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督政”为主的。督政主要是对教育行政及其人员的监督和指导。就学校而言,侧重于对学校的领导与管理、财政与教学设备、教职工与校舍以及政府办学的精神是否得到认真贯彻执行等“行政性”的内容的督导和评估,看他们是否严格执行了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是否有效地对学校进行了科学的管理。督教是对教师教育教学的督导,主要是对其教育教学的态度、教育教学的科学性,以及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和教学质量的督导。如教师是否认真备课上课,是否深入钻研教材教法,是否尊重学校的教学秩序等。在这方面的督导,侧重于看作为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是否具备应有的素质,是否热爱教育事业,有没有热爱学生、诲人不倦、甘做蜡烛与春蚕的高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否具备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素质,如专业知识是否过硬,教育科学知识是否宽厚,文化知识储备是否充足,是否有组织教学与管理的能力和应有的教育机制;是否能正确地分析、加工、传导教育影响等。督教的目的在于调节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使它更加合理、科学,且富有教育价值。在督学方面,教育督导应放在学生的成绩与进步、学习态度、表现和自我发展上。 二、中国教育督导体制及发展 (一)我国教育督导体制下的教育督导机构模式 我国现行的地方教育督导体制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1.教育督导机构设立在教育行政部门内,隶属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编制,但比教委的其他职能部门地位略高。它虽然直属教委领导,但与此同时又是由政府授权,享有代表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教育工作进行督导的权力。故其权力同时来源于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2.督导机构就是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的一个职能部门,权力来源于教育行政部门。 3.督导机构作为与教育委员会(或教育局)平行的教育督导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由教委或教育局领导兼任。 (二)我国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的未来发展 从我国现行教育督导机构组织模式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督导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各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督导工作的开展、帮助教育行政领导了解学校情况、改进工作作风、顺利推进政令、提高工作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与科学化的教育督导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少差距。突出表现在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隶属关系不甚明确,导致教育督导机构的独立性差或没有独立性,不利于更有效、更顺利、更有力地开展工作。上述前两种模式在我国教育督导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其教育督导机构受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其职责也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决定;第三种模式所占比例较小,其教育督导机构的负责人本身就是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但不管哪种情况,教育督导机构都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控制之下,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独立的权力,也就很难有效地发挥教育督导应有的功能。因为教育督导是代表政府对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的督导,并将信息反馈到政府部门,以便使政府调整、改进教育工作,而现有督导模式反映出的是自己督导自己,自己对自己做出的决策加以评判、否定,其效果难以尽如人意。为了促进教育督导机构模式未来的发展,必须采取以下主要对策。 首先,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教育督导应代表同级政府部门对教育行政部门进行督导,即教育督导机构与教育委员会平行为直属政府领导的独立职能部门,其权力来源于政府主管部门。教育督导机构的领导和成员应由专门人员组织,不挂靠任何部门,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这种方式,可以使教育督导者从相对独立的高一级层次和角度来审视各地方的教育行政工作。如对上级政府政策贯彻落实情况,科学化管理的程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解决问题的督促建议、指导等,这样,督导者工作的客观性大大增强。如果发现的问题是由于政府部门决策所致,则可以向政府部门及时反映并从教育科学的角度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以便做出恰当的调整和改进,使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得到提高。这样,教育督导机构对教育行政工作的督导作用就能真正发挥出来。这一过程需要政府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与教育督导人员的密切配合。行政部门领导虽然是督导人员的上级,但应该虚心听取督导工作者的汇报、意见和建议,并正确取舍。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应接纳教育督导工作,配合教育督导人员的工作,将自己部门的工作如实地展示出来,不怕暴露问题,着重解决问题,而不应当持消极态度或应付了事。缺乏这三者之间的配合,教育督导工作同样不能有效地开展并取得好的效果。 其次,对学校教育工作的督导。学校教育督导机构应代表学校领导对学校各部门工作、教师的教书育人和学生的学习进行全面督导。在行政关系上与学校各直属部门同级,但对各直属部门的工作又具有督导的功能。采用这种方式本质上与前者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从学校教育这个微观领域进行分析,并说明学校教育督导机构的权力来源和工作范围。学校教育督导工作效果的好坏,也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学校领导、各职能部门、教师、学生与教育督导人员的配合情况等。这反映了学校教育督导工作的复杂性、重要性和艰巨性。总之,教育督导工作的设置不管采取哪种模式,首要的是其独立性问题,这种独立性的不强甚至缺乏的教育督导机构则等于形同虚设,教育督导就缺乏实际意义。 三、完善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几点看法 (一)形成督导队伍合理的人员结构 教育督导的主要内容决定了教育督导工作的全面性、综合性,从而对教育督导人员结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1.要有合理的职业结构 教育督导队伍中应有对教育的政、教、学方面都较内行的人员,这样,在教育督导工作中,既有人专门对教育行政工作进行督导,也有人专门对教育活动特别是教学活动进行有效的督导,使教育督导的各项任务得以顺利实现。 2.要有合理的专业结构 在教育督导机构组织特别是学校教育督导机构中,应该有各种专业的督导人员,而且应该对本专业造诣较深和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这样,才能在督导中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及时加以正确指导。 3.要有合理的年龄结构 教育督导的对象不仅是多专业的,而且还是多年龄层次的,因此,督导人员也应该老、中、青相结合,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实现优势互补,以使教育督导工作更和谐、更有效地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教育立法,强化依法治教的意识 教育督导是政府依法监督教育的行为,因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自恢复教育督导制度以来,教育督导工作主要是进行各级督导机构的建设和对基础教育的督导检查,与此同时,规范督导行为的立法工作也有一定的进展。1991年,国家教委在总结督导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主任会的形式了《教育督导暂行条例》,对教育督导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明确的阐述。随后,地方各级政府在教育督导的工作实践中,陆续出台了相应的地方督导法规,以规范保障督导工作的健康发展。1995年《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和评价制度,为加强教育督导法规和规章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执法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必须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管理观念和模式,建立健全教育行政执法职能工作部门,提高教育行政执法队伍的素质和水平,不断增强教育行政部门自觉履行教育行政执法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中,涉及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不多。即使有,内容也大多含糊不清。为此,国家权力机构和行政机关应该制定和完善教育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规范,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是保证教育行政执法正确、及时、合法的重要环节。 教育督导是教育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是政府对教育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事业伴随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督导制度。但仍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们深信,经过深化改革,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定能真正地走上健康、协调、稳步的发展之路,定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提高的作用。 中国教育论文:论析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研究；和谐社会；建设 论文摘要：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已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正是通过促进教育公平、引导教育和谐、健康、持续发展，而对于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史研究是教育科研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同样的作用。任何社科理论，如果缺乏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缺乏对于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借鉴，就缺乏应有的深度，就不能够真正成立。 这里，谨就中国教育史研究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关系及其对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和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极为丰富的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这丰富的和谐思想与理论观点，有很多是在教育活动中产生的，大都是通过教育传世的。在历代教育典藉中，保存有许多珍贵的社会和谐思想遗产。 从《尚书·尧典》可知:早在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中华民族的先祖就有了“协和万邦”的理念;在周公教育周成王、追述文王业绩的《尚书·无逸》篇中，更有“咸和万民”的记述川。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历史上，最迟是在西周文、武、周公开国奠基时期，就有了明确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理念，并已将其付诸社会政治实践，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正是凭借从尧、舜到文、武、周公“协和万邦”、“咸和万民”的先进理念和社会实践，西周的思想家史伯，才概括提炼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思想。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的史伯说:周朝必然要衰败了(“殆于必弊者也”)。因为“今王(幽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愚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就是说;幽王厌弃光明正大的智能之士，喜欢邪恶阴险的谗信小人，厌恶对他有补益的贤明忠臣，亲近只会对他拍马逢迎的卑鄙浅薄之臣，这样子“去和而取同”，必然导致周朝的衰败。他进而作理论总结道:“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人，行旅极。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经人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 史伯这一理论概括，使中华民族重视和谐、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在初起阶段就与简单地“求同”划清了界线，将“和”定位于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是在重视差异、整合差异、承认事物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和谐。因而具有朴素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和”与“同”这一对既紧密联系、又有明确区别的哲学范畴的提出，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春秋时代晏婴和孔子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都是对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西周社会和谐的思想，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并对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思想与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孔子及其弟子有若、子夏、曾参等人。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有若“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曾参关于“忠恕”的思想，子夏“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已经构成了一个基本体系。今日所谓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方面:人际和谐(包括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个人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孔子及其高徒的教育理论中，可以说全都涉及到了，并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和文化心理的养成，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其中有些论述今日看来仍然十分深刻，足资学习和借鉴。 其实，不仅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先秦百家中的道、墨、法、兵、农、医、阴阳、杂家，乃至后来传人中国得到长足发展的佛家学说，都有其重视“和谐”的一面，在教育史上也都有所表现，程度不同地蕴涵着构建和谐社会的矿藏。因而可以说，在五千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有大量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资源，是一个有待研究开采的丰富的宝藏。过去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对一些材料熟视无睹、不知珍惜，甚至是当作过时没用的废料列人淘汰之列。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开采这一富矿。 二、从孔夫子到陶行知，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一笔宝贵遗产，有待科学地研究总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不仅需要研究借鉴那些以思想理论形态存在的宝贵遗产，还应当重视研究前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教育史研究而言，就是历代教育家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研究历史上的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其中所体现的重视和谐、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并且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作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 以往的中国教育史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对于教育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比较重视对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制度的研究，对于历代的教育实践活动以及教学活动的研究，则显然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贫乏。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对于教育思想史、制度史的研究。因为离开了教育实践活动，思想与制度都会显得苍白和浮泛。 从孔夫子提出并大力实行“有教无类”，到陶行知脱下西装革履、换上布衣草鞋深人贫困乡村办学，历代受人敬仰的教育家推进社会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都不仅仅是说在口上、写在书上的，更是体现在其毕生追求、体现在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的。深人研究这些感人至深、富于启迪意义的教育实践活动，能为今日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提供弥足珍贵的精神动力。 再者，研究历代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教育史研究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应当与教育思想、教育制度研究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本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一定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也只有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才能看出其实际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还有一些教育家，虽然在中国教育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其教育思想却较少表现在书面文字中，而更多地体现在其教育实践活动中。不研究其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就很有限，从中能受到的启迪也将有限。例如:不研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教育活动，不研究张伯荃创办和主持南开大学的教育活动，就很难真正了解其教育思想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影响。 即使是那些有较多著述的教育家，不研究其实际教育活动，对其教育思想的了解很可能也是片面的或浮浅的。比如，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本人诗文中的反映也很不少，但是，如果不研究其创办晓庄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教育实践活动，就难免留给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的遗憾。再如，孔子的教育思想，尽管《论语》等典籍中直接记述的也不算少，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孔门教育活动研究不够，对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难免失之片面。譬如于丹说《论语》是’‘以课堂笔记为主的记录。学过教育史的人都知道，班级授课制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的，孔子的办学是师傅带徒的方式。那时的“课堂”是什么样子呢?其教育内容与教学形式的组合，究竟是怎样的表现形态呢?所谓“弟子”与“门人”又有什么区别?由于对诸如此类有关孔门教育活动形式缺乏研究，对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了解就相当片面、相当模糊。有大量证据表明，春秋末年的孔门教育，实际上是文武兼备的，七十子“身通六艺”，都是文武全才。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还是同胡适一样，以为“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由此一笔抹杀了孔门教育文武兼备的传统，而痛下针贬说:“后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受这种学说的影响，造成一国的‘书生’废物”。现在仍有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及其弟子只是些“读书人”，孔门只有礼乐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各种《论语》译注本都把“士”译作“读书人”，而不知道春秋之“士”首先是“执干戈以卫社视”的习武之人。这样片面地看待孔子和孔门弟子，这样错误地理解孔门教育和孔子的教育思想，与长期以来对孔子的教育活动缺乏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 胡适是杜威的弟子，他知道杜威倡导“做中学”，他还大胆假设“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至今学界仍有很多人赞同胡适的观点。如果我们对孔门教育活动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孔门之“学”才是更为古朴的“做中学”，其“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都是面向社会大课堂的真正的“做中学”;而杜威的“做中学”，不过是人为小环境中的“做中学”，是笼中鸟儿的学飞;而孔门之“学”，却是森林之鸟在学习翱翔。 三、和谐社会建设时代要求己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将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己经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就教育史研究而言: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出版已20多年，这20多年，是中国社会作为一场新的革命的改革进行期，是思想解放运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黄金时段。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新领域不断开拓，量的积累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整体性突破。回应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加强对中国教育史上和谐思想资源的开采，加强对于追求教育公平、追求社会和谐的教育实践活动的研究，将构成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促使新的整体性突破早日实现。 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受两股时代潮流的深刻影响，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潮流，一个是革命的潮流，有力地促进了近现代学术的革命性变革，但也带来了“全盘西化”与“只求革命”的片面性与简单武断。“全盘西化”使一些学者过分贬抑中国的传统、极为鄙薄自家的文化遗产;“只求革命”使更多的学者将“批判地继承”简化为一味批判、破字当头，否定过头，对于古代圣贤的阶级局限性、时代局限性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宽容，一味苛责，对祖宗缺乏必要的尊重与温情，轻易否定了许多对中华民族兴旺发展原本有益的思想遗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新要求，促使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教育史，推动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束缚，从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国民族和谐发展的大局出发研究和思考问题，原来被否定的、被轻视的一些遗产，就可能焕发出新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论语·季氏》篇中: 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于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盖五世希不失矣;陪巨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民不议。” 过去论者往往从革命的视角出发，认为这一段话是孔子在政治上保守、反动、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证明。今天在笔者看来，这段话无疑是孔子希望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谐的一种良好企盼。虽然这种企盼在当时无法实现，但不能够简单地加以否定。因为这一思想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对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和长期维护，发挥丁很好的作用。这种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安定，反对战乱的政治主张，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稳定、对于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康，是非常有益的，怎么能轻易地斥其为反动呢?对于其他人物一些言行的评价，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吉林大学著名教授金景芳曾发现一个规律:“凡是治世都尊孔，凡是乱世都反孔。道理在于孔子的学说对维护社会安宁秩序有利，对破坏社会的旧秩序不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也决定学术的发展走向。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要建设历史上最好的升平治世，即太平盛世。这一时代要求将会无孔不人地渗透于思想、文化、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我们每一个教育科研工作者，都应当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些“左”的思想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更加自觉地以科学的研究成果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将会给予中国教育史研究一个新视野，给予教育科研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为我们的研究取得新突破提供一个大好的机遇。但是，能否真正抓住机遇，还要看我们的努力，看我们是否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目前学术界确实存在着浮躁的风气。一个有出息的教育科研工作者，特别是教育史研究者，必须有范文澜先生倡导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够从大量的占有资料中得出科学的结论，以切实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成果，催生学术的真正繁荣。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新时期中国教育史教材构建之设想 论文关键词：新时期　中国教育史　教材　建构　设想 论文摘要：从教育的起源、发展演变历史和未来发展趋势看，教育都关系于人之生存、生产和生活。所以，民生、民有、民享构成中国教育史教材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大多数，人文、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知识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多途并进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需要寻求新的研究范式，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体系。 中国教育史教材承担着传承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知识、揭示中国历史上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变迁的职责，承载着为建构和谐社会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的重担。但是，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已有的中国教育史教材主要涉及制度化的教育内容，这种制度化教育的研究取向不仅远离民生，而且与终身学习和学习化社会理念存在较大距离，从而难以满足和谐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要求。因此，本文欲对教育发展历史进行系统考察并对已有教育史教材进行批判性解读的同时，对此做出初步探讨。 一、民生、民有、民享：教育的本真 从源头考察，原初形态的教育是在生产生活中、通过生产生活和为了生产生活而展开。所谓有巢氏“教民巢居”，燧人氏钻燧取火“教民以烹饪”，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神农氏“教民艺五谷”、“作方书以疗民疾”，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而天下无皴瘃之患。”。初民追求知识不是为了捞取资本，不是为了个人利益和其他一味追求的目的，而是为了生活。所以，原初教育是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是有关民生并为民众所拥有和民众所享用的教育。而且，只要人类还在继续，这种教育就将继续。中国教育史教材在述及教育的起源时，对这种教育做出周全论证。但是，在随后的描述中，这种有关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逐渐退出研究者的视野，也消失在教材之中。 先民活动范围的扩大，知识、技能不断积累，教育的目的、内容、方式与途径逐渐多样，并出现专门教育机构，制度化教育开始形成。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被看作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专门教育机构只是教育的一种形式，而且与社会生活的距离日益加大，此其一；其二，学校教育脱离原有轨道，成为部分人独享的部门；其三，学校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对民众实施统治的工具。所以，专门教育机构的出现既是教育发展的表现，又是教育异化的形态。作为私学开拓者和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曾言及：“若稼与圃，吾不如老农”，并斥责学“稼”与“圃”的弟子樊迟为“小人”，透出儒学创始人对农人的认识、态度以及与农人的分野。孔子的言论深刻影响了儒家教育的走向，也影响到今日学者对中国教育史教材的编写。然而，若将研究视角仅聚焦于非民生之教育，显然难以反映中国古代教育历史发展的主要面貌。 未来社会发展方向是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和谐教育首先是民生、民有、民享的教育。在学习型社会、和谐社会中，学校不可垄断教育，和谐教育并非制度化教育一枝独秀，“教育正在越出历史悠久的传统教育所规定的界限。它正逐渐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扩展到它的真正领域——整个人的各个方面。 二、普通民众：教育的大多数 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分工出现，社会分工又引起社会阶层的产生。《管子》一书已有“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划分。然而，已有教育史教材在讨论中国古代教育时，基本集中在“士”阶层。“士”对中国古代文明进步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劳心者”，“士”创造了丰富而灿烂的古代思想文化；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绝非限于思想及典章制度，还有大量的可视、可触摸的物质化的文明成果；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也并非仅由“士”所推动，还有大批从事实践活动的普通民众。否则，这些物质化的文明成果的诞生是令人疑惑的。士农工商从事行业、行为方式不同，但未必不操守相同之“道”。王守仁曾言：“古之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艺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 所以。农工商三民是不容忽视的教育对象，他们的教育构成中国古代教育主要的也是真实的场景。当农工商三个主要的社会阶层被排斥在教育视野之外时，其教育情况在教材中基本缺位，结果使得学习者难以知晓中国古代社会农工商三业是如何发展的?这三业的发展是否需要从业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能力和精神品质?如果需要又是如何获得和形成的? 同时，就“士”而言，也不限于儒家之“士”。除先秦“百家争鸣”出现各种学术流派之“士”外，后世中国“士”阶层主要由“儒”、“释”、“道”三家所构成。儒家之“士”是主流，但社会历史不是仅靠主流所构成；没有支流的撞击与融合，主流可能走向僵化、封闭进而趋于消亡。而儒家之士是否构成主流似乎仍有问题，否则鲁迅不会轻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科学史家李约瑟正是从道家道教史料中收集到大量中国科技史资料，撰成为其带来巨大声誉、也为世界和中国人认识中国科技历史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由于教育史教材将作为多数民众享用的教育排斥在内容之外，导致学习者难以知晓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是否起作用?起何种作用而又何以能起作用?其一生中是否接受教育?如果接受，是何种教育又是如何接受的?由于缺乏相关介绍，对其中出现的问题及其积累的经验更是无从谈起。而作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在教材中缺位，会使学习者对教育历史做出片面判断。 三、科学技术与经营管理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 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周礼·考工记》已对先秦时期的社会分工做出描述，指出“攻木之工”、“攻金之工”等三十个工种，其中涉及力学、声学、应用数学、天文学、合金与印染技术和标准化管理等等，并对具体操作规程做出描述。隋唐时期科技教育更为规范，《旧唐史志》“二十四·卷四”记载：隋大业五年，设“监之职，掌供百工伎巧之事，……庀其工徒，谨其缮作。”《新唐书·百官三》对技术教育做出如下描述：“钿镂之工，教以四年，车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稍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牟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伎，四季以令丞试之，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可见，中国古代不仅有先进的技术，而且形成规范、大规模的技术传承与考评制度。没有精湛的技术和高超的技艺，中国古代工艺精美的手工艺品和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的出现是难以理解的，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在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系统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并在3到l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科学救国者任鸿隽对李约瑟研究的出发点做出描述：“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美国人罗伯特·K·G·坦普尔在李约瑟研究基础上指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自中国”。为什么这些却鲜为人知?罗伯特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罗伯特对中国人“失忆”的鞭策是深刻的。作为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恢复学习者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的“记忆”。 如果说科技教育在中国教育史教材所占比重较少的话，商业教育则基本缺失。但是，手工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商业的发展，“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分离。”中国商业史研究指出中国商业不仅出现较早，而且相当发达。商代有了商业阶层，先秦时期商业相当繁荣，并形成“世业”。尽管从管子时代就开始将农商对立——重农抑商——到汉武帝时形成制度，但作为社会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商业不仅在中国社会历史中一直存在，而且相当发达。经商本身是一种教育，“经商是一种最艰苦而且实用的教育，比任何专科学校、大学院系的教育更难学习。”屏经商也需要相应的经营管理知识与技能，需要教育，“不有智识，将不足以言商。”这种语辞虽然出自近代商人之口，但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四、多途并进：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 人的需求的多样化与生活的多样性，决定了多途径的教育发展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行知指出：生活即教育。是生活便是教育。过什么样的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多途径不是要求教育史教材将所有的生活活动中的教育都纳入教材之中，但是，作为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主要教育活动则必需予以关注。 就农业教育而言，中国古代形成政府教化与民间传承两轨并行的方式。“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诸如农作物分类、选种、栽培、耕作、田间管理、园圃管理、施肥、渔猎和畜牧等等技术、原理与方法，以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发明、使用和改进技术，农产品的加工技术等等。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技术传授内容与方式也不断变化，从刀耕火种到耜耕技术，并出现专门的农业教育机构。《周礼·大司徒》记载了十二项教民生产的职事：“一日稼穑，二日树艺，三日作伐，四日阜藩，五日饬材，六曰通财，七日化材，八日敛材，九日生材，十日学艺，十一日世事，十二日服事。”由此，农业教育呈现出官方教化和民间技术传承并行的两轨方式。“这些知识主要保存在农民群众的生产实践中，它也比较突出地反映在我国古代农学著作及有关文献里。”对农业教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我们的前人经过怎样的努力，才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 农业如此，手工业亦如此。中国古代不仅形成官办机构与民间手工业行会培养技术人才的双轨机制，而且规模不容忽视。《大唐六典》卷七对《新唐书·百官三》官办纺织机构教育活动注释时指出：“少府监匠19850人，将作监匠(指工徒)15000人，放出诸州，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宋代时期，已经形成比较严格、规范的教育评价机制，如《宋史》“卷一六五，志一百一十八”记载：“凡利器以法式授工徒，……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给材，句会其数以考程课，而输于武库，委遣官诣所隶检察。”可见，此种教育不仅规模庞大，而且要求极高，但都不是在学校中进行的。同期，民间的工艺技术传承多在民问手工业作坊以学徒的方式来进行。 与农业、手工业的双轨教育不同，有关商业的经营管理知识基本发生在民间的相应活动之中。“中国素来以农立国，向以工商二业为下等阶级。其于商人训练之法，以收集学徒为唯一门径。故商业教育，遂不为士林所论列。不为“士林所论列”的学徒教育只发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之中。有论者将盛行于唐代的行会中的学徒训练称为“我国商业教育之嚆矢。”近代以来，行会组织更加严密，学徒教育也更为规范。对学徒年龄、定额、修业年限、培养方式等等做出详细规定，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方式。如“学习期内，凡一切商业上事，均由经理人随时教授，其有号规完全者，朝学洒扫，应对进退，及供号内杂役，夕学书计，及本业内伎艺。”近代中国学徒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学徒教育仍然广泛存在，“学徒制度在今日我国之商界中，尤为一非常流行之商业教育制度，在夕则足以代表商业教育之全部。凡一商店，不论大小，无不有学徒，斯无不行徒弟制度也。”1㈣’学徒制对中国商业教育发展与商业人才培养的作用不容忽视。近代中国出现大批诸如严信厚、徐润、李平书、荣德生等等，活跃于l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徒实业家。 近代以来，作为培养技术人才的企业内教育机构同样不容忽视。近代中国教育起步时即与企业有密切联系，在官办工厂、企业附设学堂的同时，一些民营企业也出现专门的教育设施，并演化多种形态，如学徒培养、练习生所、养成工训练所、企业内学校(包括职工学校和子弟学校、企业内专科学校)、企业内研究机构等等，甚至出现“工厂化学校”、“学校化工厂”的上海康元制罐厂。1929年《工厂法》颁行后，要求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设立相应的教育机构，使得企业内教育开始制度化；随后教育部会同实业部出台《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对企业内教育做出详细规定，各地出台的补充规定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相当的操作性，成为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教育活动。企业内教育的价值不容忽视，正如日本学者细谷俊夫所言：“我们历来都是只从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这一面来看企业内教育，往往会轻视与这种教育制度化不同类型的教育和训练。如果改变一下看法的话，这种在企业内展开的、以生产为目的的教育和训练，有时会远远地比在大学里所进行的教育有力得多。” 五、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策略 教育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以，“教育之历史，非仅探索、列举真的事实，乃力求相互之关系及其与社会生活他项要素之相依处；且关于各个特殊的发达之非孤立的，乃关联于全社会生活，受时代趋势之影响，而为思想的大潮流中之一现象也。”中国教育史教材需要比较全面地展示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面貌以及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间的关系。为此，我们提出未来中国教育史教材建构的构想： (一)贴近生活，走向真实。生活中蕴含着教育，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才显真实，只有贴近生活才能发现。这首先需要基于中国社会历史现实，将与社会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与途径纳入研究视野，尤其是与农工商有关的科技知识和经营管理知识以及传授方式、人才培养途径纳入教材之中，全面真实反映发生在主要生活场域中的教育活动，深入揭示教育与生活、生产的关系，为理解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而为建构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理论打下基础。全面梳理中国教育发展演变历史以及中国教育与个人、社会关系之历史，真实展现中国教育发展历史场景，系统总结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建构符合历史的、属于中国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因为，在教育学科群中，只有中国教育史拥有这种条件与优势。 (二)走出主流，走向多元。其意指：一、针对教育思想，突破儒家范畴；二、针对教育机构，突破学校教育。将学校教育当作教育的全部，会忽视甚至“压制”学校以外的教育现象、形式和机构，不仅难以为学校教育改进提供思想资源、借鉴经验，而且会使学校教育承担其不应承担也承担不了的责任，进而背上沉重包袱，自身陷于发展困境。就主流而言，相对于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相对于儒家有反儒和非儒，相对于强势有弱势，相对于知识精英有草根阶层，相对于男性父权有女性观点，相对于正统有非正统，相对于政府有民间。也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所谓主流，都有某一个边缘存在，时刻伴随并挑战“主流”。一个“士”人、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个商人分别在回答什么是中国教育时，可能都会有不同答案，并距离“主流”很远，如此一来，中国教育史变得极为复杂，但是比较接近真相。未来的中国教育史教材有必要走向开放，走向多元，从而走向真实。 (三)走出学校教育理论视野，走向生活教育现实。学校教育理论在教育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系统建构中国学校教育史理论体系起到积极作用。但是，教育不是起源于学校，而是相反；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一种，而非全部。用后来建构的学校教育理论规范历史上丰富复杂的教育现象，显然非其能力所及。尤其是我国学校教育理论不是产生于本土，而是学习域外的结果。钟启权教授指出：“新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充分学习苏联教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由此所形成的教育学体系明显地带有‘凯洛夫’的印痕。……它不仅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模式构筑中国教育理论的大厦，而且也使人们习惯于用‘凯洛夫式’的目光审视几乎所有外来的思想和理论，并以此为准则改造那些试图接受的思想和理论。”凯洛夫教育学同样被应用于中国教育史理论体系的建构，以至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所编写的中国教育史教材，将传授书本知识和道德陶冶的正规教育机构以外的教育现象基本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所以，未来的教育史教材需要走出学校教育理论的视野，走近生活教育的现实。 (四)走出单学科分析，走向多学科综合。教育是生活活动，生活活动从来都是综合的，生活中的问题也是综合的，没有生活问题是靠一个学科的知识即可得到有效解决。历史人物经历的复杂性和关注对象的复杂性以及历史事件的综合性需要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是时展的要求，而且是研究对象的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这样我们需要的知识就更多，所以不得不推进到同教育有联系的社会各个方面去，即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把它同其它有关部分都联系起来，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 “这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教育史研究需要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对教育发展史做出较为周全的、具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并以这种方式培养后备力量，使学生形成较为综合、合理的知识结构，为其步入社会、从事未来工作打下基础。 中国教育论文:浅谈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近况述评——对六年来《教育史研究》相关论文的量化分析 论文关键词：中国教育史　研究近况　相关论文　量化分析 论文摘要：以我国《教育史研究》杂志6年刊发的中国教育史类论文为研究对象，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刊载论文作者的单位及地区分布概况等进行分项统计，展示了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并从这一角度探讨了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来发展的基本动向。 《教育史研究》从1989年发行创刊至今己出版6o余期，共发表中外教育史研究论文及其他文章1000多篇，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份教育史学术研究刊物。其发表的文章既有教育理论的探讨，又有教育制度的分析；既有对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剖析，又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比较；既有类似章句考证的微观研究，又有通史性的宏观鉴赏，研究题材十分广泛。作为一份由国家教育部主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并由全国教育史学会发行的全国性核心期刊，它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在我国中国教育史领域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该季刊中有关中国教育史的论文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梳理出我国当前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把握中国教育史学科6年发展的基本动向。 一、分析对象与方法说明 我们从1999—2004年刊登在《教育史研究》的论文中，选出所有中国教育史领域的研究论文，就这些论文的数量、选题分布状况、刊载论文作者单位及地区分布、论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献情况进行分项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被统计和分析的论文时间跨度为6年，共含24期杂志。采用的方法主要为统计与分析。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一)论文的刊载数量 自1999至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发刊24期，517篇。其中关于中国教育史方面的文章达385篇，平均每期16篇。 由上表可知，6年来，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论文在总论文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其比例数在63.7%到84.6%间波动，反映出在教育史研究中，中国教育史始终是我国学者的主要领域。在2004年的前5年中，大致成比例数逐年下降的局面，反映出在这5年中，中国教育史至少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出现相对的轻微的滑坡。2004年有较大的回升，升幅达8个百分点，但仍没有达到最初两年中的80%以上的水平。 (二)论文选题的内容分布 《教育史研究》六年中发表的385篇中国教育史论文选题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为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教育制度与实践、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书序、著作评述、读后感以及对教育史学科著作的分析评论等多个领域。 具体情况如下: 1、教育思想家及其思想 5年内，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家的论文共计122篇。古代部分主要涉及孔子、老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董仲舒、张载、陈亮、朱熹、张容、经元善、徐光启、张之洞、颜之推等;近现代部分主要涉及陶行知、雷沛鸿、晏阳初、陈鹤琴、严复、黄炎培、鲁迅、蔡元培、张伯等、陈嘉庚、孙中山、叶圣陶、、陈独秀、郁达夫、、、杨贤江、邓小平等。其中古代部分涉及最多的是孔子及其教育思想，包括探讨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启发式”教育方法、学习方法、孔子对中国文化及教育的影响等等。近、现代史方面研究较多的教育家是杨贤江，包括对他的“道德、人生、理想”教育思想以及“青年闲暇指导思想”等等的研究。有一部分研究侧重于对人物思想的比较，如《雷沛鸿与晏阳初教育思想之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等等。 2、教育制度与实践 教育政策与制度的研究向来是教育史学科的重点领域之一，这一态势也直接反映在《教育史研究》中。1999——2004年(教育史研究》共刊登相关的研究论文136篇之多。涉及的领域包括:启蒙教育、官学教育、社学、家学、私学教育、中小学语文、数学、体育、美育、德育教育、女子教育、教师教育、成人教育、函授教育、公民教育、平民教育、开明士绅教育、教会教育、素质教育、留学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农村教育等。除此之外，还包括了介绍教育家亲自参与教育改革、教育实践活动的文章。教育政策制度与实践的研究已经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力度与广度。2篇以上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如下: 论文篇数达2篇以上的教育类别。 3、地区教育综评 《教育史研究》中国教育史部分的研究中，对地区教育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对其它类别诸如女子教育、启蒙教育、教会教育以及私学教育等的重视程度。由于地区教育研究中包含了个别著名教育思想家在此做出的卓越贡献、某一地区的教育制度与教育实践活动、以及地区教育史学史研究等等。所以，对地区教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点，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面多棱镜，可以透过它折射出社会不同层面的教育现状，教育发展历程和弊端。 地区教育研究分布情况： 4、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 继1999年《教育史研究》中“教育史学理论”板块出现后，2000年又增添了新栏目，即“教育史学史研究”。到了2004年，又将这两个栏目合并为“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为该学科的反思和建设开辟了空间。 5、著作评介、读后感 《教育史研究》中不仅发表诸多对《师说》、《三字经》、《学记》、《中国教育哲学史》、《道家道教教育研究》等教学名著的评论，而且也刊载了不少对文学名著所隐含的教育思想的评论。如陆修静《洞玄灵宝五感文》的教学思想《无上内秘真藏经》的学习思想、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看先秦黄老道家教育思想等等。《教育史研究》中除了对教育著作的评介以外，还包含了读后感的文章。如:对学生进行外语教育的好材料—《外语教育往事谈》读后感、《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读后感等等。 6、书序 书序方面有《中国书院史资料》序、《元代书院研究》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专题史研究》丛书序等等。 书序的发表情况如下: 7、教育史学术年会会议综述、会议发言、摘要及教育大事记 两年一度召开的全国教育学学术年会教育史分会，是一段时间以来教育史学科在整个教育学领域中的巨大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做出科学的总结和客观的评价，它也是《教育史研究》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摘要、会议发言和会议综述、教育大事记的刊载为进一步拓展教育史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丰富、详实的考证资料，同时有助于读者获取第一手的教育研究成果报告。6年来，《教育史研究》共发表了各大教育史学术年会的会议综述共10篇，会议发言和纪要5篇，教育大事记1篇。 (三)论文选题的时间段分布 就研究时间而言，在古代、近代、近现代、现代四个时间段中以古代、现代的教育史为研究重点。 其中现代史部分最多，共168篇。而且近现代史部分主要侧重于研究清朝末年、新民民主时期以及建国初期的教育家、教育思想与教育运动等。 论文选题时间的分布情况: (四)研究机构的地区分布 作者研究机构分布较广，大部分来自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如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华南师大、山东师大、首都师大、重庆师大、河北师大、云南师大、福建师大、湖南师大、浙江师大、山西师大、广西师大等;也有来自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深圳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大学等。此外，各类研究教育机构，如中央教科所、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学院高教研究室等也发表了相关论文。 鉴于《教育史研究》作者所在研究机构分布过于分散，这里仅列出1999年至2004年的部分发刊率排名靠前的研究机构名单，并对它们所发表的论文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主要研究机构分布的情况: 三、结语 从上述《教育史研究》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教育史研究范围主题分布较为宽广，其中对教育思想家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最为集中，这部分研究的论文数占到了中国教育史全部论文数的33％，教育制度与实践仅次之，占32％，其中，留学教育、教师教育的选题较多，而学科教育题材一枝独秀，是这类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从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时限上看，近代略多于古代，对现代史的研究最为丰富，几乎相当于古代、近代和近现代的总和。教育史学理论和教育史学史研究的逐步增多反映了中国教育史学科自我反省意识的不断加强。从论文作者的地域分布，撇除《教育史研究》杂志社的地域因素，重点师范院校的在该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多于地方院校。中国教育史虽然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学科，但在日益注重实践和应用研究的今天，其生存和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仅对6年来《中国教育史》杂志的发表的论文做一统计分析，以期为这门学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现状判断。 中国教育论文:试论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 在中国的发展中，什么问题最刻不容缓？不是奥运会，不是磁悬浮，而是教育。教育决定的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素质，教育出了问题，影响的是国家的根本和元气。 而中国教育产业化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带来的是教育的虚假繁荣和教育上的严重的两极分化。 随着高等教育收费的快速上涨，中等、初等教育的收费也在快速跟进，教育支出在许多普通工人农民家庭的总支出中占到了一半以上。 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初承诺的奖学金、助学金在高额学费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助学贷款在还贷违约严重的情况下已被大多数银行叫停。相当一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子女和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子女事实上被剥夺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我们看到辍学率在许多农村地区出现回升，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仿佛大学生严重过剩了。辍学率的上升和高昂的学费以及大学生大量失业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联合国官员早在2003年曾对中国的教育状况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公共教育经费最低的国家之一，而且在教育问题上还歧视贫困人口，向他们收取他们无力承担的高额学费。中国人均教育开支之少，在全世界居倒数几位，甚至还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所以在教育问题上，国家和政府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要有紧迫感。在教育问题上的不作为是一种严重的失职，因为贻误的时机是追不回来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希望回归以前的国家全包的高等教育体制似乎是不现实的，所以当前的关键是想办法让大多数人能够上得起学，不仅能享受义务教育，而且能够享受到高等教育。那种以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而事实上剥夺广大工人农民子女受高等教育权利的说法是一种权贵主义的看法，坚决反对中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全部面向只占人口一小部分的中高收入家庭。 随着国家对义务教育支持力度的加大，我们有望看到免费义务教育，而高等教育上方面还没有明显的进展，我认为通过成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唐僧长赘肉 中国的外汇储备近年以火箭式的速度向上蹿升。2004年一年内净涨2067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之前国家全部的外汇储备。今年截止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7110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010亿美元，到年底中国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 钱多了也咬手，中国外汇储备过高也带来了明显的压力和风险。压力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摩擦增多、外汇占款带来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以及对外汇储备管理收益水平低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等，而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储备货币贬值的风险：很显然，如果我们所持有的某种储备货币大幅贬值，肯定会降低该种储备资产的购买力，我国必然遭受损失。这需要外汇储备管理部门对外汇储备的的结构进行及时调整，根据对各种储备货币走势的科学预测进行预防性操作，买进汇率看涨的货币，而抛出可能大幅度贬值的货币。 2. 人民币升值带来的风险：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外汇储备贬值，人民币升值多少，外汇储备就相应地贬值多少。一国货币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跟进性升值在当前的世界环境中几乎没有可能，况且世界上几乎没有实行盯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的国家，所以人民币升值将是针对所有外国货币的普遍性升值，只不过对不同的外币的升值幅度有微小的差异而已。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国持有的外汇储备越多，损失的购买力就多大。 3. 战争中外汇储备被冻结的风险。从外汇储备的形式看，我国多数是以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形式持有。这些资产在某种程度上是虚拟的资产，其价值维系于正常的国际信用和政治关系。而一旦两个国家政治关系紧张，处于战争状态，那么相互冻结双方在本国的资产是再常见不过的行动了。一旦外汇储备来不及转化为外币现钞或本币就被敌对国家冻结，持有的外国债券、股票等凭证可能就是废纸一堆，那中国多年来辛辛苦苦积累的外汇储备可能就血本无归了。 所以面对快速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消耗也是国家回避风险、减轻压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外汇储备近两年来几乎成了唐僧肉，特别是一些国有银行迫切希望得到外汇注资以求长生不老。其实如果唐僧长赘肉成了累赘，也不是不可以割下一些补贴某些重要的机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我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盈余积累，是一国货币当局可以用于支付国际收支逆差、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以外币表示的金融资产，其所有权和支配权属于国家，国家有权力把认为过多的外汇储备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 用外汇储备给其他机构注资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不要把“唐僧”本身弄死弄残了。外汇储备本身担负着重要的职责，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和稳定汇率等，动用的外汇储备应该是认为富余的部分，不会影响外汇储备本身职能的正常履行。第二，注资的对象和规模一定要有所选择，最好用于对全国人民利益相关的重要领域，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不是用于竞争性的领域和短期性项目，并且其决策最好由全国人大审议和批准，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在这方面，我认为用外汇储备设立政策性的“中国教育银行”是最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是由教育的重要性和现状决定的，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压力和风险，在法律和产权方面也不存在障碍，而在民意方面估计也不会有太多的反对，这方面可以进行民意调查求证。 以外汇储备设立“中国教育银行”的方案设计 本文所建议的“中国教育银行”将突出以下特色： 首先是政策性银行，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 作为政策性银行，教育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入的外汇资金和后续的财政资金，服务于国家的“以人为本”的战略目标，体现国家的教育强国战略，不以盈利为目的，而通过以贷款的方式帮助最可能多的大学生完成高等教育为目的，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其次，突出对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管理，力争同时塑造成为“中国信用银行”。 通过外汇储备注资设立的教育银行也是有资金成本的，要讲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要力争避免重蹈商业助学贷款这些年出现的违约严重的覆辙，使得教育银行的资金可以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滚动壮大，支撑越来越多的人享受高等教育。为此，要加强对接受助学贷款的信用管理，把违约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教育银行在贷款的同时，可以为每个申请贷款的学生设立信用档案，以身份证号码为用户名和密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互联网查询该学生的助学贷款偿还情况，同时国家以法规的形式要求企业在教育银行设立以后录用大学生的时候，查询该学生的还贷情况，如果有欠款，在用工合同中应添加代扣助学贷款的条款，同时向教育银行上报所录用的所有学生的身份证号码。教育银行可以委托税务机关定期检查，发现有不上报本单位员工身份证号码的行为和不签订偿还助学贷款条款并按期代扣代交的单位，则对该单位进行处罚，并负连带还款责任。凡是有工商登记的企业，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工商户等都纳入该信用管理体系。这样只要该学生在国内工作，有收入，就要还款，除非他自愿失业10到20年，而这种情况不太可能。 第三，同时开展政策性业务和一般商业贷款业务，后者为前者服务。 教育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为了提高收益水平，也可以把适当比例的资金，比如40%，用于正常的商业贷款，以提高收益水平，但是其运作应以安全性为主要考虑，主要贷放给信用好的优质客户，以保证能按时收回本金，同时带来一定的收益，以保证教育基金的流入流出平衡，或者流入大于流出。但是要以助学信贷为主要业务，商业业务只是补充，在保证助学贷款计划顺利完成的基础上，适当开展商业贷款业务。 第四，一次性注资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形成相当规模的存量资本。 对于设立“中国教育银行”需要动用的外汇储备的规模，我认为可以一次性投入500亿美元，以形成相当的存量水平。这些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数十亿元人民币，附加有各种苛刻的条件，想贷的人贷不到，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在国家教育银行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其覆盖范围也可以扩大到中等教育贷款和职业教育贷款，并可以适当地支持贫困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根据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增长的势头，今年全年净增的外汇储备金额仍有可能突破2000亿美元，所以拿出500亿美元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但是这500亿美元相当于4000多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即使只动用一半来进行助学信贷，其资金量是非常充裕的，可以对所有高校中的需要贷款的贫困大学生实现全覆盖。 第五，保持稳定的流量，一方面靠自身的业务收益，另一方面要有财政稳定长期的支持。 教育银行的资金相当于是一种教育基金，作为造福子孙后代的重要基金，理想的情况是该基金可以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发展壮大。但作为政策性的银行，尽管有商业性业务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助学贷款利率低，管理复杂，坏账率仍会相对较高，其整体收益水平会比较低，在某些时期有可能出现资金总量下降的趋势。随着对助学贷款需求的增加，要求国家在必要的时候通过财政给予支持，保持适当流量的财政资金长期稳定地注入，保持教育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为提高全国人民的整体素质发挥长期的基础性作用。 第六，突出助学贷款的长期性和利率的优惠性，弱化贷款的附加条件。 我觉得一方面要延长贷款还贷的时间期限，比如大学生和研究生每个人可以贷款3~10万元，分10年，最迟不超过20年还清。贷款的利率要低，利息收入原则上能弥补管理费用和抵消正常的坏账即可。贷款要弱化各种限制条件，比如要求有他人担保等条件。教育权是一种基本的人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发展教育中都遵循美国总统杰费逊的著名教育理念：衡量教育是否造福于社会，主要不是看它造就了多少杰出人物，而是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必要的教育。教育的基本作用，应该是使所有的社会成员能站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得到一个平等的机会。而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使得部分社会成员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在未成年前就被摒弃于竞争圈外，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既然是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造成了这种不平衡，那么通过设立的教育银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场化的方法来矫正这种不平衡。 最后，要重视对“中国教育银行”自身的管理和监督。 国家教育银行的管理层作为者，可能会犯和所有国有企业管理层相同的错误，即道德风险、内部人控制、贪污腐败，这就需要加强监督。无论是教育银行自身成立投资管理团队，还是把一部分资金委托给其他机构代为投资管理，政府或者人大都应该委托会计、审计和律师事务所等机构对教育银行本身和委托投资机构进行财务、法律方面的监督审核，一旦查出违法违规操作，对其重罚，用追缴的违规资金或者罚金部分对发现问题的监督机构实行重奖。比如揭发出一个贪污犯，可以把追缴回来的非法所得的一半奖励举报人，这样虽然也会造成一定的财富流失，但终究能追回一部分，比全部落入贪污犯手中要好得多，相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让贪污者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教育论文: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中国教育制度的变迁方向 中国教育制度（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必然发生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即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教育与培训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理由如下： 第一，国家的主导作用具有必要性。在中国，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三位主体，具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追求和目标函数。由这三位主体构成的“国家”，内部交易成本较低、工作效率较高，功能强大，控制和主导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是在国家的完全控制、指导、调节下发生的。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工程的一部分，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下，才可能顺利实现。违背或不顺应国家意志的制度创新活动，现期内，至多是短期内，可能会有“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收益，但用不了多久，创新的边际成本就会高于边际收益，因而不可能持久。 第二，经济和社会制度创新的方向具有决定作用。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是社会系统中具有开放性的子系统，主要功能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变迁。变迁过程遵循一定的内在规律，但变迁方向主要决定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国家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发生市场化方向的变迁。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不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得到全面应用，而且广泛作用于教育与培训、科学研究、技术创造、医疗保健、文化繁荣、社会保障、非营利部门和组织管理等多个方面。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过程已经开始，竞争机制和价格制度正在教育与培训领域逐步实施。 第三，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历史性。在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主要起源于宗教和非宗教民间组织和个人发起的教育活动。目前，在欧洲和美国、日本等地，非公立教育十分发达，著名高等学府的举办者多数是民间法人而非政府。非公立教育制度的变迁会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但主要取决于民间举办者的决策。与西方国家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不同，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发展。自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创办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出现了由教会等民间组织和个人举办的私立教育机构，但从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处于支配地位的始终是国立教育。 第四，国家与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关系具有现实性。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教育基本上处于国有国营状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非公立教育有所发展，但公立教育仍然是全国教育制度的绝对主体。国有教育与培训制度的创新，自然必须由所有者主导和参与。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进行的全部教育制度创新活动，无一不是在国家主导下发生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中国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变迁，只有通过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够实现。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方向具有一致性。人力资本生产制度发生国家主导下的市场化变迁，意味着国家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改造现存教育与培训制度，以达到优化国有人力资本生产资源（教育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化人力资本产出的目的。 中国教育论文:关于带领中青年教师共同研究中国教育史 [论文摘要]我退休十年来，参与承担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并出版四本著作。研究历代教育业绩，具有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价值，也具有现实价值。 [论文关键词]退休；参与；研究项目；心得 退休是人生历程的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退休似乎有两种形式或含义：一是彻底地退，一退到底，退了后，原职场范围内的事一概不过问，这叫“裸退”；一是从职场上退下来，仍利用自己未竭的资源条件和余热，再放异彩，这叫“半裸退”。如同青年时期人各有志一样，退体之后也是人各有志。有的人可以随性自在地安排每天的活动，或琴棋书画，或垂钓旅游，充分享受自己的人生和家庭温馨；有的人可根据身体情况和兴趣爱好，干点力所能及、有益于社会和身心健康的事儿，因人而异，不必强求。 我退休十年来，除继续给本科生和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讲授中国教育史和程朱理学的教育思想，给校内外的研究生评审博士、硕士论文，参与研究生毕业答辩等工作外，还有幸承担和主持三项国家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即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中的《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中原文化大典》中的《中原教育典》和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南宋史研究丛书》中的《南宋教育史》；完成并出版了《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苗春德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官学选士》(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牛梦琪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私学书院》(苗春德、赵国祥、高培华主编，赵国权分卷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4月)、《南宋教育史》(苗春德、赵国权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等四本专著。 上述著作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色如下： 关于《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二十世纪上半叶风靡中华大地的“乡村教育”思潮和实验运动，由于时代和政治等诸多原因，解放后一直被视为禁区，其事迹和资料被尘封多年。本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指导下，从宏观方面对这一运动产生的原因、发展轨迹、经验教训、历史地位以及对当前“三农”问题的启示进行了综合分析，并通过对著名乡村教育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个案研究，论述了乡村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和个性特色。全书在吸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发了作者的新见解、新观点，是目前研究这一领域中的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关于《中原文化大典·教育典》：本书是对上自远古下迄清末中原大地丰厚和珍贵的教育遗产和资源进行挖掘、梳理和全面整合，向世人展示中原教育的规模和业绩。由于本书规模较大，我们将其分为《官学·选士》、《私学·书院》和《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册来阐述。这是因为这种大专题所涵盖的内容既相对独立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例如由官府设立的官学，通常通过“学而优则仕”与国家的选士制度紧密相连；私学与书院性质相近，与选士制度有所疏离，相对独立；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社会是人类从自然人到社会人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种以横分竖写、纵横结合的大专题形式来叙述教育发展过程与演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毛礼锐教授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就采用过。这种专题形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以大专题为标题，按时间顺序讲一件事情的发展变化，并论述其变化的原因和得失所在，更便于读者阅读，更容易发现其演变规律。当然，这种体裁也有缺点，即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发生的各种教育事实，不在一起讲；而分别讲各个教育事实时，又都要联系同一历史时代和背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背景上作重复的叙述由于时间紧迫，再加上我们的学养和水平有限，这次只出版了前两册。 关于《南宋教育史》：本书是试图对南宋时代的教育作一全方位的考察和梳理。《南宋教育史》共分七章，其基本思路是从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人手，把南宋教育置于中国十二世纪经济、政治、文化南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将南宋教育定位于中国古代文化下移或转折中来认识，从而彰显出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具体来说，它对教育制度的研究着力较多，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也予以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对理学思想的形成并最终占居主流地位和爱国思想的凸显及其产生的原因，也予以适当的探讨。这些，在本书中都得到了较充分、新颖的阐释。研究和展现我国历代教育业绩，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对推动当前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发展我国软实力，促进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意义。几年来，通过与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共同研究和编书的经历，我有如下心得感受： 首先，这是时代使然。中国历来有“盛世编史修典”的优良传统。无论是《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还是《中原文化大典》、《南宋史研究丛书》，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策划、实施过程。以《中原文化大典》而论，“它创意于‘八五’，策划、论证于‘九五’，设计、实施于‘十五’，完成于‘十一五’。”前后历时差不多二十年。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春风驱散了著书、出书的阴霾，打开了学人的文化襟怀和眼界提升了学人、出版人和有识见的领导人的时代责任意识和文化使命意识，为编史修典提供了学术平台组织条件和物质条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的时代，就不可能有这些丛书、套书的创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这些累累问世的成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离不开一个研究团队。一部丛书或套书，少则几本，多则十几本、几十本。这都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再加上时间限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而需要组成一个临时的专业团队，多学科协同作战，联合攻关。具体到教育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中原教育典》这样贯通古今、大型地域性教育史专著，仅主编和分卷主编就有六人之多，参与资料搜集和撰稿者有四十多人次。把这样一个既有本校人员，又有外单位人员，且本校人员中既有教科院、教务处、成人教育学院、图书馆等单位的教师、干部以及前后几届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专业的研究生组成一个庞大的临时研究团队，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它不是个专业研究团队，参与者不能脱产，即教师不能停教，干部不能停工，学生不能停学，人人必须在业余和节假日进行研究。所有参与者的认识需要统一和到位，上级的精神需要贯彻和领会，大量的资料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方志中去挖掘、筛选和核实，上百万字的初稿需要去梳理、编织和修剪，共性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界定，主业与副业的扯皮甚至矛盾需要去协调和化解，等等。这一切，无疑增加了研究和推进的难度。尽管在编书过程中大家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但收获和成功的喜悦，也着实令人欣慰。 第三，加深了师生情谊。近年来，对于学校师生关系的诟病屡见报端，这是市场经济在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折射。我们认为，只要教师对学生以诚相待，以身作则，重塑师生亲密关系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编书过程中，有意在这方面作些尝试和引导。参与上述著作的四十余位师生，大部分教师是我的学生，平时因所在单位和工作性质而接触较少；而二十几位研究生的加入，一方面他们是新生力量，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科研新兵，缺乏实战历练和基本功。这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接触频繁，交流较多，一起学习文件，领会精神，商谈认识，一起谈论工作和理想，甚至业务上手把手传、帮，生活上互相关爱，因而师生间充溢着尊师重教、敬师爱生的浓浓情谊。由于频繁的接触、交流和沟通，所以，老中青教师间及其与学生间的情谊，比平时有明显改观和荡漾。 第四，提升了团队成员的业务和研究水平。几年来，通过分工合作查阅资料和编撰，基本上把有关的古籍翻检了一遍，摘录和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按中原官学教育、私学教育、书院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考试和选拔制度、教育人物和文教政策等加以归类和梳理。通过这个完整过程，不仅使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了接触原著的机遇和挑战，学会了查找资料的方法和途径，受到了一次正规和严格的科研历练和实战，为他们今后独立进行研究增强了自信心、期待感和成就感。这是其一。其二，通过这次实战和研究成果，不仅为中青年教师晋职提级创造了条件，也为不少硕士研究生考取博士生创造了机会。 第五，有利于提升学校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参与上述国家重点规划研究工程和项目，不仅为学校争得重大科研支撑，彰显了学校的学术资源和实力，而且随着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行，一定会进一步提升和促进学校在全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教育论文:张元济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探析 论文关键词：张元济；教育救国论；教科书 论文摘要：张元济(1867—1959)是中国近代活跃在我国出版界、教育界的著名教育活动家，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在社会不断进步，教育得到大力发展的今天，正确认识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地位，将有助于出版界正确认识出版对教育的扶助性作用。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清光绪壬辰(1892年)考取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改任刑部主事。张元济于18%年参加，变法失败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不久，南下上海至南洋公学译书院。1902年，商务印书馆，历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张元济选定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的内心写照，在这条理想之路上，张元济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达六十毕生尽瘁文化教育出版事业。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说: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张元济笔者注)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袖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辑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很高深的修养。笔者认为张元济先生不仅是新式出版事业中开辟草莱的人，而且在新式教育事业中也是一位披荆斩棘者。他在近代新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的新式教育事业中，张元济当仁不让是位伟大的教育活动家。他没有骄人的学术巨著传世，但有许多润物细无声的教材滋养着一代代新人;他没有显赫权柄，但他执掌着“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商务印书馆;他没有一本本教育专著传世，但却留下三四百万字的文稿，让我们从中窥探他的教育主张。更可贵的是他身体力行，把自己的思想深植于心田。事业就是标志，在他出版事业的进程中我们可探索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成功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的人格魅力。全面客观地评价张元济先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对于当前我国出版事业为教育服务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将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元济是近代教育救国论的宣传者 清末，中华大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命运，张元济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积极提倡教育救国。 18%年，张元济在与其友汪康年的讨论中论述了维新图存的途径有两个，“此时急务以鼓动人心为第一义，贵报已膺此任。其次即为培植人材”，他认为政治维新并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救亡图存必须从开通风气和培植人才这两方面着手。也就是说张元济将挽救中国的希望寄于教育来培植人才，寄于出版、教育来开通风气。只有在风气大开、人才蔚起的前提下，变法事业才能顺利无阻地推进，国家才有希望。张元济强调教育应充分发挥其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社会功能;换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教育必须为解决“救亡图存”这个时代所提出的最迫切的课题服务。从中国近代思想史、教育史上来看，虽不能说张元济是“教育救国论”的首创者，却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张元济终身是一位坚定不渝的“教育救国论”的提倡者、宣传者、实践者。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时他之所以积极出版严复译西方著作，是因为严复第一次赋予这种在中国近代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以哲学的内涵及方法论上的依据。严复译作中无不闪现着其本人经过哲学和方法论思辨后的“教育救国论”思想，故张元济一直倾力出版严复译作，积极宣传“教育救国论”。如果把翻译、出版一部学术经典之作比喻为建造一座大厦，那么张元济无疑也是一位颇具匠心的“建筑师”。 张元济是近代新教育的推动者 1.出版《最新教科书》为新教育的发展提供蓝本 1901年，清王朝实行所谓的新政，颁布兴学诏书，设立了不少新式学堂，普通教育逐渐兴起，中小学校出现并迅速增多。张元济认为清末新式学堂的出现，只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初见端倪，并不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的近代新教育已经出现。因为在那些所谓的新式学堂，绝大多数所使用的教材无非两种，一是教会所编，目的在于推行宗教，讲授不合我国国情的事。一是当时书坊所卖，不合教育原理，大都胎脱于旧时学塾读物，以儒家经典一统天下，难以适应新式教育的发展，这类教材内容空疏无用，而且形式与结构也极不科学，严重脱离学生实际。张元济认识到新式教育呼唤新式教材，否则新教育将无法落到实处，不过是一句动人的口号而已。因此，编写一套适应当时中国社会情势需要的、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新教材，成了当时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可贵的是当纯教育中人还在坐而论道时，张元济就已立即付之实施，邀友蔡元培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采取个人承包的办法编辑新式教科书。编译所编辑教科书采用合议制，依据发展普通教育，编辑初小和高小的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等教科书，每学期一册，并根据课本另外编写教授法。全套教科书定名为《最新教科书》。这套教材已经涉及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学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成为新教育的课程，如历史、地理、国文、算术等，初步涉及到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从革新课程内容的角度推进了新式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新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蓝本。 1903年发行的《最新教科书》，以合理可行的编写原则为指导，注意到儿童的心理特征，注重直观形象，按学制年限编排，循序渐进，用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而且，这套教科书照顾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传统教材中的封建陈腐及不合时代的东西，注重儿童生活实际、民生日用，讲求新文化，宣扬新的伦理观念。《最新教科书》所体现出的这些编辑方针说明张元济已力图摆脱旧式教育忽视、抹煞对人的理性发展功能的影响，而是把教育视为一种发展人的理性的事业来对待。“只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就应该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在推动新式教育战胜旧式教育的斗争中，张元济为中国近代独立的、科学的、符合教育学原理的教科书的编写指明了方面。从而确立了新教育理念在教科书领域的地位。 2.不断推动教材革新推动新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突变，政权更迭频繁，时代变化迅速，常常是教科书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时代却变幻了。这就逼使张元济必须不断适应这种新的变化，抓住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以适应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推动新教育战胜旧教育，使出版顺应时代、顺应教育的潮流，并适时引领潮流。正如庄俞所说:“学制修改一次，教材跟着变更一次，往往一部还未出全，又要赶编第二部，我馆对于此点向来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商务在推出了第一批近代教材后，根据时代之需陆续推进，即有清末的“最新教科书”、辛亥时期的“共和教科书”、学制改革时期的“新学制教科书”，国民革命时期的“新时代教科书”，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教科书”。 当然，张元济在教科书出版中也有应变不及时的时候。如在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对政治形势的预料不及，没有能够及时预备适合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结果在民初的教科书出版竞争中极为被动，同时也造就了商务印书馆的强劲对手—中华书局的崛起。但张元济领导商务印书馆很快调整出版方针，力求紧跟时代潮流，并在以后的教科书出版中长期处于执手牛耳地位。 面对风云变幻的政局，当纯教育中人还在不断探讨、争论之时，商务已根据学制的变革和国家教育新的方针，适时地调整教材的编写方向。出版了顺应、体现教育潮流的教科书。从而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发展。在旧教育与新教育对垒的关键时刻，能否编辑出版适时适用的教材，不仅成了社会急需，也成了“方兴未艾的近代教育事业能否取胜于旧教育的关键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元济主持编纂的一套套教科书对于近代教育战胜旧教育，对于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扶助作用。不断推陈出新的教科书使近代教科书日臻完备，而教科书完备之时，也就是近代教育形成之日。 另外，张元济先生对学术活动的关注，尤其是对学术活动的资助、对学术成果的及时汇编出版等，加快了前沿知识的传播，对中国近代教育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张元济是新人才的呵护者、培育者 张元济重视人才，广招人才、重用人才，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著名的“育才馆”。张元济是一位慧眼识人才的伯乐。由于张元济海纳百川的胸襟，识才、爱才之心使分属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专家，将多元化的思潮涌人商务，并由商务波及全国，促进中国各领域的学术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的大发展，促进中国科学文化的大发展。此时的商务与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相近，“兼容并包”。商务编译所因此而“成了各方面知识分子汇集的中心”在这个“育才馆”中张元济积极呵护、培育人才，如茅盾由一名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成长为新文学的领头羊;杨贤江由一名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生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先驱者;胡愈之由一名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练习生成长为新中国《光明日报》总编辑、出版总署署长。他们的成长、成才历程离不开张元济先生的倾力提携、大胆提拔。 当今出版界面临的机会与责任与当初张元济先生面临的情况相似。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纲要》的出台意味着过去国家推行“一纲一本”、人教版惟我独尊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开始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鼓励有关机构、出版部门等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组织编写中小学教材，以形成“一纲多本”、学校自主选择的格局。这种格局与张元济先生所面临的新式学堂兴起，给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有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的情形是相似的。当前出版界应认清形势、明确自身职责、抓住机遇认真编写出最能代表新课标的教材，为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国民素质作贡献。故出版界不能仅仅将编写出版新标准教材作为一个商机来对待，而是把其放在提高民族素质、振兴民族教育、落实新课标的高度来从事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正如当年张元济主持编写《最新教科书》的初衷一样，情系教育，而非情系金钱。充分认识到当前正是教育改革深人进行之时，新的教育理念与应试教育的理念正处于胶持阶段，此时编辑出版体现新课标精神的教材尤为重要。 当今出版社首要任务是像张元济先生学习广纳人才，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编写队伍。这支队伍至少应包括三类人:一是，“大师”。出版社应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鼓励像蔡元培、张元济一样的“大师”们参与教科书的编写。二是，有教育实践、懂得教育原理的教师。教科书的编辑队伍中不能没有一线的教师。因为他们最了解儿童与教学，最有发言权。倘若对于什么是“教科书”，什么是“新型的教科书”都不甚了解，即便“资格”再老、“知名度”再高，也是不合格的。三是有持教育出版观的出版家。持教育出版观的编者们是一批急教育之所急，把出版和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出版人。他们以爱国为出发点，以教育与出版为职志，通过办教育，搞出版，不断摸索符合新课标精神的教科书的内在规律，从而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教育革新，把教育与出版融成一体，以出版和教育为两个轮子，开出一条“科教兴国”之路，推动着时代的前进。 中国教育论文: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摘要】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转型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关键词】教育收益率 明瑟收入函数 劳动力市场 收入 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文献回顾，揭示教育与收入、收入分配及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关系。自从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与收入关系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对中国的研究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亦是如此，并有多个视角，而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本文以下的内容首先说明了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然后依次概述了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基本特征、从制度和技术角度对教育收益率估计值的解释、计量方法的改进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与转型期有关的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特点以及教育收益率的变化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最后做了简单的评述。 一、教育个人收益率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教育收益率研究的是教育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教育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教育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首先，教育收益率是评价教育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教育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教育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教育。如通过比较教育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教育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教育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教育。 其次，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教育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教育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教育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最后，研究教育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教育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教育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 Zhou（2001）则认为教育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教育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教育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 earnings 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 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 Gaag, 1987）。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教育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教育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 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教育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教育变量的系数就是教育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不考虑教育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教育年限（S）分成一系列教育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教育的收益率。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2）它代表了教育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 et al, 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 1994; Schultz, 1988; Strauss Thomas, 1995; Card, 1999；赖德胜，2001；Heckman, et al, 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 1994）。 二、中国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基本特征 从所能看到的文献来看，最早的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 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1. 城镇与农村的比较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 Zhao, 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 Meng, 1995; Li Urmanbetova, 2002），最高值为6.4%（Brauw, et al, 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2. 收益递减还是递增？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教育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 1994），即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教育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 et al, 1999; 邵利玲，1994；Xie Hannum, 1996；等）。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教育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 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教育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教育的基础教育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教育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教育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教育的收益率。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教育（高等教育）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教育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教育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3. 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在城镇地区，教育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 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 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此外，城镇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教育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4. 教育收益率的性别差异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 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Zhang 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教育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教育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教育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 Zhao, 2002）。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教育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教育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5. 不同部门的教育收益率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教育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教育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教育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 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 1999; Li Luo, 2002; Zhang Zhao, 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教育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 Dinh, 2002）。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 Dinh, 2002；Appleton, et al. 2002）。对于户口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7. 地区差异 中国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教育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8. 国际比较 中国的教育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教育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对较低的教育收益率的解释：制度因素与生产技术条件 如上述，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教育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 1997）。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近些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教育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教育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 Song（1991）认为较低的教育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教育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教育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 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教育水平与较低教育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教育收益率。 如前述，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 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教育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教育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的这一影响。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教育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教育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教育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教育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教育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教育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教育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教育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教育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教育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教育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Li 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教育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教育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教育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教育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教育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教育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教育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教育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教育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教育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教育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四、计量方法对估算教育收益率的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教育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教育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1. 样本偏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 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教育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 Rozelle, 2002）。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 1996; Gregory Meng, 1995; Ho et al., 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 (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教育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教育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教育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2. 明瑟收入函数的缺点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 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教育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教育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教育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教育的收益率。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教育（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教育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变量（Proxy 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教育、兄弟姐妹的教育等。 3. 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教育程度低的人比教育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教育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教育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教育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教育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教育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教育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教育程度的个体，教育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4. 研究结果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教育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教育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教育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 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教育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教育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教育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 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教育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此外，为了考察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教育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 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教育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教育的收益率。 Li 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教育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然而，在Li 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教育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教育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率 从事经济转型与教育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教育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在教育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 Logan, 1996）。Xie Hannum（1996）以及Zhao 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假设1：在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更直接有利于“直接生产者而不是再分配者”，生产力高的人将得到更高的回报，而教育是生产力最好的指标之一，这样，经济转型将提高教育的回报率。 假设2：市场转型理论预言，象政治资本等这些非市场因素相对于人力资本在收入决定中的作用会下降。如果两者是相互依存的话，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会随时间的变化对经济报酬有着持久和显著的影响。 假设3：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那些更为市场化的职业和组织中的教育收益率将会提高。 假设4：在非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国有经济部门，并且国有经济部门中的教育收益率也会提高。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 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教育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教育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教育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教育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Zhao 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教育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教育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 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教育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教育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教育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教育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 Li 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教育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农村教育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教育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六、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 对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教育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教育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教育（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教育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教育仅由少数人获得，教育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教育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教育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 2002）。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教育数量和教育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教育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教育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教育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教育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教育水平负相关。通过把教育水平和教育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教育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教育水平的分布与教育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教育收益率越高，教育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教育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教育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教育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教育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七、结论 对中国教育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教育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教育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教育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 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 相比之下，农村的教育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教育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教育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 在中国，发现了教育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教育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 在教育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教育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 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教育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低下。 6. 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教育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教育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与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 提要：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当前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因此，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随着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解决了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问题。与此相对照，教育领域的供求关系却仍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教育财政资源的供给不能满足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需求，尤其是教育经费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我们实际上面对着“短缺教育”的现实，许多教育问题由此而生。研究“短缺教育”（主要是经费短缺）的特征及其成因，寻找其解决途径与策略，成为现阶段教育战略与政策的必要依据，也是我国教育经济学的一个现实课题。本文试图就“短缺教育”条件下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 作为一个具有超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在我国将会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是由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所制约的财力供给和教育发展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现实矛盾所决定的。不过，不同时期这种短缺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般而言，开始主要表现为满足基本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之后主要是扩大和增加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再后则是接受高水平、高质量教育机会的资源供给短缺。我国现阶段可以说是这三个阶段的教育短缺同时存在，只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侧重点有所不同。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尚未实现，资源性短缺首先集中反映在满足基本教育机会方面；中部中等发展程度地区，初步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资源性短缺转移到巩固“普九”成果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方面；东部发达地区，正在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资源性短缺集中在高等教育和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方面。可见，教育资源的短缺会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在低层次教育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时，高层次的教育短缺必然存在，除非采取逆向发展战略，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首先投向高等教育和精英型基础教育，才可以暂时缓解高层次、高品质教育的供求矛盾。但是，从长远看，由于缺乏扎实的基础教育的支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制约，最终影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握“短缺教育”的发展性特征，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我国现阶段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还具有过渡性的特征，既反映经济发展成熟程度的特点，又反映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既有总量性短缺，又有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总量性短缺是基本的、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取决于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为教育发展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而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则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调节和政府的政策调控得以缓解。因此，从政策研究与战略研究的角度，要把重点放在解决财政性、体制性和结构性短缺上。 教育资源供给的总量性短缺，是我国教育供求关系基本矛盾的反映。例如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居民生活进入小康水平后，教育需求高移，教育消费成为生活消费的新热点；国家确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教育必然要实行适度超前发展战略。这些因素使我国社会教育需求持续增长，教育规模不断扩展，仅各类学历教育的在校生就达到2.3亿人。而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必然制约教育的投入水平。以1998年为例，我国人均公共教育经费为167元（折合20.2美元），生均公共教育经费为945元（折合114.4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人均241美元，生均1273美元），这就使教育经费的供给难以满足现有教育规模的需要，更制约了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教育供求关系的基本国情：由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教育资源的总量性短缺，是制约教育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根本解决；而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加剧了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程度，因此，现阶段解决好财政性、体制性、结构性短缺，可以缓解总量性短缺的程度。 二、缓解财政性短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与财政支出结构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不断增长，从1990至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由569亿元，增加到2563亿元，其中政府拨款由426亿元增加到2086亿元。但是，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前期逐年下降，从1990年的3%下降到1995年的2.44%，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回升，但直到1999年也只占2.78%，并未达到《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要求，也低于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4.9%的世界平均水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38%上升到52%，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由62%下降为48%，尤其是县、乡两级财政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基础教育，主要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因此，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增加教育经费总量的基本途径，需要特别予以关注。 改变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不足，从长远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力基础，而从财政收支而言，一方面是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连年下降，从80年代初的32%下降到90年代初的10.6%，直到1998年才提高到14%（预算外收入未列入），明显偏低，影响财政对教育的支持能力。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减少较为普遍存在的生产性浪费和行政性浪费现象，尽力扩大化税源，足额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要做大“蛋糕”，增强政府教育投入的财力基础。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和适度超前发展的方针。现在国家财政对于亏损的国有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补贴，对于生产性建设项目的投资，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势必影响国家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投入。在公共开支中，行政管理费的增长过快，从1991年至1998年行政管理费增加了4倍，而同期预算内教育经费增加了3.4倍，在全国正在实行政府机构改革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的增加幅度超过了教育经费的增加幅度，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这里还没有分析中央部门的行政管理费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幅度的差别，也没有分析政府行政管理费增加的项目。总之，即使在现有财政收入总量的条件下，合理地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也有可能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进而提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为此，需要完善财政预算的审核制度，实行教育经费在财政预算中单列，增加预算的透明度和教育部门参与预算编制与审核的权力，保证财政支出真正体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意向。 三、摆脱体制性短缺：扩大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参与 所谓体制性短缺，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造成单一的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政府），限制了非政府渠道的资源投入，其结果一方面政府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非政府的教育资源难以进入教育市场，加剧了教育资源短缺的程度。我国长期来沿袭计划经济同步的单一公办教育体制，政府承担了（主要是城市）公办学校的几乎全部经费（包括高校学生的一部分生活费用），随着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和教育规模的扩大，有限的政府教育投入越来越不能满足公办教育的经费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力量办学，开始突破单一的公办教育体制。到1999年止，全国共有民办教育机构（不包括幼儿园）4138所，在校学生140多万人，当年经费收入48亿多元，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2949亿元的1.63%；社会捐资和集资办学经费141.85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4.81%，其中农民集资53亿元，占1.8%；学费、杂费收入369.7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12.54%.可以看出，各种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正在增加，尤其是学费、杂费的收入占教育经费的比例，从1990年的2%到1999年的12.54%，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与社会教育需求以及居民的支付能力相比，非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仍然偏低，现有的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仍然没有为各种民间资本的投入提供宽松的环境，体制性障碍还是教育资源供给短缺勤的重要原因。 既然体制性短缺的根源是办学主体和投资主体的过于单一，那么，改变体制性短缺的出路就在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单一的公立教育和政府投资的体制，在政府宏观调控下，加大市场参与和市场调节的力度。具体地说，政府要改变作为教育资源供给的惟一主体的角色，分别教育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的不同属性，保证公共产品的供给，退出私人产品领域的供给，调节准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教育供求关系的作用，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缓解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实现教育供求的动态平衡。 解决教育资源的体制性短缺，政府与市场要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政府把保证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作为主要责任，实现基本教育机会的公平原则，同时把对非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用于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并运用多种间接调控手段，创造市场参与的法规和政策环境。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探讨市场参与的多种途径，扩大市场准入，从社会吸纳教育资源供给，为社会增加更多的教育机会。 这里，仅就正在发展的几种社会参与的形式作些政策性探讨。 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教育，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投入，这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主要途径。在我国教育供求关系紧张的条件下，民间对教育的投入有很大的潜力，民办教育应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目前民办教育的规模仍然有限，学校数和在校生数仅占公办学校数的0.6%，即使这样，现有的民办学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一方面国家有关民办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尚不完善，发展民办教育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还不够完备；另一方面我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民办教育起步不久，基础薄弱，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发展民办教育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大体包括：（1）由非政府机构和公民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2）公办学校改制，即校产国有，民办机制运行，亦称“国有民办”；（3）公办学校举办民办二级学院或按民办机制运行的分校；（4）由混合办学主体举办的民办学校，即一部分由公办学校的校产入股，大部分由民间资金投入，按民办学校机制运作（有的地方把这类学校称之为“股份制”学校，似不准确）；（5）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也按照民办机制运作。在各种非政府办学投资中，有国有企业、派、社会团体，也有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而实际的经费来源主要还是来自学生缴费。因此，不能单纯以投资来源作为衡量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依据，也就是说公立学校可以吸纳非政府的资金来源，而政府也可以资助民办学校；民办教育既可以由非政府机构和个人新建学校来发展，也可以利用公办教育资源，通过改制来发展；作为非盈利性机构，公立学校与民办学校，可以通过发展多种形式办学，发展出各种混合型的学校。总之，办学体制的改革，要在国家法规和政策的规范下，更多地应用市场机制，按照有利于增加教育资源供给，有利于扩大教育机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的原则，突破现有体制的束缚，发展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办学体制，增强教育满足社会多种需求的能力。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实行教育成本由受益者分担的原则，也是解决体制性资源短缺的改革举措。在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教育规模迅速扩大的情况下，政府已经不可能承担公立教育的全部经费供给，非义务教育阶段按照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适当收取学费，既是在教育投资上效率优先原则的体现，也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高等学校实行公费生、自费生、委培生制度，对一部分计划外的学生实行收费。20世纪90年代中期限，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收费制度，高等学校实行收费并轨，统一按教育成本的一定比例收取学费和住宿费，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收取少量杂费，使学杂费收入占教育总经费的比例由1990年的2%增加到1999年12.54%，成为教育经费各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一项。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规范公立学校的收费制度，使之既能增加教育供给，又要符合家庭承受能力，并尽可能保证教育公平，这就需要研究以下问题。 （1）学校收费标准的确定。目前高校收费一般占成本的20%～30%，财政拨款约占50%～60%，从实际需要而言，还要适当提高收费标准。但高等学校的学费已占经常性支出的27%，从家庭支付能力看，现在教育费开支已占家庭消费支出的8%～9%，大多数工薪阶层不可能承受大幅度提高学费的负担，至于广大农民则更缺少支付能力，近几年农村初中辍学率的迅速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高中和高校提高收费标准的消极反应。因此，公立学校的收费标准要与多数居民的支付能力相对应。 （2）如何区别不同的收益和回报制定和调整收费标准，例如某些回报收益率高的热门专业，可以提高收费标准，有的可以按成本收费，而有些关系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学科等专业则可以免收学费，或设立国家奖学金。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用收费政策，调节专业结构和供求关系。 （3）健全法规制度，规范社会捐赠和赞助行为。要设立学校基金，把社会捐赠和赞助规范化、公开化，使之与学校的招生脱钩，并使基金的使用与运作制度化。 在市场活动中，资本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教育界开始注意金融资本的注入对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作用，金融界也开始把教育作为投资的一个新领域。于是，就提出了金融资本与人力（教育）资本相结合的问题。在实际运作中，主要表现为教育系统（包括学校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向银行贷款，或由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教育设施，由学校租用或合作共用。这无疑能增加教育投入，缓解教育经费短缺的困难，如果应用得当，也是扩大教育资源供给的新途径。但是，资本市场运作的主体，应该是能自主处理产权关系、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学校的财产所有权属于国家，它也不是营利性机构，它同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主管部门承担着信用责任，这就有一个政府、学校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了加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少地方政府用借贷兴建校舍，改善办学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借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金额约五百多亿元，原来打算用以后几年的教育费附加偿还贷款，如果农村实行费改税的改革，则还款来源没有着落；一部分高校的贷款也有还款来源问题。因此，需要探讨金融资本介入教育的相关领域与政策，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借贷一般发生在：一是举办民办学校；一是建设学校后勤社会化设施；一是满足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前两种借款属于企业和个人行为，应用市场运作的方式与机制处置。而教学与科研的基本建设（除少数大学城由企业贷款建设社会化设施外）多数由学校借贷，数额大，周期长，有的地方提出仿照国家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办法，实行政府财政贴息的长期贷款，即把还款期定为20～30年，政府财政付息，学校通过收费、创收等途径，分期偿还本金，这是一种用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的办法，在目前教育事业加快发展、教育经费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有限度的试验。当然，学校如何运用金融资本运作，需要慎重研究，一方面要遵循国家有关金融的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与学校运行的特点和规律。 四、调整结构性短缺：强化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调节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作用 在教育资源供给的短缺中，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存在着生存性短缺和发展性短缺这两种类型的短缺，这可以归纳为结构性短缺。这种结构性短缺反映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明显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而造成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基础的悬殊，例如地区之间的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省与省差几倍，县与县差几十倍，乡与乡差上百倍，实际上是跨越几个历史阶段的差距。这方面教育资源的相对短缺，有赖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政策，教育投资向一部分学校倾斜，加剧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短缺，仅以生均成本核算为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高等学校为3.9倍，中学为7.3倍，小学为8.8倍；城市的“标志性学校”与农村的学校相比，差距百倍以上。在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有一小部分学校具有超过当地消费水平的“豪华”设施，而相当多的学校则缺乏基本的办学设施，仅以实验仪器和图书配备为例，尚有约60%的小学和50%的中学未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相当数量的农村中小学教师不能按月发放工资，全国拖欠教师工资达一百数十亿元。这种生存性短缺反映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中的结构性失衡的严重性，政府在保证教育资源配置公平性方面的作用，是解决结构性短缺的关键因素。 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扣的主要矛盾是：一方面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为所有的学校和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和条件，政府应当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保证基本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为了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保证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需要，又要重点建设一批学校和学科，使之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样，教育资源就不能完全平均分配。这里的关键在于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的“度”的现实选择，例如在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财政资源应当优先保证义务教育的基本条件，实现基教育的机会均等；同时，在此基础上，政府尽可能扩大自身和社会的财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关系上，政府的投资取向和政策选择，首先是不扩大城乡教育的差距，然后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目前则需要特别增加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村教育面临的严重的生存性危机。在一般与重点的关系上，要在保证一般学校生存基本需要的前提下，重点建设若干学校和学科，通过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竞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重点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产生重点投资的带动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关系上，既要承认区位优势的客观性和区域差距的长期性，不能用行政手段人为地拉平地区之间的差距；同时又要运用经济的、政策的和行政的手段，使地区差距不再继续扩大，并且通过实行投资和政策适当向西部倾斜的战略，为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创造条件。 总之，在调整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上，政府所能做的，首先是要尽可能公平地分配教育财政资源，不要因为政府行为加剧结构性失衡与短缺，也就是说，政府的关注重点首先是“雪中送炭”，其次才是“锦上添花”；同时，在重点建设上既要有投资的重点倾斜，更要注重运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在改革中增加教育投资，在改革中提高投资效益，即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共同作用，实现公平与效益的动态平衡。 解决结构性短缺是一个涉及利益关系和政府行为调整的复杂的过程，需要一系列体制变革和政策调整。笔者认为在现阶段迫切需要采取的举措是：（1）完善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在目前中央已经决定适当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需要明确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教育的比例；在条件成熟后逐步实行确定不同地区义务教育成本标准，各级政府分担义务教育成本的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2）建立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首先是要制定各级各类教育的基本的拨款原则与拨款标准，使教育拨款有章可循；同时要完善拨款程序，增加拨款的透明度，例如高等教育的拨款可以通过类似拨款委员会这样的中介机构，合理地分配教育经费。（3）政府要把帮助处境不利的地区和人群作为重要的职责，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会有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处于弱势地位，政府要采取直接的或间接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包括已经实选择“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特困生补助金”等，今后要有更多样的政策与项目，从不同方面帮助贫困地区和人群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逐步实现教育机会包括高层次和高质量教育机会的公平。 中国教育论文:中国教育考试制度历史及其现状研究 一，导论 教育考试制度，即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制度，其重要意义不下于当今中国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市场上诸多讨论书籍及各类育儿经尽可证明公众对其关心。值此教育改革工作进行之际，我仅以钱穆先生从历史角度对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一些分析，展开一些思考，以备关心教育问题者鉴。 二，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注1) (1)汉代 据《诗》《书》记载，自距今三千多年的西周时起，中国已经学校出现。在当时，学校作为一种辅政机构，主要职能是“行礼乐，宣教化”。中央设立的称作“辟雍”，地方储侯设立的为“泮官”。及至春秋，这种官立教育体制因政治原因逐渐衰微，教育职能下放，主要以社会教育为主。秦代统一时又将教育权收归中央，设立博士一职，在参议政事的同时吸纳弟子传播学说，后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博士多遭罢黜。汉武帝建立太学，设五经博士讲学，学生是地方郡国选送的十八岁以上青年。这些人经毕业考试后分为两等，甲科出身为郎，入宫当侍卫；乙科出身吏，回地方充任吏职。因为在当时，地方各郡有一年一次的考廉选举，推荐入中央任职，入选者又多为太学生的补吏出身。故而在汉武帝之后，朝中为官之人多是读书出身。后来因为此类人太多，中央在地方推荐之后加上了一道考试。这样一来，自汉代起，中国便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教育-实习-选举-考试”的人才培养选拔制度。 (2)唐代 两汉之后，中国历三国两晋南北朝600年离乱，于隋唐重归统一。此时，中央政府已废除汉代的地方举荐制度及由陈群制定的九品中正制，改由人们自己报名参加礼部的考试，合格者即为进士，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科举制。清代人徐灵胎曾经说过：“读书人，最不济，烂八股，一堆泥。。。。。。就教他骗得了官，也是百姓朝庭的晦气”。但在唐代，进士们在通过了礼部的考试之后，仍要经由吏部考察其仪表口试乃至行政公文，通过者方可分发任用，正是王国维所说“所与之官与其所治之事相合”。(注2)徐灵胎所指斥的科举制弊病并非是同该项制度与生俱来的，而实际产生应在宋代，下文自有论述。 唐朝在恢复了汉代公立教育制度的同时开始实行了科举制，但是因为学校教育在入学，毕业方面均比较容易，因社会上只重进士，对太学生并不看重，由而而产生的后果既是唐代的公立教育比之汉代并无太大发展。但由于当时门阀的形成和禅门思想的活跃，门弟教育和寺院教育也成为当时人才培养中的两个重要方面。唐初时，进士多为门第子弟，身负家学渊源，于政事早有家教熟悉，从政之后轻车熟路。晚唐时门第衰落，应考的穷苦书生除文选诗赋外，大都不通政治传统，国家又缺乏相应的教育，遂当时有“进士轻薄”一语流传，此弊至宋时犹甚。到于当时的寺院教育，则有扬州王播饭钟的故事。虽然故事中王播是受尽寺僧冷遇，但应知当时禅门思想之活跃对人才的培养实在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直至宋代，仍有人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 (3)宋代 宋代的教育考试制度可大致概括为“重目的，轻方法”。宋朝开国后，为克服五代时人不悦学之风重礼科举，一但中了进士即给予高官。这项制度就造成了后世徐灵胎所指责之恶果“以官爵励人才者”，“事益不治”。(注3) 尽管宋政府在科举制上投入较大，但在一些具体操作上一直为人诟病，除上文所说的一条之外，还有它把考试内容由风花雪月改为经义之学，本意是好的，入朝为官之人总不能成天吟诗作对，谁料得不偿失，考较诗词尚可见一些人之真性情真学问，考经义唯有死记硬背生搬硬套耳。连力主改革的王安石都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宋朝缺乏一套完善的机制。宋初各地设立各大书院多为私人创建，后虽逐渐转为公立，但由于理学兴起，当时教育仍以私人讲学为盛。及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遭受打压却仍在社会上得以维持，书院之功不可没。 (4)明代 明代政府大力发展官办教育，在一次大规模的统计中，全国各级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官总数达四千余人，大大超过前代水平(北宋元丰年间仅为此数百分之一二)。但因为当时的教育过份依赖于政治，而明朝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故明代官办教育很难说令人满意，对人才的培养及教育之功效实在有限。 科举制度在明朝有一次较大改动。其时由于报考人数增多，政府便将考试拉长为“县、乡、会”三试，以便淘汰掉大多数应考人。应考者必须经过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级跳，方能留京三年，再考入翰林，赚得一个好出身。有了这个好出身，则几年之内朝庭必委以高官。而在此之前，由科举考试考出来的都是小官，干出了政绩方可升职，在明代，大官都是考出来的，下层的秀才举人是没有机会升入上层的。把官员的提升选拔过程由考试加实习简化为单一的考试，这是明朝在历史上一个退步。 (5)清代 清代是满族入主中原，为维持其统治，科举考试渐渐转化为一项愚民政策，其作用乃是给汉人中聪明才智之士一点希望，一点奔头，使之不去造反而专心备考，顾炎武曾指出科举八股之害堪比焚书坑儒，龚自珍也曾抨击历代考试制度是皇帝私心玩弄权术。此种观点流行一时，逐渐演变成为现在我们对科举制度的基本看法。但应看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乃是异族统治，汉人知识分子心有不服也不敢明说，只有如龚顾等人一般，将历代考试制度一起批判了。及至满清末年，革命风潮涌动，方有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开列出一长串清单说明满汉二族在官员任命上的不公，直斥部族政权下的考试制度。 由于清代的统治者加强了思想文化控制，固当时的教育制度亦乏善可陈。当时公立学校名存实亡，书院尚有，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多改为新式学堂，名之不存。尽管在清末的书院中也曾出现过康有为、章炳麟、吴稚晖等人，但就普遍情况而言，其时书院的主要贡献却非是培养人才而是变作刻书藏书了。《红楼梦》一书的流传，清代之书院实有大功。 (6)小结 纵观中国整个教育考试制度的历史，不难发现，在早期中国就已出现一套较为完备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但经过一次次战乱，制度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早期适用的制度到后来已有许多不适应当时情况的弊端逐渐显现，如“进士轻薄”。但是后人在重建制度时并未考虑到这些弊端，或者说为了一已之利看到了弊端但却不去尝试改革。等到这些弊端逐渐扩大，造成学术败坏，人才枯竭等恶果时才来匆匆打一个补丁。但由于补于制度未经实践操作，往往加重了恶果。 三，三个小插曲 (1)唐代的公卷通榜制 现代人在批判中国现行高考制度时往往列出的一条罪状是“垄断了通向大学的多元之路，使人成才的道路受到限制，一些聪明才智之士因分数低而进不了大学深造，其罪堪比科举。” 但就我所知，在唐朝，还有一种“公卷通榜”的亦可选拔少量特殊人才。所谓“公卷通榜”乃是指的“公卷”与“通榜”两个内容。”公卷是指考生将平日诗文送至中央大儒处，经其传阅评判，在评审圈中打响知名度。有人可能会联想起今年高考时江苏一考生的《赤兔之死》，但二者又不尽相同。唐时“公卷”乃是出于考前，未考之时已有一定客观地位，不必再经过考试，一经推荐即可任用，比如李白当官就不是考的。打个比方，我这篇文章如果被北大教授们看中了，高考之前就把我特招去，是为“公卷”。至于通榜，则是按照实际的舆论来排定选取知名之士，不考考场上一日之发挥。这里有个有名的故事，说是主考杜黄裳请考生袁枢拟榜，袁自列第一，无人不服，传成佳话。 (2)八股文 八股文被人骂得很久了，仿佛一打它出生就是个为限制人思想而存在的坏东西，在此要做一个小小的翻案。 唐时科举考的主要是古诗，因为“诗无达怙”，考官面对众多水平不一的诗文难判优劣，故而改考律诗，限定平平仄仄的框框，等于列出一个客观标准方便评判，这个制度好像没看谁有过批判。 宋时考经义，不幸大道理人人会唱，也是难分高下，有关部门渐渐定出一定格式，这就成了八股了。 前几年有人批判过现行的应度作文，说这是“新八股”，现在似乎有些改革了，每次高考作文或大赛作文改出来，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手法特别先锋特别现代的作品。但这只是打破了平仄的框框，八股为害的真正根源产生在明朝。基本思想的限制一直未有突破，如果哪位考生真写了一个与主流思想相悖的文章，文笔再好也逃不脱残酷的评判。由此可知，对八股的批判，我们不应满足于平仄条框的突破，真正该做的是放宽主导思想对人的限制，认真执行一下早已提出的文艺“双百方针”。 (3)明清两代的进士深造 明代在人才选拔上采用一中进士即得良好前程的方针，此制弊端前文已述，清朝大致也是沿用了此制。 这些中了进士的人在京期间可考入翰林深造，不考者亦可在此数年闲赋期间检古书，搜古董，拜师访友。有时放往外地出任闲差，又可一识当地风土民情。此两代杰出之士的学问大都如此养成。如清代曾国藩，中进士不过三十余岁，却已有远大前程在眼前，自己不必再为之操心，安心读书便是。 与之类似的是我国现在的大学教育，多数人在进大学之前还是除高中几门课之外没有任何学问基础的，一经大学中数年修习，出校时已具一定的学问根基----这根基自然不仅是老师教的，其中大半要来自大学里的自学。这种情况在前几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原因乃是早年大学生缺乏，一入大学门即前程光明，可安心读书。现如今大学生分配不易，众学生兼职焉，打工焉，找工作焉，TOEFLE焉，GRE焉，“治艺者甚多而治学者少”(注4)。北大清华之类名校学术风气较其余学校为优，师资基础固是一方面，而名校学生不必为前程过于担忧，可专心治学亦是一重要因素。 但无论如何应看到，明清两代的这项制度是建立在大制度缺陷上的，中国现行的大学教育也是建立在高考制度的缺陷上的----很有人替那些被大学拒之门外，失掉文凭同时失掉深造机会的人来喊冤。因为高考大制度上的这项小制度为中国培养了大量人才，人们对高考制度的缺陷一再宽容。现在，这项小制度也渐渐失掉了它的魔力，我们还不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大制度吗？ 四，中国教育考试制度的现状研究 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是把教育做为一个自由的特例来看待的，按照柏林等人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在于让一个人在理性成熟之后明白自己当初被迫做的事情实际上都是自己愿意做的(注5)。在此，我可以引用一位理性已经成熟的北大博士生的话来说：“上了大学之后，回首一片茫茫，学过的东西大多是无用的和错误的。(注6)”。当然，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例证并不具备多少说服力，但应该看到我们的教育自始至终是一种非自由的强制（余杰在《说还是不说》的序言里引用了一个洋人的话来说明这点），其强制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家庭，有社会等等。待到按它们的要求付出了十二年时间考上大学，有人就发现自己被强行欺骗了。我曾经想过不被它欺骗，有朋友建议我不经过高考而去北大做一个旁听生，但因为这种欺骗带有其强制性，我最终放弃了这个建议。旁听固然可以培养人才，但从整个社会来讲，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乃是一套相关制度，选拔制度没有改观，再多的人才培养出来对国家也没有用处。很多谈论教育改革的文章只能谈其一不谈其二，割裂了学制与高考，这也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项制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诸多弊端便会显现，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八股文，在创始之初皆不算坏，用上几百年，后人看见弊端，为维持既得利益，不愿去改革，而只做些小修小补，结果往往是条框越来越多，束缚越来越紧，结果只是更糟。 由于二十世纪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故而这个世纪内的制度与现实相适的时间也变得更短。中国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几十年，弊端已经出现了，并且在日益扩大。何清涟把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难以解决归咎于人文教育的不足(注7)，但我们在教育方面的问题又岂只一个重理轻文？ 鲁迅曾经感叹说中国的改革太难，即使是搬张桌子改个炉子几乎也要流血，不是大鞭子打来，中国自己是不肯动的。现在包括何清涟所说的问题在内的诸多由教育考试制度引出的问题已经出现，改变是否已经出现？ 改革是要有付出的，要流血，教育改革同样如此。当年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就是在陈天华蹈海之后建立起来的(注8)。出现以上需要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必然会触及旧制度下既得利益群的利益。当年的百日维新“使全体文官失色，(因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和朱熹的注解，由科场发迹”，“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改，就无需说及改革(注9)”，其中有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他们再不会其它的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部埋葬(注10)”。 中国现阶段实施的教育改革并非是要废除旧制而建立新制，有人提出教育制度西化或是凭空构建乌托邦，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学生群体，这都是现实，从来只有以制度适应现实，哪有什么“革命”是以推翻现实来适应新鲜制度的？ 现在我能听到很多关于教改的建议，有的搬来牛津哈佛，想一夜之间赶英超美，此种“西餐叉子吃人肉”(李敖语)，不顾国情的想法上文已有评述，在此笔者还想评一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据说这一提法产生于前几年中国努力扩大内需之时，在经济学上有巨大意义。2000年8月，厉以宁先生在广东的一次讲演上对该提法大加赞赏，批判了一下计划经济的老脑筋，同时为教育产业化勾划了一副“收益-再投入-回报”以至发行债券，校办企业上市这样一幅蓝图。在此我只问一句，若是教育企业破产，股票摘牌怎么办？老师怎么办？学生怎么办？下岗乎？ 我们的高考教育制度使用了这么多年，已经出现问题了，有人拿出了补丁，包括现在实行的“3加X”什么什么的，在我看来，少有适用的，这个问题值得有关方面重视，我的一个想法是逐步开放大学门槛扩招的同时要多开出第二第三条入学之路，如果作为开端，唐代的公卷通榜就值得学习。社会上重文凭的风气应该改变，却不在一时所为，根本仍在教育考试制度。当年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温良恭谦让，但是我们在教育制度方面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可言，哪怕是请客吃饭绣花温良恭谦让，一个制度与一个制度同生共事的改革都没有！ 问题大概是看出来了，提出了一个修补边角的药方，也不知正确与否。根本医治中国目前教育考试制度问题的药方不是没有，只是不需我一个高中生来开。只希望中国的有识之士能在认清了形势后，尽快找到它，这正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艺术核心论文: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艺术论文 一、目前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核心竞争力建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没有稳定的课程体系文化艺术管理专业作为一门新兴的专业，在国内相对于其他历史悠久的专业而言，它没有长久的文化积淀和理论积累。当然从80年代到现在，也已经经历了20多个年头，在热衷于文化艺术管理事业的学者的努力下，学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课程体系逐步建立；但是具体到一个又一个开设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院校就未必都有着科学的课程体系来进行文化艺术管理的学习。课程的学习是核心竞争力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如果基础没有打好，核心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缺乏专业技能的培养虽然文化艺术管理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要求学生涉及多方面的知识，进行知识的融会贯通；但是也应该意识到，在你是一个杂家的同时你要先是一个专家。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要先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有一门专业的技能能够给自己找到合适的定位；然后才能更好的进行全方面的发展。专业技能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艺术史、艺术欣赏等的熏陶也只是表面上的接触，怎么样去培养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学生的某一技能，也是以后文化艺术管理学科建设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缺乏理论建构一个学科的理论建构有多深厚就意味着这个学科能走多远，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价值。同时理论建构也是核心竞争力培养的基础和硬件。说到底还是发展时间短，着力于文化艺术管理的专业研究人才缺乏。不过随着社会的的发展，精神文明的提高，对于文化艺术的欣赏也越来越高，继而对于文化艺术管理者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也需要越来越多的文化艺术管理者，我们应该对文化艺术管理的前景看好。努力学好知识，为文化艺术管理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四）没有针对性的招生学习文化艺术管理应该是有一定的艺术基础，热爱艺术事业的人，如果一个学习文化艺术管理的学生对艺术都不感兴趣怎么能够做好文化艺术的管理。所以文化艺术管理应该有针对性的进行招生，最好是招收艺术生并且热爱管理的学生，他们有一定的艺术基础，而且热爱艺术，培养的时候也更容易实行针对性的培养；同时也有利于专业技能的塑造，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文化艺术管理者。他们会针对自己原有的艺术基础来定位自己以后的发展方向，找到自己的定位，从而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打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现在的招生都是泛泛的招生，继而再进行艺术的学习和熏陶，就导致了很多学生对于专业的迷茫。 二、塑造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一）找准自己的定位现在文化艺术管理专业分为文化产业、文化法、文化经纪人、艺术传播、对外文化交流管理、体育文化等方向，更加拓宽了学科领域。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做公务员、媒体、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还有的去做文化产业，从事各种文化的经营现象。那么，就需要学生在自己进行学习的时候，确定自己的方向，进而向自己的领域倾斜，着重打造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全方位的拓展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人才应该懂得艺术活动的一般规律，尤其是应当有敏锐的洞察力了解与时俱进的文化艺术活动的基本态势及其前景；懂得各类艺术形式的基本特点，了解各类艺术的创作过程和发展历史，能够对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分析鉴赏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具有深厚的人文与历史素质和修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了解艺术经济与市场的基本规律，以及艺术制作、传播与营销的运行方式；具有较强的组织与策划能力，懂得项目策划所应具有的规则与流程；懂得不同地域、民族人们特有的接受心理，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的什么需求；还有就是要懂得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在专业技能稳定的情况下，对于其他各方面知识的积累和收录，都将为核心竞争力的建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应该投身于实践，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的引导实践。文化艺术管理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味的去学习理论知识而不投入实践，只会导致学生实践能力的分节，从而不利于踏入社会。但是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核心竞争力将会凸显，这就会成为文化艺术管理专业的突出优势。 塑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拥有其他人没有的竞争优势，达到自己的最佳竞争状态，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价值性，做一名优秀的文化艺术管理者。这是我们每一位艺术管理学者应该肩负的重任，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作者：宋锦锦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艺术核心论文:社会核心为向导的艺术教育探讨 作者：秦琴李美双单位：重庆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 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时代特征保障了融入的可行性 青年大学生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并伴随信息化一同成长，视野宽阔，接受了来自众多领域的信息，知识庞杂，情感丰富，艺术气息浓厚，善于释放自己内心的情感。但身处价值多元的时代，面临社会的急剧转型，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在价值观的选择上明显表现出困惑和迷茫，诚信意识淡薄，个人的道德行为失范，甚至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质疑。但是08年的奥运会被外国人亲切地称为“鸟巢一代”的青年志愿者和汶川地震中青年大学生的表现也展示了大多数大学生仍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能够自觉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侵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也有高度的认同。故而，要切实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到高校的艺术教育中，正确引导青年大学生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方向，确保艺术教育在提高大学生艺术修养的同时，保证大学生政治方向的坚定，道德素质的高尚，进一步使其明辨是非，明确荣耻，如此，不仅能有效达到艺术教育、素质教育的目的，更易于准确把握青年大学生的发展规律。 艺术教育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致性 艺术教育，通过艺术熏陶和感染人，达到净化心灵、健全人格、启迪智慧的目的，从而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感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从一定意义上讲，高校艺术教育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自古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艺术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在春秋末期，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就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极力倡导以艺术教育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到了近代，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先生，更是倡导将民族艺术融入课堂教育，其目的也是不言而喻的，旨在优化国民教育，切实培养国民的健全人格，提高其综合素质。“艺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从人的精神上塑造人、感染人和提高人的文化素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高校艺术教育的内容旨在通过培养青年大学生的艺术修养，熏陶、濡染、浸润青年大学生的政治修养和思想道德品质，也包含了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各项内容。由此可知，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的政治素养、思想道德品质和艺术修养、审美情趣方面涵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高校艺术教育的内容、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高度的吻合，这就更进一步确保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到高校艺术教育的可行性、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之必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形形色色的社会观念不断涌入国门，古今中西文化在不断碰撞，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思想建设，致使一些大学生在认识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失去了自我。“艺术教育以审美教育为核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 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中，对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如上所述，多数大学生只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道德素质下降，而艺术教育则具有不同于其他教育的特殊方式，有强烈的感召力，“可以培养大学生追求真理，崇尚真、善、美的优良品德,是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最好形式”。 （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迫切需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的国民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位置。高校是培养国民价值体系的重要场所，在高校和大学生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群体树立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价值观与人生观，是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目前，青年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可度有些差强人意。这固然受当代大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社会环境趋利化等社会因素影响，但同时应看到高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种种不足。艺术教育与社会人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今社会，艺术教育可以其特有的育人功能，成为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养的重要路径。因此，在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便可通过艺术教育的方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教育过程中的教育方法进行。 （三）是有效满足高校艺术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以来，各级政府、教育部门逐步提高了对高等院校艺术教育工作的重视和认识，明确了艺术教育在高校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地位，通过积极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使艺术教育工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传媒业的快速发展和新娱乐时代的到来，一些年轻人尤其是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明星梦”的追求已达到如痴如醉的程度。有理想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一个人的理想过于功利，将学艺术、走艺术路作为发财、成名的唯一选择，那这样的人生观无疑是一种消极，甚至是错误的价值观念。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如在大学生中广泛流行，无疑会影响大学生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对大学生的艺术教育中，必须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武装当代大学生的精神头脑，使其自觉抵制错误的、功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的途径 （一）注重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课堂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对学生开展系统的艺术专业教育，培养和提高大学生自觉强化自身的审美情趣与艺术素养。在对大学生进行艺术教育的同时，还应充分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使之贯穿艺术教育的整个过程，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确保他们能够坚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艺术教育课堂教学对于实现艺术教育教学的目的，完成艺术教育任务，强化艺术教育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注重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要切实发挥艺术教育课堂教学在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阵地作用，强化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主阵地的优势，突出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凸显自我教育的作用，以此逐步引导青年大学生主动接受社会主旋律教育，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洗礼。 （二）优化外部环境，发挥社会实践的重要作用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艺术教育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导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艺术教育的目的旨在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提高学生的艺术素养，使之能够正确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增强自我建构的意识。只有学校、家庭、社会一起努力优化外部环境、形成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外部教育环境和氛围，充分利用当代青年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热情，建立社会实践平台，才能促使其在亲身的实践中感悟社会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或否定，形成自己对社会的价值取向，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我建构意识，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 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到高校的艺术教育全过程，关键是要发挥高校文化教育的育人功能。增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领职能，即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指导，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凝聚力，以各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为向心力，以“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校园文化的道德约束力，明荣辱、知廉耻。通过积极开展多姿多彩的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开展各种文艺竞赛，使青年大学生在寓教于乐中受到熏陶、感染，在潜移默化中有力地引导青年大学生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既达到高校艺术教育的目的，又实现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标。 （四）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充分发挥教师的关键作用 首先,艺术教师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系统的艺术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思想道德修养和政治素质，优化青年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融入高校艺术教育需要艺术教师更新教学观念，贴近生活，融入自然，活用教材，勇于打破课堂教学的局限，从而在培养青年大学生审美情趣，提高其艺术修养的同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年大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这些都要求艺术教师具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循教育规律，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以身示范，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贴近学生实际，创新教学方法，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提高课堂控制力，增强艺术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卓有成效地完成艺术教育的各项任务。艺术教育是一种符合大学生成材成长规律的新型教育方式，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各项内容融入艺术教育，实现二者的完美结合，有利于激发大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增强大学生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能力，切实把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统一，真正做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影视鉴赏核心价值观导向 长期以来，我国对大学生价值观导向是以主流意识为重要目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重要手段来进行的。我国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导向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然而，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效果并不是十分乐观。 很多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一线教师都有一个直观感觉：现在这些80末、90后的学生们越来越不好教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正在遭受大学生的严重质疑，甚至是抵触与蔑视。当代大学生的成长过程正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物质的丰富与观念的多元并存，社会现象的复杂化与日俱增，媒体的舆论导向渐趋分散。大学生耳闻目睹了很多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事实正在社会中滋长，更被很多标新立异的价值观念蛊惑，认为主流价值观早已是过时的产物，极端者甚至将其视为意识形态的骗局。第二，大学生占有的信息资源十分巨大，往往会超过教师的知识储备。网络咨讯的发达、传播过程的迅捷、接受终端的多元使每个人都成为机会均等的信息获取者。无线网络在大学校园中的遍布，使学生可以携带笔记本电脑来到课堂，当即对教师讲授的知识点进行核实、补充、反驳。因此，在丧失了一言堂的观念权威地位和知识储备优势后，教师该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主流价值观？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从如何变革方法论，如何找到有效的新方法入手。能不能找到一套全新的教育理念和相应的教学方法，引入一种新的教育媒介作为契机，带动一轮新的价值观资源开发，最终弥补传统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关键缺失。笔者选择艺术电影作为这种新的教育媒介，主要原因是：电影的媒介魅力和传播特性非常符合大学生的认知习惯，已成为大学生文化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资源。第一，艺术电影能有效弥补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缺陷。首先，从顺序上打破固有模式，破除先入之见。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索，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与讨论理解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其次，艺术电影的虚构性与想象性使人产生审美距离，不再纠缠于现实功利因素的权衡。最后，由艺术电影引发的道德结论不再留于抽象的理论，而是从独特的人物性格、感性的情绪气氛、动态的发展过程、敏锐的细节关照出发，让核心价值观落实到最具体的性情体验中。第二，艺术电影的媒介特性有利于大学生接受核心价值观。作为第七种艺术的电影具有独特的视听语言系统，它融合了文学的叙事性、音乐的抒情性、绘画的形象性、摄影的真实性、戏剧的参与性，同时还以蒙太奇手法形成自身独特的叙事结构与表意功能，可以有效解决道德教育中的诸多问题。第三，艺术电影既是大学生产生价值观困惑的重要源头，也是解决其困惑的最佳载体。这是一个视觉文化主导的时代，当代大学生的成长经历更是与各类影视作品相伴而生。课堂上讲授的主流价值观为何难以奏效？就是因为铺天盖地的影视作品中有各类价值观在他们的思想中冲撞。广大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优酷、酷6等各类视频网站，在线观看、下载观看各类电影，这已成为当今中国大学生形成价值观的一种强大的，隐性的、主动的、自发的、客观的、现实的重要渠道。他们没有经历过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很容易将影视作品中的人生当作现实人生来看待，进而接受其中的价值观念。但这些作品艺术水准参差不齐，所宣扬的价值观也鱼龙混杂，这使很多大学生陷入茫然与困惑。如果没有极强的辨别力和极高的审美品味，很容易走入价值虚无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歧路。但这一事实同样也提醒我们，如果能通过大学生熟悉并信赖的影视媒介本身，发掘出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道德资源，那么说服力无疑将大大增强。我国对于大学生价值观的引导主要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范畴。 在这个领域里所呈现的是对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宣传，它表现出师资队伍的政治理论性和大学生的学习被动性。而面对大学生在欣赏影视作品的个体行为中产生的诸多价值观困惑，电影专业的教学活动又显然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因为我国高校开设的电影专业课程基本上划归为艺术类的专业教育，侧重于拍摄技巧、剧本编写、导演理论、表演理论、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讲解。懂电影的教师只负责讲解电影，却不注重大学生在观影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价值观问题。同样，从事思想道德教育的公共课教师虽然已在不同程度地借用电影手段来丰富教学，但他们对电影本身的理解又较为有限，所选影片的艺术质量难有保证，有时不免将电影沦为佐证主流价值观的辅助性宣传工具。两方面的教学实践都没能有效地将欣赏电影与树立主流价值观完美融合。国内目前与此相关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高校开设各类影视鉴赏公共课。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的要求，全国高等学校从2006年秋季起普遍设置公共艺术课程，《大学影视鉴赏》也成为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其目的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但这类课程大都偏重电影史与电影理论的介绍，而不是价值观的引导，无法将审美与价值观进行有机统一。第二，市面上流行各类电影笔记书籍。近几年，各领域文化学者写作的电影随笔与观影感悟书籍大量增多，这其中包括很多专业影评人的写作，虽有深厚的技术功底与专业的解读视角，但仍囿于电影艺术本身的探讨，易流于“为电影而电影”的层面，能为大学生吸收的价值观资源却并不丰厚。这就给高校提出一个重要的新课题———挖掘艺术电影的价值观资源，利用艺术电影的感染力和时效性，引导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融入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之中。它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重要职责，也是高等院校所有教师的重要职责。将电影艺术教育与伦理道德教育融为一体，形成高校视听伦理教育的新思路。让大学生在欣赏艺术电影的同时，得到高尚的道德品格熏陶，使艺术电影成为潜移默化的道德教育手段。要综合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理论、电影美学、伦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探索伦理教育的感官化模式，重审道德情感作为行动能源的可开发性，丰富道德认知的感性化与立体化，以此达到让大学生坚定道德意志，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信仰，落实于日常道德行为的教育目的。通过分析经典艺术电影的不同价值观，着力提高大学生的辨别善恶能力和理性选择能力，找准当代大学生思想的真实状况，通过艺术电影的镜头语言来解读价值观内涵，有效地将主流正面价值观进行重新阐释，达到为学生接受的目的。第一，挖掘艺术电影的道德资源，发挥其价值观导向作用。“艺术电影”是指那些具有较高艺术品位和终极人文关怀的电影。这类电影不同于纯粹以搞笑娱乐为目的的商业电影，而与人类历史上经典的文学、绘画、音乐作品一样，包含着创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深邃思考。它使我们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更加立体深入，有利于大学生以全新的视角重审主流价值观所传达的内在精神。曾让他们深表怀疑的“无私”、“团结”、“节俭”等概念，将完全超越他们先前的观念定式，焕发出那些美德本身所蕴藏的精神能量。 通过学习鉴赏艺术电影，大学生会发觉一个既熟悉又新奇的道德世界。第二，利用艺术电影的媒介直观性，增强大学生的审美感受力与道德洞察力。艺术电影以直观的形式弥补了道德教育历来以文字思维主导，图像思维缺失的遗憾，建立新的感官思维方式，以直觉体验抵达真理。看一部经典的艺术电影，不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在具体人物和事件发展过程中，逐渐剥离出精神内核。全方位的身体介入代替了单一的大脑参与，立体化的情境体验代替了直线式的逻辑推理。由“我思考，我相信”到“我看见，我相信”再到“我感觉，我相信”。优秀的艺术电影让我们“看见”那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到底如何起作用，哪怕仅仅由于一个怜悯的眼神或一种疯狂的语气，我们便足以洞悉，善是究竟凭借什么成为一种撼动心灵的力量，恶又是究竟因为什么而沦为一种不可饶恕的堕落。我们最终“懂得”那些道理，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它们的存在。第三，辨析艺术电影的多重价值观，锤炼大学生的审美趣味与道德辨别力。一部优秀的艺术电影是各种价值观的复杂综合体，大学生难以准确把握，需要教师给予充分指引。艺术电影大师会在作品中创造一种类似于真实世界的复杂现实，人性的基本面貌显现其中，彼此冲突的价值观、难分伯仲的道德力量交错并存，只有具备较高的艺术敏感度和道德感悟力，才会发现那些最基本的大观念往往以隐性的形式藏于其中，不加解释易被忽视，稍加解释则大放异彩。因此，如何培养学生从复相丛生的艺术世界中分离出经典，从真伪交错的价值体系中辨别出真理，这是审美道德教育最核心也最具难度的工作。本课题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让大学生在欣赏艺术电影时能够进行理性辨析、反思推理，最终使大学生主动趋于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通过艺术电影的媒介特性，探讨艺术现象学的“观看”本质；通过观影行为的仪式效应，挖掘情境美学的伦理应用价值。梳理核心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来龙去脉，让大学生摈除词语携带的历史痕迹，明晰概念所指，回归核心价值观的本真语义。 艺术是从“为艺术”开始，到“为人生”为止的。艺术审美是产生道德情感的动力之源，而道德关怀又是艺术审美教育的精神归宿。通过鉴赏艺术电影，指引大学生成为一个审美的人，在此基础上将他们塑造成一个道德的人。 艺术核心论文:语文艺术核心教学论文 教学现状。在应试教育思想的严重干扰下，高中语文教学大量采用了条分缕析的“科学化”方法。做练习，讲练习，似乎成了语文教学的“主旋律”。语文教学完全丧失了人文学科的独特优势，学生的整体语文素质也难以得到较好的培养和提高。我们作了部分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一些学生在回顾高中阶段的语文学习时说：“围绕练习讲授课文最没劲”；“高三时整天做练习，烦透了，现在想来几乎都是无用功”。许多老师也感慨：语文越来越不会教了。语文教学已成了世纪性难题。为此，我们语文组从97年起开展了《构建“三化”高中语文教学模式》课题（市级）的研究，下面把我们近几年在“艺术化”方面作的一些思考探索总结如下。 “语文教学艺术”的界定。长期来人们对教学艺术一直有着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1、激励乐学说。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德国教师教育指南》）苏霍姆林斯基在《教学的艺术》一书中认为，教育的艺术在于能激发出学生心灵的感情，而且这种工作做得愈细致，愈有感情，从孩子心灵深处涌出的力量便愈大。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指出：“教学的艺术是使学生喜欢你所教的东西。”“教他以研究学习的方法”。叶圣陶先生也一贯主张“教是为不教”，其目的也在于使学生会学、善学、乐学。 2、创造活动说。李密先生在《课堂教学艺术通论》一书中论证指出：“教学艺术乃是教师娴熟地运用综合的教学技能技巧，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的独创性教学实践活动。”张武开先生在《教学艺术论》一书中认为：“教学艺术是使用富有审美价值的特殊认识技艺进行的创造性教学活动。”苏灵杨先生也认为：“教师之所以称为艺术家，是因为教师的劳动本身就是创作，而且比艺术家的创作更富有创造性。”（《教师——塑造新一代人的工程师和艺术家》，《教育研究》1981.3） 3、审美说。阎增武先生认为：“借助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感，可以给教学艺术下一定义：教学艺术是通过诱发和增强学生的审美感以提高教学效果的手段，这种手段的运用能使学生在有益身心健康的积极愉快的求知气氛中，获得知识的营养和美的享受。”（《浅析教育过程的审美感》，《教育研究》1987.2） 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指出，高中语文教学，要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语文水平和各项能力，“掌握语文学习的基本方法，养成自学语文的习惯，培养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在教学过程中，要进一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热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感情，培养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全个性，形成健全人格”。 通过学习理论，把握《大纲》精神，再联系我们的教学实际，我们认为，语文教学艺术是指能激发学生兴趣，激活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在真善美的陶冶中不断提高能力，形成健全人格的教学活动。其核心是情感性、创造性。 为了在教学中便于操作，很好地实施语文教学艺术化的构想，我们围绕情感性、创造性，把语文教学艺术具体分解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知识的充实 在日常教学中，部分学生，甚至个别老师对知识的学习在认识上往往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偏面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以知识为学习目的，把知识作为穷究的对象；二是偏面强调创新精神，实践能力，轻视知识的学习。我们认为，知识是能力的基础，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有效地提高能力；知识不是终极目的，学知识是为了运用。掌握知识的关键是如何学，要“既进得去，更能出得来”。 1、帮助学生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知识繁杂、零散无序是语文学科的一大特点，如果不对它们作科学的整合，学生将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严重影响能力的发展。为此，在教学中，我们重视帮助学生建立新的知识结构。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认识发展理论中有一个著名的公式：S==AT==R。其中，S是具有一定刺激的信息、知识，A为个体接受的刺激；T为个体原有的认知结构，R为个体所作出的反应。这个公式的含义是：一定的刺激（S），只有当一部分（A）同化于个体认知结构（T）中时，个体才对刺激作出反应（R）。也就是说，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始终以个体的认知结构为基础。当教师讲授的知识内容与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趋于一致时，学生就会把外来的知识纳入已有的认知结构而获得新知；当外界的知识内容与学生的认知结构不一致时，学生就会根据已有的认知结构或者产生抗拒，或者对外界刺激进行鉴别、改造，重新组织，一边摒弃旧知识，一边吸收新知识，形成新的认知结构。根据这一理论，教学中，教师要注意了解学生的原有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把新旧知识衔接起来，这样才能帮助学生有效地同化新知识，迅速地建立新的知识结构。例如，我们在学习中国文学作品时，指导学生从已掌握的知识出发，构建以文学发展史为纲，融文体、作家作品、艺术风格等为一体的知识网络，使新旧知识很好地衔接了起来。丰富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使“始繁者终必简，始晦者终必明，始乱者终必整，始艰者终必流丽明快”（袁宏道语）。心理学研究指出，唯有结构才具有最强的迁移性，学生在知识网络中学习课文，思维宽阔，不仅利于“接纳”新知识，所学的知识也容易转化能力。 2、让学生尝到运用知识的“甜头” 获取知识不是学习的终极目的，学习知识是为了解决问题。也只有让学生在运用中尝到“甜头”，才能更好地维持强化学习兴趣。例如把握词义是语文阅读能力的最基本要求，学生如能运用所学的语法知识，通过分析结构推断词义，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 ①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贾谊《过秦论》） ②“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诗经·已风·亡民》） ③她重行经验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来报告恶消息时的况味。（叶圣陶《夜》） 例①，通过结构分析，明确“追亡”和“逐北”同义并列，只要把握了“追亡”或“逐北”的意思就可以了。进一步分析“追亡”，动宾关系，根据语境，应解释为“追逐逃走的败兵”。例②，通过分析，“夙兴夜寐”是反义并列短语，已知“寐”是“睡觉”之意，那么“兴”应当是“起床了”。同样，根据“夜”就可以推知“夙”是“晨”义。例③，“经验”一般用作名词，意为“由实践得来的知识或技能”，例句中“经验”已作动词用，构词方式为并列，联系宾语“那天晚上那个人幽幽悄悄报告恶消息时的况味”，词义可推断为“经历、体验”。通过这样的语言实践，学生就能使所学的知识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增强学习兴趣。 重视新的知识结构的建立，重视知识的运用，知识就能变为能力。学生学得积极，学得充实。 二、思维的快乐 通过反思，我们认为教学过程中严重存在“重结果轻过程”的现象，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遭到极大的扼制。由于缺少思维快乐，本应充满勃勃生机的学习变得了无趣味。为此，我们作了如下尝试： 1、以“发现学习法”思想为主设计课堂教学结构 中西方教育相比，中国多用“接受学习法”，西方多用“发现学习法”。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势，从培养创造能力而言，当推“发现学习法”。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崔琦指出：“我注意到中国学生morerespectforauthority（驯服权威），美国学生则easiertochallenge（喜欢挑战权威），中国学生需要askthequestion：Isitabsolutelyright？（凡事怀疑）。因为书本所讲未必对。”（《应多怀疑敢于挑战权威》，香港《文汇报》1999年12月9日）高中学生已有相当的知识积累，已具备较强的思维能力，我们认为以“发现学习法”为主设计课堂教学结构，更有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在教学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明确学习目标——自己鉴赏——讨论交流——归纳总结——迁移运用”这样的教学流程。我们注意引导学生把课文前的提示（因为太详细了）放在后面作参读材料，抛却以往的根据课文提示中的“结论”去“图解”文章的阅读思考模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学生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才会砥砺自己的思维，真正有所得。新版人教社教材（试验本），已把过去课文前的关于内容、写作特色的详细提示，换成了“训练重点”，我们认为这更利于“发现学习法”课堂教学结构的实施，也提醒我们在教学中要给学生留下充分的思维空间，切莫用“先入之见”把学生变成思维懒汉。 2、养成“披文入情”的阅读习惯 创造精神源于学生的思维能力，而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需要载体的。心理学研究指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思维的载体。文学作品中，作者常常是“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因此，读者必须通过作品中有限的语言去体会作者“十分”的用心，甚至超出这“十分”，才会有自己独特的感悟。叶圣陶先生曾指出：“文字是一道桥梁。这边的桥堍站着读者，那边的桥堍站着作者，通过这道桥梁，读者才和作者会面。不但会面，而且了解作者的心情，和作者的心情契合。”所以，要想在语文教学中激活学生的思维，培养创造力，就必须纠正“天马行空”式的分析，引导学生养成“披文入情”的阅读习惯。 3、掌握科学的思想武器 学生分析自己语文水平不高时，常常归因于语言积累。以为肚里的“优美词句”太少。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却发现，对高中学生来说，制约语文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经常表现为不科学的思维方式。钱学森曾指出：“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处于青年时期的高中学生，通过多年的学习，已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在学生的作文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力求用理论分析概括事实的思维特点。因此，我们注意引导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思想武器，对丰富多彩的生活作辩证分析。联系语文学科特点，我们尤其重视以下的思维方法：排除经验干扰、避免复制性思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牢固树立语境观念，由整体看局部；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角度思考；由表入里作原因分析；纵向横向的联系比较。学生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武器，其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现创造能力，就能得到很好的提高。 在教学过程中，重视思维训练，让学生学会思考，主动思考，学生自然会感到学习的无穷乐趣。 三、情感的陶冶 “文章不是无情物”，它是作者情感意念智慧的产物和表现，语文教师要善于“披文入情”，把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情感披露出来，以情动人，使学生在愉悦的审美满足中接受知识，受到教育。叶圣陶说过：“我们鉴赏文艺，最大目的是接受美感经验，得到人生的受用。”心理学认为，情感是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体验，它发自内心，能引起和维持行动，排除前进障碍，对整个行动起动力调节作用。语文教师要充分认识到情感是语文教学的灵魂，是学生智力的催化剂和学习的原动力。在教学中要摒弃只重视理性分析，而置文理情思意境的美和作者的性灵情趣不顾的教法，应该引导学生去感受，即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知觉、表象、联想、情感去触摸内容的整体存在，去品味作者的情味和旨趣。我们采用的教学手法一般为传统的“涵咏法”和后起的比较法。 1、涵咏法。古人品鉴诗文，主张熟读成诵，力求达到“文若己出”的境界。也就是充分尊重作品，通过朗诵，把主观感受同作品实际统一起来，渐入佳境，沉浸在作者所创造的艺术世界里，爱作者所爱，恨作者所恨，使情操的陶冶寓于审美享受之中。例如，朗读《荷塘月色》，要求学生调动有关知识（社会背景、写景状物的要求等等），展开想象和联想，让学生在反复吟诵中，把握课文内容，体会描述的情景，争取获得身临其境、神会其中的感受。在审美愉悦中，陶冶情感。 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是形象性。文学作品之所以扣人心弦，就是寓形象、意境于模糊集合中。模糊观念带有意义的不确性和意义的空白，比明晰的观念更富有表现力，它的表现力体现在不同的读者可以通过不同的创造性思维来完成对作品的理解。“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在阅读活动中不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的信息，而是在积极地思考，对情节的推进，意义的展开都不断地作出期待、预测和判断。“理解本身便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行为，包含着创造的因素。”（姚斯·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26页）“读诗就是再做诗，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一成不变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如此，没有创造就不能有欣赏。”（朱自清《我与文学及其他》） 可是传统的“涵咏法”只尊重维护作者的权威，讲究寻求作者本意，“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而忽视了作品本身意义的开放性、未定性以及读者理解的主观性、创造性，极易造成思维的偏隘、单一。因此，我们在教学中积极引导、鼓励学生充分调动自己的知识积累、社会阅历、人生体验去参悟，在尊重作品的同时，争取有独到的发现。 2、比较法。传统的“涵咏法”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郁的东方色彩，它强调心领神会和得意忘言。而后起的“比较法”则侧重理性的评价，在具有一定可比性的两篇或更多的作品之间识其同，辨其异，并由同中之异着眼，作出自己的鉴别判断。例如，朱自清先生、俞平伯先生1923年8月同舟泛游秦淮河，上岸后相约写了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课堂教学中，我们引导学生通过选材、组材、语言表达方面的比较鉴赏，深入理解作品，较好地把握了作者夜游秦淮时思想感情的异同。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提高。通过深究“异同”的原因，学生对所读作品就有了更多的思考、更高的认识和更广泛的吸收。所以，在鉴赏中我们强调涵咏感悟，并不排斥理性分析。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分析应该建立在单篇涵咏感悟的基础上，语文教学才会有血有肉，生动活泼。 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地，知识的种子就播种在这土壤里。“文学艺术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爱因斯坦语）当学生通过涵咏、比较，用心灵去领悟时，作品中的真善美的情感也就渗透到了学生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中去了，进而获得了感知和判断生活的能力。 四、成功的激励 陶行知先生指出：“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乃是真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真教，学也不成为真学。”在“做”上用功夫，鲜明地体现了素质教育思想，它能极大地激发强化学生的认知内驱力，促进学生语文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提高。为此，我们在阅读教学中，重视指导学生从写作角度理解吸收知识，让学生们在“联系生活，加强语文实践”中感受“人生的需要”获得成功的喜悦。 1、重视“神似”。在阅读教学中，我们要求学生不能只局限于借鉴文章思路和表现手法，而要深入领会文章思想内容，对文章内容和形式作辩证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在写作训练中力求“神似”。如《我的空中楼阁》是一篇典范的写景状物散文，学生通过“披文入情”，体验作者赋予生命的小屋，及小屋周围的每一个景物所给予人的不同感受，体会小屋主人的全部襟怀，他的内在素质、气度、情趣和风格。通过把写景状物的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情感的体验联系起来的分析，就领悟到了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这样从本文借鉴的写景状物的手法，才会真正的“生根”，学生在实践中就能灵活运用。 2、感受生活。歌德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形状完全一样，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上完全协调。”所以，阅读教学后提供的材料或习作参考题，除了能很好地迁移所学的知识外，一定要贴近学生的实际，要能引导学生像课文作者那样积极观察，深入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心灵去感悟。学生在用心感受生活中，思想会变敏锐，情感会更丰富。九九级⑸班的邵国同学在小作文中这样写道：“从习作角度审视课文，学习目标明确。观察与思考太重要了，平时熟视无睹的事物，现在居然有了全新的体会。” 3、鼓励创新。写作训练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独辟蹊径，努力写出构思巧妙，立意新颖，有新鲜感受、独到见解的文章。苏霍姆林斯基说：“关于一个人、一种行为、一种现象、一种事，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任何时候也不要去努力猜测别人听了你的话会对你怎么样，这种猜测会使你变成虚伪的人，阿谀奉承的人，甚至卑鄙的人。”要求学生忠实于自己的精神，对学生习作中的个人感触、偏激想法，作辩证分析，肯定其闪光点；对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的做法，要充分鼓励。这样，学生就敢于冲开固有思路的框架，敢于摆脱思维定势的羁绊，写出富有创新精神、独树一帜的好文章。学生在实践中经常感受到成功的喜悦，语文教学的各项活动就会形成良性互动的态势。 经过几年教学实践，我们认为知识的充实、思维的快乐、情感的陶冶、成功的激励，较好地体现了语文教学艺术的主要内容。教学中围绕情感性、创造性，把这四个方面作有机的整合，将形成提高语文教学效益的合力，学生将在快乐中学习，和谐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人才。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人类学核心理念思考 内容提要艺术真理问题在当代西方艺术人类学史上长期缺席，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情境的梳理和评判，认为艺术人类学的根本性的学术追求不仅仅是艺术知识的淘洗和重构，也不满足于所谓的“部分真理”，学科发展的核心理念在于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而研究范围上的全景性，艺术观念上的集群性，多维化、细密化的艺术“他者”之间的全景式平等互动机制，艺术研究格局上的完整性，以及学科本身完全而又彻底的实验性和反思性品质等基本理念诉求，都是最终达成这种核心理念的有力支撑。 关键词艺术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真理核心理念 一 在现代西方哲学和美学的历史上，艺术的真理问题历经尼采、海德格尔、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思考和开掘早已大有气象，虽然亦难免有陷入理论困局的迹象，不过问题本身总归处在求解的路途上。很遗憾，艺术人类学家对艺术的真理这个疑难问题似乎有些心不在焉和力不从心，长期以来几乎采取了集体回避和隐退的姿态。在莱顿（R.Layton）的《艺术人类学》（1981年首版、1991年第二版）、哈彻（E.P.Hatcher）的《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1985年首版）和盖尔（A.Gell）的《人类学的艺术》（1999年首版）等这样一些带有总体性或通论性的代表论著中，艺术的真理问题明显缺席，在诸如音乐人类学、视觉人类学等艺术人类学分支学科中，情形亦大致如此，如美国当代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BrunoNettl）的名著《民族音乐学研究：三十一个问题和概念》（2004年修订版），用了三十一章的篇幅分别精心梳理和分析了民族音乐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和概念，可谓气势恢宏，但人类音乐的真理问题还是无缘受到关注。 推究起来，艺术人类学家在艺术真理问题上的这种几乎是集体退却的姿态和事实，固然有诸多原因，但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往往有其相应的问题领域的选择或许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例如，霍贝尔（E.A.Hoebel）在哈彻《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序言”里曾颇为中肯地指出，在处理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艺术这件事情上，哈彻的著作与其说是“最新版的博厄斯”（Boasuptodate），倒不如说是在检验一些特定的概念①。其中，检验的重点还只是“原始艺术”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问题，指证艺术人类学领域称为“原始艺术”的讨论自1970年以后就已经从考虑“原始的”一词转向考虑“艺术”一词，其“新的兴趣点集中在该词的用法是否是民族中心主义的、是否应当被应用于那些没有这样一个词的民族的活动中去、它又该如何界定这样一些问题上”②。 相比之下，盖尔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明显要新锐一些，激进一些。他不但意识到艺术人类学要关注现代主义艺术，“赞同和艺术人类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那些美学先入之见决裂”，而且认为“美学方法的平庸并没有被其他可能存在的方法充分地表现出来”③，例如布尔迪厄（P.Bourdieu）的唯社会学论实际上从未考虑艺术品本身，而仅仅考虑艺术品表示社会差别的能力，如此等等。不过，盖尔的此类观点尽管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但在他试图与之“决裂”的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清单上，艺术的真理观问题还是未能直接进入其中，因而也照例无意把艺术真理问题纳入艺术人类学视野。这似乎又表明，对艺术真理问题的回避或忽视与艺术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处于何种历史阶段没有必然的联系。不管怎么说，这种集体性的回避和退却已成事实，它毕竟在艺术人类学本身的问题链上留下了一个根本性的缺环，甚至可以说是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理念滞后的一种表征。 富有意味的是，在哈彻出版《作为文化的艺术：艺术人类学导论》一书的第二年，亦即1986年，推出了一本颇具地震效应的、在西方人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该书编者之一克利福德（J.Clifford）旗帜鲜明地为该书撰写了题为“部分真理”（PartialTruths）的导言，在他看来，民族志的写作至少受到语境、修辞、制度、文体、政治和历史上的决定因素支配，因此，他称民族志为虚构（fictions），“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受约束的（committed）、不完全的（incomplete）真理”④。由于该书的论题并未有意识地正面应对艺术人类学的“部分真理”问题，而编者也坦承该书的人类学偏见使它忽视了对摄影、电影、表演理论、纪录片艺术、非虚构小说等艺术文本的关注⑤，再加上以上所述的艺术真理问题在西方艺术人类学学科发展中的总体处境，所以，我们确乎有理由认为，艺术的真理问题（哪怕是所谓的“部分真理”问题）对艺术人类学学科来说还是一个新鲜的疑难话题。这样，尽管在《写文化》出版十多年后问世的《写文化之后》一书的编者判定《写文化》已逐渐被看作是一部“有几分像人类学思想上的分水岭”⑥那样的书，但就艺术真理问题而言，这条分水岭实质上并没有清晰地绵延到西方艺术人类学的田园之中。 关于艺术的真理问题，我在1999年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成立之际所撰的《艺术人类学与知识重构》一文中曾把该学科的一个根本追求定位成“重新追问艺术真理的学术知识生产运动”，随后的一些文章或演讲又进一步强调这样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是一种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它不仅仅是关于“原始艺术”的，“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也不仅仅是关于‘艺术’的感性学或某种新的知识论，而且还是一种人类学立场上的艺术真理论”⑦。本文拟针对上文所阐述的问题情境，对我所主张的“完全的艺术真理观”这一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作一番尝试性的阐述。 二 事实上，我们一旦把艺术真理问题引入艺术人类学的议事日程，首先就会真切地体会到类似于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所表述的那种复杂心情和态度取向：“一方面，各种哲学相继出现，相互矛盾，相互诋毁，使真理看上去是变化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史是怀疑主义的课程；另一方面，我们向往一种真理，精神之间的一致即使不是其标准，至少也是其标志。”⑧不过，如此鲜明的态度取向并不能直接拿来给克利福德所标举的“部分真理”说作出属性判断。因为这一民族志写作的理念确乎在很大的程度上注意到了文化叙述的真理（thetruthsofculturalaccounts）所遭逢的语言、修辞、权力和历史诸方面带来的不确定性或偶然性，这对文化叙述的真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无疑是一种尊重，一种张扬，因而我们也确乎不能说这种“部分真理”说只是在简单地修读“怀疑主义的课程”；但克利福德同时又声称：“至少在文化研究中，我们不再会认识到完整的真理，或者哪怕是宣称接近它”⑨，这显然是急剧地朝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甚或怀疑主义的方向挪步，并终将稀释和失落“部分真理”说原本所具有的那份反思和鞭策的意义。 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如果艺术人类学家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艺术现象和艺术史的时候，无意把艺术人类学与艺术真理问题勾连起来，无意警惕和克服极端的相对主义或怀疑主义的理论迷雾，无心打造甚或自动放弃种种寻求艺术真理的武器或可能性，转而简单地移植或运用迄今仍被许多西方人类学家所信奉的、随时有可能走得太远的“部分真理”说，那么，艺术人类学研究工作的意义本身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其实，在这一关键点上，克利福德本人的一番交待恰恰成了某种有力的印证：“我在这篇‘导言’中一直极力主张的那种不完全性（partiality）总是预先假定了一个地方性历史的困境”⑩，并声称自己的这种历史主义观念应大量地归功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但在各种“地方叙事”（localnarratives）和它们的替代物亦即“主导叙事”（masternarrative）之间并没有接受后者。在我看来，这里所假定的这种“地方性历史的困境”同时也是他的“部分真理”说所要面临的困境，而其内在的迷障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格尔兹（CliffordGeertz）所倡导的“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是在逻辑上预设了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的存在，而它们事实上指的是西方知识或西方历史；二是在这种非“地方性知识”或非“地方性历史”中，依然隐含地指称存在着优先于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性和自主性的价值。(11)由此，我们不难体会到“部分真理”说背后所潜藏着的寓意微妙、具有悖论意味的理论指向。 这样，在艺术人类学的核心理念的定位、设计和选择上，我们与其在那种“部分真理”说的万花筒里端详艺术真理的种种局部的、变幻莫测的容貌，还不如明智地选择有望在“一”与“多”之间、在完全性与不完全性之间进行平等贯通和整合的一种完全的艺术真理观。 那么，围绕新式艺术人类学的这一核心理念，又有哪些基本理念在支撑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把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以及文明社会里的民间艺术或少数民族的艺术传统。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尽可能地把自身的研究范围推及全景式的人类艺术，把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所有文化系统内的艺术作为自己的合法的关注对象。如果还是继续像从前那样主要研究无文字社会的艺术，而此类社会的很多艺术形态都已经消失，而且有些还在随时随刻地消失，那么，这个学科可以研究的东西事实上是走向萎缩的，因此，只有在最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上逼近人类艺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才有望在各种或大或小的艺术世界中追索到完全的艺术真理的讯息，而因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总有其实在性和情境约定性，所以，在艺术真理的叙述或书写上即便需要某种“想象”或“虚构”的诗学，需要融入一些打破情境约定才能顺利叙述或书写的情境非约定性因素，但它们本身并不能改变艺术真理在总体指向上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完全性。 2．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一艺术观念总谱中努力寻求艺术真理的完全性。以往的艺术人类学已经有一个变化，注意力开始从“美的艺术”（finearts）转向“作为文化的艺术”，考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并进一步形成了几个主要的相关观念：一个是把艺术视作“文化的表现”，一个是“作为文化系统的艺术”，另一个是“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这和原先美学里所面对的那个“艺术”概念相比，显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实质性的差别。对此，哈彻的体会颇有代表性。由于在实际的现代用法中，“艺术”一词不再限于雕塑和绘画，其界定的范围非常广泛，并且包括纺织品、人体绘画、机遇剧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因此她感到，过去那些狭隘的定义就像它们从前所做的那样虽然并不限制跨文化的观点，但是，当我们试图从跨文化上来使用“艺术”观念时，还是有许多问题，尤其是因为在西方文化传统内有许多艺术定义，并且只有某种非常宽泛的一致意见。因此，“在工业文明中，当艺术概念在媒介和内容方面被放宽到异乎寻常的程度时，至少含蓄地表明艺术概念的用途、功能和意义已经被缩小了，而艺术与它的（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少。这正是那种被当作纯粹为了审美静观、为艺术而艺术、纯粹艺术、称为‘艺术’之物的无用之必要性的艺术概念。它对跨文化研究来说不是一个很有用的概念，即使有人相信有如此纯粹的动机存在”。(12)基于这样的认识，哈彻就把“艺术”的成分解析为纯粹审美（purelyesthetic）、技能或技术（craftsmanship）、意义（meaning）这样三个层面。而盖尔在20世纪90年代试图从“作为技术系统的艺术”（artasatechnicalsystem）这样的艺术人类学观念上来考察包括原始艺术和现代艺术在内的各种艺术的魅力技术（thetechnologyofenchantment），(13)显然又是一种有效的推进。 诸如此类的艺术观念群及其相应的研究方式或学术转向，说明艺术人类学已不再把“美的艺术”作为一个终极性的考察目标，而是在“作为文化的艺术”这个观念总谱的鞭策下，勘探人类艺术形态和观念上的复杂群落，注重发掘艺术与某种具体的文化表现、文化行为和文化技术之间的普遍联系。虽然这里也难免还是有一些艺术概念上的预设，有一些猜想性的成分，但艺术人类学研究努力把这些预设和成分融入一个个情境性的解析过程之中，通过这种解析过程的展开，不断地反思、检验和调整自身的艺术观念，让它们经受旧石器时代以来人类各个时期、各个区域和各个族群的艺术所构成的事实大熔炉的考量，从而全方位地解析出人类艺术的真理性因子，在最充分的特殊性、最高的普遍性上提炼艺术真理的话语，于是，艺术人类学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话语问题上的种种“作为”式的语句和表述，也就有望经受最大限度的、最完全的合法性洗礼。当然，这种集群式解析的过程性演历，既要有与解析对象之间充分的情境关联，以期掌握充分的事实判据，又不排斥解析主体与解析对象之间复杂的情境性互动，建构情境性表达关系的空间，从而在艺术观念和艺术真理的复杂认知和书写的历史过程性中通过不断地扬弃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来达成艺术真理的完全性。 3．在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反思性地、有限度地运用那种强调空间性和地域性特征的地方性知识，转而强调非西方艺术的种种样式、形态、意识、观念和价值与西方艺术至少处在理论上完全平等和合法的境地，中国艺术、日本艺术和印度艺术等，都不只是具有某种“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性价值的东西，确切地说，它们各自都是某种情境性的艺术，它们在认知自身的艺术经验、表达自身的艺术真理或本民族的人生真理的历史过程中，均有各自特有的生命感受和生存理解上的情境约定、情境内涵，因而和西方艺术一样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具有西方艺术所无法替代的知识性价值和真理性内容。由于无意把它们置入那种依然隐性地带有西方知识至上和西方价值优先意味的“地方性知识”的阴影中自我降格，因而随着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不断推展，历代的东方艺术和世界上各种小型社会的艺术都将有望被视作一个个在艺术的真理性内容上具有足够的自主性的世界，而不只是流于西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的一个个带有被压迫意味的对象。于是，这样一些独特的艺术世界就有可能被赋予自呈自现、自我决断的机理，从而在一定的现实性上和西方艺术世界之间形成一种互为他者、双向乃至多向制导的全景式机制，让艺术真理的完全性问题在不断多维化和细密化的他者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甚或交变中得以开显。也就是说，各种艺术世界的自主、自恰和价值地位上的平等，必将在现实性上强化艺术真理的完全性程度。 4．以往的艺术人类学研究偏重于对艺术作品的静态描述，而忽视对艺术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过程的动态解释，换句话讲就是对艺术的研究总是习惯于针对艺术品本身，而制作、观看艺术品的人在研究视野中往往是缺席的。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研究除了继续重视艺术品的解析之外，也关注人类艺术活动当中的艺术行为和人的在场（包括艺术家的在场）这些环节，力图对各种文化情境条件下从事艺术制作、艺术生产和进行艺术交往的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行为等整体流程进行情境性的探究，以期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艺术交往或艺术消费的完整格局中来全面地考察人类在艺术需要、艺术创造和艺术交往上的真理诉求。 三 此外，提倡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式的艺术人类学，注重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也是新式艺术人类学的基本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它是从侧重于研究者的角度对艺术人类学学科品格等主体性风貌的一个规约，但无疑也是寻求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一个重要中介。英国人类学家奈杰尔·拉波特和乔安娜·奥弗林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解释“科学的人类学”时引述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对人类学也许是有益的”，由于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最人文主义的学科，人文学中最科学的学科”，所以人们应该意识到“关于知识与真理的本质的模糊性，这将使人类学‘更像它自己’”。(14)这么说来，作为一门立足于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从艺术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当“艺术”人类学把追寻完全的艺术真理观作为自身发展的核心理念时，似乎更有理由以真理的“模糊性”为由让它“更像它自己”，这显然是一种无奈的甚或推卸责任、有辱使命的学科发展论调。格尔兹在晚年曾经发出一个警示：“所有的人文科学都是混杂的、变化无常的和不明晰的，但文化人类学滥用了这种特权”。(15)试想，要是新式的艺术人类学又开始用新的方式滥用这种特权，那么，它在寻求人类艺术真理的路途上必将踏上不归之路。实际上，我们注重艺术人类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评和实验性写作，正是基于战略性和战术性的双重考量，一方面，希望艺术人类学不再只是流于艺术知识的重新淘洗这一层面，而是以真理为念，有更高层面的人文追求，全景式地解析过去、现在和未来各民族民间艺术中所折射出来的种种生存理解、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巡视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超越个体有限性、寻求精神无限性上的种种努力，倾听种种鲜活的、富于人生真理意味的信息，而不是用静态的方式、猎奇的方式看艺术，用一时一地、一族一国、一维一相的方式看艺术；另一方面，又希望以学科自身所秉持的那种富有深度和效力的反思性和实验性，来持久应对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可能随时会遭遇的艺术知识和艺术真理的模糊性，凭借实验与反思的力度、深度和效度来不断地扬弃这种模糊性，以免让这种模糊性、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成为随意性甚或否定完全性的借口。一句话，艺术人类学的实验性写作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最完全的实验性和反思性，意味着最完全的艺术真理观的最终达成。 记得约翰·诺里斯说过，“每个人在历史上都有只属于他自己的一刻”。对新式的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来说，但愿每一个决意追问人类艺术真理问题的人也都有这样的一刻。如果可以把人类艺术的真理比作天使的话，那么，我们希望并相信这样的天使从来未曾离开过，但更希望探索艺术真理的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奋力劳作让这位神奇的天使显出完全的面容，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折断了她的翅膀。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核心价值在当代的变迁 摘要：艺术的价值系统具有多元性，包括审美价值、历史价值、认识价值、娱乐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艺术的价值系统又具有动态发展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价值主体也有所侧重。透过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发展，以及溱潼会船节等艺术活动，折射出的是艺术的经济价值及工具价值在当代社会被过度强化的现状，反映了艺术价值体系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变迁。 关键词：艺术价值　审美价值　经济价值 一、引　言 艺术是人类文化系统中一种特殊的构成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承担着传播思想、文化观念以及丰富情感生活的功能。艺术活动是人们以直觉的、整体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并在此基础上以象征性符号形式创造某种艺术形象的精神性实践活动。艺术最终以艺术品的形式出现。艺术品既包含了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映，也蕴藏着艺术家本人的情感、理想和价值观等主体性因素。是一种有价值的精神产品。对于艺术价值的追问，向来是美学史中的主流话题之一，近几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人们对艺术的价值问题尤为关注，成为文艺理论界谈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因而当前从理论上深入探讨艺术价值及其结构问题极为适时而必要。 二、艺术的价值系统具有多元性 研究艺术价值，首先需要界定的是“价值”这一概念。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深刻而简洁地揭示了价值本质：“‘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这表明“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范畴，而是一个关系范畴。价值所显示的是人类一种普遍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中的，以主体评价为主导的对象的合目的性，“也就是在主体与窖体的交互作用中，客体所具有的功能、特性及意义对于主体需要的适应与满足”。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指向人类主体活动的全部对象、集各种活动的功用于一身、融人类各种基本活动方式为一体、适应与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从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具有多元性的价值系统――艺术的价值系统。 根据艺术的功能、特性及其对主体不同需要的满足，艺术的价值系统大致涵盖以下几个方面： 1.审美价值 审美价值是构成艺术价值的最主要、最直接的价值类型，是构成艺术之为艺术的真正本体。艺术在具体、生动、形象的“美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蕴含着高尚的精神内涵和真挚的情感，集中体现出人类的审美意识，凝聚和物化了人类对自然界与社会的审美关系，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而能够集中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2.历史价值 艺术作品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精神求索，以及对它所处的时代产生的推动作用，这些特质构成了艺术作品的历史价值。 3.认识价值 艺术是一面真实、生动、形象地反映自然、社会与人类的镜子，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缩影，通过艺术鉴赏活动，人们可以深刻地认识社会、时代、人生，洞悉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可以认识自我，认识整个生命过程，从而满足人类对其生存环境一自然与社会―一及自身的全面认识的需要。 4.娱乐价值 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可以使人们的审美需要得到满足、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得以宣泄，同时也可以使消极、麻木的心态得以“鼓动”、枯竭的心力得以“补充”和“滋养”，从而保持人们心理上的平衡，获得心旷神怡、其乐无比的身心愉悦。 5.经济价值(含收藏、投资价值) 艺术不是一个经济事实，也非功利的制作，艺术较之经济，没有强烈的利益目的。然而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品逐渐成为流通的商品，或商品化的艺术品，艺术生产和艺术品无法摆脱经济价值影响。艺术在某种意义上也要体现自己的实际效用，作为创造者谋求生活资料的手段。 6.社会价值 艺术诞生于人类的需要，也发展于人类的需要，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艺术必然要和人类诸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绝对独立的“惟艺术”是不存在的。其社会价值又分为。 7.道德伦理价值 通过对蕴含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及深刻的伦理道德评价的艺术品的欣赏，人们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引起思想上的启迪、情感上的共鸣，陶冶、发展、完善人性，提高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8.工具价值 艺术的某种功能可以服务于某种外在的目的，即对于艺术之外的某个目标、目的或者功能而言有利用价值。 9.交流价值 艺术可以沟通人们之间的思想情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达到思想感情的融合、统一，从而满足人类社会巩固自己的完整性这样一种需要。 10.信息传播价值 艺术是传播各种信息的重要方式之一，人们可以通过艺术欣赏这条渠道，获得大量的重要信息。 三、现代社会艺术的主要价值 艺术永远以现实为自己存在的基础。而现实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改造现实的方式、手段必然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人类的需要也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而涌现出新的倾向。同时，艺术本身(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创作手段、表现方法等等)也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因此，艺术的价值系统不仅具有多元性，而且具有动态发展性，即艺术价值系统绝对不是一个僵死不变的“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艺术活动及产品的改造、变形，对自然及人类社会产生的意义、作用发生变化，其价值主体也有所侧重。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某些社会因素的影响，艺术的价值体系会出现暂时的混乱，甚至会一时误入歧途。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经历着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巨变。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文化思潮的风起云涌、社会消费系统的逐步强大，商品意识广泛渗透文化的各个领域。艺术由高高在上的精神产品下降为普通商品，精神性追求被置换成了商品化生产。为了迁就商品的供求逻辑，艺术产品不断变换着形式以满足一些群体无休止的消费欲望。在这样的形势下，艺术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工具价值被极大地强化，偏离了其精神性的价值本体。 其中，经济价值的强化在中国的艺术市场上反映尤为突出。在国际市场和金融全球化的带动下，新一轮的投资和交易模式及资本流动引发了艺术市场的巨大变化。短短的几年中，金融操作模式的引入、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交易大盘的巨大增量等直接引发了艺术市场从一个收藏性市场向投机性市场转变，而一些其他不定变量也开始渗入其中，导致艺术品的经济负载功能大增。“不到6年的时间里，中国书画和中国当代艺术板块先后领衔上演了个两个波段的涨跌大戏，其曲线起伏之大、区间时间之短、信心值前后的起落堪称跌宕起伏、动人心魄，几个零的增减游戏仿佛就是瞬间的事情。”面对这一状况。人们难免陷入迷惘与困惑：艺术品的市场价格是否由其艺术价值决定?艺术品 的经济价值是否等同于艺术价值? 要消除这类困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价值与价格的区别，价格始终在变化，价值则相对恒定。艺术品的市场价格与艺术品本身的价值有关，但并不代表艺术价值。价格是在交易中动态形成的，反映了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中的交易系统对艺术品价值一种货币化的共识。艺术品一旦流通起来，就具有了商品性，成为特殊的有流通性的商品，只具有符号的意义而不再具有审美的价值，其市场价格就会取决于许多非艺术的因素，如艺术品的流行性、艺术家的名气、制作费用、其他艺术品门类的竞争，而这些都是动态变化值，必然导致价格认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价格围绕价值所进行的虚实波动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 艺术是精神产品，也是精神消费品。但这几年艺术市场的问题就在于把艺术只当成了物质产品。由于投机与炒作的介入，艺术被不断地商业化、物质化。许多投机家判断艺术水平高低的标准是价格，对他们而言，艺术品和股票一样，买入只是为了倒手获利，“炒”出更高价格。艺术品的交易过程被人为地缩短。展览和评论本是一个重要的价值判断过程，也是一个选择、过滤的过程，倘若没有这个过程，得出的价值就难以牢靠。然而现实中许多拍卖行直接找艺术家订货，艺术品直接就进入拍卖行，没有经受过任何价值检验，无法对藏家负责。而拍卖时按平方尺估算价格，这也是物质的观念，是外行人造出来的可悲之举。 投机主导的市场过热，反过来又影响了艺术家的价值导向。如果通过作品能够看到艺术家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其艺术价值可想而知。一些中国当代艺术专为“国际”量身定做出口的“外贸产品”，或随意玩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符号，如四大发明、周易八卦、风水算命、京剧脸谱等，或忙碌于对西方后现代艺术观念的表层转述与艺术形式的重复试验，既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体验，又缺乏对当代生活与文化问题的感悟与思考，难以造就有内涵、有本土优势的原创作品。暴利的诱惑。使一些艺术家远离甚至脱离了艺术追求，虚浮、投机、庸俗、欺诈的作品开始泛滥，成为一堆堆“昂贵”的垃圾。 全球金融危机给一度喧嚣、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带来了沉寂，也给中国艺术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契机。在对艺术的认识中，拍卖的导向作用暂时减弱，对艺术价值的判断逐渐向理性回归。人们开始意识到：艺术市场不是艺术，艺术品价格不是艺术价值。价格毕竟是短期的、暂时的运作，就长久来说，艺术价格总是围绕艺术价值的。历史的长河如大浪淘沙，磨灭不了的，是任何时空下都熠熠生辉的那些杰出作品的艺术价值。 此外，与艺术的经济价值被片面夸大相一致，在现代社会中，艺术的工具价值被日益强化。以江苏姜堰的溱潼会船节为例，该会船节历史悠久，由南宋相沿至今，历经千年而不衰，有“天下第一会船”美誉。每年清明翌日，溱潼、兴泰、俞垛、华港、淤溪、桥头及兴化周庄、茅山、江都吴堡、东台溱东等乡镇会船聚集溱潼东观祭祀孤坟野鬼，随后有大型赛船及会船活动，集竞技、表演、送头篙、唱戏、酒会、庙会等民俗文化于一身，场面壮观，充满水乡风情。90年代后当地政府逐步介入，使会船节由一个民间自发的民俗活动发展为“文化大盛会”、“民情民俗博览会”。近年来，随着姜堰经济的发展，溱潼会船节成为姜堰招商引资的经贸大集会。当地有关部门与媒体深度合作，从“炒会船”转向“炒旅游”；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又从“引游客”向“引资本”转变。“以船会友”的会船节，让姜堰赚得了人气，还赚来了“财气”。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双赢”，但对这种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本身而言，许多原生态的因素正在被异化、破坏，其原始的生命张力正在消失，有沦为民俗表演之虞。 四、总　结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与溱潼会船节一样，许多艺术形态不可避免地面临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其艺术价值中的经济价值与工具价值被过度强化，而偏离了艺术价值的本体――审美价值，忽略了其他影响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价值。因此，当前应对艺术的价值体系作认真反思，使艺术的价值取向回归理性。 艺术核心论文:东阳悄然成为木雕艺术核心 由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和浙江东阳世界贸易城联合举办的“中国木雕创作大奖赛”于10月26日落下帷幕。 此前，由《雕塑》杂志社社长范伟民、《美术报》社副社长高照、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陆光正等专业人士领衔的评审团从来自全国各地的1593件作品中评出了65个奖项。其中浙江的俞田、郑剑夫、郑宝根、叶高华、郑松强、郑忠南、黄小明、王向东、姚正华、吴初伟，福建的黄文寿，叶前荣，四川的李先海，河北的徐艳丰，广东的李得浓等15位作者荣获金奖；楼浩彬等20位作者得了银奖；周杨等30位作者被评为铜奖。此次大赛中的获奖作品无论在技巧、构思、风格都较以往有较大突破，对传统题材的深化、创新有了新的面貌。对于现代题材的表现也能够融入传统雕刻的精华，使得东阳木雕的艺术水准有了空前的提高。大赛联结了全国木雕艺术从业者，加强了彼此间的专业交流，无形当中促进了国内木雕行业整体水平的发展。 据了解，在“十一五”规划中，东阳市委提出了“商贸新市”的发展战略，同时着力建设文化大市，积极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的发展策略。作为东阳市重点工程之一的世界贸易城在税收、工商、产权等方面都获得了政府最大限度的优惠。世贸城开业前，就有16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40多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入驻其中。这也吸引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木雕艺术专业委员会从杭州迁往东阳，并落户世贸城。东阳正悄然成为中国木雕艺术的核心。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东阳将借这大好契机，吸引带动更多的艺术家到此创作、交流、展示，并借助商贸渠道，向世界范围辐射，扩大东阳木雕的影响力。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理论探讨 [摘要]外化是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重要范畴，决定了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效果。为了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需要根据学界已有论述，科学概括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相关理论。当前，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的不尽人意，切实反映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过程中存在着实际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探寻有效路径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意义重大。 [关键词]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 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岁月，“鲁总司令”的文艺队伍对革命事业的成功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同样需要“鲁总司令”的文艺队伍。艺术类大学生作为“鲁总司令”队伍最强大的后备军，必须担当起其它专业学生无法取代的历史重任。在此历史和时代使命的召唤下，艺术类院校的教育者必须思考以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来武装艺术类大学生的头脑，并引导他们的行为。2012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明确提出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以及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艺术院校的教育者指明了方向。经过课题组成员的集体思考，成员们认为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应兼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忠党爱国、敬业为民、崇德尚艺”是其基本内容。在明确内容任务后，如何培育和践行成为了关键。内化和外化作为反映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一对范畴，对引导艺术类大学生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具有根本指导意义，其中内化是前提和基础，外化是目的和落脚点。关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主要指教育者将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输入大学生个体的思想意识，使其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在此不做详细分析。本文将重点围绕“外化”范畴，探讨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践行的一系列问题。 一、关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理论的科学阐释 外化（Externalization）就智力发展而言是指“从内部的智力方面的动作向外部的以运用实物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动作的转化”。①据此，把外化理解为人的智力由内部到外部，由精神到物质的动作的转化。由此看出，外化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范畴，具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基础。第一，唯物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基本依据。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第一，意识第二。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产物。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因此，必须要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符合客观，坚持树立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克服其错误意识。第二，辩证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过程依据。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其内在根据是矛盾。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而言，将正确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转化为外在的行为实践也是一个矛盾发展的过程，应充分认识此过程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道路的曲折的，需要自觉抵制形而上学的错误观念。第三，认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理论的认识依据。认识论的基本规律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致无穷。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以实践为目的，是从认识到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第四，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原理为思想政治教育外化提供了社会依据。“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经典阐述，也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外化的成功依赖于社会活动，需要在一切社会关系寻求正能量，以促使受教育者完成相应的思想政治品德实践。 艺术类大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外化范畴，结合这两点，对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作了科学界定，是指在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的帮助和促进下，让艺术类大学生把已经认定的“忠党爱国、敬业为民、崇德尚艺”等内容经过一系列心理活动转化为行为，在反复实践中养成行为习惯，并用这些行为习惯来指导和明确既定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过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自我性、人本性、曲折性、实践性、开放性和复杂性。自我性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在于学生的自我教育；人本性也即以人为本，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必须尊重学生的个性、尊严、价值、需要、权利；曲折性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学生不断解决已有认识和现实的矛盾，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实践性强调核心价值观外化的目的和落脚点是人的践行，需要充分发挥实践育人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人的社会性也决定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开放性和复杂性，需要核心价值观教育者给予高度重视，做到不断创新方法，塑造良好环境。 二、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通过课题组的调研看出，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和学校的广播宣传，艺术类大学生基本上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艺界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有准确、全面的理性认知，即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效果基本达成。然而，在西方社会思潮和市场经济的影响下，现实中也有很多艺术类大学生存在着急功近利、不诚信、不上进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入党积极，但缺乏政治意识；注重个人感受，忽视集体利益；考试时通过旁门左道追求高分；“不求高分只求及格”的心态也有存在的土壤等等。总而言之，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在外化过程中与既定轨迹出现了严重偏差，知行不一乃至于脱节问题严重，需要教育者探求成因。 （一）内因：学生自身发挥主观能动性程度不够 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对象，也是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事实上的行为主体。整个外化过程需要艺术类大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接受核心价值观内容基础上自觉、自愿地去行动，并逐步将行动变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在良好的行为习惯基础上再次明确所接受核心价值观内容的正确性，从而达成更高层次的认识。然而，学生个体千差万别，他们的个性、智力、爱好、经历各不相同，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自觉行动。研究表明，艺术类大学生更愿追求个性，我行我素，遵从已有的内心感知，包括一些不正确的感知。此外，也有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存在从众心理，在该坚持正确观点的关键时刻却放弃自我，选择从众，被众人行为所影响。 （二）外因：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本身的水平不够 虽然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的主体是艺术类大学生，但是他们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在学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下完成自身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然而，现实中艺术院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还存在着教育者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备等问题，这些都阻碍着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知行合一”模式的实现。 第一，教育者的能力不足以满足外化任务的需要。从事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绝大多数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出身，他们动机端正，善于从理论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但是，对于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独特性，却有很多教育者不能正确认识和消化，鲜有思想政治教育者能够对艺术界的人物、事件、作品有深入细致地了解。现有艺术知识储备的不足导致教学时只能按照原有的认识去讲解核心价值观，在关键点的讲解上牵强附会，不能通达学生的心灵。与此伴生的是“一言堂”、“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不接地气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些与学生的心理需求相去甚远，也必然不能在外化阶段有效影响学生的行为。 第二，制度的不完备不能保证外化任务的完成。客观来讲，绝大多数艺术高校都具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然而，很多高校的现有制度不系统不完善，难以保证核心价值观的顺利外化，建立科学化、平等化、奖惩分明的制度迫在眉睫。让制度引导并约束学生的行为，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才是核心价值观外化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 三、实现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有效路径 通过学界已有的分析，可以对内化与外化作简单界定。内化是解决“我要这么做”的问题，分为盲从、认同和信奉阶段；外化是解决“我已经或者正在这么做”的问题，分为明确问题阶段，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和实践或动的阶段，养成并遵循相应行为习惯的阶段。二者辩证统一，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结合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相关理论，认为不仅要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化，更要注重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化，因为外化过程是直接检验核心价值观教育成效的试金石。 （一）发挥艺术类大学生的自觉能动性 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是内化内容的进一步延伸，即艺术类大学生运用所得到的关于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识去指导自己的实践，以逐步完成人类认识的最终目的――改造世界。可见，在此过程中，艺术类大学生是主体。虽然不能否认各种教学管理制度、校内外环境对学生的实际影响，会使艺术类大学生主动改造世界的行为受阻，进而使其原有改造世界的美好设想出现残缺。但是，只有艺术类大学生自身才是决定实践成功乃至养成行为习惯的关键，这具有深刻的哲理基础。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即能动作用。艺术类大学生要充分发挥自觉能动性，主动规划学习和工作生涯，对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作出清晰的判断。我国著名分析学家高清海教授认为：“没有自我意识，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创造性活动”。③这些都论证了艺术类大学生自我意识也即自觉能动性程度的高低，才是决定艺术类大学生实践能力、价值创造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为此，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至关重要。其中，加强自我修养，引导学生自我认识和自我肯定相结合是有效方法。 （二）开展多样高效的艺术院校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 实践育人已是至理名言，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化也离不开实践活动。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需要在实践活动中体现“我已经或者正在这么做”，之后再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升华原有对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认识。当前，很多高校越来越注重实践教学，大连艺术学院就是个例子。学院“树立了艺术实践教学是艺术教育根本内容的基本观点，树立了艺术实践教学是培养应用型艺术人才根本途径的基本观点，树立了艺术实践是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的根本要求的基本观点”。④大连艺术学院当前开展的关于实践教学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为大连艺术学院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指明了渠道，即实践活动。当前，课题组主要成员作为大连艺术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也在积极探讨核心价值观在课堂内外的实践活动。目前，课堂内不仅有教育者的理论讲授，更有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多种形式的“专业+课程”展示模式，允许学生用歌声、舞姿、画笔、语言、动漫、微电影等形式表达自己对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践行。课堂外，教育者也在用教育实践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等多个途径强化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此同时，在实践活动要注重完善艺术院校的教学管理制度，尤其是其中的奖惩激励制度、经费保障制度等。 （三）优化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校内外环境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中每个个体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及发展都会受到客观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要想使全体社会成员培育和践行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观，需要国家优化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外在环境。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实施“四个全面”战略，这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同时这也优化了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校外环境。对艺术院校而言，要想提高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输出的效果，还需要优化校内环境的建设，物质环境上追求“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艺术”，让学生徜徉艺术的世界；精神环境上追求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等，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将核心价值观外化为自身的行动实践和行为习惯。 （四）搭建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的全媒体网络平台 当下，全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艺术类大学生和其他大学生一样是运用网络媒体的主体力量，作为核心价值观教育者必须善用网络途径。除传统校园刊物外，校园主题网站、手机APP平台应是教育者宣传核心价值观内容的重要渠道，也是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之外的必然选择。首先，教育者可运用图片、视频等将国家宣传的核心价值观内容进行丰富地多样化表达，介绍文艺界知名艺人的从艺表现，介绍其成功与内在行为习惯的必然关系，以进一步强化学生的文艺界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理性认知。其次，借助朋辈群体采用树立典型的方式形成从众正效应。将部分学生在学习、为人处世等方面行为习惯的正案例借助全媒体平台进行，让学生知道“已经有人正在做什么”、“我也应该怎样做”，形成内心向善的良性媒体推动力。再次，开展宣誓活动，引导学生个体在公众面前做出承诺，之后运用媒体途径，发挥监督机制的，以引导学生遵守誓言，在日复一日的行动中成为自己的必然习惯。同时，鼓励学生之间开展点赞行为，以对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外化形成正面引导力。 总之，外化是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作为艺术院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者，必须本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在内化基础上，继续促成艺术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外化阶段的完成。只有如此，培养出的“鲁总司令”队伍的后备军，才能在毕业踏入社会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中坚力量，这将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绵延不绝的艺术动力。 艺术核心论文: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核心课程被认为是“艺术史”课，一定程度上被固化了，教学内容多集中于认知与评价绘画作品与造型技艺，停留在传统的“看图说话”层面。虽然这种操作较为简单，但是时间长了，学生认知便停滞不前，仅是对作品本身的理解，和艺术设计核心课程自身功效差之千里。 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实践 1.调整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模式，以新视角审视艺术核心课程 宋朱熹认为，教书宗旨在意趣，否则不是快乐学习。传统绘画鉴赏、联系和非艺术专业的学生生活没有太大的联系，心理感受疏远，不产生情感共性。所以，整合当前潮流中的手工艺术、影视美术等融入高职美术核心课程程中，坚持即艺术的原则，营造情景，使学生体验更丰富，以全新的美术视角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从学生日常生活乐见的事物出发，让学生以审美视角去欣赏。如从教室桌椅的颜色、功能等出发，以自然顺序指导学生认识东西方家具的设计，以多种视角分析与思考。让学生掌握艺术语言，形成艺术欣赏力，为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如此，学生可轻松观察生活，以全新的视角欣赏艺术和生活的关联，形成良好的思维能力。 2.以新教学理念为引导，增加新教学内容，开挖美术核心课程重要价值 传统思想认为美术即绘画，“大美术”观念引导下，破除了纯艺术和实用艺术问的藩篱，更新了教学内容，融各种美学形式入课堂。美术作品本身体现的是个人思想与精神文化。各时代都具有典型的美学形式，在东方宗教教学和西方宗教建筑中，包含了哲学思想与思维方式，相比了解美术尝试，意义重大。从真正意义上提升了学生艺术思想与修养，借助艺术作品寻找专业学科和社会发展问的联系。如波普艺术与学生T恤图案设计实践融合，以认识各种美术作品的形式、试着以各媒介来展现，美术学习结合作品中的人文内涵，以人的理性思考，有助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问题 1.高品质课程资源有限，课程开设规范性需进一步提升 教师在核心课程教学课程开设中存在随意性。学校对教师开展的核心课程教学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开设核心课程仅仅吸引不满足教学现状的教师。即便课程资源非常丰富，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开设，授课教师因为身心疲乏，不得不停止。无法构建数量可观的比较稳定的核心课程教师队伍。一些核心课程的开设涉及教学内容过少，仅适合用在专题讲座的开设上；课程教学不够深入，教学质量不高。 2.学生选课要以兴趣为中心 兴趣即最好的老师，学习兴趣的高低决定了学习热情的多少，但这种热情出现时间短，各课程知识量有限，课程教学要在定性和量性的范围内进行，只停留在描述和渲染层面，课程内容必定是枯燥和乏味的。课程拓宽深度同时，知识性也在强化，这时学生的新奇感逐渐消退，不再具有兴趣，学习热情大为降低，严重时退出课程学习。因为害怕困难，多数学生逐渐对欣赏类课程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中像中外美术鉴赏、音乐欣赏等，但对和通识相关的课程反而兴趣不高，如数序研究和电子商务等。由于不具备自我选择及对自身负责能力，盲目选课，追求容易。 3.课程标准的制定需更加严格 核心课程考核缺少严格性，一些核心课程在课程目标设计及教学进度赶进上不够明确，因为课程设置不多，教师删除了一些教学内容，这就无法确保教学内容的完整性与丰富性。另外由于高职院校艺术类核心课程设置的课时不统一等原因，导致课程标准混乱，对其本身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效果。 当前高职艺术类专业核心课程的教学对策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设立系统合理的课程流程。目的是为了提升核心课程在高职院校的地位及教学效果，培养稳定的核心课程教师队伍，实现核心课程目标。 1.强化构建教师队伍，提升教学水平 高职院校加大对教师的培训。高职院校制定一些条理，阐明公共核心课程在学生中的重要性，让教师更新理念，有效调整知识结构，不要随便开课抑或仅根据自己的知识开设课程。在职院校内部和外部聘用核心课程教师，依照教学大纲，开展教学工作，鼓励高职称教师与骨干教师开设核心课程。提倡同一门核心课程由几位教师共同开设，形成竞争优势。针对些学生喜爱及教学效果好的课程，缩短课程审核时间，尽快开课。此外，引入校外专家和技术人员授课，丰富教学内容，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2.强化辅导学生选课 加大对学生的选课辅导，利用教学计划和排课等向学生全面系统地接受选课的内容，及时准确地各种信息，建立强大功能的信息网络平台，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3.强化评估核心课程教学质量 对核心课程的评估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核心课程的质量评估可以从多方而展开。核心课程的过程也即是质量监控的过程。要获得专家和学生的认可，学生选修人数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教师一定要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如果获得了课程开设的机会，但教学效果不好，也不被学生认可。在授课教师看来，愿意选修这门课程也是一种压力。学生网上评价教学效果是质量监控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专家和教学管理人员可以随机听取这门课的教学。听课结束后将一些情况和相关教师进行及时沟通。如此便能发挥听课的作用。 （作者单位：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文为陕西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研究成果 【摘 要】 语言素养与核心价值观的共同提升，有助于艺术类大学生增强文化领悟力与传播能力，改善就业难、表达弱的问题，为社会和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本文以语言素养提升为切入点，探讨了艺术类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及其途径，以期实现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达到语言素养的自觉，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国际化传播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关键词】 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途径 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有利于提升大学生口语、书面语交际素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掘语言素养的现实意义，将“说出来”的价值观转换为“做出来”的价值观；搭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平台”，引导大学校园文化，为艺术类大学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寻找现实途径；实现个体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统一，达到语言素养的自觉，实现“入耳、入脑、入心”。进一步认清培养文明交流互鉴人才的重要性，为国家核心价值理念的国际化传播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一、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现状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要性 1、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现状 当下艺术类大学生存在语言素养缺失的问题。通过本团队调查和问卷收集的情况看（共发放问卷200份有效回收182份），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现状主要有词不达意（64人，占35.1%）、语用不规范（46人，25.3%）、缺乏沟通逻辑（46人，25.3%）、知识匮乏（18人，9.9%）等（如图1）。同时，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的难度也引起了本研究的高度关注（如图2），其中价值观缺失（59人，32.4%）成为影响语言素养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关于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的缺失及其与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本项目研究的首要内容。在研究这部分内容时，本团队基于现实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2、艺术类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要性 从艺术类大学生自身情况来看，艺术类大学生在思想政治意识上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理想信念淡漠、价值取向功利化、社会责任感缺失、自我认知有偏差。 从社会情况来看，市场经济对艺术类大学生带来了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使其更容易混淆个人价值，产生利己观念。网络时代鱼龙混杂的信息使得艺术类大学生难以客观准确地甄别。随着艺术类专业的扩招，人才的过剩，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加之学费昂贵，学习成本较大，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对专业技能的培养更重视，学生们也更加注重对专业学习的实效性，⒋罅康氖奔溆刖力花费在专业学习上，从而忽视了文化课程的学习，造成学生的整体素质下降。 从国家层面，我国正处于思想文化多元、多变、交融、交锋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大学生语言素养的缺失有碍于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展示中国气派。而对于具有创新、自信、年富力强的大学生来说如果不能提高语言素养，那么对于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巨大损失。 3、语言素养提升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 语言素养包括四大要素：主体要素、主观要素、核心要素、客观要素。即言语交际活动的参与者、交际动机、主观意图、辅助手段、主观环境和客观环境等，都直接影响着一个人语言素养的培养及表现。语言素养的高低不仅反映在语言本身，也体现在知识的积累，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判断力，对价值是非曲直的鉴别。 语言素养对人的作用主要存在于意识领域。要提高言语交际水平，作为主体要素的人，必须加强修养、积累知识、开阔眼界。语言素养对于人的知识储备、语商程度都有一定要求。同时，语言素养关乎的不仅是人的全面发展，还关乎到社会与国家构建安全的语言文化环境。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将决定国家未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决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践行，决定“中国梦”的实现。 二、以提升语言素养为切入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策略及实施平台建设 1、策略 （1）注重母语文化积累，消解艺术类大学生多元价值观冲突。学好母语是对每一个大学生的基本要求，母语文化的积累是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实践。通过与国学社合作，开展“国学伴我行”的教育活动，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语言交际中，母语文化的丰厚对于传播母语本身的人文素养价值内涵有深刻意义。当前，世界意识领域空前活跃，面对他国强势的价值输入，加强母语文化积累，能够有效抵制多元价值观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2）提高语用能力，营造认同核心价值观的舆论空间。在正式的交际场合中书面表达独特而又文化内涵深厚，在人际交流中语言运用的技巧作用更为突出。由党务中心在党员、团员的党课、团课培训中强化语言素养的重要性。尤其在党团日活动中，组织大家优先开展相关语言类活动。语言素养本身又蕴含着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书面语言与口语运用在不同家庭环境、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成长过程的大学生开展并深化拓展个性化教育，有助于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形成良好的氛围，促进大学生核心价值观认同水平上的提升 （3）诵读人文经典作品，突出文化育人功能。艺术类大学生之所以不善表达，是因为大脑中存储的信息量太少，因此艺术类大学生要提升语言素质就必须广泛阅读文化经典，包括人文学科，还包括人类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所积淀的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与认识自我的思想精华。协会与校图书馆合作开展读书月活动，鼓励艺术类大学生走进图书馆参阅经典书刊。通过阅读不仅可以增加文化知识，培养思维能力，还可以学习语言知识。在阅读的过程中，透过文字的表相深入到思想的内核去摄取其中丰富的精神养分，体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理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渗透。形成语言素养的同时理解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4）提升逻辑思维表达，发挥艺术类大学生主体能动作用。艺术类大学生个性特点较为被动，做事积极性主动性不强。从学习实际来看，提高艺术类大学生表达意识，培养心理素质能够从主体意识上使其掌握口语的基本要求、态势语言应用的基本要求、逻辑的基本知识等。通过与辩论队、校广播台、电视台合作，鼓励艺术类同学参与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思维的不断冲击碰撞中，提高语言逻辑表达能力。通过培养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看法，让学生具备主动表达解决某些问题的意识。将语言素养主动性实现的思想融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继而为艺术类大学生主体实践意识提供思想引领。 （5）重视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训练课程，加固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课堂。对于大学生而言，无论是日常学习、社会交际还是面试求职，良好的表达能力均不可或缺。作为拥有丰富教育资源的高校，应该以学生需求为导向，更加重视语言表达能力训练课程，例如：普通话语言、口语表达艺术、沟通理论与技巧等，为健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践课堂。 2、实施平台建设――成立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协会 协会管理由大学生语言交流中心――指导老师――学生工作处及其下设的秘书部、组织部、宣传部、实践部构成（如图三），负责协会的日常事务与基本运作。旨在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通过协会定期举行的相关活动及指导老师的专业培训为艺术类大学生在语言素养提升上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法，在与其他校内平台实践互动中理解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深入实践当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语言素养。 三、拟解决问题 1、调查分析语言素养缺失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问题 研究团队发现，艺术类大学生普遍对核心价值观不感兴趣，语言素养的缺失更使其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普遍认为核心价值观与艺术类大学生心理距离、现实距离很远，往往用“假大空”形容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印象。同时艺术类大学生科学文化修养不足，在专业学习同文化教育不对等的情况下，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教育也与专业的相比中显现实践力弱化问题。这就突出了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的阻力环境。也是核心价值观落实不到位的根源之一。 通过研究团队前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及走访接触，结果显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缺失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在人际沟通存在障碍、口语表达模糊不清、书面写作能力匮乏。这些具化的问题又影响到艺术类大学生的学习生活、求职就业。 2、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的关键问题 解决语言素养脱离专业学习的问题就要注重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在青年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综合运用，增强语言素养教育的渗透性。我国不妨参照美国的做法，把语言素养教育渗透于历史、社会、文学、思想政治课、艺术等显性课程中渗透于校园文化与设施、校园与校外活动、管理、服务等隐性课程中，同样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也不要仅仅依靠学校专门开设的思想政治课的灌输来达到青年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标。这样，青年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性增强的同时，其有效性自然也就提高了。本课题通过实践调研法对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现状进行了策略分析，以期为艺术专业大学生专业素质与语言素养找到平衡点。 研究团队将成立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协会，把提升语言素养落实到艺术类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运用调查法及观察法，通过前期组织机制完善、以网络宣传为首，开展语言文化与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平台推广，组织艺术类大学生在平台展示与核心价值观紧密相连的艺术作品，协会给予参与者专业指导老师的建设性提议，使参与的同学能更好的同受众描述自己的作品，无形中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更在作品创作中领悟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中期协会还将举行各类交流活动，紧密联系校内丰富的学生组织平台，在社团联谊中为艺术类大学生提供更多语言表达的机会，在实践中提升语言素养，也为项目后期施行搭建长期有效的研究阵地。 3、语言素养提升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阶段性成果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研究团队将以五大策略作为项目研究阶段的主要内容，以艺术类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实验法、实证研究法为研究方法，通过艺术类大学生语言交流协会平台的搭建、协会与学校各学生组织的合作，为艺术类大学生语言素养提升提供更多实践平台，以期取得阶段性的提高。中期调查问卷发放后，研究团队通过分析阶段性问题，不断更新策略，帮助策略科学化、系统化。通过后期调查问卷发放促使平台运营更完善、提升策略更为科学、践行价值观的方法更榫呋。平台组织的逐步完善和成熟，也为项目后期长远性发展提供了有效机制；不断跟踪完善研究策略，为项目的长远性实施提供了合理方法。 艺术核心论文:新时期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摘要：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艺术院校人才培养中占有重要地位，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开展是艺术类高校比较普遍的问题。如何做好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我认为要深入研究和思考艺术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从而推进云南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标导向。 关键词：云南 高校 艺术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党的十八精神指出：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高度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重要意义和战略要求时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近几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生教育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艺术类大学生当然也不例外。众所周知，艺术类院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好做，尤其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多变，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呈现出不稳定的状态，同时云南地处边疆，边境线较长，地方高校中少数民族众多，比较易受民族虚无主义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些都对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教育，努力提高艺术院校的办学质量，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加强艺术院校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如何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准确把握云南艺术类学生的特点，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培养出一大批既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又具备扎实专业技能的优秀学生，这对于我们实现艺术类大学生的培养目标，确保我国高等艺术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有力的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稳步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以云南艺术学院（以下简称云艺）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为例，对抓住新时期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特征，在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些初步探讨。 一、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 近年来，云艺针对全院不同年级、不同专业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了分层调查。调查方式为问卷、座谈、个别访谈相结合，调查内容涉及学习、思想、心理、就业、培养目标、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人际关系等方面。并着重整理了学生思想状况方面的调查数据，总的来说，与普通大学生一样，高校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总体上来说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但由于艺术院校大学生成长过程以及专业学习的特殊性、社会交往的局限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他们也表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 （一）文化基础薄弱 艺术类学生从小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专业学习上，专业学习兴趣浓厚，重视专业轻视文化公共课。再加上高考本身对艺术类学生文化成绩要求较低，让学生形成“只要高考文化过线就行”的认识误区，各类文化课的学习时间被专业课取代，造成艺术类学生基础文化课学习的缺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薄弱，人文修养不够，知识面狭窄，文化基础较差。 （二）自我意识较强 艺术专业要求学生具有创新意识，强调支持学生发展和张扬个性，容易使学生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习惯和行为方式，自我意识强烈。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艺术类学生喜欢标新立异，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表现欲强烈，缺乏集体观念和全局意识，崇尚自由散漫，时间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性较差。 （三）政治素质薄弱 艺术类学生思想活跃，但思想政治素质有待提高。艺术类大学生思想解放，活跃前卫，善于接受新的观念和信息，但缺乏政治崆椋很少关心政治理论、意识形态和国家时事。在学习上，对以提高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为目的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敷衍应付。政治观念淡漠，再加上因本身擅长于形象直观感性思维，部分学生看问题存在主观片面性甚至极端性。 （四）价值观念迷茫 市场经济日益发展，西方思潮迅速涌入，网络日益发达，网络生活已经成为艺术院校学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网络的虚拟和不可控性，良莠不齐的信息直接进入学生的头脑中，不良信息极易对艺术院校学生思想道德产成负面影响。部分学生在处理学习和其他活动中，过于强调自我；与人交往功利化、庸俗化倾向明显，在生活中对社会关注不够，促使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冲突与迷茫，弱化道德意识。 （五）竞争意识强烈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艺术类学生更倾向于追求张扬的个性，从小参与各类比赛，有着强烈的表现欲望。在平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从吃穿住行到专业学习都具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同时，在相对狭窄而又竞争激烈的艺术圈里，艺术院校学生更能体会到竞争的残酷，因此他们对自己所从事专业学习较自觉，但也扩展到生活的各方面，导致集体观念更加淡化。 二、新时期云南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点 （一）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任何物质都有其自身的特性，也有同其它物质所持有的共性。事物能够之所以区别于与其他事物，是由于其自身它的特点存在，“特点”指事物内在、外在的独特的地方。事物不只一个特点，一般都有多个特点。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是由多个特点构成的，有些是我们自身独有的，有些是普遍存在，但在云南高校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性 艺术院校是为培养高素质艺术人才而建立的，而云南高校大学生中少数民族众多，又地处边疆，境外敌对势力鼓吹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在边疆蔓延。这就要求云南高校在对艺术大学生培养中要把讲政治放在重要地位，客观而言，这就决定了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特点是政治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中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同时，要服从、服务于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这一特点，落实中央政策，增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这一基础上，对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政治性但是不能“泛政治化”。我们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成才，政治性培养也是为了学生成才的需要，是学生素质提升的需要。但也不能事事都政治化，要结合学生的心理需求，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 2.导向性 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一个多民族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普遍落后。云南又地处西南边陲，少数民族众多，相较东部沿海普遍落后。云南高校培养艺术人才，是出于推动少数民族、民族地区艺术发展的需要，所培养的艺术人才，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所以云南高校在艺术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 3.时代性 艺术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接受新鲜事物快，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跟社会发展，教育模式要与时俱进，因材施教，结合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制教育方案，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促进各类学生能够全面发展。要适应新形势，不断创新教育方式，对大胆的对传统教育模式进行革新，重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要把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向沟通式转变，从而达到高等教育的要求。 4.针对性 云南高校艺术大学生是各民族学生热爱艺术的知识青年群体，由于民族不同、发展需求不同、心理诉求不同等诸多不同，就要求我们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经济条件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学习基础的学生开展教育工作；要针对不同心理特征学生开展工作。 5.综合性 综合性特点主要体现为：要综合运用多种理论知识。要综合协调各方面力量，需要党政工团以及学校、家庭、社会协调配合，形成合力。要综合利用各种教育途径和方式。如采取第一课堂教学与第二课堂的活动有机结合，政治理论学习与专业教学相结合，网上教育与网下教育相结合等。不仅仅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还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把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渗透到学校的课堂、活动、环境和日常管理的方方面面。 三、云南高校加强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措施 地方高校担负着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历史重任，“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构筑青年的精神家园，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健康、和谐、全面发展，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是时代的要求。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进”――进课堂、进教材、进网络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构筑大学生的精神支柱，关键在加强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也是我们最常用的学习方式，担负着对艺术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要在高校开展艺术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三进”是最重要的途径与渠道。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课堂、进教材、进网络；使教育入耳入脑。我们在进行教育时不仅要牢牢抓住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个主渠道，还要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渗透在学校的整个教育教学以及生活中。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通过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贯穿品德修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建设融入育人全过程，体现在教育教学各环节。特别是利用艺术院校学生学习的专业的特殊性，积极开展形式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如举行主题鲜明的书法绘画作品展、话剧、歌舞表演等，借助此类课外活动、教学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艺术类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增强其参与其中的热情，寓教于乐，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融入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的各个环节，，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价值引导，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亲和力以及说服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成为艺术院校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强大精神动力。 同时，艺术院校教师要充分发挥艺术教育阵地，审视自己的价值取向，提升自已的价值追求，提高自身的思想境界，行为世范，努力创造一种平等、和谐、宽松的教育交流氛围，用良好的师德风范影响学生。使学生自觉、自主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代表着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所需要的价值追求。校园文化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积极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对学生陶情养性、健康人格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文化是高校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是高校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处在社会文化的前沿，同时承担着育人与承担引领社会文化的重要任务。高校校园文化直接影响大学生成长成才，对艺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文化是滋生艺术的土壤，文化的倾向性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出来”。艺术院校要适应新形势下培养“德艺双馨”的专门艺术人才需要，就必须推进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凝聚作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打造优良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以优化、美化校园环境为重点，把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作为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载体。 艺术院校的学生形象思维力强，只有牢牢抓住艺术大学生的关注点和兴趣所在，结合其专业特点，通过通俗易懂的 、寓教于乐的、丰富的、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通过学生易于接受的社团活动、歌舞表演、戏剧小品、征文比赛、演讲、辩论赛等载体，发挥校园文化的人格塑造功能，用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影响人、鼓舞人、感染人。同时，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不断的促使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培养其优秀的道德品质。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主旋律通过系列活动形式，潜移默化的融入到青年学生的血液里，提升学生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包含什么热荨⑹裁词锹砜怂贾饕謇砺鄣牧⒊　⒐鄣悖继而达到相信、信仰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社会主义信念，内化于广大师生之心，外化于师生之行。 （三）在社会实践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重在建设，贵在实践，着重在突出实践性，提高实效性上下功夫。社会实践活动对于促进艺术大学生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增长才干、奉献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要借助艺术类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良好机会，让大学生深入基层、了解社会、服务人民，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 开展形式多样的的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以“活动”为纽带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通过组织大学生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到孤儿院、敬老院开展教育等系列活动来深化青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这些教育实践活动给大学生带来的感受是最直接的，对学生心灵产生的震撼也是最大的。使他们在社会实践中体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爱国爱党，立身做人；勤学善思，立志成才；历练本领，立业为民”的当代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其理想和信念，让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真正做到“真学”、“真信”、“真懂”、“真用”。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切入点，引导艺术院校学生从自身、从小事做起，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广泛参与“三下乡”、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等实践活动，在从事社会服务的过程中，清楚的了解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大力推进艺术院校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志愿者服务计划，建立社会实践教学和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学生的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适应能力以及实践动手能力，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 （四）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平台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已成为大学生开阔视野、扩大交往、更新知识的重要渠道，它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心理发展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除了采用传统载体外，还要分利用现代各种载体，不断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新平台。网络的广泛运用，为宣传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曾明确指出：“要全面加强校园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弘扬主旋律，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开发运用网络载体，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阵地建设，大力支持各类“红色网站”的建设和发展，建立完善“我爱中国”、“民族魂”、“共筑中国梦”等类似的主题教育网站。同时，建立网上论坛，为师生就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讨论提供便利的平台，使“红色网站”成为广大学生接受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渠道。此外，充分利用飞信、微信等在艺术类大学生中普及的主要交流与沟通载体，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手机互动平台，吸引广大学生积极参与。 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云南又具有多民族的特点，云南的艺术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们，应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自身业务知识学习和培训，增强对艺术类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的思考和研究，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构建艺术院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积极探索更加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做好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姜南，文学硕士，云南艺术学院党委宣传部宣传教育科科长、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艺术核心论文:教育艺术的核心价值 摘 要：2016年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课比赛中“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的课堂设计，体现了“思路创新”和“价值创新”，对其从化学课程标准视角进行反思和点评，诠释了化学学科的教育价值：让学生掌握化学基本知识，完善和升级认知结构；实现化学知识的迁移和应用，开发学生智能；体会化学知识的美、神奇与力量，培养学生的情感、意志和抱负。 关键词：教学设计；教育价值；教育目标 2016年10月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课评选在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举行，本次比赛的目的在于及时总结和交流我省高中化学教师课程实施的经验，深入推进我省高中化学教学改革，提高化学课堂教学质量，促进中学化学教师的专业发展。笔者代表常州市参加高一组比赛，参赛的课题是苏教版《化学1》（必修）的“金属钠的性质与应用”。在深入解读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进行了重构，体现“思路创新”和“价值创新”，绽放了将教育目标、学科思维、教学与评价的整体协同培养的满园春色，得到评委和听课老师的好评，获得江苏省一等奖。 一、教材分析 （一）内容分析 本节课选自苏教版《化学1》（必修）专题2第二单元，主要学习钠的性质与应用。要求学生能说出钠的主要物理性质；认识钠的还原性，并会书写钠分别与水、氧气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根据课程标准和教学要求，通过专题1“人类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专题2第一单元“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及典型的非金属元素氯”的学习认知，这部分内容不仅是对金属化学性质的延伸和发展，为前面所学的氧化还原反应补充感性认识材料，也体现氧化还原反应对元素化合物学习的指导作用；又可以为学习元素周期表的知识和《化学2》（必修）及选修部分相关的理论知识打下重要的基础。 （二）学情分析 在学校层面上，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是一所四星级高中，学生的基础比较扎实；在心理层面上，处于高一学段的学生对化学实验、化学现象兴趣浓厚，有较强的探索未知、崇尚真理的意识；从能力层面上，高一学生具备了一定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初步掌握了实验探究的基本程序，初步具备了设计实验方案的能力和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并具有较好的思考与质疑、交流与合作的学习习惯；从知识层面上看，通过初中化学的学习，学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元素化合物知识和金属活动性顺序的一般知识。进入高一，又学习了人类对原子结构的认识和基本的氧化还原反应概念。基于以上分析，学生具备了将钠单质的金属活泼性与其原子的最外层电子排布结合起来的逻辑能力，从而初步形成物质的结构决定物质的性质的观点。通过联想本单元从海水中得到的典型非金属元素氯气性质的学习，拓展到典型的金属元素钠的学习，感悟氧化还原本质，深化整体学习法和宏观辨识和微观探析的化学学科思想。 （三）教学目标 （1）掌握钠的物理性质，认识钠的活泼性，学会书写钠分别与水和氧气等反应的化学方程式。 （2）能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分析解决问题，形成“结构决定性质”的观念。掌握学习元素化合物知识的一般规律和方法。 （3）能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能对与化学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4）了解科学探究过程，包括提出问题和假设、设计方案、实施实验、获取证据、分析解释和建构模型、形成结论及交流评价等核心要素。 （四）教学重点和难点 重点：钠的化学性质。 难点：元素化合物知识学习的学科思想和方法。 二、教学思路 本课以科学探究为核心，以“科学精神、责任自觉”的价值追求为情感主线，根据情境的发展设置问题，问题紧紧相扣，激发学生的探究热情和赞赏化学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以学生的认知需求为逻辑主线：发现问题―实验探究―解决问题―再次发现新问题―演示实验―解决问题。通过主线融合、传递思想给学生展示完整的风景，让他们浸润其中，享受学习的快乐。 三、教学过程（见表1） 四、教学反思 （一）给学生以沃土 提升文化自觉 课堂作为教学的主阵地，这就要求我们老师提升文化自觉，培育“生长”的活土。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知识变成了不可移动的重物。本课以西汉刘安所著《淮南万毕术》中的一句话“曾青得铁，则化为铜”，投影PPT（如图1），即铁与硫酸铜溶液这个学生熟悉的反应导入，引出钠与硫酸铜溶液反应的认知冲突，将学生认知规律与学习过程的逻辑线索贯穿起来，形成知识的内在结构，建立知识的广泛联系，让金属活动顺序知识在多样化的运用中活起来，提升了知识的“生长”性。 （二）给学生以思想 实现知行合一 问题是思考的起点，也是学生思想的来源。本节课通过一系列探究实验抛出5个问题：①你观察到的实验现象是什么？②猜想为什么会产生如上现象呢？③怎样设计实验来证明你的猜想？④以上实验体现了钠的哪些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⑤钠参与的反应，都属于什么反应类型？显示出钠有很强的什么性质？怎样解释？这些问题层层剖开了钠的知识结构，通过理清知识的来龙去脉，不仅让学生建构了钠的知识地图，还让学生体悟了科学探究的一般过程（如图2），学会了在提出科学问题时，能说出提出问题的依据；在解决问题时，能借助观察、假设、实验、验证等途径来获取证据；在得出结论阶段，能根据客观的实验事实和结果，基于证据进行推理，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使学生从表层学习走向了深层学习，实现从“知”的分析到“行”的解Q。 （三）给学生以力量 绽放满园春色 元素化合物知识零碎，如何让零碎的知识系统化？如何让学生学会知识的同时又学会方法，丰富学生的原有认知结构，让学生从肤浅走向深刻，从知识传递走向主动发现？本节课通过三个环节探究钠的性质、感悟钠的用途、理解钠的保存，透彻演绎了结构、性质、用途、制法、保存等之间的关系，板书并投影金属钠的知识学习思维导图（如图3），将价值教育[3]与知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艺术的核心价值是春色满园，学生可以有学术观点的对立，也可以是思想认识的分歧，如何在反复的实践中培养基于证据推理形成结论的能力是化学学科思想的精髓。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引领学生思考，尊重春色满园，更要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有思考的才能。 扬州大学吴星教授认为：本节课对学生“十分有用”，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在课堂上形成了学科知识体系。上课教师“非常活泼”，展现了基本素养，展示了教学“回归课堂本真，回归学科本真”的教学理念。如何从微观上提高以“发现”为导向的问题素养，培育“发现”智慧，让学生有机融入思考、发现、生长、迁移和递升等多种元素，是化学学科的科学价值；如何从宏观上通过哲学教育引领学生的本真追求，从想学走向会学、坚持学，是化学学科的人文价值。 艺术核心论文: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 摘 要 艺术院校大学生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之需，也是时展的需要。本文针对艺术院校大学生在志愿服务活动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必要因素，提出结合艺术类学生专业特长、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理论学习，多途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志愿服务发展思路。 关键词 艺术院校 志愿服务 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高校大W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率，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他们，积极参加志愿者活动，发扬志愿者精神，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教育和引导意义。而在艺术类院校，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的主体是艺术类大学生。他们思想活跃，但缺乏深度；他们想象丰富、创新能力强，也接受过较高的专业技能培训，但政治意识相对薄弱，忽视自身文化思想修养的提升。在参与志愿者服务过程中往往显现出比较明显的情绪化、个性化、自由化特点。因此，艺术院校在开展志愿者服务时应秉承着奉献、友爱、互助的志愿者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行动指南，将自己的个性和专业融入志愿者服务工作当中，促进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持续发展。 1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志愿服务活动的必要因素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志愿服务精神 志愿者队伍不断增大，志愿服务精神也不断增强。志愿服务精神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践行到实际中。不断增强创新能力，打造有创意的志愿服务活动。志愿精神既是不断完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也是不断努力、不断创新以此激发广大人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 1.2 志愿服务活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吸引力感染力 志愿服务活动，有利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涵，激起广大人群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度与感知度，提高广大人群的价值观与社会观念。志愿服务活动连接着生活与学习，扩大广大人群的交际范围，令广大人群深深体会到志愿精神的魅力。同样志愿服务活动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2 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现状分析 对于艺术院校大学生来说，专业的特殊性使其具有良好的艺术素质，这种艺术素质在志愿者服务活动中具有特有的优势。志愿服务活动的形式也是丰富多彩、别具一格，有着与其他高校不一样的特色体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2.1 志愿者服务的认知 志愿者服务在中国的发展属于新兴事业，发展的时间也不长，社会各界的人对于志愿者服务的认知还存在一定的偏差，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是一项以自觉自愿奉献个人的精力、时间、智慧的行为参与社会志愿服务活动，为弱势群体等提供服务及支持的行为，而通过对志愿者认知的调查，会有一部分同学将志愿服务理解成为慈善，有的同学会把志愿服务理解为像雷锋一样做好事。这种认知的偏差在艺术院校里还是非常普遍的，艺术院校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开展一般以学校统一组织，有很强的任务性，目的性、功利性，使得学生丢失了志愿者服务无私的慷慨的特质，使得志愿服务精神得不到更好的发展与普及，这些问题对于志愿服务在艺术院校的发展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 2.2 志愿服务管理机制 在西方国家，志愿服务组织具有独立的机构和地位，能发挥独特的作用。但是我们中国，志愿服务往往依附于国内高校，志愿服务活动也往往由学校团委组织开展，自上而下地执行，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任务性。 艺术院校里对于志愿服务没有独立的管理机构和部门，在团委的领导下，从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志愿服务的发展，行政化的组织和志愿服务是相违背的，很多参与者是在组织的影响下参与，但是自身是不认同的。而且大学生们做着相差无几的志愿活动，干的数量和质量如何都不影响结果，他们得到的都是相同的志愿者证书。这势必造成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逐渐消减，会扼杀志愿服务的精神，打击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热情。 2.3 志愿者个人素质 艺术类大学生对于志愿活动还是积极参加的，然而当大学生志愿者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的时候，他们总会会产生焦躁的心理，不想参加专业技能不强的志愿服务活动，而在问及在参加志愿活动时间长短时，多数学生并不能坚持下来。 不论是提供服务、宣传社会、一切活动开展的成功大多都取决于志愿服务能力和沟通能力，而艺术类大学生对弱势群体的了解有限，经常出现不善于沟通交流，不能很快的融入志愿服务团队中，甚至于为人处事都有问题，在志愿服务的主动性上过于欠缺，影响志愿服务活动质量。 3 依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活动的有效途径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艺术院校大学生志愿者活动 艺术院校大学生一定要把握好志愿者服务活动的活动方向，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导下，对于传统志愿服务活动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强对志愿者的活优嘌狄约袄砺垩习，加强学生们关注，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来创新艺术院校志愿者活动内容。运用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志愿服务新方向，不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志愿服务精神相结合。使广大青年对志愿者队伍有正确的认识，让他们自愿主动地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着全社会的思想潮流，规范着全社会的道德和信念。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精神及活动具有引领和导向的作用。 3.2 建立健全志愿服务活动管理机制 为了有效促进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完善志愿服务活动管理体系。 在培训机制方面，可以建立院校志愿服务组织、各院系志愿服务分队等统一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服务质量，亦可根据志愿者的专业、技能、爱好等特长，进行志愿服务内容的区分，完善志愿服务的各个方面。在志愿服务培训之后，可让志愿者结组讨论这次活动的优缺点，写下各自的心得与活动总结，从而完善志愿服务活动的质量。 在奖励机制方面，坚持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相互配合的原则，通过制订“志愿者星级评选制度”、“志愿者工作考核办法”等，建立“优秀志愿者”、“杰出志愿者”等评选表彰制度，而不是单一的志愿者证。亦可把志愿服务活动纳入团员推优体系，表彰先进、推动后进，以此来提高艺术院校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的服务积极性和创造性。 3.3 加强学习管理，思想教育的同时，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志愿服务活动新内容 目前我国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存在差异，还未能完全与社会需求相结合，因此我国高校大学生志愿工作领导者要加强学习管理，思想教育的同时，开拓思想、勇于创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领导志愿者开展志愿活动，将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艺术类大学生的专业特长创新基本活动内容。把艺术类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引向免费设计改造衣物、举行公益画室、关注老人群体、学龄前儿童课余艺术生活等新形式。艺术类高校大学生在参与志愿者行业中应完善自我修养，同时学校应健全培养体系，在活动中完善保障和激励制度，坚持高校志愿者以大学生为主，确保志愿者活动的行动方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渗入奉献、友爱的志愿精神，引起艺术类大学生志愿者的高度重视，积极投身志愿服务行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志愿服务活动，从而培养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志愿活动具有文化价值。 3.4 精心组织，完善艺术院校大学生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中所体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艺术类大学生对生活有着追求和热爱，对公益活动有着积极性与热情，是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主力军。例举本校，对有艺术追求、艺术欣赏的在校学生，学院的“公益画室”免费进行绘画教学、工艺制作、设计指导、软件教学等培训，进一步拓展到对学校内外学龄前儿童培训、小学艺术培训、社区服务、暑假社会实践义务支教、扶贫。学院以传承、创新的理念，把学院坚持多年的公益活动进行凝练与提升，探索建立具有艺术学院特色的“以师生志愿者为活动主体，以志愿服务为宗旨，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学校重视、学院助推、自我管理”的公益模式，让“艺路随行”引领志愿服务新面貌，以志愿服务为基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从而推动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这体现出并且要求我们将志愿服务活动的范围遍及到各个社会阶层，志愿服务活动紧密联系实际情况，把志愿精神传播到每一个角落。 4 结语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中要时刻领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理论层面为基础，引领思想、精神、实践各个层面的科学观念。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学习，使广大青年学生对志愿者服务有正确的认识，对提高青年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和思想觉悟的培养有极大的引领作用。艺术院校青年学开展志愿者活动中生应以专业特长为抓手，社会志愿服务为载体，大力组织团员青年进社区、进企业、进农村、下基层等实践活动，推动志愿者活动品牌化、制度化和常态化。

教育思想论文: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教育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形式多样,但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问题很多。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研究要根据教育工作者的研究特长与研究方向相结合进行研究。在研究中要明确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需要。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重点是思想理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最高目标是引导学生为实现理想的社会价值而努力奋斗,现实目标是帮助学生解决在现实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思想问题,提高学生的生活质量。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为实现更高的目标奋斗。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主权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难题探讨 (1)学生的特点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学生处在人生的成长阶段,特别是大学生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美好的希望,又对所处的现实社会感到无奈,心里充满了诸多的矛盾。大学生的心理特点、生理特点、思想特点以及特殊需要、特殊作用和特殊地位。他们在现实中要做出抉择,在曲折中发展,寻找出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以学生自身的特点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思想教育与研究计划。(2)时代特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新的生活方式、领域、内容进行总结和提炼,引导学生适应现代生活。也要研究客观因素对学生生活影响的方式,解决学生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激烈社会竞争、不良的社会风气等对学生的交往、学习、入党、就业的影响,学生面对这些问题所形成的压力,在社会大背景下感到困惑、失衡、失态的表现、危害、根源进行深入分析。(3)应用性决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只能以具体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不能脱离现实,将大话和大道理。在理论的选择上和解决问题时,要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要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和运用理论而不是相反。应用性就是研究要结合当前所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理论的构建,而不是满足于理论体系的主观建构。还要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对问题价值进行阐述,对问题根源的探究,并要有解决问题的途径、方式、手段和技术。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要正确的面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下的社会思想的影响与冲击,解决学生思想上存在的迷茫与困惑的问题,对社会价值的追求,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曲解,盲目的追求某种需求而偏离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的轨道。因此要对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树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和人生观,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 教育思想论文:论任鸿隽的教育思想 摘 要 任鸿隽是中国现代着名教育家之一。他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科学教育、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以及对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都颇有见地。这些思想至今还有现实意义和值得借鉴之处。 关键词 任鸿隽 教育思想 科学教育 大学教育 专门教育 任鸿隽(H. C. Zen,1886-1961) 不仅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拓荒者、现代科学观念的研究者和鼓吹者,而且也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教育家之一。1914年至1918年,他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化学工程系就读,获化学硕士学位。归国后,他在1920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请,受聘为该校化学系教授。次年,又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此后,他参与诸多与教育有关的事务,最直接的有两件:一是在1923年冬赴南京任东南大学副校长,任期将近两年;二是1935年9月至1937年6 月入川任四川大学校长。当学生、做教师、任官员和任校长的经历,无疑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加上他勤于思考,善于总结,从而形成了他的比较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思想还富有教益,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一)教育的一般理念 关于教育的一般理念,任鸿隽的诸多论述散见于各种场合和文章。有趣的是,这些理念与哲人科学家马赫、彭加勒、迪昂、皮尔逊、奥斯特瓦尔德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爱因斯坦的理念与实践,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任鸿隽对教育目的、教育精神以及何谓好教育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同意阿诺尔特(M. Arnold)之说,即教育之本旨在“自知与知世界”,欲达此本旨之术则曰“凡世界上所教所言之最善者吾学之”。(p.62)他本人认为:“教育之目的,自个人言之,在造成行事之权能,而跻于独立自由之境也;自群体言之,在增进其幸福之品量,而助其稳健的发达。”他指出,其达此之术,不外二说:1)人性各有所近,其智慧之发达,亦旁溥四出不可方囿。故能备多数之途术,使人性之各方面,皆得所宣泄而臻于完善之域者,是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2)学者不但博闻洽识、多才擅艺而已,必得其专门之长,足以自立而涉世。能造究此才者为良教育制,反是则否。由第一说,则普通教育所由起,由第二说,则专门教育所由兴。(p.124)在谈到教育精神时,他这样写道: 西方大学之教育精神,一言以蔽之曰:重独造、尚实验而已。独造者,温故知新,独立研几,不以前人所已至者为足,而思发明新理新事以增益之。其硕师巨子穷年累月,孜孜于工场,兀兀于书室者,凡以此耳。此精神不独于高深研究见之,乃至平常课室之中,亦此精神所贯注。取譬于近,则如教科书之用,在东方尝由教者先讲释其义,学者乃退而读书。在西方则学者先读其未授之书,乃进而听教者之讲解。一则依赖在人,一则抽绎在己,其用为不侔矣。实验者,理必征实,语不涉虚,其在物质理化。所谓试验科学者,无论矣,乃至心理之微渺,教育之繁赜,亦以试验定其确否,而研究政治,攻治文史,亦必统计事实,综核理据,犹是实验精神之贯注耳。若乃科学本域以内,其注重实验,尤非东方所及。……彼盖以为是浅近之事实,可于书籍中求之,可于想象中求之,然去科学精神也远矣。(pp.110-111) 正由于教育的“最高目的与意义”在于“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所以任鸿隽把德育或健全人格的养成看得很重要。他表明,一个人的人格不健全,就是有了学问,与社会也不见得有什么益处。古人说:“士先识器而后文艺。”我们现在的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技能。再者,各个分子要能为一个较大目标而通力合作。假如几年的大学教育,不能养成一个合群、克己、合作的习惯,则是教育的失败!健全分子的增加和同心协力,那便是烦闷力量的减少,是生活力量的增进。(pp.466-467)也是基于这些认识,任鸿隽以为一个学校所能给予学生的最大影响,莫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次要。所以,先生的良否实为造成学校环境的最大关键。(p.453) 关于外国影响和教学方法问题,任鸿隽在评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赞同考察团的下述意思:一国的教育,应该根据其历史 文化、社会环境、经济情形创造一种新制度,以求适合本国的种种条件,不可盲从外国,尤其模仿那文化经济和我们社会情形相隔太远的美国是不对的。但是,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内地,私塾和新式学校并行不悖。在许多学校,虽然教的不是四书五经,而是白话的新科目,但是教法还是和从前念四书五经一样,而且许多学生心理也还在那里做他们的洋八股、洋翰林的梦。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考察团认为我们的学校教育过于外国化,实际上却是外国化不够。自然,我们所谓外国化,并不是说用外语讲授、学外国史地。我们所要的外国化,乃是功课的编制、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人格的培养,是不是如外国学校的有目的、有办法?试看看我们中小学功课的庞杂、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内教授所谓“好像中国故意用教育使后代的人们呆蠢、神经失常和不快乐。”哪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我们参观过美国的小学教育,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注意养成学生的活泼精神和健全身体。但是我们的小学经验恰巧与此相反。这怎能说我们的教育外国化、美国化了呢?我们以为中国目下新教育的失败,一大半由于新的只在形式而旧的仍是实质。这种实质的改革,除欢迎彻底的外国化——即种种方法、精神的改革——无它道也。至于教学方法,他与国联报告的思路一致,极力反对违背实验精神及不合社会环境的一切教法制度,因为这些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p.458-461) 任鸿隽在教育中重视基本工具的训练和自学习惯的养成。他在四川大学开学典礼上讲道:要求高深的学问,必须具有坚固的基础,故本年度课程,对于基本工具的训练特别注重。具体言之:即在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务远,一无所成。所以,本校自本年度起,决定各院系一二年级定英文为必修课程,定国文为文学院一二年级、理法农三院第一年级之必修课程。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家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p.545) 任鸿隽不同意学校当以学生的利益为重、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的提法,也反对学生动辄革命。他径直指出,用民主国家的譬喻,归结到学生是学校的主人翁,是不对的。一个学校的存在,当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但是这句话又可以发生问题。学生对学校的现状不满而提出改良的要求,不能不说是一条合法的道路,也许是唯一的道路。不过,学生既非人民,学校也不是国家。一个学校除了教职员外,总得有一个管理主权的机关:在官立学校是政府,在私立学校是董事会。这自然有了一个最高的请诉所,而无所用其直接的革命行动。直接的革命行动,未必能与学生的利益相符合。因为知识、年龄种种关系,学生的利益,不见得是学生本身所能谋的。那么,学校的主人翁究竟是谁呢?他认为主人翁更不是校长、教员。他的回答令人匪夷所思: 我们以为学校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设立的多元组合体,不能任意偏重一部分而抹杀其余。若不得已而要指出一个东西来做学校的主体,我们以为只有“学术”两个字可以当得。学术确实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凡是对于学术有贡献的,无论教员也好,学生也好,我们都可以说他代表主体的一部分。(pp.440-441) 针对当时一些学校由择师自由动机引起的风潮,任鸿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这个看来既是新鲜的题目,自然很容易引起青年的热情不知不觉地起而为它奋斗。不过,它在理论上讲不通,在事实上做不到。说也奇怪,我们中国人神龛上供的五位尊神,只有师一位是有选择余地的。择师既然本是自由的,所以向来就没有人想到“择师自由”的话。如此说来,“择师自由”即使不是舶来品,至少也近时的发明。如其还有相当的意义,必定与学校的组织不能分离。不过无论怎样持放任主义的教育家,从来不闻有主张小学生有择师自由的,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知识与能力。大学高年级学生,他们不但能判断教师的良否,并且能知教师学问的底细,而大学低年级学生和中学生则做不到这一点。前者对自己学问的前途早有过相当的考虑,择师问题早已解决,近年学潮未在大学高年级或研究院发生过,就是明证。照此看来,用得着择师自由的似乎已不必要,而闹着要的似乎又用不着。任鸿隽在这里提供的可行方案是:与其择师,不如择校,这是行使择师自由的简便办法。进学校之后,再发现教师不行,还可以向校方提出合理的要求。若当局不听,唯一的方法是退出学校,然后在校外以个人的资格披露学校腐败和教师不称职的事实,以求社会上的公正评判。这样,在个人方面可以达到择师的目的,在学校方面也不至演出学生选举教员的怪现象;至少不至于如罗兰夫人所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pp.501-504) 1930年代,社会上有一句最流行的话:“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作为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任鸿隽对此八面玲珑的口号不以为然。他说,照这句话的意思,救国读书,随兴所至,不必顾虑哪一件事的成功与否,而同时又可以兼筹并顾,这是多么便宜的事!须知,无论读书还是救国,都不是用半冷半热的态度所能做到的,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目前的道路认清。不用说,救国是我们的最高责任,尤其是在血气壮盛、感情丰富的青年,所有一切都可牺牲,何况读书的一点小事?不过在决心离开学校,加入救国之前,我们至少要问我们两件事:我们的主张,果然是我们深信不疑的吗?我们的方法,果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吗?这两个问题若不能解答,所谓救国事业也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还不如埋头读书,究竟还晓得我们自己做什么事。首先,学生们的主张并非深思熟虑。如1925年“五卅事件”某大学贴满了“打倒英国”、“直捣伦敦”的标语——我们搜索不到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1928年五三事件学生界的标语是“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生界主张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不晓得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抵抗强日?这些没有征引价值的主张正可以表示我们学生界知识的幼稚,谁也不肯相信他们对此深信不疑,而这却是牺牲读书换来的成绩。其次,学生表示主张的最后办法常常就是罢课。可是罢课只是吃了砒霜药老虎的办法,拿自己的损失,来促他人反省。然而,他人若不反省,这个方法就失其效用。他人不但不与我们休戚相关,而且以我们的损失为利益,则这个方法完全失其意义。除非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计划,可以偿罢课的损失而济其穷,则可断言罢课必不能达到救国的目的。最后,任鸿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们把学生救国的目的和方法弄清楚了,才可以进一步来决定对于救国或读书的态度。我们以为对于救国的方法,已经有了坚深信心的,他们尽可尽力去做救国的事业,不必拿读书来做幌子。对于救国的方法,还不曾有坚强信心的,我们以为要以读书充满他们的知识,养成他们的信心。我们可以改定前面的标语说:“读书即是救国,救国必须读书”。(pp.442-443) 任鸿隽把教育看作是终生的事情,是长期潜移默化的过程。他谆谆教诲即将离校的 毕业生,要继续关注知识人格方面的生长,因为职业的忙碌、娱乐的引诱与社会一般风气的趋向,都可以使人渐渐离开学问的空气而趋向于平常庸俗的道路去。为免去这种危险,他奉劝诸位毕业同学: 不要因为离开了学校而离开你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你心爱的书籍,一个是你佩服的先生。你须知道书中的道理,等你到了社会上得到实际的验证,方才觉得明了亲切,而你的先生在客厅中比在课堂中更能帮助你。最要紧的是怎样利用你的闲暇时间。西方哲人说:“一个人的成功失败,不在怎样利用他的正经时间,而在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值得我们常常放在心上。(pp.466-467) (二)关于科学教育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教育大转型时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各种新式的科学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科学教育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为了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任鸿隽殚精竭虑,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建言献策,鼓吹科学教育,阐述科学教育之真谛。 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并在“科学与教育”(pp.61-67)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表明,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其在今日,科学之范围愈广,其教育上之领域亦日增。还顾吾国,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唔咕哗之习。他在详论了科学之定义、科学直接影响社会与个人之行为、科学有益于审美和人生后,得出结论说:“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之真精神”“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他后来又一再强调: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士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知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p.243) 任鸿隽探讨了科学教育之要义和特点。他说:“科学教育之要义,约举之不出二者。一主于征实。科学之所研究者事实也,事实又有真伪之分,不辨事实之真伪,而漫言研究,不得为科学。二主于合理。兹所谓理者,乃事物因果关系条理之谓也。凡不生关系之事物,而牵合之若有因果者,是谓不合理之知识。反之于个事物间,能明其条理,举其因果关系者,是谓合理之知识,亦即科学知识也。他于是得出结论: 故科学教育之特点,一在使人心趋于实,二在使思想合乎理。能既此二者,而后不为无理之习俗及迷信所束缚,所谓思想之解放,必于是求之。所谓科学之应用,亦必于是征之。(p.216) 在1939年发表的“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pp.546-552)一文中,任鸿隽集中讨论了科学教育的意义、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说:“所谓科学教育,其目的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间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科学是二十世纪文明之母,是现代文明国家之基础。已为大家所共知。所以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抗战需要科学,建国亦需要科学。”要促进国内的科学化运动,教育方面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与充实科学的知识。科学教育应当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这是关于科学的知识方面。当学生学科学知识的时候,又知道了在实验室中这样证实课本内所说的真理与事实,无形中又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学生既熟习了科学方法,于是凡事不轻信,不苟且,求准确,求证实,这就熏染了科学的精神。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教育的熏陶以后,将来无论到哪里,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第二,科学教育可以培栽新进技术人才。国内现在急需个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才能训练出来。第三,科学教育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无可讳言,目前促进科学文化的力量比较薄弱,这只有用科学教育去充实。把学生的科学程度提高之后,科学文化运动就增添了大批生力军。以后科学在文化运动中,就可以和哲学、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分工合作,促进中国之现代化。总而言之, 科学教育最利于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最利于产生新进高等技术人员,最利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准。这是科学化运动的捷径,也是科学化运动的大道。教育家应赶紧负起责任,从速充实科学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之发展,以求中国之科学化! 关于科学教育之内容,任鸿隽认为,第一种是普通理科教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这些是基本科学知识。每个学生无论如何都应该学习,尤其是中小学的理科课程,必须认真教授。这应该从充实教材,增加师资作起。第二种是技术科目,这里面包括农、工、医、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医院所附设之护士学校等。我们的专科学校太少,培植出来的人才不够用,急需扩充。第三种是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我国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程度差,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在许多穷乡僻壤,人们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甚至许多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还在相信看相、算命、扶乩等事。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在现今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故对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抗战建国事业,以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呢?他觉得根本上应该:第一,训练好的师资。要认真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非但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中学理科教师也要不忘自我教育,重视自己的教业,时时揣摩教授法。其次,供给好的教材。我们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最后,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有益于科学本身,而且直接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对此,任鸿隽在它处还有一段话讲得恰到好处:“拿任何一种科学作例,必须自己作过一点独立的研究,然后对于科学的原理和精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教起书来,自然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p.453) 任鸿隽早就洞若观火:中国当时的科学教育,至少有两大缺点。一则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一则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接有效之途径也。(p.283)他进而剖析了科学教育大部分皆属失败的原因: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然有得乎?则试问之今科学教师,何以只知照书本讲演,岂不以彼所从学之教师,其教之也,亦如是则已乎?如此递推,至于无穷,然后知 无真正科学家以导其源,欲科学教育之适如其分,不可得之数也。换词言之,即有科学乃有所谓科学教育,而国内学者似于此点,尚未大明了,此一事也。其二则为对于科学之误会,对科学之真意和价值动觉隔膜。(pp.309-310)他还揭示出:“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过于偏重讲演与课本,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460)。 科学普及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鸿隽对此十分重视,他一生亲自撰写和翻译了诸多普及性的科学文字。他内心早就孕育着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介绍科学的最佳方案: 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枝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p.683) 显而易见,这里的“枝叶”指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而“根株”则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任鸿隽深知科学普及的难处和重要性。他说,想把一个颇为抽象的科学主题,拿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困难是很大的:他或者把问题的中心隐藏起来,只拿肤浅的方面或模糊的叙述给读者,使读者心中发生一种被骗的了解幻象;或者他对于问题说得那么专门详尽,使没有训练的读者,无法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没有勇气再读下去。假如把这两类通俗科学文字除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何其之少,但是这一点点却是真正难得的、极有价值的东西。使一般人有机会去经验——自觉地和理解地——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努力,是极端重要的事。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由几个同行专家拿了起来精研、应用,还是不够的。把知识的整体局限在少数人的中间,将使这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失去活泼、生气,同时也将引到精神上的贫乏。(p.649) (三)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 任鸿隽有多篇文章专论或涉及大学教育和专门教育。他考察了西方大学的起源,谓西方称大学在英语曰University,德语曰Universit?t,法语曰Universitos。在12 世纪时,一称学校内之一群人,有授学位之权耳。其后学校组织愈完,规模愈备,乃为学校之专称。其义为大、为通,盖言无所不备矣。故设科不完者,盖不得为大学。大学与分校(College)异。分校为教授一科或数科之处,大学则必萃人类所有知识以设教。是故其教为高等以上之教育,而其科目不出一科或数科者,则皆谓之分校。其分校所授关于某项执业如工、商、医、律者,则谓之专校。必合各分校与专校而总汇之,乃得谓之大学。自组织上言之,分校为大学之一部,大学为分校之全体。分校与大学,盖一而二,二而一。他追寻了大学发达的原因与知识和财政有关: 大学者,知识之府也。对于既往,大学为其承受之地。对于现在,大学为其储蓄之所。对于将来,大学为其发生之机。国无大学者,其知识必无由进,而文明之运,乃等之不可知之数。虽然,大学者,又知识之产物也。今夫学术歧出,异流而同源。譬如一本之树,枝叶扶疏,方向各异,而其根则一。众学之间,不能无彼此关系,亦犹是也。 至于财政上之关系,合之则费省而效巨,分之而费奢而效小,此生计学上之定理与大学之组织亦呈其效。大学之趋于完备,生计学所谓“大事业之内益”实左右之,或非妄耳。(pp.106-107) 任鸿隽揭示,目下国内大学的大病正在没有做到一个“专”字。此处所谓“专”自然是指高深的“专”,而非指那单简的“专”。高深的“专”,我们要假定它对于基本的功课,有彻底的了解与确实的训练。对于专门的功课,曾做过广博的搜讨与独立的研究。这与所谓“课程的统系化,常识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浅出”根本有点不同。一种学问,无论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头,方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单靠口耳分寸,展转传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发生信仰。(p.453)于是,他给大学下了竖、横的定义,并对前者尤为强调: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这个定义,可以说是竖的定义。它是以程度的高深来定大学的标准的。我们教育部近年规定大学的组织,要有三个以上独立学院的方才可称大学,其余凡只有一个独立学院的都只能称学院。这是以范围的广狭来定大学的标准的。这可以说是横的定义。横的定义,虽然可以革除许多组织不完、规模不备的野鸡大学,但对于提高大学程度的一层并不发生影响。不特如此,有许多学校,因为要勉强适合教育部的规定而保存一个大学的名称,于是本是工科学院,而无理地添上些文科理科。结果,大学是成功了,而学科程度则毫不加提高,甚且因经费少而设科多的原故,大学的学科反而比专科的程度更低。(pp.509-510)任鸿隽的这些话是在70 年前说的,不知底细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某个今人说眼下的事呢! 任鸿隽还谈到国立大学的合理化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应该从三方面考虑,即学校的地点、组织和分配。他在逐一详细考查之后得出结论:似乎通盘筹划一个国立大学分布的地点,整理现有的组织至最经济、最有效的限度,而且注意学科的分配,使各大学能因应时势的需要,得到平均的发展,方不失“合理化”这三个字的意义。(pp.531-535) 任鸿隽对专门教育以及师范教育也很关注。他在论述教育的目的时曾对专门教育予以界定,并特别指出:“实业教育占专门教育之重要部分,故实业教育于教育上之位置亦从可知矣。”实业教育之勃兴只不过是近数十年之事,其理由在于:1)自科学发达,新制迭出,工业革命之大力,既扫荡全世界一新其面目,国于其间者,社会组织遂不能不因之变更,而以实业家为之中坚。为社会发达计,势不得不注重实业教育矣。2)实业之位置既高,其组织与制造之术,亦日趋于繁衍而奥邃。3)社会愈进,生计愈高则人之待于物产者亦宏多。他接着论述了实业教育之意义和范围。实业教育,在赋学者亦相当之职业,而非即职业教育与职工教育。实业教育实兼造成实业上之高等人才,司发纵指示之役,及具开创建设之能者者而并包之也。所谓实业教育者,举其类则有:专门教育(凡高等以上之实业教育皆属之)、商业教育、农业教育、工业教育、室家教育(凡剪裁缝纫调制和保存食物之职,不在家庭厨舍之内,而自成一业者属之)。自其程度别之,则有如大学内之实业专科,中等实业学校,初等实业学校,补习学校等皆在其内。实业学校的种类及统系由最低之初等至最高之专科,大别可列为七:最初实业教育,一曰职业前之实业教育(prevocational industrial education);初等实业教育,一曰介立实业学校(intermediate or separate industrial school);中等实业教育;职业学校(trade school);半工学校(part-time co-operation plan);续习学校(continuation school);高等专门学校。实业教育有其特殊性质,以普通教育之制驭实业教育,无当也。实业教育之要点是:1)实业教育,高等者必兼虚、实、狭、阔四义。何谓虚?谓物理、化学、算术、图画诸科学,凡为制造工业所基者,其要义理论不可不习也。何谓实?工场经验,为必要不可 缺之需求,非是无论其理论学科如何美备,不得为实业教育。何谓狭?学者当专学一门,以求至乎其极。凡其藩内之事,无不豁然贯通。何谓阔?学者于一实业,不但既其内蕴,又当通其外缘,期能随处取材以增进实业之效率。若是诸义,诚非一蹴可跻,而以高等实业教育揭橥者,不可不勉。2)中等者须与地方情形相协适,而无冠履入越之讥。中等以下之实业教育,期目的不在得事业界之头脑,而在得心知其意之工人。3)实业教育之组织,当以其目的以定学科之范围,设备之繁简,铺张门面,与因陋就简,皆非事之善也。4)实业学校之教师,当取老于实业之人。此理甚明,然行之非易,一以适当之人不易得,一以即有其人亦未易罗致也。任鸿隽还就中国实业教育现存问题做了分析,提出注重高等(非谓中等以下无足轻重)、以切于实用为贵的看法。(pp.124-132) 任鸿隽对农业教育似乎情有独钟。农业教育是什么?他用简单的一句话做了回答:是利用科学的研究,以求农业的进步。故农业教育是应用科学的一种,这是第一个重要性质。第二,农业的性质,无论什么新法与研究,要有大规模的应用,然后有效能可言。所以农业教育的最后目的,就在它的最大应用。这两点若不顾到,而高谈农业教育,是无异于扪龠谈日的。他进而表明农业具有与工业教育的最大差别在于,工业教育的最大目的,在造成几个工业家以建设一些新工业。农业教育的目的,若仅仅在造成几个农业家以设立几个新农场,不用说这个目的没有达到,即使达到了,我们仍不能说是农业教育的成功。因为农业教育的效用以普及于多数农人为目的,少数人的独善其业,于大体是没有多大影响的。由此观之,国内的农业学校,都不免有两重大失败。一是现今的农业学校不能造就农业专家。一个农业专家,必须自己来自田间,或者对于农事工作有相当的关系或经验。但是现在的学生,与此不沾边,学成之后去干祖传的“士”的职业或做任何不用手而用脑的工作。另外,农业学校自身和实际农业的隔离。学生只从书本学习舶来的或理论的知识,回到乡间就有邯郸学步之叹。农业学生不能业农,不能不说是农业学校的第一个失败。由此引出第二个失败,那便是农业不能改良,不能把研究结果利用于大多数农家。针对这种状况,他提出农业学校的职责:造成研究的人才,养成许多推广的人才。第一种人才,是属于学术研究的,需用较少,但造就较难。第二种人才是属于组织及行政的,需用较多,但造就较易。一个农业学校,最好能兼筹并顾,尤其要办好学术事业。任鸿隽进而阐明了农业教育的三个阶段:关于学术的教育,关于训练人才的教育,关于普及农民的教育。他说,从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劈头要承认农业可以用学术来改进,而不是完全靠天吃饭,或是墨守旧法,故农业教育是近代教育统系中的一个苍头特起的异军。学术研究,是农业教育的根本,但在事业性质上,不能像一般教育之过求普及,不能降低程度标准。要把少数专门研究之结果,应用到成千累万的农家,这是农业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推广人才的养成所,可以是高等农业学校或农事试验场,他们对于农业的专门技术,有相当的心得与训练,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是在实际研究的空气中养成出来的。普及农民的教育似难而实易。困难的是农民人数太多,知识太低,不能强聒不知,家喻户晓;容易的则是农人所注重的是实际利益,有利之事自然会争先恐后,服从指导。研究之事应属于学校,推广实行之事应属于试验场。根据目前情况,应有轻重缓急,前者应取集中政策,后者应取普及政策,二者应该相携并进。此外,农业学校的当局和教员应当使他们久于其位,非有万不得已的事故,不可轻易变动。因为一种农业的试验,每每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结果。动辄人事变动,往往使其功亏一篑。(pp.444-450) 任鸿隽对师范教育的存留与否也很关注。他通过考察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沿革,提出师范教育是否必须要一个特殊的大学来实施与进行?也就是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学来代替?他的讨论从师范教育的内容入手。在他看来,师范教育的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的本身,如外国语、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等等,这是所以为教的。一是技术的训练,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种教材的选择运用等等,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学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等,这是教授法、教材选择等等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成为少数学者的专业,普通做教师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当的了解,但不能作为一种普通的训练。知识的本身,实在看不出普通大学与师范大学有什么性质上根本不同的地方。技术训练也不是两种大学的分别问题,而是某大学的教授是否良好的问题。教育学的研究,有蔚成专业的可能,对其研究应该而且必要,在普通大学中研究并不比在师范大学中吃亏。他得出的结论是:凡现今师范大学所施行的训练与研究,无不可拿普通大学来代替。自然,这并不是说普通大学的功课即等于师范大学的功课,而要经过相当的斟酌损益,方能适合于师范教育。可见在原则上,师范教育可以在普通大学进行。至于实际改革应该如何着手,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pp.451-455) (四)有关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新颖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任鸿隽不时就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政策问题、具体做法发表议论。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仅仅涉及一下他关于选科制、利用外国教材、留学生政策的议论。 任鸿隽对对选科制的说明是:选科制者,校中设各种学科,而无一定课程,学者得自由选择其所好之科而学之之谓也。东方高等以上学校,科目课程有定,入校则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问何科当取,何科当舍。入西方大学则不然,只有一泛漠之目的,至于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处于学者之自择。欲行选科制,必其以下三者:学生虽无一定科目而有一定量之工课(unit),达不到者不得卒业;此一定量工课必有一部分属于一门;各科皆有教者为学生顾问(adviser),学生择科时得咨询之以定选择方针。选科制其利不可胜道,今约举之有七:学者得自由发展其才能以达最高之域。高才之士不为一定课程所束缚,得发挥其天纵之能,以登峰造极。中人以下,亦得就其性之所近勉强学问,日进有功。其于才性之发舒,精力之节省,两有得焉。其利一。学者得均受各科教育以成全才。有一定课程者,既欲求备欲一门之中,即不能旁涉它门之藩。是故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究囿于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选科制不然。其未在执业专门者,其时间甚裕,其可选之材甚广,固可洽学赅览,尽博文圣通之能事。其利二。便学者时间之利用。其利三。增学者对己之责任心。在选科制下,所习科程由一己自由意思主之,从而可增强其责任心,而责任心乃成材不可少之要素。其利四。观摩之广。因各科学生变动不居,固一班之中,各级之人与各科之人具备,言谈微中,足以广益。其利五。教育之竞争。有选科制之校,其教科之良否,不益其课程为断,而益其科目为断。故其校某科而良,则学者云集。而不良者,讲室之门可罗雀矣。良楛易彰,教者益奋,而教育乃因竞争日益发达。其利六。管理上之便易。其利七。选科制虽善,行之亦有难者。主要是须人才与财力,学者与教者须皆臻众盛,学者须有自觉之智力,研几之决心。不过,此三难者,皆教育幼稚时固有之现象,及其既达,必经此制。此制未行,终非教育之盛,而未足尽作人之道。(pp.108-110) 关于大学讲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问题,任鸿隽在1918年就有自己的看法:“此吾以为期期不可者。吾所以反对用外国语文讲授之理由,不特因语文隔阂,学者不易了解,即了解矣,亦用力多而成功少。抑且言及科学,学者本有非我族类之感想。设更用外国语讲授,则此种学问将终被歧 视而不易融合为中国学术之一部分。”15年后,他对讲此话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当时的理科教育尚在萌芽,程度稍高的课程,便非依靠外国教本不可。因为用外国教本的原故,教者也就自然而然地用外国语来讲授,以图清楚与省事。但是这样的教法,于中国的科学教育的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是不消说的了。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中国的理科教本不为功,而在当时科学教育方在萌芽的时候,用外国课本和用外国语讲授,或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对全国立案的大学理学院的三分之二、立案高中的二分之一作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惊诧不已的,自然是各科的外国教本所占成分很大。他认为,这个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无关宏旨的。它至少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地提倡科学,但是对这一点最小限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它证明教课先生只知展转负贩、坐享其成,绝不曾打定主意做出几本适合国情的教科书,为各种科学树立一个独立的基础。它证明我们学校组织不完善,使我们的许多科学家,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磨在课堂教室口讲指画之中,绝不让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着述工作。它证明我们多少教育家宁愿把闲暇时间消磨在麻将电影里面,绝不会把科学教学的工作,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从调查表可以看出,吾国近年出版的大学高中理科教科书,实在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而得到教授先生采用的,不过寥寥几种。这个现象只有两各理由可以解释:一是教者及学生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于是即使在中文里有同样可用的书,他们也宁愿舍中而用西。二是中文出版的书实在太差了,而且选择又少,不容易满足各个学校的特别需求,所以不得不取材于异域,这个理由似乎更重要些。调查还表明,凡大学高中采用的西文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版品,绝无欧洲各国出版的教科书搀杂其中。任鸿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有些国家如德、法,因为文字的关系,他们的教科书不易受我们的光顾倒也罢了,至于英国出版的各种理科教本,未必就无一本比美国出版的好些,可供我们采用?这可以见得我们即使在采用他人现成的教本方面,也不曾尽得采访选择的能事。(pp.468-472) 关于留学政策和留学生问题,任鸿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作为一名较早出洋的留学生,他在赴美不到半年就发表文章,阐明留学生在中国欲承担建立学界之责任,必须兼通国学方可: 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吾所谓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而于吾学术思想之大要,历史推迁之陈迹,不可以不知。属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义之术,不可以不能。此其事之重要,有二故焉。一则知彼而不知己,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具也。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而留学各国者,无过数千百人。骤观之,其数若庞然可骇。及其归也,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矣。将大增留学之数乎?自教育方针及国家财政言之,其势复有所不可。其唯一补救之方法,则曰吾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而已。夫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其事在此一人,能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着书立说,自达其意不为功。吾闻西洋留学生归者,令为教习,所授则旁行书也,所讲则外国语也。如是则与外国学者何异?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彰彰明矣。(p.8) 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慨叹留学生归国无用武之地:“吾留学生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也,无图书足供参考也,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以就履。数年之后,尚有丝毫学理,储其胸中耶?”次年,他通过椷札之所涉及,报章之所披露,列举了留学生有代表性的三类例子:或学成而归,可谓少有可用之才;或不亟于改换脑筋,归后一接旧社会,旧习惯,将旧病复发,不可救药,博弈饮酒以终日;或考试留学生,续科举之余习,使人才集中于仕途。针对第一类,他发出诘问:“才而不用,则安用才为,安用其遣学之为?”针对第二类,他喟叹:“不暇为吾留学生惜,为中国前途痛也。”针对第三类,他强烈表示: 吾谓科举之为害,不仅在所以考之者非有用之学,乃在率天下之才智,而入于政治之一途。人才集中于政治一途,则社会上事业固失。而所以应考者,陈纸空谈,即所谓莅民治事,亦非所习,则政治之事又失。今之留学生,固不仅从政之才,而多致力于工商、制造之学,以此散之四方,从事于生利事业,则社会改良庶几可望。今政府乃以考试一举,集数年中之留学生,而置之部曹闲散之地,是名用而实锢之也。即用得其所,而注全国有用之才于政治一途,亦岂计之得者,政府已矣。吾愿留学归国诸君,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想,则国事或尚有望乎!(pp.49-51) 任鸿隽对实业留学生回国后用非所学极为关注。他考察和统计了数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工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情况:真从事于实业者,不过全数之半;即从事实业矣,亦不过受庸于已成之实业,岂能自创一实业,为国家开生利之源者,盖渺乎未之闻也。夫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用之,有才亦等于无才。既无坐享成功发挥所能之地,何不自创实业而自用其能,即实业人才当用社会也。实业人才之所以未用社会,除包括无资本佣值等等之外,在于实业人才在求学时无实际问题以供研究。于是,既兴之实业,唯有常守旧法,不事改良;未兴之实业,莫为之创,亦终古无由发生。合两方面观之,留学外国者,有研究实业之机会而苦无材料,国内实业家有材料而苦无研究之人。两方面不能相互为用,乃至两败俱伤,其原因在于缺少一介绍机关。再者,我们要效法收效独多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出外留学时,皆具有一定之目的,对于欲研究的问题,先已知其大要,到外国专研究此事,归国即举措之耳。(pp.120-123) 在一篇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pp.509-511)的文章中,任鸿隽指出以前拿范围的大小作为大学的标准不切实际,致使大学还没有办到设立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生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是,长此继续下去,则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给外国大学作一个预科。尤其是,在目下留学政策盛行的时候,凡在学校成绩较优,学问欲较高的毕业生,谁不愿意去应留学考试,而偏要死心塌地地在本国学校做一点研究工作?所以我们的留学政策,直接有碍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其次,也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留学生费用巨大,用其半数于研究所,十之有八不愁设备与经费无着了。但是,国内若没有可以代替外国大学为我们制造专门人才的机关,则停派留学生即等于断绝了自己上进的道路。他提出的对策是:有必要恢复30年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的风气。从前因为国内无人,不能不请外国学者来教我们初步的学问;现在因为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从前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浪费;现在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是我们所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能不能做我们的导师罢了。 教育思想论文:浅谈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新课程标准的实施，寻求、探索适应新形势所需的教学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已经成为每一位政治课教师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结合多年来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的经验和新世纪党和国家培养新型合格劳动者的目标要求，谈谈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一些看法。并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作用的结果。现代物质文明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但生活的富足也带来了某些消极的因素，给人们带来了物质利益的膨胀。不少青少年学生缺乏明确而崇高的政治信仰和远大理想，他们重视物质利益，追求个人享乐，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同时他们还受到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思想的影响，严重阻碍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因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问题日益受到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成为素质教育中一个急需加强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作为德育工作核心和主渠道的思想政治课，在加强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任何课程都无法代替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与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中心和灵魂之所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道德素质教育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目标，也体现了中学思想政治课课程设置的目的和要求。《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方针在培养目标和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国家都把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放在首位。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是通过较为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让学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础知识和有关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发展的一般过程以及公民的道德行为规范等基础知识来帮助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第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中学德育大纲规定：思想政治课“以课堂为主要形式，用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思想观点和科学基础知识来武装学生，逐步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因此大力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第三，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和思想道德素质教育过程是紧密联系的教学过程，是政治教师按照培养目标和课程性质、任务、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学习书本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培养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和逐步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传授知识，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情感、意志，陶冶道德情感；确立坚定信念，磨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付诸实践行动，形成道德行为。做到知、情、信、意、行的统一。因此，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过程和思想政治课的教学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密不可分的。 第四，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改革要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二十一世纪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人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等方面，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根本，是中心。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应把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上。任何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政治课教学改革都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必须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思想道德素质教育。 一、加强政治教师思想道德素质 教师思想道德素质，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等精神风貌，它决定素质教育教学效果，对学生身心发展有直接而显著影响的心理道德品质的总和。故人们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是无穷的。政治教师只有用自己正确的政治觉悟、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去影响、感染学生，才能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教学实效。起到塑造学生“灵魂”实效主义。 二、推行教改，实施开放式教学，确立使用学习理念，优化课堂教学结构，努力提高政治课教学的教育质量。课堂教学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阵地，是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关键所在。开放式教学应以课堂为轴心，向学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把思想政治课同学校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体现学科优势，充分发挥思想政治课教学独特的教育功能。例如创设总是情景、彩多媒体教学、运用对比、图表、选取典型事例等，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参与意识，启迪学生积极思维，让学生主动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极大提高。 三、全面开展提高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学校的德育工作应通过政治课教学，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一是，理想、信仰、信念教育。由于有些学生缺乏“三信”，即对马列主义、思想的信念淡薄，对党的领导不够信任，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信心不足。严重影响了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行为习惯的形成。曾经说过：“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旗帜就是形象。”政治教师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教学活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帮助学生认清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树立起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知识；帮助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从而树立热爱党、拥护党、跟党走的思想感情，进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最终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主旋律。列宁说过：“爱国主义就是人们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我国人民历来有热爱祖国的光荣传统。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进而上升为爱国行为是政治课教学的主要目的。政治教师在教学中要对学生进行中国历史的教育和国情教育，让学生知道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壮丽、地大物博，我们的民族勤劳、勇敢、善良、聪慧，我们国家的未来将更加美好。才能使学生从内心深处产生对祖国深厚的爱。三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道德是指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它能够唤起学生的良知、同情心和羞耻感，能够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能协调人际关系，从而使整个社会沿着和谐、有序、健康、文明的轨道发展。四是、革命传统教育。热爱劳动、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新型劳动者，必须对青少年加强劳动教育和艰苦奋斗的教育，让学生懂得劳动是世界上最光荣、最伟大的事情，懂得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劳动，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离不开劳动的道理；懂得艰苦奋斗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由我国国情和创业本身决定的。艰苦奋斗精神要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五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政治课教学要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教育学生增强民主意识，养成发扬民主的习惯；同时经常开展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活动，养成发扬民主的习惯；同时经常开展与法制教育有关的活动，让学生学法、知法、守法、依法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知道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目的是实现人民民主，其实质就是强调法律为治国最具权威的标准，确立法高于人，法大于权的基本原则。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是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内容的主干。政治教师要善于利用教材，结合学生特点，列举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灵活多样的活动，才能做好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工作。 四、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结合的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网络，形成教育合力，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塑造学生灵魂的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伟大任务，光靠学校和思想政治课教学这一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共同努力、相互配合、建立教育网络才能实现。例如：定期开好家长会，做好家访工作；努力寻求社会各界支持，建设德育教育基地。如：在工厂、农村建立劳动教育基地，定期组织学生参观、学习，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定期请学校聘请法制副校长到学校上法制课，现身说法，增强学生学法、知法、守法观念；此外，政治课教学还应该和学校的共青团、学生会等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各种活动，在活动中渗透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分析 一、意识形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 何为意识形态性?要弄清此问题首先要把握何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一个意义广泛、争议颇多的概念。法国学者特拉西在19世纪最先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此后,意识形态一词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广泛使用,但对其内涵有不同的认识。我国哲学界和政治学界通常把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层建筑等同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阶级意识,阶级性是其本质特征。笔者赞同俞吾金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2](P129)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始终是意识主体对物质生活的反映,是对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反映。换言之,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意识形态。正如列宁所言:“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3](P326-327)在这里,我们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意识形态性,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总是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传播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是为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由于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体现为阶级性。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归结为阶级性呢?这是因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政治教育等方面,尽管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也具有阶级性,但阶级性更多地是与政治教育相适应的。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归结为阶级性,容易使人把思想政治教育简化为政治教育,难以全面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有相当部分是社会性的,是社会各阶级都能认同和接受的。相比较而言,意识形态性所指向的内容更为广泛,能较好地涵盖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意识形态性也更能全面、准确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规定。 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 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关系之中。“属性就是一事物与他事物在相互联系中表现出来的质。”[4](P17)我们应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形成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其他类型教育的关系等角度来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 (一)意识形态性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形成发展的始终,是其最一般最稳定的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一定阶级实现其政治目的的重要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5](P98)综观阶级社会发展历史,古今中外每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会通过一定的途径来传播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尽管内容、方法、称谓等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意识形态教育。原因何在?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国家权力也是如此。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不断变化。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能一劳永逸地取得国家政权,/！/时刻面临着与其他政治力量的较量与斗争。任何一种力量要在竞争中胜出,都必须借助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优势。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二是反映已被消灭或正在被消灭的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即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三是反映当前社会中生长着的新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即代表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冲突。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其统治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证明统治阶级比被取代者更具优越性,使其权力上升为合法性权力。思想政治教育能为统治阶级权力的合法性提供有力辩护,能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确立和维护提供有力支撑。因此,统治阶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有目的、有计划地向社会成员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并要求社会成员按照统治阶级制定的行为准则行事。其目的就是发挥意识形态的导向、批判、整合等功能,统摄相近的意识形态,分化消蚀异质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在精神上瓦解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定阶级传播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意识形态性是贯穿其始终的本质属性。不同时期、不同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所代表的利益是不同的,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同的。“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5](P1)今天,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到了阶级消亡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才能消逝,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将发生质变。 (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多种矛盾构成的复杂系统。正是事物内部的矛盾,将一事物与他事物区别开来。在诸多矛盾中,有一矛盾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体现在该事物的各个方面,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就是事物的基本矛盾。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其基本矛盾就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1](P6)。这个矛盾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始终,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既是其产生的原因,也是其发展的动力。这一矛盾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要求,转变为人们实际的思想政治品德;个体也要借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化社会要求,使自己的思想政治品德与社会要求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这一矛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要求的个体化和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社会要求的个体化,意味着社会意识转化为个体意识,意味着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体现个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品德。意识形态是对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的自觉反映,但是,“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P152)。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必须掌握群众,必须实现个体化,才能发挥其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这一过程能否自行完成?列宁基于对俄国工人运动的深刻认识,对此作出了说明。“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P317)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掌握群众的主要途径,它能用一定的意识形态影响、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取向,使人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要求的思想政治品德,使作为社会意识的意识形态与体现个体意识的思想政治品德走向统一。这样,通过转变了的人的实践活动来发挥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是一个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作为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一定意识形态的把握。只有接受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与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的思想政治品德,即实现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社会化,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才能生存和发展。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7](P283)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体要重复人类的发展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之中。人类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过程。个体亦是如此。一个新生儿实际上是一个无意识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接收外界的各种思想观念,不断地内化社会意识,实现从自然存在物到社会存在物的转变,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内化一定的意识形态,形成比较稳定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即思想政治品德。这不仅使一定意识形态得以巩固和发展,而且使个人发展获得更为充分的条件。俞吾金对此作了比较深刻的说明:“一个人愈是与某种意识形态认同,他在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主导思想的社会中的生活就愈是得心应手。”[2](P3) (三)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一般教育的特有属性。 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性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着标志。我们通常把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称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就是强调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突出其特殊性以示区别。在这里,有必要专门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的区别。我们看到,正是意识形态性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一般教育区别开来。在阶级社会中,一般的教育也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但是,一般的教育并不像思想政治教育那样是直接服务于阶级的,其意识形态特征远不如思想政治教育鲜明。对此,我们可以从内容、目的等角度进行分析。从内容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所传播的就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一般的教育而言,它们要么反映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非意识形态部分,如自然科学;要么反映的是意识形态的某一方面,如哲学、艺术。但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它所传播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等,直接就是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全部。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的内容比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为广泛。我们通常认为,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艺术、哲学等,但是,这并不是说思想政治教育与这些方面就没有联系。思想政治教育所进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法制观等教育,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构成部分的具体化。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比任何一种其他教育更能体现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从目的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维护一定阶级的地位。一般的教育主要是为了传播知识、培养技能。思想政治教育则是为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服务的。它传播一定的意识形态,使之为人们所接受,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发挥意识形态的社会控制功能。意识形态是可以与暴力相提并论的斗争工具,是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形式。要夺取或巩固政权,总要营造舆论,先做意识形态工作。不论革命阶级还是反革命阶级均如此。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证明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并广泛传播,使之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二是研究、批判对立的意识形态,以维护本阶级意识形态的地位;三是结合社会现实发展本阶级意识形态。就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实施者是高度专业化的政工队伍,依托于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主要目的是提高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它不仅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之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行动指南,而且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现实要求 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实现和维护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就我们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坚持其意识形态性,就是要大力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巩固其主导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共同性,一定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社会的共同利益。若思想政治教育只能反映特定阶级的利益,它就不可能被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内容,尤其是道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恩格斯曾指出:“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8](P434)因此,即便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人类社会共通之处。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这告诉我们:思想政治教育总是服务于一定阶级的,任何淡化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性的企图都是危险的。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深刻变化。有人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有人怀疑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法性,有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等等。“淡化意识形态”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巨大冲击,甚至危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在理论界,有人提出用“思想社会教育”、“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等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也有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要自觉地向社会、向公众回归,纳入“生命教育”、“交往教育”等内容,甚至认为只要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事精神引导的活动,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前一种主张,忽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抹杀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其所是的本质属性,意识形态性的丧失,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后一种观点,貌似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上扩大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容易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泛化,失却了根本。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斗争是常态。只要阶级还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就不会停止。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在这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削弱,都是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加强。因此,“淡化意识形态”实质就是淡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就是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淡化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是西方为消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思潮。在理论上,他们不管是意识形态衰落,还是意识形态终结,都只强调一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必然会失败。在实践上,他们采用各种手段全方位、宽领域、不间断地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今天,无论是电影、电视、音乐,还是情人节、圣诞节等,无不充斥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气息。为什么意识形态斗争如此激烈?因为意识形态对于夺取或巩固国家政权有特殊作用。它可以实现政治主张的社会认同,可以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固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沉积于社会成员的精神世界。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赋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职能,强调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能促使人们形成特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使之成为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马克思说得甚为明白:“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P35)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不能跌入“淡化意识形态”的陷阱。苏共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淡化意识形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殷鉴不远,我们决不能重蹈覆辙。我们要引以为戒,吸取苏联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教训,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教育思想论文:创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一、创业教育能够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很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往往是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学生们在课堂上完全服从教师的安排,所以对学生的个性是一种压抑和阻挡,没法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创业教育更加深入生活实际,深入到学生内部,教育方法不再单一,而是变得多样化。创业教育理念的引入能够突破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实现教学结构的改善,提高学生的创业水平和能力。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可能性 (一)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一致 大学生创业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培养学生独立发展的个性,培养学生进行创新的思维和敢于挑战的勇气,因为大学生进行创业主要的素质便是拥有创业的品质和能力,需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和创新性。这些内容都是与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谋而合。因此,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目标上市相互融合的,能够实现两者的真正结合。 (二)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具有融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培养学生思想品德;而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诚信、诚实品德,两者在内容上具有相似性。目前,创业难度很大,必须拥有不怕失败的心理素质和失败后坦然接受的心态。两者都趋向于培养学生的完整性格,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三)创业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模式上具有相互依托性 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很多有效的教育方法得到了展开,并且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比如说理法、实践锻炼法、学生主导法、个体体验法等都是在实践中积累的结果。创业教育更加需要实践方法,在实践中提升学生的创业意识和创业技能,可以通过个案分析、市场调查、专题讨论等方法进一步提升学生创业能力。 三、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创业教育理念 第一,树立正确的理念,深入开展创业教育理念宣传,注重学生的创业教育和职业指导,引导教师主动培养学生的个性,认清学生的社会发展性和个体发展性。第二,要重视创业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素质为重点展开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三,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第四,开展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展开相应的培养方法,注重学生的个体发展,关注学生的兴趣和本身存在的良好品质和能力,加以提炼和培养。第五,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 (二)明确创业教育的内容 创业教育应侧重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应该将创业教育的内容融合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创业能力,应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所以课堂教育应该从创新能力的培养入手,如开展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开展实践教育。要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新理念,改变教育方法和手段,融入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体教育和创新教育。 (三)开展丰富多彩的创业教育实践活动 很多创业的创意都来自于实践当中的灵感,所以加大实践培养力度能够有效地提升创业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开设企业管理课程,开设人文课程,开展创业计划大赛、创业模拟大赛,给予学生更多的创业实习机会,让有创业意识的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实习机会,从而为毕业以后的创业奠定基础。 (四)在校园内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 第一,应该注意更新大学精神文化建设,在办学理念上支持创业教育。第二,大学制度文化建设需要健全的组织制度,在组织上应该支持创业教育。第三,大学物质文化建设需要具体的载体,因此学校的一些物质标志应该建立起来,让创业氛围可以充斥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第四,领导加以重视,同时教师作为教育理念的传播者要身体力行。第五,社会上应该形成一种创业热潮或者是支持创业的风气,这样,学生进行创业的过程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才能激发大学生创业的兴趣和激情。 四、总结 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很好地应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培养更多的社会人才。而创业教育理念的融入能够真正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能够培养学生的自我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和良好的创业素质。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基于创业教育理念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思想理念上进行更新,从具体的实践入手,将创业理念真正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教育思想论文:思想道德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开始 作者曹增平 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建设已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更应得到进一步加强。爱国，在源源流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已积累成为一种最朴素、最自然的情感，成为维系着我们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的纽带。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学生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朴素的感情，对他们进行培养、引导，使其拥有民族节气和团结向上的精神，这是基础教育的一个部分。列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他还指出：“祖国是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环境。”列宁的这两段话不仅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历史根源，而且也阐明了爱国主义的属性。因此，如何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却是值得教育工作者探讨的。 一、从学生身边的小事开始 爱国主义首先体现在对祖国山山水水的热爱。对家乡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老师、学生的热爱，人们对一事物的热爱，常常表现在事物外在的物质形态上。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不是一种没有依托的纯精神意识。它往往表现在对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教师向学生介绍家乡的风貌、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介绍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东方大国，拥有世界最高的山峰，拥有世界最早最长的人工河流等等描述，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当然，要培养学生爱国的热情仅仅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让学生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观念。天下有大事吗？没有。但任何小事都是大事。集小恶则成大恶，集小善则为大善。培养良好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是从那很小很小的事开始的。例如，教育学生碰到垃圾要怎么办，看到水龙头在滴水该怎么办……这些都是学生身边最小的事情，而这些最小的事情正是爱国的开始。 二、从了解祖国的历史开始 了解祖国的历史，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重要手段。如介绍远古走向古代、从古代走向现代，介绍地动仪的制造、圆周率的发现、《本草纲目》、四大发明以及原子弹的研制、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使学生了解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个勤劳、智慧，富有创造性的民族。认识到自己是龙的传人，是中华民族的子孙。继承和发扬民族精神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还可以向学生介绍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八一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等等，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为了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无数先烈、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精神，使学生懂得，祖国的今天是由千千万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得来的，我们的几天来之不易。每个中国人都应牢记祖国的今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 三、从传统美德的教育开始 以往爱国主义教育喜欢灌注理想，比较空洞和脱离实际。其实应该善于把握学生的情绪，利用生活中相关的事实对学生加以引导教育，把空洞的口号化成具体的内容，学生更容易接受，更容易理解。 中华传统美德源源流长，爱国者的风范数不胜数，经常向学生介绍著名科学家的爱国事例，讲华罗庚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裕生活，毅然回国，报效祖国的事迹；讲袁隆平为了“杂交水稻”保持世界领先，几十年刻苦钻研的成功事例等等，都会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到很好的培养和激发。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如：经常进行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团结友爱、诚实守信、谦虚礼貌、天下为公、见义勇为、勤劳节俭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明确自己应该怎样要求自己，怎样努力做一个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人。 还可以向学生介绍民族英雄爱国的事迹。如张学良、杨虎成为了逼蒋抗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民族英雄邓世昌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惜以身殉国，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风骨、高尚气节和爱憎分明的情感，以此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总之，爱国主义教育要做到生动、有吸引力，就应当研究社会大气候、学校小环境，抓住热点，不失时机地开展针对性教育，方能收到实效。“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爱国情怀，是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他的伟大实践，更成为全世界各族人民的光辉榜样。让我们像他那样，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把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搞得更好，把广大学生培养成具有深厚爱国情感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教育思想论文:对思想品德素质教育中道德内化的思考 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曾经存在要求太高、内容太空、方法太死等弊病，尤其是做表面工作，搞形式主义， 以一阵风运动式的教育代替深入细致的工作，因而收效不大。为了克服以往德育工作的弊端，学校“在改进德 育工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德育目标素质化的趋势”。〔1〕 怎样理解思想道德素质化？这要从剖析“素质”内涵谈起。在素质教育的研究中，人们对人的素质给予广 义的界定：“素质是人在先天条件下，通过后天的教育训练和环境影响形成的比较稳固的、且在比较长时间内 起作用的基本品质。”〔2 〕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到“素质”内涵中“稳固的”“在长时间内起作用”的要求。 基于这个认识，我们认为，如果学生的品行呈现表面性、被动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那么所反映的品德就不能 说已成为该生的素质，也就是说其品德尚未素质化。只有学生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顶得住环境变化的影响， 抵抗得了不良干扰和诱惑，始终能保持其良好的品行，才能说明他具有良好的品德素质，也就是说达到“品德 素质化”的程度。 素质的特征源于素质的内在属性。内在性，这是人的素质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它表现为人的品质的深 层底蕴，因而决定素质的形成必然是个内化的过程。内化，就是把外部的东西转化为内部的东西，客体的东西 转化为主体的东西。比如道德准则是外部的东西，以此教育影响学生，如果学生真正认同这些准则，并且成为 自觉的要求，坚定地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那就可以说是变成了个体内部的东西，实现了道德内化。 所以道德内化是思想品德素质化的基本要求。德育工作者要从事对学生思想品德素质教育，就必须研究道 德内化的规律，探索道德内化的方法和途径。 一、道德信念的形成是道德内化的核心 通常我们按四分法来揭示品德的结构，即“知、情、意、行”。“行”是外显的，“知、情、意”是内在 的。在以往的德育工作中，较多地注重于认知向度和行为向度，把道德行为直接归因于道德认识，这显然是不 够的。举个简单例子，学生都知道禁止吸烟，可有的学生明知故犯，或者经教育不吸烟了，过一阵子又吸了。 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对道德准则的认识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自觉的、稳定的、一贯性的”道德行为。可 见，如果忽略了“知——情——意”这一内在中介系统区，那就是忽略了品德结构的重要核心部分，这核心恰 恰是道德内化的根本所在。 在研究“知——情——意”系统时，引入一个综合性的心理概念——道德信念。所谓道德信念，“它不是 单一的某种心理成分，而是深刻的道德认识、强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的有机统一。”“道德信念是 道德动机的高级形式，是推动人产生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并使人们的道德行为具有坚定性和一贯性。”〔3〕 道德内化就是促使道德信念的形成。 当道德准则作为一种外部信息向学生输入时，学生的认知必须经历不同层次的发展：“知道”层次（懂得 应该怎样做）——“理解”层次（明白为什么应当这样的道理）——“认同”层次（由被动、外制式转为自觉 性，化为自觉要求）。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人在多种因素作用下经过反复的心理体验，不断地丰富道德情感 ，良性的心理体验会激发人的内在需要层次的升华，发展成精神上的道德需要，产生对道德的追求，而道德需 要实现的满足又反过来强化良性的心理体验。随着道德需要的升华和道德情感的增浓，人对于非道德因素的干 扰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不断增强，具备了顽强的道德意志。综合上述各种心理成分，也就是深刻的道德 认识、浓烈的道德情感和顽强的道德意志，形成了坚定的道德信念，外部的道德准则实现了内化。 由于道德内化是由外到内的过程，因此研究道德内化的途径和方法就必须从优化外部作用的条件和激励自 身内部因素入手。对此，下面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二、优化外部条件 促使道德内化 外部条件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本文选取与“知——情——意”系统产生心理作用有关的方式作为分类标 准。 情动条件：动之以情，是教育的先导。情是开启学生信息接收系统大门的钥匙。以情激情，是激发道德情 感的好办法。教师对学生的爱，就是最好的情感教育，教师富有情感的教导（或演讲）必然使学生的情绪受到 感染，优秀作品，动人的故事情节都能使学生受到情感的熏陶。 理喻条件：晓之以理，让学生能真正领悟道德准则及其执行意义。教师要讲究说理的艺术，以理服人，“ 心服”就是“理”的内化，采用强制性的压服是不好的，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更谈不上内化。在学科教学中渗 透德育，“文以载道”，寓理于学科教学之中，于无形中潜移默化。 榜样条件：榜样在促使道德内化方面的力量是无穷的，古今中外人类优秀分子身上都闪耀着美德的光辉， 他们人格的魅力对学生的精神必然产生巨大的震撼。学生周围的好人好事都能构成学习的榜样。 环境氛围条件：除了硬环境外，要善于营造浓烈的情感氛围。例如升旗仪式，对场地、设施、队列、服装 、鼓号乐、歌声、演讲等因素进行综合设计，构建庄严且富有爱国情感的氛围，就可收到较好的效果。 制约条件：我们强调以正面教育为主，坚持疏导方针，但丝毫也不能忽视制约机制的重要性。法制教育、 规章制度的管理从另一侧面强化对道德行为意义的认识，对道德内化起了辅助作用。 评价条件：对学生行为予以评价，既可加深道德认识，增进道德情感，同时又是一种导向和激励，其作用 不可低估。评价不仅来自教师，也来自学生接触的各个方面，我们应当重视集体舆论的教育作用，应注意发现 学生身上的闪光点，多予表扬、鼓励。 促进道德内化的外部条件很多，这里无法一一枚举。 三、自我教育是道德内化的关键 由于道德内化是学生主体内部的心理过程，因而发挥学生主体能动作用是道德内化的关键。下面我们仍以 “知——情——意”系统和道德信念形成过程为线索，探索自我教育的形式，研究教师调动学生主体作用所应 发挥的主导作用。 （1）发挥学生在道德认知中的主体作用 道德认识是自我教育的基础，也是自我教育的起点。对道德准则不单纯是理解掌握，还必须上升到“认同 ”的层次。为此，采取“外铄式”的灌输往往是不够的。 教师必须想办法，促使学生去分析，比较道德行为和 非道德行为的截然相反的后果，同时引导学生去领会执行道德准则是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的统一，必要时甚至 可以让学生去经历直接或间接的心理体验，这样才能使学生真正从心底里、从情感上达到对道德准则的认同。 （2）“自省”是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 自省是经历自我评价、归因分析、自我强化的内在心理活动过程。自我评价——以道德行为准则来衡量自 己的言行，判断是非、善恶、美丑。对好的自我肯定，错的自我否定。归因分析——找出产生行为的动因，总 结经验教训。自我强化——肯定自己的道德行为时，增进了自己的道德情感，增强道德信念；反省自己非道德 行为时，引起自疚的心理体验，对道德准则有了新的认识，痛下决心，改正错误。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给学生留有“自省”的机会，也可以设计一定的形式对学生的“自省”给予引导。 （3）自制是自我教育的高级心理活动 自制力是道德意志的重要品质，它是产生行为过程中的自我调控，控制自己的需求、欲望、动机、情感、 情绪，控制自己不受干扰，保持不偏离原来的决定，因而自制可以起到避免自身产生错误行为的作用。从这个 意义上看，自制是比自省更为高级的心理活动。 从控制论的观点看，自制是外部控制信息（各种道德准则）经内化而成为自身内部系统的控制信息（即坚 定的道德信念），发挥导向、调控、维持的作用。而自省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信息反馈和重新调控，为以后 的行为输入（或强化）新的信息。所以自省和自控是主体系统自我控制在不同阶段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 ，循环交替进行。不断地增强学生的道德信念，就能不断地强化控制信息，不断地增强自制力。强化控制信息 还可以采取外界提示法，比如设座右铭、挂“制怒”牌、在公共场合设警戒标语（例如禁止吸烟）、在校园里 《守则》《规范》上墙等。 从自制的内容看，对“需要”的控制是最为根本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在人的心理结构中，需要处于核心 、主导的地位。需要，是人的社会行为的主要归因，因此有人主张“道德行为归因于道德需要”，学生能否控 制自己的行为，从实质上来说就是能否控制自己的需要。所以培养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就要认真地研究教育 对象的需要，支持和尽可能满足他们合理的需要，转化他们不合理的需要，帮助他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利 益关系、个人与集体关系，处理好权利和义务、奉献和索取的关系，最终实现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的统一、物 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 四、交往和实践的磨炼是思想道德素质化的必经途径 主体素质的形成是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外相互作用的中介即是主体在生活中所参 与的各种各样的活动”。〔4 〕这就是说，素质的形成具有主体性和实践性的特点。 道德准则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关系的规范，所以道德品质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在社会实践活 动中才能得到体现（即外化），学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是实现“知、情、意、行”统一的必经途径。 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作深入全面的探讨，这里主要强调的是，学生主动参与交往和社会实践时，由于交往 的对象、实践的内容和环境不可能纯化，因而学生必然会受到正面的或反面的影响，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 的估计和准备。 首先，应当教育学生注意择友，尽量避免到不良的环境（例如“三厅二室”）去活动。学校应鼓励学生社 团活动，开设活动课，有计划地组织社会实践。同时应重视班组集体的建设，创造良好的交往群体和环境条件 。 其次，密切关注学生群体的动向，家庭、社会、学校密切配合关心学生活动情况，发现不良的苗头就及时 作出针对性的帮助和引导，防患于未然。 第三，以辩证的观点看待学生的交往和实践活动。正如陶西平同志所分析的，“想通过隔绝学生与社会的 联系，进行封闭式的教育，从而使学生在净土中健康成长只能是一种幻想”。所以，让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去 锻炼，在纷繁的生活和实践中去接受考验，在成功与挫折中去经受磨炼，才能使他们真正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 ，才能使学生内在的、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真正形成。 教育思想论文:快乐体育是一种体育教育思想 快乐体育不是一种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教育思想。 一、快乐体育的目标和内容快乐体育是指从情感教学入手，对学生进行以健全的身体教育和人格教育为目标的体育教育思想，它重视爱的教育、美的教育与各项运动所独具的乐趣，强调学习兴趣与创造学习。它不仅把运动和情感作为实现教学目标的手段，而且视为直接目的。因此，能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满足他们的学习愿望，有利于培养自我体育能力与完美的人格，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矗快乐体育以研究学生的情感需要、体育需要、人格需要为出发点，使学生的学习动机建立在自身愿望的需求和对社会的责任感上；把身体锻炼中的乐趣和学习中的成功体验作为追求的目标之一；以浓厚的兴趣、顽强的意志、适宜的方法来调节自己的体育学习和锻炼行为，从而使整个教学过程充满快乐、愉悦、和谐的情感与气氛。既让学生喜欢学、乐于学，又让他们知道学习的目的和意义，自觉主动地发展体育能力和个性，增强体力和智力，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快乐体育简而言之就是寓教于乐。这是教育艺术的最高境界，也是成功教育的必由之路。 二、快乐体育教学实践的特点1、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主张以育人为出发点和归宿，面向终身体育，从情感教学入手，强调乐学、勤学，育体和育心相结合。 2、在教与学的关系上，强调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二者相结合。 3、在教学结构上，主张教学活动是认知、情感、行为的统一。强调体育教学应是融知识、情感与身体发展为一体的三维结构。 4、在教法上，主张启发式的创造教学，强调教法的多样性和学法的实效性。 5、在教学组织上，主张严密的课堂纪律与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相结合，强调信息的多向交流与教学环境的优化。 三、快乐体育的依据和实践意义快乐体育在教育论上，是以情感教学理论为基础，认为情感是知识向智力转化的动力，是联系教师和学生的桥梁，是人格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体育是满足人类个体及社会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一种实践活动”。（马克思语）因此，体育教学活动必须以学生的自觉、主动为前提才可能取得成效。 快乐体育的提出和实践引起了下列一些体育教育观念的更新：1、改变了体育教学中单纯对学生传授知识技能、发展体力的身体教育观念，倡导从情感入手，在发展体力的同时进行知情意并重的人格教育。 2、改变了体育教学中教师强制灌输，学生机械再现的教学方法，倡导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和启发式的教法与发现式的学法。 3、改变了在体育教学中学生被动学的局面，倡导学生主动地、愉快地学习。 强调将肉体上的苦转化为情感上的乐，这就是“以苦为乐，乐在其中”。在意志上主张勤学，反对怠学。 教育思想论文:对于思想教育与素质教育联系探究 一、什么是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 (一)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 新时期,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具有新的内涵,要准确理解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文化素质。文化素质是由知识、能力、情感、价值观等多种因素整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一般体现。文化素质教育就是要通过知识的传授和环境的熏陶以及个体的实践,将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内化为个体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的活动过程,其实质是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与人类文化向个性心理品质的内化,形成较为稳定的情感、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并外化在一个人的日常行为当中。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是一个发展变化即运动着的概念,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认识的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必将更完备、更准确、更科学。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看,思想政治内容丰富多样,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五个方面。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遵循教育规律,并符合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一)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 1.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存在和作用的发挥是需要社会文化的支撑的。文化素质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实施必须有与之同质的社会文化作为背景。作为思想接受的心理基础,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教育的形式把社会主导性文化传导给大学生,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 2.文化素质教育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说服力,建立在丰富的文化知识的基础上。思想政治教育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为大学生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动摇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区别 1.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侧重点不同。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两个不同方面。我国的文化素质教育着重于加强对大学生文、史、哲、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而思想政治教育则侧重于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方面的教育。 2.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指向侧重点不同。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把人类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以及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的作用,内化为学生相对稳定的人文品质,从而不断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侧重于指向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使学生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三、文化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结合 (一)文化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有效载体 1.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以人为本的特点,围绕学生实际开展教育,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文化素质教育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性相结合,校园文化活动的开展大多是以大学生的实际知识层次为依据,围绕着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兴趣爱好等进行,可以真正做到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这使得融于文化素质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产生影响,既适应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又满足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2.文化素质教育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其教育内容和影响力可以覆盖校园的每个角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使学生在接受传统思想教育的同时,跨越时间和空间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运用文化素质教育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利用文化素质教育影响广泛性的特点,延伸教育触角,可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 (二)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全面协调地发展,是高校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是高校素质教育的两个重要方面,虽然侧重点不同,其目标却具有深度的一致性,便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文化素质教育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于一体,可以通过文学、艺术等表现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其生动活泼、丰富多样、潜移默化的教育形式很好地丰富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对单一的形式。高校通过文学艺术活动,将我们传导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和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表现、环境建设等联系起来,就具有了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和潜移默化等特点,使大学生乐于接受,便能够提高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教育思想论文: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中的特征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进程中,范畴问题一度曾引起过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一批研究文献,论述了不少范畴,甚至有学者对范畴做出了比较系统而富有启迪的研究,如对范畴进行分类,分析范畴的功能、具体范畴的作用等等。[1]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本文选择范畴作用问题进行研究,旨在引起学界的重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础理论研究。 一、范畴的含义与特性 1.范畴的含义。范畴一般是指某一学科的最高概念或最基本的概念,它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相互关系和活动状况的概括反映和抽象表现。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价值、商品,政治学中的权力、人民,法学中的权利、义务,伦理学中的善、恶,哲学中的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等。在所有学科范畴中,哲学范畴又是属于最基本、最普遍、可适用于任何事物的基本范畴。 一般认为,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其中包括与范畴密切相连的概念。范畴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就两者的联系看,两者都是作为人们的认识工具和思维反映形式而存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P153)并且两者在形态上都主要以一定的符号(其中主要是词语)表现出来。从区别来看,两者概括事物的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程度与范围有差别,范畴通常涵盖面更广,概括性更强,抽象性更高,它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表征着同类事物中最大的分类或最宽泛领域的边界。而概念与范畴相比,反映了同类事物内部的分属关系或丰富具体的那些属性。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范畴称之为元概念,即它是最本质、最元初、不可再运用其他反映形式来定义它,但却可以运用它来定义其他概念的那样一些基本概念。当然两者的区别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范畴是基本概念或也可称为大概念,而有些大、中概念也可以称为小范畴。 2.范畴的主要特性。范畴有一系列特性,这些特性已受到人们的关注及研究,如已有学者指出了范畴具有的客观性、流动性、抽象性等;(P187—193)还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性等,(P63—65)这些研究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特性有时候并不特指某种独立的属性,而是反映着某种关系,昭示着人们应该善于正确处理一些重大的普遍联系。在这样的视域下,我们试图阐述范畴的下列关系性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是: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等。 第一,范畴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毫无疑问,范畴具有客观性,这是由于作为人脑反映客观外界的思维成果和认识工具,它所反映的内容总是客观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P72)具体来说,这种人脑所反映的对象无论是自然界、人类及其活动,甚至包括人的精神活动,都具有客观性特征。这里讲到人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内容具有客观性,大家很容易理解,但要说到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与反映也具有客观性,可能就会有一定异议:怎么对主观性的东西进行反映的成果本身却具有了客观性的属性?其实,即便是对个体来说是属于自主活动的心理——精神现象,从表面看来似乎是属于主观性的东西,但它们一旦超越个体意识的领域而进入群体意识的界域,就具有客观性的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关系那样,主观精神主要是讲个人的精神,并且只是就个人的意识状态来讲的精神,这种精神还没有外化出来,进一步表现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化为社会法律、社会道德、社会伦理、风俗、政治制度等,而客观精神主要指整个社会的意识状态,道德、风俗、国家制度等。这种主观精神转变为客观精神的状况,可以在我们的经验世界中找到大量的佐证。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20世纪60年代雷锋同志的思想认识、意志品质最初是通过他的主观活动而表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主观精神”现象,但后来他的思想得到社会确认并成为人们赞颂和传扬的对象时,这种主观精神就变成了客观精神,变成了社会客观存在的某种时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受到人们的主观敬仰和主动传承。于是,对这一精神现象进行反映的相关概念或范畴自然也就具有了客观性的特征。因此,范畴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范畴作为人们的一种认识工具,它的使用状况也不可避免具有某种主观性。不难看到,作为思维产物与认识工具的范畴,总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方式基本上是包括文字、词语与图形等所构成的一整套符号系统。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这些表达着客观内容的各种符号的选择和实际运用,常常带有主观的属性,即人们可以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来表达同一内容的东西,也可能运用统一符号表征着不同的内容,仿佛人的姓名就是一个符号,生命过程中可能改名、假名、匿名、用笔名、用外文名等等,这种改动本身具有主观性,但永远改变不了其名虽多、其人不变的客观性。因此,范畴就具有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属性。当形式与内容相一致时,这种形式可以变得十分重要,但当形式仅仅成为一种纯粹外在的面具时,它的使用就可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形式毕竟可以因人而异且丰富多彩,如人们可以称谓“雷锋精神”,也可以称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还可以称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尽管这些不同的词语所涵盖的内容有宽窄深浅之分,但其实质应该是相同或相似的。范畴的主观性昭示我们需要注意范畴或概念使用的准确性与恰当性,但又不能太教条主义,要注意应变性。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学者根据自己的兴致和价值偏好而随意设置一些概念或词语,并且将它们反复使用甚至不断移植到新的领域中复制运用,以期形成一种众说纷 纭的语境而使这些概念或语词在人们心目中形成使用定势或约定俗成,从而成为研判新的活动样式或新事物的分类标准和鉴定模式,并且力图将这些状况变成既成事实。这种单凭人们的词语创造和词语操作就可以建构出新的概念甚至新的理论的“炒作”现象,正是人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对象之一,它是范畴的主观性被任意放大的一种表现。 第二,范畴的独特性与普适性。一般来说,范畴作为某一学科反映某一独特研究对象或某一事物本质和活动规律的基本概念,具有鲜明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指某一范畴最起始时总是属于该学科所独有,并且只有这种范畴才能充分反映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作规律,也只有这种范畴能够标志着该学科的确立,甚至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范畴才使得人们有理由对该学科加以确认和赞同。同时我们又要看到,学科范畴又具有相对意义的普适性,即一定范畴不仅在某一学科领域中通行,而且可能被人们扩展或迁移到其他学科领域加以运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范畴不仅依然保持原来的词义,而且又在新的学科领域中获得了新的语义,这 会使得这种范畴的普适范围不断扩大。如“公平竞争”最初出现在体育竞赛领域中,而如今则已扩展到人类活动的诸多领域;“社会化”最初是社会学的重要范畴,后来被运用到政治学领域,衍生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概念。还有一些学科的范畴,如哲学范畴,从起始阶段就具有广泛普适的属性,其超越一切学科领域的特征早已为人所共知。当然也可能有一些学科的范畴会始终固守自己的“疆界”,不会轻易去反映或解释其他领域的事物本质或活动规律,同时也不会轻易被其他学科所移植运用,一旦发生这种现象,就会使人感到不伦不类。 第三,范畴的抽象性与具体性。范畴作为概括和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及事物之间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和思维工具,具有抽象性的特征,即具有从无数的直接性、多样性、对立面双方又对立又统一的具象中概括、提炼和抽象出一定共同性与普遍性的属性。这种抽象最初的表现就是运用语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P181)在语言中,人们必须要用一定的范畴、概念等工具,但这些工具对事物本质及其相互间的本质联系的反映程度、抽象程度和概括事物的范围有相当的区别,它们并不处于同一思维层次和认识阶段,因此,范畴又被人根据其抽象性、概括性的程度不同而区分为基本范畴、重要范畴和具体范畴,或高层次范畴、中层次范畴和低层次范畴等。(P181—182)同时,真理从来就是具体的,它是能够通过一系列的范畴和概念加以表达的,由于范畴就是一个由不同层次、不同表现形态、不同作用的概念构成的体系,具有抽象性与具体性相统一的特征,因此它也能够完成真理展开的内在要求和现实任务,真理的具体性与范畴的具体性是一致的。关于范畴又抽象又具体的思想,其实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已有体现,他所提出的十个范畴中,最根本的范畴就一个,即“实体”,其他九个范畴实际上都是从不同方面来说明或展开这个“实体”的,因此,相对而言,“实体”这一范畴最抽象,而其他范畴则比较具体,至于其他用来说明这九个范畴的更小的范畴,则表现得更具体。 第四,范畴的涵盖性与精到性。范畴的涵盖性主要指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之内涵。由于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大而使其边界变得相对比较模糊,用现行话语来说就是范畴具有对质性的界定功能,而同一范畴不可能在量的界定上具有精确的功能体现。这种主要对事物范围、涉及领域及其质性判定的功能,反映出人们运用一定范畴认识事物本质、把握事物变化发展趋势的某种内在需求。同时又要看到,人们认识事物又有明确精准的需求,因此,范畴同时又需要具有精到性,它是指人们通过范畴能精确而细致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廓清事物之间的种差,把握事物发展程度的一种特征。这也就是人们研判事物既需要有质的范畴,又需要有量的范畴的缘故。范畴的运用必须具有贴切与精准性,使人感到恰如其分,无过而无不及,才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事物。为了达到这种目标,人们就会将一定数量的同类范畴建构成一个体系,它由一系列基本范畴、主要范畴、小范畴(即大概念)、小概念所组成。并且这种范畴体系成为一个等级系列。 范畴在形态上的表现究竟是单个的还是成对的,也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由于人们都是在比较鉴别的过程中认识事物,何况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内在矛盾,对这种矛盾状况的正确反映也需要至少有矛盾两方面的特征,所以范畴通常都表现为成对的形态。就哲学范畴来看,就有诸如物质与意识、偶然性与必然性,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真理与谬误等。也有一些学科的基本范畴从表面看似乎是单个的,如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化”,但实际上“社会化”总是暗含着“个性化”的对立面,或者说社会化就是“去个性化”,社会化与个性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社会化这一范畴实际上就是反映着两者对立统一的无数复杂关系的一种认识成果与认识工具。 范畴究竟是主要出于对价值作出若干规定而逐步形成的,还是处于对经验进行描述而逐步形成的?这里实际上反映出范畴内部价值与事实两者的矛盾性。至于一个学科的范畴究竟是反映了这一学科所表征事物活动的基本规律,还是反映着学科的基本问题,还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范畴形成不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纯自发而成的客观结果,而是主客观统一的产物。考虑到以上特性,我们在确定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时,必须遵守必要的规则,必须慎重周全。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的主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与行为活动的本质方面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关系特征的认识及其概括出来的成果,它们反过来又成为人们进一步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属性、特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特性的工具。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的数量会不断增加,内容不断丰富,并且概括愈加精确,结构也更加严密。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对于学科确立、学科建设、学科的社会声誉等都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范畴是学科的基石,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等方面。 1.范畴是学科的基石,并由此构成学科的理论硬核。 众所周知,任何理论、学说或学科都是建立在一套相应的范畴、概念体系和假设前提的基础之上,这种范畴、概念体系基本规定了研究的边界与空间,形成了研究的基本方式,规定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生成着与其他学科交流渗透的机制。而在这种范畴、概念体系中,必然存在着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基础范畴与核心范畴相统一的“基石”,我们且把它称之为基本范畴。说“基石”常常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说法,如今盖高楼大厦都打基桩,那是一根根硕大并且可以连接的钢筋水泥柱,尽管打基桩也可以称谓打基础,但基桩本身不称为“基石”。而原先盖一两层模样的房子都没有打基桩的说法,而是都要在承重墙的下方挖好地基槽,然后选择大块的、坚硬的石头铺垫垒砌在地基槽的最底层,再依次垒砌中型石块和小石块,从而构成整个地基。这种处于最基础地位的最结实的众多大块石头,通常被称之为“基石”,它是房子的耸立之本。同样,一个学科要能够确立,也需要有若干个“基石”,也就是基本范畴。要看到,有时候基础的东西未必是核心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也未必是基础的东西。但范畴对于学科的重要性而言,应该既是基础的,又是核心的,两者是统一的。 基本范畴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石,而且应该存在由若干个基本范畴构成的理论硬核。理论“硬核”这一说法是英国着名的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提出的,他主张用“科学研究纲领”作为标准来划分不同的理论体系,评价科学的进步。他所说的科学研究纲领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结构、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理论体系。它由“硬核”、“保护带”、“反面启示法”和“正面启示法”这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或者说,一个完整的或成熟的理论体系通常有三个特征:有一个公有的“硬核”,有一组保护硬核的“保护带”和引导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的“启示法”。所谓硬核,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若干个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这些硬核为研究者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如果这些硬核受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理论体系就受到反驳或否定。所谓保护带,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经验证据来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的作用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所谓反面启示法,简单说来就是在研究中“告诉我们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的方法论规则。所谓正面启示法,则是“告诉我们要寻求哪些道路”的方法论规则。(P66—73) 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理论改换一种说法 ,即一个立得住脚的学科之理论体系,应该有三部分构成,即理论硬核、中层理论和表层理论。理论硬核居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和起统摄作用;而中层理论则起连接理论硬核与表层理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理论硬核起保护、辩护和具体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起支持、涵养、修补受到外部冲击而不断破损的表层理论的作用;表层理论则在外围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保护、调整、修复、更新等。三种成分有不同的特征,理论硬核基本是稳定不变的,是不容怀疑有时甚至是不可定义的。而中层理论则成为一种既有稳定又有变化的“缓释缓冲带”,过于抽象的理论硬核之内容经由它的诠释或转渡可以变得具体而明确,而外部实践对理论硬核所发起的质疑、否定与冲击则经由它的解释而得以和缓、化解或消退,同时,中层理论又会不断支撑、修复和调整受到外部环境强力冲击、经常处于破损状态的表层理论,让它们继续发挥具体化、世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安慰、排解、说服、激励等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学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硬核,这一学科的学术地位就难以真正确立。至于这一学科的理论硬核究竟由哪些基本范畴、概念所构成,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并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断进展而逐步明确的过程。换言之,只有那些在社会生活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和渗透力,能够把一系列相关性概念融合成一个有序整体和理论框架,并且有助于促成人们形成社会常识或公理性认识的范畴与概念,才可能构成理论硬核,仿佛中国儒家学说中的“仁”被人们认为是这一学说的理论硬核一样。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中的中层理论与表层理论具体怎样区划,也是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 2.范畴是学科的分析框架,并且也可以成为分析研究对象和外部世界的工具。 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质的理论表现方式,它通常形成一个体系,这种体系不仅是学科赖以自我表现的众多概念群的存在方式,而且成为一种解释研究对象与外部世界以及沟通外部联系的工具与方法。这种工具与方法集中表现为一种独到的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仿佛一张网,其中作为网结存在的范畴主要起着分析要素即尺度的作用。这种分析要素即尺度的首要任务是对实践对象进行定义,其次是对众多定义的对象进行分类或归类,再次是进行解释。对此可以总称之为“范畴化”。换言之,范畴本身仿佛一种度量衡所具有的标准,可以成为分类或归类的依据。范畴组合可多可少,可大可小,于是由此构成的分析框架也有所区别。 范畴构成的分析框架应该是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们实际上表征或反映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因此范畴与范畴、范畴与概念、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联系也是对客观事物内在、必然之关系的一种展开与显示。我们在主观上把它看做是有逻辑性,而主观感受上的有逻辑性与事物客观的规律性应该是一致的,这就达到了最高程度的主客观统一。分析框架所体现出来的严整性与其运作过程的逻辑严密性也应该是统一的。黑格尔在这方面的演示就是一个范例,仅以他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一系列概念之间的 演进关系之做法看,渗透其内在的方法、始终贯彻对立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展示,尽管在体例上有稍许单调的三一体印象,但其逻辑的整体严密性还是令人赞叹。他的《精神现象学》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论证他的绝对精神,由此而展开一系列范畴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分析的,但实际上是关于人的最高的学问,是探究人的意识是如何一点一点发展起来的过程,也揭示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历史,难怪恩格斯会称赞它,认为它“可以叫作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作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P219)如黑格尔将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这么一个正—反—合的演变过程看做是主观精神的形成路径,而理性这一环节的展开又可以分成正—反—合这样的三一论,即由“观察的理性”(主要特征是被动性)转化成“实践的理性”(主要特征是主动性),再转化为“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统一性)。而有了主观精神,它们主要是表现为个体的精神,它们的汇集、积淀慢慢就转化为社会的意识状态,转变成社会的风俗、道德、政治制度、国家制度等,这些就是他所说的客观精神。有了主观精神,又到了客观精神阶段,人的意识并没有停止发展,而是进一步发展到两者的合题——绝对精神,绝对精神主要指美学(艺术)、宗教、哲学史等等。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应该发展成为一个严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和概念内涵的展开过程应该表现出相当严密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性实际上就是对客观规律性的真切反映。当然我们需要看到,学科范畴体系的发育是一个过程,不同学科范畴体系的体量和发育程度是存在着差异的,其解释与分析外部事物的能量和功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别。例如,相对而言,一些传统老学科如哲学、历史、法学等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庞大,其发育程度也比较被人认可,而一些新兴学科的范畴体系就比较弱小,其社会认可度也会因平时缺乏沟通或者其他种种缘故而比较低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范畴体系也是属于正在发展和扩大影响力的时期,它所产生的分析功能和社会解释能量的社会确认,还会有一个过程。但不管如何,如果一个学科的范畴体系不能正常地发挥其解释作用或说明作用的话,这一学科就难以走向成熟。 3.范畴是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它的固化也可以培养人的思维方式。 学科范畴作为一个体系,总是在形式上表现为一定的概念、词语等,加上其他副词,它们通过一定程序和方式组成了话语体系或叙述方式。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主要指符号(包括了概念及词句、图形、字母等比较丰富的形态)、意义预设及其诠释,以及言说方式(主要指人们运用一定符号来诠释和分配意义的表达方式或叙述方式)等三个要素及其联系样式构成的形态。于是,我们不仅要看到范畴的分析作用,亦即研究作用,还需要认识范畴的表达作用或叙述作用,即我们这里所说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这样,由一连串大小范畴、大小概念为要素所组成的学科话语体系,成为分析与叙述相关事物变化发展规律性的必要工具。也就是说,一个学科不可能运用其他学科的一整套话语体系来揭示与阐明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一个学科可以运用其他学科的某些范畴来分析本学科研究的对象,那多半是在将其迁移到本学科话语体系整个语境中同化后才加以运用。因此,范畴必须增生出话语体系及其叙述功能。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他的《资本论》发表以后,受到广大工人阶级的热烈拥戴,当然也受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的批判,甚至有人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德国辩证法的,是“黑格尔的诡辩”。对此,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P111)因为黑格尔是将观念看作为一个独立主体,现实事物则是观念的创造物和外部表现。马克思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P112)因此,在19世纪初期的几十年,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马克思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而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黑格尔辩证法开始冷落,遭受一些人的恶意辱骂时,马克思却站出来,确认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并且声明:“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坦言在《资本论》某些章节的写作中,“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这里明显地表明,在马克思眼里,一方面,“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另一方面,马克思实际上又认为叙述方法也可以体现辩证法,即他所说的“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那是一种充满着辩证法的叙述方法。因此马克思说:“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P111—112) 坚持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联系与区别,其中特别注意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的研究功能与叙述功能在方法论方面的统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 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如何发育出更新更有效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则是另一个话题。必须看到,现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但随着时展和社会变革,原有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应该不断与时俱进。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民族文献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是有意义的工作，在民族杂居地区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民族文献工作，不仅仅在民族地区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在民族杂居的地区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工作量；民族文献工作，民族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一样有跃马驰骋的疆场。 一、提高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 有些工作和生活在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的同志，对民族文献工作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这项工作是民族地区图书馆的事，自己这里没这个任务；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工作可做，自己这里没工作可做，由于存在这种错误认识，面对自己身边的大量民族文献工作熟视无睹、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在内蒙古自治区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古往今来，蒙汉两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政治上的变革和自然生态不平衡的冲击。为了生存的共同利益，结成了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当然，有阶级斗争，也有兄弟之间的历史误会，有战争、有流血、有吞并、有迁徒，但更重要的是民族和睦和中华民族的自立和统一，历代的史官和稗官有意或无意地记录下来这些史实；历代的文人学者有意或无意地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抒发自己当时的思想感情；历代仁人志士商贾小民在生活中、斗争中、交往中留下的片言只字的记录，无论蒙族人还是汉族人，无论蒙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 都给后代人留下了无比丰富的民族文献。同时，由于朝代兴替、战争流血、自然灾害侵袭、经济文化交往和蒙汉联姻等等社会和自然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地区和蒙汉杂居地区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只具有这个时期的界线和含义。费孝通教授认为：民族，实际上是长期由原有语言、文化不同的共同体逐步混合而成的, 所以我国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团结》1986年第2期）。因此，民族文献并非民族地区才有，蒙汉杂居地区也有；民族文献工作并非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才有工作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键是提高对民族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加强责任感，解放思想，看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做得细一点，只有这样，工作任务才会明确，工作范围才会清楚，工作方法才会得当。 二、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 上面所谈的是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务，这是二者的共性。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区别，如果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顾事实的瞎说一通。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探讨一下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工作的特殊性，我个人认为，有三个特点、即：分散性、交叉性、多样性。 1．分散性。由于历史迁徒等方面的种种原因，蒙汉杂居地区的民族文献比较分散。有的经过搜集已保存于当地图书馆、档案馆、文管所和资料室，有的还流散在民间的农牧民手中，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比较珍贵的民族文献，由于没有被发现，作为废纸或一般性待处理材料堆积在图书资料部门以外的其它系统的仓库里。另外，有关民族文献的一些资料，文字不多、篇幅不长、印刷不精、装帧不美，或者夹杂在其它资料之中，没有引起重视，没有把这些难得的民族文献作为民族文献对待。 2．交叉性。我所说的这种交叉性，主要是各资料之间的交叉关系，因为历史形成的各种原因，一个民族的文献资料并不一定就是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也不一定局限在本民族的著作中。就是说，蒙古族文献应从广义上考虑。蒙古族学者的著作是蒙古族文献，汉族学者论述蒙古族问题的著作也是蒙古文献，而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学者在交往中论及有关蒙古族的资料也不失为蒙古族文献的珍品。我这种提法是从蒙古学的整体性考虑的，荒谬之处欢迎专家和学者指正。 3．多样性。也就是文献资料表现形式上的千姿百态。蒙古族文献大部份是使用蒙古族的语言文字，但非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与蒙古族有关的资料，用其它少数民族或汉族语言文字记录下来的资料，也应视为蒙古族文献，这是说的语言文字表达形式，再谈谈资料的出版形式。印刷型（木版、石版、影印、铅印）是蒙古族文献的一种主要形式，其它如手抄本、鎏金藏经等也应同样视为蒙古族文献。 我总结的这三个特殊性都是与民族地区的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比较而言的。不是说民族地区的图书馆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说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在民族文献工作中这三个方面特点比较突出。如果我们承认这三个特殊性，我们的蒙古族文献工作就需要在搜集上体现广泛性，在整理上体现深刻性，在保管上体现联系性。 三、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 如果我们提高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对民族文献工作的认识，摸清了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民族文献的规律，那么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不是没有事做，而是有大量的事做。下面，就自己想到的谈几点看法： 1．收集历史文献。历史上形成了历史文献的散失，因此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有一个收集散失在民间的民族文献问题。在收集的具体方法上，除征集、交换之外，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种工作，①复印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②影印部份比较珍贵的、与本地区关系密切的民族文献；③修复本地区民族文献的珍本、善本、孤本；④编制书目，进行书目交流和联合目录工作；⑤摘录与本地区有关的民族文献的内容；⑥减轻库存容量，把有关本地区的民族文献缩微贮藏；⑦鉴于某些民族文献复制、复印价格昂贵，但又不可多得的情况下，建议出版部门在出书时不要满足于陈列本、库藏本（即保持原版面貌的样本），是否考虑出版部份民族文献的铅印简装本，如中华书局出版简装本二十四史那样。 2. 征集现代文献。向当地党、政、军、人民团体、企事业和学校广泛征集有关民族文献的现代、当代资料，然后分类汇编整理保存。不要轻视当代资料，当代资料的积累就是为今后的历史文献打基础。 3．把民族文献工作与地方志工作结合起来。在蒙汉杂居地区，我认为民族文献与地方文献是同胞姐妹，二者既有相互关联的内容，又有相互区别的特点。因此，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应当与当地地方志部门、档案部门建立经常的联系，进行资料收集等方面的协调工作，通过分工合作，把当地的民族文献工作做得更加扎实。 4．民族文献的珍善本、孤本调大型图书馆保管，起码应调中型图书馆保管。大中型馆保管条件好，而且也能使这部份资料充分利用，发挥更大作用。大中型馆可把这部份珍贵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提供给小型馆和其它研究单位、个人，有条件的图书馆，还可以搞点民族文献复印、复制以及编译、咨询等工作。 5. 开设民族文献室，建立民族文献库。民族地区的图书馆有这方面的任务，蒙汉杂居地区的图书馆，有条件的，也应当这样做，如内蒙古师范大学图书馆专设蒙文书库，民族文献室和民族文献库要指定专人负责，条件较差的图书馆也可以库、室合并，或者设民族文献专架。 6．开展用民族文字的民族文献著录工作。并把民族文献的著录向文献著录标准化靠近。这样，有利于民族工作者对民族文献的利用。同时，对某些民族文献来讲，用民族文字著录可以体现这部份文献的丰韵和特色。 7.培养民族文献专门人才。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要做好民族文献工作，有的馆可能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管理人才，存在一定困难。但是，从目前来讲，靠学校培养分配，中小型馆没多大指望。还应以就地取材，就地培养为上策。在馆内人员的业务定向培养上，可指定负责民族文献的同志多学点民族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方志学，使他们通过学习，掌握民族文献工作基础知识，能够胜任工作，把蒙汉杂居地区图书馆的民族文献工作提高一步。 图书馆工作论文:改进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思考 [摘 要]本文分析了大中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从征集、整理、利用等方面进行探讨并提出了改进的设想。 大中型图书馆要想在本地区乃至全国独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必须有独具特色的馆藏文献，地方文献则是体现馆藏特色资源的一项重要标志。如何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探索地方文献工作的新途径和新模式？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1地方文献工作的不足之处 1．1缺乏对地方文献资源的全面掌握，征集工作力量单薄 地方文献是一种文化资源，具有两个本质特征，即地区性和资料性。地区性是指地方文献以一个地区为记述范围且反映该地特色；资料性是指地方文献内容广泛而丰富。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庞杂和不规范等特点，一些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还未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在措施上健全，对文献资源没有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调查，对外不了解出版发行动向和渠道，对内没有形成专门的馆藏地方文献书目，文献征集工作存在盲目性和随意性，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资料来源多靠少数人员在外奔走收集，一般所获得的文献偏于零碎分散，在庞大的地方文献出版物面前显得势单力薄；没有进行专题资料的地域横向比较，导致一些重要的行业统计资料没有及时查漏补缺，时过境迁而成缺藏；文献的搜集局限于以种、册为文献单元处理，而大量的内容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大多数馆尚未注重搜集整理这方面文献。这使得在对地方文献馆藏进行评估时，既缺乏系统、宏观的认识，又缺乏深入、微观的了解。 1．2整理工作缺乏标准化、规范化 （1）分类编目是揭示各类文献的首要方法。大多数图书馆地方文献分类通用《中图法》。由于地方文献多属非正式出版物，内容广泛，类型多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中图法》主要按知识的学科体系分类，不适应地方文献的分类要求；而且对所属各学科的地方文献没有归类说明；在实际类分中，还有些类目概念模糊，使一些地方文献无法准确归类。如《岳阳说古》一书，内容反映岳阳历史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传说和演变，可入K29文史类，也可入K92地理类。其它如史志和史料（K25与K29）；史志史料和革命史（K类和D类）；地方简介与地理名胜（K29与K928），都存在内容交叉、类目概念模糊的问题。致使分类人员无所适从，有时甚至只能“跟着感觉走”，造成类分不一。 （2）主题标引不完善。虽然目前各地公共图书馆均采用计算机编目，同时进行主题标引，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部分主题标引不准确，内容揭示不全面，一些地名主题和团体主题没有反映。读者不能从多主题途径查准查全文献资料，以至影响了文献的利用率。 （3）征集整编环节缺乏衔接。由于征集到馆的地方文献资料均由采编部统一验收分编，这部分文献资料内容繁杂，书型不一，又没有在版编目和任何其它数据参照，加工起来比较繁琐，使得这些文献资料不能随到随分编，及时加工入库。 地方文献除了明显的地域性和文献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时效性，尤其是各种年鉴和统计资料，是读者查阅利用的主要对象。而目前从征集到流通一般相距半年以上，造成读者不能及时查阅利用，影响了资料的使用价值。另外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由采编部统一支配，征集人员无权直接面购，对提供的出版信息不能及时采购到位，加上采购人员对地方文献工作熟悉和重视不够，对地方人物缺乏了解，使得部分地方人物资料和地方史料未能系统收藏。1．3开发利用缺乏力度 目前各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大都重藏轻用，大部分书籍搁在书架上，造成库房紧张和增加保管工作量，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度整理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除了首都图书馆、广东省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等少数馆外，其它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借借还还上，坐等读者上门。由于地方文献基础工作薄弱，缺乏各种专题目录，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措施和行动，缺乏对地方文献用户的信息需求研究，缺乏对开发利用效果的反馈研究，管理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系统，缺乏专业深度和历史衔接，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大大削弱了各馆地方文献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利用率。 2改善地方文献工作的对策 2．1地方文献工作应成为提升图书馆整体品质的重要管理工作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是馆内各方面的支持和协调，图书馆领导应加强地方文献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将地方文献工作列入重点业务工作范围，明确搜集范围和搜集重点，制定切实可行的远期、中期。近期工作计划，经常检查、监督执行。 2．2知己知披，加大征集工作力度和投入 征集工作是一项繁杂、艰苦、长期的“燕子衔泥”式的工作，需指派既熟悉图书馆业务又了解出版发行动态、有公关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员负责，多方面入手，如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消息、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本地内容的出版物，及时同书店和有关作者和相关人员联系预订或购买，尽量争取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政协文史委员会、社科联；科协和文联、新闻出版管理部门等的支持，采取发函征集、上门征集、委托征集、举办活动征集等多种方式，特别是对于内部出版物，需“脑勤、腿勤、嘴勤”，花大力气征集。此外，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力度： （1）开展社会宣传，增强人们对地方文献重要性的认识。社会上对图书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借书还书”上，许多机关，科研单位对图书馆保存地方文献的职能意识欠缺，甚至毫无概念。虽然各省一级政府均了征集地方文献以及出版物呈缴制度的文件，但影响不大，还须靠我们利用报刊、电视、电台、互联网等一切可行的传播途径进行宣传，鼓励社会各界捐赠地方资料或提供线索，积极主动地配合上级主管部门督促执行。 （2）建立征集网络。建立省、区级地方文献收集和协调中心（纵向为地、县图书馆代征，横向以行业主管为龙头），与本地区有关单位建立长期协作关系，形成征集网点，还可聘请业余征集员，代征资料根据其价值应给予代征人员适当报酬。 （3）举办有关展览。实践证明，举办地方文献展览，既是宣传馆藏，推荐文献，又是征集地方资料的有效途径。 （4）对本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派人专访，取得文献。 2．3强化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实现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 目前大部分馆采用了ILAS系统并在此平台上建立中文图书数据库。地方文献书目可在此基础上进行数据深度加工，揭示文献内容特征，着重用主题词标引，以凸显地方文献的多重主题特点，准确全面揭示文献的内容，挖掘馆藏地方文献 资源的潜力。通过数据库建设，对馆藏地方文献资源有了全面、系统、准确的掌握，进而有的放矢的合理布局地方文献资源，实现跨层次、跨系统的地方文献资源共享，在高起点、高层次上开展地方文献资源的联合开发、利用。2．4开发利用地方文献 收集、整理地方文献，既要重视“藏”，更要注重“用”。“藏”“用”相结合，立足于“用”，要充分发挥地方文献在本地域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设法改变传统的坐等读者上门的服务方式，而要采取更积极的模式，做好社会需求调研，找到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切人点，让地方文献拥有更多的读者。 （1）整理和编制专题研究书目。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专题研究书目是读者利用文献的门径，数据库建成后，可从分类或主题途径，析出多个专题书目，如自然资源、物产、旅游、风俗民情、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物传记、史料等等。还应搜集整理分散在其它综合性出版物中的地方文献，编制专题篇名索引。除建立书目数据库外，还可以建立全文数据库、图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等等，使地方文献信息的检索手段科学化。并逐步把旧地方志、族谱、旧平装书内的地方资料以及地方报纸、期刊等所有地方资料书目数据全部集中，编制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为地方文献网络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2）编制地方文献不定期刊物和专门网页。为扩大馆馆藏地方文献的传播区，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地方文献部可编制不定期刊物，介绍馆藏及新入藏的地方文献、编录成果等，还可登载一些读者对地方文献的研究心得、意见等，此刊以内部赠阅形式为妥，花钱不多，而能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此刊的内容也可同时制成网页链入本馆主页。 （3）与有关机构建立较稳定的地方文献交流和相互补充的协作关系。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与有关机构建立协作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有关机构和政策研究室建立起专人专题定向联系。既可为其提供已有的文献，又可获得新的有价值的文献，真正起到“资政”的作用。还可与有关大学和其它学术机构建立特约专题服务，提供二、三次文献，既有利于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学术索质，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宣传。 （4） 积极向各公共媒体推荐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关注不同时期的不同宣传重点及时向报纸、电台、杂志等推介相应的地方文献，主办不定期地方文献专题讲座，以提高广大群众对地方文献征集和保存意义以及综合利用的认识。 2．5稳定队伍，加强学习，提高业务素质 由于地方文献的不规范和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等环节的特殊性，对工作人员的索质（包括业务索质和思想索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各个岗位必须配备专业特长和性格特点适合的业务人员；其次应该保证人员相对稳定，不能频繁更替；第三须定向培养专业人才，更新知识结构，以保证业务工作的延续性和开发利用的深度，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术，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整理文献，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源，更好地满足用户对信息的需求。 图书馆工作论文: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中山大学北校区医学图书馆自动化建设和网络化服务的情况，从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和馆员三方面论述信息技术对高校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关键词： 网络环境 信息技术 高校图书馆 考察20世纪末直到现在的新技术革命形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可以发现目前信息技术上的每一点进步对教育的影响越来越直接、也越来越深刻。高校图书馆不但是学校文献信息中心，也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教育学术性机构，现代信息技术是影响图书馆发展最深刻的环境因素。高密度的信息储存技术，高速度的信息传递技术，高效率、高质量的信息查询技术，在变革了人们生产、收集、组织、传递和使用知识信息的方式的同时，也使信息服务的机制、结构以及服务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将一些先进的信息技术结合运用到图书馆的管理和服务中，用这些技术来促进日常工作，改变图书馆的传统模式，致力于营造以知识导航为服务观念的发展环境，不再只局限于向读者提供馆藏文献，还提供所有网络上的可利用的文献，协助教学和科研是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工作重点。 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数字化、网络化的信息革命从根本上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进程，计算机日益成为图书馆的主要设备，图书馆采用了各种自动化集成系统建立自己的内部网络环境，呈现出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和社会化的特征。我馆在1991年已经基本完成了大部分馆藏书籍和期刊回溯数据的建库工作，后来采用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采购、编目、流通的自动化管理，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迅速查到所需的书刊资料的存放和借阅情况，同时工作人员也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采编书刊可以一次输入多次输出，编目的格式整齐规范。2001年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后，南、北、珠海三个校区图书馆数据合并，统一使用深圳图书馆的ILASⅡ系统进行管理，成为CALIS 华南中心书目数据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国内外书目数据资源共享。本校读者可以在网上查寻三个校区的图书馆资源，三地图书馆通借通还。图书馆自动化管理一方面由于开展网上预约、催还书、推荐新书等业务，解决了紧俏文献的供需矛盾和逾期罚款的问题，使流通工作更具人性化，另一方面建立起图书馆工作的信息网络，可以合理配置文献资源﹑网上协作采访﹑集中编目以及馆际互借，管理所需的工作统计也变得非常方便快捷。与传统的手工操作相比，信息技术的使用促进完善了图书馆的管理工作。 二.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服务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结构和获取信息的方式，同时也促进图书馆传统功能模式向开放式、网络式的信息服务模式转变，由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改变了服务的理念。图书馆业务手段日趋多样化，服务范围日趋全球化。引进以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是加快信息服务进程的重要一环。 众所周知，在医学图书馆，期刊在众多种类的文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技术、新成果大多首先在期刊上发表，据统计，80%的文献信息来自于期刊。期刊是医学图书馆中最活跃的因素。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文献检索、定题服务以及馆际互借服务等工作都是以期刊作为主要信息源和工作对象的。但是，由于期刊（尤其是外文期刊）的涨价幅度大与图书经费短缺的矛盾，外刊订购的品种每年都在递减，满足不了读者日益增长的要求。为了提高期刊的利用率，充分发挥馆藏期刊的作用，我馆很早就引入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disc）和美国的MEDLINE 光盘数据库，并且免费提供给读者使用，这大大的提高了读者的检索效率，并且质量非常高，真正确立了我馆为华南地区最大的医学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在2001年合校后，我馆的馆藏资源得以不断完善，自动化建设和网络服务水平也有了提高和改善。近几年，我馆先后引进了“中国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 、中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SCI 、SPRINGER、OVID等电子数据库，还不断在购买国外的医学数据库，馆藏重心逐步向数字化方向转移。据2003年统计，我馆的医学数据库有28个，合校后引进的医学及其他学科数据库增加到64种，期刊全文型数据库有13个，各种可供检索利用的电子期刊的种类迅速增加，在国内高校医学图书馆中名列前茅，读者通过网络可获取的医学全文期刊超过2000种，印刷型文献和电子型文献各领风骚。这些数据库更新速度快，收录期刊全，如美国著名的Elsevier Science出版公司就有1200种的全文学术期刊，多种检索入口，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选择数据库进行检索浏览期刊文摘或全文，方便而快捷。通过引进综合性全文数据库和网络信息资源导航的建设，图书馆信息服务领域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本校校园网的用户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可以通过校园网的任何一个终端使用图书馆提供的数字化信息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共享，也解决了因书刊价格不断上涨而经费短缺停订书刊的实际问题，使用网络资源和数据库产品成为获取信息的最具成本效益的途径。 另外，图书馆开始有针对性的开展信息导航服务、网上咨询、文献传递等服务。例如在图书馆的主页上建立“医海导航”栏目，对医学资源网站和医学信息资源建立链接，并提供网上电子期刊的网址；用e-mail、留言板等形式接受参考咨询，传输检索结果，解答有关图书馆馆藏和服务的问题；提供下载申请查新的表格；向读者推荐使用新购买的数据库；征集读者对图书馆的建议或意见；图书馆的新闻和通知等等。最近，参考咨询部又向读者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实时解答读者的疑难问题。 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图书馆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网上资源越来越丰富和网上参考咨询工作、网上教育的开展，读者对信息的需求也使图书馆的用户教育在时代的潮流中显示出其重要性。为此我馆还专门成立了文献检索课教研室，在医学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信息素养教育，培养学生们的文献信息获取、识别、接受和利用的能力，使其在今后 信息化、网络化的学习和科研环境中游刃有余。除此，参考咨询部定期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用户教育，面向全校师生、各附属医院员工，介绍馆内现有一些光盘和电子数据库的收录范围，各种数据库的特色及其检索使用方法，介绍网址的搜索方法和文件下载的方法，对网上检索工具进行评估，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读者利用图书馆资源水平不断提高，反过来对图书馆用户教育和参考咨询服务要求也更高，这样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促进图书馆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和用户教育﹑服务水平的提高。2000年我馆开设了设备先进的电子阅览室，每周60小时向师生们提供馆藏书目数据、光盘数据库、引进电子资源和联机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以及INTERNET信息浏览等服务。电子阅览室投入使用后，利用率非常高，2002年一年就接待读者超过5万3千人次。 三．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不可避免的对原有的图书馆服务思想和服务体系带来冲击，图书馆管理人员在信息技术日益发展的环境下，要明确图书馆的使命并没有改变，信息技术并非取代图书馆管理人员，相反，图书馆管理人员作为桥梁、导航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信息技术使图书馆工作变得更加便利和高效，使资源共享更容易实现，只有传统的方式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相结合，人和机器相协调，才能为读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才能提高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工作技能和工作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加强对自身的学习完善，必须具备精深的图书馆专业知识；必要的网络及信息技术知识；必要的计算机应用知识和外语知识，才可担任起“信息导航员”、“网络咨询员”等新角色。对馆员进行继续教育是图书馆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馆员可通过在职进修﹑报读学位﹑学术研讨会议﹑讲座﹑短期培训等等形式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层次﹑全方位﹑复合型的图书馆管理人才。只有拥有这样一批既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熟练的网络技能，又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同时还具备获取、组织、传播信息能力的新型图书馆员，图书馆事业才可持续发展。 信息技术对图书馆管理、服务及其馆员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将成为高度发达的信息集散地，图书馆必然将朝着“数字化图书馆”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搜集与利用工作探讨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地方文献资源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日俱增，成为图书馆完善藏书体系、丰富文献资源、形成特色馆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系统地搜集和合理地利用地方文献，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相应的良策。缘此，本文就如何搜集和利用地方文献谈点浅见。 一、求“尚方宝剑”重自身建设 馆藏地方文献是市级公共图书馆利用文献资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物质基础，也是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前提条件。地方文献利用的深度、广度和产生的实际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馆藏地方文献的质与量。因此，加强地方文献搜集，发掘地方文献源流，充实和丰富馆藏意义重大。 客观上说，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政治、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需要地方文献为之服务；地方领导决策、制定长远规划，也需要地方文献当参谋。只要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有成效，必然会引起领导重视，得到支持。如江苏盐城市图书馆、山东淄博市图书馆积极利用地方文献为地方建设服务，及时为市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井明文规定地方文献由图书馆负责搜集，要求市内各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编印出版的图书、论文集、杂志、地方志、地方名录、地图、报纸，以及未正式出版而汇编成册的重要会议文献、各种内部参考资料都应向图书馆提供样本，优先保证其入藏，建立了地方文献呈缴本制度，从此该两市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搜集工作有了很大起色，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各自都建立起地方文献的专库。可见，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建设上不能眼光只盯在向上伸手要钱上。争取政府的支持，得到政策的实惠更具有实际意义。 当然，搜集地方文献仅仅依靠“地方文件”的威力还是不够的，“地方文件”只是一个良好的外因条件，且受到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因为地方文献搜集不但有历史的上溯性——从古至今；还有现实的广泛性，搜集范围遍及各地。这些都是“地方文件”难以提供保障的。 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市级图书馆实际收藏量与应收藏量相距甚远的状况，立足点仍应放在自身建设上。首先，要提高图书馆人对地方文献工作意义和工作的认识，在思想上予以重视，在行动上给予支持。要制定具体的搜集、整理、利用地方文献的近、远期规划和目标，把地方文献的搜集、利用作为藏书建设的主要工作任务，贯穿于整个藏书建设的始终。要重视地方文献的特殊性，正视地方文献是图书馆文献中利用率高，社会影响大，市场需求广，直接服务多的现实，给地方文献工作定位，组建独立的地方文献工作部门，建立地方文献典藏库和地方文献阅览室，改变目前大多数馆未配备地方文献工作专业人员，工作元计划，无明确目标，藏书分散管理，难以形成系统的状况。 要从实际出发，确立以征集为主，以选购为铺的方针，克服以往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习惯于等书上门和期望收藏者无偿捐赠的消极做法，实事求是，征购结合。要注意捕捉信息，加强与出版界和收藏人士的联系，舍得花精力和经费，保证各类地方文献能及时地得到补充。我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征购结合，收到良好成效。如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是我馆的老读者，临终前表示愿将所藏古藉（其中许多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无偿捐给图书馆。我们就积极助成此事，利用新闻媒介广泛予以宣传，又为之举行了隆重的赠书仪式，将其所赠700余册古籍更新换面，对外陈列。此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不少人士主动与我馆联系，愿将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图书馆。又如丹徒民间收藏孔不入有清道光《润东萧氏宗谱》十九册，内有昭明太子后裔在镇江活动之详情，又有镇江山地区丰富的人文与分珍贵。我们多次联系，最后以500元收购入藏。此后，当亚洲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135工程金河纸业有限公司落户镇江山时，有关设计人员专程来我馆调用这部文献，考察当地的上质情况和江岸坍塌演变的历史资料，为他们科学地制订设计方案提供史鉴。 二、 直服务经济扬地方特色 搜集地方文献是基础，而利用地方文献才是目的。当前，地方文献的服务应当围绕当地的经济建设来进行，从事地方文献研究和服务的人员应适应形势的发展，走出馆门，深入社会，确定服务重点，提供跟踪服务，使地方文献服务在本地经济建设，以及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科学研究中发挥应有的效用，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这几年来，江苏一些市级公共图书馆注重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地方文献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新途径，在扩大服务手段、提高服务质量上做文章。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优势加强与政府部门和群众团体的联系，在广泛征集地方文献的同时又争取获得本地在海内外工作或定居的知名人士、专家学者、企业家、科技人员的线索，建立较为完善的地区人才信息网，通过编制专家人名录、人名大辞典等，为当地政府及经济界提供人才信息资源和对外联系的纽带，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如江苏经济发达的苏、锡、常、宁、镇、扬等城市，每年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招商会、经济恳谈会、经济对策研讨会等，邀请本地籍贯而在外地工作的企业家、科学家出席会议，其中不少人的应邀就是缘于图书馆人才网提供的信息。这些专家学者、企业界名人应邀后，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良策或引进项目，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江苏有些市馆还专门编辑地方经济动态简报，或利用剪报形式收集外界评述当地经济发展的文章提供给市政府有关领导，为他们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受到了好评。 把握地方特色，针对当地城市特征、发展趋向、重点投资项目，利用地方文献开展对口服务也前景广阔。这样做更能贴近经济发展的脉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馆地方文献服务工作注重发扬地方特色，围绕振兴当地的 旅游经济发展做文章，见效比较明显。我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称和旅游城市。市内有丰富的人文和旅游资源，开发潜力很大。著名的金山、焦山、北固山风景秀丽甲东南；白娘子水漫金山寺救许仙；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等传说均典出于此。城南的南山风景区，为国家森林公园，坐落着招隐、竹林、鹤林诸名刹，有梁昭明太子编《文选》的增华阁和读书台。因此，市政府决定把发展旅游经济作为我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点，每年都有投资项目，用于对古迹景点进行维修或复建。为了更好地服务旅游经济，我馆从地方文献中辑出许多有关古景点的历史人文资料和各种目录，及时向城建、文馆及古建筑设计部门通报，为北固山长廊复建等工程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去年，市里投资1200万元开发南山风景区，我馆除积极提供资料及图录外，还专门编注了《南山诗征》一书，融诗文、掌故、人文景观于一炉，得到了市政府的重视，拨专款出版，并作为我市对外交流和南山开发的宣传品，在社会上反响强烈。我馆利用地方文献，服务旅游经济，取得了良好成效。省《新华日报》和本市《镇江日报》曾先后对此进行了报导。 三、 重服务质量 向利用倾斜 图书馆多年来传统的“重藏轻用”观念，在地方文献工作上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不少馆地方文献量虽丰，但往往宝藏自珍，不轻意为外人知晓，难以发挥其社会效能。因此，在加强地方文献建设中，要改变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地方文献的收藏，忽视地方文献的利用的倾向，树立立足于“用”的指导思想，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措施要跟上。首先要抓好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只有建立一支稳定、专职、高效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才能适应工作需要。要抽调一批通晓文史、掌握现代化技术和具有公关能力的复合型业务骨干充实到地方文献工作人员队伍中去。今后一个阶段，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培养应成为日书馆人才培养的一项重点。这项工作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积极创造各种机遇，加快人才培养的进程。目前，不少市级公共图书馆在地方文献工作人员培养方面力度不够，用人不精，有的馆甚至没有专职人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二要抓好读者工作。读者工作是开展地方文献服务工作的核心。要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工作人员的自身努力，热情服务外，更重要的是鼓励和发挥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的积极性。应采取让读者开架查询和自由人库选书等宽松的服务手段，吸引更多的读者利用地方文献。在某种程序上来说，读者主动利用地方文献，相比图书馆工作人员主动服务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要树立读者至上的思想，把读者视为图书馆的主人，让读者以主人的身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并在读者利用地方文献的过程中，注重传授其有关检索方法和技巧，为读者在书海中导航，提高读者的检索能力。还要注意了解读者的心声，通过召开读者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倾听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读者更多地、更自觉地参与地方文献的管理和利用。 三要抓好宣传报导。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是信息源的重耍组成部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及时提供信息服务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地方文献的宣传不够，整理乏力，以至于部分本应发挥作用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淹于书海之中。如古代一些地方名人的手稿、笔记、日记中，均有许多珍贵的地方史料，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颇具价值，若加以整理、宣传，就能对指导现实有史鉴之效。 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地方文献的利用率，除了发掘、整理外，宣传手段的作用不可低估。当前，应采用多种形式加大地方文献的宣传力度。可将搜集到的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及时把有用信息向有关方面通报；可搞地方文献陈列，或地方名人著述展；可举办地方文献服务成果展；可借助于新闻媒介，推荐介绍地方文献中的精品；还可通过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文摘等，向社会有关方面和专家学者传递，造声势，扩影响。 四要抓好研究开发。要加强地方文献利用的理论研究，探索利用地方文献资源的新途径，及时对反馈的地方文献利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经验，寻找规律。要理论联系实际，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地方文献研究会，探讨地方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交流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服务成果，从而开拓地方文献研究的新局面。地方文献的研究，要善于“量体裁衣”，体现特点和个性。要注重抓住地方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做文章，这样有目的的开发研究，易见成效，出成果。同时，通过研究，能提高地方文献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加图书馆的学术性，引起全社会对图书馆的重视。如江苏南通市图书馆抓住其馆藏中拥有大批的张骞手稿和著述这一特色，选定这个南通籍清末状元、全国知名教育家、实业家作为研究课题，广泛深入地开展研究，编辑成《张骞全集》巨书，首次将张骞许多从未发表的手稿资料披露于世，不仅在弘扬当地名人风范方面为地方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在全国的影响也很大，对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经济史均有经济作用。所以，我们应该提倡在地方文献工作中要“量体裁衣”，发挥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多出研究精品，增加对社会的贡献。 图书馆工作论文: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优势与发展前景 [摘要] 本文结合我国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发展历史，从其多年积累的经验、取得的成绩说明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并用事实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志、记载地方各种内容的各类文献、地方出版物、地方作者作品等等。时间上要求从古至今，科学分类上要求涵盖各个门类。它以内容、地域限定文献，而不受文献载体限制。地方文献工作就是对地方文献进行整理、加工后，实行集中管理、集中开发，使其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公共图书馆，尤其建馆时间较短者，其文献入藏受各种因素限制，很难有自身特色。但是如将地方文献作为其入藏特色，则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其他图书馆无法与之抗衡。而且，公共图书馆多年服务实践也证明社会对地方文献需求率极高。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与优势。 1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是文献、实践经验及由实践经验升华而成的理论基础。随着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公共图书馆已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 1文献基础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各地都有丰富的地方文献传世，如地方志、舆图、地理、民俗等文献资料及近现代出现和发展起来的报刊、档案类文献资料等等。在没有图书馆之前，地方文献多分散于当地私人藏书家手中。自各地有了公共图书馆以后，它取代私人藏书成为集中入藏地方文献的机构。1988年开始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结果表明， 51个参加调查的公共图书馆中“地区研究文献居各地图书馆之首。”而且，经过多年的收集与积累，地区研究文献“至今已构成我国地区研究文献保障系统，”据《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与布局研究成果汇编》一书的统计：在公共馆申报的148个研究级学科文献中，有26个是有关本地区研究和地方史志方面的。这说明申报馆对这方面文献的入藏具有系统性、广泛性。据同书表41“自报研究级学科分布单位一览表”整理统计：自报研究级学科中与地区研究有关的学科为42项；其分布单位有30个公共图书馆、8个院校图书馆、9个社科院图书馆、2个资料室。由此可见，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文献基础十分雄厚。 1．2实践经验的积累 自图书馆出现于中国近代，它很快就承担起收集、入藏地方文献的任务。1916年教育部通饬各省县图书馆注意搜寻乡土艺文；1941年广东图书馆即建起“广东文献特藏”。馆长杜定友的建馆宗旨为“广东省立图书馆此次复馆之初，即以保存广东文献为第一”。并制定广东文献分类表，编出与广东文献有关的《广东方志目录》、《广东族谱目录》、《东西南沙群岛目录》等地方文献目录。 解放后，许多图书馆前辈非常重视地方文献工作，如杜定友、刘国均等。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一些图书馆利用人力、物力优势，征集大量地方文献加工整理后入藏。并整理出许多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以便供读者更好地利用这部分资料。1957年1月，上海人民图书馆成立图书选购委员会后，将地方文献征集列入图书选购委员会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广东省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先生亲自做“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使用”的专题讲座来推行这项工作；60年代首都图书馆即已设立北京地方文献特藏书库，还曾于1963年6月24日举办“北京地方文献展览”进行宣传。这期间，广东馆编制了《广东杂志目录》、《广东舆图目录》等20种地方文献目录；首都图书馆编制了《北京地方文献分类表》；云南省图书馆编制了《云南省地方志目录》、《馆藏云南地方文献目录》、广西第二图书馆编制了《广西农业资料索引》、《广西文史资料索引》、《广西地方资料索引》、《馆藏太平天国革命报刊资料索引》；浙江省图书馆编制了《论浙江农业耕作制度》文稿、索引10余种；甘肃省图书馆与兰州大学等校联合编制了《兰州各图书馆馆藏西北文献联合目录》等等。可以说在“”前，广东中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已为公共图书馆如何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探索出一些可行经验，但由于“”，这项工作一度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图书馆工作焕发生机，地方文献工作再度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为配合当地编史修志工作的开展，一些图书馆设置地方文献部门集中开展服务工作。以东北为例：辽宁省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组、哈尔滨市图书馆设立地方文献专室、大庆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部、佳木斯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题阅览室、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设地方文献专库等等。许多图书馆还编辑印制一批以地方文献为主题的二三次文献，如：《广西气候史料》、《广西民间气候农谚》、《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哈尔滨史志资料索引》、《黑龙江公共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等等。这些二三次文献将各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较好地揭示给读者，为地方文献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一些地方文献工作走在前面的图书馆，更将已完成的二三次文献加工输入到计算机中，建成地方文献数据库。如首都图书馆除将以往完成的报刊索引回溯录入外，还定量录入新信息。这一切表明，许多公共图书馆已具备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成型经验。 此外，各公共图书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同志，在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50年代初，一些热爱、关心地方文献工作的前辈即经常撰文论述地方文献工作。80年代开始，我国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与地方文献工作有关的文章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1997年图书馆学刊物上登载的论述地方文献的文章约有140余篇，初期以介绍征集、开发、利用地方文献的文章居多，后期以涉及地方文献工作概念、理论及现代化应用的文章为主，这说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 2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优势 图书馆是整理、保护、利用各类文献服务于社会的地方，而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所在地区的政府及其他行业。因此图书入藏必须考虑综合性及地区性特点。地方文献以地域确定文献归属，与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及入藏不发生矛盾。这表明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具备地方服务优势和地方文献征集优势。此外，图书馆的设备、设施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日趋完善，工作人员也都受过良好的业务培训，这些为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人才及设备优势。 2．1地方服务优势 公共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有：地方政府 机关、地方经济建设、地方科研单位等，其地域特点十分明显。地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对地方历史状况、现实状况的掌握。如地方政府确立经济开发项目前，首先要论证其项目的可行性，而论证的依据离不开有关地方文献。如辽宁省的本溪市原以矿业、钢铁业为经济发展龙头，在矿源面临枯竭需要重新立项时，省市领导依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文献数据，制定了以化工为主要发展方向的方针。外商投资，也要首先了解当地有关情况。美国汽车通用公司在向沈阳、上海投资时首先对当地汽车行业及市场情况进行调研，这些情况有许多来源于地方文献。地方科研单位的研究项目多数围绕地方这一地域主题或与之相关的主题。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1985～1995年《科研成果目录》统计，10年中14个部门130名专业人员共完成科研成果近3500项，其中约1150项是围绕地方这一主题。经济、历史、党史3所的科研成果一半以上与地方主题有关。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曾对“丝绸之路”、“石窟艺术”、“敦煌学”、“西夏学”等地域性专题研究提供很好的服务。而地方有关单位在开展某些工作时，也需要利用地方文献了解一些相关情况。如沈阳园林旅游公司在确定建立满族民俗博物馆时，即从辽宁省图书馆获得系列满族民俗资料作其项目实施的文献依据。黑龙江日报社史志办在编写《东北新闻史》过程中，其资料来源主要是东北各大图书馆入藏的地方文献资料。辽宁省图书馆曾利用馆藏有关资料为其整理出1949年以前东北地区的报纸名录202条。从读者利用图书馆情况也能看出其对地方文献的需求。笔者1997年完成的73项社科咨询中，有49项属于地方文献咨询范畴。 2．2地方文献征集优势 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征集优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①地方政府干预优势。图书馆直接隶属于当地政府，它可以通过政府向有关部门下发文件，征集地方文献。1960年1月，中共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转了“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关于征集地方文献资料办法”； 1978年、1985年又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做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1989-1990年黑龙江省先后三次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文献和地方出版物征集和收藏的通知》、《关于公共图书馆征集地方文献的报告》、《关于商谈地方财政部门补助征集地方文献经费的函》，其他省份也发过类似的通知。这些文件的下发，方便了各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及地方出版物的征集。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优势。各图书馆除入藏当地文献外，也入藏其他地区的文献资料。如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均藏有辽宁省图书馆未入藏的辽宁方志、东北刊物等。因此，辽宁省图书馆可根据需要，通过复印补充入藏。③图书馆内部政策优势。图书馆领导因其服务地方的宗旨，对地方文献的采购多给以大力支持。如辽宁省图书馆的领导在购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对地方文献的购入依然给予保证。④地方文献入藏基础丰厚的优势。许多图书馆早在50-60年代即已着手采购征集地方文献。如广东、北京、甘肃、上海、辽宁等地。辽宁省有“东北地区研究”文献资料25.135种，“占本学科文献总藏量的40．34％”。辽宁省图书馆1990年建立地方文献书库时，仅从基藏书库提取中日文图书复本（不包括古籍），就入藏近4000种地方文献。⑤地方人士热爱家乡的地缘优势。爱家、爱乡、爱国的情缘不分种族、国界，无论人在何方乡情不变。许多人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无偿捐赠给家乡图书馆。如黄荫普曾捐赠大批广东文献给广东中山图书馆。许多图书馆利用这种地缘优势建起地方作者库如广东、遵义、临清、佳木斯、沛县等等。 2．3人才及其他相关优势 在图书馆能够将文献与使用文献者有效挂接的关键是人，是一批业务能力强，又有敬业精神的工作人员。目前各公共图书馆重视对在职人员的业务培训、素质教育，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及精神面貌都有较大改观。80年代起又补充进一批具有学士、硕士学位的专业人才。经过几年的实践，这批人已能利用所学驾御图书馆业务，其中佼佼者已成为图书馆中的业务尖子，并走上领导岗位。可见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基本具备了人才优势。就开展地方文献工作而言，这种优势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图书馆对外服务人员有多年为地方服务的经验，对地方需求比较清楚；多数人生于斯、长于斯，对多年生活工作的地方有较深厚的感情，对当地历史及各方面情况也有较多掌握；加之对馆藏的了解掌握，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对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无疑十分有利。 图书馆现代化技术的采用，各项先进设备的配置，亦为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提供了优越条件。目前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多数已系统配置缩微复制、视听、计算机、扫描打印等设备，与之相配套的现代化技术及技术人才也相继到位。许多图书馆已利用这一优越条件着手做地方文献的基础建设工作。如首都图书馆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已具一定规模；1996～1997年辽宁省图书馆开始建立“辽宁近当代作家、作品资料数据库”，已输入数据近4000条；“《盛京时报》数据库”已完成数据单近万条，并开始录入工作；“东北图片数据库”的图片及数据录入工作正在进行等等。总之，随着社会信息意识的增强及邮电通讯事业、计算机产业、印刷事业的全面发展。图书馆这一规模庞大的信息产业系统的信息优势也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3 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发展前景 地方文献工作虽然早已引起图书馆界重视，但地方文献不以文献载体或学科分类的特点却不同程度地限制了这项工作在公共图书馆内的开展。以往在多数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被分散在不同业务部门，如采购征集由采编部负责；二三次文献开发及咨询工作分散在社科、科技部门；读者的文献利用则因其载体情况分散于有关部门。由于这种分散状态使地方文献的入藏、目录及服务特点无法集中体现。一方面读者不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地方文献。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也无法深切体会这项工作的重要性。近几年，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在许多公共图书馆中，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已被落实到实处。他们纷纷将其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来开展，而且取得较好效果。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工作几起几落举步维艰的局面已经改变，而且很有发展前途。 首先，地方文献需求市场极有潜力。这种需求不但具有社会效益，还会产生经济效益；不但具有国内市场，而且具有国际市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许多影视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大量文献资源为依托，如屈原、黄帝陵、话说黄河、话说长江等影视作品的完成。各地开展无污染的旅游业，需要将地方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有机结合，他们愿意付出报酬得到可供参考的系统的地方文献。首都图书馆多年来利用地方文献为社会服务除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外，每年还可为图书馆创收十几万元即说明了这一点。我国自改革开放后， 引起世界极大关注。出自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各国在与我国建立往来关系的同时，也需要了解各地情况。沈阳东北亚研究所抓住这一机会，凭借对东北地方文献线索的掌握，对国内、国外市场需求的了解。编辑出版了这方面的系列资料。如《东北考古资料集成》、《高丽、渤海史料集成》等等，以此占领国内外市场，其年收入可维持70余人的开支并有盈余。其次，公共国书馆地方文献资源丰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补充。这些地方文献极有开发利用价值。以东北地区为例：哈尔滨市图书馆入藏的《远东报》（1916-1945）全国仅此1份，此外还有其他极具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大连图书馆的满铁资料及日文报刊，一直是国内外读者长期利用的资料；辽宁省图书馆的东北地方志及解放前中文报刊也长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青睐。此外，现代化技术已被社会广泛应用，图书馆为适应社会需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开始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发馆藏文献资源。如利用计算机将文献信息整理加工成不同专题数据库。将已开发出来的数据库与现代通信技术结合服务于社会等。 综上，不难看出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经过多年实践，已总结出部分成型经验，有了一定基础。而且从文献入藏到服务对象、服务设施及服务队伍，公共图书馆都占有优势，加之国内外对地方文献信息的需求，故其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修史撰志，是我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之一。除了史官编纂的正史之外，尚有大量的地方文献散诸民间。这些地方文献与正史相印证，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对地方公共图书馆来说，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妥善保存、充分利用这些地方文献，既是重要任务之一，又是藏书建设的一大特色。 本文将以天津图书馆为例，谈谈省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1986年12月8日，国务院命名天津市为历史文化名城，其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使天津市成为一座地方文献的“富矿”。本文的主旨，即在于进一步开发这座“富矿”，对天津地方文献的概况，市馆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市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及今后的设想，加以初步探讨。 1 天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天津历史悠久，其地方文献源头，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以前。战国时期，天津主要归属燕、齐两国。在近郊发现的战国遗址和墓葬达50多处，并挖掘出大量铁制工具、陶制渔具以及刀币。这些遗址和墓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地方文献的一大富源。 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反击北方乌桓贵族的侵扰，在天津平原上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把水路从四面八方连接起来，奠定了天津日后航运枢纽的地位。隋代，大运河开通，氵瓜 河尾（今日海河）与黄河、淮河、长江沟通。唐朝建立，又按照泉州渠故道，开凿一条新的平虏渠，使经过大运河或渤海湾北来的船只，由氵瓜 河尾进入平虏渠，直抵渔阳郡。杜甫在《后出塞》和《昔游》两诗中，作了生动的描绘：“渔阳豪杰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输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沧海凌蓬莱。”那些有关挖掘河道的传说，运输物资的轶闻，以及墨客的诗稿、典籍的记载，都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 宋朝没能统一中国，在北方形成了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当时的天津平原，处于宋、辽交界之处；今日的海河，便是当时的界河。宋朝的沧州知州何承矩在界河以南引种南方早稻获得成功，开创了天津地区种植水稻的历史。与此有关的原始资料，是天津农业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 金王朝强大后，老三岔河口一带是漕运的中心，建立名为“纲户”的专业船队。宝坻县至今还有个“纲户庄”，回响着历史的涛声。 元朝泰定三年，建天后宫，以祈求航海平安。当时任翰林院国史馆编修的张翥，曾来此进香，并写诗一首，道是“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奠毕，喜色满宫袍。”由此可见民俗文化之一斑。类似的文化古迹。尚有城隍庙、文庙、玉皇阁等，文人骚客，题咏颇多。 “天津”之名，始于明代。解放后，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一块明代的石碑，碑文为“成祖文皇旁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天津有很多具有文献价值的碑文，如“镇仓关王庙碑”，碑文中记载有关关羽的生平事迹和历代封号；“聂公碑”，表彰聂士成抗击外夷，为国捐躯的功绩。 明朝末年，大科学家、农学家徐光启托病寓居天津，引育南方稻种与山芋，其间必留下珍贵资料，抗倭与防辽战争中，军械制造、船只征募、兵将调遣等，都在天津进行。那些制造军械的图文、征募船只的公告和兵将调遣的令谕，都有收藏引用价值。 清王朝建立后，天津成为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成为西方列强的凯觎之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天津有关，诸如“天津条约”的签订；“天津教案”的发生；太平天国北伐军曾攻打过天津；天津义和团运动震惊世界；启蒙思想家严复曾在天津的《直报》连续发表《原强》、《辟韩》等著名论文。天津也是洋务运动的北方基地。北洋军阀集团是从天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并由此产生了“北洋实业”，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都留下大量的地方文献，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整理。 至于与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关的地方文献，这里就不加赘述了。 某一地域具有文史价值的资源，还不能直接成为文史资料。只有这些资源形成文字或图片等，才成为真正的文献——具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天津的出版事业起步较早，明末清初，私人和官方的编书、刻书、印书活动，日益兴盛，为形成丰富的地方文献提供了必要的也是优越的条件。 1886年11月6日，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了天津第一张中文报纸《时报》。1887年10月，严复等人又创办了《国闻报》，这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天津第一份近代报纸。至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在天津发行的报纸，已达60多种。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是影响较大的革命报纸。到1948年底，在天津出版过的报纸，多达140余种，以《大公报》最为突出，与上海《申报》齐名。 这一期间，政治事件，社会风潮，商场动乱，军界纠纷，列强入侵，百姓抗争……无不在报刊杂志上得到反映，当时的新闻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沉积为珍贵史料。即使是街头小报，花边新闻，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病变与溃疡，使当今的社会学家怦然心动，从中发掘出有意义的信息。 解放后，天津的图书出版事业稳步发展，先后成立了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仅1965年，共出版图书475种，总印数达4960万册（张），其中有不少属于地方文献，或从中可以“提炼”出地方文献。 “”期间，图书出版事业既受到严重摧残，也得到畸形发展，产生了一批“派书”、“派刊”、“派报”、“派文”，它们成了编纂与研究“史”的“绝妙好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的出版事业飞速发展。至1989年底，全市共有12家出版社，该年出版各类图书杂志2930种，总印数达20130册。地方文献，成为众多出版物中的一枝奇葩，如《津门杂记》、《天津建设四十年》和《天津软土地基》等，在全国图书评比中获奖。 总之，天津地方文献资源丰富，而开发这种资源的重任，已落在了地方文献收藏中心——天津市图书馆的肩上。 2 地方文献收集范围探讨 做好地方文献工作，首先必须明确其收集范围，收集范围确定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着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而收藏质量的好坏，又将制约地方文献对本地区各项事业所起的作用。 地方文献简言之是在内容上涉及某一地区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的具有地方研究性质的文献，“记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记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记 经济则有户口、田赋、关锐；记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奇观、详异；记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①其涉及面非常之广，包括了各种学科。 关于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历来意见不一，争论颇多。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有关本地区的一切资料，不论它的载体形式如何，凡古今中外关于本地区的一切情况的记述资料，本地区一切人士的著作、古今名人事迹、传记以及对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有重要贡献的外地人士的事迹、传记，本地区的一切出版物（包括本地区发行的非正式出版物），都属地方文献范围。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地方文献应是内容上具有地方特色的著作，凡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内容上没有地方特点的，都不是地方文献资料，这两种意见的分歧，给从事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者带来苦恼，使他们莫衷一是。针对于此，笔者以为，地方文献的收录范围应着重以下几方面： 2. 1地方志 地方志是一种以区域为中心，记述某一区域的地理地形、气侯环境、历史沿革、历代政治、经济、历史事件、历代地方人物、艺文、名胜、风俗等历史性资料的总汇。由于地方志在地理上的区域性，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史实资料上的可靠性，因而对于本地区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建设都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以往，一些研究地方文献分类的文章，都不把它单独立类，而附于地方资料内。其实，地方志既是地方资料，又是地方著作，一般还是地方出版物，又是横跨这三类的重要部分，而且今后数量上亦不会太少，所以应单独立类，放在地方文献各类的首位。 早在1958年8月就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地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了不少各地的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一语道破了地方史志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加以它是一个地方资料的总汇，更显出它的独到之处。所以它是地方文献中最重要的部分，必须重点搜集，力求完备。 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有关天津地区的地方史志，我们应重点收集，如清代修志十分普及，除省、府、州、县志一再续修外，不少村镇乡里也编有志书，如《杨柳青小志》等。其他有关天津的方志，如《天津县志》、《天津卫志》等，都应重点搜集。 2．2历代地方人士著作 地方人士包括原籍在该地的，也包括原籍虽不在该地但曾在该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人物。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论文、诗词、信礼、日记、奏折等等，都或多或少反映了当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状况，故应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明抗倭名将、军事家戚继光虽是山东蓬莱人，早期在浙江、福建一带抗击倭冠，他的事迹、著作被收入浙江、福建地方文献。但他于隆庆元年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加强战备，在镇十六年。他对练兵、治械、陈国等都有创见，著有《纪郊新书》、《练兵实纪》、《止止堂集》。所以戚继光及其事迹、著作亦列入天津图书馆地方文献收藏之列。 又如，严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这时期，他用自己熠熠闪光的思想，为中国人民点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因此，其著作亦作为天津地方文献的着重收藏。 2．3地方出版物 地方出版物是指某一地区刻印、出版、发行的一切资料。包括解放前本地区刻印出版的书刊和解放后出版的地方报纸、刊物和各系统、各部门编印的书刊资料。就天津图书馆来说，就应收藏天津地区范围内的一切书刊资料，包括正式的、非正式出版物、内部资料等。如我馆就完整收藏从创刊号开始的天津《益世报》、《京津泰晤士报》（英文版）等。 关于地方出版物，还有个争论问题，即内容与地方无关的，算不算地方文献？本人认为，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我馆不必规定的那么死，只收录地方出版物中内容与该地有关资料。因地方出版物是研究地方史、地方文化、科学史的重要资料。地方出版事业的盛衰，反映了该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状况。地方出版物切合本地区生产、科学、教学的实际，用途较大，因而应把地方出版物看作一个整体来收藏。 2．4地方史料 简言之，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天津为例，近百年来，天津人民有着反抗压迫和侵略的光荣革命传统，为天津地区的革命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太平天国将领李开芳的北伐军前队曾驻独流，林凤祥的北伐军的后队曾驻静海。清末义和团首领张德成于1900年4月在静海独流镇设拳坛，曾在紫竹林抗击八国联军，成为保卫天津的重要力量，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又如，天津是全国最早响应五四爱国运动的地方，如、邓颖超、马骏等等在天津领导了爱国运动。这期间留下许多革命文物和资料，正是我们编写天津地方党史所最需要的材料。其它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地方资料我们应着重收集。 3 地方文献收集工作设想 地方文献的征集，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著述资料、信息资料，而地方文献正是当地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记录”它为强化图书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必须搞好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以天津图书馆为例。我馆在地方文献收集工作上，路子尚未打开，方式方法上亦有欠妥之处，这直接关系到收集工作的成效。参见他馆经验，结合个人体会，本人认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有如下几方面： 3. 1要细心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 一般说来，地方人士的著述，有关地方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专门著作都较易见到，而夹杂在其它著作中的有关资料就难以发现，尤其在新闻、出版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并不只见于本地出版物，也散见于外地的书刊上。因此，除了平日认真、细心、又能持之以恒地从现有库藏中筛选之外，没有其它捷径。 3．2建立地方文献呈缴制 图书馆要争取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要积极向地方政府汇报，说明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争取地方政府明文规定当地各种文献编辑机关、学校、科研单位、工矿企业、行政事业单位、出版机关，有向图书馆呈缴文献资料的义务，并严格遵照政府规定主动呈缴各种地方文献。要争取本地政府对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请政府下发有关文件，确定征集内容、宣传图书馆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地方文献的征集工作。我馆89年始把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列为重点来抓，由采编部采访组直接着手。为此，我们自行起草了一份“关于征集天津地方出版物的 通知”，内容包括征集地方文献的宗旨、意义、呈缴与接收的办法等，并取得了市文化局、市新闻出版局的支持，由他们下发正式文件，靠着新闻出版局提供的天津出版单位名称，仅89年一年，我们就与市120家杂志社及百花、教育、科技等7家正式出版单位建立了缴送样本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效。3．3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线索，广泛联系 图书馆应组织一定的人力，深入到政协、统战部门、组织部门，了解本地区有一定知名度人士（包括在国外、港台地区的人士）的通讯地址，这样可主动去函索取这些人士的著作，还可到文联、文史办、各学会，了解他们地方文献信息，及时收集资料。 3．4开展以搜集、宣传地方文献为主题的活动 图书馆可利用节日或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深入广泛地宣传地方文献的内容、范围、作用，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地方文献的使用价值。同时召开征集地方文献的座谈会，从个人或团体的角度向广大读者进行宣传，争取支持。亦可采取边收藏边展出的方式，将已征集到的地方文献选展，进一步宣传地方文献，扩大其影响。在展阅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征集工作。 3．5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地方文献 地方文献相当一部分是非正式出版物，又绝大部分散失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召开有关人士座谈会，取得其支持和协助，提供有关线索，反复访问搜集，对数量极少的珍贵文献，更要耐心细致、不厌其烦地登门访求或征购，尽量征集到社会上或私人保存的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3．6历史文献部分，可到如下单位收集： 档案馆。多藏有地方志书和大量的地方文献。可部分复制，或掌握目录，供参考咨询用。 民政局。有关近代革命活动、革命烈士的文献，有可能从民政部门索获。 公安局。历次政治运动，使某些地方文献或有价值的地方资料集中到公安部门，幸运地保存下来。 博物馆。本地的历史、文物方面的情况，博物馆资料最全，结论也最有权威性。他们的公开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简讯、说明、展览等资料全属地方文献，务必收集齐（种类）、全（完整、连续）。 其它如广播站、电台、电视台、城建局、民委、文化馆、艺术馆、科委、科协、科技馆等等，从中都可索获有价值的地方文献资料。 此外，在搜集地方文献时，我们的触角，不应局限于本地，也应该伸向异地，甚至异国。外地与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 总之，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要不懈地坚持下去。 4 地方文献管理工作初探 这里主要讨论应否建立专藏库的问题。地方文献专藏库是为了突出本馆特色，适应特定读者需要而建立的，是否建立专藏库，应视各馆具体情况而定。以天津馆为例，以往，我馆地方文献资料是分散在若干个相互独立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根据各自特点分别进行管理的。比如：地方出版物中的图书一项由典藏部保管，地方报刊杂志由报刊部管理，解放前的地方史志由历史文献部保管。这种分散管理模式，使地方文献资料整体被报刊、古籍、典藏、阅览等部门分割得不成体系。一方面，不便于地方文献工作者了解和熟悉馆藏；另一方面，也不便于读者充分利用这部分宝贵资料，为此，本人认为，现有的这种地方文献的分散管理模式，应通过适当的集中管理来加以改进。那么，如何对地方文献进行集中管理呢，在地方文献的藏书布局上，我馆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主张：建立地方文献专藏库，把分散在各部门中的地方资料全部集中在所设置的专藏库中，即对地方文献实行绝对的集中管理，另一种主张：分散管理，无需设置地方文献专藏库，只要在现有管理机制下，通过编写地方文献目录，使地方文献系统化，整体化，即对地方文献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本人认为，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 将地方文献集中于一库，虽然方便了读者，也使得地方文献整体性、系统性得到极大加强，但就我馆目前条件来说，并不切实可行。 理由之一，绝对集中管理将会破坏我馆的整个藏书体系。 理由之二，将地方文献集于一库，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理由之三，由于地方出版事业的迅猛发展，仅地方出版物一项就会使得该库规模日益膨大，难以支持。 理由之四，从历史文献部角度考虑，我馆现存线装图书40余万册，列为善本和特藏的有8000种，其中仅地方志一项就有4000余种，其中不乏珍本、善本、甚至孤本。如果从中析出地方文献资料，去充实地方文献库，那么，历史文献部自身完整的藏书体系就会被打破。如果把历史文献部门中的全部地方文献资料进行复制，虽是一项好措施，但目前我馆并无充足的物力、人力、财力保证它的实施。况且，古籍图书的保管，较之普通图书要精细得多，必须做好防虫、防盗、防火、防潮等工作，其设施条件要求很高；而我们地方文献库并不具备这些良好的设施以保证珍贵的古籍资料长久存放。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古籍的咨询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历史知识、古汉语知识等，历史文献部门的同志，更熟悉自己部门藏书情况，因而能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所以，这部分文献仍由历史文献部门妥善保管为宜。 理由之五，我馆是一个综合性图书馆，不仅要考虑地方文献部门，还要考虑其它更重要的内容，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既可以方便读者，使读者通过查阅目录，即可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也会使地方文献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大大加强，同时避免了绝对集中管理的诸多不利。 因此，对于地方文献，应通过编写目录方式进行分散集中管理或相对集中管理，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实施： a 授权某一部门负责地方文献的编目工作，由该部门组织各有关部门进行目录的编写。 b 所编写的地方文献目录应突出地方文献的重点和特点。 c 建立有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负责今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管理，把一些独具天津特色的资料集中起来，如太平天国革命史料，义和团革命史料，等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料。一些重大历史时期的珍贵图片资料，重要的统计资料等集中起来，建立小规模的地方文献特藏室，以突出公共图书馆地方特色。 总上所述，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重 要部分，证史补遗大有可为。应当引起重视，持之以恒，全面规划，日积月累，由点到面，积浅入深，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资料体系。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少数民族地区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民族地区图书馆除了负担着为科研和生产服务，为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服务的任务外，突出的是还应担负起收集和整理、提供民族地方文献这一特定的任务。近年来许多民族地区图书馆，在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在对地方文献收集的范围，类型以及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的认识和做法上，都还存在着许多有待探讨的地方。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一、民族地方文献的范围和类型 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首先应该掌握该民族的历史概况，社会发展与地方文献形成的关系，再根据本民族的特点，调查了解地方文献资料在民族地区的流传形式、保存情况，进行有步骤、有计划的挖掘。 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文化、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建国后从原始社会跨越到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受封建制度的统治时期较长，经济、文化的发展落后于内地，地方文献的形成与汉族地区相比也相应的有许多不同之处。 地方文献的形式又与语言文字有密切的联系。有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较为迅速，文化上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所以地方文献中正式出版物占的比例也较大。而有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把本民族的各种历史事件、传说故事、风俗习惯采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记载，如采用不同符号代替的、象形的、摹仿汉文字的。有的民族还用手势、队形及各种表现方式对事件进行反映，有的则以口头形式流传。 各民族地方文献形成与形式的差异，必然带来民族地区图书馆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收集范围也不能限制于地方志、人物志、革命史料、科技史志及本地区发行的一切正式出版物，还应该包括民族地区采用不同方式方法记载流传下来的一切能反映民族地区风貌的，反映政治、经济、山川、自然资源方面的资料。如果根据各民族地方文献的形式进行划分，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进行收集。 （一）正规出版物。民族地区由于受社会发展、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的局限，正规出版物的数量与质量上都不能同内地公共图书馆相比，许多民族地区解放前从未纂修过地方志。所以这方面的地方文献主要是建国后的国家出版物中涉及有关民族问题的部分，以及民族研究单位收集整理的有关资料，民族地区政府部门有关法令、材料汇编及外地著者反映民族地区的作品，及各种调查报告，资源考查等。 （二）非正规出版物。非正规出版物是构成民族地方文献资料的重要组成部份。民族地区图书馆要根据自己民族地区地方文献形成的特点及与一股性公共图书之间的差异，确定收集的范围，根据对某个民族地区的非正规出版物的调查统计的分析，一般非正规出版物包括： 1、民族中为了反映某一历史事件，纪念历史人物等各种事件记载的碑刻、石刻，民族自然村的乡规民约碑、人物题记等。这些碑刻可以复制为拓片、照片进行收集。 2、由于边域纠纷冲突引起，对边疆领土划分、冲突事件进行详细记载的各种抄本、图册。 3、各个民族家庭中、自然村中对各种事件记载的家谱、村谱、户籍册、统计表。 4、至今流传在民族群众中的各种经卷、史诗及各民族采用不同方式对本民族事件记载的各种抄本、稿本。 5、能够为研究民族历史、民间艺术提供一定研究资料的画册、画卷及能够反映某一历史风貌的照片图册。 6、民族中受语言、文字限制，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记载的实物。 （三）口头流传的“资料”。严格说来，不属于文献范围；但我认为民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能仅限于文字的东西。口头流传下来的，把它记录整理出来也是我们的文化遗产。 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很多。收集时要保持原貌。口头流传的“资料”包括：民族地区的民间艺人演唱的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曲谱、曲调及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等。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由于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地方文献资料的收集工作更要着眼于实物资料和口头流传的活资料。 二、民族地方文献的作用 民族地方文献一向为民族地区图书馆所厚爱。有的民族地区图书馆把所收集来的地方文献资料称之为“镇库之室”。一般说来，民族地方文献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一）用于研究民族族源问题。有些研究人员一直苦于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资料，只能借助于考古来开展研究工作。但它们仅是出土文物，没有文字根据。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家谱、族谱、村史对这方面有着详细的记载，家谱中记载着家族的变迁。有的家族采用的父子连名制依据等，对研究该民族与外来民族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根据。 （二）用于研究民族历史人物。地方文献资料中的碑刻、名人题记中对此就多有记载。如白族著名诗人赵藩的家乡，村口所立的“故里碑”中对他的生平简介，就为研究提供了较为可信的原始资料。 （三）用于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及民族文学的演变过程。例如：沐氏统治云南时期的地方典册、民族文史资料都已焚毁，流传至今的正规出版物几乎没有，但依靠大理州境内的洱源西山公社保存的白族民间演唱曲本、谱本、民歌抄本、稿本及流传在民间歌手口中的各种民歌却能找到与那个时期有关的许多文史资料。大理喜州的“山花碑”，文字方面借用汉字记白语，书写采用“三七一五”的山花体民族形式刻在碑上。这些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为研究白族民间文学的发生发展，研究民族的历史和语言的发展，民族诗歌的源流及文字使用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四）用于研究民族中的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由于民族文化的落后，对自然界侵袭造成的各种灾祸得不到理解，各民族对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进行崇拜。有的民族从各种不同渠道传入了宗教。由于宗教的传入，加上民族中对自然界崇拜，民族地区工、农业各方面受到相当的影响。地方文献资料中的各种传说故事、经卷、神话、叙事长诗、还有在部分民间艺人中演唱的曲抄本、民歌，对各时期宗教的兴盛、自然崇拜的形式都有记载。 （五）用于研究民族艺术史、音乐史。例如：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南诏国时期的《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及各种不同形式记载的大本曲本、吹吹腔谱本及民间艺人口中流传的演唱曲谱，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南诏中兴二年画卷》中所展现的南诏大理国时期南诏开国的传奇神话历史故事，从画面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及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些珍贵的资料被研究人员称为“南中瑰宝”。 （六）用于研究民族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地方文献中有不少记载民族建筑风格，建筑形式及建筑过程的数据，地方疾病的防治以及历史上民族地区有特色的各种生产技术资料。它们的作用往往是考古所难以达到的，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材料。 图书馆工作论文:湖南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纵横谈 湖南馆是1904年3月成立的,越92年风雨历程,筚路蓝缕,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基本上形成了馆藏特色。 一、整体思路和规模化格局的形成 作为地方性图书馆,必须全面、系统、长期地致力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这样的观念和认识必须是坚定不移的。湖南馆的地方文献收藏达到现在的规模,是几代湖南图书馆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刚解放时,湖南馆所藏图书报刊不到13万册。解放后,图书馆历届同仁坚持不懈地从事乡邦文献的访求、征集、购买,其效果是明显的。40多年来,藏书量有过几次大幅度的增加。一次是50年代,征集、接收湖南革命文献、着作版本、古旧书刊60余万册;另一次是“”期间,征集、抢救、接收书刊资料、字画20多万册(件)。这两次增加的书刊,大都是湖南地方文献,其中不乏珍品,为馆藏地方文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进入80年代,对地方文献工作的认识完成了质的飞跃,由不自觉行为转变为自觉行动。1981年建立湘版书库和地方文献征集组,特别是1983年,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征集地方书刊资料的通知》,以文件形式确定由湖南馆担任全省征集地方文献的具体工作,饬令全省各地、各单位出版(含非正式出版)的书刊资料都必须缴送给图书馆。由于形势的发展,1995年“两办”文件经过修改,重新颁发《关于做好征集地方文献工作的通知》。 1984年独立建置地方文献部,专门设立地方文献书库,从组织上保证了地方文献工作的有序进展。 10多年来,工作局面不断拓开,成绩斐然。 1.征集是地方文献工作的前提 如何征集地方文献历来存在宽严不同的两种办法,湖南馆是灵活掌握的,凡是湖南出版物、湖南人士(包括长期在湖南工作的客籍人士)着述和内容涉及湖南的出版物,都属于征集范围,“宁宽勿窄”;而地方文献库的收藏则是以内容反映湖南的、经济、文化等一切有研究、保存、参考价值的史料性文献(不限作者籍贯、出版地区、出版方式、载体形式),“宁窄勿宽”。为使各项工作逐步规范化、标准化,先后制定了“地方文献征集工作条例”、“湖南名人文库征集、管理办法”、“地方文献库收藏标准”、“地方文献分类表”、“地方文献分编细则”、“‘’资料分类表”以及“地方文献部工作条例”。在征集工作中,一靠“红头文件”,包括省委、省政府的文件,省新闻出版局的文件,“文件”的出台,给征集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保障,作用无疑是很大的,但不能依赖“文件”,“文件”实施的效果与征集人员的主观努力是紧密相关的;二靠征集人员对事业的执着精神,动脑要勤,动腿更要勤。例如,为了搜集已经出版的县、市志,因为大多数县市志是与省外出版社合作出版,无法得到缴送本,只能写信去要,派人去取,仅1995年,就派出两个征集组,分赴29个县市,行程一万公里,征集到县市志60余种、专业志70余种,还有各地出版的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料;三靠广泛联系,湘音湘情牵湘人。这里面包括信函联系,每年春节前寄赠贺年片,纸短情长;到各地召开湘籍人士座谈会,邀请海内外湘籍人士来馆参观,如台湾《湖南文献》发行人刘修如先生多次到馆,回台后,撰文介绍湖南名人文库,动员海外湘人捐书;邀请着名作家、画家来馆举办笔会、鉴赏会、展览等。 2.建立较完整的地方文献保障体系 在宏富的地方文献中,地方史志,解放前出版的湖南地方志约450种左右,湖南馆则藏有410种,另有缩微胶卷本20多种,此外还藏有山水、古迹、宫殿、陵墓、园林、书院志近百种;民国湖南省志稿汇编资料2000余种。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版的省、县、市志和各种专业志以及地方年鉴、专业年鉴几近全部收齐。馆藏湖南家谱、族谱1000余种,占已知存世家谱、族谱总数的3/5。地方报刊,解放前出版的1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近2000种。地方版图书,民国时期出版的平装书2300余种,解放后出版的10000余种。湘人着述,包括解放前的抄本、稿本、刻本,约20000种。 3.珍贵文献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湖南馆因其特殊的地位,因此珍藏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其中包括着作版本2600多种、 20多个文种、 11000多册;徐特立同志书写的诗词条幅、学习笔记、会议记录、批注圈点的图书等等;湖南革命文献500余种,如刊于1925年12月1日《革命半月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刊于1927年3月20日《向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新民》(部分)等;陈天华的《猛回头》,《湘江评论》、《新湖南》,《湘省大汉报》、《湖南通俗报》等;湘军着名将领曾国藩的奏槁、批犊、信札、日记、诗文和湘军史料100余箱、几千万字;左宗棠手札70余件;中国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手稿《养知书屋日记》(200多万字),还藏有王船山、何绍基、王闿运、彭玉麟、胡林翼、陶澍、王先谦和谭嗣同、黄兴、蔡锷、陈天华、谭延闿、杨树达、张舜徽等一大批湘籍名人的稿本,其中有着述、信札、日记、诗文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 4.颇具特色的“”资料 “”是历史的逆转,但它毕竟还是历史的存在,此期间生产的成千上万种纷杂的出版物自然也有其收藏的价值。“”时,湖南馆的同志独具慧眼,搜集、价购了近百万份小册子、小报、传单、画刊,其中涉及湖南的二三十万份,将为后人了解湖南“”的发生、发展以及研究“”中的重点人物、重大事件、重要群众组织的情况提供原始资料。 5.湖南名人资料中心的创建与发展 为增加地方文献工作的特色,拓宽文献搜集的渠道, 1989年创建湘籍名人文库,1992年改名湖南名人文库,目的在于加强与一部分不属湘籍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的联系。1995年又易名湖南名人资料中心。“文库”成立以来,搜集到海内外湘籍人士(含湘籍华侨和外籍湘人)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5000多人的资料,与3000多人建立了联系,收到2000多人寄赠(捐赠)的着作、手稿及个人藏书5万册左右(不含徐特立同志的藏书15800册),建立了一个综合文库和“着作版本藏阅室”、“徐特立同志藏书阅览室”、“湖南作家文库”、“张舜徽先生文库”、“蔡仪先生文库”以及吴相湘、谭戒甫、陶懋炳等多人的专柜。“文库”的建立,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普遍认为,这对弘扬湖湘文化、加强地方文化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对亮丽图书馆形象也不无裨益。 6.地方文献工作自动化管理已经起步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编目初步实现了计算机管理。为了建立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湖南馆自行研制“人物自动化管理系统”,目前已投入试运行阶段。 二、逐步深化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 1.编制了一批书目索引 据不完全 统计,先后编制出《湖南各专县市报工农业经济重要资料索引》、《馆藏湖南地方文献资料目录》、《湖南着者及其着述简表》、《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湖南家谱、族谱目录》、《湖南报刊大全》、《洞庭湖开发书目》等等。 2.为修志提供馆藏资料 80年代中期,全省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地方文献的需求陡增,各级各类修志人员涌向图书馆,湖南馆应接不暇。为了缓解“供求”矛盾,与省志办联合下文,安排预约来馆,增加阅览座位,延长开放时间,帮助组织力量代查代抄。平均每天接待读者100人左右,持续近4年时间。那时候只考虑“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没有搞与经济效益挂勾的“改革”。为修志提供资料,起到了全省任何单位无法替代的作用。 3.发掘、整理、编辑各类地方性、史料性图书40余种 一是参与整理,如《曾国藩全集》、《王闿运诗文集》、《湖南青运史》、《湖南女运史》、《湖南工运史》、《湖南党史》等;二是提供稿本,由出版社编辑或影印出版,如郭嵩焘《养知书屋日记》、《船山全书》、《湖南全省掌故备考》、《湘城访古录》等;三是主持编辑出版《湖南地方志太平天国史料》、《湖南地方志中的少数民族史料》、《自立军史料集》、《湖南地方志提要》、《湖南资料手册》、《当代湖南人名辞典》等。其中《湖南资料手册》全面系统地反映湖南和平解放以后至1989年10月, 40年间的各方面的情况,资料宏富翔实,编排合理,是一部大型的资料性工具书,一部浓缩的湖南史志。出版后,各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95年出版的《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收录海内外湘籍人士和长期在湘工作的外省籍人士2652人,是全面研究湖南人物的开山之作。 4.开放地方文献阅览室 集地方性图书、期刊、报纸于一室,既接待研究型读者,也接待普通读者。同时,各专门阅览室也实行对重点读者的服务。 三、廓清迷雾,统一认识 问题与成绩同在,成绩越多,问题也相应增加和突出,不过有些问题有待于探讨: 1.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没有理顺 地方文献是馆藏文献的一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全馆业务工作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局部的作用只能是完善整体,不能削弱和损害整体。而这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长期困扰着湖南馆。例如地方文献是集中入藏,还是分散入藏?是适当集中与分散入藏相结合,通过书目索引集中揭示,搭桥铺路,还是必须搞“小而全”的地方文献库?几种意见争论不休,决策处理时态度模棱两可,摇摆不定,致使具体工作人员无所适从。地方文献既有图书,又有报纸、期刊;既有近现代、当代文献,又有古代文献;既有大量纸质载体文献,又有其他载体形式的文献。根据一定的藏书体系,已经分藏在各个业务部门,如果一味强调集中入藏,势必会彻底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藏书体系和布局。目前,湖南馆采取的是在不影响全馆藏书体系的前提下,实行适当集中,而大量的还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关键问题在于即使分散,但必须整体揭示,恰恰在整体揭示上,10多年过去了,还只停留在准备上,至今没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这是一项地方文献工作的基础建设,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被耽误了。 2.工作在浅层面上运行 主要表现在:文献的搜集局限于省内出版的图书、期刊、报纸和能通过出版目录了解到的外省出版的图书,是以种、册为文献单元搜集处理的,而大量的内容具有“湖南特色”的资料分散在全国各地出版的图书、报刊上,湖南馆并没有全面开展搜集整理。这项工作要求高,难度大,但绝不能因此而不去做,否则地方文献的收藏是残缺不全的。在文献阅览上,目前仍停留在一次文献的借借还还,而地方文献阅览室主要是提供二、三次文献或经过集中归类整理后的资料。编制书目索引是地方文献工作的主要手段,而湖南馆近几年没有编过地方性专题目录。严格地说,湖南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还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许多的问题,诸如人员群体素质不理想。没有好的人员素质,要求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那是一句空话;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还远远不够,不能只简单地提供“原料”,还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深加工,提供“半成品”或“成品”,进而转化为“商品”;由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和负面影响,社会环境对地方文献征集的支撑力愈来愈小,征集工作的难度愈来愈大,又缺乏相应的对策;工作手段落后,设备严重不足,活动经费短缺,等等。 四、创造地方文献工作新局面 地方文献工作是公共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是一个只有开始没有终结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文献工作的规模效应程度决定着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强化地方文献工作在全馆工作中的重点观念和重点意识,遵循既定方针,不断调整工作策略,努力创造出新的局面。今后五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湖南馆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立完整的馆藏地方文献目录体系 目录体系应含古今各种载体的书刊资料,有分类、题名、主题、责任者4种,从不同侧面全面揭示馆藏,特别要注意目录与目录之间、藏书地点之间的联系,为读者利用地方文献提供全方位的良性服务。同时,编撰各种为湖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大、中、小型专题文摘和书目索引。 2.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文件”效力,广泛寻求社会支撑,在地方文献搜集上采取整体推进,重点突出的战略 凡新闻出版部门出版发行的书刊,要通过做工作,该缴送的都应及时缴送,把漏缴率降到最低程度。视听资料生产部门发行的电影拷贝、录像片、录音带等也应根据“文件”要求缴送,起码要缴送属“地方文献”范围的产品。凡是地方文献收藏的重点,如地方志、地方史料、地名资料、地方水文、气候资料、地方物产资料、地方人物传记资料、地方报刊等的收集要基本做到准、齐、全。 3.切实建好湖南名人资料中心 使之上档次、上规模、出特色,变“自封”为“他封”,让“中心”存留湘人心中。建设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创办《湖南人物》,修订好《当代湖南人名辞典》,成立湖南名人研究会和基金会,逐渐把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办成湖南人物的中心,资料中心、研究中心。 4.全面实现计算机管理 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地方文献的搜集、书刊的编目整理,文摘、目录、索引的编制。在建好湖南人物资料数据库之后,建设湖南地方文献数据库,起点要高,规划要严密,实施要视实际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先完成书目数据库,再完成篇目数据库,最后考虑全文检索数据库。这是一项展现湖南馆实力的工作,务必要下大力气做好。 5.努力培养一支素质精良、优势互补的地方文献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至关重要,历来为识者所重视。从事地方文献工作的人员,不仅要求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功底,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和掌握现代化手段的能力;不仅要求具有事业的奉献精神,还要求具有务实的工作作风,“板凳须坐十年冷”,事业的成功才会向你发出微笑。 6.建立健全全省公共图书馆系统地方文献征集网 为推动省、市(地)、县(市)三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全面展开,扩大地方文献搜集的地域范围和种类,要注意搜集利用光盘、电子出版物等载体的地方文献媒体。共同建设自动化管理系统,逐步实现地方文献资源共享。 图书馆工作论文:论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倾向 我国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起源于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杜定友先生为代表的广东地方文献工作，迄今己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尽管有关地方文献事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但就其事业发展和社会影响而言，还是取得了极大的进步。毋庸讳言，我国各地的图书馆地方文献事业起步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其发展呈现出很不平衡的局面。这种现象，与各馆对地方文献事业的认识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进而与各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机构定位、业务定位，以及工作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定位有着直接的关系。地方公共图书馆是否一定要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换句话说，地方公共图书馆是不是有从事地方文献事业的责任和义务？开展这项工作对社会以及图书馆有什么益处？地方公共馆是否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其次，这项工作的性质和方法与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是否存在着差异？能否使用图书馆常规业务的方式和人员来从事这项工作？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地方文献业务与图书馆其他业务工作之间的关系，并在此认识基础上逐步加强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化进程。 一、从事地方文献工作是地方公共馆的责任和义务 1．地方文献工作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涉及到地方文献生产、传播和开发利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应纳入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如对于地方文献的考古发掘、编辑制作、出版播放、展览、保管和研究等等，都属于地方文献工作的范围。由此角度看来，地方文献事业是一项跨行业的社会事业，尤其是地方档案馆、博物馆、文物部门以及地方报刊、广播电视部门，都在不同程度地从事着地方文献工作。但是对于图书情报界来说，其狭义范围则只包括地方文献传播过程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部分环节，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具体说，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通过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典藏、流通，以及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向社会各界提供适用的地方信息和地方史料。这实际上和一般图书馆工作的内容是完全相通的。 2．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与其他类型地方文献工作的关系 ①与地方新闻出版行业的关系 地方新闻出版行业包括地方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杂志社、出版社等机构，它们从事地方信息的采集、加工与传播，是地方文献的生产源之一。其产品是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原材料。在地方文献信息产生和流通的完整流程中，此二者是上下衔接的两道工序。 ②与地方档案工作的关系 “档案是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人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归档集中保存起来的文件材料[2]”。所谓地方档案，不过是在档案的内容方面加以地域的限定，而这一限定与地方文献的地域限定是基本一致的。从地方文献基本概念的角度来看，地方档案当然可以归入地方文献的范畴，而且还应该是地方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现行的档案工作，大体上分为文书档案和技术档案两大部分，与地方文献关系密切的主要是文书档案这一部分。在实际工作中，因各地都有专业的档案工作系统，他们以有关档案收缴与管理的法规为行为依据，所以地方档案的收集和保存，主要还是由这些专业档案部门来完成。 然而地方档案部门的工作重心主要侧重于生成于各级政府系统的现时档案，对于全部地方档案的收集，尤其是产生于民间的大批档案材料，和偶见于流通领域中的历史档案，则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巨细无遗。因此，地方博物馆和地方图书馆从各自的角度去收集这类地方档案，还是大有必要的。 档案行业与图书馆行业是姊妹行业，它们同样要收集、整理、保管，并向社会提供有关的地方信息，仅仅是处理的文献形式和具体的工作手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表现为分工协作的关系。 ③与地方文博工作的关系 地方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本地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以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各类博物馆根据各自不同的性质、方针、任务，有系统地陈列文物、模型、标本等展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丰富人民的科学知识和文化生活，并为促进生产、科研以及艺术创作提供资料和借鉴。 地方考古工作是通过考古发掘去发现本地方的古代遗迹和遗物，对这些实物史料进行研究，阐明本地方古代的政治经济状况和物质文化面貌，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历史。 在地方文献工作的范畴内，地方文博机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研究、保管和陈列那些具有文物价值的地方文献。对于文献内容的传播，只采用实物陈列的方式。其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一种局部交叉的关系。 ④与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关系 广义上的地方社科情报工作需由地方档案工作、图书文献工作、专业情报工作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合力完成。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所等社会机构都应是地方社科情报服务系统的子系统，这里所说的地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主要指地方专业情报机构所从事的二次，三次文献的编制与报导。 地方社科研究和党政领导部门决策的需求，决定了地方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地方特色。“各地区的社科机构的研究对象和各地区党政领导部门所采取的种种对策，无不受本地区的民族、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口、教育、能源、生态和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这就决定各地区的社科情报工作必须立足于对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了解的基础上，研究分析出与其它地区不同的又有开发意义的问题，进行情报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直接为社科研究服务，为当地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服务[3]”。而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社科情报工作的基础，则是收集具有地方特色的情报资料。在这一方面，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是绝对不可忽视的。 “社科情报实质上是由社会领域和学科领域里产生的两部分情报（社会情报和学术情报）构成的。[4]”。如果说专业社科情报机构是以社会科学情报（或称社科学术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而图书馆、档案馆等子系统则是以社会情报（或称社科基础资料或社会动态情报）作为主要工作对象，二者的关系大部分是交叉的。 ⑤与方志编修工作的关系 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 综合性著述。按其涉及的行政区域，可划分为全国性的总志和地区性的通志、州郡府县志和乡镇志；按其涉及的内容，可分为综合性的志书和专业性的志书。地方志是有关地方的百科全书。它“具有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等特征[5]”。实际上，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且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种。但方志这种特殊的著述体材仅仅是地方文献中的一个品种，而不是全部地方文献。 方志的编修是连续的，一部方志修成，若干年后又行续修。修志时所使用的原材料完全是地方文献；可以认为，方志是按一定方式纂修起来的地方文献汇集。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者要为方志编修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原材料，然后又将新的方志收入地方文献专藏。地方文献信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值。 小结： 以上行业的工作内容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密切相关。然而地方文献的情报过程，亦即地方文献的采集、整序、典藏、流通，以及地方文献书目索引和参考咨询等工作，却只能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机构独家承担，因为完成文献的情报过程是图书馆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3. 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必要性和效益前景 在图书馆系统内部，各馆的性质及其在图书馆网络中的层次各不相同，决定了各馆的社会功能不同，用户类型不同，因而信息需求也不相同。借用市场科学的观念来说明，各类型、各层次的图书馆各有其适宜的市场范围。各馆都应研究本馆的用户类型、使用目的、专业分类、情报需求类型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认本馆在用户心目中的特殊价值。 在地方领域内，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以及公共图书馆以外的其他类型图书馆，受其性质与社会职能的局限，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的社会义务。基于本馆主体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一般来说，也不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 地方公共图书馆则不然。它的常规经费来源于本地方的财政收入；从综合文化的角度服务于本地方是它的基本社会义务；基于本馆常规用户对文献的使用目的，地方公共图书馆具备相关文献资源的积累，而这种资源积累能够相对全面地代表本地的地方文化。因而，从理论上讲，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是顺理成章，无可取代的。反之，地方公共图书馆若没有开展地方文献工作，或开展不力，则可能会被地方社会认为是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从现实中看，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和效益前景。 ①各地的地方文献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内容界限，对地区或国家的文献系统而言，可以各自构成特色鲜明的子系统，基本上不存在业务范围的竞争，也不存在资金的重复投入问题。地方公共馆在普通藏书、古籍、连续出版物诸领域，除具有地理位置所带来的读者优势外，并不具有任何文献资源方面的优势，而地方文献资源则是无可竞争的一号拳头产品。 ②地方公共图书馆开展地方文献工作具有理想的投入产出比。与母馆需要采购的其他类型文献相比较，地方文献的数量相对较低，其中还包括相当比例的非正式出版物，所需经费只占全馆采购经费中极为有限的比例；而地方文献专藏由于系统内容方面的唯一性，对于地方公共图书馆所产生的效益，是其他类型文献系统所无法替代的。 ③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和经营，地方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能够产生多种附带效应，具有良好的持续发展前景。除可针对本地、国内、国际各类用户开展传统的阅览、借阅服务，和专题咨询、定题服务以外，还可以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专题文献开发和编辑出版；建设地方信息数据库，定期情报刊物，进而通过专门的地方文献信息网页，在更广大的领域内开展地方文献事业。 ④地方公共馆开展地方文献事业的过程中，会逐步培育和造就一批有关地方文献和地方文化的专家。这些人将在各类地方事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 图书馆的学术形象和社会地位也会得到地方社会的进一步确认和提高。 二、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业务格局 当前我国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事业的发展水平不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没有把地方文献工作正式列入本馆业务范畴和工作日程。 ·开展地方文献工作，但没有设置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和读者服务工作分别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或者说是地方文献工作融入了其他业务工作。 ·没有地方文献工作机构。但地方文献的采访、分编、典藏工作仍由本馆相关业务部门，地方文献机构只从事辅助型（或称被动式）的书目索引工作和一部分参考咨询工作。或者说是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与读者服务分成了两条线运行。 ·没有专门的地方文献工作机构。并没有专职的地方文献业务人员，开展与地方文献事业相关的一切业务。 造成事业水平发展不一的原因，固然有对事业宏观认识上的偏差，但也有对地方文献工作的专业程度认识不足的因素存在。 1．地方文献具有独特的概念、性质、形式、作用与价值观念，这使得它在采访、分编、书目、咨询等一系列信息处理工作中，与公共图书馆的常规业务之间存在着原则差异。 ①地方文献是一个独特的文献群体，它指的是“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的文献”[6]。只要文献具备了以上两个特征，则无论其出版地、出版期、文种、 文献形式、文献载体如何，都可纳入地方文献的范畴之内。从地方文献的内容来看,它反映的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事物的客观存在，而不是人类对该事物的主观认识。它所反映的是事物的地方特性，而不是该事物超越地域范围的共性。因为一旦上升为共性，也就失去了“地方性”。 ②地方文献的内容体系包括本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各项地方事业，但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水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医学等诸般学科。它所容载的内容并不是学科信息，而仅仅是地方事物的客观记录，这就是地方文献的本质。 ③地方文献的类型多种多样。依据各不相同的文献编纂方式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渠道，地方文献可以分为书籍、报刊、会议录、文件汇编、学位论文、科技报告、舆图、谱录、统计图表，簿记、票据、证券、画册、印谱、照片、乐谱、文告、传单、 商标 、戏剧说明书，以及地方文献专用的参考工具书等形式。从文献载体的类型划分，图书馆地方文献主要包括纸本、光化学制品和磁记录品。几乎包括了当代图书文献的所有载体类型。从文献的生产者或是文献的出版发行方式来划分，地方文献中包括公开出版物、非公开出版物和非书资料三个部分。”[7]2．概念、性质和形式决定了地方文献的作用和地方文献用户需求的特点，从而导致对专业化操作方法的需求。 ①读者使用地方文献，其目的在于了解有关某类事物的地方特性，而非此类事物的共性，地方文献用户并非不去使用地方文献以外的文献资源，他尽可以在其他文献资源中获得有关事物共性的信息，而反映事物地方特性的信息却只能在地方文献中获得。 ②地方文献的形式和载体多种多样，但其价值并不表现于个别的珍稀版本，而是体现为一种信息的群体优势，即内容体系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它是对特定区域内自然、社会诸般事物的历史与现状全面系统的综合纪录。由众多的文献共同反映出某一项地方事物的全部发展历史，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现实文献，无论是什么样的文种、出版地、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它们的内容都在连绵不断的史料长河中占有固定的位置，上承前，下启后，不可缺少，也不能替换。 ③地方文献的藏书建设和公共图书馆常规的藏书建设之间，在目标与模式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图书馆要在读者对象的公共性和藏书内容综合性的前提下去合理使用经费，其藏书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是相对而言，因而漏采和误采的界限也不是十分清晰；而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则应全面反映本地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藏书建设的水平要具有权威性。在理论上，其采访对象应该是所有存世的相关文献，而不是碰得到或买得到的那部分文献，漏购现象是应该努力避免的；反之，一旦采进了非地方文献，也决不能含浑入藏。在采访方式上，公共馆大部依据征订目录，采用市场订购的方式；而依靠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地方文献，却只占地方文献生产总量的较小比例，其余部分不一定存在征订目录，所以要靠采访人员去努力访察文献的生产、流通信息，然后通过订购、采购、征集、交换，复制和纂辑等手段，个别处理。这项工作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不可能要求公共馆的常规采购人员完全掌握并代为处理。 ④分编工作中，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采用《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图法》的分类思想基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对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及其读者的使用目的而言，其总体效果显然是利大于弊。然而地方文献的基本性质并非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主观认识，而仅仅是关于地方事物的客观描述。地方文献中不可能有哲学，以及马列主义、思想，不可能有社会科学总论和自然科学技术总论，因为这纯粹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宏观认识，不属于某一特定地方；地方文献中不应该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以及基本方法论，因为这些内容是不同地域人们的共识，并不具有任何地域特征。使用《中图法》或其他同类的方式来类分地方文献，显然会在读者与文献之间造成明显的沟通障碍，因而是不合适的，反之，以客观存在的地方事物作为地方文献分类依据，编制出专用的地方文献分类表，应该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⑤多数公共图书馆都是以文献形式、载体类型和文种等外部特征作为的典藏分布结构的依据。这种方式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需求相适应，有利于藏书建设和读者服务工作的开展。但基于地方文献的整体价值和读者的需求方式，其典藏配置应尽可能采用专藏库的形式。 ⑥从地方文献藏书建设工作中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一个独立于公共图书馆常规业务之外的完整子系统，至于地方文献读者服务工作，如地方文献的研究、整理与开发，专题书目与索引的编制，以及专题咨询和定题服务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化倾向，就更加明显。所有的地方文献工作者，包括采访、分编、书目索引、参考咨询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除应具备一般的图书情报工作能力之外，还要掌握地方文献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掌握地方文献所涉及的各种专业知识，了解服务对象所从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一般方法论，这样才能站在较高的角度去收集和处理文献，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中的地方文献工作更近似于参考图书馆或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因而，将地方文献工作完全融化在公共图书馆工作的各个部分里，不利于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开展，亦不能完成公共图书馆所应承担的地方文献情报过程这一社会责任和义务。 公共图书馆中的古籍工作要使用独特的分类、排架方式，从事专项工作的人员要接受有关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多数人已经从习惯的角度接受了这一事实。然而形成这一事实的根本原因却并不在于习惯，而是起因于古籍的独特内容与形式，以及读者的需求角度。从这一点出发，地方文献工作具有同等程度的专业特征，以及更加理想的开发前景。基于以上认识，地方公共图书馆应将地方文献工作作为本馆工作内容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其得到长足的发展，并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建立专业的地方文献工作部室，使其在业务发展上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一般是指内容上带有地方性，同时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和保存价值的文献。主要包括地方志、地方出版物、地方人士著述及地方性的其它研究资料、调查报告、档案、薄录、碑记、家谱、族谱、地图、照片等等。由于地方文献与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及专业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文献在记录某地区历史、现状、为某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服务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公共图书馆中，地方文献已越来越广泛地得到重视。早在1982年文化部颁发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中就有“搜集和保存文化典籍和地方文献”的规定，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地方文献工作和地方文献理论的研究日趋繁荣。本文拟就河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实际情况对它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河南省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 河南省地处中原，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人杰地灵、文化鼎盛之地，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它正以新的姿态焕发青春。纵横古今，河南省地方文献资源十分丰富，作为省图书馆，我们理所当然地担负着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早在八十年代初我们便设立了专门的地方文献部，十几年来地方文献馆藏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地方文献在藏书建设方面的独立系统。为了方便叙述，我从时间上以1912年为界线将地方文献划分为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两部分。 1、现当代地方文献 主要包括河南和籍贯属河南的现当代各界人士与河南有关的著述，各种出版社、学协会及史志研究机构编辑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各种正式、非正式出版物等。 ①图书：目前集中存放的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地方文献图书约七千余种一万五千余册。这些图书包括现当代省内各地市县地方志、各地邮电志、粮食志、商业志等专业志、各地经济统计年鉴、文史资料、历史考古文献、河南人物传记、地方作家文艺作品、河南民间艺术、风光民俗、科研资料等。 ②期刊：地方文献期刊已装订成合订本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达470余种。内容包括党史资料、省情统计、改革论坛、经济探索、社会科学动态、河南内参、医学动态、地质情报、农林科技、交通运输、化工、能源、建筑、烟草等等。仅省内各大、中专院校校报就有50余种。 ③已装订成册有卡片式目录索引的报纸合订本88种，包括地市县机关报、晚报、区报、地方文化报、各地教育报、学报等等。 ④解放初期至七、八十年代旧报合订本345种2999册。 ⑤1912年至1949年之间的出版物。如民国间漕运、矿业资料、国民党政府工作报告等地方文献资料近40种，《东京梦华录》、《中州人物考》等地方文献资料十余种。至于散见于旧平装目录中未及挖掘的地方文献资料如《河南财政说明书》、《太行区财政工作》、《河南警政》等未有准确数目。 综合以上现当代地方文献馆藏状况可看出：（一）我馆所藏地方文献比较全面、集中。文献涵盖面广，涉及到河南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等各个方面。（二）期刊连续性不强。由于期刊采购人员变动、期刊改刊等原因，期刊资料虽种类繁多，但就某一种期刊而言，资料不够完整系统，有不少缺期现象。（三）民国期间地方文献资料比较散乱，有待整理。（四）馆藏地方文献特色不够突出。大多是在地方文献广义范畴内泛泛收集，缺少重点特色收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个省级公共图书馆，在尽可能广泛收藏地方文献的基础上，要有着眼点和重点，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从省情出发，搞特色收藏是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途径。例如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农业方面的资料可以是个重点；河南豫剧全国闻名，豫剧资料也可作为馆藏地方文献的特色来收藏。（五）与我馆一百多万的现当代中文图书藏书量相比，地方文献所占比例偏低。 2、古代地方文献 我馆1909年建馆，是全国建馆最早的图书馆之一，长期的历史积淀，数辈图书馆人的努力，我馆古籍地方文献也较为丰富。现有专门目录的河南古代地方志260余种，包括民国后据旧刊本重印的及解放后影印出版的。其中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万历）辉县志》、《（康熙）许州志》、《（顺治）息县志》等都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孤本。我馆还藏有90余种河南地方志缩微胶卷。这些历代纂修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深入到河南各地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变革、典章制度、文化渊源，小至百姓衣食、民风民俗等大都有翔实的直接资料记录。至于更为具体的书院志、寺庙志等，更是一方水土某时某地的详细文献见证。这些宝贵的地方文献资料能够有幸保存至今，对于我省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专 业学术研究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其次是分散保存于经史子集书目中未集中整理的古籍地方文献资料，数量不可低估。先以我馆古籍藏书集部为例。总集中（金）元好问辑的《中州集》、（清）苏源生辑的《国朝中州文徵》、集丛中（明）刘昌辑的《中州名贤文表内集》、（清）宋荦《商丘宋代三世遗集》等，几乎网罗了元明清河南地方文献文学类的主要部分，是研究我省乡邦文献和风土人情重要的资料室库。别集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更是十分丰富。其中北周著名诗人庚信（南阳新野人）的《庚子山集》有清康熙、道光、光绪及民国等各种版本20余部；杜甫（河南巩县人）各种诗集著作各代版本60余部、800余册；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河南孟县人）之《昌黎先生集》等各种版本40余部、500余册，这些馆藏地方文献对于研究这些文学家的艺术成就及他们在河南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很大价值。在宋代政治活动中有着重大影响的北宋大臣相州安阳人韩琦、南宋民族英雄河南汤阴人岳飞、元代中书左丞、馆阁巨手汤阴人许有壬、明初文渊阁大学士滑县人宋讷、清代学术家孙奇逢（祖籍河北容城，明亡隐居辉县）、豫东商丘人侯方域、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著作都馆藏甚丰。其中侯、宋、贾之著作构成清代前期豫东商丘文化极富特色的体系。再如我馆所藏子部中的小说《歧路灯》深刻反映了清康熙、乾隆年间的河南地方社会生活，被认为是河南前清时期的风俗史。史部中馆藏善本《捻军闻见录》记载了清末捻军在河南夏邑、永城、商丘等地的斗争情况，是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珍贵历史文献资料等等。这些古籍中丰富的地方文献对于河南历史上各方面的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我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是公共图书馆藏书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工作直接关系到藏书的质量和特色。由于经费紧张、从事收集工作人员少及地方文献本身种类繁多、内容庞杂等诸多原因，给地方文献的收集造成许多困难。工作中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1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①明确地方文献收集范围，制定收集计划。 在工作中我们规定凡是与河南地方有关的有保存价值的文献资料不拘文献载体及文献形式之不同皆在收集之列，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应本着“重地方特色，稀有及重要者首先入藏”的原则。例如省内方志、专业志、核心地方期刊及其它较少见的反映河南地方特色有独特价值的文献资料都在首先收集之列，而一些虽由地方人士著述或由河南本地出版社出版但与河南地方性联系不大的文献可不予收集。这样分出轻重缓急，把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适当的地方，有利于提高文献的质量和价值。每年初，我们根据社会需求及经费多少，制定出较详细的收集目标和计划，进行有步骤的收集工作，并预留少部分经费，以备收集到计划外优秀地方文献资料时之需。 ②与省新闻出版局及地方文献出版部门建立联系，多方获取信息。 为了在收集工作中占主动，我们与主管河南地方出版物的省新闻出版局建立联系，这样不仅能及时全面了解省内地方文献出版情况，而且能获取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做好防止地方文献资料流失的截流工作。例如97年10月我们从省新闻出版局了解到他们有一批历年来呈缴的河南省旧报纸资料准备处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数次去分拣挑选，从中筛选出数百种地方报纸补我馆馆藏之缺。其中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合订本及早已停刊的地方报纸等不易收集到的文献资料，非常难得。这种收集还节约了大量经费。我们还与省内各出版社、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各史志办等有关单位建立起长期联系，对其所出书刊进行全面了解，再取其地方性强，有收藏价值的悉数收集。还通过报纸、广播、广告及其它可能的信息渠道来了解地方书源，努力拓宽收集途径，并利用一切机会对不成系统的缺藏部分进行可能的补充。 ③采取灵活多样的收集方式 地方文献的收集方式比较灵活，除一般的订单订购、外出采购、接受上门推销外，让可采用摘抄、复印甚至对有价值的资料进行口述录音等多种方式，其中以搞各种地方文献展览、开座谈会等形式来宣传馆藏，进行免费征集也是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注重信息的今天，许多公司企业都办有自己的报纸及多种内部资料，这些资料地方性较强，直接为各条战线经济建设服务，创办者的目的不在于赢利而在于宣传，他们一般很愿意借助于省图书馆这样一个拥有大量流动读者群的单位来扩大影响，因此免费收集这些地方文献资料是双方都何乐而不为的事，我们所要做的不过是扩大宣传使这种收集更广泛化和经常化。 ④面向社会基层，深入调查采访。 地方文献中相当一部分非正式出版物因不被重视，印数较少等原因仅保存在某些单位和个人手中，特别是一些年代久远的资料。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放过任何线索，深入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访问搜集。例如走访本地一些利用地方文献搞研究并有所成就的专家学者，从他们那里了解某方面地方文献的线索等。 ⑤培养地方文献采购人员素质 任何一件工作，人是重要因素。地方文献收集不仅要求工作人员掌握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基本理论，更应该增强他们对社会需求和服务对象的了解，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准确把握和敏感性。并鼓励工作人员建立广泛的以工作为目的良好人际关系，培养他们对地方文献事业的热爱和责任感，这样才能在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把收集工作做得得心应手。 我们的收集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缺乏详细采访条例，不同的工作人员有自己一套不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工作中的盲目性。建议扩大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宣传，争取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支持，建立起各种地方文献出版物向我馆送交的“呈缴制”，这样有利于省图书馆在全面收集地方文献方面得到经费和质量的保障。 2 古代地方文献的收集 我馆现藏古代地方文献大多是经前辈们收集保存下来的，我只略谈几点。 ①我馆古籍线装书是在“大粱书院”和“明道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解放后政府拨款委托新华书店到民间收集大量古籍由我馆收藏。几十年前，我馆工作人员曾以论斤购买的方式深入基层访求到不少古籍。想必其中地方文献占一定比例。 ②我馆曾以购买缩微胶卷的形式对缺藏的河南方志90余种进行了收集工作。其中《（康熙）新乡县续志十卷》、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顺治）滑县志十卷》、清顺治十一年刻本等，都唯有北京图书馆藏有，对于我省来讲，是弥足珍贵的地方文献，缺藏的遗憾能以缩微胶卷来补偿，也算是件幸事。 ③对于全国范围内重新出版的古籍资料，只要是与河南有关的地方文献，我们也采取购买的方式来补充馆藏。例如明嘉靖二十年刻本， 1961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天一阁本《许州志》等等。 ④凡是到我馆来要求鉴定和出售古籍的读者我们都热情接待，并说服他们将古籍交由条件较好的省图书馆收藏。对于价值较高的古代地方文献我们也不排除购买或复印的可能。 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是件长期的艰苦而细致的工作。它需要通过工作人员代代 相传的辛勤努力积累才能逐步完善馆藏，形成系统化、规范化的地方文献藏书结构。三、我馆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就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整体而言，馆藏和收集是基础，整理是前提，利用是主要目的。我认为地方文献的整理包括加工与开发整理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新书刊借阅前的处理而言，后者则是针对文献中不够集中不便利用的地方文献资料进行二次发掘开发而言。 1．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加工整理与利用 ①加工和整理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而言，加工主要是指对新书刊等的分类、登记、做目录索引、入库、上架等投入流通前一系列工作。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分类准确，加工及时，尽快使新的地方文献资料与读者见面，投入使用。 整理一方面是对于过期资料进行回溯性整理。例如我们为了使自解放初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河南地方报纸得以利用，在97年组织人力对这些存放已久的散乱报纸进行了大规模分拣整理工作，最后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共有345种2999册。其中某些报纸数次改名、停刊、复刊，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加以耐心查证，进行了创刊、停刊、改名、缺期等方面的详细记录。虽然有些报纸有缺期现象，但这些报纸历经数十载，尤其是经过的一场浩劫，能保存下来已相当不易，十分珍贵，这些旧报纸作为历史的见证对于了解和研究河南这几十年间的政治历史等有很大文献价值。这项整理工作还为国家缩微中心进行缩微保存创造了便利条件。 另一方面是对现当代地方文献进行专题开发。由于地方文献在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为公司、企业发展提供动力，为科研人员研究提供材料和论据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与机关、企业、科研单位等建立联系，有目的地搞好地方文献专题开发利用是地方文献整理的重要方面。 ②利用 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集中表现在阅览室借阅及咨询服务方面。以97年为例，地方文献阅览室接待读者7165人次。借阅对象包括党政机关干部、教师、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及以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普通读者。例如在97年由郑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与郑州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红桃K杯”郑州历史文化名城知识竞赛百题》活动中，我馆地方文献阅览室发挥馆藏优势，为读者提供诸如《河南大辞典》、《郑州市情》、《郑州古今要史》、《郑州市教育志》等大量相关资料，仅此活动期间，就接待读者数百人次，在宣传郑州、热爱家乡这一活动中实现了馆藏地方文献的利用价值。我们还多次为来河南考查地理环境的日本学者提供资料，为日本留学生提供河南名胜古迹资料，为来自福建甫田到河南寻根的读者查找家谱方面的资料。这些咨询服务的例子举不胜举，是对我馆地方文献实用价值的最好肯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的日益繁荣，地方文献作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最直接的资料服务于各行各业，阅览室地方文献利用率逐年增高就是一个证明。领导干部在这里寻找某些决策的依据，专家学者在这里为学术研究找到材料和论据，普通读者在这里了解河南各地的方方面面。 对于现当代地方文献的利用我有两点建议：①建议在馆藏达到一定规模、复本量有所保证时开展书刊外借，方便读者。②建议利用现存馆藏地方文献与某些单位搞联合开发。也即将前面所谈到的经过二次整理开发的地方文献资料运用到实践中去，使其得到更好的利用。 2．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 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十分丰富，但在整理和利用方面存在不少缺憾。原因之一是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业务素质较高，而年轻人缺乏专业培训和经验；二是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整理起来耗时耗力，工作量较大；三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做过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人员变动等原因被湮没，不为后人所知，许多工作要重新开始。 ①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 古代地方文献的整理任重而道远，它要求工作人员有沉潜于中的能力和素质对这项必须付出大量劳动短期内却未必有明显成果的工作有足够的兴趣和热爱。古代地方文献整理大有潜力可挖，根据我馆情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对于古代地方文献中本已成书的地方志等反映历史上河南某地某方面的地方文献资料。择其对于当代有一定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可以点校、翻译等形式重新出版，使它们从图书馆的书架上以新的面貌走向社会，更易被接受和利用。还可结合馆藏与出版社联合编印“河南地方文献丛书”等，有计划地系统开发馆藏文献。（二）从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选取各种角度搞地方文献汇集。古籍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其中的地方文献资源难免会湮没其中，利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只有进行有目的的专门地方文献汇集才能更好地服务于读者。例如需查河南某地古人资料，如常备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收入此人，人们便会想到此人籍贯所在地的河南方志，但如果不清楚此人具体籍贯就难办了。因此如果我们能把河南各地方志人物卷中的河南人物编成《河南名人辞典》会是件十分方便有益的事。至于再对散见于其它古籍（例如河南人诗文集序跋、传记）中的人物资料做一收集以补方志之不足，则可使此项资料汇编工作更为完备。（三）建议编印我馆地方文献目录及提要揭示馆藏。将我馆所藏地方志、乡土资料及经史子集中其它地方文献资料先集中编制完备的目录，再逐一以提要形式揭示出来，不仅是摸清馆藏古代地方文献家底的有力措施，也可大大提高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程度。 ②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 地方文献的整理和利用是紧密相联的，搞好了开发整理也就自然方便了利用，目前我馆古代地方文献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向读者提供资料等方面。例如辉县市文化局某同志来信咨询百泉书院明清两代题写碑刻十八位官员简历，我部从《河南通志》、《续通志》、《卫辉府县志》、《辉县志》等馆藏地方文献中查到此方面资料，满足了他的研究需要。再如一位日本留学生来我部要求查阅河南武术方面的资料，我部工作人员从《河南府志》、《洛阳县志》、《新安县志》等地方志中帮他查到所需资料，解决了他的困难。多少年来，不计其数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从古代地方文献这块沃土中汲取营养，提高了素养，增长了才干，在各行各业进行着辛勤耕耘。 3．综合开发利用地方文献资源 考虑到现当代地方文献与古代地方文献连续性等原因，我馆于1994年将主要负责当代地方文献的地方文献部与古代地方文献归属的古籍部合并为历史文献部以便统一管理和开发。我馆所藏大量地方文献记载了河南地区自古至今的灿烂文化，反映了河南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社会需求促进了地方文献的发展，而地方文献的繁荣又直接为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因此根据社会需求搞好地方文献综合开发是进一步做好地方文献工作的必然趋势。就我馆情况而言，打破古代地方文献与现当代地方文献界线，合理开发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专题特藏。可将集中反映河南某方面特色的地方文献资料以专题特藏的形式予以揭示，可设专门书架、专门的目录索引。（二）专题资料汇编。我们可以根据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科研课题的需要，将散见古今地方文献中的某类专门资料以摘抄、复印等形式整理汇编成册，提供集中的原始资料依据，为广大读者服务。 由于地方文献资料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实行现代化技术管理，利用计算机建立地方文献数据库，进行存贮、检索、二次文献整理等工作都将是事半功倍的。 地方文献资料从古到今，涉及到河南地区不同时期的方方面面，其间凝聚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开发都会有取之不尽的资源财富。其实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利用本身就是互为因果而价值循环递增的一种活动。人们根据以往的地方文献进行开发利用，其间又形成大批新的地方文献。这样不断开发，地方文献愈加丰富、详细，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详尽资料记载并流传下去，又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依据和前进的台阶。 以上主要谈了我馆地方文献馆藏现状及在收集、整理、利用等方面的经验和不足，并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建议，恰当与否，敬请同行批评指正。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 地方文献是图书馆馆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工作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公共图书馆应当做好这项工作，高等学校图书馆也应当重视做好这项工作。高校图书馆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教学、科研均需要大量的文献资料，而地方文献也是其中一种不可缺少而又独具特色的文献类型。现在，在高校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对地方文献的需求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鉴于当前一些高校对地方文献工作尚不够重视，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 一、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 地方文献是反映一个地区历史、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状况的重要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对当地两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图书馆毫无疑问应当做好地方文献资源建设工作，积极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 但是，目前一些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现状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 1、思想认识不足，重视不够 一些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不够重视，造成地方文献工作薄弱，有的馆甚至不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抓，造成地方文献收藏残缺不全。 2、管理制度不健全，影响开发与利用 不少高校图书馆没有对地方文献实行专室专人管理，也没有编制地方文献的专门目录，更没有专门的管理制度。例如华侨大学图书馆依据地方文献出版类型的不同，划归不同部室管理，将地方古籍划归古籍库，现代地方图书划归流通部，且同类型文献因出版年代不同又分藏不同的库室、这样造成师生借阅地方文献极为不便，影响了地方文献的开发和利用。 二、高校图书馆应当重视地方文献工作 1、更新思想观念 多年来，不少高校图书馆将地方文献工作视为公共图书馆的事，认为它对高校图书馆可有可无，无关大局。只有更新思想观念，才能做好地方文献工作，保证高校图书馆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如不久前，有一位读者来馆要借有关福建竹枝词的书，我馆没有，只好向兄弟馆四处求借。我校已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除了理工科系，还设有社科、中文、外语、旅游、工商、法律、艺术、英语等系，还有华侨研究所、台湾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日常工作中，我们已发现读者对地方文献资料的需求量日益增长，图书馆应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以满足他们的需要。 2、领导重视是关键 积极争取领导的重视是搞好高校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关键，应当主动汇报情况，争取领导重视，并给予增拨专项经费，设立专室，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派专人负责收集、整理、管理工作。 三、加强地方文献收集工作 地方文献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士著作与地方出版物，高校图书馆在搜集地方文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 地方文献的收藏是地方文献开发利用的基础和前提，而建立、健全地方文献收藏制度则是做好地方文献收藏工作的重要保证。 高校图书馆应设立专门机构，选择业务能力较强的人员负责抓此项工作，制订收集、收藏地方文献的有关制度。在收集工作中，应采取以征为主，征购结合的办法。要结合实际订出征集细则，其中又分无偿和有偿（奖励、鼓励）征集。征集不到的则采取购买或复制收藏。要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多方访求，尽量将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收集到馆。 对收集到的地方文献，要进行认真分类、编目、整理上架，妥善保存，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发挥地方文献的价值作用。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针与方法。 对地方文献的征集，应如杜定友先生所说的“宁滥勿缺”、“片言只字，巨细无遗”，尽可能收集，然后系统地整理收藏。对于那些散见于报刊的地方文献资料，应进行剪辑、摘抄，按类装订成小册子。 地方文献的收集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征订。即通过出版社、邮局及其他发行单位征订单采选订购。2、函购。对已知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文献，可发函订购。3、访求。即派人上门，向有关机关、单位、团体、个人收集地方资料。4、交换。与有关单位建立文献资料交换关系，互相交换出版物及资料。5、复制。对本馆所需的地方文献可通过抄写、翻摄、复印等方式复制。值得指出的是，地方文献大多是非正式出版物，分散在某些单位或私人手中，必须深入调查研究，了解有关线索，主动登门访求。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本地区各有关单位进行征集，并将此项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 地方文献搜集工作不应局限于本地，外地或外国人士论及本地的著述，外地与海外出版物中有关本地的种种资料，亦属地方文献范畴。图书馆应主动向政协、统战等部门了解有关情况，以便有的放矢地搜集地方文献。 在收集地方文献工作中，还应注意从现有馆藏中筛选，将其中有关本地的文献资料每种抽取一册集中于地方文献书库，这样有利于地方文献的集中管理与开发利用。 3、地方文献的收集范围。 收集范围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地方文献的收藏质量，以及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根据我校特点与需要，笔者认为，我校图书馆除了应收集地方志和地方出版物以外．还应侧重收集以下两类： ①历代地方人士著作。地方人士包括原籍本地，也包括曾在本地任职、居住并有影响的外籍人。他们的著述如文集、专著、诗词、信札、日记、奏折、墨迹、碑帖、手稿等都应注意收藏。到海外经商、居住的本地籍人士的著述也应注意收集，这点对于象华侨大学这样的高校尤为重要。泉州是全国著名侨乡，有几百万人到海外谋生，他们对海外居住国也作出许多贡献。华侨大学有华侨研究所，对此尤其需要。 ②地方史料。地方史料是论及本地区的论著。以泉州为例，泉州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 著名侨乡和不少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有关论述泉州的一切资料都应努力收集。 四、加强科学管理，充分开发利用 目前，高校图书馆对地方文献多采取分散管理的办法。实践已证明，这种方法既不科学，也不适用。高校图书馆应当建立有本校特色的地方文献特藏室，集中收藏，妥善保管，编制馆藏地方文献目录，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努力开发和利用馆藏地方文献资源。特藏室不但要努力为前来查阅地方文献的读者提供方便，还应主动向各系科和各单位发送本馆编印的地方文献专题汇编、目录、索引，并主动地有针对性地上门为教学科研人员服务，特别是为老教授、老专家服务。如我校先修部老师王建设正是利用我馆为他提供的地方文献，撰写并出版了专著《泉州方言与文化》上、下册；我校老教授陈允敦不但在地质矿产、化学等方面是专家，而且在地方史等领域很有造诣，近年来，他积极利用地方文献搞科研，参加编写了《泉州地名录》，并已出版《泉州古园林钩沉》、《泉州名匾录》两部书，现正在撰写《泉州清末民初遗事》一书，不久将正式出版。我馆积极配合，充分满足他对地方文献的需求。 总之，高校图书馆在地方文献的搜集、管理和开发利用方面大有可为。只要领导重视，全面规划，持之以恒，就能逐步形成一个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地方文献藏书体系，让地方文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它是形成公共图书馆富有地方特色的藏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是为本地国民经济、科研生产和广大群众服务的物质基础之一。因此，有计划、有系统地收集、整理、开发和利用地方文献资料，为当地国民经济建设和科研生产服务，促进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各地公共图书馆的一项费省效宏，有助于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改变图书馆的社会形象的重要工作。本文就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谈点看法，求同行们斧正。 一、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历史、山川、气侯、风俗、物产、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图书、印刷品及声像资料的知识信息载体。由此可见，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大，涉及范围广，是宝贵的地方资源。 收集地方文献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积累和保存地方史料，是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馆藏体系的重要途径。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区书刊文献情报的集散中心，担负着保存国家、地区有价值的文献资源，开展社会教育，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开发智力资源，为科技进步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任。切实做好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不仅是实现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完成图书馆的任务的前提，而且是丰富馆藏，为读者服务工作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 2、为本地区各项地方事业提供文献情报服务。由于地方文献是本地区各行各业历史和发展的综合记载，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首先，它为地方史志的编撰提供基础素材。经过地方文献工作者收集、整理后的地方文献资料，可作为地方编撰各行各业史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基础资料源。其次，为地方领导机关制订决策、计划提供情报依据。由于地方文献内容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历史、物产等各个方面，因此对本地区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决策时，提供重要的情报依据，为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文、管理等各项事业建设提供各种形式的文献服务。 二、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和范围 1、地方文献收集的原则 第一、地方性原则。地方性就是指文献所记载的地方史料、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三个部分。 第二、史料性原则。作为地方文献必须是具有历史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具备了这两个价值的地方文献才有收藏的必要，那些稍纵即逝，时间性很强的信息资料不能作为地方文献收藏。 第三、兼收并藏的原则。公共图书馆作为一个地方的藏书中心，地方文献是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收集的过程中不能以当地政治标准作为收藏标准，应以文献的地方性和史料性来衡量，只要符合地方性和史料性原则，不管当时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都应兼收并藏，给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以供后人研究、借鉴。比如：时期的各种小报，内容虽然五花八门，但它记载了那个时期特定历史阶段下特定地区内所发生的人和事件，故应加以收集和保藏。 第四、适用性原则。根据本馆方针、任务和本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广大读者的实际需要与保存当地文化财富的要求，收集符合本馆藏书原则与体系的地方文献，对一些虽属地方文献，但保存价值不大，使用对象极少，又耗资费力的可不收或慎收，以保证收藏质量，优化藏书体系，服务于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事业。 2、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 根据地方文献的定义和上述收集原则，地方文献收集的内容和范围，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综合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历史状况的方志和乡镇志、县志、市（行署）志、省志，如我馆收藏的《绵州志》、《绵阳县志》等就属于这类综合性地方文献。（2）系统反映本地区内某部门发展变化历史的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林业志》、《图书发行志》等，如我市王孝清主编的以粮食流通领域为重点，客观记述绵阳市粮食事业今昔发展的历史状况的《绵阳市粮食志》便是。（3）全面系统积累本地区某方面成果的公开或内部出版物，如《绵阳民间文学集成》、《戏剧集成》等以及我市文化局局长陈明星编写的歌舞剧《新娘写》和川剧《华清池》剧本和有关评介文章等属于此类文献。（4）本地区名人学者撰述的回忆录，人物传记资料及文章等，如《四川革命烈士传》、《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事》等文献，集中收集起来加以整理，是很有价值的地方文献。（5）散见于报刊上反映本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等情况的文章及图片等，包括发表在公开或内部出版的报版上的文章。（6）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反映本地区情况的图书、报纸和期刊，如《绵阳日报》、《绵阳文化报》、《图书工作通讯》、《绵阳论坛》、《绵阳审计》、《群文园地》等。（7）本地编辑印刷的学术论文，会议文献等，如《绵阳文化发展战略论文选》、《绵阳师专学报》、《人大、 政协会议文件集》等。（8）本地区党政部门制定的有关本地区社会、经济近远期发展规划，如《绵阳发展战略》、《绵阳市八五发展规划》等等。（9）本地区的名人书法、画卷等，例如《益州书画名人录》。（10）介绍本地自然资源，山水风光旅游景观的地图和文章等。（11）有代表性的反映本地区科研生产新成果，新产品的科研论文资料，产品样本、说明书、目录、广告机构名录等，如《绵阳市工商名录》等。上述是就地方文献包括的内容而言。从文献形式上看，地方文献不仅包括出版物，还包括手抄本、碑贴、墨迹等，不仅有装订成册的，也包括零张散页。从载体上看，不仅包括印刷型文献资料，还应包括本地的各种声像型文献资料（录音、录像、电影、电视）等。 三、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和方法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各行各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高竞争生存能力，都较注重收集积累历史资料，以便向社会宣传介绍本行业的发展变化情况，研究探讨各行业的发展规律，总结交流管理经验，预测未来的变化，研究之风日益浓烈。在科研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各地区各行业都编辑出版了一批批记录和反映本地各方面建设成就及其活动的地方文献，其品种不断增多，数量越来越大。以绵阳市为例，仅90年度登记注册的内部发行报刊就达200余种，内部交流的小报67种，每年临时编印的图书达142种，如果加上国家正式出版的书刊，品种和数量就更大了。从目前情况看，一个地区的地方文献分散在各行业中，由于国家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收集分工，一些文献众家争相收集，一些文献却无人问津，形成重复收藏和无人问津并存的情况。公共图书馆只要弄清收集的途径，掌握收集的方法，积极主动做工作，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定会有所成效。 1、地方文献收集的途径 1）各地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办公室是指导管理编辑地方志和专业志的职能部门，图书馆依靠他们收集市志、县志、部门志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仅可以节约费用，还可以收集齐全。绵阳市馆89年以来，多次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联合行文市内各县（市）和市级有关部门，要求将出版的志书一律送市图书馆一至二册，使收藏志书工作有了一定保证。 2）各地党史办公室。党史办公室是专门研究编写当地党的组织成长等史料的职能部门，他们不仅收集占有大量有价值的原始资料，而且还编辑有相关的刊物和图书，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定会促进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使地方文献（党史资料）成为进行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活教材。 3）政协文史资料室。各级政协集中了一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当地名流、学者，这些老同志将其经历回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刊或资料，如（政协文史资料等）很有地方特色，是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与其联系，收集入藏。 4）社科联、科协和文联。这些部门是联系本地区各类学会、协会的组织，一般地讲，学会协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而当地的学会、协会主要是从本地情况出发研究某门学科的，只要得到支持，收集地方文献就会如鱼得水，根据我馆收集地方文献的经验，一般的学会协会都乐意将成果送图书馆保存和向社会宣传。 5）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是代表政府管理新闻出版的机关，随着国家对新闻出版管理工作的加强，出版和印制图书与期刊，都要经过出版管理机关审查，并附送样书样刊，图书馆同他们联系，可收到部份地方文献。 6）从出版部门的新书征订目录和当地报刊上的新书推荐中寻找反映地方特色的书画，及时到书店预订和采购。 7）废旧物品收购站回收的大量废书废刊中，可沙里淘金，寻找到部份地方文献。 上述部门占有地方文献各有侧重，也有交叉和重复，图书馆应分别不同情况，积极争取得到上述部门支持，解决地方文献收集的渠道和途径，这样，就能较好的完成地方文献的收集任务，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与完整性，形成馆藏特色。 2、地方文献收集的方法 根据本馆和各兄弟馆的工作实践与经验看，收集地方文献大致可以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和措施： 1）按本馆方针任务和当地科研生产等需求制定收藏原则和计划，制定采访目录，一个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是本地的藏书中心，它担负着为本地区社会提供各种图书资料的任务，藏多少书，收藏什么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的状况，同时，将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完成。因此，在进行地方文献收集前，必须根据本馆的方针、任务、社会需求，制定出收藏原则与计划，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结合掌握的文献信息，编制采访目录，有的放矢的搞好收集工作，通过长期努力，使馆藏地方文献和藏书体系形成特色。 2）加强图书馆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宣传。公共图书馆由于缺乏向社会宣传，在一般人眼里多被认为是社会福利性机构，对图书馆的职能，作用不甚了解。特别是中小城市，人们受文化修养、物质条件等的限制，图书馆意识淡薄，加之公共图书馆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因而，给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大多未得到法律、经费等方面的保证和受到社会应有的重视。所以，在文献收集中，我们应加强向社会宣传，不断向人们普及图书馆意识，增强人们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了解，提高人们对图书馆的利用率和依赖性，使人们觉得将自己的作品著作，本行业的研究成果送图书馆保存，不仅能更好地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将对丰富人类文化遗产作出重要贡献。是一种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和骄傲，以进一步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 3）争取政府部门重视。图书馆收藏地方文献资料既是一种图书文化积累，又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从历史上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收藏图书，流传后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不仅重视积累编写地方文献，也重视收藏保存工作。公共图书馆应该争取各级政府部门，加强对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领导与支持，通过利用政府部门发文，规定有关部门向各级公共图书馆呈送地方文献的呈交本制度等法令形式，使公共图书馆收集地方文献的工作受到法规保证，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4）在“主动”二字上下功夫，收集地方文献靠等人送上馆门是不行的，必须靠图书馆工作人员迈开双脚，深入下去，一有线索，就 应跟踪收集，在主动“二字”上狠下功夫，才能获得成效。负责地方文献收集工作的人员，要克服怕麻烦，收多少算多少的思想，真正把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当作繁荣祖国图书馆事业，振兴地方国民经济和科技文化等事业的重要工作来做。5）举办地方文献专题书展，扩大收藏影响。当图书馆收藏的地方文献有了一定的品种和数量后，可以举办专题书展，邀请有关部门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带往参展，并请当地领导部门和各行业的领导及有关人员，当地名流、学者前往参观指导，以扩大收藏工作的社会影响，促使更多的作者和单位将自己的文献送图书馆入藏，以促进收集工作更进一步的开展。 6）印发地方文献的收藏证。为促进地方文献的收集工作，对凡是向图书馆捐赠了地方文献的个人或集体，图书馆都应该向他们致谢，并寄送设计精美的收藏证书，以资纪念，还可以考虑向他们提供借（查）阅图书的优惠条件。 四、地方文献收集应注意的问题 1、明确地方文献收集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收集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地方文献是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的出版物，多数是内部发行，缺乏连续性、稳定性，并且时间跨度大，一经出版一般不可能再版，收集工作稍不及时，便可能造成漏收，无法保证地方文献收藏的系统性。公共图书馆应确定专人负责，长期地、不间断地将收集工作开展下去，不能时断时续，凭兴趣办事，也不能因人员更换而起伏，只有坚持下去，才能形成特色，满足读者查阅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地方文献的收集又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地方文献内容涉及各行各业各学科门类，具有内容广博、分布广泛、信息难以捕捉。同时，从出版形式看，既有正式出版物，又有内部出版物；既有装订成册的，又有单篇单页的；既有印刷品，又有声像资料等，在一个地方，出版或拥有地方文献的部门众多，他们又隶属不同，这就导致了地方文献收藏的复杂性。图书馆工作人员只有充分认识收藏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认真分析、研究、区别不同情况，采用适当对策，不怕麻烦，不怕冷遇，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做好收集工作。 2、建立健全收集制度和机构。地方文献是形成馆藏特色的重要组成部份，公共图书馆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收集制度和建立一定的组织机构来保证收集工作有秩序地进行。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制定机制，确立收集的范围，对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地方文献确定收集重点和范围。②落实经费，收集地方文献除积极争取有关部门赠送外，还应从全年购书经费中抽出一定比例来保证地方文献收集的需要。③建立保藏和查阅制度。收集起来的地方文献应根据本馆实际，设立专门的书库，妥善加以保藏，同时，为使到馆的地方文献不遗失，要严格查阅制度。④专人管理。地方文献收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设立相应的机构专门负责，实行收集、管理、查阅一条龙，没有条件的图书馆可以指定专人或兼职负责，并作为工作考核内容之一。总之，地方文献的收集、管理、利用都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制度作保证，有专人负责。 3、注意加工整理工作。地方文献收集的目的在于开发和利用，要使馆藏地方文献能充分发挥作用，为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各馆应注意对所收集的地方文献及时进行加工整理。对不同时期的各种地方文献应按一定的分类体系进行分类、编目、登记、加工并合理的划分书库，分类排架专库保管。以改变地方文献同其它书刊混同存放和分散于各部门的零乱现象，建立馆藏地方文献目录，采取有效的方式或交有关部门投入流通使用，在地方国民经济和科研生产中发挥作用。 4、注意提高人员素质。收集地方文献是一项十分辛苦而又见效不宏的地方文化积累工作，文献收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和关系到馆藏地方文献收集工作和质量的好坏。因此，各馆在确定采访人员时，应注意挑选事业心强，工作踏实肯干的同志，同时还应通过送培、进修、自学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这些同志业务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提高他们的图书馆学专业知识、学科知识及语文知识的水平，使之能够更好地适应工作，切实搞好馆藏地方文献的收集与服务工作。 图书馆工作论文:甘肃省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 “收集保藏利用图书报刊、地方文献资料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这是省（市）公共图书馆的一项光荣任务。地方文献资料是指某一地县的历史资料和社会的记录，这些资料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语言文学、民族宗教、矿产资源、水文气象、农林牧副等等。其记载形式，有图书、报刊、图片、画册、地图、文告、表报、拓片、胶卷等。 关于文献，首先要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其次才能依据“地方范围”确定资料的收录内容。甘肃地处西北五省区中心。凡通往西北各地区的工程勘测人员，科学研究工作者，大多路经兰州时，都要查找有关西北地方的文献资料。因而设立西北地方文献专室，收藏西北五省（区）的地方文献资料，提供党政机关、科学研究工作者参考使用，这不仅是图书馆任务的贯彻执行，而且是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有效方式。现就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分述如下： 一、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 地方文献的范围和内容，先以确定“地方范围”的概念为前提。“地方范围”的概念，应以现今的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的变更和本地区自然条件来确定。就西北来说，“地方范围”是指现在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的区域范围。我国历史悠久，历代行政区划变更很大，但以西北来论，却无多大变化。自汉代以来，西北多时为同一军政区划，清初甘肃仍系陕甘总督所辖，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始分设置陕西、甘肃两省；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置新疆行省，又于一九二九年将青海、宁夏划出另建行省。解放后，西北五省（区）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辖之下；宁夏与甘肃又有分有合，同时兰州又为通往新疆、青海、西藏等地的必经要地，自古以来，对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建国后，甘肃有了巨大发展。三十年来，横贯西北的天兰、兰新、兰青、包兰铁路先后建成通车，更大大加强了西北五省（区）交通、联系和协作。这就要求我们有必要将上述地区的有关资料集中起来，供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参考使用，以加速本地区经济、文化建设的进展。这就是甘肃省图书馆在西北地方文献工作中，“地方范围”概念的理解，这一概念的理解，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若从自然地理角度来考虑，其情况更为复杂。地质学家、地貌学家、动物地理学家和植物地理学家从他们各自角度划分“地区”的标准，又各不相同。他们划分的标准原则与行政区域划分的原则又不完全一致。自然地理的“地区范围”比行政区划的“地区范围”更为广大。如“黄土高原”这一地貌特点，就不仅是甘肃的问题，还包括陕西北部和山西的一部，即其一例。所以确定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这一概念，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原则，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化和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来确定。在确定了地区范围概念之后，凡现今行政上属于这个地区的有关资料，历史上与现今区域有关的资料，还有与本地区自然地理有关的资料，都属地方文献资料。但自然地理方面，如河流、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资料，搜集的尺度可适当放宽。甘肃省图书馆在确定西北地方文献的“地方范围”就以此为依据。其他各省（市）图书馆，如何确定自己馆的地方文献范围和内容，则依其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但我们认为应以现今行政区划为基础，再结合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为依据较为合宜。 二、地方文献的材料内容 关于地方文献资料的范围上面已经提到，但地方文献具体材料内容的确定，则较为复杂。那些材料属于地方文献，那些材料又不属于地方文献？这就要求图书馆工作者把最容易混淆的问题加以区分，即地方文献、地方活动家传记、地方人士著述和地方出版物等几种不同情况的材料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地方文献”是指内容带有地方为特点的一切著作，这些著作不论是何人著述，也不论是何地出版物。就其形式来说，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书籍、报刊、图片、画册、地图、表报、文告、传单、拓片、碑卷、以及唱片胶卷、录象等，至于地方活动家传记，以传记主人公的活动与本地区有无关系和关系如何为取舍原则．例如《刘志丹传》主要是论述了刘志丹同志在陕北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所以他的传记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处理。地方人士著作和地方出版物，如果内容没有地方特点，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但为了研究本地区的文化史和地方的出版情况，可专门编制地方人士著述目录和地方出版物目录，以备专门研究地方文化史者参考。地方文献材料内容的确定，有些十分明显，但也有些则容易混淆，因此就需要区别对待。 1、地方剧种材料的处理：关于地方剧种的论述性资料，例如有关某一地方戏的发生、发展、唱腔、服饰以及脸谱等材料，是研究改进、提高发展地方剧种必不可少的资料，应当作为地方文献处理。如研究秦腔的产生、发展、唱腔、服饰、脸谱的资料，应当作西北地方文献，但地方戏的剧本和戏文，内容反映了本地区的真实事件，地方性特点较强者，可作地方文献，其余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如秦腔《游西湖》、《游龟山》等均不得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另外，非地方剧种而内容与本地方有关的剧本，如《丝路花雨》、《西出阳关》，电影剧本《响导》、《天山红花》等可做西北地方文献。对非地方剧种而内容的地方真实性又不突出，一律不作地方文献处理。 2、地下文物记载的处理：地下文物记载是指有关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材料，这些材料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地下文物材料的处理，以其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有关的记载，作地方文献处理。如青海发现的《三老碑》等。铭文碑记内容与本地区无关，或虽无文字内容的出土文物，而有考释记载的，因其与出土地区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上的关系，亦作地方文献处理。如对甘肃彩陶的研究和《大秦景教流行碑》等碑文的研究，均可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至于外地区出土，而内容与本地区有关的记载也应作地方文献处理。 3、现代文艺作品的处理：文艺作品不同于历史资料，但好的文艺作品，通过作品的形象与细节描写，反映了社会现实，可以与历史资料互为补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三军过后》一书，描写了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陇南地区时发生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书中真实的描写了陇南地区风物概貌，生活习俗，特别是我军战士团结当地人民同反动派搜捕围剿开展斗争的事实，最后，一部分指战员沿红军的脚印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一部分继续留守，进行更加雄壮威武的斗争。本书的特点是地方性强,风土气息浓郁，作品可视为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甘肃南部这一段历史的补充，颇有参考价值，故作地方文献处理。至于本地区的民族史诗、民歌,或以本地区一定地方的人和事所写的报告文学或特写，均可作地方文献来处理。但文艺类作品搜集，应审慎精当，尺度不宜过宽。 4、集部有关材料的处理：四库分类法的集部相当于现代分类上的文学类。在这类的文 集里，有不少地方历史地理、奏章专论、边关事务和文物古迹等材料，这些材料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地方活动家的集子里，这类材料既多又好。如《左文襄公全集》中，对陕甘事务的记载，对平定新疆地方分裂势力，沙俄侵占新疆的事实，以及筹响用兵，进击沙俄侵略军的函牍、手扎、奏稿等，至今仍不失为有用的参考文献。再如《龚定庵文集》中有关青海边事的稿章，《林则徐文集》中有关新疆农田水利的文章、《杨忠憨公集》（杨继盛）中关于开发临洮的记载等，都是很可贵的资料。就是在诗集里也有不少很有用的材料，如岑参有很多描写河西酒泉一带及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情况的诗，既可了解当时河西一带的富盛繁荣，又可了解天山南北自然景象的磅礴雄伟，沙漠气候的变幻奇异，真实地描写了西北地区风貌、军旅生活、慷慨悲壮、气势磅礴，成为唐代诗歌中对边塞真实情况记录的不朽杰作。又如杜诗中就有很多唐代长安的材料。但在集部里，材料不多也不集中的情况下，原则上不作地方文献处理，可是对材料特别多而且又很集中的，就以地方文献处理。总之，对集部中有关地方文献的处理。要细心审核，处理恰当。5、丛书类中地方文献的处理：丛书类中收集地方资料的情况很多，如《二酉堂丛书》，其中不少是河西的有关资料，而作者又是甘肃武威名士，故该书作为地方文献处理。但有些却不能这样处理，如《九通》中有不少西北材料的记载，但不能因有地方的资料就一概按地方文献处理。为了更好地发掘丛书、类书中的地方文献资料，最好将有关地方资料的部分作出分析片，排入地方文献目录之中，注明来源出处，以便研究人员使用。或将丛书、类书中的地方资料，采取复制和油印的方法来处理，这样既不使丛书类书失去系统完整性，又能将其中的地方资料选出另行处理，使地方资料得到了发掘，更便于读者使用。但这种作法涉及人力、时间，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事业心、责任感，是一项非常细致艰巨的工作，但对减轻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俾益甚大。 6、关于敦煌学和汉晋西陲木简材料的处理：敦煌学内容包括佛教艺术和莫高窟古籍书卷。古籍书卷内容庞杂，其中除《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等少数材料具有地方性外，其他所有材料都不具有地方特色，内容上与地方文献无关，但敦煌学在世界上的学术价值很高，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它不仅是甘肃在祖国文化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所以凡属敦煌学的一切材料,不论是民族、宗教、语言文字，或音乐、绘画、建筑、艺术等方面的材料，都作西北地方文献处理。 西北地区因其地理条件特殊，雨量稀少，气候干燥，保存了不少古代文物，汉晋木简即是其中之一。这些简策多为古代的公文函牍和文书档案，它记录了古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状况，史料价值很高、其中如边关设防、烽隧记载等，地方性很强。有的虽无地方特点，但这些木简却出于西陲沙漠地带，它与当时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关系至关重要，所以凡是研究考释汉晋西陲木简的材料一律当作地方文献。 另外，丝绸之路是人民用血汗浇灌而成的友谊之路。通过丝绸之路不仅加强了东西方人民间物质文明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增进东西方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东西方人民精神文化的传递，故丝绸之路实为中世纪以前人类文明的见证。对丝绸之路研究材料的处理，不仅要把葱岭以东至长安的材料作为西北地方文献来对待，即葱岭以西地带有关丝绸之路的材料，也要作西北文献来处理，丝绸之路尽管分为东、中、西三段，但它是一条完整的整体路线，它们之间互为连贯不可分割，所以对这三方面的文献处理，宜宽不宜过严。 三、地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地方文献的搜集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因此在工作中，要贯彻“日积月累”的方针，这项工作常常需要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积累，才能见到显著成效。因此，搜集过程中，既要千方百计，又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访”、“求”，还要作认真细致的考证与整理，以确定其价值，发挥其作用。三十年来，甘肃省图书馆已积累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六千二百多种，报刊七百五十多种，报刊题录一万九千七百余篇，这些资料，为西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方面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文献资料是采取什么方式搜集的呢？ 第一，是从馆藏已编未编的一般书刊中，挑选地方文献资料，这是地方文献专室建立的开始。再就所有的图书报刊中检出有关本地区的一切材料，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这是地方文献资料的主要基础（地方人士著作和本地区出版物的对待和处理原则，上面已经作了说明）。地方出版的期刊，地方特点比较突出，应作地方文献尽量搜集。另外，还采取选辑办法来积累地方文献，除了现成的发行书刊外，要随时作好零星文章资料的选辑剪贴工作，对有多余复本的图书，其中如有本地区的有关资料时，可以拆开另订成册，以供使用。总之，要想方设法多方进行搜集。 第二，加强与省内外新旧书店联系，特别要加强与本地古旧书店的密切联系，并利用其各种目录进行选购，这是一项逐日经年，长期持久补充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途径。甘肃省图书馆通过这一途径，搜集到不少罕见珍贵的地方文献。当然，对国外出版的有关研究我国西北地区特点的论著，不论是属于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物考古、语言文字、生活习俗或农田水利、地质矿产等等方面的材料，应尽量设法预订，注意搜集。 第三，对机关单位编印的内部书刊，要通过函索或派专人访求的方式进行征集。具体要求是：在平时要注意本地区文献资料收藏和散失情况，对内部资料要通过上级领导部门征求或采用直接订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的派人前往各县（市）调查文化馆、档案馆、图书馆以及中等以上学校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并随时作出目片摘要，以备传抄复制；对本地区产品商标、特种工艺品的图照、地方歌谣、地方剧目说明等，也要留意搜集。此外，还要加强邻近省（区）之间的协作，采取代购、征集等办法，以互通有无，彼此不断积累充实地方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采取这种方式收集到了不少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大批有价值的资料，从而充实了地方文献库藏。 第四，资料的复制和交换也是积累地方文献的重要一环。历史上，在印刷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少文献资料多系辗转传抄，即使有了木版印刷，也因纸张缺乏，技术落后，不可能大量印刷流传，天长日久，因各种原因，如水灾、火灾以及自然损坏等，使文献资料有的佚亡，有的成为孤本。因此加强对稀有资料和孤本图书的复制工作实属必要。甘肃省图书馆为了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曾在历年收到的全国各类型图书馆所编的馆藏目录五千多种中，选编了西北地方文献草目，这样，既可找到复制文献线索，又可作为今后编制西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的参考。仅依此草目，就先后复制和交换了西北地方文献七百三十余种。另外，还编制了《西北地方志待补目录》，收录未入藏的地方志253种（其中陕西246种，甘肃3种，宁夏2种、青海2种），查明了收藏单位，计划用五、六年时间完成这项补齐配残工作。如清道光六年所刻的宁夏区《隆德县续志》国内早已佚亡，却流传于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珍藏保存。去年，借美籍图书馆学专家丁应积回国探亲之便，曾委托代为复制，复制品预计不久即可从美国寄来，甘肃省图书馆还准备把馆藏的西北地方志中的稀有方志，陆续进行复制，以备与全国各图书馆互相交换和补缺配套。 另外， 教育全体职工，引起对地方文献工作的重视，人人协助搜集地方文献资料。凡省内外出差，特别是对县（市）馆进行辅导时带搜集地方文献资料任务，这也是搜集资料的一种渠道，不能忽视，必须群策群力，长期积累，才能逐渐丰富起来。 地方文献搜集的目的是为了使用，通过使用，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乡土，熟悉本地区的历史地理，自然财富，从而促进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加速本地区的“四化”建设。为此目的必须对资料工作进行系统的整理，科学分类，作好地方文献的目录组织，使目录工作真正对读者起到参考和指导作用。甘肃省图书馆地方文献的分类编目，沿用刘国钧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进行统一分编，并附“西资”字样、以示区别。至于地方文献目录共分两种，即读者目录和公务目录。读者目录反映了全部地方文献资料，以便利科研工作者和专家在参考上的使用，这套目录包括有分类、书名、著者及专题目录和索引等。公务目录是为管理西北地方文献书库使用，这是一种地区性目录，先按地区分，再接分类排。至于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的管理方法，采用了专库保存，集中典藏，分省区排列，按类排架的管理方法。首先把图书、杂志、报纸分为三个系统排列，图书先以省区分，然后再按类号排架，杂志、报纸先以解放前后区分，再按接笔划排列，这样的优点是节省排检时间，易于根据读者研究的问题，查找需要的参考资料，也便于系统全面地向读者推荐资料。其次，对舆图、图片、碑拓等均另设书架、书柜分别典藏。这样既索取方便，又便于保管。这种管理方法不仅取归方便，同时也可免去各类资料的混淆，从而做到管理与使用两便利的要求，也便于管理人员系统了解资料，提高专业知识和培养研究能力。 四、地方文献的发掘工作 地方文献的形式有各种各样，地方文献资料又分散在各种类型的新旧书刊之中，要使这些文献资料得到充分的利用，就必须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发掘工作。编制各种书目索引、题录、文摘等，是发掘工作的有效方法，甘肃省图书馆三十年来就先后编印过西北地方文献书目、索引达七十五种之多。虽然这些书目、索引还存在一些问题，但在配合为研究服务方面，曾收到一定效果。近年来，甘肃省图书馆根据兰州地区1959年所编印的《甘肃地区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96～1949）》，在所收的3405种期刊中，析出有关西北五省（区）的资料8415篇，并按省区编印成册，分送西北五省（区）的有关单位使用，既便利了读者，又发挥了资料的作用。甘肃省图书馆还根据北京图书馆1961年编印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在所收录的19115种期刊中，有计划有重点地配专人向北京、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图书馆调查了解，补作题录，以便汇集下列有关研究西北问题的专门论著： 1史前时期的西北 2西域史地研究考证 3汉晋西陲木简的研究 4丝绸之路的研究 5石窟艺术调查研究 6敦煌学研究 7西夏学研究 8西北民族宗教问题 9中俄关系属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研究 10西北的冰川沙漠 11西北水利问题的研究 12西北的畜牧业 13西北的自然特征 根据上述专题，逐步编印篇名索引或题录，并在此基础上，编印专题论著汇编，以利有关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编辑《西北地方文献联合书目录》，此一工作，初稿已经完成，共收录各种图书资料四千五百多种，按省（区）已编印成册，正分送西北五省（区）各兄弟图书馆进行补充，预计明年即可出版。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编辑《西北文献综录》，即把古今书刊中有关我国西北地区的图书资料。尽可能的将全部目录集中反映出来，以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编排，使《综录》成为研究西北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使用时无论从总目、分类、书名、著者及其子目任何一个角度去检寻，均可一索即得；同时确切地反映出书刊收藏情况，使读者可因目求书，就地借阅。这样，既可节省人力时间，又使全国各地所藏的西北地方文献资料得到充分利用。此项工作从1960年即已开始，并已补配目片11619张，今后将根据人力情况，争取早日完成。 地方文献的辑佚。这是把有关某一问题的零散资料集中起来，便于了解其来龙去脉，在参考工作上有很大价值。辑佚也是发掘文献资料的重要方法之一，甘肃省图书馆的一些同志，为了配合“丝绸之路”的研究，在馆藏书刊资料中，辑成约80万字有关丝绸之路的资料。为了介绍这些资料的内容，充分发挥作用，已完成七万余字的《丝绸之路资料题录》初稿，这对发掘馆藏文献资料甚为重要。另外，甘肃省图书馆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写中国伊斯兰教的需要，今年在馆藏的期刊资料中，已完成了《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约十二万多字，并已油印成册。为了配合西北民族宗教的研究，正在编制《西北民族宗教文摘》，已完成了甘肃、青海部分，约60万字之多，预计年内初稿可以完成。 甘肃省图书馆的西北地方文献工作，除过去已陆续编制了70多种书目、索引外，最近又采用编制文摘和辑佚资料的方式，对西北文献资料进行发掘，这是一项新的工作。也是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一项尝试，仅《甘肃伊斯兰教史料文摘》在小范围内发行使用的结果来看，颇受专业研究工作者的欢迎。 三十年来，在地方文献工作中，从地方文献资料的使用情况来看，甘肃省图书馆在为本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和整个图书馆工作是一致的，同时认为地方文献工作在发展过程中要注意： 第一，注意“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特点。许多项目，包括文献的搜集、发掘、整理等，都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持续性、连贯性及服务性。图书馆的地方文献工作，既是以书刊为工具来服务于本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那么就必须重视文献资料的积累、保管和流通。 第二，为了更好地向读者提供地方文献资料，必须熟练掌握文献资料。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过程，也是熟悉资料的过程。编制地方文献书目索引、题录和辑佚工作的过程，更是系统地、深入地研究掌握文献资料的过程。图书馆工作者只有下苦功夫了解掌握资料，才能更准确有效地为读者提供资料。 第三，收集效果是进一步了解资料的参考价值，更准确地提供读者利用资料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事实上馆藏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内容庞杂，任何一个馆员不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何况某种文献资料的内容及参考价值，更是心中无数。因此，当读者阅读某一项资料，或研究某一问题结束后，图书馆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和读者进行交谈，征求意见，了解效果，这样可以使图书馆工作者进一步掌握文献资料的内容和价值，同时还为有目的补充文献资料提供依据。这方面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 图书馆工作论文:试论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影响的思考 论文摘要：阐述了儒学基本思想的创立与内涵，探讨了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以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儒学伦理思想；现代社会；现代图书馆；教育作用 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因为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学问，是以道德作为思想的太阳。在西方话语笼罩之下，当代的中国人起初只能通过西方的理念重新解释自己的文化，于是把儒学纳入中国哲学史的范畴加以说明，结果是削足适履。西方哲学一向有其深厚叉相对独立的传统，其学派承接转换创新皆有清晰脉络可寻。我们向来认为：孔子、老于是思想家，儒、佛、道三家有哲学也有宗教，还有更多的东西。因此中国哲学史应还原为中国思想史，要按照历史上固有的学派与传承及其相互关系来写中国思想史，完整地去再现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以及禅宗的思想。 当然，现代西方话语有一部分已成为普世性主流话语，我们应当接纳和使用，变成汉语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国学现代转型所必需的。同时，我们在用西方文化诠释中国文化的时候，不要抹杀中国文化的特色．要看到中国文化的优点、长处和特殊价值，并且用中国文化的眼光去审视西方文化，形成双向诠释和中西互补。总之，处在今天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时代，只有重建儒家的“政治儒学”传统，挺立儒家“魅”的精神，追求儒家“中和之魅”的圆融理想，才能有理有气有力地回应铺天盖地的“无魅”世界的挑战。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及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也是很大的。 1儒学的创立与内涵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佛家3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构成的。而儒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主要有仁、义、礼、智、信等方面，而“仁”既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又是儒家一切理论的出发点。仁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其内容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即五常之一，主要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它包括：仁者爱人，为仁之方，为仁由己。总之，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也就是说，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始终坚持道德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儒学即儒家之学亦即儒家的学说或思想体系。“儒学”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淮南子·要略》有“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的说法，这里的“儒者之学”即指儒学。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由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创立，至今有2500多年的历史。当时私人办学的风气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诗、书、礼、乐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师儒”的生涯，这便是最早的儒者，孔子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儒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并不始于儒家，而是由《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则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可见儒学是内圣与外王的合一，是修养与事功的合一。 儒学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先生用“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莫过于儒”来概括儒家的内涵与意义。儒学是生命的学问，要落实到真实的生命中去，是具有真实感、确切感、客观感的内容真理。它的要义是要培养生命的强度与韧性，成圣成贤。对于儒学的研究，不单是将其当作一客观之对象来研究，而是真正将其落实到、贯彻到个体的生命中去，以实践的、笃实的精神来实现之，彰显之。 儒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哲学的另一进路。它以人的道德性为依托，反观自身，取其良知，浸润人本质。儒家哲学即本体即工夫，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的合一，是一种更为简捷的境界(工夫与本体的合一)。 2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儒学是现代文明的根基，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精神力量之翼。它是5000多年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延续，是能在各个社会中找到痕迹的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儒学就是由中国历史延续并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优秀中华民族意识。中国儒学是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类型，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伦理思想以及价值取向对现代社会有深刻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团结，弘扬爱国主义所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 首先，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一个现代化企业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理想和信念，是很难长久立足于社会和在竞争中取胜的。然而这种理想和信念一旦渗透到企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岗位，就会变成一种精神动力，成为企业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动力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动地发挥作用的。要建立这样的企业精神，一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导思想，二是离不开对儒学的弘扬。 其次，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的道德提供思想基础。我国儒学中勤劳、仁爱、诚信、国家至上等道德观念及其伦理体系至今仍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要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能正常运转，就必须借鉴、汲取其(儒学)精华，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当前社会道德建设滞后，与对儒学的简单、粗暴否定有关系。社会道德是一个国家的形象，是社会风气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具体体现，是文明的象征，一个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社会，是无道德可言的。用儒学来塑造现代人的性格，用儒学作为纽带对现代人进行道德教育，以前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人进行理想教育，用传统道德与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道德相结合，培养和造就“四有”人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道德，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第三，弘扬儒学精华，可以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儒家讲的“仁”，实质是要求人们处理好本身与他人的关系。用现代语言说也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仁”不仅是爱他人，还有爱社会、爱自然，把爱他人与爱自然高度统一的思想，是儒学中“仁”思想闪光之处。以这种思想为借鉴来正确引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施可持续战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乐山乐水”是孔子带哲理地对“仁”的引申，赋予“仁”深刻内涵，把爱从社会扩展到自然；孟子发展了爱的思想，主张爱物，把爱物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命题，认为人类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扩大到大自然，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于爱护宇宙万物，使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物、自然环境被无止境地开发，破坏了生态系统。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保护自然，确立和尊重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环境道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世界道德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应该是环境的文明。人类的道德要达到环境文明的境界，使道德跨人现代文明的层面，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新境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一种历史必然选择。总之，汲取儒学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对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3儒学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和作用 《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精神的。现代图书馆员应有为图书馆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如热情服务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怕苦累的精神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以及团结奋进、文明服务、甘为人梯、尽职尽责等精神。在平时的工作实践中，工作人员应做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图书馆事业，热爱读者。同时工作作风要过硬，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纪律严明，忠于职守，团结互助，雷厉风行；业务要精，表现在：图书馆员应做到努力学习，不断进取。总之，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图书馆员。 自古以来中国就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而闻名于世。儒学对于每个人的修身涵养也有着莫大的作用。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图书馆员仍具有现实意义。图书馆是人们讲文明、树礼貌的公共场所，图书馆员的礼仪是图书馆礼仪的形象代言人，其礼貌、礼节、仪表、仪态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读者的一言一行，起着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修德”“讲学”“改过”“向善”是孔子、儒家提倡的做人的道理，是使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的有意义的路径。现代社会，由于种种内外的压力，特别是人们无止境地追求感官之享受，致使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由于心理的不平衡引起精神失常、酗酒、杀人、自杀等等。造成了自我身心的扭曲，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病，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宁，其原因正在于道德沦丧，致使人失去了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对这样一种情况，许多有见识的学者都提出救治的理论和策略。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儒家对人的身心道德修养和人格培育给予特别的重视。如果我们以儒家的“合天人”(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为解决“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某些思想资源，以“同人我”(人我合一)的观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可以用“一内外”来调节自我身心内外的矛盾，使图书馆员成为一个智商、情商“双高”的高素质人才，新时代的图书馆也迫切需要这种人才。 儒学的伦理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及作用远不止这些。笔者写此文章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在这一问题上能引起大家更深入的讨论。 图书馆工作论文:浅论阅读享乐化属性对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影响 摘要：针对阋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和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提出了建立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的设想。 关键词：阅读享乐化；高校图书馆；阅读习惯 1阅读享乐化对传统阅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源于西方的消费主义观念渗透到巾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学生也开始受到消费主义观念的影响。传统的精英式大学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后，进一步加深了大学生的消费主义心理意识，大学生的阅读越来越多地呈现}n一种消费主义属性，阅读开始呈现出享乐化的发展趋势． 1．1阅读享乐化消费特征对阅读方式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的直接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阅读的选择减少。《华盛顿邮报》在不到3年的时间订l划人数下降了6％，从77万人下降至72．01万人。美国在线出版商协会调查示：l8—34岁的人，46％的人喜炊网络浏览阅读，只有l1％的人选择读书、阅报、看杂志。在中国，m版科研所主持的“全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抽样调查”中，2003年中国国民保持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阅读习惯的只有5％左右。其次，以接受知识和教育的崇高的学习型阅读心理发生改变，随之而来的是休闲、消遣和娱乐主导了人们的阅读心理，阅读者开始追求视觉感观上的刺激，艺术的通俗主义和图文主义盛行。阅读兴趣集中在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缺乏深度的生活时尚类图书、报纸和杂志上。 1．2阅读的浅层化和意义泛化 阅读呈现出享乐化发展趋势后，阅读的本质不再是一种纯精神的陶冶，它已经变成一种大学生多重消费融合的消遣方式。文化阅读的意义正在淡化，以接受知识为主的学习阅读掺杂了越来越多的娱乐和消费主义的异化物。如声讯阅读、视频阅读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重要阅读方式．学生们在交通工具上阅读、存餐厅里阅读、在影视里阅读、在网络中蒯读，这种与休闲、消遣和娱乐相结合的享乐阅划读方式使大学生的阅读意义泛化，阅读者的阅读行为也由“读”转变“肴”，阅读开始变得浅层化，读者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思考，文字所表达的知识和语言艺术的审美不再在阅读时产生应有的情感共鸣。 大学生阅读浅层化和意义泛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文木阅读和学习兴趣的下降，而争业化学习又不可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图文和通俗化阅读，专业理论更多的是在枯燥的文本阅读过程巾实现的。这样，阅读的享乐化与大学生的专业学习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本文的研究试图要解决这对矛盾。 2阅读享乐化对大学图书馆管理工作的影响 大学生阅读需求的享乐化已经是一种不可同避的现实趋势，在全方位、全天候、多元流动的网络信息供给状态的冲击下，在网络媒体视频化的影响下，图书、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逐渐向图义化方向发展大学罔书馆的管理工作也必须去适应这种需求的发展要求，才能更好地引导大学生的阅读方向。 2．1阅读享乐化对文献采访的影响 阅读享乐化直接导致图书、报纸和杂志等平面文献载体需求量的下降。随着读网，读陶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文本义献的装帧、版式过时，不能适应浅层化、读图化阅读方式的要求。文献采访部门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图书、报纸和杂志复本采购量，注重对装帧版式新颖、图文并茂的义本文献的采购，协调文本文献和超文本电子图书、专业数据库的采购比例，电子版、网络版文献载体替代学生阅读兴趣相对集中的影视明星、旅游观光、健身养生、减肥化妆、园艺、烹饪、求职、理财等生活时尚类文本载体这样既能节约罔书采购经费，又能在满足学生阅读需求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图书馆阅读的习惯，避免学生在公共网吧阅读。有利于学生的管理。 2．2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对大学生文本文献使用的影响 浅层化和读图化阅读方式会使大学生语言艺术的审美能力弱化，用轻浮、玩味和厌烦的心理状态对待文本阅读。过分追求图像的感官刺激导致传统的文本文献阅读兴趣下降，不仅使文本文献的使朋率下降，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大学生专业学习能力的形成。 阅读享乐化是网络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阅读特征，高校和图书馆不可能用行政的方法和手段去改变这种阅读习惯，只有通过积极的引导才能收到良好的管理效果。在多年阅览管理实践中，我们通过举办“读书节”“主题读书活动”等方法，培养学生对文本文献的阅读兴趣，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建立积极引导大学生阅读的学习型数据库 阅读享乐化改变了大学生的蒯读行为习惯和文献需求方式，特别是对网络和电子文献需求的上升直接导致了大学图书馆电子文献采购经费的急增。据统计，国内大学图书馆的纸质文献和电子文献的经费比大约为l：l，电子文献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需求，但电子文献的质与大学生阅读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差距。大学校圃网上运行的数据库的知识点重复牢太高，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又容易造成大学生知识审美的疲劳，还会对学生的文献阅读兴趣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大学图书馆必须满足学生的“信息阅读”(信息阅读的要求是不重复阅读和超文本的比较阅读)需求：学习型数据库正是对这种阅读需求满足的一种尝试，它克服了文本文献和全文数据库重复率高的缺点。 3．1全文数据库对大学生学习的利弊 目前，在大学校园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是全文数据库。如中国期刊镜像站、数字化期刊网等。这些数据库对师生员丁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全文数据库也给学生的学习带来诸多的不便。Windows虽然能为学生提供多视窗的比较蜊读，但全文数据库并没有文现超文本链接，且多数数据库是全义扫描，内容良莠不齐，相当数量的劣质义献和重复文献影响着学生的正常阅读。 3．2学习型数据库 学习型数据库是通过将“争业”归纳为若十个知识点，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组织编排知识体系。学生存按照知识点的逻辑顺序学习的过程中．避免了文本学习的重复，还可以通过数据库的超文本链接进行比较学习。在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后，可以利用学习型数据库的多检索途径的功能进行研究型学习。这种数据库不仅可以避免全文数据库重复阅读的弊端，还可以利用网络数据库的设汁优点活跃贞面、图文并茂，提高学生的学习和阅读兴趣，实现信息化阅读。 目前，巨大的考试市场为中小学生的学习型数据库的编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证，学习型数据库首先部分地应用在中小学生的各种应试科日的学习中。除去应试教育的弊端不说，我们必须承认这些数据库存中小学生的学习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大学生主要是通过学习现存的知识体系来完成学业的。大学图书馆可以根据本校的专业情况，通过“一家牵头”“联合编制”“网络共享”的方式解决单一编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可以从用户多的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做起，这样既有益于学生的专业学习，也有利于节约资源和资金。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及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从分析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和内涵特征入手，梳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起步、发展、过程及成果，针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教育理念、培养模式、交流与合作及发展趋势，提出了走向国际化的对策。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研究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及内涵特征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也是目前高职教育的热点，什么是高职教育国际化，有什么定义和内涵，如何实现高职教育国际化，都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研究范畴。 (一)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定义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在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道路上也不断在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虽然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在逐步向国际化迈进，但由于人们对国际化这一概念的定义把握不够准确，造成高等职业教育在开展国际化工作方面的错位与不清。因此，必须首先厘清两个概念：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 “高等教育国际化”在高等教育萌芽时期就有，可以追朔到古希腊、古埃及的“游学”、“游教”之风，当时，大家公认知识是世界普遍性的，所以不同国家的大学开设的课程也大体相同。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知识的世界普遍性被越来越广泛地承认，尤其是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输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各国的发展也愈来愈依赖知识和信息的广泛应用，而愈来愈多的学生也更加相信，具有国际普遍的知识和经验对未来的就业更有帮助。教育的这种属性使其天然具有了国际化功能，尤其是在当代社会化生产较高的时期这种属性更加明显。对于高等教育国际化，教育界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释：我国的《教育大辞典：高等教育卷》（汪永铨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给出的定义是“各国高等教育在面向国内的基础上面向世界的一种发展趋势”。成立于1989年的欧洲国际教育协会在界定高等教育国际化时指出“国际化是一个总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高等教育更少的趋向于本国，更多的趋向于国际发展”。联合国教育科文组织（UNESCO）所属的国际大学联合会（IAU）给予了比较权威的定义：“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把跨国界跨文化的观点和氛围与大学的教育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主要功能相结合的过程，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变化过程，既有学校内部的变化，又有学校外部的变化；既有自下而上的，又有自上而下的；还有学校自身的政策导向变化。”这一定义对高等教育国际化从内涵、功能、空间、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了界定，使这一概念有了准确的定义。 对“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职业教育领域也有过不同的界定，孙芳仲、林若红在《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探析》一文中给出的内涵界定是“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应该是作为我国职业教育面向世界的办学过程，容纳世界先进的职业教育资源的一个活动过程，它的核心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具有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尤其是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技术性人才”。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高教所杨旭辉给出的界定是“高职教育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个主权国家在高级技术应用性教育方面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的过程。”扬州职业大学刘正良博士在《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结构适应性与对策思考》一文中的定义是“高职教育国际化是指国内高职教育与国际教育机构、国际企业的交流合作，培养具有国际发展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从这些定义或者相对定义中可以看出，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这一概念进行定义，侧重点虽有不同，但却是对高职教育国际化这个教育过程中的教育目的、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进行限定，也就是说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高等职业院校依据国际公认的课程标准，运用科学合理的教学手段，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在国际范围内通用的技能人才，是一个综合而又完整的教育过程，强调对培养对象——人的塑造和激发，使之趋向于合乎共同标准的教育活动。 (二)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 对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内涵特征，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有着不同界定，如前所述福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孙芳仲研究员认为国际化内涵应包括“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师生国际交流、跨国职业教育技术援助与合作”；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李霆鸣博士从分析新加坡高职教育国际化的特点出发，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包括“国际化的教育理念、国际化的课程体系、国际化的教师资源、国际化的教学方式、国际化的教育合作”；青岛职业技术学院丁安英从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角度，分析高职教育国际化办学趋势，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化表现在“教育对象的国际化、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教育方式的国际化、资金来源国际化、服务功能的国际化”中。我个人认为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应包括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等这些理论方面的东西，也应该有国际化合作与交流等具体活动，只有具备虚实两方面的内容才能构成高职教育国际化的内涵。也就是说我国的高职教育要走向国际化必须在教育理念、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合作与交流等方面都要与国际接轨，从认识观念上树立国际化的意识，确定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标；在操作过程中要按国际职业教育的要求开展，用国际通用的培养方式和课程标准；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上要借鉴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理念和模式；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让高职院校的教师了解国际职业发展形势，具备“双师”和“双教”能力;教学内容上能与国际化的课程对接，要考虑国际市场的产业结构和变化，不断调整专业补充知识；在教育活动中要开展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培养的学生具有适应国际化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备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从教育理念、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合作与交流等职业教育的内涵特征上全盘考虑。 （三）国际合作与交流 1．经济支持。这是高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方式，由高职教育发达的国家政府或教育机构对高职教育相对落后的一方提供经济的支持，帮助其提升高职教育水平，培养更多适应产业发展的技术人才。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也是首先获得世界银行支持，先后两次与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教育基础项目贷款协定》，共利用世界银行贷款8000万美元，同期，作为项目的一部分，德国政府向我国提供了平行贷款600万马克，后又追加到几千万马克；1991年中国与加拿大开展的CCCLP项目中，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提供了750万加元；2000年中国—欧盟工业职业教育培训项目中，欧盟委员会出资1510万欧元支持中国的职业教育。在得到国外这些经济支持时，我国政府也部分配套了资金，有力地支持了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并助其走向国际化。 2．合作办学。这是高职教育国际化中的另一种方式，也是开展得最活跃的方式，从政府组织到民间行为，合作交流不断。我国的合作办学通常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我国教育机构在我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目前，高职教育的合作办学主要是指双方的互认学分合作或项目合作。在合作办学中，有的是双方根据所设专业和课程，相互承认学分，承认对方的学历；有的是分阶段在有合作关系的学校进行学习，国内二年国外一年或者其他形式；还有的是双方在某一项目上共同实施和管理。总之是通过双方的合作，达到共同教育、共同培养人才。这种合作扩展了办学主体，增强了办学的活力，也让教育管理者接触到最新的教育理念，从根本上推进了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3．专题培训。是指双方针对某一项任务或某一方面开展的专题合作培训，在职业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下，高职教育国际化合作的专题培训已普遍开展，如：高职教育师资培训、职业院校校长培训、领导能力培训、项目负责人培训、学生培训、技术培训等，其中的一些专题培训还可以取得相应的技能（教育）培训证书，这些专题培训在教育理念更新、多种知识融合、教育教学改革、职业能力提升等方面，为参加培训的人员提供了学习平台和交流机会，开阔了参与者的视野，尤其是对老师和学生的专题培训更具针对性，丰富和调动了师生的热情，为其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基础。 4．师生互派。师生互派也是合作交流中的一项，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技术已不能被限定在一个国家或者一定范围内，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集约化生产和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革新，这种革新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因此，企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标准趋同，师生互派既是知识上的不断丰富提高，也是技术上的互相学习借鉴，共同提高。 二、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及国际化活动成果 (一)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国际化道路 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是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逐渐展开并融入国际领域，在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上，首先引入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理念，通过接受新的职业教育理念，借鉴发达国家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国际化人才。 1.引入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为了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我国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做了大量工作，而首先开展的工作是引入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高职教育就开始引进国外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及课程模式，包括德国的双元制、MES、行动导向教学，加拿大的能力本位CBE，澳大利亚的TAFE，英国的BTEC，这些先进的理念和模式引发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浪潮，推进了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步伐。 与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进行合作最早的是德国，上世纪80年代初，德国培训协会等机构就开始与我国合作，在这种合作中，德国的教育思想、办学体制、教育模式都被引入我国，而且双方还在这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合作与研究。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与加拿大开始了职业教育合作，主要合作项目是“中加高中后职业教育合作”，从1990年至1996年，中方有29所学校、加方有32所学校参与，该项目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尤其是在我国的高职教育“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职教育中“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观就是由这一项目合作而建构，同时，加拿大职业教育以能力为本位的理念也伴随着合作项目被引入我国。随着我国职业教育逐步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国际职业教育中的各种新的教育理念都为我国高职教育研究者所关注，也被我国的职业院校所借鉴，这种借鉴更加快了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的步伐。 2.借鉴国外的人才培养模式。由于高等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各个国家对职业教育都积极探索，寻找切实可行的教育模式与人才培养方法。在这方面德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都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高职教育模式，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双元制是我国最早引进的国外职业教育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引入到我国，在德国经济合作部的支持下，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德国国际培训协会等机构在我国开始了以推介“双元制”经验为重点同时进行40多个项目长达20多年的合作。其中，1994年7月中德两国政府专门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领域合作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是中德职业教育合作的直接成果，也是中德在职业教育领域进一步合作的纲领性文件。在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同时，我国还与加拿大进行了“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年），通过这个项目引进了加拿大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理论和DACUM课程开发模式，以指导我国的高职教育。我国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合作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首先是引进其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到2002年3月又启动了“中澳（重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这是两国政府间最大的职业教育项目，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借鉴了澳大利亚的TAFE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我国目前推行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借鉴了英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经验和做法。总之，在与国外职业教育的交流合作中，通过对国外的职业教育制度、模式的引进、移植、借鉴和本土化，我国的高职教育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3.推进职业教育的本土化。我国职业教育起步晚、底子薄，各地发展不平衡，这是我们的弱势，但这种弱势也促使我们更积极地学习国外、学习他人。国外职业教育的理念如何先进、人才培养模式如何有效，都必须符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求，这就需要我们对国外先进的东西进行“拿来主义”地取舍，对我们有用我们就选择，对我们没用我们就放弃，同时对不适应或部分适应的进行移植与改造，也就是推进高职教育的本土化。我国高职教育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先后借鉴过德国的双元制办学模式和工作过程课程模式，美国的个性化、能力本位教学方式和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日本的企业职业培训经验，荷兰等国家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式等，这些学习借鉴都结合了我国的高职教育的实际情况，也考虑了职业教育的地域不同，有针对性、有区别地选择和试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这种高职教育本土化的过程是我们走向国际化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二）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过程开展的活动及成果 1.开展政府间的国际合作。在我国发展高职教育的进程中，与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开展国际合作是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方面。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组织开展了职业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包括与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以及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与德国的合作起步最早、合作最长；与澳大利亚合作进行的“中澳高职院长领导能力建设项目”是两国政府间最大的合作项目，影响很大；与加拿大的合作中我们引进了能力本位（CBE）的职业教育理论和DACUM的课程开发方法，积极进行校企合作，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除与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交流外，我国还积极与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合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联合进行师资培训。我国高职教育培养师资方面与国际的交流项目很多，1998年中德政府的“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就培训了1000多名老师和300多位校长，2004~2007年的“中德职教师资进修项目”有近1000名中职教师到德国进修；2006年教育部还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教中心申请了“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联合革新计划——高职教师教育与培训项目”。此外，各个地区的高职院校还与国外学校积极进行合作办学、合作开发课程、学生交流互换等，如上海市的“走出去，请进来”做法，与各国政府、国际知名企业、行业协会等机构携手合作进行职业教育；苏州市与国外开展友好交流合作的学校也已达50%，其中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全面引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经验，形成了“高新技术培训、模块化教学董事会管理”为特色的新型职教模式。 3.开展技术援助和合作。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国际化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与教育援助，包括人员培训、教育咨询、提供图书设备等。我国改革开放后就开始与世界银行进行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1990、1996年我国政府两次与世界银行签订《中国职业教育基础项目贷款协定》，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8000万美元进行职业教育基础项目的建设，虽然只针对了职业院校中的150所院校，但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助推了我国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也向我国提供了平行贷款几千万马克用于北京、上海、辽宁三个职业教育研究所的建设。我们在接受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援助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不发达国家的教育援助，如我国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合作，由天津市协助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提供了大部分设备，对埃塞俄比亚的职业教育提供长期的支持和帮助。 4.开展相关科研活动。开展职业教育国际问题研究或设立相关研究中心，把国际职教观点研究与现有的研究项目相结合，发展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关注国际间、区域间的职业教育问题。如在德国支持下建立的联合国职教信息网络，已连接128个国家的192个职教实验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两届有关职业教育发展的国际大会，推动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参加国际研究与开发项目和基金，加强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与跨国公司的合作等。在与国际同行的协作中，我国政府和德国政府在二十年的专题项目合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又实施了以西部人力资源开发为目标的综合职教合作项目。 三、未来我国高职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对策 （一）转变观念、积极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职教育既立足自已又师“夷”长技，注重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与模式，使我国高职教育大步向前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迈入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更应该从长远考虑、从高处着眼，目视国际化这一大目标，积极参与。而且我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从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比例，到本世纪将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并列为我国教育发展的三大战略重点，从认识上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肯定与重视，在经济上也安排有职业教育专项资金，为职业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必须牢固树立职业教育国际化的观念，从教育理念、培养目标、培养方式都应与国际化接轨。从理念上认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放在战略发展的地位；培养目标上，确定培养具有国际化运作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人才。对学生来说是，应注重培养强烈的国际化意识，了解跨国文化的基本知识，掌握专业领域的国际惯例和通则，具有较强国际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学校来讲，应进行国际化的办学，包括合作办学、师资培训、学生互派和课程国际化；对老师来讲，应了解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状况，走出国门参与进行学术活动、专题培训甚至讲学。 （二）从“引进”到“输出” 高职教育国际化是世界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的合作与交流，这种合作交流是双方和双向的，不能仅是索取或付出，而应该是吸收和付出同时进行，当他人比我先进时，要借鉴他人、学习他人，引进我所需要的东西；当别人认为我是先进需要我时，用我最大能力帮助他人，主动引进也主动输出。如上世纪80年代后我们从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引进其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引进让我国的高职教育快速发展，高职院校由20世纪80年代的10多所发展到2010年底的1246所，占到普通高等学校数的（2358所）一半以上，在校生约735万人，占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的32.95%，累计培养了2000多万名毕业生，共为国家输送了1亿多名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在步入先进或者相对先进时，也应该积极地为他国和他人服务，目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就是第一步，今后会有更多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项目和活动。 （三）多种形式、多方合作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尤其活跃，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杠杆，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非常高，参与职业教育已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同时政府也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加之职业教育发展对企业的需求，使这种合作变得形式多样和多方参与。这种形式多样的合作交流包括：国际合作办学、招收海外留学生、进行国际事务培训、举办国际教育会议、设置国际性课程、进行国际远程职业教育等；而多方参与国际化的合作交流包括：国家间、地区性的双边或多边参与，学校间的直接交流与合作，学校与企业间的联合办学及其他；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学校交流与合作等。总之，通过国际化的合作交流，达到培养国际化人才的目标，推动国际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需要世界级一流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当然这种需要就促使高职教育更加趋向和依靠走国际化道路，只有在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培养的人才才能够适应和服务于国际化的生产和管理。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析历程\问题与展望 论文摘要：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提升，我国在学习德国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从提出到现在大致经历了萌芽和雏形阶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演变，但研究还存在理性化程度不高、综合化有待加强、规范化明显不足、科学化急需提高等问题，成为今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努力方向。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论；教学论研究 伴随人类社会出现而产生的职业教育，在当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视和关注，进入了其自身发展的春天。职业教育特有的职业属性，是其与普通教育或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之处，这要求人们在开展教育教学时要采用与之匹配的特殊教学目标、方法、内容、媒介等，即要求出现一门与之匹配的、特殊的职业教育教学论。可见，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迫切呼唤理论的指导，但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职业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职业教育研究中，从提出到现在不到20年。其理论研究不够充足，学科建设也仍未完成，还是一个充满新鲜活力且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现就近2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予以反思，并展望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基本历程 为追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历程与发展近况，用“职业教育教学论”为篇名，在中国知网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对1979年至2011年内所有文献进行模糊匹配的跨库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23篇文献，全部为期刊论文，没有硕士或博士论文。剔除其中重复刊登的论文，最终只有18篇文献。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归纳分析得到结果表明，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马庆发教授在《全球教育展望》上先后发表三篇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文章，开启了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研究之门，而从那时至今的近20年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萌芽阶段（20世纪90年代~20世纪末），以教学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引入与介绍和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提出等准备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为5篇。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引入当时德国职业教育致力推广的引导探究教学法，提出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是职业教育关键所在的新理念，倡导“行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价值取向，并萌发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性质的初步研究和对现代教学论教学方式在职业教育中的迁移应用讨论等。 这个阶段的研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是概述式的、零散化的、片面性的，缺乏具体化的实践工作和全面化的系统介绍；二是介绍与引入的过程中，缺乏对我国传统职业教育教学的改造性和针对性研究，如研究中关注的教学方法，其实是一种对方法的简单移植和直接运用，缺乏对方法本身及其应用的批判性反思和本土化思考；三是对职业教学论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基本概念、学科结构、理论依据、目标与建构等内容没有涉及。 第二个阶段为雏形阶段（21世纪初以来），以不同角度的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的初步试探性研究为主。这时期内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逐步增加，但核心论文共5篇。研究总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方向：首先是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包括对专业教学论的学科特点、学科定位和学科前景的初探；其次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多角度探索，这类研究占本阶段论文数量的五分之三，是开展得最多的研究，如隐性知识管理视野的职业教育教学论探索和整体性学习的职业教学论探索，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探析了职业教学论的概念特征、方法手段和发展前景等；最后是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体系的整体性引入和介绍，包括对德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实现形式和发展前景的介绍，和对德国职业教育技术教学论六大理论模式的探析。 由于这个阶段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因时间的短暂和研究力度的不够，使研究还称不上全面与深入。研究的主要特征有：一是理论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但还不够深入完备，如我国学者提出职业教育的生活教学论、技术教学论、经济教学论等，都还停留在理论表层，没有展开细致而深入的应用及实践研究；二是进行了对职业教学论体系建设的初探，但是这些建设自成体系，还未达成统一共识，这使得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设还处于一个混沌阶段；三是对国外职业教学论的介绍与引入系统化、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在引入与介绍时不仅介绍学习职业教学论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教学法等，还介绍学习了其实现形式、反思启示、新视野等；四是对职业教育教学论和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关系区分不够，且研究仍在一定程度上偏重于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论研究。 二、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已发表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期刊文章从数量上看是繁荣的。以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来看，从1980年到2011年发表的篇名含“职业教育教学”的文章有904篇，这个数量是可观的。但其中占绝对比例的是实践感悟、操作指导一类的文章以及讨论理论应用的文章。如含“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文章占39.8%，含“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文章占31.3%，含“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的文章占24.2%，含“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文章占13.9%。这些文章几乎超过了整体的90%，可想而知，含有“职业教育教学论”“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等的文章是屈指可数。再回顾我国目前已经历的两个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阶段的研究特征，可以看到，这些现状都表现出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其学科建设和理论充实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研究的理性化程度不高 在各类科学研究中，理性研究的程度一直是各类理论是否科学化的标准。然而，我国当前关于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理性化程度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一是基本概念、结构等的界定不够明确。以我“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概念界定为例。虽然我国研究者在深受以德国为代表的职业教育理论流派的影响下，确认了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发展演变为“基于‘职业科学’或‘职业领域科学’学说衍生的‘职业教学论’或‘职业领域教学论’的概念思想”，但是我国还没有一个明确化和具体化的公认“职业教育教学论”概念业论述。二是从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来看，其理论成果都是将德国等的职业教育思想和普通教学论的思想移植到职业教育得来的，使研究存在理论创新性和移植适应性的问题。三是职业教育教学论作为独立学科的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建立，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还没有从根本上与普通教育教学论分别开来。虽然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在教学理论的实践和摸索中，也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论证和分析，但总的来说，作为理论基础，其坚实性尚不够。 （二）研究的综合化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其研究力量与普通教学论相比是绝对薄弱的。这种力量上的不足，严重制约了研究的综合化进程。一是研究方法上，多是对普通教学论理论知识的归纳上进行简单运用性研究，很少进行教育理论的思辨性研究与生发性研究。如根据普通教育的各种教学论理论在实践中的实践情况，将几种有效理论提取出来，直接运用到职业教育教学。二是研究内容上，过于片面而忽视了对学科体系建设的综合研究。如我国研究者已明确表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并不等同于职业教育教学论，它只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的一个分支学科，但从我国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们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的研究远远超过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内容综合性不够的最好证明。三是研究范围上，就当前的职业教育教学理论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等的实践研究，而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基本问题，如本质属性、理念定位、地位和作用，以及相关因素等的元认识研究还不足够。 （三）研究的规范化明显不足 当前我国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主要是在学习普通教育教学理论与介绍各种国际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探索和讨论。研究多为方法移植和思想借鉴的风格，这使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对象、问题、性质、范式甚至学科体系的建构问题都没有得到明确深入的解决。而开展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基础进行自定义的研究，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组织或研究机构，彼此间的研究合作度低下。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源即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规范性不高，规范化程度明显不足。学术研究规范的核心是思维形态上的规范，这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实现规范化程度提升首先要解决问题。 （四）研究的科学化急需提高 各种教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完善过程向我们告示了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和健全的。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一个初步发展阶段，造成这种现状的关键因素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科学研究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课堂事实感知不够真实客观。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多是研究者在学习借鉴国际职业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移植建构的，缺乏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课堂的真实情境和真实材料的客观感知，这种理论具有主观性和假设性。二是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科话语体系。我国当前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还没有建立起一套严密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是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重要表述方式，是所有研究成果的呈现方式。三是还没有一个科学化的评价体制来评价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成果是否合理。 三、对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展望 当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的研究越来越活跃，欧洲很多综合大学设立了相关研究机构或教席，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支持相关研究。目前国际职业教学论研究的重点是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开发设计。”，而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研究现状表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论研究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新鲜活力的处女地！”“有志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科研人员应该及时跟进，有可能也必然会为之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我们要仔细分析把握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努力方向，以保证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有效研究发展。 （一）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趋于成熟 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工作，除继续开展具体的实践应用研究以外，其更大的关注点应置于满足学科发展研究，进行学科本体的建设。即要通过对教学论研究的基本框架、学科知识结构、认知实践理论等的学科理论知识的元认知进行充分研究，实现教育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完善，最终获得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学科成长。且在学科成长的同时逐步趋于学科成熟，实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结合。即在学习国际先进职业教育教学理论的同时，用中国式的研究方式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问题，从而实现教学理论的创新与本土化，彰显创新意识和民族意识。 （二）研究实现知识的经验积累到理论创新 职教教育教学论的学科化及其对教学实践的指导作用取决它的科学化程度，因此，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的科学性是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工作的核心。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采用归纳总结的方法对国内、国际的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学思想进行经验性的积累和总结。这种积累和总结是简单、表象、粗糙的，主要表现为在研究中普通存在着对概念的表述和对知识理论的借鉴和运用简单而直接，常常是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为解决这种问题，要求我们在接下来的教学论研究中，加强科学指导下的经验积累，实现理论知识的沉淀，并在科学化的经验积累过程中去探索新的天地，以实现理论创新。 （三）研究队伍的壮大和专业化 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关注的增加，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春天，而与之匹配的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也将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这种学科发展趋势将吸引更多的职业教育研究工作者参与到教学论的研究中，从而使得教学论的研究队伍得到空前壮大，其专业化水平也将得到显著提升。 （四）研究步入科学化行列 随着职业教育教学论学科的不断成长，其教学理论将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和专业化等等，这些现象都是职业教育教学论成为一门科学化的学科、职业教育教学论研究步入科学化行列的标志。使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成为一门有着科学化的指导理念和科学化的理论技能的方法论学科，对我国职业教育教学的研究、实践起强而有力的指导作用是我国职业教育教学论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必然归宿。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论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教育创新　成人高等职业教育　产教结合　教育模式 论文摘要：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积极进行教育创新，高职业教育的辐射能力和服务能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大力发展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是新形势下国家的要战略选择，创新产教合作的教育模式成为学校和企业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 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成为新形势下国家的战略选择，创新产教合作的教育模式成为学校和企业发展的价值取向。本课题所指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指以企业在职职工为培养对象，以贴近企业需求、贴近岗位需求、贴近职工自身需求为宗旨，以适应首都经济发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为目标，以学历教育为支点，以有效整合企业优质教育资源为途径，以建立开放式的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主线，全面实行弹性学习制度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理性选择 因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创新的需要，提高职业教育的辐射能力和服务能力成为一项重要课题。当前职业技术教育正处在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推动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既符合学校利益，也符合企业利益，还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了可靠保障，是一个共赢的选择。 (一)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 经济社会的发展因科技的投入而取得显著进步，同时经济的发展对传统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对传统产业的组织形式进行彻底调整凸显其重要性。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大调整，企业的不断改革与重组，对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多样化需求。 任何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都要与社会人才结构体系的某一系列或某一层次的人才需求相对应，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高等职业教育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支撑点，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面向企业在职职工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有助于这两种功能的有效发挥。通过教育模式的改革，使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在其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等方面适应多元化经济体制对技能型人才的不同需求；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结构调整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成为促进经济高效、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要素。 (二)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终身教育体系的关键举措 “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成人个性化学习”为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实践确定了指导原则。终身教育思想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贯穿着所有教育阶段和架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在时间、空间和学习方式上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成人高等职业教育要以“构建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为核心任务重新进行功能定位，明确“面向市场、面向企业、面向岗位”的宗旨，为国家、企业和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教育服务。 通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设计和推行，实现企业在职职工学习经历与教育学分之间的有序转化，并实现学历教育与学历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工作经历的相互沟通和有机融合。使技能型人才成长的通道多元化、灵活化，保障企业职工终身受教育的权利，充分发挥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普通化的主渠道功能。 (三)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是完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环节 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学校和企业实现共赢的主要途径。国际合作教育的发展和国内职业教育产教结合的实践证明，通过产教结合创新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也符合国际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 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构建对反思高等职业教育的应然内涵和应有功能具有特殊的意义。伴随着学习化社会的到来，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应站在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自身的职能。通过教育模式的改革，对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教学特征及办学方式等办学规律进行再思考和再设计，将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推向深入，探索一条新形势下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教育改革之路。 二、新型产教合作教育的基本模型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因此各个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都不同程度地重视企业和学校的合作。“产学合作”模式，最初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双元制”职业学校中，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模式作为最成功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模式被各国纷纷效仿。“学校—企业”模式在美国的“合作教育”、日本的“产学合作”职业教育、英国的“以课程为核心、以证书体系为框架”模式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产学合作”模式被实践证明是一种运转灵活、优势互补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最佳模式，体现了学校、企业在文化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训练上分工合作、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以及学校与企业资源共享的原则。 借鉴国外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运行实践并进行本土化思考，为探索我国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做积极尝试。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面向社会和市场开放办学，为地方经济和企业服务已经成为职业院校的自觉选择。校企合作是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在合作动机上是双方利益和效益的驱动，在合作结果上互利双赢，校企合作的结合点是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储备和使用，实现学校教育功能与企业实际需求的有效对接。 (一)在服务面向上，构建“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注重理论实践一体化 学校和企业针对社会、市场、企业和岗位的需求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规划，以特定企业的在职职工为服务对象，充分利用校企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开展高等职业教育，实现理论学习、基本训练和岗位实践的一体化设计。 1．在服务对象的入学资格上，要求受教育者具有一定的职业技能和实践经历。本课题中所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核心特征，即以具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企业在职职工为培养对象，是面向特定企业开展的职业教育服务。培养对象的限定集中体现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职后教育的属性，“工作成人”是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服务对象的概括表述。 2．在培养目标的设计上，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不仅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而且强调关键能力的培养，即超出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范畴的、可运用于多种职业的迁移性能力，注重满足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要。成人高等职业教育学生职业的定向性决定了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必须定位在培养应用型、操作型的高技能人才上。 3．在专业设置上，以职业分析为导向。通过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的职业分析，将一个或若干个岗位归结为一个岗位群，并对应一个“专业”，同时在职业分析的基础上分辨出支撑该专业的知识与技能 4．在课程的确定上，以职业活动为中心选择课程内容，并建立以职业活动为核心的阶梯式课程结构。职业技能、职业能力的训练与岗位实践是一种典型的实践实训活动，具有明显的过程属性。 5．在工学矛盾的处理上，以推行弹性学习制度为根本途径。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关键运行机制，即为结合企业的生产经营实际的需要，灵活、弹性地确定教学时间、教学地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二)在资源建设上，学校与企业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育人 本课题中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在校企合作的范围半径上，是要构建“一校多企”的办学模式。产教合作机制的构建是确保成人高等职业教育职业属性发挥的内在要求。产教合作内容丰富，从硬件到软件，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从办学到教学，层次不断递进。特别是在资源的整合方面，学校要发挥组织者的作用，充分占有信息，以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整合各方有效资源。 学校和企业要实现人、财、物的双向流动与合作，重点是要发挥企业优质实践实训资源的作用，包括实践场所、实训设备、实践课师资、实践课教材等；同时要有效配置学校的教学资源，包括基础课模块的师资、技术咨询和专业化的教学管理服务等。在资源的建设和整合过程中，以学校为桥梁，实现有关企业之间教育资源的调节利用。在校企现有资源无法满足教学要求的情况下，学校还要通过整合社会上的具有适应性的教学资源以满足校企合作办学的目标。 (三)在合作的内容和程度上，实现校企之间的多方面实体合作 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旨在实现企业在所有教学环节中的源头参与、全程参与、深度参与，校企之间整体联动、深度运作。 1．专业建设为龙头 学校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结合企业人才培养规划，瞄准产业建专业，围绕专业联产业，学科链对接产业链，专业链对接岗位链，实现校企合作的专业化和专门化。 2．课程建设为核心 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展岗位工作任务、职业资格和能力分析，共同研究课程方案的规划和设计，以工作过程为主线构建课程体系，共同制定企业岗位能力标准，确保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课程内容的变化根据企业的需求环境做调整，实现育人主体与用人主体的高度契合。 3．教师队伍是关键 强化高等职业教育意识，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是高等职业教育办出特色的关键。积极引进和聘请企业(行业)的技术专家、能工巧匠担任专业课程模块的授课教师和实践实训教学的指导教师。 4．实训基地是保障． 职工岗位实践能力的提升，为本课题所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核心目标。实训中心使教学更接近企业的技术发展水平，并与企业实际技术同步滚动；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教学设备，融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生产为一体，发挥其应用性、综合性、先进性、仿真性的优势。 5．教材建设是抓手 借助企业(行业)之力，开发和编写具有职业和企业岗位特点的教材，整合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融合学科体系和职业资格证书标准，吸收企业(行业)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体现模块化、活页式、直观性。 6．实践教学是重点 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的定位决定了教育、培养模式必须由注重理论教学的单元性转向理论与职业技能并重的双元性。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展的以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服务，着重强调学生结合实际工作岗位需求并通过有针对性的学习、实践活动，解决理论困惑。整合校内外具有适应性的实践实训资源，创造良好的实践教学条件，保证成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 7．企业评价是导向 在本课题所指的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设计和实践中，改变学校和教师的单一评价模式，将企业的用人标准作为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要素，构建学校、企业、社会共同开展职业教育教学质量评价的多元主体格局。 8．学生成才是目的 校企合作的根本价值判断，即以特定企业的人才培养规划为依据，为特定企业量身定做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企业在职职工职业能力的提升为本课题所指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核心诉求，打造高技能的应用性人才队伍是学校和企业共同的自觉行为。 (四)在合作的效能上，打造企业、学校和政府“多赢”格局 1．服务企业人才发展战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获得人力资源储备。 2．拓展学校发展空间、延伸学校服务功能，学校的教育供给与新形势下的教育需求相对接。 3．稳定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教育供需矛盾，符合政府公共管理服务的价值选择。 三、推行新型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制约因素和保障措施 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职业教育要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教育部也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积极鼓励校企合一、形成产教结合、校企共进、互惠双赢的良性循环职业教育模式”。客观上，我国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研究和实践起步较晚，特别是直接面向企业在职职工开展的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在构建产教合作教育模式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更是鲜见。 (一)制约因素， 1．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积极性和合作意识需要进一步加强 本课题所指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着重强调企业在人、财、物、信息等资源上进行全方位、多层面地参与职业教育全过程。特别是在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师资建设、教材建设、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质量监控、教学投入等方面，为实现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企业的实质性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尤为重要。 实践表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内驱力不足、现有法律政策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约束力缺位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职业教育包括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制约着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功能的发挥。 2．学校在校企合作机制建设上的组织者作用和合作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本课题所指的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着重强调学校在合作中要充分发挥组织者的作用，特别是在专业论证、资源整合、质量监控方面，学校应发挥专业化优势，指导企业按照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规范开展教育合作。 实践表明，学校在资源的整合、教学过程的管理、教学质量的管理方面，操作模式与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要求仍存在差距。如何有效发挥学校的办学主体作用、提高合作能力，增强产教合作教育模式的运行过程和运行质量的可控性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实践探索。 (二)保障措施 通过完善法律政策、加强政府的统筹引导，从制度建设上破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确保学校、企业对教育履行社会责任。为此，应在国家层面上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和有效的推进策略。 1．完善现有法律，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校企合作各方职责 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都是依靠立法来规制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务。如德国政府制定了《职业教育法》、《劳动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来调整校企合作中多方关系，对企业、学校、学生三者的义务、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就企业、学校开展职业教育的义务仅作了象征性、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和对校企双方在职责履行上的约束力。 建议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法》的内容，强化有关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方面的法律规定，明确政府、学校、企业、学生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同时建议适时推出《校企合作教育法》，以单行法的形式确定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模式在职业教育中的地位和功能。 2．加强政府统筹引导，以导向型政策推动校企合作机制的构建 在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对校企合作教育价值功能的认识和判断，还存在着局部意识与全局意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部分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教育”观念需要进一步加强。在校企合作机制的设计和运行中，政府应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的组织、推动、协调作用： (1)发挥资源调配方面的优势，统筹经费、统筹资源、统筹信息，引导和支持创新型的教育教学要素向企业集聚。 (2)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服务，规划校企合作方向、搭建合作平台、监督合作落实、评价合作成效。 (3)制定导向型政策，推动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激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引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机制建设的热情和动力。 建立健全新型产教合作教育的运行机制、探索校企合作教育的教学管理模式是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路径。加强对校企合作问题的多角度研究和实践，探索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和市场潜在需求，更新办学理念，确保成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内在活力。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之确定 论文摘要：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相对独立存在，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自己的排他性的研究对象，这是区分不同学科的主要标志。研究对象的界定往往决定着学科的研究内容、范围、性质、学科体系等，因而对于学科发展和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学科对象的界定往往也与学科知识分类密切相关，这为我们确定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知识分类 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性 （一）界说学科研究对象的必要性 1．研究对象的确定，是一门学科能够独立存在的基础条件。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意味着学科的理论研究就会陷入茫无目标的境地。也就无所谓拥有独特的、排他性的“势力范围”，在学科之林中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一直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离散状态，那么这门学科还不能称得上是一门真正的学科。纵观哪些已经独立并获得认可的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物理学等等，均有明确且独特的研究对象。另外，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形成该门学科基础理论的基石。研究对象的确定，是进行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一面镜子”，否则失去了标准，研究就无从下手。 2．研究对象规定着一门学科的性质、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就有什么样的学科性质、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这是学科建设的基本法则。任何一门学科只有对其研究对象的形态、性质、规律进行准确的描述和深刻地揭示才能了解学科的特质，而且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也依赖于对其研究对象的深入认识和剖析。 3．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对于学科研究对象问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就很难形成“聚焦性”的研究。这样一方面会导致研究的“游离与中心之外”和“越界与其他”的状态，另一方面使得研究出现很多的“盲区”，学科的一些重要的领地或被“侵占”或仍未开垦，其必然结果就是延缓或阻碍学科的发展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 总而言之，“每一门科学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怎样界说研究对象，对于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首要意义。因为，理论总是关于某种对象的理论，不存在无对象的理论，对象是理论的主体和核心，全部的理论分析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所有的逻辑论证都是为了说明对象而进行的。只有明确了研究对象才能开始科学研究，只有科学地界说了研究对象，也才能建立起严格的科学理论及其体系”。“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至今职业教育学都没能形成明确的独特的研究对象，这是其难以成为一门真正学科的最大障碍。而且更让人忧心的是关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甚至都没有形成正式的探讨和关注，几乎成了一个空白领域。尽管在一些职业教育学著作中也提及研究对象问题，但都是“一言以蔽之”，或者仿照和套用普通教育学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模式，在“教育”的前面加上“职业”或“职业技术”几个字便成了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或者将研究对象的界定夹杂在职业教育学的定义中与之混为一谈，更难有对研究对象的严密论证和科学分析。而且关于专门针对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更是少之又少，好似这个问题在职业教育学领域不成为一个问题，已经很明确了，但实际上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到已经解决了的地步，一些论著或教材中标榜的所谓的研究对象与其实际职业教育学体系和内容相去甚远，研究对象成了其为了行文方便或求得体系完整的一个点缀和摆设。 （二）什么是学科研究对象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就对象来说，每门科学一开始就要研究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对象是存在的；其次，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那么，究竟什么是研究对象呢？《辞海》定义为：对象是指观察或思考的客体，也指行动的目标。《现代汉语词典》中指出：对象是指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人或事物。 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言，就是指对学科客体的思考和认识。但这里面还隐含着这样几层意思需要加以澄清： 1．研究对象不等于客体，客体是学科研究的现实领域，对象则是从学科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客体的方法。学科研究对象是对客体内在本质属性的抽象和概括，而非客体本身。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瞿葆奎先生所言：“研究对象是一个认识论层次上的概念，它与客观存在并不完全一致。对象总是映射一定主题，主体对对象的认识总是从某一个角度出发，而且主体对对象认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认识的方法”。也就是说研究对象不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认识论层面上的概念。 2．学科研究对象应该是能反映该门学科的所有组成部分及其整体，它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研究主体正是在对象的范围内与客体发生关系。学科对象就如同眼镜，透过它我们观察现实（客体）。 3．就同一客体而言，学科不同也会导致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差别。这也是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而非唯一性的原因所在。 4．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始也是最终归宿，科学研究是一种起于问题的发现止于问题的解决为目的的探究性活动，问题贯穿始终且引起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说，问题是联结研究主客体的中间环节，特定性质的问题是特定学科研究的对象。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本学科所研究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简单罗列和堆砌杂陈，而是对具体问题的高度抽象和精确概括，能够反映本学科研究问题的总体特征，具有明显的一般性特点。 5．学科研究对象不同于学科研究内容、范围与定义。研究内容是指反映学科内部各种因素的总和，学科研究对象是对学科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浓缩与凝练；学科研究对象有别于学科的研究范围，学科研究范围是对学科疆界或涉足领域的圈定，是对学科研究内容的舍与弃。简言之，研究对象是对研究范围的抽象与概括，学科研究范围是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扩展，它涵盖对象领域中所反映的全部事物。学科研究对象也不同于学科的核心概念的定义，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处延的确切规定，具有较强的客观性。而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往往会带有一定的主观人为色彩。 二、学科知识类型与研究对象的确定 对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论和不确定其实与学科知识的分类基础和标准密切相关，学科知识类型的不同必然导致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以普通教育学为例，目前就研究对象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延伸出多种说法，且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有很多学者发现其实就某一学科而言其知识是可以进行分类考量的，而不同的知识类型其研究对象也应该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学者尝试将自己理想的教育学知识进行了分类，并给出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解释，从这些分类当中我们也可以对学科研究对象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得到更深刻的启发。诸如：教育学知识的“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等。 学科知识分类对于学科研究对象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不同的理论类型必然对研究对象有着不同的规定。对于职业教育学而言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种职业教育学可以完全地解决职业教育学面临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将各种职业教育学统一于一种职业教育学命题体系之中，这必将是徒劳无益的，职业教育学可以沿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使职业教育学尽快走向科学化也应该将职业教育学的知识进行分类考察。本文试图借鉴德国教育学者布雷岑卡（又译为布列钦卡）的教育学知识分类体系借以考察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三、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已出现的关于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的一些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但是这些观点往往看似明了走近却又朦胧模糊，这使得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问题仍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本文认为职业教育学研究对象应是职业教育问题。理由陈述如下： （一）科学研究以问题为研究对象 许多哲学家认为科学始于问题，科学探索和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即为问题求解的过程。因而，作为这一过程之结果的科学成果、科学理论，也就是问题之解。由此看来，科学不但是始于问题、关于问题的，而且是为了解决（解答）问题的。正如美国学者劳丹所言：“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在日常生活和研究工作中，我们经常观察到各种事实和现象，然而，如果我们不对观察到的事实或现象提出问题，那么它们只能是平凡的事实或现象，并不能引起人们对它进行思考和研究。只有在把现象或事实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科学才能开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以问题为研究对象、以最终解决问题为根本目的。 什么是问题呢？从抽象的普遍的意义上说，问题就是矛盾、疑难，更确切地说就是从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矛盾。作为一种复杂社会性活动的科学，其主旨就是解决这种矛盾和问题。那么，科学所需解决的问题又有哪些呢？有学者将科学的问题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怎样”（“然”）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现象、面貌“是怎样”（“其然”）、其原因“是怎样”（“所以然”亦即“为什么”）、其实质“是怎样”（“实然”或“本然”）这三方面的问题。这三方面大体相当于经验、科学、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这三个层次。第二类，“应怎样”（“善”）之类的问题，其中包括事物状况“应怎样”（“应然”）、理想的图景“应怎样”（“该然”）、自己的行动“应怎样”（“应为”、“应做”）这三个方面的问题。这三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评价、价值设想、价值取向。第三类，“要怎样”之类的问题，这又包括主体的行动“能够怎样”（“可能”）、“最好怎样”（“可行”）、“决定怎样”（“要做”、“必行”）这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简言之，这三个环节就是可行性分析、优化选择、确定方案。科学所要解决的上述三大类问题，实质上就是事实问题、价值问题和实践问题。总而言之，以问题为学科研究对象是符合科学精神和实质的，比起以现象及规律、关系、存在等学说更具有说服力，因为没有了问题我们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 （二）职业教育问题及其分类 本文认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与学科知识分类密切相关，不同的理论形态其研究对象应具有异质性。依据德国教育学者布雷岑卡（又译为布列钦卡）教育学知识分类标准，教育学知识有三种类型：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他认为应“取代那种含糊的、什么都囊括了的、同时表现出科学、哲学、实践之特征的学科，应该出现三种陈述系统。它们对应三类教育学知识，即科学的教育学知识、哲学的教育学知识和实践的教育学知识。这三种知识具有不同的基础并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其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替代他者。我们也可以用教育理论类型来取代教育学的知识类型。这三重划分基于三种有关教育问题的不同理论视角，与上述科学的视角、哲学的视角和实践的视角有关”。基于此，我们将职业教育学的知识类型相应地划分为三类，即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和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三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都有自身相对有限的主题领域，以各自面对的职业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完整的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也就说，每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都应该有其特定的范畴、逻辑起点、陈述体系以及研究对象。尽管这三种形态的职业教育学都是以问题为研究对象，但却是不同类型（异质）的问题。布雷岑卡还特别强调，应该从“目的—手段”一体性的角度来认识教育学（理论）的对象以及讨论其规范。科学教育学（理论）、哲学教育学（理论）和实践教育学（理论）都应完整地面对教育实践，只有这样，这些教育理论才有可能称得上是关于“教育之学”或“教育的”理论。他认为导致过去的教育学（理论）研究名不副实的原因在于这种“目的——手段”对象观的分离使然，而教育实践主要是以“目的——手段”的结构所呈现的，即它总是要不断地以教育手段达到所要追求的教育目的，促成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其一以贯之的思想和议题，在三种类型的教育学（理论）中都可以看到它。 1．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职业教育事实问题。根据布列岑卡关于科学教育学（理论）的诠释和理解，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在应然状态下，是一种在逻辑上较为严密，可以进行验证或证实的假设性规律的知识类型。其任务应是获取关于职业教育领域的科学知识。其研究对象应是职业教育事实问题，即回答职业教育是什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职业教育事实问题？在这里有必要做一个解释。首先要阐明什么是事实？目前来看，想要给“事实”下个定义并非易事，是个比较令人“头疼”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哲学家和学者试图给出一个正本清源的说法，也因此出现了许多不尽一致的观点和见解。但不论哪种观点都承认了事实是被主体人感知到的客观存在物这一核心要素。事实具有客观性、具体性、永恒性、独立性、联系性等特点。我们把职业教育事实问题界定为：客观存在的职业教育是怎样或是什么的问题，包含了职业教育的现象、原因、实质等问题。 2．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职业教育价值与规范问题。布雷岑卡按照哲学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把它区分为分析——批判认识论哲学、阐明世界观（形而上学）的哲学和规范哲学。就教育学领域而言，他认为更为有用的是规范教育哲学（或者规范的哲学教育理论），并将其作为教育科学的补充。它回答在制订教育计划和采取教育行动时出现的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其任务是，给教育者和主管教育的政治家提供评价取向和规范取向。在规范教育哲学中，首先要讨论的是各种与评价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育情境中的全部因素，尤其涉及各种目的和手段。教育哲学家应当指明各种教育现象有价值或无价值，确立善（或价值）的优先地位，并通过确立最高的目的（理想、价值或善），赋予人生与教育以意义；其次要制定各种规范。为此，须把表示应当是什么的规范与表示应当或不应当做什么的规范区分开来。前者为教育的理想、后者为教育的行为规范。 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亦是如此，其研究对象应是职业教育价值和规范问题，为职业教育计划和行动提供方向性保障，为职业教育者和职业教育决策者提供评价标准和规范策略。这些问题涉及职业教育情境中的全部因素，尤其涉及目的和手段。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认识方式是认识主体将介入所认识的事物，对之赋予意义，进行评价、做出辩护或建立规范，其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既定的客观的对象，而是无法给定规范的对象，即待辩护的价值与规范，此时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再是职业教育事实，而是出于主体对职业教育的主观需要的价值或规范，这种需要离不开职业教育事实这个基点，但主体需要与事实属性是一种建构关系，不同于单纯的职业教育事实本身，表现为规范或价值的辩护或确立。 3．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实践问题。布雷岑卡将实践教育学纳入到他的教育学体系之中，使之与科学教育学、哲学教育学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其中，实践教育学没有科学建构的目的，只是直接的独立的实践目的，它为教育者提供与教育实践有关的各种理性知识。因此它既非教育科学的附庸，也不从属于教育哲学，它是一种独立的教育学样式。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应当发生的？”、“应当做什么？”、“教育应该如何进行即教育者在努力发挥种种影响时，应当怎样做或应当做什么？”。实践教育学的目的在于提供规范性知识，任务在于为教育者的行动提供指导，“它给处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教育者提供关于其教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手段的信息，并用适用的世界观和道德去激励他们的教育行为”。因此，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从事实出发，探讨如何变革未来的实践，即以职业教育事实为基点的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包含了规范性问题（回答应该怎么做）和技术性问题（回答怎么做）。正如前所述，“实践教育学没有科学目的，而只有实践目的”。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是直接指向职业教育中的每个实际问题的，既为职业教育者规定任务，又给职业教育者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有效方法。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同样作为一种规范性研究，意味着研究主体将介入所研究的事物，为事物确立价值取向与规范。但其认识方式与科学职业教育学是有差异的，是“指令性的”。其研究对象是要主动地参与和干涉未来的职业教育实践，如何具体地规定特定时空下的职业教育者的行动纲领，可以用“理想中的行动纲领”来概括。意思是：这些行动纲领是建议性的，非强制性；富有理想性质；具有情感性和号召力；指向未来，而不是过去，等等。实践职业教育学（理论）要有效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必须从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中获得法则性的知识，从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中寻求价值判断的标准，它是通过对科学职业教育学（理论）与哲学职业教育学（理论）所提供的知识进行评价性综合来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析时代主题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回应 [论文摘要]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时代的主题。职业教育即“生存”彰显。但现实的职业教育却遗忘了“生存”。人的本真生存是生存论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生存论哲学对重新诠释职业教育内涵具有方法论意义,借鉴生存论哲学观照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论文关键词]生存教育 职业教育 理论研究 一、生存问题是时代主题 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作为人生存最低限度的“活着”这一问题已基本解决,人的生存主要不再因物质匮乏而受到严重挑战。然而,在此种情况下,人们更加关注“生存”,“生存”以至于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话语。不仅社会下层人民为“生存”所困,而且一些“生活”颇为优裕的人也在感叹“生存艰难”。从世界范围看,不仅发展中国家致力于解决生存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没有摆脱生存困境。尤其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生存问题变得愈益复杂且严峻,原以为很容易解决的“生存”问题却变得困难重重。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等,推进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国正融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现代化的洪流,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中国人的心性结构正处于持续的不稳定性变化之中,中国现代化进程使国家富强理想逐步变成现实。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们尚需继续努力,促进社会均衡、协调发展,尽快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中国人的“生存”水平依然处于较低层次,生存与发展问题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理论是实践的反思和提升,人的生存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共同研究的根本课题。现代化虽使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扩展了人们自主、自决的自由度,但人的生存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对本真生存的寻求构成西方哲学的中心课题。生存问题之所以凸现,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随着语言学和逻辑学的长足的发展,特别是符号逻辑的创立,使一些哲学家感到有必要也有可能从语言批判的角度,重新审视哲学史上沿袭下来的种种观念,弄清楚其意义之所在。另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相对应的人的生存危机又使另一部分哲学家越来越注重对生活意义的思考和探究。正如施太格缪勒所指出的:“知识和信仰已不再能满足生存的需要和生活的必需了。形而上学的欲望和怀疑的基本态度之间的对立,是今天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巨大的分裂,第二种分裂就是,一方面生活不安定和不知道生活的最终意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作出明确的实际决定之间的矛盾。”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持续而广泛地关注和探讨着人的价值、人的异化、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责任、人的存在方式等现实和理论问题。在这场持续而广泛的探讨中,人的本真生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职业教育是人类一种有目的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中人的生存问题的解决就是社会中生存问题的解决。职业教育直接影响人的本真生存,人的生存必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和核心,职业教育研究者的旨趣亦应转向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党和政府历来都重视人的生存尊严和人的生活质量,都大力提倡通过发展职业教育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尤其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我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与任务,指出要以提高农民素质为根本,培养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十六届五中全会更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的需求,大力实施“农民知识化”工程,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进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面向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术培训,使广大农民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和产业工人。2007年,十七大报告中将职业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职业教育在改善民生、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民生社会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不可或缺。职业教育被寄予厚望,承载着培养全面发展、具有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应用型人才的重任,他们要能创造物质价值以推动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这些创造者自身也能享受到精神方面的愉悦,真正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个文明的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并使人的生存价值得以彰显。 二、职业教育即“生存”彰显 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内在价值与尊严,这是能被普遍接受的命题。人类通过对象性活动体现人类生存的目的性,人的生存目的性决定了人是一种意义性存在。人的生存意义追求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本真地生存是人的永恒追求。职业教育作为人类一项有目的的活动,它是人类对生存意义追求的体现。马克思说:“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这就是说,人追求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富足的同时,还超越这种物质追求,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创造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人类生存问题之解决方式亦内化于职业教育之中。职业教育作为一项教育活动,其根本目的亦是将人由一种生存状态,带到另一种更理想更圆满的生存状态。正如有学者阐述的那样:“学校教育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试图提高'生存'关怀的程度和层次的一种努力”。 梳理中外有关“人的生存与职业教育”思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职业教育起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西方职业教育发展起源于对人的生存需要理解的认识。人的尊严源于人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本身的自在就是目的,而不是被使用的手段。康德在他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明确提出,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和他人当目的,而不是手段。每个理性存在的人作为目的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价值,他不是作为手段依附在其他目的之上的条件性价值,人的生命与理性的价值是无条件的。我国教育家的职业教育思想始终贯穿“实用”(以反对教育脱离生活实际)、“实效”(以反对教育不切实际)和“解决生计问题”(以反对不能适应社会上实际需要)。相应的,我国始终将职业教育建立在“解决生计”基础上,如“富国强兵”、“促进就业”,或者发展社会,甚至更直接,名曰“发展经济”。不同的只是西方人对人的生存的认识不同而已,他们对人的生存理解建基于理性人、自然人等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理论建立在对人的本质理解基础上,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建基于理性人、自然人的生存特点。职业教育与人的生存问题密切相连,无论是“理性人”、“自然人”生存需要,还是“生计”需要,都体现教育家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怀。从古代学徒制形态的职业教育、近代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到今天多种形态并存的职业教育,都是职业教育本质在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表现形式。无论是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职业教育是人的理性运用”,还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乃改善生计的手段”,其实质都一致认为,职业教育就是解决人的生存问题。从经济而言,职业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从政治而言,职业教育乃提升国家综合国力之手段。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人实现本真生存的不同扇面。 从人的本真生存看,职业教育乃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促进人的发展是职业教育基本旨趣。职业教育乃人类的一种生活,职业教育即人“本真生存”的彰显。职业教育与人的生活世界的关系即职业教育活动是一种生活,是立足于当下的生活,走向可能生活。职业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职业教育要与工作世界密切联系,其中包括实践教学、工学结合和产学合作;第二,职业教育要与学生的生活世界相联系,如,关注学生就业、创业、学生的情感体验等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职业价值观等等。 以人的生存看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无论作为社会现象还是理论品质,始终是人的生存、生活和生命之花绽出的过程,职业教育即发展。首先技术即人的生存绽露。第二,技术浸淫着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追求。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真理的发生方式,它作为工具就是发挥作用,而发挥作用以“带出”(poiesis)的可能性为前提。就人与技术的关系看,技术思想家芒福德认为,人首先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职业教育因技术的双重价值具有双重价值,其中功利价值是人生存的基础,终极价值是人生存的永恒目标。 三、职业教育遗忘了“生存” 从“生存”的本真意义来看,我国当前的职业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职业教育成为“人力”教育。职业教育强化“工具”内容,遗忘了“技能”中包含人的理智、情感和审美。职业教育异化为“现实的生存工具”,“能力”被简化为一堆没有活力的“技能”或“技巧”,人被看成可随意拆分的机器,人的各种能力就是机器的零部件。人们把职业教育由培养“人”变成培养“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忘记了职业教育亦是“教育”,忘记了“教育的目的”。突出的表现是,许多人对“能力本位”职业教育存在着误解。本文认为,依据“岗位群”要求安排部分职业教育内容是必需的,也体现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按照技术学的范式选定职教内容符合技术形成的原理。但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技术学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认识论上的知识只有转化为教育立场中的知识才能成为教育知识。教育立场的技术知识需要学生体验到其重要性与价值,并且让他们通过知识的学习体验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这时技术知识才能转化为人在工作中运用的“缄默知识”系统。从学生的生存和发展来看,如果将技术学视野中的知识或“岗位群”所需全部变成学生学习的材料,这就免不了使职业教育被“效率”所“控制”,学生变成“原材料”、学校成为“人才加工厂”、课程变成“标准件”加工的“机器”。另一方面,作为与自然科学同义语的科学,是人类了解自己的工具。正如现代大科学家怀特海等指出的那样:伽利略等以来的科学进展差不多已使我们知道了物理和生物界中所有可以证明的真理,但它对我们神秘的人自身的问题之解决却少帮助。相形之下,职业教育学对职业教育自身研究的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第二,职业教育中人的本真生存缺失。职业教育对“生存”的关切可以分为“实存关切”与“终极关切”。“实存关切”乃是将此在之生存仅仅理解为它的现实性,并仅从现实性方面关切此在。也就是在“活着”的层面对此在的关切;“终极关切”乃是将此在之生存理解为它的精神性,并从精神性层面关切此在。在职业教育实践中,无“人”的职业教育一味地强调学生职业技能的训练,一味强调学生各种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一味强调学生英语、计算机等级证书,不考虑学生个体兴趣爱好、性格特长和个人价值追求。这种职业教育是一种在人格与个性发展问题上止步不前的教育,它造成诸多人性的断裂:一个人在生产中可能是能工巧匠,但在精神生活中却缺乏情趣和美感;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可能会恰当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但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的人;他极有可能整天忙于生计、为了物质生活的存在而失去精神家园。职业教育演变为在“职业”、“技术”固态知识的教学,一切以“实用”为尺度,使整个学校弥漫着“理论知识无用”的论调。职业教育立场中的知识简化为凝固的文字(具有丰富内涵的知识多以不同形态的“文字”资料呈现出来),固态知识代替流动的知识,使本来蕴含丰富人类财富的“知识”成为无意义的“空壳”知识。学生领会不到知识的意义、体验不到知识技能掌握的情感价值,知识教学成为无意义的“灌输”。所谓“实践教学”,也不过是增加知识学习的地点而已。学生对与人的生存意义息息相关的人文课程(或通识课程)不感兴趣,转而选一些考试要求较低的课程。在这种职业教育生活中,学生感觉不到知识学习的价值、体验不到学习的乐趣、感受不到知识技能的学习所带来的尊严。用雅思贝尔斯的话说就是“……反叛;虚无主义的绝望;无数得不到发展的人陷入困惑;许多人放弃有限的目的,抵制和谐的诱惑,但是却沿着错误的道路探索……”。“精神因其散漫于群众之中而衰亡,知识则由于被合理化地处理到让一切浅薄的理解力均能接受的程度而贫困化了,除非所追求的目标可以用实用和物质的价值来表达,否则,人们是不愿付出努力。” 第三,职业教育忽视其本体功能。职业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服务经济的功能,也包括改善个体生存质量的功能。职业教育的本体功能应该是关切此在能尊严地“活着”。为了能够关心此在的“活着”,职业教育就必须能够为受教育者提供他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所不能或不易产生的“能力”或“品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然后在此基础上生产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本身。为了能够满足此在实存的生命生产的需要,职业教育必须倚重于劳动科学与效能科学。职业教育本是与人的生存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但当前职业教育学科研究框架内,职业教育学只研究怎样把外部世界(社会行业企业所需要的)知识“塞”给学生,不研究怎样发展学生的内在力量。时下国内职业教育研究,最热门、最时髦的用语是“职业教育”要“以人为本”,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职业教育研究者在这方面却无视人之根本所在。虽认识到人的“生存问题”及对个体和社会所构成的威胁,如现在社会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严峻对社会造成动荡,影响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等等,但看不到人作为人的“存在问题”及对个体和社会的威胁。在物质不太贫乏的今天,现代职业教育依然是“实存的教育”,而不是“生存的教育”。这种实存的职业教育给予人们以生存的意识和能力,却没有给予人们以生存的理由和根据;给予人们对于自己和人类文明一种盲目乐观,却没有给予人们一颗清醒的头脑。其结果是,在现代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技术/技能),但是却越来越对生存的必要性发生怀疑。 四、职业教育理论亟待研究的问题 面对当今的社会主题,随着人们物质需要得到相对满足,人的精神方面的问题被提到了历史日程上,对生存问题的思考也广泛渗透到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和思考中,《学会生存》提出:“社会己经创造了物质财富。这是人类'追求富有的权利'所需要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这些就是社会的根本目标。现在社会难道不应该把'学习实现自我',即人的教育,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吗。”学会认知是获取理解的手段;学会做事是为了能够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产生影响;学会共同生活是为了与他人一道参加的所有活动并在这此活动中进行合作;学会生存是前三种学习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了使受教育者适应不断变革的世界,为了与其整个使命相适应,教育就应围绕这四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让受教育者走出模式化、表浅化、庸常化的生活层面,全面了解自己的生存境域和生存可能性,在与各种对象打交道的过程中,既依赖外在对象,又不断地否定和超越它们,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创造真实的自我。职业教育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教育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角度,而应以一种更加开阔的眼光,即以促进人的发展的眼光来确定职业教育的定义。正如联合国有关文件指出的那样:“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使每个人的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这既符合教育的从根本上来说的人道主义的使命,又符合应成为任何教育政策指导原则的公正的需要,也符合既尊重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又尊重传统和文化多样化的内涵发展的真正需要。”它向世人宣称: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关注人的潜能的发挥、素质的提高,即教育要关注人的本真生存和价值追求。人的本真生存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职业教育的合法性建立在对人的本真生存的认识的基础上将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对人的本真生存的理解是生存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存论哲学对重新诠释职业教育内涵具有方法论意义,借鉴生存论哲学观照职业教育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论高职工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职IT职业教育　实践教学体系　目标体系　内容体系　管理体系　保障体系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目前IT职业教育及软件行业发展现状，针对高职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标准不统一、重视硬件建设而轻视软件建设等问题，从实践教学的目标体系、内容体系、管理体系、保障体系等多方面探索研究了新形势下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的创新建设，对提高学生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都有帮助，值得长期探索研究。 高职lT职业教育是IT职业教育的重要部分，是促进IT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高职IT职业教育对调整lT教育结构、广开成才之路，促进lT教育的普及，提高lT教育整体效益，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增进教育与经济的结合都具有重要的作用。高职lT职业教育在国家各种教育中所占比重多少，是否能够适应科学技术发展对学生能力的要求，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对学生数量的要求，反映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同时，高职IT职业教育的好坏，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或制约着整个国家lT行业的发展。 1．IT职业教育现状分析 1．1lT教育与社会需求 近几年，伴随着中国lT产业的飞速发展。企业对IT人才的需求持续升温。根据权威机构测算，中国IT人才年缺口1O0万。据国家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IT业仅软件开发人才的缺口每年约24万～28万人，而以我国“十一五”规划的设计，每年应培养软件人才达34万人，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我国高校每年培养了大量的计算机专业人才，但能够适应IT企业需要的人才，尤其是掌握最新计算机应用技术，具备大量项目经验的IT人才却少之又少。面对大量有志于lT行业的中高级学历人才，lT职业教育机构就承担起了连接学历教育与企业实际需要的桥梁功能。相对于四年漫长的学历教育，IT职业教育以其灵活高效、目标明确等特点而深受现代人的青睐。其中，高职lT职业教育占很大比重。因此，必须加强lT职业教育的课程建设，完善IT职业教育过程中实践教学体系，走校企合作办学道路，以保质保量的培养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IT人才。 1．2软件行业现状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中击，我国软件行业大力拓展国内市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产业规模继续扩大，结构和布局不断调整，行业应用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在推动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着积极作用。2009年中国软件产业总量达到9513亿元，同比增长25．6％，增速比上年低4．2个百分点。 其中软件产品增长稳定。2009年，全行业完成软件产品收入3288亿元，同比增长26．3％，增速高于全行业0．7个百分点，但比上年低2．4个百分点。 软件技术服务增势突出。全年完成软件技术服务收入2126．3亿元，同比增长31．4％，高于全行业5．8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收入比重224％。其中外包服务收入307{E元，增长35％。 系统集成增长放缓。2009年系统集成收入22029亿元，同比增长23．7％，低于上年增速26l7个百分点。随着国内企业信息化基础设施的普及，通用型系统集成业务正在萎缩，中小系统集成企业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受益于3G建设加快、电子政务稳定增长、金融业扩张等，一些规模大、管理较好的大型企业系统集成业务增长稳定。 受电子制造业下滑影响，嵌入式软件和lC设计收入增长较为缓慢。全年嵌入式软件收入1673．6亿元，同比增长22．1％，低于全行业3．5-I"-百分点；IC设计业收入222．2亿元，同比增长10．1％，低于全行业15．5个百分点。 针对我国软件行业发展的新特点，结合学校所在地域位置，在lT职业教育中适当增加软件外包服务项目的实践环节很有必要。 2现行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问题 2．1实践教学体系标准不统一 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许多由大、中专转型过来的高职院校仍然还沿袭着传统的教育体制、教学模式、教学计划，乃至课程设置、教材教具，采用的仍然是“小本科”的办学思想。而一些发展快的高职院校，在借鉴了国外同行办学经验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对过去的教学体系进行了大量改革，建立了适合本校的理论教学模式和实践教学体系，虽然走出了本科的办学模式，但在全国范围内同类院校专业还没有统一的实践教学体系标准，需要在今后的办学发展中整合统一。 2．2重硬轻软小而全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都开始注重实践教学环节，注重计算机等硬件设施的配置。但实践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比例还不够合理，实验小而全针对性不够，很多实践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只是为了加深对理论课的理解和掌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学生基础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实践能力差，很难适应要求高的实践教学；二是教学安排不当，理论和实践脱节，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前后衔接不好，教学内容交叉重复又有空隙，实践项目存在重复现象，降低了教学效率，同时部分课程内容陈旧，实践内容简单，创新性不足；三是专业知识更新快，现有专业实验相对简单，基础验证性实验较多，设计性综合性实验较少，难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就业时专业对口率低；四是专职实践教学教师数量不足，力量分散，总体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 3创新性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 3．1教学目标体系的建设 (1)调整培养目标。贯彻“以实践教学为主导”的职业教育理念，把基本职业素质、岗位就业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的培养作为培养目标，制定以实践为主体、理论课程依附于实践课程的专业培养计划。应大力推行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并重的“双证书”制度，逐步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培养内容的衔接和互通。与之配套，必须制定适合学生个性发展的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学籍管理制度。 (2)调整教学计划。高职I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体系应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设计教学计划时应以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中心，同时考虑职业素质教育，以体现高职IT职业教育特点。课程设置要与职业标准相融合，教学内容应尽量覆盖国家职业资格标准，将学生技能鉴定与实践教学考核结合起来，既可让实践教学考核保持职业性方向，又可避免重复考核。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文化程度和就业的需要，调整与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相配套的实践教学体系的教学计划，设定多层次目标。 3．2教学内容体系的建设 实践教学的内容是实践教学目标任务的具体化。为了突出能力培养，应采用按能力层次划分的“分层一体化”构建教学模式。具体说，就是将各个实践教学环节(实验、实习、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创新制作、社会实践等）通过合理配置，构建成以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体，按基本技能、专业技能和综合技术应用能力等层次，循序渐进地安排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的目标和任务具体落实到各个实践教学环节中，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掌握必备的、完整的、系统的技能和技术。 3．3教学管理体系建设 实践教学管理包括机构、教学基地和人员等的管理及校内外实践教学管理的规章制度、管理手段和评价指标体系等。 管理机构、基地建设和人员管理通常采用校系二级互有侧重、分工负责管理模式。校级实验、实训中心可定为具有一定管理职能的教学实施单位，负责管理综合性实验室和训练中心；系部负责专业性实训中心、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教学组织实施。基地的建设与发展，实践教学、科研、生产、培训任务的下达，质量监督和考评由学校归口管理。校外实训基地应由校企双方根据合作协议共同管理，按培养计划安排教学环节，实施质量监督和考评。学校应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领导下的实践教学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全校实践教学的计划组织、管理协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质量监控与考评等工作。 要加强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课程大纲等实践教学文件资料和管理制度建设。实践教学工作涉及面宽，要保证组织管理工作到位、教学环节合理衔接，必须建立与之配套的管理规章制度，使实践教学活动有章法可循、教学监督和检查有制度可依。 考核评价必须紧紧扣住培养目标，重点应放在对学生核心职业能力和岗位职业技能考核、评价上。教学考试要尽量与国家职业资格鉴定接轨，考核重点要与职业资格鉴定的考点相吻合，加强对考核方法、考核形式和考核手段的研究，以提高职业资格证书获取率为抓手，抓职业技能鉴定，促实践教学质量提高。 3．4教学保障体系建设 高职lT职业教育实践教学保障体系主要包含：以具有一定实践、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为主体的师资队伍；较完备、先进的设备设施、仿真性的实践教学环境以及具有实践教学特色的环境三个重要方面。它是保证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1)师资队伍建设。近年来，高职院校致力于“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普遍引进了一批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但“双师型”师资的质量，实验、实训指导教师队伍的整体实力仍然是制约各校深化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打造鲜明特色的关键问题。师资队伍建设也要转变观念、大胆改革。从学校的长远发展看，加强理实一体的“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与改善师资队伍的学历层次、职称结构同样重要。学校人事部门要按照实践教学的目标要求制定具体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应重点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训方向和培养方法的研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师资继续教育进修和企业实践制度，建立具有“教师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的教师“双资格证书”准入制度；政策规定和鼓励教师在企业与学校问进行有序流动，自觉深入到行业企业一线熟悉生产，参与科研和技术开发；吸引社会实践经验丰富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的加盟；改变传统的“学术型”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建立有利于师资结构调整的分配制度和激励机制。 (2)教学模式创新。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仍延用普通教育以课堂教学为主体、理论与实践教学分开进行的教学模式，对教学模式的研究和创新下功夫不够，学科体系的课程建设仍占主要地位。现代职业教育已有不少可借鉴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如项目驱动教学法。该模式不受书本、课堂的制约，学生按照项目的要求划分成若干个项目小组，通过小组的分工协作，独立制定工作计划，在教师指导下完成项目任务，并最终提交成果、接受评价。此方法从全方位培养学生能力、多角度考核评价教学等方面对原有课程结构、教材体系、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形式等进行了结构性的改革。 (3)实训基地建设。实训基地是高职院校实施职业技能训练和鉴定的基础保证。要按照实践教学体系和职业技能鉴定实施的需要进行校内基地的建设。设备添置应遵循“一个兼顾、两个同步”的原则，即基本技能训练的常规设备添置与专业技能、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训练的先进设备添置兼顾；训练设备的技术含量和现代化程度要与企业生产水平同步；设备的投入与实训项目开发同步。校内实训基地除发挥其校内教学与鉴定功能外，应具备开放性和服务性功能。高职教育要面向社会实施开放式、多样化的办学，要从思想上拆除中国式高校的“围墙”，努力拓展校企全程合作、互动互利进行人才培养的途径，研究合作模式，针对各种培养模式创新运行机制，形成学校发展资源的多元结构和面向社会、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局面。要在吸纳社会办学资源，共同建立实训基地、研发中心和校办企业等方面探索、创新，在与企业合作中实现“双赢”发展。 4结论 经过多年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探索，近几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5％以上，而专业对口率也由2007年的27％提高~JE2009年的40％。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能在学生就业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这和计算机专业相关领域的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探索是分不开的，很多企业单位对我们的学生仅仅面试一两次就签订了用人协议，这是对我们几年教学改革的肯定。 信息社会，变化万千，针对信息社会对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改革，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全面激发学生学习研究兴趣，帮助学生理解和拓宽专业知识，强化学生综合应用实践环节，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成为社会发展所需的创新型人才，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改革是个长期过程，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研究改革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采取各种途径，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能力。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研究 论文摘要：在传统教学实践中，应用写作教学存在着重讲授轻练习、重技巧轻内容、重理论轻实践、学用脱节的弊端。随着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在应用写作课程教学中引入项目课程理论，将对高职高专应用写作教学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论文关键词：应用写作 项目课程 教学改革 高等职业教育中应用写作已经成为毕业生进入社会的必备技能。随着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对应用写作课程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特别是以工作任务为中心、意在将理论和实践更为紧密结合的项目课程改革，对传统的应用写作教学提出了挑战。本文意在在应用写作课程的教学中引入项目课程理论，对高职高专应用写作课程作项目化教学实践探索。 1项目课程的内涵及理论基础 职业教育项目课程可定义为“以工作任务为中心选择、组织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为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其目的在于加强课程内容与工作之间的相关性，整合理论与实践，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效率。”与其对应的课程模式是学科课程。职业教育中的项目课程是一种基于工作任务的项目课程，只有以工作任务为参照点设置的课程才能是项目课程，这是项目课程的本质所在。项目课程改革最坚实的理论基础是职业教育课程的结构观。这一观念认为，要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职业教育课程不仅要关注让学生获得哪些职业知识，而且要关注让学生以什么结构来获得这些知识。课程结构是影响学生职业能力形成的重要变量。课程作为沟通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其结构不可能来自课程本身，而只能来自外部世界。采取什么课程结构，取决于人们对课程出发点这一基本问题的看法。就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言，其课程有两个基本出发点，即学科体系和工作体系，与前者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学科体系，培养学术型人才；与后者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工作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工作体系是一个实践体系，这一体系对知识的组织方式不是按照知识之间的相关性，而是按照工作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组织的。 2高职高专应用写作教学现状分析 应用写作是一门实用性、技能性很强的课程，但在我们的传统教学实践中，存在着重讲授轻练习、重技巧轻内容、重理论轻实践、学用脱节的弊端。表现在如下方面。 (1)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呆板。由于应用文本身体式的规范性、明确的工具性、极强的法规、政策性，使得它与文学体式相比，缺乏生动性、形象性。学生由于限于自身阅历及对社会的认识程度，在学习应用写作时对事物缺乏主观感受，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都是一种受命行为，因而教师在实施应用写作教学时就难以充分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这是应用写作本身客观存在的教学难度。而我们传统的灌输式的授课模式都是由教师讲授理论知识、写作技巧，再分析例文，最后学生被动练习。这种授课方法以教师为中心非以学生为中心，没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使本来就程式化的应用写作变得越发枯燥，更谈不上学以致用了。 (2)教学目标错位，教学内容重心偏离。教学过分突出知识目标。职业教育的应用写作教材大多还沿用学术教育中的学科体系，与之相联系的课程旨在把个体导向学科体系，培养的学术型人才。而职业教育应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违背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以至于我们在教学中常以理论为本位而非以写作技能为本位。传统的应用写作教学是以文章为研究对象，从文本角度出发．归纳应用文的写作方法，忽视了写作主体的能力培养和写作行为的过程分析，导致写作理论与实践脱节，不利于学生创造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3)学生学习兴趣低落，教学效果不明显。应用写作有规范化、格式化的特征，教学很容易流于照本宣科的程式化灌输，导致课堂气氛的平淡呆板，学生写作时常处于一种机械、被动、甚至冷漠、厌恶的状态，缺乏学习兴趣。实际上。作为大学生。接触应用文的机会少，同时对社会的认识总是充满着好奇渴望。调查显示，他们对陌生的应用文写作开始大多抱着新鲜的态度，也有为将来的发展而学好应用写作的意愿，这是引起他们学习应用写作兴趣的原动力。关键是教师能否将这种新鲜态度及意愿保持下去，并激发他们进一步学习应用写作的兴趣。 3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改革的可能性 项目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课程内容与工作之间的相关性，整合理论与实践，是理论与时间更为紧密的结合，以提高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效率。它要求课程的内容设计，要以项目为主体，就是围绕项目来组织课程，以接近情境性，把职业情境和学习情境对接起来。这就要求进行项目课程改革的课程应具有实践性。并不是所有课程都可以项目化，有些纯理论性的基础学科，如数学只能按照学科体系来组织教学。尽管应用写作是语文学科写作课程的组成部分，但应用文具有与其他文体不同的独特性，即表现为应用文写作与工作、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现实生活中，从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到社会团体或个人，人们处理事务、交流信息及沟通协调，社会每一个领域不同层面都离不开应用写作。应用写作这种实践的功用性，要求写作理论必须与工作实践紧密结合，教学的目标和要求必须是面对实际的工作，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写作技能和职业技能。这一目标和要求恰是符合高职教育项目课程的特点及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 4应用写作项目课程改革的实践探索 项目课程的本质是一种以工作过程为线索设置课程、以典型产品或服务为载体设计学习项目、以职业能力形成为依据选择课程内容并以完成工作任务的主要学习方式的课程模式。这就要求教学设计者把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融注于工作任务之中，教学过程由任务来驱动，使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技能的提高完美地融合。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将以项目的形式将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交给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自主探究，完成任务。具体实施过程如下。 (1)设计确立项目、任务(情境)，这是项目化教学的首要任务。通过深入工作实践，进行工作分析，在此基础上确立项目。应用写作的教学内容根据不同专业其面向不同职业领域应有所侧重。因此，我们去确定项目、任务时，针对不同专业，项目任务各有不同。具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项目，应用写作中公文类文书写作、机关事务类文书写作，这些内容是各行各业、各领域通用的，各专业学生都必须掌握的写作基本技能。由此而确立的项目作为基础项目各专业通用。一类是专业项目，即专业所面向的工作领域而产生的项目。如招投标文书制作、经济合同订立等。各项目根据难易程度可分为入门项目、主导项目、自主项目。下面是以市场营销专业为例，经过深地分析，确立如下项目。 项目一：大学生消费状况调查。具体工作任务有：①制定市场调查方案。⑦确定市场调查方法。③设计调查问卷。④市场调查资料收集。⑤市场调查资料整理分析。⑥撰写市场调查报告。⑦撰写市场预测报告。 项目二：教学仪器设备招、投标。具体工作任务两组：一组作为投标方，工作任务有：①收集招标信息。②制定投标方案。③制作资格预审文件。④制作投标书。⑤投标。⑥签订经济合同(经济合同的草拟)。一组是作为招标方，工作任务有：①招标公告(招标公告写作)。②制定招标方案。③发放自资格预审文件。④制作招标文件。⑤组织招标会议，开标、评标，确定中标人。⑥撰写评标报告。⑦发中标通知书；⑧草拟经济合同、签订经济合同。以上项目融汇了应用写作课程中的投标、招标文书写作、商务谈判方案、经济合同、调查报告写作等教学内容，这些都是营销专业学生将来在实际工作中所需要的专业技能。要注意的是，“项目选择必须轮廓清晰，有明显而具体的成果展示，要有完整的工作过程，并与企业的实际的商业活动有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每个项目的设置不宜过大，以免支撑的理论知识太多，导致教学组织困难。 (2)制定计划，交给任务。分组教学是项目化教学常用的教学方式。科学分组应坚持平衡划分原则，将不同能力、不同优势的学生划分到一个小组，有利于学生在项目活动中发挥各自优势，取长补短，合作学习。小组人数要适宜，小组规模应视项目大小和教学要求来调整。小组的管理亦可引入企业现实的管理体系，任命或选举小组组长或叫经理、主管等，形成不同的管理层次，对小组及项目实施管理。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学生管理能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学生职业角色的定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定计划。在计划的制定上，教师要充分相信学生的能力，让他们自主确定工作的步骤和程序。教师只需对学生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不善完善之处给予指导，逐步完善计划。对计划中的每一项工作内容，小组组长(经理)要明确分工，落实到人。 (3)按照计划，实施项目，完成工作任务。在实施项目任务的时候，要根据不同项目采用不同的指导方法。入门项目可由学生从书本、网络、调查等途径获取有关写作知识，通过小组成员协作，自主完成工作任务。若项目比较复杂，学生在实施项目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教师可适时地i井授需要的写作理论、写作技巧。要注意把握讲授的运用时机，把握理论的切入时机。同时，教师所讲授的理论以能够帮助学生解决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限。 (4)交流分享，检查评估。工作任务完成后，采用学生交流、互查与教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完成项目情况进行评价。教学评价的重点应该是过程性评价，包括每个学生在各项目开展中的参与程度，完成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隋况，结果如何。特别要注重对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形成与提高的评价。整个评价应从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激发兴趣、体验成功、培养其热爱专业、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等综合素质的目的出发。 5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项目课程实施)所面临的问题 (1)项目课程整体课程体系设计问题。项目课程开发是一个专业的课程整体性开发，是对整个毕业生就业岗位所进行工作分析之后，确立项目课程门类和项目课程结构体系。因此，应用写作项目课程开发要纳入学校整体项目课程开发体系。否则，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就可能走入误区或半途而废。 (2)教材建设问题。这是项目课程开发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以任务为驱动的项目化的应用写作教材较少。有与没有，教材质量的高与低直接制约着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3)教师的适应能力问题。由于长期习惯于学科型课堂教学和受到传统教师评价的影响，教师比较重视按普通教育的模式主要在课堂进行理论教学。实施项目课程，教师的能力就不适应了。要培养技能型人才，教师的素质和水平特别是教师是否有应用写作的实际工作经历和实践能力是关键。 (4)教学场所、环境的问题。项目化教学讲求工作情境的设置，力争模拟实际工作情境或直接进入实际的工作环境。有时需要领学生走出教室，变封闭式的模仿为开放式的实际操作，以弥补学生生活阅历和写作经验的不足。如学习公文写作，可到当地政府机关了解现行的各种公文的制作、处理等实际程序规范，在社会实践中去体会应用写作的全过程。有人建议建立应用写作模拟实验室。但目前很少有学校在财力、物力上为处于公共基础深地位的应用写作教学提供这样的支持。即便有，模拟实验室如何建，建成什么样子，难度有多大，还需要探讨。但只要我们沿着项目课程改革这条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把应用写作课程改革实践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应用写作项目化教学实践就一定能够取得可喜的成绩。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农村职业教育滑坡的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职教 滑坡原因 对策研究 论文摘要：文章从人们的观念、政府的重视程度到农村的现状诸方面对农村职教滑坡的原因进行客观的分析，并提出了走出困境的研究对策。 我国农职教育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并曾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农职教育已不能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滑坡现象。许多地方，尤其是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村职业教育已陷入困境，举步维艰，很难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和智力支撑。有关资料衣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0.13%。 2000午我国第产业农、林、牧、渔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午限仅为6.79午，初中及以下水平的人数超过95 %，而日本同期同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午限却是10.67年。另据资料，我国职业高中招生中，农林科人数所占比例逐午下降，1984午为38.7%，1990年为24.13%，1992年为12.19%.1997年为9.6%.2000年为7.8%.且呈继续人幅度下降趋势。如甘肃这相对落后的农业人省，在2004午的职业高中在校生中，农业类专业人数仅占1.16%.许多农职业学校的农业类专业因生源小足而无法开班。这不仅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的国情不相适应，与许多工业发达国家相比，情况也是少见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呢？笔者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山东等一些地区的调查表明，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严重滑坡，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农民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态度和鄙薄认识，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生源不足，规模萎缩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是广大农民及其子女。但是，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民不愿自己的孩子再上农村职业学校，认为职业教育是非正规教育，是升高中、考大学无望的孩子不得已的选择。孩子初中毕业后，绝大多数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上高中，考大学，实在上不了的，宁愿让其回家种地也不愿让孩子上农村职业学校。据笔者对’("户有初中在读学生的农户家庭的调查，有,160的农户希望自己的孩子升高中，考大学，有86.7%的农户认为考不上高中，就让其回家种地。只有4.1%的农户认为，孩子若考不上高中，他自己愿意上农职业学校就让他去。事实说明，目前的农职业学校对农民及农民子女是没有吸引力、感召力的。 政府对农职业教育的关心重视程度不够，没有把农职业教育的发展纳入其任期目标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的县、乡两级政府将其精力主要集中在抓当地经济建设、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社会稳定、扶贫帮困等所谓的中心任务上，对农村职业教育在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认识不足，工作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扶持，致使国家规定的发展职业教育的许多政策措施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加上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不够扎实，地方政府将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作为农村教育工作的重点，而将职业教育向市场一推了之，任其自由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由于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校舍破烂不堪，师资严重不足，经费得不到保障，实训难以正常开展，农民从农村职业教育中得不到实质性好处，自然就不会让孩子选择上农职业学校。 农村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不明确，培养的人才类型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农村职业教育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的范畴，培养的应是农业生产一线和农村经济发展急需的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和中初级实用农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因此，其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应符合当地主导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愿望和要求。应通过构建能力本位的教育教学模式，强化实践教学。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仍以学科教育为主，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加上学校缺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良好职业素养的“双师型”教师，缺乏实践教学所必须的实训场地和条件，学生花了不少钱，学了二三年，却学不到什么谋生的本领和致富的技能。据笔者对68所农村职业学校的调查发现，有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双师型”教师只占教师总人数的6.2%。绝大多数教师是从普通师范院校毕业后分来的，既缺乏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没有职业岗位所必需的技术、技能，在课堂上就只好传授学科知识。 农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脱离实际毋庸置疑，农村职业教育应是立足农业、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教育类型。因此，其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应符合当地主导产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要着眼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使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符合生产实际，顺应农民需要，突出地方特色，具有市场优势。但调查发现，绝大多数农村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雷同，没有地方特色。选用的教材不仅文化课完全相同，专业课也一模一样。教材内容与生产实际出入很大，适应性很差，学生难以在全真的实训环境中接受身临其境的现场教学，致使农村职业教育变成了普通的学历教育，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技术教育。 毕业生出口不畅，就业率低，选择面窄，没有吸引力农民花钱让孩子接受教育，最直接的目的是希望孩子将来有一个好工作、好职业、好归宿，以求获得较高的货币收益和身份收益。但由于我国绝大多数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工商企业少，农业生产仍以分散的组织化、商品化、工业化程度很低的传统农业为主，除极少数有门路、有关系的农职校毕业生找到工作外，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仍旧回到了农村，依旧过着与父辈没有多大差别的生活，依旧靠承包的土地和笨重的体力劳动赚钱谋生，没有利益的驱动，使他们对上农职业学校不感兴趣。 设备、设施落后，经费投入不足，困扰农职业教育的发展县（市）、乡政府是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主体。但由于我国县（市）、乡财政基础薄弱，大部分县（市）、乡仅仅是保住了教师的档案工资，学校的基本建设和公用经费基本没有拨款，学杂费收入成为学校收入的主体，学校建设主要是依靠借款和欠款支撑。据笔者对68所农村职业学校的调查，生均校舍面积10.6平方米，生均图书15.2册，仅相当于教育部颁布中等职业学校合格标准的一半。专业教学设备、设施更是有限，达标率普遍很低。68所学校开设36个不同专业，价值达标率仅为18.4%，项目达标率仅为32.6%。教师培训经费更是严重不足，2001-2004年，教师的人均培训经费只有168元，其中学历教育培训就占了60%。许多学校因为经费短缺而没有单列教师培训经费。许多教师因生活待遇低，工作条件差而不安心本职工作，而是千方百计跳槽。 那么，怎样才能使农村职业教育走出困境、健康发展呢？笔者认为，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明确农村职业教育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和教育部门的领导，首先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政府是发展农职教育的主体，农职教育能不能走出困境，关键是要看政府的态度。山东省的农村职业教育之所以办得红红火火，就是因为山东省的政府领导非常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省长韩寓群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提出：“重中之重就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为此，必须积极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工作，尽快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深入实施绿色证书和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分管教育工作的王军民副省长明确指出：“山东要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农村新兴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都需要一大批能留在农村的应用型人才，而这批人才的培养主要靠农村职业教育。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要把发展和办好农村职业教育作为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抓紧抓好要像抓普通教育那样抓好职业教育。”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寿光、平度胶南等地之所以都做得很好，就是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能急农民致富之所急，想农民致富之所想，政府扶持引导学校，学校着眼农民需求，为当地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家和致富能手，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次，作为教育对象的农民和农民子女也要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必须明确个体有差异，社会也有分工，期望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考入大学是不现实的。要通过宣传，教育广大农民，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农业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党中央、国务院已把“三农”问题提到了首要位置。只要肯学、肯钻、肯付出，在农村一样能有所作为。 建立政府目标责任制，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明确，由于我国的国情和农村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振兴农村职教关键在政府。因此，必须坚持政府统筹协调，教育部门主管，农业与科技部门参与的办学原则，把县、乡职工和劳动力总数中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科技贡献份额等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工作成效和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指标。地方政府应从对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负责的高度，充分认识农村职业教育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做到五个到位，即领导认识到位、行为到位、经费投入到位、政策措施到位、责任目标到位，真正将职业教育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1）认真做好农村职业教育规划。（2）增加对农村职教的资金投入，尽快改善农村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3）制定特殊优惠政策，为农村职教引进人才。（4）做好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服务工作，包括生源的发动、学校教学设施的建设毕业生的就业指导等，以便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积极推进学校转制，引入民办机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县级政府除依法办好示范性农村职业学校外，要下决心对其他公办农职业学校进行转制，坚持办好一批，放活一批。必须明确，转制不是改变所有制，而是改变农职业学校的筹资机制和内部管理机制。“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国有资产不流失，只要农村职业教育能够发展，什么体制、什么机制都可以试。另外，要广开筹资渠道，鼓励民间集资办学，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扫除不利于民办职业教育发展的各种障碍，当前的重点是要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为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以就业为导向，打破单一学历教育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农村职业教育应在办好学历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农村从业人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办学形式可不拘一格，农民可以随到随学，进出自由。既可以办三年制的文凭学历班，也可以办不定期的专业技术培训班；既可以把课堂放在教室，也可以把课堂搬到工厂或田间地头；既可以进行系统的理论教学，也可以开展专门的实践操作，通过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教学形式和培训形式，真正把农村职业教育做实、做大、做活。此外，人才培养模式一定要由学科本位向职业本位转变，要根据就业岗位和职业能力的要求来设计课程，编排教材，确定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让学生获得学历证书和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对学科专业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优化。设置一些新专业，如农产品营销、农产品加工、农业贸易、农业环境保护、农产品检验等专业；要对各学科专业的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进行修改和完善，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使农村职业学校真正成为为“三农”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人才培训基地。 制定扶持农职教育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以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众所周知，农村人力资源政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各级地方政府应把农村职业教育纳入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范畴。目前，我国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处于工农业竞争发展到工业支持农业的阶段。针对目前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农村职业教育应在招生、就业、师资队伍建设、学杂费、助学金、奖学金等方面制定有利于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减轻农民及其子女接受农职教育的负担，如减免农业类专业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增加奖学金、助学金额度；通过实习返还学费；为毕业生创业提供无息、低息贷款；县、乡、村企事业单位，行政管理部门招工、招干应优先考虑安排农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等，以此来提高农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感召力，以促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谈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农业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模式 论文摘要：本论文在进行调查研究和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并结合盐城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实际情况，在剖析盐域市农业职业教育现状基础上，找出问题，提出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对策，以推动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年来，农业职业教育呈现了开放搞活和生机勃勃的发展势头，成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职业教育全面走向市场，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在发展中遇到许多新困难、新问题、新挑战。 一、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现状 盐城市农业职业学校目前主要有四家：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射阳职业高级中学、建湖二职中、东台二职中。 1、盐城农业学校建于1952年，是一所知名度较高的省部级重点学校，长期开设果树、农学专业、2004年3月，盐城农校升格为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2、射阳职业高级中学是一所在全国有影响的农业类职业中学，江苏省射阳职业高级中学创建于1983年，设有13个专业，50个教学班，师生员工3000多人。 3、江苏省建湖第二职业高级中学是省级重一皇职业中学，学校化于建湖县东郊钟庄镇，学校设有现代农业、园林等专业，为学生成才就业创造优越的条件。 4、苏省东台第二职业高级中学创建1968年，是一所省级(国标)重点职业高级中学：学校拥有多种经营、半自动化鸡场等20多个文习场地和多种经营等专业实验室。 二、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模式分析 1、盐城农校培养人才模式 盐城农校培养的是实用技术人才，它要求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掌握农业生产所需的实用技术．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 2、射阳职业高级中学培养人才模式 盐城市射阳职业高级中学是盐城市的四所农业职业高中之一。教学的组织模式和盐城农校是一样的教学大纲、教材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学制为二至三年，但是它的教学大纲、教材的要求相对低一些。 三、盐城市农业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 1、盐城市农业学校办学方向不明晰 随着盐城丁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许多农业职校把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纷纷停办原来的涉农专业，改办而向城市的机械、电子等专业，农林专业规模相当小，2008年盐城中职招生中涉农专业仅占2．2％，且多为参加汀苏对口单招升学班，加入应试行列。许多农业职校没有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思想相当严重。 2、盐城市中等农业学校生源下滑 招生难的问题已成为制约中等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1997—2000年盐城市农业巾专经历了历史性转折和困境，前：年基本保持稳定的发展势头，但到2000年，农业中专招生人数严重下滑四所不同层次的农业类学校学生培养米看，都存在着在招生规模不断扩的同时，农、啦类学生招生比例不断下降的明显反差。 3、生源基础素质差 从盐城农校近十年录取学生的平均成绩统计(见表)可以看出．并轨前录取的学生平均成绩较高，但并轨后录取的学生平均成绩呈逐年下降趋势，到了2004年以后，入校学生的平均成绩还不到300分。这是由于招生困难，中等农业学校为了维持办学，文化基础再差的学生只要愿意读农校，还得招收进来培养。 4、办学经费不足 农业学校的建设起点普遍较低，财政投入少，收费低，基础设施差，实验设备落后，现代化教学手段装备不足，实习基地科技含量和产业化水平较低。 5、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由于严重缺乏专业教师，所以中等农业学校不得不从校外聘请专业人员从事专业课教学，有的外骋人员甚至只会操作不会讲，有的只是为了一些课时费而上课，责任心不强。 6、农业学校办学模式封闭 许多教师还是习惯于传统教学方法一支粉笔、一本书，于是出现了“教室里养猪，黑板上种田”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对于适用性很强的农学教育以及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来说，已经严重的不能适府当前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 7、毕业生就业难 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农业中专业生主要就业单位一乡镇农技推广部门基本满编，甚至趟编。农科类毕业生对口从业率不足20％。许多毕业生走上外出务工的路子。 四、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对策 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存在不少的问题。经过分析现阶段中等农业职业教育面临的形势，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农业职业教育发展经验，笔者提出发展盐城农业职业教育的对策。 1、明确办学指导思想 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前途、相对于其他职业学校，积极“投身科教兴农主战场，坚持为‘三农’服务”，必须贯穿在学校各项工作的始终。 2、实行农业专业优惠政策 当前盐城要通过招生宣传，增强全社会的职教意识加快盐城农业职教免费的步伐，可以以职教券的形式实行减免费政策．实施农贫同学生助学金、优秀学生奖学金政策辅以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学费减免、校内赞助等措施。 3、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让学生到生产第一线直接感受“大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开展科学研究，把研究成果整合到教学内容上来，小断更新知识。并积极推行学分制，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和灵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创造条件： 4、构建多元化办学机制 突破中等农业职业教育长期单一部门办学的管理格局，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化的办学机制。 5、提高师资队伍建设 盐城市应加大农业职教师资培养力度，从以下几方面蕾手培养农业职业教师：一是要依托1-2所高职院校人力培养巾职师资；二二是要大力引进专业教师和聘请农业专家、技术人员为兼职教师，改善师资队伍结构。 6、改进办学模式 农业职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必须按照“产教结合”的教育思想，根据学习需要，自己从电脑网络中查询信息、最新资料等；图书馆全面向学生开放，学生可随时查阅或复印材料，使用针对性、实用性很强的“活”教材。 7、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 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力度，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保证毕业生的就业。 结语 随着前不久困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正式升格为国家战略。盐城作为江苏沿海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利用沿海独特资源，积极发展海洋产业、盐土特色农业和沿海农产品加工业，盐城农业职业教育必须溶入沿海开发大战略中去，为盐城地方经济振兴作出应有贡献。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综述 论文摘要：基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可以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认识，政府有关部门要求职业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由于缺乏批判性思维，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大多只注意到了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关于“双证书”制度的研究，大多“就事论事”，关注该项制度的意义、现存问题及完善措施，而很少对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及可行性进行反思和质疑。从批判性视角切入，运用历史研究法、质性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索，是相关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点。 论文关键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教育；“双证书”制度；批判性思维；研究综述 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党和国家认为我国职业教育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从业者没有技术、技能方面的资格要求，于是提出了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构想。九十年代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工作提上日程后，国家法律、政府文件都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双证书”制度的建设工作。新近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次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双证书”制度作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尽管两项制度已实施多年，但总体感觉实施效果不佳，与制度设计的初衷有相当的距离。我们不禁要问：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果真是一种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吗？“双证书”制度究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还是指挥棒？所以，检索相关文献，开展相关研究，是一项既具理论价值又具实践意义的重要工作。 一、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研究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联系劳动就业和教育培训的桥梁和纽带。当职业资格成为劳动者就业的重要条件时，自然会激发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动机。另外，职业教育与培训原本就是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考试成为职业资格制度内容的那一刻起，职业资格制度就具有了教育的属性和功能”。甚至有学者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特别是职业培训有着天然的联系。所以，早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刚刚提上日程的1994年，就有学者撰文，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推行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一个契机。 括而言，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互动关系说”，一种是“辩证关系说”。 “互动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北京教育科学院原院长马叔平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研究员邢晖，二人共同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规划教育学科国家重点课题《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课题编号AJA010029）。他们认为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是分属于教育培训（人才培养体系）和劳动就业（人才使用体系）两个不同领域的社会现象，但由于他们共同服务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人力资源、促进就业这一根本目的，因而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或者说内在统一的关系。就业准入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表现在：首先，职业标准的建立为职业教育目标的确定、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教学方法的选择提供了依据。职业技能鉴定有利于客观、公正、有效地评价职业教育的质量，有利于改进职业学校专业与课程的设置，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职业资格证书为职业学校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其变化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工具，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实施有利于促使职业学校积极主动地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联系。最后，就业准入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拓展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对就业准入制度的影响与作用表现在：首先，劳动者职业能力的提高不是“考”出来的，而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培养”出来的。所以，职业教育是就业准入制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其次，职业学校承担着组织学生接受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工作，有的学校还要承担职业技能鉴定的重要任务，所以，职业学校是我国推行就业准入制度的一支重要力量。最后，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了就业准入制度的完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里就业准入制度和职业教育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主要是指正向的影响及作用，这与我们通常对互动一词的理解是一致的。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作用亦有正负之别。所以，将职业资格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定位于积极影响和正向作用的互动关系，笔者总感这种观点有失公允，有偏颇之嫌。于是，当有学者提出“辩证关系说”时，笔者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刘春兰认为不能只强调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的联系，而忽视二者的区别（职业分类和职业标准是国家职业资格制度的起点，职业资格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高职教育则以学历证书教育为主，专业分类和教育标准是国家学历文凭制度的起点，专业教育是这个制度的主体，学历文凭证书是这个制度的终点。）以致高职教学走入误区：在实践教学中，用职业技能鉴定大纲取代实训大纲，仅仅强调具体操作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在理论教学中，曲解“必需、够用”原则，降低教学要求，使学生未能掌握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江苏食品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霞晖提醒我们：在看到职业资格考试对高职教育的促进作用时，也要看到前者对后者的反拨作用，如可能会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学生综合素质的缺失，助长学生学习的浮躁心理。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副教授蓝欣等亦警示我们：职业教育存在片面追求职业资格，将职业教育演变成新的“应试教育”的危险。 相比较而言，辩证关系说更令人信服，更有益于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刘春兰所言：探讨联系，是为了将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更好地融入高职教育，实现二者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使高职教育的就业导向更加鲜明。发现差别，是为了不降低高职学历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是为了让高职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这两种有着不同使命的教育，都能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 二、关于职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研究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职业教育的影响和作用是决定性的。所以，政府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双证书”制度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要求职业院校积极推进“”制度。学者们关于实行“双证书”制度必要性及重要意义的论据，除了其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及提高就业率，其他与前文“互动关系说”有关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对职业教育影响及作用的观点大同小异，故此处不再赘述。以下将对该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完善的对策研究进行综述。 （一）现存问题 “双证书”制度的实质是将职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实施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目前，多数职业院校的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未能有机融合，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经检索，笔者发现与“双证书”制度相关的职业院校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两个方面均存在问题。 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存在的问题，除了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范围令人质疑、职业技能鉴定质量不高、证出多门，影响职业院校两种教育有机融合的因素主要是职业标准。首先，国家现行职业标准的覆盖面小，且主要侧重操作性岗位，尚未包括服务、技术和管理的复合型职业岗位。所以不能满足职业教育发展及职业院校学生取证的需要，致使某些专业无证可考。这一问题在职高、中专较为明显，高职院校尤为突出。这意味着职业院校某些专业不具备推行“双证书”制度的条件。其次，有关规定为高职学生考取与自己学历层次相适应的高级资格证设置了障碍。高职学生在校时间为二至三年，职业技能鉴定不能越级报考的规定，导致学生不得不经历两次报考才能取得高级资格证。这不仅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也增加了学校教学安排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高职院校推行“双证书”制度的积极性。再者，有的职业标准滞后于实践，跟不上职业变化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种教育有机结合的效度。 对于具备实行“双证书”制度的专业，大多也存在两种教育不能有机融合的情况。这主要是职业院校自身的问题。除了学校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工作不到位，主要是职业院校的软硬件不能适应同时开展两种教育的要求，如双师型教师缺乏，教师开发双证课程的能力不足，为技能教学服务的设备、实践教学基地不符合要求等。 （二）完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有学者认为，推行“双证书”制度的前提是制定统一而完整的职业标准。根据需求，增加职业资格证书的种类，尤其是技术类、复合技能类和面向第三产业的职业资格证书。依靠行业，制定科学合理的、与时俱进的职业资格标准。 完善国家职业标准固然重要，但是，由于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教育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所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了解决高职院校某些专业无证可考的问题，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陈兴东建议有关部门合作开发适应于职业院校学生的专业职业技能证书，并研究制定职业院校学生专业技能鉴定的标准和办法。有证可考的专业如何实现两种教育的有机融合，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壮国桢提出三种双证课程融通的模式，即一体化课程、阶梯型课程、模块式课程。 关于职业院校自身存在的问题，有些靠自身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如重视程度不够，宣传工作不到位，实训设备、实践教学基地不符合要求等；有些问题的解决则必须借助外力，如制定专业教学标准、开发双证融通的课程等。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沈凤池建议实行校企合作，充分发挥行业专家在推行“双证书”制度中的作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王汝志认为职业院校可以和行业、企业合作修订、编制职业技能鉴定中不成熟、不完善工种的考试大纲及教材。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田秀萍认为应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一个由教育专家、职业专家和技术专家组成的专业认证委员会，负责组织制定专业教学标准，规定专业设置条件，并对各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认证。 三、从现有研究之不足看未来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文献不可谓不多，笔者共检索到88篇，其中71篇是专门探讨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的，但有分量的、发人深省的文献并不多。在专门探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关系的17篇文献中，提到应辩证看待二者关系的文献仅4篇。71篇专门探讨“双证书”制度的文献（其中5篇是硕士学位论文），仅有1篇论文对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提出了质疑。分析原因，笔者认为是众多研究者未能很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进行研究。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基于充分理性和客观事实而进行理论评估与客观评价的能力与意愿。批判性思维能深入追溯一个问题，全盘把握一个问题思考或讨论的广泛过程的各个方面，所以可以保证对问题的研究和思考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批判性思维并非仅仅是一种否定性思维，它还具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能力——它可以给出关于某一事物更多可选择的解释，并能运用所获得的新知识来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批判性思维并非是一种偏执型思维，这种批判并非“为批判而批判”，而是一种基于公正立场，客观、实事求是地批判。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分析“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互动关系研究”，二者关系可能有互动的一面，与此同时，有没有一方对另一方限制或者双方互为限制的另一面呢？另外，从理论层面言，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确可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但是否据此就可以认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条件呢？从有关史实来看，是不能轻易下此结论的。一方面，我国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已近二十年，但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我国的职业教育曾出现过基础不牢、时间不长的繁荣期，当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还处于纸上谈兵的酝酿期。所以，二者的关系绝非用一“互动”即可定论。如果在研究的起始阶段，即将二者的关系明确为“互动”，那么在研究过程中就很可能会出现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产生“为互动而互动”的问题。如为实现二者的互动，邢晖提出的对策有：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职业院校培训、鉴定、取证功能一体化。笔者认为，就业准入制度实施得再严格，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职业；而培训与鉴定功能一体化，更是违反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教考分离”、第三方鉴定的根本原则。所以，若以“职业教育与就业准入制度关系研究”为题，进行正反两方面的研究，可能研究价值会更大，研究效果会更好。 如果用批判性思维对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以及职业院校实行“双证书”制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有种茅塞顿开之感，值得追问和深入研究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职业资格证书有证明获证者职业能力的标识作用，这种作用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实行就业准入的职业是否越多越好？是否越多越有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一个官方制定的职业标准吗？为什么职业院校推行的“双证书”制度困难重重？难道仅仅是观念、条件等方面的原因？有无可能是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存在问题？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专业与职业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打造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伍，在有限的时间内既开展学历教育又开展职业资格证书教育，并做到双证并重，这符合唯物辩证法吗？职业院校真的能培养出与劳动力市场“无缝对接”的技术人才？企业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职责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对上述问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回答，那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积极推进”“双证书”制度还是调整为“稳步推进”的好。 有了研究的问题，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研究，即研究方法的问题。笔者认为，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需要用到历史研究、质性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历史研究法将有助于我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了解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如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有无变化？若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目的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有无变化？若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学校职业教育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当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和学校职业教育是什么关系？后来，这种关系有无变化？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变化？变化的原因是什么？质性研究法是指在自然情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或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研究的方法。笔者认为，探寻职业院校在实行“双证书”制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离不开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田野研究、个案调查等研究手段。比如，如果研究者能到一所学校亲自参与某一专业双证融通培养计划及课程的设计与实施，一定会收获颇丰，并写出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比较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准确界定前文提及的学历文凭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专业与职业间的区别，显然得用到比较研究法。另外，我国职业院校在实行“双证书”制度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他国家的职业院校是否也在实行同样的制度？他们是否也曾遇到我们遇到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们是如何解决的？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我们很可能会有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等职业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与就业导向研究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定位 人才培养方案 就业导向 论文摘要：高等职业教育要在市场经济中获得长远的发展动力，必须面向市场，合理定位，办出特色，以就业为导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培养出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高职高专教育必须树立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就业乃民生之本，毕业生能否顺利就业，就业后能否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变化，是评价一所学校办学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也是一所学校专业设置合理与否的关键因素。高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只有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才能克服和改变职业教育与市场脱节、与就业脱节、与岗位能力脱节的状况，才能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目的。 一、高职教育的发展定位 (一)目标定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数以百万计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同时，高职教育肩负着不断更新、提升一线劳动者素质的任务。高职教育关注的焦点是尽可能提高劳动者适应社会发展与技术变革的能力，满足社会对就业者越来越高的学历要求，为个人将来职业生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因此，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高职教育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就业教育，即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市场上需要的、抢手的、有一技之长的高素质劳动者或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二)职业定位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属于能力为本的教育，它是为学生进人现实和未来市场就业或创业准备的教育。面对市场需求和新经济的挑战，学生培养目标应定位在就业有优势、创业有能力、继续教育有基础、发展有空间的位置上;立足于培养学生爱国、敬业、爱岗、创新，成为知识型劳动者。其综合职业能力培养主要体现在实用性、技能性、职业性三个方面。高职毕业生应掌握相关职业的新知识、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并以较强的动手能力和分析、处理、指导、解决一线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并使学生在校期间能基本完成上岗前所需知识和能力的各种准备，这是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显著区别。 (三)知识、能力定位: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某种生产技能培训和管理的教育。它以岗位群的需要为依据制定教学计划;在进行职业岗位描述、职业能力分析的基础上，按需施教;着眼于职业知识和能力的提升，而组织理论和实践教学;着眼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补充、更新，选择教学内容与构建课程结构，体现职业能力要求而形成课程体系。这种体系应是打破学科型的教学模式，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具有实践技能、创业能力、创新精神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样的知识技能型劳动者应具有接受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和信息素养，具有经营管理、合作精神与开拓能力，能在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一线发挥有效作用。 二、高职人才能力培养要求 (一)实践与经验 实践是经验的基础，高职人才需要较多的工作经验，因此培养这类人才时，要进行全面的实践教学。更有效的培养方式是先进行技术或业务训练，然后进行管理业务训练。这种训练可在高职院校内通过这两类课程的学习，一次性获得复合性的高级职业资格，也可以在完成某种职业的技术或业务训练之后，接着进行管理业务训练，分两阶段取得双重职业资格，相当于高级职业资格。 (二)求实与创新 传统教育要求老老实实做学问，但要求学生脚踏实地不等于反对学生好动好问，标新立异，有创新意识。也不能因为某些困难，局限和现实阻碍以至反对创新。求实是创新的基础，只有夯实基础，创新才有可能，高职人才只有心存创新意识，才能更努力获取实实在在的学问。 (三)理论与技能 高职院校要把成熟的技术与业务技巧传授给学生与进修人员，故还要进行理论与策略的学习，熟练各种技术技能以及教学交往技巧的训练，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大专院校偏重工程原理、设计和决策方面的训练，忽略了大量普通职业岗位的知识与技能训练，或进行了但缺乏实效。高职人才如何精通所在领域的技术和业务，可以针对对应的技术岗位进行定向培养，但限于办学基础、实力和办学经验，特色也难发挥。所以如果采取院校与银行、证券公司、企业等多方面合作训练的方法，是实现教育资源优势互补的教育功能的强化。 三、以就业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就业是职业教育的功利性目的。以就业为导向，就是根据就业的需要来设置专业，根据就业的需要来开设课程，根据就业的需要来组织教学。对于高职院校的办学者来说，就业应该成为一根.‘指挥棒”，由它来主导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就业才是硬道理”，因此，应以就业为导向，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一)加大专业设里、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改革的力度 1.专业设置:首先，高职教育专业设置首先依据的是市场需求。高职院校应组织由学校、企业领导、各部门技术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进行调查分析，听取各行业、各部门技术专家对职业岗位特点的分析，开展劳动力市场需求分析和毕业生跟踪调查，根据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及时改造现有专业，拓宽专业适应性，切实突破专业的针对性和应用性。积极发展面向新兴产业和现代化服务的专业。其次，面向未来，咨询委员会对社会发展和未来对人才需求走向做好预测，紧跟科技发展的趋势和动向，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到未来社会的需求，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增长迅速的领域如电子媒体、通信技术、服务业等方面，开展新的培训职业。 2.课程设置:高职教育培养目标强调实用型、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依据按需施教、学用结合、够用适度的原则，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实际出发，请企业、事业单位参与决策意见，共同研究决定。基础可以够用为度，充分体现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服务的职能。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要突出专业的针对性、实用性。加强实践教学，强化职业技能训练，增强学生实践应用能力，为此要求实践课与理论课课时比例应为1:1。 (二)从培养模式做起，努力打造仃单培养方式 所谓“订单教育”，是指由某个或某些大企业提出明确岗位人才需求，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符合岗位特定需求的人才，学生毕业后到该岗位就业。由于岗位明确，技能要求明确，学生的学习目的也就明确，教学内容也就有了针对性，学生在校期间就到企业顶岗实习，对企业的文化有所感受，毕业后可很好胜任工作岗位。企业也有了满足岗位需求的合格人才，避免了到社会上招聘人才的盲目性，也减少了岗前培训，这是一种学校与企业双点的方式，体现了把就业为导向落实到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特征。 如果把订单教育的企业范围扩大到某一特定行业或企业群体，则就是行业渗透类型的产教结合。同一行业不同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不同，但对一线技术人员有一些共同的要求，准确把握并围绕这些要求开展教学，使学生总体上适应整个行业的要求，将来不管在哪个企业都能够很快顺利上岗。这种方式学校与某个企业的合作形式往往是“松散”型的，企业一般作为学校的实训基地，教学内容上不针对哪个特定企业，专业综合性较强。 (三)从双证培养入手，搭建企业需求人才的桥粱 以就业为导向，首要的就是推行双证书制，从而从根本上推动高职高专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这对于增强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就业、创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教育部要通过评估等手段，引导和促进学校主动与劳动、人事以及行业、企业的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不仅包括劳动部门的技术工人系列职业资格证书，也包括人事部门专业技术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还应该包括其他行业部委的职业资格证书。其次，高职院校应该与劳动部门、人事部门以及其他行业部门积极开发新领域的职业资格证书，参与到标准的制定中去，把教学计划和证书标准有机结合，用证书推动培养模式的改革，推动教学内容的改革。另外，学校还应该具有服务意识、市场意识，为学生提供培训机会，树立学校的品牌和社会影响。对毕业时没有签约的学生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学校应该在半年内定期组织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促进就业。力争在毕业前有}%以上的学生能取得双证。 (四)加强校企合作和产学结合，促进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从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人手，把教育和社会结合起来，使教育真正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学院在专业建设方面，重视校企合作和产学结合，把产学结合作为培养高职人才的基本途径。具体做法:一是要求每个系都要有一个共建单位，每个专业要与2一3个企业加强联系，成为协作单位;二是安排专业教师深人一线调查研究和参加生产实践锻炼;三是根据用人单位需要安排学生提前就业，顶岗实习，在校企结合过程中完成毕业设计阶段的教学任务。 在理论教学改革方面，一是通过社会跟踪调查，根据用人单位对人才素质需求的变化及时修订教学计划，更新教学内容;二是根据人才能力培养要求，将有关教学环节组成系列课，在系列课的基础上，确定各门课程的地位、作用，合理划分各自的界面，进行课程内容的整合，出版高职特色教材;三是讲练结合，使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有机融合，互相促进;四是注重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提高学生人文素质，除“两课”外，应增加《文学欣赏》、《音乐欣赏》、《美术欣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关系学》、《社交礼仪》等选修课。 在实践教学方面，注重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培养。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属于实践教学的范畴，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目标应与高等教育的整体培养目标一致、高等学校应该把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成为沟通学校与社会联系的桥梁，使之不仅给学生提供实验、实习的场所，也给学生提供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不仅要通过实践教学环节巩固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同时要让学生在真实的现场训练背景下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高等职业教育应加强对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把素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点，把实践教学作为理论与实际、知识与能力的融合点，从实践环节上全面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业能力、创造精神，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五)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队伍水平 所谓“双师型”师资队伍是指既是讲师，又是工程师或经济师等，具有两种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队伍;以及既有教师，又有工程师、经济师等的教师队伍。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提高教师的实验实训水平是关键。几年来我校一直把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优化、素质优良、专兼结合、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双师型”教师队伍作为学院示范性建设的目标之一。一是学院鼓励中青年教师到生产一线参加工程实践，提倡教师社会兼职，以提高专业教师的业务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二是学校从银行、证券公司等单位聘请既有专业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兼任专业课或实践环节的教学工作，以密切教学与企业实际的结合，缩短学校与企事业单位的距离。 在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产业界的重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担负着为国家培养并输送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任。与传统精英模式的高等教育不同，就业导向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不高，就业困难。政府、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培训机构和企业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导他们适应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一、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就业的必要性 今天，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流，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亿人。并且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至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10年或要不了10年，该群体的总人数将突破2亿甚至更多。鉴于城市(镇)化进程还须持续30年至40年，不出10年，“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若继续回避这一庞大群体的利益诉求，中国社会的演进非但没有和谐可言，还将生出无数后患，这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形成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是未来10年至20年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时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加快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提高劳动力素质，即促使新生代农民工从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以支撑“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和产业结构升级转变。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技能培训的仅占30％。这导致他们不仅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高，而且难以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和融入城镇。 目前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技能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对技工的需求快速增长，而目前相当数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水平总体偏低，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由此产生的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状况将成为当前的突出问题。有些城市在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方面实施“高技能先落户、低技能后落户、无技能不落户”的政策，缺乏技能者只能成为城市过客，掌握技能者则优先被城市接纳。因此，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缺乏问题是当务之急。一旦新生代农民工掌握了技能，随着就业稳定与收入增加，他们在城市面临的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三、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职业教育机会 据南京师范大学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显示，68％的人对自己的受教育程度不满意，64％的人要求接受技能教育，54％的人外出打工的动机是开阔眼界、学习本领、提高自身素质。 “现在找份工作很容易，但想找份理想的工作却很难。如果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我想找份能学到技术的工作，如果能在工作中学到一门技术，即便工资低一点，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对个人的发展有好处”。 由此可知，新生代农民工在关注福利待遇、上班时间、工作环境的同时，更关注自身的发展空间。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做苦力，而是希望在工作中学到技能，拥有一技之长，使自己的劳动更加值钱。挣钱也更轻松一些。 四、积极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就业 没有过硬的职业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有序外出就业、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和返乡创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综合素质，不仅是新生代农民工自发的愿望，也是适应国内产业升级的要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84％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参加技能培训对找工作有帮助，但是仍有六成外出农民工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新的产业结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尽快掌握新的技术，这就要求社会和政府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引导他们适应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要，促进平等就业。 (一)制定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规划，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和返乡创业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纳入国家社会财政预算，建立健全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多元化投资相结合的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经费保障机制，把农民培训事业上升为国家行为来推动，打破地方、部门和行业的界限，广泛动员农业、教育、劳动、建设和科技等部门的丰富资源，发动数量庞大的社会资源，建立政府主导、面向市场、多元办学、开放办学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尽快使有培训需求的新生代农民工都能够得到由政府提供补贴的实用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就业一体化；建立政府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基本补贴制度和购买培训成果机制，推行培训券(卡)等办法，建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示范基地；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推行农村劳动力就业准入和控制制度；根据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求，按照不同的就业意向和需要，分别提供实用的职业培训基地与实习园地，从“一锅炒”走向专业化，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提供专业化的职业培训机构；加大资金投入，足额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补贴资金，设立专项资金，改善劳动力技能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提高培训质量。 中国发展的难点在农村，希望也在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如果有教育需求，可以免费接受更高级的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带动作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由“就业一人、增收一户”的加法向“创业一人、带动一拨”的乘法转变，发挥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拓作用。 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外，还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适应能力和思想观念的培训，尤其是要培养新生代农民工融入、适应社会的能力，进行转变生活方式的培训，让他们从“洗脚进城”到“洗脑进城”，从而真正适应社会、融入城市生活。 (二)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积极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的经济，农村劳动力进人大中城市往往面临较高的就业成本、生活成本和较大的心理压力，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亦工亦农，进退自如，就业成本、生活成本和心理压力都比较低。并且县域经济一般以中小民营企业和特色产业为主体，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就业的要求相对比较低，可以更多地吸纳农村劳动力。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从长远和各地实际情况来看，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重点是发展县域经济。通过继续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未来一段时期仍是一条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对于改革发展稳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意义。 (三)完善用人单位培训员工的未来收益的制度激励 就目前而言，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另一方面是企业的“技工荒”，劳动力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如果能够提高企业培训员工的积极性，就可以通过自身培养缓解并最终解决“技工荒”，降低员工的流动性。目前，企业之所以不愿意自己培养高级技工，主要是不希望为他人做嫁衣。因此，只要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收益得到保障，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企业培训员工的动力问题，而这不仅可以有效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高流动性问题，有利于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稳定”的诉求，而且可以有效地解决企业“技工荒”问题，满足其对专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试析职业教育发展与实训基地建设的研究与探讨 论文关健词:职业教育　技术技能　实训基地 论文摘要:本文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我国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形势，阐述了大力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管理与使用的重要性，以及知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职业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川。职业院校如何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值得我们广泛地研究和深人地探讨。 1.认真学习党和国家有关职业教育精神.深刻领会、端正思想、埋头苦干 1 .1深刻领会发展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我国已是制造业大国.工业增加值居世界第四位，但还不是制造业强国，我国的制造业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问题都与从业人员技术素质偏低、高技能人才匾乏有很大关系。现在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国际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与重组，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提高我国制造业水平，使“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这就必须从源头抓起，更加重视和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的整体素质。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就业问题在我国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为了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为了发展农村必须发展工业;为了建设农村必须走城镇化。这都需要大力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1.2消除重学轻术思想 长期以来，在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承受着社会上一些偏见和不正确的观念的影响，我国社会传统观念认为大学生、高中生就是比职教生好，这是一种偏见，我们多少年搞学术研究，实际上重学不重术，由于这种偏见，我们对术的研究远不如对学的研究重视。我们在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和工作的教师应打破这种观念的羁绊，默默耕耘、勤奋工作、刻苦学习，推动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的昂扬向前。 2.加强实训基地的建设、管理与使用，实现做到职业教育和就业岗位“零距离” 2.1充分认识实训基地建设对搞好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 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是职业学校实践教学的主要形式，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根本途径，是使学生由课堂和书本知识走向就业和职业岗位的重要桥梁，是使学生养成良好职业道德和严谨工作作风的基础。解决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找准突破口，实训基地建设就是这个突破口，把实训基地建设、管理与使用好，努力做到学校教育和就业岗位“零距离”，就会对加快培养高质量的技能型人才发挥重要作用，对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由于重视不够、投人不足，以及一些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职业教育没有紧跟市场经济发展需求、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特征，很多职业院校实训基地条件差，设备陈旧，数量不足，实训教师水平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技能和动手能力的培养，这也是目前一些职业院校毕业生不被社会认可的原因之一。 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较强实际动手能力和职业能力的技能型人才。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职业教育是针对职业岗位的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生产、建设、服务一线需要的技能型人才，技能型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具有较高的职业技能和实践动手能力。 早在3000年以前，古希腊生物学家普罗塔戈就认为: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在职业教育领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和实践环节教学。 2.2加强实训指导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综合素质 建立专业教师定期轮训制度，支持教师到企业和其他用人单位进行实习和工作实践，重点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育教学能力。聘请生产和服务一线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担任兼职教师，加强实习指导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创造条件，选拔和组织相关紧缺专业领域的骨干教师外出进修。 2.3实训基地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3.1面向本地经济: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水平、产业结构及市场需求情况，确定实训基地的建设规模、形式和内容。 2.3.2考虑本校实况:考虑专业设置及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结合本校的人力、物力、财力状况，与学校的长期发展和具体规划相联系，科学确定实训基地的模式和建设计划。 2.3.3与专业建设相结合:实训基地必须要结合学校已有专业及未来专业开发设置情况进行建设，要适应专业特点，为专业发展服务，建设多功能、使用效率高、周期长的实训基地。 2.3.4兼顾人才培养目标和社会经济效益:基地建设首先必须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服务，其次是适应市场经济，与市场相联系，创建生产型实训基地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2.4实训基地的管理 遵循“管理出效益、管理保质量”的原则，对职业学校的实训基地实施科学管理。 2.4.1制度建设先行 ①实习工场(车间)安全制度:学习企业安全管理规范，对学生实行三级安全教育(车间安全教育、工种安全教育、岗位操作安全教育)。 ②设备操作与维护保养制度:正确使用设备，会对操作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③工量器具借还与赔偿制度:能按规章借还工量器具，对违反操作规程或人为故意因素造成损坏的工量器具(含设备)实行赔偿制度。 ④实习教学管理规范检查制度:对教师执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行过程管理、课题管理、考核与评价规范管理;对省教育厅颁布的实习教育管理规范的执行情况，作定期检查。 ⑤事故认定及处理制度:对实习中发生的设备事故，人身伤害事故等按事故认定及处理制度处理，真正做到三不放过(事故原因不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不受到教育和处理不放过;教师和学生不受到教育不放过)。 ⑥开展“7S”活动，培养文明生产习惯。“7S”活动，是指对生产现场各要素(主要是物的要素)所处状态不断地进行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安全、节约的活动。 2.4.2注重经济核算，努力降低实训教学成本 加强成本核算和管理;科学安排实训设备培训运转计划，发挥最大效益;以节约的原则，科学设计实训课题，降低用料成本;充分利用人力和技术优势，积极参与市场，承接产品开发、制作工程，创造经济效益;让“开源节流”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共识和自觉行为。 3.结语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和择业观。端正思想、树立信心、认清形势、埋头苦干，扎实做好实训基地建设这一职业教育的突破口，才能够发展好职业教育，培养出大批的高素质劳动者和优秀技能型人才。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今后一个时期内的总体发展目标，和加快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战略措施与保障条件。 论文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发展战略 发展措施 保障条件 自第三次全教会以来，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成为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力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用得好、下得去、留得住、信得过、离不开的应用性专门人才。同时，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人才，特别是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要相比，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艰巨任务相比，我们还必须对2o1O年、201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高等职业教育进行前瞻性的规划。 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 1．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是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从1998年至2003年，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从43万人增长到200万人，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长到480万人。2003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24％，在校生占43．24％；2004年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占普通本专科生的52．5％。1998年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学校432所，2003则达到9o8所，占全国普通高校学校总数的58．5％。已基本形成各地市至少拥有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合理布局结构。199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9．8％，到2003年则提高到17％，2004年则达到19％。因此，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生力军和主力军。 2．丰富和完善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结构体系和高等教育类型结构，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目标和模式比较单一，学科型的普通高校占高校的绝大多数，并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改变了我国高等教育比较单一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学术型、工程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并重的局面。现在，已基本形成了每个地市至少设置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格局，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得到了突破性进展，增强了高等教育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 确立了“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技能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日益提高。2003年底，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87．6％；至2004年9月1日，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率为61％，比去年同期提高了6个百分点，部分省市高职毕业生整体就业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本科院校。 3．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发展思路。 教育部在2002年10月、2003年12月、2004年2月，先后在湖南永州、武汉、无锡召开了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第一、二、三次产学研结合经验交流会，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产学研结合是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已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战线的共识。产生了“订单式”培养、“工学交替”、“2+l”等富有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初步形成。高职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同社会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不断提高，办学特色日益鲜明。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1．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紧迫需求同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规格、质量之间存在矛盾。 据统计，2004年全国高技能人才占技术岗位人员的比重为4％，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O一加％的比重。在仅有的4％高技能人才中，也存在年龄老化、学历偏低等问题。这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社会经济发展对高技能人才需求之间的匹配程度还存在较大距离，因此，要加快对技师、高级技师的培养，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学历水平。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等同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距离。 2．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与高等职业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之间存在矛盾。 一是高职教育的投入机制不完善。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高等职业教育投入的机制，国家、省市在高等职业教育投入中的职责不明确，导致有些高职院校生均经费不足，发展困难；国家对高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够，长期以来，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取得同普通高等教育相同的政府财政支持，更没有取得政府如“985工程”、“211工程”等财政支持。 二是国家在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税收政策不配套。由于企业对高等职业院校在办学上的经费支持、设备投入等无法在税前列支，影响了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从而影响深层次产学研合作的开展，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 三是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同高职教育相适应的教师评价标准。师资是办出一流高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条件，高等职业教育需要一支具有企业工作经验、实践能力强、技术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但目前国家的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制度，使学校从企业引进需要的师资存在着困难；目前。国家还没有建立起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教师评价制度，如以学术性标准评定高职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不同的专业技术职务之问不能相互认定等。 3．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办学条件不足、人才培养模式不鲜明、就业率不高等问题。 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学生数量的急剧扩张，办学条件不足、实训基地建设薄弱等已成为制约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瓶颈问题，并直接影响到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同时，我国还没有形成特色鲜明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的数量、质量还难以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毕业生的一次性就业率还不高，到2004年9月1日，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73％，而高等职业教育学生的就业率只有6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路 1．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目的，以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的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标，建设好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2．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总体目标。 到2010年，在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道路的办学思想指导下，高等职业教育要由主要注重规模扩张，全面转向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到2015年，形成规模巨大、结构完备、质量过硬、效益较高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目标 (1)发展规模。 继续推进高职教育的稳步发展，并在全面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充分考虑东部、中部和西部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建设100所左右综合实力强、特色鲜明的国家级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 (2)专业设置。 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要同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要面向市场设置专业，国家要建立专业设置公共信息平台，重点发展现代农业、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急需的一、二、三产类专业。重点建设经济发展急需的大类专业和主干专业。 (3)课程设置。 建立综合化、模块化、弹性化为特征的高职课程体系；构建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国家课程三级课程体系，抓好省级和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工作，在今后五年内，重点建设一批省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 (4)师资队伍。 要建设一支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双师型”比例合理的、数量上满足教学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到2010年，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研究生比达到50％以上专业教师的“双师型”比例达到80％以上，兼职教师占专业教师和实验实训教师的比例达到30％以上。培养1000名以上的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级名师和技术能手。 改革高等职业院校教师评聘制度，打破用学术性大学教师标准评聘高等职业院校教师的做法，建立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技术实践能力发展的教师评聘标准，并单独成立高职院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 (5)实训基地建设。 进一步加强实训基地建设，加大对实训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未来五年，国家要集中财力建设一批区域性、资源共享程度高的公共实训基地和专业实训基地，增强实训基地面向市场的服务能力，提高实训基地的综合效益。 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措施 1．科学定位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由于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模式长期以来比较单一，造成盲目追求高层次的“升格热”，这同高等教育的合理定位、科学分类长期以来未得到有效解决有较大关系。国家应该用新的思路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根据实际需要，在高等职业教育内部构筑层次。高等职业教育的学制应当根据相应的工作岗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复杂程度和综合素质的要素而定。可以考虑2年制、3年制为主，在发展成熟时期可以发展本科和研究性层次的应用型高等职业教育。 2．启动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级示范工程建设。 (1)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 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已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我国企业的产品合格率平均只有70％，由于工艺不精等原因，全国每年因不良产品而造成的损失近2000亿元，因此，要加快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为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培养高素质的高技能人才。大力推行“订单式” 培养，确保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同步。教育部要加强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协调，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要为高职院校设立技能鉴定站、开展技能鉴定提供“绿色通道”；启动“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资格培训工程”，强化高职毕业生的职业能力培训，使高职毕业生具备“双证书”，提升就业能力；共同开展精品专业认定工作，对精品专业的毕业生发放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职业资格证书等级，以满足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2)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工程。 教育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要抓紧实施“职业院校技能型紧缺人才培训工程”，扩大参与培训的高职院校数量，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在数控技术、汽车维修、计算机与软件技术、护理、建筑技术等专业，在300所左右高职院校建立高技能紧缺人才示范性培养基地和实训基地，为相关职业领域培养100万名以上毕业生，职业培训技能400万以上人次；积极参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50万技师培养工程，提升培养高技能紧缺人才服务胄色力。 (3)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工程。 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国家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高等职业院校的区域布局和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重点投资建设100所左右的全国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多数省份建设一所，重点省份建设二所。国家应启动高职院校建设的“211工程”，明确国家、地方政府在全国示范性高职学院建设中的职责，加大对示范性高职学院的投入力度，改善示范性高职学院的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水平，提升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 (4)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工程。 进一步深化产学合作教育机制，完善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职院校结合区域经济发展，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形成3～5个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3．设立中央职业教育专项基金，积极发展西部高等职业教育。 我国地域辽阔，东西部在社会、经济、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上，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数、在校生人数、招生数、毕业生数、学生就业率低于东部地区，这同西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对人才的吸纳能力有限相关。因此，目前西部地区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需求还比较有限。我们认为，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需要发展，但要适度发展，其规模应小于东部地区；国家应加强对西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公共财政投入，这既是平衡东、西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提升西部地区高等职业院校办学水平的需要。 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保障条件 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相应的保障条件，如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的财政投入等。 1．建立一种有效的政府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完善国家、省和市三级投入体制，使高等职业院校同普通大学一样，能获得稳定的政府投入资金。国家要督促地方政府、高职学院举办者给高职院校核定生均拨付经费标准，并足额拨付；国家要加大对高职院校举办者经费投入的监督，建立经费拨付定期公布制度。国家应启动国家级高等职业教育示范工程，“十·五”期间由中央财政拿出50亿，省级财政按1：1配套，共计100亿，重点支持入选示范工程高职学院。 2．制定国家税收优惠政策，深化育人模式改革。 教育部应会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举办高等职业院校、捐资助学高等职业院校、捐赠实验实训设备等，对投入和捐赠的资金应在税前给予列支，提高企业家参与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积极性。从而深化产学研结合育人模式的改革，提高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 3．加强评估，实行分类指导。 高等教育需要分类指导发展，分类发展才能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国家要建立起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特色的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水平评估体系，加大人才培养内涵方面的评估内容，特别要重视对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的评估。国家要建立水平评估同国家财政投入相结合的制度，对水平评估优秀的高职学院要加大投入，通过评估，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评估，使高职学院在分类指导中准确定位，办出特色，提高水平。 4．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国家要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上加强宏观指导，深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人事制度改革，打通企业编制与事业编制的界限，为“双师型”师资队伍提供制度保障。建议在两年内，建立不同于学术标准的高等职业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办法，突出对教师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的评价；成立独立的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对高职教育教师的专业技术职务实行独立评审。 职业教育研究论文:浅析中等职业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论文关键词：中等职业教育　鉴定标准　培养周期　教学法 论文摘 要：文章通过对目前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现状分析，并对职业鉴定、培养方法、培养周期等几个关键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 引言 职业教育不是我国独有的，更不是我国创造的。是世界各国都有的一种教育方式，职业教育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应该说，原始社会进入石器时代，狩猎需要一定技能，她不是人类天生的，是靠人类后天学习得来的，这时就开始了“职业教育”，当然这种职业教育是零碎的，是个别的。自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各种技能相继出现，技能种类相当多而且复杂。技能人才需要越来越多，技能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传授技能、技能深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型的教育形式诞生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职业教育更是世界各种教育方式中不可或缺的方式，人类还会将这一种方式继续下去。 一、职业教育的概念 职业教育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订的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指出：“技术与职业教育还进一步被理解为a.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b.准备进入某一就业领域以及有效加入职业界的一种手段；c.终身学习的一个方面以及成为负责任的公民的一种准备；d.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e.促进消除贫困的一种方法”。这显然是对职业教育的广义的理解。狭义的职业教育是以各级职业学校为载体的职业教育，探讨狭义的职业教育概念对我们在基层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同行具有更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黄炎培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首创者，他在《中华职业教育者宣言》中指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方尽其对群之义务”。并认为“职业教育，则凡学成后可以直接的谋生者皆是”。北京师范大学高奇教授在其《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一书中认为“狭义的职业教育系指对全体劳动者在不同水平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所给予的不同水平的专业知能教育，培养能够掌握特定劳动部门的基础知识、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人才的教育”。顾明远、梁忠义在其主编的《世界教育大系——职业教育》中指出“职业教育的基本涵义是什么呢？简单地说职业教育就是为了培养职业人的，以传授某种特定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的教育”。 以上种种对“职业教育”的概括，虽然表述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含义大体上还是一致的。 第一，职业教育从属于“教育”这一概念，是作为教育的一类活动。“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重要途径”。所以它必然具有教育的特性。 第二，职业教育的独特性在于其“职业性”。职业教育既然从属于“教育”这一概念，那么它与其他类别的教育当然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的独特性应该是其“职业性”。职业教育的教育目的是为社会培养从事某种职业的、应用型的专业技术人才，使具有某方面职业兴趣的个人学一技之长用于谋生与发展。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者通过一定时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掌握某种职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职业意识，成为社会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顾明远、粱忠义认为，职业教育作为社会所特有的活动，起源于人类社会营谋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和人类自身生产的需要；职业教育是和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以传授生产、劳动经验和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也是一种使人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教育。杜威认为职业教育就是为从事职业工作作准备的教育。斯内登也认为，凡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都可称为职业教育。梅斯在《职业教育的原理和实践》中同样指出，职业教育是为学生将来从事某种特定职业作准备的教育。 二、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及几个方面的分析 1.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职业教育在我国纳入正式的教育形式时间很短，需要不断深入地研究，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投入人力、物力深入研究职业教育这种新的教育形式，切实搞好我国的职业教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 我国的职业教育已开展近20年，在沿海地区，开展得更早，目前来看也是比较成熟的。我国自2001年开始设立中等职业院校，目的在于培养一大批高级技能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更好地服务。绝大多数中等职业学院一旦从中等学校转变过来，名称很快变更过来了，经过这么多年，许多职业学院仍沿袭过去中等教育的模式，从领导到教师的观念没多大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培养模式都未发生变化，这样下去，显然与我国教育改革不符合。 我国教育规模在飞速扩大，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扩大更为明显，这当然是好事，但关键是中等职业教育必须从外表到本质，她就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2.几个方面的分析。职业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1）技能性：中等职业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高级专门技能的人才，因此，技能教育的教学内容是其主要内容。 （2）实践性：要培养能够直接从事工作的技能，显然必须强调教学手段的实践性，只有利用大量的时间才能不断提高技能，积累工作经验。 （3）专业设置的动态性：社会的需求是变化的，我们培养的专业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的，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专业的设置的是动态的。 （4）教学内容的动态性：职业教育的最大特点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没有严格的教学体系，而重点是强调技能。因此教学内容、教学计划、教案、教学进度都是动态的。 （5）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可以是现场式，可以是课堂加现场，可以是实验室式，也可以是实验室加课堂室，还可以是课堂式等等。 （6）教学内容没有系统性、完整性：教学内容与中等教育、研究性教育完全不同，不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依据上述分析，我国目前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新形势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且深远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实施，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严格的界定。通过对此问题的分析研究，以期引起社会及广大中等职业教育同行的思考，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突出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实施特点，恢复中等职业教育的本来面目，使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千万万的中初级、专业技术人才。“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等职业教育唯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有可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存、发展、壮大。 三、对我国职业教育情况的几点思考 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现状，因此有以下一些思考： 1.关于职业教育的“产品”。工厂的产品最重要的就是质量，产品质量的好坏，通过检验便可知晓。职业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技能型人才，但他又不同于产品，两者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技能水平的高低比较好鉴定，实际上我国推行的职业技能鉴定考试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比较成熟。大力推行职业技能鉴定，注重技能等级的统一标准，鉴定应主要以鉴定实际技能为主，以理论知识的考试为辅。 2.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应特别注重实验室、实训室、实训基地、实习工厂的建设，着眼于我国未来建设所需求的人才。 3.关于中职教育的培养周期。进一步规范学制，普通专业在校一年半或两年时间完成，高级专业在二半年或三年时间内完成。学制可由学校根据专业、对象和鉴定标准确定。 4.关于中职教育的培养内容。教学内容标准化，教学手段多元化。教学内容必须标准化，统一要求，统一考核。教学手段可根据专业情况和教学环境选择不同方式，比如学校实验室、实训基地或实习工厂。 5.关于中职教育的教学进度，教学进度可由各学校自由掌控，不作统一要求，可以根据对象，也可根据专业或教学内容进行设置。 结语 中等职业教育起步晚，研究的人力与物力匮乏，可能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国的职业教育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真正搞好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

传统艺术论文:中国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植入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艺术;传承;创新;服装设计;植入 论文摘要:中国服饰艺术能够在世界时尚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树立本民族品牌,离不开中国历史大背景。“民族的就是国际的”,没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服装是没有根的服装。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了服装设计中需要不断注入的既古老又新鲜的灵感血液。如何认识这一点,并准确的将博大的传统艺术精髓植入到现代服饰中。并有效结合成为整体,是我们将要研究的课题和任务。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被忽略的传统民族艺术也逐渐成为艺术工作者表现形式的主流。对于服装设计教育来说,从上世纪末便提出的“民族的即是国际的’旧号,也从未像今天这般为我们所感同身受。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民族艺术,如何将传统民族艺术更好地融人服装设计的教学实践中去,也成为高等院校进行服装艺术设计教学所面临的课题之一。对于服装设计来说,将传统民族艺术与实际应用完美结合,积极吸收新的艺术元素并加以创新是服装设计从业者应认真对待的任务之一。 中国传统服饰的源流追溯起来是一部涣涣长河,其大背景就是中国五千年的辉煌文明史,“衣冠中华”谱写了绚烂的服饰宝典。在经历了“西服东渐”的冲击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其服饰的文化归属感在国人心目中也表现的愈来愈强烈。 在今天的服装艺术教学与创作中,民族化与时代化之间,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传承与创新之间,它们枝蔓缠绕的关系不禁使得一部分人困惑、矛盾。时代感,是文化最具生命力的品格,无论在哪种文化之中,时代感的强弱都是其文明程度最敏感的标志,服饰文化也不能例外。作为一名服装教育工作者,将传统民族艺术植人服装设计教学实践中,以民族传统为基础,面向时代,以现代服饰设计为目的,成为今后工作的重点。 一、注重传统艺术的发掘与借鉴,力求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它们共同构建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奇葩。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辉煌的艺术成就,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了本民族文化有着积极的成就,也有着不足之处。我们应该用批判的态度进行选择,有机把握传统艺术文化中的“利”与“弊”,以便于汲取并传承传统艺术中的精华。今天,许多传统艺术面临湮灭的尴尬,许多传统技艺后继无人,甚至失传。我们今天的学习与继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民族艺术的挽救,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像我国古代的绎丝工艺,由于其工艺精繁、对工人素质要求高,时间花费多,见效慢,其有些技艺在建国后慢慢消失,不过,这种技艺在我们的邻国—日本,被很好地保留并传承了下来,现在的日本仍保留着从隋唐时期传人的“本绎丝”及“引金箔腰带”技艺。今天,这项在中国失传的技艺在两国的文化交流中辗转回到中国。这不由得我们不警醒—不要让老祖宗的好东西败在我们手中。 二、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入形式 我们要做到将传统艺术很好地植人服装设计教育中,首先我们要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服饰有机结合,它们应成为互为包容、相互协调的统一体。他们之间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对立。我们应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引导学生深人了解传统艺术的文化性、地域性,注重传统艺术符号在服装设计中的嫁接与借鉴。摒弃程式化的、流于形式的肤浅模仿,注重挖掘传统艺术精髓中认识传统艺术的文化土壤及历史属性,学会在服装设计的学习中把握和体现传统艺术的文化脉络。在当今的服装设计界,中坚设计力量对此有了很深的体会,并将传统艺术在服装设计中的融人作为开启世界时尚大门的金匙。 其次要重视地域文化,促进服装创新。纵观服装的历史发展,也是一部时代变迁的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得到文明发展的脚步,同时反映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准及人们的审美观念,由于自然条件(种族、地理、气候)、精神状态(风俗习惯、时代精神)、历史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服装文化。其服装以外的艺术形势也强烈的表现出这一特征。 传统民族艺术在服装设计教育中的植人形式很多,我们简单总结如下: 1.意境植人方式 我国传统民族艺术讲究意境,尤其以寓意吉祥美满的内容居多,往往通过图案及图案的形式来完成。这是我们祖先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作出来的一种艺术形式,它完美的将吉祥与图案结合在了一起,代表着传统的民俗民情。 吉祥图案涉猎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历史、风俗、宗教等方面,赋予人们积极向上的内涵与意义,是中国人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乐观的心理反映。如“喜上眉梢”,“竹报平安”,“五福(蝠)临门”等等。“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代表奋进、勇敢、尊贵与威武。这些吉祥图案以其寓意被用于传统艺术的各个门类,不论是雕刻还是瓷器装饰,不论是剪纸还是染织,千百年来这些带有美好寓意的图案被赋予了生命与灵性,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寄托。如今,这份宝贵的艺术遗产成为了设计师们表现的法宝之一,新锐设计师祁刚为影星高圆圆精心设计的“喜上眉梢”惊艳戛纳,以民族传统吉祥图案传递着特有的中国文化。 2.图案植人方式 中国传统图案的历史由来已久,中国文化从开始就认识并强调纹饰的作用。我国传统图案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从变幻无穷、风格各异的传统图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各时代的工艺水平和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许多传统图案至今仍被广泛使用,经久不衰,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服装设计中,将具有传统艺术形式的图案与现代服装相结合,成为设计师们常用的设计手段,传统图案在服饰中的巧妙植人,成为时尚与古典的重要碰撞形式。 传统图案在植人服装设计中时,要注重图案与服装结合的形式美感,形态与功能的关系、形态与材料以及工艺的关系,这样才能将传统图案与服装完美结合在一起,更有效地完成对服装文化内涵的诊释。 在具体的图案植人时,首先要考虑到地域性、时代性,才能在选题、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的把握上做到严谨、准确,有特色;其次要考虑到传统图案的创新,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试验性创作,得到新的启发,获得创新灵感,给古老的艺术注人新的生命与活力。 3.色彩的植人形式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懂得使用色彩的民族之一,最早确立了自己的色彩结构。形成了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色彩喜好。在传统艺术中,像“青花瓷”、“唐三彩”等以色彩命名的艺术形式比比皆是。传统镀金工艺中的“婆金”、“描金”,妇女妆容中的“花黄”,纺织工艺中的“撒花”等在引发后人无限遐想的同时,也为我们揭示古人对色彩的种种喜好,甚至今天国际上以“中国红”这一对红色的命名来显示中国人对这以色彩的偏爱。 三、结语 中国传统艺术植人服装设计的形式还有很多种,这要求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认真总结、体会。曾经我们的设计师在国际上茫然得像个孩子,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国服装设计从起步发展到今天,在经历过模仿甚至抄袭后,开始了创新,民族的面孔重新回到世界的面前,将中国现代服饰艺术带向国际。他们立足民族特色,汲取传统艺术精髓,让中国服饰艺术重新焕发了新姿。对于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也将致力于传统文化艺术的研究,为服饰文化教育的发展不断努力。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人类社会对艺术设计的需求无论是在范围还是在内容上都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多。尤其在目前的中国,随着国门开放的那一刻起,设计的需求就在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中逐渐扩大,相关行业的从业也在不断增多,但真正的精品设计却实在贫乏。我们应该勇于面对现实而思考如何走我国艺术设计的创新之路,而不应再继续迷失下去了。而笔者认为在目前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从中吸取有用的元素将其融入我们的作品中,这是目前提升我国艺术设计层次的一条便捷之路。 关键词:艺术设计传统文化应用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但由于政治、经济的原因在近200多年以来在文化艺术方面几乎停滞不前以至于与整个时代有很大的差距。而由于近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对艺术设计方面的需求却是空前的。在我们设计发展的初期只能是在借鉴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是发展的必然阶段。 在当代社会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都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而中国作为一个自强不息的大国在各个方面都不甘落后于人,在艺术设计领域尤其需要新的创新和突破,这不仅仅是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传统不是落后和过时,它像流水一样,是民族自身演变的过程。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国家,同样她的传统文化也是最复杂和深厚的。地域的广博造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悠久的历史又促成了其文化的兼容性。这些纷繁、复杂、厚重的传统文化才是我国艺术设计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目前很多文艺工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现状(主要指对目前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不满意)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儒家”思想,认为正是其造就了中国的“农耕文化”和“羊”的精神。这一观点在去年最流行的小说《狼图腾》中得到了较完整的阐述和论证。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5000年的封建文化曾使中国在300多年前就站在世界之巅(中国在乾隆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当时世界整个生产总值的一半还多)。但又恰恰是这种最为完善统治制度阻碍了中国近代的发展。但我们同样应该认识到“农耕文化”被“狼文化”取代,“野蛮人”打败“文明人”其实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定理,而应该说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理。在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上都是这样: “希腊人”赶走“爱琴海人”(特洛伊被希腊人摧毁);“罗马人”取代“希腊人”,“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人”,而最终“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又拱手让给“山姆大叔”,历史从来都是这样,但是谁又能说希腊文明应该抛弃呢?“罗马神话”恰恰是全面抄袭了“希腊神话”,就象“宙斯”和“朱庇特”的关系。就是现在谁会认为英国人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逊于美利坚国。“胜则为王败则寇”仅仅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而艺术上却恰恰相反。如果将成吉思汗与赵佶在艺术领域上的成就进行比较,宋徽宗虽是亡国之君但其在书画方面的造诣是一代天骄骑着“汗血宝马”都追不上的。任何文化都有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就象殖民地文化的最大好处是当地人的外语(入侵民族的语言)基础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样,中国长期的腐化和奢靡的封建社会生活习气恰恰成了滋生民族传统文化的温床。可以概括的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包罗万象,其涉及面十分广博,艺术设计工作者应从中吸取相应的文化元素将之融汇贯通加以利用,其实“古为今用”在当今中国艺术设计领域里比“洋为中用”还管用。 二、传统文化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直接应用---主要是针对不同的载体,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慎重的选取相应的图案或符号,发挥其原有的图形信息。但这种直接使用在使用时应注意使用环境和材质。这种使用实际上最为简单和实用,初学者往往愿意使用但一定要注意在组合上不能是简单的堆砌,而要注意其融合。否则直接罗列和附着会给人一种突兀或牵强附会之感。这方面的成功作品中以大连金石滩的“万福鼎”最为典型。该鼎高5.6米(代表中华56个民族),宽4.8米(代表四面八方),其四面由8888个小福字组成。寓意深远的数字构成与应运而生的吉祥个数,囊括了其能够祈福呈祥的所有含义。 扩展使用---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延其“意”传其“神”,其实这是一种转化。这需要设计者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和很高的艺术修养。例如中国书法的精髓在现代园林景观设计中应用最为广泛,汉字书法的构成不外乎章法、线条和结构,同样好的景观作品不外乎追求自然、和谐和超凡脱俗,其布局的合理与正确是最重要的,这一点设计者可以吸取书法中布局的特点,但其各部分组成和功能模块的架构也是相当的重要,好的作品“随形就势”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尽量减少人工的斧琢痕迹是优秀设计师的追求。让人们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这才是最为出色的作品。 将传统文化中所传达的民族特征、理念与现代设计结合为可视的形态呈现出来,即抽象的继承。这种运用在建筑设计中体现得比较明显。在建筑设计中采用“易经、风水”(有人说是迷信)的理论。建筑风水学的核心就是天地人合一,即人与自然融合,把人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并指导人们的建筑选址乃至营建,其人与自然环境间和谐思想,这也是现代生态建筑学或“环境友好”建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市中的90%以上的建筑(高楼大厦)实际上都是过渡产品,公寓楼(水泥楼房)本身的出现就是欧洲国家为解决部分贫困民的居住问题而造出的产品,楼房的弊端在发达国家已经产生,因此英、法等国都已经采取相应行动,恢复庭院式居住方式。目前大部分中国设计者仅将目光注意在建筑新材料在其作品中的应用,简单的变形和多变的色彩就被认为是优秀设计,真是可笑。笔者认为中国设计者在这方面还有许多路要走,这与当前中国的整体国情有很大关系。什么时候建筑方面的最高奖由“鲁班奖”变成了“创意奖”,那么中国在建筑方面的设计可能才会真正得到体现。目前最好的相关作品只能推荐大家看看潘石屹自己的别墅(时尚杂志中有介绍),真正的好作品是和谐与自然,大气却不失精致,通透却不空落。其所有的布置和装饰都是隐合中国的易经之道。 中国的传统文化内容广泛,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特有的元素也是多元化的。现代的艺术设计种类也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将传统文化元素在所有设计领域中的应用一一列举出来,以上的论述仅仅是一小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当一个设计师丧失了其民族特性时,她不可能在国际设计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凸现她的本土性和个性化特色才能继续发展。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很好的融入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中国的设计者如果能很好的运用其相应的元素,并给予一定的创新应用,则可以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取得新的突破,使中国的设计者能够在国际设计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 传统艺术论文:论波普艺术对传统艺术的影响 1、波普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差异和影响视角 波普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之间影响力有着明显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影响力的不同和文化的差异是有紧切关联的。西方的文化发展脉络一直兼承着确立颠覆的方式交替进行的。从古西腊、古罗马时期的人性极度释放,其艺术样式均呈现出歌颂人体的美感,人情的真情态为视角,哲学家的思维亦是围绕人是什么,从何而来之类的话题展示,一直发展至这种生存环境破灭,宗教便开始占据主流,人物开始忏悔放纵的罪恶,艺术理所当然的成为人们罪恶心灵慰籍的宗教语境,到宗教禁锢人性到达最高的临界点时,文艺复兴之类的反宗教现象又主导文化艺术发展的话语权……波普艺术的产生亦是人们经历苦难的全人类战争的情形后产生的对苦难恐惧压抑太久后的精神放纵,可以说是人们对工业文明诞生的比冷兵器杀伤力太千万倍的热兵器的排斥,亦可以说是对生命个体在战争中形同草介的消极放纵。总而言之,西方的文化发展脉络是代表时代特征的鲜活血液。波普艺术好或坏的评价暂且不说,但至少无人可以置疑其时代与社会性,它是时代特征的真实记录,安迪沃霍尔等杰出的艺术家之所以成为流行艺术的代名词与其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洞察和典型提炼是密切相连的。而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发展却与内陆文明的共识主流相关联。 内陆文明繁衔所倚仗的往往是大江大河,江河能孕养人类,亦可以毁灭生灵,所以人们往往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形成文化主识,凝聚统一的力量,久而久之,国家意志便成为话语权的核心,与国家意志相呼应的文化主体便成为哲学、艺术等文化外化形式的色彩特征。儒家思想主导国家意志的历史由来已久,亦经久不衰,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发展四步曲产生了诸如类假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思想,所以,艺术的发展角度亦形成了技法的把玩到意境的提升再转入逸品要求的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无为,虚融淡泊,其终极目标是追求个人修为的超凡入圣,进入人与自然的和谐之道。从上述的述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西方艺术侧重对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批评,而中国艺术特别是传统艺术则偏向于个人精神的内省和升华。 社会发展直至今天,地球村和地域文化特征被高速传播的信息所淡化,我们已无法再回归到传统的天圆地方的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无为心境中,同时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化艺术样式,并传统而不顾亦是焚琴煮鹤大煞风境的做法,至少传统的可圈可点之处是我们的艺术样式富有地域色彩的必要手段。所以中为体西为用,内外兼修的新文化运动的前辈先驱的提出的观点可以为我们的当代艺术提供一条学习舶来文明同时传承传统文明的途径。 2、中体西用、内外兼修的中国当代艺术思维方式 艺术性的主要表现是技巧所形成的美感的完美体现。所有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脱离技巧。纸本创作,架上绘画创作,中国传统画论中技巧的高度锤炼和指导都是十分有用的。而且画论中相对玄奥的意境,个人精神内涵的修养可以很好的让我们有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相对平和的心态,以旁观者的心态来思考和社会现象,使艺术创作更具思维深度。同时这种自省式的修养也能够更好的学习技巧,反作用于画面东方审美情趣的表达。这种内省便是“本体”。对波普艺术的借鉴和学习可以是其影响力背后对社会事件的精确把握和深入解析。而不是照抄安迪?沃霍尔的马蒂莲?梦露来一个的组合。安迪?沃霍尔的波普艺术在这种情形下作用非凡,能影响观者的作品往往是其身边的,时代环境中的物象,用生活中的事物来进行创作,无论是变形金刚,还是魔兽世界,只要能很好的融入创作中都是可行的,这些物象并不意味浅薄。这便是笔者认为的“西为用”。 以东方传统艺术的技巧和思维情趣为本体,以影响空前的波普艺术对时代特征成功把握为用,进而内外兼修于当代艺术创作至少比完全照搬传统,用油画颜色画山水画,抑或完全西化一眼就能看出师出哪位大师门下之类的哗众取宠的方式来得要稳妥得多。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这种选择方式或许算得上中庸之道。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美术与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应用 一、现代艺术设计 随着经济时代的到来,现代艺术设计早已脱离了物品形式,成为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象征,反映了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美学风格。现代艺术设计作为美学和文化的综合表达形式,它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各个领域,所以对于现代艺术设计的认识我们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现代艺术设计作为表达社会意识的一种艺术形式,能从侧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现代艺术设计与民间美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容易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且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基本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影响现代艺术设计的对象,还会拓宽艺术设计的方式和构图思维。 二、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 民间美术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文化内涵、强烈的对比色、素材选取、表达形式等。强烈的对比色是民间美术最大的特征,鲜明的色彩对比使得民间美术极具艺术感染力,其独特的视觉效果更使它成为了现代艺术设计师的最爱;文化内涵也是民间美术较为显着的一个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期盼。由于民间美术在表达形式上极具美学特征,这种特征可以将设计转换成一种语言,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不仅增加了现代艺术的民族特色,同时也剔除了民间美术中的粗俗部分,使民间美术在提炼之后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美感,为现代艺术设计开拓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一)民间美术是现代艺术设计的源泉 在大多数艺术家和文学家的眼中,最好的艺术素材往往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生活作为艺术的一部分,经艺术家的提炼和润色后会充满文艺气息。民间美术来源于民族文化,它是承载民间文化的载体,作为艺术设计的源头,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即物质和精神。物质是人们的生活基础,也是民间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精神文明则反映了当代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从艺术表达形式的角度分析,民间美术是艺术设计的源头和潮流,民间美术可以让现代艺术设计满足人们在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等心理方面的需求。从古至今不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的艺术设计,而每个地方的艺术设计又因风土人情、经济水平等因素得到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发展,由此可见,艺术设计受民间美术的影响非常之大,也可以说艺术设计的内容大多来源于民间美术的民族底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的艺术设计,尽管它在表达形式和设计内容上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较深,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蕴含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论是高科技产品、工艺品还是包装纸,大大小小的艺术设计中都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气息,这就是民间美术在现代设计中的重要体现。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丰富的民间美术作品是我国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重要源头,设计者应当通过吸取民间美术中的精髓部分,设计出属于自己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在促进艺术设计发展的同时,传承我国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 (二)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共通的文化内涵 民间美术和现代艺术设计在色彩的运用、人文精神的体现和图式造型的设计上都存在共同之处,相同的文化内涵促进了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民间美术在创造过程中始终以人生理想、原始信仰和生命价值为创作主题,而民间美术作为承载人们生活情感的载体,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以及美好的愿望。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信息电子产品也在网络上普及开来,艺术设计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属性被赋予现代气息,作为一种物质产品迅速充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相对于民间美术而言,现代艺术设计对人文精神更为忽视,因而呼吁人文精神的回归就成了现代艺术设计的主要目标。随着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广泛运用,现代艺术设计在时间和空间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民间美术蕴含的人文精神则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吸收的精华;其次民间美术的设计主题可以激发现代艺术设计的选材灵感,通过分析民间美术作品主题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作品内容都取自当地的物质资源。丰富的资源优势使得民间美术呈现出多彩的形态,随处可见的创作材料和普通的创作工具使得民间美术具备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而现代艺术设计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审美需求,所以生活气息对现代艺术设计尤为重要。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融合有利于增加现代艺术设计质朴简洁的艺术感染力,人文精神的借鉴不仅拓宽了现代艺术设计的选材范围,还发扬了朴素的自然观,从而达到民间美术与现代艺术设计文化内涵共通的目的。 (三)民间美术拓展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创造力 通过分析现代艺术设计作品就能发现,民间美术作品对其影响是多方面、多角度的,首先民间美术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是现代艺术设计源源不断的灵感源头,独特的创作视角和设计方式为现代艺术设计拓展了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陕西着名的民间剪纸为例,民间剪纸大多由民间艺人创作,尽管他们能将剪纸创作得栩栩如生,但并不是所有的创作对象他们都见过,所以在创作过程中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剪纸进行巧妙的构图,从而创造出生动的剪纸形象。由此可见,民间美术在创作和表达上大多是通过想象力和创造力将自身想要表达的情感用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将民间美术运用到现代艺术设计中,不仅能培养艺术设计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还能培养他们发现寻找素材规律的能力,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表现事物,从而达到发散思维提高创造能力的目的。民间美术的创造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想象和选材等方面,构图技巧和设计内涵都是凸显艺术设计创造性思维的重要体现,因而我们应加强民间美术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拓展现代艺术设计的创造力。 (四)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的借鉴和应用 随着各类现代艺术设计活动的开展,我国越来越多的艺术作品走上了国际道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部分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立足本土,借助传统文化来丰富艺术作品的内涵,尤其是现代艺术设计对民间美术和传统艺术的借鉴尤为明显。尽管现代艺术的设计元素在不断创新,设计风格也随着人们的审美意识在不断转变,但民间美术的精髓在现代艺术设计的作品中始终得以保留,如字体设计、海报设计和包装设计,这类艺术设计都是在原有民间美术理念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使之被赋予新的含义。其中较具代表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当属奥运火炬,祥云图案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民间美术和传统文化中都具有深刻的内涵,而设计师在对其翻新后使之成为一件具有民族代表性的艺术设计作品,在向世界人民展示我国民族风格当代性的同时,为现代艺术设计拓展了一片全新的领域。 三、总结 随着现代艺术设计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传统的民间美术似乎也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尽管二者在审美和功能上各有千秋,但这并不会促使两者出现在对立面上,民间美术具备的精神内涵是现代艺术设计需要学习的,而现代艺术设计所具备的经济性和高科技性也是民间美术所缺乏的,因而二者存在互补优势。现代艺术设计作为一种集美观、功能、经济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它既能满足人们对审美的需求,也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民间美术的实用性、生活性和民族性为现代艺术设计开拓了一片全新的创作领域,二者的融合在促进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同时传承了中国民族文化,使得中国民间美术得以长久流传。 传统艺术论文:浅论民间传统艺术之剪纸 “民间艺术”是艺术领域中的一项分类,顾名思义举凡在民间形成、发展并广为流传的各种通俗的传统艺术以及具有民间色彩的技术与艺能都称之为“民间艺术”:例如传统工艺、雕塑、剪刻……等等,都属于民间艺术。而剪纸则是最为流行的民间艺术之一。 一、剪纸的起源 据考证,从商代开始就有人用金银箔、皮革或丝织品进行镂空刻花制作装饰品,后来蔡伦改进和推广前人的经验开始大量造纸,这种镂花形式因找到了更易普及的材料从而诞生为现在的剪纸艺术。而现代,大约因其材料易得、成本低廉、适应面广而普遍受欢迎,更因它最适合人们闲暇制作,既可作实用物,又可美化生活。全国各地都能见到剪纸,甚至形成了不同地方风格流派。而传统艺术进课堂时,更成为连小学生都能熟练掌握并制作的一门学科。 二、剪纸的制作 剪纸不是用机器而是由手工做成的,常用的方法有两种:剪刀剪和刀剪。剪刀剪是借助于剪刀,剪完后再把几张(一般不超过8张剪纸粘贴起来,最后再用锋利的剪刀对图案进行加工。刀剪则是先把纸张折成数叠,放在由灰和动物脂肪组成的松软的混和体上,然后用小刀慢慢刻划。剪纸艺人一般是竖直握刀,根据一定的模型将纸加工成所要的图案。和剪刀相比,刀剪的一个优势就是一次可以加工成多个剪纸图案。剪纸作为一门民间艺术各地广为流传,其中又以蔚县剪纸最为着名。蔚县剪纸,有悠久的历史。蔚县剪纸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分刀工七分染”上。刻制时以阴刻为主,兼有阳刻或阴阳结合的方法,使得作品玲珑剔透,层次分明。而我们在教学生制作的时候,则从最简单的“折”、“剪”教起,让孩子们体会制作的乐趣。 三、剪纸的作用 剪纸有很高的装饰装饰作用,可点缀墙壁、门窗、镜子、灯笼等,也可以装饰在包装盒上,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因为剪纸具有它独特的吉祥寓意,人们利用莲花和鱼的谐音剪刻“连年有鱼”,用松树和鹤来剪刻“松鹤延年”,在逢年过节或喜庆典礼的时候,也常常用来装饰在房间或是客厅里,来打扮节日喜庆的气氛。因为它们有很朴实的品质,贴近生活。所以每一件都可以称之为精微的艺术品。他们产生、流传、发展是民族色彩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把对于生活中的朴实明朗、火热向上的态度利用艺术的形式很自然的表达出来,记录着人们内心最纯正的、最真挚的、最善良的、最直率的、最热情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 中国民间剪纸艺术是人们在通俗的生活环境中,提炼出来的一种具有十足韵味的艺术形式,虽没有非常拘谨的框架结构,却是流传最为广泛和突出的艺术类别,是最自然和纯粹的艺术语言。是民族历年发展的、创造的、各类特色艺术文化的集合,是大众智慧的杰作,是值得我们去深究和发扬,去传承去挖掘的重要载体,从剪纸艺术中我体会到了“物以致用”“就地取材”“因材施艺”的魅力,它必然会在民间绽开最美的艺术之花。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 标志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大众传播符号，它以精练的形象表达一定的涵义，并借助人们的符号识别、联想等思维能力，传达特定的信息。标志传达信息的功能很强，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超过语言文字，因此它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同时，现代标志设计也就成为各设计院校或设计系所设立的一门重要设计课程。 以笔者从事设计教学的经验来看，在“现代标志设计”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有许多教师由于受到西方设计思潮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们在指导学生进行标志设计时，往往习惯首先从源于包豪斯基础教育体系的构成学出发，让学生去尝试作各种各样点、线、面、体的分割与组合，并且在设计完成的最后也大多只是强调标志的形式感和现代性。这样一种忽略了传统图形艺术的教学，导致学生在处理标志造形时也只是狭隘地从简化的字母、字体以及现代抽象形的角度来着手进行设计，这样设计的标志虽然现代感、信息感、商业感会比较强，但多了也就让人感觉缺乏中国的文化韵味和民族根基。因此，针对这一弊端，笔者想就“现代标志设计教学与我国传统图形艺术的结合”这一问题略陈己见，以期共同探讨。 我国传统图形艺术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民就开始使用图形来传达思想与沟通感情，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与刻绘在崖壁上的岩石刻等等这一些不仅记载下了先民对自然的理解与期盼，同时也成为了人类最早的图形艺术。中国的图形艺术不仅起源早，而且不断得到发展，虽然时快时慢，但从未中断，如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图形；春秋战国时期的蝌蚪文、梅花篆；汉代漆器上的凤形、唐代的宝相花纹以及后来出现的金文形态等。中国传统图形资源是极为丰富的，它们在自己的发展和演变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脉络，又有多姿多彩的风貌，它们以其多样而又统一的格调，显示出独特、深厚并富有魅力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些图形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而不断的沉淀、延伸、衍变，从而形成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体系，这一体系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精华，同时也体现出了华夏民族所特有的艺术精神。 将传统图形艺术结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教学中，这是引导学生设计出具有主张性、时代性和国际性的现代标志的关键。但这样的一种结合，并不是指让学生对传统图形进行纯粹的拷贝或者简单的挪用，而是指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去认识和了解传统图形，并在此基础上，让学生学会逐步挖掘、变化和改造传统图形，让传统图形成为他们进行设计的一个新的创意点和启示点，从而设计出焕有生命力的中国型现代标志。而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的结合，笔者认为可以分别从传统图形的“形”、“意”、“势”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与沿用： 一、“形” 的提取与衍生 “形”一般指图形所表现出来的物象外形与结构。中国传统图形是植根于中国民族性、地域性的传统艺术渊源中的，他们与现代图形的造型方式有着许多不同的地方。中国传统图形主要注重的是实形（或称为正形）的完整性与装饰性，关注形与形之间的呼应、礼让和穿插关系，在组构时多遵循求整、求对称均齐的骨式。如由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中国最原始、最基本的吉祥图形“太极纹”；由两个娃娃的头、身、手、足巧妙连接而形成的上、下、左、右都能看到四个娃娃的“四喜人纹”（图一）；由五行、五方观念所形成的九宫格，米字格图形以及由鱼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鱼形文字和以车形特征构成其基本笔画的车形文字等。 将传统图形中的“形”运用到现代标志设计的教学之中，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首先学会从传统图形中提取其形的元素，然后再结合构成课程中所学到的一些构成手段，如：打散、切割、错位、变异等方法，将这些提取的形元素再进行新的设计重组，最后再让学生将这种立足在传统图形原形上，而又对原形不断分解、转变和重构的衍生形糅合到标志的设计之中。这样设计出来的标志，不仅能够保留传统艺术的神韵，又能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还能充分地表达标志所蕴涵的理念与个性。 将传统图形元素衍生后，再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中，香港的设计大师靳棣强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他的“靳棣强设计有限公司”的司标，就是在公司“以人为本”理念的同导下，采用了代表“同心双合，彼此相通”的“方胜”这一传统吉祥图形作为其基本框架。司标原形虽然取至“方胜”，但靳棣强先生敏锐的视觉感受力以及他对传统图形内涵气韵的深刻感悟力，使他没有对原形如实照搬，而是经过了形的提取、衍生和再造，使司标更加具有东方民族个性，也更加适应以后的展开使用，这对于我们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成功的启示！因此，陈汉民在评价该司标时说：“我认为靳先生这一设计之所以成功，其一，是民族性和现代感的结合，且自然贴切，无牵强之感；其二，司标注重理念，内含容量大，富有哲理，供人联想；其三，形象可变异性，而且应用很好。当然，这首先是原标的‘功劳’。” 同样，首都精神文明的标志也是将传统图形与现代构成表现技巧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很好范例。首都精神文明标志的基本元素为“天坛祈年殿”和“心”形。“天坛祈年殿”象征首都，“心”形体现精神文明的抽象含义。设计师李林运用现代构成中“图底转换”的手法将二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并在标志的顶部进行了形式美的处理，使“心”形凹处与“天坛祈年殿”顶部接合得自然而流畅，这样不仅使得标志的内涵得到了充分而又直观的表达，并且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觉表现效果。 二、“意”的沿用与延伸 从古至今，世世代代，人们之所以反反复复地描摹着同一个图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外形具有多么美好的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传统图形后面，往往蕴藏着更多更深的吉祥意义。外在形态是内在意义借以表达的方式，是内在涵义的外化和物化，所以最初只是源生于人们对自然和宗教崇拜的传统图形，经过时间的衍变，进而延伸出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等许多美好象征意义来。 将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教学相结合，这不仅要求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去提炼和创新传统图形的形，同时还要求教师能够带领学生一起去探求和挖掘蕴涵在它们背后的“意”。因为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对美好的事物都一样的心存向往，这正如司徒虹所说：“中国人文化意识和形态哲学观念的体现，它具有两个特征：一个是包含科学合理部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的总结；二是它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它体现了中国人对吉祥幸福的向往。”，所以传统图形 背后的吉祥意味同样也适宜沿用在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 如，中国传统图形——“盘长”，在民间它常结合 “方胜”图案来使用，并以此表达人们四环贯彻、一切通明的美好意愿，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就是采用了源于佛教八宝的“八吉祥”之一“盘长”的造型，取其“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相辅相成”的本意来延展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的寓意。该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同、处处顺畅之意；而标志中的10个空处则有圆圆满满和十全十美之意。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整个标志都洋溢着古老东方已流传的吉祥之气。 所以，将约定俗成，并已经在中国民众心中形成共识的传统图形“意”，沿用到标志所属公司的固有的内涵之中，从而延展出更新、更深层次的理念精神，使其更具有文化性与社会性，这也是现代标志设计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靳棣强先生为荣华饼家设计的标志，同样也是沿用传统图形吉祥寓意的一个很好范例。创业于1950年的香港荣华饼家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标志的基本元素是方饼、牡丹花和明月。在标志中，“方饼”这一元素是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牡丹花”与“明月”都是传统图形，并且牡丹花给人雍容华贵的感觉，与明月一起也就有了花好月圆的吉祥意味。荣华二字是书法，这很重要，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图形艺术中最辉煌的冠冕，它的构成不过是几种简单的墨色线条，然而确实是“造型之造型，抽象之抽象，动静之交汇，时空之凝聚，自我之至深至微的表现。”（李砚祖）。荣华饼家的"荣华"笔画有很多不规则的弧线，但很有特点，象牡丹花的花瓣。牡丹花图案通过修改、强化、重新造型，没有改变。金色的花，蓝色的饼，很中国，很传统，很吉祥，也很现代。 三、 势”的把握与承传 “势”通常指图形所蕴涵的气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态势和气氛，“势”能传达整个图形的精神。在传统图形“势”这一点上，特别要提到的还是中国的国粹——书法。书法是从观察自然界万物姿态而得到启示，匠心结体而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个性与风格，如：大篆粗犷有力，写实豪放；小篆均圆柔婉，结构严谨；隶书端庄古雅；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活泼欢畅，气脉相通；草书飞动流转，风驰电掣。书法不仅有结构，更有笔势。结构仅仅是书法运笔的依据，而书法个性形态的形成还是靠其“笔不到而意到”的笔“势”。 把握与承传传统图形的“势”，并最终将其融合到现代标志的设计之中，是传统图形艺术与现代标志设计结合的一个难点。对于传统图形艺术中“形”与“意”的沿用，学生比较好理解，也比较好掌握，但这种沿用只能说是对传统图形艺术一种浅层次的理解和认识，而一种新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是需要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在研究传统图形时能够摆脱其物化表面而深入到它们精神领域的内部。因为只有在深入领悟了传统图形的艺术精华之后，再在现代西方设计思潮的基础上，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找到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才能打造出属于我们本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现代标志。 倍受世界瞩目的北京2008申奥标志可以说是现代标志设计中的一个经典之作。该标志整体结构也是取自传统吉祥图案“盘长”，但可贵的是它没有对这一传统造型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书法中所特有的“笔不到而意到”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动势与意象，并籍以表达标志主题和传达人民的祝愿。 Long Island Aquarium是一个现代的水族用品公司，该公司的司标是由香港的设计师蔡永耀为其设计。因为是水族公司，所以标志的基本形便考虑为“鱼”的造型；又因为该企业是香港一家现代型企业，所以设计师便采用了公司名的首写字母“L”。“L”是运用中国书法中草书的技法书写而成，笔势所到之处，加上两点，便成了两条生动活泼，游戏水中的鱼。这样一种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巧妙结合在一起，十分具有代表性。 另外，中国邮政的标志也是很好地运用了传统图形中的“势”。中国邮政的标志，其基本元素是中国古写的“中”字，在此基础上，设计师根据我国古代“鸿雁传书”这一典故，将大雁飞行的动势融入到标志的造型中。该标志以横与直的平行线为主构成，形与势互相结合、归纳变化，表达了服务与千家万户的企业宗旨，以及快捷、准确、安全、无处不达的企业形象。 最后，将现代标志的设计与传统图形艺术相结合，教师还应该告戒学生，应用传统图形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因为： 第一、在传统图形艺术中并非所有的内容都是好的。因为，中国传统图形艺术萌发于人类童年时期，成长和发展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所以，它有着从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带出来的印记。因此，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一些传统图形也存在有迷信、落后的糟粕成分。要将传统图形艺术运用到现代的标志设计之中，就应该要本着科学求实的态度，去伪存真，让其具有民族性、现实性的一面得以弘扬光大。 第二、学生在使用经典的传统图形时如果不求甚解、依样画葫芦，只搬用一点民间或原始符号，就开始进行肤浅的形式美和现代美的组装，那么设计的标志将难免落入俗套。所以，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把握好传统图形的精神实质与内涵，并让这样一种文化气韵在他们的设计中自然的流露出来。 转载自：博兴二中艺体部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和传播 中国的传统戏曲是世界范围内完整保存下来的三大戏剧文化体系之一,它是包含着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杂技、武术、表演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艺术。在我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和乡村社会格局中,传统戏曲所积淀的是一种带有地域色彩的整体文化精神。保留了传统戏曲程式精髓、文化内涵、思想意韵,得到观众普遍认可,并在时间或空间上广为流传的改编、新编、移植的剧种、剧目亦都属于传统戏曲的范畴。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过程,也是传统戏曲艺术传播的过程。本文所谓的传播,是指广义上的传统戏曲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精神内涵的扩张,在开放的艺术交流、艺术借鉴、受众参与的影响下传统戏曲程式形态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市场和科学技术因素在传统戏曲革新中的辅助功能。 一、传统戏曲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审美内涵 中国传统戏曲根脉久远、绵延悠长,上下几千年的筋络穿起了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传统戏曲作为浸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灿烂文化的活化石,给后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空间。传统戏曲自身的发展,经历了生存的坎坷和艺术的蜕变。经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传统戏曲具备了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历史的传承、沿革和发展中,传统戏曲一直活跃在文化阵地的最前沿,而且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我国的传统戏曲在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中,不断地演化、借鉴、丰满。与诗词、舞蹈、音乐的结合,使传统戏曲自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多种元素相互交叉协调发展进步的特点,呈现出综合艺术的特质。《乐记》中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这是古人对传统审美的认知,是对综合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初步概述。现代的欧阳予倩则更明确地说:“中国戏是歌(唱工)、舞(身段和武工)、表演(做工)、道白四者同时具备而又结合得很好的特殊的戏剧艺术形式。”[1](P19) 可见,传统戏曲的综合性特征是其审美内涵的首要因素。传统戏曲的综合审美性的表现可概括为角色行当化、内容多元化、表演歌舞化、舞台虚拟化四个方面的特点,它们全面展示出传统戏曲的魅力。传统戏曲在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角色行当化是和异彩纷呈的流派艺术结合在一起的,在传播中迎合了不同审美群体的需求。以京剧为例,行当分四:生、旦、净、丑。在这四大行当中又分为很多细小的行当,如: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老生、小生、武生、铜锤花、架子花、文丑、武丑等。从地域上来讲,有在北京扎根以正统自居的京派和以上海为代表的其他各地京剧艺人的海派之分,京、海两派各有千秋、人材辈出。北方出现了梅、尚、程、荀“四大名旦”和“四大须生”等;南方则出现了“麒麟童”、“盖叫天”等表演艺术家,随着时代的发展,京派和海派的各自特色已经出现了多方面的融合,在丰富了京剧的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使京剧的发展更具潜力。京剧的流派之多、之全、之广,可谓异彩纷呈、繁花似锦,而其它地方剧种亦有类似的情况,在这里不多赘述。传统戏曲在内容表现上多种多样,人伦道德和历史文化知识教育是其中重要一环。在忠、孝、仁、义、礼、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体系下,关于“忠孝节义悌”的各类传统戏曲剧目数不胜数,核心的儒家文化内涵在传统戏曲的传播过程中,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形成了高度统一的价值观。观众通过看戏加深了对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理解和接受,学会了为人处事的道理,一定程度上传统戏曲为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反过来这种文化接受氛围的形成和审美模式的出现,使传统戏曲可以在一定的规律之下不断发展、创新,不因改朝换代或突发的历史事件而消亡,进而能趋利避害,发挥宣教的特长,成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欣然接受的文化形态。 在表演上,传统戏曲的伴奏和唱词基本上保持着对应的关系,因为戏文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诗歌的韵律特点,一般的情况下比较规整,不但体现内容美,也能体现节奏美。但同时板腔体的多种体式,有时又不是词曲一一对应的,比如有时紧拉慢唱、字稀腔长,有时反之,营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例如《玉堂春》(《三堂会审》一折)中,西皮慢板“鸨儿买奴七岁整”,字疏腔密,一方面唱出苏三此时诉说的悲凉的心情,一方面表现京剧的音乐伴奏的节奏美。接下来的流水“那一日梳妆来照镜”与之形成强烈的对比,美在其中。不同的板式有不同的伴奏与戏文的方式,通过长时间的审美传播,这种标准已经被人们接受,并成为约定俗成的评判标准。其实就音律来讲,因为其集成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精髓,并融入了传统民歌和曲艺,增加了其表现方式的多样性,也拓展了传统戏曲艺术表现的音乐空间。传统戏曲的念白,虽然有时是无伴奏的,但也体现着音乐内在的美。原则上有以下的对应关系:伴奏音符的多少、音阶的高低和唱词字数的多少、字音的高低相对应;伴奏拍式的长短、拍数的多少和句法的长短、句数的多少相对应。唱词内在的韵律美和节奏美是内在固定的,这样即使在念白时无伴奏,观众在欣赏时还是可以体悟到音乐的节奏美。把无形的音乐融入到欣赏中去,在欣赏的同时也是观众对传统戏曲审美的认知过程。即使观众不明白其中的理论关系,仍可以感悟到其中的美,这便是传统戏曲深刻审美的映照。 传统戏曲艺术是对生活的浓缩反映。就像摄影的布光、绘画的构图、音乐的旋律、舞蹈的步伐、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传统戏曲艺术用高度精炼、集中、诗化的歌、舞、念白、人物动作等手段表现生活。传统戏曲的伴奏乐器是中国民乐中使用的乐器,传统戏曲的语言共通着诗词歌赋规范,传统戏曲的精神内核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对传统戏曲的历史性的梳理,审美内涵的把握,自身综合特点的认知,可以发现传统戏曲的生存动力是强大的,而且完全具备继续发展繁荣下去的潜质。要发扬光大传统戏曲,我们要做的是去发掘传统戏曲的美,传播传统戏曲的继承精神,巩固固有的体系程式,改善其不足,从内核上保持其审美特性。 二、传统戏曲艺术的生存和传播 中国传统戏曲是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化,它广泛地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化精髓,从民间艺术中获取给养,在成长中吸收了剪纸、皮影、面塑等民俗艺术的造型、色彩、制式等元素;又从民间口头文学、曲艺和地域文化中借鉴优秀历史故事和传说来丰富自己的剧目。在发展过程中,戏曲又与多元的民间文化相结合,借助民间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同时,观众的参与和培养,发展着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也是传统戏曲传播重要的保证,是传统戏曲生命的不竭动力。康熙年间有北方民谣说:“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烟密,比不上武强一南关。每天唱上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其中“千台戏”指的就是戏曲年画。年画艺人受到传统戏曲文化的影响,把自己亲身所感受到的戏曲故事、戏曲舞台、戏曲人物,塑造在他们的木版年画作品的创作中,使传统戏曲舞台上的形象得以长留在人们的心中,使戏曲艺术的传播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得以实现。戏曲年画以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成就最高。桃花坞戏曲年画内容以徽戏为主;杨柳青戏曲年画的内容前期为昆曲、京腔剧种的演出剧目,如《盗仙草》、《辛安驿》等,后期大多反映的是梆子和皮黄戏的内容。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桃花坞后期戏曲年画面向看戏较少的农村购买者,随时需用文字对画面进行解说;而杨柳青戏曲年画在极其熟悉戏剧情节的京、津民众面前,常常省略这些。这正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使用不同形式和程度的传播方式方法,追求不同的传播效果典型实例。戏曲界有句老话:“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传 统戏曲始终把三国故事当作重要的题材来源,不同的剧种,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三国戏曲作品。《三国演义》的绝大部分情节都在传统戏曲舞台上得以再现。《群英会》是其中最为精彩生动的篇章,赤壁之战前夕,诸葛亮赴东吴与周瑜共同筹划联合抗击曹操大计,二人相互斗智,其中包括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打黄盖等情节。20世纪60年代,北京电影制片厂把京剧《群英会》拍摄成彩色影片,遂成为千古绝唱的艺术经典。选取《群英会》进行拍摄,一方面是烽火连天的战场、数十万人的拼杀、犬牙交错的矛盾冲突,刘备、曹操、诸葛亮、周瑜等一个个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行当、唱段丰富齐全,能全面展示京剧的水准;另一方面,北京京剧院云集了谭富英、马连良、叶盛兰、袁世海、裘盛戎、萧长华等名角儿,增强了票房的号召力。这样既传播了京剧艺术,又取得了经济上的回报。 传统戏曲对于老百姓来说是很重要的娱乐活动,逢年过节和喜庆的日子演戏是乡村的传统习惯,各地的民俗庙会和普通的婚丧嫁娶都会有戏曲参与。到农村找观众,参与到民间戏曲的氛围中,为广大农民朋友创作喜爱的作品,为平民百姓服务是戏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乡村的戏曲是淳朴的、善良的、世俗的,寻找民间传统戏曲艺术形式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是扩大民间戏曲市场的必要实践,需要自身的探索。例如获得了广泛好评的新编古装传统闽剧《红豆缘》就是根据民间传统戏《城下夫妻》改编再创作的,它定位于戏曲舞台的最原始状态,精神价值和舞台魅力回归于传统戏曲本体,把一个感慨世态炎凉、嫌贫爱富的传统老故事,改编成为一出充满平民生活气息和呼唤人间真情的作品,取得了成功。城市戏曲庙会作为新的戏曲传播形式,也为戏曲的演出和推广增添了别样的韵味,上海嘉定南翔古镇首届南翔戏曲庙会是很好的例子:戏曲庙会上演出了京剧、越剧、沪剧等剧种,邀请名家登台献艺,戏曲票友也得以粉墨登场,一展风采,过足了戏瘾。戏曲庙会的形式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创意,搭建了业余戏曲爱好者登台献艺的平台,吸引了民众的广泛参与,沟通了演员与百姓的情感,传播了传统民族文化,展现了百姓精神生活与节日娱乐的和谐氛围。将来类似的创新肯定会层出不穷,促进民间戏曲和舞台戏曲形式的交流,最终服务于传统戏曲的继承、发展、传播,促成传统戏曲的革新。 没有观众的传统戏曲,如同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中国传统戏曲诞生数百年来,经历了迅速扩张和长时期的辉煌,戏曲观众的钟爱、支持和参与在这其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如今传统戏曲进入了相对低潮的阶段,有些剧种和剧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一些流派正在或多或少地隐退于边缘化的地位,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例如俏丽中带刚劲,大方中见洒脱,豪爽遒健的“尚派”,尚小云先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武生风格融入旦角大胆创新,在《汉明妃》(《昭君出塞》)、《失子惊疯》等戏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他为了艺术更是散尽家财创办“荣春社”科班,弟子遍布全国。时过境迁,今天大师博大精深的艺术居然面临失传的窘境。这里面尚先生后来移居西安是一个原因,尚派本来就难学也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在于观众,首要层面的因素是尚派在与梅、程、荀的竞演中,忽视观众群的开发,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流派的发展上,慢慢地对尚派缺乏兴趣,对其关注度也随之而降,形成了互动中的恶性循环,观众急剧减少。加之,传统戏曲市场不景气,整体观众数量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状态,各流派面临的生存压力都很大,尚派的处境就更加窘迫。没有观众捧场,就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动力,要振兴尚派首要的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拓展观众群;振兴京剧亦是如此。 观众的参与渗透于戏曲的策划、创作、表演等每一个环节,观众从欣赏的角度提出的问题是有独到之处的,可以弥补创作人员和演员的主观创作的不足。现在观众参与的方式虽然较过去有所增多,但是观众的欣赏关注点被其他娱乐形式分化,加之有的戏曲团体和演员本身缺乏交流意识,戏曲观众的真正参与的比重较过去反而少了。振兴传统戏曲必须培养观众,让那些热心观众能广泛参与。巩固中老年人的观众群,重视青少年观众的培养,激发当代青少年对传统戏曲的兴趣与情趣,成为在新世纪振兴传统戏曲、培养观众的重点。京剧进入小学课堂是一个培养观众的契机,让孩子们了解京剧艺术,在审美上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与启发,帮助孩子们建立对传统戏曲艺术的认同感。循序渐进、积极引导,观众群一定会慢慢地扩大充实起来。现在举办的各种票友大赛上出现的戏曲小明星,让我们看到了观众回涌的苗头,也看到了传统戏曲振兴的希望。大众传播时代和网络传播时代的先后到来,使传统戏曲走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传媒手段的不断更新,技术的不断进步,联系的不断紧密,使得传统戏曲在传播和接受上更加迅速,方式更加灵活多样,整个传播环境促成了传统戏曲新的发展机遇。 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的进步贯穿在人类社会生成发展的进程之中,是人类文化创造和积累的产物,并直接参与到各个时期的文化建设中去,启蒙大众,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平。特别是传媒技术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不断地提升和丰富,使受众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就中国传统戏曲而言,传媒的发展有利有弊,总起来说是利大于弊的。随着时展进步,新的科技手段和新的理念让传统戏曲得到了有效传播,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在传统的搭台演出之外,广播、电视、茶楼、网络等传播方式正在成为传统戏曲传播的主要途径。观众在电视前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名家名段,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欣赏自己喜爱的传统戏曲,戏曲网站、博客、邮件、QQ群等成为广大戏曲爱好者的联系交流渠道。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受众对不同文化的接受能力激增,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流行文化相比,由于网络受众群体的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原因,传统戏曲相对处于劣势。这就要求传统戏曲要努力适应网络传播的要求,最终促进传统戏曲的革新。层出不穷的传媒技术的出现,使传统戏曲的传播得到了保障和更加广阔的空间,为民族文化特别是传统戏曲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世界上任何事情只要步入良性循环,就有了生命力,戏曲亦然。要在继承传统与借鉴吸收的前提下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进行新的综合,以达到传统戏曲艺术永葆青春的总体要求。在传统戏曲的不断的继承实践中,各种有利因素集聚形成合力,共同促成自身艺术上和外部环境上的平衡,以达到发展的目的,是保持传统戏曲生命力的关键因素。在保持良性循环的同时,还要加强这种良性循环下的创新发展。 三、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和创新 传统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文化保护上看,传统的只能是民族的,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当然只能由中国自己来保护。面对挑战,把艺术、技术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勇于改革创新,突破体制的束缚,解放演员和观众,成为其继承发展的必然的选择。传统戏曲萎靡的根源在于缺乏浓厚的现代意味,在创作上缺乏对现代生活的有力展示和表现,而舞台艺术又没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现代审美特性,所以当今的戏曲作品未能产生出震撼人心的审美效应。市场竞争环境下,传统戏曲需要不断地去探索新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艺术上需要大胆地革旧布新,开辟传统戏曲新的表演阵地,为观众打造新的审美情调,传统戏曲改革势在必行。市场手段能促进和引导传统戏曲的革新,但是创新改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在这其中政府应该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旗手发挥重要作用,包括理念上的更新、政策上的支持、财政上的资金投入等,都对于戏曲的发展至关重要。 传统戏曲的不景气首要原因是体制的弊病,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戏班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国营剧团体制所代替。缺乏“主角制”的创作观念和制度使国营剧团缺乏创作的生机。在突破体制的实践中,有很多形式和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张火丁工作室就比较有代表性。为了摆脱体制的限制,让演员有一个更好的展示艺术的平台,中国国家京剧院为张火丁筹备组建了张火丁工作室,选取了国家京剧院最好的配角演员为她配戏,并为 她量身订制演出剧目,组织工作室到全国各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声誉,随着张火丁息演从教,这项工作告一段落。不可否认,这次尝试是实现传统戏曲艺术与商业市场的有机结合的有益探索。在戏曲的发展中,受市场的影响,商业演出的地位在不断提升。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可溯至梅兰芳大师,他先是两次赴日本演出,后来又到美国和苏联演出。特别是赴美演出是那个时代商业演出的巅峰。为了加强商业宣传,演出方提前半年在展演当地媒体上刊登广告展开宣传攻势,出版了介绍中国传统戏曲和梅兰芳的书籍,并赠送带有梅兰芳标志的小礼物;为了适应国际审美需要进行了变革,废除捡场陋规,净化戏曲舞台,剧本力求精练集中,加强演员舞台交流;按照西方的审美习惯,选择西方人能理解的故事和以表情动作为主的剧目。经过以上工作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既达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又取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马连良的“扶风社”赴港演出就没那么幸运了,演出入不敷出,后来不得不拍摄戏曲电影维持,不过这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影像资料,可谓因祸得福。这些案例对于现代戏曲的市场运作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商业市场的冲击或许是戏曲突破传统走向创新的机遇,近年来的小剧场演出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就拿根据昆曲《烂柯山》、京剧《痴梦》改编的现代小剧场京剧《马前泼水》来说,这出戏经过改编,从朱买臣休妻的传统故事和传统道德伦理批判中解脱出来,用现代人的观点重新审视人的生存与婚姻、选择与命运,找到了撞击现代观众心灵的共鸣点。“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生存问题是每个人首要考虑的问题,当所嫁之人无法让妻子维持生计的时候,妻子想要寻求新生活是否是属于嫌贫爱富;一介书生无法金榜题名博得功名利禄,甚至让自己的媳妇填不饱肚子,是否说得过去……新颖有趣的话题都吸引了文化修养层次较高的小剧场观众的目光。而将传统京剧置于现代小剧场之中,演出样式上的新颖独特和演员表演的精彩得当、典雅细腻也是一扫小剧场创作粗糙状态的有益尝试。更重要的,它一改传统戏曲的教化功能,而更注重艺术对人生的况味的揣摩。事实证明该剧取得了很好的商业效果,成为一种商业操作的新探索。 进入新世纪,传统戏曲的改革更加任重而道远,改革的方式多种多样,传统经典剧目新排、历史剧新编、剧种间经典剧目的移植改编、实验戏曲等形式很好地实践了改革的初衷,为传统戏曲的振兴开辟了新的道路。传统经典剧目新排是一条改革之路。京剧《大唐贵妃》改动了原来《太真外传》和《贵妃醉酒》的程式结构,用现代人的爱情观演绎出这段古代帝妃间的断肠情史;并且新创了30多段梅派唱段,将“鹊桥仙舞”、“霓裳羽衣舞”搬上了舞台。这种挑战经典的做法曾受到过质疑,但是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大唐贵妃》的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梅派掌门人梅葆玖的支持,也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梨花颂”唱段更是传唱开来。历史剧新编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新编京剧历史剧《泸水彝山》讲述的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编剧以《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故事为素材,参考河南越调《七擒孟获》创作完成。这出戏行当齐整,表现手段丰富,既具备了传统戏曲的所有元素,又有不少诸如蒙太奇、少数民族音乐舞蹈、高科技手段以及真实的流水场景的运用等创新之处,使其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给人以全新的视觉感受,这种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取得了实践的成功。地方戏曲在这方面也不甘示弱,新编晋剧历史剧《傅山进京》把具有民族气节的学界泰斗傅山搬上了舞台,同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剧种间经典剧目的移植改编是另一条改革之路。像京剧改编自地方戏的同名剧目有豫剧《穆桂英挂帅》、川剧《柳荫记》、莆仙戏《春草闯堂》、滇剧《瘦马御史》等,且都成为新的经典作品。豫剧《程婴救孤》是河南省豫剧二团在京剧《搜孤救孤》、《赵氏孤儿》的基础上,根据自己剧种的特点加入新的艺术理念打造出来的。该剧进京演出大获成功,使濒临倒闭的河南省豫剧二团起死回生。有的地方戏剧团则将视野扩展到世界文学艺术的领域,越剧《马龙将军》就是根据莎士比亚名着《麦克白》改编的。这种国内国外的借鉴,一方面解决了剧本创作的问题,另一方面扩大了艺术上的交流,巩固了传统戏曲阵地。实验戏曲也是一条可行之路。革新,是一切艺术发展永恒的主题。没有不断的革新,就没有艺术的生命。推动传统戏曲走向现代化就需要大胆的实践。实验戏曲的尝试争议很大,从效果上来看,由于先锋派戏剧、实验话剧等形式存在,在吸引观众上突破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方面的改革还在进行,相信找到传统与现代最佳交点的戏曲,最终会在当代观众的心目中树立起新的形象,赢得当代观众的普遍喜爱。 另外,戏曲电影的新突破也是戏曲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台是戏曲的根,但戏曲想要有更多的观众,必须要有新的传播方式,有现代的传播手段,才能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戏曲电影是中国电影特有的片种,上世纪50年代程砚秋的《荒山泪》等剧目的拍摄,使我们能一睹大师的风采。到“”时期样板戏的兴盛催生了样板戏电影,从艺术的角度看,样板戏电影无论从拍摄的技术还是戏曲舞台形式的尝试都是很成功的,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审美潮流。改革开放以后,也有各种戏曲电影出炉,延续了戏曲电影的生命。进入新世纪,戏曲电影的创新尝试还在进行,数字戏曲电影《对花枪》、《白蛇传》、《锁麟囊》等相继问世。数字手段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京剧的传播,也推动了戏曲电影的创新。数字技术的运用使传播优势更加突出。例如,《对花枪》保留了京剧的大写意手法,利用数字技术营造背景渲染了人生的悲欢离合。演员的唱做更美、更干净利索,不同景别的镜头表现,增强了演员的艺术感染力。今后,要通过当今发达的传媒推广,高科技的影视手段,将更多更好的戏曲剧目呈现在银幕上,让戏迷观众不但只能坐在剧场听戏,还可以在家里欣赏到演员的精彩表演,大力开辟戏曲电影的阵地,为传统戏曲的传播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戏曲发展过程中,由于全国各地交通不便、经济自给自足、文化交流有限、方言差别大、各地民俗不同等综合因素的作用,形成了诸多地域特色明显的地方剧种。中国的传统戏曲剧种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所区别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体系不应束缚在京剧的范畴之内,而是广义的中国东方戏曲体系,是整个涵盖统一于表演的大的文化集成。被称为“国粹”的京剧的革新需要不断推进,地方戏的革新更应该予以同样的重视。在这方面,目前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 四、结论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之所以发展至今,是源自其开放的艺术精神。它敢于借鉴一切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的艺术形式,敢于推翻自己、重塑自己,敢于在时代的轮回中做出关键的艺术选择。而这些是在保持其本身艺术价值、审美内涵和服务观众的前提下完成的,它既做到了生存于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历史长河,又维系了其传播、娱乐、教化、交流的艺术功能,表现出了不竭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这种生命力来自不断的艺术革新。在新时期传统戏曲的革新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的,面向市场则成为必然的选择。这就需要有大规模的市场营销策划进行积极的市场运作,以取得票房上丰收。政府的支持当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戏曲艺术的革新、传承需要各级政府和文化 主管部门的积极引导,同时需要政府财政上大力的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艺术才会迎着新世纪的号角,走出低谷,走向振兴 传统艺术论文:遗传资源、传统知识与民间文学艺术在研究什么 ——传统知识保护的思路 「摘要当前对三大主题保护的探讨与研究，使人们首先想到了知识产权制度在该领域的延伸 .然而在冷静地分析他们之间的共性与个性之后，人们可能会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手段。 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这是考虑用知识产权法保护传统知识所不能回避的问题。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其核心价值在于界定人们因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所产生的各种利益关系。当人们考虑将该制度延伸到传统知识领域时，不得不 回答后者与知识产权既有客体间是否具有共性的问题。 障碍 我们认为，这两者是否同质固然应该予以考查。但是，更需要注意到，即使传统知识和既有知识产权客体相同，也不能证明它就应该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受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制度从来就不是，现在也不是保护智力成果及相关成就的唯一工具。例如，科学发现一般并不受知识产权保护；所谓“公有领域”之中的智力的成果实际上也不受知识 产权法的保护。 其实，用知识产权保护新的客体时需要解决的更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客体的确定性和主体的确定性。这两者是成功协调利益关系所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就客体而言，众多的概念虽然都各有道理，但都无法准确在界定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传统知识到底包括哪些传统成果，它和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文明成就的界限何在。而这种边界的极度模糊性 必然使得通过财产权制度来理清权利义务关系的目标落空。 至于主体，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仅就学者们提出的各种建议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几种 ：国家、民族、社区和个人等。而事实上，任何一个主体都很难被确认为某一区域内传 统知识的唯一的所有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有关部门起草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过程中，有一种意见认为 ，国家应当然地被规定为唯一的主体，我们认为这种具有浓厚国有制色彩的构想是需要 审慎对待的。 作用 我们无意否定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传统知识方面的价值。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知识与 知识产权客体之间的深刻的内在联系，使得知识产权法成为传统知识综合保护制度的有 机组成部分。 原则上，传统知识中任何一项可以被特定化，能够确定具体主体的成果，如果符合法定的其他条件，都能够直接地为知识产权法所保护。例如，民间舞蹈可以受到邻接权的保护；传统标记、地理名称可以受到商标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传统医药、工艺可受到商业秘密法的保护；等等。知识产权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还常常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当地人合法地利用它进行再创作时，有关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知识所有者虽然并非知识产权权利人，但是，其利益在以下方面得到了间接的肯定：文化渊源的确定、完整性的尊重、文化影响力的增加，以及特定情形下分享经济利益的机会，等等。当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传统知识所有人利益的局限性 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实践 事实上，传统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的手段，既需要法律 的调整，也需要政策扶持。略加分析就不难发现，许多法律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传统 知识的保护问题。例如，人权保护、文物保护、环境保护、旅游管理及文化市场管理等 法律制度。 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法律对保护传统知识也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97年5月20日颁布 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2000年9月1日实施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 例》等等。 从性质上来说，上述诸种法律多属于公法，其作用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支配公共资源 ，维护、促进传统知识成就的存续和繁荣。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在这个领域中的国际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各国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进行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制定的《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以抵制非法利用和其他不法行为的国内法律示范条款》、1992年6月5日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5年联合国的专门工作组发表的《保护土著人遗产的原则和方针草案》、2001年11月3日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通过的《国际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条约》，等等。 改造知识产权制度以满足保护传统知识的需要有着巨大的困难。具有300年历史的知识产权法律是工业时代的产物。经过不断的修补，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禀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主要手段。就算是把这部机器交给了传统社区或者它的人，往往也很难有效地运转。 我们的结论是，传统知识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解决它需要综合利用法律、政策等手段。 韦之 凌桦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中国传统元素在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 论文关键词:传统元素　认知心理学　现代环境　艺术设计 论文摘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已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中华文化经历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内涵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大量的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在设计界中暂露头角，加深了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如何有效地运用中国的传统元素来做设计，并将其与现代设计相结合，使之服务于现代人，成为现在设计研究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笔者持着学习和探讨的态度，试图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和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及人的记忆系统中己有的经验、信息等对于设计的影响，并以中国元素的视觉形象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来阐述其在当下空间设计中的意义。 一、认知心理学与现代设计 1.认知心理学的相关概念 认知心理学是二十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研究的是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认知心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心理学认为凡是研究人的认识过程的，都属于认知心理学。而目前西方心理学界通常所指的认知心理学，是指狭义的知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它认为人的认知过程就是信息的接受、编码，贮存、交换、操作、检索、提取和使用的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归纳为四种系统模式:即感知系统、记忆系统、控制系统和反应系统。在这个系统模式中，记忆系统与设计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记忆是原先的刺激不复存在时所保持的有关刺激、事件、意象、观念等信息的心理机能，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回忆或再认’。在记忆系统回忆和再认的过程中，存在对于先前的信息和经验重组和创新，因而，这个过程对在设计过程中创造性思维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对设计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 2.记忆系统与现代设计的关系 阿恩海姆在他的著作《艺术与视知觉》一书当中，曾经提出过:“我们得到的最新形象，是储藏于我们记忆仓库里的大量形象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已有的知识和知识结构对他的行为和当前的认知活动起决定作用。也就是说，在艺术设计一中，我们所得出的新的视觉形象都和我们记忆系统中的经验有关，通过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对记忆系统中的经验和信息的视觉形式进行复制和重组。因此，如果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元素设计中的运用，可以这样认为，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把存储在记忆系统中的不同记忆类别的元素信息进行提取、重建或者重组，通过创造性思维将信息编码输出，用产品的形式或者视觉形式反映到我们的设计作品中。如何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元素重建或者重组?我们应该首先存储或者理解传统元素，才能更好地驾驭传统元素在设计中的正确应用。 二、中国元素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视觉形态的应用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形而上的，而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这一意识形态进行了物质化，以可视的形态，通过我们的创造性思维，最终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实际上是对其视觉形态的运用。 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进行设计，重点在于借用某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形态来表达某种志趣、情感和思想;或是对传统元素进行创新，将传统的设计语言渗透于现代的设计之中，创造出新的视觉形态，使其既有传统元素的形似和神韵，又具有现代设计的意味与形式，唤醒个人的记忆与民族的记忆，进而体现出某个民族的气质、精神和理念。具体的方式有如下几种: 1.复制和仿制。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如色彩、造型以及纹样，遵循原有结构上的韵律、节奏和秩序，采用“传统外观，现代结构”或者“现代外观，传统结构”等方式，与现代事物相结A e进行重组和重建。这种方式是对传统文化视觉形态的一种借用，并非机械的照搬，而是要运用现代事物作为载体，做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形象。 由中国当代著名艺术家卢昊悉心设计的中国限量版法拉利599 GTB Fiorano跑车就是传统和现代相结合，中西合璧的最好例子。卢昊用现代创意的手法将中国古典元素—宋代哥窑开片瓷器式的纹理通过手工漆绘形式在车身上。方向盘点火按钮上“启动”和转速表上“零一十”的字样，均采用中国书法篆体。将中国元素和西方现代事物完美结合在一起。 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变异和进化。对元素的提取、转化和抽象再重构，这是当前设计中广泛使用的方式。设计师在丰富的文化传统中去捕捉和发现美的元素，在这些元素中提取适用的材料，使其成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同时对这些提取的元素进行转化和抽象，根据形象的构成，结合现代构成意识对中国传统艺术重构。用现代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去重新阐释和发掘传统的精华，寻到东西方文化的接合点，再有效的与设计作品相结合，形成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设计作品。1998年建成的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元素的提取转化处理典型的例子:设计师将古典的“塔型”结构运用到一个现代的摩天大楼的建筑设计中，没有将中国塔形生硬的放大，但整个建筑的比例是与中国塔形美学比例和力学是相吻合的。建筑师将中国传统的密檐式塔作为设计构思的原点，将密檐式塔的韵律、轮廓线及细部加以高度的概括，使用“高技派”的设计手法，将传统建筑的精神通过现代的设计理念和构造手段表现出来。 3.透过文化元素表象寻求思想根源。从中华民族整体文化中寻求构思源泉，推陈出新。吴良墉先生设计的曲阜孔子研究院建筑群，它是传统文化及建筑思想运用的成功范例。 孔子研究院的园林设计采用的方式是古代的“书院”方式，构思精巧，布局严谨。设计中在建筑的北面堆土以象征坐山，南面堆土以象征案山，同时建筑左面引水成渠以喻青龙，前面的小沂河正对应风水中的“金带环抱”，整个布局体现了传统的文化观，也气和了传统的风水说要求建筑的选址负阴抱阳，前面有案山，背面有坐山的要求。整个设计还运用提炼的传统元素，充分使用隐喻的手法，将多种古代建筑元素作为设计的原型，并按照现代的美学观加以变异，来重新演绎传统。 三、结语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传统文化的视觉形态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当中的运用是一个全新的视角。设计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同样，观者欣赏设计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认知的过程。了解认知过程的发生，不管是对于创作还是审美欣赏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记忆系统中存在的文化背景和经验，是促使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进行设计的原因。我们所处社会的文化语境充分的激活了记忆系统中的传统文化，通过创造性思维，我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进行重组和重建，使我们设计出来的作品既具有中国文化的特色又不失现代感，还能符合国人的审美心理。 每一个设计师，既承载着历史也延续着历史。我们要善于将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运用到设计中来，方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设计之路。 传统艺术论文:试论传统戏曲对于高等学校艺术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关键词:传统戏曲　传统音乐　传统文学　传统观念　高等学校艺术教育 论文摘要:中国戏曲以其“歌、舞、乐”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不仅展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独特的审美与艺术价值，而且还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文章从传统音乐、传统文学、传统观念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传统戏曲在高等学校艺术教育中的价值和意义，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 艺术是在人类诞生之初便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而产生、发展并逐渐形成的，是人类在感知外界事物、表达内心情感、创造表达情感之形式并以此来获得愉悦的过程中，最终呈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精神成果。 将艺术作为一门课程进人教育领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早在周代，统治者就将包括“艺”(即“艺术”)在内的“六艺”作为学校教育和学生学习的必要内容。而到近现代，作为现代教育奠基人之一的蔡元培先生仍将“美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历史的车轮将我们载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党中央更是将“美育”放在了学校教育的重要位置之上。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传统音乐教学的工作者来说，笔者深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悠久与博大精深，更深知它对于整个民族文化传承的重大意义。那么，笔者就从传统戏曲这一点切人，来侄释它对于传承传统文化、开展高校艺术教育不可取代的价值。 一、保存传统音乐 作为一种集“唱、念、做、打”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戏曲的真正形成较中国其它民间音乐形式要晚。但正由于此，才使它能够广泛吸收各种音乐艺术成果，并且将民间音乐的艺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由于时代的更迭与人们审美趣味的变更，我们今人已经很难再听到早期戏曲形式—元杂剧和南戏的音乐了。但是，作为南戏在发展、衍变过程中产生的两个支脉—昆曲与弋阳腔，却依然能让我们聆听到600多年前先人们所欣赏的音乐。那一首首细腻、婉转的（醉扶归）、〔步步娇〕，不正在向我们展示着传统文人的艺术追求与情感表达吗?还有那一阵阵燎亮的锣声，那一段段豪迈的唱腔，不也是在向我们诉说当时平民百姓的娱乐形式与情感宣泄方式吗? 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保存下来的戏曲品种带进课堂，展示给学生，使他们得到传统戏曲音乐的熏陶，这也许是传播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较好的途径吧! 其实，上述做法在近现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早在清朝光绪年间，曲学大师吴梅就应聘去东吴大学堂(今苏州大学)讲授词曲，首先把昆曲教育引进大学课堂，开了戏曲进大学的风气之先。”而在现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学生们可以选修赣剧以获得学分，其学习“课程内容包括弋阳腔和赣剧的历史、戏曲基础理论、戏曲表演等。”川而“对已经公演并延续演出的赣剧《牡丹亭》，则“按工种(唱腔、乐队、服装、道具、灯光、音响、化妆、表演等)招收学生，由专业老师传授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苏州大学周秦教授在学校“开设了‘诗词写作与吟唱’选修课，讲授诗词格律和昆腔字格，教学昆唱词曲和曲笛。还有“昆曲艺术”选修课，讲授昆腔发展史和曲律曲论，教唱昆腔南北曲名段，并传授曲笛技艺。”“同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自己的戏曲社团”。 上述不同学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于戏曲音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高校艺术教育课堂上的学生能够身临传统音乐文化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桥梁与途径。 二、保存传统戏剧文学 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构成的。传统戏剧文学也不例外。说到它，就不能不谈到戏剧文学的体裁样式与题材内容这两个方面。 自古至今，我国都是一个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的国度。不论是魏晋南北朝之前，以《诗经》、《楚辞》和乐府为代表的古体诗，还是唐代以来，唐诗、宋词和元曲的新体诗，它们所取得的成就都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艺术高度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传统戏曲正是在这座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开放出来的奇葩。从第一个成熟的戏曲样式—元杂剧，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体裁对于戏曲艺术的滋养。那四句一段的定场诗，那长短参差、错落有致的曲牌形式，都成为戏曲艺术丰富表现力的一个因素。 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赏析，就不仅仅是培养高校大学生聆听传统音乐的耳朵，而且还使他们进一步贴近了古人，贴近了古人的语言习惯和情感表达方式。 下面再来探讨一下传统戏曲所表现的内容。 传统戏曲是以我国的古典文学作为其创作的素材来源的。而“作为人文学科文学类的一个领域，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到清代，名家辈出，佳作涌现，涉及历史、哲学、艺术、道德、思想、政治—几乎囊括了人文学科的所有内容。……而且蕴含着先进的文化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民族精神，对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在汉魏六朝、唐代之时，出现的小戏样式还多是取材于神话传说或日常小事，情节还较为简单、冲突缺乏戏剧性的话，那么元代杂剧和南戏之所以成为成熟的戏曲样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剧本质量的大幅度提升。 古典文学，不仅是文学作品，它更多地是在向我们展示人、展示时代、展示社会，当然这里的人是剧作者借以呈现它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况的一种途径与媒介，“人”是传达特定时代与社会所具有的人文精神的具体形象。 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嘈的形象、《荆钗记》中不弃糟糠之妻的王十朋形象与《秦香莲》中不认前妻的陈世美，这都是中国传统戏曲塑造的典型形象的代表，以致于到现今还被人们所熟知。其中看似三种不同的人物性格，从而造成了三种不同的婚姻状况，但是其实它们都是中国官僚体制、婚姻模式和普遍信奉的封建道德标准等文化背景的具体产物。 这种类型的戏曲，在令观众欣赏戏曲音乐的同时，还呈现了一幅封建主义社会百姓的生活图。图中的景致不仅形式丰富，而且其中的韵味也耐人回味。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表现的正是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全景图，我们可以使高校大学生在其中一幕幕的悲欢离合中接近历史、感悟传统。 三、保存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在此笔者主要从价值观与审美观两方面切入。 1.传统价值观 我国著名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将中国哲学的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即自孔子至淮南子的“子学时代”和自董仲舒至康有为的“经学时代”。其中，前者的“百家争鸣”时期历时四百余年，而后者的“独尊儒术”时期则历时二千余年，在时间上的绝对优势已经可以体会到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形成与巩固的深远影响，而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宣传与利用，无数文人对它的进一步引申与深化，以及在其“忠、孝、节、义”的封建礼制观念影响下广大劳动人民对于封建礼制的顺从与效仿，都使得儒家所宣扬的“德”与封建统治者所渴求的普通民众的“德”在上至宫廷下至)’一大群众的社会各个阶层中得到空前的重视，使得中国历史上具有“德行”之人不仅被封建统治阶级、而且被宗教所大肆利用与宣扬，成为教育与同化民众的楷模。这一重要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戏曲的表现内容中也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成为这种“高台教化”所要教授给广大人民观众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观念。 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关羽可谓是忠和义的统一。他追随刘备兴复汉室，表示与刘备“誓以共死”，始终不渝，既表现出他对蜀先主刘备的忠，又表现出他对“恩若兄弟”的刘备的义。现存最早的关公戏剧本当是关汉卿的《单刀会》和《双赴梦》(此剧同时写张飞)。此后，关公形象则被人们不厌其烦地称颂，相继出现了《关羽显圣》、《千里独行》、《单刀赴会》等等多出表现其英武与忠义的戏曲剧目。 此外，《精忠记》中岳飞对大宋国君的“忠”，《琵琶记》中赵五娘对于公婆的“孝”，《杀狗记》中手足之间的“义”，还有《白兔记》中李三娘的“节”，都可以说是进行“道德教化”的典范之作。它们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久演不衰，不仅仅反映了戏剧文学本身的魅力，更加体现了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对于“德”的推崇。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所宣扬的“封建礼教”等观念有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传统价值观念中也不乏爱国、忠义、节操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在我们当代商品经济时代恐怕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通过在高校中开设传统戏曲的赏析课，选择宣扬高尚品格的精品剧目来陶冶学生们的情操、感染他们的心灵，也是一种非常必要且有效的手段与途径。 2传统审美观 人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类在初始阶段，就具有两种相反相成的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即不可扼制的生命冲动;一种是理性冲动，即把握生命活动的形式冲动。人的任何行为究其根源，都是出自于这两种冲动。中国写性的艺术向来被认为偏向感性的艺术形式。即通过基于现实的客观存在，对其进行适当的想象与抽象，从而以虚拟的手法，再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存在。这一手法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传统艺术创作的方方面面，例如画家常通过写意手法来借物抒情，戏曲通过写意来纵横时空、塑造典型，而诗歌则通过写意来寄情山水、“造景”喻情。 这里笔者将从戏曲的人物塑造、时空转换、舞台装置三方面来略论传统戏曲艺术对于“写意”手法的具体运用。 首先是人物塑造，其中还包括人物造型与人物性格这两个方面。 戏曲的造型是“写意”的。如关公的红脸，曹操的白脸，青面虎的绿脸，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但它却能显现性格特征，因为这种“写意”性的脸谱是“实象”的高度提炼与夸张，是现实情况的艺术升华，为戏剧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典型化的作用。 其次是时空转换。戏曲是一种典型的舞台艺术，它主要是借助于方丈之间的舞台空间来表现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世事变迁。因此，舞台一方面为作家与观众感受世间万象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展示情境的无限性造成了局限。而传统戏曲却通过写意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可以使观众“一日三秋”、“一日千里”，在时空转换上达到自由与无限。如演员在台上通过打吨、抬头、揉眼、伸腰等动作表示日夜的更替。这些做法都明白无误地向观众展示了剧情的延展，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无限想像的空间，使“情”与“景”的交融在“形”“神”的互补中得到充分的展示与发挥。 最后来谈谈舞台装置。舞台装置主要包括表演道具、舞台美术与装饰等。 就道具来说，戏曲的最突出特点莫过于“无马而日行千里，无舟而舟行水上”。这种特殊效果的形成仰仗于舞台道具的巧妙运用。例如川剧《秋江》中硝公仅凭一桨舞蹈便舟行碧波荡漾之中，而京剧《悦来店》十三妹凭马鞭挥动即呈现了她骑马疾行的形象。此外，刀枪剑戟的形象化运用、舞台上幕布的多样性设计等等都为剧情的展开、情节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感与历史感。 “写意”的手法来源于中国历史上较早形成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为其特点的深层根源，也是我们能够承中国艺术的关键。中国传统戏曲通过几千年的凝铸与锤炼，已经将这种观念深深地融入到自身的肌体之中。如果我们能通过它来使高校学生感受传统、接近传统、认识传统，那将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 “历史像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很可能还有余温，我们的任务不是翻扒已经冷静的灰烬，而是把我们的手伸进灰烬，去触摸那个余温。”世界上有很多古老的民族，都会有其独特的艺术表现这一民族的气质与心声。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英国人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都是该民族骄傲与自信的源泉。中国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之梵剧被世界公认为三大古老戏剧形态文化之一。它虽然较其二者出现较晚，但是却以其高超的成就与独特的魅力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如何能够使当代大学生走进这一家园，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是我们高校每一位艺术工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 笔者就“传统戏曲对于高等师范生教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通过赏析传统戏曲的形式，使学生们从传统音乐、传统文学、传统观念这三个方面来走进戏曲、感受传统，为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一种思路与途径。 传统艺术论文:浅谈我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摘 要：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提出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借鉴不能仅停留在表象,应进入到更深层的思想领域;指出设计发展的必要前提在于植根传统文化，只有坚持传统的、民族的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 关键词: 传统文化；民族设计；当代艺术 一、当代设计需植根传统文化 当今社会, 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中国本土艺术设计在世界艺术的发展浪潮中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西方现代设计文化思潮影响。西方比较成熟的艺术设计理念、理论和经验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设计业的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本土设计界对国学的淡漠、对本民族文化认知的缺乏、甚至对传统文化的抛弃。 科学无国界, 而艺术有国界,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韩美林先生也曾说过:“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民族的东西, 就没有趣了。世界艺术的大同之日就是世界艺术的末日”，所以,设计的民族性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国是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当代艺术设计更需要植根传统文化,将传统与现代巧妙地借鉴、融合, 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对设计者的影响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对设计者的艺术设计构思、形成等都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艺术的主体行为者是人，传统文化往往通过对设计者本身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从而影响着艺术。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设计者对本土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不仅仅是设计者应对强势文化全球化的策略，也是其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纵观国内外一些成功的设计作品，不难发现,不只我国，很多国家设计者的作品，虽然设计手法各有不同，但都能恰到好处地体现其传统文化与民族特色，并维护和保存着这些传统和特色。如斯堪的纳维亚设计、意大利设计、法国设计等等。 （二）传统文化对艺术发展的影响 民族的文化特性不仅取决于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 也取决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素材, 无论这文化素材是外来的还是本民族自己创造的。我国传统文化既包含着视觉图像类的物质形式, 也包含着观念思想类的意识形态,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设计之所以在不同国家会形成迥异的风格和特征, 正是设计对各国文化的一种反映和诠释。可见， 艺术设计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 而文化就是一个传承和学习的过程。著名香港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在于懂得如何将中国千年的文化如中国的水墨画、儒家文化等精髓融入到现代设计中。这种将传统文化融入设计的手法, 既能起到传承民族文化的作用，又能加深民族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 虽然当代艺术设计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艺术仍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一方面，艺术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形式的工艺美术,都是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尤其是在民间传统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代艺术设计从根本上离不开传统图案的滋养；另一方面，东方人因其文化背景形成了特殊的审美理念，因此当代设计也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同时，我们知道艺术设计通常包含着两种功能:一种是外延功能（即实用价值）；另一种是内涵功能（象征价值）。这两种功能中，内涵功能往往有着长期而浓重的历史和文化沉淀，是传统文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无论现代艺术设计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必然对当代设计的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三）传统文化对艺术设计视觉形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视觉效果，因此艺术设计比较注重装饰效果，注重“美”的形式，当代艺术设计依然如此。中华文明的悠久、稳定使不同民族、地域、宗教及风俗产生的传统工艺美术数不胜数,展现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陶瓷、刺绣、版刻、建筑等，这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体系完备，内容丰富，在视觉资源方面颇有优势。如人面含鱼的彩陶盆，古色斑斓的青铜器，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数不尽的宋元山水画，还有著名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留下的诗词书画作品，它们无不展示的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和文化传统,时代精神的火花和精髓正是通过这些艺术作品得以凝冻、积淀下来,至今仍然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沉淀下来的这些珍贵传统资源不仅是中国设计发展的重要条件, 也是中国当代设计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设计的影响,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可以对这些传统文化艺术的视觉形态进行提炼、再造与运用。在当代设计中融入这些传统视觉形态既可以传递文化和历史的信息, 同时又能展现了视觉和心灵的美感。比如香港设计师靳埭强先生为中国银行设计的标志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该标志取形于中国古代的钱币,同时又融入了汉字“中”的结构,共同构成了一个简洁且现代的企业标志。钱币的形态暗示了银行的行业特征，汉字 “中”鲜明地标识了该企业的地域, 同时赋予了原本严肃生硬的银行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当代艺术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觉形态理解不能仅停留在装饰层面,更不能仅仅追求美的形式,而应注意传统元素及形式对应的独特的文化内涵。比如,经过长期文化积淀而形成的方胜、如意、盘长等传统吉祥图案, 早已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具有特定的含义和信息传达功能,通过设计师对这些传统符号的深刻理解、联想, 通过准确的表现方式, 很容易在作品中引起受众的共鸣。 （四）传统文化对艺术思维观念的影响 只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美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在设计创作中,思维是一个隐性的层面,不论作为设计者还是受众, 所谓的文化感、美感都是在这个层面上相互感应的。我们借鉴传统文化是为了创造新的民族设计形式, 这就需要摆脱美学传统的表象进入深层思想领域去探求, 回到传统文化最根本的观念起点上去。现代艺术设计的真谛在于其传达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瞬间感受,而是契入灵魂深处的那种意义体验, 只有这样才能使作品获得精神生命的永恒。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中吸取一些思维与观念的养分, 从中获取灵感, 再运用联想、类比、隐喻等手法生成符号语言, 将传统的文化精髓植根于现代设计的土壤中, 在设计作品中含蓄地营造中国传统思想的意蕴, 从而增强作品的深度和情趣。例如北京奥运会奖牌的设计,在金、银、铜牌设计中分别镶入了白玉、青白玉、青玉龙纹造型的玉璧, 外观外形上中国特色浓郁,内涵上,融入了自古以来”以玉比德”、 ”黄金有价玉无价”的价值观和人文观念,用以体现对获胜者的礼赞.再如著名民族艺术家韩美林与香港设计师陈邵华为中国北京申奥设计的会徽也是一个经典范例。在作品中,传统文化中中国结、太极人形的形态隐约可辨, 但对这些传统形态又没有直接借用, 而是运用传统的书画艺术手法将它们写意地表现出来, 使作品形象宛如行云流水、和谐生动。这样的标志既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同时,中国结与太极人形包含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特殊理解, 一切积极的民族情感都被含蓄地包容在了这个小小的会徽里。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几幅画、几行字, 更多的是一种思维模式, 一种处事态度。当代设计中,学习传统、把握今天, 用现代设计的语言续写传统文化的精髓, 这是设计者追求设计本土化的基本方向。 三、结束语 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无数经典的视觉艺术资源,而且这种艺术资源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审美思维,为当代设计师提供了设计的观念、方法和线索。作为当代设计师, 我们必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只有努力顺应时代的步伐,在借鉴国外先进方法的时候,不能漠视本土文化,应使本土设计具备民族性,这样才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市场所接受, 获得更多的认同。 传统艺术论文: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在装饰陈设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 1 细数那些代表中国韵味的“中国风”元素 在一些国际上的装饰与设计会上，“中国风”的唯美、富有的民族特色的特点，往往惊艳全场。中国红、中国结、中国的文字、陶瓷、中国刺绣、中国的古典乐器、中国的旗袍、中国的水墨等实在太多的东西都能表达“中国风”的韵味。这些元素也一直活跃在设计师的灵感里，体现在艺术作品当中。下面我就针对这些有中国传统团文化艺术特色的风格元素的体现与应用。 中国红，一直是中国独有的颜色。一提到某种红色，大家就能立刻对中国产生联想。而中国红运用最广泛的莫过于中国式的“成亲”礼仪中。红红的盖头，喜娘的喜服，即代表了中国特色，有过千年来婚俗的体现，很多的外国人也纷纷效仿中国的传统婚俗所穿的服饰，新颖又具有新意，而红色的中国结一直国人心中的文化瑰宝，就更能代表中国的传统艺术了。 中国的文字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历史都要悠久。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字也在不断地演化，仅仅在字体上就有不下百种。例如，夏、商、周使用文字是甲骨文、金文（篆字）；到了秦朝，以小篆作为通用的字体；汉朝以隶书为主；唐宋之后又出现行书、楷书、狂草等直到现在的简体字，种类真的数不胜数。如果说代表中国文化的元素，那么没有比文字更加适合的了。 陶瓷，中国的英文称为“china”而陶瓷的应为则是小写的“china”。早在东汉时期，陶瓷就已经传到国外，随着丝绸之路的贸易发展、相互沟通，外国对这种上面有精美花纹的器皿，赞叹不以。于是称中国为瓷器之国。瓷器中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就是“青花瓷”，那种妖娆的造型，别致的花纹，可以说赋予了瓷器生命。 中国刺绣。一提到次就就会想到中国的丝绸。这些都是古代的能工巧匠用他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与智慧创造的。中国的苏州，是刺绣之乡，苏绣一直是代表中国去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也就是中国风格服装文化的支撑。旗袍是民族服饰，丝绸和刺绣组成的旗袍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在一次各国首脑剧集中国的峰会上，每个国家的领导人都被赠与一件中国风的旗袍，在一奥运会上，颁奖礼仪小姐也是身着旗袍，因此旗袍是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一种艺术。 水墨、中国古典乐器都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传承表现，具有民族的精神。最值得一体的就是在2008年在中国的国际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上，张艺谋导演将中国风发挥的淋漓尽致，在这种世界盛会上不但让古国人民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让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内涵给内心带来的那种震撼而表示赞叹。水墨画、中国服饰、中国国学、中国古乐、罄、击缶、中国传统的吉祥图腾等一个个目不暇接的精彩展示让观众乃至世界人民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深沉与厚重。 2 中国传统文化在装饰陈设艺术中的体现和应用 2.1 在建筑整体风格的体现与应用上 建筑最能体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与外国的哥特式教堂、清真伊斯兰教一样，中国的传统建筑也具有传统的风格艺术。具有代表特色的北京“四合院”、福建的“客家土楼”、黄土高原“窑洞”、西双版纳的“竹楼”等，最具艺术特的可以算是北京的故宫了，在空间与结构上都十分的细致。运用“中轴线”绕过建筑群左右对立平衡，是故宫的建筑艺术特点。现在的城市高楼耸立，都是现代化的建筑群，不会轻易见到有中国风格特色的建筑。不过在很多城市中还是保存着以往的古典建筑风格，有的形成了“仿古一条街”的建筑群，建筑中也融合了中国的色彩、中国的花纹、装饰中的结构特点，中国文化的图腾。因此，现在在建筑中，真的可以利用一些中国独有的艺术元素作为装饰与点缀，不仅能使建筑看上去独特新颖、而且也具有文化特色，让建筑变得更加具有内涵。 2.2 在馆厅、会场布置上体现的艺术风格 像是法国的卢浮宫，英国的博物馆，在布置与设计上都是具有了自己国家文化的艺术特色。所以中国的博物馆、一些历史文物的展厅布置也是体现了“中国风”的艺术特色。像是内部购置，蕴含了中国的雕刻，中国风格的壁画，蕴含宗教风格的器具摆设，不仅突出了庄严典雅的气度，潇洒飘逸的气韵，还象征着深奥超脱的性灵意境。让人们在参观鉴赏之余还能体会到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历史传承的灵魂所在。 2.3 对家居室内装饰陈设体现与应用 自古代开始，人们对家居室内环境的装饰就十分的注重与考究。现在的装饰风格有很多，欧式的、日式的、韩式的等等，但是都不能与中国传统风格的装饰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对自然采取顺应、亲和的态度，对自然景物非常喜爱。这种淳朴亲切的自然情怀反映在室内空间的处理和陈设设计上，将自然要素尽量组织到内部空间中室内的陈设艺术通过再现、点睛、提炼等表现手法在本质上传递着一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可延续的传统。如在室内陈设一些原始情调的饰物，增加自然的意境。在室内添加一些陶瓷制品，可以凸显屋自然、淳朴的感觉，并且能够增加室内的空间感。室内放置一些中国传统的古典乐器，可以为室内增添另一种文艺术特色，并且让居室整体都呈现出以中国古韵古风的。书法、水墨一直是室内装饰普遍采取的一种方式，行云流水的线条，大气磅礴的字迹笔锋无不透露着屋子主任对待文化艺术的崇尚与追求，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在室内装填一些中国特色的画作与墨宝，很有舒适、高雅的感觉，真的更加提升了室内整体气质，散发着独特的艺术内涵。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特色的装饰设计数不胜数，元素也是随处可见，只要能够表达出一种传统传统的文化，那就不难发现与运用。 3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研究与利用的。一开始前面说的那些元素都是很普遍，还有许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竹象征高洁孤傲的气韵，中国的茶将清香带向全球各地，中国的文化已经传遍四方，深刻审视华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责无旁贷地发扬与传承传统文化。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艺术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 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古代先哲对人居生活环境的思考与探索延续至今。其中蕴涵的审美心理、价值取向等对室内设计影响深远。现代家居室内设计是建筑设计的深化和再创造，寻求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成分与审美思想来指导现代家居室内设计并进行运用，优化建筑信息，使之和谐共生，从而整体、有效地营造一种理想的家居生活艺术环境，具有非常广泛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文化 室内设计 艺术 一 解析传统文化 “传统”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传统是已经形成的遗产或文化；也有人说传统是具有民族生活情感的，在民众中不断流传、继承下来的文化。本文认为传统是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的、流变着的诸文化因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1 什么叫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的对今天和明天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的“彩陶文化”距今已有六千年历史，其彩陶图案丰富多彩，所刻画的动物形态栩栩如生，如鱼纹、鸟纹和蛙纹等，至今在室内设计中仍起着装饰的点睛作用。又如古埃及文化距今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并与建筑关系极为密切，它所建筑的金字塔，至今还令世人叹为观止。而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追求理想的人居环境，在室内设计上都喜欢遵循具有文化传统的建筑理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中国传统文化对环境所持有的价值观与心理行为的取向，其宗旨是周密考察了自然环境，顺应自然环境，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如中国古代园林布局，无论是北方园林的宏伟、大气，还是江南园林的玲珑、典雅、都强调园林与自然环境的融合思想，即“天人合一”。常运用曲折萦回、欲扬先抑、意犹未尽等手法，达到人工园林与环境的惊人吻合，达到了“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效果。我国四大名园，即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苏州的留园、拙政园，都是浓厚的传统文化的体现。 2 传统文化在室内装饰上的艺术表现 室内设计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它以儒家倡导的“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标准。传统室内设计充分体现了人文意识，其装饰内容和载体大多都有文化的意义，集中表现为重道德、助人伦和敦教化。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室内装饰成为传统艺术隐喻、象征和表达心愿、信仰及审美意趣的主要手段。如我国主要图腾物“龙”和“凤”是中华传统文化特有的装饰元素，具有人格精神，和人共融，为人所用。“龙凤呈祥”是中国传统室内装饰的骨干脉络，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开端的象征，至今我们还有“龙的传人”的说法。凤是原始社会人们想象中的保护神，并被视为神鸟而予崇拜，它经过形象的逐渐完美演化象征了美好与和平，预示能给人带来幸福和吉祥。艺术家们以丰富的装饰语言生动地表现龙凤多姿多彩的艺术风韵，龙凤组合的题材有很多，比如龙飞凤舞、游龙戏凤等。龙凤题材一直在民间室内装饰设计中广泛应用，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寄托及力量的象征。 二 现代室内设计的含义与内容 现代室内设计是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高度集成的产物，它将功能实用性和审美艺术性融为一体，是创造良好室内环境的特殊艺术。室内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空间处理 空间处理是通过调整空间的尺寸和比例，处理好空间的分隔，强调空间的性质，解决空间的对比和统一等的精心设计，赋予空间更具人性化及更为丰富的内涵。如使用不到顶的墙、家具等实体性界面来划分空间，形成一定的视觉范围，又具有开放性。还可以使用栏杆、玻璃、悬垂物等非实体的手段来划分空间，造成空间界面模糊的感觉，使空间更开放。 2 整体装饰效果 整体装饰效果包括室内墙面、地面、屋顶的造型、色彩、材质等构造的设计，是室内空间从造型、色彩、工艺到风格的综合体现。如可利用室内家具、地毯、窗帘等不同装饰材料的质地等通过对地面的高差处理，可实现转换空间、界定功能，让光线、视线、空气在无阻碍中自由融合。 色彩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是室内设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色彩处理既要符合功能性又要能获得审美的效果，通过对色彩的视觉感受，可以产生丰富的联想、象征与寓意。如为了打破单调的六面体空间，可以采用超级平面美术方法不依天花、墙面、地面的界面限定，自由地突出其抽象的彩色构图，模糊了空间原有的构图形式，从而扩展了空间形式，创造空间意境。 3 室内陈设 室内陈设包括家具、橱具、电器、灯具、工艺陈设品、装饰品以及花卉植物等的选择与配置。他们之间的合理搭配对于形成室内环境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工艺品、雕塑、字画、纪念品等的点缀是室内设计中必需的内容，可以起到赏人悦目的作用。 另外，在科技的不断发展下，材料也随之快速更新，生态设计越来越受到重视。生态设计在强调人类遵循生态规律的前提下，注重自然生态美，欣赏质朴、简洁，以此带给人们持久的精神愉悦。 三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都带来了不同感受的改变，这要求室内设计必须与时俱进。但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寓意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富贵吉祥的向往。因此，用现代的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诠释，并将其运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使设计在满足实际功能和理性追求的基础上，既能体现传统文化特质，又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1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空间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人合一”，即天人原本一体，物我自然两宜，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对自然加以改造，要求人们从整体上把握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并将其思想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去，使营造的室内空间在本质上与室外空间环境、自然环境能和谐共生。在现代家居室内设计中，我们应该在观念上将室内空间看成是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区环境、室外环境与室内环境等一系列环境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组合。 在现代的室内空间设计自然一致中，把古建筑中优秀的设计手法结合实际住宅巧加运用，更能体现人本身的内涵。如将中国传统园林的手法引入室内空间的设计，将其融为一体，做到室内空间室外化，让阳光温暖着室内与室外的人们，让人充分感受到外面的美妙景色，再利用光影创造出明亮、宜人、愉快的视觉效果。 对于开放性的空间强调的是空间的延续以及空间的交流。设计时必须考虑到人们在室内与室外所体验到的感觉，从而使空间里的内墙与空间的分隔带有音乐的优美旋律。比如套间住宅的阳台，别墅的赏花露台，以及住宅内部的某些能做成通透的隔墙，通常用透明的玻璃进行隔断，这样的设计简洁而无假饰，室内与室外、空间与空间互为借景，形成视觉上的空间的连续与扩充。 现代室内设计注重人们对空间不同的心理感受。随着人们进门一刻的脚步移动，如由客厅走到卧室，或由卧室走到书房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成功的空间设计是要让人们随着视点的转移体会到不同的装饰风格与艺术品位。传统建筑空间中弯曲流畅的线条给人造成视觉上的流动感，空间分隔上的隔断、花罩、窗、门让人对于传统空间有无限遐想与希望。因此，现代设计师可以根据传统设计，针对室内空间大小，利用色彩、明暗线条设计出感官上的空间延伸效果以及将室内与室外环境交织相融的效果。 对于封闭性的空间，要尽量利用窗户营造室内空间的某种氛围，使人们通过空间氛围体现出他们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性格差异、不同的教育背景等。古代窗户的形式多种多样，大都取法天然，如梅窗、扇形窗、尺幅窗，等等，而现代的平窗、凸窗、斜窗等虽然在取材用料方面与古代已截然不同，但用意都是为了能更好地与自然对话。因此，现代设计师要借鉴传统文化，充分利用窗户把室外的景色纳入室内。 2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色彩设计中的应用 色彩是一种视觉的艺术，中国传统装饰色彩以白、黄、青、赤、黑五色为主，如绿色象征生命与健康，黄色象征尊贵与华丽等，它是室内设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因素。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颜色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但颜色的外延扩大了，而且与事物的形状也建立了某种对应的联系。如在现代设计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色彩莫过于红色，它代表的是中国人的热情、热血和鲜明的特性。我国古代木建筑中最高等级的、流传至今的宫殿建筑，就以红、黄二色为主色，它深深影响了传统色彩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即便是现在，吉庆日子到处张灯结彩，灯是挂的红灯笼，彩结是的红彩绸。居室中的一整面红墙，餐厅中大面积的红桌布、红座椅等仍然是喜庆的象征。 又如金、黄两色在传统装饰中通常搭配使用，体现主人的尊贵感。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人们吸取了传统装饰手法，结合当代技术条件，创造出华贵氛围。例如，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室内改造工程中，设计主题非常鲜明，即“中国的金色大厅”。这一设计空间定位清晰明朗，风格细致淡雅，充满中国古典意味，天花采用中国古典建筑中的藻井造型，八边石材柱间的梁枋采用传统沥粉贴金的手法，色彩及纹样具有敦煌壁画温润调和的风格，因而被称为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 3 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陈设中的应用 传统文化在中国家具上的印记很深，传统家具民族性特征极强，尤其是明式家具的艺术造诣和文人气质在世界家具史上别具匠心，至今无法超越。我们在书房放置一组典型明清风格家具，往往会因其独特的艺术气质，唤起历史情感的回归以及陈年的记忆。 雕刻、匾额、书画、挂屏、文房四宝等陈设都是中国传统人文意识的载体，它们既能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能从内容上起到激励、自勉和警世等作用，有效地围成一种具有传统文化气息的空间。 另外，我们可以对传统文化中丰富的装饰纹样进行移植嫁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艺术形象。传统文化中的几何纹样有水波纹、回纹、冰裂纹、万字纹等，它们在窗花、屏风、隔扇的传统装饰点依然在现代室内设计中被使用，并且还用在了电视背景墙、天花、铺地等装饰的造型中。现代设计师打破了狭窄的传统文化概念，继承其优秀的文化精华，配合新的造型和新空间对传统纹样大胆创新使用，从而创造一种新的借鉴传统的创作手法，使传统纹样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了新的生命力，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四 结语 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强调要顺应自然、因地制宜的规划和设计，并巧妙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冲突，以获得和谐的生活环境。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研究传统文化，应用其美学思想，对现代室内设计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注：本文系延安大学校级重点扶持学科项目。 传统艺术论文:传统文化下的晋商雕刻艺术研究 摘要：晋商建筑不仅在大的不仅和建筑形象上都具有精湛的建筑艺术，而且其细部装修设计也很丰富。本文主要从传统文化的视角对晋商建筑的木雕艺术、砖雕艺术、石雕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传统文化；晋商；雕刻；艺术 雕刻是我国传统建筑装饰艺术之一，其中木雕、转雕、石雕、共称“三雕”。山西雕刻艺术作为我国传统建筑砖雕主要流派之一，主要集中在晋中一代的民居建筑中，尤其以晋商建筑雕刻为代表，晋商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和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 一、晋商的木雕艺术 木构件是晋商建筑的灵魂。它们不仅构成建筑的骨架，有些部件还构成建筑的装饰物，形成了晋商建筑丰富多彩的内容。乔家大院处处都可以看到木雕艺术作品。如各院的正门上都有木雕人物，而且各不相同。分别为天官赐福、三星高照、和合二仙、招财进宝、麒麟送子、回回献宝等多种形式。柱子雕刻也多种多样，有八骏、有松竹、有葡萄表示漫长久远、有垂瓜象征瓜瓜绵绵、有垂莲象征连生贵子，造型优美，栩栩如生。其中镂空式雕刻最具艺术性，是将整体构建雕刻出一种主体景物的效果。所雕刻花卉鸟兽皆跃然栏上，生动自然，这种雕发所雕刻出的作品，地与面高差甚大，最大高差可达十厘米左右。大院正厅的“连连有喜”，及门廊的“凤凰戏牡丹”的雕刻就属于这种技法。由于这是由完整的木材雕刻而成，因而又成为“高浮雕”。此外，合叠加式颐名思义，是一种复合组构的木雕形式。做法是先将地纹刻好，然后将片外加工刻成的人物景象再复合叠加嵌镶干底板的地纹上。从而组成各种内容的图案，这种做法的效果，较缕空式别具风味。 二、晋商建筑的砖雕艺术 晋商建筑虽然以木结构为主，但由于气候及观念等原因，建筑的维护结构以及—些结构构件钉大量砖石材料，这些材料不仅有功能作用，它们同时还是精美的艺术品。以王家大院为例，王家大院东园小门额枋仿国画长卷图轴雕以松竹梅兰寿石，树林间又雕梅花鹿两只，互相盼顾，颇有情趣；东院大门的额枋，雕以琴棋书画四艺图，周围衬以菊花、牡丹、鼎等浮雕装饰纹图；西院偏门额枋，则在替子二龙头上方，雕以瑞云翩翩，以示乘苍龙青云直上。进入小偏门是私塾，其院门门框用4块青石雕成，上面刻以松、竹、梅、寿石、喜鹊，这一雕刻设计清新，刻制精细，既表现岁寒三友的清气，又体现喜上眉梢的喜气，透视关系也完全按照中国画散点透视手法，显示出其不合比例的合法性。东院内的石雕风景照壁，高2.6米，宽1.82米，被镶嵌在建筑物山墙内，起萧墙的作用，画面用平面阴线雕成，砂粒圆点做底纹，图纹为松、柳、山、水、楼阁，云气浮游于天空，小舟行驶在水中，煞是一片江南景色。建筑就其本体属性来说，融实用坚固与审美为一体，在修建过程中，对间架结构及其布局，除用力学掌握支点、力点、重点外，在造型上还可以体悟到它的美学趣味、价值观念、精神感情等 三、晋商建筑的石雕艺术 晋商建筑的石雕艺术，数丁家大院最为完整，艺术性较高，每个年代的石雕均具特色。例如在丁家大院中，石作构件应用广泛。其中有以下几种：一为柱础，所有建筑杆础，全部用整块石料雕琢而成，其中，尤以正厅和门廊施用者最为华丽壮观。门砧石这种专门为垫托门框的石质构件，几乎有门即施，但以大门、二门，厢房者雕刻得最好。踏石设在大门、二门和天井内，由于建筑台基皆高出地平面，故设踏石以登堂入室。这种构件不但数量多，而且雕刻细腻华丽。在丁家大院，柱础石内容丰富，样式各异，灯笼形、圆鼓形、六角形、宝瓶型等等，各个院子绝无雷同重复。上面的六角灯笼形柱础石，上下六个层次。各种石雕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四、各种雕刻协调统一，尊重自然 晋商建筑中的雕刻艺术伴随着晋商的生活习俗和其建筑的结构类型，不仅融合了当时的社会阶级形态，阐释了晋商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而且体现了晋商以及当时的建筑设计者对自然的尊重。如如灵石县王家大院，梁架往往采取“砌上露明”的方式，让梁架暴露在外，展现梁架的结构和木材的本色，又雕梁画栋， 即具有结构功能，又体现出和谐美观。王家大院大门上的门框装饰，其额枋也各有千秋，东院小偏门额枋仿国画长卷图轴雕以松竹梅兰寿石，树林间又雕梅花鹿两只，互相盼顾，颇有情趣。东院大门的额枋，雕以琴棋书画四艺图，周围衬以菊花、牡丹、鼎等浮雕装饰纹图。西院偏门额枋，则在替子二龙头上方，雕以瑞云翩翩，以示乘苍龙青云直上。纵观整个王家大院，所以的主要雕刻品，都是成双成对，追求对称，而不让人感到重复，以体现协调统一统一，给人以完全自然的的感觉。 总之，许多晋商都曾历经艰辛，他们用自己饱含着汗水的业绩，衣锦荣归之后，给后人留下了这些雕梁画栋的宅院，这些雕刻精美的建筑，古色古香、突出了传统文化、给研究我国近古的建筑雕刻艺术提供了难得的直观资料。 传统艺术论文:浅析剪纸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累所形成的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理念。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创作题材上，而且在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制作技法上也都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剪纸艺术，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剪纸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剪纸艺术品中，就是剪纸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发情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剪纸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剪纸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 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 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 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剪纸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 五行运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五种，即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分类是根据客观上的物质、物体或生命体的所有属性综合起来分类的。 在情感上，以上五类情感也可分属五行，如喜属火，怒属木，忧思属土，悲属金，惊恐属水。下面分别加以阐释： 喜：喜属火。在五行运化理论中火的性质就是向外发散。 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剪纸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比如经典作品《老鼠娶亲》，在创作时样稿几次改变，最终把花轿放在正中间，四周二十个老鼠，不论是放炮的、吹唢呐的，还是送礼的、献花的，都显得喜气洋洋。由于周边不加限制，似乎炮响一直继续，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 怒：怒属木，木性升发，其气机向上。自然界中树木向上长，有向阳、向上的趋向。五行理论中木代表生发力量的性能，标示宇宙万物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古人对怒有“怒发冲冠”的形容。如作品《钟馗捉鬼》中的钟馗，怒发冲冠、眉毛向上，其威严的神态将小鬼震吓得匍匍倒地、瑟瑟发抖。剪纸《包公》也是用一种凛然的气势来剪成的，不仅官帽向上，而且官袍上的火焰也向上，衬托出包公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一身正气。在具体剪的过程中，作品为表达怒的情绪常突出向上的尖锐的直线条。 忧思：忧与思属土。土的属性是集结收敛。同时，还具有土载四行为万物之田，承载受纳的性能。在人体中它主管气机的“气结”，即气体扭缠混绕在一起。因此，在剪纸中，凡扭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线条或结构都是忧思的情感表达。爱情作品《相思鸟》就是用一圈鸟儿头顶上集结的许多缠绕在一起的云彩来表达鸟儿的相思情。而《沧桑岁月》是用许多蔓藤缠绕在两棵大松树上，同时用线条绕出了“沧桑岁月”四个字，体现了对岁月的思考，隐喻作者的思绪延伸到很远很远。凡是线条向内、向中心结集的趋势，均可以表现忧思的情感。如著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的主人公就是半蹲半屈，全身各个关节呈曲状，向中心集结。即使可以不看主人公的面部表情，仅仅从他的姿态就能明白，他正在思索或正处于忧虑状态。 悲：悲属金。在人体的脏器里，肺属金，中医的基础理论中阐述了肺的客观属性是主哭，主一身之气。肺藏魄，即魄力、气慨。金也有服从、顺从、收敛之意。如果悲伤过度，自然就失去了魄力，没有了气概。哭的太甚，也会软弱无力，重则晕倒甚至休克。肺主的是一身之气，悲情过度，一身之气不足，就会正气消耗、咳嗽上逆，气短乏力，伤风自汗，弯腰驼背。所以中医明确提出“悲则气消”。 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 惊恐：惊与恐属水。水向低处流，水具有滋润、顺下、闭藏的特性。 “惊恐”中的“惊”会造成逆乱。传统剪纸《钟馗捉鬼》 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小鬼因为害怕钟馗，跪趴在钟馗的脚下，个个形态惊乱。若要表现剪纸中的小动物受惊，要把小动物所处的环境剪成逆乱的线条。如表现小鸟受惊，只要把小鸟周围的树枝剪成摆动的混乱状态，美丽的小鸟儿就变成了受惊之鸟。 用剪纸表现不同的情感。除了有上述总体造型上的规律外，在剪纸的具体制作上，各种情绪之间的剪法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同剪法剪出来的线条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有区别的。 例如，剪“喜”的感情时，走剪的速度均匀、流畅、光滑、圆润。即使需要跳跃，也如欢乐的小溪一样柔顺，向外自然发散。 “怒”的剪法，直接迅速，笔直向上，拐弯处硬而不流畅，剪出的线条横来直去，干脆利索。 “忧思”的线条，由于是缠绕扭结在一民的，因此剪时最不流畅，很少有一剪子剪到底的线条，其线条多细长、柔软。 如作品《小鹿梅花》中既有表达思虑的线条扭结，又有流畅、圆润之感，所以表现了小鹿正沉浸在一件美好幸福的心境之中。一般地说，表现忧愁的线条要细些；表现思考的线条要粗些。思考中含有愉快情结盟的线条光滑粗大一些；含愤怒情绪的线条粗壮笔直向上；含悲哀情绪的线条则细弱垂下。 “惊”的情感是逆乱，剪此种情感的线条，一般为短小刚硬，互不连接。其中，杂乱、重复、折叠的线条出现频多。一般不用连续对称的图案。 “悲”的情感是消耗正气，软弱无力。走剪时，剪速相对慢，从小向下，越剪线条越细，常常将极细的线条靠在一个参照物上。此线条虽柔弱，但并不中断；虽无力，但不会随风起动。因为“天人合一”论说明，“悲”的环境宜用无力之风、柔弱之水来表示。 “恐”的剪法也是向下，走剪时线条相对有力，好像是哆哆嗦嗦地向下行。在下行中不断地有各种小弯曲，这些小弯曲无规律、不连续、不对称。例如，表现人被吓得两腿发抖，两腿就不能像跳霹雳舞那样有节律、有力度。 值得提出的是，剪纸这门艺术几千年来主要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广大的妇女被禁锢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天地里。旧时的妇女，命运大多数是不幸运的。婚姻靠媒妁之言，婚后伺候公婆，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没有地位，任人摆布，挨打受骂是常事，她们潜藏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在封建伦理和“三从四德”的重重约束下，又不得不屈服，艰难地苦度着岁月。这种悲痛的心情，感受在五行中属金，金（悲）可以滋生水（惊恐），再滋生就是木（怒），就会起来反抗。反抗若无出路，金（悲）可以被火（喜）所相克，用喜庆、快乐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情绪，这也是她们排解不良情绪的一种手段。 正如她们自己所说：一拿起剪刀进入创作，仿佛进了仙境，心里美滋滋的，忘记了一切悲苦、烦闷。所以，她们剪出的喜庆剪纸占绝大多数，如《卖莲》、《农家乐》等。而现代城市女性自由、洒脱、心情愉快，属火（喜），火生土（忧思），也就是火（喜）滋生、助长促进土（忧思），所以，城市女性创作的剪纸自然就多一些忧思的情感，其哲理性、思想性和忧国忧民的成分就更多一些。 用“天人合一”论与“五行”学说来解读人的情感，诠释传统剪纸作品中蕴含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一些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超出朴素直观的范围，毕竟它们产生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分开的时代。因此，从剪纸的长远发展的角度上说，应站在现代最先进的认识水平上，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中去寻找剪纸艺术与感情表达有联系的东西，让剪纸艺术在当代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生态类论文:中国灵长类生态旅游开发探讨 摘要：中国灵长类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可观。目前中国灵长类生态旅游开发仍处于探索期，缺乏一个指导性的开发规范。已开发的旅游市场良莠不齐，存在设计不合理、规划不科学、管理混乱等现象，严重影响旅游地形象，危及灵长类的生存繁衍。以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发的“走近金丝猴”科普观赏活动为例，列举了在灵长类生态旅游项目中猴群管理、栖息地管理、游客管理、宣教工作和产品开发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供灵长类生态旅游项目或野生动物观赏活动借鉴。 关键词：灵长类；生态旅游；川金丝猴；神农架 2006年3月，“中国扶绥国际灵长类研讨会”在广西扶绥县召开，来自国内外的5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了灵长类动物的资源状况、生活习性、保护等研究领域，并就中国灵长类动物的保护和生态旅游进行座谈 [1]。2007年10月24—26日“中国灵长类绿色生态旅游与可持续自然保护暨中国灵长类专家组2007年工作会”在海南省三亚市南湾猴岛生态景区举行。与会专家对中国灵长类生态旅游与可持续自然保护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八点共识。专家呼吁，科学适度地发展灵长类绿色旅游，以开发促保护，让中国的灵长类动物保护得到可持续发展 [2]。 生态旅游是一种有别于大众旅游、传统旅游的休闲娱乐方式。自然保护区是开展生态旅游的主要场所 [3]。目前，中国的生态旅游开展得有声有色，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自然环境中珍稀美丽的野生动植物观赏活动是生态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但介于野生动植物的稀有性，国家的保护政策及它们本身的特性，观赏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开发和发展。灵长类动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一类生物，它们因为数量稀少，外观美丽，脑容量发达而异常聪明，还有很多和人类相同或相似的特征而格外受到世人的关注，开展起生态旅游来更具优势。通过开展灵长类绿色生态旅游，既满足旅游市场的需求，完成野生动物的科普宣传工作；适当地收取一定的门票费，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灵长类保护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此外还增加了就业岗位。以开发促保护，一举多得。 中国的灵长类资源十分丰富，共有21种灵长类动物，拥有种类在全世界排名第五 [4]。其中川金丝猴、白头叶猴等五种为中国特有种，均属于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有些种类数量十分稀少，栖息范围极小，生境十分脆弱。如黔金丝猴目前数量不足一千只，仅分布于贵州梵净山自然保护区 [5]。因此，对灵长类生态旅游的开发，要本着“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切忌只为了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未经论证而匆匆上马灵长类生态旅游项目。 神农架保护区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地处大巴山脉核心地带，以葱郁的原始森林，复杂的地形地貌，多变的气候和独特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而闻名。据调查，神农架有高等维管束植物3 400余种，已发现各种脊椎动物493种。其中珙桐、银杏、水杉、（川）金丝猴、金钱豹、林麝等百余种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被列为国家一二级保护动（植）物 [6]。神农架保护区很早就尝试旅游开发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是湖北省旅游局“一江两山” [7]、“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旅游发展战略核心地区之一[8]。因此，在神农架开展“走近金丝猴”科普观赏活动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川）金丝猴为神农架保护区的旗舰种，现有3个大群体，8个小种群，数量1 282只 [9]。2005年4月，神农架保护区金丝猴行为研究小组成立，为加强金丝猴的保护研究工作，选定了一个群体开展投食招引试验。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试验成功，建立了一个数量为76只的金丝猴人工补食群体（2009年6月统计结果），该群体后来成为固定的金丝猴科学研究平台。2006年5月1日，在聘请野生动物相关专家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和完成一系列基础的旅游服务设施建设之后，开展了“走近金丝猴”生态旅游项目。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的“走近金丝猴”科普观赏活动开展得比较成功。供游客观赏的金丝猴位于保护区内的大龙潭研究基地，离国家“4a”级景区神农顶景区的小龙潭游客服务中心约4km。隶属于湖北省金丝猴保护研究中心，基地最主要的功能是金丝猴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其次才是为游客服务，基地严格奉行“保护科研为主，科普宣教并行”的做法。在游客接待上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规范猴群管理、栖息地管理、游客管理，重视基地的环境教育功能，探索性地研发金丝猴相关旅游产品并取得一定的成功，可供灵长类及野生动物生态旅游借鉴。 一、猴群管理 “走近金丝猴”科普观赏活动的观赏对象是国宝级的野生动物金丝猴，由于观赏对象的特殊性，在其活动区开展旅游活动首要条件是确保猴群的安全。离开一个科学合理的猴群管理办法，科研、旅游都无从谈起。 1.投食管理。投食招引在灵长类生态旅游开发中基本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神农架金丝猴研究基地也是对猴群采取投食招引的，但一定要掌握一个度。给猴群提供过多的食物不仅会破坏它们的营养结构，还会使猴群产生依赖性而减弱野外采食和生存能力。金丝猴研究基地每天限量给猴群供应食物，人工投喂的食物控制在每只猴子食量的30%之内，不足量由金丝猴自已在栖息地内采食。且人工投喂的食物中，各种树叶、树生地衣、华山松塔等金丝猴天然食物占很大的比重，为不破坏保护区的植被，这些天然食物全部采自（或收购）于保护区之外，为此保护区还特地建设了一处面积约100亩的金丝猴食物基地，基地不施加任何化肥、农药，全部采用农家肥。花生、桃子、苹果，胡萝卜等购自市场的食物要经过严格检验，挑选洗净后才能投喂；禁止访客携带及投喂任何食物，杜绝病从口入。建立专门的食物贮藏室，配备专门的食物运输车，保证食物新鲜无菌。此外，还投资修建了贮水池和埋设了1 500km长的引水管道解决猴群的饮水问题。 2.科学研究管理。科研、工作人员进山研究、喂食之前，在紫外线消毒房内取口罩和防护手套并穿戴好，所用器械也统一存放于消毒房内，统一着迷彩服，进去后要求轻声交流、动作不能太大，尽量避免干扰金丝猴的正常活动。不得吸烟、吐痰、丢弃废品。 科学研究和旅游同时进行，游客在欣赏到野生金丝猴的同时，也能观察到科研人员的工作状态，配合导游的讲解，获得科普知识，能取得一举双得的效果。 3.猴群活动管理。金丝猴是活的野生动物，白天很大一部分的时间花在移动觅食、游戏活动上，不会老实地待在一个地方，相比较而言，不如花草树木等静物易于管理。且金丝猴活动区域森林郁闭，地形复杂，周边有很多人类无法到达的地方，金丝猴一旦进入这些区域便很难跟踪、观察，使得科研和旅游活动都无法进行。因此，要对猴群进行一定的控制。这种控制非指高墙铁网，圈养会背离金丝猴保护研究的初衷，而且会阻断投食群同野外群的交流。神农架的做法是，在大龙潭金丝猴的天然栖息地划出一块8平方千米的金丝猴活动区，这片区域充分考虑到了容纳量大小的问题，充分利用了公路、高山草甸等这些猴群轻易不会穿越的地形，工作人员巡逻于这些地方，防止猴群越过设定的活动区，对进入活动区的其他猴群则不加干涉。 二、栖息地管理 金丝猴生态旅游，游客不仅能看到自然状态下的金丝猴，也能看到并认识金丝猴的生存繁衍场所即栖息地。栖息地对物种的生存十分重要，金丝猴研究基地在规划旅游建设时就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并创造性地划定了观猴区、金丝猴活动区（栖息地），两者之间利用地形、河流巧妙地隔开，达到了以最小的代价保护金丝猴栖息地的目的。1.观猴台、步游道的设置。金丝猴活动区是严禁游客涉足的，因此不宜设在离主线公路等车辆人流较密的地方。应选择较偏僻并且阳光水源充足之地，并在进山的必经路口设置值班房，专人看守。神农架金丝猴研究基地依据地形，投资十多万元在观猴区铺设了1 200米的观猴步游道，并在其间设置了6个观猴台，观猴台、步游道一律安置于河的一岸，与金丝猴活动区隔河相望，最短直线距离控制在15米。大部分在40米左右，基地为游客提供望远镜方便观赏。观猴台、步游道的施工均选在猴群在山顶或较远地方活动时进行，并尽量避免破坏环境植被和产生噪音、污染。 2.给饲点的设置和管理。给饲点是给金丝猴投喂食物相对集中的区域，其设置、管理十分重要。首先，数量的设置，不能太少，否则利用率太高会给周边的植被造成过多的压力；也不能太多，因为为便于游客观赏，会对给饲点的植被做适当的清理。要根据栖息地的大小和猴群的数量而定，以神农架为例，一个76只的猴群可设置6个左右的给饲点。其次，给饲点的利用频度，每个给饲点循环使用，每次使用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休游期在给饲点以外的林下投喂。最后，给饲点的环境卫生工作。这非常重要，是猴群健康的保障。每次投喂完都要清理食物残渣和粪便，否则会造成蚊蝇细菌病毒的滋生，严重威胁金丝猴的安全。 3.植被保护及恢复。金丝猴绝大部分时间活动于树上，雄猴作威、猴群争斗、跳跃迁移和青少年猴游戏都会对树木造成一定的破坏，把手腕粗的树枝折断是常有的，长时间的破坏有时甚至会把整棵大树弄死。虽然各个给饲点循环使用，但还是对给饲点及其附近的植被造成一定的破坏，有碍观瞻，也不利于猴群健康。因此，移栽树木和培植草皮是必须的。植被恢复只限于土生土长的华山松、巴山冷杉、红桦、大果青杆、苔草等。植被恢复时投食应改在他处进行，植被恢复工作完成后至少4个月后才能使用。 三、游客管理 金丝猴科研观赏区位于神农顶景区内，采取单独售票模式，目的就是限制过多的游客涌入金丝猴研究基地，给金丝猴的栖息生境 带来沉重的压力。对进区参观人员，采取一系列措施规范观赏行为。 1.严格限制人类与金丝猴密切接触。所有参观者一律将车停于离基地300米远的停车场，需步行前往参观。并在入口处修建紫外线消毒房。金丝猴“只可远观不可近玩”，金丝猴保护研究中心把访客分为两类，一类为本单位或科研院所、高校的研究人员，他们为了课题研究的需要，可适当近距离观察金丝猴，采集样本、收集数据；另一类为普通游客，需要在基地专职导游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参观，参观过程中严禁大声喧哗，丢弃垃圾杂物，开闪光灯拍照，让游客观赏无干扰环境下金丝猴的自由活动。 2.严格限制观赏人数。基地游客量每天限制在200人以内，有时甚至限制在50人以内，每批次游客数量不得超过30人，大型团队分批参观。冬季的11月至来年1月为休游期，金丝猴妊娠末期、产仔初期的3—5月不对外开放。科研人员在发现有特殊、异常情况如金丝猴受伤、生病、受惊等时，可随时叫停或中止参观。 3.严格限制观赏时间。参观需要预约，进区前先咨询基地工作人员。基地仅在猴群觅食、自由活动和投食的时间里开放，秋冬季一般为每天上午的8：00~9：30，中午的14：00~15：30，下午的17：30~18：30，春夏季适当推迟，其他时间恕不接待，每批游客的参观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 四、宣教服务 生态旅游的内涵[10]以及其保护性、教育性的根本特点[11~12]，使游客能够走向自然并在自然中学习和认识自然的价值，达到自觉保护环境的目的，提供宣教服务是其实现途径之一。生态景区是重要的生态教育重地，科普宣传教育是建立金丝猴观赏区的最主要目的之一。目前神农架保护区有两处针对金丝猴的科普宣教基地，此外还已规划好一处金丝猴展馆，正处于建设中。 1.大龙潭金丝猴研究基地是“走近金丝猴”科普观赏活动的开展地，游客需要购票入区参观。在这里，游客在基地专业导游和值班科研人员的引导下可以近距离观赏野生金丝猴实体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情况。配合导游和工作人员的讲解，游客可以获得金丝猴的外形、社会结构、家庭组成等直观印象。步游道沿途设有金丝猴展示牌12个，系统介绍神农架金丝猴的发现史、保护、种群现状、食性、活动行为、繁育、研究情况等。此外，步游道附近部分有代表性的树种系有标示牌，让游客认识金丝猴栖息生境的植被、优势树种和采食树种。 2.小龙潭金丝猴实时视频展示厅。由于观赏对象的特殊性，金丝猴研究基地实行严格的限制观赏人数措施，满足不了大部分游客的观赏要求。为了解决此矛盾，特意在附近神农顶景区的小龙潭游客服务中心建立了金丝猴实时视频展示厅，把用于科研的视频监控系统拍摄到的金丝猴影视资料实时传输至此供游客观赏，并在展示厅四壁张贴精美的金丝猴图片，配以生动的文字说明，详细解说神农架金丝猴的数量、分布，行为等信息，给大部分不能亲眼目睹野生金丝猴的游客以了解金丝猴的机会，达到科普教育的目的。 3.金丝猴展馆。建设中的金丝猴展馆位于离基地300米处的停车场附近，配备专业讲解人员，免费为访客提供讲解服务。展馆不仅包括有关金丝猴的各类图片、影视资料、文字说明，还包括金丝猴标本、金丝猴食物标本和相关研究成果等，以及其他三种金丝猴的资料等，进一步丰富游客对金丝猴的知识。 五、金丝猴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 近年来，神农架保护区相继开发了金丝猴毛绒玩具、水晶相框、相册、陶瓷水杯、挂历、文化衫等金丝猴纪念品，组织出版发行了科普读物《金丝猴部落》一书，将这些商品投放于视频展示厅和金丝猴展馆并推向市场，既增加了收入，扩大了就业，旅游者将这些商品带回家，还间接向亲友同事宣传了金丝猴、宣传了神农架。 六、结束语 中国野生动物生态旅游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观赏对象的特殊性，开发起来存在诸多难题，缺乏可供借鉴的经验。神农架金丝猴科研观赏区有其特殊性，从目前来看是比较成功的，各地可能由于观赏对象、旅游环境、区位交通、政府支持力度和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开发方式。但无论什么情况，开发过程中要牢记不能影响野生动物正常的生存繁衍，不能破坏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尽力避免干扰它们的习性行为，切忌急功近利、盲目追求经济效益。总之，绿色、原生态；自然、少修饰；和谐、无干扰；健康、可持续是灵长类绿色生态旅游开发始终要遵循的设计理念，始终要把保护和研究灵长类动物放在首位，科学适度开发，以开发促保护，这样才会取得双赢的效果！ 生态类论文:黄河中游流域外来龟\鳖类对原有种类的生态威胁 摘要在我国黄河中游流域自然水域中已发现了鳄龟、佛罗里达鳖,这是一个危险且值得高度警惕的信号。针对鳄龟、佛罗里达鳖、乌龟和中华鳖的有关生物学习性进行对比,指出当鳄鱼、佛罗里达鳖达到一定数量时,流域内原生的乌龟和中华鳖的生态位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建议相关领域学者重视对两栖爬行动物等外来物种在中国的入侵状况与控制策略的研究。 关键词黄河;中游流域;龟、鳖类;原有种类;生态威胁 2009年11月2日在福州召开的生物入侵国际大会提出,我国已成为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入侵的外来物种已有400多种,其中危害严重的达100余种,直接经济损失至少500多亿元。iucn(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公布的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种中的牛蛙已成功侵入我国的17个省市,是农田生态系统中的护谷虫——土著两栖动物种群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iucn公布的100种最危险的入侵种巴西龟也已成功侵入我国多个大城市和部分保护区,是我国土著鱼类和龟类的大敌。 黄河是我国西北和华北地区的重要水源,是沿黄地区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也是我国21世纪内陆经济发展的轴线。长期以来,黄河存在着洪水威胁、水土流失、泥沙淤积、缺水断流和水污染严重等问题。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进行,需求与脆弱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愈加明显,新的问题将会影响沿黄地区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外来侵入物种也将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大问题。 许多外来种的入侵都是在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帮助下完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全球气候变化的结果之一。据黄河水产研究所调查,目前,黄河流域共有外来水生生物41种,其中从国外引入26种,从国内其他水系引入15种。2009年6日23日,银川市陶然水岸西侧爱伊河三一支沟处有人钓获一只重约6.5 kg的鳄龟;2009年10月在陕西神木黄河段捕捞到的一只体重3.5 kg的鳄龟(陕西省动物研究所,肖红);2009年在西安市?汉硬兜降姆鹇蘩锎锉?活体现存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等一系列情况说明黄河中游流域已有外来龟鳖类自然生存。为此,现将鳄龟、佛罗里达鳖、乌龟和中华鳖的有关生物学习性介绍如下。 1鳄龟 鳄龟别名蛇鳄龟、鳄鱼龟、小鳄龟、肉龟、美国蛇龟、平背龟、拟鳄龟,拉丁学名chelydra serpentina(linnaeus,1758),英文名american snapping turtle,隶属于爬行纲(reptilia)龟鳖目(testudinata)曲颈龟亚目(cryptodira)鳄龟科(chelydridae gray,1831)鳄龟属(chelydra schweigger,1812)。棕黄至黑色,背甲粗糙,腹甲小呈十字形,尾长,头大,下腭呈钩状。每次产卵20～40枚。出壳的小龟甲长约2.5～4.0 cm,肉可食。普通鳄龟(chelydra serpentina,亦称拟鳄龟)广布于加拿大至中美洲,特征为尾的背面有一锯齿形脊,背甲平均长20～30 cm,体重4.5～16.0 kg。幼龟背甲上有3条纵行?脊,随着时间的推移?脊逐渐磨耗。隐栖于浅溪的泥滩中。 1.1地理分布 鳄龟见于北美洲和中美洲,以体大好斗而著称。鳄龟的化石曾在欧洲和北美洲的中新世沉积物中发现。近年引入中国进行人工饲养获得成功。我国主要从佛罗里达引进,目前分布的省份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海南、广东、广西、湖南、山东、四川等。 1.2生活习性 鳄龟在2～38 ℃正常生活,1 ℃以上可正常越冬,12 ℃以下进入浅冬眠状态,6 ℃时进入深度冬眠,15～17 ℃少量活动,18 ℃以上正常摄食,活动、觅食最适温度20～33 ℃,生长最佳温度28～30 ℃,34 ℃以上少动,伏在水底及泥沙中避暑。平时在水中不好斗,而在陆上却能猛冲猛咬。鳄龟能连同身体扭头转向寻找攻击目标,甚至追咬。指、趾具蹼,水栖性,息栖在深河、湖泊、泥潭,偶尔接触咸水区域。鳄龟的食性杂,偏肉食性,主食鱼、虾、蛙、蝾螈、小蛇、鸭、水鸟,间食水生植物、掉下的水果。喜夜间活动、摄食[1]。 鳄龟长相酷似鳄鱼,集龟和鳄鱼特征于一体,故称鳄龟。其头部较粗大,不能完全缩入壳内,脖短而粗壮,领背长有褐色肉刺,眼细小,嘴巴上下颌较小,吻尖,尾巴尖而长,两边具棱,棱上长有肉突刺,尾背前边2/3处有一条鳞皮状隆起棱背,并呈锯齿口状,背壳很薄,上皮以棕褐色为主,偶有棕黄色,背部具有3条模糊棱,并有放射状斑纹,后缘呈齿状,腹部白色,偶有小黑斑点,幼时黑色,四肢粗壮,肌肉发达,爪子尖而有力,善于爬行。 1.3生长速度 鳄龟在50 g以下生长缓慢,从7 g长到50 g需要80 d左右,在控温条件下,50 g左右的鳄龟长到2.5 kg,或7 g左右的稚龟平均长到1.5 kg仅需1年。在自然状态下,鳄龟个体能长到23 kg以上。 1.4体型与最大记录 鳄龟平均初生体型壳长3.3 cm、体重7.2 g(最小3.1 cm、5.8 g,最大3.7 cm、14.8 g),一般成年体型壳长31～46 cm、体重23～36 kg,在自然界中,最大个体可达38 kg以上。 1.5繁殖习性 鳄龟雌性的背甲呈方形,尾基部较细,生殖孔距背甲后缘较近,雄性的背甲呈长方形,尾基部粗而长,生殖孔距背甲后缘较远,生殖孔位于尾部第1硬棘之内或与尾部第1硬棘平齐的为雌性,而生殖孔位于尾部第1硬棘之外的为雄性。 鳄龟交配期在美国为4—11月,卵生,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产卵期为5—8月(高温地区可提前和延长产卵时间),一般每次产卵15～40枚,实际情况根据亲龟的大小和发育程度而变化,在生殖季节解剖可见4 kg体重的亲龟怀卵量80枚,其中硬壳卵20枚。1年多次产卵。鳄龟卵形为圆球状,白色,直径23～33 mm,单个卵重7～15 g。鳄龟卵的孵化期为9～18周,天气较冷及干燥孵化期会较长。有记载9 kg的亲龟年产卵110枚,可全部受精并孵出稚龟。 2佛罗里达鳖 佛罗里达鳖又称珍珠鳖、美国瑞鱼、金边水鱼、美国山瑞,拉丁学名apalone ferox(schneider,1783),属爬行纲(reptilia)龟鳖目(testudinata)曲颈龟亚目(cryptodira)鳖科(trionychidae fitzinger,1826)鳖亚科(trionychidae lydekker,1889)软鳖属(apalone rafinesque,1832),英文名:florida softshell turtle。1996年我国少量引进养殖[2]。 2.1地理分布 分布于美国佛罗里达、阿拉巴马州等地。生活于湖、河等淡水水域。 2.2繁殖方式 卵生,在佛罗里达3—7月产卵,年产卵4～5次,每次产卵30～40枚,卵呈球圆型。孵化期60～70 d。体长60 cm。 2.3食性 肉食性,幼体以无脊椎动物为食,成体以鱼、虾、蚌等为食,人工饲养喂鱼、虾、螺、蚌及配合饲料。生长速度快、病害少、成活率高。 3中华鳖 中华鳖俗名鳖、甲鱼、元鱼、王八、团鱼、脚鱼、水鱼,拉丁学名pelodiscus sinensis(wiegmann,1835),属爬行纲(reptilia)龟鳖目(testudinata)曲颈龟亚目(cryptodira)鳖科(trionychidae fitzinger,1826)鳖亚科(trionychidae lydekker,1889)华鳖属(pelodiscus fitzinger,1835)。英文名:chinese softshell turtle。 3.1分布 中华鳖在野外广泛分布于除宁夏、新疆、青海和西藏外的我国大部分地区,尤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产量较高。另外,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有分布。 3.2形态特征 体躯扁平,呈椭圆形,背腹具甲。通体被柔软的革质皮肤,无角质盾片。体色基本一致,无鲜明的淡色斑点。头部粗大,前端略呈三角形。吻端延长呈管状,具长的肉质吻突,约与眼径相等。眼小,位于鼻孔的后方两侧。口无齿,脖颈细长,呈圆筒状,伸缩自如,视觉敏锐。颈基两侧及背甲前缘均无明显的瘰粒或大疣。背甲暗绿色或黄褐色,周边为肥厚的结缔组织,俗称“裙边”。腹甲灰白色或黄白色,平坦光滑,有7个胼胝体,分别在上腹板、内腹板、舌腹板与下腹板联体及剑板上。尾部较短。四肢扁平,后肢比前肢发达。前后肢各有5趾,趾间有蹼。内侧3趾有锋利的爪。四肢均可缩入甲壳内。 3.3生态习性 中华鳖属爬行冷血动物,生活于江河、湖沼、池塘、水库等水流平缓、鱼虾繁生的淡水水域,也常出没于大山溪中。在安静、清洁、阳光充足的水岸边活动较频繁,有时上岸但不能离水源太远。能在陆地上爬行、攀登,也能在水中自由游泳。喜晒太阳或乘凉风。夏季有晒甲(晒盖)习惯,我国北方地区10月底冬眠,翌年4月开始寻食;喜食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特别嗜食臭鱼、烂虾等腐败变质饵料,如食饵缺乏还会互相残食。性怯懦怕声响,白天潜伏于水中或淤泥中,夜间出水觅食;耐饥饿,但贪食且残忍。4～5龄成熟,4—5月水中交配,待20 d产卵,多次产卵,至8月结束。通常首次产卵仅4～6枚。体重在500 g左右的雌性可产卵24～30枚,5龄以上雌鳖1年可产卵50～100枚;雌性在繁殖季节一般可产卵3～4次。卵为球形,乳白色,卵径15～20 mm,卵重为8～9 g。其选好产卵点后,掘坑10 cm深,将卵蛋产于其中,然后用土覆盖压平伪装,不留痕迹;一次产卵10枚左右,经过40～70 d地温孵化,稚鳖破壳而出,1～3 d脐带脱落入水生活;卵及稚鳖常受蚊、鼠、蛇、虫等的侵害。产卵点一般环境安静、干燥向阳、土质松软,据研究观察,其距离水面的高度可准确判断当年的降雨量。寿命可达60龄以上[3]。 3.4繁殖生物学 在我国,中华鳖4龄可达性成熟。中华鳖交配后,精子几乎可在雌鳖输卵管内存活半年。与大部分龟类不同,中华鳖的性别由性染色体决定,而不受孵化温度的影响。雌鳖每年产卵2～5次,每次产8～30枚卵,加温养殖的中华鳖在冬季亦可产卵。卵白色球形,直径约20 mm,最大可达24 mm。 长江流域一带中华鳖于4—6月进行交配,交配在水下或水面完成,可持续5～30 min,雄性用前肢抱住雌性的背甲,有时咬住雌性的颈部、头部或四肢。中华鳖交配约2周后营巢。营巢于5月末开始,到8月中旬结束。营巢由后肢交替进行,后脚具有发达的爪,从一侧挖向另一侧,将沙土堆在巢旁,身体随着腿的运动向左右摇摆,后肢的力量很大,有时能将沙土扔出3 m多远。巢圆形,巢口直径约7～10 cm,深和宽均有10 cm以上,卵产出后无序地堆在巢中,产卵在20 min内完成,然后中华鳖仍用后肢将巢旁的沙土扒入,直到填满为止。 孵化期取决于土壤温度,一般60 d左右(23～83 d)。卵对温度的耐受范围是22～36 ℃。稚鳖背甲长约27 mm、宽约25 mm,体重3～5 g,背甲茶绿色,有一些小型黑色眼状斑。 3.5敌害 稚、幼鳖的甲壳很软,常受蛇、蛙、鼠的侵害;成鳖受各种猛禽如鸢、鹰、鹭、猫头鹰等以及黄鼠狼、猫、狐狸的袭击,特别是黄鼠狼能在水中潜行,喜食鳖肉、鳖血。 4乌龟 乌龟俗名草龟、香龟、泥龟、金龟、臭龟,拉丁学名chinemys reevesii(gray,1831),属爬行纲(reptilia)龟鳖目(testudinata)曲颈龟亚目(cryptodira)淡水龟科(bataguridae gray,1869)乌龟属(chinemys smith,1931)。英文名:chinese three-keeled pond turtle。 4.1形态特征 乌龟体为长椭圆形,背甲稍隆起,有3条纵棱,脊棱明显。头顶黑橄榄色,前部皮肤光滑,后部有细鳞。腹甲平坦,后端具缺刻。颈部、四肢及裸露皮肤部分为灰黑色或黑橄榄色。雄性体型较小,尾长,有臭味。雌性背甲由浅褐色到深褐色,腹甲棕黑色,尾较短,体无异味。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强,水质条件要求比较低,对不良水质有较大的耐受性,无互相残杀现象,患病率低。 4.2生活习性 4.2.1水陆两栖性。乌龟是用肺呼吸,体表又有角质发达的甲片,能减少水分蒸发。性成熟的乌龟将卵产在陆上,不需要经过完全水生的阶段。 4.2.2食物的广泛性。乌龟属杂食性动物,在自然界中,动物性饲料主要为蠕虫、小鱼、虾、螺蛳、蚌、蚬蛤、蚯蚓以及动物尸体及内脏等;植物性饲料主要为植物茎叶等。 4.2.3明显的阶段性。一是摄食阶段。4月下旬开始摄食,约占乌龟体重的2%～3%;6—8月摄食量旺盛,约占5%～6%;10月摄食量下降,约占1%～2%。二是休眠阶段。乌龟是变温动物,其体温随着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11—4月,气温在15 ℃以下时,乌龟潜入池底淤泥中或静卧于覆盖有稻草的松土中冬眠;5—10月,当气温高于35 ℃,乌龟食欲开始减退,进入夏眠阶段(短时间的午休)。这一阶段乌龟忙于发情交配、繁殖、摄食、积累营养,寻求越冬场所。 4.2.4群居性。乌龟喜集群穴居,有时因群居过多,背甲磨光滑、四肢磨破皮仍不分散。 4.3繁殖习性 乌龟是一种卵生动物。在性成熟前,雌雄龟较难区别,而到性成熟时,雌雄龟从外表特征就能鉴别出来。 雌龟体重达700 g以上,即可用于交配繁殖,雌雄配比2∶1,如雌龟体重超过700 g,需配较大雄龟才能交配繁殖成功。交配的适宜温度20～30 ℃,交配时间晴天在傍晚17∶00—18∶00,雨天在14∶00—16∶00。交配过程一般只需3～5 min。 乌龟的产卵期各地有所不同,平原水域地区一般5月底开始,7、8月时为产卵高峰期,9月结束。一只雌亲龟年产卵3～4次,每次一穴产卵2～7枚。雌龟产卵前选择土质疏松的斜坡和隐蔽的草根旁或杂草处扒土成穴,穴口大小约8～10 cm、深9～12 cm。产卵时间多在夜间或黎明。 雌性成龟不论交配成功与否都要产卵。乌龟往往有集群产卵的习性,有时能有几只雌龟在同一穴中产卵几十枚。成熟的种龟夜间爬上岸,在砂堆处挖穴产卵,自然孵化,大约50～70 d即出幼龟。 4.4敌害 乌龟的主要敌害是蛇、黄鼠狼、水鼠、野猫等。乌龟虽有坚硬的外壳保护,但头尾和四肢在夏天夜间活动时易被敌害侵袭受伤直至死亡;孵化时因少数腐败变质常招来大批蚂蚁,为害卵和稚龟。 54种龟鳖类生态学比较 5.1适宜的生存环境比较 黄河小北干流(禹门口至潼关)河段,处于黄河中游,区间流域面积为18.46万km2,全长132.5 km,宽3～18 km,河道面积为1 107.67 km2,其中滩地面积675 km2,河道穿行于汾、渭地崭谷凹地区,沿途有汾河、涑水河、渭河、北洛河等支流汇入,两岸为高出河床50～200 m的黄土台塬,河道宽浅,水流散乱,主流游荡不定,冲淤变化剧烈,属淤积性游荡型河道[4]。 黄河中游河面宽阔、水量较大,据洽川水文站统计,黄河在该段多年的年平均径流量为355.6亿m3,最大流量为21 450 m3/s,最小流量56.7 m3/s。多年平均水温为13.7 ℃,最冷月平均水温为0 ℃,最热月平均水温为27 ℃,自2000年以来已没有冰封现象。溶氧量6.1～8.10 mg/l,有机物耗氧量2.0～20.8 mg/l,ph值7.2～8.5,均呈弱碱性。含沙量高、浑浊度大,透明度0～5.0 cm。总硬度1.04～3.4°。氨态氮平均值为0.03～0.29 mg/l,硝酸态氮的平均值为0.30～0.85 mg/l,亚硝酸态氮的平均值为0.005～0.020 mg/l,氯化物含量总平均值48.5 mg/l,硫酸盐含量总平均值60.5 mg/l。该河段水质各项指标符合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繁殖生长[5]。 黄河中游拥有大面积的水域和湿地,其中三河(黄河、渭河、洛河)湿地682 km2、洽川段湿地267 km2。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区域内的植被具有种类多、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特点,江心岛、沼泽等自然湿地为水生动物、水生植物、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特别是水禽、鱼类、两栖爬行类提供了必须的栖息、迁徒、索饵和繁殖场所,对物种保存和保护物种多样性发挥着重要作用。物种的生态习性是物种生活在特定环境中适应的结果,在黄河中游河段天然形成众多以沙土为主的江心岛和大量的水草植物,为龟、鳖类提供了天然繁殖场所。该环境状况比佛罗里达鳖、鳄龟的原生地更加优越,因此更适宜繁衍生息[6]。 5.2繁殖力的对比 佛罗里达鳖、鳄龟、乌龟和中华鳖在繁殖方面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佛罗里达鳖、鳄龟的繁殖力比中华鳖、乌龟的繁殖力明显高。 5.3食性的结构状况比较 鳄龟的食性杂,偏肉食性,主食鱼、虾、蛙、蝾螈、小蛇、鸭、水鸟,间食水生植物、掉下的水果。乌龟属杂食性动物,动物性饵料主要为蠕虫、小鱼、虾、螺蛳、蚌、蚬蛤、蚯蚓以及动物尸体及内脏等;植物性饵料主要为植物茎叶等。中华鳖喜食鱼虾、昆虫等,也食水草、谷类等植物性饵料,并特别嗜食臭鱼、烂虾等腐败变质饵料,如食饵缺乏还会互相残食。佛罗里达鳖肉食性,幼体以无脊椎动物为食,成体以鱼、虾、蚌等为食,人工饲养喂鱼、虾、螺、蚌及配合饲料。 5.4天敌的种类结构比较 佛罗里达鳖、鳄龟、乌龟和中华鳖的主要敌害均是蛇、黄鼠狼、水鼠、野猫等,同时会受到各种猛禽如鸢、鹰、鹭、猫头鹰等的袭击;孵化时因少数腐败变质的卵常招来大批蚂蚁,为害卵和稚体。 5.5生长与性情比较 据施军等[7]对比研究,佛罗里达鳖的适应能力强于中华鳖,具有抗病力强,成活率高等特点,生长速度明显高于中华鳖。 6结论 目前黄河中游流域内外来龟、鳖类的生存,说明其已经适应新环境,随着种群数量增长,当其达到一定数量时就会对原有种类的生态位构成威胁。因此,对鳄龟、佛罗里达鳖、乌龟和中华鳖在个体生态、种群生态方面深入的研究是生产实践的需要,特别是有关冬眠、种群行为的研究,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政府相关部门制定针对鳄龟、佛罗里达鳖等外来物种的进口管理、养殖管理和放生活动管理的相关法规和政策[8],并倡议两栖爬行动物学者以及相关领域学者重视两栖爬行动物等外来物种在中国的入侵状况、控制策略的研究[9]。 生态类论文:北京山区3种不同类型生态文明村发展特点及建议 原文作者：李梅，苗润莲 摘 要：分别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区选择不同类型的3个市级生态文明村，即旅游型农村、农业型农村和文化型农村，总结其发展特点和实践经验，并基于现状、存在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希望为其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借鉴的依据。 关键词：北京山区；不同类型；生态文明村；特点 行政村作为最基层的群众自治组织，它的发展与建设进程直接影响到北京的生态文明建设和首都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北京山区包括7个山区县，83个乡镇，1 669个村委会。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禀赋的差异性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农村的发展模式会有所不同。对山区农村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并总结其发展模式和规律，可为其他农村发展与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综合考虑农村的经济结构与主导产业、土地利用、从业人口以及功能定位等，张义丰等[1]将北京山区的农村分为资源型农村、农业型农村、工业型农村、旅游型农村、文化型农村、商贸型农村和复合型农村。笔者对山区常见的3种类型农村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通过总结其发展特点和实践经验，为其他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1 北京山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概况 历史上，北京山区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具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但随着首都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和扩大，加上山区资源保护力度不够，使北京山区的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资源日益枯竭，严重影响了首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号召下，北京开始加强绿化和保护力度，山区林木覆盖率开始上升。目前，山区治理率累计达到82%，山区县林木覆盖率由2000年的57.23%（2005年66.14%）达到2009年的71.40%[3]；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二级和好于二级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比例从2004年的62.5%提高到2009年的78.10%；郊区污水处理率从2003年的20%提高到2009年的51%；2001年至2010年，年利用再生水从0到6.8亿m3[4]。 自2004年以来，北京郊区通过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或“生态文明村”等活动，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到目前为止，北京市郊区70%以上的区县建成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累计创建环境优美乡镇123个（其中国家级环境优美乡镇57个），占全市乡镇总数的63%；市级生态文明村从最初的50个发展到1 204个（其中国家级生态村2个），占北京全部自然行政村的约30%；无论是数量还是建设质量都明显的增加和提高。[论文网] 2 不同类型生态文明村发展特点及建设经验 2.1 案例选择依据 2.1.1 旅游型农村 旅游型农村是对环境无污染，生态环保型的农村建设模式，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缓解就业压力[5]。旅游型农村是依托自身或周边旅游资源发展起来的，旅游业收入占全村总收入的70%以上。密云县石城镇石塘路村位于北部浅山区，是依托周边自然环境与资源（景区）发展起来的民俗旅游村。该村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被评为“市级生态文明村”和“北京最美乡村”。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特大型城市，密云水库是北京市最大和最重要的地表水水源地，密云县输入北京城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占北京城市用水的近60%，密云县全境被划为首都饮用水源保护区。在北京的另一主要地表水源官厅水库因污染严重而退出饮用水供给后，密云水库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日益得到重视。 石城镇石塘路村位于密云水库西岸，在密云水库一级保护区内，主要地形为低山丘陵，地势相对平缓。十几年来该村以保护密云水库水源为目标，积极探索发展之路，走出以民俗旅游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该村是北京地区发展民俗旅游较早的农村，目前民俗旅游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80%，总结其实践经验和发展模式对这类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2 农业型农村 农村居民大多以农业为主，是农村建立的早期农村类型，农村水利设施发达，多分布在河谷平原以及河阶地形上，以农业景观为主，主导产业为山地林果、特色养殖及其他农业相关副业。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樱桃沟村地处西部浅山区，是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产品的农村。该村于2007年被评为“市级生态文明村”和“北京最美乡镇”。 北京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文化气息浓郁，山区特色农业资源是北京古老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天独厚。北京山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水、土、光、温、湿等条件各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土特产品，特色农业资源主要有果品类、养殖类、中药材、玫瑰花、香椿、花椒、蜂蜜等7类，其中果品类占到80%以上[6]。相对于山前区而言，山坡地的化肥、农药等化学要素投入较少；因风蚀、水蚀的存在，其土壤中有毒有害物质难以富集；山区气温相对较低，冬季寒冷，夏季作物生育期短，病虫害相对较少，农药污染较轻，因而农产品质量优于山前区，为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7]。门头沟妙峰山镇樱桃沟村充分利用当地传统品种资源和地域优势，大力发展樱桃特色产业，打造唯一性的特色农产品，是北京山区特色农业资源开发的成功典范。 2.1.3 文化型农村 这类农村景观古朴，环境良好，古建筑、历史遗迹、非物质文化等较多，即历史文化资源较丰富，历史文化气息浓厚。门头沟斋堂镇灵水村是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农村，是京西古村落的代表，地处西部深山清水河谷地，地势较平缓、人类活动较频繁。该村于2005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北京山区具有漫长的人类开发史和众多的文明遗迹，经岁月雕琢沉积而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古村落是山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具有很高的研究和利用价值[8]。灵水村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境内，是京西古村落群中最具文化底蕴的一座古村落，享有“举人村”美誉。该村是中国北方农村天人合一的典型，是诠释和反映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天然教材”，为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2.2 不同类型生态文明村发展特点对比 以上3个村都是基于自然地理条件、自身资源及环境优势成功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生态文明村，在建设生态文明村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下面对其发展特点进行简单的对比（表1）。 2.2.1 旅游型农村 密云县石城镇石塘路村主要依托周边旅游资源（密云水库、黑龙潭自然风景区和桃源仙谷风景名胜区等），开展民俗接待活动，作为景区旅游的中转地为游客提供食宿产品与服务，称作旅游型农村或景区带动型农村。这类农村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所具备的环 境条件和区位优势，发展农村旅游应着重强化和提升这种环境吸引力，既包括村域周围的自然环境，也包括村内内部环境和食宿环境。到2009年为止，北京郊区民俗旅游村已超过350个，其中市级民俗旅游村167个；民俗旅游户发展到2万余户，其中市级民俗旅游接待户9 089户；直接从事农村民俗旅游服务的人员达到6万余人。民俗旅游已成为北京农村发展致富的主要途径之一。 2.2.2 农业型农村 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樱桃沟村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地处妙峰山风景区这一地理优势，结合当地几百年的栽培、养殖历史，以高科技为支撑，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发展唯一性特色农产品，且这些特色农产品品牌效果明显，具有不可模仿性[9]。这类农村以特色农业为主导，农业是农村收入的主要来源。此类农村发展旅游应注重强化物产吸引力和活动吸引力，充分利用农业资源，开展观光休闲和采摘体验，实现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如举办果品采摘节、农业文化节等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游客的参与，使其在观花、观果、采摘、品尝、体验中享受求知和收获的乐趣。 2.2.3 文化型农村 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凭借自身雄厚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村而提高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逐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全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使灵水村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源得以保护，为将来培育地方特色文化产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弘扬民族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类农村今后的发展重点是保护和合理利用现存村落景观，在科学可行的情况下，恢复具有重要观赏价值或文化价值的景观和遗迹原貌，开展古村落旅游；充分挖掘村落历史文化，结合市场化运作，以文化创意产业带动旅游业，提高文化附加值，着重提升和强化其文化吸引力和活动吸引力。 3 现存问题与建议 尽管以上农村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取得了成绩，但由于目前生态文明村标准体系不够完善、达标要求偏低，离理想的目标（状态）仍有一定的距离，仍存在许多不足，如产业急需提升、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资源深入挖掘不够、开发水平较低等。针对以上3个典型村的现存问题，提出具体几点建议（表2）。 （1）旅游型农村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旅游设施环境急需提升以及整体开发潜力不足、旅游产品单一；易受周边旅游景区经营好坏的影响。石塘路村也不例外，作为北京山区较早开展民俗旅游的农村，民俗旅游虽然已经形成规模，有一定的品牌效果，但由于时间较长，住宿、餐饮等民俗旅游基础设施部分开始老化，质量和档次有待提升，已经很难满足日益变化的游客多样化、高标准的需求，目前主要靠回头客维持。今后应加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休闲功能，发展休闲农业、观光采摘、设施农业、创意农业等现代农业，与当地民俗旅游配套，提高旅游吸引力，增加特色旅游产品；二是尽快提升旅游档次，改善旅游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制定旅游发展规划，规范民俗旅游户运行管理。 （2）农业型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包括农业附加值较低、品种老化、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及土地资源的限制等。门头沟樱桃沟村是凭借特色农业资源优势发展起来的农村，结合该村目前发展现状和今后发展重点提出如下建议。 ①随着到山区旅游和樱桃园观光采摘人数的不断增加，樱桃沟村依托地处妙峰山风景区这一地理优势，将产业开发、文化重塑与樱桃基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②恢复唐代的皇家寺院仰山栖隐禅寺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的私人别墅，增加旅游吸引力，提高全村文化品位。 （3）历史文化名村当前面临的问题有：一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稀缺价值和不可再生性认识不够，导致历史文化的载体古村落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10]。二是由于经费所限，仍有许多古村落没有及时编制保护规划或编制的规划内容深度不够或因管理不到位而保护措施难以落实。三是设施环境急待改善，很多传统建筑年久失修，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为保存其完整性带来了困难，而有些古村落给排水、供电等基础设施陈旧简陋，旅游服务能力低下，不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和民俗旅游的开展。四是受到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冲击和侵害，大量农民从传统农业转向以旅游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导致古村落商业化气息浓厚，游客增多所导致的古村落环境问题日益显著，即严重破坏了历史原真性。五是不少历史文化名村还未建立资源基本信息档案，导致在保护管理中缺乏科学的安排，影响历史文化资源的合理利用。六是由于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和产权不清，对古建筑的修缮维护带来影响，保护效果不明显。 基于灵水村目前现状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灵水村要做到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并促进农村社区和谐发展，必须在以下方面下足工夫：一是摸清家底，尽快对举人文化遗产进行深入普查，并登记造册，形成村落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为村落保护与开发提供基础依据。二是制定保护规划，落实古村落整体保护。根据全村文化遗产的地理空间分布，制定保护区划，对古村落不同空间进行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保护与开发，为古村落市场开发提供行动指南[1]。三是加大对灵水村历史遗迹的保护，恢复或保护灵泉禅寺、海火龙王庙、天仙圣母庙、观音堂、二郎庙等重要的历史遗迹原貌，这些历史文化遗迹是灵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举人文化共同构成灵水古村落特色文化。并尽快改造那些与古村落风格不和谐的现代建筑体，保持古村整体风貌和原真性；加快举人文化产业的整合与发展，打造以举人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四是成立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委员会，协调各方利益。五是加强基础服务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实际困难。尽管近几年灵水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仍不能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如供气、供水、排水等。旅游服务设施也比较落后，严重影响全村的旅游业发展，加上古村落保护的特殊要求也为基础设施建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生态类论文:谈产酸相稳定发酵类型微生物生态学研究 作者：赵丹　任南琪　王爱杰　陈晓蕾 论文 关键词:产酸发酵反应器　生态因子　顶极群落　生态演替　生态位 论文摘要:通过产酸发酵反应器的动态试验,考察生态因子(ph、orp)等制约的不同发酵类型顶极群落的结构、优势种群的组成和生态演替的 规律 ,阐明不同发酵类型代谢及其顶极群落的典型特征,揭示产酸发酵过程中顶极群落内平衡与反馈调节的生理代谢机制,并以ph值、orp来表征生态演替过程中优势种群的生态位图。 ghosh和poland在1971年提出了利用相分离的原理:分别控制适应于产酸发酵菌和产甲烷菌的最佳生理及生态条件,从而形成具有较高运行稳定性和处理效率的两相厌氧生物处理系统。目前,对于两相厌氧生物处理的微生物生态学的研究普遍受到重视,但是由于产甲烷菌具有种类少、生长繁殖慢、利用底物种类有限、对环境条件敏感等特性,使得人们长久以来认为产甲烷相是两相厌氧处理系统中的关键“限速步骤”,因此大多数研究集中于产甲烷相微生物的生态学研究上。事实上产酸相不同生态条件下形成的末端发酵产物作为产甲烷细菌利用的底物,对产甲烷相乃至整个工艺的稳定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以往的研究表明,产甲烷相微生物对底物的转化速率依次为乙醇 戊酸 丁酸 乙酸 丙酸,而乙酸的转化是系统产甲烷即去除效率的“限速步骤”。从整个系统角度出发,产酸相最佳发酵类型应为乙醇型发酵[2]。因此利用连续流产酸发酵反应器,通过对限制性因子(ph、orp)的调控,考察在人工创建生境中,微生物所遵循的群落与种群生态学演替规律,不同发酵类型的顶级群落内平衡与反馈调节的生理代谢机制,得出以ph、orp表征的生态演替过程中优势种群的三维实现生态位,这对于进一步阐明产酸相不同发酵类型的生态学规律,提高两相厌氧的整体处理水平具有新的思路和理论指导意义。 1　试验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装置 采用沉淀区和反应区一体化、内设气—液—固三相分离装置的连续流搅拌槽式厌氧反应器(cstr)作为产酸相反应器,有效容积为3.1l,通过对ph、orp进行调控进行平行实验;反应器外部缠绕电热丝结合温控仪保证内部温度(30±1℃)的厌氧条件,实验中控制cod负荷为8kg/m3·d,进水cod浓度为4000mg/l。具体流程见图1所示。 1.2　实验底物与分析方法 采用废糖蜜为底物,并按照cod∶n∶p=800~1000∶5∶1配以少量n、p。采用标准方法分析测定cod、ph、orp(以电极电位eh计,mv)。液相发酵产物采用sc-7气相色谱分析仪,按照任南琪[1](1994)建立的检测方法进行分析。厌氧细菌的培养采用改进的hungate技术,鉴定方法参见 参考 文献 [3]。 2　结果与讨论 产酸发酵类型指依据酸性末端产物中挥发性脂肪酸(vfa)的分布判断微生物的生理代谢途径。酸性末端产物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的物质定义为相应的代谢类型,并将产酸发酵生态系统达到稳态时代谢的优势种群定义为顶极群落。产酸相的三种发酵类型中,丁酸型发酵和丙酸型发酵分别以丁酸或丙酸为主要液相末端发酵产物,而乙醇型发酵的主要液相末端产物为乙醇和乙酸。 生态演替是生物群落的一个动态变化特性,具有定向性、可调控性、趋于稳定性。由于环境因素(因变因子:ph、orp)、微生物内部群落及末端代谢产物组成的协调控制,产酸相微生物群落在随环境因素定向演替的同时,由于群落的内平衡和反馈调节机制,又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即形成与不同发酵类型相对应的特征顶级群落生态系统,顶级群落中微生物通过种间竞争和协同作用选择优势种群,形成复杂的生态学决定关系[4~5](图2)。 2.1　乙醇型顶极群落的结构模式及生态演替 产酸发酵反应器的乙醇型发酵是以h2为主要气相产物,乙醇、乙酸为主要液相产物的发酵类型,在orp、ph特别低的情况下,以产生乙醇的方式保证细胞内部的正常ph值,以维持机体正常产能和合成代谢,同时每产生1mol乙醇,氧化nadh的量为2mol,以此实现nad+/nadh的耦联,并产生1mol氢气见表1。乙醇型发酵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同反应器及不同运行阶段的乙醇型发酵微生物优势菌群见表2。 2.2　丙酸型顶极群落的结构模式及生态演替 丙酸的产生和积累对厌氧生物处理系统有重要的影响,导致系统ph降低而发生“酸化”,致使产甲烷菌失活[6]。主要原因是丙酸在产甲烷相的产乙酸过程缓慢。丙酸型发酵的典型细菌丙酸杆菌属无氢化酶,不产生氢气。丁酸型发酵的主要限制性因素为较高的orp和ph5.0。不同反应器及不同运行阶段的丙酸型发酵的顶级群落中优势种群见表3。 2.3　丁酸型顶极群落的结构模式及生态演替 从微生物代谢角度讲,ph接近中性时细菌以合成代谢为主,数量的增殖增加了atp的消耗量,而丁酸型发酵的单位atp产量是3,因此被选择。在环境中orp较低、ph为6.0和5.0左右发生的是丁酸型发酵。而较高orp、ph为5.0时的丙酸型发酵是由于丙酸杆菌的兼性需氧性所致。不同反应器及不同运行阶段的丁酸型发酵的顶级群落中优势种群见表4。按照odum生态学的观点分析,在调节ph、orp的生态演替过程中,环境中的顶极群落受环境中生态因子的制约而呈现一定的演替过程,最终被环境条件所选择的微生物成为优势菌群,这是群落“进化”过程中功能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以下阶段:(1)各种发酵类型微生物之间复杂的种群关系通过微生物的生理代谢调节作用,与生境相适应的优势种群得以生长繁殖;(2)同种发酵类型微生物顶极群落的内平衡与反馈调节能力;(3)不同发酵类型代谢末端产物对群落的制约、调控;(4)顶极群落中某些优势种群(如2）反应器的拟杆菌属)的生态位与反应器内生态条件相似,污泥驯化初期已是优势种群,其优势地位不易动摇。 2.4　演替过程中优势种群的生态位 图4所示是以orp、ph值组成的产酸相不同发酵类型顶极群落中优势种群的二维实现生态位图。由图3可见,生态因子制约了优势种群的生态演替,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类型微生物为形成稳定的顶极群落,通原因。膜组件的材料、mbr的运行条件和活性污泥的性质决定了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3)通过合理的设计及优化运行条件,结合有效的反冲洗和清洗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膜污染和恢复膜通量。 生态类论文:生态人类学：中国初、中等教育的应有之义 生态人类学作为一门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在我国还只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此学科在西方早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而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生态人类学主要是研究人、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关于对生态人类学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者的说法颇多，但始终没有一个被广泛公认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伊谷纯一郎，他指出生态人类学是“生态方面的人类学，是人类学中分担生态学层面的领域，是研究人类生活或人类生存方式的学问”。本研究中使用生态人类学的基本要义就是：研究人类生活或人类生存方式的学问。 一、初、中等教育渗透生态人类学内容的必要性 在我国初、中等教育中渗透生态人类学的基本理念和内容，主要目的是教育人民从人类整体着眼，关注人类未来的生存、生活和命运。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提升，经济已经成为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唯一尺度。在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旗帜之下暗藏着“征服”和“掠夺”，而就社会层面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攻关” 、“竞争” 、“备战”，这种现代意义对于建立关系、对待关系、处理关系的认知理念可见一斑。因此，在初、中等教育中渗透生态人类学的内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1.重塑人类角色理念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状态大体经历了畏惧、崇拜、征服、和谐相处等几个阶段。当前人类正处在由征服阶段向和谐相处阶段的过渡期。传统的工业文明，向自然展现了人类的创造力、征服力，而后工业阶段显露出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和发展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又给人以警醒，去思考过去的作为，从而反思自身的发展。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尽管在借鉴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但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发展举动不可能从其发展的问题和弊端中全身而退，相反，却深受其害。 作为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在反思人类生存和发展上当成为先行者。人本源于自然，在自然的进化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发展到了万物之灵长，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人类是自然一部分这一既定的事实。可以说，人类是生态循环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升和活动空间的扩大，人类中心主义不断扩张，并日趋成为指导人们实践活动的核心理念，由此人类的自我定位与其自身应有的角色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渐行渐远。 在初、中等教育中渗透生态人类学内容的目的就是要纠正工业文明背景下形成的错误的自我观念和自我定位，从教育着手，使人类正确认识自身的自然角色，并且在自身角色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 2.培养人类人文关怀 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有社会属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因而，社会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关系的总和。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基于人类意识本真的自我感官享受，人与人之间除了竞争就是合作，亦合作亦竞争的相互依赖关系操控着整个社会，社会的种种关系中也充斥着基于现实需求的经济的味道，而缺乏的就是自然而然的人文关怀。 通过对生态人类学的内容及理念的学习，在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基础上，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理念转化到人类社会自身方面，培养人类对自然及人类自身的人文关怀，改善现有的社会关系状况，使人能更充分的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 二、初、中等教育渗透生态人类学内容的模式 1.借现有课程体系渗透生态人类学内容 在现代的小学教材中有社会、自然等课程内容，均涉及到生态人类学的相关内容。在初中的课程体系中主要有地理课程，地理课程不仅担负着传授基本的地理知识的任务，而且还渗透关乎人类生存和生活现状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在高中的课程体系当中，也是在地理课中涉及一些相关的内容，但这些内容相对更加零散，而当前的文理分科的现状，在理科中缺乏生态人类学内容的课程载体。 综上分析，在现有的初、中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当中，对于生态人类学关注的内容只是以知识点的形式做了简单的了解性介绍，对学生掌握这部分知识的关注度不高。尤其在高中的课程体系当中，从高一下学期开始文理分科，文理分教分学，使得理科学生失去了学习生态人类学知识的机会。 基于以上初、中等教学课程体系的现状，必须拓宽生态人类学内容教学，在小学的社会、自然课程中继续渗透该领域的知识内容，在初中的地理课程中加大该部分 知识内容的比例，并列为重点考察的内容。此外，在政治课程中也应普遍渗透生态人类学的知识内容。 在高中的教学中应该进一步深化生态人类学的知识，尤其针对文理分科之后的理科学生，应在化学、物理等相关的课程中有效渗透生态人类学的知识内容。 小学、初中、高中关于生态人类学知识内容的渗透应既有一定的延续性又具有一定的层次性，意在培养学生正确的自我角色意识和对于自然及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 2.开发独立的生态人类学教学模块 除了在现有的初、中等教育课程内容中有效渗透生态人类学知识外，应在每个阶段的课程体系中开发出独立的教学模块，进行专门有效的生态人类学知识教育。 在小学课程体系中，继续丰富自然、社会课程的内容，而且改变应试教育的理念，对这部分课程加大重视的力度，有必要将这部分课程作为升级、升学考试的考查内容。 在现有的初、高中课程体系中开发出独立的课程内容，对生态人类学知识进行教育。而且就当前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预想有效的进行生态人类学教育必须将这部分知识内容加入到升学考试的内容当中。尤其对于高中的文理分科之后的理科学生，因其所占比重较大，而且是未来相关领域内直接作用于自然的职业人员，所以必须进行独立的生态人类学知识教育。 现有的初中和高中课程体系当中缺乏承担生态人类学知识教育的载体，因此需要专业人员进行独立的课程内容开发，这是对初、高中学生全面进行生态人类学知识教育的当务之急。 三、总结 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中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而形成的专业领域分支，对于初、中等教育来说，专业的生态人类学教学和知识传授自然是勉为其难。但是，笔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自然不是将如此专业的学科知识作为初、中等教育的必修内容纳入其教学体系，而只是强调在其教学过程中，适当的将生态人类学具有的专业价值理念引入其中。初、中等的学校教育对于个体发展来说，是除了家庭教育这样的初级群体外，最重要的个体人格塑造方式，是个体基于初级家庭教育外，最先接触到的社会单元，也是最为重要的单元。在初、中等教育中，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将现有成熟体系的生态人类学学科理念加以引进，让个体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原本应该具有的和谐关系。 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人类的社会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多少动植物在遭受着难以容忍的对待。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关注的问题，人类自当走出“主人”、“中心”的自我角色定位，尊重自然，学习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首先是要实现人类的态度、立场、观念以及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革命。 但是这些革命要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必应先从初、中等教育入手，从学生群体开始进行生态人类学知识的教育，塑造人类正确的自我角色意识、培养并深化对万物存在的人文关怀。 生态类论文:环境科学类专业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初探 作者：蔡一霞 章家恩 蔡昆争 【摘 要】本文结合华南农业大学校环境科学专业普通生态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分析了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改革实验教学内容的设置、改进实验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技术人员水平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实验教学改革对策，使课程实验教学过程更加具体、生动，在有限的课时条件下，保证了教学效果。 【关键词】课程实验教学 教育改革 环境科学类专业 生态学是一门实验性、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随着生态学理论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普通生态学》已逐渐成为高等院校资源、环境科学类专业的必修课程。然而，对实验课程教学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却不够。实验课是以课程实验教学的方式开展，且实验学时有限，再加上教学内容陈旧，结构体系不合理，影响了学生在实验课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这不仅与大学教育要培养具有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的教育目标相矛盾，也与社会对具有实验技能和动手能力的生态学人才的需要相矛盾。 为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实验教学中培养创新人才，本文结合华南农业大学校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和环境科学专业普通生态学课程教学实际情况，分析目前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体现学生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要求的角度来加强和改革课程的实验教学。 一 当前华南农业大学普通生态课程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教学体系不合理 由于课程数目的增加和课程改革的深入，华南农业大学校普通生态学课程的课时量有所减少，其中如05、06 级环境科学专业3 个班的普通生态学的学时数为34 学时，无实验教学学时，也无课程教学实习。07、08 级环境科学专业的普通生态学在总的34 学时中划出10 学时作为课程实验教学。对比06 级资源环境科学专业6 个班的普通生态学，虽增加了学时数（共48 学时），但每个班级的实验教学的学时数也只有10 学时。这一方面大大妨碍了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也对任该课程的教师开展实验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在有限的实验教学学时内让学生对普通生态学的理论授课内容有更深刻的实践认识。此外，实验课的内容缺乏整体布局，只是跟着理论课教学走，不同的任课教师按自己课程的要求和所掌握的知识背景选择实验内容，造成同一门课程各环节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现象。 2．课程实验教学内容单调，方法滞后 由于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学时数的限制，现有的课程实验教学中，为了节省时间，演示性和验证性实验偏多。因而导致实验内容呆板单调，缺乏新意，实验教学与社会服务、科研、生产第一线脱节，难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为了节约时间和减少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出现问题，以往的实验教学方法大多采用“照方抓药”的模式，即实验的内容、测定方法和步骤及实验准备工作均由教师设计好，学生只是机械地重复和模仿，在实验过程中，学生不用去“想”，思维处于被动不活跃状态，心理上有一种“完成任务应付差事的想法”，没有主动地参与到实验中去，结果使学生分析问题和创新的能力得不到提高，课堂理论内容与实践脱节。最终导致学生分析能力差、依赖性强。显然这种实验教学模式难以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已不适应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对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 3．实验队伍的建设不合理 由于对实验教学认识不足，造成实验队伍的建设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普通生态学的课程实验教学没有专业的实验师授课，而是由任课教师带课。这虽然有助于教师可以根据理论教学的进度安排实验，但不利于实验室的统一管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开展首先是实验室必须是完全对学生开放。在实验室开放的情况下，由于实验人员的不足出现一些问题。如学生在使用一些大型贵重仪器时需要在专人指导下使用，而实验人员明显不够，再加上任课教师的教学和科研任务繁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一一指导。此外，由于各任课老师只负责其所教班级的实验，同一门课程缺乏相互沟通和合作，在实验器材、药品试剂等方面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浪费。 二 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的改革方案和方法 1．改革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教学内容，改进实验设计，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由于生态学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性，所以在实验内容上可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因此，根据资源环境科学类本科生的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背景，在有限的学时数下，结合课程实习，充分利用生态学教学科研基地的设施，设立三类实验，这三类实验既要反映生态学的理论基础，又要体现学科发展的新内容、新方法，同时还要体现该校普通生态学的特色，分别如下： （1）验证性实验，占整个教学内容的30%，通常即为3 学时，主要内容为一些基础性实验，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普通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具有一定的基本实验技能。该类实验一般由教师讲解实验原理、步骤和注意事项，而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完成实验，写出实验报告。这类实验我们结合课程的内容安排了如下实验供学生选择：生态学研究中生态因子的观测、植物的向光性、太阳辐射能的测定、物质热量的测定、种间关系的野外观察等。 （2）综合性实验，占整个教学内容的30%，即为3 学时。在掌握和了解生态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后，由老师给出实验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已有的知识背景进行选题，在实验实施过程中，主要由学生操作，分析实验中的问题，学生提问，老师解答，培养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率，最后提交实验报告。这类实验安排了如下内容供学生选择：水稻幼苗对不同土壤水分的响应、不同氮素营养对玉米苗生长发育的影响、农田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测定、植物或土壤中养分的测定等。 （3）研究性实验，占整个教学内容的40%。学生对普通生态学课程理论的学习后，也可以结合课程实习（前提是该门课程开设课程实习），以宿舍为单位，独立选题，独立设计实验，提交实验方案，并在全班同学面前进行讨论，提出问题，进行修改，讨论通过后，各小组独立完成实验过程，提交实验报告。在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起引导作用，而学生是主体。这类实验安排如下内容供学生选择：水稻群体茎蘖数消长动态的观测及模拟、华南农业大学树木园森森群落物种多样性调查与分析、稻田秸秆的收集与分解过程的测定、蚯蚓对不同浓度的重金属回避试验等。通过对上述实验内容及其结构的改革，改变了学生从始至终由老师带领的被动局面，培养了学生勤于思考问题积极探索问题的主观能动性，出现了从“老师要我做实验”变为“我要做实验”的转变，这对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培养创新能力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2．改进实验教学的方法，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把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转变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模式，这主要表现在第二和第三类的实验教学上。首先，整个实验教学过程中要做到以学生为中心，要求学生自己去查阅文献，写实验方案，自行开展研究、分析、总结；其次，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学生担任“老师”角色，来讲授自设的实验方案，老师以“问题”的方式参与引导，促使学生自己寻找答案，自己解决问题。如上述的研究性实验，由学生制订方案，开展课堂讨论，论证其方案的可行性；第三，实验环节由学生自己或小组独立完成，从实验方案的制订、实施、总结等方面要求学生主动完成，同时加以合适的评定，这样可提高学生的兴趣。 3．加强实验队伍的建设，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素质 实验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培养创新人才、实施素质教育、加强实践能力培养的基本保证。由于目前开展的《普通生态学》课程实验是由任课老师担任，而各任课教师的所学专业、技术水平、理论水平和思维方式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课程实验开展的效果。因此，要大力加强实验师资队伍的建设，根据课程的特点，培养和引进专门的实验技术人员，并对现有的实验教学人员尤其是具有开拓精神的骨干教师进行有效的业务培训，提高实验技术人员的水平和能力。 总之，实验教学在高校本科生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课程实验教学是培养大学生实践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优化实验教学内容的设置、改进实验教学方法、提高实验技术人员水平，使整个实验教学过程更加具体、生动，在有限的课时条件下，保证良好的教学质量，培养和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 生态类论文: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试析生态批评角度解读《非洲的青山》 论文摘要：海明威的非洲题材作品是其整个文学创作中的一朵奇葩，它源于神秘的非洲大陆，故比起其它作品更具有异域风情。本文选取他的代表作《非洲的青山》，以生态批评理论为指导，分析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揭示海明威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批判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征服，呼吁人类摒弃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论文关键词：海明威 《非洲的青山》 生态文学批评 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 一、前言 十九、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需求，但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生态灾难。环境的不断恶化促使人类开始全面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ecoeriticism)是美国批评家威廉．鲁克特(williamrueckert)与1978年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literatureandecology：anexperimentineeoeriticism)中首次提出的概念。生态批评是以保护生态为中心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文学批评理论，旨在确定文学，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非洲的青山》是海明威非洲题材作品的代表作。在这本书的卷首，海明威曾声称：作者试图写一本绝对真实的书，看看一个地区的形状和一个月的行动方式，如果真实地描绘出来，是否能与想象的作品相媲美。这里强调的“真实”，既有别于虚构作品中的真实，又有别于自然主义机械模仿的“真实”，它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概括，是真实性和文学性的统一。在生态批评家的眼里，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海明威对非洲风景和动物的浓厚兴趣，也真实地反映了海明威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据此，本文试以生态批评为视角，从以下两方面：海明威对非洲自然风光的热爱和海明威对非洲野生动物的猎杀来探讨《非洲的青山》中所体现出的海明威的自然观。 二、海明威对非洲自然风光的热爱 在《非洲的青山》里，海明威极尽描写之能事，向读者展示出了非洲大陆独特的自然风光。葱郁的森林，无垠的草原，秀美的群山，瓦蓝的苍穹，名目繁多的野兽与鸟禽，纯朴独特的乡间风俗等在海明威的笔下都定格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栩栩如生，引人人胜。海明威多次表达了对非洲大陆的热爱之情，认为这片土地“无与伦比”。实际上，海明威对这片土地是如此热爱，以致于在还没有离开之前就已经开始怀念它了。 在书中，海明威给读者描绘出了一个山清水秀，天高云淡，颇富异域风情的地方。“那是一片苍翠宜人的地区，茂密的森林覆盖着一座小山坡，森林下方是些小丘，从山上茂密的树林里往下流淌的几条水道将整个地区劈开。 东边吹来丝丝凉风，山坡上茅草随风摇摆天空中漂浮着许多大块的自云，大山坡上的森林里高大的树木密密匝匝，枝叶相连，看起来人都可以在树梢上行走了。”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天地一体，意念之中读者也不免心旷神怡。 再欣赏另外一幅美景：“…高大的树干很光滑，底部有一圈树跟，呈圆形的突起状，像动脉一样往树干上攀缘；这些黄绿色的树干就像冬雨后的一片法国森林。但是这些树的树枝展得很开，树叶茂盛，高达十二英尺。”身处这样的境界，一同前去的第二任妻子波琳曾由衷地赞叹：这儿的树真像安德烈的画。安德烈是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其作品多以波状的、富有含意的线条勾画近乎完全抽象的生动形态图样。海明威不是画家，但他却以朴素无华、准确生动、简洁明了的语言——这种独特的线条给我们精心绘制了这幅画。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非洲大陆的独特风光让海明威很是陶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是一切价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内在价值而只有工具价值。因此，人类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的利益。换句话说，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人对自然没有直接的道德义务。据此，非洲大陆之所以为海明威所爱，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创作源泉和审美原型，给了他以视觉的享受。在这里，地球上其他有生命的自然万物则被迫降低身份居于被欣赏的、被取消了话语特权的客体地位。草只是草，树只是树，它们没有语言，没有思想，没有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也都是因为能够服务于人类。 海明威的自然观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之所以热爱非洲大陆，除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非洲是一个广阔的天然动物园，是狩猎者的“天堂”。海明威来非洲的主要目的是打猎，因此，他对某个地方喜好与否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利于打猎。 在其中一处，海明威写道，“…我们正进入一片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最可爱的地区。野草碧绿平整，短得像刈过后新长齐的草坪，那些树木树身高大古老，树脚边没有灌木丛，只有光溜溜的青草皮，像一个鹿苑，我们顺着万德罗博人指点的一条几乎看不出来的小径穿过树阴和一搭搭斑驳的阳光。我无法相信我们竞突然进入了这么一片美妙的地区。”这个地方之所以被海明威称作是“最可爱的”，是因为“这是片处女地，是该死的非洲几百万英里土地中的一小块尚未有人来射猎过的地区。”而另外一个地方，“山谷里有茂密的树林，两谷之间的山脊上是青草覆盖的斜坡，临驾其上的是大山上茂密的竹林。峡谷往下延伸进大裂谷，远端似乎变窄，在那里穿过裂谷的石壁。再过去，在青草覆盖的山脊和斜坡上，是一片森林密布的山丘。”如此美景却让海明威甚为反感，仅仅因为这个地方“是片糟糕透顶的供射猎的地区”。 海明威笔下的自然已经是被人的感官过滤后的产物是人化的自然，只是充当生活图画中的风景，或是成为满足人的征服欲望的场地，当着各种各样的配角。而海明威则自封成了高高在上貌似强大的具有一切发言权的审美主体。正如美国作家华兹华斯所说i“看看那些打猎取乐者(pleasure—hunters)吧!他们哪里还顾得上欣赏自然美景，他们所渴欲的是如何迅速地获取更多猎物，他们恨不得更陕地飞过他们本应当来观赏的田园。” 三、海明威对非洲野生动物的猎杀 在《非洲的青山》里，海明威自称“以追猎为幸福”，详尽地描写了他们追猎的过程，以及在这期间的心路历程他因追猎失败而苦恼，而嫉妒，因追猎成功而自豪，而狂喜通过海明威摄像机般的描述，我们似乎能够看到猎人们站在高处，向本应该安居乐业的野兽们布下了天罗地网，随着一声枪响，四处便弥漫着血腥味，而从胜利者那近乎痴狂的兴奋的脸上我们却读出了残忍与狂妄自大。实际上这是一场以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为手段，以动物的死亡为终极目的，印证人类勇气和智慧的战争。 让我们随便从书中拿出一个镜头来细细品味一下：“鬣狗那种可憎地跳跃的样子十分滑稽，在平原的大白天里，肚皮完全贴着地慢慢地挪动，如果从后面朝它开枪，它就会朝前拼命奔跑，然后一头栽倒。鬣狗真能逗人乐，它跑出了射程，在一个碱性湖前停下，回头张望，如果它胸部中弹，就会仰面倒下，四脚和肚子朝天。最让人开心的事莫过于看到那三角头的鬣狗在十码处中了弹，突然从陡岸干沟旁高高的草丛里蹿出来，散发着臭气，急急忙忙地兜上三个越来越小的圈子，好像要咬住自己的尾巴似的，然后死去。”鬣狗本不属于海明威猎捕的对象，朝它们开枪，完全是为了欣赏它们中弹后的种种“丑态”，以博随行人员一笑。从上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的感觉到，鬣狗临死前的惨状，正是海明威一行的乐趣所在。这足以证明自诩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的人类却有着以屠杀其他物种以残忍为乐的肮脏灵魂。 在另外一处，海明威为我们详细描写了他是如何熟练地给一头“从外表上看来完全死了心脏却还在有力地跳着”的公苇羚开膛破肚的。“我用手指摸到它前腿后面的心脏，感觉到它隔着一层皮在跳动，就把刀子戳进去，但是刀子太短，把心脏推到了一边。我摸得到它，手指上觉得热呼呼的，富有弹性，感觉到刀子把它推开了，但是我把手摸了一圈，就割断大动脉，热哄哄的血喷到了我的手指上。 一旦放掉了血，我就用小刀开始开膛，依然想在垂眼皮面前卖弄一番，便干净利落地将它的内脏出清，掏出肝脏，割掉苦胆，将肝脏放在一个长着草的小土包上，将肾脏放在它的旁边。”对—个嗜好狩猎的人来讲，这是一个享受胜利果实的幸福时刻，但对于这头被捕杀的苇羚来说，这无疑是罪孽与不公的。苇羚是羚羊的一种，作为地球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在非洲森林里它只是一个渺小的存在，却被无情地取消了其存在的权利。当然苇羚的不幸只是众多不幸动物中的一个，在那里，每天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悲剧。在自以为是的人类面前，非洲的野生动物们时刻面临着被捕杀的命运。 在《非洲的青山》里，海明威曾写道：“我不在乎杀死任何东西，任何动物，只要杀得干净利落，反正它们早晚都得死，而对于一直在进行的夜间捕杀和季节性捕杀，我的参与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我丝毫没有负疚感。我们吃动物的肉，收藏它们的皮和角。”海明威费尽心思捕猎动物，为的是得到它们的皮、角或头，好回到美国，向那里的友人们炫耀。这里的狩猎俨然成为人类自己勇气和尊严的求证方式。为了互相攀比胜利果实，人类可以抛开自己这种宇宙中最有才华的理陛生物所应承担的义务和应有的道德，可以无视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而是以征服自然为荣，以征服自然取乐。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狩猎队打中了一头健壮、漂亮的公水牛时，它发出了“清晰、痛苦、悠长”的吼叫，而随行的夫人波琳却因此而陶醉。“我们听见它吼叫时感觉好极了，那声音多悲啊。就像是在森林里听见的号角声。”而老爹帕西瓦尔则说：“在我听来，那是一种怪欢快的声音，天啊，我们应该为此喝一杯。这一枪打得真好。”在人类面前，再庞大的动物也显得那样弱小和无助。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这些罪孽深重的人们对大自然所犯下的罪行深感隗疚与不安，不能不对海明威积极倡导的这种狩猎生活重新审视，尤其是在生态保护成为时代最强音的今天。 美国“环境伦理学”认为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这一非人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类对他们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且施韦策提出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的“生命中心论”将道德关注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据此，我们来反思一下海明威在非洲的狩猎活动。对于海明威来说，其他物种没有思想，没有道德，没有尊严，没有生存权利，甚至它们的美与丑也全由人的审美情趣来决定。这清楚地显示出海明威有着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人类是万物之主，人类有权对自然万物任意处置。 四、结语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与自然的关系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化。人类为了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大肆破坏自然，以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正如著名的生态文学批评家卡森所说的那样：我们总是狂妄地大谈特谈征服自然，我们还没有成熟到懂得我们只是巨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而可怕的是，现代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能力，这种巨大的能力如果得不到理性和智慧的约束，征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必定就是埋葬自己。 海明威一生著作颇丰，自然是他的创作主题之一。整体上看，海明威的自然观是复杂的也是矛盾的；不同的创作时期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三十年代的海明威已在文坛站稳脚跟，功成名就之下，私欲膨胀，大肆张扬自我，花巨资到非洲打猎游玩。自然成了他的征服对象，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在他创作中期的代表作《非洲的青山》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生态类论文:浅析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鸿篇巨制——评《生态美学丛书》 论文关键词:生态美学　中国传统美学　人与自然 论文摘要:顺应生态美学研究良好的发展态势，山东理工大学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撰写的《生态美学丛书》的出版，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深入探讨生态美学的平台，从而得以在国际美学的大舞台上展现中国传统美学深远而宽厚的智慧，以及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严肃而审慎的思考。丛书中论及的当代文艺学转型、生态存在论美学、文艺生态审美、当代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等问题，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是对生态美学的系统阐释，也是对生态美学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 自20世纪70年代起，生态美学在西方获得迅速发展，很快成为美学界的一大热门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的生态美学研究逐渐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随着中国生态问题日益突出，生态美学研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队伍日趋壮大，理论阵地正在拓展，相关讨论不断深人。山东理工大学于2002年成立了“生态文化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这一研究机构成立四年多来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学术工作。200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中心撰写的《生态美学丛书}x 5本)，这是迄今为止一个科研机构在生态美学研究中所集中出版的第一部丛书，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在这个领域开展学术工作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问题，开阔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深人探讨生态美学的平台，从而得以在国际美学的大舞台上展现中国传统美学深远而宽厚的智慧，以及中国当代美学研究者严肃而审慎的思考。 生态美学产生于后现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之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部落时代、早期文明的农耕时代、科技理性主导的现代工业时代、信息产业主导的后现代。所谓后现代在经济上以信息产业、知识集成为标志，在文化上又分解构与建构两种。建构的后现代是一种对现代性反思基础之上的超越和建设。对现代社会的反思是利弊同在。所谓利，是现代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谓弊，则是现代化的发展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严重危机。从工业化初期‘异化”现象的出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威胁，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环境危机，再到当前"9.11”为标志的帝国主义膨胀所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的剧烈冲突，总之，人类生存状态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我国在经济上处于现代化的发展时期，但文化上是现代与后现代共存，已出现后现代现象。这不仅由于国际的影响，而且我国自身也有物欲泛滥、工具理性泛滥、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人性异化等等问题。生态美学的诞生可以说与现实生活有着密切而恒久的关系。 生态美学是20世纪后半期哲学领域进一步由机械论向存在论发展演进的具体体现。生态哲学及与其相关的生态美学的出现，标志着20世纪后半期人类对世界的总体认识由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火类与自然同构”的生命体系这一崭新观点的转变。生态美学的提出实现了由实践美学向以实践为基础的存在论美学的转移。经过20世纪的两次美学大讨论，最终确立了实践美学在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中的主导地位。生态美学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美学研究资源由西方话语中心到东西方平等对话的转变。不过，因为时间较短，相关研究尚未充分展开，在许多问题上认识尚待深人，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分歧。这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必将推动生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这套既包括坚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又兼具新锐学术观点的《生态美学丛书》的出版，称得上恰逢其时。 在这套丛书中，韩德信教授通过百年回眸，解析传统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畅谈新世纪文艺学的发展走向。在百年文论的回顾之后，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生态文艺学产生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于百年文艺学发展脉络的高屋建领式的梳理，以及生态文艺学转向的条分缕析式的论述，称得上纵横裨阖，而又精微独到，多有真知灼见。盖光教授在《文艺生态审美论》中集中论述了生态审美的‘洽法性”，以及文艺生态审美构成论、文艺生态审美存在论;生态审美方法与思维论;生态主客体艺术结构论;文艺生态审美价值论;自然生态艺术审美论;自然生态与人居环境艺术审美论;生态艺术一审美创化论;走向“大美，之境等。站在现代人类学和生态主义立场上，盖光教授的精深论著无疑是对丰富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巨大贡献。张艳梅、吴景明、蒋学杰三位博士的“生态批评”，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进行了系统疏理，对西方生态批评的现实背景、思想资源、理论基础、主要原则、典型特征、发展脉络作了高度的概括和明确的界定;并且对欧美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加以扫描和审视，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结论。岳友熙博士的“生态环境美学”，主要论述了环境美学的生态存在论基础;生态环境美学的价值论基础;环境美学的生态伦理学基础;生态环境美的基本形态;生态环境美的审美特征和规律;生态环境美的建设等问题。王立等人的“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跨越古今，纵横中外，既有对中国古典文献《周易》、《庄子》的生态阐释，也有对现当代经典《边城》、《怀念黑潭中的黑鱼》、《怀念狼》的重新解读;还有对国外生态思想鲜明的《白鲸》、《瓦尔登湖》、《沙乡年鉴》、《老人与海》、《寂静的春天》等篇章的深人剖析。 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有机结合，作为一门正在形成中的学科，它可能向两个不同侧重面发展，一是对人类生存状态进行哲学美学的思考，一是对人类生态环境进行经验美学的探讨。但无论侧重面如何，作为一个美学的分支学科，它都应以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审美关系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从生态学的方向研究美学问题，将生态学的重要观点吸收到美学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崭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态美学从广义上来说包括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当代存在论美学。如果以1950年海德格尔发表《物》一文，提出‘厌地神人四方游戏”作为开端，到1962年，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则可以看成是生态批评的“里程碑”。1978年，鲁克尔特提出‘生态批评”与“生态诗学，概念，标志着生态美学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深化。伴随着生态批评成为‘显学”,20世纪90年代‘环境美学”得到长足发展。2006年，国际美学学会会长、荷兰美学家海因兹·比兹沃德在我国参加学术会议时指出，当前艺术美学、生态环境美学与生活美学构成了美学的热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山东理工大学生态研究中心完成的这一套((生态美学丛书》正是对国际美学在21世纪最新发展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呼应。1994年前后，我国学者明确提出生态美学论题。2000年底，我国学者出版有关生态美学的专著，标志着生态美学在我国开始进人更加系统和深人的研究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生态美学研究目前已历经13年之久，呈现出较快的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以人为本，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提出，我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发展正在拓展现实生活空间;从国际学术界来说，生态美学于20世纪中期产生以后，在人们越来越体认到环境问题对于人的生存威胁日益加剧之时，包含生态美学在内的各种生态理论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和读者关注。 生态美学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形成并丰富了当代生态存在论美学观。这种美学观同以萨特为代表的传统存在论美学观相比在‘存在”的范围、内部关系、观照‘存在”的视角、存在的审美价值内涵等方面均有突破。是一种克服传统存在论美学各种局限和消极方面，并更具整体性和建设性的美学理论。它将各种生态学原则吸收进美学，成为美学理论中著名的“绿色原则”。其次是派生出著名的文学的生态批评方法。这种生态批评方法倡导系统整体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倡导社会责任，反对环境污染;倡导现实主义，反对对自然的扭曲与施虐。因此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视角。再次，它促进了生态文学的发展。所谓生态文学即绿色文学，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题材、歌颂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共生共存。最后是有利于继承发扬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智慧，主要是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易学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 近年来，伴随着人类日渐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不能回避的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思想、生态观念越来越为大众所熟悉和重视。生态思潮开始深人人心，并且波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从生态和环保的角度进行美的价值取舍，已经成为当代美学关注的重要内容和研究对象。生态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被公认为近十年来中国美学界对世界美学的最突出贡献。生态美学突破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思维模式，建构了以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关系为原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是高于生态实践的精神理念。在哲学层面上它是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文学艺术层面上，它是艺术哲学，归根结底，生态美学研究的仍然是人的生存问题。但由于文学艺术是更为广阔的审美对象，是产生美感和进行美育的精神领域，是具有丰富人文内涵的世界，美学必然要予以关注，而以生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原则，以生态的观念、思想为指导去看待和研究文学艺术，又形成文艺学意义上的生态美学，或称生态文艺美学，也有人称作生态文艺理论、生态文艺学。这套丛书中论及的当代文艺学转型、生态存在论美学、文艺生态审美、当代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等问题，涉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是对生态美学的系统阐释，也是对生态美学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 在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学的讨论中，中国学者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因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相关性思维方式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蕴涵在当代生态美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佛家的“善待众生”等生态智慧，早已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成为我们构建当代生态美学理论与进行中西对话的宝贵财富。不可否认，生态美学是一个新兴的同时也充满争议的研究领域。《生态美学丛书》在立论上则主要凭借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事实证明，生态、审美与人文三者之间的统一只有在当代生态存在论“此在与世界”的在世结构中才有可能，而在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在世结构中三者是不可能统一的。因此，哲学理念之由认识论到当代存在论的转变成为当代生态美学与生态文艺学成立的前提。当然，生态美学作为美学的新的生长点，它的发展仍然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还有许多不成熟之处，特别是对其特有内涵的探索更应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重点，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美学理论形态更是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但生态美学的发展很可能是我国美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对于当代中国方兴未艾的生态美学发展起到重要而深远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学者在生态美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的重要实绩。 生态类论文:论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证伪效应 论文关键词：生态整体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证伪效应 论文摘要：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价值观念，这两种价值观念在环境伦理学界、哲学界、环境法学界中都有很多争议。非人类中心主义又被分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对“生态中心主义”从内容上做了辨析和重新界定，认为“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所形成的环境伦理理论，不应被称作“生态中心主义”而应叫做“生态整体主义”，这样可以排除人为设定的“中心”对环境保护价值理念造成的偏失，而“生态整体主义”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因此它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都有证伪的作用。它的理论整合，是可供选择的谨慎而又开放地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价值观。 o前言 近300年历史的工业文明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积累中已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场危机使人类开始反思人类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产方式给环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寻求一种真正能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在这种反思中，产生了西方的环境伦理思想和环境哲学思想，现代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和环境哲学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是走入“人类中心主义”还是走入“非人类中心主义”，一直以来是环境伦理学界、环境哲学界、环境法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而现实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生物中心主义”在解决环境问题中，均有偏失之处，都不能正确地指导环境保护活动，不能真正指导人类建构一种有效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因而也不能成为现实的、有效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的价值观。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应该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在解决环境危机和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具有的伪价值性进行诊视和分析，并对“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生态中心主义”进行辨析和重新界定，从而寻找一种现实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观念。 1“人类中心主义”的诠释与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是现代生态学出现以后，被人们用来指称近、现代西方主流生态哲学文化的一种说法，是西方文化的一贯立场，它从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人是生态系统的中心，是宇宙的中心，不承认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只承认自然物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价值，强调人类的道德主体地位，信守人类利己主义原则，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人与人的利益关系，把人对自然关系的伦理简单地看作人类伦理的延伸，注重探索自然的奥秘并进而征服自然，缺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在这种生态哲学观念主导下，人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自然的立法者而凌驾于自然之上，把自然万物当成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库，把征服自然看作是自己最大的乐趣和成就，一切都是以人为尺度。“人类中心主义”经历了古典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两个阶段。 古典人类中心主义是同神学世界观相联系的，中世纪神学世界观把人类中心论建立在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基础上，按照这种理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可以征服、利用和统治自然界，这便形成了古典人类中心主义。古典人类中心主义者为了说明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中心地位又提出了四种立论基础：一是自然目的论，即认为人“天生”就是其他存在物存在的目的，动物、植物和其他没有生命的自然客体是为人而存在的，是人存在的工具，因而人对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义务。 二是神学目的论。基督教从宗教的角度强化了自然目的论。基督教和天主教认为，人是高于其他存在物的生命形式，是大自然的主人，而非成员，其他创造物都是上帝创造出来为人类服务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人对大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三是灵肉二元论，即认为人不仅有躯体，还拥有不朽的灵魂或心灵，是一种比动物和植物更高级的存在物，而动物和植物只有躯体没有灵魂，充其量只是一架自动机，完全可以把动物当作机器来对待。四是理性优越论。即认为人是理性存在物，理性是人的本质，理性使人高于其它存在物，因而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的关怀；动物不是理性存在物，人们对待非理性存在的任何一种行为都不会影响理智世界的视线，因而把它们仅仅当作工具来使用是恰当的。古典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当成满足人类幸福的工具，主张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甚至对任何非人类生物进行残酷的屠杀，对自然资源进行毁灭性的开发，是一种人类沙文主义。正是由于人类沙文主义的狂妄和丧心病狂地滥用自然使地球出现了环境危机，因此，在对古典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中产生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剔除了神学的影响，把自己的立论基础建立在现代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基础上，主张理性地认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自然满足人类需要和自然的工具价值出发，提倡限制人的欲望，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环境资源，认可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承认自然对人的精神价值，以便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长期需要四。然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然是一种认为人是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在现代史上，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用来证明人的优越性和人的特殊地位的证据主要是人的理性或理性的某种变种。其理论的核心：一是人具有理性，因而具有自在的目的和内在价值，其他一切缺乏理性的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人可以把其它非理性的存在物当作工具来使用，包括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二是非人类存在物的价值不是客观的，是人的内情感的主观投射的产物。人是所有价值的源泉，没有人在场，大自然就只是一片“价值空场”。三是道德规范只是人的行为规则，非人类存在物不是伦理体系的原初成员；道德自律能力是拥有道德权利的基础。非人类存在物不具有道德自律能力，因而拥有道德权利是不恰当的；人对非人类存在物的关心只应限于那些对人类有用的自然物，而且对这些自然物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 总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对古典“人类中心主义”反思的基础上，从人类价值的唯一性路径去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这无疑是环境伦理观的一次飞越，然而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不把人类以外的生命个体、种群、生态系统和地球生物圈当成道德关怀的客体，只把人类对环境的关心和保护当成人类之间伦理关系的延伸”的观点进行诊视和反观，可以看出“人类中心主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存在的诸多伪价值性： (1)“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点——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导致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不现实性。“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视为自然的主宰，确立了人作为认识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而将自然作为人类的统治对象，人为地树立了人类这个“中心”，否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环境保护，最终是从人的需要出发的。然而，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贪欲是人的本性，通过控制人欲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是不现实的，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也是虚妄的。 (2)“人类中心主义”虚无理性导致科学的变质和生命的机械化。“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但是人类理性主要是用来认识自然界的，当认识理性转化为技术理性并与之结合之后，理性就成为征服自然和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智性的科学走向了工具性的机械主义，科学的绝对支配作用使科学成为宗教，成为超越善恶的虚无理性：“除了机器和市场之外，一切都不复存在”；“科学技术的特点在于用机器复制并实现人类的特质和技能，以‘自动性’复制‘有机性’‘将主动性和意向性的反应变为条件反射’，直到使生命机械化”[21。科学开始用于克隆和人工受精，出现了科学僭权——社会提出建议，决定权在科学手中，科学成为支配和征服的代名词，产生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专家式的环保，治标不治本，使环境危机无法从根源上得以解决。 (3)“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偏执导致事实与价值绝对二分，使人类更趋于“拜物”。“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现代性观念本能地只相信“进步”和“未来”，而衡量进步和未来的标准又是物质性的。“进步还是倒退”的标准取代了“好与坏”的标准，“使现代人已本末倒置，不是用‘好’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的是否对，而是倒过来用‘新’本身来判断一切是否好”。善恶、对错、是非已在新潮与否中变得不重要，事实和价值绝对分开，个体和群体不再保留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工具标准化、消费标准化、市场标准化只能推动个体和群体不断地趋向“拜物”，从而使环境、资源的压力更大而不是减轻，更不能形成对人的欲望的有效控制。 (4)“人类中心主义”的权利主体观否定了所有生物的生存权利，最终也将导致对人类自身生存权的侵犯。“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类能够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只承认人类才存在权利，认为对非人类存在物是不能谈论是否存在权利的，这就间接否认了生物的生存权利，从而导致了对所有生命和生物圈的野蛮侵犯，导致了物种的灭绝，导致了生态环境的失衡和恶化，从而使人类自身的生存权利也受到了侵犯。 (5)“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从而使理论不能转入实际的制度层面，无法实现环境的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人类”是所有人类成员的共同体，它不包括生命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那么，谁来代表“人类”，是前代人还是当代人甚或是后代人?是富人还是穷人?这一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中的模糊，使当代人代表了人类，而当代人的利己主义和个体的物质欲望使“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的限制人的欲望，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并保护环境资源，认可人类对自然的责任都难以实现，难以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很好地确立。前代人和当代人为自己的利益而为的行为，并没有考虑后代人的环境权，在这一点上破坏了代际公平，资源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也使代内公平受到了极大的破坏，环境正义在这里已经不存在了。 2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诠释和重新界定 “非人类中心主义”是和“人类中心主义”相对的概念，“非人类中心主义”(anti．anthropocentric)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体的利益出发，通过生物进化论和生态科学来认识人类生命和非人类生命在进化过程与生物圈的有机联系和各自的地位，提出自然本身(包括动物、植物、物种甚至河流、岩石、生态系统)有内在价值，强调人与自然价值的平等和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对待自然物的伦理规范和行为规则。 2．1对“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流派的诠释“非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包括五大流派： 一是以彼得·辛格和汤姆·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又叫动物权利论)，它从感知能力或从生存权利出发，要求人类尊重动物的生存，不要对动物施加使其痛苦的错误行为。 二是以保尔·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ifsm)。它以生命个体的目的为依据，主张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展到人以外的生物。 三是以利奥波德为代表的“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从环境整体性出发强调了物种、生态系统和生物圈整体的价值，第一次明确了生态共同体的界限，提出了“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i41，这就是生态系统“和谐、稳定和美丽”三原则。它强调要从生态整体性的角度看待和判断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的对错、善恶和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 四是以a．奈斯为代表的“深层生态学”。1973年，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期生态运动论纲》，该《论纲》中提出了生态整体性的8条原则：各种生物都有内在关联；原则上生物圈平等主义；维护多样性原则；反对世界上的等级制；向污染和资源枯竭挑战；复合性而非复杂性；地方自治和非中心化等。1995年，奈斯在《深层生态学的8条修正》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自然的内在价值，并提出了“生态的可持续性”原则，使生态整体主义进一步完善。“深层生态学”肯定一切生命形式存在和发展权利的平等性，主张人的自我实现与所有生命自我实现的统一，要求人类通过自我实现来维护生物圈的繁荣。 五是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自然价值论”。罗尔斯顿以价值分析作为突破点，创立了自然的内在价值理论，认为原野有自存价值，重视了自然生态整体性和内部客观价值的关系，提出了“完整”和“动态平衡”两原则阎，认为包含人在内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平衡的完整的系统。 综合分析“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各种观点可以看出，“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自然物存在着内在价值，并由自然物的内在价值推论出人类对自然物的道德价值；从各流派的立论基础可以看出，“生物中心主义”是在“动物解放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动物解放论”也属于“生物中心主义”的范畴，它们强调有机体个体的价值和权利，以生物为中心，认为生物个体的生存具有优先性，但是没有把生物有机体放在生态整体中考虑，没有考虑到物种和生态系统比个体生物更重要，因此二者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所以被统称为“生物中心主义”。“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提倡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为不仅生物，而且非生物的自然存在物、寄生物及其环境构成的生态系统和生态过程，都是道德关心的对象，强调生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价值和权利，因而被称作“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 2．2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辨析和重新界定 目前，伦理学界和哲学界将“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3种称为“生态中心主义”是有其偏失之处的，由于这3种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根本尺度，作为评判人类生活方式、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终极标准，所以应将其叫做“生态整体主义”。 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如中国古代的“天人和一”，古希腊的“万物是一”、“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都是生态整体观念的雏形。2o世纪，在对技术、工业、人类活动对环境和自然的负面影响的不断反思中，在环境问题的警钟声中，在波涛汹涌的环保运动中，在生态学13益成熟的条件下，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都从人与自然的系统性思维出发，对生态整体主义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使生态整体观系统化而成为“生态整体主义”。之所以将其叫做“生态整体主义”而不应叫做“生态中心主义”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首先，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是“非中心化”，其核心特征是强调生态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联系，而不人为设定“中心”，从而避免了人为设定“中心”的优先性，防止了“重此轻彼”现象的发生；其次，人是自然的组成部分，是生态系统中的物种，人与自然构成了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彼此依存才能体现各自的价值，二者是共生互动的关系，无所谓谁为“中心”；第三，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应尊重自然，这种平等只能在生态整体性中体现，离开了生态整体性，设定“中心”，要么人类高于自然，要么自然高于人类，所以既不能设定“人类中心”也不能设定“生态中心”，而应从整体出发；第四，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组成部分，超越人类个体的利益，保护生态整体性，才能谋求人类整体利益和人类的持续发展，才能实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五，事物在整体中实现有序，体现彼此间的关系和价值秩序；如果人为地确立某一“中心”，就会割裂事物之间的联系，破坏整体的价值秩序；第六，只有从整体系统出发对环境加以包括，才能遏制生态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防止“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 3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证伪效应 2o世纪7o年代以前，“人类中心主义”是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和环境保护制度的设计都是在这一话语框架内进行的。2o世纪7o年代之后，由于环境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人类中心主义”被认为是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这时“非人类中心主义”应运而生。以“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各种理论是在面对现实世界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两大关系中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是人类哲学史和人类伦理史上的一大变革。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包括“大地伦理学”、“深层生态学”、“自然价值论”)在思维方式上采用矛盾和谐的辩证思维方式，强调整体中对立和冲突的存在，把对立和冲突作为整体和谐的条件和事物发展过程中实现整体和谐的手段，从而使其具有了一定的理论生命力。虽然“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生态整体主义”有其共同性，三者都“强调理性地认识人类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有机联系，为了人类的长远生存利益，必须建立一系列人类利用和保护自然的伦理道德规范，以促进人类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但是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都有证伪和矫正作用，具体表现在： (1)“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系统中任何事物互相联系的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在哲学世界观上，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矫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与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想，使对抗伦理转向为共生伦理，为环境保护运动从“浅层”进入“深层”奠定了价值观基础。在实践操作层面上，“生态整体主义”解决了“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存在物仅仅当作对人有利的资源加以保护遇到的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如由于人的知识不完备，理性有限，人类一时无法确认某类自然物是否对人类有价值，是否需要保护的问题。如果把这一问题放在生态完整性中就会很自然地得到解决，因为从生态整体出发应对其加以保护是需要的，这改变了只从人的需要出发去保护环境的现实。 (2)“生态整体主义”矫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理性，认为所有的自然物都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权利平等，它的价值不依赖人类的需要而在生态整体中存在，在生态系统中每一存在物都有其功能性。从这一点出发，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中理性是征服自然和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理性思想，使科学不再成为宗教，成为超越善恶的虚无理性，还科学不断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使科学在对自然关爱的基础上成为解决环境危机的工具。同时“生态整体主义”也对“人类中心主义”者提出的“只有人才是道德主体”的命题提出了质疑，如像道德自律能力、使用文字符号这类能力，动物虽然不具有，但许多人也不具有，为什么不具有这类能力的人就是“道德顾客”? (3)“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环境危机是人类文化危机的产物，是旧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经济和文化机制不合理的产物，是现代性的偏执导致的事实与价值二分的结果，所以“生态整体主义”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来矫正现代人善恶、对错、是非和“拜物”观念，改变现代消费模式、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形成对人的无理欲望的有效控制。 (4)“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人类社会这一生态子系统内部关系的和谐、公平、公正，对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是不可缺少的，生态整体主义不仅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同时强调改善人类子系统内部关系，使人的尊严和价值得以实现，人权得到保障，人与人的关系得到改善，社会公正、生态正义得以确立，这些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保持至关重要。这正如罗尔斯顿所说的：“在已被人类征服的土地与现存原始自然的比例98％：2％)是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试图靠牺牲非人类存在物(生态系统、物种)的方法来解决人际内部的分配问题(源于不公正、特权、政府机制的无能、社会的麻木不仁)”，那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很可能成为“权势集团保护既得利益的一种烟幕”，这说明“生态整体主义”也是将人类社会和代际公平、代内公平放在生态整体系统中加以考虑的。这一点对“人类中心主义”有一定的证伪效应，即“人类中心主义”所倡导的生态运动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目的只是追求不同人类群体特别是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物质上的富裕，而“生态整体主义”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目的追求的是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自我实现”。 (5)“生态整体主义”认识到人是有局限性的物种，也是还在演进中的物种，在这种局限中人类也有不理性的一面，这矫正了“理性人”的假设，强调限制人的自利行为，明确人类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和整体价值之间的长久关系。同时认为人是富有同情心的物种，同情心使人类能够超越自身的视野、经验和利益的局限性去认识和关怀万事万物。 (6)“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人类伦理有不断外扩进化的趋势，它从自我、家庭、部落、地区、国家、种族、人类向外逐步扩展。现在应从人类共同体扩大到生物共同体和自然共同体。而“生物中心主义”将生物个体从生态整体中单列出来加以保护，强调其中心地位，在生态整体性的重要性已被人们认识的今天更是不可取的，“生态整体主义”对其有绝对的证伪作用。 尽管这里强调了“生态整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物中心主义”的证伪作用和其本身的价值，但并不是说“生态整体主义”就已完美无缺了。“生态整体主义”自身的理论仍然有不完善之处。例如，“生态整体主义”承认了非人类存在物的内在价值，但是非人类存在物内在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存在应以什么为标准，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未得到解决。同时，在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思考时，首先要分清“人类中心主义”言说的层次，即在认识论、生物意义上和价值沦意义上对其进行分析；其次，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都必须首先肯定人的生存和延续，一种不包含人的福利的伦理学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三，环境伦理学的不同派别代表了人类环境道德的不同境界，他们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因而通过不同派别的理论整合，建立一种开放统一的，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道德目标的环境伦理是必要的。“生态整体主义”就是我们所选择的谨慎而又开放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有效的伦理学与哲学价值观。 生态类论文:如何兼顾人类与河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内容提要：在21世纪，如何兼顾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本文介绍了南非的建块法和澳大利亚的基准测量法。两种方法的目标都是，通过使河流水流接近河流平均的天然水流过程的途径来保证所确定的河流生态目标。他们的概念和方法与大家所熟知的“最小生态流量”、“生态基流”等概念、方法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问题的提出 在21世纪，如何兼顾人类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挑战。确保“最小生态流量”、“生态基流”、“水质”等概念都是人类探讨解决上述难题所提出的应对方法。国外最近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概念？使用什么新的方法？保障体系是什么？ 一、 人与河流的关系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人与河流的关系可以划分为3类， 第一类，人类被动适应河流型 这种关系存在于17、18世纪以前的发达国家，以及迄今为止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典型例子见于古埃及人利用尼罗河漫滩洪水发展农业的做法。在这种人－河关系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不仅有河流生态系统，也包括人类本身。人类从河流中得到了河流生态系统提供的种种有形的价值（如粮食、水产、一些今天已看不到的动植物等）以及一些无形的价值（如航运、优美的风景等）。 然而，在这种人－河关系中，人类也不时被极端的大洪水、大旱灾所苦。万物之灵的人类一直做着“要是河流完全听我的，那该多好呀”之类的“大头梦”。公元9世纪末统治亚述（如今伊拉克的北部地区）女王萨穆•莱姆特（sammu-ramat）的墓碑上写着：“我约束了大河，让她按照我的意愿流动……” 然而也只有进入20世纪以来，社会制度、水力科学及人类对水流控制工程技术的巨大进步才把亚述女王那种妄自尊大的“治河理念”付诸事实。从此人－河关系进入了种新型的关系：人类独占河流型。 第二种：人类独占河流型 在20世纪近100年了的时间内，全世界已经修建了约50000座大坝。在世界上的227条大河中，60%的河流已被大坝、引水工程及其他基础设施控制起来。尼罗河上的阿斯旺高坝修建之前后，峰枯流量之比由原来的为12：1变成2：1。恒河、印度河、阿姆河、锡尔河等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都不能入海。 这种人类独占河流型人－河关系的特点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安全、幸福生活最大限度地控制、利用河流，致使现在的河流不再有水循环中的自然节律、河流生态系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在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南非、澳大利亚）已经意识到，以牺牲河流生态系统换来的人类安全和幸福只能是短暂的，不尊重以河流为生的动植物的生存权必然导致人类最终灭亡。这些国家的科学家开始行动起来，来拯救河流的生物，因此产生了第三种人－河关系：“人与生态共存”。 第三种：人与生态共存型 在这种人－河关系中，人不仅有权享用河流水资源，而且也要保证给河流生态系统分配所需的能不危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水流过程。 对这种人与生态共存的关系，有两点需要进一步阐明： （1）保护的对象不仅有人类，而且还有整个河流生态系统——不仅仅是河流中的某中、或某几种具体的动植物（鱼类等）； （2）保证河流生态系统能够持续发展的方法（或曰“处方”）是恢复河流的水流过程使之接均的天然河流水流过程，即生态所需的水是应有“大”、“中”、“小”各种成分，而且各种成分的出现（timing）应尽量接近天然的水流节律，原因是河流中的动植物已经适应了千百万年来的水流节律。 有了这样的理解，就不难理解过去在保护生态方面所走过的“弯路”。最早的保护生态的提法还只限于保护河流水质。水质好坏固然是保证河流动植物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但问题是，单有良好的水质而没有水流节律的保证，许多河流动植物还是必死无疑。随后，于20世纪70、80年，人们提出了“最小生态需水量”。可想而知，如果尼罗河单有小水、没有漫滩的大洪水，就不会有滩地上的动植物群落，还会有发达的古埃及农业吗？！许多河流动物还需要大水指引它们逆河而行到上游或滩地上产子繁衍，所以“最小需水量”也不是挽救河流生态退化的良方。 二、 如何确定生态需水量？ 从操作上，如何确定河流生态系统所需的水流过程使之既能保证人类用水、又能保护河流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答案是要结合具体情况、认真选择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先进的方法是以下两种[1]。 南非的建块法（bbm）：为将bbm法应用于某一个具体的流域，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们被召集在一起。具体的工作方法如下： （1）水文学家研究河流的天然水流条件，即详细说明每个月小水与中高水变化的典型范围、水量的大小、水流持续的过程及每年洪水发生的次数等。 （2）计算机模型设计人员设计出各种图形，显示在不同的来水条件时，河水可能淹到河岸的什么位置，多大面积的滩区会被淹没。 （3）其他的科学家则负责收集像河流中的鱼、哺乳类动物、水生昆虫、两栖类动物、水生植物、河滨植物等有关的生物数据及自然生境和水质信息等，这些资料和信息有助于他们弄清每个物种或生物群落如何依靠不同的水流条件而生存，或如何受不同水流条件的影响。 （4）依据收集到的信息和资料绘出图形，制出表格，排成图片，做出相应的注解，然后提交给参加专题讨论会的科学家，由他们决定河流到底需要多少水。他们决定在小水期间到底需要多少水、需要多少次中、大洪水，洪水期需要延续多长时间，这些洪水需要在什么时候发生。然后将这些有关水的信息“建成块”叠加在一起就形成对河流管理的“水流处方”，为水管理者提供了一套所要达到的水流管理目标。利用这个处方所列的水流条件，就可定出河流开发所应优先保障的水量，处方所列水流也是水库运行要达到的目标。 澳大利亚的基准测量法：在水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人类总想挤占河流生态用水，常问的问题是“能不能把原来的分配给生态的用水再减少一些而不危及所规定的河流生态目标？” 澳大利亚安吉拉•阿廷顿和她的同事开始研究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叫做“基准测量法”，来确定水流改变到什么程度时，重要的生态变化刚好能够被检测到。这种方法要求对河流整个流域内许多不同地点的自然生境、河滨植被与水生植被、水生昆虫、鱼类、河口状况、海洋状况等进行大量的监测。科学家根据每个环境变量状况的不同，将其评定为“处于自然状态”、“接近自然状态”、“偏离自然状态”等不同的等级。在对该测点的环境变量评定了等级之后，由科学家来决定水流改变到什么的程度时，对生态造成的影响微小或对生态造成的影响根本监测不到，以及水流改变到什么的程度，生态环境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基准测量法”应用的初步结果表明，用建块法确定的生态用水量很可能与为了阻止发生重大不良生态影响所需的水量差别很大。阿廷顿和她的同事发现在昆士兰州的伯内特（burnett） 河流域，为确保生态健康，年水量的79%~84%及天然洪水量的72% ~91%需要得到保护。这一结果说明，要阻止对生态的破坏，就需要加大对水流保护的力度。 三、 如何保障河流生态系统所需的水流过程？ 在确定了河流生态需水量之后，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保障河流生态系统所需的水流过程。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保障体系也不同， 但是都需要在对以往的法律、法规、工作章程、伦理道德等各个层面进行改革，以 “保障河流所需的水流过程”。 生态类论文:浅析建设生态住宅关注人类健康 [ 论文 摘要]随着建设生态住宅、绿色住宅呼声的日益高涨，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住宅小区建设的同时进行室内环保设计和园林绿化试图为住户营造优美的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水平，从而发挥最佳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 经济 效益。 [论文关键词]生态住宅；居住环境；健康水平 随着建设生态住宅、绿色住宅呼声的日益高涨，房地产开发商开始在住宅小区建设的同时进行室内环保设计和园林绿化、试图为住户营造优美的居住环境和健康生活水平，从而发挥最佳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住宅是人们生活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为了充分利用 自然 环境和人为环境因素中的有利作用和防止其不良影响而创造的生活居住环境。住宅环境是指在特定时刻由组成住宅的物理、化学、生物及社会各种因素构成的整体状态，这些因素可能对居住人群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现时的或远期的作用。住宅环境分为住宅外环境和住宅内环境。住宅外环境(居住区的环境)包括日照、自然风、水环境、绿地与景观、公共卫生设施、 体育 健身等；住宅内环境包括居室的配置、微小气候、日照、采光、空气清洁等。住宅环境可以通过人工处理，创造出人们需要的局部小环境，包括通过用地和建筑材料的选择、设计、建造工艺以及有关设备的使用和管理等措施来改变室内环境。良好的室内环境(小气候适宜、光线充足、空气清洁、安静整洁等)对机体可起到良好调节作用，使中枢神经系统处于正常状态，提高机体各系统的生理功能，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防止疾病的传播，发挥增强体质、延长寿命的作用。反之，不良的住宅环境(寒冷、炎热、潮湿、阴暗、空气污浊并含有有毒物质和病原微生物、噪声以及过分拥挤等)则是一种恶性刺激，使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降低机体各系统的功能和抵抗疾病的能力，使居民情绪恶化，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下降，患病率和死亡率增高。居住环境对人类健康影响表现在生理方面(对机体的机能损伤和出现病理性变化)和心理方面(人的精神压力和压抑性)。 一、住宅环境因素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因素，按其属性可以分为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和社会因素。住宅环境是一种优化的次生环境。 (一)物理因素。住宅环境中的物理因素主要包括微小气候、噪声、非电离辐射、电离辐射等。 (二)化学因素。住宅环境中的化学因素主要包括建筑和装饰材料中所散发的各种化学性污染物。如建筑施工中使用混凝土外加剂、防冻剂和为提高混凝土的凝固速度使用高碱混凝土膨胀剂和早强剂。室内建筑装修装饰材料中产生的常见的污染物如vocs，已经鉴定出的有300种之多等。 (三)生物因素。住宅环境中的生物因素主要包括室内环境中细菌、真菌、病毒和生物性应原(如真菌孢子、尘螨、植物的花粉和动物皮屑)。 (四)社会因素。住宅环境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居住区的管理、邻里之间的关系、医疗保健体系、家政服务系统、公共健身设施、社区老人活动场所等。 二、住宅环境与健康 人一生中有79％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住宅环境的优劣对人类健康产生直接、问接和潜在的危害。为了保证住宅内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为少儿的生长发育和老年人的保健以及某些人群的工作提供良好条件，在研究住宅环境时要以人的健康为核心。 (一)住宅设计的基本卫生要求：要求居室内有适宜的小气候，冬暖夏凉，住宅应干燥，防止潮湿，必要时应有通风、采暖、防寒、隔热等设备。采光照明适当。室内空气清新。室外有足够的绿化场地，游廊或水池、花园等，尽可能多地与自然接近。 (二)地段的选择：居住区位于城市常年主导风向的上风侧；居住区的位置应考虑其周边污染源排放性、开放性、辐射性以及周边环境噪声的情况；位于日照、通风良好、地势平坦，最好有3％的坡度的地区；土壤干燥，未受污染，地下水的水位距地面至少应有1．5％。 1、居室的卫生规模。居室的卫生规模是根据卫生要求确定的居室容积、净高、面积和进深等应有的规模。居室容积的大小与居住者是否生活方便、舒适，室内小气候和空气的清洁程度有关。净高较高的居室，室内的空气储存量较多，并可升高窗户的上缘，有利于采光、通风和改善室内小气候。居室进深是指开设窗户的外墙内表面至对面墙壁内表面的距离，它与室内日照、采光和换气有关。进深大的居室中，离外墙远的地点空气滞留，换气困难。室内日照是指通过门窗进入室内的直射阳光照射。室内需要日照，阳光使机体各系统的功能增强，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力、组织再生能力和新陈代谢，促进机体发育，使人感觉舒适，振奋精神，提高劳动效率。阳光中的紫外线有抗佝偻病和杀菌作用。阳光和人工光源光谱中的可视部分(400—760nm)通过视觉器官刺激大脑皮层，影响其兴奋和抑制过程，从而作用于机体各系统，改变机体的生理和神经反应，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和觉醒状态的周期变化。如果采光和照明不良，不仅对全身一般生理状态有不良影响，同时可使视觉功能过度紧张而全身疲劳。长期在光线不良的条件下工作，可促成近视的发生，但过度的采光会使室内温度增高，不利于节能。 2、住宅微小气候对健康的影响及卫生学要求室内由于围护结构(墙、屋顶、地板、门窗等)的作用，形成了与室外不同的室内气候，称为室内小气候。室内小气候由气温、气湿、气流和热辐射四种因素组成。 (1)气温。室内的气温主要取决于太阳辐射和大气温度，同时也受生活环境中各种热源影响。大气温度可直接影响室内温度，在室内自然通风良好情况下，室内温度可略高于室外气温。微小气候各要素中，气温对体温调节起主导作用。 卫生学将12℃作为建筑热环境的下限。非常寒冷的室温会使人的心血管系统负担过重，冬季里死于心脏病的人会比其它季节要多。另一心脏病人死亡高峰是在夏天，暑热使心脏跳动加剧，使人排汗增加，并使血压升高。极冷和极热的气候会使人的免疫系统负担过重，人体的抵抗力下降。高室温会使早媒传染病发病增多。低室温会使呼吸道疾病增多。某些地区由于冬季日照率太低，无采暖设施，可以通过改善建筑热工性能，使室内局部温度高于下限。舒适的室内温度因季节不同而异，同时考虑到人体的生理需要和能源。 (2)气湿。即空气中含水量，一般以相对湿度(水蒸气分压)表示。相对湿度)80％为高气湿，(30％为低气湿。相对湿度随气温升高而降低。室内湿度过高，不仅影响人的舒适感，还有利于室内环境中细菌和其他微生物的生长繁殖，加剧室内微生物的污染，这些微生物可导致呼吸系统或消化系统等多种疾病的发生。气湿影响人体蒸发散热。一般在低湿环境下气湿对人体热平衡影响较小，随气温升高，蒸发散热占人体总散热量的比例增加。气湿的影响也随之增加。在高气湿时，气湿过高将阻碍蒸发散热；而低气温时，气湿增高可增加机体散热和衣服导热性，使机体寒冷感增加。集中空调设施中有加湿和去湿装置，可以调节室内的相对湿度。一般家用空调器(分体或窗式)只能依靠降温来去湿。 (3)气流。室内空气的流动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影响。夏季空气流动可以促进人体散热，冬季空气流动会使人体感到寒冷。当室内空气流动性较低时，室内环境中的空气得不到有效的通风换气，各种有害化学物质和各种微生物不能及时排到室外，造成室内空气质量恶化，损害人体健康。值得一提的是，夏季提高风速比降低温度所需的能耗少得多。一定条件下风速大有利于人体散热、散湿，提高热舒适度。 新风量。一般而言，新风量越多，对健康越有利。国内外大量实验表明，产生“病态建筑物综合征(sbs)”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风量不足。目前，室内新风量不足、换气次数不够是普遍现象。新鲜空气可以提供呼吸和燃烧所需要的氧气，调节室温，除去过量的湿气，并可降低室内污染物。新风虽然不存在过量问题，但超过一定限度，必然伴随着冷、热负荷的过大，能源过多消耗。出于节约能源的考虑，建筑物的气密性大为提高，由此带来新风量不足而使空气污染事件频频发生。据统计美国120万商业建筑中有2500万工作人员患“病态建筑物综合症”。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公布的报告中，已将其与高血压、胆固醇过高症、肥胖症等一起列入了人类健康的10大杀手黑名单之中。增加新风量是改善室内空气品质的必要措施，但不能只满足新风的量，却忽略了它的质和人们实际所获得的新风量。在房屋设计时，应确定恰当的送风量，选用性能好的送风口，设计理想的送排风布局。 (4)热辐射。微小气候的热辐射由太阳辐射及人体与周围环境物体之间通过辐射形式的热交换组成。物体温度高于人体体表温度时，则物体向人体辐射热流，使人受热，为正辐射，反之为负辐射。人体皮肤对正辐射敏感，而对负辐射的反射性调节不敏感，故寒冷季节容易因负辐射丧失热能使机体受凉。 如温度应激超过机体的代偿功能，即可引起机体一系列生理变化，称温度紧张或温度反应，包括热紧张和冷紧张。根据环境温度对人体体温调节影响、工作能力影响、主观感觉变化等特点，可将温度紧张度按冷、热环境各分为六个温度区。 要能保证大多数居民机体的温热平衡，不使体温调节机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能有良好的温热感觉、正常的工作效率和休息睡眠。住宅小气候的各个因素都必须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时间上(昼夜)和空间上(垂直、水平及主辅室之间)保持相对的稳定。住宅的气温、气湿、气流与热辐射等均应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五)室内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 1、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 (1)室内燃烧或加热。指人们在烹饪及采暖过程中各种燃料的燃烧，以及烹调油的加热。主要污染物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烃类(包括苯并(a)芘等致癌性多环芳烃)、可吸入颗粒物以及烹调油烟等。 (2)室内人的活动。人们在室内活动时，通过呼出气和汗液排出大量的代谢产物。呼吸道传染病患者的带菌者通过咳嗽、喷嚏、谈话等活动，可将病原体随飞沫喷出，污染室内空气，如流感病毒、结核杆菌、链球菌等。吸烟更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一项重要来源，吸烟的烟草烟气中至少含有3800种成分，其中确定致癌物不少于44种。 (3)家用电器和办公用具。随着科技的 发展 ，新的家用电器和办公用具不断出现，不断普及，这些家用电器和办公用具可导致电磁辐射等物理性污染和臭氧等化学性污染。 (4)建筑材料和装饰材料。由于 现代 化工艺制成的各种建筑、维修、装饰材料和物品的大量使用，使室内空气中污染物的性质和成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甲醛和氡及其子体。甲醛主要用于生产脲醛树脂和酚醛树脂作为粘合剂，并用于生产泡沫塑料和壁纸。它们广泛用于房屋的防热、御寒、隔声和装饰，这些材料中往往存在少量未完全化合的甲醛，可逐渐释放出来污染室内空气。氡主要来自砖、混凝土、石块、土壤和粉煤灰的预制构件中。以含有镭、钍等氡母元素的石材作为建筑材料时，室内氡浓度会相当高。 (5)来自室外的污染物。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室外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包括 工业 、 交通 运输所排出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铅、可吸及颗粒物等和植物花粉、孢子、动物毛屑、昆虫鳞片等变应原物质都可通过门窗、孔隙等进入室内。二是人为带入室内的污染物，如干洗后带回家的衣服可释放出残留的干洗剂四氯乙烯和三氯乙烯；将工作服带回家，可使工作环境中的苯进入室内等。 2、室内常见空气污染物及其对健康的危害 室内空气污染物的种类很多，包括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的三大类。这三大类污染物往往同时存在，联合作用于机体。例如烹调时，既可产生化学性污染物，又可使室温升高或产生电磁波(使用微波炉或电炉时)引起物理性污染。烹调时的食物和水以及烹调时使用空调等过程中还可造成室内生物性污染。室内常见化学性污染物的危害： (1)燃烧产物。包括三部分：一是来自燃烧物自身所含有的杂质成分。例如硫、氟、砷、镉、灰分等。我国某些地区燃烧含氟、砷高的煤，污染室内空气和食物，引起居民氟中毒和砷中毒的流行；二是来自燃烧在加工过程中或在种植过程中所使用的化学反应剂、化肥、农药等；三是燃烧物经过250℃以上的高温后，发生了复杂的热解和合成反应，产生了很多种有害物质。燃烧后能够充分氧化的产物称为燃烧完全产物如sos、no2、co2、三氧化二砷、氟化钠、氯化氢以及无机灰分等。 (2)烹调油烟(cookingfume)。指食用油加热时产生的油烟，通常炒菜的油温在250℃以上。由于饮食习惯不同．西方人一般罕用煎、炒、炸的烹调方式，故烹调油烟的室内污染不突出。我国习惯采用高温烹调，烹调油烟在我国室内污染中十分普遍，已成为我国室内污染的一个特色。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烹调油烟是发生肺鳞癌和肺腺癌共同的危险因素，其相对危险度分别为3．81和3.45，人群归因危险度分别为51．56％和60．99％。 (3)烟草燃烧产物。烟草的燃烧产物统称为烟草烟气。烟草烟气引起室内空气污染在我国既十分普遍又十分严重。烟气中至少有3800种成分，主要成分有氮氧化物、co2、c0、氧化氢、挥发性亚硝铵、烃类、氨、挥发性硫化物、氰类、酚类等；另外，还有烟焦油和烟碱(尼古丁)、镉、放射性222rn、210pb和210po等。烟气不仅对吸烟者有害，而且对室内其它非吸烟者有害。烟气引起的危害主要是致癌作用、对心血管的影响、对神经系统的影响和对生殖系统的影响。 (4)甲醛及其他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甲醛是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由于甲醛污染来源很多，污染浓度也较高，是室内的主要污染物之一。甲醛大量存在于多种装饰材料中。甲醛在0．15mg／ms时可引起眼红、眼痒、流泪、咽喉干燥发痒、喷嚏、咳嗽、气喘、声音嘶哑、胸部发闷、皮肤干燥发痒、皮炎等。甲醛还可引起变态反应，主要是过敏性皮炎和支气管哮喘，大量时可引起过敏性紫癜。长期接触1．34mg／m3甲醛可出现神经衰弱症状，如记忆力减退、嗜睡、肝功能异常、中毒性肝炎等；肺功能方面也可出现呼气性功能障碍。遗传毒性研究发现甲醛能引起基因突变和染色性损伤。vocs是一类重要的室内空气污染物，目前已鉴定出300多种，他们各自的浓度往往不高，但若干种共同存在于室内时，其联合作用不容忽视。由于他单独的浓度低但种类多，故总称为vocs，一般不予以逐个分别表示，以tvocs表示其总量。vocs中除上述醛类外，常见的还有苯、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三氯甲烷、萘等，主要来源于各种溶剂、粘合剂等化工产品。 3、室内常见生物性污染的危害 室内空气中，特别是在通风不良、人员拥挤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致病微生物。常见的病原微生物有结核杆菌、白喉杆菌、溶血性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病毒、麻疹病毒等。 4、常见物理性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 (1)住宅噪声。噪声是指人们主观上不需要的声音。噪声干扰人们的休息、睡眠、学习和工作。达到一定强度时引起 听力 损害或机体出现有害的生理、心理变化。噪声现已成为“水、气、声、渣”四大环境污染因素之一，是当今城市居民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 控制住宅噪声的根本措施在于居住区要与 工业 区、商业区、 交通 干线、机场、火车站有足够的隔离带。采用吸声、隔声、隔振等技术措施以及安装消声器等以控制声源的辐射。为了有效的隔声，住宅在建筑上要在选用的材料、隔墙及门窗厚度和构造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要求住宅内隔墙的隔音量为40～60db(a)，隔音量为25～35db(a)的墙只能在同一户内作隔墙用；门最好厚4～5cm门框与门板间的碰头缝不应超过lmm，门与地板的缝不应超过3-5arm；楼板的隔音量不应小于40～50db(a)。 (2)住宅电磁辐射。室内的生活用品电磁辐射主要来自家用微波炉、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移动电话等。随着家用电器不断进入我国城乡各类家庭，这类电磁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已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三、住宅设计的 发展 方向 住宅的观念经历了节能环保、生态绿化和舒适健康等发展阶段，目前住宅设计的发展方向是健康住宅和绿色生态住宅。 (一)健康住宅。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类健康的概念不再是单一的机体上的无疾病，而是指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处于良好的状态，是一种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以至生活状态的完美整体。这也就要求住宅不仅是避风挡雨的休息场所，而是能保证居住者健康和促进居住者健康的场所。健康住宅是指在符合住宅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突出健康要素，以人类居住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满足居住者生理、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需求，为居住者创造一个健康、安全、舒适和环保的高品质住宅和社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建议，健康住宅标准应该包括：①建筑和装饰材料所释放的化学物质浓度很低；②对高气密性、高隔热性的住宅，必须采用具有风管的中央换气系统，进行定时换气；③居室全年气温保持在17℃～27℃之间；湿度保持40％～70％之间；④co2低于0．1％；粉尘浓度低于0．15mg／m；⑤噪声要小于50分贝；⑥一天的日照确保在3小时以上；⑦设足够亮度的照明设备；⑧住宅具有足够的抗 自然 灾害的能力；⑨具有足够的人均建筑面积，并确保私密性；⑩住宅要便于护理老龄者和残疾人。 (二)绿色生态住宅。是指消耗最少的资源和能源，产生最少废弃物的住宅和居住小区。绿色生态住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注环境保护和材料资源的回收和复用。绿色生态住宅贯彻的是“节能、节水、节地、治污八字方针，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社会 经济 和谐发展的宏观的、长期的国策”。 总之，住宅环境与健康关系密切，良好住宅环境有利于身体健康。住宅环境可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健康，可影响众多家庭成员的健康，对健康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住宅问题是社会性问题。

中医论文:乡镇基层中医人员培训的作用研究 问卷调查结果 接受培训前问卷68人,培训后问卷61人,经过实践后接受问卷57人。培训前调查有82.35%表示接触过名中医处方,17.65%反映从未接触过。其它困难包括:中医基础差,欠缺临床带教,基层中药房药品不齐,年纪大难记忆及掌握,实践机会少,不在中医科坐诊,认识理解有欠缺,患者信任度不高,掌握中医处方量少等。在实践后培训中对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调查,认为作用明显的为49.12%,有一定作用的为50.88%,作用不明显为0,愿意接受(或继续接受)名中医处方培训的占98.25%。对于名中医处方培训方式的选择,另外,许多学员还提出了多种形式的培训方式,如:师承带徒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名医现场指导,整理名中医经验集,制作名医视频课件,网上交流学习,增加名中医处方培训次数,名医单、验方交流,病案分析,开展处方点评等。 讨论与分析 培训前接受问卷的学员中有82.35%曾经接触过名中医处方,并且有94.12%认为名中医处方对中医诊疗工作非常有必要,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中有应用需求和主观能动基础,这是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人员培养中能起到独特作用的基本条件。通过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对基层中医人员名中医处方认知程度的提高起到了应有的效果,其中一些内容的认知,如临床应用、心得体会、同行交流等,培训后认知提高的程度显着。培训前,79.40%的学员感到应用名中医处方有困难。通过培训有近58%的学员表示应用名中医处方仍有困难,主要表现为:在技术上加减应用,专科疾病的认识,辨证论治水平,中医处方掌握程度,中医基础等有欠缺;其它方面如患者信认度不高、病员少、药房品种不齐、欠缺临床带教,不在中医科坐诊等,说明这方面的困难是多元性的。培训和实践后参加问卷的学员中有98.25%表示愿意接受名中医处方的培训,100%认为名中医处方在基层中医药人员培养中的作用明显或有一定作用,这说明名中医处方培训在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中是有作用的,并且绝大多数基层中医药人员愿意参加此类培训。基层中医人员对名中医处方的培训教育方式选择,主要集中在“名医讲课”、“名医亲临指点”和“名医带徒”。 对策与建议 建议卫生行政部门积极支持“名中医处方对城乡基层中医人员培养”这项工作,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加以推广。采取多重措施,解决名中医处方学习应用中的实际困难针对基层中医人员在名中医处方培训中所反映的实际困难,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其一,各级领导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基层中医药工作,要加大对中医药工作的投入和宣传,出台相关政策,提升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养力度,在中医药人员分配及中医人才引进中予以政策倾斜及给予基层医疗单位以扶持。其二,进一步加强县级中医院的建设,使其充分发挥区域内中医医疗、教学、科研、康复保健的龙头作用。建立和完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培训基地,更好地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包括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常规诊疗和名中医处方应用等)的培训及推广。其三,结合县、乡一体化建设,加强上下联系(包括网络及通讯等),采取中医药人员短期进修学习、中医继承带教、名中医及中医骨干定期指导、中医药学术交流、病案分析会诊或请教答疑,以及县、乡镇中医药技术对口支援、新分配中医药人员规范化中医培训、定期举行各种中医药技术培训班等多种措施培养中医人才。同时,加强县级综合性医院中医科及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药房的规范化建设及配套政策的落实,完善基层中医药人员的考核机制,促进中医药业绩考核。要建立投入、培养、考核、提高的完善机制,促进中医药人员基础理论水平和临床诊疗水平的全面提高。其四,将名中医处方的培训常态化、制度化。建议在基层中医人员知识技能培训和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专设名中医处方培训,从而使名中医处方培训常态化、制度化,使名中医处方对基层中医人员培养的“桐庐模式”更为完善和易于推广。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中医处方是中医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中医教科书中没有专设处方教学内容,长期以来成为中医教学中的一项空白。建议加强以名中医处方为主要内容的中医处方教学研究与实践。一是充分认识到以实例论证处方的重要性,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鼓励中医人员积极大胆的临证运用名中医处方,并开展交流、撰写心得体会与论文等活动。二是将处方教学穿插在中药、方剂教学中,使中医人员进一步明确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的特殊之处,除了了解、熟悉处方的开方规则和格式外,必须做到辩证精当、选药正确、剂量准确、给药途径无误。充分挖掘名中医处方的文化内涵,培育中医人员的人文精神中医处方,特别是名中医处方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它记载了我国历代医学的昌明进步和中国医学史的渊源和发展,反映了医学流派和中医名家不同的个性和学术特征。要引导中医人员注意探索名中医处方的风格,了解名家临证认识疾病、处理疾病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规律,增进中医人员的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中医人员深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医学术流派和中医学的科学特色,从而提高医学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的能力。学习和应用名中医处方,还要注意从名中医处方中学习优良的处方行为,包括历来中医名家所提倡的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系统学习等精神;正确处理症状、证候、疾病、治则、方剂、药物之间的逻辑关系。还要重视药物配伍以外的处方内容,如选择适当的药物炮制方法、剂型及煎服方法,辅助措施及服药禁忌等。此外,提倡正确、灵活地运用名医处方,要懂得名家随证以立方,旨在示人以法,并非立方以套病的道理,因为疾病是千变万化的,人的体质, 气候、环境也不尽相同,因此学习名中医处方不可机械搬用。这些都是在学习名中医处方时同时要学习的处方行为。发扬名中医处方的优点,纠正中医处方应用中的误区目前,随着传统中医药的不断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群接受并喜爱应用中医药防病治病。但据文献报道,当前在中医处方中出现了一些误区,主要表现一是中医处方反映重复用药日益加剧的趋势,二是中医处方反映“量偏重”的趋势,三是中医处方出现“大处方”的趋势,四是中医处方中出现不恰当的中西药联合应用的趋势。由于中药价格便宜,副作用少,安全度高,对慢性病作用显着等优点而前景广阔。但目前中医处方中的问题如果不加以正视和解决,那么传统中医就难以发扬光大。有专家提出中医处方应有科学的原则,即最好的效果,最少的副作用,最好的配伍,最少的开支,四条有机结合,有机协调,才是优秀的中医处方。而绝大多数名中医处方由于经过名家长期的“精雕细琢”,是最具备以上要求的中医处方。因此,在中医处方教学中,以名中医处方为楷模授以学员中医处方原则规范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 中医论文:心理暗示法在中医教学中的运用探析 中医教学目前西医院校的中医教学面临很多困惑,从调查来看学生对中医学习的兴趣不高,主动性差,课堂出勤率低,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究其原因,学生对中医的认同度不高,中医知识晦涩难懂,教师教学方法传统单一等。怎样才能营造一个互动、和谐的教学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笔者在多年的中医教学过程中总结出运用心理暗示法教学,效果较好。 1. 心理暗示的涵义《心理学大词典》是这样描述心理暗示的:用含蓄、间接的方式,对别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心理暗示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影响方式,它是在无对抗的条件下,以无抵制的接受为基础,通过语言、行动、表情等符号,含蓄而间接地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使人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方式行动,或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定的意见或信念。 2. 运用策略洛扎诺夫曾经说过暗示教学法是创造高度动机,建立激发个人潜力的心理倾向。在教学中,学生是意识学习的主体,与此同时他们的潜意识也在积极参与知识的学习,当意识和潜意识形成积极作用时,学习效率就会成倍增长;反之,当意识和潜意识不和谐时,潜意识就会消极抵抗意识活动,学习效率就会降低。因此,在教授中医课程时尽可能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起潜意识才能提高其记忆思维能力和学习效率。 2.1营造良好的专业环境暗示。任何环境都是以具体、直观、生动的形象呈现在人们面前,易于激起人们情感的共鸣,不同环境对人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暗示效应。营造具有良好学习氛围的教学环境,对学生专注、投入地学习可起潜移默化的暗示效果。教学环境的暗示主要指授课教室的布置,教师的专业气质和教学态度所形成的氛围,以及学生的学习态度所形成的氛围对学生产生的暗示。前者指的是教学的硬环境,对于中医课教室来说,要有中医的舌苔模型、脉象仪、针灸图谱、针灸模型、银针、古典医籍等;另外,中医大师的肖像画、各种充满中医氛围的小装饰等也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授课教室所营造的这种氛围,让学生一迈入就有种想学的冲动。 2.2运用激励性和启发性语言暗示。教学语言是实施教学的最重要的手段。利用教学语言的暗示功能指导教学的情况在教学实践中非常普遍。运用语言进行暗示教学,要把握好分寸,讲究语言的艺术,要使教学语言的暗示对学生的学习有激励性和启发性。心理学研究表明,赞赏与信任的言语能对人的心理产生积极的暗示效应。不被重视和激励,人往往会受到负面信息的左右,对自己做出比较低的评价;而在充满信任和赞赏的环境中,人则容易受到启发和鼓励,往更好的方向努力。不难看出,赞赏所产生的暗示效应属于激励效应,这种心理作用能使学生产生被器重的自我意识,从而增强学习的自信心,减少自卑感,进而积极乐观奋发向上,充分挖掘内在潜力。所以当教师看到学生的进步时,不管进步是大是小,都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表扬,这既能表明教师在密切关注学生的点滴进步,同时也能表达教师对学生学习前景充满乐观的信心的潜在信息,从而有助于学生消除心理障碍,勇于克服学习中医方面的困难。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学生的学习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和影响陷入困境。为了打破实训的僵持局面,帮助学生调整心态,有经验的教师常常会通过学生不易觉察的启发性教学语言暗示对教学训练加以引导,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2.3综合运用多种心理暗示手段。暗示教学理论认为,语言的内容是思想交流的第一层面,讲话的语调、表情、手势、目光、仪态等是思想交流的第二层面。因此,教师上课时的喜、怒、哀、乐的形象性和传神性将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例如,面对难懂不易理解的中医辩证时,教师谦和的表情、赞赏的语言、亲切的微笑、肯定的眼神、微微的点头、竖起的拇指等会减轻学生的紧张心理,从而减少学习的情绪阻力和畏难情绪,对知识点树立起信心。再有目光的交流与恰当的目光暗示也是教师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在教学中,教师一个赞许的眼神常常让学生觉得课后的刻苦练习所付出的汗水是值得的;教师一个关爱的眼神也常常使学生感受到师生情谊的温暖,从而为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发奋学习。 另外,教师与学生间的体位、距离同样也很重要,距离教师近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强,距离教师远的学生接受的暗示较弱。所以,在目前教学都是大班教学的情况下,教师就更应该随时改变自己的位置,以便通过距离的效果来达到关注关爱暗示,引起学生课堂积极反应。 2.4多用积极的心理暗示,避免消极的心理暗示。当前,中医学术空气沉闷,学术氛围不佳,中医市场空间变小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困扰中医发展的现实问题,教师在上课时就要有效避免这些消极的暗示,而应坚持多举例积极、正面的事例来引导学生,避免负面暗示对学生心理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再如,中医知识发展及知识背景与现代相差甚远,认知通感就显得很难,所以给教学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这时教师尤其在课堂上发挥积极暗示就尤为重要,例如这时就多阐述中西医学领域中存在的认知通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角度、多从中西医结合的有效性等方面去激励学生,以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 中医论文:中医中药在重症胰腺炎治疗中的作用 临床上,重症胰腺炎(SAP)是一种致死性高危急腹症,死亡率近乎100%。在SAP的早期,由于机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的侵袭,胰酶活性对腺胞细胞的损害,大量细胞因子及炎性介质的释放,大量炎性介质入血,引起超强的炎性反应,异常的免疫反应,导致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以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MODS)和多器官功能衰竭(MSOF),这是SAP的主要死亡原因,所以要防治SIRS,阻断其向MODS发展的这一关键环节,是治疗SAP的重要措施。临床上,除常规治疗外,着重注重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对48例SAP患者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02年5月~2005年1月收治SAP患者48例,男36例,女12例;年龄18~72岁,平均45岁。其性病原因:胆源性22例,饮酒性10例,暴饮暴食8例,特发性7例,外伤性1例。本组8例中转手术,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所有病倒均符合国内SAP的诊断标准。 治疗措施:在内环境稳态治疗、代谢支持治疗、抗生素治疗、手术治疗、生长抑素应用的基础上,加强中医中药的治疗。中医中药对SAP的治疗,在不同发展阶段,进行不同的治法与用药,中医药的介入治疗,越早越好、越理想。中医辨证治疗SAP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腑实期:表现为腹膜炎、肠麻痹、SIRS,中医辨证属少阳阳明证或阳明腑实证,中医治则,通里攻下为主。辅以疏肝理气及活血化瘀,代表方剂为清胰陷胸汤。第2阶段,热毒期:表现为败血症,MODS、MSOF,中医辨证属热毒炽盛,气营同病,中医治则,清热解毒,清营凉血及活血化瘀为主,辅以通里攻下,代表方剂为清胰承气汤。第3阶段,脾胃不和,气阴和胃,代表方剂为香砂六君子汤。在SAP整个治疗过程中,应做到“攻”、“补”、“清”一步到位,中医药的应用应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胃管注入,肛管保留灌肠,做到“上推”-肠管平滑肌的推动作用,“下吸”-中药的虹吸作用,做到“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釜底抽薪,急下存阴”这样一种观点和治疗特点,以达到中医整体化治疗的目的。 结 果 本组病例,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均采用中医中药治疗。在SAP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用辨证施治,整体化治疗。达到:“攻”、“清”、“补”一步到位。其中8例中转手术治疗,并发胰性脑病2例,治疗无效死亡。并发MSOF、AROS’经临床抢救治疗无效死亡。并发胰腺假性囊肿5例,后期经内引流术治愈,1例并发胰周脓肿,经手术引流治愈。治愈率91.7%(44/48),住院时间7~92天。 讨 论 “通里攻下,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是临床中西医结合治疗SAP应用的主要治则,体现的是:“釜底抽薪,急下存阴”、“六腑以通为用,通则不痛”的治疗特点。SAP一经诊断就要介入中药治疗,是中西医结合治疗成功的关键。因此,临床上强调中医药SAP治疗的原则是:早期、足量、反复、多途径。早期是指一经明确或高度可疑病倒。开始就投用中药治疗;足量是指病人用药是常规剂量的2~4倍;反复是指24小时内多次给药,至少4次/24小时,而不是传统的一剂两煎给药;多途径是指中药到经胃管、肛门灌肠、空肠造瘘给药。 在对SAP的治疗中,应逐步形成和完善针对SAP并不是生理改变的中医药治疗体系。中医“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健脾和胃、益气养阴”治则,就是这一体系的集中体现。其作用机理包括:缓解肠麻痹和促进肠内容大量排空;改善胰腺及胰周的微循环;促使胰液和胆汁内引流;增加生命器官、胰腺血液灌流和组织氧利用;阻断全身再灌注损害和内皮损害;拮抗细胞因子自损伤;保护肠黏膜屏障和维持肠内微生态系统;清降内毒和内毒素血症;抑制进入血液循环胰酶的活性。 中医药治疗SAP是最显着优势在于阻断急性胰腺炎的重症化过程。有学者认为,胃肠道损害是MSOF是发动机,中医药能有效地控制胰性SIRS、MODS和阻止或减轻坏死感染性SIRS、MODS。中药治疗SAP介的时机越早越好、越理想。中药的应用,有利阻断SIRS,平衡抗炎症反应和促炎反应。使促炎因子明显下降,抗炎因子升高,有利发送重要脏器功能,防止MODS、MSOF的发生。 总之,中医药治疗SAP的特点在于“整体调节、动态平衡”的作用,能有效地、全面地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维持内环境稳态,既防止了SIRS又避免矫枉过正,MODS的发生率下降。有利提高疗效缩短病程,减少治疗费用。在对SAP的治疗上有明显优势,中医中药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和令人鼓舞的临床疗效。 中医论文:谈中医护理在医院管控中的效益 在各科室按照中医辨证施护病种和中医护理操作技术项目达到护理部要求的前提下,科室将每月中医特色护理开展情况上报护理部,经核实统计后上报院部,院部根据科室住院病人床位使用情况,按特色操作的收入予以一定比例奖励科室护理人员,调动护理人员的积极性,促进中医特色护理的开展。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护理部制定了护理部临床护士全员培训计划、科内培训计划、院内护士针推科轮转计划、外出进修学习计划等,以确保各项培训制度的落实。制定护理人员培训目标要求护理人员接受系统中医知识与技能培训,非中医护理专业护士三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中医护理培训人数达到医院护理人员总数的70%以上。各临床科室开展中医单病种≥2项,开展中医护理特色操作项目≥3项。要求中医护理操作开展项目尽量和单病种相关联。全院护士中医基本理论考核通过率达100%,中医护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90分。院内培训(1)护理部理论培训。护理部基本理论和技能培训做到一线护理人员全员参与,采取“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的方法。集中学习后,护理部上网下载专题学习资料下发到科室,课后出思考题,由护士长督促学习、提问,使护理人员巩固所学知识。2010年上半年,院部订购本科教科书《中医护理学》[2],人手一册,开设中医护理基础理论学习班,邀请院内主任中医师、针推科主任等给护理人员进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授课。全院临床护理人员怀着极大的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听课,4~6月两个月的时间共完成了38次、72学时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并进行了四次阶段性的理论知识考试、一次综合性的中医理论考试。素日里,护理部每月组织1次中医护理知识专题讲座,护理部每半年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中医知识考试,对不合格人员进行补考,直至考核合格。(2)护理部技能培训。根据中医医院管理年活动检查评估细则,并结合本院实际工作情况选定了穴位注射、穴位按摩、耳穴压豆、艾条灸等共4项中医传统技术操作作为培训内容。护理部组织护士长、护理骨干外出短期培训、参观学习、观摩,护理部要求外出学习、进修回院的人员写学习体会,在护理人员中进行针对性的护理业务讲座,并制定在科室开展工作的计划。护理部定时督查,以点带面,带动其它科室中医护理操作新项目的开展。 评价指标理论水平 以本科教材《中医护理学》[2]等考试成绩为指标,技术水平以《中医护理常规技术操作规范》[3]技能考核成绩为指标,护理质量检查成绩以每季中医护理质量检查得分作为指标。提高了护士学习中医知识的兴趣系统的中医护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使全院护理人员对中医知识的学习产生了兴趣,促进了护理人员中医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2009年10月呼吸内科护理单元被评为全国中医特色护理优秀科室;2010年10妇产科护理单元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届全国护理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至2010年10月全院有66人取得丽水市中医药学会和丽水市中医院联合举办的中医基础理论和技能培训合格证书,有125人3年内接受中医药知识和技能岗位培训时间≥100学时。2011年10月在浙江省中医医院“三级乙等”等级评审中我院的中医特色护理得到好评。护士的中医理论、技术操作成绩有大幅度提高,中医基础理论成绩、考核技能成绩,活动前后成绩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有显着意义(P 讨论 根据科室的实际情况带动各护理单元中医特色护理工作的开展。经过3年的系统培训,中医特色操作开展项目从4项增加到12项,开展次数从186人次到10385人次,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得益于系统的中医护理培训。促进中医护理操作技能的临床应用对护理人员进行基础理论、技能应用的系统培训,护士的中医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明显提高,为临床护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大大提高了护士工作能力,增强了自信心,提高了工作积极性。加上医院给予合适的奖励机制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开展。中医护理技能如拔罐、熏洗、敷贴、耳穴压豆等方面,具有操作方便、使用器具简单、适用范围广和见效快的特点[4]。在本院住院的老年病、常见病,及需长期治疗患者的治疗中有着积极作用,病人乐于接受。由于效果明显,提高了住院病人的满意度,同时促进了中医护理技术的临床应用。 中医论文:中医院校生物医学专业教学探讨 进入21世纪,用科技手段辅助医疗诊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使得医学生物工程在医药科学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中医诊断都依赖于望闻切问的模式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在中医院校,我们在继承传统诊断方式之余,还需用科学的办法对现有模式进行升级发展学习,医学生物工程这一学科,结合中医的理论,在中医诊疗及教学上找到一条创新之路。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是一门高度综合的交叉学科,是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从工程学角度,在多层次上研究生物体特别是人体的结构、功能和其他生命现象的学科。这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涉及几乎所有的理工学科和所有的生物学与医学分支,没有哪一个学者、哪一个学校(研究所)可以全部涉足。因此,中医院校一定要找好自身与生物工程的结合点,不能贪大求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和中医理论进行有效结合。 1.打破传统的课程设置顺序 课程体系是教学规划的体现,它对学生素养、知识结构、知识储备的深度和广度起决定作用。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仍然采用“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这一“老三段”式的课程体系,在这种课程体系中,学生会感觉到所学课程中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专业知识的贯通上没有形成清晰体系,甚至在学完所有课程后不知自己能干什么。改革现行的课程设置体系,必须打破常规,改变“老三段”的格局,加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联系。同时有必要开设一门专业介绍课,介绍各个课程对本专业的作用和与本专业的联系,在实验中要能体现和应用到多种课程的知识,尽量消除学生对学习某门课程的无用感以提高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在大一学年对生物工程的全面概述,结合中医药特色,让低年级学生对本专业的现时发展和未来前景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增强学生对专业的亲近感。 2.组建体现特色的核心课程群 由于医学生物工程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在中医诊疗和医药需求上体现出对诊断和药物分析的两大行为的实现所需的科技手段,这些手段即为中医对医学生物工程的需求。简单来讲就是使用科技手段分析中医诊断过程中获取信息的方式,如何对这些信息加以精确细化然后通过中医诊疗的逻辑确定数学逻辑模型或者一个算法。如果依据这一目的为专业侧重点设置核心课程,就可以革新“老三段”的布局课程分法。按照课程的特点安排数门联系紧密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集中进行教学,以组成一个核心课程群,每个学期以实现一个既定目标为依据,这些课程群可以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为单位部署,在学期期末可以将所学的多个课程的知识综合起来部署一个具体的实验任务以巩固教学效果。以大一第一学年为例,以完成对人体各种体征和特点及生病时的状态的了解为学习的目的,可以集中开设临床医学概论、生理学、分子生物学、中医学基础、组织胚胎学等医学相关课程,首先让学生知道我们用科学手段收集的是什么事物。然后在第二学年结合这些需要学习采集的手段,如果是通过电子设备采集,那么可以开设以模拟与电子信息转换和计算机处理为主的专业课程群,这样既加强了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又减少了不必要的交叉重叠,使课程设置更加精练,在有限的课时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拓展课程空间。 3.构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验教学体系 在实验教学中,我们可以在学习专业课程的过程中,通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设计实验的课程内容,让实验的内容更具实践性。这些实验问题的来源应尽可能由科研成果向本科实验教学内容转化,以实现实验项目和内容的更新。如:C语言程序设计、汇编语言、单片机等电子相关类的实验,则可以以医学的信息采集为数据模型,提出一个个的问题作为实验目的,如采集脉搏信号,采集穴位信号,分析简单穴位信号的C语言算法,等等,以此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灵活应用知识的能力,并且可以根据学科发展,更新实验教学内容,使教学和学科发展与社会产业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与实验内容,减少验证性、认知性实验项目,真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4.实习教学模式的改革 医学生物工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习可以不用到大四才开始,因为在这一阶段,学生基本上都忙着找工作,实习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完全可以在完成一个核心课程群的学习后就进行针对性的实习。这种模式既巩固了所学的专业知识,又提高了学生结合理论知识进行实际操作的能力,增强了将所学融入实际应用的能力,为将来的就业做了充分的准备。 5.展望 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中医药院校开设非传统(传统专业指中医、中药等)专业变成一种必然的趋势,生物医学工程作为中医药研究的重要手段也必然成为医学院校的重要专业之一。生物工程这一专业的多学科交叉性使得在与中医的结合下拥有许多侧重方向,在教学设置上如果能把握学科侧重点,合理地设置好核心的教学课程,有效地将教学、研究、产业融为一体,必能为中医的发展插上科学的翅膀,让祖 国医学取得更高的医学成就。 中医论文:浅谈教师在中医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中医,又称国医,是祖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是集大成者,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高等院校教育已有半个世纪的历程,解放后,全国各省市大多建立了中医高等院校,已经形成了多形式、多层次、多专业的教育体系,主要有师承教育和学校教育两种,现代中医教育一直延用班级制、学年学分制、基础课一临床课一毕业实习三段模式,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具有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的双重特点,各地高等中医药院校成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主要基地,向祖国医疗战线输送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提高了中医药队伍的群体素质,但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医教育规模不断壮大的情况下,出现了“后继乏人”、“后继乏学”,中医学在理沦上无重大进展、学术上无重大突破,医界无多步名医出现的窘境,甚至一度产生“取消中医”的谬论,中医的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衰退,有关数据表明,目前,中西医的“剪刀差”越来越大,每年中医师的增长人数还不到西医的零头,名老中医后继乏人,全国着名中医的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之所以出现中医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关键是培养人才的政策和导向出了问题,这又让我们反思中医学校教育的得失。 1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兴趣是中医教育过程中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学生学习活动中,学习兴趣是很重要的,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曾讲过:“教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本身,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可见,对一个教师来说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才是教学的本质所在,这一点对于中医教育尤为重要,众所周知,中医学产生于几千年前,其理论在今天看起来显得抽象古朴,对多数医学生来说,乍一接触,如果没有教师生动形象的讲解,恰到好处的点拨,学生就会觉得其晦奥艰涩而丧失学习的兴趣,那点对中医学的好奇心一旦被浇灭,想要重新点燃学生的求知欲望之火,就会显得及其棘手,加之本身祖国医学博大精深,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平时要注意知识的积累,做到博览群书,教学过程中能做到解疑答惑,同时还应注意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尽量通过自己生动形象的语言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还要会适时、恰当的使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活跃课堂气氛,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当然,除了具有深厚的知识文化底蕴外,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于一个医学教师而言也非常重要,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有了一定实践经验,授课时就可以融入生动的病例来充实教学内容,而且,亲眼看到书本上的东西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讲课时才会底气十足,且更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2学习传统教育模式,做到教、学、做一体化 如上所述,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且其底蕴深厚,而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标榜以快速提高考试能力的各种复习资料纷繁复杂,各科都是如此,中医也不例外,学生对各类知识的记忆可以做到滚瓜烂熟,但实际运用却多无从下手,例如一类以趣味记忆方剂为内容的小手册,作者将各种常用方剂的组成简称连在一起,组成句子或短语,有的配以插图,对于备考者来讲,确实形象生动,能大大提高记忆效率,实则不然,有学生以此备考方剂学,成绩确实不错,但是在临床实际应用时却只知方,不知证,不知方中君臣佐使,更不知加减。究其原因,以这种简易“趣味歌诀”记忆方剂,趣则趣也,然味淡而不悠长,实为偷懒的捷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学习传统中医教育模式,采用师带徒方式,尽可能给学生更多的接触临床的机会,增强其动手能力,是对书本知识的巩固、强化,同时对加深理解、记忆也会有很大的帮组,尽可能将教、学、做一体化融入到中医教学过程中。 3培养学生良好的医德,我们还需努力 医学工作是一项性质特殊的工作,医学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疾苦患者,医学生未来工作的直接对象是活生生的人,作为一名医者,我们的行为直接关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牵系着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因此,我们培养出来的中医药人才,不仅医术要精,更重要的是思想觉悟要高,道德品质要好。 近些年来各种医患纠纷也时有发生,加上现在的医学生即未来的医生大多都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且绝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一直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对孩子百般呵护,只求付出不求回报,这种“无限责任”的关心、呵护,使他们一方面变得自我意识很强,处处以自我为中心,另一方面对周围的任何事表现出漠不关心,缺乏基本的责任感。面对这种现状,就要求我们老师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既要搞好医学专业教学,又要加强学生的医德教育。在这方面,唐代名医孙思邈堪称典范,他的《大医精诚》至今读来仍不失借鉴意义。 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医德风尚方便,我们不光可以通过讲述历代名医高尚的品质激励学生学习效法的方式,还应当注意做到身体力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仅仅进行口头教育是不够的,以实际行动在学生面前树立学习的榜样,威力才是无穷的,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医论文:浅谈生态文明和中医药学的关系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中医药学从我国古代有文字出现的时候就有记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创造了神奇的医疗效果。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医疗体系,但现在大多数已经消失,被现代西方医学所取代,中医药学作为少有的独立医疗体系能与现代医学并存,并且发挥着西医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与其以人体生理平衡为基础,不断继承前人成果,并充分吸收各个时代先进科学技术和知识,逐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密切相关。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生态文明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生态文明的进步[2]。 把人体健康与生态平衡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寻找联系,使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医药学的一大特色。早在春秋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还把疾病的发生归诸鬼神祟蛊,中国的医学家就已经认识到人体的病患与饮食起居、喜怒哀乐有关,后来又有医生用自然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失和来解释病因,这曾是当时世界医学史上最先进的病因观。在这种病因观的影响下,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能对人体产生作用,从中寻找良药祛除病源也就成了当时医药学家的主要工作。 生物群落和其生存的周围环境所构成的系统称为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系统中,系统各部分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上相互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称为生态平衡。人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与食物链中的其它生物一样,充当着消费者的角色,一旦人类的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态系统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出现人类的灭绝。中医药学的实践就是把人体视为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人体内部各种生理活动正常进行,健康状况良好,就处于平衡状态,当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共同起作用导致正常生理活动被破坏,开始的平衡被打破,疾病就随之而来,各种治疗药物和方法都是为了弥补这种平衡。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现了藏象、经络等生命活动现象,六淫、七情等致病因素,以及病态过程中互相抗衡的“正”、“邪”两种力量的存在,穴位是调整功能的枢纽;内因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是致病精神因素,即内在因素;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六大类,包括细菌病毒是致病的外来因素。气血是全身的动力,还有内外因等等,这些都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是整体的功能因素。《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两部经典医书正是在前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向理性认识过渡的产物。在中医思路与方法的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收集到的有意义的症、脉、舌象等信息确定患者的“证”,再通过对“证”的辨证施治,确立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法,这与当今许多西医学家提出的个性化治疗非常一致。作为中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阴阳”、“五行”等概念,和脏腑经络、病因病机、四诊八纲、辨证论治、治法治则等一整套独特的治疗概念、理论体系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医学注重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中医用药的方剂中讲究君臣佐使,每一个方子都有不同的配伍原则,其内在也是体现出生态平衡的意义,每一种药物都有其治疗作用和副作用,针对疾病的主要药物为君药,为了辅助君药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药物称为臣药,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称为佐药,指引导诸药直达病变部位,或调和诸药的药物称为使药。君臣佐使四类药物的相互影响,给人使用后就能帮助人体尽快恢复生理平衡,疾病自然消失。 西医采用了很多化学药物,生产工艺中有很多污染问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与化学药物不同,中医药的原料都是自然界可再生资源,并且以植物为主,这与人类的饮食习惯一致,也符合现在比较热门的发展低碳经济,绿色环保的理念。现在很多人在饮食中都注意食用适合自身保健作用的有药性的食品,比如鱼腥草、马齿苋、山药、枸杞等药物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对于我们提高全民素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很有益处。对于很多新出现的疾病,西医很难在短时间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但中医药学在中国防治非典和现在肆虐全球的H1N1型流感的应用极大的作用,对于突发的疫情,中医药学工作者及时提供了相应的处方,避免了很多易感人群感染疾病的机会,给疫苗的研发机构争取了时间。 生态文明主要是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发展经济的目标,医药学作为社会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至关重要。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为了让世界人民共享中医药文化带给人类的健康,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一方面,在中医药学理论和西方医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地从传统中药中选择具有良好临床效果的中药对其成分进行系统研究,寻找植物中真正起作用的成分,运用先进的监测分析方法对其活性和质量进行监测和监控,开发出更多的源于可再生资源的新药;另一方面,将中医药学理论中的精华与西方医学理论有机的结合起来,根据病人的自身特点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最大程度上减轻病人的痛苦,减少医疗上的花费,相应的提高了经济效益。中医药学现在面临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下,中医药学与时俱进的发展模式很适合现阶段的社会环境,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保护我们的环境是中医药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随着生态文明与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它必将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医论文:中医教育对傣药学发展的实用性 1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傣药学”实践教学体系建设 1.1强化实践教学的地位和作用 实践教学是中医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傣药学作为一门经验医学,是几千年傣族人民与疾病抗争的经验总结。傣药学学生的培养,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其专业素质中的重要方面,而实践教学就是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而设定的教学环节。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专业技能实验室,二是临床教学基地。通过加强傣药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加强傣药学临床基地建设的指导,强化临床教学管理,全面提高学生实践技能与水平。 1.2积极加强实践教学教材体系建设 教材建设是教学建设的重要环节。2012年出版了《傣药学》等相关的专业教材,《云南省中药材标准》也已出版了傣药篇,并制定了一部分傣药的质量标准,《云南民族药志》也收录了一部分傣药的常用药方。傣药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在已不同的形式完善已有的理论体系。建议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方筹集资金,筹划、组织并出版傣药学实训教程,以推进傣药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1.3构建具有傣药学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早期在基础课阶段就安排临床见习,中期临床课学习阶段进行临床一体化教学,后期毕业实习阶段在完成各科临床训练的基础上进行导师学术经验传承。实践环节的安排,不拘泥在临床和实验室进行,也可通过典型病例的录像讨论、临床医疗远程观摩、学生社区服务等,让学生以多种形式接触患者、接触临床,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三基”要求,明确实训、实习目标。优化实训、实习计划,编写实训、实习手册,做好实训、实习的各项管理工作,全面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临床思维和动手能力。 1.4探索开放教学实验室的创新模式 傣医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验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验证理论和掌握实验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科学素养,真正具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应变能力和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基于目前教学计划内实验实训课时不足,部分实验教学方法单一,不能满足学生的主动性需求等问题,建议根据傣药学实验实训类课程的特点,改革和探索具有傣药学特色、有效率的创新性实验室开放模式。开放实验应包括以下项目:①实验课内选做的实验实训项目,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选择进一步强化实训。②学生自主选题的综合性、设计性、拓展性实验实训项目。③大学生创新性、研究型计划实验项目。④由学生承担的教师科研项目的部分子项目。通过教学实验室开放新模式的实践,全面调动学生及老师参与实验室开放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了实验室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提高实验室仪器设备使用率,同时也提高了实验教学质量,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临床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1.5加强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 傣药学的学科专业建设,涉及到学生的实习和就业。要做到“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是学科的建设目标。学生的见习期短,实习范围有限,不足以满足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加长实习期,实践和理论的学习时间能够合理分配,使每个学生都能在不同的岗位得到锻炼,这就需要有全方位的实习地点可以提供实习机会。云南中医学院先后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民族医药研究发展中心、云南中医学院附属傣医医院、云南省傣医妇科专科和民族医药学院等机构;在技术支撑平台方面,拥有云南省高校“民族药现代研究重点实验室”、云南民族医药保护与产业发展研究基地、云南省民族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识药认药方面,也在积极建立傣药种植基地。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机构,规范、科学见习,及早强化学生临床基本技能,动手操作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内联外引,加强傣药学师资队伍建设 傣药学是临床学科,除了课堂讲授外,还要进行学生临床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教师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临床经验,具有较高的辨证论治水平,并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教师通过具体病例及自身的临床实践,让学生了解傣医理、法、方、药如何有机地结合运用于实践中,引导学生掌握傣医辨证论治的规律和方法。目前,傣药学学科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临床、教学、科研队伍,有高级职称15人,中级职称11人,初级6人。其中博士7人,博士生导师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11人。今后,应该制订行之有效的培养措施,继续鼓励年青老师攻读在职研究生、参加各种继续教育学习班、外出进修等多种方式,不断拓宽青年老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提高他们参与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的积极性,使师资培训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绩效考核办法,鼓励更多的专业老师加入学科教学的队伍。此外,应有针对性地聘请实务部门的专家及海外学者和专家为兼职教授参与学科建设,打造一支一流的“双师型”教学队伍。总之,在高校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今天,实践教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傣药学实践教学的体系和基地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需要每一位傣药学教育工作者去努力探索和实践,不断提高傣医药临床教学质量。 中医论文:中医药教学的情况及策略 不能独立完成作业多数学生做作业不认真,从网上直接下载,相互抄袭,有甚者直接复印其他同学的作业,迟交作业或不做作业的现象普遍。考试作弊现象屡禁不止代考、夹带、抄袭、传纸条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成人教育的办学质量和办学声誉。“管”方面的现状管理模式难有突破高校成人教育除了采用业余、函授等学习形式具有成人教育的特色外,其他管理模式均照搬普通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如集中式教学、强调授课学时和出勤情况、考核形式单一等等,忽视了成人学生的特殊性。管理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在当前信息化时代,管理人员队伍的建设目标不能仅限于懂专业、懂教育教学规律、懂教育管理工作,而是要具备相当的计算机操作水平,具有学习新业务的精力和能力,在优化管理方法上具有研究能力,会管理、会综合、会协调,能协调全局并能全方位工作,这样一支多功能型的管理队伍才能适应新世纪人才培养发展的需要。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不够虽然高校使用计算机和网络处理一些教学管理日常事务,但在应用某些软件系统上力度还不够,尤其在使用教务管理系统上还不能尽如人意,不能保证每个教学环节都能实现信息化处理。有的高校成人教学和本科教学共用一个教务管理系统,这样不能完全适合成人教学的特点。因此高校应投入一定的资金和精力开发成人教育网络化教务信息管理系统,将教学、教务、学籍融为一体,独立使用,与本科教学相分离。 因此任课教师首先要重视成人教育教学工作,发扬热爱成人教育、勇于创新及无私奉献的精神,树立现代成人教育观念,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传授知识与培养学生各方面能力。其次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更新自身专业知识结构,学习有关成人教育的基本理论,掌握成人教育的特点与规律,从事成人教育教学的科学研究。为此学院可定期组织教研活动或开展成人教育授课业务技能比赛,教师通过这些活动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以更好地服务教学[1]。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根据成人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任课教师应把理论课限制在“必需”、“够用”的范围内,加大实训课的比例,由传统的讲授为主向讲练结合、精讲多练、注重实践操作的教学形式转变。教学过程中可尝试问题导向式教学法(PBL),让学生带着问题去思考和学习。课后教师可将讲课课件传给学生,引导学生继续自学,再通过电子邮件、QQ等方式与学生互动讨论,对学生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及时加以反馈和指导,以便学生能切实提高自身学习效果[2]。开发一套符合成人教育特色的教材结合成人学生业余学习、基础差等特点,普通本科教材根本不适用成人教育教学,应开发出一套适合成人学习的教材,教材内容注重实用性和实践性,力求“浅、简、低、活”,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出发点,配设同步习题册和助学光盘,以便学生能有效理解与应用所学知识,并逐步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在工作岗位上活学活用。 建立健全教学监督与评估机制为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应合理制定质量标准、可行的评估实施方案和评估指标体系,建立一套适合成人特点的教学监督与评估机制,聘请一些业务能力强、教学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教师或领导组成教学督导组,实行督导、听课制度,每学期定期检查和评估教学环节,召开任课教师、学生座谈会,并根据评估和反馈结果加以总结、改进。此外可建立奖惩制度,在每门课程结束前,学院组织督导组对任课教师的教学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通知教师所在院系,对考核优秀的教师实行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取消其成人教育任课资格。加强学风建设,培养学生主动学习意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学院应注重成人学生的思想教育与心理辅导,必要时可增设一门思想教育课程,帮助学生端正其思想认识、学习态度与动机,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终身学习的理念,摆脱那种认为取得证书更重要的目标定位,进而增强其组织性、纪律性、主体意识和责任感,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保证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也有利于减轻教学管理工作的压力。提高学生的出勤率根据成人学生的特点,学院要合理安排上课时间,严格考勤制度,采取任课教师点名、管理人员抽查制,以及增大出勤分占课程总成绩比例的成绩评定方式。同时采取相应的考试资格制度,对出勤率未达到此课程规定课时30%的学生,将取消其此门课程的考试资格,从而督促学生按时到校上课学习。 严肃考风考纪一方面采取多样的考试形式和方法,考题着重于应用,不拘泥于书本中死记硬背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加强考试过程的管理,严格考场纪律,按标准安排考场和监考人员,加强巡考,以避免出现作弊现象,对作弊、代考等违纪行为要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树立服务的管理理念,加强信息化管理手段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管理人员队伍一所高校教学秩序的有效运行和教学质量的稳定提高需要依靠一支精通业务、有创新思维、协调沟通能力强、信息化管理水平高的管理人员队伍。因此,管理人员要切实做好教学管理工作,首先要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育人”的理念,为学生着想,为师生做好各项服务。其次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善于总结,勇于探索新的管理思路和方法,优化教学管理理念。再次要学习一些现代管理学知识,掌握现代管理方法。推进管理制度改革高校应从成人学生的实际出发,积极调研,制定全面、丰富、多形式的管理方式,管理人员通过班主任、 班长双重制与学生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了解和反馈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建议,不断改革与完善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健全教学管理制度与学籍管理制度,保证教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顺利运行[3]。应用现代化管理手段高校要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逐步形成成人教育现代化教学管理体系。首先要重视校园网站建设,一方面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通知、新闻、政策等信息,另一方面将所讲授课程制成网络课件,实现开放式教学,学生可随时点播、观看及下载课件内容,以满足自主学习的需求。其次通过BBS、电子信箱、QQ等形式,方便师生间互动与交流,同时征集学生对日常管理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然后加以研究探讨和总结,促其改进。再次增加信息管理系统的运用,如教务管理系统、学籍管理系统等的使用,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发一些适合成人教育教学管理的软件系统,从而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和便捷性。 中医论文:对于中医证候研讨及思考 近年来医家对MCI中医证候及其分布的研究进展 近几年来中医证候的研究主要是在其分布规律方面进行的,众多研究者按照相关的MCI诊断标准在临床中收集MCI患者病例,然后再按着一定的标准进行纳入和排除,整理数据和进行统计分析,得出MCI中医证候分布的规律。现代研究中,田金洲等[9]依照中医证候诊断量表及诊断标准将MCI中医证候分为7个证候,即肾精亏虚证、痰浊蒙窍证、瘀阻脑络证、阴虚阳亢证、热毒内盛证、腑滞浊留证、气血不足证,按照相关诊断标准从北京7个社区里纳入543名研究对象(包括MCI患者159名,AD患者171名,正常对照组213名)进行研究,本研究结果显示,肾精亏虚证(67.6%)是MCI的最常见证候,其次是痰浊蒙窍证(40.9%)和瘀阻脑络证(35.2%),阴虚阳亢证(34.0%)、气血不足证(25.2%),但是MCI组、AD组、正常对照组3组比较,气血不足证并无统计学差异。杨志敏等[10]参照相关诊断标准,纳入研究对象98名(MCI患者44名,正常对照组54名),将98名研究对象从肾虚证、脾气虚证、心血虚证、痰浊证、血瘀证、肝郁证等6个基本证型进行辨证分析,研究发现心血虚证(54.2%)和脾气虚证(50.0%)在MCI证型分布中的重要性,这是前人的研究很少提到过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研究发现肾虚证(79.5%)、血瘀证(52.3%)、痰浊证(43.2%)是MCI的常见证型,但是与正常对照组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故本研究提示心血虚证、脾气虚证是MCI发病的主要病理因素,此亦与古代对于心脾两虚证健忘的认识相一致。朱蔓佳等[11]通过参照目前国际公认的MCI诊断标准,筛选出252例MCI患者,运用1997年田金洲等制订的辨证量表确立五种证型,并根据量表评分进行辨证分析五种中医辨证分型中,以肾精亏虚证最为多见,143例,占56.7%;其次是气血不足证107例,占42.5%;再则是痰浊阻络证65例,占25.8%。其中单纯虚证120例,占47.6%;虚实夹杂证80例,占31.7%;单纯实证52例,占20.6%,研究提示MCI病属本虚标实,以肾精亏虚为主,其次为气血不足,兼痰湿血瘀等,治疗以健脾补肾益气为本,祛痰活血通络治标。三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张艳萍等[12]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提出的老年期痴呆中医辨证标准,结合轻度认知障碍的临床特点拟订MCI中医证型3个,即髓海亏虚型、痰浊阻窍型、气滞血瘀型。对128例MCI患者进行研究,发现128例患者中髓海亏虚症状者达121例(94.5%)。虚实夹杂证45例,占35.2%(髓海亏虚兼痰浊者28例,兼血瘀者7例,兼痰浊及血瘀者10例);单纯痰浊阻窍者5例,占3.9%;单纯气滞血瘀者2例,占1.6%。研究提示髓海亏虚证为MCI的主要证型,髓海亏虚为其本,痰浊、血瘀、毒邪互结为其标。肝肾亏虚,髓海不足,脑失所养,神明失用是MCI的主要病机。 讨论 通过诸多古代医家的论着可以看到,古代医家对于“健忘”(MCI的中医范畴)的论述众多,总结起来共有7个方面,即肾精不足、心肾不交、心气血亏虚、心脾两虚、瘀血阻络、痰迷心窍、气郁健忘。但古代医家对于各方面的分布规律缺乏科学的研究和论述。近年来MCI证候研究者结合众多医家的临床实践,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对MCI中医证型的分布规律进行研究。本课题组曾在前期文献研究基础上[13],以中医证素辨证理论为指导,设心、肝、脾、肺、肾五脏为病位要素,以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亏、痰、瘀等为病性要素,以105例认知正常老人为对照,做151例MCI患者的中医常见证素临床调查,初步发现肾、心、精亏、气虚、痰、瘀等是构成MCI的常见证素,肾精亏虚证、心气虚证、痰浊证、血瘀证是MCI常见证型;并以培元化痰、祛瘀通络、和血益智立法,组成培元益智方,治疗MCI取得较满意的疗效[14,15]。且由表1可知,肾虚证、痰浊证、血瘀证、气血不足证(包括心血虚证、脾气虚证)在各组研究的MCI患者中都占有很大比例,且单一证型的MCI患者所占比例小,复合证型的MCI患者所占比例多,其他证型因为拟定的中医证型不统一,因而结果难以比较。研究提示临床中MCI患者以肾虚证、血瘀证、痰浊证、气血不足证(包括心血虚证、脾气虚证)为主且常相互兼夹。但是在诸多现代研究中,对于MCI证型及其分布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值得我们更加深入的思考。以下选取两例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论述。田金洲等[9]研究认为:肾精亏虚证(67.6%)是MCI的最常见证候,与AD组、NC组相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同时研究也显示NC组肾精亏虚证积分与年龄呈正相关。其次是痰浊蒙窍证(40.9%)和瘀阻脑络证(35.2%),阴虚阳亢证(34.0%)、气血不足证(25.2%),但是MCI组、AD组、NC组3组比较,气血不足证并无统计学差异。本研究还提示痰浊蒙窍证(P=0.05)是MCI的危险因素,其他证型与MCI的危险率关系不大(P 0.05)。由此我们可知,肾精亏虚证是MCI的主要证型,痰浊蒙窍证是MCI发病的主要病理因素,气血不足证在正常老年人中为常见证型,在MCI患者中并无特异性。但是杨志敏等[10]的研究却与田氏等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杨氏等认为:虽然肾虚证、血瘀证、痰浊证是MCI的常见证型,但是与正常对照组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两组心血虚证、脾气虚证分布差异有显着性意义(P 0.05),故心血虚、脾气虚或心脾两虚是MCI发病的主要病理因素,心血虚证、脾气虚证或心脾两虚证是临床中常见的MCI证候类型。而肾虚证在正常老年人中为常见证型,在MCI患者中并无特异性。此种研究结果既往研究很少涉及,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做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从而为早期治疗轻度认知障碍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思路。结合以上两者的研究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笔者经过深入思考后,认为众多研究者对于MCI中医证型及其分布存在争议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条:①研究对象的收集存在问题:很多研究者只是在门诊、病房,而没有去社区进行研究对象的收集。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患者已患的非MCI疾病(已影响到患者的正常生活)对MCI的证型产生影响。②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不统一、不可靠:虽多采用MMSE、GDS、ADL等量表测试,但是各自的分值划分不统一,且以上量表都是针对AD而设立的神经心理学量表,对于能否仅靠这些量表进行MCI的诊断得需进一步斟酌。③研究中所用的中医辨证标准的不统一、可靠性差:研究者常用的中医辨证标准有《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提出的老年期痴呆中医辨证标准,《中医证候诊断量表及诊断标准》,田金洲等制订的《血管性痴呆中医辨证量表》(SDSVD)等。以上标准大多是针对痴呆而设立的中医辨证标准,甚至有用血管性痴呆的中医辨证标准来进行MCI的辨证,缺少统一的MCI中医辨证标准,其可靠性较差。④没有设立对照组:有些研究者的研究设计中病未设立对照组,因而容易将正常老年人常有的证型误认为MCI的特异证型。⑤统计方法,P值设定的不统一,因而导致统计结果的差异。 针对以上MCI中医证候及其分布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为进一步规范MCI中医证候及其分布的研究,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增加社区MCI病人的收集,规范统一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制定统一的MCI中医辨证标准,科学设立对照组,尽可能的统一研究所用的统计 方法等。同时笔者还认为对于MCI中医证型的研究还可以另辟蹊径:从证素入手进行MCI中医证候、证型的研究。证素即辨证所要辨别的位置和性质,是构成证名的基本要素[16]。从证素入手,能从疾病的病理本质上进行辨证研究。将有关MCI的文献知识、专家经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通过相关数理方法,建立MCI证素辨证数据库,提取MCI证候的辨证权值,根据计算数值确定证型,可以使MCI辨证由经验性的模糊判别转变为较为清晰、客观的计量资料,从而为进一步进行MCI中医证候分型及其分布的规范化研究奠定基础。以上是笔者对于近年来MCI中医辨证及其辨证研究的一点思考,希望能给其他MCI研究者一些启发。综合上述古代论述和诸多现代研究,MCI中医证型可以归纳为肾虚证、血瘀证、痰浊证、气血亏虚证(包含心血虚证、脾气虚证、心脾两虚证)、热毒内盛证、腑滞浊留证、阴虚阳亢证、气郁证。其中肾虚证、血瘀证、痰浊证、心血虚证、脾气虚证、心脾两虚证为MCI患者常见证型。而对于中医证候及其分布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研究者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努力加以解决,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从而进一步得出更加精确统一的MCI中医证型及其分布结果,为对MCI进行早期有效干预治疗,延缓或阻断MCI进一步发展为阿尔茨海默病奠定基础。 中医论文: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探讨 摘要】 分析了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中医中药密不可分,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认为中医药现代化的思路应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中医中药一体化发展;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指出中医药的现代化应建立自己的标准,以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为依归。 【关键词】 中医现代化 辨证论治 整体观 循证医学 蛋白质组学 中医药现代化是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工作有以下几个方向:(1)基因组学研究。国家人类基因组陈竺院士提出,我国将用已经掌握的人类基因组知识技术为平台,推动中医药的发展[1];(2)蛋白质组学研究。虽然蛋白质组学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刚刚起步,且目前多集中在对病理学、给药前后的生化指标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但已经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2];(3)将现代医学中的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和解剖学等基础知识运用到中医的诊疗手段中;(4)采用实验室技术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上述工作或许可以称之为中医药现代化的大胆探索。但实践证明,由于理论体系和医疗实践的截然不同,所得结论并未使中医药理论体系昭然天下,反而让研究人员自己都感到更加困惑,甚而使研究进程逐步偏离了中医药的本身。因此,仍然不能称之为中医药的现代化。由此看来,在促进中医药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某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就是中医药自身独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也是其优势所在。 1 中医药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1.1 整体观念与辨证论治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中医药学的两大特色,它们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和临床治疗指南。 整体观念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注重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正如《中医基础理论》总结的"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中心的有机整体"。人体的五脏六腑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通过全身经络而互相联系起来,既反映整个生命活动的信息,又受其他各部分活动的影响,所以《素问·灵兰秘典论》说:"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另一方面中医注重人体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活动与自然运动规律相统一,人体的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乃至疾病的诊断、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发展中医药学所必须继承的。在与现代生命科学的竞争发展中,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才能逐步吸收对方的优势而为己用,并最终超越对方。 1.2 中医中药不可分 目前有关中医药现代化的探索研究中,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中药独立于中医学进行单独研究,也就是上述的实验室采用分析中药化学结构和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的探索方向。综观目前中医药领域,从教育的学科设置到院校的设立,都将中药设为中医学大专业下的一个分支学科,说明中药不应脱离于中医学独立存在。而将中药学更名为"生药学"的做法显然试图是把中药学从中医学中分离出来。 中医经典着作中确实有诸如《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本草专着,但只要浏览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经典着作中都有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医理论,甚至中医临床。所谓的"中药学"的理论基础和"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同源的,也是一致的。脱离了中医学,就不是中药;脱离了中药的中医,也不再是真正的中医了。将中药独立于中医学将使学中医专业的人不认识中药,不知道中药理论和应用;学中药的人根本不懂中医,只能成为了药物化学、药物动力学的专家。 中医中药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试图将中药独立于中医进行研究的探索都不可能反映中医的本来面目,反而给中医药的发展设置更多的障碍。 1.3 临床疗效是中医实践应坚持的标准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医学均来源于临床实践,中医也不例外。要检验一种治疗技术、治疗方法、治疗思想是否可取,必须以临床疗效作为标准。 中医在其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也产生了很多学说。经过反复的临床验证,有的得到了肯定,成为指导原则被记录到经典着作中;有的则被否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目前临床上普遍使用的 "验方"、"验案"都是历史积淀的成果,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目前西医为主流医学,当然是因为其确切的疗效。回顾其发展历程,也是经过了这个临床实践的筛选过程,才逐步确立了一个又一个的标准治疗方案。由于中西医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系,两者能否最终达至结合甚至融合,仍然有待实践验证。如果因为中医的理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不符合西医的体系就以"不科学"为由对中医进行批驳甚至否定,就好比是医学上的"种族歧视"。 "科学"只是验证真理的途径,并不是鉴定真理的标准。如果以现有的或已知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医进行"去粗取精",被"去"掉的"粗"也许就是中医的"精华"。 2 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实现中医药的创新和发展 2.1 发展整体优势,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医 中医药学是以整体、辨证的观点去把握生命、健康、疾病与药物的关系,其特色是"天人相应"和整体调节。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医学的整体观在很长时间内不会被当代科学所认识,甚至被认为是神秘的。 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宏观整体优势与特色的发掘,重视解释证候、方剂乃至于中药等概念中有关的整体、系统、协调、整合等复杂性问题;应充分吸收、借鉴现代生命科学的新成果,弥补自身不足。 可以说,中医药学是典型的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医药学方法论的创新提供全新的视角。例如:复杂适应系统关于涌现的认识,可以考虑用来揭示方剂疗效机理、证候形成机理所包含的"多因微效"基础上系统的"涌现"。因为方剂疗效和复杂性疾病及其证候的形成,很可能是在微小的变动基础上系统"涌现"的结果[3]。 蛋白质组学研究是对机体、组织或细胞的全部蛋白质的表达和功能模式进行研究。将传统的中医治疗过程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相结合,从整体、宏观的角度揭示机体内蛋白质的表达情况,从而阐释以宏观辨证、整体观念为核心的中医理论体系。通过对机体功能的体现者--蛋白质进行研究,可以直接发现由于药物作用而差异表达或特异表达的靶蛋白质,验证中医"四诊法"的科学之处[2]。 2.2 中医药现代化不能走"医药分离"的道路 从中医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其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模式,主要采取量化、直观化方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研究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针对某一疾病的"新型中药"。但是,中药的重要理论是四气五味,将中药的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就不再具备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而应归于西药的化学成分范畴。因此,中药的现代化不能违背中医辨证立法、依法处方用药的原则。如果中药现代化走向简单模仿西药研究的道路,将使中药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的特点。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 "废医存药"覆辙,阻碍中医药学发展,难以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中医中药不分家,必须清楚认识到研究中药的药性理论与中医理论的关系,以及临床应用的规律。利用功能蛋白质组学技术,分析经这些单味药或 复方药处理过的组织、细胞或体液表达的蛋白质组,并比较治疗前后蛋白质组的表达差异、鉴定其中发生相应变化的蛋白质,从蛋白质组水平上对中药的多环节、多靶点调整作用进行研究,可揭示中药单方、复方的作用机制,阐明药物作用的物质基础及内在的配伍规律,这无疑是中医药走向世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研究 [2]。 2.3 立足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 医学的起源和发展都是以临床为立足点。回顾中医的发展历程,这一特点更为突出。可以说,中医的生命力就是体现在临床实践中。在以阐明中医药治病机理为目的的探索过程中,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医药疗效如果得不到提高,即使机理再清楚也是徒劳。因此,切不可一味沉迷于基础研究,忽视临床实践。"纸上谈兵"不应为中医者所为。 长期以来,我国中医药学的临床研究主要停留在临床观察和个案报道上。而且,中医对疾病证据的采集和分析多是从宏观入手,主观因素较多,对疾病的命名一般以主要症状为依据,缺乏系统性,难以建立统一的评价标准。而循证医学模式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能弥补中医之不足。循证医学采取完全随机、对照、双盲的科研设计和大规模、多中心、前瞻性的研究,以降低研究结果的片面性,提高可重复性。 中医辨证论治与循证医学是一致的,都是来源于实践又应用到实践。遵循此模式所得结论经得起临床实践的检验。因此,应大力提倡采用循证医学的方法开展中医的辨证论治研究工作,以期使可靠的治疗方法规范化、普及化,提高中医药疗效。 综上所述,中医药现代化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的规律,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优势与特色,使中医药学从理论体系到临床实践都产生新的变革与升华,满足时展的需求,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的需求,成为既具有中国医学特色,又具备当代科技水平的中国医学理论体系[4]。 目前,标准化、规范化、定量化已成为中医药学术创新和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中医对病的诊断有自身的特点,对证的诊断则为中医学所特有。虽然西医的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些模式对中医的效果甚微,简单的"拿来主义"已经严重制约中医药前进的步伐。因此,立足于建立自己的标准,提高临床诊疗的可操作性和操作的准确性,开展大规模的临床观察对照研究,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出路。 中医论文:社区护理中应用中医护理的效果 【关键词】 中医护理; 社区; 居家护理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居家养老模式的逐步建立、疾病谱的改变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已初具规模。社区护理的健康观、预防观与中医护理的整体观、预防观不谋而合。中医护理以其速效、显效和在预防、保健、医疗、养生、康复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能很好地适应社区卫生服务功能,尤其是中医护理技术因简、便、验、廉等特点深受广大社区群众的青睐,符合低收入、高效率、低成本、广覆盖的要求,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应用前景广泛。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委的有关文件中明确指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要积极采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与民族医药的适宜技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的特色和优势”。 1 应用的可行性 首先,社区护理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护理的健康观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把人看作是一个具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多方面需要的整体[1],强调家庭、社会以及心理对人的健康的影响,这与中医护理的“天人合一”和“形神合一”的生命整体观一脉相承。中医护理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将人与生存环境的和谐、人体心身的和谐视为健康的基本标准,并贯穿于疾病防治和抗衰老理论与实践之中。社区护理的主要内涵是向个人、家庭、社区人群提供以健康促进为目标的护理服务,以增进健康和预防疾病为要务,这与中医护理的“治未病”的预防观不谋而合,中医护理的预防观印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强调以增强体质为核心的健身防病思想,制定了外以适应自然变化、内以促进机体抗病能力、机体协调能力的养生原则。可见,中医护理的整体观与预防观在社区现代护理观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护理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中医护理来源于民间,其特有的饮食文化、养生保健及简、便、易、廉的护理技术更容易为广大社区居民所接受[1].社区人群对中医护理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中医护理模式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最后,国际社区护理蓬勃发展的背景以及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为中医护理快速进入社区护理提供了可能。 2 应用现状 2.1 中医护理在社区居家护理中的应用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的分配仍存在着不均衡性,经济发展实际和老龄化社会的逐步形成,居家护理将成为适应大众需求的一种主要的社区护理工作方法。居家护理是在有医嘱的前提下,社区护士直接到病人家中,应用护理程序向社区中有疾病的个人即出院后的病人或长期家庭疗养性的慢性病病人、残障人、精神障碍者,提供连续的、系统的基本医疗护理服务[2].社区护士将成为居家护理的主力军。中医护理以其优质、显效、简便的特点,不断丰富着居家护理的内涵。 2.1.1 在居家护理评估中的应用中医护理评估与社区居家病人评估的主要内容相似,包括病史、临床表现、体检及治疗情况等。中医护理评估技术是在整体观和辨证观的指导下,在现病史、个人生活史、家庭环境评估、症状与体征评估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医护理评估内容的引入加强了居家护理评估的深度与广度。目前,进行居家病人护理需要评价时,常用居家病人护理需要评估量表。为了充分利用中医护理的优势,可以对此量表进行修订,增加中医护理评估内容。 2.1.2 在慢性病人居家护理中的应用社区的慢性病人包括冠心病、高血压病、肺心病、糖尿病、溃疡性结肠炎、先天性畸形、慢性肾功能衰竭、骨和关节病变需要牵引和卧床者等。中医护理以其优质、显效、简便的特点,在社区慢性病人居家护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社区护理工作中大部分护士能够使用中医养生相关知识对患者进行辨证下的中医护理干预。干预项目的应用率依次为:用药指导、生活起居调养、情志调护、健康膳食、康复指导,而用药指导、生活起居调养和情志调护的中医护理干预,在家庭病床列前三项[3].可见,中医养生保健方法,尤其是情志护理、药膳护理更贴近生活,因其护理方法简便易学、直观安全、效果显着,更适合在社区普及推广。中医护理技术如针灸、拔罐、按摩、刮痧、中药贴敷、中药熏洗、中药静脉注射和穴位注射、耳穴埋籽、脐疗、中药离子透入等在社区慢病居家护理中应用广泛,尤其是按摩法,因其简便易行,备受社区居民的喜爱。但在实际工作中,针灸、拔罐、按摩、刮痧等技术主要由中医医生操作,中医护士很少应用。中药贴敷、中药熏洗、中药静脉注射和穴位注射等由护士按照医嘱实施。中医养生方法及护理技术因其低廉性,对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尤为重要,有助于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覆盖率,有利于提高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力度,尽快缩小城乡差距。 2.1.3 在居家康复护理中的应用在社区,需要康复护理的病人包括出院后病情已稳定但需继续治疗或康复的病人、残疾人等。常见的有术后病人、脑血管意外病人、高位截瘫病人、先天畸形或后天伤病造成的功能障碍、残疾者。中医药膳护理、情志护理以及针灸、按摩等护理技术在防止压疮、增进病人的心理健康、促进病人的营养、畸形和残障病人的康复护理、健康教育、家庭环境适应性改变的指导等方面应用广泛,使向病人提供优质的康复护理成为了可能。 2.1.4 在老年人居家护理中的应用目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决定了居家养老成为我国养老服务的主体。同时,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分居养老将成为今后家庭养老的主要方式。虽然,在社区老年人居家护理中,为老年人,尤其是为分居养老的老年人提供饮食养生、起居养生、睡眠养生、运动养生、精神养生、药膳养生等方面的知识指导以及传授灸法、按摩、中药敷贴、中药熏洗等简便易行的中医护理技术对于提高老年人生命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社区中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尚未完善,社区中医护理人力严重不足,中医护理在老年人居家护理中的应用较少。 2.2 中医护理在社区健康教育中的应用在社区健康教育实践中,中医护理与社区护理有机结合,在充分利用现代护理健康教育理论、模式、程序以及实施方法的基础上,在社区健康教育内容中渗透着中医护理知识与技术。中医环境养生、起居养生、膳食指导、心理调适、性养生保健、用药指导、运动养生等在社区妇女、儿童、中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慢性病病人的康复护理等方面不断拓宽着社区护理健康教育的内涵。中医护理与社区健康教育内容正在逐渐完美融合。 3 小结 社区护理是护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虽然,中医护理在社区护理中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中医护士的执业制度、社区中医护理人力严重不足、护士中医护理知识与技术水平低下以及中医护理健康教育体系尚不健全等诸多原因,中医护理融入社区护理的步伐缓慢医学|教育网整理搜集。因此,我国的社区护理应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与法规;多途径培养社区中医护理专业人才;提高宣传力度,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中医护理服务;充分发挥中医护理特色,利用中医在预防、养生保健、康复等方面的优势,实现中医护理现代化,开创适合我国国情的社区护理模式,促进我国护理事业与国际同步发展。 中医论文:中医学专业学生教学改革的初探 1、措施 1.1程设置与教学内容的改革 (1)整合与优化现有课程,促进课程结构综合化。明确各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保证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衔接,避免无谓的重复,采用精简、融合、重组等方式,优化现有中医和西医基础课程的设置,使专业基础课与西医七年制基本持平,略高于中医五年制;同时为了引导启发学生思维,使之正确认识两种医学体系,拓展中西医结合思路,适当开设桥梁课,如中西医学比较、中西医结合思路方法学以及沟通公共基础知识与医学知识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相关课程。 (2)强化中华传统文化基础在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是“源”和“流”、“干”和“枝”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引入一些中华文化的人文课程,如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史,这样的课程比较有助于了解中医学本身的思维方式,更容易、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医理论知识,起方向性的导向作用。 (3)加强经典着作的学习。我国着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曾回顾历代名医的成才之路,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都重视《黄帝内经》等经典的学习与研究。精读中医经典,才能有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方式、较高的理论造诣、独到的临床见解和新颖的治疗思路,也才会取得较好的中医临床疗效。因此,在本科阶段增加“四大经典”着作课时(高于中医五年制),安排在基础课或临床课之后,并且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再次学习。 (4)将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医食疗学、中医预防医学等列为选修课程,这既可满足七年制学生加强应用型医疗知识的学习,拓宽中医临床知识面,又可解决由于学科设置过多,而争抢学时的矛盾。同时鼓励教师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特长,开设新型选修课,并尽力为学生提供套餐式的选择模式,促进学生个性的养成和发展。 1.2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 我校将CAI以课题形式立项开发,5000元/项,目前CAI课件已有180余个。在CAI中纳入常用临床诊疗操作技术、常见手术影像资料,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案例。案例来源于各教学医院病案室、教科书、网络。学生可以在CAI课件中学习各种临床诊疗操作技术、观看各种手术的影像资料、学习处理各种常见病、多发病及某些疑难病并可进行模拟考核,增加了考试的形式和内容,避免了考核方法的单一。 1.3推行半开放式教学 半开放式教学,是早期接触临床,增加见习比例的教学方法改革途径。增加见习时间,加强对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技能的培养。具体方法:①教师备课,选择病例资料并精心设计问题。②课前将病例资料发给学生,要求学生自学教材相关内容并通过计算机网络和图书馆查阅文献。③学生模拟临床医师分析病情并提出诊疗意见。④教师带领学生进入病房进行床旁带教提问。⑤教师对见习的相关疾病进行具体讲学,并组织病历讨论。 1.4运用标准化病人考核 中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继出台,学生在病人身上进行临床诊疗操作已经不可能。要想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只有通过模拟医院引入标准化病人(即从事非医技工作的正常人或患者,经培训后能扮演患者、充当评估者和教师三种功能的人)。他们可以无体征或有真实而恒定的体征,或模拟多种病史体征。学校每年轮流组织学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或寒暑假期运用标准化病人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诊疗方案制订等临床技能操作训练及临床技能操作考核,从而打破考核方法的单一。 1.5加强临床实践教学 “5+2”教育教学培养模式增加了半年临床实习时间,加强了临床实践教学,有利于学生临床思维、临床技能的培养,有助于临床科研能力的提高。 1.6设立七年制论坛基金 为了培养七年制学生的临床科研能力,激发创新思维和活跃学术氛围,设立七年制论坛基金。每季度一次由高年级七年制学生介绍自己的研究课题及研究结果,或介绍与本研究课题密切相关的最新进展,师生之间及高低年级学生之间进行讨论交流,专家点评。每年一次邀请校内外着名专家参加,介绍某些疾病有关诊断和治疗的最新进展,尤其是围绕中医的特色优势进行讲解。对有创新性、可行性、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给予七年制论坛基金资助。每年招标一次,研究周期为一年。 1.7建立优胜劣汰和学制互通制度 七年制学生在第十学期本科毕业时进行第一次分流考核,对不合格的学生不进入硕士学习阶段,编入五年制相应班级中,按五年制要求毕业。这一阶段强化的是“五、七”分流。其次在第十二学期结束前进行第二次分流考核,通过者进入课题研究和 论文答辩程序。不通过者有两方面选择:一是仍可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但要求继续学习,须延长学制一年;二是按五年制要求以学士学位毕业。在五年制层次学生中选拔优异的学生进入七年制层次学习。这种优胜劣汰、学制互通制度培养了七年制学生的竞争意识,形成了良好的学风。 2、结语 七年制中医人才教育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特别需要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各高校应高度重视人、财、物的重点投入,大力改革,不断探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管理思路,努力培养一大批综合素质好、基础深厚扎实、发展潜质优秀、具有硕士学位水平的高层次临床研究型中医学人才。 中医论文:运用中医理论对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实施整体护理 关键词】 中医护理 中医护理原则是建立在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它的基本特点是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护。现代的整体护理模式与中医护理有着十分相似的内涵,在中医院开展整体护理的目的就是要将现代的护理观与中医的基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护理,以进一步丰富整体护理的内涵。 骨筋膜室综合征(Osteofascial compartment syndrome,OCS)是指肢体在创伤后发生的肢体的骨和筋膜封闭的筋膜间室内因组织压升高,导致间室内容物,主要是肌肉、神经、血管发生病变和缺血性破坏的综合征,是临床常见且较为严重的创伤综合征。 通过理论联系具体病种,笔者浅谈运用中医理论对骨筋膜室综合征患者实施整体护理的护理体会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35岁,民工,因骑自行车过马路时与摩托车(车主发生事故后逃逸)相撞致左胫腓骨双骨折1天,未及时就诊而导致左小腿极度肿胀疼痛,入住我院。入院查体:体温39.3 ℃,血压90/58 mmHg,脉搏90次/min,呼吸20次/ min,轻度营养不良,左小腿极度肿胀,其外后侧各有10 cm ×3 cm 皮肤缺损,部分组织变性坏死,有脓性分泌物流出,左下肢活动受限,左足背动脉搏动良好,诊断为左小腿骨筋膜室综合征、左胫腓骨骨折。入院后行创口扩大清创+石膏托外固定术、抗感染、脱水、高压氧等治疗28天,创面瘢痕愈合,左下肢能主动活动,申请出院。 2 护理措施 2.1 护理评估 根据Gordon的十一种功能态评估患者的整体情况及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望、闻、问、切”的手段,找出健康问题的反应,制定护理计划,因人而异地实施护理。对于该患者,重点是评估患者小腿肿胀和疼痛程度、体温升高及经济情况等,根据收集的资料,确立护理诊断主要是:(1)疼痛;(2)体温过高;(3)焦虑、恐惧;(4)躯体活动障碍;(5)组织完整性受损;(6)营养失调:低于机体需要量;(7)知识缺乏;(8)自理缺陷;(9)有废用综合征的表现:OCS。 2.2 护理目标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1)疼痛及身心不适减轻或消失;(2)体温降至正常;(3)焦虑、恐惧减轻或消失;(4)患者躯体能自主活动;(5)皮肤缺损能愈合;(6)维持足够的营养以促进创面愈合及骨质生长;(7)增进自我护理及保健知识;(8)患者生活能自理;(9)患者OCS症状消失。 2.3 护理措施 2.3.1 生活起居护理 古代医家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就提出“三分治疗,七分休养”,休养包括生活、起居、饮食等多方面因素。对于该患者,就需要做到:病室环境整洁、安静、空气清新,温湿度适宜,制动患肢,减少伤肢活动,患肢不能抬高,不能按摩,以免加重缺血。术后由于伤口敞开不缝合,有条件应住单人房间,避免发生交叉感染。同时,应嘱患者按时作息,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做到起居有常,以增进病人机体正气,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 2.3.2 情志护理 由于患者突然遭受强烈的创伤,对以后的工作、生活有较多顾虑,思想包袱沉重,精神、经济压力很大,甚至产生悲观厌世情绪。历代医家强调心性的修养、情志的调适,因此,做好情志护理,调畅情志气机,对疾病的康复非常重要。住院期间,护理人员应该根据患者的心理特点,给以安慰、鼓励和支持,并解释病情,说明情志、气血与疾病康复的关系,鼓励患者排除杂念,通过各种方式调节生活,转移情绪,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避免一切不良因素的刺激,以利于疾病的康复。 2.3.3 饮食护理 《金匮要略》曰:“所食之品,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若得宜则补体,害则成疾”。也就是说,根据疾病选择食物,促进机体的康复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疾病的早期,应指导患者合理安排膳食,宜食清淡、易消化、高维生素的食品,多食蔬菜、水果及豆制品、奶制品,少食多餐,忌油腻,少食酸辣及刺激性食物;在疾病的后期,可以通过饮食加以调养,以助早日康复,《素问?五常政大论篇》曰:“谷肉果菜食养尽之”也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在病人出院时,应向患者解释饮食调理与骨折愈合的密切关系,强调“食药同性”,以促进骨折的早日愈合。因骨折后期,久病必虚,根据中医虚则补之以脏养脏的原则,又肾主骨,肝主筋,因此,应指导患者适当多吃一些动物肝(肾)脏和胡萝卜、禽、蛋、瘦肉、水果之类以滋养肝肾、补益气血。 2.3.4 病情观察 入院后仔细询问病史、症状,并详细检查。局部观察的方法包括:望、触、动、量。望:患肢有无肿胀、瘀斑及张力性水疱,足部是否存在红肿、青紫及大理石花纹;触:小腿皮肤张力,足部皮温,足背部、足底部感觉,足背动脉和胫后动脉搏动是否减弱或消失;动:足趾有无被动牵拉痛;量:测量小腿周径,每30 min 1次,观察肿胀是否加重。全身观察:严密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及尿液,尤其是尿液的量、颜色,并定期测体温每日4次,记录血常规、尿常规、伤口分泌物培养及药物敏感实验结果。注意药物配伍禁忌,合理使用抗生素。密切观察动脉搏动和趾端血运、感觉、活动及皮肤温度。如发现患肢末梢温度降低、发绀、麻木、疼痛等逐渐加重,首先应考虑是手术减压不彻底,应立即通知医师,及时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延误治疗时机而造成截肢,甚至危及生命。注意石膏托敷料的松紧度,每天检查露在石膏托外面的皮肤。观察石膏托敷料上的渗血,若有血迹用笔作标记并注明时间,发现血迹扩大报告医师,每日用手指蘸50%红花酒精按摩骨突和石膏边缘处。 2.3.5 疼痛的护理 疼痛是OCS最早出现的症状,临床上患肢疼痛的主要特征是深部、广泛、无精确定位、进行性剧痛、烧灼样传向肢体远端,肢端的趾关节被动牵伸痛,术前应充分做好切开减压的准备并使用镇痛剂;术后切口疼痛剧烈者可针刺足三里、内庭、合谷等穴,还可使用镇静止痛药,评估患者的疼痛缓解情况。 2.3.6 功能锻炼 加强肢体锻炼,注重功能恢复。护理人员应认真指导患者在疾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功能锻炼,这也是出院指导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吕氏春秋?季春记》认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功能锻炼就是通过合理的运动以促进机体的气血运行,经络的通畅调达和脏腑的功能协调,达到筋骨强壮,加速骨折愈合的目的。本病的功能锻炼以治疗性运动为主,维持及恢复关节功能,防止肌萎缩,预防后遗症。鼓励患者进行早期功能锻炼,先做伤处上下关节处的活动和肌肉舒缩运动,这既有利于消肿,又可为将来的功能恢复创造良好的条件。 术后当天即进行锻炼,主动活动为主,股四头肌等长等张收缩,采用“Tens法则”,收舒各10 s,10次为一组,10组/d[1],并根据病情的逐渐好转适当增加力度与数量。 2.3.7 健康教育 在整体护理中,将健康教育贯彻于护理活动的各个阶段,体现在患者从入院、术前准备、术后护理、康复锻炼到出院都有责 任护士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健康教育始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思想,做到防治结合,以防为重。帮助患者寻找健康最高水平的行为,以改善、保持和促进身体的健康,避免生活中的失衡、疾病和意外,祖国医学强调“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所谓“未病先防”是指通过精神调养、合理饮食、良好的环境,以增强身体素质,提高防病能力,减少疾病的发生。“既病防变”就是对疾病变化要有充分的估计,如患者骨折后就要及时就诊,并预防并发症的发生,这样才能尽量减少伤害。 3 护理评价 中医骨伤科的患者伤处虽属局部,但与整体关系密切,在肢体遭受损伤的同时,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随之紊乱,一系列临床症状接踵而来。在施护过程中,从整体出发,找出致病的原因,提出准确的护理问题,制订出行之有效的护理措施,在整个疾病康复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运用中医理论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的28天以来,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病情及病患的个体需要施护,做到重点突出、易懂易记、因人施护、因人施导,使患者懂得自我护理的科学理论,并促使患者早日恢复健康。

教育相关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机制 摘 要:作为一种战略管理方法和分析框架，利益相关者理论为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提供了全新的战略分析模式与管理机制建构路径。质量是继续教育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契合点。质量利益协调机制、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和质量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是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基本运行机制。 关键词:继续教育；利益相关者；质量管理； 机制 一、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是与股东至上理论相对的企业治理理论，是为解决企业管理领域诸多矛盾而提供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从现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看，企业是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特别契约，企业并非仅仅依赖于股东，而是更多地依赖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为了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就必须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每个利益相关者的产权权益。因此该理论反对企业运营的目的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认为公司决策由各利益相关者的合力参与，共同决定。企业不仅要为股东服务，实现股东资本的增值，同时要保护其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比如要实现雇员人力资本的增值，为消费者提供性价比高的产品或服务等等。利益相关者是任何能够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者是受公司目标实现影响的团体或个人。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种方法和经营策略，利益相关者理论正在成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种原则框架和组织模式。 继续教育要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才能完成，利益相关者模式已经成为继续教育发展的战略模式。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利益相关者是指，以不同的方式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发生联系，会因为质量管理而获得或者失去资源与利益的个人和团体。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就是要求继续教育关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权利，继续教育的一切质量管理行为都应以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满足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和权利。作为切己的活动，继续教育质量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利也有必要参与到质量管理中去，只有经由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才能提高质量管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认同与支持，培育出和谐的利益相关者关系，促进继续教育质量的良性保障与持续提高。 继续教育的管理决策必须权衡和兼顾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此关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高校管理层如何处理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即各利益相关者依据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或参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亦即继续教育质量管理运行机制问题。 二、基于利益相关者的高校继续质量管理运行机制 (一)质量管理利益协调机制 约翰·普兰德认为，利益相关是一个平衡问题。继续教育质量观价值取向摇摆，利益主体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在质量管理过程中利益的博弈如何才能达到平衡？“在大学里，决定的质量是通过自觉防止利益冲突而得到改善的。”因此，必须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 虽然高校是利益相关者组织，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继续教育的利益相关程度不同、参与大学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意愿和能力不尽相同。组织不可能履行对每一个主要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事实上高校很可能只对部分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履行相对责任，随后在条件满足之后再从不同程度上去履行对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是不同的关系资源的直接或间接结合体，协调利益相关者的过程，也正是整合各类关系资源的过程。 在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权配置中，应该给予那些与继续教育有更为密切利益关系，有强烈参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意愿与能力的利益相关者更多的管理权限；而给予那些相对来说与继续教育质量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参与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意愿和能力相对较弱的利益相关者较少的管理权限。也就是说高校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管理权限的配置是一种非均衡的分散配置。这种非均衡的管理权限的配置过程实际上是继续教育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过程。期望通过管理权限的非均衡分散，使继续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平衡。所谓利益要求的平衡，不是要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都同等对待，而是在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相关分析后，对那些核心的、关键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给予更多重视，使其利益要求得到满足；对重要性相对低的利益相关者适当降低其利益要求的实现程度，以实现继续教育发展成果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 (二)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 “要使管理的等级运转良好，就需要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和责任制度。”质量管理责任是多层次的责任体系。质量管理责任分担机制的建立是为了实现继续教育各利益相关者的质量自律和部分自治，调动全体成员的质量自觉，推动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又能满足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质量创新。 1.政府的元管理。立法机关通过专门立法或修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为继续教育质量管理活动提供法律层面的合法性，确立政府、社会组织，高校自身三大主要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互相牵制的质量管理权力格局，保留继续教育质量立法权、拨款权、惩戒权和元评估权（对中介机构评估程序、评估方法、评估结果的再评估）。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宏观管理，颁布基本质量准则、评价程序与规制，依法被赋予对高校、社会机构等评价主体进行元评估的权力，即对继续教育质量评估或监控本身的合法性、科学性等进行评估或监控等管理行为，而不是直接介入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但是政府颁布的质量标准应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教育层次质量与结构质量布局要合理，监督程序要合理合法。政府依法履行质量责任，对政府失职、越职行为造成的损失要依法追究和索赔。政府不进行直接管理，“并不是意味着政府权力的缩小，更不是意味着政府政权维系能力的下降，而只是为了让大学更好地提供公共利益”。 2.高校的特色管理。高校有义务向政府和社会证明其办学质量，定期对继续教育质量进行自评，自评结果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对外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并作为政府拨款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家质量标准，制定具有本校特色的质量标准，特色质量是对高校核心竞争力的战略表达，是高校拥有的特色质量资源与各利益相关者需要的有机结合，特色质量是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中取胜的最有效武器。因此，继续教育管理者在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实践中应该注重培育特色、形成特色、营销特色。 3.教师的自由管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的制度根基，教师期待质量管理能够维持高校的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学术研究氛围，不受非学术因素的干扰。教师对学术质量的利益诉求是最强烈的，由此，教师对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责任应该是维护高等教育的学科性、探索性、自由性和创新性。同时，教师还期待继续教育能拓展他们的研究视界，为他们提供与市场、社会等近距离接触的契机。 4.学生的参与性管理。学生的质量责任在于履行学习和研究承诺，达到国家和学校规定的质量标准。当学生不能完成质量责任时，学校有权依法进行惩戒，直至取消学习资格。“参与不是在管理活动中被动地卷入，而是主动地分享管理权。参与指的是个体卷入群体活动的一种状态，既指个体在群体活动中是否‘在场’、是否与其他成员进行互动等外显行为，也包括个体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卷入和影响群体活动的状态和程度。”继续教育管理者应改变学生管理的理念，转变学生管理模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确保教育信息的开放，建立起学生参与的激励机制、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和科学民主的质量管理决策机制。 5.社会的监督性管理。社会评价机构的责任在于拥有足够的权威且能够公正实施评价的专家，拥有先进的评价技术和评价方法。当评价机构不能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时，将受到经济制裁、行政制裁或法律制裁。社会公众和舆论媒体等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质量责任在于依法公正、诚实地履行监督义务，舆论的声音推动各质量主体履行质量责任，预防、控制和纠正质量目标的偏离。 (三)质量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 传统的教育质量评价注重结果的测评，而且评价的组织方式与高校组织机构的职能观是同构的，即纵向的评价机制，上级机构评价下级机构，领导评价下属，官员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这种线性的质量评价范式完全无视继续教育质量是个复杂性系统的现实，导致质量信息的单向传达而无法实现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共享，加之质量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显现的时间滞后性、发作的突发性，这意味着利益相关者无法及时发现质量风险，反而必须时刻准备应对随时降临的风险，加大质量成本的投入，高校的声誉和生源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此，高校的质量信息监测与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迫在眉睫。 1.重构质量信息收集与整合机制 从某种程度上讲，教育是依靠数据与信息来支撑质量的评价、管理与改进。建立横向的或跨部门协作的质量信息交流共享机制，高校继续质量信息的获取对任何利益相关者是畅通的，任何利益相关者都被允许以合法手段去收集继续教育的任何质量信息；建立继续教育质量信息定期制度，高校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质量说明责任，实现质量承诺。 2.建立质量监测机构 包括高校内部的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质量监测机构，更重要的是建立独立于政府与高校的第三方监测评价机构，这种监测机构是非营利性的，是权威性的，它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组成，他们不带有任何利益诉求，秉持公正与客观的精神，对高校的继续教育质量信息进行科学研究分析，把最终研究报告公之于众，对质量不尽人意者予以特别分析，提出改进对策供参考，以示警醒。 3.坚持质量监测与预警的过程导向 旨在实现某种结果的一系列活动便称为过程。继续教育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质量政策的执行过程与质量管理行为，因此，质量管理实质上是一种过程管理，它高度强调质量的预防与持续改进，坚信在管理过程中预防质量问题所需的成本远远低于在高校管理周期结束后纠正问题的成本，因为质量管理必须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与教育发展规律。同时，过程管理具备柔性化特征，能对就业市场的变化做出快速反应，适时调整质量政策，提升质量价值观，改善质量评价模式，优化质量管理过程。虽然质量管理是利益相关者利益管理权力博弈的过程，但也是利益共同体构筑的过程，它强化了利益相关者各方的质量责任意识，达成了共建优质质量的共识。 教育相关论文: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相关性研究 【摘要】 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教育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两者之间的回归模型，并结合eviews软件与广西25所高校2004—2008年数据实证研究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旨在为政府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针对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制定、高校信贷风险与高等教育发展良性互动机制构建路径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等教育发展；高校信贷风险；相关性；面板数据 随着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与银行信贷快速增加，高等教育信贷风险凸显。吉林大学卖地偿还银行贷款事件，南昌大学、郑州大学高校高额信贷等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据调查，我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 000亿元到2 500亿元。高校信贷风险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高校信贷风险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理论界与政府部门的热门话题。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高校发展融资研究的实证模式较多，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澳大利亚模式等，并且研究的重点在于高校发展资金筹措方面，而对于高校信贷风险控制则考虑甚少。 国内学者对于高校信贷风险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高校信贷风险进行分类，并提出防控对策。此类研究认为高校贷款存在政策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结算风险、经营风险等八大风险（朱永琴、王诚，2003），或是利率风险、法规风险、发展风险、管理风险、规模风险等五大风险（黄学峰，2005）。二是对高校信贷适度规模的研究。闫琳（2005）设计了“教育机构风险评价体系”，以评价结果作为是否发放贷款以及金额、期限、担保方式的重要依据；于志刚（2005）建议从高校现实支付能力、潜在支付能力、自有资金动用程度、资产增长率、收入增长率、支出增长率、生均事业支出增长率、现金净流量等指标来衡量高校贷款规模是否适度。三是对高校信贷风险成因的研究。刘艳春（2009）将高校信贷风险形成归因于管理层风险意识缺乏、大规模扩招、缺乏财务预警系统三个方面；许振珊（2006）认为高校指导思想及项目管理责任的缺失是引发偿债风险的直接原因，贷款项目专业化、科学化管理的缺失是引发偿债风险的内在因素；而高等院校办学经济效益的变动则是引发偿债风险的根本原因。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国内外研究文献较为丰富。thackwray， bob（1997）不仅建议采用学校规模、学生规模、图书馆规模和学校股东等指标测度高校发展规模，而且还以英国高校为例，运用经济学的指标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和速度进行评估；john p. murray也从规模因素、效率因素评估了高校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效益问题。国内学者杨栋辉、刘慧峰（2008）从高等院校数量、高等院校学生数量、教职工情况、高等院校规模、经费投入五个方面，选取了每百万人口学校数、每十万人口毕业生数等11项指标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进行了评价；詹正茂（2004）选用了规模、效率和速度指标作为考虑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进行评价等等。 因此，尽管在实践方面高等教育发展及其信贷风险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目前国内对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的研究尚处于“割裂”状态，缺乏对于两者之间互动机制的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效率的提升和速度的加快三个方面，国内许多文献将高校信贷风险的形成归因于招生规模的急剧扩大，但究竟两者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并没有进行深入理论与实证探讨，从而也无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与信贷风险的防范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二、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高等教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遵循科学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等指标体系建立原则，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重点从规模、效率、速度因素来评价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和水平（如表1所示）。 1.规模因素，反映教育整体的发展状况与水平。主要从学生、教师、资产等方面来进行说明。具体指标包括校舍面积、在校生总人数、固定资产总值、教育经费拨款、自筹经费、银行贷款额等。 2.效率因素，反映教育发展资源利用情况与投入产出情况。具体指标包括生师比、高级职称占专职教师比重、教学与科研经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等。 3.速度因素，反映高等教育在现有的规模和效率的情况下发展和扩展的速度。主要从学生、教师、经费等指标的增长速度来进行说明。具体指标包括在校生年增长率、专任教师增长率、固定资产增长率等。 （二）高校信贷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本文重点从高校的偿债能力、运营能力与自筹资能力三个维度建立高校贷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1.偿债能力因素，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已获利息倍数和偿债保障率等。 2.运营能力因素，主要反映高校对其现有资源的经营能力。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支出比、贷款依存度和贷款负担率等。 3.自筹资能力因素，反映高校利用自身资源筹集资金能力的强弱。高校自筹经费主要包括学费收入、教育服务收入、科研服务收入、投资收入等，即除财政收拨款以外的所有收入。具体的评价指标包括教学活动收入比重、财政拨款比重两项指标。其中财政拨款占比越大，说明对财政拨款的依赖性越强，自筹资金的能力越弱。 三、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之相关性研究：基于广西2004—2008年高等教育发展的面板数据 （一）编制二级指数 本文运用2004—2008年25所高校6个二级指数进行面板数据分析，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但在实际中不能直接获得规模（gm）、效率（xl）、速度（sd）、偿债能力（czh）、运营能力（yy）、筹资能力（cz）的数值。因而，必须编制基于三级指标的二级指数。本文结合spas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为三级指标赋权（如表3和表4所示），再加权编制成为二级指数。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调用eviews6.0，先分别以czh、yy、cz作为因变量，以gm、xl、sd为自变量建立三个回归模型，分别采用似然比(likelihood，lr)检验与hausman检验进行固定效应检验与随机效应检验，再根据检验结果选择恰当的模型。eviews6.0输出的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效应检验结果，czh与 gm、xl、 sd的回归应接受随机效应模型，yy与gm、xl、sd、cz与gm、xl、sd的回归模型，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根据效应检验的结果分析，所采用的回归模型的变量系数及检验如表6所示。 从表5可看出，在模型ⅰ中gm的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ⅱ中gm与xl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ⅲ中gm与sd的系数分别在1%、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在样本的范围之内，10%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高校的偿债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规模增加1个单位，高校偿债能力下降0.261个单位； 2.在样本的范围之内，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的规模与高校的运营能力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规模增加1个单位，高校的运营能力下降0.559个单位； 3.在样本的范围之内，1%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高校的筹资能力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的规模增加1个单位，广西高校筹资能力增加0.435个单位； 4.在样本的范围之内，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与高校运营能力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提高1个单位，高校运营能力增加0.285个单位； 5.在样本的范围之内，5%的显著性水平下，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与高校筹资能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增加1个单位，高校筹资能力下降0.155个单位。 结论表明，广西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信贷风险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规模因素对广西高校信贷风险有着全面性的影响，规模扩大既拓宽了高校筹资渠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校的筹资能力，但盲目扩张同样导致了高校财务运营能力与偿债能力的下降。其中，运营能力下降说明广西高校正面临着规模扩张与经营能力不协调的矛盾。以单纯追求高校规模扩大为目的的高校财务运营往往会掩盖许多运营管理上存在的问题，致使高校在发展与管理过程中积累越来越多的风险。规模与偿债能力呈负相关关系，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效率与财务运营能力正相关表明，高等教育发展效率的提高可增强高校的财务运营能力，降低高校的信贷风险，也预示高等教育管理者更应注重高等教育发展的效率。另外，过快的广西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也对高校的筹资能力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快速发展以牺牲教育质量为前提，最终也会导致高校自筹资能力的下降，进而增大高校的信贷风险。 教育相关论文:农村初级中学思想政治教育中相关问题及对策的探讨 思想政治教育课是初级中学课程体系中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确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阵地。然而，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课在教育理念、思想观念与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何克服这些问题以及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成为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1问题 1.1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 经济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基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依然较低，经济收入的有限必然导致教育投入的缩水。尽管国家特别关注教育问题，并对《义务教育法》进行了修订，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学费。但是，对于有些农村学生家长来说，在家务农或者外出打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经济收入一直呈低水平，对其子女上初中、高中、大学的经济支持度就低。 1.2“读书无用”思想泛滥 近年来，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分配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打破了过去上了大学就包分配、吃国库粮的格局，大中专毕业生不再统一包分配，而是实行“双向选择”，机关事业单位招录都是“逢进必考”。也就是说，举全家之力供养孩子上了大学也不一定找得到好的工作，这种现实严重挫伤了农村家长希望孩子读书成才的积极性，使他们滋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 1.3 思想政治课中考分值比重小 随着中考体制的改革，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初中课程体系中所占的比重比较小，无论是在教师眼中还是在家长和学生眼中，思想政治教育课成为名副其实的小科，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课的重视程度降低。例如，2011 年临沂市中考，总成绩860分，思想政治课50 分，还不到总成绩的6%，分值比重很小。 1.4 思想政治课教师力不从心 由于思想政治课在中考中所占分值有限的缘故，平时教学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时间安排相对不足。不论是自习时间还是辅导时间，见到的往往是语文、数学、英语等“主课”教师的身影。 同时，有些教师也给学生灌输学习思想政治无用的思想，致使思想政治课学习时间被占用现象时有发生。 1.5 学生歧视思想政治课现象严重 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思想政治课程受到学生的严重歧视，他们把大部分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了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中。即使是在思想政治课堂上，学生做数学题或者学习其他科目的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思想政治课学习量很难保证。 2对策 2.1 多种措施提高农村经济收入 2.1.1 强化政府职能，加大对农村农民经济扶持和帮助力度，为农村子女上学提供可靠经济基础和保障，缩小城乡差距。 2.1.2 农村农民积极进取，抓住国家的一切惠民政策，如种粮补贴、生猪养殖贴息贷款等好政策，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努力发展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畜牧业等，为家庭增产创收。 2.1.3 积极响应国家的好政策，主动争取国家的各种贴息贷款，利用当地有利条件，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从而使他们各自的家庭收入逐年增加。 2.2 强化教育，杜绝“读书无用”思想 读书是农村学生改变命运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举措。即使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不再实行统一分配，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进步，不管在哪行哪业的人都要有较全面的知识。成才不在于学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使学生树立起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2.3 转变教师思想政治课教育观念和学生思想政治课学习观念 2.3.1 转变教师思想政治课教育观念。尽管思想政治课在中考中占有比较小的比重，但是思想政治课教育工作一样重要。一方面，利用校内的资源，如图书室、多媒体教室等来扩大自己思想政治方面的知识；争取和利用校外现有的资源，如去当地的公安派出所、法庭、工商等部门，看看他们是如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维护国家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从而增加自己的社会实践方面的知识；把课堂知识用来指导社会实践，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因为教师讲课只有理论联系实际，为学生排忧、解惑，才会使学生感到政治课的实际用途。 2.3.2 转变学生思想政治课学习观念。随着素质教育的推行，学生成才不仅需要数学、英语、语文等科目的分数支撑，思想政治课的学习同样重要。思想政治教育课是确立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阵地和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要克服农村初中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中暴露出的在教育理念、思想观念与学习态度等诸多方面的许多问题，确保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不滑坡，只有采取提高农村经济收入、转变部分农村家长培养其子女的观念问题、强化教育、转变农村学校思想政治教师观念、转变农村初中学生的学习观念等举措，政府、学校、家长、教师和学生齐心协力，才能保证农村初中的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质量出现一个崭的局面。 教育相关论文:试论中学生素质教育与音乐欣赏课的相关性 [论文关键词] 修养　情感　心理健康　创新 [论文摘要] 《音乐欣赏》课程作为中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如何发挥其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性，如何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从教学的对象、环节、目地三方面对这门课程的重要性论述。 《音乐欣赏》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是针对中学生开展的一门艺术课程，这是中国教育界的一次重要改革。音乐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它以音响为表现手段,触动人的情感,引发人的联想与想象,作用于人的心灵,给人以多方面的影响与熏陶,促进人的进步与发展。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认识音乐教育的基本功能。音乐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欢愉,从而给人以积极的影响和教益。营造一个有利于素质教育的环境，对于实施素质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全面、切实地实施素质教育则是很困难的。素质教育的环境是多方面的。 一、 一个人的思想品质的修养在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提高 我国古代就有以乐制国的国君，其目的就在于治理国家,是治国的一种方法。以乐治国,可以使民心向善,其行为表现就会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近代学者梁启超也说道:“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科。”他们都强调音乐在培养人的内在的道德修养、精神品质的重要作用。单就素质教育本身而言，通过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社会培养多种多样的、多种类型的、各种规格的、多种层次的人才，同时，也输送少部分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通过深造为社会培养经济、政治、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各种高级专门人才。素质教育的这两种结果，对于国家来说，是满足社会对各种各类人才的需要，对于学生（或家长）来说，提高全面素质，更有利于自己（或孩子）未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为社会服务并能实现自身价值的岗位。 二、 对于学生的情感培养 近些年来，各种媒体关于尊师、同学之间的关爱对有困难的同学献爱心的宣传，这不能不说明在平时的感情培养过程起到关键作用，音乐欣赏的过程中对学生的感情变化是潜移默化的。音乐本来就是情感的艺术,《乐记》中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焉”,“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中国民间也有“情之所至,音之所生”、“因感而歌,由情而发”的说法。音乐中所蕴涵的浓重的情感不仅是因感而发的,同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给欣赏者以极大的心灵触动和感奋,进而产生感动人、教化人的作用。任何一部好的音乐作品都是艺术家们的美好情感的自然流露,古今中外许多优秀的音乐家们总是用音乐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来歌唱伟大的祖国、美丽的家乡、真挚的情感、伟大的人格、崇高的精神,而欣赏这些音乐作品则是听众与艺术家们的心灵沟通,情感共鸣,从而激发和强化欣赏者同样的美好的感情。所以说,音乐教育是情感教育的重要手段,多欣赏好的音乐作品,能培养人们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热爱大自然、热爱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的情感。 三、 促进人的心理健康 当代学生都注重自我，以我为中心的心理性格。遇到事情不能认真、积极、冷静的去面对，在同学之间的团队合作不能很好的进行，音乐教育则能在矫正人的这种心态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学习音乐和学习其他学科有明显的差别,无论是学习声乐,还是学习器乐,都是一种技术性很强劳动,这首先就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磨练,久之必然能锻炼出坚强的毅力和信心,同时它要求精确度比较高,要想较好地完成学业,必须要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持久的耐心和极度的细心。 音乐在培养人的团结协作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比如在大合唱过程中，要求同学们在不同的高中低部分步调一致充分合作。音乐作为人类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最根本的功 能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心灵的沟通,实现的是人的心灵上的和谐。 四、 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浓厚的创新意识是创造发明的前提，只有创新意识强的人, 才可能对每件事物进行思考，并设法改进它。只有不断改进，才可能有创造发明。 因此，强化学生的创新意识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有了问题学生才会去思考，有了问题学生才会去多思考。同时在教学中，教师要帮助学生懂得创造，因为艺术就是创造，艺术美的主要特征是独创新颖，不可重复。通过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学生可随机应变，思维开阔，不局限于某种形式，不受消极定势的桎梏，以新的角度看问题，这样才能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如在音乐创作教学活动中，如在音乐创作课程中，给学生一个音节，让学生开拓思维，在思考、分析、比较、判断的过程中，促进学生的发散性思维，编出不同的旋律，以增强学生的变通性和灵活性，进而使学生勤于思考敢于思考来达到创新意识的目的。 传统教育是以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和学生的“接受、模仿、继承”为基本模式。现代教育则认为，学生才是教学的真正主题，教师的教必须服务于学生的学，教师是教学的组织者。教师的作用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能，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主动的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去，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要我学”到“我要学”，再到“我会学”的飞跃，从而培养学生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品质和个性。 艺术就要不断创新，就要张扬个性，有时候就要突破权威。这就是要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美术课上，我不以师者自居，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变“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为“教学相长”的朋友关系，时时为学生创造一种民主、宽松、和谐的课堂气氛，美术课上让学生畅所欲言，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张扬自己的个性，在绘画示范时，我从不让学生跟着老师一笔一画的画，不要求学生作品非与示范作品一模一样，学生有创新的地方，我会及时的表扬、鼓励，展示他们的作品，这样学生处于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心情较好、情绪愉快、观察灵敏、思维活跃，能通过作品较完全的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有利于学生的创新意识的培养。 教育相关论文: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评价分析 摘要： 对高等教育评价的需要来源于评价主体的利益及其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在评价时必须注重多元评价主体的参与，本文根据利益相关者“影响或被影响”的定义，运用米切尔评分法分析了高等教育评价的利益相关者，并提出了有效发挥考评主体作用的几点措施。 关键词： 高等教育；评价；主体 一、引言 对高等教育评价的目的在于发挥其诊断功能，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公共部门在管理和决策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只有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正确、平等地表达其利益诉求，才能使该项管理达到更加公平合理的结果。而在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评价中外部利益相关者基本被排斥在外，考核主体一般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然而其服务对象是面向社会的，会使其提供的服务实际上并不能令服务对象满意，因此非常有必要将其他利益相关主体纳入评价体系。[1]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根据弗里曼在他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给出的定义：“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这一定义扩大了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但是这一定义太过笼统，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界定出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克拉克森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利益相关者以及在企业中投入了一些实物资本、人力资本、财务资本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由此而承担了某些形式的风险，或者说，他们因企业活动而承受风险。”这一定义是以产权契约理论为依据的，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可以依据定义中所述的具体影响方式来界定出一个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综合上述的观点，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的生产活动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或者改变企业的目标，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米切尔平分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米切尔平分法从合法性、权利性以及紧迫性这三个属性将利益相关者划分为潜在的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和权威型利益相关者三类。其中权利性是指能在企业经济或管理决策中对企业起到重大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合法性是在法律、经济或是社会上与企业有契约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紧迫性是指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企业的回应。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视角下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分析 第一，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潜在的利益相关者拥有紧迫性、合法性和权力性三种属性中的一种，根据其具有属性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蛰伏利益相关者、或有利益相关者和要求利益相关者。蛰伏利益相关者具有权力性，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会影响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这些利益相关者通常与高等学校没有直接的契约关系或业务往来联系，如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但是他们往往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它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一致的时候就等于拥有了合法性，这时他们的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第三方评价机构和专业认可机构都是独立的机构，他们与被评价的高校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其评价意见更加科学合理。这些机构都是由专业人员组成的，对于高校的办学方向、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人才培养质量等都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并且强调工作方式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利益相关者。或有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学术机构就是这一利益相关者的典型代表，或有利益相关者不具有权利性和紧迫性，他们在评价时侧重的是政策完成的连续性和规范性，不会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意见，因此他们的评价结果在整个评价中所占的比重不会太大。要求利益相关者具有紧迫性，典型的代表用人单位和新闻媒体，他们不具有合法性和权利性，但是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渠道向高等学校施压，迫使高等学校考虑他们的意见，提高服务质量和完善管理方式[1]。第二，预期型利益相关者。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权利性和紧迫性中的两个属性，按照组合方式的不同，可以将预期型利益相关者分为关键利益相关者、从属利益相关者和危险利益相关者。关键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并拥有一定的权威性，如政府，它具有法律赋予的合法地位，是评价时不能缺少的主体，同时法律也赋予了其监督管理的职责，因此它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对被考核者施加压力，影响其评价。在评价中他们的意见往往成为关键，因为他们往往掌握了被评价高校的大量信息，对被评价高校有一定的主观基础定论。从属利益相关者最具紧迫性，同时也有合法性，家长这一利益群体就属于从属利益相关者，他们迫切需要从高等教育中获得投入的回报，同时广大公众的利益是高等教育的终极追求目标，从这一点来看，隐性的契约关系是家长具有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但是家长这一利益群里缺乏有效的权力性，其影响力对高等教育影响力有限，必须借助跟他们有一致利益诉求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需要被借助的这一利益相关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引起被考核者的快速关注。现实中家长常常借助新闻媒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媒体进而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帮助自己表达利益诉求，最终以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危险利益相关具有紧迫性，他们的存在使被考核者具有一定的危机感，如其他教育机构这一利益相关主体。但是他们缺乏合法性，没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也没有合理的途径去影响被评价高校的行为，因此他们往往通过从其他利益相关者那里借用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试图扩大影响力使自己的权利合法化[2]。第三，权威型利益相关者。权威型利益相关者具有合法性、紧迫性和权力性，他的需求必须得到首要关注并及时得到回应。在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价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是最具权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拥有合法的对被评价高校的干预途径，拥有权威性，一旦其要求变得迫切，便成了最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甚至可能直接左右评价的结果，因此在评价中应分配适宜的比例，权重不能过高，否则会影响考核的公正性。 四、最佳评价主体的判定 根据上文分析人们可以看出各评价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他们的评价侧重点和评价视角也是不同的，如何判定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对他们权重的赋值。这可以根据客观性、效用性和成本高低三个原则来判断。首先是客观性，客观性是对考核评价主体最基本的要求，它是指评价者的评价结果能否真实反映被考核者工作的实际情况、是否对被考核者的工作能力进行了正确的判断等。那如何判定一个评价主体的评价结果是否客观，又可以根据三个要素判断：考核评价主体是否具有独立性、给出的评价结果是否准确，评价的内容是否全面，如果满足了这三个要素，那么人们就可以说该考核主体的考核评价结果是客观的。独立性是指该评价主体作出判断的依据是自身具有的专业素养和独立思考的过程而不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第三方评价机构、专业认可机构、学术机构是最佳的评价主体，他们独立于政府机构之外跟被评价高校没有必然的联系，作出的评价都是最为客观的。准确性是指观测值或估计值与真值的接近程度，多用于定量评估，但也可利用特殊分析工具将定性的指标加以量化，使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在这一点上，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结果最为准确，他们制定了评价的指标用于衡量被评价者，力求将被评价高校的真实水平都反映出来。全面性是指评价应该尽量完整，才能避免对被评价者形成偏差。对某一组织的评价应该是基于所有评价结果的相关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并且该评价主体评价的角度应该尽可能全面。第二是效用性，在经济学中，效用是指对于消费者通过消费或者享受闲暇等使自己的需求、欲望等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因此评价并不是管理的最终目的，而是一种有效的评价工具，以期利用评价这一工具找出目前工作中的不足进而明确改进的方法。评价主体应该全面客观地反映被考核者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最佳的评价主体应该在评价时对所处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予以展望，对可能产生的利益和损失做出反应。最后是评价成本的高低，评价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要不要将相关利益者纳入评价体系中。评价成本不仅包括消耗的物资和财力，还包括该评价主体占用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在这一点上，家长的成本相对是较高的，因为家长具有分布广、专业素质低等特点，要使评价具有参考价值，不仅需要考核部门组织人力去甄选能参与评价的家长，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相关专业培训，让他们熟悉评价的流程和明确自身需要评价的具体内容。然而在现实中，任何一个评价主体都不可能做到三大原则同时具有最优值，因此在实际评价中，往往需要人为地确定一个主维度原则，在保证主原则最优的情况下，力求其他两个原则达到最优[3]。根据上文的分析，在明确了利益者相关者的界定和分类方法，以及如何判定最佳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列出了与高等教育有利益关系的评价主体，并且对其客观性、效用性和评价成本的高低进行了分析。 五、有效发挥高等教育评价主体作用的措施 第一，积极制定相关法律以确保评价主体多元化。积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确立高等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主体多元结构。美国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以民间机构为主，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承认社会评价主体的法律地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相关政府部门应逐步建立和出台与高等教育评价相关的法律法规，为高等教育评价主体多元化参与评价提供坚实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第二，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中国高等教育质量评价长期由政府占绝对主导地位，政府部门通过把控高校人才培养的每个环节对高校培养质量实行控制，但是这种集权控制模式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使高校失去主动改革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管理机制改革，打破这种单一的评价方式，尝试多元评价主体参与的管理评价模式。第三，完善评价监督机制。完善的制度还需要有效的执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对制度的有效执行还需要完善的监督机制作为保证。对高等教育评价监督机制的完善，必须引进更为全面的管理体系，形成对监督工作的监督，即不仅仅注重对评价结果的监督，还需要对评价的过程进行监督，对监督部门、监督者的行为进行监督。对每项工作的操作程序进行标准化规定，实行文件化管理，推进监督工作的有效执行，从而提高评价工作的实效性、公平性、公正性。 作者：汤燕 单位：河海大学 教育相关论文:实践教育利益相关者学校管理论文 一、高等学校管理类学科实践的特殊性 市场经济时代，劳动力作为资源禀赋，必须要进入市场进行检验，才最终能够被市场认可。因此，未来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教育和精神沐浴，而须要从承担社会分工的角度，为人力资源市场培养精密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实践性复合人才。管理类学科主要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及其一般方法的科学。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管理类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校期间虽然具体专业背景不同，但都是通过理论学习应用于实践，以掌握现有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对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提高生产力的。目前高校学科设置中，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等5个一级学科，其下辖15个二级学科。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未来毕业生的工作去向主要是在企事业单位担任管理工作岗位。从管理类专业的性质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就要求突出实践教学。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理论传授为主，使学生掌握管理类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学会用理论分析和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方法，许多学生对管理类实践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以致在就业之初就出现所学理论与实际脱节。管理类专业背景学生的工作经验与能力也是制约校企有效对接，高校人才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其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岗位就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个组织的内部核心部门，其对于人才的要求更为苛刻，理论知识不再是评价人才的唯一指标，其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作为一名刚刚初出茅庐的大学新人是很难进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岗位，这也造成了学生在就业时的茫然与困惑。 二、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实践教育不仅是高校课程设置的必要环节，也是验证学生理论掌握情况及其实现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的教育不再是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发展个体，教育主体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主体，它具备与汽车、旅游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具备的产业发展特征，其中教育产业链的形成，要求学校从价值链的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安排和管理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其培养诉求更要求高等学校与产业链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发展，谋求实现最大目标。在高等学校教育产业链的发展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而在三者之间，学生家长、教师、社会等诸多方面也都关注并影响着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因此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实习实践的效果及高校的实践教育体系设置和改革。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于1708年的《牛津词典》，其本意是指人们在某一项活动或某企业中“下注”（Haveastake），在活动进行或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抽头或赔本。后来利益相关者逐渐开始被经济学者运用于企业与战略管理等相关领域。著名的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此后弗里曼等管理学家相继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扩展和发扬，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被归结为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伴随其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有关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国内外研究日益丰满，诸多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学家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认为学校成长的关键是必要的内外部合作，高校须转变以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建立“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学校教育推动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产生更多的用人需求。 三、管理类专业实践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 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政府与学校的联系与协调，围绕学生与学校组织存在的教师、家庭、企业、公共部门、传媒、社区等个人与组织也积极参与到了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中。尤其是高校的实践教育中更离不开与组织内外相关者的联系与沟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从3个属性方面利用多维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层次分析，按照其合法性、权利性和紧急性由高到低进行赋值评分，分值最高的利益相关者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属性特征；其次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也称重要相关者；最后是潜在利益相关者也称边缘相关者。按照此分法在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践活动中，其利益相关者可分为：核心相关者，包括学校管理部门、实习指导老师、学生、企业（用人单位）；预期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行业组织、政府部门；潜在相关者，包括高等学校、社会、媒体等。 四、结论 正如前文所述，当前高等学校教育中，学生实践环节已经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实践教育如何顺利开展，尤其是对管理类学生特殊的专业背景，就业现象成为此类高等学校关注的热点和急须解决的问题。高等教育与就业实践对接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学校和学生不再是教育的孤岛，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会帮助我们理清各方诉求，最终实现高校实践教育的有效性。 作者：赵欣 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教育相关论文:大学教学质量与心理素质教育的相关性 一、大学教学现状 走进这些学校，学生上课睡觉、说话嬉闹，随处可见。课后不做作业；自习时间，上网聊天。若正常考试，大部分人难以及格。而这些学校的教学主管部门无视学生的实际状况，强行要求学生考试不及格率不能超过10%—20%。否则，授课教师不得阅卷，美其名曰“考教分离”。即便如此，补考时只要学生交了补考费就能及格；毕业时只要交了学费，就能拿到毕业证。原本“考教分离”是为了规范考试，统一考察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水平，防止授课教师弄虚作假。而在这些学校，“考教分离”成了教学管理人员弄虚作假的托词。 甚至，个别民办院校没有校舍，没有稳定的教师队伍，没有与专业课相适应的实习实训设备和场所，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安排教学时，能请到什么教师，就开什么课；实习实训时，临时找一个校外机构而代之，或者不分专业送到工厂顶岗劳动，或者由学生自找门路自行实习。有的还把学生交给中介公司，成批送往工厂劳动，自己一方面获取数目不菲的中介费，另一方面再从学生的工资中扣取管理费。分析原因，一是国家每年扩招，使大量高考中的低端学生涌入大学，为学校组织教学和教师施教造成困难；二是一些学校的校长、私立院校的老板，试图保持较高的及格率和毕业率，以彰显自己的办学水平，以利于来年招生；三是一些授课教师为了彰显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及格率，以利于来年再聘；四是组织教学时，不能因材施教，授课内容脱离学生的实际水平，学生不爱学，或者学后难以理解和记忆；五是一些私立院校的老板为了节约开支，不愿投资购置教学设备和建立实习实训基地；六是用人单位不切实际，对应聘人员学历文凭的要求越来越高；七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监管不力或者不作为，对一些非法行径听之任之。这些融合到一起，导致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 二、提升大学生教学质量措施 2011年7月我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这无疑要求各高校的校长、院长及广大教师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采取措施提高教学水平和质量。下面，结合作者近年来的教学实践，谈一些体会和设想。要搞好教育，提高教学质量，首先要有一个觉悟高、作风正、忠诚教育事业的领导班子和一支素质高水平高的教师队伍；其次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科学合理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常言道，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教育方针、政策和路线是国家制定的，但是是否执行，就由学校的领导说了算。好的领导，可以聘请好的教师，制定好的规章制度，保障整个教学环节正常运行。否则，见利忘义，把学生当劳力出卖，自己赚钱，甚至“倒卖”文凭“，倒卖”学校，非法集资，从中牟利。好的教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他会认真备课上课，认真管理，会积极参与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保证教学中的各个环节正常运转；否则，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职业道德抛之九霄云外。至于规章制度，是学校法律。有了健全的规章制度，所有的事务有章可循。这样，就会对一些非常规的操作起到制约作用。至于科学人才培养方案，它决定办学的层次和模式，决定整个教学环节的运行过程。因此，对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必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结合专业，结合学生的层次和基础，制定出科学合理和可操作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国家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负起责任，加强巡查和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尤其要依法治理那些内外勾结倒卖文凭、以实习为幌子把学生作为劳力出卖以及非法集资或者倒卖学校的行径。作为教师，要以国家教育方针为准则，本着对党对国家对学生和对社会负责的精神恪守职业道德，自觉维护国家有关教育的法令法规，规范自己的言行，做好表率，做好本职工作，坚决抵制一切有损于教育教学的人和事，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发展。 三、关于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的思考 众所周知，高职和三本院校是在一本和二本招生录取之后才能录取，留下的无疑是高考中的低端生。其中很多人在中学时期不爱学习，调皮捣蛋。这些人参加高考，有的是为家长所迫，有的是为混一张文凭毕业后找一份工作，有的是走投无路别无选择，也有的是因为年龄小待在家里无所事事，等等。共同点，高考分数低，基础差。然而这类学生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部分，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因此，也必须重视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这除了正面说教之外，还应有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时还应根据专业特点、学生水平和心理状况，本着少而精的原则，合理分配通识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例。除了正面的“思想品德”课之外，可增设音乐、文艺、美术、古典文学、诗词鉴赏或者诗歌创作类课程。由于总学时的限制，在具体实施上，有些纳入教学计划，有些可作为课外选修课，有些可采用讲座方式，或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开展。使人文社科类的课程贯穿于学生三年或四年教学活动的全过程。这不仅有利于活跃学生的课余生活和校园气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想情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有利于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多种素质修养的技能型人才。 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它可以使学生抒发情感，驱散忧郁，解除烦恼，鼓起勇气；美术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领悟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给学生一种美的追求和向往。古典文学，尤其是我国的古典文学和诗词，包含丰富的人文思想和哲理。它传承几千年，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和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组织学生学习，可向学生传授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使学生学习怎样为人处世，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而树立起健康向上的思想，增强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与高等数学、物理、化学以及机械电子类的课程相比，该类课程相对容易学习，容易被学生接受和掌握，也就有助于消除学生对学习恐惧和厌倦的思想，弥补这类学生在中学时期学习上的不足。 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是规范教学管理的组织保障；制订切合实际、合理可行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针对高职和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的特点加强心理和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好专业课的愿望、信心和勇气。学生学习好了，素质提高了，各种舞弊现象和行为就会销声匿迹。 作者：陈建铎 陈宏 李梅 单位：西安欧亚学院 教育相关论文:政治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性 1“共情”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 在教学中，教师要理解学生的情感，充分尊重学生，只有与学生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才能得到学生的理解、信任，实现有效的教学。在教学时，为了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获得成就感的体验，教师可以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比如，在课堂提问时，教师要有意识地设计一些难度不同的问题，让成绩较好的同学回答一些思维性的、创造性的问题；让成绩欠佳的同学回答一些识记类的问题，并且在此过程中积极采用启发式教学，让他们感到成功的喜悦。 2民主、和谐、合理利用实例资源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手段 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教师就要以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态度，如：尊重、信赖、接纳等去营造民主的课堂环境，通过生动形象的情景设计，使学生在感悟、体验中完成人格的培养。“教育孩子的全部秘密在于相信孩子和解放孩子。”尊重是双向的，当学生感受到教师对他的尊重、欣赏和信任时，他就会对教师有更多的信任和尊重，同时在学业和思维方面也会有更大潜能的突破。 比如，在“播种道德，收获幸福”这一部分的学习中，先让学生探讨人类一直苦苦追寻的问题，“什么是幸福？”有个学生提出“有钱就是幸福”。我没有因为他的观点与自己甚至是课本上的观点有出入就马上否定他，而是先肯定了这个观点中合理的部分，并对他敢于把自己的不同观点表达出来的勇气给予及时的表扬和肯定，然后鼓励他进一步深入思考，找出现实的依据，在进一步理智考虑，钱是否就是幸福的全部。 在讨论中，笔者给出一个典型的实际案例：某家庭富有的独生女，像小公主一样被大家宠着，但不快乐，在得到一位智者的指点后，每天做一些帮助父母、帮助同学、老师，甚至帮助陌生人的事情之后，竟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并且在父母欣喜的神态、老师欣慰的笑容、同学赞赏的目光、陌生人感激的话语中，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被人需要的、是有价值的，这种幸福感一直温暖着她的心。对此，学生深有感触，于是，在这种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讨论中，学生得出了“幸福是善的主观体验”“善的实现即幸福的实现”等观点。 3深挖教材，帮助学生塑造健康心理 在讲授哲学原理的时候就可以深层次挖掘哲学原理及方法论对于我们生活、学习的现实指导意义，以达到心理健康教育的目的。比如，在讲到“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我就及时教育学生要正确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树立正确的自我意识，处理好主观的“我”与客观的“我”之间的矛盾。通过系列活动：画“树”、二十个我是谁、“照镜子”等探究活动让学生逐渐认识、接纳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正视自己身上的矛盾点。这样的系列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唤起学生追求真理的欲望，还能切实把所学原理运用到实际中来，让学生觉得原本难懂的哲学课、枯燥的政治课原来都可以与我们如此贴近、如此有趣，也激发了学生进一步学习知识的动机和兴趣。 再如，讲授“发展观”和“事物发展的道路”这部分内容时，特别强调“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然后及时教育学生培养自觉、果断、自制、坚韧的意志品质，并运用某小伙子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很多人都失去了递上求职资料的勇气，而他却凭着耐性、冷静和拼搏最终获得成功的事例，进一步让学生感悟到，真正的高手无论面对怎样困难的局面，都能保持高昂的斗志，有着绝不轻言失败的意志力。 4总结 总而言之，在中职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不仅是政治教学本身的需要，更是值得现代教育深入研究的问题之一。 作者：周蜜 单位：江苏省常熟职业教育中心校 教育相关论文:化学实验与素质教育的相关性 一、帮助学生形成系统知识 根据中学生形象思维长于抽象思维的特征，直观手段易使学生形成概念。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这一手段。如对于单质、化合物、酸、碱、盐等，教师可让学生直接通过对实验现象的观察，形成明确的概念。有关物质的结构、性质及其变化的概念，教师应在学生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和归纳，形成正确概念。对于初中生首先要接触的“化学变化”与“物理变化”这两个概念，教师可结合“镁带燃烧”“碱式碳酸铜加热分解”“水的沸腾”和“胆矾的研碎”这四个演示的分析后形成。实践证明，在教学初始阶段，许多化学概念如果不通过演示实验表达，单纯依赖书本或抽象思维是难以理解的。实验提供的感性材料，有利于思维，有效地促进学生掌握概念。化学实验中有声、光、色、态、味等多种的现象。学生通过观察，在大脑中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经过认真的加工就能比较牢固地掌握知识。例如，学生通过观察色态、闻气味、燃烧、水溶性、水溶液的pH值、通过亚硫酸等一系列变化，就能巩固硫化氢气体的有关知识。 二、培养和发展多种能力 学生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观察、分析和推理等方面，而观察是基础。学生学习的好坏，能力的高低，往往和他们对客观事物反应的敏锐度和对科学知识探索的细密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学生的观察能力在社会实践和教学中经培养和锻炼才能形成，而化学实验教学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方面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化学实验中常有溶解和沉淀生成，气体产生，颜色变化，发光、发热、发声、气味的变化等。教师引导学生细致地观察这些现象，就是在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教师要善于鼓励学生动脑思维，多问些为什么。教师对实验的目的、意义要十分清楚，必须紧紧围绕目的开展教学活动，做到概念清晰，引导有序，表达严密，要充分应用心理学上注意的规律，把学生的观察活动引上正确的轨道，指导学生观察什么、怎样观察，将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所要观察的主要方面。如对于“镁的燃烧”，在初中绪论课中实验主要是让学生建立化学变化的概念，而高中实验则是认识镁的性质。实验目的不同，观察的重点就有所不同。在解释现象、分析结果时，教师要指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清晰阐明实验数据、实验现象与所解决问题的关系，获得结论，发现规律。实验出现失败或误差在所难免，教师要引导学生正确分析产生失败或误差的原因，通过系统分析发现症结，找出解决办法，培养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和推理的能力。 三、帮助学生掌握常用的化学实验技能技巧 实验技能的训练必须借助于化学实验，这是任何教学方式和方法不能代替的。学生学习各种仪器的使用方法，掌握实验技能，要经历模仿练习、独立操作到熟练操作这几个阶段。教师在操作过程中要引导学生开动脑筋，勤于思考，不仅要掌握仪器的名称、形状、用途、操作方法、步骤，还要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如制氧气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横放的试管底部为什么要略高于管口？为什么要先预热后才固定加热？为什么用排水集气法？实验结束时为什么先把导气管拿出水面再熄灭酒精灯？”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学生手脑并用，思维贯穿于整个实验过程，从而可以熟练掌握该知识点的技能技巧。 四、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教师在培养学生实验能力时还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使学生学会制定周密的计划，严格按计划操作，规范操作方法步骤，学会在观察中做好记录，科学地分析实验结果和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而培养学生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实验中，教师应言传身教起好榜样示范作用。教师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会感染学生，促使他们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学风。化学实验教学对学生的培养是全面的，既有实验知识的传授，又有操作技能技巧的训练；既有逻辑思维的启发，又有良好行为习惯和科学方法的培养。教师充分重视实验教学的功能，就是在提高学生的素质。对此，我们化学教师应有足够的认识。 本文作者：刘永利 单位：河北省滦平县第一中学 教育相关论文:家庭教育与学校及社会教育的相关性 一、在家、校教育结合上，家长应明确几点要求 进一步明确教育子女是家长的神圣社会职责，极大的爱心与热情关心热爱孩子，培养教育子女，充分认识到子女不仅是自己的后代，更是国家和民族的后代，因此，教育子女既是自己的职责，更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认真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按照教育科学的规律办事。家庭处在教育子女的第一线，必须了解教育是科学，家庭教育也是一门科学，只有教育好子女的愿望和责任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每个家长除学习政治、文化知识外，还必须学习教育科学，明确教育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等，从而提高家庭教育质量。经常了解子女们所在园、校情况和子女在园、校的表现。家长应多抽时间到校了解学校的教育、教学情况;了解教师怎样教，孩子怎样学，全面掌握子女在学校各项活动中的表现。 注意总结和交流家、校教育相结合的经验。我国家庭教育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可以说建国以来的家庭教育实践是现实的家、校教育结合经验的主要部分，是千千万万家长心血的结晶，是千千万万的家长为建设四化，在家校教育的结合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因此广大家长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总结和交流家庭教育如何配合学校教育的经验，进一步促进家长们在家、校教育的结合上继续作出共同的努力。 二、“家访”“校访”“师访”是家、校教育结合的基本途径 1．“家访” 这通常是学校和幼儿园教师对孩子家长分别进行的访问，通过这样的访问，了解学生的家庭条件和他在家里的表现，与家长交换教育学生的意见，与家长一起分析学生犯错误的原因，研究教育方法，叮嘱家长不能采用不正确的教育方法，通过家访，教师和家长共同做工作，使得学生感到教师和父母都是爱护他的，因而易于接受教育。教师家访是，家长要细心倾听教师的询问和对学生优缺点的介绍、分析，对孩子在家中的表现，也要如实告诉老师。家长对教师的来访，要热情接待，无论职务大小、地位多高都要抽出时间，热情接待教师来访。 2．“校访”“师访” 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要主动进行“校访”“师访”，即家长访问学校，访问老师，主动配合学校共同教育孩子，下面向家长提供几种常用的方法:书信往来，定期不定期的由孩子带给老师，让孩子体会到这是正常现象，是对他的关心和信任;直接和教师面谈、交换具体意见时，可以适当让孩子参加，这样，不仅有助于孩子家长和学校教育配合，同时也益于孩子的社交成熟;有准备地参加家长会;特殊联系，家长针对特殊的具体问题和老师直接取得联系，以期谋求妥善解决的办法，达到共同教育孩子的目的。如孩子在家里有异常表现、发生不轨行为、学习不努力、好习惯被破坏、成绩下降等，家长要处处留意，抓住孩子在事态变化中的思想、情感波动及时和老师联系，才有助于做好孩子的工作，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三、召集家长会议是家、校教育结合的基本方式 家长会通常是在学期的开始或期中、期末进行，主要是向家长汇报学校教育教学的一般情况，介绍学校在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上的具体措施和要求，以及听取家长对办学的意见。家长会开得好，可以促进广大家长关心学校协助学校教育孩子，可以使整个社会重视教育。 在三方面结合的教育中，要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为根本，全面搞好社会教育。运用社会力量进行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思想影响极大，良好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教育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建国以来，社会教育在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因此，三者有机结合，缺一不可，教育好子女是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面面相关的，只有全面结合，全面教育，全面用心，才能培养出新世纪的合格人才。 本文作者：刘福娟 单位：葫芦岛市青少年宫 教育相关论文:家庭教育方式与儿童社会融合的相关性 一、“新市民”的界定及社会融合的概念 本文所指的“新市民”主要是指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城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通过购房或者个人投资经营等方式把户口迁移到城市，并且以其具有的较高的学历和精湛的专业技能使其具有稳定的工作，能够在城市中稳定的生活，其子女一般出生在城市、落户于城市、生长在城市。对于社会融合的概念问题，不同的学者给予了不同的内涵，但最普遍的理解是把社会融合看成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并以构筑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并不仅仅是移民适应、同化移入地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城市居民发挥主体性，接纳和接受移民，达到两者和谐的过程。“新市民”作为进城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的小群体，凭借个人的努力，利用开放的人口政策跻身于城市居民行列，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当然这些人口政策也决定了“新市民”的社会层次。“新市民”拥有相对较高的学历和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之大城市本身所具有的极强的包容性等特点，使“新市民”社会融合的程度较高。但与本地市民相比，他们仍然身处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关于家庭育儿更是处于生育期的“新市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他们自身具有的这些经历以及社会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其对子女的家庭教育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变化。为了考察这些落户城市的“新市民”家庭教育情况，分别选取了哈尔滨市、北京市、郑州市五个此种类型的家庭，以定性研究的方式，通过访谈、电话、网络聊天、电子邮件等形式，与“新市民”家庭进行深入地沟通，发现“新市民”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新市民”子女的社会融合。现总结如下，以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新市民”家庭教育的新特点及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通过对考察结果的总体分析，“新市民”家庭教育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如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家庭亲子关系平等化和亲密化、家庭教育文化的多元化及家庭活动集体化等，对儿童的社会融合均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一)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家庭教育观念其实就是父母或家长的教育观念，是指父母或家长在教育和培养子女的过程中，对子女发展以及子女如何发展所持有的基本、整体的观点，而且家庭教育观念是一个深受时代和社会发展变化影响的概念，其内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其实，“新市民”本身的发展就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他们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从农村走向城市，随之在城市落户，逐渐与城市生活、城市发展融合在一起，他们的教育观念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受城市文化教育的耳染目睹，“新市民”家庭教育中出现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家庭教育观念日益受城市教育风尚和各种教育传播媒介的影响，出现潮流化倾向。新市民家庭教育观念受“社会性感染”的影响，出现的这种追随潮流的趋向，使他们逐渐抛却或调整自己原有的教育理念。在优生优育方面，认同“只生一个孩子好”，在儿童观、儿童教养方面等迅速的与最新流行的教育理念相适应，基本保持和城市家庭教育新理念同步。在教育行为的选择上更趋向于合理、科学，更趋向于城市认同的方式、方法，因此，这一点在促进“新市民”子女与城市文化、城市生活的和谐共生上具有较大的意义。当然，潮流化也隐含着从众化的意味。在受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补偿心理的驱使下，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接近或达到城市孩子水平，是“新市民”的普遍心态，并由此背负更大的压力，也失去了原本朴素、简单的农村特色。“新市民”家庭教育观念的潮流化倾向在子女教养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市民”用于子女教育投资的消费大大增加。通过对五个家庭的访谈得知，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音乐艺术方面有所了解，一方面出于让孩子获得多方面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弥补自己从未受到这方面教育的缺憾。因此，“新市民”家庭大多为孩子购买各种乐器，送孩子上美术班、音乐舞蹈班，甚至为孩子聘请家庭教师，专门对孩子进行辅导。较大的家庭教育投入的动力来自于年轻的“新市民”“超越自己、超越农村”，“不再过苦日子”的普遍心态，希冀通过各种各样专门的培训教育提升孩子未来在城市生活的竞争力，不再像自己一样历经打拼的艰辛和磨难。这种对教育的过高期望，导致新市民不惜代价对孩子施以“英才教育”。这种倾向，违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过多占用了孩子游戏娱乐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占据了孩子们在其它形式中进行社会融合教育的时间，从而丧失了和城市孩子进行交流沟通的机会。 (二)家庭亲子关系平等化、亲密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亲子关系是指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与幼小子女的关系包括抚养、管教及培育等。据调查，农村家庭亲子关系有如下特点:亲子间的亲密度低，亲子依恋不强，亲子交往的频率低;农村父母对子女有偏爱现象，更加偏爱男孩和排行靠前的孩子;农村儿童对母亲更加信任、依恋和亲近。［3］“新市民”已在城市生活数年，其生育观、家庭观已然发生改变，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子女的独生化，使子女日益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父母给予子女更多的关怀、照料、陪伴、管理和培养，使亲子关系也日趋平等并更加紧密。亲子关系的平等化、亲密化，使“新市民”家庭逐渐形成新的民主、平等、和谐的新家庭教育模式。良好的亲子关系是亲子教育的基础，只有在关系和谐的状态下，孩子才会尊重父母，接受父母的教育，父母才可以把自己的知识、经验、智慧顺利地传递给孩子。这种家庭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儿童活泼的天性、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可贵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和养成良好的习惯。如一些“新市民”家长利用有限的空闲时间带领孩子郊游、参观博物馆等，有的“新市民”家长陪伴孩子利用废旧物品进行手工制作等，以开启孩子的智能，培养孩子的观察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同时，“新市民”由于过往生活的艰辛，出于代偿心理，在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放弃应有原则，对子女的非分要求也言听计从，一味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子女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心理和行为方式，在家里唯我独尊，缺乏对他人、他物的认同感和协作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良的教育方法，是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 (三)家庭教育文化多元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通过学习与生活活动所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这些精神财富、文化氛围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家庭教育文化主要包括家庭教育价值观、家庭教育主体观、学习至上价值观等，它是家庭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对人的发展方向与进程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新市民”均来自于不同省份的农村，年幼时受到农村传统教育文化氛围的浸染与熏陶，虽然在城市已生活多年，但仍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农村文化的印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是以家庭为本位，中国农村家庭教育也具有这种鲜明的价值追求，“鱼跃龙门”、“光宗耀祖”是其共同的心理诉求。“新市民”虽然已取得真正的城市身份，但在城市家庭育儿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来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尤其是农村家长制“家风”的影响。同时，“新市民”子女多由农村老家的祖辈带养，因此，农村家庭教育文化对孩子的影响不言而喻。“学习至上”、“教育改变命运”的教育理念落实在孩子教育上，就特别强调孩子的学习成绩与智力发展，而忽视甚至漠视了孩子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同时，“新市民”身居城市数年，其家庭教育理念和行为必然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的地域文化、城乡文化共同交织构成“新市民”特殊的、多元的家庭文化。家庭文化的多元，使这些自身素质相对较高的“新市民”不断整合各方文化优势，也提升了家庭教育的文化厚度。“新市民”子女从小感知不同的风俗习惯，聆听不同的方言与乡音，领略不同地区的文化风情，对其个性成长及社会性发展都将有所裨益。但“新市民”家庭文化的厚度与其自身文化素质等有很大关系，如果对多元文化整合的能力不够，地域文化、城乡文化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在家庭教育中，不易形成教育的合力，孩子就会无所适从，失去应有的判断力，使其处在一种“我该听谁的”的忧虑之中，影响其健康成长。 (四)家庭活动集体化对儿童社会融合的影响 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活动是儿童快速认识社会、融入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新市民”远离农村家乡，在城市落户生活，与农村家族式的大家庭相反，“三口之家”是其家庭生活的写照，家庭中的闲暇娱乐时间是父母和子女共同度过的。而且由于“新市民”自身教育观念的提升，比较注重和子女的交流和沟通，比较关注孩子的内心需要。在有关家庭活动内容、形式的选择上，更注重听取孩子的建议，往往是父母与子女共同商量、共同活动，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仅仅是父子(女)关系，更多的是同伴关系。与一般城市家庭相比，由于城市社会关系的缺少，使“新市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新市民”家庭在购物、出外游玩等的家庭娱乐与闲暇活动中，整个家庭共同参与的集体化特征尤为明显。新市民家庭这种家庭活动集体化的特征，有利于促进亲子关系的平等、和谐，使子女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接受教化和熏陶。同时，新市民也有意识地带领孩子在闲暇时间出游、参加社会交往活动，以拓展孩子的视野，增加他们了解社会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市民”家庭活动的集体化是一种被动的集体化，是在缺少其他社会关系之下的无奈选择。由于其他社会关系的缺乏，“新市民”家庭中每一个人都是相互依赖的对象，而对孩子来说，这种情况更为明显。由于这种集体化特征，使孩子一直生活在成人世界里，必然限制和影响孩子在儿童社会的交往，尤其是和其他城市孩子的交往，也必然影响儿童社会融合的程度。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新市民”正值事业的上升期，多年的城市生活打拼，十分明了工作对其在城市生活的重要，因此，在“新市民”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集体娱乐、度过闲暇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这使得电视、电脑成为儿童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伙伴，逐渐成为影响儿童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电视、电脑以直观的方式引起儿童的兴趣，增加了儿童的语言认知，对“新市民”子女的语言认知，尤其是普通话的学习有较大帮助，也开阔了儿童的视野，提供儿童更多的知识信息。另一方面，电视、电脑媒体资源质量缺乏有效监管，内容多与儿童的生活不相适应，过多的与电视为伴，势必影响儿童的健康成长。 三、几点思考 通过与“新市民”家庭的深入沟通，发现随着农民工社会身份和社会层次的变迁，对其子女的社会融合也有不同的影响。因此，采取措施创建和谐、共融的社会气氛，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及加速“新市民”自身素质的提升，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一)全方位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融合度及自身素质 在新市民家庭中，年轻的“新市民”父母是家庭教育最直接、最经常、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自身的融合程度及融合经历，必然影响孩子对城市社会及城市生活的认同，因此，要促进孩子的社会融合，必然要首先全面提升“新市民”的社会融合度。为此，第一，政府和社会其他相关部门要继续深化针对“新市民”的落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使他们顺利地在城市安身且安心地工作与生活;第二，努力营造友好、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帮助“新市民”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孩子的发展能力取决于父母的发展。”父母自身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其家庭教育的水平和能力，要提高“新市民”的素质，尤其是作为父母的教育素质，关键在于使“新市民”的教育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使其教育行为发生根本的改变。为此，首先“新市民”要从自身做起，阅读有关教育理论的书籍，借鉴适合于自身的教育方法，同时树立健全的人才观、儿童发展观和教子观。其次，构建社区服务“新市民”家庭教育的体系，为“新市民”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包括身体养育、心理方面的咨询、亲子互动等，以进一步解决“新市民”在家庭育儿中遇到的困惑，提高其家庭教育指导力。 (二)倡导社会融合理念，培育多元、共生文化氛围 社会融合的主旨在于构建良性和谐的社会，其手段在于强调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包容、互相认同。“新市民”与城市文化生活的融合不仅包括自身对城市的认同，而且也包含城市社会对其的包容和接纳。因此，必须调动多方力量加强宣传，倡导社会融合理念，促进“新市民”及其子女与城市社会的共融。首先，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宣传我国各个地域的文化习俗，开阔人们的视野，了解并认同文化差异，学会相互尊重和理解。其次，发动社区开展交谊活动、张贴宣传图画，宣传农民工为城市建设所做的突出贡献，让城市本地居民以和“新市民”家庭结对子、互相串门等方式交流双方家乡风俗习惯，增进居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通过共同努力，为“新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及其子女教育提供良性发展的平台，创建和谐共生的多元文化氛围。 (三)整合多方力量构建社会支持网络，共同推进社会融合 “新市民”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政府、社区、家庭无不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着“新市民”的社会融合，而“新市民”自身的融合经历与城市生活经验对其子女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影响，这种教育又直接影响其子女的社会融合进程。所以，政府提供有关农民工的落户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支持的大环境，社区相关措施推进的中观环境，幼儿园及其他幼教机构创建的平等和谐的主阵地，以及来自“新市民”家庭的支持，共同形成教育的合力，构造社会支持网络化体系，才是最终推进“新市民”子女社会融合最有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新市民”属于进城农民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但与城市本地居民相比，他们毕竟是外来者，而且他们也坦言，在与城市本地居民及城市生活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融不进去”的感觉，但对城市优质教育的渴求使他们又不得不正视现实，这种经历或者心路历程必然会影响到子女的社会融合教育，因此，全社会共同努力，营建和谐共融的社会气氛、打破城乡差异已不能仅仅只是一个口号。 本文作者：乔金霞 单位：黑河学院教育系 教育相关论文:通识教育与思政教育的相关性 1“背离”：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 在教育实践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看似笼罩一切，起着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实际上又游离于专业教育之外，难以真正对专业教育产生实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施动方始终有国家力量和执政党意志的身影，而通识教育一般只在民间的大学层面中被提及，少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因此一个是官方的意志，是官学的范畴；一个是民间的意志，是私学的范畴。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还有以下差别。 一是求善的两面。通识教育在中国的提倡，其深意在于重拾大学“求善”之功用，补正大学囿于“求真”之困。通识教育提倡的“善”是理想的“善”，是自由的“善”，是纯粹的“善”，是几乎只存在于个体本身的，具备典型的主体性；而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在“求善”，但这种“善”是现实的“善”（切合统治阶级的现实需求）、是规范的“善”（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功利的“善”（以某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理想为终极追求目标），它带有典型的外在性。 二是主体性的两种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反映的是人与国家的关系，有着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和阶级观念，为一般的教育所回避和掩盖；德育反映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注重人的入世情怀及其与社会的和谐共处，保持相应的自约束机制；通识教育反映的是人这一主体性的问题，其载体指向是知识的完备和心智的健全，具备典型的个人性特征。这也是通识教育何以在提倡个人主义的西方出现的根源之一。通识教育讲究的是一般性的心性的养成，在于防畸；中国古代尽管也不分学科地培养人才，讲究的却是最高的品质：至善。 三是知识取向与精神取向。通识教育的源动力是“无知（知识）之患”，初始目的是矫正科学主义之下的专业教育，以在专业训练的职业化需求之外，寻求一条知识互通的方式，让学生的知识结构完善起来，进而作用到人才培养当中，以培养博通的高层次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源动力是“无支（精神支柱）之患”，目的却是在知识之外构建起一条精神的篱笆，以让凭借现代科学知识和思想潮流中培养出来的人才依然在一种崇高的社会理想和既定的政治性哲学体系的规范之内，依靠思想和精神的指引让学生在知识学习的同时也能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培养知行合一的高素质人才。 四是完人培养目标背后的个体完善性与人的社会化。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才培养指向都是“完人”。但是通识教育的目标指向是知识博通、学科融汇的“完人”，也就是知识意义上的“通才”；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指向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完人”，更注重德的优先性培养，着力于推进人的社会化，是政治意义上的“全人”。 2“契机”：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2.1通识教育在中国高等教育语境中的“开门之难” 2.1.1科学主义的阻滞与功利主义的遮蔽 通识教育在西方高校被提出，首先出于对当时科学主义甚嚣尘上的对抗。被科学主义笼罩的大学，知识分门别类，被细分成一个个的专业学科，而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联通，通过这种学科培养出来的人才专业基础扎实、专业知识深厚，但却缺少常识和基本的素养，缺乏对人类浩瀚知识的整体认知和融会贯通的能力，于是“各种课程的共同部分”的通识教育理念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科学主义带来的唯科学是从的局面，也掩盖了人文教育的效用。大工业化对大学人才培养的职业性和实用性的需求，不仅让很多只限于书斋当中的纯知识探求趣味的学科日渐萎缩，代之而起的是密切联系市场需求的实用专业，在就业压力之下的大学教育也逐步转变为培养“职业人”的场所。高等教育不再带有闲暇的浪漫色彩和知识探求的神圣目的，大学的人才培养沦为“职业培训所”。学生有着职业化的专业训练，但却缺少基本的人文素养和自由探究精神，缺乏关注人类命运的宽广视野和广阔的胸襟。为了将这种职业培养的倾向扭转，通识教育作为借力的工具被大学广泛应用。于是，讲求博通和人文视野的通识教育作为对科学主义的补充而出现在正式的课程体系当中。可以说，通识教育在当代教育中被重提，就是为了对抗当代教育的功利性，希冀对科学主义进行修正和补充，通识教育“是人人都必须接受的职业性和专业性以外的那部分教育,它的内容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与价值的教育”。一方面是理想的吁求，一方面是理想与现实的拉锯和对抗。当通识教育进入中国的大学，一方面受科学主义的阻滞，通识教育尚难被按专业和学科培养人才的课程体系所吸纳，只能更多地以讲座或选修课的性质出现，只被当作课外活动的一种形式，一种休闲式的补充。另一方面，受功利主义的遮蔽，在以职业训练为目标的大学人才培养中，难以产生直接就业力的通识教育自然也难以被重视。甘阳在谈到通识教育的推行不力时说到：“通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是一般的教育，就其本性而言，它是一个非就业倾向性的教育。而我们现在不能否认大学必然要产生就业，而且学生的就业倾向是越来越强。这里存在巨大的矛盾。”因此，在实质层面，通识教育并没有被现在大学教育体制所吸纳，没有在人才培养中真正贯彻落实通识教育的培养方案。 2.1.2思政教育课程挤占空间 通识教育即使在形式层面被大学接受，当其要落实到具体的课程计划时发现，这些增加的通识课程无处安身。因为名目繁杂而学分充足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已经将除专业课程之外的公共课程和选修性质的课程挤压得没有应有的空间。强行纳入多门通识课程，只能让学生的课业负担越来越重；象征性地纳入通识课程，却无法实现通识教育的系统性目标，让其有名无实。因此，即使通识教育理念普遍被今天的大学接受，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上，通识教育依然没有能够真正踏进大学课程体系的门。 2.2思想政治教育的“闭门之困” 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地位毋庸置疑，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大学正式课程体系当中也显然顺理成章，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从来没有碰到如通识教育一样的“开门之难”。但是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面临困境———实效性危机，其虽无“开门之难”，却有“闭门之困”。 2.2.1说教与灌输 说教是思想政治教育惯常采取的教育方式。这种说教方式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吁求，现代教育主张教育主体之间的平等性，而说教却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以大道理大理论来实施控制性影响，力图以其天然正确性来强制性地影响学生的认知。说教方式招致的反感显然易见，被贴上说教标签的思想政治教育正在遭遇着重大的信任危机。如万斌提到：“反观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我们的这些教育常常被学生视为说教。2001年浙江大学学生会搞的一次民意调查曾深深地刺痛过我们的心。这次调查的一项统计结果是，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高校德育课应该取消！”此种情形可以说是在中国各所大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哲学是智慧的学问，哲学引发深思。思想政治教育本来背后倚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理论的应用层面，但由于说教方式的普遍存在，反而让其偏离了真正的哲学，走向了庸俗化。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正在试图让思想政治教育重回哲学的轨道。如万斌在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新论》一书中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出发，糅合现在流行的西方哲学中的主流方法论，试图让其从说教的层面重新进入哲学层次，如将理想论与理想主义教育的结合、将自由论与正确自由观的教育结合、将社会规律论与社会主义信念的教育的结合、将人的本质论与集体主义原则的教育结合、将人性论和反对利己主义人生观的教育结合、将德性论与美德的教育结合、将人的价值观与科学的人生价值观教育结合、将社会动力论与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教育的结合。灌输原则也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如徐志远将灌输原则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原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向人民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并且认为“理论灌输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不过，灌输原则被认为与现代教育方法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如现代教育注重自由讨论、启发式教学，培养的是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自主性。同时，灌输原则在实践应用中被认为带有强制、压服的色彩而招致反感，这一点尽管在灌输原则实施的时候就努力避开双方的冲突，如沈壮海指出：“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立的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并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确立灌输原理之初，就明确地将灌输与强制性的压服作过区分”。不过，教育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使用灌输方式的时候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受教育者也会先入为主地将灌输与强制服从两者混淆起来。进一步来说，不论是说教还是灌输，都与当前的阅读语境下的新青年的接受方式背道而驰。当前的阅读语境被称为“后现代阅读”，它是继传统阅读和现代阅读后的新兴阅读方式。传统的阅读内容借助于先进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移动阅读、检索性阅读、点播性阅读和消遣性阅读，实现了向大众“悦”读的转变，逐步满足了阅读者对阅读的娱乐化、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后现代阅读”是网络化语境下的新型阅读方式，是当代大学生获取信息和知识，并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群体思想、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当前的大学生基本是1980或1990年后出生的全新一代，该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特征。在“后现代阅读”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一个已经有着较大变化的教育对象，必须探索新的教育途径和教学方式。 2.2.2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模块化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已经占据了牢固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形势与政策宣讲、公民道德教育等几大模块已经完整地固定，成为大学课程的必修课，占据了大量的学时和学分。然而专业模块化的结果却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在大学并未真正受到重视。不论是教师层面还是学生本身，其地位类同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自然其思想政治教育效用也大打折扣，甚至招致一定程度的反感。在屡次思想政治课程调研中，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评价几乎都是消极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其内容也并非具备“被抵触”的本质，其根源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当以固化的课程形式出现时，其本质从思想培养、价值观影响、国家荣誉感培育等软性层面走向了知识传授的硬性层面，而长期采用的僵化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更是“火上浇油”。 2.3发展的通识教育理念指引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可能 通识教育本是针对专业教育、科学教育的泛化而被重提，重在人文素养和科学思维的培养，有关道德价值观、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影响并非是其重点，但随着世界大学不可避免地从“象牙塔”迈入“动力站”，大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一切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都在随着大学职能的转变而在修正、发展本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图景。在西方，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类似的是世界观与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等，也就是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此类教育的任务已经逐渐被通识教育吸纳，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并且成长为越来越受欢迎的教育形式。鉴于对西方成功经验的借鉴，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融合起来，也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界的基础共识，也即将成为教育实践不可阻挡的趋势。 3“合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不谋而合 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和实施中的背离种种，无不暗含相应的交融的基础；而两者在实施中面临的困境的解除，同样需要其互为包容、互为提携方能真正脱困。 3.1基础：学科与内容的视角 3.1.1学科(研究领域)泛化的倾向 旧学科的新生与新学科的立足无一例外都有将原有的学科边界扩大的倾向，仿佛一个不知足的地主，永远觊觎其边缘的土地。如后发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堂而皇之地将先生的德育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进去，通识教育的研究边界也从来不忘将德育的目标当成己任。可见，至少在德育这个问题上，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的范畴界定几乎是一致的，这是两者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原属法学门类，被纳入政治学一级学科内，因其本身的交叉属性，同时能在教育学学科插一脚，其边缘的模糊性也助长了它边界扩张的欲望，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范围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极其模糊的身影，从其课程开设角度来看，它既可以被当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正被政治学和哲学两个学科分割）的传播者，又可以当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和当前政策的解读者和宣讲者，在学理上几乎可以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应用；从其实践形态来看，学生事务管理、学生行为规范、学生思想引导等等作为学生第二课堂中非学习性的功能全部囊括进去了，因此在中国你几乎看不到独立的学生事务管理，因为学生事务管理全部被放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当中。而通识教育的扩张性欲求显得尤为强烈，如想与自由教育划清界限，又想将之纳入怀中，如某研究者出版的专著即将自由教育与普通教育（通识教育）并列起来，互为注释；如将人格教育、人文教育、素质教育，甚至文化教育、专业基础教育也纳入其中，当然也不忘将已明确定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也不客气地纳入己方阵营。其实，通识教育最先被提出的时候，就是针对“‘大学生学习的课程是否需要一些共同的部分’这一问题提出来的”，而“今天的‘公共课’、‘基础课’就属于这一‘共同的部分’”。可见，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通识教育，他们在学科泛化的过程中都将对方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都“泛化”进去了，这也就为两者的沟通和融合提供了可能和现实的基础。 3.1.2方法和内容的交融与重叠 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而“五要素说”中的德育的内容也同样包括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心理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各校在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几乎都包括了进去，如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第一大类就是思政类。只需简单地对比一下思想政治教育、德育和通识教育三者的内容，可能看到更多的不是区别而是重叠和密切的关联。顾海良曾经提出以文化素质教育来统摄思想政治教育与通识教育：“以全面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为主的思想道德教育，同以全面提高科学文化素质为主的“通识教育”，都是素质教育的内涵，也都是以实现素质教育为目标的。”‘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方面，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如此；‘通识教育’就其内容来讲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利于思想道德素质提高的，也是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科交叉几乎是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共同的总方法。通识教育寻求科学与人文的交汇，交汇的前提是对单线条的补充，以文补理，或以理育文，进而诱发学科意义上的交叉学科的生成，为其提供知识基础和交叉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本身是交叉性的课程，是典型的跨学科教育，如其所涉既有本源意义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原理）、亦有哲学史不可避免的历史情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成果必然要联系中国近现代史的现实）、还有经典作家们对经济的阐释，而作为思政课程最为现实关照的形势与政策课程，简直就是所有学科的大杂烩：有政治专题、经济专题、国际关系专题、军事专题、科技专题和环境专题，此种学科非有通识教育理念不可，否则课则不通、讲则难动。 3.1.3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首先，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指向培养“全人”或者“完人”，尽管两者的具体指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最终指向都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其次，教育的价值分为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种，这两种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和通识教育身上都有一定的重叠性。思想政治教育具备的“个体价值”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个体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引导政治方向、激发精神动力、塑造个体人格、调控品德行为等几个方面”。而在中国的人才培养语境中，通识教育“更强调培养具有正确人生观、健康价值观及能进行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的人”。这一个体性目标几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翻版。通识教育在与专业教育的对比中，认为“通识教育是‘育人’，而专业教育是‘制器’”，当然，思想政治教育的功效与目标也从来不是“制器”的，而同样是“育人”，是非就业型的教育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是指“具有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健康发展的价值”，“主要表现在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管理价值几个方面”。显然，通识教育在个体之外的溢出价值中自然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社会价值。 3.2共同的吁求：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双向“脱困”的必要 其一，通识教育中国化的必要。通识教育之所以在中国大学中难以得到大力的推行和真正的落实，产生了水土不服的现象，其问题就是通识教育的“纯洁”形象，回避政治和意识形态，寻求人才培养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的思维，一直被认为是与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格格不入的。如果通识教育要真想在中国的大学中谋求一定的地位，敞开怀抱接受和融合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其必要的妥协方式。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摆脱形式主义的必要。以说教和灌输为主要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内的大学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问题。而要摆脱其形式主义的身份，需要借助其他教育方式来实现。在德育研究范畴中有思想政治教育、德育、通识教育三大概念体系，其意识形态的色彩逐步减弱，但其本质内涵却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其统一的教育目标都是指向主流价值观的引导。正因通识教育在意识形式色彩上的淡化，使之披上了“鲜艳的外衣”，更能被受众所接受。因此，通过通识教育这一更为宽袤、平和的教育形式，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暗融”入通识教育当中，可以借此摆脱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困境。 4“桥梁”：通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载体 学科与内容的交融和重叠，以及双方在摆脱困境方面的共同需求和方向的一致性为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流提供了理论基础，那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隐性课程和学生社区建设的改革实践则为两者的合流提供了现实的载体。 4.1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通识教育为了寻求在大学课程体系中安身立命的空间，无法排斥思想政治课程的存在，而被迫将之吸纳进来；另一方面，思想政治课程在本质上确属“共同的知识”，仍是通识教育课程理念中提倡的不可缺少的部分。于是，在今天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当中，都把思想政治教育包含进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当中，并且将之当做必修部分确立起来，作为通识教育的模块之一。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浙江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无不将思政类课程放在首位。 4.2隐性课程 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模块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课程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完整性和科学性，但在专业课程开设的同时，仍需寻找新的影响途径，而隐性课程即为一条有力途径。隐性课程被视为常规的、正式的课程计划外的“非计划学习活动”，是“学生在学校情景中无意识地获得的经验”，它能通过“课内外间接的、内隐的，通过受教育者无意识的非特定心理反应发生作用”。隐性课程是对以专业化、正规化身份出现的“显性课程”的重要补充。隐性课程是一个看不见的教育领域，也是通识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在力图争取发挥作用的重要影响途径。教育研究者通常将通识教育同时定义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和“一种人才培养理念”，理念的实现和作用的发挥需要借助诸多的载体，而课堂之外的课余生活和这种生活所依赖的场所及其生活的群体通常被认为是通识教育重要的影响途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被区分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两个方面，而后者即是典型的隐性教育的影响方式，因为它并未出现在正规的课程当中，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移入学生的课余活动当中，试图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当中进行全程渗透。 4.3新型学生社区建设 出于借鉴国外通识教育实施经验中的住宿学院制考虑，国内的通识教育实践都注重校园环境和生活社区的建设，如北大“元培计划”的各学科学生的混住，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将书院视为“学生社区的‘新形式’，是本科生教育的‘第二课堂’，是大学生离开父母后来到的一个新的‘大家庭’。”并且“将学生专业学习与素质培养、通识教育、学生事务管理从管理机制上分开，前者由专业学院承担，后者由书院承担”。而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在面临尴尬地位的过程中寻求的改革途径里，也在学生社区建设中融入了通识教育的理念，如现在提出的思想政治教育进公寓、党建进公寓、辅导员入住公寓等做法，都是通识教育主张的住宿导师制的浅层尝试，其理想前景即是在学生社区全面实现通识教育意义上的改革。 本文作者：陈荣荣 单位：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教育相关论文:边防公安法制教育相关问题思考 当前边防部队法制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由于教育资源和其他相关因素的限制，只有部分基层部队能接触到教育讲师团和领导干部宣讲的授课，教育形式也相对单一。有些基层单位开展法制教育仅仅局限于上几堂法制课，照本宣科，内容空洞枯燥，导致官兵们学法、用法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单位不注重区分教育对象，没做到因人施教；还有的单位把法制教育定位于“以刑为主，一讲众听”，错误地认为只要能预防官兵犯罪，教育就成功了，忽视了官兵整体法制观念的增强和法律素质提高的重要性。尽管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很多单位在法制教育上仍然实行一位教师、一块黑板、一本书的传统授课教学模式上，未能与时俱进，也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三）法制教育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差一些基层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法制教育的内容和官兵思想实际贴得不紧，不能对症下药的问题。“少数人得病，多数人吃药”，“不论患什么病，都吃一样的药”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单位对法制教育认识不到位，思想有偏差，随意性较大，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能区别对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缺少交流。教育者只顾传授法律知识，忽视受众的接受和理解，导致“我讲你听，我说你通”、“想不通慢慢想”等现象普遍；被教育者则盲目接受，没有深入体会。对法制教育认识不足，还导致很多边防单位在做法上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现象，使得部队的管理工作法制化进程出现阻滞，尽管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完善，但仍有部分干部不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官兵权益问题上，也常遇到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维护官兵权益的口号喊得很响，真正遇到涉法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或解决得不是很理想，往往存在处理形式简单的问题。如果法制教育始终处于空谈文本的真空状态，不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官兵避免违法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部队法制教育终是难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改进边防法制教育工作的思路和建议 法制教育是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搞好边防部队法制教育，使干部战士能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实际涉法问题，对提高边防官兵的政治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公安边防部队不同于一般的军事部队，既是战斗部队又是武装执法力量，只有掌握了法律武器，广大官兵才能更好地投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搞好针对性的专题教育，使边防法制教育落到实处，是提高广大边防官兵法律素质的重要手段，具体应抓好以下几点：（1）结合边防工作实际，开展岗位应知应会法律知识学习；（2）依据基层单位掌握的情况，进行针对性法制教育；（3）把握时机，根据官兵实际遇到的种种涉法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4）在教育方法上，应由“书面抽象”向“日常实践”转变。法制教育应能“请进来”，并且能“走出去”。“请进来”就是加强部队与军地司法机关、院校的联系，邀请军内外专家做专题报告或系列讲座。“走出去”则是部队官兵走出军营，到社会去体验民主法治的进步，通过切身感受提高法律素质。 真正服务于基层边防官兵法制教育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行为教育，因此把学法和用法统一起来，能学以致用才是关键。利用普法知识讲座、法律知识比武、法律知识辩论会、模拟执法现场、典型案例分析、遵纪守法典型事迹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对干部战士进行学用结合的教育，多在“怎么学法、怎么用法”上做文章，进而突出法制教育的实践性、应用性。学用结合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加强边防干部的法律素质以提高部队依法管理的能力。学习法律知识并非只为学而学，更重要的是用来养成守法的习惯，规范自己的执法行为，进而使法律意识在守法执法实践过程中被重新认知和不断强化。现在部队的条令条例不断完善，在实践条令条例的过程中，干部只有不断增强法律意识提高自身素养，才能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当今社会信息交流渠道多、方便快捷，很多战士在入伍前受到西方某些思潮影响，法纪观念淡漠、强调所谓的“民主自由”，对法律知识一知半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的干部必须充分掌握相关法律知识，依法带兵、处事有礼有节有据才能做好管理工作。第二是运用法律武器帮助边防官兵依法解决个人的涉法问题。近年来，官兵家庭遇到的涉法问题大量增加，主要涉及婚姻家庭、财产继承、债务纠纷、军人合法权益保护、转业和优抚安置政策问题等。面对此类涉法问题，很多官兵由于不懂法律束手无策，或者对法律一知半解不能很好保护自己权益。因此，在法制教育中应加强对这类问题针对性的讲解，使官兵们能受益于法制教育，促使其主动地去认识法律，并自觉运用法律，只有通过帮助官兵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遇到的涉法问题，才能更好的发挥法制教育的效果。第三是普及相关军事法律知识及刑法知识，防患于未然。边防法制教育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预防执法犯罪。在预防执法犯罪工作中，除应大力提倡“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原则外，搞好官兵法制教育更为重要。法制教育要做到三勤，即：脑勤、嘴勤、手勤。所谓脑勤，就是针对问题和隐患勤于思考分析研判，争取在问题出现之前做好预案，想好应对措施，问题一旦发生，又要善于琢磨如何应对；所谓嘴勤，就是勤于查找法制教育中发现的问题，警钟常鸣，重点易发的问题反复提醒；手勤，就是对上级需要贯彻的指示精神、近年部队发生的典型案例及法制宣传教育内容要勤于记录下来，便于平时学习及在遇到问题时查看。 法制教育在注重“义务”的同时，还应当强调“权利教育”，权利教育与义务教育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这样才能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守法实质上包括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长期以来，有些人把守法仅仅理解为对义务的承担，这是一种误解。作为军人，在履行了义务的同时，还享有很多法律所赋予的特殊权利，例如，我国《婚姻法》和《刑法》等相关法律都规定现役军人的婚姻受法律保护，就是军人享有特殊权利的典型，所以当边防官兵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应学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前，边防官兵及其家庭权利方面的涉法问题有逐渐增加趋势，其主要表现为“三多”：一是婚姻家庭不稳固所导致的涉法问题较多；二是财产继承和债务纠纷所致的涉法问题较多；三是军人合法权益受损久拖不决的涉法问题较多。面对上述涉法问题，一些官兵仅仅知道法律条文，但却不知如何运用，导致在涉法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因此，拓宽法制教育内容，强化权利意识教育，使法制教育真正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基层边防官兵解决实际问题，是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另一项重点内容。 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目的是保证边防官兵具有合格的政治素质及较强的法律意识，从而保障各项边防工作顺利开展。为此，边防部队法制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把国家的法律法规、部队的条令条例等讲清，也要把一些和战士日常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讲明白，这就要求在教学中要努力改进教育方式方法，采用多种教育形式以增强教学效果。边防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各地区现有的信息资源和力量，进行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重视基层配备媒介的作用，如让边防官兵通过收听法制节目、播放法律案例视频、阅读法制报纸等办法，增加法制学习的渠道和方式。在边防部队中还可以采用组织学习小组的方式，让边防官兵互相交流研究遇到的案例和问题，改变传统灌输式的授课模式，让官兵们在互动中学习了解相关法律知识，这些以讨论交流为主的学习形式和方法既能规范边防官兵的自身行为，又能对相关法律知识进行活学活用，进而形成法制教育良性循环的局面。总之，法制教育是边防部队经常性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抓出实效。针对当前公安边防部队法制教育的特点，只有积极研究法制教育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时改革创新法制教育的方式方法，才能调动广大官兵参与法制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引导官兵学法、用法、守法，从而保证公安边防部队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本文作者：孟宇 单位：辽宁省公安边防总队） 教育相关论文:环境微生物学教育相关问题思索 本文作者：程翔 孙德智 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学内容的设置 目前，各个学校编写了不少环境微生物学的教材。其中，周群英和王士芬编著的《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第三版）》为广大高校的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所采用，它基本可以满足一般工科类院校的教学要求。但是，在使用的同时，各学校还应根据自身的专业特色，对其中各章节的内容进行取舍，并针对各自的专业适当增加内容，比如土壤微生物、海洋微生物等，以体现学科的优势研究领域。在“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教学过程中，把握好基础微生物学和微生物在污染控制中的作用两部分的关系十分重要。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的工程应用，重点则是环境工程实践中的微生物学原理。如果对微生物的结构、营养、代谢等内容介绍过多，课程容易演变为细胞生物学、微生物生理学或生物化学等；而对污染控制的具体工艺过程涉及过多，又容易重复污染控制工程的课程内容。因此，在课程教学时，应合理安排这两部分的比例。 另一方面，“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教学还应处理好与其他相关课程的相互关系。北京林业大学开设的“植物学”“环境生物学”等课程与“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3门课程在如细胞结构、生理代谢、遗传变异等知识内容上均有一定的论述，但课程核心和重点内容各不相同。在讲解“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时，应注重强调微生物细胞、生理、遗传方面的独特性，并对这些特性在环境工程领域的应用展开详细介绍。也就是说，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知识单元的逻辑衔接，注重课程体系的统一性，要明确课程的侧重点，避免重复。基于当前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飞速发展，“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课程教学还应紧密结合当前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修复相关领域的新进展，而不能只停留在传统污染处理工艺的微生物学原理上。教师通过对最新污染控制工程理论和技术的微生物学原理进行解析，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专业的热情，树立投身环境保护事业的志向，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会随之提高。例如，在废水生物处理的微生物学原理部分，笔者介绍了这几年比较受关注的利用好氧颗粒污泥处理高负荷、强毒性有机废水的新工艺，解析了活性污泥微生物胞外聚合物在好氧颗粒污泥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生物处理系统由于污泥浓度大幅增加而带来的高效性，来强调通过利用微生物的生理生化特性进行废水处理技术的革新。学生对这些新内容的反馈很活跃，也引发了很多讨论。 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快速信息化，传统的、单一的灌输式教学方法难以取得满意的教学效果，也无法满足当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大学课堂的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应借助多媒体、网络以及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成功的工程实例，来丰富教学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教学效率和效果［2］。根据实验心理学的原理，对于同样的信息，图像比文字容易被信息接受者所记忆，这就是所谓的“图象优势定律”［3］。在传授以叙述性为主的知识内容时，合理使用形象思维方法，可以帮助学生提高记忆力；而信息的几何形状、色彩、字符对形象思维的建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生物，在教学中通过展现大量生动形象的微生物照片，可以使学生容易认识和区分种类繁多的微生物，印象深刻，易于激发学习兴趣。例如，在比较G＋和G－细菌的结构时，通过对细胞图片的详细讲解可以清楚地说明二者的区别：G－细胞由胞外到胞内依次为外膜、细胞壁、周质空间及原生质膜，而G＋则为细胞壁、原生质膜；同时，G－细菌的细胞壁上仅有一层很薄的肽聚糖，但脂肪层较厚，相反G＋细菌的细胞壁含有多层肽聚糖，而脂肪却相对较少。这样，学生对G＋和G－细菌细胞壁差别的认识就会十分深刻，为此后顺利开展革兰氏染色实验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介绍微生物代谢、遗传等较为抽象的知识内容时，教师可以合理采用示意图、动画等形式来进行讲解，将有效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水平。例如，在微生物的遗传和变异一章中，笔者采用Flash动画演示了微生物遗传的经典转化实验即肺炎链双球菌感染小白鼠实验，使原本抽象难懂的概念和理论变为生动的画面，教学效果明显改善。事实上，国内外一些著名高校、环境微生物实验室的网站上和国外优秀原版微生物教材中有许多高质量的微生物图片、教学课件和研究成果，教师可以将其作为本课程的教学素材来加以使用，丰富教学内容，开阔学生视野。 大学阶段的人才培养正日益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紧密联系，这就要求“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的教学要注重结合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不断地加入新的科研成果和工程实例来说明课程的基本知识和基础理论。同时教师也不能脱离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而单纯地搞教学工作。只有长期参加科研实践的教师，才能使自已的教学内容更加具有前沿性、独创性和启发性，在丰富自己的教学内容的同时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也只有将教学与工程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例如，笔者在教学过程中选取了微生物燃料电池研究中最新发现的细菌鞭毛充当“纳米导线”的现象作为背景材料，展开讨论，分析了细胞鞭毛的电子传递功能在物质转化和能量代谢中发挥的作用。这个例子在介绍微生物学知识的同时，很好地诠释了如何恰当地利用微生物的特性来解决环境问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又如，通过介绍实际工程项目———煤气废水生物处理系统中活性污泥的驯化过程，说明了微生物遗传和变异的特性对于有毒有害工业废水处理的重要意义。 在当前大学教学中，课时的有限性与知识的增长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尤为如此。所以，教师在授课时，应更加注重所介绍内容的质和量，将多而杂的信息进行疏理与归纳，并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模式上进行变革，改变以往单一的注入式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方法有机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从而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研究表明，提问、引入和讨论等启发式教学方法比起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模式更为吸引人，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方面，启发式教学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启发式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将书本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思考和分析等综合能力。总体来讲，一些基础性知识的教学，可以以教师讲解为主，但讲解的内容要少而精，留一部分内容让学生自己去消化吸收。对于理解性的知识内容，教师要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有些问题要引而不发，导而不讲，让学生自己通过分析和总结来深化认识。此外，还应注意到高年级本科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对于一些比较浅显的、多门环境类课程反复涉及的章节内容或非核心知识单元，完全可以安排由学生自学来完成。例如，在讲解微生物在氮素循环中的作用时，笔者详细介绍了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等生化反应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所以在讲解废水微生物的脱氮原理时，采取了“学生自学为主，教师组织讨论和总结”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既节省了课时，同时又锻炼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认识能力和分析能力，为以后的科研创新打下基础。 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的挑选和设置 如果说理论教学的课堂容易出现“教师—学生”信息单向流动的现象，那么实验课则毫无疑问是以学生为主体进行的教学和认识活动。环境工程微生物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其实验部分的内容对整个课程教学的效果会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从2011年开始将本门课程的实验部分从10学时提高至16学时（每学时100min），并单独设课，称为“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课是加深学生对该门课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的微生物实验技能以及提高学生运用微生物学知识理论分析和解决环境问题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学者将这些实验项目分为验证性、综合性、研究性和生产实践性等4种类型，笔者认为此分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5］。验证性实验是实验课程的基础，是理解和掌握环境工程微生物学知识内容的基本保证，其实验的主要内容相对固定，比如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开设的“光学显微镜的操作及细菌、放线菌、霉菌的形态观察”“活性污泥微生物的显微镜观察”“革兰氏染色技术”“培养基配制及灭菌技术”“细菌纯种分离、培养和接种技术”等实验项目。其他3类实验是在不同深度和广度上对所学内容的拓展和综合运用，起着开发学生研究热情和创新欲望的作用，其具体内容的选择往往有很大差异。 对于这部分内容，目前北京林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已开设及计划开设的有“水中总大肠菌群的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测定”“土壤微生物的类型、数量及分布分析”等实验项目。这些实验项目的内容相对完整，学生需要对实验的过程进行总体设计，通过对身边的实际样品（如宿舍区污水、道路空气和校园土壤等）进行检测和分析来确定自己周边环境的质量水平，这些实验都得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但总体上，该部分的实验内容仍在不断完善中。4种不同类别的实验对于课程的教学都十分重要，不可彼此替代，不可顾此失彼，其优化组合则可以实现“环境工程微生物学实验”实用性、趣味性、创新性的统一。各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条件，合理设置实验项目的具体内容和比例，从而达到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 教育相关论文:环境专业英语教育相关思索 本文作者：孙娟 赵东风 赵朝成 李石 刘芳 单位：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如何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增加与学生互动的环节，采用启发式教学，利用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提出问题，并灵活运用语言、情景、图片、类比等方法来激励学生，启发学生积极进行思考、阅读和交流。鼓励和组织学生参与到课堂互动、交流当中来，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小型报告会等形式实践课堂所学的内容。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考核以结课考试形式为主，考试成绩受基础英语水平的影响较大，部分学生对于专业英语学习的理解也存在误区，认为专业英语就是基础英语加专业词汇［3］。为充分发挥学生日常学习的能动性，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要给学生强调课堂的学习内容是和课程考核紧密联系的，这样就在无形当中增加了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比如，考试内容如果侧重于阅读和翻译，那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就要增加阅读和翻译的比重;如果考试内容有口语部分，那在平时课堂的训练过程中也要增加口语的环节。这样就使学生学习的时候更有目的性，自然也就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另外，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核方式。平时成绩包括课堂提问、平时测验和作业，通过适当增加平时成绩所占的比重，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增加平时测验的次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不应局限于对文献阅读和翻译技巧的传授，而应注意专业知识的传授，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掌握环境工程领域一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的英语表述，并将国际最新的研究热点贯穿其中。对于教材的选用以及教学内容的安排要充分考虑学生实际，注重与同期开展的专业课做好结合。通过与相关专业课老师进行沟通合作，一方面将所学专业课知识融入到专业英语的教学中，例如将重要专业课内容编入到专业英语的教学讲义里，通过专业英语的方式复习专业课内容，使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学习专业英语，就便于专业词汇和相关逻辑语句的记忆和掌握;另一方面请专业课老师协助学生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加强专业英语的实践，例如对于专业英语课程里已经学过的专业词汇，在专业课的授课过程里不再以中文出现，通过专业课的学习强化专业词汇的记忆。这样就使得学生专业英语的学习，不仅仅局限于大三一学期的英语教学，而是持续得到英语的培训，这样就使英语扎根于专业知识当中，使专业课的学习和专业英语的学习可以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使学生学有所用［4］。 如何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对于我们专业英语的设置，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学生在大四毕业设计环节外文文献的查阅和阅读，以及就业后和研究生阶段利用专业英语进行专业领域内信息的查找以及利用专业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目的。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就成为专业英语教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要注重增加学生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但是，目前环境工程专业英语大多数学校仅设置32学时［5］，在这样紧张的课时安排下，要增加学生课堂阅读和写作的练习，就一定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突出重点的安排。在专业文章阅读方面，要鼓励学生做好课前预习，通过加强学生的阅读训练，提高他们的阅读速度和质量。在翻译训练方面，要给学生多布置一些汉译英和英译汉的翻译作业，还可给学生布置课外专业文献检索任务，或安排学生从外文期刊中查找指定的环境专业相关文章并按要求翻译英文摘要。在课堂讲解方面，注意要点突出，教会学生快读和翻译的技巧，例如，翻译的时候要联系上下文，考虑特殊的语境;遇到长句先找句子的主干也就是主语、谓语和宾语，然后将修饰性的部分最后加入，等等。通过综合利用课前预习、课余作业和课堂ppt讲解来合理利用课时，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在写作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动画等形式强化专业词汇的记忆，鼓励学生利用外文期刊数据库等资源，收集、整理、翻译英文文献，尝试撰写英语论文和实验报告等。对学生的英语论文及时进行修改和点评，形成“学生起草———老师讲评———学生修改———老师再讲评”的学习机制，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为提高学生利用专业英语进行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进一步推进考试方式方法改革，例如:笔试试卷适当减少词汇的考试分值比重，重点考核学生英语文献的读写能力。期末考试可采用开卷与闭卷、客观题和主观题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平时强调的重要知识点、重点词汇和表达方式采用闭卷方式;对于阅读量大、有一定难度的翻译资料以及写作等则采用开卷形式，综合考核学生各方面的专业英语水平。 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 目前由于对外交流的加强，需要学生提高利用专业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学生基础英语就讲不好，讲专业英语就更难了。如何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也成为我们教学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难点。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学生专业英语口语的能力。对于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不局限于对专业英语阅读、翻译和写作能力的培养，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运用专业英语进行口语交流的能力。首先，尽可能地采用英文原版视频，不仅训练学生的英语听力，更使学生学会地道的英语表达;其次，对于不容易找到原版音像材料的章节，要坚持在课堂上运用英语对学生进行学习要点提问，鼓励学生大胆发言。考虑到不同学生专业英语基础的差异，所以在提问的同时应结合ppt投影，提高学生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尤其是专业英语基础薄弱的学生，这样不仅使学生熟悉了课堂内容，锻炼了学生的听力，更使学生真正学会专业英语口语的表述和交流。通过丰富环境工程专业英语的授课形式，例如通过观看国际学术会议视频、分组讨论国际环境领域热点问题等形式，提高学生学习专业英语的兴趣和热情，让学生自己体会专业英语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在课堂的参与活动中不断提高自己利用专业英语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结论 以上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创新，在提高环境工程专业学生英语科技论文阅读和写作、运用专业英语查找信息以及熟练进行科技交流的能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教学工作当中，将进一步总结教学经验、深化教学模式改革，从而实现专业英语在环境学科国、内外接轨过程中的具体运用。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专业毕业生本我鉴定 四年的大学生活，使我在学习能力和处事能力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自我约束能力也明显的增强，并且对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都有了更深的认识。我的为人之道是以诚待人，待事、坚持信念行动创造价值、自我创新。 我坚信在富有热情与活力的生命之夏，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天地。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我可以用巨大的勇气和自信去面对也许远比想象更巨大的挑战。因为挑战所以存在，我相信自己的实力，毕业在即，以下是我对这四年来的一个鉴定。 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性格开朗活泼，待人处事热情大方，生活态度端正向上，思想积极开放，能很快接受新鲜事物。我最大的特点是：热心待人，诚实守信，具有创新和开拓意识，勇于挑战自我。 在思想上，本人品质优良，思想进步，坚持诚实、守信、礼貌、谦虚的做人原则。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严格要求自己，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我尊敬老师，热爱母校，无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校我都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团结同学，关心集体、关心同学、乐于助人，曾多次捐款帮助贫困学生。我积极参加从班到系、院的各种集体活动，并为集体出谋献策。时刻关心同学，与大家关系融洽。 在学习上，我从踏入学校大门的那天起，就在良师的精心指导，自己的奋力拼搏，和同学的友好帮忙下，逐渐成为了一个能适应社会要求的大学生，并为做一个知识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校期间学习了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美术技法理论、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职业基本技能，以及美术基本技能的应用等知识。通过计算机一级以及普通话二乙的考试，并通过院英语四级，能熟练运用办公自动化及教学多媒体。我对自己的专业无比地热爱，我十分热爱美术，热爱油画，可以说美术油画是我的特长也是我的爱好。为此我付出很多，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得到了许多快乐。学习油画需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才能学好它，有所成就更是不容易，而且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学习。我不但学习打好美术专业所应有的牢固的基础、油画的专业知识，而且努力学习理论知识，学习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让自己学习油画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我经常在学习创作中体会到那种胸有成竹、品味自然、感悟人生…… 此外，本人还认真上好体育课，每堂体育课都能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锻炼的任务，体育达标。我积极参加班上、系里以及学校组织的各种文体活动，羽毛球赛、排球赛等我都能上去表现一下，不但锻炼了身体还能为集体争光。课余时间我积极参加各种体育锻炼，乒乓球、跳绳等等，这些不但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能给我带来许多快乐。在锻炼中我还能体会到拼搏的精神和某种人生的哲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有健康的体魄，也有健康的人生和心理，因为我乐观向上，永远向前。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和各方面知识的运用能力，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四年中，我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参加了学校党校培训，这些经历，不仅增强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自理自立的能力，还提高了我与别人合作与交往的能力。 在即将走向工作岗位前夕，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兴奋，因为我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而且我知道作为党培养出来的人民教师，必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在思想上我早就做好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准备，我很想走向讲台，用自己的热情、知识培养祖国的新一代。当然我也知道教师是辛苦、清苦的，不过我不怕，我也做好了一切思想的准备!我会努力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反复钻研，认真学习，多与学生沟通，为学生考虑，为学生服务。 美术毕业论文:舞台美术专业毕业设计分析 一、2012级舞美专业毕业设计的思考与创新 传统舞美院校毕业生作品展出形式都是以舞台模型和舞台效果图为主，展示他们对戏剧舞台空间的处理和设计理念，以及解读剧本等方面的能力。而四川艺术职业学院舞美专业培养的是具有舞台制作能力和表现能力的技能型人才，舞台模型展示并不能充分体现同学们在本专业所学到的技能，如：舞台影视场景的制作方法，舞台绘景的各种表现形式，道具的设计和制作工艺等，以及同学们在舞台工作中协作能力的展示，是无法通过一个舞台模型设计、剧目方案等形式来呈现和了解的。他们需要某种新颖的、独特的毕业创作作品和展览方式来展示同学们在舞台视觉上的表现力和高超的制作、加工技能。这样也才能吸引用人单位通过作品来了解同学们的创作过程，体会作品的制作工艺。2012级舞美专业的毕业创作就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条件开始创新之路。通过实际的调研和教学的调整，老师和同学们共同拟定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形式。同学们根据指导教师给出的主题舞台场景的文字描述，设计制作一系列真实的舞台场景空间进行展示。写实性舞台或非写实性舞台场景都按生活中实际大小比例制作场景和道具；场景中的浮雕镂刻、树木花草、残壁断石、桌椅板凳以及人物、服装等都真实的呈现在观者眼前。观者可以进入这个场景空间亲自去感受这个假定性舞台场景空间给他们带来的真实体念。残壁上岁月留下的痕迹，纠缠的古树风韵，山寨断石上的图腾，老檐上残留的雪迹都是可以触摸和真实感觉到。在这一场景设计制作过程中，能充分体现出同学们在场景、道具制作和舞台绘景中，还原真实效果的制作功底和表现手法。这是其它院校在舞台美术专业毕业设计创作中从未做过的一次新的尝试与探索。这一创新性方案的实施既能体现职业学院舞美专业在技能型人才培养上的优势，又能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分析并解决舞台场景制作工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使理论认识得以深化、知识领域得以扩展、专业技能得以延伸；在综合素质方面也能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通过对舞台搭建的工作流程的了解，体会到各部门在工作中相互配合的重要性。对四川艺术职业学院2012级舞美专业的学生来说，毕业创作呈现方式的改变和创新，是此次毕业创作成功的关键，也为附属舞美院校的舞美专业在技能型人才培养教学改革中提供一种思路。 二、2012级舞美专业毕业作品的形式与分析 根据毕业设计方案创新形式的构想，学生利用戏剧系舞美专业教室二楼的过道和平台，把它规划成为4个主题舞台场景展示区，每个主题舞台场景制作面积控制在4mX5mX3m共20平方的空间范围里，根据《战国宫殿》《老茶馆》《羌寨》《野人谷》四个主题的文字描述，分别创意设计制作一个主题舞台场景。每一个场景设计都要求把主题内容贯穿到整个舞台场景空间的设计中，场景中的视觉符号、道具，氛围渲染都将围绕这个主题进行塑造和制作，人物服装和造型也都是根据主题舞台场景需要来进行创作设计，再把他们置入到展厅中和主题舞台场景相互映衬。这种通过对假定性主题舞台场景的逼真再现，将给观众制造出一副幻觉般的舞台场景效果。在主题舞台场景设计中学生不是把文字描述简单直译的呈现，而是经过思考体会文字里的意境，再把文字形象转化为直观、可视的物质形象。例如，在四川《老茶馆》的场景描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座茶馆、摆龙门阵、谈生意、耍朋友、偶尔还混进几个画画的，仿佛一切事情在这里都能搞定。喝茶已成为当地人民的一种生活，一种文化、一种休闲方式。这里承载作太多太多的回忆，处处都留下斑驳的痕迹和无法褪去的印记。但它任然延续着，述说着时间留给它的故事，一代代的演绎着、传承着；在茶馆里，依然是那破旧的竹椅条凳，残疾的茶碗、硕大的炉灶上锈迹斑斑任然铮亮的水壶，墙上褪了色的几句口号极为显眼；不同的乡音，熟悉的面孔，任然穿着褪了色的军绿色布衣的老人。这就是一个老茶馆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段场景的描述，形象、生动的文字中几乎包含了舞台场景画面的一切要素。经过剖析和理解文字中潜在的视觉符号，再通过对材料的巧妙的选择、加工、组合最终呈现出文字内在情感与意境。在毕业作品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创作中，要求每个场景在设计制作中主题符号要明确，视觉表现力要强，制作工艺要到位，场景布置要合理，表面机理处理要得当，色彩艺术感染力要强，人物服装造型与场景要吻合，舞台灯光运用到位。能逼真再现主题环境的地域特征、时间特征和历史特征。在场景中还涉及不少的道具制作，例如，在《三国宫殿》中的青铜器和摆件的制作就要求学生在形象塑造、表面处理，图腾装饰等细节刻画上下功夫，要充分体现青铜器在当时的年代特征又要体现青铜器的精美的制作工艺。（图2、3）这四个实景的设计制作不但强化了学生平时在平面归纳、意象归纳、写实性归纳的训练中所学到的知识，还要运用平时掌握的多种舞台的造型表现技法和道具制作工艺，才能完成整个场景的造型。再运用多种的绘景语言，调动起色彩和形象的情感元素，采用对比、夸张、归纳等的表现手段，在主题舞台场景画面中表达出具有某种情感因素的特定意景和调子。从而启发他们对主题舞台场景历史特征的想象力，最后通过场景素材的收集、提炼，并按照形式美的视觉效果进行编排和组合场景素材。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创作不但让学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运用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这种类型的创作还能培养学生对不同舞台场景材料的运用与表达，从搜集素材和材料运用里获得灵感，进而提升为有创意思维的能力。 三、在毕业创作中如何运用创新实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舞美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大都只是停留在观摩和学习阶段。极少的演出实践机会也只能是打打下手或是搬运道具等杂事，根本无法参与到戏剧舞台创作和制作过程中，对舞台的实际工作流程和技术难题根本无法了解。没能起到实践教学的目的。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不但是学生创作毕业作品的过程，也是一次真正的参与到舞台实景制作的实践教学过程。 （一）项目运作模式在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我们都知道舞台美术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它需要靠各部门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共同来完成，各个因素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大型作品的创作都是需要集体的智慧和相互配合方能完成。2012级舞台美术专业的毕业创作就是一次集体创作的过程，只有发挥出每一为同学自身的优势，充分调动他们的创作热情，在共同协助和配合下才能完成。因此在毕业创作设计中，34名学生按8-9人一组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完成一个主题舞台场景的设计和制作。各小组组长和工程监理由平时成绩和表现优秀的学生担任，管理和安排各自小组的工作进度和制作效果，锻炼他们的管理和组织能力，起到监督和协调各成员顺利完成创作的作用。最后再由各组组长选定各自小组的其余成员，组成一个能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又能吃苦的创作团队。为了保障各小组成员在毕业设计和场景制作过程中能按时按质顺利完成，还按项目管理流程制定规章制度和奖惩措施，完全按市场项目来运作实施。每位同学都要承担一部分场景的设计制作任务，并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通过项目管理模式在教学中的运用让每一位同学们都清楚，他与各个小组成员间的配合和纪律性将直接影响各自小组的工作进度和质量，强化了同学们对时间、集体的观念意识，让学生逐渐树立起正确的工程观点、生产观点、经济观点和全局观点。 （二）创作与实践的结合 舞台美术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道具、景的绘制方法与制作技巧只有通过实际操作才能掌握和不断地提升。过去在创作中不仅缺乏理论，也缺乏实际操作的体验，尤其是毕业年级的创作，没能很好的展示出他们在本专业上所学到的专业技术和综合能力的目的。四川艺术职业学院2012级舞美专业的毕业创作设计与以往的毕业设计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同学们要根据开题内容和要求，设计制作出一个真实的舞台场景，场景中的一切物体都是按照原大来制作，不但场面巨大，制作难度高，而且工作量大，知识领域涵盖较广，对于未曾参加工作的学生来说参于实景的设计和搭建，将会有很多实际问题等待他们去发现和解决。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创作方式使同学们真正体会到在实际工作的状态，逐渐建立起一整套较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这也是此次毕业实景创作的重要目的。1.前期准备在此次实景创作过程中，首先安排同学们制定主题舞台场景的实施计划，对实施计划的可行性进行反复调研和论证，提出在制作过程中的各类技术和管理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最终根据各小组的制作计划，确定制作规模、制作周期和制作经费。通过此项训练，使学生了解舞台制作的工作流程，让学生逐渐建立起计划、分析和预算的慨念。接下来，在实景创作过程中我们要求学生在设计主题舞台场景空间造型时，把主要精力放在方案实施的前期设计工作上。因为是实景制作，所以要对场地进行实地测量计算后，绘制准确的平面图、场景制作图和道具制作图，在场景空间的处理上要求学生把空间看作是一种造型，强调主题舞台场景的内部空间，和外部的虚拟空间的呈现方式，再根据不同主题场景中的空间限定物的组合构成产生不同的视觉感知，形成不同的视觉效果。最后通过场景效果图、氛围图、和场景分解图的绘制来分析和布局设计方案的风格、功能乃至制作造价等方面提出实施和解决办法。这就需要同学们认真完成每一步的设计工作，避免今后在制作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麻烦。2.材料准备舞台场景制作涉及的材料就极为广泛，可以是各种天然材料或人工合成材料，也可以是廉价的或随手可得的废旧物。因此对材料的关注、筛选、加工和运用是学生平时的基础练习。在这次的毕业创作中，要求学生对实景制作所需材料（包括结构材料、连接材料、塑形材料和表面材料等四类材料）进行采购和准备。布景制作中所需的木料、层板、细木工板、胶合板、铁钉、乳白胶、聚乙烯泡沫，毛边纸、硅胶、喷绘、PVC、豆包布、铁网、玻璃钢等材料，那些是用于布景薄壁制作，那些是用来制作平台，那些又是用于连接和塑形的材料，每样材料的性能和特质等因数都需要根据场景来采购和选用。学生对材料的感知和认识也得到实际的运用。3.艺术造型因为是实景制作，场景中的砖墙岩壁炉灶和道具等都需要达到一定的真实性，需要进行艺术造型，要使用大量泡沫、胶合板、立德粉等造型材料，同学们要根据场景形象的特点选用不同材料来塑造，比如做残破的墙面、土坡或山壁洞窟等不规则形象，就要使用泡沫或铁网来塑形，不但价格便宜也易于形象塑造的把握，如果是比较规则的形象，如门、窗角线和宫廷中的花边等，同学们就知道使用胶合板等质地较硬的材料，这类材料棱角分明，较适合规则形象的质感要求。同时，我们也让学生在艺术造型中运用材料的象征和联想，借助各种表现手段，寻求无意识的偶然的视觉效果与情趣。例如《茶馆》中破旧墙体裸露的竹编，学生就运用卡纸进行编制处理，随意堆砌的木料让《羌寨》有了生活的趣味。而这种材料的联想与象征会激发观众的某种情绪联想，产生的特殊审美效应，使我们的作品产生很强的感染力。艺术造型作为舞台场景塑造的重要手段之一，是这次毕业创作课程改革中的新型产物，它与其它各学科课程领域有着本质区别，它是一种以学生的造型基础和空间思维为核心的实践性探索，是专业基础学科与知识类综合课程的一种补充。 作者：钟海旸 孙奇 美术毕业论文:谈美术毕业论文的创作教导 当前的美术教育已成为普及教育，学科的培养目标和界定也日趋标准化。量化的教学标准与美术的人文特点之间的矛盾，如“前沿、前瞻”等科研标准成为美术研究的“主导思想”，使得教师和学生都无所适从，这是当前毕业论文选题和完成情况中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具体到学生论文选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更认真切实地寻找原因和改进办法。选题过大、没有观点这些问题是必然会出现的，缺乏写作经验、理论与语文基础差是根本原因。根据笔者的经验，基本的写作与书面语言表达问题是当前毕业论文写作面临的相当现实的问题，而没有创新，缺乏对实际问题研究等问题则更多的是前文所述的当前某些不恰当的美术论文指导思想，盲目地以理工学科的要求与模式为标准，不理解或忽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本质意义与学科特点，更不顾学生与教学的实际情况而导致的伪问题。当前论文选题与写作问题应该怎样应对？ 笔者认为始终要把学生作为论文与创作教学的主体，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安排具体的教学指导内容才是最重要的教学指导原则。例如在学生选题之前，应先安排、组织学生与指导教师的双向选择，参与毕业指导的教师应为学生所熟悉。这一环节很有必要，这样安排首先体现了对学生意愿的尊重，学生在情感和主观意愿上对指导教师的认同与接受将会有利于此后的教学指导工作。所指导的学生确定后，教师应约谈所有要辅导的学生，逐一听取他们的创作和论文选题意向，然后结合学生平时作业的水平及其提供的创作、论文素材为其拟定出可供选择的论文题目与创作方向。这样安排正是考虑到学生普遍缺乏论文写作经验和缺乏客观全面的专业认识，而教师相对丰富的论文写作经验和较为全面客观的判断可以有效避免学生自拟题目出现选题过大、宽泛等问题。另外，美术学专业要根据实际情况明确论文与创作的关系：该专业四年的课程里绘画实践类课程占绝大部分，理论课程则以美术史为主，相对比例较少，因此，毕业总结阶段必定是以绘画创作为主。论文选题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巩固、提高学过的美术史及其他美术理论知识，或围绕创作的主题、形式风格和技法特点做出理论与历史的阐释、溯源和分析总结。至于对本科论文的要求则更应该适合学生与教学的实际水平，观点与主题的“创新与前瞻”只能作为一种期望而不能作为指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则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美术学科的实际问题，美术所属的人文艺术学科的本质是对文明、文化、传统的传承、研究与发展，不可能像理、工、农、医等自然社会学科那样去研究解决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实际问题。 对于本科阶段的美术学理论研究与论文写作，学生能够在具备较熟练的美术技能和基本的创作能力的同时，较为深入认真地研读美术史和与绘画实践相关的技法理论，了解与美术相关的学科与社会知识，具备较为扎实的汉语基础、基本的文献资料检索能力、论文写作知识，并能够借助工具查阅翻译英文文献，这就是很理想的状态了。而学生的普遍状况是：从平时的理论课作业与其他文字类作业甚至以往相当数量的毕业论文看，大量的语法错误，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成为了最大的问题；美术史知识和理论常识比较欠缺，这些在以往的论文写作到答辩均有体现；对论文写作的方法与格式生疏，很多文章的基本结构和格式混乱，读起来不知所云。这种状况可能与部分学生和教师的态度有关，但近年来本科生的基本素质整体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实际情况下再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创新与前瞻”不仅是空话，而且简直就是荒诞了。因此，在努力搞好平时教学水平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学校美术学科的特点，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论文与创作的基本标准，认真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灵活地安排论文与创作的侧重，这样才能使整个毕业论文写作与创作课程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论文与创作的选题通过开题报告会集体商讨确定后，就进入论文提纲的确定、初稿写作、创作草图与构图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有创作采风或专业考察的课程安排。由于教学大纲在三年级第二学期已安排有艺术考察课，因此很多教师和学生不理解这次采风与考察的区别与意义，这一教学环节实际上要么简单重复上一次的内容，要么就被改为集中创作辅导。但是，就大多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一教学安排很有必要，其关键在于教师要认清教学与学生的欠缺与需要。我国大部分中小城市，甚至很多大城市都普遍缺乏高水平公共美术收藏展示场馆与文化艺术活动，这对学生学习美术是非常不利的。现实情况是学生四年来没有见过有一定水平的专业展览，更不要提优秀的古今中外原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和论文更像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三年级的艺术考察一般是了解地域、民族和传统遗存的文化艺术，而本次考察则更具专业性与针对性，目的就是通过观摩高水平美术展馆与作品、访问知名美术院校与艺术家工作室以开阔眼界、丰富直接体验，为完成毕业创作与毕业论文做经验准备。考察之后就是时间最长的课程主体阶段：论文的撰写修改和创作的绘制完成。这一阶段能否顺利，除了与学生的积极自觉性有关系外，就是教师恰当的指导心态与方式了。教师的不恰当方式主要是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强加自己的观点给学生。 笔者认为，后一种方式某种程度上更具危害性。因为放任不管虽说多是教师偷懒不负责任，但对于有基础、能自觉的学生来说也未必会有多大影响，反而是管得太紧太细可能会限制学生能力与意愿的发挥，但这两种方式都可能会造成学生被动应付，敷衍了事。恰当的方式就是坚持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意愿，在提建议和评论之前充分了解学生的想法与状态，多一些点拨和引导，少一点命令与指挥。心态决定方式，客观包容的心态对教师指导与评价学生的创作很重要。如有人认为“缺乏精神力度已成为近年来毕业创作中一个突出问题，表现的人物情绪总是异常的冷漠茫然，甚至趋向某种变态或病态的心理显现。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朝气，缺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学生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毕业作品”。这样的评论体现的正是某些教师不能客观包容的心态。作品情绪的冷漠茫然，变态病态与缺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并没有必然联系，学校早已不是象牙塔，社会中的现实和时尚风潮肯定会对学生产生影响。能真实深刻地表现与反映冷漠茫然和变态、病态其实正是自尊、自信的体现，否则即使是满眼的和谐美满也只不过是假大空的自欺欺人。教师不能一味地要求学生阳光灿烂，在艺术表现的方式与取向上应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毕业创作与论文的最后阶段是毕业创作汇报展览和论文的毕业答辩。有人质疑这一环节走过场、流于形式，这只能归因于学校的组织审查方法和教师的理论水平与责任心。教师的学术素养与理论水平如果不高，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准确精练地提出问题，客观地总结评判，教师间不能互相补充、良性辨析，毕业答辩必定会失去意义，学校对学生的答辩结果和教师的评判水平有相应的考评奖惩措施，可以从制度上为有效地完成这项教学工作提供保障。 作者：郭侈 美术毕业论文:工艺美术毕业生就业工作探析 毕业生就业工作是高校改革和发展的大事，学院一直秉承“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精神，坚持“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社会负责，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原则，认真开展各项服务和指导工作。 一、工作机制健全 1、领导高度重视，实施“一把手工程”领导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实施“一把手工程”，对毕业生就业工作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成立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并将毕业生就业工作列入院部工作重点，在每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就业工作计划与设想，党政领导定期听取就业工作部门和系部的就业工作汇报，在专题会议上讨论研究就业工作，大力推进该工作。 2、工作制度健全，考评机制完善在将毕业生就业工作纳入学院整体发展规划的同时，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毕业生就业工作制度。制定了《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细则》、《毕业生就业工作流程》、《毕业生就业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关于部分专业实施“双证融通”试点方案》、《毕业生就业工作导师制实施意见》、《毕业生就业工作奖惩措施》等一系列优化毕业生就业工作的规定和制度。 3、组织机构完善，职责明确在成立院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时，各系均成立了相应的系级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院系两级就业工作网络，明确了相应的工作职责，统筹安排全院毕业生就业工作。 二、工作开展有序 1、就业管理规范首先，学院正确执行国家和省关于毕业生的就业方针、政策，严格遵守毕业生就业工作程序，及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其次，注重就业队伍建设，加大培训力度。为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学院多次组织就业工作人员参加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组织的各类培训。 2、就业指导服务周全优质首先，就业指导课程设置合理，内容丰富，教学形式多样,就业指导课被列入教学计划，列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必修课。其次，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和创业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就业观和创业教育，成效显著。 3、拓宽就业市场，促进学生就业首先，校园专场招聘建设成果喜人。学院联合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江苏职教集团举办百校联动特色专场“江苏省高职艺术类暨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公益供需洽谈会”，近年来每届一百余家单位进场，每场提供近2600个就业岗位。其次，抓住网络市场建设的契机，做到信息畅通。学院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和各系通过建立用人单位信息资源库等形式千方百计搜集就业岗位信息，并通过学院就业网站，设立专门的就业信息专栏以及微信、微博、QQ群等方式及时向学生就业信息。 4、重视创业孵化，以创业促就业学院成立大学生创意创业中心,搭建学生创业实战平台，分为学生创业工坊区，工程中心精品展销区，户外平台等功能区划，其中学生创业工坊区是六系学生创业实体店，本着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27个学生创业团队以学院工作室为载体，自主设计、创作了系列作品，以“展销一体，动静结合”、实体店和网店相结合的营销方式运营。 三、工作成效显著 全院上下思想高度统一，各个部门密切配合，按照“思想观念到位、教育引导到位、信息服务到位、保障措施到位、评比考核到位、工作机制到位”的要求具体落实，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1、毕业生就业情况喜人近年来学院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保持在92%左右，年终就业率保持在99%左右。 2、大学生创业教育卓有成效学院一贯重视对学生开展创业教育，坚持以创业带动就业，采用“全程跟进式”创业教育模式，形成学院自身特色。近两年来毕业生自主创业案例达到150多人，其中一些团队以其专业的设计水平和独到的品牌策略，在苏州以及整个长三角地区设计界占有一席之地，并在各项国际、国内赛事中斩露头角。 3、做好毕业生跟踪调查与总结为了更好地服务学院的教学中心工作，促进学院教学教改工作，学院建立了毕业生跟踪调查、就业市场调查以及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制度。跟踪调查结果显示，我院毕业生以知识结构新、动手能力强，能较快地适应工作岗位，并且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意识倍受用人单位好评。 4、建立了校内和校外就业导师相结合的“就业导师制”一方面，以校内专业教师为主体，建立校内就业导师团，在专业教师的带领下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通过项目教学，以真实的项目、真实的生产环境为载体，实现专业设置与行业产业相对接，对学生就业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服务，全面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另一方面，利用与很多企业建立的长期联系，聘请企业成功人士、行业知名人士以及成功创业的优秀毕业生作为校外就业导师团，帮助学生了解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的前沿信息，接受学生的相关咨询，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业界需求对接。 四、创新工作机制和内容 高职院校就业指导工作是以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为目标的综合素质的教育和指导，从而不断适应高职教育职业化的要求和毕业生就业社会化的要求。因此学院在工作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法，尝试新内容，寻求新的发展和突破。 1、校企联姻形成保障机制，搭建学生就业新平台近年来，学院依托理事会，在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下为毕业生谋求更多就业机会。通过“理事会”，学院与128家企业紧密合作，共建产学研机构15个，共建校地合作项目326个，与行业协会共建“工艺美术传承创新实验区”，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理事会成员单位为学生准就业提供了大量实习岗位，先后接受学院毕业生就业755人次。 2、完善灵活动态的“专业方向”调整机制，满足学生就业新需求学院面向地域文化创意产业的十大重点产业门类，主动寻求对接适应产业的转型与升级需求，不断追踪产业的人才需求变化，不断调整专业的结构与内涵，依靠理事会六个委员会和六个校企合作中心信息与联动优势，实施“大专业平台、小专业方向”的改革方略，进行“随行就方向”的动态调整，突破专业设置与行业调整的滞后期瓶颈。在调整建设专业与专业格局的进程中，学院立足前沿、研判大势，储备资源、提前估量，在专业与专业方向的筹建过程中，采取转、并、调、增的方式，平衡长期与短期、增量与存量、试验与扩展的关系，使专业的建设与设置稳中求进，匀速增长，专业的结构呈现与产业群的有机链接。灵活的“专业方向”调整机制满足了学生就业的需求，提高了学生就业的质量。 3、创新“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拓宽学生就业新途径学院紧跟江苏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要求，主动适应区域、行业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需求，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艺术设计人才为目标，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根据专业的人才规格与工作流程，不断丰富“工作室制”的内涵。各工作室实施项目化教学，使专业教学与实际项目相结合，把教学、生产、研发融为一体，突出职业性和开放性，使学生获得专业技能、职业素养和创意、创业能力。工作室以真实的项目、真实的生产环境和公司化的运作模式成为学院学生就业、创业教育的重要载体。 4、推行“双证融通”制度，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学院逐步将“双证书”制度引入校园。学院现已建设成为江苏省广告设计师、陈列展览设计师、摄影师、室内装饰设计师等职业资格鉴定基地，学生可以结合专业发展参加系统培训，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创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总之，毕业生就业工作是高校当下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将坚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发扬务实的工作作风，树立为毕业生服务的思想，把就业工作抓紧、抓细、抓实、抓好，巩固毕业生充分就业的佳绩，在以往的工作基础上，力争将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者：蔡吉娴 单位：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师范生毕业生就业论文 一、赣州市高校美术师范类毕业生突出存在的就业心理问题 （一）自我认知——自我认知不清，存依附心理“你认为你的竞争优势在于？”29%的学生选择不清楚，28%的学生选择社会关系，19%的学生选择专业能力，24%的学生选择工作能力。此项结果显示部分学生对自己认知不清，茫然地混日子，抱着“到时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消极心理。另有不少学生有很重的依附心理，不把立足点放在自身努力上，不注重自身素质的培养与提高，而把希望寄于托关系走后门上面。 （二）就业意识——就业意识不强，缺乏就业危机感“你是否经常上学校的招生就业网，了解最新招聘信息？”43%的选择偶尔，42%的学生选择没有上过，11%的学生选择根本不知道，5%的学生选择经常。“你是否会参加在学校举办的大型、专场招聘会？”61%的学生选择看情况，22%的学生选择会，17%的学生选择不会。高校就业网站是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就业信息、毕业生职业生涯规划及用人单位招聘信息等毕业生就业工作实现的重要平台，但是在上面两项调查中，我们却发现只有少数的学生经常关注学校的就业网站和就业信息，而大部分毕业生却对这一重要信息资源视而不见，这说明当下的美术师范生就业意识不强，缺乏就业危机感。 二、解决美术师范生就业心理问题的途径 （一）制定合理的大学职业规划大学职业规划的有无，直接影响到大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质量，更直接影响到求职就业。这就要求大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 （二）树立轻薪酬重提高能力的就业观美术师范毕业生在求职时应对薪酬有理性的预期，不要期望过高，影响正常就业。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应该认识到提高自身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应更多地考虑选择能学到知识、锻炼能力的就业岗位，不要过分看重薪酬，同时也要明白随着自身实际工作能力和绩效的提高，薪酬自然会达到合理的预期。 （三）树立“先生存后发展”的就业观应届的大学毕业生因社会和工作经验不足，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因此，必须打破一步到位、从一而终的旧的择业观，要树立不断进取的职业流动观念，毕业后不必急于在短时间内找一个固定的“铁饭碗”，不妨降低起点，只要条件基本认可的用人单位接纳，就先找一个暂时工作，实现就业，走进社会。这样既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又可以在流动中发现机会、抓住机会、把握机会、求得发展。 （四）树立到基层到边远地区的就业观近年来，东南沿海城市及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所需普通人才已渐趋饱和，而基层、边远地区、贫困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对人才的需求比较大。对毕业生而言，如果只是想留在城市、发达地区就业，那么就业的路子会越走越窄，只有不怕吃苦，勇于到基层、边远地区、农村贫困地区，才更可能多的寻求到理想的就业。 （五）加强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美术师范生能不能顺利就业，不能只归咎于外部因素，更不能依附托关系走后门，而更多的应该从自身做起，加强自身的综合素质。美术师范生应改变重专业轻实践的观念，多参加实践活动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例如学校举办的素质拓展活动、各种级别展览、社会实践等。此外，美术师范生如果想在不见硝烟的就业大市场上成功“销售自己”，除了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之外，还要有良好的表达沟通能力，接收、处理就业信息的能力，及求职技巧，思想品德，人际关系资源等综合素质，事实证明这些专业外因素对美术师范生求职择业的影响越来越大。 （六）加强完善院系的就业指导目前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工作，大都由学校就业指导部门负责，但美术专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美术院系成立自己的就业指导办公室，根据自己专业特点，针对性的进行实际有效的就业指导，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如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全面收集就业信息，为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提供各种就业咨询服务。另外，应将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贯穿学生大学生活的始终，大学四年应分阶段、有侧重、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地进行就业指导，使美术师范类毕业生了解社会形势和就业情况，关注就业前景，明确就业方向，增强就业意识。通过开设专门的就业指导课，从而实现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和人才市场相互贯通，实现网上信息资源共享，更好地为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并使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在其中得到提高，这些将对促进美术人才就业有着较为深远的意义。 作者：王红丰郭春宁单位：赣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美术毕业论文: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毕业设计探索 一、课程结构特点 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内容设置有以绘画基础为着眼点的素描、色彩和简笔画培训，以美工技巧为学科应用的综合材料和手工制作，以美学素养和现代教学能力为教学目标的油画、国画和电脑美术等，全面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对美术学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二、毕业设计现状与问题 其一，美术技能展示形式单一化。美术毕业设计内容与形式的呈现较为单一化，没有多维度展示本专业学生的能力。因为美术毕业设计的评价标准偏向于学生对视觉审美规律的掌握程度，所以学生较少进行美术知识如何在幼儿教学层面转化的实践探索，忽略了对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知识的跨学科应用，未能体现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其二，活动组织能力不足。毕业设计展示仅呈现学生的美术学识远远不够，也应注重彰显学生的组织能力。幼儿园教学不仅包含课堂教育部分，还涉及室内外环境创设、游戏、文艺表演、校内外展览等组织活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具备对色彩、造型与空间关系的协调能力、人员工作的分配能力和活动现场的驾驭能力。其三，学业任务与毕业创作衔接不充分。学前教育专业学业任务中安排了半年的幼儿教学实习，通常未考虑其与毕业设计实践充分衔接。这导致一方面学生没有将毕业设计中的创作方法和思路进行幼儿教学转换，理论与实践未能及时得到相互修正；另一方面，学生因工作压力而无暇顾及创作探索，被迫中断相应研究。其四，交流氛围不浓。毕业设计作品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美术技能和知识的结果，而最终验收者只有少数几位评委教师，验收场地也仅限于答辩教室等封闭性室内空间，交流氛围偏弱，不能促进全校师生的交流、学生就业或展开现代幼儿美育的学术讨论。其五，就业应用延续性弱。因幼儿的身心结构特点，有些美术创作形式在幼儿园中无法有效开展。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没有经过将复杂的美术创作方式进行创新改变以适合幼儿年龄结构特征方面的实践，所以难以将学校所学知识予以应用。 三、改革方案 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毕业设计方案的重心应围绕如何整合四年所学知识，平衡美术与其他学科教学内容，综合制订成套的毕业设计方案。学前教育专业美术毕业设计指导不能完全照搬专业美术院系的毕业设计培养模式，也不能完全脱离实践技能而撰写美术教育研究方面的论文。因此，学生的美术教育理念和方法与美术基本功一样举足轻重，在毕业设计中均应得到体现。学前教育专业毕业设计应结合“套餐”与“自助餐”设置，自主选择个性化创作方式。毕业设计“套餐”，即毕业设计创作+幼儿教学实践+展览组织策划+毕业设计答辩。美术毕业设计创作“自助餐”，即学生在毕业设计创作中可选择平时最擅长的创作门类，如绘画创作（手绘本、油画、水彩、国画、景泰蓝、综合材料或彩铅画等）或设计创作（定格动画和手工装置等）；幼儿教学实践要求运用与所选毕业设计门类相对应的创作材料和方法实施于幼儿美术实习教学课堂中，并拍摄现场教学录像，整体展示幼儿美术教学情况；展览组织策划促使学生积极进行视觉展示效果的思考和操作；毕业设计答辩邀请在校专业教师和实习单位的教师一起对该学生的毕业设计与幼儿教学进行提问，进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讨论。此套毕业设计改革方案系统地实现了以绘画与手工并置为主体、教学实践为载体、多样化展示为体现、理论总结为补充。学生可在硬性规定下和自主选择范围中，以最适合自己的创作方式进行毕业设计，将四年所学的美术教育知识和创作技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毕业设计增设多层面的考核内容，实现立体化展览效应，使美术类毕业设计形式和内容更具开放性与多元化。 四、结语 学前教育专业的美术毕业设计改革，可大力推进该专业美术课程教学体系的调整，综合展示该专业学生的美术技能和教学能力，并为现代幼儿美育研究进行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促进学生整合多元化的跨学科教育学知识结构，为其成为未来合格的幼儿美术教育者提供了前提，有利于更多人接受个性化表达的幼儿美术创作，有助于形成创新的美术教学氛围。 作者:袁菁嶷 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教育毕业论文中的实证研究 摘要:四年制大学毕业论文除了考察毕业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之外,还要考查学生的能力,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毕业论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学生论文抄袭现象,同时由于调研的可信性,论文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美术教育;论文;实证研究 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美术学论文历来多重视定性研究,较少采用实证研究。直接后果就是学生的大量抄袭,失去了毕业论文的根本作用。同时对实证研究的不重视亦导致教学研究的惰性和停滞不前,毕业论文选题毫无方向等等诸多问题。近三年来美术学专业对毕业论文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其中就包括研究方法的实证性研究。 一、实证研究方法 在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谈话法、测验法、个案法、实验法。 (1)观察法:研究者直接观察被调研对象的行为,并把观察结果按时间顺序系统地记录下来,这种研究方法叫观察法。 (2)谈话法:是研究者通过与调研对象直接面对面的交谈,获取第一手信息的方法。 (3)测验法:是指通过各种标准化的测量量表对被试者进行测验,以评定和了解被试者想法的方法,包括问卷测试。 (4)个案法:对所研究事物在较长时间里连续进行调查、了解,收集全面的资料,从而研究其发展变化的全过程,这种方法称为个案法(个案研究)。 (5)实验法:研究者在严密控制的环境条件下有目的地给被研究事务对象一定的刺激以引发其某种反应,并加以研究的方法称为实验法。 实证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产生于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牛顿、伽利略的自然科学研究。法国哲学家孔多塞(1743-1794)、圣西门(1760-1825)、孔德(1798-1857)倡导将自然科学实证的精神贯彻于社会现象研究之中,他们主张从经验入手,采用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分析的手段,使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精细化和准确化的水平。孔德1830到1842年《实证哲学教程》六卷本的出版,揭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序幕,在西方哲学史上形成实证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第一手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按照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nalReserarchCountil)关于“科学研究”定义,只有实证研究才属于“科学研究”。实证研究是主流的、科学的、重要的研究方法。而非实证研究最多只能称为“研究”,至于其结论是否科学则还有待于实践检验。 查找80年代――90年代研究论文、著作,可以发现国内高校研究采用最多、最广泛的方法就是定性研究,这大概是怕实证研究的麻烦和急于求成的追求功利的虚荣、浮躁心态,造成的后果是文章抄来抄去,引文出处缺乏规范。这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制约学生创新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二、历年美术教育毕业论文研究方法统计(浙江外国语学院为例)见图1示 三、美术教育毕业论文中的实证研究 在历届最初交上来的开题报告中,我们发现学生犯的几大错误: (一)选题过大、宽泛。如“浅析中学美术教育” (二)没有创新如“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兴趣培养” (三)没有观点如“中小学美术教育”“对中学美术教育的思考”等等。 (四)缺乏对实际问题研究 (五)缺乏方法论研究知识 针对以上问题,通过交谈改变综述性的选题,要求并指导学生就实习时所感受到的美术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选题研究,研究方法要求采用调查问卷、直接访谈的方式进行。定量分析的数据必须采用一手数据,即学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实验研究得来的数据;研究中的二手数据,如引用各类统计年鉴、公报、报表以及他人论著中的数据时,必须要求被引用者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依据这样的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才有可信度。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四年制大学毕业论文除了考察毕业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之外,还要考查学生的认识能力,考查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1]而毕业论文的质量,一方面反映了学生在校学习的质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学校师资的水平,也反映了学校教学管理的水平。美术教育专业的毕业论文考察的是学生对美术教育的认识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如果综述性题目比例偏大,这样的毕业论文的选题就会相对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选题为了达到研究的目的要尽可能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在我校历届美术学专业毕业论文研究中,可以看到实证研究方法在近三年采用的愈来愈普遍。尤其在2005级、2006级毕业论文中,论文研究方法一律要求采用问卷、谈话调研方法,并要求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通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有效避免了学生论文抄袭现象,同时由于调研的可信性,论文研究结果也相应具有了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同时提高了学生的研究能力。 四、结束语 确立好的选题是做好论文的前提,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引导毕业生工作以后的研究,所以需要指导老师和学生重视起来。因为毕业论文同时也是对教与学四年结果的双向考察,它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学生对美术教育专业的认识程度,理解的范围,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而对于教师来说,则是检验指导教师本身对美术教育的研究与理论水平以及学术敏感。采用实证研究指导毕业论文有利于形成一套相对科学、系统、规范化的毕业论文指导方法,形成相对稳定的与社会实际密切结合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另外通过严谨、科学的论文指导,学生将学会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方法,以及严谨、正确的写作方法,对其将来步入工作岗位具有实际意义。 美术毕业论文:高校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探析及职业教育对策研究 摘 要： 高校毕业生职业教育与培养是毕业生就业指导的一个重要课题，关系着毕业生对职业素质要求的真正理解，有利于毕业生尽快确定自己的职业规划与职业目标。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具有特殊性，影响和决定着他们的就业行为和结果。因此，分析其职业心理特征，研究高校对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辅导和职业教育对策，对提高美术类毕业生就业能力和质量，促进美术类毕业生成功就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美术类毕业生 职业心理 职业教育 研究毕业生职业教育及培养问题，关键是分析毕业生职业心理特征和倾向。作为毕业生中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群体，美术毕业生的就业形势相对来说较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更为严峻。从理论上探析美术类毕业生的心理特征和就业心理，有利于对美术类毕业生进行更有针对性，方法更科学，作用更显著的就业指导服务，从根本上提高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在此，通过对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分析，研究对他们的职业教育与培养的对策。 一、美术类毕业生特殊的职业心理特征 美术类毕业生的个性内涵和特征是决定他们思想行为和就业心理的主导因素。主要表现在：追求个性化发展，自我意识十分突出，讲求个性表现；性格感性，对现实和未来充满理想化，考虑问题容易忽视现实，不切实际，思想和行为开放自由，具有浪漫色彩；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专业情结浓厚，专业时耗大；注重社会实践，能力较强，但易受社会负面因素的影响，不能够辩证地认识和看待事物的发展，思想深度不够；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对集体活动缺乏热情，不能正确地处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组织纪律性不强。 特殊的个性心理特征使美术类毕业生具有特殊的就业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 1.美术类毕业生对就业的物质回报期望值较高。 美术类学生与其他学生相比较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学习过程中的投入较高，包括经济、时间、精力。这种高投入势必导致他们希望毕业后能找到一个高回报的工作，以弥补学习的高支出。这种思想影响着美术类毕业生，择业时首先考虑条件好，待遇高的用人单位，但社会的用人成本大环境决定了高校毕业生的报酬限定，美术类毕业生的这种愿望很难实现。 2.美术类毕业生的精神期望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创作的自我实现难以适应现实情况。 美术类毕业生从事艺术学习研究，从精神上对现实存在理想化，主观意识很强的倾向。艺术是人们高层次的精神需求，这种需求是高于物质层面的，因此，美术类学生往往认为精神的东西高于一切，把理想与现实联系在一起，而当他们面对社会，选择就业，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保障的时候，看到的社会需求并非如他们想象，他们的艺术创作精神和思想必须迎合社会的需要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才能得以生存。这样精神与现实产生的矛盾就会更加强烈，甚至会在一段时间里变成痛苦。因而，美术类毕业生在就业心理方面，精神与现实所产生的矛盾较其他类别、专业的毕业生更为明显，就业的压力较之更重。 3.就业形势的变化与心理调适的矛盾。 美术类毕业生往往具有较强的个性，对就业乐观，希望找到一份适合自己专业并且具有很大发展空间的职位。但当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各种就业竞争的挑战时，较其他专业的毕业生更为情绪化，因为他们的个性更为细腻、感性。他们往往不能及时调整心理，消极面对择业，就业心理调适能力较差。 二、影响美术类毕业生职业心理的主要因素 1.美术类专业招生规模巨扩，社会需求增长缓慢，供大于求。 近年来，美术类专业招生规模一年比一年大，以江苏省美术类考生人数为例，2008年4.4万人，2009年激增至5万人，2010年4.8万人，如此规模的毕业生数势必形成一支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大军。 社会对美术专业的需求增长缓慢，能从事美术专业类职业的无非是广告业、装饰业或设计业，但这类岗位的需求与当地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对毕业生的美术专业要求越来越高，用人单位注重毕业生的基础专业水平，更注重毕业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合素质。除了一部分家庭背景较优越拥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的学生外，多数毕业生必须凭借自身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2.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的地域选择性明显。 用人单位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美术类毕业生择业时重要考虑因素。艺术产业是高层次精神产业，艺术专业市场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着密切联系，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对艺术人才的需求越旺盛，对艺术产业的质量要求也越高。因此，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流向主要是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地区或其他大中型城市，这就决定了美术毕业生的择业定位有很明显的地域性，从而使就业竞争更为激烈。 3.美术类毕业生的生源专业素质逐年下降，就业竞争力较弱。 连续多年的“艺考热”使得潜藏的就业风险和就业竞争日益加剧，美术类专业最大的特点是技能性强，高考文化素质分数要求不高，导致美术类成为艺术招生报考大户。许多学生因中学文化成绩不高，经过考前强化突击专业基础训练即成为艺考中的一员。或是为了寻找一个上大学的跳板而遵循父母之命“半路出家”。很多美术类学生对学业应付了事，专业素养得不到提高和发展。在高校美术教育过程中明显暴露出，学生的专业基础和修养一年比一年薄弱，可教育性和可塑性越来越低，教育难度越来越大。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较弱，综合素质不能适应社会需求。 4.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不适应，就业指导不到位。 如今社会对美术专业毕业生的需求方向在改变，一些传统的美术专业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多社会需求量大的专业，如企业文化师，家用纺织品设计师，游戏美术设计师，玩具设计师等涉及美术专业领域的职业，目前与之对口的相关专业在高校中才刚刚起步，甚至还没有。高校对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往往停留在普通的就业政策法规、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方面，既没有根据美术类学生的职业心理特征进行辅导和教育，又没有根据劳动力市场的用人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导致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素质要求概念模糊，职业无规划，就业无方向，使他们形成特殊的职业心理。 三、高校对美术类毕业生职业教育与培养的对策 1.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新领域。 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艺术市场随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例如，在生活中，人们对商品和工业产品等的美观程度要求越来越高，除了质量的要求之外，外观的要求已经从实用为主的观念转变为具有各种品味。媒体宣传、娱乐活动等，对美术的需求更高更迫切，可以说，美的理念和艺术设计体现于人们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因此，高校应首先掌握市场对美术人才的需求动向，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专业、行业及岗位的需求为参照设置专业和课程，了解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准入门槛，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方面贴近经济、社会、生活。同时，进一步拓展新的学科领域，发展新专业，加强特色专业建设，实现艺术与人文科学的融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对专业和课程的设置认真地做市场调研，对历届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使用情况跟踪调查，确保专业设置的前瞻性，课程设置的实用性及科学性。 2.以美术类毕业生职业心理的调适辅导为支持，保证毕业生顺利就业。 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一半。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心理比较特殊，对他们的职业教育应该有的放矢。一要帮助学生客观评价自我，树立积极正确的职业观，这样才能有一个恰当的自我定位；二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意识，明白职业的具体内涵和对人才的要求，端正社会现实中职业的认识和判断；三要帮助学生客观认识竞争，保持良好心态。要明白，美术类毕业生是具有特殊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社会经济越发达，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对美术类人才的需求量就会越大，一定会有用武之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每个人最终都会成为社会的一分子，都会有自己相应的位置。失败和挫折是正常的，切不可自卑，应把失败当做锻炼的机会，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扬长避短，突出优势，最终达到成功就业的目的。 3.以培养美术类毕业生的职业素质为立足点，实现就业指导全程化服务。 高校应该在彻底掌握市场对人才的素质要求前提下，进行全程式的职业素养教育。从大一新生开始，帮助学生明确学业与职业方向，开展职业生涯规划。学生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高校老师应该及时指导他们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大二、大三的学习中，根据职业规划的完成情况做出相应调整，目的是不断审视自身与市场需求的差异，提高基本素质和综合实力，缩短与市场接轨的时间。大四要注重更进一步了解掌握就业形势，老师要帮助美术类毕业生正视现实，发挥自身优势，熟练掌握就业技能，及时针对毕业生就业进展情况进行就业心理调适。高校应该最大限度地为美术类毕业生开拓就业市场，推荐就业，发挥每位老师的作用，形成人人关心就业，人人为就业出力的积极意识。 4.以培养美术毕业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入手，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 美术类毕业生个性鲜明，追求时尚、自由、纯粹，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思想活跃，具有很强的创造力和表现力，却不愿意受到用人单位的约束和管制，不愿固定在一个单位里墨守成规，对未来进入用人单位就业的前景不乐观，比较担忧，甚至逃避就业。他们更愿意发挥自身专业技能和个性优势，进行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在社会赢得一席之地。同时，国家和地方政府鼓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扶持。因此，高校应尽早为美术类大学生进行创业意识的引导和知识培训，为有志投身于自主创业的毕业生出谋划策，协调关系，创造良好的创业条件和环境，帮助其成功创业。 5.以提高美术类毕业生的实践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强实践教学，促进就业。 美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实践创造能力，具有较高动手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技术人才。社会对绘画、环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装潢装饰、舞台美术等专业的人才的动手能力要求很高。因此，高校美术类学生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应该测重于强化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训练，鼓励学生多进行艺术实践，提高学生电脑设计应用水平，学习熟练运用电脑美术类软件，提高数字化设计技能，促进学生尽快就业。高校要尽量安排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社会，走向市场，进广告公司，走进设计院，利用社会大学堂中丰富的实际经验和时尚前沿信息完善课堂所学，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做到将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相结合，培养学生适应社会需求的职业能力。 6.以提高高校美术类教师及就业工作人员素质为前提，保证教学教育质量。 一支具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美术类专业教师队伍是培养优秀美术类人才，提高就业成功率和就业质量的关键。美术类行业的技能日新月异，高校美术类教师必须时刻适应社会发展潮流，学习和提高专业水平和实践技能，将市场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提高就业工作人员素质，建立较为完善的就业信息平台，做好美术类学生的就业推荐工作，形成稳定的毕业生实习和就业基地。同时，利用美术类专业教师与市场有较深入对接关系的优势，动员一切可利用的关系网资源，介绍推荐学生就业。 美术毕业论文: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摘 要】对于高师美术学专业学生来说，毕业创作是其必须完成的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尤为重要的课程，该门课程的开设是为了检验高师美术学专业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情况以及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成果等，但是就当前的教学现状来看，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和改善的问题和方面。因此，本文根据其毕业创作教学现状，并结合笔者多年教学经验，提出一些改善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质量和效率的对策，以期促进学生毕业创作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高师美术学专业 毕业创作 教学现状 对策 一、引言 对大学毕业生来说，离开学校步入社会之前必须要完成的一门重要课程就是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这对于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则是利用创作的方式加以完成的。为了做好毕业创作教学，更好地检验学生在校四年的学习实践以及教师专业教学水平，就需要增强学生的毕业创作意识。学生积极主动地配合教师的教学和指导，才能更好地完成自身的毕业创作。 二、当前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现状分析 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通常都是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年时间中进行的，其课时相对较少，所以很多学生都认为基础知识以及技巧的学习才是最为重要的，毕业创作与就业之间没有多大关系;再加上很多学生往往都会在在校的最后一年时间内四处奔波，为就业做准备，基本无暇顾及毕业创作，所以学生大部分都不能放下手中的一切来进行创作素材的收集以及毕业创作的构思等。而且在毕业创作教学中，指导教师和学生之间呈现的往往都是“一对多”关系，这样就使得指导老师疲于应对，加大了教学难度。而且一些学生因为认识不到位或者是基本功不到位，没有创作兴趣和积极性，以这种消极懈怠的情绪进行创作，不仅会影响到教学活动的开展，还会影响其他学生的创作氛围和思绪;更有甚者还会不听从教师的指导和安排，在实践教学环节缺席，致使教师找不到所负责的学生，这一类学生就会因为没有教师的有效指导，而对毕业创作更为应付了事，降低了教学质量和效率。另外，教师自身的理论基础和创作水平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水平和经验还不够高，因此在学生创作阶段不能提出相应的创作指导，进一步降低了毕业创作教学质量和效率。 三、提高高师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质量的对策 （一）加强毕业创作课程的安排与调整 为了避免学生毕业创作和就业的冲突，学校可以对毕业创作课程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整，提前开展毕业创作的教学，这样既能够缓解学生的就业压力，调动学生创作的积极性，还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毕业创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毕业创作的教学活动中，进而提高毕业创作教学的质量和效率。例如，可以在第六学期进行毕业创作教学活动的开展，首先组织学生开题，开始毕业创作的准备阶段，主要是让学生和指导教师双向选择，这样不仅体现了学生的主体性，还能够体现对学生的尊重，这样学生才会更愿意主动地接受指导教师的安排和指导。然后在完成分配后，教师就需要对学生开展指导约谈，以此掌握每位学生的毕业创作意向等，教师再根据学生的具体水平以及创作意向和素材，完成创作方向和题目的拟定，就可以避免学生自拟题目过大和宽泛等问题。 （二）提高毕业创作教师队伍的综合水平和素质 美术学专业的毕业创作教学是一项十分复杂、综合性较强的教学活动，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必须要具备深厚的理论知识、出色的专业技法以及创新创作理念，这样才能保证教师在开展毕业创作教学中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和建议，这无疑也是对从事毕业创作教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教师应该不断地提高自身创作和艺术修养，通过对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探索，将基础教学和创作教学相结合，在日常教学中逐渐培养学生的创作能力，进而在学好自身基础知识理论的同时，也能够将所学的各种技术手段运用到日常创作中，从而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创作意识和兴趣。 （三）加大教学实践环节的管理力度 在教学实践环节，教师首先应该引导学生端正自身的创作意识和心态，不能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应该从生活中感受艺术，进而挖掘出蕴藏在复杂生活中的艺术创作题材和形态，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学生自身的创作主题。而且教师应该积极为学生提供一些高水平的美术展馆和作品让学生观摩，以此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充分了解到民族文化艺术以及传统遗留的文化艺术，为实际创作打好基础。同时，教师还需要加强教学实践环节的管理，通过适当的管理措施，规范学生的创作行为，督促学生投入到毕业创作中。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高师院校应该加强美术学专业毕业创作教学活动的开展，针对当前教师中存在的不足，采取积极的解决措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作意识，加强学生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以此提高学生毕业创作水平，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学毕业论文常见问题与改进措施 【摘 要】毕业论文是全面评估学生专业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从论文选题、专业特点、格式规范、创新能力四个方面论述了美术学毕业论文写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美术学;毕业论文;论文选题 美术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美术学本科学生的毕业论文是学生在本科阶段所获得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科学研究能力和学术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毕业论文撰写的过程也是综合培养学生在本专业方面的科学研究能力，包括艺术鉴赏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理论表达能力、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能力的一个实践过程。本文通过对已毕业的美术学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调研及考察，总结出美术学专业毕业论文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指导毕业论文顺利完成的方法，为美术学毕业论文的实践教学提供借鉴。 一、美术学本科毕业论文常见问题 （一）毕业论文选题范围不当。大部分学生的论文题目过大、过深，不适合本科生完成，如《浅析油画前景》、《试论中国传统工笔画与现代工笔画的区别与联系》、《浅析现当代中国风景油画》，这些选题范围学生很难驾驭，此类选题写成一本专著也不为过，本科生当然难以就此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来。如果论文题目过小，论文得不到展开，则内容空泛乏味，缺少研究的目的性。也有些毕业论文内容过于陈旧，只是对以往的论文观点进行简单的重复。所以论文选题要大小适中，难易得当，这是写出高质量论文的前提条件。 （二）不能结合专业特点。对于美术学学生来说，理论研究没有相应的基础，实际工作经验不丰富，写作基础较差，如果不结合自身专业实际选题，势必只有到处拼凑，达不到能力培养和素质训练的教学目标。美术学毕业论文考察学生通过四年本科教育所取得的理论知识、美学素养、文化修养等各方面的能力，论文就是一个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课题，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探讨创作实践者的理论水平。研究的内容要从自身的创作出发，阐明自己的观点，表现出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水平。 （三）毕业论文格式不规范。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格式，学院或所在系部都会有明确具体的要求，但是很多学生往往忽略格式要求，随意设置标题和文章的字体、字号，尤其是引用部分的问题最为常见。有的学生引用的文章内容并没有标明出处，没有注明期刊或书籍的出版社、页码，乱用标点，错别字出现频繁。主要原因是美术学专业的学生把大部分精力用到了毕业创作中，对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视程度不高。 （四）缺乏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没有充分的自主学习，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毕业论文有创新性才有灵魂和价值。有些学生的毕业论文直接重复论述其他人现有的观点与结论，抄袭他人的研究成果。有些学生对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够重视，认为美术学专业的学生应当以毕业创作为主，毕业论文只是应付了事，所以态度不端正，东拼西凑，这样很难写出具有创新性的、有价值的毕业论文。不论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还是对某一专业领域进行研究，都应当是本人经过独立思考的成果，绝对不能直接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 二、美术学本科毕业论文改进措施 （一）加强学生对选题的认识。要获得一个好的选题，需要作者在对文章的整体脉络和框架有大致的估量后，通过大量查阅资料，分析提出的问题，确定自己研究的主要方向，然后才可能找到自己满意的选题。这是一个思维不断运动的过程，需要主观的思想与所要选择的事物发生共鸣，这种灵感是非常重要的。确定好选题的范围，再根据自己的能力进一步展开查阅，扬长避短地做更深一步的研究。因此，论文要以所学专业为主，按照选题的任务、计划和完成期限有目的、有方法地充实专业技能及理论知识，培养科学研究和写作能力，同时为专业的继续深造和从事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二）结合专业特长兼顾兴趣开展选题。不同专业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各有所长，要选择有利于自身特长的选题来展开论文写作，能更深入地研究主攻的专业，扬长避短，易于开展。如果对某一领域有着浓厚的兴趣，研究起来会产生强烈的探索精神。比如自己对中外美术史的山水画和风景画比较感兴趣，就可以以中西山水和风景作为主要的研究领域。如果对国画中的仕女人物感兴趣，就可以以研究中国唐代的人物绘画作为选题。 （三）建立有效的毕业论文质量保障机制。加强毕业论文格式要求，通过讲座与授课的方式，通过案例分析研究，解决学生出现的格式问题，解决学生对前言、研究方法、结论及参考文献等不了解的现象。本系要求学生提交毕业论文纸质版，教研室、美术系统一安排论文格式审查，打印完整的纸质论文，进行格式初审，公布结果，格式不合格者进行格式二审，格式二审不合格者本学期不得进入答辩环节。并且开展毕业论文指导讲座，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实行统一检测，对检测不合格学生加大处罚力度。 （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美术学毕业论文的创新性原则首先要符合美术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现教学计划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发挥出专业优势和特长，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一定新意、有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价值的观点，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论文选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或者对前人研究的成果作进一步的研究也未尝不可。鼓励学生把毕业设计和论文相结合，只有把论文撰写看作是对自己专业潜力的提升，论文的水平才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常见问题分析 摘要：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艺术教育人才培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对毕业生综合能力和全面素质的检验。在近年来的毕业论文写作中，论文质量逐年下降。对论文写作问题进行分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提高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质量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美术专业毕业论文；论文开题；论文写作 美术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艺术教育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教学环节，是检验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动手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培养学生进行艺术考察与材料收集整理，相关文献资料的阅读及使用，学科论文与实用文体写作等基本技能的训练良机。近年来，通过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在规范化方面有所改善。然而，随着学生数量逐年上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却逐年下降，其中毕业论文写作质量下降尤其严重。本文根据近几年的毕业论文辅导与管理工作，本文对这些年质量下降的毕业论文进行综合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些普遍的规律性问题。并针对问题，对论文教学计划和方案做出了一系列的调整。 一、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与开题常见问题 （一）论文选题 合适的选题是提高研究能力和写作水平的重要保证。多数同学在选题方面缺乏新意，显得陈旧老套，自主性不强，研究价值和意义不大。其次是论文选题盲目笼统，不够精准，缺乏内涵和外延性，或文不扣题，部分题目字数偏多不够精炼，逻辑性不强。或选题偏大，无法用一两个月、数千字深入展开论述，只能点及皮毛。如《工艺美术研究》《论中西方文化艺术比较》《论中国工笔画》《论产品包装》《论中国美术发展历程》《我的何去何从》等。或是论文题目结构不完整，只有名词，缺少动词或介词，或者是重复使用动词，如《抽象与写实》《内衣的流行色》《传统民间绘画艺术性的研究分析》等。因此，导师的积极引导或建议学生选择有研究价值的和正确的选题，是学生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写作和提高毕业论文质量的前提。 （二）论文开题报告不按照要求填写，随意拼凑一些不相关的内容 对该课题的研究目的较含糊，缺乏对课题研究价值与意义的认识。其次知识面狭窄，查阅资料不够，在该项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方面，把非常陈旧的选题说成是国内外现在无人研究，本项研究可以填补本课题空白。研究内容不够简单明了，满篇幅的长篇大论。 二、美术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方面常见问题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是全文的浓缩，也称内容提要或概要。主要包括研究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等要素。不对文章内容加以补充解释和评论，我们学生在摘要撰写时惯用“本文”、“笔者”等作为主语，习惯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及自我评价。还有大部分摘要复制正文中的某一段落，结构不完整，不能够概括反映论文内容构成。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字的选取都是遵循一定规范的，是为了满足文献标引或检索工作的需要而从论文中选取出的词或词组。关键词的内容应该与论文密切相关，不能使用常用词，如特点、比较、研究等。 （二）文不对题或研究方向与本学科偏离 文章内容与标题有明显不符和偏差，非本学科研究范畴。如：《电热水壶的可能性研究》标题感觉与艺术设计专业无关，而文章内容却是电热水壶造型设计。还有一些文章不能够围绕主题展开论述，比如谈关于绘画情感方面课题，前一两段内容还围绕绘画情感这条主线，中间部分就偏离到绘画教学问题上了，再后的结论则偏离到另一个主题上了。 （三）写作能力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选题的自主性不强，题目与研究内容陈旧、老套、缺乏创新。表现为单纯叙述多，口头用语或方言使用频率偏多，对选题的静态解释和再次印证做得过多。创新和理论深度稍显不足，有些论文在研究具体画家或具体作品时，过多地描述画家的生平，不善于与其同时代的作品去比较，更没有放入当时整个社会大文化环境中去分析，这就使得作者在论文自主分析能力方面显得无力，更缺乏对问题的判断与定论。其次有些论文行文中分段过渡不自然，依靠小标题进行上下段落衔接，引用图例量大，而对图例分析缺乏深度，文章拼凑痕迹明显。下载一些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内容拿来不加分析地肆意组合，前后自相矛盾。如《关于地域民俗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一文，文章的前半部分主要是肯定地域民俗文化对民间艺术的影响，然而到文章结论部分话锋一转，对前面的论述予以否定。 （四）论文结构不完整 主要表现为论点不鲜明或没有论点，结论不充足或没有结论，“缺头少尾”或“虎头蛇尾”。全文从头到尾都是对研究内容单纯的叙述或介绍，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切入点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或者是文章开头架势很大，随着文章的深入，论述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对所提论点不能自圆其说，首尾缺少呼应。 （五）格式不够规范 美术与设计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格式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一是习惯自我发挥，对论文原有固定格式进行随意修改，破坏原有格式及结构。二是不善于阅读，对毕业论文撰写要求理解不够到位。三是没有掌握WORD软件功能，无法按照论文格式标准要求独自完成。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与对策 指导教师对毕业论文思想认识与指导力度不够。随着近几年学生数量的增加，师生比逐渐加大，几乎全体专任教师参与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工作。由于美术专业教师主要承担技法课程教学工作，且大部分为青年教师，科研能力参差不齐，部分教师对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身平时缺少论文写作与系统的科研训练，在论文写作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论文辅导工作中存在许多困难。从毕业论文的开题到写作及最后答辩难以达到严格的规范要求。 从学生的层面上讲，由于艺术生在招生录取中，文化分数要求普遍偏低，尤其是文字写作能力偏低或缺乏兴趣。因此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困难重重，易出现言语匮乏、概念模糊、格式混乱、文不对题，论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其次是美术学科学生缺乏端正严谨的态度，学生普遍认为论文写作与专业技巧知识关系不大，毕业论文的撰写较耗费精力，不必全身心投入，毕业论文成绩只要合格即可大功告成。此外计算机网络的普及与相关学科文献资料源的丰富，给学生提供了论文参考的便捷途径，同时也给论文抄袭提供了方便，论文抄袭拼凑成风。另外就是受到就业压力的影响，学生大部分奔波于各类招聘会，心情浮躁，无法安心进行毕业论文写作。于是出现毕业论文写作不够积极主动，甚至应付的情况。 这既是教风与学风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们在论文工作中对此采用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未能完全杜绝此类情况的发生。这需要我们在今后本学科毕业论文工作中，从自身的工作中找问题，严抓教风与学风建设，加强学生实践教学环节的监控，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论文工作方案和实用于美术学科的文体写作标准及评价体系，这将对美术学科本科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建立以系负责人与教研室分级管理制度。把教师能否完成本学科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作为教学工作考核的一项指标，打造一支业务过硬的老中青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团队。鼓励教师在科研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确保学术与教学相互促进。同时以传帮带的形式，对青年教师有规划培养，直至青年教师能够独立进行课题研究及完成毕业论文的指导。 其次是实行导师制，根据教研室分若干课外兴趣辅导组，可安排学生在第二学年后半阶段开始在导师指导下有步骤地进行训练。根据学生的志趣和专长制定训练计划，内容可包括美术基础、艺术创作（设计）、阶段应用文写作、创新训练等，以此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指导教师在平时加强自身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到自己的课题研究中，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研究过程影响学生，以此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及兴趣。这种训练方式也可以作为毕业论文与创作设计的前提，为学生毕业论文与创作设计打下坚实基础。 最后是毕业论文形式多样化，根据学生的兴趣与实际情况，实行毕业论文类型多样化，如艺术史论、民间艺术、艺术评论、创作（设计）构思与理念等。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创作（设计）撰写可行性报告书、结题报告书。在撰写此类文章时，思路不能只停留在创作（设计）方法或内容本身，而要上升到对当代社会生产生活、意识形态、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的关注，要有社会责任感。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教学与实践，可以有效降低学生的抄袭行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艺术实践与研究能力，同时也可以提高青年教师的自身科研能力。 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年复一年重复出现的，同时也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参与毕业论文工作的全体教师有坚定的意志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与时俱进，不断学习，从而提高自身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确保美术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作者简介： 刘剑钊，广东韩山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系副主任，副教授。 美术毕业论文:开拓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研究 摘要：随着大学毕业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今年的就业形势更趋复杂严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今年将有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699万，再创历史新高。大学生就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教育结构调整和政策、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等方面。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导向、学校指导外，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 关键词：河北省 高校美术类毕业生 就业渠道 随着大学毕业人数逐年增长，2013年招聘大学生计划和就业需求岗位明显减少，大学生就业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教育结构调整和政策、以及毕业生自身素质等方面。2013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达699万。今年企业校园招聘计划总量和招聘岗位数量仅为去年的80%左右，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而艺术类大学毕业生也是这一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在大学毕业生整体数量激增、就业情况低迷的背景下，对于艺术生来说，尤其是传统的美术类人才， 出现了严重饱和。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国家政策、社会导向、学校指导外，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市场需求已就业渠道的研究变得更加迫切。 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是那些？如何拓宽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针对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进行分析：目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到来，据河北省教育考试部门统计表明，2008年参加河北省艺术类联考的考生共计61399人，2009年为60760人，2010年为60558人，2011年为32600人，2012年为36000人，2013年，河北省参加美术联考的考生有38264人，较去年增加2000余人。据中国教育在线资料显示，河北省2013年高考报名人数虽然在减少，但美术类考生不降反增，河北省今年高考报名人数减少9600多人，美术类考生较上年增7%。统计结果，目前河北省内艺术类高校在校生近4万人，每年都产生了不小的就业压力。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就业市场中对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就业需求量增长很慢，就业形势较比较严峻。 其次，针对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分析：造成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瓶颈性因素是在毕业生实现其就业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现象的形成既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受到就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和毕业生个人综合素质水平之间差距的影响。 1、高校毕业生的科学就业观没有完全形成 当前，高校毕业生对自身实际情况没有正确认识，盲目地将“发达城市、事业单位、国家企业”、“高收入、高福利”等作为自己就业目标的首要参考依据。名牌高校、部分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在求职目标的设定上强调“专业对口”，非与自己所学专业密切相关的岗位不选，人为地缩小了求职的视角，形成了就业的主观障碍，即制约自身就业目标实现的瓶颈。 2、招生体制改革和就业体制改革脱节 目前，全国各大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由于高校毕业生就业体制的改革并没有实现和招生体制改革的有效对接，出现了两个体制改革脱节的现象。由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撰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学生就业蓝皮书《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对外公布的报告中，艺术类动画专业被亮红牌，艺术设计、美术学专业被亮黄牌；其中美术学专业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达到15.6%，而本科失业率全国平均水平为8.8%。经过分析，美术学专业被亮黄牌，而不是红牌，就是因为其本身报考学生相对较少，就业面比较窄，因此各大高校美术学专业招生人数较少，就业比较困难，失业比例相对较高，但就全国范围来看，供需关系还不算最紧张的；而像动漫专业，虽然失业率相对美术学较低，但因为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此专业，并且不顾市场供需关系大量招生，因此造成市场供需不平衡，失业总人数非常多，这也加大了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所以被亮红牌。 3、高校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目前部分高校仍未能实现从“点对面”到“点对点”的工作制度。当前许多高校仍未建立一支数量上与毕业生数保持合理比例、质量上与毕业生需求基本相符的专业化、专职化的就业指导服务人员队伍。而且，多数高校并未建立起完善的毕业生就业实践技能锻炼平台，未能从提升毕业生的就业技能方面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加上目前市场竞争激烈，企业对人才招聘的质量把控上更加严格。为了减少企业用于培养与培训的费用，招聘时会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更加优中选优。 最后，提出解决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策略，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通过对河北省大学生就业现状进行调查分析，进一步分析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因素，并从政府，学校、大学生三方面提出解决就业难的相应对策。 1、如何创建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根据教育部网站的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各地各高校要在普遍开通就业信息网和使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一体化系统”基础上，积极推进毕业生信息和行业、用人单位需求信息及时有效共享。保证网上和现场招聘活动的场次和需求信息数量。广泛收集就业信息，积极开拓市场，建立以学校为主导的毕业生就业市场。学校就业指导中心主动与全国各省市的人事局、教育局人才市场联系，收集就业信息；及时、准确、全面掌握就业市场的需求信息，为毕业生提供多方面竞争“双选”的机会，就能够促进毕业生及时充分的就业，找到更为合适的就业岗位，不断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2、以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向导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 对高校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紧密链接市场需求，重视教学实践环节，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要制止盲目扩招，建立与就业市场的有效就业渠道。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突出教育特色，实现个性化培养，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适应市场，不断或重新获得新的职业知识和技能。例如：美术学的课程设置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培养“一专多能”的学生。“比如，除了专业基础课程外，学生也可以选择某一画种深入学习和练习，并增加体现职业方向特点的理论与实践课程，以职业方向来命名并形成独立的课程模块，并以选修的方式让学生自主选择至少一个模块进行学习，有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多个模块，这样，学生毕业时至少能掌握从事一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 3、毕业生如何积极面对就业问题 大学生就业不只是面临如何找到用人单位，而是涉及大学生本身的素质准备，是涉及就业观念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涉及如何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要求大学生从进入高校时就开始关注的重要问题。要强化文化课和素质教育融为一体，把这一理念贯穿于学习阶段的全过程。 那么，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有哪些？ 具体方法：先就业再择业 ；自主创业； 面向基层。 就业渠道大致可以分为：网上招聘；人才市场；朋友熟人学校推荐；人才广告；高校举办大型招待会；毕业画展；画廊推荐 ；用人单位进学校招聘，加强校企沟通，拓宽就业渠道。 美术人才在各个行业都有需求，探寻美术在各个行业的需求，根据需要，成为新型人才，适应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通过对河北省高校美术类毕业生就业现状的分析，国内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够稳固，全社会宏观就业压力增大。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创建良好的高校美术就业创业环境，从就业和社会需求为向导进行有效的教育改革，提高毕业生本身自身素质，不断开拓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渠道，从而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 美术毕业论文:美术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分析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制度的改革和我国高校学生人数的逐年扩招，很多艺术类院校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美术院系的毕业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究其原因，一方面，有国家政策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艺术类高校自身的原因。本文首先对我国美术专业学生就业现状进行描述，然后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因素进行了列举，最后对我国美术院系毕业生就业前景作出了悲观的分析。 ［关键词］美术 毕业生 就业前景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的改革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大学生就业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但是由于高考的不断升温和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自身的素质在不断下降，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苛刻，这就使得大学生就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同时，大学生与工作单位签约情况的好坏也依其专业的不同而有明显差距。目前，由于高端人才的缺乏，专业技术过硬的人才很少，大多数大学生没有社会工作经验，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几乎达不到学以致用的效果，结果造成了就业的困难。尤其是美术类专业的学生更是难以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一、美术专业学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美术类毕业生人数多，就业压力大 由于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升学门槛低，文化课水平要求很低，这类考生只需美术专业水平过硬即可，很多高三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为了减轻学习压力，愿意报考美术类院系，结果造成了这类考生的人数越来越多。在大学期间，这类学生的学习压力的确不大，但是在面临就业的时候，很多学生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社会需求远远不足以满足目前美术类专业学生的人数，学生们的就业压力由此而体现出来。大部分学生专业水平一般，很难被广告公司、装潢公司、平面设计公司聘用。学生们没有工作经验，不了解市场，很难快速胜任工作，而这类公司需要的是成型人才，浪费时间和精力培养新人很难快速赢得利益，结果将很多美术专业学生拒之门外。 （二）美术专业学生学习成本较高 众所周知，美术专业的学习成本比普通考生的学习成本要高，他们需要专业场地、设施、美术用具等，他们平时在专业培养上花费的功夫远远大于普通学生的学习，甚至有很多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参加费用很高的校外美术培训班。据资料显示，美术院校4年学费加上生活费及专业附加支出一般在6～10万元之间，这使得普通工薪阶层和农村家庭不堪重负。据中华英才网2010年美术类专业毕业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调查显示，超过6成的大学生对毕业后的工作不满意，57%的受调查者认为薪资待遇低，高不成低不就是如今美术生就业最突出的难题。 （三）美术类毕业生就业有地域局限性 据沈阳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生调查统计，有80%的毕业生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作为第一择业地区。在绝大多数美术类专业毕业生的心目中，大城市适合干艺术搞设计，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发展的空间。从就业难的地域分布来看，真正的难是难在要在政治、经济、文化优越的大城市里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在中小城市、西部地区还有着大量的职位空缺，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 二、美术毕业生就业难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家就业体制不健全 大学毕业生就业，为的是在社会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且解决个人温饱问题，自然的，待遇薪水是必须满足国家就业保障政策的。目前，国有企业、学校和私营企业成为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单位，分别占29.7%、19.3%和16.3%。其中私营企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但许多私营企业在用人制度上不规范，尤其是每个就业生都极其关注失业、医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这类体系目前在私营企业中还不健全，这就导致了大学生们在选择去私营企业工作上有许多顾虑。使得很多美术类就业生不堪社会压力，转行考公务员，争取到学校类事业单位做美术老师，或者干脆放弃本专业。 （二）美术毕业生就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很多毕业生在面临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独自承受的能力，他们习惯性地接受父母的安排，托熟人找关系，将自己的就业压力直接转给家长。甚至有很多学生有强烈的攀比心，在找工作阶段，很多学生之间互相比较家庭背景，父母的人际关系，比较自己的工作来源。这种现象在美术类就业生中体现的更加明显，他们没有自己奋斗、自己承担的意思，与其说他们想在社会上立足，不如说是家长们为孩子选择出路，直接造成了学生们的依赖心理。通过对美术毕业生的调查，许多大学生在就业这一大事面前，心理扭曲，缺乏积极性，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些都证明其心理素质低，而且对他们在实际的择业、就业中会产生诸多的不利影响。同时学校对美术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服务不够，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未来就业形势表示担忧，毕业生和企业之间缺少有效的沟通渠道，“长期深入到企业实习”成为当前大学生希望最应该提供的就业指导形式。学校关注的是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很少将目光转向美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上，使得这类就业生得不到重视，得不到良好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