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论文: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的研究体系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新闻学领域，学界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新闻史，对当时国民政府管辖下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则关注不足。实际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丰富的学术内容。结合若干年来的研究成果和现行的研究条件，可以形成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丰富学术内涵的研究内容体系。 就目前的认识而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内容的体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为整体对象，全面研究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而总结这一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出版一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该书属于区域新闻通史性质，应当是对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扫描，尽可能涵盖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方方面面。 全书在历史方面，先纵向全面梳理抗战大后方各省份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再横向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个案以点带面剖析新闻史的各个层面;理论方面，着重剖析战时语境下新闻事业制度环境、功能认定、组织结构、运营模式、文本形态等方面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联系，全面总结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历史地位。 围绕《抗战大后方新闻史》，可以就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殊情形，分别根据重庆、成都、桂林、贵阳、昆明等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城市的历史，开展地域新闻史的相关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出版的《抗战时期四川的新闻界研究》（2009年）、《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2009年）、《桂林抗战新闻史》（2013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展示大后方不同新闻媒体的发展历程 抗日战争是不同政治属性新闻媒体以民族国家利益为依归，团结御侮，同仇敌忾的一次共同战斗。长期以来，学界对抗战大后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特别是《新华日报》研究颇多。但是对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和民营新闻事业关注不够，这是需要重点加强的，也是还原抗战大后方全貌的重要组成。 目前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一是出版《抗战大后方国民党新闻事业史》，重点对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扫荡报》为代表的军报体系、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等机构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宣传方面做出全面的总结;二是出版《抗战大后方民营新闻事业史》，重点对《大公报》、《新民报》为代表的全国性报纸，以《新新新闻》（成都）、《新蜀报》（重庆）、《嘉陵江日报》（北碚）为代表的地方性报纸在抗战大后方的发展，特别是在平衡抗日宣传与追逐利润、处理文人论政与新闻统制、面向抗战主题与建设地方等主题方面做出总结。当然，有关机构还可以在现行研究的基础上，出版《抗战大后方共产党新闻事业史》，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进行战时新闻报道、抗战舆论动员、对敌有效斗争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 上述的任何一份媒体在抗战大后方新闻史中的表现都可圈可点，都值得深入研究。《〈新新新闻〉报史研究》（2008年）、《基于现代化视野的北碚乡村建设传播实践研究――以〈嘉陵江日报〉为例》（2010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的特定专题为研究对象，展示战时大后方新闻事业不同侧面的历史真实面貌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灾难，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民族复兴的契机。于新闻事业而言，可谓“多难兴业”。抗战初期，中国新闻事业基本上被摧毁殆尽。就是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中国新闻人不断自立，形成了抗战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两大新闻中心，达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顶峰。相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新闻事业，抗战大后方新闻活动更显多元和复杂，这也为从多侧面考察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管理体系、对外宣传、言论社论、新闻政策、新闻实务、媒体经营、新闻教育、新闻思想、驻华记者等各个层面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一个可行的途径就是以点带面研究，如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报刊、以《中央日报》为代表的国民党党报体系、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新闻事业、以《新民报》为代表的媒介经营管理、以《嘉陵江日报》为代表的地方小报、以国际广播电台为代表的对外宣传、以“星期论文”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言论、以《新闻记者》为代表的新闻学期刊、以中国新闻学会为代表的新闻团体、以《时代》周刊为代表的外国驻华媒体、以白修德为代表的外国记者……《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2012年）作为该方面的力作，集中以重庆地区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来考察战时新闻政策与新闻自由之间的互动与冲突。 当然，随着人文社科多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领域的引入和运用，研究者可以尝试运用更新颖的方法论来进行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特定对象的考察。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界人物及其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研究活动为研究对象，展示当时新闻业界和学界的经验和成果 抗战大后方，云集了当时国内诸多新闻界名人，潘梓年、胡绳、章汉夫、乔冠华、夏衍、许涤新、张友渔、石西民、陆诒、胡绳、马星野、谢六逸、陈望道、俞颂华、梁士纯、顾执中、曾虚白、潘公展、程沧波、黄天鹏、董显光、成舍我、陈铭德、邓季惺、周钦岳、曹谷冰、舒宗侨、张季鸾、王芸生、胡政之、范长江、邹韬奋、赵敏恒、浦熙修、张友鸾……这些活跃在抗战大后方新闻战线的新闻界人物，或长于实践、或善于理论、或往来于实践和理论之间。虽然每一个新闻界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发展变化道路或思想轨迹不会完全相同，但作为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动力因子，也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研究的主体，更是这一历史时期新闻事业发展的见证。在他们的言论、举止和思想发展中，蕴含着时代前进的必然性因素，为理解抗战大后方新闻史所在的时代提供了生动的标本。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潘梓年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1937～1947）》（2007年）、《王芸生新闻思想研究》（2008年）、《抗日战争时期白修德在华的新闻报道研究（1939～1945）》（2010年）、《论浦熙修重庆时期通讯特征与思想基础》（2011年）、《马星野大陆时期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张友鸾新闻思想研究》（2012年）、《民国报人曾虚白研究》（2013年）等大批硕士学位论文。但是，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知识的盲区仍旧很多。 以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解读抗战大后方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原因 研究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离不开研究当时形成并流传至今的文献史料。同样，那些新闻文献史料本身也在向人们讲述着抗战大后方新闻史。 这一领域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官方文件档案的汇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一）开了一个好头，汇编了国民党战时新闻统制的政策和措施，包括各项行政管理法规、报刊书店登记、新闻检查概况、压制《新华日报》等史料。在这方面可以继续发挥档案机构的力量坚持做下去，为抗战大后方新闻史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素材。二是重要新闻媒体的创（办）刊词、停（休、终）刊词、在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论或社评、新闻团体的宣言等。在这一方面，红色报刊的相关材料汇编已经出版多本，抗战大后方的相关汇编亟待进行。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史论文: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摘 要：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与新闻专业主义的渊源颇深，从早期的政党报刊到黄色报刊，再到后来的商业化报刊的发展历史，即是新闻专业主义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梳理新闻专业主义的诞生发展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本文认为，美国新闻史的发展为新闻专业主义提供了自然的语境与实践。相应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在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之下，彼此掣肘妥协和制衡的产物。同时，这个架构体系也为新闻专业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 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史;媒介权力 一部美国新闻史，既是美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也是200多年来媒体与政治博弈斗争以争取自由独立的历史。宏观看来，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了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不断摆脱外在的压力和束缚的历史，新闻专业主义就诞生在西方世界追求自由的过程中。1833年，本杰明・戴创办《纽约太阳报》，一改以往政党报纸的风格，以大众化为办报宗旨，发掘了大批“普通人”的读者。19世纪70年代，经济的发展和通讯技术的进步，美国大众化的商业报刊迅速起步，政党报刊随之衰落，报刊逐步摆脱了政党的控制，独立报业正式兴起。1896年奥克斯接手《纽约时报》，在办报宣言中提出：“公正地报道新闻，不畏惧或不偏私，不卷入任何政党、派别和利益之中。”[1]由此所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被称为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源。廉价报刊兴起带来的报道内容与观念的变革，成为了“扒粪运动”的前奏。19世纪末的这场运动揭露了大量企业和政府的腐败行为，凸显了报刊的独立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功能，为客观报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虽然具体时间学界都没有定论，但是“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就是在此时孕育而生，其内涵和理念在实践中不断丰满。20世纪中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的出版，标志着社会责任理论于此滥觞，至此，新闻专业主义这一理念趋于成熟。 一、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介 美国的新闻媒体，事实上被认为是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列的第四权力。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报纸定为第四权力是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构想。早在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伊始，在反对专制统治和出版自由限定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者们认为，发表不同意见及批评官员这两项权力是自由的重要表征。杰斐逊总统也认为，宁可要一个没有的政府报纸，也不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报纸自其开始，便是用来监督政府，监督公权的。所以，报纸才逐渐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进行商业化改变。 杰斐逊是新闻媒介权力论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他将报刊视为是人民一切自由和安全的最大保障。谈到杰斐逊，就不得不提和他针锋相对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结束到美国建国的初期，两人就新闻自由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论争。除了当时常规的国会辩论和政府报告外，报刊笔战是其论争较为公开和常见的方式。有趣的是，报刊既是论争的焦点，也是论争的战场。这场辩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了政党报刊的形成，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于新闻自由的认识，也客观上促使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产生。正是由于杰斐逊的努力，报刊的“第四权力”属性这一理论在美国被广为接受。 媒介作为第四权力的独立地位，在大众报业发展的时代成为可能。第一，报纸纷纷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从而脱离政党的言论阉割和控制;第二，报纸标榜的独立原则也成为吸引读者的重要砝码。 1835年，第一份宣称独立的便士报《纽约先驱报》在贝内特的主持下创刊。它的主张包括：第一，报刊的职能：是新闻传播，但也应该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第二，报刊的性质：为独立专业的媒体，是自主的媒体;第三，报刊的目的：应该为公众提供意见支持，代表民意;第四，广告收入应当作为报刊的主要运营来源;第五，道德自律是报刊的主要约束机制，法律也应该成为重要手段[2]。 二、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新闻媒介一直处在一个复杂的力量角逐与场域纠缠当中，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当中，一方面促进了技术层面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又阻碍了媒介的专业主义进步。 但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媒介的许多表现却偏离了赋予专业主义精神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从不择手段地互相攻击到失实的煽情报道比比皆是。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报业也逐渐走向垄断。美国的报纸从1909年的2600家减少到1946年的1750家。媒体变为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时候，它也就成为了大量批评的对象。当时的媒介所作所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传媒运用其巨大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利。传媒的所有者只传播他们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有关政治经济的问题，他们同时也损害了反对者的意见。 2.传媒屈从于大公司，让广告客户控制社论的主要内容。 3.传媒抵制社会变革。 4.传媒的时事报道关注的通常是煽情、肤浅的东西，而不是重大事件，其娱乐节目常常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5.传媒危害了社会公德。 6.传媒无需任何理由就可以侵犯个人隐私。 7.传媒有一个社会经济控制阶层，笼统地说就是商业阶层，后来者很难进入到这个行业，因此，传媒危害了自由而公开的观点市场[3]。 传媒的这些做法与社会公器的角色期待和专业主义的取向大相径庭，因而饱受诟病。两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为这种境况提供了解决的契机：比如，1917年政府成立了公共咨询委员会，后来通过了《与敌贸易法》和《煽动法》，1942年，又了《美国报刊战时行为规约》。众所周知，在美国民主的土壤下，政府公然干预新闻自由是有害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特殊需要，使得公众对于政府的干预行为的方案没有那么强烈的反对，这种干预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也为社会责任论的提出提供了社会背景。 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的小册子《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则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是社会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介必须履行必要的责任，以行使其自由的使命，政府在此期间可以对自由加以限制。为了体现出来责任，按照新闻自由委员会的说法，媒介、社会和政府三方都应该作出努力。 首先，传媒要加强自律精神，坚持专业主义，减少对于广告的依赖和广告商对于节目的干预;其次，社会可以设立特定的公众机构，如研究中心和媒介评议委员会等，用以对媒介及其行为予以必要监督和约束;再次，对于政府而言，在媒介滥用新闻自由之时，政府可以采用法律手段予以制止。社会责任理论显示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和探索，以及对其深入的理解。“没有无限的自由”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大多数人所认可接受。媒体无限的言论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公众的无限言论自由，二者的不对等关系正是造成媒介滥用权力的症结所在。新闻自由委员会对传媒业提了五项基本的要求：（1）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2）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3）对社会组成群体的典型画面的投射;（4）对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呈现与阐明;（5）充分接触当日消息[4]。 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的力量逐渐成为主导，操纵着美国的政治经济等一系列方面，虽然专业主义的引进和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对于媒介中心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个价值取向，但是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媒介对于资本的依赖，对于广告商的依赖依旧。80年代以后，资本化运作进一步发展，新闻业的市场受到利益的驱动逐渐增强，商业主义更为严重。最为明显的表征即是娱乐节目的批量生产。 三、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当今的时代，并非意味着公正、客观、独立的行为准则，相反，很多时候，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媒介并非天然地作为社会公器而存在，其地位处于政府和商业集团的双重挤压之下。新闻媒介的独立性是其存在并且成为社会重要制衡力量的基础，但这一原则在现实环境之下并不容易实现。政府需要媒介宣扬自我主张、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故而，在法规和政策当中会存在诸多限制媒介的条款，媒介一部分情况沦为权力的奴隶;商业组织也需要媒介作为其重要的伙伴，在大众化媒介时代，商业目的的达成与媒介的宣传二者的关系日益密切，故而，商业组织会多在经济方面对媒介予以限定。 其次，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媒介独立的前提是商业化的运作，但过分的商业化又会侵害媒介的专业性。 再次，专业主义始终是难以达到的目标。客观性和中立性首先是难以做到，因而媒介呈现的新闻事实始终是难以中立的、不含价值判断的，对真实存在的世界的真正反映。新闻产品本身就是媒介高度选择、加工的产物，并非自然界本身存在的物质。 追寻新闻专业主义的源头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取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是，媒体、政府、社会、商界的博弈始终存在。自由主义报刊时代，媒介居于核心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政府的力量逐渐膨胀，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使得商界的力量在这个关系网中居于主导。可以看得出，社会在这个博弈架构中力量稍微薄弱，但是公众的批评某些时候也会形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影响。可以想见，媒介、政府、社会、商界的架构体系会一直存在下去，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也会成为一个常态。新闻专业主义认为媒介是社会的一个系统单位，以承担搜集、整合、传播信息的功能，暗合了其他三方的诉求。 过度的商业运作正在日渐侵蚀公众利益，甚至公众利益已然成为一个界限并不明确的范围。而这一切，正在动摇新闻专业主义的合法性。新闻专业主义是在这样的博弈结构中诞生和成长的，架构本身的复杂矛盾，并不能成为专业主义缺乏合法性的诱因。相反，具有矛盾和张力的彼此掣肘，正是专业主义存在的一种动力。 四、结 语 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美国新闻史的演进过程当中探询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可以清晰地发现，新闻从业者从先驱身上继承了专业主义的理念，并且在实践当中形成了完整的职业精神，进一步丰富了专业主义的理论体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操作，也是在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变化，各方势力的博弈平衡中走向确立与成熟。 新闻史论文:普遍联系在外国新闻史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 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分析外国新闻史中的著名人物和新闻事件时，借助普遍联系的观点，既可以抓住事物的普遍性规律，又可以分析出其发生、发展的具体特性，是实用性强且非常有效的教学和研究工具。 关键词： 普遍联系 廉价报 教育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辨的方法是我国新闻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传统方法。在我国出版的外国新闻传播历史类教科书，现已经过全盘照搬外国新闻历史书籍的阶段，发展到本土化阶段。但外国新闻历史史实浩如烟海，目前我国任何一本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都不能将所有重要新闻史实都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除讲授基本史实和发展规律外，还应该培养学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哲学原理，分析新闻历史史实的能力，让学生探讨感兴趣的新闻人物或新闻事件，教师善加引导，以达到提高研究水平的目的。普遍联系的观点就是外国新闻历史教学和研究中，适用性强，并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具。 一、普遍联系基本原理 联系是哲学范畴，通常指事物或现象之间及事物内部要素之间相互连接、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等相互关系。联系不是个别事物之间暂时的、特殊的关系，而是一切事物、现象和过程所共有的客观的、普遍的本性；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世界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体现普遍的联系。 二、普遍联系的宏观应用 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外国新闻史教材，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材体例，要么是以时间为经线，以新闻媒介形式为纬线，进行历时研究的国别体；要么是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为经线，以国别为纬线，进行共时研究的断代史。两种外国新闻史体例各有所长，比如国别史便于让学习者抓住一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符合认知心理规律，易学好记；而断代史便于让学习者对同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闻事业现象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各国新闻事业发展规律和不平衡性，有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两种体例之所长恰恰是对方之缩短，而且一般不能互相补充，只能通过教师引导，尽力弥补教材的不足之处。如果将普遍联系的观点渗透到外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中去，可在历时研究中兼顾共时研究，或者在共时研究中兼顾历时研究，发现新问题，总结新规律。 三、普遍联系的微观应用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的统一性是无限多样的，世界的普遍联系与此相一致，也包含丰富的特殊性的普遍联系。而区别在本质上也是联系的一种方式，即以对立的方式发生的联系。一切事物都同其他事物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的辩证统一体现了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用普遍联系的观点分析具体史实，既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能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真正在认知领域“同化”此知识点，达到“掌握”的程度，而且不“遗忘”。比如以往的外国新闻史教科书通常使用共时研究的方法，分析廉价报的产生原因，并将原因归结为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革，还往往从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城市化和商业化等方面详细分析。这或可解释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廉价报产生的总体原因，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其廉价报的产生和早期发展状况不仅落后于其殖民地――美国，而且落后于隔海相望的法国。因此，应该使用普遍联系的观点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引入历时研究的方法具体分析各国国情。比如就受众素养而言，欧洲各国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特点。英国虽然1861年的《教育法典》明文规定了“小学教育的‘阅读’‘书写’‘算术’的教学内容和要求”[1]，但并未使英国的初等教育有长足进展。直到1870年《初等教育法》的颁布才真正改变英国初等教育的状况。该法案主要涉及小学的数量和质量、入学的年限和开办小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内容。此后，英国几次修订和补充该法案，使其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大大提高，有的地区甚至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至此，英国才拥有了大量能够读懂新闻的潜在受众。而法国1833年颁布《基佐教育法》，主要内容是：国家有权征收特别税款作为教育经费，在全国普遍设立小学；在各省设立师范学校培养初等学校师资；设立小学教育鉴定委员会，规定所有小学教师必须接受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才能任教该法案的实施是法国初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步骤，推动了法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而1881年颁布的《费里法案》其要旨是宣布实施普及、义务、免费和世俗的初等教育；规定儿童6岁入学，初等教育为义务教育；小学和学前教育是免费的；废除法卢法案中关于教会对学校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改设道德和公民教育。该法案为近百年间法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基础。大洋彼岸的美国于19世纪20年代后致力于公立初等学校的建立与发展，并形成公立学校运动，实施普遍的国民初等教育。主要是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建立地方税收制度，筹集办学经费：兴办公立小学；制定义务教育法，推行免费义务教育等。由此可见，美国的免费初等教育普及明显早于英法，更早地为廉价报兴起提供合格受众并培养潜在受众群的阅读习惯。 除受众教育水平因素之外，新闻事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一方面受经济基础制约，另一方面还受本国政策影响。比如英国的“知识税”在1712年到1861年的150年中，钳制了报业的发展，廉价的逃税报纸虽然在民间发行，但面临随时被当局取缔的危险，广告商也不可能信任可能会被查禁的报刊，广告额较少，使得英国的廉价报举步维艰。而美国殖民地政府1765年颁布印花税法案，比英国本土推迟50年，该法案只实施1年，英国政府就因殖民地各界的抗议、指责而被迫撤销。同年制定的汤森法案，规定征收的税种中包含纸张税，仍有三分之二的报刊抵制这一法案。此后1776年爆发美国独立战争，英国殖民当局的纸张税自然不了了之。美国独立后，1791年通过了《权利法案》规定：国会将不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或新闻出版自由。因此，美国报业在1791年之后，就获得更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在相似经济条件下，美国的廉价报发展自然比英国更有优势。 综上所述，普遍联系的观点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对外国新闻史史实进行教学和研究，普适性强，可操作性强，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哲学工具。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学会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会议综述 2012年是高等教育的“实践年”，为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创新华文传媒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台湾与东南亚华文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于2012年10月27日至2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举办了中国新闻史学会2012年会暨“实践育人：人才培养与华文传媒的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近60名两岸三地中国新闻史学会的专家学者、传媒业界的资深工作者和重庆市内相关高校传媒学院的领导齐聚重庆工商大学，共话新闻传媒发展，旨在交流海内外新闻传播院系和华文媒体在实践育人方面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对策。 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波、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丁俊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董广安，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顾勇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黄瑚，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吴廷俊，中国传播学会副理事长蒋晓丽，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邱沛篁，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牟丰京，重庆晨报总编辑张永才，新浪（重庆）总经理周燕，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新闻研究所所长耿晓东等出息了研讨会。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副书记朱伯兰、副校长郑旭煦等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郑旭煦副校长主持了开幕式。 会议前，重庆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李春茹、重庆广电集团总裁刘光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总裁牟丰京、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分别致辞，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海荣对会议的举办专门发来贺信，周波副部长宣读了贺信。贺信中，徐海荣部长对本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表示祝贺，对重庆新闻事业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进行了介绍，对中国新闻史学会20多年来促进新闻传播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肯定，衷心希望专家、学者们一如既往地关注重庆的建设与发展，关心支持重庆的新闻事业。 来自中国新闻史学会和国内外传媒领域的专家学者、资深记者编辑，围绕新闻教育、新媒体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探讨，并实地参观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传媒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家们对重庆工商大学注重培养新闻专业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打造产、学、研“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给予肯定。 美国华文媒体协会理事、美国《世界日报》记者刘伟在会议中作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与未来思考――兼谈华文媒体人力资源状况”的报告，介绍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地位，梳理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的发展演变，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发展与人力资源的状况，最后提出了对对美国大纽约地区华文媒体未来发展的几点思考。他认为，面对变化的华人读者，华文媒体应考虑发展双语媒体；应立足美国华人立场，强调中华文化为主，多元文化为辅的媒体价值观；平面、网络同时推进，互为补充；此外，稳定和提高原有人才，吸引年轻采编人员和新传媒技术人员是华文媒体发展和未来的关键。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陈昌凤作了《网络时代华语传播的新格局》的重要报告，对西方主流媒体和华文传媒争占华语市场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就微媒化是否应该成为华语媒体传播方向提出了思考，陈院长还介绍了近年来华语传播市场的基本情况，重点探讨了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如何突围”。他认为，以博客、播客、维基、社交网站（如Facebook、Twitter、MySpace）为代表的Web 2.0的网络工具有个人化、互动化、集体贡献内容等典型特征，是网民在虚拟空间里的“生活面貌”、资源分享和社交方式的大变革，是21世纪知识型经济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的缩影。在网络时代传统媒体应当实现由传播新闻到运营信息的转型，携手新媒体打造“智能新闻”，拓展社交媒体的视野，积极探讨新模式、新方法和新手段，不断提高新闻传播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处处长陈耀竹作了《台湾数字媒体发展概况》报告，介绍了台湾数字电视发展概况，探讨了新形势数字媒体面临的挑战。他指出，数字电视时代，电视节目将走向分众化与客制化，广告形式也会逐渐转向个人化与互动化，应用服务范围更为宽广（生活服务）。他认为，台湾数字媒体发展中面临着八大挑战，具体为：一是2012年7月1日起的无线数字化，对收视习惯产生了一定冲击；二是在法令修改后，核心竞争取决于品质，中华电信MOD成为绝对优势很难讲；三是有线系统业者数字化后，电视的使用机能发生了改变，顾客才是王道；四是分组付费或计次付费制度实施后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仍须通过市场的检验；五是同业间将持续的恶性竞争及大陆的磁吸效应，对内容供应者的经营压力将有增无减；六是以公民评鉴来决定节目的上下架机制过于“民粹”；七是在当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下，如何进行电信、广电管制架构的调整；八是如何提升宽带、电视数字化普及率。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王润泽就主流媒体从业者的培养思路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强调人才培养应该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提升学生对客观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作者援引著名新闻教育家罗列教授的话，“新闻专业的学生在学校四年里究竟学些什么课程，是一件颇费踌躇的事情”。王教授认为，高端新闻人才的训练应加强文史哲基础训练，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播学科，应在教学中突出这个特点。通过强化文史哲的基础学科，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判断，增强理性思维，训练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活动中，准确发现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客观提供解决思路。加强文史哲基础教育，要明确新闻的选择需要价值理性的判断，加强对客观事物的分析与判断能力，既要呼吁社会各方面给与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力和更大的空间，更要警惕媒体所进行的伪舆论监督，此外还要正确认识新媒体的作用。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立新作了《什么实务，如何导向：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导向刍议》的报告，对当前新闻教育中的实务及导向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未来新闻教育计划”之“课程充实计划”，应当增加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甚至科技等课程。他认为，新闻教育应当回归新闻，一是新闻艺术不同于媒体技术，即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二是新闻职业不同于新闻产业，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作了《“增强核心竞争力，减少“可取代性”――二论中国大陆新闻教育改革的出路》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检视和深入分析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可取代性”，对如何培养合格记者，提高新闻教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探讨，他还指出无论“公民新闻传播”时代下新闻业的开放程度有多大，专业新闻记者永远都是需要的，且时代信息化水平越高，新闻业越开放，人才构成越复杂，对专业新闻记者的需求度就越高。他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培养“万金油”，而应培养合格记者；所以新闻教育只有培养出合格新闻记者，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使自己在高等学校有立足之地。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传媒学院执行院长殷俊作了《构建真实传媒环境，推进协同创新实践》发言报告，他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长江传媒学院坚持“构建真实传媒制播环境，完善产学研一体化实践”教育的办学思路，在具体的教学体系中，将大学生顶岗实训纳入具体的教学内容，推荐和鼓励本科生、研究生进入传媒协同创新中心参与不同节目、各个具体岗位的顶岗实训，让资深传媒工作者和大学教师共同指导学生成长，构建“记者编辑-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学生顶岗实践、教师-记者编辑相互挂职”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 在本次研讨会上，新华社、海峡导报社、美国世界日报社、人民日报社、重庆广播电视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媒体总编、记者等海内外业界精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台湾铭传大学等著名高校院长、博士生导师等新闻教育专家齐聚重庆，共同谋划推进高校新闻教育“实践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此次研讨会的顺利开展对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为加强我国新闻媒体舆论引导能力、提升我国媒体在国内外的传播影响力提供智力支持，为我国培养传媒精英人才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张杰（出生1984年2月）、性别：男、籍贯：重庆、职称：助教、学位：硕士、研究方向：新闻传媒 新闻史论文:关于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摘 要：新闻史学研究方法主要有定量分析法、对历史研究的两种解释体系（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拉斯维尔的4+1模式以及媒介现象与外部社会互动模式、问题意识等，其中问题意识对新闻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一个好的问题是做研究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方法训练；问题意识 做学问不仅要下功夫去学，还要用脑子去思考、去提问，有了好的问题做导引才能去做研究，进而写出有价值的论文。有人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很少一开始就去思考问题。殊不知，一直处于一个盲目的状态，自然跳过了问题的导引，而直接进入了解决问题的阶段。如果先明确了自己想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研究，会使论文更有针对性，更有价值。而如何去发现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一、什么叫问题意识？ 那么，到底什么是问题意识？到目前为止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的说法。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教育学的意义上理解问题意识的：“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经常意识到一些难以解决或疑惑的实际问题及理论问题，并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状态”。但是这样的理解只是问题意识的一个方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问题背后的理论意识，就如当代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学者罗伯特・科克斯（Robert Cox）所阐述的，问题意识虽然仍以问题为基本内容，即原有理论和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但是它更是一种客观事实作用于某种特定环境中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问题意识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对某些问题或事件的意识。科克斯的问题意识深化了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也就是说，问题不仅是“科学探索性疑难”，也不仅是强烈的对问题的探索欲望，更为重要的是理论对于问题的能动的阐释，即问题意识是建立在研究者提出问题的理论背景基础上或者能动地选择一种理论观照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任何问题的产生都和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有关。 二、如何培养问题意识？ 研究者在选题时往往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专业理论知识；研究方法知识和各种操作技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以及个人对问题的悟性或者洞察力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一项具体的研究课题从开始选择到最终确定，正是上述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培养问题意识就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广泛涉猎专业著作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同时，尽力阅读大量文献和学界论文； 其次，注重研究的方法训练，从前辈的论文中汲取营养；在平时的学习中应多多关注学界最新动态，养成多思考，多追问的习惯。在追问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判断，然后经过判断进入问题，在好奇和疑惑的引导下进行初步判断，但是不能把判断当作问题，因为判断可能是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学会文献综述，因为文献综述是一个发现问题的手段，它的目的就是看同类研究的前人启示。 具体说来，要培养问题意识。首先，必须经过大量的阅读，在阅读中进行思考，从而萌发问题；然后再进行文献综述，看前人是否研究过这个问题，对此又是以何种角度来解决的，再思考自己对此问题的解决有何创新之处，是否有继续研究的价值。如果看到前人在同类对象中剩下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可以被锁定成自己的问题；或者同类对象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新变化带来新问题，引发旧理论在新条件下是否使用的问题，如果适用，说明理论弹性强、范围广，如果不适用，需要理论推进，于是研究就有了意义。例如：对余英时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进行文本分析，作者通篇都在以问题做导引，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层层推进的方式为我们阐述了胡适先生思想形成的背景，思想革命的起点，长期的精神准备，他思想革命的两个领域以及思想的最终形成，最后还指出了胡适思想的内在限制。作者首先提出胡适归国前后，中国思想界这一段空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是胡适而不是别人填上了这段空白？通过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为我们阐述了胡适思想史的背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给我们讲述了胡适长期的精神准备。进而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为我们讲述胡适思想革命通俗文化和上层文化这两个领域。通过对“胡适究竟在什么确定的意义上可以称作杜威的实验主义的信徒？”这个问题的解答，阐释了胡适思想的最终形成。文章最后提出“如何使中西两个思想流派相通？”并用胡适的原话“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但是后来人怎样来批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来鼓励后人努力创新。同时，也肯定了胡适先生已尽了他的本分，为中国学术与思想现状做出了贡献。由此可见以问题做导引使文章整体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新闻史论文:一种社会史研究范式 摘 要：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一个区域报刊业的兴盛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环境和内外动力机制，区域报刊业的消长与区域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晚清、民初时期，报刊传媒在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现代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的整体性研究对于促进新闻史研究将会大有裨益。 关键词：区域新闻史；社会史；研究范式 时下，区域史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海外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从地域角度探讨中国近现代史的力作多有问世。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深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中国中心观”，逐渐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将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示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是“中国中心观”的重要特征[1]。在中国学术界具有持续影响力的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但其代表人物的经典作品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后文论及）。国际学术史一再证明，较有价值的作品往往是那些开始会被看不起眼的所谓“中观”或“微观”研究，即区域性、专题性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常常可以见微知著，表达对整个社会文化进程的理解和解释，甚或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不同学科的区域史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社会或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填补学科空白；可以探索当代社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经验或借鉴。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从中央到地方，从整体到局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史料和各种现实资料、数据，“区域社会是整体中国的一部分，是整体中国的细胞形式，解剖某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本身就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2]。“只有把一个一个区域社会的情况研究透了，才能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把整个中国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3]。 一、社会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范式 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研究，自21世纪以来已在史学界刮起旋风，以冯尔康、许纪霖、赵世瑜、乔志强、常建华、杨念群、黄兴涛、马敏、朱英、周积明、严昌洪、陈春声、王笛、吴琦、行龙、章清、王日根、刘志伟、唐力行等一批史学专家、学者为代表的社会史学派，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理论和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计量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后现代思想精髓（剔去糟粕），并结合中国实际，开辟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 什么是社会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还是通史（整体史、总体史）？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与社会学关系如何？国内外学者有各不相同的解释。西方学者主要有以下四种解释：其一，法国年鉴学派主张，社会史是一种“整体史”或称“总体史”，第三代年鉴学派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主编的《新史学》中对所谓“总体史”概括道：“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4]19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总结说，关于社会史有三种看法：一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二是关于日常生活、风俗或生活方式的历史，三是社会经济史[5]。这也是一种整体史观。 其二，以英国社会史家屈威廉等为代表，主张“撇开政治的人民史就是社会史”，也就是说，社会史是关于生活方式、闲暇状况和一系列社会活动的历史[6]。其三，以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社会史的核心内容是重建宏观结构变迁中普通人民的历史，主张将宏观结构的变迁同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考察。其四，以英国史学家E.H.卡尔为代表，认为社会史是社会科学向史学渗透所形成的边缘学科，社会史是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历史。国内学者有三种观点：一是作为整体研究的社会史，二是作为历史研究范式的社会史，三是属于历史学而非社会学的社会史。知名史学家马敏教授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 无论中西，现代史学的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的，“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遇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在中国，这一“总体史”范式通常又与“社会史”相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的“社会史”往往成为“新史学”的代名词……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幅式”的把握[7]。 按照我们的理解，作为研究范式的社会史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社会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二是观照“底层社会的历史”，即把目光下移，关注普通群体、普通市民、普通人的社会生活；三是跨学科对话。由于现代学科的划分反映的是我们看问题的思想和方法，而不是现实世界本身，强调学科融合或跨学科对话有利于克服这种局限性。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即与社会科学中的一些相邻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地理学等相互交叉和渗透、融合。我们认为，社会史和“政治史”、“文化史”一样，属于历史学的一种研究范式，是“新史学”派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人口学、民族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体史研究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或研究愿望。当然，社会史和社会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正如当代英国知名史学家查弗里・巴勒克拉夫所言：“如果说，历史学家向社会科学去寻找新见解和新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对历史主义及其立场和观点的强烈反动，那么，历史学家首先应当面向人类学和社会学去寻找新方向是毫不足怪的。在所有的社会科学中，社会学和人类学在观点上与历史学最为接近。”[8]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波托尔斯基亦言：“社会学侧重于现实世界，而史学则侧重于以往的历史过程在现代史学中，企图在理论结构和解释上把史学与社会学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9] 作为一种整体史研究范式，社会史与区域社会史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社会史兴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历经七八十年，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而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代表作品大多是区域史研究的典范。如费弗尔的《腓力普二世时期的弗兰施孔德地区》，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皮埃尔・古贝尔的《1600-1730年的博韦与博韦人》，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等。可见，区域史也可以是整体史、总体史。至今仍活跃于法国史坛的第四代年鉴学派学者更强调：“在每个具体研究中使用各种方法、手段和途径，使其融为一体，从而事实上推进史学研究。”[4]17可以说，区域社会史从研究实践层面推动着作为整体的社会史走向深入。 二、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与区域社会发展 在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长江流域有着区位、交通优势和较好的经济基础，列强势力沿着长江流域从东南沿海逼入长江中游、再侵入四川盆地等内陆地区，逼使长江流域沿岸城市开埠通商、走向开放的道路。他们在经济掠夺和文化侵略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客观上促进了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列强的入侵、经济的掠夺、文化的渗透以及长江流域自身政治的革新、社会思潮的兴起、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社会的进步，必须要借助于一定的载体。作为洋务、维新、革命的工具和经济文化传播的载体的近代报刊，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梁启超早在1902年就指出“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的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辛亥时期，他对报刊的作用又有辛亥“国体丕变”“报馆鼓吹之功最高”[10]的评价。知名史学家章开沅等人认为：“作为经济发展与政治变革的中介环节，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和指标，它不仅直接推动政体的转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11]晚近报刊传媒在长江流域和两湖地区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亦起着非凡的作用。 以近代长江流域报刊业的发展为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带的长江流域，其不同区域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程度随着区域中心城市开埠通商和早期现代化前进步伐的快慢而有所差异。上海――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桥头堡，近现代报刊业发展最为壮观，报刊数量占据全国三分之一强；重庆、成都――长江经济带的腹地和革命战争宣传的大后方，近现代报刊业的发展亦很突出。作为连接长江流域经济大动脉东西纽带的两湖地区，其区域中心城市如汉口、武昌、沙市、长沙、衡阳等地近现代报刊业也比较发达，据刘望龄先生不完全统计，近代湖北实际创办报刊300种左右，就目前所能见到的报刊辑录显示，1866―1919年间，湖北共创办报刊191种，其中，外国人主办的报刊31家，官办25家，民办131家[12]刘望龄先生统计数据不全，另据《武汉市志・新闻志》统计数字，仅晚清、民国时期（1866-1919）武汉地区的报刊数量即达193种。可见，该时期整个湖北省报刊数量应不下200种（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新闻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48页）。。据方汉奇先生所著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13]和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的《中国近代报刊名录》[14]、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期刊介绍》（I-V）[1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二、三集）[16]、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集、第二卷、第三卷）[17]等书籍所列报刊名录不完全统计，1897―1919年间，湖南报刊数量亦达116种。其中，长沙即达89种，包含报纸57种，期刊32种[18]。仅辛亥革命时期（1901―1917），湘籍志士创办报刊即达34种[19]，位居全国前列。两湖地区一些知名报刊如《中华民国公报》、《汉口中西报》、《大江报》、《汉报》、《湘报》、《湘学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则在全国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两湖地区报刊业发展更为繁荣，在民国时期全国报业之林中蔚为大观。 一个区域报刊业（如两湖地区、上海地区、四川地区、广东地区、京津地区等）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兴盛、繁荣必有其区位优势、社会文化背景和内外动力机制。那么，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繁荣的区位优势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及内外动力是什么呢？教育近代化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发展对近代报刊业的发展繁荣有何作用？传统士绅、近代知识分子与近代报刊群体的形成和报刊业的发展关系如何？近代报刊群体的生存状态如何？同时，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近代报刊是如何进行思想启蒙、舆论宣传和下层民众动员的？近代报刊和报刊群体的生存空间如何？扮演了什么社会角色？与受众群体的关系如何？起到了怎样的社会作用？一个区域近代报刊业的繁荣是否促进了区域社会早期现代化转型？有何文化贡献和社会作用？对于这些问题，需要从社会史的角度、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来进行解答。 三、区域新闻史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有待加强 目前，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领域，上海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最为繁荣，除方汉奇先生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20]等一批“通史性”新闻史著作大量涉及上海新闻事业史外，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的《上海新闻志》[21]，上溯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近代报刊发源，下迄1996年（大事记延至1998年），130余万字，横亘上海150年的新闻事业的发展变迁过程，同时还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上海报纸的编辑方针、新闻采访、编排形式、经营管理和重大新闻历史事件、新闻人物等，以其丰富的内容、翔实的资料、独特的视角、客观的叙述，填补了区域新闻史研究的诸多空白。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一八五―一九四九）》[22]、《上海当代新闻史》[23]系上海区域新闻史的集大成之作，两部著作前后衔接、浑然一体，凡洋洋洒洒130余万字，按编年顺序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了上海自1850年至20世纪末的新闻发展史，有点有面，有专题分析和个案研究，“仿佛是一部上海地区一个半世纪新闻事业的历史画卷，是一部地区新闻史的力作，为地方新闻史的编写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4]。宁树先生主持编写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重点项目《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目前已完成120万字，尚待出版。该文稿立足上海，对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安徽、广东、湖北、四川等地的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状况进行了论述和比较，集新闻史比较研究之大成。曹正文、张国瀛的《旧上海报刊史话》[25]侧重于从史料的角度梳理了旧上海的报刊发展概况；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26]分上海近代报刊诞生、维新运动与报刊勃兴、政党报刊、资产阶级商业报纸、上海小报、上海租界报刊等几个专题，勾勒了上海近代报刊业发展的基本面貌。最近几年，上海新闻史的研究侧重于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从而把该区域新闻史的研究推向微观层面，在精细化程度上前进了一大步。 在长江流域上游重庆、四川地区，最近几年也有论述该区域的新闻史专著问世，除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四川省志・报业志》[27]、《四川省志・出版志（上、下）》[28]和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重庆市志・报业志》[29]、《重庆市志・出版志》（出版中）等志书类著作外，还有一些史料成果问世，如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的《四川新闻出版史料》[30]，四川省新闻志编辑部编的《四川新闻史料汇编》[31]，以及《成都新闻资料专辑》、《重庆新闻史料汇编》等，除这些史料性著作对近代四川地区新闻史、出版史作了简要的资料性整理和面貌勾勒外，王绿萍女士在其前期广泛搜集、爬梳四川地区新闻史料，汇聚成《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尚未出版）的基础上，又撰写了专著《四川近代新闻史》[32]。该书重点勾勒了四川地区清末民初（1897―1918年）的报刊历史，内容涵盖四川近代报刊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概况，传教士在四川的办报活动，成都报人先驱傅樵村的办报活动，清末新政时期的四川官报及新闻法规，四川民主革命时期和立宪运动中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立宪派的报刊宣传活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时期的四川政党报刊和新闻事业发展，等等。四川大学蔡尚伟的博士学位论文《成都、重庆的城市文化与报业》[33]，从重庆、成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进程入手，勾勒成都、重庆两城市自清末（1897年）至今的报业发展状况和基本特点，并以文学为中心，考察城市文化形态与报纸和报纸与文学、文学界的互动关系；以大学为中心，包括大学生、大学老师、新闻教育、新闻研究机构等城市文化机构与报纸的内在联系；以身份意识为中心，考察成都、重庆城市文化意识、文化身份、文化精神与报纸的互动关系等等，颇具新意。贵州师范大学徐文水的硕士学位论文《清末重庆报业发展与巴渝社会变迁》[34]，勾勒了清末民初时期重庆的主要报刊《渝报》《广益丛报》《重庆日报》《崇实报》《重庆商会公报》等报刊的基本概况，近代重庆的杰出报人，报刊业务的改进，以及近代重庆报业的社会功用。西南大学张耀谋的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近代报刊的出现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以〈渝报〉〈广益丛报〉考察为例》[35]论述了《渝报》的思想内容和思想文化空间，《广益丛报》的出现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萌发，报载小说的现代体验、想象与重庆现当代文学的互动关系，等等。此外，关于四川地区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有专著出现。比如，王伊洛的《〈新新新闻〉报史研究》[36]除简单探讨了四川报业的传承和近现代化进程、成都报业的特点外，重点深挖了20年代末成都《新新新闻》的创立、地域特征、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广告发行和经营策略、新闻业务、发展误区与历史命运，等等。 但是，作为近现代报刊发展高地之一的重庆、四川地区报刊史、新闻史的研究还没形成气候，处于初级开发阶段，尤其是从社会史的视角进行研究的力作尚属空白，有待加强。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亦处于史料整理性初级阶段，尚未出现从社会史的视野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大作（关于两湖地区新闻史的研究，另有论述）。 可喜的是，如今，在区域新闻史研究领域，除常规性的史料考证、史料积累性研究（这些研究十分必要且没有捷径，其功绩和价值丝毫不容置疑）作为传统的研究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外，一些新锐学者借鉴政治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以及国外其他先进的研究模式进行新闻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社会史、社会学的研究模式或路径成为这些新方法中的“显贵”。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彬、陈昌凤教授从媒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传播史，海派年轻学者方平、王敏、洪煜等在研究近代上海报刊史时，以社会史研究范式来进行研究，等等。比较突出的力作主要有：李楠的《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37]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上海小报与市民社会、市民文化、市井众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小报文学与大众市民文学的互动融合关系；洪煜的《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38]详细探究了近代上海小报的生成和发展，小报生存状况与文化定位，小报文人群体网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生活、上海小报的公共空间与市民文化现代性等问题，作者立足于学术前沿，从社会史的角度论述了小报与社会群体、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李静的《大众传媒中的石库门与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历史变迁》[39]解读近代史上不同时期上海传媒对石库门的报道及广告传播，进而分析上海人身份的文化认同与变迁，凸显大众传媒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和地位；王儒年的《欲望的想象：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40]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上海商业传统与消费理念、《申报》广告的享乐主义倾向和审美情趣，以及受众性别的认同、民族的认同、身份的认同等，具有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学术思路；王敏的《上海报人生活》（1872-1949）[41]以历史叙事学（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影响下崛起的一种历史话语表达方式）的笔法，从社会史视角叙述了报人的社会地位、职业状况和近现代上海报人的社会生活空间、工作状况与收入情况，以及上海报人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及其情感世界，叙事与史论并重，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总的来看，在区域新闻史、报刊史研究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状态，上海等地因为近代新闻业相对比较发达，研究者比较多，研究成果相对丰富，尤其是上海地区，因为近代新闻事业领全国风骚，所以研究的“量”和“质”都走在全国前列，既有可以与“通史”相媲美的大部头――《上海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又有区域比较新闻史集大成之作即将问世；既有深入的报刊个案分析，又有以社会学、文学等多维度、多视角的微观考察，出现了几部以社会史为研究范式的力作。而相对封闭的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和长江上游的重庆、四川地区，近代报刊业的发展虽位居全国前列，新闻史料丰富，但新闻史研究成果较少，仅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史料整理、面貌勾勒和个案研究层面上，尤其是从社会史范式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基本没有，尚须大力加强。 新闻史论文:议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 【 摘 要 】大学新闻学基础课程中的中外新闻事业史，对促进学生新闻专业认同、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形成、新闻史发展规律把握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包含着较多的人文精神。新闻事业史教学改革和研究中，教师需注重总结、渗透和提炼其中的人文精神。本文就此对人文精神在新闻史教学中的渗透进行分析。 【 关键词 】人文精神 新闻史 教学 渗透 新闻史存在两大线索，一个是具体的历史情况发生和存在，另一个是抽象新闻理论改革和发展。事实上，中外新闻事业史还具有更为重要和特殊的线索，就是它蕴含的人文精神发扬与继承。长期以往，这个线索未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史教育中显得过度冷清和单调，学生缺乏学习兴趣，被动接受教学。在倡导素质教育形势下，教师应当利用和重视中外新闻史中的丰富人文精神资源。 1.人文精神中的“做人” 合格的新闻人要具备两大条件，一是以天下为己任，志向高远。二是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写出好文章。1978年，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去延安采访。他一进延安，看到许多农民衣着褴褛的在街头讨饭，心中极为难受。亲眼见到这些事情，冯森龄的触动很大，他决心为此呼吁。冯森龄曾因为坚持真理讲真话经历许多挫折，但他依旧不考虑个人得失，写了《延安有很多农民上街要饭》等报道，最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坚持为所有合理、正确的事情辩护，才是真正的新闻工作者。 2.人文精神中的“敬业” 新闻事业较为特殊，新闻人应当具有百折不挠、勤奋进取的精神。若要了解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取得广泛公正的社会影响，需遵循敬业原则。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杜献洲，他5次进藏，4上阿里，巡查过1000多座界碑，连续102天长途巡逻雪山哨卡。在15年的记者生涯，他始终把目光投向祖国的万里边防，采写亲历式报道160多篇，用新闻的形式唤起读者对国家安全、对守土军人的关注。正是这种敬业奉献的精神，让我们了解到我国边防战士的辛苦。 3.人文精神中的“审美” 社会舆论总机关便是新闻事业。新闻事业具有是非分明、客观真实的属性，新闻人应当懂得审美，具备较高思辨能力和分辨能力。倘若黑白颠倒、善恶不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美国新闻界曾出现过黄色新闻时期，大多数报纸为吸引读者，报道大量的社会丑闻、犯罪行为、等文章，铺天盖地的假照片、假新闻。整个社会陷入空虚和迷惘之中。虚假恶毒的文章，会垮掉一代人的审美观。新闻人应当坚持自己的立场，注重培养优良的审美观。 4.人文精神中的“创新” 人们的创新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事实上，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创新的历史。每一个新闻人和要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要具备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新闻工作者需在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中，不断对新闻体制、方法、机制和观念进行改革和创新。1903年，章士钊对《苏报》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并创立“舆论商榷”的栏目。而之后杂志通信栏便是源于此。章士钊办报的批判性、公共性、自主性、独立性，为清末新闻信息流通、舆论模式、公共领域表达提供了体制保障，为中国近代报刊创办树立光辉典范。 结语：中外新闻事业史中的人文精神资源并不止这些，还包括机智、宽容、勇敢、奉献、爱国等内容。教师应当细心点拨，在课外积极引导，让学生了解新闻工作者的精神风范。通过为学生树立学习榜样，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新闻兴趣，健全人文精神。 新闻史论文:我国抗战新闻史研究的补白之作 新闻史一直是新闻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近代以来，我国的新闻事业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开始产生并且不断成长。可以说，近代中国的每一重大事件都与新闻事业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新闻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戈公振，他的《中国报学史》整理了大量珍贵资料，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 此后的史学研究者主体上沿袭戈先生的研究路子，以宏观、系统研究为主，其间北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方汉奇先生、南有复旦大学的丁淦林先生，两位的扛旗之作是这一类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我国新闻史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新闻专业在全国各高校相继设立，新闻史研究者数量大大增加，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成果不再仅集中于几个有代表性的高校。伴随着思想的更开放、思维的更活跃，新闻史学的研究禁区相对减少，尤其是21世纪以来，研究的视野、角度与空间均有了极大的拓展。地方新闻史、城市新闻史、个报新闻史的研究，也愈见丰硕。由靖鸣先生等人撰写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加之国民党抗战政策的失误，导致上海、南京、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失守，大半国土沦陷。国民党迁都重庆之后，桂林成了抗战大后方的一座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统治桂林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为此，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而为国民党统治区文化事业极度兴盛之地，新闻事业也活跃其间。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时期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文学艺术方面，《桂林抗战新闻史》一书正好填补了关于这座抗战名城研究中的空白，对我国地域新闻事业发展的研究同样具有补白意义。 从第一手资料着手，详论活跃于抗战时期的重要报刊与报人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注重从报纸文本和第一手资料开展研究工作，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抗战时期桂林独特的新闻现象，进而论从史出，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观点与结论，这些观点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该书共分九章。在书的第一章“绪论”中，作者主要阐释了该书的选题由来以及研究框架，并对桂林新闻事业史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论述，同时对当时桂林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进行研究，无论如何也避不开新桂系，作为民国时期一支重要的军政派系，无论是前方的战事还是大后方的建设，新桂系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是对广西的治理有功，1932年到1936年间，由于新桂系对广西进行了较好的治理，使得广西摆脱了偏远落后省份的面貌；其次是在抗日中的突出表现，尤其是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从而使得新桂系在全国中声望极高，对其不敢小觑。此外，新桂系也试图在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周旋，以保护并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新桂系对待中国共产党明显地有别于政府。虽然身为国民党政府的重要组成力量，新桂系在根本上不希望共产党做大，但为了防范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新桂系也非常注意拉拢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相对缓和。抗战时期，《新华日报》等报刊得以在桂林地区相对顺利地发展，与政治上的这种微妙关系有关。因此，专著首先对这一背景作了清晰的介绍与分析，从全书的结构与逻辑上来说，这一部分内容为此后若干章的展开作了非常必要的铺垫。 第二到第六章，《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对桂林抗战时期的几份主要报纸进行了详细研读，总结出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一时期的桂林各家报纸的新闻报道都表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很大程度上追求着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尤其是《大公报》（桂林版）。新记《大公报》在复刊之初就确立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这不仅是《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也是张季鸾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1941年，《大公报》（桂林版）开始出版，依旧坚持“四不”办报方针，重视时效性强、形式多样、题材广泛的长篇通讯，将单个小事件放在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供多元的报道角度，为读者营造丰富的想象空间。其次，桂林各报的言论中心在于抗日救国。民族危亡阶段，各报之间放弃了以往的相互攻讦，一致对外，通力合作，宣传中国抗战必胜，言论极具特色，奠定了军民胜利的信心。第三，由于桂林城内报纸数量众多，也加剧了各报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各报积极进行改革，提高报纸质量，并且根据自身特点推行灵活多样的管理制度，提高媒体的运行效率。此外，抗战时期由于大批文人和知名人士来到桂林避难，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桂林文化事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报纸副刊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桂林各报的副刊办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具特色。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救亡日报》（桂林版）。该报副刊得到茅盾、田汉、张天翼等知名作家的投稿，使《救亡日报》（桂林版）的副刊极具文艺气息。 该书的第九章对桂林时期的知名新闻人物进行了研究。抗战时期，范长江、夏衍、徐铸成、胡愈之等人，因为各种原因来到桂林从事新闻工作。从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范长江作为“新闻队伍指挥员”、“新闻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进行的种种努力，夏衍为《救亡日报》尽快复刊，开展多元经营拓展生存空间，革新版面提高影响力所付出的一切，也能看到徐铸成作为《大公报》（桂林版）总编辑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以及如何利用言论对国民政府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活动，胡愈之如何撰文呼吁政治民主，如何关注对青年新闻人才的培养，等等。在这些新闻工作者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敬仰的敬业精神，通过该书的记录留存于中国新闻史。 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性，分析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和民营新闻事业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撰写者尊重历史，以研究者应有的理性与客观精神，尽可能真实地再现了活跃在彼时彼地的各种政治势力的报纸，避免将该书写成以共产党报刊为主的新闻事业的研究。过去，由于某些主客观原因，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对国民党以及中间报刊的研究相对较弱或者做出的评价不够客观。《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重视研究的客观性，并对国民党和新桂系方面报纸以及民间报纸作出客观评价，重点研究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特点，对他们在抗战时期为新闻事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做了中肯的评价，这是研究者所应有的一种研究态度，也是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突破。 史学的研究注重资料的搜集，而资料的爬梳整理则是一项非常艰辛的工作，同时，它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种客观与理性的研究力。《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采用了文本考辨的史学研究方法，客观分析了当时媒介运行的情况，并通过梳理史料文本，归纳总结出当时的新闻媒体的发展特点及规律、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体制、新闻思想的形成等。这些资料的搜集与甄别、分析与归纳，呈现了研究者的研究力。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展现了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的报刊得以共存于一个相对平等的环境中，共为抗日救亡竭力的历史画卷。时值今日，当中国政府为推动大陆与台湾两地全面直接实现“三通”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极谋求共同繁荣发展之时，回首这段历史，全面客观地审视这段历史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先生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最终成果。靖鸣先生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十几年来他独自撰写或与他人合著了十多本著作，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在南京师范大学任教以前，他曾在广西高校工作近十年，他及他的同仁对广西地区的新闻事业有着学者的关怀与热情，通过这部沉甸甸的研究成果，我们能看到这种关怀与热情。相信这一成果不仅有厚度且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相信这部专著的面世，能给后继者的新闻史学研究以借鉴与指导。 新闻史论文:古今中外新闻史上的杰作 《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篇新闻稿。一生写新闻不多，但此文却成了我国新闻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1948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揭开了全面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7月，刘邓大军攻克襄樊，南阳守敌四面楚歌，更加孤立。10月，指示中原野战军二、六纵队和桐柏、江汉军区部队，将国民党黄维、张淦两兵团牵到南阳以西，中原野战军主力趁机攻占郑州、开封，并逼近徐州。随着黄维、张淦两兵团东返南撤，我军解放南阳的条件完全成熟。11月4日凌晨，在中原野战军的强大攻势下，南阳国民党第十三绥靖区守敌王凌云部弃城仓皇南逃，南阳不战而克。当晚，一直关注中原和南阳战场的，在西柏坡通过电文获悉南阳顺利解放的消息后，欣喜不已，遂奋笔泼墨，为新华社撰写了这篇著名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电讯稿。 这篇新闻有翻云播雨，气吞山河的气势。新闻之气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一般文人写文章，情胜于势；而的文章，势胜于情。他站得高，看得远，文章充满硬气、正气。如该文对敌军慌慌张张调兵遣将，妄图围堵我军的描述，及对敌军弃战而逃的刻画，用语不多，却让我们真实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被我军牵着鼻子走的衰败相，从另一个方面显露出我军士气正旺。该文的末尾还这样写道：王凌云“从南阳到襄阳，并没有走得多远，襄阳还是一个孤立的据点，王凌云如不再逃，康泽的命运是在等着他的。”这个断言，肯定而又自信，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是一个革命家的政治远见的表露。只有成熟的故治家，才能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万钧于文章，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宣传自己的政见。无怪乎有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是以气势压顶的文章，征服了天下的文人。 这篇报道文字并不长，可有思想含量，“理”说得很明白。站在全国形势发展的高度，分析敌我，总结以往，预测未来。他善于从一点出发谈到全局，又从全局出发评述一点，这样，从事物的联系比较中，把握形势特点，把道理讲得精辟和完美。如，评述到国民党反动派军事上是“全局败坏”“完全孤立”，而我根据地则不断扩大时写道：“白崇禧经常说，‘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他是怕对了。我们在所有江淮河汉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这里，借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口，道出了我党我军一旦在一地生根，将产生巨大的威力，要是成了“树木”“森林”“枝叶茂盛了”，就更强大了。接下来，他又从康泽的被俘，谈到王凌云的弃城南逃，从当时国内局势与南阳的战局，预测了战争的必然走势，使读者对新闻事实有一个历史的、全面的、辩证的认识，发挥了新闻中论理的功能。 写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用典。酷爱读书，广收博览，读有所得，得而能用。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生读的书，比终生治学的人还要多。他逝世后，单是从中南海颐年堂的“菊香书屋”里，就清理出书籍9万余册。他从修学中储能，从修学中找“主义”，终成了大学问家。由于他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写文章时就信手拈来，且恰到好处。能从典故中找根据、找方法，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因此，该文中用典的贴切，是他深厚的功底所致。该文谈到南阳时说，“……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后汉光武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生于南阳一带”。直接从典故中找根据，证明南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现实也是如此。之所以对南阳的历史掌握得那么多，除了博学，他还意识到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就倍加关注。因为有了《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也就成了报道南阳最高级别的记者。 本文的结构也有独到之处。该文没有分段，从头到尾，一气呵成。采取这种形式，既是作者写作时文思泉涌的反应，又是根据报道内容的需要，加快新闻节奏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写作和阅读这样重大的事件性新闻，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不能从容不迫，慢条斯理。作者要一口气把信息传播出去，读者要一口气把新闻看完，所以一段下去酣畅淋漓。一段到底有没有层次之分？有。本文的主体部分，就有历史背景，十分重视南阳防地，中原战区敌衰我盛，我党调整策略争取更大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已成定局等几层意思。每个层次都可单独立段，只不过为了新闻的阅读效果，作者没有分段罢了。这样的结构，便于说古论今，评判敌我，纲举目张，层层递进，把新闻与历史、现状与未来、军事与政治等，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这样的结构设计，只有文字高手才能做得完美无缺。本文通篇以敌人一个“逃”字开头，又以一个“逃”字煞尾，一个字点明了形势大局，一个字长我志气灭敌人威风，使人读之有味，思之快慰。 在胡乔木《回忆》一书的封面上，曾印有给胡乔木的一封亲笔信，内容为：“请注意写些综合报道，其办法是借着一个适当的题目如像占领南阳之类去写。”可见，对自己所写的这篇新闻，是比较满意的。时隔几十年后，胡乔木同志在一次同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谈到这篇文章时，高度评价说：“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在古今中外的新闻史上，也没有第二篇，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派，很精练，把解放战争和中国历史上的掌故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反映了我们当时胜利进军中充满了势如破竹的气派。” 当前，我国新闻界正在深入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重温这一名篇，对倡导尖锐泼辣、生动活泼的文风，仍具有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新闻史论文:“新闻生态”范式下新闻史研究创新的有益探索 【摘要】新闻史研究要容纳不同流派与做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史料搜集、研读的基础上，以“新闻生态”视角为结构框架，架构了绚丽多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历史图景。专著的最大特色是比较成功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的媒介与新闻生态的历史面貌，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新闻生态；治史精神 地方新闻史和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是我国新闻史研究中的两个重要领域。近年来，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纲要》、王绿萍的《四川近代新闻史》、曹立新的《在统制与自由之间：战时重庆新闻史研究（1937-1945）》、张梦新的《杭州新闻史》、蔡罕等的《宁波新闻传播史（1845-2008）》、唐惠虎等的《武汉近代新闻史》、王文科等的《浙江新闻史》及王晓岚的《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等著作不断问世，相关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足见当下中国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新热度。最近，靖鸣教授和他的团队所著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问世，为地方新闻史、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又加了一把火。该书不仅填补了某些空白，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可圈可点，值得后学借鉴。作为新闻史研究领域的青年后学，喜见同行兼同事大作的问世。口头的祝贺是必须的，但实惠的是为同行的新作献上“读后感”，让更多的读者能拜读到大作。 一、“新闻生态”视野下的研究致思 中国近现代新闻业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新闻本位的发育先天不足。新闻业参与了近现代中国的每一起重大事件，并在每一起重大事件的历史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建构者。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势必会影响研究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新闻史的书写中，始终存在着如何安排、处理、评价新闻业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新闻史学界有两种研究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夸大政治系统对新闻事业的制约、影响作用，用大量的篇幅描述政治系统，使新闻史沦为政治史、革命史的翻版；二是完全规避政治系统，以所谓的“新闻本位”来书写新闻史。前者常被冠名为“阶级史观”或“宏大叙事”，后者目前基本处于“纸上谈兵”阶段，鲜见有分量的学术专著的问世。历史研究要论从史出，评价要客观公允，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常识。因此，正确的做法是既不刻意突出新闻事业的历史作用，也不刻意回避政治系统的背景作用，不能为了凸显某个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而淡化、遮蔽、贬低敌对政治派系的新闻事业。但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在民国新闻史研究中，“土匪史观”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桂林抗战新闻业是在特殊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业态。对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研究，亦存在这个问题。故选取恰当的研究理念、研究路径与编纂方式才有可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由于“消极抵制”国民党、“礼遇”共产党的新桂系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大批受战火威胁的学者、文人、知名报人纷纷来到桂林，桂林一跃成为著名的“抗战文化名城”，文化事业兴盛一时，新闻事业活跃于其中。长期以来，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虽然一直在进行，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在研究路径上却鲜有突破，历史叙述、历史评价也鲜有突破“阶级史观”。这可能在于研究者尚未找到契合研究这段新闻史的最佳致思路径。靖鸣和他的团队在“竭泽而渔”式地搜集史料、研读史料的基础上，以媒介生态学中的“新闻生态”为研究视角架构《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做法，既巧妙地规避了对各政治派别的新闻事业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巧妙地处理了桂林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这一研究路径独具特色、别具一格，是我国新闻史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 “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的提法最初源于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尼尔·波兹曼等纽约学派，他们的努力形成了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媒介生态学（或翻译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是符号、媒介和文化彼此之间的一套复杂的关系，关注的是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人的影响。中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关注的却是“以媒介为有机体，思考社会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1]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兴起后，有学者将“媒介生态”概念引用到新闻史研究领域，但阐释不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阳海洪，在其博士生导师吴廷俊先生的指导下，发表的题为《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的博士论文，对媒介生态视角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作了系统的学理阐释。但真正成功地将“媒介生态”理念运用于新闻史研究的著述至今鲜见，这在于媒介生态系统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是指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媒介群落构成的内部生态系统及其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构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和动态平衡的有机体。这意味着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研究特定时空中的媒介生态的变迁，需要海量的史料，尤其是大量档案资料的支撑。《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写作的巧妙之处是，作者在媒介生态的基础上提出了比媒介生态略小，有操作性的新闻生态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该书的重要理论支撑。所谓新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环境中新闻各个构成要素、新闻之间、新闻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良性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是实现受众—新闻—政府—社会这一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动态过程”。 在新闻生态的视野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呈现了多个历史面相的新闻媒介的历史景观，而不是教科书中勾勒的以共产党新闻业为主的单一的历史画面。主要表现在其一，在媒介群落方面，专著既浓墨重彩地论述桂林地区的主要大报，也给予了抗战时期的桂林小报、通讯社、广播电台一定的篇幅。其二，抗战时期桂林大报之间的媒介生态是《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的论述重点，专著用了六章篇幅予以论述，从新桂系、国民党、共产党的微妙的政治生态中详细阐释了各报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层面的新闻生态。对于桂林大报内部新闻生态的论述并非完全按照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四个层面展开，而是根据各报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有所侧重。总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基本是按照报纸沿革、新闻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五个层面展开，《新华日报》在桂只有发行而没有桂林版，专著则着重于该报在桂的翻印与发行、共产党的新闻策略、涉桂报道等方面。具体而言，新桂系的《广西日报》（桂林版）以“救亡图存，推动地方建设”为宣传主旨，注重新桂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报道，其报道不仅与抗战的时代背景联系密切，还兼具广西地方特色；言论的题材、体裁多样，有着独特的言论操作方法；副刊《桂林》《南方》《漓水》特色鲜明，特刊林林总总。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宣传旨趣，在桂林新闻界发挥了新闻堡垒的作用。专著详细论述了《新华日报》桂林分馆设立、经营与关闭的过程，着重于该报在复杂政治生态中所采取的新闻策略，其报道深刻、全面，形式多样。共产党领导下的、唯一完全依靠市场运作的《救亡日报》（桂林版）以“促进全民族抗日救亡”为旨趣，其报道“超党派”，兼容并蓄、客观公正，文字精辟简练、富有文采，针对性强；其社论继承了中国政治家办报的传统，针砭时弊，纵论国际形势，预见性强；副刊形式多样，亦庄亦谐，深得文艺团体、各界知名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民间大报《大公报》（桂林版）成为桂林地区“区域性抗战舆论重镇”，其新闻专电、特写、通讯和专刊文章配套成龙，有血有肉，其新闻通讯记载详实、黑白分明、显现底蕴，足见大公报人的新闻专业精神；其言论切合时政，独立敢言，深受读者喜爱；副刊《文艺》以抗战宣传为宗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桂林版）除以“战况报道和战争动员见长”外，还善尽报纸的角色提供全球讯息，其战况消息和国际新闻报道在桂林各报中较为出色；副刊栏目多样贴近新闻，且倾向进步，内容充实，文艺性与思想性兼备。不仅如此，专著还详述了《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的经营管理特色：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采取了“只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这使该报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能积极开拓市场，多渠道引进人才，建设新闻采访网；《救亡日报》形成了“内外兼攻”的经营管理理念，既面向社会筹款，也开展多种经营，以扩大营销市场；《大公报》（桂林版）形成了“不私”“不盲”的人才管理模式，既重视报社内部组织机构建设，也重视人才的选择、使用和培养等。其三，历史是人的活动，新闻史亦是新闻人活动的历史。专著单列一章对活跃在桂林抗战新闻界的范长江、徐铸成、胡愈之、俞颂华、莫乃群等著名新闻工作者作了细致的历史勾画。总之，《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详实、细致地再现了“抗战文化城”语境下的新闻产品层面上的桂林抗战史，以及这一历史形成背后的新闻业界的活动简史。 二、史料爬梳剔除的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 史料是治史的根基，第一手的史料历来被史家所看重，穷尽史料、竭泽而渔更是不少史家的终极梦想。《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是靖鸣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国共合作背景下桂林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结项成果。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靖鸣教授组建了十余人的科研团队，他们搜遍广西地区的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并在全国范围内四处搜集相关史料，可谓“竭泽而渔”。靖鸣教授涉猎广泛，对新闻业务、手机媒体、新闻发言人等均有所攻，治史只是他其中的一个爱好。但他的新闻史学文章扎实厚重，令人信服。他对1953年《宜山农民报》事件的研究，让我油然而生敬佩之情。2010年，我与靖鸣教授同时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相识相知三年来，我更是感受到靖鸣教授对史料孜孜以求的治史精神，他曾多次为没有找到《中央日报》在桂林发行及《中央日报》为何不出版《中央日报》桂林版的相关史料而苦恼。 《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最大的亮点之一是详实完备的史料，但该书不是史料的堆砌，而是经过作者精心加工、巧妙安排的有序、有论、有亮点的力作。专著对《广西日报》（桂林版）、《救亡日报》（桂林版）、《大公报》（桂林版）、《扫荡报》（桂林版）及《工商新闻》《国防周报》《正谊》等报面史料有系统的爬梳与整理，详细呈现了多元、立体、多样的桂林报业的新闻景象，可见作者团队在报面史料的研读、爬梳、提炼、精选中的心力。 历史最迷人的地方是历史事件的细节和历史人物的细节。这种细节能以一当十，起到画龙点睛、耐人寻味的作用。有了这些细节，历史不再是干巴巴的报刊出版流水账，历史的复杂性、深刻性，历史人物的多元性亦在这些细节中全面彻底地展现出来。在《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中，这样的细节描述也相当多。如新桂系对《广西日报》（桂林版）“管人不管事”的管理策略，共产党在桂林与国民党报刊紧密合作，《扫荡报》的副刊经常刊登进步人士的文章，其副刊倾向进步等历史细节，突破了很多读者的历史想象；再如共产党领导下的《救亡日报》创刊二周年在抢眼的版面上发表和孙科的题词，记者彭子冈的通讯在重庆发不出，徐铸成便以“重庆航讯”的方式在《大公报》桂林版上刊发等，这些细节意蕴深长、耐人寻味。正是这些细节的大量存在，《桂林抗战新闻史》才摆脱了流于肤浅的概括与规律总结，而显得既妙趣横生又发人深省。 当然，新闻报面资料浩如烟海，档案资料极度缺乏及分布零散的特性，常常会使新闻史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令人满意之处。《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也有让作者感到遗憾的一些地方，如专著对于桂系、蒋系及共产党在抗战语境下的新闻合作与博弈，对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新闻人之间的交往与合作，对于桂林地区新闻读者群的特征、阅读行为及阅读效果等方面的论述略显单薄。但这些遗憾不足以遮蔽该书的光辉，反而是后续研究的新起点、新征程。 新闻史研究要创新，要打“深井”，但任何创新都是在前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以具体呈现、穷尽归纳的方法，在“新闻生态”理念下巧妙架构全书结构、安排各章秩序，错落有致地编纂新闻史实，构建了新闻生态视角下的一幅壮丽多彩、色彩斑斓、多元多样，涵盖日报、小报、通讯社、广播，包容新桂系、共产党、国民党、民营资本等多元报业及著名新闻人物的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宏大历史图景。这个新闻生态的历史图景既考虑到了政治生态与新闻生态的关联，也有中观层面的新闻事业、制度、新闻思想的历史互动，微观层面的报道、言论、副刊、经营管理等的新闻业务生态，更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与历史细节，总之，作者团队比较客观、完整地勾勒了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生态图景，是研究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的补白之作。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桂林抗战新闻事业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青年后学来说，《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至少有三点启发：一是新闻史研究要重视史料，尤其是第一手史料的挖掘、搜集、研读与整理，任何脱离史料或借助二手资料的创新都不可能走远；二是新闻史研究要走出新闻学的学科藩篱，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拓宽研究思路，实现与传播学、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寻找到契合研究对象的研究范式，提升研究水准；三是“新闻生态”视角下的新闻史研究方法，是适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研究的有效范式，但并不是唯一范式，目前这个范式尚处在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桂林抗战新闻史》（上、下）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积极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值得后学借鉴。因此，对于研究抗战新闻史、广西新闻史、桂林新闻史的学人来说，此书是必备书籍；对于地方新闻史、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学人来说，此书也非常值得一读。 编校：张红玲 新闻史论文:浅析影视资料在新闻史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作为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基础课，《外国新闻史》的教学需要进一步加以改进，本文主要从影视资源的来源、分类、选择等方面阐述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影视资料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激活课堂氛围，强化教学效果。 关键词：外国新闻史；课堂教学；影视资料 一、教改背景与教学现状 《外国新闻史》在全国的新闻院校中一直被列为新闻专业本科生的核心课程，这门课程主要目标为培养学生扎实的专业历史知识，为学生今后从事实践活动和进一步深造打造专业知识背景。如今，随着新闻人才层次的社会需求加大，专业历史开始面临更高的要求：专业历史教学一方面要与普及型的通史教育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也要贴近专业实际，为本科学生从事实践提供背景知识与参考。 笔者基于教学实践，发现当前《外国新闻史》课堂上普遍存在着这样的几种现象：学生方面，虽然名为新闻史，却多在心理上将之归类为理论课，所以一提起新闻史，很多学生会觉得理论课不像业务课那么容易操作，且见效快，因而一些学生常觉得新闻史无用，思想上并不重视；教师方面，因为外国新闻史涉及的国家多，涵盖的内容也多，再加上一些资料难以收集，也常常会有教师抱怨这是一门出力不讨好的课。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这种以人文素养为导向的专业历史教育，在如今越来越重视操作性与实用性的新闻学教育中，正在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1]。 实用目的与人文素养的背离是宏观命题，本文姑且不论。如何将专业历史的教学活化？如何为课堂教学带来“活气”？可能人文科学的导向与社会科学的方法相结合是一条新路。在课堂上使用一些影视资料来改进教学模式，从实际效果来看，至少首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种学生厌学，老师厌教的现状。影视资源，尤其是电影作为学科教育的新兴手段，或许能够为改进传统的学生被动听讲、教师“满堂灌”的新闻历史教学模式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二、影视资料的获取和整理 目前笔者引入新闻史课堂的影视资料有以下几种片型： （一）世界历史科教片 这类教学片是权威媒体制作，面向社会，达到普及历史教育的目的。它们通常以全景描述的方式来再现史事，其中往往有珍贵的历史材料，这些资料可以为专业史教师在课堂上对历史背景的叙述做出补充，也为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知识。如CCTV6系统播放过的《世界历史》，其中对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叙述较为全面、准确，可以作为本科同学回顾相关国家新闻历史时的背景材料使用。 这类影片可以从我院影视资料片库中获得，也可以从土豆、优酷、迅雷等视频网站获得。 这类影片整理起来较为简单，可以直接采用相关内容。 （二）与新闻史相关的故事片 这类影视资料虽然不是历史现象的如实再现，和史实有一定距离，不能完全当作历史知识来学习，但也能反映当时的历史风貌，再现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课堂教学同样有良好的辅助作用。如《公民凯恩》便是对一代报业大王赫斯特生平的影射与反思，同样可以作为深化学生专业认识、提升人文素养的片源。 关于深化专业认识，笔者还带着新闻史研究的主题对部分好莱坞电影进行了整理，其中有不少片段与记者和媒介形象有关。从《超人》、《惊天大阴谋》、《一夜风流》对于记者风流倜傥、扶弱济贫的想象，到《真人秀》、《明日帝国》对于现代传媒垄断集团的深切恐惧，在论述相关内容时，将这些内容运用与课堂教学中，起到了较好的课堂反响。 这类故事片搜寻相对容易，但是要通过一定技术手段将之整理成为教学材料。 （三）与新闻史相关的记录片 由新闻工作者参与、制作的影片或电视记录片，它们本身就是新闻史上的著名影像报道，也是珍贵的外国新闻史研究资料。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一类影视资料比较难找，也是笔者未来计划重点进行寻找并整理的： 如爱德华·默罗等人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耻辱的收获》（1960）。该片报道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的农场工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是最早的较为优秀的电视纪录片。 如亨利·汉普顿纪录片《瞄准奖品》（1987），公共广播公司制作。该片记录了1954～1965年间的民权行动。 这方面的资料搜寻工作将主要依托我院影视资料库，同时也可以帮助我院影视资料库的进一步建设。 三、影视资料在课堂教学中的使用方式与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几种片型，由于内容和使用价值上各有不同，它们担负的任务也是不同的。有些资料片和课本内容结合较紧，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一个环节，随堂放映相关的片断，直接发挥传递知识信息的“主角”作用。有些资料片则是教材内容的补充、延伸，可作为辅助教材集中在课前或课后播映，帮助学生了解知识背景[2]。 （一）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影视材料的运用可以活跃课堂氛围，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帮助教师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在专业历史教学中辅以影视，即通过学科整合，充分利用我院拥有影视资料片库的教育资源，为教学服务。在具体的教学中，笔者曾尝试使用过课前布置观看任务、课后提拱鉴赏资源、课堂播放式等类型的教学方法。 1.课前布置观看式 课前针对本次课的教授内容，给学生布置课前收看的电影资源。因高校网络资源发达，教师提供一些观看影视的网址，要求学生带着预习的态度与问题在课前观看，上课时进行提问或组织讨论。如讲述美国廉价报刊时代的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的生平时，笔者布置了学生事先观看根据其生平改编的著名电影《公民凯恩》，并着重提出了以下问题：“从影片来看，凯恩之死在同时代的美国人心中激起了何种反响？美国公众对于一个垄断报业的资本家的观感如何？你的体会是？”这样的资料运用使得接下来的课堂教学充满了互动氛围，学生纷纷发言并对此进行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不但掌握了一位报人的生平，熟悉了对于历史人物的一贯的评价，甚至了解到了更加深入的人物的社会与文化脉络，较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2.系统播放式 即以影视教学手段取代教师的部分现场教学，在这一时段中，学生主要通过影视媒体来获取知识信息。这种影视资源主要是相关的历史教学片，由于新闻专业历史教学事实上是依托于世界历史的了解与掌握之上的，据笔者了解，目前高校本科生对于世界历史的掌握仍局限于高中时期的知识水平，《外国新闻史》课程事实上还承担着为高校学生提升历史知识素养，增加背景知识的任务。 因此，教学中需要引入相关的历史教学片。如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世界历史》系列，资料翔实，内容较为权威，可以作为不错的知识背景的补充材料。在讲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外国报刊时，适当地引入相关教学片，可以节约课堂教学时间，使教师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讲述专业知识上，以此显现专业历史教学的特征。 3.课堂播放式 操作方法是将影视教学手段引进课堂，有机结合影视播映与教师讲授，使影视的教、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三者密切结合，同步进行，真正让影视教学成为课堂教学程序有机组成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这样的影视资料的运用通常是需要教师进行事先的处理的，运用是否得当，关系着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也正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的地方。 如在讲述美国新闻史时，笔者将《一夜风流》、《罗马假日》、《超人》中出现记者的片段剪辑成了一个完整视频进行播放（这些电影的主人公都是记者），并询问学生：现代记者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什么？进一步思考：为何会有这种趋同的特征？是什么为记者的形象戴上了光环？在这种促使思考的追问中，学生认真地观看了以往耳熟能详的老电影片段，并由此进行了感官之外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性思考。 以上的三种主要教学方式，较好地促进了教师在课前、课中、课后对于教材的把握，促使师生都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全身心投入，并且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教师的教学能力提高，为改进教学模式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 （二）对于新闻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电影不仅仅作为辅助性的教育手段，在辅助教学之外，无疑也会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电影之所以成为电影，是电影在文化学上为人类提供了新颖的影像思维方式。电影对教育的深层意义，在于电影思维对受教育者理解世界方式的影响。电影思维是特殊的独树一帜的艺术思维。在专业历史教学中的电影，提供的是一种所谓“电影本体”的思维模式； 与单纯的时间艺术和空间艺术相比，电影艺术有着明显的优势。它立体、多维、绵延不断；它变化、流传、长久不息；它壮阔，细微，深入心灵，形象层次丰富。电影中有很多主观声音，充满了各类符号和象征，电影影像符号思维的方式，对现代人思维能力的提高，是相当有效的。 如果从更高更普及的文化创造角度看，对于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从根本上说应是使得他们深入了解和掌握“媒体式思维”和“媒体符号象征方式”。影像符号的接触和熟知正是对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培养，这也是新闻专业的学生必备的媒介素养之一。电影影像思维的教育，应成为未来专业学生媒体素养教育的一个新方向[3]。 新闻史论文:中国新闻史是中华民族的新闻史 白润生善于自嘲，这一点有些特别。他回忆自己“一生磕头最多”，他形容自己“上大学时老实得近于窝囊”，他评价自己“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他总结自己“没想到能活过古稀”……这位新中国对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贡献卓著的长者，对于生活、对于命运，有着毫不讳言的感恩和敬畏，字里行间平实谦和得令人感动。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了一句话：“坚强得像一株芦苇。” 多少年来，白润生保持着“参加一个会写一篇文章；教一门课写一本书”的作风，走到哪里他都不忘“扛稳少数民族新闻研究这面旗帜”。如今，这位40余岁才步入新闻学大门的古稀老人，以惊人的毅力和热情，完成了20余部著作的编著、参编以及百余篇论文的撰写。他并非少数民族，却已然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代名词；他为人不事张扬，却不止一次地苦口疾呼，“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 白润生的童年颠沛得有些离奇，6年的小学，他先后更换过6所学校。究其原因，用他的话说，“每次‘择校’的标准都是学费要足够的低廉”，“这都是因为时代环境和贫穷造成的”。 “我出生在1939年，祖籍河北省雄县，我基本上是在北京长大的，曾祖、祖辈在北京开过双盛和玉器作坊。我的祖父27岁就去世了，我的父亲4岁没有了父亲，19岁没有了母亲，到他这一代时，家道中落，所谓‘地主兼资本家’的老白家已衰败得一贫如洗。”解放前，白润生的曾祖母去世，作为在农村老家唯一的嫡传男孩，他“戴孝”“磕头”“举幡”“安葬”，送走了曾祖母，他随后就被父亲接到河北保定上起了小学一年级。“我在那儿插班上了一年级，大概到1947年底1948年初，我来到北京，也是为了上学。来京上的第一所小学在花市东大街，名叫穆德小学（穆德小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在叫东花市回民小学，成立于1911年，当时是为了帮助花市大街的贫苦回民子弟能够上学念书，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先生、侯喜瑞先生带领同仁唱搭桌戏，并联合了一些在花市大街做买卖的回民老表共同捐资兴建的），是所回民小学，我在这里插班上的二、三年级。北京刚解放的时候，我又到了花市中三条一家私立学校上四年级，叫敦本小学，一两年前我查阅资料时得知末代皇妃文绣也在这里上过学。这所学校条件是比较简陋的，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属于复式教学。上五年级，转到了公办小学，我考上了坐落在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边抽分厂胡同的求智小学，在这里又上了半年。五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又到了汇文中学附属义务小学，这所学校是由汇文中学的学生利用周日和每天下午课后义务教我们，不要学费。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所学校在我五年级结业时就不办了。这时候我又考入公立的江擦胡同小学，总算高小毕业啦。” 白润生接着说：“我小学毕业以后就考上了十一中，这所学校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的。崇文门外金鱼池一带是穷苦人聚居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把解决劳苦大众的民生问题放在了首位，不仅在金鱼池建房修路兴建市政设施，而且把解决劳工子弟教育问题当作大事来抓。十一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可以说我正是沾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光，才有机会成为北京市第十一中学最早的一批学生之一。”1952年至1958年，家境贫寒的白润生在新中国的庇护下，走完了中学6年的求学路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的人生观经历了最早的熏陶和洗礼。 “我的中学班主任叫臧怀传，6年中对我的帮助教育最大。初中时臧老师就到过我家家访，对我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那时候我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两个弟弟（有一个弟弟送给了姑姑，并不再姓白），四个妹妹，全家十来口人，全靠父亲一人做文具，就是那种中小学生美术课上用的‘十二色’，勉强维持生活。上大学以前，我基本没吃过早点，有时有点头疼脑热的向家里要上两分钱喝一碗豆浆。在臧老师的帮助下，我初中享受了减免学费，高中又享受了一个月八九块钱的甲等助学金，我还拿回来贴补家用。在潜移默化中我逐步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性质、任务有了初步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朴素的情感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里扎下了根。”对于这段过往，白润生心中充满了感念，“十一中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和臧老师现在还保持着联系，后来我为什么热爱教育事业，就是因为看到了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教，让我认识到了人民教师的崇高和光荣”。 2010年，白润生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60周年校庆之际，以58届毕业生的身份为母校写下了一篇回味深长的《回忆十一中》，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诸如数学老师臧家佑、语文老师刘慧义、植物学老师李炳銮、动物学老师刘宾虞等功底扎实、学识渊博、富有教学经验的优秀教师，感念他们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的高尚品德。他说：“说到底是十一中培养了我、教育了我，使我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光荣岗位，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我是由国家培养的” 高中毕业后，白润生考取了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他至今仍觉得这是天意的安排，想当初，一念之差这位寒门子弟或许就与其后的人生失之交臂了。 “当时家里不让我再上学了，让我工作，好帮助家里。我在结束课程之后就没再看过书，一直在家里干活。后来也不知是谁替我交了报名费，让我考一考试试，我就去了。”让白润生没有想到的是，考试之前一天书都没有翻过的他，在进考场前随意翻看的历史题目，居然生生地出现在考卷上。对于白润生而言，这巧合更像是一种命运的暗示。“考试结束后我没有像其他人盼着早日发榜，早日进入大学校园。我还是该干活就干活，有招工的就去应试。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等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这真是天意！” 1958年，白润生的大学生涯正式拉开了序幕，而对于报考师范学院的理由，他的回答流露着一些时代的共性：“一是家庭经济困难，上师范不交学费，管吃管住；像我这样的贫困生，学校还发给一年四季的服装，每月都发助学金。再一个更重要的原因：6年的中学生活，早已使我认识到了做人民教师的光荣。” 回忆到这里，白润生越发心怀感恩：“上大学以后春夏秋冬的衣服，学校都发给我了，还给我每月4块钱的补助。那时候在学校吃饭不要钱，我终于可以吃上早点了，馒头、米饭、花卷、包子，各式各样的糕点、美味佳肴，什么都有，我觉得像是到了天堂。有时候想想家里正吃什么，父亲母亲正吃什么，心里头不是滋味。总之，我是由国家一手培养的，我感激党给了我读书深造的机会。” 大学期间，白润生把省吃俭用挤出来的零花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就是逛书店多，一开始不买书只看书，后来有了助学金，省下的钱就买。我毕业的时候装了一箱子的书，都是省吃俭用买来的”。那个时候，花市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都认识了这位勤奋憨厚的小伙子，在那个家徒四壁、窝头咸菜的年代，逛书店、买书、读书成为白润生最幸福的生活片段，也造就了他笃守至今的喜好。“有一次我买了一本《康熙字典》，托着就回家了，走到门道恰好碰见了我的母亲和街坊，我母亲跟旁人说，‘我儿子就喜欢这个’。所以说，读书、教书、写书，一直是我的座右铭，有人说‘读书无用’，但我觉得读书应该是很有用的。书读得精、读得好了，那就一定会有用的，而且会有大用处。” 如今，白润生在北京的家中还有满满一书柜当年在师范学院求学时买下的藏书，这些几乎是从牙缝中省出来的书卷已然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心中最珍贵的记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那泛黄尘封的书页不仅浓缩了白润生清苦拮据步履蹒跚的过往年华，更像是一枚无形的印章，烙刻且印证了他与未来人生的庄重约定。 “搞新闻学，我是末路出家” 1962年，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后，白润生被分配到了新建校的北京107中学担任初中语文老师，直到1978年经同事推荐，调到工人日报社担任编辑。“我这位同事原来是从全国总工会下放的，岁数比我大，他知道我以前写过一本《文言虚字》，在大学时与同学们一起编过一本《工矿歌谣》。在一次聊天中，他说介绍我去工人日报，那个时候《工人日报》刚复刊，需要人，经过报社一番考察，我被调入工人日报社。”尽管报社的工作不像在学校那样自由，但白润生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节奏，他觉得这份工作不错，在这儿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只是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后，他的人生轨迹再次悄然发生了转变。 “我在107中学的一位同事的爱人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任教，他是从他爱人那儿听说了我在中学时讲课、做学问的情况，有一次见面，大概是春节老同事相互拜年，他就对我说，让我去民族学院教课。实际上当时就是聊天，没料到1979年，我就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学院汉语系担任写作课教师。”刚进入民院的白润生对大学教师的岗位充满了崇敬，他说：“大学里藏龙卧虎，著书立说谈何容易，我调入民院后首先问人家我能当讲师吗？对我来说，当教授那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 从中学教师到报社编辑再到大学教师，此时的白润生早已挥别青春进入了不惑之年，“这是什么概念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是最鼎盛的时候，就像太阳当空照，40岁以后太阳就该慢慢往下落了。现在想来，我在40岁的时候都还不知道新闻史是什么意思，总之稀里糊涂的，对于新闻学还什么都不知道”。 1983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举办教师进修班，曾在报社工作过的白润生被正在筹建新闻专业的民族学院汉语系派去进修。“我到人民大学进修了一年，学新闻史、新闻理论，主要是进修中国新闻事业史，师从方汉奇、陈业劭两位著名教授。我那时候是班长，因为班上我岁数最大，时年45岁，所以人家说我半路出家，我说是末路出家。”为了学好新闻学，白润生下足了功夫，“为了学懂学好这门课程，我除了认真听课和学习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时常造访方先生。从北大，再到人大林园，直到现在的宜园，他的几个住所，我都不止一次地叨扰，请他指点。从新闻学的ABC问起，从ABC学起。在方老师耐心的指导下，我终于一步步迈进了新闻学的学术殿堂”。 1984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央民族学院创办了学制四年的新闻专业，由汉语言文学系（后曾改名中国汉语言文学系，简称中文系）领导。从人民大学进修回来的白润生就此投入了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创建，成为新闻专业仅有的两名教师中的一员。白润生坦言，正是在人大进修班的经历让他不仅接受了新闻学的启蒙教育，更让他在方汉奇先生的点拨下，决定把少数民族新闻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1984年我回来讲课，一开始讲的是新闻事业概论，不是新闻史，那时候还没有开这门课，第二年才开中国新闻史的课。讲什么呢，我还没有备好课，没东西可讲啊，就让人民大学的谷长岭老师代课。当时来这儿念书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他们将来需要回到民族地区工作，但我发现新闻专业开设的课程中没有一门是有关民族的，我读过的那么多新闻史书中也没看见哪本写少数民族，我觉得这是不完整、不科学的。不懂得本民族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中国新闻史就应该是中华民族新闻史。” 正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感召下，为了弥补这个缺憾，填补这块空白，年近半百的白润生开始了他在民族新闻学领域“末路出家”的艰辛跋涉，“要有少数民族的新闻史，这说得容易，但你往哪儿搜集材料去？没有啊，太不好找啦”。 “‘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句话对我是激励” 史料搜集的过程是艰难的，白润生把这个过程比喻为“寻找散落民间的珍珠”。“确实是珍珠，很珍贵，但你拿不到，至少不容易拿到。因为很多少数民族新闻史料都在边远地区，由于经历了战乱、‘’，当地又缺乏保存史料的意识，所以损失都很大。”为了挖掘民族新闻史的一手资料，白润生没少费过功夫，“有时候开学术会议，凡是见到从民族地区来的人，我就会向人家要点材料。即使是‘口述历史’，也要将其挖掘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掏’；因为当时没有科研经费，就直接给民族地区的报社发信要材料，这就是所谓的‘讨’。但是追着人家‘讨’，人家也不一定给，发出去的信给我回复的也不到30%。这些史料太有限了，说实话有时候连一篇文章都很难组成”。 白润生回忆说，当年刚开始从事民族新闻研究时，有人对他说“少数民族没有新闻”，这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确实搞不出东西来，没有东西，人家跟我说这个，也不能怨人家，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不是打击，反而是一种激励。” 不仅是民族新闻的史料很难搜集，对于如何带好新招的研究生，白润生也曾经一筹莫展。“我48岁当的副教授，后来要带‘当代民族报刊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我开专业课的时候就只好跟我的两个研究生说‘我没东西可讲，最多给你们讲讲新疆内蒙古’。话虽这样说，但不能真不做准备，就这样，我和两个研究生开始了书稿的筹划，我拟大纲，写讲义，他们誊抄，这就是后来出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对于这一段历史，在一篇采访白润生的文章中曾经这样描述：“从此民族大学的教室、图书馆、资料室、窗边林下就多了一大二小三个求索的身影。三年后，两个学生写了两篇有价值的论文，白润生出了一本有影响的专著。这本书在民族地区被奉为圭臬，并先后两次获部委级奖。”“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不亲历个中冷暖的人又如何领受这寥寥几笔间勾勒的是怎样的一种清苦，怎样的一种执着，怎样的一种坚守。 白润生说：“那时候文章写得不好，这不是谦虚，一是资料很少，二是怎么写也不知道，就有什么写什么，研究也不是很深入。当然，不是说就没有研究，一点没有恐怕也出不来专著，但关键我觉得得有史料，得把史料保存住，否则你自己也没法往下研究。” 然而，除了史料搜集的艰难，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屏障。“我在主编国家‘十五’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的时候，有人交来厚厚一本关于朝鲜族新闻史的稿子，全都是朝鲜文。我就找朝鲜语言文学系的领导、研究生给我翻译。中央民族大学这方面的人才很多，不仅是精通，有些老师在国际上都很有名，他们也很愿意帮忙。这也是我说的，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学时遇到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即所谓‘就地取材’。但问题是，翻译完之后还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差异和核实。”白润生耐心地举出例子，“比如说有一本少数民族期刊，有资料把它写作《蓓蕾》，此时把它译成《花骨朵》，到底应译作什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核实查对，这方面的工作甚至比请人翻译还难。” 就是在这种困难下，白润生一步一叩首地完成了大量少数民族新闻史料的翻译、梳理和研究工作，先后独著或以第一作者与人合作出版了14部书，其中最薄的近10万字，最厚的多达90万字。当年那句“少数民族没有新闻”的说法，早已在少数民族新闻学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为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白润生的书很少用“著”，大多都是冠以“编著”。对于此，他总结道：“把他人的‘史料’拿过来写到自己的著作中，无疑，这属于‘编’；从众多的史料中分析研究提炼的观点，则属于个人的研究成果，应该称‘著’。我主编的几部书并非没有‘著’，但‘编’也好‘著’也罢，即便对别人的文章修改加工得面目全非，也不能在人家的文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白润生很慎重地说道：“史学著作是对过去实践的总结与概括。这种‘总结’与‘概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以史料为依据’，只有这样，新闻史才能弥足珍贵，才能指导实践。” “我的成果大部分是60岁以后问世的” 回顾已走过的新闻学术旅程，白润生感慨颇丰。“我1983年入门，1984年进修班结业后登台讲新闻学的课程，1985年开始形成了要从事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设想，直到1988年我的那篇《先秦时期兄弟民族的新闻与新闻传播》（《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在学报上发表，标志了我研究少数民族新闻史的开始。1994年，我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出版，这是一本在国内出版最早的关于少数民族新闻史的专著之一，在学界和社会上都有较高的评价。1996年我评上了教授，也正是在这前后，开始有人写我的专访了，包括中国青年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国文化报等都有记者找到我。1998年我在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闻通史纲要》，宁树藩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评价说：‘颇有见解，深表同意。’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民族新闻史研究的论著，我是2002年6月26日正式退休的，当时已经63岁了，可以说，我的成果大部分都是在60岁以后出来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有学者曾经根据16世纪到20世纪知识分子的学术生产力与学术年龄比照进行过抽样研究，结果发现500多年以来，知识分子们发表重要学术著作的平均年龄大约在35～50岁之间，并且越往后越趋于年轻化。而对于白润生而言，他似乎是一个特例。2005年，白润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修订本）》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教学内容改革成果”二等奖；2010年，他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获第二届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2011年，《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获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2013年，由白润生主持的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语文的新闻事业研究》最终成果之一《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调查报告》又荣获了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白润生笑道：“这些成果要是在我在职的时候获得，至少可以评上几级教授了。但我退休时教授还没有分四级评定的制度，现在看来我就是最末等的教授了。” 2012年7月，白润生送走了3位关门弟子，彻底结束了钟爱的教学生涯，他说自己非常庆幸，因为真的响应了当年党和国家向他们这一代人发出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白润生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并非真的可以“一身轻”，他表示自己“依旧孜孜以求，不断用知识和实践来丰富生活、滋养灵魂”。“不是为了评职称，也不是为了要名利。为了学术，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发展这门学科，我的目的很纯正，这是我的责任。有一次我到云南红河学院参加第三届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没想到我这个忝列末位的教授居然赢得了潮水般的掌声，‘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有人说我的贡献和我的回报并不一致，但是我没有怨言，因为付出是应该的。我何尝不知道退休后出版多少著作也不能晋级当先进工作者呢？但我认为，‘道义至尊，真情最美，正直可贵，奉献崇高’，心理上的平衡比物质上的或其他外来的平衡更可贵。” “民族新闻学的发展急需人才梯队” 白润生在20余年的民族新闻史研究生涯中，总共培养了硕士研究生整整60人，他们中有锡伯族、土家族、布依族、回族、彝族、瑶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等，绝大部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而这样的规模和贡献，在整个新中国新闻教育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白润生说，学术研究就是要“求异”，不能“求同”，就是要创新，要有创见。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得有思辨能力，要能够独立思考。“年轻人必须自己掌握了这门学问，才算真正有力量，真才实学、内外一致，这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 对于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问题，白润生不无忧虑，“新闻传播学本来就是一个小学科，民族新闻学更小，它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是因为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没有形成梯队。事实上，目前国内从事民族新闻学研究的知名教授、专家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国传媒大学的张燕（藏名益西拉姆），西藏民族学院的周德仓，大连民族学院的于凤静等等，但是毕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梯队。有一次我去新疆开会，一位老师就对我说，‘白老师，您都干到这份上了，得有接班人啊’。实际上，要真正把学科发展起来，还得靠人才培养。” 正如白润生所考虑的，中国的民族新闻教育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1939年，新疆日报社举办了3期新闻技术训练班；1956年，拉萨木汝林卡（今拉萨一中）开班了3个班的新闻训练班；1965年，由西藏日报社举办，中央民族学院代培的新闻训练班共培养了47名学员，这些都是我国民族新闻教育的雏形。而比较正规的民族新闻教育还要从1953年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和1961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研究班的开办算起，直到1984年中央民族学院新闻专业的成立，民族新闻教育的发展才开始蹒跚起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尽管民族新闻传播学的建立拓宽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但时至今日，其自身的学科基础仍然比较薄弱。 “第一，我们的学科还没有真正独立，民族地区民族院校少有从文学中独立出来办学的；第二，我们的学科还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虽然现在有一个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但是如何把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如何进一步培养和发展，还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人才的断层，是目前最大的难题。”聊到这里，白润生似乎有些无奈，“我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比没退休前更忙，这半年来先后到了青海、黑龙江（还去了一次俄罗斯）、内蒙古、新疆、南京，有些科学研究，我只能自己去干，没有博士生，派不出别人来，这不是什么好事。目前国内所有的民族院校都没有少数民族新闻学的博士点，所以说民族新闻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任重道远，不那么容易。” 今年74岁的白润生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说自己的身体是“逆向发展”：年轻时未老先衰，老了却老当益壮。访谈末了时，他感慨道：“我们这代人确实是党怎么说就怎么做，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老老实实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办。国家的发展必须得靠年轻人，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追求过往云烟的虚浮名利，得把青春真正献给自己的国家。” 从贫穷凋敝的旧中国一路走来，白润生可谓遍尝了生活的磨砺和苦头，然而透过他对过往的回溯，苦难似乎不是回忆的主题，相反，却满是遍布人生的惊喜、感恩和知足。就像他在少数民族新闻史这片无穷广袤却相对偏僻的园地中勤勉、高产与乐此不疲的坚守，相信在中国新闻学术史的集体记忆与书写中，那张属于白润生的画像，纵然平实、谦谨，却终将不会被忘却、不可被绕过。 新闻史论文:社会文化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教学探讨 摘 要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创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但现今新闻传播史课程却成为让学生生厌而疲倦的课程，如何改善这一状况。应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关键词 中国新闻传播史 教学 社会文化 情境教学 中国新闻传播史是各大学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专业基础课，自中国新闻教育开始创办之始，就已有相关的新闻史课程的教学。戈公振的新闻史教学及其在教学基础上的专著《中国报学史》，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初步确立的标志。迄今已近百年，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丰硕。 但笔者在近几年的中国新闻史教学中，愈来愈感到诸多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史，基本上是依循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线索进行叙述。当然这一叙述的范式能清晰抓住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脉络，而在具体教学中，若完全遵循这一线索讲述，课堂大多流于平淡乏味，一则学生觉得与自己熟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似曾相识，缺乏新鲜感；二则条线的叙述也使教学内容缺乏血肉感，不够丰满。怎样改善这种教学现状，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试图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下来关注新闻传播事业在宏大社会背景下的历史进程。 1 建构不同“范式”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拓宽学生社会文化视野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并阐述的，他认为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内在结构，而体现这种结构的模型就是范式。①中国史学研究与范式结合，现存两种主流范式——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还有一种今年来兴起的民族国家范式。在中国新闻史的叙事中，同样存在着这几种范式的影响，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革命范式的中国新闻史叙事。 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范式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定型，这种范式以两大基本矛盾为核心来建构中国近现代史，抓住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社会矛盾，但难免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单一化，新闻人物简单化。而这一范式在中国近现代新闻传播史的叙述当中，也占据主流地位。大多数的中国新闻史传播特别是近现代部分的叙述，也以革命斗争为主线。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传播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丁淦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是目前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通用的主要教材。在这些教材中，新闻事业史的叙述主要以革命战争为节点，如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等，革命战争成为新闻传播史叙述的主线。 在课堂教学中，若以革命战争为主线来讲述新闻传播史，学生因在高中时期经历了这种线索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虽主要讲述新闻事业变迁历史，但因历史基本主线一样，学生仍会感到重复与单调，难以提起兴趣。因此，在教学中应打破一种范式的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尝试建构多种范式下的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内容框架。 在讲授、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传播史时，打破单一革命范式的叙述，以现代化范式来叙述与评价这一时期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而其中《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改良”或“革命”的论争，传统革命范式的叙述则是阐述了两报围绕改良或革命的论争，最后改革派的《民报》在论战中获胜。但历史都是多维度的，以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来看，当时改良派尤其是梁启超的改良思想、立宪主张在当时亦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因此，课堂教学中不仅仅拘泥于论争本身，而是拓展到那一时期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让学生更深入地去探究事件背后的纷繁而多变的历史。 另外，自民国时期至新中国成立三十余年间的新闻传播事业史，革命范式的叙述主要关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而往往不太关注当时国民党报业及民间报业。而若从民族国家范式考量，这三十余年间的现代媒介在建构民族国家历史上的意义不容忽视，因此不管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或民间报业，在塑造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上可谓功不可没，学者李彬就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将这三十年的新闻历程归结为一部“三国演义”。②因此，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教学也应在精彩纷呈的民国时期新闻人和事中展开。 2 以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新闻人物、事件为核心的专题式情境教学，加深学生社会文化认识 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内容丰富多彩，有黄远生、邵飘萍、张季鸾、范成江等新闻人物，也有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以及《大公报》、《申报》、《良友》等成功的报业，但囿于中国新闻史授课的学时数，（大多数新闻院系都只有一学期32或48的授课学时），而且多数教材也受篇幅的限制，对一些重要的报业及新闻人只是概要叙述未能详细展开。纲要式的叙述难以激起学生学习与探究的兴趣。 基于以上认识，在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代表性的新闻人与报业单列出来作为学生讨论的专题，是提高学生兴趣及深化社会文化认识的有效方式。如梁启超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是近现代中国新闻传播史我们重点选取的两个专题。 梁启超，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他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中，发挥了第一启蒙家的作用，他的办报经历及在报刊刊载的大量政论文章在其中功不可没。从梁启超个人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轨迹。③因此，对于梁启超这个专题的教学，首先推荐学生阅读谢玺章著的《梁启超传》一书，并结合观看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的专题节目《回望梁启超》，让学生对梁启超的政治及办报活动和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结合《文人论政》一书引导学生阅读并进行思考：中国文人政论报刊的传统、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等问题。以梁启超为核心，从社会文化的层面观照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多个方面。学生在大量的课外阅读及思考中，也自然地将新闻人及新闻事件置于宏大的历史社会大背景中去分析，逐渐认识到每一段历史时期的人和事都不是孤立的，都应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去认识。 如果说梁启超专题是以一个人的历史来牵动一个时代，那么另一个专题“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则是由一个时代来牵引出一个个精彩的新闻人物与新闻事件。1930年代前后十年（1927-1937）被称为民国时期的“黄金时期”，这十年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一定成就，新闻出版系统如报纸、广播、杂志都在这一时期都迅速发展并兴盛起来。④该专题对学生的要求不同于梁启超专题，它是开放式的，没有指定阅读的书籍或观看的视频，而是由学生在了解1930年代的时代背景之后，找寻自己有兴趣的新闻人物和故事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与讨论。结果发现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被调动起来后，学生找寻的1930年代新闻人和新闻事件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如学生在图书馆民国时期数据库中搜寻到民国报刊，从《广州民国日报》的查阅中大量知识分子的参编辑与投稿，联想到要去探寻当时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关联，这是学生社会历史认识的提升，不局限于寻找史料，而能从史料中有思辨性的认识与思考，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我们新闻传播史学习中需要培养的学生的思辨思维，非固化地去记忆单个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能联系前后的社会历史背景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以上两个有代表性的专题教学，梁启超专题将个体人物融入到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深入讨论，“1930年代的新闻传播”专题则是从大的社会背景出发去找寻个体人物和事件，两个不同的面向，但都透过社会文化的视野加深了学生对新闻传播史的深入理解与思考。 3 思考与结语 新闻传播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历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新闻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孤立的。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教学中，避免知识灌输、线性的教学模式，不再只强化学生对新闻知识的记忆。让学生在新闻史的学习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兴趣地去自主学习并思考。这应该成为新闻传播史教学追求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授课的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良性互动。 我们以上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教学上的社会文化视野的拓展，通过专题讨论与学习深入社会历史的认识，都只是初步的尝试。虽感觉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都颇有触动与收益，课堂效果有一定改善。但中国新闻传播史作为一门让现今很多学生无奈而疲倦的课程，从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上确实需要重新思考，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代的要求。 新闻史论文:试论《大公报》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 【摘 要】《大公报》自创刊以来，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不止由于其为民族解放和独立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怀，更因为它关注新闻本质的专业精神。一份《大公报》留给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许多可借鉴的瑰宝，受人传颂。 【关键词】《大公报》 四不方针 爱国抗战 人才培养 《大公报》自1902年创刊至今，历经百余年沧桑巨变，依然活跃在中国报界。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以“新记”名义接办《大公报》，并逐渐使她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从复刊后销售不足2000份，短短5年时间，日销量就高达50000份。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评价说：“《大公报》的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报纸，对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四不方针”尊重新闻客观性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登载了张季鸾的《本社同人志趣》一文，奠定了她“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精神。“四不方针”不仅更加深刻地解释了“大公”的含义，还明确体现了对新闻客观性的尊重。胡适在1931年5月《大公报》发行第10000号时发表题为《后生可畏》的评论，称其“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这样说的原因，就在于《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登载确实的消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中国近代新闻史上，最重要的两类报纸分别是商业性报纸和政治性报纸。纯粹的商业性报纸片面注重发行量，忽视了报纸本身的思想和责任，没有对社会起到舆论监督、上传下达的作用，无法维护劳苦大众的利益，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纯粹的政治性报纸旨在宣传其代表政党的利益，无论是早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宗教类报纸，还是中国先进资产阶级为救亡图存所办的报纸，都是为了维护社会上层利益，终沦为宣传工具。但《大公报》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特别是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在“四不方针”的指导下，她从经济上看是商业性报纸，自负盈亏，靠报纸的销售额和广告收益维持报馆的经营；从内容上看是政治性报纸，坚持“文人办报”、“文人论政”的原则。正是这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高度的独立，才使《大公报》能一直围绕着“大公”的立场不偏离，并主张报纸是公共空间，是天下公器，不代表一人一派的利益，要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 “四不方针”从根本上维护了新闻的客观性，坚持“四不方针”就杜绝了主观臆断的不实报道。“不党”不是不谈论政治，不关心国事，而是单纯地站在公民的立场上发表意见，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没有成见，没有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从中立的角度，以利于国人的方式来言政治，就与商业性报纸有了根本上的区别；“不卖”就是“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不接受政治方面的入股投资。政治性的报纸受到政党的扶持，难免受到政党思想的影响，从而丧失了报纸客观、自由的报道形式。划清与政党经济上的利益，维护了新闻事实的客观性，保存了“天下公器”的精神；“不私”，只为成为公众喉舌服务，不谋取一己私利，面向全国，服务国人，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使百姓了解国家上层大事，让决策层了解百姓疾苦，客观、公正地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维护自身权益；“不盲”以不愿陷于盲从、盲信、盲动、盲争为根本，不放弃报纸的社会责任，发表深入、独到的见解和评论，不盲目发表意见，重视多元化的意见，以“不党、不卖、不私”为立场定位，维护社会公众利益。 二、“国家至上”，爱国抗战 在《大公报》百余年的历史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响最大。因为她坚持“四不方针”，坚持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坚持在报道中尊重新闻的客观性，时刻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面、理性地向国民剖析日本在华的恶劣行径，成为中国人民了解国恨家仇的重要窗口，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 办报早期，她反对沙俄军队强占辽东半岛、觊觎东北地区铁路权，她反对日本当局强迫中国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9年，胡政之作为唯一的中国记者采访了巴黎和会，以中国人的视角，记录下当时中国外交的无能。抗日战争时期，新记《大公报》更是在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的领导下，用铿锵有力的社论表现着坚决的毫不动摇的抗日态度。王芸生广泛搜集资料，刊发文章，开设了《中日关系六十年》栏目，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觊觎中国、侵犯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剖析。 1931年9月18日凌晨，《大公报》最早刊登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感不安。”虽在抗战初期，出于对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和形式的分析，她反对立即开战，但这都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她强调的是“明耻教战”，是要先让国人对战争有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因而能够奋勇向前，杀敌取胜。但当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开始，《大公报》坚定地主张奋起抗战，要“和日阀撕拼”，“不胜不止”。她以“天下公器”为己任，站在人民和国家的立场上，领导和凝聚国人，将负责任的大报形象，展示在国人面前。 《大公报》的爱国行为远不止坚决的抗战态度，更有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哀鸣。1942年河南大旱闹灾荒，数以万计的灾民饿殍遍野，只得举家逃难，靠树皮、野草营生。王芸生在读完记者张高峰写的通讯《豫灾实录》后情绪激昂，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评。他在社评中回忆了杜甫《石壕吏》中所描述的悲惨景象，与当时河南的灾情相呼应：灾民卖田卖人去逃荒，却仍被苛捐杂税所纠缠。号召重庆人民向灾区捐款捐物，表现出“本报愿意尽收转之劳”的大报姿态。事实充分，言辞恳切，文章一出，便洛阳纸贵，人们都为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所动容。可是对这“家难”的评论却激怒了，令《大公报》“停刊三日”。可也正是这敢直言、负责任的大报形象，才配得起“大公”之名，才是她坚持“四不方针”的具体写照。 三、关注新闻人才培养 曾总结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他指出一是爱国抗战，二是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的人才。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徐铸成、范长江等等这些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有在《大公报》的工作经历。 《大公报》之所以能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与她秉持“四不方针”，主张“文人论政”的作风是息息相关的。她珍惜报馆的声誉，坚持高格调，有政治担当。不仅靠鲜明的观点立场来赢得观众，更勇于评论政治，勇于为天下先。拥有深厚民族情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以“解天下之忧”为己任，真正践行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伦理道德，用手中的笔杆捍卫了自己公众喉舌的地位。 留日接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对报馆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吴鼎昌一人筹措报馆资金，胡政之、张季鸾以劳力入股。吴鼎昌担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三人共同负责社论的编辑，根据事实商榷最终编写方案，若三人意见出现分歧，则以张季鸾为主。如此制衡、民主的个人分工工作模式，对旧中国传统封建形式的报馆运行模式是很大的挑战。一心想要冲破封建旧枷锁的中国知识分子，凭借自身的能力，到编辑部接受训练，从底层做起，逐渐成为报社的经理、副经理等骨干力量，民主化经营的理念逐渐渗透到报馆的每个角落。 知人善任，体恤员工是《大公报》培养众多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手段之一。首先作为报馆经营者的胡政之和张季鸾，本身就是当时中国新闻界中的优秀人才。胡政之是新闻工作的全才，有很强的新闻敏感和搜集新闻线索的能力，采访过许多重大战役，对报纸的采编工作十分了解。张季鸾从很早就开始办报，曾在多家报纸担任主笔，虽年幼口吃，体弱多病，但“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次，管理者非常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茶叶铺学徒出身的王芸生，因为1929年和张季鸾打笔仗，受到了张的注意，并亲自接到报馆入职。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范长江，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又在1934年生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地质学会学术讨论会的情况，受到胡政之的赏识，逐渐进入《大公报》工作，刊登成名作品《中国的西北角》。每个新加入的记者，报馆会要求他们全面发展，掌握编辑、经营上的多项工作，给予他们完全的信任。第三，管理者不但培养人才，更懂得保护人才。当报道文章出现问题，政府官员怪罪下来，胡政之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回答，首当其冲。避免让记者受到伤害的同时，也聚拢了人心，让他们能够安心工作，深入挖掘事实真相。第四，根据贡献安排工作，看重人才的实际效用，关心记者生活，防止人才流失。记者因家庭情况在外接揽工作时，报馆并不深究，而是看重人才的能力，增加报酬，留住了优秀的人才。对工作出色的人能过破格擢升，增加收入；对工作懒散、不称职的员工，立即解聘，肃清记者队伍。正是如此严谨的人才培养传统，才能使《大公报》百年来生生不息，人才济济。 《大公报》1941年5月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优秀奖。1980年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2001年获得香港2000年新闻大奖和写作与版面设计冠军。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公报》以其“大”、“公”形象，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独树一帜，标志着中国报业经营走向成熟，是中国报刊新闻发展的缩影。虽然现在对她的局限性还存有争议，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在当时狭隘、混乱的中国社会中，《大公报》坚持独立的形象给中国新闻界、甚至中华民族都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将自家报馆管理好，才能在社会中拥有良好的口碑，才不至于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责编：叶水茂 新闻史论文:突破口在哪里 近日，记者采访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赵玉明教授。他就我国新闻史的研究以及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情况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研究新闻史的现实意义 记者：当前，新闻传播业某种程度上存在着“重业务、轻历史”的倾向，新闻传播业界也有少数同志对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够重视，您能否谈一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与新闻业务的关系？ 赵玉明：简单地说，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没有历史也就没有未来。有了历史，研究现状就有了深度。人类从来都很重视研究自身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只有认真研习历史，才能真正懂得天下兴亡的规律，才能了解所从事行业的发展趋势、盈缩进退、成败得失。同样，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也必须研习它的历史。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只有纵观古今，历览中外，才能更好地把握新闻传播业的规律，并以此指导当今的新闻实践。作为一个新闻传播从业人员，要想在实践中真正有所作为，必须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素质的培养，对本专业、本行业的历史与现状，经验和教训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必须重视学习和研究这种规律，否则充其量只是个新闻工匠，而不是个有眼光、有作为的新闻活动家。而要真正懂得新闻事业的自身规律，必定离不开对新闻事业史的学习和研究。 新闻传播史主要研究国内外新闻传播业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我国新闻事业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外国新闻传播业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十分发达。不论过去或现在，不论国内还是国外，它们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值得思索的教训，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新闻传播也越来越国际化。我们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新闻史的研究，推动新闻事业的深化改革，促进新闻传播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所以，加强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不仅有其长远的意义，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您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已经40多年了，作为一个为新闻传播教育事业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老教授、老领导，您对当前我国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有何建议？ 赵玉明：我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其间还曾担任过一段分管教学、科研工作的副院长。回首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党对教育、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对新闻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我认为应该适应这个时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知识的传授，更要重视能力的培养，“授之以渔”。 新闻人才的培养还要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这其中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也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素质。只有提高了综合素质，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新闻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各行各业。新闻工作者要及时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出现的各种新事物、新思想、新问题，不但要仔细观察，更要敏锐捕捉，快速反应。现在的年轻人成长环境都差不多，关键在于自己的努力，而要想干好新闻工作，就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和不怕艰苦深入实际的本领。 新闻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 记者：当前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如火如荼，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也有一定进展，您认为未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赵玉明：我想当前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研究断代史、专题史。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不外乎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等几个方面。其中，断代史、专题史的研究是通史写作的基础，没有断代史和个案的扎实研究，通史的研究就会很吃力。所以我希望有志于从事新闻传播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能够在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上下更大力气，取得更多成果。须知“学林探索贵涉远,无人迹处有奇观”。 第二是要重视挖掘新史料、新思路。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缺乏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很难进行史学的研究，更谈不上得出正确的结论。这里我要强调重视新闻（报刊）志的编篆和利用。要提到“志”的作用，史书与志书同源异体、各有特点：志横史纵、志近史远、志详史略、志繁史简。有人认为，“志书是空间史学，史书是时间史学”是有一定道理的。志书是史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基础。新闻史学研究者应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的精神，充分利用好志书资料，以志证史、以志补史、以志正史。 第三是新闻传播史学的研究应力求创新。创新要有理论指导。因此首先是重视学习新理论、新观点。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还应重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史学研究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论述，同时还要关注现实，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最新精神，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除此之外，还要向实践学习，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准确地提炼新观点，概括新经验，为新闻传播的发展服务。 从无到有是创新，从有到优也是创新，而且这个创新更难，是更高层次的创新。所以有志于研究中外新闻史的中青年学者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可以预料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学会要加强与业界的联系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十多年来，在开展学术研讨、组织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最近一年新闻史学会又在做哪些工作？ 赵玉明：十多年来中国新闻史学会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办和参与主办了多次新闻传播史和新闻改革学术研讨会。第二，在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三位教授的组织下，历时10年编写了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该书填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不少空白，被海内外人士公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第三，多次举办新闻传播界名人纪念活动并编印纪念专刊。第四，编印出版了多种形式的《新闻春秋》。包括史学会内部出版的不定期刊物、大型研讨会后出版的研讨会论文集以及与其他报纸或杂志合办的专版或专栏。《新闻春秋》现已成为史学会的品牌。 最近一年来，史学会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首先是与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作，编选、出版《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其次是与中国记协合作，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中国记协筹备中国近百年新闻名人展览出谋划策。目前首批新闻人物展已在中国记协新办公楼――中国新闻大厦内陈列。第三，参与筹备将于今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学会还将与有关单位筹备有关研讨会。值得一提的是，受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史学会于去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举办了“中外新闻传播史师资高级培训班”，参加授课的既有方汉奇、丁淦林等老一辈专家，也有李彬、张昆等新一代的研究新闻传播史的学者，还有来自国外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专家卓南生先生。讲课内容既包括上千年的报刊史、广告史，也包括仅10年左右的网络传播史，从理论到方法，从个案研究到宏观研究，有讲课有交流，是近年来高级别、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史的培训。来自全国各地几十位高校从事新闻传播史教学研究的教师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到了“为师之道”。 记者：中国新闻史学会的这些活动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的发展、新闻实践改革的进行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请您谈谈史学会下一步对与新闻业界的交流和合作有哪些建议和意见？ 赵玉明：史学会自成立以来虽然主要成员和活动范围是以大学的新闻院系为主，但一直与新闻业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史学会的工作10多年来也一直得到新闻业界多方面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鼓励。我们研究昨天和前天的新闻史，也是为了当前和明天新闻事业的发展。2002年史学会主持在暨南大学召开的年会把新闻改革的研讨与新闻传播史的研讨紧密结合在一起举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与会者反映，这样的会，既重视历史，使现状研究有了深度；又关注现实，使历史研究有了活力。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和新闻媒体、新闻院系寻求合作，举办类似的研讨会。 史学会联系着全国著名新闻院系的新闻传播史方面的学者、专家，拥有丰富的中外新闻传播史的学术资源。全国记协正是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优势，双方合作筹划了新闻名人展。据我们所知，不少省级党报（报业集团）受当地党委宣传部门或政府的委托，正在编纂地方新闻志（或报刊志）。史学会非常乐意在这方面与有关党报（报业集团）展开合作，为编纂新的地方新闻（报刊）志助一臂之力。 《新闻与写作》已创办20多年，是一份在全国特别是在北京地区有影响的业务刊物，我十分感谢贵刊的此次访问。这也可以说是史学会与新闻业界合作的一种形式吧。我注意到最近贵刊连续刊登了史学会的创办人和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的文章。今后，我们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为贵刊提供稿件，也可以考虑合办关于新闻传播史方面的专栏或研讨会、培训班等。总之，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合作，将会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新闻史上的名人业绩广为人知，为深化新时期的新闻改革和办好新时期的媒体服务。 新闻史论文:以本体意识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 【摘 要】当代中国新闻史应以“本体意识”为学科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要求以新闻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本文以刘家林新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为例，剖析“本体意识”在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史中应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 【关键词】本体意识 中国新闻史 新闻著作 在新闻学界，当代中国新闻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新闻业演变、发展的历史。近几年，《新闻大学》和《国际新闻界》等新闻传播学期刊曾先后多次开辟专栏讨论共和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范式问题，为该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开拓性思路。 在众多探讨方法论的意见中，强调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绝大部分方家所认同。其实，复旦大学宁树藩教授早在1997年首次明确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在当时引发学界的热烈讨论。2007年在《新闻大学》杂志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吴文虎教授认为，要建立新闻史具有自身特性的学科系统必须强调“本体意识”。至今，强调“本体意识”已然成为大部分新闻史学者反思并实践的方向，但以此立场贯穿当代新闻通史研究的作品却不多见。最近，刘家林教授积蓄十年之力而成的120万字作品《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以下简称为《长编》），终于为这一领域渲开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作为国内较早以大量史料全面展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术专著，理应成为共和国新闻史研究绕不过去的一幅历史长卷。 以本体意识建构全面框架 以宁树藩教授1997年提出新闻史研究的“本体意识”为基点，不少学者在该问题上进行过积极的探讨和延伸。吴文虎教授指出，“本体意识”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①简言之，新闻史研究需凸显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要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和领地，而不是让新闻文本仅成为其他学科的材料和论据。 以本体意识探讨当代中国新闻史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颇有难度。在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无论在历史分期、结构思路、事件和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状况，只看到与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相关的新闻场景，对新闻事业的自身发展规律却视而不见。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从新闻传播的专业视角进行开拓，刘家林的《长编》也正是以当代中国新闻史为研究对象，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的一部专著。 由于此前记载当代中国新闻通史的学术作品较为罕见，所以《长编》对这一发展阶段的历史分期、史料钩沉、体例设计都是一大创新。全书共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三章讨论从新中国成立到“”时期的新闻传播业；下册四章分析拨乱反正以后到最近十年新闻传播业的最新发展动向。之所以说这部专著以新闻本体意识为主导，是因为它以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轨迹为经，以新闻政策和新闻体制的演变、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新闻观念的流变以及新闻教育事业的变迁为纬，以规整的体例全方位地对新中国新闻传播事业进行了精详的梳理和深入的分析，编织了一幅社会变迁与媒介发展交相呼应的历史画卷。 而且，作者在专著中并没有满足于自己所建构的体系，而是在展开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闻传播的视野探索具体的专业话题。比如，作者不仅关注传统的新闻媒体，还对伴随社会变迁而出现的各种媒体现象进行探讨，这些“另类”媒体和相关组织的研究不仅扩大了我们对新闻传播学中一些基础概念的理解，还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取本土理论提供参考。比如，提倡创新研究范式的“新新闻史”观点认为，在研究中不仅要重视对新闻文本的分析，还需注意对新闻生产的个人、组织及其相关因素进行考察，以便全方位地展现新闻事业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②《长编》也着意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在回顾当代新闻评论史时，作者敏锐地关注到“写作组”的独特现象，并从“马铁丁”及主要成员开始，到“龚同文”及各省省委机关写作组的组建，详细勾画了“写作组”这种与中国政治宣传紧密相连的传播组织的源流演变及与政治集团的复杂关系，以新闻传播现象为基础开拓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领域。 以精耕细作钻研历史个案 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提出新闻史研究应多从个案入手③。从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情况来看，个案研究的确有利于拓展学科研究深度，夯实学科实力基础。 个案研究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新闻史的研究个案可以包括某个媒体、某位新闻工作者、某次媒体事件，甚至某篇重要的新闻报道或评论等。而一个个案研究的学术价值，往往取决于全面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严密的逻辑论证和客观严谨的结论。从学术史来看，某些个案研究往往更容易成为影响深远的新闻史研究成果。 尽管《长编》是一部中国当代新闻通史，要在整体框架上做到规整、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疏忽对个案研究的精耕细作，而是对重要个案进行追根探源。个案研究是《长编》中每一章节最基础的组成部分，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书设专题讨论的个案超过百个，强调个案分析是这部通史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为了对当代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个案追溯源流，考辩真伪，作者在材料搜集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倾注十年之力从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新闻院系的资料室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其中还包含不少曾被人口口相传却绝少能接触到的“孤本”文稿，让读者倍感珍贵。而且，作者对重要个案的分析和论证相当严谨，全书七章连同绪论都作了大量翔实的注释，旁征博引，几乎每章注释都在130个以上，甚至有一章多达274个。 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进行个案研究时，十分注重采集和使用口述史材料，为日后的研究积累下丰富素材。当代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很多重大新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仍然在世，通过口述史的方式保存大量第一手材料，可以为解读新闻文本背后的运作方式、来龙去脉提供重要文献，能使新闻史研究达到单纯依靠文本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记述《南方周末》的发展史时，刘家林通过亲自与其首任副主编左方进行访谈，以口述史的方式详尽记录下这份在近30年的中国新闻界具有标杆意义的周报的诞生、改版和转型的全过程，以真实的史料揭示了这份报纸在成长变化过程中的诸多内幕。 可以说，这些附有详细注解的个案研究不仅是研究者值得保留的宝贵资料库，更是后学者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新闻史的重要参考。《长编》以个案为中心对史料进行的精心梳爬，引导读者在通史中探究每个历史阶段的源流变革。这种兼顾宏观理论和微观史料的做法，把作者对材料和事实的控制力与表现力体现得淋漓尽致。 以专业角度巧提中肯评价 以往中国新闻史研究缺乏本体意识，还表现在评论的意识形态倾向，缺乏从新闻业自身出发去对新闻史进行客观的评价。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导致新闻史研究简单追随革命史走向，使本已不十分丰厚的出自本土经验的新闻史和新闻学理论更显薄弱。 以专业视野对当代中国新闻史进行中肯的评价，不仅要以大量史料来逼近历史真相，还原历史过程，还要有针对性地对中国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具体业务及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和阐释。从这个角度来看，《长编》不仅重视占有大量原始材料，在评价时还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理论和社会历史背景，甚至把作者的切实感悟贯穿于评论当中，而且观点含而不露，论从史出，体现了一个新闻史学家严谨而坦诚的研究态度。 这部专著的“本体意识”还体现在对当代中国新闻史的断代问题上。一般而言，大部分中国新闻通史会把1949年共和国成立作为划分当代新闻史的起点。但《长编》通过梳爬重要的纲领文件，研究解放前夕中国新闻业的实际操作，提出这一分期的截点应以1948年三大战役为始。作者认为，中共中央早在1948年11月就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区党委和市委”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的通知，它对旧有新闻事业及其工作人员的评价和处理办法已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原则，有关新闻业的改造已经启动，因此，从新闻业的发展规律看，这一文件的颁布对新闻业后来的路径选择相比新中国成立更具意义。 结语 从《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所带来的启思看，“本体意识”所强调的学科独立性和专业性至少可以体现在研究立场、思路框架、个案分析和历史评论等方面。诚然，新闻史的“本体意识”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中进行开拓，正如该书在对近10年新闻媒体体制改革以及新技术对传统媒体的影响方面仍存在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作品在新闻史研究中的分量和温度。刘家林教授在新闻史领域辛勤耕耘30载，他在后记中记述自己以“透支”生命来换取这部作品诞生。而这部作品的生命力也正是源自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史的笃实积累和深刻体察，也源于他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正基于此，《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乃是一部值得向同行业推荐的优秀作品。 责编：周蕾 新闻史论文:新闻史论领域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研究 [摘要]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本文借鉴国外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在新闻史论教学中探讨培养创造性思维的方法。 [关键词] 创造性思维 教学模式 新闻史论 精英人才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与重要源泉。随着我国教育的不断深入发展,培养学生创造力的问题得到广泛重视,而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构成创造力重要因素。合理借鉴中外教育教学的优秀成果,探索一条生动活泼、主动发展及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是目前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任务。 1941年,A•F•奥斯本出版了《思考的方法》,首创“智力激励法”(brain storming),成为创造学的创始人。创新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涉及到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什么样的思维是创造性思维呢?必须知道它的重要属性――新颖性和自主性。通俗的说就是能够独立地提出或解决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通过这一思维,不仅能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而且在此基础上能产生出新颖、独特的东西。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独创性――思维不受传统习惯和先例的禁锢,超出常规。二是求异性――思维标新立异,“异想天开”,出奇制胜。三是联想性――面临某一种情境时,思维可立即向纵深方向发展;觉察某一现象后,思维立即设想它的反面。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维的连贯性和发散性。四是灵活性――思维突破“定向”、“系统”、“范式”的束缚。遇到具体问题灵活多变,活学活用。五是综合性――调节局部与整体、直接与间接、简易与复杂的关系,在诸多的信息中进行概括、整理。 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首先必须转变我们教师的教育观念。在具体教学中,我们应当从以传授、继承已有基本理论和知识,知识为中心,转变为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当然,我国教育在基础知识讲习、基本技能训练上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但受到的影响,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足。“应试教育”导致学生逐渐丧失了创造的欲望与能力。因此,只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才能使他们拥有一套运用知识的“参照架构”,有效地驾驭灵活地运用所学知识。创造性思维是由多种类型的思维在创造活动过程中的一种有机结合。人的思维活动有自觉的显意识的思维活动,有不自觉的潜意识型的思维活动;有形象思维活动,有抽象思维活动;有经验思维活动,有理论思维活动;有周密而严格的逻辑思维活动,有不按逻辑规律的非逻辑思维活动;有精确思维活动,有模糊思维活动等。创造性思维的方向主要有发散与收敛、纵向与横向以及逆向思维等。这几种思维方向既对立又统一,相辅相成,共同完成发现问题、确定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评价等一系列创造性思维活动。 关于创造性思维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我国新闻界以及许多教育发达的国家均有较多论著,但对于传播史论教学中创造性思维的探讨与研究成果则不多。本文尝试通过文献法、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等,构建一套较为实用的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方法体系。 我国的新闻教育高耗低效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原因是观念的落后性――我们认为新闻教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的采写编评、摄录编播的能力,而忽视对学生创造思维、综合素质的培养。往往认为,理工科可以有发明专利、数学思维是创造性等,新闻是“有闻则录”而已等,而忽略了当今新闻传播的策划、创意,栏目设置、版面编排的创造性,如:美国对丰田汽车的系列报道,其时机、力度、层次等都有极强的创造性思维的活动。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集中体现了创意=创异+创益的原则。其实,不论是理工科还是艺文科,都是在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进行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与别人不同思维的方式,”雕塑大师罗丹如是说:“艺术活动如果离开了创造,那么艺术也就不能称之为艺术。”理工科与艺文科,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会合”。 一般人认为创造性思维是与生俱来的,但在我的导师、大连创造学会会长王续琨及受邀来连演讲的中国矿业大学庄寿强教授的影响指导下,我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认为人的创造性思维是可学、可练的。 在国内外,已经产生了若干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所谓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在丰富的教学经验基础上的,为完成特定的数学目标和内容而围绕某一主题形成的比较稳定且简明的教学结构理论框架及其具体可操作的实验活动方式。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为培养创新人才,在创造性思维教学实践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符合创新教育思想的教学模式。目前,主要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有: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教学模式,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等等。 吉尔福德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特别强调知识基础、思维运作、问题解决,强调启发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 帕尼斯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模式强调以系统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特别是问题解决者在选择或执行解决方案之前,不断产生发散性和收敛性思维,尽可能想出多种多样的方案,最终选择最好的、最独特的、最能被接受的方案去实施。帕内斯认为创造性问题解决的教学有六大步骤:(1)发现困惑;(2)发现事实;(3)发现问题;(4)发现构想;(5)发现解答;(6)寻求接纳。 泰勒发展多元才能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强调“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某种才能”,教师要把它挖掘出来、愉快体验,以开放性、发现性、自由选择性以及多样性的方式进行。泰勒认为与创造性关系最密切的才能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创造才能;(2)决策才能;(3)计划才能;(4)预测才能;(5)沟通才能;(6)思维才能。泰勒多元才能发展的创造性教学模式共有8个步骤:(1)呈现思考的情境或问题;(2)给予学生充分思考的时间,并列出主意;(3)提供一个分享、修改及改进主意的环境;(4)提供酝酿的时间;(5)让学生分享新的主意;(6)让学生选择最好的问题解决法;(7)让学生选择最独特的问题解决法;(8)实行该方法。 威廉斯创造性与情致教学模式提供了一种包括课程、教师行为、学生行为三维空间结构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通过课程内容,运用启发创造性思维的策略,去增进学生创造行为,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其中流畅的思维、变通的思维、独创的思维和周密的思维等包括了好奇心、冒险心、挑战心和想像力,关系着学生的态度、价值观、欣赏及动机等特质。能促使学生与知识、事实、资料等发生实际的联结,产生有意义的学习。 时代要求全面和谐发展的人,受到精英教育的大学生应具有更高的知识、道德、能力、技术,有更丰富鲜明的个性和情感,富有创造力,有自主、自律和团队精神,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不只是对环境和未来社会的反应性的调整和适应,而是能够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力,主动去创造环境,创造未来。国外许多研究表明:创造性思维教学的实施,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具有很高的效率。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创造性思维教学模式,是培养精英人才的关键。 “传统教育及模式的弊端在于学生成为知识的奴隶,个性受到压抑,创造力难以发挥,绝大部分学生是有所学而无所用。现在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远不只是具有文化知识和俯首贴耳的劳动者”,“整个学校的教学思想和气氛必须改变,应使学校引进一种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进程。”这是《环球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教育提出挑战》一文所提出的主要观点。目前,伴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在新形势下,作为实施精英教育的大连理工大学,努力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创造性思维,其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不言而喻。 历史上伟大教育家所进行有效的教学,可引为借鉴。如苏格拉底的问答法,孔子的启发式,与革命初期所倡导的自学后的讨论等。我们现代的教师如若采用这几种教学方式,联合运用,则可避免注入知识的机械性,而代之以启迪思维的灵活性;所学得的知识,不仅只记忆储存,而要精选吸收,灵活运用。如此进行,学习的兴趣加浓,努力的热忱增添,自能阔步前进。 以下,笔者从具体操作层面出发,浅谈如何在比较坚硬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一、发散思维的培养 发散思维是一种定向于某个问题的答案,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去设想的思维方式。能拓宽思维的空间,促进创新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由于发散思维是由时间、空间、活动三维度组成的,因此可以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方位去把握历史,不断提高运用和应变能力。对同一事件或同一人物进行不同评价。如曹操、梁启超。 二、收敛思维的培养 收敛思维是指思路把众多的信息引入逻辑序列之中,最后得出一结论。收敛思维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反,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将思维指向中心点,以达到解决核心问题的目的。 在史论教学中,收敛思维主要用于培养学生在历史时空框架结构中正确地实现知识定位,进行分析、判断与评述,避免孤立地掌握历史知识和分析历史问题的现象。如对于“西安事变”与《大公报》,提出问题:“如何处置”通过分析,学生明白了“西安事变”为什么需要并能够和平解决。 三、逆向思维的培养 逆向思维即是突破思维定势,从对立的、颠倒的、相反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辩论中,我鼓励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标新立异,自圆其说,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过早地下结论,而是以主持人和参与者的角色出现。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充满生机活力的逆向思维的教学氛围中,得到了积极的训练和显著的提高。如为什么说是新华社最好的记者等。 四、多向思维的培养 多向思维是一种综合性思维,它要求多种思维形式的并列和联结,对事物进行多角度、多方面、多因素、多变量的系统考察。由于历史的多维性决定了必须注重横向联系。发挥联想,才有利于培养思维的广阔性,提高多向思维能力。 学生的联想越丰富,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就越有创见。例如,洋务运动,采取中外对比联想,在此前后,日本明治维新,德意志统一,美国南北战争,俄国废除农奴制改革,通过分析异中求同,同中找异,学生思维由发散到聚合,认识到亚洲只有日本成功的原因。而洋务运动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并对当前作出思考。 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创新品质的完善缺一不可。使学生建立起永不熄灭的创新欲望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品质同等重要。美国心理学家斯坦伯格在描述创造性人才的个人品质时说过,伟大的创造者总是关心自己在做什么而不是考虑将要得到什么。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同时这种民主的教学,应有一定的原则,既不是自由放任的,也不是“独断专行的气氛”。同时,赏识评价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保证。著名作家冰心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 提高教师个人的创新素质,对学生的表率作用十分突出。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沙塔洛夫指出:“教师的创造性是学生创造性的源泉”,“学生思维能力的强弱与教师创造性教学的水平,直接联系,互为反馈,相得益彰”。由此可见,教师创造性思维教学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前提。我们教师与学生还应同时追求想象能力与思维的辩证综合能力培养。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的实在因素。”丰富的想象力是智力活动的翅膀,也是创造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另外,任何创造性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与前人或他人没有任何联系的“全新”活动,只能是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产生新的突破。所谓创新在很大程度上是综合利用前人和他人的思维成果。因而辩证综合能力的强弱就成为创造性思维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辩证综合能力最主要的:一是思维统摄能力,或称分析综合能力,就是把大量散在的、星星点点的概念、“知识单元”,以及观察和掌握到的事实材料综合在一起,在思维中进行加工整理,作科学的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到本质,由偶然到必然,由特殊到一般;二是思维辩证能力,能够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不但要分析事物的正面,而且要分析事物的反面,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必然。 最后,关于小组与个人思维效应的比重,也是教学中值得研讨的问题。脑力风暴着重集体思考,认为当一个成员提出观念时,便会刺激组内所有成员的思想,而引出各自的观念。不过,据不少的研究发现,高度创造性的人皆系独立思想家,他们的成就,多系独立思考出来的结果。这一点,也是我们具体教学实践中,应包容顾及的内容。

整合营销论文:虚拟经济整合营销 发展知识经济的新的经济模式。”企业利用虚拟经济的模式对其营销进行整合, 即营销理念、策略、营销方式的整合, 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的整合, 商家、厂家、消费者之间的整合, 这就是所谓的整合营销。对于一种全新的经营或整合营销, 企业在实施时应注意关键性资源的掌握、核心竞争优势的确立和品牌战略的实施, 并通过信息技术减少企业生产和销售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间的交易频率, 降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 改善交易的市场环境。 [关键词]：虚拟经营　整合经营 虚拟经济是信息革命引发的一种经济形态, 它在实体经济整合过程中产生10 倍的生产率。这是一个确实需要人们高度重视的一个全新的问题, 而我们所见到的事实是, 虚拟经济, 它本身并不生产和创造人类物质形态的商品, 而是以网络为载体的一种经济行为, 是依靠品牌、商标、信誉、技术、网络发展知识经济的新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能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但是正如人们所知的高速公路一经开通, 它就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致富快修路的道理所在。可见, 交通是人们走向富裕的一项关键性工程。现代所谓的新工业文明构建的信息高速公路, 一经开通, 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而且对人类的文明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将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现在全球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有的已开通, 有的正在开通之中。笔者只是想从在信息高速公路已开通的条件下, 探讨它对企业营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一、虚拟整合经营的案例分折 案例之一: 耐克“借鸡下蛋” 网络经济时代,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拟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使其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事实上, 虚拟经营并非是网络时代的新生儿。在工业经济时代, 有些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了虚拟经营这一经营方式, 以耐克为例, 它作为国际知名品牌, 不仅在欧美极负盛名, 在发展中国家也尽人皆知。这是因为在极具现代商品意识的总裁菲尔·耐克的精心策划和奋力开拓下, 选择了适当灵活的“借鸡下蛋”的生产方式, 创业之初, 由于菲尔·耐克准确地预测到弹性好又能防潮的运动鞋的市场前景, 耐克鞋凭独特的设计、新颖的造型迅速在美国打开了市场。随着公司的壮大, 菲尔·耐克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但是, 耐克鞋价格较高, 如果依靠出口进入其它国家市场, 本身的高价位再加上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关税, 很难被这些国家顾客所接受。 那么,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这便是耐克公司的“借鸡下蛋”法。耐克公司通过在爱尔兰设厂进入欧洲市场并以此躲过高关税, 又在日本联合设厂打入日本市场。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能有这种巧妙构想, 不能不令人钦佩。耐克公司的经理们只是集中公司的资源, 专攻附加值最高的设计和营销, 然后坐着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 把设计好的样品和图纸交给劳动力较低的国家的企业, 最后验收产品, 贴上耐克的商标, 销售给每个喜爱耐克的消费者。 随着各地区公司生产成本的变化, 耐克公司的合作对象从日本、西欧转移到了韩国、中国的台湾, 进而转移到中国内地、印度等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区。目前, 更为看好东南亚国家。 由于耐克公司在生产上采取了借鸡下蛋法, 从而本部人员相当精简而又有活力, 这样避免了很多问题的拖累, 使公司能集中精力关注产品的设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问题, 及时收集市场信息, 并及时将它反映在产品的设计上, 然后快速由世界各地的签约厂商生产出来满足需要。耐克公司的这种策略, 从理论上可以归纳为虚拟经营的范畴。所谓虚拟,它是计算机术语中的一个常用词, 引到企业管理中, 实质上就是直接用外部力量, 整合外部资源的一种策略。虽然虚拟策略作为一种管理方法被明确提出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许多企业其实早已应用, 耐克的借鸡下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之一。 案例之二: 联网花店与筑巢网 最近见到一个有趣的资料, 说的是美国有一位姑娘本来是每天在街头卖花, 但是在与朋友聊天时知道国际互联网的知识后, 忽发灵感: “我为什么不在国际互联网上建一个花店呢? 把各种花卉的照片、说明及价格放在网上, 再通知离顾客最近的花店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花送到客户家中。”这位姑娘据此构想, 花了5000 美元, 买回电脑, 请人编制了软件, 联上了网, 在不到40 平方米的家中开起了世界上第一家虚拟花店。据说不到1 年的时间, 卖花姑娘的联网花店遍及全美, 年营业额超过了千万美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把虚拟企业定义为利用信息技术, 将地域上分散的各种资源迅速有效地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功能齐全、统一指挥的虚拟的企业实体。它以信息技术手段获取内部与外部的资源, 摆脱了对内部资源的过分依赖, 以低成本迅速整合更大范畴的资源, 集中核心业务资源培育核心竞争优势; 而且虚拟企业还适应多品种、少批量、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 具有很强的市场应变能力。万通成立的“筑巢网”是对中国传统房地产企业的创新, 突出了虚拟企业的组织优势。客户只需在筑巢网上选好、订好户型, 其余的事包括征地、报建、施工、采购和装修等, 万通全部完成。3～6 个月后客户就可以搬进装修一新的独立住宅之中。这种网上买卖房屋的模式,完全打破了传统房产不可逾越的地域性, 实现了万通与客户沟通。更重要的是, 万通通过筑巢网构筑了全新的合作与扩张模式, 即万通———开发商———客户, 做异地市场, 做全国市场, 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和资源, 以最小的投入占领更大的市场。 万通将自己定位于房屋供应商, 用手中的技术、客户、品牌和采购体系等资源与地产商合作, 地产商提供熟地并取得开工许可证, 万通负责房屋建造与服务; 地产商从客户处收取的是将生地变为熟地的增值费, 而万通收取的是相当于房屋建筑成本15 %的服务费。万通已与上海、苏州、西安和海口等城市的地产商签订了建独立住宅的合作协议。在各地设大区经理, 以技术培训、资金投入、提供市场研究、产品研究、样板房、营销系统作房屋售后服务, 并输出技术与品牌, 个别潜力大的项目全力投入最多10 %的股本金。这一全新运作模式的优势, 一是效率高、成本低、质量好且有品牌优势; 二是增强了抗打击能力, 传统全能房地产企业通常是经济繁荣时猛跑, 一旦经济衰退时就可能套死。而这种新模式使万通在经济繁荣时卖房子, 萧条时买土地, 实现大营业额、大现金流量, 而无存货、无负债。万通一心想利用筑巢网无限延伸的功能实现从北京走向全国市场的扩张。他们还雄心勃勃地提出只需要5 年时间, 仅独立住宅这一产品的营业额要达到100 个亿, 最终完成资本与市场的无土地扩张。综上所述, 无论是美国的联花店, 还是我国的万通筑巢网,都是虚拟企业在不同行业初步显现的雏型。因为它是一个新生事物, 现在所作的介绍, 目的是引起更多的商家与厂家重视。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是虚拟经济与营销的关键是设计, 人们所说的现代企业进入了设计时代,当然重要的是产品设计, 它是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 我国企业正面临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 中国的企业已成为生产全球化的一个环节, 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依靠我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外贸规模位于世界第9 位, 但是从贸易能力上讲我们的差距还不小。例如从人均出口额上看, 美国3167 美元, 日本3714 美元, 德国7367 美元, 而我国仅为140 美元。差距的原因是信息能力与国际销售渠道的问题,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差距。国内企业把国际贸易看作是进出口, 而真正的国际贸易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需求, 就要将最便宜的商品卖到那去。而这需要发达的信息网络、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才能办到。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国的企业面临着一个知识化、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变革。企业的竞争力日益与信息化程度相关, 竞争优势也不再仅限于成本、差异性和目标聚集三种形式, 而是以英特网为基础, 整合企业所有链接的环节。充分挖掘企业环节中的每一个经济元素的潜在价值, 开发新的客户资源, 这是企业生存、发展和实现飞跃的必然趋势,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整合营销, 电子商务则是其重要的营销模式, 其特点: 一是信息化, 二是无形化, 三是软式化, 四是网络化, 五是虚拟化, 六是微型化以及一体化等。从其本身来看, 一是动态价格是竞争的焦点, 二是数据库是核心, 三是个性化服务是特色, 四是许可营销是追求实现的目标。 二、整合营销的内涵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商家与厂家所关注的不是有何种商品, 有多少商品的问题, 而是它的商品能销售多少的问题, 产生多大的经济回报的问题。这就是营销的学问所在。不少的商家与厂家为此确实作出过不少的努力, 想过不少办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商品过剩呢? 还是营销策略与方法不当?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之一。有人说你的本事不在于你能生产什么产品, 而在于你能卖出什么产品, 卖出多少是你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规律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现在正面对一个消费过剩的背景, 即生产与消费、消费与需求之间的逆反, 消费从有限走向无限。这样的欲望被文化化了, 反之则是文化被高度的物质欲化了, 商品也开始近于文化而远于物, 开始以好恶而不是以优劣加以区分了。为此有的学者认为当代社会, 物品不是先生产出来变成时尚, 是为了创造一种时尚。 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是对需要的刺激, 结果是一个需要刺激另一个需要, 不断地推进。最终是以虚拟的需要取代现实的需要, 把未来的需要变成当前的需要, 这是一个消费远比生产更为重要的社会, 一个经常进行生产必需品的消费社会, 一个刺激需要倾销的过剩的商品社会。它不是为了缺乏而生产, 而是为了需要而生产。当代社会浪费也成为消费, 传统社会是需要成为商品, 而当代社会则是商品成为需要。这里强调的消费心理的一些变化, 正是从人们讲的消费心理需要的基础上讲的营销学。正在兴起的网络经济, 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就是网上营销。有的学者提出整合营销的概念, 是针对不整合营销提出的, 也就是说因为存在不整合,所以才有整合的概念提出。要明白整合营销, 就要明白不整合, 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整合营销的内涵及其意义所在。 现在的所谓市场营销学, 更多的是传统的营销理论, 而极少涉及现代营销的问题,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传统与现代营销的不整合问题。首先是商家与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不整合, 也就是说两家进货, 虽作过一些市场调查, 但更多的是一般化的市场调查, 所以商家进货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不整合; 厂家的生产虽然也作过市场调查, 但更多的是一般化的了解, 商家与厂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消费热点上, 他们总是关注市场正在关注的消费热点, 而极少关注潜在的市场需求、市场走势及其变化规律, 其次是当前与长远之间的不整合, 有些商品从当前而言, 是一个消费热点, 但是从长远来讲, 一般的规律是当前的热点进入高峰之时, 正是走向低谷的一个标志, 任何一个商品进入市场总是有一个被消费者认可而形成热点的过程; 有一个由消费热点走向低谷, 被新的商品所取代的过程。我们应当研究与思考这种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的变化规律及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上述问题一般说来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商家与厂家所关注与重视, 所以商家进货与厂家生产与消费者之间总是难以整合, 当然更有营销理念与营销策略之间的传统与现代的不整合, 以及营销战略选择上的不整合, 亦有消费者对现代的营销策略、理念以及营销战略的适应过程。一般说来, 消费者更多的适应于传统的营销方式, 这就是普遍的消费者直接进入消费市场选购的方式, 而对于电于商务的网上购物方式一般难以被更多消费者所适应。 可见, 在营销问题上, 首先是理念、策略、营销方式上存在着不整合; 其次是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之间存在着不整合; 再次是商家进货与厂家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不整合等。正因为如此, 才提出了一个由不整合向整合转化的问题。由于这种不整合向整合转化, 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更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深刻变革, 也可以说是企业经营模式的革命。 其实, 我们明白了所述的不整合, 自然也就可以明白整合营销的内涵了。所谓整合, 当然重要的是理念、策略和营销方式由现在实际存在的不整合向整合转化; 由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之间实际存在的不整合向整合转化; 由商家与厂家与消费者之间实际存在的不整合向整合转化等。实现真正的整合也就是实现整合营销之目的所在。由此可见, 所谓整合营销, 就是营销理念、策略和营销方式的整合, 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的整合, 商家与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整合。 三、虚拟经营整合营销模式的突破 虚拟经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 是对传统的企业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方式的革命, 是新型的独特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的融合。目前, 虚拟经营在国外已极为普遍。据邓百氏公司( 1988 年全球业务研究报告) 资料显示, 全球营业额在5000 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当年在虚拟经营上的开支上升了27 % , 达到了3250 亿美元。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企业正是通过虚拟经营, 创造了巨大的业绩。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 企业本身并不具生产线, 主要靠虚拟功能生产, 而企业的主要精力则是创造品牌和经营市场。 在国内, 虚拟经营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与采纳, 特别是一些受资金、技术、设备等限制的中小企业, 虚拟经营正成为发挥优势、快速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温州的美斯特邦威公司是目前国内成功运用虚拟经营策略的范例之一。这家企业创立于1994 年, 主导产品是休闲系列服饰, 目前已有800 多个品种, 年产销量达300 多万件。如此大的产销规模, 企业走的是外包加工的路子, 即所有产品均不是自己生产, 而是外包给广东、江苏等地的20 多家企业加工制造, 仅此就节约了2 亿多元的生产基地投资和设备购置费用。在销售上, 它们主要采取特许连销经营的方式,通过契约将特许权让给盟店, 公司收取特许费。而公司主要把精力放在产品设计、市场管理和品牌经营上, 以便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由于这一全新的经营模式关键是产品的设计, 因此, 不少有远见的企业家高薪聘用大师级的设计师成立产品设计研究开发中心, 紧紧抓住产品设计这一关键, 在市场管理和品牌经营上下功夫。 由此可见, 虚拟经营或整合营销模式的实践, 必将对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节约资源 企业实施虚拟经营时, 由于仅保留最关键的功能, 如产品设计、品牌经营等, 而将其它的功能虚拟化, 如可以借助外部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自身智力资源的不足, 这样可以节约大最的资源, 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功能上, 从而避免出现企业的部分功能弱化而影响其快速发展。 2. 竞争与竞合模式 在一个虚拟组织中, 组织成员之间是一种动态组织合作的关系。虽然也有竞争, 但是它们更注重建立一个双赢的合作关系, 以相互之间协同竞争为基础, 资源和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也就是竞争与竞合的关系。 3. 虚拟经营的灵活性与运作方式的高弹性化 虚拟经营更多注重的是短期利益, 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者策略目标有所改变, 往往就要解散虚拟组织, 组合新的虚拟企业, 重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这就是它的灵活性与动态性。 虚拟经营作为一种新型的高弹性的企业经营模式, 对于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 促进产品快速扩张, 发挥市场竞争优势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 企业实施虚拟经营策略时,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关键性资源的掌握。企业实施虚拟经营时不能全部借助外部力量, 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控制住关键性的资源, 如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和销售网络等, 以免受控于人。 核心竞争优势的确立。任何一种虚拟策略的实施, 都要建立在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 都要有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有了这种优势, 才会有对资源的整合力量, 实施虚拟经营策略才会有可靠的基础, 与虚拟对象的合作才能长期稳定, 并能不断地吸引新的虚拟对象加盟。 品牌战略的实施。市场竞争的核心主要在于品牌的竞争。企业无论实施何种虚拟经营方式, 都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波音、耐克等企业的成功之道, 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四、虚拟企业魅力何在 科斯认为, 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机制。市场上的交易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 而企业则是将许多原来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 并用行政命令取代价格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动力。决定企业的关键变量是交易费用。如果在组织一笔交易时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 那么企业将取代市场; 反之, 则由市场替代企业。在网络经济中, 一是以Internet 为核心, 以电信网、通讯网和企业内部网等系列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 使企业组织开始演化, 虚拟企业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组织形态。信息网络降低交易费用的路径包括:缓解有限理性,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是人脑的延伸, 拓展了人类处理、接受、存储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二是各种翻译软件及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语言上的障碍。比如, 一个根本不懂英语的人可以借助东方快车等翻译软件测览国外的各种英文网站。多媒体技术使得人类的沟通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 而是结合声音、图像一同进行表述, 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与理解, 提高了人类的有限理性。三是交易可以在整个Intern 上搜索产品信息, 比较价格, 地理距离的限制被打破。市场上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使交易双方都没有条件滋生机会主义。而且网络缓解了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布不对称矛盾, 并使交易者获取信息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 网络经济有效的惩罚机制有利于消除机会主义。产品的质量问题可以在互联网上被迅速传播并使企业的信誉扫地, 机会主义受到严厉的惩罚。 降低不确定性, 信息技术使企业间交易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准确, 减少生产和销售活动的不确定性, 增强了企业决策的质量。如以丰田采用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和计算机通信技术, 把专卖店每时每刻发出的市场需求信息和生产决策系统及每一个零部件的生产现场联成统一运行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按比例地生产和购进零部件, 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和组装出市场需求的车型。 提高交易频率, 网络技术使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方便快捷, 再加上网上支付手段的完善, 使交易范畴开始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 从前不可能发生的交易发生了, 从前次数较少的交易增加了。从空间角度讲, 网络为企业增加了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 提高了空间范围内的交易频率; 从时间角度讲, 网络技术使每年365 天和每天24 小时的全天服务成为现实, 提高了时间范围内的交易频率。 降低资产专用性, 柔性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柔性制造系统是一种技术复杂、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它将微电子学、计算机和系统工程等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圆满地解决了制造系统高自动化与高柔性化之间的矛盾。柔性制造系统的产品应变能力增强, 因为它的刀具、夹具及物料运输装置都具有可调性, 而且系统平面布置合理, 便于增减设备, 满足市场需求。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 使企业的资产可以应用于各种产品的制造而无需追加新的投资。 改善交易的市场环境, 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趋向完全垄断会使市场交易费用发生变化。由于垄断的存在, 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对非垄断一方而言, 此时协议的交易费用太高。交易费用理论称这种情况为“小数目条件”。市场协约参加者一方的数目越小, 市场交易费用越高。在网络经济时代,小数目条件的约束大为减轻, 因为通过Internet 网进行交易的企业的数量飞速增长, 而且这种交易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使市场结构从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向完全竞争演进。企业可以通过网络降低促销成本和采购成本,增强市场竞争性来优化市场环境, 使市场更近于完全竞争。 当市场的交易费用较低时, 企业开始倾向于将交易活动外部化。正是由于网络技术使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 才导致企业不断将一些原本由企业组织的交易转移到市场, 并最终导致虚拟企业的诞生。虚拟企业将充分保持和发展其核心竞争潜力, 把一些非核心业务包出去, 并根据需要与供应商、经销商甚至竞争对手建立灵活的战略联盟关系。这正是网络经济时代成功的基础。 整合营销论文:论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 论文摘要：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开发区域旅游资源、拓展区际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对于提高区域旅游业的知名度、扩大美誉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区域内部营销资源系统、区域旅游传播系统和区域旅游管理系统三个方面看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其形象广告传播、公共关系传播、数字化传播、空间传播和旅游节事传播等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传播之良策。 如今，旅游经济开始进入区域竞争时代，多边区域合作成为旅游发展的潮流。近年来，国内不少区域已经认识到，只有大整合才能营造大市场，因此，纷纷将整合营销的概念引入到旅游业发展中来，一改分散作战的传统，在整合营销策略的引导下实现了多赢。 一、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中原城市群开发区域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 区域旅游是一种以区域作为相对独立的单位来接待旅游者、组织安排旅游活动的经营服务方式，是特定空间存在的旅游活动及其经济关系的总和。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开发区域旅游资源、拓展区际旅游市场的主要途径，对于提高区域旅游业的知名度，扩大美誉度，有效的拓展旅游市场，不断壮大旅游产业规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原城市群是由九个不同层次、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城市组成的区域综合体，它以大郑州都市圈为中心，以洛阳、济源、焦作、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漯河等八个中心城市为结点构成紧密联系圈。中原城市群战略的实施推进了旅游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快了区域旅游市场的发展进程。但是，与国内旅游发达区域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环渤海经济圈、泛珠三角地区等相比，中原城市群还存在着区域品牌不明、区域协调营销不利、整合营销力度不够等问题，旅游资源还没有充分整合，整合营销的优势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旅游市场竞争，中原城市群旅游业应针对旅游市场需求，以整合区域内所有资源为手段，重组区域旅游业的管理模式和市场运作行为，通过综合协调各种传播方式建立一体化营销体系，使区域旅游业保持可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实现区域内旅游业整体利益和协调发展。 二、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思路 (一)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内部营销资源系统 1.增强品牌意识，准确定位区域旅游品牌 品牌是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特色是旅游品牌的生命。中原城市群旅游资源丰富，一些旅游产品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一直很低。而且区域发展相当不平衡，入境旅游者大部分只是到郑、汴、洛三地，其它旅游城市年接待量很少。 进一步增强品牌意识，针对不同的目标市场，准确进行区域旅游品牌定位，是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前提。中原城市群的国内市场主要分布在省内、国内与中原城市群接界的省市以及有交通干线相连或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对中原城市群有一定的理解。因此，针对国内市场可定位为：中华民族之根，华夏文化的源头；禅宗祖庭，天下第一名刹；陈氏太极少林武术，尽在中原；展青山碧水风光，体验中原风土人情。国际市场对旅游地的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针对国际市场可定位为：中国历史文化最悠久的地区之一，中国武术之乡；黄河从这里流过，青山绿水风光与历史文化的交融。为此，中原城市群应重点打出三个品牌，即以黄帝故里、河图洛书、姓氏发源地为依托的根文化品牌；以白马寺、龙门、少林寺、相国寺为依托的佛文化品牌；以宋都、宋陵为依托的宋文化品牌。同时，还要以黄河漂流、白云山等为依托，打出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品牌。 2.确立形象意识，科学设计区域旅游形象 在当今激烈的旅游市场竞争中，形象塑造已成为旅游目的地占领市场制高点的关键。整合营销要求将营销传播的力量集中传达区域统一的旅游形象。中原城市群古文化旅游资源数量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应深入挖掘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强化历史文化旅游主题形象。“根”是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地方相比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优势，也只有“根”才能把中原城市群旅游资源和产品的整体优势集束起来，形成合力。由此可确立中原城市群的旅游主题形象：“华夏文化之源、中华民族之根”。 但是，由于中原城市群历史文化旅游产品已趋于成熟，其对于扩大中原城市群旅游市场规模的贡献度也将趋弱，而且在崇尚旅游个性、回归自然的时代，以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为主的单一旅游产品结构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所以，应培育自然生态旅游的补充形象。郑州的嵩山、洛阳的龙门山、焦作的云台山和王屋山都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加之近年陆续开辟、推出的石人山、白云山、小浪底风景名胜区等名山秀水，可打出休闲度假和生态旅游品牌，逐步形成观光、休闲、度假、专项旅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结构，丰富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形象，增加其吸引力。 (二)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信息传播系统 1.强化统一思想，整合传播信息 用鲜明、独特的图形符号显示自己的特色，用精练、形象、明快、易记的文字概括自己的特色，是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设计的基础性工作。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形象的传播信息应以地方文化和地理环境为背景，以景观资源为基础，形成个性鲜明的宣传口号。依据主题形象可设计主打宣传口号：“五千年大河文化、八百里锦绣中原”，系列宣传口号：“人文中州、山水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游中原者知中华”，“九州之中、华夏之源”，“文明摇篮、魅力中原”。设计体现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的统一的视觉符号，包括中原城市群旅游徽标、标准字体、象征人物、市花、象征性吉祥物、纪念品、户外广告、交通工具、公众视觉形象和旅游企业视觉形象。同时，要及时商标注册，保护旅游品牌无形资产。 2.树立传播观念，整合传播工具 营销需要借助相应的媒体与渠道向消费者传达信息。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应大力强化本省主流媒体，如河南以及中原城市群各市电视台、电台、报纸，等等。这是旅游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例如，借助《河南日报》编发头版新闻、局长专访、市(县)长旅游访谈或深度报道文章，宣传中原城市群旅游产业形象；利用《大河报》、《东方今报》等报纸开办旅游专版，介绍旅游信息，面向公众展开宣传；借助河南电视台新闻部采访、播发新闻，就旅游热点问题组织深度报道，配合专题部组织旅游方面的“焦点透视”，协助双休部组织“双休日跟我走”、“休闲策划”等旅游专题节目。针对本地自驾游增多的趋势，也可选择各市交通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同时，有效利用中央权威媒体，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国旅游报等，播出中原城市群旅游整体宣传广告，联合开办中原城市群旅游宣传专题，邀请中央各大新闻媒体赴中原城市群采访，拍摄播出旅游专题节目。 邀请专家创作设计介绍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宣传品，包括多媒体光盘、VCD、录像带、旅游手册、图片、多媒体解说系统、导游图、门票、宣传折叶、包装袋、信笺、名片等。设计发行或赠送中原城市群旅游画册、明信片、邮票、挂历、台历及旅游纪念品；出版有关中原城市群的书籍、史料和小说；创作推广具有中原城市群地方特色的器乐曲和声乐曲；拍摄以中原城市群为背景的电影和电视剧；派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团体到外地进行演出交流活动等。 (三)整合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管理系统 1.加强区域管理，完善品牌管理体系 行政区划是制约旅游整合营销的主要原因。中原城市群区域内要打破地区分割、分管的局面，加强各市的联系，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统筹模式、整体的营销传播战略体系和信息平台相结合的联动机制。设立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品牌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品牌的管理事宜，包括品牌的调查、设计、推广、评价和预测，组织实施区域旅游品牌战略，针对游客、市场对品牌产品、服务的改进要求，完善和修订品牌的整合营销传播过程。该机构可以由政府牵头，各个旅游企业的负责人参加，制定详细的建设和管理细则，明确各自的职责，形成具有旅游地品牌建设凝聚力的管理机制。 成立区域旅游行业组织，履行区域形象宣传、旅游信息咨询、行业协调、自律、企业资质认证与等级评定、对外交流与合作、从业人员培训、服务技能比赛，以至受理游客投诉等职能。完整、统一的价格系统是旅游品牌内涵的重要支撑，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主导作用，对景区、旅行社、旅行商等影响价格因素的主体进行整合，避免出现价格战等造成价格体系混乱而影响区域整体品牌形象。营销机构要严格按照品牌整体形象的要求以统一的品牌形象出现，避免景区各自为战。例如参加各种旅游展会活动时工作人员的服装、介绍和解说内容、场地布置、宣传品等要统一；针对旅行社、旅行商、大客户、团体、淡季优惠等的价格和返利要统一。 2.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旅游环境 目前中原城市群各市旅游“软环境”普遍欠佳，高素质的旅游专业人才匮乏，旅游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伴随着产品同质化时代的来临，服务质量将日益成为旅游企业的生命线，未来旅游业的竞争也将是服务的竞争。中原城市群应加强品牌的消费过程控制，通过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良好服务，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建立对品牌的信赖感和满意度，从而建立良好的品牌服务形象进而形成良好的品牌口碑宣传。提高区域旅游服务品质，让游客进得来、吃得好、住得舒服、行得方便、购得放心。加快旅游人才资源开发，对服务人员、导游人员实行持证上岗、竞争上岗制度，积极引进旅游管理、营销、策划、创意等各类人才，努力建设一支业务精通、服务一流的旅游从业人员队伍。 要加强旅游法制建设，抓紧出台《中原城市群旅游条例》，将旅游产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旅游治安、卫生和应急处理、救援体系建设，确保游客的健康与安全；加大旅游市场综合整治力度，严厉打击无证经营、违约失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旅游诚信体系建设，积极开展旅游城市、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等创建活动，不断提高旅游行业综合服务水平。 三、中原城市群区域旅游整合营销传播策略 (一)形象广告传播策略 中原城市群广告传播应以形象广告为主。通过广告技巧，对中原城市群独特的古都文化和黄河文化形象进行概括和加工，提炼出一个精制但是足以体现中原城市群特色的形象广告。限于资金，可考虑选择几个主要的客源地，如北京、上海、广东和其他沿海省份或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区，在适当时期进行电视广告宣传。还可利用广播(如各城市电台的旅游互动节目)、报纸、杂志、旅游形象核心区的多媒体展示系统、电子滚动屏幕和路牌形象广告、礼品广告、工地形象广告、纪念品及旅游商品广告、交通及旅游点票据广告、直邮广告(向旅行商、会展旅游管理机构投递推广邮件)等媒介进行旅游形象宣传。在重要目标市场设立中原城市群旅游办事处，散发形象宣传广告。也可根据不同客源市场的消费取向，重点宣传推广单个旅游产品的分体形象，以分体形象充实提升整体形象。 (二)公共关系传播策略 公共关系传播策略是一种协调旅游地与公众关系，使旅游地达到所希望的形象状态和标准的方法和手段。可采用宣传性公关，但在宣传方式上，要由传统宣传方式向现代宣传方式转变，由旅游行业管理部门独家宣传向政企联手合力促销转变；在宣传渠道上，要把旅游部门的宣传和各市的外宣、外事、外经贸、各种对外科技、文化、体育效流渠道结合起来，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旅游宣传促销合力。与省内其它城市及山西、陕西等周边地区开展联合促销，形成区域旅游宣传合力。 与媒体联合举办游客评点“中原城市群旅游品牌”有奖活动，游客可通过网上评点、报上评点和旅游景点现场评点等方式，从知名度、影响力、品牌定位、品牌传播、旅游环境、旅游管理、发展潜力等多方面对中原城市群旅游景点进行评价，达到有效传播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的目的。举办中原城市群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面向海内外公开征集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标识和主题口号，进一步树立中原城市群旅游主题形象。借助中部旅游交易会、中部崛起旅游论坛，打造中原城市群旅游品牌。召开旅游说明会或推介会，推广区域旅游形象。邀请旅行社主管、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新闻媒体记者和旅游专栏作家或名人、投资考察团、旅游商和批发商等到中原城市群访问、采访，发挥其中介作用。授予代表性游客(名人、专家)旅游形象大使、“荣誉游客”、“荣誉市民”称号。 (三)数字化传播策略 因特网在现代社会信息传递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中原城市群应努力从设计的数字化、标准的数字化和实施的数字化三方面营造自己的数字化旅游形象。完善提升中原城市群旅游资讯网功能，充分发挥信息广、传输快、内容新的网络优势，从“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对中原城市群旅游进行全方位介绍，及时和更新信息，并链接到相关网站，努力营造包括各旅游企业在内的中原城市群旅游营销网络系统。各主要景区、各大旅行社及各大饭店也要建立自己的主页并进入各主要网络搜索引擎和一些热门站点的友情链接。大力推进旅游电子政务建设，建立网上预定服务系统，包括预定机票、车票、景点门票，这样不仅能直接促成游客成行，增加直接经济效益，还便于对游客个人资料储存，进行个性化服务，提高游客回头率。 (四)空间传播策略 城市边界出入口及风景名胜区和城市园林是区域旅游形象的主要载体，是树立其旅游形象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边界出入口是区域对外的窗口，它给旅游者以该区域的第一印象，因此，应精心考虑机场、车站等周围的环境，要让游客一进入该区域就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气氛。在出人中原城市群的各大路口架设宣传中原城市群旅游形象的广告牌，在市区各大路口、广场建造体现旅游地特征的雕塑、喷泉。这样不仅宣传了中原城市群的旅游形象和旅游产品，也宣传了中原城市群的企业形象和企业产品。 (五)旅游节事传播策略 成功运用节事活动，可以加速品牌传播、带动区域旅游发展。中原城市群有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如洛阳牡丹花会、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新郑炎黄文化艺术节等，已成为中原城市群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海内外游客了解中原城市群的重要渠道。中原城市群可以利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集表演性、民俗性、群众性、参与性于一体的旅游节事活动，将中原城市群的旅游文化主题动态地、迅速地整合、外显，扩大中原城市群的影响力。 四、结语 综上，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是提升区域旅游业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它有利于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打破地区壁垒，谋求共同发展，对内重在整合，对外强调一体化、一致化营销，是中原城市群提高旅游市场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原城市群应以“着眼大区域、营造大环境、发展大旅游、树立新形象”作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基本方针，通过资源整合、产品整合和旅游形象整合来形成整体竞争力，建立合理的产业协调和沟通机制来有效控制区域内竞争，使区域内成员协调一致并形成统一行动，以实现区域内旅游市场一体化。在此基础上，通过重组区域内旅游市场营销行为，树立以共同的旅游消费者为中心的营销观念，整合产业内外部的生产信息，从而实现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论文:整合营销传播范式下的西方广告公司组织变革 [摘要]：本文以整合营销传播范式下的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西方国家广告业变革的内外背景和其对组织机构变革的重大影响力,同时介绍了西方广告公司发展整合组织机构的五种模式和主要途径,以期对我国广告公司组织模式的变革和发展有所启发。 [关键词]：西方广告公司;整合营销传播;组织机构变革 营销管理领域的新论“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以下简称IMC) 发端于20 世纪90 年代初。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受信息技术的巨大推动,21 世纪的营销逐渐向互动的方向演进,市场控制权转移到了消费者手中。为顺应这种演变趋势, IMC 已成为近年营销传播的主流,因此,学术界对IMC进行了大量的探讨。目前,国外IMC 的应用已经从理论认识层面进入实践操作阶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广告公司的经理们认为,广告公司比其他营销传播商更会采用多种营销传播工具。据Duncan 和Everett (1993) 的调查,有一半以上的被访广告公司承担了一种以上的营销传播职能。为了更好地整合各种不同的营销传播工具,西方许多传统广告公司都已经对自身的组织结构进行了不同层次的改革,开拓出不同形式的整合型组织,并形成了若干变革模式。本文对此加以归纳和分析,以期为我国广告公司组织变革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组织变革的动因 一个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和广告公司在营销传播领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最近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变化,西方传统广告公司层级式组织结构已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同期与组织管理相关的理论发展则为广告公司组织机构变革提供了坚强的理论后盾。目前,西方广告公司已经进入IMC 范式时代。未来的广告机构将不再是单纯的广告机构,而是一个营销机构(Steinberg ,1997) 。 1. 组织机构变革的外因。从外因方面看,营销发展的趋势要求传播服务商和组织作出相应的变革。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使得市场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控制权由制造商转到了零售商,最终转到了消费者手中;消费渠道的大规模整合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由大众媒体和广告商控制营销传播的时代,新媒体技术又加速了媒体使用的多样化,客户的营销手段和投入也由传统的广告导向转向行为导向。例如,促销和直销等手段被大量采用。为了适应新的营销潮流,20 世纪90 年代末营销传统领域出现了整合的趋势,美国的一些广告主和广告公司积极探索和实践IMC。他们发现,实施IMC 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创造一种组织构架,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能成功地进行合作。 各种管理新思想为变革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如企业流程再造(BPR) 、全面质量管理( TQM) 等。有些公司将TQM 的理论应用于生产、存货控制、销售和预决算过程。其实, TQM 的一个基本原则要求“工作的统一”,它的一个基本步骤就是要打破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壁垒;BPR 理论则要求创造整合的系统和流程以减少重复的步骤。虽然TQM 和BPR 的专家并没有涉及营销和整合营销传播领域,但是他们都认为,有效完成跨职能项目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各部门之间的合作。这就需要对组织进行改革。 2. 组织机构变革的内因。从内因方面看,广告公司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新的营销环境下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要成功地实施IMC ,首先要设法排除组织障碍。西方广告公司为此作过不少的组织变革探索,诸如缩小机构规模,外包和分拆等。其中虚拟组织和网状组织一度十分流行,类似的组织结构具有灵活性,更适合营销的发展,尤其是网状组织中的每一个独立公司,在与其他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实现跨职能整合的同时也发展了其综合的业务能力。但是,它们也存在种种缺陷,如虚拟组织并没有为系统的大项目设置解决冲突和沟通活动的流程;不同的机构很难传达品牌的“形象”、“感觉”、“基调”、“主旨”、“个性”、“定位”、“风格”或者“精髓”等抽象的内容;不同的专业商实施促销、直销和公共关系活动,虽然针对性和专业性强,但是他们难以向消费者解释品牌方面的细微差异;还有,要让所有的合作者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也十分困难。 Schultz、Tannenbaum 和Lauterborn(1993) 曾提出过整合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组织结构障碍:一是大多数公司把营销决策作为低层次的职能;二是广告公司普遍采用垂直的组织结构;三是公司中存在独立的专业职能部门。而Prensky、McCarty 和Lucas(1996) 的分析指出,实施组织整合的障碍分别为:佣金报酬制度、组织文化以及权力结构。总之, IMC 的发展对组织结构的变革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据美国、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进行的“广告公司IMC 实践”专项调查显示, IMC 对广告公司组织结构会产生影响。 二、五种整合组织结构模式 1996 年,Anders Gronstedt 和Esther Thorso 经过调查分析,归纳出五种基本的广告公司整合组织机构模式。这五种模式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即表现为各科专家从独立的专业机构之间的宽松合作,到完全整合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过程。被访的每个广告公司,其组织模式从整体上看可能会接近某一类型,但并不一定就是某个模式,它们可能同时又融合了其他的模式,也可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使用不同的模式。 1. 联合模式。联合(consortium) 模式,通常适合员工不足40 人,没有能力聘请各种营销专家的小公司。在采用联合模式的公司中,主公司一般执行媒体广告的工作,帮助客户制订总体战略,并决定采用哪些营销手段,而公共关系、直销和促销等活动则外包给其他公司。整合工作由主公司的客户团队承担,即协调各个专业机构,以确认信息、形象和时间安排等是否得到有效的整合。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1) 灵活性。可以帮助客户在合适的领域找到合适的专家; (2) 节约成本。主公司无需花费雇用各方面的营销专家。当然,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多缺陷: (1) 专业机构之间缺乏横向联系。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从客户到主公司,再从主公司到外包专业机构; (2) 每个公司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因此媒体之间潜在的协同能力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3) 合作公司之间很难传递有关品牌的无形信息。(4) 只适合单个整合项目。这种整合模式不适用于客户长期的、不断发展的整合传播战略。 2.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模式。一机构为中心的联合(consortium with one dominant agency) 模式和上述联合模式实际上大致相同,主公司依靠许多外部供应商提供营销服务,如数据库管理、促销等;主公司的客户团队要承担整合任务。这种模式与联合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主公司除了有能力开展传统的广告活动外,同时也能兼顾使用其他的传统营销工具,如公共关系,也就是说公司本身也可提供多种营销服务。此模式的一个缺陷是客户往往对主公司的专业水平持怀疑态度。 3. 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拥有自主单位的公司(corporation with autonomous units) 模式被许多大中型公司所采用。构建这种模式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收购一些独立的、在某个营销传播领域具有专业水平的公司来实现。但事实上,许多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其自主单位是由公司内部单位直接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模式中,客户经理全权处理整合工作,并承担整合责任。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 (1) 众多同一领域的专家一起工作,有利于共同发挥专业能力; (2) 同一家公司来自不同自主单位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他们能进行更好的合作。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缺陷: (1) 专家间的关系难以协调。由于多个专家一起工作,如何平衡和融合不同专家的意见,采纳哪个专家的意见等都需要考虑。(2) 各自主单位各谋其利。表面上,各方面的专家为同一家公司工作,其实他们所在的部门是相对独立的,作为独立自主的单位来运作,有时甚至拥有不同的名称,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各领域的专家可能倾向于为自己单位谋利。 4. 矩阵模式。矩阵模式有时也称为“项目组织”,它融合了职能部门和跨职能部门团队的特点。在此模式中,整合营销传播的计划和执行工作是由不同跨职能部门的客户团队承担的,整合工作的领导者是协同作业的组织者,采用矩阵结构,引导不同领域的专家协同开展工作。 这种团队中有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员、专家以及丰富的信息资源。在这样的氛围里,各种想法都可以得到整合。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架构的优势: (1) 层级结构加水平结构,有助于遏制部门主义倾向; (2) 垂直结构和层级结构并行,使组织同时拥有职能部门专业知识的深度,以及水平结构之间各营销手段整合的宽度; (3) 专家既归属于某个职能部门,又跨越职能部门和各自的专业进行合作; (4) 各领域专家一起工作,能更好地进行部门间的沟通,且容易产生更多的创意,而创意的所有权归大家所有,克服了专家纷争的陋习; (5) 团队的协同工作能产生更合适的媒体组合。但明显的缺陷是延误时间。要从不同领域的专家那里征求多数认可的观点,需要不断的磨合,产生创意也需要时间。 5. 整合模式。整合模式通常由小公司采用,尤其是员工为15～20 人的小公司,员工们必须懂得运用所有的营销工具。后来,大公司为了迎合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也开始模仿小公司组建整合模式。与小公司相比,大公司的优势在于能聘请到世界级的专家。 把握“以客户为中心”的营销趋势是这种模式的最大优势,具体表现在: (1) 组织范式的改变。新模式减少了原有各种不同营销专业部门之间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冲突,员工能充当沟通者的角色,目的是让客户从营销活动中受益。(2) 深入理解客户品牌的核心内涵,在参与客户策划各种营销方式的过程中能良好地解释品牌的内容。(3) 员工服务宗旨的转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广告公司能对各种营销手段进行融合,根据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服务,即公司员工能真正为特定的客户服务,而不只是为某个职能部门工作。(4) 更合适的媒体组合建议。员工不再与任何特殊的职能部门发生关系,所以他们能从客户出发,采用“零基”(zero nbased) 媒体选择方法。但在实施过程中,该模式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 对于员工的要求较高。员工们要更好地参与整合,对各种营销手段都要了解,要成为“战略通才”。(2) 不同营销手段的高度整合可能使公司难以在各个专业领域都保持世界级的专业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五种组织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前三种组织模式中,各专业职能部门之间还存在竞争,虽然客户总监在决策时会与所有的专家协商,但是最终还由职能部门自己作出决定。到了矩阵式组织模式,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媒体组合,以及如何整合媒体工具,则是由客户团队商讨达成一致意见,这个过程消除了各职能部门之间原有的激烈竞争。第五种模式是广告公司向整合发展的一种理想模式,但并不是完善的模式,也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许多大型整合机构,为了应对在营销策划领域中需要提供专业服务的挑战,在组织内建立一个由各路专家组成的咨询和培训团队。 三、组织变革的途径 传统广告公司的运作是让创意、媒体、调研和客户服务等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分别为不同的客户服务。虽然他们也一起举行前期的准备会议,但是不同部门的人员还是以本部门的利益为中心而独立地工作。实施IMC 的广告公司,就会把为同一个客户服务的所有团队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众多研究表明,广告公司在帮助客户进行营销策划时,虽然认识到运用其他营销传播渠道的必要性,但是他们在与其他营销机构合作的同时,从根本上还是不愿发展跨职能计划。不仅广告公司如此,其他营销传播机构也存在类似的与IMC 理念背道而驰的做法。下面介绍广告公司进行组织机构变革的三种主要方法,它们是对一些跨国广告公司成功实践的总结。 1. 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部门。增设其他营销传播职能,具体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首先,擅长某一领域业务的机构(比如广告、公共关系等) 可以直接在内部增设其他职能部门。如果客户需要使用多种营销工具,就无需从外部寻找专业营销服务机构合作,可以交由一家商统一完成。FCB Worldwide 公司就曾经在其全面服务型广告公司中增设了促销和直销部门。采用这种方式意味着要从零开始培育新的营销传播职能,势必造成资源和精力的分散,也可能削弱其长期建立起来的在某领域的“专家”形象。实力强大的广告机构有足够的资金在设立新部门时就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而小机构就无法做到,因此这种方式对后者不太适合。其次,要更快地增加其他营销传播职能,一种更实用的方法就是并购一个专业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机构合作。目前,许多大型广告公司都积极地收购其他类型的传播服务公司。例如,WPP 集团在2002 年和2003 年大约进行了40 次收购交易,涉及公关、咨询和医疗保健传播等领域,在进军新市场的同时以收购的方式来增强服务市场的业务能力。 2. 组织机构重组。毋庸置疑,组织机构的重组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它要求广告公司摆脱原有的组织架构,重组其组织,甚至要相应地进行企业理念和文化的调整。这种方式是广告公司根据IMC 而进行的彻底变革。对于广告公司来说,想要整合营销组织,应首先考虑消除传统的层级制组织观念,以团队合作方式将各种“营销专才”编成“客户价值管理团队”。对于广告公司来说,除了配备专门负责品牌管理的营销经理外,还要将IMC 的各个步骤落实到公司内部的专门项目负责人身上,并将这些专才合并在一个团队中,通过信息系统来协调各种传播技巧。Price/ McNabb 公司就是进行组织机构重组的一个例子,它对一家提供全面服务的广告公司进行了彻底重组,从而避免了原有独立部门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向专注于IMC 和关系营销的营销传播公司转变。 3. 营销传播团队合作。活跃于各国市场上的著名4A 广告公司从属于某个全球性的广告集团,如奥美(Ogilvy Mather) 、智威汤逊(J . Walter Thompson) 同属于WPP 传播集团;BBDO 从属于奥姆尼康集团。这些全球性广告集团在我国市场上通常以下属4A 广告公司、媒体策划以及公关公司的名义独立开展业务。因此,在争夺客户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的公司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争斗。而这些广告集团的多元化发展,就为实施整合营销传播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2002 年末,法国第二大广告传播集团哈瓦斯下属的两个公司就作了这方面的努力。哈瓦斯的广告公司“灵智大洋”与市场服务机构“精实整合营销”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成立了“品牌小组”,为客户提供度身定制的广告、市场调研、公关活动、品牌推广和营销渠道管理等系列服务。BBDO 公司在管理吉列( Gillette) 营销策略时也曾领导其姊妹公司Porter Novelli (负责公共关系) 和Rapp Collins Worldwide(负责直销) 以及其他一些专业的营销公司协同作战。集团在领导营销传播团队进行合作的同时要掌握核心业务,除了承担领导和战略计划制定的基本工作外,还要保持各种营销传播机构协调一致。 四、结束语 IMC 的发展和营销战略重心的转移,对广告公司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每一个商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趋势,而且非常清楚这个趋势,但实际状况却几乎没有几家商是真正整合的营销传播公司”(McCann Erickson 前副总裁John Fitzgerald) 。看来,西方广告公司组织机构的调整和完善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尽管如此,他们在实施IMC 的过程中,已经积累的组织变革经验值得我国的营销服务商学习。在经济全球化和营销战略全球化的进程中,迈向整合营销传播是广告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把握整合组织机构的发展模式,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则是我国广告公司改革组织机构的战略选择。 整合营销论文:整合营销战略与CSR —当代全球营销战略发展的新趋势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当代全球营销战略的新发展、新变化，着重探讨了两种最新的营销战略发展趋势—整合营销战略与公司社会责任，同时说明其各自在国内外的不同运用。 [关键词]：整合营销战略；公司社会责任；个性化营销；非市场营销战略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入了高速发展的后工业时代。在同一卖场上销售不同品牌的同类产品，售前、售中、售后服务都像是如出一辙。消费者难分优劣，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良好的营销战略成为企业战胜对手，立足市场的有效保障。在这一残酷形势下，全球营销战略相应发展出了许多新气象，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整合营销战略（Integrating Marketing Strategy），有人称之为现代企业新战略，21 世纪的营销革命。而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公司社会责任，是近年来西方国家企业界日益受到重视的一项营销功能。根据埃文斯和伯格曼的观点，市场营销的最后一项功能是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承担公司的社会责任。现在，这一观点在发达国家企业里得到了充分的运用。而且研究人员开始将整合营销战略与公司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本文即是着重研究这两个最新最前沿的话题，从而为新世纪企业营销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一、 整合营销战略：21 世纪的营销革命 20 世纪50 年代的杰罗姆·麦卡锡（Jerome McCarthy）提出的营销组合理论奠定了如今市场营销理论发展的框架，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基本上是在不断传播、充实与完善这一思想体系。直到近年来，愈发激烈的市场竞争刺激企业实践的不断创新，从而拓展了传统营销的内涵。尤其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先进的营销战略不断在发达国家取得新的突破。而其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该属整合营销战略。 整合营销理论是在1997 年前后开始传入我国的，并在一些大型企业得到结合中国市场实际的应用，对中国企业经营界、企业咨询界、广告界影响都极为深刻。美国广告协会和美国西北大学整合营销传播教授舒尔茨对整合营销传播的定义为：“这是一个营销传播计划概念，要求充分认识用来制定综合计划时所使用的各种带来附加价值的传播手段——如普通广告、直接反应广告、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并将之结合，提供具有良好清晰度、连贯性的信息，使传播影响力最大化。”这一定义的关键在于使用各种促销形式使传播的影响力最大化的过程。也有专家认为，整合营销传播需要有“大构想”去制定营销促销计划，协调各种传播机构，要求企业在了解包括促销的所有营销活动及如何与顾客沟通的基础上，制定整合营销传播策略。而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目的就是使企业所有的营销活动在市场上针对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一对一”的传播，形成一个总体的、综合的印象和情感认同。这种消费者细分建立相对稳定、统一的印象的过程，就是塑造品牌，即建立品牌影响力和提高品牌忠诚度的过程。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定制化营销”的观念。目前有种说法认为进入20 世纪90 年代以后，企业的营销观念已由“大众化营销”转变为“个性化营销”，并由此产生了“1:1”的“定制化营销”。实际上，针对每一位顾客的特定需要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才可能实现对顾客需求的最优满足，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道理。但是在规模成本和支付能力的限制下，真正的“定制化”很难做到。“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的策略实际上是对完全的“大众化营销”和真正的“定制化营销”的一种折衷。而90 年代以后，生产技术和沟通技术的提高，“柔性生产”技术的产生，“网络销售”方式的出现，以及消费者购买能力的提高，使得“1:1”的“定制化营销”成为可能。于是，能否对顾客实现最大程度上的个性化满足，成为企业能否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企业的经营思想也由此产生了质的变化。正如佩铂和罗杰斯在《1∶1 的未来》一文中指出的，“在1:1的未来，你自己将会发现在一个时间内是对一个顾客在开展商业竞争……你并不企图把一种产品尽可能销售给更多的顾客，取而代之，你将会向一个顾客出售尽可能多的产品—它们是长期的和跨越不同产品线的。”因此有人认为，企业经营思想的变化，经历了“以关注生产为特征的生产观念阶段”到“以关注销售为特征的推销观念阶段”，又到“以关注市场需求的一般满足为特征的大众化营销阶段”，直至“以关注个性化需求满足为特征的定制化营销阶段”的发展过程。而整合营销战略就是抓住了这种“定制化营销”的趋势。 整合营销思想的发展还有其他的三大动力。首先要归因于信息技术的推动。计算机的普遍运用大大提高了营销信息的容量与利用效率，信息的筛选、集成与数据库的建设使营销的知识不断积累并成为企业知识体系中最能体现竞争能力的部分。企业之间电子数据交换（EDI）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迅速推广运用，使营销信息与知识的获取与传递跨越了时空限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对营销资源与策略在全球市场的重新布局与优化配置，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在实践中这一可能也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其次，美国企业探索摆脱市场萧条与竞争加剧困境的努力直接推动了营销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加强了对企业营销功能的整合，在倡导营销哲学上以顾客为中心、以顾客为导向，在营销策略与技术上寻求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快速领先反应，由此不断尝试对传统框架的突破。第三，当代营销思想的发展蕴含于跨管理领域各学科创新与进步的过程之中。20 世纪80 年代，波特（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启发了企业对抗外部竞争的战略性思维。随后，维纳费尔（Wernerfelt）和鲁梅尔特（Rumelt）提出了企业战略必须以企业资源为依托，培养核心竞争能力以取得竞争优势。这一全新战略理论直接纠正了企业过度关注外部力量的竞争导向偏向，使企业在营销战略的重新设计上更加关注对内部营销资源的整合，以挖掘与跟踪需求动态来创造市场机会，以主动因应变化的策略来寻求竞争优势。此外，20 世纪90 年代初兴起的公司再造理论（ERP）其出发点与归结点即是企业要以顾客需求为中心来重新设计业务流程，以寻求快速反应于市场的竞争优势。 正是上述种种营销理论与实践的突破，使得整合营销的出现成为必然。而且其核心思想也在于真正重视消费者行为反应，与消费者建立良好的双向沟通，通过双向沟通，双方建立长久的“一对一”的营销关系，以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价值为取向，确定企业高水平的营销策略，协调不同的传播手段，选择不同的传播工具，树立品牌竞争优势，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达到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份额的目的。整合营销是以企业由内向外的战略为基础，以整合企业内部、外部的资源为手段，以消费者为重心而重组的企业行为。可以说，它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企业信息传播及内部沟通的管理体制，这种传播与沟通就是尽可能与其潜在的客户和消费者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群体例如雇员、立法者、商家、传媒和公关公司、金融团体保持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关系。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企业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同样存在着产品、技术、制造、营销手段同质化的问题，而且比西方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模仿现象严重。制造差异化，特别是创造营销和传播的差异化，赢得更多的消费者对企业来说就更显得重要和迫切。所以可以说，整合营销及其理论能够在中国企业界里较快地得到应用。 二、CSR：一种良好的非营销战略 在欧美发达国家，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一个公司的业绩不仅依赖于市场营销战略，而且也与其非市场营销战略（Non-market Strategies）密切相关。这种非市场营销战略试图去影响某些共同事业团体的政策与策略，如政府或者各种利益集团，而不是直接以竞争者、客户或供应商为作用目标。它通过获取直接的经济效益，及限制政府和利益集团行为的破坏性后果，或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以达到改善公司营销态势和市场位势的最终目的。可以说是企业市场营销战略的一种有益的补充或代替。因此，如果将其与市场营销战略结合在一起加以运用，无疑会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Baron D.P. 在其获奖文章(1995,"Integrated Strategy: Market and Non-market Components")里首先形成了这种将市场营销战略与非市场营销战略结合作用的认识，并强调了二者结合的必要性。现在，在发达国家，这种结合的重要性已经十分清楚，可以参见Daniel Spulber1994 年的考察，在那次考察里他要求将营销战略、组织战略与公众政策结合在一个共同的机构里。在美国，许多公司已着手进行这一战略。而且毫不奇怪，第一流的商业模型专利会颁发给以网络为基础的企业（见"Merges",1999）。企业与行政机构、企业与立法机构、企业与特殊利益集团，及企业与其所在的总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企业的经营运作。企业所进行的对非营销机构的影响活动,必须适应和协调其所处的市场类型与其试图影响的非营销机构的特征之间的关系。由于在营销领域里的竞争者在非营销环境里可能是对手或盟友，所以市场的类型可以影响非市场营销环境里的竞争。 随着企业非市场营销战略理论的不断发展，相应的发展了CSR 理论。CSR,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经营战略的一项内容。根据埃文斯和伯格曼的观点，它应属于市场营销的一项功能。但是承担公司社会责任是与企业的非市场营销战略密切相关的。它作为企业与社会间的社会契约的标准成分而受到提倡。如果到了因CSR 而把成本强加于企业之上这种程度，那么企业的竞争态势相对于其对手而言就会受到损害。因此，CSR 与企业公共政策一起，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且通过改变企业在本行业中的竞争态势，从而具有战略性的影响作用。 到目前为止，CSR 还是一个尚未恰当和完整定义了的概念。从一个观点来看，它是承担和履行市场所支配的义务之外的责任。Wood D.J说过：“CSR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和社会是紧密结合的，而不是彼此独立无关的实体；因此，社会对企业的恰当行为和成果有某种期望”。Fred R. David 在其著作《战略管理》里指出：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是以合理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安全的产品。而David P. Baron在其文章“Private Politic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nd Integrated St r ategy”(2000)里将CSR 定位成企业的一种利益再分配。他认为，企业由于受利润最大化与利他主义原则的驱动，以及受到来自社会行动主义分子的威胁的影响而会重新分配公司收益，从而承担一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在与CSR 有关的标准文献里，对于企业利益再分配问题的探讨有很长的历史。CSR 理论的支持者们认为标准主义要求公司的再分配，而且如果企业不满足社会出于对其社会业绩的考虑而提出的期望，他们将会面临政府的诉讼。前一种观点是出于一种道义上的促动，而后一种观点是有关于对威胁的反应或预期。还有一种想法，那些以CSR 名义自动采取行动的企业将会在市场上得到报偿，例如增加了的对其产品的需要。因此企业可以各种理由采取标名为CSR 的策略。当然在他们的带动下，其他企业也可以利他主义为理由同样这么做。剩下的别的企业出于防御性考虑也会这么做，以避免受到特殊利益集团和行动主义分子施加的外部压力，因为这种压力会影响到企业的营销业绩。 评价一个公司是否满足了社会的期望，Wood认为这要考虑“社会责任原则激发代表企业利益行为的程度”，她还指出“公司经理们是道义性行为者”，他们行使其处理权以满足社会的期望。然而，如果CSR 理论是为了有助于研究营销及非营销战略，其内涵则远远超出了仅仅是特殊利益集团及研究者们所希望的企业行为的标志。即，要理解为什么企业会采取一些可能被称为CSR 的做法，就需要考察行为的动机。一个利益驱动型企业可能会采用一些被称之为社会责任的做法是因为它们可以提高对其生产的产品的需求，从而提高企业的利润。这种策略性的CSR 仅仅是一种利益最大化战略，受企业自我利益的驱使，而不是产生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观念。 相似的，根据社会责任的原则，两家企业可以采取同样的行为，然而一家可能是为了满足社会期望，另一家则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某个特殊利益集团的威胁。从多元论的观点来看，社会期望是指个人的及个人利益的期望。从这个观点出发，对利益做出反应是社会责任的关键。然而，通常利益都是与以牺牲其它为代价所追求的某些再分配相矛盾的。 因此，与其说为了满足社会期望，不如说是代表个人和集团的利益。所以，多元论基于一种对利益的竞争而设定了对企业的需求，这又是通过公共机构和私人行为所实现的。具有公共利益的个体在向企业指出其利益时，除了可以通过他们所购买的产品而单独地作用外，还面临一个集体行动困难的问题。集体行动困难问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Olson（1965）提出的“free-rider”问题，他认为集体利益不一定导致集体行为。其二是不完全信息问题，如对企业行为信息掌握不全。“Free-rider”问题由于利益集团，如能直接对企业采取集体行动的工会和环保组织的形成而得到缓和。而信息不全问题的解决则有赖于监察员和社会行动主义者组织，及政府、各种协会和大学里的所有研究者的工作。 整合营销战略和CSR 作为两个最前沿的课题已经引起了全球企业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如果企业能将二者结合运用，肯定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于企业的市场营销实践也会有良好的推动作用。任何企业应该向他们抓住每一个营销机会提高利润一样的重视抓住任何战略性CSR 行动的机会。如果把握住了这两个全新的概念进行企业经营，积极效果会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企业已经得到了验证。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企业间竞争日趋激烈，而随着我们加入WTO，这种竞争趋势只会越演越烈。因此，如何推动企业市场营销已成为十分紧急的问题。如果我们国内的企业家们能借鉴国外在这两方面进行实践操作经验，进行自己的运作，对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接轨和与之抗衡都是很有帮助的。而如果国内的理论界对二者也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找出适应新世纪最佳的营销战略，这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整合营销论文:虚拟经济整合营销 发展知识经济的新的经济模式。”企业利用虚拟经济的模式对其营销进行整合, 即营销理念、策略、营销方式的整合, 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的整合, 商家、厂家、消费者之间的整合, 这就是所谓的整合营销。对于一种全新的经营或整合营销, 企业在实施时应注意关键性资源的掌握、核心竞争优势的确立和品牌战略的实施, 并通过信息技术减少企业生产和销售活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间的交易频率, 降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 改善交易的市场环境。 虚拟经济是信息革命引发的一种经济形态, 它在实体经济整合过程中产生10 倍的生产率。这是一个确实需要人们高度重视的一个全新的问题, 而我们所见到的事实是, 虚拟经济, 它本身并不生产和创造人类物质形态的商品, 而是以网络为载体的一种经济行为, 是依靠品牌、商标、信誉、技术、网络发展知识经济的新的经济模式。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能满足人类的物质需要。但是正如人们所知的高速公路一经开通, 它就可以为人类带来巨大的财富,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致富快修路的道理所在。可见, 交通是人们走向富裕的一项关键性工程。现代所谓的新工业文明构建的信息高速公路, 一经开通, 不仅能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 而且对人类的文明形态及其价值观念将产生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现在全球范围的信息高速公路有的已开通, 有的正在开通之中。笔者只是想从在信息高速公路已开通的条件下, 探讨它对企业营销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所创造的经济价值。 一、虚拟整合经营的案例分折 案例之一: 耐克“借鸡下蛋” 网络经济时代, 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虚拟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 使其蓬勃地发展起来。但是事实上, 虚拟经营并非是网络时代的新生儿。在工业经济时代, 有些企业家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使用了虚拟经营这一经营方式, 以耐克为例, 它作为国际知名品牌, 不仅在欧美极负盛名, 在发展中国家也尽人皆知。这是因为在极具现代商品意识的总裁菲尔·耐克的精心策划和奋力开拓下, 选择了适当灵活的“借鸡下蛋”的生产方式, 创业之初, 由于菲尔·耐克准确地预测到弹性好又能防潮的运动鞋的市场前景, 耐克鞋凭独特的设计、新颖的造型迅速在美国打开了市场。随着公司的壮大, 菲尔·耐克把眼光投向国际市场。但是, 耐克鞋价格较高, 如果依靠出口进入其它国家市场, 本身的高价位再加上各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关税, 很难被这些国家顾客所接受。 那么,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 这便是耐克公司的“借鸡下蛋”法。耐克公司通过在爱尔兰设厂进入欧洲市场并以此躲过高关税, 又在日本联合设厂打入日本市场。在20 世纪70 年代末能有这种巧妙构想, 不能不令人钦佩。耐克公司的经理们只是集中公司的资源, 专攻附加值最高的设计和营销, 然后坐着飞机来往于世界各地, 把设计好的样品和图纸交给劳动力较低的国家的企业, 最后验收产品, 贴上耐克的商标, 销售给每个喜爱耐克的消费者。 随着各地区公司生产成本的变化, 耐克公司的合作对象从日本、西欧转移到了韩国、中国的台湾, 进而转移到中国内地、印度等劳动力价格更低廉的地区。目前, 更为看好东南亚国家。 由于耐克公司在生产上采取了借鸡下蛋法, 从而本部人员相当精简而又有活力, 这样避免了很多问题的拖累, 使公司能集中精力关注产品的设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的问题, 及时收集市场信息, 并及时将它反映在产品的设计上, 然后快速由世界各地的签约厂商生产出来满足需要。耐克公司的这种策略, 从理论上可以归纳为虚拟经营的范畴。所谓虚拟,它是计算机术语中的一个常用词, 引到企业管理中, 实质上就是直接用外部力量, 整合外部资源的一种策略。虽然虚拟策略作为一种管理方法被明确提出的时间并不长, 但是许多企业其实早已应用, 耐克的借鸡下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之一。 案例之二: 联网花店与筑巢网 最近见到一个有趣的资料, 说的是美国有一位姑娘本来是每天在街头卖花, 但是在与朋友聊天时知道国际互联网的知识后, 忽发灵感: “我为什么不在国际互联网上建一个花店呢? 把各种花卉的照片、说明及价格放在网上, 再通知离顾客最近的花店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花送到客户家中。”这位姑娘据此构想, 花了5000 美元, 买回电脑, 请人编制了软件, 联上了网, 在不到40 平方米的家中开起了世界上第一家虚拟花店。据说不到1 年的时间, 卖花姑娘的联网花店遍及全美, 年营业额超过了千万美元。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把虚拟企业定义为利用信息技术, 将地域上分散的各种资源迅速有效地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功能齐全、统一指挥的虚拟的企业实体。它以信息技术手段获取内部与外部的资源, 摆脱了对内部资源的过分依赖, 以低成本迅速整合更大范畴的资源, 集中核心业务资源培育核心竞争优势; 而且虚拟企业还适应多品种、少批量、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 具有很强的市场应变能力。万通成立的“筑巢网”是对中国传统房地产企业的创新, 突出了虚拟企业的组织优势。客户只需在筑巢网上选好、订好户型, 其余的事包括征地、报建、施工、采购和装修等, 万通全部完成。3～6 个月后客户就可以搬进装修一新的独立住宅之中。这种网上买卖房屋的模式,完全打破了传统房产不可逾越的地域性, 实现了万通与客户沟通。更重要的是, 万通通过筑巢网构筑了全新的合作与扩张模式, 即万通———开发商———客户, 做异地市场, 做全国市场, 充分利用当地的人才和资源, 以最小的投入占领更大的市场。 万通将自己定位于房屋供应商, 用手中的技术、客户、品牌和采购体系等资源与地产商合作, 地产商提供熟地并取得开工许可证, 万通负责房屋建造与服务; 地产商从客户处收取的是将生地变为熟地的增值费, 而万通收取的是相当于房屋建筑成本15 %的服务费。万通已与上海、苏州、西安和海口等城市的地产商签订了建独立住宅的合作协议。在各地设大区经理, 以技术培训、资金投入、提供市场研究、产品研究、样板房、营销系统作房屋售后服务, 并输出技术与品牌, 个别潜力大的项目全力投入最多10 %的股本金。这一全新运作模式的优势, 一是效率高、成本低、质量好且有品牌优势; 二是增强了抗打击能力, 传统全能房地产企业通常是经济繁荣时猛跑, 一旦经济衰退时就可能套死。而这种新模式使万通在经济繁荣时卖房子, 萧条时买土地, 实现大营业额、大现金流量, 而无存货、无负债。万通一心想利用筑巢网无限延伸的功能实现从北京走向全国市场的扩张。他们还雄心勃勃地提出只需要5 年时间, 仅独立住宅这一产品的营业额要达到100 个亿, 最终完成资本与市场的无土地扩张。综上所述, 无论是美国的联花店, 还是我国的万通筑巢网,都是虚拟企业在不同行业初步显现的雏型。因为它是一个新生事物, 现在所作的介绍, 目的是引起更多的商家与厂家重视。 从上述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几个问题, 一是虚拟经济与营销的关键是设计, 人们所说的现代企业进入了设计时代,当然重要的是产品设计, 它是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现在, 我国企业正面临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 中国的企业已成为生产全球化的一个环节, 一个重要的生产基地。依靠我国的比较优势, 中国的外贸规模位于世界第9 位, 但是从贸易能力上讲我们的差距还不小。例如从人均出口额上看, 美国3167 美元, 日本3714 美元, 德国7367 美元, 而我国仅为140 美元。差距的原因是信息能力与国际销售渠道的问题,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差距。国内企业把国际贸易看作是进出口, 而真正的国际贸易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有需求, 就要将最便宜的商品卖到那去。而这需要发达的信息网络、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才能办到。从这个意义上看, 我国的企业面临着一个知识化、数字化、虚拟化、网络化和全球化的变革。企业的竞争力日益与信息化程度相关, 竞争优势也不再仅限于成本、差异性和目标聚集三种形式, 而是以英特网为基础, 整合企业所有链接的环节。充分挖掘企业环节中的每一个经济元素的潜在价值, 开发新的客户资源, 这是企业生存、发展和实现飞跃的必然趋势,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整合营销, 电子商务则是其重要的营销模式, 其特点: 一是信息化, 二是无形化, 三是软式化, 四是网络化, 五是虚拟化, 六是微型化以及一体化等。从其本身来看, 一是动态价格是竞争的焦点, 二是数据库是核心, 三是个性化服务是特色, 四是许可营销是追求实现的目标。 二、整合营销的内涵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商家与厂家所关注的不是有何种商品, 有多少商品的问题, 而是它的商品能销售多少的问题, 产生多大的经济回报的问题。这就是营销的学问所在。不少的商家与厂家为此确实作出过不少的努力, 想过不少办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商品过剩呢? 还是营销策略与方法不当? 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之一。有人说你的本事不在于你能生产什么产品, 而在于你能卖出什么产品, 卖出多少是你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规律的了解和认识。我们现在正面对一个消费过剩的背景, 即生产与消费、消费与需求之间的逆反, 消费从有限走向无限。这样的欲望被文化化了, 反之则是文化被高度的物质欲化了, 商品也开始近于文化而远于物, 开始以好恶而不是以优劣加以区分了。为此有的学者认为当代社会, 物品不是先生产出来变成时尚, 是为了创造一种时尚。 当代社会最重要的是对需要的刺激, 结果是一个需要刺激另一个需要, 不断地推进。最终是以虚拟的需要取代现实的需要, 把未来的需要变成当前的需要, 这是一个消费远比生产更为重要的社会, 一个经常进行生产必需品的消费社会, 一个刺激需要倾销的过剩的商品社会。它不是为了缺乏而生产, 而是为了需要而生产。当代社会浪费也成为消费, 传统社会是需要成为商品, 而当代社会则是商品成为需要。这里强调的消费心理的一些变化, 正是从人们讲的消费心理需要的基础上讲的营销学。正在兴起的网络经济, 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 就是网上营销。有的学者提出整合营销的概念, 是针对不整合营销提出的, 也就是说因为存在不整合,所以才有整合的概念提出。要明白整合营销, 就要明白不整合, 这样才能深刻理解整合营销的内涵及其意义所在。 现在的所谓市场营销学, 更多的是传统的营销理论, 而极少涉及现代营销的问题, 也就是说更多的是传统与现代营销的不整合问题。首先是商家与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不整合, 也就是说两家进货, 虽作过一些市场调查, 但更多的是一般化的市场调查, 所以商家进货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不整合; 厂家的生产虽然也作过市场调查, 但更多的是一般化的了解, 商家与厂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消费热点上, 他们总是关注市场正在关注的消费热点, 而极少关注潜在的市场需求、市场走势及其变化规律, 其次是当前与长远之间的不整合, 有些商品从当前而言, 是一个消费热点, 但是从长远来讲, 一般的规律是当前的热点进入高峰之时, 正是走向低谷的一个标志, 任何一个商品进入市场总是有一个被消费者认可而形成热点的过程; 有一个由消费热点走向低谷, 被新的商品所取代的过程。我们应当研究与思考这种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的变化规律及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上述问题一般说来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商家与厂家所关注与重视, 所以商家进货与厂家生产与消费者之间总是难以整合, 当然更有营销理念与营销策略之间的传统与现代的不整合, 以及营销战略选择上的不整合, 亦有消费者对现代的营销策略、理念以及营销战略的适应过程。一般说来, 消费者更多的适应于传统的营销方式, 这就是普遍的消费者直接进入消费市场选购的方式, 而对于电于商务的网上购物方式一般难以被更多消费者所适应。 可见, 在营销问题上, 首先是理念、策略、营销方式上存在着不整合; 其次是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之间存在着不整合; 再次是商家进货与厂家生产与消费者之间的不整合等。正因为如此, 才提出了一个由不整合向整合转化的问题。由于这种不整合向整合转化, 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因此更是思维方式和观念的深刻变革, 也可以说是企业经营模式的革命。 其实, 我们明白了所述的不整合, 自然也就可以明白整合营销的内涵了。所谓整合, 当然重要的是理念、策略和营销方式由现在实际存在的不整合向整合转化; 由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之间实际存在的不整合向整合转化; 由商家与厂家与消费者之间实际存在的不整合向整合转化等。实现真正的整合也就是实现整合营销之目的所在。由此可见, 所谓整合营销, 就是营销理念、策略和营销方式的整合, 传统营销与网络营销的整合, 商家与厂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整合。 三、虚拟经营整合营销模式的突破 虚拟经营作为一种全新的经营模式, 是对传统的企业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方式的革命, 是新型的独特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的融合。目前, 虚拟经营在国外已极为普遍。据邓百氏公司( 1988 年全球业务研究报告) 资料显示, 全球营业额在5000 万美元以上的公司当年在虚拟经营上的开支上升了27 % , 达到了3250 亿美元。许多国际知名品牌企业正是通过虚拟经营, 创造了巨大的业绩。如荷兰的飞利浦公司, 企业本身并不具生产线, 主要靠虚拟功能生产, 而企业的主要精力则是创造品牌和经营市场。 在国内, 虚拟经营的理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企业所重视与采纳, 特别是一些受资金、技术、设备等限制的中小企业, 虚拟经营正成为发挥优势、快速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温州的美斯特邦威公司是目前国内成功运用虚拟经营策略的范例之一。这家企业创立于1994 年, 主导产品是休闲系列服饰, 目前已有800 多个品种, 年产销量达300 多万件。如此大的产销规模, 企业走的是外包加工的路子, 即所有产品均不是自己生产, 而是外包给广东、江苏等地的20 多家企业加工制造, 仅此就节约了2 亿多元的生产基地投资和设备购置费用。在销售上, 它们主要采取特许连销经营的方式,通过契约将特许权让给盟店, 公司收取特许费。而公司主要把精力放在产品设计、市场管理和品牌经营上, 以便创造更多的竞争优势。由于这一全新的经营模式关键是产品的设计, 因此, 不少有远见的企业家高薪聘用大师级的设计师成立产品设计研究开发中心, 紧紧抓住产品设计这一关键, 在市场管理和品牌经营上下功夫。 由此可见, 虚拟经营或整合营销模式的实践, 必将对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 节约资源 企业实施虚拟经营时, 由于仅保留最关键的功能, 如产品设计、品牌经营等, 而将其它的功能虚拟化, 如可以借助外部的人力资源来弥补自身智力资源的不足, 这样可以节约大最的资源, 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附加值高的功能上, 从而避免出现企业的部分功能弱化而影响其快速发展。 2. 竞争与竞合模式 在一个虚拟组织中, 组织成员之间是一种动态组织合作的关系。虽然也有竞争, 但是它们更注重建立一个双赢的合作关系, 以相互之间协同竞争为基础, 资源和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也就是竞争与竞合的关系。 3. 虚拟经营的灵活性与运作方式的高弹性化 虚拟经营更多注重的是短期利益, 一旦市场发生变化,或者策略目标有所改变, 往往就要解散虚拟组织, 组合新的虚拟企业, 重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 这就是它的灵活性与动态性。 虚拟经营作为一种新型的高弹性的企业经营模式, 对于提高企业的应变能力, 促进产品快速扩张, 发挥市场竞争优势等具有重要的作用, 但是, 企业实施虚拟经营策略时, 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关键性资源的掌握。企业实施虚拟经营时不能全部借助外部力量, 必须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 控制住关键性的资源, 如产品的设计、技术开发和销售网络等, 以免受控于人。 核心竞争优势的确立。任何一种虚拟策略的实施, 都要建立在自身竞争优势的基础上, 都要有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有了这种优势, 才会有对资源的整合力量, 实施虚拟经营策略才会有可靠的基础, 与虚拟对象的合作才能长期稳定, 并能不断地吸引新的虚拟对象加盟。 品牌战略的实施。市场竞争的核心主要在于品牌的竞争。企业无论实施何种虚拟经营方式, 都要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波音、耐克等企业的成功之道, 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四、虚拟企业魅力何在 科斯认为, 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机制。市场上的交易是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 而企业则是将许多原来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 并用行政命令取代价格机制而成为资源配置的动力。决定企业的关键变量是交易费用。如果在组织一笔交易时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 那么企业将取代市场; 反之, 则由市场替代企业。在网络经济中, 一是以Internet 为核心, 以电信网、通讯网和企业内部网等系列网络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 使企业组织开始演化, 虚拟企业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组织形态。信息网络降低交易费用的路径包括:缓解有限理性,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是人脑的延伸, 拓展了人类处理、接受、存储和使用信息的能力。二是各种翻译软件及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间语言上的障碍。比如, 一个根本不懂英语的人可以借助东方快车等翻译软件测览国外的各种英文网站。多媒体技术使得人类的沟通不再仅仅局限于语言, 而是结合声音、图像一同进行表述, 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交流与理解, 提高了人类的有限理性。三是交易可以在整个Intern 上搜索产品信息, 比较价格, 地理距离的限制被打破。市场上大量的买者和卖者使交易双方都没有条件滋生机会主义。而且网络缓解了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布不对称矛盾, 并使交易者获取信息的代价降低到最低限度。更重要的是, 网络经济有效的惩罚机制有利于消除机会主义。产品的质量问题可以在互联网上被迅速传播并使企业的信誉扫地, 机会主义受到严厉的惩罚。 降低不确定性, 信息技术使企业间交易变得更加透明更加准确, 减少生产和销售活动的不确定性, 增强了企业决策的质量。如以丰田采用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和计算机通信技术, 把专卖店每时每刻发出的市场需求信息和生产决策系统及每一个零部件的生产现场联成统一运行的信息网络。及时准确、按比例地生产和购进零部件, 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和组装出市场需求的车型。 提高交易频率, 网络技术使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方便快捷, 再加上网上支付手段的完善, 使交易范畴开始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 从前不可能发生的交易发生了, 从前次数较少的交易增加了。从空间角度讲, 网络为企业增加了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 提高了空间范围内的交易频率; 从时间角度讲, 网络技术使每年365 天和每天24 小时的全天服务成为现实, 提高了时间范围内的交易频率。 降低资产专用性, 柔性制造系统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柔性制造系统是一种技术复杂、高度自动化的系统。它将微电子学、计算机和系统工程等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 圆满地解决了制造系统高自动化与高柔性化之间的矛盾。柔性制造系统的产品应变能力增强, 因为它的刀具、夹具及物料运输装置都具有可调性, 而且系统平面布置合理, 便于增减设备, 满足市场需求。这就极大地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 使企业的资产可以应用于各种产品的制造而无需追加新的投资。 改善交易的市场环境, 市场结构从完全竞争趋向完全垄断会使市场交易费用发生变化。由于垄断的存在, 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对非垄断一方而言, 此时协议的交易费用太高。交易费用理论称这种情况为“小数目条件”。市场协约参加者一方的数目越小, 市场交易费用越高。在网络经济时代,小数目条件的约束大为减轻, 因为通过Internet 网进行交易的企业的数量飞速增长, 而且这种交易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就使市场结构从完全垄断、寡头垄断、垄断竞争向完全竞争演进。企业可以通过网络降低促销成本和采购成本,增强市场竞争性来优化市场环境, 使市场更近于完全竞争。 当市场的交易费用较低时, 企业开始倾向于将交易活动外部化。正是由于网络技术使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 才导致企业不断将一些原本由企业组织的交易转移到市场, 并最终导致虚拟企业的诞生。虚拟企业将充分保持和发展其核心竞争潜力, 把一些非核心业务包出去, 并根据需要与供应商、经销商甚至竞争对手建立灵活的战略联盟关系。这正是网络经济时代成功的基础。 整合营销论文:浅析整合营销战略下的我国玩具企业自主品牌建设 论文关键词:玩具业;自主品牌;整合营销;品牌建设 论文摘要:我国虽是玩具制造大国，但玩具产业一直处于世界玩具产业价值链的最薄弱环节。加快推进玩具企业自主品牌建设是我国玩具产业的当务之急。应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打造企业整体形象和品牌形象，全面提升品牌附加值，并实施与相关产业的战略联盟，推动我国玩具产业规模化、现代化。 一、我国玩具产业的现状 玩具产业是指以全民游戏、休闲、启智的用具为经营对象的所有配套支撑企业的集合。相对于传统玩具行业手工作坊型的生产方式来说，现代玩具产业作为一项完整的产业化形态，是通过导人现代化设计观念以及现代产业化的开发创作、生产、流通和营销的概念模式而确立的。现代玩具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成长阶段、发展阶段后现已进人成熟阶段。现阶段世界玩具产业品牌化战略发展与其它各产业间的关系日趋成熟和紧密，玩具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内涵越来越高，玩具产业完全融人主流文化，并更多地进人人们日常生活领域。 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在劳动力和厂房租用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全球玩具生产战略中心不断向我国转移，逐步形成了以广东、福建为中心、辐射全国及全球的玩具加工中心。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玩具制造国，全球约80%的玩具在我国境内制造。玩具出口也成为我国商品出口五大支柱之一。中国玩具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1-V 11月，我国玩具制造行业实现累计工业总产值96 679 626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 300;实现累计主营业务收人89 877 215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600;实现累计利润总额2 038 750千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 98 %。虽然受到了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检测成本增长、全球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行业利润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但是随着内销市场的不断完善和规范，国家在政策方面对玩具、动漫、游戏等“创意产业”的倾斜和大力扶持，我国的玩具产业将进人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我国玩具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发展商机。据专家预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大量成人加人到玩具消费行列，我国内地玩具市场未来将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销售额将超过1 000亿元人民币。 我国虽然是玩具制造大国，但却不是玩具生产强国，更不是玩具品牌强国。根据“微笑曲线”(图1)可知，玩具业产业链利润呈现“U'，字型，曲线左端是指研发、原材料采购、设计，也就是上游企业，属于附加值的高位;右端是指品牌、营销，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也就是下游企业，也属于附加值的高位;中段为组装、制造，也就是制造企业，属于附加值的低位。我国玩具产业所处的中段正是整个价值链中最不赚钱、且容易被同行以更低的成本优势取代的部分。企业虽能生产出国际水准的玩具，却缺少具有自主产权、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玩具自主品牌，只能成为国外品牌的贴牌加工基地，产品溢价能力低，没有市场主动权和附加值空间。生产了世界上80%的玩具，却只赚到了20%甚至更低的利润。自2007年8月以来，我国玩具产业成为中国企业营销安全事故的重灾区。“美泰召回”、“合俊倒闭”等事件之后，2009年又遭印度“封杀”。一系列营销危机和事故，暴露了我国玩具产业掩藏在繁荣背后的深刻危机，使得我国玩具出口速度呈现下降趋势，国际市场开始萎缩，印度等国趁虚而入，开始抢占我国玩具产业的国际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玩具产业若不转变传统的经营模式，玩具企业若不在产品创新、核心技术、自主品牌培育及服务上下功夫，将很难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若不对企业营销活动进行战略整合，将很难赢得更大的市场和利润空间。因此实施整合营销战略，加快推进玩具企业自主品牌建设进程，是我国玩具产业的当务之急。 二、整合营销战略的内涵及其实施 (一)整合营销的定义及其演变 整合营销理论创始人之一、美国学者舒尔茨早期对其下的定义是:“整合营销(Integrated Marketing)是一个业务战略过程，它是指制定、优化、执行并评价协调的、可测度的、有说服力的品牌传播计划，这些活动的受众包括消费者、顾客、潜在顾客、内部和外部受众及其他目标。”其内涵是:“以消费者为核心重组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统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产品信息，实现与消费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产品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建立产品品牌与消费者长期密切的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广告传播和产品行销的目的。”闭这一定义将重点放在企业的商业运作过程上，强调整合营销对品牌传播与塑造的作用。 近年来舒尔茨又对整合营销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提出:“整合营销就是一种适合于所有企业中信息传播及内部沟通的管理体制，而这种传播与沟通就是尽可能与其潜在的客户和其他一些公共群体(如雇员、立法者、媒体和金融团体)保持一种良好的、积极的关系。”即整合营销既是一种营销手段、理念和营销模式，更是一种沟通手段和管理体制。对外具有整合各种信息综合传播企业信息和品牌的功能，对内则有通过各种沟通渠道和方式实现有效管理的作用。Cal舒尔茨重点强调企业内部管理信息的整合和对外传播信息及渠道的整合，并认为这才是整合营销战略的发展趋势和基本的发展方向。 整合营销目前在我国的应用主要局限于大企业，且主要应用于企业形象塑造、品牌传播、市场营销要素的组合等领域，重点是被作为一种营销手段。随着整合营销理论的不断发展，整合营销应该走出营销而进人企业战略管理的层面，并用其对企业组织和管理模式进行再造。通过长期研究和实践发现，整合营销战略对于中小企业，特别是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的玩具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整合营销理论在玩具企业中既可作为一种营销理念和营销手段，更可以用做一种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从而使发展了的整合营销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实施。整合营销应该成为中小企业整合各类资源，实现有效品牌传播和战略管理的有效手段。 (二)整合营销实施思路 整合营销是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殖的营销理念与方法。企业应结合整合营销的理论，根据企业实际来实施整合营销战略。基本的操作思路如下:其一，以整合为中心。着重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整合利用企业所有资源，实现企业的高度一体化营销。既包括企业营销过程、营销方式以及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整合，也包括对企业内外的商流、物流及信息流的整合。宏观而言，整体的产业链都属于被整合的范畴。其二，讲求系统化管理。系统配置企业所有资源，使企业各层次、各部门和各岗位，总公司、子公司，产品供应商与经销商及相关合作伙伴协调行动，形成竞争优势。其三，强调协调与统一。企业营销活动的协调性不仅仅是企业内部各环节、各部门的协调一致，而且也强调企业与外部环境协调一致、共同努力以实现整合营销。其四，注重规模化与现代化。整合营销十分注重企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经营。规模化能使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为企业有效地实施整合营销提供效益保障。整合营销同样也依赖于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现代化可为企业实施整合营销提供客观基础。 三、我国玩具企业自主品牌建设滞后的原因 目前关于自主品牌的定义，理论界主要从企业品牌、集群区域品牌、国家形象品牌三个层面来理解和创建。结合我国玩具产业发展现状，自主品牌是在玩具企业参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企业处于产业链低端，所获利益甚微的情况下提出的，强调品牌的所有权、决策权归本国所有，同时与品牌相关的收益能够流人本国。 近年来，我国玩具企业已开始尝试转型，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经营策略逐步转移到产品研发、建立品牌、市场营销等价值链环节。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的骨干企业正在成长起来，涌现出一批如“北京蓝猫”、“澄海奥迪”、“江苏好孩子”等国内著名玩具品牌。但从整体来看，由于我国玩具企业对品牌效应的基础还没有足够的理解，对品牌还不能进行科学系统的整合营销，致使玩具自主品牌成长缓慢。 (一)企业营销水平低，品牌形象混乱 现代营销的中心和出发点是消费者，企业必须借助信息社会的一切手段了解目标消费者群体。企业树立品牌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着消费者进行，通过双向沟通，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和营销手段，向目标消费者群体传播鲜明一致的品牌形象，更有效地达到品牌传播和产品营销的目的。我国玩具企业营销水平低，整合营销意识不强，具体表现为:(1)玩具产品的设计与生产跟大众心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联系不紧密。品牌形象的塑造缺乏与目标消费者的互动交流，品牌主题的打造很少依托文化进行提炼和扩散，不能赋予品牌一系列的思想、个性、行为，很难找到准确适合的诉求点，最终的品牌形象难以被目标消费者理解和接受。(2)品牌的传播大多借助单一的手段，品牌形象在传播过程中容易被弱化或扭曲。与教育、动漫、文具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传播力整合不够，缺少配合，不能很好地提升品牌形象。(3)品牌定位、品牌主题变化频繁，不能形成鲜明一致的品牌形象，消费者易造成品牌形象的认知混乱。 (二)产品附加价值低，品牌竞争力弱 品牌的附加价值是指品牌中所包含的能够超然于产品实体，给消费者带来信任感、满足感和荣誉感的抽象价值。它能使消费者获得一种心理满足从而形成一种商品溢价。由于我国玩具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缺乏自主创新的产品，使我国玩具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利润末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出口到美国的芭比娃娃，市场零售价高达9. 9美元，而我国生产企业仅分得0. 35美元的加工费。由于品牌附加值低，品牌竞争力不强，我国玩具的品牌影响力及营业收人大多限于国内，目前还谈不上全球经营。究其原因在于:(1)企业战略管理能力不强。很多玩具生产企业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对企业长远发展的通盘考虑，既没有既定的方向也没有既定的目标，也就没有核心竞争力。(2)企业缺乏合作意识。玩具企业往往难以借助自身力量来提高研发能力，但又不愿意与国内外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导致产业升级困难。(3)国家主管部门缺乏对玩具产业布局的引导，致使玩具产业没有形成高中低相结合的合理产业布局，地区分布相对集中且附加值不高。 (三)品牌运作缺乏战略思维，短期行为严重 营销战略是以品牌作为核心竞争力，以获取差别利润和价值为目标的经营战略，一般的营销策略达不到这个高度。我国玩具企业品牌运作缺乏战略思维、短期行为严重的主要原因是:(1)与复杂多变的市场经营环境有关。全球金融危机使一些玩具企业对未来市场的动向很难把握，无法预测未来政策和环境变化，所以就觉得中短期规划似乎比长远规划更现实，动态战略调整比静态战略规划更重要。(2)与企业品牌寿命短，难以形成强势品牌有关。企业营销还处于低水平阶段，起点低、寿命短是多数企业品牌的共同点。多数企业在企业文化方面缺乏建树，营销战略规划缺失。(3)与被国外玩具商掌控有关。一些国外玩具商为了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把上游和下游市场牢牢摸在手中，以订单为诱饵，扶植企业进行大规模生产，导致我国玩具企业对国外玩具商的依赖越来越强、越来越没有自由。 (四)营销安全管理体系缺失，危机公关能力低下 营销安全理论认为，营销危机是指由于企业宏观、微观环境的突变或营销管理的异常，使企业陷人极端窘困的一种状态。玩具行业的营销危机表明，在该行业的外强背后隐藏着严重的营销安全隐患。玩具行业之所以成为我国企业营销安全事故的重灾区，原因在于:(1)缺乏危机预警机制，不能及时发现危机。玩具行业危机的爆发表面看是由于看似偶然的事件引爆，但实则必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玩具行业的企业营销安全预警机制的缺失，导致关键营销安全要素未能得到有效监控。(2)缺乏危机处理机制，不能有效处理危机。著名企业危机管理与公关专家奥古斯丁指出:每一次的危机本身既包含导致失败的根源，也孕育着成功的种子。而我国玩具企业由于缺乏正确的危机处理机制，不能有效处理危机。(3)缺乏危机修复机制，不能有效修复危机。危机发生以后，玩具企业也采取了一些修复措施，虽然这对于恢复玩具企业的形象、信誉，促进销售有一定作用，但是玩具行业未来的营销安全依然没有保障。 四、整合营销战略在玩具企业自主品牌建设中的实施 在玩具企业实施整合营销，就是为了建立、维护和传播品牌，加强客户关系，而对品牌进行计划实施和监督的一系列营销工作。实施整合营销战略，实现企业从制造为核心向市场为核心的方向转变，可以使企业内外部的各种资源和要素通过整合产生协同效应，使企业逐步从加工制造转变成为设计、生产、营销和服务等为一体的新型企业。 (一)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打造企业整体形象 要打破玩具企业管理内耗等普遍性障碍，建立规则、标准，规范流程，提升效益，消除沟通的障碍，得到员工的认同和支持，就必须对企业内部营销资源进行规划整合。只有以整合营销为基础重整企业的营销和整体管理战略，才能使企业每个部门的每个成员和每个职能都负起沟通的责任，使企业发出的所有信息都起到加强企业形象的作用，并最终实现塑造独特的企业形象、创造最大的品牌价值这一整合营销的终级目标。玩具企业可以建立“整合营销中心”，协调与产品研发、企划公关、销售服务三大职能部门的工作，从整体上把握好市场和企业管理。通过部门整合将原先分离于数个部门中相互有关联的岗位和部门整合为一个职能部门，避免部门和岗位的重复设置及水平沟通障碍，整体减少企业经营软成本。 在完成内部资源整合和组织机构建设后，玩具企业管理者需要建立CIS系统。CIS （Corporate IdentitySystem，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是针对企业经营理念与精神文化，运用整体传达给企业内部与社会大众，并使其对企业产生一致的认同感或价值观，从而达到形成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促销产品或服务的设计系统。CIS是一项重要的无形资产，它代表着信誉、产品质量、人员素质等。它富有个性的、独特的精神能准确地表达给所有利益相关者，使其产生一致的认同感与价值观，使企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社会的接受和肯定。一些美式或日式卡通品牌的运作模式值得我们去借鉴。其卡通形象在上市前先制定出一套完整的Style-Guide(类似于企业视觉识别系统)。其中包括该卡通形象的标志、标准字体和颜色、人物设定以及应用许可条文等。这种规范、系统化的运作模式，有助于为后续延伸产品提供标准化依据，玩具企业应该重视系统的品牌规划而并非功利地以短期利润主导企业行为。 (二)整合营销传播手段，传播塑造鲜明一致的品牌形象 在实施营销传播过程中，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实现高度的一体化营销。要求企业变单一传播手段为多种传播手段的综合，要坚持“一个观点，一个声音”的原则。玩具品牌应抓住消费者的感知品味和产品的特色，着重塑造品牌联想，提升消费者感知价值。同时必须在塑造品牌感知的基础上强化品牌的个性。对不同类型的细分市场进行科学的调查分析和评估，了解消费群对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的评价标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品牌形象塑造。借助于个性的广告主题、广告语、差异化服务特点等，努力塑造良好的一致的品牌形象。日本三丽鸥公司对时下流行“可爱文化”的准确把握和形象成功塑造，使旗下的He1loKitty品牌成为一种消费文化符号。通过品牌形象许可授权模式发展卡通延伸产业，并通过网络娱乐模式进人主流文化。 玩具产品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只有与消费者建立长期一贯的联系才能及时发现和满足其需求。因此，在品牌传播中必须变单一传播手段为综合传播手段。一方面要将传播渠道本身的信息传递与不同渠道进行横向的浅层次的有机整合。注意整合使用各种载体，选择适合品牌传播的方式，达到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让消费者能够通过不同的途径接触到的信息都是连贯的同一主题。另一方面进行纵向的深层次的整合，通过深层次的整合将品牌的美誉度和忠诚度培育起来，并加强传播这一品牌核心价值，使品牌的可接受程度最大化。 (三)将品牌建设扩展到价值链每一环节上，全面提升品牌附加值 玩具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服务链条，它包括设计、生产高质量的产品，通过有效传播让消费者认知该产品，搭建销售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咨询、运输、安装、维修等服务，回收顾客反馈等内容。因此，玩具企业在保持原有规模生产优势的基础上，可采取后向一体化策略，进行科技研发和产品创新，对产品进行细分与精耕细作，在上游打造自己的核心品类优势。也可采取前向一体化策略，对品牌进行创新培育，提供优质服务，在下游开拓出自己的市场分销网络。同时，还必须在技术、产品、营销方式、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创新。这样企业借助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人员价值、形象价值，就可以逐步全面培养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全面提升品牌附加值。 (四)对渠道与终端进行规划、定位，掌控主流销售渠道 只有拥有自己的市场基础和渠道网络，才有可能对市场有控制力，才有可能拥有市场的溢价能力和主动权。选择好渠道商和渠道结构对于降低成本和增加价值具有决定性作用。目前，我国玩具企业必须有效地避免依靠单一市场的风险，紧紧抓住原有市场，及时关注新兴市场，积极拓宽玩具出口渠道。采用垂直分销渠道等模式，积极开拓国内市场。此外，企业可将自己的玩具产品按档次、产品特征、同类产品竞争程度、目标群体特征进行分类，制定出主流终端与辅助终端的终端群组合策略。企业应对自身渠道进行严格控制，确保品牌形象在与消费者接触的各个层面上是一致的、鲜明的。从利润空间和创新看，玩具企业应该更重视高端市场的占有和应用品牌许可授权的方式。高档玩具应重视高端渠道的建设，通过商场专柜、专卖店等形式销售产品。品牌许可授权这种商业运作模式在卡通玩具行业被普遍看好。一个品牌的拥有者将其品牌特征授权给其他产品或服务使用，不但能够发展多种延伸产品抢占多元化市场，也可以借机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 (五)完善企业营销安全管理体系，增强危机修复能力 我国著名营销安全专家李蔚教授在其提出的“营销安全三维结构模型”中指出，影响企业营销安全的要素包括环境、市场、战略、策略和运作等内外部要素，外部环境和市场的演变可能对营销安全构成威胁，内部要素的恶化可能形成企业营销安全的软肋。我国玩具企业近年来遭受的一系列营销危机和事故，要求企业必须完善自身的营销安全管理体系，增强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玩具企业应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对于可能因质量、安全等问题而引发的产品危机，不仅要有足够的心理预防，还应多方分析其他企业的类似危机案例，总结并吸取教训。应在企业的信息收集管理系统基础上，建立健全危机预警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危机修复机制。高度重视危机修复的准备工作，包括组织机构、人员培训、预案积累、危机演练等方面。 (六)实施与相关产业的战略联盟，推动玩具产业规模化、现代化 目前玩具产业在上下游连接带动游戏、纺织、化工、电子、动漫、影视、教育等20多个产业，它们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形成了硕大的“产业链”。这些天然的条件赋予了玩具产业与其他产业实施战略联盟的可能，以及提供向周边产业链延伸的条件，一旦发力，必将推动整个玩具业的发展。以迪斯尼公司为例，美式卡通将大众传媒的作用提到首位，卡通形象直接通过大众媒体接近消费者，随后根据其受欢迎程度，进一步将卡通形象大规模商品化。迪斯尼公司坚持“制造欢乐、销售欢乐”的品牌定位，采取创新模式，把卡通形象的制作流程变成一种特定模版，用现代工业流水线生产的方式，打造影视、出版、玩具、主题公园等环环相扣的家庭娱乐组合产业链，一步步将迪斯尼公司推向新的高峰。日本卡通则是将影视、出版和玩具、文具等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相互促进，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这种拉长产业链的方式，提高了品牌的文化创新能力。 目前我国玩具生产企业有2万多家，玩具与教育结合无疑是玩具行业走出低迷的途径之一。蓝猫与伟易达结成战略联盟，成立了蓝猫教育玩具总汇。另外，与动漫的结合也是战略升级路径之一。目前全球动漫产业的产值近5 000亿美元，中国玩具业很有必要整合动漫业资源，优劣互补衍生出新产业。国内规模较大的玩具企业已开始介人动漫文化产业，现有奥飞、弊威、小白龙、广东佳奇等公司。因此，玩具业应当早日实施战略联盟，积极寻求“战略伙伴”，使产业之路越走越广阔。 整合营销论文:关于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实施阶层分析 论文摘要：以区域旅游目的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崭新的旅游营销方式。由于区域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可采取具有递进层次的战略步骤，即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目的地所有营销因素。 论文关键词：整合营销战略　旅游目的地　信息接触点　营销信息中心 1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概述 美国营销大师菲利浦。科特勒指出：整合营销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不同营销功能如：销售、广告、产品管理、售后服务、市场调研等必须协调；二是不同营销单位地区、行业、部门、企业之间必须协调。区域旅游营销是一种在地区层次上进行的营销方式，地区将代表区域内所有的旅游企业，以一个旅游目的地的形象作为营销主体加入旅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地区营销的参与者是地区内所有的机构和人员；营销对象J地区内所有的产品和服务；获益者也是整个地区。随着我国区域旅游合作的迅猛发展，整合营销理论也逐渐进入旅游业，如长三角、泛珠三角、大西南等旅游协作区域与组织，都在通过联合宣传、价格联盟等方式，不断推进区域旅游整合营销的进程，整合营销战略已成为区域旅游目的地竞争与合作的核心内容。 将整合营销理论应用到旅游业中，就是将所有与旅游目的地产品和服务有关的信息加以管理的过程，使顾客及潜在顾客接触整合的资讯，并且产生购买行为，并维持消费的忠诚度。其核心思想就是将区域目的地有关的营销活动一一元化：即以旅游目的地所对应的目标旅游者为核心，重组区域内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综合协调地使用各种形式的传播方式，以同一的目标和统一的传播形象，传递一致的目的地形象信息；实现与目标旅游者的双向沟通迅速树立旅游目的地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地位，建立长期关系更有效地达到增加旅游有效需求和促进目的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在整合营销战略上实施中，区域旅游目的地的营销者存在着不少困惑和误区，具体表现为：一是营销者把旅游目的地的“联合促销”当作整合营销，目的地的信息传播手段要么比较单一，缺乏成效；要么区域内各种形象、内容、信息混在一起，传递出同一目的地不同的声音和形象，而且难以测量传播效果。二是把市场营销理论简单移植到旅游目的地营销中，对旅游目的地作为一种综合旅游产品的特殊性所引发的营销理念和策略变革认识不足；三是对区域目的地营销单纯化为目的地形象的建立与传播，对旅游目的地中的众多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关注与协调不够，缺乏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 因此，旅游目的地营销者需要重新思考它们的营销战略，认识到整合营销战略必须从消费者的需求和利益为出发点，从整合的高度，去俯视和经营旅游目的地；从整合的视角，去设计和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以整合的思维，去营造旅游目的地的消费氛围和市场环境。认识到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对于协同性要求极高的区域旅游业来说，是提高旅游目的地竞争、加强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武器。 2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实施阶层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兹在其著作《整合营销传播》中指出：企业的营销传播活动进行整合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依次经历了四个层次—战术调整、重新定义营销传播范围、信息技术运用、财政及战略整合。根据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内容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包括了目的地的形象、计划、资金等所有要素的整合。那么根据目的地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水平，旅游整合营销战略实施的实施就有着不同的推进层次。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实施阶层： 2．1实施阶层一：协调旅游目的地的各种营销传播手段 “协调各种营销传播手段”对于旅游区域刚刚开始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常常采用的，即首先确认现有的各种营销传播方法，如一般的广告、直接销售、促销和公关等的营销因素的作用，然后组合这些方法，并通过对这些信息传播手段的综合协调，以提供明确的、连续一致的和最大效果的营销传播组合。即同一区域旅游系统针对同一客源市场，树立统一的旅游形象，整合营销经费，统一促销策略，采取一致促销行动。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可采用的手段和方式有以下两大类： 一是直接的传播，即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直接通过营销预算实施传播组合来提升潜在顾客对目的地的认知，并对其态度施加影响，包括：(1)通过旅游中间商、导游人员、旅游信息中心员工等人员传递有关目的地及其旅游产品的信息。(2)利用大众媒体和特定媒体广告来激发人们到目的地旅游的欲望。(3)对主要目标市场进行数次大规模公关活动。(4)到目标市场举办旅游展览会。(5)对游客或旅游中间商进行销售激励。(6)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节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会议、会展及体育赛事等。(7)建立目的地营销系统，通过互联网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二是间接的传播，即目的地组织者通过对该地区整个旅游业提供指导、扶持，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氛围，协调和发展目的地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寻求旅游目的地长远和未来的持续性发展。具体方式有：(1)定期向旅游业提供便于用户使用的数据信息资料。(2)在客源市场设立办事处。(3)安排旅游产品供应商与潜在的购买者举办洽谈会、展销会等。(4)精心组织旅行经营商、商记者参观旅游目的地并试用旅游产品。(5)出版供旅游商参考的旅游行业指南。(6)建立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制定完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措施以及加强产品的质量控制等。 目前我国许多的区域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战略实施基本上处于这一阶层，特别是直接促销手段上，能积极采用并整合、协调为一个整体。如深圳在其旅游形象的传播中，采取了与深圳当地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合作媒体宣传；定期开展旅游教育公益活动；加强城市新形象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采用户外广告的形式置于市内各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树立模范，对城市旅游形象建设中的事件活动、事迹、人物等作详尽的介绍，制作城市旅游形象宣传画册、影碟、手册；加强海内外各大媒体对深圳城市建设、经贸招商、旅游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的宣传报道等。 2．2实施阶层二：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在旅游目的地组合和统—了各种传播手段后，接着可实施整合营销战略的第-4"阶层——管理旅游目的地形象信息的接触点。 由于消费者决定旅游目的地时，目的地的形象是最重要的判断标准。而一个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构成是复杂的、多维度的，旅游者会通过各种方式认识和了解旅游目的地，途径广泛地接触有关旅游目的地形象(如图1)，每一个途径都可以被视为与旅游者沟通的接触点，每一个形象信息的接触点都会给旅游者留下对目的地的印象，进而影响他们的购买决定和购买行为。所以，旅游目的地组织者要全面分析和认识消费者对信息的接触点，明确目标市场中的旅游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得到信息和对信息有怎样的理解方式，并通过形象接触审计，判定哪些是重要的接触点，即最能影响旅游者旅游目的地选择决策过程的关键点和最能说服潜在旅游者信息传递的关键点，然后旅游目的地的组织者利用这些重要的接触点传递信息，并对它们进行全方位的管理，一方面对所有影响旅游者对目的地感觉、态度和行为的各个信息接触点进行管理，以强化可控的正面传播，减缓不可控的或不利于产品或服务的负面传播；另一方面，控制所有与利益相关者接触时所传达的信息，看他们是否与旅游目的地的整体营销策略保持一致。 如济南市通过对其城市的深度分析，设计出起旅游形象“老济南．新泉城”，根据这一形象定位，全面进行城市的营销传播活动： 一是整合媒体信息，包括旅游宣传手册、报纸杂志、户外广告、网络媒体等，使其统一传达“老济南．新泉城”形象主题，开展的节事活动、公共关系活动也突出这一形象主题服务。除此之外，还全面导入城市的形象工程，如改善济南的城市标识系统，如街道名称、交通干线的指示牌、景点的介绍牌以及车站、商业机构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指示牌采用或改用特定的标准字体、色彩的中英文，公共活动场所如停车场、公厕、电话亭等尽量推行国际通用的图象标识等。提高旅游服务者的整体素质，树立起他们为旅游者服务的意识，创造良好环境，使旅游者拥有对“品牌旅游地良好体验，从而获得更多的“品牌”忠诚度。 2．3实施阶层三：建立旅游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 寻找和识别了旅游信息传播的关键渠道后，旅游目的地营销传播的第三个阶层就是首先要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利用信息技术，收集客户的资料，进行旅游产品测试与消费者满意的调查-接着进行一对一的、理性的、由消费者主导的、非强迫的、循序渐进的、同时也是一种低成本与人性化的传播。建立目的地营销信息中心以两种主要相关的形式来表现的： (1)对掌握和储存有关旅游者的信息数据库的使用。数据库中包含了有关旅游者的相关信息：旅游者的姓名、地址、电话号码、旅游消费的行为历史；旅游者的具体购买行为、态度、偏好、品牌提及与记忆等。营销者对数据库中有关的游客信息，通过使用广泛的统计方法和工具来评价游客，找出对目的地最有价值的游客进行个性化的营销。 (2)了解与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是怎样和以什么方式被传递给消费者以及其他目标人群的，然后从消费者的角度计划和发展这种传播渠道。让消费者选择方式和时间，以他们最方便的时间和地点，通过与他们所处情况最为相关的一条信息进行传播。 如香港旅游发展局信息中心定期收集市场数据以促进开拓客源市场：经常针对旅客的需要和来访动机，定期收集有关游客人数、原居地、国籍、性别、年龄、所乘交通工具、住宿酒店、消费方式及金额、停留时间、对港印象及意见和会否重访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旅游发展局制订针对性的市场营销策略提供了依据。例如对亚洲游客突出宣传香港是“购物天堂；对欧美游客则重点宣传香港的传统东方色彩；旅游旺季时重点营销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以占领高端旅游市场，提高地区旅游收入。 2．4实施阶层四：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 “全方位整合区域旅游营销所有因素”，这也是区域旅游整合营销战略的最高阶层，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基于消费者的整合。整合营销必须是在了解旅游者的需要和欲望的基础上锁定最有价值的目标旅游者，结合旅游目的地的定位和形象特征，进行营销传播的策划。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整合。即营销者应该认识到，目标旅游者并不是营销传播的惟一群体，其他构成目的地系统的利益相关群体(如旅游目的地中的旅游企业、管理部门、社区居民等)也应该包含在总体的营销传播战术之内。 第三，关系管理的整合。要向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做出有效营销传播，目的地的营销者必须制定有效战略，这些战略不仅是营销战略，还包括生产战略、财务战略、人力资源战略等。也就是说，在旅游目的地系统中，如住宿、交通、购物、娱乐、服务等旅游的每个功能环节内发展出管理战略以达到不同职能部门或行业的协调。 3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旅游目的地在实施整合营销战略时，要根据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情况分阶层、分阶段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全部的实施过程，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的本质是目的地管理者对顾客认可的价值的整合。以旅游者的需要与价值为基础，发展多种与旅游者的沟通手段，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关心旅游者的需要，介绍旅游者想知道、能知道并且容易记住的内容，是整合营销的核心。旅游目的地的整合营销传播是从一般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消费心理的管理，把对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的宣传转变为对旅游者等利益相关群体态度与印象的接触管理。在整合营销思想下，根据旅游者对目的地形象的态度，发起立体有纵深的宣传战役达到改变旅游心理的目的，如图2。 整合营销论文:轿车市场整合营销初探 内容摘要: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自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西北大学舒尔茨教授提出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整合营销被应用在包括家电业在内的诸多领域,显示出良好的效果。在我国轿车营销领域对于整合营销的应用虽然刚刚开始,却已为理论界和企业所重视。我国的轿车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进入了买方市场,传统的营销模式已经不能够胜任新形势下的营销工作。我国轿车企业必须寻找到新的营销理论做指导。本文首先简单分析了轿车企业引入整合营销理念的必要性,接着应用整合营销理论对我国轿车厂商的营销工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整合营销传播 客户关系管理 危机公关 核心竞争力 由于多数汽车提供的是相同的性能和特征,传统的差别正在消失,汽车厂商可能将面对汽车像大型家电和电脑一样成为一般商品的状况。我国汽车市场也必然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当轿车市场进入买方市场,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时候,就需要引入整合营销的理论。 轿车企业引入整合营销的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商品生产高度自动化、标准化,竞争者在产品、渠道、技术、成本等方面越来越相近。 面对这些市场环境的新变化,以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舒尔茨(Schultz)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整合营销传播是指企业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以由外而内(Outside-in)的战略观点为基础,为了与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s Interest Groups)进行有效的沟通,以营销传播管理者为主体所展开的传播战略,即为了对消费者、从业人员、投资者、竞争对手等直接利害关系者(Interest Groups)和社区、大众媒体、政府、各种社会团体等间接利害关系者(Stakeholders)进行密切、有机的传播活动,营销传播管理者应该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反映到企业经营战略中,持续、一贯地提出合适的对策。为此,应首先决定符合企业实情的各种传播手段和方法的优先次序,通过计划、调整、控制等管理过程,有效地、阶段性地整合诸多企业传播活动。整合营销传播区别于传统营销传播的关键在于整个活动的中心由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转移。 根据整合营销理论,结合轿车市场的特点,笔者认为我国轿车营销有必要引入整合营销。 我国轿车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 频繁的价格战、库存压力、供过于求等种种迹象都表明我国轿车市场已经进入买方市场阶段。2005年起关税降到25%,许可证配额亦被取消,中国车市还将会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可以说像2004年那样的价格战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轿车市场再回到卖方市场状况,厂商坐享高额利润也已然不可能了。随着我国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受教育的程度逐步提高,掌握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全面,消费者将越来越挑剔,越来越难“对付”。在市场竞争中,谁能够赢得消费者的青睐,谁就能够成功。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整合营销在赢得消费者这方面比传统的营销理论要更有优势。 轿车技术不能够单独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各个品牌的轿车在整体性能上越来越接近。一种技术创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被复制。1912年,凯迪拉克公司第一次将电动启动器引入汽车。这种叫Delco的启动器在当时确实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产品,它使汽车启动既安全又简便。当通用汽车公司销售呈疲软态势时,凯迪拉克公司借此使其销售额狂增20%。然而,仅在四年内,几乎90%在美国销售的汽车都装备了自动启动器。以现在的生产技术,一项技术创新很难像凯迪拉克的电动启动器在1912年时那样还保持了近四年的竞争优势。轿车物理性能方面的差别已经不能单独构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必须具备“偷不走,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的特点(张维迎)。企业必须努力寻求除技术以外的核心竞争力的源泉,整合营销可以成为重要的源泉。 消费者获取信息越来越便捷 消费者获得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传统的渠道,如报刊、杂志、电视等,自不用说,它们依然是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新兴的渠道如互联网、互动电视等则使得消费者能够主动的去获取信息。21世纪,消费者控制着信息技术,所以市场将被消费者支配,而且这种情况在未来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舒尔茨)。今天,轿车消费者能够通过互联网方便的知道轿车的详细情况,如配置、价格、经销商信息等,进而可以决定在哪里购买,何时购买。正是因为消费者获取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企业更应该运用整合营销的理论,整合各种传播沟通渠道,使得各种渠道协同作战,发挥协同效应。 整合营销在我国轿车营销中的应用 导入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关注客户价值 由于轿车是高单价的消费品,轿车营销的竞争不仅仅停留在功能利益的层次,更重要的还在程序利益(采用更简单、更快速、更便宜,以及更愉快的交易方法)与关系利益(卖方提供好处,奖励那些肯透露自己身份,乃至不吝进一步透露其购买行为的消费者)的层次上展开。如何向消费者提供合适的程序利益和关系利益,以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促进企业的发展是轿车企业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建设一个完善的CRM系统能够很好的帮助解决这个问题。CRM系统能够系统的收集客户的信息,这些不仅包括客户的静态数据,如详细客户个人资料、所购轿车的参数等,还包括轿车在使用过程中的动态数据,如修理的时间、地点、次数,更换的零部件,修理人员等大量的系统的客户资料。 通过使用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工具对这些数据进行细分,分析客户对轿车以及服务的反应,分析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利润贡献度,从而“投其所好,送其所要”,更为有效地赢得客户和保留客户,进行潜在客户的开发与管理以及客户忠诚度的管理。另外,轿车企业还可以通过这些资料识别消费者的行为趋向,进而可以发现新的商机。通过对消费者数据进行分析,汽车企业还可以找出汽车吸引消费者的非价格因素。这样就不必用降价促销之类的手段去增加销售,转而可以通过使消费者因购买自己的品牌显得与众不同来营造一种新的竞争优势。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在2001导入了CRM,随后在2002年11月创立中国第一个汽车服务品牌——“别克关怀”(Buick Care),秉承“比你更关心你”的理念,率先将汽车服务从“被动式维修”带入了“主动式关怀”的新阶段,并先后创立了“星月服务”、“菜单式快速保养”两大特色服务项目。别克关怀包括六项服务承诺:主动提醒/问候、一对一顾问式服务、快速保养通道、配件价格/工时透明、专业技术维修认证、两年/六万公里质量担保。没有CRM系统的支持,这些使上海通用区别于竞争对手的服务项目或内容就无法完成。 引入本土文化元素,明确品牌定位 目前汽车广告的投资回报率并不是很高。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各大汽车企业火拼广告,导致广告的作用相互抵消,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广告设计缺乏创意,媒体投放目标分散等因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广告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用于广告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因此广告必须传递能够打动产品目标消费群的信息,以增加销售量,并且服务于品牌传播为目的。笔者认为,汽车广告的制作应该引入本土文化的元素,传递产品的特点,符合品牌的个性。自汽车工业出现以来,产品的特征、性能、质量、设计和效率一直被用作区分汽车优劣的传统标志。然而以品质为基础来区分的主要缺点——短暂性,却是不可避免的。汽车的外观、性能、质量等物理方面的差异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小,整车性能越来越趋向平衡。消费者渐渐不再注重这些方面,转而更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例如,奔驰轿车的消费者始终代表社会中新生成功阶层的消费力量。拥有奔驰轿车能为消费者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奔驰从轿车的外观风度与气质及配套设施,无处不让消费者体验到成功新贵的享受。“成就感”这种核心价值是消费者购买奔驰轿车的根本理由。 在普遍缺乏品牌个性的市场中,产品近似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价格战,直到实力雄厚的企业用价格竞争的手段将相对弱小的企业赶出市场为止。价格战之后消费需求将会更多地向精神层面转移,使汽车品牌选择成为人们在社会存在中的另一个特征。对消费者这种情感需求的满足必须要通过品牌内涵来实现。尽管目前国内很多轿车厂商已经开始重视品牌建设,但在品牌塑造的各个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从定位模糊、缺乏个性到传播途径不恰当等种种迹象都表明我国轿车品牌的建设目前还只停留在扩大品牌认知度的阶段。我国轿车品牌必须开始注意自身的定位,创建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品牌,而不再单纯的追求车辆物理性能的提高。 实施有效的危机公关,维护品牌形象 危机公关是指企业处于危机时刻所进行的公关活动。轿车是一个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出现一些故障在所难免。现在的消费者维权意识日益高涨,一旦产品或服务出现问题,就会求诸于法律或媒体。而现在的媒体数目众多,互联网十分发达,任何对企业品牌不利的消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在一个极大的范围内传播开来,这样就给企业的危机公关提出了严峻挑战。令人遗憾的是,国内许多汽车厂商甚至国际上著名的厂商目前都还没有建立危机公关快速有效的反应机制。市场上的问题已经出现了很久,厂家却还没有明确的处理办法,或者干脆不予处理。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企业形象及其品牌形象。 从驴拉宝马、街头砸奔驰到广本雅阁折断,这些事件所牵涉到的著名轿车制造商的表现都欠缺妥当。笔者认为,汽车厂商应该有重视危机公关,建立危机公关防控体系。危机公关可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平时看起来没什么作用,当危机来临时,其作用就凸显出来了。2005年1月份,发生在杭州的“广本雅阁断裂”事件,给广州本田已经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笔者认为广州本田在处理这次危机的过程中,做法有失妥当。在事情发生后,广州本田没有立刻就此事表态,在事件处理的过程中没有及时的和消费者进行沟通,导致消费者的感情受到伤害,各种猜测满天飞,甚至上升到了民族感情的层面。这次危机中,广州本田比较成功的实施了对媒体的公关,并且得到了权威部门有利于自己的调查报告,但是却因为和消费者缺少充分沟通而导致调查报告遭到绝大多数人的怀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整合营销在我国轿车企业营销中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进行整合营销的轿车企业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然而其应用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随着我国轿车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掌握信息的能力的提高,整合营销理论在我国轿车企业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充分和完善。

文化产业论文:对金融危机环境下的文化产业思考 [摘要]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而言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文章阐述了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所处的背景与现状,提出了经济危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这一观点,认为我国应当抓住机遇,采取积极的应对策略,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基本策略。 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蔓延全世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所难免。但是,金融危机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如何应对挑战,转“危”为“机”,推动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一、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 (一)金融危机刺激文化消费拉动文化产业发展。 一般而言,越是经济萧条年代,公众越有闲暇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样,经济之危反倒成了文化之机。有声电影、无线电广播、彩色动画片、摄影技术、动漫产品等传播手段都是在经济危机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数字出版、手机增值服务、网络游戏等低价位、新科技的传播方式必将受到市场追捧,成为文化产业创新传播手段与培育新型业态的重要突破口。当前的国际金融形势刺激了人们需要感受温暖美好的愿望,文化消费也就成了人们的需求热点。总理在2009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文化发展和繁荣,既可以拓展消费领域,也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①根据国际经验,一定的人均GDP发展水平与一定的恩格尔系数以及一定的文化消费支出存在相关性,文化需求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而不断增长。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对应的文化需求在个人消费中的比例应占到20%以上,文化消费支出总量应该在4万亿元以上,而目前文化消费支出不足8000亿元。②我国居民文化消费潜力还远未得到释放,文化消费的空间非常大。因此,完全可以把提升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精心组织生产应对危机的实用性文化产品,积极提供帮助人们精神减压的各种健康有益的文化消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 (二)金融危机催动科技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重大科技成果往往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与繁荣。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20世纪40、50年代计算机、合成材料等新技术的兴起,使得美国在战后迅速走向了经济繁荣;最近一次的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也有力地帮助美国从1987年的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着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伴随了克林顿时期持续8年的经济增长,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科技创新已成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利器,国际社会在这方面都已经有着惊人的共识。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发表有关经济政策的重要演讲时曾表示,美国有走出金融危机的信心,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仍然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和发明创新。中国国务院总理在200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指出:“历史表明,每一次大的危机常常伴随着一场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经济的复苏,都离不开技术创新。通过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催生新一轮的经济繁荣。”“知识和科技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力量。”③以我国的网络游戏出版产业为例,在新闻出版总署为增强我国网络游戏的自主研发能力而实施的“中国民族网络游戏出版工程”的推动下,2008年中国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已达131家,从事研发的专业人员达24768人,比2007年增长了17.8%;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总数超过286款,比2007年增长了14.4%,一些大型的网络游戏研发公司,如完美时空、腾讯、金山、网龙等在2008年均推出了至少一款以上的网络游戏作品。2008年中国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实际销售收入达110.1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了60%,占中国网络游戏出版市场总收入的59.9%,原创网络游戏已经连续四年牢固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导地位。在排名前十位的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中,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占据了6席,实现了市场价值和用户人数的双突破。④科技创新及其成果的转化,契合文化生产与消费领域对科技的旺盛需求,必将极大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加速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就可借助科技创新的力量支撑和引领我国文化产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三)金融危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凸显文化产业优势。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以创新为核心和本质的文化产业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同时,因其自身对物质和能源的低消耗被视为是最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2006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经济结构作为主线,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结构优化升级带动转变。李长春同志也撰文指出:“经营性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集中体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调整经济结构和繁荣文化市场的着力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⑤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强烈地冲击了我国的经济,但也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机会,在此过程中那些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被淘汰或被迫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将向低能耗、知识密集型的产业转变,文化产业可以抓住这个机遇加快发展。金融危机助推我国文化产业升级,文化产业绵长发散的产业链亦能反向刺激低迷态势,带动经济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可以带动就业。这对于缓解我国资源、环境和社会就业的压力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金融危机下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态势发生新变化。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正在受到程度不同的冲击。国外文化 企业进入我国文化市场的步伐明显放慢,竞争态势暂时趋缓,国际文化产业的经营发展出现阶段性疲软,为我国文化产业加快“走出去”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和有利条件。文化“走出去”,主要是通过三条途径:版权“走出去”、成品“走出去”和实体“走出去”。其中版权输出简便,但相对被动;成品输出见效较快,但受到语种局限;而在海外创办实体,实施本土化战略,则既能贴近国际社会的实际和受众,又能为我所用,能有效进入国际主流市场。目前,国际市场对具有中国文化元素产品的兴趣正在日益浓厚,这就为我国的文化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合作等多种形式在境外直接建立自己的生产研发基地,使自己的文化产品顺利进入国际市场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提供了非常难得的机遇。⑥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机会,出台政策支持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经营能力的文化传媒企业,尽快构建起系统高效的国际传播体系,我国文化产业的航空母舰就会乘风破浪,直驶蓝海。 二、后危机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对策。 (一)着力推行文化体制改革。 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解决体制问题。一是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积极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建立强有力宏观调控。要实现政府从“办” 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通过“服务、咨询、监督、协调”等方式把文化市场的管理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积极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的企业化改造。要对少数国有文化企业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使它们变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赋予它们在推动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中流砥柱的责任。同时,根据文化产业可经营范围,研究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的文化项目和鼓励其投身文化产业的产业政策,为民营企业进入文化市场提供可供操作的具体政策。最终形成以公有文化企业为主体、国有文化企业为导向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并存的文化企业多元发展格局。 (二)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法律体系。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传统产业继续发展,新兴产业不断涌现,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产生,文化产业必须顺应发展趋势,尽快出台急需法规,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予以规范、促进和有效管理。一是加强立法。产业立法不但要紧跟产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要与体制改革相促进。要根据文化产品的可复制性、文化产品对不同人群的适应性、文化产业所需的政策环境等,制定有关法律和法规;根据文化团体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文化消费人群对不同文化产品的接受能力的不同,制定文化市场准入的法律和法规;根据发展文化产业引进资金的需要,制定文化产业的投融资及财税优惠的法律和法规;根据文化产业人才和技术的需要,制定引进文化人才和技术的法律和法规等。二是加强执法。强化版权意识,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并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包括盗版、伪造、假冒、侵权等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保证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在法制轨道上运行,并促进其发展的持续、高效、稳定。 (三)大力实施文化产业集群战略。 文化产业较强的融合性决定了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整合各种资源,而文化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和协同效应也成为其发展的驱动力,这已是被国外实践所证实了的。美国的迪斯尼、好莱坞以及时代华纳集团等都是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典范。我国的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基本上处于“割据状态”,资源分散,集约化程度很低,难以产生规模效应,难以形成整体的品牌优势。 因此,必须大力推进资源整合和企业重组,提高产业的集中度。要依托有竞争力的企业(包括文化与非文化企业),通过跨地域、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促进优质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打造规模化、集约化、复合型的文化产业集团,培育一批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型骨干文化企业,把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加工、销售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的产业链条,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规模效益,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 (四)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 “文化就是财富”。把文化作为资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文化类型极其丰富,积累了难以估价的文化资源。 但是,目前我们对丰富的文化资源尚未做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相反地,总是被外国公司抢先开发。比如,《花木兰》是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却被美国迪斯尼包装成票房过亿的动画大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被日本和韩国改编成动画、游戏后,卖到中国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事例提醒我们,在当前经济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开发利用是无地域、无国界的,谁的文化意识超前,谁的艺术手法先进,谁将占领文化资源开发的制高点。如果不迅速提高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能力,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历史的精品被打磨成别人的商品。⑦如何减少上述类似的被动和尴尬,如何使中华文化在我们自己手里真正发扬光大,是我们今后要着力解决的现实问题。 (五)加大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力度。 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关键。中国文化产业之所以缺乏强大的竞争力,原因之一就是缺少一批懂市场、懂经营、懂管理、懂技术、懂艺术、有品味的专门人才。⑧我们应制定人才流动和培养的政策,打破行业和国家、省市的地域界限,完全按照文化产品的生产规律,实行人才自由、合理的流动、交流和合作。必须改变传统的文化人才地区、单位所有的体制,实现人才资源管理的社会化和人才供求的市场化。要注意培养文化产业方面的经营管理人才,尤其是能适应数字技术环境中多种产业需求的文化资本人才、数字艺术软件开发人才和媒体产业经营管理人才。要培养文化创作与生产方面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还要重点栽培文化产品营销人才。 要积极举办各种大型创意设计展览,打造设计师们相互交流、碰撞的平台,激发创意人才创造原创文化产品的激情和动力。要全面推进中小学艺术教育,培养未来的文化艺术创造者和消费者。要建立健全文化人才的培养、引进、选拔、激励等机制,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人力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或经济萧条时期,文化产业通常会逆势发展、迅速崛起。只要审时度势,及时做出前瞻性的研究和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策略,我国的文化产业定会化危为机,逆势而上,有所作为,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六届九次全会讨论通过《邯郸市大产业、大基地、大园区、大项目发展指导纲要》和《中共邯郸市委、邯郸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力推进大产业、大基地、大园区、大项目建设的若干意见》，我们结合某县实际，积极谋划实施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方面的项目，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有效地推进。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基本情况 1、文化旅游方面。①“龙都”龙文化旅游开发项目。该项目位于前大磨乡泊村,总投资6亿人民币，规划占地1800亩，建设面积66万平方米，共设八个景观，20个中型景点。主要景观有：天龙下凡、龙宫、龙文化展示、龙都大厦等。项目建成后，将掀起海内外华人寻龙根、拜龙祖的高潮，进一步弘扬龙文化，以此拉动县域经济的跨越发展。目前，泊村“龙都”已在国家正式注册。经过十余年深入调查、研究、编写的《华夏龙乡神话记》一书正式出版。20集大型连续剧《龙魂》文本已写好，正在筹资拍制。聘请清华大学教授设计了国家一流的龙文化展示区。泊村舞龙队多次参加国内外舞龙大赛，扩大了“龙都”泊村的知名度。原创：//泊村被省命名为艺术之乡。②农业生态观光旅游项目。某县是“中国鸭梨之乡”，依托20万亩梨园，建设以生态农业、绿色食品、休闲娱乐、观光度假、旅游产品销售等为一体的农业生态观光旅游园区。项目总投资20__万元，建成后可产生以下效益：一是季节性景观资源——梨花节、金秋采摘节客源市场：因其特殊的品牌效应和景观品质，将形成短时期内高强度的客流，且辐射力大，可吸引全国各地的客源。二是常年性景观客源市场：根据目前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市场调查显示，一般选择此类旅游的游客大都来自都市，选择在双休日采取短线游的形式，逃离都市、远离喧嚣、亲近自然、回归田园是此类游客的普遍心理和出游目的。此类景观资源的辐射范围在邯郸市区及晋、鲁、豫的周边城市和地区，市场辐射力为二级客源市场，每年可吸引游客30—50万人次。三是旅游产品市场效益：特色产品精品鸭梨、温室水果、高科技无公害蔬菜、食用菌、纯天然土特产、农家饮食、梨木工艺品等是都市游客追求的目标。目前该项目已列入邯郸市旅游总体规划。县委、县政府已作为重点项目，把农业观光旅游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所涉及到的村庄已全部建成文明生态村。对规划区内道路进行了硬化，设置了木制垃圾箱，修建了高标准公厕、旅游餐厅、生态走廊。县政府筹措专项资金编制了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③图书馆建设工程。投资180万元兴建某县图书馆，目前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力争年内竣工投入使用。同时，“十一五”期间完成县体育场的搬迁改造。 2、教育方面。①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布局调整。围绕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办学效益目标，按照“因地制宜、方便群众、整体规划、分步实施”的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统筹整合农村教育资源，促进全县教育均衡发展。利用4年时间，投入2.4亿元规划新建、改扩建中小学70所，撤并中小学283所。到20__年，全县初中、小学达到95所，其中：小学71所，初中24所，基本符合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20__年，全县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任务为17所，目前，每所项目学校均绘出平面规划图，河北省冶金建设集团对项目学校进行了地址勘察，由邯郸市天工设计有限公司对施工图统一设计，工程委托邯郸市正泰公司做为招标，招标公告已在邯郸建设工程信息网上，招投标工作正在按程序进行中，近日即可开工建设。②教育扶贫济困工程。20__年县政府确定教育扶贫筹资目标任务为360万元，救助贫困生5.3万名。截止目前，全县已筹资365.8万元，救助贫困生3.5万名。③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总投资792万元，其中争取中央、省配套资金437.6万元，市配套213.4万元，县配套141万元。年内，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3、卫生方面。①中医院搬迁项目。由于中医院占地面积小，现有房屋面积远远不能满足全县群众就医需求。为此，确定投入3000万元，规划建设占地50亩的新中医院，目前正在进行征地工作。项目建成后，可有效改变就医条件。②医技楼建设项目，投资500万元，建设5500平方米的县医院医技大楼，投资1000万元购置医疗设备，提高医疗水平。目前主体工程已竣工，年底前投入使用。③合作医疗项目。已争取到明年在某县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合作医疗通过个人、集体、国家三方共同筹资，建立一种新型的互助机制，做到共同承担疾病风险，原创：//合作医疗的实施，有效地 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④年内完成18个卫生院、110个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目前2个中心院正在建设，5个卫生院正在招标，其他卫生院正在图纸设计。110个村卫生室已完成80个村卫生室达标建设，其他正在改建中。 4、科技方面。大力加强农业科技传播站建设，年内建成农业科技传播站2家。现已建成1家，正在筹建1家。依托绿洲兔业公司投资18.5万元，占地98.6亩的回隆镇农业技术传播站已全面完成。据统计，该站已举办培训活动6次，其中专家授课4次，培训人员达4500人次，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目前，该站正待省市有关部门的验收。依托某县新世纪林果花卉良种试验场，投资6万元建设鸭梨技术传播站，此项目在筹建，预计年底前建成。 二、主要工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小组，由2名县级干部分别任组长、副组长，县文体旅、教育、卫生、科技、建设、财政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从相关部门抽调精干工作人员组成专门办公室。抽调人员全部脱离原单位工作，实行集中办公，保证强有力的工作力量。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组织、协调、督导、调度，搞好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工作调研，并向县委、县政府及时反馈，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定期召开调度会，研究解决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保障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是实行县级领导分包项目制度。为将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落到实处，县委、县政府实行了县级领导分包项目帮办推进制度，每个重点项目明确一位县级领导分包。同时，实行县级领导分包、相关部门承办、项目业主建设的“三位一体”捆绑机制。分包项目县级领导和承办部门每周必须到项目建设一线现场办公，及时掌握工作进度，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县每月召开县四套班子会，专题听取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进展情况汇报。 三是建立督查通报制度。县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推进小组对各项目建设开展经常性督查。督查采取听、看、查、访的办法进行，即：听取部门、项目业主关于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有关工作情况的简要汇报；看建设现场情况；查部门、项目业主的有关帐表、帐目等相关资料；走访有关干部群众。对工作好的及时通报表扬，对工作不力、进展不快或无进展的全县通报批评，推动社会事业和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扎实有效开展。 文化产业论文:中国美学与当代文化产业 今天的演讲我想以“中国美学与当代文化产业”为题,讲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当代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我认为是从“启蒙功能”转切到了“市场功能”。第二,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日常生活审美化”,并试图找到文化产业在其中所占据的位置。第三,谈一谈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第四,对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模式”的发展之路进行前瞻,我想称之为“第三条道路”。 一、从“启蒙功能”到“市场功能”:中国美学的角色转换 众所周知,美学作为来自欧洲的哲学分支学科,在东亚诸国的出场必然经历“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便形成了一个历史过程,亦即从美学“在中国”到“中国的”美学。 追本溯源,对于中国而言,美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西文化会冲与融合的成果。它最初是依据西方的学科分化和学术规范构建而成,而又必然具有本土的特质。然而,这种中西互动却造成这样的悖论:中国审美主义虽以康德意义上的“审美非功利”为基本理论预设,但又都强调审美之“无用之用”的实用性功能。这种功能具体表现在,美学在中国总是与(外在的)“理想社会”和(内在的)“理想生命境界”相互关联起来。[1] 这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美学的主潮,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审美主义”思潮。从“审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美学的主流是一种“泛感性论”的生命哲学,它具有三重意蕴:其一,将“生命”与“审美”贯通;其二,赋予艺术以“宗教式”的救赎功能(以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为代表);其三,以“泛审美”的目光观照世界。归根结蒂,“生命的艺术化”是中国审美主义的核心,它要藉审美之途来安顿此岸的生存,现代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的“人生的艺术化”与宗白华的“艺术的人生观”,就是其典型化的形上境界。 因而,在20世纪的20、30年代与80、90年代,中国的审美主义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的急先锋。特别是在80年代,出现了全社会皆学美学的“美学热”,这是一场以抽象理性形式所表达的“感性解放”,当代思想家和美学家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和具有人类学意味的哲学思想在其中占据了主导。这便是美学在中国的“前导性”的问题,它犹如幽灵在汉语思想界内游荡和隐现。实质上,“审美人生”与“理想社会”犹如一张纸的两面,前者往往为后者提供着内在依托和主体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实现和客观显现。而华夏古典文化重个体生命的安顿和体贴,则为“生命艺术化”的思想奠定了传统基源。由此来看,从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解脱美学”与梁启超“社会关怀美学”的二元并置,直到世界末关注生命的美学思潮与审美文化研究的共时性的出现,都是在从内、外不同的角度论述着相同的主题。 然而,中国美学所承担的“启蒙功能”,却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得到了转切。这是由于,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秩序的获得便主要依赖于政治活动的强力整合作用,经济活动对此则很少贡献。于是,政治活动便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并使得经济与文化活动服从于自身,从而使得三大活动领域以政治为中心统合为一个整体,即诸“领域合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活动本身就直接构成了一种保证社会秩序的整合力量。由此导出的结果是,各个领域间将不再存在一种直接的从属关系,而是相互拉开了距离,相对地分离了。此可称为“领域分离”。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这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时“社会结构”所发生的最为根本性的转型,它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运作方式、文化结构及文化内容的转变。[2] 历史地看,20世纪中叶后的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逐渐分离,中国文化的总体发展格局也经历了三大阶段。就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最先是意识形态的一度空间,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随着社会转型的开始,精英文化开始游离出来,形成意识形态与精英文化的“文化二元分立”局面,这是80年代的基本情况;最后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兴起而来的“大众文化”漫卷之势,并由之而构成与“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并存的另一极。至此,“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便已出露端倪,从90年代开始这种局面基本形成。可见,中国文化的格局变化是一个由“整体统合”到“逐渐裂变”的历史过程,我们称之为“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3] 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变迁当中,中国美学自觉地介入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分化的进程当中。在“文化二元分立”阶段,美学自觉起到了“思想启蒙”的功能。这意味着,美学在精英文化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并与之形成二元格局的历史进程当中,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充当了一种“分离者”的角色。这充分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凸显、“主体性”思想的彰显和“文化热”的浪潮当中。 然而,到了文化“三分天下”的阶段,美学便自然被赋予了“市场的角色”。在中国,美学研究者们对“大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理论研究的提倡,恰恰是同大众文化的繁荣共步发展的。当大众文化真正繁荣之后,知识分子又发现了文化背后的经济要素,于是“文化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便成为了当代的社会热点。可以说,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前奏,从事文化产业研究的学者也大都具有美学的学术背景。当然,这里必须区分出两种意义的美学,一种是狭义上的“作为学科”的美学,另一种则是广义的美学,介入现实和文化的美学,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研究更多属于后者。无论怎样,文化的经济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已在当代中国成为了既定的事实,尽管知识分子对此所持的立场各异。 二、当代焦点:“日常生活审美化”及文化产业位置 “日常生活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是当代欧美文化研究中的热点专题,这一观念主要来源于社会学界,以当代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德斯通(Mike Featherstone)的思想为代表,常常被视为“后现代文化”中“文化边界崩溃”的特定内容。[4] 在中国,这种观念已经被大量地用于描述当代中国文化的某种现状,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当然,与欧美主流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不同,中国社会仍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元共生和并置的格局里面。 简单说来,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5] 就是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多的“艺术的品质”所充满,亦即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把审美特性授予原本平庸甚至‘粗俗’的客观事物”,或者“将‘纯粹的’审美原则应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物”。[6] 当审美消费可以实现在任何时空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审美消费物的时候,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极端状态。从时装、首饰的“身体包装”到工业设计、工艺品和装饰品的“外在成品”,从室内装璜、城市建筑、都市 规划的“空间结构”到包装、陈列和编辑图像的“视觉表象”,都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关怀。同时,不仅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周遭环境都得到了根本改观,而且,就连人自身,只能属于每个自己的“身体”,也难逃大众化审美设计的捕捉。在当代社会里面,从美发、美容、美甲再到美体,皆为直接面对身体的审美改造。这样,“消费文化中对身体的维护保养和外表的重视提出了两个基本范畴:内在的身体与外在的身体”。[7] 当设计的对象转向主体的时候,就不只包括对人的外观的物性设计,而且还包括对“灵魂、心智的时尚设计”。这也便是沃尔夫冈·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描述的人们不只在美容院和健身房“追求身体的审美完善”,而且,还在冥思课程当中“追求灵魂的审美精神化”。[8] 这两方面都指向了一种所谓的“美学人”(homo aestheticus)的存在。 在这种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审美化当中,随着文化与经济的相互接合,“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在其中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9] 阿多诺(T. W. Adorno)晚年所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1975)一文中,就认为“大众并不是衡量文化工业的尺度,而是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10] 实际上,“文化工业”一反康德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命题,从而成为“市场所宣告的有目的的无目的性。”[11] 换言之,“文化工业”以其商业的实用目的,用市场的交换价值取代了文化的使用价值,从而也就收买了无目的性的领域。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就将——文化的无目的性与市场的目的性——两种原本相反的形式合而为一。一方面文化工业是以纯然消遣形式出现的个体接受,另一方面却又是以实用消费形式出现的市场经营,二者在“文化工业”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在这种经济动力的要素的注入后,显然会进一步推动“大众对自身与周遭生活越来越趋于美化的装扮”。于是,文化工业就利用其“有目的的无目的性”驱逐了康德美学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然而,“日常生活审美化”起码还可以做出这样的区分,一种是“表层的审美化”,这是大众身体与日常物性生活的“表面美化”。但还有一种“深度的审美化”,这种审美化应该是深入到了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因为,外在的文化变迁总是在慢慢地塑造和改变着大众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本能,“深度的审美化”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了。 在大众文化层面上,这种“深度的审美化”更与“拟像”(Simulacrum)文化的兴起息息相关,大众也在通过视觉接受这种文化对自身的“塑造”乃至“改造”。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创建了一套“拟象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理论,其主旨就在于要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这类“后现代文化”设定一个坐标系。他认为,拟象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⑴ 仿造(counterfeit)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导模式;⑵ 生产(production)是工业时代的主导模式;⑶ 仿真(simulation)是被代码所主宰的目前时代的主导模式。[12] 第一序列的拟象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拟象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拟象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在鲍德里亚的眼里,第三阶段的“拟象”,主要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图像转向”(the pictorial turn)或“视觉文化转向”(the turn of visual culture)。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最突出呈现,就是仿真式“拟像”(Simulacrum)在当代文化内部的爆炸。当代影视、摄影、广告的图像泛滥所形成的文化事实,提供给大众的视觉形象是无限复制的影像产物,从而对大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包围。这些复制品由于与原有的摹仿对象发生了疏离,所以就成为了一种失去了摹本的“拟像”。它虽然最初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又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最终“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13] 这种诉诸视觉化的文化由“眼”而入直接塑造着人“心”。于是,“拟像”创造出一种“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拟像”文化。如此一来,“拟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区分的抹平,带来的正是一种“超现实”(hyperreality)的镜像。[14] 质言之,后现代审美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拟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一切都笼罩在“审美的灵光圈”之下,后现代的文化现实从而成为“超现实”的,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现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在这里,文化“创意产业”(creative industry)与“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便承担起了其应有的角色。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工业”的当展形态,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了一种“以知识和创意为本的新经济”(knowledge and idea based new economy),这种“知识经济”或“创意经济”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核心和动力。这同时也意味着,文化产业已经实现了由传统的“文化工业”向当下的“创意产业”转向,这亦是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三、市场与政府:当代中国文化产业的内在张力 在20世纪后半叶,当代中国文化市场的真正出现,应该是结束后的1979年。随后经营性文化活动场所的竞相开业(主要是营业性舞厅等),打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起点,尽管直到1987年办营业性文化场所才被官方认可。当然,此时的文化经营活动主要属于国有的文化事业部门。在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把“文化艺术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国民生产统计的项目中,从而事实上确认了文化可能具有的“产业”性质。 在官方的文件里面,文化产业获得合法地位,经历了渐变的过程。1988年,“文化市场”的字眼出现在官方文件里面;1991年,国务院文件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1992年,“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战略被正式提出,“文化卫生事业”被当作了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文化产业”的官方说法也出现在这一年。2001年明确提出计划发展文化产业;2002年中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为了“进一步解决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应该“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同年,“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也被界分开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问题被凸现出来。可见,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提倡,这与韩国政府的文化产业国家战略是类 似的。但在中国,对文化产业的提倡还是与“文化体制改革”纠缠在一切的,从而来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 与之颉颃,在市场方面,文化产业的发展却率先在大城市当中尤为迅猛。以北京为例,其文化产业1998年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分别是4.4%,其所创造的增加值已达87.9亿元,如果再加上旅游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总值将达到281.2亿元,占全市GDP的14%,已显现成为支柱产业的势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了2003年,从总量上看,2003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11.69万亿元)的3.1%,2003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到2004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290亿元,占GDP的6.8%;上海445.7亿元,占6%;浙江669.7亿元,占6%;广东1123亿元,占7%。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政府部门大力提倡的事业,各种辅助性政策不断出台,中国的文化产业市场得以迅猛发展,这种市场与政府共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局面而今愈演愈烈。但无可置疑,无论是文化体制改革还是文化产业发展,它们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 新世纪以来,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三个新的动向: 首先,从结构上看,出现了“行业的分散化”之发展趋势。以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在以往仍构成了中国文化产业“核心层”,然而,而今新兴的文化产业部门所形成的“外围层”却出现了位居主流的趋势。以2004年为例,传统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有223万人,实现增加值884亿元;另一方面,新兴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为主构成“外围层”有从业人员422万人,实现增加值835亿元。[15] 如此看来,不仅新兴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行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产业,中国新兴文化产业的规模行将超过传统文化产业,其在整个文化产业的带动作用已经日益显现。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结构,包括艺术表演业、大众娱乐业、视听业、大众传播业、图书出版业、电影业、网络服务业(IT)、电子娱乐游戏业、体育业、文化培训业、艺术品拍卖收藏业和会展业的各个部门和门类。 其次,从地域上看,出现了“地区的集聚化”之发展趋势。在千禧年之前,中国各个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基本呈现出“各自为战”的局面,但各级地方政府都已纷纷制订出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划,皆以“文化产业产值”作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随着各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地区性规划”的重要价值被凸现了出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开始建立了一批具有开拓意义的“创意产业基地”,这是一种以“政府行为”为主导的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化”发展,从而形成了“东西南北中”的共同发展格局。以上海为例,其所设立的创意产业集聚区正在向第二展,也就是从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转向了以“主题性创意产业链”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 再次,从技术上看,随着“三网合一”未来国际走势,有了“跳跃式发展”的趋势。所谓电话网、计算机网、有线电视网的“三网合一”,目前来看其建设成本正在逐步降低,以更低的价格实现网络稳定和高速运行在未来将是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网络信息技术与文化结合营造出巨大的创造空间,中国文化产业当中的“数字内容产业”得以异军突起。这种文化产业发展的急先锋,注重将信息数字技术,将文化与数字结合起来,具有“起点高”的特点。从未来走势来看,必然会实现数字技术、网络、电视等技术的相互融合。现代科技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建立,使得中国文化产业有望抓住“数字化”的历史性机遇,搭上了“数字融合”的快车,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从而“渐入佳境”。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正在出现以创意产业为龙头的发展大势,它更加依赖于文化自身的“创新意识”,文化产业的创作、开发、再加工、营销和配给的产业链已经形成,当代中国文化产业不仅已成为了中国国民总产值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也在力求加入“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这表现在,一方面,在中国的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越来越取决于全球市场和技术革新,另一方面,作为贸易平衡的的构件,中国文化产业也在力图成为可以提供大量就业、出口税收和外汇的朝阳产业。在这个意义上,韩国的文化产业可谓先行了一步,在中国所设的韩国文化振兴院正是为同样的目的而设置的。 四、第三条道路: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模式 实际上,整个的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还需要得以深入的反思和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文化与市场的张力结构始终左右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关键还是在于“谁来塔台”与“谁来唱戏”之间的关系,在以往的情况下,“塔台”的更多是政府,而“唱戏”的无疑是本应担当文化产业真正主角的文化企业。然而,未来适合中国发展之路究竟在何方呢? 当代中国文化产业要“走自己的路”,要打造出一种文化产业的新模式。这就需要借鉴当代国际文化产业大国的有益经验。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两种文化产业的成熟模式,一种是“英国模式”,另一种则是“美国模式”,前者是“自上而下”的,后者则是“自下而上”的。 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开始意识到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性。1990年,英国政府要求大英艺术委员会协同英国电影协会及各地区行业委员会共同起草英国文化发展战略。经过两年的调研、研讨和论证,在1992年形成“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讨论稿。1993年以《创造性的未来》为题正式公布,这构成了英国文化产业的政府主管的核心理念部分。其实, 英国政府早已形成了被称为“一臂间隔”(Arm's length)的文化管理经典模式。1964年,当“鼓励音乐和艺术委员会”(CEMA)演变为着名的大英艺术委员会,它就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政治家直接支持的分配政府资金的艺术机构”,这是“全球第一个体现了一臂间隔原则的中介组织”。 今天的英国,已经形成了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文化行政管理部门)、非政府公共部门(与各级政府对应的、作为准自治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组织)、各种行业性的文化联合组织(包括电影协会、旅游委员会、广播标准委员会等38个机构)的三层文化管理体制。“一臂间隔”正是在这三层结构中得以实现的: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其所属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之间形成的是纵向的“垂直分权”,而在政府与非政府公共部门、各 种行业性的文化联合组织之间形成的则是横向的“水平分权”,亦即在政府与各级艺术和文化机构之间达成必要的协定,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互动来管理文化资金和文化项目的运作。[16] 与之颉颃,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管理文化的政府部门,但却对文化产业给予了鼎力的扶持,否则美国文化产业也不会具有如此庞大的规模并引导了整个世界文化市场。然而,这种支持是并非是(来自政府)“自上而下”实现的,而是“自下而上”来完成的,政府只是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和严格的法律保障。在这种自由和安全氛围的促进下,美国对文化产业采取的是多方投资和多种经营的方式,鼓励非文化部门和外来资金的投入。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各种(包括国家和亚国家)政府是文化政策形成的基本场所,但私人提倡也可能非常重要,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可能是最为重要。此外,独立的组织,即非政府组织艺术家协会等,在政策形成过程中也可能具有影响力。近年来许多国家中经济活动向私人方面的转移,表明在文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在政府、公司和社区外加入新成员,因为过去纯粹以国家为基础来制定文化政策的方法,已被更广泛的跨地区和多层次的方法所代替。”[17] 其实,美国政府仍没有忽略对文化的政策性支持,他们用于资助文化事业的经费亦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先由政府核定,再由议会审查批准。如果政府和议会就某一文化议题产生争议,那么,法院将出面对冲突予以裁决。显然,“三权分立”原则在文化领域亦贯彻到底了。[18] 实际上,在所谓的“英国模式”与“美国模式”之间,当代中国文化产业模式在未来可以走出“第三条道路”。 一方面,中国政府可以适度地借鉴英国“一臂间隔”模式的有益要素,使得政府真正实现从“直接办文化”向“主要管文化”的转变;另一方面,还是要将企业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真正主体,在进行“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同时,争取民间资本在文化产业各个部门内更大地投入和融汇。当中国文化产业更多地走出国门之后,在强调中国本土文化产业之“民族性”的同时,还可以借鉴“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模式,在其他接受中国文化产业影响的国家之内设立“中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国际的范围内增加当代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 无论怎样,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可谓“高端起步”,它业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和经济的新的生长点,在不远的将来必然迎来其发展的崭新时代。 文化产业论文:大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段时间，在发展大文化产业课题调研中，我们与市直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实地考察了中心城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环境，并到长沙学习取经。在此基础上，思考大文化产业的发展，并提出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要借鉴创“三城”、办农运会的经验与作法，才能有效地推动大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大文化范畴内，我市中心城区的体育、教育、广电、报业相对发展较快，在省内兄弟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在中部设区市城市中也屈指可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市的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产业相对落后。但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娱乐产业又不是旅游和文化两个专业部门能够抓得起、做得好的事情。现在市里的一般工作方法是上设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们感到这种非常设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机构，要发展大文化产业很难真刀实枪地抓得起和做得好。回顾前几年创“三城”、办农运，之所以能够大见成效，是因为政府集中了必要的人力、财力、物力，特别是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抓，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集中抓，有一支精干得力的队伍专门抓。因此，要想中心城区大文化产业三年见成效，五年大发展，就必须借鉴创“三城”、办农运的经验，弘扬“××精神”，建立市区两级联动的工作机制，创新大文化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要整合部门行政资源，变分而治之、各自为战为统一管理、协同作战 目前，我市的文化旅游资源由众多的部门分而治之：旅游局管理旅游宣传促销、星级饭店评审、旅行社业务指导；文化局管理演出团体、群艺馆、图书馆、博物馆和重点历史古迹；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管理辖区内的规划建设；民宗局管理宗教事务和重点寺庙；林业局管理森林公园；城管局管理市区各公园。旅游局、文化局、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都是正处级建制，但有的或人少事多，或人多事少，或事多钱少，或钱少人少，很难开创工作新局面。大家都普遍感到，××不缺旅游资源，但缺文化包装，缺宣传、促销手段与能力。要在旅游上进行突破，必须用文化包装旅游，给旅游注入文化。但现在旅游局人手少，没有能力顾及；文化局和文联有人手，却没有这方面的硬任务；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独立作战，筹划规划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觉得，可以重新洗牌，将文化、文联、旅游、明月山温泉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行政资源进行整合，统一领导、统一人员、统一经费、统一调度、统一管理，对外可以保留旅游局、文化局和文联的牌子。这样，就可以让“文化包装生态，给生态注入文化”和“文化包装旅游，给旅游注入文化”成为硬任务；市直文化、艺术单位的所有创作演出人员的主要任务，都应当围绕旅游生态环境的包装和休闲娱乐文化的发展，来从事创作、宣传、演出、展示；广电、报业传媒要大力支持配合，为大文化产业发展宣传造势；市外宣工作的重点也应以宣传推介我市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生态休闲度假优势为主。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市难出巨资到央视和海内外媒体广告促销的尴尬，且能全面提升我市禅宗文化、农耕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旅游文化的品位和名气。 三、要着眼于提高城市文化品味，在新一轮城市开发建设中，预留发展大文化产业的足够空间 随着新行政中心筹建工作的展开，中心城区重点向北拓展已成为定势。但如何才能把城北人气带旺？如果仅靠超市一类的商贸带动，就成不了气候、上不了档次。理想的办法是要以文化娱乐休闲带动，这就需要预留发展大文化产业的足够空间。几年前市里曾在袁山西南规划过近300亩的文化园区，但以后有了变更。纵观××中心城区近代现代的建设，还没有新出现像××台、古天文台、大成殿这样的传世之作。现体育中心建筑群，尽管目前在省内一流，在国内地市级也数得上，但限于都是现代钢架混凝土建筑物，使用寿命最多也只有100年。庐山号称万国建筑博览园，但庐山的旧建筑中，体量最大，档次最高的至今仍是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庐山大厦、博物馆、图书馆和庐山剧院等几幢标志性建筑。因此，我们认为在行政中心和市政广场南边，应当规划一个比较大的文化中心广场（园区），预留大剧院（市会议中心）、图书馆、博物馆等几大标志性建筑的地盘。可以用市场运作的办法，先行建设文化广场周边的娱乐休闲设施。在资金紧缺时，几大标志性建筑不宜仓促上马，避免建成经不起时间检验的低档建筑物，避免为后人留下骂名。如果将来能够在文化广场建成几幢高标准的标志性建筑物，成为××中心城市的传世之作，这对改善中心城区的文化生态，提升城市的文化品味具有历史意义。 文化产业论文:试析关于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初步思考 论文关健词：文化产业　文化资本　文化资源　文化市场 论文摘要：我国加入WTO后，国外强势资本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快速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市场，使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这种冲击体现在资本、资源、市场等诸方面。应时新的形势，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应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增强市场运作能力，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产业。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突飞猛进，我国的文化产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种挑战，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提升市场竞争力，是摆在国人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对这一间题作一些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的冲击 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中属于强势产业，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则属于弱势产业。中国加人WTO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使中国的文化产业受到国外强势文化产业的强烈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文化资本方面 在竞争中，谁拥有强势资本，就意味着谁拥有市场份额。目前已登陆中国的德国贝塔斯曼、美国在线一一时代华纳、澳大利亚新闻集团，都是资本逾百亿美元的文化产业集团。中央电视台堪称我国传媒业的巨子，其一年的广告收人达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CNN的一个音乐频道，年广告收人就高达50亿美元。可见差距之大。 国际文化资本可以以合资、参股购买、兼并等方式将大量资金注人国内较有实力和市场前景的文化企业，使许多国内文化产品尤其是传统文化产品的版权经过一定的市场转换而为外国公司所有。 更应引起注意的是，许多很有市场前景的文化资源原来并没有为我们所认识、所承认，这样，国际资本完全有可能以极低的价格将我们宝贵的文化资源“一网打尽"。 2、文化资源方面 中华民族有宝贵的文化资源。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这些资源不再为中华民族所独有，而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满足着世界人民的文化需求。这是在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中国文化资源的开放带给世界积极的一面。然而，中国文化资源的开放也给我国文化产业带来了消极的一面，即它将加剧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资源的争夺，强化中国文化资源的有限性，客观上限制中国文化产业对本国文化资源的利用程度。 以美国为例。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能力空前膨胀，它在把文化产品的生产引向虚拟空间、虚拟人物的时候，也把它的生产空间拓展到了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中国，利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发展本国的文化产业，创造本国的文化产业利润。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花木兰”，这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本来是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部分，但将它拍摄成动画片，燕得巨额票房并获得全球品牌效应的却是美国的迪斯尼公司。现在，世界数亿观众铭记在心的已经是“迪斯尼”的花木兰，而非“中国”的花木兰了。这无疑影响了中国文化产业对这一素材的再创作。由此可见，中国文化资源利用的被动性就被显现了出来了。 3、文化市场方面 中国本土有13亿人口，海外还有7000多万华人，对作为以开发、销售文化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文化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华语市场。据有关部门测算出，中国文化市场文化产品的潜在消费能力将达到6000亿元。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文化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市场需求空间巨大而产品制作、供给能力严重不足，二者形成鲜明反差。说到底就是拿不出足够多高水准的、消费者愿意掏钱购买的、自主开发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文化产品。 市场毕竟是通过消费者的自主选择实现产品评价的，例如，国外电影、音像制品等科技含量高的文化产品，对国产同类产品具有很强的冲击力。西方资本看到了在中国这个巨大的文化市场中的无限商机，他们以各种手段试图从控制个别文化市场开始，逐步发展到控制整个中国的文化市场。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欧盟国家千方百计地抢占中国市场。他们在电影、电视、等优势项目上不断增加资金投人和市场开发力度，比如迪斯尼斥巨资拍摄《花木兰》，目标直指中国市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早就对中国电影消费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摸底，并购买中国影片进行剖析研究;在音乐市场，国内几乎所有流行歌手签约的唱片公司都有外资背景。此外，还以种种方式向出版业、广告业以及体育文化市场渗透。比如欧洲引进中国足球球员，其市场战略意图远远大于技术意图。这必然使得中国的文化市场受到强烈的冲击，从而威胁到中国文化产业的生存和发展。 二、做大做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对策 1、增强文化产业的资金实力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发展同其他产业部门一样，也需要以资金作为后盾。为了解决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我国应加强文化产业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在加大各级财政对文化产业投人力度的同时，拓宽文化产业的资金投人渠道，逐步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多途径、多形式的筹资机制和投人机制。具体办法如下: （1)吸纳社会闲置资金 据统计，全国约有10万多亿元的社会资本没有合适投向。因此我们要逐步完善政府投人与社会投人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文化产业开发模式，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文化产业。 （2)降低文化产业的准人门槛 尽快出台文化开放领域的市场准人标准、准人程序及管理监督办法，降低文化产业准人的门槛。凡是允许外资进人的文化产业领域，都应首先对社会资本开放。 通过引进新资源和新机制，盘活国有文化资产存量;有计划、有步骤，按照专业分工和规模经营的要求，运用联合、重组、兼并等现代企业的资本运作方式，优化和提升国有文化资产，促进其竟争能力的迅速提高。 （3)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 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的目的是对文化产业的主导行业和重要产品提供资金支持。基金的筹资方式以国家拨款为主，同时也可以吸收社会资本和国外资本。 2、提升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利用能力 文化资源是可以重复利用的，但要转化成有用的文化产品，就必须与今天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相联系。所以，文化资源要想在今天发挥作用，就得经历一个现代的转换，即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活动。美国的《泰坦尼克号》不仅赚到了观众大把的眼泪，而且从全球观众的腰包中直接拿走了18亿美元，间接地还从附加产品中收人了53亿美元。 我国的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很低，文化产品的精神内涵和艺术精致程度也很低，不仅没有深度开发国内市场需求，而且很少能走出国门与国外的文化产品展开竟争。 因此，我们要启动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有效机制，提高文化资源的商品转化率，把中国丰富的、独特的、珍贵的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包装，使之转化为全世界亿万人都能享受的文化商品。这样一方面可以创造数以百亿计的利润，另一方面又可以把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审美观，传播到全世界，达到弘扬中国文化的目的。 3、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能力 文化企业不仅要生产出优秀的文化产品，还要努力使自己的产品在市场竟争中尽量占有更多的份额，要让更多的消费者在市场中了解和接受自己的产品，并树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传播思想，这就要增强文化产业的市场运作能力。对此，我们应采取以下对策: （1)通过调查研究不同消费者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生活方式、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准确而迅速地把握文化市场的消费需求，生产出适合国、内外文化市场需要的产品。当前要特别注重两个方面文化产品的开发。一是要注重开发科技含量较高、市场竟争力较强、效益较好的文化产品，力争抢占世界文化市场的制高点;二是要针对农村和城市不同的文化消费需求与消费特点，开发能够贴近老百姓生活、容易引起老百姓共鸣的优秀文化产品。 （2)建立稳定而广泛的销售网络，以实现文化产品的快速流通和扩大文化产品的筱盖面。 （3)采取更加灵活的销售方式。例如:可采取会员制、商品快递服务、电子商务、送货上门、强化售后服务等销售方式等，节省消费者的货币成本、时间成本，逐步建立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良好社会形象，使优秀的文化产品被更多的消费者接受。 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复杂而又急需解决的间题，牵涉到政策、资金、市场、资源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只有政府重视、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才能把握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线，做大做强我国的文化产业，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得到极大的弘扬和发展。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 现实价值 现实意义 论文摘要：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新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能够承栽产业结构调整的高级化，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能保障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解决广大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栽体，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一、 文化产业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既是 GDP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单位 GDP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符合 “绿色、环保、健康”理念的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共识。进人21世纪以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经济活动，使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和动力，成为一个国家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与最核心的竞争优势。文化产业开发具有可重复性、多层次性和持续性的优势，成为不受资源物质载体限制的可持续发展产业。文化资源的开发既可以不同时期重复、多次进行，也可以同时、多层次进行，而每一次开发都是对文化资源的创新和发展，赋予文化新内涵，从而使文化资源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逐渐丰富。文化资源的这一特性与一般物质性资源的日益枯竭、不可持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文化产业的发展很少带来物质性的污染，有利于可持续发展。 二、文化产业能够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 随着资源配置空间的不断扩大，当代国际分工已经走出了以自然禀赋和物质性产业比较优势参与分工的时代，已经走向以科技进步、人才优势和文化创新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时代。在这种发展趋势下，新兴产业向负载着高密度文化内容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直接导致了新兴文化产业群的急剧膨胀，并迅速改变着传统第三产业的格局。以高技术、低能耗等为特点的文化产业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发展方向。 文化产业的波及效应强，产业链条长。既可以波及到运输业、信息产业、流通产业、旅游产业等，又可以波及到制造业、能源产业、建筑业等。通过提升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产业层次，填补和增强产业链高端环节，实现产业发展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创新型、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促进文化产业与教育、科技、体育、休闲等产业的联动发展，与工业设计、城市建设等经济活动相结合，扩大文化经济增长空间。较强的波及效应使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良性互动，从而大大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文化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的创意产业，它的发展可以提高产业结构的知识含量和知识层次。以动漫、信息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业，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等高新技术紧密结合在一起，是高新技术与创意的完美结合，它的发展可以加速高新技术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应用，提高产业结构的技术含量，提升其技术层次。 三、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支柱产业 文化是一种生产力，其在生产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文化通过渗透影响生产主体、生产要素、生产过程，而创造更多的增加值。因此，文化不仅是衡量一国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准，更成为财富生产与价值创造的主力之一。随着高新技术向文化领域的广泛渗透，文化产业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增长点迅速崛起，文化与经济合二为一创造了十分可观的经济价值，起到增加就业、刺激消费、涵养税源等重要作用，占据经济总量的比重越来越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1998年提出的 《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文化将成为2l世纪最核心的话题之一。”文化产业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所产生的巨大倍数效应，正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世界各国竞相争抢的战略高地，开始对世界格局产生前所未有的战略性影响。 四、发展文化产业是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重要保障 文化产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范畴，同时还融合着不同形态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是影响和凝聚人心的重要载体在应对国外文化产业的挑战中，我们的文化产业既担负着增强综合国力的职责，同时又承载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精神状态的历史重任。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发展模式，与现代市场经济密切联系在一起，它使文化生产兼有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市场的商品属性。在当前的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强调文化产业的经济功能，也不能忽视文化产业隐含的意识形态功能。要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充分考虑文化的产业属性，努力生产和提供既有良好社会效益，又有良好经济效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我国正处于一种多元文化共生的状态，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功能潜伏在娱乐的表象下，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中，面对群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多样化、选择的多样化，我们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提高民族文化产业中的马克思主义渗透力，构建正确的舆论导向，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提升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讲究宣传方式与技巧，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引导民众，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而这一切应该是平等沟通、互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共识。 五、发展文化产业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有效途径 文化竞争力不仅表现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也是精神控制力的体现。文化安全的内部表现是建立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合法地位和统治地位，并通过现代传媒手段来实现；其外部表现是通过增强文化要素的竞争力来抵制西方有害文化的入侵，维持一个较高的文化安全系数，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借助文化产业的具体载体来实现。冷战结束后，文化产品成为文明冲突的重要载体，对他国文化市场的占有率与对他国的精神控制程度成正比。L3 西方不仅把中国文化市场看作是贸易机会，也看作是开辟思想战场、加紧文化渗透、传承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占领社会主义文化阵地的绝好机会。当前，严重的文化贸易逆差带来了较大的政治和文化不安全，因此改变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存在的 “文化赤字”已成为国人的共识。争夺文化市场的文化贸易成为国际焦点问题，因此，如何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文化身份，对外发挥民族文化的竞争优势，保持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成为 “新千年的最大挑战”。 引面对新千年挑战，我们只有大力扶持和发展本国文化产业，弘扬民族精神，致力于向外推介本民族优秀文化，提高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其意义已经不仅仅是满足 GDP的增长，还在于保护和发扬本国、本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在文化竞争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文化产业论文:新疆农村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 论文关键词：经营性文化 文化体制改革 农村文化市场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新疆农村的精神文化需求程度提高，为经营性文化产业拓展农村文化市场提供了条件。应积极培植农村的文化市场．鼓励文化经营单位深入农村．不断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所谓经营性文化，是指由市场机制推动的文化活动。它包括图书发行、文艺演出、音像出版、文学作品、影视创作及网吧经营等多个方面，旨在活跃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加人们的娱乐和情趣。与它相对应的是公益性文化，即由政府组织的、面向全体民众的非营利性的文化活动，旨在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用积极、健康的文化产品，陶冶人们的情操、增强人们的身心健康，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经营性文化与公益性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只是各自的组织方式、运行机制有所不同，其社会功能、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一、经营性文化特征及其意义 与公益性文化相比，经营性文化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盈利性。通过有效的经营活动，在提供文化产品的同时获得相应的收益。第二、娱乐性。文化活动所具有的趣味性，它通过多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使人们在欣赏文化产品中得享快乐，在偷悦身心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增加人们的生活情趣。第三、教育性。文化活动的内容反映着社会文明的要求，体现着社会进步的价值趋向，对人们世界观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人们的是非判断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第四、时尚性。文化产品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创新、提高，使之永远保持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五、交际性。文化活动的组织为人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提供了便利，人们通过参加文化活动聚集在一起既交流感情又沟通思想，并由此结交更多的朋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物质需求满足程度大大提高，随之会对文化产品产生更多的需求。在市场的推动下，经营性文化产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了由市场机制引导的诸多经营性文化产品之外，还有更多原来的文化事业单位改制后成为文化经营单位。这对繁荣文化事业、搞活文化市场无疑是有益的。它不但弥补了公益性文化产品的不足，而且其多样化的产品形式增加了人们选择文化产品的范围，其灵活的经营方式为人们接受文化产品提供了方便，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的推动，城乡文化市场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农村的文化市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较以往更为迫切。这得利于国家多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随之提高，农民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明显增强了。 由此可见，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对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农村开展经营性文化活动，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客观地讲，近年来新疆农村的文化生活并没有与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高。致使农村中一些不良的习俗滋生蔓延，农村青少年中酗酒、打架、赌博等不良行为增多，这极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影响到农村和谐社会的形成。因此，必须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农村的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产品。遏制各种不良文化的侵袭，丰富农民的业余生活。应该看到，自治区人民政府近年来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三下乡”活动把农村急需的教育、科技、卫生等服务送到农村，又通过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为农民打开了解外部信息的通道，提供了新的娱乐形式。正是这些公益性的文化建设有效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许多地方的农民文化站、农民图书室得以建立，农民学科学、用科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时我们看到，一些经营性的文化单位也把农村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各种面向农村的文艺演出、图书巡展等已经在全疆农村开展起来。不过，就目前全疆的农村文化市场发展而言，这些经营性的文化活动规模还不是太大，数量还相对有限，难以满足农民对文化产品的需求。 二、新获经营性文化现状及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 目前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间题是:首先，各文化经营单位尚未形成合理的经营规模，这使得他们的经营成本过大，在市场上不具有竞争的优势，反过来又限制了他们自身的发展。其次，各类文化经营团体缺乏有特色的文化产品，各演出单位在节目的类型、演出形式上都有趋同化的倾向，这极不利于吸引目标受众。第三，乡村文化市场的开拓成效不大，许多为群众所熟悉的文艺形式在乡村萎缩了，对它们的挖掘、创新工作显得不力。最后，经营方式单一化，不善于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灵活的调整，拓展市场的能力显得不足，往往过失良机。 这些方面的问题虽然在城市文化市场中也有反映，但在面对农村文化市场时显得尤为突出。关键在于这些文化经营单位不善于分析农村的文化市场，甚至对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缺乏信心，因而没有制定出拓展农村文化市场的经营策略。我们注意到，近两年深人农村的文化经营单位都是一些小型的演出团队或临时性的展销，专业演出单位几乎没下过乡，图书市场更是与农村文化市场无缘，音像产品虽然在乡村市场较为流行，但真正适合农民的音像产品并不很多，网吧更受通讯、电力等基础条件的限制发展较慢。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有文化经营单位自身的问题，也有农村文化市场的客观条件限制。对于文化经营单位来说要深化改革，了解农村文化市场，积极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农民提供丰富多采的文化产品，自身也在为农民服务中获得收益。这就要求他们充分认识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有序地拓展农村的文化市场。 具体来说，新疆农村文化市场的特点反映为:第一、农村的生产时间具有季节性，他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多集中在农闲时节，这就决定了农村文化市场在时间上是相对集中的，而非全天候的。第二、与城市相比农村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农民的收人水平相对较低，全疆除了个别地区农村人均收人较高外，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人均收人都不高，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农村的文化市场需求程度不会太高，面向农村的文化产品价格不可能太高。第三、由于基础教育的落后使得全疆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对文化产品的理解，同时又使得他们对某些传统文化产品情有独钟，这是乡村文化得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第四、新疆的绿洲经济特征决定了农村地域分散，广布于全疆的各个绿洲。这种分散的区域分布使得农村文化市场之间联系较为困难，增大了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成本。第五、新疆农村文化市场的区域文化氛围差别较大。由于新疆是个移民人口居多的地区，各个地区之间由于绿洲经济而相对独立，这就形成了各个地区因移民成分集中程度不同而出现的区域文化氛围。比如一些地区河南人相对集中，豫剧便在此地很有影响，另一些地区陕西人相对集中秦腔便很受欢迎，如此等等，在全疆各地农村便有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形成了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特有的文化氛围。 三、推进新班农村经营性文化发展的措施 创建文明新村，推进新疆的农村文化建设，提高新疆农村的社会文明程度，满足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除了继续加大公益性文化建设力度外，更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经营性文化产品在农村的拓展，为广大农民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产品。为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第一、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提高农民的收人水平。毕竟经营性文化产业具有营利性的特征，他的服务水平要与其经营收人相联系，农村文化市场的需求状况，直接影响到文化经营单位开拓农村市场的积极性，而农村文化市场的需求程度受农民收人的制约。所以，稳定地提高农民收人会有利于吸引文化经营单位下乡开展各种文化活动，活跃农民的文化生活。 第二、普及农村的义务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这是农村文化市场是否活跃的主体要素。再好的文化产品都是由人来欣赏和理解的，农民的文化水平如何决定着他们对文化产品理解的程度，也决定着农村文化市场发展的程度，同时又对文化产品品位的高低产生直接的影响。老百姓不但喜欢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更欣赏格调高雅的文化产品，从而推动着经营性文化产业不断提高产品档次、更新产品内容，创作出积极向上、风格迥异的优秀作品。 第三、用市场化方式来运作经营性文化产业，使之在竞争中发展、提高。总结近年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要真正推进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使之形成品牌、具有竞争力，还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由此才能壮大实力，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方面、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得到切实的效益，赢得发展空间，开拓发展思路，形成一支具有竞争力的团队。显然，结合市场机制的威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生产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是文化生产力的一次本质提升，对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影响深远、潜力无穷。 第四、实施规范化管理，以确保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教育性，这就决定了它不同于一般市场的经营行为，也正因为如此，要求我们对经营性文化产业进行规范的管理，要坚决杜绝低俗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必须实行严格的市场准人制度以确保文化产品的质量。前两年我们在城市中加大了对文化产业的管理，一些不良文化产品的经营者便转移到农村继续其经营活动，个别演出团体在农村演出中出现了一些粗俗的表演，内容不健康的图书、音像制品等也时常在农村销售。对此，必须加大打击力度，在巩固城市文化市场管理成果的同时，把文化市场管理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文化市场上去，净化农村文化市场，使广大农民真正接受到优秀的文化产品，使他们在欣赏这些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美化心灵，陶冶情操，以利于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思想意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 第五、政府要对农村文化市场的拓展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应该看到，新疆农村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在农村开展文化活动成本是较高的，这会影响到文化经营单位下乡开展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政府必要的扶持，单靠市场来推动，则很难使农村的文化市场活跃起来。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市场来运作。政府有责任为它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政府当然不能在业务上对文化经营单位实施干预，它的作用在于对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宏观的政策支持。可以考虑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通过税收手段、政策性补贴等方面，降低经营单位的成本，引导他们深人农村为广大农民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从新疆的区域特征来看，政府在这方面的有效扶持其社会政治意义是不可小视的。 为了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各文化经营单位经过体制改革不断创新，城乡文化市场日趋活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借市场机制的推进，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不但深受群众的欢迎，而且它们经过创新具有了现代的形式，在市场竞争中重新焕发了活力，成为现代社会中百姓精神生活中的一道精神文化大餐。比如东北的“二人转”，近年来走出东北在全国文化市场上尽显风采，显示出群众文化的巨大活力。地处西部落后地区的青海省贵南县石乃亥村，在文艺人才的带动下，把当地人的歌舞习惯变成致富的手段，全村90户人家中80%人参加歌舞演出，借助文化中心户的带动脱贫致富(2006. 11. 11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新疆的乡土文化根基深厚，民间文化题材极为广泛，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良好社会基础，只要善于组织、有效挖掘，新疆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关键是要利用市场机制加以创新，使之具有现代的表现形式，真正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赢得应有的市场发展空间。这才是今天我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化产业论文:试论濮阳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论文摘要：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力量。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作为河南一部分的濮阳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创新的现代文化，通过分析濮阳城市现在文化产业的发展问题，分析出相关原因，找出相关政策和对策，促进濮阳文化的发展，为实现“文化河南”交出满意的答卷，振兴中原文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 综合国力 濮阳市 一、濮阳市简介 濮阳市于1983年建市，之前隶属于安阳地区，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位于中国河南省的东北部，黄河下游北岸，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东北部与山东省的聊城相邻，东、南部与山东省济宁、菏泽隔河相望，西南部与河南省的新乡市相倚，西部与河南省的安阳市，北部与河北省的邯郸市相连。东西长125千米，南北宽100千米,城市建成区面积49.5方千米，总面积4266平方千米（约占全省面积的2.5%）。 濮阳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河南省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在濮阳西水泊出土了距今6400年的珍贵文物蚌塑龙形图案，使华夏文明又向前推移了一千多年，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起轰动，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因此，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濮阳为“龙乡”。濮阳市因中原油田的开发而兴起，迅速成为河南重要的化工城市，兴建了国家级大型化工企业中原大化、中原乙烯等，并建立了一系列的化工产业规模体系。石油是非可再生资源，要适度开发可持续开发，所以不能把化工产业作为唯一的支柱。除了发展化工业，旅游业也是重要支柱。拥有历史悠久历史文化古迹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是城市发展的重点方向，逐渐形成了戚城公园、濮阳市博物馆、中华第一龙等品牌旅游景点。濮阳文化和工艺品牌丰富多样，龙乡文化，濮阳麦秆文化，杂技文化，戏曲文化等都在国家甚至在国际文化博览会上取得骄人的成绩，并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国家保护。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濮阳将成为具有魅力的城市。 二、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五）传统文化企业较多，缺乏创新性现代性文化企业 本市的文化企业形式比较单一，基本上就是传统上的形式旅游开发企业文艺演出企业，如主题公园，博物馆，文艺演出，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文化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高、核心竞争力不足，企业的创意、研发、制作水平较低，没有相应的动漫和影视开发，内涵深刻、风格独特、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精品力作和知名的文化品牌较少，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六）丰富的文化资源未被充分开发，文化传承力不足 濮阳市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物质文化遗产较多的城市，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先天条件。但由于资金和人才不足，文化资源未能开发，如龙乡文化就没有形成一个品牌，缺乏宣传，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龙乡，这就应该向本省的城市洛阳和开封学习，学习充分利用资源形成品牌效应，洛阳的“牡丹文化节”“豫剧戏曲文化”开封“宋都文化”。 文化产业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文化产业论文:关于文化产业发展与商业银行对策 论文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创新；商业银行 论文摘要：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使近年来文化产业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商业银行应该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所作为。 在经济和社会不断进步中，文化必将得到相应的发展，文化产业将逐步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对于这一生机勃勃的产业，商业银行如何积极应对，谋求在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合作与双赢，是一个重要而急迫的课题。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文化产业及其地位和作用 关于文化产业，根据2004年我国制定的《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件及《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文件， 可作客观、翔实的描述分类： 1.文化产业核心层：包括新闻、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广播、电视、电影、文艺表演、文化演出场馆、文物及文化保护、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群众文化服务、文化研究、文化社团、其他文化等。 2.文化产业外围层：包括互联网、旅行社服务、游览景区、文化服务、室内娱乐、游乐园、休闲健身娱乐、网吧、文化中介、文化产品租赁和拍卖、广告、会展服务等。 3.文化产业相关层：包括文具、照相器材、乐器、玩具、游艺器材、纸张、胶片胶带、磁带、光盘、印刷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家用视听设备、工艺品的生产和销售等。 根据以上文化产业分类，我们可以认为，文化产业的地位和作用表现在： 首先，文化产业具有文化传承、传播的导引功能，关系社会的文明、进步，体现国家的“软”实力。 其次，文化产业提供基本的精神文化、娱乐消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再次，文化产业要求相关产业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推动技术创新的深化，借助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消化吸收再创新，形成竞争优势。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1.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传承中华文明，复兴民族文化的需要。一个民族的崛起，归根结底要从文化的复兴上表现出来。随着时代的进步，灿烂的中华文明所蕴含的人类智慧，不断显示璀璨的光华。民族文化产业的兴盛担当着民族文化复兴的重任。 2.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居民生活品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人类对物质生活追求的过程中，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从未停止过，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对精神文化方面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创造高品位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3.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面临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考验，适时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高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二、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文化资源、文化需求以及政策环境等条件，以河南省文化产业为例来说明。 （一）基础条件：资源与需求 中原文化之厚重、文化市场空间之广阔，这是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不竭之源。 1.丰富的文化资源。河南省地下文物、馆藏文物、历史文化名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河南省有17项，全国八大古都河南有其四。考古文化、历史文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博大精深，人文景观、山水景观异彩纷呈，民间工艺、民俗文化、戏剧戏曲源远流长。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文化资源的丰富多彩让人叹为观止。 2.巨大的文化市场空间。河南省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人口总量约占全国人口的9%，具有广阔的消费市场。目前，全省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达到1.2万元，国际通行的反映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城镇下降到34%，农村下降到48%。文化需求将逐步呈现全面扩张势头，市场潜力巨大，文化产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巨大推动。同时，河南以其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区位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来中原旅游观光。 （二）推动因素：政策环境 2005年5月和9月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先后印发《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对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作出部署。2006年12月，河南省八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十一五”期间实现“两个跨越”的战略目标，即实现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的跨越。2007年12月，河南省委、省政府又印发了《关于加快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的若干意见》，对推动中原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河南省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是基于文化产业国家战略的提出。党的“十六大”将中国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提出了“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文化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也成为国民财富增长的方式和领域。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并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等方面全面阐述。 三、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 （一）报业、出版、广播影视势头强劲。省电台综合实力进入全国5强，省电视台经营创收和卫星频道覆盖率、收视率、收视份额进入全国10强。河南出版集团综合实力在全国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中位居第2名。《大河报》在全国晚报都市类报纸中的竞争力居第4名。河南省广播影视集团被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收入增幅居全国领先地位，所属奥斯卡电影院线全国排名进入前10位。戏曲电影艺术片《村官李天成》、电视连续剧《神探狄仁杰》、科幻儿童电视剧《快乐星球》等获得观众和市场的高度评价。《快乐星球》系列小说和漫画，也受到少年儿童的欢迎。 （二）文艺演出业推出一批精品力作。舞剧《风中少林》入选2005－2006年度国家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剧目，并摘取了中国舞蹈界最高奖项“荷花奖”金奖，不仅把少林文化带到了全世界，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豫剧《程婴救孤》一举揽下全国所有顶级赛事的大奖，并荣获“全国十大文艺精品工程”；歌剧《木兰诗篇》、音乐大典《禅宗少林》等产生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广告会展业较快发展。近年来，河南省国际经贸洽谈会、郑州少林武术节、洛阳牡丹花会、开封菊花花会、安阳殷商文化节、信阳茶文化节、中原书市、马街书会等节会,逐步成为区域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知名节会。同时，以郑州为中心的会展业正在广泛吸纳全国性的文化论坛、经济论坛、高科技论坛。 （四）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升温。以洛阳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郑州少林寺、开封宋都古城、安阳殷墟遗址、商丘古城、温县太极拳、炎黄始祖文化广场等古都文化、宗教文化、武术文化、寻根文化旅游，以大别山和红旗渠为重点的红色旅游，以云台山等山水资源优势开展的山水旅游等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省内外、海内外的游客。 四、文化产业的前景以及与银行的合作现状 （一）文化产业的发展前景 1.文化产业发展的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产业发展必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文化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 - 25% ,消费视听技术文化产品出口达到600亿美元,取代航空、航天工业居出口贸易第一位,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40%以上的份额,在美国400家最富的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英国文化产业的年产值将近600亿英镑;日本文化娱乐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0% ,其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值。 2.文化产业战略的实施。以河南为例，“十一五”期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到2010年底，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4%左右，到202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7%左右。同时，相应的系列政策配套正在逐步推出。文化强省的产业标志为：文化产业比较发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拥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一批知名文化品牌，形成科学合理的文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发展格局。 （二）文化产业与银行合作现状 1.商业银行尚未对文化产业形成系统规划。从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没有作为一个产业进行系统思考和统筹安排，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地位的传媒出版领域，文化旅游逐步进入视野，其他文化产业领域较少涉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对文化产业的合作抱持审慎态度。 2.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方式比较单一。商业银行对现有的有合作关系的文化产业，提供的金融产品主要是存、贷款和结算等基本的银行服务，即便是贷款等传统产品，也因为抵押、担保等落实困难，最终不能到位。商业银行与文化产业合作中的创新还比较少，特别需要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往往难以得到商业银行的及时响应。通过资本市场实现直接融资的文化产业数量还不多。 五、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银行对策 商业银行对文化产业巨大的发展潜力必须充分认识，对这一即将形成的支柱产业，要认真研究国家有关文化产业的相关政策，加强统一的规划、协调，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运作规律和重要企业的金融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些产品和产品组合，满足客户需要、引导客户需求，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使文化产业成为业务发展和经营转型的新的增长点。近期的工作首先是围绕重点文化企业，谋求合作上的新突破，要积极关注河南文化强省的传媒出版、文化旅游、武术健身、杂技表演、工艺美术和文博会展等六大优势产业。 （一）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走向资本市场 文化产业通过境内外上市，可以筹措大量资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做大做强。文化产业上市有成功的范例，河南省正在积极推动，专门下发文件，明确要求报业、出版、广电单位尽快启动上市工作，加强旅游企业的上市培育。对此，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对像河南出版集团这样转制完成列入首批上市目录并启动上市前期工作的文化企业。目前，由于国内金融业实行分业管理，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自身优势或投资银行战略伙伴，积极创造条件，推动文化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二）大力扶持绩优文化企业发展 存贷款、结算业务是基本的商业银行业务，为大多数文化企业正常运转所必需，也是目前文化产业使用最广泛的金融手段。商业银行要关注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向，帮助文化企业特别是文化企业集团，建立适应改革发展要求的财务管理模式。对绩优企业，要在基本的金融服务工具基础上不断拓展领域，提供一揽子、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鉴于文化产业的现状，可以重点发展财务顾问业务，利用商业银行在客户、网络、资金、信息、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为文化企业的投融资、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等活动提供咨询、分析和方案设计等服务。从主要提供融资服务为主，逐步实现融资、融智并重。帮助文化企业实现良好的效益，达成经营和投资目标。 （三）不断创新文化产业的合作模式 商业银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需要创新服务手段。2007年，招商银行发放贷款5000万元，支持电影《集结号》拍摄，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与电影业合作取得成功的案例。事实上，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有相当部分是与商业银行合作的结果。商业银行要积极介入电影、电视剧、舞台剧的制作，甚至知名频道或栏目，如河南台的《梨园春》、《武林风》等，都可以寻求加强合作的机会。目前，商业银行与电影、电视、舞台剧合作的主要瓶颈是贷款的抵押担保问题，要探讨以电影院线收入、电视栏目广告收入、票房收入等方式设定抵押、实施封闭运作的可行性。 （四）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合作领域 对文化旅游业，一般情况下，旅游景点属于事业单位，归当地政府管理，政府对景点实行预算外管理，收支两条线，收入全额上缴。景点收入来源主要为门票收入，其他收入包括补贴收入、旅游纪念品销售收入等。商业银行可以与服务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一并加以考虑，并在政策范围内，推动更大领域的合作。广告会展业抓好该领域的龙头企业，并通过龙头企业把握相关信息，寻求合作的可能性。对文艺演出业，加强与文化主管部门的广泛沟通，探索项目管理封闭运行的可行性。对于网络服务业、文化创意和动漫、网络游戏业等新兴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娱乐业、体育休闲业、艺术培训业和艺术品业等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产业，应积极关注，把握适当的介入时机。共享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成果。 文化产业论文:以文化产业增添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 摘要：文化产业是国际公认的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朝阳产业”或“未来取向产业”，对于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综合国力和区域竞争力具有特殊意义。本文即以宏观视野对作为集南京历史文化之大成的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思考，并基于目前存在问题，初步探讨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创意；资源整合；发展对策 在人类社会刚刚跨入新世纪之际，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了以民族文化为单元的多元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融合与互动的进程，文化产业成为当今社会一个极具可持续发展力的朝阳产业，它的发展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已经从经济的边缘走向了中心，成为国家的支柱型产业，而我国文化的产业化及其文化产业则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理论和目标之后，如何充分发挥文化产业作为朝阳产业的优势，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显紧迫。 一、文化产业概述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界定 文化产业是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文化和经济相互渗透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文化产业概念是由英文词语Cultue Industy翻译而来（亦被译为“文化工业”）。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称谓：它在美国叫版权产业，在英国叫创意产业，在西班牙叫文化消闲产业，在日本、德国、荷兰、韩国等许多国家叫文化产业，还有叫文化工业或内容产业。当前，国内外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也各不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述为“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 （注：参见徐浩然,雷琛烨《文化产业管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了文化产业的内涵，我国学界和政府对“文化产业”一词的内涵仍有分歧，但为了统一，基本都将2004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中所规定的内容作为标准，即文化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具体可分为3个层次9个类型。其核心层是(1)新闻服务；(2)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3)广播、电视、电影服务；(4)文化艺术服务。外围层是(5)网络文化服务；(6)文化休闲娱乐服务；(7)其他文化服务。相关层是(8)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9)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销售。 （注：参见《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国统字［2004］24号文件,2004年3月29日。） （二）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产业的本质特征 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对文化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全球资本一体化进程，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全球生产体系，世界市场便不仅充斥着不同国家的物质商品，如汽车、日用品等，而且也充斥着不同国家的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书籍等。毋庸置疑，全球化使当代文化产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时代特征: 第一，文化产业的开放性。全球化的强大冲击力与信息社会的快速降临，经济与文化的互动性加快，使文化产业的生产领域与拓展空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放射型状态，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成为真正的开放性的空间。就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而言，它包容了“以物质资本、经济资本为运转方式”的传统产业，还拓展了“以智力资本、文化资本、数字资本为运营方式”的新的信息文化产业。就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言，它不仅关涉人的基本存在样式(如生老病死)，还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人的审美、休闲、娱乐)。 第二，文化产业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全球化的浪潮，把不同地域纳入到同一的、全国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体系之中，从而促使人们的眼光从狭隘的、封闭的视野中摆脱出来，而把更遥远的地域范围作为自身的关注对象，对更遥远的地域出现的文化现象发生兴趣。就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而言，文化产业又具有地方性。如美国的大片大多数是在好莱坞制作完成的。在以信息化和全球化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中，地方经济能力呈现出越来越强的态势，这些发展趋势拓宽了地方文化结构，提升了地方文化竞争力。 第三，文化产业的创新性。在全球性的竞争压力之下，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样态日益呈现出了创新性的特征，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文化产业是一种创意产业，产业的整合与发展必须拥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其二，文化产业的本质是文化的产业化，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必须运用业已拥有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去创造财富；其三，文化产业必须时刻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 （三）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全球文化经济一体化必然打破原有的生产格局和市场格局，文化成为产品、成为商品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经济现象。因此，文化产业的竞争不仅是一个国家经济的竞争，也是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竞争。 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看。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重视培养与发展文化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之中。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充分显示了文化产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行业增加值逐年递增。截止200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共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同时，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突破10000元大关,在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已经进入3000—5000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收入的增加必然伴随着消费支出增多与消费结构的升级，为文化产品消费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文化产业还只是刚刚起步，要赶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距离。从消费角度来看，在美国与西欧一些国家，文化消费已占到家庭消费的30%以上，而在我国，家庭消费支出仅有148%用于文化消费。从生产角度看，美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20%以上；在英国, 2001年文化创意产业产值达112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82%；日本文化产业的产业规模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2000年达到85万亿日元，占GDP的17%，仅动漫业的年产值就在国民经济中占到第六位。而我国文化产业(包括相关产业)总增加值仅占GDP的4%，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注：参见祁述裕《中国文化产业竞争力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因此，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潜力巨大，又任重道远。 二、玄武区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资源条件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核心城区，玄武曾是东吴、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六朝宫阙御苑所在地，中山陵、总统府、玄武湖、鸡鸣寺等闻名全国的景点荟萃于此，六朝、明清、民国等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厚积于斯，有重点古迹、文物保护点72处，占全市主要文化旅游资源的40%以上，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区域内有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苏省农科院等40余家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拥有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南京博物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众多公共文化场所，可谓科教发达、人文鼎盛，为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了雄厚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撑。 （二）发展情况 近年来，玄武文化产业已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形成以长江路文化一条街为龙头，以1912民国休闲街区、毗卢寺佛教文化、总统府、梅园新村现代历史文化为依托的产业体，特别是1912民国休闲街区起到了全面提升品位，彰显新都市独特个性的作用，以其独特的资源与区位优势相结合，成为浓缩南京城市人文精华和历史发展风采并引领时尚的城市客厅。但整体而言，目前资源挖掘利用力度还不够大，文化产业还没有产生较高的知名度，经济贡献率还不高，对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与其在南京市文化资源中所处的地位还很不相称。 （三）存在问题 一是资源挖掘整合力度不大。多年来玄武文化旅游品牌就是中山陵、总统府和玄武湖等著名景点，不少六朝、明清、民国的旅游资源没有被充分挖掘、整合与宣传展示，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吸引力，游客很难“旧地更重游”。二是产品创新度不够。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之一是产品，它决定游客的停留时间和消费水平。玄武目前文化产品大多是旅游观光型，以体验经济为代表的文化休闲、创意产品虽有一些开发，但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三是投资渠道单一，开放程度不高。目前，玄武文化产业的资金投入，财政仍是主渠道，没有或缺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而且，玄武文化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刚刚起步，文化产业招商引资起步时间也不长，吸引外资规模不大。 三、玄武文化产业发展对策 （一）整合资源，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业 基于玄武自然禀赋和发展现状，发展文化产业要首先突出文化旅游业，进一步深入挖掘山水城林自然资源和六朝、明清、民国等历史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化，拓展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塑造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文化旅游品牌。 一是打造长江路文化街。完善沿街10大文化景观（毗庐寺、梅园新村、总统府、中央饭店、江宁织造府、江苏美术馆、人民大会堂、金陵图书馆等），全面建成融艺术展览、文化交流、观光旅游、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江苏文化第一街。高标准建成江宁织造府，深度挖掘该遗址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并进行相关的《红楼梦》、云锦、皇家文化等文化产业开发，最终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特殊历史文化价值和经营特色的著名品牌，使之成为国际一流的红学研究和云锦织造研究基地，为海内外游客提供一个高层次文化交流与享受的休闲去处。重点实施梅园新村历史街区改造，修建、恢复具有利用和保护价值的优秀历史建筑，建成钟岚里休闲街区，最终把该地区打造成文化气息浓厚，并与周边梅园新村纪念馆、总统府及1912休闲街区相呼应的又一特色商业街区。 二是建设环玄武湖旅游风光带。依托明城墙，加快建设“明城汇”文化休闲街区，重点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建成集餐饮、休闲、娱乐、文化艺术品交易等为一体的高品位文化休闲商业街。目前，该街区一期已成功运营，二期开发建设正加速推进。加快九华山景点开发，完善北极阁风貌区功能，积极跟进南都水乡项目，利用火车站广场、药物园、情侣园等景观资源，精心打造整体联动、国内知名的“观山、亲水、登城、听钟”生态旅游风光长廊。 三是完善文化旅游产业链。围绕长江路上的各主要旅游景点，建设古玩字画、旅游产品等特色市场及旅游中介市场。结合中山陵环境整治，在孝陵卫、卫岗、王家湾等风景区出口处发展旅游服务特色市场。在各景区配套建设各类服务设施，积极挖掘、推出六朝宫廷宴、红楼美食宴、民国公馆宴等特色餐饮服务，变游在玄武为食住在玄武，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增加游客参与度。 （二）发挥科教优势，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智慧密集型的新兴领域，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头最强劲的产业。对于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的玄武区来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对推动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是依托徐庄软件产业基地动漫走廊和江苏文化产业园，重点建设涵盖创意设计、动漫游戏、影视制作、音像制作、艺术创作、工艺美术、文化旅游、传媒印刷等文化产业的孵化和培育中心，打造宁栖路文化创意产业街、板仓街文化特色产业街区、中央路300号休闲产业园、威孚金宁都市产业园、南汽都市产业园等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文化产业集聚区。 二是充分利用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等现代文化设施和资源，培育演出市场，发展设计、咨询、评估、调查、策划等文化创意产业，逐步形成规模优势。扶持一批国内领先、有较大发展潜力和拓展空间的文化企业，打造一批有发展潜力和重大创新意义的文化项目，力争形成一批文化产业品牌。 三是整合高等院校、文化企业、社会机构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形成一批具有影响的教学和培训基地，开展文化产业相关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工作。 （三）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拓展融资渠道 依据玄武实际，制定《玄武区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试行）》，加大各项政策支持力度，建成结构合理、政策体系健全、运行质态良好的运行框架，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政府、社会、个人共同参与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层次、多渠道、多体制办文化的新格局。 充分发挥政府在战略层面上的领导作用。成立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规范文化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加强政府组织引导力量。规范各类文化企业经营行为，积极引导合法经营，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合法经营者的权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保护知识产权的地方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高度重视思想发动工作，在部门、企业和群众中广泛宣传和贯彻已出台的各项促进政策，为文化产业的改革和发展打牢思想基础。 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杠杆作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预算资金、文化事业建设费作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引导资金。调整文化产业税收政策，制定差别税率、税金减免、先征后退等优惠政策，广开筹资渠道，支持文化产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尝试建立文化产业基金，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向文化产业领域流动。形成以政府资金为引导、以企业投入为基础、以银行信贷和民间资金为主体、以境外资金为补充的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弥补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中的巨大资本缺口。 文化产业论文:发展文化产业品牌浅析 文化产业是一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信息化和科技化、人文化和知识化的创造与消费的社会背景下所建构起来的新理念和新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在文化与经济实现相融互渗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新实践与新发现。它以创新为灵魂、以广涵为特点、以提升为手段、以增值为目的，通过打破二三产业的原有界限，为经济注入文化的内涵，对多种产业进行整合与提升，从而在二三产业的衔接、融合、易质与再生中实现创意化、高端化和增值服务化：它以促进文化创新和经济发展为目的，并通过文化这个介质的特殊作用而在全社会推动精神与智能的发展，实现社会机理的创新与人力资本的升值。上述特点决定了文化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均衡发展的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意义的时代选择，文化产业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理念，也为我们开辟了崭新的天地，它使我们觅得了一条两全其美的发展之路：既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全方位的。因为文化不仅涵寓着知识、技能、科学、伦理、道德与人文，而且也越来越主宰着经济的运行机制、作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代表着社会的发展趋势。基于此，本文分析郑州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 一、文化产业的内涵及特点 文化产业是在全球化的消费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产业，被公认为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朝阳产业”或“黄金产业”。但是，人们对它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政策方针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根据这一概念，文化产业的范围为：一是为社会公众提供的实物形态文化产品的娱乐产品的活动，如书籍、报纸的出版、制作、发行等；二是为社会公众提供可参与和选择的文化服务和娱乐服务，如广播电视服务、电影服务、文艺表演服务等：三是提供文化管理和研究等服务，如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图书馆服务、文化社会团体活动等；四是提供文化、娱乐产品所必需的设备、材料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印刷设备、文具等生产经营活动：五是提供文化、娱乐服务所必需的设备、用品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如广播电视设备、电影设备等生产经营活动；六是与文化、娱乐相关的其他活动，如工艺美术、设计等活动。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它应该具有提升人类生存，尤其是生活品质的内涵，更应该注重于提升人类精神生活品质的内涵；二是它应该具有可以进行商品性生产、流通以提供人们消费的特性；三是它应该与虽然可以提供人们消费但同时又具有商品性特征的某些纯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如公共图书馆)相区别。 二、郑州市文化产业发展取得的成就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市拉动内需、促进文化消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着力点。经过不懈努力，全市文化产业发展步伐加快，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1.7亿元，比上年增长20.0%，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为4.2％，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20.8%。经初步核算，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28.7亿元，比上年增长20%，占全市gdp总量的4.3%。文化资源优势正在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文化经济优势。 1、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础项目。以全市跨越式发展文化建设工程指挥部重点项目为着力点，着眼培育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指挥部先后组织实施了嵩山实景演出、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郑州日报印务发行中心等16个重点文化产业带动项目。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一期工程投资1.5亿元，项目于建成。黄河风景名胜区的炎黄二帝巨型塑像、炎黄广场投资1.3亿元，建设完成，炎黄二帝塑像及山体夜景照明完成。郑州日报社印务发行中心项目总投资1.3亿元，主体施工完成。大河宠物文化公园一期工程总投资3亿元，主体已建设完成，部分区域的招商工作完成。中牟雁鸣湖生态风景区完成总体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大部分建成，累计完成投资2.87亿元。沿黄河文化旅游产业带战略规划编制完成，郑州沿黄河南岸一带地区将打造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产业带。 2、打造一批文化产业品牌。这几年，我们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依托资源、面向市场，成功推出一系列的文化精品，大大提升了文化产业的影响力。一是在演艺业上。郑州歌舞剧院创作生产的大型原创舞剧《风中少林》和《云水洛神》、郑州天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推出的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带动了全市演艺业的升级。《风中少林》开创河南大型原创舞剧的先河，连获多项大奖，并成功走向国外，今年1月到2月份在澳大利亚的 堪培拉、墨尔本、悉尼成功演出33场，历时40多天；《云水洛神》今年4月份在国家大剧院成功演出，反映很好。嵩山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走出了演艺业与旅游业共生共赢发展的新模式，去年克服旅游市场下滑的不利影响，完成收入2200万元。二是在影视业上。大型科幻少儿电视连续剧《快乐星球》填补了我国大型科幻少儿电视剧的空白，受到全国少年儿童的普遍欢迎，已生产三部共156集，第四部正在创作之中。历史题材电影《鸿沟》、《黄帝》和电视连续剧《豫商康百万》、《美丽潘郎》等正在抓紧筹备。三是在动漫产业上。“小樱桃”动漫品牌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小樱桃”动漫图书出口国外，动画片第一部26集于去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形成了以漫画、图书、杂志、动画片为核心，以“小樱桃”饮料、书包、糖果等衍生产品为支撑的产业链条，国家动漫产业基地（河南基地）由郑州小樱桃卡通有限公司承建。四是在文学艺术上。郑州百花园杂志社坚持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培养和造就小小说作家队伍，形成了“小小说”一流的刊物质量，使郑州成为全国小小说的中心，《小小说选刊》、《百花园》成为全国小小说的品牌。 3、规划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基地（聚集区）。为了加快我市黄帝文化、黄河文化、商都文化、嵩山文化、少林文化等文化资源的开发，我们大力推进文化产业基地建设，引导文化产业集中发展。一是加快建设登封嵩山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将全面挖掘嵩山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重点开发少林禅武文化、儒学文化、道教文化和古代天文文化，建设国家一流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园区内的一批重点项目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未来计划投资100多亿元。二是加快建设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小樱桃动漫创业中心、动漫衍生产品展示交易中心等项目正式启动，小樱桃动画片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生产正在进行。三是完成了沿黄河文化产业带规划。产业带将通过保护、开发黄河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形成黄河南岸集文化、生态、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新区域。四是郑州天人文化旅游投资公司、郑州中远演艺娱乐有限公司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五是启动建设中国郑州信息创意产业园。园区以发展动漫设计、软件开发、文化创意等产业为主，打造现代服务业聚集区。已有4家高新技术企业和7家动漫影视传媒公司入驻。六是启动中华文化园建设。园区将保护古荥阳城为核心，依托周边历史文化资源，全面展示郑州历史文化。 三、郑州发展文化产业品牌中的问题 郑州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82.6亿元，增长12.2％(现价速度)，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4.1％，高于全省近一个百分点，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20.9％。从文化产业组成的三个层次看：核心层实现增加值29.2亿元，实际增长50.8％，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35.4％，共有从业人员4.3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25.9％。相关层实现增加值44.4亿元，实际增长5.0％，占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53.7％，共有从业人员9.2万人，占全市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54.6％。其中，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实现增加值30.3亿元，在该层次中最多，同时从业人员以2.9万人领先。核心层、外围层、相关层实现的增加值之比为35.4：10.9：53.7，从业人员之比为25.9：19.5：54.6。可见，文化产业的发展势头可喜，增长幅度较大。无论是实现的增加值，还是从业人员的数量都增长迅速，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增长期，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在增大。但是，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具体如下： 1、缺乏系统的文化产业品牌建设观念。在品牌建设方面，品牌定位不准确、形象模糊，再加上品牌延伸不足，内涵缺失。如郑州，该市的文化品牌大多是孤立的，绵延3，600余年的商文化所赋予郑州的不止是一个少林寺那么简单，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却被人为地忽视了。宝马这样一个顶级的汽车品牌，竟然与服装、表、眼镜、领带、笔，甚至化妆盒等这些时尚产品紧密相连。宝马品牌下的系列生活用品，与宝马车一同诠释出了完整的宝马世界：华贵，同时也是亲近的。阐释品牌精神的意义远远大于现实的商业利益。正确的品牌延伸要建立在品牌的核心价值之上，比如几乎所有大牌时装都会推出自己品牌的香水，因为香水往往被看作“服装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同时，品牌规划缺失、推进无助，加上品牌设计滞后、人才不足，这些影响了文化产业品牌的建设。 2、文化产业品牌推广方法陈旧，推广策略不当。文化品牌是先进文化的结晶。一座文明城市更应当是文化建设高度繁荣的地方，而文化高度繁荣的地方，一定具有相当数量的文化品牌，这是由文化品牌的作用及影响所决定的。文化品牌是文化精华的浓缩，凝聚着人们的理想追求，多种文化品牌的叠加效应，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提升城市的新形象。品牌宣传推广力度不够，依托历史文化的品牌，因历史文化植根于本土，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在品牌推广上，缺乏对文化品牌内涵的深入挖掘、找不准宣传的切入点、感染力和影响力均不强成了文化品牌推广的绊脚石。而在宣传推广的方式方法上，缺乏现代化传播技术的应用是其成效不够显著的主要原因。 四、提升郑州文化产业品牌的对策 振兴文化产业，应从高起点的文化品牌战略出发，从品牌的核心价值中提炼出品牌战略主体思路，在锻造文化品牌中构建郑州文化品牌的基本框架，形成以低成本锻造文化品牌、高起点构建品牌的战略。 1、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贴近时代和生活。锻造文化品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文化强市”，建设“文化兴市”等发展要求出发，树立文化产业品牌意识。要注意本地市场的培育，依靠本地优势把市场做强做大，更要注意开拓外地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只有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文化产业化发展才能获得更为广泛的空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文化品牌的锻造要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既要立足本土市场，放眼全球，将文化品牌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相结合，又要面向本民族、本地区，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发展文化产业。 2、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清晰的市场定位。文化品牌的锻造应遵循品牌管理所形成的系统联系，在充分了解市场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品牌的市场定位，找出品牌的目标市场，并对目标市场作出具体的细分，借助于品牌锻造固存的模式创新来锻造文化品牌。有价值的文化品牌是具有灵魂而富有变化的，它以文化企业所具有的特质和条件进行量身订做，因而具有不可复制性。这种品牌的锻造又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通过成功的市场定位，给企业带来相对稳定的消费群。所以，文化品牌的锻造，一定要以清晰的市场定位为前提。 3、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科学的系统规划。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不是盲目推进形成的，而是经过科学的系统规划，经系统检验、消费者认同后所形成的。根据文化品牌规划要求的限定，郑州在文化品牌锻造中，一定要以科学的系统规划为基础，依托品牌的系统规划来锻造郑州文化品牌。 4、对文化产业品牌进行深层的价值提炼。凡既具有准确市场定位，又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既是对所确定品牌深层锻造的结果，又是对所确定品牌内在核心价值提炼的结果。依据这一理念，在文化品牌锻造中，一定要以品牌核心价值提炼为重点，借助于品牌核心价值的提炼，形成独具品牌特色、又具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文化产业论文:我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 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文化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随着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事业产业化的内在要求越来越强烈，运行模式已打破了仅由“国办文化”一家的模式，形成了国家、集体、社会、个人一齐上的格局。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县文化产业已初具规模，现就我县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措施等方面作一汇报： 一、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近几年，我县十分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繁荣群众文化、丰富群众生活、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来抓。目前我县文化产业正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市场比较繁荣。文化服务以商品形式进入象山经济流通领域已有近二十年，在这期间，我们始终本着“开放搞活、扶持疏导、面向群众、供求两益”的原则，以“支持健康有益的、允许无害的、抵制低级庸俗的、取缔淫秽反动的”管理准则，积极培育和发展文化市常经过努力，文化市场布局逐步从县城向乡镇延伸，经营项目也日趋多样化、现代化，初步形成了音像、娱乐、演出、电影、美术、文物、图书、游艺、网络文化、印刷业等综合性市场体系，呈现了投资主体社会化、经营成份多样化、市场功能效益化的新格局。到目前止，全县各类文化经营单位（户）651家，其中网吧87家，歌舞厅62家，卡拉ok音乐茶座25家，书报刊销售出租店108家，电子游戏机室7家，营业性演出团体（个人）11个，演艺场所12家，音像零售出租单位101家，录像放映厅8家，经营性体育项目65家，印刷业164家（包括印刷企业、打字店），美术经营1家。文化市场的繁荣，既丰富了全县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改善了投资环境，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据初步统计，全县文化市场从业人员达5000余人，每年直接为国家上缴利税数千万元，同时还明显促进了饮食、交通、宾服等其他三产的发展。 二是文化经营单位发展迅速。象山县新华书店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及时转变观念，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服务技能，开展优质服务，在坚持图书门市销售的同时，组织人员送书下乡和送书到校，取得了较好的图书销售业绩，近几年年销售额均在1600万元以上，自身实力不断壮大。为培养文艺后备人才，增强文化发展后劲，同时为发展文化产业，我们于1999年7月由社会力量投入近100万元创办了全市首家艺术类职业高中——象山艺术学校，该校并于XX年升为职业中专，现学校开设了越剧表演、器乐演奏、声乐、舞蹈、宾服等专业，有学生120余名，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前几届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今年更是呈现了火爆的局面，就业率达100%，优秀毕业生供不应求。县文化馆于XX年开办了艺术培训中心，开设美术、声乐、成人舞蹈等培训班，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县图书馆在1997年创办了以销售图书、音像制品、文具用品、打字复印为主的经济实体——读者文化服务中心，4年来共创利26万元。在此基础上，县图书馆还自筹资金40余万元购置30台电脑，开设了计算机信息服务窗口——东海网景（现已停业），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XX年3月，我们开办了象山半岛演出策划公司，为促进我县文化与外界的交流，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演出公司充分挖掘演出市场，发挥演出经纪机构职能，平均每年引进各种a类演出团体20余家。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相继引进了乌克兰斯拉夫人歌舞团、黑龙江大庆歌舞团、宁波小百花越剧团、长春长影乐团、朝鲜牡丹峰杂技团等，成功策划了“开渔节晚会”、“黑土情”、“税务之歌”等大型组台文艺晚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此外，我县充分利用本土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办文化产业，利用我县是“中国民间艺术（竹根雕）之乡”这一特色文化资源优势，目前正扩大生产规模，大力发展，兴建竹根雕艺术馆“德和堂”来进一步扩大影响；挖掘民间剪纸艺术，包装推出谢才华剪纸，剪纸作品产业化的路子已迈出坚实的步伐。 三是旅游与文化结合方兴未艾。歌舞厅、卡拉ok厅等曾经深受群众欢迎的娱乐场所已渐渐失去了吸引力，这些娱乐场所营日趋困难。而演艺市场在逐渐升温，特别是开放式、敞开式的露天广场文艺逐渐被群众接受。特别是近年来，我们致力于开发旅游业，以举办“开渔节”、“海鲜节”等具有丰富渔文化内涵的节会为载体，挖掘海景、海防遗址、游客参与度高的海上娱乐活动，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比较典型的有中国渔村（一期工程）的建成开放和石浦渔港古镇的旅游保护开发，使我县旅游与文化得到了有机结合。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政府缺乏较稳定的政策，使有些文化产业一哄而上，如电子游戏机室，XX年我县曾达89家，经过7、8、9三个月的专项整治，压减到26家，XX年又要求进行压缩和兼并，至XX年11月底，已关闭了电子游戏机营业场所19家，收缴整机271台，使全县电子游戏机经营场所压减至7家。对此，文化经营户纷纷反映政策不够稳定。对“网吧”的管理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二是缺乏宏观调控和引导力度，几年来我县歌舞娱乐市场经营结构呈现重复式、平面式的粗放型状态，如歌舞厅、卡拉ok厅、电子游戏机等都是一哄而上，导致多、弱、孝散的局面，最后以撤、扩、并整顿告终。 三是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缺乏文化产业经营和管理人才。 三、下步对策措施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美国、日本、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能够为社会提高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也能够涵养税源、解决就业，同时也是促进文化大县建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目前来说，我县的文化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巨大。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动力，着力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积极为文化大市、文化大县建设服务。 一是加强文化产业规划，调整文化 产业结构。“十五”末及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将重点发展文化旅游业，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创新拓展边缘文化产业，初步形成行业门类齐全、内部结构合理、地域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显著的梯度文化产业体系。着力做好旅游与文化相结合的文章，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半岛海洋资源，推出一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活动和文化旅游产品。改造提升影视娱乐业、演出业、体育健身业、图书音像发行业等传统文化产业，使之成为象山文化产业的支柱型产业。增强政府宏观调控和引导力度，提高文化产业档次。目前我县文化经营单位存在规模孝档次低等现象，今后在审批过程中应注重这个问题，切实加强引导力度，不断提高文化产业的档次和水平。 二是深化改革，努力形成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借鉴经济领域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有益做法，加大改革力度，激发内在动力。切实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理顺关系，实行政事分离、政企分开，逐步实现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区分性质，分类指导，积极推进文化企事业单位改革。加快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向文化市场主体转变，造就一批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管理科学的文化企业。将充分发挥市场化程度高、民营经济发展较快、民间资金充裕和文化底蕴深厚的优势，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吸引企业、个人、社会团体和境外资金等社会民间力量参与兴办文化产业。 三是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维护市场经营秩序。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出版管理、文物保护、著作权、专利、版权保护和文化市场管理法规。坚持不懈地开展“扫黄”、“打非”专项斗争，坚决扫除文化垃圾，净化文化市场，做到“以管理促规范，以规范促发展”。同时加强对文化经营户的法制教育，增强他们依法经营的自觉性；加强对文化市场管理执法人员的法制培训，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积极推进我县文化市场依法管理工作。 四是加强文化产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的建设。人是搞好事业的关键，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要有一大批既懂文化管理又悉产业经营的人才，我们要注重这方面人才的引进和培训工作。 文化产业论文:浅析强化文化产业新经济增长点 近年来，我市文化产业建设克难奋进，稳步发展。在上级文化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文化职能部门按照市委四届五次、六次全会精神，努力开拓、文化产业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文化产业机构866个，从业人员68633人，资产总额超过26亿元，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当前，我市的文化 产业应抓住机遇，借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的成功经验以及国外文化产业的崛起发展之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对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起到其独特的积极作用。金融危机之时，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社会消费心理随之发生变化，而积极的文化娱乐则可以给经济震荡中的人们一种精神安顿、慰藉与希望。考察外省、外市在经济危机时期的战略调整，不难看出文化产业在经济萧条时期的独特作用，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 我市文化产业如何应对本次金融危机？这是大家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应该紧密跟踪、深入分析、不断调整应对步伐。本人与不少文化产业经营者讨论，根据以往经验，并结合现阶段文化产业特征，特提出以下思路：一是做好项目内容，稳定与扩大市场；二是降低营运成本；由于广告缩减影响媒体收入，企业应该在降低自身营运成本上下功夫，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必要情况下调整人员及机构，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三是开拓新收益渠道。开发新的文化产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水平；文化产业可以拓展到不同领域，开发相关文化创意产品及服务，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进行其他关联产业的开拓，抓住相关产业“抄底”进入机会；从宏观来说，拉动内需也是必然之势，在政府宏观政策指导下，在扩大内需同时，市场需求就会跟着放大，文化产业也应该进行相应的产业战略布局；五是文化产业有必要做好更长远的准备，以应对这场金融风暴。各企业应该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性质、资源结构、战略需要，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回避风险，寻找战机，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六是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我市文化产业、企业的海内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地判断，积极入股，融入国际文化产业机构，如音乐、舞蹈、书画等，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 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文化产品生产的初始成本较高，但它的产品复制和传播成本很低，其销售与传播的规模越大，效益就会越高。与物质产品的收益规律不同，文化产品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规律。文化产业主要依赖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与智力资源，在不消耗或很少消耗物质资源或能源的条件下，实现大规模的经济产出，拉动经济增长，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独特贡献。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的扶持才能够充分实现，通过及时而恰当的文化产业政策来推动这一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已是许多发达地区的共同经验。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与引导，这与文化产业所具有的特殊意识形态属性有关，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时期，人们的信心与凝聚力是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恢复发展的关键因素。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文化产品与服务具有公共消费品的特征，文化产业的市场水平与区域内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文化产业不仅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优化产业结构、创新就业机会、带动现代服务业、拉动对外文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文化产业是一个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少、发展潜力大的新型产业，正好符合当前我市调整产业结构、拉动社会消费、改变出口门类的要求，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柱产业。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 【内容提要】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由于中国拥有长期延续的文献记载，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很广，包括多样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景观，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在气候和环境变迁长时段观察等方面，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已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项目，将使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本文还对历史地理研究如何为现实服务，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发表了看法。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 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具有历史地理学的共性，而且具有中国的个性。这是由于这门学科在中国有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拥有举世无双的优越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学术的进步和人类的未来作出独特的贡献。 中国历史地理学具有悠久的传统也是一门符合现代科学原理的新兴学科 历史地理学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这篇托名于大禹的著作实际产生在战国后期，距今也有二千多年了。《禹贡》虽然是以记载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后的地理状况为主，却包含了对以往地理现象的追溯，含有历史地理学的成分。而且由于其中的内容来源不一，并不排除一部分记载来自战国后期以前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人注意并记录以往的地理现象，开始于战国以前。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既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当时代地理著作，也堪称中国第一篇历史地理专著，因为它所记述的对象并不限于西汉一朝，而是“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对见于历史典籍记载的重要山川地名作了考订注释。尽管作者班固并不以地理学见长，但由于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有的地理记载和地理研究成果，所以还是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雏形。此后，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唐宋以来传世的地理著作，几乎都是由当时代追溯到往古，注重历史地理现象的记载和研究。 《汉书·地理志》的作者生活在公元1世纪，但依靠当时保留着的历史文献，对早在公元前11世纪以来的一些地理要素，包括古国、历史政区、地名、河流、山岭、古迹、关隘、寺庙、纪念地等都作了记载和简要的考证。同样，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水经注》所记载的范围也不限于当代或作者的见闻所及，而是从传世的数百种地理著作中搜集整理了大量史料，并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使《水经注》成为继《汉书·地理志》以后最重要的一种历史地理著作。今天，我们之所以还能知道先秦的某一个地名在现在的什么地方，之所以能知道春秋战国时的政治态势和秦汉以降的疆域范围，之所以能够大致了解黄河早期的几次改道，都离不开这两种著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皇朝的更迭、政权的兴衰、疆域的盈缩、政区的分合和地名的更改不断发生；黄河下游及其支流的频繁决溢改道又经常引起有关地区地貌及水系的变迁，给社会生活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古达的文化使这些变化大多得到了及时而详尽的记载，但由于在如此巨大的空间和时间中所发生的变化是如此复杂，已不是一般学者所能随意涉足，因而产生了一门专门学问——沿革地理。 中国古代一直具有重视历史的传统。沿革地理历来被看成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一贯受到学者的重视。沿革地理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也是治学的基础，例如历史地名的注释和考证、历代疆域和政区的变迁、黄河等水道的变迁，特别是涉及到对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十三经》和传统正史的理解和解释的有关地理名称和地理知识，都被看成是治学的基本功。沿革地理的成就在清代中期达到高峰，乾嘉学者无不致力于沿革地理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与具体成果方面几乎都推向极致。 但是沿革地理并不等于历史地理学，两者不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区别。就研究内容而言，前者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名和水道的变迁，后者却包括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就研究的性质而言，前者一般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复原，很少涉及变化的原因，后者则不仅要复原各种以往的地理现象，而且要寻找它们变化发展的原因，探索它们的规律。由于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很迟，加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科学基础，中国沿革地理虽然早已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却一直未形成新的学科。数百年来，除了有少数几位专治沿革地理的学者之外，大多只是历史学家、经学家、训诂学家、文学家、金石家的副业，它的成果主要也是作为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注释检索之用。历史地理学则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是现代地理学的一部分，一般说来需要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的研究成果既可用于解释自然发展规律，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显然，历史地理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中国到20世纪初叶才逐渐具备这一条件，所以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成立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及其主办的《禹贡半月刊》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的。1935年初，《禹贡》开始以“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刊物的英语名称，这说明禹贡学会的学者们已经受到现代地理学的影响，产生了将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转化的愿望。但从此后《禹贡》的内容和学者们的研究方面和方向看，还是侧重于沿革方面的。而且，不久爆发的抗日战争和随之进行的内战使禹贡学会不得不停顿，学者们的愿望无从实现。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教育部列出的大学历史系课程中还只有“沿革地理”，而不是“历史地理”。 对学科发展满怀热情的学者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其中以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的意见最为有力。1953年院系调整后，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以历史地理学取代了沿革地理。不久，北京大学率先在地理系中招收了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也先后设立了专门的研究室、教研室，有的还招收了专业本科生。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尽管由于的破坏，出现了多年的停顿，集中反映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还是在70年代末大致完成。到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地理学界一致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粗具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历史地理学者继承和发扬沿革地理注重文献考证的传统，充分运用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科学原理，引入先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分支，扩大研究领域，在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社会地理形成了不少新的分支，在历史地图编绘、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行政区划史、移民史、人口史、区域文化地理、地区开发、环境变迁、气候变迁、灾害与社会、上海历史地理、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显著成绩，有的已居国际领先地位。在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陆续退出研究领域后，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各个分支的学术带头人，绝大多数拥有博士学位或留学经历，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门类比较齐全的学术梯队。近年由教育部确定的106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名列首批，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就是以该校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为主组建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美国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GHGIS)已经完成首批样本，初步进入国际领先地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水平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着这门具有悠久传统的学科迎来了一个向现代化全面迈进的新阶段。 在中国发展历史地理学有举世无双的优势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大多数学者将历史地理学归属于地理学，少数学者认为它属于历史学，或者是介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手段是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而不是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地理学研究方法，一般是没有异议的。尽管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理学的基础原理，同样需要采用地理学的基本研究手段，并借助于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绝对离不开文献资料。正因为如此，尽管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产生在西欧和北美的发达国家，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手段适应于各大洲的各个国家，但只有具有丰富的、延续的、系统的历史文献的时间和空间才有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正因为如此，英国、加拿大和欧美其他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集中在历史人文地理，并且主要是17世纪以后的课题。由于历史自然地理现象的变化尺度往往以数百年或千年计，在缺乏长达千年的、延续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是无法进行的。 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却具有举世无双的优势，有条件进行长时段的、持续的、大范围空间、长时段时间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是因为： 中国有悠久和延续的历史。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夏、商、周，并且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通过考古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还可能将历史提前到夏朝以前。尽管目前得到证实的中国历史还不如埃及、巴比伦的长，但从夏朝开始，中国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作为历史主人的主体民族是从以夏人为中心的华夏诸族发展下来的，不像其他文明古国的历史早已断绝，当年的主人或者早已迁离，或者已经灭绝。 中国历来有辽阔的疆域，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一般都有数百万至上千万平方公里。尽管疆域时有盈缩，内部也有过多次分裂割据，但一般都能在北起今阴山山脉、燕山山脉、辽河下游，南至海南岛和南海，西起陇东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脉，东至于海的范围内实施着有效直接的行政管理，从18世纪中叶起又扩到今中国全境。这就为历史地理学进行大范围的、可比较的、前后连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数以十计，政权数以百计，行政区数以千计，使用过的地名数以万计，涉及的人物、事件、制度更难以数计，为历史地理学者留下巨大的发展潜力，也留下了不少千古之谜。 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内拥有多种自然地理环境，跨越北半球的寒、温、热三带，拥有东亚大陆的三个阶梯，有复杂多样的地形和地貌，包括世界最高的山脉、最低的盆地之一、最长的河流之一、最大最厚的黄土高原和黄土冲积平原，以及其他多种世界罕见的地理现象，形成了很多景观迥异的地理区域。由于开发时间长、供养人口多，大多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发生过显著的变迁。这些都为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课题。 中国历来人口众多。从公元初的6000多万人发展到1850年的4.3亿人，又增加到1953年的6亿余人，中国人口在世界人口中一直占着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比例。从古代的华夏诸族、三苗、百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到今天的56个民族，中国始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自古以农立国，以农为主，同时具有游牧、饲养、狩猎、采集、捕捞等多种生产方式，农、林、牧、副、渔、手工业、工业、商业、服务业和各种特种行业全面发展。各民族、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物质和精神文化丰富多彩，方言繁多。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但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同时存在，各种民间的、地方的信仰变化无穷，就是儒家文化内部也有各种流派。这些都是值得历史地理学开发的无尽的宝藏。 由于地理环境的阻隔，中国文化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总体上还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对东亚以外也没有产生直接的、整体性的作用。但早在先秦时期，先民就开始了与境外的联系，张骞通西域和丝绸之路的开通，甘英、朱应、康泰、法显、宋云、惠生、常骏、玄奘、王玄策、慧超、杜环、李志常、常德、亦黑迷失、汪大渊、周达观、陈诚、郑和、王景弘、费信、图理琛、谢清高等旅行家、探险家、航海家、高僧给我们留下了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是世界上唯一、在当时当地也没有的珍贵记录。同样，竺法兰、安世高、安玄、康僧会、支谶、鸠摩罗什(Kumarajiva)、阿罗本、伊本·瓦哈伯(ibn-Wahab)、马可·波罗(Marco Polo)、伊本·拔图塔(Ibn-Battutah)、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邓玉函(JeanTerrenz)、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徐日shēng＠①(Thomas Pereira)、罗雅各(Giacomo Rho)、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冯秉正(Josephde Moyriade Maillac)、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等人因种种原因来到中国，或者传播佛教、景教、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带来了西方、阿拉伯、印度文明，或者向外界介绍了中国当时的情况，其中也有未见于中文记载的重要资料。具有如此多的研究中外交流史和世界文明史的资料，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幸运。 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文字开始于甲骨文，现在已完全能够解读。战国后期，各国间的文字交流已没有障碍。从秦始皇统一和规范文字至今，中文的基本构造的意义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世界上最多的文字记录，传抄或印刷了世界上最多的书籍，保存至今的书籍和其他文字记载如金文、碑刻等，无论数量、内容和种类，都是世界上最多的。此外，还有和田文、粟特文、吐火罗火、吐蕃文、契丹文、西夏文、蒙文、满文、彝文等各种文字的史料，大多已得到解读。其中仅地方志就有8000多种，对明、清以来各地的记载非常详细。用中文译成的《大藏经》所收录的佛经，由于一部分原本早已散佚，成为有关资料的唯一出处。这样的历史文献资源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同样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缺损或空白，但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历史地理可以研究的时间最长，空间最广，资料的密度最高，可信度最大。 中国历史地理学可望对人类的未来做出独特的贡献 自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地球上出现了气候的急剧变化和不少自然灾害，大多数地方的环境趋于恶化，最近在中国北方出现的罕见的沙尘暴和各地普遍的春季高温更使人们对未来的气候和环境变迁充满了困惑和忧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也在为未来担忧，而科学家的预测莫衷一是。科学不是算命，不能未卜先知，科学的预测只能建立在大量实践和科学规律的基础之上。但人类认识规律需要相当长的积累，如对一种地理现象的变化规律的了解，都需要一个比较长时段观察。如果不做长时段的研究，就要总结它的规律，来预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那是非常危险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幸的是，人类用现代的科学仪器来观测气候，如气温、风向、风力、气压、降水等，到现在最长只有170多年，能积累那么长年代资料的站点在全世界只有50个，其中的90%集中在西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依靠现代科学仪器积累起来的气候资料，那最多只能研究西欧四十几个点不到200年间的规律。而且影响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变动周期或长或短，如太阳黑子变化是11年一个周期，而气候冷暖的变化却有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周期。从现有的资料分析，上一世纪的气温的确呈上升趋势，但仅仅100年的资料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吗？谁能肯定100年后气温是继续上升，还是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进入一个下降阶段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这170年的资料能够提供西欧地区的规律，也不可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至于我国，能够积累100年以上现代气候观测资料的点也屈指可数，大多数县级观测点的资料是从1958年后开始的，比研究西欧的条件更差。幸运的是，依靠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和各种信息，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为人类提供更长、更多的气候变化状况，有可能使我们了解更多的规律性。当然，科学家也可以利用孢子花粉分析、土壤沉积物分析、生物种类、碳[14]断代、考古发掘等方法来获得气候资料，但在信息的延续性、广泛性、精确性方面，与文献记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例如，现存的甲骨文中有好几条有关亚洲象的记录，证明殷人猎象已很有经验，在王都殷（今河南安阳）附近的田猎区内常有成群的野象在活动。另外，甲骨文中出现的十多种天气现象的字中，没有冰、霜等字。结合考古发现的其他证据，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公元前16-11世纪的商代是一个气温偏高明显的阶段，其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还高，黄河以北地区的冬季气温比今天上海一带还要高。所以说，从上一世纪开始的气温升高并没有超过历史时期的极限。同样，我们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很多极端最低气温的记录，例如，上海附近的太湖在宋代冬天经常结冰，有时湖面完全冰封，上面可以步行和供车辆来往。苏州一带的运河也经常冻结，以至船只常都备有凿冰工具，不断破冰才能通行。这些情况，现在早已绝迹了，这说明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冬天的极端最低温度比今天低得多。这就是说，近一个多世纪内出现的气温变化都还在历史时期“正常”的范围之内，在密切注视、认真对待的同时，不必过于紧张，过于悲观。 又如，建立在历史文献基础上的研究证明，有史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州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至少有83万。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已知黄河最大的洪水发生在道光二十三年，三门峡洪峰流量达到360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119亿立方米，相当于500年一遇。而20世纪内最大的1933年三门峡洪峰量是22000立方米／秒；1958年在河南花园口实测到的洪峰流量是22300立方米／秒，12天洪水流量86.8亿立方米，只相当于50年一遇。我们还可以找到其他大量类似的例子，这至少可以证明，自然灾害并不存在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人类活动固然会加剧自然灾害，但造成自然灾害的主要或根本原因显然还是自然本身，这正是我们必须探索的规律。 用从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的类型和程度、环境变迁和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变化的资料，结合其他历史信息，参照现代观测资料及其研究结果，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填补现代科学研究的空白，为更科学地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预测未来提供经验，为全人类的未来做出贡献。 从传统历史地图到数字化、信息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由已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重大的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和历史地图研制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包括20个图组、305幅地图和约70000个地名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 严格说来，《中国历史地图集》只能称为《中国历史疆域政区地图集》，或者是《中国历史普通地图集》，因为它的内容只包括历史时期各个政权的疆域政区、重要地名和有地名意义的建筑、具有政区性质的民族分布，以及作为地图必不可少的框架海岸、河流、山脉；而没有表达其他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要素如地貌、水文、气候、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而作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图集，这些方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和学术界需要这样一种地图集，根据我们的历史资料和已有研究水平也完全有可能编绘出这一图集，所以从198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主编，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考古、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数十个单位的学者开始编绘一部包括20个图组、千余幅地图的三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编稿已基本完成，正在制印中，第一册将于年内出版。 但由于印刷地图既不可能将不同年代的诸多内容绘在同一幅图上，又不能将历史时期地理要素的全部变化都用分幅地图表示出来，这种以静态地图来表示历史地理动态的矛盾是无法得到解决的。历史地图的使用者会有各种目的，但都需要找到特定的年代和特定的地区，而且希望能对原图上的内容有所取舍，删去不必要的点线，增加自己的内容，以突出主题。他们需要的是各种不同年代、不同地区、不同比例尺的历史底图，进而能将地图上的有关要素量化，计算出具体的数据。现有的印刷地图显然远远满足不了这样的要求。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历史信息的发现，历史地图必定有一个不断修改补充的过程，但传统的印刷地图的修订和制印却相当麻烦，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所以出版的地图总是落后于研究成果和最新信息。 当地理信息系统(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和数字化地图（digital map）问世以后，这些难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决定不再简单修订《中国历史地图集》和整理出版考释文字，而是采用最先进的技术，编制“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 这一系统的基本思路是： 制定一套完整、系统、全面、精确的编码系统，将所有能够发现并确定（包括能够部分确定）的历史地名全部编码，做到一地一码，即一个地名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基本码不变的条件下生成新的代码； 研制相应的数据库，要求容量充分，信息完整，检索便利，链接迅速，适应各种不同层次和探索的要求，将全部原始信息（包括史料、档案、数据、图像等）全部输入，并能不断更新； 以国家测绘局的数字化地图ArcChina（一百万分之一全国地图）为底图，逐渐上溯，明代以后编出包括县及县以上界线、县以下可考地名的逐年地图，此前编出包括县以上界线的可考地名、间隔尽可能短的阶段性地图； 在完成普通历史地图后，进一步将历史人文、社会、自然地理各分支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充实这一系统，使之日益完美，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 这个系统将提供一套开放的地图和数据平台，从理论上说，可以提供中国历史上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的地图，供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其他任何学科和各类用户使用，或作为进一步开发的基础；其他全部产品将分批在互联网上，供全世界非商业目的的用户免费下载。 从2001年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哈佛燕京学社、澳大利亚格林菲斯大学亚洲空间数据中心、数字化文化地图集行动计划(ECAI,Electronic Cultural Atlas Initiation)等机构合作，在世界各国数十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已经启动这一项目的研制计划，并已完成和了第一批样本。这一项目将分阶段实施，以十年或更多的时间完成。 这一项目采用的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字化地图的技术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所表达的内容是以中国悠久的历史、辽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庞大的人口、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史料为基础的，加上二千多年沿革地理的传统和半个多世纪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有信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例如欧洲的历史地图还只能编到200年前，目前正努力争取编到300年前，而我们完全可以编到2000年前，有可能编到3000年前。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我们的成果当然更先进。这样的水平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争议的。 “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将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完成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折，将中国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峰。 历史地理学如何为现实服务 作为一门科学，历史地理学的根本任务是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如何适应现实的需要。一味迎合现实需要，片面强调现实的需要，必定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甚至完全违背科学规律。1949年以后，历史地理学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过度干预，因而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为现实服务。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关系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又受到经济因素和地方利益的影响，如削弱甚至放弃了必要的基础研究，以所谓的“成果”为创收手段，无原则地迎合一些地方开发旅游、抢名人、争古迹、以假乱真的需要。 这并不是说历史地理学不应该或者不必要为现实服务，历史地理学者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一员当然也承担着自己的责任，也应该爱祖国，爱社会，爱家乡，通过贡献或转让科研成果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不仅完全正当，而且是值得提倡的发展方向。但这一切的前提，必须是严格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学科本身得到正常发展，基础研究不断得到加强，才会有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成果。 为现实服务不是为一时一事服务，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和科学规律。如果只是随大流，看风头，迎合现行政策，不仅不利于学科发展，而且贻害社会，损害国家的长远利益。20世纪60年代初，谭其骧先生就论证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是中游耕作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减轻，流入黄河中下游的泥沙量减少。他认为，要彻底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关键是做好中游的水土保持，提出了农林牧并举，退耕还林，综合治理的建议。如果一定要为当时“大办农业”、“以粮为纲”的政策服务，他当然不能写这样的文章，或者提出这样的建议。但事实已经证明，谭先生这样的治学态度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为现实服务的典范。 正在兴起的西部大开发为历史地理学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舞台，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都能有用武之地，也是学科发展的大好机遇。正确地阐述西部的历史地理背景，必然能对西部大开发作出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积极投入。但是西部开发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同样存在着各种矛盾、认识的误区和不同意见，历史地理学者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简单地为现行的或当地的政策作解释，找依据。同时也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的研究毕竟是以历史时期为主，而历史背景的作用是有限度的，不能为了突出学科的重要性而随意夸大历史因素的作用。 如何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 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亟需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但一般说来，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却不是量的积累，而必须取得重大突破，是质的飞跃。 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中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 例如，现有研究成果已经证明西北地区历史上曾经有森林分布，很多地方有良好的植被覆盖，但其他研究也提出了西北地区长期干旱，植被覆盖率一直很低，只在局部地区才有森林的观点。有的地理学家还指出，黄土高原上不可能有森林覆盖。孤立地看，这些观点都有道理，都可以找到史料根据，但却互相矛盾。你说某一朝代那里出产木材，他也可以说什么时候这里是不毛之地，且不说史料是否完全正确，那么史料没有提到的地方和年代（实际上占大多数）情况怎样呢？如果我们能提高研究的精度，从一般证明西北地区有森林提高到复原出不同时期具体的植被分布图，说明什么年代、什么地方有什么植被，以后有什么变化，哪些地方本来就没有植被，这些争论就能得出可信的结论。这样的研究结果无疑具有更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必定会被相关学科和实际部门所采用。 又如，历史地理学对长时段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如何将史料中十分粗略的记载转化为可靠的数据，并且能为国内外同行所接受，如何将这些数据的精度提高到一个适用的限度，例如年（时间）、县（范围）、摄氏度（气温）、毫米（降水量）、级（风力）等单位，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史料不可能有多少新的发现。依靠现有的信息检索手段，不久就能将所有的史料收罗无遗，传统的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已被历史地理学者推到了极致，要提高研究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中国历史地理学既然与历史学有如此深厚的渊源和如此紧密的联系，它未来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整个历史学科的繁荣，也需要历史学科其他分支的重视。实际上，凡是与空间分布及其变化有关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历史要素都属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同样，历史地理学的任何研究成果，都能为历史学各个分支所利用。两者之间目前存在的巨大差距正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广阔，发展的潜力无穷。 中国历史论文: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兼论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 内容提要　建国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发展前景广阔。本文在侯仁之教授《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对本学科的理论与实践、国际接轨意识、综合系统性、时间特性以及促进学科发展的内外动力等几个方面，从有助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健康发展的角度，作了简要的回顾和展望。 关键词　中国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四论》　理论与实践　国际接轨意识　综合系统性　时间特性 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有着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的悠久传统，但现代历史地理学首先是在西方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形成的。40年代，侯仁之教授就学于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在西方现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H·C·达比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正规地接受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思想的薰陶。学成归国之后，侯仁之即结合教学科研实践，于五、六十年代不懈努力地在中国大力倡导现代历史地理学。然而，正当中国历史地理学刚刚迈上现代科学轨道之时，十年“”阻止了它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与西方本已缩小的差距再次拉大。1979年，“”结束不久，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即开始取得新的突破，并逐步走上现代科学的正轨，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一书，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最主要的理论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理专题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大发展，对实践的指导还没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俳徊前进之时，侯仁之将他先后发表的四篇理论探讨论文及“附录”四篇、“资料”两篇共十篇论文结集成册并题为《历史地理学四论》［②］（以下简称《四论》）出版，既显示了他个人对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认识历程，又从理论思维和实践研究两个方面展现和强调了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几个新旧问题。 一、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在漫长的“神”本位观念（自然界的“地心说”、人类社会的君主制）主宰下的古代历史时期，历史地理研究只是为治史提供疆域政区变迁的地理沿革背景资料，以及在这些治史资料基础上编绘的读史地图。随着近代科学文明的兴起，科学观念、规律意识和理性精神逐渐冲破“神”的樊篱，哥白尼的日心说与牛顿的力学，使人们知道，自然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可观察可认识可判断可推理的客观存在，把握客观规律后，就可以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地改造和利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也逐渐渗入历史学，要求历史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社会自身的历史，也要研究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以及人类活动叠加于自然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大潮中，正是这些科学实践的客观要求，使地理学迅速脱离历史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近代学科。而在近代地理学诞生之初，历史地理学就已经蕴涵了它在地理学中的潜在位置。［③］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曾经长期地困扰过许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A·赫特纳认为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地理学科，但又模棱两可地自我怀疑［④］，R·哈特向既不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又否定它的独立学科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⑤］。在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前夕，来自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们，还为此进行过激烈的面红耳赤的争论。［⑥］由于争论者们本身缺乏深厚的历史地理研究实践，故未阐明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问题。而同时代的H·C·达比［⑦］、W·G·伊斯特［⑧］等少数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用他们坚实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实践，奠定了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基石。1940年，C·O·索尔在达比等人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从理论上全面系统地概述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要点、研究资料、野外考察以及研究方向等诸多方面。［⑨］从而宣告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诞生，同时也结束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其后不久，R·H·布朗［⑩］、D·怀特利瑟［①①］的著作和A·H·克拉克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又丰富了诞生不久的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自明末至民国初年，其研究方法类似于西方，而研究成果数量不逊于西方，至本世纪20年代以来，才逐渐落后于西方。［①②］以至于建国之初，教育部仍然把“中国沿革地理”视为历史地理学的代名词而规定为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程。对此，学成归国不久即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地理学课程的侯仁之立即呼吁将“中国沿革地理”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并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其内容不以历代疆域的消长与地方政治区划的演变为主，而以不同时代地理环境的变迁为主，这样应该从先史时期开始，举凡每一时期中自然和人文地理上的重要变迁，如气候的变异、河流的迁移、海岸的伸缩、自然动植物的生灭移动以及地方的开发、人口的分布、交通的状况、都市的兴衰等等，凡是可能的都在讨论范围之内。”［①③］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侯仁之发表了第一论《历史地理学刍议》［①④］，在中国首次阐述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总体理论以及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的关系，不久又发表了第二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⑤］，在北京地区历史地理与西北干旱区历史地理的研究规划方面，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学术界逐渐恢复了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与西方接轨。强调综合整体研究的系统论，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和尝试，至90年代已经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许多分支学科中得到充分运用，科学哲学界和地学界提出的“地球表层学”概念是否获得学术界普遍承认暂且不论，但其综合统一的系统研究理论符合地理环境的客观现实。侯仁之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时代的脉搏，连续推出第三论《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①⑥］和第四论《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①⑦］，吸收并倡议在历史地理研究实践中运用系统理论，着重强调了人—地系统的综合统一研究。如果说侯仁之《四论》中的前两论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的话，那么，后两论则是他对新理论与新研究实践在新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所获取的新认识。 经过几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几十年来长期、大量的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实践证明：纯理论研究固然可能取得某些成果，但从学科发展的整体上看，唯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一条正确的唯物辩证之路：理论涵蕴于具体研究之内，具体研究凝缩于理论之中。 二、理论探索中的两种偏向 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各门科学领域中的内在规律，经过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将升华成科学哲学、乃至哲学的普遍性规律；哲学是科学的向导，具体科学的发展，无不有意无意地受到哲学的影响，经受了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之后，尽管构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大厦为时尚早，但现代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取得长足的进展。目前，国内历史地理学界对于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两种偏向。 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及其各分支学科的名词、概念，作知识形态的学科体系表述。在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阶段，这样的基本表述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在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经过方法论研究、新哲学思维等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多元化时期［①⑧］，再将过多的精力投入到知识形态的表述，对学科的发展没有更为重要的意义。A·H·克拉克和J·帕藤在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的《社论》中明确地指出：“《历史地理学杂志》将不是提倡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性质、或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之间关系的教条”［①⑨］式的讨论。中国《历史地理》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杂志的主编及编委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具有共识。 广义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应该包括各种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但历史地理学说与历史地理知识体系在属性、功能等方面具有本质的差异。更不能将历史地理知识体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的核心理论。“因为要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建成一门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决不是一件轻易办得到的事。”［②⑩］ 另一种偏向是对历史地理学理论问题探讨的漠视和轻视。“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②①］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理论问题。任何一项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具体历史地理研究，无论研究者持什么样的态度，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某种理论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反之，一项具体的历史地理研究，如果就事论事地叙述或狭隘的考证，而事后又不进行分阶段的概括与总结，不找出所做研究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并充实和完善各种层次、各种专题的现有理论，这项研究对学科的发展就没有更大的意义。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今后既要克服理论研究中的知识形态体系的简单叙述，也要纠正轻视和漠视理论研究的偏向，这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三、国际接轨意识 就任何一门学科而言，要想获取重大发展，就必须接轨于国际学术领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举凡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注重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并在某些学科或某些分支学科领域中成为国际研究中心。综观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现状，发达国家的历史地理研究总是国际性的。从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编辑部在英国的事实讲，英国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而从该杂志设立“总编”与“美洲总编”的事实来看，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国家。由于英语已成为最主要的国际性通用语言，因此，其它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的国家如法、日、俄、德等国，都注重与英语世界的国际交往，将它们国家的重要研究成果介绍、翻译成英文版进入国际学术领域。［②②］ 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在已有的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开始向国际历史地理学界宣传和介绍我国已经取得的重要历史地理研究成果。［②③］今后应当逐步深入、广泛地进行中外历史地理研究的多方位、多层次比较，在保持中国传统特色的前提下，了解和借鉴西方研究的资料、方法和思想，以期更快地达到真正与国际接轨的目的，并在国际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中争得中国应有的学术地位。 四、综合系统性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时期，学术研究以人文社会科学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一时期的地理学作为历史学的附庸，以对人类居住环境的描述为主；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累、创造和改进了大量改造自然的知识、工具和手段，使得自然界逐渐被人类的改造能力所征服；近代工业革命的兴起，更使人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④］。自然科学的每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文明的跃进，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注意到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而带来的自然界不可逆变化的后果。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逐渐形成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颉颃、甚至自然科学声势盖过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局面。近代的地理学已经脱离了历史学，并伴随着地质学、气候学、植物学等近代自然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自然地理为主、人文地理为辅的学科；而历史地理学则以描述历史时期人类居住环境以及诠释历史地理文献为主要内容。 本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类生产力，使人类对自然的大力征服不断遭到自然界的恶性报复，最终迫使人类反思人类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活动，重新辩证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反映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边缘研究与综合研究，以致形成大量的综合学科。［②⑤］现代地理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力加强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内容，从本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开始，形成了强大的人文地理研究思潮。现代历史地理学正是在人文地理研究的浪潮中涌现出来的。［②⑥］ 提倡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与自然越来越要求互生共存的客观现实，也反映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联袂研究的趋势［②⑦］，其本质是提倡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强调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要综合参考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双重要素，从人文与自然相区分的二元论研究向统一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历史地理研究的客观对象具有四级客观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的一级子系统；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二级子系统；所有地理环境要素组成的地理环境三级子系统；以及更高层次的人类与地理环境系统组成的地理系统—地球表层巨系统。所有各级系统都是相互间进行着物质迁移、能量转换与信息传输等内外部循环的开放系统，又都是从无序到有序、从低序到高序、再从有序向无序演化的动态平衡系统。历史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客观系统性符合系统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这必将要求研究的系统性。与其被动地经过长期、无数次地分门别类的单要素研究摸索才最后上升到系统研究，不如主动地接受现代科学研究中普遍运用的系统学理论去系统地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客观系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侯仁之在《四论》的第三、第四论中一再强调历史地理研究的系统性。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获得普遍的应用，既表现在层层深入、内外联系的历史专题地理研究之中，也体现在逐级综合、分类归纳的历史区域地理研究之内，而动态的观点，则贯穿始终。以往的定位、定时研究应当逐渐向综合、系统和动态的研究过渡。 总之，伴随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诞生而出现、至今仍然困扰着部分学者的历史地理学科属性问题，表面上看来是学科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反映了在整个科学领域内，从分门别类的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联系的多学科综合系统研究方向发展的趋势。现代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现代历史地理学更是一门综合系统学科。 五、时间特性 客观现实的地理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构成这一系统的每一种系统要素都能发展成为一门地理分支学科，而每一种系统要素在历史时间延续中的发展变迁过程及其与系统内外其它要素的交互关系，都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与空间，均为有限的时空，既不是具体技术科学的时空，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时空。它的空间主要指地球自然界的“生物圈（biosphere）”和受到人类影响的“理智圈（noosphere）”［②⑧］。其时间的上下限为：人类出现并产生农业而对自然界产生影响以来、直至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包括将来发展的未来趋势。关于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跨度，侯仁之在其《四论》中有精辟的论断，他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坚决主张现代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这一段时期内，必须推向过去的时代，一直上溯到人类开始出现在地球上，并且在自然界中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之后，这项研究就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领域。而且这一研究领域，同样是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严格地说，今天的地理，明天即成为历史地理”［②⑨］。 关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时间特性，从科学哲学的辩证认识来分析，有三种对立的时间观念：⒈静止的历表时间和动态的历时时间；⒉单纯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和整个人类历史时间；⒊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和“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静态的历表时间，反映不出人类历史的“活动”特征。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有明显的缺陷：首先，历史文献记载以前的历史时间，没有历史文献记载；其次，如同地表大陆的荒漠和地壳岩层具有间隔、裂隙和断层一样，历史文献记载的历史时间存在着大量的断缺和空白；第三，文献记载的人类历史地理活动，如果没有考古学、地质地貌学、民族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辅佐，就不能完全、甚至正确地加以反映；最后，历史文献如果没有近代与现代文献记载的延续和补充，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就显示不出它的现实发展意义。如果研究者持有简单“过去”的历史时间观念，就不可能重视近代和现代历史地理研究，更不可能在揭示过去、总结现在的基础上，去科学地预测未来。国际《历史地理学杂志》创刊号《社论》是这样论述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性质的：“至于所考虑的时间性质，我们倾向于有部分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稿件投送本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惊讶。可是，既然我们已经广泛地意识到：所有、或几乎所有的地理现象，在或长或短的历史时期内，都几乎不可避免地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那么，基于这种公认，我们将对近现代（包括本世纪）的历史地理研究给予关注，并值得在本刊占有一席地位。”［③⑩］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也已经注意到“研究的历史时代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③①］。同时开始关注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动向。［③②］ 从学科理论的整体上讲，现代历史地理研究的时间特性，当然是动态的、整个人类发展过程的、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位一体的历史时间，但要克服具体操作中的难度，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 六、内外发展动力 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现代历史地理学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需要学术界内外双重动力的合力推动。外部动力包括：⒈历史传统延续的惯性；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⒊科学技术进步的促进；⒋社会机制功能的健全。前三种动力一般只是有无或大小的问题，而取决于人为决策因素的第四种动力，除了有无和大小问题外，还会涉及正负的问题，若把握不好，将会直接、即刻和长期地影响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长期分属历史学与地理学两个部门、且侧重于历史学部门的社会机制事实，使现代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打下了深深的史学传统烙印，这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一大传统特点。我们一方面应当积极地正视这一客观现实，并根据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多元化趋势，以稳定本学科发展的态度来维护这一现状。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局面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以便积极地加以改进。比如，我国现代地理学系统内大量涉及历史地理问题的实际研究，由于具有地理学基础的历史地理研究者少之甚少、而许多具有扎实历史学功底的历史地理学者又无法参与，最后只能由做具体研究的非历史地理工作者自己摸索着解决。这就使得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一种畸形现象：当前经济建设亟需投入研究力量去解决的许多历史地理现实问题没有历史地理工作者研究或参与研究，而与现实脱节、崇尚古代文明且只需一部分人研究的传统历史地理专题却有相对多的历史地理研究者争相参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往日的地理的同时，还必须显示出为现实经济建设服务的直接应用性一面，方能在现代地理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中显示出它真正的力度。这是现代国际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趋势之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应该加强这一方面的努力。 现代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内部动力主要是历史地理工作者的自我意识，包括：⒈对学科理论问题的不断反思和持久评估，以指导研究实践。⒉研究资料的新发掘、新发现。一方面要正确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意识到历史文献资料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历史地理研究资料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资料，以免陷入研究的误区。既要加强历史文献资料的疏理工作，也不能为历史文献资料所左右。⒊研究方法的更新与最佳选择。随着历史地理研究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各种研究方法，均有它们的成功之时和成功之处，历史地理学经过长期的研究实践，已经可以举出不下20种有名可指的具体研究方法，但具体研究对具体方法有具体选择，最终的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既要反对为赶时髦而堆砌新方法的新名词新词藻，也要注意对已有研究方法的反思与更新。⒋研究思维的角度、深度和广度，是研究者保证研究质量的自身主观意识。⒌不断地创造性地研究实践，是学科发展的本源。 现代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几代学者群体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每个发展阶段均有各自的研究特点，而新的发展趋势又必将有新的学术要求。本文在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的启迪下，评述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几个新老问题，恳请前辈与同仁的赐教。 中国历史论文:《大分岔》与中国历史重估 近几年，对中国传统历史的评价，恰逢各种西潮重又汹涌东来的当口，开始也变得飘忽不定起来。原以为后现代、后殖民思潮不会对古老的中国历史发生冲击，事实却不然。地球既然已经变得如此之小，目下西方各种思潮纷繁迭起，争雄斗奇，怎么会把中国给遗忘在一旁呢？看来对此类事情，若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先弄清其由来，难免会产生无所措手足的迷茫，更不用说理智选择了。 例如，“海通”之后，鉴于中西国力对比的现实落差，中国史家开始了对自己传统社会的重新检讨，中西历史比较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何以会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落入后进挨打的命运，成了百年中国一直在苦苦追索的“天问”。现在，从大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弗兰克、彭慕兰向我们棒喝道：欧洲最先进的英国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江三角洲，在17、18两个世纪里，其发展水平和发展道路基本相同，甚至后者比前者的发展状态还好一些，只是到了19世纪才开始分道扬镳。（见1月25日《学林》版周武文章《中国和欧洲何时拉开差距》）西欧的现代化，包括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完全是一些个别因素的耦合，因此中国何以不能像英国那样的设问，纯粹是一个被“欧洲中心主义神话”制造出来的伪问题。言下之意，我们多少有些庸人自扰式的“意恋”。 如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史观 “二兰”的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他们主张在历史研究中要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桎梏，反映了要求变革史学观念的一种动向，值得我们重视。西来的许多社会理论往往产生于对欧洲历史经验的提升，从经验事实的层面上，自然就很难完全适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地域历史的观察。不顾活生生的历史实际，硬将中国历史强行拖进欧洲经验框架以求“规律”一致，将西来的观念绝对化，我们过去确实有过这方面的严重教训。中国历史的走向自有许多有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往往被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所忽视。例如中国就没有劳役经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三段迭相更替的阶段，至少从西周起，三者即并行不悖，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及至商业、信贷资本在战国至西汉一度还相当发达。又如私人雇佣劳动、土地转让买卖出现之早，也决不落欧洲之后。当然，还有被“二兰”完全撇在一边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决定财富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一方面产生过经济高度发展的强盛国力，一方面也同时产生贫富的高度悬殊和严重的阶级对抗，此种现象亦为欧洲历史所不及。打破欧洲中心主义，在我看来，它只是要纠正唯欧洲历史为正常的历史偏见，而决非是要放弃对人类历史普同性的探索。相反，充分揭示各种地域历史的多样性，合理地进行各种历史量长度短的比较，正是为了更好地总结全人类历史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人类社会发展普同性的认识。 坦率地说，“二兰”由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神话产生的新结论，对欧洲历史的解释实在过于简单化，简单得难以使人置信，例如直到如今仍然在影响世界历史面貌改变的时代转折的发生，竟系于一个或二个偶然的因素，而非历史众多因素（如思想革命、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等等）长期积渐发生的突变？相反从中国的立场看，怎么也更像新《天方夜谭》式的东方神话，似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并不重要，毋需学习西方，也完全可以由自我逻辑的发展，重新恢复“世界中心”的地位。 无论弗兰克，还是彭慕兰，他们都坚持必须离开欧洲中心主义的路灯重新打量中国历史，如前所述，其主观意向并没有错。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挑战传统、新意别出的宏大历史叙事，话题太大，难点甚多，涉及到必然与偶然、个性与共性等一系列历史哲学陷阱，既然以“破”为主，过分苛求也许不近情理。但历史学不管如何变革，都不能改变它必须基于实证的“天性”。否则，它就不再是历史学。因此，最重要、也最基本的，首先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对待史实。如果立论在前，随意摘取与己有利的史实，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整体历史的体验，严肃地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命题，这样的“立一家之言”，就难脱思想制作的干系，即为宣传他们的反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而刻意制作历史的嫌疑。 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 这一事实使我强烈地感到，史家托出史识固然都申明有史实作依据，然而史家的心境和语境，却是读懂他们史识所万万不可忽视的“话外音”。说实在，我很怀疑弗兰克和彭慕兰对明清江南有真正深切的历史体验，或许他们对真实的明清江南历史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从他们的历史叙事里，可以闻到一股非常浓厚的挑战现代主流的“后现代”理论气息，选择史料是跟着他们的理论兴趣走的（因此，他们援引的史实多来自第二手）。“后现代”在史学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否认历史有必然性，一切历史的变迁都是耦合的，任何历史发展模式都不具有普适性。因此，依托欧洲历史经验产生的“现代化理论”理所必然地要被排斥在历史比较的框架里，不被认可为一种值得借鉴的参照目标。与此相关，他们也强烈反对历史的目的论，认为一切历史的变迁都不是预设的，都是人们各自活动的自然延续，自然产生的结果，不可能复制、不可能重演。从这样的理论出发，他们当然会不无真诚地告诫中国人：你们自身的历史不仅没有错，而且更值得自珍自重。依着你们历史内在的自然逻辑，别管别人怎样，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去！我不知道这对中国人是一种诱惑，还是一种误导？试问：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时候，难道还要重复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低级错误，拒绝接受任何对我们有用的，别人的、也包括欧洲在内的成功经验，重新回到“各扫自家门前雪”的状态吗？ 现在有一种倾向，观念越新越好，见异而思迁，成了一种时髦，一种风尚。殊不知任何观念都有适用的范围和边界，决不会是全能的。“现代化理论”确有可以被反驳的地方，“现代化”也决非尽善尽美，但“后现论”正像有些人所说，破坏多于建设，可以质疑和反驳的地方也不少。历史学的悖论就在这里：观察历史无论如何不能不依靠理性的思维，因此一定的观念和方法是我们进行研究无法不用的“工具”。然而沉浸在历史情景之中久了，也多少能意识到，“史无定法”（吴承明先生语），任何“工具”一经滥用，都有可能成为遮蔽我们真实地观察历史的屏障，甚至是人为制造历史成见的陷阱。 我愿意相信弗兰克、彭慕兰的某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一味用欧洲中心主义的标准估量中国历史，一定会产生许多偏差。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不要说套用西欧“封建”是何等地不伦不类，就是近二千年来的帝国历史，易朝换代，其间又何尝没有许多显著的变化和发展？我也相信中国人的经济理性不低，江南人在人口密集、重赋重费的压力下，为了生存，逼出了一条多种经营的经济“活路”，就是明证。然而，又有何种充足证据能够否定，不管如何曾经辉煌，到头来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国，到了需要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关口，却被卡住，不能主动走过去的事实？即使在近代化已经展开的一百多年里，我们遇到过多少“死的拖着活的”、逆向行走的事例，难道这也能够置若罔闻吗？！ 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的准确 弗兰克、彭慕兰的宏大叙事存在巨大的断裂，即对于解释英国19世纪何以能转变、中国何以不能转变这种强烈反差，与它们先前历史因缘果报的复杂关系，采取了逃跑主义的策略。这种不近情理的逃逸，终究显示出他们和我们有着截然不同的治史心境。他们尽量寻找19世纪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切光明面，置阴暗面于不顾；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期望中反对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光芒才相对黯然失色。然而他们并不能理解19、20世纪之际的中国人如何苦于向现代转变的艰难，这种心境并非来于观念，而是来于生活实在的体验；因此他们当然也不能理解，我们何以要痛苦地、自悔地究根刨底追问19世纪以前的历史，追问原有的社会发展机制到底出了什么毛病，病根又在哪里？此真可谓“饱汉不知饿汉饥”，此一时、彼一时也。 “二兰”的中国命题，无视中国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国情，径用江南代表中国，以一斑窥全豹，明显是一个致命的论证软肋，经不起反驳。至于明清江南，也许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支持这样一种学术见解：这里的农业、手工业乃至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发育程度等等，其发展水平都不比同时期的欧洲为低。但同样是铁定的事实，而非人的幻觉，已经过去的几百年历史证明：江南是大一统中国的江南，无可避免地要受到更多国家因素、制度因素的制约，阻碍着这一过度发达的前现代地区顺利变迁到现代；即使被动地开始了现代化的驱动过程，社会的变迁也非常之不顺利、非常之曲折。我觉得，我们过去在“资本主义萌芽热”情景下产生的一些明清江南研究成果，重点在寻找“光明面”，看来是为“二兰”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提供了片面而不准确的“信息”。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限度”这样一类重大问题上进行反思和重新研究。 与一些国外学者、特别是带有后现代倾向的学者之间的分歧，往往主要发生在心境以及语境的不同上，但解决问题最后还得靠历史情景准确而不是粗枝大叶的估定。新见，不管是何种新见，也都必须经受事实的检验。对明清江南，鉴于史料的局限，最难的是对发展程度作定量方面的估计。个别外国学者既然计算出了古代中国的GDP、人均收入以及占世界GDP的比重多少，中国学者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有此可能。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不作出必要的回应。明清江南的经济状况，千头万绪，错综复杂，唯有对关联发展过程的众多因素（包括决不可忽视的非经济因素，如权力体制、财政体制等）尽可能逐个省视其实际状态，并作综合的整体分析，研究才可能有所细化。这就需要发掘更多的微观材料，加以细致的考订和总体汇合。因此，我觉得未来的明清江南社会研究的重心，很可能又要再次回到微观研究的层面上来。当然这绝不是初期研究的重复，而是有针对性地前进，否定之否定的升华。其中有些环节长期少有进展，例如各种经济主体（庶族地主、工商业者、农民）的财政与法外的经济负担，县级乃至市镇乡村的各种行政费用与名目众多的摊派，它们对于经济发展的制约，都需要有切实的史料搜集作依托，才能据此评估其得失利弊。因为，在这一点上，正显示出中国历史与欧洲大相迥异：在中国，很难像欧洲那样产生具有主动推进现代化冲动的新富裕阶层（相反，中国的富裕者往往寻求与传统政治的融通，屈从于体制的压力），因此也就无法产生引发国家与社会互动、变革社会体制环境的历史主角——独立的社会中间力量。 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什么样的新论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需要有正常的对话来交流沟通。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说，“二兰”的挑战，我觉得无论是从宏观的史观、史学方法，还是从微观的史实考据，都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对于宏观叙事比较冷落的当下中国史学界来说，这一外来的逼迫，或许还是一种难得的推动。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 对于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以及文化区域三者相互关系的研究，迄今似乎未见过有专门的讨论。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一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由于题目较大，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先以例证式的方法予以说明。 在这三种区域中，行政区划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产物，由法律形式予以确认，有最明确的边界与确定的形状；自然区域是地理学家对自然环境进行的科学性的区划，不同的科学家与不同的地理观点，形成互有差异的自然区划方案。文化区域则是相对较不确定的概念，一般由文化因素的综合来确定，具有感知的性质，主要是人文地理学者研究的对象。 自然区划虽有不同的方案，但由于其所根据的是确定的自然环境，所以各方案之间相去不是很远。行政区划虽由现实的政治需要而确定，但要受制于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从来都是在已有的体系上进行调整与改革，不可能凭空设想一个全新的体系。而历史传统中既包含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也有历史文化区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区与自然区也有依存关系，尤其是小文化区与自然环境关系更为明显。要之，行政区与自然区和文化区三方之间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一、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基本关系 行政区划是在自然地理环境的背景上所划定的政治空间，因此在人为的政区与天然的地理环境之间就存在契合与否的问题。地理环境是由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活于其中的植物动物等因素组成的复杂的物质体系。中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农业国家，对于地理环境的地域差异有很深刻的认识，深知行政区与自然区的一致对农业生产管理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总是尽量保持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以利农业经济的发展，维护封建王朝的稳定。但是长治久安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是摆在有利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上的。而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统治者不断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逐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在这种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的一致性越来越差，尤其是高层政区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后期与自然环境之间已经存在相当大的背离现象。 按照最近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方案，中国可以分成三个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与青藏高寒区。这三大区又可进一步分成七个自然地区和三十三个自然区。东部季风区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45%，总人口的95%，过去、现在与将来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农耕区。对于作为中国历史疆域主体部分的东部季风区，古人早就认识到其内部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季风区内可以划出三条东西向的分界线，第一条是在东北自然地区和华北自然地区之间，正与战国时期的燕国长城的东段重合。这条界线使得今辽宁省大部地区在自然区划方面属于华北而不属于东北。而在《禹贡》所划分的九州方案中，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同处于青州之中，说明古人对这一界线的认识与今人一致。 第二条界线是分开华北与华中两个自然地区的秦岭-----淮河一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两侧，无论地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生物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显著不同。比如从气候上来看，此线是最冷月太阳幅射热量收支相等(即一月份平均温度为摄氏零度)，也是全年水份收支相等(即降水与蒸发相等)的标志线。这个标志作用自古以来就被观察到，"桔过淮即为枳"可以说是这一观察的最形象的总结。由于上述原因，秦岭-----淮河一线历来被视为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不但南船北马、南米北麦由此线而判然，甚至分裂时期南北政权的对峙也常以此线为界。而且在元以前统一王朝之中，行政区域的划分基本上不跨越这条界线。 第三条界线是华中地区与华南地区的分界，也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这一界线在地理学家当中争议最大，大致在北纬二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间波动。极端南界的方案是在北回归线以南，其他方案则画在南岭与北回归线之间。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天时太阳可以从北边的窗户射入屋内，古代称之为"北向户"或"北户"。但对于北回归线古人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具体，必须以山脉河流为标志才能更直观地感觉到，所以南岭常被近似地当成热带与亚热带的分界线，"岭上著梅未"就透露了岭南与岭北梅花开放先后的差异，标志着岭南地区近乎热带的风光。这条界线不如第二条界线重要，但在元代以前，行政区划界线也大致遵循此线，除了个别地点，一般不被跨越。 由三条界线所划出的四个自然地区以下，又可细分为十九个自然区。而在华北地区与华中地区内的自然区界线也极富标志性。在华北，由于距海的远近与湿润程度密切相关，离海越远，湿润程度越低，因此自然区界线呈南北走向。如太行山与西河(即陕西与山西之间的黄河段)就使河北、山西和陕西处于不同的自然区之中。在华中，地势的抬升与降水量密切相关，因此武夷山、雪峰山、大别山、巫山、乌蒙山都成为重要的自然区分界线。历代王朝的正式政区大部分分布在华北与华中地区，这些垂直的自然区的分界线也都成为政区之间的界线。 以下我们更具体地来分析一下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域关系的历史变迁。 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为了控制边远地区，曾对某些政区，实行过犬牙相错的划界的措施。这一措施的实质是使政区的边界不和重要的山脉或河流相重合，以避免那些地区负险对抗中央政权。但从大的范围看来，秦代郡级政区的幅员与自然地理区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或者是一郡自成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或者数郡组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少数情况下一郡包含几种不同的地貌类型。 北方的关中与山东地区开发充分，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因此郡的幅员较小，往往是几郡组成一个地理区域，如邯郸、钜鹿两郡为黄河与太行山间之三角冲积平原；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与上党五郡组成山西高原，是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当然这五郡又各自为一个地理单元：雁门郡是大同盆地，代郡是蔚县、广灵盆地；太原郡是太原盆地，上党郡是潞安盆地，河东郡是汾河陷落谷地及河东盆地。其他自成一个地理单元的郡还有不少。最著名的是首都所在的内史，正占据当时最富庶的关中盆地，或称渭河冲积平原，今天依然是著名的八百里秦川。也偶有一郡包含两种地貌，如三川郡包有豫西山地和伊洛小平原。南方在秦代开发尚浅，地广人稀，郡域很大，甚至一郡超过今天一省，所以常自成一地理区域，或包括几个地理单元。如巴郡是川东摺曲山地及嘉陵江流域，蜀郡是成都平原及川中丘陵，闽中郡是浙闽丘陵，九江郡是淮南平原与丘陵及鄱阳湖盆地等等。 秦郡的划分重视地理区域的作用，每郡都以一肥沃盆地或平原为核心而推广于四周这高原或山地，以便保证有相当地可耕地，使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坚实的基础。汉兴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已破坏了秦郡分划的主意。首先把秦郡划小，如内史一分为三，每郡都成支离破碎之区。其次是削王国之地以充实汉郡，使王国周围汉郡领域不断变化，以至如西河郡跨黄河两岸，临淮郡居淮水东西，与地理区域脱离了关系。当然南方的汉郡由于地域缩小，也有个别郡反面与地理区域相符，如豫章郡恰好是鄱阳湖盆地的范围，但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汉晋南北朝时期，行政区划已与自然地理区划脱离关系，直到隋代重新统一全国以后才又有了变化。 隋炀帝在大业三年进行行政改革，将三百余州调整为一百九十个郡，并使绝大部分郡界与山川形势相符，这不但为以后唐代的十道分划奠定基础，而且也使唐以后的统县政区又与秦郡一般，大致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但当然是在更小的地域范围内。隋郡的幅员远比汉郡为小，比秦郡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就每一个郡而言，多数只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一部分而已。但就一组郡而言，却往往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相合。因此秦隋划郡原则的对比，前者重区域，后者重分界。 贞观元年，唐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便分为十道，这十道严格地以名山大川及关隘要塞作为界限，并以之取名，形成在地貌组合方面相当完整的地理区域。这十道是：关内道，潼关以西，陇山以东；陇右道，陇山以西；河北道，黄河以北；河东道，黄河以东，太行山以西；河南道，黄河以南，淮河以北；淮南道，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山南道，南山(即秦岭)以南的汉中、川东山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剑南道，剑阁以南的四川盆地西半部；江南道，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岭南道，南岭以南。以上十道除山南道东西界外，各道之间都有明确的山川界线。 中国的地貌大势是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山脉都呈东西走向，因此十道的划分即以这些山川为骨干，先沿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及南岭横切四刀，再以南北向的次要山川太行山、西河、陇山及淮水之源的桐柏山和嘉陵江为标志竖切五刀，就形成了十个地理区域，十分自然，也相当合理。十道的分划对唐代三百余州起了分组的作用。唐初派遣按察使、巡察使赴各州进行监察工作，年底回京汇报，这些使节之间的分区巡视肯定与十道有关系。所以开元年间将十道分成十五道以后，就正式成为固定的监察区。时隔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全国范围内被划为四十来个方镇以对付叛乱，这些方镇在唐后期成为实际上的高层政区，其幅员多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如原来的江南西道被调整为宣歙、江西、湖南三个观察使辖区，江西观察使与今天江西省完全一致，是一完整的自然地理区域，湖南观察使则对应于湘、资二水流域。另外福建观察使也与今天的福建省毫无二致，为浙闽丘陵的南半。 唐代的州由隋代的郡划小而来，在地貌方面也大多自成一小地理区域。例如今浙江省在唐代分成十个半州，即杭、湖、越、明、睦、婺、衢、温、台、处十州及苏州的南小半。浙江北部是太湖平原，南部则是众多河流谷地。在这十个半州中，温州是飞云江流域和瓯江的下游，处州则由瓯江支流小溪与大溪流域组成，台州包括整个灵江流域，明州覆盖了甬江流域，湖州则与苕溪流域相对应。至于钱塘江流域乃由衢、婺、睦、杭诸州所分割，每州各包括其一条支流。浙江在唐代已经得到比较深入的开发，所以州的幅员已经够小。除了东北一隅以外，十个州的地域和界线自唐代直到清末一千年间毫无变化，只有名称的更改而已。诸州之间由于关山阻隔，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封闭圈，成为长期保持稳定的地理基础。可见政区的分划若与自然地理区域相一致，就有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 唐代无论分道还是划州，都力图使之与自然地理区域相适应，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寻求同一政区之内的自然地理特征的相似性、均一性，以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直到二十世纪的今天，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工作依然是直接为着农业生产服务的。因此了解不同自然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并使行政区划与某一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显然有助于古代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统一指导和规划。同样的气候，均质的土壤，完整的地形有利于进行同一类型的生产活动，简化农业生产管理，便于进行水利建设。所以秦代与隋唐都有意使统县政区的分划与自然区划相一致。 汉代由于主要矛盾在于政治方面，在于中央专制皇权与地方诸侯王分权的对立，所以西汉尽一代之力，以分化瓦解东部地区诸侯王国林立的局面，既夺取王国支郡为汉郡，又以蚕食方式不断扩大这些汉郡的领域，因此郡域与郡界不断浮动，在这种情况下，而求其与自然地理区域相对应，岂不是等于缘木求鱼。因此西汉末年的郡大多与自然环境关系不大。隋唐帝国刻意追求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一致，说明其时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妥善的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已偏向经济方面。但是隋唐的统县政区并非没有缺陷，出于政治目的，隋唐的州(郡)范围划得过小，在农业生产方面也产生不良影响，有些建设工程在此州为水利，在彼州可能就成为水害。但是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说，自隋唐时候起，直至清末为止，统县政区是与自然区划大体一致的。但是高层政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宋代以后，已经与自然地理区域发生偏离。 宋代是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朝代，中央政府显然有意识地使作为高层政区的某些路的辖境，偏离山川形便的原则，以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江南西路。该路并不和唐后期自成一地理区域的江南西道一致，而是缺去东北隅饶、信二州(即昌江与信江流域)，并在西北边越过幕阜山而领有兴国军(今湖北东南角)。这样一来，江南西路就不成完整的地理区域了。另外，名为淮南东路，却地跨淮河南北；称做河东路，却领有黄河以西的州军，同时又不领属位于河东的河中府与解州。但是宋代的路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层政区，所以这种偏离自然区划的路还不普遍，如两浙路、福建路、广南东西路在地貌方面就都是比较完整的地理单元。因此宋代是高层政区脱离自然地理区划的过渡时期。 元代形势大变。因为行省是集民、财、军政大权于一体的高层政区，为了防止割据，省界的划定以犬牙相错为主导原则，行省的区划根本不考虑自然环境因素，而是根据军事行动和政治需要来确定。蒙元征服中原的行动是由北到南进行，因此行省的布置也采取南北拉长的方向。但中国的主要山川是东西走向，因此沿北南方向布置的行省就必然要跨越黄河、秦岭、淮河、长江、南岭等天然界线，因而包容复杂的地貌类型。同时，温度的变化与纬度的变化成函数关系，南北走向过长的行省也不得不纵贯不同的气候带。加之蒙元设置的行省幅员过大，在北方，由于降水量由滨海地带到内陆呈逐步递减状态，这样的行省就不免要横跨湿润与干旱的不同气候区。如元初的陕西四川行省，在地貌方面既覆盖了整个陕甘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西部，又越过秦岭包容了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以至贵州高原北部。从综合自然地理区划来看，则是横跨了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两个自然大区。在季风区中又跨越了华北温带和华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地区，并且在华中地区还跨越了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两个自然区。 当然这是战时体制的体现，当时全元疆域只分七省。之后，为了平时行政管理的需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十一省的格局。上述陕西四川行省一分为三，成为甘肃、陕西、四川三行省。其中陕西行省跨越秦岭的形势已定，直至今日不变。又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组建一个新的行省-----河南江北行省，如果忽略宋代小规模跨越淮河的淮南东路，那么这是淮河南北地区第一次组合为一个幅员巨大的高层政区。这两个行省的建立，意味着秦岭------淮河这一中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分界线在元代完全被弃置不顾，说明自然地理区域已经不成为划分政区的重要基础，被优先考虑的是政治因素。其他如湖广行省包容今湖北南部、湖南与广西、海南，江西行省包容今江西与广东，都是不合常理的表现。 明代改元代十一省为两京十三布政使司，俗称十五省，每省地域有所缩小和调整。大部分省份都成为比较完整的地理区域。但秦岭-----淮河被跨越的状况依旧，同时还出现新的不合理的区划，即将太湖流域一分为二，分属南京与浙江。清代十八省，进一步由十五省析分而来。南京被竖切一刀，分为江苏与安徽，但依然是跨淮越江的形势，与自然区划无关。 统观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可以发现其与自然地理区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那就是秦的相符，汉的脱节，隋唐的契合，宋的渐离，元的背离和明清的渐合。所谓自然地理环境，以中国的老话说，或可称之为天时与地利。气候的两大因素是气温与降水，这可谓天时；地貌、土壤、植被则可比拟为地利。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天时与地利。行政区划是人为划定的，也许可以说是人和的因素之一。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自然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部分地使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二、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的关系 如果从一般直观的感觉看来，似乎在不少地区中，这三种区域是相当一致的，但仔细分析却不然。文化区域比不得自然地理区域，后者虽不如行政区划那样有法定的确切的边界，但在经过学术论证以后，也有相对明确的范围。但文化区域主要是由感知而来的认识，当选取不同的文化因子作为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准时，其范围也会有不同的形态。在各文化因子中，语言(或方言)、风俗、宗教都是比较重要的标准，而其中语言的标准更显突出。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分析几个实例来说明文化区域与自然地理区域以及行政区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会看到既有三个区域相重的情况，也有两个地域相重，而另一种区域与此二地域背离的情况，还有三种区域互相间都不重合的情况。 以湖南为例。历史上湖南的的综合文化地理区划可以分成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与西部的沅、澧二水流域两区，两者的分界以雪峰山为标志。这是与自然地理界线相一致的。在唐后期，湖南的概念初步形成，当时指的仅是湘资流域。沅澧流域则尚未得到深入开发，以五溪蛮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北宋时期，沅澧流域得到开发，成为荆湖北路的一部分。由于对沅澧流域的开发是从湖北方向而来，而且在行政区划上与湘资流域分处两个高层政区，因此通两宋与元代，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分属不同的文化区域。方言不同，风俗有别。元代湖广行省太大，包容今湖南、广西、海南及湖北南部，对文化区域的整合作用不明显，此时沅澧流域属湖北道，仍与湘资流域的文化不同，明代以后，原荆湖南北路合成为湖广布政使司。清初，又分湖广为湖南湖北两省，这时的湖南省包括了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于是湖南文化的一致性渐渐体现出来，经过三百年的整合，湘资流域与沅澧流域不再分属两个文化区，而属于同一个文化区的两个亚区。湖南的类型是文化区域既与行政区划大体一致，也与自然地理区域一致。 山西则是另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来，山西似乎是三种区域完全一致的典型。例如作为行政区域的山西省在自然地理方面也基本上自成一区，周围有明确的黄河与太行山为其自然边界。在文化上似乎也有山西文化一体的感觉，晋中文化与相邻的河北地区的燕赵文化与陕西地区的关中文化似乎有明显区别。但仔细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其实不然，就在山西这样的地区，也存在文化区与行政区及自然区不一致的情况。如从汉语方言来说，晋语有入声，在北方官话区里显得十分特殊。但晋语并不复盖山西全省。在山西省西南部的运城地区的方言就不存在入声，不属晋语区的范围，而与关中方言十分接近。而方言与语言的认同，正是划分文化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再从历史上作深入研究，更可发现，在明代以前，并不存在全山西省范围的一体化的山西文化，其中运城地区与陕西关中文化一体，上党地区与河南省的河内地区文化接近，雁北地区则与边塞文化相对一致。这种情况也许会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山西这样一个封闭的凸地形中，文化的一体性原本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在南方的福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福建与江西之间的武夷山是划分自然区的标志界线，福建省本身也成一相对封闭的地形，两面是山，一面是海，只有南边与广东不存在明显自然界线。但从文化上看，闽西与赣南及粤东北却成为一个独特的客家文化区，既与自然区不符，也与行政区不一致。跨越三省的客家文化区的存在，说明文化区域的的活力并不受法定的界线(行政区划)与天然的界线(自然地理区域)所限制。当然，除了客家文化区外，福建其他地区的文化是存在某种一致性的，或者可以称之为闽文化区，但在这一文化区域中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至少可以分为四个亚文化区。而这些亚文化区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即唐宋的州与明清的府)的范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闽文化区虽然未覆盖福建全省，但却延伸到福建以外的广东东南部的潮汕地区，这是在明代就有明眼人已经看出来的。在王士性的《广志绎》里就说到："(潮州)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当然，若仅以闽方言为准，则闽文化区还可以扩大到在地域上并不连属的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与台湾地区。 至于陕西省，则是行政区划与自然区划及文化区域相矛盾的典型。秦岭南北分属不同的自然区域，这一点在今天任何自然区划方案里都是一样的，在古代也是这样认识的。而从文化上看，关中文化与汉中文化也有明显的不同。关中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汉中方言却夹有中原官话与西南官话的成份。而且时至今日，汉中地区仍然流行用西南官话演唱的汉剧，而关中地区却是秦腔占明显优势。陕西内部的文化地域差异不但体现在关中与汉中地区之间，而且还存在于陕北与关中之间。陕北地区通行的方言是晋语，与关中的中原官话有相当大的区别，而与山西大部分地区有共同语言。就自然环境而言，陕北的黄土高原地貌与关中的渭河冲积平原也截然不同。因此，陕西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文化区的无机的结合，是自然区、政区、文化区三不重合的典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元代将秦岭南北划在同一行政区以来，经过七百年时间，在行政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文化却又有逐渐走向一体化的倾向。这种倾向最明显表现在中原官话区的扩大。向北，关中方言侵蚀陕北的晋语，而使之由北而南晋语特征逐渐削弱的现象，亦即入声字逐渐弱化的趋向。在汉中，中原官话则从东西两侧南下，使得西南官话的范围收缩到中部一带。同时，在汉中，在关中，都有秦腔的演唱，但倒过来，汉汉调在关中却呈逐渐萎缩的弱势。当然这种文化的整合过程至今尚未完成，因为要将原来自然背景与文化因素差异都很大的不同文化区整合为一，是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的。 相对陕西地区而言，湖南文化的一致性就比较显著，尽管湖南的沅澧流域与湘资流域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层政区仅有三百年时间，远比陕西统合秦岭南北的时间为短。即使加上与湖北共处一个布政使司的时间，也还不足六百年。但到底雪峰山所隔开的湖南东西两部分只是第三级自然区的差异，而秦岭所分隔的陕西南北两部分却是第二级的自然区域的差异。相比起来，当然前一差异要比后一差异小得多。加之，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北来的移民到达荆南与江湘地区，使得沅澧下游与湘资下游的方言互相靠近，??假至于今日，新湘语与西南官话的差异也比关中方言与汉中方言的差异小。 在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的关系中，尺度范围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是省区内以及相当于省区的大尺度的范围，已经体现行政区划的作用。至于省以下的文化亚区，行政区划的规范作用就更加明显，因此文化亚区往往与历史上的统县政区的范围相一致。不但如此，在这个尺度范围里，文化区与自然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依存关系。例如在浙江与福建，各中小河流的流域往往是一个个统县政区(即州或府)，同时又是一个个小文化区。尤其在浙江，流域与府与吴语的次方言区基本重叠。在山西与湖南，也有同样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决非偶然，是与经济开发过程相联系的。一个府的地域，往往由一二个县先行开发，其他县再由这一二个县分置而来。因此一府之内的文化具有同一性，相对于其他府则有相异性。不但如此，一府的府治由于是该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对该府起着一种文化垂范的作用，从而使该府的文化同一性更形加强。这从政治中心所用方言往往是该府的权威土语这一现象可以看出。 三、简短的结语 对于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古人似乎就有明确的认识。东汉时期，巴郡太守但望给中央政府上了一疏，要求将巴郡一分为二，其分割方案与依据是："江州(今重庆)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今合川)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敢欲分为两郡：一治临江(今忠县)，一治安汉(今南充)。各有桑麻丹漆，布帛鱼池，盐铁足相供给，两近京师。"从自然地理背景看，两汉的巴郡东部是摺曲山地，亦即"滨江山险"。西部是嘉陵江平原，所以"土地平敞"。东西两部分自成地理单元。从人文地理基础看，东西部有风俗的差异。东部"其人半楚，精敏轻疾"，西部却"姿态敦重"，所以"上下(指上下游，亦即东西部)殊俗，情性不同。"以此为据，巴郡可以分为巴东与巴西两郡。风俗的差异就是文化差异的表现形式，是分郡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里，分出的新郡，就是自然地理区域、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典型。虽然当时朝廷未接受这一意见，但我们却由此可以看出，关于上述三种区域的统一性问题，已经早有人注意到了。 形成文化区域是社会的力量，划定行政区划的是国家的行政权力，而自然地理区域的划分则是受自然规律所支配。因此文化区域与行政区划以及自然地理区域的关系事实上体现了社会、国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在不同的地域中，这三者有不同的关系，而且从历史上看来，这一关系又是逐渐在变化的，例如由于政治需要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化，行政区不断发生变迁。在今天，如何调整行政区以促进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在学术上，这项研究也可视为是联系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两大分支的桥梁，尤其因为行政区划是政治地理研究对象，文化区又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等于是将自然地理与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有机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于如何更深刻地认识人地关系，使地理学成为研究人地关系而不单纯只是研究自然环境的科学，有重要的学术参考意义。而且研究三者的关系对于文化区的重新塑造，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识，也有一定作用。 国外这方面的探索尚未见到。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美国，其行政区划大多与自然区划没有关系，许多州与县的形状只是简单的几何图形，谈不上三者之间的关系。欧洲各国虽然有政治地理研究，但都注重大尺度的地域范围，较少涉及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关系的问题。我国与欧美国家不同，在文化区，尤其是行政区的变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源，应当在学术研究方面加以充分利用，以对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有特色的贡献。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探讨行政区与自然区及文化区三者之间最一般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弄清楚行政区划对文化区的整合作用，自然区对文化区的制约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革行政区划以适应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并与自然区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但兹事体大，以上所说只是一个提纲，详细研究，还待将来。 中国历史论文:细碎的农田制度及其对于中国历史的定型作用 一、题旨的说明 中国至今以农立国，全国人民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出口货物中绝大多数是农产，目前我们国民经济的基础，显然偏倚在农业上。中国人是以勤俭著名的，尤其是农民的不辞劳苦。农事技术也因为积上几千年的经验相当进步，往往西人在晚近才做到或才由专家特地研究出来的，在中国古书上，数百年前，甚至千年以前，已经有记载了。照道理讲，中国农业应该很兴盛了。但是农民冻饿，粮食入超。即使在富庶的江浙农村，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要靠借来的米或卖米卖麦，吃一两个月的稀饭麦糊之类。偏僻穷苦地方的情形更差，甚至十几岁的女子没有裤子穿。而且几乎年年此处那处的闹着灾荒，灾民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多到数千万。真是像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农立国的农业和农民，可怜到如此地步，岂不可怪。 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可以总括做一句话：“农民太多而每户耕地太少”。农多地少，再加上不断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细碎经营的农田制度。“细碎”是指每一家的耕地不但太少，这仅有的少量土地，还分成许多丘，可能相隔很远的散布着。这种细碎现象，不论在地权分配或土地利用方面，都可以明白看到。 而且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并不是新近才有的，至少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现在影响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此深刻，从前也必然同样的深刻。它既然这样长期的深刻影响农民生活，农民百分率在古代比现代还要高，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以上，它势必影响到整个民族性和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我们的确可以说，农田制度对于中华民族的性格及其几千年来的历史，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定型作用。 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检讨或分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的内容，它的发生和持久存在的所以然，尤其着重在它对于种种方面的影响。最后要附带地说明这种农田制度的继续存在或其改革，怎样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这说明势必牵涉得很广泛，但是这不是本文重心所在，本文只预备作一些极简单而概括的说明。 二、细碎的农田制度 据民国二十四年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苏等16省，163县，1745000余户乡村住户的结果(见《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2月出版)，其中25．8％没有土地。在有地的1295000余户业主之中：有地不到5亩的业主，超过业主总户数的1／3；加上有地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业主，差不多占业主总户数的6／10；再加上有地10亩以上而不到20亩的业主，就超过业主总户数的8／10，而他们所有的亩数合计只占总亩数的1／3强。50亩以上的业主，不到业主总户数的5％，而他们共有亩数，也占到总亩数的1／3强。这分配显然不均。但是总亩数的八成以上，在百亩以下的业主手中，而千亩以上的业主所有地只占总亩数的2％强。这又表示土地集中的现象并不严重，最显著刺目的是大多数业主所有的土地实在太少。6／10的业主，每户所有土地不到10亩。全体业主所有土地的总平均，每户也只有土地15．174亩。 虽则以上的调查限于乡村住户，遗漏了住在城里或外县的地主，但是这遗漏部分不难从同一调查里约略地推算出来。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共计2401万余亩，而乡村住户共有土地1965万余亩，这表示其中有436万余亩系向调查范围以外的业主承租来的，占实际经营面积的18．6％。在这436万余亩申，必然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官田、学田、地方公田、慈善机关、庙宇、祠堂的土地以及同族中支派所有公堂田之类，可能这些土地占到这400余万亩的半数以上，假定有一半是属于私人地主的，并且假定这些私人地主每户有地200亩，那末约计10900余户，把这些户数和亩数加入乡村住户的业主户数及其所有亩数之中，来计算每户平均有地若干，也只能每户平均到16．175亩。即使假定这一半属私人地主的土地，是完全属于一个地主的，还只能平均到每户有地16．865亩。虽则有些地方的大地主所有土地，多到数万至数十万，甚至可能在100万亩以上，但是在全国计算起来，究竟是极少数。中小地主实在太多，他们所有的土地少得可怜。有地100亩以上的地主，通常已经要算大地主了。所以全国平均起来，每一业户所有的耕地，必然很少。 再看农家实际经营的面积，据前述同一调查，在1534000余农户中：经营面积不到5亩的占24．38％；5亩以上而不到10亩的占22．6％；10亩以上而不到15亩的，占13．75％；合计不到15亩，经营面积的农家超过总户数的6／10。而全体农产总平均，每户经营面积15．759亩。这是全国的平均，广东福建平均都不到10亩。又据金陵大学在22省调查16000余场的结果(见卜凯先生的《中国土地利用》1937年3月出版)，平均约22亩有零。 再从人地比率来推算。我国面积虽大，全国土地在海拔3千尺以下的只占1／3(适于耕种的土地差不多限于这高度以下)，而1万尺以上的占到1／5，全年雨量不及20?嫉闹辽僬既?婊???雨量在4?家韵碌氖巧衬?卮???贾?0?贾?涞氖呛登??0?贾?0?贾?涞氖前牒登?，所以可耕地的百分率很低，约为25％，不到40亿亩(据翁文灏先生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见《独立评论》3、4两号，1935年6月出版)。其中已耕地有多少，各家估计不一，或者还不到15亿亩。全国人口也只有估计，多寡不一，姑且定为4．5亿人，用来分配15亿亩的耕地，每人摊得3亩余。五口之家平均每户摊得16亩余。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也是各家估计不一，大抵为75％(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为75．49％)。单由农民分配耕地，每户约可分得20亩。这数目也和上述实地调查每户经营面积的结果差不多。 耕地少而人口多，农民百分率又高，农家每户经营的面积当然不得不少。美国在农业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每年有大宗剩余农产品出口。但是最近美国农民百分率已经减到20％，比我们低了55％，或和中国农民百分率为4与15之比；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增加到1170亩，比我们大了50多倍。相形之下，格外显得我们的农民百分率特别高，而每户耕地特别少。 据最近出版的《美国统计提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6)，美国农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率和每户农场平均面积如下：(1945年的农场平均面积，另据一自美寄来的论文抄本，来源失载)。 农民百分率的减低和农场面积的扩大是有连带关系的。美国近几十年来，这种趋势很明显；只有当不景气时，失业工人下乡谋生，农民百分率可能有暂时的增高，而农场平均面积减少，但是数量有限，为时不久，并不能改变这趋势。 现在再把若干其他国家的农民百分率和农场面积抄录于下，以供比较(据吴文晖的《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1944年11月初版)。 又据1944《日本年鉴》日本的农民百分率也在减少；1903年是64．07％，1937年是42％，1941年是40％。 欧美的农场，大都结集成一整片，而我国农家的耕地，分散得很历害。据《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全国平均每丘面积，水田仅一亩二分余，旱地亦不足三亩；各丘与农舍间之距离，平均在一里以上。”又据近年实地测丈的结果，杭县每丘面积平均一亩余，无锡不到一亩。一家有地十余亩的散布十余处。 总之，中国农家每产所经营的土地，十分细小而零碎，所以把它称做“细碎的农田制度”。 三、这种农田制度的发生及其顽固持久性 中国文化自始即是一种农业文化，它开端于夏民族的采集经济进化到农耕。发祥地在今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处一带地方，逐渐扩大，东向而入华北大平原。经商周以至春秋时齐晋秦楚等列国的开拓经营，战国时燕赵秦楚更向外发展，黄河流域除掉陕甘的一部分外，差不多都已同化并且扩展到长江流域。到了秦汉，不但统一蒙古大沙漠以内和新青康黔滇以东的大陆，东北的辽东朝鲜和南方的交趾也在中国版图之内(西域三十六国和西南夷服属于中国的，尚未计入)。不过汉代江南还是卑湿的边区，经济和文化的重心仍在中原。汉末中原大乱，人民南徙，东晋又来一次大迁徙，江南经六朝的经营，到了唐朝后半期中央已经要靠江淮的接济了。闽粤到宋元才繁荣。云贵的内地化，完成于明清。东北的大事开垦，始于清末。这些都是今日的农业区域。 中国文化的发祥地，大抵在今晋陕豫交界处一带的黄土区域。那里的土壤很厚，虽不甚肥，但是容易耕作，也没有茂密的森林，使初民容易在耕作之前清除掉。所以在新石器时代，虽则今日中国各区域，大都稀疏的散布着居民，只有这一地带最适宜于发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那里的雨量变率虽大，但是旱年不能使一切植物都干死，而且容易引导河水作小规模的灌溉，这个又促进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的进步。那里正是夏民族的故居，他们就由此兴盛起来，成为当时最强盛而进步的民族。其后起自海滨的商民族，逐渐西移，吸收夏的文化，最后打败夏而成为中原第一大国。而夏民族的一支，在渭水流域的周人，又强大起来东向而征服商，承继商的文化。夏商周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且春秋时汉族自称曰诸夏或华夏。诸夏和夷狄的分别，就着重在文化上。所谓“城郭衣服”，差不多是诸夏农业文化的象征。春秋时中原一带及其附近，还有不少夷狄和诸夏夹杂着，血统相同而文化不同的就认做夷狄，血统不同而文化相同的则认做诸夏。可见夏实在是中国文化的初期，而农耕的兴起，即所以形成汉族，以别于蛮夷。 夏的疆域，大抵只有今陕西中部的东半边、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一带地方；它的声威或势力，可能远达山东河北两省境内。商的中心根据地在今河南，兼及山东西部及河北南部；它下面的侯伯，分布在河南的大部、山东西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东部以及江苏安徽的北部。周自武王灭商，周公东征，昭王、穆王和宣王向西和向汉水淮水流域的开拓，那时的封建帝国，已经统治今山东河南的大部、河北山西的南部、陕西中部、甘肃东部和江苏安徽湖北的北部，不过这范围内并没有统一，乃是一种诸夏和夷狄杂处的局面。西周的封建诸侯，可以说是在这大范围的疆土内，星罗棋布的建立军事据点，筑城以便攻守，在城外从事农耕，而列国的贵族，则为统治农民的武装集团。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诸侯兼并，霸国并兴，杂处中原的和边疆的蛮夷，或同化或北迁，尤其是吴越的兴起，扩大了诸夏的范围。战国时除中原诸戎为韩魏楚所灭外，燕开拓到今辽热察三省的南部，赵开拓到绥远；魏开拓陕西北部的东半边；秦开拓陕北、甘东、关中和四川的大部；楚开拓江西北部，湖南全部，甚至云贵的一部分。秦灭六国后，更南并福建、两广以及越南的东北部。汉武帝时，复辟甘肃西部，直到玉门关，而且服属新疆至申亚一带的三十六国；东征井朝鲜，置四郡；西南服属云贵一带的西南夷。秦汉已经奠定了中国今日版图的大部分。 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东北松辽平原，都很适宜于农耕。所以发祥于黄河中游黄土区域的农业文化，可以扩张到黄河下游，再向南次第推广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东北推广到辽河流域。蒙古和新疆的雨量太少，青海和西藏的地势太高，大部分不适于农耕；内蒙、河西以及新疆的北路和南路，虽有不少绿洲，但是面积太小，散处的少数农民，不足以抵抗游牧人的侵掠，所以农业文化扩展到内蒙河西就到了止境，而且在这地带屡进屡退，成为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互为消长的边缘，直到清末以来才渐有变更。即使在松辽平原也因为突入游牧地区，虽则农业文化早就扩展到辽东，但是不容易保持，进一步的发展还是晚近的事。 在三大流域中，黄河中游的黄土区域，最便于初民的农耕，已如前述。华北大平原因为黄河的时常泛滥改道，所以要等待到农耕技术和社会组织能力稍有进步后，才能够控制水患而利用它。商和西周的人口似乎都很稀疏，春秋时代华北仍旧是夷夏杂处的局面，要到战国时代才达到相当充分利用的程度。从夏商到战国，或说得比较稳妥些，从农耕初兴到黄河流域的充分定居与文化混一，可能已经花费一千五百年到二千年以上。长江流域的华夏化，或许开始于商代，然至西周之末，似乎还限于大江以北。晚至汉代，还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见《史记》)。湖南也是“卑湿贫国”(见《汉书·景十三王》传)，四川比较好得多；但是全国精华差不多完全集中在中原及其附近。这是因为北方习于旱作，长江以南有很多水乡，不是水乡的又大都是丘陵地，由于雨多天热，草木茂盛，也和黄土区域或华北大平原不一样，发育于北方的农事技术，对于这异样新环境的妥善利用，不免感觉到茫然。尤其是江南浙西的水利，煞费经营。虽经六朝的开发，江浙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米粮还要靠荆裹的接济。后经五代时吴越的设置专官治水，北宋范仲淹等续修圩田和堤塘工程，至南宋而发展到极盛。自此江浙的富庶，甲于全国，取二千年来中原的全国经济文化中心而代之。这样，长江流域从开始接受中原农业文化，到发展至相当充分的程度，自商代至宋也差不多经过二千年的时间。 夏的农田制度怎样，现在不可考。商代大抵是同一族的人同居在一村落，共有村落附近的耕地，而且很可能的共同经营这耕地，没有像后世一样的家庭农场。西周行的是采地制度，庶人虽分授私田，但是要同耕领主的公田，公田是使用多人耕种的大农场。春秋时代鲁国的“初税亩”(见《春秋》)，把公田全都分给庶人佃耕，齐楚等国也在把土地划分成小方块，授佃分耕，这才普遍流行着佃耕的家庭农场。战国时土地私有制确立，更为自耕或佃耕的家庭农场安排下不可动摇的基础。纵然有雇工或使用家奴耕种的大农场，那只是极少数的例外。战国时一天(亦即一家)所耕的标准面积，在黄河流域普通是100亩，合今28市亩余，和现在差不多，已经显得农场的很细小。一家耕地的分散情形，大抵在战国时也已经逐渐发生，但是像今日这样的十分碎散，可能是汉以后的发展。各地区的农田制度未必尽同，但是看得时期长一些，迟早趋向于同一型类。 夏商周农业和土地制度的考证，要费许多篇幅，在此处是不必要的。现在单就农户个别经营的家庭小农场的兴起，略作解释。在西周的采地制度里，耕者是农奴性质的庶人，土地是属于领主的。庶人由领主分授小量的私田，使他们耕种自养，无须纳租，但是要到公田上去为主人耕作，这就是所谓“藉而不税”的办法，藉庶人的力量耕种公田而免收私田的田租。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的“初税亩”，分明是开始废掉藉法，按亩收租(那时候的所谓税，实即今日所谓地租)，这就必须连带着把公田也全部划分，分给庶人佃耕。因此农奴变为不自由佃农，耕地全部划分成佃农耕种的家庭小农场。此外齐国的要使井田畴均，相地而衰征(见《国语》)。楚国的画土田，井衍沃，量入修赋(见《左传》)，似乎都是一种整理土地和租税的方法，把耕地的划成井字形的小方块，分给人民佃耕。结果和鲁国走上同一方向，促成家庭小农场的成立。 关于家庭农场的大小，孟子说：“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汉书·食货志》载魏国李悝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又《沟洫志》载魏国史起说：“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可见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家庭农场的标准面积，是每户百亩。那时候的亩法和现在不同，周代以六尺为步，一百方步为亩，后世以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尺的大小也不同，周尺一尺，约合营造尺七寸二分，合市尺六寸九分余。所以战国时代的一百亩，只合旧营造尺亩三十一亩余，合市亩二十八亩余。春秋时代每户农场的面积，大抵也大不了许多。 春秋时代的耕地，既由领主划分授佃，甚至划成小方块分授农民佃耕，每户所耕的土地显然是合为一整片的。到了战国时代，土地可以买卖，私有制度确立。而且那时各国尤其是秦国，鼓励个人主义，商鞅令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因为土地的移转买卖和弟兄分家的结果，每户所耕的土地，可能渐渐发生细割分散的现象。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农田制度，而且如此的流行于广大地区，流传数千年之久，至今我们仍旧在它的笼罩下?主要是地理环境促成的。第一，中国天然是一个大陆农业国家，很难发展为工商业社会，至少近百年以前是如此。这是因为(1)中国东南虽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太大，即使邻近的岛屿，也隔着相当距离，在古代航海术幼稚时代是不容易到达的。在另一方面，内陆有如此广大的适于农耕的区域可以维持大量人口的生活，而且事实上经过几千年的移民拓殖，才把这广大农耕区域利用到相当充分的程度，没有急迫地向海外谋生的必要，所以中国很自然的成为一个伟大的农业国家，海外贸易不容易发生，直待明朝以后才有大量的移民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原因。(2)农业民族不习惯于航海，政府的税源可以取给于广大农地，也无须外求，想不到海外的利用，那时海上又没有强敌，没有建立海军的需要。没有海军就不容易管理海上的人民。因此政府不乐意它的人民和海外往来，甚至沿边的海岛也禁止移殖(例如浙江象山县属的大小南田、樊*[山+奥]鹁鸪头、大佛头、大月*[山+奥]、簪鱼头等，孤悬海外，直接大洋，自明代久经封禁，清初因之，后因私垦的人很多，道光时始设南田厅，民国改为南田县。)政府有意的采取闭关政策。(3)农业国家的税源既然依靠农田，官吏又出自地主阶级，而富商可以危害统治者的利益，所以战国时就产生重农抑商的思想，把工商看起末业，政府有意的抑止商业。 第二，在这古老而不易发展工商业的农业国家里，至少有下列几种重要因素，配合着造成这种细碎的农田制度而历久不变：(1)中国农业区域的气候和土地，很适合于园艺式的经营，可以支持稠密的人口，每户的耕地可以少。长江流域以南可以一年两收，黄河流域也可以两年三收，一亩可以当两亩或一亩半用，南方水稻的产量又多于旱作，更可以减少每户耕地的面积。而且园艺式的经营需用人工特别多，一年配合着种两季作物，更需用较多的人工，也使每户耕种能力所能应付的耕地面积不能大。这和苏联寒冷地方的土地大不相同，寒带地方每亩的生产少，每户耕地不得不较多。所以苏联容易在短期内改为机械化的大经营，而中国不可能。(2)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古代农事技术幼稚，耕作几乎全靠人力，每人所能耕的面积很少，所以利于人口的增殖。人口已经增殖到饱和点，则每人可能分得的土地就不得不减到极少。而且在利于人口增殖的社会，已经增殖到饱和点时，增殖率的惯性不易停止，常使人口增加到过饱和。这样不但限制省工农具的引用，而且减少役畜的使用，更使每户耕地趋向于减少。所以小农制必然持久存在。不像白种人到新大陆的时候，农事技术已经很进步，加以不久紧接着机器的发明，所以能够以少量白种人，创制省工的大农具，很迅速地开发广大地区，自然造成大农经营。这背景和中国是大不相同的。(3)兄弟均分田产，不但使农场趋向于细分，而且为求分配的公平，往往把肥瘠不同的土地搭配着均分，使一家所有的土地趋向于碎散。(4)分割卖买的自由，使农民可以东一丘西一丘分别零星出卖，甚至把一丘地划分劈卖，买者也是这样零星买进，因此也促进土地的碎散。 中国历史论文:历史研究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 一、实证历史学 历史学的首要任务是确定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即解决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只有在搞清历史是什么的基础上，才能归纳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 实证历史学必须排除价值判断，它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历史活动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不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进步和反动。 二、历史研究基本假设（公理） 1、人口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马尔萨斯原理）。 说明：生物的繁殖能力都大大超过生物的简单更替水平。只要资源允许，生物个体都具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它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础。 2、人类行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行为原理）。 说明：人类行为的选择倾向是相同的，就是利用和创造资源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需要的满足“程度”称为“效用”。人的需要可以分为本能生理需要、基本物质需要和社会高层需要三类。性欲的满足，权力和名望的实现，都要付出代价，所以都有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不同人遇到同一种情况之所以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不是因为他们具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而是因为同一选择对他们具有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3、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基本假设）。 说明：满足不同类型的需要要有不同的资源。满足本能需要的资源是“异性”，满足吃、穿、住、行需要的资源是物质资料，满足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资源包括社会环境、组织、机构和职位等。相对于人的动态发展的需要来说，资源总是稀缺的，这就会引起争夺稀缺资源的斗争，这一斗争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 三、历史运行原理（框架） 各种组织、制度和文化都可以表示为资源环境的函数，因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特定“资源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合理选择”的“结果”。组织、制度和文化一经形成，就成为影响人们下一步“选择”的重要参数（诺斯制度形成和作用原理）。 社会状况的终极原因（条件）是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包括自然变量和社会变量）。如果我们用S表示社会，用Y表示原始变量，用W表示外生变量，用F表示选择原则（对应法则），那么历史研究的框架就可以表示为： S = F（Y，W） （对历史研究框架的详细阐述，可参看笔者的另一篇文章《探讨历史终极原因的框架》） 四、历史探索的方法——执果索因 从历史结果出发，探寻哪些条件使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人“选择”了这样的结果，这些条件又是从那里来的，它们是原始的独立变量（自变量），还是由其它情况决定的中间变量因变量；如果是因变量，继续探寻它产生的条件，一直探寻到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为止。 五、历史论证的方法——由因导果 由原始自然地理条件开始，阐明它们如何决定了人们的“选择”，初次选择的“结果”与原始条件一起，构成新的“客观环境”，又如何决定了人们的下一步选择。社会按照这一原则在自我运行（我不愿用“发展”一词）中，何时掺入了何种外生变量，它如何改变了约束条件，使人们作出了新的选择，这样，由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一直“推演”到当代社会状况。 六、历史研究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择 传统历史学不区分“原因”和“条件”（我们前面也不注意这种区分），但区分“原因”和“条件”是有意义的。在导致人们“选择”结果的所有约束条件中，我们把最后成就的条件或最后掺入的外生变量称为“原因”，把此前已经存在的情况或变量称为“条件”。这样，原因和结果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结果都有唯一的“原因”。复杂的“结果”都是单一结果的合成。历史研究首先要把混合结果“分解”为一个个单一结果，探索单一结果的单一原因和条件。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原因和条件的来源，一直探讨到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这就得出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或条件。就“终极”来说，“条件”和“原因”是一回事。 由于历史的终极原因都是原始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探索的关键环节就不是要弄清终极原因“是”什么，而是终极原因“如何”影响了人们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特定的社会状况。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终极原因都都是地理环境及其变化。 由多因引起多果的笼统阐述，或者用因素的“共同”作用解释某一结果的出现，都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历史过程的原因。 七、中国历史纲要 应用历史探讨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对中国历史得出以下全新的结论（纲要）： 1、粮食为主的单一食物结构。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的半湿润地区，既适合于牧草生长，也适合于种植粮食作物。粮食种植可以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人口，人口无限增长的趋势使粮食种植业排除了畜牧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以粮食种植为主的食物结构。 2、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黄河流域属于季风气候，冬春夏秋多雨，这一降水特点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使得单个农户也能够生产，于是形成分散耕作和生活的小农结构，同时决定了社会实行弟兄平分家产的继承制度。 3、宗族组织。农户繁衍分立形成血缘宗族。宗族农户在生产和生活上可以互助，宗族组织可以为松散的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4、以县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机构。平坦开阔的平原、稠密的村庄和人口，使得盗匪团伙难以藏匿和生存，一支小规模的武装就能够对广阔地域进行流动保护，于是形成以县为基本政治单位的统治结构。政府是为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为便于统治，在县以下设立乡、里、保、甲负责税收，在县以上建立省、道、府、州进行宏观治理。 5、统一国家。公共产品具有规模经济效益，政治单位越大，单个农户应分摊的成本就越低，所以统治者力图扩大统治范围，百姓拥护建立统一国家。 6、专制主义。在小农社会中，统治者没有可供农民分享的政治权力，农民对各个产品也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于是形成农民对统治者绝对服从的专制制度。 7、人口与食物。人口增长和土地不变，导致劳动报酬递减，人口饱和时食物只能勉强糊口。 8、人口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与人口密度呈正相关关系。劳动报酬递减使得偷盗、抢劫等不正当手段的“相对价值”大大上升，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成本大大增加。 9、儒家文化。儒家学说的提出，反映了在人口对土地造成沉重压力、社会秩序陷于混乱时，社会文化精英企图用“仁政”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儒家学说所主张的秩序，有利于政治统治，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但它对治理混乱的秩序毫无作用。 10 、王朝循环。人口饱和加自然灾害导致自耕农民无法生存，于是爆发农民起义，引发王朝兴亡更替。新王朝建立后人口下降，人地矛盾危机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王朝循环。王朝循环有其具体特点和原理（略）。 11、清代人口问题的产生。明代从新大陆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和番薯在清代得到推广，使中国土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导致清朝后期人口比历代人口最多时增加了五、六倍，达到4亿多人。近代以来的人口问题，就是在清朝时期产生的。 12、太平天国。人口成倍增加使人均耕地大大减少，人口对土地造成从来未有的压力，引发重要由贫苦农民参加的太平天国“贫民起义”。历史上张角、黄巢、李自成领导的起义也是“贫民起义”（而秦末起义、反莽起义、反隋起义、反元起义则是全社会起义），“贫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运行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这一外生变量无关。 13、资本主义压力与变法图强。社会精英在资本主义压力下作出了变法图强的反应，如洋务运动、、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其目标都是中国的富强。 14、生存和图强的关系。 贫民争取生存和社会精英变法图强，目标不但并不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还互相冲突，1949年才合二为一。 15、中国革命 条件：人地矛盾危机使农民普遍贫穷。 外生变量：劳动价值论的输入。 劳动价值论使贫苦农民能够理直气壮地打倒富人，进行土地革命，在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这是一因一果）； 外生变量：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使全国广大农民获得了在富人政权和穷人政权之间进行选择的机会，共产党力量空前强大，终于在1949年建立全国性的穷人政权。 劳动价值论的输入和日本的侵略这两大外生变量缺少任何一个，中国都不会出现全国性的穷人政权（苏联十月革命的外因相同）。 16、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苏联建立穷人政权的情况与中国完全类似，即人口贫困、劳动价值论的传播和对外战争。 表面上看中国是照办了苏联的制度，但从深层次看，共产党政权实行财产公有、计划经济，都根源于劳动价值论。由于劳动价值论否定财产所有权的重大意义，不承认其它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所以信奉劳动价值论的穷人政权不能发挥其它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缓慢乃至停滞。劳动价值论无视经济人正当的利益追求，使穷人政权误入歧途。 17、市场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改革，是使经济回归正道的伟大转折。 八、宏观历史问题解答 历史探索的逻辑框架和中国历史纲要并没有解决传统历史学的疑问。以下对主要疑问给予解答： 1、唯物史观的错误和缺陷 唯物史观的宏观理路无疑是正确的，但传统唯物史观也存在错误和缺陷，其错误在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机械的理解和划分，这一划分使人单从生产关系方面去理解“商品市场”，认为市场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发展。由于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于技术的积累、提高和突破，而又无法探明技术突破的更原始的原因，这就使历史终极原因的探索走进了死胡同。 为了走出这一死胡同，人们回过头来开始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解释生产力的发展，用上层建筑甚或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解释生产关系，结果出现了用儒家思想、专制制度、宗法组织解释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长期停止不前的状况。 实证历史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它们处于同一个逻辑层次，都是经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这样，实证历史学就改正了传统唯物史观的错误，加强了传统唯物史观的薄弱环节。 这样，实证历史学是改正、补充和完善了的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史观。 2、技术创新原理（这一原理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的。诺思是我们本文中所称的“实证历史学”的创始人）。 英国的李约瑟博士谈到中国古代在许多技术上曾经长期领先，但他始终没有搞清近代科学技术何以产生于西欧而不是中国。 人们的任何行为都牵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技术发明也不例外，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纬度和经度，测算纬度的问题早已解决，而测算经度需要一架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最后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计时钟还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因被人仿制而使所获收益大大低于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显然具有一种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历史上偶然性的发明创造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 尽管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并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在西欧被发明了出来。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等到能够偶然发明的技术（几乎）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偶然性原理所无法突破的时候，技术发明就会陷于停滞。中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基本原因就是如此。 3、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原因是市场兴起（由诺思阐明）。 西欧工业革命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专利制度，但西欧最初出现生产技术突破时，专利制度还没有出现，所以应当到其它方面寻找原因。诺思在其所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之所以出现一系列技术突破，是由于人们利用商业扩张和市场兴起所带来的盈利机会的结果。 市场扩大引起生产规模扩大，导致社会分工，制造业中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动作，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容易解决的问题上，从而为用机械代替手工提供了可能。欧洲一系列的技术创新，就是在这种由市场扩大所带来的利益的刺激下出现的。没有市场兴起这一条件，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4、西欧市场兴起的原理。 市场兴起是由于参加市场交换的人数众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换是为了获得利润，利润来源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除自然形成外，地理条件差异的大小也与空间距离密切相关。不同地区之间基本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其间的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是交易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西欧小范围内气候差异大，导致产品差异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西欧河流密布，水量均匀，一年四季都适合于通航，水路运费低廉，各地的不同产品就能够实现交换，刺激了商品市场的发展。 过去，人们总把市场兴起看作技术进步引起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实际上正好相反，是市场兴起增加了人们的盈利机会，吸引人们扩大生产规模，引起了操作过程的分工，刺激了技术进步。简单地说，市场兴起是原因，技术进步是结果。 西欧社会发展的因果链条可以归纳为，地理条件决定了产品差异大和运输费用低，刺激了市场的兴起和扩张；市场盈利刺激生产规模扩大；生产扩大引起专业化和操作过程的分工；精细的分工刺激了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又带动整个经济增长，促进了社会进步。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兴起，归根到底是由于那里有便于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5、中国何以长期发展缓慢 一系列的宏观历史之谜，例如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中国小农结构何以长期维持，中国生产技术何以停滞不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何以萌而不发等，都根源于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只要弄清了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其它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实证历史学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思路是明确的：商品市场难以发展是由于很少有人从事交换，人们不从事交换是由于交换无利可图，无利可图是由于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不能抵偿运输费用和交易成本。 在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等温线和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与纬线平行），从现今陕甘交界处向东一直走1500公里到山东半岛东端，各地的土壤、气温和降水差不多都是相同的，导致自然产品基本相同，因而没有交换的必要。虽说在南北方向上土壤、气温和降水差别较大，引起自然产品差异较大，但是这一地域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产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在古代条件下，陆路运费大概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一般商品根本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结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于是农民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结果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过去常常有人说自给自足的传统使得中国农民不喜欢与外界交往，实际上是从事交往无利可图才使得中国形成了自给自足的传统。 6、重农抑商政策是市场发展状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统治者何以重视农业，原因是明显的。在中国，农业历来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的力量，与其管辖的农户数量成正比，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提倡以农为本，重视农业的发展。 历代统治者何以都实行抑商政策，却很少有人能够给予合情合理的解释。 认识抑商政策的关键是把统治者也看成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经济人”。统治者之所以实行抑商政策，肯定是因为（他们认为）商业对他们不利。现在，有许多人认为，商业对社会、对国家也都是有利的，统治者之所以采取抑商政策，是由于统治者没有认识到商业的积极作用（短视）。这一认识太过肤浅。在两千多年中，历代统治者都实行抑商政策，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韩非甚至直接把工商业者看作社会的五种蠹虫之一（《五蠹》），恐怕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统治者的短视。 我们已经知道，生产成本的差额高于运输费用和交易费用是实现商品交换的前提。中国学者很少有人对古代市场上的交易费用给予研究。从现有材料看，制约中国商品市场发展的因素是产品差异小和运输费用高。商品的运输费用与商品的体积、重量成“正相关”关系，物品越是低值笨重，越难以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在任何地区，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当然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中国古代的远距离贸易，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等产地有限、但用处特殊的物品，由于运费高昂，所以它们到达消费地以后都成为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加上它们不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不可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多大影响。从消费的必要性上说，也许只有经销盐、铁才有利可图，垄断经营更能赚大钱。这一原理早就被人们发现，远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制度（从经济角度看，国家对盐铁垄断经营的利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税收），严厉打击私自制售，这就断绝了商人盈利的主要项目。由于从事农、林、牧、渔基本物品的交换无利可图，所以商贩只好行奸弄巧、坑蒙拐骗或者贩卖违禁物品赚钱，于是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为商人的代名词。行奸弄巧当然对社会起不到积极作用，贩卖违禁物品又严重侵害国家利益，所以盐铁专营以后，国家从民间商业中获得的税收还抵偿不了对其进行管理的费用。在统治者看来，商人的积极作用还弥补不了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于是国家都采取抑商政策。 有人认为商业的流动性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不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所以统治者才实行抑商政策。这一认识也是肤浅的。如果商业能够盈利，国家能够从一般商业活动中获得足够的税收，就能够雇用大批官吏对商业进行管理，这样既有利于社会，又可以为文化精英“安插”相应的“职位”，一举几得，国家何乐而不为呢？ 说到底，国家的商业税收来源于商业本身的盈利。由于中国正常的商业不能盈利，怎能够指望统治者积极扶持它的发展呢？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不过，由于地理条件限制，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地理条件制约中国商品市场不能发展，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小农社会的根本原因。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述 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8月初在昆明云南大学举行“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2001年10月已出版论文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上专家们就历史地理学领域内各种问题和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运用新兴的GIS技术展开了广泛、深入而饶有兴趣的热烈讨论。本年度出版的专著和论文集有：谭其骧著《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侯仁之等著《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5月）、王北辰著《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7月）、朱玲玲著《文物与地理》（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葛剑雄著《碎石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翁俊雄著《唐后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12月）、景爱著《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10月）、李治安著《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王妙发著《黄河流域聚落论稿——从史前聚落到早期都市》（知识出版社1999年12月）、胡阿祥著《“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阙维民著《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张伟然著《湖北历史文化地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鲁西奇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等。吴传钧、施雅风二院士主编《中国地理学九十年发展回忆录》已经问世（学苑出版社），周振鹤主编《上海历史地图集》已经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华林甫汇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也已面世。 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可观，仅就笔者寓目的二三百篇而言，已经涉及到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人文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各个领域。下面择其主要而概述一年来的研究进展。 一、历史地理学理论 “历史地理”一词从何而来？什么时候中国才有？侯甬坚《“历史地理”学科名称由日本传入中国考》（《中国科技史料》第4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作者根据中、日两方面的背景资料和依据，提出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的看法，认为这一名称于1901～1904年随日本近代学制而传入我国，二三十年代在国内学术界渐有介绍，1935年3月1日被《禹贡》杂志用作英文刊名，开始扎根于学术界。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晋阳学刊》第6期）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现实的历史地理学的命名有悖于科学规范”，而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无疑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农业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但在学科理论、区域、专题和时段上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不断加强。李令福《历史农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初探》（《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一文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曹树基的书评《以人为本的历史农业地理学》（《清史研究》第3期）认为：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现代地理学发展方向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也莫能外。在区域研究理论上，鲁西奇继1996年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该年第6期）后，本年度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地区多样性包括景观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政区、移民、地理环境、经济类型、城市发展以及地方特权、方言、风俗是影响多样性区域之生成、演变的重要因素，地区多样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架构和走向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此外，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论文还有葛剑雄《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文汇报》11月4日）、毛曦《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刘锡畴《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院学报》第1期）等。 二、历史人文地理研究 谭其骧先生早在1990年历史地理会议的主题报告《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就已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文汇报》1991年1月6日第3版）。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历史人文地理已经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成果多、质量高，代表着历史地理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广阔，宜分别概述其本年度的学术成就。 1、历史政区研究 历史政区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现在有的学者将其赋予“历史政治地理学”的内涵，或主张以“历史政治地理”取而代之。在这个领域内，本年度成果不少，但多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张怀通《先秦时期的基层组织——丘》（《天津师大学报》第1期）认为，作为先秦时期重要基层组织的“丘”，源于龙山文化末期在原野中用土堆积而成、人类藉以居住的台地；商代的丘是农渔田猎的基本单位，是军赋的承担者；西周、春秋时代的丘与国野制度相结合，是“野”中的政权组织，丘民耕种公田，缴纳禾、刍、米，春秋末则缴纳牛、马、车，充当甲士、步卒；战国时代因井田制和国野制度的瓦解，国、野两套行政系统混一，丘被乡取代，“丘”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李晓杰《春秋晋县考》（《历史地理》第十六辑）钩稽了春秋晋国较为明确可考的原、温、邬、祁、瓜衍之县、先茅之县等三十二个县，指出这些晋县大多分布在河水及汾水两侧，且多分布于晋国的边地，认为春秋后期其性质已出现了由县邑之县向郡县之县转化的现象。这是对周振鹤关于县制起源三阶段说的绝好补充。宋杰《春秋时期中国政治力量的分布态势和列强兴起的地理原因》（《首都师大学报》第4期）将当时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划分为中原地带、弧形中间地带、周边地带的华夏与东夷中山诸侯、争霸列强、戎狄蛮夷三股政治势力，认为不同地理区域的自然、社会环境对各国的经济、政治及民风的影响，使弧形中间地带的齐、晋、秦、楚列国得以崛起称霸，超过了鲁、卫、郑、宋等中原地带的旧日望国。 汉武帝设立的刺史部，传统观点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第3期）认为，“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将全国除京畿以外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他的另一篇文章《王莽时期州制的变化兼论都督制的滥觞》（《郑州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王莽时“州”的行政化倾向被固化，而监察职能被削弱甚至被剥离，“保”区制的设立使州受到更多军事因素的渗入，州呈现了军政合一的性质。 李晓杰《东汉荆州刺史部所辖诸郡沿革考》（《湖北大学学报》第5期）利用现存的文献史料，以东汉初年荆州刺史部作为具体的考证区域，将其时该刺史部所辖的南阳、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等郡的沿革做了通代的详尽考察，使其变迁的分辨率精确到“年”，为进一步从事东汉政区地理的全面研究提供了基础。彭建英《东汉比郡属国非郡县化略论》（《民族研究》第5期）从东汉比郡属国的设置背景、管辖对象、内部结构及其主要功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东汉比郡属国问题，认为它是东汉王朝管理归降少数民族的一种羁縻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并未实现郡县化。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万昌华《郡县制起源理论的历史考察》（《齐鲁学刊》第5期）、黄金铸《论六朝岭南争取激增无滥置之嫌》 （《学术研究》第6期）、郑宝恒《民国时期行政区划变迁述论》（《湖北大学学报》第2期）等。 2、历史产业地理研究 唐晓峰《鬼方：殷周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认为，早期传世文献上的“鬼方”是殷商时代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不是如后世匈奴那样的骑马游牧民族，在山、陕北部发现的鬼族遗存证明了这一点；自新石器时代始，今山、陕北部长期以来是原始农业的分布地区，后因气候变化而逐渐演变为半农半牧地区。 李伯重《革命乎？虚像乎？》（《九州》第二辑）从方法论上分析了导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所使用的“主导法”与“集粹法”的致命弊端，指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空间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一个“虚像”，并力图求得宋代江南农业时空变化的“实像”。高王凌《中国棉作分布的历史演变》（《九州》第二辑）重点研究了棉花传入中国后、尤其是清代棉花种植的地理分布，将棉花生产分作“自产有余且能大量外销”、“接近自给”、“不能自给”、“极少棉作”四类地区，发现全国约有70%以上人口的棉花需求都是依赖市场获得的，其中又有40%需靠省际交流，因此作者认为“把传统经济说成是‘男耕女织’、‘一家一户自给自足’，显然是不大合适的”。辛德勇《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使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了三峡地区原始农业、宋元及其以前和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状况，最后总结出服务现实的三点经验和教训，认为“今后峡区的农业发展，必须借鉴历史经验，走农林牧副渔综合发展的大农业路子，以充分、合理地利用山地资源”。李令福《历史时期关中农业发展与地理环境之相互关系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探讨了历史时期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以关中为例简要分析了两者的相互作用。戴鞍钢等《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将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指出其地域分布始终没有突破偏于沿海沿江地带的基本格局，认为这种状况限制了它的社会影响。此外，同类论文还有王双怀《明代华南的粮食生产及其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尹玲玲《明清时期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等。 3、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城址研究 应该说，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本年度的成果以古都研究居多。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城市是文化的载体，都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文化风貌的体现，汉长安城法天象地、灿若星辰，唐长安城周易礼制、政通人和，其规划思想反映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程妮娜《金代京、都制度探析》（《社会科学辑刊》第3期）认为，金代京、都制度最初是在照搬其他民族制度的基础上，融入女真民族传统的政治特征而形成的；在金朝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上，京、都制度不断调整、变革，在女真统治集团对国内各地各民族的种族统治运作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代京、都制度上承辽宋、下启元明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韩光辉《论中国元代建制城市》（《历史地理》第十六辑）探讨了金元都市警巡院、城市录事司的官制与职能，详细研究了元代建制城市的规模及其户口特征、时空特征，认为元代建制城市的辉煌“就在于对一百余个城市实行了专门且有效的行政管理，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可惜明清城市管理又倒退到由附郭县或县负责的陈轨旧俗上去了。李孝聪等《清代北京城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一文，由北京城王府的出现与发展历史过程入手，从王府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着眼，着重分析了清代北京城内王府在不同阶段的选址和分布特点，并对产生的原因作了探讨。尹钧科《十八世纪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当时大规模重修或新建宫殿、王府、寺观，使北京城市建筑更为完备，而大力整治街道沟渠和彻底改造城外大道，以及西郊“三山五园”为主体皇家园林的修建，使人们更能领略到十八世纪北京城市建设的辉煌。白洪希《清朝关外都城辨》（《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兴京赫图阿拉、东京辽阳、盛京沈阳已是史书和学术界公认的都城，但努尔哈赤居住十六载的费阿拉城以及界藩、萨尔浒却不能算作都城。同类论文还有：于希贤《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文化透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考古》第7期）、汪文学《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极其相关问题研究》（《江海学刊》第1期）等。 尧都平阳的传说，虽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间接地表明它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说明包括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这是王社教、朱士光在《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辑）一文中表述的观点。郑州小双桥遗址从1990年被发现和经过1990年、1995年两次考古发掘以后，有的学者多次撰文，一再论证这就是殷商仲丁所迁的?都，邹衡先生《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嚣）都说辑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对此观点加以肯定；然方酉生《小双桥遗址为仲丁?都说商讨》（《武汉大学学报》第1期）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实物资料认为，下此结论为时尚早，仲丁所迁?都应当是郑州商城。徐昭峰《试论偃师商城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提出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偃师商城性质为军事重镇的观点。石泉《古夏口城地望考辨》（《武汉大学学报》第4期）从汉魏六朝文献记载出发，结合一系列相关地名的定位，通过缜密的考证与分析，初步认定汉末三国至梁、陈之际的夏口城实当位于今钟祥市或稍南处；在梁、陈之际的大动乱中，古夏口城遭到毁灭性破坏，此后“夏口”之名遂移至今武汉市。学术界对在西安附近新发现的沙河古桥的性质问题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王维坤《沙河古桥的新发现与研究》（《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通过对沙河古桥进行的综合分析，认为是“沣河古桥”的可能性较大。据李并成《汉玉门关新考》（《九州》第二辑）考证，著名的玉门关存在了1140年，关址最早设在今嘉峪关市西北约十公里处的石关峡，西汉太初三四年之际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而迁回石关峡。 此外，石培基等《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第3期）运用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的方法，通过分析周代至清末西北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简要探讨了西北城市形成、发展的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这类文章还有段渝《秦汉时代的四川开发与城市体系》（《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曹小曙等《历史时期昆明城区拓展及结构演变研究》（《热带地理》第3期）等。 4、历史文化地理研究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兴未艾。吴永焕《从 方言 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从扬雄《方言》记录方言词语时所用地名单独列举与并举情况考察，看出秦汉时期山东方言大致可分为齐鲁、东齐海岱两区四片，如此格局的形成与齐鲁各地不同的历史人文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并且其格局在今山东方言中仍然保持着。湖北省境的演变自秦至明曾有一波三折的历史进程，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认为这种波折不可能只是纯粹的政治行为，而是文化在起作用——湖北省境是一个可以依凭的独特的感觉文化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才使得湖北省境即使经过长期割裂后也始终保持着成为一个完整区域的要求，该文对湖北感觉文化区的演变、作为文化地域的空间构成、地域归属与整合、作为感觉文化区的判读指标等进行了深入探讨，颇具新意。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阐释了陕西民间信仰区域差异的发生、发展及其变迁的历程，从而揭示出民间信仰与自然环境及地域社会之间的关系。干旱是影响关中农业生产、甚至人民生存的主要自然灾害，张晓虹、张伟然合撰的《太白山信仰与关中气候——感应与行为地理学的考察》（《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一文试图从行为地理学的角度阐释陕西太白山崇拜的产生及分布地域的形成过程，很有见地。据李仁《回族杰出人物的历史地理之分析》（《回族研究》第1期）研究，回族人口分布西多东少，但杰出人物东高西低，认为东南沿海优越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穆斯林优秀人才的出现、成长不无关联，因而呼吁：提高西北地区回族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5、历史地名研究 历史地理研究离不开地名，地名研究的专门之作为数也不少。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第4期）一文中关于西晋太康元年、隋开皇十八年更改重复县名的论述是作者一大发现，他对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更改重复地名运动所作之发覆，钩沉抉隐、爬梳排比，总结了历次更改地名的特点和规律，进而以这些规律来衡量当今地名存在的问题，从而指出并建议现存50多组字同、形似、音近的地名在适当时候均应予以改名。刘宗迪《华夏名义考》（《民族研究》第5期）依据作者提出的人类族群建构于原始舞蹈的理论，通过对“华”、“夏”两字的文字学和文献学考证，说明“华”、“夏”两字最初都是舞蹈之名，表示饰羽之舞，中华民族最初名称“华夏”正是由此演变而来的。程二行《春秋都邑何多以“父”名？》（《中国典籍与文化》第4期）论述了见于《春秋》、《左传》中鲁、郑、卫、晋、楚诸国十来处含“父”字地名的来历，认为古时“父”、“阜”通假，“阜”义为土山，高大而上平，古人建都立邑多选择地势高敞之地。李锋敏《从河西走廊古地名看古代河西历史》（《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河西走廊地区许多发源于匈奴语和汉语而至今仍沿用的古地名是各族历史融合的语言“化石”。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地理研究》第2期）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胡阿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历代国号研究的论文，如《王莽新国号述论》（《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汉唐国号考原》（《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赵宋国号考说》（《扬州大学学报》第5期）、《蒙元国号概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等，并出版了《“中国”古今称谓研究》一书。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心理学、名称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繁多的国家称谓分为三类，详细阐释了中国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同时也论及分裂朝代的国号，考论中国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诸多称谓；作者认为，中国的各种称谓往往凝聚着传统文化的精华，深探其源、细释其义，有助于理解过去，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书中广征博引、以考带论，其言富有文采，饱含热情。该书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结构浑然一体，探索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精义纷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现实意义，卞孝萱先生之“序”谓此书为“奠基”、“开拓”，均非过誉。 6、历史地理文献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汗牛充栋，历史地理文献研究成果亦复不少。据郭声波《唐宋地理总志从地记到胜览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第6期）研究，北宋以前地理总志的代表作属于以州下类目县目夹杂为常用体裁、以政治经济地理为主要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的地记型，南宋的代表作转变为以州下纯用类目为体裁、以文化名胜地理为主要内容、以趋时应景为主要目的的胜览型，这种演变不仅根源于宋代文化的发展、也根源于宋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合力所致。郭红《两幅大同镇图比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对明代《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中的大同镇图作了专门研究，据此可纠正《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山西图中“杀虎口” 、“阻虎堡” 、“宁鲁堡”、 “ 威鲁堡”等地名中的“虎”、“鲁”二字原为“胡”、 “虏”之误。王卫东《明代山西沿边的几个地名》（《历史地理》第十六期）据《明世宗实录》等史料也指出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这几处失误。中国现存的古代游记众多，但除了十数种著名的之外，绝大部分不大为地理学界所注意，周宏伟《中国古代非知名游记的地理学价值管窥》（《湖南师大学报》第2期）从一些具体例证分析，发掘出这些游记不但蕴藏着很多有价值的自然地理学资料、而且也包含着不少重要的人文地理学内容，因此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古代游记都是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思想史的最为可靠的和极为重要的材料，应当受到地理学界的重视。汤开建《祝淮 新修香山县志·澳门图 研究》、《雍正 广东通志·澳门图 研究》（《暨南学报》第3期和第6期）专门研究早期澳门地图，前者通过图上首次出现的地名揭示清代澳门城市历史发展的内涵，后者对图中涉及的澳门华人庙宇起源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观点。颜广文等《论阮元与 广东通志 的编撰》（《华南师大学报》第3期）从阮修通志的时代背景、阮元本人所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及其居中的领导作用、修志班底的构成及其主要成员的学术素养等方面分析，认为阮志体例架构既全面又完善，选材广泛，编撰独特，史料价值高，全志具有鲜明的由专注考据转向经世致用的时代特征。 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戴念祖《邹伯奇的摄影地图和玻璃板摄影技术》（《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期）、李勃《 舆地纪胜 琼州部分纠谬》（《学术研究》第7期）、高福顺《简论 高丽记 佚文在地名学上的贡献》（《东疆学刊》第1期）等。 三、历史自然地理研究 黄河是中华大地的生母，治理黄河必然要参考黄河史研究的结论。谭其骧先生1962年提出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著名论点，如今已成了治理黄河的指导性原则，但当时任伯平持有疑义；1997和1998两年，任伯平与赵淑贞合作发表二文，重申旧说，仍然否定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存在。王守春《论东汉至唐代黄河长期相对安流的存在及若干相关历史地理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发现，任、赵二人的论文“许多史实和观点存在诸多错误和问题”，指出他们对历史文献的“随意曲解”是“极不严肃的”，“不是严肃的学者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所谓“黄河下游并不安流”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黄河相对安流时期的出现，主要还是中游地区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王景治河当然功不可没，但治河手段再高明也不可能维持长达七百年的相对安流。关于黄河壶口瀑布历史上溯源侵蚀的速度，七十年代史念海先生根据郦道元《水经注》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的描述，推算出自公元527年至813年间平均每年后退5.1米、从公元527年至现代平均每年后退3.3米的结论；但是现代测量出壶口瀑布平均每年仅仅后退5厘米，两者竟然相差上百倍，故宋保平《论历史时期黄河中游壶口瀑布的逆源侵蚀问题》（《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一文重新检讨了影响瀑布后退的四大因素，结果显示岩性特征、落差、流量、泥沙含量均非影响瀑布后退的关键原因，因而认为《水经注》和《元和郡县志》多为定性描述，只能称为“半定量”；如果一定要确定其侵蚀速度，那么只能得出从李吉甫时代到现代的溯源侵蚀平均数值即1.2米/年 这么一个模糊的数据。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 “三峡工程”举世瞩目。蓝勇、杨伟兵《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森林植被分布的演变研究》（《历史地理》第十六辑）表明，明清以前三峡地区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但明清以后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地摧残了该地天然森林植被系统，清末各类厂矿的兴起对腹地森林资源影响较大，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人口膨胀和大炼钢铁使这里的森林覆盖率一度降到15%以下，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增多，因此作者认为“如何控制农业垦殖、特别是山地陡坡垦殖，进而退耕还林，发展合理的农林复合型（三峡）库区经济以利于水土保持已刻不容缓”。 灾害具有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灾害是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方面，为此邹逸麟《“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对自然灾害的时空分布、灾害与人口、灾害与社会经济、灾害与社会政治、灾害与社会文化等问题发表了高见。满志敏《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认为这次清代后期社会影响最为严重的大旱灾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性的特强ENSO事件影响下亚洲地区季风的显著减弱。左鹏、张修桂《明清水患与江汉社会》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水灾是江湖自然演变与人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为人们提供了开垦荒田的淤地，也因此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与冲突，堤垸的修守诚然是一种御患措施，但因其单一化而使江汉地区的人地关系日趋恶化。（以上三文具载《复旦学报》第6期） 环境研究方面，朱士光《西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大学报》第3期）研究表明，关中地区优越的生态环境对长安的城市建设、物资供应、经济繁荣提供了物质保证，而西汉王朝对王畿所在关中地区所采取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措施也对保护与改善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喜人，学风严谨、论证扎实而又紧密结合现实的论著不少，作者队伍中也涌现出一批新人，昭示着本学科良好的发展前景。当然，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进程中，研究西部地区历史地理问题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成果太少。 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出于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和社会的企盼，笔者相信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完善、健康的发展，历史地理工作者在二十一世纪里必将大有可为！ 中国历史论文:浅谈中国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城镇　保护意义　现状　问题　保护的动力 保护的基本原则　经费的负担和筹措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中国历史论文: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资源配置问题 摘要: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代的有识之士总是试图打破这个轮回,然而,众多的改革总以失败告忠,黄宗羲称之为积重难返之疾。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为王朝的统治阶层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对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的人口规模极限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则是官僚集团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对王朝统治秩序的伤害。 关键词:治乱循环;中国历史;资源配置 自秦汉以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个显著特点是治乱循环。历史总是由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在一个个朝代的变更中伴随着一次次治乱循环的轮回,最终形成了荡气回肠的历史长河。对于这个现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兼并问题,更不能肤浅地理解为昏君、奸臣对王朝秩序地破坏,在笔者看来,导致王朝治乱循环的根源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一、人口与资源的发展矛盾 (一)人口规模与社会治乱的关系 从历史看,人口的数量规模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由图可见,在清以前,中国人口规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上限,即5 000—6 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北宋、元、明末。 在对达到这个峰值的时间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而这个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 例如,西汉平帝年间是当时人口最高峰时期,这恰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东汉桓帝年间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又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明朝崇祯时代,等等。 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的动乱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如三国时代人口减少了86%,东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在8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70%,隋末农民起义导致人口减少了67%,蒙古人南下使人口减少了84%,满清入关导致人口减少了80%。 如果说一次、两次可能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这种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则反映了一种客观规律——历史上人口数量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二)人口与社会之乱关系的实质是对社会资源分配的自我调节 经济学里有一个重要的假设,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无限的欲望,是一个发展的难题。 在农业文明时代,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资源自然是耕地。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自秦汉时代至明朝年间,中国领土的领域是大致相同的(元朝除外),也就是说耕地的总体数量是相对稳定,在生产力,尤其是农耕种植技术没有大的突破以前,粮食的数量是相对稳定的。 在王朝初期,由于经过战乱,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这时候在资源分配上不存在大的矛盾,人心思治。 进入王朝中期,人口大幅增加,但仍然可以通过开垦新耕地来吸纳新增劳动人口,当人口达到一个规模,资源已被瓜分完毕,对资源的利用达到一个饱和点,也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帕累托最佳状态,即达到所谓的王朝盛世。 到了王朝晚期,人口规模开始溢出,但新增可用耕地数量越来越少,开发新耕地的成本大于获益,越来越多劳动力失业或就业不足,形成“流民”。随着流民数量的递增,逐渐酿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而王朝政权将之视为不稳定因素,不断地歧视、弹压,是故,方有“官逼民反”的口号。历史上多次发生“流民起义”,或者在农民起义中,大量的参加者就是这些“流民”。 因此,我们可认定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社会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具有一个上限(在清代以前这个极限在6 000万左右)。突破了这个规模,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从这一意义上看,历史中治乱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具有其必然性。这种治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一种自动调节机制。 对于清朝人口突破1亿后仍继续增长的原因,个人的看法是这种自动调节机制并未消失,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部变乱实质就是这个机制在起作用。从人口统计曲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过程中人口曲线出现一定幅度的升降摆荡,但由于此时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是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人口的总体规模。 (三)发展工商业是打破人口与资源发展瓶颈的唯一途径 我们在分析人口曲线的时候,发现从秦汉至明末这段时间里,大部分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的上限在6 000万左右,但在南宋时期,人口的规模突破了7 000万,如果计算上该时期金朝统治区域的人口数量,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南宋时期,由于金国入侵,国土缩小到原来一半,为了维持财政收入,朝廷采取了鼓励工商与贸易的政策,由于工商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吸纳大量新增劳动力,所以,人口规模得以突破而不产生动乱。而清朝中期人口突破1亿的原因也同样如此,一方面是农业种植技术的提升以及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另一方面则是鼓励对外贸易的成果。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讲,工商业发展是打破历史循环,解决社会危机,避免全局性动乱和战乱的一种可行方案。然而,由于中国自秦后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权威主义和工商业精神不相容,导致工商业本身积累发展的可能,被从体制上、政策上到思想上严密扼杀。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民营工商业,并不能发展为赋税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盛衰对王朝便不那么重要。 尽管历代不乏有识之士试图打破这种轮回,但由于无法跳出儒家学识的认知框架,出于对人口与资源问题认识的匮乏以及对工商业作用的鄙视与遏制,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二、官僚集团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王朝秩序的崩溃 (一)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的区别 按照吴思先生的说法,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应当分为两种制度,一种是周王朝的分封制度,另一种则是秦汉以来的王朝制度。 周王朝的分封制度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其着重于地方分权,虽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是天下的“共主”,但周天子只能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而对诸侯采邑内部的处理,是无权进行裁夺的。周王朝分封制的成功之处在于以血缘为纽带,在当时交通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充分授权,使其属下各个诸侯国得以不断扩张,最终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这种疆图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想象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血缘不断变浅,疆土的扩张已到达一个瓶颈,围绕着资源的配置问题,利益的冲突开始产生。当部分诸侯国的实力超过共主之后,周王朝再也无力约束属下的诸侯,诸侯的混战开始了,分封制随着崩解。 取代分封制度的是王朝制度,王朝制度与分封制度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通过官僚制度管理国家,而后者则是通过诸侯制度来管理国家。按照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其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血缘继承的君王。与分封制度相比,王朝制度下的官僚阶层对其治下的各种资源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要比诸侯大夫弱得多,短暂得多,与中央对抗的能力也就弱得多。对国君来说,这是一个比较容易控制的高效而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度。 (二)官僚集团对王朝统治秩序的损害 王朝制度在解决分封制问题的时候又造成了官僚集团瞒上欺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问题。由于官僚阶层与其治下民众的利害关系更加短暂脆弱,出于对自身私利的不懈追求,官僚阶层所追求的必然是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其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出于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官僚集团对农民的盘剥较轻。到了王朝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加,农业依赖的土地资源也日渐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土地资源的争夺也日趋激烈。由于承平日久,官僚集团对农民造反力量的敬畏已荡然无存,王朝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在和平时期,由于反抗官府压榨的风险远高于收益,自耕农阶级对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所采取的策略是忍耐。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比较容易得逞,这个集团的收入水平较高,这就激励更高比例的人口加入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贪官污吏的行列,从而加剧了王朝官僚集团膨胀和腐败的原有趋势。随着压榨程度逐步升级,底层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直到十羊九牧的生存危机出现,最终引发大规模的暴烈反抗。王朝统治秩序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直到新的王朝出现,由于此时资源相对充裕,掠夺的成本高于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本,则人心思治,新一轮的轮回重新开始。元代诗人张养浩的千古名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 (三)政治制衡的缺失是导致治乱循环的根源 在今天看来,制止官僚集团对资源掠夺的有效途径在于政治制衡,但是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里,这种制衡是无法达成的。 首先,作为最高统治者——天子,本身应当是最痛恨官僚对资源的掠夺行为的,因为这种行为是对王朝统治秩序的破坏,动摇的是王朝的执政根基,因此,历朝历代的皇帝是不吝于对这种行为作出最大的惩罚的,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其中,以明朝在惩治贪官上最为严厉,动辄抄家灭门,朱元璋甚至是下令将贪官扒皮塞草挂城门口示众,但反观明朝一代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朝纲混乱。关键一点就在于天子是无力约束这种庞大的私下追求的,因为在王朝制度的权力架构中,官僚阶层是维持其统治的关键环节,一旦失去了官僚阶层的支持,天子的地位也将不保。历史上王莽就是这个下场。 其次,在官僚集团内部,作为王朝统治秩序的提倡者,儒家集团努力想维持这种均衡,他们通过参政争取帝王的师友地位,期望达到政治制衡的目的。但另一方面作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可能部分儒生出身的官员真心信奉儒家道统,而更多的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手段。由于儒家集团是一种松散的组织,内部缺乏欧洲天主教会那样的严密组织,其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的,再加上其政治对手如宦官集团、军人集团或后戚集团的存在,因而难以摆脱对皇权的依附状态,所以也就无法阻止这种失衡。 再次,是自耕农阶层,由于自耕农经济制度下的农户生产方式是以一盘散沙的状态存在的小农经济模式。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决定了农民阶级以两种形态交替存在:和平生产时期的一盘散沙状态与造反时期的集团状态。在和平时期,由于农民生活在里甲制度的严格控制之下,他们力量分散而微弱,反抗官府压榨的收益很微薄,却面临着杀一儆百的巨大风险。因此,在风险远高于收益的情况下,弱小而又分散的自耕农阶级是无力抵抗各级权势阶层的巧取豪夺的,自然无法形成对官僚集团的政治制衡。而当王朝晚期,农民集团造反时期,此时王朝的秩序已是完全崩溃,另一个轮回开启。 最后,是工商业阶层,中国的资本并不缺乏控制政府制定法令的愿望,但在大一统的王朝制度下,资本的利益仅是王朝治下的一个局部的集团利益,对王朝的财政贡献有限。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本身就带着一种必然。在当时,欧洲处于一种四分五裂、王国林立的竞争环境,同时,王权与神权之间存在相互的竞争与对立,因此,也就限制了政权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削。而在中国这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中,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所谓政治上的制衡。 三、小结 显然,上述失衡过程是一个势所必然的趋势,王朝的历史越长,这个趋势就表现得越明显。这个过程实质是社会对资源配置失调的一种自我调节。历代的统治阶层由于缺乏对人口与资源关系的深层次认知,因此,不能解决长期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王朝制度这种高度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中,是无法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因此,就无法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 唐太宗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对历史总结的目的在于要为现在的执政提供借鉴。时至今日,人口与资源的问题,还有政治制衡的问题,仍然是困扰着我们的两大难题。 尽管从清朝开始,人口的上限被不断突破,但我不认为人口与资源的发展极限规律已被打破,相反是蕴藏了更大的危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这种人口规模对于我国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历史启示我们,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中国历史论文: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中间”知识分子 [摘要]民国时期著名的科技精英团体——“中国科学社”成员，多数有着欧美著名大学的留学经历，认同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而又满怀“科技报国”之心。这批知识分子在不同时期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表明了“科学社”同人终身不渝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科学事业发展所作的贡献，同时也可见他们在中国近代阶级搏斗空前激烈的背景下，在面临历史大变局时表现出来的彷徨心态和无奈选择作了揭示。在中国近代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后，“中间势力”生存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不管是“人世”还是“出世”，他们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因此也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他们的历史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折射出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困顿。 [关键词]中国科学社；中间知识分子；历史大变局 近代以来，由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转变，在思想进化的历程中，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逐步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家)的自由意识，并逐渐习惯于立足公众权利，自由地交流思想。这种具有独立立场的新型知识分子，乃民主、科学意识的主要社会载体。由于近年来学术界的思想解放，对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动荡起伏历史变局中的命运，已有不少著述和论文涉及。但总体上来说，学术界的目光还主要集中在近代各个时段中活跃于思想文化界的此类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身上，如胡适、张君劢、罗隆基等，对与这些人物有相近政治诉求，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却执著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知识分子类型尚未有深入的考察，而恰恰是这批知识分子建构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尤其在中国现代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无奈选择，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脉络，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乖蹇命运的写照。正因为如此，本文拟把考察视角对准民国时期最大的科技精英社团——中国科学社同人，以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段中与执政当局的离合关系为例，对此类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心路历程作一探讨，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一、“科学救国”的力倡者——五四前后的“科学社”同人 1914年6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的一个俱乐部里，一群中国留学生正在聚会，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大陆已战云密布，而太平洋彼岸他们的故土中国，也在阴霾笼罩之下，所以尽管此刻的校园里一片恬静，但会聚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却按捺不住内心忧国忧民之情，他们在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不由得“引颈东顾，眷然若有怀也”。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做一点什么，对祖国有些微的贡献”。由于在场的多为在美国专攻自然科学的学子，他们想到“现今世界里，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几天后，在一位叫任鸿隽的学生房间里，在哈佛和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中最为出色活跃的几位学生再次聚到了一起，他们将提议变为行动，决定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编写科学文章，发行《科学》杂志，并在当晚就草拟出一份《科学月刊缘起》的文章和一份《科学社招股章程》。就这样，在远离中国的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校园里，一批中国留学生办起了我国最早的一份自然科学杂志——《科学》，并创立了一个以“科学”为职志的同人团体——中国科学社。该社成立后，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影响很快得到扩大，团体人员也迅速增加。据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的记述：1914年时，科学社人数为35人，次年10月增加到77人，1916年召开第一次年会时，人数更增加至180人。 就在科学社不断成长的同时，在他们梦魂牵绕的故土，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发刊了。与科学社同人标举“科学”大旗一样，陈独秀的《青年杂志》高举的是“民主”大旗，为的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这两面大旗，来撼动中国几千年的旧思想、旧文化，“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新文化运动很快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巨澜，也在海外留学生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时已为科学社骨干的胡适给陈独秀寄去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立即被陈独秀刊登在《新青年》上，从那以后，提倡“白话文”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坛也由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就是在这场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运动中，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展示了他们的风采，使“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个亲密大携手，从而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国内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令海外学子归心似箭，不少科学社骨干成员相继返国，科学社总事务所也于1918年10月从美国迁回到国内。挟五四“科学”、“民主”之潮，科学社这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中，胡适已成为蜚声中外的新文化名人，其他科学社成员也都很快成为国内教育、文化、科技领域的骨干和佼佼者，他们用自己在国外所学的专长，致力于中国科学事业的开创，除创办学术刊物外，还举行各种科学演讲、筹办科学图书馆、设立科学奖励、创建研究机构。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和开拓，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科学社组织已成为国内最大也最具影响的知识分子团体。 然而，中国的社会现实是残酷的，由于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如果说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为“思想启蒙”，其时的爱国运动已直接转向以“救亡”为目标。围绕“中国的出路”和“救亡”问题，新文化运动中同处一个阵营的新知识分子由于思想、主张的不同而最终走向了分化。这个分化首先发生在《新青年》同人中，1919年底，也就是五四爱国运动进入尾声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始了一场关于“社会改造”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开始自觉担负起传播“主义”的使命；而胡适则因受他的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改造持“点滴改良”的观念。于是便有了所谓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在这场论战之后，《新青年》同人中的部分成员坚决“左转”，成为五四后的“彻底改造派”，另有一些成员则明显“右转”，形成了以《努力周报》为核心的所谓“胡适派”。这样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内部分化也几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新知识分子社团中。但与其他社团不同，由于中国科学社是基于“科学救国”思想而结合的团体，其成员中又多半为英美留学生，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有较为真切的体认，回国后又多服务于教育、科学界，这些成员之间的同质性使科学社在五四后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出现分化时避免了分裂。当然，科学社成员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甚至展开过公开论战，但由于都有对“自由思想”的尊重，所以并不因此而影响同人间的私交和感情。而在政治上，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力倡者，认为科学“才是中国救贫救病的唯一的根本方法”，对当时风靡的来自苏俄的“阶级 斗争”理论，他们并不赞同，认为中国只有继续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文明之路才能有希望。所以，在五四后的那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科学社的成员大多是胡适“改良论”的支持者。略有区别的是，他们多数为自然科学学者，政治被他们视为一块“污浊之地”，故在五四后各种“主义”的喧嚣声中，学社成员多半采取了所谓“纯科学”立场，如学社的重要喉舌《科学》月刊即奉行“专述科学，归以效实，玄谈虽佳不录，而社会政治之大不书，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之旨，刊载的文章对政治和时局少有涉及，同人的精力也主要放在独立兴办各种科学事业上，队伍和事业都得到了扩大。 然而，北京的政局却也一直让这些对“政治改良”抱有期盼的知识分子失望。1924年，曹锟贿选发生，随着“王宠惠内阁”的垮台，“好人政治”遂成泡影。这使曾经力倡“好政府主义”的胡适、丁文江等人也开始对军阀政府心灰意冷，《努力周报》因此而停办。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军阀政治横行无已，这一政权已逐步为所有知识分子所厌弃。持温和改良立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尽管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来推翻它，但对这一政权也产生了强烈的离异感。“好政府主义”的破产证明军阀政治体系已不能根据社会成员的要求调整自身，也完全丧失了对新知识分子容纳、吸收和整合的能力，从而也就失去了来自这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二、由“出世”而“入世”——国难危机中的“科学社”同人 1926年，南方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虽然军事上势如破竹，但政治上革命阵营内部“左”右势力的对垒却越来越严重，国共矛盾也日益加剧。1927年4月12日，在北伐军进人上海后，终于发动了“”，并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年后，在“二次北伐”的进军声中，北京的军阀政权彻底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在这历史大变局中，主要为“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曾对南方的革命有过怀疑和不安，但由于他们对北京军阀政府已不再抱任何希望，对国民革命带来的这场历史大变动，大体上来说是欢迎的，对在南京建立新政权能在推翻军阀政府后帮助他们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也产生了幻想，科学社同人对新政权的这一最初认同，似乎可以从在1922年后就一直任科学社董事会董事长的蔡元培加入这一政权，并在创设中央研究院时得到诸多科学社成员的鼎助中得到印证。蔡元培与中国科学社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科学社作为一个民间的科学团体，其事业能“蒸蒸日上，若有无限前途者”，如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之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所述，“在于社会的同情与鼓励”，其中特别提到了蔡元培等人对科学社在物质、精神等多方面的帮助和提携。1927年策划“四一二”时，蔡元培正在上海，平时过从甚密的有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所以耳边满是诋毁共产党的言论。蔡乃一柔和雍穆之学人，素来反对“偏激”，当他听吴稚晖等诬称共产党人“为非作歹”、“杀人放火”、“诬陷本党同志，无所不用之极”时，也不免受其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任命蔡出掌教育，蔡乃将此作为实现其“教育独立”理想的机会，改旧制为“大学院制”，尝试实行“学者领政”、“教授治校”。在“大学院制”的推行中，蔡元培所倚重的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骨干成员，如科学社的扛鼎人物杨荃(杏佛)，就被蔡委以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中央研究院秘书、总干事等重职，实际主持大学院工作。中央研究院是蔡元培“大学院制”最重要的成果，创设伊始，蔡元培就聘请胡刚复、王醚等科学社骨干帮助制定《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在1928年6月9日中研院正式成立及随后召开的第一次院务会议中，出席者大多是当时科学社的成员，中研院成立后下属10个研究机构的所长也几乎被科学社成员所包揽。 然而，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一心向往的“思想自由”、“教育独立”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大学院制“试行伊始，反对斯起”，试行不到两年便告结束。蔡从大学院制的命运中看清了国民党统治下政治的黑暗，知道自己难有可为，乃自动提出辞去本兼各职，出京赴沪。因不满于独裁，1932年，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等一起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为主席，蔡为副主席，杨杏佛担任总干事，因积极营救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为所嫉恨。对宋庆龄、蔡元培，蒋不敢轻易下手，于是便把暗杀目标指向了杨杏佛。1933年6月8日，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中国科学社骨干、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大学院制”的夭折和杨杏佛的被暗杀，是国民党独裁政权对蔡元培和科学社同人群体这样一批一心以“学术报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迎头棒喝。由于国民党大力推行“”，这批有较深西方教育背景、经新文化运动洗礼、向以“独立”自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陡形紧张。其实，在“大学院制”被撤废的同时，与“大学院制”遭到同样打压的，还有以“人权”标榜的“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社同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部分知识分子依附，成为新政权中的新贵；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主要指共产党人)取反政府立场，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但仍有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主要为上层知识分子)既反对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因此他们声称“不附属于哪一党派”，希望走中间道路，他们以“科技救国”自持，崇拜欧美的宪政主义，其政治理想是把中国打造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哪一家的“党国”。“新月社”和中国科学社同人群体正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遭受打压后，他们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于是就有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独立评论》的创刊。 《独立评论》创办于1932年5月，创刊人乃30年代京津地区主要任职在清华、北大、南开一些高校中被称为“北方学人”的著名教授，办刊经费由同人认捐方式筹集，其主要成员有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任鸿隽、陈衡哲等，其中很多人即中国科学社社员。刊物主编为胡适，谓之《独立评论》，意在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就如刊物发刊词所说的，“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由于《独立评论》为同人所办，故能比较真实地刊载和反映不同的声音，因此一发行就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刊物。然而，同样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同样受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高压控制，何以这份被公认为“自由主义”的刊物独能自由散布而不被扼杀呢?这显然与当时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某些转变有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发起了“沈阳事变”，面对日人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国内朝野上下都有了严重的危机感。作为执政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如何凝聚民心，增强国力，抵御外患，成为当务之急。再者，经过中原大战后，南京政权根基稍固，在亟待进行的建设事业中，需要有真才实学人物的襄助。然而，国内科技界的精英人物又多为“自由主义”者，如何改善和协调与他们的关系，对当局来讲具有紧迫性。同样，国难的加重，也使这些以“科技救国”为己任的学 人忧心如焚，关注现实问题，遂成为这一时期《独立评论》的一大特色。创刊后不久，刊物就开辟了“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的专栏，其中在“建国”问题讨论中，“民主”和“独裁”之争格外引人注目。论争中胡适的“民主论”虽仍能赢得少数皈依者，但已不符合其时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理，而蒋廷黻、丁文江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却在当时知识分子中获得了众多支持。九一八后，日本侵占东北的现实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人们逐渐把对国家命运的关注集中到如何迅速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上。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已不能容忍“缓慢的，分散的，经常是徒劳的”去解决问题，而把“急先务”作为国家需要的头条标准。此外，由于在进入30年代后，随着南京中央地位的加强，知识分子虽然对这一政权仍存在着普遍的不满，但已勉强地开始让自己逐步去适应这个政权。也就是说，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共两大势力的对峙，政治选择的空间变小了，两面讨好不可能，而两不讨好“最不现实”，在不得不择一而事的情况下，在中国缺乏“独立”根基的中间知识分子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于是，中国这部分学有专长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开始从“出世”走向“入世”，与政府合作，把他们拯救国家的努力与维护政府的权威联系在了一起。 知识分子对政府态度的变化，给了一个与学界、科技界沟通的契机，在1932年后的一段时期中，多次在庐山召见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对大局多有垂询。据蒋廷黻在其回忆录中所记述的，他因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的文章受到蒋的重视，几次被蒋约到牯岭去谈话。1932年11月，在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参谋总长的参谋本部下，一个被叫做“国防设计委员会”的新机构正式成立了。与其他机构大肆渲染的开张不同，这个机构的成立是平静的，甚至是秘密的，其成员以“私交”关系与蒋合作，直接向蒋汇报工作。主持这一委员会的就是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社北京分社社长翁文灏。翁在上任后不久，就向提交了一份《国防工业初步计划》，内中对国防工业发展新战略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委员会今后工作的基础。委员会副秘书长是钱昌照，一位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委员会最初有委员40人，清一色的留学归国人才，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当时都是“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居首位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至于这一委员会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上所发挥的作用，近年来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已有一系列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设突飞猛进时期，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中所有关键决策、重大项目以及取得的绩效，都无不与这个委员会有关，正是这个机构，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国民政府的合作搭建了一个平台。 三、由“合作”而“离弃”——1949年国共政权易手之际的“科学社”同人 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给国民政府和知识分子提供了恢复和重建相互关系的极好机会。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形势下，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中这批最杰出的科技精英开始进入政府各个重要部门，为奠定抗战的国力基础，他们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高校教授和研究院优裕的城市生活，亲临西北、西南等国内人迹罕见之地，从最艰苦的勘探、测量、绘图、设厂干起，从事为中国奠定工业化基础的开拓工作。他们的工作热情完全是忘我的，以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翁文灏为例，自担当起整个国家国防和经济建设总设计师的重任后，便以他看似瘦弱的双肩担起了“综理全国经济”的重担。他殚精竭虑，日夜操劳。1934年2月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翁文灏却还奔波在去浙江长兴煤矿的调查途中，路上不幸遭遇车祸，头部因此受重伤，昏迷两三个月后，才摆脱死神的纠缠。而曾任中国科学社社长的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就是在湖南衡阳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去世的。他们这种无我奉献精神的原动力是什么?这在钱昌照为资源委员会写成的“会歌”中得到形象体现，歌曰： 我们决不想丝毫享受，我们决不要任何虚荣； 我们最厌听士大夫的清谈，我们最厌听弱者轻微的叹息。 国家民族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想什么享受，想什么虚荣! 清谈误尽了苍生，叹息活现着无能。 看随处都有我们应做的工作。 我们决不为名，我们准备挨着饿! 前进，前进，前进中开辟着国家的大道； 创造，创造，创造中树立民族的宏基。 永远积极，永远乐观； 哪里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哪里有不能排除的障碍?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这是我们的世界!一切由我们担当，当仁不让! 从这激昂的歌词中，我们不难体验到那些书生们的耿耿报国情怀。由于有这种精神的激励，在资委会工作的科学社成员当仁不让地工作在“抗战建国”的许多关键性技术岗位上，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以为抗战作出杰出贡献的玉门油田为例：石油为战时的军用、民用必备品，然我们国家却一无出产。战前，资委会在西北边陲之地的玉门发现了大油田，但由于玉门地方僻远，属戈壁滩上不毛之地，没有人烟，开发很难，加上战时外汇紧张，油矿开采设备又都需从国外进口，中央有人建议暂时放弃。终因翁文灏、钱昌照等人的坚持，资委会副秘书长孙越崎亲任甘肃油矿局负责人，远赴西北坐镇指挥，开采终得进行。1942年太平洋战争后，西南国际交通被切断，在进口石油万分困难的情况下，正是玉门开采的石油基本满足了前线以及大后方交通运输对油料的需求。像这样的艰苦创业事例，在当时的资委会科学社同人中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不仅如此，在资委会工作的科技专家在个人操守上也堪称楷模。由于资委会管理的是国有大企业，主管手中掌管着诸多能源、矿产资源和战时紧张物资，在这样的位子上，经营者倘私欲膨胀，是很容易侵渔自利的，而企业的公营性质，也容易造成浪费和低效，这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很多部门和行政机构中已是司空见惯。为防止被“权力”所腐化，身为经济部长兼资委会主管的翁文灏为资委会同人立下“规约三条”：“(一)同人互相戒勉，一切工作均以有益于国家民族及中国经济之前进为目标，公私分明，决不因私害公；(--)同人互相戒勉，对于服务事业之同类及相关事业，决不私人经营，既不为股东，也不为任何有关之营业；(三)同人互相戒勉，转为公共利益而服务，不为私人盈利而用力，对于任何垄断公利之私人，用意既属相反，工作无从联合。”翁文灏以这样的标准诫人，更以这样的标准律己。他担任资委会的领导工作，但从不在资委会领取兼薪。资委会另一负责人钱昌照在任职期间也兼任过教育部常务次长，当时教育部次长薪金为600元，还有400元的办公费补助。而资委会任职的薪金加上办公费总共不过500元，但他仍放弃了教育部的薪给而自动支领资委会的薪金。翁、钱两位克己奉公的操守为资委会员工作出了表率，上行下效，其属下一般也都能做到清廉自持，资委会“风气相当良好，贪污之风可称绝迹”，连域外专家也称赞资源委员会是“中国目前整个行政机构中，办理最优良及最现代化的一环”。这不仅是对资委会同人的赞誉，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荣 耀。有人因这一时期他们中很多人在政府部门担任了主要职务而称他们为“技术官僚”，实际上他们中多数人并没有因担任“官职”而沾染官场恶习，他们也并没有把在资委会工作作为个人的晋身之阶，只是借此舞台，施展自己的专长。在抗战中，他们确实是积极“入世”的，但对政治和官场却始终保持着谨慎的态度。这从科学社同人对加入国民党的态度就可看出。翁文灏的国民党党员可说是钦定的，“入党”实在是出于无奈。其他资委会成员也一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几次要求在资委会设党部，都被拒绝。直到1943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通过下了命令，次年又作出“所有出国人员均需到中央训练团受训”的规定，在设立党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翁文灏、钱昌照乃向蒋提出在资委会内“设特别党部”的要求，建议负责人也从资委会原有的党员中产生，不必由中央另行派人。虽如此，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并没有在资委会中得到开展。更可贵的是，他们也并没有因到政府内“做官”而忘记了他们“诤友”的责任，在战时的国民参政会中，常能听到他们要求改革的诉求。但他们显然对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临近胜利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战后和平建国的新机遇，为此，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战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途径，设计规划着国家建设的蓝图。 1945年8月，中国人在经过八年抗战后终于迎来了胜利，科学社同人们也和全国民众一样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将开始一个中国经济建设的“黄金时代”。然而，接踵而起的国共内战很快又把他们的梦想打得粉碎。不仅如此，战后国民党一意孤行的内战政策和病入膏肓的腐败，不仅使他们的“建国”理想陷于毁灭，也使他们对这一政权失去了信心。关于战后这些知识分子与国民党政权越来越疏离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科学社机关报《科学》刊文动向上窥见一斑。为避免“《科学》踹政治漩涡”，以往《科学》杂志刊文原则是“断以科学，不及其他”。但战后的刊物功能出现了大的变化，如其“编后记”所言：“抗战以后，激于世变时会，转向到科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了”。1947年《科学》第29卷第5期上就发表了科学社总干事卢于道的《科学工作者亟需社会意识》一文。在该文中，作者对战后科学家每况愈下的生活境遇作了揭示，称“科学界人士尽管安贫乐道，可是生活却被压在柴米油盐里。甚焉者其职业是教人而自己的子女受不到教育，整天在研究营养而自己的营养不足，专长是研究心理而本人就精神萎靡以至于精神衰弱”，文末发出了“传统地对于政治不理会的态度是需要改变了”的呼吁。而《科学》第29卷第12期上刊载的科学社理事吴学周《悼亡友汪兄盛年并为国内科学工作者痛苦》一文，更是对当局黑暗政治扼杀知识分子的一个控诉。很明显，抗战的胜利不仅没有给知识分子的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反而使他们落入贫困的窘境。尤其是内战战场上形势逆转后，国统区经济出现崩溃，很多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科学社社员也和民众一样，被饥饿、贫困和通货膨胀所困扰。“大学教授1935－1936年间的收入还能够勉强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生活，自从1936－1944年之间，他们的薪给百分比突然迅速地降落到原来的11％。而最后到了1946年前头，跌到了3％。事实上，他们的收入已经比不上一个人力车夫了。” 关于战后知识分子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最终导致他们对国民政府的离心，已有一些著述作了反映。但为什么在战时那样艰苦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能够团结在政府周围，同心同德，毫无怨言，而战后却不堪忍受了呢?概因战前经济还在继续增长，社会不平等问题尚未到全局性爆发的程度；而战后一方面是战争引起的资源空前短缺和由通货膨胀而触发的经济恶化，导致包括知识分子和普通公务员在内的绝大部分民众的生活都陷于普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是党国显要还在借助他们垄断的权力，靠“劫收”中饱私囊，巧取豪夺社会的稀缺资源。这种强烈反差无疑激化了社会矛盾。国民政府也曾试图缓和这种不满情绪，但远未成功。于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同情和支持，有些从不过问政治的教授，也毅然加入了游行示威的行列。而面对民众和知识分子的抗议，国民政府采取了高压手段，一些站出来伸张正义的教授因此而被逮捕，甚至遭暗害，这使那些以“纯科学”自负的科学社同人也发出了抗议的声音。把中间力量从中立逼向激进，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最大失策。这一现象表明，已经失去农村和底层民众人心的国民党政权，也最终失去了城市人口以及他们中的精英人物——上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时至1949年，由于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军主力被歼，南京政府大势已去，成王败寇，历史再次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大变局。面对败局，在为后路预作安排的显然对被称为“国宝”的文物和高级知识人才之价值是有认识的，他不愿把这批宝贵的资源留给共产党，于是在一面下令把“两院”宝物和收藏运台的同时，也一面部署著名大学的南迁，同时更制订了“抢救大陆学人计划”。计划中被列入动员南撤的人士有四类：(1)各校、院、会负责首长；(2)中央研究院院士；(3)与官方有关之文教人士；(4)学术界有贡献者。这些计划主要由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负责，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具体执行，并由国防部等部门配合。毫无疑问，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被列在了动员撤台的名单之中。时移世易，在这历史即将发生大转折的关头，这批向以“不依傍任何党派”自诩的上层知识分子也陡然意识到，其时的他们和当时的整个中国一样，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他们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由于这批主要置身于学界、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以往在政治上多持“自由主义”立场，在面临国共易势时，许多人内心的惶惑是可以想见的。对他们的心态，现在已有一些论著作了很好的揭示，如曾任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的陈三井教授就撰有《1949年变局与知识分子的抉择》一文。他在文内把处于纷扰变局中的这批知识界上层人士作了四大类型的区分：(1)迎接解放，共辅新朝篇；(2)心存观望，根留中国篇；(3)坚决反共，义不帝秦篇；(4)乘桴浮于海，花果飘零篇。尽管有此四种类型之分，但陈的文章也证实在这分道扬镳的四类人中，属后两类的都为数甚少，而属前两类的显然占了绝大多数。如科学社同人中很多人虽被列在了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名单之中，但被“抢救”到台湾去的却寥寥无几。以时为科学社理事周仁为例，1947年时，中研院院长朱家骅就要他把他任所长的中研院工程研究所先行迁去台湾，周仁以需要选择所址为由，一再要求暂缓。至1948年，朱家骅又两次写信给周仁，让他速去台湾，但都被周仁所拒。再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物理学家科学社理事吴有训为例，他因对国民党失望，1947年在应邀出席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的组织委员会会议时，坚决辞去了校长一职，会后他去了美国，但在1948年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悄然回到国内，和中央大学学生一起迎接了南京的解放。也有科学社同人中的一些杰出人士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垮台时，因学术声望和造诣已为海外一些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聘请，有的人其时就在欧洲和美国等地讲学，但他们不仅拒绝了撤台，更选择了根留大陆。如时为科学社社长的任鸿 隽，大陆色变时已年过花甲，他的三个子女也都在美国，本来他也作了出国的准备，并已离开上海到了香港，但四个月后，他却毅然回返了内地。据有关统计，1949年时科学社理事会成员有27人，其中只有1人去了海外，其余26位理事全部留在了大陆。再如国民党“抢救大陆学人计划”中的重点对象——中研院院士，虽然当局为动员他们撤台竭尽了全力，但最终搬去台湾的只一个总办事处和数学、历史两个研究所，仅占中研院14个单位中的14％。就人数来说，去台的有130人，占总人数506人的25.7％。而81位院士中，去美国工作的12人，占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更为感叹的是，1949年5月资源委员会在钱昌照、孙越崎、吴兆洪等人的率领下，在上海宣布了起义。资委会是国民政府重要的经济部门，其成员中多数人虽为科技人员，但颇受器重，因而在一些政府核心部门担任了一定职务，其核心人物翁文灏还一度被委以行政院院长的要职。而资委会同人的起义，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很明显，面对即将到来的变局，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对峙的中国，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势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心情，无疑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然而，不管是彷徨、是欢呼，还是无奈，他们中多数人在变局发生时显然离弃了国民党，而选择了一个对他们来讲实际上还十分陌生的新政权。如前已述，类似这样的抉择也曾发生在二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多数，选择的却是国民党。当然，在作出抉择时，每个人都有非常实际的考虑，按陈三井教授的说法，走也好，留也好，都是各人“一生自我认定的最佳选择”，其间“无不掺杂了个人情感、家庭因素、师生情谊、承诺与职责等考虑，甚至与经济问题密切相关”，但陈教授也认为除这些因素外，更有决定性的因素乃深植于这些知识分子心中的那种“个体对大我的责任和使命感”。对此，其时发表于《科学》的一篇科学社理事曾昭抡的文章《1949年的中国科学家》颇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国内局面到了1949年，无疑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旧的势必死去，新的将要诞生。”而这“新”在他们心目中又是什么呢?显然，他们有着企盼，这就是“多年来科学的厄运，可望有转机”。于是他写道：“此时此日的中国科学家不但用不着怕大时代的降临，而且应该鼓起勇气迎上去，发挥自己一生伟大的抱负。我们不要消极地去应变，而要积极地提出主张，作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参考。”这种因对国民党的彻底绝望转而寄希望于新政权的心迹，以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一段话甚为典型，他说：“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又有人说：“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正因为怀有这样的憧憬和期盼，很多在国共两大势力之间一贯持“中间”立场的知识分子，尽管对共产党及其将建立的新政权仍心存疑虑，但总认为“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搞自然科学，那就更没问题了”。更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地主、资本家，更未加入国民党，与中共无仇无怨，甚至还因同情学生运动而被当局视为‘思想左倾’。如今中共要掌权了，在新政权中，自己凭知识吃饭，当无问题”，这样的表述可以说是说出了当时被认为是“中间势力”的人，尤其是那些一生孜孜以求“科学报国”人士中多数人的想法。 由于数千年的封建历史，在近代艰难的社会转型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可谓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尤其是五四后，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已经形成，夹缝中的中间势力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尽管他们已从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中脱胎了出来，也力争过“独立”的地位，但“人世”也好，“出世”也罢，他们始终没有走出寻求自身定位的困境，最终仍然是一个依附性的阶层，这正是他们的悲哀。所以，在国共两大政治势力的决战揭晓后，由于中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与独裁当局作斗争时，曾高扬过“民主、自由”的旗帜，在开国之初，也贯彻了相对开明的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无疑都大大增强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当然，他们中也有选择出国和赴台的，但大部分认同了新政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客观而言，其中固有“趋利避害”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出于对国家美好前程的期盼。当年，他们在作出留国或返国选择时，对未来有过很多憧憬，虽在以后的年月里，道路并不平坦，但他们初衷不改，报效祖国之心未曾稍移。 中国历史论文:论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政治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政治(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政治”，即宗教与政治、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政治(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政治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政治”、“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政治”吗? 神权政治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政治体制。神权政治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政治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政治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政治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政治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政治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政治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政治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政治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政治”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政治。 上古时期中国的神权政治，有其鲜明的理论表现形态，即把人间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一概说成超自然超人间的“天意”或“天命”的结果。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尚书·虞书》中的这一段话：“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眨惶熘扔欣瘢?晕椅謇裎逵乖眨弧??烀?械拢?宸?逭略眨惶焯钟凶铮?逍涛逵迷铡！痹谑导?疃?校?诮逃刖?卤徊⒘形?肮??钡牧酱罅煊颍?此?健肮??笫拢?陟胗肴帧保ā蹲蟠?こ晒???辍罚?6?漓胗胝鞣?祀与戎)以及其他重大事务，又往往先由专人贞卜吉凶，然后才能决定实行。贞卜事项多与政务有关，可见政教结合范围之广。至于政教结合程度之深，于下列记载可见一斑：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尚书·洪范》） 这就是说，在决策过程中，国君、辅相以及民众的意见，都可以被卜筮之类初级的宗教活动所否决。这还不是地地道道的神权政治吗? 祭祀与占卜对于政治既如此重要，主持其事的“巫”与“史”，即“宗教人士”，也就成了国君的辅相，即“政界要人”。殷商时代的“巫咸”、“巫贤”，就是此类人物。至于各种名目的“史”，负责在国政大计决定之前，贞卜吉凶，并保存贞卜结果。由于熟悉重大往事，国君遇有大事必咨询之。所谓“天道福善而祸淫，祸福之至，必有其几；君子见微知著，明徵其辞；其后或远或近，其应也如响。作史者比事书之而策，侍于其君则诵之，有问焉则以告之。其善而适福，足以劝焉；淫而适祸，足以戒焉，此史之职也”（汪中：《述学·左氏春秋释疑》）。由于史官于国政如此重要，故王国维经考证后断言：“古之官名多从史出。”（《观堂集林·释史》） 汪中曾综述说：“天道鬼神灾祥卜筮梦之备书于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职也。……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将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陈敬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大史，见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述学·左氏春秋释疑》）史官负责解释的天道鬼神灾祥梦等事，竟与灭国、用兵、立君等重大政务有关!这亦表明政教结合之深。司马迁也曾追述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化己。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蛮夷氐羌，虽无君臣之序，亦有决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国不同俗，然皆可以战伐攻击，推兵求胜，各信其神，以知来事。”（《史记·龟策列传》）这又表明政教结合之广。 神灵信仰的表现，主要是祭祀活动。在我国上古时代，祭祀乃“国之大事”，往往由国君亲自主持，即孟子所谓“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孟子·万章上》）。倘若废弃祭祀，甚至会授人以讨伐的口实，如葛伯不祀，商汤伐之，殷纣慢于鬼神，百姓怨望，诸侯有畔，都是明显的例子。祭祀的对象首推祖先。祖先崇拜在我国一直延续到近代，在中国传统宗教中占有核心地位，这是我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关系长期延续并占据统治地位的一个副产品。上古时代祭祀祖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国语·鲁语》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因此祭祖成了国君的首要职责，祭祖制度也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部分和明显标志。《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王者*: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袷及其高祖。”至于庶人的祭祀，则“不过其祖”，不许“追远尊先”。到了周代，更定立了维护政治等级的庙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礼记·王制》）宗教制度成了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 作为“国之大事”的祭礼，还有别的对象，即各种自然神灵。《尚书·尧典》有“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礼记·祭法》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表明了自然神灵的祭祀也是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紧密相关的。而且这类属于自然崇拜的宗教活动，也都由国君亲自主持进行。 除了“祀与戎”，还有一种最重要的“大事”，即生产活动。在渔猎经济时代，田猎是一项大典。进入农耕时代，氏族首领则须领导耕作，但在部族联合和阶级出现之后，对耕作的直接领导渐渐转变为象征性的领导，表现为一种隆重的宗教式的典礼，即所谓天子亲耕仪式，一直延续到封建时代。《国语·周语》描述道：“古者太史顺时?土，……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士乃脉发。……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稷则遍戒百姓，纪农协功；曰：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土不备垦，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农师一之，农正再之，后稷三之，司零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师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则大徇。耨获亦如之。……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故征则有威，守则有财。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由此看来，上古时代之宗教、经济与政治，真可谓三位而一体! 前述祭祖和庙制的宗教上的等级制度，从西周开始又与宗法制度相结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则迁”，宗子有主祭特权，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支子不祭”），都是这种结合的明证。宗法制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等原则，成为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构成所谓“礼”的核心内容。而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首要特点，就是宗法思想居主导地位。（《孝经·五刑章》：“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法制的主要特点，就是以“礼”为法律的基石和准绳。在汉字中，“法”字本作“？”和“？”。据《尔雅·释诂》解释：“法，常也。”？的本义指常行的范型或标准，即行为规范。据《说文·?部》解释：“？，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解?，亦作獬豸，古人信其“性知有罪”。①《说文》解释说：“解？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所谓不直，即对当时行为规范的违反。这种种情况都表明，上古时代的宗教、伦理与法律制度，也可说是三位而一体。 另外，上古时代根据季节气候皆有“帝”或“神”在主持，违反时令即受惩罪的迷信，而有天子帅公卿大夫迎春于东门，迎夏于南门迎秋于西门，迎冬于北门的仪式（《礼记·月令》），有“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一民神，而仪于物则”（《国语·周语》）。的说法：在战争中常以占卜等宗教仪式来动员群众，假借神意来鼓舞士气，从占卜命辞到《易经》，都有不少卜问战事的记载，从夏启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到周武伐商纣，都自称是执行神的惩罚。②这些都是神权政治的明显表现，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对照本节开头所列的神权政治的各项特点、夏商周时代的中国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无不具备。这种神权政治既神化了统治阶级及其各项政治活动，神化了当时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秩序，当然对于巩固当时的政治、维护统治秩序，统一新兴国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中国历史上有“国教统治”吗? 国教是由统治阶级或执政当局定为国家的全民性信仰的宗教，它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秩序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原始社会，氏族或部落宗教曾经是氏族或部落的全民性意识形态。奴隶制的统一国家出现之后，统治阶级往往以某一部落的神?为全国共奉之神，或者以征服者的宗教取代被征服者的宗教，或者创立或接受某种新宗教，将其定为全民信奉的官方宗教，以求获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在国教体制下，国教的祭司或僧侣往往享有很高的地位和特权，对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发挥重大的影响，并排斥其他宗教或其他意识形态，造成意识形态单一化的状况。国教在中古时代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逐渐被接受为现代政治和思想原则，意识形态多元化成为大势所趋。虽然某些国家仍然保留国教，但其强制力已大为减弱，对其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不再完全排斥了。 我们所说的“国教统治”，就是指这种利用某种宗教来统制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为既定社会制度辩护的现象。起这种作用的宗教，有的被宣布为“国教”，有的没有宣布，有的具有“国教”的名称，有的没有这种名称，有的有一套系统完备的制度，有的没有这种制度，但它们都赋有同样的职能，实质上都是有形或无形，有名或无名的“国教”。 有人认为我国既无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当然也就没有“国教”可言。然而历史事实证明，我国自古以来的确存在着实质上的国教，或者说，我国古代的某些宗教确曾有着上述国教的特征和职能。 殷商以来的祖先崇拜和上帝崇拜，汉代以后的儒教，实质上就是我国古代的国教。上节所引的不少材料已经证明，殷周两代的祖先崇拜和天帝崇拜制度，都是由统治阶级所规定的宗教制度。这种宗教制度同宗法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全民当中推行，起着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下边这段记载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其酒醴，帅其予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馋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l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国语·楚语下》） 好一派为着人间的目的，上下左右虔诚祀奉的宗教场景!这种上自君王，下至百姓的全民宗教活动，一直延续到近代中国，对于“教化”人民虔诚“事上”，维护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宗教气质，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商族征服并统治其他部族以后，政治上的一元化必然要求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其标志就是信奉“上帝”的国教的出现。“这个上帝不是商族的民族神，但却与商族有特殊关系；上帝的神性作用的范围遍及全国上下臣民，却又是殷商王朝贵族的保护神。”（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第258页，中华书局，1982年）所谓商王的祖先“宾于帝”的说法、多次出现在殷墟卜辞中。至于“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体”（《书·商书·太甲中》），“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书·商书·咸有一德》），“惟天监下义，典厥义”（《书·商书·高宗肜日》），“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同上）等种种说法，鲜明地表现出这种上帝崇拜维护殷商统治秩序的国教实质。 周灭商以后，上帝的名称多了(有“上帝”、“天”、“皇天”、“上天”、“?天”、“昊天”、“苍天”、“天帝”等等)，政治职能也扩大了。先王不只是“宾于帝”，而且本身就是“天子”（《诗·时迈》：“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社会规范和制度也来自“天意”（《礼记·丧服四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人民既然必须“奉若天道”、“恪谨天命”，当然不能违反或抗拒了。周的统治者还“以德配天”，使“天”赋有了更多的人格神的属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天帝崇拜“教化”下民的国教作用。下面这段话典型地说明了周代的天帝崇拜把统治秩序神圣化的作用：“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周书·泰誓上》） 至于殷周以来祝、巫、儒、史之类“国教专职人员”身居高位，对国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影响，上节已说得不少，这里不再重复了。 春秋战国以后，诸侯割据：“礼崩乐坏”，然而祭祖和祭天、作为实质上的国教，并未废弃。郊祭、庙祭和封禅之类祭仪仍然进行。秦襄公曾作西?，秦文公曾作??，秦皇汉武都曾亲行封禅，汉高祖曾立北?，孝文帝郊雍，武帝幸雍、幸甘泉、郊祭太一，都是证明。不过诸侯祭天，是周天子地位下降在宗教上的反映，五帝出现，是阴阳五行观渗入上帝信仰的表现而已。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家荀况说：“日月蚀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天论》）。又说：对于卜筮和祭祀，“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同上），“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荀子·礼论》）。一语道破了殷周以来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的实质。而国教不过就是统治阶级赋予了政治性质以便为自己服务的宗教。 儒家学派创立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并非宗教。但它在宗教方面并不否认天命，在政治伦理方面鼓吹孝弟仁义，维护周礼和宗法制(我们知道宗法制是与祖先崇拜这种宗教形式密切相关的)，并把两方面结合起来，主张由矢志“克己复礼”而又“知天命”的“君子”来治理天下。这种宗教方面的态度为它以后的宗教化提供了内在根据，而其政治主张又为它以后的国教化准备了条件。孔子本人对于天命鬼神的态度是矛盾的。他既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之类的话，同时又“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总的来说，他不探究形而上的天命鬼神在本体论上的有无，但他从不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明确地维护作为古代礼乐制度的祭祀之礼。③因此，从右的方面继承他的孟轲和董仲舒等人，分别发展了天命信仰和天人合一之说，借他的名义为统治阶级立言的《礼记》更说：“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记，必本于天，?ビ诘兀?杏诠砩瘢?镉谏ゼ郎溆?璩?福?适ト艘岳袷局?9侍煜鹿?铱傻枚??病保ā独窦恰だ裨恕罚?S炙担骸胺仓稳说溃??庇诶瘢?裼形寰???赜诩馈保?ü?漓耄?梢允谷恕吧显蛩秤诠砩瘢?庠蛩秤诰?ぃ?谠蛞孕⒂谇住保ā独窦恰ぜ劳场罚?K?裕?岸E尝之义大矣，治国之本也”（同上）。这就使古代宗教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直接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了。在这里，传统宗教、儒学和政治“三合一”的新国教的胚芽，已经清晰可见了。即令是从左的方面继承孔子的荀况也说：“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总而言之，后世的儒学既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宗教的祭天祭祖内容，又阐扬了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制，再加上一套作为自身特征的仁义孝悌伦理说教，所以特别适合于上借神权，下靠父权，骨子里集权专制，外表上仁义道德的统治者的需要。它在汉武帝以后演变为专制国家的实质上的国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汉代统治者笃信天命鬼神祸福，自武帝以降，改元多达七十五次，便是一大表现。在经过汉初一段时期的选择之后，统治阶级终于看中融合阴阳五行说和传统宗教(敬天祭祖)而宗教化了的儒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确立了它统治中国思想达二千年之久的国教地位。从此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教育专以儒经为内容，“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汉书·艺文志》），“良家子弟之于六艺‘尔雅’，犹之乎西洋经院学者之于古希腊拉丁教条”④，“金马门、石渠阁、白虎观、鸿都门，‘服方领、习矩步者，委蛇乎其中’，这是活埋人性的中古道院的尊严所在”（同上）。除了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之外，当时儒教的国教化还表现在：第一，施政往往以“经义断事”，前述改元大事即是一例。甚至司法工作也有“引经断狱”的现象。第二，选用官吏，也以儒经为标准，以便于“祖传秘记，为汉家用”，以至于“大师众至千余人，皆禄利之路然也”。第三，天子亲与教义的制定。如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会石渠阁讲五经同异，帝亲称制临决；章帝建初四年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同异，帝又称制临决，结果产生宗教法典《白虎通义》；灵帝时定正“五经”文字，刻石于太学门外，以取正而不杂异。无独有偶，在当时的世界上与汉帝国双峰并峙的罗马帝国，为基督教成为国教打开大门的君士坦丁大帝，召集了历史上第一次主教大会——尼西亚公会议，亲临致词，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统一教义，制定了著名的“尼西亚信经”，以后又以皇帝名义颁发《新约圣经》定本，命细工巧匠制备五十部分发各地教会，以止息一直存在的争论!这两大帝国的统治阶级都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准备过程，在大致相同的时代，确立了各自国家中思想领域内的国教统治。⑤ 自此，儒教经典一直成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教条。从两汉时期的经学和谶纬之学，到魏晋时期以老庄解释儒经的玄学，从唐代排佛的“道统”说，到宋明兼融佛道的理学和心学，儒学的宗教特征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所发展，其理论也益发系统而完整，孔子更被推崇为圣人和教主。甚至连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掀起变法运动的康有为，也认为“孔子创教”而且仍要从该教的经典中去寻找维新的理论根据。 对照前述每一项国教的特征和职能，儒教都是当国教之称而无愧的。它是由执政当局扶持而占据统治地位的；它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上自君王，下至村夫，都深受其纲常名教精神的濡染，“天地君亲师”牌位深入于穷乡僻壤，仁义忠孝主题渗透于小说民谣；它的官方地位由于科举制度(从唐以《五经正义》，为取士标准，到元以宋儒经注为取士标准，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以《四书》、《五经》出题，以宋儒经注为据)而进一步加强，并成为教育事业的主导思想；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它通过“礼”的说教，起着“法”的镇压所望尘莫及的作用，因为这个“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敬畏之感，使人服膺”（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1～57页，1948年版）；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加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同时又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排斥各种外来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佛教不得不被它改造，甚至甚督教传教士也不得不迁就它)（由此而有所谓“中国礼仪之争”），维持了思想领域内的统一和专制；从董仲舒提出只有儒生才能做官，以至于“鸿都门学之士，至有封侯赐爵者”（《文献通考》，转引自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到隋文帝创设科举，以后有功名的儒生不但享有特权如秀才以上免役，生员无力纳赋，可以奏销豁免，举人以上犯奸不治罪，只“削职为民”。西方基督教教士在中世纪亦有特权。，而且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简直可以说，构成古代中国统治阶级主体的，从经济上看是地主，从意识形态上看是儒生! 国教在世界历史上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而且在历史时代上越往上溯就越普遍。以同一时期来看，在比较闭塞和保守的社会中，国教比较常见。当然，一种宗教的产生和流行，绝非统治者的一纸敕令所能造成，但是统治者的政治措施，却可以决定它能否成为国教，这就要看统治者是否认为它有利于自己的统治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印度教、犹太教、神道教等)都有过成为国教的经历，儒教也不例外，因为它在封建时代既适合于小农生产的经济基础，又适合于宗法制的社会环境，因而是有利于中国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的。 四、中国历史上有“政教合一”吗? 关于“政教合一”以及介乎“神权政治”与“国教统治”之间的温和的“政教合一”的界说及特征，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但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所指的是第一节所称的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之一的“温和的政教合一形式”，这是应该记住的。如果说前节所说的“国教统治”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职能，那么本节要谈的“政教合一”则主要表现宗教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职能。在中古时期，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封建统治者都常常宣扬君权神授，以神权巩固政权，政教合一是普遍的现象。所有的区别仅仅在于合一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这种不同乃是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状况的不同造成的。 第二节已经提到，夏商周三代的神权政治崩溃以后，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政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国家的政治特征是君主专制，经济特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特征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而儒教的重农观念⑥和纲常伦理⑦，恰恰与这三大特征相适应。所以它与封建国家的结合，在逻辑上是必然的，在历史上是有基础的。 政教合一现象的考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全面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统治集团构成，教育制度，法律制度，基层统治。虽然儒教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其实其他宗教也都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但不能说它们就不是宗教)，中国的封建国家与欧洲的封建国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儒教与中国封建国家的结合即中国式的政教合一，在上述五个方面都有独特然而是鲜明的表现。在政治指导思想方面，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以儒教为正统思想，从帝王到大小臣僚无不自幼诵读儒经，熟习纲常名教，以为治国之本。因为儒教神化封建政治，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董仲舒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春秋繁露·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朱熹说：“法者，天下之理”（《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全集·读大记》）。他们把封建政权、封建法律和封建的政治伦理规范都说成是“天意”或“天理”的结果，类似的君权神授的说法在儒教理论中是不胜枚举的。所以儒教倡言的“礼”，在统治者心目中，不只有道德的意味，而且有宗教的色彩，又不只有宗教的效能，而且有政治的功用。所谓“礼行于五祀而正法则焉。故自郊社祖庙山川五祀，义之修而礼之藏也”（《礼记·礼运》）。这个“礼”，不单是“礼教”，而且是“礼治”，是政教合一的“礼”。礼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的一大独创，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曾经为之倾倒。殊不知它不过是与欧洲形式不同的另一种政教合一，所以欧洲各国自称“基督教国家”以别于“异教国家”，而中国自称“礼义之邦”以别于“化外之邦”。 在统治集团构成方面，前节已经提到，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由儒生构成。早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把仕途与学儒结合起来之后，这种结构体制就大致定下来了。汉代的儒教以经学形式出现，政府从在太学学经的儒生中选拔官吏自不必说，更由于经学以师法家法相传，这种“思想界的基尔特制”（参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秦汉社会的研究》）由“累世经学”而“累世公卿”，由“士人”而“士族”，从朋比标榜，乡党品题，发展出汉魏的豪强高门，又发展为两晋的门阀世族，形成了隋唐之前统治阶级的主要部分。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以后，中小地主的入仕使统治集团在经济等级上多样化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更加单一化了。统治集团构成方面的政教合一更加紧密而稳定，而且制度化了。中国封建官场的这种特点，正好用得上这么两句话，叫做“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 宗教与教育结合，是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一大表现。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结合的密切和稳定也是举世罕见的。这主要得力于科举制度。秦汉以前，私学繁荣，百家争鸣，政治上的多元与思想上的多元相得益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对策，“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正是要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的统一。从此不论太学、郡国学、校、庠、序等等大小官学，还是广布民间的所谓私学，都以儒经为主要教学内容。所谓今文古文之争，也同统治阶级内部在朝与在野两大集团的争夺密切相连，从王莽到王安石利用古文经，从刘秀到康有为利用今文经，都说明那儒经好一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一段士族豪门垄断文化的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更把儒教对教育的控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由于科举是入仕的必经之途，因而科举的科目就成了封建教育这辆马车的驭者，使之永不离经叛道，而成为封建统治者得心应手的绝妙工具。唐太宗曾眼看着大批入选的儒生而喜不能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这些“英雄”即封建国家的“栋梁”，正是万千莘莘学子的引路人。所以，此后一千多年中，官学也好，私学也好，多半是学经入仕的预备场所，“四书五经”的一统天下。 在法律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立法和司法的指导思想，是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礼治”⑧原则。从董仲舒根据“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春秋繁露·阴阳位》）而提出“德主刑辅”，到最有代表性的封建法典《唐律》的“一准乎礼”（《唐律疏仪·序》）、“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仪·名例疏》），莫不如此。直到封建法统即将告绝之际，宣统皇帝还下谕声称“三纲五常”“实为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法之大本”（《新刑律修正案汇录》）。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法律都只以“治民”、“治吏”为目的，从来没有治君之法，法自君出，狱由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汉武帝定儒教于一尊之后，儒教不但成为封建法律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渗透到法律运用和司法过程之中。隋唐之前，“引经决狱”、引经注律之风一度盛行，随着儒教经义的法典化，经学家也有兼而为律学家者，如马融，郑玄、杜预皆是。汉儒宣扬的阴阳五行四时之说，竟使“秋冬行刑”制度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儒教的宗法精神浸透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习惯法，形形色色的家法族规在社会上十分流行，尤以宋朝以后为甚。这些家法族规不仅对于家族成员具有巨大的约束力，而且得到国家承认，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清末推行新政时，学贯中西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新法新律，准备采用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原则取代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纲常，在张之洞等人指其“败坏礼教”、“违背君臣父子夫妇之伦”和“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的攻击下，仍然不得不凭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的儒教理论进行反抗，最后并以退让告终。总而言之，宗法观念、君臣等级和重德轻刑的儒教精神，指导封建立法达二千年之久，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却不利于商品经济和与之适应的“私法”的发展，特别在封建社会后期，更严重地阻碍了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发展。 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世界大国。庞大的中国社会不是靠生产的高度分工和社会化联合起来的，那么，小农经济的分散的基层，与封建政治的集权的顶层，乡村与朝廷，是靠什么联结起来的呢?曰：士大夫与绅士。士大夫即在朝作官的士，绅士即在野乡居的士，士就是读书人，也就是儒生。作为士大夫的儒生，执行着国家机构的正式管理职能，作为绅士的儒生，执行着社会基层的非正式管理职能。没有后者在“天高皇帝远”、官吏和政令难于深入的穷乡僻壤，作为官僚机构的延伸和补充，用统一的礼教去提供并实施一定的社会规范，则人口如此众多、幅员如此辽阔的封建中国能维持如此长久的统一和稳定，那是无法想像的。一般说来，这些绅士虽非“鸿儒”、亦非“白丁”，他们往往有过科举功名或者宦游生涯，休闲或退任而乡居在家，身兼地主或者与地主关系密切，于是凭借政治、经济或文化的优势，在宗族和乡里享有一定的特权和威望，俨然“以师为吏”。举凡乡里的道德“教化”，宗祠祭祀，排难解纷，民事仲裁，都少不了他们。他们还充当征收赋税的媒介人、学校、道路、水利等公用设施的筹办人或主持人，地方志的编修者，甚至乡练民团的组织者或统率者。康熙皇帝曾颁发圣谕十六条，悬于直省学宫：“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息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戒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防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引自《圣谕广训》）这真是儒生充当编外基层官吏，儒教为封建政治服务、二者完美结合的全面写照! 如果我们把儒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把中国封建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和阿拉伯哈里发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会发现，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特征，它们的政教合一情况也有许多不同；但在上述五个方面，儒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同基督教，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政教合一情况，在基本点上都是非常相似的。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了。 五、几点佐证 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同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合一问题有关，所以这里不能不提及。但这两方面的问题涉及面太广，理应专文论述，这里只能简略地说几句，同时作为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现象的佐证。 第一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集团的政治活动的关系。 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为自己的政治服务，一是利用其出世因素，因为所谓出世可以转移人们对此世的注意，从而有利于巩固现存的社会秩序，于是出世本身就成了一种入世，成了“用退出政治来参加政治”（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33页，1993年）二是利用其入世因素，因为任何宗教都有入世的因素，不过程度不同而已，这种因素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政治主张。由于同一种宗教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行为修持，尤其是社会政治主张，均因民族、阶级、阶层、职业集团以至个人的不同而不同，专制统治者对它的利用，仅以其在政治上有利于己，表现出顺从趋势为条件，倘有异己的倾向，则予以打击或排斥，即令对国教也不例外。 总的来看，封建中国的“国教”无疑是儒教，但是统治阶级的当权派为了自己的利益，或出于自身的偏好，或由于一时的政治需要，也有贬抑其至上地位，或者打击其异己派别等情事发生。前者如梁武帝之崇佛，隋文帝之贬儒，儒教的国教地位曾一度岌岌可危。后者如东汉党锢之祸，北宋新旧党之争，南宋义理派时势派之争，明代东林党案，清代禁立盟社和文字之狱，代表正统儒教思想的儒生或士大夫，都曾遭到排斥镇压。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各自的社会政治原因，但它们也说明，即使对国教，专制统治者也要令其完全屈从于己，以为驯服工具，倘有利用经义教理同自己作对者，定要排斥打击，置“仁政”、“礼治”的祖传圣教于不顾! 从整个历史发展来看，佛道两教在中国没有儒教似的国教地位，统治阶级对之又拉又打的现象更为显著。佛教东来之初，统治阶级以为它能“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所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魏书·释老志》）。佛教依附神仙方术而扎根，迎合魏晋玄学而发展，到南北朝时几有取代儒教而成为国教之势，隋唐时期更是盛极一时。这种发展，正是佛教方面的依附迎合与统治阶级的拉拢扶植相结合的结果。晋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行。”（《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这句话已为随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由于“中国的佛教的势力远不能与欧洲中古时期基督教的权力相比”（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第29页），“佛教在中国不是唯一的宗教。因此，它的影响也有一定的限度”（同上）。综观中国封建社会，势力类似欧洲的基督教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宗教，还是儒教。即令那位以多次“舍身事佛”闻名的梁武帝，一边舍身事佛，一边还为孔子立庙，置五经博士，下诏宣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厉行，由乎经术。”所谓教者，儒教也，经者，儒经也。梁武帝之立佛教为“国教”，是“使儒家的社会伦理观点与佛教的迷信思想密切结合”（同上书，第26页），这位中国最典型的佛徒君主，也“不能用佛教来排斥儒学在政治上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2编，第439页）。在中国的思想环境和政治环境下，佛教受到限制（计有分官设职，防止伪滥，限制立寺度僧，规定试经度牒制，沙汰僧尼等措施）甚至遭受打击是在所难免的。所谓三武一宗之灭佛，当然首先与佛教的经济，社会势力膨胀有关，但也同三教之彼此斗争有关。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灭佛，既有道士从中撺掇，又有禁斥“非圣之言”与“外方之教”之意。北周武帝灭佛，诏“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后周世宗灭佛，诏禁“亲无侍养者”出家，二帝灭佛，乃为维护儒教，弘扬礼乐、维护纲常。至于历代士大夫之反佛议论，更多于同一目的。正如汤用彤先生所说：“及至李唐奠定宇内，帝王名臣以治世为务，轻出世之法。而其取士，五经礼法为必修，……科举之制，遂养成天下重孔教文学，轻释氏名理之风，学者遂至不读非圣之文。”（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39页，中华书局，1982年） 道教在中国历史上亦有类似遭遇。原始道教曾为农民起义的动员和组织形式，故遭受封建统治者压制。东晋以后与纲常名教相结合而产生的贵族道教，则受到统治者的扶持拉拢。但综观中国历史，除了在北魏太武帝、唐武宗、宋徽宗、明世宗等几个皇帝统治下，一般而言，道教都未能上升到统治性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与佛教互争，各有胜负，但二者均常同受儒教排挤而受挫。按范文澜先生的说法，儒释道三家的关系，大体上，儒对于佛，排斥多于调和，佛对于儒，调和多于排斥。佛与道互相排斥，儒对道不排斥也不调和，道对儒有调和无排斥。这话不用于思想理论方面而用于政治关系方面，颇有道理。这种关系也是儒教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实际上的“国教”地位的有力佐证。 前曾提及，广义的政教关系，还应包含非体制化的、异端的宗教与被统治阶级的、在野的政治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非国教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宗教与某些历史发展关头的政治变革运动的关系。这些方面的关系也非常复杂，我们在此且把它归纳为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即人民起义的宗教外衣，异端运动的社会实质，与宗教改革的政治内容三种类型。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种类型都有其特殊的表现，它们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教合一现象。恩格斯说过：在封建时代，“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01页）中国封建时代也不例外，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包含政教合一的成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儒教与封建政治的合一)，这种制度的身上一直披着那层“神圣外衣”。所以反对这种制度的人民起义，在用“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开路之时，在“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的时候，也往往戴上一副神圣的手套，用种种宗教或迷信的方式作为宣传和动员组织的手段，这是从陈胜起义、黄巾起义、孙恩起义、法庆起义、母乙起义、方腊起义、钟相起义、王念经起义、红巾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都一再证明了的。 以上提到的农民起义，基本上都是利用非国教的宗教为自己服务的，这当然具有同统治阶级利用国教相对抗的性质(例如洪秀全的这种对抗就是十分自觉的)。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农民起义，利用了儒教理论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贵君轻”等说法，打起“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旗号以为号召，这些起义被正统儒生和封建统治者诬为“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起义者的主张被视为异端邪说。这种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的一个证明。正是由于一种宗教的正统理论受到统治者支持，正统教派或教内权威在该教流行的国家内与世俗当局关系密切，并借助政权力量压制非正统的思想或教派，所以一种宗教的异端才会与被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才会成为带有浓厚社会政治性质的、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在野派(或反对派)的运动。嵇阮之流菲薄周孔，被斥为“非圣无法”，反映出寒门庶族地主与门阀士族地主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康梁之辈维新变法，被指为“灭圣经”、“乱成宪”、“堕纲常”、“无君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社会矛盾，以及改良派与顽固派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中国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民间宗教和秘密宗教，往往是儒释道三教异端的大杂烩，也往往成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形式。总之，既然政教合一使得正统宗教与统治阶级的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受正统宗教压制的异端与受统治阶级压制的被统治阶级的政治，必然也会产生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这正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双重控制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政教关系不能不涉及宗教改革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内容。提起这个问题，人们经常想到的是16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不少人宁可大谈公元前15世纪末到14世纪初的埃及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宗教改革，或者藏族僧人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就是不谈中国汉族历史上的宗教改革，似乎这种事情与中国无缘一般。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意识形态要适应社会状况，宗教不例外，中国汉族的宗教当然也不例外。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与社会上层建筑的矛盾时，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就必然发生变革；在宗教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情况即政教合一的历史条件下，宗教的变革必然带有政治内容或具有社会政治的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既有自己的传统宗教，就必然有宗教的变革(不论当时有没有“宗教改革”的名称⑨)，既有政教合一的现象，其宗教变革就必然其有社会政治的内容。 殷商时代产生了“帝”的观念，它统御原来各部族的种种自然神和社会神，超越了民族界限而又与殷人有特殊关系，这既反映出殷族与被征服各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新关系，又是原先各族分散的神灵崇拜不适应新的统一王国需要的结果。周灭商以后，不但上帝的称号增加了许多，而且出现了系统的天命观，上帝的神性大为扩展，上帝在道德和政治上的权能也加强了。商王与上帝并无血缘关系，只在死后才“宾于帝”之左右，而周王则被说成“天子”，所谓“有王虽小，元子哉”（《书·召诰》），“昊天其子之”（《诗·时迈》）。周公“以德配天”，把天帝的神性与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周礼)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周朝统治者又制定了一整套宗教祭祀方面的“庙制”。这些做法，旨在使当时的宗教在维护王朝纲纪，驯服天下万民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总之，殷代夏和周灭商之后的宗教变革，正是政治上的“汤武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假如我们承认，汉武帝摒弃汉初占统治地位的黄老之学，罢黜百家，独尊含有大量神学和迷信、天命色彩浓厚的“儒术”⑩，设立官方的五经博士，实行思想统治，确实算得上意识形态领域(宗教在这个领域内占统治地位)的一项重大变革的话，那么，这至少可以算是类似宗教改革的一种措施。这种改革措施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黄老无为之说不利于积极的统治，学派纷争有碍于控制人民的思想)，明显的政治作用(调整统治阶级的思想，巩固君臣上下尊卑的秩序，为统治集团培养思想统一的“人才”，使封建统治带上神圣的光圈)，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和统一，不利于学术思想的发展，等等)，这也是毫无疑义的。类似地，王莽把古文经学扶上官方地位，刘秀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隋朝创兴科举制度，唐朝颁布《五经正义》用于科举取士，对这些重大的措施也可以从宗教改革角度作出分析。除此之外，寇谦之在朝廷支持下“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佛教禅宗“呵佛骂祖”，主张“即心是佛”，元代蒙古皇室大力推崇喇嘛教，这些事件不无具有宗教改革的性质，并且具有各自不同的或深或浅的社会根源，或大或小的政治作用，或好或坏的历史影响，于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不论是根据理论进行分析，还是根据事实进行归纳，不论是从正面，即从政教合一的三种形式来观察，还是从侧面，即从儒释道三教的政治关系来观察，甚至从反面，即从宗教与被统治阶级政治的关系来观察，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历史上，政教合一的确是存在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政教合一，就是儒教与封建专制政治的结合。

数字媒体论文:媒体数字资产管理视野下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形态分析 摘要　本文着重对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形态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新闻信息资源的价值形态主要表现为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等三种形态。 关键词　媒体数字资产　新闻信息资源　价值形态 新闻信息资源是社会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媒体数字资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开发利用价值。然而为什么新闻信息资源具有开发利用价值，其价值形态(也可称为表现形式)又具体表现为哪几个方面?至今仍缺乏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束缚了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实现和转换，也不利于媒体数字资产的有效管理和增值开发，亟待予以重视和研究。 按照哲学价值论的逻辑，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可以理解为：作为客体的新闻信息资源要素、属性和功能对作为主体的利用者所产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它是主体(新闻信息资源利用者和利用需求)与客体(各种类型和方式的新闻信息资源)之间的关系范畴。新闻信息资源价值作为一种关系，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的统一和结合。其中，新闻信息资源的要素、属性和功能是构成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客观基础，而利用者的需要是构成新闻信息资源价值的前提。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将新闻信息资源的价值形态划分为以下三种： 一、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对主体价值效应时间长短的不同，可以分为新闻价值和研究价值。 新闻文本进入销售和经营环节以后，从本质上讲它已经成为了新闻信息资源的一部分，按照新闻价值效应的短暂滞留性特点，它的新闻价值理应已经迅速下滑甚至是完全失去。但可喜的是，随着报业运用数字技术能力的迅速提高，已经初步实现了从新闻文本到新闻信息资源的“瞬时”和“同步”转换，不但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新闻价值，而且还增添了许多新鲜的“佐料”，进一步丰富了新闻信息消费的手段和方式，使新闻价值得到了更为完美的体现。比如，现在许多报业集团综合运用重组、加工、转化和转移等方式和手段将新闻信息上传到新闻网站、手机以及其它电子终端，形成了数字报、电子报和手机报等多种传播形式。如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创办了可实现互动和多媒体形式的数字报纸——《宁波播报》，该报通过精选《宁波日报》、《宁波晚报》、《东南商报》，以及中国宁波网的最新资讯组合成一张新的互动多媒体导读报，网民点击导读新闻，即可直接获取各电子版新闻的详细内容。可见，新闻信息资源同样具有新闻价值，并且新闻价值已成为新闻信息资源不同于和优于其它各种信息资源的显著特征之一。 新闻信息资源除了最基本的新闻价值以外，它还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众所周知，新闻信息资源的构成内容丰富而又广泛，是一面社会的多棱镜，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法制、生活等领域无所不录，是“一种历史、社会、文化的描述”。新闻信息资源的丰富性特征赋予了它可供研究的价值。比如，新疆日报社的新闻资料室储藏着1936年至今70多年间所出版的《新疆日报》的合订本。这些新闻新消息资源真实地记载着各个历史时期新疆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各个方面的史实资料，反映着新疆70多年来变革与发展的轨迹，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和浓郁的新疆地方特色，是研究新疆、了解新疆的珍贵资料。这些事例无不说明新闻信息资源除了拥有“事实信息”以外，还存在着许多“意义信息”等着人们去解读、品味和研究。同时，报纸新闻信息资源由于其权威性、公信力和专业性等因素，其研究价值是最高的，“比较而言，期刊和书籍的新闻性很差，广电则基本上保存很少或难以挖掘，网站的权威性缺失。” 二、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价值实现领域的不同，可分为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一般而言，新闻信息资源相对于其它信息源更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特性。正如美国学者沃克·马丁(walker·marten)所说：“一家报纸的历史是出版这家报纸的国家的历史”，“一家报纸就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一部日记”。除了新闻作品资源具有还原历史的素质，采访素材、初稿、修改稿、采访手记、审改稿、校对稿、报纸校样，新闻图片等新闻信息资源的凭证价值显得更为突出和珍贵。 首先，从内容上看，它们都是当时当事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反映，是鲜活的历史细节，特别是采访素材和采访手记等文献资料更是保留了许多当时一手的事实和数据，这些内容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完全反映在新闻文本当中。同时，也由于编辑取向和版面限制等客观因素，现实中有许多新闻作品并不能见报和面世，有的能被保存起来转化为文献资料，有的则慢慢地被遗弃和销毁。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报社并没有将记者在采写过程中所形成的手稿集中保存起来，而是任其留在记者个人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缺乏统一保管的文献资料就渐渐难以寻觅到它们的踪影。诚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如收集和管理的难度大，但随着报业数字化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不难解决。比如，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企业信息门户(eip)中的数字资产管理系统专门为每位记者设置了“我的资料”和“我的作品”等功能模块，记者可以在系统中方便保存资料和文稿，包括那些没有被录用的新闻作品也一直可以留存在系统之中。新闻信息服务部门只要对这些资料和文献进行简单地复制或整理就可以实现集中、统一保存。在这方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就做得较为出色，具有很强的资料保存意识，该集团并没有将那些不适合刊登或没有刊登出来的新闻图片随意丢掉，而是有意识地将其集中保存起来。目前，这些新闻图片已经成为档案部门、宣传部门、史志办、出版社和相关科研教育机构争相追逐的“香饽饽”。 其次，从形式特征上看，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真实的历史标记，都具有珍贵的凭证价值。采访素材、初稿、修改稿、采访手记、审改稿、校对稿、报纸校样等印刷型文献，要不就是当事人的亲笔手稿，要不就是在上面留有相关人员的修改字样和批示等。例如，目前在人民日报社保存着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签阅和修改过的报纸校样，其价值不可估量。 此外，新闻信息资源由于其数量庞大、内容无所不包、对客观世界反应灵敏等特点，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情报和线索，经过筛选、比较、分析，最后可以加工成人们需要的、针对性很强的情报信息。目前，新闻信息资源已日益成为社会信息资源中最具活力的信息资源之一，成为行业情报和竞争情报的主要公开信息源。作为一种信息源，相比档案、图书等文献信息，新闻信息资源的独特优势在于它的系统性、丰富性、广泛性和连续性。新闻信息资源中蕴藏着极为系统和丰富的情报信息，关键是要有意识地去整理和挖掘。有感于此，美国学者罗杰，希尔斯曼曾对新闻信息资源的情报价值形象地做过总结：“关于经济和科技情报，在西方，大部分可以从公开或半公开的来源搞到手”。 根据新闻信息资源对主体所产生的实际效应，可以划分为知识价值和经济价值。 新闻信息资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知识价值。社会大众通过阅读利用，可以从这座丰富的“矿藏”中汲取大量的知识营养，增进对各类问题的了解和判断，进而改变其原有的知识结构：在新闻信息资源系统中，财经类新闻信息资源和行业(专业)性新闻信息资源更是因为它们的专业性和知识性，知识含量更是尤为突出。正因为此，目前许多行业(专业)类报纸凭借自身的知识优势，逐渐由“媒体中心观”的传统发展思路向“资源中心观”转变，通过建构和整合行业或专业领域的资源平台，将自身打造成行业的“知识仓库”，并依托这个信息平台开展数据库服务、顾问咨询服务、商务服务、定制化信息产品服务、人力资源培训服务等内容增值服务，成为所在行业价值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中国化工报》和《中国证券报》的做法就很有代表性，它们依托自身丰富的行业信息资源，创建了中化新网和中证网，成为各自所在行业的知识枢纽，将自身的“知本”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此外，有些新闻信息资源虽然不能直接地体现出自身的知识价值，但是潜藏于其间的“意义信息”，包含着“有看头、有学头、有嚼头的意蕴”，。能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联想，甚而激发起创新性思维，从而产生知识价值。可见，新闻信息资源的知识价值的体现存在着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应当审慎和理性地加以理解和分析。 新闻信息资源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具有相应的经济价值。首先，新闻信息资源具有鲜明的动态性和时代性，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政策、市场行情、价格行情、商品信息、技术进展、成果转让、行业评估、形势分析等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和环境信息。如果被作为信息要素注入到生产力系统当中，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缩短劳动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及熟练过程，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有助于引发对生产过程、生产工具、操作方法和工艺技术的革新和创新，提高管理者的决策和判断能力，从而达到提高各部门、各行业效率和效能的功用。日本和韩国就非常擅长运用和发挥新闻信息资源的经济价值：有这么一则事例，韩国三星公司派驻在美国洛杉矶的员工通过报纸看到一则消息：由于廉价的韩国产品的进口，美国最后一家吉他工厂将要关闭。三星总部的竞争情报部门对该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国会将提高吉他进口的关税，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地抢先将更多的吉他运往美国，存入仓库。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但由于三星已有大量的存货，因此尽管关税生效，它仍赚取了很高的利润。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如果能充分关注和挖掘新闻信息资源，将会给利用者带来丰厚的回馈和收益， 其次，新闻信息资源本身就具有商品性，能直接创造财富并实现其经济价值。因此，只要能实现新闻信息资源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顺利完成使用价值的让渡和共享，获得收益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香港经济日报集团有限公司就是这方面的经营高手，它充分整合自身的新闻信息资源优势和“知本优势”，创建了经济通和经济地产库，并将其提供给发展商、商和从事房地产业务的专业人士使用，每年为集团带来了不菲的收益。据该集团2006～2007年董事会年报所提供的数据统计表明，该项收人占了集团总收益的15.35％之多，贡献率相当可观。 综上可见，新闻信息资源价值是一个多向度、多层次的价值系统，为利用者从不同方面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分享价值和实现价值提供了丰富的思路，为新闻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提供了宽阔的视野，也为媒体数字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数字媒体论文:媒体汇流下的数字电视产业内涵与定位 摘要　本文就目前我国对“大传媒”推广情况进行分析，认为要加快我国数字电视发展、推动我国进入数字电视时代，就必须重新认知数字电视产业的内涵，并以此重新定位数字电视。 关键词　媒体汇流　数字电视　内涵　定位 在数字科技时代，科技的发展已让以往个别独立的产业与科技渐渐模糊了彼此的界线，由此产生了汇流的观念，即以前独立、分离的产业差别界限已经模糊化，如：电信、计算机、视听产业、出版业和其它内容提供者等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差别界限已经消失。可以说，科技汇流使得平面媒体、广电媒体、电话、有线电视及因特网的藩篱逐渐模糊，形成媒体汇流。 其中，电视媒体首当其冲，面临数字化后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因汇流所带来的质变而让以往壁垒分明的各项媒体有了相互融合的机会，而数字电视便是媒体相互融合的最好例子，也是目前在科技与媒体汇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数字电视汇集信息、电信及传播于一身，可说是名符其实的“大传媒”。数字电视除了提供免费及付费的多频道业务，未来亦可提供移动信息服务或电信服务。它将汇集广播电视、平面媒体、因特网等特性，瞄准使用者的个人需求，增加使用者的内容选择权，提供互动性的信息内容和定向性的内容服务。 然而，虽然政府积极进行电视数字化的推广，且制定了相关日程及推广办法，相关经营者也在做市场开拓工作，数字电视数字机顶盒的增长速度却远远不如预期。根据国家广电总局2006年的统计，数字电视总户数目前仅有300多万户，普及率占全部用户的5％。以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微小和进展缓慢的市场规模实不足以维持数字多媒体服务的运行，因而导致数字电视平台运营和频道节目经营停滞不前，连带影响数字电视机如液晶电视(pdp)及高清晰电视(hdtv)的市场普及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数字电视推广速度的缓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真正了解数字电视产的业内涵以及定位，自然不能在此基础上刺激与提高消费者对数字电视的需求，达到具吸引力的市场规模，进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资金与人力的投入。 一、媒体汇流下的数字电视产业内涵 内涵一：传播特质是“平台”，而非内容。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的“内容”就像小偷带来的肉块，移转了我们心中那只看门狗真正应该注意的东西(小偷本身)。他的意思是指。传播媒介最重大的效果来自于媒介的“形式”本身，而非来自媒介传递什么样的“内容”。换句话说，传媒新科技对人类文明带来的改变，不是它可提供人类什么样的呈现内容，而是传媒新科技的传播特质会造就人类社会文明什么样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传媒新科技应被视为一个平台，搭载与传播内容的平台。 对于数字电视来说，同样地，也应将其传播的特质视为一个平台，就如同利用接收及免费接收的特性，建立一个可接收及免费提供内容的平台。通过这样平台的传播特质概念，更可发挥其本身科技形式所产制出的能量。因此，内容提升不应该是数字电视要一直思考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内容不重要，而是在探讨数字电视所带来的影响时，应该先就它的传播特质进行探讨，而非急于研究它传递了什么样的内容，也就是在定位数字电视的传播特质时，科技的形式应该优先于所搭载的内容。 与节目内容提供者不同，数字电视应该发挥的真正的传播特质在于，如何让数字电视成为在可方便免费接收的传播特质场域内，深受使用者青睐的节目内容的搭载平台。因此，对于当下数字电视产业经营者来说。应该朝免费使用的方向建构电视平台，即是将频道当成节目橱窗，通过节目橱窗安排使用者喜爱的节目内容。如此一来，既顺应了使用者对旧有模拟电视免费观看的收视习惯，又能通过好的节目内容吸引使用者观看，实现较高的收视率，这样频道节目橱窗的身价自然也就水涨船高，增强优质节目摆上橱窗的意愿，进而增加频道内各项广告或其它增值功能的价码谈判空间，从而获利。 内涵二：功能设计应着眼于人性化 在传媒新科技的产业发展方面上，经营者们必须重新定位传媒新科技的操作功能特质，也就是传媒新科技的操作功能合乎人性。科技应该以人为本，麦克卢汉在其科技决定论中也提到媒介是人的延伸，新科技的操作功能设计自然也应便于人们使用。 通过人性化操作功能的设计概念，数字电视在操作功能的设计上应该回归人性需求的思考观点，从过去使用者接触过以及体验过的操作功能经验，探寻操作功能设计的元素，再加上从使用者的背景与特质中寻求使用者对于操作功能的需求，以真正符合使用者对于操作功能的人性需求。因此数字电视在操作功能的开发上，不能背弃这样的思考出发点，而操作功能的设计亦可有计划的分期推进，其分期的基准在于让使用者的新使用经验是基于旧有经验之上。渐渐开发出新的功能，让使用者可以遵循旧有的习惯与对于操作功能的人性需求，适应并喜欢新的操作功能。 因此，对于数字电视经营者来说，不必急于研发新的操作功能，反而应该循序在旧有的功能上增加一小部分的新功能，让使用者不会因为不熟悉新的操作功能而有所排斥，又可渐渐地让使用者通过旧有功能的引导适应新的操作功能，再于不违背使用者承袭旧有电视的使用习惯下，拓展新的操作使用功能，也就是通过人性化的操作概念，循序渐进的推展各项新的数字电视操作功能。 内涵三：目标人群应着眼于使用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共通性。 在传媒新科技的产业发展上，经营者们必须重新定位传媒新科技的使用者特质。也就是将传媒新科技置身于使用者的“社会网络需求”之中。将科技置身于使用者社会网络中的概念，正如当下企业界推崇的蓝海策略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不能再专注于顾客的差异性，而是要奠基于顾客价值的强大共通性，开发出前所未有的广大新客户群。这样共通性的概念所指的正是使用者特质延伸的社会网络，就如同家庭主妇购买电饭锅的道理一样，如果电饭锅所烹煮出来的饭菜量未能符合一个家庭共同的需求，那么便显示不出其价值的所在。也因为如此新科技的推广目标人群更应该探求的是这样的共通性，通过使用者特质背后的社会网络共通性。将可顺利为新科技开发更广大的新人群。 通过着眼使用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共通性的概念，数字电视在设定其目标人群上，应该放弃过去单纯锁定一个特性的购买人群，应该借助使用者社会网络里的共通性，锁定其潜在的购买人群，也就是因为这样社会网络的共通性，代表着这些置身于相同社会网络中的人都有购买与使用的可能，因此推广的目标人群，将不是像过去一样是利用线性思考进行目标人群设定，只单纯依靠一个特性去设定推广的目标人群，而是通过方向性的思考设定其目标人群，通过各项社会网络中共通性的特性，锁定数字电视各个潜在的目标人群。 由于数字电视的使用者具有高度网络使用的频率，因此建议数字电视经营者，可通过网络媒体的特性，发现网络人群背后社会网络的共通性，将有助于数字电视经营者瞄准更多潜在的购买人群，亦可通过数字电视与网络两者共通的特性，进一步锁定可能使用数字电视的潜在人群，进而在现今网络发达的时代，顺利从网络人群背后的社会网络，探寻出数字电视的使用人群。 二、媒体汇流下的数字电视重新定位 传媒新科技绝非骤然而生，更进一步来说新的传媒科技是奠基于旧有技术的基础上而延伸，借助创新的思考与技术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产物，其价值意义非局限于时间或空间上，而是在于创新的思维与技术的突破。就数字电视而言，我们必须依据其内涵，将其传播特质、使用特质、操作功能特质、使用者特质及科技特质重新定位，并以此重新思考与定位数字电视。 定位一：传播特质。 前文提到，数字电视应该朝免费或低费用接收使用的方向建构电视平台，即是将频道当成节目橱窗，通过节目橱窗安排好的节目内容。这就是说，经营者必须认识到数字电视特质会改变使用者的本质，使用由数字电视本身的特性来进行思考。经营者如果过分重视使用者特质，就会忽略了媒体本身的特质，忘了传播特质会影响使用者特质，例如：数字电视接收的特性，可能使得使用者改变收看电视的习惯，不一定受限于某些地方才可以收看电视，而是可以随时随地收看电视，进而连同生活模式都有可能受到改变。 就接收的特性来看，手机电视是目前发挥数字这项特点最淋漓尽致的科技，根据菲利浦(phinps)的调查，用户收看移动电视的时间，除了一般预估的上下班时段、约会等待的空档等在户外的零碎时间外，最多的时段竟然是在家的时间，尤其是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这印证了传播特质会改变使用者的收视行为，进而改变了使用者的生活习惯。 定位二：消费行为特质。 在思考观众会观看什么样的节目之前，经营者需要先把问题焦点回归到“观众为什么决定要看数字电视”这个关键点上。对观众而言，做出要看电视这个决定是很重要的。许多人事先决定要看电视，然后再去找可以令人接受的电视节目看；而不是为了要看某个特定节目而坐到电视机前。无论节目内容或质量如何，观众观看的动作仍需回归到“看电视”这一行为的本质上，因此可以说，消费者打开电视收视的决定比起收看哪个节目内容更为重要。 对数字电视经营者而言，应该具有的思维是：重点不在推出了多少个频道或节目，而是有没有办法让观众持续有打开数字电视收看的机会；不是推出众多频道节目后、就等于工作结束，等着观众自己上门观看。这提醒着数字电视经营者，应该重视“决定看电视”这个思维或动作，就如同目前数字电视最新衍伸的发展手机电视，即是抓住手机使用者在闲暇之余可消磨时间的概念，而推出来的数字电视新应用。使用者有机会收看电视为最重要因素，而至于要收看什么样的频道及节目内容，就显得是次要的了。 定位三：操作功能特质。 在数字电视操作功能特质重新定位上，经营者应放弃由自身的需求考虑设计操作功能，而改由使用者操作功能的需求进行操作功能设计。既然使用者——而非经营者——才是真正使用电视的人，那么市场推广经营者就该还给使用者在选择操作数字电视上的主控权。在媒体汇流时代，数字电视经营者应该掌握双向需求的功能设计观点，以迎合使用者对于操作功能需求的方式思考，或许更能拟定好的操作功能设计策略，进而拓展市场。 而经营者以本身频道或节目需求的思考设计或许在不知不觉间导致了经营者对使用者操作功能设计策略上的疏失。在时下数字电视产业来看。经营者仍将功能操作设计视为一项传统的工业设计，单向的考虑操作需求，纵然曾参照旧有有线电视的模式进行设计，但却也只是因应单边(经营者)的需求而产生，不是通过技术与技术、技术与使用者之间的双向需求而衙生的，因而产生操作功能设计上的盲点。 定位四：使用者特质 在使用者特质重新定位上，经营者应该认识到使用者依然在社会大环境下活动，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的特性，发现网络人群背后社会网络的共通性，进一步以使用者社会网络延展的观点来进行开拓性的目标人群设定，拓展市场，这将有助于数字电视经营者开发更多潜在的购买人群。 金伟灿在《蓝海策略》书中提出一个观点：红海代表着现存的产业，也就是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意指所有目前看不到的产业，是未来的市场空间。对于红海，产业界十分明确且为大家所认可，也有一套共通的竞争法则。所有公司都致力超越竞争对手，已掌握现有的需求。控制更大的市场占有率。然而随着市场空间越来越拥挤，获益和成长展望日益萎缩，产品沦为大宗商品，割喉竞争将红海染成一片血腥。因此作者提醒：相形之下，蓝海是还未开发的市场空间及新需求，有机会创造获利型成长。虽然有些蓝海远在现有产业边界之外，但大部分的蓝海是在红海中扩展产业边界而创造出来。这些论述正给了数字电视经营者启示，即与其沉溺于红海中相互厮杀，不如主动开发另一片蓝海，去争取更广大的目标人群。而数字电视使用者背后的社会网络延展正是这片蓝海。 定位五：科技特质 经营者应将数字电视的科技本质重新定位为并非百分之百全新科技。那么在此情况下，使用者当然也非如目前经营者所误认的为拥有全新独特行为，真正的使用者身上其实是新旧使用行为并存，因此经营者也该充分利用其所有的新旧科技使用行为。在营销推广方面，除了应由电视及网络传播渠道传递推广信息外，更应该特别增加网络渠道所传递的信息量。并借助传递的信息内容，传达数字电视并非全新科技的理念，将更能提高潜在使用者接受数字电视的可能性。 事实上，新科技中确有旧科技的特性，麦克卢汉也提到“后窗口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新媒介在取代旧媒介的过程中，前者以后者为发挥潜力的标准。”也就是说，若在科技定位上来看，数字电视仍有“旧”媒体的特质，例如：数字电视仍有有线电视的功能，提供节目，同时亦有广播的特性，也就是提供声音娱乐与信息的特性，若进一步分析，数字电视同时还能提供网络特有的互动功能。因此，实在无必要以全新概念吓退一部分数字电视潜在使用者。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媒体对文化传播的演进与重构 摘要　数字垛体孕育了各种新的文化景观的形成，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手段。 网络 传播就具有表迭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的游戏化特点，人们常常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手机传播使文化活动和日常活动变得更方便、灵活，快捷、多变、不稳定和随心所欲。 关键词　数字媒体　文化传播　信息方式 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是信息共享的开放性文化。由此也带来了多样化的文化性和愉悦感，促进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审美思维的变革。从总的文化特点上看，数字媒体展现和传播的是一种虚拟的、戏仿的、视觉的和机械复制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其文化传播方式是在信息传达的基础之上，呈现以个人诉求和人机融合来言说与表征的文化，呈现出从拟彷现实到直接摆弄现实的后 现代 景观。 一、数字媒体构筑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 数字媒体、大众文化、后现代景观，这三个名词常常被纠合在一起。数字媒体主客体多元化的传播方式，大众文化按照市场 规律 批量生产，集中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对传统主流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抵制”与“规避”及“消解”，使得数字媒体在以视觉图象为形式特征时，又成为大众们“狂欢”的广场和审美日常化的平台。同时数字媒体还孕育着各种新的文化 艺术 形式的形成，文化艺术表现方式也变得更生动和更具有参与性，改变着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方式。波斯特指出：“ 电子 媒介也在促成一种同样深刻的文化身份的转型。”“要想获得广泛的感召力，因特网必须做到不仅仅有效、有用和有娱乐性，它还必须以一种令人乐于接受的方式呈示自己。”“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 数字媒体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采用数字技术的传统大众媒体，如数字广播、数字电视、数字报纸等；一类是基于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网络媒体，如iptv、网络杂志、e-mail、博客、播客等，一类是基于移动通信网络的手机媒体、移动车载电视等。目前，以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为主体的数字媒体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人同时参与的传播基本实现。在这其中，网络文学是最能说明数字媒体的文化传播性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最早的抒发情感的工具，也是人类最早的信息传播活动。早在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文学就产生了，原始歌谣和原始神话表现了原始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情感，而原始人类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现又显示了文学(歌词)的传播动能。随着社会的 发展 和新的传播工具的产生，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也会发生显著变化。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那样：“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喜欢的感知模式和认知模式”。早期刻在各种兽皮和石头等 自然 物上面或者口口相传的文学随着人类语言的产生而变成“书面”的作品，印刷术的产生使文学创作由竹简到纸张，由个人手抄到机械复制，使之成为现在的大众阅读和传播工具，文学的作用与功能不断与时俱进，不断有新的表现形式来“颠覆”旧的表现形式。互联网络的产生，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导致了“触网而生”的网络文学的出现，网络文学几乎“颠覆”了传统文学的创作观念和表现手法，表现出了一种后现代的“非语境化”的文化景观。 网络传播的大众文化性质决定了它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趣味的日常化。网络传播所具有的虚拟性、交互性、平等性、开放性的特点，不管是从 bbs 的“灌水”还是到利用传统文学形式的“一唱三叹”，或者是网络聊天室的“神侃”，网络短信“博得一笑”的“言子”，想说就说的“博客”等，都改变了文化的传统特质，形成了一种互动的非线性的文化表达方式。在数字媒体中，通过互联网或手机，信息在人类社会中实现了完全的共享，所有个体都成为信息的者和接受者。按照麦克卢议所说，数字媒体的“主体”在不断“位移”，其中心很难有一个明确的指向，传播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种传受关系主体性的偏离与游移使得数字媒体改变着传媒的生态环境，并使得传媒市场的传播格局被重新划分。美国传播学家梅罗维茨就认为，数字媒体的出现使得传播走向出现了多极化，促成了传播的“情境型式”的变化。一方面，数字媒体的广泛运用促成一系列旧有的情境传播界限被打破，致使一些旧有的不同情境合并，进而形成新的传播情境；另一片面，数字媒体使不同情境之间的一些旧有的连接消失，导致新的情境与连接产生。梅罗维茨所说的“情境型式”，显然指的就是传受关系的多极化与文化关系的破坏与再生。比如，博客与播客，就是数字媒体情境下产生的新的文化传播空间，在这样的“情境型式”的文化传播格式中，开放性、个体性、非线性和交互性使信息传播平台得到自由和自主运用，“一对众”、“众对一”或者“众对众”的传播方式使传受关系不断产生偏离与游移，文化关系成为多方面的不确定的关系。 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后现代景观的另一特点是娱乐狂欢。在网络上，不管是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新闻或者“bbs”等，正是在于用表达上的“随意”、“戏仿”、“谐谑”和“拼贴”来颠覆了传统文化表达的套路。那些充斥网络、手机上的“搞笑”的语言，汉语和 英语 夹杂，打乱时空界线，语言组合上的“发贴、跟贴”和“bbs”的“灌水”的味道，语义出人意料地错位和戏谑，把各种戏谑和搞笑元素进行“后现代”式的拼贴，虽然“不合时宜”，但在怪异荒诞中又反讽了当代这个不讲诚信、商品至上的现代社会现象。这样的“网络语言”，显然不符合传统文化“再现”或者“表现”的要求，却恰恰符合巴赫金所指出的人们文化上的“狂欢化”特点，“愉快、欢腾，同时带有嘲讽的讥笑，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复兴。”其主要之处就在于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一切传统的规范和准则，甚至用戏谑和嘲弄来颠覆主流文化而获得另一种更欢乐更轻盈的广场狂欢式的文化方式。 二“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在网络世界中，信息通信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文化关系，这种文化关系呈现出非间接性、广泛性等特点。参与者一方面不需要要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另一方面，却能够与全世界范围内处于网络上的人群进行随意交流，大大地拓展了参与者的文化交往平台，这样宽广的文化交往平台在现实世界中是参与者无法企及的。网络世界中交往人群特有的身份虚拟性使得网络的交往行为有时甚至比现实的文化交往还来得更为亲密和丰富。现实的文化交往行为常常表现为利益的冲突和交换，而虚拟世界中的交往行为多是建立在共同兴趣的基础上的，区别于现实世界中文化交往的局限性和强迫性。在这种虚拟的交往空间里，人们常常会被越来越多地‘拉’出现实世界。以网络传播为代表的数字媒体文化传播景观，作为一种“人机共同体”式的电子界面的传播，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符号，而实际上是一种图形符号，本身也无法令“读者”深 入其中， 电子 界面的光与色的变化、闪烁，各种图形和动画穿插其中，都只能让“读者”眼花缭乱地“观看”而很难深文隐蔚地“品味”，或者“玩技术”的兴趣超过了“玩文字”的兴趣。比如， 网络 媒体所带来的网络传播所特有的超文本性，就使网络文化具有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甚至可以按自己的阅读兴趣和喜好，“人机共同体”演出的“蒙面舞会”是其一大特点。比如，网络文化传播中“卡拉ok”式地多声部游戏和喧哗。超文小式的“链接小说”和“rss聚合新闻”之类的信息与文化传播手段，颠覆了传统文化关系及阅读确定性，强调了受众对文化_止向和文化关系随心所欲的“分割”、“跳跃”、“粘贴”、“改写”和“逆转”。“以文字处理为例，改变数字化书写易如反掌，屏幕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具有非物质性，这使文本从固定性的语域转移到了无定性的语域。而且，数字化文本易于导致文本的多重作者性。文件可以有多种方式在人们之间交换，每个人都在文本上操作，其结果便是无论在屏幕上还是打印到纸上，每个人都在文奉的空间构型中隐藏了签名的一切痕迹。再者，超文本程序鼓励读者把文本视为他或她可以在其中创立自己的链接的符号域或符号网，这些链接可能会变成文本的一部分，而其他读者也可以尾追或随意更改。这些程序使人们能在全文或一组文本中查找单词或短语，并添加进文本或保存。结果产生一个新文本，把作者原来不想放在一起的词语放在一起。读者以自己的词语层序代替了作者的词语层序。” 非常明显，数字媒体在文化演进中，打破了传统线性文本理性的、有秩序的重‘阅读’、‘思考’，追求阅读意境和审美欣赏，超文本是娱乐的、游戏的、重技术“操作”的“狂欢”，是平面化的拒绝深度的文本。所以，网络文化提供给人们的或者人们参与的是充满时尚的娱乐文化而不是严肃文化，是玩耍而不是思考，它真的就是一个“人机共同体”的“蒙面舞会”，人们尽情地游戏和喧哗，不问身份不问来历，且捉弄那些严肃而传统的影子，拆毁传统文化关系和等级制度的高墙。他们让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兼容，形成新的以自我“随心所欲”安排为中心的虚拟世界而进行游戏，也是自我快乐的“乌托邦”。同时，由于社会意识形态以集权的方式对人产生的文化与心理上压力和控制十分严重，这种压力和控制也在虚拟世界的游戏中被颠覆和解构，演化为多重的无意义的无深度的只满足个人消费欲望的文化倾向。 当然，网络文化传播也充斥着大量低俗的东西。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网络文化中一些东西，“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乘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2006年8月，《光明日报》曾就网络文化问题，以网上“恶搞”“红色经典”为典型，在网上召开“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淡会”。座淡会的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恶搞”“红色经典”至少有四种危害：其一是“列理想信念的颠覆”；其二是“对诚实守信的颠覆”；其三是“对良知善心的颠覆”；其四是“对劳动创造的颠覆”。“‘恶搞’我们的红色经典，会伤害国人的感情，如果伤害了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也同样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民族语言，我们的文明不容胡编”。“‘恶搞’有一种很不好的后果，给优秀的传统文化埋上‘地雷’了，这些东西很可能要使我们付出代价。很多青少年不知道来龙去脉，被这种手段影响了，就产生了一些思想上的误区”。2006年9月，中央电视台在其重点栏目《焦点访淡》中，播出了《“恶搞”面面观》节目，节目中指出：“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只是一种游戏和对某些现实的不满进行发泄的话，恶搞英雄则是在拆除 历史 正义之墙。红色经典记录的是一段历史，是人们记忆中的一个情结，是对一个年代和一种理念的纯真的向往与回忆，是不容亵渎的。” 三、“新新人类”的个人文化之旅 “新新人类”是人们对于网民和热衷于手机传播的青年人的称呼，这一称呼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现了数字媒体文化传播具有新的不同于传统的个人化、自由化、随意化特点。数字媒体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创造、传播和传承方式，往往以传统文化的挑战者的身份出现，消解权威和中心，形成了新的文化 发展 的强烈张力和价值标准的矛盾，表现了“新新人类”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变迁。 在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中，手机短信和手机电视可以说很充分地表现出了“新新人类”的文化追求。手机文化体现了 现代 通讯工具的时尚、快速传播、即时响应、差异化等特点，gps在手机上的应用则把这一文化的触角伸向了高科技。gps的导航功能向来以定位精确；范围广泛著称，拥有它仿佛拥有了一颗自己的卫星，对于张扬个性的现代人来说，是文化精神的最好的个性化体现。又如手机短信。如果说在2003年以前，手机短信的主要功能还在于单纯地传递信息，那么，自2003年以来，手机短信的文化传播功能则大大地发展，变大众化娱乐为小众化娱乐。有调查显示，人们在使用手机时，“平常人际交流是不会成为主流的幽默笑话的比例就高达51.2％，这充分体现了手机媒体的个人文化传播功能与娱乐文化特点”。“短信文化的实质在于娱乐，是透着骨子的娱乐。幽默短信正是这种娱乐精神的体现。虽然并没有多少实质的信息传播，但很多‘短信一族’却依然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幽默短信。幽默短信是短信文本中最受欢迎的，他们所追求的是娱乐、娱乐、还是娱乐。幽默短信给发信者带来的快乐是双重的，看到有趣的整人短信 自然 会会心一笑，而当发送出去，想象着收到短信者大吃一惊的样子，又是一种得意的开心。”显然，手机中的娱乐短信并不是“新新人类”对传统文化的体现，而是他们充满了的创新精神也带有“去中心化”色彩的个人文化之旅。 传统媒体的文化传播一般都是“群体性文化”，带有“广场狂欢”的特点，缺乏私密性和即时性。即使私密性较强的如电视节目的观看，他(她)的兴趣爱好左右着其他人的娱乐活动。手机电视的出现改着变这一文化现状，可以说带来了文化传播的个人化革命。美国手机开发商戴维·波斯特在概括当今最流行的媒体和预言今后最流行的媒体时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最流行：电视和手机。我们看重的是手机电视的未来。”有人还预言：手机电视将成为世界公民的全民“娱乐运动”。在 经济 发达国家，手机电视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普及着，引领着一场大众传播的文化变革。摩托罗拉首席技术官就此说：“如果内容是‘国王’，那么移动性就是‘王后’，而我们则共同促成了这场皇室婚姻。”手机电视可以使每个人在路上，在旅行中，在野外玩耍时同时观看电视节目，手机电视正在变电视的“客厅文化”为“旅行文化”，当然，它也正在拆散传统媒体文化的“家庭聚合性”而建立起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的“个人私密性”，社会文化因手机传播的出现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和去中心化，传统人类的“文化集合”将会变成为“新新人类”的“文化分离”，其文化方式也因此而发生极大的变革。又比如，正在普及的3g手机使用中，“用户不仅可以观察摄像头直接拍摄到的周围情况，还能远程遥控这个摄像头，监控的视频资料还能通过无线网络进行上传。当你出外上班，家里无人照看时，利用3g手机的这一功能，你就能随时随地了解家里的情况，不用再提心吊胆。由于设了密码，用户也不必担心偷窥者的骚扰。”可见，手机的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将使得“新新人类”的文化活动和日常活动变得更方便、灵活、快捷、多变、不稳定和随心所欲。显然，手机文化是当代“移动革命”与社会文化互动而形成的“新新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之一。手机作为移动的“媒介之媒介”，现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将对保障人们的通信自由、扩展社会沟通和交流、促进文化传播、丰富文化生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等产生重大的积极的影响。 当然，数字媒体的快速发展及其文化传播需要有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指导，同时需要加强监管才能保证健康发展。净化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空间，首先就需要传播者要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要对国家尤其要对青少年的成长负责。其次，要加强文化管理，提高文化自律，继承和发展富有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创新数字传播的文化，丰富现代人的文化生活与传播观念，避免数字媒体文化传播的庸俗化、低级化和去道德化。与传统媒体一样，数字媒体文化传播也需要“进行主动设计和重新定位，从而确立起 数字媒体论文:深入理解如何运用数字媒体面向中国消费者 2012年1月，益普索（ipsos）与campaign asia-pacific杂志联合对近500名亚太区高级营销负责人进行了2012年度营销调查，以了解他们对2012年度业务表现与营销投入的规划。调查表明，测量营销效果（roi）是营销者们2012年的首要任务，整合营销计划与数字媒体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是2012年集中关注的焦点。 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截止2012年1月，中国数字媒体已然成长为中国消费者每日接触较多、接触时间最长的主流媒体，数字媒体每日到达一半以上（52.7%）的中国城市居民，三成左右的农村居民（32.8%），仅次于电视媒体；中国消费者每日上网时长达3.5个小时以上，超越电视成为中国消费者每日使用时间最长的媒体。 但在成为主流媒体的同时，数字媒体也正快速丧失其高注意度、高介入度的领先优势，在受众的注意力和介入度方面，和电视媒体趋于一致。 从营销结果看，数字媒体具有很好的响应率，数字媒体的营销信息能激发大约53.7%的用户响应，略高于电视媒体（47.6%）；主要激发进一步使用搜索引擎搜索相关信息（29.6%）以及制造口碑（向其他人谈及占24.9%）；尤其是数字媒体能针对不同产品，特别是不同产品的不同购买阶段（如汽车）起到很好的沟通（信息）主渠道作用。 数字媒体正在成为主流媒体 数字媒体每日到达52.7%的中国城市居民，仅次于电视媒体。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截止2012年1月，在15-64岁的城市人口中，互联网平均每日到达率已经达到52.7%，农村也已经达到32.8%（图1）。 在使用手机上网方面，农村居民已经超过城市居民。调查表明，调查时点前一个月，有21.9%的农村居民几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相应城市居民的比例仅为21.3%。调查还显示，15-24岁年轻消费群体80%以上每日上网，其中农村青少年的上网比例高达78%；20-40岁女性和25-44岁男性上网比例也分别达到70%左右。另外，50%左右的15-24岁青少年几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每周4次以上），30%左右的20-40岁女性及25-44岁男性几乎每天使用手机上网。 数字媒体用户规模仍在持续增长中，目前门户网站日到达率最高，但社会化媒体具有更高的成长性。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在数字媒体领域，以门户网站的日到达率最高，平均为41.1%；其次为搜索引擎，日到达率为32.3%；第三是社会化媒体（含社区、社交和微博），日到达率为21%；接下来依次为视频网站和游戏网站，所有其他资讯类垂直网站（含财经、新闻、汽车、it科技、女性、房产等网站）日到达率则为10.5%（图2）。 同时，分季度比较发现，各数字媒体，如视频网站、游戏网站、资讯网站等，随着时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成长。社会化媒体自2011年下半年实现爆发式增长以来，特别是15-24岁青少年使用社会化媒体的比例从mac 2011第二波调研的26.5%突然跃升至2011 w3的54.5%，仅次于门户网站（66.0%）。 数字媒体超越电视成为每日使用时间最长的媒体。调查表明，平均而言，互联网用户每天上网时长达210分钟，其中，使用pc上网平均时长为126分钟，使用手机时长为84分钟，特别是农村居民使用手机上网时长远超pc上网，是pc上网时长的2倍。同样，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数字媒体是居民每天花费时间最多的媒体，是排名第二的电视媒体的1.5倍左右，仅农村居民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间略长于互联网媒体。 从营销角度而言，数字媒体受众规模的扩大表明其作为广告/品牌信息的载体已经能够到达具有相当规模的目标消费者，同时，数字媒体的成长性，特别是社会化媒体的成长表明选择/购买数字媒体可以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受众规模），而在线时长的优势也明显增大了每个消费者看到广告的机会以及频次。 数字媒体初始关注优势正在丧失 数字媒体受众注意力集中度下降。最新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1月），互联网用户中，上互联网时专注于上网本身，不从事任何其他活动的比例仅占31.1%，而这个比例在约1年以前（2011年3月）为50.5%，下降了近20个点；60%的用户常常伴以读报、阅读杂志、看电视、听广播、吃/喝东西等其他行为；47.4%的用户常常在通电话/发短信（图3）。 相比较而言，农村用户维护了较高的注意度。通过进一步分析可以了解到，农村居民通常利用网吧等外在资源上网，从而导致网络时间非常宝贵从而比较专注。 从营销角度而言，从受众注意度降低可以看到广告以及记住广告的几率都会受到影响。 数字媒体受众情感介入度较高，但仍低于电视媒体。调查表明，除农村居民外，互联网用户均对互联网媒体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依赖，其情感介入指数mei为72。但略低于电视媒体（74），也低于1年前的分值（77）。 mei情感介入指数的调查中，被访者会给每个语句进行1-5分（1分代表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的评分。此调查可用于评估消费者对不同媒体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判断某个媒体对消费者是否具有较长远的影响。从营销和广告的角度而言，则可反映一个媒体是否提供了一个传递广告和品牌信息的良好情境。该指标通过评估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意义、与生活方式的融合、消费者对媒体的推荐意愿等相关指标衍生而出，是一个1至100分的统计值，表1是被访者给予5分和4分的排名前五位语句的评分结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广告的有趣性和娱乐性方面，数字媒体与电视媒体相比，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和提升空间。益普索（ipsos）mac调查表明，仅31.5%的消费者觉得数字媒体广告很有趣，29.5%的受众觉得广告具有娱乐性，两者合计45%；相反，觉得电视广告很有趣的消费者占54.3%，觉得电视广告具有娱乐性的比例为36.2%，二者合计64.3%，这一对比表明互联网广告在创意方面的表现仍需有较大提升，以达到和电视广告相接近的效果。 营销人员如何有效发挥数字媒体？ 数字媒体的营销信息能激发大约过半数的用户响应。益普索（ipsos）调查表明，总体而言，数字媒体能激发53.7%的用户采取进一步行动，如用搜索引擎搜索信息（29.6%），向其他人谈及（24.9%），按照所提供的互联网网址访问网站等（17.8%），另有14.7%的用户能被激发直接购买产品。与此对应，电视媒体大约能激发47.6%的观众响应，其主要响应行为表现为，向其他人谈及信息（29.7%），即口碑传播，另有15.4%被激发直接购买产品。 因此，营销者需要根据营销目的的不同，明确数字媒体所能起到的营销作用，以及如何和电视媒体配合，实现1+1 2的多重营销目标。 数字媒体正在成为品牌营销的重要媒介。本次调查特别关注数字媒体在品牌营销方面的影响，调查发现，数字媒体在汽车、食品饮料、药品/保健品方面的营销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汽车方面，处在购车的不同阶段，消费者对媒介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区别。在消费者刚开始考虑购买汽车阶段，互联网媒体及广告（50.5%）已经与电视广告（55%）起并驾齐驱之势，当然，家人/朋友的推介也相对重要（36.3%）。总体而言，这个阶段的汽车购买者对汽车各种资讯需求迫切，更关注各种汽车信息渠道；进入汽车购买的品牌选择阶段后，互联网媒体及广告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达到51%左右，成为主流信息渠道，而其他信息渠道，如家人/朋友推介，电视节目，报纸广告等都在这个阶段降为非常次要的位置；在汽车购买的品牌最终决定阶段，互联网媒体及广告的作用又开始弱化，而且是三个阶段最弱化的，在这个阶段，促销人员的推介（16.7%）以及杂志广告（30.2%）起到了非常突出的作用，是三个阶段作用力最强的。 对于药品和保健品而言，互联网媒体的重要性也得到提升，药品/保健品购买者中有20.8%的主要信息渠道来自互联网媒体及其广告，排名第5。 值得注意的是，在购买食品和饮料方面，人们对于互联网所提供的信息及广告依赖程度相对较小，有25.8%的食品/饮料购买者购买食品和饮料时主要信息来源是互联网媒体及其广告，在所有信息渠道中排名第7。（注：互联网媒体可进一步细分门户网站、专业/垂直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社交网站、视频网站、搜索引擎、品牌官网等进行分析）。 通过调查也提醒营销人员，针对不同的产品，甚至针对同一产品的不同营销阶段，数字媒体所起到的作用及其重要性都是不一样的，营销人员应该仔细分析不同产品，不同购买阶段消费者的主要接触点信息，以在合适的时间（不同购买阶段）、合适的地点（不同媒体）提供合适的信息（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附：ipsos mac（益普索中国媒体地图辑） ipsos mac（ipsos media atlas china，益普索中国媒体地图辑），是益普索完全拥有自主产权的一项关于中国消费者的大规模年度调查，它覆盖88个一到五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每年调查66,000名12-64岁消费者的产品消费习惯、品牌关系、生活形态、价值观与态度、媒体接触习惯以及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利用电脑辅助电话调查和入户访问的方式，对产品使用与品牌关系、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接触习惯、生活形态与价值观、社会人口统计特征、日常生活/产品消费场景照片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以实现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真实描绘。 数字媒体论文:新媒体环境下纸媒应构建数字化平台 【摘要】面对“纸媒寒冬”这一说法，近几年学界和业界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2012年10月美国《新闻周刊》提出将在2013年初全面发行数字化版本，更是让许多人相信了这一说法。但“纸媒寒冬”并不意味着“纸媒市场的寒冬”，本文结合美国《新闻周刊》的全数字化发行案例，提出了纸媒发展的新出路——在新媒体环境下构建数字化平台。 【关键词】新媒体；纸媒；数字化；美国《新闻周刊》； 传统纸媒遭遇的发展瓶颈 《2011全球传媒蓝皮书》指出全球报纸日发行量自2009年开始下降，2010年下滑到5.19亿份。全球报纸广告收入比2009年下降了20亿美元，比2006年下降了300亿美元。[1]数据表明，传统的纸媒发行数量在逐渐减少，广告收入也在不断降低，媒体如果仅靠广告来维持经营收入，那么将会显得十分被动。与新兴媒体相比，传统纸媒的实效性不及网络媒体、移动互联网的即时更新，信息量不及网络海量的搜索空间，付费阅读的方式也让更多受众倾向于在线浏览免费的新闻讯息。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授菲利普?迈耶运用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制作了两个“线性拟合”图：1972－2002年读者对报纸的信心分布图和1972－2002年日报读者数量变化趋势图。通过对前者的分析，他预测道：“到2015年，读者对报纸的信心趋势线将触到0点。”通过对后者的分析，他做出了以下预测：“如果用一把直尺将图中的线顺势延长，那么到2043年第一季度末，日报的读者也将归于零。”[2]菲利普?迈耶教授用这个数据提出了他的“寒冬论”，即纸媒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事实也正是如此，2009年拥有146年历史的美国《西雅图邮报》停止发行印刷版，拥有27年历史的杂志纸质版《电视周刊》也不存在了；2012年巴西的《纳塔尔日报》也仅保留电子版，停止出版纸质印刷报纸。近几年来，媒体业界的“纸媒寒冬论”呼声不断，特别是2012年10月19日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宣布，将在今年12月31日最后一次出版印刷版，从2013年初全面转型数字化。这个80年的老品牌最终还是倾向于数字媒体，这不得不让媒体人怀疑“纸媒寒冬”是否真的要到来了。 即使“纸媒寒冬”会到来，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纸媒市场的寒冬”，因为新媒体技术的更新换代，使得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传统纸媒在精品化、小众化的发展趋势中分化重聚，寻求新的聚合平台，参与新平台的形成，这将会使纸媒市场重获新生。这一趋势在内容上表现为纸媒产品突破传统的版面局限，形成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的产业形态，在形式上表现为数字化、移动化的物质形态，把讯息通过分众的、定向的、交互的、即时的大众媒介进行扩散。笔者认为，对于传统纸媒来说，不管是否面临着寒冬，数字化平台的构建仍然是其新的发展机遇。 纸媒数字化转型：以美国《新闻周刊》为例 美国《新闻周刊》杂志成立于1933年，和《时代》、《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同属美国三大时事周刊，但由于遭到新媒体技术的冲击，《新闻周刊》的发行量和广告收入不断下降，2007年至2009年持续亏损。2010年8月，华盛顿邮报公司宣布把《新闻周刊》以1美元价格出售给悉尼?哈曼。3个月后，哈曼国际工业集团把《新闻周刊》与新兴的新闻网站野兽日报合并，成立新闻周刊—野兽新闻公司，现在的周刊归美国互联网巨头iac公司所有。而2012年的10月份，正是iac公司宣布《新闻周刊》要在2012年底停止发行印刷版，并在2013年初实现全数字化转型的发展战略。纸媒的数字化转型是发展的新出路，不论从媒体本身还是受众的角度来看，这一趋势到目前为止都充分显现出了强大的优势。 微利时代下迎合中产阶级群体的文化消费。纸媒的属性特征决定了它是高风险经济产业，高风险经济体现在纸媒销量的非确定性和纸媒生产的高成本上。一方面，纸媒销量的高低源于新闻的“变动性”和“趣味性”，一则新闻的追踪报道或许会延长这份报纸在一段周期内的高销量，一则深度报道也许会引起群体大规模的兴趣而购买，但同样平淡无奇的报道则会让受众迅速在短时间内流失，再加上区域人员的流动性也会导致销量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纸媒生产的高成本体现在高人力成本和技术成本上。据资料显示，中国的报纸每多1万份的印量要增加300万元的开支。[3]在高风险经济特征之下纸媒只能依靠广告来平衡支出，总体而言纸媒的印刷发行还是处于微利阶段。而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很好地弥补了这一问题。全数字化运行的《新闻周刊》改称为《环球新闻周刊》，采用付费订阅的模式来运营，这种盈利模式并不适用于任何数字纸媒，而是将目标受众定位于精英的、小众化的中产阶级的高端纸媒。中产阶级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他们是经济精英、知识精英、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对印刷制的零碎内容已失去兴趣，而倾向于能够解答自己领域内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通过付费订阅来得到的，在他们看来获得的讯息是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的，也迎合了自己的文化消费。 厚报时代下满足“受众本位”的主动选择。厚报时代意味着纸媒提供的信息量超过了读者的信息接收量，同时也意味着纸媒竞争的必然结果。纸媒有“二次销售”的产业特征，媒体将读者当作产品卖给广告客户实现第二次销售，纸媒的扩版意味着能够增加广告版面，实现广告主投放纸媒的影响力经济。但是纸媒的扩版也会影响受众对信息的有效接收，受众对被动灌输的信息只会“泛读”。举个例子来说，一份50个版面的报纸读者只用十几分钟就读完了，每个版面平均分配的时间不到一分钟，几十秒就看完了一个版，无法达到对信息的深刻记忆。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的注意力资源已经成为市场所追逐的稀缺资源，如何获取受众的注意力是纸媒生存的根本。数字化平台构建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满足受众对信息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期待，在读屏时代纸媒的受众不仅可以成为交互式阅读对象，甚至可以成为内容的创造者，在人性化的阅读界面中充分自主地选择和阅览信息，发挥思维的跳跃。美国《新闻周刊》在改版成《环球新闻周刊》之后锁定的目标受众是高端精英人群，新杂志电子版适用于平板电脑和其他的网络阅读设备，通过移动电子设备终端来呈现多元化的讯息，把受众在厚报时代单一的角色转变为既是受众又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让受众成为信息的主导者和操控者。 竞合时代下实现媒介的“内容为王”。竞合时代指的是在未来的竞争中合作，实现强强联合。传统的纸质媒体在与新媒体的合作下实现了移动app产品，最大的特色在于媒体要把精力投在受众的服务体验价值上。当然，受众最需要的还是内容，什么样的内容更有效、更精典、更便捷地使受众接收信息，什么样的内容更能够与受众所处的生活、工作领域息息相关，受众就更倾向于选谁。“内容为王”的模式始终还是受用的，纸媒在构建数字化平台的同时能够有效地把握住内容的主旋律，用原创性的信息去绑定受众的目光。数字化媒体实现内容的优化体验比服务体验更能让受众自愿买单。具体来说，就是数字化媒体提供优质的内容，付费阅读也就会成为受众选择的一种方式，“内容为王”的竞争模式对于数字媒体来说是争夺受众市场的良好渠道。 展望纸媒构建数字化平台的未来在新媒体环境的影响下，纸媒走数字化平台的发展道路势在必行。笔者认为，传统纸媒可以从以下几点构建数字化平台： 细分投放渠道。在市场营销学中所提到的细分市场，并不是根据产品品种、产品系列来进行的，而是从消费者的需求来进行划分的，是从包括消费者的需求、动机、购买行为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来划分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能否准确地了解、把握受众的期待心理，捕捉有效的受众群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有效传播策略，将关系到传播活动能否顺利实施和有效传播。[4]媒体只有有效地对目标受众进行细分，才能把有效内容精准投放，提高受众的阅读率，因此细分后的投放渠道对媒体经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网络、平板电脑、手机移动媒体、户外媒体等各种新媒体的包围下，纸媒数字化平台的构建是充满了机遇的。媒体可以利用传统纸媒和新媒体的优势，实现两者的互融。如纸媒与网络的渠道融合，开发电子阅读客户端、讯息数据库、网上书城；与移动媒体融合开发app付费阅读下载终端，分众实现内容的细分投放或者移动媒体的在线阅读等。具体来说，针对不同年龄阶层的受众也可以实现投放渠道的差异化。年轻一族是网络、平板电脑、移动互联网等流行电子设备的主力消费者，他们愿意花费时间与精力跟踪电子内容的生产、更新，传统纸媒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在网络和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投放趣味性强的小说连载，开辟专栏与受众进行互动，根据受众的需求对小说情节进行开放性的征集等等。而针对年长的受众，他们习惯了传统纸质报纸或者期刊的传阅，一时间对网络海量的讯息还无法适应，因此可以开设电子书，以pdf的形式清晰地展现给这部分受众。 精品内容为主流。纸媒的数字化平台可以说是媒介形态的更新，也可以说是报网联合的一种新形态，充分利用公共信息提升舆论引导力，利用新媒体的环境去快速搜取精准讯息来设置议程，提升媒介价值。因此，纸媒数字化平台投放的内容实质上会影响媒体的定位。 早在几年前，研究市场营销的学者就提出了内容营销才是网络营销成败的关键这一观点。的确如此，除了运用图片、动画、文字等媒介符号烘托数字化内容的质量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打造精品的内容讯息。在新闻讯息上体现为，要进行有影响有深度的采访报道和高效的媒体议程设置。新闻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对客观现象与事实一针见血，在第一时间引起受众的注意，利用数字化平台可以高效地实现第一时间传播、第一时间共享，当然这也就要求媒体提供的内容第一时间内是精品化的。只有以精品的内容为主流才能体现出高端的媒介水平；只有锁定知识阶层的消费者，媒体才能在竞争大潮中保持常青。 拓宽盈利模式。传统纸媒的盈利方式最重要的就是依赖广告，媒体通过“二次销售”把受众的注意力销售给广告商以此获利。该理论认为，媒体第一次销售的产品是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能够吸引目标受众的注意力；第二次销售的是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获得广告收益。如此的盈利模式也许能让传统纸媒获利，但却不稳定，因为越来越多的媒介形式正在持续分散传统媒体广告投放的价值。因此，纸媒在数字化平台上要拓宽盈利模式，改变以往被广告商牵制的局面。 目前数字平台上的众多媒体都选择了“付费阅读”这一模式，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支付途径来阅读一些通常被运营商加密或隐藏的文字图像内容。这种方式被作为媒体盈利的一种方式但也不是唯一能够获利的方式。笔者认为，会员制的阅读方式既可以把潜在受众向固定受众引导，又可以实现媒体的盈利，通过入会的方式自愿索取讯息，为会员读者提供兴趣阅读，享受会员的读者服务，对媒体和受众而言是双赢的模式。拓宽数字平台的盈利模式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必然选择，也是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必须考虑的。 结 语 在新媒体环境下，纸媒数字化平台的构建是形势所需，也是应对新技术挑战的必由之路。笔者始终相信在未来的媒介发展道路中，纸媒数字化平台的构建对于媒体本身和受众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多媒体技术对舞蹈教学的促进作用 内容摘要：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多媒体教学在舞蹈艺术教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体现了时展的需要。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能优化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能促进舞蹈伴奏音乐的数字化发展，有利于现代数字舞蹈艺术学习的进一步深入。 关键词：多媒体 舞蹈教学 数字化 创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数字多媒体辅助教学成为重要的教学手段和技术，正日趋成熟并渗透在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在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新艺术教育的热潮中，舞蹈艺术教学的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一、多媒体技术的教学需要 在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学生通过网络获取知识变得异常便捷。舞蹈艺术表现也正通过多样的视觉媒体传播和多感官刺激的手法丰富着自己的艺术语汇，开创着现代舞蹈艺术的创新之路。在这一情况下，传统舞蹈教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也让我们看到mcai（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的多媒体技术把文本、声音、图形和图像等与计算机综合在一起，全方位地调动学生的“五感”，交互式地完成教学目标。多媒体存储容量大、直观生动，其交互性和网络化可以来辅助舞蹈教学，对学生掌握舞蹈专业技能知识、优化能力结构，促进其全面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指出：“新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时代；它们消除了距离的障碍，正十分有效地参与塑造明日的社会。”现代信息技术与舞蹈艺术教育的结合将成为现代艺术教育的核心和必然趋势，大力推进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优化现代教育资源，丰富教学环境，使学生在多姿多彩的多媒体教学过程里创新艺术、放飞理想，这将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多媒体技术对舞蹈教学的促进 1.优化教学资源，丰富舞蹈教学的形象性 利用mcai等制作教学课件，极大地丰富了舞蹈教师的教学资源、教学方法和手段，促进了教学水平的发挥和提高。教师可以通过mcai系统地讲解舞蹈基本技能动作，灵活编排组合形式，全方位地分析舞美、队列、方位等舞台要素，使课程图文并茂、完整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利用mcai制作课件，详略繁简自由控制，更有利于课程中要点、难点的讲解、分析和掌握。同时，利用录像反馈技术还可以让学生主动观摩、自我检查学习效果。利用多媒体技术中的影像手段，可以多角度展示不同舞蹈类型的文化背景，使学生把握舞蹈艺术肢体语言的情感语义和形态构成。例如，在民族民间舞教学中，对民族风情图片或影像的展示就可以提高学生对舞蹈语言的认识和把握，民族音乐的导入欣赏可以引发学生对民族舞蹈艺术理解的情感共鸣。同时，视听资料信息传达的形象性是老师单纯的语言介绍所不能达到的，前者更为全面、形象和具体。在教学过程中，舞蹈的风格韵律、情感等内容是教师很难用语言向学生解释清楚的。利用多媒体，可以使教材以直观、形象、生动的画面准确地表达教学内容，使学生获得充分的感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加深理解和记忆。这样一来，减少了教师示范动作的次数和强度，提高了教学效率和水平，也能使学生准确掌握动作的要领和韵律。教师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纠正和规范学生的动作，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和体验能力。 2.创新舞蹈音乐伴奏教学，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 在舞蹈教学中，利用midi等现代音乐技术进行舞蹈伴奏教学，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选取不同风格的音乐模式参与到舞蹈基训课的音乐伴奏中，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枯燥的基训内容在音乐的渲染下，启发学生对肢体语言的感受和理解。这样就改变了单调刻板的教学模式，促进教与学的互动、交流，发挥多媒体技术的教学优势，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使他们在成功的艺术体验中增强自信心、激发对舞蹈艺术的热爱之情。 声像教材等多媒体手段，为学生提供了广泛的舞蹈伴奏音乐形象、新颖的音乐内容、丰富的音乐意境和多样的音乐风格等方面的感受和体验的机会，能够加强学生的综合艺术修养。同时，对姊妹艺术的欣赏也促进了学生对舞蹈艺术的深层理解，不同类型音乐的导入和舞蹈形式的结合，增强了学生对舞蹈艺术的学习兴趣，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3.导入数字化舞蹈的审美教育，启迪学生创新舞蹈艺术语言 艺术教育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一种美感、一种意韵、一种符号、一种存在的方式等等。通过舞蹈艺术作品展现人们美好的思想情感、生动的生活画面、深邃的精神世界，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这些透过舞蹈艺术语言流露出的或喜或悲、或抑或扬的人类积极的情感，感染着大众。学生们在信息网络技术提供的多媒体演示环境中，感受、欣赏着舞蹈的美，想象力和创造力在情境教学的启迪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我们正处于一个以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时代，人们的生活正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往往是出乎意料的，有的变化将会对我们传统的观念包括艺术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比如，目前已有人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到舞蹈编导中，使舞蹈编导者的构思包括队形变化及舞蹈动作等都可以通过数字虚拟现实直接呈现在屏幕中。尽管这种技术目前还没有普及，但它在未来是否会引发一场舞蹈编导方面的革命，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在舞蹈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远程舞蹈、虚拟数字舞蹈和游戏等大量数字舞蹈艺术作品的涌现，充斥了学生的网络生活。因此，在课程教学中，不断地利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展现舞蹈这一学科的前沿和发展，能开阔学生的视野，正确引导学生的审美判断，促进学生创新意识的形成，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 结语 随着多媒体技术的深入普及和不断发展，舞蹈艺术的推广和教学创新，电脑辅助教学技术的提高，舞蹈艺术正朝着多元化、现代化、多媒介化和全方位感官刺激的方向迅速发展。从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纯肢体语言表达，到声、光、电多方位辅助表演，再到电脑艺术、行为艺术、展示艺术等多艺术门类的相互借鉴，舞蹈艺术表演和教学正走向一条艺术语汇更丰富、情感氛围更浓烈、视觉美感更具冲击力的变革之路。大众传媒的运用、传播拓宽了舞蹈爱好者和舞蹈教学工作者的视野，提高了舞蹈艺术全民参与和鉴赏的水平。舞蹈艺术的教与学在现代信息和多媒体技术的辅助下，逐步推陈出新，并在内部深化改革，最终赢得更大的发展。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重构 摘要 本文首先使用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理论分析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内涵，以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现状为基础，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数字媒体时代对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带来的影响，提出了重新构建的适应于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关键词 电视剧 产业价值链 数字媒体时代 重构 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至今，全国约有1000家制作单位，年产电视剧高达10000多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特别是2000年广电总局对电视剧播出实行宏观调控以来，引进剧退出了荧屏黄金时段，为国产剧创造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各地国产电视剧生产数量大幅增长，制作质量也有所提高。 经过最近十年高速发展的市场化进程，目前，中国电视剧产业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价值链。但是，电视剧产量的高速增长和电视台实际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供需矛盾依旧突出，同时电视台作为目前最主要的播出平台的垄断地位，使得价值链的天平严重失衡，导致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难以实现合理的、最大化的增值。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国家对数字媒体技术的政策性强制推广，将使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覆盖率大幅提高，对于电视剧产业的各环节来说，如果能快速响应这一变化，对产业价值链进行重新构建，将会大大增强国内电视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一、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内涵 价值链概念是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 1985年在其《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这些创造价值的活动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赖，所有的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通常一定水平的价值链是企业在一个特定产业内的各种活动的组合。”① 电视剧产业在生产、传播电视剧的过程中, 不仅“流动”有物质流、资金流以及信息流，而且还“流动”有增值流。②与其他产业一样, 电视剧产业链上也并存着价值链。 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构成主体主要包括电视剧制作商、电视剧播放平台运营商、设备供应商以及电视剧消费商等。而从价值增值流程的角度来看，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环节，包括电视剧制作环节，市场营销环节，消费环节等三个环节。 其中,电视剧制作环节主要完成剧本策划、融资投资和电视剧制作的产业分工，主要由电视剧制作商来完成。制作环节是整个价值链的前端，它们构成了电视剧的供应链，是整个电视剧产业价值的发端和来源。 电视剧市场营销环节主要完成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的产业分工，主要由电视剧发行商、设备供应商和平台运营商等主体来完成。市场营销环节是价值链的中端，它们共同组成了电视剧的输出链，通过输出链，电视剧产品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放大。 电视剧消费环节主要完成电视剧产品的消费分工，主要由产品消费商来完成。消费环节是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终端，它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电视剧的观众，另一部分是广告商，它们组成了电视剧的消费链，通过消费链，不仅电视剧的价值得以实现，而且使得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得以延伸，使用电视剧产品带来的效应继续开发电视剧之外的其余消费产品。 电视剧产业价值的增值活动主要包括调研、策划、制作、包装、传输、发行、广告以及相关商品开发, 这些价值活动发生在供应链、输出链以及消费链等整个电视剧价值链中。③电视剧与其他产业价值链不同, 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更多地表现为信息链。因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是以信息为纽带而将各个增值环节联结起来的, 电视剧产业的增值是通过电视剧的制作、播出等过程来实现，尽管在电视剧产业上有大量的物质流、资金流，但更多、更直接的是信息流。因此，对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分析除了分析资金流外，要更多地偏重信息流的分析。 二、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体系分析 中国电视剧产业经过近20年的市场化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产业价值链。但是，随着数字媒体时代的来临，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已经难以跟上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需求，整个产业价值链必将进入重构的进程。下文将分析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体系结构以及存在的问题。 1.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架构 现有的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架构如图2所示，在产业价值链中，制作商作为内容提供商，由电视台自行制作或者民营制作公司完成电视剧的剧本策划和生产制作，为电视剧产业提供内容和信息的来源；经过生产制作的电视剧作品，经过制片公司自办发行或者发行公司，售卖到电视台的播出平台；电视台通过媒介提供商“免费”将电视剧作品提供给观众消费者，观众支付“注意力”，电视台再把这种“注意力”进行包装和定价，然后再二次售卖给广告客户。所以，观众、广告商和消费者共同构成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终端。中国电视剧的产业价值链就是由这一系列对电视剧产业发展起到“增值”作用的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经济活动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当前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主要增值部分，在电视台的营销平台上，而生产制作环节却无法实现其应有的增值，这对于电视剧这种媒介产品而言是不利于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的；同时在该产业价值链中，资金流成为了价值链的主体，而信息流却只覆盖了产业价值链的一半流程，信息无法全面正确反馈到价值链的源头，对于生产制作高水平的，适合消费者的电视剧作品是十分不利的。 2.现有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体系分析 中国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是在电视台实行“制播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明显暴露出很多弊端。 1.产业链条单一，不容易形成良性的竞争环境。电视剧产业的价值链条是一种显著的环环相扣的垂直链状形态，电视剧产品价值的最终实现依赖于每一个环节的优化耦合。但是链条中的这些环节在市场中的地位却不是平衡的，最突出的就是电视台作为电视剧实现价值的唯一播出终端，在整个链条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过于强大，压制了其他环节，特别是制片公司的发展。在中国电视剧的市场结构中，由于体制的特殊性、资源的稀缺性、内容产业链环节的不完整，使得电视台作为目前最主要的一个播出渠道，成为了制约这个市场的一个关键。渠道为王的状态依然存在于电视剧市场，电视剧产品的价值实现途径有限。 2.制片公司的利益被持续挤压。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影视制作机构获利平均仅有6%左右，少数电视剧能达到40%的获利水平，而电视台则仅以占制作成本20%左右的资金买进电视剧，最后获利则可达70%以上，垄断的播出平台往往使电视剧制作方陷于被动。从而也直接导致了剧本的创作乏力，精品剧作难求，原创力不足，剧本粗制滥造，电视剧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下降。 3.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发行公司扮演了分销商的角色。虽然，目前我国电视剧产品的发行方式有自主发行和委托发行两种，但目前大多是以传统的自主发行方式为主，这也是与我国目前的制作与发行主体基本上是合二为一的现实相吻合的。绝大多数电视剧制片公司都愿意选择这一种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也反映了电视剧的生产、销售的专业化分工程度仍然比较低。发行交易还是以全国、省、市三级的行政划分为主，各级市场间缺少真正的竞争。 4.赢利模式单一，以广告销售为主，风险较大。同时，衍生产品和相关产业尚待开发。目前电视剧多元化经营的前景并不是非常乐观。广告主也没有充分认识到电视剧是一种空间极大的娱乐产业，延伸合作的空间和长度，不仅只局限于电视广告投放，而是在电视剧制作、宣传推广、播放编排等多环节进行合作，进而多元开发电视剧广告市场。 三、构建数字媒体时代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1数字媒体时代的特征 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媒体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视剧的播出平台也得到了极大的延伸，新兴的电视剧播出平台包括数字付费电视、vod点播、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等等。在这种电视剧拥有多样化营销平台的趋势下，电视剧产业将面临巨大的发展契机，其生产、交易和赢利模式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数字化的这场革命，对于目前中国尚不完全产业化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来说，应该利用这样一次重大机遇，努力在这次变革中自我突破，实现重构。 数字电视是电视产业的发展方向。政府相关部门的《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明确提出：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从模拟到数字，电视剧产业发生的将是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决不仅仅是把信号从模拟形态转换成数字形态这么简单，它引起了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改变，进而带来了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变革与升级。④ 2.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重新构建架构图 数字媒体时代，由于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中平台运营环节发生的巨大改变，渠道变化最根本的就是带来了“制播分离”之后，“制”、“播”主体地位的平等化，为制作环节在产业价值链上的平等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电视剧产品价值的实现途径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同时运营环节的变化，将使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价值流程变得更加合理，资金流和信息流并重，最终促成整个产业价值流的平衡，提高产业竞争力。 重构后的数字媒体时代新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如图3所示。产业价值链中，电视剧的制作环节将进一步细分为制作（内容制作方）、融资投资（投资方）以及生产（主要有电视剧制作公司，自制节目的平台运营商）等三个分工合作的参与者，在这些参与者之间，既有竞争、分工，又有合作、共赢，共同形成产业集群，以利于资源整合，制作更多高水平的电视剧，形成高效的电视剧制作环节。同时，发行环节以及运营平台的竞争进一步加剧。数字媒体时代，随着技术进步和政策放宽使得电视剧产业播出平台运营环节门槛降低，大量竞争者涌入这个领域，主要包括电视台数字付费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等，而传播设备提供商将由有线系统运营商、卫星运营商、电信宽带和互联网等构成。这些竞争者从电视剧交易市场中购买电视剧，然后向用户推销播放电视剧，获取电视剧产品的营销增值，而消费者在享受电视剧节目的同时，不再像以往一样只需付出“注意力”，如果要想优先享受或者享受高水平的电视剧，就必须为此付出费用。而以这三个环节为核心向外延伸又能带动相关衍生产业的发展。 3.新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分析 数字媒体时代新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的突出特点就是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既要分工合作，又要资源整合；既重资金流控制，也重信息流交换。 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内部以及环节之间的分工需要由专业企业去完成，这样有利于在环节各节点均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去为整个产业价值链创造价值。同时，分工不应带来运作上的分离，资源上的分割，而应在分工的同时，将整个产业价值链进行垂直整合。围绕新的平台运营商对产业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资源整合。 同时，数字媒体时代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将会实现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完美结合，在以资金流为主体的价值链条上，对于电视剧这一特殊的信息传播产品，信息流也将得到充分的重视。媒介调研机构将改变传统的信息统计和反馈方式，不再只是统计和反馈平台运营商需要的收视信息，而是全方位调研和反馈整个产业价值链所需的信息，包括用户需求、市场销售、广告投放、后产品开发等相关信息，信息流的进一步融会贯通将大大完善整个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4.平台运营多元化 数字媒体技术带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促使播放平台运营多元化。一方面，传统的传播网络因为数字化带来了新的传播形态，如移动电视、数字多媒体广播等方式。另一方面，宽带互联网与移动通信网成为了电视媒介的传播新渠道，并由此产生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新的媒体形态。而多元化播放平台中最具影响的是数字付费电视。数字电视是电视产业的发展方向。国家已经确定了在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数字电视系统可以成倍地增加频道，有线网络可支持500套左右的数字频道，这为拓展收费电视频道提供了“带宽”。依托数字电视新平台的建立，发展付费电视，这一点对于中国电视剧的发展极为有利。付费电视节目的需求中，数量最多的电视节目就是电视剧。 数字新技术的运用导致媒介的大融合，内容输出平台（频道/带宽）呈现几何式增长，电视市场中，电视台渠道为王与播出平台渠道匮乏的矛盾有望缓解。电视剧播出价值的实现，可以不再局限于电视台的平台，这对于加强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公平竞争也提供了机会。 5.开启消费者体验新时代 数字媒体时代的本质是一种消费者时代的到来。在数字媒体的世界里，受众从“观众”变成了“用户”。用户成为了拥有最大权力的主导者，用户愿意看某部电视剧才能对其进行消费买单，用户的个性、收视习惯和消费意愿在这个数字时代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能够真正地感受到心仪的电视剧作品为其带来的视听享受，而不用再为广告的出现而烦恼。 6.制作产业集群化 电视剧是典型的“内容为王”的产业。长期以来制作商在整个电视剧的利益链条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获利空间被媒体持续挤压，除了少部分确实有实力和品牌的大制片商以外，大部分中小规模的制片商在这一体制下的生存并不平等。而在新的数字媒体时代，制作商的地位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制片公司生产电视剧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关系到观众付费的意愿和热情。而要彻底改变目前制作方分散制作、小规模制作的局面，有赖于电视剧产业集群的打造。可以建立以影视拍摄基地为基础的影视制作产业集群，采取基地化生产方式、资源共享、集约经营、降低成本、不断改善和优化自身产业环境，整体提升上游产业链的竞争力。当然，产业集群绝不仅仅只是一个产业集聚的地理范畴的概念，基地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以其规模化、系统化吸收众多相关产业的参与和支持，开发广泛的辐射领域，为其他相关产业带来大量市场需求和潜在市场机会，带动相关门类产品的市场开发。通过产业集聚的溢出效益，形成真正的电视剧产业规模经济效应。 7.建立完善的电视剧发行交易市场 一个发育成熟的发行渠道环节，应该是由多种所有制结构的、独立的、专业化的发行商组成的。在“大而全、小而全”的模拟电视时代，电视剧的发行大多是由制片公司直接对接电视台终端。在数字媒体时代，这种发行方式显然已经不太合时宜了。播出渠道的多元化，使得电视剧制作公司对于专业化的大型发行公司及其庞大的营销网络和营销体系充满了无限期待。建立专业的独立发行公司，真正发挥发行环节的独立主体作用，在上游制作和下游播出环节中间，创造一个相对独立、健全、完善的节目交易市场，将有利于国内电视剧发行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电视剧营销的拓展，从而使电视剧产品本身得到最大化的增值。 同时也有利于电视剧市场向海外的拓展。专业的发行公司不仅熟悉海外市场，也精通贸易规则，能够规避海外发行的风险，同时又能拓展海外市场。 8.上下游贯通，延伸电视剧产业价值链 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可以二次、三次甚至多次地开发和售卖，重视对其进行不断扩展的多轮销售，将成为电视剧产业价值链不断增值的驱动力。目前，国内电视剧的收入主要依靠产品本身的售卖，而最具有商业价值的后产品的开发还比较有限，可挖掘的空间极大。相关产业的开发还没有形成规模，衍生产业的形成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实际上，电视剧与音像图书出版业、旅游业、服装业、电影业、玩具业、会展业、还有影视拍摄制作基地的运营等诸多行业都具有很好的产业延展性。据统计，电视剧与其相关的产业的拉动值是1:10。电视剧市场的发展，完全可以给一些相关行业以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小结 政策的推动、强大的市场需求和经营机制的逐步完善，将促使数字媒体技术飞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的电视剧产业价值链重构要从建设“大”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增强上游，做大做强制作企业，建立制作产业集群；拓展中游，充分发挥混合媒体时代的优势，建立充满竞争的发行和播出市场机制；延伸下游，从电视剧产品之外找价值。通过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和发展，使我国的电视剧产业真正实现规模化，从而提升电视剧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媒体论文: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特点和风格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 皮影是我国民间流传较广的傀儡戏之一。俗称“灯影”，它以皮革雕刻人和物，借助灯光在屏幕上成影。中国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一直是民间戏曲的艺术奇葩之一，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皮影是起源于宋代，形成于古代中原地区。据史料记载，由于战争和迁都，很多皮影艺人向南北迁移，并在各地扎根，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区域流派，即中南部皮影、北方皮影、西部皮影。 （二）皮影艺术的风格特点 皮影艺术是借助灯光透过镂空的影人和道具在影布上的景象来完成表演的。其造型在皮影艺术表演中显得尤为重要。人物造型整体性强，采取抽象和写实的艺术设计手法，其造型比例上身偏长。人物的程式化造型来源于舞台剧。男性和女性形象迥然各异。为了破除皮影艺术在表演上的局限性，皮影艺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创造了独特的艺术语言，有数十种流派和唱腔。签手是皮影艺术的灵魂，主要采用挑、抵、推、揉、拖、反转等技法来表现细腻的感情，给皮影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皮影艺术的意蕴、形态、色彩、光影与表演都有着独到的艺术魅力，对我国现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将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进行加工，得其精蕴，如何将其推演到现代设计之中去，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数字化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现状 （一）媒体的变革 数字革命展开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之上。在整体变革中，网络空间的覆盖面无限广大。过去是单向式的发送和的接收。现在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信息、博客、腾讯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单向式媒体。双向交互式媒体模式应运而生。基于新的公共空间建构的数字化艺术正走向大众文化和网络化。虚拟的东西让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实践的思想得以实现。 （二）数字化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数字化艺术的形成。数字化艺术泛指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制作的各种形式的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技术数字化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文化领域，这种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传承、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被逐步解构和重组。传统的艺术概念受到冲击。审美观念发生改变。 数字化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且技术成分比重加大；图像演变成信息；有互动性；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融合。数字化艺术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艺术。作为未来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数字艺术形态必然在其交互性和媒体的网培性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数字化艺术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能够与观众互动，还具有转换性，能轻松地把不同运作方式的事物结合为一体。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完备，使得越来越多未经太多基础训练的人也可以涉及艺术创作领域。而这些正是数字化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数字化艺术真正的意义所在。 三、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 数字化媒体艺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并逐渐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文化传播和表现形式。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数字化时代为科学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彼此交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数字化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过程，民族性将会使其独具魅力。如果把皮影艺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将获得双赢效果。 （一）皮影艺术为数字化的媒体艺术提供了传统的艺术借鉴形式。 1．皮影艺术造型平面化、卡通化、抽象个性化。皮影艺术造型质朴单纯却富于表现性。整体上线条优美、有力生动，韵味十足。面部特点为，额头高、鼻梁直、小红口、长眉、细眼，手指长。人物古朴典雅，有民族气息。这种平面性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中并为之确立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复杂的三维人体结构、建筑结构，可以简化处理为点线面结构，这种概括的数字化平面造型质朴率真，既承续了民族传统造型特点，也具有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特色。 2. 皮影艺术中的色彩和图案符号，为数字化媒体艺术提供更多的创意空间。数字化媒体艺术要与众不同，可以从传统皮影艺术色彩和图案的符号化特征入手。 怎样更好地运用传统的皮影造型符号，必须经过再三的推敲和研究，从传统文化内涵出发，对所要设计的角色结构、部位等加以夸张和取舍，直到完全符合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的主题与风格。皮影艺术装饰性强，不追求固有色和光源色等理性用色思维，更多的在于具有装饰意味的色彩情感表达，数字化媒体艺术可借鉴这种装饰风格强烈的色彩处理手法，技能突出其独特的主题风格，又能独辟蹊径。国外的三维油画，就采用了皮影艺术中的传统五色观的色彩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二）皮影艺术为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养分，并为自身的传播和转型，奠定了基础。数字化媒体艺术已行至多元化路口。创意是艺术的源泉。创意不足和人文内涵的缺失，造成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无内涵、无特色。皮影艺术历经千年的传承，具有深厚的民众根基和文化内涵，能应对新媒体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强势文化，还原艺术的人文精神，为为雷同的艺术形式提供一种可行性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发扬了中国民间文化，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发展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民间传统之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化媒体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艺术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其艺术的现状与未来所面临的来高科技和人文的挑战，必将重新定位。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应用表现为造型、色彩和符号，以及传统文化理念在高科技的艺术领域里的实践，如：二维动画中的分层技术和骨架控制，都借鉴了皮影艺术的元素的运用。中国的皮影艺术博大精深，因其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而享誉世界。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必将给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带来新的启迪。 数字媒体论文:新媒体时代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途径 21世纪，新媒体以势不可挡的态势迅速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它不仅改变了信息生产、存储、接受的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习惯、消费理念等。“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历史性的概念，它蕴含了比较、变革、创新等多层次的含义。传播学者普遍认同的信息时代新媒体的定义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作为音乐传播的新兴媒介——“新媒体”为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赋予了强大的推进动力，但同时也对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数字音乐产业概述 (一)数字音乐产业的概念界定 数字音乐是当今传媒、娱乐、文化等产业共同关注的焦点。广义上的数字音乐，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制作完成的音乐作品，它不仅包括在线音乐、无线音乐等非物质形态的音乐，还包括cd、vcd等物质形态的音乐：狭义上的数字音乐。是指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生产、存储并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进行传播、消费的非物质形态的音乐，按照“音频文件的压缩编码格式”分类，主要分为mp3、atrac、wav、wma、mpeg－2、aiff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狭义的数字音乐。 由于数字音乐产业形成的历史较短，相关的研究还不多，对其还尚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从产品的生产、企业的范围、经营的内容、服务的对象等角度看。数字音乐产业，就是以数字化形式和网络化渠道，直接或间接从事数字音乐生产、传播、销售、服务的企业及其经营活动的集合。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产业的价值链的上游。主要由唱片公司、音乐作品创作人和其他版权人等内容提供商(cp)组成；中游则由a8，com、华友世纪、爱国者音乐等增值服务商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服务平台服务商(sp)组成；下游则是在线收听、付费下载的终端用户。 (二)数字音乐产业的特征 1.新媒体技术是产业快速发展的有力支撑。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的复制、发行、消费可以在网络虚拟空间完成，突破了三维空间的诸多限制，减少了运营的中间环节，节约了宣传、制作成本，消费者能够买到“纯粹的音乐产品”。基于“长尾理论”。由于存储在服务器上的数字音乐始终处于“上架”状态，它的产品生命周期事实上已被无限延长，那些所谓“过气音乐”也可以创造出巨大的财富，给企业增加更多的商业选择。从网络初期的单向传播模式到现在的分众传播、交互式传播；从手机的单一通话功能步入2g时代的信息功能再到3g时代的网络多媒体功能：从电视的无线模拟信号传输到有线数字传输再到网络互动式的iptv等等，新媒体从数字音乐产业的系统内部创造和扩大了市场，它的每一步发展都会给数字音乐产业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保护版权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版权(copyright)亦称“著作权”，是指权利人对其创作的文学、科学和艺术作品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音乐版权，是指音乐作品的著作权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其音乐作品拥有控制、使用、处分、支配、收益等权利的总和。在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传播的物理特征决定了它是版权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没有版权保护，数字音乐产业就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根据艾瑞公司《2009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显示，由于各运营商的实际控制，从源头上解决了版权保护问题，无线音乐已占据了92％以上的市场份额，总产值为16.5亿元；而在线音乐因受到版权保护的困扰，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市场份额不足8％，总产值仅为1.4亿元。由此可见，有效解决数字音乐产业的版权保护问题对数字音乐产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3.内容创新是产业进步的原始动力。从本质上来看，数字音乐是内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内容蕴含着音乐的美，是创作人艺术思想的外在表现，也是人类精神生活永恒的需要。然而“美价值必然与效用有关，正因为美涉及效用观念，人们的效用观念又彼此不同，才会产生出审美上的不一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音乐是一种文化，具有显著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所以，任何将音乐作为世界语的说法似乎都是荒谬的。美国音乐学者西格(charles seeger)早在1941年就写道：“当然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把音乐作为一种世界语的错误。音乐共同体的数量虽然可能没有按语言划分的共同体那么多，但世界上是有不少音乐共同体的，而且其中有许多是不可能相互沟通的。”因此，尽管现代传播手段日新月异，由于人们对效用观念的差异性和音乐文化的不可替代性，“真正支撑音乐产业发展的原动力，应该是音乐人的激情、感悟以及原创精神，说到底，还是音乐内容的问题。没有音乐内容，服务商再多，服务再好，也做不大市场，也没有意义。” 4.大规模的用户是企业营利的重要资源。追求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最终目标，如何扩大用户规模是企业家关注的焦点。在新媒体环境下，用户不仅可以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他们还可以被看作重要的资源使企业间接获利。正如经济学家亚瑟(w.brain arthur)所说：“使用你的商品的人越多，你获得的优势就越多——或者换句话说，你打下的根基越大，你的经济状况就越充裕。”为了获得更多的客户资源，数字音乐企业通过提供免费的下载服务来吸引用户，进而将他们产生的注意力资源变卖，从而获得相应的广告分成已成为业内普遍成功的商业模式。相比之下，要使用户付费成为可能，提升用户的支付意愿是数字音乐产业需要解决的难题之一。 二、新媒体时代我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瓶颈 (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降低了数字音乐侵权的门槛 在新媒体环境下。数字音乐的侵权行为主要分为：第一，服务者在其网络上提供含有权利瑕疵的作品，是指服务者明知或经第三人告知，或经权利人主张，其提供的服务侵权，而不予纠正的行为；第二，用户未经权利人的许可或法定许可，在合理使用范围之外擅自将他人的作品在信息网络中进行传播的行为。众所周知。制作精良的数字音乐作品需要较高的固定成本投入，但由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复制”已成为数字音乐的基本生产方式。生产者可以无限地根据市场需求向消费者提供拷贝，如果不计算网络传输成本、宣传推广等费用。数字音乐的生产、发行成本事实上已趋向于“0”，这也意味着盗版者侵权行为的经济成本已基本不存在。据国际唱片业协会数据显示，1999－2009的10年间，全球唱片业销售总额从395亿美元下降到119亿美元，如果加上数字音乐销售额也就162亿美元。造成唱片业销售额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版权侵权和非法下载。另据统计，目前全世界音乐市场中约95％存在侵权行为，盗版下载达到400亿次，这一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在国内7200家音乐网站中。仅有10％左右获得了唱片公司的授权，绝大多数网站存在提供非法下载或链接的现象。 (二)版权保障机制已不再适应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 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的传播速度与范围已经突破了时空的局限。我国现行的法律对于数字音乐的版权的权利界限、侵权标准等还尚未明确，“合理使用”数量和传播范围已无法确定，事实上损害了著作权人的财产利益，客观上给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在网络音乐侵权诉讼的法院管辖权问题上，法律条文相互矛盾，造成了“有法无所依”的局面；《著作权法》规定录音制作者仅享有4项权利：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唱片产业的发展现状表明，唱片公司拥有的录音作者的4项权利已经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并已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我国现有的版权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只对著作权人作品的财产权进行信托管理，而邻接权人的权利集体保护组织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设立和运行，从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音乐产业的发展；从执法效果上来看。虽然我国先后颁布了在新世纪伊始就修订了《著作权法》，并先后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文化部关于网络，音乐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文市发[2006]32号)以及《文化部关于加强和改进网络音乐内容审查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数字音乐的侵权行为并未得到有效制止，网络侵权现象依然十分严重。 (三)内容创新不足困扰数字音乐产业的优化升级 如前文所述，数字音乐从本质上来是“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的一个分支，拥有丰富而且优秀的音乐资源是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在新媒体时代，数字音乐作品的创作和表演质量同样也令人堪忧。日本唱片业协会主席石坂敬一认为“进入数字时代后，便很少再诞生像席琳·迪翁这样风靡全球的歌手了。从创作上来看，数字技术的确给某些业余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参与创作的机会，但这也导致了音乐质量的总体下降。如果能够出现类似于《我心永恒》这样大卖特卖的歌曲，那么所有问题就都不再是问题。”在中国，音乐的创作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整体而言，音乐作品的创作风格单一，内容的思想性、音乐性不足，恶搞、抄袭、跟风现象较为严重。在音乐版权市场上，华纳、环球、百代和索尼bmg为首的国际唱片公司具有绝对垄断的优势，市场占有率达80％以上。但这些跨国公司对版权的控制极为严格，如以100元厂首计算，数以亿千万的音乐作品，就要有数以百亿的版权费用投入。对国内企业而言，如此高昂的版权费用已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因此，缺少音乐作品，特别是极具创新性的优秀音乐作品，已成为阻碍我国数字音乐产业发展的桎梏。 (四)用户的消费习惯限制了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规模 用户的网络使用行为往往包含着固定的行为惯性，随着对于信息搜寻路径的熟悉，用户会逐步形成对于特定信息聚合网站(aggregator)的依赖。这种行为惯性和路径依赖，导致网络用户形成两个习惯，第一是通过搜索引擎来搜寻音乐，第二是使用能够在线播放音乐的音乐盒。数字音乐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在消费时体现出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即数字音乐可以同时被多个用户消费而不会影响其中任何人的利益，这便是所谓的“资源共享”。处于对免费的“共享资源”的路径依赖，消费者一旦遇到需要支付成本的“付费资源”，即使所需费用微乎其微，“选择成本”也会促使消费者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成本支出与收益是否合理”便成为一个理性思考的内容，美国华盛顿大学尼克·萨博将之称为“心智交易成本”(mentaltransaction costs)。截止2010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4.2亿，网络普及率达到31.8％，其中网络音乐用户达到82.5％：手机网民2.77亿，手机网络音乐用户占45.3％。但是，根据艾瑞公司的调查显示，2009年度，94.1％的中国网民通过网站免费获取音乐，仅有5.9％的网民由于专业需要或找不到免费资源等原因通过付费下载。如此巨大潜在消费群体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市场规模，说明免费获取音乐已经成为国内用户的消费习惯，并已经影响了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对策与途径 (一)积极采用数字音乐的drm系统 基于数字音乐资源的公开性、共享性等特征，在web2，0技术被广泛采用以后，个人博客、播客、p2p等交互式传播模式的兴起，数字音乐侵权的方式也日新月异。为了维护产业的良性发展，必须要有另一种更高明的科技手段，来保护内容版权，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该技术就是数字权限管理技术－drm(digital right management)，也称内容数字版权加密保护技术，是指涉及数字内容使用权限的设置、认证、交易、保护、监测、跟踪，以及界定使用者和权利人之间关系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rm作为“将影响世界十大新兴技术”之一，它通过技术规范、商业模式和制度规范的集成应用，震荡着当代数字信息的传播、使用规则。为了使数字音乐版权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在被侵权后进行有效的路径跟踪，限制使用mp3、wma等这些为版权侵权行为提供便利的压缩技术，转而广泛采用drm系统应是明智之举。 (二)完善数字音乐版权保护机制 虽然我国在版权保护立法、司法、执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更应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及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版权管理的机制，维护数字音乐产业有序运行。首先，要确定音乐作品的侵权的具体标准，防止抄袭、篡改、恶搞等侵权行为的发生，维护版权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广大音乐人创作优秀作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要明确数字音乐合理使用的范围。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宗旨是为了限制著作权的使用范围，平衡私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但在新媒体环境下，这一宗旨已被完全颠覆，应进一步明确网络下载、p2p传播与合理使用之间的权利界限，明确合理使用范围和数量，并对权利人采取适当的补偿措施。再次，增加录音制作者的权利范围，应该积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增加录音制作者的机械表演和广播权，以提升唱片企业的竞争能力。第四，完善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集体管理机制，加快邻接权人权利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进程，切实保护数字音乐产业链各环节的主体利益。第五，完善网络音乐的法院管辖权制度。修改《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界定具体的诉讼时间起点和法院管辖权。建议将原告首次发现侵权行为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发生时间规定为诉讼的时间起点，合理解决诉讼时效难以确定的问题；考虑到网络空间和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在服务器或网络终端均难以查明的前提下，可指定原告所在地法院为管辖权法院，这就可以化解法院管辖权混乱的矛盾。最后，加大数字音乐市场的执法力度。各级文化执法部门应当主动承担所辖地区数字音乐市场的查处工作，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坚决取缔非法网站。为数字音乐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三)鼓励创作本土的优秀音乐作品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本土音乐资源浩如烟海。种类繁多。近年来，蒙古民乐、西北风、东北方言、闽南文化、江南曲风等中国元素与现代音乐的融合为我国音乐的多元化、本土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国内数字音乐消费类型中，除了港台流行音乐外。大陆流行音乐所占市场份额排名第二。面对如此现状。中国唱片业应当积极鼓励原创音乐，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提高本土音乐的市场份额。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的历史潮流中，中国的数字音乐内容，一方面要加大对优秀音乐作品的传播力度，提高音乐的欣赏价值和教育意义；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地开展音乐版权贸易，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音乐文化需求。 (四)培养消费者良好的消费习惯 数字音乐消费习惯是人们在消费数字音乐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特征，它受到消费者收入水平、艺术修养、道德自律以及市场资源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习惯一旦养成便难以改变。我国数字音乐的消费者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态，免费获取数字音乐已成人们的最佳选择。这种行为造成的后果是，音乐资源被随意获取和丢弃，浪费现象严重，破坏了数字音乐产业价值链的平衡。然而，消费习惯难以改变并非无法改变，早在2003年美国也是非法下载泛滥的国家，当时有70％用户通过网络非法下载音乐。经过2年的治理，非法下载的用户比例便下降到了38.3％。目前在线音乐已经成为唱片公司的重要收入来源，支撑起了唱片产业的盈利线。因此，要重新审视消费者对于数字音乐的消费心理，积极开展版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使消费者树立正版消费的法律意识，约束消费行为，自觉抵制非法音乐的入侵。 数字媒体论文:浅析艺术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媒体艺术设计 摘要：新媒体艺术设计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对其形式特征、关学理论和知识结构的研究是这个学科发展的重要环节。为了解决新媒体艺术设计面临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产业发展瓶颈等问题，通过调研相关产业，分析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并结合长期实践，得出新媒体艺术设计只有解决好学科的传承与创新，以及人才的培养平台才能得到高效快速的发展。 关键词：新媒体艺术设计；信息传播；传播媒体数字技术 一、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兴起 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对艺术设计领域的变革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成为艺术形式繁荣的发展动力。在整个艺术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医学和人体解剖学的研究，为素描、雕塑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理论参考；几何与透视学的发展，为绘画提供了符合人体视觉原理的透视理论；颜料化学的进步，为油画家提供了明亮而富有层次的颜色表现空间；光学原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使印象派画家遵循光学的原理，分析和组织物象的各种关系，同时光学应用的研究还促成了摄影技术的诞生，从而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切都体现着科技对于艺术的重要推动作用。 进入20世纪以来，科技对艺术的影响变得更加强烈和迅猛，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创造了更广阔的表现空间，上世纪80年代初，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成为现代尖端的视觉表现手段和形式，快速迅猛地出现在电视、电影、平面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展示艺术设计和建筑环境艺术设计等大众传播媒介和视觉艺术设计领域之中。计算机图形学的出现，被称为第三次图像革命，其意义甚至大于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前两次图像革命…。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数字艺术设计”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在艺术设计领域，它融合了“艺术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学科。数字媒体艺术是基于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生的艺术形式，关于新媒体艺术的特点新媒体艺术先驱罗伊·阿斯科特(royascot)说：“新媒体艺术最鲜明的特质为连接性与互动性。”从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对数字化“设计”的诸多称谓及科学内容的设定来看，数字媒体艺术主要涉及到视觉艺术、人机界面、信息传播、多媒体、数字网络、动画、广告、游戏、虚拟环境，虚拟产品设计等，其主要范畴都在2l世纪数字化“设计”的“数字媒介”囊括之中，由此就可以比较明确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基本内涵和范畴。 进入2l世纪，全球范围内以新媒体、数字影像、cg特效、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数字内容创作行业已经成为当代知识经济产业的核心产业，在美国、日本其产值超过了传统的汽车工业，而韩国更是将游戏为代表的数字内容产业作为立国之本，并已成为韩国经济成长的新动力。目前全球数字内容还在不断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扩展，而这个产业也必将成为 三、目前数字艺术设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数字艺术设计及其产业的迅速发展给国内外视觉艺术设计界带来了很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跨学科人才的知识分离化现象严重，其次是人才需求和教育模式的问题，传统的艺术教育体系在设计人才培养定位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两极分化现象。 以上问题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在认识新媒体艺术设计和培养数字艺术人才的过程中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而产生的： 首先是认识的问题，数字技术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应用大致可以归纳三个大的方面：①计算机辅助艺术设计。②数码新媒体艺术设计(包括网络、多媒体、电子产品、动画、游戏等方面)。③非商业化艺术类数码艺术创作在平面、环境等一些学科方面，数字技术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在广告、新闻等方面它是传媒的载体和形式，或是一种工艺和创作手段。④数字媒体设计是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艺术相结合的新型学科，同其他的艺术学科相比，它具有实用性、时代性、跨学科和复合性的特点。对于新媒体艺术需要有新的思考和理解，如果还保持原有对艺术类理念的认识，它既不符合学科的发展，也不符合市场的需求，因此正确地认识理解和探索新媒体艺术及其相关领域对于数字艺术设计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是人才素质结构的培养问题。数字艺术是一门跨学科、多学科结合的复合型学科，培养和训练既懂得艺术设计规律，又懂得计算机图形艺术设计，能操作相关应用和后期制作软件的数字艺术设计人才，已成为当今数字艺术设计产业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课题。数字技术人才和创意人才都是社会急需的，但是需求的比重却有很大的差别，因此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定培养不同层次的技术人才和创意人才的教育目标。 最后就是培养对象问题。随着普及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到艺术类学科，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艺术专长的相互矛盾的问题，学生的综合修养和知识结构错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新媒体专业的教学和培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种现象在艺术类院校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考虑数字媒体教育不要只限于文科的艺术类学生。 四、根据新媒体艺术的特征来完善人才培养 为了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发展和新媒体艺术人才的培养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1．在人才培养院校建立各个学科间的交流和资料的资源共享、学科间的优势互补的教学体系。2．开设学科间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的学习教学的立体化平台。这样有利于形成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培养扎实的艺术设计功底和熟练的数字工具操作能力、充分利用各方面有用的信息资源。3．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建设教学资源立体化平台和教学模式的创新。将传统艺术教育与现代数字技术教育有机融合，构建新的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的环境，创建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工作室，以及数字人才培养创新工作室。4．同时为培养高层次的教师队伍提供了更好师资环境，更好的保证教学质量。5．加强教学体制在选材阶段就提出相对较高标准，培养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选材将更符合新媒体专业对培养对象知识结构的要求，就更有利于培养出优秀的人才。面对新媒体艺术的发展，发挥社会和院校之间的各自优势，可以更好的解决数字艺术人才在培养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培养出真正适合社会需求的数字艺术人才。当然数字艺术人才培养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既不能只埋头研究教学的建设，也不能只是应付市场的需求。 五、新媒体艺术设计的未来和发展前景 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历史阶段，科学技术与艺术的关系一直都是相互促进，协助发展，但是很少有象当前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技术这样引发的空前演变。可以说，在现代生活中新媒体艺术已经实质性地改造了艺术的思维模式、设计模式、传播模式以及欣赏模式，新媒体艺术正在成为新世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可以借助这一平台丰富的形式表达内心的艺术创作情怀，满足生活需求。新媒体艺术设计是当代数字科技发展和艺术相结合的新兴学科，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社会和科技发展，数字信息的传播更加深入和全面。数字艺术人才的培养和教育间将面临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抓住机遇，为新媒体艺术开辟一片灿烂的天地。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的广告视觉传达效应 数字化多媒体的出现不断地挑战并充实着传统的视觉传达方式，扩展了当代视觉传达设计外延，视觉传达由以往形态上的平面化、静态化，开始逐渐向动态化、综合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更多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达。广告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形式，也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发生了质的飞跃。网络广告、数字影视广告、多媒体电子显示屏、多媒体互动广告等新一代的广告视觉传播方式以飞速发展的趋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所谓多媒体，即多种信息媒介的综合。多媒体技术不是各种信息媒介的简单复合，而是一种把文本、图形、影像、声音、视频、动画等形式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并通过计算机进行综合处理和控制，能支持完成一系列交互式操作的数字信息技术。在当今信息社会，以计算机科学为标志的数字多媒体技术给广告设计和传播带来了新的气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数字多媒体技术的推动下，广告推广战略也从单纯的品牌推广阶段向更加细化的市场推广阶段转化，开始注重和选择区域媒体、行业媒体以及更加细化市场定位的媒体，数字多媒体广告运作和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和人性化。数字化多媒体时代的广告视觉传达效应越来越受到关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播效应好，视觉传达样式多样 传统媒体广告的信息传播是从媒体向受众单向流动，其诉求策略和表现形式因此受到限制。传统的媒体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体、广播、电视、户外媒体等形式。它们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只能传达有限的内容。随着20世纪末数字化多媒体广告的出现，孕育着各种新的视觉样式的形成，视觉表现方式也更加生动和更具渗透力。数字多媒体将印刷、广播、电视、网络、电子出版、计算机通信等各种信息媒体联成一体，对声音、影像、文字、数据等进行一元化高速处理，全方位立体地为用户提供双向信息系统。例如，网络对多媒体技术的支持，使网络广告在视觉传达的形式手段上丰富多样；多媒体电子显示屏以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户外、商场、机场、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广告场所，车载电视广告也出现在公交车和地铁，它们以新颖时尚的姿态，发挥着各自的投放优势。人机互动的触摸式计算机平台也广泛使用在展厅、书城、医院以及企业的宣传介绍中。这些新兴的广告媒体样式，不仅丰富了广告的传播媒介，拓展了传统视觉传达的层次，并且获得了较好的传达效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如上海外滩游轮上的巨幅lcd显示屏广告，不仅因其尺寸大，而且因其良好的黄金环境，在黄浦江上移动的视觉吸引，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给来到外滩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形成了外滩独具一格的广告风景线。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和进步，在不久的将来，在广告领域将会有更多的视觉传达样式，给人们带来更多新的视觉体验。 二、交互性好，体现人性化视觉传达效应 数字化多媒体具有形成人与机器互动、互相交流的操作环境，信息接受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对信息交流方式和过程进行调整，满足人们的参与感。受众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而是拥有更大的选择自由和参与机会，无论从形式上或是内容传达上都给使用者更多的关心与服务，是人性化设计的体现。交互式广告的真正意义在于体现了用户、广告客户和数字化多媒体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就是说，数字化多媒体提供高效的广告环境和资源，广告客户则可以自主地进行广告投放、更换、效果监测和管理，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广告信息及其表现形式。也只有建立了三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实现交互式广告最和谐的环境，才可以让交互式广告真正成为大多数企业都可以采用的营销策略，广告的价值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互动式数字多媒体广告不仅使用在商业广告运作中，甚至在非商业广告运作中也得到使用。例如，博物馆、医院、书城、旅游景点设置的人机互动的触摸式计算机平台有助于帮助人们按需要获取信息。 三、技术先进，给广告设计提供更大创意空间 人类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来艺术的巨大变革。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在广告设计中的运用，必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几乎可以使一切艺术想象变为现实，给新时代的广告设计师们带来创作上更大的自由度和创作空间，使作品呈现出异彩纷呈的艺术效果和视觉感染力。数字印刷技术、国际互联网、数字电视电影、多媒体电子屏幕、数字摄影摄像技术，提高了广告视觉传达的科技水准。运用电脑操作的彩色喷绘技术，使广告视觉传达作品的画面幅度加大，形象更真切感人；电脑及其相关软件在广告视觉传达创作中的运用，使广告创作从二维平面到三维动画，从视觉艺术到视听交互，从虚拟现实空间到可以由用户选取交互点的虚实结合的交互广告媒体。毫无疑问，广告视觉传达将会在不断运用高科技及其新媒体中得到发展。 四、形成跨媒体传播的整合传达效应 数字化多媒体广告使现有的各类相互独立的媒体走向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的、整合各种传播媒介的跨媒体平台。其实质，即统一所有的信息源与传播媒介，将全面的信息与内容通过各种媒介，及时、快速、低成本地传递给最大范围的受众，以发挥不同媒体之间的协同效应。跨媒体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流布与互动，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相同信息在不同媒体之间的交叉传播与整合；其二是指媒体之间的合作、共生、互动与协调。例如，国际互联网不仅具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新闻媒介传达信息的一般功能，而且还将传统的、界限分明的语言、文字、声音、影像等各种传播形式结合在一起，具有多媒体、实时性、交互性传播广告信息的独特优势；互动电视除具备一般高质量彩色电视接收功能之外，将广播电视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三者完美结合起来，实现了双向通信功能。就广告传播媒体而言，21世纪是媒体整合的世纪，是媒体创意的世纪，人类真正进入了以数字化多媒体传播为特征的信息整合时代。 结语 广告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相融合的交叉学科，目前，数字多媒体广告形式在我国已逐渐具备了社会影响力，其地位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并且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预测，数字化多媒体广告形式将成为21世纪广告视觉设计的主流，甚至成为中国广告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数字媒体论文: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研究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特点和风格中体现出来的艺术价值 （一）皮影艺术的发展 皮影是我国民间流传较广的傀儡戏之一。俗称“灯影”，它以皮革雕刻人和物，借助灯光在屏幕上成影。中国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魅力。千百年来，一直是民间戏曲的艺术奇葩之一，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皮影是起源于宋代，形成于古代中原地区。据史料记载，由于战争和迁都，很多皮影艺人向南北迁移，并在各地扎根，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三大区域流派，即中南部皮影、北方皮影、西部皮影。 （二）皮影艺术的风格特点 皮影艺术是借助灯光透过镂空的影人和道具在影布上的景象来完成表演的。其造型在皮影艺术表演中显得尤为重要。人物造型整体性强，采取抽象和写实的艺术设计手法，其造型比例上身偏长。人物的程式化造型来源于舞台剧。男性和女性形象迥然各异。为了破除皮影艺术在表演上的局限性，皮影艺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创造了独特的艺术语言，有数十种流派和唱腔。签手是皮影艺术的灵魂，主要采用挑、抵、推、揉、拖、反转等技法来表现细腻的感情，给皮影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皮影艺术的意蕴、形态、色彩、光影与表演都有着独到的艺术魅力，对我国现在艺术院校的学科和专业设置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何将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进行加工，得其精蕴，如何将其推演到现代设计之中去，是十分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数字化新媒体艺术的发展现状 （一）媒体的变革 数字革命展开在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基础之上。在整体变革中，网络空间的覆盖面无限广大。过去是单向式的发送和的接收。现在因特网、电子邮件、电子信息、博客、腾讯等多种形式，改变了传统的单向式媒体。双向交互式媒体模式应运而生。基于新的公共空间建构的数字化艺术正走向大众文化和网络化。虚拟的东西让无法在现实环境中实践的思想得以实现。 （二）数字化艺术 上世纪八十年代，数字技术的发展直接促成了数字化艺术的形成。数字化艺术泛指使用数字、信息技术制作的各种形式的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技术数字化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文化领域，这种影响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传承、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被逐步解构和重组。传统的艺术概念受到冲击。审美观念发生改变。 数字化艺术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且技术成分比重加大；图像演变成信息；有互动性；虚拟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融合。数字化艺术将成为世界的主流艺术。作为未来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数字艺术形态必然在其交互性和媒体的网培性的共同作用下变得更加复杂。数字化艺术的新鲜之处在于它能够与观众互动，还具有转换性，能轻松地把不同运作方式的事物结合为一体。同时，由于数字技术的完备，使得越来越多未经太多基础训练的人也可以涉及艺术创作领域。而这些正是数字化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数字化艺术真正的意义所在。 三、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 数字化媒体艺术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并逐渐成为深受大众欢迎的文化传播和表现形式。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数字化时代为科学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的彼此交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数字化设计艺术得到了蓬勃发展。艺术设计的创新发展，也是文化传承的一个过程，民族性将会使其独具魅力。如果把皮影艺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将获得双赢效果。 （一）皮影艺术为数字化的媒体艺术提供了传统的艺术借鉴形式。 1．皮影艺术造型平面化、卡通化、抽象个性化。皮影艺术造型质朴单纯却富于表现性。整体上线条优美、有力生动，韵味十足。面部特点为，额头高、鼻梁直、小红口、长眉、细眼，手指长。人物古朴典雅，有民族气息。这种平面性可运用到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中并为之确立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复杂的三维人体结构、建筑结构，可以简化处理为点线面结构，这种概括的数字化平面造型质朴率真，既承续了民族传统造型特点，也具有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特色。 2. 皮影艺术中的色彩和图案符号，为数字化媒体艺术提供更多的创意空间。数字化媒体艺术要与众不同，可以从传统皮影艺术色彩和图案的符号化特征入手。 怎样更好地运用传统的皮影造型符号，必须经过再三的推敲和研究，从传统文化内涵出发，对所要设计的角色结构、部位等加以夸张和取舍，直到完全符合数字化媒体艺术的设计的主题与风格。皮影艺术装饰性强，不追求固有色和光源色等理性用色思维，更多的在于具有装饰意味的色彩情感表达，数字化媒体艺术可借鉴这种装饰风格强烈的色彩处理手法，技能突出其独特的主题风格，又能独辟蹊径。国外的三维油画，就采用了皮影艺术中的传统五色观的色彩设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调整。 （二）皮影艺术为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养分，并为自身的传播和转型，奠定了基础。数字化媒体艺术已行至多元化路口。创意是艺术的源泉。创意不足和人文内涵的缺失，造成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无内涵、无特色。皮影艺术历经千年的传承，具有深厚的民众根基和文化内涵，能应对新媒体艺术发展所带来的强势文化，还原艺术的人文精神，为为雷同的艺术形式提供一种可行性解决方案。并进一步发扬了中国民间文化，数字化媒体艺术的发展推开一扇尘封已久的民间传统之门。 四、结论 综上所述，数字化媒体艺术为我们展示了当代艺术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其艺术的现状与未来所面临的来高科技和人文的挑战，必将重新定位。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应用表现为造型、色彩和符号，以及传统文化理念在高科技的艺术领域里的实践，如：二维动画中的分层技术和骨架控制，都借鉴了皮影艺术的元素的运用。中国的皮影艺术博大精深，因其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而享誉世界。皮影艺术在数字化媒体艺术中的应用，必将给现代数字化媒体艺术带来新的启迪。 数字媒体论文:探求数字媒体技术在设计中的实用性 一、数字媒体技术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 数字媒体技术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最为典型的就是上海世博会中各个馆的设计，使数字媒体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众所周知，上海世博会是展示人类先进社会未来发展的盛会，通过运用数字媒体技术能够将未来的事物表现出来。 1、3600环形影像在世博会中的应用3600环形影像主要是指在环境的空间内，采用3600的环形全景视频，然后配合环绕立体声效，从而营造出一个身临其境的梦幻空间，采用此种技术能够更为形象的以及真实的展现主题，给人带来视觉上的盛宴。在上海世博会中的澳大利亚馆环形剧场，就是采用六块平模组合而成的一个立体的屏幕，在每一块屏幕下都可以单独的进行上升下降的移动，使观众从每一角度观看，都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感受。 2、180。弧屏以及PLC程序的应用在上海世博会的城市起源厅中，通过采用1800弧屏以及PLC程序控制的自动演示站台，采用全部息影以及虚拟技术将保护神灵、东方发祥、考古警示以及两河晓星这四个方面完美的结合起来，将西方世界的“神的召唤”以及东方世界的“集市起源”相互结合，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 3、声光电技术在展示空间中的应用声光电技术主要是将声音、光线以及影相互结合为一体，从而构建出一种变幻无穷的视觉效果，给观众的视觉带来强大的冲击力。当观众走进展示物体时，就会随着你发出的声音出现不同的转换。在上海世博会中的德国馆镇馆之宝的动力之源，充分利用了声光电技术，是一个质量为1吨，直径为三米，并且由四十万根的LED发光二极管所组成的一个金属球，这个金属球在声音的作用下，就会向行走的观众展现不同的画面以及色彩，并且随着观众的声音变化，这些画面的色彩以及位置会发生变化。 4、三维虚拟技术的应用三维虚拟仿真主要是利用沉浸式的三维显示系统，伴随虚拟的声音，就会使人员沉浸在一种非常逼真的环境中。三维虚拟显示技术，能够创造三维虚拟现实，这主要是因为电子计算机能够将客观世界的数字化模型转化为不同形态的声波，从而为观众营造一个虚拟的世界。在上海世博会的展馆中，采用数字媒体技术演示出三维实体感觉的城市足迹，从而让观众沉浸其中。每一个城市的展示都是通过三分钟的虚拟现实影像将这个城市的地质面貌、风土人情串联起来，让观众感到仿佛自己在城市中行走，真正的走进虚拟的空间中，通过不同的变换城市风格，感受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 5、真实触摸体验通过触摸能够真实的感受到物体的温度、压力、湿度以及振动等，当触摸到这些物体的时候，人们的触觉器官就会产生能动的反应。这种技术在现代的空间设计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在上海的世博会中，英国馆的设计中就使用了很多触摸互动环节，通过人体的触摸能够体验自然科学的原理，进而更好的了解我们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二、数字媒体技术背景下的展示设计的发展前景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展示空间中的广泛应用，会使展示设计增加越来越多的数字化的元素，满足观众的好奇心，在这种形式下，展示空间设计的发展情景只会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 1、观赏空间的方式更加多元化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得展示空间在设计上会更加的丰富多样，观众欣赏空间的方式也更加的多元化。以往人们只能在电脑屏幕上去观赏展示空间中所提供的信息，但是，在数字媒体技术的背景下，观赏空间的方式将会更加的多元化，在现实的空间中，通过低级鼠标，就会进人到真实的展厅中，了解展品的具体情况，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体验真实的空间环境。 2、观众的参与度更加普遍化在现代的展会空间设计中，实现观众的互动是现代空间设计的重要环节。由于观众对空间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静态的观看展品，而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其有效的互动，参与到展品中，真实的感受展品情况，从而在理念上产生共鸣。 3、展示的内容会更加丰富化传统的展示空间内容只是一些静止的展品，并且展示的信息非常有限。在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的前景下，展示空间设计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化，开阔观众的视野。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数字媒体技术在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泛，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本质上改变展示艺术的形式以及内涵，让观众在欣赏展品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乐趣。在今后的发展历程中，在使用数字媒体技术的同时，与整体的展示氛围实现有效的协调，创造一个“全时空”的展示环境。 作者：朱叶 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数字媒体论文:数字媒体艺术特征研究 摘要： 科技的发展使表现艺术作品视觉形象的媒介有了革新式的发展，表现形式的改变同时也引起了审美体验的改变，文章主要讨论相较于传统艺术作品，数字媒体在介入艺术创作后所产生的交互性、沉浸性、超媒体以及综合性特征。并结合相关作品讨论这些特征在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数字媒体艺术；交互性；沉浸性；超媒体；综合性 前言 数字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从而产生了数字媒体艺术，其为艺术的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往静态的视觉呈现已变得过于单一，也使艺术形态有了新的蜕变与多元化的成长，相较于传统的艺术传播形式，数字媒体艺术通过设计的过程在传播表现方面呈现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是将人类的理性思维与艺术作品的感性思维相结合，并以新型数字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表现形式，将人类的想象力尽可能地用视觉图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新型科技手段的冲击下，使得相应作品的审美感觉、体验、逻辑反映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同样也在影响着观看者的审美习惯。数字媒体艺术是科技时代的产物，在为创作者提供表现方法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丰富的自身特征。 一、交互性 交互性是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的重要特征，也是区别于传统艺术设计作品的显著特点，交互性增强了观者与作品之间的互动交流，使观看者参与到作品最终呈现的过程当中，将以往静态的艺术呈现转变为动态的交互式艺术呈现。观看者已不再停留在驻足观看的位置，而需要通过自身与作品的操作来达到对艺术作品的感受与理解。交互性在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中表现出三种突出的特征：1.就虚拟空间而言，观看者通过与数字媒体艺术所自带的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交流互动而完成操作；2.就现实空间而言，数字媒体艺术作品通过传感器、激发器和相应的操作系统感应人的具体动态并产生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的生理反应；3.就信息传播而言，与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所匹配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同时具有信息接收与发送的功能，可实现信息的双向传播。交互性的三个特征通过数字媒体艺术特有的设计方式表现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展现结果当中，是数字媒体艺术在数字技术发展下所推进的结果。交互性特征实现可“人—机—人”互动的新型交流方式与体验方式，人的互动参与是这里的核心，数字媒体艺术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强调观者的参与，甚至可以说若没有观看者的互动参与，作品就会处于未完成状态。传统艺术设计作品如：平面设计或者环境艺术设计等的呈现效果往往处于观者的脑海当中，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的呈现效果则由于观看者的参与而使作品根据不同的互动操作呈现出不同的可视结果，从而使交互性作品处于不确定的动态之中。而交互性数字作品的魅力也正在于这种不确定性。《生命的空间》（如图1、2）是新媒体艺术家佐梅雷尔创作的系列作品，在新媒体交互性作品中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件作品当中，观看者同时是作品的完成者，观看者通过计算机输入自己想要表达的一段文字，随后通过作品背后的数据处理系统将这些文字信息转化成一种可视的植物图形，随着文字的不断输入，植物图形也会按照不同的方式逐渐生成。同时观看者可以通过触屏系统，将植物图形移动与重组，从而形成新的植物图形。在《生命的空间Ⅱ》中，创作者增加了互动的范围，观看者可以在任意的时间找到自己以往创作的作品，并且再次输入文字及其他符号来增长之前的图形。每位观者参与这一作品后都会有独特的图像生成，观看者的互动操作促成了该数字媒体作品的艺术呈现。 二、沉浸性 沉浸性主要体现在虚拟现实，即VR技术当中，VR是数字技术当中运用较多的一种技术，创作者通过“0”和“1”的比特代码超越物质上数的概念，构建虚拟的或人工的虚拟世界。我们在目前众多的电影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一技术的运用，如在《阿凡达》《侏罗纪公园》等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不曾见过的“真实”，从而产生巨大的视觉感染力。虚拟现实所产生的沉浸性目的在于通过营造逼真的视觉环境，并结合其他设备对人的感官产生影响，进而使观看者产生真实的生理反应。布朗在其著作中表示“在场”对虚拟现实研究来说是一个中心观念，用于描述用户将有中介的体验感知为非中介的程度。沉浸性的塑造在艺术潮流中一直便是有的，远古时期的洞穴壁画以及中世纪教堂中将建筑、光线、象征符号的等元素汇集一起的创作等，其目的在于使处于该空间的观看者沉浸在一种特定的环境氛围当中，进而产生精神上的遐想，这一艺术效果的渲染一直存在于人们的创作目的当中，而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实际是对沉浸性这一特点的一种再发挥。其运用新技术来营造不同以往的沉浸性体验：1.全感官：运用不同的技术及相关的设备创造出全感官式的体验，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情节故事的环境。2.参与性：与传统静态的沉浸性艺术体验不同，数字媒体艺术所营造的沉浸性体验往往强调观看者的参与性。3.戏剧性：美国学者考西指出，在动态的数字技术支持下可以产生一种新型的戏剧语言，这种戏剧语言在强烈视觉冲击的作用下匹配这新型的戏剧呈现。这种全新式的体验调动起了观看者所有的感官感受，使观看者完全沉浸在艺术家设定的环境氛围当中，达到精神的遐想与梦幻效果。VR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在业内有了不菲的成绩，技术也在不断地更新发展。近期，谷歌推出了一项全新的“VR+艺术”活动——“chrome”，这项活动能使人们更好地接触和理解VR技术与艺术的结合。这件作品由六位艺术家运用3D的形式进行雕刻、绘画等创造艺术作品，而全新的数字技术支撑也由谷歌提供的V8Javascript引擎来完成，它能配合艺术家的身体所提供的数据，将艺术家所表现出来的创作过程通过数据的处理转化到电脑数据库当中，而WebMvideo和WebGL则用来渲染360°的视频内容。随后观看者通过佩戴VR眼镜进入艺术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当中，来体验艺术家通过形式和色彩所描绘的艺术空间，沉浸在全包围的艺术空间当中，以往平面式的视觉体验被打破。观看者佩戴VR眼镜能身临其境的感受艺术氛围，并通过自己的脚步移动达到观景式浏览。这一新型的艺术体验方式打破了传统的静态审美体验，具有革新式的发展，是VR技术与艺术的突破性结合。 三、超媒体 超媒体是数字技术发展的突出成果。纳尔逊在其著作中指出的伟大构想“超文本”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实现，该特征表现为读者可用不同于传统的阅读方式来进行资料的搜集，在数字技术中，所有的信息都转化为一个链接，处于互联网世界当中的一个节点，观看者可以随意地将其呈现于眼前。在数字技术世界当中，所有的信息共处于一个三维的空间当中，而改变了以往的平面或线形呈现。 四、综合性 视觉呈现方式的多样性表现促使了数字媒体艺术具有了综合性的特征。这一特点主要由艺术形式与技术相结合，从而使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呈现方式方面具有了极大的包容性，其可以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方面作品所呈现的主题传达给观看者进而调动观看者的艺术反馈，共同构成艺术设计作品对观看者的审美体验，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特点对于传统艺术设计作品是缺乏的，而综合性的特点也正是数字媒体艺术独立并区别于其他艺术设计学科的一大特征。尼葛洛庞帝曾说“现实的质量是一种典型地运用了其他感官体验的收视效果，不单和视觉有关，各种感官构成的整体要大于部分之和”数字化时代的人在整体感知、整体思维以及整体把握世界方面应该有突出的表现，若还以以往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来感知世界，那么可能已不再适应目前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处在一个信息化过剩的时代，信息对于人类的冲击效果严重的影响着人类对于信息的选择与接收，当代艺术设计作品的存在不能忽视对于观看者的内心影响，而综合性的特征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探索的方向。2012年上海新年音乐会中对于数字媒体艺术的运用便很好地体现了综合性这一特点。上海音乐厅对面的建筑立面上被投影机照亮，在临近新年的时候这场名为“照亮奇迹”的声光秀即将开始，投影的设计充分考虑了建筑的外立面结构，在随后《彼得•潘》的旋律开始后，跳动的投影图形便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了表演，音乐、光影、建筑这三者此时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件综合性的数字媒体艺术作品。在随后的《龙卷风》音乐节奏中，由于节奏的欢快，光影的3D效果也更加明显，建筑外立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与展现，花岗岩、柱子、窗户、雕塑等元素都被充分地考虑到整体的设计当中（如图3）。 五、结语 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独立存在于艺术设计学科当中的基础就是数字技术，在其学科范围中，数字媒体技术已不再是简单工具的意义，对于数字技术的依赖已经深深地辐射到了创作者对于技术的审美化、艺术化或观念化的探索，进而使得数字媒体艺术的“技艺”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混合体。在视觉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语境下，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也不再是简单的视觉形象的构建，而已经逐渐深入到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并影响着视觉形象的呈现方式与创作者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对整个艺术创作机制、传播、参与的整体创新。 作者:何方 单位:晋中职业技术学院

传播学论文:探析网络电影流行的传播学 摘 要:该文从传播学的角度阐释了网络电影的流行的四个特点:参与性、自主性、个体性和匿名性,及其所带来的个性的伸张与自我的释放,由此刺激作品的丰富,引发观赏的热潮等效应。 关键词:网络电影;传播;电影 网络电影,也称“网上电影”,顾名思义,是在网上放映的电影。但是,仅仅在网上放映电影,还不能称之为网络电影。2000年5月,据称是全球第一部网络电影《量子计划》出炉。《量子计划》是全部数码制作,片长只有32分钟。2000年5月5日在全球首映。同年6月,好莱坞全数字影片《405:惊魂时速》上网首映。仅一周时间,便有25万人次下载观看了该片,尤其在与iFilm公司签约之后,《405:惊魂时速》更是创下了100万次下载的空前纪录。iFilm公司程序设计部主任称,《405:惊魂时速》堪称个人制作网络电影的开山之作。 2000年8月18日,另一部声称是“第一部真正的网络电影”《175度色盲》在我国台湾正式诞生。这是一部兼具多重实验性的电影,在播放方式上增加观赏者自主,并配合网络互动性。网友可以依照顺序正着看、倒着看、跳着看。2000年9月14日内地第一部互动式网络电影《天使的翅膀》正式开拍。每个网友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对《天使的翅膀》的故事、人物及对话和细节提出自己的创作想法。创作人员和网民实现全方位实时的互动影片采取在网上边互动、边拍摄、边播出的方式,以吸引有志于从事影视创作的网民。 网络电影,不是指以网络故事为题材拍摄的影片,比如《网络时代的亲密接触》。也不是指放到网上发行、播放、宣传及付费下载的传统电影。那网络电影究竟是什么? 陈思之在《何为网络电影》一文中,对网络电影下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播放时间为5分钟,最长不过30分钟。”子荫、白木的《网络电影:为电影插上翅膀》一文中,也认为:“网络电影是特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一般长度为5分钟最长也不过30分钟。”而陆琼在她的论文《谈网络电影的人性化互动》中,一方面承认当下流行的网络电影的定义是:“指在网上观看的电影”,但同时,她认为这只是“所谓的”网络电影,与真正的网络电影不同,她给“真正的”网络电影以不同的定义:“真正的网络电影参与性极强,首先可以从网上下载标准化的电影软件,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修改剧情。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电影制作。有兴趣的人甚至可以通过扫描仪输入本人影像扮演戏中角色。其次可以上载自己拍摄的电影与网友共享,不仅满足了影视爱好者,培养了电影观众,也把人从固有的接受模式中解放出来。” 综上所述,网络电影又称网络短片,一般意义上而言,网络电影是指专为在网上播放而制作的电影短片,它寄生于网络,与一般的电影院电影不同。同时,如果超越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定义,网络电影特指那些在网上发行的,超越了简单的观赏性,而增加了更多的参与性与互动性的小影片,这是网络电影的发展方向。 1.参与性带来个性的伸张 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网络电影的影评家。网络电影如同众多在网络上的事物一样,有巨大的传播与评价空间。任何人只要想传播,便可以把链接到网络的任何地方;任何人只要想评价,就可以将自己的评价在网上出来。至此,文化之间不再有上下游的分别,网络电影的传播者之间,也不再有阶级和阶层的分别。 网络电影的传播突破了国家与地域的限制,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点击、观看、传播、评价。可以这样说,在互联网上,如果没有语言的障碍,那么,没有国界与地域的明显界限。我们在中国,可以点击大洋彼岸的网页,观看美国或韩国制作的网络电影,并将它的链接在自己的网页上,或在即时对话框中传给对话的远在非洲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在网页上留下自己的评价。这种突破国家地域限制的自由使网络电影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网络电影的传播带来了电影评论的自由参与。一方面,网络电影带来了电影评论的时间、空间的自由,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表自己的评论,不受时间的限制,你可以将评价在论坛、博客,可以投票,还有各种网站、电影公司甚至个人举办专门的网络电影比赛或影评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电影的评论还突破了评价方式的限制。过去的简单的文字评论的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网民丰富多彩的想象力了,网络电影的评论夹杂了文字、图像、音响、视频剪辑改编等等形形色色的方式。 2.自主性引发观赏的热潮 没有固定的播出时间,不论是凌晨,还是深夜,只要想看,就可以放映。因为自己就是网络电影的放映者。利用那些毫无用处的零散时间,上网欣赏一段网络短片,可以帮助释放工作上的重压,单调枯燥的日常生活也就不显乏味了。这种最为前卫的艺术也许是最适合明快而紧凑的休闲方式了,再不需要受影院放映时间的限制,自由自主,是观看网络电影最轻松的选择。不用走进影院,不用坐在影院固定的座位上,网络的普及带来了网络电影播放空间的进一步加大,无论是在家中、网吧、旅店、机场,只要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看网络电影。 除了上述时间空间的自主外,网络电影的播放内容也是自主的。有人把网络上被整合的电影资源比喻为一种超级文本,并指出:“超级文本提供了一种可无限重新定位的系统,该系统的临时中心点取决于读者,从另一种角度讲,读者成了真正主动的读者。超级文本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它由许多相互联接的文本本身组成,这些文本不存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轴。”网络电影的观赏在人们的轻点鼠标中,就轻易地实现了中途的任意切断、播放进度的随意控制、画面的随意停止与放大、不同电影中的任意切换。 3.个体性刺激作品的丰富 与传统电影的大投入大制作不同,网络电影的制作往往依赖数码技术。完成一部网络电影,只需要简单的人马,甚至只需要一己之力。数码技术的成熟使网络电影可以仅仅依靠数字技术,就完成所有过去无法想象的特技。随着软件技术的越来越发达,视频、音频的剪辑与制作越来越简单、容易操作,于是网络电影制作的个体性就越来越有可能成为现实。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火爆网络的很多网络电影都是网民独立创作的结果。因此,不同的个体拥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 教育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喜好,也制作出不同的网络电影,这极大地刺激了作品的丰富。 网络电影的不需要大公司的支持和巨大的财力支撑,只要能制作出来,就有数不清的网站、论坛可以随意地。如果说网络电影的制作有时候还需要人们的通力合作的话,那么网络电影的,则绝对是个体性的行为。对影片制作者来说,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媒介来公开自己的作品。网络提供给了网络电影制作者们以展示自己天才的最广阔的舞台。 除了制作、的个体性,网络电影的观看更是个体性的。对于传统的电影来说,一部电影可以同时放映给1000个观众,而对于网络电影来说,却是1000部不同的影片有1000个不同的观众。网络电影的播放者与观看者合而为一,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网络电影自己播放给自己观看,这就是网络电影的观看模式。由于各人的偏好兴趣不同,也有了不同的选择,这也使得不同的网络电影能够分别得到不同人的点击观看。这也促进了网络电影作品的丰富。 4.匿名性给予自我的释放 网络电影寄生于网络,网络的特性赋予了它独特的匿名性。 网络电影的制作者具有匿名性,网络电影的制作者们不必过分地在意创作的种种规则与约束,他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和方式来制作,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用网络电影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不必过分地在意制作水平的优劣和作品的得失。不论制作者是想在网络电影的制作上小试身手,还是想达到释放自己某种观点的目的,他们都藏在电脑屏幕的背后,在隐藏的身份下,不受创作条款的管制与束缚,也正因为如此,网络电影的作品才越来越丰富。 网络电影的观众同样是匿名的。这使得人们在这个社会时时处在“看”和“被看”的地位暂时被改变,人们卸下“被看”的包袱,可以完全轻松的选择自己想要看的网络电影的内容。不必在意某些片子恶评如潮被定性为违反了什么纲目,就因此而放弃观看它的欲望。只要想看,就可以选择观看。这使网络电影进一步流行。 网络电影的评论同样是匿名性的。这种匿名性使得网民在发表自己有关某些网络电影的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愿意表达的内容通通表达出来,不必像日常生活中那样,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相同的观点,而被认为是奉承巴结或无能,也不必顾忌自己因为表达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而被与自己持不同观点的人所敌视。这样,网络电影的评论者可以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的释放。这也促使了网络电影的热度越来越高,使网络电影不断传播和评论。 总之,网络电影于网际的流行,已经成为了一种不争的事实。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的结语以“乐观的年代”为标题,他认为,“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但是不管怎样,数字化生存的确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我们无法否定数字化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随着网络社会的不断成熟与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的网络电影,也在不断地成长、变得更为成熟。有全球电影人的共同努力,网络电影必将推动一场新的电影文化的革命。 传播学论文:新闻传播学论文写作的规范化问题 摘　要　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　学术论文　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 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 。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传播学论文:关于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的思考 【内容摘要】 国际传播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其学科来源主要是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其研究具有迫切的现实性，但目前国内研究存在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等问题。本文认为深化国际传播学研究应从国际传播本体研究、国际传播史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研究等几个方面展开。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主权：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主权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传播学论文:从传播学视角浅析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平台作用——基于对厦门PX事件的分析 【论文关键词】：传播学 手机媒体 公共信息传播 厦门PX事件 【论文摘要】：手机媒体开始作为大众传播工具逐步走向公共信息传播的历史舞台，在2006-2007年度的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表现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运用传播学相关理论探讨手机媒体在厦门PX事件的不同发展历程中所体现的特点和作用，揭示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平台的潜力和优势，为开拓民意表达和政府信息寻找一个崭新的渠道。 近年来，手机媒体迅速发展,手机媒体传播已经逐步走向了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历史进程,从而成为新兴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 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步发展，“信息社会”成为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而“信息时代”则是指社会个体在生活、工作中可以及时得到所需的所有信息, 这样的社会可称之为“充分告知的社会”( sufficiently informed society) 。[1]要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需要好的制度, 还需要有相应的信息平台保障。 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发展到“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崛起，公共信息平台逐步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而尚在争议中的“第五媒体”—手机媒体也因其强时效性、信息落点明确、交互性等特点开创了民主社会意见表达的新渠道和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的新方式，当仁不让的成为“信息社会”公共信息平台的有力承担者，尤其是在近些年来一些突发性公共信息传播的表现来看，手机媒体的应用将成为实现“信息社会”的必然选择。 我们将从传播学的角度,以2006—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为例分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作用和特点。 一、手机媒体与公共信息传播 手机最初的功能只是通话的工具, 是人际交流中重要的传播媒体。然而, 随着手机用户的快速增长以及手机技术的迅猛发展,手机逐渐显现出大众传播的性质和特点。时至今日, 从人数来说, 全国已经有超过4.6 亿的手机用户。[2]从技术来说, 手机也已经昂首进入了“3G( 3Generation) ”时代。3G 手机是手机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它能够轻松完美的在手机上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Web页、电子邮件、实时影像、实时语音等各种多媒体功能。3G手机堪称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媒体, 它融合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诸多特点, 同时还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优势:便携、互动、定向。因此, 有学者将手机定义为多媒体的、交互的, 可以随身携带的大众媒体。[3] 手机媒介基于其锁定目标受众精确,信息抵达率高,传播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实现了新闻信息在社会中的迅速传播。因而,在传播学视野中,我们将手机定义为有意识的或专业化的传播者,以多媒体为表现手段,向特定的或数量众多的对象大规模传播信息的电子媒介。[4]伴随着使用人群的扩大和功能的多样化,手机突显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特点,建立起独特的信息传递模式。 从手机媒体的产生到手机媒体的逐步发展，它作为大众传播工具在公共信息传播领域的作用开始逐步为人们所认知。 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坠毁、伊拉克战争爆发、非典疫情蔓延，许多人出于及时获得信息和远距离交换声像的需要，普遍使用手机短信，并将数码摄像机（DV）与网络传播结合起来使用。从那时起，一个主要用来说明手机媒体的新名词“第五媒体”便在我国迅速流传，手机媒体开始被看作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后正在兴建的公共信息传播高速公路。 2007年3月起所发生的厦门PX事件引发了社会的普遍关注。PX原指厦门海沧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其延伸意在于该种化学元素对厦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以及对厦门和邻近区域人民所构成的健康危害。然而，随着事件的近一步发展，PX被解读为“保护厦门”（Protect Xiamen）的第二含义。在此事件中, 政府决策与民意表达这两个因素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冲突。当官方信息渠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足以满足信息需求及传播需求，而“第四媒体”互联网所谓的“完全自由表达”也受到了限制和质疑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了公共信息平台的承载者。 为传播学者所关注的是，在厦门PX事件中，不仅民间力量的大声疾呼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其民意表达和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在作为官方力量的厦门市政府从最初的信息解释、与民间力量的沟通、组织民意调查以及项目缓建的暂时决定到将化工厂迁至漳州古雷半岛的最新决策，也都选择了将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 通过解析这一事件的发展进程，我们将对手机媒体所起的作用进行梳理，可以看到这一公共信息平台对于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为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社会动员以及纠纷解决、失误救济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样本。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 二、从厦门“PX”事件中的不同阶段，解析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1、传统大众媒体的失语及原因 2006年5月起，居住在厦门市海沧区大型楼盘——未来海岸的业主们开始发现“未来海岸”成为了“味来海岸”，不远处开始飘来浓重的酸臭味。业主们通过询查惊讶的发现，在他们的居住区旁边将形成一条庞大的石化产业链——一座年产80万吨的对二甲苯(Para-Xylene)化工厂将开始兴建。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运用QQ联系和团结附近户主，在当地的两家房地产论坛上不停发帖以示抗议，但帖子一发出去就被立刻删除了。他们随即向海沧区政府和环保局发去投诉信，无效。2006年7月他们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发改委寄去投诉信，得到了《关于腾龙芳烃（厦门）有限公司80万吨/年对二甲苯（PX）及配套工程项目的核准的批复》。与此同时，他们还拨打了多家媒体热线但答复均为不予报道。随即，传统大众媒体开始“一边倒”的为政府及企业辩护，宣传“PX无害”的环评观点。 根据大众传播学中对于媒介控制的相关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家和政府的媒介控制是媒介控制的主要方面，其中包括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5]在厦门PX事件中，业主们的呼声得不到有效的传播，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电视等不予报道上。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因与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从属联系：由政府领导、受政府监管。因此，必然将保证在舆论导向上与政府的高度一致。反而言之，当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出现了失误和漏洞时，传统媒体不能够及时的表现出监督和纠错的能力，即使该能力得以发挥，也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 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则较多的体现在房地产网站和相关网站上，当标榜“自由表达”的互联网也受到了牵制和束缚的情况下，“意见的自由市场”成为了虚幻的“乌托邦”。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中引以为傲的“把关人”则成为了制约言论自由的樊篱，在保证新闻质量的取舍过程中，传媒组织所形成的“关口”也成为了迎合主观的报道方针，舍弃和拒绝某些新闻素材的关键之所在。 2、手机媒体的运用开创了新的媒介格局 在传统的大众媒体集体失语，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也受到严格限制：禁止或删除反面意见的情势下，手机媒体成为了“自由”及“自主”发言的唯一渠道，成为实现“言论自由”的唯一手段。当民意诉求再次陷入困境的时候，短时间内一条短信的广泛传播引发了该事件的关注升级，“百万市民共发一条短信”导致PX事件迅速走向白炽化。“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冲突引发了官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对峙。 尽管早在两会期间，就有《中国经营报》和《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媒体对厦门PX项目提议迁址一事做过报道，而舆论的强势则肇端于2007年5 月28 日前后，厦门市民手机里突然出现的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这种巨毒化工品一旦生产，意味着厦门全岛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十六公里啊！⋯⋯” 由于短信内容事关自身的健康和安危，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信息在厦门市民间不断转发、流传，据称有百万厦门人收到并传播了这条短信。尤其在当地媒体传达着同一个声音，为PX 项目的合理及合法性做竭力的申辩的时候，手机媒体成为可以容纳异议和争辩的重要场所。希布坦尼的研究表明，有关危机和谣言的传播会对之产生影响，“尤其在媒介来源被剥夺或减少的情况下，不确定性将导致人们更积极地去从非媒介信源寻找信息” 。[6]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信源成为公众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麦克卢汉曾说“媒介是人的延伸”。报刊、广播、电视事实上是和人分离的, 以电脑为终端的互联网, 实际上是把人给“淹没”的。手机媒体的诞生真正实现了人和媒体在时空中的无缝连接, 让人感觉拥有和控制媒体的能力:媒介既不是和人分离也不是主宰人, 而是“ 人的延伸”。[7]手机媒体作为一种完全以个体为中心构造的媒体，在传播公共信息中体现了突出的优势，如：（1）传播主体的自主性。当其他媒体面临壁垒和被动时，手机媒体的自主性则实现了信息的自由传播，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的延伸”。（2）高度的便携性。手机媒体与人之间几乎相伴相随的密切联系是其他媒体望尘莫及的。这也实现了手机媒体所传递信息的高时效性。实现了人与媒体的高度合一性。 正是在这种举步维艰的信息传播进程中，手机媒体的应用推动了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另辟蹊径，开创了民意表达和舆论力量显示的新途径。 3、“意见领袖”在手机媒体中的力量显示 在这一事件中以人大代表曾华群为代表的公众舆论、以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为代表的专家意见、以连岳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和倡导言论的作用都体现出了在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中“意见领袖”同样非凡的力量。而更为重要的是，“无名氏”通过手机媒体完成了信息传播以及民众组织的行为。 两会期间，105位政协委员（包括人大代表曾华群、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赵玉芬）齐声呼吁，联名签署了“关于厦门沧海PX项目迁址建议的议案”，而这一消息和“议案”的详细内容则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媒体进行了民间传播。专栏作家连岳通过连续在博客上发表文章，呼吁厦门人打破当地的信息封锁，展开自救。而著名的“厦门市民12条”也是通过手机媒体进行广泛传播的。当所有的积极力量开始着力于冲破信息防线时，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领袖”当之无愧的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急先锋和领导者。 6月1日,当几千名厦门市民汇聚在“散步”现场,以“有纪律、无组织”的温和游行示威行动表达争取权利的决心和凝聚力时，厦门市民、乃至全国更广大地区的民众，表现出了完全具备推行更充分民主政治必须的公民素质。而这次大规模的“散步”活动也是在手机媒体的平台之上，由无数“无名氏”推行并号召的。 在12月中旬举行的厦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座谈会”中，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厦门市民踊跃发表了理性而专业的意见，让人们见识了惯为官方忽略的民间智慧。在此背后，是手机媒体、网络媒体公共搭建的交流和互动平台，削减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阶层距离，从而实现了“智慧”与“力量”的联合。 4、手机媒体的信息传递有效性 手机媒体信息落点明确,极大地提高了传播效率，手机的私人拥有使手机媒体传播信息论点明确, 可以直接关系，从“百万人同发一条短信”和“六一散步”事件的高号召力中就可见一斑。 受众接触和使用媒介对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具有一定作用,但信息在多大范围、多大程度被接受或吸收,即信息有效性,则取决于它与特定受众之间的匹配。[8]手机是私人工具,在十分相知的人们之间最能发挥功能,因此,传受双方通常依附于原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或原有人际关系的延伸) ,这种非制度性传受关系使得其可以跨越大众传播中存在的社会障碍和心理障碍,具有高可信度的心理优势。而手机媒体的传播活动又具有极强的随意性和可控性,可以随时根据对方的反应,修改、补充传播内容或改变传播方法,这也是手机传播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大幅度地影响了信息传递的有效性。 可信性（credibility）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第二是专业权威性（expertness）。[9]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作为公共信息的重要传播平台，恰好具备了“信源的可信性效果”的两个要素。手机媒体的传播大多具有社会关系的相关性或者身份的可识别性，在“传播者的信誉”上具有别的媒体所不具备的亲和力，而“意见领袖”尤其是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专业权威性”得到了最广泛的信赖和认可。 手机媒体所进行的传播活动还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高效的特点，这一特点加剧了信息传播者之间的意见交换，形成了“意见的自由市场”，从而有利于达成共识，形成“舆论”。 5、手机媒体所开创的自由表达空间 当政府运用各种媒体表达一方观点，如：《厦门日报》等重要大众媒体发表相关评论、政府公开网站的通知、公安局公告和政府发放的宣传册等方式企图压倒反方观点时，手机媒体打破了“沉默的螺旋”理论，实现不同声音的意见表达。 手机的普及创造了打破信息垄断格局的可能性,信息工具向个人手中转移,手机用户个体的交流空间日益延伸为社会信息交流的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传播格局。而如果“去中心化”的个体“众声喧哗”,无疑将动摇传统大众媒介的权力基座。[10]在厦门PX事件中手机媒体信息的迅速及大量扩散表明,手机短信虽然“同样不具有大众传媒的权威性,但其传播途径沿着扩展了的人际传播网络进行,具有较强的说服性,而且由于发送效率增加,一个信息接受者可能收到多人发出的相同信息,更增加了信息的感染性。”这也警示了如果大众传媒与大众社会自我绝缘,最终将难以胜任媒介公共产品所应有的职能。 在“散步”事件之后，厦门市公安局迅速做出反应，要求游行组织者三日内自首，否则追究刑事责任。同日，《厦门日报》发表名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评论，厦门的其他媒体也相继动作，发出反对信号。 当代表社会普遍声音的传统大众媒体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的时候，当 “意见气候”和“多数意见”对“少数”或“劣势意见”产生压力的时候，“沉默的螺旋”却失效了。这是由于手机媒体信息的传播者身份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从而保证了意见信息的独立性和持续性。 6、民间及官方运用手机媒体所做的“议程设置” 随着关于“PX有害”的短信在以厦门为中心的区域内广泛、迅速的传播，“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以厦门市民为核心的公民维权意识开始萌发，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并形成了反对在海沧地区建立化工厂的共识。 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以及其重要性的判断。[11]5 月28 日至6 月8 日期间《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以及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对厦门PX事件做了相关的报道和评论，手机媒体也传达了与这几家媒体较为一致的公共信息。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特别是新闻、时事与评论的生产有能力将公众的注意力聚焦于一系列获得解释与受到限制的、经过选择的问题，同时忽略其它的问题”。[12]在与厦门PX事件相关的手机媒体消息中，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于“环保”和“民意”这两大主题。从而引发了政府和民众关于民主政府、议事程序、决策论证和媒体沟通的共同思考。 否认剧毒传言，平息舆论纷争是官方议题建构的两大主题。官方机构通过运用手机媒体进行公告和声明，随时通知关于项目决策的相关信息和论据，掌握在手机媒体上的主动权，建立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打破手机媒体上的单方面信息传播，以信息的对等和客观尽量争取公众的认可和支持。 三、手机媒体在公共信息传播中的应用。 手机大大拓展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社会中离散个体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进一步消解了“大众”的概念,提供了媒介使用者发挥自我能动性的可能,传统传播中“中心—受众”二元结构因而受到了深刻的影响。[13] 在手机引领的交互时代,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因交互而得到改变,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格局的变迁。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得到更多更全面且多元化的信息,并能向公众传达自己的意见，更主要的是,它意味着公共信息政策的相应变革。 手机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大众传播平台上传播控制与传播层级的划分。手机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其私人化和隐秘性的本质使得信任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而互动性则使用户既是接收者又是传播者,单向的传播方式开始转变为网状的交互性模式。参与式的信息交流环境使手机用户处在信息传播权与信息接受权平等的位置上,而传播权的普及有利于公众能够得到更多全面的多元化信息,品头论足、针砭时弊都变得简便可行。这些优势使手机在行使大众传播的模式时必然带来巨大的影响力。 手机建立起了一种平面化、无层次、无壁垒的传播环境，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层级划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如国务院各部门公开发言人名单及包括手机号码在内的联系方式,“市长短信”的出现,不仅代表着原本高不可攀或者隐秘的社会管理层级走向社会公众可以触及的领域,同时意味着迅速沟通的契机,一种公众信息至下而上,快速流通渠道的建立。[14] 基于手机传播的特性，手机信息平台在引导舆论方面，比传统媒体更人性化，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其他大众传媒的不足。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也并不只局限于特殊时期、特殊事件时的运用，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制度化建设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特别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促进信息社会的健全。 而手机平台提供的公共信息服务也必然会向移动电子政务方向发展。移动政务意味着公众也可以在各种场合利用移动通信终端随时办理各种事务。有专家称，移动政务是电子政务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一个“充分告知的社会”是信息社会的一个目标，而被充分告知的个体，还有责任做出自己的反馈，对政府的决策发表自己的意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15]作为一种高互动性、高参与度的媒体，手机在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方面，其功能显然不是单向地提供政府信息，它也可成为公众意见的一个汇聚渠道，一个民意的调查渠道。 如果可以充分开发手机公共信息平台的互动功能，那么，不仅可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也可以促进社会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习惯的形成，这种作用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但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的大众传播工具，也逐渐显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如：“把关人”功能的弱化所带来的信息权威性和可靠性的质疑；手机大众传播信息的定向性违背了人际交流对于“安全”和“隐私”的需要；“手机病毒”和“手机流言”也是削弱手机信息有效性的重要因素。 总之, 对于手机媒体, 我们应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和有效监管,使这一媒介成为传播公共信息、建立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的渠道，在实现公共事务的民意参与、政府信息公开、失误救济、维权活动中起到积极作用，从而体现出手机媒体在应对公共信息传播中的特点和优势，使其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服务。 传播学论文:浅析从传播学角度浅析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重构 论文关键词：电视剧《手机》　影视文化　社会文化　重构 论文摘要：社会文化重构是受到大众传播冲击的普遍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影视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较为强烈。本文以电视剧《手机》为例阐述剧中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张受众在观看电视作品时应该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影视中传播的文化，以便更好的去构建社会文化。 电视剧版的《手机》热播后，使得信任危机、谎言、工具奴隶、文化工业等等引得受众再次思索，同时一些剧中一些“经典”的台词，比如“囤”、“很牛彩”、“没我扛不住的事儿”“要做一个好人不难，但是要做一个不说谎的人，难”、“男人出轨，女人出门，这就叫中年危机”、“人在江湖飘，手机是把刀，有些电话就是不能接”等等再次成为为生活流行词汇。 电视剧版《手机》是对电影《手机》和小说《手机》的再次诠释，也是一种文化重构的过程。文化重构，即对于已有的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也是人们对于已有的文化现象的再次认知。视觉时代意味着所有视觉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重述，重述或重构的含义是指向视像与事实世界的关系。电视本身重构的话语方式和表现力使它成为世界的最真全面且富个性的观重述与传播者。现代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不自觉地将媒体所营造的环境当做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尤其是电视剧中的一些“真实”剧情更是人们了解“现实”的一种重要途径，人们在收看电视剧过程也是对一种文化现象的一种思索的过程，我们以电视剧《手机》为例浅析电视剧中的人物和所传播的理念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电视剧中，严守一主持的“有一说一”是一个受欢迎的电视谈话节目，“真诚的沟通”是这一节目的宗旨。镜头面前的严守一在受众的心目中是个有知识和文化的主持人，而生活中的他则成为一个现代工具手机的奴隶。在观摩严守一这个角色时候我们是作为电视剧里人物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解读的，“有一说一”的受众是把媒介提供的信息环境下的严守一和客观现实中的严守一混淆起来。绝大多数人只能通过大众媒体去了解世界，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做出的反应，而是对大众媒介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手机》中的剧情只是社会现象的一个缩影，但是也有力的用隐喻的方式暗示定义了现实世界，仿佛剧情诠释了现实世界存在的现象，这就使得我们按照“剧情”作用于现实世界，去翻查手机、对婚姻充满恐惧、甚至觉得谎言充斥着世界。影视剧中表达的虽然反映了客观现实的一些现象，但是同时受众对电视剧创造的影像世界作出了客观反应，深深地影响了客观现实存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文化的构建。 费墨，“有一说一”策划人，他坚持做有深度的节目，坚持传递主流的价值观，不愿趋附权势和大众口味，坚持精英文化传播。费墨作为“有一说一”的策划，也是把关人，话题、问题和语言由他编辑，严守一表达的大部分是费墨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节目背后的集团由于经济驱使和收视率的压力，让严守一和费墨把“有一说一”变成娱乐性节目时，严守一选择了屈服于权势和现实，而费墨选择去别的节目讲国学，结果是费墨得到了爱戴，而严守一因绯闻和收视率等原因，被他的媒体组织和受众所抛弃。在我看来，费墨是一个在文化工业时代并没有被完全异化的一个人物，他想通过大众媒介这一平台来影响大众，来引导主流文化的传播，想解除商业化社会中人的社会主体价值失落的惶惑。今天，媒体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现代传媒在为人类提供更多信息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不断强化着媒介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所以像剧中“有一说一”这样的节目提供的话题、理念、价值观等等一系列传达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受众的思考方向和价值理念，对受众的生活和文化有重大的影响。 牛彩云，剧中一个特别出彩儿的角色。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任何特长的女孩，怀着明星梦来到北京，穿着和妆容夸张地向明星靠拢。牛彩云去考电影学院时，引以为豪将一个生活中的剧情（她和他妈妈吕桂花以及于文海卖饺子时候被城管人员逮到，牛彩云用哭和撒泼的演技骗过了城管人员）搬到了考场，却没有考上。她的妈妈吕桂花说：“喜欢戏的人，如果真干了这行，那就得把戏和生活分开，演戏是演戏，生活还是生活”。这样一段话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在大众传媒参与我们生活的今天，我们能分清戏和生活吗？在牛彩云的理解当中，明星要带大墨镜要有博客，明星的生活应该和电视上塑造的那样光鲜亮丽，但是当最后明白了什么事演戏，什么生活时，真实爽朗地说出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一个土的掉渣的人给观众深深一击。大众传播媒介混淆了现实与媒体提供的“现实”之间的距离，使大众对现实感知变得愈来愈混沌和麻木。牛彩云的明星梦和开通博客的行为也让我们联想到，娱乐化趋势的今天，一些年轻人希望通过选秀和大众传媒的平台迅速实现梦想。电影电视明星是电影电视产业利益、大众传播媒介、偶像崇拜和大众审美尺度等综合相结合的产物，他们是普遍社会心理活动的外化合象征。观众对意义的解码活动有赖于某种反复进行的消费模式，即一部又一部地观看由同一演员露面的影片或者关注同一个人的大众传媒塑造的形象。牛彩云不停地找露脸的机会，比如去试镜、串场儿、参加“有一说一”选秀、开博客等，这样的一系列行为说明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已经成为实现个人价值和梦想的重要平台，也从一方面说明大众媒介提供的影响力对受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对受众的文化层面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 《手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现实负面生活的反拨，这部电视剧用逼真的生活场景营造了一个类似现实的“真实生活”，在传达的过程中，包括了小说作者的思想，导演的、演员的演绎还有镜头的选取等等，它的每个切面都想表现出与生活的相同之处，同时剧中加入的幽默的成分更发人深思，剧中传达的社会道德、知识、社会规范等等，在潜移默化中会被模仿和认同。电视文化理论中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即电视信息的“拟真性”导致了观众将电视信息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的真实，大部分人会相信电视剧中画面真的存在，进而也会相信画面背后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电视剧虽然是虚构的，但它往往可以按照“可能的社会”的标准塑造一个近乎完美的意识形态观念。，众可以从人物角色的解读,从中吸取人物生活经验并用于现实生活中，但是也希望受众在解读电视剧人物和剧情的时候，用一种理智的态度去对待，从而有助于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和社会文化的建构。 传播学论文:浅谈以建构跨文化观为旨归的跨文化传播学教育探议 论文关键词:传播　跨文化观教育　运行机制 论文摘要:本文探讨了传播专业学生应拥有的跨文化观在其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探索建构跨文化观教育良性运行机制,引导传播专业学生形成科学跨文化观,以合理而有效的交往形式优化自身生存状态,迎接跨文化交往时代的挑战,最终完成肩负的传播使命。 教育无论其自身发展还是其所涉及到的对象的发展都是动态可持续的,都应当有一个良性的运行机制来保证这一发展趋势,传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亦不例外。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及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传播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跨文化观与跨文化观教育 根据笔者的检索结果,类似跨文化观念、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思维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刊物,但学术界目前尚无“跨文化观”这一明确指称,笔者迄今只在郑庆庆的《站在边缘的女勇士——对汤婷婷〈女勇士〉的跨文化观读解》一文中看到了这一表述,但该文未对此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只在文中将其归结为“通过平等交流与对话、互补互通、和谐相处的跨文化交际思想”。很显然,这里的跨文化观被简单地等同于跨文化交际原则或意识了。这里,笔者试对跨文化观(intercultural concepts)概念定义如下: 任何一个人类个体在与他者(个体或群体)接触或交往的过程中,为达至交往的和谐目标而逐渐习得并逐步确立起来的一种观念形态,由此确立该个体对于它文化的态度,形成其跨文化交往的能力。 本文将跨文化观教育界定为: 跨文化观教育(education on intercultural concepts)是对某一文化(acertainculture)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对于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态度等的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通过学校的教学计划、课程或实践活动进行,并通过家庭、文化机构和各种传播媒体等社会教育途径开展,以此引导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理解异民族文化,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的跨文化态度,具备有效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对话能力,尽可能遏止跨文化对抗(尤其是战争形态跨文化对抗)的出现,建构和谐的跨文化交往社会,保护与促进人类文化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共存,促进人类不同文化的和睦共存与相互学习和借鉴,倡导跨文化交往致力于走向注重人的终极关怀的和谐层面,促进人类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与共同繁荣,最终实现由构建和谐社会走向构建和谐世界的终极目标。 由此可见,跨文化观教育主要涉及不同国家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也包括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教育活动(即多元文化教育或跨民族文化教育),并延伸至同一国家内不同社会群体文化之间的教育活动。跨文化观教育的立足点在于使受教育者确立起一种理念——态度——能力三位一体、持续发展的动态机制。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跨文化观教育应当是跨文化传播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的建构 关世杰教授在其题为《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的文章中指出:今后十年我国与世界国际传播强国的差距不在传播的硬件,而在传播的软件。人员素质是关键,在外宣人员素质中,跨文化传播的素质是薄弱环节。 (一)批判继承借鉴,提高跨文化价值判断水平 列宁曾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文化发展史也证明:继承借鉴是手段,革新创造是目的,没有继承借鉴,革新创造就失去了条件;而没有革新创造,继承借鉴就失去了意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既是宇宙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历史局限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同今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全藕合。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向现代,发挥作用,就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进行创造、更新与升华,消除自身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在超越自我中获得新生。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结合,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把立足于本国实际的继承借鉴看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泉,这一深刻见解为在跨文化观教育内容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提供了思想指南。 中华文化在其长期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难免有封建文化的杂质混杂其中。因此,它既有光辉灿烂、催人奋进的一面,也有沉滞抑郁、腐朽落后的一面。这要求我们分清精华与糟粕,经过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原则批判改造后,使之向现代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血肉。传播专业学生在分清本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还应增强对异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鉴别力,从而在跨文化交往实践中,既不妄自菲薄也不迷失自我。 (二)推动文明对话,形成文化认同的有序机制 社会哲学认为,对话以人类相互交往、沟通、理解的实践旨趣为导向,目的在于通过对话,培植社会共识,形成主体间性,从而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与有机整合。“对话重视对话者之间的理解,并以理解作为进一步对话的基础。理解被视为解释者在心理上重新体验他人心理或精神的复制和重构过程。”理解也是一种情感和生活的再体验,体验他人的情感和生活的同时,也体验着自己的丰富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总是与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密切联系。 因而,基于平等、尊重态度,以交往、沟通、互动为实践旨趣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一方面,将促进未来传播人按照社会需求去了解社会、参与社会、按社会发展的要求顺利实现社会化;另一方面,必将有利于社会以发展的视角来理解大学生,进而使社会发展反映大学生的需求。在开放的世界背景下,构建新时期的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就要从本国国情出发,突出本国特色和适用性,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国际性,符合国际规范和时代潮流,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有利于未来传播人的社会化与个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以制度和规范来引导其跨文化观的发展与更新。 传播专业学生跨文化观教育要立足于国际战略,培育学生的国际眼光。要着眼于引导学生了解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热点问题和发展态势及其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可能会产生的影响,在世界变化中审时度势,保持清醒头脑和坚定信念。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学生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了一个国际参照,就能准确把握世界发展的新趋势,努力学习,积极迎接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为自己的最大光荣、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时代的最高认同。这种认同自然是不同文明平等对话的结果,其核心是理解,强调的是心灵沟通与视界的融合。 (三)不断创新发展,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感召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过程中,不断应对着来自不同文化的挑战,历史上有过三次重大的文化综合创新,第一次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华文明古典定型期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其结果是形成了以老子、孔子、孙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三大源头,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整合创新;第二次是一千年前后的两宋时期,通过儒释道三家文化近千年的磨合、交流、冲突与融通,最终实现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综合创新;第三次则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阶段性的综合创新成果,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融合与创新正在继续。 时代的不断发展要求文化不断创新。只有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坚持对文化进行创新与整合,重新构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的文化整体,增强文化的时代吸引力和感召力,才会在大学生的文化选择中保持应有的位置。 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要求我们以创新的文化成果去吸引和凝聚人民群众。要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积极创新,用创新的文化成果吸引人、感召人。增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还要敢于正视和解决矛盾。马克思曾经说,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它,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要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阵地,把广大未来传播人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就必须同各种错误思想文化进行斗争,在解决矛盾、克服困难中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整合中西文化,引导形成科学跨文化观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态度就是整合中西、综合创新。科学合理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是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成功开掘其现代意义的理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一方面植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一方面又渊源于中国五千年悠久的传统文化。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不会具有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先进的精神内涵;而脱离了五千年传统文化,就会失去生长的根基和中国特色。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我们应遵循所说的:“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同时,要切实掌握鉴别、区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基本方法,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鉴别、评价传统文化,并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用科学发展观来审视、考察传统文化,将历史的与当代的两种视角有机贯通、结合起来,才能对传统文化做出客观评判与选择,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明确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于2004年1月27日在法国国民议会的重要演讲中指出:“文化交流是各民族深入交往的重要渠道,也是各民族和谐相处的重要基础。不同文化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对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十分重要。”2004年1月30日,在参观埃及国家博物馆时又说:“我们既要坚持和发展中华的优良传统,也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化,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贡献。”一个民族的文化需要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的交流和发展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当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生活的质和量都在发生嬗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步入正轨,这些生生不息的变化,不仅促进人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产生变革,而且要求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之相适应,实现文化范式由旧到新的根本转换。因而,我们正在建设和发展的中国先进文化,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它是“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文化,它是既具有独特的民族品格,又与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发展实际紧密相连的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特色。中国先进文化的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对中西文化的整合创新,将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而其主流实践者——当代大学生当然而且应该首先在这一伟大实践中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传播专业的学子则更是首当其冲。 (五)加强实践环节,探索跨文化观教育有效途径 跨文化观教育的实践应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展现人文关怀的理念,使这一实践过程真正地成为充分肯定人、尊重人、关注人、关怀人、发展人、完善人的教育过程,从而更好地服务人、影响人、引导人。因而,我们探索形成传播专业学生科学跨文化观的有效途径,就应当在加强实践环节上下功夫,通过融合、互动、实践等诸方法在实践中使受教育者逐步确立起科学的跨文化观。 首先是融合,就是在相关各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将跨文化观的知识目标、态度目标、能力目标等全部系统地融入,让受教育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跨文化观的教育。 其次是互动,就是师生以不同文化的表现者形象出现并展开教学,让受教育者在跨文化互动中感知外来文化。如师生共同探讨某种文化现象,在开放式的、平等性的、交流式的讨论中,使学生在讨论中自觉地形成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跨文化态度。当然,教师在讨论过程中也应当以开放、平等、尊重、宽容、客观、谨慎的态度来组织讨论,这样地态度渗透于教学实践地全过程,才最终真正有益于受教育者正确跨文化态度的形成。当然,在讨论中,教师应组织适宜引起讨论的材料且不直接给出观点。 再次是实践,就是让学生在参与跨文化交往的亲身实践中去获取跨文化知识、形成跨文化态度、培养跨文化能力。实践法可以引导学生对跨文化实践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跨文化实践中的热点如新闻事件,难点如历史问题等展开专项分析,也可以使学生在以各种形式与外国人进行的交往的成功与失败中形成合理的跨文化认知、比较、取舍、参照、传播和对话能力。为充分利用与外国人直接交往的跨文化观教育的有效性,在这种直接交往进行之前,教师应辅以必要的知识、意识及能力准备;而这之后,教师应组织学生进行相关专题讨论,及时总结、提高,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 笔者认为,外籍教师在这一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各高校国际化水平的提高,来华任教的外籍教师越来越多,无论其任教何种课程,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文化的因素总是无法不起作用的。限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综合以上教育实践方面的途径,笔者以为,面向传播学专业学生的跨文化观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应当研究和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导开展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成果;在传播学教育的各个领域、层面,全面倡导跨文化观教育思想;在传播学教育的各门具体科目中,全面加强跨文化观教育,明确不同科目具体的跨文化观教育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倡导未来传播人在社会、学校、家庭氛围中参与的跨文化观教育实践活动。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综述——从传播学的视域试论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播　传播主体　媒介　传播内容 论文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内地学界对“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历经三十年，在传统文化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内容三个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但在史料梳理、理论建设和成果的实践应用方面存在不足，未来仍具备较大的拓展空间。 “中国文化传播史研究”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课题。尽管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化传播的相关现象早已有所关注，但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西方传播学被引内地以来，大陆学者才开始尝试以传播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固有文化传播的历程，历经三十年已取得一定成果，为这一课题开辟了新的天地。 作为传播学研究的分支，文化传播研究有自己的边界。所谓“文化”，指的是以观念形态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文明体系，即钱穆所谓:“文化”是关乎人类群体生活的精神层面，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的东西川。“传播”则是传播学最基本的概念，按照施拉姆的定义，指的是信息经过社会信息系统运行而实现的交流及其影响。传播学视域下的“文化传播”研究把社会信息的传递视为文化保存、传承、蜕变、增殖的过程，关注文化通过社会信息系统得以传承的问题。事实上，“文化”与“传播”关系密切，有文化则必有传播，传播是文化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有传播则必有文化要素的交流互动，人类正是通过文化的代代相传，构建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和物质世界，文化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类型。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完整的传播活动需要五个基本要素:传播者、受传者、媒介、传播内容和反馈，其中传播者(主动进行信息传递的人)和受传者(接受信息并作出反映的人)是传播活动的主体，传播媒介是承载信息的载体和渠道，传播内容指的是传播活动具体传递了什么性质的社会信息，它们涵盖了传播活动的基本方面，传播学者在文化传播史领域的研究也可以这三个维度来概括。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新时期以来大陆学者的研究情况作一总结，并例举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一)传播主体研究方面，大陆学者关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较具特色的文化传播活动，特别是活动者的身份、在何种传播思想的指导下如何进行，造成何种社会影响，试图以此另辟蹊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特点重新评估。 其中，文化传播活动主体的社会身份及其方式研究可谓关注者众，成果也较多，不乏有意义的创见。1988年出版的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堪称内地最早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这一课题研究的尝试之一。该书在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上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例如作者指出不同于西方，作为古老的农业文明，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组织如家族、乡社、职业社团、信仰团体等等通过家教、社祭、乡帮行会的活动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播和维系着传统文化。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成书时间亦较早，作者将目标聚焦于唐代，指出其时的社会信息传播分为官方、民间和士人三个层面，与它们密切相关的官方主导文化、大众民间文化和士人经典文化由此形成。毛峰的《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05年出版，对中华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核与传播方式进行了深人辨析，例如作者总结传统中国的特色之一即在制度中特设纳言之官主管审查政令，三礼之官总掌祭祀，典乐之官主管全国教育学术文化，司徒之官负责敦风化俗协调人际关系，“四官”不但负责实际事务，同时都担负着传播文化，在精神上引领民众的作用。九十年代以后大陆出版了数部中国传播史，如李敬一的《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及《中国传播史论》、周月亮的《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王醒的《中国古代传播史》、赫朴宁与陈路等合著的《中国传播史论》，尽管在侧重点上与前几部专著不尽相同，但大多史论结合，不但向读者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现象，还对它们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其中在关于传播者的身份研究方面，多能对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现象加以特别关注，例如李敬一特别指出，中国社会向来重史，史官制度完备，史官记事对于纪录和传承文化具有特别的意义;王醒亦提醒读者，中国的邮骤官员及其系统自夏商周时代即已有之，作为官方所建立的社会信息系统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传播者如何进行文化传播活动由其传播思想决定。就文化传播而言，先秦阶段的中国文化轴心时代辉煌灿烂，儒、道、法等诸家不但创立了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学派，亦注重强调以不同的方式把它们传播出去，或游说或著书或官方化或转向民间，于无形中开创了中国传播思想之源因而探讨这一方面的文章数量较多，较早的如陈力丹的《子的传播思想—读吴予敏 无形的网络一一从传播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 》既是对前一时期吴予敏专著内容的回应，还指出孔子思想本身即是为己存在的社会毛序赋予了合理的灵魂，使强硬的权力关系转化成自上而下合伦理顺从，即伦理权力化，中国传统社会以政治权力为核亡的结构由此而起。其它对诸子传播观的专门研究也比较多例如余晓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道家思想理解为“愚民”，道家之“无为”是针对需索无度的统治者提出的，事实上道易提倡“爱民治国”，也从未放弃以言载道的努力，只是他们弘调语言的暖昧和模糊性，提出“行不言之教”，提醒人们非言传播的重要性，谢清果则集中探讨道家语言传播的才真意向和求美旨趣。张翅、刘亚玲仁川关于法家传播思范的评估亦有一定交集，只不过角度有所不同，张翅总结更多地关注法家自身的特点，指出法家重视“法”的大力传播和普及，而对其它文化传播活动主张实行极端的控制政策，刘亚玲则认为儒家和法家看似水火不容，但在传播思想上却有札似之处，比如都有明确的传播目的及高明的传播技巧。200年金冠军和戴元光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推思想史》古代和近代传播思想共三卷(现当代部分为一卷)体大虑周，以时代为背景勾画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 (二)传播媒介研究方面，学界查考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中不同的媒介所起的作用，怎样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媒介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其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据此，相关研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注承载文化信息的各种传统符号形式:例如1990年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一一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即以相当篇幅论及中国传统的文字符号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如认为西方的字母文字纯粹是声音符号，而汉字取象为主、声形相拼，乃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因此具有超强的保存与整合文化信息的能力，几千年来汉字一脉相承从未中绝，不论任何地域而文字一直保持了同一性，造就了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但文化始终完整统一的局面。2.区分传承传统文化的各种物质载体: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孙旭培、王怡红、阂大洪等在两岸三地学者合作的《华夏传播论》，中全面总结了从声音到服饰、建筑等多种作为主要的传统文化载体的物质形式，例如王怡红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式建筑以作为专制权力象征为己任，扮演着传播皇权至上意识形态观念的角色，古代民居的布局、朝向等特征则可以视为伦理秩序观念的具体表现。毕跃辉《论文献载体对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古代文献为研究对象，指出文献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以文献的物质载体论中国古代常见的种类有甲骨、金石、简犊、嫌帛和纸，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传播的不同情况，甲骨和金石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后一直是最主要的文献载体，简犊的使用时间介于前者至公元5世纪，缴帛则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5世纪，而纸张自公元1世纪至今仍是文献保存和传播的最佳介质。事实上作为最早使用纸质文献的古老文明之一，纸质文献对于中国社会意义重大，而中国古代的纸质文献种类与作用亦各不相同。于翠玲的《传统媒介与典籍文化》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特征和它存在的意义，并深人社会背景，考察不同时代和种类的典籍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所造成的影响，亦有学者探讨时事传播的纸质载体一一邸报，较早的文章包括尹韵公的系列论文《南宋都城临安的“卖朝报”与“消息子”及其他》和《明代邸报与明代历史》，徐枫的《宋代对出版传播的管理和控制》等。3.总结文化信息传递所依赖的媒介技术: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如李敬一在《中国传播史论》辟专章探讨活字印刷、蔡侯纸的发明在传播技术史上的重要意义，并指出基于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纸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在世界传播史上都是无可置疑的重大事件。王醒亦详列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的历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于毕异外尚有木活字、泥活字等技术出现，指出活字印刷的意义在于信息的批量生产而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已经部分做到，但由于社会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的印刷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三)内容研究以中国传统文化不同领域传播活动的内容为主，尤其是那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充分、独具特色的领域，总体说来，内地学界对政治传播、文学传播等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较为充分的领域着力较多。 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自上个世纪即已经开始，直是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吴子敏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领 域的传播事关君主专制政体如何运作，其中内容不外乎君临之术和臣奉之道，他和周月亮均认为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的制度结构具有对于政治信息和社会舆论超强的控制能力。后来的研究者更进一步细化了对此课题的研究，例如黄鸣奋的《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专门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君臣之间的讽谏传播，从讽谏传播的主体、传播手段、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专门考证;陈谦的《传播学视野中的中国古代政治—“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传播观为例》则认为在历代王朝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向来是政权兴衰系于君主一人、君尊臣卑和严格控制信息传播使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传播观的基本表述。李晓瑞的《政治谣谚: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则发掘了历来多被视为民间文学的谣谚，指出政治谣谚具有严肃的政治内容，是民间心态和意愿的非正式表现，是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舆论形态。 在文学传播的研究方面，虽然过去对某一种文学题材的流变史研究在古代文学的学科范围内早已有之，但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相当一批具有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开始尝试使用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加人了传播研究的领域，甚至有人提出建立。文学传播学”王兆鹏0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即已实践了这种设想。目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分析于文本之外的促使文学作品流行的要素，例如白贵的(略论诗话传诗中的“意见领袖”现象》提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传媒不发达的条件下，诗歌作品的流传范围有限，诗话作者作为评介者对于诗歌的品评往往就左右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陈大康的《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指出人们过去往往忽略了在古代通俗小说的流传中，书商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宋莉华的《插图与明清小说的阅读及传播》明清小说评点的广告意识及其传播功能》认为古代小说特殊的包装形式—插图、评点，对于增加读者兴趣宣传通俗小说有着很好的效果;郭浩帆《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的传播与发展》等则指出晚清大众传媒的出现才引发了近代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转型。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当代文学中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也渐渐多了起来，这种研究集中于传统文化对于今人的影响，例如樊星的《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探索》即试图寻找当代中国作家身上的传统文化之根。 总体而言，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传播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得到了共识，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传播模式和特点，并深深地影响了自古及今的中国社会。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一领域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总体而言还存在着相当的不足。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考量，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基本框架尚未完善，在以下三个方面尤有缺憾: 1.文化传播史的史料梳理: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但中国自古至今的文化传播史料方面仍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点。尽管以往其它学科对纵向的千年文化传承史和横向的文化交流史(即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也有所关注，但是从传播学角度进行“传播”本体的考察，势必产生新的发现。 2.理论建设:中国古代文化传播的规律性总结仍然有待继续，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三种传播结构”侧，还是“政治的大一统格局下文化传播的垄断性、封闭性”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播制度、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观念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刚刚起步。通过比较中国的文化传播史与西方之异同，学界从中得到的理论成果必将对推进来自西方的传播学本土化有所帮助。 3.实践应用:探讨过去是为了今天与未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正面临着的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文化冲突和竞争的时代，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播历史中所总结的经验定能促进人们对传统的认识和反思，也应该能为我们今天的文化传播事业提供特别的经验和智慧。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传播学论文:与时俱进的广告教育——对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的探析 论文关键词：广告传播学，症结，创新教学 论文摘要：许多高校的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广告传播学教学与教育部倡导的素质教育错位。广告传播学教学存在学科不成熟、内容泛化、手段老化、师资落后等问题，所以要实施走出去、请进来，大系统、小专题，多媒体实验室等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模式。 目前，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归属尚未定论，各科教学处于不断地摸索之中。面对“两难”(广告公司招人难，高校广告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广大教育界人士认识到:教育拉了广告业的后腿，广告教育必须面对市场，课程教学必须为培养目标服务。高校广告专业，课程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作为广告专业的惟一基础学科，广一告传播学必须围绕市场做文章，改进传统滞后的教学模式，进行新型的富有时代特色的教学改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以适应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的市场要求。 一、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 现行的)’一告传播学教学，存在许多违背高校教育规律和广告行业市场规律的弊端，已成为培养学月创新能力的掣肘。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症结主要表现在: (一)广告传播学不是一门成熟的科学。广告传播学归属于传播学，而传播学是从国外引来的“舶来品”。如果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粗具规模的译著算起，传播学在中国也只有区区20年的历史。20年中，传播学在中国经历了“放眼看世界—引进与起步”、“投身改革潮—纸上谈兵和介人实际”、“洋为中用—中国化和本土化”三个阶段，召开了6界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1982年、1986年、1993年、1995年、1997年、1999年)，出版了一批著作(例如: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邵培仁、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论》，胡止荣的《传播学总论》)，似乎蓬勃发展。但是，中国传播学者研究的主流还是引进和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还没有建立，在为我所用、自主创新方面做得不够，与传播实践之间也存在距离，尤其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即便上面提到的书籍和教材，也多以“概论”形式出现，专门研究传播学中某一重要传播理论或专论传播模式、传播研究方法的学术专著至今尚未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传播学仍处于初级建设阶段。 广告传播学源于传播学，是传播学在广告领域中的发展，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广告传播学内容及课程体系有多种解释:有的认为，广告专业仅讲授传播学理论即可，没有什么广告传播学;有的主张，广告传播学应充分结合广告学和传播学二者内容，建立自身体系;有的提倡，广告传播学以应用为主，少讲理论;有的认为，广告传播学是独立的，不应与其他学科发生任何联系。此外，广告传播学的著作较少，至今只有几种。相对于传播学教材，胡卫华编著《广告传播》(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也仅是一本小册子。可见，广告传播学离成熟学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 (二)教学内容泛化，重理论轻操作。广告传播学没有自己的体系，往往沿用传播学的章节内容，造成知识理论的泛化，违背了知识的普遍性和个别性的辨证统一的原则。尽管传播学是实用性较强的学科，但是，中国的传播学教学则是注重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忽视传播学的实用性。广告传播学与传播学教学有着共同的缺陷。教学中，较少考虑广告实际操作程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单纯地“就理论言理论”，忽略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实践对理论的检验”唯物辨证理论，往往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错误。重理论轻操作的教学，往往导致学生混固吞枣的死记硬背理论，不能灵活地应用于实践，教学效果很差。 (三)教学手段老化，重课堂轻实践。在许多高校，广告专业的教学多采用课堂教学的形式。课堂教学具有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受教育对象较多，容易量化管理等特点。但是，课堂教学往往忽视学生的个性，不能因材施教。信息时代，是个性张扬的时代。没有个性和专长的人，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也谈不上为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也很难想象，一个课堂教学口径培养出来的广告人才能够在实际操作时体现多元化的广告行业的人才特征。此外，当前广告传播学教学多采用教师拿着讲义授课，学生下面记笔记的形式，较少采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缺乏活泼的感性材料。教师辛辛苦苦地讲授，学生却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事倍功半，教学效果较差。因此，“大一统”的传统课堂教学已成为当前的广告业发展的栓桔，丰富多彩的现代化教学形式堕待提倡和实施。 (四)师资队伍落后，素质参差不齐。整体来讲，广告专业师资队伍较落后。主要缘于广告业是新兴的行业，高校广告专业非常年轻，专业归属呈多样化，广告师资多半路出家。高校广告专业，有的隶属于新闻传播学院，有的隶属于财经学院，有的隶属于艺术学院，还有的隶属于历史系、管理系等。专业归属的多样化，直接导致师资来源的多渠道。他们的学科来源大部分为:新闻学、文学、美术，少量为市场营销、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同样，广告传播学师资来源也呈多样化，有的源于新闻专业，有的源于中文专业，有的源于历史专业，有的源于管理专业，学术观念、思维视角和科研能力差别较大，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倾向也有所不同。此外，日前从事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教师，除了个别曾到过日本、美国或在一些跨国公司中接受过国际化广告实务培训外，大部分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广告学专业教育。因此，广告传播学教师很难有效地传授时代前沿的专业知识。广告行业流行的“高校培养不出真正的广告人”、“上大学，不在于学习知识而在于熏陶”的论断，多少也显示了高校广告教学的无奈和滞后。 二、创新教学改革措施 加人wto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人高效快速发展时期。中国)一告业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正朝着全球化和本土化两个方向一匕速发展。而高校培养的广告人才与市场需求错位，广告教育与时代脱节，教育改革到了一个难以回避的关节。面对广告教学的种种弊端，高校广告传播学改革也势在必行。 (一)教学理念改革:观念教学。高校广告传播学教学从单纯地传授知识应转变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涵可持续创新和白主创新两层含义，是广告人才不可缺少的能力。 1.创新能力的培养〔1)从培养学生的怀疑意识着手，鼓励学生多角度、多层次、s_体复合的发现和解决问题，时刻提醒学生各门科学和权威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2)传授学生创新思维的基本理论。创新思维的运行过程，就是“化无穷为有穷”。具体来说:创新思维就是思维过程中首创或独创地选取对象，抽象、舍象对象的属性，动态截取对象时空。(3)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创新思维的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创新思维的结果为概念、学说、观念、对策等，这些结果是头脑中的东西，与客观现实有一定的距离。它们并非纯粹客观，也达不到彻底全面，其本质和主流也不是惟一不变的。创新思维结果的“似是而非性”往往缘于思维观念的一般性、科学的非纯粹客观性、理论难觅“彻底客观”、本质和主流的凸现等。本质和主流是多方面的，不应停留在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表象上，要进一步挖掘新的木质和主流，创新随之而来。 2，努力建立学生思维的多种创新视角。创新视角，是用不同寻常的视角观察寻常的事物，使事物显示出某些不寻常的性质。广告传播过程中，要求视角变化。单一视角泛化，产生不同寻常的创意。创新视角一般有几种相对类型:发散与收敛、求同与寻异、肯定与否定、顺向与逆向、自我与非我、有序与无序等。 3.要消除妨碍创新思维的惯常定势。思维定势是特定思维框架，受实践目的、知识储备、价值标准的影响，往往新定势的形成慢，而旧定势的消亡难。尽管思维定势有利于处理惯常、照例的事物。但是，当事物变化时，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往往束缚创新思维的开展。思维定势，包括一般权威定势、从众定势、唯经验定势、唯书本定势、非理性定势。 4广告传播学教学中，创新思维观念的培养主耍有两个目的:(1)为培养具有再生能力的全息广告人才着想。广告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集的行业。广告策划、广告创意是瞬间万变，日新月异的。因此，全息广告人才必须有独特思维视角和首创思维成果。(2)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理论孕育力量。一告传播学是发展、开放的学科，其理论有待进一步的开发和挖掘。创新思维的建立为透彻理解和把握广告传播学理论提供了资本和财富。 (二)教学模式改革: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包含两层含义:1.教师走出去。教师大多局限于学校，对社会各方面的理解往往是理想化和学究化，较少全方位的把握社会。广告传播学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广告传播实践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很容易造成“就理论讲理论”，脱离实践。教师走出去，走进火热的广告行业，走到缤纷的媒介实践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教学中，才能将理论和实践杂揉到一起，讲得生动，学生学得有趣。但是，现实生活中，广告传播学教师很少出去实践。主要缘于两个方面;(1)目前的广告学系师资缺少，广告传播学专职教师很少。即使有专职教师，也往往兼授其他课程。这种情况下，广一告传播学的教师一年两个学期授课，不能抽出时间外出实践。(2)高校往往侧重于传统的重点学科建设，树立名牌战略。而广告专业是新兴专业，各方面力量薄弱，难以受到学校重视。广告专业的教师外出学习和实践基本卜不一予以批准。.这样，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只能低层次重复，教师疲惫于繁重的课堂教学，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培养的1、一告学生自然不能适应广告行业的发展。 2.学生走出去。学生走出课堂、走出学校，投身于真枪实弹的广告实践。(1)广告专业必须建立高规格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实践提供条件。高校广告专业应利用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技术优势、学科优势，加强与名牌广告公司和媒介联系，作到校企联合、系企联合，优势互补，充分利用。学生有了实践经验，学习有的放矢，针对性更强。同时，学生对教师的要求更高，也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2)学生应有实践的意识。很多学生存在惰性和依赖性，安于现状，不敢走向社会。教师必须灌输实践的重要性以及“走出去”的好处。教师也要鞭答学生，锻炼他们的“野外”生存的能力。(3)学生“走出去”，选择的广告媒介应是多层次、多品种的。既可以选择电视台、电台、网络媒介，也可以选择报社、期刊、出版社;既可以尝试党刊，也可以尝试商报;既可以尝试综合频道，也可以尝试专业频道……多方面的亲密接触，往往造就学生丰富的感性知识、旺盛的求知欲望和科学的学习方法。 3.请进来，指聘请在广告传播方面有特长的人才到课堂传授知识。这些人主要指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媒体经营人员、广告公司精英大多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了解广告传播的现状，把握广告市场的走向。他们的讲授往往生动活泼，具有实用性和引导性。高校广告传播学知名学者，了解广告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引导广告业的健康发展方向。他们的授课，往往具有启迪性和先导性。二者的结合，既可以缓解本校广告传播学教学的狭隘，也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更主要的是，将课堂教学与当前的广告业发展情况结合起来，使广告传播学的教学走在时代的前列，解决了广告教育的滞后问题。 (三)教学内容改革:大系统，小专题。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内容，也不能脱离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应立足于广告专业，开创新的体系。1.讲授传播学的主要内容，即大系统。传播学包括传播史、传播业务和传播理论，即“史”、“术”、“论”三部分。针对广告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广告传播学教学内容的“大系统”应侧重于传播理沦和传播业务两部分。传播理论主要讲授“传者研究”、“内容分析”、“媒介研究”、“受众分析”和“效果研究”五部分:传播业务是大众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实务问题，诸如传者社会影响、内容的窄广、媒介经营、受众的文化品位等。传播业务应杂揉到传播理论中。这样，既有理论的传授，又有经验的分析，广告传播学的“大系统”讲授往往产生良好教学效果。 2广告传播学的教学内容应体现广告专业的特色，开设专题讲授。“大系统”体现传播学内容的完整性，“小专题”表现出专业特性。专题与“大系统”内容是同步的。同时，专题为了深化内容，将传播学的“一般”与广告的“特殊”相结合。讲授过“传播内容”，笔者尝试开设了专题，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笔者讲授“传者研究”、“控制分析”时，开设了“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学生反响很好。“广告传播的导向研究”专题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广告传播过程中，“星”、“性”、“腥”、“洋”等内容泛滥，影响广告业的健康发展;广告传播的社会化功能(向公众传播有关的价值观念、生活理念，倡导一定的行为准则和行为习惯，影响和改变社会生活方式等);广告传播倡导的导向，包括文化导向、价值导向、消费导向及政治导向等;广告传播任何坚持健康导向。这样，讲授内容“博”和“专”结合，学生乐于接受，教学效果自然提高。 3教学手段多样化也是广告传播学创新教学的重点。广告传播学教学中，我们不应完全摒弃传统的教学手段，而应扬长避短，汲取传统课堂教学的优点。同时，更应充分利用新时期的科技成果，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增强知识传授的科学性、娱乐性、实践性和有效性。制作教学课件，采用多媒体教学，枯燥的理论往往变得有趣生动。建立广告传播学实验室，有利于对广告信息传播进行定量研究，尤其对传播效果、受众反馈研究及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广告传播学实验室实验中，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一目了然，个案研究更加客观、科学。利用广告传播学实验室进行教学，不仅具有较强的直观性和实践性，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传播学论文:关于文化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电视节目形态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从当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入手，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置于电视传播的理论语境中考察，分析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电视传播价值。按照其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从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四种类别，并从优化传播效果角度就四种类别提出了各自适宜的电视节目形态。 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节目形态 文化传播是文化从一个系统影响另外一个系统的活动，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在体育文化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发展与传承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与电视传播的缺少不无关系。目前就电视对我国传统体育的传播的研究成果甚少，本文试对电视传播视域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及节目形态作一探析。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社会价值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值得电视珍视的社会价值在于其在全民健身、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的功能。文明的基本动力来自于社会基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体育都在民间自由自在地生长，天然地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体育的本质功能与核心内容就是健身。体育所表现出来的强身健体的基本特征以及对身心的自我培育、锻炼和养护过程，无不包含着健身的客观规律。” 在当下制约中国全民健身活动开展的体育场地、设施短缺问题短时期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传统体育相对于西方现代体育而言对场地、器材要求不高，花钱不多，在各族人民群众中具悠久历史与深厚基础。汉族地区的秧歌、腰鼓、太极拳、木兰扇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霸王鞭、跳竹竿、民族摔跤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超越民族，为更多的群众所喜爱。根据一项对粤、湘、桂、黔、滇少数民族参加体育运动的调查显示，2000年5省区少数民族16岁以上城镇居民仅有48．5％参加过不同程度的体育活动。少数民族居民所参加的休闲体育运动大部分为静态的棋牌。对于广大农村以及沙漠、山地、丘陵等地形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现代体育缺少可行性，所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方便易行，而且可以与民俗、文化、艺术有机结合，缩小我国群众体育发展差距。 近年来，中老年人口在我国体育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大。中老年人普遍对运动量大、技术要求高、对抗激烈的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兴趣不高，而更偏爱节奏舒缓、刚柔相济、群体参与、缓解寂寞、延年益寿的各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群众体育锻炼中80％的内容是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强身健体功能所吸引。2006年，河北邯郸市为了纪念简化太极拳推广50周年，举办了“国际太极拳交流大会”，共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余名太极拳界人士汇聚邯郸，进行太极拳交流、比赛和联谊活动。“中国功夫”在欧洲的影响近年来剧增，据德国联邦多元文化局的数据统计，目前在欧洲学习中国功夫的学员近100万人。各种中国武术、气功和太极拳的协会层出不穷，仅德国就有500多个。正如北京体育大学教授任海接受笔者访谈时所讲，对于电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一座巫待开掘的“富矿”而非“平矿”。 (二)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传播的经济价值 传媒经济学认为，大众媒介的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媒介产品的销售以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等支撑的广告收人以及衍生品销售收人。从调查来看，西方竞技体育的受众群主要为青年男性，而中国传统体育的主要受众群为中老年群体，还有大量的青年潜在受众。在当今健康文化、生命文化的时代特征之下，这个受众群无疑更为庞大。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促进健康、群体参与、大众娱乐的功能对于中老年群体有很强的吸引力。按照“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法则，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具有相当广阔的潜在市场。如果策划得当、传播得法，其电视传播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广告收人，而且会通过面向国外的电视产品与衍生品的多级销售为电视创造良好的经济价值。在访谈中，研究舞龙舞狮的卫志强教授和研究体育新闻传播的郝勤教授都认为，在消费主义的时代大背景下，一定要研究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能为电视创造的经济价值，否则要求电视关注便是一种奢望。据《光明日报》报道，2005年8月至2006年1月，作为中国功夫(武术)首次与现代舞、芭蕾、杂技等艺术完美结合的《功夫传奇》在国际演艺市场上演出150场，观众1l万人次，总收入300万美元。在民族地区，一些民族将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与风情旅游结合在一起，通过举办民族特色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探索出一条传统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路。如贵州的“国际芦笙节”上表演的苗族、侗族特有的斗牛等体育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中外游客和省市电视台记者。每年除了地方电视台全程转播外，还会吸引日本、韩国等国外电视台前来报道。然而，相当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节却因为政府缺乏策划、广告文化传播公司参与不够，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缺席，没有产生太大的经济收益。如青海土族每年都举办的历时数月的号称世界上最长的民族狂欢节“纳顿节”等便不太受电视关注。 二、电视传播视阑下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类别 按照与电视媒介特性契合程度由强至弱，笔者从文化功能上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分为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和已经消亡与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一)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 竞技表演类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是指经过种种实践与改革，逐渐与西方体育模式近似的竞技表演类体育文化项目，其除了竞技性外，多数融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性，并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特色。 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表演项目多达149种，其竞技性强、表演价值高，特别适合电视传播。项目主要包括武术套路与散手、舞龙舞狮以及巧种竞赛项目(花炮、珍珠球、木球、墩球、毽球、陀螺、龙舟、秋千、射弩、押加、高脚竞速、板鞋竞速、武术、民族式摔跤、马术)和藏族马术表演、蒙古族马术表演等。这些项目具备比较完善的竞赛规则，符合电视动态阐释、立体审美、凸现过程、追求悬念的媒介特性。 (二)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 健身娱乐类体育文化是指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旺盛的生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基础，健身、健心、娱乐、益群等功能突出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通常与民俗与传统节日文化融为一体，具有较强的广场文化与庆典文化特色。这些项目部分是在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普遍开展的，具有普适性的文化特点;部分是在特定的民族之内开展的，其民族文化特色较浓。前者如拔河、放风筝、斗鸡、扭秧歌、荡秋千、跳绳、跳皮筋、踢毽子、抖空竹、中蟠、健身武术、太极拳、舞龙舞狮、大众健身操等;后者如瑶族的“跳八音”，蒙古族的打布鲁，苗族的爬竿，黎族、苗族和京族的跳竹竿，羌族等少数民族的推杆等。其中许多项目是在民族传统体育节日里集中举行，如内蒙古的“那达慕”节日大会、高山族的拔河节、汉族元宵节的舞龙舞狮、朝鲜族秋夕节举行的摔跤、荡秋千、跳板，侗族“芦笙会”节日里举行的“芦笙踩堂”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文化虽然不及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那样适合电视传播特点，但由于其在全民健身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民间具备相当的受众基础，电视应该大力传播与推广。 (三)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 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最能体现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重文轻武、修身养性、身心一元、主静尚柔、中庸和谐的整体文化特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其竞技性弱、益智性与养生性强，肢体动作舒缓，强调以意驭气，以精神肉体的合一观为指导，强调“身心合一”，也强调“生命在于运动”的重要，在运动量上追求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庸适中性，受中国儒家、道家、玄学等文化影响较深。典型的文化项目有围棋、象棋、木兰扇、五禽戏、八段锦、易筋经、大雁功、五行掌、金刚气功、鹤翔庄气功、五田运气法、武当龟息功、少林达摩气功、站桩功等。这一类型的传统体育文化因整体主静少动，与电视媒介动态阐释、声画结合、强调动感、立体审美等特性有相悖之处。但由于其在后现代生命文化、保健文化、智力教育等时代背景下的存在价值，按照“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国内外中老年人群中具有大量的目标受众与潜在受众，同样不能被电视所忽视。为了优化传播效果，需要对此类体育文化的电视传播形态按照市场规律与受众需求进行探索创新。 (四)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 已经消亡和濒危类传统体育文化是指那些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消亡或丧失活力、处在濒危状态，对现代民众没有多少吸引力，却是民族风俗、民族心理、民族伦理、民族宗教等文化的载体，具有历史保护与学术研究价值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其中已经消亡的被一些学者称为“化石型”传统体育文化。如已经消亡的传统体育项目马球、十五柱球、跳鞠、木射、击壤以及投壶等。而濒危类是指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自我更新的生命力薄弱，相对其起源，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明显改变，大多数保留有较多的早期原始风貌，往往依附宗教祭祀或封建遗俗中，处在原始文化的混沌状态下，封建迷信色彩浓厚。如迄今仍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宗教舞蹈、祭祀性体育活动等。 三、不同类别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电视节目形态的策划与探索 “电视节目的形态和影响力，成为电视体育传播的‘主流媒介’表达的两个向度。”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种类繁多、文化特色各异、群体参与性强，是人民群众节日中的主要活动内容。优化传播效果的关键是按照适合各自体育文化特点的电视节目形态进行针对性传播。 (一)竞技表演类 竞技表演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适合电视传媒特性，新增量传播。其中竞争激烈、动感强、节奏感强的传统竞技项目(如散打、蒙古摔跤、技击武术等)，与现代西方体育文化接近，可通过赛事直播、录播、电视体育新闻等节目形态传播;观赏类、表演性强的艺术体育项目应充分利用电视的视觉效果，以体育文艺活动，体育庆典活动直播、录播，体育人文纪录片，后期加工的艺术专题片，电视体育杂志栏目等进行体育结合文化的传播。栏目采用“体育新闻”、“媒体扫描”、“减肥纪实”、“体育彩票”和“今日心情”5个版块构成，集资讯、服务、参与、娱乐于一体，.收视率很高。竞技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可以采用“赛事”、“人物访谈”、“故事”、“项目历史文化”、“练习技巧”等子栏目结合的电视体育杂志来传播。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崔乐泉教授认为，应该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适合电视传播的部分开始，分类、分批、分特点、按步骤进行传播。先传播竞技性强、观赏性强的项目，然后带动其他项目及文化的传播。 (二)健身娱乐类 按照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秧歌、秋千、跳绳、踢毽子等健身娱乐类传统体育是融运动与文化于一体，身体与精神共同释放、解放的狂欢体育。电视介人传播时，可以采用广场直播或录播形式、强化节目的群众参与性。也可以借鉴“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形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比赛。对于秧歌、舞龙舞狮、龙舟竞渡等具有广泛民间基础的休闲娱乐、节日庆典体育文化，应以纪录片、旅游风光片、专题片或比赛类“真人秀”节目进行传播。2007年出现了许多格调高雅、健康娱乐、收视率较高的此类节目，如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奥运舵手、火炬手选拔”和“脚斗士”。这些都是策划健身娱乐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电视真人秀节目值得借鉴的范本。 (三)益智养生类 由于益智养生类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静态为主，与电视媒介的视听特性有一些相悖。所以电视在对此类传统体育的传播量上要控制，并且应积极策划效果明显的节目形式，以电视的“动”改良项目的“静”，巩固目标受众、争取潜在受众，变“窄播”为“广播”。以围棋传播为例，中央电视台对围棋不可谓不重视，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由即节目形式太过单一。“围棋被电视传媒逐渐忽略与电视节目的贫乏不无关系。简简单单的新闻报道，千人一面的电视采访，难见新意的大盘讲解，电视在画面冲击、图像再现的优势被大大降低。”对棋类项目的电视传播，除了强化比赛时解说员讲解的娱乐生动性以外，也可从项目的历史与文化价值、教育意义角度，制作文化专题片进行传播。太极传播可适当融人娱乐元素，在不损害太极文化本体的前提下，可适当采用故事、人物、悬念、细节的大众传播文本。 但目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纪录片的拍摄范围和题材仍较为局限，不够全面和均衡，主要集中于武术文化领域，缺乏内容的综合性与历史文化的深度感，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涵挖掘不深。 (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要借助电视传媒挖掘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进行抢救性保护 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有些是因为跟不上社会动态发展的步伐，与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相吻合而被淘汰或面临淘汰。但有些并不是因为其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而是由于其局限于宫廷或不被当时的统治阶层重视，没有在民间传播发展开来等其他原因而消亡的，如我国唐代盛行于宫廷的马球。但马球近年来在西北地区文化旅游产业中成为重要的文化标志而被成功利用，展现了这类体育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 对于此类传统体育项目，体育文化界和电视传媒界都应进行系统的梳理。对于濒临消亡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及其文化也要研究其电视传播的价值，“对那些依然附着在民风民俗中的体育活动，对那些活动方式有着较大的随意性，缺乏有机联系与规则而稳定性差的民间游戏进行整理、提炼，完善其规则，促使其从民风民俗或生产生活中逐步分离出来，走上系统、稳定、独立的发展道路，经过专家和民间艺术家的润色和改良，充分表现其民族特色，使之逐渐成为本民族的一个象征;而对那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练功或健身手段，有待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其神秘化倾向，使其大众化、通俗化，缩短其由“潜”到‘显”的过程。”笔者以为，电视传媒对此类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可借鉴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可’频道等的运营与传播经验，以“民间文化旅游”节目、“探索发现”纪录片等进行传播，此外，对于这类传统体育文化，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应借鉴音乐频道的“民间音乐电视采风”，策划、制作、播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采风”系列节目进行传承。当然，这些节目在传播初期应该首先以社会效益为主而不能过度强调经济效益。 总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凝结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血脉，是维系民族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因此，深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电视节目形态具有凝聚社会、融和情感、增强人民群众体质、构筑和谐的重要功能。 传播学论文:洋务派体育行为选择的文化传播学分析 论文关键词：体育史；洋务派；文化传播；解读 论文摘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和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洋务派选择了类似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揭示传播路径(本研究姑称“汤氏定律”)——由表及里、由易到难的“渐进式”——接受西方近代文明，即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的近代化之路。汤氏认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器物文化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反观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先是了解“制器”，引入枪洋炮；继而学习“洋操”，亦即西方的军事体育，以便获得与洋枪洋炮相匹配的战术素质；近代体育从器材到观念亦紧随“洋操”之后接踵而至。可见，以“汤氏定律”为参照来解读洋务派的体育行为选择的路径，当会对中西体育文化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有所启发。 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练兵制器”和引进“洋操”的主张与实践揭开了大规模西学东渐的序幕，中国近代化历程由此起航。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我国学习西方加速现代化之路的30年，“同样也是新西学东渐的30年”。反思和总结这30年的辉煌成就为学界热议。故本研究拟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化何以从“练兵制器”始，“练兵制器”为何选择西方体育。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依旧，文化传播规律未变，解读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无疑有益于加深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包括体育在内的辉煌成就的认识，从而使中西体育文化交流和中国体育现代化更为理性。 1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 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国门被迫打开，列强纷至沓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通商、割地、赔款，导致了中国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再加之国内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统治受到冲击，危机四伏，中国面临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走出“内忧外患”的困境是当时国人急需解决的历史课题，洋务派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洋务派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与壮大起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教育且付诸实践的清朝统治集团内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派虽然成分十分复杂，但是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主要代表，均为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底的儒臣、学士。面对“内忧外患”的事实，洋务派认为中国应该“随局变而变革”，但“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局变，扭于目前苟安。”他们意指，祖宗走惯的老路已远远不能应付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必须探索新的出路，寻求新的对策，方能维持统治。 洋务派选择了向西方学习的自强之路，以挽救统治危机，并提出自强首先要“练兵”。洋务派总结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洋务派选择了“外敦和好，内要自强”的策略，即对外要以信义笼络列强，与列强和好，对内要学习西方，自图振兴，以求“自强”。奕诉等上奏说“窃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洱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深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曾国藩提出“使彼西洋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李鸿章认为，“欲使西人长技中国皆能睹悉，然后可图自强。困”左宗堂说:“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和不师其长以制之。”洋务派所说的“西人长技”是指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军队。 当处于弱势文化中的人们遭遇强势文化时，对强势文化会产生潜意识的向往。所谓强势文化，主要是指代表了更高生产力水平，能够向其他文化单向流动并产生强烈影响的文化。强势文化的传播特征主要是从高文化区向低文化区单向流动。文化本身具有流动性，它一经形成，就会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强势文化更是如此，由于它代表了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其外溢性就更加强烈，在文化之间的交流中，主要体现为它朝生产力水平更低的区域单向流动。用近代科技文明武装起来的“坚船利炮”相对于“弓马骑射”无疑是强势文化，在两次鸦片战争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洋务派惊羡不已，决心要训练一支与西方军队一样的新式军队。中国自古就重视军队中的体育，早在西周时就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体育在练兵中的作用对于饱读经书的洋务派来说，不可谓不知晓。中国传统体育已不能适应以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新军”训练的需要，李鸿章说:“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操练洋枪必须步伐整齐，号令纯一，才能达到施放有准的目的(所谓步伐整齐，就是队列、队形等方面的操练;号令纯一，即“立正”、“稍息”、“开步走”、“托枪”之类口令;所谓枪炮精良、施放有准)。洋操可助操练洋枪洋炮，于是“洋操”符合洋务派“练兵制器”的口味，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 2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文化学解读 文化传播规律揭示，强势文化必然征服弱势文化，弱势文化必然自觉地学习和接受强势文化。鸦片战争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和中国文化的弱势已显现，洋务派为了“御侮图强”不得不作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的选择。洋务派学习西方走近代化之路有四种思维方式可选择:“中体中用”、“中体西用”、“西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四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说是两条近代化道路:一是日本式的全盘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西方近代文明为中心来融合本国文化走近代化之路;二是汤 氏定律式的渐进地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以本国文化为底蕴来消化西方近代文明走近代化之路。洋务派选择了第二条道路。任何文化的历史都可作为文化价值、文化理想及文化行为的起源。历史可帮助回答像为何采取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活动方式这一类的问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制约着洋务派的文化选择行为。 第一，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神圣职责要求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自成一体的根基深厚的大陆性文化，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中国在文化上是早熟的。因此，中国早就确立了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等相传所确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被中国士大夫认为是无比优越的“价值道统”。正因为“价值道统”是“无比优越的”，所以士大夫们把“道统”奉为“圣教”，亘古不移，“道统”高于“法统”，因而王夫之说，“无恒器而有恒道”。并且把维护“道统”视为自身庄严而神圣的职责。为此，为了能够从不断变化的时势中吸取文化资源来维护自认为无比优越的“道统”，中国士大夫们还创造了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作为具有中国士大夫血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洋务派理所当然地负有维护“道统”的历史使命，李鸿章说，中国的“文物制度”远比外洋优越，不仅不应摒弃，而且“欲求驭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虽然洋务派也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先进性，但是，他们要坚守儒家知识分子的使命，如若选择第一条近代化之路，也就意味着丢弃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放弃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是洋务派无论如何不愿去做的。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古就有主动学习强势文化的传统，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并按中国文化改造日本社会，因而有学者说，日本文化像洋葱头，每册开一片都可以看到与外来文化融合的影子，剥到最后，找不到日本文化的核。 第二，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驱使洋务派选择第二条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是把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扩展唯一形式的观念;二是视文化有高低、轻重、内外、优劣有别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文化中心主义观念催生了中国士大夫强烈的文化优越感，他们认为，中国所以为中国，即在于中国有其不可企及的文化中心地位，而历史上中国文化对于周边民族文化的强势，无论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还是佛教东来最终都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了，更加强化了这种文化优越感，明末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曾这样评价说:“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相伴于文化优越感而生的是“以夏变夷”文化心理和“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面前，中国文化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但是学习西方的根本动机仍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薛福成说:“诚取西人之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张之洞也说:“泰西之器以卫中国圣贤之道”。日本与中国不同，日本人没有沉重的文化中心主义包袱，很少有“夷夏大防”的文化安全心理。 洋务派为何选择学习西方的科技等器物文化，而不是制度文化或精神文化?我们认为原因在两个方面。 第一，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人们首先感知和理解的是文化的外层。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个整体，由三个层面构成，最外层是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疏;中间是制度层面，文化价值密度较密;最核心的是内层，是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也是文化价值最密集的一层。 当两种文化发生交融时，文化是以整体形式出现的，但是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文化是文化的外层，最容易被人们所感知和理解。当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虽然西方文化以一个整体形态大规模传人中国，但魏源首先感知到的是西方的军事，他说，西方强于中国在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由于国人被文化中心主义意识麻醉，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里，因而他的呐喊没有得到国人的认同和共鸣，变成了无声的呐喊，所以国人对西方文化认识没能进一步深人。洋务派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看到的或亲身感受到的仍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我们从1874年12月李鸿章的一份奏稿不难看出，李鸿章说，西方“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第二，科技等器物文化的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经受着考验》一书中写道:“当一根运动着的文化射线被它所碰撞的外在机体的衍射成科技、宗教、政治、艺术等学科成分时，其科技成分比宗教成分易于穿透得较快和较远。……文化辐射中各种成分的穿透力通常与这一成分的文化价值成反比。在被冲击的社会机体中，不重要的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小于决定性成分所引起的阻力，因为不重要的成分没对被冲击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造成那么猛烈或那么痛苦的动乱的征兆。这种对辐射性文化的最小成分作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运动一条不幸的规律。”大意为:当两种文化发生碰撞时，器物层面文化价值密度最小，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也最差，对生活在被冲击文化中的人们因价值变动较少而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因而文化抗阻能力最弱。 器物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了它们文化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价值意义，如射箭，它是一项运动项目，本身是中性的，中国人可以开展，外国人也可以开展，但是，有价值取向的人赋予它特殊目的时，射箭就有价值意义了，如孔子用它来作为“扬礼达仁”的工具，于是射箭就有了“射礼，’;军事家利用它来为战争服务，射箭就有了军事价值。然而这些价值意义是依附性的，不是科技等器物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人们原有价值体系冲击不大，受到的抵抗力最小，文化穿透力也最强。而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就不一样了，任何制度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文化土壤，制度自身的演变过程是沿着由习俗性产权规则(文化)到多边声誉机制(规范，隐含合同)及正式的第三方实施机制的逻辑线索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制度是人们基于一定价值取向而制定的，并随人们价值取向的变动而变迁的，制度文化本身就包含价值体系，是价值体系的外化。精神层面文化之所以是文化的核心，是因为精神层面文化是价值体系的代名词，是该文化存在的根本，是该文化体系下人们安身立命之所在。如果该文化的精神层面文化发生严重危机时，这一文化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所以，由于文化价值密度细疏程度不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器物文化最容易穿透，其次是制度文化，最后是精神文化。 洋务派作为清王朝的臣子，有维持清王朝统治的责任。若要挽救“内外交困”的时局，再不能默守陈规，李鸿章说:“吾国墨守旧法，不适于今世，为有识者所公认。”必须承认中西方的差距，向西方学习，走西方式军事近代化之路，方能维持统治;作为儒士，有维护儒家价值道统的职责。中国文化的弱势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已显现，洋务派自觉地运用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为维护儒家价值道统所创造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寻找“夷技”的“致用性”，补中国文化之不足，以维护儒家价值道统;作为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有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势力的需要。清政府视人民反抗为心腹大患，“防民甚于防夷”。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处于绝对的决策地位，满汉矛盾的历史阴影和现实，使清王朝既要借助曾、李等来维持封建统治，又要设法加以制肘，以防尾大不掉之势。曾、李等既要巩固和发展自己集团的势力，又不能突破清政府藩篱，不得不进行精心选择。所以，洋务派选择了既不违背传统又能吸收新知识的“中体西用”思想方法，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学习西方科技、军事、体育等器物层面的外层文化，因为这样的选择对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破坏性和影响力最差，价值变动较少，带来的精神痛苦较小，文化阻力最小，文化穿透力最强，因而，既能得到清政府的支持，又维护了儒家“价值道统”的中心地位，还可减少顽固派的反对，文化选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在一种文化冲突中，一旦在被冲击的社会防卫中打开一个最小的缺口，一个事件就会不屈不挠地继续引发另一事件。”文化的变动不会永远停留在器物层面，器物层面文化的变化必然继而引起制度层面文化和精神层面文化的变迁。历史的演进按照规律有序地进行着，中国近代化之路按规律安排的正常轨道由洋务时期的“练兵制器”到维新时期的“制度变革”再到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转型”有序地展开，中国体育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 3洋务派体育选择行为的历史地位 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表面看来带有随伴性，洋操是被洋务派伴随洋枪洋炮引进中国的，实质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产生的必然结果。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史上可以说是转折性的，对促进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和中国体育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体育文化功能认识的深人均发生深刻的影响。 第一、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促进了中国体育文化的转型。体育文化是以身体运动为载体的文化，身体运动文化虽属外层文化，但受运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支配，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重礼轻利，因而造成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向来都缺乏竞争意识，耻于竟争，形成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体育文化。洋务派被西方强势的军事文化所吸引，大规模引进洋操，从而开始引进西方体育文化。虽然洋务派初识西方体育文化，还不知西方体育文化究竟为何物，但西方体育文化中的重竞技、讲平等、求实效的体育理念伴随洋操的引进而传人中国，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随着“学然后知不足”(梁启超语)的深入，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杆走近代化之路的中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文化价值层面不断认同西方体育文化，中国体育文化不断由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精神型向以重视生命价值、追求平等竞争为核心的竞技型体育文化转型。 第二，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开启了中国体育近代化的航程，从此建构了中国体育社会中西两种体育文化对立与融合的格局。学者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间题》一文中说:“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历史反思集中于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和为什么中国未能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因此，我们认为洋务派引进“洋操”是洋务派思考中国如何实现现 代化的自觉选择。“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 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洋务派以及继往者不是融合两种体育文化，而是复制西方体育，并不断强化西方体育功能，中国体育社会民族传统体育一元结构被打破，使中国近现代体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西方近代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在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中并存’，的格局。以至于中国传统体育逐渐被压缩至农村，被赶出了学校，越来越被边缘化，造成了今天的人们思想深处已形成“体育就是田径、篮球、排球、足球等”的思维定势。 第三，洋务派大规模引进“洋操”，重拾体育在教育中的功能，揭开了近现代学校体育的序幕。虽然中国古代体育文化中曾重视体育的教育价值，如古代教育的“六艺”有射和御，比较注重“身体的运动”在教育中的价值，但至东汉时期始，先秦时期、秦皇时期和汉初之年的尚武风格从此变成了地道的“重文轻武”，这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体育从教育中隐身，仅注重体育的养生、军事、娱乐功能。虽然洋务派根据练兵自强需要有选择地引人西方的“洋操”，独注西方体育的军事价值，造成了我国近代体育的具有强烈的军事性质。但洋务派为培养洋务所需的人才，先后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学堂和军事学堂，如京师同文馆、北洋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等，在这些新式学堂中，仿照西方学校课程设置，一般都设体操课，体育从此走进了近现代学校，日渐成为学校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在列强侵略和国内危机四伏的背景下，洋务派立足中国文化传统，白觉地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维方式和体用思想，创造了“中体西用”理论，它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揭开了中国文化走向了世界和中国体育文化近代化的序幕。正是有了洋务派按照汤氏定律学习西方选择“练兵制器”的不足，才会有维新派、革命派、五四先贤们的“知不足”，才推动了中国社会及体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洋务派的体育选择行为虽然是随伴性的，却揭开了中国体育史的重要一页。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研究述评 戏曲文学在国际国内都因戏曲艺术的独特表演形式而备受关注，也不断得到学术界的阐释，形成了相对厚实的学术积淀，成为我们提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学理基础，并对我们开展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西方，戏曲文学起源早，影响深，并且对西方哲学、文学、绘画以及当代电影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加速，使得文化全球化及其应对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像斯坦利霍夫曼的《全球化的冲突》、约翰汤姆林森的《全球化与文化》等论著，让我们联想到从本土文化艺术研究可以获得应对外来文化入侵的应对策略。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邓启耀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鸠山弘一教授和柳生次郎教授、韩国李夏成博士等更是在较早些时期便对云南戏曲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先后到昆明、大理、楚雄等地进行考察，对云南戏曲走向世界起了重要作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月》、马丁艾斯林的《戏剧剖析》、莱辛的《汉堡剧评》、鲁道夫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乌格里诺维奇的《艺术与宗教》等对我们关注和讨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相关问题提供了全球化的这一全新的视角和间接材料。 在我国，戏曲与诗歌、散文、小说一起并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东方化的审美取向和综合众多艺术样式的表现手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自20世纪初期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古代戏曲文学的研究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戏剧史》《元曲家考略》《南戏拾遗》《古剧说汇》等著作，无论是在剧目整理、作家考辨、戏曲史等基础研究方面，还是在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文化学、艺术发生学等深层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戏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戏曲志云南卷》对云南的戏曲历史以历史性观点作了梳理，列举了云南戏曲史上的重要事件，流行剧种等，是一部较为翔实的对戏曲艺术进行整理的著作；《云南地方戏曲剧种史料汇编》系列丛书按剧种、剧目、音乐、艺人等系统，分别对云南地方戏曲中24个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史况以及音乐特色等作了详略得当的介绍；李安志、徐志强等主编的《西南文化史》把云南戏曲史作为其文化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着重介绍了元代昆明水浒戏、明代关索戏、少数民族杂剧作家作品，但该书并未以云南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民族文化的自我传习、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此外，尚有对某些具体的剧种，如白剧、傣剧等戏曲作品、流派群体的研究著作、论文等，这些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深入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基础，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显然我们从以上对国际国内研究现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更为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表演艺术的戏曲，从其剧种、剧本、表演及传承等方面有所研究，但忽视了从文学样式的角度探讨其文本文化、文本创作、文本发展历程及其与地方、民族的关联。 讨论分析 从目前来看，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中，研究范围狭窄和文献资料不足这两大问题严重困扰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深入。尽管我们在整个戏曲研究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云南地处边陲，相对于发达的中原文化而言，云南的文化则显得封闭和落后，广大研究者在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很难找到切实可靠的研究资料，缺乏可以示范的研究方法和案例，导致文学研究与民族文化研究处于一种脱节的状态。故而关于云南戏曲文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亟待提高。所以从长远看，选取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为视点，有利于从内涵方面和外延两方面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经济文化建设中趋向能力发展的均衡、公平，促进云南戏曲文学在云南文化建设及教学科研中的实效性。开展“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研究”应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重在对云南古代戏曲孕育、形成、发展的系列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文化和比较的方法，针对云南戏曲文学研究中的缺漏与不足以及云南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等现实，结合西部大开发及桥头堡建设战略的实施，选取文学研究中地域与民族文化特征为切入点，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系统研究，解剖各个时期、不同民族的作品，分析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生的一般现象、基本条件、规律与特点，着重阐释云南戏曲文学的地域及民族文化特征，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一般性规律，反映云南本土文化的发掘与构建、旅游文化的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为云南戏曲文学的研究与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为地方文化教材开发与建设创造有利条件。具体来说应主要关注以下内容： 一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传统的重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这是非常细致的事情，短时间内不容易见成效。”[2]111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中，从公元前3世纪楚人庄蹻率兵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云南的戏曲艺术活动见诸典籍多是“征巫鬼，好祖盟”的巫术礼仪活动。公元738年，唐册封南诏首领皮罗阁为云南王，唐赐南诏胡部、龟兹音声各一部，794年南诏遣使到长安演奏《夷中歌曲》和《南诏奉圣乐》以及1116年大理国随使艺人到宋朝表演“五花爨弄”，是云南与中原进行戏曲表演艺术活动交流及云南早期戏曲活动的痕迹。此后，在中原戏曲发展的繁盛时期，历史文献中却没有关于云南戏曲活动的记载，只有一些诗句中提到了傩舞和梁王府蓄养的优伶，即便在后期云南戏曲逐渐繁盛并奠定了“滇剧”的地位，但作为文献研究的云南古代戏曲仍然显得十分单薄。因而，作为戏曲文学研究的根本性内容的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通过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与作品的梳理，我们才能进一步厘清戏曲文学发展线索，重建云南古代戏曲文学体系。具体来说要重视对云南戏曲文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变化分析，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作家梳理与分析，重视云南古代戏曲作品与同时期中原文化的渊源及比对，重视对云南古代戏曲不同剧种作品的归纳与整理及其深入分析。 二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地域文 化特征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中区域文化产业只有以本民族的、本土的、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世界注意并且推向全球。”[3]33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到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军队及大量移民进入云南，加之在云南大规模开矿后带来的经济繁荣，各种戏曲声腔也纷纷传入。清初，一方面省外各种声腔、戏班继续进入云南；另一方面，云南的戏班和艺人刘二官等也出外演出，出现了著名的祥泰班，雷家班等，他们熔合石牌、楚腔、秦腔等声腔表演艺术并使之地方化，形成了滇剧三大声腔中襄阳、二簧两种，至此之后云南戏曲文学得到逐步丰富，为“滇剧”的形成繁荣奠定基础。可以说，每一种文化艺术都是植根于一定的地域环境中，都具有地方性特征。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外来戏曲艺术的接受也有对地方文化传统的继承。因而，研究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就不能忽视对其植根的地域文化特征的研究。具体来说要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分类的调查与分析、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分析、关注云南古代戏曲剧种的空间分布、关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影响的地区、时间差异、关注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地域性特征的现代启示的研究。三是关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云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这也是云南这一区域范围内最为传统、最为有地域特色的地方。在云南古代戏曲文学发展历程中，正如民间的社火观灯活动渐趋与云南民族民间原有的“祭土主”“祭本主”风俗融合而成为祭祀性的花灯歌舞活动并演出《瞎子观灯》《包二回门》等剧目一样，地方原生性的民族民间传统祭祀仪式、节日礼仪、民族歌舞等在一定程度上与云南古代戏曲走向了融合。特别是在康熙道光年间，出现了一批“民家曲以民家语为之”、“静夜华灯演苗戏”的白剧、苗剧等少数民族戏曲表演样式；以“哎咿呀”腔流传的壮剧；把《封神演义》译成傣语演出的傣剧；从语言到音乐等都彝族化的彝剧花灯《打花鼓》等，标志着白剧、苗戏等少数民族戏曲的出现。到咸丰同治年间，更有张铭斋等在杜文秀帅府演出了《二进宫》《绝缨会》《取高平》，这三部剧在滇剧中分属“胡琴”“襄阳”“丝弦”三个声腔的剧目，这既说明滇剧声腔的成熟，也说明云南民族文化与戏曲文学发展的结盟。我们始终坚信“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反映，深受民族文化的浸染，作为一种符号它表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因此，要了解每个民族的艺术，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4]13故而，探索云南戏曲文学发展与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旅游文化开发与利用方面的普遍需求、困境与出路，必须深入挖掘置身民族文化海洋的云南戏曲文学的民族文化特征，特别是要加强对云南古代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品的分类与梳理、少数民族戏曲文学对主流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戏曲文学作家的身份认同及创作研究、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分析、对云南古代戏曲文学民族性特征现代启示的讨论。 四是关注少数民族特色剧种剧目的研究。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有汉、彝、白、拉祜、哈尼、壮、傣、纳西、傈僳、佤、回、瑶、苗、藏等26个民族，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滇剧、傣剧、白剧、彝剧等富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剧种，它们和川剧、评剧、京剧等外来剧种共同构成了云南的戏曲系统。但各民族剧种的发展是不均衡的，造成这种不均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呢？除了地域、文化、民族特性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深入的分析和探究，学术界重视和研究程度不够。另外，从现有剧目资料来看，不管是彝剧、云南壮剧，还是白剧、傣剧等都和中原戏曲剧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我们缺少细致的分析和整理，对其继承和发展关系的讨论不甚了了。再次，我们在讨论戏曲文学民族性时，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不够，导致在翻译中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舛误。尤其是古代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的翻译整理工作，几乎没有突破和进展。 结语 云南是一个民族文化聚集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民族文化和外界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和汉文化、藏文化，甚至和整个东南亚、南亚文化都有关系。“文化特色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文化自我植根的土壤去挖掘资源，获得活力，形成文化的地方特色以赢得发展机遇。”[5]86云南戏曲文学作为云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汇聚了云贵高原足量的文化特征和鲜明的边疆色彩，探讨云南戏曲文学的创作状况、发展历程，可以使其艺术、文化价值得到新的阐释，从而揭示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文化大省形象和弘扬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学景象与时代价值，通过对云南戏曲文学在民族认同、冲突、融合、互补中的现象梳理与分析，可以在社会文化层面上启迪民族和谐意识，促进云南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为全球化背景下戏曲文学的发展寻找可资借鉴的理论材料与创作经验。这对于云南增强竞争软实力乃至其可持续发展以及“两强一堡”发展战略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本文作者：吕维洪 单位：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 关爱和先生是已故的近代文学研究学者任访秋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我国最早的近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之一。他是我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至今20年左右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总体来看,他研究的领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全面奠基层面,二是文学思潮论层面,三是文学流派论层面。当然,这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贯穿这三个层面的是作家及其创作研究,这里的创作研究不仅包括文学作品,而且包括政治思想、文学理论等内容。第一个层面作为基础,多表现为显在的作家创作论,而第二、第三个层面则作为一种底蕴,更多地表现为内在的精神把握。其实,这种内在的精神把握在第一个层面中不管是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还是作家作品论都已经表现出来了,有的篇章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剑气箫心龚诗魂》对龚自珍诗作精神的领会,《论老残》对刘鹗笔下的人物老残内心的把握,都明显地表现出关先生深邃的穿透力。 奠基层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即近代文学史及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和作家及其创作论。关先生在近代文学史的建设方面可谓功不可没,他第一个建议编写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教材,任访秋先生极力赞同,并着手编写。关先生任上编的主编,并在全书中撰写了《桐城派的中兴与复归》、《清末常州词派》和《近代戏曲》三章,这三个领域关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和深切的体会。由他主笔的《〈近代文学史〉绪论》(三人合作)是一篇提纲挈领的史论,既宏阔又精辟,既晓畅又深刻,充分体现出论者敏锐的洞察力。教材问世以后,反响强烈,被国家教委评选为优秀教材,并被推荐为全国高校近代文学课程通用教材。作家及其创作论的成果主要有《龚自珍文学思想散论》、《蒋湘南文学略论》、《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陈衍的诗论及诗作》、《谭嗣同文学略论》、《柳亚子简论》、《辛亥革命烈士宁调元诗文简论》、《苏曼殊译作述评》(均见《从古典走向现代》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版)、《剑气箫心龚诗魂》(《文学遗产》1993年第5期)、《论老残》(《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这些论文做得很规范又很扎实,从作家的年谱、思想发展过程、文学思想以及创作的内容与特点等诸多方面作了充分的考察和论证,资料详实,论述精当,这些被关先生谦称为早年“习作”的论文给人以成熟之感,这是关先生受任先生巨大影响和严于律己、刻苦钻研的结果。关先生在文中曾说任访秋“先生十分注重研究生的基本学术训练。入学之初,先生曾提议我从近代作家的年谱与诗文系年做起,我试着做了龚自珍等一两位作家,……所写的论文《蒋湘南文学略论》受到先生的好评。”后来的《剑气箫心龚诗魂》和《论老残》两文可谓炉火纯青,前者用“剑气箫心”四个字概括了龚自珍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关先生精辟地论述道:“在气象万千的‘剑气箫心’中,包蕴着处在封建社会濒于崩溃之历史时期,渴望变革风雷而又黯然神伤与秋气暮霭,怀抱幽怀孤愤而又充满奇情逸气诗人的人格期待,人生态度和诗美追求。”后者用四个形象不同的老残把老残解剖得淋淋尽致,在老残身上“集中地体现着作者试图赋予作品的思想意义,老残的性格、情趣、见识、议论,无不在作品中代表着作者的声音。老残不仅是一个手摇串铃、流浪江湖的行医者,还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纷乱与艰难时局的亲历者、先觉者及预言者。走方郎中之老残与哭泣扶危之老残、形体流浪之老残与灵魂惊惶之老残叠印重合,浑然一体。新旧裂变的时代与忧思深广的刘鹗创造了老残,老残记录着时代的裂变与作者的忧愤。”这样精练的理论概括,没有深邃的思想穿透力是难以达到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论与文学流派论为此后这两方面的专着作了坚实而有力的铺垫。 第二个层面的成果主要有专着《悲壮的沉落》和论文《近代文学观念的变革》(载1986年)、《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未定稿》1986年)。《梁启超与近代文学启蒙》(《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等。 在《悲壮的沉落》一书中,关先生从晚明人文主义的昙花一现到清末古典主义的逐渐式微,从嘉道之际言关天下与自做主宰的文学精神到惊秋救敝与忧民自怜的文学主题,从鸦片战争时期民族灾难与诗海潮汐到诗潮的情感流向、意象群与客体形象系列,从宋诗派自立不俗与学问至上的双重期待到桐城派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的两难选择,从太平天国与曾国藩集团对峙的观念冲突与文化论战到功利实用的文学价值趋向与战争背景下的情感世界,从侠邪小说的忠义观念与英雄驯化现象到情爱旨趣与狭邪心理等等都作了十分充实的论述。关先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注意避免机械化倾向,运用辩证的眼光审视研究对象,在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认真揣摩体悟,不作空疏的议论,不下大而无当的断语。他的论断自然贴切,符合理论与创作实际,而且鞭辟有力,入木三分。以太平天国和曾国藩集团两个文学空间来说,虽然双方的观念相互对峙,相互冲突,但是文学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一致的,都持实用功利的价值观。以19世纪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侠妓题材的小说来说,关先生避免对其作片面的价值判断,而是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从当时的文化变动与小说主旨的表达,到侠妓题材形成的原因与其主题模式的建构,论证了侠妓小说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样得出的结论便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必定令人信服。 第三个层面的主要成果有专着《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以及论文《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的文学活动与作用))(《文学遗产》l 984年第5期)、《嘉道时期的桐城派—姚门弟子思想与创作述略》、《桐城派的立诚求真与道统文统情结》、《姚鼐的古文艺术理论及其对桐城派形成的贡献》、《守望艺术的壁垒—论桐城派对古文文体的价值定位》(《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清末常州词派概说》,而宋诗派、常州词派和选派等流派有待完成。 《古典主义的终结》一书从桐城派的历史承续、发展轨迹、古文理论、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之关系以及五四先驱眼中的桐城派等六个方面展开全面而详细的论述。论者开篇就从唐代古文谈起,勾勒了古文一派的发展脉络,直追桐城派,继而描绘了桐城派兴衰嬗变的轨迹,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在初创期,桐城三祖—方、刘、姚分别创立义法说、神气说、刚阳阴柔与神气律声说;在守成期,姚鼐晚年讲学江南,广传弟子,守望门户;在中兴期,曾国藩私淑姚鼐,雅好古文,融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于一体,以坚车行远为目标,别创湘乡派;在复归期,吴汝纶重提方、姚传统,抑闳肆而张醇厚,黜出雄奇而求雅洁,倡导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研究,论者抓住了其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与限制性因素,桐城派既追求理论创新,又有道统、文统情结;既讲究义理与考据,又注重辞章; 既重视实用价值,又要求审美功能,这些矛盾使桐城派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异常复杂和艰难。同时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艺术范畴及其构成作了十分简洁的概括,即义与法、雅与洁、神气与音节、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阳刚与阴柔。桐城派的古文创作,关先生用由狂悖不驯而至清真雅正,因时 立言与立诚求真,扩姚氏而大之与并功德言于一途分别概括了初创期、守成期与中兴期的古文创作。后期桐城派像一根脆弱的联结母子的脐带,无力地粘连着古典文化和文学与五四新文化和文学。关先生对桐城派的研究可谓得桐城派之精髓,从桐城派诸家的理论实质、创作精神、流派的发展以及论者的行文都具有一种桐城派古色古香的气息,而且深深窥见桐城派理论与创作的精髓和实质,达到这种境界,非智者不能为也,也非一日之功所蹴就,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习得缺一不可。 关爱和的近代文学研究,从形态上来说,有作家及其创作论、文学史论、文学思潮论、文学流派论;从文体上来看,有小说研究、诗歌研究、散文研究以及戏曲研究;从时间来看,从晚明到清末再到现代,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他的《悲壮的沉落》和《古典主义的终结》两部着作可以说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座高峰,前者是对文学思潮的研究,后者是对文学流派的研究;前者对不同时期的文学潮流、文学思想和文学精神做了系统的梳理、辨析与整合,后者对桐城派古文作了全面的客观而公正的审视与剖析。如果孤立地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就会损害其学术价值,只有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中去,这些成果就会熠熠生辉。我们知道,五四文化先驱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肩负着特定的文化和政治任务,他们彻底地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近代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横向移植西方的现代文化,把桐城派和选学派批判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在当时以至于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因为他们为近代文学做了不切实际的定性论断,再加上后来中国复杂的历史进程,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和文化学者思想意识与思维模式的单一性,使得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文学与文化具有了十分偏颇的认识。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时期是中国文化的断层时期,在此之前,中国文化已经断层,几千年的古典文化发展到近代便断然终结,五四新文化只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横向移植,这就全盘否定了中国近代文学应有的历史地位。如何评价近代文学与文化,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就摆在中国学者的面前。关爱和先生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古典与现代这一天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毅然断言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虽然这一断言并非为他一人所提出。特别是他的《古典主义的终结—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学》这一着作从侧面说明了五四文化先驱批桐城派为“桐城谬种”的偏激与偏颇,五四文化断裂论断的虚妄,从正面论证了桐城派肩负了中国文化与文学承上启下的历史重任。没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迅速的,如五四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同;也没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缓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学术界对近代文化与文学在观念上的改变不知是属于前一种状况还是后一种状况,不过关先生以其研究试图扭转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误解与盲视,极力恢复近代文学的历史面目,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也是关先生作出的杰出贡献。 文学研究论文: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辨析 一、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1)文学 文学研究 文学究竟是什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众所周知,现在我们所指的“文学”一词对应的是西方的literature,意指在某一特定的研究领域内所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也可翻译为“着述”,即“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着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着作’,或者‘书本知识’”。[1]此处的文学指普遍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文学,而尤指我们当今所说的经典文学作品。顾名思义,文学研究指的便是关于经典文学作品的研究。 (2)文化 文化研究 关于文化的定义却向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西方学者的解释中,尤以泰罗尔的“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智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得的其他的一切的能力与习惯”[2]为代表。 乔纳森·卡勒更加认为因为文化研究是“理论”的实践,由于理论本身的难以界定性,这显然也不是一种容易理解的方式。乔纳森·卡勒进一步解释,文学研究是包罗万象的:莎士比亚和打击乐、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关于过去的文化和关于当今的文化这都是属于文化的范围,有学者指出:“文化研究是一种跨越学科界限的研究趋势,而不是一门学科本身”,所以它“拒绝界定,坚持差异,维持传统的系别资格”。[3]同时,在人文学科的多种理论中,如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理论以及酷儿等理论中,也分布有文化研究的身影。 由上得知:首先,文化研究拒绝成为一门确定的学科,没有明显的学科界限;其次,文化研究关注的是边缘性问题,具体到文学研究中,文化研究关注的就是在文本自身以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最后,文化研究把打击乐、低俗文化等非经典文化提高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所以说文学研究尤其是经典文学研究,只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被文化研究所涵盖。 二、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学研究中出现 就文化研究本身来说,它的发展源自于传统的英国文学,二十世纪初,英国的文学研究界被“利维斯主义”统领,这一学派主张文化指的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和艺术。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对工人阶级生活的关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为新的研究方向,有着直接的反学科动机:一方面要与过去以细读文学文本为衷心地旧文学学科决裂,另一方面还要与坚持经济化约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学说决裂。”[4]文化研究在九十年代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引领文学研究的风潮,随着大众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学科界线被打破,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界线也愈见模糊。 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被公认为当代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我们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就在于它的文学研究,另外,伯明翰学派的着名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没有排斥文学研究,反而有利于扩大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从另一个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论是方法完全可以引进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从传统的诗学研究走向开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应该是广阔的。”[5]由此可知,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顿,相互促进。 三、文化研究会导致经典文学的毁灭? 由于文化研究是随着当代的各种新兴的大众文化而兴起的,面向的研究对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经典文学范围之外的边缘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已经不仅是书本读物,更为广泛的是电视、电影、网络。我们不禁扼腕,难道时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将经典文学逐出研究范围么? 首先,文化研究脱胎于经典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随着利维斯主义的产生而出现,作为一个跨越多种学科、文化、艺术门类的研究领域,“文化研究一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开列一个经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单,试图以经典文学来向读者大众进行启蒙,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6]由此得知,文化研究兴起的初衷是为了普及经典文化,促进经典文化在大众中的发展进程。 其次,文学研究(包括经典文学研究)只是现在文化研究的一个方面,关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卡勒说“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7]在关于是何种类型的包括中,卡勒又进行了分析,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由以上两点我们得知,文化研究脱胎于文学研究,从文学研究中生成,后来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断扩大从而使文学研究只是属于自身的一个方面,所以二者之间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对于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冲击极具毁灭性这一点来说是不成立的。 再次,文化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为文学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论的实践,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个可以界定的学科,所以,当今中国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现代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大众文化研究、消费文化研究等等。”[8]正因为文化研究涵盖了众多的学术领域,有着多种理论的支持,当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时,便可以有多样的视角和维度。 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称作“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且,这只是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朱寿桐指出“作为方法论的文化研究其实不过是文学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许是文学研究历史中固有的一环,甚至可能是最为基本的一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学现象和内涵的一种基本方法。我们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经典文学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会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领域,从来能够促进文学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发展。文化研究的这一点又带动了文学研究的发展,更有利于经典文学的发展。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 古代文学研究 论文摘要: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具有着其自身重要的作用。文学史料与历史实际相比较而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不可将文学研究与文学史料相等同。本案主要阐述了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因素以及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旨在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参考借鉴。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 内容摘要:谢天振的《译介学导论》以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为研究本体,以文化意象传递、文学翻译中的误译、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为研究客体,标志着一门新型学科译介学的诞生。译介学以不对文本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增加了翻译研究的对象,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方法,成为学术创新与学科开拓的典范。 关键词:译介学 新型学科 谢天振 作者简介:贺爱军,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苏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翻译学研究。方汉文,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化研究。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英美海洋文学与人类核心价值观研究”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751076]成果。 1993年,苏珊·巴斯内特又提出了“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论断。她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气数已尽,女性研究、后殖民理论和文化研究已经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学研究的面貌。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学视为一门主导学科,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Bassnett 161)。他们最早倡导“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和“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然而怎么转,转向后这一学科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区别何在?这一新兴学科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研究的客体、研究方法是什么? 《译介学导论》是北京大学推出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的一部,被纳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在译介学的本体研究方面,作者是从译介学的定义以及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理论的区别性特征切入的。自从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内特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以后,在比较文学界和翻译界中引起了学科概念之间的混淆,造成了学术理路的混乱。基于此种考虑,作者论述了译介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及译介学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野和新领域。“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的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其实质不是一种语言研究,而是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不参与评论其翻译质量的优劣,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谢天振10)。它与传统的翻译研究在研究角度、研究重点、研究目的方面不尽相同。它是一门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以文化意象和翻译文学为其研究对象,吸收了解释学、结构主义、多元系统论等文化理论的比较文学研究。 “创造性叛逆”构成了译介学本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埃斯皮卡指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137)。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本体,“翻译文学不同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译作具有独立价值”等命题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该书作者认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性质“使一件作品在一个新的语言、民族、社会、历史环境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谢天振72)。 在译介学的客体研究方面,作者首先探究了“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文化意象的传递,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民族文化在翻译中如何碰撞、转换、交流、接受的问题”(谢天振96)。“误译可以分为无意误译和有意误译两种”(谢天振111),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误译,“因为在有意误译里译语文化与原语文化表现出一种更为紧张的对峙,而译者则把他的翻译活动推向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为了迎合本民族的文化心态,大幅度地改变原文的语言表达方式:文学形象、文学意境等等;要么为了强行引入异族文化模式,置本民族的审美趣味的接受可能性于不顾,从而故意用不等值的语言手段进行翻译”(谢天振117)。 译介学客体研究的第二个维度是翻译文学史。长期以来,学界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和归属聚讼不已,争论不下。有些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外国文学,对相反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难道英国的戏剧、法国的小说、希腊的拟曲、日本的俳句,一经中国人(或外国人)之手译成汉文,就加入了中国国籍,成了‘中国文学’”(王树荣12)?“没有一部文学史会把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说成是本国文学作品”(施志元28)。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与原作相比,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译作,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它可以介绍、传播和普及原作;它可以帮助作者认识原作的价值;也可以帮助源语国的读者重新发现被忽略作品的价值。翻译文学不能等同于外国文学,其原因在于:第一,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决定了原文与译文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翻译家和作家一样,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深入认识作品中所要表现的时代、环境和文化背景,也要体验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然后用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把这一切表现出来。第二,从写作的语言和作品的接受者来看,译者使用语言翻译与民族文学家使用的语言创作面临大致相同的问题,译作和原作一样,都要面临读者的检验。第三,翻译文学不仅与民族文学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和影响,有时候它的作用和影响甚至还大大超过了民族文学的作品。对翻译文学性质和归属的厘清,意义重大,它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找到了家园,也为文学翻译研究开拓了一片巨大而又相对独立的研究空间,并在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国别文学史的书写。 该书是作者在大量调研,深入思考的基础上的智慧结晶。全书纲目清晰、新意迭出、语言畅达淋漓、论述通透可见。学科学认为凡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它知识系统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任务并能据此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译介学以“文化意象”、“文学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不同文化之间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为研究任务,并且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对译本不作价值判断为理论恪守,具备了独立学科初步形态。全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丰富的实例,把翻译文学作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对象进行分析和评述,从而揭开了从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角度研究翻译的一个窗口,开拓了国内翻译研究的新领域,也为探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该书把翻译文学定位于民族文学的范畴,这种合理定位刷新了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为民族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文学研究论文:论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 一、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史料 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具有其自身的整体性,就结构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 (一) 史料的确认 史料的确认仅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内容是对史料的有无进行全面查询,以确认文学史料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等。此外,对古代文学史料的确认实际上应归属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之内。对于研究方法来说,古代文学研究在这一阶段,与自然科学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点的,其尊重客观事实,摒弃主观思维意识,在确认上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 (二) 体悟分析层次 所谓的体悟分析层次是在对史料确认的基础上,通过人们个人思想中所蕴含的感情体验,对史料的一种丰富、完善的过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确认方面,不会仅仅满足于文学现象呈现出的那种史实,他们将会产生某种程度上的体悟分析层次,进而产生一种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悟主要表现为对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进行分析、总结史料的一些规律变化、探析史料出现的原因等。因为人们的看法观点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体悟也寻在不同。体悟分析层次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过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学史料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建立在体悟分析层次之上,在此基础上对文学史料进行科学的价值评判。之所以产生价值评判这一阶段,是因为文学研究者对自身的定位高于体悟分析层次,他们一般按照某些组织、社会、集团以及个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进而对自身所掌握的文学史料的意义、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进行减值评判。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文学现象会形成不同的评价,也正是在这种价值评判的过程中文学史料的意义得以实现。由此可以得知,文学史料一旦失去了人们的评判便会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四)表述 古典文学研究经过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史料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是以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传播与体现的。因为缺少了表述这一阶段,单靠以上三个阶段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达给大众的。其中关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凭借文字进行表述的。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以上所说的四个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在现实实践之中,对其进行划分是具有侧重点的,很难将它们明显割裂开来。 二、新史料的发现对古代文学研究所产生的意义 通过对从古至今的文学研究历史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有关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古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二)新史料对先前研究结论的修改补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观点 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诗经》、辞赋以及俗文学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阳出土的有关《诗经》的竹简是汉代的,韩自强与胡平生对其进行了专门研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广为流传的状况,并不像文献所记载的一样。而有些出土的史料岁与文献中的不足也进行了有效的弥补,例如,汤炳正以安徽阜阳所出土的汉简《涉江》、《离骚》残局,否定了《离骚》是淮南王刘安所作。 (三)影响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李学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时代”的理念,对我国古代文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怀疑,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质疑。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已经形成。疑古学派有贡献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处,他们思想易走极端,对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认识形成了妨碍。总之,新史料的发现对于研究古典文学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文学研究论文: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30年述评 一、引言 相比于文艺复兴之后和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学研究,古英语文学研究在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算是冷门。但是,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却可以追溯到新文学时期。周作人在其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中分析了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中“委心任命(wyrd)”的异教思想。另外根据冯象的介绍,周作人在《知堂随想录》中提及他在日本时曾试图翻译《贝奥武甫》,后因兴趣转向古希腊悲剧,未能坚持。自周作人以来,国人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兴趣有增无减,这一点仅从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Beowulf)的中译本就可见一斑。据笔者现有的资料,目前国内《贝奥武甫》的翻译和编译版本有四个:《裴欧沃夫》(1959年,陈国桦译),《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1992年,冯象译),《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1999年,陈才宇译),嘲《贝奥武甫降妖记》(2003年,史雄存编译)。除此之外,梁实秋,李赋宁坯节译了《贝奥武甫》。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的翻译和研究还没有得到国外同行的关注和重视,依据是国际上最重要的两个古英语文献检索工具“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目录”(Anglo-SaxonEngland Bibliography)和“古英语研究通讯目录”(0ldEnglish Newsletter Bibliography),均未收录国内学者的文章。但国内学者在古英语文学研究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工作,这应该是国际古英语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本文拟从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古英语诗歌与散文研究、古英语文学译介三个方面对国内学者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以期引起国际同行对国内学者研究的关注和重视。国内最早的古英语文学评介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这种评介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针对具体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评论,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则关注较少;相比于前两个方面,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介是最活跃的,几乎所有的古英语诗歌和主要的古英语散文都有中译本。 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 国内学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和论述最早现于国内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着作之中。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有编写文学史的传统。谈及古英语文学的文学史分为三类:一是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二是英国文学史;三是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在古英语文本翻译为中文之前,国内读者主要是通过这些文学史认识和了解古英语文学的,因而文学史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欧洲或西洋文学史中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一般比较少,一般只提到《贝奥武甫》,把它作为欧洲中世纪早期文学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来加以论述。如周作人把《贝奥武甫》放到“异教诗歌”一章下论述;杨周翰等人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则把《贝奥武甫》归入“英雄史诗”一类,与《罗兰之歌》等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第一卷也把《贝奥武甫》归入“中世纪英雄史诗”的范畴。在欧洲文学或西洋文学这样大的图景之下,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自然未能得到完全地介绍与论述。 古英语文学的发展缩略为《贝奥武甫》的情况到了国内学者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发生了变化。1947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国外学者莫逖(William Vaughan Moody)、勒樊脱(Robert Morss Lovett)编写的《英国文学史》一书,该书由柳无忌、曹鸿昭翻译,且被指定为部定教学用书,由于该书是国外学者编写,所以对古英语文学介绍比较详细,除了重点介绍《贝奥武甫》之外,该书还论述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基督教化进程、宗教诗歌、哀歌等。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着作中都有对古英语文学的论述,但其中只有陈嘉编写的四卷本《英国文学史》(1982)的第一卷,梁实秋编写的三卷本《英国文学史》(1985)的第一卷,李赋宁、何其莘主编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第一卷《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2005)对古英语文学有较多的评论和介绍。虽然陈嘉和梁实秋的《英国文学史》都出版在上世纪80年代,但陈嘉侧重于介绍古英语的世俗性文本,对于宗教文本则较少着墨;而梁实秋的文学史则较为详细,除了《贝奥武甫》之外,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古英语散文都有涉及。由于文学史的主要功能是在于普及,所以陈与梁的文学史主要篇幅还是集中在对古英语文学作品的介绍上。相比于梁和陈的文学史,李赋宁等主编的《英国中古时期文学史》则更多带有研究的性质,该书用了三章的篇幅论述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英国文学,内容涉及古英语的发展、古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各类体裁的古英语文学作品。虽然只有三章,但=三章的篇幅大概占了全书的一半,这也说明古英语文学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中的分量。现在保存下来的古英语文本的创作时间及作者都存在很大的争议,所以该书作者从古英语体裁分类角度,分别介绍了古英语宗教诗歌、古英语非宗教诗歌以及古英语散文,此外还重点介绍了《贝奥武甫》(Beowulf)和《马尔登之役》(The Battle ofMaldon)、《布鲁南堡之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1949年后出版的其它单卷本英国文学史,如吴伟仁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王佐良编写的《英国文学史》,刘炳善编写的《英国文学简史》,高继海编写的《简明英国文学史》,对于古英语文学的介绍都比较简单,把将近500年的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简化为古英语诗歌《贝奥武甫》,忽略了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和变化。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学者研究的深入,国内还出现了专门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和中世纪英国文学史。从性质上来说,前者是外国文学断代史,后者是国别文学史中的断代史,二者对于古英语文学的剖析各有利弊。前者的优势在于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放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大背景之中,有利于横向对比和阐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这符合国际上把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研究一部分的趋势,也突出了古英语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系统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比如说杨慧林和黄晋凯共同编写的《欧洲中世纪文学史》就把古英语文学纳入到中世纪文学发展的语言形成时期,从早期英雄史诗和早期基督教文学两个方面论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后者的优势是可以系统地介绍和分析古英语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体裁分类等,但不足之处在于无法进行横向比较。如陈才宇从史诗、战歌、决术歌、箴言诗、哀歌、谜语诗、宗教诗、寓言诗、散文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与历史;肖明翰则从宗教诗篇、英雄传说与史诗、抒情诗歌三个方面专门叙述古英语文学的发展史。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有修史的传统,而文学史在向国内读者介绍古英语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学史中的古英语文学评介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中有着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三、《贝奥武甫》及其它古英语诗歌散文评介 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是《贝奥武甫》,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和散文及关注较少。根据中国期刊网提供的检索结果,1949年到2011年,期刊网上共有95条关于古英语及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从数量上来说,这不到国内英国文学研究文献总量的1%。在这95篇期刊文献中,发表于1949年到1979年间的共3篇。分别介绍和研究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国王赏赐土地的问题、多伦多大学正在编写的《古英语词典》和英语发展的历史。整个20世纪80年代(1980年到1989年)发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也不多,总共只有6篇,其中江泽玖发表的“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一文可以算是国内学者写的第一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 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90年到2011年间,期刊网上共有87篇关于古英语文学研究的文章,其中发表于1990年到1999年间20篇,2000年以来57篇。除此之外,国内还出版了第一部古英语文学研究专着。在此期间 ,国内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者都开始崭露头角,如在冯象翻译《贝奥武甫》后的第二年,《外国文学评论》重刊了他在海外发表的“‘他选择了上帝的光明’—评罗宾逊《贝奥武甫与同位文体》”一文,该文详细介绍国外《贝奥武甫》学的历史与研究现状;王继辉开始发表他的系列《贝奥武甫》研究文章,’并于1996年出版了他的专着《论盎格鲁撤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The Coneept of Kingship in Anglo-Saxonand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A Comparative Studyof Beowulf and Xuanhe Yishi);陈才宇也开始对他发表他古英语文学体裁研究的系列文章。 《贝奥武甫》研究在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首要的位置。中国期刊网上的95篇文章中,有42篇是关于《贝奥武甫》研究的。1982年江泽玖的文章“英雄史诗Beowulf中的妇女形象”揭开了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序幕,该文分析了诗中威尔弗欧(Weahheow)、海德(nysd)、恶魔格伦特尔的母亲(Grendel’s Mother)等女性形象,认为“《贝尔沃甫》中的妇女虽然不占非常显要地位,但他们的穿插,使这首英雄诗刚中有柔,粗中有细,更有人情味,更富于诗意”。江泽玖之后,国内学者的《贝奥武甫》研究涉及到该诗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贝奥武甫》文本涉及的各类主题,如王权理念、魔怪传统、英雄与怪物的对立、《贝奥武甫》的思想与艺术(陈才宇1992)。其次,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经常讨论的日耳曼传统与基督教传统问题,国内学者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如王继辉(2002b)认为《贝奥武甫》的成书时间、传播方式等因素造就了该诗非基督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共存于一体的“民间史诗风格”,因而该诗既不是“纯粹的日耳曼英雄轶事”,也不是“简单的基督教故事”,而是一部“充满基督教精神的独特的英雄史诗”。肖明翰则认为,《贝奥武甫》是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再者,对于国际《贝奥武甫》研究界关心的诗歌结构问题,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刘乃银(2002)考察了《贝奥武甫》结构元素的重复与变化,认为这样的重复与变化“有力地丰富了诗歌的主题。巧妙地帮助构成一种粗犷雄浑的风格”。 国际《贝奥武甫》研究另外一个重点是比较研究。《贝奥武甫》的比较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纵向比较,即《贝奥武甫》的来源问题(source study),这种研究探讨作者在创作诗歌时都借用了哪些先前已经存在的素材。或者说那些先前已经存在的作品对《贝奥武甫》产生了影响。可能是由于来源问题的研究需要懂得多种中世纪的语言的缘故,国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这样的研究。另外一种是横向比较,即平行研究,这是国内学者对《贝奥武甫》研究做出贡献的地方,也是国内《贝奥武甫》研究的最新动向。王继辉在1996出版英文专着《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开了国内对《贝奥武甫》进行比较研究的先河。此后,陆续有比较研究的文章出现,如《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的比较研究(王家和2007),贝奥武甫与羿的比较研究(王法昌2007)和《贝奥武甫》与壮族史诗《布洛陀》的比较研究(陆莲枝2010)。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对贝奥武甫的葬礼、贝奥武甫的身份、《贝奥武甫》的译本、《贝奥武甫》电影改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对《贝奥武甫》的研究与评述,国内学者对于其它古英语诗歌的研究不多。目前进入国内研究者视野的文本还包括古英语《创世记》,《创世纪B》,《妻子哀歌》。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陈才宇的研究,他从1989年便开始研究不同体裁的古英语诗歌,如诀术歌、箴言诗、宗教诗等,而他2007年出版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学通论》一书则是他这一系列研究的汇总。至于古英语散文,国内学者除了翻译部分散文作品之外,并没有从文学批评角度做进一步的研究。 四、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 虽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90年代,但国内对于古英语文学作品的译介却起步较早,最早的《贝奥武甫》。国内对于古英语文本的翻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的翻译;另一种是文选选读中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也比较多,除了《贝奥武甫》,主要的古英语诗歌,如“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 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0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和一些主要的古英语散文文本《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0f the English Peoole)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都有中文译本。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材料,国内至少有三个完整的《贝奥武甫》译本。最早的一个译本是由南京师范大学的陈国桦根据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翻译成中文,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裴欧沃夫》,该中译本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二个译本是冯象先生翻译,译名为《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该中译本1992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第三个译本《贝奥武甫:英格兰史诗》由陈才宇翻译,1999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除了上面三个完整的译本,梁实秋用诗体节译了《贝奥武甫》三分之二的内容,李赋宁在《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中把《贝奥武甫》精彩部分翻译成散文。另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还编译出版了《贝奥武甫降妖记》,作为儿童读物。 其它主要的古英语诗歌也都有中译。如梁实秋在他的《英国文学选》中翻译了“戴欧”(Deor)和“闺怨”(AWife’s Lament)两首古英语诗歌。李赋宁先生在《英国中古时期英国文学史》翻译“凯德蒙的诗篇”(Caedmon’sHymn)、“关于十字架的梦”(The Dream of the Rood)、“漂泊者”(The Wanderer)等古英语诗歌。嘲陈才宇还在2007翻译出版了《英国早期文学经典文本》,该书算是国内最齐全的汉译版古英语诗歌集。在古英语散文方面,国内学者翻译了《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English People)和《盎格鲁一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Chronicle),这两个译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中的一种。 国内学术界除了翻译古英语文献,还引进原版的古英语语言及文学研究论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引进出版了《古英语入门》(A Guide to Old English)一书,作为“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中的一种。该书对国内学习和研究古英语语言和文学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选了很多古英语文本,国内读者可以利用该书提供的词汇表直接阅读古英语文本。此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还于2007年影印出版了《牛津英国史》(The OxfordHistory of Britain),于2008年出版了双语版《盎格鲁一撒克逊简史》(The Anglo-Saxon Age A Very shortIntroduction),中文由肖明翰翻译。 由于古英语与现代英语相去甚远的缘故,国内的古英语文学译本大多译自现代英文。如陈国桦的《裴欧沃夫》译自大卫·乌莱特(David Wright)19 57年的现代英语散文译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由《英国历史文献》(EnglishHistorical Documents)第一卷的现代英文译出。直接由古英语翻译而来的只有冯象的《贝奥武甫:古英语史诗》译本。针对这个问题,梁实秋在翻译《贝奥武甫》时,也表现出了无奈:“字辞多重复,对现代人说,古英语无异于外国文,非专家难以读懂”。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贝奥武甫》的中文注释读本,而一般的英国文学选读中也没有选入古英语文学作品。 至于台湾地区的古英语文学研究。笔者没有获得一手的资料。但根据台湾学者苏其康(Francis So k.H.)的介绍,台湾的中世纪研究以历史研究为主导,文学居于其次,而文学研究又主要是以中世纪后期为主,古英语文学只是在文学史中略有提及。 五、结束语 如果从江泽玖1982年发表第一篇古英语文学研究文章算起,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也已经走过了将近30年的历程。其间,国内学者在编写古英语文学史,翻译古英语文本,评论和解读古英语文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些年来,国内学者还不断走出去,与英美国家的学者直接进行交流。根据沈弘在《古英语入门》导读中的介绍,1981年在李赋宁到康奈尔大学访学期间,遇到了《古英语入门》一书的作者布鲁斯·米切尔博士(Bruce Mitchell)。在李赋宁的推荐之下,沈弘还于1988年以访问研究生的身份去了牛津大学,学习古英语。之后,沈弘于1996年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Center for Medieval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王继辉是在美国普度大学(Purdu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古英语,他的博士论文《论盎格鲁撒克逊文学和古代中国文学中的王权理念:与的比较研究》后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乃银于2003到牛津大学英语系访学,进行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课题研究,后来还邀请了牛津大学的戈登(Malcolm R,Godden)教授来华东师范大学讲学。然而这些与国内学者的交流并没有推动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朝着更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国内迄今为止,也没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或中世纪英国文学学术团体,或者召开专门的学术会议讨论中世纪的英国文学。 国内的这一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根据国内学者石小军的考证,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始于1906,这一年牛津大学学者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任教,此后便带动了日本的古英语文学研究;日本于1954年就成立了“早期英文学会研究会”的学术组织,后来发展为“日本中世英语英文学会”(The Japan Society for MedievalEnglish Studies);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IMELL)。韩国也于1991年成立“韩国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学会”(TheMedieval and Eadv Modem English Studies Associationof Korea),并出版专业学术期刊《中世纪英语研究》(Medieval English Studies),后更名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文研究》(Medieval and Early Modem EnglishStudies)。日本和韩国的学者还积极参与国际上的古英语文学学术研究活动。如日本学者承担了多伦多大学《古英语词典》词条的编写工作(石小军2008);韩国学者从1999年开始每年都参加在西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Western Michigan)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和在英国利兹大学举行的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IntemationalMedieval Congress)。而国内学者无论是在组建学术研究团体,创办学术期刊,还是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方面,与日韩的学者相比,还是稍逊一筹。 或许日本和韩国学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已经给国内学者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方式和努力方向。笔者衷心希望通过总结和回顾国内古英语文学研究走过的历程,让国内的研究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同时也期待有一天国内的古英语文学研究者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 文学研究论文: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技巧 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相遇并存。多元共生、相互对话、相互交融的文化多元主义时代对我们的语文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文化组成部分的语文教学需要一个更为广阔与充满活力的、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野。同时,许多语文教材不同程度所体现出的比较文学的思维框架和思维特质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需求,有着较大的比较空间。再者,就是教学对象的自发需求。通过培养比较文学意识,引导学生用比较思维去观照世界,用更宏大的人文情怀去创造和感悟生活。尽管现有体制下的语文课程一定程度融会了比较思维,如有的版本教材在单元的组合上已经显示出学科整合的倾向,但缺乏系统的理论提升和更大范畴的比较文学视野。鉴于此,将语文教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有机结合,在语文课程中开拓比较文学视野,对于改进语文教学模式和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比较文学是一门兴起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独立学科,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文明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以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一)影响研究法 影响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之一,由法国学派所提倡。其目的在于考察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之间互相接触、渗透和影响的“实际联系”。注重材料,讲求考据,实证法是其核心操作手段。它综合运用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方法,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影响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题材、主题、文类、形象、风格、技巧等文学因素。影响的类型分为正影响、负影响、反影响、回返影响、虚假影响、超越影响。 (二)平行研究法 由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法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的比较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文体、主题、题材、情节、人物、风格、艺术手法、思潮流派的类比或对比研究。求同变异,经由对于精神契合的探寻和对于异质元素的离析,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沟通寻找平台,达到互证、互识。 (三)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又称“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或“超文学学科研究”(extraliterary study),是对文学与其他学科相互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共通性,彰显文学之独特性,把握文学的内在规律。它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及其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是:(1)移植理论,即运用其他学科理论或艺术理论来阐释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2)平行比较,即研究文学作品与其他艺术作品在结构因素、创作规律和审美价值等方面的异同;(3)追溯影响,考证事实,探讨文学与科学、文学与艺术间的孕育、融合、影响等关系。 (四)跨文明研究法 跨文明研究法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它运用生成于一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另一文明中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多个文明之间。其核心是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理解,包括作品阐发、理论阐发等。主要表现为两个向度:(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阐发;(2)运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对西方作品进行阐发、解读。事实上以西释中常多于以中释西。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及价值 (一)拓展思维,培养自觉的比较意识和批判鉴别能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1]这种“比较”并非表面的类比和比附,而是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联系起来做跨文化的比较,是开放、开阔、开拓的比较,避免了传统语文教学仅限于同类文体、相同主题、相似情节等的狭隘、封闭、保守的比较。 在语文教学中,有意识地借鉴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法,抓住一些典型的篇目或单元适当开展比较式教学,改变对作家、作品封闭、孤立的一元解析,认识文学异中之同,辨别其同中之异,以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引导学生思维走向科学性,提供给他们新的视角和开放的意识,培养自觉比较的思维能力和世界文学眼光,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作品的特点与价值。 在讲解初中语文的《威尼斯商人》和高中语文的《守财奴》两篇课文时,可将中西文学史上的五大“吝啬鬼”形象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一个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背景下的某些规律性和一定普遍性的文学形象——“被金钱扭曲的奴隶”。但同时,又因时代、民族和作家创作个性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夏洛克的凶狠,葛朗台的狡黠,阿巴贡的多疑,泼留希金的迂腐,严监生的薄情,构成了他们各自最显着的气质与性格。相似的人物形象体现着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匠心,各吝啬鬼身上体现的不同时代特色又折射出作家对所处时代的敏锐把握。这种打破民族、地域的界限,重新组合起来的教学内容,为学生构建起一个横向比较的知识平台。同时,将外国文学中类似人物置于跨文化的语境下去进行对比阐释和理解,也改变了传统、单一的社会学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既发现人物的普遍共性,又看到他们的个性差异。 比较文学研究不只局限于文学文本比较,还强调通过比较,从文化层面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譬如,将《愚公移山》与《老人与海》进行比较,《愚公移山》讲“挖山”,是关于山的文学;《老人与海》讲“闯海”,是关于海的文学。两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作品体现了各自鲜明的文化特性。中国古代文化属于内陆文化,思维相对保守,精神乐观,讲求安稳,崇尚力量;而西方文化属于典型的海洋文化,思想开放,追求冒险,充满激进,崇尚智慧。不 同的地理生存环境导致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比较学习让学生学会思索,将自己融入到多样性的文化当中,深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充分体验文学的乐趣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从而准确把握作品所蕴涵的深意。这种跨文化的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们从更广阔的比较视域来看待中外文学、文化现象。通过文学比较学文化,这既加深了他们对外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又加深了对本国文化的了解。 平行研究法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强度方面的限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可比性的前提下进行比较研究。透过现象,深入辨析同异。这样的比较学习既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的思辨方法和鉴别能力,还丰富和充实了知识系统。当然,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的科学对比与分析都必须是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切忌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不顾中西文学特质的迥异的为比较而比较的硬性比附。譬如,李白因有几首写饮酒之乐的诗,而“常常被称为浪漫诗人”,杜甫可能由于博学,而“总是被贴上古典诗人的标签”。[2] (二)置换视角,打开文本多重解读的审美空间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除其人文特性外兼有工具作用。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其他学科知识呈现的载体及进行学科性思维的必备工具,这就使语文的跨学科教学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在语文教学的跨学科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文学系统的开放性,关注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横向、纵向的融合与沟通,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基础性表达工具的作用,引导学生开拓视野,强化思维训练,通过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鼓励学生学习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作品,不断尝试换一种角度去解读作品,建立起文学审美的多元视域。常读常新,获得新的体验和发现新的方向是语文课改所倡导的。譬如,最为传统的课文《项链》一文的教学往往是从阶级论等出发的冷峻的道德评判:所谓尖锐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对主题理解的偏颇及过于简单化难以让学生对作品产生认同,无法与文本产生心灵的共鸣。但若转换视角,采用比较文学跨学科和跨文明研究法,从接受美学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理论角度出发,关于《项链》的许多新见解得以生成:玛蒂尔德的幻想不乏自身的审美诉求;尽管她无法超越她的阶级,但她超越了自己,实现了一种生命价值的嬗变,成为由外在形象美到内在精神美的女性;玛蒂尔德的这一形象塑造,体现了作者的广博而深厚的人文情怀,为爱慕虚荣的妇女指明了一条拯救自身的道路;作者在小说中借玛蒂尔德的经历不仅展现了人性欲望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格三重结构在现实环境中的矛盾冲突,同时也证实了“道德在拯救人性危机时的力量”。在跨学科研究的范围内,以别的学科理论对文学做出阐发,从非文学的角度解读作品,让作品获得多元化的诠释,展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价值,更让学生感受到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再如,沪教版以“爱情如歌”命名单元的选文有:苏霍姆林斯基的《给女儿的信》、普希金的《致凯恩》、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节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舒婷的《致橡树》、公刘的《只有一个人能唤醒它》以及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这种既跨学科又跨文化,以主题为主、突破文体的限制来结构的单元,要求教学设计要综合考虑爱情与心理学、爱情与教育学、爱情与青春期教育、爱情与人生观教育、爱情与生命教育等。跨越文学内外之分的障碍,构建穿越文学内外的桥梁,使学生沉浸在文学、音乐、绘画、戏剧等多门类艺术之中,以达成对文学的整体把握。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既还原了阅读的真正本质,又注重了学生创造思维的培养。由于受到僵化思维模式的禁锢,语文教学常常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于文学作品的讲解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真正把握,往往是强调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及其阶级和时代局限。这种功利性讲解,无法帮助学生真正了解和掌握作品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无助于启发和调动学生的独特见解和创造性思维能力。譬如,着名汉学家奚密就曾专门针对何其芳《秋天》中的隐喻在现代诗歌中的某些独特表现展开过论述,“这首诗表达了对主题的意象性模仿。就像F.奥康纳,她说她的故事的意义就是故事本身,在何其芳那里,诗的意义就是诗本身。”[3]国内大多学者却认为,“这首勾勒秋天景象的诗,把农、牧、渔都描绘得诗意盎然,显然是美化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中国农村”。[4]同样的《秋天》,中西学者不同的解读反映出二者在评价取向上的差异,前者更符合作品本身的艺术特色。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作品时,角度多而新颖,有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展开的,有的甚至将作品视为研究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但总体来看,他们更关注作品的艺术性。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全新的教学理念和决策的思维方式,它从另一角度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打破原有的学科教学习惯和教学思维方式,在多学科的融合交叉教学中,建立各学科知识、能力之问的横向联系与整合,培养起学生的学科共通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素质的整体发展。同时,也鼓励学生站在世界文学高度,以多维视角去进一步挖掘作品内涵,感受作品的情感美,而不应以实用性、功利性的眼光来审视作品内容。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和体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才会获得一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的全新感觉。 (三)扩展和延伸文化视野,认识中外文化传播的双向互动及其意义 文学的传承和交流是保证其生命力的前提。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就是其跨越性,主要体现在跨文化、跨语言。它强调联系、关系、交叉与汇通,寻求世界文学构成的基本规则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对任何文学实体、文学现象要做到科学的分析,都必须从相互联系的观点出发。不同国家及民族的文学虽无直接联系,但也可能包含着某种“一般通行的原理原则”,世界文学正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中共同向前发展。 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就可以有意识地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法。在讲解作品时,穿插介绍对该作家产生一定影响的外国作家及作品,使学生的认识从单一走向多维,在“求同辨异”中加深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众所周知,“五四”以来的中国许多着名作家,如鲁迅、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等,都是沐浴着“西风欧雨”成长起来的。可以说,“西方文学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一种‘形成性影响’”。[5]鲁迅的小说创作就是最好的影响研究的范例。他曾公开承认,“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6]他的《拿来主义》蕴含着比较文学的精神,他的《狂人日记》有着俄国小说家果戈理和德国诗人与哲学家尼采的影子。他的短篇小说《药》更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外国文学的例证。受西方小说的叙述手法的影响,《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限知叙事视角;小说的思想内容、主题意义、行文安排则主要是受俄国作家安特莱夫及其作品《谩》《默》《齿痛》的影响;小说的结尾,也分明留着“安特莱夫似的阴冷”。[7]当然,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一国文学既可能播入他国而产生影响,又可能受他国文学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追溯这些文学间的因缘关系,自然要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法。中国文学和文化自古以来就播入了邻国,其影响既久且深,近数百年也影响到了西方国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威廉·琼斯爵士 (Sir William Jones)、歌德、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厄尔、布莱希特等。美国诗人庞德的意象派诗歌《在地铁站》就有着日本俳句的痕迹,其间更多的是对中国古典画作的借鉴,庞德成功地将中国古典画作的美学思想融进其诗歌创作技巧、审美理论和主题中。中国古典画作讲究意境及对意境的渲染,以典型的意象和巧妙的构图为背景来烘托主体。诗的两行相互依存,诗人将在车站上看到的过往人群的一张张脸与湿润黑色枝条上的花瓣并置,前者逐渐变成一片片彩色印花色底,后者成为前者要烘托的意象。花瓣随意四散,悠然落于地铁车站,花瓣传递了美的信息。这一信息由于有深色而又带湿气的树枝的反衬而变得突出鲜明。模糊重叠的意境之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较文学不仅要研究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融通,也要研究异质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变异。文学作品与作家之意义与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种“变”与“异”里。例如,“最初读到二十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好像一见如故”[8]的卞之琳就有所选择并创造性地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与民族审美传统进行了有机融合。他的《断章》摈弃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晦涩的特征及其“出世”的超验色彩,表现的对主客体相对关系的探究有着中国道家哲学的思考。他将审美的触角伸入现实生活的情趣中,从最常见的行为和关系发掘复杂精微的意义,呈现“人世”的风貌和含蓄的审美特质。“他在选择和营造智性诗美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象征主义等西方现代诗学的创造性转化”,[9]为中国新诗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通过阅读比较,让学生明白文学创作中传统继承与借鉴他山之石的辩证关系,以及各国文学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道理,以使学生逐渐养成从世界文学的高度来阅读、审视文学作品的良好习惯,从多元文化角度分析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加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人类文明发展的无数事实已经表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互补与互渗会使各民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和完善 文学研究论文: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一　残叶的时代 《三国志演义》现存的刊本以嘉靖壬午本（注：“嘉靖壬午本”即学术界习称的“嘉靖本”。严格地说，“嘉靖本”的简称是不准确的。因为刊行于嘉靖年间的《三国志演义》刊本不只一种。例如，叶逢春刊本即刊行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因此，改称其为“嘉靖壬午本”，比较合适。该本卷首有修髯子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一般认为该本即刊行于此年。壬午是嘉靖元年(1522)。）为最早。在它之前，有没有更早的刊本？——这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 《三国志演义》残叶的发现，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所谓“残叶”，指的是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某个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残叶。 此残叶保存于《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之中。《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八卷，共两册，其前后衬叶恰恰是《三国志演义》某个版本的残叶。 怎样判断此残叶的刊行年代呢？ 首先，可以确定，残叶所附存的《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刊行于明代嘉靖八年(1529)。 这就有了三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之后（例如，万历年间）的人。换句话说，残叶不是刊刻于嘉靖年间，而是刊刻于万历年间、明末；甚或是刊刻于清代，也说不定。 可能性二：现存《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并非原来的面貌，它经过了后人的重新装订。但，这里所说的“后人”，是指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1529～1566)之间的人。因此，残叶有可能出于嘉靖八年至四十五年之间刊行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可能性二实际上派生于可能性一。 可能性三：《陶渊明集》周显宗刊本的装订保持着原先的面貌。换句话说，残叶是在嘉靖八年被当作衬叶使用的。因此，残叶必然出于嘉靖元年至八年之间的某个《三国志演义》刊本，甚或是嘉靖元年之前的某个刊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极小，甚至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有第三种可能性方能成立。 这是因为：第一，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那个《陶渊明集》，看不出有改装的痕迹。它无疑是原装原貌。第二，从纸张、字体、版式看，残叶断非嘉靖之后的产物。 最早发现残叶的沈津认为，残叶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1]。魏安的看法和沈津略有不同。她一方面指出，残叶“虽然仅存五百余字，但从版式及字体来看，好像出于一个很早的刊本，其刊行年代很有可能是早于任何现存版本（包括嘉靖本）”[2](P5)；另一方面，她又说，“《三国演义》到嘉靖元年才有刊本问世，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2](P12)。 关于残叶的刊行年代，我基本上同意沈津的判断。 魏安还说，残叶“或许就是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2](P12)，“我认为上海残叶可能就是司礼监刊本的残叶”[2](P92)。张宗伟也说，“我同意魏安的推测：上海残叶所出的版本可能就是刘若愚记录的经厂本。”（注：张宗伟：《〈三国演义〉版本研究》（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17页。） 关于残叶是否经厂本或司礼监刊本的问题，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加以探讨（注：请参阅拙文《明人书目著录〈三国志演义〉刊本五种考略》。）。 本文拟着重探讨：残叶与几个现存刊本的关系，残叶与几个已佚刊本的关系，残叶的出现给予我们什么启示。 二　残叶全文 兹移录残叶全文于下： “……复兴故父之基，即当重修庙宇，四时祭祀。”祝毕，出庙上马，回顾众将曰：“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 伏路小军飞报刘繇云：“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繇曰：“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不可追之。”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吾可助之。”拍马赶去，众将皆笑。 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策回头视之，见两匹马飞下岭来。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策横枪立马于岭下待之。太史慈高叫曰：“那个是孙策？”策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便是东莱太史慈也，特来捉孙策。”策笑曰：“我便是，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吾不俱你！我若怕你，非英雄也！”慈曰：“你便使众人都来，我亦不怕你也！”纵马横抢，直取孙策，策挺枪来迎。两马相交，战五十合，不分胜败。程普等暗暗称奇：“好个太史慈！” 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佯输败走，引入深山，急回马走。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策赶到，慈喝策曰：“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策叱之曰：“走的不算男子汉！”两个又斗三十合。 慈心中自忖：“这厮有十二从人，我只一个，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再引一程，教这厮每没寻处。”又诈败走，而大叫曰：“休来赶我！”策喝曰：“你却休走！”一直赶到平川之地。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策一枪搠来，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策亦闪过，挟住枪。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 三　残叶与嘉靖壬午本 在嘉靖壬午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三第九节。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嘉靖壬午本为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 这个差异是相当明显的。 残叶有句读，嘉靖壬午本也有句读。但是，二者的句读不同。 例如，残叶（在下面的引文中，句号以“。”表示，读号以“，”表示）：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一共五个句读号。“上岭”二字之后是个读号，位于“岭”字和“却”字的中间。其他四个是句号，都在该字的右下侧。而嘉靖壬午本只有三个句号，没有读号： 太史慈暗喜。不入旧路上岭。却转过山背后。 比残叶少了“路”、“转”二字右下侧的那两个句号。 其他的例子还有： 例二，残叶：“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三个句号）。——嘉靖壬午本：“众将皆当不住。遂同上岭南望村林。”（两个句号。） 例三，残叶：“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一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大叫曰。有胆气者，跟我来。诸将不动。惟有一小将，曰。太史慈真猛将也。”（五个句号，两个读号。） 例四，残叶：“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两个读号。）——嘉靖壬午本：“却说，孙策看了半晌。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正行过岭来。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五个句号，三个读号。） 二者句读的不同，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当然，不能排除一种例外的情况：子本在抄录、翻刻母本的时候，文字没有改动，句读却作了调整。但是，这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一般来说，书商、工匠们是不愿意在这些方面多花时间、心思和精力的。 残叶和嘉靖壬午本，不但行款不同，句读不同，文字也有不同。 试举五例如下： 例一，残叶“众将皆笑”，嘉靖壬午本作“众皆大笑”。字词的搭配起了变化。 例二，残叶“你两个齐来bìng＠①我”，嘉靖壬午本作“你两个一齐来bìng＠①我”，比残叶多了一个“一”字。 例三，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和“叫”意义相同，只不过“吃”字更接近于宋元俗语。 例四，残叶“策一枪搠来”，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五，残叶“都滚下马来”，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最后那个“来”字。 文字的不同，同样表明，残叶既不是嘉靖壬午本的母本，也不是嘉靖壬午本的子本。 但，需要指出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四　残叶与周曰校刊本 以上说的是残叶和嘉靖壬午本的比较。 周曰校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同属于一个版本系统。周曰校刊本和残叶之间有没有母本或子本的关系呢？ 周曰校刊本现存三种：甲本、乙本和丙本（注：请参阅拙文《〈三国志演义〉周曰校刊本四种试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甲本是个残本，没有残叶那一节；丙本文字基本上和乙本相同，——姑且不论。仅以周曰校刊本乙本（以下简称为“周曰校刊本”）与残叶作比较如下： 在周曰校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九节。 残叶和周曰校刊本的行款不同。残叶为每半叶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而周曰校刊本甲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四字，乙本、丙本为每半叶十三行，每行二十六字。 若将周曰校刊本和残叶、嘉靖壬午本文字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可以举出三类例句。 第一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而同于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众将皆笑”。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众”下加“将”，缩小了范围，表示不包括士卒；“笑”上加“大”，强化了笑的力度。嘉靖壬午本同于周曰校刊本。 第二类，周曰校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 例如，残叶：“孙策赶来”。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周曰校刊本则作“策赶来”，只有名，而没有姓。 第三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异于嘉靖壬午本。 例一，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这所有十三从人”。（关于这个例子，在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残叶：“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也叫众人夺去”，“吃”变成了“叫”。 例三，残叶：“策一枪搠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策一枪搠去来”，多了一个“去”字。 例四，“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嘉靖壬午本作“都滚下马”，没有那个“来”字。 文字虽有出入，毕竟是细微的。这不妨碍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五　残叶与叶逢春刊本 试再比勘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文字。 （在比勘中，凡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之处，都一一注明；余象斗刊本独异之处，则在下文第六节加以论述。） 叶逢春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因此，残叶和叶逢春刊本文字歧异的程度，要远远地大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 在叶逢春刊本中，和残叶相对应的文字处于卷二第五节。 不难发现，残叶异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而同于叶逢春刊本的，仅有一例。即上文第三节、第四节所说的“众将皆笑”四字，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作“众皆大笑”。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同于残叶。 此外，叶逢春刊本异于残叶、嘉靖壬午本或周曰校刊本的例子，比比皆是。 试举三十六例于下： 例一，残叶：“复兴故父之基”。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兴复故父之基”，“复”、“兴”二字颠倒。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残叶：“吾欲过岭去看刘繇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吾欲过岭行看刘繇寨”，“去”变成了“行”，似乎欠通；另外，又没有那个“栅”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残叶：“遂同上岭”。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遂同下岭”。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上岭”和“下岭”，其中必有一误。 按：上文叙述：刘繇在“神亭岭南下营”，孙策则在“岭北下营”；孙策不听张昭的劝阻，欲去光武庙烧香，于是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等人“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结论一：光武庙位于岭上。结论二：孙策此时已在岭上。 如果孙策要“过岭去看刘繇寨栅”，那么，他下一步的行程必然是“下岭”，而不会是“上岭”。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当以“下岭”（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为是，而以“上岭”（残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为非。 例四，残叶：“南望村林。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或可标点为：“南望，村林中伏路小军飞报刘繇”），多出一个“中”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五，残叶：“孙策自领十数骑，径过岭来看寨栅”。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孙策亲引十数骑，直过岭来观寨”，没有那个“栅”字；“亲引”和“自领”，“直过”和“径过”，“观”和“看”，意义基本上一样。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六，残叶：“繇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刘繇曰”，把姓添上了。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七，残叶：“太史慈踊于前曰：‘此时不捉，更待何时？’”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踊跃于前曰：‘此时不擒，何待？’”“踊”下补了一个“跃”字；“擒”和“捉”是一回事；从语气上看，“何待”不如“更待何时”铿锵有力。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八，残叶：“刘繇阻当不住，披挂上马，绰枪出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三句。余象斗刊亦无此三句。 例九，残本：“诸将不动”。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诸将皆不劝”。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残叶；“太史慈真猛将也”。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史慈真猛将也”，“太史”本是复姓，却变成了单姓“史”。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一，残叶：“拍马赶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拍马跟去”。“跟”与“赶”有出入。“跟”表示太史慈刚刚出营，紧随于其后即可。“赶”却意味着太史慈的出营在时间上已有了一定的距离（哪怕是极小的距离），所以要追赶。“赶”字再配上“拍马”二字，无疑是加强了紧迫感。 例十二，残叶：“程普向前曰：‘可以早回。’”。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程普曰：‘可早回。’”既没有“向前”二字，也没有那个“以”字。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三，残叶：“正行过岭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正行过岭北山坡下”，一个“来”字变成了“北山坡下”四个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四，残叶：“只听得岭上叫：‘孙策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只听得岭上有人大叫：‘孙策休走！’”。只要是叫出了“孙策休走”，那就必定是有人在叫，而不是有别的动物在叫。加不加“有人大”三个字，其实是无所谓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五，残叶：“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将后十三骑一字摆开”。“一字”是形容摆开的队形，“一齐”则不过是形容摆开的动作而已。余象斗刊本全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十六，残叶：“战五十合，不分胜败”。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约斗五十余合，胜负不分。”“五十”是举成数而言，“五十余”则肯定说是比“五十”多，而不是比“五十”少，“斗”就是“战”；“不分胜败”和“胜负不分”，正好倒了一个过儿。 例十七，残叶：“好个太史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则无此句。 例十八，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太史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补出了太史慈的姓。余象斗刊本也作“太史慈”。 例十九，残叶：“佯输败走，引入深山”。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诈败，引入深山捉他”。其实上一句已有主语“慈”或“太史慈”，此处句首再度出现“慈”字，显得累赘。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残叶：“急回马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马”，“慈”字仍然是多余的。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一，残叶：“孙策赶来，太史慈暗喜”。嘉靖壬午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赶来，慈暗喜”，二人都不带姓。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二，残叶：“慈喝策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回头喝策曰”，“回头”二字比较形象、生动。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三，残叶：“你若是大丈夫，和你bìng＠①个你死我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则把“你”字换成了“我”字。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四，残叶：“两个又斗三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再斗三十合”，“再”和“又”，半斤八两。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二十五，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心中暗忖”，“暗忖”和“自忖”，区别不大。 例二十六，残叶：“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多了一个量词。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关于这两个例子，下文第七节还要细说） 例二十七，残叶：“我只一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无此句。余象斗刊本亦无此句。 例二十八，残叶：“便活捉了他，也吃众人夺去”。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便活捉得他，也夺了去”，谁“夺了去”，说得不明确。 例二十九，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交”等于“教”；“没寻处”比“无处寻”更合乎口语。 例三十，残叶：“而大叫曰：‘休来赶我！’”。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口中在叫：‘休来赶！’”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一，残叶：“策喝曰：‘你却休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叫曰：‘你却又走！’”“叫”换“喝”，无甚大碍；“又”换“休”，却伤了文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二，残叶：“一直赶到平川之地”。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又赶，一直到一平川之地”，“又赶”二字夹在当中，比较牵强，两个“一”字也未免离得太近。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三，残叶：“慈兜回马再战，又到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慌忙兜马回，两个再战到五十余合”。太史慈的本意就是诈败，引孙策来追，何有“慌忙”之可言？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四，残叶：“慈闪过，挟住枪，慈也一枪搠去”。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慈闪过，挟住，慈一枪去”。余象斗刊本“过”、“挟”二字模糊不清。 第三十五，残叶：“策亦闪过，挟住枪”。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策也挟住”。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例三十六，残叶：“两个用力只一拖，都滚下马来”。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叶逢春刊本作“两个只一夹，都滚下马来”，“拖”变成了“夹”。余象斗刊本同于叶逢春刊本。 以上一共列举了三十七个例子。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的只有一个例子。相反的，它异于残叶的却有三十六个例子。36:1，这表明，第一，残叶既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母本，也不可能是叶逢春刊本的子本；第二，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关系比较疏远，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残叶和叶逢春刊本的疏远，反证了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的亲近。 六　残叶与余象斗刊本 余象斗刊本（注：余象斗刊本有甲本与乙本之分。甲本（有的学者称之为“余象斗刊本”）封面题“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桂云馆余文台新绣”，并有余象斗识语；卷首题“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版心题“三国”、“三国志传”。书末有木记：“万历壬辰仲夏月，书林余氏双峰堂”（壬辰即万历20年，1592）。乙本（有的学者称之为“评林本”）卷首题“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版心题“全像三国评林”。本文所说的“余象斗刊本”系指甲本。）和叶逢春刊本都属于闽刊本的行列。 余象斗刊本的修订和出版都在叶逢春刊本之后。因此，它和残叶的关系比叶逢春刊本更为疏远。 这从下列五个独异的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例一，残叶：“此必是孙策诱敌之计”。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此必是诱敌之计”，没有“孙策”人名。 例二，残叶：“战五十合”。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约战五十余合”。叶逢春刊本则作“约斗五十余合”。 例三，残叶：“慈见孙策枪法无半点儿渗漏”。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都有其中的“儿”字，惟独余象斗刊本无此字。 例四，残叶：“慈心中自忖”。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而余象斗刊本作“慈心暗忖”。叶逢春刊本则“心”下有“中”字。 例五，残叶：“教这厮每没寻处”。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同于残叶。叶逢春刊本作“交这厮每无处寻”。而余象斗刊本却作“交这厮没无处寻。” 例五值得注意。关键在于残叶的那个“每”字。“每”即“们”，这出于宋元俗语，在小说中常见。余象斗刊本的整理者或出版者显然不了解此字的含义，大笔一挥，妄改为“没”字。这足以证明，在余象斗刊本的底本上，此字应是“每”，而不是“没”。因此，存在着下述两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叶逢春刊本（或其母本）。它沿袭了底本的“交”字和“无处寻”三字，而把“每”臆改为“没”。 可能性二：余象斗刊本的底本是残叶（或其母本）。“无处寻”三字和叶逢春刊本相同，只是偶合。它重新组合了残叶的“没寻处”三字，又在其间添上了一个“无”字。 但从总体来看，第二种可能性极小。 七　“十二”与“十三”之谜 这里有个小插曲。 在对残叶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的文字作比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残叶“这厮有十二个从人”，嘉靖壬午本作“这厮有十三从人”，叶逢春刊本作“这厮有十二个从人”，余象斗刊本亦作“适（这）厮有十二从人”，周曰校刊本则同于残叶。在它们之中，有“十二”（残叶、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和“十三”（嘉靖壬午本）的异文。 为什么会在此处产生数字的歧异呢？ 原来原书上文有云： 策问土人曰：“近山有汉光武庙否？”土人曰：“有，庙已倾颓，无人祭祀。”策曰：“吾夜梦光武邀我相见，当以祈之。”长史张昭曰：“不可。今岭南是刘繇寨，倘有伏兵，奈何？”策曰：“神人佑我，吾何惧之。”遂全妆惯带，绰枪上马，回顾众将，引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共十三骑出寨，跟策上岭，到庙烧香。 以上引文出自嘉靖壬午本。其中“共十三骑”四字，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均同。 “十三骑”究竟包括哪十三个人？那个“共”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它仅仅涵盖孙策所“引”的部从，还是也笼罩着孙策本人？——这些，原文的叙述比较含糊，模棱两可。 因此，遂有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七人以及孙策本人，一共十三人。即：1（孙策）＋5（部将）＋7（士卒）＝13；或曰：1（孙策）＋12（从人）＝13。 第二种理解：它指的是，孙策的部将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五人，再加上士卒八人，一共十三人，并不包括孙策在内。即：5（部将）＋8（士卒）＝13（从人）。 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在于—— 1)孙策本人是在“十三骑”之内，还是在“十三骑”之外？ 2)士卒是七人，还是八人？ 第二个区别是从第一个区别派生出来的；因此，第一个区别是主要的区别。 然而无论是残叶的“二”字，还是嘉靖壬午本的“三”字，在字体上，看上去都很蹊跷。 残叶“十二从人”的“二”字，其位置为第八行第八字。正巧同一叶中第七行第十八字也是一个“三”字（“两个又斗‘三’十合”）。这两个“三”字的结构迥然不同。第十八行的“三”字是正常的，和其他的字保持着一致。而第八行的那个“三”字，却呈现异常的状态；如果把整个字位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则此字仅仅占据中部和下部，上部空缺。显而易见，它原作“三”字，有人把“三”字最上面的一横挖去，使它变成了“二”字。这一点和残叶同一叶中的其他任何字比较便可了然于胸。 同样，嘉靖壬午本“十三从人”的“三”字也呈现异常的状态。其位置为卷三第七十八叶上半叶第二行第四字。同一叶中，也有两个“三”字和一个“二”字可资比较。一个“三”字位于第一行第九字（“两个又斗‘三’十合”），另一个“三”字位于第九行第八字（“慈年‘三’十岁”）；“二”字则位于第九行第十三字（“策年‘二’十一岁”）。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十三从人”的“三”字和“三十合”的“三”字、“三十岁”的“三”字一比，立刻显露出后改的痕迹：原作“二”，当中一横是后加的。如果去掉了当中的一横，正和“二十一岁”的“二”字在字体结构上一模一样，分毫不差。 残叶的“二”和嘉靖壬午本的“三”，有同有异。相同的是，它们的改动都是在木版上进行的。相异的是，残叶把“三”改成了“二”，嘉靖壬午本则把“二”改成了“三”，正好相反。 不难看出，残叶原文持第二种理解（十三从人），改文持第一种理解（十二从人）；嘉靖壬午本原文持第一种理解，改文持第二种理解。 若问：“十二”正确，还是“十三”正确？“十二”和“十三”，哪一个符合书中叙述的实际？这就要从上下文的叙述来判断了。 我找出了三个证据，一个在上文，两个在下文。兹列举于下： 证据一：“策将十三骑一齐摆开”。 证据二：“策正慌，程普领十二骑到”。 证据三：“策取枪上马冲杀，一千余军和十二骑混战”。 证据二是最主要的证据。它明白无误地指出，孙策不在“十二骑”之内。换句话说，“从人”的数目正好是十二，而不是十三。 证据二和证据三属于次要的证据。它们的叙述都和证据一并不矛盾。证据二告诉我们，两军对阵之时，“一齐摆开”的“十三骑”，当然包括孙策自己在内。证据三表明，孙策“上马冲杀”的对象是太史慈，孙策手下的“十二骑”则和太史慈手下的“一千余军”展开了混战。 因此，“十二从人”是正确的，“十三从人”是错误的。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解是正确的，而第二种理解则是错误的。或者说，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和残叶的改文是正确的，而残叶的原文和嘉靖壬午本的改文则是错误的。 这从侧面说明，残叶刊本和嘉靖壬午本，在刊刻之时，并没有以对方为底本，甚至可能并没有以对方为参考本。 为什么说“可能并没有”，而不直接说“并没有”呢？那是因为，现在只能证明：它们各自在刊刻这一句、这一节甚或这一卷时没有参考过对方；而不能排除例外的情况：他们各自在刊刻其他句、其他节甚或其他卷时也许曾参考过对方。 八　残叶的启示 残叶的出现，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残叶被用作《陶渊明集》的前后衬叶，这个事实反映了，在当时某些人（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和个别的书商）的心目中，和正统的诗文集比较起来，《三国志演义》之类的通俗小说并不受到真正的重视，它们显然被认为是所谓的闲书，只有阅读的价值，而没有保存的价值。 这个事实还反映了，在当时，《三国志演义》是一种易得的印刷物。它被大量地印制，适应着市场的需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所谓的畅销书。和它相比，《陶渊明集》之类的书籍的需求量要小得多，印数要少得多。 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更打破了明初以来一百五十年间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空白”，祛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两部伟大作品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于明代中叶的疑惑。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罗贯中、施耐庵都是元末明初人。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却没有出版的机会。直到很晚的时候，他们的作品方才得以公开出版。以往学术界公认的《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是嘉靖壬午本；《水浒传》最早的刊本，个别的学者认为是嘉靖本，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万历本。为什么作者生活于明初，他们的作品却迟至明中叶方有刊本问世？为什么作者生活的年代和作品出版的年代相隔得这么的遥远？其间，只有手抄本流传，还是印刷业普遍不发达？明代，在嘉靖元年之前，到底有没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或其他的通俗小说作品创作和出版？这，一度成为困扰在当代学者们心头的谜团。 一部分学者对此一直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他们举出的书中的个别的证据（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孤立的证据，或者似是而非的证据），用以证明《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是明代中叶作品，直接地或间接地否认它们的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和施耐庵。这不妨称之为“明中叶说”。 也有很多学者维护传统的见解，坚持认为《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分别出于元末明初伟大作家罗贯中、施耐庵的笔下。这可以叫做“元末明初说”。但是这些学者又苦于一时举不出具体的、坚硬的证据。 于是，从洪武元年(1368)到嘉靖元年(1522)，一百五十余年之间，究竟是不是“空白”的状态，争执不休，饶费口舌。 而残叶的存在，恰恰给我们提供了实物的证据，而且还不是孤立的证据。 因为残叶有两个。除了《三国志演义》残叶之外，还存在着《水浒传》残叶。后者也收藏于上海图书馆；它有可能刊行于正德(1506-1521)年间（注：请参阅拙文《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小说戏曲研究》第四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台北）。）。而这个《三国志演义》残叶则有可能刊行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 两个残叶的存在无疑成为“明中叶说”不得不面对的反证。 文学研究论文:古代文学史料与古代文学研究浅析 摘要：在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中，通过对文学史料的发掘与探究，可以极大的丰富和拓展文学研究的素材，它能够对片面或模糊的历史记载进行修正以及补充，有时甚至可以推翻以往的研究结论，所以说古代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学史料又不能等同于文学研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古代文学包括古代文学史料，古代文学史料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本文阐述了发掘古代文学史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意义，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希望为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料文学研究分析 研究古代文学史，必须以文学史料为基础。否则，就会陷入到意图哲学和相对主义的误区之中。可是，被发掘出来的文学史料相对于全部的历史真相而言，又是局部的、片断的，虽然具有强大的参考价值，但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文学史研究。所以，在研究文学史的过程中，不排除某些结论中含有研究者的个人情感、经验积累、专业学识等主观因素，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承认并重视研究者主观作用。但是，通过对史料不断的体悟与分析，又会出现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推翻之前的观点和结论。所以说，文学史料与文学研究具有同构性和统一性，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1文学史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 对一份文学史料的研究，主要包括对史料的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表述四个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这四个阶段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它们之间的衔接紧密，属于一种层层推进的关系，很难明显的割裂开来。 1．1确认 文学史料的确认阶段主要是针对史料的真实进行全面的了解，包括真伪性、著作者、朝代背景等方面。文学史料的确认过程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建立在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进行判断与甄别，摒弃主观因素的干扰。所以说，也可以将文学史料确认环节归属到实证研究的范畴。 1．2体悟分析 所谓的体悟与分析，是在对史料进行过确认完毕之后，通过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感受及情感体验，对史料进行丰富与完善的过程。在对史料进行发掘与研究时，研究者们不仅仅满足于史料表象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史实，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产生出一种审美感悟。这种审美感悟主要表现在分析理解史料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探析史料的一些历史变化规律、探究史料形成的原因等等。因为每一位研究者的看法与观点不尽相同，所以体悟分析也的结论也有所不同。体悟分析作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环节，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1．3价值评判 对文学史料进行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体悟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之所以会出现价值评判这一环节，是按照某些文学研究社团组织以及文学研究爱好者的个人需求，先由他们制定合理的文学史料评判标准，然后从文学史料的意义、作用以及地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价值评判。不同的人对相同的文学史料会给出不同的评价，这种差异性也正是价值评判这一过程的直正意义所在。也可这样说，一份文学史料如果没有人愿意对它做出价值评判，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存在的意义了。 1．4表述 当一份古典文学史料经过确认、体悟分析、价值评判三个阶段之后，最终将以文字表述的形式对其进行体现与传播。所以说，如果文学史料缺少了表述这一环节，是不能将其完整的传递给大众的，自然也就无法发挥它在文学研究中的参考价值。 2新的文学史料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意义 从以往的文学研究发展史来看，新史料的发现，尤其是那些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很多都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1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 从已经发现的那些古典文学史料来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帮助古代文学研究者们清晰地推断出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由它形成的文学现象，尤其是那些埋藏于地下的文学史料，它们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更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地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清晰地展示出了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与后期大家看到的转本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另外，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使研究古典文学的史料宝库变得越来越丰厚，对于当代的研究者们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 2．2新史料对于先前研究结论的影响 通过新史料的发现，能够对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们的观点进行修正及补充，甚至还可以改变以往的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了新的观点。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胡平生和韩自强曾在《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中指出：从总体上看，阜阳汉简《诗经》并不属于鲁、齐、韩、毛四家中的任何一家，极有可能是未被《汉书•艺文志》著录，而后又流传于在民间的另一家，说明了《诗经》在汉代的流传的真实情况未必像文学史料中记载的那样，而真相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对其它文史资料的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2．3文学史料对文学研究方法与学术理念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古代文学史料进行分析便可看出，自明代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开始对古书产生了怀疑，直至清末，康有为也开始对古书产生质疑。之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学派便已经形成。然而，疑古学派对于文学研究有其积极贡献的一面，但也有不足之处，这种不足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较为极端，以至于对现当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形成了一种妨碍。 3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文明的进步，人们对精神文明的渴求越来越强烈，渴望通过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及审美的情趣。然而，当前大家可以阅读得到文学论著全部是以客观、真实的古代文学史料作为写作基础的，只有这样，才有阅读的价值，达到博古通今的目的。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料的价值不相上下，缺一不可。古代文学研究者们应当把文学史料帮为重要参考，与实际相结合，再介入个人偏爱和侧重，形成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的局面，打破文学壁垒，为人们提供源源不尽的精神食粮。 作者:高媛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传媒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主要受到西方影响、社会变革以及媒体三个因素的约束，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关联促成了现代文学的诞生、发展。本文主要论述了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现代文学的文学特质。中国现代文学是在社会革命的环境推动下所诞生的一种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文学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并不是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必然进程，而是社会发展变迁对文学的需求。 一、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相互关系 “现代”是一个对于时间的定义，当前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分类多样化，本文的论述则是以“传统分类”的角度，将“现代”的时间定义为1917-1949年。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环境巨变，促使了文学变革。中国现代文学几乎是与现代媒体同时出现的，甚至在最初的社会环境中，新文学等同于新媒体，但真正要深入去探讨的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传媒是文学的载体 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文字，文字往往又依托于具象的载体进行表现，在中国古代，文字的载体经过一系列的演变，从石头、竹简到纸张，这些具象的物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学的载体。现代传媒是文学的重要载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代传媒并不是客观接受现代文学的载体，它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发展应该是相互的，甚至现代传媒是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的。现代传媒的主要形式为报刊、杂志，作为有形的物体，在有限的承载能力下，现代传媒对于现代文学就具备一定的筛选能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传媒的表达是极具社会目的性的，所选择的文学作品必然是能够反映现实、抨击现实的。这时媒体承载着作家的社会理想、文化追求、个人情感，或者说，作家的人生诉求、社会使命、情感世界，以物质化的方式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中，作家的写作不再是个人化的写作，作家的隐秘世界也随着载体的社会化而不再是个人的秘密。 （二）传媒是联络文学与受众的传递者 现代传媒的“传播”功能是毋庸置疑的，它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文章一旦在报刊和杂志上发表，就必然会被大量读者阅读、评鉴。现代传媒加速了现代文学的流通和传播，但同时也加强了读者对现代文学的选择性。现代文学能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社会现实也必然给予文学的发展一定的反作用力。现代报刊的销售情况、读者反映情况、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都会成为作家创作时将要考虑的因素，而现代媒体，为了加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往往会更倾向于邀请知名度高的作家，从而造成现代传媒对作家的多样性选择。现代媒体的“中介性”也是其传播功能下的一个隐形的表现，报刊媒体的中介性成为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主要动因，由于中国社会缺少沙龙文化，知识分子缺少参与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因而几乎现代文学的每一家社团、每一个文学流派，无不与报刊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如京派文人常常有下午茶一类的沙龙聚会，但他们真正发生文人间的联系，仍然需要报刊这个媒介。 （三）传媒构造了现代文学的语境 传媒能够将文学转换为一种影响力，它的本质是文化产物，是一种对文学的实物表现，但现代传媒实物的自身发展，又构建出了一种特有的文化语境，甚至报刊、杂志这些具象的物体也成为了一种文学的素材，而被放到许多现代文学作品的叙事语境中。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语境关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传媒被社会大众广泛接纳，促使了一种基于报刊、杂志的新的文体形式出现，从而形成了新的语境。报刊、杂志均有一定的出版周期，均受到一定的篇幅限制，在有限的表达范围内，作家想要准确表达自身的思想与观念，就必须要在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作品的叙事结构。二是现代传媒所形成的时代风尚，引导了市民社会的生活、艺术的观念变化，影响到整个社会审美意识的变异，这种文化氛围形成为文学的传媒语境。 二、现代传媒事业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特质 （一）现代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文化积淀十分深厚，中国古典文学是一个系统的文学体系，无论是在文学的文化精神方面还是文体表现方面都十分成熟，其文学创作机制也是十分完善的，其本身并没有出现需要改革的地方。现代文学并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改革而形成的，它是根据现代社会环境的变迁以及现代人们文化及精神需求转变而诞生的。但中国古典文学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我们只能说，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技巧、审美经验上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影响，而中国现代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超越却是根本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对当下的社会环境的多元化表现，它改变了传统中国古典文学“自赏”“自怜”“自享”的创作心态，通过报刊、杂志放下“文学”高贵的身段，将其深入民间，传播至各个阶层。这种现代性是现代传媒视野中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是完全超越古典文学的。 （二）文学性 古典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其创作机制、文体表现形式以及思想表现上，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层面的体现是专一的，它仅仅将高雅的称为文学、艺术，而对于“俗”的作品是不接纳的。但现代文学则是处于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状态，更具有包容性。与此同时，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还出现了较为显著的“雅俗转换”现象，形成一个关于“雅”和“俗”的综合辩证体系，形成一个综合整体。当现代传媒主要面向市民为主体的读者大众时，所有的文学都表现为面向市民的“通俗”文学。文学最终的受众产生了变化，这也是现代文学特质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中国古典文学是服务于“贵族”的，它追求的是文化底蕴的体现，更重视艺术表现手法，将雅俗划分出了明显的界限，而现代文学是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更多的读者是“平民”，这也就使得现代文学必然朝向通俗的方向发展，模糊了雅俗界限，既沿袭了对文化底蕴的追求，同时也追求更加平实的描述手法。 （三）理性 周作人在阐述“五四”新文学时说：“古代的文学纯以感性为主，现代却加上了多少理性的调剂。”与古代物质文化条件下的理性相比，现代传播媒体支持下的理性是以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科学理性。新的传播媒体和传播方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封闭保守的狭小圈子中走出来，获得了与“世界”进行直接对话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理性”，让人们逐渐形成了以科学去认知世界的思维习惯，借助于现代媒体，他们能够接收到社会的各种信息，延展人的精神空间，丰富人们的思想。 三、结语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基于社会环境变革而产生的新文学形式。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是共生的，现代传媒促进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科学性以及文学性的系统化发展，而现代文学让现代传媒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从而有力促进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思想启蒙的运动中，向民众传播更多的先进知识和文化，让读者了解社会、国家的大事。 作者：刘科均 单位：成都七中高新校区 文学研究论文:综合演化教育学与文学研究 【摘要】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文学研究论文:时间意识与古代文学研究 摘要: 时间是与人类共生的哲学存在，时间意识也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内心的重要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由于主体与时间意识之间构建的紧张对立，从而表现出动人的情感力量。这种抒情模式，在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文学母题中已经形成传统。这些母题下的很多古代文学经典，其艺术魅力皆得力于其对时间意识的运用和强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的深层意蕴。 关键词: 时间意识;文学经典;母题 时间意识和古代文学经典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时间，是人类在漫长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意识。它的存在帮助人们界定了一切具有不停止的持续性和不可逆性的物质状态的各种变化过程。对于时间的感受和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行动内驱力。它督促人们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去创造人生价值，所以，时间又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文学是人类艺术加工过的、并用于审美欣赏的精神产品。那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经典呢?真正能够打动人心并在人们的记忆中历久长存的作品，往往是最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形成情感共鸣的东西，这样的作品也很容易在流传的过程中成为经典。童庆炳先生曾在论说文学经典的问题时谈到，构建文学经典的文本内部要素是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作品艺术价值上面，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文学经典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属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之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1］。纵观中国文学史，古代大量经典作品意义的生成，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时间意识正是上述童先生所说的一种“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2］693陆机在《文赋》中也说:“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两位大文艺思想家的理论总结都谈到了时间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具体到文学作品艺术效果的达成，更是在人与时间的矛盾模式构建中实现的。总体来看，在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至少有怀才不遇、送别、思念及追忆等几种母题都与时间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我们分别加以分析。 一、怀才不遇 人作为主体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之中，只有在对世界的作用中才能体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就像谢林所说:“时间原本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4］173，而不是像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是的，时间的有限性带来的压力是人自身给予的。同时，人又希望超越这种有限性从而以外在的事功实现自身价值的无限。由此，千百年来的有志之士皆为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而努力奋斗。但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许多文人在现实的世界中只能遭遇残酷的冰冷，而怀才不遇自然成了他们热衷的主题。这类母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无数经典。先来看一下唐代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这首短短22字的古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名篇，其艺术魅力正来自时空与人形成的紧张关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两句，所凸显的不仅仅是作者被权贵排挤后的失落感，更重要的是身处盛唐，满怀雄心壮志的知识分子在时间催促之下的内心恐慌。中国古代自《左传》就有“立德、立功、立言”的所谓三不朽的理念，而这种意识在陈子昂内心激起了情感波澜。时光易逝的忧虑，让置身于无限辽远的时间概念中的作者变得无比渺小。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老实说，人是什么?试将地球置于无限黑暗的太空中，相形之下，它只不过是空中的一颗小沙，在它与另一小沙之间存在着一英里以上的空无。……在这万万年的时间之中，人的生命、其时间的延伸又算什么呢?只不过是秒针的一个小小的移动。”［5］3—4可见，人类是渺小的，而这种渺小感反过来又刺激作者，他必须努力在当世的短暂时间内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的不朽。如此，主观的有限性与客观无限性之间的对立造就了这首诗歌的主题。然而，这首诗歌表达的不是置身历史时空某一具体方位的个体的困境，而是千代、百代之下，一直到无限的未来的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难题。由此，这首诗歌就必然会变成经典。因为每当人们在仔细体味它时，虽然看到的是作品中的陈子昂，但联系到的是现实中的“我”，“我”的情感体验不自觉地已经参与了对作品的理解，这就产生了共鸣。陈子昂的这种由时间意识激发的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变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志向的集中表达。我们可以就此话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追溯一番，早在《庄子•盗跖》就曰: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瘐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6］1000这里只不过是庄子借盗跖之口对儒家立德以求不朽的思想进行嘲讽，表现出深沉的悲观。诚然，人类在将自身生命的有限性与外在时间引发的宇宙无限性的对比中，内心产生了深深的自卑，这足以将自身的灵魂抛向绝望的深渊。然而，人的伟大之处在于，面对绝望时，不是被动地接受现实而是努力实现精神上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立德立言以成名后世的传统之由来。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悲惨”命运，中国的文人一次次用文学发出了感天动地的呼号。这种情感，我们至少从屈原的《离骚》就能看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7］24屈原含冤被贬，他所焦虑的，正是因为自己远离朝政，功业难就。楚国君王受到奸邪蒙蔽，人民身陷重重危局。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之速，抒发了自己的满腔忠愤，产生了感人的艺术魅力。屈原这种由时间意识而产生的宇宙无穷感，使得个体的存在过于渺小。正是在这种大与小的对比中，人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恐惧和失落之中。其后，在《古诗十九首》等大量作品中都有这种时序意识的表达。而到建安文学时期，这种时间意识在诗歌中的体现基本定型和成熟。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风格表现了一批身处历史风云际会中的文人所共有的英雄情怀。他们希望在历史的中乘风破浪，建立不世之功。这样，时间自然就成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曹操在其《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8］20这样一种情绪不仅在曹操周围的曹丕、曹植诗歌中，即使在当时的建安七子诗歌中都成为一个永恒的母题。降及魏晋南北朝，诗人们在经历中国最动荡也是最混乱的一段历史的同时，皆在不断传唱这一主题，而时间意识也成为文人在慨叹自己功业难就时势必会提到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在唐诗中，更有大量的诗歌经典是借助于时间意识的描写从而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慨叹，便是对人类在时间问题上所面临的普遍困惑的又一次重申。类似母题的的文学经典不胜枚举。萧驰先生曾言:“时间忧患本身正是社会现实忧患富于哲理意味的表达，是现实忧患向人生和宇宙意识的升华。”［9］241诚然，怀才不遇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普遍苦闷，而加剧和凸显这种苦闷的，正是光阴有限的时间意识。对时间的敏感和思考，不仅玉成了这类文学作品的情感表现力，而且增强了其思维的深刻性。 二、送别 农耕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深层根源，由此决定的是中国人普遍的安土重迁观念。正如古人所言，“多情自古伤离别”，自然地，送别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要母题。每当亲朋由于种种原因要与我们分别的时候，总会有强烈的情感被激发，因此就产生了大量的抒情性作品。这些作品中，时间意识对抒情效果的达成，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江淹在《别赋》中言:“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轩而飞光。”［10］238这两句看似写景的话，其实正好提示了时间。临近离别，无论是送人者还是远行者都会在主观的情绪上产生一种紧张。而日月这种极具时间意义的意象的出现，凸显了时间的存在，送者和行者的情感正因时间意识的驱使而被逼迫出来。说到送别，柳永的《雨霖铃》不可不提，它也典型地反映了时间意识对送别情感表达的巨大影响。其词曰: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11］88柳永这首描写离别的词作，历来为人称赏。作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真挚的情感抒发都让人为之动容。整个作品意境的达成，皆有赖于对时间意识的强调。首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突出了离别时主人公的恋恋不舍。正因心怀留恋，所以送别的酒实难下咽，因此才有下文的“都门帐饮无绪”。但是“帐饮”本身所体现的也是一种时间意识。这种中国人离别时经常会有的宴饮活动，本是用来表达对远行者的深情，但在这首词作中却成了提示时间的重要表征。“帐饮”提醒了离别的临近，加剧了时间在主人公内心所造成的紧张情绪。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兰舟催发”无疑是在这种人与时间的紧张对立之上加上的又一重魔咒。就是说，如果“帐饮”还只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一种敏感意识的话，那“兰舟催发”就变成了外在因素对这种紧张感的确认和追加。由此，整个作品的紧张情绪达到了极致。这时，作者再写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诗句就非常自然而且易于打动人心。柳永的《雨霖铃》对时间意识的强调成就了送别文学的经典，它的写作模式和技法也被此后深受其影响的《西厢记》故事所继承。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里，同样最精彩也是最感人的是张生与莺莺离别的一段描写。在这一说唱文学经典中，对崔、张长亭送别的表现，几乎就是对《雨霖铃》送别意境的再次演绎。作者在描写崔张依依不舍、难解难分的同时，不断强调“仆人”的存在。而这位仆人每一次出现，皆是为了打破两人缠绵的意境，提示时间的存在。很明显，董解元在故意制造时间与主人公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整个作品中，外在环境(太阳的西落等)对时间进行了足够的暗示，仆人的出现又一次次加剧了这种紧张的情绪，最后又专门安排老夫人来促成了离别。所有这些，都是在努力建构主人公与时间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在这种紧张关系的一步步强调中，人物的情感也随之一步步加深，即离别在即，由离别的宴席到莺莺的嘱咐，再到最后狠心的红娘将莺莺扶上车。可以说，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崔张的情感之深，不足以也不能够真正地打动读者。其后王实甫的《西厢记》，同样沿用了这一经典的抒情模式。郑传寅先生在论及古代戏曲的时空观时，曾认为中国传统时间意识存在明显的对未来指向的忽略。他说:“以我为中心来把握时空的我国古人对未来似乎缺乏兴趣，这与西方人的时间意识是不太一样的。”［12］然而我们认为，在离人的眼中，时间的存在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人的愁怨而有些许停留。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处理送别母题时，经常就要凸显时间存在的紧张感。而这种紧张感，正是由时间的未来指向所引发的忧虑。所以在作品中或者会以太阳的西落作为提示，在戏剧或小说中则会安排旁观的第三者强调时间的存在，这样又构成了旁观者的漠然与主人公的深情之间的一重对比，从而达到了非常强烈的情绪感染力。相似的抒情模式，我们尚可在《古诗十九首》等文学经典中找到大量例证。这一经典抒情方式也成为了中国古代送别文学的一大传统。 三、相思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但由于种种原因，相爱的人却要相隔异地。由此，相思之情就必然成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重要母题。相思之作所以能打动读者，从而构筑整个作品流传千百年而不衰的感召力，时间意识的存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看，相思母题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描写游子思妇的一类作品中。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中的闺怨诗抒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时间意识来完成的。先来看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的《闺怨》，诗曰: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13］1446这首历来脍炙人口的闺怨诗正是利用了时间意识在女主人公内心的变化来巧妙抒情的。诗歌先明言少妇“不知愁”，由此才会在初春时节精心打扮一番登楼赏春。然后，杨柳之色的变化并没有让她得到欣赏美景的精神愉悦，反而受到年华易逝的内心刺激。“杨柳色”所激荡起的正是女主人公的时间意识。它提示随着时间的迁逝，再美的景色都会凋残，这种时间的不可逆性和流逝之速令人不安。正是诗歌这种巧妙的构思使它成为历代称赏的名篇。同理，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红楼梦》中为人熟知、也是最能打动人的《葬花吟》，其感人效果的实现，主要也是得益于对时间意识的敏感把握。无论是黛玉“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岁闺中知有谁”“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不闻”的感叹，还是“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14］323—324的神伤，无不来自于时间意识在主人公内心造成的恐惧。以上两例都是因感受到时间之“快”而让人不安，从而使作品表现出动人的情感。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艺术绝不限于此，其他同类作品还有更加深刻而细腻的描写。人的情感是复杂的，而思念中的人对时间的体验更是敏感而纠结。通过这一角度的分析和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抒情主体复杂精微的情感波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古诗十九首》。在这组诗歌中，我们经常看到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出现了既“快”又“慢”的现象，这可以说是时间意识与相思母题结合模式的升级版。其《行行重行行》言: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15］105思念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游子身处远方，给家中的思妇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时间的流逝造成的紧张时序感，是主人公不能忍受的。首先，思念本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古诗词中经常看到主人公说日月难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主体所感受到的时间应该是“慢”的。所以她说“思君令人老”。然而，与此同时，奇怪的情感也出现了。在“岁月忽已晚”一句中，分明又发现有一种心中一惊的感觉，所以他说“忽”。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时间于她而言似乎又过得太快了。那主人公到底是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呢?还是难以忍受的慢慢煎熬呢?其实，无论快慢，时间的存在，于她而言，都是一种痛苦。说时间过得慢，当然是因为苦苦期盼远人回归而不得的一种真切感受;而说时间过得快，则是因为担心时间的流逝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女主人公的容颜渐失光华，她实在难以抵挡时间的侵袭，难以为远人留住她最好最美的容颜。而这，恐怕又增添了她的愁绪，也更足以见她对远人的深情。前者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种心理时间，突出的是抒情主人公对时间的感受;后者则更加侧重于实际的物理时间。心理时间和物理时间是共存于女主人公的内心的。在这样的一首作品中，女主人公思念的情感正是依靠内心想法与时间之间构成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交互模式，使得简单朴实的语言之中饱含深情。作品深层意蕴的最终达成，正是借助于对时间意识的集中描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古诗十九首》何以会被评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16］45了。无独有偶，相似的例证，我们可以在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中描写送别后莺莺思念张生的一节中看到。其描写莺莺内心曰:“年年的光景如梭，急煎煎的心绪如火。”［17］67此处，“年年的光景如梭”分明是莺莺意识到了时光易逝，岁月如梭。但是，“急煎煎的心绪如火”，正说明思念本是一种对人情感上巨大的煎熬。所以莺莺又觉得时间过得是很慢的。这样，莺莺同样是在这种对时间感受的快与慢的紧张对立中煎熬。而这，正是秉承了自《行行重行行》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借时间意识而抒发相思之情的情感建构模式，从而使得作品达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然而要是这种事物在我们看来不是永久的，而是要毁灭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这个念头:时间，这是无穷的奔流，这是吞噬一切的无底洞———这正是时间方面消极崇高的形式。”［18］53时间意识的存在让美好事物的存在总是过于短暂。而在这些抒情主人公那里，这种意识主要还在于对明天的明确意识，同时因这种意识而产生了对未来的恐惧和焦虑。作家们通过作品将这种焦虑传达给读者，从而引发在文学接受层面的再次焦虑。读者在焦虑和恐惧过后，所产生的就是一种崇高的审美享受。正是这样一个原理，许多作品通过时间意识的强调和重现获得了感染千古的共鸣，也使相思变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母题。 四、追忆 人与动物的重要差别在于，人是一种有情感、有记忆能力的动物。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19］然而，对于有情人来说，记忆的存在是残酷的，因为它如悬在抒情主体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能掉下来斫伤其灵魂。更有甚者，这种伤害不是一刀毙命的斩首，而是千刀万剐的凌迟。回忆与现实构建的对照关系，会将主体置于难以自拔的痛苦场中，让其灵魂经受长久的煎熬和挣扎。于是，这就产生了中国古典文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母题———追忆，亦即“回忆”。于此，我们可先就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略作分析。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又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20］2060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唐人诗歌，但是其诗意到底何在呢?我们发现，这首诗的题目叫做“江南逢李龟年”，这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在仅有四句的诗歌中，却有两句谈了自己曾经与李龟年的交往呢?他似乎只是一再强调，我和你(李龟年)曾经在岐王府上见过面，也在崔九那里见过你几次。但一首描写他乡遇故知的诗歌何以会成为文学经典呢?看来，要在这首看似平淡无奇的作品中读出味道，首先要搞清楚李龟年到底是个什么人。据《明皇杂录》载:天宝中，上命宫中女子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院北，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而龟年特承恩遇。其后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景，常为人歌数阕，座上闻之，莫不掩泣罢酒。［21］27原来，李龟年是盛唐时非常著名的艺人，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乐工。而现在，在这个落花时节的江南，当他再一次见到李龟年的时候，时过境迁，李已经是风烛残年，流落在江南，靠在宴会上给人演唱为生。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作者实际上在这里回忆的并不只是李龟年其人，而是从李龟年的身上看到了当年唐王朝的繁华。更有，从李龟年的身上还看到了杜甫自己在安史之乱前后颠沛流离的改变。所以才会有最后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叹。如此来看，整个诗歌意境的达成和情感的表达，主要依靠的正是由追忆而造成的今昔对比。可以说，对过去时间的强调，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诗歌情感的表达。对此，宇文所安先生曾有过非常精到的分析:这四行诗的诗意究竟在哪里?在说出的东西同这两个人正在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之间是存在距离的，诗意不单在于唤起昔日的繁华，引起伤感，而且在于这种距离。让我把这一点阐述得更清楚一些:诗意不在于记忆的场景，不在于记忆它们的事实，甚至也不在于昔日同今日的对比。诗意在于这样一条途径，通过这条途径，语词把想象力的运动引导向前，也是在这条途径上，语词由于无力跟随想象力完成它们的运动，因而败退下来。这些特定的语词使失落的痛苦凝聚成形，可是又作出想要遮盖它们的模样。这些词句犹如一层轻纱而徒有遮盖的形式，实际上，它们反而更增强了在它们掩盖之下的东西的诱惑力。［22］5—6这首追忆式的诗歌，本身也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搜寻诗歌的建构材料。杜甫此处的回忆，亦即时光回放即是借李龟年这一特定人物开启的，而这种记忆的存在，让整首诗歌的丰富内涵和深层意蕴得以展开，而不仅是一首干巴巴的久别重逢之作。对往昔的怀念与今日的痛苦之间架构起时间的通道，由于两种时空场景的叠加，使得抒情主人公在对比中更强化了悲剧意识，以此来实现诗歌强烈情感的表达。这里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正好体现出中国人在时间意识方面的“非线性”结构。也就是说，古人的时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空间认知的，正如赵奎英先生的研究所说:“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由于它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定的封闭圆环。”［23］我们部分同意赵先生的观点，然而，正是这种对时间周而复始的认识，才让中国人在文学中表现出自身命运与历史经验之间的相似性，从而将历史的阴影笼罩于当下的处境，从而形成对比。这便使得诗歌中的抒情脱离了一时一地的个人抒情，从而染上了历史的沧桑。诗歌也进而更具有感人力量，进而穿越时空隧道，打动不同时代的读者。这种范例，在我们的古代文学经典中很常见。如大量的咏史怀古及弃妇诗的描写。当然，这一方面的时间意识显得就有些宽泛了。然而，究其根本，这种与历史经验的有意识对比，还是来源于对自身命运的焦虑。而这种焦虑，却来源于对时间的“线性”结构的认知和意识。 五、余论 时间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无法逃避的监视者，它无情、无欲，不会因为任何人的主观意愿而变快、变慢，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随着其世界的实际展开状态，自然也一道对此在揭示开来。在被抛境况中，此在委身于日夜交替。日以其光明给予可能的视;夜剥夺这视。此在寻视操劳着期备视的可能性，此在从其白日的工作领会自己;如此期备着领会着，此在借‘而后天将明之时’给予自己时间。什么在最迫近的周围世界中与天明有着因缘联系呢?———日出;操劳所及的‘而后’就从这日出来定期。而后日出之时，便到作……之时了。”［5］466从古到今，时间在人类心灵上留下的痕迹是相同的，人类的感情和情志也在时间的磨砺中不断成长。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共同的对于时间的感悟，才导致了我们在读古人的文学经典时能够切身体会其中包含的时间意识，而在这种阅读的情感参与中，才真正成就了这些文学经典的永恒价值。我们此处所说的经典，不仅有阅读古人优秀作品并对其精神价值的把握，从而推崇和传承其文化精神，同时也包括当下及将来的阅读者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正是由于具有了相似的对时间的感悟，才有了这些古代文学经典的备受推崇和不朽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中，以上所举的几类作品往往并不是单一情感的流露，很可能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母题和情感的结合体。也就是说，如一首诗，诗人们往往是借怀古而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上引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即是这样。然而，明显的是，这些情感的凸显都和时间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因为有了主体对时间的自觉意识及由此而来的情绪紧张，才构成了作品独特的情感魅力，唤起读者内心的共鸣，最终达到了感人的效果。 总之，时间意识的存在，参与了中国古代大量的经典作品抒情的达成。这种意识，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对时间线性认知的强调，同时又表现出对时间“非线性”认知的感受。时间意识的问题，当然也不是成就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唯一因素，但它却应该能够成为现代人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一个视角。 作者：李晓敏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文学研究的涵义 一、“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内涵 严格意义上讲，“民国热”是一种大众文化潮流，不是学术研究。但客观上，这种大众文化潮流催生了“民国文学”研究的理性回归。“民国热”的出现，让人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段历史以前的标签是“旧中国”、“军阀统治”、“落后与愚昧的代名词”，这些关键词是我们多年形成的“历史体验”性认识。但是随着我们阅读了唐德刚的《袁氏当国》、余世存的《非常道》、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历史文化著作后，发现了一些历史鲜活的细节和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民国”这个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激发起了解、阅读、研究的趣味。一些具有“民国见证人”味道的作品的出现，也让人们走近了“民国”这个“敏感”的历史“禁区”。如陶菊隐的《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大上海的孤岛岁月》、《记者生活三十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傅国涌的《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真相》，智效民的《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八位大学校长》，邵建的《瞧，这人》（新版改为《胡适的前半生》）等，这些作品撕开了民国历史的面纱，“制造”了许多鲜活的“民国话题”，让我们似乎触及到了“真实”的历史脉搏。何兆武、李辉、孙郁等学者的民国历史文化散文、随笔等，更让人们以一种反思性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阶段。在反思中比照今天的某种不足，激起知识分子的某种追问和思考。关于民国历史文化的这些研究、书写，看上去似乎触摸到了历史真实，实际上还是大众文化的流俗，还是“民国掌故”的演绎，“民国百态”的展露。面对这些民国文化的研究与书写，我们的“民国文学”研究又该如何？我们的研究不能流于“猎奇”与“热闹”，而是应该进入民国的细部，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当中，反观我们的“民国文学”。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如何回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倡导回到民国历史文化语境之中，但关键是如何回的问题，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个关键词“民国性”。“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语境的一个基本特性，我们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这个特性。 譬如，今天研究鲁迅，很多时候都基于一个基本的习惯性认识，认为当时社会是黑暗的，是没有人权的，是充满暴力的，是封建的。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研读民国社会历史，发现民国并不是像我们认识的那样，鲁迅对民国的宪政理想还是抱有希望的，所以才有先生的那种“坦荡”的行为。此例说明，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了民国真实的历史文化，才能在民国文学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的研究才有价值和意义。关于宪政理想与民国文学，《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发表了一组笔谈《宪政与法制视野中的民国文学》。编者按中说：“民国时期的政治专制与社会动乱同它的文学成就相比较，形成鲜明的反差，这里存在一种宪政理想与政治现实的矛盾。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近代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政治理念，宪政对知识分子的精神鼓舞和对统治者的某种抗拒都不容忽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为现代文学艰难地开辟了生存空间，其中的启迪值得我们深思。”民国时代的矛盾、困苦和艰难是不争的事实，但“也是在禁锢挤压的生存现实中，鲁迅、胡适、茅盾、巴金、曹禺、胡风等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不屈抗争，以‘魔罗诗力’的意志、普鲁米修斯的勇气，以对现代政治与法律文化‘空隙’的敏锐把握，努力撑开了一片崭新的写作天地。”“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应有品格。这既是我们坚持学理依据的“守正创新”，也是对民国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变迁重新审视的结果。我们研究民国文学，必须借鉴现代文学研究的得失。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而忽略了文学的历史性生成。我们应该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价值思维方式和具体的学术研究理念，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来激活民国文学研究。 二、“民国性”是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 民国文学的研究虽然在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如果要从学理性上来讲，还得有一个理论视域，这样的研究才能得到合法性认同。民国文学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合法性及其历史依据都需要理论的支撑。缺乏理论视域的民国文学研究很难得到深化和推进。当前的民国文学研究如何与“民国气氛”、“民国语境”、“民国范儿”有效地结合起来，需要有一种理论维度来拓广。这个理论的基础和关键词就是“民国性”，我们的研究只有建立在“民国性”这个最为根本的基础之上，才能扎实有效地推进民国文学的研究。应当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比以前宽广多了，学术空间也比以前大了，在这种多元化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民国文学的研究视角应运而生。一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的文章和著作涌现出来，令人欣慰。但总体来说，这些研究往往还停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和思维模式之中，真正关注民国文学“民国性”品格的意识不强，导致了只是把中国现代文学换成了“民国文学”这个说法而已。因此，必须指出，民国文学的研究旨趣并不在概念、范畴的转换，它的研究落脚点应该是“民国性”品格的确证。民国文学研究的另一个理论场域应该是民国文学史。近年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和文章也比较多，代表性的著作有魏朝勇的《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象》，汤溢泽、廖广莉合著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张堂会的《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李怡、布小继的《民国经济与现代文学》，以及李怡主编的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两套丛书；代表性的文章有李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张桃洲的《意义与限度———作为文学史视野的“民国文学”》，王学东的《“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刘勇、张弛的《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秦弓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等。这些著作和文章从史的角度对民国文学进行了展开和阐释，是对民国文学生态的还原。这种“‘民国生态’的还原，从根上触动现代文学真正的民国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因此就可剥开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多重纠缠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理解和解读延安红色文学、解放区文学，乃至左翼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被中国现代文学遮蔽了的一些文学现象、文学期刊、文学作品、文学流派、区域文学等都可以在民国概念中得以重生，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生态”还原，既是文学本身的回归，也是文学史的回归，同时具有明显的“民国性”印迹，是一种理性的回归。为了能够从理论上支撑民国文学的研究，李怡先生提出了“民国机制”这一重要的范式。他认为：“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李怡还说：“对于民国时期文学值得挖掘和剖析的‘民国性’，我称之为‘文学的民国机制’”。李先生注意到了文学的“民国性”问题，提出了“文学的民国机制”。这就给民国文学研究赋予了理论品格，让民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自己的研究范式。此外，张中良先生提出了民国文学研究的“民国史视角”。这种“民国史视角”有着中国现代文学无法逾越的优势，它可以直抵文学本身，还文学史以本来面貌。“以‘民国’来命名文学史，是一个更能深入‘真相’的文学思考。”张先生试图在民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研究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的内涵，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解蔽正面战场文学、民族主义文学思潮，让这些文学存在得到真实的反映和准确的评价。张先生的“民国史视角”实际上也是基于“民国性”而提出的一种理论视域。 三、“民国性”能激活历史与文学的关联性，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 历史与文学从来就是分不开的。研究文学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学发生的历史环境。当然，研究民国文学，也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环境。我们只有深入到了民国历史文化的细部，才能真正理解民国时期的文学，也才能有效地解读和阐释民国文学。民国历史的底色就是“民国性”，我们只有对民国历史的“民国性”加以准确把握，才能激活民国文化语境中的民国文学。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如何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首先，我们必须返回到民国社会历史的具体场景之中。这种返回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正如陈国恩先生所言：“这不是说研究民国文学应该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来进行，相反，我们应该超越三民主义，站在更高的历史点上来对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出评判。”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民国文学框架下研究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可能得出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结论。正如秦弓先生所言：“乍看起来，民国史与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大致重合，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的必要。然而，当我们仅仅以现代史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视角来考察鲁迅时，一些在民国史视角看来成为问题的问题就无法获得清晰的认识，甚至完全被遮蔽掉”。还有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因为它赋予民国文学起点的意义，所以可能评价更高。其实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强调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就是为了给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生寻找更为合理可靠的理由。这就说明，我们要激活民国历史与民国文学的关联性，“民国性”问题的把握就显得至关重要。“民国立场”、“民国姿态”这种带有“民国性”符码的研究趋向，是开掘民国文学研究的有效性策略。其次，我们要充分返回作家的精神世界，发掘其创作的机能，将“文学的内部”和“文学的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以前读鲁迅的小说《药》，认为小说表达了作者对辛亥革命换汤不换药的失望。但事实上，鲁迅先生对“五四”启蒙先驱是充满希望的。他说：“中山先生逝世后无论几周年，本用不着什么纪念文章。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谁有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可见，鲁迅对民国是满怀希望的，只是对那些有意破坏民国者们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这种历史与文学关联性的建构，既有利于我们对文学文本的准确理解和判断，又凸显了这一历史阶段的根本特性“民国性”。我们要研究抗日根据地内孙犁的小说创作，就必须了解白洋淀的经济、文化状况，了解那个时期白洋淀的家庭、婚姻与乡土秩序。只有深入了解了白洋淀的“民国性”，我们才能破解“与孙犁的矛盾”。回到民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充分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 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习惯于“现代性”话语系统，而缺乏主体意识，缺乏回到历史细部，缺乏学科的自我研究体系、概念、范式的建构。我们如果能够跳出“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就会发现很多被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诸如民国时期的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文学与法制的关系等，这对我们理解像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很有帮助。再比如1920年代，鲁迅起诉教育部事件。鲁迅为什么敢起诉教育部？这背后有何历史因由？还有19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新月》杂志抗争事件，这个事件背后的民国历史生态究竟是怎样的？值得深思。发掘历史细节，在新的历史架构中展现文学发展自己的逻辑，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遮蔽的内容敞开，一些新的、鲜活的研究命题将会不断涌现，这有利于反思、反观今天的学术研究，推动自我批判和自我认识。把民国的历史细节和文学自身关联起来，我们将会有一系列的新的洞见，形成学术研究的正能量。总之，“民国性”是民国历史文化与民国文学得以展开的一个根本和基础。研究民国文学离不开民国历史文化，民国文学是在民国历史文化的场域中显现的。我们只有把握住了民国文学的“民国性”特质，才能真正叩启民国文学研究的大门，才能解蔽民国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民国作家的生存状态、作品内涵，以及民族主义文学思潮。 作者：韩伟 单位：甘肃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一、现代文学作家、社群与思潮 (一)战后以至1950、1960年代的作家与文艺社群 1945年以后，大陆学者文人随国民政府来台者众，当时进入台大任教的几位师长，带来了“五四”文学的精神，也开启往后的现代文学之路。最具代表性的，在中文系有台静农，他是鲁迅的学生，来台后虽然转向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他的小说集《建塔者》、《地之子》，后来也出版了，使读者一窥“五四”遗风。在外文系则以夏济安为代表，他创办《文学杂志》，带动写作风气，影响了当时仍是学生的白先勇等人，也缔造了学院派文学杂志的成果。当时的青年学生辈，有来自大陆的学生，也有台湾本地出生的青年，他们因为进入台大就读，受到这些老师前辈的启发，以及同侪间的鼓舞，纷纷崭露创作的才华，终于成为台湾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些学生包括中文系的林文月、叶庆炳、张健、吴宏一、柯庆明，外文系的余光中、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杜国清、叶维廉等，各自在诗、散文、小说创作方面留下可贵的成果。林文月、叶庆炳以散文著名，余光中参与蓝星诗社的创立，张健亦为蓝星主要成员，杜国清、叶维廉则是笠诗社、创世纪诗社的重要成员。而以白先勇为主的《现代文学》杂志在1960年代创办，陈若曦、王文兴、欧阳子、王祯和等人，都是创始社员，共同推动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思潮的译介 由夏济安主导的《文学杂志》创办于1956年9月，而在1960年8月结束。但这份刊物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代表台湾战后初期的文学潮流中，一群学院里的师生对于文学的喜好和坚持，并开辟另一个有别于“战斗文艺”的园地。他们刊登的文稿，除一般创作，文学理论的译介、中西文学的相关论述也相当多，这个现象可以说开创了一种风气，也就是将现代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理论、西方文艺思潮连结，提供给创作者和读者新颖的观念。以白先勇为主导的《现代文学》深受其师长辈创办的《文学杂志》之启发，该刊在1960年3月到1973年9月共发行51期，由白先勇负责筹措资金，而外文系的几位同学一同写稿、译稿和拉稿。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强调创新的精神，他们努力介绍各种西方的思潮、创作观念，以便所写的作品可以表达属于现代人的艺术情感;对于西方文学与理论的介绍，《现代文学》更以“专号”的形式推出，除作品翻译外，往往也包括作者生平介绍，并附带加以评论。除创刊号推出“卡夫卡专号”，也曾刊出多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专号，对于艾略特的诗作与诗学，更前后刊出多期。《现代文学》编辑群对文学充满热情与执着，而这些译介，为创作者与读者带来不同的视野，开拓更多元的文学品味。 二、比较文学的学科成立与研究扎根 如上所述，《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以译介外国文学与理论为宗旨，进而启发作家的创作以及解读作品的角度，其实已略具比较文学的雏形。进入1970年代，台大文学院更以三轨并进的方式———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成立比较文学会以及结合《中外文学》，促进了比较文学在台大扎根与茁壮。1970年，台大外文系成立比较文学博士班，推动者是当时文学院院长朱立民与外文系主任颜元叔。但这个博士班不打算走英美文学博士班的路线，反而希望结合外文系与中文系的学术资源，使学生可以同时接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进而可以建立具有中国/外国文学双重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纪秋郎、单德兴、李有成、高大鹏、陈昭瑛、古佳艳等，都获得此博士学位，成为外文、中文学界的优秀学者。近年台大外文系虽已将比较文学博士班并入一般博士班，但比较文学仍是其修业与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1973年7月，朱立民等八位外文系学者与叶庆炳等四位中文系学者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并藉此在《中外文学》开始介绍比较文学的观念和发展;譬如《中外文学》创刊号(1972年6月)即刊登李达三著、周树华与张汉良译的《比较的思维习惯》，仿佛已经有所预告，2卷9期则有Al-dridge，A．O．著、胡耀恒译的《比较文学的目的与远景》(1974年2月);其后则陆续有袁鹤翔《中西比较文学定义的探讨》，李达三著、许文宏与冯明惠译的《东西比较文学史的检讨》等文章，一路推进，颜元叔、胡耀恒、朱炎、叶维廉、张汉良、陈慧桦、古添洪等，都是比较文学的旗手。古添洪与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李达三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8年)二书，可说是最早结集的相关著作。而叶维廉、古添洪与陈慧桦在东大图书公司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更可说是具体的成果。此外，结合外文、中文两系教授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会”，自1974年8月起对外扩大征求会员，凡大专院校教师和研究生有志于比较文学者，皆可申请入会。而学会也每年度主办国际或全国比较文学会议，开放对外征稿，相关的征稿主题、研究论文也都以专号的形式收录在当期的《中外文学》或另一英文的比较文学刊物《淡江评论》(淡江大学外语学院出版);譬如第4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1983年8月)，第5届主题为“现代主义与中西比较文学”(1987年5月);第25届全国比较文学会议主题为“灾难、创伤与记忆”(2001年9月)、第30届主题为“认同的变向:全球化时代的主体生成与转化”(2006年5月);无论其主题是企图与中国文学对话，或是呼应世界文学脉动，或是跨领域研究、文化研究，都在带动台湾学界的研究潮流，累积丰富的学术资源。外文系主导的比较文学博士班、比较文学会，再加上《中外文学》，形成了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的铁三角。我们也可以发现，就在《现代文学》即将衰退之际，1972年6月，外文系与中文系多位教授共同发起创办一份新的刊物《中外文学》。这些学者包括外文系朱立民、侯健、齐邦媛、颜元叔、胡耀恒与中文系郑骞、叶庆炳等人;而该刊自创刊以来，迄今一直稳定出刊，在台湾学术界已占有关键性的位置。《中外文学》创刊初期，系以颜元叔为主导人物，他引进新批评，在第一期至第四期，藉由《细读洛夫的两首诗》，掀起一串现代诗论战;而后又连续登载王文兴小说《家变》，并举行座谈会，引起各方注目、论辩，具体呈现学界与读者大众对这篇小说褒与贬的两极化情形，也为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反应留下珍贵的纪录。《中外文学》也曾连载林文月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书，引起很大的回响。该刊既命名为“中外”文学，除了对外国文学以及理论的译介，当然也兼纳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除现代文学研究外，也有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可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属于中国文学本身的研究模式，例如作家传记考述、作品流派、文学史研究，另外更为突出的则是以西方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例如张汉良的《“杨林”故事系列的原型结构》(1975年4月)，系以荣格的神话原型理论研究古典小说“杨林”、“枕中记”系列故事，这种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台湾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具体实践。综览《中外文学》的文章，可知其编辑和登稿的方向，和“比较文学”在台大外文系的扎根与开展着实有密切的关联。《中外文学》在1980年代以后，逐渐聚焦在对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介绍，例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后殖民等理论，透过专题邀知名学者撰稿，无论是就理论观念加以译介，或是以文学作品为例实际操作，都成为后来者追摹的范例，也大大助长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风气。 三、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家的培育，本不限于任何科系，但因为小说家白先勇、王文兴等人的光环，“作家都是出自外文系”的说法也流传一时。然而随着中文系现代文学课程的增加与写作风气渐盛，出身中文系的作家，以及投入现代文学研究的中文系学者，也日渐增多，“现代文学”遂形成中文系学术传统的脉络之一;这方面，曾任系主任的叶庆炳教授实有开创性的贡献。而当代年轻一辈的作家譬如散文家陈幸蕙、简，小说家郝誉翔、黄锦树，诗人陈大为等，都是台大中文系毕业。在外文系方面，虽以外国文学课程为主，但中文、外文两系常有合作开课的例子，如外文系王文兴所授的现代小说、王建元所授的文学批评、齐邦媛所授的高级英文(讲授英美小说与诗)等，系为中文系而开;中文系也长期为外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因此除了在文学杂志上的通力合作，在课程、师资的援引上，中文与外文两系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担负文学教育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8月，台大成立台湾文学研究所(简称台文所)，因为课程设计与发展方向的关系，进入台文所的学生，不乏已经有现代文学作品集出版，或是已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加上各教授的专业取向，台文所加入了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阵容。按，台湾文学的发展，于史可考者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除1930、1960年代是现代主义兴盛时期外，台湾文学的多元性，以及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关联，都可以从中发掘比较文学的议题。是故，台大教授对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除了前文所介绍外，近年可以看到的是，中文系何寄澎的现代散文研究、陈翠英的现代小说研究、外文系廖炳惠的后现代研究、廖咸浩的文艺/社会思潮研究、张小虹的性别/同志文学研究、流行文化研究，刘亮雅的台湾后殖民小说研究、朱伟诚的同志文学研究等，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台文所教授对于现代文学研究可说更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柯庆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研究，郭玉雯的张爱玲小说研究，王文兴小说研究，梅家玲的现代小说研究、眷村小说研究，以及洪淑苓的现代诗、女性文学研究，都已出版相关的学术论著。另外，黄美娥的日治时期台湾通俗文学研究、张文薰的日治时期台湾新文学研究以及苏硕斌的台湾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也都为现代文学研究扩充了领域与视角。 四、结语 展望历年来的台大师生藉由现代文学创作、译介与发行文学刊物的成果，和台湾文坛产生密切的互动，在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上更有开创性、主导性与关键性的位置。现今，为了促进现代文学研究，总图书馆也积极展开作家手稿资料的典藏工作;目前已有王祯和、王文兴、林文月与叶维廉等作家的手稿典藏。而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常模，相信台大教授与研究生将秉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在新世纪共同勾勒出台大、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学史的复杂网络。 作者：洪淑苓 单位：台湾大学 文学研究论文:现代文学研究性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 一、推广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意义 虽然社会对大学生培养提出了创新性的要求，但在校大学生的基本现状，却令人堪忧，其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迫切要求大学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目前大学生中存在的两种普遍的情况特别应引起重视：一种是涣散型，具体表现为无所事事、不看书、不学习、考试前突击复习甚至违反考试纪律。根源在于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中学时被迫于题海战术、应试学习的学生，内心已对学习产生了厌倦，大学时如果没有老师严格督管，很容易无所适从，缺乏独立学习、主动探究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大学的教学、考核体制僵化死板、只是背书———做题的模式，更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不能领悟到学习的真谛；一种是很认真、很用功，但是只会背笔记、背教材，虽然答卷和笔记、教材几乎一字不差，但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试想，无所事事地度过大学时代，毕业时腹内空空，又有什么知识和能力去胜任工作呢？如果大学里照本宣科、只会背教材、背笔记，工作之后照旧这样教孩子们，又培养出一批“学习、考试机器”，这样陈陈相因，只能形成教育培养的恶性循环，压抑了创造性，也不能适应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地方高校是承载大众化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体，改革和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地方高校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有效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基于在校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种问题，改变旧有的教学模式，推进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独立思考、自主学习能力的研究性教学势在必行。 二、如何推行研究性教学 （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研究性教学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引导者的地位，学生则是学习活动的主体。要改变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中已形成了的一定的被动学习习惯，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调的教学方式，不能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便沿着自己的思路和准备的教学内容开讲，学生只是聆听和埋头记笔记，一味跟着教师的思路，然后课后背诵，这样只能压抑学生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与现代教育理念相违背。“现代教育认为，知识的学习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认识科学本质、训练思维能力、掌握学习方法的手段，在教学中强调的是‘发现’知识的过程，强调的是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形成探究的精神。”所以，在教学中要强调学生的能力培养，注重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能提出问题、形成研讨，并逐渐增强分析问题的能力。教师转变了课堂的中心角色意识后，要明确引导的作用和怎样引导。实际上，改变固有的教学模式，发挥引导的作用，看起来讲得似乎少了，却要付出更多的心血。教师要琢磨每次课引领学生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驾驭课堂、怎样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又怎样总结升华，这需要既站在学生的角度换位思考、巧妙设计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又需要提升自己的学养积累和科研能力，不断开拓自己的创新精神，才能引导学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学有所得、学有所乐。 （二）自主性、研讨式的教学方法 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是提高学生对文学作品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现代文学教学也应把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的创新能力作为教学目标，改变“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的传统教学方法，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文学感受力、审美鉴赏力、文本研究与分析的能力。首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中，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用鲜活灵动的审美感受来细读文本，和作家作品产生灵魂的交流与碰撞，才能真正走进文学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很多学生毕业时连基本的名家名作都没有阅读过，这是中文专业学生的很大遗憾和知识欠缺，所以，主动阅读、带着兴趣阅读、带着思考阅读，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的第一步。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终日埋首于清华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一边读一边做摘录，写下感受和启发，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为他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奠定了深厚的学养基础。教师若能指引学生钟爱读书，甚至把读书作为保持终身的爱好和习惯，无疑会使学生受益一生，并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学生对读书产生了浓厚兴趣之后，教师还要引领他们学会思考、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正如法国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所言，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对文学作品有了初步的文学感受只是理解作品的前提和基础，要对作品有更深入的思考，还需要理论的支撑和提升。中文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对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理论的掌握是必备的学养基础，一定要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才能做出独到、深入的阐释。在课下引领学生做充足的文本阅读与理论学习的前提下，在课堂上的引导也很关键。教师可采用组织学生发言、研讨、辩论、归纳总结等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积极性。可在课前预习中设几个小专题，预先由学生分组讨论，然后每组派代表上台发言，既加强了学生间的团队意识、组织协调能力，又练习了口头表达、语言组织、独立思考能力；还可组织课堂讨论，甚至针对不同的观点展开辩论，学生会被激发起强烈的问题意识，积极思考、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思想碰撞的火花中，大家集思广益、互相促进提高。比如，在讨论中，同学们通过对周朴园性格的分析及对他和侍萍之间情感的探讨，加深了对这一人物在人性方面的理解；通过对张爱玲《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作品的细读与阐释，走进这位颇富才情的女作家的内心世界；通过对萧红《小城三月》中翠姨悲剧命运和矛盾性格的所思所感，更深入地理解萧红创作的女性视角和女性生命体验……当然，灵活多样、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绝不意味着教师的担子轻了，相反，教师要有高超的课堂驾驭能力，引领学生积极思考并能不偏离课堂教学目标，使课堂气氛既活跃又不松散，并能及时总结，把自己的学术研究积累和学术界相关的前沿成果梳理归纳后介绍给学生，让他们在学界大师的研究中捕捉到最新的学术信息。在积极高效的课堂教学之后，还要再做好课下学习的延展。做好课程网站是将课程学习进一步丰富并可和学生在课下继续交流、互动的很好方式。在课程网站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生分享，学生可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文学创作在网站上展示，师生交流评析；还可设置在线答疑，及时解答学生的问题，鼓励促进学生在课后继续主动学习，拓宽知识面、拓深知识层次。另外，可以布置学生写小论文，让学生在写作中提高研究意识；还可结合中文专业的特色，引领学生由阅读文学作品到创作文学作品，让学生在散文、诗歌、小说的写作中进一步领悟文学创作的规律、方法、内涵；至于一些生动有趣的文学活动，如配乐诗朗诵、话剧舞台表演等等，更能增加学生对文学的爱好，也可增强审美、表达等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 （三）注重能力培养、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 传统的课程考核方式往往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出一些固定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论述等题型，学生按背熟的答案答题，限制了学生的思维，不能真正考察出学生的能力和水平。研究性教学改革推行以考查学生实际能力为目标的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在考试环节方面，采取平时课堂发言、课程小论文、文学创作各占一定的百分比，期末试卷以论述、写作题为主的方式，让学生摒弃背诵固定的答案的复习模式。文学是人学，对作品和人物的理解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说老舍的名作《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形象，当我们用一般的女性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一形象时，可发现虎妞这一形象的塑造不仅展现了老舍对妇女地位的思考，也透视了老舍在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交织渗透下的女性观。但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首先要遵循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忠于生活，严格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这又使老舍对虎妞这一人物的描写在较大程度上冲破了他那种过分传统的女性观，而能从生活的实际出发，写出一个有着奇特的身世背景和生活经历，原本也不属于那种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并且最终也沦落到生活底层的女人的悲惨的一生。这就使虎妞这一形象的表层意义与其深层意义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从而赋予这一人物以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因此，如果仅仅把虎妞看成是一个老、丑、泼辣、厉害的“坏女人”，那就根本未曾理解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性格的复杂构成，实际上只停留在对这个人物极为表层的理解之上。已经有多位学者指出：过去学术界对虎妞形象的认识长期以来止于其言语和行为的直率与粗俗之上，而未能触及其人生的深层与整体。正因为这样，我们有必要对虎妞这一形象作出更符合文本实际的新的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一名流行的名言：“说不尽的阿Q！”这说明一部伟大的、经典的作品，其思想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并且具有不断地被人们作出新的阐释的意义空间。所以对文学的理解应是多角度、深层次、多向度的，如果对作品的创作特色、形象分析千人一面，那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就成为枯燥乏味且单调无趣的照本宣科，这样即使答卷是满分，对学生的能力培养而言也没有多少意义。如果考核侧重于思考和研究，学生可写下自己对作家作品独立、深入的理解，那么复习就不再是机械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而成为了快乐的、主动的学习过程，同时也可考察出学生的分析研究能力和平时的学养积累。 可以说，无论课前的主动阅读预习、课堂中的积极参与思考、课下的第二课堂的开拓、还有考核形式的改革，都贯穿着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提高学生创新学习能力的理念，都凝聚着教师的悉心指导、用心引领，主旨都是为了培养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求的有用之才。 作者：傅晓燕 单位：山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文学研究论文: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检讨 一、学术范式与主要成果 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是以家族为视角探讨“文学的家族”与“家族的文学”的历史发展、家族个性、家学本质和社会地位的文学研究。其学术范式或者以文化为本位，或者以文学为本位。前者立足于家族文化的整体性研究，文学世家是家族文化研究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后者立足于文学世家的特定性研究，家族文化作为文学世家的重要背景而受到重视和研究。两种学术范式各有侧重，各有特点，但都强调“家学”独特性的择微，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并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就文学学科的属性来说，采用以文学为本位的学术范式更为切合古代文学研究自身的特征和要求。文学世家研究是基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西化”反思和学术创新需求的结果，体现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本土话语回归和学术范式创新。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果，从以个案研究为主走向以朝代为主、区域为主和专题为主的多样化研究。以汉族文学世家研究为主体，也有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的研究。 1.个案性研究成果 文学世家的个案研究成果最多，主要集中在六朝、宋代和明清三个时段上。六朝的个案研究，主要聚焦于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琅琊颜氏，东海徐氏等。其中陈郡谢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有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之个案研究》、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周昌梅博士论文《六朝陈郡谢氏家族文学研究》等论著。宋代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昭德晁氏，东莱吕氏，临川王氏，鄱阳洪氏，墨庄刘氏，眉山苏氏，浙东高氏，四明史氏等。其中昭德晁氏文学世家研究最显著，有刘焕阳《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何新所《昭德晁氏家族研究》、李朝军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滕春红博士论文《北宋晁氏家族及其文学研究》等论著。明清的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吴江沈氏、叶氏，常熟翁氏、冯氏，海宁查氏，三山叶氏，滨州杜氏，临朐冯氏等。其中吴江沈氏和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最突出，前者有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等著作，后者有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朱萸《明清文学群落：吴江叶氏午梦堂》等著作。个案研究以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较有代表性，该著未停留在家族血脉关系、家族文化和作家作品的简单梳理上，而是注重从家法意识、家族成员主观性和后天因素不确定性等方面来探讨世家文学发展的继承性与变异性，同时又重视家族成员文学创作的分析来探讨世家文学的典型性及与时代的联动性，对“个体—家族—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研究有着较为自觉的意识。 2.断代性研究成果 此指对某个朝代的文学世家作整体的断代研究，以六朝和宋代的研究较突出。前者有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周淑舫《南朝家族文化探微》论著，后者有《宋代文学家庭》、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刘学《词人家庭与宋词传承》等论著。其中，对宋代的研究较突出，王著对宋代二代至十代以上的文学世家都作了梳理，有较强的资料性；两部张氏著作都注重从宋代的时代变迁、地域文化、政治党争、科举制度和家学意识等方面来探讨，基本上揭示了宋代文学世家发展的时代特征；刘著则重典型文体与典型家庭关系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3.区域性研究成果 此指以某个地域为主的文学世家研究，其中江南地区是最突出的区域，时间跨越六朝至清代。主要成果有朱丽霞《清代松江府望族与文学研究》、凌郁之《苏州文化世家与清代文学》、邢蕊杰博士论文《清代阳羡文化家族文学活动研究》、顾世宝博士论文《元代江南文学家族研究》等论著。由梅新林、陈玉兰主编的《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已于2010年陆续出版，计划出书50种，其中有不少是江南文学世家研究的成果。此外，中原、关中、河东、山东、江西、广西等地文学世家也受到一定关注，有相关文章发表。区域性研究普遍存在对文学世家的地域性特征揭示不够的缺憾，往往是某一区域内文学世家个案的“组合体”。 4.专题性研究成果 此指围绕某个专题内容对文学世家进行研究，包括政治、经济、科举、出版等专题，都有相关文章发表。其中，女性专题研究最突出，一些论著往往会涉及到，如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都设有专章来论述世家女性的文学意识和文学创作。此外，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如陈水云、王茁《文学女性从闺内到闺外———以山阴祁氏家族女性文学群体为例》等。徐雁平编著的《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广涉资料，对清代文学世家姻亲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是专题研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以上主要是汉族文学世家的研究情况，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研究也开始涉及。如刘达科《金元耶律氏文学世家探论》、杨镰《元代江浙双语文学家族研究》、陈友康《古代少数民族的家族文学现象》、李小凤《回族文学家族述略》、王德明《清代壮族文人文学家族的特点及其意义》等。 二、学术检讨与未来前瞻 经过三十余年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无论是涉及的家族数量，还是家族时空分布的广泛性，古代文学世家研究都取得极为突出的成就，呈繁荣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检讨和反思的地方。 一是重个案研究轻系统考察。个案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并且有些家族还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典型者如六朝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和颜氏，宋代昭德晁氏和东莱吕氏，明清吴江沈氏和叶氏等都有多部研究论著或博士论文。但对特定区域、特定时代或通代文学世家的系统研究则较少。个案研究固然是基础，但只重个案而轻整体，往往会挂一漏万，见木不见林，且易造成研究模式化和雷同化。张剑等《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张兴武《两宋望族与文学》和梅新林《文学世家的历史还原》等在系统考察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前两部论著重横切面的系统研究，紧密联系时代社会、地域文化来研究文学世家；后一篇长文重纵向性的系统研究，对中国文学世家的“经学—文学世家”、“门阀—文学世家”、“科宦—文学世家”前后相承的三重形态进行了提纲挈领的历史还原，气势宏阔而又鞭辟入里。 二是重南方家族轻北方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所涉及的家族绝大部分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特别是两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的文学世家研究更是如此。这与古代江南经济发达、人文荟萃和家族兴盛有着密切关系，因而易为研究者所关注。但北方同样也不缺文化望族，而且历史更为悠久，缺少北方家族的参与，对于完整的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来说是一个残缺，也不符合古代文学世家的实际情况。 三是重汉族家族轻少数民族家族。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汉族文学世家当中，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研究只有廖廖几篇论文。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大量的文学家族诗书传家外，也有许多少数民族文学世家留名青史。只有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世家也纳入到研究视野内才能真正完整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世家，并且激发杨义所说的“边缘活力”的少数文学世家研究。 四是重作家梳理轻作品辨析。由于作家是文学世家的主体和核心，古代文学世家研究当中，一般首先关注的是对家族中具有文学特性的成员进行梳理，由此构建起具有血缘关系的文学世家网络，而作品附属于作家分布在网络各个节点上。这一方面有利于快速建立起文学世家网络图，但另一方面也舍弃了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阅读和文意理解的文学本位研究。这种文学世家研究既偏离了回归文学本位的学术反思和要求，也不利于对家族作家及其文学的深入研究。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应该加强作品的考辨和分析，并坚守文学为本位的多元化研究。 五是重现象探讨轻理论归纳。由于只重作家梳理而缺乏作品考析，因此文学世家研究只能对以作家活动为中心的文学现象进行探讨，简单地勾勒出文学世家成员血缘关系的网络图及其文学世家的表面性比较，而难以对文学世家传承的深层规律与外部影响、传承共性与个体变异、成员特性与家族共性等一系列文学现象作出理性描绘和区分，并作理论上的阐释和研究，从而影响文学世家的深层研究。同时又由于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的理论研究也相对滞后，学界虽然有所关注，但总体上还很欠缺，这也必然也影响到文学世家的深化研究。所以，无论是内在理论归纳还是外在理论指导，文学世家研究都显得缺乏而又迫切需要。 六是重家族封闭考察轻家族开放关注。古代文学世家研究总体上来说是局限于家族内部考察，包括家族内部成员关系的梳理、家族作品的排列和文学世家现象的描绘等内容，而很少以开放态度和视角来考察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关系。这种封闭性的文学世家研究势必影响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很难看出研究对象在特定局域或整体文学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也势必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学术作用和社会效果。 鉴于以上的学术检讨，未来的文学世家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的同时也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来拓新和深化。其一，加强贯通性研究。贯通性研究包括时代贯通、地域贯通和民族贯通，时代贯通是对特定时代或通代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地域贯通是对特定区域或整个中国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民族贯通是对特定少数民族或所有少民族的文学世家作贯通性研究。其二，加强文学性研究。文学性研究包括文学世家作品的文献考辨、文本理解和文化分析。文学性研究的强化既可以深化作家主体意识、家族独特个性和文学传承基因等文学世家深层次内容的研究，也符合文学本位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需求。其三，加强理论性研究。理论来源于学术实践又指导学术实践，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对于文学世家的学术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导作用和意义。文学世家的理论研究一方面要对个体、局域和整体的文学世家发展的内在规律、特定内质和发展动态作理性归纳和升华，以突显“文学的家族”和“家族的文学”的独特个性和整体共性；另一方面则要从哲学层面探讨文学世家的概念、内涵、范畴和研究方法等抽象的理论问题，从而更好地指导文学世家研究实践。其四，加强开放性研究。开放性研究就是要跳出封闭的家族内部，放眼于家族与家族、家族与社会、家族与地域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同时在文学本位的基础上重视文学世家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哲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作者：曾礼军 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文学研究论文:论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趋势 作者：苏永前 单位：漳州师范学院 20世纪后期，受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西方思想界出现“人类学转向”的潮流，其影响在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从中国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史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也出现人类学转向趋势。不过，相比较史学而言，文学领域的转向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拟以近年来的几种个案为中心，就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作一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人类学转向”并非当下文学研究的惟一趋势;在人类学转向之外，并不排除其他转向的存在。此外，文中论及的仅仅是上述转向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个案，因篇幅所限，对其他与人类学转向有关的研究无法逐一论述。①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 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艺学界，文学人类学是一支非常显著的力量，其麾下聚集了叶舒宪、萧兵等一批学者，他们立足于中国本土传统，以跨文化、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重新审视，在学界引发了广泛影响。中国文学人类学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作为西学的人类学，如何与中国本土的学术传统相对接，从而实现中国古典学术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诗文、小说评点，一种是训诂考据。20世纪初，受西学东渐的冲击，上述两种范式均面临挑战。就前者而言，由于主要建立在文学接受者的主观感悟之上，缺少系统性与理论自觉，因而在西学的冲击下难免式微。相对而言，在清代乾嘉时期臻于极盛的考据学则由于秉持“求实征信”的原则，因而体现出一定的科学性品格;在20世纪初，当以实证主义为主调的西方学术范式传播到中国时，便有了向现代性转化的可能。不过，传统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也是非常突出的，正如有论者所言:“清代中后期不少治诸子的学者擅长文献考辨和文字训诂，但他们除了盯着文字文献之外，对民俗民风基本不屑一顾，对口头传说也不加采信，他们只满足于‘四部之学’而轻视‘四野之学’，这束缚了他们的胸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②此外，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的读经教育被新兴的西式教育所取代，现代人的知识结构与传统的考据学也因此发生了断裂。当然，相对于乾嘉诸老而言，现代学者也自有其优势:“尽管从总体上看，乾嘉学者式的渊博和小学功力已经不可再得了，但是新时代的学人自有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新材料、新视野和新方法。”③针对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与今、古人知识结构上的断裂，叶舒宪、萧兵等学者一方面在古典文学的重释中增加了文化的维度，从宏观的文化背景中对种种文学现象作出解读;另一方面，又不断拓展证据的疆域，在20世纪初王国维所提出的以地下出土甲金文为主的“二重证据”之外，又增加了“第三重”和“第四重”证据，前者指广义的民族学资料，后者指考古出土的实物、图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种跨文化的“人类学”视野。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些聚讼不已的难题，借助于“四重证据法”所提供的全新视角，便有了重新“破译”的可能。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兴起了文化诗学，主要倡导者有童庆炳、李青春、顾祖钊、刘庆璋等学者。在文化诗学的发祥地北京师范大学，目前已推出“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渊源”、“文化与诗学”等系列丛书，此外还主编有《文化与诗学》辑刊。这种现象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在经历了短暂的“审美转向”之后，开始向文化维度自觉回归。关于文化诗学提出的原因，据童庆炳先生的表述，首先是出于中国当下的现实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与消费时代的到来，人文理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侵蚀和消解。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审美批评，转向对文学所由发生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把握和分析。①笔者以为，除上述原因外，中国文化诗学的崛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来自于人类学领域的影响。对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界而言，如何在摆脱意识形态干预的同时，又能打破“内部研究”的褊狭，无疑是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而人类学的核心命题“文化”，正是走出这一困境的有效参照。因为“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概念，可以容纳比意识形态与审美判断更为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还原文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国内文化诗学研究呈现出不同特色，不过，这一研究取向与文化人类学之间的种种契合仍然有迹可循。 第一，对于“文化”的理解。国内致力于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也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在《文化诗学是可能的》一文中，童庆炳将“文化”的定义归纳为三种:第一种是泰勒、马林诺夫斯基等所持的“广义的文化概念”;第二种是《现代汉语词典》等所界定的“狭义的文化概念”;第三种是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界定的文化概念。尽管作者认为“以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来审视文学是最为可取的”，却又对第三种概念进行了扩充:“按符号义的文化概念，文化的样式主要有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六类。我想还可以包括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民俗等。”②其实，这种经过泛化后的文化概念，与其说是卡西尔式的，不如说更接近于人类学。 第二，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解释。李青春曾经谈到:“我们借用‘文化诗学’这个概念是为了倡导一种阐释方法。这种方法简单说来就是将阐释对象置于更大的文化学术系统之中进行考察。就古代文论(或古代诗学)而言，就是要将文论话语视为某种整体性文化观念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因此在考察其发生发展及基本特征时能够时时注意到整体性文化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③对于文化诗学的这种认识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所谓文化诗学，正是试图对这些文学现象作出“深描”，以实现对特定历史、文化情境中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④ 第三，文学观念的起源研究。文化诗学不仅重视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等精英传统对文学的形塑作用，而且深入到史前文化，对中国文学观念的生成作纵深考察。这种取向比较典型的是顾祖钊的研究。在《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一书中，作者深入到中国文学观念所由产生的华夏原始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范畴作了文化探源。比如对于“诗言志”的产生，作者先从古代巫术文化演变的角度，论证了《尚书•尧典》的真实性，进而联系当时的巫文化语境，确定“诗言志”的“志”并非“人的意志”，而是“天的意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提供了新的解释。再如，作者通过跨文化比较，认为《易经》的爻辞之中有许多原始诗歌，可以说是《诗经》作品的源头。这种研究思路其实正是早期文化人类者的典型风格:“初期的民族学⑤研究，都是以‘原始’、‘简单’、‘无文字’的‘初民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个时候，直至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前，民族学热衷于研究人类的起源、宗教的起源、法律的起源、婚姻的起源等。”①在具体的个案解析中，作者也援引了许多考古学与民族志资料并运用图腾、巫术等理论进行参证，体现出明显的人类学取向。#p#分页标题#e# 三、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借用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汉民族文学研究的一枝独秀到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的广泛开展，本身便是对当下文学批评人类学转向的一种折射。作为汉民族“他者”的众多少数民族，其创作往往并非单纯的审美对象，而是作为族群历史记忆的载体代代相承，其中积淀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因而不断有研究者采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神话思维”、“文化功能”、“仪式”、“图腾”、“结构”成为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中频频出现的术语。 (一)人类学理论的引入 1.仪式理论 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来看，诸如民歌、神话和史诗等文类本身往往并非纯粹的文学文本，许多都是作为仪式活动的伴生物而出现，因而很有必要从仪式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比如，徐斌《格萨尔史诗说唱仪式的文化背景分析》一文，便是从史诗演唱前艺人举行的仪式入手，对史诗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②需要指出的是，仪式不仅仅呈现为当下性的展演行为，还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在一个族群的文学传统中不断再现，从而衍化为一种“仪式原型”。当下许多研究者正是通过对文本中情节元素的分析，来构拟文本背后的仪式原型。这种研究取向已经成为一种“范式”，被不同的研究者反复采用。蒙古族学者乌日古木勒的专著《蒙古突厥史诗人生仪礼原型》可作为这种范式的代表。作者通过对蒙古—突厥史诗中求子、英雄特异诞生、英雄接受考验和英雄再生四组母题的研究，阐明了史诗背后潜在的共同模式。这一模式的原型，正是人类历史早期或当代土著部族中仍在盛行的成年礼仪。 2.族群理论 人类学中的族群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形成了“根基论”与“工具论”两种主要的理论范式。作为人类基本的存在属性，族群身份总会经由某些符号系统表达出来，文学便是人类表达自己族群归属感的主要载体之一。中国各少数民族作家一方面从属于特定的族群，许多作家甚至有自己的母语;另一方面，他们又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多数人也在从事汉语写作。这种矛盾处境决定了少数民族作家处于汉/非汉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正是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族群身份的这种特殊性，族群认同问题成为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热点。在刘华《谁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作家“民族身份”的文学人类学考察》一文中，作者将中国作家的“民族身份”问题放置在现阶段的中国语境以及多学科的背景之下，通过对作家的个体书写与整体性各层面之间的矛盾、多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与作家之间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考察，分析其“身份”问题的历史性、可变性和情境性。③周翔在《当代台湾原住民作家的身份认同》一文中，通过对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仔细分析，就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族群认同问题进行了考察。④由于台湾族群关系的复杂，每一位原住民作家都处于多层次认同场景之中，因而对台湾作家族群意识的分析，也便具有了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说，阅读台湾原住民作家的文学作品也是一次田野体验过程，这与王明珂等学者所提出的“在文献中作田野”自然有着某种暗合。⑤ 3.图腾理论 20世纪初，一些学者将图腾理论运用到中国的神话研究中。正如有学者指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无不充斥着神异动物和半人半兽形象、人兽婚和人兽变形之类的母题等令科学理性尴尬的内容，由于图腾学说提供了一个沟通人和动物之间的理论桥梁，因此，从其产生之日，就成为神话学家手中的利器。”⑦在当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也采用图腾理论，对其中许多今人难以索解的文化现象进行解释。比如，始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的“九隆神话”，是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最著名的神话之一，讲述古哀牢国一妇人“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的故事。对于这一神话的研究，除从历史的维度对其演变的微观过程进行梳理外，另一主要视角，便是援引图腾理论对其中的神异诞生母题进行解读，石钟健、萧兵、李炳海等学者都做过这种尝试。①类似的研究如王雅荣《“猴玃抢妇”故事渊源新探》、刀承华《傣族古代文学中的动物图腾崇拜》等。前者在对汉语古典文献中所载“猴玃抢妇”故事进行追溯的基础上，认为该故事反映了汉晋时期生活在蜀南及西南地区羌族的猿猴图腾崇拜及抢婚等社会习俗;后者则通过对傣族古代神话、传说等多种文本的分析，揭示出这些叙事后面所隐含的图腾崇拜观念。 (二)田野方法的借用 在中国少数民族中间，由于至今传承着大量“活态文学”，因而人类学意义上的“参与观察”自然成为研究者的主要方法之一。与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民族文学调查相比，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采录更加注重田野方法的规范。乌日古木勒就曾以田野方法为主要标志，将国内蒙古史诗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阶段基本从文学的视角搜集、整理和研究蒙古史诗;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蒙古史诗的调查研究中借鉴和引进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和口头程式理论以及表演理论。②近年来，中国史诗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田野报告性质的著作，比如黄中祥《传承方式与演唱传统:哈萨克族民间演唱艺人调查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哈拜《哈萨克阿肯》、朝戈金《千年绝唱英雄歌———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田野散记》、杨恩洪《民间诗神———格萨尔艺人研究》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还对民族文学调查与整理中的缺失作了深入反思。彝族学者巴莫曲布嫫的长文《“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正是这种反思的代表。作者认为，国内外学者对彝族史诗的研究长期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史诗作为研究彝族历史、社会等的旁证材料，一种是单纯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待。这些整理过程忽视了史诗本来所属的彝族传统的内部规定性及演述场景。作者所要表达的学术诉求，正是回归史诗的田野现场:“通过田野研究，从民间鲜活的口头史诗演述活动去复归文本背后的史诗传统，并建立一种‘以表演为中心的’史诗文本观和文本阐释。”③突厥语民族文学专家郎樱在《田野工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十年史诗田野工作回顾与思索》一文中则以自己多年的田野经历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调查采录中的田野规范与困境进行了思考。不难看出，文中所提出的“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点面结合”、“追踪调查”以及进入田野前的“学术准备”、“理论预设”等具体要求，与人类学经典民族志的生成过程无疑有着种种契合。④上述反思表明在人类学影响日益显著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也在自觉向人类学规范靠拢。这种“田野自觉”，也正是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人类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征。#p#分页标题#e# 文学研究论文:杜威社会历史文学研究 本文作者：毛崇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17年杜威在《必须矫正哲学》中提出,知识的增长是通过对旧概念的重构而实现的。杜威对旧哲学的改造分为对象和主观两个方面进行。他认为首先必须打破学院式传统的教学方式以改变哲学的保守性。他说:“科学和政治在过去一百年内所取得的智力进展以相似的方式被浓缩和固定在教材之中,拒绝做进一步的改造。”[1](P.62)旧哲学以世界的真实存在(实在reality)为对象,这种僵硬的“终极实在”是束缚进一步开拓思想的东西。在杜威看来,哲学是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和时代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的改造旨在把哲学从哲学家的头脑转向现实的生活,从传统的学院式封闭教条转向开放的未来,主张哲学面对自然、人生,干预政治、文化、道德、审美和教育,最终落于社会的变革、发展和进步。杜威指出,对于当代社会,哲学改造的最为紧迫的使命是协调现代自然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体系与道德的和政治的制度作为价值体系的关系问题。杜威关于文艺的思想是与他的哲学的改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以人文的精神关怀着政治的改革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与启蒙时代的科学和理性精神有承接性关系;另一方面在反学院式精英式的形而上学以及平民主义精神上对后现代主义又有着开启作用。在杜威看来,艺术是现实的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他的艺术观念在对科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如战争)的危机并对人性的悲观和非难中,“理解并陈述产生于由新科学完成的革命的对于人的未来的积极意义”。[2](P.18) 一　文学的本质———“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詹姆士•卡因洛指出,杜威的科学观和自然观是建立在“设定关于自然之本质的一系列新假定”基础之上的,“它在杜威的形而上学中得到了系统化”。[3](P.121)在文学观念上,杜威与后来的罗蒂相反坚持文学的本质论,他从文学艺术的不同“类别”出发展开文学的本质论,指出,每一个文学类别“成其为自身”,是因为存在“某种不变的准则将每一类划分出来”之“固有本质”。[4](P.226)由此引出他的再现与表现统一的观点。他认为,艺术无论是再现还是表现的,都与对象本质有关,“所有的真正(艺术的)表现,都走向‘本质’”。在这里,本质所指的是“对一种本来是分散的,被伴随的多种多样的经验的事件弄得多少有些模糊的意义的组织。本质的不可缺少的东西也都与一个目的有关……一件艺术作品也许确实传达了众多经验的本质,并且有时会以密集而惊人的方式来传达……小说从偶然中抽取本质的东西”。[4](P.294)由此可见,杜威把关于文学再现与表现的问题看作文学的真正本质。 自古以来,文学理论在其发展历史中贯穿着表现与再现的争论。众所周知,再现论的哲学认识论基础是反映论,被古典作家们普遍概括为“文学艺术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镜子”。而相反的观点强调文学艺术作为艺术家自我的表现。这两方面各执一端,在激烈的争论中难免有相互妖魔化的问题,致使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并未休止。在后现代的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消解中,艺术被认为既不再现什么也不表现什么,这场古老的笔墨官司不再热烈,但是,这个问题被转移并散发到其他方面,如艺术生产(复制)与消费,艺术生产中的“类像”问题,还有后现代文化阐释的“深度模式消解”、“意义链断裂”,以及在艺术哲学层面上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等。一般说来,艺术的“表现说”注重于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体主观的情感;“再现说”注重艺术家所生活的对象世界的实在。实际上,如果各执一端,只承认表现否定再现,或相反,都存在着各自的片面性。这种争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情绪化使各自的片面性更走向极端。在这个问题上,晚近的一场重大的笔墨官司发生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夫•托尔斯泰之间,众所周知,前者对后者的唯情论进行了批判。如果说,再现说承袭着古希腊关于摹仿的理论,以艺术作为社会现实生活的再现作为一条现实主义红线的话,到了晚期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则把自我内心世界的情感表现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 与创作实践相应,在美学上出现了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以及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有关的“直觉表现”“使情成体”“欲望升华”等,表现论占压倒优势,而在创作实践中,再现并没有因为理论的倾斜而废止。再现与表现,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之所以应该而且能够统一在于:任何再现都是主体对客体的再现,总是脱不开主体性的问题,同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在作为“镜子”的不同创作个体那里得到的反映———再现都不是同样的。而忽视个性的机械反映指导下的创作有公式化雷同化之绌。对于表现来说,任何进入艺术表现的个体自我都不是孤立于社会客体的“单子”,而是其中的一员,存在主体间性,因此任何个性化的自我表现总离不开那个时代所规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些特征。杜威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从人与环境在相互作用中的经验的整体性出发,试图纠正表现论和再现论各自的偏颇,将两者统一起来。在他看来,表现是在主体自我与对象/环境相互作用关系中的审美情感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有艺术对于“表现的对象”的再现,所以,“再现必定具有几分表现性”。他批评了再现理论的片面性,指出其“致命的缺陷”在于,它只是将“艺术的质料等同于客观对象”。它忽视了“客观材料只有在它被转化,进入到具有其所有的性格特征、特殊的视觉方式与独特的经验的个人的‘做’与‘受’之关系时,才形成艺术质料的事实”,那就是创作从生糙的生活“原型”,经过筛选提炼的上升到艺术“题材”。 他认为,一般地说艺术品是不是再现的,没有什么意思,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定“再现”,他指出,再现这个词具有许多意义,“对再现性质的肯定也许会在一个意义上是假的,而在另一个意义上讲,则是真的”。他反对艺术对现实的翻版(再造reproduction),指出:“如果字面意义上的‘再造’被说成是‘再现的’,那么,这并不是艺术作品的本性。”他认为:“再现也可能意味着艺术作品将某些东西说给出这样一些人听,这些人对它的兴趣是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经验的本性;这些作品把世界在他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中呈现出来。”[5](PP.83-84)由此可见,杜威对创作个性重视的程度,这种个体的主体性集中表现为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世界的“新经验”。这样就避免了再现说通常易于陷入机械论。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威把表现与再现统一起来的意图,这与他在人与自然环境之主客体关系上有机统一的主张是分不开的。正是从这种统一的辩证关系出发,他在否定忽视主体创新的再现说之同时,也批判了托尔斯泰片面的表现说。老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可以交流通达的共同感情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的最本质的感情是道德情感,所以在他看来,对事物的正确的道德态度与情感是决定一个“真正艺术作品”的首要条件。他的这种被视为“唯情论”的艺术观念的世界观基础是俄国农民式的人道主义,即以自我道德完善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它在政治上指向理想化的农业村社,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流于泛爱。他认为艺术的本质是表现这样一种基于爱的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p#分页标题#e# 杜威批评这种“唯情论”认为:“托尔斯泰关于直接的道德感染性来检验艺术的实质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他所说的只有那种材料才能被传达也是狭窄的。”不过,杜威对托尔斯泰的表现说并没有全盘否定。在他看来,事件所承载的道德感情不可能立即直接得到艺术表现,作为总体的艺术的情感表现却是不容否定的,“如果时间跨度被延长的话,确实,除了人被所听的东西感动时,没有人会被感动。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那些被感动的人会觉得,作品所表现的东西仿佛正是某人自己渴望去表现的”。杜威强调实际生活中的道德情感与艺术所表现的道德情感要拉开适当的距离。而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伟大成就不单单在于他的作品直接表现了他所执著的信念产生的情感,也在于由这种情感所再现的俄国现实状况的历史画卷。 二　艺术表现与审美情感问题 在再现与表现之统一中,杜威突出了艺术的交流作用,他说:“艺术家是在创造他所与之交流的一个观众。最终,在一个充满着鸿沟和围墙,限制经验的共享的世界中,艺术作品成为仅有的、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完全无障碍交流的媒介。”[5](P.105)这种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流,也就是他所说的再现意味着艺术作品将“艺术家自身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的性质”告诉那些欣赏它的人;“它提供给这个世界它们所经历的一个新经验”。艺术来自主体关于这个世界的经验并再现生活,也就是源于生活,由于这种再现是通过艺术家自己人生的经验,也包含着个人的情感和想象(按:杜威对经验的扩张式的界定),那就应有表现主体自我情感的问题。在杜威看来,艺术中的表现媒介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这是之所以一种新的经验,在于其中主观与客观密切合作,“两者自身都不再成为独立存在”。 由此可见,杜威用来突破再现说之机械性的东西正是突破他“艺术作为经验”之经验限制的主体情感的东西,也正是主体情感成为能够沟通再现说与表现说的东西。艺术总离不开创造者自我的情感,因此艺术作为“情感的表现”是一种普遍的说法,在这里杜威纠正了情感的封闭式内向性的偏颇,进一步把主体的内在世界与外部的对象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所有关于表现的错误观点都源于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情感是在其内部完成的,只有在其吐露出来以后,才会对外在的材料施加影响。……实际上,一个情感总是朝向、来自或关于某种客观的、以事实或者思想形式出现的事物。”这样,就把表现与再现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性上联结起来了。表现总在某种程度上是再现的,再现总是通过某种无法避免的表现得以完成的。杜威正如他把审美经验归于自然,他以对情感的客观来源纠正了唯情论的偏颇。情感表现说的本质是“自我情感表现”或“自我表现”,其核心是“自我”,由此引发的一个关联问题是艺术家创作的“个性(个体主体性)”与“个性化”,正如杜威指出,那种表现是“在自身之中完成的情感的直接喷发”,从逻辑上导致个性化是“表面而外在的结果”。根据这种观念,“害怕就是害怕,兴奋就是兴奋,爱就是爱”,而在杜威看来,任何具体情感都与激起这种特定情感的对象联系在一起的,并不存在着脱离对象情境的孤立的“害怕、仇恨、爱这样的情感的东西”。艺术家“建立起一个具体的情境,并由它来激起情感反应”。[5](P.67)在这里杜威否定了对情感问题的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唯物主义地揭示了主观情感的客观根源。这也就是说,任何情感不是这种情感的自身原因,也就是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情感,只有在主客体交互关系中产生的具体情感。杜威既反对心理学把感觉、知觉、需要、欲望、冲动和情感与对象世界隔离开来,同时也反对并把这些心理要素相互分离开来加以考察研究。他认为,美学上的“无利害”“超然”“心理距离”,这些说法都适用于“生糙的原始欲望与冲动”,而与“艺术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无关”。杜威也把参与到审美经验之中的激情与“朴素的情感”加以区分:“没有情感,也许会有工艺,但没有艺术;如果情感直接显示,尽管很强烈,其结果也不是艺术。” 他把情感分为“天然情感”或“生糙的情感”,或“最初的情感”,以区别于审美经验的情感或艺术中的情感。他指出,因为“艺术不是自然,而是进入其中带有一种新的情感反应的新关系中改造了的自然”,所以我们要想成为艺术家,绝大多数人所缺的“不是最初的情感”,也不仅仅是处理的技巧。而是“将一种模糊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改造,使之符合某种确定媒介的条件的能力”。因此,他认为正确的定义是:“情感当附着在一个由表现性动作构成的对象之上”,而“一个表现性动作”被定义为“对媒介的创造的活体改造时,它就是审美的”。杜威指出:“表现是混杂情感的清晰化;我们的意欲在通过艺术之镜中反映出来时认识到自身,正如它们在被变形时认识到自身。这时,独特的审美情感就产生了……它由变形了的自然所构成”,“审美情感是通过对客观材料的发展和完成而变化了的天然情感”。[5](P.77、79)杜威的时代在艺术史上正是现实主义与后期浪漫主义转向现代主义之时期,唯情论、非理性主义等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在西方美学中占统治地位,杜威的美学没有追随这股风气。他既重视经验、情感,也没有忽视思想、理性;他重创作个性,情感表现,同时也没有摒弃“艺术之镜”。 特别是他的“艺术即经验”命题并没有否定思考对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那种认为艺术家的思考不如科学研究者那样专心致志而敏锐透彻的想法是荒谬的,“一位画家必须有意识地感受他画的每一笔效果,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明白他在做什么,他的作品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此外,他必须联系到他所想要产生的总体来看‘做’与‘受’之间的每一个特殊的关系。要理解这样的关系就要去思考,而且是最严格的思考”。“任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中忽视理智的不可或缺作用的想法,都是以思维与使用某种特殊材料,如语言符号和词语等同为基础的……一件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生产可能会比绝大多数傲慢地自称为‘知识分子’的人进行的所谓的思考要求更多的智力。”[5](PP.48-49)由此可见,杜威的艺术观不仅超越了经验主义,突破了唯情论,更驳斥了无意识等非理性主义。#p#分页标题#e# 三　艺术的社会性与文明的关系———艺术的统一与解放的作用 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就认为,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的解放”与“社会的创造力量”起作用时,艺术不是“一种奢侈的,与日常生计毫不相干的东西”。而社会的人的“谋生”的经济与“谋求有价值的生活”的艺术相“一致”。[2](P.120)这个思想在《艺术即经验》中展开为反对艺术在博物馆中的封闭,以及反对少数人垄断之“为艺术而艺术”。由于杜威强调审美经验不是自然而源于自然,艺术与自然的这种区分与整一性关系,使他对“自然”一词的意义加以美学的调整。“自然”包含了“事物的整体组织的意思———其中具有想象性与情感性的‘宇宙’一词的力量”。正如经验向非经验的“上层结构”超越那样,自然在其超越的博大性中便与人的社会生活打成一片,这个意义的“自然”就不是“外在的”,它“在我们之中,我们在它之中”。面是源于自然超越自然的艺术便成为联接自然与社会的中介,“艺术作品是手段,借助于它们所唤起的想象与情感,我们进入到我们自身以外的其他关系和参与形式之中”。在这种艺术观中,自然主义与经验主义在人本主义上得以统一,并进而上升为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念。“属人的审美经验的质料是社会的,人在同自然的联系中成为其一个部分。”[5](P.326、333) 艺术在历史中的变化与“人类历史的大节奏联系在一起”。艺术一方面作为自然经验与自然界的进化同步,同时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交流的社会经验之共进。因此,在杜威看来,“文化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以及在该文化之中传递的连续性,是由艺术而不是由其他事物所决定的”。在其中发生着民族文化的群体性和人类在审美文化上的共性。对某种文化有外来艺术对本土文化的独特的经济意义的问题。杜威认为,人类不同的文明,无论其差异如何巨大,然而共同的审美经验把它们凝结在一起,并通过艺术的审美形式方保存下来。他指出,历史上推动进步的伟大政治事件对文明“被组织成意义,形成心灵”,而“艺术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伟大力量。思考的个人一位一位地离去,承担他们思考意义的作品客观地留存着”。[5](P.327)关于艺术与文明关系问题,在杜威“艺术作为经验”这个定义中,展开为个体自我与民族群体性的关系,在被他扩张了的经验范畴之下,艺术作品作为个体自我相互作用的东西,把不同民族文化的“集体个性”,在各自情况通过“有秩序的经验内容运动达到一种满足”,熔铸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审美状态”。这就是民族审美文化,不同民族的审美文化既有自身独特的群体性,又有相互之间的共通性。杜威认为,任何一种古老的文化并非文明与艺术的唯一源头,“埃及文明与艺术并不只是为希腊人作出准备”,而希腊思想与艺术也不仅仅是其所借用的其他文明的“改编本”。 在这里杜威表现出一种多源而非单线的文明和艺术发生和发展的观点,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和经验本身就是多源的。他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群体性),也具有一种将其他各部分结合在一起的图式。从根本上讲,这种审美性质“对希腊人、中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是相同的”。[5](P.331)作为一种文明特征的艺术是“同情地进入到最遥远而陌生的经验中最深层的成分的手段”。这说明了所有真正与其他民族所创造的艺术接触时所产生的效果。“当我们进入到黑人和玻利尼西亚人的艺术精神中时障碍被清除了,限制性的偏见消解了。这种感觉不到的消融比推理所产生的变化要有效得多,因为它直接进入到态度之中。”[5](P.334)这里透露着今天被称为“全球主义”或“大同主义”的东西。由于把艺术作为与社会生活共存共在的经验,使杜威对艺术史发展中的创作方法、风格与流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宽容和开放。他纠正当时种种与艺术自身发展不合的艺术批评的偏颇为现代艺术辩护,尽管《艺术即经验》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艺术作品例子多为已经得到艺术史确认的传世经典,但他反对以艺术史上某些大师或某种传统为永恒不变的典范和规则所谓“司法式批评”。他指出,甚至最好的司法式批评失败的根源在于,“不能应付新的生活模式的出现———要求新的表现模式的经验的出现”;在任何艺术中,一个重要的新运动的意义本身,在于它表现了“人的经验中的某种新东西,某种新的活的创造物与他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先前受钳制或迟滞的力量的解放”。[5](PP.301-304) 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观点中,杜威表现出了阶级的观点,他说:“文明是不文明的,因为人类被划分为不相沟通的派别、种族、民族、阶级和集团。”[5](P.337)这个话很像本杰明说过的“任何文明史无不同时是一部野蛮史”。杜威没有全面展开关于艺术阶级性问题的探讨,但他谈到艺术家带着某种真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创作素材时,说托尔斯泰以普通人、工厂的工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为文学主题时,无论这样的艺术素材的范围看来是如何狭窄,由于包含着“艺术家的真诚”,使其描绘的人生图画中也展现出“足够的真理”。在论及关于无产阶级的艺术题材时,杜威指出,无产阶级题材的创作兴趣标志着“一个新的注意方向”,是对“过去没有意识到的界限的突破”,确实调起动起人们“前所未有的审美积极性”。[5](P.210)虽然他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那种意识形态的自觉性,而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就好像托尔斯泰从一种贵族知识分子的良心出发,带着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的对于人间苦难的同情心来描写农奴那样。这一思想看似简单但在实用主义的艺术理论体系中是进步的顶点。 杜威把人类审美经验性质的改变和修正不是看成孤立于主体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劳动和雇用这样一些社会问题也不仅仅通过工薪、工时和卫生条件的改变得以解决,除了“社会的彻底改造”,没有持久的解决办法。这个改造涉及“工人在生产中的参与程度与类型以及他生产品的社会分配”。他认为,那种认为仅通过增加休闲时间就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想法是荒唐的,这种想法只是停留在“古老的劳动与休闲的二元论区分上面”。虽然,在这里杜威没有直接涉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但是他不无深刻地指出,处于生产过程之外的“寡头”控制,“是阻止工人从他所从事和所制造的东西之中获得最终利益的主要的力量”,而这种利益是“产生审美满足的基本前提条件”。[5](P.343)他指出,一种“为私人占有(财富)对他人的劳动进行控制的心理状态”产生的原因,是为对伴随着生产过程的经验中的审美性质进行压抑与限制的力量;如果人们不能从“使用性生产过程行为中摆脱出来”,不具备有“充分欣赏集体劳动果实”的能力,艺术本身就没有可靠保证。这样一些重要思想显然是来自马克思对于私有制度的解体与人的解放及全面发展在美学上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如劳动从谋生的手段转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等等。杜威还指出,艺术的材料应从来自所有的源泉,艺术的产品应为所有人所接受,与所有人的需要相比,“艺术家个人的政治意图也就微不足道了”;艺术对社会改造的作用在于,人类“最初的不满的骚动和最初的对更好的未来的暗示总是出现在艺术作品中”。[5](PP.334-346)在杜威看来,显然审美与艺术对于人的解放既有手段意义又有目的意义,这双重意义是在艺术与文明的整个发展关系中展开的。#p#分页标题#e# 舒斯特曼将杜威的社会和历史的艺术观与分析美学提出的概念进行比较,如阿瑟•丹托的“艺术界”以及迪基的“制度(institution或释为‘习俗’),认为后者对艺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分析与杜威的理论相比,就显得“非常狭隘、主观和稀薄”。他指出,对杜威来说,“艺术界”不是一个抽象的、独立的美学概念,而是在真实世界“被物质所缠绕”,是“被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意义上结构起来的东西”。[6](P.22)杜威是从一种改良主义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来看待艺术的功能和作用的,由此产生出艺术对人生的道德评价作用。艺术以道德评价对人生的指导作用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教育”,而是通过想象、情感和欲望,通过以“未实现的可能性与现实状况”参照对现状起批评和改造作用。艺术中的道德不是一种赤裸裸的道德,是被审美经验包裹起来的道德,因此,在杜威看来,艺术甚至“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并且道德被理解为“等同于在经验中所共享的每一个方面的价值”。 舒斯特曼还对杜威的黑格尔主义总体论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这使他的思想与欧陆美学中的“马克思传统结成了联盟”。这使杜威批判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压迫、社会的瓦解以及劳动的异化,使艺术变成“文明的漂亮客厅”,成为“以华丽的审美外表来掩饰其令人憎恶的丑陋和兽行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主题。这也使阿多诺把杜威抬举为“一个真正解放的思想家”。舒斯特曼甚至认为,在阿多诺“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以维持对于罪恶社会的神圣的独立性”这一点上,他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以其雄心勃勃的实证思想似乎更接近马克思”保持完全的一致性,他写道:“艺术的作用(像哲学一样),不仅是批评现实,而是改变现实;如果艺术保持一个封闭的领域,就几乎不会实现什么改变。”[6](P.20) 关于艺术改造社会的作用,杜威不无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没有社会是完美的)之中”,美的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从“生活的主要活动中逃脱”,或成为对它们的“外在装饰”;另一方面,艺术在一个比我们现今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更好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之中,一个比起现在来要大得不可比拟的幸福将会参与到所有的生产方式里”。艺术就不是逃脱而是参与,从博物馆出来,到广泛社群中去,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在杜威看来,就艺术起作用的程度而言,“它是朝着更高的秩序和更大的整一性的方向去再造社群经验”;艺术的“解放与统一的力量”就是从这样一种艺术与道德关系之中开始的。[5](PP.81-349)总之,杜威的这些美学,思想在冷战时期长期被淹没,既在本土默默无闻,在外域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掘,如果实用主义以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亲和而一度遭到冷遇的话,我们更没有理由拒之于人类美学思想遗产之外。 文学研究论文:中西方现代文学研究调查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是由“西方”催生的，创作实践和批评理论都离不开“西方”这个意旨丰富的概念。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西方理论甚至一度成为唯一切实有效的分析工具。随着东亚系在西方学院中的日益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海外汉学中已经成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而国内学界在重视西方理论译介的同时，也着手进行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翻译。作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王德威教授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1）中详尽耙梳了西方学界自1950年代以来，由旅美的夏志清和捷克的普实克两位教授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这些研究涵盖了从晚清到19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个历史阶段，涉及晚清小说、鸳鸯蝴蝶派、左翼文学等诸多文学群体和文学流派，对鲁迅、茅盾、丁玲、老舍、莫言、余华、王小波等重要作家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并且将文学研究的领域拓展至电影、流行歌曲、美术作品、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这些研究一方面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繁复多姿，另一方面则是经由文学与文化研究讨论现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在经历了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西学热”后着力倡导“重写文学史”，这一工作迄今尚在继续。无论是批判以社会主义文学标准评价现代文学的“左”的倾向，还是建构以鲁迅为代表、以五四启蒙为主导的评判模式，甚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文学领域的争论都可以看做是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中，各种文学史观的对立冲突抑或协商共存。文学史观的变化体现在对作家作品的重读中，也体现在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重新审视上，比如“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和“重返八十年代”（2）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同时还体现在当代学者的理论建构中，比如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潜在写作”、“民间意识”等试图创新文学史论述的概念的提出。另外包括对作协制度、出版发行、评奖机制等文学制度和文学生产过程的研究，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疆域。当然，这些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叩问的也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随着海外与国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寻和对具体问题的讨论也日益显现出对话和交流的巨大空间。当然，从宏观上对中西学者的研究进行全面梳理和把握有着诸多困难，因此，本文拟选择双方研究所涉及的性别、历史建构和中国经验三个话题展开论述，力图呈现研究中的差异和互补，促进学术交流。 一自Feminism在西方理论界兴起以来，“性别”成为一个始终受学者重视的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中，“性别”常常成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中介或者切入点。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颇具代表性。她借助女性主义理论边缘性、否定性和反异化的立场来质疑或曰挑战“西方”的阅读成规和中国文学界某种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在周蕾的研究中，性别是呈现“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因此“‘女性’作为形式分析的方式，不只是处理性别，也处理涉及文化解读的富含权力意味的阶层化与边缘化过程。尤其就后者而言，‘女性’能够显现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根深蒂固的问题”（4）。她借助“性别”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容涉及电影（《末代皇帝》）、通俗小说（鸳鸯蝴蝶派）和诸多新文学作品（当然并不局限于女性写作），从女性/阴性的性别经验、性别规范和性别特质中找到了其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连接点。比如在西方导演的摄影机中，《末代皇帝》如何被生产成一部描写中国的阴性影像；鸳蝴派如何通过“女性”传达出都市化、商业化和某种保守主义信息；新文学作品中那些注重感官的琐碎细节和受虐/幻想结构中女性自我牺牲的力量是如何呈现非西方受西方影响的现代性。这些讨论并没有局限于女性主义，也没有局限于女性文本，甚至也并不只讨论性别本身。 事实上，当“性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时，它所包含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性别本身，而是某种功利性的理论借用。刘剑梅在《革命与情爱》（5）中就融合了朱迪•巴特（JudithBulter）将性别视为具体的权力关系的集合体和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对女性欲望和自然属性的肯定这两种相悖的理论资源，这样的融合为她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政治与性别的关联提供了方便。作为考察20世纪“革命”与“情爱”互动关系的切入点，“女性身体”因此同时具备了社会和自然两种属性，具有了对政治话语包容与非包容两种特质。这样一来，论者便可以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一工具讨论左翼文学如何赋予女性身体以性感形象和革命意识；女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在革命与情爱之间确立性别认同、寻找性别真相；海派作家如何通过女性身体的话语实践来摹写“革命+恋爱”的文学公式；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借助女性身体的流动性来传递对政治的多种表达等问题。由于论者赋予了女性身体的双重属性恰好契合“革命+恋爱”这一文学公式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不断变动的特征，女性主义理论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有力工具。 王斑在讨论现代中国政治与美学体验之间的关系时，性别同样也成为一个有效的介入点（6）。借助性别特征，两个美学概念：崇高/阳刚与优美/阴柔得到了最为清晰具体的表达。作者在为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追根溯源的同时，也呈现两者在中国现代政治中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各种表达，并以此讨论革命影片如何呈现被政治激情包装着的欢愉；1980年代后期的文化生产如何借助“阴柔”来表达反“崇高”的文化意旨等话题。在论述过程中，作者没有讨论性别本身，甚至也没有借用女性主义理论，“性别”在此只是一个进入问题、帮助呈现问题的角度。在国内的现代文学研究中，“性别”也曾是一柄攻城略地的利器。一部部鲜活的女性文学史从线性的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一个个尘封已久的女作家，如陈衡哲、苏雪林、沉樱等重新走入读者的视野；几位文学史上已有定见的女作家，如冰心、丁玲、萧红等则被重新赋予了女性主义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收获证明了女性主义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效性。#p#分页标题#e#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研究者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借助有明显的窄化倾向，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对理论本身缺乏持久的关注，而是将其作为批评实践的操作工具，只要能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为我所用，便不愿花费精力再去探源；也可能是由于舶来品需要长途的理论旅行，而且要借助翻译的中介，国内的研究者不大可能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一庞杂的理论体系的全貌，只能就已经了解的理论成果应用于研究。这样的窄化，优点在于可以专注于文本中女性意识的分析和建构，但局限性也非常明显。首先，容易忽视女性文本产生的社会语境，而将其视为女性主义理论操练的孤立存在，从而削弱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例如有学者在分析五四时期女作家描写同性情谊的文本时，只强调女同性恋这种女性结盟方式表达了反抗传统主流文化，反抗礼教制约下的性压抑的书写策略（7），却忽略了女校是五四之女必经的成长阶段特征。出于交往的需要，这些女生往往会在同学中找到情趣相投的朋友，结成相互体恤的精神共同体，这不仅是她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也是她们寻找自我认同的必然途径。其次，在文学史研究中，预设的性别立场容易给研究者带来判断上的偏差。比如有学者在论及张爱玲、苏青以及延安时期的丁玲在1980年代编写的文学史中的缺席时，认为是由于她们以女性为本位的“独立”话语不符合文学主流（8），这样的判断显然放大了“性别”的作用。相对而言，黄心村的《乱世书写》（9）虽然讨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沦陷区的女性写作，但视野要开阔得多。她将张爱玲们放入战争的具体语境，讨论女性如何在一个行将倾覆的大都市中找到自己的存在契机，并创造出一份独特的市民文化，从而延续了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对现代都市文化的反思。这样的研究立足于性别，但不局限于性别，其开放的研究空间可以为战争叙事、通俗文学以及日常生活的书写等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另外，对女作家只做女性主义的解读，会遮蔽作家本身的复杂性。比如张洁《沉重的翅膀》、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戴厚英《人，啊人》、王安忆《小鲍庄》等等，这些文本虽然得到女性主义的解读，但它们在当时引起的关注基本与女性问题无关。同时许多女作家，比如张洁，不愿意被冠以性别的标志，在她们看来，有了性别的标志便意味着失去了广阔的社会视野，放弃了公民的社会责任和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由此可见，国内文学研究中“性别”研究的式微之势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之于中国语境的局限，也是中国研究者理论视角的局限。 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即便是西方研究者，在“借用和批判之间做出平衡并且自圆其说”也绝非易事。正如有学者在论及《妇女与中国现代性》时指出，周蕾“虽然尖锐地批评了西方汉学，但她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倚重和对史料的忽略，使得她的批评有共谋之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矛盾”（10）。 二“重写文学史”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共同努力的方向，时至今日，这个“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成果已经呈现出互补的态势。“20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意义已经无需赘言，但如何切入“20世纪”不仅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史，也是对文学现代性起源的认识，这直接影响到“重写文学史”的历史逻辑。王德威与陈平原皆以晚清小说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切入点，他们的研究不仅呈现了“华丽的世纪末”的文学景观，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的创见。 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重新界定了“现代”的含义。在他看来，晚清得称“现代”是由于“在19世纪西方扩张主义后所形成的知识、技术及权利交流的网络中”，在不平等的对话情境下，文人体现出的“求新求变意识”和“贵今薄古的创造策略”。因而，其文学的现代性不应被理解为西方的迟到的翻版，也不应被局限于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而应该将对它的研究落实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正视现代性出现的迂回道路，正视现代性的多重表达。（11）在这样的理论思路中，王德威重新清理了晚清文学的谱系，重新检视了晚清、“五四”以及1930年代种种不为主流认可的文学实验，并且在晚清小说与当代小说之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重现另一套被以“五四”为基准的现代性话语所悬置却影响深远的现代性文学谱系，这是一条经由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张爱玲等一路发展下来，并且在1990年代得以再度浮现的文学谱系。事实上，国内学界对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海派、京派、通俗文学（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种种“被压抑”的文学现象的研究，自新时期便已开始，但是大多数的研究都只局限于对具体文本的审美分析或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史料耙梳，而没有将其置于现代性的视野和语境中。王德威的研究虽着力在晚清，但是由晚清而勾勒出一条另类的现代性谱系，从而不仅呈现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也为研究者于宏观处把握文学现象的关联，于微观处解读文学现象本身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如果说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研究是基于小说的思想层面，那么陈平原则是从小说的形式转变进入这一“现代化”论题。他借助的虽然是西方叙事学理论，却没有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中国小说的具体特点和发展路向，博采众家又融合自我设计，对西方理论做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种“博取杂用，守旧出新”的理论视野中，他选取“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三个层面以呈出1898年-1927年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过程和转变规律。但陈平原的讨论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将形式研究“历史化”，使形式变成一种“形式化了的内容”。由此“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就不单是文学传统嬗变的明证，而且是社会变迁（包括生活形态与意识形态）在文学领域的曲折表现”（12），因此对小说形式的研究也成为探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角度。陈平原在具体的形式研究中引入历史和文化因素，讨论艺术形式的同时也关注影响艺术形式发生变化的文化氛围，因而赋予形式研究以意识形态性，也因此接通了形式研究与现代性论题的连接点。这一研究方法上的创见若要落实在整个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中仍需要不断完善和修正，但它毕竟生发出了一条新的进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的路径。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启蒙”、“救亡”、“民族”、“阶级”等意识形态语码紧密缠绕。笼统地为中西方学者划定研究疆界难免偏颇，但相对而言，学术兴趣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以1940年代为例，在这个中国大陆被划分为国统区、解放区和沦陷区三个地缘政治空间的特殊历史时期，中西方学者的研究着力点有所不同，从而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彼时相对完整的文学地形图。大致而言，国内学者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研究方面有相当的基础，成果也比较丰厚。#p#分页标题#e# 钱理群在对1940年代文学的研究中力图呈现出小说多元化的格局：既有以唤醒和振奋民族精神为目的，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小说（解放区和抗战初期的国统区），也有力图展示无情节、无波澜、无结构的平凡人生的散文化/诗化小说（国统区，以废名、沈从文等为代表），还有以“参差的对照”来书写不彻底的软弱的凡人的小说（沦陷区的张爱玲）。（13）不过，就钱著选择的研究对象来看，研究者显然偏重国统区。李书磊对1940年代的研究与钱著形成了一种互补（14），《1942：走向民间》一方面讨论了国统区的创作，比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和《虎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则着重论述延安的文化生活和文人文事。李著最鲜明的特点是他将思想文化史和文化制度史纳入了研究视野，加重了文人生活的部分，呈现出文学生产中复杂的精神和生态，从而使延安文学更全面更清晰地得以呈现。这种研究方法在关于延安的其他研究成果中也有体现，如朱鸿召和吴敏对延安文人生活、文人心态的研究；王培元围绕延安鲁艺展开的对延安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分析；李洁非对延安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的研究等等。（15）李书磊曾憾于没能论及沦陷区（特别是北平和上海）的文学，2006年翻译出版的《被冷落的缪斯》对此有所弥补。著者在前言中已经明确表示要将鲜有论及的沦陷区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中去（16）。这项研究成果虽然早于1980年面世，但著者讨论的沦陷区的古装戏、随笔性散文以及对文载道、纪果庵、吴兴华、杨绛的分析今天读来仍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黄心村的《乱世书写》，则更为详尽地讨论了沦陷时期上海的文学景观。 一直以来，海外学者对1949年之后的“当代文学”研究相对薄弱，认为当代文学有待“经典化”也影响了海外学者对其作出学术反应（17），因此，国内学者对1950-1970年代文学的研究更显突出和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当代文学的研究开始摆脱对西方概念和理论的依赖，形成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文学史论述。陈思和提出“战争文化心理”、“潜在写作”、“民间隐形结构”等概念，力图呈现出时代“共名”下的文学的多个层面。（18）在这种文学史观的观照下，1950-1970年代那些能够表达出民间讯息、彰显出新的社会矛盾、体现出时代多层面性以及能够被纳入“潜在写作”和“地下文学”的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洪子诚则重视对1950-1970年代文学规范和文学环境的描述，对文艺界矛盾和冲突的呈现，对作家群更迭、题材转变的分析，这成为进入历史的另一种角度。（19）李扬选取1950-1970年代被确认为经典的文本，如《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等进行再解读，他通过具体文本进入历史，讨论文本如何“生产”历史和意识形态，从而对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左翼文学的现代性意义、文学发展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等提出另一种解答的可能性，同时也质疑以“一体化”、“文学生产”这样的范畴来描述或阐释1950-1970年代文学的有效性。（20）或许是受文化研究的影响，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与文学相关的其他艺术形式在1950-1970年代文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歌剧和芭蕾舞剧的《白毛女》、革命样板戏（21）《红灯记》、电影《青春之歌》等都曾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海外学者在这方面走得更远。比如钟雪萍通过追述“青年”、“青春”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话语谱系，分析1950年代开始主流话语将“青年”置换成“青春”的意识形态诉求，并以电影《女篮五号》为例，解读出文本在宣传“青春万岁”，追求无私、律己、拼搏、向上、男女平等的时代主题的同时所泄露出的个人欲望和幻想，而电影镜头对精致考究的物质细节不经意的描述冲淡了电影承载的政治信息，成为电影最大的“反讽”（irony）（22）。TinaMaiChen将电影放置在1950-1970年代现代化、民族建构和个人改造的语境中，讨论如何建构起反映现代化、解放、国家统一、男女平等这些主流意识形态的电影实践，这其中除了对电影创作、电影评论的直接介入外，还包括通过纸媒（如《大众电影》这样的电影杂志）来解析电影，以塑造理想的观众/国民；通过组织起农村放映队（“白天是社员，晚上是放映员”），将宣传意识形态的影片带到广袤农村的角角落落等众多宣传电影的方式。（23）除了电影之外，海外学者也关注美术领域，比如JamesFlath将建国初年的年画和月份牌作为研究对象，讨论民国时期颇具家庭性的年画和商业性的月份牌如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改造成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画，而在这场从形式到内容，乃至身份的脱胎换骨中，旧有的年画和月份牌如何借助自身传统和审美经验有限度地中和因政治话语的介入而带来的紧张关系。（24）海外学者在其他艺术领域的批评实践不仅拓宽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个时代的文学。（25） 三在王德威教授看来，“重写文学史”至少面临两个挑战，一是追问中国现代的开端，二是讨论“什么是文学”。前者是如何切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而后者既需要参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又需要面对和正视中国的文学传统。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然基本延续了西方定义的文学，但也同时在直接或间接地回应自己的文学传统，那是“一种符号、一种气质、一种图像、一种文明”（26）。换言之，后者所涉及的是如何处理受西方影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中国经验”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和学理基础是它与中国现代化历史、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现代性带给中国社会或者中国现代文学的不仅仅是问题，还包括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对自身生存形式的认知，它深植于我们的经验和体验中。因此，对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不能只关注知识话语的建构，还应立足于切实的中国经验。1985年中国小说界出现的寻找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思潮和模仿西方现代派表现手法进行的先锋创作实验便是两种殊途同归的回应方式。 然而精心装扮过的民族性容易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奇观”，这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满足了西方的阅读期待，而无法建构出民族认同；刻意学习并模仿出来的现代感在令国人感到陌生的同时也未见得到西方的认可。因此周蕾在其中国文学研究中赋予自己“同时批判西方理论思想的霸权地位，以及中国文学领域中根深蒂固的诠释方式”的双重任务，并借用三好将夫讨论日本文学的观点来阐明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即：中国文学与其他任何国族或地域的产物一样，只有与具体的时间空间相联系才能够被定义，即便它特别显著地被当做是“中国的”，也并不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意义（27）。周蕾的理论预设的确开创了一种重新阅读现代中国书写的方式，是希望将她的研究对象（西化了的中国主体性）放置在具体的时空中，借助“中国”与“西方”之间辩证的摇摆的不稳定性来呈现。不过周蕾本人的成长和学术背景决定了她不大可能采取这种中西之间的辩证立场来阅读中国文本，她在津津乐道于众多的西方理论并将其层层叠叠地覆盖在冰心、丁玲、巴金、茅盾、萧红等人的文本上，显现出中国经验的匮乏和误读。虽然有学者指出，在民族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谓“中国性”、“中国问题”乃至“中国方法”都是“假问题”，而对“民族主义”的声张则往往让我们以反西方的方式不断落入西方主义的陷阱，因此，“在文学研究中，无论怎样刻意规定，中国的文学史家和文学批判家都已经不可能依靠纯粹的‘中国方法’研究‘中国问题’了”（28）。这样的观点有其理论背景和论述语境。但是只要我们承认存在承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物质外壳，存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之外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存在属于我们的历史片段和集体记忆，那么这个与西方存在差异的“中国”问题就会显现。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不满于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实践的简单嫁接，希望找到研究中国文学的新方法。事实上，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考量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便要求我们回到历史/史料中去，重新追问中国文学为何“现代”，又怎样“现代”，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做历史化的处理。如果我们不否认在西方现代性之外还有其他现代性表现形式存在的可能，那么就完全可以抛开既定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入历史，在饱满而非单薄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复杂状况，或者正如王德威所言：“文学和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应该是建构和解构文学（后）现代性的最佳起点。”（29）#p#分页标题#e# 此外，就具体的创作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小说虽然在“西方”的影响下催生，但其对传统叙事资源的择取却从未中断，鲁迅之于神话，沈从文之于唐传奇，废名之于六朝散文和唐人绝句，汪曾祺之于明代小品，阿城之于笔记小说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近十年来，许多作家都经历了对中国传统再确认的过程，格非的《人面桃花》、莫言的《生死疲劳》和王安忆的《天香》等都是这种实践的典范文本。文学创作是“中国经验”的呈现，相应地，文学理论也可以尝试从解读“中国经验”的古代文论中汲取养分，以弥补单纯依赖西方理论所造成的“水土不服”。所以，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转换，既面对西方，又从传统出发，呈现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并揭示这种经验在“世界文学”中的特性，依然是一个艰巨的问题。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职业素养论文 一、电视新闻记者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欠缺 如今，新闻记者在对一些突发事件进行处理的过程中，已渐渐形成一定的责任意识，然而有些突发事件会比较难以处理，电视新闻记者在报道方式和应急处理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1.电视新闻记者会通过一些不合规的手段来促使曝光率大大增加，进而导致发生一些悲剧事件 如今电视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尤为严峻的压力，出于谋求自身利益的考虑，会选择突发事件中的“伤疤”作为取得新闻市场的突破口，这样就有可能会很大程度上伤害突发事件的利益主体或相关者。 2.电视新闻记者的问责意识欠缺 如今社会公众对新闻报道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电视新闻记者针对突发事件所进行的分析报道应该力求全面、理智和多角度，如果只是进行简单的陈述，不将正反面信息协调好，就难以提升报道水平。在具体新闻报道实践中，对于公开性的报道，一些新闻媒体却是有选择性的进行。不能全面地分析突发事件，也不能很好地追究责任，这等于是在藐视公众的知情权。 3.电视新闻记者有时会谎报新闻，这主要是出于畏惧心理 针对一些灾难性突发事件，部分记者就不愿或者不敢前往前线，这样无法采集到信息，同时又想牟取私利。所以常常就会选择谎报新闻，这必然会对电视台的公众形象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会把不好的影响带给社会。 二、新闻记者在突发事件中应具备的职业素养 1.新闻敏感性高，反应快速 由于突发事件是很难预料的。所以新闻记者往往都缺乏好的准备，一旦突发性事件发生了，就需要即可赶去现场，采访工作也要立马进行，存在的不确定性也会很多，而且还会有很多不可预料的问题出现。所以，对电视新闻记者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要具备较好的新闻敏感性和反应能力。首先，新闻记者一定要具有好的新闻敏感性。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记者就应该对价值判断具有较好的直观判断能力。对这一事件，针对其具备的新闻价值进行正确的判断。对其中的有效信息要进行及时且敏锐的捕捉。新闻记者开展工作，主要是看综合判断能力，其具备的敏锐的洞察力等素质都会对之后的新闻报道的效率和质量产生决定性作用。所以，新闻记者要具有的职业素养，就是要快速有效地捕捉和发现突发事件中的新闻价值。其次，是针对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要求记者具有良好、快速的反应能力，以便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找出有效的采访策略。在发生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新闻记者需要将其中最有价值的材料筛选出来，捕捉有效信息，以便在报道时采用最确切的语言，使观众取得身临其境之感。 2.具有良好的采编能力 不同于日常新闻，由于突发事件很难预料，所以当突发事件发生后记者往往猝不及访，难以从容应对，这就要求记者练就自身超强的应变及采编能力，以备不时之需。具体说来，既要确保进行客观的新闻报道，又要将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起来。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愈发关注一些突发事件，报道的及时性往往能为电视新闻节目争取较高的收视率。如今的各类报道都是争分夺秒的进行，易导致各种主观臆断。若是记者一不小心夸大了突发事件的破坏力，则民众就会很容易产生恐慌心理。一时产生诸多的流言，进而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因素；相反的情况，如果破坏性缩小了，就会促使社会和国家丧失应有的警惕性，没有做好事前准备，最后必然会增加损失。所以，新闻记者在报道突发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对事件的本质内容进行整体上的审视，着眼于大局，从而理性客观地报道突发事件。 3.注重人文关怀 社会责任和人性道德是所有职业都应当遵循的，所以，新闻记者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要兼顾职业和社会责任。针对突发事件，新闻记者要保证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同时也要重视人文关怀。当今社会更加广泛地关注突发事件，突发事件的危害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大的，对于正常的社会生活而言，往往都会引起一定的损失和不便。严重的情况下，会导致在人员和财产上出现较大的损失。就新闻记者的职业要求来看，不但要亲自去现场进行采访报道工作，从而将第一手信息传达给社会大众，而且还要将人文情怀融入报道中。记者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当尽量为救援工作创造有利的条件，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采访，以免再次伤害那些刚遇到不幸的采访对象。电视新闻记者应当具备一定的职业素养，及时、客观地报道突发事件，并将人文情怀和服务意识融入其中，做到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例如，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很多记者都选择先将采访工作放下，积极投入到救援工作中来，然后再对受灾群众进行采访，从而实现了与民众价值观相统一。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报道突发性事件往往最能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对新闻记者提出的要求也就更多。新闻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名电视新闻记者，一定要对此类事件进行很好地报道，将良好的职业素养充分体现出来，力求做到报道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从而为社会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此才能将社会媒体工作者的责任真正担当起来。 作者：张绍勤 李荣芹 单位：临沧市传媒集团事业一部 临沧市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要求 一、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1．专业知识与技能能够提高记者工作效率。新闻记者在传媒行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其职业素养中的各种专业技能是否熟练，能否快速地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于一名记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新闻记者必须熟练掌握记者本职所要求的专业技能，同时因为记者每天所要面临的各种突发事件不同，对记者的应变能力以及各种其他方面的技能也有要求，而熟练掌握更多方面的知识，能够使记者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提高。扎实的专业基础以及丰富的阅历和工作经验，作为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一名新闻记者高效率工作的秘密武器。 2．良好的思想作风是精神动力的源泉。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工作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困难，来自人、社会甚至是制度上面的阻力和压力，很多刚刚迈入记者行业的人就因为不能客服这些阻力而脱离了传媒行业。殊不知这些阻力和压力正是对于一名记者的真正考验。而只有拥有良好的思想作风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顽强的意志以及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能够保证记者工作能够持续下去，勇敢地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排除艰险，即使牺牲个人的一切，也都要将工作落到实处，这才是一名真正的记者。可见在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中，良好的思想作风以及对记者行业的热爱，是一名新闻记者精神动力的源泉。 二、社会发展对于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要求 1．以新闻人的敏锐与智慧去发现。如今，互联网的发展非常迅速，人们把很多的时间都放在网络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有趣事情，大多数人都喜欢将其到网络上与人共享，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同时也拥有了自己的网络空间，对于新鲜的故事与重大事件，大众抱着新奇与出名的心理会率先通过互联网进行。面对这种形势，作为一名媒体人，特别是工作在媒体前沿的新闻记者，将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为他们以发现新事物、报道新事物为本职，而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挤压了他们的工作空间，新事物发生之后，基本上等不到记者前来，互联网上就已经了与事件相关的一切。面临这种严峻的态势，社会的发展要求新闻记者需要以新闻人的敏锐眼光、智慧去发现，去捕捉事件的关键点，对于已经见光的大事件，记者也不是完全没有工作空间，普通大众的事件，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基本上是一块璞玉。新闻记者要以新闻人的敏锐眼光来发现事件的始末、隐藏的信息、背后的原因以及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等等，这才是现代社会对新闻记者的真正要求，普通大众不具备对事件深度挖掘的能力，而这正是新闻记者拥有的优势。发现是一种艺术，但这必须要靠新闻人的敏锐眼光和智慧，才能够对事件抽丝剥茧，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 2．以专业视角去描述与评论。新闻记者在工作过程中，需要用新闻人的专业词汇进行报道与评述，绝不添油加醋，横生枝节，扭曲事实，误导群众，这是对一名记者报道事件的专业性要求。对于已经发生并且见光的大事件，记者的介入，会让事件的真正情况逐渐浮现，因为记者的报道准确、详实，对于不了解的各种细节绝不妄加猜度，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新闻人的眼光非常深刻，同一件事件在大众眼中与在新闻记者眼中是不同的，而新闻记者往往能够依靠阅历和经验直接看透事件本质，注意到表面后面的真相。如何对真相或者事件后面的一切进行描述或者评论，是现在社会对于新闻记者的另一项苛刻要求。在发现之后，如何用专业的视角去描述，如何对事件的始末进行分析总结，是目前所有新闻记者都要努力做到的。 3．用新闻的魅力影响大众与社会。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对事件的报道负责任，需知一件大事报道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社会中的很多行业，都是以新闻为风向标，特别是经济中的股市，新闻所报道的任何一件大事，都能够引起很多行业的反映，这样就间接地影响到了股市的起落，而股市作为经济的风向标，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总结 新闻，只有以准确、真实、可靠的信息才能够赢得大众的信任，所以一名新闻记者，在事情的报道过程中，如何能够以新闻的魅力以及影响力，去推动经济的发展，甚至文化的进步。新闻是可信的，而新闻记者对于社会中已经产生的大事件，不仅有报道的权利，同时更有鉴别和澄清虚假消息的权利。新闻记者是一项神圣的职业，要积极利用新闻报道来引导社会价值观，提高公众的道德意识，这就要求新闻记者要有更加坚定的信仰，高尚的职业道德以及过硬的职业素质。 作者：赵东清 单位：辽宁省凌海市广播电视局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思维方式和新闻制作方向 摘要：受互联网的影响，新闻种类层出不穷，新闻质量也在经受考验。对于新闻制作来讲，新闻记者本身的思维方式决定其作品的质量。如果记者的思维方式出现偏差，新闻的质量也无法得到保证。本文主要研究记者思维方式对新闻制作方向的影响，并提出优化记者思维方式，纠正新闻制作方向的建议，从而达到提升新闻的质量的目的。 关键词：新闻记者；思维方式；新闻制作 人类的精神活动存在差异，思维方式也多种多样。思维是人类判定自身行为的主要依据。记者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关系到其对新闻的采写方向，以及其在报道新闻过程中的主要偏向。为保证新闻采访客观公正，新闻记者需要明确自己的思维方式，不能让自己的思维对新闻作品产生影响。当代新闻记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导致其所报道的新闻影响到事件本身的客观公正，偏离了新闻报道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社会环境造成了影响。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新闻事业也不断做出整改，要求新闻记者具有良好的采写能力，并纠正自身的思维偏向，提升新闻质量。 1当今记者的思维方式对新闻制作方向的影响 1.1先入为主造成新闻事件偏移 当今记者思维方式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先入为主，其所具有的该种思维表现形式导致其在发现新闻事件以后，以自己的思维来理解事件和观察事件，并对新闻事件做出解释。而在该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进行新闻事件的采访和报道，就会加入到自己对事件的认知，进而无法对事件进行平白、客观的直叙。新闻事件中蕴含着很多复杂多变的信息，需要记者采写时进行正确分辨和处理。但由于很多事件已经超出了记者本身的认知范围，其虽然也会在采写时了解事件的发展走向，并明确事件当中包含的信息，却无法有效掌握信息并对新闻事件进行修复和完善。有时甚至会在具有一定偏向性的思维引导下，在解释新闻事件时将自己错误的思维灌输给他人，对新闻事件的处理造成负面影响[1]。 1.2信念固执引导错误信息 很多人在认定一件事情以后，就很难对自己的思维进行纠正。新闻记者本身所具有的信念固执导致其即使对事件进行了错误认知，也无法纠正自己的思维，并且无法否认自己的认知。心理学家指出，人类喜欢在众多的信息当中找出能够支持自己认知的信息，该种信息存在一定的偏向性，尽管该认知具有一定的无意识性，但依然属于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偏向。心理学家认为，人们的认知会对其在信息的选取造成影响。新闻记者的信念固执也体现出这一点，其在选取新闻事件信息的过程中，受自己信念固执的影响，选择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造成部分真实信息的流失，也导致新闻事件的走向发生变化。而社会人士在阅读该新闻信息以后，其在生活态度或行为方式上也会出现偏移。可以说，新闻记者在工作的时候，潜意识里已经认定事件的起因，也认定了事件的是非对错，其在进行新闻制作时，自然也会希望做出该方面的报道，并以该种报道来获得更多人认可。 1.3归隐错误体现错误思维倾向 人类在对事件进行总结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他人的行为，而该种做法被称为归因。但个人在归因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归因错误的情况，因为不了解某件事情的真相，或者是在思维方式中产生错误的理解，就会对某个人的行为特质无限放大并且忽略事件环境的作用，仅仅归结为个人行为或态度。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制作时也会出现思维方式上的归因错误情况，记者本身更加强调情景因素，忽略了环境作用，在采访时将事件归结为一点，解释错误的事件起因，偏离了客观事实[2]。也有部分记者更注重自身的客观视角，反而脱离了事件的主体和环境。例如，记者进行先进人物报道时，通常先从主观角度对目标进行表述，却忽视了对环境的描述，过分注重主观能动性，导致传播错误信息。 1.4新闻信息出现同质性 很多受众都比较关心身边所发生的新闻趣事，对趣事的关注程度也要超出其他新闻事件。在报道新闻趣事时，受众显得更加主动，为此，部分记者产生思维方式偏移，认为仅仅报道统计数据比较枯燥乏味，无法引起受众，也无法与受众的日常生活产生必然联系。因此，记者往往将新闻制作方向趋向于对生活趣事的报道，在选取新闻信息时也比较愿意选取生活案例。新闻记者的该种心理使其在报道新闻事件时，更重视事件的发展方式，而忽略了事件发展的结果，也没有做出具体的结果交代，该种情况对受众的认知造成了不良影响。除上述几种影响外，心理学家在研究新闻记者的思维方式的过程中还发现，智力自负会对其所制作的新闻事件造成影响。很多人在一件事情发生以后，认为自己在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了事件的发生。所以，在了解一件事以后，通常的反应就是：“其实我早就知道了”。而该种心理就是智力自负的表现。新闻记者也存在该种倾向，其对事件的现状及未来的走向进行评价和随意预测，并且将该种评价体现在新闻报道中，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带来了一些弊端[3]。在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新闻记者往往会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而在报道时，记者本身对事件作出的预期结果可能会出现，该种事件的出现让记者的思维产生偏差，认为自己能够预见事件的发展走势，并且在内心认可了自己对事件的预见。其将该种预测体现在新闻当中，不断对事件进行深层次分析，往往会误导社会舆论走向。 2优化记者思维方式与新闻制作方向的措施 新闻记者本身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其在了解社会事件的同时，向人们传递社会消息，制作新闻能够影响到周边的环境以及受众的行为思想。为避免新闻记者的思维方式对新闻制作产生负面影响，记者需要纠正自身的思想方式，转变新闻制作的方法，提升新闻制作质量。首先，新闻记者需要加强对新闻事件的重视，加强责任意识。在实际工作中，新闻记者需要对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纠正，确保认知方向不会出现偏差，在对新闻事件认知时要以自己所收集的资料为依据，避免出现新闻报道不全面的情况。其次，新闻记者需要对自己的新闻制作进行针对性检验，从事件认知开始了解自己是否存在先入为主或信念固执的行为。在检验出报道中的问题以后，要对报道进行修整，从而让新闻报道更加客观。最后，新闻记者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控制自己的消极情绪，并且对自己的消极认知进行纠正，履行身为记者的使命，避免在新闻报道中的预测，也规避沾沾自喜的心理，克服不良思维，朝着积极的方向进行新闻制作。 3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不仅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信息收集能力，还需要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和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尽量减少思维偏差，不让自己的认知影响新闻制作的方向，从而提升新闻制作质量。 作者：齐学洋 单位：天津市武清区新闻中心 新闻记者论文: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的价值 摘要：新闻记者作为现代新闻传播过程中重要的信息采集者、者和传播者，对新闻价值和功能的实现有着直接的影响。面对新媒体、传统媒体融合的现代新闻格局，传统电视和报纸新闻记者的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如何通过有效的新闻内容吸引受众，实现新闻对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和促进作用是现代新闻记者的核心工作之一。而新闻记者工作的开展和价值的实现需要以对自身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定位为前提，逐步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和工作开展方式，实现新闻记者的社会价值。本文以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为切入点，对新闻记者的时代使命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性研究。 关键词：现代新闻；记者；新闻传播；价值 一、前言 全媒体和自媒体的发展为传统的电视和报纸新闻工作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与挑战，在媒体不断融合的环境下，新闻记者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强化了新闻记者相关素养的重要性。从整体上说，新闻记者价值的发挥要从其在新闻传播链条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来考虑，从而实现新闻记者的时代使命。 二、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定位 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和传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言行对社会发展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新闻记者要对自身的新闻传播价值有一个准确的定位，明确自身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使命。 （一）提供可靠的信息 社会的发展突出了信息在相关决策中的价值，一项好的方案制作、审核、通过和实现离不开大量客观信息的支撑。虽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丰富了信息获取的途径，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但是互联网入口的低门槛也导致一些从自媒体等途径获得的信息在可信度、客观性和全面性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新闻记者能够通过实地的调查和研究还原事实真相，结合国家客观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科学对内容进行客观、全面的报道与剖析，为相关决策提供大量真实的信息支撑，降低决策的风险。 （二）引导社会舆论的正确方向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强化了社会舆论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影响。记者作为直接报道新闻的人，其报道采取的立场、方法和语言对新闻受众有着直接的影响。比如，对于同一新闻内容，新闻记者用客观的态度和虚假的态度加以报道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能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新闻记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宣传者，其对新闻真实性的把握和实现是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社会大众舆论的影响也是直接的。 三、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价值发挥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就当前媒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新闻记者工作的良性发展是实现新闻引导社会主流思想发展价值功能的关键。而在社会改革不断深入和新闻主题多元化的环境下，现代新闻记者的价值发挥遇到了诸多的挑战，客观地分析这些挑战是实现新闻记者上述价值的关键。 （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频繁，西方的一些主流思想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其原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加之人们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新闻记者要实现引导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使命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同时，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舆论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一些不明情况的网民会因为一些人的误导，而产生错误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增加了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 （二）信息处理周期和难度增大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充斥着大量的虚假信息，从而加大了新闻工作者信息采取的难度。新闻工作者除了常规的新闻处理之外，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信息进行去伪存真，加之信息的多元化，导致新闻的客观展示变得更加困难，一些实效性较强的新闻内容往往会因为时间的原因逐步失去意义，新闻制作和报道的周期也逐渐变长。 （三）媒体多元化的冲击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全媒体、自媒体等新兴媒体形式得到了快速的推广与应用，并且新媒体在互动性等方面与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诸如腾讯新闻、优酷新闻等网络新闻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所占的比例逐渐超越传统媒体，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工作压力，使得有的新闻记者为了完成一定的目标，在信息处理方面急于求成，降低了新闻质量。 四、优化现代新闻记者新闻传播价值实现的路径 新闻记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广大新闻记者要牢记社会主义价值观，通过提升自身的素养来优化新闻记者工作。具体来说，新闻记者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克服发展中的瓶颈。 （一）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 新闻记者作为新闻信息的重要传播者，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作用。面对信息复杂化和多样化的发展现状，新闻记者要不断提升自身的新闻素养，丰富自身的新闻采访和制作实力，严格把控不良信息，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可靠的信息，实现信息的良性传播。同时，通过正确的新闻报道来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发展，不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社会发展的基础。 （二）对记者进行相关的技术性培训 新闻制作周期是影响新闻时效性和舆论主导性的关键。面对新闻处理难度的增加，新闻单位要对相关的新闻记者进行专业的知识培训，提高新闻记者判断新闻真假的能力，使其能够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缩短新闻处理周期，为社会发展提供大量可靠的、时效性高的新闻信息。 （三）优化新闻媒体发展路径 如今，互联网技术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传统媒体的发展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通过与互联网的有效融合来丰富新闻工作发展路径。例如，通过移动新闻报道来为受众提供及时性、互动性强的新闻，提供人性化的服务来强化自身的市场发展，吸引更多的受众。 五、结语 随着社会开放性和思想多元化的发展，现代新闻记者在新闻传播中的价值实现虽然遇到了一些挑战，但是广大新闻记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闻价值观，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引导社会主流思潮的发展，为实现良好的新闻价值传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者：曾铁 单位：北海日报社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素质培养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人们开始重视精神生活的提高。新闻记者作为媒体的发言人，其职业道德素质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于新闻事件的第一印象，对社会舆论导向也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发现并解决当前新闻记者存在的素质问题，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要求。 关键词：电视新闻记者；素质培养 一、新时期新闻记者面临的挑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深入发展阶段。我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又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及其他各个方面的体制改革。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媒体竞争更加激烈，传媒日益将经济利益和产业属性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在这一背景下新闻记者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虚假新闻甄别能力的提高 虚假新闻一直以来就是新闻界的一大顽疾。不得不说，虚假新闻作为一种传播现象一直存在，只是其严重程度、形成原因、表现形式等有所不同。近年来，虚假新闻频频传出，报道范围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迫切需要新闻记者提升甄别虚假新闻的能力，维护新闻界的正常秩序，提升新闻媒体在大众心中的传媒形象。 （二）舆论导向的模糊 舆论是一定的社会或社会群体、集团对新近发生的、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事件所持的共同意见。例如，2013年12月2日“老外街头撞到中国大妈”的事件，一开始由于记者不了解真实情况，造成舆论几乎出现完全“一边倒”的走向——“中国大妈把脸丢到了国外”；但当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调取监控录像和多方调查，对“老外撞人”的事件情况进行通报以正视听之后，舆论很快转向对外国小伙的批评，最后这名外国小伙因其无证驾驶和非法就业问题被遣送回国。上述这则事件就说明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记者扮演着重要的“把关人”角色，信息的选择和传播首先要经过“把关人”这一环节。在当今媒体环境中，“把关人”的数量增多了,但其整体功能却明显地弱化了，使得有舆论导向偏失的言论得以在网络上传播。这恰恰要求新闻记者在舆论引导方面要加强自身专业素质，积极疏通、引导舆论。 二、提升新闻记者素质的对策与建议 通过上述讨论，在新时期环境下，笔者对新闻记者素质面临的挑战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为了提升新闻媒体在群众心目中的位置，同时也为了提供更真实的新闻报道，新闻记者必须提升自身职业素质，那么接下来笔者谈一下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与思考。 （一）新闻单位应加强人才交流 在现有的技术状态下，足以提供全新的方式来塑造社会，甚至是整个世界。在人际交往的信息传播过程中，人类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际关系到人文知识再到社会舆论，每日出现在眼前的新局面都可能会挑战我们的想象。在这种新局面下，新闻单位要想提高电视新闻记者素质，需要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流通机制，帮助新闻记者进行自我提升。新闻单位加强人才交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强单位内部记者的技术素养，强化对技术的认知，如可以不定期举行外出学习活动，让记者去了解最新、前沿的媒介内容，包括媒介产品的形态、使用、创作等。通过对新概念与新技术的学习，新闻记者再返回单位传授知识和探索知识，深化职业素养的培养方法，提高对媒介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新闻单位应将优秀的人才引进来，邀请媒体人才、学术大咖等，用讲座或担当教师开设课程的形式来弥补新闻记者的不足。比如，请业界人士进入校门授课、安排专门的讲座或课程等。具有从业经验的新闻从业人员在教学中更主动、更灵活，教学活动的组织、业界观念的传递、思维方式的塑造都处于强势的地位，与学术性教师合作则能培养符合媒体行业所期望的从业人才。人才讲座或课题形式引入最具可行性，能弥补新闻单位在师资力量上的不足。 （二）新闻记者自身素质提升对策 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融合的态势无需赘述，对新闻记者素质的要求并不是浅层的技能掌握，而是要认识到变化背后的原因，并做出调整。以往新闻记者人才必备技能限于新闻专业写作、摄影、采访等，现在使用互联网的技能是时展所需的，如熟练使用微博、微信等其他社交媒体；熟悉使用网络技术检索信息、整理信息的能力等，已作为更方便、高效整理和整合新闻资源的技能。另外，互联网媒体及向互联网转型的媒体出现了很多新型岗位，如微博运营、微信运营、数据挖掘、数据编辑等，对新闻记者人才作为媒介的支持需求更是加大，这是以往不存在的。在媒体里，媒介的支撑是计算机、网络等技术，由技术人员来实现，但是要完成一项新闻创新作品，只有新闻记者掌握了上述技术才能够实现。只有新闻记者了解技术，了解新闻在技术领域中有哪些形式可以呈现，才可以提高新闻作品的产出效率，新闻记者才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媒介技术，并与当前媒体中各部门进行有效合作。伴随着媒介进化发展，新的技术不断更新人们的世界观，新闻行业更要不断深入研究媒体技术给新闻环境带来的变化，迎接机遇和挑战。新闻行业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新闻记者要紧跟时代脉搏，在媒介中学习。当前我国正处于提升软实力的关键阶段，一个国家受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必须包含文化凝聚力、舆论引导力、信息传播力等。新闻记者素养的提升，能够在保持传统和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新闻与计算机、网络、通讯等技术的有机结合。 三、结语 我国新闻行业的迅速发展，新闻职业道德观缺失现象时有发生，所以针对我国新闻职业道德观缺失的问题必须要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从电视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培养出发，不断提高新闻记者的水平，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作者：尚何强 单位：泸西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探索 摘要：接收、观看新闻是人们了解社会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几年，互联网的发展在提高新闻时效性的同时，也对新闻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与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息息相关。新闻记者是信息的搜集者和整合者，承担着为受众快速提供真实信息的责任。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颇受大众质疑。就某些记者道德缺失的现状来看，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水平亟待提升。 关键词：职业道德；评价机制；新闻媒介；缺失 信息来源广而杂，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复制”网上的信息，必须证实其信息的真实性，同时保证新闻的时效性。这就需要记者本身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然而，目前我国部分记者的道德水平却备受质疑。 一、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水平下滑的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不良的社会因素传入我国，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冲击。人民网曾做过一项名为“你眼中的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人对现行记者职业道德表示不太满意。可见，大众对记者能否真实地报道社会现实深表怀疑，故记者的职业道德水平下滑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造成大众质疑记者的原因有很多，简单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虚假新闻所谓虚假新闻，是指一些新闻记者为达到某种目的而的缺乏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报道。例如，2006年，广州“注水西瓜”事件，由于记者黄熙灯的虚假报道，造成部分省份西瓜难卖，瓜农损失惨重，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恐慌以及对食品安全的担忧。虚假新闻不仅损害了新闻记者群体的声誉，更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正如总理所说：“如果《人民日报》有一天说错了一句话，那么明天全国人民都会做错事情。”可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多么重要。（二）有偿新闻有偿新闻，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收受采访对象财物的行为，是新闻的腐败现象。例如，2003年的“山西繁峙县煤矿矿难事件”，11名新闻记者（其中有4名新华社记者）在采访报道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的金钱，虚假报道矿难真实情况。这些拿“封口费”的新闻记者上演了一出“有偿不闻”的丑剧，给记者行业抹了黑。这种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为业界所不齿。（三）热衷于“走穴”现象记者队伍里出现了“走穴”这种不良行为。他们不去如实地报道最需要报道的事件，而是收受他人财物，去报道一些有违道德准绳的事件，或者根据被采访者的意思去报道，这种行为有违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 二、影响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是社会的个体，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记者也不例外。而且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难免会出现一些道德失范的行为。这是由于此时旧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准则被大量的否定，而新的社会道德观念和准则又尚未建立，很容易引起社会成员的行为失范。（二）新闻单位自身的问题新闻媒体目前有两大基本考核标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现实中，经济指标是媒体最看重的指标。新闻媒体在互联网的冲击下面临着非常大的生存压力，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制造轰动效应，一些素质不高的记者就会报道虚假新闻，进行“新闻炒作”。管理制度不完善：第一，新闻前缺乏严格的审核机制；第二，一些媒体采编和经营不分离；第三，对员工缺乏业务培训。如今，新闻记者队伍呈现年轻人偏多、职业年龄偏低和人员流动性偏大的特征。受经济效益的影响，一些媒体为节约开支，不重视对员工的培训，甚至连最基本、必需的培训都没有，仅仅将其作为“新闻民工”来对待。（三）新闻记者自身的原因一是职业理想不正确。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要求和职业理想，它直接左右着人们的职业行为和职业习惯。新闻记者的职业理想应该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如今，一些新闻记者却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将“利益”二字看得很重。二是人才数量在减少。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报社、电台、电视台当记者、编辑是非常令人羡慕的职业选择，媒体也成了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地。如今，就连一些新闻专业的毕业生都不愿进入媒体界，高素质人才数量的减少拉低了整个新闻记者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 三、提升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水平的途径 （一）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讲究法治，任何人、任何行业都应受到法律的制约。而目前，我国在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仅有一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但是，该《准则》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而是民间团体制定的，因而不具法律权威和行政约束力。国家应通过立法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行为进行约束，并通过惩戒制度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惩处，从法律层面严格约束记者的行为。（二）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增强责任意识我国著名报人邹韬奋先生说：“记者，说到底，是社会的良心。”揭露真相，传播真理，是大众对记者的期许。作为社会的瞭望者，记者应该用自己的良心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维护社会良知。为此，广大新闻工作者应时刻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利用自己手中的笔和镜头去反映社会现实，传播正能量。（三）建立健全机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新闻机构内部的监督机制，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切实落实各项规定，上行下效，保障记者群体的廉洁性。（四）加强社会舆论监督新闻工作是服务型行业，新闻记者对社会有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其职业道德也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可通过人民群众的监督，来纠正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 作者：任俊兰 单位：虞城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探讨 电视新闻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社会大众具有舆论引导的作用，因此，本文通过分析电视新闻价值的体现、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重要意义，提出了增强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的有效途径，为提高电视新闻质量、促进电视新闻媒体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电视新闻价值的体现 首先，真实性是对电视新闻的首要要求，是电视新闻的关键要点，如果失去了真实性，新闻信息也就失去其价值、使电视新闻信息失去生命，在真实性的电视新闻信息中，观众在获取最新的社会生活信息同时还能了解事件的真实情况，在电视新闻信息中观众的信息获取能力也随之得到提升，使观众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观赏与体验，如果新闻信息反应的事件是虚假的，观众在新闻信息观赏与体验中受到欺骗，会引发不良的社会舆论，影响恶劣，因此，真实性的电视新闻信息是保证电视新闻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提高观众对新闻的信任程度，增强观众的观赏与体验感。其次，电视新闻具有追求道德与善良的价值，良好的道德与善良的本质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在电视新闻中，通过播放真实的事件，挖掘事件中的真善美，以此扩展社会公众舆论，引导正确的道德潮流，体现出新闻的内在观赏与体验价值。再次，电视新闻信息具有满足社会大众需求的价值，真实的新闻信息与新闻事件为社会大众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导向，新闻信息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同时还拉近了人们与世界的距离，对大众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观众在获取电视新闻信息的同时还培养了新闻信息的分析能力。 二、培养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重要意义 首先，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对提高新闻时效性具有重要意义，电视新闻记者工作需要其对新闻事件进行具体有效的描述，这就需要新闻事件要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起因、结果以及事件中的人物脉络等顺序进行详细的报道，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新闻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意识，对新闻进行有针对性的报道，在高质量的新闻信息报道中体现出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在新闻信息搜集中激发记者的新闻意识，使记者对某一特殊事件进行顺序衔接报道，以此使新闻信息进一步吸引观众的眼球，进而提升电视新闻的时效性，体现电视新闻的价值。其次，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对提高新闻节目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电视新闻报道工作具有系统性强、复杂等特点，新闻事件的搜集、新闻报道的制作与播报是一个完整的程序，一般情况下，电视新闻记者不仅要负责新闻事件的搜集，还要进一步参与新闻的制作与播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电视新闻记者的工作贯穿于电视新闻始终，因此，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在新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直接影响着新闻报道的质量，鉴于此，新闻记者在新闻事件搜集与报道过程中要具有新闻意识，才能进一步提高电视新闻质量。第三，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对提高新闻舆论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保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是新闻记者职业素养的重要体现，在实际新闻播报过程中，新闻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对新闻事件的掌握与了解也是最清楚、最全面的，因此，电视新闻记者在事件记录与采访过程中要具备较强的新闻意识，才能够对新闻事件有正确的认识，同时，电视新闻记者是新闻制作与新闻播报中的主要人物，其搜集的新闻事件也是电视新闻播报的重要线索与依据，如果新闻意识不强，就难以保证新闻事件的真实性，会对社会观众造成扭曲的舆论导向，电视具有视频、文字、音频与图片等多种信息载体，因此，电视新闻的可信度较任何电视节目都要高，电视新闻记者只有不断增强新闻意识，对新闻事件有正确的了解，才能使电视新闻播报准确有意义，保证电视新闻正确的舆论导向。 三、提升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的有效途径 1.提升编辑水平提升电视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需要新闻记者不断学习，增加新闻基础知识的积累，在信息爆炸时代中，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知识与信息的更新速度也越来越快，如果电视新闻记者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新闻知识认知中，将会导致新闻记者难以具备有效的新闻意识，很容易在新闻事件搜集过程中对新闻信息产生错误的认知，此外，由于新闻事件具有环境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对文字写作与文字编辑有较高的要求，因此，要求电视新闻记者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功底，能够通过简练与优秀的文字表达能力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的报道，由此可见，优秀的文字表达能力也是新闻记者新闻意识的重要表现，同时电视新闻记者应具有良好的新闻信息策划能力，策划能力是指新闻记者在新闻事件的搜集过程中，充分的对新闻事件脉络进行把握，并客观、科学、合理的组织新闻事件，通过策划使新闻播报达到新闻事件再现的效果。2.提升理论水平新闻记者的理论水平实则是指政策理论水平，政策理论是保证电视新闻记者具有系统思维与国家大局意识的关键，电视新闻信息对社会大众有较强的舆论导向作用，这建立在电视新闻具有真实与客观性的基础之上，提升新闻记者的政策理论水平首先需要新闻记者要及时掌握并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以及国家近期内的重大经济事件，以此保证在对这些方面新闻信息进行报道时能够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报道，引导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经济形势有正确认知，其次，提高新闻记者的政策理论水平，能够保证记者在对娱乐消息以及社会新闻进行报到时，也能自然、客观的对新闻信息进行有效评价，避免在不了解政策理论基础上凭借个人主观臆断新闻价值，出现哗众取宠的报道错误引导公众舆论的现象，鉴于此，对电视新闻记者政策与理论水平的提升是保证新闻记者具有较强新闻意识的重要途径。3.提升播报与制作水平不同的电视新闻事件与新闻信息，反应的新闻群体不同，这些群体在思想与需求方面的差异性较大，因此，电视新闻记者要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新闻播报与新闻制作水平，以此准确的分析新闻反应群体的特征，通过新闻制作与播报客观、真实的反应新闻群体的需求与思想，以此提升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在新闻制作过程中新闻记者要寻找有价值的新闻内容，对新闻事件中的对话、行为以及特殊镜头等记录，真实的展现新闻事件，保证新闻事件能够满足观众的心理意愿，提高电视新闻的收视率，在新闻播报过程中，新闻记者要依据国家政策方针等社会大方向，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公平的播报，通过播报对社会大众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在新闻制作与播报过程中提升新闻记者的新闻意识。 结语 综上所述，电视新闻作为使社会大众掌握与了解社会新闻的重要媒介，具有真实性与客观性，深受社会大众的喜爱，新闻记者的工作重心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真实、可靠、及时的新闻信息与新闻事件的报道，这需要新闻记者具有较强的新闻意识，因此，本文从以上方面研究了新闻记者新闻意识提升的有效途径，为促进电视新闻媒体的发展提供依据。 作者：梅伟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思维方式与认知偏向 1新闻记者思维方式与新闻制作中认知偏向的具体表现 1.1先入为主的观念。新闻记者进行新闻创作的过程也是对事件真实还原的过程。先入为主的思想会影响记者对发生事件的回忆和思考。新闻记者所接触的时间往往具有很大的变化性和不确定性，很多事件也会超出记者的经历范围。新闻记者在对这些时间的处理上，难免会将以往的经验与之进行对比和分析，使事件的表述缺少最本质的客观性。新闻记者在获取新闻的过程中时，如果对时间的了解不够具体，也很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事件的表述中，进行补充看似使新闻内容变得充实，实际上新闻内容会因为加入过多的感情色彩而失去了客观意义。 1.2信念固着。这种观念是指人们一旦建立错误的信息并为之找到相应理论，就很难再做出更改。研究表明，人们在获得信息的过程中会倾向于寻找能够支持自己信念的信息。这个过程也验证了偏见，尽管验证的过程属于无意识确定，但会对新闻作品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记者存在这样的认知，就会对其选取的信息造成直接影响，从而对整个新闻作品造成影响。在信息采集中，新闻记者一旦主观认定某件事的原因，就会极力找到证明自己观点的证据，对事件的掌握和理解就会变得相对片面，无法真实的还原事件。 1.3归因错误。研究表明，人们在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往往更注重人物本身的行为，忽略了环境等外部因素，这就造成了基本的归因错误。人们针对自身的行为，很注重强调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对于他人的行为，则更注重其自身内部特点。新闻记者在进行采访报道时，如果存在基本的归因错误，就会导致采访偏离客观实际，过于强调人物自身所具备的某些品质，而忽略了外部环境等因素的描述。在对先进人物进行报道时，尤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记者因过于注重其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从而忽视了外界因素对其的影响。 1.4关注奇闻趣事。从心里学上看，大多数人更加关注与生活相关的话题，对奇闻趣事的关注程度明显高于对其他信息的关注。新闻记者也和普通观众一样，比较容易受到新鲜生动的事件感染，在信息的选择上更加偏向于比较生动的事例。在对一些事件的报道上，由于过度关注其中的生动元素，而忽略了事件本身的实际意义，缺少统计类信息，使观众在事件的认知上造成偏差。 1.5智力自负。在新闻采访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往往会对事件的结果进行预测，并在自己预测成功时表现的过于自负。这也是人们常见的一种智力自负，人们会对在事件发生之后，觉得自己早就猜测到了这样的结果，从而对事件的判断存在过多的主观思想，对未来的预测造成影响。在很多新闻事件中，时间的发展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情况，事件的结果也可能与记者之前的判断结果一致，但这也只是众多可能发生结果中的一个。如果记者对自己的预测成果过于看重，很容易影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也会缺少对事件发展较深层的思考。 1.6虚幻关联。研究表明，人们会无意识的放大两件事之间的联系或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创造原本不存在的相关性。这种现象在很多场合都有所表现，但如果两件事物存在相关联系时，现象往往更加显著。生活中很多事物的关系较为复杂，而描述事物相关性又是报道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新闻记者存在认识偏向，就会对认识造成影响，将两件本无关联的事件结合起来理解，错误分析事件的因果关系，极易影响新闻的客观性。 2改变新闻制作中的认知偏向的措施 2.1建立逻辑思维。逻辑思维是运用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反应客观现实的过程，新闻记者必须建立正确的逻辑思维以保证新闻的质量。新闻记者对事物的认知程度决定着新闻记者思想认知的深度，也决定了其对新闻价值的判断。这就要求新闻记者能够从人类普遍的审美角度出发，找到新闻中的价值并进行事实构建。在新闻事实中存在着多个报道角度，新闻记者必须深入了解事件，确定新闻的立意和叙述方向。在新闻的创作中新闻记者还要具有过程思维，这也是新闻中常见的构建思维的模式。新闻是一个再现事实的过程，要经历事情的经过、结果及发展方向，这要求新闻记者具有过程思维的能力，按照事件的发展顺序，实现新闻的传递。新闻记者对事件的分析和重现，也要运用到因果思维。事件发生必有因果，在新闻的创作中，要注重因果思维的运用，使新闻具有深度。新闻事件的发生背景、如何发生、发生的价值与影响，是新闻工作者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新闻能够更加深刻的具体走向。另外，新闻记者还要具备程度思维，这是新闻记者对事件存在状态能够正确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新闻是对事件的客观呈现，要求记者把握事件的存在状态和事件的性质，不会扩大事物的客观呈现，使新闻获得客观性，实现其传播的目的。 2.2修正自身偏差。新闻记者有着监测环境的重要任务，对事件的报道也会对受众的行为及态度造成影响，甚至对读者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因此，新闻记者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认知偏差，对自身的认知有准确的认识，尽量避免偏差的产生。在实际的新闻采访中，新闻记者必须熟知认知偏差的形成和表现方式，并在工作中尽量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也可以在新闻报道时，有针对性的检测自己的思维是否陷入先入为主、信念固着等偏差中，及时对偏差进行修正，确保报道的客观性。在新闻创作中不要忘记自己的使命，要对自己的作品富有责任感，并不断提醒自己避免认知上的偏差。新闻报道是对事实的客观还原，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新闻记者在新闻采集和新闻报道中，很容易受到自身认知偏差的影响，对事件失去正确的认识、对时间的发生和发展把握不到位，造成对事件的报道失去客观性。新闻报道是人们获得信息的重要途径，保持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对人们合理认识事实真相十分重要。因此新闻记者在新闻的创作中，不要以自己的情感认知为出发点，要准确认识到自己的认知偏差，在报道中加以修正，还原报道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从而使我国新闻事业得到更好的发展。 作者：金玲 单位：友谊县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道德修养论文 1.尊重事实说真话。 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与事实打交道。事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的本源，记者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而不是随心所欲地捏造新闻，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弄虚作假，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害人害己。2013年8月16日，抚顺清源南口前发生了百年不遇的洪水灾害，许多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新闻报道，这是值得赞叹的。但是，不乏有个别记者对事实不了解，不调查，不实事求是，道听途说，给政府和百姓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其中最为严重的是某新闻媒体的记者，把“8·16”洪水的原因说成是上游的“海洋水库”没有及时开闸放水，造成水库积水过多，导致洪水冲开大坝，导致下游村落被淹的悲剧。而事实又是什么情况呢？“海洋水库”是个很小的水库，它根本就没有修建闸门，只是在水库大坝的一侧，有一个较低的出水口，当水位高时，水就自己漫过来。可见，这个记者没有到现场作调查，失去了一个记者起码的道德。尊重事实，用事实说话，是新闻记者必需的修养。 2.心底无私为人民。 一个有修养、有道德、有爱心的新闻记者，他一定是能客观、公正、真实地对事实作出正确报道的。新闻记者要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为人民服务，要对社会负责，对党和政府负责。如果新闻记者要利用自己的职业条件为自己谋取私利，那就会从根本上失去新闻记者应该具有的高尚品德。应该说，新闻记者要想为自己谋取利益，是十分容易的事，面对社会上的许多诱惑，一些记者的确在有意和无意间忘记了自己的职业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忘记了党性原则，忘记了记者的品格。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不惜买卖新闻，弄虚作假，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将新闻记者的道德、修养抛到九霄云外，这是我们记者队伍的悲哀。早在上个世纪末，某新闻单位有个“老记者”，他独霸“公、检、法”行业十余年，在这个行业里呼风唤雨，十几年从这三家拿到很多利益。他自以为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了，但是，时间终于为他的所作所为作出了公正的审判。他最终走进了监狱，往日的新闻记者，变成今日的囚徒！摆在我们新闻记者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追求自私自利，做追求金钱和虚荣的记者；另一条路是追求理想和真理，做一名有道德、有修养的记者。 3.正直正义斗邪恶。 新闻记者的特殊身份在社会上自然会得到一些尊重，但是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也是一位普通的公民，必须带头遵纪守法、不搞特殊化，必须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作一名正直的有正义感的记者。新闻记者在报道社会新闻时常常会遇到种种不平之事。这时，记者一定要出以公心，与一切邪恶作斗争。记者应该是嫉恶如仇的人，是有党性原则的人，是无私者无畏的人。几年前有这么一件事：“一个市人大代表走进我们新闻部，讲述了乡里电管站站长自己开电器材料商店，村民不在他家商店买材料就不给维修电路，三年强制换两次电表。一家村民因为没有钱换电表被断了电，晚上孩子学习点油灯，不小心把房子点着火了，全家都被烧伤，在抚顺矿务局医院抢救。”我们新闻部记者听到这些事都很气愤，于是主任派出两名记者，去作新闻调查。经过一天的深入了解，调查的结果比人大代表反映的事实还要多。于是，记者又来到电管站的上级部门采访，了解农业用电的法规政策。当晚，《辽宁新闻》报道了这次新闻调查，三天后，那个电管站站长被停职查办了，村民的用电问题得到了解决。敢于与邪恶作斗争是新闻记者最高尚的职业道德。 作者：于晓光 单位：抚顺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采编能力探究 一、贴近百姓，更新风貌 首先，基层记者想要做好社会大众新闻采编工作，必须要将传统新闻报道的方式做大力整改。工作核心要转移到受众群体所关注的焦点上，以生动形象的新闻报道方式将其展现出来，要做到“以小见大”、“活化焦点”，这也是基层新闻记者以后采编的工作方向，同时也预示着基层记者从传统基层新闻采编工作模式中跳跃出来，向鲜活的基层新闻采编工作目标开拓的过程。基层记者的主要采编意图就是将受众的鲜活新闻整合报道，那么真实性在工作中就是最重要的出发点，真实鲜活的新闻一定是来源于基层的，那么记者想要挖掘最具真实性的新闻就要深入基层，将最生动的基层新闻语言视角发掘出来，这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基层新闻就会在记者的镜头中鲜活，其新闻价值也得到了体现。这样的新闻可以展现出电视传播的公信力、号召力、吸引力等等，也只有这样深入基层得到的“接地气”新闻视角才能“抓活角”，促进新闻语言、荧屏画幕生动鲜活。 其次，为了更好的贴近百姓，既要考虑到新闻的时效性、又要考虑到受众的接纳性，那么基层新闻记者就要从民族特色区域文化入手，这部分的新闻信息是较为受众群体喜闻乐见的，这样的工作形式恰好符合了新闻报道所提倡的“三贴近”。那么就要求基层记者在生活、工作中要在身边的信息中整合百姓新闻资源，走基层、深入了解、关切生活，新闻报道的社会大众信息篇幅大小直接影响的是人民群众对社会新闻、电视传播声音回馈，基层记者的镜头焦点越是贴近普通百姓生活，得到的社会新闻反馈信息才会越真实、服众。 二、创新制作，增加渲染 电视节目的可视性非常重要，电视报道的重要组成就是图像的拍摄、编辑、制作，在实际采访工作中基层新闻记者应该在注重新闻时效性的同时，增加现场采访的操作力度、提高基层新闻的画面感；可以适当采用同期声采访，这样能够体现出同期声在现场报道操作中的重要作用；在后期的剪辑制作中，尽量拍摄并保留现场同期声，这样能够突显出基层新闻真实感、可视性；在新闻文字编辑中，尽量多添加一些素材资料，以避免新闻画面感单一、呆板；最后在整合基层新闻后期编辑工作时，增添一些背景音乐、动画片段在新闻材料中，使新闻的画面感羽翼丰满。 基层新闻制作大多偏重于短片报道，基层记者在工作中为了更好的表达出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往往更多的是使用本色表达的形式。制作上的求真图快就会使记者在工作中忽略了采访技巧的重要性，在后期制作中恰恰没有跟进技术效果，那么基层给受众的感觉就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所以基层新闻的后期制作是非常重要的，后期编辑工作者最好是同样具有基层记者经验的人员，这样在编辑材料的时候就会分清主次，在撰写编后语的时候也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基层新闻要推陈出新、以小见大，其报道的路线要紧贴百姓生活脉搏，在新闻中着重体现百姓参与性使社会大众产生对基层新闻的信服感，真正具有时效性的基层新闻是可以让百姓在新闻中真实的感觉到自己生活的酸甜苦辣、一颦一笑已经融入到新闻素材当中，在信息中能够发现自己的缩影，所展现出的都是百姓所想、所做、所获。这样就要求记者要对百姓日常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呆着责任感、使命感去了解和反映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在实践中探索适合基层、民生特点的采访视角，针对一些社会现象记者可以采访不同层次的市民，让他们给出心中的声音，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不必急于给出自己的意见或者结论，百姓的看法、意见、声音会让某一社会现象在报道中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三、注重素养、以民为本 基层新闻记者要注重自身新闻工作素质的培养，不断提高新闻业务素质，致力于新闻敏感性、采编技巧等一些工作重点上，使自己的职业质素扎实牢固。想要成为一名综合职业素质较高的基层新闻记者，最主要的努力方向是经验的积累、生活的感悟、活跃的思维、新闻的敏感性、工作的勤奋度，综合这些因素来看，就要求基层新闻记者在平常的生活中也能以敏感的观察力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这并不是能够在短期的集训中得到的结果，而是需要漫长的自我培养过程。在新闻事件中要敏锐的判断实效性区别，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有一双洞察事实的眼睛，可以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在日常生活中一件平淡无奇的小事件背后，可能深藏一个惊人的连锁秘密，这个巨大的新闻价值是需要基层记者通过本身的资质来发掘、整合的。所以基层新闻记者要多走访、深调查、潜钻研、多提问、祥思考，如果基层新闻记者能够拥有一颗“发现”的心，在平常中发现特殊、在简单中寻找规律、在模式中寻找漏洞，那么这样的一篇基层报道就不仅仅是文字的诉说，而是在为社会大众执行生存的责任。 基层新闻记者的身份是具有一定优势的：身处基层，能够深入的了解百姓生活特征、对本区域的地域性文化特征详知、对家乡用语能够熟练应用。那么记者就可以从当地的民生民情出发，将百姓生活中的麻烦、困难、关心事作为基层新闻的报道题材，出发点立足于社会大众服务情怀，创新新闻素材采访、编辑报道形式，进而使基层新闻切实变成百姓喜爱的电视节目，做好党和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四、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新闻采编人员，尤其是基层新闻记者，要在注重自身职业素质培养的同时，是一定要坚持以民为本的观念取向，以高标准、高要求的职业律条来提升自己的社会使命责任感，在工作实践中累积采访经验树立独特的采访风格。坚持深入基层的工作状态，真正了解社会群众的生活状态才能与事实的本质缩短距离，只有贴近群众、深入生活才能真实的反映社会基层的需求，只有接地气的报道才能体现出新闻时效性、真实性具有的灵气。 “三贴近”是基层电视新闻记者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体现，同样也是为基层电视新闻工作改变风貌的正确工作路线，特别要提到的是基层电视新闻记者，只有始终如一的坚持以民为本的群众观念，才可以将党和社会大众赐予的责任感完整的体现出来。 新闻记者论文:广播电视新闻记者采访探讨 一、保证新闻的及时性、可靠性和真实性 如果一篇新闻稿件发表不及时、信息来源不可靠以及内容存在虚假，那么这篇新闻稿件就没有其价值意义，就像放在博物馆里的假古董，即使受到很多人的关注，最后发现是假古董后，那么被关注的这段时间也不过是假象而已，毫无意义可言。新闻稿件也是如此，当被发现是虚假信息时，只会引来群众的愤怒和不满，或是一笑而过，当成饭后余谈，让人觉得可笑。因此，新闻记者在写新闻稿件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负责的赋予其真实性，不能虚假乱造，轻则影响自身和企业的声誉和利益，重则导致社会矛盾纠纷。 二、采访技巧 （一）善于观察 观察，就是通过新闻记者对新闻的敏感度，在采访现场过程中，根据采访对象的话语，获取关于写新闻稿件的价值信息，以此丰富写作内容，在这个过程中，新闻记者还要捕捉采访对象当时的情绪状态和表情状态，及时调整话题内容，以此更好地获取自己所需的新闻信息。2013年，记者到广州采访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时，其中了解到其作品还曾到澳大利亚等地参展。记者马上策划了《许鸿飞“肥女人”亮相悉尼》《雕塑家许鸿飞携“肥女人”走进意大利》《许鸿飞赠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雕塑》等系列稿件，让观众全面了解阳江籍雕塑家及其作品，为宣传阳江文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善于倾听 学会倾听是倾听者对述说者的表示尊重的方式，一个新闻记者如果能在采访过程中善于倾听采访对象的述说，会很容易获得采访对象的信任感，对你敞开心扉，滔滔不绝地对你述说，这样可以是你在倾听的过程中，获取更多新闻的亮点以及有价值的信息。在倾听的过程中，新闻记者要十分注意采访对象的情绪，当对方对某些话题感觉难以回答时，记者可以通过鼓励等方式平缓对方情绪；当对方处于悲伤的情绪时，记者可以通过疏导对方的焦虑达到缓解情绪的效果；如果遇到一些采访对象由于紧张而无法用语言来让你理解他的意思，这时记者要耐心的帮对方理清思绪，消解对方的紧张情绪，最后获取有效的新闻信息。 （三）善于提问 新闻记者是否能在采访过程中，对提问做好把握，是影响采访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记者提问风趣并有意义，这样不仅可以使采访顺利进行，还可以融洽双方感情，营造一种舒适的氛围，从而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这对写新闻稿件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记者不善于提问，或者提出的问题涉及采访对象的隐私，这样不仅会导致采访过程遇到阻碍，同时还引起采访对象的反感，最后导致不欢而散。因此，新闻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特别是对一些重大报道的采访中，要在事前了解采访对象的喜好，做好充足的准备，这样才能在采访时创造轻松愉悦的氛围，有利于双方良好的沟通。 三、新闻记者如何在采访中把握好“情”与“理” （一）对“理”的把握 什么是新闻中的“理”？所谓“理”，就是新闻稿件的真实性，新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要了解到最真实的社会动态，来获取最真实的新闻信息，一篇新闻稿件，只有真实可靠的故事，只有与群众生活紧密联系，才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才能展示最真实的社会，才能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最本质的问题，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文明社会。而虚构乱造的新闻，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同时，更会引发更大的社会纠纷。 （二）对“情”的把握 所谓“情”，就是指新闻工作者在采访过程中要考虑到采访对象当时的情绪状态，如果采访对象产生负面情绪，新闻记者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有效的缓解对方的情绪，以此保护采访对象的身心健康，并在同时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新闻信息。而“情”更是指新闻记者在写新闻稿件的过程中，用极具感染力的文字来表达新闻稿件的信息内容，使新闻稿件更具感染力，以情融之，更能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共鸣。同时，也需要在新闻稿件中加入详细的描述，以此表现新闻的真实性，让群众更好地体验和了解新闻的本质。 四、结束语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及时有效的发表新闻稿件、提供可靠的新闻消息来源以及确保新闻稿件的真实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群众接受新闻信息以及更好地获取新闻信息，让整个世界关注社会动态，维护世界的和谐和稳定，为建设和平“地球村”做出努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有将“情”与“理”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才能给写出一篇优秀的新闻稿件，更加还原新闻的真实性。 作者：谢锐琳 位：阳江广播电视台 新闻记者论文:谈新闻记者的实践与思考 博士生论文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其实源自学术环境、科研机制的引导，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学术自信的状态。传媒业界轻视理论研究，以经验总结代替理论研究。一方面是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由于行业的浮躁，传媒业界普遍轻视理论研究，甚至排斥理论研究，从来不买、不读专业期刊、理论书籍的记者编辑大有人在。但是与此同时，因为评职称等有所要求，传媒业界也成为撰写论文的主力军。传媒业界的作者因为缺乏专业的学术训练，缺乏必要的学术积累，即便观察到一些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也往往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分析几点原因、设计几条对策，大多也是泛泛而谈的套话，或者感想式的、牢骚式的批评，较少生产出严肃认真、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更有很多作者，把工作总结、经验体会，甚至领导讲话当成理论研究。坚持问题意识，拒绝学术泡沫继续深究造成上述各方面问题的原因，牵涉到学科建设、教育体制、考评机制等复杂的方面，作为一本新闻传播专业期刊，当然不可能解决。但是，我们希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倡导、引导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研究。在这里，结合《新闻记者》的办刊实践，略作阐释。坚持问题意识，寻求理论阐释。 很多人愿意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开篇名言，以形容当前中国新闻传播业所处的境况——在这个充满活力、充满挑战、充满变革的时代，传媒实践不断提出各种有待研究和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观念，也不乏一些有勇气、有见地的观察家和思想者，愿意直面传媒实践，积极探讨、回应这些问题。为此，《新闻记者》在办刊中，坚持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约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撰文，从理论层面给出专业的、深入的思考与回答。比如，去年底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突然宣布《TheDaily》停刊。《TheDaily》是全球首份专门为iPad开发的电子报纸，曾被认为是拯救传统媒体的希望所在。但是，还没有度过新产品开发的三年成长期，就黯然谢幕，着实让人费解。特别是，全球传媒大亨、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一向给人老谋深算、财大气粗的感觉，《TheDaily》这么快就宣告失败，是否意味着连默多克也打破不了“不改等死，改是找死”的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魔咒？为此，我们马上联系了彭兰、胡泳、陆小华等学者，请他们撰写文章，不仅仅是分析《TheDaily》的成败得失，更重要的是以此案例，探讨传统媒体开发新媒体产品中的观念误区、新媒体产品运行的逻辑规则等等。文章刊出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党委书记徐炯向全集团中层干部推荐阅读这组文章，他还特地写了一段“推荐的话”：“向新媒体领域拓展，是集团面对的急迫任务。这条路不能不走，但显然难走。许多同仁不免焦虑、悲观。不过，正如同乐观需要理由，悲观一样需要理由。对这条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在知之甚少之时，只能是越空谈越焦虑，或者反过来，无知者无畏。所以，首先需要的是学习，尽可能多地去了解‘路况’。在这组文章中，有对于失利案例的分析。我想，当我们从中了解到导致失利的一些缘由，或许能够减轻一些焦虑，因为焦虑往往源自不确定性。同时，对勇于尝试而提供了经验（尽管是反面的）的先行者（尽管失利了），我们理当给予尊敬和感谢……”就像医生得先知道病人得了什么病，才谈得上开处方、动手术一样，坚持问题意识，是理论研究的前提。 作为专业期刊，以问题为导向，为实践和理论架起一座桥梁，沟通学界与业界的思考和智慧，既体现了理论启迪实践、引领实践的价值，也有助于学界与业界双方互相理解、尊重，以及达成共识。提倡创新意识，拒绝学术泡沫。理论研究不被重视，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恰恰相反，真的理论、真的思想，具有能够照亮现实的迷雾，启迪人的思考，促进人的行动的力量，也就是通常说的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引领性。因此，我们在选择稿件中，坚持严格质量把关，要求文章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至少在新观点、新材料、新角度、新方法上有某一方面的特色。坚持学术创新原则，也是在新媒体的众声喧哗环境下，保持专业地位、体现专业价值的方式。就像前面说过的，大变革的传播环境提出了很多新问题，网络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让每一个关心这些问题的人都有了发言的渠道，于是，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是媒介批评家，普通读者也可以毫无顾忌地评点传媒操作；人人都是总编辑，普通记者也无妨激情四溢指点传媒业发展。网络意见敏感尖锐，反应快速，蕴涵着宝贵的源于实践的灵感，但大多仍停留在情绪、感想层面。作为专业期刊，要体现专业价值，必须通过富有新意的理论阐述，体现理论对现实深邃的解释力和穿透力，让读者有所收获，有所启发。另外，从总体来看，新闻传播研究还处在比较初级幼稚的水平，有许多基础性的要求、规范还有待普及。为此，我们在文章形式上要求严谨的学术引用，提倡必要的理论检索。在语言上，我们反对故作艰深实际空洞无物的文风，提倡清晰、严谨、畅达的学术表达。之所以提倡使用学术语言而不是日常语言、文件语言，不但是为了表述更严谨、思考更理性，也希望借此对普通读者产生一点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在阅读中形成一定的思维的张力。在篇章结构上，我们提倡开门见山、直指人心式的行文。 优秀的学术论文就像好的侦探小说，应该迅速把文章要讨论的问题告诉读者，吸引住读者，然后带领读者一步步展开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分析研究。总之，我们希望严肃、真诚、理性、深入的研究成果，它可能需要读者预先储备一点必要的理论基础，付出一点阅读耐心，但只要认真读完，应该有所收获。强调传播意识，提高学术能见度。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冗余时代，“好酒也怕巷子深”。而作为新闻传播专业期刊，更应当身体力行，强调学术传播意识，提高理论作品的能见度，收到更好的传播效果。鉴于业界对学术论文有轻视、排斥的想法，学界很多人的学术视野也不够广阔，很多研究者、论文作者采取“检索式阅读”方式，自己准备做某方面的研究时，才去数据库里检索相关论文，平时很少订阅、追踪阅读某种专业期刊。为此，我们从多年前就设立了《新闻记者》电子版，每期出刊后即把全部文章上传。 近几年，电子版升级为小型专业网站，每期杂志付印后就把目录上去，然后再将文章陆续上传，几乎每天都有文章更新。不少研究者，特别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成为《新闻记者》网站的忠实读者。专业期刊网站的影响力毕竟还不大，随着“微博热”的兴起，我们又开通了《新闻记者》官方微博。微博是碎片化传播，不是阐发理论、探讨学术的合适载体。但有很多论文，因为形式的拘束，许多精彩的段落、评述，被淹没在长篇大论的学术综述、概念解析上，把其中精彩的几句话提取出来，放在微博上，同时配上全文链接，更容易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我们根据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报告编译的《“坚持到底”将无路可走，而转型没有不痛苦的——新媒体生态下传媒业的转型与作为》，在新浪微博上经过几个“大V”的推荐，转发近2500次，比很多社会热点的转发量还大。另外，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转发、评论我们的微博，这对我们评价选题的针对性和理论的贴近性，校正今后的办刊思路，很有启发意义。前不久，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微博上称赞：“《新闻记者》近几年越办越好，既有理论深度，又接地气。”这个评价当然带有鼓励的意味，我们清楚还存在不小差距。但这确实道出了《新闻记者》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作者：刘鹏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的隐性采访研究 所谓的隐性采访就是新闻记者利用伪装的身份让采访者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言语和行为的记录。有些记者为了获取最佳新闻，选择进行隐性采访，但是在隐性采访的过程中，过度的挖掘，侵犯了别人隐私，触犯法律，引起纠纷，但是隐性采访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更加直观更透彻额揭露一些隐藏在社会最黑暗角落的实事。所以在有些时候会造成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在隐性采访中掌握一个“度”至关重要。 1隐性采访中“度”的重要性 新闻的报道主要是讲究新闻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因此在隐性采访中将这两者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近些年来对隐性采访的采用越来越多。隐性采访在采访中具备一定得挖掘深度新闻素材和掌握独家新闻的能力，因此想要在新闻界中占据一定的优势，对隐性采访的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掌握技巧。但是，隐性采访存在着一种特殊性，如果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对被采访者的隐私过多的曝光，那将会对被采访者造成一定的伤害，侵犯隐私，触犯法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闻记者自身的信誉也为记者界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在运用隐性采访手段进行采访时要有一定的约束性。隐性采访是把双刃剑，有好处也会带来一定的弊端。近些年来，有些新闻记者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没有把握住度的要求，造成隐私的侵权，引起法律纠纷造成一定的伤害，这种现象越来越多。隐性采访的主要用途应该在揭露社会存在的一些丑恶不公平的现象。真正的运用好隐性采访的采访手段需要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具备一定得能力，有着较高的综合素质。能有节制的对新闻信息进行判断。 在公正公开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报道，不违反社会的公共道德，保护他人必要的隐私。针对隐性采访这一采访手段目前我国还没有针对这个采访方式的保护手段，所以在一定的层面上，隐性采访会和国家法律产生一定不可避免的冲突。导致新闻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以及在采访的内容上，都是无限制的。在揭露黑暗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掌握一定的度是十分重要的技能。新闻记者需要正确的对待“度”的掌握，合理的运用隐性采访。 新闻媒体行业的竞争越发激烈，许多媒体人在工作当中逐渐认识到自身承担的重要责任。新闻记者是真正推动新闻媒体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这种责任感新闻记者更加应当形成优良的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无论是记者自身还是行业环境需要他们具有更高的综合技术素养与责任意识。当前，我国的新闻媒体行业现状当中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一些责任感不强的新闻记者通过弄虚造价等手段制造新闻事件，并随意杜撰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事件，以此获利。但是这种记者与行为对新闻行业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加强新闻记者行业的职业素养、综合素养以及社会责任感，才能够确保新闻记者正确引导舆论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事业的进步。新闻记者应当站在社会发展的脚步，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关注社会民生，掌握和了解民情疾苦，真正挖掘社会热点话题与新闻事件，探索新鲜题材，确保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在面对新闻事件的过程中，新闻记者应当具有现象的立场和定位，认真客观看待事件本身，理性分析事件并给予中肯评论，不能妄加评议。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好与被采访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不能强迫采访，更加不能够虚假采访。 2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如何掌握“度” 2.1电视新闻记者控制住“隐性”采访的频度虽然隐性采访在一定意义上能为人们揭露现实中最为真实的一面，将“背后的故事”毫无遮掩的展现出来，但是“隐性采访”在另一个层面上，站在法律的角度来说，是一种侵权的行为。因此，隐性采访也是一种犯法的行为。所以，当无节制的进行隐性采访的频度使用时，会降低隐性采访的格调，让隐性采访成为一种低下的手段。在新闻采访中，新闻记者要根据相关的新闻价值性进行判断采取怎样的采访手段。不能把隐性采访作为新闻采访的主要手段，避免成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新闻信息能够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取，在公正公开的情况下，那对于采访者和被采访者都有一种保护作用。所以在进行新闻采访的过程中，进行通过公开采访的方式进行采访。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要从采访的目的性出发，牢记采访的目的和本质进行社会热点的解决。 2.2控制好隐性采访的内容新闻媒体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都会通过一定的手段来提升自身的效益，和社会的关注度，因此，在报道内容上都会选择以一些亮点，内容夸张的材料进行报道。新闻媒体往往会忽略新闻的真正价值，完全为了迎合观众的需求，过多的对色情暴力内容进行播报，这种行为在一定得层度上污染了新媒体的环境，也对群众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利用隐性采访进行新闻信息获取的同时要提高对社会的信心，真正的为人群着想，严格的掌握好内容材料的组合。 2.3避免新闻侵权行为法治社会中，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在一步一步的提升，在社会法律的保护下，人们体增强了对自身的保护意识。因此，目前再次使用隐性采访，存在的风险性要远远超过往昔。在记者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通过手机和摄像机录音笔进行隐蔽获取信息时，往往会触犯人的隐私权，最后反被告上法庭。因此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严格要求对“度”的把握，任何人都需要运用法律来对自己的权益进行保护。一味的追求新闻热点而侵犯别人隐私权是决不允许的。因此为避免发张新闻侵权的行为，在进行隐性采访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到采访对象的相关权益，也避免为自己带来麻烦，影响新闻的价值。 为了更好提升新闻的真实性在深入挖掘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要注意在采访中所需要的“度”在避免给自己和别人造成麻烦的同时，保障了新闻信息的价值，遵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 作者：郝莉华 单位：牡丹江新闻传媒集团 新闻记者论文:由虚假信息看新闻记者职业道德 摘要 新闻记者提供的信息真实与否,直接关系到新闻受众的价值取向。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真实原性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石。但是随着我国网络等第三媒体的的迅速兴起,新闻媒介之间竞争白热化,而导致“日益增多的新闻媒体平台抢食逐渐萎缩的新闻消费者”的局面。所以我们看到,为了独家的新闻报道,获得最高的收视率,最高的发行量,最高的点击率,每时每刻寻觅猎物,追求的轰动丑闻,名人丑闻,明星绯闻,甚至于用虚假新闻来喂饱肚皮,最终赢得广告商投来的滚滚财源。近些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 关键词 虚假新闻;新闻真实性;记者素质;职业道德和操守 0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新闻媒体之间的竞争加剧。不仅纸质媒体之间、电视之间、广播之间的竞争,而且还发展为多媒体的复合竞争和跨地区、跨行业媒体间的竞争。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也开始将“注意力经济”理论引入传播领域,称传播回收的是受众的“注意力”,出售给广告商的也正是受众的“注意力”,“注意力”是传媒真正能赚钱的终端的产品。 新闻工作者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向人们传播新闻信息和科学知识,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抵制与批评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担负着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的重要社会责任。 1 虚假新闻的报道 1)在实际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新闻界还是出现了种种不正之风,一些新闻记者为了追求轰动效果,或者为了完成出稿数量,总会挖空心思去寻找新闻素材,往往会做一些有悖常理的虚假报道,严重损坏了新闻业的整体形象。我曾经看到一篇这样的新闻报道,说是一位老人因为不被子儿媳接受,所以导致流浪街头。可是过了几天,却有人出来申明,绝无比事,不禁哗然。再一个有关虚假新闻的报道就是在汶川地震发后以后,赚足人们眼泪的《短信妈妈》。虽然这些虚假新闻都没有严重的危害别人和社会利益,但却使新闻失去了固有的可信度。 2)更为可气的是一些新闻记者为了获取泾济上的收益,常常为一些非法企业作一些失实的报道,从而去蒙蔽老百姓。就象某一地区有一矿主把尾矿库建在离村子不远处,村民们意识到这样会危及村子的安危,就多次到矿上与矿主交涉。矿主为了不影响工作进度,竟然请来某报社的记者,大肆渲染危矿库大坝是如何如何的坚固,绝不存在安全隐患,让处在下游村民放心等等。假如不是山西襄汾尾矿库事件,该县对全县的尾矿库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该尾矿库被依法取缔,那位记者的报道也许会一直堂而皇之地躺在报纸上。 3)还有就是前段时间被暴的记者排队讨要“封口费”的事,虽然这些记者没有写出虚假新闻来,但从他们讨要“封口费”的目的和动机就不难想像,在得到好处之后,他们将要做些什么,是否要违背良知,拼弃道德底线,将真相永远的石沉大海呢?这些记者的所作所为是否比写出虚假新闻更为人们所不耻呢? 2 虚假新闻的影响 1)虽然虚假新闻已经成为过街老鼠,但这对其“出炉”丝毫不受影响,不少记者还是在挖空心思地造假。每年的十大假新闻的评选活动虽然给造假者当头一棒,但也让新闻公信力堪忧;一个又一个的虚假新闻的出现让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真实性,新增污点。新闻的公信力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新闻记者理应以此作为前车之鉴,提高自身的新闻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修养,杜绝假新闻,做一个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和守望者。 2)类似虚假,非客观性报道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一向以公平,客观公正标榜新闻价值观的的西方媒体也不免受到价值观偏见和政治压力的浸淫,使得 “西方新闻媒介都是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不论表面上如何标榜客观公正,其实这种客观公正是不存在的”。 3)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从业人员是没有编制的招聘工,属于“流浪记者”,同“在编记者”比起来,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也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有时他们的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个时候,一些媒体干脆放松了“把关人”的职责,只要有卖点就大开方便之门,通过虚假新闻来赚取不正当利益。 4)在以经济为基础决定一切的今天,适当的追求一些经济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为扩大发行量和招揽广告的需要,为了获得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手段,在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时候忽视了客观性、公正性和社会责任,长此以往,媒体的信誉和威信就会在受众心中大大降低,从而影响整个新闻业、传媒业的发展,同时对新闻记者个人的发展也将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就像那些讨要“封口费”的记者,如果不被曝光,将会又出现一些什么样的误导人的价值取向的新闻呢? 3 新闻真实性的报道和影响 当然并不是所有新闻战线工作者都是拜金主义者,与那些为了经济利益而写虚假新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6年7月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23岁的女记者曹爱文,她在采访落水少女的报道现场时,她不是先去采访,而是挺身而出,趴在女孩身上做人工呼吸,经过多次努力,女孩最终也没能醒过来,曹爱文哭了,泪水顺着脸颊滑落。当我看到这则新闻时,我不禁肃然起敬。一种人性的美跃然纸上。这种在为难时刻挺身而出的举动,不仅体现了曹爱文的正义感和责任心,更体现了一位新闻工作者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新闻自律意识。 4 记者职业道德和素质表现 1)那我们只能希望作为媒体第一道防线和守门员的记者,能够有足够的抗击打能力,能够在潜规则浸淫保持凛然正气之金身,不违背社会伦理,继续对职业道德和道德底线的坚守,在采访过程中减少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主观臆测,转而对事件进行深入调查,认真核实细节情况,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才能重塑新闻媒体在公众眼中的形象。换句话说,面对政治压力,你可能有很多说不出来的真话,但是你要坚持不说那种弥天大谎,至少不造谣,不去欺骗民众;面对市场诱惑,你不受老板、不受资本家大红包的诱惑去欺骗消费者,这是良知最底线的东西。 2)只所以如此坚守新闻真实的阵地,还因为社会伦理道德是新闻工作者作为一个人或一个公民所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情操,它是一个人思想道德素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综合体现。坚持廉洁奉公,抵制各种诱惑也是新闻工作者应遵守的伦理道德的重要内容。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仅代表本人和其所在的媒体,更代表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3)随着信息传媒业的发展,人们都是通过信息来认识世界的,在人们一天也离不开媒体的今天,人们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任何一种职业,因此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不得不引起社会和从业者自身的高度重视,不断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约束力,做一个无愧于新闻事业工作者,是每一位新闻从业者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 5 结论 总而言之,坚决制止、杜绝虚假新闻是党和国家对新闻工作的要求,同时也是新闻界、全体新闻工作者、全体受众共有的责任。 新闻记者论文:电视新闻记者采访信息的敏感性分析 摘 要 本文从新闻采访实践的角度分析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在“灵、巧、活、特”上做文章，创新视角，创新题材，使采访出来的新闻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贴近民生，引人关注。 关键词 电视新闻记者；新闻敏感；活、巧、灵、特 无论任何一级的新闻节目，都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心声，引导社会舆论，其显著特点政治性政策性强，正因为如此，也容易显得高高在上，严谨有余而活力不足，如何接近新闻与观众的距离，找到这中间的平衡点，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电视新闻采访过程中，我们常常在思考，如何把新闻做得更好看，更耐看？但万变不离其宗，总的来说就是形式上的创新、包装上的创新，内容上的创新。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往往流于形式，陷入日常“以点带面，突出主题”的传统模式中不能自拔，经常是份量看似很重，新闻价值却并不高，“点”没有代表性，“面”情况空泛，片子最终成为最寻常的播出需要了。无论何种创新对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新闻敏感性要求都很高，本文就从新闻采访实践的角度，就记者在新闻事实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方面，也就是新闻的敏感性方面进行粗略的探讨。 1 良好的新闻敏感可以把新闻做“活”，拉近新闻与观众的距离 我们的一些报道这所以得不到观众认可，群众认同，是因为这些报道往往从领导和部门的角度出发，想做出一个突出工作重点的报道，这类题材宏大，内容庞杂，不但要求要把内容讲清楚，还要突出重大的意义，属于命题作文，要做好难度较大。往往是只有口号没有信息，说了一大堆成绩，没有细节，成了部门的“宣传报”，观众看不到与自己的联系，当然就没有兴趣。这时记者就转换视角，善于从群众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群众的角度去捕捉信息，在“活”字上下功夫。如双辽电视台在宣传市里帮扶家庭零就业工作时，记者是以一个带孩子的单身下岗女工的就业为点做的，这名女工几年前丈夫去世，孩子年幼，下岗后两人经济困难，就业帮扶的工作人员了解后根据她的情况，一次次地帮她找工作，最终她终于干上了一家公司的清洁员，达到了自食其力，经济问题解决了，孩子学习也好了，她相当的满足，这个例子选的贴近性强，通过帮扶，平凡的主人公让人看过之后，能感受到她对生活的满足和希望。整个片子行云流水地把一个政策的内容和作用表述出来。 2 良好的新闻敏感可以帮助记者在新闻选点上做到一个“巧”字，开掘新闻亮点 新闻工作者在研究如何创新的时候，经常要讲到题材创新，而往往有些题材是不能创新的，经常是一些常态的东西，比如，消防日、护士节等常规新闻，由于县级的一些具体情况，就是在主要街路设几块大牌子，领导与相关工作人员往那里一站，讲一讲话，发一些宣传单了事，因为这个内容太常规了，这里题材没有客观的“新”，可新闻还要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怎么办，我们就在“巧”字上下功夫，以消防日为例，最好有一个大的演习什么的，那新闻就好做啦，可是没有，总不能把全市的水电弄没有了吧，我们就经常让小朋友做主角，几个或者一个班的学生做个大模型或者模拟一下成人的演练，不但好策划，而且人多热闹，小朋友还憨态喜人，画面效果好，只要事先沟通好，一定可以拍出热闹的气氛，六十人的场面弄不成六百人的气势，至少可以整出来一百六十人场面。冷冷清清的场面是绝对不吸引人的。 良好的新闻敏感可以帮助记者在采访时做到一个“灵”字，选择独特的角度，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在日常新闻采访中，有些内容看似平常，往往被当作常规新闻播出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殊不知其中可能包含“大新闻”。这时记者的新闻敏感性就显得特别重要，能从普通素材中发现其内在的价值。这正是记者的功力所在。 不要就事报事， 把它同周围的客观事实联系起来 ，灵活运用，往往就会发现隐藏在小事之后的重大内容，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从年初开始，双辽电视台就策划了播出了一批企业发展报道，展示双辽市在“十一五”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上的成就，在采访过程中，有两户企业的不同发展历程引起了记者的关注，一家刚刚成立几年、只有不足百人的小企业，经过认真考察市场和技术攻关，产品产销对路，购需两旺，企业效益连年翻番：而另外一家在当地享有盛誉的大企业，因为生产工艺和产品落后，经济效益指标连年下滑。身处同一时代的两家企业迥然不同的遭遇，让人感触颇深。于是，笔者特意将两条消息对比编排，再加以串联和编后，以说明现代企业要以市场为导向、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生存和发展的道理。从这件事中，笔者也深深体会到新闻敏感性的重要，一个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报道，都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让情节生动起来，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达到宣传教化的效果。 3 良好的新闻敏感还有助于记者把目光转向群众，及时了解民情，研究民意，去寻找富有魅力的素材 在新闻立意上做到一个“特”字，一味沿袭固有的新闻采访模式，只能扼杀新闻的生机和活力，从受众的角度去提炼主题，贴近民生，不断创造受众最能接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才能使新闻独具魅力，深入人心，努力搭建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互信桥、连心桥。 这里所说的“特”字，是新闻采访角度的特，从大量纷杂的素材信息中发现新闻的独特视角，在双辽电视台的民生栏目《百姓故事》中播出了《一个农民通讯员看家乡变化》的新闻，就是记者在日常事件中发现挖掘的，就很有代表性，在双辽市那木乡白市村有一个农民叫母万喜，他多年如一日，往双辽电视台传送新闻稿件，他采写的新闻都是围绕他们村展开的，内容从春种到秋收，从农民种地技术的应用，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到农民收入情况，他都一一记述，多年下来，就形成了一本很好的记录农村经济变化的小账本。记者敏锐地抓到了这一新闻点，从通讯员母万喜的角度，看到了白市村农民生活发生的喜人变化，进而展现了近年了全市农村经济的发展成果，文章小中见在，视角独特，文风朴实，贴近群众，节目播出后，反响强烈，获得了各方好评，做到了“两头满意”。 总之，对于新闻敏感性的培养，不是短期突击培训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新闻记者自己长期地、脚踏实地在新闻实践中去磨练，不断学习，不断总结提高。 新闻记者论文:到现场去――新闻记者的成才之路 我是在全国第五届舆论监督研讨会上认识“卧底记者”石野的。他中等的个子，两道剑眉，小平头，挺直的腰板，不俗的谈吐。分手时他送我一本自己的长篇传记《卧底记者――我的正义之旅》(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读罢全书，我对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年轻记者油然生出一片敬仰之情。其实，在此之前，石野还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卡帕记者丛书”中重点推出过《卧底历险――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一书。这个从海军陆战队走来的记者说：“我是一个未上过多少学的乡下青年，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小士兵，在社会的锤炼下，成长为一名以笔为枪以新闻为毕生事业的记者。”已经有许多文字工作者、学者和专家介绍、评价过这个被人称为侠客记者、卧底记者、正义记者的传奇人生和不凡经历。作为一个补充，我这里只想简略地谈一下从石野身上读到的一种感悟：到现场去――新闻记者的成才之路。 世界各国招聘记者，大致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从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新闻传播院校毕业生中遴选，一个是直接从社会各种“写匠”中发现。石野走的就是后一条路子。“我没有文凭没有背景，面对陌生而喧哗的城市，赤手空拳打天下，梦想过上美好而体面的生活，也想让自己的青春和梦想更加绚丽，但除了热血和憧憬，除了心头那挥之不去的美丽梦想，我一无所有。几经挣扎和拼搏，我这个从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农家子弟，终于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政法记者。”对记者这一行当，不同的入行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大凡从校门到传媒门的学生记者，多数人设想得很浪漫，很潇洒。“相机胸前挂，信步走天下，今朝名记者，他日大作家。”但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这种念头会烟消云散。请听听石野是怎么说的：“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在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这种正义的火焰，就是指点着、支撑着每个有良知的记者去勇敢地充当侠义之士的力量。也是这个石野，讲了这样一段肺腑之言。他说：“是的，我并非像曹雪芹、鲁迅、尼采等思考型的作家，我只是一个记者，并无半点戏弄人生之意。现在，为了要说出真相，为了那些仍未了结的案件，为了那些结了案仍没有解决问题的当事人，为了那些我无能为力的人性尊严，我只有通过那些为弱势群体呼吁的文字才能表达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的感叹。” 正是出于这样的良知，出于这样崇高的社会使命感，石野才会出生入死，视子弹为纸屑，在十年时间里，贡献出各类文章4000多篇、300多万字，并出版了一批报告文学和小说、传记作品，终于成为中国的畅销书作家。 记者行业里有一句经验之谈：脚板底下出新闻。只有到现场去，才是记者真正的成才之路。胡乔木同志曾对记者的产生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社会上，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绕生产，产生了种种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之必要，于是，有人自告奋勇，或被指定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本基础。”(胡乔木：《记者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很明显，报道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记者是必须到第一线、到现场去的。所以石野以“到现场去”命名他的中国舆论监督报告文学三部曲的第三本书的主题，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学理的高度。 业内把记者到现场去，视为记者成才之路，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直观现象的追逐者和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真相的挖掘者和社会财富的探宝人。有人说，记者有十足的好奇心，渴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渴望迅速捕捉到这件事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说，记者是调查研究的职业工作者。还有人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石野就是这样，他视现场为刀尖，为风口，他乐于在刀尖上舞蹈，在风口t望。“我站在刀尖上，开始一种锐利；我站在风口上，开始一种审视。” 据我观察，石野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也是一个百折不挠的人。如果去经商，去当老扳，也许早已挣得盆满钵满。但他至今仍是一个穷文字匠。漂泊京都的他常常受到生活的煎熬，受到各种压力、威胁的冲击。但他对这一切笑而置之。“尽管我至今是一位没有编制没有任何保障的流浪记者，但为了我热爱的新闻事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会勇往直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高姿态，于石野当令人肃然起敬，于我们则当思考我们的新闻体制应有哪些作为。如今“北漂派”在京城，“南飞族”在珠三角已不在少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媒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当然不必把各种“自由职业者”统统纳入体制里面来，但如何为这些游弋在体制外的自由提供社会保障，让他们在改革成果阳光普照下更有活力、没有后顾之忧地放手工作，我认为是文化传播改革中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如果人才流动真正成为一种普遍性制度，一些自由职业愿意受到“国有企业”这棵大树的庇护。经过一定手续把他们吸纳到体带制里面来，给予较好的物质待遇，使他们免于体制外种种意想不到的“日晒雨淋”，也不是不可考虑的一种善待之策。当然，把这些自由职业吸纳到体制里面来，依然要给他们自由思考和写作的广阔空间，而不要增添不必要的约束。我想，在文化体制改革即将广泛深入展开的2007年的春天，这种殷切的期待，是不会让卧底记者石野失望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如何运用好网络采访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信息方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采访的操作与实施。由此，如何控制好现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采访，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尤其是当今网络的发达，利用网络采访已成为新闻记者常规采访的一部分，但如何控制好网络采访，仍是一门值得探讨的技巧。 关键词：新闻记者；网络采访；信息时代 一、引 言 信息方式是马克•波斯特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运用福柯的全景监狱概念来研究数据库，认为数据库和全景监狱一样，不仅仅是塔楼上的那个狱卒，而是施加于囚犯、把他或她构成为一个罪犯的整个话语、实践，这就意味着罪犯受着一个隐藏逻辑的支配，把主体构建成一个罪犯并把他或她规范化到一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程序中，这就是全景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 而在数据库中，一种新的话语、实践便在社会场中运作，数据库使主体的多重身份成为可能，它重新构型了主体，这即是信息方式[1]。信息方式即是信息时代固有的逻辑方式，就像人类的思考方式一样，有着一定的模式。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提出的“范式”。这也就是说，网络固有的逻辑方式将左右新闻行业的运行和操作。 因此，利用网络采访，就需要符合信息的思考模式，即信息方式。网络信息固有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将导致利用网络采访或资料查找受到极大的便利或限制。而这种便利或限制最主要是体现在，对新闻采访的精确与模糊内容之间的平衡。 本文所述的网络采访，是指记者通过互联网，利用计算机技术对新闻信号的甄别、对网络内容的使用，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相关人员和事件背景进行材料搜集、分析、处理的采访过程。网络采访常用“电子邮件”、“搜索引擎和网络数据库”、“即时通讯工具”、“网络社区”等采访方式[2]，同时，这些方式也是挖掘网上内容的新闻价值最有效的方式。但物极必反，这也是失却新闻客观性、准确性的时候。因而，这些采访方式作用于网上内容的时候，便受到了一对矛盾的促动或制约，即新闻的精确与模糊之间的矛盾。 二、信息时代为精确内容的采访提供可能 网络对于信息的提供可谓丰富多彩、无穷无尽、但也真假难辨。面对这样的情况，新闻记者利用网络的时候往往受到网上内容的干扰，或迷失自己，对网络内容不假思索的原文使用，或得到比较具有深度而又能够成为独家的新闻。但是，乐观的看，网络的确让新闻记者便于采访、写作，出好新闻，这主要归功于网络为新闻报道提供了精确的内容。 相比较于传统新闻采访，网络采访的最大的可信度在于可以实证。网络采访“易于保留采访记录”[3]，就显示出网络的实证能力。例如，记者的采访过程可以由网络记住，并能够完完整整的展现出记者采访的过程，可以明了记者最终的新闻报道的充要条件。这就能够创造一种记者采访的小型环境，使记者的新闻报道得到比较可靠的支撑。这就打破了传统新闻采访需要依靠记者个人的权威性采访的束缚。因此，网络采访不仅便利了记者的采访，而且使采访变得更加具有可信度，更加能够得到实证，也就更加精确。 这种精确性，不仅归功于网络文本的可记录性及可查询，网络IP地址提供了唯一的信息源，还在于计算机技术能够对记者采访过程的记录。而且，国家的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各组织、机构、部门的信息都力求准确无疑义，这样，就为新闻记者提供了拿来即可使用的新闻成品或新闻源。 三、信息时代为模糊内容提供的可能 网络采访中的人际传播带有相当的匿名性。“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上网者的姓名、年龄、身份甚至性别都可能是编造的[4]。虽然文本的可记录性和唯一IP地址信息源为网络采访提供获得精确内容的可能，但是，潜伏在网络文本及IP地址的身份，却是捉摸不定的，难以查证的。“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颇具有讽刺的一句话，就道出这种身份模糊的可恨之处。 当然，这种身份的模糊，对于新闻记者运用网络采访来说，具有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数据库使主体的多重身份成为可能，“它重新构型了主体”，这使得主体失去了现代性之稳定特性，使得精确采访摇摇欲坠。毕竟，“网络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网络的虚拟特性所产生的身份的重构，足以导致新闻采访的一场变革，但如今仍少有人谈及或从这个方面谈及。网络的革命性质总是被置于传统媒体研究的话语之下，很难突破新闻事业很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规则。这足以说明，现代人对于网络的虚拟性质与现实性的感知冲突。虚拟性在符号意义上，与现实世界一样，是对可观世界的反映。但是，现在还是人类现实生活的一种阻碍。当然，这并不是对虚拟现实的乐观支持，也非对现实生活的悲观论证。既然网络是人类与虚拟现实的结合点，那么，对于虚拟现实的新闻学认知，就应当与传统认知有所区别。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要不要进行现场采访”[5]？ 伴随着记者的采访行为一般不被当做新闻内容来报道的事实，“要不要进行现场采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新闻记者对网络模糊内容采访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其实就是对虚拟现实提供的多重身份的抵制。毕竟网络上模糊内容的虚假性能直接操纵现实世界物质财富的损害。正是这种在虚拟世界中，人既可以为“真”，也可以为“假”的身份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抵制新闻记者的网络采访。 三、信息时代记者对精确内容与模糊内容的采访控制 如上所述，新闻记者基于对采访的精确与模糊内容之间的平衡控制，就显得非常有意义。针对精确的信息，报道时直接使用或经过原义不变的改编，新闻界是不吝使用的，受众也能够接受。但对于模糊内容的采访，或在新闻成品中表现出的不确定性，这就值得思考。毕竟面对虚拟现实日益与现实生活的结合，逃避根本不是办法，而直面又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保证。 （一）利用道德、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标准，明确报道思路，把握精确内容，消除模糊内容 针对一些稿件，比如宣传类稿件、引导舆论性质的稿件，评议的地位高于新闻事实一等，因此，这急需要社会所建立起来的规则、标准来衡量、引导事态或人心的方向。但一般新闻报道，采取这些标准来衡量，也有助于新闻报道。在信息时代，虚拟事态的新闻也需要得到报道，或者成为新闻。 因此，利用道德、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标准，把握精确内容，也有助于消除模糊内容给现实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损害。或许有人将要提出，网络实名制对于消除网络带来的身份的不确定性将是一个很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这里，我认为，网络实名制是对言论自由的一种严重损害，严重违背信息方式固有的逻辑，从长远来说，也是对人类智慧资源的限制。 （二）记者的底线、原则，树立新闻理想，把握精确内容，消除模糊内容 专业的记者务需有自己的新闻理想，并能够在新闻采访中付诸实践。而在追求新闻理想的过程中，固然有诸多可实现的途径或操作原则，但对于模糊身份的网络文本来说，确实需要记者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 1.“实”的精神 记者需要有求实的精神，实事求是说话，怎么采访就怎样报道，或者把记者自身作为报道内容之一来增强新闻报道的生动性和趣味性。虽然，单靠网络采访，会失去耳闻日睹新闻现场的机会，长此以往，影响新闻事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6]。但记者作为景观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或者说以记者体验式的采访来报道，也或多或少可避免这种不生动性质。 2.正义的胸怀 记者正义的胸怀就是记者能够摈弃人类之恶，而弘扬人类之善。这也正如弗洛伊德所谓人之生、死本能一样，新闻记者要多表达一些人类生的本能，而压抑死之本能。记者揭恶扬善，将有力地增进记者对网络内容模糊身份的验证。当然，这种正义，需要紧紧建立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基础之上。 新闻记者论文:突发事件与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 2010年3月23日,福建省南平市发生一起恶性杀人案件,造成8死5重伤的惨剧。4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终审裁定凶犯郑民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4月28日,正义的枪声响起,郑民生被依法执行枪决。从案发到枪决,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起典型的突发事件由于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恶劣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轰动效应。 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在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种突发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不仅考验了党和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考验着新闻媒体的应变能力,也考验着身处新闻报道第一线记者的社会责任。应该如何把握,才能使报道的效果更佳,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在3・23恶性杀人案件发生后,境内外媒体竞相报道,各路记者蜂拥而至,调集各种资源,想方设法获取最新最快信息。在报道过程中,主流媒体及时向受众提供真实、准确、客观、全面的现场情况和有关资讯,坚持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值得肯定。但笔者同时也感受到一些媒体和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应当要引起重视。 一、案例 本文节选“3・23恶性杀人案件”中4则新闻报道作为案例,分析在这起突发事件报道过程中责任意识存在的问题。 案例1:今天(23日)上午7时20分许,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发生一起恶性案件,一位40多岁的盲人持刀沿学校周边路上一路砍杀。截至目前,已造成6名儿童死亡,6名儿童重伤。凶手已被警方控制,据称曾有精神病史。事发学校已经停课。目前,受伤儿童正在紧急抢救当中,儿童和家长的心理疏导工作也迅速展开。 案例2:被送往福建南平第一医院救治的重伤学生中,不幸又有一名遇难,下午5点10分左右,因抢救无效死亡。早前据媒体报道,23日上午7时20分许,一名中年男子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校门口手持砍刀,连续砍杀正在排队进校门的无辜学生,目前已造成9名学生死亡,4名学生重伤。 案例3:教师执意拆鲜花 官员威胁等着瞧:昨日下午,一位市关工委的负责人曾向记者透露,今天早上将举行一个特殊的“告别仪式”――那些遇难学生的课桌将在这个仪式后被撤走。但记者却在采访现场遭遇自称是当地政府官员的人阻挠,此人当时正在拆除悼念“花墙”。 案例4:环卫工刘瑞英无缘“见义勇为”:在南平有关部门公布的“3・23”特大凶杀案见义勇为名单里,实验小学学生应某某的家长应长余、实验小学保卫人员陈仕营、实验小学教务处副主任甘贵平、城管大队副大队长游钦章等四人都名列其中。“但那位第一个赶到现场救出了3个孩子的环卫工人呢?为什么要漏掉她?”许多人都忍不住这样问。据有关人士介绍,认定见义勇为名单的依据是根据当时校门口的监控录像――“刘瑞英没有出现在录像上。” 二、责任意识存在问题分析 所谓责任意识,即新闻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的社会责任感体现,是指从事新闻职业活动的人员对其职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所应承担的责任。社会责任感是构成新闻传播活动的基础,它是新闻工作者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业务水平,在内心信念和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自觉履行的对事实、受众和社会应尽的职责、使命和任务。在很多情况下,报道本身的技巧并不是很重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神圣的职业道德感,在采访和写作时,才能摆脱狭隘眼界的束缚,跳出就事论事的藩篱,站在综观社会全局和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把握和反映时代精神。[1] 这些年来,舆论监督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方面也表现得空前活跃,但与此相伴的是由此造成损害他人名誉、引发矛盾纠纷、造成社会动荡等等问题大量涌现。以上选取的案例在此次“3・23恶性杀人案件”处置过程中引发质疑、讨论、争议。归集起来,“盲人”、“有精神病史”、“9死4伤”、“环卫工无缘见义勇为”、“拆除花墙”为关键点。分析案例,笔者认为在这次突发事件中,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存在问题,具体体现为报道过程中的事实缺失和立场缺失。 关于“盲人”、“有精神病史”、“9死4伤”的报道是典型的事实缺失。“盲人持刀沿学校周边路上一路砍杀”,不符合逻辑,试问一个盲人如何能一路砍杀,且目标精准,造成8死5重伤;“有精神病史”也只是记者的主观臆断,并无事实根据;“9死4伤”更是以“道听途说”之法而流传大江南北(至目前5名受伤学生病情已经稳定,进行康复治疗)。 关于“拆除花墙”、“环卫工无缘见义勇为”的新闻报道是典型的立场缺失。“拆除花墙”一度成为一些媒体的热点新闻。在这件事发生过程中,笔者未亲眼所见,但笔者认为,教师拆除花墙目的是善意的,虽然不排除个别政府工作人员言语失当的可能性,但部分记者乃至媒体显然给予了“官员”、“阻挠”、“威胁”等过多的关注。在南平市政府举行的第三次新闻会上,公安部门根据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简要通报了这起恶性杀人案件见义勇为情况,对应长余、陈仕营、甘贵平、游钦章等4人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情况通报。通报最后强调了“还有见义勇为救护学生的人和事,欢迎知情者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并于3月25日在《闽北日报》上公布了欢迎提供线索的热线电话和电子邮箱。而一些媒体以《环卫工刘瑞英无缘见义勇为》为题,忽略了事件还在进一步发展,忽略了警方的见义勇为事实确认规程(刘瑞英手持扫帚和郑民生展开对峙,护住身后的数名学生,起初延平警方认为暂时未有其他证据佐证,因此未上升为见义勇为行为),故最初的见义勇为情况通报上没有环卫工人刘瑞英,给当地相关部门的后续工作造成被动。5月5日,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公示了一份拟确认见义勇为行为的5人名单,刘瑞英的名字已在榜上。 三、如何增强突发事件报道中新闻记者的责任意识 除了事件本身,突发事件造成的另一社会危害就是信息的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这会给谣言提供传播的空间,引起公众恐慌,影响社会的安全和稳定。[2]新闻媒体在面对这类突发事件,应正确把握舆论导向,通过及时、真实、准确的新闻报道消除突发事件带给人们的紧张与慌乱,还原新闻真实,维护社会稳定,这才是新闻记者在报道中应担当的责任。 1.客观报道 突发事件发生后,民众对信息的需求为迫切。此时,各路媒体往往争抢新闻点,抢打时效战。另外,新闻记者采访突发事件,往往都带着繁重的发稿压力。诸如此类原因,造成部分新闻记者在事件动态过程中,未经客观调查,造成局部失实,甚至道听途说,凭主观臆测就撰写稿件。这样的报道肯定会影响客观公正,误导公众,不利于事件的正常处理。 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舆论引导应坚持“3T”原则,即Tell your own tale(主动提供情况);Tell it 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 it all(提供全部情况),及时说明事实真相,既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又赢得了舆论的主导权。[3]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新闻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应当在第一时间抢占话语权,把握舆论导向,制止各种流言、谣言的滋生、传播。如,2008年7月,云南昆明发生一起“公交爆炸案”,一时间传言四起――“昆明发生多起公交爆炸”。在案件发生2小时,即召开了第一次新闻会,媒体也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说明了爆炸情况,使谣言不攻自破,同时也稳定了市民紧张的情绪。又如此次“3・23恶性杀人案”发生后,南平市政府于案发当天上午11点举行了第一次新闻会,及时通报案情和处置进展,当晚举行第二次新闻会,随后又先后两次举行新闻会。频繁的新闻会,媒体及时掌握事件处置、善后等各方面情况,对于公众了解案情、制止谣言传播、消除恐慌以及事件的进一步处置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站稳立场 在突发事件面前,新闻记者如何看待新闻价值,对事件的新闻价值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民众的知情权等全局利益为选择标准,还是一味追求“轰动效应”,考验着新闻记者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新闻传播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发掘事实真相,更重要的在于传播事实真相。在通常情况下,事实已经摆在那里,关键就在于新闻媒体采用何种方式、以何种角度选择和传播事实真相。换句话说,新闻记者固然要不断发掘事实真相,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但是在“勘探”、“发掘”的过程当中,新闻记者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政治立场。[4] 由于传媒竞争非常激烈,为赢得大众的眼球,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会把公众想看的、想知道的都考虑进去,在这样的考虑因素下,就会容易丧失新闻报道的立场,丧失报道的客观性。所以,新闻记者应该站稳立场,遵守宣传纪律,在报道中牢记自己就是代替公众前往事发现场,接触新闻事件当事人,并将真相及其代表的意义呈现于公众面前。在报道突发事件时,应对事件的前因后果、发展态势进行说明,及时宣传政府的应急行动,消除民众的恐慌与疑虑。同时要充分考虑报道在社会上可能产生的影响,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角度,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3.良知原则 查尔斯・达纳:无论什么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记者“是受着新闻业者方面的道德要求和一般社会之道德要求的二重束缚的……缺乏这种道德感的人,是不能制作为社会多数人所欢迎的有价值的新闻记事的。”[5] 在突发事件报道中,应当遵循良知原则,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氛围。突发事件可能造成对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以及其它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如果我们在报道中细致地展现受难者的惨状,过多地描绘灾难现场,描绘过程细节,挖掘事件背景。特别是在报道的中后期,如果没有注意理性,把握适度,将对受害者产生二次伤害。“3・23”事件的发生,对全社会产生极大震撼,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心理成长影响很大。记者在采访报道中的方式方法,应根据这一特殊情况,注意把握良知原则,以利于减缓未成年人的心灵创伤。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在南平实小复课当天有这么一段采访报道,“一位家长说:我们今天还送孩子来上学,是因为我们认为这起凶杀案事发偶然,我们还是相信学校、相信政府、相信社会的。”可以看出记者的社会责任感和良苦用心,通过这则报道给予了学生、家长、观众、社会充分的人文关怀,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 新闻报道的作用不仅仅是向受众提供最新信息,更重要的是它要通过报道影响受众的思想、行为,使之朝着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事件解决的方向发展。因此,突发事件的报道不能仅仅局限于事件本身,更应从人性的角度,以良知、善意为原则,充分展现人文关怀。 总之,突发事件敏感性强,不好把握,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影响和谐稳定。在突发事件上正确的舆论引导是媒体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在报道过程中依据事实、把握立场也是新闻记者恪守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担当。因此,在报道突发事件时一定要在政治上、大局上考虑,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共同利益的角度,把握正确舆论导向,从有利于事件解决的方向出发,发挥媒体的导向作用,做到全面平衡、客观严谨、化解矛盾、凝聚人心。 (作者系南平广播电视台广播节目中心副主任)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爱心”接力,救起一个被曲解的全国典型 2007年8月16日下午，济南市天桥区北坦街道办事处新菜市街居民郑承镇给我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今天晚上的‘新闻联播’要播出我的事迹了，你到时候可别忘了收看！”说着说着，郑承镇不由感慨起来：“唉！这么多年来，不容易啊！我能有今天这一步，都多亏了你啊！”听了郑承镇的这句话，一直跟踪采访报道郑承镇达7年之久的我也不由感慨万千，恐怕也只有我最了解郑承镇这番话的真正含义：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维生的无业人员，多年来郑承镇一直梦寐以求自己收养流浪儿的行为能得到官方的认可和肯定，然而一个极为尴尬的现实却是：虽然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在内的众多媒体多次报道了他收养流浪儿的事迹，然而对他收养流浪儿这一行为，政府相关部门却长期噤若寒蝉、视而不见，一直没有人对他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提倡表彰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他在许多人心目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就在两年前，民政部门特批给他的低保金还险些被有关部门取消，甚至还有人传言要取缔他收养流浪儿的“非法行为”。现在他的事迹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了，他一生为之付出心血的事业终于得到政府的承认了，更具体一点来说，今后再也不可能有人借他的行为是否正当这一话题来奚落他、刁难他了，他又怎能不为之激动为之自豪呢？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发通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和领导指示，要求《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科技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法制日报》等中央级新闻单位开辟“道德楷模，文明风尚”专栏，按照要求做好典型郑承镇的宣传报道。随后，新华社于2007年8月16日播发通稿《郑承镇：20年救助400名流浪儿》，当晚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推出“道德楷模，文明风尚”专栏，第一个介绍的人物就是郑承镇。同年8月17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各大报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刊播新华社稿或自采稿，宣传郑承镇的活动自此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2007年9月19日，郑承镇荣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亲切接见。9月23日，郑承镇被评为“山东省道德模范”。随后，省、市、区各级部门授予了他多种荣誉称号。 然而，就在7年前我采访报道郑承镇时，当地政府部门却对此惟恐避之不及，极不希望我报道郑承镇的事。如今的郑承镇仍是当时的郑承镇，然而从政府部门不愿甚至不准报道到他成为全国典型，如此巨大的反差，其中原因耐人寻味，作为追踪采访报道郑承镇达7年之久的记者，我见证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 我和郑承镇初次相识，是在2000年。一次，我到济南市某政府部门采访时，在和工作人员闲聊时无意中听到郑承镇收留流浪儿的事。看到我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位工作人员当时就给我泼冷水：“你也别白费工夫了，就算你采访了也不可能发出来”。我追问原因，他却欲言又止：“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他以前进过监狱，听说领导挺烦他……”他的话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央求他带我去郑承镇家，他却死活不肯：“你还让不让我在这里干了？如果你真想去采访你就自己去吧，不过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郑承镇的事，要让领导知道了我可就麻烦了……” 几经打听，我终于找到了郑承镇的家――一间狭小阴暗潮湿的旧平房里，住着郑承镇和他收留救助的8名流浪儿。对于我的突然来访，郑承镇感到很意外――近期已经很少有记者来他家了，但他还是很高兴，取出一些有关他的报道让记者看。原来，郑承镇长期收留救助流浪儿，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注意，省内曾有多家媒体报道过他，然而一些人却怀疑他收养流浪儿的动机不纯，有关他“收养流浪儿是假，从中牟利是真”的传言一直不断，特别是还有人多次到省市有关部门反映他拐卖妇女儿童，再加上他曾有过被判刑的“前科”，有关领导曾做出指示：停止对郑承镇的宣传报道。从此后，郑承镇的名字就从各新闻媒体上消失了。虽然以后的调查结果证实了郑承镇的清白，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他“打着收养流浪儿的幌子牟利”的传言仍没有消除，也很少再有新闻单位关注郑承镇，这让郑承镇很苦恼，也很无奈。 那么，郑承镇是否真的借收养流浪儿来牟利呢？为了查清事实，我对郑承镇收养在家中的几名流浪儿进行了采访，为了慎重起见，我还随机调查了多名郑承镇以前曾收养过的流浪儿的家人，查清了以下事实：郑承镇收养流浪儿，并没有向流浪儿的家人索要过财物。相反，这些孩子的家人对于孩子的突然出走一个个心急如焚，当郑承镇收留了孩子并把孩子送回家时，他们都对郑承镇感激不尽。许多家长看到郑承镇生活贫困，就买些米、面、油、糕点、水果等生活用品送给郑承镇表示感谢，本来这也属人之常情，多数情况下郑承镇也就收了下来。再说，对靠捡拾废品来维生的郑承镇来说，这些物品也确实无异于雪中送炭，可以维持、改善他和流浪儿们的生活。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再加上他曾有被判过刑的历史，给一些人留下了怀疑他收养动机的话柄，还有人怀疑他精神不正常。 调查到这些情况后，我认为：郑承镇也是人，面对受助流浪儿家长送来表示感谢的生活用品，要让郑承镇这个靠卖血、捡拾废品来维生的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无动于衷，甚至于高姿态地“婉言谢绝”、“坚决不收”，不但很不现实，也完全没有必要――毕竟他收养在家的几名流浪儿还每天要等着吃饭，而他收下的这些物品也基本上都用到了他和孩子们的生活上。郑承镇的这一做法，不但无损于他的形象，反而更使得他这个普普通通的人物显得那样的真实可信。 经过长期深入的调查采访后，我将郑承镇的事迹写成长篇通讯，刊发在了我供职的《齐鲁晚报》上。报道刊出后，就有多名热心市民给我打来电话询问郑承镇的家庭住址，接着去看望了郑承镇和他救助的流浪儿，这让郑承镇很欣慰，从此后他也更乐于给我提供各种新闻线索。以后，每当郑承镇在街头上找到离家出走的孩子，而孩子又不愿告诉他家庭住址时，他就往往给我打来电话，希望能通过我的报道来帮助流浪儿寻找家人。接触的时间久了，郑承镇也和我越来越熟识，也不再拿我当记者了，而把我当成了他这个特殊的大家庭中的一员，经常向我说一些知心话，诉说他的烦恼和苦闷，其中，他的一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收留孩子，不少人说我是‘精神病’，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碰上自家孩子跑了的事啊！假如他们的孩子也离家出走了，他们不定急成什么样呢！这时候突然有人给他们打来电话说收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还会说收留孩子的人是‘精神病’吗？” 同时，我也发现，郑承镇又很在乎新闻媒体的报道，很关心媒体对他的评价，这和那些做了好事不留名的好心人相比，就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关于这一点，郑承镇也毫不避讳：他刚从监狱出来时，处处受人歧视，自己都感到活得没有意思，偶然一次收留救助了一名流浪儿并将其送回家，流浪儿的家长把他当成救命恩人看待，这一巨大的反差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使他感到这样做人也挺有意义，从此他就把救助流浪儿当成了一份事业来做。长期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郑承镇迫切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认可，新闻单位的报道，不但给了他继续救助流浪儿的信心，一些好心人对他和流浪儿的资助，也从一定程度上给郑承镇继续他的这一事业提供了物资保障。然而，他的这一做法却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做了好事不留姓名、不图回报”的好心人的标准格格不入，他也因此而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记者的工作就是如实报道事实，作为一名记者，我没有必要掩盖郑承镇的缺点，也无意对他的行为作出评价，然而他收留救助流浪儿的举动又确实令人感动，于是，我就用手中的笔，如实记录下了郑承镇所做的这一切。2002年4月，《民主与法制》杂志以7000余字的篇幅，刊出了我采写的长篇通讯《浪子回头，卖血收养300流浪儿》，报道刊出后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多家报纸、电视台纷纷跟进报道，这些新闻单位的报道又给更多的新闻单位提供了新闻素材，随后，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许多中央级媒体也纷纷采访报道郑承镇的事迹。以后，除了在我供职的《齐鲁晚报》刊发了数十篇有关郑承镇的报道外，我还在《工人日报》《检察日报》《杭州日报》《文化时报》《法制与新闻》《人生》等全国数十家报纸杂志上，刊发了有关郑承镇的长篇通讯，我的这些报道的刊出，又吸引了更多的媒体来关注郑承镇。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有关郑承镇的新闻也越来越多。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却对郑承镇的爱心举动一直视而不见，长期没有人对他的做法是否合法、是否值得提倡表彰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各基层政府部门每年举行的各种评优和表彰活动，更是极少有郑承镇的份，郑承镇得到的“阳光老人”、“关心未成年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也大多是一些群众团体授予的，属于“民间奖项”。这一事实确实让人感到有些尴尬，也让郑承镇很无奈。 由于长期从事记者工作，我和当地政府部门的不少同志关系比较熟，我就经常请求他们尽量对郑承镇的工作和生活予以帮助和照顾，由于郑承镇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不少人因此就对我的这种做法很有看法，有人更是直言相告：“老弟，你整天给郑承镇帮忙，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将来只会给你惹来麻烦！”而我却没有想到这么多，我只是抱着一个很朴素的想法：不管别人是否对郑承镇有误解，也不管郑承镇存在什么缺点，但就他长年坚持收留救助流浪儿这一件事来说，他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作为一名记者，有责任为他救助流浪儿的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郑承镇所从事的爱心事业，也得到了众多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众多济南市民通过媒体的报道知道了郑承镇，纷纷捐款捐物资助他的爱心事业。济南燃料总公司仁丰煤店经理王林光连续十年免费供应郑承镇家的烧煤，还给郑承镇家安装了“土暖气”。郑承镇有事外出时，他就代替郑承镇来照顾孩子们。正是有了王林光这样的许许多多的好心人，郑承镇的爱心事业才得以继续坚持下去。 就这样，在我和其他众多新闻单位同行的努力下，郑承镇，这个曾一度被雪封的颇有争议的普通市民，在济南、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名字开始越来越响，他坚持多年收留救助流浪儿的事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他收留救助流浪儿的事业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和支持。2007年3月24日，在郑承镇60岁生日这天，一位好心人出资给他摆下几桌酒宴庆祝，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十多家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2007年8月，郑承镇的事迹更是引起了国务院总理的关注，在总理的批示下，郑承镇成了全国的典型人物，郑承镇在他坚持收留救助流浪儿20年后，终于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最终认可。随后，当地政府部门对他和他收留的流浪儿进行了救助，困扰郑承镇多年的住房问题等等难题，也在极短的时间内得到了解决。 我想，那些和我一样曾宣传报道过郑承镇的新闻界同行，可能也都有着和我一样的想法，大家报道郑承镇，既是作为一名记者的工作职责所在，为了完成新闻采访任务，更多的则是为了呼吁和倡导社会良知和正义，为了推动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而新闻记者们的“爱心”接力，又给了郑承镇以更大的鼓舞和勇气，使得他收留救助流浪儿的行为为更多人所了解、所支持，唤起更多的好心人参与到郑承镇所从事的爱心事业中去。应该说，是新闻记者们的“爱心”接力，挽救了郑承镇这个曾一度被曲解的全国典型。 （作者康鹏系《齐鲁晚报》记者；王琰单位：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 新闻记者论文:新闻记者自身素养刍议 摘要:记者这一特殊的职业,决定其从业者须具备较高素养。记者处在历史洪流的风口浪尖,是一个战士、一个哨兵。新闻记者的职责与任务是多方面的,必须具有包括政治家素养在内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素养,本文就政治素养、哲学素养、审美素养、语言素养、道德素养、技能素养和公关素养等方面略论记者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关键词:素养;职业道德;“多媒体” 一、政治素养 新闻工作是一项政治性较强的工作,新闻记者不是单纯的“写稿匠”,他应该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态度去认识事物,并从中攫取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珍宝”。因此,政治素养是新闻写作者最重要的素养之一。政治素养涵盖较多内容,但就新闻记者而言,至少应具备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论素养 新闻写作者的理论素养可分解为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知识,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理论的掌握情况。以及对政策知识的知晓度。记者应当熟悉历史,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非常清楚,这样才可以保证记者在采访、写作过程中不出现政治偏差,更好地当党和人民的喉舌。 (二)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通常可分为政治意识、政治品格、政治敏感等。政治意识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观,是新闻工作者必须坚守的灵魂,唯有从政治意识的高度去认识社会,把握社会,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政治品格就是一个人的人格形象、政治勇气和品行。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政治品格,就是明大理,明是非,激浊扬清,保持记者的良知。政治敏感就是个人的政治意识和对政治问题的敏锐性。而政治行为则是政治素养、政治意识、政治品格、政治敏感的归宿和落脚点,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多种素养在行为方面最集中的体现。 二、哲学素养 (一)坚持两点论 两点论是辨证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新闻和舆论引导方面,更是如此。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就可以发现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矛盾的现象。比如:受众需求的广泛性与新闻局限性之间的矛盾;社会观念的多样性与报道者观念的局限性;受众思维方式与报道者思维方式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现象,不管是此一方,还是彼一方,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 (二)对立统一关系 1.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统一。尊重事实就是尊重真理,记者的立场不能改变客观事物本身,但是却会影响受众对事实的认识。新闻记者对客观事物的报道,是经过记者的再加工后传给受众的,因此有一个主观、客观一致的问题。 2.时代性与历史性统一。新闻是记录历史的一门科学,它永远是以时代性和历史性的完善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代性就是人们对社会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重大问题所持有的不同价值取向,它标志着某个特定时代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历史性,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以往新闻文化的继承性,通过新闻载体记下的今天,实际上是对过去历史的一种积累。 3.收敛思维与发散思维统一。人的思维有两种:一种收敛式。这种思维方式常常限制人的创造力。还有一种是发散式的思维,就是触类旁通、由此及彼。新闻写作中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创意往往始于不严格的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有时可能偏离真理,因此不能只停留在发散思维上,借助发散思维的思想火花再继之以严格的收敛思维,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完成一个成功创造的全过程。 4.偶然性与必然性统一。新闻采访中的偶然现象,指在新闻采访中经常遇到的一种随机出现的现象,而必然的出现是以偶然为信号的,忽视偶然,有时掩盖了必然。对新闻采访来说,面对一些重大事件的预见、报道,应注意其因果逻辑问题,对现实如何把握,对未来如何预测,从偶然中找到必然。 三、审美素养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需要借助美的原理,从审美的角度去弘扬美。审美是人的意识的一种反映,在审美意识的支配下,人们可以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感知去获得一种极为崇高的美的形象并具有力量。 (一)新闻审美要主客观统一 一方面,美是客观存在的,它的确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没有这种对美的感觉,没有对美的欣赏力,也就根本谈不上美。“具有审美属性的事物与人的美感的统一,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充分体现了人的感知认识和在发现美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功能作用。因此这样说,离开了感知事物美的人的美感,同离开人的美感的美一样,都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就是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统一的最根本要义。” [1] (二)新闻审美的核心是“真” “真实性”是新闻文化美学观的义。“真”是第一位的,离开了真,也就无从谈美,“一切的美都是真的”。“真”作为新闻审美的基础,是新闻美的最主要品格,它集中体现在自然之真(实事)、灵魂之真(新闻作品的主题)、写作之真(感情的真实体现)。善作为一种评价,更多的是从伦理意义上理解的,新闻之善就是张扬人性之美。 (三)新闻审美的共性与个性 新闻审美与一般审美既一样又不一样,所谓同是它具有一般审美的共性,所谓不一样是强调了宣传、解释的新闻属性。首先,美是一种价值体验,新闻之美一定要激浊扬清,扬人民之美,扬社会主义之美。其次,美是一种信息感觉。任何不同载体传播的作品,都可以适合不同的受众,其条件之一就是在这信息的传递过程中必须达到优化程度,以保证接受者在获得信息的同时获得美的享受。再者,美是一个劳动过程。新闻作品的写作、创作过程,就是善于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最美的东西,把这些东西准确、生动、形象、及时地展现给受众,使他们从中感受到美和善。 四、语言素养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语言素养是新闻写作的基础之一 。采集到好的材料,有了好的主题,选取了好的角度,都只是完成了新闻写作的一部分,最终还是要通过语言把事物准确、完善地表现出来。 记者在新闻写作时要特别注意文风,文风是语言素养的重要内容,文风不止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理念,一种境界。郭沫若认为,文风不单是语言问题,同思想和方法有密切联系,为文首先要先做人。一个人文风的好坏,首先要看人,看他通过文章传达了什么,好的文风一定是准确、鲜明、生动。 五、道德素养 (一)敬业爱岗 作为一名记者,要有自律奉献精神,要经受得住诱惑。范长江在《怎样学做新闻记者》一文中指出:“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一段时期以来,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开始滋生蔓延,新闻界出现了“有偿新闻”、“红包采访”、“封口费”等现象,这种行为不正之风严重腐蚀了新闻队伍。在当下这个社会,追逐物质利益已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应洁身自好。“我们的传播不是纯粹的赚钱,那是商人的事,我们所从事的是引导人的灵魂的事业,陶冶人的情操的事业,而这些首先需要我们自身有着高尚追求,有着客观公正的处事心态,理智的头脑和高远的目光。”[2] (二)诚实守信 对新闻工作者来说,诚实守信,实事求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新闻学有个崇高的理想:传播真相。真实性是新闻报道和写作的生命,依据新闻事实写作新闻,这是追求新闻真实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为了“抢新闻”、“暴内幕”,迎合某些受众的猎奇心理和低级趣味,有的记者无中生有地制造假新闻;有的记者不愿意深入生活,不愿意花力气去搜寻有意义的新闻线索,也不愿意去现场采访,不愿意对各种信息源、各方当事人和档案记录下一番寻访和细读的苦功夫,只凭一知半解和道听途说就匆忙动笔,这就必然造就假新闻或“半真不假”、 “有真有假”、“真假难辩”的新闻。 一个正直的记者,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弄虚作假。讲真话,让事实说话,是科学的态度,是宣传的艺术,也是记者高尚道德品质的体现。他必须对新闻报道的全部事实负责,所有报道必须从事实出发,为以事实为依据,并经过严格认真的核实,否则,就不予报道。“按照新闻学原理和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观,新闻只能通过艰苦的深入采访调研获得,并在真实、公正和平衡原则的指导下做出价值判断和新闻选择。” [3]“记者的核心任务是做好邮递员,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 [3] 六、技能素养 近年来,报纸、广播、电视媒体纷纷与网络媒体相结合,因此,对今天传统媒体的记者来说,在掌握和运用现代传播科技手段方面应该尽早起步、不断实践、永不停歇。“未来的记者必将是‘多媒体’记者,要运用多种数字化工具,如数码录音机、数码相机、WAP手机等,结合高性能笔记本电脑等完成多媒体信息的获取、加工、传输全过程,过去单一的文字记者将不复存在。” 七、公关素养 在平时的采访活动中,记者若是有意识地在社会上编织起广泛的公关网络,同众与采访对象建立起深厚的私人友谊,则采访活动一定会更得心应手,并且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这是因为,建立起友谊的采访对象会主动积极地帮助记者,一有新闻线索便会及时提供给记者;再则,他们接受记者采访会无拘无束、倾心交谈,记者可以从中获得若干真实的材料。

微博营销论文:企业微博中品牌营销论文 一、微博品牌营销概述 （一）微博为企业品牌营销拓宽新道路 现今是一个传统营销模式与新兴网络营销模式并行的时代。在纸媒、电视广告仍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利用网络开展营销也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单就网络广告而言，因为其成本低、投放相对精准、覆盖面广而受到各大、中、小企业的欢迎。曾经，博客营销风靡一时，如今已是过眼云烟，微博的出现，为企业的各种营销又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众多的传播手段里，口碑传播是信任度较高、成本较低的传播方式，而微博恰恰如此。通过与粉丝相识互动成为“熟人”，因为熟悉而了解，于是企业便可以通过搜索锁定目标消费群，进行直接传播，精准投放。个人用户通过关注对方，快速找到自己想要的信息，生意就这样产生、促成了。这是一个先双向传播，然后通过“转发”让更多消费者知道这一信息的多向传播。企业的品牌形象就这样逐渐被大众消费者所认识了，与此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产品销售。当大众传播的公信力受到挑战的时候，微博的出现，有可能将未来的营销变成熟人营销。 （二）企业微博品牌营销的优势和劣势 1.优势。 品牌营销互动性强。企业常常困惑，不了解消费者内心的真实需求，而消费者也有问题无法与企业进行直接沟通。在微博出现之前，虽然已经有企业通过互联来进行网络品牌营销了，如在门户网站上投放各种各样的广告、创建企业网站、建立企业博客等，但网络广告仍属于单向传播。但是通过微博，企业可以根据消费者发表的微博内容以及评论，了解消费者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看法、建议，一方面作出及时的回复、解释和声明，另一方面及时调整企业产品和服务，让企业的品牌形象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信息的精准投放。企业在营销过程中找准目标消费群体进行精准的营销投放可以帮助企业以最低的营销成本获取最大的利益。微博的出现恰恰为企业的精准营销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微博本身属于社交网络的一种，因此微博的使用者还是以一定的共同点聚集在一起的。大多数人会就彼此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这体现了一种细分市场。当群体中的一个人转发了一条产品信息后，如果他有一定数量的粉丝，就会有相当数量的同样对这条信息感兴趣的人会继续转发，则又有更多的“同好者”会获得信息，这些“同好者”就是企业的目标客户群。另外，用户通常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或喜好为自己的微博贴上不同的标签，这些标签都是用户自己设定的，最能体现出个人特点甚至需求，企业可以根据这些标签，对消费者进行分析、归类，从而找到对企业产品有着需求的用户，将这些用户定为目标客户，对他们进行消费引导。信任度高。只要一个人还处在社会关系中，就会有维护自己形象和荣誉的自觉，微博营销的最终目的就是众口相传，它比一般营销具有更高的信任度。 2.劣势。 营销的控制力弱。对于企业来说，微博品牌营销一方面拉近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宣传企业品牌形象，但另一方面，网络充分自由的言论空间也容易让企业对于营销的控制力减弱。企业之间有时会存在恶性竞争，一旦竞争者通过微博渠道散布不利的信息和言论，这种负面信息一旦在网络上迅速散开，一定会对企业的品牌形象和产品销量造成打击。信息量大难以管理。微博具有自由、信息量小、传播速度快的特点，造成了微博网站上信息碎片化的现象，加上微博更新速度快，如果企业所发出的微博信息没有被快速地传播，那么很快就会被其他信息所淹没。另外，微博信息量过碎、过大，也容易让企业忽略企业的负面信息，造成公关处理不及时，影响企业形象。 二、企业在微博品牌营销中的相关问题 （一）虚假粉丝现象严重 将微博用作营销平台的企业往往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粉丝的数量比质量更重要，部分企业甚至采取购买粉丝的方式制造出一种虚假繁荣的景象。这些粉丝群并非自然状态下聚集而成，不仅不符合企业产品的推广对象，甚至与企业的目标顾客群相差太远，会将企业的品牌价值塑造引向误区。 （二）企业回避与用户的透明沟通 对于用户对企业的负面评价，一些企业不在第一时间与用户做沟通，了解问题所在，而是忽略客户的问题反馈，这样的做法会让消费者对企业更加失望，从而流失更多的客户，逐渐失去在市场上的现有地位。 （三）仅仅把微博当做一个信息的平台 企业想要利用微博开展品牌营销，如果仅仅把微博单纯地当做一个“信息布告栏”，那就大错特错了。微博是一个社交性网络工具，微博上的用户没有人会对一个“企业的扩音器”感兴趣并成为它的粉丝的。对企业品牌营销来说，没有互动，就没有粉丝关注，没有粉丝关注，一切在微博上的品牌营销活动都是无用功。 三、微博在企业品牌营销中的应用对策 （一）让微博为企业的品牌故事做宣传 让消费者对品牌产生深刻印象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品牌和某个故事紧密联系起来。当企业开始使用微博做品牌营销之前，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希望这个品牌表达什么，确定了这个以后，就可以为企业品牌来塑造一个故事，然后用微博把故事迅速推广开来。这样用户不仅熟知了企业的品牌，更能联想到这些品牌所代表的意义。 （二）利用微博树立企业CEO形象 企业微博品牌营销应该是一场全公司的网络运动，首先老板要做好带头作用，成为微博的活跃分子。客户希望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一个公司或机构，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有个性的人。在这些人当中，一个公司的CEO无疑是最适合当公司的代言人了。不少公司的CEO会在微博上与众多用户交流，从侧面宣传了企业品牌的形象和理念，帮助企业留住了客户。 （三）微博品牌营销表达要含蓄 企业在利用微博做品牌营销额时候，一定要做到“润物细无声”。时常发一些或幽默或温馨的语句来吸引网友的关注，再发一些对网友生活、工作有帮助的微博内容获取网友的好感，最后再冷不丁地一些自己企业品牌的信息，见缝插针做品牌推广。 （四）及时回复顾客反馈信息 有了微博这个渠道，顾客可以直接在企业的官方微博上表达自己的不满。面对顾客的这种信息反馈，企业做到及时回复、处理，看似只解决了一个顾客的问题，却能向微博上的其他用户展示了企业快速、合理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亲切友好的一面，虽然不是每次都可以把问题处理得十全十美，至少让公众看到了企业的努力，这也是品牌营销、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束语 目前中国企业的微博品牌营销尚处于发展阶段，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企业的案例，但从长远来看，微博品牌营仍有很客观的发展前景。企业微博品牌营销的发展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做好与用户的互动，及时了解客户反馈信息，不断完善自身产品和服务。随着上述问题的解决以及策略的实施，相信各个企业在有关于微博品牌营销方面会取得更显著的效果。 作者：祁予平 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基于微博视角下品牌营销论文 一、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互动式营销策略是建立在信息体系上的一种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要对营销过程中的各项微博信息进行充分把握，要对消费者的建议和意见进行认真分析，从该内容着手形成对应营销服务，形成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基于互动式营销策略的企业品牌营销体系可以明显提升企业在消费群体中的口碑，对改善企业品牌效益具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在这种营销模式中消费者可以深入了解企业品牌内容和品牌文化，提升对企业的信任度，从本质上提升了消费者消费状况。将互动式营销策略嵌入到企业品牌营销过程中人员要把握好以下两方面内容。第一，要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从消费者需求出发构建品牌营销策略，实时沟通，消除营销隔阂。互动式营销策略的核心是良好的企业、消费者互动。只有把握两者之间的互动内容，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互动式营销策略才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需求，提升消费者对产品的满意度，改善产品销售效益。微博作为一种应用范围非常广的实时交互工具，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创造了可能。在互动式营销微博体系构建时，企业要首先对营销广告的投放方式进行明确，要依照微博特色选取高效益、高质量的营销投放内容，提升微博交互平台营销的愉悦性。其次，要在微博平台上对企业自身的品牌内容进行宣传，要依照微博反馈来的信息对消费者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进行分析，依照该内容量身定做品牌营销活动。例如，手机企业在对手机进行品牌营销时就可以利用微博从学生需求的手机性能、游戏状况出发，对手机最新测试结果进行展示，通过微博及时将上述信息传输到学生群体中。企业还可以在微博中附加部分学生的评价和手机使用展示，提升产品的口碑，形成良好微博品牌环境。最后，企业还可以适当利用微博达人，通过微博达人形成良好的品牌圈，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参与到微博交互过程中，形成良好营销交流环境和营销交流氛围。第二，要完善活动策划内容，对各项活动体系进行完善，构建良好微博活动平台。微博为互动式营销策略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体系，可以在运用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品牌的核心价值，改善企业品牌影响力。这种生活化的工具非常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对企业品牌体系效益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对该互动策略进行实施时人员要依照市场环境构建对应微博活动，可以通过微博抽奖、微博话题等形成良好的营销信息宣传途径，将营销内容融入到活动体系中，提升企业品牌营销质量。VANCL在网络营销的过程中就对微博营销进行了全面运用，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和微话题等对VANCL系列服装信息进行宣传和交流，通过邀请名人参与微博活动提升吸引力，构建了完善的品牌营销结构。VANCL微博互动式营销大获成功，为自身品牌赚足了人气。 二、整合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整合式营销策略是微博营销的一种常见策略，其主要从企业整体出发，对营销内容进行了全面挖掘。该营销策略将企业品牌营销活动作为一个系统，由该系统内容出发对各项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和利用，充分提升了系统品牌传播和市场营销的协调效果。在微博平台中实施整合式营销策略可以明显改善营销内容传输质量，形成共同的品牌目标，形成了一体化的营销结构。随着信息技术的提升，网络营销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已经开始向整合化、精准化、创意化转变，营销效果大幅改善。整合式营销策略从微博信息资源内容特征出发，对微博营销层面进行了全面深化，将事件营销、互动营销、社区营销和口碑营销等多方面内容融入到微博营销体系中，从本质上改善了企业品牌营销质量。该营销过程中企业已经对微博营销活动进行了调整，开始对微博中的文字、图片、声音、动画、视频等进行合理运用，线上营销内容得到了根本上的提升。而在线下营销方面，企业也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微博不仅改善了企业线上营销状况，更实现了线下营销调整，将微博线上和线下品牌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非常全面的品牌营销结构。在线下营销过程中微博整合式营销策略将微博与线下产品充分联系起来，以线下活动实现线上支持，形成了完整的营销产业链。例如企业在线上微博促销营销中需要线下支持，要能够依照线上信息对线下销售进行把握，防止线下销售脱节导致线上活动无法开展。 三、病毒式营销策略的嵌入与实践 病毒式营销策略是一种典型的微博营销策略。该策略在新产品宣传、品牌推广及网站推广中应用效果非常显著。病毒式营销策略可以利用微博交流的便捷性提升网络信息的传输效益，以该内容带动信息分享速度，形成“病毒式”全面拓展。微民们对网络信息的交流非常积极，可以及时对感兴趣的信息进行、分享、转载，让信息迅速传播开来，这对企业品牌信息的扩散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功能可以直接向微博好友传输微博信息，是病毒式营销策略实施的关键途径。在该微博交流过程中企业可以及时向用户最新的产品信息，通过“@”交流形式对产品内容进行交流，实现一对一微博对话，让产品信息全面、完整的传输到消费者群体中。与此同时“，@”交流中的各项信息还可以被其他人所看见，可以为产品品牌营销创造更多的可能，打破了一般营销策略中的范围限制和人员限制，营销效益大幅改善。除此之外，微博中还可以实现人际共享信息。在微博体系中人员可以及时对自身的信息进行共享，通过粉丝、朋友圈等实现企业产品的病毒式营销，带动企业产品营销效益。企业通过微博粉丝对各项产品信息进行扩散，让粉丝对上述营销内容更进行及时评论，对评论中的信息进行把握和分析，不断优化产品内容，形成了非常完善的营销体系结构。这种树型传播网络可以从本质上转变企业产品传播效益，推进了企业品牌营销进程，已经成为企业品牌营销建设的关键。 四、总结 微博营销策略可以明显改善企业品牌营销质量，拓展企业品牌营销途径，在企业营销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在对微博营销内容进行把握时人员要对微博营销内容进行全面分析，要把握好互动式营销策略、整合式营销策略、病毒式营销策略三项内容，对上述微博营销策略的应用进行深入挖掘，从本质上完善微博营销结构，加速我国企业品牌营销发展进程。 作者：韩佳 单位：西华大学管理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企业营销中微博的利用 1项目数据分析 1．1产品曝光次数分析 通过对比利乐钻产品的各单项曝光次数与各项活动的关系，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要选对平台，最大化利用资源。可以看到，通过与《时尚芭莎》合作，在《芭莎艺术》杂志上刊登四分之一个版面的广告；6位艺术家对利乐钻进行的外包装设计；地球水随刊夹带；“BAZAAR明星慈善夜”现场宣传；明星与地球水合影并微博提及；上海时装周上的软文宣传；上海时装周现场的宣传。基于明星效应在这个时代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地球水耀动中国”和“BAZAAR明星慈善夜”上，利乐钻的曝光次数尤为突出。其次，在Web2．0时代的微博营销需要根据形势随时调整策略和内容。在动车相撞事件发生后，地球水微博立即停止了娱乐化微博内容，而改成了温馨的关怀帖；在特殊主体活动密集的传播期间，相应减少常规微博的数量，来为主体活动的曝光提供足够的空间。 1．2粉丝数量分析 综合粉丝的增长数和粉丝的省份分布来看，首先要赋予微博人性。无论是企业微博还是个人微博，期望一蹴而就的粉丝增长都是不现实的，企业微博应该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准确的定位，前期应该以普及知识和教育为主，中期则需要通过活动和互动吸引关注，而到了后期，则需要紧紧的维系关系，就好比要像朋友一样与粉丝进行人性化的互动。如地球水微博是一个年轻、时尚、知性、幽默、富有爱心的白领女性形象并且能对时事热点内容敏感，而且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其次，微博管理可以借鉴传统传播的经验。地球水微博的常规微博板块借鉴了电视栏目的设定方式，根据网友在每天不同时段的兴趣点，每天定时设定相关栏目，吸引了网友的持续关注；根据传播的需求设定整体传播及每个阶段传播的核心信息，整个活动既有主线贯穿又有差异化的传播重点。 2传播成果数据分析 9月是整个微博营销活动的顶峰时刻，围绕着“BAZAAR明星慈善夜”的举办，利乐钻－地球水微博了“地球水包装设计大赛”、“地球水耀动中国”、“寻找地球水和她的姐妹们”三大活动活动，并进行了慈善夜当天的现场直播和后期的长尾传播。现在所有活动圆满结束，共吸引了9275次转发，7155次评论，分别超出预设KPI（关键绩效指标法，KeyPerfor-manceIndicator）的50％及794％。利乐钻得以充分曝光并广受好评。在“地球水包装设计大赛”中：截至9月30日，活动微博已吸引转发3266次；共有745人参与了包装设计，借助游戏对利乐钻进行了深入了解；获得前两名的选手均获得上千粉丝投票。在“地球水耀动中国”中：地球水耀动中国活动中，9位明星与地球水的合影；地球水微博和明星合影共吸引转发27539次，评论21014条；地球水的公益、时尚属性得到极大推广。在“寻找地球水和她的姐妹们”中：“寻找地球水和她的姐妹们”活动微博已吸引转发1896次，评论1676条，利乐钻产品的曝光度达90％；9个客户的11款产品获得曝光。活动结束时，利乐钻－地球水的微博共积累粉丝16000余名，粉丝的二级粉丝总量达779万人，平均每位粉丝拥有粉丝476人；利乐钻形象直接曝光达48000余次（含利乐钻图片的微博转帖总数）；利乐钻形象传播受众至少达到3600万人次；利乐钻地球水被成功打造成时尚潮品，广受网友好评；9个客户的11款产品在传播中得到曝光。 3项目实施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首先，由于粉丝是微博最宝贵的资源，粉丝数是目前市场上衡量其微博营销价值的重要参数。因此为了吸引粉丝，获得不错的粉丝数，初期的微博运营策略都采取了有物质奖励的活动来刺激消费者参与。这一举措虽然能够吸引众多网友的关注，但是更多的粉丝将目光直接投在参加活动所带来的物质利益，而非企业微博本身，而且频繁的活动和物质奖励也意味着营销成本的增加。其次，粉丝增长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企业微博从无到有的建立，更是需要给粉丝们时间来熟悉和了解整个企业的背景和信息以及这个微博的定位和风格。因此在短期之内，粉丝的增长不会尽如人意。在营销传播的初期，因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反复盲目地调整营销策略、更改文字内容和风格，导致一段时间内，整个企业微博的营销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 4基于实证研究下的企业微博营销发展建议 4．1实施针对企业特色的个性化营销 微博如人，要有拥有足够的个性才容易被记住。个性化的企业微博营销需要企业把对微博粉丝的关注、粉丝的种群个性摆到首要的位置上。因此，要根据消费者的不同要求而进行个性化服务，迎合他们的消费需求和口味。利乐钻－地球水的微博也正是借鉴了这个观点，定位于“公益＋时尚”，更多的是从关心地球和自然的角度出发，来获得微博粉丝们的认同。 4．2充分利用第三方应用的监测与管理 第三方应用是微博的一大亮点，通过集思广益，来增加微博平台的多元性和功能的丰富性。企业可利用目前市场上现有的第三方微博应用插件来完善对自己微博的管理，例如利用聊天机器人、微博统计分析工具辅助企业微博运营和分析微博质量。在项目中，面对众多微博粉丝们的热情关注和虚拟世界的瞬息万变，单靠人力一对多互动和处理成本过高，利用时光机等第三方程序，可以帮助缓解工作强度；另外，企业可以联合软件开发商或个人针对自己的企业微博来开发第三方应用，这种量体裁衣的做法可以吸引更多微博粉丝和关注。 4．3净化微博传播环境，促进媒体传播健康化 国内微博营销质量良莠不齐，每个微博的粉丝数量成为衡量其知名度和营销传播效果的最重要的标准，但网络微博营销低门槛的特点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至今还没有任何营销方式的成本是如此低廉，微博营销的低门槛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微博营销有效进行的一只拦路虎。低门槛的泛滥使得各种灰色营销已严重透支网民的信用度，尽管各微博的粉丝数量飞速上涨，但传播绩效和销售数量却难见提高。因此，后台定期进行账户真实性和活跃性的监督管理，是微博营销效果显著的保证。 作者：郑旻浩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网络营销及未来发展途径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网络营销已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微博，微博时代的网络营销已经到来，微博网络营销成为了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在这种形势下，当然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重视起来并加以解决。因此微博的网络营销和管理要采取战略，来保证微博网络营销的飞速发展。 关键词：微博；网络营销；网络管理 引言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领人们进入了微博时代，微博的使用人数的增加，也成为了企业关注的焦点，而微博不仅仅只是一个信息的平台，还是一个营销的平台。微博时代的网络营销也受到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一、微博网络营销的现状 (一)微博营销的概况 目前，网民依然是处于上升的趋势，网民的规模越来越庞大起来，这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个机遇，微博网络营销也迅速发展起来，而微博用户的跳跃式增长，并凭借其自身独特的优势受到了很多企业的关注，因此微博网络营销作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方式，存在着巨大的挖掘潜力。 (二)微博网络营销的优势 1.微博网络营销可以借助多种多媒体技术与手段，各种信息、文字、图片、声音等，将信息直接传达给潜在的消费者。 2.微博营销的推广与传统的营销模式相比，更加快捷，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只需要编写140以内的字，微博小秘书经过审查就可以了，节省时间、节约成本。 3.微博网络营销可以通过粉丝形式传播企业信息、产品信息，提升企业自身的形象与品牌的知名度，并且名人效应加快传播速度。一条热度高的微博，可以在后短时间之内就可以传遍世界各地。 4.微博网络营销不仅可以节约昂贵的店面租金，还可以免费各种产品相关消息，成本远远小于广告，降低了营销成本，效果也是相当好。 5.微博营销能通过和粉丝互动，与粉丝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且及时得到用户的反馈意见。 6.微博营销操作简单，只需要140字以内的微博，经过简单的构思后就可以，内容简短，非常便捷，而构思一篇好的博文，则需要浪费很长的时间与精力。 二、微博营销存在的问题 1.微博营销对粉丝数量的要求很高，但是对于一些刚刚注册过的用户，粉丝数还是很少的，粉丝是微博营销的决定性因素。 2.微博营销对内容也有一定的要求，微博的内容太过单调，只是文字的阐述，对粉丝没有吸引力，关注度也不高。并且微博里的新内容的速度很快，要及时的去更新，的信息粉丝如果没有及时的关注到，那么信息就会被覆盖。 3.微博里与粉丝的互动性不够好，一些用户的评价和反馈不能够及时处理，还有对于一些知名企业，往往会认为在微博上的吸引力会比较强，发微博可以增加大量的粉丝，以此来促进企业发展，但是发过微博后才发现，粉丝们都无动于衷，与粉丝们平时没有太多的活动去互动，导致亲切感不强。 4.对帖子的撰写，认为仅仅140个字，比较容易，忽视了一条有创意的微博的价值。因此，微博网络营销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我们需要不断的改进，对不同的问题都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微博营销的管理是一项重要任务 微博网络营销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微博营销最大的成功就是关注度和转发度率。要想把微博营销的市场发展壮大起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精力去管理。而对于微博营销的管理需要从各个方面着手： 1.对网络品牌的管理。对于企业品牌策略的制定，计划实施及一些网络品牌评价的管理，是微博营销的第一步。 2.对网站推广的管理。网站的推广管理是最基本的网络营销管理活动，微博时添加网址，提高网站的访问量，增加粉丝的数量。3.信息的管理。编辑制作并最新实时信息，包括文字、图片、图形和音频等的管理，微博时微博内容要有吸引力。 4.对在线顾客关系的管理。利用在线服务的手段，和粉丝进行互动，及时的获取用户反馈，制定适合粉丝要求的策略。 5.对网上促销的管理。对不同的产品、在不同的阶段进行网上促销，并有效管理，吸引用户的注意，增加大量的粉丝。微博网络营销管理的内容也比较琐碎繁杂，必须细分加以整理，微博营销的管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所以进行有效营销管理是促进微博网络营销发展最快捷的方式。 四、微博营销的发展对策 1.的内容多样化合适的话题或标签是微博内容很重要的一部分，这样以利于微博搜索。的内容要对消费者有价值，例如特价的产品、打折的产品和限时抢购的产品都对消费者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带来不错的传播效果。 2.及时的更新微博内容微博信息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更新，企业应该做到每日都要进行更新信息，不要连续发，要有规律的去消息，在信息高峰期及时更新微博内容。 3.与粉丝间的互动积极与粉丝互动，参加转发和评论，举办一些免费礼品奖励活动，与粉丝互动起来，会有更多的粉丝参与其中，增加粉丝的数量。只有提高关注度，才能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 4.微博标签的添加设置在新浪微博上，会根据微博的标签，推荐一些有共同标签或者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互粉。因此合理设置微博标签也是微博营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论 目前，各大公司企业都纷纷重视起来，加入微博营销的行列，对于一系列的问题也采取措施去弥补不足之处，微博营销的发展会一直保持着良性循环的状态，并会发展的越来越强大起来。 作者：彭筱星 单位：郑州师范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网络营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措施 摘要：在如今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对于微博网络一些企业早就把它与营销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微博网络营销上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所以说微博网络营销的手段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对其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充分认识了解微博网络营销对国际贸易的重要作用以及微博网络营销的意义。本文主要是从微博网络营销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出发，提出微博网络营销的一些具体方法。 关键词：微博　网给营销　国际贸易　影响　措施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商务平台正在逐渐的向好的方向发展，并且电子商务平台开始在全球普遍的应用。微博网络营销也不例外是其在发展中的一个产物，在微博网络营销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也在逐渐的改变，它的发展对于我国的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它的产生使得企业的消费降低，并且在降低消费同时也使企业的办事效率和办事质量明显的提高。 一、微博网络营销的定义 微博其实就是应用了电子商务的一个平台，它是微博客的一种简称，是用来把用户的信息和用户所上传的图片文档等分享出去的一个传播媒介。用户就可以通过微博这个平台来传递和分享信息，通过微博这个平台实现资源的共享，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来访问微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使用微博人群的增加，一些类似于微博的电子商务平台也开始不断地出现并且快速发展。目前来说微博营销在整个网络营销中还是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微博网络营销也是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来推广自己的品牌活动以及营销策划活动。 二、微博网络营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降低国际贸易成本。 现如今电子商务飞快的发展，微博网络营销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使用微博网络营销可以大大减少人们由于信息不及时造成的一些影响，同时微博网络营销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采购的成本。通过微博网络营销首先可以将需要购买的一些商品进行分类的处理，把各个部门需要采购的物品统计后交于采购，然后由采购通过微博网络统一进行采购批量购买，以减少中间过程的消耗，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其次是微博网络营销打破的中国的传统的贸易模式，促使国际贸易企业逐渐脱离传统的商业限制。微博网络营销让不同的企业之间可以更方便的沟通交流，降低企业的一些不必要的成本。 2.增加贸易机会。 微博网络营销解决了各个国家地域性的差异，通过微博网络营销不同地区的企业之间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交流，特别是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人们在交流的时候没有了一些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借助微博这个平台企业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效益，减少企业的投资成本。同时通过微博平台也可以拉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庞大的消费群体也同时满足了国际贸易对于消费者的需求。 3.实现全天候的业务运作。 由于地域和时间的不同传统的国际贸易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传统的国际贸易情况下，企业如果想和消费者进行实时的交流和谈判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是通过网络的营销模式就可以非常容易的解决这些问题，网络营销不但可以做到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同时还不会消耗过多的成本，任何和客户可以在不同的地域通过网络来获得企业的各种交流和信息，而且在微博上面就会有很多企业的一些信息，并且这些企业还会不断的去更新这些信息，让关注的人们随时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然后通过粉丝们的相互评论和相互交流沟通来吸引更多的人群。通过这种网络上评论和交流的方式来增加企业交易的机会。 4.降低企业营销成本。 企业只需要消耗一点成本来开通官方微博，然后在不同的微博网站上开设自己的微博账号就可以在微博上来自己企业的一些信息，通过自己发送的信息来开展微博营销活动。通过微博信息的发送以及粉丝的评论，企业可以去发现一些客户，并对访问者进行整理研究，找到企业的优缺点。微博可以作为企业的一个宣传模式，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和广告宣传差不多，都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宣传公司，微博同时还会同企业的广告进行互相补充完善企业的信息，减少企业在宣传方面的投资成本，通过降低投资成本来争强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三、国际贸易中运用微博网络营销的措施 我们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我国国际贸易顺利的发展，促进微博营销在我国快速健康的发展。 1.创新微博网络营销的方式。 网络营销到如今已经发展的红红火火，它能够从传统的模式发展为如今的微博网络营销也是由于它存在一定的优势，但是现在网络营销方式确成出不穷的出现，而且越来越多元化的发展，很多企业对微博网络营销缺乏系统的认识,更加不能以引起大多数网民的关注。因此创新微博网络营销方式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只有满足大众的好奇心创作出新的营销方式才能实现国际贸易领域的微博网络营销。 2.对微博网络营销的效果进行监测管理。 许多企业对于微博网络营销还不能完全的了解，他们仅仅以为只要把自己的信息和图片上传到微博平台上之后，客户就会主动的来找到自己，其实他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缺少对微博网络营销的监测。所以就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投资，然而确取不到效益。所以我们在把自己企业的信息和图片传送到微博平台上之后还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监测和考察，通过监测来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微博的作用才能够发展起来，给企业带来效益。 3.加强对网络贸易的研究,规范网络贸易的发展。 微博网络营销是一个新兴的商业领域和商业渠道，它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它是新兴的一个营销方式，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些问题。大家很容易的就会想到，微博网络贸易的交易安全性如何，如何烦的去安排交易的税收、相关的一些经济产权如何分配，如果在交易中产生不同的意见和纠纷要如何处理。这一系列的问题将直接影响网络贸易的发展。由于人们对这些都不是太了解并且网络的发展速度又十分的迅猛，造成网络贸易与现有的制度产生一些冲突，这些问题都会阻碍微博网络营销的发展。所以，企业要高度重视贸易市场的发展情况，同时政府也应当制出相应的法律来管理规范网络贸易，以保证微博网络营销方式能够健康积极的发展。 4.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现如今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企业如果还是依靠传统的管理方式来管理企业的运行，那么企业将逐渐的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也将慢慢下降，最终不能适应市场而被淘汰。企业也在开始寻找新的途径来降低成本和提高其竞争力。随着网络的发展大部分企业开始向网上开拓市场，因为这被企业认为是最为节约成本的途径，并且效率相对较高。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世界上各个大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更加的明显，企业和企业之间出现了合并与吞并，竞争越来越激烈。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一些中小型企业提供了机会，在企业竞争之中能够得到相同的信息，使大企业和一些小企业能够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来竞争。因此，中国应当充分的应用计算机网络高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国企业要从根本上改变思想，加强网络的应用改变传统的运作方式，实现网络化的变革，充分抓住这次机遇运用网络贸易来制造商业机会，提高企业在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为企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因此中国企业一定要认识到微博网络贸易的机会，充分利用好这次微博网络营销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四、结语 总之，微博网络贸易在现在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具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大大缩减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距离。微博网络营销的出现把传统模式的贸易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使其在营销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发生一些变化。随着微博网络的发展，企业通过微博网络营销提高自己企业的知名度，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要充分的发挥微博在贸易中的作用，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作者：郭晨 单位：中原工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网络营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从微薄引进我国开始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平台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微博凭借其媒体属性、社交属性、娱乐属性、平台属性等也逐渐的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此诞生了一种以微博为主的营销传播活动，通过微博来吸引固定的消费群体，获得产品的推广和营销。在商业领域，越来越多国际品牌和企业开始通过微博进行网络影响，给国际贸易带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探索其影响对于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价值。 1微博营销的发展现状 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社会化的媒体逐渐成为媒体发展的全新领域，以微博、微信、优酷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由于极高的用户参与度和交互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随着移动终端技术的不断完善，人们可以更加方便的使用这些社会化的媒体和形式，从而实现了社会和网络得重新组合，促使全新消费群体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外商、外企开始发展微博营销的潜在价值，纷纷尝试通过微博进行企业宣传和产品营销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的话，新浪微博在中国的地位和美国推特很类似，而很多国际上的著名品牌和厂商纷纷通过推特来推广自己的新产品，而且营销的模式和方法也在不断的丰富。国内的微博营销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当前很多微博网站的侧重点是单纯通过微博的影响力来产品或者品牌信息，并借此来吸引目标群体的注意力，更多是利用了微博的传播影响力，对于盈利等方面的影响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 2微博营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1减少国际贸易的成本 微博营销极大的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方式，通过庞大的用户群体和媒体效应常常能够获得爆炸式的信息扩散效果，因此借助于转发、评论等形式的发展导致其信息的传播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潜在价值。对于国际贸易来讲，这种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减少企业宣传的成本。微博上的信息搜索和聚合成本无需太大的投入，企业不能可以通过微博来获取目标用户群体信息，还能够通过微博来扩散营销信息，而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应用企业还能够将这个过程及时的获取用户的反馈等有价值的营销信息，极大的降低了企业在信息方面的成本，同时还能够减少企业在交单结汇方面的投入，提高企业内部资金的周转率，从整体上优化的企业的信息传播效果，提高的营销效果。 2.2增加贸易机会，减少贸易壁垒 首先在网络世界中是不存在所谓的地域差异的，特别是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来自宗教、文化、种族等方面的影响也逐渐的被弱化了，所以借助微博平台企业能够极大的减少贸易壁垒。微博平台是一个大众化和社会化的媒体平台，通过网络也拉进了消费者和组织结构之间的距离，极大的减少了类型商品和类型服务对单个或者某一群体的偏好影响，庞大的消费群体满足了国际贸易对消费者的基本需求。 2.3给中小外贸企业提供贸易的话语权 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市场上中小外贸企业很难获得足够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一向是大宗销售和大额采购的经营模式。由于中小外贸企业自身的发展规模和生产成本无法与大企业竞争，导致在传统的经营模式下中小外贸企业无法获得较好的市场发展，其产品的价格和走势也常受制于的大型企业的影响。但是在微博营销的方式下则完全不同，其颠覆了影响营销的模式和方法，社交媒体的低成本和极高的灵活性给了中小外贸企业更多的机会，通过和公众对话、参与和分享使得当代社交信息架构的建立，这些信息的传播和架构方式同时也反过来提高了搜索引擎的回流量。 2.4创新了外贸企业的经营模式 信息传播方式、消费者结构、企业获取市场方式等的变化也表明着在微博营销影响下的外模企业的经营模式的变化。从目前的发展来看，随着个性化服务需求的不断扩大，近期采用小规模定制的用户越来越多，很多客户将长期的采购计划分解成短期的采购模式，而集中采购也逐渐的向零散采购发展，尽管单次采购的数量和规模不大，但是由于消费者和组织者、产品和市场之间联系紧密，极大的扩大了采购的频率，从而影响了现代外贸企业的经营模式。从单一的生产和经营模式逐渐的向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方向转变，通过微博来获取高度集中的消费信息，并集中分析目标群体的市场特点，跳出传统的大规模经营模式，侧重个性化的服务，所以也反向影响了企业对产品和营销结果的评价标准和价值，生产模式、反馈机制和评价体制的创新也极大丰富了企业的经营模式。 3结语 事实上当前微博营销的实施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企业的信息化程度较低、对网络营销理解不够充分等，鉴于微博营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企业必须充分的认识微博营销是一把双刃剑。在利用微博营销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企业本身的不足以及微博营销的危害，提高对信息的应用能力，在国际贸易中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和价值。 作者：赵开敏 单位：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下企业品牌营销研究 一、微博平台在企业品牌营销中的重要价值 微博平台在企业品牌营销中所呈现出的价值为：第一，实现对产品的宣传与推广。借助微博平台企业能够以“自媒体”的形式来更新产品的全动态发展过程，通过及时更新信息的内容来逐渐获得粉丝关注，以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第二，迎合了客户需求。通过微博平台，很多企业能够实现对用户实际需求的调查，进而通过分析来明确产品的市场定位，以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同时通过微博互动的开展能够使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第三，实现企业文化宣传。企业能够通过将自身文化进行不断的渗透与宣传，进而获得更多粉丝群体的关注与支持，最终获得用户的认可，实现品牌营销的目标；第四，平息危机公关。微博平台具有着一定的实时性，因此，企业能够在出现公关危机时迅速采取措施来澄清事情真相。 二、当前企业借助微博平台实现品牌营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问题 具体问题如下：第一，产品信息量过低。借助于微博平台来实现品牌营销的过程中，由于每一条微博的内容有限，通常只有不到两百字符，所以无法将产品的信息全面呈现在这一平台上，这就使得关注群体无法明确掌握关于产品的所有动态信息，进而无法实现有效的营销；第二，信息容易被淹没。微博平台上的用户群体会根据自身的喜好来选择更多的关注人群，而微博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刷新会使得企业的宣传与推广被淹没在海量信息中，进而也就无法实现微博营销的目的，降低了这一平台的应用价值；第三，相关的人才较为匮乏。微博在国内起步较晚，虽然发展很快，但是当前我国大众化媒体人才匮乏，无法满足企业对相关人才的实际需求量。 三、企业借助微博平台实现成功营销的策略 （一）创新营销内容以树立企业品牌形象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能够满足市场的实际要求，就需要迎合用户的实际心理需求，而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的心理需求标准不断提升，所以，企业要想借助微博平台实现自身品牌的成功营销，就需要实现创新。因此，在实际推广宣传的过程中，企业需要实现自身文化理念的有效宣传，以使关注群体产生情感的共鸣，比如品牌故事宣传等，只有不断实现营销内容的推陈出新，才能够确保企业的宣传信息不被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 （二）丰富营销方法 微博只是互联网应用产品中的代表之一，因此，企业在实际宣传推广的过程中，应构建自媒体时代下的整体营销方案，将能够作为营销平台的网络产品集合使用，比如QQ、微信等。同时，企业还应注意到在自媒体时代要想借助微博平台实现自身品牌的成功营销，就需要建立用户口碑，进而通过“口口相传”在微博群的影响力来建立忠实的粉丝群体，以实现品牌的推广，同时还应积极的将企业产品相关的线上以及线下活动信息进行及时更新，提高信息内容的质量。 （三）不断拓展忠实粉丝阵营 以微博平台为营销媒介，需要意识到在这一平台下最有力量的主体与声音——粉丝群体。微博平台能够使企业在落实营销的过程中实现与关注群体的有效沟通，而高质量的信息内容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进而逐渐构建并拓展忠实粉丝群体，以提升自身在微博平台的影响力。而企业要想能够真正的走进粉丝的心，获得粉丝的信任，就需要实现与粉丝的互动，有耐心的解决所有信息下的评论，进而逐渐在情感上找到共鸣，建立和谐的关系。 （四）以信息技术为媒介搭建完善的监测平台 要想能够通过微博平台来实现对关注人群的心理需求分析，进而结合用户的实际需求特点来实现自身产品的不断创新，就需要企业要搭建相应的实时监管平台，以明确掌握用户每一阶段的总体需求特点，实现自身产品的创新与营销方法的更新。同时通过这一监管平台还能够使企业及时有效的对有价值评论做出回复，进而在维护好原有客户群体关系的基础上，挖掘更多的潜在客户。 四、总结 综上所述，基于微博平台下，企业要想实现成功的品牌营销，就需要在充分了解这一平台价值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当前所存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解决。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要求企业要创新营销内容、丰富营销方法、拓展粉丝阵营并搭建相应的实时监管平台，以确保在实现成功营销的基础上，促进自身的稳健发展。 作者：高逊 单位：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微博营销论文:图书馆微博营销策略论文 一、图书馆微博营销现状分析 笔者于2014年12月20日以“图书馆”为关键词在新浪微博上进行检索统计，发现开通官方认证微博账号的实体图书馆已达632个。在图书馆的微博平台上，读者获取到的微博营销内容涵盖了馆藏图书推荐、馆情动态、信息资源试用通知、各类培训讲座、图书馆服务指南及各类常见的图书馆使用指南或FAQ（FrequentlyAskedQuestions）等。笔者随机选取了“985”高校、“211”高校和省属高校中的10所图书馆进行内容营销调研，所示。从随机抽取的10个图书馆网络调研的微博营销内容来看，高校图书馆的微博都经过官方认证，以确保营销渠道的权威性。在营销内容上，都围绕“公告通知、图书推荐、数据库推广、培训讲座和宣传月”等主题展开，积极保持与读者的评论互动。部分高校图书馆微博对微博营销内容做了整体规划，细致划分了微话题，保持微博营销体系的条理性。这些微博均与其读者保持了较好的评论互动，对于读者的意见反馈及时，已然成为图书馆与其受众社交互动的新媒体平台。在社交网络和碎片化信息环境中，图书馆读者的信息需求日益多元化和个性化，图书馆开展内容营销也应体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而通过前面的网络调研发现，虽然图书馆恰如其分地运用了微博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反馈及时和营销精准等特征进行了广泛的微博营销，但各高校图书馆的微博营销内容大同小异，内容类型基本一致。如果不结合读者的信息消费行为发展特征进行微博营销模式的改进，读者容易陷入内容阅读的疲劳，图书馆微博受到的关注度自然降低。因此，图书馆必须重视每个读者在信息消费行为上的特点，通过社交数据挖掘工具分析用户数据特征，利用社交网络营销技巧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营销，认真研究对于意见领袖如何引导其主动参与，对于每个互动评论如何有效反馈，对于新增的微博粉丝如何提高其关注度等问题。这些都迫切需要恰当的模型结合图书馆官方微博发展阶段进行有效分析，从而指导图书馆更好地利用微博平台提升图书馆的服务质量和读者满意度。 二、AISAS模型与图书馆微博营销 1.1AISAS模型AISAS模型是社交网络环境下最为典型的用户消费行为分析模型，由日本电通公司针对移动互联网消费者生活形态的变化而提出[5]，它将Web2.0环境下消费者接触产品或者服务的过程细分为引起注意（Attention）、激发兴趣（Interest）、信息搜索（Search）、产生行动（Action）和信息分享（Share）5个步骤构建模型，该模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粉丝聚集阶段（AI）：微博平台聚集粉丝的AttentionIn⁃terest阶段；粉丝互动阶段（SAS）：微博平台与粉丝、粉丝与自己的粉丝的多层次互动的SearchActionShare阶段。AISAS模型是对传统营销中较为成熟的消费者行为分析模式AIDMA模型在社交网络环境下的重构，AIDMA由美国知名广告学家刘易斯提出，其主要过程是：A（Attention）引起消费者的注意；I（Interest）消费者产生兴趣；D（Desire）培养消费者购买欲望；M（Memory）让消费者形成记忆；A（Action）促成消费者消费的实际行为。即主动进行信息的搜索，第四个阶段为A，即达成购买行为，最后一个阶段S为Share，即分享，将购买心得与其他人进行分享。从图1可以看出，在AISAS模型中侧重了信息搜索（Search）和信息分享（Share）这两个社交特点，体现了消费者不仅通过网络主动获取信息，还作为生产信息内容的主体与更多消费者进行分享与互动。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搜索过程中，通过企业官方网站、行业垂直社交网站、博客和企业官微等多种信息获取途径得到详尽的产品或者服务信息，不断根据信息做出判断，从而确保购买决策的正确性。AISAS模型在企业微博营销中是如何发挥影响作用跟关键指标数据微博粉丝数是否有关联，很多相关学者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施梦甜等人从微博营销效果角度出发，基于AISAS法则研究了企业的微博营销策略AISAS模型应用到微博营销效果的各项评价指标上，制定了深度精准微博营销的具体营销策略。最为典型的是关于《企业微博营销效果与粉丝数量的短期互动模型》一文，企业微博营销影响力的变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微博应保持微博活跃，并将企业微博运营作为长期品牌建设的战略。 2.图书馆微博营销过程分析当前的图书馆用户在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获取行为中面临的选择日益多样化，在信息搜索和获取过程中，对于自我价值实现的认识也不断提高，注重实时联系与信息分享互动。图书馆的口碑和形象就在这种人际交流中形成。图书馆传统的内容营销模式早已不能适应社交网络和富媒体的环境，营销模式已从传统的告知读者转变为让读者融入产品推广当中，从改变读者的信息获取观念到引导读者全面参与信息消费的体验过程中，从以往的准确识别图书馆资源与服务转变为到社交分享中评论并分享，从直接的被动接受信息到主动直接产生信息使用体验。图书馆申请官方微博后，刚开始通过图书馆网站、门厅海报、校园内海报、校广播和校园网论坛等方式全方位地宣传图书馆微博，引起读者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微博粉丝聚集后，很多读者往往通过关注某些事件而搜索图书馆的官方微博，主动和直接跟踪图书馆的微博信息，继而通过微博、转发和评论等方式与图书馆进行社交分享与互动，在微博上关于图书馆的“口碑”得以建立和巩固。这个过程与企业微博的发展过程是类似的。由此可以做个类推假设。在注册微博开展服务营销之初，图书馆官微通过微博的病毒式扩散迅速形成粉丝聚集的AA’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方面引起了用户的注意（Attention）和激发他们的兴趣（Inter⁃est），带来了粉丝数量的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也有其他读者粉丝由于其他因素取消关注，但总体粉丝的聚集是呈现何种发展趋势达到BB’阶段还需要定量研究；粉丝聚集到一定阶段时，可能由于初期营销的单一性、不注重与粉丝互动和缺乏有效管理而导致粉丝的流失，影响力不断下降，一直持续到CC’阶段；图书馆通过品牌营销、资源服务的营销、推广活动营销和情感营销等多种模式慢慢进入佳境，用户自身也通过信息搜索途径（Search）、微博转发、微博评论（Action）和分享（Share）等社交互动行为不断与图书馆进行交互，形成有效的搜索（Search）行动（Action）分享（Share）行为，图书馆的微博影响力也朝着DD’阶段不断提升。 3.AISAS模型应用对于图书馆微博营销的现实意义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发现，AISAS模型是能够实际指导图书馆微博营销的微观过程，即图书馆读者关注图书馆官方微博、主动搜索微博营销内容、积极评论、发送私信及分享信息消费过程。建立基于AISAS模型的图书馆微博营销策略，可以在微观层面上详细制定图书馆微博在每个发展阶段时应采取的营销内容、沟通互动技巧及如何跟踪反馈读者粉丝的评论，从整体上保持图书馆官微的营销效果，从而提升图书馆的品牌形象，以期达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和读者满意度的效果。 三、基于AISAS模型的图书馆微博营 1.在AI阶段做好读者粉丝分类管理在图书馆进行微博营销之初，要首先获取平台认证，以增强读者的信任度。精心设计微博页面，选择富有图书馆自身特色的品牌标识，制定详细、精准的图书馆标签，方便读者进行搜索。在AI阶段最为重要的是读者的分流管理。当聚集了众多粉丝的关注后，图书馆应对既有读者数据库进行类型细分，通过标签和微群挖掘识别特定读者的信息消费行为，初步辨别其潜在需求，例如可以细分为“现有粉丝读者”“潜在粉丝读者”和“新增粉丝读者”3类。动态跟踪每条微博的曝光量、浏览量、转发量及互动量，并将这些定量数据与粉丝变化数据进行关联分析。积累和总结AI阶段粉丝增减变化规律，将影响粉丝增加的微博内容进行案例汇总，逐步形成图书馆特有的读者粉丝数据库和有效的内容营销体系。 2.在IS阶段不断丰富完善营销内容在IS阶段中，最为关键的是读者搜索（Search）阶段，采取搜索图书馆微博营销内容的行为前提是读者意识到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或服务是其当前信息消费的获取渠道之一，在日常关注图书馆官微的日积月累中，图书馆提供的各类营销内容已有其需要进行获取的信息资源，经过搜索并准确获取，在此后给予图书馆官微一定的评论、点赞和分享，可以说明IS阶段图书馆官微的营销内容是有成效的。因此，该阶段为了让更多读者顺利从I（Interest）S（Search）进行转变，微博的管理者不能简单停留在每日微博内容运营时，苦于没有今日主题而模仿诸如“早安”“晚安”等平淡的运营模式中。图书馆官微为实现该阶段的顺利切换，必须对图书馆公共关系、营销整体战略和服务体系等进行营销内容规划，合理划分主题，固定营销内容的周期，根据营销项目的内容调整频次，设置读者常用的标签和关键字。 3.SA阶段积极引导意见领袖，形成有利的话语权当读者完成搜索行为，并准确获取到了其所需的信息内容后，是否会继续访问营销内容主页、登录电子资源数据库和参加培训讲座等，这些实际行动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其他相关评论、分享的影响。因此，对于图书馆微博的每条内容，必须以互动为导向，借助“微应用”“微指数”对微博曝光量进行分析监控，引导粉丝对图书馆微博上网阅读时间看，大学生普遍存在过度阅读问题，从上网阅读时间分配看，超过了50%的大学生违反学校教学管理规定，在课堂上进行上网阅读，存在违规阅读问题。这需要引起学校的高度关注。 4.大学生网络在线资源阅读倾向的形成受背景环境、自身素质、条件保障和管理制度等4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阅读动机主要受自身素质和管理制度的影响；阅读行为主要受保障条件、管理制度的影响；阅读内容选择主要受保障条件、自身素质、背景环境和管理制度的影响。的信息进行转发和评论，引导具有话语权的意见领袖分享信息资源和服务，有了他们的助推，也能更好地诱发搜索阶段到实际体验阶段分享的质变过程。同时，对于与图书馆有关的负面舆论信息要进行危机公关，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图书馆，及时消除图书馆不良社会舆论。积累与读者的沟通技巧，鼓励粉丝分享，培育意见领袖，尤其重视粉丝发起的新话题的讨论，有效刺激读者信息消费意向，从而形成图书馆微博的群体影响力。 5.AS阶段及时跟踪反馈，并促成分享读者从A（Action）行为阶段到S（Share）阶段的转变，是建立在其完成信息消费行为后对图书馆营销内容充分满意并乐意分享的前提下的。要引导和触发这一行为，图书馆微博营销人员就要及时跟踪每个粉丝读者在信息消费行为过程中的评论、私信沟通，及时给予指引和帮助，并将图书馆常见的信息资源与服务FAQ及时分类，以点带面实现整体AS阶段发展。只有促成了分享，在这种“传递式”互动沟通交流形式中才能增加图书馆微博的品牌曝光，强化品牌记忆。图书馆微博管理人员更要创新各种方式的内容营销，在微博这个社交网络上引导读者粉丝源源不断地自发创造内容，这些源于图书馆的内容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图书馆品牌形象。 四、结语 引入AISAS模型来构建图书馆微博营销策略，有利于图书馆微博在社交网络的内容营销中传达出图书馆自身特有的品牌特性，也创新了图书馆在富媒体时代和社交网络中的服务方式，拓展了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读者满意度的新途径。笔者虽构建了适合于图书馆微博营销过程的AISAS模型，并阐述了每个阶段的营销策略，但对于每个阶段营销效果是否得到很好的提升，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来支撑，这也是今后图书馆微博营销实践需要继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务的优质。 作者：叶先乔单位：广东省高级技工学校图书馆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营销下企业品牌论文 一、微博营销对企业品牌传播的必要性 （一）企业品牌传播的自身需要 企业进行品牌传播的目的在于追求企业效益最大化，通过运用多种市场营销的手段使受众形成对企业品牌、企业产品等企业信息的正确认识，从而可以使企业在不断吸收新的消费群体的基础上，保持一定忠实的消费群体，扩大市场占有率，保持其市场竞争优势。相对而言，微博营销是当下少数几个投入相对较少、回报大的营销手段。因此，企业要充分利用好微博进行品牌营销。通过口碑相传、广而告之，扩大了企业品牌的影响力。 （二）企业品牌传播目标 受众群体的现实需要企业品牌传播的目标受众是企业进行产品营销的对象。企业的品牌传播，首先，是企业本身对自身品牌传播的需求。其次，是源于目标消费群体对此的需求。每个企业发展至今日，其中有很多消费者对企业品牌并不完全了解，可能甚至有的只是片面认识该企业品牌，也有一部分消费者对企业品牌本身已经具有自己的见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企业品牌带来不同层次的关注度，一部分消费者疲于再接收企业品牌传播的信息；另一部分消费者可能却需要对企业品牌有更深刻的了解，由此，给企业品牌传播带来难度。假如企业无法在品牌传播上带给消费群体正确的认识、保证一定数量消费者对企业本身的忠诚关注度，将会对本企业的推广、销售等带来一定阻力。而微博营销的特点在于传播信息的效率高，可以有效防止错误品牌信息的传递，使消费者更好地了解、认识企业品牌。 （三）企业品牌传播成本及内容的需要 众所周知，传统的营销手段都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对于一些刚刚起步的企业来说无疑带来巨大的压力。相对于这些投入与回报风险较大的营销手段，低成本的微博营销更迎合当下企业追求的利润目标。微博营销所具有的及时性、高效性、可控性强，对企业品牌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如何运用微博进行企业品牌传播 处于微博时代，将近有几亿微博用户每天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注微博平台上的信息或动态。2014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微博客用户规模为2.49亿。微博营销，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新兴起的概念。随着移动网络和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企业在品牌传播上运用微博营销势在必行，并且具有庞大的发展空间。结合微博及微博营销的特点，下面提出几点企业在化媒体传播为起点，建立包括线上线下活动在内的整合互动传播这一策略旨在将社会化媒体与真实世界融合起来，发挥最大传播效应，达到改变受众态度乃至行动的效果。 （一）长尾理论的应用 克里斯•安德森认为“：随着商品热门度的降低，虽然需求量急剧减少，形成一条形似长尾趋向于零的曲线，但是需求量仍然维持在零以上。”长尾理论给编辑出版的启示是：在选题策划时不要一味关注热门话题，只关注主流市场，出版“热门书”，策划畅销书，忽视少数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殊不知长长的尾巴积累起来可以汇聚成巨大的市场。畅销书的选题策划，出版传播可以构成巨大的市场，市场存在需求。但市场的饱和度，同质化也需纳入考虑范围。在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受众不再是单纯被动根据出版的书来选择，而是根据自我的需求搜素相关书籍进行购买。受众的需求具有差异性，个性化选题策划，出版传播针对少量的目标“尾巴”受众，开展精确营销，达到强大的传播效果，打造专业品牌，构建出版社品牌理念，加强受众对品牌的依赖度，亲切度，最终形成对品牌的忠诚度。 （二）C理论的应用4C营销理论的内容 Customer（顾客）、Cost（成本）、Convenience（便利）和Communication（沟通）。4C的理论核心是以消费者为中心。4C理论特别适用于当今的出版传播，出版传播不再是需大于求的时代，畅销书在大众化时代很难实现。出版传播必须以目标受众为中心，以受众需求为核心。在社会化媒体应用广泛的今天，尽量减少成本投入，名人在自我微博上宣传新书，不仅零成本，而且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大，影响力强。或者在接受采访时提及新书，手握新书，利用明星效应，粉丝在粉丝群自发讨论，互动，创造消费文化。便利在消费者心理浮躁时代显得尤为重要，电商运营发达，出版传播可以在当当网，京东上上书，多渠道销售，为受众提供优良的服务，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全国任何地方何时都可以搜索书籍。最后一项沟通在新媒体环境中显得十分方便。受众可以直接与作者进行沟通，互动，了解受众的想法。出版社也可以从中发现出版选题策划的点，并进行论证出书，实现书的畅销。 三、结语 在社会化语境下，我国图书出版可以借鉴广告传播的实践和传播学的理论，提高图书出版传播效果。社会化媒体涌现，多渠道宣传，整合营销蔚然成风，但应强调“内容为王”，高质量的图书才会受到市场的欢迎，避免昙花一现，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管齐下。在不断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上，探索出属于我国特色的图书出版传播模式。 作者：倪凯单位：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微博营销论文:企业微博营销管理论文 一、企业微博营销对策分析 （一）注重微博内容建设，创新微博信息方式 “眼球”经济时代使用营销手段最主要的就是捉住消费者的眼球，吸引粉丝的眼球成为微博营销成败的重点，如何让消费者在众多的信息中注意到自己企业的有关信息。因此，微博营销要有特色的信息，这样才能增强用户的浏览体验；通过与“粉丝”的互动，了解消费者的喜好，让消费者积极参与，为其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带给他们愉快的互动体验。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在关注企业微博内容时，为企业传播信息，将产品和品牌信息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只有这样，企业的关注度和知名度才会越来越高，营销效果也越来越好。 （二）灵活把握热点事件，借势事件营销 企业营销应当结合社会热点新闻和产品特色，借助形势或者制造形势来提高自己的名声，引起大众的关注，发挥营销作用。借势的意思就是，企业应当利用当前的社会热点、明星人物或者重大事件等，举办一系列有关企业的活动，来传播企业的信息，推广自己的产品；而造势就是指企业有目的地组织、策划和制造新鲜事件，引起消费者和大众的关注，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企业微博营销是一种当前流行的、新出现的互动营销手段，它经常利用或者自己制造有价值的社会新闻，来提高营销效果，最后达到推广产品的目的。 （三）加强微博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 培养参与者媒体素养，微博信息的监管也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和标准。首先，国家要制定相应法规政策；其次，微博运营商也要建立相应的监管体系；最后，微博用户也应当做到自我监管。用户既是微博的信息源，也是信息的受众，所以应当对自己的信息负起监督的责任。此外，用户之间也应该相互监督，提高监管效果。例如，现在很多微博和社交网站都设立了举报功能。尽管我国政府对网络信息从严监督，但是微博的信息量实在过于庞大，传统的网络审核机制、敏感词过滤系统等不能完全避免不良信息的传播，所以也剥夺了一些用户自由消息的权利。因此，只有提高监管力度，改善网络环境，提高参与者“维护网络，人人有责”的意识，这样才能使企业的营销信息顺利地从信息源传播到消费者眼中，达到良好的营销效果。 二、结语 时下，微博营销作为一种新型的营销模式，正逐步被广大企业运用于企业产品及服务的营销和推广中。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辩证的看待微博营销，充分发挥微博营销的优势服务于企业，尽可能地避免微博营销的不利影响，发挥微博营销在企业营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高国盛单位：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微博营销论文:一号店微博营销公共关系论文 一、一号店微博营销公共关系现状研究 在本课题研究开始之初，笔者对我国一号店微博营销的发展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发现其发展速度和发展成就已经值得我们瞩目，创立之初的月入不过万到今天的日入破万，其发展已经成为了引领我国商业进步的又一新生力量。笔者在观察中发现，一号店微博的营销方式已经拉拢了一大批长期顾客，并仍然有更多的潜在顾客，这说明其发展势头必定不会到此为止。微博营销以其价格低、购买方便等有点迅速占有了市场。实际上在发展初期，由于网络刚刚起步，人们对非面对面的商业交易存在一定的疑虑，不习惯机器之间的交易。但是随着网络商业的发展，人们也逐渐接受了微博交易的方式，并越来越愿意进行网上购物，这与其公共关系策略的良好实行是分不开的。针对这一点，笔者对当前我国一号店微博营销公共关系策略的现状做了一个研究，发现其已经日趋成熟，当前他们所具备的特点已经站在了商业的前端，使得一号店微博营销能迅速取得成功并持续引领这一销售方式的发展。笔者对其当前发展的特点做了一个总结，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号店微博页面的装修一号店微博营销的思路 主要是通过微博平台进行商品展示，然后通过微博进行商品推广从而获得市场的。但是其在发展的初期，思路较为简单，主要注重了微博的展示和信息的传播，而忽视了微博本身的吸引力。诚然，微博的使用人数越来越多，现在，我国的微博注册用户早已过亿，但是网民的焦点却较为一致，基本不会关注一些毫无创意和影响力的微博用户，而我国走简约路线的一号店微博营销方式也就不能发挥其原有的效果。因此，我们一号店的微博营销在其页面装修上做了文章，其微博页面采用了较为明朗夺目的色彩，更迎合消费者推出了不同风格的页面，另外，考虑到消费人群多为青年，其装修也有了更多年轻的基调。随着网页装修的不断优化，其吸引力也逐渐提高，粉丝数不断增长，这使得其顾客基数变得更大，真正的微博营销正是从这里迈出了发展的第一大步。 2.微博话题的发起和带入微博本来就是一个交流的平台 是一个展示和阅读的平台，而一号店微博营销在前期公共关系的处理上主要针对期展示功能进行了开发，忽视了其交流的功能。交流是微博立足的根本，缺少了交流平台的功能，人们对微博的兴趣就失去了大半。笔者在本市某大学做过调查，针对的是有网络购物经验的100名青年大学生，他们普遍表示经常选择网络购物，但是频繁的网络推销信息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缺乏交流的一些商家他们更会选择忽视或者屏蔽。因此在微博店铺发展的过程当中，其自身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注重了交流的环节和可交流性的话题环节，他们当前采取的营销方式一般是话题性的，将某个商品放入到一个背景当中或者话题性的故事当中供人们讨论，这些故事一般会令人感动或者富有哲理，有一定的讨论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商品得到了很好的宣传，而微博营销也有了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关注度更是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在当前看来，其微博公关的这种策略是十分明智和值得更好推广的，这是微博营销发展中所必须要关注的重点，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3.网络商品优惠营销价格优势 是一号店微博营销所具有的最大优势，但是在发展初期这一优势体现的是不明显的，更多的商家在微博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优惠，因此人宁愿在实体店进行购买。但是实际上，微博营销的商家拥有更多的客户群体，拥有更快的宣传速度和方式，更为主要的是，他们可以避免掉房租带来的成本，因此网络商家具有很大的价格空间。在一次次的网络价格调试中他们发现，每一次降价都可以使消费者群体上升许多，所以到现在，他们完全利用了网络营销的这种价格优势，薄利多销的销售方式也是他们获得成功的一大原因。 4.微博分区的清晰化 网络营销和网络商业的发展由来已久，在欧美先进国家，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国外的网络店铺发展十分迅速，其类似微博营销的营销方式也更加成熟。但是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落后于欧美先进国家，人们的意识和观念改变也较慢，尤其是微博营销本身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因此这些微博店铺的发展尚不完善。但是当前其发展形势是较为喜人的，效仿欧美先进的网络店铺，我国的微博店铺早早就有了分区的意识，服装、鞋帽、零食、日用品等分成大区，大区内部还有产地、规格等不同类别的精细划分，而当前，其店铺的分区更加清晰化，一件商品可能根据不同的属性划分到不同的区域，因此人们寻找商品变得更加容易，也更加愿意到网络商店中来进行选购。 5.意见征集模块的涉及网络店铺的优化问题 一直以来是一个困扰着商家的问题，因为当前人们的消费观念不断变化，而人们消费的热点也不断变化，甚至消费者对价格的承受力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微博店的革新往往无从下手。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微博店铺已经开设了意见征集模块，在这一模块，消费者可以直接提出建议和批评，对于此，商家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改革。另外，这种策略也使得店铺更加亲近消费者，让消费者有一种主人的感觉，从而提升人们的消费欲望，提升店铺的消费者数量。 6.社会性问题的关注作为一个交流平台 社会性问题一直是微博上的大热问题，也是微博一直不变的焦点，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微博能成为当前人们热衷的网络工具之一。因此关注社会性问题是网路店铺所必须要注意的。当前，我们的微博店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积极参与到了社会问题的讨论当中，甚至有一些店铺开启了社会援助计划，消费者每消费一次，其就会拿出利润的一部分进行社会援助。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的今天，这无疑是销售方式的一大变革。在这一营销方式之下，我国更多的消费者将对微博店铺有一个更好的印象，而这也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文明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微博店铺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 二、一号店微博营销未来公共关系发展策略的研究 一号店微博营销在我国的发展速度十分迅速，而在其发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商业未来发展的趋势。网络的发展十分迅速，微博的影响力也必将逐渐扩大，所以我们一号店微博营销的公策略也必须不断完善，只有不断的发展，其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在本课题研究的后期，笔者也针对我国微博店铺发展的现状做了一定的分析，并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一定的总结，综合这两个方面，我找到了一些一号店微博公关的发展策略，下面笔者就将这些展开叙述，希望能为我国一号店微博营销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为我国网络商业的进步发展助力，这些策略主要是基于微博店铺自身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微博大V效应的应用随着微博的发展，很多名人以及组织开设了自己的认证微博，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网络大V，而网络大V一经认证，其粉丝数量将直线增长。网络店铺的宣传不向电视广告一样可以随便播出，一方面网络广告容易被网民直接忽略，另一方面，靠薄利多销来经营的网络店铺没有必要和能力再做电视宣传。但是宣传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营销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利用当前出现的大V效应，雇佣大V来为自己做广告，让他们将自己的产品写进自己的微博当中，然后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认知度。 2.店铺文化的打造微博当前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的文化见解。而一号店微博营销却缺乏自身的文化，人们难以对其形成认同。因此，我们要打造一个自己的文化氛围，例如团队合作文化，我们要在微博中放出团队合作的一些视频，也可以在话题中放入团队合作的故事等等，让人们从店铺的宣传中感受店铺文化，一般来说，消费者更喜欢有文化底蕴的产品，这正是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表现。 3.意见征集模块的优化 上文中笔者已经提到，当今我们的一号店微博已经涉及到了意见征集，但是这种意见征集是存在缺陷的，因为微博可以算一种快餐文化，而微博营销也只是一种快捷交易，很少有顾客愿意为自己提出意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优化这一模块。首先，我们可以为意见征集编写一些感谢语或者小故事等，抑或在装饰上突出这一模块，吸引顾客注意。其次，我们的意见可以有奖征集，促进顾客提意见的积极性，让更多的顾客参与到意见的提出中来，使微博店铺的改革更有依托。 三、结语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一号店微博营销已经深入人心，其公共关系策略也日益成熟，本文笔者就针对这一点进行了研究，在探索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其未来发展得一些建议，希望能为我国一号店微博营销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帮助，也为我国网络商业的发展提供帮助，为我国的商业发展开开突破口。 作者：王泽宇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营销传播论文 一、微博——企业营销的新渠道 随着当代信息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各个渠道的信息充斥着各种信息平台，多数人对此感到无所适从。微博有限字数的信息传播使得企业的信息十分精炼，这样一来，企业第一时间在微博上、传递和评论信息，使得企业与目标受众之间可以实现更直接的沟通。借助微博，企业决策者能够很好地与市场前线形成对接，超时空的了解客户心声，掌握市场需求情况，避免市场信息辗转数级到达企业经营者耳中的尴尬局面。企业微博中的“粉丝”，多数属于在对企业感兴趣的情况下才会去关注企业微博，因而企业微博的跟随者大多是企业的受众或目标消费群体，企业微博的信息传播具有很高的精准度。这些用户的活跃程度相当高，据央视网公布的在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7月份的2010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与互动营销数据显示，“微博用户每天都使用的比例达到41.7%，2～3天一次的用户达到26.9%，仅使用一家微博的比例达到41.9%。”当前微博基本上仍处于免费使用时期，同企业其他营销方式比较而言，运用微博进行营销的成本可谓低廉。与传统的高额广告费用相比，企业在微博平台上信息均不收费用，即使利用手机，也只是需要支付由运营商收取的标准短信或彩信费。其次是信息搜索成本低，如果有人想通过微博了解企业营销的最新信息，他只需添加该企业微博“关注”，就可以成为企业微博的粉丝，被关注微博的信息都会自动出现在粉丝的微博页面上，同时，面对海量的微博信息，关键字检索功能能够帮助粉丝更快捷的搜索所需信息。 二、微博——企业营销传播的新动力 微博营销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目前，活动营销、名人代言、口碑营销是现阶段最为成熟的微博营销传播方式。活动营销主要是通过具有公众吸引力的活动聚焦关注，也是争取网友转发的较好方式。活动营销以互动活动、有奖竞猜、特惠活动最为典型。互动活动是指企业官方微博发博文，博友参与企业微博互动的一种活动形式。有奖竞猜活动是指博友通过回复企业微博的竞猜问题，获得奖励的活动形式。特惠活动，是企业微博赢得受众关注的有效方式，也可称为送礼活动，是指企业微博优惠政策，吸引博友参与的一种活动形式。在微博中的名人代言，是指先树立起一个具有关注力的名人，再通过其进行营销植入。名人代言对于企业微博提高微博人气、吸引粉丝有很大的帮助。例如，注册新浪微博的姚晨同时也是联通3G代言人，通过这一层身份充分与网民进行直接沟通，说服力要高于传统广告。企业家代言也是常用的名人代言方式，知名企业家蔡文胜曾发一条博文，凡是拥有过万名微博粉丝的个人微博，只要转发他送iPad的这条微博，就可以获得一部价值4500元的iPad，最终有16位博友获得iPad，由此推算，这件事能影响到的微博粉丝超过10万人。在微博上的口碑营销，是指博友通过互动，相互影响，对企业品牌造成影响的一种营销传播手段。对于企业微博内容的转发和回复，都可视为对企业的口碑传播，如戴尔集团有上百个Twitter账号，他们很好地利用Twitter随时随地与用户产生互动，并且及时解答用户疑问，对企业进行正面宣传，维护品牌，把所有的客户投诉都处理在萌芽状态，因而其客户满意度非常高。试想，如果能够把对企业的口碑进行收集和分类，久而久之，一个更真实的、有真凭实据的口碑信息库就建成了，相比那些只是提供企业联系方式，进行硬性营销宣传的微博，这样的口碑营销更受网民欢迎。 三、企业营销传播微博之构建策略 微博，是现阶段最新的一种信息分享、传播以及获取平台。注册企业微博的用户很多，但经营得不错的却寥寥无几，更多的企业官方微博还处于尝试和摸索阶段，那么企业该如何构建营销传播的微博呢？ （1）放长线，钓大鱼。人气就是力量，客户需要培养。构建企业官方微博，一定要先养好官方微博。目光放长远，不能只盯着短期销售提升了多少，不能急于做广告，操之过急只能事倍功半。使用微博的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玩微博的人，第二种是找答案的人，第三种是给答案的人。企业构建营销传播之微博，则是扮演“给答案”的角色，即满足“找答案的人”的需求。消费者购买产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找答案，购买一个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就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答案，企业要做的则是给出答案，不断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作答，实际上就是企业放长线的过程。这根线的宽度（博友数量）和长度（微博培养时间），决定了企业微博带来的最终效益。 （2）适时更新，内容适度。首先，不同时段要发表不同主题的博文，人们在白天与晚上会选择不同类型的信息，正如日报和晚报在内容设置上有所侧重一样。其次，发博文要24小时区别对待，有的人喜欢夜间浏览信息，有的人则喜欢早期观看微薄动态，不同的人群习惯是不同的。第三，要掌握发博文的最佳时间，和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一样，微博传播也有自己的黄金时段，从个人使用微博的感受而言，黄金时段一般在10：00～12：00和20：00～23：00，当然，不同企业微博的黄金时段也会略有变化，这主要由企业微博博友的客观情况决定。 （3）沟通要有人情味。人情味即意味着不能把企业微博当成一个冷冰冰的工具，微博传播有着无可比拟的亲和力，由“周末过得怎么样”构建的关系，似乎要比“你今天打算买货吗”建立的关系更加牢固。它少了些教条，多了些人性化。企业选择微博这种轻松的互动方式，调动用户参与其中，深层次地走入用户的内心，用情感链条联结起品牌的影响力，成为交流的又一绝好的桥梁。企业通过这一途径与用户零距离沟通，使企业品牌形象走进用户的心中，这无疑会成为富有人情味沟通的又一靓丽风景。 （4）全民皆兵，增强公信。微博是企业在公众面前展示形象、沟通交流的阵地。面对庞杂的互动信息，仅靠一两个管理员是远远不够的，企业需要普通员工在微博上扮演起“形象大使”的角色，与众多粉丝们平等的交流，提供更多有趣的、更具个人视角的图文信息。通过这一方式，企业微博将企业信息更加公开化、透明化，同时，企业微博的全员参与策略还会加强员工之间的联系，增强企业员工的团队配合能力。人人都有发言权的时代更要注重话语的含金量和可信度，物以稀为贵，诚信是现代社会弥足珍贵的品质，对于企业和产品品牌来讲更是如此。全民皆兵的微博经营策略，员工在微博上记录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让粉丝们更了解企业和产品“背后的故事”，这种轻松的分享方式，会使企业公信力大大增强。 （5）与其他媒体结合。与其他传播媒介一样，微博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其传播效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企业进行微博营销传播的目的，是把企业经营得更好，虽然微博在实时更新的快捷性上领先一步，但140个字符的局限，使其先天性不具备深入描写的功能。除此之外，每个媒体的固有属性是其他媒体无法超越的，这要求企业不要过度依赖于微博进行营销传播，而是要综合使用其他媒体，与微博上的营销传播活动形成呼应，多条腿前进，或许路会更多。 作者：刘东阳单位：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营销企业品牌论文 一、微博营销现状与特点分析 如何提高活动参与度一直是企业讨论的经久不衰的话题。改变用户的网络行为浪费了顾客大量的时间，复杂的参与方式使顾客失去耐心。传统营销仅仅局限于企业自身推广，企业不能听到直接、及时的用户反馈，而透明度低是其最大的问题。Twitter在很多美国企业中很流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Twitter便捷促销产品方式和完善的客户服务。在互联网中，在微博上互动和营销产品已蔚然成风，在企业看来，似乎每个粉丝都是一个潜在客户。不光是Twitter，还有Facebook，用户分享的海量级信息，在不同类型的商业领域崭露头角，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因此尝到了甜头，并想方设法利用社会化媒介寻找潜在客户，并和客户做即时的沟通、互动、促销等。而用户自然就成为了信息传播的参与者，帮助企业把信息迅速转发给更多的参与者。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全球范围内使用Twitter的企业数量迅速增加，同比增长78%。Twitter在欧洲使用也十分广泛，增长比例达到83%，而亚洲企业数量增长比例也达到了68%。截止到2008年，全美只有42%的企业使用社会化营销。而到了2010年，在Facebook和Twitter上开展了社会化媒体营销的美国中小企业则达到了70%，而这一数字还在逐年上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入微博营销的行列。2011年3月，腾讯微博抢先一步，极具眼光地率先开发了微博管理应用。在中国，微博营销的发展形势一片光明。微博在企业中应用十分广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人格彰显品牌的品格，塑造企业形象和维护品牌形象；二是和传播信息，与企业已有的管理平台相结合，并寻找潜在的客户。微博营销的效果十分明显，用最小成本实现快速度、大范围传播，但是大量信息的定向传播还是个重要的问题，谈扩大企业品牌和产品的认知度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微博的转发模式是迅速传播信息最便利的工具，但便利不等于为人所用，所以，做出真正优秀的内容，真正与消费者产生共鸣就显得尤为重要。与企业博客相比，企业的微博具有要求低、内容短、实用性强的鲜明特色就凸现出来。企业如果想要实现飞速营销，就必须删繁就简。 二、微博营销对企业品牌的积极影响 1.微博营销展示品牌形象。企业依据自身的定位和实力，选择一个微博平台，开通企业微博，并获得运营商的官方认证，往往具有权威性的东西更具说服力，同时企业的可信度得到保障；通常文字、图片、视频等具体化的东西更具吸引力，同时，多样化的形式可以彰显企业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企业品牌和企业产品的个性深入人心，这样企业的品牌形象就显得高大了;用微博跟踪和整合品牌传播活动，使用户印象深刻，方便用户的实时检索；利用关注与互粉的途径，让企业与消费者更近。 2.微博互动塑造品牌。企业在微博上可以开简短的新品会，并与用户互动交流，了解他们的需要。企业可以利用微博快速推广新产品，不仅如此，还起到“新品技术说明书”的作用。反馈和客户服务是客户最关心的问题，良好的客服还能成为企业品牌知名度的重要宣传工具。粉丝数量是企业微博营销关键，使粉丝良好的交流、互动，逐渐提高企业的网络知名度。2009年的广州车展，著名汽车企业——长安福特采用“微博”吸引了大量粉丝，促进了企业品牌的宣传。此外，还鼓励微博用户相关博文，在短短的数天时间内，长安福特的官方微博的粉丝互动交流迅速升温，一度成为新浪企业官方微博中的佼佼者，粉丝数量也跃居第一。如上述案例，随着企业官方微博被广大用户所熟知，博文也被粉丝迅速转载，长安福特可谓如鱼得水，不仅得到了大量粉丝的关注和支持，也使粉丝不断的了解品牌，成为品牌忠诚的潜在客户群。另外，由于新浪微博平台的开放，“美丽说”的微博营销也做得相当成功。这一时尚的无线营销工具，使企业尝到了甜头。 3.微博亲和力彰显企业魅力。品牌的塑造不仅包括产品、形象、个性方面，企业本身的魅力更加重要。长久以来，企业忽略自身的文化形象，很难和消费者靠近，这就使企业与消费者慢慢脱节，而互联网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微博具有人性化和亲和力，它摒弃了教条、门槛、规则，大家畅所欲言。这种简单、轻松的互动方式，可以深层次地了解用户的内心需要，调动用户参与的积极性，用情感彰显品牌的影响力。微博走进用户的生活和内心，像亲密的伙伴，成为绝好的交流缔结。企业通过微博与用户拉近距离，使其品牌也深入用户的内心，微博营销无疑成为市场营销中的一颗闪亮的新星。当今这个新经济时代，瞬息万变的形势需要信息的快速传播、个性的创新。因此，微博营销可以使企业走在品牌营销的前列。 三、结语 世界各地的企业发展趋势充分证明，产品是生产出来的，而品牌则是通过和客户建立长久的相互信赖关系形成的，这种人情关系更为难得。唐•E.舒尔茨在阐释产品与品牌的区别时强调：“产品只能满足客户的物质需求，而品牌才能够满足客户的精神需求”。企业若想取得长久发展，必须注重品牌的塑造。 作者：李志国单位：松下冷链（大连）有限公司 微博营销论文:企业微博营销传播论文 一先行研究 目前关于微博营销效果评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首先在实际操作方面，大多数企业在进行效果评估时存在误区。第一，缺乏科学评估工具。许多企业与组织往往通过社会化媒体监测工具进行评估，主要以第三方服务商(如众趣、微博派、微博大师等)和微博平台提供的第三方独立分析工具(如微博风云、weibo日报、微博分析家等)为主。第二，评估只停留在对企业微博运营、粉丝属性与转发行为等进行初步的数据统计。企业微博营销迫切需要一个全面、科学的效果评估体系。 其次在理论研究方面，效果评估的专门性研究相对贫乏。学者赵爱琴与朱景焕将企业微博营销对用户产生的影响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注意—参与—态度—行动—保留，依据这五个阶段形成的循环过程分别选取关键评估指标。陈晓明与王睿则各自在AISAS法则下，得出与上述成果相类似的影响微博营销效果的评估指标。这些学者的研究，基于消费者行为研究进行评估指标的推导，具有一定的体系与理论支持，但关于传授双方对效果评估是否产生影响、如何影响的问题，学者们并未做深入探讨。因此笔者将从这点着手研究，希望为微博营销评估指标研究的完善尽一份薄力。 二研究假设 本研究基于认知、态度、行为三个层面展开假设。“关于传播效果的不同观点，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传播过程各要素的作用以及由这些要素对受众所产生的影响;另一类是强调传播过程对受众、社会以及传播者自身的影响，并强调影响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我们认为企业微博营销的传播效果与微博的传授双方及传播过程息息相关。基于认知、态度和行为这一逻辑顺序，我们将它们分为两个节点与两个过程:信息节点、信息接收节点和信息传播过程、信息影响过程，构建微博营销的传播路径，依照这一路径进行传播效果研究，借助抽样调查方法和现有研究成果寻找各个阶段的测评指标。 三研究方法 通过前期理论研究我们发现，基于信息传播过程与信息影响过程评估指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基于信息传授双方的评估指标研究却存在空白，为了补足这一缺失，笔者在采用文献分析法对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两个过程(信息传播过程与信息影响过程)的评估指标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借助抽样调查法，以受众为调查对象，根据调查数据证明信息传授双方对传播效果产生影响的假设，并推论出两个节点(信息者与信息接收者)下可供测评的评估指标。本调查以微博用户为调查对象，并针对信息者和信息接收者这两个节点设计了25个问题，以问卷星为在线调查平台，为期两个月，共回收450份，其中有效问卷418份，样本数量足够。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为了确保我们的调查对象为曾接触微博营销的微博用户，从而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我们设置了5道题，来了解受访者个人情况与微博使用情况，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年龄、职业，以及微博使用频率与习惯。数据显示，93．07%的受访者开通了微博，这部分受访者构成了本次调查的有效样本。第二，为了求证信息者(即企业微博营销号)对营销效果是否会产生影响，我们设置了7道题来了解受访者对营销微博的态度、关注偏好、关注兴趣与关注类别，挖掘引起受众关注企业微博的因素。第三，为了证明信息接收者(即微博用户)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力，我们设置了13道题来了解微博营销下受访者的态度与行为变化，从而总结出驱使用户转化销售行为的因素。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信息者“要保证传播取得最佳效果，既要注意对受众的研究，更要加强对传播者自身的研究。”在整个微博营销过程中，作为信息传递的起点，信息的情况与具体内容直接影响着信息传播过程，是微博营销效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1．微博。企业官方微博的情况主要是企业所发的微博数量和更新频率。可观的微博数量可以为用户提供海量信息，持续的微博数量则可以增加企业的曝光度和知名度，是影响微博营销效果的重要因素。 2．微博内容。调查证实，微博内容对吸引受众、保持受众粘性具有重大作用。数据显示，41．58%的微博用户关注某企业微博的原因在于其拥有高质量的微博内容(如图2)，仅次于因个人偏好而关注企业微博。可见微博内容质量直接影响受众对企业微博的接受程度，是效果评估的重要指标。 (二)信息传播过程信息传播过程是指企业营销微博信息之后，用户与企业微博之间产生的互动过程，也是使用户注意到企业信息的过程，这一过程中的效果评估指标的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与全面。有学者认为，作为衡量信息曝光度的关键评估指标包括页面流量、品牌搜索量、品牌提及量、粉丝数量与质量，衡量用户与企业互动性的关键评估指标包括转发量、评论量、短链点击率、特定活动参与量及话题讨论量、企业回复量。 1．曝光度。我们认为企业信息曝光度的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企业微博的访问量、粉丝量、链接点击量、品牌被提及量和活动参与数。 2．参与度。现阶段的微博营销中，用户参与度被大多数企业用于评估微博营销效果测评。主要是通过对转发量、评论数、点赞量、关键词提及量、@好友数的统计来进行评估。 (三)信息接收者信息接收者指的是企业微博的粉丝。除了僵尸粉对效果评估造成的偏差，大部分学者尚未对受众自身微博情况进行考量。微博在传播模式上是核裂变式的“链式反应”，具有病毒性传播特点和典型的多级传播属性。这是一种信息交互式传播模式，受众既是信息接收者也是信息传播者，能即时产生二次传播。同时调查结果显示，53．47%的用户表示，所关注的微博用户或粉丝的推荐和分享会增加其对产品、品牌的兴趣和好感，41．58%的用户表示这些推荐和用户会成为购买时的选择之一(如图3)。可见企业微博信息经由粉丝的二次传播而产生非常惊人的效果。中国旅游研究院与艾瑞咨询集团提出的评估模型，从覆盖度、活跃度和传播力三大指标按权重综合计算。覆盖度包括粉丝数、活跃粉丝数、加V粉丝数等。他们将粉丝质量的衡量也纳入到效果评估中来。结合他们的观点，我们认为影响二次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主要有粉丝质量、粉丝活跃度、粉丝与企业的行业相关性与粉丝评价、转发态度。 1．粉丝质量。考虑到僵尸粉市场的存在，想要更科学的评估，粉丝质量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在企业微博的粉丝中，拥有高质量粉丝特别是微博名人、微博达人等意见领袖将有利于信息的广泛传播，提高受众对品牌信息的接受度。意见领袖在网络时代被认为是“新意见阶层的核心人群”，在微博营销传播过程中，意见领袖扩大二次传播的辐射区域，提高了信息的传播力。对高质量粉丝比例的调查可以使效果评估更加准确。 2．粉丝活跃度。活跃粉丝是指账号的粉丝中有活跃行为的用户，活跃行为包括在一段时间内有登陆、发博、评论等使用行为。目前国内微博面临着活跃用户逐渐减少的问题。如果粉丝中活跃粉丝的比率太小，将难以充分与受众产生互动，阻碍品牌传播。仅从粉丝量来考核企业微博的被关注度易造成偏差。 3．粉丝与企业的行业相关性。根据调查统计，31．68%的微博用户处于行业属性相同的原因而关注某个企业微博，并且69．31%的微博用户认为企业微博营销使他们了解了某一行业的动态。这说明企业微博营销过程中所传递的行业信息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同行业人群关注。而微博“你可能喜欢的人”这一推荐功能也能促使企业微博在同行业人群中的传播。 4．评价、转发态度。单纯的回复量和转发量只能说明企业微博营销信息的传播范围和传播力。传播效果受评论和转发的态度决定。如果企业微博在信息之后，获得的回复和转发大部分都处于正面、积极的回应，那说明企业通过微博传播的信息给用户留下了正面的印象，这是证明企业微博营销取得理想效果的佐证之一。反之，则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由于用户态度无法通过数据进行有效测量，我们认为在统计数据的同时也需要依靠内容的分析来实现。 (四)信息影响过程信息影响过程是微博营销传播过程的末端，是微博营销传播效果最明显的一块，主要包括品牌认知影响和产品购买影响。 1．品牌认知。 企业微博营销产生的首要影响就是改变了受众的品牌认知。品牌搜索量、企业微博帐号排行、官网访问量、官网在线注册量、官网访问量都是衡量微博营销后受众品牌认知度的直观数据。同时58．42%的用户愿意就产品问题通过企业官方微博的渠道进行沟通。例如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和疑问，可发微博@企业微博进行质疑，形成一个信息反馈的过程，所以还应将企业微博被@量作为评估系统的参数之一。 2．产品购买。 根据调查结果，如果对微博营销的产品感兴趣，50．5%的用户愿意去实体店或专柜购买，55．45%的用户愿意去相关网站购买，在线订购量与到店顾客量则是衡量营销效果的最直观数据。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从微博信息的传受双方出发，发现现有基于信息传播过程与影响过程的研究成果的局限性，提出将企业微博与微博用户纳入到微博营销传播效果评估模型的构建中来，使评估系统尽量完整，通过问卷调查证实这两方面对微博营销效果评估的影响力，并归纳出一系列可供分析与测量的评估指标。 信息者的评估主要从微博的与微博内容出发，包括微博数、微博更新频率和微博内容质量。信息传播过程以曝光度与参与度为测量维度，包括访问量、粉丝量、链接点击量、品牌被提及量和活动参与数、转发量、评论数、点赞量、关键词提及量、@好友数。信息接收者的效果评估主要基于信息的二次传播力，通过粉丝质量、粉丝与企业行业相关性、活跃用户比例与回复和转发的评价态度来进行评估。信息影响过程的效果评估通过产品购买与品牌认知来测量，指标包括品牌搜索量、企业微博帐号排行、官网访问量、官网在线注册量、在线订购量和到店顾客量 作者：单文盛姜丽秋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传播学受众理论在微博营销的运用 在中国市场，自2010年开始，企业纷纷加入到微博营销的队伍中来，借助微博进行营销，开拓新市场。微博以迅猛的速度传播着企业产品价值，为推动企业营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传统的一些营销模式相比，微博营销具有独特性。微博营销与博客营销：博客营销是以博客文章（即信息源）的价值为基础，以个人的主要观点阐述为主要模式，表现形式则为独立的一个网页，而这样的表现就对文章的内容数量和质量有一定的要求，这也是博客营销的瓶颈之一。相较而言，微博内容则短小精炼，重点在于表达即时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单纯的对企业新闻或产品的公布和介绍。在传播模式上，微博更注重时效性，是通过互粉用户友的浏览、转发，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人群传播，是一个快速传播简短信息的方式。博客营销则是通过搜索引擎搜索获得持续的浏览，且对时效性的要求不高，这就决定了博客可以获得多个渠道拥护的长期关注。此外，两种模式在用户获取信息上也存在差异，微博营销使得用户可以利用手机、电脑等多种终端方式获得，实现了“碎片时间资源集合”的价值，方便快捷。概括来说，微博营销是利用社会网络资源，而博客营销在很大程度上，则是依靠个人力量。 1微博营销国内外研究现状梳理 2011年，中国的微博用户人数已达近6311万人，这样的大幅占有率，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了微博营销，这其中不乏许多成功的微博营销案例。而对于微博营销的成功的原因分析，从现有资料来看，近60%的文献均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少之又少.笔者认为，其落脚点应在于“微博”——这一新兴传播媒介。其实在微博营销的过程之中，对于能否有效地利用传播学理论是企业微博营销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营销专家JeremiahOwyang在《企业社会化媒体战略的5种形式》文章中将企业社会化战略总结成5种模式，可作为企业微博营销战略模式的参考。即：集权化、分布化、HUB式、蒲公英式和蜂巢式。这5种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实现点对多的传播模式。而实现这种多点传播的重点就是注重维护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的媒介接近权，并使得其可以充分发挥此种权利。所谓媒介接近权是指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同时，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企业进行微博营销则充分利用微博这个载体，充分满足了草根阶层表达话语权的需求，关注受众的心理需求和情感诉求，同时又通过名人效应在微博界内形成的意见领袖效果，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通过对行销内容的设置安排，充分展现自身优势，使得造势最大化，最终实现企业微博营销的目的与效果。 2传播学受众理论在微博营销中的应用 2.1传播学受众理论简析在大众传播研究中，受众指的是大众传媒的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受众是一个集合概念，最直观地体现为作为大众传媒信息接受者的人群。传播学家克劳斯将受众分为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不但接触了媒介内容而且也在态度或行动上实际接受了媒介影响的人。对传媒而言，这部分人就是有效受众，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实质性的传播效果，这就是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2.2受众理论在微博营销中的应用微博营销的盈利从传媒的角度来看，可将其概括为注意力经济，或延而广之，可将其称之为影响力经济。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提出，受众的“注意力”——传媒所凝聚的受众的注意力资源—是传媒经济的真正的价值所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于传媒产业的本质问题，有学者认为是影响力经济，即“作为资讯传播渠道而对其受众的社会认识、社会判断、社会决策及相关的社会行为所打上的属于自己的那种渠道‘烙印’”。现今的微博营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种影响力经济，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从受众出发。在中国大陆，传统的媒介传播形式，是由媒介本身选择内容，或者作为主要的载体平台向受众进行传播，受众无法介入。现今的微博营销，受众本身即是一个信息源，再借助互联网这样一个虚拟空间，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信息的共享与传递。微博营销者利用自身或者他人在微博上的影响力，将预测受众转化为实际受众，不仅避免了普通受众对于一味的明星效应的排斥，同时，也满足了受众渴望成为“主人翁”的心理，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除此之外，微博营销还通过满足受众的参与性心理，实现对受众的吸引。 3议程设置理论在微博营销中的应用 3.1议程设置理论简析所谓议程设置理论，指的是就物理视野和活动范围有限的一般人而论，关于当前事物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通常来自大众传媒，大众传媒不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它确认了媒介议程和受众议程之间的因果关系，将媒介定位为“进行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手段，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把关人，即可以决定报道什么样的内容，和以怎样的顺序和怎样的形式告知受众。 3.2议程设置理论在微博营销中的应用成功的微博营销，一大特点就是选取了正确的内容，按照合适的顺序将企业想要推广的项目告知受众。在微博营销背景下，议程设置理论在一定程度可以概括为传播媒介的“环境再构成作业”，即企业通过微博这样一种新兴媒介，为受众营造出一个“拟态环境”。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讨论主题，在现实社会中阶级不同的两个人在这个社会里可以平等的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企业本身可以塑造出一个虚拟的形象与受众进行沟通、交流。譬如宝洁旗下的碧浪洗衣粉在微博上塑造出“浪姐”—这样一位知心姐姐的形象，而这位企业微博的形象代言人，并不是进行企业产品的营销，而是真正的为受众答疑解惑，甚至在留言版里对于受众出现的情感问题都进行了耐心的讲解，而这样的一种方式，不仅使得“浪姐”形象深入人心，也使得碧浪洗衣粉的销量随之上涨，良好的企业形象得以树立。 4意见领袖在微博营销中的应用 4.1意见领袖简析在传播学中，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观点或建议并对他人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称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一词最早是由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20世纪40年代初，在传播学关于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中，拉扎斯菲尔德突破传统的“子弹论”和“皮下注射理论”，提出了意见领袖这一概念，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两级传播，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按照：大众传播——意见领袖———般受众这样的模式进行传播。 4.2意见领袖在微博营销中的应用1）VANCL（凡客诚品）---明星效应明星效应对商家的微博营销活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应，例如凡客邀请姚晨作为其代言人，众所周知，姚晨在微博上有微博女王的称号，粉丝达到2309多万（截止2012年8月为23093939人），2309多万粉丝的效应可以说是相当于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媒体。凡客先后邀请姚晨、徐静蕾作为其产品的代言人，开展微博营销活动，明星带动自己的粉丝参与活动，转眼间，活动像“病毒”一样顺速传播，最终促成了凡客微博营销的成功。这正是因为充分发挥了姚晨本身作为公众人物在微博上的号召力，她就是其2309多万粉丝的潜在意见领袖，通过姚晨的微博对活动进行宣传，在其粉丝圈内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打响了营销活动的知名度。2）草根阶级角色转变——微博中的意见领袖微博，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让草根阶级可以拥有的一定话语权。微博营销在其营销过程中充分践行了让草根阶级发挥自己话语权的特点，让草根阶级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社会中做一名“意见领袖”。举例来说，顾客在选择是否购买一个产品的时候，除了考量价格、品牌等因素之外，对于使用过的人的意见是极为看重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并不能及时了解到使用者的信息，但是借助于微博，这一切就可以实现，而这些人通过自己对某产品的评价，在网络上进行推介，而又有更多的人对这样的信息感兴趣，就会自觉转发，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这个最先产品使用情况的人，对于他的微博内容—对产品的评价，十分信任，从而，此人就成为了对某品牌有兴趣的顾客群中的意见领袖，而这样的人，就是身边的普通人，也就是笔者所提到的“草根阶级”。 5企业微博营销成功的传播学建议 微博正在把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一起，并且有着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而如何去正确的使用微博营销，并得其效益最大化？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1）更加关注受众。关注受众是指要关注受众的需求，首先是心理需求，要知道顾客想要买什么。物美价廉，是每一个顾客的美好愿望，那么企业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满足顾客的需求，至少在形式上要满足。其次是告知与表达需求，这是指每一个受众其实都希望自己的言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人，通过这样的影响，从而获得自身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受众也希望能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可以对自己购买或者即将购买的事物拥有一定的发言权，这些，微博营销可以满足；2）关键在提升微博人气：微博的特殊性决定了微博营销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粉丝数和转发评论量所决定，因此人气的比拼就是关键，而这里的人气指的是网络人气。比如两个教育机构新东方与启德教育，新东方作为国内教育业的大亨，其知名度可想而知，而启德教育是国际教育领域的知名品牌，在国内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可是，在两大机构的官方微博上笔者发现新东方的微博所发条数仅为启德的千位数的1/3（截止2012.7.21），但是粉丝数确是启德教育的6倍（启德教育：68000新东方：370000），而巨大的数据差距背后就是人气的差距，因此人气是微博营销中尤为关键的因素；3）加强互动：企业微博营销团队要积极查看并回复微博上粉丝的评论，被关注的同时也去关注粉丝的动态，这也是对粉丝的一种尊重，会使得粉丝的心理产生强烈的满足感与愉悦感，反之，则会对该企业的印象加深，更信任，从而更愿意去购买企业产品或其他相关物品。微博营销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主动传播，企业在营销信息的时候，只有取得用户的信任，用户才会帮你转发、评论，从而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和营销效果。而互粉这样的一种互动行为，会使用户觉得企业真诚、热情，同时在关注粉丝的同时，也可适当对粉丝发表的微博信息进行一定的转发、评论，与粉丝结成亲密的伙伴关系，为今后营销信息的转发或是产品的购买打下夯实的基础。 作者：陈舒胡曦明周威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微博营销论文:微博营销特征与对策 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企业做好营销工作、提高服务质量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微型博客的出现促使上网用户的行为呈现出新的特点，也对企业提高服务营销的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研究和探讨新兴的微博的特点，有效地利用这种工具促使企业更好地开展服务营销，是一个颇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微博应用的发展现状 据iResearch艾瑞咨询iUserTracker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 10 月，中国微博服务的访问用户规模已经达到12521.7万人，较2010年3月增长1.4倍；2010年用户渗透率从3月的14.7%增长到10月的36.9%。艾瑞咨询分析认为，微博作为用户交流传播的信息平台，其用户规模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微博既能满足用户表达自我的需求，又能维持用户之间的社交圈，具有博客和SNS的双重功能；同时，微博具有表达简单、更新及时的特点，符合现在网民主流人群生活节奏快速的要求。 随着微博的兴起和日渐走红，以及众多门户网站和垂直网站对微博不遗余力的推动，微博已经成为2010年最劲爆的社会化媒体。微博营销也成为互联网营销者挂在嘴边常常议论的话题，纷纷研究如何让微博产生利益最大化。各大企业也紧密关注其发展，以期在分众化、碎片化的网络时代，极快攻下消费者的心理防线，占据消费市场。 二、微博营销特点 为更好地开展微博营销，企业需要先认识微博营销的特点： 1.重服务轻促销 企业在进行微博营销时，应该把微博看做是社交平台，而不是促销平台。微博信息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和情感性，这样才能对粉丝产生较强的吸引力。而过于注重微博的促销作用，充斥着“最新推荐”、“畅销新品”之类的商业语言，信息生硬乏味，只会使信用度大跌，让粉丝们敬而远之。 2.重情感轻灌输 与传统博客、新闻网站等网络传播平台相比，企业微博更具有情感色彩。企业微博的粉丝大多是顾客或潜在顾客，他们对于企业的产品、服务和品牌文化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和认同，微博吸引他们的地方是关于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共同话题，以及情感的体验和娱乐互动。凡客诚品发现，如果微博的内容只限于企业自身范围，话题不多，比较难吸引粉丝的关注。而增加一些美女、名人、新闻等八卦话题，就能够有效地提高微博的关注度 3.重定位轻滥发 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微博，使得微博的数量与日俱增。企业应当意识到，不计其数的微博正在相互争夺用户的注意力。如果无法吸引用户，企业微博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最糟糕的方式就是在微博中滥发信息，使得粉丝们无法容忍而降低对于企业微博的关注，并很快遗忘该企业微博。 4.重互动轻单向 网络时代公众已经不满足于单向接收信息，而希望实时参与信息的选择，企业微博则会对这种选择做出反应。互动能够有效地激发访问者的兴趣、提高关注度以及回访率。企业微博要吸引用户关注就必须给用户一个乐于谈论企业和品牌的理由，比如可以发起各种话题来吸引公众参与讨论，也可以组织丰富的线上活动，如有奖竞猜、在线投票、线上直播、捐赠等等来实现与粉丝的互动。 三、微博营销策略 为了更好地运用微博来增强品牌影响力，企业必须思考如下的微博营销策略： 1.全员参与策略 微博是企业在公众面前展示形象、沟通交流的阵地。要想吸引越来越多的粉丝，仅靠一两个管理员是远远不够的，企业需要普通员工在微博上扮演起“形象大使”的角色，与众多粉丝们做平等的交流，提供更多有趣的、更具个人视角的图文信息。企业微博的全员参与策略还会加强员工之间的联系。 2.整合营销策略 企业开设微博是在“圈地”，地能圈多大，要看企业是否善用整合营销策略——在有效把握目标受众心理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手段来宣传推广微博，形成一种立体化的宣传网，成倍地扩展微博的影响力。 3.代言营销策略 代言营销是企业微博推广的重要途径，对于提高微博人气、吸引粉丝有很大的帮助。利用社会名人代言是很多企业的选择，如韩寒、王珞丹代言凡客，招徕了大量粉丝。企业家代言也是常用方式。不少企业家本身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可以为企业微博吸引来众多粉丝。 4.互动营销策略 企业微博并非是企业唱独角戏，采取互动营销策略可以满足粉丝们的创造精神和分享意愿，调动粉丝们对于企业微博的热情。 四、结束语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微博正在进入高速发展期，越来越多的企业也看到了微博营销的潜质，但是也暴露了众多问题，企业微博应当是信息还是促销比拼？是树立“正面形象”还是要“献丑”？诸位嘉宾也提到，企业微博营销要结合自身实际，不能盲目跟风，要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别和消费客户群，有针对性地选择网络营销方式，才能各显神通，达到最佳的营销效果。 微博营销论文:运用微博推动网络营销对策 小微博大战场，社交化的电子商务在Facebook上已逐渐被证实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商业模式。在我国，微博平台正在凸显出这样的潜力。有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国内微博用户已达到1．95亿，半年增幅逾200％。微博服务在为国民构建全新的社会传媒平台的同时，也成为各行业巨大的新生营销战场。 一、正确定位，合理规划 运营商的微博营销目前处于强化概念、提升热度的阶段，在此基础上，如何准确认知微博传销模式、细化策略、扬长避短、对应市场、提升效率，是相对长久的任务。笔者认为现阶段微博营销模式更适合宏观上的宣传，可以通过活动营销，即利用微博平台的互动性和传播性在网络平台上开展主题营销活动积攒人气，开展植入式广告、品牌宣传、客服新平台等活动进行宣传。通过功能互补的实名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平台以及传统营销模式作为辅助补充，也许能够对当前微博自身功能短板引起的部分问题起到缓解作用。 二、抓住客户需求 （一）加V认证 如今在新浪微博注册的企业已有30000家，从腾讯微薄商业运营中心总监艾芳得到的数据是，每天都有40家以上的企业注册或申请加V，就在1年前，利用微博营销的方式还不被企业认可，如今企业却纷纷加大对微博营销的投入力度。因为企业开始认识到微博可以帮助他们在网民中进行辅助宣传，借助我国几亿网民的舆论力量，例如，科比来中国之前，耐克通过官方微博将此消息披露，科比在中国期间，开展的会等活动耐克都会邀请科比在微博上的粉丝参加，很快便提升了微博用户对耐克的关注度，成功实现了品牌宣传。作为运动品牌的龙头老大———耐克，尚且如此重视微博的宣传力度，这给其他企业的品牌宣传带来了启示。 （二）通过微博去塑造企业形象 例如，以往人们对东风雪铁龙的品牌印象大多是偏时尚，定位于白领男性。在其公司微博上，除了与车有关的信息，还会谈论和车有关的生活、旅行等话题，吸引了超过60万的粉丝，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这些关注者来自各地，有不同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形成了一个鲜活的群体，完全打破人们对东风雪铁龙的传统印象。“你会经常看到员工和粉丝的互动，用户能切实感受到他们的员工年轻有活力，且思维活跃，爱生活，讲品位。”艾芳如是介绍，用户因此逐渐对企业有了立体的感知，增加了对品牌的好感，软化了企业形象。 （三）作为营销渠道，社交媒体比传统媒介更加廉价和灵活 尤其对中小企业，微博可以说是量身定做的平台。公众通过对话、参加活动关注和了解企业和产品，从而有效地拉动了实际销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好乐买，一新款女士凉鞋，配上图片和互动，就能引来很高的关注度，每天通过微博实现的销售常常超过上千订单。“企业相当于在微博上开了一个店铺，客人永远都在那里，只要产品质量好，配送方便且价格公道，用户就会愿意购买。”艾芳认为，企业利用微博营销，只要把服务、产品、互动有效地和用户需求结合起来，便会发现更多商机，而要在微博平台上打持久仗，更关键的是内容。 三、提升微博营销的思维水平 新浪微博平台的基本原则是草根性和原创性，而且有字数限制，这对于微博营销的参与者是一道难题，因为对于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运营商而言，发展趋势不该是将其宣传设计理念随大众“草根化”。尽管对于运营商来说，在其进入微博营销的初期，抢占先机，提升热度很重要，但是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在每条微博有限的信息量中发掘创意、包装策划，如何以简明的图文形式达到最佳效果，并且将创意的字数压缩在140字的微型营销空间内。当前国外的微博广告已经趋于成熟，时常出现令人眼前一亮的创意设计，或许这可以给我国的企业利用新浪微博这一良好平台进行网络营销以很好的启示。 （一）增加粉丝数量，并保住粉丝数目 1增加粉丝数量 首先要互相关注。选择一些人，关注他们，这样就会在他们看到的时候也会同样关注企业的微博，相互关注的几率很大，这样粉丝自然就会增多。其次是贴标签。贴上一些和企业有关的标签，这样就可以吸引相关方面的人或者单位注意到自身的企业。再次是发笑话。企业发与企业有关的商业信息固然重要，但是不一定会吸引那么多的人关注，那么，企业可以同时发一些有意思的段子和搞笑的图片，经过转发之后企业的知名度也就增加了。 2要保持粉丝数量 首先是避免刷屏。可以多发表一些微博，但是如果过分刷屏，为了引起注意不停地转发没有营养的、与企业的内容甚至没有关系的微博，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尤其可能让因为企业的文化或者其他因素而关注企业微博的粉丝感到失望，这样就使取消关注的几率变大，企业的做法也都成了无用功。其次是多发表有意义的内容，最好是原创。没有人愿意看到打开的微博页面都是一样的内容，即使再有意义，再搞笑也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再次要＠人名。如果被提到了，即被＠了，要记得回复，说话要风趣幽默，并且与企业相关。同样，当企业发表有关消息的时候也可以＠其他人，找一些可能会对话题感兴趣的人，＠他们，这样企业就有了免费的广告传播者，不但增加了企业文化和活动的影响力，也会给企业增加更多的粉丝关注度。 （二）根据目标消费群体，即目标粉丝，建设微博内容 1明确目标粉丝 这是微博营销的基础。当一个企业的粉丝超过100时，这个企业似乎就是一本内刊；当粉丝超过1000时，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布告栏；当粉丝超过1万时，这个企业就像一本杂志。不管微博的内容是什么，是原创还是转载，都要与目标用户相关联，并引起目标用户的注意。 2微博内容要吸引人 内容的“质”比“量”重要的多。不管是什么方式的广告宣传，内容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管形式有多么新颖，没有吸引人的内容是没有用的，利用微博营销也是这个道理。有了吸引人的内容，粉丝才会更加关注企业的微博内容，并且通过转载等方式，将企业的消息进行传播，增加粉丝的数量，从而使企业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三）通过活动与粉丝互动 企业可以利用节假日时间，搞一些促销活动，在微博上，并且增加转发次数，或者＠好友的方式，给予购物折扣，将营销方式应用到微博营销，从而扩大企业的知名度，增加收益。案例：元洲装饰盖微博“第一高楼”。金九银十，国庆长假一向是商家掘金的最佳时机。DM网络整合营销机构携手元洲装饰运用最火爆的微博媒体开展了创意营销。2010年9月28日，新浪微薄一则主题为“元洲寻找国庆、网友抢沙发、盖微博第一高楼”的博文大受追捧，该博客粉丝不到一天就突破千人。原来，该博主是一家500强的装饰公司———元洲装饰公司。公司在国庆长假期间推出抢沙发活动，庆祝61华诞，寻找61位名叫“国庆”的人享受特惠家装。凡转发并回复“＃元洲寻找国庆＃＋评论”的第5000，8000，10000名网友将获赠“波适”沙发，另有6000元沙发抵用券。与元洲一起盖微博史上第一高楼，演绎国庆七日传奇。DM网络整合营销机构如此设计创意，一来是巧妙假借沙发的双重含义，二来是借助公众的“国庆”情节，希望公众通过这个活动分享元洲装饰快乐的企业文化中来，共同成长。传统媒体的价值链大致由信息、内容、广告、商品、消费几部分构成。在微博的价值链中，这个链条被大幅缩短或替代。公司发出的内容有时就等同于广告，甚至信息本身可以直接引导消费。截至2010年10月10日，元洲北京分公司的粉丝数已达17000余人，国庆期间的活动博文被转发数量高达10258次，评论10330次。话题参与转发、评论、抢沙发的互动综合次数远远超过3万人，共计影响近100万名用户。据新浪官方权威统计数据显示，该微博独创微博商业史的“第一高楼”。 （四）微博营销是把双刃剑 微博不同与以往任何的媒体，它是一个发言门槛低、身份验证、言论审核等限制因素少的新平台，它的信息制造和传播自由度极高，加之用户的爆炸式增长，其信息传播方式是滚雪球式的。这一系列的优点使之具有独特的舆论导向功能，甚至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陆军联合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通过微博平台控制晕轮导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局。但是由于它是新兴的传播方式，处于发展初期，监管机制尚未成熟，如此强大的舆论功能以及爆炸式的信息传播速度，使得企业在利用微博平台营销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一旦有恶意的信息传播开来，其威力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企业形象的伤害也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因为它的门槛很低，这就很难查出者的身份，在追究责任方面难度加大，故出台关于微博营销方面的相关法规机制就很有必要。但是，在相关机制出台之前，企业也不能放弃如此巨大的宣传平台，笔者认为企业应做到以下几点。 1加强规范性 企业自身要加强其规范性，遵守法律法规，“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让居心叵测之徒有可乘之机。 2重视微博舆论 企业对微博平台的舆论力应该足够重视，加强自己在微博舆论方面的创造力，不但在商业层面上进行正确的引导，推动正常营销，利用微博的传播力增加营业额，而且对恶性的信息能够进行澄清、抵制和反击，这不但可以保护利用微博营销的企业自身，还可以弥补微博监管机制的空白给企业带来的伤害，更可以引导微博营销环境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3加大打击力度企业还应该主动配合监管，对于违规信息及时进行存证、反馈、举报，配合平台给造谣者予以打击。

新闻业务论文: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的推动力 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是什么？恩格斯说过：“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同样来自“社会需要”。就国内而言，主要推动力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尤其是对新闻文化的需求；就海外而言，主要推动力是受众对新华社播发新闻信息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把“群众需要”“受众需要”作为新华社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符合新世纪新阶段中央的大政方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比较符合新华社的工作实际。 一 为了使大家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一些感性认识，我简要回顾一下去年以来新华社对“群众需要”问题的调研过程。 2006年4月上旬，我陪同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访问了北京、成都、拉萨。一路上，菲律宾参议院代表团成员向中方接待单位提出了许多问题：一位研究“区域自治法”的参议员询问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内涵，希望了解西藏自治区人大制定的法律同其他省区市的法律有何不同；一位担任过菲律宾旅游部长的参议员关心中菲之间旅游人数增减情况及旅游业的发展趋势；有的代表团成员询问青藏铁路通车之后从广州乘火车到拉萨需要多少个小时，单程票价比飞机票能便宜多少钱；一些参议员的夫人则关心在拉萨八廓街可以买到什么便宜东西。我想，一个代表团就提出这么多问题，每年到我国参观访问的海外人士数以千万计，如果能把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汇集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库”，这对组织指挥报道尤其是对外报道肯定会有所帮助。 2006年4月19日，我到新华社西藏分社同采编人员座谈时，向他们提出了建立“需求库”的建议。同年5月，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到山西考察，我又向新华社山西分社负责同志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为了从东、中、西部各选一个试点单位，2006年10月下旬，我又建议新华社上海分社和“长三角”采编中心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层次人群对“长三角”的“关注重点”“关注角度”和“关注程度”。这三个分社的同志雷厉风行，经过调查、汇集、梳理，分别形成了三份“海内外受众需求报告”，其中许多“关注点”可以给人以启发。比如，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怎样选出来的？藏族干部在行政事务中有无“发言权”和“决定权”？西藏有哪些著名的用藏文写作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山西的煤矿还能采多少年，煤挖完了，山西经济会不会急速倒退？山西的富翁是不是都靠开小煤窑发财?“长三角”是否存在资金外流现象，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如何？“长三角”与“珠三角”如何开展差别化竞争？在此期间，新华社对外部、新闻研究所、营销总平台和部分社办报刊也分别对海内外受众需求和用户需求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研，撰写了“受众需求报告”。 与此同时，新华社党组从理论层面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2006年8月社党组召开民主生活会前后，我同田聪明、何平、马胜荣同志反复交换意见，就研究“群众需要”问题形成共识。去年下半年，新华社总编室连续召开了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研究了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突发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新闻研究所把上述三个问题列为新华社2006年新闻学术年会的中心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群众需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对“群众需要”问题有了几点新的理解：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也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除了要满足吃、喝、住这些自然需要外，还必须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一书中说：“由于人类自然发展的规律，一旦满足了某一范围的需要，又会游离出、创造出新的需要。”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后，国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不仅总量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也明显提高，对新闻信息的需求总量会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阶段，城乡居民就业方式和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化，“活动半径”不断向外延伸，“故土难离”的传统观念随之发生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新兴媒体的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便捷，许多人养成了从多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的习惯。眼界和胸怀的开阔，使得人民群众不仅关心“近在眼前”的事情，而且关心“远在天边”的事情。鉴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深刻变化，及时了解海内外发生的各种新闻事件、获取同自身发展密切相关的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仅是新闻战线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且是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群众需要”应该加以分析、鉴别和区分。同志曾经把尊重“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上升为必须遵循的原则。这里谈到的“群众需要”，指的是“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需要。人民群众的“个体”特殊需要千差万别，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尽合情、合理；有的适时、适度，有的不尽适时、适度。检验“群众需要”是否合情、合理、适时、适度，应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对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应尽量满足；对不尽合情、合理、适时、适度的需要则要加以正确引导。 3.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当前应注意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把握好舆论引导的时机、节奏、力度。以“引导时机”为例，去年“五一”，新华社开辟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一些媒体认为新华社以第一个“休闲小康指数”公布为契机，引领了“休闲学”新闻报道的潮流。其实，我们对“休闲学”的关注始于十多年前。1995年4月，新华社召开国内分社体育记者座谈会，我在讲话中已经讲到“休闲学”问题。由于当时我国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在全国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我们只要求体育记者从“闲暇时间增加”的角度研究全民健身的可能性，而没有在全社范围组织“休闲学”报道。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703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许多老百姓产生了“休闲需求”，向全社会推介、普及“休闲学”的时机渐趋成熟，于是我们借“五一”长假之机，推出了“长假与‘休闲学’”专栏。这件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当群众对某一类新闻信息尚未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超前提供，他们会觉得“与己无关”；只有当他们对某一类新闻信息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满足群众的这一需求，新闻信息报道才有可能引起社会共鸣。 以上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必要性作了简要阐述。新华社全体同志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扎扎实实地研究“群众需要”，在各项重大战役性报道、重大事件报道和日常报道中，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和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二 把“我们所倡导的”同“群众所需要的”紧密结合起来，有两层含义：一是按照“从群众中来”的思路，善于从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入手，确定我们所倡导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领域；二是按照“到群众中去”的思路，善于从研究党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举措入手，从中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在新的一年，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突破： 1.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 为了破解“正面报道吸引力不强”这道难题，新华社曾经提出要善于从非事件性材料中寻找“事件性因素”；善于在讲述带有新闻性的“故事”中进行正面报道；善于从渐变的过程中发现带有突变性的因素；善于从正常状态中找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新鲜之处、特殊之处；善于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入手，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这种“还原感性”的思维方式和“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和阅读习惯。通过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新华社党组认识到加强和改进正面报道的关键不在于表现技巧，而在于了解并满足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所传信息的实际需求。人民群众对正面报道的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知情、知政的需要。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而且需要了解与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全局性新闻信息，包括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军事、文化、社会发展趋势，以便于他们对国内外形势和重大事件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总的形势是好的。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是，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此外，在当前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转型期，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前不久，我到甘肃省调研，有的同志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允许一部分人衣食无着而不管不问”。如何实行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略，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们的编辑、记者应该围绕人民群众的这些“关注点”和“兴奋点”，对党的方针、政策、重要部署和重大举措进行及时的宣传和解读，尽量满足人民群众“知情知政”的需要。 （2）判断、决策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决定了社会思想和新闻文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党和政府新出台的方针政策将会给他们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和看得见的好处，将会给哪些行业的发展带来挑战、使哪些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或者间接影响。200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上调存款利率后，储户在低利率情况下存入的人民币，要不要到银行办理转存手续，把定期存款提前取出来会受到多大损失，转存之后会得到多少好处，在什么情况下办理转存就不会吃亏？人民群众不仅需要了解银行的利率政策，而且需要了解进一步的解释性、服务性信息。天津分社记者意识到人民群众的这一需求，采写了一篇题为“央行上调存款利率市民可理性应对”的稿件。稿件播发的第二天，许多人都想找一份刊有这条稿件的报纸，以便作出是否转存的决定。 最近，我研究了正面报道与“家庭消费”“家庭决策”的关系。当前我国老百姓的消费率还比较低。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应该关注“家庭消费”和“家庭决策”，包括家庭消费决策、家庭投资决策、家庭融资决策、家庭风险管理决策。 过去谈家庭消费，是“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事都离不开“吃”和“喝”，这是温饱问题解决之前“家庭决策”的鲜明特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家庭决策逐步延伸到衣、食、住、行、用、学、医、文等领域。以“住”为例，近两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为什么目前部分城市住房价格涨幅依然偏高？经济适用房的覆盖面能不能更广一些，政策的针对性能不能更强一些，使城镇困难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理想？如果我们能够围绕老百姓在就业、社保、服饰、餐饮、住房、汽车、家电、教育、医疗、休闲等方面的实际需求，认真研究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各类商品价格曲线的变化规律、各种影响家庭决策的经济社会因素、政府调控政策走向及其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播发准确而权威的新闻信息，那么，众多的家庭就可以据此作出既符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又能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正确选择，这也有助于把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引导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上来。 （3）提高素养的需要。 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情况下，人民群众为了提升自身素养，对新闻信息的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还希望从正面报道中获得健康清新、可资交谈的“话题”。自古以来，“交换信息”就是老百姓的一种生活习惯。与家人和朋友见面，也要交换一些有意思并且共同感兴趣的“新闻”。湖南电视台有个“乡村发现”栏目，经常为农民和城里人提供新鲜、有趣、能给人以启发的“话题”。其实，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有许多“城市发现”：出门“打的”，乘电梯上七楼健身房，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手机里存了许多电话号码，没有一个是邻居家的；建广场把大树砍掉，用水泥做成“树墩子”和“小木屋”。我们的编辑、记者遍布全世界，每天有没有新的发现，有没有可供老百姓作为“谈资”的“话题新闻”？健康清新的“话题新闻”使人获取知识和经验、受到启发和激励、得到愉悦和享受，这是一个有待开发的正面报道领域。 2. 认真研究广大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需求层次，从满足群众需求的角度加强和改进重大突发事件报道。 当前，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实际需求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有着迫切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关系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尤其是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波及面广、危害极大，如果对这类突发事件的报道不及时、不全面、不准确，人民群众就无法做到及时应对、正确应对和有效应对。以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为例，从爆炸事件发生到21日哈尔滨公告全市大停水，在长达8天的时间里，没有人向人民群众公布这次突发事件的事实真相，结果贻误了防范、应对的最佳时机，给下游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忽视了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爆发之初，往往以种种借口封锁消息，不仅为谣言的传播留下了很大空间，而且导致最佳应对时机的丧失。党的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满足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 （2）从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的角度来看，各类受众群体对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有着广泛的新闻信息需求。 重大突发事件蕴含着珍贵的新闻价值，因为重大突发事件在突然之间爆发，新闻信息在一瞬间传递，单位时间爆发出来的信息量十分巨大，容易引起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正因为如此，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重点领域。在满足人民群众知情欲望方面我们还有很大差距，下一步应继续加强和改进。 （3）从维护国家形象和新闻媒体公信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和媒体均应及时、准确地突发公共事件信息，以满足全社会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信息需求。 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的社会环境中，外界发生了重大突发事件，可以用行政手段对其进行“封锁”，在较长时间里“秘而不宣”，或者可以采取“慢三拍”的方法。在互联网十分发达的时代，在信息传播渠道四通八达的时代，对影响范围大的突发事件进行“严密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动作迟缓、延误时机，或者避重就轻、瞒报谎报，就会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新形势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公开程度、处置方式及传播速度，不仅关系到媒体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国际形象。我们应该根据群众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报道的力度。 关于人民群众对重大突发事件新闻信息需求的研究工作，要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在广度方面，要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逐一进行研究，着重分析不同受众群体对这几类突发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关注点。在深度方面，要着重分析突发事件爆发前、事件发生、救灾抢险、事故调查、善后处理等不同时段，人民群众关注点的“阶段性转移”，研究怎样根据这些基本规律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总量、结构、疏密程度进行调整。通过“横向研究”和“纵向研究”，搞清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关注点和关注度，我们就能做到既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信息需求，又掌握好报道时机、节奏和力度，使突发事件报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促进作用。 3. 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紧紧依靠党政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逐步形成监督合力，进一步提高监督效果。 （1）要认真研究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比较优势”，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监督职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是由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构成的。在这个监督体系中，任何一种监督形式、任何一个监督机构，都没有“包打天下”的本领，只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授权，选择各自的监督重点。 舆论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的一种监督形式，同样应该遵循监督规律，确定自己的监督重点，不能事无巨细、有闻必录。我们之所以提出围绕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从“党和政府明令禁止”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这两个方面的结合点上选择舆论监督的突破口，就是为了突出重点。当前，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以贯彻实施监督法为契机，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作为监督重点，加强对带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的监督，防止随心所欲、四面出击。这样组织舆论监督报道，容易做到“三满意”，即中央满意、实际工作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2）要认真研究各类监督形式的内涵，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从其他监督形式中发现监督线索、选择典型案例，开发舆论监督新闻资源，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近几年，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派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得到明显加强，在各自的监督领域，每年都抓了不少重大典型，这是可以挖掘的监督报道的“富矿”。问题在于我们对这些新闻资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高。新的一年，我们要从分析人民群众对舆论监督报道的需求层次入手，研究如何从这些丰富的新闻资源中选择舆论监督报道的切入点和侧重点，不断拓展舆论监督的覆盖领域。 （3）要认真研究“硬监督”和“非权力性监督”的区别，借助“硬监督”的力量，推进整改，使人民群众能够看到监督的力量和监督的效果，改变“只听雷声、不见雨点”的现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属于“硬监督”，其显著特点是对违法、违规、违纪的责任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舆论监督的主要功能是反映人民群众对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评判”。尽管这也是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有助于阻止和抑制不正确、不道德言论和行为的蔓延，但由于除了“曝光”之外并不拥有“依法处理”“依规处理”“依纪处理”的权力，只能称其为“非权力性监督”。 当前，作为“非权力性监督”的舆论监督，主要面临三大难题：一是采访难；二是取证难；三是见效难。改革开放初期，被媒体曝光是“天大的事情”，舆论监督促进整改的效果比较明显。最近几年曝光事件越来越多，有的地方已经“习以为常”，“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有的案件历时三年五载，经多次曝光，问题依然得不到妥善解决，“舆论监督失效”现象频繁发生。最近一段时间，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舆论监督失效”的议论，这个苗头值得重视。 为了防止“舆论监督失效”现象的发生，今后在对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时，要进一步思考怎样把“非权力性监督”同“硬监督”结合起来，使舆论监督得到“硬监督”的合理支持与帮助。 近几年，新华社有关编辑部和分社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江西省个别领导干部在庐山建私人别墅，新华社记者于2005年1月中旬采写了《江西：干部抢建私家别墅选址锁定庐山景区》的稿件，之后又采写了《庐山滥建别墅事件追踪》等稿件。尽管这些报道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当地政府一些人却竭力隐瞒真相，甚至指责新华社记者“报道失实”。后来国务院派出八部委组成的调查组深入调查，监察部负责同志正式公布庐山建造别墅是一起“违纪违法案件”。监察部还宣布：“对违规建造的别墅，一律予以拆除或没收；对事件中的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买卖土地的相关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如果舆论监督不同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密切配合，很难收到这样的监督效果。 4. 认真研究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报道的不同需求层次，从满足海内外受众需求的角度不断改进和加强涉外报道。 加强涉外报道，包括国际新闻对内报道以及中国新闻和国际新闻对外报道，是建设更加强大世界性通讯社的重大战略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华社党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确立了“两个相适应、一个基本遏制”的对外宣传报道中长期目标；制定了以中国新闻为突破口、亚太地区为主战场的总体思路；提出了以调整对外发稿线路和稿件结构为主线，以抓好时效、采访和深度报道为重点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尽量满足海内外受众对涉外新闻信息的需要，不断增强新华社涉外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当前，海内外受众对我社涉外报道的需求主要分为四个层次： （1）国内群众对国际形势认知的需要。 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性明显提高，越来越关注国际重大事件和世界发展总趋势。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国际形势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我们应该更加及时、准确、全面地组织好世界热点和国际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反映大国关系的变化、周边关系的走势、发展中国家的动向以及国际多边活动的特点，使干部群众更加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球重大发展趋势，将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国际形势的重要判断和部署上来。 （2）国内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及开展对外合作交流的需要。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各个行业越来越注重用世界眼光来分析国内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来推动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据新华社营销总平台的调查，国内读者对“汽车、房地产、金融、证券、教育等方面的内容非常关注”，“希望多报道涉及国外相关产业的经验、动态”。近几年，新华社国际部、参编部、摄影部、信息部等部门和驻外分社围绕新农村建设、资源环境保护、土地管理、房地产市场、股市、车市等国内热点问题，组织了大量的专题系列报道，受到国内用户和受众的欢迎。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国际新闻信息应该成为加强和改进报道的一个着力点。 （3）海外受众对中国新闻尤其是经济、文化、社会新闻的需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临近，《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已于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外国记者将会利用这些规定，进一步扩大采访领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对新闻素材进行取舍、加工、传播，从而影响国际舆论。这是“家门口的竞争”，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大批外国记者自中国发出大量新闻信息，会使世界各国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全球范围的“中国热”将会持续升温。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的极好机会。我们要以满足海外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机制体制，使中国新闻对外报道取得较大突破。 （4）海外受众对涉华国际新闻的需要。 海外受众希望我们进一步增加涉华国际新闻报道。我们要针对这一需求，从政治、外交、经贸、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方面进一步拓展涉华国际新闻报道领域，提高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的时效和质量，加强我政府和民众对重大国际事件反应的报道，增加专家访谈、时政评论、分析解读和背景资料等稿件。通过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积极传播我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正义之声，全面充分展示中国与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充分反映海外华侨华人为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传播中华文化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三 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十一五”规划、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年。下半年，我们党将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要突出“迎接十七大、宣传十七大、贯彻十七大”这条主线。《新华社2007年工作要点》提出要精心组织好党的十七大报道，加大有关奥运会筹办工作的报道力度，还要做好两会、建军80周年、香港回归10周年、抗战全面爆发70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选举、俄罗斯“中国年”等重大报道。我们对“群众需要”研究一定要同重大战役性报道和重大事件报道紧密结合起来，为组织指挥报道提供“需求依据”。对“群众需要”的研究还要同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注意研究我国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共同点”，通过对这些“共同点”的揭示和阐释，增强新华社对外新闻报道的共鸣效应。 通过“试点”和专题研讨，新华社的编辑、记者对研究“群众需要”、满足“群众需要”的重要性形成了共识，关键在于落实、成败在于操作。我提几点操作性意见： 1. 新华社国内各分社要认真组织“群众需要”专题调研，汇集海内外受众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关注点”和“兴奋点”，建立有助于组织指挥报道的“受众需求库”。国际部、对外部、摄影部和国外分管会要选择若干个驻外总分社、大分社进行“受众需求”调研试点工作，摸索经验，以便进一步推广。社办报刊要从自身业务改革和发展需要出发，认真研究“读者需求”，梳理出不同受众群体对报刊的不同需求。参编部要从参考报道的特殊需要出发，及时了解中央重视、群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苗头、新趋势。 2．新华社营销总平台2002年3月开始收集“用户意见反馈”，至今已编印《用户意见反馈》1万余期。在新的一年，要进一步提高反馈质量，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要探索分类搜集“国内受众需求”和“海外受众需求”的具体办法和途径，尝试对“海内外受众需要”作带有前瞻性的专题反馈。新华网要充分利用网民数量巨大和拥有与网民互动平台的优势，继续做好搜集网民需求、反映舆情动向等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网络环境下搜集、研究“群众需要”的新方式、新手段，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及时汇集“群众需要”的新平台。 3．新华社新闻研究所要同营销总平台和新华网密切配合，对全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主要内容、项目设置、样式规格、分类方式、滚动更新等问题进行调研、论证，包括即时性需求、近期需求、中长期需求的划分，同时要负责设计带有共性的“国内受众需求调查表”“海外受众需求调查表”。通过研讨，要对如何发挥“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作用提出意见和建议。技术局和多媒体数据库办公室要对建立“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的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 新华社总编室在新闻研究所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将总社各有关部门、海内外各分社的调研成果和营销总平台、新华网搜集的反馈信息汇集成“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为减少重复交叉，《新华社2007年新闻信息采编工作实施要点》提出的“健全新闻线索收集和反映机制”一事可同“受众需求库”一并纳入新华社待编稿库“组织指挥库”系列，定期更新，供总社各有关部门和国内外各分社组织指挥新闻信息报道时共享。 5. “需求推动”不仅适用于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而且适用于“受众需求库”的建设。如果大家没有认识到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或者“受众需求库”的内容不符合编辑、记者的实际需要，这项工作就容易流于形式。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发生，总社各编辑部和国内外各分社要养成利用本部门、本分社汇集起来的“群众需求”的习惯，进而借助新华社“国内受众需求库”“海外受众需求库”，开阔报道思路、发现新闻线索、拓展报道领域、调整稿件结构、改进报道形式。“受众需求库”建设推动新闻信息报道的加强和改进；编辑、记者的新需要使得“受众需求库”逐渐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机制。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华社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同样是脱离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群众需要”知之甚少，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闻文化需求，那么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就会出现“梗阻现象”；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就会变成一座“断桥”。这是全社在职工作人员和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都不愿意看到的。在新的一年，我们要认真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关注点”和“兴奋点”，把“群众需要”作为新闻业务改革和发展的推动力。 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进一步增强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这就是新华人的新年宏愿。（作者是新华社总编辑） 新闻业务论文:论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 【摘 要】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是“学”与“术”的关系。新闻业务,是“术”中有“学”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关注新闻业务这一“术”的“学”。两类课程的任课教师,可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进行内容上的恰当延伸。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其涵括的“知”和“行”,都建立在对新闻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倘离开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能为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课程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有着不能不讲授的共同内容,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这些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重要连结点。 【关键词】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教学;关系 一 在高等学校新闻院系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课程系列中,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都是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性的课程。它们是在培养新闻学子专业精神和专业素质的过程中发挥过和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两类课程。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梁启超在《学与术》一文中说过:“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真理而致诸用者也。”蔡元培则认为:“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高叔平,1996:p398)梁启超之论,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学”与“术”的分野以及两者各自的内涵,不无启迪意义。然而将此论用于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则有需注意之处。笔者在上文特意说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大致分属“学”与“术”的范畴,意在强调:对新闻“学”与“术”所作区分,不可太过绝对。实际情况是:新闻业务,虽为“术”但“术”中有“学”,而非纯粹的“术”;而新闻理论,则是密切关注新闻业务此“术”的“学”(当然,它也还要关注新闻业界的现实发展状况和其他应当关注的问题)。相对于新闻业务而论,新闻理论并非高高在上之“学”。蔡元培所言,则道明了“学”与“术”的关系。“学”与“术”,既有区别然而又有联系,它们都必须以对方为凭借或基础。蔡元培的见解是颇为可取的。 新闻有“学”,但此“学”与文、史、哲等“学”相比,更偏重于应用,因而被划归为应用学科。新闻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新闻。新闻是以特定方式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作的反映。在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点上,新闻与文学有相通之处;但是新闻反映生活,采取的是真实报道事实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新闻反映社会生活,程序上体现为:由新闻采访到新闻写作(此处的新闻写作包括新闻报道写作和新闻评论写作),再到新闻编辑和公开刊播。在此过程中,“术”无疑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与在反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更多体现“人学”内涵和审美特点的文学的差别,当是十分明显的;新闻学与既包含对文学的研究、又包含对语言文字的研究的“文”(文、史、哲中的“文”)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新闻学内部的情况而论,作为分支学科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前者更偏重于“学”(但又并不全然撇开“术”),而后者则更偏重于“术”(当然是“术”中也有“学”)。从一个方面说,新闻理论教学和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大抵也就是讲授“学”与讲授“术”之间的关系。对以上两类课程,无疑应该并重,应该兼顾,而不能顾此失彼。诚如蔡元培所言:“两者并进始可”。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新闻之“学”在逐步形成的过程中,得益于新闻之“术”所提供的基础和养料。新闻理论从包括新闻业务在内的广义的新闻实践中经科学抽象而来,反映了人们在对新闻现象、新闻活动、新闻事业进行理性探索方面所形成的深厚积淀和智慧结晶;它反过来又对新闻业务、对新闻之“术”有着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为新闻之“术”的掌握和使用者提供新闻思想和睿智灼见,使之能站到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思考和认识新闻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在思考问题所体现的深刻性方面胜人一筹。当然,对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的新闻业务实践产生积极和良性影响的,除新闻理论而外,还有其他学科的理论。它们共同陶冶着上述特定主体,并共同参与构成了特定主体的理论素养。新闻理论素养作为特定主体理论素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与新闻业务的联系最为直接、最为紧密,因此它的作用尤其不容低估。 在新闻业界,业务出类拔萃的人士,其新闻理论功底一般说来不可能不扎实、不深厚;而新闻学子中,新闻理论底子欠佳者,则难以在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中有突出的表现,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更是难以长久保持后劲和竞争优势。以上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两者关联之紧密。 诚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并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关系,也不能等同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的关系。但是探讨两类课程及教学的关系从探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关系起步,这又是完全必要的。从新闻教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常有相交叉和交融之处。一般而言,新闻理论课程作为先导课,在安排上往往先于新闻业务课程,以此可以激发新闻学子的理论兴趣,培养其理性思维能力,同时为此后的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也总是会根据课程的进展情况,适时引导学生重温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学习过的内容,或从不同侧面、不同层面,对新闻理论课程中的某些内容作出新的更具体的阐发。需要说明的是,新闻理论课程先于新闻业务课程开出,与“学”与“术”“并进”的理念并不违背。“并进”,并非时间上不分先后,而是在重视程度和用力程度上不厚此薄彼。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课程。前者以“新闻学概论”为课程名,围绕新闻展开理论探讨和阐述,涉及新闻本体、新闻传媒、传媒受众、新闻传播、新闻事业、新闻工作者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旨在探讨新闻自身(新闻的界定,新闻的功能、本质,新闻信息传播以及新闻传播的规律),探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与社会生活,新闻与受众,新闻与经济、政治和文化,新闻与法律,等等);后者则涵括了采、写、编、评、刊(播)等多门课程[1],既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又探索其中的相应规律。毫无疑问,新闻业务所涵括的每一门具体课程,都有着自己的理论和理论体系;而作为新闻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之一的新闻理论(或称理论新闻学),则是整个新闻学中的统摄性的理论。依笔者之见,在新闻教育中,应致力于体现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之间应有的紧密联系,并利用两者之间的紧密的内在联系,使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各自从对方身上获益。具体而论,即:在新闻理论教学中,任课教师以新闻业务课程中的鲜活内容和经典个案来诠释新闻理论中的有关重要命题,以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记者的相关实践,来证明新闻理论范畴的重要理论观点;在新闻业务教学中,不仅要以新闻理论剖析典型个案及其成败得失,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以新闻理论指导新闻业务学习和实践。两类课程的任课老师,都可以考虑或是向新闻理论课程或是向新闻业务课程做点内容上的恰当延伸和拓展。 说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关系密切,并不意味着在新闻业务课上大量地讲授新闻理论问题;说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重要,也不意味着用新闻理论课程取代新闻业务课程,或用新闻业务课程取代新闻理论课程。[2]而只是说,在教学中要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某种应当可以发挥的指导作用,发挥新闻业务对于新闻理论的某种确实具有的支撑作用。 二 新闻理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新闻业界人士和新闻学子都认同它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一些新闻业界人士并不推崇新闻理论,或将它束之高阁,认为新闻理论是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是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而言未必管用;部分新闻学子,也并没有对新闻理论和新闻理论课程予以足够重视,没有把新闻理论当作对新闻业务真有指导作用的一门重要课程。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对于新闻业务重要性的认识,也并没有与它对新闻理论所具有的某种支撑作用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其实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有关人士对于新闻理论教学与新闻业务教学两者关系理解上的一定程度的偏差。 新闻理论并不只是为回答新闻业务中的问题而形成和产生的。它有着更为宏观的研究视野,既关注新闻业务,又关注除此以外它所应当关注的各种问题,并从学理的层面予以思考和给出回答。同样道理,新闻理论课程也并不就是为新闻业务课程而设置的,并不只是新闻业务课程的铺垫。但是,谁也不能否认,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性质、功能、特点等)、新闻传播、新闻作品、传媒受众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新闻传播实践包括各类新闻业务的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特定主体学好了新闻理论课程,能对他学好新闻业务课程并切实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 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重要性,主要体现为提供与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理性思考,提供在探寻新闻规律方面所形成的真知灼见。曾经说过:“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1966:p263)在以上论述中,前一个“感觉”,依凭的是直觉或经验,固然很直接、很感性,但是毕竟难以达到从理性的高度认识、理解事物的境界;后一个“感觉”,以对事物的合乎科学的认识和理解为凭借,体现为由个别到一般的抽象和提升、对事物本质的深思和探求的过程,体现出高于前一种“感觉”的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可见,停留于前一种“感觉”层面的认识,不可能是深刻和全面的认识;而在对事物的更深层次的内容有所认识和理解以后,特定主体对事物的“感觉”就会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能帮助人们深刻地感觉、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是符合科学理性要求的理论。在新闻业务的每一门具体课程中,都由相应的理论概括实现对人们在该领域中的直觉和经验的升华;而新闻理论,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性概括。新闻理论是可以引导和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新闻活动包括各项新闻业务的理论。 大致可以说,所有新闻业务课程,它们所涵括的知和行,都是建立在对于新闻本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偏离了正确的新闻理论的指导,新闻业务就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具体而言,新闻理论以及新闻理论课程至少在以下四点上,能够为特定主体新闻业务课程的学习和新闻业务水平的提高提供帮助: 一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是何物”、“新闻有何特点”、“新闻可以用来做什么”、“新闻应当如何体现自己的特点”等等问题的理解和阐述,从一个重要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特定主体在从事相应的具体新闻业务时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制约和影响着特定主体进行具体新闻业务操作时理念的先进程度、准确程度。虽然不能说对上述诸多问题理解正确和深刻,就必然带来新闻业务上乘的结果;但是,倘若特定主体对上述问题缺乏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新闻理论素养甚差,那么其新闻业务就势必难以达到只有佼佼者才能达到的水准。 二是新闻理论坚持以受众为本位,它对于传媒受众包括对其接受心理、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的深入研究,将推动特定主体不断探索通过具体的新闻业务赢得受众好评的方式、方法,从而推动提高新闻业务的质量和水准。受众是传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每一个特定传播过程的终端。新闻信息和新闻作品的价值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新闻从业者的采写(或采制)和媒体的刊播,但归根结底要由受众来最终完成。最近若干年来,新闻理论加大了受众研究的力度,并且已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值得在新闻业务课程教学过程中加以吸收和借鉴的。 三是新闻理论对新闻规律的研讨,虽然探索的不是每一门新闻业务课程所涉业务的具体规律(例如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等等),但它对于每一种业务的具体规律无疑有着总体上的统率和笼罩作用。再则,新闻理论所研究的新闻规律中的某些内容,与新闻业务的某些具体规律是相融通、相对接的。例如,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就与新闻采访规律、新闻写作规律、新闻编辑规律之间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新闻业务中的上述规律,共同构成了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而新闻有效传播的规律,则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对新闻业务中采访、写作、编辑等项规律的概括。 四是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价值的深入探究,既使之成为新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内容,又可以直接地用于指导特定主体的新闻业务实践。在任何新闻业务的实践中,在任何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相应主体都不可忽视对新闻价值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不可忽视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所显现的理性光辉。新闻价值理论关注事实的“从没有到有”和“已有而生变”。新闻从业者,在事实“从没有到有”的变化中,关注其“发端”;在事实“已有而生变”的过程中,关注其“变异”。“新闻价值要素(重要性、显著性、时新性、接近性、趣味性)论”,则揭示出了构成或影响新闻价值的一系列重要因素。举例说,记者采访一场庭审,出乎原先所料,从女被告被法警背着上法庭这一细节中发现了新闻,意识到了此事在折射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凸现对犯罪嫌疑人人格的尊重方面所具有的意义和体现的价值。据此写成的作品,以小见大,在对事实的报道中隐含深意,从而产生了相当不错的效果,后来获得了次年中国新闻奖消息的一等奖。[3]在记者自己也许并不一定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新闻理论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成果对他们的新闻采访、写作实践实实在在地发挥了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在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有意识地发挥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有鉴于此,笔者坚持认为:新闻理论课程的任课教师,有必要增强以此理论向新闻业务渗透的意识,以充分体现新闻理论对于新闻业务的引领和统摄作用;新闻业务课程的任课教师,则更是应当将新闻业务与新闻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 在新闻理论课程的教学中,应当也完全可以凸现新闻业务对新闻理论的某种支撑作用。既然新闻业务方面的实践以及对于这类实践的科学概括,是新闻理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来源,那末,新闻理论也就必然能够从新闻业务那里获得有力的支撑。例如,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研究,关于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关于传媒受众的研究,关于新闻价值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从新闻业务中得到相应的验证;而新闻采访、写作和编辑方面的某些正反典型案例,则又往往成为新闻理论中一些重要观点的生动例证。就此而言,在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新闻业务的实例印证某些重要的新闻理论观点的比较广阔的空间。 三 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教学中,存在着两类课程都不能不讲授的诸多内容,例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规律、新闻价值等。笔者认为:这些也就是两类课程之间的连结点,必须以此为纽带,在两者之中有意识地建立和体现其间的紧密联系。 新闻理论课程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一:新闻真实性 真实性是新闻的基石,是其生命之所系。新闻真实性,不仅是极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同时也是任何时候都不容许出现疏漏的实践问题。 新闻理论课程讲授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原理,讲何谓新闻真实性和新闻为何必须真实的道理。这里所说的新闻真实,有别于文学范畴中的真实。它拒绝虚构、编造和合理想象。马克思曾经说过:“究竟什么样的报刊(‘好的’或‘坏的’)才是‘真正的’报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而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呢?” (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1985:p107)。马克思此处所说的“真正的”报刊,不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而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的报刊。则有“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为报道真实新闻而奋斗”这样的至理名言。延安《解放日报》曾经发表过题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社论,对新闻真实性加以专门强调。事实上,媒体的正确导向、对于公众舆论的引导功能以及新闻在社会生活中的无可取代的积极作用,都是在真实报道事实的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的。我们不妨将新闻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广告真实性加以比较,通过比较体察和辨明新闻真实性独特的内涵。在文学写作中,即使“无中生有”(编造、虚构)和“夸大其词”(适度夸张或极度夸张),但仍然可以是真实的。在这里,体现的是文学的真实性。在广告写作中,以不误导消费者为前提,虚拟某些故事和情节以进行广告诉求或增强广告诉求的效果,也仍然可以达到被认可的广告真实。在这里,体现的是广告的真实性。而故失其真的夸张,在广告中也并非就是虚假。[4] 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业务课程讲新闻真实性,重在讲在操作层面如何达到和确保新闻真实性。笔者认为,通过新闻真实性使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两类课程相贯通的要义是: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对新闻业务的具体操作具有启发性;在新闻业务课程中就新闻真实性所作阐述,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使人避免误识、少走弯路。为此,笔者将新闻真实性概括地阐释为:据实报道(根据事实进行报道),如实报道(报道符合事实的实际情况)。这样一种界定,力求具有理论含量,又便于实际操作。据实报道和如实报道,其结果是可以查验的。当然,纪实类文学作品与非纪实类文学作品、纪实类广告作品与非纪实类广告作品,情况有一定差别。文学上和广告中被认可的真实性内涵,在新闻范畴中则不被认可。 现实生活中频频发生的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对新闻真实性理论构成了挑衅,对新闻传媒的公信力构成了危害,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必须共同认真对付的大敌。在新闻理论课程中,只将新闻真实性作为一个一般性命题,不足以应对来自虚假新闻和失实新闻的挑战;在新闻业务课程中,仅仅让新闻学子知道从技术层面防范和规避虚假新闻、失实新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借助于新闻理论,寻找和分析虚假新闻、失实新闻的源头和成因。这样,方才可能多一份“堵”、“防”虚假、失实新闻的自觉性。而光靠新闻业务技术、技法的传授,就难以达到这样的境地。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二:新闻规律 新闻理论始终致力于研究和揭示新闻规律。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规律的研究成果对新闻业务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新闻规律大致包括如下具体内涵―― 第一、以真实报道事实的方式面对世界说话 这是新闻传媒存在和与受众发生联系的最基本的方式。此规律常被学界和业界人士诠释为“用事实说话”,即用真实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方式说话。这一命题包括如下三层含义:(1)“用事实”说话,将报道事实作为“说话”的依凭;(2)用事实“说话”,以报道事实的方式蕴含报道者的观点和倾向,巧妙地“说”想“说”的“话”;(3)在报道中凸现事实的新闻价值,而不是忽视和淡化事实的新闻价值。综合以上三点,可以说:新闻是报道者运用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说话的一种“艺术”。曾经说过: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1983:p5)以上虽然是在对敌斗争中运用的方法,但是论述中关于充分发挥事实的作用的见解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而言却是富于启发性意义的。毫无疑问,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真实性的理论观点,既是新闻理论内容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又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等业务实践。 第二、兼顾所报道事实的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 新闻以真实、及时地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而区别于文学。所报道的事实蕴含的新闻价值高,则报道后受众新闻需求的满足程度就高。两者呈现为正相关关系。而文学则以满足欣赏者的审美需求为旨归,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由此,构成了新闻与文学的最具重要性的差别。但事实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并不是新闻从业者用来取舍新闻事实的惟一标准。与新闻价值标准同等重要的,是社会价值标准。对具有新闻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事实进行真实、及时的报道,是媒体肩负的责任,又是它们坚持和体现正确导向的基础、凭借。新闻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受众新闻需求得到满足程度的高低;社会价值标准,用于估量事实报道以后对受众和社会从总体上说是有利还是有弊。新闻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如果不报道事实而只传播观念,或者所报道的事实不具备新闻价值,那末就无法满足受众的新闻需求,因而就不可能实现新闻信息的有效传播;如果所报道和传播的事实仅有新闻价值而不同时具有社会价值,那末就无法坚持和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并引领社会舆论;如果所报道的事实光有社会价值而不同时具有新闻价值,那末新闻就成了一般的宣传,不可能得到媒体受众的认可并为他们所乐于接受。 第三、力求对新闻事实进行及时报道 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所有方式中,新闻是最能体现时效性的反映方式。“新闻姓‘新’”,“新闻是易碎品”――此类说法,以朴素的言语方式道明了新闻传播的一条基本规律。新闻以时效性强而有别于历史,也有别于文学。因此,追求时效性应是新闻的不可丢失的基本品格。新闻追求和体现时效性,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拼抢的地步。在网络时代,受众在很多时候对新闻更是提出了即时播报、同步播报的要求。媒体也已经意识到“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媒体参与市场竞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对此进行及时报道、争取“首发”,已经成为媒体赢得权威性、公信力和话语主导权的重要途径。 第四、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 应当说,有效的新闻传播,与诸多原因密切相关:一是媒体传播受众之所需;二是新闻从业者按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传播;三是受众对媒体和传播者所传播的信息进行认可性接受。上述前两点,属于传者所为之范畴;后面一点,则属于受者所为之范畴。新闻传播按受众之需和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新闻传播,这既是新闻理论研究之旨归、新闻理论教学之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新闻业务教学和实践中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 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讲究新闻事实的选择。选择何种新闻事实和怎样选择新闻事实,是记者基于采访基础,着手进行新闻报道时必须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他们所选择的新闻事实,不仅在主观上蕴含了其正确的价值判断,蕴含了健康进取的倾向和导向,而且客观上也将直接促成新闻报道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很少直言不讳地交代取舍事实的缘由(这部分内容往往被省略);但是,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暗含主观倾向与导向意识则是不言而喻的。媒体和记者当然必须努力发现、充分发掘社会生活中的正面新闻事实,通过对此所作的报道,发挥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激励、鼓舞、推动作用;然而,如果对负面新闻事实一味回避,则又是不明智的。通过对上述两类新闻事实的不同的选择和处理,都可达到将正确的导向蕴含于其中并产生积极效果的目的。其二,讲究新闻事实的表现。记者通过采访而掌握了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经过一番理性思考以后,要将这样的事实示之于众。这就离不开对事实的表现。对新闻事实的表现,涉及角度、叙事、语言等多个问题。要通过精选,找到既能体现正确导向又具有某种新意的角度。对于某一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视角可以用来体现不同的导向,相应的也就会产生不同的舆论引导效果。其三,报道包含理趣、包含情趣,或两者兼备。如果所报道的事实或对事实的报道有趣(有理趣和情趣),那末就易于吸引受众。在受众注意力日益成为紧俏资源的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问题了。 综上所述,对于新闻规律的探讨和阐发,应当成为新闻理论课程和新闻业务课程共同的重要内容。 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课程的连结点之三:新闻价值 新闻价值理论是新闻理论中极为重要的内容,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概都是如此。新闻与文学,均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新闻报道事实且事实具有新闻价值(同时具有社会价值),以此方式反映社会生活并区别于文学。新闻价值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事实本身的因素即事实所具有的素质。倘若事实所蕴含的、经报道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要素比较多,那末其新闻价值就比较高;反之,事实的新闻价值就甚微乃至全无。二是记者的因素。记者在决定报道什么与不报道什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进行选择,选择的重要依据和标准之一即新闻价值。新闻理论课程讲述新闻价值,以讲新闻价值为何物以及它有哪些构成要素为要旨。新闻业务课程讲述新闻价值,则以对事实的新闻价值的发现、发掘、表现等重要环节为侧重点。以上每个环节,既包含丰富的技术含量,又包含丰厚的学理内涵,是新闻价值理论在新闻业务层面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记者对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的发现能力,是为新闻敏感。新闻敏感的练就,是新闻理论参与对特定主体熏陶和特定主体自身注重实际操练而共同形成的结果。三是新闻传媒的受众。因受众的存在,事实才有所谓新闻价值,新闻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才得以最终实现。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媒受众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因而无论是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还是新闻业务及其课程,都必须以受众为中心、为本位。新闻理论及其课程,要研究、要讲授新闻传播如何为受众所有效接受方面的内容;新闻业务及其课程,则要研究、要讲授受众乐于接受的新闻传播方式和具体操作方法。这是上述两类课程教学中不言自明的共同要旨。 新闻业务论文:改革开放30年党报的新闻业务改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报作为中国媒体的“旗舰”，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认真地履行着党和人民政府“喉舌”的神圣职责，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09年是中国新闻出版行业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下，各级党报都在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推进改革的步伐。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分析党报改革的历史与现实，总结党报改革创新和舆论引导的规律，旨在探寻新形势下党报如何保持主流媒体强势地位，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掌握话语主导权、赢得主动权的新思路。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纵向考察 在我国，党报是新闻传媒中的“领头羊”，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过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党报与时代的发展同步，在新闻业务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至邓小平1992年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在第一个阶段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启动了改革开放这一巨大的社会工程。此时期的党报为解放思想、倡导实事求是和拨乱反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众的视野和思维空间得以拓展，人们的新闻信息需求猛增。新闻传播理论也受到从西方传入的传播学、信息理论的影响。而全国晚报的兴起，则对党报形成了第一个冲击波，党报读者出现了第一次分流。针对以上情势，党报做出了灵敏反应。之前，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首都数家报社向财政部递送的要求实行“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 的报告获批准。此后，对新闻传媒按“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进行管理也逐渐成为共识，党报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同时也影响到随后的党报新闻业务改革。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努力调整和拓展自己的功能，由单一的宣传功能向为受众提供信息的综合服务功能转变，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以改版为重要内容的改革。以新、短、快、活见长，具有较强生命力的现场短新闻，作为新闻改革的早期成果，当时大量出现在党报的版面上。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中共十六大召开。在第二个阶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成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果。对于党报的改革发展而言，上述思想理论无疑是重要指针。提出的舆论导向等重要命题，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对党报改革发展构成影响的重要因素还有：（1）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邓小平的倡导之下，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社会生活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时隔不久，新闻传媒也都程度不等地进入了市场，党报与市场发生了更多联系。它们必须直面市场和在市场上以消费者身份出现的受众。即使认定党报的读者“是各级领导者、决策者，各层面的管理者、投资者和研究者，是公务员、商人和专业人士”，面对这些受到市场经济熏陶的受众，党报的办报理念和报道方式也无法不发生变化。（2）党报处于激烈的媒体竞争之中。竞争既存在于同质媒体中，也存在于异质媒体中，已经成为常态。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后，随着都市报的兴起和第四媒体的崛起，党报面临的竞争更趋激烈。党报的读者出现了第二次分流。而竞争的激烈，也使党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受到严峻挑战。（3）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由此登上了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进行更多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在这一阶段上，党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业务的改革以改版扩容为主，同时不断摸索、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实现经济效益之间的有效平衡。 自十六大召开至今是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中央在重大战略思想方面有所发展，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要理念，并在各项工作中努力践行。以上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总书记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特别是2008年6月20日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所发表的讲话，继承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各级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目标更加明确。这一阶段，是我国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现期。党报不仅要引领社会公众舆论，而且要引领其他媒体，担负的责任尤其重大。而媒体之间的竞争依然激烈。数据显示：1978年全国共有报纸186种，而2008年有综合报纸809种，专业报纸1129种。党报在新形势下的新闻业务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人民日报进行新闻业务改革的基本经验是：（1）导向指导方向。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新闻事业改革创新的核心和前提。（2）主导决定引导。努力做到不失语、不乱语，早说话、敢说话、会说话，主动占据议题设置优先权、话语主导权、热点引导权、舆论监督权。（3）创新推进传播。创新是新闻传播的动力活力。坚持创新才可能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新闻竞争力。 对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横向透视 一、党报办报理念的更新 办报理念决定办报宗旨、功能定位。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成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办报理念是否正确和先进。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党报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勇于接受现实，一改计划经济体制下“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心态，树立竞争意识，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办报过程中靠新闻信息的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大众日报为例，该报从面向市场、面向读者“两个面向”破题，通过“新闻强报、特色立报”的途径，初步实现了办“主流、权威、高层次、高品位”政经大报的预期目标。党报注重在报道事实中体现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提供新闻信息服务的过程中实施正确的舆论引导。这样一种办报理念，有别于改革开放前或改革开放进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前党报的办报理念。 二、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 改进时政报道。注重时政报道，是党报的重要特点，这是由它的地位、使命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活动范围和频率日益增大，党报的时政报道有待改进和优化。这既符合新闻规律，也符合市场规律。对党报来说，时政报道是其必做的“规定动作”。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既是党报时政报道的重点，也是新闻改革的难点。十六大以来，在中央《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的推动下，各级党报在时政报道改革方面加大了力度。2008年3月1日的南方日报，在头版上刊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的一幅仰天长笑、非常人性化的大照片，打破了党报刊登领导干部照片的惯例，获得海内外多方好评。而南京日报要闻版改版则体现出“三个原则”：领导形象亲民化，会议新闻信息化，群众形象主体化。许多党报按新闻价值标准对会议和领导人活动进行报道，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针对受众的接受心理，重视编排新闻的可读性。这是对新闻规律的尊重，对受众需求和受众的尊重，包含着以人为本和以受众为本位的深刻内涵。 重视民生新闻。关注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以人为本，就要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一方面，党报责无旁贷。党报报道内容的改革创新，要旨在于紧扣百姓的利益点。河南日报在改版过程中，将定位概括为四个关键词：“权威”、“大报”、“有用”、“民生”。前两个关键词足以使党报较之都市类报纸胜出一筹；后两个关键词则使之更加贴近民众，反映民众疾苦，体现出亲和力。与民生新闻相关联的是社会新闻。在新形势下，党报注重社会新闻的价值，除时政新闻外，受众也愿意关注有益、有趣、有品位的社会新闻；对党报来说，社会新闻是时政报道的必要补充，能否做好社会新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党报对社会舆论和其他媒体的引领能力；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党报有义务全面反映社会现实，并为受众提供高于其他媒体的权威解读；社会新闻的市场很大，社会新闻在吸引受众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强舆论监督。党报在新闻业务改革中，做好舆论监督的文章有其毋庸置疑的重要性。党报是报业的“旗舰”，在整个新闻传媒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就此而言，党报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理由不发挥表率作用，舆论监督应当被提到党报生命活力重要构成部分的高度来认识。人民日报2001年披露的广西南丹矿特大透水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由媒体记者首先揭露出来的重大事故。近年来，党报更加注重对矿难、自然灾害、社会群体事件以及各种腐败行为的舆论监督。深圳特区报开展舆论监督，有一整套正确的理念：以不懈地追求真、善、美为秉持进行舆论监督，以百姓最信赖最贴心的朋友身份从事舆论监督，以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为目的开展舆论监督。宁夏日报针对“老赖”（拖欠公款屡催不还者）进行的舆论监督，体现出了责任、勇气和力量，可圈可点。事实证明：坚持进行舆论监督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党报，在受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就高，舆论引导的效果就好。党报坚持不懈开展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业务改革的需要，而且也是党报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需要。 三、党报报道方式的改进 改革开放初期，不少党报还存在诸如版式单一、内容种类较少、对某些热点和敏感问题介入不够、报道程式化现象严重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报在改进报道方式方面进行了长期努力。人民日报致力于创新报道方式、创新文风，尽量做到：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情实感、人文关怀；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具体细节、鲜活事例。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闻报道有所增加。经济日报对西部大开发所作报道别具一格。2000年1月，该报推出了《东人西行记》系列报道。记者随几位有代表性的东部人士而行，记录这些人士西行期间所见所闻所遇所感；2000年5月，又推出了上述报道的姊妹篇――《西人东行记》，记录西部人士东行所获得的感悟。两组报道写得生动鲜活，虽没有为西部大开发开“药方”，但内中包含着记者的深入思考。新颖的观点寓于有意味的故事之中，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又深受启发。 党报新闻业务改革的路还很长，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如何更好地将党报做大做强，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事情。 新闻业务论文:英敛之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业务特色 摘要：作为旧中国民营报纸的翘楚，1926年以前的《大公报》在新闻业务方面业已展示出诸多独特气质，实为《大公报》奠定了业务传统，其中很多做法亦值得今天的媒体借鉴。 关键词：《大公报》 新闻业务 特色 在中国报刊史上，《大公报》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1902~1916年为英敛之时期；1916~1925年为王郅隆时期；1926~1949年为新记公司时期；1949年至今为新生时期。①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新记公司时期，但作为发端，英敛之时期不仅特色鲜明，而且为新记公司时期《大公报》的辉煌奠定了基础。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在业务上主要有四大特色。② 新闻体裁多样化，新闻种类增多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此时的《大公报》的体裁几乎囊括了今天报纸中出现的所有体裁，消息、言论、通讯、调查、读者来信等一应俱全，虽然这些体裁的名称与今天有所差别，但从其形式到内容看，也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如：当时的消息不仅短小精练而且比重大、种类多，包括“时事要闻”、“上谕电传”、“宫门邸抄”、“交旨”、“谕旨”、“谕说”、“电报”、“中外近事”等；言论包括“演说”、“代论”、“阅评”、“来函代论”等；通讯则被冠以“纪事”的名称，但数量非常少；当时的读者来信往往用“来稿”和“征文”的形式予以发表；而“奏折”、“要折”、“译件”、“专件”等则类似于今天报纸对国内外权威信息的。 这一时期新闻的种类也明显增多。从创刊号起，《大公报》就开始按新闻发生的地域刊登国内新闻，同样的做法后来又拓展至国际新闻领域。与此同时，早期《大公报》还出现了时政新闻、商业新闻、社会新闻等诸多门类，但也许与当时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关，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更多地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对宫廷政治、国家政策、地方军政大事等方面，而较少涉足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正如该报在创刊号的《本馆告白》③中所宣扬的那样：“凡偏缪、愤戾、琐碎、猥杂、惑世诬民、异端曲说等，一概不录。”另外，该报还开始采用外国通讯社的稿件，如以“特约路透电”来转引路透社的新闻。 注重“精品意识”和“互动意识”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业务实践基本秉持了其《本馆告白》中所渗入的“两个意识”。 其一是“精品意识”。首先，其时的《大公报》几乎不登载猎奇、媚俗的社会新闻，转而将报道重点放在关涉国计民生的时政新闻上，这本身就是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表现；其次，该报的“精品意识”还表现在较早刊登高质量的“新闻连载”方面。正如《本馆告白》中阐明的那样――“各报附录书籍多限于篇幅，虽陆续排登，骤阅之，每突然而起，戛然而止，殊觉味同嚼蜡。本馆附录各件其篇幅过长不能全录者总期成一片段，不致有闷葫芦之叹。”早期的《大公报》已经在通讯、调查等方面比较广泛地采用了“新闻连载”的形式，例如，1902年6月24日该报即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来函代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的通讯文章，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进行了连载，该文不仅详细叙述了恽学士被御史黄曾源参劾一事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在文中巧妙地穿插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种种暴行、相关人等的关系等背景资料，突出了当时通讯文体的传奇性、故事性的特点。又如：该报曾连续十期刊登了调查当时我国22条铁路的“新闻连载”，该文题为《调查各省路政纪要》，每期介绍2~3条官办或商办的国家铁路情况，而且介绍每条铁路的文字还用小标题隔开，这样，虽然是连载，但每期刊登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使读者读后并无“闷葫芦”之感；除此之外，大量刊登原创文章和译文，也是《大公报》追求“精品意识”的一个有力证明。该报创刊伊始就曾在《本馆告白》中表达了这个办报理念――“海内同志如有仿制或创制之物，请即详告本馆，当为登报表扬；如有新撰、新译书籍或创意欲撰、欲译之书亦可告之本馆登报绍介、普告学者。”基于此，该报曾在“专件”中发表连载《南非洲杜省华侨五年抗例血泪书》、在“译件”中刊登翻译文章《英国工业新教育案》等文章。 其二是“互动意识”。早期的《大公报》深知报纸的未来系于读者的支持，故非常注重报纸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一办报思路最先见于《本馆告白》中：“日报一事全赖集思广益、不厌其详。本馆虽托有各处友人广咨博采尤恐圜于耳目或偏执，见有失实事求是之义。尚幸四方同志匡其不逮，凡有崇论、伟议及新政时事见告者本馆亦为采登。”在具体实践中，该报经常举行面向所有普通读者的“征文比赛”。如，该报曾于1911年11月22日举办题为“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不仅详细刊登征文要求、奖励办法，还陆续刊登获奖作品。同时，《大公报》还特别重视读者来信，常以“来稿”、“来函”的形式予以刊发，充分体现来自民间的声音。 讲求“新闻策划” 新闻策划，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被业界普遍认同并时常运用的新闻操作手法。虽然，在彼时《大公报》所处的时代尚无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在新闻实践中，《大公报》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了，能集中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该报对“张勋复辟”事件的报道。 从1917年7月3日起，该报开始对这一事件做了连续五天的集中报道。以下便从新闻业务角度对这组报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从数量上看，该报一共做了11版的报道，大约刊登了各类新闻约120余条。其中7月4日和7月5日两天每天做了两个版题为“讨贼之师起矣”的组合报道，7月6日做了两个版题为“薄海争传讨逆声”的组合报道和一个版的《大公报特别附张》，7月7日又刊出了题为“逆贼无死所矣”的组合报道。至此，对这一事件的报道比较完整圆满地结束。 其次，在这次报道中，《大公报》的报道速度、稿件质量以及版式安排都颇为出色。不难看出，《大公报》的报道重点主要放在了纵深两个层面上――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直接对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以事件为线索，关注并尽最大可能报道事件各方的态度、声明、举动等。这样，既保证了报道具有强烈的时效性，又确保了报道的全面、客观、平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张力。具体报道中，每篇消息的篇幅很短，有的甚至只是一句话新闻，但往往主旨明确，一目了然；评论一般以述评为主，也有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如《致国人》，言辞恳切，亦能一语中的；稿件编排上也独具匠心，发人思索。如每天都刊登一个突出大标题的“专版”，这种做法类似今天的集纳专栏，主题非常集中。同时，配合新闻，刊登言论并巧妙地登载一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的新闻以加大报道的覆盖面。例如，7月4日刊登的《蔡鹤卿（蔡元培）先生辞职书》一文，就很能体现编辑的匠心独运。行文上，还注意通过字号的变化来隔离标题和正文并由此来标示新闻的重要程度。 还有就是加大了对“张勋复辟”所衍生的事件进行报道，从侧面呼应整个报道。譬如下述几则新闻标题――“京报界失言论自由”、“日本调兵到京消息”、“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等。尤其值得推崇的是冠以“喻评”的新闻述评，短小精悍，字字珠玑。例如：7月3日报道中刊登了一篇很短的花絮式的报道――《两日来之成绩》，并注明“冷观”字样。该报道原文如下：“今将复辟后两日来之成绩摘要开列于左。一、恢复红顶花翎；二、恢复三跪九叩；三、恢复总督巡抚大学士；四、新增忠勇亲王一尊；五、骇走北京住民数千；六、骇倒北京报馆十数家；七、骇跌中交票价。呜呼复辟……呜呼民国。”这篇只有80余字的小文，却生动地反映了复辟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虽称“成绩”，实则反语，策划很到位。 广告内容丰富且操作手法臻于成熟 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又一个特色在于广告，其经营意识之强烈，内容之丰富，操作手法之成熟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人叹为观止。可以说，该报的广告内容几乎能够涵盖所有领域，政府、金融、教育、医药、日常用品等无所不包。而且，这些广告的操作手法，许多仍被今天的报纸广泛采用，比如，头版甚至报头刊登广告的做法，比如刊登插图的做法，比如刊登读者的表扬信为自己的报纸做广告的做法，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当时该报已经有了分类广告的雏形，而这种广告操作手法业已成为今天报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早期《大公报》的广告操作手法中有一些是今天的报纸所无法企及的。譬如，广告文字的精练、文辞的平顺等。再有就是，当时的广告似乎比今天的纸质媒介的广告更实在一些，或者说更能直接地体现广告的功能之所在。例如，绝大多数商品的广告都会在其广告中标明价位，文字亦让人感觉没有太多虚夸的成分等。 以上是笔者从新闻业务角度对早期《大公报》所进行的粗浅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点，主要是因为该报当时在业务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对今天的媒体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瞿秋白对新闻业务的创新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办和编辑党报党刊，利用报刊宣传革命、组织革命、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是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创办、主编、编辑过《向导》、《新青年》、《前锋》、《热血日报》、《布尔塞维克》、《红旗日报》、《红色中华》等党的机关报刊，是党报创始人之一。他在新闻实践经验中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党报思想理论体系，而且在新闻业务方面也有独到的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新闻采访上 我国出现中文印刷报纸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大多是访员从官府衙门得到的文件、探听到的内幕、市井社会新闻等，就事报事、支离破碎、内容浅薄、缺乏影响力。瞿秋白打破了这种新闻采集方法，采用全新的、符合新闻规律的方式采访新闻。 采访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1920年10月，瞿秋白担任了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驻莫斯科特派记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到十月革命发源地的苏俄采访的记者，他将采访方向定为“研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独裁机关、共产主义、马克思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将采访目的定为“求一个‘中国问题’的相当解决，略尽一份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由于有了明确的采访方向和目的，他为《晨报》、《时事新报》撰写了大量观点鲜明、内容翔实、思想性强的旅俄通讯，并撰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书，全面地、真实地向中国人民最早报道了十月革命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在我国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动。 采访以理论作指导，理论联系实际。瞿秋白认为，新闻采访“必须令理论的文辞，事实的名物服从于现实的生活”。他在苏俄采访期间，抓紧时间刻苦学习钻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苏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看清社会发展方向，写出了内涵深刻的报道。 采访要求实求真。瞿秋白认为：“一切真理――从物质的经济生活到心灵的精神生活――都密切依傍于‘实际’，由客观立论。”他把这个观点叫做“世间的唯物主义”。他在莫斯科当记者期间，不仅仅是采访当时苏联好的一面，也采访苏联当时的困难、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政策上的某些弊端和一些官僚主义现象，并恰当地写到通讯报道里，指出这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国家所不可避免的旧痕迹。这样客观、公正的报道，不仅没有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反而使更多的人正确理解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 在新闻体裁和写作上 瞿秋白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本着新闻宣传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现实生活服务的精神，对新闻体裁和新闻写作进行了不拘一格的改进和创新。 散文式纪实新闻。瞿秋白在撰写旅俄通讯报道时，一改新闻写作中概念化、公式化、形式呆板、枯燥乏味的写法，借鉴散文的笔法，以见闻录的形式，记录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既有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行踪和言谈，又有人物形象和场景的鲜活描述，还有恰到好处、言简意赅的抒情和画龙点睛、寓意深刻的议论，实现了新闻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指导性与趣味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很受读者欢迎。 首创综合新闻。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时，在报道“五卅”惨案时，无论是报道帝国主义压迫剥削和残害中国工人的状况，还是报道全国各地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都突破了反映单独事件、一事一报的新闻报道格式，将在全国或一个省、几个省，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一条战线或几条战线的情况、动向，组织在一个中心下写成稿件，既有全面的情况概括，也有典型事实的记述，点面结合地反映全局，报道面广、声势大、信息量大，使人们对“五卅”惨案有了完整的了解和认识，扩展了新闻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提倡解释性报道。瞿秋白在《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中指出，党报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做富有说服力的而不是机械的解释。对于出现的新问题，党报“单是指出某某地方用强迫手段的错误是不够的，还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这就是说，用这中央机关报的名义直接对一般民众说明某种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恶化”。他在新闻实践中，在对共产国际，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等宣传上，发表过大量解释性的文章，开了我国新闻解释性报道之先河。 在新闻文风上 为了使党的新闻宣传能够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作用，瞿秋白十分注重改进新闻文风。他在主编《热血日报》时，听到一些工人反映看不懂报纸的文字内容后，就提出了报纸要注意文字通俗，力求用口语，尽量使用方言写作，以及文章要开门见山，篇幅要尽量短小，体裁要形式多样，让工人有空看、看得懂、喜欢看的办报要求。他在中央苏区担任《红色中华》报社长和主编期间，建立和培养了一支工农兵通讯员队伍，积极编发通讯员撰写的反映群众现实生活的、带有乡土味的稿件。 瞿秋白在新闻业务上的探索、改进和创新是我国新闻史上的宝贵财富，值得新闻工作者研究、学习和继承，使党报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工作任务，正确引导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中原油田采油一厂油藏经营管理五区） 编校：赵 亮 新闻业务论文: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在教学中如何将理论和实践较好地结合，一直是新闻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6年石家庄学院新闻专业创建了《新闻报》，由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自主运作，完成出报的各个环节T作，并最终印刷报纸。同时，并以此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一段时期之后，学生较好地掌握了基本的新闻业务技能。 创办《新闻报》的初衷 新闻专业学生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的统计，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总数已超过300个。新闻专业已经成为比较热门的专业之一，但是许多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往往感到在学校学习的专业知识用不上，工作无从下手。 学生在校期间，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但到了媒体实习或工作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学生们往往缺乏解决的对策。究其原因，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指出，当前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大媒体的记者把新闻埋葬在一堆空话中。变得越来越同老百姓不相干”，“学生不去实践，不去动手写，整天在高谈阔论一些理论，可能永远做不了一个好记者。在新闻这方面，写篇好的新闻作品能切实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远甚于整天高谈理论”。∞因此对于实践性很强的新闻学科来说。理论不是不重要，而是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当花更大的气力投身实践。在实践中贯彻理论。 新闻专业各门课程间割裂，缺少有机整合。一些大学文科院系增设的新闻专业往往存在狭义理解新闻教育、办学渠道不畅的状况。教学内容仅以新闻为主体，纯粹从新闻工作工艺过程分解出若干环节加以解释，不能反映出新闻学科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编订教学计划的传统方法讲究清晰的课程定位，各门课程之间功能分工明确，但是课程之间的割裂会影响学生融会贯通地学习，致使教师之间的配合不够。对于新闻学教学而言，课程之间教学上各自为战，导致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不懂工作流程，缺乏合作意识，远不适应新闻实践的现实和长远需要。 媒体需要的是复合型记者。“‘复合型’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和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新闻学的专业教学应适应这样的人才需求。 但是教学实践对于“写”相对重视，课堂教学对此能力的培养也比较得力，相对而言，“采”和“编”则比较薄弱。“评”、“摄”的能力则由于实践锻炼的机会更加有限而疏于培养。采、写、编，评、摄，这原本需要相互配合的工作环节却由于课程的严格划分形成壁垒。“随着学科基础从文学转到社会学，课程教育也由仅仅重视写作，转向综合提高学生素质上来。” 这就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专业教学中应尝试打破课程壁垒，提升学生“采、写、编、评、摄”各个方面的专业综合能力，努力培养复合型记者，从而适应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 创办《新闻报》 鉴于以上原因，2006年，石家庄学院创办了一份供专业教学使用的《新闻报》，让新闻专业全体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参与报纸新闻业务的运作流程。以“锻炼能力，打造新闻传播人才”为办报宗旨。设置了本院新闻、高校新闻、视点聚焦r校园热点话题的特稿报道)、资讯交流(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校沟通的桥梁1、考试专刊、就业专刊、副刊等版面，核心读者定位于本校师生，两周一期，校内发行。 同时，我们设计了以《新闻报》为实践平台，模拟报社办报，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等专业课的老师打破课程壁垒，通力合作综合指导。进行各项新闻业务技能整合运行的综合实训l。其设计思想和教学效果如下： 学生是主角，模拟报社编辑部自主运作。在办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尽量南学生自己解决，充分锻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针对办报资金紧缺的问题，同学们自告奋勇地担当起拉广告的任务，他们热情地与学校周边的商家店铺联系，收获颇丰，几乎每期报纸都有一定篇幅的广告刊登，这样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办报所需的资金，同时也使同学们的业务经营能力得到锻炼。教师是配角，辅助学生办报，督促学生的采编工作，监督采编流程，并对学生的报道导向和采编技巧进行指导，对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矛盾进行疏导。 模拟报社设置岗位，让学生进入“总编”、“记者”、“编辑”、“制作”、“校对”职业角色，同时定期轮岗。在角色意识的驱使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责任心。且让学生在特定的岗位中体会自己与其他岗位的相关性与协作性，体会新闻传播是多方合作的成果。树立起团队精神，使学生在实践中积累起课堂上得不到的自信心、勇气、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有效地培养学生的竞争能力以及合作能力。 比如，在岗位职责的压力下，做记者的学生为获得新闻信息要学会与被访人进行“交流”，为稿件能够刊发要学会与编辑进行“配合”；做编辑的学生为分配本部门的任务要学会“协调”各记者之间的关系，学会与制作人员“协商”争取最好的版面效果，等等。在这种模拟的活动中，通过不断磨合的人际交往互动，构建起从事新闻传播工作所必需的团队意识，培养起学生职业传媒人的心理素质。 规范办报流程，模拟报社按周期生产报纸。第一步，召开选题编前会，各个记者申报选题，版面的责任编辑落实选题，组织记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采写、摄影。第二步，召开编辑会议，讨论编辑稿件、设计版面，并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学生利用电子编辑实验室进行版面编辑，出样报、校对、印刷报纸。第三步，召开编后会，担任记者的同学谈谈采访写稿过程的心得、体会，担任编辑和制作的同学介绍版面设计的思路，互相交流，互相学习，随后教师结合新闻专业知识对稿件、版面设计的优劣进行点评。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办报的积极性，定期组织优秀作品评选活动。教师组提名该期报纸中的好稿、好导语、好标题、好版面等奖项的入围名单，全体同学投票进行评选，然后由学生计分员按照模仿媒体制定的工作量考核办法对学生作品计分。各期报纸得分的总和是学生这门实践课成绩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组织学生去媒体参观，聘请资深记者、编辑与学生座谈，使之了解传媒人的真正生活状态以及报刊行业的最新动态。 创办《新闻报》的思考 近年来，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开设的“大篷车式”教学被很多专业人士所推崇。即由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社会实践，在学生的采写过程中教师现场进行评点。但是这需要停止其他教学活动，且耗资巨大，一般院校只能艳羡很难推广。采用创办《新闻报》的模式构建新闻业务的教学实践平台，将采、写、编、评、摄五门课程有机地结合，实现了教师的配合与课程整合，不影响其他课程的教学活动。课程所利用的实验设备等教学资源基本是专业建设中已有的资源，投入少效益高。 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同学们各方面能力得到了锻炼，感觉很有收获。同学们写的部分稿件还被省级媒体全文刊登。该实践课的创新点在于用模拟报社办报的综合实训形式搭建了一个新闻业务技能实践的开放式教学平台。克服了新闻业务易于讲解难于操作的封闭式课堂弊端。为新闻专业提供了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模式。 学生的新闻业务技能通过报纸物化呈现，具体直观的新闻产品能够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学生在办报流程的参与中发现授课学习中的薄弱环节，并有针对性地突破，切实领悟新闻理论的实际意义，有效地训练学生掌握各项业务技能的操作要领和操作技巧。此外，在模拟办报的实践过程中，同学们分工明确，互助协作，增强了团队意识，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业务能力，还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增强了新闻敏感，创新意识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加强，新闻业务素质获得了较为全面的提升。 编校：张红玲 新闻业务论文:新闻业务论文: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研究 摘要：随着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技术的迅疾发展，催生了诸如网络、手机等新的媒介形态的出现，使得媒介融合的趋势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本文立足于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本体研究，首先概述了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继而提出对策，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借鉴意义。 关键词：媒介融合 电视新闻 业务 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发展迅猛使得媒介融合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新形势，电视新闻工作者要积极适应新闻传播模式的改变，推动新闻传播的革新与发展。 一、媒介融合内涵及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一）媒介融合内涵 媒介融合是相对于电视、报刊等媒介所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而言的，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信息的内容共享提供了技术支撑，计算机网络则为其构建了多媒体平台，受众在融合网络的各个节点上可以同时获取多种媒介的多样化信息，主要涉及技术、内容以及产业的融合。 （1）技术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在“网络电视”、“手机报”等不同媒介平台上进行传播、扩散文字、图像、声音等新闻内容信息； （2）内容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但可以将不同媒体的新闻作品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展示，而且实现不同媒体的新闻内容相互间的渗透和重新组合，满足受众多层次的需求； （3）产业融合。构建以新媒体为核心的数字化平台，从而实现网络视频、网站、手机、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的相互叠加，多向分布，而且使众多关联产业融合发展成为现实。 （二）对电视新闻业务影响 1、大大提升受众地位。在媒介融合的情景下，信息的传播体现为较强的个性化。以微博、播客、博客等为代表公民新闻和草根媒介对电视受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电视受众参与的内容生产使得新闻信息源呈现多元化，电视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媒介内容的影响，而是有选择的筛选自己感兴趣的媒介内容，选择为自己接受的接收终端。 2、媒介载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数字技术瓦解了信息对传播载体的特殊依赖，新闻信息呈现出多元化的传播状态。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中，媒介载体可以是文字、图片、动画、视频、网页。形式的极大丰富，使得电视受众对信息的多样化需求获得满足，随着这种需求被持续地强化，电视受众对新闻传播载体的选择变得更加挑剔。 二、媒介融合语境下电视新闻业务新变策略 媒介融合带来新媒体的创新与发展给电视新闻业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电视新闻业务的没落，只要电视新闻业务根据所处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结构性地调整自己的采编播业务，加强与各种媒介多方式、多层次的沟通与合作，凭借专业的人才资源优势、多元化内容渠道和庞大的受众群体，电视新闻业务仍将在媒介融合生态下的受众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构建大媒介平台，促进资源共享 在媒介融合环境中，传媒的竞争愈加激烈，单独的任何一种媒介形态很难形成竞争的优势，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任何媒介传播途径都应该成为电视新闻业务可借鉴的形式或借助的手段，以实现立体化传播。基于此，根据用户需要构建大媒介平台，一方面依托电视台现有的新闻节目建立网站，提供播出节目视频；另一方面是组建传媒集团，对接多种媒介平台，整合不同类型媒体的新闻内容资源、新闻传播平台，开展跨媒介的新闻资源共享。通过手机电视、视频网站、网络电视、播客、IPTV甚至手机短信、微博等，将新闻信息以多元化的形式、多样式的包装、多渠道的送达，以实现立体化传播的模式，从而实现促进跨媒介的资源共享的目的。 （二）借助媒介平台，实现节目共创 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电视新闻节目的主编开始注意使用网络媒体平台对电视新闻节目进行互动性推动，往往会在自己的网站上开设互动板块接受观众对于新闻节目内容的反馈，但是这只是属于新闻节目的独创阶段，远不能达到共创的目的。要真正实现新闻节目共创，就要对其他媒介进行有机整合，树立自己竞争的优势，所以说创造性地嫁接其他媒介平台，让互动从形式变成节目的内容就成为必须。在内容选题阶段，重视网络互动平台，选取网民点击量最多的新闻话题，提高自己内容的原创能力，通过记者现场调查、网络连线采访，演播室主持人解说、嘉宾现场讨论等形式，对新闻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同时在内容报道中，通过论坛、微博、播客、DV展播等形式邀请观众参与，较好的处理观众与新闻内容生产的关系，将其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合作者、加工者、整合者以及解读者。对于通过网络收看节目的观众，还可以为其提供专门的沟通渠道，让观众实时参与到节目中，将互动的过程全方位呈现出来。 （三）适应媒介融合趋势，转变新闻传播角色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主体得以转变，新闻传播草根化、群众化趋势日益明显，新闻传播工作者应该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聚焦社会热点、焦点、难点，以加速新闻传播、提供信息服务、监督舆论导向、为群众发声为职责，体现社会责任感；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使得新闻传播工作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新闻传播工作者要做受众的“回音壁”，不断满足受众资讯需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反映群众的心声。 网络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加速了媒体融合时代的到来。媒体融合又促使电视业务的改革与发展。新闻传播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状况，积极转变自身角色，着力于媒介平台的构建，促进节目共享与节目共创，推动新闻业务的新变。 新闻业务论文: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与探索 摘 要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一直都实行重理论而轻实践的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环境和高职高专教育中的新闻专业学生的成才要求。因此，探索新的新闻业务课程方法已经迫在眉睫。本文以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改革理念为基准，分析了当前新闻业务课程的缺陷，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改善对策。 关键词 工作过程导向 缺陷 优化对策 一直以来，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被视作教育的重头戏和生命线。一个具有高水准的教育方法才能确实保障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成果。新闻业务课程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果，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业务工作者。但是长久以来，我国高职教育和普通高校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过于偏重理论的传授，教师成为了教学工作中的控制者与决定者。但是因为新闻业务的本质属性偏向于实践性，这与我国现阶段过于偏重理论传播的教学模式有一定的冲突。作为一个应用性极强的实践学科，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显得过于落伍，培养出的新闻工作人员缺乏实践的能力和素质。所以，业界十分有必要调整和改革现有的新闻业务课程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与思路，通过积极的优化业务课程与教学才能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闻业务从业人员。在改革的各种途径与建议中，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方法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探索。 1 工作过程导向的含义及特点 1.1 工作导向的含义 工作过程导向概念的提出来源于德国。从历史上来讲，德国独创的工作导向性职业教育促使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崛起。德国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操作技能，通过理论的传授加工厂的实践操作培养出了大批素质很高的人才。这其中，德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离不开工作过程导向的学习理论作为基础性理论的支撑。 从广义上来讲，工作过程就是指旨在实现确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服务活动的顺序。狭义的工作过程是指物质产品生产的顺序。工作过程的意义就在于“一个职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职业，就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工作过程，即在工作的方式、内容、方法、组织以及工具的历史发展方面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如果不能对工作过程有很好的理解，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就没有办法实际体现出真正的教育内容。 1.2 工作过程导向的特点 （1）课程与教学理念时代性。首先，应该明确工作过程的教育的方法是以现代化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为指导的，这就要求教育课程的模式也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善，也就是对于工作过程进行系统化的了解和准备。只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才是符合时代性的教育方法与理念。通过严格按照工作的实际过程来安排学习的进度和方式，来达到在学习中“学会工作”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过程就是在模拟工作的过程，为学生日后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职业能力基础。 （2）课程教学内容的模块化。在对教学内容进行编排前，需要首先将实际工作分析作为基础分解，通过实际工作的模块化顺序分解作为具体的教学内容，这种教学模式不是以学科为基准来组织教学内容，而是强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的教育模式，配以理论知识、职业技能与职业态度、情感的综合。这种行动化学习在每一个学习模块中都囊括了不同的实践知识、理论知识、职业态度和情感等内容。项目“行动”过程的完整性很大限度上得到了保护与落实。 （3）课程教学的模拟情境化。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课程教学的最主要特征就是要求以项目教学为主要特征的“学习情境”中实施。老师通过在课堂上或课下实践活动中按照实际任务情境将真实的工作组织形式带入教学中。这样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贴近职业实践，达到了实际工作过程与教学内容的“同步”。通过模拟情境化教学把课程实施的主体、客体、教学过程和教学的场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课堂上并不是老师的“独角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教师，而是突出了工学结合，包括了学校、媒介的融合，教师、“工程师”的融合。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融为一体，学生心理过程与行动过程融为一体，即“教、学、做”融为一体，完全服务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中心地位，有效地构建了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师生关系。教学场所也延伸到了实验室和媒体。 2 目前新闻业务课程设置中存在的问题 2.1 偏知识传授，轻技能训练 在对新闻专业的学生培养中，过于重视课堂上的课堂教授，传授型课程的比重过大。业务课程本应该着重与技能训练，但由于各门课程过于强调课程各自的系统性、完整性，其中有不少与技能训练脱节的东西。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等课程中可能以往教师只注重教授学生一些大道理、大原则，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本应是重实践的课程，结果被理论教学占据了过多本该进行技能训练的时间。 2.2 教学方法上理论与实践性联系不强 近几年，高职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新闻类型专业与课程大多都开设了例如“中外新闻名作赏析”的专门课程，但是这种课程安排作品的鉴赏去没有跟实践练习结合到一起。在实践新闻写作上，教师一般只讲授消息和通讯，其他的新闻体裁很少涉及。学生由于没有学习到诸如述评性新闻、新闻分析、解释性报道、新闻特写等体裁的写作知识，毕业以后，往往难以适应新闻实践的需要。以笔者所教授的专业新闻采写课程为例，一般教学只是通过学习采访教科书中提出的若干笼统原则，作为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但由于没有紧扣采访环境实际，深入讲解在不同采访环境中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学生虽然对采访原则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一到具体的采访环境中往往不知所措，提问浅显，甚至是无的放矢。 2.3 业务课教师自身缺乏实践经验 众所周知，新闻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授课的老师必须要具备比较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才能为学生带来有用的知识。因为他们曾经或者正在亲身经历新闻业务的实践流程，懂得实践中应该注意的点点滴滴，通过传授实践经验给学生，学生才能真正懂得未来的工作业务流程。但是，现阶段在高校担任业务课的老师，大多没有媒体实践的经验，或者已是多年未和业界接触，这样教师很难有从事新闻实践的机会。因为教师自身工作经验的欠缺，对于新闻业务发展趋向动向缺乏把握。所以，大多老师的课程教学只能从“书本”到“书本”，难以紧密结合新闻实践，学生所学的知识必然也难以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去。 3 基于工作过程导向的新闻业务课程优化 3.1 改变传统教授模式，引导学生多渠道自主学习 新闻教育专业知识的讲解与教授应该注重多元化和知识的丰富性与现时性。从事新闻教育的老师除了具有较强的理论专业之外，必须还要能够了解新闻专业的最新国际国内发展状态，通过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丰富自己的知识传授方法和手段。通过有效的手段引导课题教学，引领学生富有成效地汲取知识。如果教师只有理论素养但是缺乏业务实践经验，那么就无法生动地讲述新闻业务的精髓。 首先，老师需要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好指导工作，通过适当的引导，去鼓励学生发散思维，诠释出个体对于新闻业务的理解。其次，针对新闻教学的特殊要求，高校要大力引入具有较强实践经验的业界资深人士担负新闻业务课程的授课。教师的角色是“引导者”，在课堂教学中要偏重“引导”，不能大包大揽地“统领”。 其次，新闻业务老师有必要成为学生日常学习的组织者，通过给学生设定目标和方向来引导学生对于新闻知识进行深化了解。在学生“求知”的过程中，老师应该充当一个“协助者”的角色，能够有步骤、有计划、逐层深入地安排学生的采、写、编、评、播、摄等新闻业务内容，规定明确学生的学习目标，引领学生逐层深入掌握新闻业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 3.2 “多管齐下”的新闻业务课程教学 高等院校的新闻业务课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系统性的培养过程，不能再局限于知识的简单传播。通过调查发现，尽管高校在新闻类教学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改革，但总体来看，教育理念、教学方法还是没有根本的触动。高职院校新闻教育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多管齐下，彻底根除传统教学思想的不良影响，让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灵活多元化。 首先，要将课程的实践上应该多样化，具体的形式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一是间接式。通过定期邀请新闻业界的专业人士来学校举办专门的讲座，让学生近距离接触这些新闻从业者，触摸到新闻实践的真实脉动。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对于新闻实践工作的好奇心，并且确定未来的职业目标。二是直接式。即让学生直接进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以进一步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理论，在课堂上进行职业体验，进行例如“模拟新闻会”，这样将课堂学习由静变动，由内而外，由封闭到开放，由被动到主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刺激了他们的积极思考，活动范围和时间的限定又保证了实践的效率。三是参与式。即通过让学生去报道新闻的方式，直接让学生参与实践工作，面对和克服在报道中碰到的问题，锻炼和累积实践经验。 3.3 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大学生的自我发展与提升，其实就是自我性格和身心成熟的过程。教师在这期间对于学生的教学过程，就是通过自身拥有的专业知识和人格职业魅力去引导他们完成这一成长的过程。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在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知、感悟与个人实践体验的统一。知识是外在的，还需要学生运用内在的知识理解和构架去进行再吸收循环才能起到作用。因此，一个有效的教学活动既需要有老师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更需要学生自身进行主动的思考和创新活动，需要将学生放到实际的工作环境当中，让学生实际接触真实的新闻业务，去思考所接触的事物、现象、规律，从而激发在采、摄、写、编、播、评等业务技能上的创造性和创新意识。 新闻业务论文: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摘 要】梁启超的新闻观点历久弥新。本文从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的角度对其新闻业务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将媒介的现实问题与梁启超的新闻业务思想相结合，分析梁启超新闻业务思想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新闻业务 新闻思想 梁启超是我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在二十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新闻思想。其报刊活动的思想和实践为我国报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在新闻业务方面的经验和总结，为我国的办报活动留下的丰富的遗产。 虽然在梁启超时代，新闻业务的活动仅限于报纸和杂志，但是对于新媒体格局下媒体的发展而言，其新闻思想仍有很多现实意义。现从目前新闻学研究中的几个理论热点问题来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需要发挥好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目前的国际媒体格局下，我国的国际传播力有限，新闻媒体的国际话语权比较小，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够。发挥媒体的功能，改变我国目前的国际格局非常必要。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对报纸功能的阐述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开民智”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的文章是为“开民智”而作。虽然他的这些思想均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阐述，但是却不能抹杀这一新闻思想的指导性。启迪国民、改造旧国民缔造新国民是梁启超办报的目的。现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地球村”。所以，国民应当时刻了解国家和世界的局势，媒体应当发挥好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国民了解最新的新闻信息。这样不仅有利于国际传播力的提高，而且有利于提高我国媒体话语权。 2、“去塞求通”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去塞求通”的关键在于“通”。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人们和报纸缺乏一种政治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国家的强弱取决于信息的通塞与否。“通”的含义就在于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以及言论的表达。媒体的功能在于沟通国内外的信息交流，树立我国的国家形象，宣传我国的思想。此外，他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耳目、喉舌。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喉舌”的理念是相通的。在目前的国际格局下，我们要积极发挥媒体“喉舌”的宣传作用，用媒体发出我们的声音，持续不断地发展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增强我国媒介的话语权。 3、“向导国民”和“监督政府”的功能 梁启超认为报纸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作用。在监督政府方面，他还提出了三种方式，即：法律监督、宗教监督、名誉监督。“名誉监督”实质上就是“舆论监督”，他认为“报馆”应通过自己的优势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通过无形中的影响力来监督政府。所以，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运用好媒体的批判功能。批判和监督，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自身存在和发展所必须做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讲，具有批判精神，并能恰当地体现在报纸上，就是舆论影响力的重要突破。 二、国内媒体格局的变化要重视受众的观念 梁启超所创办、主编的报刊多达十余种。如果说维新时期梁启超的受众思想是一种精英受众观。那么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受众观就有了平民化的特点，将目光投向了广大的老百姓，内容上更加丰富，文体上自由灵活，分类上不断细化，编排上更加多样。目前，我国的媒体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媒体的格局已经形成。梁启超在报刊实践中形成的为受众服务的观念依然非常重要。 1、媒介融合的环境下，服务受众的观念非常重要 新媒体不断出现，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媒体融合并存”的局面。虽然传统媒体的受众观念已经存在，但是在具体实践上还不到位。新媒体作为新兴的媒介，他们服务受众的观念还需要明确确立起来，服务受众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新媒体对于梁启超观念的学习和继承十分必要。他的观念值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学习。 2、媒介竞争的格局下，赢得受众是发展的关键 受众本位观不仅仅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而且关系到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和发展。媒介竞争包括介质、技术、内容、营销、整合、形象乃至眼球的许多方面的竞争。如何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力是所有媒介都需要思考的问题。而获得更多更广的受众是他们竞争的目的。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目前的发展受到新媒体的冲击比较大。媒体的受众开始流失，广告的份额也开始减少，因而，传统媒体应对新形势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离不开为受众服务的理念，赢得受众是其发展的关键。传统媒体应当积极面对挑战，大胆创新以谋得发展。 3、媒介环境政策下，媒介发展中受众需求导向日益增强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市场日趋成熟，传媒产业不断发展。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以“传者”为导向到以“受者”为导向的过程。不仅仅在媒体行业，在其它的行业发展中，也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顾客”。相对于其它行业的“顾客”而言，媒体行业称作“受众”。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并且是符合市场发展的机制的。因而，虽然在梁启超生活的时期，媒体产业还没有形成和完善，但是其受众思想在当代社会依然是需要遵循的规律。 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理论与实践需要不断创新的精神 “媒介融合”是近年来新闻领域中出现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不管是学界还是业界都在研究它。研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其对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所带来的改变。对于理论和实践而言，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我们要学习梁启超的创新精神。 报纸版式方面，他改革了报纸的版式，摒弃了线装书式的版式，采用了新式书籍的装订法。他还打破了旧式期刊“首论说、次上谕，次各省要闻，次本埠新闻”的格式，使用铜版新闻照片配合文字进行宣传；办报原则方面，梁启超提出了他的办报原则：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业务规范方面，制定了论说和记事的准则。这些准则，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关于论说的准则是“公、要、周、适”四条，记事的准则是“博、速、确、直、正”五条等。 在目前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各个媒体的理论和业务的实践也需要不断创新。不管是网络新闻、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以及其它新媒体新闻的采写编评都需要规范，真正能够做到梁启超提出的论说和记事的准则，才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四、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队伍建设对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新闻人才的培养和队伍的建设问题也一直是业内人士关注的问题，新闻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近年来，由于受到主客观的影响，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媒介失范问题频频出现，虚假报道、低俗之风、有偿新闻、不良广告、侵权报道等带来了消极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介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形象，违背了职业道德。 梁启超的报刊自律的观点对我们这些现代人依然有重要意义。梁启超对报人的素养提出了要求，他认为，要想办更好的报刊，就要提高办报人自身的素养。“虽然为向导者，必先自识途至熟，择途至精，然后有以导人。”他认为向导民众要从自身做起，这一点也是对现代社会媒体人的要求。提高媒体人的素养尤其重要，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利于规范媒介的行为，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还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另外，梁启超还提出了健全舆论所具备的条件——“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从这一点来说，虽然这些要求是梁启超对于健全舆论而提出来的，但是这些内容不仅仅是对健全报刊舆论而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报刊编辑人员的行为规范提出的要求，更是报刊编辑活动的要求。我们应当以梁启超提出的这几点要求为准则，约束自身的行为，提高自身的素养，为受众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新闻业务论文:谈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 [摘 要]在生存竞争和利益竞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报纸开始注重“营销策划”。抓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力争吸引更多读者的眼球，从而获得最大的汇报。如果有了好的新闻策划，没有深刻把握事件的价值内涵，报道出来的东西还是没有任何影响力，难以让读者接受，这样就削弱了传播效果。 [关键词]报纸个性；新闻业务策划；分析 一、新闻业务策划的必须性 在近年来有关报纸业务研究文章的关键词中，“同题竞争”是频繁出现的概念之一。报道内容的同素材、同主题等新闻资源的有限性绝不是现在的产物，但计划经济时代的报纸因为“各得其所”，使这一原本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太多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责任”与“规定动作”需要的是相安无事的办报状态，突破有限性而开掘新闻资源只是副产品。市场中求生存的媒介管理定位使得“自留地”与“自选动作”有了较大的空间，求新、求异的受众加速孕育出报人“你争我夺”的职业理念，并将同题资源的有限性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问题的解决包括了两方面：合理利用报纸空间拓展的相对优势，张扬文字报道特有的全面性、厚重与深刻性等报纸所共有的个性；最大限度地挖掘与利用新闻资源，摆脱素材问题带来的同质化，尽量体现每份报纸的个性。业界实践已经反复验证，要做到这些新闻业务策划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选择。 各类媒介所具有的“类”的介质属性，都能够为报道内容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提供潜在的空间，同时可以从内涵与外延上拓展这种弹性空间的，除因特网外当属报纸。外延扩充方面，报纸版面增扩，除新闻出版秩序监管的政策性规定带来某些约束与限制外，适应新闻策划需要的潜力是与电视媒介难以比拟的，因为后者要受非灵活性的时间因素限制。常规情况下供读者选择的信息超市式的报纸分叠、多版组处理，重大活动与节庆、特别事件时的增版、特刊与号外等这些外延式扩张手段，不仅是报纸与广播电视之间竞争，也是报纸之间激烈竞争的一种有效与必然选择。新闻策划的目标之一就是形成量的规模，版面扩增的相对自由正是报纸的个性与优势所在，所以，新闻业务策划的实施将报纸的个性与优势充分挖掘并体现出来。 二、不要把新闻策划变成炒作 新闻策划和炒作，是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两个概念，也是业内同仁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它是新时期报纸出现的一个新现象。然而，新闻策划这个新时期新闻运作的“宠儿”若宠过了头，宠变了形，就会成为“炒作”。以致不少正常策划也经常遇到人们的质疑。从表面上看，新闻策划与炒作有些相同之处：追求创意，追求与众不同，追求社会反响，追求广告效应，以达到扩大报纸影响的目的；有周密的计划部署，首尾照应的操作，以把文章“做大”等。策划与炒作既然具有一些共同性，但若把握不好度，策划就可能变成炒作。随着竞争的加剧，媒体绞尽脑汁，以策划或炒作的手段去吸引读者，扩大影响，都是为了适应现代传播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新闻本质上看，新闻策划是在传媒竞争空前激烈的形势下，立足于客观新闻这一前提，对报道活动进行的有前瞻性的、有巧妙创意和构思的、能够解答重要新闻热点问题的谋划与设计。其目的在于最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取得最佳的社会效益。 炒作也是新闻竞争的产物，也是为了有效地运用和配置现有的新闻资源，最大限度地赢得读者。正如美国克瓦克教授和罗森斯特教授所指出的：“媒体的空前发达并没有产生相应的新闻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如今的媒介越来越多地倾向于炒作热点新闻，加大新闻炒作的力度，抓住某一新闻事件大做文章。”尽管如此，以严格的目光来观察，新闻策划与炒作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新闻策划以客观新闻是否存在为策划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具体报道中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总体是一种客观的、被动地、“第二性”的行为，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而炒作则不痛，它既可以借客观存在的新闻为由头，也经常主动地“作出”新闻。通过发起活动实施预设选题，或者幕后指使人做“有新闻价值”的圈套，然后来报道活动中、圈套中的新闻。这样“作出”的新闻，不符合新闻的本质意义。 三、报纸个性与新闻业务策划的关系 报纸普遍地增版、扩版始于报业逐步走向市场的20世纪90年代，报纸为了成功地走向市场，包括选题、作品呈现形式、规模效应、建构报纸形象等内容的一系列新闻策划或新闻业务策划大量出现，其中晚报的策划尤为突出，几乎所有的晚报都开展过一些公益与救助性的常规与非常规新闻活动策划。 各种媒体所面对的显性新闻资源与素材的同一，虽然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不同媒体报道内容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性”的大小，也取决于对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把握程度。从本质上说，任何一种新闻事件或现象都不是一种单纯的自在体与独立体，它应该属于处在隐性状态中的事件或现象“链条”中的一环，可以从中截取的事实“长度”就依赖于认知与把握的能力。所以，对如何利用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存在弹性空间，用画面和语言文字手段来具体丈量这种认知与把握程度的效度是不同的，语言文字更有优势。因此，对于同一新闻素材而言，语言文字报道比画面报道更有深刻性、厚重与全息性特点。如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报道中，尽管央视在表决结果揭晓的瞬间就已把“北京赢了”的欣喜在最短时间内传达给了观众，但《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号外）以文字报道全面性的特点展示了报纸的优势，不到半小时两家报纸就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其中莫斯科火线传真、各界对中奥城市陈述的反应、奥林匹克百年史、中奥8年全景回放等密集信息以及相关背景材料和深度分析，在短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受众的新闻消费需求。当然，文字不限时驻留、延展性信息全方位呈现等报纸诸多个性优势，只有依靠新闻策划和运作，避开自身的劣势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总之，新闻策划必须认真调查研究，通过团队的力量，组织整合资源，设计一套切实有效的方案，全方位进行论证。有了个性，才会有生命力。 新闻业务论文:移动互联网辅助新闻业务教学探析 教改背景 新闻采访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新闻专业基础课，重在让学生在实践中锻炼必需的专业技能。但是很多高校的这门课程普遍存在课程学时和经费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实践条件有限、评价和考核学生的机制不当等问题，使此类课程教学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教学方式急需改革。①情境学习理论关注知与行的交互，强调把个体学习者、社会情境统一考虑进去，认为学习的实质是个体参与实践的过程，②这为新闻采访课程的教改提供了理论指导。③移动互联网时代，各种移动终端具有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便携等优势，使信息实现了实时接收、动态传播，④实现了人的延伸，成为高效的知识展现和传播平台，可以为情境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改善新闻采访课程的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关于移动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的论文主要由计算机和教育学专业的教师撰写，研究内容集中在：传统教育理论在移动互联网教学时代的应用，从技术角度探讨移动互联网辅助学习的可行性，手持移动互联网学习终端的研发与应用现状，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课程资源建设现状。新闻传播学界仅有少量论文探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类课程的教学困惑、教学互动方式和对体育新闻教学的影响，研究方法以思辨论述为主，缺少结合具体课程探索新闻业务课程改革方式的论文。 笔者在为四川外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大一学生讲授新闻采访课时，实施了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的情境式教改，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着重介绍教改实施过程，以期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业务类课程的改革提供参考。 教改准备工作 教改实施前，笔者首先调查了该班学生移动终端拥有情况和课程安排时间，得知该班学生的移动终端设备拥有率较高。在48位学生中，95%的学生拥有笔记本电脑，100%的学生拥有智能手机，15%的学生拥有平板电脑，7%的学生拥有可上网的相机，3%的学生拥有电子书。学生可用移动终端设备在校园任何地方上网。笔者和全班同学互相记下电话号码，建立课程QQ群，在人人网和新浪微博、新浪博客、优酷视频网分别注册了班级公共账号。 教改实施方式 移动互联网支持的情境式教学，是建立在课外自主学习与课内互动学习交互作用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模式，⑤教师与学生都深度参与进学习过程。笔者在课堂内外都应用了此教学模式。 （一）课前预习：教师预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前预习阶段以学生充分利用移动终端学习为主，让学生有针对性地接触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背景材料。教师预设并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学习情境，使其产生对学习内容的强烈求知欲。 去年清明节，笔者带领学生赴四川外语学院附近的红岩革命烈士陈列馆等红色旅游景点，参观清明祭先烈活动，现场讲授如何采访事件性新闻。笔者在清明节前一周把相关景点纪录片上传到优酷网，将采访技巧和注意事项的图文内容到班级公共博客上，在微博和QQ群中了视频及图文链接地址并置顶。学生们阅读信息后纷纷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或者私信功能与笔者及其他同学进行沟通，进一步明确实践要求及方式。很多学生将自己发现的参考资料也以类似方式与大家共享。 移动互联网还有助于教师在上课前初步了解学生学习的能力，为有针对性的教学奠定基础。在清明节前一天，笔者事先通知全班同学在19：00登录班级QQ群进行集体辅导。笔者首先在群里了一条类似题材的现场特写，要求学生迅速评述该文的采写不足和可改进之处，要求每人在20分钟后准时在QQ群里评述后自行休息，并在21：00再次登录QQ群看教师评析。接着笔者迅速评改学生作业，复制并简评有代表性的观点。21：00笔者将简评发到QQ群里，并讲解采访前准备及观察重点，然后回答学生提问。笔者在此过程中大致了解了学生的采写基础及问题所在，有利于第二天有针对性地教学，提升教学效果。 （二）课内学习：拓展教学方式，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在课堂教学中，笔者将移动互联网技术整合到课堂讲授中，促进了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1.拓展课堂信息量，提升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 教师在不影响教学秩序的情况下，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利用移动终端上网查询，及时解疑释惑，并迅速分享所得信息。如，笔者有时会在课上提到某经典新闻作品及其历史背景，但是不同学生对此的了解程度差别很大，为防止部分学生接收过多的重复信息，笔者留几分钟时间指导学生上网查询，然后发言分享信息。这种实践拓展了课堂信息量，提升了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经过几次类似的训练，学生逐渐掌握了快速搜索重点信息的能力。 2.利用移动终端及时收集学生反馈 新闻采访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敢于提问的能力。笔者下课前常留出10分钟请学生就当堂内容提问，但超过半数的学生畏惧公开发言。于是笔者请学生用手机登录班级公共微博并问题。为鼓励学生发言，笔者告知学生历次微博提问情况将汇入期末总评。然后笔者点评有代表性的问题并着重鼓励那些平时不爱发言的学生。由于时间有限，笔者将重点问题转发到本人微博中并课后在微博中回答。学期过半之后，笔者发现原本不爱发言的学生课堂表现活跃了许多，当堂发言次数明显增多。 （三）课后实践：教师设置任务情境，学生协作完成任务 新闻业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学生在实践中活学活用。因此，笔者设计了课后的任务情境，让学生分组采写新闻，仍以移动互联网为主要技术支持。为了避免学生在合作中出现消极怠工的情况，笔者通过移动互联网跟踪学生合作中的参与情况，及时与学生沟通，指导他们克服困难完成任务。笔者主要设置了两类课后任务： 1.信息差任务 有关教学研究指出，信息交换是人际交流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交流的顺利进行有赖于参与者积极告知对方所不知道的信息。因此，促进交流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设置信息差。⑥依据此理念，笔者将任务信息分解，通过QQ给学生分别单独发送信息，使每组成员只能获悉部分任务信息。为了完成任务，学生需要利用各种方式与本组其他成员协商合作，补充完整任务信息，然后共同完成任务。组长收集交流过程中的关键录音，并通过QQ发送给笔者，笔者以此了解学生的交流情况。 2.团队合作任务 为了提升学生日后从事媒体工作时至关重要的团队协作意识，笔者布置了部分课后团队合作任务，并按新媒体环境下记者常涉及的四大符号系统（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来设置任务内容。 去年，笔者利用四川外语学院举办春季运动会的契机，指导学生利用移动互联网图、文、视频并用地进行现场直播。笔者首先把学生分为8组，其中6个组负责赛事报道，1个组负责图像视频编辑（另邀请两位高年级学生做技术指导），1个组负责文字校对。学生负责人在新浪微博建立了校运会讨论微话题，在优酷网建立了校运会视频专辑。 笔者告知学生将关于赛事的图文信息在微博讨论话题下，若采访事件值得深挖写成通讯，就利用长微博功能稿件。学生充分利用手机、平板电脑、可上网相机等移动终端拍摄新闻照片与视频。若无法独自完成视频编辑上传，则通过QQ等其他方式迅速传递给图像视频编辑组。为促进学生合作，笔者为此次赛事专门设置了新闻线索奖，鼓励那些正忙着采访却忽然发现了其他线索的学生，将线索在微博中校运会讨论话题下，为其他学生提供采访线索。学生采访中遇到采访难点时，可立刻打电话咨询教师，如果需要调动其他资源，就立刻在班级QQ群中求助信息，便于快速得到支援。这种在真实情境下的团队协作，由于有移动互联网的支持，学生们完成了对运动会的文、图、视频的立体式直播报道，提升了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敏感和业务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 教改效果及反思 教改结束前三周，笔者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也主动反思了教学过程。 （一）教改效果 移动互联网辅助下的新闻采写课程改革，使学生能够个性化、自主化学习，并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89%的学生认为教改增强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互动与现实互动彼此促进，强化了学生的群体身份认同；92%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拓展了教师对学生的辅导领域、延长了辅导时间，实现了个性化辅导教学，有助于学生认清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进；98%的学生认为移动互联网技术使自己更敢于发表个人意见，更能综合展示业务能力，从而使教师更了解自己，最终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多元化。 由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教师可以随时收集教学反馈意见，了解学生的学习及思想动态，并根据学生学习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方案，拟定对学生的不同评价标准。教师可以采取多种教学方式，综合利用文字、图像、视频等资料，活跃课堂气氛，增进师生情感。 （二）教改反思 首先，教师要明确移动互联网辅助教学的立足点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甚至取代教师的主导功能，教学应主要在现实中进行；其次，面对移动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教师应加以引导并监督学生有选择地接受信息，防止学生沉溺于网络娱乐功能中；最后，信息时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技术能力，否则无法更好地改革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业务论文:舆情研究与数据新闻业务探索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大数据”的世界，任何事物运动发展变化的轨迹和趋势，都可以成为丰富多样的数据形式被记录、计算和预测，这让数据新闻的产生如水到渠成一般。 互联网舆论格局变化催生新的信息服务形式 互联网舆情大数据是能够挖掘、汇总和分析的宝贵信息资源，这是主流媒体开始重视舆情数据工作的重要原因。网络舆情研究就突发事件和热点话题来监测、分析和研究公开的互联网信息，超越了传统的新闻业务范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从2007年以来，针对媒体报道和网民言论进行分析与解读，每年都和中国社科院共同推出《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 “倾向性”分析与词频统计打开一扇窗户 人民网早期的舆情研究根植于互联网信息增值服务，开发过“人民数据”，但直到找准了对于网上复杂言论定量化的“倾向性分析”，舆情研究才打开了一扇最重要的窗户。近年来充分运用舆情数据，结合传统新闻简报，把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特别是公共管理学等与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利用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盘点和分析社会舆论格局的变化，及时做出舆情预警和分析研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近年来注意对舆情、舆论、新闻与民意等不同概念的准确把握。首先，我们追踪研究网络舆论场，搜集和了解决策反馈，把握社情民意，为促进政民顺畅沟通和良性对话效力。其次，当网络舆情产生聚集时就会向网络舆论转化，网上舆论场外还有多元社会利益的博弈场，对网络舆情的监测引导就是要弄清网络舆论指向。第三，突发事件发生后，考察零星而起的网络言论会在哪些具体网站、网友群体之间迅速酝酿成为社会热点。网络舆情监测也要深入考察舆情压力的形成脉络与走势、网络传播特征和媒体互动特征。第四，编辑要掌握基本的舆情研判知识和技能，及时发现舆情热点和拐点，为舆情应对做好前期基础工作的同时，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办法。 从技术上来说，舆情监测与分析有最重要的五种诀窍，包括搜索工具、关键词运用、信息源、时间线和倾向性分析等。这五种诀窍，让舆情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监测到来自各种媒体的舆情热点，判断网络舆情走势。同时，通过对网络舆论进行精准分析，准确把握重大新闻事件发酵发展的脉络。而舆情大数据平台这样的智能化工具，提升了信息搜索分析的能力，有助于提升工作效能，节约人力成本，也是当前舆情数据工作的发展方向。 数据新闻与舆情研究多元化模式的研发 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大量借鉴多学科的理论模型，拓展了舆情研究的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比如，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在大量舆情研究中总结出网民关注度、传统媒体介入、网站推荐位置、网络意见领袖关注度、外媒关注度和网下行动等数据热度指标，党政响应、信息透明、政府公信力、行政问责、动态反应、网络技巧等舆情应对量化指标体系。2013年以来，我们运用智能化平台和数据软件工具，通过词频和情感词分析，推出“全国地方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总理两会答记者问”、“全国舆情地图”、“大数据图说高考志愿填报”等图解数据新闻。 在议程设置方面，我们注意观察政府、媒体和网民分别主导的三大舆论场域的此消彼长和微妙变化。对于繁荣活跃的网民议题进行必要的验证、甄别与疏导，消解网络水军、网络谣言对社会网络环境的伤害，对市场化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与言论进行及时考察与反馈。 在网络人文地图方面，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多次进行了互联网博客论坛调研，深入了解我国网民分布和人群流动特征，比较不同新闻网站、门户网站和热点虚拟社区的网民社会学特征。《2013年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还推出了对国内网络意见领袖群体调查研究的成果。 只有长期监测网络舆论场，对网络公开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深入了解网民和网络舆论，凝聚社会共识。在我国把互联网安全与信息化作为重要战略的今天，对舆情数据报告的探索，将为我国主流媒体转型和推出数据新闻产品，充分运用舆情数据提升舆论引导能力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新闻业务论文:论数据新闻对新闻业务的革新 【摘 要】数据新闻是随着数据时代到来出现的一种新型报道形态，是数字技术对新闻业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流程，促进了新闻业务的革新，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模式、新闻语言和新闻管理方式的变化上。 【关键词】数据新闻；新闻业务；报道模式 数据新闻（data-journalism），又称数据驱动新闻（data-driven-journalism），是对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发现数据间错综复杂关系，以可视化的方式进行的新闻报道。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由文字变为数据，这是新闻业在信息技术浪潮下的转型与变革，它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促进了新闻业务的革新，主要体现为新闻报道模式、新闻语言和新闻管理方式三个方面。 一、新闻报道模式的革新 “模式是再现现实的一种理论性的、简化的形式，新闻报道模式是指新闻传播所依循的准则和样式”。数据新闻的出现，变革了新闻的生产方式，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模式上。 新闻线索的新途径。传统新闻报道中，新闻线索主要来源于新闻会、记者招待会和热线。在信息时代，丰富多元的信息本身就是极富挖掘价值的新闻资源，媒体利用数据库，深度挖掘有价值的新闻故事，大大拓宽了新闻线索及选题来源。数据新闻的出现同时拓展了传统新闻的类别，通过赋予一般性事件以新的价值，预测类新闻的数量大大增加，有助于提升媒体竞争力。 新闻客观性的新实践。新闻客观性，是指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不偏不倚。然而，新闻客观性在学界一直充满争议：新闻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影响，其报道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中立。 媒体融合的新形态。2012年12月，《纽约时报》网站了《雪崩》的新闻，报道了2012年2月美国华盛顿州卡斯凯德山区雪崩造成三名滑雪爱好者罹难的事件。报道首先呈现的是风雪交加的动态画面和寒风呼啸的声影，交叉使用文字、图像、影像、动画等表现形式，视听手段的完满结合营造了一种栩栩如生影像氛围，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听体验，迅速吸引了大量读者，这一数字报道的作者John Branch于获得了2013年普利策新闻奖。资深科技记者欧姆马利克非常看好《雪崩》形式报道的前景，他认为：“以这类型的数字化报道模式为起点，开创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重新定义新闻报道。”数据新闻作为一种全新的的报道模式，越来越注重多媒体手段的运用，它将传统的文本形式和多媒体技术结合，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阅读体验。 二、新闻语言的革新 “数据可视化”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形或图像的形象化方式呈现出来的方法技术，它以静态或交互的可视化方式呈现给受众，清晰直观地解释数据内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受众在一定的情景背景中理解新闻事件，从而更能深刻地理解事件的发展以及背后的意义”，其中信息图应用较广泛。“可视化的新闻以可视化呈现的数据为中心，但不能单纯的认为数据新闻就是数据分析和数据可视化，它与传统的新闻一样还原新闻现场、讲述新闻故事，只不过是让受众更容易认知新闻事件中复杂的情境。”英国《卫报》的数据编辑西蒙罗杰斯认为数据新闻并仅仅限于可视化，它也可以以一个新闻故事的形式呈现，只是有时故事是用可视化效果或地图来讲述。2010年，《卫报》利用维基解密数据和谷歌地图软件，制作出数据新闻《伊拉克战争日志》，将每一名阵亡士兵作为一个红点标注在地图上的对应阵亡地点，触目惊心的红点地图所揭示的新闻事实引起英国社会震动，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英国做出撤军伊拉克的决定。 三、新闻管理方式的革新 数据新闻的制作不仅依靠编辑的选题与策划，更依赖于技术的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处理，这种新闻生产方式决定了采编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密切联系。因此，如何合理配置传统的编辑部门与技术部门的资源，有效发挥数据新闻特性，成为新闻管理的新挑战。目前，国际主流媒体纷纷对新闻编辑部门进行重组，对传统采编部门做了一些调整，建立围绕可视化数据新闻的业务线，从而提高了数据新闻制作的质量。 如何将大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变成新闻报道，考验着新闻传播行业对信息的整理和意义的挖掘，随着数字技术对传媒业的深入渗透，编辑和技术部门之间的交叉合作更加紧密，但这种形式的新闻编辑室重组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数据技术人员很难前期介入报纸的内容策划，缺乏对新闻议题的充分了解，使视觉化新闻叙事变得有心无力。这对记者的数据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拥有良好的数据能力（即收集数据、提取有价值信息、理解数据、可视化数据、传播数据的能力）将是未来新闻从业人员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史蒂夫多依格认为：“每一位新闻记者应该好好利用数据新闻学，好好学习如何取得数据和运用像等工具软体，就能改善任何领域的新闻报导。他们即是资料新闻学家，又同时是编辑。”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媒介环境更加的全球化、开放化、数字化。数据新闻是新闻界在新媒介环境下做出的积极的应对和转型，数据新闻不仅让受众体会到了新闻报道的直观、简洁，更让受众对新闻的理解更加理性、深入。有“互联网之父”之称的蒂姆伯纳斯李认为：“数据新闻就是未来。”然而，数据新闻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传统新闻报道相比，数据新闻尚不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更新能力，因为数据主要来自具有持续的数据形成机制的行业或领域，数据新闻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的报道，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新闻报道领域。因此，数据新闻作为大数据时代新闻报道的一个新形式，它强化了新闻报道的某些领域，弥补了传统新闻报道的弱势，但它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新闻报道，而是传统新闻报道的有力补充。 新闻业务论文:网络人才之新闻业务能力 如今，上网已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手段，然而网络记者却逃不过世人眼中“非正规军”的形象，有人还将网络记者戏称为“廉价记者”。其实网络记者不仅要具备传统媒体记者的所有素质，还要求具备网络、多媒体熟练运用的能力和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传统媒体所面对的受众群基本是固定的，或一个区域或一行业或一个受众群体，而网络媒体一旦将新闻到互联网上，其受众就涉及地球上的所有的人，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肤色的人都可能是网络新闻的读者。显然，为“地球村”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络记者肩负的责任重大，相应要求网络记者具备的能力也就更高。 新闻业务能力是每位从业记者所必备的能力，指掌握和运用新闻手段的能力，即新闻的采访与报道能力。通常表现在社会活动能力、新闻判断与选择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文字表达与信息整合能力。 社会活动能力。都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即使做不成社会活动家，至少也应该活跃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具备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上至政府官员，下至贫民百姓，善于交往，多方面接触群众，记者笔下的人物或新闻事件才会更加鲜活生动，才更有可读性和说服力。 新闻判断与选择能力。这是记者从事新闻工作的基石，是从纷繁的社会现象中，敏锐地识别什么是新闻的能力，即新闻敏感。这种职业敏感来自对实际情况、有关政策和新闻特性的了解及采访经验的积累，在采访调研的基础上迅速作出分析、判断，这是网络记者所必备的重要素质。2005年11月20日，市民竟相散布哈尔滨要地震的消息，市民惊恐不安。东北网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黑龙江省地震局了解情况，以最快的速度在网上发出了《黑龙江省地震局专家称哈尔滨近期不会发生地震》的消息，有效平息了愈传愈烈的地震谣言，让市民吃了定心丸。 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的记者善于抓住事情的关键问题，很快了解事情原委及实质，并善于识别被采访者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同时还表现在对所了解的客观事实该不该报道及如何报道的判断和谋划上。如在一次被誉为“农民的好医生”黑龙江优秀共产党员战胜军的集体采访中，如何在众媒体中脱颖而出写好稿并非易事。东北网的记者放弃了传统媒体贯用的长篇人物通讯，而是跟踪拍摄了战胜军一天的工作生活，写成图文札记，最终这篇生动、真实、感人的稿件赢得同行及网民的一致好评。 文字表达与信息整合能力。记者肩负采访报道的任务，在采访到大量事实素材之后，就要通过书面形式把新闻报道出去，这就要求记者具备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网络新闻较强的时新性，还要求网络记者能够倚马可待，一挥而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掌握的素材写成新闻稿件。网络记者要善于在当今信息海洋中发现“珍珠”，并且用巧妙的手段将其串联起来，形成有价值的“项链”。 新闻业务论文:新闻业务研讨务必注重针对性、创新性、长效性 今天,我们举行“创新融合?世博会报道前瞻”专题研讨会。这是在上海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牵头下,由市新闻工作者协会、解放、文新、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三项学习教育”系列专题研讨活动的一项,按照计划,接下来还将举办“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以扎实的功底办好版面做好标题”等专题研讨会。今天这场以世博报道前瞻为主题的研讨会是这一系列活动的开篇之作。 实事求是而言,当前因为媒体市场竞争激烈、经营面临困难等原因,加之浮躁之风、取巧之风有所流行,有人认为新闻工作不必“青灯黄卷”,有“终南捷径”可走。一些新闻单位对新闻业务这一主业的重视和研究不够,在机构设置、人才培养、研究总结等方面,一定程度上认识还没到位、举措还没到位。我们讲事业发展,既要重视有形事业的发展,比如资产、资本、规模等等,更要重视无形事业的发展,这个无形的事业就包含了我们对人才的培养,队伍的建设,这是新闻事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是百年大计和根本之道。 因此,记协提出要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中组织一系列的新闻业务专题研讨,我觉得很重要,尤其看到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年轻记者编辑占了绝大多数,更感到高兴。 下面我就新闻业务专题研讨活动的开展谈几点意见: 1.新闻业务研讨一定要加强针对性,要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两周前,在市委宣传部召开的上海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动员会上,我强调,要把学习教育与新闻业务、新闻实践紧密相连,结合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举办新闻业务专题研讨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但研讨活动切忌主题空泛,切忌空洞议论,业务研讨一定要目标明确,有所针对,要能够发现真问题,真解决问题。 针对性的关键在于主题设置。今天的主题是“世博报道前瞻”,随后两场的研讨主题分别是“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以扎实的功底办好版面做好标题”。看得出来,这三场研讨会的主题设置都是经过认真思考,有所针对的。世博宣传是我们近年来宣传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到明年,世博会正式开幕,相关宣传将成为上海新闻界的一场“攻坚战”,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是针对其强度而言,持久战是针对其难度而言。世博宣传从7年前开始,到明年年底结束,将经历申办、筹办、临战、举办等多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宣传重点,不同的宣传策略,要求达到不同的宣传目的和效果。难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投入力量之大,是上海新闻宣传前所未有的。能否做好世博宣传报道,是能否充分放大世博效应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办好一届成功、难忘、精彩的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地说,我们在世博会上的宣传投入不少,作品堪称汗牛充栋,有很大成绩,不能低估,但相当一部分工作影响力究竟如何还要清醒对待。兄弟省市了解世博的人少一点,大可理解,上海真正对世博正确、深入了解的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新闻舆论传播工作中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们“热热闹闹”行、“表面氛围”行,“深入人心”还有差距,到现在还真的很难说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把这个问题好好研究,就有针对性了。这不仅是采访世博条线记者的事,也是整个新闻单位上上下下、各个部门要共同研究的问题。 最近,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在此之前,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的专访,正声书记到上海以后接受电视专访仅有这两次,两次都是谈世博。这既体现了领导对世博筹办工作的重视,也体现了对宣传世博的重视,正声书记非常重视借助媒体把筹办世博的信心、愿景,当然也包括难度,传递出去。“凤凰”的采访是产生十分积极的效果,形成了巨大影响的。凤凰网三日内点击量超过175万,欧洲和北美地区反响也很强烈。因此,今天我们把世博宣传报道作为系列专题研讨会的第一场,这个安排是恰当的,及时的。 另外两场研讨会的主题,我认为也是很有针对性的。“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提出了目前新闻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以网络检索加拼拼贴贴代替现场采访。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危害新闻事业的大患。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如果我们放弃记者的现场采访,放弃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和占有,满足于在网上搜索、粘贴,拼凑新闻,很容易造成以讹传讹,无中生有。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有些媒体越来越被互联网上的各类信息牵住鼻子,自己对新闻的发现能力日渐衰弱,再下一步,就是整个新闻事业的衰弱。“以扎实的功底办好版面做好标题”,看上去是抓版面,抓标题,其实质是抓新闻价值观,抓宣传导向。画版面、起标题不单纯是个技术问题,而是新闻价值观和舆论导向直接的、重要的体现,是一张报纸,一家媒体的脸面。抓不抓,是否用心抓,用什么样的思想、水平抓,大不一样。 因此,我认为,这三场研讨会的主题设置都是非常好的,结合了新闻界当前真实存在的问题,既有针对性,又有迫切性,希望通过大家的积极参与,讨论交流,能够真正起到推动解决若干问题的作用。 2.新闻业务研讨要充分调动年轻记者编辑的参与热情,在年轻人中形成热爱业务、钻研业务的良好氛围 我曾经在很多个场合表示过,记协开展活动,一定要研究如何吸引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记协要成为年轻记者编辑唱主角的舞台,也要尽量多地创造让年轻记者编辑唱主角的机会。因此,今年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所设计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其主要发动参与的对象,都是新闻界的年轻人。 年轻的新闻人,是媒体发展的生力军,也代表和影响着媒体的未来走势。一家新闻单位,对年轻人的培养重视与否,将直接影响着这家媒体的发展前途。当前,在部分新闻单位,对年轻记者编辑存在着“使用多,培养少”,常常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负责布置任务,派活儿,至于完成这项工作要注意什么、学习什么、准备什么,这个不关心,甚至根本没有。年轻记者在实施中有困难,不管;年轻记者水平不够需要指导,不管;甚至是自己的指令有偏差,根本无法实施,也不管。工作完成了,也没有总结和分析。长此以往,严重挫伤了年轻记者编辑的积极性,更谈不上支持和培养。 当然,另一方面,新闻界的年轻人自己也要积极主动寻找学习的机会。年轻人的特点是思想活跃,求新求异,敢闯敢试。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尤其是上面所谈的网络检索与现场采访、版面与标题制作,年轻记者编辑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出错不可怕,可怕的是出了错,挨了批评还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好的,甚至简单理解为“上面管得太死”、“领导怕丢乌纱帽”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业务学习,加强业务交流研讨,在互相交流、分析中吸收、提升。要形成钻研业务、崇尚业务,业务人才受重视、得重用的氛围和局面。 我有时在思考爱因斯坦成才的原因。他的成才当然与很多因素有关,但其中有三个因素值得重视:一是他的叔叔很爱好物理和电器,这对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他母亲从他7岁开始就要求他拉小提琴,足足苦练了7年,这个对他一生都很有帮助;最后一点,也是要引起我们充分关注的是,他在年轻时和几个朋友组成了一个奥林匹亚科学院,经年累月,几乎每周,经常在一起就各自思考的各种问题进行交流、研讨,相互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巨大的启发和帮助。其中的这第三个因素,在我看来,是爱因斯坦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尤为重要的一点。 现在上海的各家媒体,对业务研究的重视程度还是有所不同,有些单位研究氛围浓一些,有些单位散漫些、无所谓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在向本单位的一些前辈名记者、名编辑学习的同时,跨媒体、跨单位地在全市层面参加一些类似于今天这样的业务研讨,是很好的学习方式,也是很好地了解全市其他新闻单位业务水平、业务认知,进而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的重要机会。 这次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除三个业务研讨会以外,还有征文比赛、演讲比赛等,希望上海新闻界的年轻同志抓住这些机会,多做交流,多学习。 3.新闻业务研讨要着重于创新性,以创新思想引领业务研讨 业务研讨的创新有多个方面,比如互动的形式、结合阶段性工作的个案研讨、全国同行业务借鉴研讨、全球化视野内的业务研讨,等等。但关键还是在于思想的创新,要以创新思想来引领业务研讨活动,力争推出创新性的成果。 年轻同志是很重视甚至渴望创新的,但着力点要注意,也就是什么地方创新是最重要的。从某种程度来说,现在的状况,是最不缺乏“新形式”的。我们看看自己的报道,几乎每天都有所谓标新立异的人或事出现。但很多所谓的创新,徒有新的表面,而无新的实质。新,不仅仅意味着不同于旧;创新,更不仅仅意味着推出与众不同的东西。不同,并不表示就好,新,也并不表示就有价值。我们所需要的创新,不是片面地追求与旧不同,与众不同,关键是要更先进、更优秀、更有价值。 对新闻业务而言,本质的、真正的创新在于思想的创新。思想力决定吸引力,决定影响力,决定穿透力。思想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根本推动力。目前的新闻界,最欠缺、最需要的正是思想创新。思想创新包含了我们对新时期新闻工作性质和地位的思考、对新传播技术革命下传媒格局变化的思考、对新传播技术推动下新闻业务流程再造的思考、对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媒体市场化竞争的思考,等等。具体到某一项新闻报道工作,思想创新还意味着主题的选择、角度的切入、不同的解读、丰富的诠释等等。 比如,世博宣传报道,我们的创新不要仅限于又出了多少专版画刊、做了多少连线报道、直播报道,这些是需要的。但更需要的是要深入思考如何理解、阐释并表达好“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这一本届世博会主题的本意,如何让更多的受众同我们一起更深入地关注城市科学发展的命题,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命题。俞正声书记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本届世博会将带给世界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如何改善了上海的城市环境,也不单是拉动了多少经济指数,而是把如何实现城市科学发展的思考和若干成果呈现给世界。对这个观点,我们该如何理解,并如何传递出去呢?我们要把对类似这样的问题的思考,融入到业务研讨中,以追求有价值、有思想内涵的创新。 4.新闻业务研讨要立足于长效性,要通过制度建设,使业务探讨、业务交流成为常态 业务交流和学习是需要创造机会、提供平台的。因此,我最后要强调的是,我们要把新闻业务的研讨常态化,制度化。 媒体要发挥主体作用,积极组织参与,记协尤其是青年记者工作委员会要发挥组织作用,要经常策划、组织全市层面的业务研讨活动。通过研讨,让各种思想,各种对新闻业务的认识,有所撞击、有所争论,撞出火花,论出共识,让所有参与的人,都能够有所收获,或者是开阔了眼界,或者是加深了认识,或者是转变了看法。 很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业务研讨不要止于一谈而过,要重视研究总结,形成成果。这次举办的三个研讨会,每场结束后,记协和活动组织方要出工作专报,要详细总结研讨会开展的情况和形成的一些成果。三个研讨会全部结束后,要把研讨会的精彩内容汇编起来,形成“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交流材料,把研讨会的影响力充分放大,真正使之成为上海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抓手,成为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 此外,我们还要发扬过去好的做法,在年轻记者编辑中积极发掘业务骨干,发掘先进典型,组织个人作品研讨会,学人、学作风、学作品。要通过多种途径,以多种方式对年轻的业务骨干、先进典型予以奖励,重重地奖励,以此来激励更多的优秀年轻新闻人脱颖而出。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原创性”文化的特征与构成——鲁迅、卡夫卡文学创作比较谈 关键词：原创性　为人生　内心的表达　精神病苦　人性异化 摘要：普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卡夫卡被称为“欧美现代派文学之父”，他们各以其鲜明的原创性在中西现代文学史上起到了莫基和引路作用。本文通过对两位作家文学观念、创作主题、艺术方法诸问题的比较，探究其原创性文化的成因，为当今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之处。 关于“原创性”，钱理群曾作过这样的论述:“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些大师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一种原创性，后人可以不断地向其反归、回省，不断地得到新的启示，激发出新的思考和创造。……鲁迅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原创性的现代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可说是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的源头和灵魂，卡夫卡也具有这样的原创性，所不同的是，卡夫卡的原创性是对于与他有着共同历史文化背景的现代欧洲而言。卡夫卡的一生属于创作的时间只有最后二十年，他生前文名寂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引起西方社会的关注，但一经瞩目便引起一片盛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后现代的许多流派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先导和同列:“存在主义者认为，是卡夫卡首先看到了追求自由存在的痛苦和孤独;荒诞派在卡夫卡那里找到了自己需求的‘反英雄’;黑色幽默派从卡夫卡那里看到的是灰暗色调和讥讽意味;超现实主义作家看到的是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和‘超肉体感觉’;表现主义看到的却是梦幻和直觉;而卢卡契索性认为卡夫卡表现了社会和阶级斗争本质”。鲁迅和卡夫卡具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其原创性缘何而来，需要从以下几个关系中去考察。 一、不同的观念，相同的视域 首先在文学观念上，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鲁迅和卡夫卡存在着根本差别。鲁迅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传统，坚持“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社会宿求。02世纪30年代，他曾这样谈及自己的创作:“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卡夫卡则仅仅把写作与个人命运相连，把创作当作个人心灵的抒发。他在1914年8月6日的日记中写到:“以文学为出发点来看我的命运，则我的命运十分简单，表达自己梦幻一般的内心生活，这一意义使其他的一切都变得次要，使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开始凋谢，再也遏止不住。”虽然创作目的不同，但他们都具有以创作完成某一重大使命的真诚和郑重，并以冷峻的目光看待社会，以宏观的视角审视人生，创作主题凝重而深刻。 鲁迅从“为人生”和“启蒙主义”的观念出发，以“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以超越他人的敏锐和深刻，无情地揭露了中国近代社会存在的两大问题:长期的专制集权统治造成民生痛苦;皇权文化传统奴化国民精神。 集权统治在中国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从春秋战国的五霸争雄，到封建社会时代“国家即联，联即国家”的“家天下”，专制集权思想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角落。鲁迅笔下那些活动在社会底层的一些小人物，小到不能形成与政权机构的直接对抗，但无一不承受着封建专制权力的制压。如未庄的阿Q，赵太爷不许他姓赵，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在压迫下他失去了姓氏权、劳动权、恋爱权、甚至生存权;禁锢在深山和宅院里的祥林嫂也承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交相压迫，终至无路可走，身心俱毁。 文化传统是指几千年的中国封建文化，尽管在鲁迅生活的年代人们习惯于说它代表了中华文明，说它孕育了君臣相佐、长幼相亲、温良恭俭的中华美德，而学贯中西的鲁迅却果决地宣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是吃人的历史，是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下吃人的历史。《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直言:“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祝福》则以具体的形象揭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相。祥林嫂中年而荡、暴死街头固然有封建政治经济压迫的原因，但主要的是夫权、族权、神权等传统道德观念给她的精神压迫。有了夫权意识，才有她对婆婆和未成年小叔的慑服;有了族权意识，才有她对大伯收屋行为的顺从;有了节烈意识，才有她再嫁时的哭闹挣扎，碰头求死;有了神权意识，才有她听到死后分尸的奇谈就惊魂不定，终至在是否有来世、有地狱、有灵魂的疑惧中毙命街头。鲁迅在中国人还沉浸于“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自恋时大声疾呼“封建礼教吃人”，如同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一样发人深省。 卡夫卡在自我灵魂的披露中也必然关涉人的精神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重大问题，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如鲁迅式的对社会存在本质的凝眸，对民生生存状况的剖解。 对社会生存本质的认知，卡夫卡也首先从社会组织形态人手，揭露现代西方一体化社会里存在的权力制度的重大问题。其一，它与人民由疏离而走向敌对。如《城堡》里迷雾笼罩中的城堡是政权的象征，它近在咫尺，却又遥不可及。城堡的主人伯爵不知其所归，主管克拉姆也与人民隔绝，以至于连他的情人、秘书、信差也说不清其面目行踪。因此，土地测量员K被邀请而来，又被排斥在外，任其如何努力也无法传达要进城堡的诉求。《审判》中约瑟夫·K无端被捕，却申诉无门;乡下人徒然看到法律的光辉，却进不了法律的大。其二，它强大、冷酷而残暴。如《审判》中的法官、看守、督察无处不在;《城堡》中的主管、秘书、主任层层叠叠，公差、信使、暗探成群结队(;在流放地》中的小兵因没有听到长官的号令就被处以死刑。其三，它表面有章，实则无序。《城堡》中的权力机关(公事房)芜杂，权力履行程序(公文的发放、签署、存放)混乱，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以致公文旅行，公事推诱。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人如困兽犹斗，飞蛾扑火，终归于毁灭。 二、敏锐的观察，深切的表现 刻意展示生存的痛苦，注重展示人内心的困惑，从人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阐发人类的生存相，而不重外部环境的描摹，这是生活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两位大师惊人的契合处，用鲁迅的语言是关注“病态社会”里人们“精神的病苦”，在卡夫卡的艺术里则是震撼西方的“人性异化，，主题。 鲁迅以锋利的语言鞭挞落后的国民性，痛恨长期的封建压迫造成的奴性和忍耐顺从。如在民国的大堂上，阿Q“膝关节自然而然地宽松，便跪了下去”，虽遭“站着说!不要跪”的呵斥也不能已。《故乡》中闰土的那声“老爷”显现的是奴性。而祥林嫂的悲剧是驯服和顺从。对她来说，节烈、从一而终不是他人协迫，而是在忠孝礼义、三纲五常的民族文化中养成的习惯和自觉。对于落后的国民性，鲁迅恨之更切的是国民灵魂的愚昧、麻木和贫痔。如祥林嫂相信有来世，华老栓相信人血馒头可治病，这都是愚昧。《药》、《示众》、《阿Q正传》中群看客的呆定，红眼阿义的暴力，茶客的义愤，夏瑜之母的报颜，均显示着麻木。阿Q的“儿子打老子”的精神胜利，“状元也是第一”的妄自尊大，被绑赴刑场还一心要按惯例唱几句戏文以博围观者的喝彩，更是惊人到极点的麻木。杨二嫂之尖酸无赖，阿Q之泼皮，孔乙己之浅薄，四铭之狠琐无一不是混合着麻木的灵魂的贫痔。鲁迅更凉骇于人性的冷酷。(明天》里单四嫂子丧子的悲痛无人关注;祥林嫂的不幸也没有引起他人真正的理解和同情，而那把她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之后展示的“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显示的是怎样的人胜的卑劣与残忍啊! 卡夫卡则致力于展示现代病态的西方精神，揭示工业化大生产社会里“人性异化”的悲剧。在艾略特宣告西方人精神业已沦落之后，他进而揭示了西方人精神沦落—“人性异化”的方式。这异化首先来自于一体化的社会形式。如《城堡》里国家政体的病态使K的人性变得狠琐、险诈;《审判》里法律的强大使约瑟夫·K放弃争斗，像驯顺的动物被无声地宰杀。其次来自于现代物质社会的压抑。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沉重的家庭负担下丧失了人格独立，毫无尊严地生活，继而又在旅行推销的快节奏生活中丧失了生活的乐趣，变成了只记挂着起床、坐车、上班的机器，最后在形体变成甲虫后仍感到上司的淫威，充满失去饭碗的恐惧。其三，异化来自人性的冷酷，人际关系的冷漠敌对。如《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在变形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是父母的爱子、妹妹的良兄，在变形后失去工作，失去收人也就成了家人的累赘，为世所弃，举目无亲，与世隔绝。这正如卡夫卡自己的体验:“现在我在我的家庭里，在那最好的，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川‘阶，在他的笔下，《城堡》里的K进不了城堡，是由于人与社会政体的隔膜，更是由于把他扔出城堡村的村民、阻挠他面见克拉姆的女老板、村秘书，拒绝聘请他当土地测量员村长，包括那时时盯视着他的助手、跟班无一不是横在他与城堡之间的鸿沟。 三、时代感与民族性 敏锐的时代感和强烈的民族性是鲁迅和卡夫卡共同具备的品质，也体现在他们对创作方法的运用上。 在题材内容上，两位作家都站在人类历史的高度上，把批判目光凝聚在社会病态和人性卑污这两极，但所展示的社会人生的具体问题却又极富民族性和地域特征。鲁迅人生的前三十年生活在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参加“文学革命”潮流时早已是民国，但他能认识到，虽然02世纪初中国封建专制政体垮台了，但封建专制思想和道德文化还固守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制约着近代文明的发展。因此，鲁迅展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即封建化的中国权力意志形态，揭示愚昧、麻木、忍耐、)l项从的精神病苦，意在唤醒国人起而抗争。卡夫卡与之相反，一生中有三十六年生活在反动的哈布斯王朝，只有六年生活在捷克共和制下，但他认清了西方全面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看到了商品化、物质化对人的压抑，社会机体与个体人的疏离对立，商业化社会价值观念的逆转和人性的沦落，这些均是现代西方无法治理的现代文明病。 在创作方法上，鲁迅曾一度将文化视野瞩目于西方。思想上，领受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艺术上，则先后瞩目于近代东欧—俄苏的民主主义和西方的“现代主义”。于是，在《药》中我们看到了普希金小说的片幽褪且接，快速推进故事，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明暗线掩映。在《祝福》、《孔乙已》中看到了限制叙述。在《狂人日记》中看到了不关注故事的演进、人物场景的描画，而切人人活跃意识的意识流;或看到了不追求客观、形似，而以直觉、象征直击本质的表现主义。在《阿Q正传》中看到了寓悲于喜，把痛苦化作玩笑的“黑色幽默”，也看到了阿Q这毫无英雄特质的“反英雄”形象。 卡夫卡生活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和反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的交接点上，选择了轻再现、重表现，弃现实、就精神的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阵营内，作为稍晚于象征主义而产生的表现主义大师，他接受了象征主义表现“内心最高的真实”和“主观外化’的基本观点，但在“主观是什么”，“主观如何外化”的途径上又与象征主义存在很大不同。在创作实践上，他已经超出了表达个体心灵的个人主义范畴，而表现出对事物本质和永恒真理的探求。在“主观外化”的方法上，卡夫卡超越象征主义“客观对应物”的表现法，并发展为内含丰富的表现主义。 总之，两位大师原创性艺术形成的动因，是致力于人类新文化的视野拓展一一批判社会—重新建构新时代人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海派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 近年以来，海派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深入研究造成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的认识　。这两种文学形态正好都是长期被有意无意地排斥、遮蔽，不见于文学史家的笔端的。　现在我们知道，非主流的文学并非没有生命力。经过“五四”新文学家们严正口诛笔伐　的鸳鸯蝴蝶派，到了20年代并未销声匿迹，反而增长，这有资料为凭。(注：据范伯群　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第七编“通俗期刊编”(汤哲声执笔)有关统计，仅19　21年至1929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就有51种之多。其中有名的，如《半月》、《礼拜　六》(再复刊)、《红杂志》、《红玫瑰》、《小说世界》、《侦探世界》等。)海派到　了40年代上海的孤岛和沦陷环境，在左翼作家和他们的读者纷纷转入大后方的时候，反　而出现了鼎盛状态，并与现代性显著增强的鸳鸯蝴蝶派有了渐趋合拢之势。张爱玲就是　一个真真确确的代表。至于在今日中国文坛上，海派和通俗文学的“复活”是无疑的，　有目共睹的。 于是，学术界有人提出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双翼齐飞的“大文学史”的目标。这当然　是针对以往文学史严拒通俗作家，至多不过把历史梳理成通俗文学如何向纯文学、雅文　学“投降”这样一种状况而言的。(注：一般将张恨水这个通俗文学大家就作逐渐向新　文学“投降”来诠释。)“大文学史”的提法如在今后展开讨论，估计会引起有益的争　议。比如我本人认为在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上，文学观念的一次次更新，实验性、先锋　性创作的此起彼伏，形式的不断探索，总归是纯文学的事情。这不能不决定着文学史的　流向。而通俗文学并非就是鸳鸯蝴蝶派，它还应包括海派的一部分，解放区文学的一部　分，加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学。即便以鸳鸯蝴蝶派论，其主要功能和贡献，是将文学推　向市场，推向市民，积累了一些将传统文学逐步调整为(改良为)现代文学的经验。但毕　竟在文学发展的作用上，不能说是可以完全等量齐观的。 两种文学并置的文学史设想，虽然可以质疑，却能激发想象和思考。纯文学中的海派　由于从产生那一天起，便与所处的都市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又同通俗文学靠得最近(按　照鲁迅、沈从文的提法，鸳鸯蝴蝶派就是海派，或海派的张资平简直就是鸳鸯蝴蝶派的　余孽等(注：鲁迅论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字可见《上海文艺之一瞥》、《张资平氏的“　小说学”》等，收入《二心集》。沈从文谈及海派和张资平的文章《论中国创作小说》　、《论“海派”》、《关于海派》等，分别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2卷，花城　出版社，1984年7月版。))，那么，如果要写一本纯文学和通俗文学长期并存、互相渗　透的文学史的话，将现代通俗文学中的鸳鸯蝴蝶派和主要性质是纯文学的海派区别开来　是必要的，说清楚两者的关系也应是一个前沿的、不容忽视的题目。 一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就像民国旧文学不能自然过渡为新　文学，鸳鸯蝴蝶派也不能自然延伸出海派来。 这可以用小说为例。在民国旧派小说中，鸳鸯蝴蝶小说是最占据势力的。这派小说经　过近年来对其现代性萌芽的仔细寻觅，大致指认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已经具有一定　的揭发封建礼教罪恶的进步意识；第二，学到一些外国文学的技法，不是完全封闭；第　三，对文学语言有相当的改进，所使用的是业已松动的、能向白话过渡的近代文言。有　了这带现代因素的三项条件，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却没有能够经过积累、自我调整为新文　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的文化态度的保守性。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不肯与明清小说作　彻底的决裂，它的观念如此，做了点改动后还是顺着旧轨道滑行。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　说“祖师”的骈体小说《玉梨魂》现在看来一点都不通俗，搭了古典诗文传统和林(纾)　译小说的两头，得到有旧记忆的文人读者的“最后”一次欢迎，然后就一直向保守市民　的通俗阅读倾向流去。而“五四”小说是彻底移植西洋小说的结果。虽然它一旦树立起　来之后，“传统”的内在机制就隐隐地显露，但它绝不向“后”看，径直培养自己的新　型读者和新兴市场，走入了现代小说的行列。有人在比较“民国通俗小说”和“新文艺　小说”时，就曾说过：“民国通俗小说的变化与西方小说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它与西　方文化的关系是通过了一个中间环节的间接关系，这个中间环节即中国的社会风俗，西　方文化影响了民国社会风俗，民国通俗小说又随社会风俗之变而变。”“当然，这并不　排除某些民国作家的某些具体作品直接搬用了某些西方小说的做法，但从总体上说，是　间接接受影响还是直接搬用、模仿，正是民国通俗小说与新文艺小说的根本区别。”[1　](P25)我们撇开这位作者明显抬高“传统”价值的倾向，也可证明不与西方小说“对接　”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的一个严重分野。 正像商务印书馆1910年创办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的命运，到了1921年从12　卷1号起由茅盾接编，改弦易辙，成了当时创作现代小说的大本营。《小说月报》的鸳　鸯蝴蝶派旧人说服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另辟《小说世界》，于是各走各的道路。张资平原　为“创造社”四元老之一，是纯文学内部才会孕育出海派张资平的。张资平写的是茅盾　执编《小说月报》时期的小说，带头“下海”后写的是三角多角的西洋恋爱小说，从来　没有写过鸳鸯蝴蝶派控制《小说月报》时代的那种言情小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事。 实际上，鸳鸯蝴蝶派和海派虽都处身于商业文化的环境里，都是带有商业气息的文学　，但它们是在现代都市转型的不同时期先后出现的，是在上海文化的多重错位中形成并　生存的。从晚清、民国到20世纪的20、30年代，上海形成的初步现代物质文明，落在了　中国大陆广袤的“农业文明”包围之中，这是一重的文化错位。此种错位也决定了第二　重错位，即上海新兴文化内部的不平衡性。就是，上海既有古老的华界，又有新起的租　界；在租界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既有贴近华界的华洋过渡型的文化社区，也有在租界“　腹心地带”形成的全新的由国外引进的现代型文化社区。华界和华洋过渡地区，即清末　的上海县城(今南市区)和五马路、四马路地区，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赖以生存之地；租　界中心区以20、30年代的南京路(大马路)、霞飞路为代表的，即是海派的诞生地。重要　的是后者并不能完全取代前者，因为有第一重的大文化错位圈存在。这情景到了30年代　的中期，随着上海现代文化环境的移植成功，就显得格外显眼。有“移植性”，就有“　本土性”，两者纠缠如怨鬼是以后的事情，在当初，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上海各自依托　的却是两种消费文化环境。此即鸳鸯蝴蝶派和海派来路不同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如果考察鸳鸯蝴蝶派所写的妓院戏楼，及男女间的欢爱、戏弄、残害的故事，再看后　来的海派所表现的出入影院舞厅回力球场的摩登男女的现代生活姿态，把两者区分是很　容易的。在30年代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会写到南京路的现代生活场景，这时你要　注意它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其中的差异仍然不小。海派在功能上，会去分鸳鸯蝴蝶　派的文学市场份额，会去学鸳鸯蝴蝶派文学获取“大众”的手法，但在文学价值上，它　一心追求的是如何体认现代人的现代品格：注重和张扬个性，领会都市的声光影色，感　受物质进化带来的精神困惑与重压，进而提出人对自我的质疑等等。鸳鸯蝴蝶派的现代　感觉大大落伍，慢了不是一个两个节拍，它们是不能混同的。 海派一开始就认识到在上海的文化错位中自己占了有利的位置。它发生的时候所具有　的眼光是“白领”的眼光(对普通下层市民只抱同情)。它所认同的洋场社会生活方式，　沪西高级生活区的情调、专演派拉蒙和米高梅片的电影院、跑马厅、跑狗场、博览会的　气氛，开放的社交、娱乐、商业、教育活动，人和人在金钱关系中寻求新的调整方式，　逐渐成了“上海”的标志。就像过去的上海典型标志物是“城隍庙”，如今成了“先施　公司”的尖顶。上海成了“移植文化”为主导、而中国固有文化要在融入“移植文化”　之后才能立定脚跟的一个都市。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上海的发展史中，中国人的民族主　义情绪曾要改变这种现实。国民党上海市政府1929年曾有过一个在江湾一带建设“上海　市市中心区域”的计划，目的就是想把“外滩”的上海、租界的上海，改成以华界为中　心的上海。而且进行了一部分，盖了政府办公楼和体育场。中日淞沪战争可能是导致此　“爱国”计划流产的原因之一，而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这一行政命令违背了上海之所以　成为上海的城市特性。近代以来的上海如果离开了世界性的金融、贸易体系，是构不成　真正意义的现代都市的。而上海的金融贸易把握在殖民者手中，经济活动发生在租界的　大楼里。海派文学反映的正是以租界为主位、华界为边缘的这个城市的面貌。而鸳鸯蝴　蝶派长久地在“边缘地带”徘徊，一直到4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一个历史机会，左翼转向　了后方，通俗文学得势，鸳鸯蝴蝶派对上海的文化环境有了认识，它找到了融入“移植　文化”的切入点，寻找与海派接近的可能性。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万象》杂志的生长过　程，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万象》自1941年创刊，本来由陈蝶衣主编，作者几乎都是鸳　鸯蝴蝶派的人，倾向已经趋“新”，但无奈作者群旧派势力过强，老市民的趣味脱不掉　，影响了销售市场。两年后的1943年改由柯灵主编，走的是大众文化的路子，新文艺作　家成为作者队伍的主体，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也纳入“新市民”的轨道，特别提携新兴　的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名字就在《万象》出现了。现在，我的博士生(李楠)在研究上海　小报时发现，从上个世纪初到30年代的小报主要是控制在鸳鸯蝴蝶派的手中，那里的“　社会新闻”将讽刺的矛头指向初起的海派作家，一点不比挖苦左翼作家差。一直要到40　年代才逐渐缓和下来。这也是一个明证。 可见，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在很长时间里是两股文学流。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　代性”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而且只要　上海一地的新旧消费文化交叠错位，两派就都有存活的依据。 二 我们从海派和鸳鸯蝴蝶派相似的文学主题上，再来作些分辨。 先看都市物质主题。海派以展露现代文明条件下人的生存与物质关系为基本母题，那　么，取其两端，则屈服于物质的压力迷醉而不能自拔者有之，对机械文明造成的人的困　顿提出疑义者也有之。像刘呐鸥、穆时英这样的“都市之子”，从《都市风景线》、《　公墓》等集子里所传诉出来的城市生命感觉，对物质的揭露，是与对物质的企慕、沉溺　，紧紧纠葛在一起，享用生活和厌倦生活是同时产生的。这是海派的生命体验，来自现　代都市不可克服的矛盾性。也是现代人从乡村蝉蜕出来之后面临的处境。海派是都市中　敏感的一群，他们对现代生存压力的反弹，锻炼成海派两个方面的感情形式：如果能保　持理想，较为理性地反诘社会、反诘自身，就具有一定的批判力，文学中也会包藏忧郁　；否则，痛快地宣泄，放浪形骸，狂暴的、怪诞的、无顾忌的表现，就会走向“邪僻”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对现代都市的发现都是双重的，于罪恶中发现美。刘呐鸥不断地　说，城市不是没有“诗意”，只是“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2]。“电车太噪闹了，本　来是苍青色的天空，被工厂的炭烟布得黑蒙蒙了，云雀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缪赛们，拿　着断弦的琴，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那么现代的生活里没有美的吗?哪里，有的，不过　形式换了罢”。刘呐鸥在下文提出，那个美的内容和形式，即叫“thrill,carnalintoxication”(刘将此句译为“战栗和肉的沉醉”)[3]这真是海派的文学宣言!这里引　进的新的价值观念，对于现代上海不是简单的诅咒和反叛，而是加进了远为复杂的音调　，在现代消费文化的笼罩下，充满了人对物质的惊喜和恐惧。对于海派，都市已无所谓　天堂和地狱的明显界限，同时，又存在着把都市描画成天堂或地狱的全部可能性。 这样的物质化都市的观念，海派怎能存希望从鸳鸯蝴蝶派那里继承呢?综观最优秀的鸳　蝴通俗社会小说，特别是专写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亚的《人海潮》、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它们对现代都市的态度只是揭发罪恶　和弊端，从农业中国的立场出发。这批小说好似对现代进程的大上海众生相给予一个详　尽的摄录，富有时事性、秘闻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丰富多彩的上海风俗史，却缺乏独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体验。所以，夏济安可以对《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风俗材料“佩服得五体投地”，却最终仍批评说：“这种书的缺点是：作者对道德没　有什么新的认识，只是暗中在摇头叹息‘人心不古’；对于经济、社会变迁，也没有什　么认识，只是觉得在‘变’，他们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为什么有这个‘变’。他　们自命揭穿‘黑幕’，其实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着看两性主题。海派和鸳鸯蝴蝶派文学历来被认为是最擅长表现男女关系的文学，　前者写恋爱小说，后者写言情小说，就是这两种叫法，中间的区别已经够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达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两性关系，海派的现代性可说直逼眼前。如果没有对　两性问题的思索，新兴的恋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内部这两种　城市两性的典型表现，显然色色具备。而将“性”与“爱”两相分离，使得“性”裸露　出某种“原始”的意味，是最易与那种为“性”而“性”的描写相混淆的。这样，在都　市，的美与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有了叶灵凤的性忏悔、张爱玲的　对女性困境的逼真写照、徐讦的寻觅和情爱真正出路的意识。海派的两性文学，从　生理搏动到包孕现代生命哲学，都市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鸳鸯蝴蝶派的言情，长久地在“传统道德”的圈子里打转。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恋情，后来是揭发用金钱买“性”的可悲。到了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　瘦鸥的《秋海棠》、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现，鸳鸯蝴蝶派文学　的两性表达攀上了自己这派文学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峰。其中，前两部意在暴露军阀恶势　力对伶人的肆意践踏，“真情”的被毁灭，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毁灭，即是全书文学价值　的所在。《红杏出墙记》可能是此类小说中最出格的一种，两性中多爱的现实性，婚外　恋酿成人物的内心焦虑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难得的。但这部小说，情节　设计花哨，悬念的设置尤其复杂，通俗小说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热闹往往掩盖了对　两性关系的深入探讨。如此看来，把海派的两性观念与鸳鸯蝴蝶派的相比较，现代性差　距之远也是十分明显，谈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续关系的可能。 再来看新与旧的主题。表面上看，两派在这里似乎很不接近，鸳鸯蝴蝶派的文学是写　旧的，感情也倾向旧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现代，要摩登。其实不是这样简单。鸳　鸯蝴蝶派的作家为了猎奇，观念是陈旧的、落后一步的，描写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刚刚登　场的崭新崭新的东西。对于社会的新旧交替，它倒容易廉价地将新的终将取代旧的，直　线地告诉读者。海派的都市故事发生在十里洋场，穆时英的流线型的上海，“爵士乐，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5]，多么时髦，但有意味　的是这样的上海仿佛仍被乡土中国包围着。穆时英一方面是洋场文学的“圣手”，一方　面却用写舞厅、酒吧的笔，来写《父亲》、《旧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怅》。(注：　穆时英的《父亲》、《旧宅》收《白金的女体塑像》，现代书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怅》作为遗作发表于1954年10月澳门《小说月服》第8期。)这些小说是些十足的怀　旧感伤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怀乡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蛰存背靠松江、苏　州、杭州，写他的乡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阳》、《鸥》，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戏院》纯都市人的感觉适成对照，可见他身上充溢的“乡土情结”和“民间情怀”　。读海派的这类小说如置身于都市中的乡村，或者拉开更大的时空距离，似觉置身在宏　大乡村世界的一个边缘城市。新旧的掺杂更显错综。 海派描写旧事物怎样附着于大都会肌体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种新上海的旧家族文学　。张爱玲、东方@①@②便是最长于写旧的世家儿女在都市的遭际与不测命运的。作为李　鸿章的重外孙女，张爱玲写出的《倾城之恋》、《金锁记》、《花雕》，是由旧家族世　界的失落，转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寻找个人的精神家园的。张爱玲尽管熟　悉出入电影院、服装店的洋派生活，但她发现在此类簇新的消费方式下面，所残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几乎贯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间、上　下辈之间的恩恩怨怨。张爱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还是传统中国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现代质”。她说过：“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　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6　]这是对中国新与旧的透底的认识。东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绅士淑女图》，他的　小说里面活动着洋场上的旧家子弟，留下了从满清贵族到新型少爷(“小开”)的错杂脚　印。东方@①@②表现上海的新中有旧、新旧过渡，也是别开生面。 关于现代上海的新与旧，常与变(沈从文喜爱谈论湘西的新与旧、常与变)，如果没有　对现代中国相当深入的观察、认识，是无从融汇到文学写作中去的。鸳鸯蝴蝶派对都市　的看法远远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识具某种超前性质，这只有在提前体验了工业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现代派文学和美学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已经有学者指出，中国海派的审美　根源来于唯美主义。(注：参见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将海派和鸳　鸯蝴蝶派的文学都市意识两相对比，它们的思想资源也是不同的。我们只能感叹于中国　现代文明的发展在一地之内的不平衡性，想到它们的错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们有什么　相互继承关系。 三 说到雅和俗，在文学面向市民读者、面向消费，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这一　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 海派的雅俗善恶二元混杂，来源于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现代都市；另一方面，因为有旧文化的多层包围，因为现代性质的文化消费并不　能排除消极面，现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现出善恶兼备的形态。又由于读书市场的商　业趋利作为重要动因，海派如想无限地求新求奇，就要发展自己的先锋性；如从众、从　俗、从下，就会追求趣味，反对崇高，扩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还同上海这　个都市的读者分流有关。雅是为了呼应这个城市的雅读者群，包括洋行、海关、银行、　公司的写字间读者，也包括铁路、邮政雇员的一部分及大中学校师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读者，有的则构成激进的左翼读者群)。俗是为了迎合通俗读物的读者群体，　如低级职员阶层、广大的店员阶层和其他居住在石库门房子里的市民阶层。这样，海派　在上海的先锋文学市场和通俗文学市场两边都占据了位置：表现都市新的观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学，由先锋而高雅；俗的支流则表现艳情、恐怖、骗局，收集城市奇闻　，制造软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学市场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顽强的鸳鸯蝴蝶派终于遭遇。 综观上海的小报、画报的历史，我们一时几乎难于辨认海派文人和鸳鸯蝴蝶派文人了　。小报从晚清诞生，一路下来比较有名的如《晶报》、《社会日报》、《立报》、《辛　报》、《力报》、《海报》、《吉报》、《铁报》、《亦报》等，在城市的覆盖面都颇　大。起《福尔摩斯》、《金刚钻》、《开心报》这样名字的，当然娱乐的意图自明。还　有“白相人”办的报，有“花报”，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样的小报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报，比如张爱玲。她看小报，也在小报上发　小文章，发过议论说：“我对于小报向来并没有一般人的偏见，只有中国有小报；只有　小报有这种特殊的，得人心的机智风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读者群手执的文学读物里，我们也一时难辨海派的作品和鸳鸯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为原来20年代末读鸳鸯蝴蝶小说的老市民(比如鲁迅的妈妈鲁瑞老太　太不读儿子的新文艺，而只读鸳蝴体小说)，和读新感觉派“穆时英风”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从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谈论电影接吻方法那种大学生　”[8]这些人)，两者是泾渭分明的。到了沦陷时期的上海，鸳鸯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读者　是它们的唯一选择，因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看小说了。于　是，《杂志》、《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大众》、《春秋》、《万象》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鸳鸯蝴蝶派文人编的，有的是海派文学家编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录上，郑逸梅、张狠水、程小青、张爱玲、孙了红、施济美、周瘦　鹃、施蛰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谛、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时出现，打成一　片。(注：如将这五种杂志两类作家的名单抄下，委实太长。这里主要录于《万象》，　分开来，鸳鸯蝴蝶派作家有郑逸梅、张恨水、程小青、孙了红、周瘦鹃、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张爱玲、施济美、施蛰存、沈寂、予且、丁谛、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许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界别，有的成为纯文学和通　俗文学的两栖人。张爱玲的大部分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　记》，纯文学性和通俗文学性兼有，思想意识偏浅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锁》无论如何只能算纯文学作品。予且的情况要单纯得多，他的长短篇小说　《如意珠》、《凤》、《七女书》等，全部是分不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从当时一部　分畅销文学杂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两派在通俗层面上杂糅的格局。 不过，杂糅的局面也仅止于杂糅而已。两派的小说这时可以都写家庭婚恋题材，叙述　方式和叙述语言可以很为接近，但思想意识仍不在一个层次上。试以周瘦鹃的《秋海棠　》和张爱玲的《金锁记》作比，《秋海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两者还是无法放在一个层次上阅读接受。我们还可拿几个鸳鸯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办　下去的著名刊物来研究，同样能发现这个问题。像《良友》，一个1926年2月创刊的画　报(文字部分一直占相当的比例)，最初由伍联德、周瘦鹃先后编辑的时期，它是鸳鸯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编，编到1933年8月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发行　到四、五万份之多，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发生广泛影响。他改革的方向是让《良　友》陡然成为海派画报，而不是让它由“鸳蝴”自然演变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学周瘦　鹃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从妓女一变为职业妇女、电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术摄影作品的介绍，增加现代科技知识的插页，登载现代派小说特　别是登载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新感觉派的作品，25期后说明文字用中英文对照等等　，距离鸳鸯蝴蝶派的旧式气息该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万象》也应作如是观。不能　仅看到两派的文章同时出现在一个杂志上，就以为是雅俗渗透的全面完成。《万象》越　两年改由柯灵主编之后，气象大变，成了新文艺海派杂志，衣食住行和严肃的东西兼得　。但我们读同时连载的长篇小说，张恨水的《胭脂泪》，张爱玲的《连环套》，师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纯文学就是纯文学，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离，　仍是不允忽视的。 最有意味的，是《万象》上关于“通俗文学”的讨论。陈蝶衣提出“提倡通俗文学的　目的，是想把新旧双方森严的壁垒打通”[9]。但他的主张是在通俗文学的旗帜下统一　新旧文学。这怎么可能呢?这不能不说是通俗文学家的一厢情愿了。我们可以说，以往　经过了“工农兵方向”时期的中国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是在“通俗”、“民间”、“　普及”的大旗下轰轰烈烈地走了一回，但情况怎样?今日的通俗作品和先锋作品的距离　似乎仍没有缩小的迹象。所以说，人为地去规定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结合是不会奏效的　。假如认真地去研究海派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历史，看这之间新文学如何影响于旧　派通俗文学的现代化调整，旧派通俗文学又如何影响于新文学部分地向市场化、市民化　倾斜，倒许是个不无意义的课题。 文学与文化论文:浅谈英美文学教学与跨文化意识的培养 论文关键词：英美文学教学　跨文化意识培养 论文摘要：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新形势下，注重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英美文学教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通过英美文学教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以及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随着国际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发展步伐的加快，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交往合作更加频繁，国际交流也越来越广泛，多种文化相互交汇碰撞、交流融合，在这种环境下，如果不了解英美国家的风俗文化、行为习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不同文化间就会产生误解甚至冲突，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由此，外语教学中，关注目标语文化，提高跨文化意识，注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习的目的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目的语本族人的思维一样来思考问题并作出反映，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的外语学习者能自觉地消除在与目的语本族人进行交往时可能碰到的各种障碍，以保证整个交往过程的有效性。外语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外语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包括文化知识和文化意识。文学又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始终与文化相伴相生。因此，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培养跨文化意识是一种有效的教学途径。 一、英美文学教学是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有效途径 首先，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民族个性的重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文学知识及其具有的哲学、人文、美学等价值是某一民族社会文化的缩影，是学生了解英语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观念、风土人情等文化因素最鲜活、最丰富、最直接的材料。通过英美文学认识英美文化和国民性格是一种基于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可的跨文化交流层次，它的重心是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和思想疆域，提高综合人文素质，培养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文学是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源泉，涉猎古希腊、罗马神话，了解基督教《圣经》故事及人物典故，熟悉一些神话传说中的神抵，可以拓宽知识面，开阔视野，有利于语言学习中文化因素的积淀。 其次，文学是提高文化素养和学习语言的重要途径。语言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又是艺术的语言，是学生学习和模仿最理想的语言和文化材料。特定的文化常常在其语言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学生除了要对原文语言有精确的理解和把握之外，还要对两种文化，尤其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有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西方文学实质上就反映和代表着西方文化，优秀的文学作品既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又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语言源泉。新《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清楚表明，文学课程担负着提高学生英语水平，培养学生审美情趣和跨文化意识的双重职责。 再次，文学的生动性和通俗性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欲。“文学是最优美的语言，如果我们要学习和获得最优美的语言，我们就必须学习文学。”(李赋宁语)语言文字的魅力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载体的。学习英美文学，不但可以在接受作品内容情节的同时，掌握语言这个工具，文学作品中渗透的跨文化意识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刺激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在语言教学和学习中，我们应该充分重视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有关西方的哲学、历史、人文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风俗。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原则 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渗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即实用性原则、阶段性原则、交际性原则。 实用性原则要求教师所提供的语言材料，导人的文化内容与英语学生所学的语言内容密切相关，同时应突出语言的生动性，情景的真实性，材料的生活性，培养学生的情感，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和热爱，对他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从而使其形成合理的跨文化心态。 阶段性原则要求文化内容的导人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语言水平、认知能力和心理状态，根据学生语言的发展水平和接受能力，采用由浅人深、由表及里的渐进教育方式，让学生充分了解所学文化内容的本质。从介绍英语国家人民的日常生活开始，逐步更多地涉及他们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人文地理等，以至更深人地探讨人生态度、道德价值观等。 交际性原则认为培养跨文化意识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既然语言是交际的手段，又是文化的载体，那么，教师就有责任提高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在学习语言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学会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使文化通过语言的交流得到传递沟通，语言通过文化的渗透得到合理的交流发展。 三、利用英美文学培养跨文化意识的教学思路 首先，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挖掘教材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培养和渗透跨文化意识。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语言水平。教材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教师不能把课文仅仅当成单纯的语言教材，而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让学生放眼世界，扩大视野。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教师还可以配合教材内容恰当地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以及中英文化差异的知识介绍，使学生在具备一定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具备应有的文化交际能力。教师在授课时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让学生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进行相互之间的讨论，使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到文学教学课堂中来。教师要培养学生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不能一味地进行理性的抽象与概括，不能要求统一理解模式和死记硬背。这样，才能使学生切身感受语言大师们的语言艺术、学习巩固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让他们学会从文学作品中认识社会、体验人生，感受不同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文化意识。 其次，教师应尽量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文学教学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媒体技术具有信息容量大、内容丰富、效率高、覆盖面广等特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计算机软件或课件、录像机、投影仪、光盘等直观有效的手段。除了课堂教学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在课外也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课外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观看由名家名作改编的电影、欣赏精彩对白或学习英美国家文化背景知识，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让思维突破原有的束缚，在宽松愉快的环境中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另外，学生根据原著自编自演也是非常有效的学习途径。学生在编、导、演的过程中，能充分理解把握原著的历史背景，穿越了时空与文化的差异，与文学作品作直接的对话。 此外，教师还可以通过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英语经典文学作品，积累有关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文化关系等方面的材料。阅读能使学生了解英语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言风格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教师在教学中，指导学生运用正确的方法将自己在文学作品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对作品的理解用文字表达出来，以深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的鉴赏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文学作品的阅读可以从易到难，从简写本开始，逐步过渡到读原版作品。这里阅读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还包括阅读报纸杂志、时事等。因为现在的刊物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有助于学生了解当前社会动态、科学文化的最新成就和英语语言发展新趋向，获取丰富的跨文化知识。 一个优秀的外语学习者，不仅是一个语言工具的使用者，还应该是另一种文化的接受者，加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目的语。文学作品隐含着对生活的思考、价值取向和特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学习英美文学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可以接触到支撑表层文化的深层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带根本性的思想观点、价值评判，西方人经常使用的视角，以及对这些视角的批评。只有通过研读英美文学对西方文化有深层次的了解，国际化人才才能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轻车熟路，立于不败之地。 文学与文化论文:谈网络文学创作的文化抉择与现实困境 [论文关键词]网络文学 时尚 文化 现实困境 [论文摘要]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在引起轰动后，却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呈现出后劲不足的态势。本文立足于上世纪末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 当今网络文学发展的最新进展的表征 ，试图从其文化和文学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入手，力图揭示网络文学在当代的文学境遇，从而为探讨使其成为真正“文学”的途径和方法找到能以疗救的症结所在。 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潮流，网络文学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网络文学一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一元统治的文化语境让文学写作更富有张扬的活力；同时在客观上，网上的写作传播方式已日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消费时尚。另一方面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作品良莠不齐。网络上的“文学世界”春草疯长，众声喧哗，百无禁忌。它所具有的生猛无羁，靠的是网络写作自由氛围和传播的优势 ；它的良莠杂芜，却是因其外在的历史 、社会、文化因素和本身存在的缺陷及问题使然，以致网络文学在时尚的光环下渐显疲态 ，遭遇到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一、 文化上的困境和尴尬 任何艺术的发生，总是以一定的文化作为语境的。文学从来都是隶属于文化，而网络文学正是通过奠基于网络文化的精神领域才获得 自己的根基。但在文化背景和选择上，网络文学们将传统和时尚两种不同的文化刻意放在对立的文化背景上加以渲染，而不是从整个人类文化整体的角度加以考虑。因此在突破主流话语的同时难免矫枉过正，遭遇了另一种尴尬。 这种困境首先表现在文化身份的焦虑与尴尬。不可否认，网络文学是当代文化中一种时尚而又颇具争议性的文学形式。它借助于现代最新的传媒手段而兴起，以强势的科技背景冲击着传统的文学方式。毋庸置疑的是，网络文学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和缺失。“网络是一个虚拟空间，其自身的开放性、全民性、共享性，造成 了话语权力扩散的最大化”。自由、平等、互动、随意性、民间审美意识等等，本是网络文学追求的标志性特质。然而在当代以消费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语境下 ，网络文学在轰然崛起的商业流行话语面前频抛媚眼，显示了一种投降姿态 ，走向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状态。网络文学游离于传统之外，努力建立起 自身的话语体系，形成独有的后现代品格。同时，为迎合读者 口味，创作大多为快餐式消费为主，缺乏人文情怀，在媚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部分网络作家在商业包装下从幕后走向前台，希望提高作品的商业价值 ，渴望跻身于主流话语。网络文学与传统媒介联手而融人消费文化的生产线 ，网络文学便显现出身份的焦虑和尴尬。 其次，虚拟和狂欢背后的文化危机造成其文化品格的缺失与困惑。网络文学的出现是都市化进程结合科技进步的产物。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大众审美趣味和文化需求下，娱乐消费性成为了需要的焦点 ，文学也成了一种可被消费的商品。它审美、教化作用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趣味性和时尚性。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网络文学成了肯德基一样色香味美的快餐 ，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日趋平民和世俗。人们已经不再期望从它那里得到精神的荡涤，而只是寻求快乐和欲望的满足。目前，人们在喧闹四起的大众文化领域中所见到的更多是愈演愈烈的高技术复制、朝生暮逝的时尚变化，以及即时性的情绪宣泄或心理反应，而长时间的精神性磨练被降格到最低的限度，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地盘；这无异于把艺术的精魂推向了消亡的边缘，正是对人生审美过程的衰退的一种回应，意味着人的生命感受正面对着一场很有可能失去 自我提升力量而走 向凡庸的精神历险。一切神圣、崇高的东西在网络的世界中遭受了消解和嘲弄。 因此，网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通过培植网络文学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对文学的创作和接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由于自身存在的不足，决定了它目前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学的地位。在网络文学文本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对社会重大问题、人类生存境遇等终极价值的关怀，还有一些只是纯粹宣泄作者本人生存的怨愤、迷茫与困惑，它们对畸形人生的不满与牢骚，远没有传统文学对现实的批判来的犀利。因此，就文学所应有的刚性和硬度而言，网络文学比不上传统文学。 二、文学格局的边缘地位和异端效应 在当代文学格局中，传统文学依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强势文化地位。而相对于肇始于民间的网络文学来说其在当下的文学格局中，显然是在文学舞台的边缘努力拼争着。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写作是一种体制外的边缘写作，网络作家所运用的话语形式是非主流的民间话语形态，他们主观上只是寻找一种能够宣泄的途径去宣泄和释放 ，也就是这种纯粹的我行我素，使其长时间只能在当代文学舞台的边缘向“观众”挤眉弄眼。由于当代文学太多的“另眼观照”和“无奈的被边缘和被另类”，而导致当下的网络文学在当代文学格局中凸现出另类、浅薄和过度商业化的异端效应。 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另类文学”似乎是“前卫文学”的代名词，有一些 网络文学或评论者标榜网络文学为“另类文学”，过分地强调它是对传统文学的一种补充，甚至认为网络文学将成为一种主流文学。然而时至今日，网络文学已显露出两大变化：一是一批网络浮出“网”面，二是网络文学向传统文学的“归顺”与被“招安”一些网络借着网络传播的迅急猛烈之势，背靠网络，面向传统，网上买得人气，再出版印刷纸面文学，并以印数作为成功的参照，这成为当前网络文学的又一道景观，被许多网民戏称为网络文学的“归顺与招安”。当传统文学媒体向某个网络发出“招安”的表示时，某些网络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和成就感 ，令人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文学的最终权威，依然归位于传统文学媒介。从“另类”到“有意无意地归顺”，网络文学呈现出现实的困惑与尴尬。 普遍的网络文学作品内涵浅薄、思想含量严重不足。网络文学创作者始终将写作视点对准个人，与社会、公共 、国家等集体保持相当的距离，他们虽然获取了个人生存经验，但那是游离于社会经验之外的。没有了社会的有力依托，其结论或其暗示的思想就没有或缺少了社会含量 ；割裂历史就会使人物变的孤单，其性格或情节的发展没有了必要的起始点，因此也就没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其作品势必缺少文学所要承担的思想意识。网络文学恰恰比较多地关注了私人话语、本能欲望以及身体、性等纯物质的东西，而少有理性、精神。他们的作品多是编织灰色的梦，令人压抑 ，个性十足，却又支离破碎，不能给人以强有力的震撼或启迪人们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人生思考。许多网络笔下的人物追求的终极 目标是轻飘飘的纯物质的东西，几乎没有引人思考的“形而上”的内容，思想含量的极度不足已成为网络文学作品致命的缺陷。 网络文学活动表现出过分的商业化。今日的中国社会一切活动都被赋予了物的内涵，文学亦不例外。文学商业化、文学走向市场是一个趋势，但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依然要重视文学的艺术含量。网络文学显然在这方面失于偏颇，他们在文学市场化的道路上虽然走在了前列，但为了突出文学的市场效应他们有时不惜背离文学的创作原则。正如在网络上时而就会冒出的什么“木子美”、“流氓燕”、“二月丫头”……“她们大胆地身体写作，深刻的内心体验被强有力的商业运行包装、改写……于是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她们一方面高扬女性大旗，对男性无情抨击、大肆鞭挞，高喊男人发达的肌肉没有丝毫的美感。但在市场的巨大诱惑下，她们又渴望“能拥有一个像父亲一样可以覆盖她们的男人”，这种矛盾不能不说是网络文学创作过分屈从于市场的悲哀。还有一些网络较为熟悉市场游戏规则，他们将笔触紧紧抵住市场、抵住物欲化的现实。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刻意暴露生活的阴暗面，暴露感官欲望，为读者提供各种刺激。以欲望的顶礼膜拜征服读者、征服市场，很显然这样做大大降低了文学的艺术品位，不能给读者提供以巨大的思想震撼，没有引导读者进行自我人格的磨炼以及对人类进行终极命运的思考。 三、写作形态上的困境和批评缺失的尴尬 网络文学的写作形态，显现了网络作家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态度：即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渴望进入、逃离与漠视，表达的是网络作家们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潜在的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严密的体制对“话语权”的独 占，使得网络作家不堪重压，只能站在秩序之外仰慕大红大紫的同辈，渴望在文坛获得话语权是其深刻的生存焦虑。于是，他们自主选择了在网络中随心所欲地表达来对抗传统文学的现实秩序。 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这种对抗姿态，恰恰表现出对传统文学现实秩序的重视与憧憬。从虚幻的稳匿状态向现实主流靠近，网络文学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两套游戏规则的间离。网络写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虚拟的空间中自由地表达、尽情享受挣脱“话语霸权”的“语言狂欢”，以自己为中心 ，快速生产，一次性消费。网络文学创作的非理性游戏规则 ，使得作家们的“创作”失去制约而显得软弱、无力。要实现网络作家在传统文学现实秩序中“落脚安家”的愿望，网络文学创作必须修改游戏规则 ，但修改的结果也就是放弃和背离网络文学的特质。这是网络文学发展的一个结构性矛盾，也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一个困境。 另一个问题是 ：文学主题的严重匮乏。通过纸媒体，从虚拟之境走人现实秩序的网络作家，不管愿不愿意，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虚拟时空的游戏规则，必须接受现实秩序的制约。然而就是在网络中获得高荣誉的作家文本，如果将其放在当代文坛上冷静分析，也会失去它们在网络上炫 目的光环，即使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网络顶级作家，面对王安忆、铁凝，甚至卫慧、棉棉，其文本主题的可阐释性也会显得单一，剩下的只有主题匮乏的空洞 ，无奈地湮没于传统文学创作的优秀文本之中。因此具有革命性的网络写作形态却因其文本简单而沦人尴尬境地；缺少认识价值的网络文学主题，使得网络作家在通过纸媒体进入现实秩序获得“一席之地”的可能性再次受到质疑。这是网络文学写作形态的又一困境。 置根于网络写作形态内的网络文学之双重困境 ，使网络文学良性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失去深度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最终只剩下游戏的外壳，同时与其尴尬呼应的却是创作的沸腾与评论界的沉默和冷眼观照。 文学的繁荣和兴盛是由两部分构成的：文学文本与文学评论。任何一种文学形态的繁荣和兴盛也必然是两方面共同兴盛的组合。就当前网络文学的现状而言，一方面是创作的极度热情，另一方面是评论的冷淡。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必然伴随大量理论研究的成果，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健康说理、鞭辟人里的文艺批评 ，需要一批学识渊博 、学理讲究、深谙文学规律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投入其中，对其进行研究评说，规范引导。理论批评的严重滞后，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批评的缺失 ，网络文学创作与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误区和问题导致了创作与接受两个环节脱节、作者与评论者之间关系疏离以及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之间不能相互照应 ，从而使他们之间难以开展对等的对话。亦使网络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难以实现。 与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学相比，网络文学就像站在巨人旁边的婴儿，好与坏只是人们现在的评价。网络文学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造。借用余秋雨先生的一句话 ：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丽的艺术 ，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 文学与文化论文: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侧记 由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和《文学评论》编 辑部联合召开的“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1月2-3日在江 苏省昆山市周庄镇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湖北、福建、新 疆等地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会议，并就当前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最近十年的文 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及其新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上海大学的王晓明首先代表会议组织者介绍本次会议的缘起、主题和基本设想。他说 ，从80年代至今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与社会的变化同步，进 入到一个关键、但又令人感觉困惑的阶段。我们都认为现实环境所呈现出的一切已经改 变了我们以往的生活；而对那些引起文学和现实生活变化的各种因素却又缺乏认真的分 析研究和透彻的见解，对其中新的可能性的方向并不明朗。他指出，要想回答大家的困 惑所指，短期内靠个人的努力并不能完成，需要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充分交流彼此的意 见。他还说，为避免这次学术讨论会异化为一种形式，我们没有惊动学术界的前辈，也 没有请各级领导为会议“打开场锣鼓”，甚至没有按照所谓国际会议的惯例，要求提交 并宣读论文，更不组织旅游活动；而是充分利用会议的四个半天共八个时段(每个半天 分发言与讨论两个时段)，讨论中你来我往，使问题从表层而至深入，在充分展开批评 和反批评中，使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在分歧中慢慢呈现出来。 (一) 如何认识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王晓明认为，当前文化与文 学的生产机制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以文学为例，五六十年代国家主要通过作家 协会和出版机构来组织和管理文学活动，现在这种管理的重心明显向出版方面转移；而 出版社一方面产业化，以追求利润为原则，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具有垄断 性，它对文学的管理就尤具特色。他同时列举从文学教育到社会对历史的集体记忆等多 方面的因素，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当前文化和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部分。他强调，今天的 文学研究应该充分考虑生产机制的影响，才可能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作出贴切而深 入的分析。他同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如果仅仅援用“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之 类西方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切实而具体的研究探索新的观念和方法。福建师范 大学的南帆说，在这个新的机制中有几个环节是他特别关注的：一是关于市场的概念， 在这里，“利润”是好字眼，但不能仅仅把创造利润当作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目前文 化产业的利润仅次于航天业，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但他认为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大家都在谈论市场，但是文化市场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现在市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 公平交易的平台，市场已经成熟到可以制造热点的地步，比如，如果你没读过一本十分 幼稚的畅销书，你就是落伍的人，等等，这就是市场所形成的一种新意识形态。二是市 场与话语权力的结合，80年代建立了这种想象：市场是与思想解放联系在一起的；特别 在文化人想象中，市场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对市场的好感主要来自这方面。三是市 场与大众复杂的联系，30年代提倡大众化，连同40年代提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当时的 “大众”是革命主力军；而现在在“大众文化市场”中，“大众”是创造利润的人，虽 然都使用“大众”一词，但其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化，市场掩盖了许多复杂的历史关 系。 南帆的发言还强调了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即 使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一定了解文化与意识 形态的关系。他引用阿尔都塞关于集体记忆的理论，说明一种想象性关系所形成的控制 力量。他说，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不容易察觉，它通过符号体系发挥作用，例如在文学 中，在武侠小说中，都可以传递出诸如种族、性别等意识形态的信息。在文化里面，文 学是意识形态变化中非常活跃的因素，文学往往以敏锐而深刻的感性洞察力来宣布恩格 斯所说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视界》主编李陀在发言中探讨了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的动力问题，他认为不能忽略民族国家这个动力。在20世纪的世界局势中，地 缘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最重要的方面，跨国资本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所形成的 张力，已经进入中国文学、文化生活领域。他特别强调应该充分认识这种动力中的张力 关系，比如建设社会主义民族国家与西方启蒙传统的紧张关系，当前不仅精英文化与大 众文化，社会与市场之间也有冲突，我们的会议就体现为与市场的一种紧张关系，对知 识界不能下简单结论。鉴于动力中复杂的张力关系，李陀认为，必须意识到套用西方理 论解释中国经验的有限性，虽然这是一份可贵的理论资源，但对中国经验而言，它不足 以提供有效的反思，也就无法作出有效的阐释。对当代文明面临的危机进行新的阐释性 描述，这是人文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否则无论科技为我们提供多少物质方便，人类都 还是没有摆脱黑暗。总之，李陀认为，我们必须注意分析动力机制的复杂性。 在一般人看来，当今发达的传媒业正在不断缩小传统意义上文学的空间。对此，上海 大学的蔡翔在发言中探讨了“纸面媒体与文学生产经验”的关系。他先着眼于微观，分 析时尚类杂志生产的特点：一，不靠发行获取利润，利润主要来源于广告，并根据对读 者群的定位寻找广告商，再由此组织刊物的叙述方式，因此，它面对的其实是“小众” 而不是“大众”；二，当刊物确定它的读者群的概念后就是叙述，即表达一种生活方式 ，并以此来检验我们的生活是否“时尚”；三，极力抓住未来的可能性，提供关于未来 而不是关于过去的想象，比如关于“家庭”、“幸福”、“身份”、“健康”的未来想 象与可能性。蔡翔认为，正是第二、三部分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由某种生活方式转化 为表意叙事，并成为既定生活模式，生活方式由此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以“时尚”或 “不时尚”的观念来控制我们。再来看文学，从表面看，出版社鼓励长篇小说的繁荣， 但实际上版税的影响非常大，艺术创新在版税制度面前退缩了，目前中短篇小说创作正 不断萎缩，使文学创作的基础被削弱，这将影响后十年长篇小说的繁荣。另外，文学杂 志要进入市场，也产生分层现象，一部分杂志专为“白领”，一部分专为“顶级富人” ……但蔡翔最后表示，有一种真正的大众也许还没进入我们的视野，他们不属于“时尚 的”高档消费群体；就此而言，寻找新的读者也就是寻找没有被遗忘的精神诉求和历史 记忆。南京师范大学高小康关于“市场与文学关系”的发言倾向于寻找文学与市场的同 一性。他说，古人有所谓“著书都为稻粱谋”，对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理解为作家放弃了 精神自主性，也应该理解为是古代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他们和社会的交换方式。当 代文化市场与传统相比自然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正如历史上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破坏文 学的精英价值，而且高效率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增进文学向多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可能性， 大众传媒也将促进文学活动的传播。 北京大学的韩毓海在发言中对比西方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强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 所着力描摹的是一个“情”的世界。他说，无论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 论，福科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社会的批判，还是哈贝马斯对不同时期市民社会、平民社 会和大众社会的区分所做的贡献，都体现了西方的理性传统。他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和文学家笛福为例，亚当·斯密和笛福在历史上作为经济学家和文学家的角色都曾 前后置换，其原因也植根于西方文化注重范畴、实证和条分缕析的理性传统。中国的情 况则不同，他举《海上花列传》和《马桥词典》为例，认为这些小说并非环绕一个中心 ，其中许多非理性行为只能用一个“情”字来解释。像《海上花列传》中三人连环套的 故事情节表明中国人的情的世界如此复杂，以至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思路始终没有解决 “情”的问题。“天若有情天亦老”，以“情”来解释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也可视作 这种传统的投影。韩毓海的发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以西方理论诠释当今复杂的中国 文化/文学现实的怀疑。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岗对在权力和话语之间运作的文化/文学生产 机制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较成功的期刊或媒体书目注意在市场和体制之间寻找平衡，而 不可能长久地徘徊在边缘。他说，90年代以来市场发生变化，新技术的加入，网络空间 的出现，互联网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和文化生产的看法，而目前社会对新经济的兴起还有 所忽视。伴随网络兴起而诞生的是新经济神话，所谓“眼球经济”，追求点击率，人们 对网络的热情，引起跨国资本和外国基金的关注。文化生产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业余 思想者、写作者和新网络群体纷纷出现。另外，网络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的经典，像《大 话西游》现象，其实是网络讨论的结果。在进行上述分析后，罗岗还提出网络文学必须 应对的问题，比如在版权、作者和传播问题上如何抵制资本的压制，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保护和发扬民主精神，但他认为目前不能高估这种可能性，因为网络文学毕竟徘徊于资 本与市场之间。面对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变，江苏省作家协会的费振钟对作家协会 在目前文学生产机制中的作用表示忧虑，他认为目前作协的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已不能 满足作家的要求，作家协会无力组织文学生产，作家越来越不愿意参加作协活动，在作 协活动中经常看不到作家的影子。 (二) 如果说，关于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讨论是90年代以来文学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思考 ，那么讨论必然涉及对这十多年来文学创作情况的看法。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切入角 度，大家对这十五年来文学经验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尽相同。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认为，90年代与80年代文学创作明显不同的是在权力和资本抑 制之间打擦边球，这种关系常常表现为微妙的转换，相互利用，最终目的是满足市场欲 望。90年代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利用80年代的文学资源，比如余秋雨的散文多表现 了80年代对文化的理解，再比如90年代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作者其实是80年代的 朦胧诗人。虽然其间有转换得比较成功的作品，但倪文尖对90年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 并不乐观。他认为，这首先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即文学是怎样的，文学与经验的联系， 特别是与那种既凝聚着个人化、又是处于社会中的个人经验的联系。现在关于都市的叙 述中看不到中国都市发生的真故事，故事是套路、模式化的。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中 有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品，但那底层还是程式化的。从文学技术层面看，小说的呈现能力 如对细节和场面的描写，远不如对故事过程叙述得好，作家的描写能力实在让人不敢恭 维。那些在80年代成名、90年代继续走红的作家的前景也不容乐观，比如莫言的作品忽 好忽坏，表明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反省和判断能力；王安忆则相反，她是自觉与思想界 保持互动的作家，由于过于自觉，创作陷入另一种观念化倾向。《上种红菱下种藕》表 达了一种情怀，但这种情怀可以写一篇好的散文，作为小说，她最想表达的却不是目前 写出来的。因此，倪文尖认为对90年代文学持反省的态度会更具有价值。 对文学现状的反省逐渐深入到对研究者自身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省。复旦大学的 郜元宝对一部分会议代表研究方式的改变提出质疑。他说，在座的一些批评家在80年代 都曾经是名副其实的“赏花人”，但今天却转向文化批评，只问“种子和泥土”，方法 论上的这种转变，是否意味现代人更关注文学管理问题，而对人的灵魂问题不再关心， 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从文化跳到文学，但从事文化研究后还能不能回到文学研究? 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上海师范大学的薛毅认为，把文学比喻为一朵花，并由此纳入审美范畴，从审美欣赏 的角度来肯定文学陶冶心灵的功能，其实这种审美主张并不能将80年代蔡翔、王晓明等 人的文学批评包容进去。这十几年的文学更无法纳入一个纯粹审美的范畴，比如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不是作为“一朵花”而获得接受，许三观令人同情的命运反映了文 学表现苦难的主题，对作品的接受是现实市民社会的回应。薛毅回顾现代文学史认为， 文学研究会使文学像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和揭示也各有不同，他 把《许三观卖血记》和茅盾的小说进行比较，认为余华与茅盾都表现了苦难，但他们之 间的差异在于茅盾努力呈现“老通宝”的命运与社会的联系，并由此揭示了像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那样的社会内部结构，而《许三观卖血记》则把对这层关系的揭示去掉了 。南京大学的丁帆在发言中，主要批评90年代文学的多元化趋向削弱了五四传统中的批 判功能，一些作家在市场面前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文学创作的成功被视为未成名的写 作者进入影视圈的通行证，由于急于瓜分市场利润，创作主体的“我”正逐渐消失，人 文价值立场隐退。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学院派的研究究竟有无用处，持疑问态度。 会上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文学与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对90年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 武汉大学的昌切认为，对于90年代文学中灵肉二分写作现象的批判，缺乏一种历史的比 较。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匮乏的时代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欲望化写作”完全投合 于市场，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不断刺激个人的欲望，满足新的消费观念。深圳文化研究 中心的尹昌龙则从文学研究如何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看到90年代文学建立了一种 新的文学的“公共性”。当内地普遍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时候，在深圳，文学 类的销量则仅次于经济类读物，新的文学与大众公共性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具 体说来，文学一方面与市场建立一系列新的联系，比如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结合、利用文 学和文化的公共资源，等等，与体制、主旋律、反特、黑幕、官场、人性等各个方面发 生复杂暧昧的关系，重新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文学扮演了“梦工厂”的角色，比如在 打工文学杂志中“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样的创作意向，就很受市场欢迎。尹昌 龙认为，与80年代不同，知识分子讲“独立承担”并不是简单的事，而意味着重建无数 复杂的联系。山东师范大学的吴义勤认为，人们对90年代“新生代”小说有许多批评， 但这是在文学理解上的分歧。90年代“新生代”小说是对80年代文学倡导人的尊严和个 性的写作，以及先锋写作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模式化的一种反叛，它以一种镜象的方式 ，从时间向空间概念转化，以证明这些作品中的“新启蒙”所建立的一种意识形态观念 合法性，比如其中女性对男性的启蒙，老板对知识分子的启蒙，儿子对父亲的启蒙，等 等。 (三) 文学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者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但以怎样的方式谈论文学，包括阐 释历史与回应现实，八九十年代实际上有许多分歧。关于不同的文学观念是导致分歧的 主要原因，与会者都有共识，但同时大家也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观点和 分歧明晰化，不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打空气拳，而在相互交流与论争中，使研究 得以进展。 北京大学的李杨说，《南方周末》曾组织作家谈作品获奖的理由，有些作家把文学创 作归因于“热情”和“真诚”，这显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回答。因为真诚和热情的作家 并不一定写出好作品。为什么有这种回答?表明文学观念出了一些问题，这也是我们的 会议需要回应或给予描述的。80年代关于文学的讨论，使文学观念建立在文明与愚昧、 传统与现代等二元对立的个人主体性基础上，这种文学观念是当时现实和政治的产物。 那么，现在什么是中国的现实?现实改变了，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并不是多数人的暴政 ，不是个人化不足，而是个人化过度，像“欲望化写作”、“下半身写作”这种所谓纯 粹个人化经验实际上是商业化的，最不个人化。一部分人身体的快乐是建立在另一部分 人身体的不快乐上，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是以压抑了另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为前提 。李杨认为，今天讨论文学，不应该把文学与政治理解为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文学作 为话语层面的一种知识，它是一种制度和政治。如果文学脱离政治，文学还能做什么? 它还能用什么方式建立与现实的联系?我们今天“捅破窗户纸”，也就是要建立文学与 政治的联系。李杨还认为，不可能在国家政治与日常政治之间划一条界限，对此西方社 会学家已表示怀疑，因为关于谁的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文学与政治 的问题上，李杨认为，他并不想建立知识分子的总体形象，而应有个人承担。复旦大学 的倪伟的发言强调了文学对社会环境的关注，他说，文学从来不曾剥离政治，“个人写 作”和“身体写作”的问题不在于作品写了“身体”，而在于应该写出烙刻在身体上的 各种社会烙印。他认为，文学批评有时对作家产生误导，使作家陷入理念和简单化。虽 然批评中有赞美，当一个“赏花人”也没什么不好，但他本人对分析培植“花朵”的土 壤更感兴趣。 郜元宝不同意李杨的看法。他说，从中国文学史看，不是文学没抓住现实，而是缺乏 那种脱离现实的文学。因此为文学辩护或唾骂都有道理，但都落空了。亚当·斯密的蓝 图在茅盾的《子夜》中不可能实现，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除了鲁迅，还有什么作家作 品?第一流作品可以提供了解心灵，第二流作品可以提供社会学资料、文献材料。鲁迅 的许多创作完全是一种纯文学，但这样的文学被斥为“反动的文学”，左翼恰恰是在现 实层面把鲁迅否定了。别林斯基的“现实”是从先验的概念推演出来的，不是我们意义 上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恰恰是一个主客体分裂的概念。清华大学的旷新年则从 知识话语的角度强调文学与政治、现实的联系。他首先表示在争论中任何人都不可能说 服对方，正如波尔所言：“不是一种理论战胜另一种理论，而是一代人死去了，另一代 人成长起来。”80年代以来，围绕人和自我一直在打架，旷新年说，他不相信“自我” ，“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的建构。每个时代的流行真理，都会找到一个新的“自我” 。针对有的与会者在发言中认为文学应该强调“伦理”，旷新年认为，这个问题归根结 底还是那一句老话说的，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男人和女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伦理 不会一样。伦理的前提是政治，无论日常政治还是国家政治，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同， 伦理也不同。这个问题牵扯到对文学史的评价，旷新年强调“文学是时代的”观点。他 说，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文学，但现实是：在一个时代是文学，在另一个时代就不是文学 ，正如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排斥。其实把80年代文学说成是纯粹的文学也是片面 的，新时期文学话语是与第四次文代会的政治文件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提倡人性，表 现爱情，但也有被压抑的话语，如关于阶级和政治。 苏州大学的王尧在发言中注意到学院研究在介入现实批评时的差异，他认为这些差异 其实在六七十年代的文献中也可以找到，只是人们很少关注那段历史。他还提到纯文学 批评家很少谈“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对这些作品而言，六七十年代的文学经验是否 还有合理性?他还谈到，当前的文学批评受大学体制牵制，批评文章获奖难，如果变成 专著才容易获奖。这是体制问题。扬州大学的徐德明着重分析了当代小说的暧昧身份。 他说，当今小说是什么?其中隐含着主体的暧昧，审美的暧昧。首先关于主体，在当今 小说家那里，人死了，身体却很活跃。身体视像化，个人的想象空间被排拒，被忽略。 他由此认为，今天是一个从崇高走向卑贱的时代。其次语言缺乏个性化的表达，大家用 差不多的语言来说媒体教的话，而媒体教的是大众化的群体语言。徐德明不同意倪文尖 认为近些年的作品“描写”不好但“叙述”好，他说，这些小说家不仅描写得不好，叙 述也不好，因为描写和叙述不能脱节。小说家与一般人在生活中一样，以牺牲美为代价 ，因此读者的迷惑和作者的暧昧是必然的。 (四) 关于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的可能性，王晓明针对会上对茅盾《子夜》的不同评价，阐 述他对未来创作和批评的看法。他说，会上有人重新肯定茅盾的创作，强调把人放在社 会关系中刻画，这是和论者在90年代对“私人化”写作的批评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的 现代文学界对茅盾的这种写作方式做过批评性的分析，“把人放在社会关系中刻画”是 作为创作的一个失败来看的。因此，今天若要重新评价，就应该比过去已经达到的分析 更深入、更复杂，而不仅是做一篇“翻案文章”。否则，就很容易给人“你要倒退回去 ”的印象，尽管你实际上并非如此。倘说80年代对茅盾小说的批评有简单化的毛病，忽 略了茅盾小说对人的社会性有更多样的——不仅仅是图解式的——呈现，那就应该把这 个复杂性读解出来。至于90年代文学的“私人性”问题，重要的不是写了身体，而是这 身体是不是写得好，有没有写出生活与人的丰富性。目前流行的“私人化”写作为什么 有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没有写出多样的“私”，没有写出真正的“个人”。 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认为，首先我们必须研究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研究必 须从中国的真问题出发。80年代强调“纯文学”，我也是始作俑者之一，虽然文学从来 就没有“纯”过，但当时是为摆脱“”的束缚，而且当时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的概念也带有策略性。现在看来这些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起过积极作用，但也遮蔽了一 些文学与政治的实际关系，以及文学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到了90年代，对问题越看越清 楚，就应该来揭示那些被“纯文学”观念遮蔽的东西，这不是赶时髦，而是我们必须面 对的现实。他认为，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旧病没好，新病又来”，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 今天拿什么来面对现实。他认为应该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拒绝记忆，社会主义、马克 思主义思潮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而存在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对这份遗产缺乏 认真研究；另一种是把苏联社会主义整个搬过来。他说，必须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这 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贡献，也是最好的工作。 李陀认为，当前知识界的检讨表现出一种可贵的倾向，这也是希望的征兆。他说中国 知识界面对两个历史，而西方学者只有资本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有痛苦的教训，这是 不能抹掉的，但对它在这一百年来的合理性也应该进行反思，如果不合理，怎么那么多 知识分子为此前赴后继?所以对两个历史的清理和检讨都重要。关于文学的“反抗”与 政治的关系，李陀认为，拉美文学有强烈的政治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20世纪文学 的顶峰，过去我们对其中的复杂性注意不够，需要今后共同努力。罗岗在发言中强调， 我们过去谈“干预”，总是和国家和行政联系在一起，但忽略了这一切背后话语的介入 ，这是另外一种干预和控制的权力。 会上，围绕文学、人性、政治及其相互关系等话题，大家的看法也是多方面的。郜元 宝认为，搞文学的人不必非认清社会、人、价值体系、现实等问题以后，才能搞文学， 虽然文学有参与这些问题的功能。王鸿生认为，伦理问题是全球化中文学的关键问题， 对伦理的关切不一定给我们带来终极答案，但有没有这种关切就不一样。来自新疆石河 子大学的张吕在发言中，通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阐释人性、个体与政 治和历史的多样关系，她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鼓励人面对现实的积极精神。苏州大学的 栾梅建则从古代文学与纸张发明的关系谈起，考察现代科技进步与文学演化的关系。他 认为，由于电子高科技时代的到来，图像的泛滥有可能使文学边缘化，但从另一方面看 ，文学也有可能渗透到更宽广的领域。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认为，当年周作人讲“闭门读 书”是担心新文学走向载道文学，但他没能力挽狂澜于既倒。20世纪文学家做的其实是 政治工作，因为他不能不做，今天则不同，今天综合国力增强，社会分工不至于混淆。 他据此认为，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提倡“岗位意识”，这也是承担知识分子的职责。浙江 大学的盘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应该“迎上去”，进入大众文化市场，改变 或提高大众文化的品位。他说，30年代革命文学与商业合作进入市场，取得了成绩，如 果不真正研究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其实批判、反抗都是无力的。苏州科技学院的徐麟 在发言中强调在大众文化包围中精英写作的意义，同时他认为，未来的精英写作应该不 是“代言”，而是指向个人化的表达。华东师范大学的毛尖则认为，面对如此多样的新 课题，现在需要更多实际的研究，并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推进研究，而不是空泛地坐而论 道。 会议结束前，李陀、南帆、薛毅和王晓明分别就个人体会作小结发言。他们认为，这 是一次比较有学术质量的会，会议气氛好，大家既坦诚的交换了意见，又相互尊重，抱 着诚恳地交流与切磋的态度。虽然大家在以下这些问题上有分歧：如文学是纯粹审美的 ，还是一个与政治、社会相关的话语世界；如何认识新的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巨大作 用；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如何从历史的再 叙述中发现新的可能性，等等。但通过两天讨论，随着这些问题不断“浮出水面”，大 家的认识在原来的基础上都有所澄清、也有所推进。正是因为有这些澄清和推进，这次 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例如对当前文化/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对80年代文 学史的重新叙述、思想和文学研究的“伦理”维度、文学的政治性、如何发掘现代文学 的思想资源，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夜幕降临，这次学术研讨会在热烈而意犹 未尽的气氛中宣告结束。 文学与文化论文: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 近些年，在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中，继全球化之后，文化研究成了新的关注点，并因之引起了关于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论争。本文希望通过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中处理诗歌经典的例子，说明诗歌（文学）在文化研究中其复杂性与多义性被忽视的问题。我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典型的文化研究个案，提倡一种能够超越单一的身份政治研究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 一、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当代中国，对文学经典的关注，都是出现在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之中的一个焦点。依照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Janathan Culler)的描述，“文化研究是美国的人文学科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一项主要活动：一些文学教授已经从弥尔顿转向了麦当娜，从莎士比亚转向了肥皂剧，而把文学研究抛在一边。”1此种现象代表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一面：从传统的文学经典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限于本文的主旨，我不拟对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进行评论。文化研究还有另外一种诉求：用新的理论重新评估与阐释旧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在这一层面，文化研究企图包含并覆盖文学研究，企图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出发重新审视文学经典。这种现象同样构成了文化研究相当重要的另一层面。从文化研究的这一层面，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引申出文化研究与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卡勒曾经在其简明但仍不失学术性的著作《文学理论：简短的导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归结为“什么被称为文学经典”与“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两个问题。在“什么是文学经典”这一个问题中，存在着对文学经典来说可能是处于反向运动的两面：一方面，文化研究鼓励研究电影、电视及其他大众文化形式，而不是大力促进对世界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进行研究，这难道不是在扼杀文学吗？肥皂剧是否已经替代了莎士比亚？如果是这样，文化研究是否应该受到谴责？另一方面，伴随着文化研究兴起的理论又给传统的文学经典增加了活力，开拓了更多的解读英美文学经典的方法，而且，文化研究的发展也一直与文学经典作品的扩大相伴。而在“分析文化对象的适当方法”这个问题中，凸显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矛盾。在此，卡勒似乎是不无担忧地认为：“从长期统治着文学研究的原则——主要的兴趣是个别作品与众不同的复杂性——中逃离出来，文化研究易于成为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而且，文化研究也屈服于别的诱惑。”2亦即是说，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处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的表征。”3卡勒将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这种解释方法称为“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与文学研究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相对应，并说：“如果文学研究被纳入文化研究名下，这种‘表征性解释’就可能成为规范，而文化对象的独特性就可能被忽视，与此同时，文学鼓励的阅读实践也会被忽视。”4卡勒围绕着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特别是文化研究对文本的“表征性解释”问题，确实是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论争中的关键问题，而且都与文学经典问题有关，前者关系到何谓文学经典，后者关系到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学经典成了关注的焦点。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也就转变成了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这同样也可被视为当代中国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出现的背景。 在美国的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称得上是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骑士”，在文化研究正在全面质疑与摧毁传统的文学经典的时候，他起而维护“审美自律性”概念，维护传统经典的权威，反对大众文化，反对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传统文学经典的颠覆。他将女性主义、非洲中心论、马克思主义、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或解构主义都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5在布鲁姆看来，“憎恨学派的基本原则可以一语道破：所谓的审美价值也出自阶级斗争。”6于是，身份政治成了他们评价并摧毁传统文学经典的基本原则。“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7对此，布鲁姆深感悲哀：“诗歌、戏剧、故事和小说的教学正在被各种社会和政治讨伐的摇旗呐喊所取代。”8或许，我们可以认为，布鲁姆反抗的正是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所采取的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而对“鉴赏性解释”的缺失深感悲哀与无奈。他所维护的，是经典作品与众不同的原创性与复杂性。在布鲁姆看来，出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对文学经典的政治化阐释，不能揭示文学经典的原创性与复杂性，是对文学经典的亵渎与损害。 在我看来，像布鲁姆这样全然否定大众文化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可能有的赋意作用，在今日显然显得太具有曲高和寡的精英色彩，并难免显得偏狭。然而，他所提出的文化批评的政治化阐释对文学经典的原创性、复杂性的忽视，确实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对此，我想通过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一个个案加以阐释。 二、一个个案：萨义德的身份政治与叶芝的诗 后殖民主义称得上是布鲁姆所谓的“憎恨学派”的典型。简约地讲，女权主义憎恨男性，而后殖民主义憎恨白人的欧洲和美国。对文学研究而言，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典型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的“表征性解释”的文化批评。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大量诗歌文本的分析就是明显的例证。对萨义德而言，还有另外一个相对完整也更好地表现出对文学进行“表征性解释”的例子。这个例子涉及爱尔兰诗人叶芝，出现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叶芝（W.B.Yeats,1865-1939），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之一，其作品毫无疑问地是英语诗歌经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的“抵抗与敌对”一章中，萨义德专门用一节的完整篇幅讨论了“叶芝与反殖民主义”。使我惊讶的，不是从“反殖民主义”这个角度来解释叶芝的诗，而是萨义德对叶芝及其作品作支配性的身份政治解释中，体现出来的对叶芝的诗及其个人的整体评价与社会身份的期待和指责。 萨义德在讨论叶芝的这一部分文字中，首先为叶芝的文学确立一种与通常观点相左的非欧洲传统的坐标。他认为叶芝现在几乎被归类于现代英语文学和欧洲主流现代主义话语中。萨义德笔锋一转，说：“我认为，尽管叶芝明显地存在于爱尔兰，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他的确还代表着另一个引人入胜的方面：他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他在反帝抵抗运动期间阐述了遭受海外统治的人民的经历、愿望和恢复历史的瞻望。”这样一来，叶芝存在于英国文化与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中，似乎只是一种浅显的表象，而其深层的意义却在于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诗人”，“从这一角度来看，叶芝属于通常被认为不是他所属的那个传统，属于反对欧洲帝国主义高潮中的殖民地世界的传统。”9在这个意义上，萨义德甚至将爱尔兰与印度、北非、加勒比、中南美洲、中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归入同一个群体，从而自然而然地将叶芝的文学归入“反帝抵抗运动的文学”，他甚至援引智利诗人聂鲁达的态度将叶芝视为“爱尔兰抗拒暴政斗争的民族诗人”。萨义德将叶芝视为致力于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复兴的诗人，并认为这样的民族主义复兴的显著特点是：“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从论述的开始，萨义德就以一种典型的文化地理学的划分方式，从具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的身份政治层面将叶芝从通常所属的英语文学和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中分离出来，归入另一个与西方文化相对立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文化传统。然而，只要完整地阅读过叶芝的诗的人，谁都不能否认，在叶芝的诗中体现出了对暴力的怀疑，并进而是对人类文明的失望态度，特别是在后期的诗作中。这无疑是与萨义德的上述判断相左的。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萨义德在认同叶芝的诗前后分期的前提下，对叶芝后期的诗歌写作给予了非议。萨义德将叶芝诗的前后分期的界线定在20世纪20年代。他说：“叶芝在20世纪20年代滑入了前后不一致、神秘主义、排斥政治和对法西斯主义(或是意大利或南美的集权主义)傲慢的、也许是迷人的赞美。从这个观点看，叶芝是不可原谅的，不能轻易地被诡辩为消极的乌托邦模式，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评价和批评叶芝那些错误的态度而依然将他看作非殖民地化的一位诗人。”10依照对叶芝诗歌写作这一整体评价，萨义德将叶芝诗歌写作的顶锋定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并将其中体现的“英国-爱尔兰冲突”作为“20世纪解放战争的典型”来加以看待，他认为叶芝“最伟大的非殖民地化作品是关于暴力的诞生或者通过暴力诞生而改变的”11。为此，萨义德提到了《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塔》(The Tower)(1928)两首诗。《丽达与天鹅》一诗的主题被解释为对“殖民者”的塑造，这种塑造是关于暴力(姑娘被强奸)和“知识和力量”的获得的，他说：“叶芝把自己放在这样的岔路口：为了变革使用暴力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暴力的结果却要求必要的、如果不永远是足够的理性”。以《塔》为顶锋的他的诗歌中，最伟大主题是“怎样调和殖民主义冲突中不可避免的暴力与不断的民族斗争的政治，怎样使冲突的各方力量与理性、说服、组织的话语以及诗歌的要求一致起来。”于是，叶芝被阐释成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农(Fanon,1925-1963)一样的思想家、革命者，他说，“叶芝有预见地认为，在某些时刻，仅有暴力是不够的。因此，政治的策略和理性必须起作用。”12与叶芝前期这种“正确的”政治倾向不同，萨义德将叶芝后期诗歌错误的政治倾向称为“反动政治倾向”，并认为这种倾向“扭曲甚至掩盖了他诗歌中对解放者和乌托邦革命的刻画”13。这种反动政治倾向在诗歌中的表现，用萨义德不多但又很概括性的话讲，就是“他在《视线》和后来的半宗教诗歌里创造出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指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文化遗产之间的重叠造成的矛盾，引者案)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之上的高度被对待。”14萨义德评论叶芝的非殖民地化诗歌的这一段文字的最后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他说：“固然，他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但是，他对文化的非殖民地化做出了重大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15 原谅我用如此多的篇幅征引、述说萨义德对叶芝的评论。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文化研究学者处理诗歌文本的个案。在这里，诗人的艺术身份不是评论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评论者考虑的是叶芝作为思想家和革命者的政治身份，甚至因此非议叶芝“没有进一步设想完整的政治解放”的可能。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即将出版之时，萨义德在一次访谈中说：“一边是我的文学和文化的事物，另一边是我的政治工作，而我总是尝试在两者之间平衡。还有就是巴勒斯坦社群。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很大程度是对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写作。”16富有戏剧性的是，也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萨义德还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7在我看来，就萨义德对叶芝的诗的评论而言，他自己何尝真正地做到了“文学和文化的事物”与“政治工作”的平衡？相反，他自己就是他所批判的“大多数人”中的一员，就是“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到政治的说法”的。甚至可以说，他在挟持文学以达到政治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叶芝是一个被挟持者，他被挟持着远离了他的欧洲和西方文化传统，而成了亚非反殖民化成员中的一员。只要对叶芝的生平有所了解，并对叶芝的诗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有理由怀疑萨义德这一明显偏颇的提法。从1887年就随家迁居伦敦的叶芝，其文学创作深受英语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和现代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叶芝的诗中，确实体现出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与宗教冲突，但这种冲突远非可以上升到爱尔兰与整个英国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相对抗的高度，至于“明确地认为欧洲即西方文化是帝国主义”的论点，更多地是出于萨义德的杜撰，而非叶芝诗歌写作的实际。无论是从叶芝的作品和个人经历中，想为这一点找到佐证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诗中寻求非暴力、非政治的文化解决的途径，不仅仅存在于萨义德所谓的20世纪20年代的叶芝的诗中，同样也存在于此前的诗歌写作中，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叶芝与他终生所爱的爱尔兰演员茅德•冈的一个政治分歧。就这个意义而言，神秘主义的、非政治的叶芝的诗歌作品，正是叶芝作为一个诗人在作品中处理现实政治的一种深邃的艺术方式，而不是对非殖民化的逃避。在诗中，如果叶芝不是将爱尔兰超越到萨义德所讽刺的“超乎于地面高度之上”的高度来对待，我相信，诗的高度则要大大地降低。 注意到叶芝的爱尔兰民族诗人身分是无可厚非的，确实，这不能不被视为是这个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的魅力的深层源泉。但是，以这种身份作为解读他的诗（准确地讲，只是诗人）的唯一正当的入口，并甚至对之非议，认为他没有进一步为民族解放提供一个良方，则不能不说是对诗的非法干预了。如果诗仅仅是一种社会干预，那么，它的力量可能还不如一篇政治论文来得强烈，诗本身就没有意义。诗的意义在于它是鉴赏性的，或者说，鉴赏性是诗的意义的起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丽达与天鹅》这首诗，看看萨义德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这首诗作了怎样的阅读。全诗如下： 丽达与天鹅 猝然猛袭：硕大的翅膀拍击 那摇摇晃晃的姑娘，黑色的蹼爱抚 她的大腿，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 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 她受惊的、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中推开毛茸茸的光荣？ 躺在洁白的灯心草丛，她的身体怎能 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 腰肢猛一颤动，于是那里就产生 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 阿伽门农死去。 因为这样被征服， 这样被天空中野性的血液所欺凌， 在那一意孤行的嘴放她下来之前， 她是否用他的力量骗得了她的知识？ 这是典型的叶芝式的神秘主义诗歌文本。20按照叶芝的神秘主义体系，历史的第一循环为两千年，每一循环都由一个姑娘和一只鸟的结合开始，从公元起这两千年是由玛丽和白鸽(即圣灵受孕说)引出的。而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变形为天鹅，使丽达受孕产了两个蛋，蛋中出现的是海伦和克莱提斯纳斯，前者与特洛伊王子的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后者与奸夫一起谋杀了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后返回家乡的阿伽门农。无可置辩，这首诗确实与暴力有关，就字面意义而言，第一节写的是天鹅(宙斯的化身)对丽达的猝然袭击，这可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萨义德似乎是从法律的意义上将之定义为强奸，有过度诠释之嫌)，而第三节则叙述了上述这种暴力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与战争(残破的墙垣、燃烧的屋顶和塔颠)、谋杀(阿伽门农之死)相关的人世间的暴力。全面地阐释这首诗复杂的意义，并非我的主旨，这里我只想指明：如果说，《丽达与天鹅》一诗表现了暴力，那也只是暴力的寓言，其意义不能被阐释为是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像萨义德这样武断地认为这是一首关于殖民者的暴力的诗，只有像萨义德那样站在阿拉伯世界的立场，把宙斯所代表的整个西方文明视为与非西方文明相对立的殖民者才有可能。这样，在叶芝那儿，天鹅(宙斯)就成了英国(进而是整个西方文明)殖民者的化身，丽达就成了爱尔兰(进而是被殖民者)的化身。这是典型的文化批评对诗的政治性利用，而诗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义性被遮蔽了。这样的文化批评也使叶芝的这首诗仅仅成了可供利用的一份反殖民主义的政治纲领。 同样，《塔》也不是叶芝的政治演讲，其意义不能仅仅从政治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如果叶芝仅仅是一个政治诗人，一个萨义德所谓可以与法农相提并论的革命者、思想家，那么，叶芝可就就不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作品可能就不会是文学经典。一个伟大的民族诗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抒写了民族的传统与苦难，就某种意义而言，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他将这种苦难作为人类的苦难来认识，这决定了诗人的全人类性，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叶芝诗中体现出的对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困惑与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仅是从萨义德所谓的殖民地生活经验出发的，而是从整个欧洲现代文明的生活经验出发的。就这个意义而言，叶芝在诗中所体现出的萨义德所谓的在“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21，不是一种反动政治，而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必然达到的超乎政治的一面所带来的像萨义德这样的文化批评者无法揭示的深刻。 萨义德对叶芝的诗歌艺术避而不谈，这样，他自然也有意地避免了对叶芝诗歌的“象征主义”特点的评价。萨义德只是略带贬义地谈及叶芝诗中的“神秘主义”，其实，就一般的阅读经验而言，这种“神秘主义”与爱尔兰的神话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亦即是说，这种神秘主义是叶芝的诗的民族性的一种渊源，这种渊源使叶芝成为欧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同时，又与自己的民族传统深相联结。众所周知，象征主义致力于营造一个富于暗示性的艺术世界，意象与意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而是复杂多义的。而萨义德的分析对叶芝诗歌的这种特点避而不谈，在其作品和意义之间进行了直接的单一阐释，这种阐释是政治性的，取消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这样的文化批评，确实应该重新审视布鲁姆的如下论断：“这样一来就把审美降为意识形态，或顶多视其为形而上学。一首诗不能仅仅被读为‘一首诗’，因为它主要是一个社会文献，或者(不多见但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哲学的影响。我与这一态度不同，力主一种顽强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尽可能保存诗的完整和纯粹。”22如果将“诗的完整和纯粹”置换成“诗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我就能够完全地认同布鲁姆的这一主张。准确地讲，萨义德所看到的叶芝，只是从身份政治的角度所看到的一个侧面的叶芝，而作为诗人的叶芝远比这要复杂与多义，亦即是说，如果从一个完整的叶芝的角度反观萨义德的阐释，我们不得不承认，萨义德的阐释是肢体不全的。 三、走向开放的文学研究 保尔•德曼在写于1966年的关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 一旦遭遇他的时代，作家有理由质问，他是否应该把自己的精力首先投入他的时代而非他自己的作品？政治行动是否必须优先于诗意沉思？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问题变成了“文学对时代的参予”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个实际上关系到戏剧性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如萨特《什么是文学》中所主张的）小说的问题，因为小说本身就是令人迷惑的和模棱两可的。对于这个问题，马拉美作出了非同寻常的、严肃的抉择。他思想上的成熟有利于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而这就使他免于犯下我们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人的所犯的同样的错误，即在那个政治化的几十年里，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马拉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妥协的、令人尊敬的：即以纯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且并非出于对历史的冷漠，而是出于对清晰的自我洞察的迫切要求……23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像叶芝这样的诗人的立场理解成与保尔•德曼所描述的马拉美的诗歌立场相通的一种立场，他生活在一个“政治化”的“人们求助于社会现实中的集体化和历史性的方面，以逃避个体自身思想意识中的许多问题”的时代，却以一种“内在性的姿态”面对时代（注意，这里我将叶芝的姿态描述成“内在性的”，而不是“纯内在性”的，与马拉美可能有量的程度上的分别）。或许，我们可以说，一个诗人应有的立场是在“文学场”独立和自主的前提下，作为社会“最自主的动因”（而不是“转变为政客的文化生产者”），“用建立在场的自主和与此相联系的所有价值即伦理的纯洁、特殊才能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来“干预政治场”，而不是以牺牲个体思想意识的自由为代价直接参加到政治场中去。24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作为诗人的叶芝及其作品的基础。而萨义德对叶芝的政治化解释，其前提即是否认这种文学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他将叶芝的“文化生产”直接地转义为政客的政治行为，将诗直接转义为拯救社会(爱尔兰)的政治纲领。 从萨义德对叶芝的这一政治化解释中，我们无疑可以发现处于当代的文学研究(文学经典)和文化研究的关系论争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正像《文化研究导论》(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的著者所言：“权力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概念。导源于‘文化政治学’观念的文化阐释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政治的，结果，权力无处不在。例如，在本书中，它被用来理解阶级、种族、性别和代际关系；它被用来阐释身体与对人和地点的表征；它被用来澄清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25因此，我想，下述这样的观点不是出于我个人的曲解，而是文化研究的一种基本事实：众多的文学文本进入了文化研究者的视野，但它们都是作为例证出现的，文化研究者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文本所“给予”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的种种意识形态内涵。正像我在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述的卡勒的描述，文化研究热衷于在作品与反映对象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而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却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这样，很容易变成卡勒所谓的“非量化的社会学”的文化研究，“把作品视为某种别的东西的例证或表征，而不是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东西”，就恰恰成了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软胁”。这甚至在一特定的层次上构成了作为“表征性解释”的文化研究与作为“鉴赏性解释”的文学研究的对立与不相容。 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分析，过于关注作品的政治内容、作品诞生的历史语境，有导致遮蔽作品多元的、复杂的内涵的可能性。萨义德对叶芝的诗进行政治分析的用意，就本身而论，不能说是错误的，应被视为文学分析的应有之义，其之所以使人觉得有不妥之处，在于他过于片面、极端地阐释了叶芝的诗，对叶芝的诗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构成了遮蔽。同样，在女权主义的文学分析中，占主导地位的身份政治既有遮蔽了一个女性诗人那种政治色彩不强的诗的可能，也有全面否定与遮蔽历史上男性作家的不实倾向。这里有一个真实、有趣，同样也意味深长的事例。一个留学国外的中国男性，在一次于国内举办的会议上，申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咄咄逼人地问一个国内的学者，在他编写的一本关于外国文学经典的选本中，有几个女性作家。这个学者先是“失语”，我想他可能是心里在想：“糟了，这下我可能是错了。”在再一次的质问声中，这个学者终于有些胆怯地小声回答只有一个女性作家。这时，这个女权主义者马上就下这样的断语：“那你的文学经典还是男权的打老婆的经典。”于是，与会的诸多学者响起了掌声。这是典型的在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名义下对文学所下的简单宣判。这个事例本身可以成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在这个个案中，“选本”应该具有的某种个性被忽略了。也就是说，在一个个人编造的文学作品选本中，编选者是否有这样的一种个性，这种个性使他在无意识中拒绝了几乎所有的女性作家？此外，在这个个案中，批评者甚至没有见到这个选本本身，就敢于给整个选本下这样的断语。也就是说，这个选本本身可能具有的复杂性在这儿是不被重视的。这个个案饶有兴味的，是那些掌声。这是不是说，这种过于简单的从国外直接贩卖过来的身份政治的逻辑，确实能够起到哗从取宠的功效，以至于使许多学者趋之若鹜？ 在文化研究占着相当重要地位的今天，对文学作品进行身份政治的分析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前提。就此而言，我们似乎回到了一个空前政治化的时代。文化研究一直在以跨学科的名义从事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研究工作，并给人以能够包容这些领域的研究的假象。然而，以跨学科之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往往是从文学研究者变化而成)极易成为布鲁姆所讽刺的“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26从上述萨义德的这个在文化研究中颇有代表性的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文化研究想能够令人信服地包容文学研究，对其自身而言，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棘手之处，就在于文化研究极易为“文化政治学”的批评所左右，而不能(也不愿)充分地考虑文学可能具有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早在1986年，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就已经意识到文化研究学术上企图“编集成典”(codification)的危险，他认为“文化研究的力量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因之而来的变形和成长的能力”。他主张让文化研究“反映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化——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27上述萨义德的文化批评充分表明，对诗歌经典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远非揭示出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品质”，相反，是过于单一地从政治的角度过度诠释了诗歌。《文化研究导论》的著者曾经这样倡导：“把文化研究视为一个活动的领域，它源自从相互作用和合作到产生新的和富有挑战性的观点和主题的进展。文化研究不是学科之海中的一座小岛，而是一股水流，它冲刷着其他学科的海岸，藉此产生新的变化着的组合。”28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建议。如果我们的文化研究者在文化研究学术经典化的意愿中产生一种幻觉，认为文化研究不是这样意图冲刷其他学科海岸的一股水流，就是囊括一切的海洋本身，那么，这种幻觉将会给文化研究自身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的论争中，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应促进其学术研究的经典化，并以之排斥和贬低文学研究，相反，应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局限的前提下保持其开放性，并能够承认和尽可能地修正自己的局限。 因此，在我看来，解决文学研究的问题，为了超越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有提倡一种新的开放的文学研究立场的必要。这种立场并非要刻意强调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对立，而是希望在卡勒所说的“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萨义德所说的“文学的事物”和“政治的事物”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文学研究者不一定非得在上述二者之间取其一，而是考虑两者兼顾。当然，这种兼顾在我看来仍然还得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在今日的语境中重审并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就此而论，布鲁姆的一些论断在我看来是如此高明，能够击中文化研究在摧毁文学经典时所遇到的要害问题。布鲁姆说： 经典的破解者和传统主义者都认为这种最高权威(指美学最高权威，引者案)只能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就是世俗经典，或者说是俗世的圣经，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这是憎恨学派成员遭遇的一个难题：他们要么否认莎氏的超凡品质(这是痛苦而费劲的事)；要么必须表明历史和阶级斗争为何并如何产生出莎剧的这些特质，因为这些特质赋予他在西方经典中的核心地位。 我确信莎士比亚的卓越会是憎恨学派最终无法逾越的巨石。他们怎能两者兼顾呢？如果莎氏成为经典的核心实属偶然，那么他们应该表明为什么主导社会阶级选择莎氏而不是本•琼生作为那样一个随意的角色。 布鲁姆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卓越其实即是指经典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内在地包含着自身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文化研究在面对文学经典时的问题，正在于无限期地搁置起了对这种独创性的体认与理解。而开放的文学研究则主张，在体认和理解文学(经典)的独特性、复杂性和多义性的基础上，关注文学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及其关系。早在写于1924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材料与形式问题》一文中，巴赫金曾经指出，“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审美，既不理解它与认识和伦理的不同，又不理解在文化整体中它们的联系，那么，甚至连从大量其他语言作品中区分出诗学研究的对象，即用话语表现的艺术作品，都是不可能的。”30所以，他认为：“艺术的自主自立是以它同文化整体的关联，以它在整体中既特殊又必要，且又不可替代的地位为基础、为保证的。否则的话，这种独立性就纯然成了随心所欲；另一方面，又会给艺术强加上与它的纯事实性格格不入的目的和使命，因为艺术对此无以抗衡，单纯的事实只能任人利用；事实和单纯事实性的特征，是不会有发言权的。……要克服艺术研究领域中方法论上纷呈的歧说，不能走创造新方法的路子，即再加一种独特的利用艺术事实性的方法，参与到多种方法的共同斗争中去，而应该在人类文化的整体中通过系统哲学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 31文化研究据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惠于巴赫金，确实有重新审视巴赫金的这些论断的必要性。我相信，这种审视将有益于使我们的文化研究学者在避免成为“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或许还应加上“不合格的文学评论家”)时获益良多。 文学与文化论文: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多元文化语境对比研究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性交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情欲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在当代全球文化群落交流日趋深层差异化、人文价值撞击度更为普遍剧烈性的阶段背景下，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繁复的文化语境系统单元中所呈现的潜在效用价值的视域也有待进一步纵深拓展。秉持和而不同的基本理念导向，侧重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语境架构下的表体特征与内涵诉求的交互糅合、佐辅扬升，从而凭倚双元桑海之长风，乃辟挂帆漫航之青天大道。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校园文学活动与校园文化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 文学活动 校园文化 导向 传播 论文摘要: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随着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校园文化建设越来越显现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这对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高职校园文化不但是先进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创新基地,而且还具有强大的育人作用;同时,先进的校园文化又是高校的灵魂、师生凝聚力的源泉和提高提高校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而活跃于校园中的各种文学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相互影响成为高职校园的常青藤。 一、高职校园文化的涵义 校园文化指的是全校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它是学校所具有的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既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集体舆论、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高职校园文化应该是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全体师生为主体,以创造浓厚的学术氛围、人文氛围为基础,以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文素质、身心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目标,以环境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网络育人,形成催人奋进的学校精神,促进学校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和谐校园文化。 二、高职院校开展校园文学活动势在必行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据了解,当前的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原来的中专升格来的,学校教育跟着市场走,许多学校为了迎合学生,也为了尽快把学生推向社会,以创造更大的效益,干脆就把文化课全砍掉,只开设专业课。表面看起来学生开心,因为他们本来文化基础就差,自然不愿学。老师教学效率高,两年学完三年的课程。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学生专业知识比较丰富,但人文知识比较匮乏。调查中显示,重专业、轻人文,重专业知识积累、轻综合素质提高等倾向在学生中比较明显。经过学习和实践,学生具备了较丰富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实践技能。相比之下,学生的人文知识普遍较差。我真替学生担心,在市场经济下,找工作如此难,一旦他们专业不对口,他们还能做什么？面对高职学生人文素质严重缺乏的现状,开展校园文学活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借助校园文学活动这个平台来弥补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 三、校园文学活动形式 1、文学创作。大学里很多社团都被认为是少数人的舞台,只有文学社团是不拘一格的,他面向全体学生。社团内的成员可以进行定期的定向的文学创作,社团外的学生也可以自由地向校报、校刊、广播站投稿,甚至是为班级、学校的宣传栏投稿,可以是瞬间所见、所闻、所想,也可以是从报刊杂志上的摘抄,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 2、演讲和辩论赛活动。可以是命题演讲和辩论,也可以是自选题演讲和辩论。不论哪一种形式,都能使一部分学生在一定时间抽出时间来探讨相关话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更多的人。 3、猜谜和文学讲座。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学生进行猜谜或文学讲座,可以分系进行,形势非常灵活,受益于全体学生。这对培养学生理解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不至于走出校门说“鲁迅是外国人”之类的笑话。 四、校园文学活动是传播校园文化的有效途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生产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加,要求生产者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在职业能力上不再单纯针对职业岗位,而扩展到增强岗位变化和职业转变的适应性,因此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传授,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思想道德基础的培养,一种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自觉性、理解力、归纳力、创造力,使他们在不可预料的未来局势中做出有意义的自我选择,承担起将科研型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的重任。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于高职学生而言,学校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法律法规及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等,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历来都是“外施性”的,其效果素来不尽如人意。然而,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学活动,却能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已经证明文学是人类最历史而又最现实的自觉兴奋点,文学给人的熏陶、对人的影响力历来是其他学问难以替代的。例如,借助文学社团的校刊,让学生在班上互相传阅,因为是同学们的作品,学生很乐意读,读得多了,茶余饭后相互交流,自然心领神会。还有广播站播出的稿件,宣传栏撰写的文字或粘贴的图片,既是校园文化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的体现,又是精神文化所在。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理解并接受了校园文化。 作为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面的考虑、长远的规划,一旦确定,需要坚持不懈的持续下去,经过时间的锤炼,不断完善,在广大师生的头脑中形成并巩固下来,成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激励着学校组织及成员共同朝一个目标努力。因此,要充分利用校园文学活动来传播校园文化。 五、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导向 校园文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精神文化,每一所院校都有自己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共同愿景,校园文化越强有力,就越能统一全校成员实现学校发展目标的行为,就越能更快实现学校的发展目标。而作为传播校园文化的载体,校园文学活动就必须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轴心,即学校提倡什么、鼓动什么,全校成员的注意力就必然转向哪里。校园文学活动的主题都必须体现校园精神文化。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如确定各种主题的征文活动,演讲活动,辩论赛等,还可以在不同的时候确定不同主题的黑板报、手抄报等,来宣传校园文化。可以说,校园里的一切文学活动都依托于校园文化。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校园文学作品。 六、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素材 校园文学活动是以校园环境为背景,以活跃在校园中的人为主体的活动。首先,每一所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都会精心规划,合理布局,创建优美的校园物质文化。职能部门充分利用校园的有限空间,精心设计,精雕细琢,积极建设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从中显示校园的文化气氛,使学生在优雅的环境里感受到美的存在和艺术的熏陶。而这就自然会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这些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既是校园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又是文学创作的极好素材。其次,学校要创建“以人为本”的校园制度文化来培养学生良好的文明习惯和职业操守。要保证执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做到有章必遵,违章必究。因此,学生对这些规章制度的理解和执行情况都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展示出来,使校园文学活动的题材更广,也更深入。再次,校园文化中的精髓精神文化建设更是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身边的感人事迹固然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来宣传,如励志教育的,助人为乐的,有敬业精神的等等,可以进行专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予以讴歌,把精神文化发扬光大。同样,那些与校园精神文化背道而驰的假恶丑现象和不和谐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形式予以批评。总之,在高职院校中,正在不断完善中的校园文化为校园文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各院校的校园文学活动生机勃勃,成为高职院校的一颗常青树。从物质环境到制度理念,从集体规范到人际关系,从举止仪表到教室的布置,校园文化建设始终围绕着学校的发展目标,都给每个校园人一个具体可感的参考系,并传递出一定的价值观信息,从而使校园人积极地从周围环境中接受那些大家所公认的或学校倡导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我们知道,校园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具有多种功能,以学校精神为核心的价值观被学校全体师生员工共同认可以后,就会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给生活在其中的每位校园人以深刻的影响,激发其产生一种自觉的内在驱动力,主动地去完善自我。同时它对每个校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的约束和规范作用。校园文化通过校园文学活动使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心理因素、价值取向等方面得到“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般的熏陶和影响,就会形成与群体一致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与文化气质,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因此,校园文化主导着校园文学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校园文学活动则让校园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它们相互影响,共同促进,学校教育离不开校园文化,校园文化建设也离不开校园文学活动。 文学与文化论文: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 关键词：越南文学；民族叙事；中国民族；骆越文化；跨境民族 一、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国家观念 越南自公元939年吴氏政权自主，继而公元968年丁朝封建立国，就显露出鲜明的民族意识，越南学者认为“民族意识是中古时期封建国家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产物”。［1］83中国学者也指出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自豪感、国家自古统一观、国家独立至上等因素是越南民族思维的具体表现。［2］67在近现代越南面临西方帝国殖民时，此种国家观念更是演进为建构国家民族的民族主义。［3］因此，国家观念成为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精神核心。 （一）从国家观念到国民精神 民间叙事作为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精神表述，其存在源远流长且不可阻隔，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越南。在越南文学民族化进程中民间叙事常为国家话语借用。以国家观念为精神核心的越南民族文学，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相结合成为其特有的叙事模式。 在越南封建立国初期，对国家独立的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王权意识。越南早期有文字著录的文学作品集《岭南摭怪列传》，是文人儒士对口传的神话传说进行搜集整理编撰而成，其写作是借用民间叙事来彰显国家话语的神圣权威。作为口头传述的记录，《岭南摭怪列传》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在1492年（越洪德十三年）武琼编撰的卷一和卷二中，将神话叙事中的“雄王”看作是民族祖先和国家创建者，其身份性质是祖先神和文化英雄；而后人段永福在16世纪中叶增补的卷三和续类，“王”的形象已经转变为国家君主的权力符号。可见，在封建早期的越南文学中，国家话语逐渐超越了民间叙事处于主导地位。 在封建时期的越南，因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步中国之后，唯有文化层面能够凸显其民族精神。因此，黎朝时的国家话语从世俗权力标举转向了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学也迈向成熟。例如，越南古代“文圣”阮?D在《平吴大诰》开篇就说： 唯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土域既臻，南北之风俗亦异。自丁黎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虽强弱时有不同，而豪杰世未尝乏。 此文旨在记述黎利起兵进行反明战争，一开篇就将自我定位为“文献之邦”，并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在文化空间上建构“大越之国”的存在，渲染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可见，封建时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体现为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覆盖。 由于越南历史多陷于战乱，民生苦难也常常成为国家话语关注的焦点，民生关怀成为越南文学主要的民族叙事。例如16世纪阮朝诗人阮秉谦作诗《伤乱》，发出“何年再见唐贞治，偿了君民致泽心”的喟叹。诗句表现出封建时期的越南对中国盛唐气象的景仰，其国家民生的繁荣是由君与民两者的共同存在来构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等西方帝国的武力侵略使阮氏朝廷的封建统治已不能挽救整个民族的危难。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等国的维新思潮影响下，越南也有很多仁人志士积极探求国家自强、民族自立和民众富裕的变革途径。越南出现了东游运动、东京义塾运动和中圻维新运动等思想启蒙和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出一批有深厚儒学修养并积极践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家，他们革新思想的焦点聚集于“民权”，最为著名的是潘周祯“君权不可倚，民权不可夺”[2]64和潘佩珠“民是国民，国是民国”之言论。［2］289在这由外来侵略激发的国家观念中，作为一种集体表述的“国民”成为了越南民族现代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越南国家观念随着民族国家的推进而凸显出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的精神追求。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里，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的关系由分离到聚合，在民生关怀的层面凝成一股合力。在关注民生的文学精神导引下，受现代拯救民生之时代使命的驱使，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开始寻求一种“国民文学”的表述。 （二）“国民文学”理想与民族主义陷阱 对于“民 文学”与“国民文学”的关系，中国学者王向远认为，在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民族文学”小于“国民文学”，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4］但要在多民族国家达到统一的国民性建构“国民文学”，还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图景，其过程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民”是“政治成熟”国家的文化表征，所谓“政治成熟”，韦伯作此解释：“指这个阶级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1）278换言之，如果某一阶级的意志能够等同于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全体公民利益，这个民族共同体就置身公民社会之中，社会每个成员都成为真正的“国民”。如此，民族文学要达到“国民文学”，既要考虑民族国家的政治利益，也要尊重民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属性。 在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性与国民性之间常常存在着对抗与融合，现实的民族利益与理想的国民利益不能完全契合，有时民族利益的过度膨胀会引发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2）诚如中国学者张旭东指出，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时期有过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例如中越边境战争、波兰和捷克对苏联的文化和心理抵触。这一切都是民族利益和民族文化的冲突，其中就有“隐”而不宣的“民族主义”魅影。(1)280 因此，我们发展民族文化和建构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要尽量避免落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 越南长久受中国文化浸染，在政治上依附于中国封建王朝，由此累积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就一直力求摆脱中国影响，当前越南国内还蔓延着一股“去中国化”的非理性情绪。但越南民族许多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显示了越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联。此种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不能为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所割断的。在法国殖民期间，越南各民族团结起来抵御外辱时，中国民族的多元文化传统成为了越南反抗殖民的精神资源。 文学的民族叙事存在着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性，体现为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的对抗与融合。鉴于此，我们要做的是将越南民族文学划分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层次与民族群体来进行观照，通过对民众生活的全景展现来探求越南文学复杂的民族叙事及精神内涵。 二、 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 现代进程中，东方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落后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具有通过强烈的文化认同来追求民族独立的特点。如黎跃进所言：“从文化上确立起民族的认同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选择。”［5］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负载着一个民族的传统记忆、历史经验以及现实挑战。同时，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信仰世界决定了每个民族（族群）的文化都由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构成。因此，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交相辉映、互为表里。 （一）世俗与神圣：越南文学的双重叙事 世俗文化呈现在社会生活表层，神圣文化潜隐在精神信仰深层。越南文化亦是如此。 首先，受中国儒家精神影响，越南文学的世俗文化表现为“爱国文学”。众所周知，中国儒家精神的经世致用促进了越南的国家观念，追求国家独立成为越南主流的民族思维，举国上下讲求忠君爱国，因此文学叙事体现为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爱国文学”。越南学者认为：“孔孟学说中忠君、爱国、爱民思想在进入越南时便被代表了越南历史上有良知的、越南民族灵魂的优秀代表儒学士大夫接受了，并且与越南爱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组成了爱国文学部分。在李朝、赵朝、黎初、黎末、西山朝以及后面各个文学阶段，集中地出现了许多描写男儿志士、忠君爱国和爱民、战争和历史遗迹等等各种题材的杰出代表人物。”［1］82 其次，越南文学的神圣文化体现为民间信仰和神话叙事的结合。在封建立国时期，越南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相对松散，村社组织和民间社会有着较大的自主性。越南文学在民间社会有着宽松自由的生长场域，使其民族叙事带有神圣文化的诸多因素。越南学者裴维新就指出，无论是汉字文学还是字喃文学都是从人民中、从民间文学中接受了进步健康的思想和艺术的影响。［6］尤其是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英雄事迹。经过国家统治者的赐封、修庙立像和祭祀供奉，这些民间英雄因为神奇叙事而获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与崇拜。一些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英雄，在历代民众口耳相传中被神话化了。例如，《李翁仲传》的李翁仲托梦交州都护赵昌“讲春秋左氏传”，《冯布盖大王传 》的布盖大王“能显灵异”，《二征夫人》的征侧姐妹则是“人民凡遭灾难，有所祈祷，丕显神灵”等，诸如此类。[7]30 越南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家潘佩珠这样形容祖国：“此乃山河之灵气，国家之福荫所造就。”［8］“山河之灵气”意指神圣文化，“国家之福荫”实指世俗文化，二者共同造就了越南民族文化的丰富性。由此，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具有着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相结合的独特蕴涵。 在封建时期，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常常表现为世俗文化对神圣文化的覆盖。这是因为强烈的国家观念激发了越南民众的民族思维与民族意识，加之封建统治阶层要求社会的文化表征必定遵循其统治利益。由此，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世俗文化不断得到强调和提升，神圣文化传统却逐渐被忽略和遗忘。 但在民族现代进程中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当越南民众面临反帝反殖民的历史使命时，民族独立和民生安危也就成为了越南民族的集体意志。现实的危难得不到解决，民间信仰和英雄神话也就成为了精神的救赎。正如中国学者赵玉兰在考察越南的历史传说后指出：“表现民族斗争艺术的传说流传最广。越南人民喜欢用这样的一些传说来强调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豪感。”［9］由此，神圣文化在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中被再度激活。 （二）神圣文化与越南民族历史 神圣文化的内涵丰富，除了指宗教活动，“亦指心理反应和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处在这些文化里的个人和群体，都倾向于认为世上的所有现象都有精神秩序可以解释，并和自然的以超自然力量为参照。”［10］可见，神圣文化不仅包括民族的原始信仰，还包括解释民族历史文化的神话叙事，它盘根错节地潜隐在底层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处。 追根溯源，神圣文化应是越南民族更为久远的文化源头，正如中国文化中更早的文化传统为巫文化。史学家余英时对在古代流行的天道、天命观念以及王权借助天之力量来发号施令等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巫”传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精神传统。余英时认为：“三代以来的礼乐秩序具有丰富的内涵，其中有一支很古老、很有势力的精神传统，即是‘巫’的传统。”［11］中国的“巫”传统除了以屈原《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其重要构成还有百越文化。因此，当百越之骆越族群的部分支系在向南和西南方向迁徙时，就自然将巫传统带到中南半岛。百越的巫传统并与当地的原始信仰融合，就生长出丰富多元的属于越南民族自己的神圣文化传统。 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神圣文化较之世俗文化的存在更为深远。神圣文化超越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在口头传承的神话叙事中有着丰富蕴藉。根据比较神话学理论，产生神话的年代介乎“方言期”和“民族语言期”之间。［12］方言期人类逐渐划分为不同种族和语族；到了民族语言期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逐渐崭露头角。换言之，神话叙事与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密不可分，是民族意识得以维系的根本。由此，神话叙事可看作是民族历史的记忆与传承。 越过汉字书写的信史，我们看到骆越族群口头神话传说在越南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活态存在。在被视为越南开国神话的《鸿??氏传》中，越南民族把民族起源到华夏文化中的炎帝，但却把百越之始祖的雄王认定为真正具有开国之功的先王。雄王时代“国初民用未足”，民众在雄王带领下开创生活并形成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风习。［7］56－30神话叙事在此承担了建构历史的社会功能。弗莱认为：“这种功能主要表现为：告诉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群体以他们应该知道的重大事情，如神?的情况，传说的历史，他们的习俗及阶级结构的由来。”［13］可以说，神圣文化成为了越南的民族起源和国家开创的历史。 ，越南世俗文化也包含着神圣文化因素，国家话语对民间叙事的借用足以明证。古代的越南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地方政权与中央封建统治的权力关系极其松散。因此，国家统治者不仅要力争民间支持，还通过民间信仰的神化来树立其统治权威。例如，李太祖公蕴出生就借用其母“梦与神人交”、神龙绕梁等神奇事迹来昭示“天命”。［14］国家话语借用神圣文化来树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在阮?D《平吴大诰》一文结尾，作家称颂抗明斗争胜利： 非惟计谋之极其深远，盖亦古今之未所之闻。社稷以之奠定，山川以之改观，乾坤既否而复泰，日月既晦而复明，予以开万世太平之际，予以雪千古无穷之耻，是由天地祖宗之灵，有以默相荫佑而致然 也。 从文中可知，阮?D认为战斗胜利并非作战的策略与谋划，而是“天地祖宗之灵的护佑”。深入越南民众的文化空间，天地信仰与祖宗崇拜是神圣文化的主要内涵。因此，神圣文化也渗透在世俗文化之中成为越南文学的潜在传统。 鉴于此，我们从神圣文化的维度来观照越南民族文学的发展，可以看到越南文化在外来冲击中对民族传统的坚守，在表层断裂之下与中国文化的深层联系。 三、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对于越南民族的历史起源，学界普遍认为是由中国古代骆越、苗瑶等族群的部分支系先后迁徙到中南半岛，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后发展成为当今越南民族的祖先。越南现代历史学家陶维英曾说：“对壮族语言文化的研究又可以间接地有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骆越人的语言文化。”［15］此种古代骆越文化除了与中南半岛的其他民族文化交融生长，一部分还保留在中越跨境民族（3）中，并通过民间信仰、祭祀仪式和神话传说等活态形式演绎传承。因此，对跨境民族的神话叙事进行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较为全面客观地把握越南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 祖先神与民族英雄 中越跨境民族的文化中保留着许多讲述族群祖先的神话叙事。这些族群祖先不仅创造了族群的生命，还在族群利益遭受侵扰时变身为具有超强战斗力的民族英雄。因此，族群祖先在历代的传述和敬奉中被提升为神?。祖先、英雄与神?的身份相互交叠成为跨境民族的精神信仰。越南北部民族地区流传的侬智高传说就是这样的民间叙事。 侬智高是中国北宋年间领导农民起义的壮族先民领袖。（4）与官方史籍记载不同，在越南侬智高传说中将反抗封建朝政的民族英雄尊奉为祖先神，体现出浓郁的神圣文化色彩。［16］通过对古代骆越文化的追溯，我们发现了越南侬智高传说与骆越氏族英雄神话《莫一大王》在叙事内涵上极为相似。（5）特别是主人公都经历了“断头再植”、灵魂转换为“瓮中之虫”与“坟上之竹”以及孕育兵马失败等奇异情节，显示出文化象征的一致。这些神话叙事中的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都是生命神圣化的原始信仰。 侬智高的神话叙事体现了英雄成长的母题：经受苦难磨练与考验的英雄在神仙指引下终获成长。神仙角色承担重要的文化功能，既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故事行动的拯救者。这在越南民间叙事中普遍存在，《董天王传》、《朔天王传》、《冯布盖大王传》等民族英雄神话略见一斑。民族英雄与权势阶层和邪恶力量作斗争，总会得到来自神力的帮助。这是民众愿望的表达，是一种民间信仰的体现，其精神力来源是神圣文化。同时，民族英雄的苦难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危难。由此，民间叙事与国家话语、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达到一定的融合。 （二）神话复活与现实价值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远古的神话叙事被重新讲述，如哲学家尼采所言，神话是国家更深、更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起源可以通过神话叙事进行复归和再确立。 在现今搜集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的侬智高传说中，侬智高的民族英雄身份得到合法化。较之越南封建时期官方编撰的史籍文献中侬智高的叛贼性质，民族传说中的侬智高已由边缘民族的英雄祖先提升为整个国家所祭祀崇拜的神?。此种叙事内涵的转变，依托的是一个深远伟大的民族传统——神圣文化。可见，在跨境民族中流传的侬智高传说，是因为民众将其中蕴含的骆越神话叙事视为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珍贵记忆。同时，越南国家话语借用跨境民族的英雄祖先来提升其国家精神。 在岱、侬族等跨境民族聚居的越南北部民族地区，不仅流传侬智高传说，还尊奉侬智高为祖先神、保护神、谷神和生殖神等。侬智高传说以其祖先崇拜和生命崇拜相结合的神圣性质，在仪式和信仰中体现为活态传承的样态。例如，高平等地也都建有侬智高庙。1993年政府宣布每年农历1月9日民众到侬智高庙祭拜，侬智高庙由此也成为国家历史名胜地。200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到高平省视察时也到侬智高庙祭拜。可以说，跨境民族英雄侬智高被提升为整个越南的民族象征和精神核心。 神圣文化与世俗文化绝非截然二分的。岱族作为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经济形态较发达，与各民族交通频繁，必然受到国家更多的关注。岱族人也借助国家话语，将民族英雄侬智高的宣传予以合法化。当今越南出现了由国家政府提倡、全民崇信侬智高的现象，有关侬智高的研究已经形 成相当规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越南出版了《侬智高论文集》（6）一书。该书多从民族历史、国家关系、军事兵法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角度展开论述。这其中虽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利用，但也表达出越南国内主流社会对边疆民族的重视。正如我国社会学家马戎所言：“对于族群象征物强弱演变过程的分析，也是理解一个多族群国家族群关系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视角。”［17］ 古代骆越族群的神话叙事在越南社会衍化为一种集体的信仰仪式。由是观之，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现实需求，使得遗存在跨境民族中的远古的神话叙事再次复兴。一言蔽之，神圣文化通过世俗文化得以激活。 四、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国民族文化 当代越南是由54个民族组成的民主共和国，融合了多元的民族群体和文化体系。因此，当代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不仅有国家话语与民间叙事二元的对抗与融合，还应该包括各族民众的生活与情感的全景呈现。 （一） 越南民族文学与中越跨境民族 席卷世界，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文化与文学也不可免受其冲击。当代越南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建构其现代民族性的挑战。来自外部的文化殖民与发自内部的民族意识，使得越南民族的文化呈现驳杂多元的状态。虽然越南语拉丁化运动进行了将近二百年，在1945年后汉字已经被拉丁化文字取代，当代民众对汉字文学已有相当程度的隔阂；但是，口头传述的神话叙事作为神圣文化表征还存在着本土性与原生性的可能。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看来，在由经济和政治权力所统摄的文化霸权面前，真正属于大众的通俗文化之重建必须基于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民歌、童话、民众庆典和诸如民间宗教或巫术等神秘或对立的信仰系统，因为这些边缘或对抗性的文化，才具备挑战和颠覆文化霸权的能量。［18］这无疑凸显了神圣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的生命力。 因此，向边缘的跨境民族文学寻求创生资源，当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文化策略。当代越南文学对神圣文化的倚重昭示了越南文学民族化的时代转向：国家话语的表述主体由封建君王转向国家民族，在性质上渐趋于民间叙事的理想本质，即包括底层和边缘群体的全体国民。 （二）越南国民文学与中国多民族文化 由是观之，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发展成熟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向外积极汲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涵化和创造。越南民族的文学叙事与艺术表达彰显出鲜明的民族思维和主体意识。但本文研究不止于寻求中越民族文学的相同与类似，此举不过是为民族学和历史学提供一些注脚。我们志在挖掘越南民族深层的文化原型及其现实的衍化形态，把握越南文学民族叙事的历史发展与时代内涵，从而思考现代语境中的中越民族的文化关系及其和谐建构。 如前所述，“国民文学”既是理想也是挑战。当今越南的主流话语提倡其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但确不可忽略与中国多民族文化深层多维的碰撞交融。越南民族文学追求全民性并向世界文学挺进，必然包括跨境民族这一独特群体所表现的现实生存和精神诉求。有了对民族之文化根源与历史发展的真切了解和客观把握，越南民族文学才能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稳健走向现代意义的“国民文学”。 文学与文化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正义与良知的文化场构建 一、文化场的配置 文学作品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对内在自足进行展示的社会空间大场，运用场域理论可以降低现实世界和文本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现象，可以更深入的进入文本的内在世界。构建文化场有利于减少外部分析和内部阅读之间的矛盾现象。以《白鹿原》为例，构建了一个以农耕起家，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白鹿村的世俗民间场，同时构建了省城和县城政治机关驻扎的权力场，在表面上看来十分弱小的白鹿书院中，有一个知识渊博的、有强烈的正义感的大儒先生，从而构建了一个具有世外桃源性质的文化场。其它还有一些次要的场域，例如以黑娃为首的土匪场，革命场，这些场域之中的人都在受到强大的场域的吸引之后，展开了以权力为中心的斗争，最终颠覆了权力场中的暴力统治。社会空间对横向的生存空间进行了展示，对纵向的历史空间进行了牵制，配合人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地域和空间，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巨大景观，同时通过不同的场域配置，反映出不同文化的内在含义。文化始终和特定的地理空间密切联系，不仅能够反映文化的表面现象，更能够直观的反应人们的生存全貌。空间提供的物质和场所为文化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因素。下面对这三个场域进行具体的分析。 1、世俗民间场：通过世俗的权利的范围进行划分，通过在中华民族中的宗族观念进行维持，将礼法作为评判的准则，从而构建起以权利为象征的属地。一旦宗族内遇到大事，场域内部的人员都会听从族长的召唤，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族长的权威，成为在乡民之间的法律，因此宗祠也成为了具有民族特征的地域，包含着民族观念和社会关系，成为维护制度的重要手段。象征性的资本是通过不断累积形成的，作者也在潜意识中受到文化和经济规范的制约，无论人物的伦理还是行为都受到这种理论的牵制。 2、权力场：是权利机构活动的场域，操纵着辐 射区域内的政治权利，将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象征性的资本，以合法性作为价值的评价标准，在辐射区域内实行着权利的强制化干预。权力场使在封建文化牵制下的城市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并和农村空间进行了区别。 3、文化场：是一个具有独特性的场域，其中占有了丰富的文化资本，拥有了时代书写的权利。文化场在场域活动中的特点，是能够对自身和社会进行自觉的反观，在潜在的语言之中透露出对社会和人生的玄机。文化场和世俗权威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一定的区别，和政治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又有适当的参与，文化场的是非评价标准也有其独特性，它使用批判性的文化语言，用隐含的比喻为自己的行为进行合法性的辩护，通过语言的表象使社会进行反思，将文化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和人的生活之中，为社会之中行为失范的现象做出表率。在文化场中存在着良知和正义的基本形式，通过语言隐含的意义来反射作者褒贬的态度。文化场对权威比较排斥，依靠文本自身的力量构建自身的精神世界，并在合适的时机对权力场进行干预。文化场的有效配置，可以在社会中构建具有很强社会影响的社会文化场域，文化场在矛盾之中明辨是非，从历史的角度批判性的看待权力场和民间世俗场的构建。《白鹿原》的作者将白鹿书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场，存在于世俗民间场和权力场的外围，反映出文化独有的特性，反映了作者潜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文化场的规则进行构建，强化了在社会空间中文化场的意义和价值。在文本空间中的文化场处于空间结构的中心，与政治权利和民间传统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场的立场具有先进性，另外两个场次的规范和权威都显出了文化场规则的优越性。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了改善。 二、构建良知和正义的文化场 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抛弃了以往使用阶级分析进行写作的方式，采用民间的视角进行写作，采用谦卑的姿态，正确处理文化场中知识者的立场，使用大众化的语言说话，改变传统的定性的称谓，在文本之中演示复杂的社会生活，通过场域内部复杂的斗争展示历史不断前进的现实。通过文学作品对文化的理想规范进行引导，在顾及社会秩序发展的同时，对自我的个性进行展示，重新构建文化。以《白鹿原》为例，小说真实展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场中传统文化的改变。在这个文化场中存在着以往的礼仪传统，不容许男盗女娼现象的发生。 三、结论 作家坚持在文化场构建过程中的正义和良知，使读者对文化资本的历史内涵有充分的感悟和认识。文化场在衡量规则的过程中巧妙的解决了潜在的矛盾，对城市和乡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使本文的外在运行和内在运动都做出改善。文化场的配置构成了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框架，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的叙事性和优秀的叙事风格，显示了深刻的社会内涵。 论科举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 摘要：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这种制度文化塑造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无疑会更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2]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专制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3]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著《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4]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5]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文学与文化论文:试论大众文化与文学作品的整合 论文关键词：大众文化　文学作品　影视剧本　改编现状　深层原因　雅俗共赏 论文摘 要：目前，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本的热浪一浪高过一浪，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与古老的传统文学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了解这种文化现象的现状，分析此文化现象的成因，从而预测文学的发展趋势。 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市场经济社会带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其中正面临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困扰，即伦理道德、价值规范和文化观念的急剧变化的问题。 我们应当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在社会市场经济和功利心态的引导下，人们放弃了以传统精英文化为代表的深度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以此时此刻为关切中心的消费文化，即大众文化。以下就此文化转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作具体分析，透过这种现象来探求这场文化转型的深层原因。 一、影视文化中文学作品改编的现状 “从小说到影视”是一个常说常新、屡谈不厌的重要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影视艺术创作中对文学作品的借鉴和改编，带来了影视剧丰富多彩的形态，特别是当代生活内容、生活观念及生活状态的丰富多彩，使影视剧的改编和创作呈现出多元化的风格，从内容到主题涉及到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影视艺术一道重要的风景线。 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畅销小说中的动人情节，成为不同导演所钟情的改编对象。[1]经过改编而成的影视剧，不仅在当代影视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世界大奖的评选中不同凡响。德国施隆多夫的《锡鼓》，美国的《克莱默夫妇》，我国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世界影坛上不可多得的精品。由此可见，即使在影视技术与艺术走向成熟的今天，改编仍然方兴未艾，正继续创造着一个个动人的“银幕神话”。他们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向我们招手，吸引我们深入其中，探究一二。 目前影视改编创作呈现以下几种状态： （一）对古典名著的改编 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最繁盛的明清时代，已聚集了众多改编者的目光。四大名著被首先请上银屏，一饱国人眼福。此外，《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言二拍》等一系列古典名著也不甘落后地在银屏上创造着各自的世俗神话。不难看出，观众对其喜爱程度和观赏热情远远超过了根据外国名著和现当代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从这一方面恰恰可以看出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 在《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几部古典名著被逐一品尝后，改编者开始逐个朝代寻找可供改编的历史素材。于是接踵而来的《末代皇帝》、《秦始皇》、《唐明皇》、《康熙大帝》等历史剧争相出台，它们多以长篇电视连续剧的面孔出现，极尽述说之能事，由点及面，极力铺陈。从当今上映和正在拍摄的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看，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咋舌，而且每一部都在数十集以上。在中华民族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改编者可谓“溯洄从之”，没有一个朝代不曾被涉猎。 （三）对当代畅销小说的改编 畅销小说一直是影视剧改编所钟情的对象。“畅销”意味着通俗，流行，意味着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欢迎，意味着有较高的商品价值。这一切都是影视剧作为大众传媒本身所需要的。因此，影视剧和畅销小说似乎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对畅销小说的改编往往使影视剧更为畅销，而且经常会产生国际影坛的扛鼎之作。如《辛德勒的名单》（根据托马斯·肯尼利同名纪实体小说改编），《侏罗纪公园》（根据迈克尔·克赖顿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阿甘正传》（根据温斯顿·格卢姆同名小说改编）。 二、改编热潮的深层原因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文化转型不可逆转的趋势呢？ 本雅明曾把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传统的乡村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以及二十世纪高科技社会，对应着的分别是故事——现代主义语言与诗歌——传播媒体。这一观点说明了文学艺术从讲故事的口传方式，经过特别的文学写作发展到机器作为媒介的传播方式。[2] 因此，在当下，以大众媒体为核心的电子媒介必将对文学秩序产生强烈冲击。正如有学者认为，在高度信息化、技术化、商业化语境中，世纪之交的社会已从“读写时代”进入了“读图时代”，而影视即为“读图时代”的典型代表。究其原因： 其一：文学隐藏在单一的语言载体中，而影视是把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戏剧的诸因素综合起来，故事和戏剧情节是图像的动态，音乐伴随着图像，图像隐含了思想，反映着生活。[3]读文学，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文字；看电影、电视，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图像，听到的是声音。因此，“读图时代”的来临也标志着社会文化由文学主体转变为影视主体。 其二：文化主体两个向度的变化，无疑给由传统延伸而来的文艺受众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而最直接的改变，就是由欣赏型转化为消费型。[4]从某种意义上说，消费心态是90年代文艺受众的最主要的艺术意识方式，“消费”已成为话语中心，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消费者的消费倾向日益凸显，“看不见的消费之手”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制导因素，更直接渗透到文学的组织、生产、流通与接受过程中。纯文学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经济时代的文学从写作到出版再到评审，已经越来越难以抵抗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思潮的冲击。 其三：在文学中，形象和思想通过文字这一载体间接地表现出来，而形象和思想又源于作者的心灵，可以说文学的白纸黑字始终是由心灵来灌注的。而电影、电视都是以一种技术力量在改变着文学所依托的那种自古而来的观念体系，在影视文化中，从表层到深层，从现象到本质，已经不同于心灵活动的微妙，不同于文学表现的诗意，而是一种能“看”得见的图像，它带来了新的时空观和本质观。在影视中，图像是主体，任何人都可以看图像，而在文学中，只有识字的人才能读文学。 三、改编热潮的发展趋势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影视艺术创作要实现自身的审美价值必须通过观众的欣赏。如果一部作品不能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话，那么它的审美价值就不能得到实现，也就没有任何美学意义。欣赏它的观众，层次越宽广，人数越多，它的审美价值和意义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文学作品也是如此。[5]因此，在当前社会，不论文学家还是影视编剧或导演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大众的喜欢，自然而然，他们就把“雅俗共赏”作为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 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理解“雅”和“俗”呢？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理解的“雅”是指符合艺术审美特点的规律，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深意和艺术创造性的作品；我们理解的“俗”是指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高雅之作其优点是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缺点是可能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通俗之作其优点是能为广大群众欣赏，缺点是可能浅显，缺乏深意，甚至流为低俗。因此，最好是能使二者结合，各取其长去其短，既能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又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好作品。 总论 现代文学艺术由于其日渐显露的商品化形式，使得现代艺术、现代科技与工商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学作品为代表的高雅文学在面向更广大的读者的“大众化”过程中，也放下了“正统”的架子，不断地向普及教育的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激烈竞争的工作之外享受到一些轻松、愉快，而影视文化也在做大量的文学和文化的普及工作。高雅文学主动向大众文化靠拢，而大众文化主动向高雅文化提升，这两种“主动”就是现在文学最清楚的格局。我们说大众文学也好，高雅文学也罢，其目的是使读者在娱乐的同时提高文化素养和知识涵养，在陶冶情操的同时得到精神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大众文化已初见端倪这一事实，通过良性地引导高雅文学（以传统的文学作品为代表）和大众文学（以影视文化为代表）的整合，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深处挖掘和培育出现代化的人文精神。 文学与文化论文:现代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 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无疑是冒险的,因为我们的现代文学学科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价值原点之上,[1]马克思主义文化派渐居主流是现代文学史的核心叙事话语,用一种曾经与它相冲突的文化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现象,在一些学者看来会有颠覆现代文学学科的危险。虽然王富仁先生在《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承认:“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一种不平衡的现象,即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中国现代文化却并不等同于‘五四’新文化。”但他对新儒学文化表现出了高度戒备的姿态,以至于产生了“本学科即将被颠覆的担忧”,认为“如果用新儒家的思想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会导致该学科的自杀,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础上。”他甚至提议现代文学界要有捍卫本学科的忧患意识。[2]张永泉先生在《回应新儒学的挑战》一文中,也指出新儒学在大陆掀起的思潮,“对五四也是对现代文学最为致命的威胁”[3]。但本文认为不应该让“敌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局限了我们的视野,而应该如一些学者所看到的那样,新儒家为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照与话题”,我们必须突破对立冲突的“思维定势”,不能让新儒学始终作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也不能让它成为“羞于出口的字眼”[4]。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目前的研究者仅仅在哲学史学意义上研究“新儒家”和“新儒学”,但“新儒学”、“新儒家”、“新儒学运动”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是一场广义上的文化思潮、文化运动。它们的内涵并不仅局限于哲学、史学。 也就是说以广义的艺术为内涵的诗教是现代新儒学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80年代末,方克立先生针对把现代新儒家仅视为哲学思潮的现象提出:虽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是有哲学的”,但是“现代新儒家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是一种广泛的文化思潮,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思潮”[10]。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钱穆等等被称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学者们,虽然以哲学或史学的建树彪炳史哲学界,但他们的著述是在文化意义上展开,文学艺术一直就是他们著作中不可分割的一维,只是与哲学史学建树相比成绩比较薄弱。 这里派生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那些学者们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有过探讨,那么对现代新儒学运动中的“诗教”也就是文学艺术方面的研究,是否应该仍然仅仅在现代新儒家们的著述中开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不成立的,因为对于现代学科分化之后的学科规范壁垒现象,现代新儒家们都有过充分关注,他们大都意识到自己的学术专攻方向是哲学或史学,对文学艺术缺少发言权。梁漱溟就坦言自己:“才非艺术型,平素于文学艺术方面甚少用心。”[11]唐君毅则指出: 中国古代之文学艺术,恒为人格精神之自然流露,其用亦恒在润泽吾人之日常生活,实未显为一独立之文化领域。……然中国近数十年来,则盖以受西方之影响,文学艺术,皆逐渐被公认为一独立文化领域。……当转而学西方文学家、艺术家献身于一专门之文学艺术,而务求表现其心灵于作品。使志气充塞于声音,性情周运于形象,精神充沛乎文字,以昭宇宙之神奇,人生之哀乐,历史文化世界之壮采,人格世界之庄严与神圣。然后中国文学艺术之世界之文章,乃皆为性与天道之流行。……安得千百天才焕发,而有高明之智能、敦厚之德量,与人文陶养之士,愿献身于文学艺术,为中国创辟一新音乐、绘画、建筑、文学、戏剧之世界。既博大以雍容、亦刚健笃实以光辉,岂非中国文化之盛德大业哉。[12] 在唐君毅看来,体现儒家“性与天道”的独立的文学艺术,是有待于“献身于文学艺术”的专业人士来完成的。 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本原意义上,看到现代新儒学运动并不是一个哲学、史学范畴,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范畴,它本身包括了新儒学思想在哲学、史学、文学领域的开展。但为什么我们后来的研究者们仅在哲学和史学的领域内展开新儒学研究呢,这主要是因为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导致了不同学科间的学术壁垒,现在从事现代新儒学和新儒家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哲学、史学专业学者,专业知识结构局限定了他们的研究视野,使他们疏于发现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文学艺术内涵;而现代文学领域的学者又因为现代新儒家们的哲学、史学建树,而视现代新儒学为非本专业领域,遂造成了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诗教一维遗落于两个学科的视野边界线上,形成了研究上的“双盲”现象。但这一现象在21世纪以来有了新的突破,侯敏先生的《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柴文华先生的《现代新儒家文化观研究》、张毅先生的《儒家文艺美学》是有填补空白意义的三部著作,都对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们的文艺观念作了研究。尤其是前两部著作,都是在文化视野而不仅是哲学、史学视野中,研究了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观念。[13]但这两部著作仅是对现代新儒家们的“诗教”进行了研究,没有在现代新儒学运动的背景下,关注新儒学思想在文学专业领域内的开展。事实上,即使撇开这些论据,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一向是以文史哲一体的形式传承和发展的,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学科分化,它也势必会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以符合各个学科规范的形式得到新的开展。 综上所述,旨在论证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文学与文化论文: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 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 （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综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符合国际公约和学术特点，其特点和价值颇具个性。在保护利用此类文化遗产时，有必要遵循其个性与共性规律，以申报地濒危方言或语言载体为纽带、以编译展演为形式，并与现代科技和创意结合，开展生产性、产业化立体保护，创新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特色方式。如此，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

新闻专业论文:从新闻专业主义看“戏仿新闻” 摘 要:戏仿新闻是将“戏仿”引入到新闻实践之中,对传统新闻进行“恶搞式”的摹仿,特别是针对社会热点事件与舆论焦点。戏仿新闻最为直接的两个特点是“假”和娱乐性。“假”是建立在一定事实依据之上,并非凭空杜撰,“假”只是呈现给受众的表象,传达的是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及其根源;同样,戏仿新闻以一种娱乐化、戏谑调侃的方式“说新闻”,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暗含对社会严肃的思考。 关键词:新闻戏仿;新闻娱乐化;新闻真实;论文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表明大众传媒由于受到媒介属性的限制、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等,经过一层层的“把关”之后向受众提供新闻信息。大众传媒所提示的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并不是环境的全部。与此同时,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涌现,新媒体的不断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意见的表达,越来越关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新闻戏仿”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用一种调侃的方式“说出”在新闻媒体中不敢说、不能写的事情,弥补了传统新闻的“缝隙”。针砭时弊,反映新闻背后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有观点认为戏仿新闻就是假新闻,就是单纯娱乐大众,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又与新闻真实性原则、新闻娱乐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传统新闻被“戏仿”,衍生的戏仿新闻是更加注重“戏仿”的成分,还是新闻的成分,值得深入的思考与研究。 一、从“戏仿”到“新闻戏仿” “戏仿”的定义首先出自于英国文人撒缪尔·约翰逊在《牛津英语辞典》中,首先认为这种摹仿可以造就戏剧效果、滑稽效果以及荒谬效果;其次这是一种低劣的摹仿。“戏仿”之风从电影艺术开始,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蔓延到文学、音乐、绘画等领域。人们运用“戏仿”这一手法,在自己作品中借用其他作品,通过营造一种“熟悉的陌生化”气氛,使其具有戏谑、滑稽的审美效果,以达到调侃、嘲讽,有时甚至是致敬的目的。当“戏仿”被借用到新闻实践之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媒介现象——“新闻戏仿”,由此衍生出戏仿新闻。 但“戏仿”并不是新闻的表现手法之一,戏仿新闻也没有成为新闻体裁之一,在业界并没有“新闻戏仿”或者“戏仿新闻”这种说法。因此“新闻戏仿”只能说是一种兴起的媒介现象,与“恶搞”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但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有学者说:“使用戏仿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否定母本的价值取向,新文本总体上有一定的价值追求。使用恶搞这种叙事手段的新文本对母本态度暧昧,没有明确的、更高的价值立场,因而恶搞是‘空心的戏仿’[1]”,由此说明,“戏仿”是对模仿对象的批判与否定,而恶搞则不一定,也许是否定,也许是褒扬。 在西方国家,最着名的新闻戏仿节目是在美国喜剧频道每周一至周四晚间十一点播出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戏仿新闻”的研究就源自美国学界在讨论关于乔恩?斯图尔特的《每日秀》节目的论文中所用到的“News Parody”。 在国内,新闻戏仿节目并不多见,也没有引起较大的反响。2000年伊始,各大中文论坛曾出现过一批源自“黑通社”(黑色幽默通讯社)的“假新闻”,以标准的新闻体或者访谈体播报,但其内容缺乏真实性。此外,还有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网站奥一网开创《愚人日报》;《南都周刊》2006至2008年制作的年末评点特刊《反向新闻》。它们所制造的“假新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假新闻,而是暗含着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调侃与讽刺。 2010年春节,《壹周立波秀》火热荧屏,周立波以特有的方式对2009年重大新闻事件进行趣谈盘点,如重庆打黑、房市楼市的跌跌涨涨、奥巴马访华等等,其中“立波梦话”的板块秉承了“新闻戏仿”的创作手法,周立波与另一名女主持人互相搭档播报新闻,严肃认真的表情俨然新闻主播,文本模仿“新闻联播体”对当下社会热点事件进行播报,整个过程中极尽戏谑与讽刺,例如“近日几百万观众走向街头向各电视台抗议,强烈抵制在广告时间插播电视剧,他们声称现在大多数电视剧还不如广告好看,我们要想看到一条精彩的广告,经常要等上四五十分钟……”是对广电总局要求电视剧中不允许插播广告这条新闻的“戏仿”。而“面对国际燃油价格居高不下的状况,有专家撰文透露,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型汽车燃料,该燃料不仅价格便宜,无污染,还可以饮用……”是对油价上涨此类新闻的“戏仿”。 “新闻戏仿”并不是单纯地制造一条条的假新闻,混淆视听,而是通过“戏仿”这样的形式求得人们对于热点事件的关注,进而发掘事件背后的根源。 由此,得出新闻戏仿的定义,所谓新闻戏仿是通过对传统新闻文本的戏谑性摹仿,以批判者的姿态与传统媒体建构的新闻事实保持适当距离,并在对事实的有差异的重复中创造出调侃、嘲讽的效果[2]。 二、摹仿与真实:戏仿新闻与新闻真实性 任何新闻都可以成为“戏仿”的对象,但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有被“戏仿”的价值。戏仿新闻因其所要凸显的调侃与讽刺的意味,对于某些负面的社会舆论热点事件成为新闻戏仿的“宠儿”。 “新闻戏仿”以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为中心,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成为其戏仿的对象,与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相差甚远,以黑色幽默的态度,表达百姓诉求,提供意见宣泄的良性渠道。例如,“限塑令”的出台之后,有“戏仿新闻”称“塑料袋自述:我活着,但我已经死了”对当时社会热点事件的反讽。而有些新闻事件本身就带有几分荒诞意味,例如曾引起广泛关注的“华南虎事件”,事件的真相——所拍老虎只是通过年画PS之作,令人啼笑皆非,对其的戏仿“正虎拍龙”将事件中的怪异可笑之处进行放大与夸大,通过情节离奇化、权威丑角化、仪式闹剧化、严肃游戏化等手段对其新闻事件背后的根源进行批判。 “戏仿”之下,虽然新闻变的“面目全非”,被冠以“恶搞”的形式,被称为是人们口中的“假新闻”。 区分其的标准之一就是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新闻专业主义的真实性要求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报道的事实是准确的;二是报道的是事实的真相。戏仿新闻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第一层的要求,报道的新闻事实并非准确而客观,加入了创作者的主观臆想,但是究其本质,戏仿新闻目的是揭露事件背后的真相,从这一点上看,在形式上与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背道而驰,但内在具与传统新闻具有一致性:还原事实真相。相比较之下,假新闻则彻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原则。 一方面戏仿新闻的传播主要依托于网络,另一方面,新闻仿作虽有部分的事实依据,但杜撰的比例比较高,当“假新闻”拥有了“戏仿”之名,虚假的信息便会迅速扩散,新闻的真实性就面临着挑战。因此,“新闻戏仿”应该怎样做?戏仿新闻的真实性究竟如何?重要的是把握戏仿的“度”,分寸的拿捏影响着“戏仿新闻”与“假新闻”之间的距离。 三、新闻与娱乐的嫁接: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 “新闻戏仿”的戏仿对象为新闻,但其本身是否为新闻还有待商榷;而新闻娱乐化只是新闻在内容上更加偏重于娱乐新闻,表现形式上多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具体而言,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有着以下的不同之处: 首先,“新闻戏仿”和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有所区别。“新闻戏仿”的主体有专业的记者、编辑等媒体工作者,但更多的是非专业“草根”,以平民视角、大众精神去评论社会热点事件。正如巴赫金所述,“在戏仿面前,无论身份高低、无论男女性别、无论尊卑长幼,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卑微贫贱者,不管是伟人还是平民,不管是智者还是愚夫,都在这一场狂欢中体验着有趣的快乐。[3]”但是在新闻娱乐化中,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是大众媒体、新闻从业者,新闻的娱乐化实 际上是媒体及其从业者的娱乐意识在新闻报道中的泛化和滥化。 其次,“新闻戏仿”与新闻娱乐化的主体态度也不同。新闻戏仿是一种严肃的娱乐,通过娱乐化的形式表达其对社会问题的反思,表达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以荒诞的形式中承载严肃的内容。而新闻娱乐化是用娱乐的观点与视角去诠释所有品种的新闻。这种娱乐化是不仅仅是由于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内容遭到冷漠和挤压,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内容也越来越多,从严肃的政治、经济等变动中挖掘其娱乐价值,并在表现技巧上强调故事性与情节性,表明其主体态度从严肃向娱乐的渐变。 娱乐只是戏仿新闻的表象,用娱乐大众的方式,引发人们对社会热点问题反思。 四、反思:“戏仿新闻”未来之路 戏仿新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新闻以一定的冲击,以其独特的风格揭示当下的社会矛盾和话语冲突,弥补了传统新闻引起报道规范而产生的部分缺失,从传统新闻的“对立面”促进其作出适度的改进。此外,戏仿新闻的草根性有利于提高大众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新闻戏仿”给了大众以“发声”的新的方式,网络作为主要载体为“戏仿新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是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但与此同时,戏仿新闻的“虚假性”和“恶搞式”在成为其显着风格的同时,也阻碍着其更大的发展。要想未来走的更远,必须掌握好“度”的问题:超越“虚假性”的“度”,“戏仿新闻”就沦为假新闻;过分的“恶搞式”则会丧失“戏仿新闻”的批判价值。在恶搞新闻时,要传达正确的观念,遵循道德规范,恪守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否则会沦为纯粹的网络群体暴力。 为了让受众能够明显的区分戏仿新闻和大众媒体所报道的新闻,在“”戏仿新闻时应在开头或者结尾做出明确的说明,使戏仿新闻得以规范化,区分虚构信息与新闻事实。 作者简介:丁晓旭,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传播实务研究;刘慧,女,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广告传播研究。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我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 【论文关键词】新闻专业主义　个案研究　历史嬗变　现代化　道德伦理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 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新闻专业论文: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分析 摘要新媒体逐渐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本文探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培养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能力，而这种能力又该如何区别于本科生。 关键词高职 新闻专业 网络传播能力 身处网络时代，新闻行业不甘落后，传统媒体纷纷向网络拓展。而网络新贵们，如新浪、网易等门户网站，也开辟了自己的新闻阵地，并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 随着媒体的就业门槛逐渐提高，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甚至研究生都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更不用说高职院校了。如何寻找出路，不妨把目光投向新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平台等）。那么分析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培养的网络传播能力，且如何区别于本科生，就很有意义了。 网络传播，简单来说指人类信息（包括新闻、知识等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的一系列传播活动。而网络传播能力，自然指人类利用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的能力。 1 国家标准与职业要求 1.1 国家标准 对新闻专业学生来说，具备网络传播能力后比较对口的职业是网络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网络编辑工作组对其这样界定：“网络编辑是指利用相关专业知识及计算机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从事互联网网站内容建设的人员。”① 2005年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网络编辑师的国家职业标准，将其分为四个等级：②“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助理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三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二级)、高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一级)”。四个级别的职责各不相同，网络编辑员侧重于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助理网络编辑师的工作涵盖了采、写、编、评等新闻核心业务；网络编辑师要求能策划栏目、制作专题、编辑和管理内容等；高级编辑师的重心是策划频道、管理运营。③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编辑员的学历要求并不高，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且同时在网络编辑岗位连续见习一年的即可申报，这对于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是很好的机会。 从高职新闻专业实际出发，学生应该具备怎样的网络传播能力？我们从高职毕业生能找到的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来分析。 在“智联招聘”投简历并应聘成功的正德学院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应届毕业生董同学目前在“丁丁网”实习，这家网络公司专注于本地生活搜索。他的工作是信息编辑，负责维护“丁丁社区”（该网论坛）。刚开始他的任务是在每个版块发贴、跟帖、转帖，带动流量和人气。后来负责更新论坛首页图片和帖子的更新。用photoshop和“光影魔术手”把图片调到合适尺寸便于浏览，或把图片上的水印修掉。这份工作比较注重编辑能力，要心细，文字功底也要稍微好点。他认为“信息编辑”顾名思义就是善于捕捉信息，所以新闻专业的人应更加适合这个岗位。他觉得自己面试成功很大一个原因是新闻专业出身的。他分析这样的网站需要文字编辑能力比较强，或者有一定策划头脑的员工。 2 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既培养基础网络传播能力，又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力的传播能力，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寻找到机遇。 2.1 基础网络传播能力 从上面的实例来看，信息编辑的具体工作基本属于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标准的初级标准——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四级)范畴，只需要具备采集素材、编辑和传输内容的能力即可，这就是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应该培养的基础网络传播能力。进一步细分，这种基础能力又可以分为： （1）文字功底——能够流畅、准确地将事件和创意完整、清晰地表达出来，不出现错别字，语法正确。并能够根据要求将繁杂信息进行整合和 （2）信息敏感——能够对社会热点和新兴事物保持关注，并有自己独到的意见和想法，可以通过对热点事件的分析，来带动信息的传播和交流。这是新闻专业学生区别于其他专业的重要指标。 （3）图文处理——熟练掌握photoshop等图片处理软件，能根据文字处理不同的图片，使之符合传播要求。 （4）网络互动——会利用网络资源准确找到需要的信息，并利用网络工具保持与周围人的联系，必要时可以进行初步的信息宣传和推广。 2.2 长远发展应具备的网络传播能力 普通高职新闻专业的学生具备基础能力即为合格，但若想具备持续的发展力，就必须要求他们达到助理网络编辑师的水平（采写编评能力）。如要再进一步加强竞争力，还必须具备网站专题策划能力。我们在基础能力上进行能力升级： （1）新闻基本功——在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基础上，训练其新闻基本功，包括采写编等能力。新闻评论暂不包括在高职新闻专业学生需要具备的基本功之中。这就体现出新闻专业学生特有的文字功底，不只是文笔好，还需要遵守新闻的规律，真实、客观。并且能够在“编”的能力上进一步提高，有新闻意识地将信息进行整合。 （2）新闻敏感——从信息敏感上升到新闻敏感，需要学生站在较专业的角度来看待新闻事情，并具备一定的观察力，能够从生活中发现新闻，并进行深度思考。 （3）网页设计——在图文处理的基础上，还需要掌握flash、dreamweaver等网页设计与制作的软件，能够自主更新网页，网络新闻，这样可大大提高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4）策划与推广——懂得运用各种途径进行信息和创意的策划与推广，包括了解各种媒体的特性，并依据不同内容规划不同推广方式。这对于高职学生来说是一项比较高的要求。 新闻专业论文:浅谈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知识产权素质教育 [摘要] 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基点,高校是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为了使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新闻学学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必须加强各种能力的培养,新闻学知识产权课程应当以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能力为根本教学目标,合理安排,建立以理论为支点,以提高新闻学学生的知识产权应用能力。 [关键词] 新闻学专业学生 知识产权 教育 一、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的紧迫性 1.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在 经济 国际化的新形势下, 网络 技术 发展 迅速,知识经济开始进入百姓生活,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显重要。对在校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知识,让学生了解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产权法,学会运用 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懂得尊重他人的智慧成果,这是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素质。新闻学专业学生是未来 三、加强对新闻学大学生普及知识产权素质基本知识的对策措施 1.改革高校知识产权普及 教育 的内容体系。在课程设计上,首先应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和前瞻性,除介绍传统的专利性、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内容外,还要讲解民族民间文学 艺术 保护、生物技术知识 发展 等热点问题,既要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教授,更要重视知识产权创造、投资、管理和运用的相关知识传递,并充分利用典型案例教学法以及多媒体等 现代 化教学手段来增强授课的生动性和直观性。 2.扩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渠道,探索多种形式的实践性教学。高校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基本途径是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正规的教学体系,具备条件的高等院校应开设知识产权必修课和选修课。此外还应扩宽教育渠道。如定期举办知识产权系列讲座,聘请知识产权专家就国内外传媒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典型案例,知识产权的最新进展与动态进行介绍。建立校内知识产权 网络 教育咨询平台,利用网络的进行资源共享,扩大知识产权宣传的影响面。加强校媒合作,组织学生学习知名传媒单位的经验。 3.加强知识产权师资培养和引进力度,合理配置各种教学资源。目前,我国从事知识产权教学的主要是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其自身的学科知识结构单一,实际经验不足,难以满足对学生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需求。师资短缺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解决:一是自主培养。可以重点选派本校有一定基础又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教师或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进行知识产权系统培训,整合到知识产权专职教师队伍中来。二是引进人才。引进的重点应该放在具有丰富实务经验的兼职教师,如校外聘请优秀的知识产权律师、人兼职授课,弥补专职教师实践能力较弱的缺陷。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知识产权教育势在必行,高校最为人才培养基地,知识产权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不仅要分阶段、多模式、多途径培养,还应合理利用和挖掘知识产权人才的潜能。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背景下,高校应该积极探索,克服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不断为国家输送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人才。 新闻专业论文: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 摘要：针对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学生的数量激增与就业困境矛盾日益严重的现状，本文试图从专业教学内容方面进行思考，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和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关键词：实践教学；核心课程 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8月1日《中国青年报》上《成本低敛钱快范长江认作潘长江中国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一文中引用了这样的数据：“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进入21世纪以后，新闻传播类专业不仅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普遍设立，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到了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余人，每年的毕业生由20世纪八十年代的数百人增加到现在的3万余人。”[1]李良荣教授在2010中国教育传播高峰论坛上也提到，30年前，全国开展新闻教育的高校只有3家，现在已发展为850余家，与每年新闻单位的人才需求相比，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且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 据笔者的了解和研究，专业数量的激增并没有带来专业人才的适销对路，其中原因之一是在教学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很多高校出现了照搬名校经验、缺乏明确专业定位的尴尬局面。在具体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很多高校都是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一本权威的教材，在学生头脑中建立起如同空中楼阁般的知识框架，最终以闭卷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结束，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特殊性以及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特殊性。 以下，本文将以专业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为例，探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式的改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一）专业核心课程的清华模式李希光教授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是我国国家级精品课程，他认为该课程是解决“故事在哪里？”这个核心问题的。他认为，记者不仅会报道突发事件，更会报道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仅见木，更能见林；不是简单地报道表面的事实，而是报道更能接近真相的事实；不仅能写作5个w，更能回答报道的意义；不仅能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更能让读者看清事件的本质。 李希光教授在他的课堂上告诉学生，培养一个好记者的标准要具备以下要素：1.对新闻报道充满了激情；2.对新闻理解充满了理性；3.有社会责任感；4.有新闻道德；5.有强烈的好奇心；6.有怀疑精神；7.有一个批评态度；8.有敏锐的观察力；9.高超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二）《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教学理念李希光教授的教学理念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结合当前在广播电视新闻新闻学专业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学习的开端，作为教师务必要给学生首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学新闻？我要学什么样的新闻？我要怎样学新闻？我学了新闻之后可以做什么？据笔者了解，《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一般是开设在大一下学期或大二上学期，作为核心课程，历时一学年，主要向学生讲授新闻采访写作的基本技巧和方法。在这个阶段，学生们往往对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目标还没有形成成熟系统的认识，对于新闻报道、新闻职业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对某些著名记者和主持人的喜爱等方面。在课程学习中也会以课本知识为主，所以，如果教师在这个阶段只是机械的灌输给他们课本上的概念定义的话，那么他们也只是模模糊糊的接受所谓的方法技巧，而缺乏纲举目张的学习理念，不能帮助他们尽早的树立职业目标。所以，在学习技巧和方法之前，我们一定要引导学生学会思考。 关于培养学生自主树立专业学习的整体观念，笔者在授课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的方法:在课程的开始，首先介绍本门课程的性质、教学内容和特点。其次，在课堂上请学生思考上述问题，并把自己的意见写下来。再次，请他们观看电影《楚门的世界》，并借此引发思考与讨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影响，我们要做怎样的电视人？最后，教师在课堂上把他们的意见和讨论发言的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大众传媒特别是电子媒体以及新媒体在人们的社会生活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传媒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传媒人要遵守专业理念与职业规则，在课程中我们会具体学到很多新闻报道的方法和技巧；另外一方面，媒体还要积极发挥社会公器的职责，促动社会信息传播交流的平等与和谐，而不是成为危害社会正常秩序的反作用力。这是我们在掌握了方法和技巧之后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具备的社会责任感。最后，一名合格的记者要对社会生活保持高度的敏感和关注，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和别人平等真诚的交流。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三、《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实践教学方法限于师资力量和硬件条件等限制，很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都是以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进行课堂讲授为主，该课程的实践特殊性得不到体现。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以下方法。 （一）课堂实践教学 1.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平时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程度较低，对社会信息变动缺乏专业敏感，在采访交流中存在语言表述拖沓，意思表达含混等问题。为此，笔者特意在课堂上设置了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强化学生关注新闻、把自己当成记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意识和动力。 对于刚接触专业实践课的新生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进入专业记者的状态未免有些困难。为此，笔者在开课初始的一段时间，先让学生尝试从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中找到他认为是有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然后在课堂上用自己的语言把这条新闻说出来，特别注意的是不能让学生“念”新闻，而是要自己用一到两句话“说”新闻，并告诉别人这条新闻的价值点体现在哪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关注新闻、寻找新闻价值要素、自己组织语言并现场表达的能力。 在课程进入到中后阶段，笔者尝试让学生把自己当作现场出镜记者，在课堂上根据媒体已有报道进行再次报道，提醒他们注意自己是在运用电视语言，电视画面和现场主持的相互作用、现场出镜主持的语速、仪态等。此外，考虑到学生在课堂上可能会由于紧张不敢尝试，笔者还建议这样的学生在课下用dv等数码设备把自己的现场报道拍摄下来，带到课堂上进行播放。 此外，学生在逐渐熟悉了电视现场报道方式之后，还可以自主选择、设计报道新闻的形式或评论新闻的内容，形成自己的风格。不管事哪种方式，每次课至少有5位同学要进行5分钟现场报道，报道结束后教师还要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和评价总结。 2.案例教学加情景模拟教学 （1）案例教学在《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授课过程中，笔者搜集整理了国内外大量的新闻报道实例，特别是在讲授新闻采访部分的时候，结合教学内容在课堂上给学生观看了《新闻调查》、《面对面》、《新闻1+1》、《鲁豫有约》、《康熙来了》、《60分钟》等节目以及奥运报道等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让学生学习其中的报道方法特别是记者和主持人如何与同不同类型的采访对象进行交流的能力。同时，笔者也会提供一些存在问题的采访实例让学生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采访方法。 此外，笔者在教授新闻写作部分的时候，除了上述电子媒体案例之外，还结合了大量的平面媒体案例，让学生根据报纸、杂志的报道进行分析总结，比如对《南方周末》上的深度报道进行分析、对本地都市报上新闻标题和内容的评价等。这个环节也是跟前面提到的课堂5分钟现场报道环节联系在一起的。 （2）情景模拟教学 在采访部分的教学中，笔者会根据教学内容进行课堂情景模拟训练，让学生尝试进入角色。比如在讲到采访形式中的新闻会时，在课堂上笔者会给学生观看一些重要新闻事件的新闻会录像，例如“70码飙车案”发生后的杭州市公安局的新闻会等，然后让学生总结新闻会的流程，记者提问的要素等。其次，笔者还发动学生模拟新闻会现场，根据某一新闻事件由他们自己担任新闻发言人和记者，进行实际问答。在此过程中课堂气氛活跃，学生的积极性也很好地调动了起来。会结束后，由学生点评以及教师点评。 此外，我们还可以在课堂上邀请新闻媒体的记者或其他相关教师作为嘉宾、发言人，走进我们的课堂，针对某一领域的问题在课堂上接受学生的现场访问，这样的练习比起学生之间的互相配合又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在课下更加积极认真的准备。 我们还尝试让学生模拟电视访谈节目，不一定照搬现有节目，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让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模式确定节目样式，搜集背景资料，设定选题，拟定采访提纲，扮演角色。学生在课堂上模仿《面对面》、《鲁豫有约》等，虽然涉及的话题以校园生活占多数，但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既可以让学生了解节目的基本流程，还可以锻炼他们的现场表达和组织协调能力，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教学效果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笔者还尝试在课程接近尾声的部分让学生扮演教师的角色，让他们来上一节采访与写作课。他们可以自己选定授课的内容和方式，老师来担当学生听他们讲课。尽管有的学生会紧张甚至是在提问同学时笑场，但是这种情景也是让学生体验实践的方法之一，学生还是比较认同这种体验的。 （二）课外实践教学 1.校园采访报道实践以新闻采访部分的教学为例，按照课程进度的安排，教师向学生介绍了采访准备、采访方式和采访技巧等，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逐渐引导学生在校园之内寻找选题，并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各项工作的准备。在课时安排上也是尽量把学生实践操作和课堂展示作品排在首位。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尽管在课堂上增加了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教学，但是这些毕竟都是在人为设计的前提下进行的初级实践，学生只在课堂上学到了这些的话，还缺乏进行采访写作的亲身经历，无法准确的知道自己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在哪里。 以学生的第一次分组采访作品汇报为例。首先学生以6人小组为单位，分别进行校园话题采访报道的策划，进行背景资料搜索，确定采访主题，拟定采访计划，实施采访活动。其中有一组同学的汇报对他们来说是收获很大的。这组同学选择的主题是“校园食堂的安全与监督”。因为在当时关于校园后勤方面的负面报道比较多，他们这组同学就选择了从学校食堂的角度，带我们一起去了解学校的后勤保障。他们呈现回来的是自己用dv拍摄的10分钟采访。在采访中，他们找到了用餐的学生、食堂的服务员还有食堂的负责人，在负责人的带领下他们进入到了操作间里进行了拍摄和采访，让我们看到了学校食堂的整个操作过程，特别是食品保鲜和卫生消毒措施的运作。他们自己认为最大的收获在于，敢于迈出第一步，去跟别人打交道。刚开始他们很担心怎么找食堂的负责人，人家不理他们怎么办，不让他们拍摄怎么办，为此也想好了一些对策。可是后来他们小组中有两个女生非常轻松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她们说，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她们注意观察过，除了有服务员收拾餐具之外，在食堂里还有一个阿姨经常走来走去，偶尔还会询问学生饭菜怎么样。她们就猜测这位阿姨可能是食堂管理人员。后来，她们两个人就直接找到这个阿姨，跟她说明了采访意图，这个阿姨果然是管理人员，而且答应了他们的采访要求，还专门找人带他们去了食堂的操作间进行实地拍摄。 这样的采访虽然只是初次尝试，但是对他们来说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创举”。在实际与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尝试了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如何去找到采访对象，如何与别人有效地交流。而这只有在实际采访练习中才能得到。 当然，也有部分同学的采访练习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问题不管是他们自己发觉的还是没有发觉的，在课堂展示和讨论过程中，都可以得到集思广益的交流与学习。 2.校外采访报道实践 限于时间与客观条件的限制，采访与写作课程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校园内报道一些活动或采访不同对象。但是，笔者也尝试学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走出校门，可以先从他们比较熟悉的方面开始，用他们的dv和相机去拍摄真实的社会生活。比如，笔者在课堂上询问学生的课余生活如何安排，是否有人去做兼职？笔者也建议学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尝试一下兼职。同时，笔者也提醒学生，兼职的目的第一是为了锻炼我们与别人交往交流的能力，锻炼自己的勇气，获得一定的报酬；其次，大家去做兼职的同时别忘了要和你的兼职伙伴进行交流，去了解他们兼职的目的，大学生普遍从事的兼职有哪些，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等。还有，笔者了解到在大学城附近有网吧专门做学生上网的生意，有专车负责接送学生，笔者所教的班级中也有部分学生在网吧中上网。因此，笔者就建议学生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深度报道，让我们详细了解大学城网吧产业链的形成与现状。总之，笔者一直以来都是启发学生不管是走在路上，在地铁中，在商场里，在旅游时等等，都要做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做探究真相的有心人，做记录事件的有心人。 3.野外实践与暑期实践 本专业的学生到了大三阶段都会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都是以小组为单位，自选主题，拍摄专题片。我们带领学生在安徽、江西、浙江、江苏等地进行野外拍摄实践，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既了解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也记录了风景特色，回来制作的dv作品等也屡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重要奖项。 近几年来，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能否把新闻采访与写写作的专项野外实践单列出来，就像李希光教授的大篷车课堂那样，老师带领学生重走长征路，到孔庙讲新闻学，探访楼兰古城等。但是，考虑到条件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因此，笔者提出可以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的野外实践与学生大三阶段的摄影摄像野外实践结合起来，学生除了担负拍摄任务之外，还要考虑到如何做出一个新闻片或纪录片，突出与人交流的采访报道能力，并最终形成作品。教师要跟学生一起，随时讨论。这样的话，学生的野外拍摄也更加具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我们还可以把野外实践的阵线扩展到暑期实践。暑期，学校团委会安排一定的暑期实践活动内容，鼓励学生参与。 我们可以积极利用这样的机会，也可以发动学生成立专业暑期实践小组，去走进媒体，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记录生活。暑期实践形成的作品可以争取发表在媒体上，还可以鼓励学生通过新媒体制作并发表，这样既可以锻炼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还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学生自办媒体实践 笔者所教的学生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平时，笔者一直不忘提醒他们要结合自身的特长特点去积极尝试媒体实践，特别是电子媒体的实践。学生能够使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基地就是学生自办的校园媒体，如我院的《十分快报》、《奔逸》杂志，电子杂志和校园网络电视台。学生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校内媒体的报道策划、采访和拍摄制作等，课堂知识的积累，还有课内模拟训练和校园报道的实战经验，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最终为学生能够在校内媒体中完整的制作出新闻作品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我们也积极鼓励学生向校外媒体投稿，积极参与各级竞赛以此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新闻采访与写作》是专业核心课程，是实践性操作性课程。虽然目前我们不能完全学习清华模式，但是至少在我们讲授此类型课程时，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都是可以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我们应该变“老师讲学生学”的死板教学模式为老师学生共同学习研讨，在实践尝试中不断调整修正的教学模式。教师应该成为学生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而不是权威的灌输者。 除了在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和提高外，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也应该逐渐调整。比如，加大平时成绩的比重，期末成绩以独立完成的一份报道为依据，逐渐减少以死记硬背书本知识为考核标准的比例等。 新闻专业论文:探析当前新闻学教育专业的矛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高潮期，同时也不可否认，中国新闻学教育也进入了无法回避的危机期。在这场新闻教育的危机中，高校教育的危机体现得也最为明显。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在整个新闻学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体性地位，在新闻教育活动当中，能够承担设计和教学组织任务的最重要的主体无疑是新闻学专业的院系机构，新闻专业教育目标的制定、整体教育内容的确定、不同教育方法的选择以及整体教育程序的设计都取决于院系机构的决策。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学教育的整体规范都要通过新闻院系的专业决策来实现。然而随着新闻媒体的强劲发展，新闻学专业的教育机构却陷入了难以克服的矛盾之中。而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诸多矛盾把高校新闻教育推向了整个新闻教育危机的风口浪尖。本文拟从中国新闻教育机构存在的问题入手，着重分析新闻教育专业机构所面临的不同矛盾，希望能为新闻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学理上的参考与借鉴。 专业化与宽口径的悖逆 根据职业社会学原理，专业化教育被视作是一个行业的独立专业的重要标准之一，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成为专业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这些专业化的标准就是通过专业化教育而落实到具体的个体身上的，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独特的专业价值体系和从业规范标准。经过近百年的辛勤努力，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成为新闻业走向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尽管在中国新闻业获得从业资格还不像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那样需要通过严格的专门考试来领取从业执照，但新闻工作已经成为社会分工中需要高度专业技能的具有极强专业化特征的职业，并且这些技能性职业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专门化的学习和训练才能最终完成。也就是说，中国的新闻业已经开始走向专业化的道路。这也是几代新闻学教育工作者所梦寐以求的。 然而，随着大学扩招政策的推行以及随之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各高校纷纷提出了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办学新思路。近年来许多大学模仿台湾地区及欧美而设置的大量“通识”类课程，除了相近学科之间的课程如哲学、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文化学、美学、逻辑学等课程之外，还根据各自的学科特点和优势将高等数学、普通物理、量子力学、有机化学、环境科学等理工科课程引进了新闻学专业，甚至为了扩大学生的就业渠道，不少大学的新闻院系还开设了管理学、文秘学、会计学、旅游、护理、化妆、烹饪、裁剪以及与师范类专业相关的教育学、课程论、演讲学、教案课件、板书设计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多学科课程的设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开阔视野，为他们日后成为“杂家”型新闻记者打下“通识”性基础，然而不可回避的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大量通识课程挤占了专业课程的教学资源，致使许多新闻专业的学生到大三时还没有接触到本专业课程，甚至不少新闻专业的大二大三学生在修读了大量的通识课程之后，竟然还不知道新闻是什么，这不能不说是“宽口径、厚基础”办学思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尴尬。 尤其是在某些实施按大类招生的高校，新闻学专业和文史哲中各种专业共同招生，其中的哲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教育学、文献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类的广告学、编辑出版学等学科专业统一招生、共同培养，其结果便是这些不同类别的专业学科的基本课程都将作为新闻专业学生修读的课程内容，按照现在的热门流行语来说，学生学习的专业“口径”确实“宽”了许多，“基础”也“厚”了许多，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这种所谓的“宽”“厚”是以牺牲学生的专业知识甚至是专业思想为代价的。 最近许多新闻院校开始尝试将新闻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提前插入到低年级的通识教育中，以改变学生进入专业意识缓慢的局面。然而，在校学生的总学分数是有限的，在强调“宽口径、厚基础”的同时，还有多少余地留给新闻学本专业的课程呢？实际上，“宽口径、厚基础”与专业化在本质上就是相悖逆的思维方式和办学理念。虽然这种相悖的尴尬在不同的学科专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对于作为新兴专业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悖逆无疑是致命的。 师资建设与教育产业化的冲突 由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师资建设就成为兴办教育最基本的前提保证，没有师资的教育活动就像没有劳动者的劳动一样不可思议。尤其是随着现代教育的不断发展，科学合理的专业化师资队伍显得越来越重要。综观国内外著名大学的专业化教育，谁占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谁就抢占了现代教育的先机。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大学的专业化教育都把师资队伍的建设放在专业建设的首要位置。 由于中国的新闻学教育起步较晚，与传统的强势学科相比，新闻专业师资队伍的建设也相应比较薄弱。尤其是随着近年来新闻专业招生迅猛发展，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就显得更加匮乏而急需建设。就全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师资状况来看，除了少数几个资深院校之外，绝大部分兴建不久的新闻院系的师资队伍都处在临时搭建状态，一方面，这些临时拼凑的师资大都缺乏纵深的专业背景，教学和科研质量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即便是临时拼凑，但由边申报边建设的新增专业特点所决定，师资数量仍严重不足。可以说，现在全国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学专业都急需大量优质的师资力量。 然而与此相悖逆的是，1999年以后在全国普遍兴起的“教育产业化”，却又使得本来就十分脆弱的新闻学专业师资建设雪上加霜。不可否认，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发展高等教育与国家财政匮乏的矛盾，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育全面产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全面市场化，却将全国的高等院校推向了商业化的危险境地。在教育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校方看到的往往是新闻专业的商业价值，是新闻人才的市场需求，是就业市场对高校普遍存在的招生和就业压力的缓解。至于专业化教育是否规范，如专业设置是否科学、师资结构是否健全、招生规模是否合理等都往往会被弃之不顾。 就全国范围内的文史性专业来看，新闻学专业还是一个兴起不久的新专业，其学理的积淀无法和一些传统专业相提并论，相对于中文、数学、外语等强势学科来讲，刚刚建立的新闻学专业规模也都往往较小，为了保证学校的整体利益，缺少了规模效益的新闻学教育便不得不将市场效益作为专业整体规划的基本标准，同样的师生比，新闻学专业的师资则必然处处捉襟见肘，一名教师同时兼授四五门课的现象在全国新闻院校司空见惯。同时，由于缺少了规模效益，新闻学专业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也往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样，专业积淀本来就较为薄弱的师资队伍在这种不良环境中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刚刚兴起的新闻学教育来说，这种打击无异于釜底抽薪。可以说，由教育产业化而导致的与新闻教育专业师资建设的矛盾不解决，新闻学教育危机的解决就无从谈起。 学理性与技能性的两难 新闻学专业到底是“学”科还是“术”科的问题历来就有争论，虽然已经历尽艰险具备了一级学科的地位，但是有关“学”与“术”以及由此带来的学理性和实践性的矛盾却远没有得到解决。 其实，新闻学教育产生的缘起是为新闻业界培养具备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的，并且一直沿用的是传统的师徒相传的方式，除了由中文专业的教师讲授一些基础课程之外，大多是请业界资深记者编辑入学讲授，采用“短平快”的方式进行专业教育，从而形成了许久以来的“重术轻学”的办学模式。然而由于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培养的专业人才往往是后劲不足、根底不深的新闻“工匠”，从而形成了“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到新闻学教育高潮迭起的上世纪80年代，学院型的新闻教育机构开始逐渐增加，旧有学徒型的新闻教育机构才逐渐减少，但仍然处于“无学找学教”的地位。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为了解决新闻专业毕业生“后劲不足”的缺陷，改变新闻学早期重技能训练、轻学理培养的传统教育模式，从而彻底改变“新闻无学”的尴尬局面，新闻学教育才开始从传播学汲取学理营养向学术性倾斜，并因此奠定了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的地位。 然而，“学”与“术”的矛盾和分歧并没有因为新闻学学科地位的提高而在新闻学教育界停止或缓和。随着近年来硕士、博士学位教育的日益兴起和大规模发展，新闻学教育的学理性与技能性的矛盾表现更加凸显。近年报载的《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算合格吗？》的新闻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消息援引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赵振宇教授的话：“新闻学博士连最常见最简短的消息、通讯、言论都不会写，我认为是不合格的毕业生。”[1]虽然也有人坚持相反意见，但是明显的技能性倾向已经在新闻学界形成。再加上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首次高薪聘任曾任新闻高官的范敬宜担任院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两个新闻教育重镇紧随其后的效法，重术轻学的教育风气便在全国各大新闻院校迅速形成。 然而就在新闻教育界开始向技能培养转型的同时，新闻学又遭到“上手快却后劲不足”的指责。众所周知，当年夏骏面对新闻专业学生所说的 “新闻学科的厚度不够，能给予你们的知识准备和知识联想力不足”以及“出色的编导和记者都不是学新闻出身”这样一番话还被视为惊人之语，[2]而现如今，公开放言不招收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体已经相当普遍。实际上，这种观念和行为是许久以来的“新闻无学”理念的一种回归和复辟。据唐远清博士归纳整理，目前来自我国学界、业界甚至是政府权力部门的“新闻无学”的代表性观点至少有20种之多。[3]我们不想对这些观点做过多的是与非的判断，然而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新旧理念遥相呼应，以一种不可估量的力量共同抵制和解构着本来就稚嫩脆弱的新闻学教育体系，从而将新闻学教育与生俱来的“学”与“术”的矛盾激化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新闻学教育所处的尴尬地位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左右维谷的两难之中：强调新闻学理被说成是脱离实践，强调实践技能又被指责为缺少后劲甚至“新闻无学”，这种两难实际上就使得新闻学教育处在了学理与技能无可选择的矛盾状态。 从1918年10月蔡元培、徐宝璜和邵飘萍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起，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算起来，也仅仅比美国密苏里大学1908年建立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晚了十年。但是在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中国的新闻教育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和挑战，这些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发展甚至是整个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只有关注正视这些矛盾，并认真进行深入思考，才有可能将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和新闻业引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实验课程设计与管理 摘要：文章根据新闻传播行业的特点，依据新闻传播学类的课程结构设计了实验课程体系。实验课程体系以新闻传播学类的主题性实验为主体，设计了各分项实验，让学生在实验中学习新闻传播学类工作分工而又协作的特点和团队合作精神。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类；主题性实验；分项实验；矩阵管理 一、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一定数量的商品或劳务。［1］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相对于社会需求来说也是一种供给。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结合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需求来构建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在教育部相关文件的指导下，新闻传播类专业是培养具有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特征的新闻传播类人才队伍，使他们具有从事新闻媒体、文化管理和教育科研等工作的素质和能力。毕业后可在各类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媒体网站、广告、出版社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从事新闻信息和图片的采编工作，甚至经营管理、文化传播、教学科研等工作。 二、实验课程分类 从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评价等多角度看，教师都是与课程高度相关的主体。［2］研究某专业课程体系必然离不开该专业的发展历程，以及该专业师资的专业结构。该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贷款对该校“电教中心”的支持，项目投入了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出资培训了中心师资。在之后的30年中，该校师资曾是地方电视台的重要技术力量，制作了大量的高质量的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教中心和物理系的共同培养下，首批电化教育专业的学生毕业。21世纪初，电教中心（后更名为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该校同样实力较强的中文系共同招生并培养广播电视学专业并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发展至今，目前已经有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三个。其发展过程和师资结构决定了专业的应用型特点。实验课程是建立在理论课程的基础上，但是部分课程又独立于理论课程。根据专业的培养方案，可以把专业的实验课程分为以下分类： （一）新闻与创作类 该类课程目标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与新闻素养，提升学生的写作与创作能力，锻炼学生的新闻报道与稿本创作的能力，锻炼学生项目策划与方案写作能力，加深学生对新闻伦理和法律、法规的理解。 （二）影视制作类 该类课程以影视制作技术实训为主，增强学生对影视制作手法的了解，让学生掌握各类影视制作手法和技能，掌握影视演播室和设备的操作规范，让学生适应不断更新的影视制作技术，理解掌握稿本与影片之间的关系。 （三）网络与媒体类 该类课程有别于网络技术专业的课程，它侧重在网络与新媒体的结合，培养学生将新闻内容或影视节目在网络平台的能力，让他们掌握新媒体的技术特征，新媒体的应用与规范，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维护管理的能力。 （四）经营与管理类 该类课程是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课程，能够锻炼学生经营媒体与管理媒体的能力，增加他们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培养与人沟通的素质和能力。 三、实验课程体系的构建 学生实验课程的选择需要按培养方案进行，每位学生需要选择一类或者几类实验课程，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事实上也不可能要求每个学生都是全能，对每一类课程都能达到优秀。这种独立的实验不利于学生对专业课程形成整体的概念，课程之间无法做到无缝衔接。实验成果也让学生没有成就感，不完整的作品无法示人，也没有观赏性。没有观赏性就无法吸引学生再次对实验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也无法找出作品的不足。为了让学生做的每一个实验作品都能得到保存和观赏，就需要对实验课程进行系统的设计，首先整体设计，然后分项实验。每一个实验可以作为案例进行分析，实验课程的分类不是学生专业的分类，各项实验从单体上看是独立的，它为课程服务，多个实验贯穿起新闻传播学类课程的多个类别。案例：主题实验——纪录片制作 （一）实验内容与课程类之间的关系 一个主题实验项目“纪录片制作”涉及八个分项目实验，它们包括采访、稿本写作、拍摄、后期制作、包装、网络、广告赞助与营销、过程评估。纪录片内容的选择可由参加实验的学生共同协商解决，以培养他们团结、协作与组织的能力。 （二）实验过程安排 一个总的主题实验可以由教师负责，也可以指定相应的学生负责，因为总负责需要协调实验室和学生的工作，而且总的实验成果是否成功直接关系到参加实验的学生的成绩，也影响到后面的实践能否顺利开展。主题实验下的分项实验项目可以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时间自主报名参加，每个分项实验对学生来说是选修实验课程，但是根据培养方案又必须完成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这样的主题性实验可以滚动开设，如果学生需要选择多项，那么应该在实验的不同轮次当中选择，同一位学生不宜参加同一轮次同一个主题性实践课程两项或以上。从这个实验上可以看出，虽然是一个制作纪录片的实验，但是该实验包含了多门课程的实验，实验分项目零而不乱，有骨有肉。新闻传播学类的类似的实验还可以有杂志的编辑、电视栏目策划与制作等。在这样的理念的指导下，该院新闻传播学类的实验设计大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平面媒体类的两份杂志一份报纸：《晓时代》《十分快报》《奔逸》。第二，影视类的四个电视节目：纪录片制作、微电影创作、网络电视台《每周要闻》、网络电视台《旅游》。第三，新媒体类的三个设计类：网站建设、人像摄影与处理、广告设计。第四，经营管理类两场策划：迎新晚会、毕业欢送会。 四、主题实验管理模式 一个案例可以贯穿整个专业类的多个实验课程，为满足更多的学生的选择，可以设计更多不同的主题实验。每个主题不一定需要包含所有的课程，主题实验以主题的完整性为主，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类课程或者两类课程。每一类的课程也包括多个分项实验，即主题实验包括多个分类实验，每个分类实验也包括多项课程实验，因此对实验的管理就涉及多个方面。在主题实验和课程的管理上可以采用矩阵管理模式，实验室负责管理实验的实施，教研室负责管理实验的主题内容。这样的管理模式能够促进教研室与实验室之间的沟通，也有利于双方发现自身在教学管理的中的不足，从而更好地做到以学生为本。这些主题实验管理得当可以大规模设计成开放实验。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开放实验室将成为点燃学生智慧火花的场所，也成为高校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基地。 作者：魏彬 瞿文燕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构建初探 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不高，已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教育部近两年全国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名单中，全国有15个专业被亮起“红牌”，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等2个新闻传播类专业位列其中。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童兵，谈及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对口就业问题，也坦言，复旦大学相关专业对口率在40%左右，清华大学在60%左右。新闻传播类专业对口就业率较低，固然有新闻传播人力资源市场供过于求等外在因素，但更折射出新闻传播类专业自身人才培养方式的问题。新闻传播机构对于专业人才的要求往往是重“术”轻“学”，而新闻传播院校在专业人才培养中，则较为重“学”轻“术”。人才需求与人才培养侧重的不一致，造成了用人机构、教育单位、专业学生“三输”的局面。为此，改变新闻传播院校在教学中重“学”轻“术”的倾向，构建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成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实践性教学以实现掌握熟练技能和形成较强实践能力为目标，以技能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为中心的教学过程，既包括课堂上的理论教学，也包括实验室的实践教学。而新闻传播类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包括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管理、教学考评等五大要素。 一、教学目标：能力本位 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较为注重的是知识的系统性、科学性与连贯性，是以知识为中心，强调新旧之间的联系。以能力为本位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其教学目标要求十分明确，针对性与可操作性较强。一般会通过与新闻传播机构的联合调研，确定相关职业与岗位所需能力结构，并将岗位新闻传播人才能力结构图转化为专业教学目标，以满足新闻传播一线需求的岗位能力为中心，设计理论教学与实习实训等教学内容。教学中，新闻传播理论与新闻传播实践并重，相互配合，共同为新闻传播人才的岗位能力服务。在理论知识传授上，虽然离不开相关新闻传播学科知识的传授，但会结合当前媒体融合的趋势，调整教学内容，会涉及多学科的整合，而不是着眼于单一学科知识系统地讲授，主要是按照新闻传播岗位能力的需求，有针对性地选取相关学科知识，强调知识的针对性与实用性。而在新闻传播实习实训中，侧重于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依据实际传播需求，进行整合处理，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完成某一项实际或仿真的新闻传播任务，需要学生具备知识的运用能力、问题的理解能力、角色的扮演能力以及任务的胜任能力，而在这类能力的运用中，促进学生掌握相关传播理论，提升传播素养。 二、教学方式：工学结合 注重理论知识讲授，主要采用讲授式教学方式，与新闻传播行业缺乏必要的联系纽带。学生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之间存在脱节，是当前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方式的一个主要弊端，而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因素在于新闻传播类专业中双师型素质教师的缺乏。在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中，院校教师懂传播理论不熟悉新闻操作；聘用来自行业的教师，懂新闻操作不熟悉传播理论。虽然教育部和力推新闻传播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实行高校与新闻单位人员互聘“千人计划”，加大力度逐步推动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的结合，但是在人员互聘之后将新闻传播专业教师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将学生新闻传播类知识理论的学习与新闻传播的实践实训结合起来，结合的效果主要看能否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增强学生对新闻传播类专业的认识；能否让学生在看到学习与工作之间的联系后，提高他们学习新闻传播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能否让学生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接触，跳出校园学习的局限，增强对社会新闻传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体会新闻传播工作中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能否让学生在新闻传播的职业指导与职业训练中，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提高他们新闻传播工作的环境适应能力；能否让他们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提高学生的新闻传播责任心和新闻传播判断力；能够让学生借助实践岗位锻炼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专业对口就业率。 三、教学内容：项目导向 传统新闻传播类专业的教学，大多按学科架构形成教学体系，按章节结构传授教学知识。此类教学内容主要注重的是知识理论的传授，而不利于学生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因此，有必要参照新闻传播业务实践中的工作流程，设计能够培养学生能力，符合学生今后工作环境的项目，以项目为导向，重构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对于新闻传播类专业教学内容中的项目开发，主要以新闻传播中产品与服务为载体让学生能够学会完整的完成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因此，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的项目开发，需要做到以新闻传播任务作为课程教学内容设置的参照点，确保教学内容以项目任务核心构建，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建构属于自我的知识与技能；另外，需要为学生设计围绕项目运行的所需要的综合化教学情境，以保障项目的仿真度或者真实性。项目确立后，对于承担项目的小组，需要对学生的角色基于真实新闻传播岗位的不同进行分工，并要求学生按照“明确任务、提出计划、组织实施、检验评估”等新闻传播工作流程展开项目实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新闻传播工作项目中学习，学生的学习不再是受教师的外部控制，而是变成了一种自我控制，学生可以围绕学习目标进行有意识的行动，锻炼学生从多种可能性的行动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锻炼学生对新闻传播工作任务的结果预测预判能力，提高学生自主意识。以项目为导向的新闻传播类专业课程教学内容重构，其主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获得新闻传播职业岗位上的工作能力与行动能力，特别是新闻传播行业最为看重的动手能力。 四、教学管理：加强反馈 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的构建，对于教学管理而言，主要在于加强教学反馈工作。传统的新闻传播类教学，其教学反馈较多以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为主；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体系中在组建中，需要以教学反馈作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的条件，认为教学信息反馈是提高专业实践性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实践性教学活动开展中，教学信息的反馈收集与传统理论讲授型有所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由于教学场所不固定于教师，有时甚至是在校外，因此，教学反馈信息的获得具有随机性，而这也要求相关部门能够及时增派人员，制定相应的制度，保证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参照有关院校的实践性教学活动，一般来看，教学反馈信息的搜集，分为三个阶段：实践活动开展前的教学策划信息搜集，实践活动开展中的教学开展信息搜集，实践活动结束后的教学总结信息搜集。而如果从实践性教学反馈信息的来源来分，又可以分为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实践单位的反馈信息，主要从行业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符合行业新闻传播产品与服务的实际生产营销情况；教师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教学的角度，分析实践性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教学要求；学生实践的反馈信息，主要从个人职业发展的角度，分析个人职业能力是否在实践性教学中有所提升。 五、教学考评：行业评估 依托教学管理搜集的反馈信息，对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效果展开评估，是判断和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实践性教学与理论性教学的考评，肯定存在不同。新闻传播类专业原有的教学考评，必须基于实践性教学的实际进行改革。比如，将评价内容从对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评价，改变为对学生实践技能的评价。又如，将评价方法从之前的理论考试总结性评价，改变为项目结果的总结性评价与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相结合。而为了保障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性教学评价真实反映实践教学过程，最有必要的改革就是将之前单一的以院校、教师为主的评价，转变为传媒院校与传媒单位的双主体评价。特别是随着国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不少主流媒体开始与新闻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联合培养人才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共同制定培养目标、组织教学团队、设计课程体系、建设实践平台，当然，也就包括了共同制定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参照相关职业的人才培养办法，一般来说，新闻传播人才实践性教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大多是由院校与行业联合成立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在其领导下，院校可以将教学的内容融入评价标准中，而新闻行业可以将实践的要求引入融入进来，并有可能引入通行的职业准入考试制度，以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通过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编辑记者从业资格证等相应的行业准入资格考试，作为学生结业的重要标准，实现学生毕业时同时拥有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学生的就业保障。 作者：纪富贵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宣传统战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教学 一、从教师主体化到学生主体化的观念转向 首先，教师需要将整体的教学内容进行化整为零的工作，将本学期的教学内容划分为十五个或二十个专题：如白话新诗创作、三十年代的戏剧创作、都市小说与新感觉派、张爱玲与海派小说、莫言与寻根文学、金庸与现代武侠小说等。与此同时，根据这些专题的内容设置阅读计划，给学生开具参考书目，分列出精读和泛读两种阅读要求，并撰写相应的读书心得、阅读感受，或是抄写读书笔记。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阅读，有的放矢，还能增加他们的阅读广度和阅读深度，训练其独立学习、思考和分析文本的能力。其次，按照教学专题给学生分配演讲任务，并在每一次课中进行相应的演讲活动。主讲人必须事先准备详实的资料和流畅的讲稿，包括作家的创作简介、代表作品的故事梗概及其创作风格或是文学现象的主要特征，文艺思潮的发生发展等内容，学生也可以在专题的内容范围之内选取一两个自己最有心得的知识点进行自由发挥。当主讲人演讲完毕后，教师和听讲人可以向其提问，叙述人必须进行相应解答，如果学生无法完成，可由教师进行提示和补充。对于目前学术研究存有较大争议，尚无定论的课题，教师也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可以采用小型的研讨会的形式，组织学生展开系统辩论，使学生在这样的思维碰撞和语言表达的活动中形成清晰的逻辑思维和良好的口头表达，这些都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今后从业中必须具备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引导学生根据辩论的结果，更深入地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尝试着撰写小型的学术论文或学术随笔，并在网上相关学术论坛进行发表，或是向一些学术期刊投稿，成功地实现从口头语言表达———逻辑思维———文字表达的完整过程，这对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训练。通过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学生成为了课堂教学的主体，教师则退居其次，侧重于从整体上调节和把控教学进程，介绍基本的文学史知识，以及引导学生进行文本解读和分析，并协助学生解决学习中出现的困惑和疑难。这样，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确定和强化，从而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热情，学习真正成为了学生的一种自主性、独立性的活动，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和敷衍。最后，还应该注意的是，在传统教学中往往出现重文学史而轻作品选的现象，这个问题在其他的人文学科，如中文、历史、哲学中同样存在。当学期或学年课程完成后，学生往往能够对于文学发展史中出现的各种主义、思潮、流派等内容夸夸其谈，而对于原始作品却涉猎甚少，即使有少量阅读经验，也只是针对某些大家的选本、节本，很难对作家作品产生直观的主体感受，只是凭借二手材料形成表浅的拿来主义似的分析结论。而阅读分析和撰写成文是新闻学专业的学生不可或缺的两种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适度减少对文学发展、文学现象等内容的讲授，而增加作品文本解读、分析的比重，强化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分析训练。只有对作品产生第一手的直观阅读体验，才能真正地领略文字背后蕴藏的创作意图，才能有可能接近和还原作家的创作心灵。 二、教学内容的不断调整和深化 与中文教学中的其他学科相比，现当代文学应该是最具有变化性特点的，不光是学界不断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其本身文学观念的不断更新，文艺理论的不断深化，都使得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动态发展特点。因此教师在积累并形成稳定、深厚的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必须不断关注学术前沿动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架构，从而使教学内容始终保持与学科同步发展的态势，而这就要求教师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将个人的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相贯通。对于高校的本科教学而言，教师除了承担一般性的教师工作外，更必须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厚积而薄发，才能在课堂教学中表现出比较广博的专业知识与深刻的学术思想，这与中学侧重语言结构的教学不同。我们不难发现，从民国到现在，大学者往往都出自高校教师，特别是在某一领域有着非常高的科研水平。但这并不是说在课堂教学中需要讲解很专业的科研成果或是很高深的文艺理论，而是要求教师将自己的科研体验和学术水平融入到课堂中，深入浅出地展示自己对于现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能力，特别是对于文本的重新解读。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文本解读必须立足于文本，不能盲目求新，无的放矢，而是换一个角度去认识文本，揭示其曾经被遮蔽的意义。例如我们在解读鲁迅的《故乡》时，往往更关注“我”在离乡和归乡不同时间段中的人生经历，然而对于叙述者，即作者，第一人称“我”个人的内心世界却缺乏更深入的探讨。“我”多年在外努力奔走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精神困境以及自觉对于亲情的愧对等问题，是值得在课堂教学中重点观照的。而这种对于作者的心灵世界的探寻增加了文本解读的深度。另外，像这样跳出教材局限的教学内容可以引导学生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作品，并通过解读文本来探寻作家的内心世界，从而在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架设一座理解和阐释的桥梁。在提供更多的阅读思路的同时，也更能激发学生独立思考的热情。其次，在教学中注意向当下新兴文学或文化现象倾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容与古典文学不同，它的内容一直在不断地生长发展，甚至新变，几乎看不到时间的下限。因此在教学中，适当地突出其“生长性”和“当下性”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特别是对90后的学生们来说，尽管过往的文学经典作品很多，但他们往往更偏好时下流行的文艺作品，更熟悉新生代的作家。如何在课堂中正确引导和培养学生的阅读品味，教师需要有选择地为学生介绍、评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现象以及代表作家作品，尤其是网络文学和微博时代的碎片化写作等话题。因此，我们在课堂中专门开设了相关专题，介绍和评述如郭敬明的物质写作、安妮宝贝的校园文艺、网络原创小说等不同的创作类型，让学生能够及时了解目前新锐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潮流。最后，及时了解学界研究动态。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适度引入当前研究热点的介绍，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的文艺思想的传入和渗透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 西方的文艺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大量的新课题、新方法，如阐释学、叙事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众多文艺批评术语广泛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中。但是这众多的研究成果在课堂教学上却并未得到充分展示。对于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现当代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互动，开拓和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使学生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而是与时俱进地认识和了解世界，了解文化的“他者”。例如在以往讲述张爱玲时，往往将其视为海派市井小说的代表作家，但依据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分析和考察其小说作品，便可发现其中更深刻的价值和意义。张爱玲虽然描述的大多是家庭婚姻和庸常生活中的细碎之处，不涉及重大现实题材和政治事件，与当时的文学创作主流有所偏离，但她的小说绝不只是所谓的市井之言。张爱玲站在女性的视域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语言驾驭力对处于男权社会中的弱者———女性，进行了全面的观照，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特征。另外，像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热衷于展现暴力和描述死亡，但他们笔下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并不相同。在他们看来，暴力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更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化的事件。先锋作家们通过这样的写作方式，揭示了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而这些话题，只有通过存在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才能彰显出深刻的价值和意义。而这样的解读角度与叙述视野，使学生觉得别开生面，他们通过课堂接触到了现当代文学更广的维度。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有所选择地介绍西方文艺新理论和新方法，尽量避免一些违背社会公共道德，背离中国文化传统或是争议性非常大的话题。 三、利用信息技术，丰富教学手段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多媒体与网络资源在高校课堂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已进入到读图时代的当下，教师适当地借助信息技术来改变教学内容的展示方式和学生的接受途径，对于丰富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制作并使用多媒体课件。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艺运动至今尚存有大量的文字或图片材料，为课件的制作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网络上各类搜索引擎使我们能够便利而快捷地获取各种资讯，但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对于这些渠道各异的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一个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的教学课件，不仅可以展示作家作品的生动图景，还能够深化和突出教学内容。例如在介绍鲁迅的生平经历时，教师特地收集了他抱着儿子周海婴“一岁和五十”的照片，在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之外，增加了他作为人父的脉脉温情，使得学生能够更立体地了解鲁迅的性格特点与人格精神。其次，有效利用网络的学术资源。目前有许多专业性很强的网站，像中国知网、维普网等收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学生可以在这类网站上查询并下载最新的研究成果；像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能帮助学生收集相关的普及性介绍材料。通过浏览这些网站，学生不但可以获取丰富充实的关于作家作品的认知，还能使他们学会如何在众多资讯中，选择有效信息，并就此进行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另外，还可以鼓励学生浏览一些相关的学术论坛，一方面旁观、学习，及时把握当下的文学、文化热点；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发表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论点，在不断地论辩中获取更深入的资讯。最后，合理引用影视材料。现当代文学作品与影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创作基础，而后者成为前者的展示手段。由现当代文学作品直接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非常多，观摩相关的影视改编作品成为我们进入文学文本的路径之一。教师不但要事先介绍文学文本的写作特征、表现手法，还要在观影中提示影片与文本的异同，在观影后系统分析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在叙事、抒情、整体结构上的异同性特征，从而培养学生对于不同艺术类型的审美分析能力。例如，从余华小说《活着》到同名电影《活着》，故事的主干是一致的，但故事的整体叙事强度和人物命运结局都有了较大差异，小说完整地展现了福贵悲苦而隐忍的一生，而电影却在中途就戛然而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艺术类型的不同；创作理念的不同；传播途径与受众的不同。而这些教学内容的加入，使得课堂更生动、精彩，也使学生认识到现当代文学不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而是渗透到文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总之，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处于不得不革新的状态中，并且针对不同专业应该进行更合理有效的调整。除了在具体的教学模式上进行尝试性创新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教学观念上、教学内容上、教学思路上进行根本性的革新，以适应新时代高校教育教学的需要，培养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学术钻研能力的学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吾辈任重而道远。明月熙:新闻专业的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革新初探。 作者：明月熙单位：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新闻专业论文:论中小城镇新闻专业化之道 关于坚决走专业化路子的问题 目前，中小城市办新闻广播实际上最大的障碍来自于观念。专业化已是必由之路，但一些中小城市电台现在仍然处于疑虑之中，比如现有节目怎么办？丢掉的受众市场怎么办？中小城市新闻资源不够怎么办？等等，这些确实都是问题，但都是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如今短兵相接的媒体竞争中，特别是当广播进入“窄播”时代，专业市场细分的今天，新闻广播试图继续保持“全面丰收、处处开花”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只有跳出取长补短的旧思维，将广播办的有了特色才能有所作为，出奇制胜。无数事实证明，“扬长避短”比“取长补短”更重要。广播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精耕细作”上来。借鉴广播诞生地美国的广播发展之路，自上世纪50年代电视兴起以来，广播已经无法以综合取胜，只能以专业化求生存。目前，美国的广播节目全部都是类型化节目，即一家电台直播一个类型。国外和国内广播先行者的实践证明，有些媒体的长处我们是无法通过追赶或者求取就能得来，同时我们自己的短处也无法去弥补，因为有些缺憾是天生的，后天尽管努力去改变，但不会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比如，广播的长处就是声音的优势，速度快、成本低、操作简单，广播把这些比较优势运用到直播中，其他媒体就会相形见拙；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如何弥补我们天生的比较劣势上，效果只能事倍功半，比如，稍纵即逝、线性传播等广播特点，要完全改变是有一定难度的。只有集中精力，把广播的直播优势、贴近优势、合作优势和交互优势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才是取胜之道。 关于新闻广播信息源的问题 获取信息是人的天性，这也是新闻广播节目的收听率要明显高于其他广播节目的原因。走新闻专业频率的路子，也是由大众媒体的性质所决定。中小城市新闻广播实施全面改版，走专业广播的初期会面临极度的困难。由于中小城市获取新闻的手段很少，而且记者数量有限，仅凭记者是无法撑起如此高密度的新闻播出频次和数量的。所以，开发信息源就成为首要任务。可以开设《本地新闻?县区企业专版》并以此为相互吸引的共赢手段，向其提供专门的广播宣传手段，由此利用其新闻资源，形成环绕新闻广播的信息场，再辐射到乡镇、社区一级，形成一大批相对喜欢广播，忠诚度高，有政治素质的信息员、通讯员、播报员队伍，第一时间内向新闻广播提供信息。以此类推，和本地日报社联手推出《天天读报》栏目，可由报社自己编排、播出（介绍）报纸新闻，让其占据广播一席之地。同时，该报记者（尤其是晚报记者）即可为我所用，在现场为我插报新闻。此外，在全面改版的初期，可向当地各单位、各行业收稿、组稿，弥补信息不足。还可以充分利用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区、大局信息科的资源，等等。快节奏的新闻播报，以多频次、滚动式形式出现，主要还有大量访谈类、谈话类等新闻专题穿插，形成快慢结合、张弛有度、节奏感强的编排框架，再在各节目、各时段间隔中，加入适量的各类广告、频率包装（如形象主题、音乐、间奏乐、片头乐、片花乐）、节目包装、下一时段节目预告等内容，即填充了时间，让听众感觉不那么拥挤，同时又是树立品牌频率的必要手段。 办好新闻广播的思路 1.本土化。忠实贯彻“三贴近”是新闻不竭的源泉。在本土化上下功夫，真正办出地方特色，才是新闻广播常办常新，经久不衰的路径。本土化是广播节目对本地信息的深层把握，对外地信息的本地化解读，以及采用适合本土听众口味的节目形式。方言节目作为地方文化的传承和表现平台不可或缺。2.模仿。一些中小城市开办的交通广播大多办得较为成功，其主要是“拿来主义”，也就是照搬大城市交通广播的模式。所以新闻广播也可以如此。模仿相对成熟的节目形态，可以大大降低开发难度和风险成本。“创新就是率先模仿”，在这方面一些卫视台模仿国外电视台节目大获成功的经验可以为我所用。3.裂变。力促品牌节目扩张，让其产生“核裂变”效应。《本地新闻?县区企业版》就是要让各县区、大型企业在充分利用《本地新闻》权威性的基础上宣传自己，同时成为我们高忠诚度的合作伙伴；《行风热线》也应由市纪检委、监察局牵头，聚合报纸、电视、网络同时出动，以广播为龙头，为民办实事。4.联动。把不同的媒体平台，媒体资源捆绑运作，使节目资源得到更深、更广的发掘利用，推动广播节目的影响力向更大范围渗透。真正达到全民办广播，广播为全民的效果。5.移植。即从一种媒体向另一种媒体横向潜入。目前，成功的是广播向“电视周刊“”新闻信息网”进行了移植，今后可以考虑向更广泛领域进军。6.拓展。即本文中“非常态节目”设置的思考部分，即向广播运营的其他领域进发，办“看得见的广播”，进而赢得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本文作者：陈玉惠 新闻专业论文: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能力研究 摘要：二十一世纪是新媒体时代，新旧媒体趋于融合，新闻传播专业就业状况发生了变化，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培养及提升需要做出调整。在新闻传播人才的能力培养过程中，要对现行环境下的媒体发展趋势充分把握，注重能力提升的前瞻性。针对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学传播专业人才能力提升进行探究。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 许怡岚 孙波 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转型研究 1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人才培养 目标、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2010-2015年，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体及相关领域，掌握新闻基本理论和不同媒体的知识、技能、方法，具有报刊新闻的采写与编辑、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采编、节目和广告的策划与制作、网络多媒体动画及网页制作等能力，能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相关文化产业中的技能性岗位及一般企事业单位的新闻宣传岗位，从事新闻采写、采集与编辑、节目策划与制作、网站维护与管理等工作。专业依据人才培养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主要依托报刊（纸质媒体）、广电（电子媒体）、网络（网络媒体）三种媒体，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创建了“三技三能三媒体”的人才培养模式，简称333模式。“三技”是指本专业就业所面向的三种媒体的技能，包括报刊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写、新闻摄影、版面设计编辑等技能，广电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摄录、节目策划与制作等技能，网络媒体工作所需的新闻采集、编辑、网页美化、维护等技能。“三能”指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这三种能力构成了本专业的综合职业能力。该教学模式的出发点是紧紧依托于三种类型新闻媒体，紧跟媒体报道内容和媒体技术发展，及时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保持良好的教学效果，预期依据该模式培养的学生具有的职业能力，除了适应新闻媒体的专业技术工作外，还能适应文化产业公司及其他企业单位相关岗位工作。但在实际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很多弊端和问题。“333模式”的人才培养方案，从理论上讲，的确顺应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为学生预设了就业宽出口，使学生在校所学几乎到各种文化公司都能找到用武之地。然而，高职院校学生在校期间遵循的是“2+1”的学习模式，导致学生专业学习技能的时间相当有限，当专业追求涵盖面“广”的同时，无法保证学生掌握新闻业务技能的“精”和“尖”，导致学生就业方向不明确、就业后职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2展开社会调研 2.1新闻专业人才需求调查 只有正视新闻人才需求的现状，才能够有的放矢，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为此，笔者在郑州、开封等地展开了“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人才需求问卷调查”，共有100余位媒体从业人员参与了问卷调查，他们来自报纸、广播、电视、企事业宣传部门、广告公司、策划公司及影视公司等媒体机构。调查问卷从课程设置、个人素质、职业道德、新闻单位的用人标准、人员引进情况、对高职毕业生的看法、校企合作等方面来设置，以期从调查中分析出媒体对从业人员的素质需求，为新闻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依据。新闻教研室共收回110份问卷调查，经数据分析，发现以下情况。 2.1.1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差异 在调查中发现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因地区而异。通常，郑州的媒体对毕业生的学历有着较高要求，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郑州以外的地区，新闻单位在学历方面要求则有所降低。在河南省境内，大城市和小城市，对新闻人才的学历要求存在着明显差异。这一发现为新闻教研室开拓高职新闻专业学生实习就业市场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2.1.2用人单位认为新闻专业毕业生最应具备的素质 接受调查的用人单位对新闻人才的能力要求带有鲜明的倾向性，其中最受用人单位重视的毕业生能力分别是：综合能力、专业技能、策划与创新能力、敬业精神、表达能力，而理论知识水平的排名则比较靠后。 2.1.3用人单位对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 在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教学计划中，设置有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新闻采访与写作、报刊电脑编排、摄影、摄像及视频编辑等课程。在调查当中，广大新闻单位没有提出增减意见，但普遍认为核心业务技能的训练不够精深，要对摄影、摄像、非线性编辑等技能着重加强训练，切实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2.2学生就业情况调查 课题组对新闻专业已毕业历届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追踪，充分了解学生就业情况。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共有117位学生参与了问卷调查。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非常高，达到97.5%，其中进入国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的学生占35.5%，60%的学生进入了企业。真正进入新闻媒体工作的学生比较少，还不到6%，35%的学生是从事和新闻专业相关的文化传播领域工作。只有1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不满意”，剩下90%的学生对目前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和“很满意。”27.5%的学生表示“专业对口，与所学专业联系紧密”，45%的同学表示“有一定联系，但联系不大，偶尔会用到专业知识”，27.5%的表示“毫无联系，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这和学生的工作领域直接相关，进入媒体和文化传播公司工作的学生，工作和专业的联系较为紧密，而那些其他工作领域的学生则基本用不上专业知识。在“学校开设的专业实训课程是否能满足您目前的岗位需要”这一问题上，32.5%的学生认为“基本满足”，40%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27.5%的学生认为“有很大差距”。通过对数据的汇总和分析，发现学生对新闻专业的整体教学设计还存在局部不认可的地方，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需要进一步调整和设计，使其充分满足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 3确定新的专业发展方向 经过近两年的教学改革和实践探索，新闻专业逐渐找准发展定位。结合当前最新的行业发展形势，新闻专业将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聚焦，确定“影像制作”为下一步的专业发展方向。 3.1摄影、摄像及相应的后期制作 技术有广泛的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显著提升，大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上升，追求精神享受的愿望随之增加，国家也在着力培养人民群众的艺术修养，提高综合艺术素质。摄影、摄像行业是目前正处在高速发展时期的朝阳产业，未来行业对摄影、摄像及相应后期制作人才的需求将逐年增加，其中经过正规培训的高端摄影、摄像人才将更加抢手。当前行业人才总体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行业内就业的专业人才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都很优越。本专业方向的就业适应性也非常广泛，既能让学生在报社、电视台、影像制作部门、广告宣传部门、音像出版部门、影楼、剧组及影视公司从事摄影、摄像工作，又能支持自主创业，打造具备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的专门应用型人才。 3.2本专业转型存在可实施空间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新闻教研室教师均获得“高级摄影师资格”。面对高职学生就业市场的瞬息万变，教师紧扣市场发展脉搏，积极调整自身的业务发展方向。教师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加社会培训和行业实践，在提升职业技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摆脱了长久以来教师知识与能力脱节的问题，也为新闻专业向“影像制作”方向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条件。 3.3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向“影像 制作”方向发展的专业建设思路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在培养学生媒体应用技能的基础之上，强化摄影、摄像和后期制作能力，建构“目标引领、知识构建、平台孵化、服务保障”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目标引领”指明确培养“精业务、懂媒体、会策划”的创新创业型摄影摄像人才的目标；“知识构建”指构建融合人文学科和新闻传播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课程知识体系；“平台孵化”指搭建孵化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梦想平台的“影像传播工作室”；“服务保障”指提供满足学生创新创业需求的教学管理服务和保障。重新确定了人才培养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后，教研室基于工作过程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确定相应的技能要求，进一步设置课程，从而打造全新的课程体系。全部课程和环节对知识、能力、素质进行了结合，既包含体现能力训练为主线的、完整的实践教学体系，也有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开设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职业基础课为学生学习专业核心课提供必需、够用的理论基础；开设摄影、摄像、视频编辑与Photoshop图像处理等职业技能课，培养学生从事摄影、摄像前后期领域及新闻领域的职业能力；开设影像工作室实训、模拟电视节目实训等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强化学生的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能力。在职业拓展课程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选修相关课程，课程包括人像摄影、商品摄影、主题微电影策划与制作、网页排版设计、网站运营、商业修图、广告策划与活动营销等，助力学生提升职业能力。此外，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还开设了提升学生个性化素养的选修课体系，包括唐诗宋词与人生、生活中的管理学、历代女性法律地位解读、大学生岗前法律问题、高尚女性的必修课、婚姻爱情与家庭、职业发展中的团队智慧、交友与情商、幸福心理学及大学语文等，主要培养学生的基本文化素质，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职场适应能力。课程设置与开发体现了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支撑。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将根据学生的教学反馈和就业市场的反馈，持续不断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职新闻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提高高职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社会效益。 作者:于秀 单位: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摘要：高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的教学方案主要是根据汉语言文学专业需求设计的，很难适应非中文专业学生的需要，在新闻课堂上存在着教学效率低、教学效果不佳等现象。因此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就业方向调整教学内容，增强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切实改善教学效果。 关键词：新闻专业；现代汉语；针对性；趣味性 现代汉语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过去人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教学上，而作为新闻专业的必修课关注得较少。在长期的实践教学中，课堂教学出现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一、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定位不明确 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的教学定位和汉语言文学专业应有所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是要教会学生掌握现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而新闻专业主要培养媒体记者或者新闻宣传工作人员，对他们而言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和熟练的语言应用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现代汉语课的学习是为他们提供现代汉语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教学应侧重于其专业性，重在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课堂上如果仍采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是不合适的。应根据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及时进行调整，在教学内容上应有所不同。 （二）教学内容繁多，实用性不强 现行的许多《现代汉语》教材都是在汉语言文学专业基础上制定的，教学内容繁多，理论性强，而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的课时量只有三十多课时，约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1/4，要在这么短时间内学完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市面上专门针对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教材不多，仅有邵静敏先生的《现代汉语通论精编》，黄李版的《现代汉语》等，即使使用这些教材，仍需教师在课前精选教学内容，并适当补充符合新闻专业未来工作所需的语言文字知识进行教学。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新闻专业学生对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认识不足，一些同学认为，他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交际，没有必要再开设这样的课程，而且这门课程的理论性又很强，所以学生学起来兴趣不大。因此要上好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主要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在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要提高课堂教学的趣味性。 二、增强教学内容和练习的专业性 针对新闻专业的专业特色，应该把汉语基础知识和基础运用能力作为主要教学内容，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进行教学，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 （一）增强教学内容的专业性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现代汉语课程知识分类比较细致，知识点讲解比较深入，比如语音章节时学习了音位、音位变体、四呼等知识，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则可以不讲，只需要加强元音、辅音等基础知识的了解和训练即可。同时涉及古代汉语的押韵等知识也可以不讲，侧重于现代的、实用性强的知识的讲解和训练。具体到教学内容上，每个章节可做如下调整：语音部分，淡化音位分析法、押韵、合辙等理论知识，注重汉语拼写规则、普通话训练等内容；文字部分，淡化对古代汉语“六书”的分析，侧重现代汉字的规范化；词汇章节，不讲语义分析法，侧重同义词的辨析、词汇的规范化等内容；语法章节，在句子成分分析、病句修改上下功夫，淡化句法结构中的语义分析、词类辨析、特殊句式等知识的讲解，旨在提高学生的编辑能力和语句分析能力；修辞部分，应侧重词语的锤炼和句式的选择，可与同学们共同分析一些好的新闻稿件的辞格、句式的变换等，旨在让学生体会新闻稿件的撰写和润色。在章节时间的分配上，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材重视语音、词汇和语法章节，对于新闻专业的同学而言，应加强文字和修辞章节的教学比例，因为这是编辑、新闻记者所必须对面的问题。他们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优秀的新闻稿件，这需要良好的文字和修辞基本功。因此在课时安排上可以从语音和词汇章节中匀出部分课时向文字和修辞章节倾斜。此外，还需要增加一些新闻专业特有的内容，如语音部分列举电视新闻稿中易读错的字；文字章节增加“报纸版面设计”中的排版、字体、字号等内容；词汇部分可加入新词新语的讨论、报刊用语用句调查、媒体禁用语等内容；语法章节区分语法规则的超常规组合；修辞部分增加新闻标题与修辞等内容。一批与现代汉语用语用字规范化相关的表格、法规，如《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标点符号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等内容也应该在授课过程中补充进去。 （二）增强练习的专业性 课堂练习能够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领会、巩固和运用所学知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由于课堂时间有限，要根据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精选课堂练习。老师的讲解一定要透彻，根据学生的回答有的放矢地分析，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针对新闻专业的同学，可以布置以下课后练习：词语拼写、不规范字的修改、同义词的辨析、标点符号的修改、新闻稿件的修改等作业。总而言之，新闻专业的现代汉语课应充分重视其专业特点，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和基本语言能力的训练，有针对性地教学，适当降低理论难度，注重讲练结合。 三、提高教学内容的趣味性 趣味性具有使人愉快、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现代汉语课由于理论性较强，常常调不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我们在教学中注重知识的形象化，把知识性与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学生就会愿学、爱学。 （一）知识点讲授的趣味性 在知识点的讲授中插入一些有趣味性的教学内容，能够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学生学习更有积极性。在讲方言部分内容时，最好让同学们说说自己的方言，或者播放一些方言的音频材料，会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如邵静敏先生的教材（2012）光盘中就有方言音频材料，录制了某句话的全国各地的语音，选择一些播放出来，让学生感受各地方言的差异，同学们兴趣很大。在汉字章节的学习时，可以采用猜谜语的形式让学生分析汉字的字形结构，如“表里如一（回）、打断念头（心）、黄昏前后（昔）、拉她也不来（接）、人人都走横道线（丛）”等等。还可以组织班上同学开展“汉字英雄”比赛，让同学们辨别常见的错字、别字。另一方面，讲授的知识要时时更新。在问卷调查中询问学生喜欢的教学方式时，排在第一位的是“关注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这要求教师具有与时俱进的意识，了解当下汉语的面貌，与学生拥有共同的话语，尽可能以这些共同的话语为讲解、分析的对象，才可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进而使课堂具趣味性。 （二）例文引用的趣味性 同学们在学习现代汉语的时候之所以感觉趣味性不强，是因为教学内容与文学课相比，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感人的艺术形象，所以大部分学生都感到枯燥乏味。如果在课堂上渗透一些趣味性的语料，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现代汉语的兴趣。丁声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中引用了很多自赵树理、老舍、曹禺等作家的小说中的例句，这些例句风趣幽默，能激发学习者不由自主地学习，在教学中也应向这些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学习，精选例句，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经典例文的教学方面，还可以学习一些名人的事例，如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讲到语音的平仄时，曾写过一个著名的小故事《施氏食狮史》：“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十狮，恃矢势，使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是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全文百余字的故事却只用一个音来描述，以表达如果没有四声，就无法理解汉语语意。我们将这个小故事引入课堂，引起了同学们的啧啧称奇和浓厚兴趣。邢福义先生的《汉语语法学》中引用了一个明代小故事：“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过来，嘱咐了几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看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喜，……”。“知县对那女婿说道：'你妇翁真是个聪明人，若不是这遗书，家私险被你占了。待我读与你听：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初刻二刻拍案惊奇》初刻卷三十三，岳麓书社，1983年9月版）这个故事是为了说明汉语篇章句法具有流水式的特点，在没有标点的情况下断连会十分随意，断连不同语义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截然相反。把这个充满悬念的故事引入课堂中，受到同学们的喜欢。 （三）教学媒体手段的改进 在调查问卷中询问需改进的教学手段时，不少同学建议增加一些视频音频资料来丰富教学，适当的视频动画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需要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内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具体方法如下：语音章节通过视频展示人的口腔、鼻腔发音动画学习元音、辅音的发音方法，让学生更准确地了解每个音的发音；汉字章节以动态形式展现易写错汉字的笔顺、部件、构造，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修辞章节通过一些作品配乐片段的欣赏，让学生感受经典作品的语言魅力。如果课堂上教师精心准备好每一堂课，把趣味性的内容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就能最大限度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对提升教学质量有很大帮助。 四、结束语 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应该以其专业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对于现阶段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教学而言，专业针对性和趣味性的欠缺是其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新闻专业《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师只有结合专业特点，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才能让课堂活跃起来，使学生真正从课堂中受益，增强学生的语言功底，为未来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唐昱 雷鹏 单位:长沙理工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新闻专业论文:新时期高校新闻专业创新教育探讨 摘要:在新时期，尤其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发达的全新的时期，高校的新闻专业的培养面临着培养的机遇和挑战，高校的新闻专业需要创新教育培养。分析认为，从教育理念来说，高校的新闻专业要从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的教育理念出发，帮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正确的职业道德。从培养模式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的方式都要具有创新的培养方式，才能更好的做好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创新教育的培养。 关键词:新时期;新闻专业;创新教育 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的新闻传媒行业已经开始了繁荣的发展，现在从事新闻传媒领域的从业者已经达到了上百万人，对于高校的新闻专业培养，在新时期面临着新的挑战。客观的说，网络社会，新闻传播的方式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首先，从新闻单位管理方式来说，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经济的大背景下，在网络时代的新媒体时代，新闻人员的传播已经有了极大的冲击，新媒体带来的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使得人人都是新闻人员的趋势开始加强;其次，新闻界的社会价值和功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新的动向，新闻从业者在商业化的压力下出现了新的问题，由此新闻队伍的道德问题和新闻腐败问题也成为了新闻行业重点的关注的问题。所以，面对新闻行业趋势的变化，作为高校来说，新闻专业的培养，不能够像传统的培养一样，继续守着传统，要在新时期，创新的改变自身的培育模式，培育出更适合新时代和新市场的新闻从业人员。 一、高校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 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是为国家培养专门的新闻传媒人才，新闻专业的学生要具备专门的新闻的从业能力，在新闻教育中要具备相应的社会价值和职业价值的双重责任，因此，高校的新闻专业教育理念的创新培养是十分重要的。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的新时代，是一个快速传播和便捷传播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新闻传播从业人员有着很大的挑战性，因为，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以新媒体为主的自媒体系统成为了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新闻的场所，大数据下的浩瀚的新闻，要第一时间的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并且才有可能得到观众的阅读，但是，时代的变化导致了新闻量的增加，因此在新闻从业人员做新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考虑其具有社会效益和价值的功能，另一方面还要第一时间的新闻从而抢独家和头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的新闻专业的教育理念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改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教育学生，让学生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所学的专业和知识。首先，新闻专业在新的时期虽然繁荣发展，但是竞争力在扩大，除了自己行业内的竞争以外，太多的自媒体人群也参与到了新闻传播中来，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在教育中意识到这是新闻专业最好的时代，但是也是最具有挑战的时代，因此在这样的时代中，必须要牢固的树立自身新闻专业学习的理念，扎实的学习自身的专业知识，用自己专业新闻知识去服务于传媒媒体，去传播正能量。其次，在新时期，许多新闻已经开始在变味，为了利益和效益，不惜用吸引眼球的方式来做新闻，为了新闻的点击率，不惜违背道德底线，新闻已经违背了自身的职业道德。所以高校培养出来的新闻专业的学生一定要牢记自己做新闻的职责，在教育理念上要树立学生做有职业道德的新闻人，让学生在未入行之前就树立一种有职业道德的新闻观念，从而用这种新闻观念来指导自己以后的工作。 二、高校新闻专业教育模式的创新培养 专业培养，模式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培养方式，客观的说，作为高等教育，一方面，要突破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要从应用型或者研究型的角度对大学生进行深度的培养，让大学生深度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另一方面，在培养的过程中，作为新闻专业，应该如何培养，怎样培养成为了新闻专业培养的重点。新闻专业，作为我国的一个新兴专业，是应市场规律而兴办的，新闻专业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实践性操作非常强的专业，新闻专业的培养模式更应该在新的时代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来进行培养。再次，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对师资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作为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全面的学习更多的知识，从而有效的把自己的知识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因此学校在对老师的培训和培养也是十分重要的，要让老师在培养学生的时候明确自己的教书的职责，从而使学生获得更有效的培训。总之，在新时期，新闻专业的学生的培养有挑战也有机遇，新闻专业是一个全新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专业，具备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高校培养新闻专业学生来说，衡量学生的合格与否要站在社会功能上去评判，让自己的学生牢牢的用舆论和喉舌来传播具有社会主义正能量的新闻，担负起一个合格新闻人的使命，才能在新闻界走出一条具有社会责任的好的道路，为社会和人民服务。 作者:张斯文 单位:吉林工商学院党委宣传部 新闻专业论文:新闻专业教育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教学实践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闻教育;改革;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论文(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历史、政治学、科学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体育、计算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中国新闻教育重视实践却脱离实践”，“是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的新闻教育的核心问题。”一方面，高校新闻院系的人才培养方案中都有系统、严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可谓不重视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在执行过程中却走了样，达不到人才培养的目标。比如一些高校实施的小实习(学年实习)、大实习(毕业实习)方案，尽管在教学时间上保证了学生要有足够多的时间到媒体实习。但是这些实习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能够达到实习的目标和任务?恐怕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心里都没底。这是因为在现阶段，媒体在市场化、企业化过程中，不愿承担高校学生的实习任务，多数高校实施的，各种实习都是依靠教师私人关系联系的，难以从制度上确保实习的规范化；媒体的指导教师也不愿承担指导实习生的义务和责任，如有的实习生在媒体实习过程中发生了人生意外事故，或采写稿件出了问题，而给媒体和记者本人带来了麻烦。更主要的是高校在这些实习过程中，高职称高水平的教师忙于科研，不屑于指导学生实习，这些实习的任务往往由年轻教师或辅导员担当，实习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再如，高校新闻专业的实验室教学、业务课程教学中，教师只满足于课内教学任务的完成，疏于指导学生在实验室开放、第二课堂中的实践。这和美国新闻院校“希望教师能够非常努力的工作，花很多时间同学生见面交流，阅读而且一行一行地修改他们的作品。教师是否会专心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新闻学院对教师的要求也很特别，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改很多作业，改作业花的时间往往是上课时问的若干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此外，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些好的传统也被丢弃，如教师高校和新闻媒体之间的有序流动等等。导致实践教学的边缘化和非中心化的原因很多，既有体制的客观原因，也要人事人力的主观原因。究其根本原因，这与目前国内普遍流行的以学科建设和科研导向的人事评价制度有直接的关系，教师普遍埋头于科研学术工作，缺乏教学创新的动力和积极性。一所以，无论从何方面看，只要高校现行的唯科研学术是瞻的体制不变革，重视实践教学就永远是侈谈，搭建校园一体化新闻实践平台也只具有形式的意义。 4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难以适应人才培养的要求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动下，各个高校人事选拔制度的门槛普遍提高，非博士者无法进入高校的师资队列中。俨然，高等教育打造的是一支学术型的师资队伍。针对这种现象，新闻教育界早有有识之士对此提出批评：“在我国很多高校中流行的招聘教师必须要有博士学位的‘一刀切’的选拔标准和只以纯学术成果评价教师水平的管理思路，其实并不利于新闻业务课程的教学改革。”。这是因为：学术型教师的辛要精力在“学术文章”上，不愿在教学上面花费时间精力，不愿把很多时间花在一字一句批改学生写作的报道文章上，也不愿把大量时间花在对学生的各种实践活动的指导上；学术型教师没有媒体实践经验，就像没有上过战场的军事教官在指导学员如何打仗一样，这样如何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工作者，从国际新闻学教育发展趋势看，建立一支由“实务型教师”和“学术型教师”组成的融合编队是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的。这种既有学术高度又有专业高度的师资队伍，能够充分满足学生对“学”和“术”等各类知识的需要，能够担当起培养富有深厚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富于崇高职业理想、掌握各种媒体技术能力的新闻工作者的重任。 但是，限于国内高校不具有办学自主权、院系没有人事权、从媒体到高校的人事流动渠道不畅等各种因素，充实部分优秀的“实务型”媒体人士到高校的师资队伍中来还只能是一种设想。即使这些“实务型教师”被聘请进来，如果相关的教师评价机制不发生改变，这些“实务型教师”也会无法立足、会被早早淘汰出局。 总之，只要中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体制性因素不发生根本的变革，新闻教育要想在微观层面上的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改革、突出实践教学等方面有所创新和变革，来保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都是不切实际的理想和空谈。当然，这些问题在不远的将来或许会有所改变，但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变革。 二、现实选择：以改革毕业论文(设计)为突破口 通过以上对新闻学教育微观层面问题的盘点。我们看到新闻学基本教育教学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难以克服的因素，似乎新闻学教育改革进入了死胡同。其实不尽然。从表面上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遇到的宏观和微观上的种种问题，矛盾处处存在，改革的掣肘和障碍重重。但是，新闻教育改革的现实性选择完全掌握在新闻院校的管理者和广大教师手里。只要我们有勇气面对现实，承认不足，积极创新，完全可以做新闻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从局部的微观层面改变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硬伤和漏洞。新闻教育改革有不少现实的路径(如教学方法的改革)，其中最先改革的应当是作为高校教学实践重要一环的毕业论文(设计)。 1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科学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发展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编辑。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自然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政治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考验。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各种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回避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指导教师必须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采访能力及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的选择好报道题材。同时确立新闻视角，发掘新闻主题，提升题材的新闻价值。(2)要对新闻作品采写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指导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采写过程，及时发现采写过程中的问题。指导教师从采访方案的确立、采访提纲的准备，到采访的实施和稿件的构思、撰写，都要全程参与，在采写过程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学生交来作品，则很难发现一个静态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实施动态管理也是监督、激励学生的一种方式。(3)要有编辑意识、总编眼光。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要转变社会角色，要把自己当成是媒体的编辑和总编，从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审视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既要从各种技术层面检查修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还要考虑这样的作品媒体是否会刊播?哪一类媒体(甚至是哪一类栏目等)会刊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传播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等。只有当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一品)达到媒体刊播的要求和标准，指导教师才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放行。 当然，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并不是要完全废除毕业论文。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可以在两者间进行个人兴趣的选择，学校则可以实现对学生考察方式的多元化。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是对现有新闻教育缺陷的一种弥补。这就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如果不能从宏观制度及资源配置上改天换地，那么从中微观上改进教学环节就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在新闻学专业教育改革中把毕业设计(新闻作品)作为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虽然它不能解决新闻教育的所有问题，但是它有助于推动新闻教育改革的艰难起步，有助于新闻教育改革真正的走向实践。只有这样新闻学教育才能顺应时展，接受新的媒介技术革命的挑战。

市场研究论文:浅议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研究 论文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　中小企业　国际市场 论文摘要：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模式以及开拓国际市场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中，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对策。 一、引言 截至2009年底，我国的中小企业已逾1亿户，占中国企业总数99%，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产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60%，上缴税收接近国家税收总额50%，提供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岗位，全国出口总额60%来源于中小企业，65%的发明专利、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中小企业在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拉动民间投资，带动地区发展，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实现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正在为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大发展积极做准备，而我国经济也步入企稳回升的关键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占我国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如何走出危机阴影，抓住机遇迎接新一轮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的中小企业处于生死边缘，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选择恰当的进入方式，制定合理的国际化经营策略，是中小企业能否在国际市场立足的前提条件。 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模式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开始复苏的背景中，面对新的国际营销环境和发展目标，中小企业必须创造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对国际市场开拓模式进行大胆创新，选择正确的进入方式才能达到拓展国际市场的目的。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模式有以下几种。 （一）贸易式进入方式 国际贸易是目前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主要的进入方式，但由于对国际贸易环境的熟悉不够，外贸信息渠道不畅，企业自身资源有限，缺少专业外贸人才，出口产品结构雷同，缺少和国际大客户的交往，这些问题如不彻底解决，中小企业将很难走出国门而获得较多的贸易利益。 （二）契约式进入方式 契约式进入方式主要有许可证贸易、管理合同、特许经营、交钥匙工程、合同生产等。一般来说，规模较小的且又有独特经营优势的企业，比较倾向于契约式进入，因为这些企业由于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和经营渠道，尤其是资金的缺乏，无法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转而采取契约式进入来发挥其技术优势或适用优势，进行其跨国经营业务的拓展。契约方式可能是国际扩张的成本最低的方式，但中小企业公司对其产品在其他国家的制造和营销控制权很小，提供的潜在回报也最少。 （三）投资式进入方式 中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设厂，可以绕过各种贸易保护壁垒，将产品和服务成功地输出到东道国，提高了全球市场占有率。在对外投资的方式上，一般是先合资，后独资，在对外投资的产业上，先劳动密集型产业，后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海外投资还只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海外直接投资的当地化，大部分直接投资简单的将国内员工转移到海外。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分散程度高，对外投资项目较小，投资收益占总收益的比例也比较小。 （四）其他方式 1、贴牌生产 中小企业利用自身绝对低成本优势与世界知名企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通过贴牌生产或技术合作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知名度。企业从事贴牌生产既可以利用现有竞争优势如成本低、规模大，也可以弥补其产品知名度低的不足，充分利用国际品牌的利润空间，迅速占有市场份额。而且，贴牌生产不涉及市场开拓，不承担产品销售风险。因此，在我国产品在国外频遭反倾销的情况下，贴牌生产模式仍是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可选择的重要方式之一。 2、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 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各中小企业的优势也各异，建立战略联盟，形成集团优势，可以增强中小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抵御风险的能力。从事同一生产链上的不同生产活动的中小企业建立联盟关系，在不同工序的加工活动中发挥优势，在生产组织与产品质量方面更有保障，提升了产品的竞争能力，也为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减少障碍。 3、建立合资企业 我国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资金、技术、设备等要素往往成为企业的“瓶颈”，但我国中小企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中小企业通过与国外跨国公司的合资与合作，不但可以获得资金、引进技术设备，而且能通过利用当地合作伙伴与当地供货商、顾客、银行和政府官员的关系，利用合作伙伴在当地的信誉和经营渠道，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为自己构建起一系列供需网络，将自己的产品通过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体系网络打入国际市场，推进了其开拓国际市场的进程。 4、电子商务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以电子商务的方式实现管理和营销，形成了一个电子商务的经营和市场环境，这是一个全新的竞争激烈的国际化市场。电子商务是全球商务操作模式发展的长期趋势，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面对大企业的规模成本优势以及地域通路的局限性，电子商务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困难 我国中小企业进入国际市场虽然具有优势，但是也有很多劣势，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造成沉重打击，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充分暴露出我国中小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竞争力不足，抵御风险能力弱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历史短，或是由家族式手工作坊演变而来，或是原有国有企业改制分化而来，产品品种往往拘泥于给大型企业加工零部件或加工简单产品。不少中小企业规模普遍偏小，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缺乏名牌产品，缺乏独特的企业文化，凝聚力不甚强，产品本身在国际市场没有竞争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弱。 （二）缺乏资金，融资困难 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着我国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为这一难题增加了新的影响因素，使融资难问题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快速发展的瓶颈，多数中小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无法扩展市场，甚至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这既有企业自身素质、资产规模、信用水平等内在原因，也有担保体系不健全、中小企业融资制度不完善如金融信贷条件高、创新产品少、上市直接融资门槛高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三）匮乏专业性人才 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就必须拥有一批熟悉国际经贸规则与惯例和国际企业经营管理的外语、外经贸、金融、营销、企管、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专业性人才，而我国中小企业人才缺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中小企业长期以来，立足于国内市场的开拓和发展，忽略了对专业性人才的储备和培养，加之多数中小企业用人制度不健全，人才观念淡薄，缺乏相应的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致使许多人才流失，这已经成为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四）信息资源问题 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获取信息的渠道单一，主动独立与国外客户联系的能力较弱，往往被动地等待外商或商上门联系。因此，由于企业本身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中小企业对国际市场及本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类产品中的地位，根本不了解者居多，信息的缺失或流通不畅，形成了企业一个自我封闭的状况。 四、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对策 经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小企业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现在是恢复发展的最佳时机，本文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中小企业要努力增强自身实力，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中小企业要从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内部管理、人才结构等方面增加自身实力和提高自身抵御风险以及迎接挑战的能力。要在国际市场中拥有一席之地，中小企业必须改变目前产品结构不合理，档次低的现状，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产业优化提升和提高产品质量档次。中小企业可采取联合、参与、合作等手段，改善投资质量，加强技术创新，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回避国际市场的经营风险。 （二）积极为中小企业搭建融资平台 建立和完善由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共同搭建的中小企业融资平台，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提高对中小企业贷款比例的规定和国家关于扩大中小企业融资规模的政策，尽力缓解中小企业的资金困难。加大资金支持和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信贷产品，积极挖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功能。密切银企合作，加快构建和完善银企对接平台，健全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互通渠道和长效合作机制，不断扩大银企合作成果。 （三）健全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配套服务体系 加快制定和完善有关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的法律法规，明确中小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的地位及权利义务，以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动员外经贸部、进出口商会及驻外经商参处等对外工作机构，为中小企业收集国际市场信息，并协助它们开办一些招商会、展销会、洽谈会等国际交流活动，以使中小企业能够准确把握国际市场动向，顺利开展跨国经营。 （四）加快信息化建设，努力发展电子商务 中小企业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商业信息系统网络，把握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在互联网上直接进行贸易，可以大大节省传统业务中人员的花费，运用电子商务还能够使企业向用户提供全天侯的产品信息和服务，大大提高市场竞争力。电子商务是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快、最灵活、接触面最广而且最节省的办法。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时应注意信息交易安全问题以及法律问题。 市场研究论文:第三方网上支付市场研究 ［摘 要］随着网络购物在中国的蓬勃发展，网民急需一种新的支付方式解决交易中出现的信用缺失问题，第三方网上支付应运而生。第三方网上支付服务机构的不断涌现，促进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但在新形势下其市场将面临新的竞争格局，其应用领域也越来越广泛。 ［关键词］电子商务；第三方网上支付；网络购物 第三方网上支付是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支付方式，该方式的出现解决了网络购物的支付问题，使电子商务能够顺利进行。因此，第三方支付被广大的网民消费者接受并使用。目前，我国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已达50多家，交易规模达到10105亿元（2010年的统计数据），同比2009年增长100.1%，实现全年翻番。在2008—2010年短短的三年间，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规模翻了近4翻。由此可见，第三方支付已经成了电子商务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1 第三方网上支付概述 第一，第三方网上支付的定义。第三方网上支付，简称“第三方支付”，就是一些和商品所在国家以及国外各大银行签约、并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提供的交易支持平台。在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交易中，买方选购商品后，使用第三方平台提供的账户进行货款支付（该账户中的钱需由银行卡账户划拨而来），由第三方通知卖家货款到达、进行发货；买方检验物品后，就可以通知付款给卖家，第三方再将款项转至卖家账户。由以上可以看出，这里的“第三方”是相对于买方和卖方而言的，它既不属于买方也不属于卖方，不参与交易，而只是作为一个中介，暂时为两者保存货款，一旦商品到达买者手中，第三方就会把货款汇入卖方账户。 第二，我国第三方网上支付的分类。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非独立的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如支付宝、财付通等，支付宝的依托平台是淘宝网，而财付通的依托平台是腾讯；第二类是独立的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如快钱、银联电子支付，它们是专门为网上交易提供支付中介，主攻技术路线；第三类是新兴的第三方支付机构，即由互联网巨头推出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中，第一类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由于其良好的用户基础占据市场上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第三类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由于其发展较晚在市场上占据的市场份额最少，但由于是互联网巨头推出的支付平台，其发展潜力巨大。 2 第三方网上支付的市场现状 目前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已达50家，其中知名度较高的有20家。2010年我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规模达到10105亿元。细分市场方面，支付宝以50.02%的市场份额大幅领先于其他支付企业，财付通和快钱分列第二位、第三位。有机构预测，2011年我国第三方网上支付交易规模将达到17200亿元，至2014年，整体市场将有望突破4万亿元大关，达到41000亿元。由此可见，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交易规模上来看，我国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市场都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 第一，竞争现状。第三方网上支付企业发展状况方面，2010年全年，支付宝以50.02%的市场份额领军各支付企业，占据网上支付市场的半壁江山；财付通以20.31%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二位；快钱和汇付天下分别以6.23%和6.12%的市场份额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其余的上海银联电子支付4.06%，易宝支付3.89%，广州银联电子支付3.76%，环讯支付3.55%，剩下的2.06%的市场份额由其他的小型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占有。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市场呈现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以支付宝、财付通为主，其他的几十家第三方支付平台被远远的被甩在后面。支付宝自2004年推出以来占有的市场份额一直在50%以上，究其原因规模庞大的用户群体依然是支付宝发展的重要优势，截至2010年12月底，支付宝注册用户数为5.5亿户，单日交易笔数峰值高达1261万笔。由此可见，只要淘宝网正常运行，其他的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很难撼动支付宝老大的地位。此外，在实现主流网购平台的基本覆盖之后，支付宝推出开放平台发展战略，积极拓展支付平台的应用外延。而财付通在原有的业务体系之外，大力拓展信用卡还款、大额支付和公共事业缴费等领域，采取了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并注重对物流、直销和电信等行业提供支付服务解决方案，保持了稳健的行业地位。此外，快钱也在积极拓展航空和保险等应用服务领域，并大力推进对线下支付市场的渗透；汇付天下自2000年4月起开展了基金的销售业务，至2010年年底已初具规模；易宝支付在2000年也开创性地推出“易宝车险理赔通”产品，开始涉足车险市场。从以上可以看出，如今的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的业务已经不再主要局限于实物商品的网上支付，其支付范围越来越广泛。 第二，赢利模式分析。以2010年交易规模排名前三的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例进行分析： （1）支付宝。支付宝是2003年10月由阿里巴巴公司创办，2009年1月1号0点开始进行收费，在此之前对所有的用户均是免费，收费之后针对的对象仍然不包括买方，而是只针对商家收费。商户集成服务费标准600元，1年内合作交易流量42000元，超量后单笔费率1.5%。 （2）财付通。财付通是腾讯公司于2005年9月正式推出专业在线支付平台，业务覆盖b2b、b2c和c2c各领域，与拍拍网、腾讯qq有着很好的融合。针对个人用户，财付通提供了包括在线充值、提现、支付、交易管理等丰富功能；针对企业用户，财付通提供了安全可靠的支付清算服务和极富特色的qq营销资源支持。目前财付通提供的服务完全免费。 （3）快钱。快钱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领先的独立第三方支付企业，旨在为各类企业及个人提供安全、便捷和保密的综合电子支付服务。目前，快钱是支付产品最丰富、覆盖人群最广泛的电子支付企业，其推出的支付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人民币支付，外卡支付，神州行卡支付，联通充值卡支付，vpos支付等众多支付产品，支持互联网、手机、电话和 pos等多种终端，满足各类企业和个人的不同支付需求。个人高级用户使用快钱网关和快钱链，快钱收取1%的服务费，其他服务免费。 综上所述，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的赢利模式比较单一，就是收取服务费。就目前而言，这项收入相对于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所承担的成本而言是入不敷出，但是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很多第三方支付机构甚至免费为客户提供服务，企业若想发展下去，显然这种单一的赢利模式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对于大部分第三方网上支付机构而言，寻找新的赢利模式是当务之急。 3 第三方网上支付市场存在的问题 目前第三方支付涉及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 （1）从事资金吸储而形成的资金沉淀问题。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每天都有大量的交易通过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完成交易，但是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之前，货款是滞留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的，那么，在货款到达商家手中之前货款由第三方支付机构保管。据粗略估算，每天滞留在第三方平台上的资金至少有数百万元。根据结算周期不同，第三方支付公司将能取得一笔定期存款或短期存款的利息，而利息的分配就成为一个大问题。 （2）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大量资金沉淀，如缺乏有效的流动性管理，则可能存在资金安全隐患，并可能引发支付风险和道德风险。如曾经上海一家小型第三方支付公司“卷款而逃”的案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即通过颁发牌照把市场上资质不好的第三方支付机构过滤掉，把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留在市场上，从而大大降低交易资金的风险。 （3）客户隐私泄露风险。消费者在使用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时，其信用卡信息不可避免的被暴露，如果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信用度或者保密手段欠佳，那么将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风险。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6月，由于一家第三方支付数据处理公司的安全缺陷，使得约4000万张各种品牌的信用卡资料被泄露，甚至有人在网上公开出售信用卡信息。 （4）由于网络交易的匿名性、隐蔽性，利用支付平台的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不断出现，其造成的危害也令人堪忧。第三方支付平台很难辨别资金的真实来源和去向，使得利用第三方平台进行资金的非法转移、洗钱、贿赂、诈骗、赌博以及逃税漏税等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①洗钱犯罪风险。在网上购物时，买方可以在网上匿名注册支付账户，利用网上银行将资金转移进去，通过第三方支付账户完成购物过程。由于不直接通过网上银行账户购买商品，金融机构进行反洗钱监测时，无法掌握这些网上交易是否是正常的商业活动，使得黑钱洗白，而追踪这些钱财的来源以及惩治洗钱犯罪分子则变得越来越困难。目前，通过第三方支付工具进行洗钱已经成为一股汹涌的暗流，不仅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构成威胁，更是挑战了我国金融监管的底线。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不断发展，当其业务范围扩展到跨国交易支付时，不仅国外黑钱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洗钱进出入我国，国外热钱也可以通过它畅通无阻地投资于我国资本市场，那么，我国的金融市场将面临更多不可预知的风险。 ②逃税漏税、信用卡套现、赌博等非法活动风险。由于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交易的匿名性、隐蔽性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很难辨别资金的真实来源和去向。因此，利用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进行贿赂、赌博以及逃税漏税等活动很难查得到，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信用卡套现则是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给商业银行带来的一个新难题。对于信用卡的提现，我国的商业银行有一套完整的控制制度，一般会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当然这个比例一般远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所以，一般情况下信用卡持有人不会贸然取现。但是，如果刷卡消费或通过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付款，只要在信用期内还款，银行不收任何利息。如利用第三方支付账户，通过虚假交易，使用信用卡支付以后，钱进入了支付平台的账户，通过账户转移到了银行，然后再从银行取现，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套取现金，已经影响到银行资金的安全。 4 第三方网上支付的发展趋势 （1）第三方网上支付将呈现新的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在这个市场上，支付宝以先发优势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而其他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跟随其后，支付宝的垄断地位很难被撼动，所以剩下的市场份额第三方支付平台竞争的很激烈。但是，随着支付牌照的发放，在全国数百个规模参差不齐的第三方支付服务企业中，将会有一大批不符合相关资质的企业被迫退出市场，支付行业将面临优胜劣汰。同时牌照的发放，将促使具备一定实力的潜在竞争者进入第三方支付市场（其中包括外资背景的相关企业），支付行业或将面临新的市场竞争格局。 （2）第三方网上支付的赢利模式将更加清晰和多样化。目前，很多第三方支付企业为了吸引和留住用户，向其收取很低的服务费甚至免费，所以，很多企业一直处于亏本经营状态。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开始开拓新的赢利模式。如结合开放平台、手机支付、线下网点和预付费卡等支付手段和应用场景，第三方支付企业将与行业企业（包括金融服务企业和开发者）探索更多的新型赢利模式，各种与应用场景和应用行业紧密结合的第三方支付服务和产品，将不断涌现。 （3）为了保证第三方网上支付市场的健康发展，制定和完善监管的法律和政策是必然的趋势。严厉打击利用第三方网上支付平台进行的犯罪活动，营造良好市场交易环境。依托高科技手段和风险控制文本，建立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风险防范监测机制和预警预报系统，对第三方网上支付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市场研究论文:深圳地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研究 [摘要]深圳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由于经济发展水于和居民消费观念与国内其他地区有显著差异，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呈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地区特征，如客户需求旺盛，对服务要求较高；外来劳务工形成了巨大市场空间；市区医疗网络比较成熟，有利于搭建健康管理服务网络；地区发展不均衡，关内关外市场差异较大。要推动深圳地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必须大胆进行营销渠道创新；注重产品设计和开发；丰富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通过有效的促销方式快速占领声场，形成先入优势；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群、不同产品、不同市场定位进行区别定价。 [关键词]健康保险，市场特征，客户需求，服务网络，营销渠道，产品开发 深圳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领域，由于深圳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观念与国内其他地区的显著差异，呈现出了极其明显的地区特征。 一、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环境分析 (一)政策环境 深圳市自建市以来，一直把建设现代金融中心城市作为发展方向，保险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都受到了深圳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推出了一系列鼓励保险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特别是2004年12月，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推动保险业创新发展若干意见》，提出了五年建成全国“保险中心城市”，使深圳成为六个中心，即保险机构聚集中心、保险市场辐射中心、保险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创新中心、保险产品研发中心、保险人才交流培训中心、保险资金运用中心。同时，深圳市政府借助地理优势，加强深港保险业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通过多种措施吸引保险公司在深圳设立保险机构，这些措施包括对新设立的全国性总公司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对新设立保险机构地区总部的一次性奖励200万元等等。除此之外，深圳对吸引优秀保险人才也非常关注，出台很多针对境内外保险人才的优待条件，比如优先解决户口、提高待遇水平、解决家属就业等等。 (二)经济环境 深圳市是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之一，经济发达程度居全国前列，全年gdp由1979年的1.96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3422.80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达59271元。2004年末深圳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625.39亿元，居民可支配收入达25935.84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9960.32元，人均医疗保健类支出1162.32元，远远高于国内其它地区。同时，深圳市私营企业发达，已发展到8.5万家，注册资金1407多亿元，上缴税金额200多亿元，从业人员已近150万人，占全市就业总数的45%以上，这就给团体健康保险市场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三)社会环境 深圳地区居民的消费观念比较超前，由于收入水平和整体素质比较高，因此健康投入意识强，对健康产品、健康服务需求特别强烈，摆脱了“看病靠政府，报销找单位”的原有传统观念，而向“看病靠保险”的消费观念转变。从深圳地区的城市文化氛围看，深圳属于移民城市，年轻人很多，拥有兼容并蓄的多元化移民文化，同时，毗邻香港的地理位置也增加了深圳的国际化氛围。深圳的社会医疗保障情况发展滞后，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深圳常年平均人口已达到1200万人，其中能享受社会医疗保险的人口总数为231万人，仅占人口总数的19.25%。职工家属、部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城市流动人口、自由职业者、中小学生等均不能充分享受基本社会医疗保障。 二、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状况 2004年深圳市人均保费约15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5倍，保险深度2.75%，居全国首位。但健康保险覆盖面低，据深圳保监局2004年度对全市保费收入的统计显示，商业健康保险提供保障的人群只占深圳人口的3%，提供的医疗费用支出只占全部医疗费用支出的6%，而这两个数字在美国分别为60%和50%以上，在法国有80%以上的家庭拥有商业保险公司等机构提供的医疗保障。 (一)市场总体状况 截至2004年底，深圳保险业总资产为2496.98亿元，累计实现保费收入781.71亿元，保费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深圳地区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非常旺盛，呈现出按照收入水平划分的层次化需求结构，2004年实现健康险保费收入2.16亿元，企业和居民的购买能力很强，对健康险产品的选择和服务要求也比较高。 由于深圳的保险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竞争也比较激烈，费率水平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较低。一些团体客户往往从自身需要出发，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不断压缩保险公司的利润空间。在各家经营主体的竞争方式上，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价格竞争，尚不能通过服务和产品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二)市场经营主体 截止2004年底，深圳市场上共有保险法人机构6家，保险分支机构270家，外资保险机构代表处8家，专业保险中介机构74家，保险兼业机构2515家，从业人员约19400人。深圳市场上的主要寿险公司都开办了健康保险，主要包括平安、中国人寿、太平洋、友邦等公司。自2003年1月修订的《保险法》开始实施以来，财产险公司也可以经营意外伤害保险和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深圳市场上经营健康保险的市场主体日益增多。2005年11月，国内第一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人保健康深圳分公司开业，推出了“健康保障 健康管理”的创新理念，为深圳地区的健康保险市场增添了新的活力。 (三)市场上主要的健康险产品 深圳市场上的健康保险产品，只有人保健康、平安、国寿等少数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和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拥有以主险形式的住院费用和住院补贴个险产品，一般都对这些主险辅之附加型的住院类、手术类和意外医疗类产品。其他一些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大多属于附加型产品。相对来说，团体健康保险产品类型比较灵活，目前主要有团体门急诊费用医疗保险，团体住院费用医疗保险、团体住院补贴医疗保险、团体重大疾病保险和团体疾病医疗保险、女性和生育健康保险等。高额补充医疗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或第三方管理这些险种虽然较多公司已经开发，但实际操作中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还不是市场中的主要产品。 三、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特征 (一)客户需求旺盛，对服务要求较高 深圳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居全国前列，对个人健康状况的问题更为关注。通过对一些居民的访谈，发现他们对健康保险的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高端客户，希望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服务。深圳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大多数居民对待工作的态度不是追求稳定，而是追求工作的挑战性，造成他们换工作的频率也较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们的保险意识，特别是商业健康保险的购买意识。同样，由于深圳的商业氛围，人们拥有成熟的经济头脑和理财观念，愿意投资买健康保险，特别对储金型产品感兴趣。深圳发达的服务业使得客户对服务的要求较高，这就要求保险公司能够提供丰富的服务内容和优良的服务品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二)外来劳务工形成了巨大市场空间 深圳有500多万外来劳务工，这些劳务人员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合作医疗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劳务工就医难”在“移民之城”深圳表现非常突出，也最为典型。这个市场特点对于深圳的健康保险经营主体来说，既是机会也是很大的挑战。外来劳务工具有流动性大、收入低的特点，如何针对这一特殊市场设计出健康保障方案，对于取得深圳政府支持、占领深圳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市区医疗网络比较成熟，有利于搭建健康管理服务网络 作为新兴城市，深圳市的社区规划非常完善，整个城市可以按照社区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深圳市卫生局利用这一优势，根据地理位置划分医院辖区，由各医院在所属辖区内建立了若干“社康中心”，负责社区内居民的医疗和卫生保健。截止到目前，深圳市拥有卫生医疗机构856家，其中医院87家(不合妇幼保健院)，卫生机构拥有床位15069张，全市有卫生技术人员2.29万人，建立健全了市、区、镇及社区级的疾控中心、健康服务中心、卫生监督所和市、区及较大型医院医疗急救中心或医疗急救组织。”这一特点非常有利于保险公司搭建健康管理服务网络，搜集客户信息，最大限度地贴近客户。 (四)地区发展不均衡，关内关外市场差异较大 由于特区设置的历史原因，深圳地区被划分为关内和关外两个地区，关内包括罗湖、福田、盐田、南山四个区，关外有龙岗和宝安两个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规划定位的不同，各地区的发展不均衡，关内关外的健康保险市场区别较大。关内市场比较类似于内地发达城市的市场，而关外的小型民营企业很多，这些小型团体客户对服务和保障拥有与关内客户不同的要求，比如更倾向于基本的医疗保障、需求的层次性更突出等等。同时，由于关外地区本地人较多，大多讲客家话，性格、风俗习惯上都具有明显的客家人特征，因此，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开拓过程中，需要结合客户的购买偏好进行策略研究。 四、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营销策略建议 (一)营销渠道 综合深圳地区的特点，健康保险的营销渠道除了传统的渠道类型以外，应大胆进行渠道创新，重点关注一些新型渠道。首先，要重点发展门店销售渠道。健康险业务具有理赔次数频繁、单笔业务金额较小等特点，而深圳地区的社区医疗、社区管理、社区文化活动等发展比较成熟，居民对服务的要求比较高，因此，门店销售渠道比较能够适应深圳地区健康险的特点，使渠道触角往纵深发展。其次，要重视职团开拓渠道模式。深圳市的企业比较密集，针对这些大型客户，通过开展职团开拓，能够充分开发团体客户的资源，拓展个险市场。第三，要探索延伸渠道模式。针对劳务工市场，保险公司可以积极与政府合作，推进与国家医疗保障政策配套、受政府委托的健康保险业务，参照“深圳市工伤意外补充保险”的销售模式，与社保机构开展深层次合作，利用社保网点等代办外来劳务工医疗保险。 (二)产品设计 根据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需求特色，保险公司一方面要注重针对高端客户的产品设计和开发，包括社保补充型、老年护理型、收入损失补贴类和保障类产品等。另一方面，要针对特定客户群开发与之相对应的产品。比如针对建筑业客户开发建工类产品，针对关外小型民营企业开发不同保障层次的医疗费用补贴保险等。 (三)服务策略 服务是实现产品差异化的关键途径，同时也是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根据深圳市民需求的现状，保险公司可以通过与医疗机构合作，建设以医院、社康中心为网点的服务网络，不断丰富服务内容，为客户提供预约专家、陪同检查、慢性病管理、健康体检、住院预约等服务项目。在服务品质上，要建设客户关系管理系统，通过服务绩效监督考核制度、客户投诉制度、服务过程跟踪制度等一系列控制手段提高服务质量。 (四)促销方式 健康保险在深圳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有很多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通过有效的促销方式可以快速占领市场，形成先人优势。在促销方式选择上，保险公司可以针对深圳市居民重视服务质量和服务内容的特点，采取“买产品、送服务”、“产品服务优惠套餐”等方式拓展市场，既达到产品销售的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服务增强客户对新型健康管理内容的体验，为进一步开拓市场打好基础。 (五)价格策略 深圳市的高收入人群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较多，同时也存在收入较低的劳务工群体。因此，在健康保险产品的定价策略上应深入分析客户群的心理因素、消费偏好，针对不同目标客户群、不同产品、不同市场定位进行区别定价。 五、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趋势 在建设现代金融中心城市的进程中，深圳地区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无论是从服务水平还是保障能力，都无法适应当前构建深圳金融中心的要求，也不能满足广大深圳居民的需求。目前，大多数市场主体对健康保险的管理还停留在寿险的管理模式，没有构建专业化管理的队伍和机制，随着专业健康保险经营主体的进入和深圳健康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以及保险公司对健康保险的专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必将更加激烈，竞争模式将从简单的规模和价格竞争转向产品、价格、服务、管理能力的多重竞争，健康保险产品也会在市场进一步细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优化。未来深圳地区的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一定会更加规范、更加完善，为深圳的发展繁荣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市场研究论文:试论四川人境旅游市场研究 论文摘要:四川是中国旅游资源大省，国内旅游市场发育良好，但国际旅游市场发展缓慢，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竞争中，摧游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旅游竟争优势。本文以四川省2000年到2005年的入境旅游市场相关数据为依据，分析了四川国际旅游客源市场的分布情凡，并根据入境旅游者在四川旅游的时空分布和消费特点，系统研究了四川省入境旅游市场的特征，提出了开发四川入境旅游市场的思路和营梢战略，以增强四川旅游业的竟争实力，促进四川国际旅游市场健康发展。 论文关键词:四川旅游;入境旅游;市场特征;营梢战略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部，长江上游，西部是青藏高原，东部为四川盆地，数亿年的地质运动，沧桑巨变，造就了四川形态各异的自然景色;四川省历史文化悠远，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堪与古埃及的金字塔文化媲美;四川也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吸引四方游客来到天府之国旅游。旖旎的自然风光和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四川在中国旅游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以旅游资源多样性、品味高的形象闻名中外，是中国旅游资源大省，号称“风景省”。但是作为全国资源大省的四川，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发展不平衡，人境旅游市场尤其薄弱，丰富的旅游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旅游资源优势没有转化为竞争优势。因此，研究四川国际旅游市场，特别是各国政府列为优先发展战略的人境旅游市场，并制定相应的市场规划和营销战略，是发展四川旅游、提高四川旅游竞争力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 一、四川省入境旅游市场发展现状 (一)外汇收人比重小 与全国旅游市场相比，四川省人境旅游外汇收人占旅游总收入的比例很小。2005年，四川省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旅游总收人721. 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4%。但是四川省旅游外汇收人仅有3.16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24%亿元，占总收人的3.46%。而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05年全国人境旅游外汇收人293亿美元，占旅游总收人30.5 %，由此可见，四川国际旅游收人在其旅游总收人的比重很小，国际旅游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二)国内外游客比重失衡 四川省接待国内旅游人次数与人境旅游人次数比例也存在严重失衡的现象。2005年四川省接待游客总量1. 3亿多人次，比上年增长15%，但接待人境旅游者仅有106. 28万人次，占四川省游客总人次的0.8%;而全国国内旅游人次数与人境旅游人次数比例约为10:l，四川省的比例高达124;1,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以上数据表明，四川作为全国旅游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旅游资源役有得到充分利用，拥有的旅游资源数量和品质与其应有的旅游市场容量远远不符，旅游资源优势未能转化为旅游竞争优势。四川省人境旅游不仅不能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国际旅游强市、强省相比，而且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影响了四川旅游的综合竞争实力。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四川省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1月，四川省政府发出“关于进一步推动我省人境旅游发展的通知”，并制定了发展四川人境旅游市场的相关政策，要求四川省、市、地、州各级政府和旅游企业加强四川人境旅游市场的研究和市场营销的力度。 二、四川省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市场分析 四川省人境旅游市场可分为香港、台湾市场、周边国家旅游市场和远距离国际旅游市场三部分。其中，周边国家的东北亚市场主要有日本和韩国，东南亚市场则有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泰国等。远距离国际旅游市场主要是欧美客源市场，美国是四川最重要的远距离国际旅游市场。其他国际客源市场有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但人数较少，暂时还未能成为四川省的主要国际客源市场。 (一)香港、台湾市场分析 在我国的旅游统计中，港、澳、台虽然是我国的省和特别行政区，但由于其办理相关旅行手续符合国际游客的特征，港、澳、台来大陆旅行的游客，习惯上被统计为国际游客中的人境旅游者，其旅游消费记人外汇收人，因此我国将港、澳、台地区定位为人境旅游市场或国际旅游客源地区。 香港是四川省重要的人境旅游市场。2001年来川旅游的香港游客人次数为8. 0万，较2000年增长了113.3%，涨幅很大，但2002年下降了31.3%,_ 2003年，香港来川的旅游人次数并没有受到“非典”的影响，反而上涨29.3%，来川旅游人次数为7. 1万。2004年，香港游客来川人次数继续增涨，旅游人次数为13. 0万，涨幅高达82.5 % 0 2005年，来川人数较2004年有所下降，下降了2. 6%，但来川旅游者人数仍然有12.7万之多。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来川旅游人流呈不稳定态势，起伏较大，但总体来讲，香港来川游客流量仍然呈增长上升趋势。从历史文化渊源和区位分析来看，香港居民多为广东人后裔，加上广东距离香港很近，区位优势明显，因此多数香港居民将广东作为首要的旅游目的地。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四川省观光型旅游资源和人文资源丰富，与广东省相比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四川旅游资源，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对香港居民仍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四川已经成为香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香港则是四川重要的入境旅游市场，在四川人境旅游市场中，香港旅游人次数名第二。 台湾是四川省另一个重要的客源市场。从表1可以看出，2001年到2005年五年间，台湾来川旅游的人数呈波动增长态势。2001年台湾来川旅游人次数为20. 5万，2002年旅游人次数为19. 4万，2003年“非典，，期间降至最低，为13.1万。“非典”之后，台湾来川旅游的人数迅速回升，2004年旅游人数达到25. 4万人。2005年来川台湾游客较2004年的旅游人数有所下降，增长率为一5.5%，但仍有24. 0万之多。总的来说，除“非典”影响外，台湾来川旅游的人数相对比较稳定。2000年到2005年，台湾来川旅游人次数总计达124.2万人次。台湾地区经济发达，人均收人高，与大陆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台湾同胞在四川有大量投资，建有海峡两岸科技园，解放前有不少的四川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从四川前往台湾谋生。因此四川省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较为密切，许多台湾人怀念故土，将四川省作为在大陆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四川省旅游局统计表明，台湾地区已经成为四川省最大的人境旅游客源市场，多年来来川旅游人次数名列第一，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二)外国客源市场分析 国外游客是四川省重要的客源。四川省客源国市场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我国周边国家，主要是由东北亚和东南亚构成的国际近距离客源市场;二是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国际远距离客源市场。四川国际近距离客源国主要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拉西亚、泰国等国;国际远距离客源国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我国周边国家是四川省主要的国际人境旅游客源国，市场规模相对较大，总体增长趋势明显。 日本是四川省最重要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经济发达国家，居民可自由支配收人和可自由支配时间多，出行能力较强，与中国不仅距离近，两国之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四川悠久的历史文化，包括古蜀文化、三国文化和丰富多村、品位很高的自然景观符合日本人的旅游偏好。长期以来，日本始终是四川省重要的人境旅游客源市场。2000年到2002年三年间，日本游客来川数量一直持续上涨0 2003年受“非典”影响，日本来川游客为6. 5万，下降了57.7%，但是数量仍然较远远超过其他国家。2004年“非典”过后，日本来川的人数迅速上涨，有15. 0万来川旅游，比上年增长了131.2% 0。2005年，日本来川旅游人数达到15.5万人次，高出排名第二的新加坡的100% 。 韩国自1991年同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便成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客源市场之一。除1998年韩国由于金融危机而导致出国旅游人数大幅度减少外，韩国到中国旅游的人次数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1991年韩国旅华人数近8. 1万人，2005年达到了354. 5万人次，增加了43倍之多，超过了日本。但是，韩国来川旅游人次数与日本相比差距较大。2005年，韩国到四川旅游人次数为6. 3万人次，仅相当于日本来川旅游人次数的40.8 %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韩国人境旅游市场，因为韩国游客来川旅游的增长速度增幅很快，超过日本，同比增长了66.0%。随着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韩国无疑将成为四川最为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仍然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除了日本和韩国而外，东盟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也是四川重要的客源市场。新加坡2005年来川旅游人次数为7. 4万人次，同比增长巧8%，是四川省第二大客源市场。马来西亚2005年来川旅游人次数为6. 8万，但增长率很快，增长速度为40.8%，近期很有可能超过新加坡，成为四川省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客源市场。泰国2005年来川旅游的人次数为5. 8万，不及马来西亚，而且增长速度仅为5. 8%，这主要是泰国政治和经济动荡对出境旅游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泰国政治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加之泰国距离四川较近，泰国游客人数将会不断增加。东盟国家与我国交通便利，有大量华侨和华人，与中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文化联系。他们的收人较高，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很强的追溯和认同感。除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外，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东盟国家游客来川的旅游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东盟国家是四川省不可忽视的新兴国际游客客源市场。 在国际远距离客源市场中，美国是四川最重要的人境旅游市场。2000年到2005年间，美国市场比较稳定，除受“非典”影响之外，基本处于稳步增长的态势。2005年，美国到四川观光旅游的人次数为7.0万人次，居四川外国客源国第三位，而且增长速度较快，同比增长23.0%。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来川旅游人次数不多，各国约有2万人次数到四川观光旅游，但同比增长率较高(英国增长率为14.4%，加拿大为39.0%，法国为32.6%，德国为63.4%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欧洲国家人境旅游市场含金量较高，欧美游客可自由支配收人高，购买力强，超过亚洲其他国家.对四川省旅游创汇有重要意义，与美国旅游市场一样，也是四川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目标市场。 三、入境旅游者在川旅游时空分布和消费分析 (一)境外游客时间分布 通常情况下，每年的一月、二月、三月到四川观光旅游的人境旅游者人数相对较少，是四川人境旅游的淡季。从四月份开始，人境人数逐渐增多。从八月到十月，人境人数增长率较高，十月份人数达到顶峰。.2005年，十月份来川人境人数占全年总人数的19.1%，而一月份仅占1.4%，与广东等沿海地区省相比，作为内陆省份的四川人境旅游，旅游的季节性更为明显。人境旅游季节性的产生通常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旅游者的可自由支配收入、假期以及客源地的自然环境对游客的旅游倾向性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旅游者出游会付出时间和经济成本，国际旅游，尤其是远距离国际旅游，可自由支配时间更是至关重要的川。(表3) (二)境外游客地域分布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来川旅游的入境游客主要分布在成都市、阿坝州、绵阳市、乐山市、甘孜州，其中成都市和阿坝州是香港、台湾和外国游客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2005年成都接待人境旅游人次数占全省接待总人次数的46.6%，阿坝州接待的人境旅游人次数占全省总接待人次数的30.4%，两地共接待入境旅游人次数占全省接待量的77.0% 0 2005年，乐山市接待入境旅游人次数占全省的11.2% ;绵阳市接待人境旅游人次数占全省的4.3%;甘孜州接待入境旅游人次数占全省的占5. 4%。三个地市州共接待人境旅游人数占全省的20.9%，其余城市所占比例仅为2.1 %。由此可见，四川省人境旅游者在省内的分布情况的特点是旅游流的空间流向非常集中，主要集中在成都口岸城市、成都一乐山旅游黄金通道和成都一九寨沟旅游环线景区。这些旅游资源的地理分布，形成了人境旅游流的聚集效应”。 (三)境外游客消费特点 四川省人境旅游人均消费高于全国人均消费，但是从2001年到2005年增长速度较慢，而全国的人均消费由2000年的137美元人增长到2005年的154. 2美元人，增长速度较快。四川人境旅游者人均停留时间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很大。从表5我们可以看出，从2001年开始，四川境外游客人均停留天数始终保持在1.8天左右，而全国的平均停留天数在6天左右。影响国际游客停留时间的因素很多，主要有游客的出行目的、游客的经济收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旅游接待能力、旅游服务质量等。四川国际游客在川停留时间较短，说明来川旅游的游客多为观光客，而不是度假旅游者。旅游者停留时间的长短决定了旅游者在目的地活动规模的大小，也决定了消费支出的多少，这就是为什么国际游客在川消费虽然高于全国水平，但旅游创汇却远不及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市，仅名列全国第11位的原因。 四、四川省入境旅游市场的营销战略 (一)人境旅游客源市场目标定位 首先，四川人境旅游市场应当巩固传统的香港和台湾市场。由于香港和台湾在四川人境旅游市场中占的份额很大，经济、文化联系密切，是四川省重要而稳定的人境旅游市场，也是重要的出境旅游市场，市场联动关系很强。 其次，应当加强韩国、日本、东盟国家市场的营销。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居民出行能力不断增强，来川旅游增长速度很快，优越的地缘优势使这些国家成为四川省人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市场，这也符合近距离出国旅游先于远程出国旅游发展的国际旅游一般规律。 第三，在巩固和发展香港和台湾市场和周边国家市场的同时，四川省也应当加强距离较远的欧洲国家和北美洲国家市场的开发力度，包括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国家是世界主要的旅游支出国，旅游的含金量较高。随着航空技术的不断进步，将大大削减境外游客长距离旅行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四川省相对于其他省份不利的距离劣势会逐渐弱化。 (二)调整优化旅游产品结构 四川省旅游产品在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中，国外游客基础消费所占比例较高，而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的高低是反映旅游消费结构是否合理的显性指标。国际上规定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最低警戒线为30%，低于30%表明旅游消费结构不合理。研究表明，旅游发达国家非基本旅游消费支出的比例一般都在60%以上，而四川省2005年人境旅游者的非基础消费所占比例仅29. 4%，这表明四川人境旅游消费结构比例严重失调。针对境外游客在川消费结构不合理这一弱点，四川省应该调整旅游产品结构，引导游客消费，使国际游客在旅游的消费结构有利于四川省外汇收人的增长。现代旅游者越来越追求旅游消费方式的娱乐性、趣味性、综合性，娱乐的个性化越来越突出。因此，作为旅游资源大省的四川省，要根据国际旅游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发展适合国际游客需求的新产品。 (三)西南旅游目的地整合营销 四川省位于祖国的西部地区，与云南、贵州、西藏、陕西接壤。我国西部地区高山峡谷，植被丰富，自然景观多姿多彩。西部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极具民族民族风情。由于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具有同质性，易于树立一个整体的旅游形象，增强旅游吸引力，吸引境外游客到四川和西部其他省区旅游。我囚西部各省区应当利用西部大发展的契机，积极对外发展西部旅游的的整体形象，大力发展具有中国西部特色的旅游。当然，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同质性也可能寻致各省区之间的客源竞争，因此西部各省区在树立整体形象的基础上的同时，还应当根据自己的旅游资源特质，做到旅游产品的差异化，尽量使西部各省市的旅游竞争成为互补性的旅游竞争，共同形成中国西部旅游的整体形象，实现西部地区区域旅游的共赢和可持续性发展。 市场研究论文:银行竞争农村信用贷款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银行业的竞争结构决定着行业的竞争原则和企业可能采取的战略，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是企业制定战略最主要的基础。本文利用波特的五因素模型分析了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结构，为金融企业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战略选择提供依据。 关键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结构；分析 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的信贷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金融市场与城市金融市场从市场需求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结构以及市场竞争主体所采取的竞争战略与城市金融市场存在明显的不同。根据战略管理专家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行业竞争理论，行业的竞争结构决定着行业的竞争原则和企业可能采取的战略，因此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是企业制定战略最主要的基础。[1]对于各个金融机构而言，要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在未来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深刻理解行业竞争的决定因素。本文利用波特的五动力模型分析了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结构，为金融企业在农村金融市场的战略选择提供依据。 一农村信贷市场及竞争力量分析 (一)农村信贷及信贷市场的概念界定 信贷市场是指运用借贷方式，以信贷合同为工具融通资金的金融市场。农村信贷市场是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农村票据市场农村同业拆借市场农村证券市场以及农村外汇市场一同构成了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同时，本文分析的信贷是指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不包括民间金融等其他信贷融资方式。本文分析的金融产品是农村一般性的信贷业务，不包括对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的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以及粮棉油收购的低息或者无息贷款部分的分析。一般的信贷业务包括农户为满足生产需求而产生的贷款需求，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农村经济组织或个体工商户为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而产生的贷款需求。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力量分析 按照波特的观点，一个行业中的竞争，远不止在原有竞争对手中进行，而是存在着五种基本的竞争力量，他们是潜在的行业进入者替代品的威胁购买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以及现有竞争者之间的竞争。[2] 1.现有企业 (1)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及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而来的农村合作银行。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供给方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和农村商业银行，也是农村市场最大的正规金融机构，其队伍庞大点多面广，最接近农村基层群众，其信贷规模约占全国信贷总量的11%左右。[3]我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成立了信用社，建国后农村信用社得到迅速发展，到1956年，农村基本实现了信用合作化。从1958年开始，我国农村信用社几经改革，但至今仍没有就其组织性质形成明确的结论。 (2)商业银行。除农村信用社之外，农村市场还存在中国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是目前农村地区从事金融业务的唯一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成立和撤销。1996年，与信用社分离后，中国农业银行开始了收缩乡镇巩固县城拓展城区的经营战略，大量分支机构从农村撤出，仅仅保留部分营业网点。但是农业银行仍保留了一些农村的优质客户，比如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资信状况好的个人客户。 2.潜在进入者 虽然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但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目前农村借贷市场存在着严重的供不应求状况，资金需求者对资金的需求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另外，我国目前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单一，不能满足农村经营主体的多样化需求。所以当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将出现新的竞争主体。 (1)民间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各种民间金融机构和融资形式如基金会私人钱庄企业集资农民互助合作社等一直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甚至打压。据估计，目前全国地下信贷规模在7000亿元至8000亿元之间。央行有的官员也多次表示:要解决小额信贷和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宽民间金融活动空间。民间金融的许多优点是国有银行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民间金融机构有着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等特点，在满足农村金融市场需求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所以我国对民间金融机构的态度由一味的打击开始向规范转变，管理部门已经发出了明确的“解禁”信息，允许民间金融机构合法化将会在不久的将来变为现实。 (2)外资银行金融机构。2006年是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的最后一年，年底过后，我国的金融业将会全面开放。同时，中共中央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在保证资本金充足严格金融监管和建立合理有效的退出机制的前提下，鼓励在县域内设立多种所有制的社区金融机构，允许私有资本外资等参股。在这种情况下，对外资银行来讲，具有一个非常好的进入我国市场的机会。原来已经进入的外资银行一方面会进一步对我国的各类金融企业扩大投资份额和加强各项业务的合作，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农村金融。据悉，澳新银行计划投入2亿澳元换取上海市农村商业银行约20%的股份，荷兰合作银行可能入股浙江省和辽宁省的农村信用社。[4] (3)其他商业银行。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随着农村的城市化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市民化，我国农村的机会增加了。随着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风险会相应降低，从而具备的投资价值会随着时间和各项政策的落实显现出来。在这种趋势下，国内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大对农村市场的关注，一些商业银行会逐渐加入到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中来。 (4)邮政储蓄。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北京举行的“2006中国金融高峰会”上介绍，筹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得到国务院批准，这家银行将成为面向普通大众，特别是为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基础性服务的金融机构。虽然新成立的邮政储蓄银行暂不经营信贷业务，但随着其内部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和管理的逐渐规范，未来的邮政储蓄银行会不断扩大资金自主运用范围，极有可能涉足农村信贷，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完善城乡金融服务功能。 3.替代品 (1)直接融资金融市场的发展。作为间接融资的替代品，直接融资市场相对于以银行金融机构为中介的间接融资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对于一些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上市融资不仅融资成本大大低于银行，而且募集的资金是作为股权资本使用，相对于银行信贷，没有还本付息的要求。山东省目前共有农林牧渔业上市公司4家，通过发行股票累计发行融资近12亿元。[5]同时，上市融资在经营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还可以使企业在获取资金的同时理顺内部关系，完善治理结构，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些优势都是银行信贷融资所没有的。另外，正在探索中的企业债券也会对银行信贷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 (2)民间借贷。虽然民间借贷目前尚未以合法的企业形式参与农村金融市场，但农村大量的信贷资金还来自于各种形式的民间金融机构以及私人借贷，民间借贷凭借其获取信息以及成本方面的优势，使其具有期限灵活手续简单便捷高效的服务特点，已经构成农村借贷市场的重要互补因素，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据调查，2003年全国民间金融融资规模已达8000亿元左右。[6] 4.储户和贷款者 农村信贷市场的主要资金供给者是各类型的储户，既包括农民及个体工商户，也包括农村工商企业各类经济组织和乡镇政府。因此，对储户资源的争夺就成为各个金融机构发放信贷资金的重要保证。 在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的融入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有着高度的重合，因为金融机构就是在各个市场主体之间调剂资金余缺的中介组织，他们对资金的需求程度影响到了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竞争强度，所以也成为农村商业信贷市场的重要竞争因素。 二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分析 以上五种基本竞争力量的状况及其综合强度，决定着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从而决定着行业中获利的最终潜力。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强度分析 目前，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绝大多数信贷业务由农村信用社提供，中国农业银行仅仅占据少量比较大的客户，二者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农村信用社实际上处于一种垄断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农村信贷市场竞争者数量少且二者存在一定的产品差异，即农业银行只注重一些相对规模较大的优质企业或项目；二是农业银行正在逐渐寻求退出农村市场；三是农村正规信贷市场的进入障碍的存在使目前尚没有或者很少有竞争者进入这一领域。 (二)进入威胁强度分析 农村信贷市场之所以竞争强度有限，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信贷市场存在种种进入障碍。但一些障碍正在逐渐降低，尤其是政策的限制。 (1)规模和成本限制。这是阻碍其他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最重要的因素。我国农业生产力落后且发展不均衡，农业生产率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所以从资本逐利的角度来说，社会资金是不会向农村流动的。即使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利润水平达到了社会平均利润率，由于农村需求主体过于分散，且缺乏统一有效的征信体系，信息获取成本高昂，所以，进入这一市场的金融机构就很难扩大经营规模以确保盈利，规模的扩大会使经营成本上升速度提高。几大银行由于追求大市场大银行的发展目标和降低成本考虑也逐渐退出了农村金融市场。这样，农村信贷市场仅仅有农村信用社发挥自己信息成本优势在享受优惠政策的条件下经营着农村信贷业务。 (2)政策限制。虽然经营农村信贷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巨大的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催生了各种民间融资形式，它们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的资金需求。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走到农村金融市场的前台，因为我国没有出台正式的法规允许民间金融的经营，甚至将它们混同为高利贷等加以打击。但为满足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随着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国家逐渐在放宽进入这一市场的限制，目前民营小额信贷机构和外资小额金融机构的进入试点等措施证实了这一点。在政策不断放宽的情况下，新进入者的威胁不断增强，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机制将逐渐形成，从而打破信用社一统天下的格局。 (3)其他因素制约。除了受规模成本和政策的影响外，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基于客户转换成本信贷产品营销渠道等方面因素的考虑也是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制约因素。 (三)替代强度分析 正规金融机构的缺位给其他的融资形式创造了满足农村资金需求的条件。作为与间接融资同样重要的融资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已逐渐被一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合作经济组织所接受。《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如果说上市融资距大多数农村融资主体还较远的话，那么农业保险融资租赁等形式的直接融资方式则更加被农村融资主体所接受。就目前来看，我国农村资金需求主体的直接融资比例仍然会比较低，因为我国的直接融资市场还没有延伸到农村市场，不仅是直接融资需求较少，难以形成成熟的直接融资市场。在一定时期内，直接融资还不会对农村信贷市场产生太大的替代作用。 尽管作为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信贷市场存在很大障碍，但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形式在满足农村信贷市场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地区，民间借贷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额。民间借贷有着天然的信息获取优势，信息成本大大低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同时，民间借贷具有方便灵活，手续简便等优势，所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市场的借贷具有相当强的替代作用。 (四)储户及贷款者的讨价还价能力 储户作为农村信贷产品提供者的资金来源，其谈判能力并不是很强，首先因为利率水平相对储户来说是外生的，我国目前尚未达到完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即使储户有一定的谈判能力，他们的选择也很少，能够吸收存款的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或者邮政储蓄机构，况且地理上相对分散的农村储户，资金也相对比较分散，吸收他们的存款本身成本就比较高。另外，农村存款主体的储蓄率比较高，缺乏其他的资金融出渠道。这一切导致了他们在金融机构面前出于弱势地位。 在贷款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谈判能力要区别看待。农村一部分运营状况良好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的资金需求比较容易得到满足，而且借贷成本比较低，享受着较低的贷款利息，因为他们资信状况好资金需求量相对较大盈利水平比较高，从而具有的谈判能力比较强。但个体的农户就不具备这样的谈判能力，他们往往成为金融机构“惜贷”的对象，正常的资金需求也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缺乏担保人或抵押物，而且要求的资金数量少，周期灵活，金融机构贷款的单位成本高，所以面对金融机构，农户在贷款方面出于弱势地位。另外，利率的管制使对农户的贷款利率达不到弥补风险的水平，也是金融机构“惜贷”的重要原因。 三结论 就以上分析看来，我国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竞争强度并不大，现有的两类金融机构按实力分别占据着不同的细分市场。竞争意识的缺乏降低了涉农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措施和落脚点。 市场研究论文:我国烟草营销渠道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未来的烟草大战将以渠道为王,品牌为王,渠道靠实力扩展,有一定的调控因素,而品牌的竞争力和品牌内涵却不是烟草寡头们所能够一厢情愿的。因此,能够洞悉中国消费者消费习性,并以此构建卷烟品牌属性,构建畅通渠道的烟草巨头将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胜出。 关键词:烟草市场;市场隐患;维护市场稳定;新举措 1烟草行业背景情况 烟草行业是国家专卖保护下的垄断行业,所有烟草公司(包括工业和商业)均隶属国家烟草专卖局。目前,全国烟草行业实行工商分离,即全国共有18家工业公司(一般以省为单位,部分是跨省整合),山东中烟工业公司为其中之一;其外全国每个省均有一家商业公司,如山东省烟草商业公司。其中,工业公司为烟草产品生产单位,其产品仅可销售给商业公司;而商业公司为烟草产品销售单位,其产品仅可通过其地市分公司销售给具有烟草专卖证的零售户。工业公司生产的烟草产品可以销售给全国所有的商业公司,而商业公司仅可销售给其下辖地市的烟草分公司。例如,山东烟草商业公司仅可销售给山东省内17个地市级烟草分公司,然后通过地市分公司销售给烟草经销户。 2山东省烟草市场现实状况 2.1行业情况 随着国家关闭年产10万箱以下的小烟厂,推进年产10万至30万箱的中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对剩余的大企业进行再优化,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资源集中的大型烟草企业。就山东企业而言,本省真正的同行或者是竞争对手为18家,即全国的18家工业公司。其中,云南红塔烟草、上海烟草、湖南烟草三个烟草集团在国内销量名列前茅,是我们面临的最主要竞争对手。 2.2相关数据分析 近三年来,烟草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山东烟草工业公司在国家烟草局严格控制下均达到产销指标。 从销售地区方面来看,近三年没有出现大的变化,以“哈德门”品牌为例,覆盖了全国26家省级(直辖市)公司,其中江北地区市场覆盖面要大于江南。可见,山东中烟集团在最近三年实现着稳定增长,但增长幅度小于全国烟草行业增长幅度。原因在于山东中烟集团市场主要集中于山东省内,在外省市影响力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山东烟草集团的增长速度。在省内,山东烟草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包括现在占据着大片江山的三大烟草集团,在山东省内份额也占较小比例。笔者在济南、青岛两地对烟草零售摊点的随即调查中发现,山东中烟集团生产香烟占据摊位销售产品的80%以上,而在剩余不到20%的其他品牌产品中,万宝路、555等国外香烟也占据着一定的比例。但在省外,山东中烟集团的产品则相对竞争力不强,像红塔山、云烟、芙蓉王、中华等品牌占据着各个价位产品的主导,山东中烟集团影响力的局限性较大。 3烟草市场隐患 3.1内部隐患:烟草专卖垄断制度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目前山东中烟市场地域局限性较大。这主要因为目前我国实行烟草专卖垄断制度,该种制度的形成,是烟草制品自身特点、烟草行业行政利益、我国财税体制、审批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长期产物。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WTO入世所带来的政策变化,以及国外烟草公司的进入,专卖制度对市场交易规则、公众合法利益的损坏等方面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这对我国烟草市场的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阻碍,其具体危害可概括如下: (1)行政垄断违背了自愿、平等的市场交易原则,破坏了统一、竞争、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秩序,从而直接阻碍全国统一、开放大市场的形成。烟草专卖体制下的行政垄断狭义上就是指地方行政垄断。例如,据统计2002年湖北省烟草业共上缴工商利税49.9亿元,比前一年增加11.5亿元,占到全省财政收入的10%左右。面对这样的一个利税大户,湖北政府采取了各种限制外省烟进入的措施,在湖北的卷烟市场上,本省产卷烟的销量占到将近90%。 (2)烟草专卖体制下的行政垄断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影响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和提高。对烟草行业经营者来说,行政垄断形成的市场准则、行政审批等壁垒,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公平竞争权;对于烟农来说,烟叶种植收购环节的“统吃”政策(其实是地方行政垄断)剥夺了广大烟农对市场和价格的选择,使他们无缘分享烟草专卖所产生的垄断利润;对于消费者来说,行政垄断也直接侵害消费者的经济权益。 (3)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助长以权谋私的不良社会风气。在行政垄断中,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常常扭合在一起,行政人员在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同时,也借行政权力为地方或部门谋利,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使以权谋私的土壤得以滋润。受害者众必然会导致受益者寡。 (4)烟草专卖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降低了烟草企业的生产效率,导致企业经营机制落后,改革动力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烟草行业对建立在“专卖保护”基础上的“垄断经营”的制度依赖性越来越强,从根本上制约了全国烟草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企业规模效益的有效发挥,从而使行业盈利水平不断下滑,行业竞争力也因此而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势。 (5)与WTO规则相违背。中国人世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组织,同时意味着中国将按人世前的承诺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放力度。烟草行业要求降低关税壁垒和撤除非关税壁垒,要求取消许可证和配额。可见中国烟草专卖体制下的行政垄断是与WTO原则水火不相容的。 3.2外部压力:国际竞争对手强势推入 虽然我国近些年来烟草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和国外烟草巨头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02年,国内卷烟单一品牌销量第一的“白沙”为85.4万箱,第二名“红河”为82万箱,第三“红梅”为60万箱。2001年,菲莫公司(PM)、英美烟草公司(BAT)、日本烟草公司(JT)销量分别为1800万箱、1650万箱、900万箱,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7%、15.3%、8.3%,合计占全球市场40.6%,仅仅“万宝路”单个品牌的销量也超过900万箱。而即使将“白沙”、“红河”、“红梅”的全部销量都加起来,也只占到“万宝路”的1/4。 4维护烟草市场稳定新举措 就目前状况来说,我认为:宏观方面,烟草市场首要任务即是逐渐放开市场,加强市场化运作,加强营销网络的构建,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以打破垄断情况;在微观方面,企业应切实努力提升自身营业能力,加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做好外资烟草巨头来华冲击的准备。据此,我将从以上两个方面做出分析。 4.1渠道拓展 (1)合理布局。 合理的网点布局是销售网络健康运行的基本前提,采取合理的方式,我们应该按照“便利消费,成本最佳”原则,对卷烟零售市场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商户布局按照合理布局的要求,实行动态控制,做到出一进一,即总数不变,个别调整。 (2)委托代办。 委托代办是网络建设的关键,具体办法就是烟草公司委托代办户卷烟零售业务,并以劳务部门为中介,给代办户发放劳动报酬,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统一实行最低的建议零售价供货,对以往零散的卷烟零售市场资源和卷烟经营利润进行了集中。利用批零差价,由烟草公司每月按时兑现折让金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这样就解决了以往卷烟零售商户经营效益差,零售市场混乱等不规范经营现象。烟草公司和零售商户以诚为本,逐渐实现双赢,保护了双方的权益。 (3)网络管理。 通过与零售商户签订协议,明确责、权、利关系,实行网络化正常运行,真正建立卷烟网络新体系。达到协调统一,把握满足消费、规范行为、提高素质三个重点,对入网商户实行协调统一管理。鼓励社会大众对不规范经营的网络店举报等,使烟草公司的政策透明化。 国家烟草专卖局姜成康局长曾说:“谁拥有了零售户,谁就拥有了市场”。构建卷烟销售网络是对中国卷烟流通体制的一次大改革,不但会引起烟草企业经营机制方向性的变化,使得企业机构设置、硬件配置、经营方式等方面焕然一新,更为关键的是引发了烟草人观念上的根本转变,服务观念实实在在地树立了起来。 4.2品牌战略 渠道拓展是宏观企业策略,而在微观战略中,品牌才是企业的核心,中国烟草的营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都将通过自己的名牌产品来体现。在加入WTO之时,国家已经做出了整合烟草品牌、做强势名牌的策略,随着中国品牌扩张和整合的推进,中国烟草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市场资源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对于具有品牌扩张能力的企业,要抢占市场,抓住机遇做大做强。依靠技术创新不断强化品牌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扩张能力,努力维护品牌的信誉,谨慎实施品牌扩张。如果一个企业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品牌实力,盲目进行市场扩张,往往会适得其反,因此,对于实力稍弱的企业,要切实转变观念,以行业可持续发展大局为重,积极寻求与优势企业的合作。只要能遵循市场规律、价值规律、工业生产规律,以树立中国烟草大品牌、提高中国烟草总体竞争力为己任,共同推进中国烟草的优胜劣汰,就能使强的做大、大的更强,从根本上提高行业的总体竞争实力,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 5总结 未来的烟草大战必将以渠道为王、品牌为王。渠道靠实力扩展,有一定的调控因素,而品牌的竞争力和品牌内涵却不是烟草寡头们所能够一厢情愿的。因此,能够洞悉中国消费者消费习性,并以此构建卷烟品牌属性,构建畅通渠道的烟草巨头将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中胜出。而面对原有的垄断制度,面对入世后政策改变的冲击,面对国外烟草巨头来华压力,唯有宏观上加强市场化运作,加强营销渠道的拓展;微观上加强企业竞争力,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才可以让中国烟草市场不断健康发展,继续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为我国财政收入做出自己的贡献。 市场研究论文:中秋节营销策划礼品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按照传统习惯该是月饼唱主角的时候了，各大商场最显眼的销售场上，月饼们都已整装待发，精装的、散装的、套装的，一应俱全，品种不下几十个，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不等，一切和往常一样。 外来品牌像好利来等和本土品牌 在食品和礼品市场丰富的今天，越来越理性和趋向于实惠的消费者，对月饼只是应景性地品尝一下，厂家一贯重视的团购也转向其他更为实惠的时尚礼品，月饼的主角地位已经被动摇。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需求是市场动力的源泉，当需求下降时，市场萎缩也就不可避免了，所谓的月饼危机早在几年前已经出现，月饼传统的工艺和华而不实的包装不仅桎梏了月饼市场的发展，传统月饼消费观念以及“冠生园”事件等引发的信任危机，直接导致月饼经济的逐渐衰退。 所以现在很多厂家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生产采取的是定量保守策略，避免因盲目生产而造成的损失。 但是，月饼作为一种传统食品，在百姓中有着深厚的基础，人们很注重节日文化，月饼已成为中秋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说白了，中秋毕竟是一个有关月亮的节日，而月饼毕竟是一个有关月亮的产物，并且它是在多少年文化积累下才形成的，所以在越来越多的“另类”礼品一点点分食中秋礼品市场的同时，月饼销售的短期限内，还是依然带动了包括商业、包装、农产品深加工、印刷、广告在内等相关行业发展，成就了上亿元的市场消费额。 从中秋礼品市场的构成角度来看，呈现出“情趣化、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趋势。 从呈送者和收受者来说，如今的丰衣足食已经使得人们不再把月饼当作是稀罕的美食，虽说有古语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礼品的价格未必高，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中秋礼品的无形要求也在无形中提升，比方说，一定要和中秋节本身一样，有供咀嚼回味的内涵，一定要有值得反复赏玩的情趣，一定要能体现馈赠者的个性和受礼者的品位，等等，足以证明礼品市场越来越倾向个性化与情趣化。 于是，按照这样的发展需求，自然就出现了不少符合潮流的礼品。 从06年流行的普洱茶也成为广大消费者的首选，既有类似月饼一样团圆象征的外形，也是流行趋势所至。我公司以厂价推出的最新中秋礼品普洱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价位，不同口感的需求，有特殊需要的还可以定制。 比方说，从实际情况看，随着科技消费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电脑、手机、数码产品等科技产品成为人们追逐的时尚潮流，尤其是在礼品选购上，让人们又多了一种选择。 钧瓷自从登上两届博鳌论坛之后，其知名度与美誉度又重新塑造了一个高峰，对于中秋节这个除去春节外中国的第二大传统节日，钧瓷在文化和市场的接轨上，又作了一次尝试，这次进行中秋礼品市场尝试的荣昌钧瓷坊打造的“中秋团圆瓶”，应该是给中原的中秋礼品市场增添了另外一种颜色。 中秋月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这个同样是圆形的钧瓷无论在外观还是在内涵上，都继承了博鳌论坛国礼的路子，结合钧瓷让人浮想联翩的特点，体现了中秋的民俗文化。 参与设计的大师介绍，实际上，这样的结合也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商品实用消费的心理，这样的一个把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相结合的产物，其实也是把艺术作为市场，把市场艺术化的同时完成与传统文化的接轨。 这样的尝试对于钧瓷来说，应该算是又一个商业上的突破，就算脱离了中秋节的时间主题，由于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还是可以独立存在。 保健品是有着明显淡旺季的 快速消费品，由于中秋节送礼风气盛行，为保健品注入了强心剂，成就了保健品的一个销售旺季。 另外像糖果、副食品等等，都可以被商家贴上一个“恭贺中秋愉快”的标签，针对中秋节大做文章。 餐饮也是一个消费的高峰期，在中秋节期间，不少在外忙碌的人都会选择和家里人团聚作为最好的礼物，某商家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往年的预定情况，多数都是十几个人的大圆桌，基本上是一家老小，祖孙同堂来享用团圆饭的居多，今年马上就要迎来又一个中秋节预定高峰了，合家前往饭店吃“中秋团圆饭”，已经成为中秋一景。 另外，注重生活品位、追求幸福感、崇尚文化和仪式，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从“物质时代”迈向“后物质时代”，手机短信、互联网、速递公司、邮局已经成为中秋市场的“新宠”，大大地“火”了一把。 短信有望为运营商和网站“掘金”掀起又一大热潮，许多网站都像往常一样推出了“月饼贺卡”。看得见，吃不到，虚拟世界带来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价值。 “只有淡季观念，没有淡季市场”，产品由于受到人口流动、购买力、购买周期的影响，常常会在某一时段出现销售持续低迷，这个阶段内销售额有一定程度降低，我们通常就称其为“淡季”，许多产品的淡旺季现象是十分明显的。 中秋礼品市场不少商品生存的状况也成了营销教学中的案例，不管是正反哪方面的，毕竟在这个季节性的消费区间里，还是会创造大量的附加价值，所以像一些季节性很强或是政策面影响很大的领域，除了对淡旺季的规律要有一定的认识，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有些条件甚至是很难靠企业的力量发生变化的。即使看到一些产品或领域在“淡季旺销”工作上做得还可以，也不可不考虑你自己所在行业及产品的特殊性。 例如在中国特定节日里的一些特定消费，如中秋节、端午节等，月饼、粽子等食品的销售，就是带有很强的季节性的，但随着礼品市场日益丰富多彩，许多非季节性的商品也进入了这个领域，对于它们来说就不存在淡旺季带来的巨大差异，而只会掀起一个消费高潮。 市场研究论文: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研究论文 摘要：建立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1994年以来,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并且这一市场基本上保持了持续稳定运行。但是,我国外汇市场的发展同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外汇市场还很不规范,离真正意义上的外汇市场即国际规范化的外汇市场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进一步发展、完善和规范外汇市场特别是银行间外汇市场,已成为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本文拟对这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模式选择 随着人们对我国目前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统一和准确把握,关于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模式选择的讨论也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来选择外汇市场的模式：当前我国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属于有形外汇市场,从近期来看,我国应当选择这种市场模式；从中期来看,我国应选择有形外汇市场与无形外汇市场相结合的市场模式；从远期来看,无形外汇市场是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的最终目标。 在现阶段,我国之所以要选择有形外汇市场模式,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首先,有形外汇市场是我国外汇市场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由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成熟,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也都还比较低,因此外汇市场模式的选择决不可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超越阶段。有形外汇市场与我国现阶段经济金融环境以及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外汇市场的发展情况来看,外汇市场模式的选择决定于经济金融的发展水平,外汇市场的发展大多都经历了一个由有形外汇市场逐渐演变成为无形外汇市场的过程。 其次,有形外汇市场可与我国转轨时期的金融体制相适应。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金融体制还具有明显的过渡性,金融体制改革的非均衡性较为严重。例如,在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的同时,市场机制和市场监管制度的建设却明显滞后,金融机构违规违章现象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的治理,金融秩序很不稳定；在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同时,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却相对缓慢,如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转轨进展缓慢,相当数量的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除个别外汇指定银行外,大多数外汇指定银行缺乏外汇交易的经验,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无形外汇市场。与无形外汇市场相比,尽管有形外汇市场存在着交易效率较低和交易成本较高的缺点,但是在现阶段发展有形外汇市场则有利于开展公平竞争、促进银行间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汇率,也有利于外汇市场的稳定。 再次,有形外汇市场有利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运行的调控。外汇交易集中在有形外汇市场上进行,便于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进行监管和调控,至少有这样一些好处,如保障外汇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平稳运行,防范和减少外汇市场风险,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证国际收支政策目标的实现。 讨论我国外汇市场模式的选择问题,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明确我国外汇市场发展的阶段性,更为重要的是要根据这种阶段性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发展、完善和规范我国的外汇市场。 二、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市场结构与交易方式调整 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交易的产生在于弥补银行与客户交易出现的差额的需要,在整个世界外汇市场上,银行间的交易占全部外汇交易的90%以上,通常将这一市场称为批发市场。因此,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交易主体、形成多层次的市场结构,从而具有相当的交易规模。否则,就不可能形成活跃的外汇市场,也就不可能生成合理的市场汇率。 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数量较少、市场结构比较简单,与这种状况相对应,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交易活动还不十分活跃,交易规模明显偏小。据统计,1996年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累计成交额为628亿美元,占同期我国进口额的45.24%；1997年上半年银行间外汇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18.8亿美元,占同期进口额的50.56%。因此,需要对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市场结构和交易方式进行调整,这是进一步完善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重要内容。当前需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应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适当扩大市场交易主体 为了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活跃银行间外汇市场,需要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在这方面可考虑采取以下措施：允许外汇指定银行具备条件的分行机构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引入外汇经纪人制度；增加外资金融机构入市；增加资信比较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入市交易。 我国理论界和金融界在关于外汇指定银行分行入市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理论上来看,由外汇指定银行总行统一入市,便于集中控制风险,降低成本,提高外汇交易的效率；而且外汇指定银行总行统一入市与我国现行的总分行制的银行体制较为适应,特别是近年来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加快了向现代商业银行转轨的步伐,加强内部管理,强化一级法人体制和总行对分支机构业务活动的统一调控,因此原则上应当坚持由外汇指定银行总行统一入市的方向。但是,从目前来看，分行入市又有其合理性,如果限制外汇指定银行分行入市,则会产生一些问题,一是不利于扩大市场交易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竞争程度,影响这一市场的发展；二是当外汇指定银行总分行之间资金调拨不畅时,限制分行入市就会影响分行的业务经营活动能力,例如由于缺乏周转头寸而影响其结售汇的顺利进行。显而易见,在分行入市问题上存在着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思路是：中央银行不必规定限制或不限制外汇指定银行分行入市,而应将分行入市的决定权交给外汇指定银行总行,由其根据自身具体情况自行决定具备条件的分行入市；中央银行应加快健全和完善银行间外汇交易法规,规范交易主体和市场交易行为。 当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市场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形成了由中央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起主导作用的市场格局。国内外对此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具有“垄断性”,即中央银行是最大的买汇者,国有大银行（主要是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卖汇者,因此造成了外汇市场的“不平衡”或“严重扭曲”。我们认为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首先,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外贸专业银行,在外汇业务方面具有传统优势和竞争优势,因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其结果导致了这种格局的形成,所以在分析市场结构时不应割裂历史。其次,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目前我国外汇市场正处于初级发育阶段,存在着明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大多数交易主体还很不成熟,而一些国有大银行特别是中国银行不仅具有在外汇市场运作的丰富经验,而且以其规范的运作为培养市场交易主体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这些国有大银行在外汇市场运行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并承担了市场的绝大部分风险（在外汇市场上,市场份额与风险成正比,即市场份额越大则可能承担的风险就越大）,才使得银行间外汇市场有稳定的发展。在现阶段,中央银行为了保证外汇市场的稳定发展、防范和控制风险,也需要国有大银行在外汇市场上作为外汇交易主渠道而发挥其积极作用。再次,在这种市场结构中,国有大银行与其他各交易主体一样都是市场汇率的接受者,都处于同样的平等地位,只有中央银行才对市场汇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中央银行的这种调控作用在外汇市场发育的初期阶段是必不可少的。 （二）增加交易品种、健全交易方式 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的状况对外汇交易量有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交易品种稀少和交易方式单调是制约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量扩大的重要因素。为改变这种状况： 首先,可增加市场交易的币种,目前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交易的币种仅限于美元、港币和日元,应在此基础上增加我国对外经贸中的其他常用币种如马克、英镑等的交易；另外还可考虑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即主要西方国家货币之间的交易,如美元兑日元、马克等货币的交易,以满足外汇指定银行以及客户的不同需要。 其次,逐步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从我国现阶段的金融体制来看,远期外汇交易是一种较为合适的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而且开展远期外汇交易对于增强外汇市场供求的灵活性、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都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现阶段我国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许多基本条件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汇率合理化以及银行同业外币拆借市场的建立等尚待实现,因此远期外汇交易只能稳步推进,而且只限于用于保值,不允许用于投机。 再次，改革清算方式。为了利于我国外汇市场与国际外汇市场接轨，可考虑将目前的成交后一个营业日交割改为第二个营业日成交，即由T1的清算变为T2的清算。 三、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形成机制 在我国现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生成人民币市场汇率,即由中央银行根据银行间外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对主要外币的汇率。具体来说,人民币汇率是这样形成的：中央银行根据全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对美元、日元和港币的汇率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由此得到的汇率作为次日人民币对这三种货币交易的中间汇率即基准汇率,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则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来套算。中央银行还对外汇指定银行的报价作出规定,对美元和港币的每笔报价范围为上下100点,对日元报价范围为上下1000点；并对每宗交易进行范围限制,规定一美元兑人民币为前一日收市价上下3‰。由此可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核心是：以外汇市场供求为基础,允许市场汇率在一定范围内围绕基准汇率上下浮动。 从三年来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实际运行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首先,当前人民币汇率决定是一种完全受外汇市场供求变动支配的被动形成机制,人民币的基准汇率是在中央银行规定了一系列参数的条件下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前一日的市场汇率计算出今日的人民币基准汇率,而今日的市场汇率又来确定次日的基准汇率,在计算汇率时根本没有考虑宏观经济整体目标和运行状况,因此人民币外汇市场难以与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的需要相适应。其次,由于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持续盈余,外汇市场始终保持供大于求的状态之中,人民币汇率水平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的均衡汇率,市场上形成的汇率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中央银行对合理价位的看法,并不能反映真正的供求关系。再次,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实际操作性不强。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求变化是影响和决定汇率形成的关键,但是影响外汇供求的因素众多,中央银行根本不可能全部加以控制,因而通过管理外汇供求来影响汇率的形成,操作难度极大；另外,如果对外汇供求的管理出现偏差,将会导致外汇供求盲目变化而引起汇率盲目变化,最终造成人民币实际汇率失衡。 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目前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第一,改变仅仅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应按照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来确定基准汇率,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供求来确定市场汇率。改进后的汇率形成机制,使人民币汇率既能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又体现出“有管理”的内涵。第二,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使市场交易主体能够比较自由地根据汇率信号作出反映,使汇率能够比较真实地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第三,逐步放宽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会员最高持汇规模的限制,以增强其头寸限额弹性,以利于提高其在外汇市场业务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第四,逐步放宽对企业持汇的限制,对于具备一定条件的大企业、企业集团允许其一定的持汇规模使其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的间接参与者,以加快完善外汇市场运作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四、中央银行对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调控 当前人民币汇率调节机制存在着被动性,而且管理性和可操作性较差,这种状况不利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的合理水平和稳定。改进的方法是,对汇率的短期和中期波动的调节,主要通过外汇市场来进行,即依靠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影响外汇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实现调节的目标；而对于汇率的长期水平及其走向,则主要依靠中央银行通过改变基准汇率（或直接改变,或通过在外汇市场上的操作来间接改变）来实现调节的目标。 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调控,其目标主要应包括两个方面：维护外汇市场的秩序；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汇率的合理水平。我国近年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但汇率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弹性。实际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指在一定幅度内的相对稳定,即要使汇率具有灵活性或弹性。这是因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不仅要求汇率稳定,而且要求汇率具有一定的弹性。这个幅度应根据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指标科学地加以确定,中央银行可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另外,我国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保持了合理性,还值得探讨。 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调控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但调控手段应规范。中央银行主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也应辅之于行政手段对外汇市场进行管理,以维护外汇市场秩序。从目前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方式来看,市场操作的被动性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另外,中央银行的干预方式仍显单调,目前仅限于直接干预方式,而象通过调整利率来影响汇率、信号宣示效应等间接干预方式至今还未见采用。为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合理水平,中央银行应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同时应建立人民币汇率监测系统,形成市场基准汇率制度,以提高干预的有效性；还应加快推进外汇市场同货币市场和国债市场的有机结合,灵活运用各种调控手段。 对外汇市场的风险进行控制,避免或降低风险,这也是中央银行调控外汇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风险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风险和清算风险。进行远期外汇交易,是控制人民币汇率风险的有效途径,因此发展银行间的远期外汇市场势在必行。为控制外汇市场清算风险,应尽快建立会员清算基金、会员基金以及清算基金。 市场研究论文:文化圈目前文化市场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泛北部湾；文化圈；自我建构 论文摘要：我国与东盟各国在发展经济合作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文化交流与合作；在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圈的基础上，构建北部湾文化圈。文章论述泛北部湾文化圈构建中四个主要的理论问题，以期为文化圈构建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参照。 一、经济合作呼唤文化圈建构 我国与泛北部湾东盟各国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正蓬勃开展，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必须紧跟其后，积极推进。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呼唤，也是国际潮流所使然。 (一)经济与文化既各自独立，又交互作用。共同发展 人们往往受认识上片面性的影响，认为经济与文化是互不相连结的、分属两个领域的社会活动与社会现象；加上传统观念中有重文化而轻经济的倾向，遂使这种观点长期以来颇有市场。这其实是错误的。经济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已无需证明，而文化则是推动经济顺利发展的重要力量。 其实，经济对于文化的产生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它作为基础需要产生自己的文化。能不能产生文化以及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对经济而言都至关重要。社会的经济行为归根到底都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物质需要才发生的；而就经济行为本身而言，任何一次发生，无论其规模之大小或结果之成败，都是人类的本质向社会的诉求；因而都可以也必然产生文化。譬如商人在市场条件下从事产品的销售活动，必然会催生包括广告文化在内的商业文化。如果某一商业运作过程纯然是经济性的，与文化毫不相干，也没有催生商业文化；那么，不仅意味着此经济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经济，甚至其作为经济活动能否得以进行下去都值得怀疑。因此，可以说经济行为与行为进行中文化的介入和新的经济文化的产生，彼此之间具有必然性。 (二)经济要求产生属于它自己的文化，即能为它服务的文化 人类的文化有不同的内容，如政治的、军事的、科技的等等；其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产生途径和产生目的。经济所要求产生的文化必须具备为经济服务的功能。 首先，要能为经济的发展呜锣开道。社会生活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突然间就实现的(突然间实现的事物往往就是突发事件，它是灾难性的而不是正常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不例外。正常的经济发展必须是过程性的发展，即有开端、成长、成熟、转型等等必经的阶段。这里说的“鸣锣开道”，就是要求文化为这个发展过程的起步阶段造舆论、酿氛围，使人们对经济发展帷幕的正式拉开有个心理准备，甚至产生期待。那么，由谁来担当这一角色呢?由文化，也只能由文化。譬如常见做法之一是在某具体的经济项目正式运行之前，要做市场调查，要做广告宣传，而这些都是文化行为。缺少了文化和文化媒体，就不能把这个“势”造 其次，要能为经济发展拓宽市场。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但文化对经济市场拓展所起的作用，就不是每个人都懂得了。一般人会认为经济市场得靠经济的力量去拓展，其实并不尽然，也得靠文化的力量拓展。譬如美国的百货店沃尔玛打人中国市场时，中国市场里并不缺乏这类商店。甚至恰恰相反，我国国营的百货商店遍布全国大中小城市，牢牢占据着日用商品零售市场的最高份额。但太平洋彼岸的沃尔玛毕竟进来了，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获得了社会各阶层消费者的青睐。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它是洋人开设的店，消费者有崇洋心理吗?个别消费者可能是这样，但绝大多数并不然，或者说人们第一、二次进此店消费时可能怀着此心理，以后的多次进店消费就不然了。那么，是否它出售的商品特别适销、价格特别相宜吗?也不完全是这样。其他的百货商店这些方面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主要是因为沃尔玛在带来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讲卫生、重文明、着力营造人性化购物环境的西方企业文化。这种企业文化正是我国目前城市众多百货商店所欠缺的。我国城市中的百货店铺店面狭小，货架充塞其中，室内空气流通不畅，与沃尔玛的冬暖夏凉相反，是冬冷夏热。顾客虽也能买到所需的东西，但毫无精神上的愉悦可言。沃尔玛店内整洁、舒适的环境和便利顾客的设施体现了购物的文明。正是这一企业文化理念吸引了广大的中国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它几乎每天都顾客盈门，所谓的文化招徕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再次，文化通过价值观念，推动经济的发展。文化为经济服务，诚如上文所论述，可以做的事不少；但从深层次看，最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的培育。即通过文化使经济体的所有成员形成一定的价值态度和价值取向，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这样的企业，曾以文化养成职工，使其把积极劳动、节约成本、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等等理念作为自身的价值追求。这样的团队其高度的凝聚力和生产热情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它对发展生产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三)就泛北部湾经济圈而言，除了自身的发展需要构建相应的文化圈之外，国际潮流也在推动着这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 所谓的国际潮流，就是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孤立地发展，必须置身于国际大格局中。像世界五百强之类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经营，办厂开店就是很好的证明，也是很现实的挑战。即不仅要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还要有文化储备，要能够“入乡随俗”。而“入乡随俗”就是文化认同。此外，在国内，它也还必须与社会中的其他力量相配合。而这“其他力量”可以是科学技术，可以是政治军事，但最重要的还是文化。 总之，文化通过自身的跨国家、跨民族的传播可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早在我国汉唐时日本人就学会了喝茶，相应地推动了我国茶文化向日本民族的传播。时间一长，日本民众也兴起了“茶道”这样一种充满东方情调的文化生活方式，至今仍长盛不衰。这一中日间的文化生活交流对中日间茶叶贸易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又如泛北部湾各国由于早就接受了我国汉文化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在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上与我国有许多接近之处，这就有利于彼此间经贸人员的往来和贸易的开展。尤其是农副产品、中医药材的贸易和旅游业的开展，更是明显地得到文化之协助，获益良多。 二、“自我构建”三原则 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的意义已如上述，但泛北部湾文化圈将如何建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解释“文化圈”。 “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学的概念。所谓“圈”指的是一定的地理范围；生活在这个一定范围内的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表现出某些具有共同性的特征；尤其是在物质文化上，其共同性特征十分稳定，世代相传，且不会逸出这一既定的地理范围——这就是“文化圈”这个概念初期被赋予的内涵。它一开始并非被用于文化学，而是一个人类学的概念。在人类学者看来，“文化圈”与文化的传播行为分不开，是传播的文化与接受者的文化相互结合的产物。后来此概念移用于文化人类学、文化史学和文化学等学科领域，其内涵也有所扩展，即不仅仅限于物质文化及其特征，更重要的是指这一地域内的文化在品味上的独特性和文化构成要素关系间的紧密性与制约性等。它是文化现象存在的一种基本结构，具有持续、联结、发展和整合文化的作用。文化人类学家斯宾格勒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八大文化圈，历史学家汤因比把全世界的文化分为三十七个文明圈(其实就是文化圈)，都是对这一范畴的具体应用。本文所论述的文化圈问题不属于这一类的为世界文化划范围的宏大问题，而是针对泛北部湾经济圈的构建所作的有关文化问题的思考。 如何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本文提出“自我建构”的原则。所谓“自我建构”，它包含以下三个内容：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建构，遵循文化传播的规律建构和遵循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建构。 (一)按文化传承的规律建构 文化传承的规律要求面对历史和尊重历史，历史上在泛北部湾国际区间的文化生成，是今天构建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基础。 泛北部湾诸国文化圈的建构固然是今天建构泛北部湾诸国经济圈建构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是该区域各国历史上生成的文化在当代延伸与发展的结果。我国与泛北部湾诸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其中一次最具影响力的交流活动，当推明朝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五年(1430)这二十五年间郑和率领庞大船队八次下西洋。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苏丹、东帝汶、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是船队多次停泊与访问的地方。如今在这些国家中，尚流传与“三宝太监”(即郑和)相关的习俗和民间故事，记载相关内容的文献、古迹、文物等也很多。此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大批的中国民众移居海外，其中在东南亚各国侨居的占多数。他们的移居或为了谋生，或为了避祸、避战乱，即主观上并未具有传播文化的初衷；但到了这些国家之后，也都同时把华夏的文明带了过去。如现今柬埔寨的语言中，借用了许多中国潮洲话的词汇，泰国的语言中也有不少汉语的借用词。又如外国的考古专家发现，老挝的石斧文化来源于中国，老挝民间的葫芦文化，深受中国原始葫芦文化的影响。再如早在公元802年，当时的缅甸王朝就派谴歌舞团到中国来，学习唐朝宫廷的音乐和舞蹈。如今缅甸的许多传统乐器，就是那时传过去的。又再如中国的古典文学对泰国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三国演义》就曾被泰国作家译成泰文，在泰国文学界广为传播；并由此而影响了泰国作家的创作风格，形成一种新的流行文体叫“三国文体”。 我国传统文化对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影响面更广。越南李朝时(约公元10世纪)把汉字定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李朝的最高统治者李公蕴把国都迁往河内(当时此城市叫升尤)时，向全国人民的一个文告《迁都诏》就是用汉字写的。这篇诏书也是越南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之一。阮朝时，明命帝于1839年奏请中国道光帝颁发《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学习汉文。1867年，越南的嗣德皇帝曾说过：“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盖上至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政、医术，无一不用汉字。” 在新加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76％，中华文化在这里深深扎根，传承延续。尤其是中华文化中的传统道德理念，更是有力地促进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1982年8月至9月，新加坡邀请海外38名着名儒学专家来讲学，然后在全国范围内就如何进行儒家伦理思想教育进行大讨论。讨论的结果是确认了儒家伦理为国民的核心价值。他们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确定为新加坡人必须保持和发扬的“八种美德”，并结合新加坡今天的实际情况予以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内容。 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以上，是仅次于马来人的第二大族群。因此，汉语言文字和中华传统文化在这里的影响相当大。仅以它的新闻传媒报纸为例，在全国50家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中，华文报就有24家，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以着名侨领陈嘉庚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创办的《南洋商报》，着名华商胡文虎在同期创办的《星洲日报》、在30年代末创办的《星槟日报》等三家报纸影响最大。这些报纸不仅在为马来民众与岛外世界沟通信息上起了重要作用，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按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建构 泛北部湾区域各国、各民族间的跨文化传播，是建构泛北部湾文化圈的逻辑中介与必经过程。作为逻辑中介，一头连结着泛北部湾地区各国、各民族文化体，另一头通向泛北部湾文化圈；作为必经过程，要解决好共同话语空间和文化形态可塑性这两个问题。 1．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离不开文化传播，但这种传播的性质不是某一种强势文化在不同地域间的传播，而是不同的文化体在不同的地域间的传播，即跨文化的传播。历史上不乏强势文化传播导致文化强行认同的例子，但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传播，因为它的本质是文化殖民。文化殖民是错误的，是霸权主义者之所为；而跨文化传播则是以承认各文化体的相对价值为前提的。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这些文化无一不烙上了这个国家、民族独特的思想和情感的印记。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是独特的?因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所面临的历史命运、所走过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文化的传承等等都是与别人不同的，而且就他们自己而言，则是不可重复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文化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圈，就应该包容这些有独特价值的文化。换言之，就是跨文化传播以各文化体的独立与平等为前提。独立是指该文化体已然发育成熟，拥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平等就是指国家或民族无论大小，也无论其发展水平高低，其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是一样的。 2．跨文化传播必须在不同的文化体中寻找能够彼此认同的文化平台和话语空间。首先要论证的一个问题是能否找到这样的平台和空间，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地域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类似以及历史上和平地与非和平地交往(后者指战争、劫掠之类)，都能促成文化认同和共同的地域心理的形成。以泛北部湾各国为例，我国华南沿海、西南的部分省份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由于自然环境的类似(如地形、地貌、土质、气候、植被等等)，形成以水稻种植为基本内容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培育了稻作文化——又称“那文化”。毫无疑问，在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中，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平台和空间。围绕着这个核心内容，可以进行从科学技术到民间文化的广泛交流与认同。 3．在跨文化传播中，各参与传播的文化体，必须具备文化形态的可塑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本土涵养、发育的；因而任何一次跨文化的传播，都是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碰撞的结果不外两种：一是外来的文化被拒斥，二是经过磨合，外来文化被接纳。这时，那被接纳的外来文化已不复是原来的形态，但文化中的基质却得以保留。两千多年前印度的佛教传入我国的过程，是个很好的例子。东汉后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而这时在人们的精种生活中，已经形了以天帝和祖先崇拜为特征的信仰，其内容包括阴阳、五行、五德、五帝、鬼神、谶纬等多种观念。早期的一些佛教僧人如佛图澄、慧思等，为了迎合中国社会文化，也采取了流行的阴阳、五行等概念，附会宣传。史书曾记载后赵的名僧佛图澄，用道术感化过后赵的统治者石勒，阻止了他对老百姓的残酷杀戮行为，吸引了众多信徒。又如印度佛塔作为佛教高僧逝世后的墓，通常由方形台基和其上的半圆形墓身组成；传人中国后，受秦汉时流行的神仙思想影响，所谓“仙人好高楼”，于是与我国重方形的传统的阁楼建筑文化相结合，成为楼阁形的塔：下部为我国固有的楼阁，上部保持印度的样式。南北朝时代的木塔基本是这样建筑的。到了唐代，把印度的半圆形与我国的方形进一步融合，成了八角形。这之后，遂成为最常见的中国佛塔造型。 (三)按经济与文化互动的规律建构 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已如上文所论，因此，在文化圈的建构中，不能脱离经济去进行单一的文化圈建构。但是，这里所论的结合经济进行的文化圈建构却不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类的举措。因为如果文化的作用仅限于搭台、造势，以此为经济招徕顾客，那还是停留在“经济、文化两张皮”这一肤浅的理解上。只有深入认识经济与文化在本质上的关联性，才能理解它们之间的互动性以及互补共赢的建构意义。 经贸活动中的物质对象(产品)，就是社会的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本体结构来看，这些物质产品是处于整个文化的最外层。它们一方面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负载着文化体的思想观念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又呈现出活跃的个性，随时准备着迁移到其他的文化体中，成为被消费的对象。而后者恰恰是使这一层面的文化成为可以通过经济手段互相交换，并且在互相交换中实现文化交流的本质原因。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贸上的往来促成文化上的交流，结果实现经济、文化的互补共赢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八十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技文化以高端消费品的形式进入我国市场，其受欢迎的程度用“热销”二字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西方产品“热销”过后就是西学的“热播(传播)”，紧接着的就是学英语热；于是又引发了对西方物质产品的消费热——从可口可乐、汉堡包到电讯器材、“空中客车”飞机等。 这个过程生动地表明，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而这种不可分并不如某些人所理解的那样：一个搭台，一个唱戏。若一定要用“台”和“戏”来比喻的话，那么就是共建平台，轮番唱戏：你在前台时我则在幕后，反之亦如此。你方唱罢我登场，互补共赢。因此，我们对泛北部湾文化圈的建构，应该这样去理解：一是不能离开泛北部湾经济圈的建构过程，单一地去进行文化圈的建构；二是在文化圈的建构上与经济圈的建构相匹配并不意味着要依附于经济圈。在时间上或许可以稍放后一步，但在性质与功能上却是相对独立，在发展态势上则是齐头并进。

旅游文化论文:论析中西方文化与旅游及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帝都”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6.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辆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演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旅游文化论文:简论作为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论文关键词：电视；导游；旅游文化传播；媒介 论文摘要：旅游文化传播是传播学和旅游文化学关注的交叉点。本文在这两门学科背景下’采用比较法探讨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视与作为人际传播媒介的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各自呈现出来的特占’，并尝试提出电视与导游相配合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旅游活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基本需求。人们对于旅游文化的渴望也愈来愈强烈。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大众传播特别是电视，占据了人们休闲生活中大部分时间，人们从电视上大量接触异国他乡文化，同时也不满足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感受旅游文化的魅力。电视和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的两种媒介，代表着典型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本文旨在探讨电视和导游在旅游文化传播中作为不同的媒介分别具有怎样的特点，存在哪些异同，能否有机结合以及结合模式问题。 一、旅游文化传播与媒介 1、旅游文化传播 旅游文化是由于旅游活动的介入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是旅游者为了休闲和娱乐而进行的短暂迁移。旅游者把自己原来居住地的文化带到旅游地，在旅游地又领略了当地的文化，在此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汇融合，形成了旅游文化传播。但是，在人们被大众传媒密不透风地包围住的今天，以上关于旅游文化传播的概念只能算作狭义的概念。今天的人们如果有一台电视机就可以足不出户地领略异国他乡的自然风光和风土人情，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也可以通过电视节目接受外界文化影响。因此，要探讨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真实世界”，还要着眼于以大众传播为基础的“传媒世界”(参见图一)。基于“两个世界”的旅游文化传播都带动了人员、信息、物质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了不同地区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增进了不同地区之间文化的大传播和大融汇。 2、旅游文化传播的媒介 传播媒介是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也是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述，当今的旅游文化传播具有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双重属性，因此旅游文化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媒介和大众传播媒介。本文主要选取其中的导游和电视进行分析。 在“真实世界”的旅游活动中，帮助旅游主体完成旅游活动的中介组织称为旅游媒体。它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渠道，包括各旅游组织和企业的活动。导游人员的活动是其中最典型的一类。一般而言，游客首先接触且接触时间较长的目的地居民就是导游人员。他们通过语言、手势和神态等非语言符号进行传播活动，连接旅游主体和旅游客体，属于较为典型的人际传播。导游人员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和讲解，不仅使游客更加深入细致地了解目的地的风土人情，也扩展了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审美欣赏能力，促进了不同国度、地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旅游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传播着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广泛的文化传播。 从大众媒介来讲，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媒介形式。电视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形声并茂、声画同步，可以传递更多、更直接的信息。在“传媒世界”的旅游活动中，电视能够把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生动、形象、逼真、立体地展示给受众，让受众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种对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产品栩栩如生的可视化展示，会对受众形成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是电视传媒的优势。旅游目的地宜人的自然风光与独特的人文景观通过电视媒介广泛的传播，可以让受众直接地、感性地领悟到旅游地的魅力。通过电视媒介传播的旅游文化，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旅游需求，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受众的旅游动机。 电视同时也是受众接受旅游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根据卿志军和郑岩在《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作用》中对海南海口、三亚部分旅游者的调查，受访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电视(39.9%)，也最关注电视上的旅游信息(48%)。那么看电视是否能够代替实地的旅游活动?电视旅游信息是否能够代替导游的讲解呢?答案是否定的，个中原因则要从两种传播媒介的比较分析中去寻找。 二、两种旅游文化传播媒介的比较 1、电视与导游的差异: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是传播手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指特定的社会集团通过文字、电波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图像、声音、符号等形式，向不特定的多数人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从构成大众传播的要素来看电视对旅游文化的传播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大众传播中表述的“特定的社会集团”是指专门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这就意味着，经过电视台采编后形成的电视旅游节目中的旅游信息具有很强的公开性、权威性和全面性。相比较而言，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导游人际传播中，导游人员带团的讲解则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每个旅游者所接受的信息也是不平衡的，有时还因为导游个人素质和职业责任感的参差不齐导致错误旅游信息的传播。 第二，大众传播以社会上不特定的大范围受众为传播对象，且受众具有匿名性和不确定性。电视旅游节目具有大众性，这就意味着它是点到即止的，对旅游目的地的介绍通常是广泛而肤浅的，因而难以满足观众个性化的文化需要。导游员通过与游客面对面个性化交流，可以满足不同类型游客的需要。比如对同一古建筑的介绍，面对知识界游客，导游员主要讲解该建筑的历史背景、建筑特色等;如果面对的是一般游客，他们感兴趣的可能是关于此建筑的奇闻轶事和神话传说，导游员可根据情况调整导游词的内容和形式。 第三，大众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电视凭着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声画合一的传播方式，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现实体验。经过编辑和修饰的“媒介世界”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让人感到“媒介世界”比“真实世界”还要“精彩”，不少游客去过旅游景点后感叹“没有电视上看着那么好”! 第四，电视在节目形态上具有多样性。电视的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主要有电视旅游新闻、电视旅游广告、电视旅游节目、影视剧等几种。丰富的节目形态不论从对旅游文化传播的广度还是深度都具有很强的传播优势。相比而言，导游员的带团讲解似乎单薄了很多。也许在大众传媒让这个世界变的绚丽夺目时，人际传播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依然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依然有它独特的传播特点。 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也是最基本的形式。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人际传播有许多种样式，如交谈、争论、讲演、会议、教学，甚至包括电话、电子邮件形式的交谈等。“当人们最大限度地以表现个性的方式，在一起谈话和倾听时，这种传播的样式就发生了”。旅游文化传播中的导游和游客之间就是典型的人际传播。 首先，人际传播具有双向性，具有反馈及时、互动频率高的特点。反馈是旅游人际传播的重要环节，它是游客对导游员讲解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旅游人际传播的进程。旅游过程中，游客可以随时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导游员反馈得到解答，对导游传递的信息有接收不到位的，也可以及时补充信息。因此，游客在实地游览中对旅游文化信息的了解是深人的、透彻的。同样的信息，如果通过电视媒介来传播，情况会截然不同。虽然网络的兴起弱化了大众传播的单向性，但是受众对电视媒介的传播反馈依然是延迟的、低效的。电视的特性决定由它传播的信息也是易消逝的。 其次，人际传播的内容更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最具有魅力的就是它的符号传播，比如表情、手势、姿态等，由这些符号传达出来的意义往往更加丰富和复杂。人际传播的意图就是要产生理解，而理解就在于要领会传播者的意义。通过这样的理解，概念中的人际传播范围刁讯深度却加大孔导游的人际传播相对于大众传播，更易于沟通旅游地和旅游者之间的情感，产生共鸣。比如，每个导游员都有自己的讲解风格，或风趣幽默，或引经据典，在讲解过程中不仅仅是机械的旅游信息交流，还是情感的交流，进而对目的地产生综合的印象。 2、电视和导游的契合——“把关人”角色 传播的过程牵涉到对某些信息的选择与传递，以及对另一些信息的剔除与摒弃。美国社会学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尸库尔特·卢因1947年首次提出了“渠道与把关人理论”，传播学者怀特195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新闻筛选过程的把关模式，从而形成了传播学中的“把关大，理论体系:传播过程中存在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人传播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有限性，以及一些社会集团对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制约，信息不可能无限制地传播，选择与剔除的活动自然成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 旅游活动中导游为游客讲解时，对内容也有一个类似“把关”的取舍选择过程。一般来说，无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抑或人类的开发演绎中，大都已经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讲解体系。导游词的内容包罗万象，包括一般性的景观介绍、背景材料、典故、相关的文字作品和文化事迹以及传闻轶事等等。如前所述，在浏览的动态的有限时间内，导游基本上无法对上述内容一一进行讲解，同时由于游客的个体差异性，可能层次悬殊、审美情趣不尽相同，导游一般会有选择地针对不同游客选择不同的讲解内容，导游词的深度、广度及结构都会有所不同。在这一过程中，导游是传者，游客是受者，导游对大量讲解素材进行甄选，确定传播内容，可以说，导游是旅游文化传播的“把关人”。 电视旅游节目同样延续着传媒内部的普遍规则，介绍什么样的旅游文化，安排在什么时间段播出，节目时间长短等等这些无一不是在对传播进行“把关”。而在旅游活动中，导游每一次带团都是一个旅游文化传播活动，同时也是一个“把关”过程，导游作为旅游文化传播中的“把关大，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尽管有行业条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相对于电视旅游节目的“把关”程度来讲，导游的“把关”有更强的主观性。 三、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探求 以上对旅游文化传播的两大媒介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探讨寻求二者有机结合以达到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途径。作者认为，从某一地方旅游文化的传播来讲，可以采用三段式传播方式，即游览前电视旅游文化传播+游览中导游旅游人际传播十游览后电视旅游文化传播，如图二所示。 游览前的电视旅游文化传播通过旅游新闻、旅游文化节目以及电视剧电影等多种形式，大范围地将当地旅游文化资源传播出去，利用电视的技术手段吸引受众，使受众(潜在游客)将当地作为出行旅游的候选目的地。游览中导游用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周到的服务接待游客，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感染游客，让游客的旅游体验达到完美状态，这是旅游文化传播成功的核心部分。游览后，游客大都具有希望经常回忆起美好的旅行体验的心理需求，因而希望在电视媒介上经常接触旅游目的地的新信息，强化旅行体验，同时，也为游客向潜在游客推荐旅游目的地起到协助作用。这样，一个良险循环的旅游文化传播链就运转起来了。 综合以上分析，电视与旅游两业界之间应共同构建基于上述三段式传播模式的平台，围绕着旅游文化传播效果最大化主动与对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在为大众旅游提供更加优质服务的同时，共同提升旅游文化传播水平和电视、旅游的经营业绩。 旅游文化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旅游文化论文: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研究 论文关键词：民间文学 　旅游开发 　物态化 论文摘要：民间文学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而我国民间文学蕴藏丰富，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应努力开发利用民间文学，促进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本文就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进行尝试探讨。前言概括民间文学对旅游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第二部分具体阐述民间文学在旅游方面的开发和利用的价值。第三部分民间文学开发和利用需要注意的问题。 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是最具吸引力、最有魅力的旅游资源。旅游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旅游者变换原有的文化环境，探奇求知，改变生活节律，吸取其他地方的地域文化。“国内一次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56.7%。在日本游客中，对人民生活感兴趣的高达68%。”①人们出游的主要动机是了解异地文化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旨在寻求一种“经历”或“体验”。旅游活动是游客离开常住地而发生的，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交流，是两种地域文化的交汇与融合。旅游活动尽管具有经济色彩，但本质上还是一种文化，可以说，旅游者是为了文化而旅游的。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民间文学是民俗艺术中一种由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反映劳动人民社会生活和思想情趣的口头语言艺术，是极具魅力的文化资源，它最集中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风貌，开发为旅游文化资源的前景不可限量。民间文学必定是旅游业中最闪亮的奇葩，它能为旅游业增光添彩,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经济部门之一。我国拥有世界上独具特色的东方文化，其中民间文学独树一帜，古往今来，讲故事、听故事始终是我国民间社会沿袭的文化传统，深受我国民众的喜爱。而我国又是民间文学蕴藏丰富的国度，在我国各民族、各地域民间活跃着的能讲、善讲故事的人有如恒河沙数。这种文化资源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准备了丰富的资源。近年来，随着各地对本地区地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旅游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也跻身于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不容置疑旅游已成为当今时尚，人们猎奇的心理，探知的欲望，民间文学的传奇性蕴含着许多有助于激发民众旅游兴趣和旅游好奇心的成分，对旅游活动的发生有促进作用。 /P 旅游属文化活动范畴，实质是通过对自然、人文景观的游历，欣赏大自然风光，领略民俗风情，陶冶情操，增长知识的一种休闲娱乐和文化教育活动。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地大物博，文化底蕴深厚，因此我国旅游资源异常丰富，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已成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共识。民间文学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不可忽视，它具有强大的旅游潜质；因而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对推动我国旅游业发展，对提高我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品位，对加快投资环境改善，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使旅游业富有区域特色与个性，做到有“利”可图，有“益”可求，在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资源时应加强对传说、故事等的开发利用，推动我国各地旅游业长盛不衰。民间故事和传说往往和一些名人、名地、名著以及一些风俗联系在一起，开发利用民间文学资源要结合有关的人物和史实，结合相关的地名和古迹，结合有关的民俗和产品进行，其次对民间说唱、小戏、歌谣也不能忽视。 一、对民间文学的四层开发。 （一）对风景名胜、地名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许多优美奇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往往伴生出一系列动人的传说故事。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了解其富有神奇色彩的传说，是当前旅游者的普遍心态。民间传说是野史、稗史，它却是“历史的活化石”，有着很高的美学价值和研究价值。国内所有成名的旅游景观，都有相关的民间传说为其造势，没有了传说景观就失去了灵魂，所以历来就有“看景不如听景”之说。刘守华有一句话：“江山奇景与人文壮观的艺术结晶”。②民间传说可增添旅游的神秘色彩；往往使旅游者启发情思，震撼精神，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结合云梦山对王蝉母子和王蝉师徒的故事进行整理开发利用。结合大?缮蕉源笥碇嗡?裙适陆?锌?⒗?茫?岷箱亢臃缇扒?⒔鹕剿碌榷孕硐砂姿卣甑陌?楣适乱约鞍琢?砉适陆?锌?⒗?茫?岷狭樯健⒊?璧扔泄鼐暗愣砸箧?醯南喙毓适潞痛?到?锌?⒗?谩U夥矫娉晒??尤缦拢?/P 2002年10月25日，千年胜迹雷峰塔重建峻工落成了。雷峰塔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与其巨大的知名度息息相关的。雷峰塔的盛名，与民间传说《白蛇传》不可分离。数百年来，这个故事在戏曲、说唱、绘画等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中广为流传，几乎全国所有的剧种都排有《白蛇传》的故事。在2001年，杭州就接待国内游客2510万人次，接待海外游客约82万人次，如果其中有10％游客上塔，其经济效益就相当可观了。雷峰塔的知名度，决定了这个景区必然会带来巨大的客流量。 电影《少林寺》，是根据民间传说《十八棍僧救唐王》改编的，一经放映少林寺就名扬天下了，旅客蜂拥而来。 珠海市本来是珠江口的一个三等渔业县， 1980 年建设经济特区时，他们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个“渔女献珠”的故事。传说那渔女本是仙女，被珠海香炉湾的秀色迷住，悄悄化装成渔女下凡，嫁给一个青年渔民。成亲那天，她拾到一个特大的海蚌，挖出一颗硕大的珍珠，把它献了出来，这颗珍珠就变成珠海。于是，香炉湾畔就矗立了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的《渔女献珠》巨型石雕，成了珠海经济特区的标志，香炉湾也成了珠海市著名的旅游区。这个传说给珠海增添了魅力，给旅游插上了翅膀。 民间传说的“八仙过海”人人皆知，影响颇大，其中八仙之一的韩湘子，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侄孙。湘子墓位于湘子故园内，墓冢高大，松柏苍翠，竹木丛生，名家碑记数通，目前占地面积30余亩,韩湘子故园已成为豫北颇有名气的道教圣地，香火旺盛，游客常年不断。 《阿诗玛》是彝族—撒尼人的经典传说。美丽善良的阿诗玛与勇敢憨厚的牧羊人——阿黑相爱。头人的儿子阿支软硬兼施地追求阿诗玛并将她关进牢笼逼婚，阿诗玛坚决不从。阿黑赶来相救，妒火燃烧的阿支，放出洪水吞噬了这对恋人。最后，阿诗玛变成了一座美丽的石像，永驻石林。后经编导成一部《阿诗玛》电影，赋上一首《阿诗玛》长诗，配上一曲撒尼民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让中国人永远记忆着石林——阿诗玛的故乡。多少游客就是从电影、诗歌和歌曲中认识并向往石林的。很多年前看过奇异石林的风光照，向往它的神秘。阿诗玛传说让云南石林名扬天下。 对这些景观由来所作的传说往往具有艺术虚构的特征，传说的虚构使有关的自然景观的美感具有多重性，人们在旅游中除直接感受景观外在的自然之美以外，还可从传说中进一步领会过去人们将自己的心灵投射在这些景物上所形成的人文之美。游客面对那些没有民间传说给以进一步美化的自然景观，会觉得索然无味。旅游景观与民间传说故事相映生辉，构成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正如一些从事旅游资源开发的同志所说的：“自然景观是死的，有了相关的民间传说，它们在游客心中才能活起来。”民间广泛流传的名人、名胜传说，比正史和小说都具体、全面、生动，有趣得多，加上还有不少相关的风物佐证，给人的感觉就特别的真实、可信。一座山、一条河、一座桥、一眼井、一个泉，都有它们命名的故事，讲述它们的渊源和来历，这就增加了游人无限的兴味和无穷的遐思。 （二）对有关人物、史事方面的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由于民间文学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传承性等特点，往往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很难模仿和复制。因此，在竞争中就减少了可比性，具有垄断的地位，易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能力，也易于创出自己的特色和名牌效应。名牌是旅游业竞争中的一种无形力量，更是促使旅游业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因此我认为民间文学的旅游文化价值重点体现在对民间文学物态化改造，民间传说物态化为旅游人文景观。 1、人物方面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秀丽奇特的自然风光曾吸引过历代不少诗人墨客，在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还会留下不少生动的传说、故事。这些诗文、传说、故事与旅游风景名胜有关。如唐代李白、皮日休、贺知章，宋代王安石、陆游，明代徐渭、刘基、谢迁、王阳明、徐霞客，清代林则徐、梁启超等，这些历史名人游山玩水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文，是旅游区的一大笔文化遗产。把他们的诗文结合各风景名胜景点，编辑成旅游区的风景名胜诗文选，作为旅游手册，提供给游客，使旅游者在观赏美好景观同时，又欣赏到历代名家的绝妙诗文。 实实在在的景点，一经被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故事所点染，更显神彩飘逸、魅力无穷。由于旅游区一般具有特殊的历史位置和奇特的山川，会吸引了各地的电视台来拍摄旅游风情片、风景片、专题片和电影。这些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在拍摄过程中，除拍自然风光和景点外，还会拍大量的旅游区的民风民俗和风土人情，结合民间文学中的风俗传说和风俗故事，结合民俗事象，把旅游区特有风俗习惯搬上屏幕，宣传当地的旅游，使民间文学和风俗发挥全方位的作用。这方面广西有着非常成功的例子：一个刘三姐传说打造成俩品牌。 （1）故乡旅游招牌。广西的刘三姐传奇人物，40几年来《刘三姐》一直为人们所传颂、传唱，最终宜州市被认定为刘三姐故乡。于是宜州市把流河乡更名为“刘三姐乡”。宜州市便以刘三姐故乡为品牌，大规模地建设下枧河风景旅游区，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旅游胜地。如果说电影《刘三姐》使桂林山水名扬四海，那么今天的“刘三姐故乡之旅”，则是把“刘三姐”这一古老传说进行重新挖掘并成功地运用于旅游业的一个典范。“爬坡要爬下枧坡，游河要游下枧河；刘三姐家在下枧，歌满河来歌满坡”。宜州市一条美丽的下枧河，孕育了一代歌仙刘三姐。如今下枧河沿岸的许多景点，如对歌台、扁担山、手巾岩、定情树、莫村、铜盘山、鲤鱼石等，都蕴含着刘三姐的许多美丽传说，刘三姐故乡的招牌为宜州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长足的促进作用。 （2）歌圩品牌。刘三姐是民间传说中的“歌仙”，广西各民族有口皆碑的智慧女神。与刘三姐传说相关的“刘三姐歌圩”坐落在漓江与阳朔田家河交汇处，占地面积近100亩，歌圩的核心项目为全球最大的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建成后的歌圩凸现了广西和当地的建筑风格，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与演出相得益彰。《印象·刘三姐》打着“刘三姐文化品牌”的名义创造了广西文化产业。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由张艺谋出任总导演，在桂林山水间利用天然美景演出广西少数民族文化精品，把广西举世闻名的旅游、文化两大资源——桂林山水和“刘三姐”的传说进行了巧妙地嫁接和有机的融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并极大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的发展。《印象·刘三姐》成为了阳朔一个新兴的旅游品牌项目，每天都有世界各地的旅客慕名而来。《印象·刘三姐》不仅直接给阳朔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拉动了阳朔整个经济链条的快速运转。 刘三姐歌圩是广西传统的盛大节日，现已由原来的广西国际民歌节升级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由南宁市人民政府主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是集文化、经贸、旅游于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其更加体现国际性、民族性、现代性和艺术性，不断完善“政府办节、公司运作、社会参与”的运行机制，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加大市场运作力度。连续6届的成功举办，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正成为世界民歌的盛会，形成了南宁—大独特的文化品牌，也是南宁人向世界递上的一张亮丽名片。 2、史事方面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口头传说一般都是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相融合的产物。例如三国的周郎赤壁，人们面对这些留存至今的山川遗迹，不禁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龙争虎斗的种种人和事，传说中所包含的这些历史地理因素是实在的，它是构成传说故事的核心。 今天的蒲圻将以民间传说、故事为背景大搞恢复赤壁大战古战场，发展当地旅游业。 据悉赤壁大战古战场恢复的设计理念：让静止的、陈封的历史文化景点变成可以参与、触摸、互动，符合现代人审美情趣的、灵动飘逸的景观。旧景点改造中的“三国雕塑园”，成功地达到了预期效果，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而二期工程“古战场恢复区”的设计主题是：赤壁再现三国，让游客亲历战争。资源整合的形式是：以三国人文掌故、战斗场面、民俗民风、工艺美术、自然风光为内容，以厚重的三国、长江文化为载体；综合采用庙会、社戏、雕塑、游戏、武术、杂技、戏剧、电影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独创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战争场面，进而形成一种前所未有观光游览品种，让游客乘船进入，步步参与。整座古战场恢复区，实际上就是汇集了多种功能的游览胜地，但她又不同于其他的旅游景点，其突出特点是，游客亲历，所到之处没有单纯的被动参观，而是一种参与的、融入性的活动。到处都是景点景观、到处都是表演舞台。山是景，水是景，人在景中；船是戏，台是戏，戏在戏中……在虚无飘渺，步换景移中切实地感受到东方文化的神秘和博大精深及上古战争的酷烈氛围，进而得到知识的陶冶和身心的愉悦。一个崭新的，魅力无穷的具有世界级旅游品牌的大赤壁，将会很快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③ 由此及彼，借传说开发旅游区的例子比比皆是：四川的丰都是传说中的“鬼城’，鬼城人就在城市建设和旅游景观中大作鬼文章；新郑市也以传说中的“黄帝故里”为品牌开发旅游业，他们都成功了。蒲松龄老先生堪称最早的民间文学家，他的《聊斋志异》大都取材于民间传说，书成了名著，他成了名人，他的故乡淄博市也成了“名地”。当地人花了一亿多元，建了座占地千余亩的聊斋城，在城内开辟了数十个景点，一举办成了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是施耐庵在汇集了大量的有关“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编著的，山东的梁山因此就成了驰名中外的“名山”，当地人就在其上边大兴土木，建起成套的人文景观。后来的《金瓶梅》一书。只是把《水浒传》中的一些章节扩展开来写成的，和《水浒传》恰恰相反，它是公认的伤风败俗的“淫书”，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也成了典型的“淫夫”和“淫妇”。出人意料的是，山东人竟然也看中了这部淫书和这对臭名昭著的狗男女，聊城市、临清市和阳谷县都争着打起了《金瓶梅》这张牌，不惜花费几千万元兴建“金瓶梅文化区”、“狮子楼旅游城”等大型景区，还把潘金莲定为“形象大师”，同样搞得风风火火。由以上数例，可见民间传说的利用价值有多高。④ （三）对乡土特产、民间工艺的传说、故事进行开发和利用。 在民间文学中，有不少关于土特名产、工艺品的传说、故事。开发出来，服务旅游业，大有文章可做。物产丰富的地区，在历史上有不少享有盛名的物产，因时代变迁而埋灭，或因冷落而没有开发。但在民间文学中，仍保留了这批名产、传统工艺的传说。如浙江省余姚土特名产“余姚老布”、“节令糕点骆驼蹄”、“山球”、“余姚杨梅”、“七叶一枝花”、“拉毛果”、“盐的传说 ”、“瀑布仙茗”、“大隐石板”等；如传统工艺，“陆埠佛雕”、“四明竹编”、“余姚剪纸”、“余姚花轿”、“余姚草鞋、绣花鞋”、“余姚陶瓷”等。发掘土特名产、工艺品的传说、故事，利用这些产品的传说、故事对产品进行宣传，能提高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同时可促进产品转化成为旅游礼品、纪念品。⑤ 1、民间手工艺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我们阳春有一道著名的风景线－－高流河竹木墟，因河成墟，河因墟而更闻名，墟因专卖竹木手工艺品而闻名，河和墟相得益彰。 高流河墟距今已有420多年历史。相传古代有一位爱国为民的将军叫高流，在剿匪过程中战死在这条河边，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该河称为高流河，并在农历五月初四他的出生日举行墟期以志纪念。以后，每近墟期，附近许多工匠都会将自编的箩筐、竹筛、菜篮、扁担、梯子等竹木藤器，拿到高流河滩席地摆卖。近年来，摆卖的东西不仅仅是竹木藤器，其它日用百货也摆到河滩上来了，连卖手机的也搬了几张桌子过来设了一个摊位。 高流河墟历史久远，其来历还与著名的冼夫人有关。 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冼夫人与冯宝结为夫妻后，驻兵在阳春。陈朝太建元年，冼夫人三次领兵出征广州，半年平定广州刺史都督十九州军事的欧阳纥、王仲宣反叛割据岭南的叛乱。因冼夫人母子立下大功，朝廷大为封赏冼夫人母子。太建二年冬至前后，冼夫人和冯仆母子在高流河畔召开庆祝胜利大会，追悼四十年战乱死难军民，奖励有功将士，陈列朝廷赏赐的文物，演戏、巡行、娱乐升平。 随着历史的演变，高流河墟成为了竹木制品和两阳（阳江、阳春）土特产的交易盛会，并在每年五月初四固定下来，每年一墟。该墟影响遍及新兴、云浮、恩平、肇庆、高要、茂名、高州以及阳江、阳春等州县，每年均有近10万人“趁墟”。 故老相传，在高流墟当日买的竹木器，用河水浸泡后可保永不被虫蛀。因此，高留竹木墟又是一个吉祥的节庆，许多母亲在这一天带上孩子到河上沐浴，希冀孩子们有健康美好的将来。高留墟还是我们阳春当地的“情人节”，每年这个时候，小伙子们带上自己的女友到了河边，洗一把吉祥水，然后背着爱人淌过河渠，留下天长地久的回忆。 阳春市政府在开发本地旅游文化资源时将高流河墟变成每年一度的土特产交易会，把高留河墟作为每年一度旅游节首发点,把高流河墟变成粤西土特产的交易中心,打造阳春旅游文化品牌产业。 2、风味佳肴的传说、故事的开发和利用 与旅游业不可分割的餐饮业也不可忽视，挖掘民间传说为当地独具特色的旅游餐饮文化扩大宣传。 如合肥拥有千年历史的“吴山贡鹅”，合肥人大力打造旅游餐饮品牌。 合肥人品贡鹅吃螃蟹来庆祝陷巢州涨庐州千百年来一直被传为佳话，后来更衍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中国民间故事＜丽友桥＞－－中国古代爱情传奇的经典。 这个传说起于隋唐年间，说的是在合肥白水坝附近靠放鹅过日子的白小玉，人长得非常漂亮，又是刺绣纺织的能手，邪恶的蟹仙一直想得到她！于是邪恶的蟹仙百般阻挠白小玉与段飞俩人结合，造成段飞失去记忆，一个人回云南老家去了。后来白小玉打败了蟹仙，她千里寻夫，大白鹅帮助段飞恢复记忆，俩人最终团聚的故事。合肥民间传说《丽友桥》有诗为证：合肥肥东肥西肥东西.丽友丽江丽水丽江水。 合肥吴山贡鹅堪称“江淮一绝”，在合肥打吴山贡鹅招牌的店大大小小有70多家。而吃正宗吴山贡鹅，还得到长丰县吴山镇，这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长丰县吴山镇举办了三届贡鹅节。合肥巢湖锦绣红楼的“橘黄蟹肥、香思红楼”主题活动搞得如火如荼，在菜品上“蟹”成为这一主题活动的重点。中国螃蟹之乡—“合肥”在文化资源和文物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开辟旅游资源，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贫穷就是财富, 荒凉也能卖钱!合肥民间传说与旅游餐饮文化 。一片荒凉，有文化妆点成奇观；两座废墟，经艺术加工变瑰宝。 （四）对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 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是由广大民众自编自娱自乐，大伙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灵活多样，内容通俗易懂，诙谐有趣。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说唱、小戏、歌谣丰富多彩，每个地方各有特色，对游客的吸引力强。开发和利用民间说唱、小戏、歌谣将大大丰富旅游文化内涵。 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开发和利用最好是结合当地特产小食品,让游客在充分感受当地传统文化之余又大饱口福。因为旅游总要歇脚的地方，因此可以考虑培养一批专业的民间演员，把当地旅游区的旅店装修成古色古香的古代客栈与民间说唱、小戏、歌谣配合起来，让玩了一天的游客在客栈享受回肠荡气的说唱艺术。既有娱乐性又有当地独特的文化内涵的民间说唱、小戏、歌谣的旅游服务项目将大大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刺激游客的旅游欲望。在这方面，很值得向房县学习，在房县桥上乡的民歌种类很多，且生动活泼、极富情趣、耐人寻味。内容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生产劳动、生活及恋爱婚姻、传授文化知识的民歌等，还有唱“四书五经”、“曾广贤文”、“三字经”及一些长篇叙事民歌。杜川村神农峡客栈业主张先忠，十分热心野人谷民歌的挖掘整理，自费购置了电脑、摄象机、数码照相机等设备，走村串户，并资助村民挖整民歌和民间故事，将录音、录象的资料制成光碟，得到市、县有关领导和专家做指导，他通过挖掘整理民歌和民间故事，把客栈逐步办成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内涵的旅游客栈，成为村民唱歌和讲民间故事的文化娱乐场所，成为游客来野人洞、野人谷旅游和观光民俗文化的景点。 二、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利用原则。 注意用恰当的形式展现民间文学资源。民间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资源，一般是以口头形式流传的，即使整理出版也仅仅是文字的形式，要吸引现代旅游者就必须对其进行处理和包装，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展示，要符合现代旅游的产品开发规律和市场需求特点。因此民间文学资源在旅游开发中，要遵循几个原则： （一）是民间文学在旅游开发上，利用应注重“三个结合” 1、科幻结合；时代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民间文学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借助时代特征，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结合高新技术创新，利用光、电、影等现代传媒、公众广告艺术、计算机辅助手段包装和宣传，以文化为内涵，坚持高雅与大众化结合原则。 2、史实结合。历史史实、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故事相结合。在国内各大旅游风景区中，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曾在其间活动过。反映他们踪迹的故事很多，人民群众愿意把心中美好的想象情节，都依附联系在一起。如在浙江省，戚继光抗倭、黄梨洲、王翊四明山抗清，人民愿意把美好的想象与英雄联系在一块；河姆渡远古传说，浙江民众又把“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精卫填海”与“河姆双鸟舁日”、“女姆借金稻”相联系，幻生出一种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和信仰，连风俗起源也挂勾到“女姆”身上，这也反映出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对于民间传说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史实，去作徒劳的考证，不妨说为“史实结合”。 3、真实结合。真实的景点与民间文学、故事相结合。在旅游风景区中，各景点在规划上应有新创意、在利用自然资源上应有独到之处，要避免千人一面的局限，充分利用当地民俗风情，立足民间文化传统，面向末来，借俗生景，贴近游客，建成世界一流、富有民族品位的个性旅游区。这方面日本与英国比较重视民俗在风景区的开发利用，形成了世界性有名的几大主题公园，因此在旅游开发方面就必须搜集、整理有关景点的民间传说、故事作为实景欣赏的补充，发挥风景区各景点的互补优势，扩大旅游区域，逗留游客时间，可以启发游人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二）是民间文学在旅游开发上，利用应注重“四性原则” 1、文化性。旅游是一种文化行为，而开发民间文学为旅游服务，就是为了增强文化意蕴，增强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位。如果一个景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民间文学韵味，如：传说、故事、小戏、歌谣等，这对旅游开发毫无益处，因为吸引不了游客。 2、群众性。民间文学根植于人民群众，景点游览对象也是平民老百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充分考虑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定势，并加以一定的引导。文化资源开发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和应用价值。 3、品位性。人们来旅游观光，为美好的风光所吸引，为有意义的内容所吸引，要注重品位，不能与“二为”方向和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不能有黄色、迷信、有害、低级趣味的内容，因为游客在风景点观赏到赏心悦目的景色和风光外，需要得到潜移默化的审美教育。 4、服务性。旅游要讲究经济效益，作为服务于它的民间文学开发也要有经济效益，要有市场经济运作意识，开发中要注意趣味性与服务性结合，使人们为美好的风光所吸引、为有意义的内容所吸引。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具有浓郁文化气息的民间文学越来越受重视了，民间文学是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民俗学价值、实用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近年来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与珍爱，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我们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文化大国，更应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反思，认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保护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开发和利用民间文学是对民间文学最好的保护和促进它的发展。民间文学在旅游业大有文章可作，可谓是民间文学的一次复兴，也是民间文学的价值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体现。 旅游文化论文:关于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探讨 论文关键字：赣傩文化 旅游资源 开展 素质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赣傩这一重要的旅游资源的特性、价值的分析，探讨利用赣傩旅游资源开展素质教育的独特性、实施途径和具体方法，从而理清了一条开发文化旅游资源进行素质教育获得旅游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途径。 我们美丽的家乡江西是文化旅游大省。其中贯古达今、影响深远的赣傩文化在快节奏的信息社会中仍散发着它古老、博大而独特的魅力。赣傩文化主要分为傩仪和傩艺术两部分，傩仪包括傩神庙、傩祭、神词、傩符、法器等；而傩艺术包括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赣傩文化的神秘独特魅力，具有强烈的心理感召力，吸引人们研习、体验、追寻，是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着开发旅游良好前景。同时，当代中国正处社会深刻转型，人们之间的关系急速走向功利、走向竞争，社会日趋走向现代、走向未来。人们，尤其是青年集体意识、群体心理缺失，迫切需要抓住有效载体，寻访心理家园、弥补集体意识、人本精神，构件完美健全人格，提升塑造综合素质。我们完全应当在开发赣傩文化旅游资源的同时，利用赣傩旅游资源，深掘其教育价值，开展素质教育，发展地域旅游文化经济，从而获得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赣傩文化之特性 1、杂糅巫风、根扎赣鄱。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徐人、楚人入赣，荆楚巫风与当地百越人的神鬼崇拜混杂为影响力巨大的南方巫傩，巫傩自出现以后，不断向四周渗透，在此过程中，充满自豪盆地心态的赣先民们在巫傩的传承中，特别珍视这份令他们骄傲的祖先馈遗，从不敢轻易对其进行改动、删减，使赣傩至今仍能较完整地保存最原始的面貌和形态。 2、紧随主流、纳异化同。随着西晋“永嘉之乱”及南北朝战争、唐未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人不断南迁，赣傩文化不断受到其他主流文化的渗透，吸取了异元文化精魄的赣傩再以强大的影响力向周边傩属文化体系的地区发散辐射。 3、崇祖重祭、傩事娱渐。赣地的傩神虽然各异，但多有自己宗族的祖先，重勘舆、重风水的赣人认祖先的灵魂就藏于他们生前的居地，在赣人看来，奉祀与自己有着亲缘关系的远祖之灵比祈求某一位宗主更为可靠、灵验。赣地祭祖傩仪繁冗，场面热烈、隆重，规制相当严格。供奉祖先除了丰厚的祭品、供品外，还有娱神、娱人的傩歌、傩舞、傩戏等娱兴内容。各类形式的傩艺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情境共鸣及参与热情，这就使得赣傩文化的保存和弘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赣傩文化之主要价值 1、学术价值。赣傩文化是跨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考古学、戏剧学等多方面学术领域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可以帮助学者们重新界定学科体系类属、源流，完善和补充知识结构及训诂学科功能、各时期各阶段的意义。它对各种学术的研究必将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丰富可考的内容和实物索引。 2、文化价值。赣傩的文化价值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赣傩文化本身作为最原生态的地域文化艺术对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和陶冶；二是作为历史遗存仍在以傩的方式对赣鄱广大地区进行历史、文化、生产、日杂知识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祭神、娱神、娱人的赣傩衍生出的文化教育功能。 3、艺术价值。各地作为赣傩的艺术形式，如傩面具、傩歌、傩舞、傩戏都有着古老、丰富而又极具个性化、地域化的形式语汇及特点，它们折射出各地人们在审美趣味、艺术观念、思维习惯的巨大差异。而强烈地方特色恰恰是艺术贵在独创的注脚，也是其原生态的表征和佐证。尤其是各地傩面具艺术所传达出的骠悍之美、凶猛之美、狰狞之美等美感体验扩展了壮美和弱美的外延，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审美价值。 4、产业价值。有些人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傩文化消失也越快。这一看法实有偏颇，经济发展、科教兴盛才有文化的繁荣，而当今时代文化繁荣有促进经济良性循环大发展。赣傩文化的濒危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拥有得天独厚的赣傩文化遗存却不懂得就此发展相关的知识经济、文化产业。这无异于捧着金饭碗去讨饭。5、教育价值。赣傩历史是赣初民一如赣地红壤般的血色、血性混杂着融合、抗争、分立、嬗变、消长的人群、地区的交往史和生活史。赣傩历史沿革无不是充诉着思想、知识、技艺、历史的传播和繁荣，假如剔除了它傩神信仰的封建迷信部分，赣傩无疑是华夏民族共同体多极意识形态的根系所在，它的优良传统和社会生活智慧仍在向我们昭示着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部分。 三、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之契合 保护挖掘和弘扬赣傩文化，开发赣傩旅游资源最为长远的战略就是将它植根于年青一代的集体记忆及深层意识之中；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结合提倡全面素质教育对青少年展开赣傩旅游文化资源的研习、体验等的旅游研习活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对素质教育来说赣傩旅游文化是最适合的现实文本。赣傩旅游资源与素质教育高度契合，是素质教育的独特载体。二者契合性主要有三，即精神吻合、内容生动、形式近人。 1、精神吻合。赣傩文化的精神是开放、独立、顽强，赣傩文化的兼容性使它融合了多种文化的不同元素，这是它开放的一面；赣傩文化善于吸取异元文化的精髓，却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自己历史的联系，仍保留有自己的思想，行为方式，体系，这是它独立的一面；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这是它顽强的一面。而素质教育强调基础教育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这种发展是以开放，宽松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个性为先决条件的，健康个性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性也是开放的。与此同时，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与培养其独立完成各项学习任务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锤炼出他们顽强进取，自强不息等宝贵的意志品质。二者的精神完全吻合。 2、内容生动。赣傩文化的内容涉及到民间传说、历史人物传记、忌禁由来等多方面渊源极具知识性、趣味性，学生的全面发展离不开他健康的个性，而好奇、感兴趣乐于探索是健康个性中的宝贵部分，而赣傩文化生动、丰富、博大的内容足以使学生浸润于其中，陶然忘我。 3、形式近人。赣傩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它的社会性，生活性的行为特点，免去书本的冗经穷辩，让学生深入和贴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运用这一近人而又独特的文化形式实现素质教育所强调的联系生活实际，培养职业技能的主张，不能不说是弓为矢用。 四、利用赣傩旅游文化资源开展学生素质教育之实施 纵观傩文化活动的整个过程无不是作为乡村、民族等群体组织就社会过程中针对例如战争、逐疫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非理性化的思维、行为解决方式。从这几门学科的特点来看，有一个让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学习模式，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强调以基本认识为先导，再以实践、实勘、实验与总结的反复深化每次的研究所得，可以说这与以知识为起点，经过技能、技巧的培养到达发展的结果的素质教育基本运转机制是高度一致的。因此在具体实施上我们拟将整个素质教育过程分为从创意、体验、互动、行动四个阶段来组织实施方案。 1、创意。以公共课或专题讲座的形式就傩文化展开开放性、趣味性的阐述和分析，使学生对赣傩文化有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此过程中，教师应根据青少年思维敏锐、但深度缺乏；注意力强、但自控能力差；记忆力强、但条理性差的心理和生理特点，避短扬长、充分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并根据综合文化的社会性特点，以深入浅出、直白通俗的语言表述与现代化媒体展示技术相结合，充分展开教学互动，在此当中，要尊重他们的个性特点及批判精神，以免使其创造性被扼杀于萌芽。此阶段按教育目的与认识重点可分为三个内容:现象和本质认识、体系认识、价值认识。 （1）现象与本质认识，我们将赣傩认定为人类的社会群体组织以一定的仪式为中介向信仰客体祈获功利的普遍人文现象，这一现象的本质为主宰认知、主宰信赖，因此，这一本质形式外现为合神逐鬼、祈神赐福。在此过程中，注意不要把它上成了哲学课和历史课，不要让学生在概念和专业术语的海洋中周游，而是要以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与傩事溯源为兴趣点，抛砖引玉，渐入主题，始终贯彻轻松教学的原则。 （2）体系认识。赣傩文化群落有着完整、独立和庞杂的体系，在历史的衍变中和邻近地区的影响下，赣各地傩事的称谓、编员、规矩、程序、兴忌大相径庭、面目各异。在这一部分的讲解中，只要求学生对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重在人文、地域特色的宣扬和感染，所以无需面面俱道。 （3）价值认识。经过几千年沿袭、传承和发展的赣傩文化以其厚重而独特的学术、考古、文化和产业等价值饮誉海外，我们应对其遗存价值作一个较为中肯、科学的价值训估。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饱满的热情、激扬的语调对赣傩文化的遗存、可掘价值予以全面的介绍并加以盛赞，从而激发每位同学身为江西人的自豪感及爱乡情感，并树立报效家乡、建设家乡的远大抱负。 2、体验。这一阶段的要求是让学生直接参加到赣傩文化活动中，使其在具体、真实的傩文化氛围及实践活动的身体力行中体验和感受这一文化的整体形态、内涵启示及独特魅力。在这一阶段教师应以暗示性语言对其思路加以引导，只在关键部分进行提示、启发和诱导、使学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得以充分发挥。创意离不开傩文化情境的创设，校方应及早与傩艺团体取得联系，向其索要表演日程安排。 （1）回归体验。在祭师近乎癫狂的呼号中，古老、浑穆的傩仪事象可以瞬间将我们带回傩风激荡的原始时空，那里只有生命内驱力的舞动和如同低沉、重实的傩戏节拍一般的个性释放，基础教育是以个性健康、和谐发展为前提的，此种体验是我们籍以修复学生个性原生态的有效手段。 （2）审美体验。放眼赣傩艺术，稚拙、古朴、单纯、直率的赣傩面具可谓品类遗存、功能、艺术手法及风格都繁多难计，流传久远；丰富的取材、特有的图案、符号内涵表达功能；点与线的巧妙构成及对比手法的凝练、大气是赣傩面具艺术的非凡特色，一张张狞厉、憨蛮、诡异的表情透露出神性、兽性、魔性、混杂性，让人们感到陌生而又熟悉，这就是傩艺术的魅力所在。美育对于性格的塑造作用非凡，赣傩艺术以其可感的乡土艺术形象、艺术形式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个性，正确的价值观，美好的情操、提高道德层次，塑造心理健全的人格都有着巨大作用。 （3）苦难体验。赣傩文化是赣人最早发挥本体精神力量，使用巫傩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要起码的生存条件、拓展生存空间的生命张扬。在此实践中，我们以苦难为契入点展开体验和教育活动，对于培养学生的同情心、代入感、乃至于心理健康、健全的人格有着重要的作用。 （4）乡风体验。赣地傩乡不仅繁衍了赣傩文化，同时也孕育了古老、浓重、酱味十足、浸透了傩风的傩俗和民俗。可以说无言不傩、无行不傩。热爱傩文化，首先要热爱滋养傩文化的家乡，保护傩文化、挖掘和弘扬傩文化更是要从爱护傩乡、建设傩乡做起，展开乡风体验、一睹傩乡人的生活风情，体味他们的酸甜苦辣是消除学生的尊卑思想、摆正其优越心态、培养他们的公正感、爱国主义高尚情操及赤子情怀的必由之路。 3、互动。这一阶段，由教师与学生一道以多样的交流和总结形式将前两个阶段的学习所得互通识见、取长补短、扬华弃粕，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就其运用领域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帮助学生将已得社会文化素质内化入心理层面，最终形成健康、全面的个性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交流主要分为两个内容：心得体会交流和作品成果交流。一、心得体会交流，这一内容中师生可以共同携手设计如主题班会、专题座谈会、交流板报等形式活泼、组织新颖、创意独特的傩文化交流平台，就“容我一诉衷情，还你千年赣傩”、“与赣傩牵手”等主题对“傩视角看世界”、“多极世界的傩面人生”、“现代人的傩心理”等热议焦点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探讨。二、作品成果交流、第二个内容实际上包括了再体验、再认识、再创造三个环节，从再体验到再创造的过程是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的同学们否定复制、超越自我的旧我蝶变，当各件作品、各项成果被陈列出来，同学们可以在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傩文化艺术成果面前互相学习、加深了解和友谊， 4、行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是在现阶段如何保护、传承、弘扬和挖掘利用赣傩这一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一步扩大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江西旅游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繁荣，在其间重视并切实提高学生的素质，把住素质教育这一载体。最有力的举措就是群策群力，启动赣傩文化申报为世界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阶段，教师应就这一目标向每位同学发出明确的号召，并由全体师生就宣传的方式、影响力的施加等实际行动以具体的方案确定下来，按步骤、要求共同实施。 此外，要加强傩旅游资源地，学校、旅行服务部门、政府职能的分工协作，开展好利用傩旅游资源开展好素质教育。 旅游文化论文:论析中西方文化与旅游及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中西方文化；旅游；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从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和核心入手，追溯旅游的历史发展，分析文化和旅游的关系；然后探讨旅游文化的发展内涵和功能；最后以西安成阳旅游一体化(旅游同线)为例，回顾所取得的成果，并提出西成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它是环绕旅游活动有机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更多浸透了旅游客体的客观历史文化和旅游主体的主观文化以及在旅游过程中与旅游媒介相互作用，决定着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 一、中西方文化与旅游 （一)中西方“文化”的概念及核心 1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一词是从拉丁语Cultura转化而来的。据英国文化史学家威廉斯(Raymmond Williams)考证，在18世纪之前，culture一词主要指“自然成长的倾向以及人的培养过程”。到了19世纪，culture指“各类艺术的总体”和“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将其定义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的整体，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ctt Tylor)给文化的定义在西方基本达成共识:“文化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la]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其特征是主体与客体对立，宗教与科学两元。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希伯莱文化、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体现为理性精神、人文精神、宗教精神的统一。 2.中国文化。在汉语中，文化的意识至少应当推至东周。孔子的《论语·八情》中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里“文”已经有文化的意味。《易经))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词源而言，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由此可见，中国最早“文化”的概念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偏重精神方面，其精神基础是儒家伦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中国文化天人合一:“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于鬼神合其吉凶。”其特征是自然与人文的结合，宗教与伦理的结合，讲究的是人文主义。从渊源上讲，中国文化是一种巫史传统的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道、法等为补充。 (二)文化和旅游的关系 1旅游和文化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例如，北京的胡同文化，广东的汉奸别墅，湖南的清代妓院遗址，长安古乐等。综观旅游发展史，虽然各个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但在本质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追求的文化享受。文化有很强的民族性和轰展性，地域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而人类的旅游活动，就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结合的运动。因此，组织旅游和参与旅游的一切活动，必然与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 2.文化是旅游竞争的核心。旅游业的竞争本质上是文化的竞争。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物质方面的需求易于满足，但其最终目标是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由于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往往为一个地域、一个民族所独有，文化中所带有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特信息，往往是不可再生也是不可替代的，形成发展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能力，西安、洛阳两城市争夺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丝绸之路已成为驰名世界的旅游品牌。 3.文化是旅游的驱动力。国际旅游发展的经验显示，旅游业的收益越来越不依靠人数的增加，而来自多元文化含量的旅游产品和特色旅游服务。在旅游资源走过普遍开发阶段之后，文化成为将旅游业发展引向深人的重要驱动力。以北京大观园为例，从160万元《红楼梦》电视连续剧的制景费起家，按小说中的菜谱开发红楼宴、红楼宴舞，靠挖掘文化内涵成为国内旅游的知名品牌。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运用的典型。 4.文化是旅游发展的方向。我国旅游业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我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据统计，2008年海外游客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中，文化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体现了旅游对文化的依附性以及它本身具有的文化属性。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延续性、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繁多的文化资源种类，有利于开发结构完善、适应面广的旅游产品，形成优质品牌。推进文化旅游的发展，才能使我国由旅游大国成为旅游强国。 二、旅游文化的发展 (一)旅游文化的内涵 旅游文化不是旅游和文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是由旅游主体(旅游者)、旅游客体(旅游资源或旅游目的地)、旅游媒介(直接、间接服务的旅游企业)在旅游中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以一般文化的内在价值为依据，以行、吃、住、游、购、娱六大要素为依托，以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中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始终作用于旅游活动整个过程之中。首先，旅游文化包括人们对旅游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旅游经济学、旅游管理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文学、旅游影视艺术等，具有为旅游业奠基和定向的作用。其次，旅游文化是在与多学科的结合、碰撞、融会过程中形成的学科，它主旨鲜明、内容丰富、研究内容独具特色。此外，它还肩负着为旅游业服务，提高旅游品位和格调的任务。最后，与旅游有关的文化载体，如机场、车站、餐馆、市场、导游人员等，都能通过不同的角度和多种方式给游客以文化的熏陶和启迪。 (二)旅游文化的功能 1旅游文化的人文教化与审美功能。旅游活动的重要目的就是感受美，获得美感，而美就蕴藏在旅游文化的客体之中。旅游者通过游览秀丽的自然景色、凭吊历史文物古迹、领略异域的风土人情、品味他乡的饮食文化，提高审美水平。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许多自然景观中包含了伦理道德意义，自然景观的美丑同人的道德情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游览长江三峡的神女峰时，会被神女对待爱情婚姻至死不渝的态度所感动;畅游黄河，除了感受其浊浪滔天的壮阔水势外，更主要的是被黄河的象征意义—华夏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所感染和激励，由此提升了思想境界，增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2.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旅游文化的商业价值与经济功能具体表现在促进消费和增加外汇收人两方面。旅游文化对于消费的促进作用，首先体现在旅游媒介中。旅游业经营者、从业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职业道德、服务观念及经营思想等文化素质越优秀，旅游者的文化需求和审美情趣就越会得到满足，精神上的享受、心理上愉悦必然会强化消费欲望，从而实现消费行为。另外，旅游资源中文化含量与价值的开发，同样会促使旅游消费的增加。外国游客人境旅游，既要进行商品消费，又要求提供劳务服务，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发展跨国旅游是给国家增加外汇收人的重要途径。 3.旅游文化的文化交流功能。旅游文化具有文化交流功能。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旅游地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自豪感，加强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友好往来。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山河壮丽，古迹众多，无论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都非常丰富。旅游者登临泰山，会产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豪情;漫游故宫，会发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举世无双之惊叹。旅游文化还可以帮助旅游者交流思想感情，消除偏见和误解，有力地促进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三、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以西安咸阳旅游一体化为例 (一)西咸旅游同线的提出 西安作为我国重要的旅游热点城市和西部核心旅游集散地，年游客接待量占陕西省的90%以上;咸阳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以文物为主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而且是陕西北线、西线旅游的重要节点。西安的客源优势和咸阳的资源优势为两市的旅游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沈抚同城化”、“广佛同城化”、“京津同城化”和“西咸经济一体化”的提出，2003年元月，西安、咸阳两市旅游局在西安共同签订了“旅游同线”协议，提出了“一接四同”的具体思路(即旅游规划相衔接、旅游市场同开发、旅游产品同体系、旅游环境同整治、旅游服务同网络)，标志着西咸旅游一体化的正式启动。 （二)西咸旅游同线取得的成果 六年来，两市的旅游合作取得了很大成果。比如，建立两市旅游协商机制，即两市旅游局和旅游协会间共同研究、确定一定时期内“旅游同线”工作;实现两市旅游规划对接.邀请对方参与规划的研讨，为编制西咸旅游总体规划奠定了基础;建立联合促销机制，如联合赴客源市场进行促销、联合举办了“观《贞观长歌》、游盛唐美景”、“持奥运门票到西、咸半价游”等活动;建立了重大旅游项目协商机制，避免盲目建设和重复建设;建立了两市旅游行业单位联系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培训同搞、市场共作等措施，使两市行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服务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等。 (三)西咸旅游文化发展的主要对策 1．打造西咸旅游统一形象。共同协商确定两市共用的旅游形象、旅游标识、旅游口号等，共同对外宣传，使西安与咸阳成为一个统一的旅游目的地，使西咸旅游成为游客普遍认可的统一体，而不仅仅是两市旅游部门内部的认同。 2.构建两市统一的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由两市共同建立旅游基金，用于西咸同线旅游宣传咨询与服务平台的构建。如建立两市同台同号的旅游声讯服务平台、旅游网络咨询平台、在两市广电网络中开设共同的旅游栏目、在两市建立统一的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在整合两市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推出统一的、两市通用的城市旅游卡等等使西咸旅游合作向深层化、具体化、实用化方向发展。 3.发掘文化内涵，提高旅游文化品位。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旅游节庆活动或者建设一批主题文化公园来显示博大精深的唐、秦文化内涵;重视旅游文化策划工作，解决现存的整体旅游形象不清晰、旅游产品文化档次不高、旅游市场文化营销策略不高明的问题，真正把旅游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4.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旅游经营者必须了解旅游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和文化精神特征。比如，外国旅游者来中国，除了欣赏我国秀美的山川名胜、体会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品尝中国的美味佳肴外，更希望能够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了解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信仰、娱乐等方面的习俗。这就要研究不同的旅游消费群体，把握消费者的文化消费心理。 5.调整和优化旅游开发格局。目前，旅游需求消费的重心正由观光型向文化型、保健型和生态型方面转化，西咸旅游同线要抓住机遇。享有“中国第一帝都”美誉的咸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应以历史文化为主体，以养生保健、独特的民俗资源和休闲娱乐为支撑，其他旅游项目协调发展的旅游产业格局;“文物甲天下”的十二朝古都西安素有“天然历史博物馆”的美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浩瀚的文物古迹遗存，自然景观峭拔险峻，周边的十余个森林公园，人文山水交相辉映，构成古老西安特有的神韵，还有久演不衰的《唐长安乐舞》、《仿唐乐舞》、《秦俑魂》、《长恨歌》等文艺节目，赢得国内外游客的赞誉。 6.全面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产业，其文化建设除抓好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的挖掘外，还要抓好旅行社、旅游宾馆、旅游车辆公司等企业、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建设。旅游企业的有形产品，除了要具备实用的功能外，还必须满足顾客求美、求新、求知的文化功能。作为主要接待的旅游饭店，要突出其建筑文化、装演文化、功能文化和服务文化的建设，重视大堂文化、卫生间文化、餐厅文化和休闲娱乐文化等方面的设计和建设。旅游目的地要营造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借以提高旅游区的品位和档次。旅游市场营销，除了产品的文化内涵外，营销人员自身的文化素质、言谈举止、礼节礼仪都要体现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特征，给人以鲜明的高品位文化形象。 旅游文化论文:中国玉都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 旅游是随着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步提高而不断增长的一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正在成为一项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随着近年来世界各地旅游事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目的和方式都由过去的休闲观光旅游过渡到层次更高的文化旅游。显然，提高旅游文化层次、充实旅游文化内涵，使旅游者在参观、饱览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增长文化知识，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要使旅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必须将文化融于旅游之中。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只有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旅游才能显示出无限生机。有人把文化称之为旅游发展的“加速器”，一点都不过分。本文将对我中国玉都岫岩县旅游文化发展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初见成效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发展战略，主打“岫岩玉牌、资源牌、民族牌”这三张精品牌，开发自然景观，挖掘人文景观，提升旅游品牌，旅游产业正成为岫岩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我县已成为辽宁省旅游强县，共有国家A级以上风景区5处，“国石之旅”、“生态之旅”和“满乡之旅”三条旅游热线年接待游客逾百万，年旅游综合收入达5亿多元。具体表现在： 打“岫岩玉牌”尽展中国玉都风采。岫岩县政府始终坚持“琢玉兴县”战略，打响岫岩玉牌，弘扬岫岩玉文化，振兴岫岩玉产业，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先后参加了“中国国石”竞选，以市民投票第一名和专家投票第一名的成绩荣获“中国国石第一候选石”称号；参加了中国矿业名牌城市竞选，成功获得“中国玉都”冠名权，成为中国矿业名牌城市；1996年12月10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岫岩玉星”，在全国开创了以矿产资源名称命名小行星的先河，岫岩玉和岫岩的知名度、美誉度大增，为国内外所共识。 打“资源牌”彰显自然山水魅力。为了创造更好的旅游环境，几年来，岫岩县政府投入巨资综合开发了药山、清凉山、龙潭湾等现有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兴建了大洋河水上乐园，完善了水上娱乐项目，开发了前营仙人嘴温泉、哈达碑沟汤温泉，推出了“清凉山世界之旅、药山健康之旅、大洋河漂流之旅”等精品线路，形成了独具岫岩山水特色的旅游优势。同时，我县还积极加快生态大县建设，抓好大洋河、哨子河两大水系及沿岸的开发和保护，使得空气清凉宜人、水质清澈甘洌。 打“民族牌”散发浓郁满族风情。岫岩50万人口中，90％以上都是满族，有着鲜明的满族特色，洋溢着浓郁的满族风情。近年来，岫岩县政府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满族博物馆，存放陈列大量史籍资料和文物，并全面详细展示了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同时，岫岩县政府还积极兴建药山满族风情村，在城镇着手兴建满族风情一条街，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满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独具岫岩地方民族特色的精品旅游热线，弘扬满族传世文化。 以上三张牌，说明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称之为特色旅游。但是，我们的这种特色旅游，只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的形态，它是以初级观光旅游为主，是“粗放式发展、低效率经营”的状况，旅游的高级形态是要提升旅游文化的含量，在旅游文化上大做文章。 二、 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我县旅游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旅游文化发展的理念没有真正竖立起来。 我县目前比较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而忽视文化的经济功能，导致一些相关管理部门只有文化事业的概念，没有文化产业的观念，缺乏对市场条件下如何适应新形势新时期科学开发、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深刻认识。对现代文化旅游业的产业功能、发展规律以及如何实现文化与旅游的结合缺少正确认识，对文化旅游业的性质、地位、特点、规律等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导致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思路不清晰，对发展文化旅游业的规划不重视，缺少对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对策和措施。造成了“文物资源多（文化遗址遗迹426处），但开发利用不够；玉文化、满族历史文化深厚，而挖掘利用不足”现象的产生。 （二）、旅游资源文化品味不高。 1、岫玉旅游的文化含量较低。岫玉使我县文化旅游的最大品牌，但是这一品牌因文化含量较低而黯然失色。首先岫玉购物场所建筑风格没有地方特色、卫生环境不尽人意，与玉所具有的“高贵”、“典雅”的身份和品质格格不入。第二因岫玉本身的硬度、韧性等物理性质所限，加上雕刻技术以及急功近利的思想，目前在市场上出卖的大部分岫玉产品雕刻不是特别精湛，民俗题材的作品较多，有创意的题材较少，精品更好，与其收藏品身份不吻合。第三巨型玉体、岫玉的“四大天王”等特色资源尚被充分开发利用。第四玉石开采过度，市场供应量大，价格很低，市场形象不佳。这不仅削弱了岫玉作为主导旅游产品的市场吸引力，也严重影响了岫玉进一步与旅游嫁接的潜在价值。因而，扭转岫玉在市场上的不良形象已迫在眉睫。 目前，岫玉开发的目标完全是玉器加工和交易，将这种宝贵的资源是同煤炭或其他矿物资源一样进行开发利用，没有意识到这种资源本可以转化成对当地可以有持久经济生命力的旅游资源。这种观念影响了岫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满族文化遗产整合开发利用水品较低。我县满族文化遗产是我县发展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但是，对其整合开发利用很不到位。目前我县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岫岩玉雕工艺、东北大鼓、皮影戏、满族剪纸、满族刺绣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岫岩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7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满族婚俗、农民画、民间鼓乐等13项被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具有岫岩特色、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及时抢救和有效保护。但是，目前仍严存在着后继乏人的问题，在活动上每年也只有一些象征性的表演和展示；426处文化遗址遗迹连我们岫岩本地人知道的也不多；我县中国第一陨石坑遗迹开发缓慢；满族繁衍的历史、各类民间艺术及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间习俗等大都只能在岫岩博物馆中见到；满族的民族语言、服饰和习俗多已消失；满族饮食为主的餐馆几乎没有；满族民俗村建设雷声大、雨点小。如此状况，使我县的满族风情特色很难体现。 3、岫岩山水生态旅游层次较低。我县境内山川秀美，峰峦叠嶂，群山滴翠，犹如一幅山水画卷：有怪石嶙峋、涧水潺潺的辽宁四大名山之一的药山；有数峰突起，浓荫蔽日的青凉山；有深藏古寺、秀色可掬的卧鹿山；有风光奇丽、银链悬空的石湖瀑布；有水秀潭美，如嵌明珠的龙潭弯……奇峰异景美不胜收。这一切使岫岩成为辽宁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屏障”、“生态斑廊”和“生态飞地”，为城市提供了“绿色之肺”、“天然氧吧”，因而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条件。但是，我县生态旅游的经营、管理和服务比较粗放；没有形成“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为一体的完整的旅游产业体系；经营仍停留在门票经济阶段，还不能满足游客的多方需求，也就带不来较高的旅游综合效益；环保设施落后；生态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几乎为零；没有着力于山水景区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要努力发现其生态文化价值并赋予其灵性、且要涵盖对相关人文元素的认识与发掘。景区景点是形式，文化内涵是魂魄，两者相得益彰，方能魅力四射。比如一个景区，应形成若干或荡气回肠，或缠绵悱恻，或幽默诙谐的优美传说和民间故事，在导游声情并茂的讲述下，欢乐游客，并且给人以启迪，即使景点并不是上佳的，也足以给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旅游者参与性项目不丰富，主要是静态展示。文化旅游要使旅游者真正参与其中，通过娱乐性的节目，真正领会文化的内涵，才能实现游客和景区双赢。我们的文化旅游的表现形式单一，主要集中在文化资源的静态展示，缺少大型的、专业化的与文化旅游相关的文艺表演活动，在听觉上吸引力不强，在视觉上冲击力不够，影响我县文化旅游整体形象。 （四）、旅游业基础配套设施比较薄弱。我县旅游产业体系尚未形成，还难于满足游客食、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需求。虽然已经形成以岫岩镇为枢纽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但是道路级别不高，可进入性较差。全县仅有一家旅行社——嘉平旅行社，国家导游员3名。床位数超过50张的酒店有6家，其中三星级酒店两家——岫岩宾馆和贺临假日酒店，床位总数约1000张，接待设施总量不足，结构失衡。以KTV歌舞厅、游戏厅、酒吧、茶吧为主的娱乐业规模虽然不小，但缺乏特色，品位不高，层次不丰富，不能同时适应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的口味。按说，由于岫玉一枝独秀，名播远近，岫岩的旅游购物品本应是最值得称道的旅游行业，但是目前玉雕产品主要针对商人，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活动，很少针对旅游者。因而，在题材、体量和雕工诸多方面没有发挥旅游纪念品的功能。 （五）、旅游商品特色不明显。玉件不算，与深厚的人文资源形成反差的是我县旅游商品开发不尽如人意，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旅游纪念品缺乏，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志性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忽视挖掘旅游品牌的形象价值和拓展旅游品牌的产业链条，经营规范、信誉良好的旅游购物场所也没有设立，致使来我县旅游的绝对人数增长较快，但旅游综合消费却相对较低。 （六）、从业人员素质亟待提高。我县旅游从业人员中，高中级管理人才还很缺乏。旅游产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产业，我先旅游文化产业目前尚处在起步和培育阶段，各种层次的旅游专业人才十分缺乏，景区景点的旅游服务人员也缺少正规培训和专业培训。整体看，目前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水平仍停留在一般的接待阶段，与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要求相比还不适应。旅游服务人员的培训工作还没有真正在思想上重视和措施上落实。 （七）、资金投入不足。旅游产业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点开发再到旅游产品包装宣传推介，都需要足够的资金做后盾。近年来，虽然我县多方面争取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等投入，但总量上仍显不足，从而制约了旅游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发展我县旅游文化产业的措施 当前全国各地到高度重视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岫岩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充分利用现有的、独特的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岫岩旅游的独特性、不可替代性，树立岫岩旅游的整体形象，创岫岩旅游的精品。学习和借鉴其他兄弟市、县，像大连等，加快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旅游精品战略，使岫岩的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岫岩“超常规、跳跃式”发展。 （一）、必须增强旅游产业开发中的文化意识，确立“大文化、大旅游、大产业”发展思路。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业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惟有充分挖掘旅游产业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旅游的文化品味，才能够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实践证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是一种依托关系。只有景观加文化才能留住远方的游客，没有文化底蕴的景观是留不住游客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以文化为支撑的经济，文化因素渗透经济活动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紧密结合，对物质生产和经济活动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文化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成为经济竞争的关键。文化内涵成为商品价值的重要源泉，商品的文化含量越高,使用价值、欣赏价值、附加值就越大，市场竞争力也就越强。要树立“抓旅游就是抓经济”、“抓旅游就是抓发展”观念, 。 （二）、加强创新，增强文化含量。旅游离不开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越丰富，它的知名度就越高，也就越吸引人。针对我县目前旅游景点文化含量不高的问题，应集思广益，开拓创新，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地增加文化含量，使之锦上添花。 在山水生态游方面，要深入挖掘景点的文化价值。请些国内文坛名家艺界高手在适当时候来我县著名景点游览并组织笔会，把他们的作品配上作者简介和照片结集出书，择其名篇名句请书法金石家在相应景点刻字或制匾、联，以流传后世，给游客留下高品位的珍藏纪念品。要大力加强对旅游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使蕴含在旅游资源中的文化潜能得以充分释放；要充分发挥历史、文学、建筑、工艺美术、园林、民族服装设计以及音乐、书法、绘画、雕刻(塑)、装潢等专业人员的智慧，充分依靠艺术手段和科学手段，将旅游资源进行艺术化处理，使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能够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 目前景点的介绍和评价，还停留在“是什么”、“怎么来”这个层次，而它们在岫岩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呼应，它们对岫岩满族文化的影响则很少被提及，这就无法全面展示其文化底蕴。在知识经济时代，对文化旅游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必将成为旅游产业在新世纪的发展主流，要树立岫岩旅游的文化品牌，必须在现有旅游产品和资源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创新。 在玉石之旅方面，除了提高玉雕的创意水平、多出精品外，可创作一篇戴玉佩、玉镯给人带来好运的民俗传奇故事，让购玉者都在这个美丽的故事中购买玉件。另外，改变“采玉兴县”，实施“观光（玉）兴县”的发展战略。这个思路的要点是玉石文化的功能转换。——将前来岫岩买卖玉器转化为前来岫岩观赏玉石文化；实现以开发利用本地玉石资源进行玉石加工向主要采用国内外宝玉石资源，以发展玉雕业为主向多种宝玉石原料加工并举的模式转变；引导和推动玉产业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中实现量的新扩张。我县将在“玉皇”原址兴建中国玉博物馆，并规划在岫岩县城中国玉雕会展中心和哈达碑镇中国玉博物馆之间建设一条长37.4公里的旅游观光带，这将为玉石之旅带来一道炫目的亮点。 在魅力满乡游方面，应做到满族文化、满族乡情、满族民俗景观三者的和谐统一。如果说满族文化是“根”，满族民俗乡情是“叶”，那么，满族民俗景观则是“花”。 旅游者不辞远程之苦来到岫岩满乡村落，主要是想看到满族文化与满族乡情的载体——满族民俗的景和物。 做到使景更美、更自然，实物更丰富、更真实。对于满族民俗村要加快建设。总之，在我县文化旅游的每个环节都要注重突显文化的内涵，突出地域和民族的特色，突出浓郁的民风民情。 （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开发文化旅游产品。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的原则，既要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和本真性，又要通过旅游开发向外界宣传推广。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生产性保护方式，加以合理利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鲜元素。对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注重原真形态的展示，另一方面通过编排，成为具有满族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节目。要整理和生产一批满族民族文化艺术精品节目。要鼓励对我县现有演艺资源进行整合利用，鼓励社会资本以投资、参股、控股、并购等方式进入旅游演出市场。鼓励运用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创新演出形式，提升节目创意，突出地域特点和文化特色，打造我县优秀旅游演出节目。旅游景区（点）要广泛吸纳文艺演出团体和艺术表演人才以多种方式灵活参与景区经营，不断提高景区（点）的文化内涵。 （四）、要搞活投融资机制，加快旅游文化产业招商引资步伐。影响岫岩旅游文化产业开发进程的主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必须大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大力拓宽旅游投资融资渠道。今后，一方面政府应发挥文化开发的主导作用，积极争取国家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力招商引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实行旅游资源的所有权与开发权、经营权相分离等措施，鼓励国内外大集团、大公司和民营企业投资，吸引内资、外资以及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开发，大力支持县内外投资商采用承包、租赁、入股、买断等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实现资本与资源的最佳结合。要明确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体，要坚持内资与外资同等重要、内商与外商一律平等、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多轮驱动”，大胆开展资本运作，要着力改善招商引资环境，在优惠政策制定、提供开发条件、配套服务措施上下狠功夫，让外来投资者进得来、留得下、能发展。 （五）积极培育文化旅游人才。 加强文化旅游人才培训。根据我县市场需求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实际，定期组织文化旅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开展导游和讲解员培训，努力培育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人才队伍；全面推行文化旅游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认证、等级考试、持证上岗制度，为我县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六）开发一两种 融艺术性、实用性为一体的、符合我县地方文化特点的标志性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设计上可以和岫玉结合，体现中国玉都的内涵。这样既可以宣传岫岩，又可以增加收入。旅游旅游购物是直接拉动旅游收入最直接的重要因素，在旅游消费各要素中，购物作为最大需求弹性要素之一，具有相当的可塑性和拓展空间。在旅游业发展中，购物已成为决定旅游业效益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在旅游业发达的国家，旅游商品收入在旅游总收入中占40%左右，法国旅游商品、纪念品的收入占旅游总收入的55%～60%，香港也高达50～55%。旅游商品具有很好的联动效应，旅游商品的发展可以为岫岩农业、商业、加工业、服务业、食品等部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 （七）、要尽快制定岫岩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实行税费优惠政策。规划是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建设的龙头。做大做强特色文化旅游产业，首先必须把规划置于一个高起点的位置，做到起点高、审批权威、执行严格。突出重点，全面推进、做出特点、做出品牌、做出效益，推动岫岩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实行税费优惠政策， 内容包括：对外来投资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通过建立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实行“税费先征后奖”。县财政文化旅游开发基金奖励额度可以实行：1、新建文化旅游企业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前3年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第4、第5年上述留成部分的50%，税费奖励不超过5年。2、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市属以上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县级地方财政留成部分的100%。3、新建文化旅游企业须交纳的本级政府收取和支配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免缴（办理相关证照和购买发票工本费除外）。4、实行政府对投资者补贴机制。凡新建规模以上的项目，从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正式营业起，县政府每年按投资基数的5%进行补贴，累计补贴时间不超过3年。5、对新引进县以外投资主体来我县直接投资景区、景点开发及旅游文化配套服务项目建设的中介人，按到位资金总量的3%予以奖励。对投资方新开发的景区景点，荣获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10万元，荣获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30万元；荣获AAAAA级景区（点）称号的，奖励50万元。 （八）、加大文化产品宣传推介力度。没有宣传就没有市场，民俗文化的旅游开发必须与宣传包装相同步，甚至宣传先行。要以旅游集团、旅行社为主渠道， 以国内大型展会、全省旅游促销行动为载体，以新闻媒体采风报道和电视、广播、报刊、网络、户外广告宣传为主要宣传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多层次、全方位开展以岫岩文化为重点的旅游品牌推广和旅游产品推介。要注意运用大型节庆、电视专题片、宣传手册等多种手段展开包装宣传，通过举办论坛、投资洽谈会、项目交易会等形式推介岫岩的文化旅游项目。 今年的玉雕艺术节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契机。 通过以文化促进旅游，用旅游传播文化，实现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动，把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就会形成特色品牌优势，形成“人文、自然、文物、山水、民族、生态、产品”等交相辉映的旅游新格局，使岫岩旅游迈上持续发展的阳光大道，使旅游成为岫岩经济发展新的支柱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论发挥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 [论文关键词]齐齐哈尔；地域文化；旅游文化 [论文摘要]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发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构建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使地域文化与旅游文化共同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历史、经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体现地方特点的文化。齐齐哈尔市建城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在历史长河里形成了多元的地域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催生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绿色食品之都、装备工业基地、生态旅游之乡和历史文化名城，赢得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魅力城市等称号。当前，如何充分发挥我市地域文化优势，打造齐齐哈尔旅游文化品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地域文化内涵是塑造旅游文化的灵魂 在本地文化资源中，选择那些能吸引人的眼球的要素，开发出有说头、有听头、有看头、有玩头的旅游产品，提供有独特体验、有新鲜感受、有无尽回味的旅游服务，已经成为当今旅游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齐齐哈尔的地形地貌、人文历史独特，构成了古朴、原始、神奇的地域文化资源优势。 一是生态文化旅游资源得天独厚。我市拥有世界闻名的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扎龙湿地是首批被国家列入“世界重要湿地名录”的，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数以百万的游客。河流漫溢，苇草丛生，湖泊星罗棋布，是鸟类栖息繁衍的天然乐园。据统计，扎龙自然保护区有各种禽鸟296种。其中尤以鹤类居多而文明于世，世界上现有鹤类15种，在扎龙就可见14种鹤。我国有野生鹤9种，扎龙就有野生鹤6种。世界最珍贵的丹顶鹤不足2000只，扎龙就有400多只。因此，齐齐哈尔成为驰名中外的“鹤乡”。鹤文化已经成为我市的特色品牌，写鹤、画鹤、吟鹤、摄鹤蔚成风气，观鹤成为著名旅游品牌。一曲感人至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歌颂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而献身的我市姑娘徐秀娟。扎龙驯养的丹顶鹤曾在澳门、黄鹤楼放飞表演，独特、鲜明的鹤文化正在提升我市知名度和竞争力。此外，齐齐哈尔四季分明，沃野千里，空气清新，全年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达到326天。境内的“一江九河”未受污染，绿色农业旅游资源丰富。全市有14个中国特产之乡，获得绿色食品标识120个，绿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生态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特色鲜明。首批国家级梅里斯绿色观光农业园等就是生态休闲旅游的代表。风光旖旎的明月岛、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为一体的东北最大的城市公园龙沙公园、穿城而过宛若晶莹剔透的城市项链劳动湖等构成了鹤城旅游文化的精彩华章。区位上，齐齐哈尔是我省西部与内蒙古东北部旅游的中心城市，有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观鹤节，鹤翔人舞，共同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齐齐哈尔的大湿地与大庆的大油田、五大连池的大火山、黑河的大界江、呼伦贝尔的大草原共同构成了生态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中国十大完美旅游线路之首。 二是工业文化旅游资源气势恢宏。齐齐哈尔是重要的装备工业基地，为我国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象马恒昌小组那样的产业工人在创造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里有被总理誉为“国宝”的中国一重集团、“掌上明珠”的北满特钢集团。有亲自选址，为国防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华安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及和平厂、建华厂等三大军工企业。有亚洲最大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齐车集团，有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的第一和第二机床厂，已有三家企业已经成为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 三是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凝重厚远。齐齐哈尔城始建于1125年，1954年前曾作为黑龙江省省城达255年之久，是我省历史文化名城。有曾被写入历史教科书的昂昂溪文化和被学者称之为“北方半坡”的滕家岗文化遗址、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辽金塔子城遗址、有中国最北的“金长城”遗址、金代蒲峪路遗址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建于1695年的黑龙江将军府旧址，曾居住过萨布素和寿山等68位将军。有民国黑龙江省最早的行政机构黑龙江督军署旧址，有吕氏旧居等流人故居。有马占山将军打响全国武装抗日第一枪的江桥抗战遗址。可以说，完全可以打造成一条北疆历史文化游的精品线路。 四是民族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异彩纷呈。齐齐哈尔有达斡尔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35个少数民族，蕴藏着各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宗教构成了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有我国大陆唯一的五教道德院，有建于1939年东北著名的佛教圣地大乘寺，有建于1684年的全国重要文物保护单位、我省最大规模的卜奎清真寺，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圣弥勒尔教堂等。这些建筑流光溢彩，无论是在设计、彩绘、建筑、造型和布局等都极具体现其科学、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艺术价值。 五是关东文化旅游资源独具特色。我市已经连续举办了六届的中国齐齐哈尔关东文化旅游节，紧紧围绕冰雪文化、雪鹤文化、民俗文化等开展旅游文化活动，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旅游节庆活动之一。挖掘和弘扬生生不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敢为人先的“闯关东”精神的内涵，为重振齐齐哈尔老工业基地雄风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我市至今尚有山东村、山东屯的文化遗存，全市有七成以上人口是关内移民的后裔，生活和生产方式仍有关内习俗。电视剧《闯关东》就多次提及齐齐哈尔。全国闻名的甘南兴十四村就是典型的山东移民村，它已经成为我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和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村。我市历史悠久的冰雪游园开全国的先河，自1963年首届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二十八届。冰浇艺术在全国更是堪称一绝，冰雕玲珑、雪雕奇伟、冰灯璀璨已成为旅游亮点，深受中外游客的欢迎。 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文化的特色，旅游文化的灵魂存于地域文化的内涵。因此，齐齐哈尔要依托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资源，开掘其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建设具有传承性、独特性、创新性的旅游文化，全面打造文化鹤城，让文化发展与旅游发展真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策动力。 二、依托地域文化生产力提升旅游文化竞争力 地域文化资源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域文化的优势决定旅游竞争力的强弱，我们要依托地域文化优势提升旅游文化的竞争力。 一是结合地域文化品位定位旅游文化特色。根据我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和景观分布及自然资源现状，可以开发建设昂昂溪文化旅游、辽金文化旅游、红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文化旅游、历史建筑文化旅游、工业文化旅游、生态文化旅游、农业观光文化旅游、都市观光旅游九大系列旅游产品。鹤文化研究也要进一步挖掘内涵，以鹤文化与关东文化的表现形式，逐步形成齐齐哈尔的文化品牌。 二是提炼地域文化精髓包装旅游文化形象。要根据齐齐哈尔地域资源特点，挖掘、开发并创造出自己的个性化产品，力求与众不同。目前，我市已经形成夏秋有绿博会、观鹤节、小交会、和平节，冬春有关东文化旅游节、冰雪节等，构成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旅游文化格局。同时，还要充分利用齐齐哈尔文化艺术品广场等作为展示和推介艺术作品和旅游产品的平台。 三是突出地域文化特点塑造旅游文化精品。当前，齐齐哈尔市的旅游业对文化的继承、传播和交流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认真研究、深入探讨的基础上，确立目标、塑造形象，加强旅游文化建设，提升旅游文化内涵，注意研究旅游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现旅游景区、旅游管理、旅游商品、旅游服务和旅游促销的文化性。 三、以地域文化优势推动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文化的交流和相融趋势明显。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特性，并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转化为适应现代经济需求的旅游文化产品，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要促进旅游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大力解决人文资源开发滞后于旅游资源开发的问题。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文化兼承的产业，随着经济文化的互动和广泛交流得到快速的发展，加强我市地域文化与旅游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深入挖掘我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按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世界大湿地、中国鹤家乡”的定位，突出生态特色，要大力实施地域文化发展战略，打造我市独特的旅游文化品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和自然、人文、社会环境相适应，开发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的新兴旅游文化产业，以特色创名牌，以优势争市场，把特有的地域文化融于旅游产品、旅游管理、旅游服务、旅游营销之中。要依托我市多姿多彩的文化资源，深度开发和挖掘其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加快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同时要注重把发展文化产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把文化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要确立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文化产业发展思路，形成多元化投入、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用市场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方式配置地域文化资源，用市场的机制开发地域文化资源。我市旅游产品档次低、品种少、地域文化特色不突出，旅游文化企业总体上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充分考虑发挥地域文化优势，紧紧围绕打造旅游文化品牌的发展思路，制定旅游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注重培养乡土文化人才。牢固树立文化人才资源是第一文化资源的观念。乡土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鼓励和引导他们创作出更多的文化艺术作品，打造出更多的文化艺术精品，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品。要延长旅游文化产业链条。旅游文化产业是综合性产业，市场空间大，社会效益大，最为直接的就是能够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相关产业收入的提高。这就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相互协作，深层次地研究、挖掘、整理、开发，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比如以达斡尔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艺术表演、文化展览等，开发各类衍生文化产品，形成高效益的文化产业链。 三要突出文化产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积极培育和提升骨干旅游文化企业的竞争力。现代旅游业要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必须在提升旅游形象力、旅游营销力和旅游产品竞争力上做好文章。因此要大力扶持旅游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开发好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要保护好、引导好民营资本投资旅游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培育一批重点民营文化企业，积极促进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形成文化产业群，以文化发展带动和促进旅游、餐饮等的联动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格局。要重视挖掘在我市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及文化名人，创作出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不断扩大我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加速发展。 一个地区的旅游业若缺少了本地文化底蕴和特色，就反映不出独有的精神内涵，就会失去它强大的吸引力。地域文化是发展旅游文化不可缺少的灵魂，更是旅游业突出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打造旅游文化品牌，必须在发挥齐齐哈尔地域文化优势上动脑子、下功夫，使北疆鹤城成为能够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名城。 旅游文化论文:浅析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 [论文关键词]永州市 旅游文化 开发 [论文摘要]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 一、永州市旅游资源状况 （一）旅游文化资源丰富 （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 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州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 （三）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 二、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文化主题的物化 文化主题的物化，即将旅游文化的内涵用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载体体现出来。旅游者外出旅游，其目的是观光、游览、娱乐、休闲，获得一种经历，而绝不是研究某一种文化。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物化过程，以一种独特的、直观的、可感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为旅游者所接受。因此，开发旅游文化，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主题的物化。永州市要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就必须注意文化主题的物化。但是，永州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不容乐观，以柳文化和舜文化为例：关于柳文化的唯一的景点就是柳子庙，而闻名天下的“永州八景”现在大都难觅踪迹；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舜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是，目前只有舜帝陵与舜文化有关。 （二）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 旅游者的需求千变万化，若旅游文化仅仅固守其原本的文化基础，最终只会被旅游者所遗弃。作为具有重要吸引功能的旅游文化，应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的汲取新的营养，拓展其内涵，延伸其外延。永州市在文化内涵的拓展和延伸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柳文化在旅游者的印象中，基本上还停留在柳宗元时代；舜文化的开发，其目标顾客主要是拜祖、寻根的旅游者；女书文化正在进一步被遗忘……这种局面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旅游文化的物化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基本上还保持在固有的模式上，其内涵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使得旅游者和旅游文化之间缺乏一座沟通的桥梁，使得旅游者对其敬而远之。 （三）旅游文化资源的保护 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二者并不矛盾，关键在于能否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目前，关于旅游资源的开发性破坏，在我国时有发生：建设性破坏，景区超载开发、错位开发、索道建设等，屡见不鲜；保护性破坏，以保护为名，却使得景区失去原真性、整体性；管理性破坏，由于旅游区管理不善，使得环境受到污染……目前，虽然永州市还没有发生严重的开发性破坏，但由于开发不当，导致旅游事故的事情也有发生。因此，永州市在开发旅游文化时，应该以此为鉴，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在保护的基础上开发，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永州市旅游文化开发的对策 （一）突出地域文化，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首先，突出“舜文化”特色，兼顾“柳文化”。开发舜文化，应注重“德”、“教化”，将与舜文化相关的载体联合起来，即以“舜文化”为主题，将舜文化、碑文化、舜帝陵结合起来，以九嶷山风景区为基地，根据游客的需求，有特色、有重点的整体开发，形成立体开发网络。开发柳文化，可重修永州八景，恢复当年风貌，既要突出柳宗元纵情山水的欣喜，也要流露出“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并将柳子庙作为凭吊柳宗元的场所，将柳宗元当年的游览线路贯穿起来，形成一条独特的旅游线路。其次，纵向开发，打造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资源，可纵向开发，将永州的古老文化以时间为纽带，一一展现出来，突出其历史的厚重性，把永州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的历史文明结合起来，打造历史文化名城。 （二）科学开发，深入挖掘文化内涵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必须深入挖掘，将其内涵和游客的思想感情结合起来，如瑶文化，可突出少数民族的生活情趣，开发一系列的节庆活动，如“盘王节”、“耍春牛”、“敬鸟节”、“坐歌堂与送亲”等，让游客和瑶族人有一个亲密的接触机会。此外，可通过题材和立意（突出其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形态设计（张扬其个性特征，设计不同人物形象）、材质（通过木、竹、金属等不同的材质，开发独特的旅游工艺品）等，从不同的方面展现瑶族人民的风貌。 （三）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 永州市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在不破坏原生文化内涵和历史遗迹的基础上，应增强旅游产品的参与性：首先，可以利用声、光、电等先进技术，以时光倒流的方式让游客欣赏永州的历史文化；其次，与特色文化相结合，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让游客接受古老文化的熏陶，如体验舜帝的耕作方式、学习怀素芭蕉练字、模仿柳宗元“独钓寒江雪”、参加瑶族的节庆活动、认识女书等等，通过种种途径，让游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了解永州市的旅游文化，将游、娱、乐和旅游文化融于一体，从而达到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的目的。 （四）加强宣传促销，塑造旅游形象 首先，科学、统一规划旅游文化资源，将永州市的旅游文化资源通过某种联系贯穿起来，凝结在一起，从而改变旅游资源零散、不集中的弊端；其次，将“舜文化”和“柳文化”作为对外宣传的重点，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利用图片、影视，塑造其历史文化名城的旅游形象，改变过去落后的旧面貌；最后，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为游客提供一个优美、干净、卫生的旅游环境，展示永州市的良好面貌。 旅游文化论文: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考 摘要：文章从文化与旅游的关系入手，对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进行了swot可行性分析，并就如何开发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关键词：文化；旅游业；旅游资源；营销 随着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进步以及旅游业的不断完善，旅游者旅游消费的经历和经验不断丰富，加之教育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旅游消费中的文化内涵。与此同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旅游者的信息渠道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文化品位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旅游吸引力的大小。本文在对开发衡阳县的旅游文化资源进行swot可行性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文化与旅游互相影响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文化在衡阳县旅游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开发衡阳县文化旅游产业的问题和优势，并就如何开发提出了具体对策和建议。 一、衡阳县旅游资源的swot分析 一次成功的旅游开发战略规划，必须及时地把握市场上的机会，成功的回避环境中的威胁，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优势，有效地克服自身的劣势。这就是swot分析法。sw是指企业的内部优势（strengths）和劣势（weaknesses），ot是指企业外部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本文将对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作一个swot定性分析。 （一）优势分析 对优势的分析是基于已经掌握的第二手资料，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的。 1、旅游文化资源优势。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创新精神为恢弘气度，洞察千古，游刃百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清理，创立了超越前人的唯物体系。他还善诗文，会词曲，被誉为“其所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用。洞庭之南，天地之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革命家夏明翰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视死如归。一首耳熟能详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志士在枪林弹雨中前赴后继冲锋陷阵。近代著名书画家曾熙，当代著名作家琼瑶、唐浩明，国画大师钟增亚，都孕育于这片古老的热土。 衡阳县不仅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拥有美丽的自然资源。岣嵝峰为国家级森林公园，古为衡山主峰。山上原始森林内有金钱柳、银杏等动植物1000余种，被誉为“湘南基因库”。森林覆盖率达到95%，夏季自然气温比周围城镇低6-8℃，空气清新干爽。现包括南岳七十二峰的三座山峰，为“旅游胜地、避暑仙境、度假乐园”。岣嵝峰、白石峰双峰巍然耸立，朋比争高，双峰别秀。白石峰脚下的山峙门中型水库与妙溪瀑布相映成趣。县内界牌的陶瓷业久负盛名，界牌瓷泥被国际瓷品业命名为“衡阳土”。台源乌莲、西渡湖之酒、檀桥板栗也享有盛名。 2、旅游交通优势。旅游交通是完成旅游活动的前提条件。衡阳境内交通方便，京广、湘桂两条铁路以及107国道、省道1814线穿境而过。衡阳自古就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几乎所有的京广线上的列车均要在衡阳站停靠。广州与福州间的列车也途经衡阳并停靠。衡阳有直达长株潭等省内各县市以及温州、沙市、宜昌、桂林、广州、珠海、中山、梧州、汕头、石狮、景洪、玉林、汕尾等方向的客车。县内公路纵横，县城距离衡阳市区仅20余公里，是衡阳市最具有优势的卫星城。 3、地理位置优越，客源市场丰富。衡阳县直连长株潭城市群，与南岳衡山国家风景名胜区毗邻。从客源条件来看，衡阳县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南岳的游客。 （二）劣势分析 本文通过一定的调查研究，包含一定的实地调查、群众访问和部分资料的分析，对于劣势的分析是用实证的方法从以下各方面做出概念性分析。 1、资源布局问题。衡阳县的旅游资源比较分散，集中度不够。主要景区（夏明翰故居、王船山故居、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集中在三个区域内，各景区间的协调难度加大，不便于统一管理。而且彼此间的交通状况不好，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2、接待设施问题。基础设施建设不够，道路质量不高，交通状况不理想。岣嵝峰至彭玉麟故居仅由一般公路连通。船山故居至岣嵝峰更需要重点建设。岣嵝峰景区内建设了部分游览设施且相对简陋；由于该景区是避暑胜地，旅游的季节性强，一般集中在夏季。而食宿设施仅有新旧两座宾馆，大部分是单位组织的会务旅游形式，其他的散客不多；没有专门的旅游商品商场，而只是些为数不多的小摊贩，均是全国性的批量生产的纪念品，没有特色。在县城内有一定的娱乐设施，主要为卡拉ok和一部分歌舞厅，还有一定的住宿设施，包括一些招待所和宾馆以及一些小饭馆，但都主要是服务县城居民的，没有专门为景区而建的。 （三）机会分析 机会的分析是基于旅游业发展的宏观环境水平所做出的形势判断。机会是变化的，随时会出现也随时会消失，这就注定所作的机遇分析只是按照一般情况和形势发展的一般规律得出来的，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1、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国家旅游局在其发展规划中，明确地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世界旅游强国”的远景目标。2000年，国家首次将旅游业列入了国债投资计划，安排了13亿元的国债资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有利地支持了旅游业的发展。2000年9月国家计委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了《推荐2000年中国旅游发展优先项目的通知》，11月又在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目录中新增了部分旅游项目。湖南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第三产业的龙头产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加快老少边穷地区脱贫致富的高效产业。衡阳被列为湖南省旅游业发展“十五”期间全省需要重点建设的六大城市之一。“旅游旺市”已成为衡阳市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有利于衡阳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2、旅游消费模式的转变。现代人的旅游意识逐渐增强，新的旅游消费模式也逐渐形成。人们开始注重旅游消费中的文化内涵。旅游不仅是游山玩水的感官愉悦，而逐渐成为一种综合性的高品位的审美文化活动。这为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根基。 （四）威胁分析 威胁也是一个变数极大的因素，可能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所以对于威胁的分析也只是在大致上有个一般性的把握。 1、观念上存在差距。对于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不是每一位领导成员都将旅游业的发展摆在第一位来考虑。在开发的时序安排、具体策略上，差距更大，意见分歧明显。 2、区域竞争激烈。激烈的邻近区域竞争带来的威胁。名人文化之争尤为突出。特别是目前省内最为火爆的“湖湘名人文化旅游线”上的已有风景名胜区。为了旅游效益的进一步增加，各景区把留客作为当前的攻关课题进行研究。而韶山故居、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均处在成熟产品阶段，在区位上是邻近主要客源市场长株潭城市群的优势地。这无疑对衡阳县的名人文化构成潜在的威胁。 二、开发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思路 （一）强化城市区域整体形象，统筹城市区域旅游发展 联手开发旅游，组建“联合舰队”，成为近年来各省市地区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南岳衡山不仅独秀于五岳，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它作为历史名山、宗教名山、抗战名山享誉中外。衡阳市辖各县旅游资源相当丰富。如秦汉名城耒阳有蔡伦祠墓及其造纸池、汤火温泉，并有马阜晴岚等十景；常宁西江漂流、瑶族风情等；衡东有罗元帅故居、大源渡湘江航电枢纽工程、四方山狩猎场等；衡南的江口鸟洲，以及衡阳县的船山故居、彭玉麟故里、夏明翰故居和岣嵝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整个衡阳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差异性、互补性强，可谓点多面广，且多具特色，有效地规避了形象遮蔽，但他们除南岳衡山外，很难独挡一面，单独形成市场竞争力。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各地旅游文化资源本身开发力度不足的原因，衡阳市的区域整体形象不鲜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衡阳县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得依靠整个衡阳地区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势互补来强化区域整体形象，推动整个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 （二）打造船山品牌，坚持品牌营销策略 众所周知，随着供过于求的逐步加深，我国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衡阳县的文化旅游产品在营销方面显得力不从心。2002年的船山文化节对于弘扬船山思想，张扬城市个性，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升衡阳县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昙花一现，仅办了一届就销声匿迹。不能在不改善现有的景点内涵的情况下，做自欺欺人的营销了，而要从挖掘景点文化价值着手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利用节庆、贸易洽谈会、旅游交易会等形式，坚持品牌营销，树立品牌形象，扩大品牌影响。 1、挖掘文化价值，提倡活动参与。重视历史信息，借“名人”、“名山”、“史料”的“光环效应”，搜寻古籍、查阅方志、整理传说、追根溯源等，深度挖掘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从发展的趋势上看，没有参与性的文化活动也是难以吸引游客的。因为文化旅游不仅是一种文化观赏活动，也是一种文化介入和文化参与活动。传统的博物馆的展示方式远没有让人参与到活动项目中去那么激动人心。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要求旅行生活能有文化的吸引、运动的内容乃至冒险的趣味，要求参与其中而非从旁观赏。正如西班牙潘普罗那市长所言，“节庆的魅力不在于政府为奔牛节所安排的156项活动，而在于亲临其境感受满街的人文气氛，在于与众多的能够参与并陶醉于节庆的人群为一体的机会之中。”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船山文化节做大做好的一句箴言吧。 2、树立品牌形象，坚持品牌营销。当务之急是转变认识，变以往封闭式的等客上门为走向世界招徕客人，牢固树立市场观，高起点、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对外宣传促销，提升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知名度和吸引力。看一个城市是否有吸引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它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水平，而节庆无疑为其提供了一个集中展示的舞台。旅游节庆既是一个城市的旅游品牌，也是一个旅游市场促销的重要载体和舞台。而经验表明，搞节庆的前三年一般都会亏损，所以前三年的压力是最大的。因此，成功举办过的船山文化节要顶住压力，长办、办实、办好，力争把船山文化节办成一个真正深入人心的品牌。 （三）实施旅游科技化战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前瞻性地考虑增加科技投入，全面研究、开发、利用高科技的保护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生态性材料、环境代价小的替代性材料，更好地修复、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充分展示衡阳县旅游文化资源的唯一性、完好性和不可替代性。坚持“科教兴县、科教兴旅”方针，提高全民大旅游的发展意识，高标准、高起点发展高科技旅游业。 在开发文化资源的同时，要坚持“全面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使得旅游业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满足后代人需要构成威胁，使旅游业成为永远朝阳的产业！ 旅游文化论文:浅论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摘要：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维系社会和谐精神纽带、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培育和谐社会文明道德的作用。 关键词：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社会；意义作用 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主题性旅游形式，近年来在神州大地逐渐兴起，并正在成为人们参观旅游的热点，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新生事物。那么，它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笔者通过对长征征途转战时间最长的贵州省，革命圣地延安、井冈山、南昌和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明山革命老区等地的考察，从中感悟到：红色旅游文化，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政治、文化、经济意义 （一）政治意义 红色之旅，在当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中，是一部重温光荣历史，重走胜利之路的革命史诗。她有助于人们感受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在中国革命伟大征途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和西柏坡精神。挖掘红色旅游文化，就是弘扬革命精神，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足迹深深地铭刻在华夏沃土上，深深地铭刻在民众心坎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和信念。在当前人们出游定位中，绝大多数游客把体验长征文化、革命圣地文化、老区文化作为首地筛选目标，这充分说明红色旅游文化深得民心。如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许多年轻党员和党员干部认为，原来总觉得政治教育都是一些虚的东西，现在看来，通过身边的红色旅游景点游览，确实让人感到既摸得着又身临其境，很有教育意义。实践证明，寓教于红色旅游，是人们自我接受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切实有效的举措，在当今创建和谐社会中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二）文化意义 红色之旅是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历史文化传统的生动体现。中国革命斗争遗留的各种纪念物，不但具有政治意义，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人文价值。红色旅游的过程，既是观光赏景的过程，也是学习历史、增长知识、陶冶情操、提高修养的过程。笔者曾在几年前以文化学者的身份到达过贵州省，这里不仅是一个红军长征途中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而且是一个具有中国革命转折意义的省份。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事件遗迹比比皆是。从考察中了解到，贵州省在1930年4月至1936年4月的六年间，红七军、红八军、红三军、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红九军先后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足迹遍及67个县，建立了滇黔桂、黔东、黔北和黔西北革命根据地，有1万多各族群众参加了红军。这些历史，有的在课本上和有关资料中有所了解，但大多数是鲜为人知的历史。通过游览大量的革命文物和遗址，如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娄山关战斗遗址、乌江渡口、四渡赤水等，让人真正体会到了长征文化精神。这些革命文物和遗址、会址，构成了贵州不可多得的红军长征文化旅游资源，为贵州进一步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文化。红军的革命史迹，使贵州美丽的山河倍添光彩。 通过红色旅游文化，了解革命历史知识，挖掘革命精神内涵，赋以新的时代特色，培育新的时代精神，推动了广大公民思想道德的升华，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途径。 （三）经济意义 通过对红色旅游景点考察发现大多数革命遗址地位于尚欠发达的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把政治优势有效地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革命老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一项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红色旅游既是政治创新、文化创新，也是经济创新。红色旅游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结合，实现精神文化财富向经济财富的转化，推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良性循环之路。比如革命圣地井冈山，原是一个不毛之地，通过红色旅游文化的开发，旅游收入占该市年经济总量60%以上，老百姓大部分收入也来源于旅游三产，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近年来不但摘除了贫困帽子，而且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高速公路、机场、居民住宅、新城区等全面建设，井冈山市将成为高山中的花园城市。又如地处四明山革命老区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的五龙潭风景区革命史迹陈列室建成后，不但游客量增加，旅游收入成倍增长，而且知名度也逐步提高，通过短短三年时间的建设，一跃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 红色旅游是具有政治、文化、经济多重意义的一项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创造，她的持续健康发展，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成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成为发展老区经济、造福老区人民的重要产业。 二、纽带、动力、培育作用 （一）维系和谐社会纽带作用 红色旅游是激励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理想信念、维系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我国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否则，就难以有效整合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意志，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同时，社会生活多样、多元、多变的特征日益凸显，各种思想观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激荡。用什么样的形式去贯穿呢？虽然方式多种多样，但红色旅游文化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纽带，不可或缺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谐社会离不开实践体会，而红色旅游文化正是创建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红色旅游文化和谐的程度反映和影响着社会和谐的程度。特别是人们向往自然、对社会认知程度的不断发展，红色旅游文化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二）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动力作用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创造活力的社会，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社会活力首先表现为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实践告诉我们，越是深化改革，越是扩大开放，越需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这样，才能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 红色旅游文化是创造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是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旗帜。中华民族在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升华了这一民族精神。把弘扬民族精神贯穿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过程，不断增强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发展意识，增强全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正是红色旅游文化所创建的目的。充分挖掘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利用革命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室）、遗址等教育基地发展“红色旅游”，是深入宣传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奋斗历史，宣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引导和激励人们同心同德地创造幸福和谐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红色旅游文化是当代中国人民时代精神的集中写照，是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推进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造性事业，只有大力弘扬时代精神，才能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考验。让全社会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三）培育文明道德作用 红色旅游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文明道德风尚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无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还是维护社会安定团结，都要求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红色旅游文化，既是培育文明社会风尚，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合格主体，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实践的过程。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健康成长是社会进步、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根据青少年成长的特点和规律，红色旅游文化正是抓好青少年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革命遗迹、革命文物实地参观，营造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思想文化环境。 红色旅游文化不仅是建设和谐城市、和谐村镇、和谐社区、和谐单位的重要载体，深化拓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实际内涵，而且是深入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活动，不断拓展领域、充实内容的文化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社会和谐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润滑”作用。渊源于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红色旅游文化，是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用红色旅游文化创导和谐社会良好文化，不可不说是当前一大举措。 继承与创新是红色旅游文化的精髓。从博大精深的中国革命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从丰富多彩的革命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丰富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容、风格、样式和品种，是红色旅游文化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之路。 红色旅游文化是整合各种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她适应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把红色旅游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创造良好文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在历史遗迹中感悟革命传统文化，在青山绿水中体验红色之旅，使革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是红色旅游文化活动的宗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状 从宏观的时间线条来看,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五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我国大学教育中新闻传播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的高校纷纷开始创办这个系科;第二阶段是50年代时期,彼时正处在建国初期,新闻科系展开了相应的调整,培养目标也在不断改革;进入60年代初期和中期迎来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时期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调整,全国上下整体的学术氛围都更为活跃,对于新闻科系的培养目标中也加入了“新闻教学与科研人员”这样的方向;随之而来的是“”的十年,已有的培养目标被完全否定,教学课程的设置也不成体系;粉碎“”后一直到现在,这是发展的第五阶段,现今的新闻传播科系的教学在不断趋于规范化,各个阶段的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都更为明确与合理,培养出的专业人才也很适应当下社会对于新闻从业人员的需求。 二、新闻传播学科的学生就业状况与社会需求 新闻传播学科中主要涵盖以下四个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以及编辑出版专业,这几个专业的培养能够为社会上很多媒介产业输送优质的人才,尤其是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与持续的发展,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人才需求量日益扩大,这也让很多毕业生有更广阔的就业空间与市场。 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的社会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类型媒介与出版机构对于专业人才需求量大,随着近年来媒介行业的总量、规模与品质都在不断提升,行业内部更是需要吸纳大量优质的人才来做内部人员补充,在这样的前提下给新闻传媒学科毕业生留下了广泛的就业空间;2.党政机关及企业对外宣传与公关部门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毕业生也有较大需求,新闻学科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和企业的这方面发展需求相吻合的,因此这也是新闻传播人才毕业后的一个就业渠道;3.随着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越来越多优质的专业人才对于这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研究,很多高校都需要高水平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士,这也是毕业生可以选择的一条道路。 三、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科建设中的经验与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对于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要进一步推进,随着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建设,相关的课程设置有了明显的调整,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增加了更多的文化科学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则一定程度有所压缩;另一方面课程设置中加入了大量新的选修课程,其中有新闻伦理、媒介管理、网络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心理学等,这不仅丰富了原有课程,也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对自己喜欢的方向展开研习。 另一方面,在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建设中越来越重视对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新闻传媒学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学生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但对于知识的运用能力与实践能力则应当受到更多重视。一直以来我国的高校教学中都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趋势,在这一点上学科建设过程中也在积极做出相应调整。 四、借鉴国外有效经验加快新闻传播学教育改革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新闻传媒学科的发展建设是相对较晚的,正是因为如此,国外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从而推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革新。首先,在培养目标与教学内容上应当更多地以现代传媒与社会的需求而设定,在这一点上很多西方国家的新闻院系上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的。国外的很多大学会和用人单位有紧密联系,这不仅能够带给学生最新的行业资讯,在人才培养上也更有针对性,让今后的毕业生在就业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闻传媒业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让新闻传播学的教学模式能够有所创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新闻传媒行业需要更多的具备国际视野的综合型人才,这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过程指明了方向。我国高校应当更多地吸收国外好的教学经验与教学资源,可以更多地引入国外师资,推行双语教学,这样才能够在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培养出更具竞争力的新闻传播人才。 五、结语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的竞争格局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只有不断完善与革新才能培养出更多优质的具备竞争力的专业人才。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当不断推进课程设置的改革与教材建设,同时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并且更多地吸收借鉴国外的有效经验,只有从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够让我国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得到提升。 新闻传播论文:谈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新闻传播中语言信息的若干问题 (1)信息质。信息质也就是我们说的新闻传递的这一条信息的质量。信息质的评定理论上可以分为2部分,即理性信息和附加信息。理性信息多注重语义和语法上的质量,侧重于接受文字信息,虽比较客观,但是质量较低。而附加信息则主要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一些潜在信息,信息量大并且质量较高。附加信息也称为语用信息,它从新闻避免平白地叙述客观事实的角度出发,让社会大众在事实中自己找到新闻的价值,具有费时又费力的缺陷,因此,语用信息在不同的传播媒体之间所占的比例都是不同的。(2)信息量。质与量是2个辨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信息量是用来衡量信息的多少,也可以说是大众最终接受的信息的多少。但影响其数量的因素有很多,例如信息质和信道容量。除此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耗损程度。信息耗损也被称为信息中的噪音,通常情况下,群众多会因为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而对信息产生片面的连接,甚至是由于歧义带来的误解。另外,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中,一则新闻中反复出现关键词链接,导致读者无法掌握信息的重点,破坏了信息本身的严谨性与科学性。总之,信息中的噪音主要是由于信息量的不当引起的,注意信息量的合理安排就可以将信息噪音降至最低。(3)信息位。信息位又称信息的配位,是信源事实在被进行编码时,为了产生一种信息结构,而对形成新闻必须要有的信息及因素进行配对的过程。信息位主要体现了传递信息的个人对信息的主观判断能力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能力。信息位的形成还可以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符号的有机组合。语言符号就是单纯的文本信息,非语言符号包括新闻排版和字体等因素。(4)信息度。信息的冗余是指传递出的信息量超过了群众接受范围内的最高限度。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这种现象也日益增多。冗余程度也主要受到信息量的影响,不同的信息量在面对不同的信宿时,会有不同的的冗余程度。从理论上来看,适当的冗余是可以在信息传播中出现的。①适当调控“冗余信息”的效能,为受众服务。冗余信息在传播中的影响有多大,主要是看其副作用到底有多大。冗余信息的副作用就在于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是一味的重视了传输的信息,而忽略了接受者的接受程度。如果能在新闻传播中正确使用冗余信息,有利于在情感上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提升信息的质量,还可以表明传播者的态度,加深新闻的价值。但如果利用不当,冗余的信息转变为信息中的噪音,这种噪音会严重影响理性信息的正常接受。②通过传输的媒介和通道使冗余信息服务于更多的群众。冗余程度因不同的传播媒介而不同,同时也拥有不同的受众。一般来说,冗余信息在电视传播媒体中所占的比重较多,而在广播中所占的比重又大于网络传播中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同一传播媒介也拥有不同的冗余程度。毕竟一则新闻对于不同的群众,理解的层面也是不同的。经调查研究表明,信息的题材不同,会在群众接受层面上造成错位,从而降低了每个信息单元所蕴含的信息量,造成群众无法接受的情况。面对此类问题,我们应在信息的编辑阶段,就注重了解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程度或是接受者的社会背景,使信息存在适当的冗余,满足不同群众的不同要求。 2.语言艺术在新闻传播中的体现 (1)语言艺术的共性———以央视为例。央视是我国传媒业的领军媒体,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实力。央视自发展以来,主要强调做新闻类节目,经过长期的奋斗和不懈的努力,央视已经拥有了多档强有力的新闻类节目,如《新闻观察》《新闻24小时》《新闻会客厅》等,我们仔细观察这些节目,就不难从这些节目的语言中发现,这些能够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被却群众铭记的节目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的语言通常既能够带给人们情感上的抚慰,也能够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给人智慧上的启迪。又如央视主持人王志主持的一档名为《面对面》的节目,这档节目只是单纯地依靠主持人与嘉宾的面对面交流,在此过程中,语言的艺术性体现得淋漓尽致。“非典”时期的一次访谈,当王志采访到广州医科大的工作人员时,他问到:“你们是靠什么来与非典斗争的?”他们回答“:是精神。”简单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无限的能量,足以温暖人心,鼓舞斗志。(2)地方卫视中方言类新闻节目的语言艺术特色———以上海东方卫视为例。近年来,各卫视的方言类节目不断取得各种程度的成功,不仅收获了较高的收视率,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益。因此,各卫视都追加对方言类节目的投入,并且希望取得更大的成功。早期的方言类节目要属东方卫视的壹周立波秀节目,此节目获得成功的原因,除了主持人的风趣幽默之外,在为观众们传播新闻的时候通常主体上采用普通话,但也会伴有方言,这使得在播报的过程中不时有笑点产生。节目的过程中,首先将本期节目要讲述的新闻做一个简短的视频播报,然后在节目的逐步深入过程中,不断设置悬念,提出问题,引起观众足够的兴趣。此外,节目的讲述过程要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生动有趣,用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观众。最后,这种方言类的新闻节目强调主持人与观众的实时互动,注重角色的转换。 3.当前新闻传播中需要注意的语言问题 (1)新创词语的出现应用。新创造的词语是指结合特殊语境和特殊事件产生的词语,其本身并不符合语法规定和语言规范。例如近期的一则新闻,标题是“裸官检举他人立功”,从题目来看,有些人根本不明白裸官的含义,类似这种从题目来看就使人无法理解的新闻还在不停涌现。(2)非术语新词的出现应用。在新闻中还常出现一些本是专业术语,但处于较为偏僻的领域,逐渐被转化为非专业的术语在消息中出现,如“经济硬着陆“”平仓”等词语的出现往往没有任何注解,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感到困惑或是晦涩难懂,新闻工作者忽略了初次接触这些生僻词领域的读者的感受。(3)外来词汇的应用。频频引入外来词汇对于文化来说是一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机会,但过分地滥用则会使一些本就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出现阅读障碍。新闻传播的过程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积极而向上的信息能够为人类传播正能量,并且能够将知识向阅读信息的每个读者传播。但如今中文夹杂英文出现的信息屡见不鲜,虽然新奇,但也是一个亟待重视的问题。 4.结语 目前,我国传媒业不断发展,语言艺术性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卖点。虽然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这样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就是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说,任何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一个调整期,这一期间需要对新闻传播中的语言艺术性就行整顿和规范。媒体中语言作为重要的载体,语言艺术性的发展更是决定着信息传递的质量和传媒业发展的未来。 新闻传播论文: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分析 网络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逐渐习惯用网络去了解社会、探索世界。新闻媒体作为网络空间里的重要角色,其内容得到了公众的重视,其传播手段也逐渐被人们所关注。 网络对新闻媒体传播的影响 1.互联网满足了公众内心的需求,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如今,公众逐渐接受并习惯在网络上对某些热点问题或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想法。传统的关注事件的模式是针对报纸或电视、广播中的信息与邻里朋友进行沟通与交流,只是一味地用“语言”去实现。而网络时代,公众在对事件进行评论后,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或主张用相关的资料或视频来表达,非常便利地满足了公众的内心需求,使公众得以及时获取信息、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们在对事件进行关注并及时进行评论表达想法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起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他们更加习惯方便快捷的传播手段,因为他们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内心需求得到满足。 2.微博方便快捷,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工具 当今社会,一个不起眼的事件也有可能引发一场轩然大波,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关心的热点问题。微博为人们打开了新的视野,为群众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在微博上,每个发言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最终通过协调,可以形成具有代表性并为社会大众所接受的民意。甚至,网民可以通过微博这个高效传播载体,发起实际生活中的维权行动。微博发挥了桥梁作用,方便了群众与政府的沟通交流。 新闻媒体原有传播手段导致的不足 在网络时代,传统的新闻媒体传播手段显得刻板单调,已经无法适应部分人群的需要,往往使传播效果不甚明显。 1.内容空泛,让受众觉得无趣 一些新闻媒体的内容过于空泛和枯燥,所以,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让受众觉得无趣,无法吸引受众的眼球,使受众对新闻内容失去了信心,渐渐转移视线,削弱了新闻媒体的影响力。 2.形式单一,受众易产生审美疲劳 新闻媒体的内容形式单一、老套,使受众产生审美疲劳,渐渐产生厌烦情绪。特别是在新闻内容的安排上严重不合理,不能灵活地运用各种有效方式来吸引受众。 新闻媒体更新传播手段应有的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只有及时更新传播手段,才能满足受众越来越挑剔的心理,这也是人们知识水平和观察能力提高的必然结果。更新新闻媒体传播手段,应当具备适合新闻媒体发展趋势的思维,以有效巩固传播效果。 1.经验思维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的更新,需要最基本的经验思维。成功的经验是完成传播手段转变的必备条件,能够提升整体的传播效果。因此,新闻媒体在利用全新的传播手段时,应当合理运用经验思维,并合理照顾每个传播内容的差异性,实现有机的融合。 2.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是完成新闻内容传播的正常思维,其容易满足大众的正常判断顺序和理解层次,使内容在大众的思维范畴之内,便于大众对事件内容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和评价,使传播手段达到预期的效果。 3.形象思维 很多时候,新闻媒体在传播内容时需要给人以视觉上的印象。形象思维能够较好地把握住视频、音频资料的特点,将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通过受众视觉、听觉上的配合,来增强受众对新闻内容的印象。 4.超前思维 新闻媒体在借助网络传播相关内容时,应当对内容进行全面准确的把握,也应当注重将超前思维融入新闻内容之中,提前捕捉公众可能呈现的心理状态和感官上的直觉反应,以维护新闻媒体传播的稳定性,巩固传播效果。 5.创新思维 在网络时代,新闻媒体的传播内容需要满足公众的心理需求,其传播手段也应当体现一定的创新意识。新闻媒体应当着力转变自身固化的思维模式,打破思维僵化局面,对各个环节的工作尽量进行创新。敢于在合理思维的前提下谋求创新,突破思维障碍,尽量抓住受众的心理,使新闻媒体成为网络上真正吸引公众眼球的阵地。 网络时代新闻媒体传播手段运用事宜 网络的普遍应用最终是为了使公众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浪潮中来,使公众的社会主体地位得到更好的体现。只有积极倡导和实践以人为本的传播理念,才能使受众在网络上进行选择、参与和互动,使新闻媒体传播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 1.传播手段为内容服好务,时政新闻应以民生为基点 网络已经成为关注民生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成为关注民生的动态窗口。时政新闻要时刻体现民生意识。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的传播手段应当尽量满足主题的需要,通过合理的传播手段使民生内容更加贴近群众生活,更加到位地反映民生。当然,工作人员应当注意事物的两面性,不能将个体和整体颠倒,不能把偶然与必然混淆。 2.妥善运用传播手段,经济新闻应关注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提倡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理所当然是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但是,许多新闻媒体工作者对经济工作并不真正了解,对一些经济问题把握不准。网络上诸如“某果农种大樱桃年收入几万元”、“某菜农大发洋菜财”之类的报道大量出现。这类报道对农民打开思路或许有一定作用,但少数农民少量种植会卖高价获大利,如果更多人一窝蜂地跟风,价格就会下跌,农民就不能发财,甚至会亏本、负债,这样的报道可能会造成误导,毕竟一些农民有急功近利的心理。这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背离的。 3.传播手段应注意细节问题,科技新闻要通俗 目前,网络上有很多军事节目或相关内容。军事节目有其特殊的关注群体,因此,进行军事节目内容的传播时,应当注意科技用语的准确性。如果节目中涉及专业术语,应当尽量解释清楚。否则,受众听不明白,必然影响对整体内容的理解,导致传播手段无法得到受众的认可,甚至对这类节目丧失信心。新闻媒体工作者如果尚未弄懂专业性较强的术语,应当向各个领域的专家虚心请教,在自己弄明白的前提下,说给专家听,由专家评定是否正确,然后传播给受众,使内容贴近受众。 结 语 网络的兴起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也是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人们合理运用网络的同时,对新闻媒体的关注也逐渐增强,对节目传播手段的更新也格外在意。因此,在网络化时代,新闻媒体作为人们了解社会、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其传播手段也应科学、高效、便捷,满足人们的需求。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媒体传播作用在社会管理工作创新的探索 当今社会,媒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辐射日益加强,对人们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社会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是特定土地上人们的集合,而这个共同体、集合的粘合剂,就是新闻媒体。正是新闻媒体提供了监测环境、告知消息的工具,提供了人们彼此间交流意见的公共平台。社会生活空间的大小及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其信息传播的发展水平。口头传播与原始部落民主相适应,手抄文字、马车驿站与民族国家相适应,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与全球政治相适应。在网络环境下,消息弥漫于整个的社会空间,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人的管理,必然涉及到管理者和人民两个基本要素,管理者要认识人民,理解人民的心声,人民也要了解管理者,审查管理者的资质。在这两者之间,其沟通、联系的主渠道,非新闻媒体不可。在当前这个媒介化时代,要创新社会管理,建设良好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离不开新闻媒体。 一、现代社会呈现多元化、多样化等新特点 1、人口流动频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的“单位”属性逐渐减弱,大量“单位人”转为“社会人”。户籍制度的改革使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人员流动。走南闯北,出现了单位用人、社会管理人的新形势。 2、人的价值取向多元化。改革开放,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跨体制的人员流动,带来了人们心理素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在主流价值之外,又有许多价值观出现。如自立、竞争、互动、风险、信用等价值观正在确立,还有一些不良的价值取向也凸显出来。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腐朽无耻、低级趣味等。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3、社会阶层多元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计划经济时期决定人们社会经济状态的政治性、制度性或行政性标准(如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档案身份等)逐渐为一些新的因素所取代,职业分化、收入差距扩大和资产私有形式的出现促使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尽管目前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还在持续,并未完全定型,但其基本的分化形态和规则正在形成。多年前,学术界提出了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原先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变成了十大阶层,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4、民主化进程加快,社会越来越公开透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 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人民群众要求政府更加公开透明,在更广领域、更深层面上有序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参与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 上述社会变化,也形成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如利益问题,过去强调是整体利益, 现在开始重视个体利益,同时新的群体形成产生诸多群体利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难免产生利益冲突。如何协调群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矛盾;如何进一步公开透明,让群众更多地参与到公共事务管理中来;如何引导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建立起新的社会管理机制,这种新的社会管理机制也必须适应多元化、多样化社会的要求,遵循多元社会治理理念。既要有“硬”的手段,也要有“软”的手段。“软”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某种形式影响人们的行为,指导或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么做等等。在这方面,新闻媒体显然有其独到的作用。 二、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管理中有其独特的作用 1、宣传功能。新闻与宣传都同属于传播范畴。宣传是一种传播活动,可以通过任何传媒进行。在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是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还有法律法规等重要阵地。还能通过它的信息筛选和散布功能,直接影响百姓对社会的感受,由此直接影响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认可程度。调查显示,现在 90%以上的群众都是通过新闻媒体了解党和政府的决定、实施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如每年的全国“两会”、省“两会”,人们都是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进行关注。新闻媒体在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强。 2、引导和教育功能。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是信息社会。媒体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获取思想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对社会主流思想,对社会的价值观的选择,都起主导作用。人们世界观的形成,有家庭、学校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媒体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媒体传播信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强烈的社会性、生动性、知识性、思想性,它往往通过真人真事、具体情节和潜移默化的方法来表现事实和思想,来对舆论进行引导,因此较容易为公众接受。 3、沟通协调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媒体扮演着各方信息沟通平台的角色,在社会系统的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枢纽作用。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社会各个方面都可以在媒体上进行沟通。这些年,政府部门通过媒体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事例多了起来,很好地发挥了媒体的沟通作用。 4、社会组织功能。新闻媒体通过对新闻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并呼吁社会共同关注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上,形成统一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就充当着一种社会组织者的角色。 5、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历来是新闻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舆论监督,既是实现民主监督的重要形式,也是反映百姓诉求的主要渠道之一。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修正错误、凝聚力量和促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 信息服务功能。新闻媒体不断向人们提供各种事件信息,如对于那些来自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新闻媒体能及时地向人们发出警告,让人们采取防御措施。此外,新闻媒体还提供有关人们生活环境的信息,如关于公共事业、经济状况等,这也是新闻媒体满足人们日常信息需要所具备的功能。 新闻媒体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力量,将发挥正确导向、聚合智慧、动员教育、沟通协调、上传下达、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一方面为媒体的新闻报道提供了一个全新空间与视角,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重新审视自己,完善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调整思维,从而增强媒体与社会 的“互动性”与“粘合度”。责任与担当:媒体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核心价值所在新闻媒体在创新社会管理中担负着重要的职责,必须坚持职业伦理,弘扬专业精神,恪守社会责任。唯有严格要求自己,践行道德规范,善尽社会责任,大众传媒才能在创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2011年发生的谣“盐”事件,给媒体如何参与社会管理留下了许多思考。2011年3月16日,全国不少地区出现“抢盐潮”,众多新闻媒体沉着冷静应对,在重要版面、时段、页面,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传达政府部署,积极稳妥地做好食盐供应新闻报道,满足群众的信息需求,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消除了民众对核辐射影响的疑虑,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具有社会管理功能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有明确目的的社会活动。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价值,就在于通过传播者与受传者的传递信息,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协调行为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因此,新闻传播活动从一开始,就暗含着对管理效果的设定。按照人们通常的说法,效果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在资源投入量一定的情况下,产出越多,该转化过程的效果越好,在产出一定的前提下,投入越多,则其转化效果越差。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为,必然要耗费一定的资源才能产生一定的管理效果。而这一效果的产生,又是贯穿于新闻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始于传播之前,显现于传播之后,即总是受众在收受新闻传播之后才会表现出来的。由此,新闻传播社会管理功能的效果,可以被理解为新闻传播者(即管理者)在实施自己的管理行为所消耗的一定的资源与在此基础上所得到的新闻受众(即被管理者)接受信息传播后在感情、思想、态度和行为方面所发生变化收益的比较。 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管理息息相关。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的特点,发挥新闻媒体的功能作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进而促进社会公正、保持社会稳定,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媒体本身应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二是政府等管理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管理好社会。 由此可见,媒体参与社会管理,首先应该是建立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媒体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公众提供事件的真相,并让公众获得充分的有效信息。谣言止于智者,公信源于诚意。这次谣“盐”事件发生后,新闻媒体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地传播新闻事件真相,达到了很好的舆论引导效果。因此,媒体应强化社会责任,加强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报道,畅通人民群众的权利表达渠道,努力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各种社会分歧。这样才能把好舆论引导的闸门,真正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总之,新闻媒体对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新闻媒体是传递信息的载体,这种传递的信息与人类事先储存的信息不同。传媒传递的信息更多地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最新变化有关,通常被人们称为新闻。无论世界发生何种事,如战争、疫情等,一旦经新闻媒体传播,这种信息就会对人们的社会生存和命运产生影响,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是一般的信息所不具备的。如在地震中遭破坏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一系列经新闻媒体传递的信息,引起各国政府对核电站安全的高度重视。这就是新闻的力量。 新闻传播论文:报纸新闻评论在网络传播环境的发展策略 媒体间的竞争重心,从“新闻”逐渐让渡到“观点”,这是近年来业内出现的变化之一。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日趋交互的语境,如传统媒体开设加V微博、微信推送,甚至二维码技术的运用,新闻评论自有其突破原有格局的理论愿景,如时效、独家,甚至突破传统媒体的发言界限,等等。 新传播环境中的评论难题 社交媒体环境,作为信息披露、观点表达的平台,甚至是社会抗争的工具,在政治传播以及民主化进程中,无疑有其突破新闻管理、扩大公民参与等正面意义。但是,将“观点”的竞争在新传播环境下强化到极致,则是网络舆论、微博等与生俱来的缺陷,反过来会一定程度影响、制约着观点生产的流程与质量。 “观点”的生产,基于“事实”。而在新传播环境下,时评和信源之间直接跳过了传统媒体这一“滤”的过程,评论主体往往直接面对事件的当事人,而其中所掺杂的情绪、复杂利益,都无疑会对事实的建构产生诸多负面作用。新闻事件在微博世界的呈现,往往是碎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的相关评论,就极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相而误伤相关当事人。像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引爆案,这样的个案,万一其真相滑出了人们日常经验的范畴,那么,如此快速反应的评论当如何自处?实际上,围绕着冀中星的个人遭遇,其本人、东莞方面以及冀中星的家乡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政府,各方说法都有较大出入,在地方主义、维稳等多种因素交织下,故事的叙述呈现多元、繁复的面相,我们的时评又是基于何种版本呢? 同时,在这碎片化的虚拟网络里,恰又为谣言的滋生与传播提供了温床。当代的新谣言不能简单等同于“虚假”信息。有学者指出,就当代谣言而言,有几个特征值得注意。首先是大部分谣言的参与者与谣言主体并无利益纠葛,因此,其背后往往没有显着的“恶意动机”,更多是民众释放心理焦虑、表达社会诉求、重建社会认知的“工具”。如果说传统谣言多为“缺乏事实依据的谎言”,那么,当代的新谣言则多为“真实的谎言”,如果逐一看谣言的具体内容,多数情况下为虚假,但就我们所处时空的社会真实,恰恰在谣言中得以充分体现。2009年杭州“70码”事件中,所谓胡斌有“替身”说最终被证明是“谎言”,但因为“权贵操纵司法”这一“假想”的社会现实,无疑合乎网民根深蒂固的社会心理。再比如数月来—直处于舆论焦点中的李某涉嫌轮奸案,继案发时的“私了说”、“虚报年龄说”后,又出现“轮流发生性关系”说,批评矛头直指警方为当事人脱责,这些尽管事后都被证明为不实,但经由微博世界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发、评论,却也造成群情激奋的舆论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公众越来越多地卷入到日常新闻生产流程的时候,记者是否能够免于网络舆论的压力而恪守其中立的第三方立场,是一个越来越值得探究的理论命题。是盲目屈从“民意”,还是秉持“中立”,看似自明的选择,但具体到新闻、评论的场域,则不能不受到网络民意的影响,甚至会干扰到正常的新闻、观点生产的流程。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龙志发表《女服务员与招商办官员的致命邂逅》一文,这使他成为被网友“人肉”的对象,因为在这篇稿件中,作者忠实于采访的事实,而打破了网络舆论树立起来的形象——烈女邓玉娇和狰狞鼠辈邓某某——这与民众所赋予的角色产生巨大落差。结果是,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投书,要求开除这位记者。类似事件可能会对记者的心理产生微妙影响,当媒体和记者的报道体现出一定的倡导色彩,其新闻、评论框架符合网友们的心理预期时,会获得网络舆论的赞扬。当有些媒体和记者试图做出相对中立的报道或者评论尝试时,立刻遭到网络舆论的抨击。这种“爱憎分明”的表现迫使记者今后在报道此类事件时,更加注重立场,而非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评论有可能沦为替“民意”背书,而缺少客观、理性的力量。 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 一直以来,媒体的“评论”奉行“用事实说话”原则。这里其实牵扯到两个关键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论”从“事”出,即如陈力丹教授所言,“用事实说话是个带有介词的动宾结构短语,核心是‘说话’,‘用事实’是方法”。由此可见,“用事实说话”的表述也存在着不少误区,比如将“事实”和“说话”割裂开来,但我们知道,在具体的报道文本或节目里,“事实”和“说话”是无法截然两分的。试图在“事实”的基础上说“说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记者出于提炼的需要,以彰显新闻报道的深度与深刻。其次,就“事实”和“说话”的关系而言,两者是有主次之分的,“用事实说话”的理论表述,其重点在于“说话”,也即要给公众传达出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事实”是工具性的,是在“用”层面的问题。 但实际上,“事实”无疑具有主体性地位。即便是《焦点访谈》喊出“用事实说话”的主张,并以“新闻主体+主持人点评”作为其节目形态的时候。因此,所谓体现深度的“观点”的提炼,它实质是在事件的层层展示的过程中予以体现的,乃是“事实”在说自己的话,或者说,“事实即评论”,这样一来,记者只需要将复杂的新闻事实一一呈现给读者或观众,就好像你在剥一个洋葱,在层层剥离的过程中,也就传达了事件本身所包合的社会意义。 而笔者之所以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强调评论的立场需要从“用事实说话”到“事实即评论”的转换,更为紧迫的缘由就如前所述,“事实”在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的碎片化、不确定性,都使得建立在这样“事实”基础上的“评论”。问题丛生。而激烈的市场化竞争,往往使得我们不时“口痒”,为了一时之快,所谓时宜I生往往也就置于一旁了。 在这里,我特别赞同《人民日报》评论部吴焰提出的“真理”与“真相”的关系辨析,这实际也是在呼应“事实即评论”的观点。她这样说到:评论究竟是追求真理还是真相?毫无疑问,肯定是追求真理。可是现在,更感觉到评论要有力量,是要从追求真相开始,因为观点在于真相的挖掘。复旦大学投毒案,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要不要评?当时觉得信息量太少,不能造成—个舆论审判,可是不写,又是失语,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其实我们那天的评论更多的是内容是呈现事实,很少点评,我们现在感觉到这种关注就是态度,当你关注了这个事情,你本身已经在表达你的态度。老百姓都不是傻瓜,在你事实提供得越多的时候,他自己会作出—个判断。面对信息真假难辨的情况,媒体要发好声,不被事情忽悠。我们说真相可能更为重要,在越接近真相的时候,我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就呼之欲出了。 回归专业主义的“事实”立场:一则个案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恰逢湖南临武城管涉嫌致死瓜农的新闻沸沸扬扬,又恰巧读到一家媒体的长微博评论《我们的社会病了,而我们无能为力》。评论中专门提及其中的城管当事人廖某某,据说他的胸牌被瓜农在临死前抓落,因此其职务、姓名才能为大家所熟知。评论猜想了廖的身份背景,“其三代之上必然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仍在生活的底层中艰辛地生存着”,但即便是这样苦难出身的廖,“为什么能对一个农民残暴地下手?那一刻,是什么主导了他的思想”?评论之所以言之凿凿,这其中当然体现了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以及社会情绪对于公权力的警惕,但评论被情绪、偏见牵着走,而缺少证实或者证伪的过程,可能契合了受众与市场,但实质却容易偏离媒体的专业立场。 媒体启动求证的专业追问,需要处理“快”与“慢”之间的关系。海量信息的快速传播,是媒体人所面对的网络情境,要对纷繁的时问,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与其 抢先一步,倒不如滞后半拍,先辨真伪,再论是非,多一些信息沉淀和交叉质证。但“快”与“慢”的辩证只是技术性的策略与步骤而已,我在这里更想说的是,面对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媒体需要追问的究竟是什么?在突发的公共事件面前,读者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显然是在理念而非技术层面需要解答的问题。 社交媒体环境下,尽管越来越多的公民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之中,但作为职业人士和专业要求的角色,记者所拥有的准确、真实、客观解释社会现实的使命和权力,都使得记者或者媒介机构被赋予了“文化权威”。这种权威的塑造,乃是基于专业主义的守则,去追索、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因此,在面对“泉州新生儿被烤焦”的“新闻”时,媒体固然要做出及时、准确的反应,但这种应该是建立在专业立场的审慎追问,而不是依据单一其信源直接发言。而实际上,不少媒体更为常见的处置手法是依据网络爆料,将事件纳入到医患关系的框架,先入为主地表明媒体观点。确实,婴儿活活被“烤死”,容易激起感性义愤,但从专业立场出发,媒体应当提出的追问是:从机理上,什么样的孩子需要用保温箱?技术上,保温箱是否有“烤死”孩子的可能性?这从中就牵扯到一个中性温度的概念。继续追问下去,医院方面既然声称没有把孩子“生生烤死”,而婴儿尸体为何又呈现“烧伤”迹象,这里又引申出“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的病例,这种病例患者表现为“悲伤面容、口周结痂、放射状裂纹和轻度面部水肿”,其诸多皮损表现非常近似烧烫伤。泉州当事婴儿是否即是该病例所致?有否切实证据?等等。上述这些大胆的“假设”,都是需要记者小心予以求证的,以期呈现出经由详尽调查而得出的事件本相,只有在这些问号一一拉直的情形下,所谓“医院不尽监护责任”、甚至可以放大“医患关系”的舆论指责才有可能落到实处,而事实上,当媒体在专业立场上讲述了新闻故事,其观点与结论,不是同时也已经给出了么? 新闻传播论文: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倾向现象和人文关怀的渗透 电视台要以建设新兴主流媒体为目标,着力探索“电视+”与“互联网+”的契合点,以新闻为龙头、以节目故事为发展路径,实现媒体优势向平台优势转变,打造智慧媒体。对于目前电视新闻传播节目故事化来说,具有一定的实时性和情节性,电视媒体必须有在各种平台上进行信息分享的能力,让不同的观众和听众进行互动。为了保证该种节目的真实性,电视新闻工作者不断就内容和形式做出改变,以事实为基础,用说故事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在电视节目之中加入了人文关怀的元素,即电视新闻传播节目的故事化叙述,该种节目模式在当前有着较大的观众市场。 1 新闻故事化的原因与发展前景 在人们印象中,电视中的新闻节目应该是主持人一丝不苟,面部表情或是严肃或是柔和的叙述某一件已经发生的事实,在叙述时中规中矩,没有感情色彩的添加。这种模式的出现,是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和严肃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出于对新闻节目的尊重。但是,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排斥该类型节目,面对冷冰冰的电视新闻播放,观众难以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情绪变化,也就是说,这种模式缺乏人文色彩。这是故事化新闻出现的主要原因,原有的新闻传播模式受到排斥,新型新闻传播模式顺应观众需求逐步出现。 新闻故事化,故事情节化,情节细节化,细节人物化。以人为中心,细化事件的发展过程,让人们在故事化新闻的讲述中,感受到各种情绪的变化,体会到人文关怀,从而产生情绪上的共鸣,增加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随着该种模式的不断出现与发展,也确实让人们对于新闻类节目的观看兴趣有所提高,此类节目的观众收视率也在不断上涨。从这些现象中可以发现,新闻故事化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2 人文关怀在新闻故事化中的体现与作用 人文一词萌芽于欧洲,蜕变于欧洲中世纪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解放人性。现在的电视节目播报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国际新闻到国内时事,再到百姓中的小事,从各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新闻,电视节目需要尊重它的真实性、准确性、严肃性,所以很少会进行新闻故事化的播报。但是,面对国内的各种新闻,媒体需要达到的效果应该是告知与唤醒,即让人们了解到国内社会的种种现象,唤醒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从小故事中触动人们的心灵,引起共鸣,体现人文关怀情结。对上来说,该种节目模式是在传达民意,让他们了解到人民群众的需求;对下来说,让百姓充分了解国家的发展方向,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力,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权利。 2.1 提高新闻的可视性 故事化新闻并没有改变新闻的本质,其真实性依旧存在,但是利用故事的手法,从百姓比较感兴趣的角度对故事进行包装,使原本相对枯燥的时事新闻变得立体,提高了新闻的可读性。面对此类新闻,人们在观看时的疲劳会有所减小,在掌握各种信息的同时,也能更加充分的了解这个社会的人性,拉近了观众与事件的距离。提高新闻的可视性,新闻娱乐化不是庸俗化更不是低俗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选择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 2.2 保证新闻的真实性 对于新闻来说,真实性是其最为基本的属性之一。面对现阶段各种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而采取的虚构重大新闻的方式,新闻故事化,是最能够保障新闻原本的面貌的策划形式。我们讲平民化的视角,是要放弃传播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增强可视性。在讲“娱乐化”的时候,则必须尊重新闻基本规律。遵守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不夸大、不缩小,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虽然故事化新闻会存在扩大或缩小新闻的影响力,但是,其基本框架和内容是并未发生改变的,仍旧是社会实在发生过的事件,保障了新闻的真实性。若让新闻这一传播形式过多地承载媒体的故事娱乐功能,必将损害新闻的基本传播特性,造成新闻传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新闻面对的是大众,如果纯粹地为了追求故事娱乐效果,任色情、丑闻充斥媒体,媒体的教育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3 电视新闻故事化倾向与人文关怀的提高 策略 随着故事化新闻类节目的收视率越来越高,该类节目的发展范围也在逐渐扩大,面对观众需求,对于节目策划的难度也有所提高,笔者认为对于新闻故事化倾向和人文关怀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提高节目的总体水平。 3.1 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 随着故事化新闻的收视率的提高,各大电视频道都在对其进行节目的策划。许多节目为了片面的提高收视率,从而虚构新闻,错误的引导观众,造成社会性问题。 新闻故事化现象从传播学的社会控制论发现,新闻传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新闻的传播必然要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这些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民众会有诸多的抱怨。这种抱怨如果没有倾泻的地方,积累多了,就会发酵,就会产生不稳定的因素。以前仅仅强调媒介的宣传指导功能,现在网络传播飞速,自媒体其功能的延伸,秩序和游戏规则当然并不可能全部完善。使得宣传监督、监管等各种功能难以启动。在所有这些功能中,故事化的娱乐功能对处于压力大的现代人来说,能起到相当大的社会心理解压效用。此时,面对电视节目利用人文色彩,虚构新闻故事提高收视率,广电总局应该出台相应的规章政策,管理此种不良风气,提高新闻故事化的整体水平。以事实为基础,加强对于同类节目的审核这点毋庸置疑。 3.2 注重新闻的影响力,选材避免重复化 当前电视节目策划,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跟风。面对其他电视台中出现的高收视节目,许多电视台也会为了收视率而模仿,新闻节目也不例外。虽然新闻节目的形式大体相同,但是内容的选材上会因为各家电视台所主导的因素不同而产生变化。但是,由于收视的需要,不少电视台会直接照搬其他高收视故事化新闻,从而导致新闻的重复,影响故事化新闻的整体质量,降低观众的观看积极性。所以在选材上,各电视台应当以自己为中心,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从而呈现一类多元化故事化新闻 节目。 3.3 利用平民视角,通俗化节目内容 早年,我国电视新闻片面追求高端、大气,为了保证新闻的国际化,就使用外国语言来播报,但是,新闻故事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应该是本国人民。外语化的中国新闻对于国民来说颇为讽刺。因此在面对故事化新闻时,需要尊重百姓,以平民的视角为主,让节目更加贴近观众生活,引起情感共鸣,让人文色彩更加厚重。 4 结束语 新闻的故事娱乐要严格遵守政府制定的相关法令法规,按照新闻报道的准则和尺度进行传播和报道,这点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从物质追求逐渐上升到精神追求。面对以往的电视新闻节目,观众或多或少是抱着看热闹、关注社会发生的时事的心理,极少会因为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某些事故而产生情绪。电视新闻节目作为公共影响力极强的一种传播模式,有义务激化公众的人文关怀心理,增强人们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创新电视传播模式,综合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多种文化形态,才能充分满足受众需求,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新闻传播论文:论军事新闻的文化融合与跨文化传播 新闻的制作主要是以文化作为背景的,新闻在一系列的制作过程中被编者在事实的基础上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内涵。军事新闻的传播途径有很多,大众媒体是一种重要传播途径,其传播对象的身份也有所差别。但是无论传播对象是谁,他们有生活在一片有文化基础的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因此,军事新闻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跨文化传播,这样才能体现出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 一、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关系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三)对各类文化换位思考 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我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生活了很久,对于它的了解我们很深刻,但是对于其他文化我们却不能够感同身受。因此当我们的军事新闻想实现跨文化传播时就遇到了不小的难题,但是只要我们可以对各类文化进行换位思考,去了解其他文化的思想、理论、信仰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的军事新闻中就可以融入可以打动他们的元素,可以融入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融入他们的信仰。由此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更多的人群所接受。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都可以理解我们所要表达的内容,都对我们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也在此刻正是开展起来。 综上可知,新闻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它所具有的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我们接受信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军事新闻领域,军事新闻的传播由于很多现实问题而遇到了瓶颈。跨文化传播是有利于军事新闻进行传播的,但是它的实现将会是一个漫长而且久远的过程。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之间有 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运用这些联系我们可以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帮助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全球新闻传播人才核心素质培养的把握 首先,全球新闻传播人才要树立全球公民意识。国际新闻传播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注重国界的存在、讲究民族价值观的差异。我国在国际新闻传播理念主导的时代,注重将中国的价值观传播出去,宣传成分大于传播、交流成分,政治立场、舆论引导能力被置于较重要的地位。而全球传播人才更强调共同性,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和互动沟通能力。在传播过程中要克服泛政治化,找到共同接受点,营造有利于和平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同时善于利用国际思维,善于适应他国民众的认知习惯开展国际传播。 其次,以文化沟通能力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全球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要求。要培养学生掌握多元学科知识和各类媒介平台掌控能力。全球新闻传播阶段,对人才的复合要求并未降低,但更加强调跨文化交流能力。 再次,综合知识学习与驾驭能力。通识教育要贯彻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教育的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国际传播能力(外语报道)、新媒体传播能力(技术)和由各种综合知识支撑的宏观逻辑分析能力,其中第三项能力是核心,综合知识是基础。考虑到受培养时间和个人知识掌握能力的限制,可以某一学科为核心进行综合知识体系建构。 最后,信息分析及批判能力成为新的聚焦点。有效传播是将繁杂信息进行搜集整理,挑选全面必要的信息传达于受众。大数据时代,怎样筛选海量信息,就特别要注意培养人才的资讯收集、分析、批判、诠释和呈现能力。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网络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1.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最重要特征,一条旧的新闻报道显然对读者没有太大意义。在传统新闻报道模式下,通常一个新闻事件由采写到刊印再到读者手中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滞后,这往往要几个小时到一天不等。而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一个社会突发事件或新闻素材经过采写后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马上被出来,省略了刊印及投递等中间环节,从而大大提高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通常新闻事件一经发生,相应的新闻报道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就可以被到网上,并被受众知悉。 2.网络融合新闻扩大了新闻传播的范围 传统新闻模式下,新闻报道的影响范围往往较小。对于那些地方性较强的新闻事件,通常只有当地的新闻媒体加以采写和报道,而其受众往往也就是当地的读者,新闻报道的影响力显然是十分有限的。在网络融合新闻模式下,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高覆盖率,一条新闻报道可以在短时间内被数量十分庞大的读者所关注。而读者和受众的范围也不再局限于某一地方,而是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可以获得相关方面的新闻信息。 3.网络融合新闻增强了新闻报道的互动参与性 互动参与性是网络融合新闻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传统纸媒时代,一条新闻报道的读者反馈通常只能以信件或电话等形式进行,具有事后性且十分不便。在网络融合新闻的情况下,读者的互动参与将变得十分容易。例如一些新闻媒体开通了自己的微博主页,随着某一新闻报道的进行,读者可以随时在线发表提问或看法。这种网络融合新闻的互动性,既增加了读者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度,同时也极大增强了新闻报道的影响力,克服了传统新闻报道的某些不足之处。 4.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负面影响 网络融合新闻带来的积极影响值得肯定,但它所具有的不利影响也同样不容忽视。其中,十分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虚假新闻的增多。因为网络具有开放性,各种新闻来源有时很难确认其真假,由此造成了很多前几天刚刚的热点新闻随后就被证实为虚假报道的现象。另外,媒体为了相互进行网络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不经核实即发表新闻消息的现象,由此也增多了虚假新闻的风险。此外,具有血腥、色情、暴力色彩的网络新闻在近年来也有增多趋势,客观上也带来了许多负面的社会影响,而这些都是十分值得新闻界予以关注的。综上,网络融合新闻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同时又有不利的方面。对于积极的方面应予以肯定和利用,对于不利的方面则应予以克服解决,这样才能使新闻传播在信息时代获得更好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浅析公关在新闻传播中的发展及个性化研究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现象,如“广告新闻”、“制造新闻”等。这些现象直接促进了另一种事业的发展——公共关系事业。现代公关事业与新闻传播事业联系紧密,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差异。现代公关事业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不忘自身优势,兼具发展与个性化。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影响。 【关键词】公关;新闻策划;新闻制造;新闻炒作;公关新闻 “公关”是公共关系的简称,译自英语的“public relation”。在公关学中,公共关系是指组织在经营管理中运用信息传播沟通媒介,促进组织与相关公众之间的相互了解、信任与合作,从而为组织机构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在现代社会,搞好公共关系很重要。有西方学者总结,判断一个国家发达与否有三大标志,其中以公关能力为代表的经营管理效能就是其中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公关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组织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它已经成为一种衡量国家发展程度的标志。 一、公关的起源与发展 早期公关的雏形,要追溯到古代。就我国而言,从商周时期开始,统治者就十分重视调整、巩固各种重要的关系。同样,在古代的西方国家,先民们也十分重视建立各种关系,探索巩固和改善各种关系的方式,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公民要定期参加“公民大会”,讨论、解决城邦的重大事件。 伴随着16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人们的社会角色和关系也经历了由“身份到契约”根本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得更为重要。在1690年,哈里斯创办了《国内外公共事件》,这标志着北美殖民地报刊业的兴起,公关关系开始在美国萌芽。 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公关诞生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大的垄断企业胡作非为,遭到工人阶级和社会公众的抵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公众利益的存在以及企业与公众搞好关系的重要性,现代公共关系事业由此而迅速兴起。享有“公关之父”之称的艾维·李是这一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二、公关与新闻传播的交叉互动——新闻传播策划 公关事业同时带动了另外一种事业的发展,这就是新闻传播事业。从理论上讲,新闻、公关属于不同性质的传播形态,具有各自规定性,但在实践中却又联系紧密。 从传播行为角度来看,公关与新闻传播等不同的传播行为交叉产生了某些新的传播行为,董天策先生称之为“传播交叉”。这一行为主要包括“炒作”和“策划”,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制造新闻”和“媒体策划”。近年来,“炒作”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其实,炒作就是一种夸大新闻事件的手段,通过反复宣传给公众传递信息。说到底,也就是一种新闻制造。那么,新闻真的可以被“制造”出来吗?对于新闻界来说,这可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公关做到了。 越来越多的公关人员开始将“制造新闻”作为一种“出奇制胜的奇招”。当然,这里说的“制造新闻”其实也就是“新闻策划”。我们先来看一下公共关系学教材上是怎么对新闻策划定义的:新闻策划,也叫“制造新闻”,是指组织为吸引新闻媒介报道并扩散自身所希望传播开去的信息而专门策划的活动。 那么,新闻是如何通过公关策划而达到好的效果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有一天,在联合碳化钙公司刚刚竣工大楼的一间房子里,发现了大批无家可归的鸽子。公关人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灵机一动。他们关好窗户,不让鸽子飞出去,然后通知了动物保护协会。随着动物保护协会人员赶来,大批新闻界人士也被惊动了。于是他们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引起许多美国人民的关注。公司首脑也借机频频亮相,纽约联合碳化钙公司也因“鸽子事件”成为全美关注的焦点。 这本是一件小事,可是通过相应的公关活动,并利用新闻媒介的传播与扩散功能,成功的将新闻“放大”,制造了轰动效应。这是一起成功的新闻策划事件,用威尔伯·施拉姆的话讲,它“主要是制造来供媒介作报道的事件”。 三、公关新闻的兴起与个性化 “公关新闻”是我国公关界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它不是新闻。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却直接将“公关新闻”等同于新闻,这是不对的。需要强调的是,“公关新闻”作为一种新闻而存在,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即真实合理和具备新闻价值。所谓真实就是事件必须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所谓合理必须是符合自身组织发展和社会利益的。再来谈一下新闻价值,就是说这个新闻事件必须是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的,而不能仅仅是没有价值可言的单纯事件。既要符合客观真实性又要具备一定的新闻价值,这就是公关新闻。 公关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新闻,具有一定的特征。首先,它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公关是为一定的组织或企业做宣传的,相应的就具备了一定的功利性质。第二,它具备巧妙地传播策略。像我们上面有提到,公关是有策划的,讲求策略。第三,它具有客观的信息形式,即在形式上是完全真实客观的。 现代公关仍处于发展之中,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公关事业将对新闻传播事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新闻传播论文:分析新闻传播价值趋向 一、进一步开放更新新闻传播的相关方针机制 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相关管理者应当有针对性地引入实施国外新闻审美价值取向培训策略的合理契合的理念模式,秉持新闻采集客观、报道宣扬真实、价值理念普世的基本导向,从而在根本上扭转国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群体对于中国新闻以及社会文化缺乏审美性的偏颇认知;另一方面,新闻传播运转机制的相关决策者可以适时组织相关外交人员进行国外游历学习、进修深造、学术交流研讨等等,从而使得国内新闻审美取向培训团队得以保持与国外新闻培训行业的及时沟通、实时交流,进而迅速有效地促进新闻工作人员的审美取向以及综合职业素养的巩固提升。 二、迅速改进新闻传播的途径渠道,加强官民媒体的协同交互 官方媒体需要摈弃旧有的“一家独大,唯我独尊”的价值理念,逐步拓宽新闻传播的信息获取途径,提升多元化新闻播报的执行透明度,及时迅速地改变陈腐的单一性、固定化与样板式的传统模式,进一步更新改进新闻报道的语言风格,提升拓展新闻传播的技巧手段,侧重借鉴社会民间的鲜活事例、网络媒介的多元评价,同时紧密结合新闻传播的根本原则与基本理念,灵活巧妙地进行中国社会的文化理念释放、价值导向宣扬,从而有效凸显中国式新闻传播多元审美性执行策略的睿智灵巧。而政府新闻媒体也需要持续强化与民间第三方媒体的协同跟进,通过一系列主动邀请、投票选举、交换合作等灵活新颖的途径形式的创设推进,形成官民结合的“外交双刃”,进而合理有效地实现多元创新化新闻传播的平等互惠、协作共赢。 三、强化提升多元媒体下的新闻传播运作机制的创 设改进首先,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需要实时更新焦点新闻、动态信息以及多方评价,允许社会各方进行浏览点评,从而营造构筑公开、透明、开放的网络舆论氛围;其次,新闻网站的管理人员应当及时对某些不实的新闻报道进行澄清说明、释疑解惑,阐明官方新闻机关对于相关策略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导向,并向社会群体开放建言的会话反馈机制窗口;第三,形成长效固定的官民沟通交流的互动机制,不间断地邀请行业代表、专家学者、民间群体进行网络平台的讨论交流,从而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共同协商构筑切实有效的新闻传播的策略手段,从而为新闻传播多元审美这一策略机制的有效改进提升提供有利的第三方借鉴。 四、结语 新闻传播过程之中的审美取向的适配引入应用作为一项具备融合性、交互化、协作性的应用模式,之于新闻媒体传播工程的结构调整、层次运作发挥着更新调节的关键效用。基于新闻工作者以及社会受众群体的审美观念多元化、审美趣味差异化以及审美判断力不均衡化,进一步强化审美取向在新闻传播之中的推广普及,细化具体的引入针对性的审美取向分析辨识的方法步骤,继而培养新闻工作者与社会受众群体健康全面的审美精神情感,继而稳步提升其精神素养的内涵高度,进而有力助推新闻传播运作产业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程的交互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谈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传受心理 当今,大数据时代的传媒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媒介变革:云计算、4G、社会化媒体等一批新兴的数字技术及媒介终端,日益成为正处于白热化竞争趋势下媒介生态的又一批生力军。当我们致力于通过各种渠道增加不同媒介博弈的筹码之时,不妨从另一个维度进行思索:以基本的人性为出发点,在“碎片化”、“分众化”语境中探讨心理学对当下传媒的影响,从而抓住新闻传播的精神内核,解读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沟通密码。 心理学语境同传播学体系对传媒这一话题从起点来看有不谋而合之处:传播学认为,任何新闻传播活动都可视为三个元素组成的基本链条——传者、传播内容及受众;新闻心理学则巧妙地将传播内容两端的两个传播主体进行巧妙的划分,通过大量实证性素材和经验性资料去提炼内在化的心理本质。因此,新闻工作者要想更深入地掌握传播技巧,必须领会和运用两种学科交叉互渗的理论与实践策略。 一、传者:从心理学语境解读“编码” 作为传播链条的起点,传者应具备的基本心理学素养首先就是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由于媒体人是个体社会化的典型代表,传者必须要满足所在社会制度、媒体机构及受众对自身的角色期待,做好“时代船头的守望者”。从心理学上讲,这种“去个性化”的过程实质上和个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及心理倾向是并行不悖的。因为一方面,任何记者、编辑、主持人、播音员在发言、表态及行为方式上,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代表着某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声音,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受众的认知、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传播效果;而另一方面,传者个人又会带有自身明显的印痕,其动机、气质、性格、情感和意志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所以,优秀的传媒从业人员都应该把握基本的心理学常识,以期加强传播效果和媒介公信力,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1、巧妙运用“印象控制法” 传者作为传播源,必须学会“印象控制法”。常见的“登门槛”、“留面子”、“放大收敛”策略等不失为佳策。但实际上,“偏见心理”的某些元素运用于此也同样具有极强的借鉴意义,比如着名的三对效应: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定势效应VS刻板印象。其中,第一组:“首因效应VS近因效应”——首因效应即第一印象,其作用不仅强烈且持久,而近因效因则正相反;又如“光晕效应VS扫帚星效应”,前者指 “爱屋及乌”是人之本性,若对某人某方面有了好印象那么其他方面也会相应获得高评价度,后者则反之;另外,如何打破思维定势和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也是值得思忖的重要问题。 对此,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不同媒介的传播者,特别是电视、广播主持人,必须学会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个性魅力,机敏地把握好所依托媒介的符号属性(如广播,其优势在于声音符号,可以给听众营造私密性、仿人际传播的沟通情景,提供更细腻的情绪情感体验等。所以打造正向的“主持人效应”不失为广播品牌经营的良方),通过人际吸引对受众进行有的放矢的刺激,努力缩小传受关系的落差和断裂,在加强应变和创造能力的同时不拘泥于定势,努力打破受众的刻板印象——以此打造良好的首因效应和光晕效应,从而提升节目和所依属媒介的影响力,稳固受众群,提高传播效果。 2、熟练运用“移情法” 以心理学为背景,以传播学为参考坐标,为人们所熟知的符号学体系中“编码与解码”是传者与受者必须的沟通过程。而心理学中的“移情法”是使编码与解码行为简易化,甚至推进二者高度融合的策略。该策略认为,角色互换是传者进行编码时不可或缺的心理倾向。换言之,传者应具备设身处地感受别人情绪、思想的能力;同时,也要在“互动观”中掌握将自己的情绪、思想移入他人脑海的能力。因此,拥有高超“移情”技巧的传者必须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这就要求其平时注重记录、积累社会不同群体的所思、所感,不断培养自己不同模式的表达技巧以及诸如神态、举止方面等更多元的符号呈现力。 譬如以互联网媒介传者为例,总结其所运用的“移情法”特征有如下几点:(1)网络文章短小,段落化、去书面化、超链接资源丰富——即网络文字编辑结合网络自身特性,考虑到受众阅读习惯的“移情”理念的外现;(2)图片、视频及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标题——网络编辑为了获得更多受众的注意,获得“注意力经济”,以多元符号和能引起大家猎奇、同情、愤怒等心理的方式进行页面组合;(3)网络的交互性为传播者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反馈机制,这就为传者及时体察受众情绪、表达自身观点构建了虚拟公共领域,客观上促进了“移情”的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由此可见,“移情”可一定程度消解媒介“中介作用”的阻碍,在心理层面促进传受沟通。 二、受众:从心理学语境解读“解码” 在当前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媒体受众不断细分的碎片化时代,满足受众的需求是媒介生存的立足点和根本法则。由于受众会对不同媒介符号所呈现的信息进行自动整合(即通过不同媒介对某个事件的表达主动形成完整认知),我们不仅要重视媒介间的协同与互补效应,还要认识到媒介刺激下受众认知、态度到行为转变存在着哪些心理效应影响着传播效果。这对传媒人如何从受众“解码”的视角学会更好地编码具有启发意义。 1、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睡眠者效应” “睡眠者效应”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时间推移,比起消息源,消息本身的内容会给受众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因而更易改变受众态度。在“内容为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真正能获得持久生命力的筹码必定是内容。对此,“睡眠者效应”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影响是正负双向的:如果某媒体或传者所的消息内容具有强烈的接近性、显着性,并且能够对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那么无论消息来源是否权威,受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记忆主动沉淀期”后,会自发记住正向的舆论,从而改变原负向态度并化为良性行动力;相反,假如社会谣言得不到有效澄清和控制,经过受众的选择性接受、理解和记忆后便会相应形成负向传播效果,催生社会不稳定因素。 事实上,许多媒体都已自行运用了“睡眠者效应”的技法。比如当今“类型化广播”大行其道便自觉遵从了“内容细分”导向下的目标受众定位;但是,我们万万不可盲目追求内容而忽略了道德价值杠杆的力量。传媒人必须掌握好内容的“度”,以社会责任感做好媒体的把关人,注重传播内容的导向性是否符合道德伦理,是否符合正常的社会运行轨道,决不能单纯求轰动、求刺激而牺牲了社会效益。 2、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群体心理效应” 社会化进程中的每个个体看似被不同社会职能进行了分割,但媒体信息流会潜在地将人们重新聚合到一起。另外,群体压力也会使人们在“场论”(人的行为是个体内在因素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影响下产生一种非常重要的心理状态:从众心理。 从众心理类似于传播学中的“沉默的螺旋”效应,其强大的“遵从”性是常态化的受众社会心理倾向。对此,“场依存性”概念是“群体心理效应”的一条重要佐证。美国着名心理学家维特金等学者经过一系列试验后论证得出:独立性极强、场依存性极强及中间区域的受众人数这三个主体基本呈正态化分布,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属于中间区域。所以在进行新闻传播的过程中,传者应注意所信息对大多数人而言属于“可被接受和不被接受之间”这一态势——这对新闻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以往单向自上而下的新闻宣传早已跟不上时代步伐,怎样使受众数量向“场依存性”强的一方增长,自觉选择接受所宣传内容呢?从新闻业务角度看,必须以更丰富多元的表现手法、更贴近受众生活和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报道,同时也应理性地给出一些不同观点,给予受众主动选择和思索的空间,从而通过“双方面论证”的方式,引导受众通过自己的认知结 构和已有价值理念推出符合宣传宗旨的观点,加深印象,以促进现实行为的“遵从”。 3、影响受众态度改变的“选择性心理” 无论是心理学还是传播学,选择性心理都是受众研究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受众往往会对与自身既有想法、兴趣相一致的观念持易于接受的态度,而由此诱发的媒介接触也会更加频繁;相反,对于相左观念,受众的“逆反心理”、“自我防卫”心理就会阻碍传播渠道的畅通性和效度,从而违背传播者的初衷。 怎样加强受众对某个节目或某类媒介的接触频次,从而提高受众接受信息的效率?从心理学考量,必须注重受众的情绪情感体验,也就是说,传媒工作者、媒介或终端研发者都应立足于加强用户体验这一核心。因为新闻心理学认为:受众的态度是一种包括认知、行为意向和情绪情感的内在心理倾向,其中,最后一种因素是最关键的部分。单从这点看,苹果、三星等智能手机终端平台之所以赢得广泛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它们能为广大的用户提供多符号、高便捷、易携带等丰富的移动体验,其成功之处无外乎智能化的操作模式,从心理层面与用户已有的认知结构相符。同理,除了技术层面,在具体的新闻传播过程中如果采取同受众价值观、态度观念相符的编码形式(如近些年来加强“民生新闻”,注重“三贴近”报道原则,贯彻“走转改”等),则必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加强受众认知、态度以至行为的转变。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异地传播价值探析 与对内新闻报道不同,新闻异地传播有着不同的传播对象、传播信息诉求以及不同的传播接受文化。这就决定了新闻异地传播蕴含着独特的传播规律和传播范式。只有认识、发现和把握这些规律,在新闻异地传播的实践中充分地遵循这些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来进行新闻采写,才能更好地做好新闻异地传播工作。 一、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构成 虽然新闻异地传播与本地报道有很多不同,但异地报道本质而言仍然是新闻报道,属于新闻范畴。因此,具备新闻价值属性,是新闻异地传播必须要遵循的首要规律。众所周知,新闻价值是衡量信息是否具有新闻属性的重要标准。新闻价值的属性常常表现在及时性、重要性、显着性、接近性和趣味性这五个方面[1]。这五个属性构成了新闻价值的基本属性,同时也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基本构成。而且,对于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价值这五个属性构成要更鲜明、更突出。也就是说,相比新闻本地传播,新闻异地传播的新闻价值属性要求要更高,属性特征更为切实。具体来讲,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新鲜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首要属性 新鲜性就是新闻信息要及时、即时。这是信息成为新闻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新闻异地传播的基本要求。无论是国内新闻,还是国际新闻,都一定是及时变动的信息。新闻一定是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的事实。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新闻事实的时效性要求更高,更强调“第一时间”,更注重“首发率”。因为,在异地新闻报道的过程中,只有那些最先发出的新闻声音,才能够先声夺人,才容易获得舆论先发优势,从而以最快速度形成舆论热点和舆论焦点。相反,那些后发的新闻报道,不仅在抢占舆论制高点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不容易引起受众关注,更不用说走进舆论场中心了。 (二)重要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又一重要属性 重要性就是新闻信息本身所具有的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属性。这一属性是确立新闻价值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新闻事实,对受众的作用和影响是不一样的。同一个新闻事实,对不同类型、不同类别受众的作用和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新闻异地传播而言,重要性作为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则更加凸显。因为,异地受众是在选择本地新闻的同时选择异地新闻的。那些具有能够对社会、受众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才更容易引起异地受众的关注。比如,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中实行的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这一新闻事实,对国际国内社会就具有重大影响,因此这一新闻事实自始至终受到海外受众的高度关注。相关新闻媒体围绕这一主题进行的系列报道,如《海口市长透露:海口离岛免税店有望5月运营》等新闻报道,在海外华文媒体中都有着很高的落地率。 (三)显着性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另一重要属性 显着性就是新闻事实本身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它往往是新闻事实中最能引人关注的“亮点”和“题眼”,相应地就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神九”飞天为例,在这个新闻事实中中国女航天员刘洋的“飞天”,就有着别具一格的显着性。因为众所周知,不仅在中国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有着不同寻常的新闻“亮点”效应,即便是在世界航天史上,女航天员“飞天”也可谓寥若星辰。而有关刘洋的新闻异地报道,自然容易引起海外受众的欢迎。 (四)关联性在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要素中也极其重要 新闻学理论将接近性作为新闻价值的重要构成因素。中国着名新闻学奠基人徐宝璜先生在其《新闻学》一书中指出:“新闻价值与新闻发生及登载相隔之距离为反比例。[2]”在他看来,新闻发生的地点离读者越近,新闻价值就越大,越远则越小。这种地理的远近对新闻价值的影响,后来被新闻学理论称为“接近性”。其实,接近性,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还有着心理、情感,甚至利益的因素在内。在新闻异地传播中,距离虽然很远,但由于新闻事实中包含的某些因素与异地受众有着密切联系,就往往能够受到他们的关注,能够引起他们的兴趣。 二、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培养 新闻价值是记者进行新闻异地传播的判断标准。但是,掌握了这些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做好新闻异地传播。那些具备以上新闻价值的新闻事实是蕴含在无穷无尽、繁复庞杂的新闻世界中的,是需要记者用敏锐的“眼睛”去发现,用丰厚的“心灵”去感悟,用独特的“镜头”去捕捉的。要做好新闻异地传播,还有一项不可或缺的功课,那就是要培养良好的异地传播的新闻发现力。 (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异地传播敏感 新闻敏感是新闻记者对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所呈现的高度灵敏的“嗅觉”。它像四面转动、机动灵敏的“雷达”一样,能够促使记者从数之不尽的新闻事实中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果敢的判断发现那些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这种敏感,从本质上来说,决定于新闻记者对新闻事实异地传播价值的深层体认和准确把握。可以这样说,新闻记者对新闻异地传播价值认识越深刻,他的新闻敏感就可能越良好,他就越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素材中发现那些最有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 (二)较强的问题意识是新闻记者发现力的重要构成 发现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看到或者找寻到别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新闻发现就是新闻记者能够在万千的新闻素材中找寻到其他记者尚未传播却具有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事实[3]。既然是发现别人尚未认识到的有重大价值的新闻素材,那么,这就要求新闻记者有极强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就是能够想人所未能想,见人所未能见,从而言人所未能言。换句话说,就是要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别具一格。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记者善于质疑、敢于发问、勇于探索、乐于思考,就需要记者在独立思考中发现新闻素材背后所蕴藏的重大新闻价值。 (三)建立广泛的信息渠道是记者发现力培养的必要前提 新闻发现的过程,不仅是新闻异地传播价值判断的过程,而且也是新闻采访、新闻素材寻找的过程。新闻采访和新闻素材的寻找,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通过各种信息渠道获取信源、求证信源的过程。因此,记者要培养异地新闻发现力,就不能不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4]。可以这样说,记者的社会关系越广泛,信息渠道越全面,他获取的新闻素材就越多,从而在此基础上寻找到具有重大异地传播价值的新闻素材的机率就越高。正是 在这个角度上,笔者以为,建立广泛而全面的信息渠道,是新闻记者培养新闻异地传播发现力的必要前提。 三、异地传播的新闻表现力提升 在新闻实践中,衡量新闻异地报道优劣的两个重要参数是我们新闻产品的首发率和落地率状况。从新闻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新闻异地传播的落地率更为重要。因为再好的新闻作品,只有“落地生花”才能影响受众、引导受众。而要提高新闻作品的异地落地率,就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的表现力。表现力就是新闻报道本身所传达出的能够吸引受众的写作艺术水平。这不仅是实现新闻作品落地率的保证,也是提高新闻异地传播效果的必然要求。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中西受众的新闻价值理念、内容需求和接受方式都相差很大。要增强新闻异地报道表现力,就要树立受众为本的新闻理念,在内容表现方式、报道视角选择和新闻语言运用上下功夫。 (一)要实现新闻内容呈现的本土化 我们知道,中西新闻报道理念的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而内容呈现方式的不同,则是两者的主要差异。如果将新闻报道的内容呈现分为表现和陈述两种方式的话,那么,西方新闻报道就比较喜欢表现,尤其是善于运用故事性情节、形象的描绘来展示新闻过程中富有感染力的场景、画面和事实。相比较而言,中国新闻报道体现出偏爱陈述的写作理念,讲究新闻事实的和盘托出和理性呈现,而容易忽略事实本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形象化的细节。这两种新闻内容呈现方式从新闻表现技巧而言各有优劣,无可厚非。问题是,在新闻异地报道的过程中,记者所面对的受众不是国内受众,而是异地受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遵循异地受众的新闻接受规律,在新闻报道内容的呈现方式上,更多地采用异地受众耳熟能详、习以为常的表现首手法和表现技巧。 (二)要确保报道视角的国际化 新闻报道表现力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报道视角问题。新闻报道视角,不仅决定新闻写作的布局谋篇,而且影响新闻内容的思想表达,更制约新闻报道的最终效果。要确保新闻异地报道的国际视角,就要以全球视野发出中国立场,用国际视野来审视、解读和叙述新闻事件。在中国新闻对外报道中,我们应该更加强调“国际视角”。所谓“国际视角”就是国际思维,就是能够将发生在国内的新闻事件放到国际的大背景中考量,善于用多元思维来审视新闻事件,善于用国际思维来凸显新闻“亮点”。 (三)要做到语言表述的生动化 新闻语言,不仅是新闻内容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新闻内容的重要组成。新闻语言的表述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水平的高低。如果说国内新闻报道对新闻文风有着很高要求的话,那么,新闻异地报道的文风要求则更高。生动活泼的语言,永远是吸引和打动异地新闻受众的不二法宝。新闻异地报道语言表述的生动化,就是要运用异地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表达手法,包括语言习惯、语言风格、词汇语法等。 新闻传播论文: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传播内容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在全媒体时代,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正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电视新闻节目应对全媒体时代的挑战,不能仅仅停留于缝缝补补式的零碎化调整、改变,而应从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运营规律与发展趋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对电视新闻类节目进行全新定位,并以此为指导,在内容、互动、品牌塑造、传播形式等方面不断强化。 一、全媒体时代下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的流行、新媒体的传播,使得受众的生活方式、艺术体验方式、审美体验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也给传统电视新闻节目带来了新的挑战。总结而言,全媒体时代电视新闻类节目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性差,形式单一呆板 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电视新闻类节目形态大同小异,多数模仿央视,可看性差,内容来源单一。而且因为线性传播,新闻内容只在播出时段被受众获取,不易保存,转瞬即逝,想要进行信息保存都必须经过第三方支持,需要专业的设备和技能。 (二)互动性差,传播单向 传统媒体的传播结构是线性的,即由中心制作,向四面传播。信息由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制作后,单向传输,广大读者、听众、观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由信源向信宿传播,而不能进行应有的反馈。 在传播中,电视媒体即使全天候的播报,一天也只有24小时的线性传播。除此之外,电视媒体也有很强的地域性。电视媒体单向流动的传输方向也造成终端各点彼此孤立,没有联系。传者与传者、传者与受众、受众与受众无法进行交互,信息的者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的有效反馈,及时了解传播效果。这种单向传输的结构使得传统媒体只能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什么样的信息,受众只能照单全收,形成了“你传我受”的传播定势。 (三)参与度低。无话语权 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然而现阶段,电视新闻明显缺乏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敏感话题的报道。这就不能得到相关受众的心理共鸣。 (四)时效性差,播出时段固化 网络媒体依托自身具备的优势,能够在新闻信息传播中,通过滚动或者推送的传播方式第一时间将新闻信息传播出去。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因为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往往要在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才收集、采编、制作、报道,和网络新闻相比,时效性大大削弱,更不及微博实时直播或微信即时推送。 二、全媒体时代新闻类节目的应对策略 (一)内容为王,跨界整合 “内容为王”是电视媒体生存发展的根基,优质内容正成为电视新闻节目竞争的核心资源,只有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上下功夫,高举内容为王的旗帜,才能打造出特色鲜明、定位准确、制作精良的品牌栏目、精品节目,以提高核心竞争力。在全媒体时代,内容为王的规律依然适用,如何以优质的内容吸引用户是包括电视媒体在内所有媒体最重要的生存之道。 1 适应全媒体的媒介需求特征,增加跨媒体整合内容 电视新闻节目中可以大量地融合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微博等的内容,既有报纸的解读,广播现场连线,又有网络论坛的互动参与,更有手机视频直播、微博播报等内容,打造多向度、多视角的节目内容。 网络媒体的信息更迅速、更新更快捷的优势,使“读网”的电视新闻节目应运而生,例如2005年湖南卫视,午间新闻栏目《播报多看点》开辟的“网络评道”板块;凤凰卫视中文台的“网罗天下”网罗了大量网络资讯,包括新浪在内的很多国内门户网站都有参与。与传统电视新闻节目相比,“读报”、“读网”类节目可调动的素材类型更加丰富。 2 针对年轻受众,强化互动性内容 随着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以及数码设备的普及,受众收看新闻的渠道有所增加,不仅仅局限在电视这个单一的传播渠道。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达到3.88亿,网络视频有35亿用户。 手机微博保持较快发展,截至2012年6月底,微博的渗透率已经过半,用户规模增速低至10%以下。但微博在手机端的增长幅度仍然明显,用户数量由2011年底的1.37亿增至1.70亿,增速达到24.2%。 以上数据说明,传统新闻类节目在未来全媒体发展的过程中,青少年群体将成为最主要的受众目标。因此,应重点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新媒体接受取向,强化互动性内容。在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融合过程中,最先从15岁到29岁的青少年人手,重视开发面向这部分受众的网络电视新闻、手机新闻实时推送的内容服务。这方面可以借鉴目前做得比较好的腾讯微信和新浪微博的新闻推送模式。 3 强化存量资源,借助网络储存 新闻媒体在电视节目内容制作、提供方面具有优势,可以继续提高这些新闻类节目在网站的节目存储能力。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新闻媒体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使其新闻产品在新媒体平台被重复消费。中央电视台旗下的“央视网”,依托凤凰卫视的“凤凰新媒体”,湖南广电集团创办的“金鹰网”、“芒果TV”,不仅已经成为电视新闻二次传播的平台,还逐渐成为其所属集团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增加互动环节,强化电视新闻节目的群众参与性功能 全媒体平台是一个在内容和传播方式上全面融合的复杂的媒介生态,这就要求电视新闻节目在扮演“内容生产者”角色时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针对不同的传播渠道作不同的“特色”传播。其中,电视新闻传播所吸纳和借鉴的传播方式主要来自新媒体,而新媒体传播信息的突出优势就是其大容量和互动性。同时,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传统电视新闻类节目互动性差的问题,短信、电话、网络、微博等为受众参与新闻节目提供了更加顺畅的渠道。 1 “人人皆记者”的时代,传统新闻类节目应与时俱进 虽然在新闻传播领域里,专业新闻工作者的主力地位毋庸置疑,但是,现在人们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信息,信息传播渠道大大增加,传播范围扩及全世界。只要你有一部移动设备,且支持视频拍摄和上网的功能,就可以随时随地把视频影像上传至网站,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 2 媒介融合背景下,公民分享话语权 新技术并不是新媒体的专利和专属,在全媒体时代,受众的新闻信息需求不断提升,对话语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媒介融合的技术助力可以让传统电视新闻从中受益, 也大大提升了人们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使得新闻传播主体和信源结构发生变化,普通公民也成了新闻报道者,催生了“公民新闻”这种新型新闻。 可以说,公民新闻成为公民实现话语权的一种有效途径或方式。而传统新闻类节目因具备有效的对以公民新闻为象征的微内容的整合能力,是未来争夺中扩展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三)拓展新媒介,体现创新力 传统媒体如果想更好地融入全媒体时代,应拓展渠道,在形式上不断创新。 1 顺应时展,拓展新媒介渠道 新闻移动化和多终端化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媒体市场竞争的主战场也将随之转换,先人一步也许会步步领先。后知后觉则只能被动挨打甚至淘汰出局。 纸媒在发展中已经走到了传统电视的前面,全媒体转型已走过十余年摸索历程,积累了宝贵经验。而我国传统电视媒体向全媒体转型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拓展更多新媒介渠道是重中之重。电视新闻节目嫁接新媒体,强化节目和观众的沟通,成功转型方可决战未来新闻竞争主战场。 2 不断尝试节目方式创新,为传统新闻类节目引入新的活力。 相较“位高权重”的传统媒体新闻报道而言,公众更愿意倾听和相信来自公众的声音,这便是公民新闻诞生的受众基础。 云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的《都市条形码》在初创阶段以“民生新闻”为创作思路受到了当地百姓的关注,然而主创人员迅速意识到随着“公民意识”的不断增强, “市民新闻”向“公民新闻”的过渡将会引领受众从“市民”到“公民”的进化。这就需要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创作思维,在这样的考量下,《都市条形码》开拓出社区服务站、热线电话、职业爆料人、民星记者、都市看客等五种互动形式。尤其是“民星记者”,以社区为单位选拔驻社区记者,并由社区居民选举投票产生。“民星记者”源自普通群体,报道百姓身边事,也培养了社区内的“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在我国电视新闻尝试整合并凸显“公民新闻”的有效方式。而“都市看客”则是呼吁普通市民遇到突发事、新鲜事时用手中的视频摄录设备及时拍摄下来并发送给节目组,节目组有选择地播发有价值的视频新闻,这样的形式在很多地方的民生新闻节目中都有尝试,但“都市看客”板块在运行半年之后就取消了,因为非专业人员的画面语言无法真实体现新闻事件,这也可以看出“公民记者”与“公民新闻”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占据主流新闻媒体位置,但这并不影响传统新闻媒体对这种自媒体产出新闻的吸收和借鉴。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编辑选择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人类文明的递进,社会的发展得益于文化传播。文化传播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无意传播,二是有意传播。有意传播“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输出或吸收他文化之文化元素或文化丛的现象。文化的有意传播,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前瞻性。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媒介,而媒介的主体——编辑,在文化传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编辑主体在精神生产中、在文化传播中的智化劳动价值——编辑选择,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能替代的。本文试就在文化传播中的新闻编辑选择的社会价值阐述观点。 一、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文明就是在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中进行的。“广义的文化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的文化,即人类认识自然,改造环境,赋予它们人的因素。这是大自然的人化过程。二是社会的文化,即人类建立社会、组织生产、创造自身活动条件的群体智慧与业绩。这是人的社会化过程。三是精神的文化,即人类思考世界、美化世界,完善自身心智,构建共同的心理状态与文化结构。这是人类精神文明化的过程。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往往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精神文化的创造不同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创造精神文化既是人类社交的需要,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精神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文化传播是人类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关系的机制,是人类精神智慧的表现,也是通过空间扩展和通过时间延续人们关系的手段。如果某种文化的传播停止了,那么,这种文化的生命也就停止了。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是为了传播文化,而文化传播也始终伴随着、推动着文化创造。有声语言文化的传播与口头语言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书面文字的传播与书写符号文化的创造是相辅相成的;影视报刊等传播方式与近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创造,也是互为因果、互相推进的。因此,文化传播,也是一种文化创造。新的文化传播方式也是对新的文化结构的缔造。 “文化既然是人类的一种智慧和手段,那么,文化智慧的表现和文化手段的施展,就是人类‘以文化治天下’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用语言、文字、音响、图象、造型等把世界和自己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改造的成果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便是文化知识成果,也可以说是精神产品,如图书、期刊、报纸、杂志、.画展、文艺节目表演、文化陈列等各种具体的文化建筑物。这些成果,是人类借以生存和发展、交流与传播,并用来满足人们的审美享受和精神需要的。编辑活动是参与人类文化创造的社会活动。编辑活动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编辑活动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编辑的成果又是可以传播的文化成果。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文化生产正是通过人类的编辑活动而缔结为成果,构成文化系统,并进入社会传播网络的。我们从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及程序中,可以看出编辑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传播的各种载体中,编辑主体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由于编辑工作的对象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于是便分出诸如学术编辑、文艺编辑、美术编辑、新闻编辑等等不同类型的编辑。其中,新闻编辑是各种编辑最基本、最大量的一个类别。无论从事哪种新闻工作的编辑,都是以新闻信息为对象的、在有意的文化传播中,具有共同特性。 1、新闻编辑的广泛性。新闻编辑是建立在广泛采集新闻素材的基础之上的。新闻编辑的对象是新闻稿件,新闻报道要求把人们日常的各个方面—生产劳动、政治关系、经济活动、科学技术、社会现象、重大事件、自然环境、甚至宇宙、太空所发生的各种重要现象报道给人们。其范围之大、之广无所不至、无所不包。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上被新闻机构、新闻编辑(记者)采集出来,构成新闻编辑的素材,这些素材越是广泛、越是丰富,新闻编辑的用武之地就越广阔,编辑的基础就越雄厚。 2、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新闻编辑的直接结果,是使新闻情报信息进人传播渠道,参与社会交流。因此,新闻编辑必须注重时效。新闻的时效性,其特点就是新。让最新的情报信息得以迅速传播,产生社会效益,是新闻编辑不同于其他类别编辑的特殊之处。如果编辑新闻的过程拖得过长,那么,新闻就会变成旧闻。因为新闻的本源就是事实,事实总是同事实的发生、发展、变动相联系的,迅速及时的予以报道,才能体现新,新才能产生时效,才能在受众中引起反应。 3、新闻编辑的导向性。新闻导向有正负之分,具有不同质的导向结果。编辑主体作为“传播与受众统一体”的中介,一方面,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传播关系,并在传播场中控制传播流向;另一方面,编辑将选择、加工并通过物化(载体)的新闻产品,有意识地向受众进行信息、知识和思想倾向及精神文化生活的引导。编辑主体以社会文化代表的资格行使和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新闻稿件的采编程序,裁决其可否进人社会文化传播系统。这样就决定了编辑导向的基本含义:W充任社会文化的代表,对社会具有协调、稳定的功能;(2)对将进人传播过程中的文化产品按一定标准进行鉴审和传播流向的调节;(3)以民族的传统理性,社会的一般常规,完善或控制公众的人格、志向和规范行为;(4)以文化功能启发蒙昧,引导舆论。 特殊的智化劳动——编辑实践,在精神生产中发挥着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编辑作为信息智化的承担者,通过优化、选择,间接性的、创造性的劳动,向自己的受众进行知识和信息传播。例如新闻编辑就是代表社,会,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对读者、听众、观众在思想意识、情绪、意志、行为上加以启发、调节和导向,使其精神走向最大限度的与社会的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相一致。 在一定意义上,精神生产、文化传播的流程就是选择的流程,而选择又是编辑实践的重要特征。我们之所以使用“编辑选择”的概念,首先是因为我国自古就有所谓“选学”,这是专门从事文化选择的学问,如诗选、文选等文学选择,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着名的《唐诗三百首》则是从众多唐人诗歌中选择出来的。当然,文化缔构的选择原则,涉及的选择范围要比文学选择的范围大得多。由于社会性质不同,政治需求不同,其选择原则便有不同的要求。其次,是因为选择与编辑活动密不可分,选择是编辑主体作用于编辑客体的中介。 一种精神产品一般的都将进入传播渠道,但并不是所有的思维成果都能以载体形式通过传播渠道而面世,它需要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审验、修正、过滤、优化的程序,这就是编辑选择。从根本上说,这种选择不是哪个人的主观决定,而是受众的需求、文化传播的本质需要。编辑选择在传播中,一方面要源源不断地向人们输送所需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充分发挥净化的作用。若某项精神产品产生了不良社会效果,一般是在传播场上发生的问题,而使它得以通过的往往是由于编辑选择的失误。虽然文化产品的产权属于作者,但有质量问题的产品一旦进入传播而产生了负效应,作者仅仅以“文责自负”是难以承担社会对编辑的责难的。所以,文化传播的本质决定 编辑选择的严肃性,而编辑必须严格履行社会赋予自己的职责,为大众提供最佳的精神产品。 新闻传播论文:浅论现代新闻传播中记者应注意哪些方面 1.首先应具备过硬的思想觉悟 媒体记者形象直接决定着新闻媒体形象,近一时期,确实有一些电视新闻记者搞有偿新闻,通过新闻报道为个人换取"好处",严重影响了新闻媒体公信力、宣传效果。新闻媒体的生存发展,制约因素很多,如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地理位置、发展思路等等,但毫无疑问,内在精神力量是根本,因此,提升媒体记者的内在思想品质至关重要。记者过硬的思想素质提升应从三方面着手:树立坚定不移的信念。新闻工作是站在社会前端的工作,有很多光环,但更有很多考验,从事新闻工作甚至要冒很风险,这些都要求从业前做好思想的准备。追求崇高的永恒的价值观。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皇",但并不意味着他的高贵,而更多包涵的是"为民请命"的内涵。博学厚重的知识视野。新闻记者必须要有一个满杯的水,才可能去给别人水喝。学习与实践的积淀必不可少。 2.新闻记者应具备较强的采访与写作能力 2.1 强烈而准确的新闻敏感性是好记者的"眼"。新闻记者的新闻敏感,表现为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是否具有锐利而敏捷的观察力,并随时随地能够巧迅速而准确地进行捕捉客观现实中最有代表性的事物的能力。一个新闻记者如果没有强烈准确的新闻敏感,就不能在某个有价值的事物初露端倪时,抓取重要线索,见微知着,并对该事物从整体和发展态势上做出正确判断和预测。 2.2 较强的写作能力是记者的"脑"和"手"。理论学习固然是形成好文笔的基础,但写作能力、写作技巧更主要来自实践锻炼。好多记者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积累与提升,并在实践中重新审视写作理论,才发现理论的高屋建翎之处。 2.3 坚强的意志是记者的"心"。记者工作紧张、复杂、艰苦而且充满风险,深入险地采访可能有生命危险,揭露腐败丑恶可能招致打击报复,调查复杂事件需要呕心沥血,这一切都需要强大的毅力、坚强的意志作支撑。 3.要能够沉着冷静,处乱不惊 3.1 面对纷繁,理清头绪。新闻报道涉世间万物,有时头绪纷繁、情况复杂,并且是记者所不熟悉的。要正确地认识这些事物,必须有个过程,可是,新闻的特性又要求尽量缩短这个过程,使得新闻报道既真实、准确,又迅速、及时。因此,新闻从业人员应审慎、缜密、冷静的做好思维和处理,最大程度地减少新闻失实,维护新闻真实性。 3.2 处乱不惊,随机应变。记者每天都同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打交道,他们所面对的人和事甚至工作的环境、条件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如果缺少处变能力就难以出色完成工作任务。记者的处变能力常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或层次上:第一,采访中记者能够针对不同情况、不同对象,以不同方式灵活地与采访对象交流,做到"入乡随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第二,在条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时,能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顺利解决问题;第三,在突发事件或极度困难条件下,能做出迅速反应,创造性完成任务;第四: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做到不卑不亢。 4.加强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4.1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众所周知,在信息时代,记者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会导致社会局面混乱,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做一些违法或者危害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事情。 4.2 确保新闻事实的真实性。新闻信息的真伪会直接影响到社会大众和国家的决策管理等。比如,由于有些电视新闻记者对某些食品安全问题的扩大报道,导致广大公民人心惶惶,对所以食品都抱有质疑态度和心理,影响到人们的正常生活。所以,每一名新闻记者都要增强思想觉悟,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不伪造新闻信息,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性,从而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 4.3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为人民服务是党和国家工作的基本原则,也是记者工作的基本原则。新闻记者要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理念,在实际工作中践行这一原则,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担负起社会责任,对广大人民服务。比如,新闻记者的采访要贴近群众,及时的反应和报道民生民意,从而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实际问题。 5.新闻记者的身心素质 在新时期,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体和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话题,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作为一名新闻记者,要应对各种繁琐复杂的事情,良好的身心素质也是工作的一种基本需要。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5.1 健康的身体素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新闻记者才能顺利地开展日常工作。与一般的其他工作人员不同,新闻记者要经常性地进行各种采访工作,奔波劳累,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所以,在日常的工作中,新闻记者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从而为新闻工作的开展提供条件。 5.3 良好的心理素质。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必定有着良好的心理素质。新闻媒体是一种特殊的行业,为了获取新闻信息的需要,新闻记者要采访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采访过程中,他们有时就会遇到被采访人拒绝甚至侮辱等情况。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面对这些打击和挫折,新闻记者是不可能顺利完成采访工作的。 6.结束语 总之,娴熟的业务素质、正确的思想政治素质、高尚的职业道德素质以及良好的身心素质等是新闻记者必备的基本素养。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的新时期,为了适应时展的需要和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新闻记者要不断加强学习和锻炼,提高这些必备的基本素养,以便能够从容应对和处理日常新闻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做好新闻传播工作,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新闻传播论文:论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综述 一、保证新闻传播真实性的主要方法 我们在了解了虚假新闻传播的主要表现形式之后,必须做一个深入的思考,在我们平时的新闻传播工作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做什么,来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看:第一,在新闻传播工作中,要做到报道的篇幅短、速度快、思想强。新闻除了真实性这个根本要求外,还有很多的具体要求。其一,就是要求篇幅上的短小精悍,这是由新闻工作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很多新闻工作者就把这点作为新闻失实的客观原因,他们认为,篇幅要求短小很多地方自然就不能交代清楚,那么造成新闻传播的失实也是必然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我们要求新闻传播中篇幅短小精悍,并不是一味地追求短,而忽略文章应该给广大观众、听众所要交代的内容,一些构成新闻报道的基本要素必须齐全,否则不仅算不上新闻,连记叙文章也算不上。其二,就是要求新闻报道速度快。从新闻概念我们知道,新闻报道的一个特点就是快,陈年往事的报道我们不能称之为新闻,也正是因为要求快,我们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为了能快速发稿,就不顾新闻的真实性,比如为了速度在新闻的来源上就不会认真考证其究竟是真是假,更有甚者,为了速度会捏造事实,这都是不可取的。其三,就是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新闻的思想性。我们的新闻,不是仅仅为了报道而报道,而是为了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要保证我们的民众可以知道事实,并用来引导自己的行为。第二,不断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我们经常说,干一行爱一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工作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干一行、爱一行,更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提高自己的职业匹配度。新闻一直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喉舌,重要性一目了然,新闻工作者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闻工作者更应该注重素质的培养和提升。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的业务素质。新闻传播工作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新闻工作者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才能使自己的新闻报道真实、快速、有思想。其次,新闻工作者要不断提高道德素质,在一定程度上,这点比业务素质更为重要。新闻工作者只有具备良好的道德素质,才能抵御各方面的压力诱惑,真正成为国家、党的喉舌,始终不渝地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性是新闻传播首要坚持的一个原则,除此之外新闻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政治使命,这同时也是我国大众传媒的特色。 (一)新闻传播与政治的渊源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新闻传播主要是以收拾的残局为主,这时的新闻传播无疑可以看做政治的工具,发挥的完全是政治功用,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1992年。1992年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开始复苏,这时期新闻开始发挥其专业作用,新闻不光考虑政治作用,更多的是为民众发挥报道事实的作用。到2003年更是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这时的新闻在保证民众知情权的同时勇于担负社会责任,这时的新闻传播与政治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样的,都代表着人民大众的意愿,这两者同时也是互相约束的,如果我国的政治发生如腐败等问题时,新闻就发挥监督舆论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出现不合规定的现象,政治这时就发挥它的社会监管作用。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和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二)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政治息息相关,政治性是我国大众传媒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我们的大众传媒正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写照。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宣传。事实证明,我们的国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作为党的喉舌的新闻传播业,必须要坚定不移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其二,对政府制定的社会发展目标等信息做传播。我们的受众具有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知情权,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要保证每一个受众都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其三,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政策进行传播。我们每一个受众只有了解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熟悉这些政策,才能根据这些政策看到我们国家的发展走向,同时根据这些政策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由上可以看出,在大众媒介广泛发展、普及的今天,政治和生活密切相关,大众传媒在为我们受众提供各种信息的同时也向民众履行传递党的大政方针的职责,还在社会中发挥引导舆论的政治作用。 (三)新闻传播政治使命的具体要求 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第一,坚持党性原则。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政治使命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要以党的发展目标为自己的发展目标,所有的报道都必须服从党的发展方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服务于人民是一致的。第二,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我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喉舌,那么在组织上就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新闻传播中必须坚守一定的规则,不能乱来。新闻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也是相对的,也是有边界的。我国一直提倡新闻自由,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享有知情权、报道权、监督权等权利,但是新闻自由是有条件的自由,没有规则的自由必定带来新闻的无序和混乱。我们的大众传媒和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牢记,新闻自由是和一定的规则相联系的,必须坚持政治责任感。第三,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并维护党中央的相关政策,并且积极向人们宣传和介绍我们党的相关理论、政策、路线,让人民明白,只有党才能带领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并让人们把这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性。我们的新闻工作者还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相关新闻政策,所有新闻报道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做到有序发展。综上所述,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两点,一是要时刻保证新闻传播的真实性、一是要坚持新闻传播的政治使命,只有把握好这两点,我们的新闻传播事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 新闻传播论文:对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探究 新闻漫画是新闻报道诸多形式中的一种,漫画家庸非先生创作过大量的新闻漫画,他认为新闻漫画是一种新闻性和艺术性结合的纪实漫画,通过漫画语言去报道、评论新近发生的事实。我国新闻漫画历史久远,它是伴随着清末报纸的诞生而产生的,由于它跟时政一直关系密切,因此新闻漫画从诞生起就以针砭时弊为其显着特点。不同于一般漫画,它通过视觉上给受众带来的强烈冲击,对新近发生的事实进行或庄或谐的形象化评论。网络化时代的来临,为新闻漫画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新闻漫画在传统媒体中却呈现明显下滑的颓势,个中原因值得思考。 一、新闻漫画的基本属性 新闻漫画毕竟是美术作品的一种,而非直接的新闻表述方式,因此,新闻漫画除具备新闻价值外,还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1. 真实性。主要指新闻漫画构思的取材,或者说新闻漫画反映和评议的事件和现象必须是公众关注的、新近发生的真实事件。新闻漫画有时在报纸上充当消息的角色,承载着向读者传递新闻信息的功能,发挥了与消息报道同样的作用。一幅新闻漫画中的人物、背景、道具等因素都能在适当的时候成为信息的传递者,再配上标题或简单的文字说明,读者可从中轻松地获取新闻的一个或多个新闻要素。因此新闻漫画严格遵守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是责无旁贷的,这表现在对信息对象的内容报道上,必须像历史学家那么如实。 2. 评议性。新闻漫画多是根据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展开创作的,通过对当前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形象化的评说,以活泼生动、幽默风趣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现了扬善弃恶的理念及态度,使受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获得心理的启发,从而对新闻事件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如同新闻评论一样,新闻漫画在为读者提供具有新闻价值信息的同时,又引导受众作出相对客观的判断,这与漫画自身的特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3. 幽默性。漫画是幽默艺术的一种,在轻松戏谑的同时,饱含着深刻的内涵并蕴藏着深刻的哲理。漫画的幽默性所带来的人生智慧不但增强了读者的认同感,同时也扩展了漫画的传播范围。新闻漫画以充满讽刺和幽默的喜剧特色,将社会上发生的负面新闻以戏剧的方式表现出来,将阅读情趣和人生哲理融为一体。受众在轻松的心理状态下审视着发生在身边的行为从而幡然醒悟。 二、新闻漫画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总体来看,我国新闻漫画的发展态势是良好的,但如果同抗战时期我国新闻漫画事业的昌盛景象相比,还存在很大距离,与其他的新闻报道形式相比,也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很多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大量采用新闻纪实照片,而放弃了新闻漫画。同时,报纸虽大都在竞相扩版,但漫画所占的版面分量却呈下滑趋势。当代着名漫画家缪印堂曾大声疾呼:抢救中国新闻漫画。这种问题的产生,当然部分是因为新闻漫画自身属性的缺陷所导致的,但也存在着一些客观的原因不容忽视。[1] 1. 时间滞后性。新闻漫画作为一种独立的新闻报道形式,还未确立其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表现在如今,在第一时间里报道新闻事件的新闻漫画作品极少。新闻贵在及时,而时效性恰恰是新闻漫画的软肋,与同为图片形式的新闻摄影作品相比,新闻漫画需要作者的构思、创作和艺术加工过程,花费的时间远多于新闻照片的拍摄。同时,新闻漫画的滞后性,也体现在其对媒体信息的依附性方面,新闻漫画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上已且有一定的轰动效应的信息,对之分析和提炼之后再进行创作。新闻漫画的创作者作为新闻从业人员中的组成部分,多数不能投身到新闻事件的第一线,亲临其境地参加调查采访,使得新闻漫画的创作很多时候只能是守株待兔、等米下锅,新闻漫画的报道有时会变得比较被动。 2. 解码差异性。图兰·巴特曾言:任何图像都是多义性的,读者可以选择其中某些,而不理睬另一些。新闻漫画作者借助图像来完成意见的表达和舆论的引导,而受众通过对符号意义的解读亦即解码的过程来理解图像的内涵,在此过程中由于作者对图像符号的能指与受众对图像的解码是否完全一致,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因为不同文化层次和社会背景的受众,均会按照自己的感受去理解和解释所接受的图像符号,其解读结果存在差异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3. 功能薄弱性。当前我国新闻漫画普遍存在着内容抽象的问题,从而削弱了其新闻报道的功能。新闻报道的基本准则是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所传播的内容可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而目前的新闻漫画所传播的内容,要么是对新闻事件的简单图解,要么是试图通过漫画的表现形式传播给受众一种观点或者态度,受众较难从中直接获知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详细内容。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无疑是其能够准确无误地记述新闻要素,若达不到此要求,新闻漫画就等同于普通漫画,丧失了新闻元素,也就不能称其为新闻漫画了。 4. 形式单一性。新闻漫画常被形容为“带刺的仙人掌”,原来就是因为新闻漫画最擅长对发生在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人性弱点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善意的讽刺,以此警醒受众并提供有效的舆论监督作用。但在它集中表达讽刺和批评性意见的同时,也显露了其创作题材的相对单一,导致其在舆论引导方面的作用受到很大制约,毕竟这类题材只是众多新闻内容中的一种,新闻漫画的形式单一性也影响了它进入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三、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功能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对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新闻漫画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新闻漫画作为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大众传播艺术,也要有所创新,才能抓住发展的机会。 1. 提升新闻漫画的传播速度。网络优势赋予新闻漫画更快的传播速度,新闻漫画到网络后,每个网民均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媒体看到这些作品。相对时效性相对较差的传统纸质传播媒体来说,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传播能够有效突破出版时间的制约。同时,漫画作者通过网络便利地对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的评论,不必考虑出版的时间以及版面的具体容量。在多媒体传播时代,网络媒体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绞尽脑汁,比如动画做得越来越精致,版面做得越来越具想象力,但在这些刻意而为的极致传播行为之下,忽略了这种“繁荣”之下也许简洁的内容更会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新闻漫画无疑是这种简约性的代表。[2] 2. 消除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受众解码之间的差异。新闻漫画作者试图通过图像中视觉符号的多义性来传递个人意见的表达并完成舆论的导向作用,但受众却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和理解接受到的视觉符号,二者之间存在的偏差影响了新闻漫画的传播意图。因此,首先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须注重内涵表达的明朗性,通过有效的表达方式,缩短创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心理距离。其次要注重召唤结构的有效编织,作者在创作新闻漫画时,应根据自己的观点进行故事架构的优化,只有把握了创作方向,思维驰骋才不会脱离中心主题。如有一幅名为送子上学的新闻漫画,画中描述的是一个父亲送儿子去读大学,衣着时尚的儿子在一旁与同学谈笑风生,而父亲却肩扛手提,佝偻着身子给他报名。漫画作者创作意图可能就是为了说明“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有些读者也反馈出孩子的独立性差以及 教育制度存在的缺陷等问题。[3] 3. 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由于新闻漫画不具备新闻照片营造出来的震撼现场感,使得很多受众对形式上比较夸张的新闻漫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因此有些受众是抱着且观且疑的态度来欣赏这些新闻漫画作品的。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受众希望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社会的物质变化和精神活动,新闻漫画的生动活泼和形象直观正好与受众的这一需求相吻合,使受众在获取有用的新闻信息的同时也获得对事件的感知。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会长张耀宁认为:好漫画应在3秒钟内让人看明白。这就对新闻漫画的创作水平和引导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媒体要注意引导受众的阅读体验,逐渐提升受众的理解能力,使其真正认识到新闻漫画的传播能量。 4. 扩大新闻漫画作者的创作领域。新闻漫画作者要敏锐地洞察人世百态,创作出题材广泛、内涵丰富的作品,突破传统的讽刺和批评的创作范围。首先,新闻漫画作者要注重培养自己的新闻敏感度,能够快速地获取有价值的、影响力大的新闻题材。同时,新闻漫画作者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要注重培养自身对生活的感悟。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发现貌似平常的事情所蕴含的新闻价值,并驾轻就熟地运用漫画的手法将其传达给受众。以张的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漫画《洪水滔滔见真情》为例,他目睹解放军战士与洪水鏖战的感人场面,从而以写实的手法创作出来,照样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结 语 据阿里巴巴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新闻漫画的使用是2010—2013年中国提升报纸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新闻漫画作为对新闻事件的无声评论,是智慧的浓缩和想像力的凝聚,它将信息表达形式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并深化了受众的认知,受众从不同的新闻漫画中能够解读到作者的各种不同意见和创作倾向,最终使受众能够准确地把握事态的发展,对新闻事件的发生过程和结果清晰明了,从而有助于新闻信息的广泛传播。 新闻传播论文: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引言 新闻学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北京大学1918年成立新闻学研究会,标志着我国的新闻学的诞生。随后徐宝璜《新闻学》问世、邵飘萍发行《实际应用新闻学》,这些着作的先后出现标志着我国新闻学的成熟。传播学则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入我国并获得了迅速发展,一度成为我国的一门“显学”。由于新闻学与传播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所以“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等一系列论断层出不穷,但是也有丁淦林、李良荣等一些知名学者从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产生背景等众多方面论述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不同。本文梳理了一些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关联性问题的有影响的争论,然后又分析了二者在产生的背景、所具有的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旨在引导人们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便更好的开展对于传播学和新闻学的研究与教育工作。 1有关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 1.1 新闻学“拓展”出传播学 对于新闻学、传播学二者关联性的问题,甘惜分、高永振以及何光先等学者认为传播学是由新闻学拓展出来的,所谓传播学研究无非就是从一些新的视角、采用一些新的方法拓展新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新闻学的研究对象而已,因此传播学应该从属于新闻学,还将传播学称为“广义新闻学”。例如1988年何光先在《现代新闻学》中指出“传播学成为新闻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应该把传播学列入新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种观点主要出现在传播学进入我国的初期,那时学者们认为传播学所研究的内容都是新闻学应该研究的内容,因此提出了“新闻学拓展论”的观点。传播学在发展初期的研究对象确实与新闻学有所重合,因此说两者具有关联性不无道理,但是传播学是在政治学、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发展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片面的认为传播学属于新闻学是不合适的。 1.2传播学会“取代”新闻学 上世纪90年代,邵培仁、胡正荣等学者提出了“取代论”,认为新闻学将逐渐转向传播学,将成为大众传播学或者被大众传播学所取代。例如1995年邵培仁与叶亚东合着《新闻传播学》指出“传统的新闻学已经失去了光辉”,于是倡导“改革新闻学,给新闻学引进新的方法、植入新的基因”,为此,邵培仁等名家预测新闻学会先发展成新闻传播学,而后彻底变为传播学,传播学“取代”新闻学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必然”。随后1997年胡正荣发文指出传播学的发展轨迹是“新闻学发展到大众传播学,最后再发展成传播学”,同样支持传播学将“取代”新闻学这一论断。虽然有众多学者赞成这一观点,但是不得不承认新闻学中像“事务新闻学”等内容是传播学始终未涉及到的,而且从“取代论”提出到现在已有近20年,丝毫没有出现新闻学将被传播学“取代”的迹象,所以这一论断就不攻自破了。 1.3.新闻学与传播学将“融合” 学者们除了认为新闻学将被传播学“替代”外,另有学者提出了大众传播学与新闻学研究将融为一体,难以区分,更有学者认为两者将会“融合”为“新闻传播学”这一新的学科。持这类观点的学者有陈力丹、童兵等一些名家,在他们的倡导下传播学和新闻学将“融合”为“新闻传播学”的论断很快引起了轰动,随即出现了大量关于“新闻传播学”的理论专着。例如1996年徐小鸽发行了《新闻传播学研究》,明确提出了“将传播学与新闻学有机结合”,并声称自己的使命是“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即新闻传播学”。刘卫东在1999年出版《新闻传播学概论》中则直接定义:“新闻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现象和活动规律的新兴交叉学科”,也主张在传统的新闻学基础上构建新闻传播学。陈力丹更是在多篇论文中提出“传播学和新闻学二者已经融合”。传播学同新闻学有着一定的关联性是不容置疑的,两者在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发展是有可能的,但是两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众多方面是存在差异的,所以简单的认为它们将“融合”成一个学科可能性不大。 2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性 由以上对于新闻学与传播学关联性的论断可以看出,新闻学和传播学关系密切,但是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两者产生背景存在差异 众所周知,许多学科都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新闻学也不例外,它正是人们新闻实践的产物。新闻事业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新闻学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于20世纪诞生,新闻学早期的着作基本都是涉及包括采访、写作以及编辑等在内的实际新闻运转业务,后来扩展到评述、总结新闻事业的历史等。此外,新闻学自产生之初就侧重研究新闻事业与民主整治的关系,例如《解放日报》等一些党报理论。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则是多学科交叉、渗透而成的学科,它伴随着电子传媒等大众传播事业的兴盛而出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美国。随着以新闻和广告等为传播内容的大众传播业的不断发展,社会受到大众传媒业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人们开始尝试借助社会学、信息科学、哲学以及政治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来对社会上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是传播学所产生背景,显然与新闻学存在着巨大差异。 2.2 两者研究对象和领域各异 新闻学和传播学二者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研究领域上都是存在差别的。从研究对象上看,新闻学研究对象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大众传媒上所承载和传播的新闻信息,如什么是新闻、新闻的特质以及新闻采写编评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大众传媒与社会的关系,如国家和政党对传媒业的运用、管理;第三部分则是大众传媒及其活动。正如钱辛波在《新闻学是一门科学》中所言:“什么是新闻学?那就是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和它对社会影响的一门科学”。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要研究包括传播媒介、传播者和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众多对象,除此之外公共关系、电影、广告、图书以及大众文化等内容也是其研究对象。因此可见,虽然二者研究对象和领域有重合部分,但是总的来讲是各有侧重的。 2.3 两者研究方法不同 传播学在研究方法方面也不同于新闻学。例如,注重研究方法是传播学的一个优点和特点,只就其实证研究而言,它就具有个案研究、抽样调查、控制实验以及内容分析等。此外,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还带有十分鲜明的思辨性。如美国作为传播学大国 ,一直强调将心理实验、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运用到传播学中,通过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定量的分析来得到结论,以此作为完善传播活动的科学依据。相比之下,新闻学对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够重视,由于它侧重于媒介的新闻和评论方面,带有很强的理论性,因此一般以定性研究为主,通过归纳、演绎等基本的推理方法来进行研究。 2.4两者的功能有别 新闻学和传媒学的功能是指两者在与社会和大众的互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作用、能力和功效,两者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同的。新闻学重点突出新闻报道,其最重要的功能正是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公众的日常需要、维持新闻传播系统的稳定。例如我们能够利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纸来获知新资讯,正是新闻学作用的体现。此外,对时事发表评论也是新闻学重要作用的一大体现,发表时事评论能帮助人们明确媒介或者他人对当下社会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总的来说,新闻学侧重培养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人才,通过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来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与新闻学相比,传播学所发挥的功能更为宽泛,它不仅能够发挥监视环境、协调社会等作用,而且还能传承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如传播学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体现在它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正如李希光所言,传播学所讲授的内容除了一些理论知识,还涉及到包括公关、组织传播等在内的实用课程,这些理论和方法能够直接为各类工商企业、组织机构以及公关公司服务,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3结语 总而言之,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也不能融为一科,而是要互相借鉴和影响,协同发展。正如王勇所言:“从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学科的前景来看,它们有着各自的轨迹和方向,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出现相交的情况,不过它们却不会永久的重合下去,因此新闻学和传播学谁也不能替代彼此”。新闻学和传播学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具有明确的差异性,应该理性审视新闻学与传播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在正确明确二者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促进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学科携手共同发展。

世界建筑论文:从世界的建筑装饰设计发展来看中国建筑装饰 [关键词]世界建筑装饰；中国建筑装饰；设计发展 当今世界建筑量大面广，种类繁多的建筑类型包罗万千，装饰千姿百态，从建筑的意义上看，商店、大型超市、体育场馆、医院、学校、住宅、会馆、电影院、娱乐城，随着与迅速发展起来的世界经济相互竞争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伴随着建筑形式的不断变革，装饰结构也在不断地革新。近年来，建筑的大型化也给建筑装饰业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新形式、新特点，无一不说明了世界性各国的传统，建筑装饰方式向着更加复杂的方式转化. 五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现了现代的超市和连锁店，它的建筑面积可大、可小，但外装饰和内装饰都要求要统一色调，统一商标，统一灯光的标识和统一的展板，在经营、公用设施、绿化、空间整体上相互配合协作、在舒适、美化环境和公共设施方面比传统商业街有明显进步，如把食堂、酒吧装饰成火车车厢停放于车站的样式。又如大泉学园购物中心在外部设计了一个模仿蓬皮杜中心的外露自动扶梯。其意图是为了顶层单独利用时管理方便，且又结合地形。三井大厦广场降低标高后利用与道路的高差设人工瀑布和花台，利用一条装饰性的步行平台架空道作道路与建筑外装的空间联系体，既起交通、观赏作用又为底层瀑布水池休息廊遮风避雨，而且广场分内外两部分，空间富有变化。把高层建筑地面装饰部分的空间处理得富于公共性、舒适感和人情味，俗称阳光城的池袋60层大厦，商店街中心布置贯通到顶的中庭，设有音控变化喷泉。在街道转角部设提高标高的公园广场直通商店街顶部屋顶广场。对我国通称街头的小品的公用装饰设施（日本称为街具），根据使用性质分为：休息用具――座椅、凳子。美国从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沿高速公路开设的商店――包括一个超级市场、一个杂货店和几个服务性商店组成的小型邻里中心。在70年代引入到新建或改建的城区商业中心，并常常与展览、剧场、旅馆、办公设施等结合形成新的综合中心、1―2个大型商店布置在30―50个专业商店的两端作为人流主要的吸引点，长廊两侧布置约定150家各种专卖店。楼上餐厅与通向室外的平台相连，内部各层色调变化不同，在“拱廊大街”为极其东方特点的黑、白二色，而在“虹的园亭”中随着自动扶梯的上升，处理为虹的七色光谱变化，加上顶光射入，产生出人造虹的效果。 俄罗斯鄂畚斯克市商业中心位于市区的一个传统商业区，占用原来老商场的大片空地，是中央广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行道的步行人流交叉口，这些环行道口好像是该商场内部交通的延续，并和商场空间连在一起。 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二购物中心的门面装饰别具一格的形状，颜色，材料使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它。不仅如此，它还保持了与周围环境，原有街道和其他商场之间的协调。 联邦德国汉堡汉司斯商业街的设计师们将美食市场安排在新型的现代化的入口处，入口处的空间更有诱惑力，从这里可以看到多层的，上面覆盖着玻璃圆顶的四季庭。在夜晚或非假日时，游客漫步在商业街里购物或消遣，增加了拱廊商业街的顾客，两着互为补充。使设计摆脱了简单化的感觉。镶嵌在拱廊地板上的历史画，青铜浮雕等，创造了汉斯人最引以为容的和谐，高雅，庄重的气氛，汉斯商业街也因此闻名。 中国的建筑装饰行业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迅速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性很强 ，十分实用的新兴边缘科学上，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把群体性建筑或标准中见俊秀，这种外表淳朴简约，内部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的形成， 动物为主的吉祥纹样，还有取材本地的黄山松涛，白岳飞云， 白湖光等自然风光。作为国家或地区象征的建筑如北京国宾馆，新疆迎宾馆的装修都是以不同的形式追求着民族风格，按照中国园林的布置手法去安排梳密有序的空间序列，组织不同层次的景区。各景互相衬映，庭院道路蜿蜒曲折，达到步移景异，富于变换，妙趣横生，让人一领中国园林的情趣，迎宾院有的装修为伊斯兰，平面布置讲交对称，门窗沿用伊斯兰特有的尖圆拱券，特征明显，在中原郑州嵩山饭店，你会觉得他们的装饰设计色调典雅，改善了吧台环境景观，还起到了多幻觉空间的多象征性装饰的点睛之用，如顶棚采用砖裸露，显然是建筑外形的造型再现与室内，达到了建筑装饰内外视觉共享的效果。这种把建筑外墙的自然韵味，且粗犷结构之美带入室内，是室内设计向大自然回归，也体现了适应身处室内。我国的古代传统装饰不仅影响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也影响着其他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泰国等。北京奥运村娘娘庙的重新装修，飞天娘娘的雕塑，古钟的设计都充分反映着站在拱桥上中国古代文化的发扬光大，激情和梦想齐飞，奋斗与超越同在，盛会虽然过去，圣火不熄，奥运留下的文化物质遗产永在，古都风貌的重现，城市环境的美化，奥体中心地带绿树环绕，林水相映，北京奥运会的场馆有两个“世界之最”世界上跨度最大的钢结构建筑――“鸟巢”，世界上首个基于“气泡理论”建造的多面体钢结构建筑――“水立方”，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碧波霞飞，站在拱桥上眺望赛场，迷人景致远近错落。作为北京特色之一的胡同，四合院，是构成北京旧城风貌的基本之素，京城内外，中轴南北。时光在古老的街巷与红墙绿瓦的宫闱间流动，现代化的楼盘与皇家的建筑群相互辉映，古风天地间，京城神韵犹在。 保护文化遗产，守住精神家园。让世界建筑更加辉煌。让中国建筑再为世界文化遗产倾注新的血脉。让它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瑰丽宝藏，是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 世界建筑论文:通过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项目论述建筑师在全程化服务过程中对项目的推动和控制作用 摘要：目前国际通行的建筑师职业的核心是业主的建筑生产全程的、全面的人，其服务范围涵盖整个建筑生产范围，从策划、设计到招投标和施工的全过程。而我国的设计机构管理还停留在承包经营，建筑设计沉湎于创收的忙碌，建筑师仅限于设计阶段的职业范围，缺少对材料、技术、工艺的关注，使得在施工工地缺乏建筑师的全程指导，这不利于提升建筑物的品质，更不利于建筑行业发展的专业化、精细化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程化服务；工程质量；服务意识 引言：抚顺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项目是由马来西亚建荣皇家海洋科普世界有限公司开发，台湾H.C.W设计规划事务所方案设计，我院配合完成施工图设计的。通过这个项目亲身经历了境外建筑师对设计项目全面、全程服务的过程，同时也感受到我国建筑师在项目建造过程中的缺位和服务的片段化。 下面就抚顺皇家极地海洋世界项目，分析全程化服务七个阶段中建筑师对项目的推动和控制作用， 在现阶段现有体制下，我们建筑师可以努力做到的事情。 阶段1：前期 皇家极地海洋世界启动是在2004年初，地点在沈抚交界的李石开发区，当时的李石开发区一片农田，抚顺市政府为了李石开发区的发展，欲引进一个有影响力，有较大规模并且能吸引周边城市（如本溪、鞍山等）到抚顺游玩的启动项目。当时马来西亚业主和台湾建筑师来到抚顺进行项目考察。评估建设项目内容，项目发展前景，投资规模、地理位置、抚顺及周边城市的经济状况还有抚顺市政府对该项目的优惠政策等等。 当时建筑师做了一套整体规划方案，包括海洋科普馆、极地动物馆、海豚表演馆、冲浪馆和室外游乐场，分析了海洋世界搬到内陆的可行性，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现在海洋馆经营已经五年，实际效益达到预期，附近的城市包括本溪、鞍山、沈阳等地组成旅游团来游玩，场面红火超出预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达到了预期。 阶段2：方案设计 建筑立项后，方案设计阶段建筑师更是主角。从规划局、规划院等行政部门行政审批，到专项配套公司的协调沟通全全业主，从方案各单体项目的规模、定位到投资分配均有主导的意见提供给业主。这时的建筑师除把建筑设计理念和创意与业主进行充分交流，还要确定建筑的基本参数和布局，明确环境、功能、和空间布局，并测算项目的费用和进度计划，绘制出总平面图，建筑的平立剖面图和制作模型，还为业主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设计任务书。这个过程大约进行了多半年。由于台湾建筑师往来台湾路程远，因此有些工作需要我院配合完成，我有幸接触并感受到了境外建筑师在方案阶段的工作状态、工作内容以及对项目在方案设计阶段全程负责的全新理念。 阶段3：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是在方案设计基础上，将各专业的条件汇总并整合的阶段，确定建筑物精确尺寸和空间形态、确定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保证法规经济技术可行，这是方案深化并体现业主和设计师综合的设计意图。海洋世界共有大小五个项目，游戏区总平面布局空间形态都是根据游览路线、游玩方式、活动内容和经营方式来确定的。海洋科普馆、极地动物馆是科普类场馆，有鲸鱼、企鹅、北极熊、鲨鱼、热带雨林、大堡礁，是参观游览类项目，总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也是海洋世界的主场馆。海豚表演馆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紧邻海洋馆建造，经营时可以单独参观，也可以联票游览。冲浪馆和室外游乐场接近，冲浪馆为室内场馆，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单层，建筑长宽170x150米，有海浪池、激流勇进、漂流河、戏水沙滩、飞天梭滑道等戏水设施。室外游乐场有摩天轮，翘翘木等游乐项目。整个初步设计对场馆内的各游览项目所占面积，布置位置，尺寸大小做了精确分析和论证。比如，大堡礁有个水下隧道，总长需要27米，并且为不规则形状，隧道为亚克力拱形顶，当时是在日本定制。为了使隧道与现场混凝土部分准确定位，建筑师往返日本多次，最终完成经得起推敲的初步设计，这为下一步施工图设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阶段4：施工图设计 施工图设计是由我院配合业主在扩初文件基础上完成的。施工图文件需要完成建筑物的全面设计，明确建筑物的所有空间和技术参数，整合各材料、部品、设备，形成完整的、可实施的可控制的系统，保证建筑产品在下一阶段的建造施工中的实现。海洋馆由于使用功能的特殊性，相关配套设备极其复杂，比如不同物种水生动物对水质的要求不同，水处理系统不同，热带植物对空气湿度、温度要求严格，尤其抚顺地区属严寒地区，冬夏温差大，空气干燥，对空调制冷、制热、制湿程序化控制要求很高。这一切设备的定制、厂家的选择都由建筑师具体控制。我在完成施工图设计过程中亲历了台湾建筑师如何掌控各专业之间配合以及各专业与各设备厂家协调沟通配合的过程，体会到建筑师在房屋建造整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阶段5：招投标 由于建筑项目的复杂性和规模化，需要专业的分析和评判来甄选承包商。在招投标中，主体虽然是业主，但建筑师作为业主的顾问、、设计的主体、行业的专家，具有最大的建议权，应在参与并掌控全局情况的前提下向业主提出推荐建议，由业主做出决策。建筑师参与招投标并有最大的建议权对我是新鲜事，我对台湾建筑师充满了敬佩。由于本工程的特殊性，绝大部分都是公开招标，有特殊工艺要求的比如水处理，亚克力隧道等采用邀请招标。有一次台湾建筑师让我们看他的招标文件，足有十多个，有基础的、挖坑的、主体的、门窗的、通风空调的、水处理的、网架的等等，他说每一个招标文件都要细细的看，以免有什么想不到的给业主造成损失。境外建筑师的工作能力、专业素质、技术水平以及对工作负责任的敬业精神值得敬佩。目前我国建筑师在工程建造过程中招投标环节还完全是空白，更谈不上对项目的全程把控。 阶段6：监造阶段7：后期 建筑师监造自己设计的项目并保证设计意图的实现，是最自然、最合理、最有效率的安排，也是最符合业主利益的方式。目前我国在施工现场实施监理制度，将本应属于建筑师的设计-监理的完整职业流程和工作职责变成两种职业。在施工中，监理由于缺乏建筑师的职业训练和设计能力，往往无法胜任保障设计意图实现的角色。建筑师在监造、后期阶段主要服务内容是设计解释、合同管理、进度控制、投资控制、质量控制和协助业主竣工验收等。 皇家海洋世界项目从开工时台湾建筑师就委派设计监工负责日常的设计确认并安排主要设计人定期到场参加例会。但是该项目的建设在监造、后期这两个阶段出现了非常大的矛盾。根据我国法令，大型公共建筑必须设监理。由于派驻现场的设计师与监理之间的权力、义务和服务内容的重叠，常常造成监理和设计师各执一词，有时双方做了相同的事，有些事又处于真空状态，没人过问，造成业主经常亲自召集例会协调各方。 目前,我国建筑设计界管理不规范，工程质量下降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建筑设计界沉湎于创收的忙碌，开发商急功近利，不科学的设定工程进度，造成产品质量低下。第二建筑师的自身素质、文化修养、业务能力远不能胜任建筑产品的全过程管理。第三建筑师全过程管理的合理性、科学性没有政策性导向，仅限于建筑师内部学习。第四我国建筑行业管理体制还处于分阶段、分部门、分监察机构的管理模式，没有统一协调一贯到底的专业管理机构，很多情况出现程序混乱，工地返工、停工等现象。 结束语：要实现建筑师的全程化控制，真的需要从体制上着手，但同时提高建筑师个人的专业素质、业务能力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与国际接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国实行注册建筑师考试制度已经快20年了，随着一年又一年复习考试，一批批建筑师的产生，大大提高了建筑师的整体素质和设计水平。实现建筑师作为业主人和行业专家对整个建筑生产全过程的设计和监控，促进建筑业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可行的。在目前的国情下，建筑师必须有意识地完善个人技术能力，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培养高度的职业化精神，有意识的扩展服务领域，包括目前没有涉及的前期策划和后期督造过程，以迎接未来建筑设计服务领域与国际接轨，为实现建筑师全程化服务做好充分准备。 世界建筑论文:丑陋世界的美丽童话:神学影响下的中世纪哥特建筑艺术 摘 要：中世纪时期的艺术由于受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美的对象最后都被归结为“上帝”。出于对宗教教义的宣传需要，中世纪的艺术摒弃了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神话以及现实题材。在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影响下，艺术作品往往显示出某种神秘感和崇高感。基督教的诞生，使被奴役下的人们找到了精神寄托，应运而生的教堂成为他们心灵的庇护所。教堂建筑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教精神的现实实体。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中，哥特式教堂建筑当属该时期教堂建筑艺术的高峰。在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影响下，哥特式建筑作为“通往天堂之路”的“家”，将人们带到了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关键词：中世纪；神学；哥特式建筑；建筑美学；神秘感 中世纪是上帝主宰一切的时代，基督教的艺术理想是上帝至美。中世纪的美术基本上就是宗教美术,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教堂。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卡尔马斯曾说过：“教堂是尘世之天国,神们在这里生息活动”。中世纪的教堂建筑深受基督教艺术理想的影响，形成了建筑结构和装饰艺术融为一体的高度统一,具有实用和象征意义,同时起到了宣扬基督教教义的目的。 一、重视“启示”的中世纪艺术 中世纪基督教的教义，是以神学本体论为主导的。早期尤为强调上帝的“启示”是人们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艺术作为人与上帝之间的障碍，是遭到排斥的。当时的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的纯粹的精神性，反对偶像崇拜。在这种强调精神信仰的需要下，几乎禁止陈列和崇拜各种画像。但在随后不久，基督教艺术在朗吉努斯、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美学思想影响下有所改变，使得基督教艺术也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 “基督教艺术理想不同于希腊艺术理想的，因为希腊艺术理想的思想基础在与艺术与真理（理念）的关系，属于世俗哲学层面，重视实践性的表现；而基督教艺术理想的思想基础在于艺术与上帝的关系，属于神学与信仰范畴，重视思维与体验内容，以保障上帝的核心教义。这导致基督教艺术理想尤其注重启示。”（《西方传统艺术理想论》第二章）。 二、神学影响下的中世纪哥特建筑艺术 （一）外观造型上的特点 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外观造型以高耸的塔尖为特色，应用十字拱、飞拱、修长的立柱以及肋穹框架结构来增加支撑顶部的力量。如法国巴黎圣母院的一大特色就是飞拱，飞拱支撑了中殿，同时在建筑的外部建造了扶跺，通过扶跺来解决侧推力的问题，这种外扶跺是从外面加力，使重力集中在相当少的几个点上。因此教堂的墙壁功能已于过去不同，过去的墙只起支撑作用，而改进后，修墙则可以从上往下修了。哥特式建筑的尖顶建筑，光线充足，空气流畅，增加了教堂的高度。同时，在体量和高度上也创造了新纪录。哥特式教堂建筑的形体向上的动势十分强烈，轻灵的垂直线直贯全身。不论是墙还是塔都是越往上分划越细，装饰越多，也越玲珑，而且顶上都有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不仅所有的券是尖的，而且建筑局部和细节的上端也都是尖的，整个教堂处处充满向上的冲力。这种以高、直、尖和具有强烈向上动势为特征的造型风格是教会的弃绝尘寰的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体现，也是城市显示其强大向上蓬勃生机的精神反映。哥特建筑展示给人们的是天堂里的神宫，是一座上帝之城。 （二）内部结构的特点 由于内部结构的改进，使得教堂内部空间也发生了变化，有了飞拱的之撑，中殿越来越高。柱头消失了，肋拱从圆柱的顶端像麦束一样自然开放，形成一直向上延伸的结构。哥特式教堂内的结构中，由于建筑师们巧夺天工的设计，人站在教堂的不同角度，视野里没有一根柱子，仿佛它们刹那间消失了。在这样的教堂里做礼拜，阳光透过色彩斑斓的玻璃，把五颜六色的光洒落在人们身上，使他们产生一种温暖神秘的感觉，似乎走进美丽的童话世界。这种如仙似幻的感受，会化解人们的痛苦，抚慰落泪的心灵。这种内部结构的设计也是深受神学思想影响的，哥特式教堂结构变化，造成一种火焰式的冲力，把人们的理想带向“天国”，成功地体现了基督教的神学观念，人们的视觉和情绪随着向上升华的尖塔，有一种接近上帝和天堂的感觉。从审美的层面看，哥特式建筑表现出一种人的意念的冲动，它不再是纯粹的宗教建筑物，也不再是军事堡垒，而是城市的文化标志，标明在最黑暗的中世纪获得一点有限的自由，人们会发现一丝现实世界的阳光透进了黑暗的中世纪。 （三）教堂建筑的装饰特点 通过采用尖券、尖拱和外扶垛，装饰细部如华盖、壁龛等也都用尖券作主题。窗户使用彩色玻璃镶嵌，使尖塔得以轻巧高大，当然也失去了做墙体雕刻的余地，成为与罗马式教堂的重大区别之一。哥特式雕塑是教堂建筑不可缺少的装饰，它的人物形象开始保持独立的空间地位，追求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力求符合真实的形象，追求自然生动的塑造，使人体逐渐丰满起来，衣褶也随之有了结构的变化，使人感到衣服里面是实在的人体。雕像不再是人的外形的模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与哥特建筑一起应运而生的是优美的彩色玻璃窗画。这种画也成为不识字信徒们的圣经。圆形的玫瑰窗象征天堂，各式圣者登上了色彩绚丽的玻璃窗，酷似丰富多彩的舞台画面。人们走近教堂，不仅产生对天国的神幻感，也产生装饰美感。这种彩色玻璃窗画看起来更像马赛克而不像绘画，由于它是玻璃画能依靠光线的穿透而生艳，玻璃制造师们很巧妙地组合颜色，使透过的光线变得柔和舒适，让人产生一种在和煦阳光里的惬意，产生奇妙的遐想。 （四）教堂建筑的意蕴体现 哥特式的教堂建筑在意蕴上，借助哥特式内部空间的高旷、单纯、统一的特征，整个建筑呈现雄伟直升的外观造型和开阔的内部空间，加上镶嵌彩色玻璃的长窗，整个教堂具有浓厚的、神秘的宗教气氛，引人升入天国的寓意，也是理解基督教精神及其神学形态影响下的艺术理想的重要形式之一。可以说，哥特式建筑不论在结构技术上，还是造型艺术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哥特式建筑较之先前的基督教早期建筑艺术更加接近生活和写实，教堂建筑遍布欧洲，不论是法国巴黎圣母院、德国科隆大教堂还是意大利米兰大教堂，都已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形态影响下的哥特式建筑的集中体现。 三、哥特式建筑的美学特色 哥特式建筑是基督教神学精神在审美趣味上的最典型的反映。它对动态和垂直空间的追求，体现了信徒对“天国”的向往；建筑结构上的轻盈、飞腾以及在外部轮廓和内部空间的形式上对于光影变幻的追求正是符合了基督教的精神，正如托马斯・阿奎那所说：“一件东西（艺术品或自然事物）的形式放射出光辉来，使它们的完美和秩序的全部丰富性都呈现于心灵。”哥特式建筑具有超凡脱俗、远离尘世的精神之美，成功地表现了基督教理想的崇高精神。哥特式建筑完美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哥特式教堂内，能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感觉以及把自身推向天国的升腾之感。哥特式艺术既是中世纪艺术的巅峰，同时又预示着中世纪艺术的结束、孕育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最后，用罗丹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人们从大教堂带走的记忆，使人不由得不肃静；正是在这种无边的肃静里，灵魂才能体验无上的欣慰，思想的欢乐。人们可以思考大自然通过艺术而给予我们的忠告。人民就可以寻找法则。” 世界建筑论文:发展低碳建筑 共建世界现代田园城市 【摘要】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挑战，低碳经济和低碳建筑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本文主要阐述成都在发展低碳建筑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建议对策。 【关键词】低碳；建筑；田园城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共成都市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谋划好“十二五” 以及更长时期发展的高度，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和长远目标。为加快推进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建设的步伐，我们应把“低碳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建筑行业高速发展、建筑能耗居高并迅速增加的今天，低碳建筑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1 发展低碳建筑的重要意义 所谓低碳建筑是指在建筑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最大限度地减少CO2 排放，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为使用者提供具有宜居空间的建筑模式。发展低碳建筑符合国际形势的要求，按照《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国仍然具有不可推卸的减少CO2排放责任，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更是责无旁贷，推行低碳建筑有利于缓解能源紧缺问题；减轻环境污染现状，也是履行国际公约的见证。发展低碳建筑符合我国当前政策导向，低碳建筑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成都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必然选择。发展低碳建筑为建筑业提供了机遇，随着国家稳定住房价格的宏观调控力度的加大，我国的地产竞争正从追逐短期利益最大化、单纯追求建设规模、建设速度的低层次竞争阶段进入品质、品牌致胜的阶段。以低碳建筑为核心的 “科技地产”将带动整个建筑业的优化升级和结构转型，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 成都发展低碳建筑存在问题 成都一直积极致力于节能环保，并且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但是低碳建筑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 2.1 相关政策及机制不健全 我国已经颁布了节能建筑、绿色建筑的技术标准、规范和政策，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建筑节能技术尚未得到广泛推广，收效甚微。一是专门针对低碳建筑的法律、政策机制尚处于构想和试点之中，现行的节能标准只涉及到涉及阶段，至于检验建筑是否达到低碳建筑标准，尚未制定具体的标准。二是对建筑能耗大户的碳排放量没有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同时也缺少对低碳排放企业的激励性政策，低碳建筑投资成本大、周期长，风险高，企业的开发动力不足，节能减排多靠企业自觉。 2.2 低碳建筑技术水平较低 技术是发展低碳建筑的最大制约因素，我国在低碳建筑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低碳建筑在规划设计、建筑用料和设备研发、施工方面尚未系统化、标准化。同时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碳技术缺失，多数企业和消费者对低碳建筑不了解，在国际上缺乏主动权，为降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带来的高成本，施工单位只能将简单改进的常规施工工艺运用到低碳建筑中，达不到理想的节能减排效果。 2.3 缺乏低碳建筑的专业人才 目前建筑从业人员普遍存在节能低碳意识较为薄弱，专业素质不高的现象。由于我国在建筑节能、低碳方面工作起步较晚，施工人员普遍习惯于秦砖汉瓦的砌式砌法，对新型节能低碳建筑的施工技术比较陌生；设计人员对传统的砖混结构房屋设计得心应手，对节能低碳建筑设计由于怕担风险缺乏创新意识，思想较保守。 2.4 社会公众节能低碳意识薄弱 目前社会公众对低碳建筑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低碳意识薄弱，在购房时， 更多关注的是房价、造型、通透性，对节能环保方面考虑较少，开发商不得不考虑购房者的喜好。一个外形漂亮，窗墙比更大的楼盘更能吸引顾客,而外形的多变和较大的开窗面积与节能设计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公众节能低碳意识的淡薄不仅限制了低碳技术的发展和低碳房屋的推广，也成为低碳政策和低碳技术推进的障碍之一。 3 成都发展低碳建筑的对策建议 3.1 完善低碳建筑相关政策和规范标准 为加快节能建设和低碳建筑有序发展，应根据当地能源状况、地理区位等要素制定切实可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一是加强低碳建筑标准的编制修订工作和完善相关强制性标准，充分发挥标准规范引导和约束作用，把推广建筑节能、低碳从一种号召性行为转变为一种强制性行为。二是以碳预算为准，按照《低碳建筑评价标准》中的指标和评级来落实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并且要设立低碳建筑管理部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举报的制度。 32 积极实施经济激励政策 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要采取多种激励措施，增强公众节能意识，大力推广节能建筑、低碳建筑。一是对购买高效家用电器和照明器具的用户，新建低碳节能建筑的开发商和业主给予经费补贴。二是对新建低碳建筑开发商给以适当的税收减免。三是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绿色贷款”服务，对购买符合低碳建筑标准住房的居民给予返还现金、低息等优惠，还可申请低碳住宅抵押贷款。四是对既有建筑进行积极节能改造的家庭，政府要给予适当的补贴，对于低收入家庭，政府可以对其进行免费节能改造。 3.3 建立健全低碳建筑技术体系 发展低碳建筑关键是依靠科技创新，一是政府要引导、鼓励企业参与清洁发展机制项目，采用低碳技术、零碳技术乃至负碳技术策略，充分利用成都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改变建筑用能及能耗结构。 二是优化建筑设计，采用被动式的能源策略，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实现“3R”（即再利用、再节约、再循环）和“四节”（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变毛坯房销售为精装房销售。三是实现校企产学研一体化，开发应用低碳建筑材料。对气密性、水密性、保温性、抗风性、抗变形性、环保、隔音、防污、隔热的特殊节能材料要大力推广使用。 3.4 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人才是进行科技创新的核心，政府应加大对低碳建筑人才的培养力度，一是充分利用成都丰富的教育资源，积极引导相关的高校在建筑专业中融入能源、环保和生态课程。二是举办大型的环保建筑设计比赛，为大学生大胆畅想和发散思维提供平台。三是在正式职业资格等一系列考核中加入对考核者低碳环保方面素质的考核内容，从建筑源头上加深低碳环保理念对建筑从业者的影响。 3.5 加强宣传，提高低碳意识 发展低碳建筑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业、公众三大主体的作用，提高公众低碳意识，一是各级政府，要把低碳建筑提高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低碳建筑作为实施公共服务、强化资源战略管理和加强环境建设的重要职能来抓。二是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以节能低碳为主题的大型公益活动，使公众切身感受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是将节能低碳理念、方法和技术融入到教育中，使公众从小就树立起节能减排的良好意识。四是充分发挥环境保护协会、绿色志愿者等环保组织在推进节能减排方面的积极作用。 世界建筑论文:十大世界创意建筑 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　书中自由黄金屋 设计师：多米尼克・佩罗 建成时间：1996年 塞纳河右岸具有一片独特而亮丽的景观，它便是座落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密特朗国家图书馆，被密特朗称为法兰西最高的建筑艺术。 图书馆由深得密特朗总统赏识的青年设计师多米尼克・佩罗负责设计。最早的构思从两片树叶开始的，四栋大楼各有两面互成90度的楼体组成，对称伫立在宽阔广场的四角，从巴黎向东南方遥望，图书馆的上半身犹如四本大书在城市中展开，而不走近就看不到的下半身则埋在地下，这一部分才是它的艺术灵魂。四本大书鲜明地划定了图书馆这块具有象征意义的馆舍在巴黎的位置。 它的建筑设计和室内装饰、家具的配置均由一家公司承包，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内外和谐，体现了法国人很强的 环保意识。所有的墙壁或是铝合金或是玻璃，地面从室外到室内全是木质的。家具大都是木质的，玻璃及金属材料给人以强烈现代意识，木地板和森林则使人反璞归真。四座大厦外表是玻璃的，为了保护图书，避免阳光辐射，玻璃内则增加了一层活动木板墙。因此，当阳光照射时，大厦就变成了本木色，背阳光时则亮丽透明。大厦表面的木质活动墙所用木材全部从加蓬进口，广场和室内木地板所用木材全部从巴西进口。 在室内空间的组合方面，有许多地方采用了先进透气的钢丝纺织墙，使空气流通，没有憋闷感，人们能与外部共呼吸而不能相视。 由于大面积采用玻璃和钢化材料，产生许多反射光，但这些从钢化墙壁上反射出的冷色。又似乎在与无所不在的本木色的木质材料和深红色的地毯所反向的暖色相互辉映，实现了材料间的光的协调。 瑞典奥斯陆歌剧院建筑让城市和谐 设计师：挪威建筑事务所Snoehetta设计 建成时间：2008年4月12日 奥斯陆歌剧院诠释的是权威和美丽，音乐和歌曲令其魅力四射，作为文化中心，来到新歌剧院也就宣告着您真正来到了挪威。最重要的是，这是一座被所有人共享的建筑：任何一位到奥斯陆(Oslo)的人都会想到此参观，爬上这座被英国卫报著名设计评论家Jonathan GIancey称为“Snohetta的大理石山”的建筑。 奥斯陆歌剧院(Oslo Opera House)建设用时5年，临近证券交易所和中央车站。它是继14世纪初建造于特隆赫姆(Trondhelm)的尼德罗斯大教堂(Nidarosdomen Cathedral)后，挪威国内最大的文化建筑。大剧院基座的占地面积超过3万8千平米，相当干4个国际标准足球场。剧院内有三个 舞台，1千1百多个房间。体现了设计者对建筑的独到见解，是一件将内在流线造型和外在简洁轮廓二者高度结合的浩大工程。 2008年10月歌剧院在世界建筑节开幕式上赢得文化类大奖。时代周刊的RichardMorrison曾经这样描述：我恋爱了。她是挪威人，华丽至极。有趣至极，还有着令人惊讶的内涵。她就是奥斯陆歌剧院，从峡湾中拔起，美丽惊人的大理石和花岗岩屋顶让她看起来就像一座出水的冰川。 内部空间的宏大被丰富的线条和平面所切割，形成非常耐人寻味的空间语言和建筑层次，功能空间如休息厅、酒廊等用极其简约的手笔处理出异常 静谧的效果，与歌剧院本身的气质形成和谐整体。 奥斯陆歌剧院尽管外形是来来派的斜角结构，但并非高高在上，参观者可以在屋顶上野餐，也可以从外面连接屋顶的巨大坡道上到 32米高的屋顶上，这里百无禁忌，人们可以野餐或从坡道上滑下，甚至可以跳入奥斯陆海湾的海水中。 歌剧院的内部是一座同样宣扬平等主义的大厅，有 1359个坐席。黑色橡木建造的剧院甚至没有设置寻常歌剧院都有的包厢。即便是挪威国王Harald和皇后Sonja也只是坐在一个5米不到的区域内，与其他观众 隔开。每个座位的背后有一块小屏幕，播放歌剧表演的字幕和翻译。 西班牙艺术及科学之城多功能结合带动经济 设计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lago Calatrava) 建成时间：2004年10月28日 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艺术科学之城(City of Arts and Sciences)便是沿着几乎两公里的轴线，座落在瓦伦西亚，总占地里面35万平方公里，整个空间是开放型。是集科学博物馆、剧院、表演厅和水族馆于一身。教育和娱乐相结合。由西班牙建筑师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设计的多功能建筑。 整个文化中心建筑的组台非常的新颖，气势磅礴，由两个建筑大师设计。带动了当地经济、旅游、房地产等快速发展，成为瓦伦西亚市新的高级住宅区、重要观光景点。科学艺术城对面也盖起了大型的结合高级旅馆的购物中心Aqua，以及西班牙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英式剪裁”的新馆。在艺术科学城的另一边，原本就是家乐福大型购物中心，结合电影院及精品街，现在更是人潮不断。这项大工程的兴建，除了展现瓦伦西亚市这个商业古都的经济实力之外，也证明了艺术、美感、创新的建筑，不但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水准、观光地位，更能实质大幅提高城市的经济繁荣及增加工作机会。 迪拜旋转塔　建筑版变形金刚 设计师：戴维・菲舍尔 建成时间：预计2010年 让一座摩天大楼在空中旋转“跳舞”，听上去像是科幻小说。意大利建筑师戴维・菲舍尔宣布，他将在迪拜建成世界首个风力发电的旋转摩天大楼。迪拜塔于2004年9月动工，预计2010年世人就可以欣赏到这座不停舞动的80层大楼。 这座大楼建造方法另类，大楼的每一层将在意大利预先做好，再运到迪拜组装。“迪拜旋转塔”每层楼之间都装有风力涡轮机提供动力。 迪拜塔的高度目前已经达到629米，超过了高度为628.9米的美国北达科他州KVLY-TV电视发射塔，从而成为世界最高建筑。KVLY-TV电视发射塔自1963年以来保持着世界最高牵索建筑纪录。 耗资约10亿美元的迪拜塔建成后，由意大利著名设计师阿玛尼设计的世界首家阿玛尼酒店将坐落其中。除豪华公寓、商用办公室和休闲设施外，迪拜塔还将在第124层设置观景台，让游人从约440米高处饱览迪拜风光。 墨尔本音乐中心和戏剧剧场双管齐下日夜辉映 设计师：澳大利亚ashton raggatt mcdougall公司 建成时间：2009年 建筑物分开运作，它们在城市的同座艺术区相连。左侧是墨尔本剧院，右边则是墨尔本音乐中心。剧院特点鲜明在于外观白钢组成了几何排列管三维式。最好是在夜间观看，可见简单的黑白色调与鲜艳的红色装饰碰撞效果。大堂空间延续了几何图案。右边的墨尔本演奏中心是一座较大的建筑，包括两层演奏厅和一问小型表演厅。该大楼的门面是白色，装饰了蜂窝玻璃窗。设计运用了最好的音质体系，力求高品质享受。墨尔本音乐中心和戏剧剧场于2009年年初开放。 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属于未来的奇幻建筑 设计师：弗兰克・盖里 建成时间：1997年 古根海姆博物馆由美国加州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Owen，Gehry)设计，在1997年正式落威启用，它以奇幻的造型、独特的结构和崭新的材料博得举世瞩目。在20世纪90年代人类建筑灿若星河的创造中，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无疑属于最伟大之列，与悉尼歌剧院一样，它们都属于未来的建筑提前降临人世，属于不是用凡间语言写就的城市诗篇。 该博物馆全部面积占地24000平方米，陈列的空间则有1100Q平方米，分成十九个展示厅，其中一间还是全世界最大的艺廊之一，面积为130米乘以30米见方。整个博物馆结构体是由建筑师藉助一套为空气动力学使用的电脑软件(从法国军用飞机制造商达索公司引进，名叫CATIA)逐步设计而成。博物馆在建材方面使用玻璃、钢和石灰岩。部分表面还包覆钛金属，与该市长久以来的造船业传统遥相呼应。 美国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波浪线条贯穿内外 设计师：法兰克・盖瑞 建成时间：2003年10月23日 由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法兰克・盖瑞设计的沃尔特・迪士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是洛城音乐中心的第四座建筑物。主厅可容纳2265席，还有266个座位的罗伊迪士尼剧院以及百余座位的小剧场。这座超现代的大型建筑成为了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新家，同时它更是以其动人心魄的独特外表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的新地标，成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和旅游者共同膜拜的艺术殿堂。音乐厅建成以来，成为洛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标性建筑之一，其独特的外表引来的关注早已超过了他音乐厅本身。当地以及许多美国以外的媒介常常撰文报道，“与法国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议会大厦一样，因为它无比奇妙和鲜明的个性，迪士尼音乐厅已经成为世界各地摄影爱好者最喜欢聚焦的建筑之一。 建筑物内外看不到任何一处垂直的立面，无论墙、柱、天窗还是穹顶，全都是斜线或弧形走线，给人妙不可言的观感。建筑师在厅内设计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种全面体验，并不仅局限于音响效果。因此在设计时充分考虑了演奏大厅内的视觉效果、温度以及座椅的感觉等因素。大厅设计上。盖瑞运用丰富的波浪线条设计天花板以营造出一个华丽的环形音乐殿堂。为使在不同位置的听众都能得到同样的充分的音乐享受，音乐厅采纳了日本著名声学工程师永田穗的设计；厅内没有阳台式包厢，全部采用阶梯式环形座位。坐在任何位置都没有遮挡视线感觉。音乐厅的另一设计亮点是。在舞台背后设计了一个12米高的巨型落地窗供自然采光，白天的音乐会则如同在露天举行，窗外的行人过客也可驻足欣赏音乐厅内的演奏，室内室外融为一体。此一设计绝无仅有。 德国慕尼黑安联体育馆会发光的汽车轮胎 设计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Herzog) 和皮埃尔・德・梅降(Pierre deMeuron) 建成时间：2006年 瑞士的双子星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为06年世界杯设计的慕尼黑安联体育馆，堪称是这对明星组合的经典之作。他们得奖无数早已证明其成就卓越，2001年获得可称作建筑界诺贝尔奖的ThePritzker Arohitecture Prize普立兹克建筑奖的他们备受推崇，不单因为他们是鸟巢(国家体育场The National Stadium)或者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操刀人，最重要是他们对建筑的想象与实践早已经超越了这个世代能创造的建筑概念，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其为来自异次元世界的设计师，为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不断创造惊奇。 外号“会发光的汽车轮胎”的安联体育馆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岸相望，连接它们的是横跨泰晤士河的千禧大桥，打破一般人对于球场的印象。建筑主体由2800个镜面气枕组成，这种独特的塑料外膜。具有某种透光性质，内建二万五千万支日光灯炮，夜晚，球场将以红、白、蓝三种颜色变换外观，营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安联体育馆以轻盈活力的光芒创新了传统混凝土体育场馆的沉重。 日本银座舱体大楼黑川纪章成名作 设计师：黑川纪章 建成时间：1972年 中银舱体大楼是一栋充满现代主义风格的巨型积木状建筑，是日本设计师黑川纪章的成名之作。舱体楼像由很多方形的集装箱垒起来的，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实由两幢分别为11层和13层的钢筋混凝土大楼组成。中心为两个包括电梯间和楼梯间、各种管道的核心筒。黑川纪章用140个规则长方舱体悬挂在这两个筒体上。舱体用高强度螺栓固定在核心筒上，所有的家具和设备都单元化，收纳2.3m×3m×2.1m的居住舱体内。舱体里，配有沼厕、家具、电视机、电脑、音响设备等，没有一寸多余的空间。开有圆窗沿的舱体单元被黑川纪章称为居住者的“鸟巢箱”。舱体单元构成上的穿插组合，黑川纪章是日本战后一代建筑师中最为重要的一位，设计的灵感来自他在前苏联时看到的宇宙飞船，充满幻想色彩的建筑实践为他带来国际声誉。由于该建筑物体现了“新陈代谢运动”的完美表达，而长期受到赞赏。 英国伦敦折叠人行天桥桥类变形金刚 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 建成时间：2007年3月29日 可折叠升降的人行天桥横跨在英国伦敦帕丁顿Ma rks＆Spencer总部前的一片水域上，成为连接两部分的通道，它依靠扶手内部的液压系统来控制，由英国的Heatherwick Studio设计，全 畏12米，由8块钢板及金属支架组成。这个桥的特点是可伸展可压缩的8段结构，单单看时容易让人疏忽掉它的神奇设计，桥展开时可供行人通过，压缩起来，却可以让小船顺利通过下面的水道。天桥的全部运动都由扶手内极其聪明的液压系统来控制。因此，当M S的员工想要让游船驶进入口时，它能够灵巧的折叠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世博会英国馆设计方案“创意之馆(a Pavilion of Ideas)”和岩石造型也是出自设计师托马斯・赫斯维克之手。这个年仅36岁的三维设计师已经被赞誉为“新的莱昂纳多・达芬奇。” 世界建筑论文:圣彼得大教堂: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最辉煌的建筑 早就知道世界上有个城中国叫梵蒂冈，去年6月29日我才有兴随团到这个国家一游。旅游车驶上宏伟笔直的罗马和约大街不远就看到圣彼得大教堂了，这就是梵蒂冈的标志性建筑物，世界第一大教堂。 梵蒂冈是个独立的主权国，这个国家小得让人不可思议，国土面积只有0.44平方千米，与我国的天安门广场一样大，人口只有1400人，但常住人口仅540人，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却是全球八亿多天主教徒的信仰中心。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高地上。领土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宫和梵蒂冈博物馆等。国土大致呈三角形，除位于城东南的圣彼得广场外，国界以梵蒂冈古城墙为标志，而进入的梵蒂冈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国界仅是一条灰石铺成的国界线。车到圣彼得广场外围，就看到这条国界线了，导游说线外是意大利，线内就是梵蒂冈，原来这里的国界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到圣彼得广场时，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了，听说教堂里有个宗教活动，不能进去的教徒和游客就暂时在广场上听广播或看大型电视屏显示直播。 圣彼得广场是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壮丽的广场，是17世纪著名建筑大师姜，洛伦佐，贝尔尼尼的建筑杰作。广场略呈椭圆形，地面用黑色小方石块铺砌而成。两侧由两组半圆形大理石柱廊环抱，形成三个走廊恢宏雄伟。这两组柱廊为梵蒂冈的装饰性建筑，共由284根圆柱和88根方柱组合成四排，形成三个走廊。这些石柱宛如4人一列的队伍排列在广场两边。柱高18米，需三四人方能台抱。顶上竖立着140位圣人的大理石雕像和教皇阿勒桑德罗，苦季七世巨大的徽志，虽然没有几个游人能一一记住这些圣人的名字，但那艺术雕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确让人感到惊叹。这些大理石像是贝尔尼尼和他的学生所雕刻。 圣彼得广场的建设工程仅用了11年的时间(1656―1667年)，而欧洲一些有名的大教堂从施工到建成都需要几十年或上百年，或几百年时间。 在广场的中央耸立着埃及独立方尖碑，它是广场最古老的文物。这座石碑原是罗马皇帝卡利古拉为装饰皇宫旁边的圆形广场远从埃及运来。1586年，教皇西斯廷五世下令将石碑移至圣彼得广场。据说为此曾动员900多名工人、150匹骏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时间，才完成这项搬迂工程，圣彼得广场全景，在方尖碑顶上竖有阿勒桑德罗基季家庭的青铜徽志：五座小山丘、一颗圣十字架残片的星。 广场上两个美丽的喷泉是在不同时期建造的。右边那个是马德尔诺于1615年所建，左边的喷泉是贝尔尼尼在1677年建成的，它是广场上最后完成的建筑。 在两个喷泉和方尖碑之间的两边地面上，分别嵌入一块圆形大理石。站在这块大理石上观望广场四周的长廊，就会感到长廊内只有一排圆柱。而实际上是四排圆柱，可见设计者贝尔尼尼当初设计的绝妙。不知旅游客从哪来得到信息，这块大理石上拍照的络绎不绝，没耐心根本排不上号。 游客和罗马市民每个星期天的正午都要聚集在圣彼得广场，接受教皇的祝福。每年的1月1日、圣枝主日、复活节、圣诞节，广场上往往都会聚集20多万之众。广场设计可容纳50万人。 圣彼得大教堂是一座长方形的教堂。整栋建筑呈现出一个希腊十字架的结构，造型是非常传统而神圣的，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座教堂。教堂最初是由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6―333年在圣彼得墓地上修建的，称老圣彼得大教堂，于公元326年落成，为巴西利卡式建筑。16世纪，教皇朱利奥二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教堂，并于1506年破土动工。在长达120年的重建过程中，意大利最优秀的建筑师布拉曼特、米开朗琪罗、德拉・波尔塔和卡洛・马泰尔相继主持过设计和施工，直到1626年11月18日才正式宣告落成，称新圣彼得大教堂，为文艺复兴式和巴洛克式建筑风格，1870年以来的重要宗教仪式均在此举行。 圣彼得教堂不仅是一座富丽堂皇值得参观的建筑圣殿，更是一个艺术宝库，它所拥有多达百件的艺术瑰宝，更被视为无价的资产。 大教堂东西长187米，南北宽137米，能容纳5万人，屋顶和四壁都饰有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不少是名家作品。最著名的雕刻艺术杰作主要有三件。一是米开朗琪罗24岁时的雕塑作品《圣殇》，二是贝尔尼尼雕制的青铜华盖，三是贝尔尼尼设计的圣彼得宝座。此外，教堂中央的穹隆拱顶是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双重结构，周长71米，为罗马全城的最高点，游客可以乘电梯登顶俯瞰罗马全城。教堂左侧有卫兵守卫，他们身穿的别致制服500年不变，手中的长戈也是15世纪的产品。他们也不拒绝旅游拍照，倒是成了梵蒂冈的一道拍照景点了，他们都是来自瑞士，是雇佣兵。 梵蒂冈博物馆，位于圣彼得教堂北面，占地约5.5万平方米，建于公元5世纪末，早期为教皇的一座宫廷，后来改成综合性博物馆，拥有12个陈列馆和5条艺术长廊，汇集了希腊、罗马的古代遗物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华，收藏有文艺复兴时期三大艺术大师之一的拉斐尔艺术珍品以及其他名家的原作，均属无价之宝。西斯廷小教堂，梵蒂冈博物馆的一部分，因天花板和墙壁上保存有米开朗琪罗花费4年时间绘制的著名壁画“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而久负盛名。 梵蒂冈是世界天主教中心，特殊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梵蒂冈域早在公元774年形成教皇国，8世纪已成为教皇国的中心。梵蒂冈在拉丁语中意为“先知之地”。早在公元4世纪，教皇康斯坦丁就在罗马城西北角耶稣门徒圣彼得殉难处建立了康斯坦丁大教堂以示纪念。到了15至16世纪。康斯坦丁大教堂被改建成如今的圣彼得大教堂，成为天主教会举行最隆重仪式的场所。公元756年，法兰克王丕平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教皇。其后教皇权势日益扩张，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以教皇为君主的教皇国。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教皇被迫退居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宫中。1929年，意大利政府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其主权属教皇。梵蒂冈为中立国，其国土神圣不可侵犯。 进入教堂内，不论你有什么信仰，都如时光倒流，好像是进入中世纪的时空。好像大师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罗丹、康丁斯基、达利、蒙克这些名人忽然成了眼前真实的存在一样。梵蒂冈的艺术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无数次洗礼，无数次沉淀才成就的。每个人都可以把梵蒂冈当成一本书来读，一本超越政治、利益、金钱的人类文明艺术史的教科书。这里的每一件艺术品都洗去了几百年人世浮沉的伤痕，洗去了俗世荣辱的尘嚣，在其中走上一遭宛如经历了一次纯美的朝圣之旅。 梵蒂冈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教皇是国家元首，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精神领袖。教皇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梵蒂冈的国徽集中说明了教皇在城国的地位。国徽的图案是：两把交叉着的天国钥匙，托着教皇登基时的帽子。这种称作“三重冠”的帽子，有上中下三层，象征着教皇拥有的神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关于“神权”，当时在西方是封建专制的灵魂，和东方的“皇帝”起一样的作用。 规定参观时间快结束时，我们到进口处的圆柱下集中，那里暂时休息的男女有的在聊天。有的在看书，有的在打瞌睡，看来他们或她们与我一样，并非天主教徒，只是一个普通的游客。意大利罗马一侧的交警在指挥交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穿着500年前的服饰的梵蒂冈卫兵在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任游人拍照。还有在如织的游人队伍中夹杂着比梵蒂冈国民还多的小偷，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就这样丰富多彩，驰名世界。 世界建筑论文:走向世界的中国建筑师 5月10日～11日，一年一度的中国院、北京院、上海现代集团的高层次设计方案研讨会再度召开，在中国院精致的场景环境下三个院的领导致辞都留下一句颇有意义的的话：中国院修龙院长希望通过中国建筑师的努力将中国建筑文化的精华放大到世界上；北京院张宇副院长代表朱小地院长在发言中说，落实建筑服务社会的理念要用道德与责任关怀大众；上海现代集团的张桦总裁则认为，应对巨大的市场挑战、“三大院”的主创建筑师齐聚一堂，应努力寻到建筑原创之路。我以为，这三种声音几乎都表达着一种共同志向，中国建筑师正面向世界，追求卓越。 　做能够面向世界的建筑师，谈何容易，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国际化的视界与能力，而其中认知国际化水准的建筑奖项十分必要，不然中国建筑师何时才能戴上建筑桂冠呢?在全球众多建筑学大奖中有影响的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RIBA)的金质奖(设立于1948年)、美国建筑师学会的AIA金质奖(设立于1903年)、由基金会颁发的密斯奖(首届密斯奖1988年由葡萄牙的建筑师获得)、世界文化奖(1989年创立)等，但最具有“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美名的当属“普里茨克建筑奖”，正是由于其严格的评审委员制度、强势的媒体宣传力度及贴切公众的建筑社会文化教育功能，使它越来越成为最受瞩目的全球性建筑奖项。那么如何才能走近这桂冠呢?伦佐・皮亚诺是让这梦想成真的获奖者。1971年，巴黎为在传统建筑最密集的市中心建一座综合文化艺术中心，举行了国际竞赛，共有全球的681件作品参赛，但首奖光环落在了两位默默无闻的青年建筑师身上，皮亚诺正是成功地将古老街区转变为最具当代人文活力的场所建筑师。 由此又联想到作为一代中国建筑师该怎样处理传统与创新的老话题。从精神及文化趋向看，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必须尊重传统和地域、必须合乎国情，因此文化自尊是每一个有作为的建筑师必须思量的。刚刚送走“5・19”国际博物馆日6月9日又迎来国家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本刊荣幸地为学者型领导、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再次承编新著《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结合现代建筑创作的理念及其新追求，尤感单局长的关于文化、城市、城市文化的解读，是对城市规划设计者极为可贵的思想，因为它立足于建筑师的创作初衷、它遵循于建筑师的思维过程、它给建筑师注入了可供比选的良多思考。如果说2007“三院”方案研讨会是一次充满激情与想象力的学术会，是一次自由、平等且活跃的学术研讨会，那么第二个国家文化遗产日的到来所引发的一系列多元而深入的联想，更会带给人们卓然而严谨的文化活力，更会以开阔的学术氛围让建筑业内外人士喜悦。因为让建筑师高兴的不仅仅是寻到面向世界的目标，更体味到根植于华夏建筑文化的特殊含义。 世界建筑论文:她向世界诠释中国建筑 有人说，把中国比作一棵参天大树，如果北京是这棵树的树冠，那么西安则是这棵树在地下盘结交错的根系。正是这片沃土蕴育了一位出色的中国建筑师――张锦秋。她和西安这座城市已密不可分，她的名字也与这座城市几十年来出现的一些标志性建筑――陕西历史博物馆、玄奘纪念院、大唐芙蓉园等紧密相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年座谈会暨《长安意匠》丛书――大唐芙蓉园首发式”于10月8日，在大唐芙蓉园召开了。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陕西省及西安市政府、人大、政协、建设厅的负责人，陕西省及西安市的建筑院校、设计院、文化单位的领导、有关专家学者和《建筑创作》杂志社。 会议由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熊中原主持。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院长樊宏康在致辞中说：张锦秋院士是享誉国内、国际的设计大师，她从事建筑创作的40年间，为古城西安、为祖国大地创作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经典的建筑设计作品。她和她的作品受专业人士所赞誉，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这次座谈会，既是对张锦秋院士从事建筑创作40年的回顾和总结，又是一次学术、技术的交流，中青年建筑师向张锦秋院士学习的绝好机会。 李子青(陕西省建设厅厅长)： 很高兴能在久负盛名的曲江池畔，在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的这座以盛唐文化为内涵、以古典皇家园林为核心的大型主题公园――大唐芙蓉园中，与各位来宾、专家共同庆祝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年及《长安意匠》丛书――大唐芙蓉园的出版。由张锦秋院士主持设计的以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唐风建筑也已成为古都西安的特色，为西安保持盛唐文化的延续、为陕西重振汉唐雄风创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她不仅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奉献了一批具有浓郁风格的现代建筑，而且在建筑理论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和追求，她的论文集《从传统走向未来》在海内外建筑界产生较大影响。我们期待着张锦秋院士的新作《长安意匠》丛书能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向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 乔征(西安市副市长)： 在建筑设计多样化的今天，张锦秋院士一直秉承中华民族的建筑传统，并不断传播，这一切不光在陕西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得到了很高赞誉。她的每一项作品都带有一定的震撼力，就像大唐芙蓉园的设计，被外界评价为国人震撼、世界惊奇。对于建筑设计的精致追求，尽善尽美的态度也确是她成为一代宗师的精神根源。西安这几年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发展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一切都和在座的以大师为核心的一批老专家，老学者和正在不断崛起的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努力分不开。近几年西安还将会有几个大动作，如大明宫周边改造、行政中心的搬迁和地铁的开工都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尤其要向张大师那样尽善尽美地把我们的项目做得更精彩，把西安建设得更美好。 和红星(西安市规划局局长)： 记得1 992年，我跟张老师一起在新疆乌鲁木齐参加西部建筑学会年会。当时中国西部建筑学会成立，为了这个学会的成立，我们筹办了五六年，这期间张老师积极献计献策。从那个时候我就深深感到了张锦秋大师对建筑本土化、城市特色的关注和对西安这座古城的热爱，也就是从那时拜张锦秋大师为师，因此我现在一直称她 张老师。如今，1 5年过去了，张老师厚积薄发，一系列富有西安特色的建筑相继问世，实现了走自己的路的创作理念，形成了一又个一个的创作高峰，这也是中国建筑师探索传统与现代结合之路的高峰。张老师的作品，我感觉最深的是它的现代感，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中国式的建筑，更蕴含了一种时代感，能做到这一步非常不易。可以这样说张老师的建筑创作已从“仿”走向“创”，从“形”走向“神”，从“有法”走向“无法”，从对传统的自信走向对传统的自觉。 2002年，西安的城市建设走到了十字路口，千年古都的风采如何再现，现代化建设如何传承历史，城市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色？为此在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安市规划局成功举办了“三会三展”活动，邀请了众多国内外知名专家为西安的城市规划建设出谋划策，把握方向。其中“西安市城市特色与建筑风格专家研讨会”就是在张老师的积极推荐下，借中国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会召开之即，特别为西安开的一个专题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界顶尖人物为西安的城市特色和建筑风格畅所欲言，共绘美景。这次会议为今天的“唐皇城复兴规划”奠定了扎实基础。经过几年的努力，规划的龙头抬起来了，西安模式已在全国叫响。 刘兵(大唐芙蓉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当我看到名为《长安意匠》的这套丛书时，不禁思索着为何叫长安意匠？于是我翻开了张锦秋大师的老师梁思成先生的文集，突然一段话映入眼帘，使我顿有所悟。原文是这样的“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无论哪一个古城楼，无论哪一个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郑重的声明，那里面还有超 出这‘诗’，‘画’以外的‘意’的存在。”所以我个人的理解，张锦秋大师所说的意就是一种境界、一种高度、一种胸怀、一种态度。同时大师又很谦虚称自己为“匠”。 我非常有幸在大唐芙蓉园建设的2年过程中在张大师的主持下具体负责大唐芙蓉园的组织建设工作，我对张大师宽广的胸怀、敬业的精神、一丝不苟的态度而由衷敬佩。可以说没有张大师辛勤的汗水．没有张大师两年如一日抱着近70岁的带病之躯、日以继夜的在芙蓉园工作，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美仑美奂的仿唐建筑，就不能向世人传播我们盛唐的文化。 顾宝和(陕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总建筑师)： 我作为张大师的同代人，从这40年来对张大师的了解，从其影响国内外的作品中间我感受到张大师不是简简单单地就自己的职业而着眼，而是从深入挖掘整个文化和对世界的影响来探讨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从1 980年代开始有大规模的建设以来，几乎困扰了我们这代建筑师的一些主要问题，张大师都是经过实践用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解决一些困惑我们的矛盾。记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刚建成不久，我们曾开过一个张大师作品和成就的座谈会。如今许多年过去了。从当时情况看，张大师处理这些问题已经有了些初步考虑，而今天我们已看到张大师在当时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使其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我想到的主要有这样几方面。 我们这个行业注定我们一定要面对的第一个困扰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第二个困扰是在如今这样一个辉煌的建设阶段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是怎样处理商业和文化的关系？第三个则是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职业和理论体系与规划的关系。 赵元超(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 为了探索中国建筑的现代化道路，颐和园西山脚下留下张总探索的足迹，唐代佛光寺大殿洒下她辛勤的汗水。正是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热爱，近半个世纪张总坚忍不拔，持之以恒，厚积薄发地探索和积极实践着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如果说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构建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论之树，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张总在陕西用自己的作品探索了一条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化之路，从1 980年代的三唐工程，1 990年代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钟鼓楼广场，到21世纪的黄帝陵祭祀大殿和大唐芙蓉园，一个个感动城市、震撼心灵的作品提升着西安这座千年古都的文化品味，用现代的视野诠释着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张总用她的作品在这片曾经诞生过伟大唐诗的热土上用白话文继续书写着混凝土的诗作。 张总在陕西工作的40多年，也是中国建筑界风起云涌、变化万千的年代。各种主义、流派，思潮汹涌而来。张总谦虚地把自己半个世纪的创作之路概括为探索之旅，作为后辈，我深知这不仅仅是探索之旅，在全盘西化的时代大潮中，更可能是独孤的探索之旅。我在1 985年做研究生调研时曾向张总请教过，10年后的1 995年之初我来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华夏所工作，在张总指导下完成了一系列重要工程的创作，正是这种工作体验，提升了我对建筑，对城市、对设计、对创作认识的飞跃。我清楚地记得在参加陕西省图书馆、美术馆设计时，她带着我们一起踏堪地形，面对着高低不平的坡地，询问我们设计小组的成员，是否保留这片坡地。由于我们对西安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不约而同地回答可以不必考虑，张总却意味深长地说：这可是唐长安城保留的唯一的一处高地。正是张总对西安城市文化如数家珍般的熟悉和热爱，这一历史地貌才得以完整的保留，使新图书馆座落在历史的高地上，成为一个知识的殿堂和西安又一个新地标。也同样，张总在图书馆、美术馆工地上，为了保护现场的植被，在大雪纷飞的现场一个一个圈定要保留的树木。我已数不清为了图书馆、美术馆设计，张总到过多少次工地。而这仅仅是张总众多创作中的一个工程。正是这种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精神、这种对城市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和社会责任铸就了一个又一个精品。 王军(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华夏所所长)： 张锦秋先生，是一位能“感染城市、诠释公众心灵”的建筑师。张先生通过在清华大学近1 2载的学习和研究，秉承梁思成、莫宗江两位泰斗的教诲，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建筑的无限热爱，搭建了一条以传统文化和传统建筑精髓诠释和发展现代建筑创作的道路，并在陕西从事建筑创作的40年中始终朝着这个方向做着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春花秋实，40年的努力已结出累累硕果，芬芳天下。 张先生在建筑创作中始终坚持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之路：于建筑的环境、意境、尺度中体现传统文化及传统建筑的精髓，于功能、材料、技术上体现现代建筑的需求。40年来，张先生在“现代建筑的多元探索”、“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或有特殊要求的新建筑创作”、“在古迹的复建与历史名胜的重建”三个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她同时也在关注一个建筑师在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中的作用，参与了大量城市设计的规划和风格定位。 金磊(《建筑创作》杂志社主编)： 首先我代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院长、张宇副院长、马国馨院士及其传媒机构《建筑创作》杂志社对张锦秋院士在陕从事建筑创作40周年暨《长安意匠》丛书第二部《大唐芙蓉园》的出版表示热烈祝贺。金秋时节置身干大唐芙蓉园的美景之中，令人联想颇多。 一个建筑师的最高理想，就是当人们谈起她的名字的时候就会想到一座城市。或者，当人们谈起一座城市的时候，怎么也不能忘记她的名字。 作为晚辈及一代中青年建筑师，我认为要学习张锦秋院士着眼高处、学养独具的创作观，尤其要从张院士的作品及学术思想中省悟过来，发现亮点、启迪智慧、畅言义理，在品读她经典作品中，尤其要品味到一种民族情感交融的渴望及中国建筑应有的文化自信。 作为建筑传媒人，我们倍感张锦秋院士的作品及学术思想是一种文化寻根的硕果，走进大师的作品，有一种净化心境，焕发本真的冲动，这里不仅有文心铸魂，更显现着一种可贵的“文化征服”。我曾记得在2002年杭州西子湖畔“第二届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张院士对我讲．中国要开展系统的建筑文化教育，这种普及不仅仅要面向公众，也要面向建筑师。英国大思想家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但他更有一句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自身的价值，更取决于它是否能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2008年在意大利都灵市将举行的第23次世界建筑师大会的主题就是“传播建筑”。细细品味，我们感受到了专业媒体的一种责任。建筑凝聚实践和思想，我们有责任把他们记载下来，使其更广泛更深入地流传。 从对张锦秋院士《长安意匠》丛书的策划及编辑中，我们不断感到成为一个有力度的建筑专业传媒的意义及价值。要知道，迄今口耳相传的时代已告结束，我们要在利用大众传媒扩大社会影响的同时，找准行业传播即分众传播的位置。大师承载着先哲精神，“口述”历史应着力做大做强。我相信，《长安意匠》――大唐芙蓉园的出版，不仅仅是良好的开端，它更凝聚起为中国建筑大师著书立说承担责任的团队精神。 张锦秋(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此时此地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我很激动。回想起来，准确地说我是1 962年2月28日到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报到的，从此离开学校，走上了设计的工作岗位。记得当时人事处长找我谈话，问：“你是研究生，那你看你是到情报室搞科研呢，还是在工程室搞设计呢？”她很尊重我的意见，但由于的理想一直就是当一个建筑师，因此选择了设计所。 当时西安是“三线”建设的前沿阵地，我也就是从参加“三线”建设开始进入了我的设计生涯。现在想来就像是昨天一样，很近很近。 陕西省的历史积淀使我走上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探索之路。使我走近唐代建筑的是两个小项目：一是位于临潼骊山之麓的华清池大门。当时处于后期，还没有改革开放，由于对外旅游的需要，华 清池要盖个大门。以前有关华清池的设计都是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的洪青老总做的，但由于他被打成“牛鬼蛇神”，还未解放，不能正式作项目，所以就让我接手做。从设计开始，我就在思索着华清池是个唐代文化遗址，那么这个大门是否应有些唐代的印迹呢？于是我翻阅了许多有关建筑历史的书籍，还有敦煌壁画，文物考古杂志等资料。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设计应该有一点唐代的文化，因为题目跟唐代有关联。二是位于唐兴庆公园内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遗唐留学生，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在这个纪念碑的设计上不仅要体现唐时代的风格，更要体现中日友好关系。 就从这两个很小的建筑，我开始感觉到，在陕西这片土地上，随处都能映射出唐代的文化。以后，又陆陆续续地做了许多设计，都和唐代有关系。这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如果说头两个项目是偶然的设计，而后设计的一些较大的现代公共建筑，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就并非偶然了。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青龙寺规划及空海纪念碑院。空海是日本香川县人，唐德宗贞元20年随遣唐使入唐，研究密教，先后得惠果嫡传密宗两部大法及传法。为纪念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西安市政府应日本的请求作青龙寺规划及空海纪念碑院。碑体由日本建筑师山本忠司先生设计，我方承担选址和碑院的设计，考虑到选址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筑形式上着意仿唐，力求法式严谨、风格纯正。从此开始做第一个真正的“仿唐建筑”。以后就源源不断地做与陕西历史文化有关的项目。 我来到了西安，来到了长安所在的地方，它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一个有深厚文化历史积淀的一片沃土。我在此安身立命，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这片土壤，汲取它的养分。 领导的信任与支持是项目成功的有力保障 一个城市的建设，真正拍板定案的是领导。陕西省的党政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不想说太多的道理只讲个具体事情：那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这个项目。 1 970年代，总理就曾建议，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可以在大雁塔附近建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当时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我被委任为项目负责人。到底要把博物馆建成什么样子，任务书上只说明了一句话博物馆建筑本身，应该成为陕西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象征。陕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怎么来象征？一个时代的统治意识就是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意识，这个时代最高的建筑艺术也是这个时代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建筑艺术。今天的陕西博物馆就是一个高度概括的唐代宫殿建筑。 整个陕西历史博物馆风格已经是唐风。在做色调选择时，我们决定以素雅为主，这样可能更接近现代的审美意识，更有一种永恒感。那么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屋顶都是灰瓦，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量用琉璃瓦。 既然唐代是灰瓦，我们也就设计成灰瓦了。这时省上的领导说：“哎呀，灰瓦是不是太穷气了？我们这是国家级博物馆。”他提出来既然要有一点宫殿建筑的气势那就选用黄琉璃瓦，以期能辉煌灿烂些。但当时我追求的是一种黑白灰的基调，这是很高雅的现代的色彩。因为与省领导的意见产生分歧，所以我心里很矛盾。怎么办？我在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提出一个折中方案，用铁灰色的琉璃，而不是黄琉璃。这样至少在色彩上既符合唐代的灰瓦屋顶，又符合我想追求的淡雅的色彩。领导最后采纳了我的建议。这样的例子很多，省市领导充分地让每一位建筑师发挥自己的才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尊重。 再一个例子就是当时西安市要是把曲江这片地区按历史风貌恢复其盛唐的神韵。自从毕业之后40年来，我一直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设计一座大型园林，但却渺茫得如同做梦。万万没有想到在21世纪初，曲江新区管委会委我以重任，规划并设计大唐芙蓉园，使我多年的向往居然梦想成真。 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召开“黄帝陵祭祀大殿建筑创作海峡两岸座谈会”期间，我陪台湾地区建筑师公会原理事长吴夏雄参观兵马俑。在入口处看到有刻图章的，我一看吴夏雄很喜欢，就准备自己掏钱刻个图章作为礼物送给他。章子刻好后，我叫刻图章的师傅将我这个赠予人的名子刻在图章侧面。当我一说出自己的名字，刻图章的老师傅很是惊讶：“你是张锦秋？”我回答：“是呀！”老师傅紧接着说“那这个图章你不用付钱了，我来送。”台湾建筑师吴夏雄看到此情此景，感动得不得了。他说：“没想到，大陆一个建筑师在普通百姓当中竟有这样的影响。在台湾，谁认识我们呢？包括李祖原，人家也不知道哪栋大楼是他设计的。没想到大陆建筑师的地位这样高。” 建筑设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当时我做陕西历史博物馆时还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各个专业与我配合的非常融洽。这些专业的工程师经验丰富，他们就像我的老师一样给我指出一些问题，提醒我们建筑师有哪些是需要注意的，非常到位。我们这个设计队伍确实是一代一代传承着。建筑设计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团队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个好的建筑设计同样也离不开开发商的支持与配合。设计群贤庄时，为了建筑造型的美观我们要做退台，但一退就退掉了许多面积，这对于开发商来说，损失是很大的。但老板尊重了建筑师的意愿。正是这种明智的决策赋予了群贤庄的主干道以空间的变化。 能在陕西、在西安工作，是我的运气、是我的幸福。不然的话我不会做出这么多符合这个城市发展、符合当地百姓要求的建筑作品。 座谈会虽然结束了，但张锦秋大师为西安留下一幢幢作品的同时，她的理念、她的创作观、她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将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一位到会的人。我想她和许许多多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建筑师们还将在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道路上继续上下而求索。他们将用自己的建筑作品向世界诠释中国，而我们则要用我们的声音向世界诠释中国。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建筑奇葩闽西南土楼 土楼是福建特有的民居，之所以叫它土楼，是因为它主要采用生土夯筑，属于土木结构。一般楼内设施齐全，有厨房、餐房、仓库、卧室、水井、浴室、磨房、畜圈等，有的还建有祖堂、学堂、舞台。具有防御、防震、防火、防兽以及通风采光好等特点，且楼墙厚度大，隔热保温，冬暖夏凉。闽西南的土楼主要分圆寨和方楼。 其中，圆寨主要分布在永定、南靖、平和交界地区及华安等县，圆寨的数量有1000多座。较出名的有：永定县湖坑乡洪坑村的振成楼（双环圆形）、古竹乡高头村的承启楼（三环圆形）、南靖县书洋镇石桥村的顺裕楼、梅林乡坎下村的怀远楼（双环圆形）、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的二宜楼、沙建镇岱山村的齐云楼（椭圆形）、洋竹径蔡家的雨伞楼（圆土楼如果是双环圆形，通常外高内低呈碗状，而雨伞楼内圈比外圈高一层，呈雨伞状，故此得名）。 方楼主要分布在龙岩、永定、南靖交界地区，仅永定、南靖两县方楼就超过6000座，较出名的有：永定县高陂镇上洋村的遗经楼、南靖县梅林乡璞山村的和贵楼。较为出名的土楼群有：南靖书洋镇上坂村的田寮坑土楼群（方、圆和椭圆形三种，错落有致，呈梅花状。）、距书洋镇12公里的河坑土楼群（方圆各具特色的土楼27座）、距书洋镇8公里的南欧土楼群（土楼密度大、种类丰富，有圆楼、方楼、梯形楼、凹字形楼、交椅楼、三角形楼等共25座）、距南靖县梅林乡9公里的砾头土楼群（4座圆楼、3座方楼、1座半圆楼，在山头俯瞰，犹如“七星伴月”）。此外，较为特色的土楼有：分布在永定县高陂、坎市、湖雷、南靖县和溪等地，强调尊卑秩序，以三堂屋为中心的五凤楼，南靖书洋镇奎坑村前方后圆的隆兴楼、塔下村呈曲尺形的三巴楼等等。 特别提示： 1、拍摄土楼可分楼内、楼外和夜景，楼内主要拍摄居民生活场景，奇特的土楼结构，因此拍摄时，应用焦距100mm以下的镜头，鱼眼、超广角镜头非常好用；楼外主要拍摄土楼的外部特征，为了找准角度，往往要爬到土楼附近的山头，这样，长焦镜头就不可少，比如要拍摄出田寮坑土楼群似布达拉宫的韵味，你就得到土楼对面的盘山公路找角度，没有用上焦距200mm以上的镜头是拍不来的。拍摄土楼的夜景，你可以向当地的老百姓购买照明用的木柴，如果要点篝火、火把，你可以和当地居民商量，热情好客的客家人会很乐意帮忙的。拍夜景、室内及室外用长焦，三脚架也是不能少的。 2、拍摄季节全年均可，但有节日拍摄更佳，如元宵节、4月份梅林妈祖出巡、永定客家土楼文化观光节等，平时，最好选在稻谷成熟季节，金灿灿的田间突起一座或一丛土楼，一定会给你拍摄带来美好的记忆。当然，春雨绵绵的季节，往往有云雾缭绕其间，或雨后天晴，将给你的拍摄带来机遇。 3、龙岩、漳州都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属山地丘陵，气候宜人，春夏温热，秋冬凉爽，四季常绿。 4、永定、南靖、华安方言为客家语系和闽南语系，当地的居民都很热情好客。 5、交通便利，梅坎铁路经过龙岩市区，鹰厦铁路经过漳州市区，华安县，319、205国道纵穿龙岩，324、319国道贯通漳州，从龙岩到永定及漳州到南靖、华安各土楼景点路况都很好，交通发达。 6、南靖、永定县城都有三星级酒店及其他大小旅馆、招待所，食宿非常方便，永定的振成楼内还设有客房、服务部，楼外有大型停车场。如果拍摄夜景或感兴趣还可借宿土楼居民家里，虽然食宿简陋，但一定会给你带来难忘的感受。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五大建筑奇观 当这些钢材、水泥和石块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组合起来时，它们就具有了自己的生命。伟大的建筑用冰冷和坚硬诠释了人类的伟大和野心，它们是音乐，是绘画和史诗，是人类为自己在大地上树立的纪念碑。 西尔斯大厦――世界第一高楼 巍然耸立在人行道上的西尔斯大厦是北美洲最高的办公楼，它的最高可用楼层是第110层。大楼楼顶的高度是442米，而最了不起的数字来自西侧的天线：其高度为527米，这是全球建筑物上最高的天线。 高度固然重要，但真正的奇迹隐藏在大楼的墙壁背后――这就是支撑着整座建筑的各种系统。西尔斯的运作规模就像是管理一座城市。这座“都市”需要4万公里的管线，把这些管线连接成一条直线，可以横跨美国8次。楼里总共有多少马桶？943个！此外，69000公里的电话线在楼内蜿蜒游走，足够环绕地球1.75圈。西尔斯大厦里共有41公顷的办公和商业面积，若是平铺开来，足有75个美式橄榄球场那么大。 西尔斯大厦还有一个只有工程师才知道的小秘密――它向西倾斜了6英寸，这是由于重力负荷偏离了重心。大楼不只倾斜，还会摇晃。如果遇到最可怕的风暴，它大约会以90厘米的幅度晃动。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来自密歇根湖的强烈暴风会让西尔斯大厦偏离中心20厘米。住在90楼或100楼的人们晃得更厉害，椅子会跑来跑去，人们甚至能听见大楼摇晃的声音。 1969年，约翰・齐尔斯担任了这座大厦的结构工程师，这是他事业上的里程碑。这栋设计独特、噪音清晰的大楼，历时4年才宣告落成。而它一落成就吸引了那些想要标新立异的住户，也把芝加哥的金融区吸引到了自己周围。 为了给每个进入大厦的人提供安全保障，第一步工作就是和机场一样细致的安检。当然，在西尔斯大厦，安全部署并非严肃得毫无人情味。1999年的一天，一个不怕死的法国人认为这座大楼是都市攀岩的终极挑战,要爬上去。工程师用擦玻璃的索具装备阻止他，但是他绕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过后，攀登高手阿兰・罗贝尔成功到达了屋顶。一群芝加哥警察正守在那里欢迎他，用手铐和法律条款为他庆祝。最后，他大概只被罚了几千美元。今天看来，这种单纯的特技表演倒有种怀旧的意味。 西尔斯大厦的保安程序或许有所改变，但这座大楼的魅力依然如故。如果名片上写着“西尔斯大厦”，会被视为一种身份的象征。2004年初，一些纽约的投资者买下了西尔斯大厦，据称价格是8亿3500万美元，而大楼的原始成本是1亿7500万美元。至于它是否安全，还是要由这些人来评判――这就是每天来这栋高层建筑中报到的11000人。人群显示了这座著名地标的魅力。 这座巨型建筑似乎能激起人们的奉献精神。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人看起来都充满了活力和干劲。不管未来几十年里还会有多少巨型建筑拔地而起，对这些忠诚的芝加哥人来说，属于他们的西尔斯大厦才是最坚实的建筑。 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海上之城 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的名字，来自一位擅长交流的总统，它清晰地传达了这位总统的一条著名理论：“以实力求和平”。 “罗纳德・里根号”犹如一个巨大的机械蜂巢，部署着一群群致命的战斗机。这座97000吨的安全堡垒，隐藏着美国海军最新武器的秘密。 “里根号”上可停放85架战斗机，能够保护美国抵御强大的军事进攻。“里根号”在水线以上有20层，然而这个高度比起惊人的船身长度来，可算是小巫见大巫。这艘船长333米，犹如载着一座帝国大厦在海上航行。船上带有两座核反应堆，可供“里根号”航行20年，完全不需要靠岸加油。 这艘航空母舰就像一座城市，有邮政服务，有垃圾处理部门，小城市应该具备的条件，上面一样不缺。“里根号”上能住下6000多人，船上储备的食物和供给可以维持3个月的生活。另外，船上有3万盏灯，1400部电话。走廊里的缆线加在一起，足有2100公里长。“里根号”满载时，排水量达97000吨，也就是说，它排出的水大约能填满28.7个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如此庞大的一艘船，却只有一项使命，就是充当战时机场。 水上海军基地的优势不言而喻。飞机可以在公海上随处降落，可以接近全球任何一处战场。航空母舰是现成的作战基地，无论航行到哪里，都肩负着相同的任务，那就是尽可能迅速安全地让飞机起飞、返航，没有复杂的手续，也不必申请许可。 航空母舰的面积约有4.5英亩，也许是世上最危险的4.5英亩，分毫之差就可能酿成灾难。 “里根号”汇聚了最尖端的航空母舰技术。设计建造时，就做好了服役50年的准备。作为美国海军最新的航空母舰，“里根号”也是一件重要的政治工具。但这张王牌不是在一夜之间造就的。建造这样的一艘大船，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里根号”的建造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开始的。航空母舰的不同组成部分都是分别建造的，之后再由巨型吊车运到一个干船坞组装成一艘完整的航空母舰。 “里根号”是第9艘建造完成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尼米兹级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其中又以“里根号”最为出类拔萃。这艘航母上面，装备了所有的最新科技成果，造价高达45亿美元！“里根号”与过去尼米兹级航母的最大差别，在于水线以下的设计。最重要的一项改进，就是球状的舰首，“里根号”采用这种设计，为的是增加浮力。 作为船员的第二家乡，“里根号”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船上严禁使用现金，船员在出海前，必须先购买一张类似自动提款卡的储值卡。不过，这里也有一些与现实生活相同的地方：有理发店，有3座小教堂，有两家便利商店，有健身房。如果偏爱传递速度极慢的传统信件，船上设有邮局，甚至有自己的邮政编码。 从独具特色的“城市夜生活”到数千人每天维持航空母舰正常运作的辛勤付出，都证明了“里根号”是一座与众不同的海上之都。 重建莫斯塔尔古桥――用现代科技注解古代智慧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人们或许不相信上帝，不相信命运，但却相信那座桥。 那是他们的象征，是他们的一部分，一直存在于他们的心里。 前南斯拉夫的莫斯塔尔桥被人们称作“古桥”，那是一个古代建筑奇迹。1993年11月，古桥成为南斯拉夫内战的主要目标。几个小时的炮击之后，古桥轰然倒塌了。那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古桥的毁灭，成为现代种族仇恨的象征。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全世界的人们似乎都想重建这座古桥。 莫斯塔尔桥于1566年落成，由土耳其建筑师哈鲁汀主持修建。当时，他受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的委托，负责建造一座能够承受军队、马匹和货运的桥梁。那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也最复杂的石桥。传说苏丹曾威胁哈鲁汀，一旦桥塌了，他就要人头落地。哈鲁汀把建桥的秘密带进了坟墓，他的设计图纸竟然一张都没有流传下来。 这将是一次独特的、破解历史奥秘的探索之旅，考古学家惟一能利用的就只是一些简单的账本，上面记录了所用的工时和材料。考古学家使用了激光扫描和摄影制图等最新技术，试图了解古代建筑师们最初是如何建造这座桥梁的。他们到现场勘查了古桥的遗迹，又研究了成千上万张桥梁的原始照片。佛罗伦萨大学的意大利小组必须研究出每块手工切割的石头是如何镶嵌到整个结构当中的。然后，他们会利用这一数据做出新桥的三维图像，据此，重建队可以丝毫不差地重新组合出这座桥梁。 在莫斯塔尔这个地方建桥非常困难，这里随时都可能发生地震，但最常见的危险还是洪水。他们必须尽快搭建脚手架，而且不能有任何差错。第一座脚手架并没有经受住内雷特瓦河冬天的水流，许多工人都因此丢掉了生命。 架子建好后，石块也已切割完毕。接下来，建设者需要用强效灰浆把石块砌起来。哈鲁汀带进坟墓的另一个秘密就是灰浆的准确配方，于是，现代人只能利用科学对传说和口述历史加以辨析。专家们发现古桥的灰浆中有蛋白质成分，这说明原始混合物中包含了有机物质。他们找到了正确的配方。 但是，建造这座桥不仅仅需要石块和灰浆，还要有金属进行加固。于是，工程师们又想知道奥斯曼人是如何做到的。他们发现，古桥每块石头的中间都嵌有粗大的、可以支撑重量的铁制暗销。 根据哈鲁汀的清单，重建队制作了810个暗销。可是铁会生锈，只有在密封的情况下，铁才能避免风雨的侵蚀。选用什么材料好呢？又该如何密封暗销呢？400多年前的建造者们肯定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 仔细研究这些古代金属工艺之后，工程师们发现了奥斯曼人聪明的秘诀：首先，他们在每块石头的表面都敲打出一道细小的沟槽，等石块安放好后，这些沟槽就形成了一条管道，直通暗销。接下来，他们把熔化的铅倒进去，封住暗销，避免它们受到风雨的侵蚀。 工程的最后一步就是安放拱桥上的最后一块拱心石。工人们必须借助水泵的帮助，把几近完工的拱桥撑开几英寸的缝隙，放入最后一块石头。然后，移开水泵，桥梁就会自动合拢。至少还要过50年，桥梁的位置才能永久地固定下来。石块和灰浆会随着天气和时间的变化，不停地收缩、伸展，工程师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监控这些变化，因为每个石块里面都安装了负责收集资料的传输网络。 尽管莫斯塔尔古桥的毁灭将永远成为种族仇恨的象征，但它的重建却为和平团结、繁荣向上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 陶托那金矿――地下黄金之路 在地下3.6公里处，他们建造了一个复杂庞大的地下结构，在这里，大地成了敌人，而战利品则是黄金。这就是被称为“黄金之城”的陶托那金矿。 一切都始于1886年的一个早晨，四处漫游的澳大利亚矿工乔治・沃克发现了一片露出地面的岩层，并察觉到里面含有金子。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世界上黄金蕴藏量最丰富的矿脉上，他的发现将掀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淘金热潮。淘金者蜂拥至此，南非的淘金热潮开始了，约翰内斯堡因此成为了一座繁华的城市。 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人们更加渴求黄金。但淘金者面临着严峻的问题：这座从约翰内斯堡延伸到卡尔顿维尔以外的金矿，并不在接近地表处，它似乎以大斜角深入了地下。工程师意识到，开采它的惟一方法，就是沿矿脉而下，先挖一座竖井，然后再炸出坑道。 前往地下的旅程障碍重重，工程师要应付地下发生的地震，钻穿含有致命气体的气囊，忍受酷热高温，被百万加仑的加压水威胁。1957年，陶托那金矿近两公里深的主竖井竣工。没有任何机械装置能将人送到地下3.6公里处，因此他们又开凿了第二座和第三座竖井，用来将工人送到称为“地下120层”的金矿最深处。 开凿竖井只是第一个挑战，接下来的难题是：如何在如此深的地下，创造能让工人在适当温度下呼吸和工作的环境？工程师们设计了一套高效的通风系统。地下鼓风机可以推动800公里长的坑道内的空气流动，风速足以将体重120磅的人吹倒。这套系统每秒从湿热的坑道中抽出900立方米空气，相当于每秒钟将你家客厅的空气抽出16次！此外，矿坑内还安装了巨型的制冷设备，其冷却能力相当于12万台家用冰箱。 这座矿井里的坑道长达800多公里，从中央竖井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仿佛树木的根部。而3.6公里的深度，相当于9座帝国大厦首尾相连。对许多矿工来说，每天往返于地面和金矿层的路程，要花费4小时。 水是陶托那金矿的命脉，但水也是矿坑内的一大威胁。挖掘时，矿工常会穿过大型的地下蓄水层，许多蓄水层都含有大量高温高压的水。如果水涌入坑道，所有的水泵都将无能为力。此外，最大的威胁是地震。在陶托那金矿，地下地震每天都要发生10次左右。但即便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科学家仍无法百分之百测定岩层会在何时发生变化。 炸坑道时，必须在适当的位置安装支撑物，防止上面的岩石崩塌。这里每平方厘米岩石承受的压力是970公斤，相当于在一个细高跟鞋跟上施加近1吨的压力。目前，金矿已经停止使用木头支撑，换上一种称作“回填”的新技术。回填使用黄金提炼产生的废料，实际上是液态的岩石，称为“尾矿”。尾矿被抽到地面上，有些废料会送进回填场，然后泵入地下，装入长达50米的袋子里。这些回填袋能够形成有弹性的岩石支撑系统，它基本不受岩石压力的影响，也不会像木头那样断裂或破碎。最重要的是，不会燃烧。 驱使陶托那的创造者深入地下的，是他们对黄金的渴望，以及探索未知领域的决心。不久，这座金矿将开凿一座新的竖井。陶托那的矿工将下到128层工作，那里距离地面有3726米。 英法海底隧道――现代七大奇迹之一 作为全球最大的人造结构，英法海底隧道被工程人员称为现代的七大奇迹之一。它的建造耗时7年，水泥用量达上百万吨，足以建造3座帝国大厦。 英吉利海峡曾经是英国和法国之间难以逾越的障碍。海峡宽34公里，是美国大峡谷的两倍。数百年来两国相互征战的紧张状态，直到上世纪才有所缓和，但两岸的许多人仍然怀着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但隧道开通会使双方贸易量激增，这一提议成了无法抗拒的诱惑。1986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法国总理密特朗达成共识，同意建造英法海底隧道。但30亿英镑的工程款都要由私人筹措。 1987年12月，浩大的工程开始了。英、法的两支开凿大军开始向地下挺进，双方各有4000多人。英法海底隧道的水下部分，比以往最长的隧道还要长一倍，两支队伍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两条主铁路隧道外，还要在中间挖一条养护隧道，宽度相当于一条4车道的公路；245条横向通道，在内部发生火灾或意外时，供紧急逃生使用；隧道上方有排气孔，释放列车高速前进时产生的高压气体；巨型转轨洞，在进行养护时，便于列车从一条隧道切换到另一条隧道。这样，挖掘的总长度就达到了惊人的153公里。 工期很紧。工程每天耗资100万英镑，每拖延一小时，就要增加4万英镑的支出。 1988年1月，英法隧道挖掘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让工程师们夜不能寐：他们担心两条隧道可能对接不上。只有在相当直的轨道上行驶，才能保证高速列车的安全。容许的误差极小，隧道偏离值最多不能超过两米半。如果庞大的隧道掘进机偏离路线，就可能撞上渗透了水的地层，导致海水涌入，甚至隧道崩塌。 在地下，两支队伍的距离越来越小，关键时刻即将来临，工人们一心想要抢先到达中心。工程师却更加焦虑了：经过3年，挖了37公里，两段隧道究竟能不能在中点会合呢？英国率先到达了他们认为的会合点，可法国段的隧道在不在附近呢？小型钻机凿穿了土层，新鲜空气涌了进来，那是来自法国的空气。英法两国工人竞相将最后几厘米岩石凿开，这是从冰河时期起就分隔着他们的岩层。英国隧道工人格雷厄姆・法格率先踏上法国的领土，也进入了史册。13000年后，英格兰岛和欧洲大陆又重新连接起来了。测绘员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两段隧道不仅对接了起来，而且误差只有35厘米。拿破仑曾经想开凿隧道，但没有成功。现在欧洲的土地又连在了一起。 1994年5月6日，英国女王和法国总统密特朗为海底隧道揭幕。延误和利息使总投资额达到了100亿英镑，足以发射33架航天飞机。但生意并不景气，人们接受得很慢，更担心会在地下遇到灾难。 1999年，英法海底隧道终于在千僖年之前有了起色。500多万辆汽车和卡车通过了这条连接英法的隧道，近700万人乘客车来往于伦敦、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10年里，隧道的客流量接近1亿5000万人。 如今，连接伦敦和隧道口的新型高速列车使英法之间的距离更近了。列车时速达到了300公里，能在2小时15分钟内将乘客运送到巴黎，比隧道开通前快了一倍。 连接两个如此对立的国家的海底隧道，似乎是一项不合常理的工程。然而，英法海底隧道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解决了重重债务，应对了大火和海水，最终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项工程奇迹，并永远地改变了欧洲的面貌。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建筑之最 世界上最长的桥 ――路易斯安那的庞恰特雷恩湖堤道 1969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庞恰特雷恩湖2号堤道竣工，它把曼德韦尔和梅泰里连接起来，全长38.42千米，横跨大湖Pontchartrain，其中约有13公里你会只见水不见陆地，桥在湖的正中央纵贯而过。 世界上最大的游乐场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投资40 000万美元，是全世界最大的主题乐园，也是迪士尼的总部。乐园总面积达124平方公里，约等于1/5的新加坡面积。自1971年10月开放以来，每年接待游客约1 200万人。园内拥有4座超大型主题乐园、3座水上乐园、32家度假饭店以及784个露营地，设有5座18洞的国际标准高尔夫球场和综合运动园区，园中心还有迪士尼购物中心以及夜间游乐区、各式商店和超过250家的餐厅。 世界上最大的行政建筑 ――美国五角大楼 五角大楼坐落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阿灵顿镇，是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从空中俯瞰，这座建筑成正五边形，故名“五角大楼”。大楼占地面积235.9万平方米，高22米，共有5层，总建筑面积60.8万平方米，使用面积约34.4万平方米，于1943年4月15日建成，同年5月启用， 当时造价8 700万美元，可供2.3万人办公。大楼南北两侧各有一大型停车场，可同时停放1万辆汽车。 世界上最长的人造建筑 ――中国万里长城 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横穿中国北方的崇山峻岭之巅，总长度6 700多公里，始建于春秋战国。它是人类建筑史上罕见的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它以悠久的历史、浩大的工程、雄伟的气魄著称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世界上最大的巨石建筑 ――埃及胡夫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建于埃及第四王朝第二位法老胡夫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670年），被认为是胡夫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在古埃及，每位法老从登基之日起，即着手为自己修筑陵墓，以求死后超度为神。胡夫金字塔的4个斜面正对东、南、西、北四方，底边原长230米（由于塔外层石灰石脱落，现在底边减短为227米），倾角为51度52分。塔原高146.59米（因顶端剥落，现高136.5米），相当于一座40层摩天大楼，塔底面呈正方形，占地5.29万平方米。 胡夫金字塔的塔身由大小不一的230万块巨石组成，每块重量在1.5吨至160吨之间，石块间合缝严密，不用任何粘合物。如把这些石头凿成平均一立方英尺的小块并排列成行，其长度相当于地球周长的2/3。胡夫金字塔工程浩大，结构精细，其建造涉及测量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和数学等各领域，被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石头建筑，至今还有许多未被揭开的谜。 世界上最大的古建筑群 ――北京故宫 北京的故宫，又称紫禁城，位于北京市区中心,为明、清两代的皇宫,有24位皇帝相继在此登基执政。故宫始建于1406年，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故宫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群，占地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9 000多间，其中太和殿(又称金銮殿)是皇帝举行即位、诞辰（节日）庆典和出兵征伐等大典的地方。故宫黄瓦红墙，金扉朱楹，白玉雕栏，宫阙重叠，巍峨壮观，是中国古建筑的精华。宫内现收藏珍贵历代文物和艺术品约100万件。1987年12月故宫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建筑工程 ――三峡水利枢纽 三峡工程包括两岸非溢流坝在内，总长2 335米。拥有泄流坝段483米，水电站机组70万千瓦×26台，双线5级船闸+升船机。竣工后三峡水库表面积将相当于新加坡的国土总面积，预计整个工程将耗资245亿美元。 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 ――纽约大都会终点站 美国纽约市的大都会终点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于本世纪初由百万富翁威廉姆・范德贝尔德出资，由美国的沃伦和怀特摩尔公司、里德和斯泰姆公司两家建筑公司联合承建。这座车站占地19公顷，分上下两层，上层有41条铁路线，下层有26条铁路线。每天平均有550多列火车、21万名旅客从这里经过。 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式建筑 ――北京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创了一个建筑史上的奇迹，1958年10月底破土，1959年8月竣工，从设计到建成仅历时一年。 整组建筑平面呈“山”字形，正面墙呈“弓”字形。建筑面积达17.18万平方米。中部是著名的万人大会堂，会场呈扇形，共3层，可容纳10 000人进行大型会议。穹窿形的顶篷，纵横排列着500个灯孔，顶部为巨大的红色五角星，周围是葵花环及3层水波形灯槽。北部为面积7 000平方米的宴会厅，可供5 000人同时用餐。南部是人大办公楼，包括以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特区命名的各具地方特色的会议厅。 世界上最大的冰建筑物 ――瑞典冰旅馆 位于瑞典尤卡斯耶尔维的冰旅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冰建筑物，室内总面积为5 000平方米，每晚可接待150位来宾。在过去的5年中该宾馆每年12月修缮一次，面积逐年增加。目前这座宾馆以冰雕、电影院、桑拿浴和冰吧为特色，还设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冰制祈祷室 。 世界建筑论文:世界各国神奇有趣的绿色建筑 在西方发达国家，节能与绿色建筑已经有几十年的成功发展史。有的国家甚至已经取得经济发展和能耗持续下降的突出成就。及时、系统、广泛地引进它们的成功经验和技术，对引导我国刚起步的节能与绿色建筑的发展尤为重要。这对于我们少走弯路、加快节能与绿色建筑的新技术、新产品和管理经验的推广是不可替代的。 美国 美国生态建筑、健康建筑的试点建造工作，近年来异常活跃，已建造具有特色的生态建筑有： 1、美国的植物建筑 美国在芝加哥建成了一座雄伟壮观的生态楼。楼内没有砖墙也没有板壁，而是在原来应该设置墙壁的地方种上植物，把每个房间隔开，人们称这种墙为“绿色墙”，称这种建筑为植物建筑。这种建筑的施工方法并不复杂，它无需成材木料，也无需采用笨重的建筑设备，而是就地取材，以树林为主材，采用经过规整的活树林来做“顶梁”、“代住”和“替代墙体”。运用流行的“弯折法”和“连接法”建造出许多构思巧妙、造型新奇、妙趣横生的拱廊、曲桥、屏风、围场、商场、住宅和办公楼等。 　2、美国绿色旅馆 美国为满足大众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建成了一座别具风味的绿色旅馆。旅馆的建筑材料有一半取自经再生制造的铝、玻璃、铁、钢等。旅馆内的用品尽量“安全”，如用不含酸的信封、信纸，以植物油炼制的肥皂，不用化学合成的洗衣粉，床单、毛巾等均不用化学纤维，而是用不受杀虫剂、化肥污染的棉花或亚麻织成。 3、美国新型太阳能建筑 美国太阳能设计协会正在研制新型的太阳能住宅，称为建筑物一体化设计，即不再采用在屋顶上安装一笨重的装置来收集太阳能，而是将那些能把阳光转换成电能的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直接嵌入到墙壁和屋顶内。这种建筑一体化的设计思想是该协会创始人吏蒂文・斯特朗在20年前所倡导的，由于当时太阳能电池过于昂贵，无法实施。 如今太阳能电池的价格只有20世纪80年代价格的三分之一，所以推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电力供应商被吸引的原因是太阳能电池能够在白天高峰时间内产生过剩的电能，从而形成电能储备，可供随时使用。根据一体化的设计思想，美国电力供应部和能源部合作正在研制推出一些新型建筑部件，如用于住宅屋顶太阳能“屋面板”及用于商业性建筑正面的“窗帘式墙壁”。 4、美国资源保护屋 美国一家建筑公司为保护环境、节省地球资源，用回收的垃圾建造房屋，开创解决未来住宅的新创举。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房屋被命名为“资源保护屋”，俗称“垃圾屋”。他们在360平方米的地面上，建造了四间居室，两间浴室和可停放两部汽车的车库。同时，室内陈设齐全配套。屋框架似乎很简单，主要是从破旧的汽车和桥梁中回收的钢材，外饰由锯末和碎木加上20％聚乙烯制作而成，这不但减少了木材的使用，而且也不像木材那样会招引白蚁，使房屋更加坚固安全。废物建房的特点是在建房时，可就地回收65％的金属、纸板、木材废物等，较好地解决了废物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由于实用经济可行，这家公司获全美年度住宅风格奖。 5、美国绿色办公楼 美国建成一栋建筑面积为6.2万平方米的绿色办公楼。这栋办公楼在美国环境局的支持下，由于在选材、照明效率、降低加热和冷却负荷、通风和改善建筑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合理设计，在节约资金和提高室内空气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办公楼建成后不到一年可节约有关费用11.57万美元，照明和设备能耗可降低50％以上。 英国 1、绿色城市 20世纪50年代，伦敦曾被一场黑沉沉的烟雾笼罩，造成白天黑夜不分。烟雾在数天内不散，结果有4000名市民被夺走生命，这就是被载入环保史册的伦敦烟雾事件。为净化空气，英国50年代后期出台了《洁净空气法》。根据该法案，伦敦划出煤烟控制区，并以法规形式规定了在这些区域内只许燃烧无烟煤，或必须使用可对煤烟进行完全净化的炉具。在70年代，英政府推出了《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法》，规定污染工业必须采取最有效的手段避免将有害气体排入大气，否则将对其进行罚款等严厉处罚。伦敦环境治理的另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是科学管理。由于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后遗症，10世纪50年代，流经伦敦的泰晤士河的污染状况坏到了极点，河中的鱼类都不见了踪影。60年代开始，英国加大了整治泰晤士河的力度。除通过严格的治污染法案，宣布对违规排放污水的工厂等部门实施法律制裁之外，有关当局还制定了严格的水质标准，同时每隔5年对河流水质的达标情况进行彻底检测。另外，伦敦市政当局还下大力气发展城市绿化，有意识地加强都市公园建设，在城市宝贵的留出空间营造“绿洲”，以充分发挥绿色植被在城市生态系统中类似“肺部”的调节功能。伦敦现有土地面积中，10％已被辟为空地或城市公园，伦敦市内公园总面积已超过了1.7万公顷。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伦敦的环保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结出了硕果。统计表明，目前伦敦市中心冬季平均能见度已比50年代提高1倍以上，从!，5公里上升到6公里左右。市中心冬季日照强度也比50年代上升了70％。1970年至1990年间，伦敦上空空气中燃煤排放所形成的黑烟量也下降一半以上。80年代初，一位垂钓者150年来首次在泰晤士河中捕获一条鲑鱼，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近年来，徊游至泰晤士流域产卵的各种鱼类已成千上万，伦敦人已“见怪不怪”。 2、英国Integer绿色住宅示范房 九十年代末，BRE和Integer等众多公司合作，结合可持续发展、智能科技及创之建筑的三太原则，在BRE内建造了著名的Integer绿色住宅样板房。 住宅Integer建筑为一幢三层的木结构住宅，从利用地热和防火安全考虑，三间卧室设在底层，二层为起居室，内分客厅、餐厅和厨房区，三层为书房、活动室和热泵间。为增加空间视觉，三层书房和活动室间内墙采用调光玻璃。 建筑物维护结构达到英国建筑节能设计最新标准(外墙K值为0.3，屋面0.16，楼板0.45，窗采用LOW-E双玻)。外窗设有可遥控的百叶窗，户内门窗上部还设有可调节风口。 该建筑坡屋顶面采用玻璃幕墙架空封闭，其顶面开设天窗和安装两个约1m2太阳能热水装置，两端天沟设置雨水集中管，并通过中间永循环管道再生利用。其底部设有一层可开启的银白色隔热遮阳绝缘层。建筑物基础混凝土采用再生骨料，外墙和地板为旧房回收废料，墙体保温采用由废纸纤维制成的保温材料。 此外，屋内设置的家用电器也是由制造商提供的节能产品，如冰箱保温层用真空保温技术，脱排油烟机用电可根据烟气排放量自行调节，洗碗器可程控至电费半价时间区运行，浴缸水位、温度可自动调控。 据测算，该示范建筑可比传统节能建筑节能50％，节水1／3，其太阳能热水装置可提供60％的 供热需求。 澳大利亚 The Bond是联盛集团在悉尼的新总部大楼。该大楼是商务楼中具有社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出色典范，是澳大利亚最具环保意义的商业楼宇之一，被SEDA(澳洲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协会)评定为五星绿色楼宇。 它的可持续性首先体现在环保方面。The Bond最值得一提的是它的技术创新，即通过使用冷却梁空调装置，使其比一般办公大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降低了30％，并使大楼减少了约20～30％的能源消耗，显著提高了用户的环境舒适度。 人和计算机所产生的热空气上升到吊顶天花，接触到在吊顶天花内安置了冷却构件的冷却梁而变冷下沉，由此形成一个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的自然对流过程。在此系统中，由于空气并不是主要的冷媒，所以更多的新鲜空气可以源源不断地送入工作空间而不影响能源消耗，废气不再被循环，而是直接排出大楼，由此明显改善了办公空间的空气质量，大大降低了大楼综合症的患病机率。 而传统的VAV系统使用循环的室内空气，混合室外的空气对空间进行空调。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感冒了，他将会把细菌通过循环空调传人大楼的其他部分。而在了he Bond，则是使用单通道系统，向用户直接输送新鲜空气，然后将室内空气再直接排入大气。 另一个主要用水代替空气的优势在于节约空间。管道系统和设备的缩减使给排水管道缩小，一些设备房消减，因此可观地增加了建筑的利用率。 同时，此系统降低了大楼的高度，最大缩减度为1米，提高了自然采光、增加了景观，由此而节约了混凝土和外立面的施工成本。 另一方面，The Bond的内装修将可持续性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再生和可再生循环产品，例如氧化钢、再生的码头木料和生了铜绿的铜板、竹子地面、软木塞、剑麻、山羊毛和无毒喷漆等，都被选用于装修之中；而大楼也是“绿色运营”，例如纸张双面打印，夜间设备自动关闭，以及每张办公桌都设置了废物归类和再循环区域。 环保的可持续性所带来的是大楼运营和维护资金的大量节省。 此外，该大楼的可持续性还体现在高度的社会化与人性化中。宝维士联盛亚太区首席执行官RossTaylor说道：“员工们告诉我们，他们希望能更多的看到和接近高级管理人员，因此我们没有设计内墙，没有设计个人办公室，不论他的级别有多高。” 一个更平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平衡在这栋大楼里突显出来。大楼配有托儿中心、户外场地、100米长的敞开式底层平台、玻璃电梯、敞开式楼梯、阳台、露天平台以及种满各种植物的顶层花园，它为租户和周边提供了一个舒适宜人的环境。除此之外，内部装修还讲求平等主义的原则，每个员工都享有同样的设施，每层楼都提供食物和饮料。 德国 一种能量可以自给自足的太阳能住房――零能量住宅在德国BHW展览会上展示，给参观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种住宅过去认为是空想的、不可能实现的，但今天成了现实。这种100％靠太阳能供给的住宅可以不需要电、煤气、木材或煤，这样就不需要烟囱和取暖炉，也没有有害的废气排人空气中，保持了环境空气的清新。 这种房屋的设计，向南开放的平面是扇形平面，这样可以获得很高的太阳能射幅能。其墙面采用储热能力较好的灰沙砖、隔热材料和装饰材料组成，阳光透过保温材料，热量在灰沙砖墙中存储起来。白天房屋通过窗户由太阳来加热，夜间通过隔热材料和灰沙砖墙来加热。 前些年，在日本兵库县建成了一栋实验型“健康住宅”，整个住宅尽可能不选用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建筑材料，其墙体为双重结构，每个房间建有通风口，整个房屋系统的空气采用全热交换器和除湿机进行循环。全热交换器能够有效地回收热量并加以再次利用，其过滤器可有效地收集空气中细小的尘埃。这种住宅能够抑制霉菌等过敏生物繁殖，其建筑费用比普通住宅增加约2成。 世界建筑论文:论工业建筑在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及发展举措 摘要：工业建筑是人类文明的载体之一，直接影响着城市的环境和景观。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现代工业建筑与国外的差距，然后就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举措进行了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创新性，供参考。 关键词：工业建筑；差距；发展举措 1我国现代工业建筑与国外的差距 1.1观念上的差距 工业建筑属于建筑范畴。工业建筑虽然有它自身的特点，但建筑设计中的一般规律，工业建筑都遵循。对建筑师来说，工业建筑与博物馆、体育馆、医院、住宅一样，都是不同功能、不同工艺类型的建筑。在国外，只要业主委托，建筑师能设计民用建筑，一定也能设计工业建筑。工业建筑要讲美学，称之为工厂美学(Factory Aesthetic)，工业建筑也要讲环境设计，这绝对不是工业建筑民用化。在我国，对于建筑师统领工业建筑设计的重视性不足，工业建筑适用、经济就可以了，美不美观无所谓。即使部分建筑师在工业建筑设计中起到作用，一般还只限于“涂脂抹粉、穿衣戴帽”。 1.2体制上的差距 从整体而言，我国工业建筑甲级设计院在整个甲级设计院的比例中约达40％，工业设计院注册建筑师的人数约占注册建筑师总数的35％。这是一支不小的设计队伍。目前，为了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各工业设计院或多或少承担了民用建筑设计任务，有的设计院民用建筑占总收入的75％以上。今后各大设计院都要走企业化、社会化的道路。按系统条块分割成民用设计院和工业设计院已不能适应形势要求。 在设计院内部，分工过细而且呆板僵硬。在我国注册师制度中规定，工业建筑必须由注册结构工程师主持设计。在设计院实际运作中，由工艺专业决定平面，总图专业决定总体布置，结构专业决定剖面形式。建筑师对前面这些内容没有发言权，剩下的工作仅仅是确定开间尺寸，画个平、立、剖面图，画画楼梯、厕所详图。对于工业建筑造型设计，仅仅是推敲是横线条还是竖线条，是后现代式还是欧陆式。 而在国外，大型工业建筑项目多由小型建筑事务所承担、组织、协调。最后由注册建筑师主持设计，工艺设计有各独立的设备、结构事务所（公司）配合，建筑师直接面对业主，并处于监理公司的监督下。这样的工种配合和设计程序十分灵活，即能满足基本的工艺要求，而且能较好满足企业精神方面的要求，建筑师的意图也能顺利实现。因此，随着国有大型设计院改制的深入，未来我国的设计制度，也应向此方向发展，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灵活性，适应市场的需求。 1.3技术上的差距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受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逐步提高自身产品的科技含量，这样也对工业建筑提出了技术上的新要求，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国工业建筑技术在工业园、科技园、无污染工业园区的规划；工业建筑建设过程中的通用性、标准性和灵活性；新型建筑结构、材料的运用；工业建筑的可持续性设计、建造、运行，全面实行清洁化生产；对于人类工程学在工业建筑上的使用；旧工业建筑的技术改造、更新利用、改建和迁建技术等方面与国外有着不小的差距。 1.4教育的差距 我国对工业建筑设计的教育，与国外相比有很大差距。工业建筑设计的水平，与学校教育、培训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我国的建筑学本科教育中，全国的建筑院校在上世纪90年代来，基本取消了工业建筑原理的讲授和相关课程设计，造成了工业建筑设计在人才培养上的中断，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我国工业建筑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对工业建筑的全面认识，通过建筑历史、设计原理、材料构造、工程实践等环节，让学生了解工业建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方向。通过对工业建筑的了解，培养学生运用科技新知识解决工业建筑的整体性、综合性、灵活性等问题，并学会运用“工厂美学”“机械美学”的观念来处理好工业建筑大尺度、大比例、大空间的相互关系，进而训练其发展思维，鼓励其独创性，以弥补传统建筑教育中的不足。 2我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的发展举措 2.1运用城市设计原理处理城市与工业建筑之间的关系 2.1.1运用城市设计原理解决城市中工厂对城市造成的干扰 在现代城市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中，存在于城市中心的工厂或工业生产项目的影响最大，而且范围最广。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危害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城市中的工厂不仅带来直接的环境污染，存在其他的问题，干扰着城市的运转。主要表现在1）占据城市中心用地，影响城市机能。2）影响城市交通的顺畅。3）损害城市文化品质。 鉴于工厂在城市中存在的问题暴露越来越多，并且严重危害了城市发展，在今后的工业建筑设计中必须结合城市设计理论，合理解决工业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对于新上马的项目，特别是重、大型工业项目，厂址的选择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论证，一般性的项目应集中于城市工业区中，这样有助于建设配套设施、资源共享。对于城市中原有的工业厂房，要分别对待，逐步解决其对城市的影响。对于生产规模大、污染干扰大的重型企业，要逐步外迁，搬迁后的用地可恢复城市应有的功能。对于影响较小的小型企业，应限制其发展，敦促其技术改进，将其对城市的影响减到最小。 2.1.2运用城市设计原理处理工业园区与城市的关系 许多城市也积极创办各种类型的地方性高科技工业园区。在这些开发区中，大部分对城市经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正是这些城市发展的“基石”，正对城市的未来带来了隐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工业园区与城市的关系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经过对我国现有的工业园区的分析，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1）与城市中心的脱离。2）占地过大，数量过多。3）趋同性。4）布局仍受功能分区的过分影响。 因此，我们急需在以后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规划设计中，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将城市规划原理贯穿整个规划设计过程，最终“走向建筑学－地景学－城市规划学的融和”。通过对我国新型的高科技工业园区的分析、总结，结合城市设计一般性原则和手法，可以总结出下列原则，对新的园区选址、规划、建设工作起指导和帮助作用。1）建设必须依托智力密集区。2）城市开发区集中建立。3）建立卫星城。 2.2强调工业建筑的个性特征，丰富厂房造型 工业建筑因为其特殊的功能要求而需要不同的空间，这就可能形成特殊的建筑造型，如高大或超长的体量、高耸的构筑物、高架的管线或长廊、洁净车间无窗的立面、外露的结构和管线等，对这些进行整体考虑、全面安排、统一处理，与城市建设和周围环境配合协调，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一排高大的厂房与高耸的水塔，前后呼应，相映于水面，可以组成一幅淡雅、宁静的构图；突出屋顶的网架涂上鲜艳的色彩，配以周围的绿野，显得充满生机与活力。当然，在同样的生产要求下，不同的设计人，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处理手法，达到不同的艺术效果。 2.3重视对工业建筑技术的研究 尽管高技术建筑建筑在我国已经有较大的发展，并建起不少实际工程，但是，高技术工业建筑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工作也处在初级阶段。我国的高技术建筑乃至高技术工业建筑设计上都存在着相似的问题。 首先是在结构上存在滥用结构表现手法的现象。其结构表现不是建立在创新结构形式，以创造新的空间造型，而是将一些结构形式作为建筑符号运用于建筑中起到装饰效果，这种将结构形式转换为立面符号的做法并不是结构艺术。其次是在建造中没有合理运用材料，建造方式落后。我国的施工方法仍是手工作业为主，湿作业大，尚未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2.4重视人性化设计 在工业建筑中建立人类工程学的概念，可使工程设计中注意“人的因素第一”，避免在先进科技面前发生“见物不见人”的弊病。我国工业建筑已自成体系，人类工程学的应用已成为顺理成章的趋势。对于我国现代工业建筑的人性化设计，大致可以从两方面出发：首先是人与内环境的关系，即作为工业建筑使用主体的生产者与生产环境之间的关系，主要指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其次是人与外环境的关系，即生产者与工厂外部环境、生活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现代工业建筑中人与内外环境间关系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何在工业建筑设计中树立人性化设计思想的方法和策略 2.5可持续性策略 ①加强建筑的热工性能，发展被动式能源利用技术。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现代工业企业不管是产品设计，还是工艺设计，都力求以低能耗换取高收益。作为生产空间的工业建筑，因其投资大，容量大，使用周期长，对企业的节能增效起着重要的作用。近些年来，国内外新建工厂因产品精度要求和工艺水平提高、大都采用人工空调来调节室内温湿度，这样使得能源的耗费大大增加。因此建筑师在进行现代工业建筑设计时，从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到细部装饰处理，都尽量从节能考虑。 ②将工业建筑与人类、环境、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目前，世界各国在工业建筑中，从规划到单体，从工艺到设备都特别注意工业生产可能造成的污染，如烟、尘、渣、毒、热、湿、噪声、腐蚀等。人们都希望工厂企业的建筑，既能适应生产工艺的需要，又为劳动者创造符合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环境，还不会使自然环境遭受侵害。即使是以前建成的工业企业也要通过合理改造减少生产所造成的污染。这些发展趋势对建筑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熟练运用建筑知识外，还应掌握一定的工艺及各辅助专业知识，掌握工程心理学、社会学、环境工程学等新兴学科，并有统筹各专业的能力，使工业建筑作品能把人类、环境、发展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③重视对落后、旧工业建筑的再利用。建筑并不是一次性的易耗品，某些建筑往往因为经济进步、技术更新等原因，落后于时代需求，成为“旧工业建筑”，但一些“旧工业建筑”的建筑质量还能满足其他用途。建筑材料的生产耗费了大量能源，这些能源大部分以另一种形式转移到建筑材料中去，所以说建筑材料蕴含能量且应当得到再利用，使其真正达到实际使用周期。因此，以可持续发展的态度，对待因时代变迁而出现的众多旧工业建筑，重视对其进行改造和再利用，已成为现代建筑师的一个基本观点。 2.6强调工业建筑的文化功能 作为人类文明组成的工业及工业建筑，同样也承担着继承和发扬的责任。现代社会的工业建筑不再仅仅是生产活动的场所，也应作为传播文化的场所。现代工业建筑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文化性功能的引入。具体表现于在工业建筑中加入面向公众的历史展览、爱国教育、技能培训等社会功能。 结语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的到来，旧的工业生产模式已不能适应需要，因而要求工业建筑的形式随之而变化。建筑师们必须面对工业建筑创作的新的挑战，设计理论、设计方法、设计程序、设计深度，促进工业建筑的发展。 世界建筑论文:中国建筑企业与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管理模式的对标思考 [摘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使更多的中国建筑企业走向世界，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发展模式，对中国建筑企业有很好的借鉴，需要中国建筑企业进行对标，寻找管理与发展瓶颈，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力。 [关键词]建筑企业；世界500强；管理；对标；竞争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呈现飞速发展，实现了交通运输业的历史性巨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一大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交通创新成果广为应用，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相继崛起，带动了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以公路为例，1999年10月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通车里程1.6万公里，世界第三位，2001年末通车里程1.9万公里，世界第二位，2008年末通车里程实现了6.03万公里。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也突飞猛进，1999年10月，通车里程突破1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2000年末，1.6万公里，居世界第三位。2001年末，1.9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后，我国高速公路年均新增通车里程6000公里左右。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高速发展，带动了整个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建筑企业。 1995年，《财富》杂志把全球工业公司500强和非工业公司500强合并成《财富》世界500强，当年进入世界500强的建筑企业共计14家，日本10家，法国3家，美国1家，中国建筑企业没有1家进入世界500强。2011年，入选世界500强的建筑企业12家，中国5家，法国3家，西班牙、美国、德国、韩国各1家，5家中国企业分别是：中交股份、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中冶。 中国建筑企业与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距离在逐渐缩小，但是伴随着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建筑企业也面临着诸多的发展瓶颈，需要对标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管理模式，借鉴成功经验，不断提升，来增强竞争力。 纵观“世界一流建筑企业”，他们普遍具备的特征有：主业突出，公司治理良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国际知名品牌，具有较强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在国际同行业中综合指标处于先进水平，形象良好，有一定的影响力。 具体来讲，在企业管理上，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优势更多的体现在总部的集团化运作水平和优化的组织架构。首先，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发展都经历过一系列的并购和战略重组，在管理体制上保持各子企业的独立性，追求集团各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构建适应型组织来保证企业持续健康是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推进国际化进程是世界一流企业发展的必然，跨国公司必须加大战略管控，才能实现战略协同。以德国豪赫蒂夫公司为例，2008年的国际合同额占到了总合同额的89.99%，德国员工人数的“增量比”远低于国际员工的“增量比”，2008年，豪赫蒂夫公司就综合了不同业务板块和区域市场的分布，对原有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调整；第三，世界一流企业的增长方式，都经历过从规模性增长向盈利性增长的转变，因此，以核心竞争力为基础，延伸与整合产业链，更多的释放企业内部的能量，将“资金、技术、管理”老“三位一体”的组织管控模式向“战略引领、品牌价值、商业模式”新“三位一体”的模式转变，是世界一流企业总部组织架构的发展要求；第四，企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内控风险的不断增加，就要求集团化企业，建立更扁平、更有效、更有力的一体化组织架构，这也就要求世界一流企业总部，要始终将经营管理模式的适应性，组织架构及体系的针对性，内部制度的安排，国际经营人才的培养吸纳，管理机制的再造，市场营销的总体规划，区域总部的建设，业务流程的创新设计，管理方式及手段的集成推广等方面作为工作重点，更加突出总部管控的组织一体化。 因此，中国建筑企业要成为成世界一流建筑企业必须不断优化管理模式，积极调整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走可持续协调发展之路。调整结构是企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关键所在；积极调整市场结构，走国际化快速发展之路。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和水平是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必然要求；积极优化资源配置，管理图强，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优化资源配置，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是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重要举措；推进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走科技强企之路。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重要支撑；加大人才培养，走人才强企之路。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建筑企业，人才是重要基础，只有用好人，企业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建筑企业已跻身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行列，但是中国建筑企业软实力不强，盈利能力偏低，国际化指数不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偏低，总体负债水平较高，在世界范围整合资源的能力不足，业务结构、资产结构、市场结构单一等状况亟待改变。国际化的发展方向要求中国建筑企业以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对标世界一流建筑企业的优秀管理经验，不断提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经营管理类论文:浅谈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论文关键词:人力资本产权　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　激励与约束机制 论文摘要:论述了传统的物质资本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关系。针对怎样激发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潜能，约束“搭便车”和“偷懒”行为，避免频繁发生的公司造假与欺诈丑闻等问题，从人力资本产权的角度，结合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特点，按照“为什么要激励和约束与怎样激励和约束”的思路，对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机理及机制进行了研究。 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电子与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出现了全球化、知识化的趋势，整个经济形态由物质资本主导向“知识资本”经济转变。企业也从传统的资本运营转向知识资本管理，许多知识型企业应运而生。所谓知识型企业，是指主要依靠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人，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来获取经济效益的微观经济组织。在知识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因地位的提升应该分享企业剩余索取权，而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产权模式仍影响巨大。这种状况使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委托问题仍较突出，具体表现为“公司会计造假与欺诈丑闻”、“59岁现象”等频繁发生，一些企业出现了诚信危机和生存危机。这些都说明，传统的物质资本所有者独享企业所有权的制度安排和传统的经营管理者激励与约束机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重新审视并开展新的探索。 1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特征分析 人力资本产权是人力资本所有者拥有的产权，是人们围绕或通过人力资本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包括人力资本处分权、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产权有其特殊性: (l)人力资本所有权的高度专有性。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既具有某些专门知识、技术、技巧或拥有某些特定信息，又具有很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果敢的决策经营能力，融知识与管理于一身，被称为“特型人力资本”或“复合型人力资本”。“特型人力资本”正是当今时代所需要而又紧缺的，其拥有的知识具有高专用性，从而使人力资本更是与“特定身份”的载体密不可分。 (2)人力资本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知识型企业创业和发展的主动因素是知识和技术，而知识和技术具有很强的时效风险;同时因对风险资本的依赖性较高，存在投资的风险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决策与管理水平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虽然在与企业签定契约时，经营管理者让渡了人力资本使用权，但使用权的行使仍由经营管理者自己实施，实际上人力资本的控制权都掌握在所有者手中。因此人力资本实际运用量与运用程度存在不确定性，也即是人力资本使用权仍然不确定。若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的程度不够，即偷懒或存在败德行为，则很可能会延误企业的发展时机，甚至给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3)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共享性。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特型人力资本具有高专用性，只有与知识型企业捆绑在一起才能发挥最大效用。知识型企业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与风险资本家共享企业所有权，经营管理者与专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构成知识型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的人力资本收益由经营管理者与专业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创造，很难在他们之间明确划分各自的贡献份额。另外，知识型企业民主管理的氛围浓厚，往往实行的是团队管理模式，这更表明了知识型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收益权的共享性。 2激励与约束机理分析 从理论上分析，知识型企业的物质资本从属于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但在实际中，由于知识型企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投资的高风险性，在创办企业时离不开风险资本融资，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仍举足轻重。在投资选择时，风险资本家对企业的资格审查十分严格，投资后派驻代表进人董事会，他们对企业运营情况密切关注，一旦发现问题，或者停止注人资金或有权更换企业高层管理者。因此从本质上看，进行了风险融资的知识型企业仍然采取的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物质资本所有者共享企业所有权的企业组织形式。事实上，大多数知识型企业(除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完全由人力资本控制外)仍然是一种共享企业所有权的联合产权的制度安排。人力资本所有者在知识型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风险资本的作用仍然不容忽视，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知识型企业各产权主体产权分享模式见图1。 由图1可见，从理论上看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以人力资本的优势享有较大份额的企业所有权，同时享有企业的经营权，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享有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企业所有权份额。在这里，企业所有权是一种联合产权的形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出现了部分分离。但在实际操作中，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人力资本所有权往往混同于专业人力资本所有权，难以体现经营管理者的人力资本产权特性，出现经营管理者地位的弱化甚至是形同虚设，从而会导致管理不到位或“三个和尚无水吃”的大锅饭现象。这正是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之处。因此，建立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关键是要使之真正分享企业的所有权，从根本上解决所有权与经营者的分离所造成的“委托问题”。 3激励与约束机制选择 3.1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一方面，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所有权的高度专有性、使用权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收益权的共享性等特征;另一方面，大多数知识型企业仍然采取共享企业所有权的联合产权制度，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地位仍举足轻重，有时甚至占支配地位。这种格局必然会挫伤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使其不愿意为企业100%效力，有时甚至将自己的人力资本隐藏起来，企业就不能从实质上得到这种高度专有的人力资本。在各产权主体分享产权模式下，为解决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问题，应从产权的制度上扩大经营管理者的所有权份额，增强其主人翁意识，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 3. 2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激励机制 3. 2. 1精神激励 (1)企业文化激励。优良的企业文化能够为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组织环境，能够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如果一个组织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那么它内部的小环境就比较和谐，经营管理者身处其中不仅受到感染还有一种成就感，就能自觉地把企业的发展与自己的成就密切连在一起，产生极大的满足感、荣誉感和责任心，以良好的心态开展工作，工作绩效自然高。 (2)权力激励。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更在意并强烈期望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在责权利三者对等的前提下，给经营管理者合理授权，强化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使他们的人力资本所有权能真正发挥最大效用。 (3)荣誉激励。知识型经营管理者对职位的需要往往更关注职位所带来的荣誉而非职位所带来的收益，因此在充分肯定他们工作业绩的同时，适当授予相应荣誉，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参政议政，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这样可激发他们的内在潜力，使之焕发出巨大的创造性，从而把自己的利益与组织发展的目标紧密结合，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与对组织的忠诚感。 3.2.2物质激励 对经营者进行有效的物质激励主要是要建立一种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挂钩的薪酬激励机制。 (1)短期激励。短期激励主要包括:①结构性报酬制度。企业经营者的报酬包括基本薪酬与风险薪酬两部分。基本薪酬与当期的经营业绩不直接挂钩，风险薪酬是以基本薪酬为基础，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直接挂钩的部分。对于优秀经营者可通过年度红利、股票期权予以激励。②与岗位相联系的财务开支制度。职务消费是指经营管理者在执行公司业务工作中的办公费、交通费、招待费、培训费和信息费等。为了有效激励，一方面要在金额上本着节约的原则留有余地，实行定额包干;另一方面要适当放宽使用范围，使开支方便化。③与职务相配套的福利制度。企业经营者的福利除了一般员工所享有的医疗保险、带薪休假、福利住房以及为解决家庭后顾之忧的一些福利待遇外，还应包括与职务相配套的特殊福利，如补充人寿保险、额外补贴(“经理优待”)、离职补偿(金色降落伞计划)等。 (2)长期激励。经营管理者长期激励的主要方式是人力资本股权化。它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经理层收购(MBO)，另一类是经理层期股权安排。长期激励的目的是将经营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利益在更长远的利益纽带下联系在一起，以激发经营管理者通过提升企业长期价值来增加自己的财富。 3. 3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约束机制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要以激励为主，但针对委托一关系中发生的一些“败德行为、偷懒行为”要进行必要的约束，可采取“软硬兼施”、“内外结合”的约束机制。 3. 3. 1内部约束 内部约束主要通过经营管理者的选拔机制、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等来实现。 (1)选拔机制。在联合产权制度下，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选拔主要由董事会在企业家市场上选聘，也有少数是从企业内部提拔的，在选拔时一定要把好人口点。 (2)考核机制。应采取包括任前考核、届中考核、届满考核以及年度考核等多时段动态性的考核方式，在业绩考核中综合考虑其德、能、勤、绩、廉等方面。 (3)监督机制。企业经营者在企业内部要接受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企业员工的监督，必要时要设立财务总监监督经营者的经济行为。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企业经营者管理制度，用制度实行硬约束，还要发挥伦理道德等软约束的作用。 3. 3. 2外部约束 外部约束可采取的机制有市场机制、声誉机制和审计机制等。 (1)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实行的是“优胜劣汰”，企业经营者只有拥有良好的声誉，非凡的工作业绩与管理能力，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人力资本价值才会升值。 (2)声誉机制。知识型企业经营管理者更关注的是职位所带来的荣誉、声誉和工作成就感等高层次的需求，良好的声誉是他们宝贵的无形资产，规范的声誉评价可以约束失信和败德的行为。 (3)审计机制。包括经济责任审计和人力资源审计等。它主要是对经营者任期内经济责任、企业战略、企业计划与非财务指标等进行综合审计，一方面公正客观地评价经营者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使经营者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引导经营者进行自我约束。 经营管理类论文:税收筹划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不可忽视 税收与我们每个人以及每个企业息息相关，随着经济全球化迅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以及我国作为WTO成员享有权利和义务逐步的兑现，如何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税收政策法规资源，发展和壮大企业的实力，通过合理的税收筹划来最大限度的减少税收成本，谋求合法的经济利益，以达到企业、国家和社会多赢的目的，是我们每个纳税人越来越关心的问题。 举一个最普遍的、最简单的例子。比如，某企业年终决算时应纳税所得额为10.10万元，根据税法规定，10万元以上的所得税率为33%，那么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为101000X33%=33330元。假如企业决算前通过境内非营业性社团组织公益性捐赠1000元，那么应纳税所得额就变成了101000-1000=100000元。根据税法规定，3万元至10万元的所得税率为27%，因此，该企业应缴纳的所得税为：100000X27%=27000元。 这时，1000元=6330元。由此，税收筹划的作用可见一斑。那么，何谓税收筹划？ 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LBFD）《国际税收词汇》下的定义是：“税收筹划是指通过纳税人经营活动或个人事务活动的安排，实现缴纳最低的税收。”印度税务专家E·A·史林瓦斯在其编著《公司税收筹划手册》中说道：“税收筹划是经营管理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税收已成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对企业既是机遇，也是威胁。”美国南加州大学W·B·梅格斯博士在《会计学》中，则作了如下阐述：“人们合理又合法地安排自己的经营活动，使之缴纳可能最低的税收。他们使用的方法可称之为税收筹划……。少缴税和递延缴纳税收是税收筹划的目标所在。”他还认为“美国联邦所得税已变得如此之复杂，这使为企业提供详尽的税收筹划，成为谋生的职业。”、“在纳税发生之前，有系统地对企业经营或投资行为做出事先安排，以达到尽量减少缴纳所得税，这个过程就是筹划。主要如选择企业的组织形式和资本结构，投资采用租用还是够入的方式，以及交易的时间。”而国内税务专家唐腾翔则认为“税收筹划是指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尽可能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可见，国内外对税收筹划概念的描述不尽相同，观点各异，但基本的要髓大致相同，那就是，税收筹划是指在现行国家政策法规许可的范围内，利用不违法的手段，通过对企业经营、投资、理财等各个方面进行事先安排和运筹，尽量减少税收成本，增加税后收益的活动。 我国税收筹划的兴起和发展，是纳税人观念更新的产物，是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同国际接轨的产物。税收筹划正由过去的“暗箱操作”逐渐变为“阳光作业”，正式走上经济的前台，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充分认识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的增值效应 税收筹划虽然引起有识之士、业界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关注，但尚未引起企业普遍的重视，具体自觉实践者则凤毛麟角。其中关键的因素之一，是企业对税收筹划作用的认识不够，对税收筹划给企业带来的增值效应没有足够的预见。 第一，税收筹划是法律和社会赋予企业的基本权利。在西方国家，税收筹划家喻户晓，被视为企业经营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被视为“智慧者的文明行为”。税收筹划是在经营中寻求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意图的最佳结合点。企业在不违背税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通过积极的筹划和安排，降低税负的成本，增加企业的权益，是法律和社会赋予企业的基本权利，合法的税收筹划则是对这一权利的正当行使。成功的税收筹划往往既能使经营者承担的税收负担最轻，又能使政府赋予税收的政策意图得以实现，对政府、对企业、对社会都有利。企业节税----利润增加----扩大再生产----国家税收增加。据报载，世界传媒大王鲁珀特·莫克多在英国的主要控股公司—新闻投资公司，在2000年前的11年中，共获利近14亿英镑（约21亿美元），但其在英国缴纳的公司所得税净额竟然是零。可见，默克多既精于经营，也精于纳税，他正是靠着独特的“扩张和避税手段创造着超级利润”。 第二，税收筹划与偷税、漏税有着本质的差别。偷税、漏税是指纳税人违反税收政策法规规定，故意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明显是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其行为的后果要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而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利用税收政策法规做文章，以达到减轻或消除税收负担，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既不属于违法行为，更不是犯罪行为。从行为发生的时间看，偷税、漏税是在应税行为发生以后所进行的，是对已确立的纳税义务予以隐瞒、造假、遗漏和故意延误，具有明显的事后性和欺诈性特征，而税收筹划是纳税义务发生之前所作的经营、投资、理财的事先筹划与安排，具有事前筹划性特征。税收筹划是一种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得到国家鼓励的经济行为，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正当经营手段，是以税法为准绳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合理、合情、合法的行为。可见，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税收筹划有利于规避风险，提升企业形象。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经济占统治地位，国有企业统支统付，“大锅饭”效应较为普遍，经济主体法制观念不强，使企业和个人不关心税制，对其中条例不闻、不问、不懂；或全凭人情关系，以言代法，以言代税，税收意识淡薄。一些企业在纳税上往往想走“关系税”、“人情税”之路，逃税之风盛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开始建立并得到迅速发展，税收管理机制不断得到完善和提高，企业通过违法或者不规范的手段来降低税收成本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大，甚至产生无法估量的损失，而税收筹划则能有效地规避纳税人相关的一些不必要纳税风险。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筹划，可以使纳税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利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回报社会，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对企业产品或服务市场份额的抢占无疑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有利于企业良性的循环和发展。正所谓：“野蛮者抗税、愚昧者偷税、糊涂者漏税、精明者进行税收筹划”。据报载，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计划捐出其微软20%资产---1000亿美元，协助世界各国解决爱滋病等疾病问题。这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一笔以个人名义的慈善捐赠。据述此善举，将使他在美国享有大笔的免税权。可见，富人捐赠既有其想做“好人”的一面，也多与税收有关，真可谓是“名利双收”。 第四，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税收筹划是一种高智商的增值活动，为进行税收筹划而起用高素质、高水平人才必然为企业经营管理更上一层楼奠定了良好基础。另一方面，所谓发达国家纳税人纳税意识强也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其纳税人看重的还是“不多缴一分钱”、“不早缴一分钱”。税收筹划要求企业守法经营，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规范财务核算管理程序，精打细算、节约支出、减少浪费，从而使企业管理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实现良性互动，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二、用足、用活好国内、国际税收政策资源 我国加入WTO 后，市场化改革急剧推进，面对更加开放、公平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将更多的同台竞争。内资企业应积极借鉴国外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充分利用国内、国际间各种自然资源和政策法规资源，发展和壮大自己，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企业在税收筹划方面，方式和途径很多，不妨从以下方面加以考虑。 第一，选择适宜的投资地点。世界各国一般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符合其利益的税收制度，因而在税收制度上各国间存在一定的差别，跨国、跨地区企业可利用这些差异如选择低税地经营等进行有效的税收筹划。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地区）的企业争相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地区）来投资经营，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受这些发展中国家（地区）的低税和税收优惠的吸引。企业在投资经营中，除了要考虑投资地区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金融环境、外汇管制、技术和劳动力供应等常规因素外，不同地区的税制差别也应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要充分运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税制差异或区域性税收倾斜政策，选择整体税负较低的地区或税区投资。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为外资提供了低税或免税优惠，而发达国家则一般实行内外资同等的税收待遇。所以，进行跨国、跨地区投资时，企业可以选择国际避税港、避税地和自由港，也可以选择与本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国家。在我国国内一般可以考虑以下重点区域：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沿海经济开放区；“老、少、边、穷”地区；西部大开发地区等七大地区。 第二，选择适宜的投资产业。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税收优惠的重点放在高新技术的开发、能源的节约、环境的保护上，而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如发达国家那么集中，税收优惠的范围相对广泛，为了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展中国家往往对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给予普遍优惠，税收优惠政策相对较多。目前，我国对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利用“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企业，解决社会性就业及福利性企业，西部大开发地区国家鼓励投资的产业如交通、电力、水利、邮政等基础设施，以及为农业、科研、高新技术服务的一些产业；而对外商投资企业减免税优惠适用范围则相对较广，其主要产业包括生产性企业、产品出口企业、先进技术企业以及从事能源、交通、港口、码头建设的企业。随着我国对WTO成员权利和义务承诺的兑现，原有的很多行业及产业，比如电信、金融、商业、服务、汽车等传统性垄断行业，将逐步对外开放。除了国家限制性的产业或行业外，外资亦将享受更多的国民待遇。此外，目前我国对内资企业的减免税期限较短，一般为1—3年；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期限一般为5年或5年以上。 第三，选择适宜的投资组织形式。内资还是外资，全资还是合资，法人还是非法人，公司制还是合伙制，企业选择的投资组织形式不同，企业享有的税收优惠往往也千差万别。各个国家为了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对不同组织形式的企业实行不同的征税优惠。 一般来说，内资企业的税率，税收优惠政策和操作的灵活程度小于外资企业，外资企业一般有大量的税收优惠。公司制企业的营业利润一般要先课征公司税，投资者以股息形式分得的税后利润，又需缴纳一次个人所得税；而合伙制企业的营业利润一般不交公司税，只缴纳各合伙人分得收益的个人所得税。子公司一般承担全部纳税义务，分公司则需承担有限的纳税义务。对于低税国、低税地区，当地可能对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投资者免税或只征较低的公司税。若签定了国际税收协定，税后利润的预提税可能少征或免征。跨国公司常常可以在此建立子公司甚至信箱公司（只挂名称无实际业务）用来转移高税区相关公司的利润，达到国际避税的效果，避免国际双重征税。此外，分公司不是独立的纳税人，一般流转税在注册地交，所得税同总公司汇总缴纳。所以，对于初创阶段时无法赢利的行业，一般应设置为分公司，这样能利用合并损益，抵冲总公司的利润，从而减轻税负；对于能够迅速实现赢利的行业，一般应设置为子公司，这样就能享受独立公司的许多优惠，在优惠期内减轻税负；对于规模庞大的集团公司，可以根据不同分支机构的不同情况，宜用子公司的设为子公司，宜用分公司的设为分公司，从而实现整体经济利益的最佳。 第四，选择适宜的会计核算方法。与会计核算方法选择相关的税收筹划主要是缩小税基和延期纳税。在具体会计实务中，主要涉及四个大的方面，即存货的计价方法的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费用列支方法的选择，以及收入确认方法的选择。企业应根据具体经营环境选择适宜的会计核算方法，用足、用活好税收优惠政策。 一般来说，当物价逐渐下降时，采用先进先出法计算的存货成本较高，应纳所得税相应较少，而当物价持续上涨时，采用后进先出法可相对减轻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假如企业各年的所得税率不变，宜采用加速折旧法，在固定资产使用的最初年份多提折旧，后面的年份少提，这样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相当于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企业有许多费用开支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其规定的范围或限额。因此，准确掌握税法和财务准则中费用列支的规定对于税收筹划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我国税法目前不允许企业税前向境内外关联企业支付管理费，而在一些西方国家，税法规定，企业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如果符合“受益原则”，即关联企业从事的管理活动已经使本企业受益，则可以在税前列支这种费用。正是由于这种规定，国外企业可以通过向低税区或避税区的关联企业大量支付管理费的办法从事避税活动。此外，在现代国际贸易中，跨国公司的内部企业交易占有很大比例，因而可能通过利用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高低税收差异，借助转移价格实现利润，减轻企业的整体税负，从而保证了整体集团系统利润的最大化。 三、系统筹划，规范实施，与时俱进 第一，税收筹划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决策应贯穿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投资、理财、营销、管理等所有活动。在具体到某一个产品、某一个税种、某一项决策时，要考虑整体的影响作用和合理性。进行税收筹划时，不仅要深刻理解和掌握税法，领会并顺应税收政策导向，更应关注经营中一些相关的政府配套政策。要注意把握宏观，着眼微观，不管大小，只要有利，都应认真分析研究。眼睛不能只盯住单个税种、单个项目或单个环节，因为有时一种税少缴，另一种税可能要多缴。因此决策时要系统筹划，考虑税收筹划的风险和成本，要着眼于企业整体税负的轻重，从中税收优惠方案中选择最优的方案。否则，顾此失彼，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第二，税收筹划是一项政策强、业务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筹划得当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否则，会给企业带来损失。筹划人员不仅需要了解税收、会计、审计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更需要要了解国际惯例，需要娴熟的会计处理技巧和丰富的税收经验。企业除了要聘请专业的咨询机构，邀请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员，加入筹划团队外，企业更需要按照税收政策法规的要求，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加强企业的财务核算管理。企业要克服传统认识上的偏差，认为税收筹划是在和税收部门兜圈子，或者认为仅仅是会计人员的事，与经营无关，类似的想法是十分有害的。企业应遵纪守法，诚信自律。不能期望走捷径，更不能急功近利，期望立竿见影。 第三，不能忽略税收政策、经营环境、经营模式等外部因素的变化，不要期望某一税收筹划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不能期望一劳永逸。任何一种方案都是针对特定的对象、特点的时间、特定的空间而设计的。同一税种，在同一国度，针对不同的纳税对象往往也有不同的纳税义务，不同的税收优惠。即使同一税种，在同一国度，针对同一纳税对象，在不同纳税期限往往纳税义务也不近相同。税收筹划方案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的法律环境下，以一定的企业经营活动为背景来制定的，随着外部因素的变化，企业必须对原有的税收筹划方案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以适应变化的条件。 经营管理类论文:基于Web的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摘 要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Web的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该系统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实际企业竞争与经营管理的内、外部环境，为学习者提供了一个综合应用管理类知识的教育和实战环境。 关键词 CAI课件 Web技术 浏览器/服务器 动态服务器网页（ASP） 1. 引言 以计算机和现代网络技术为特征的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一场知识和信息的革命。现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Web的网络多媒体CAI远程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目前，绝大多数CAI课件都是针对某一门具体课程来进行教育和培训，它主要利用多媒体技术在计算机与网络平台上实现了音频和视频的简单结合，其交互性较差，与电视教学区别不大。此类CAI课件系统由于比传统的课堂教学更加生动形象，因而当其应用于理工科课程的知识讲解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然而，管理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学科。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仅仅学习生产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经营管理等各门课程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在一个实际的环境中综合运用管理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是，我国现行的管理类学科的教学中存在着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老师们照本宣科地讲述各种管理理论与方法，学生们则仅仅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这种应试教育使得学生根本无法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更谈不上综合运用管理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前面讲述的CAI课件系统由于只能讲解知识而无法让学生综合运用 知识，因而不能满足管理类学生的实践需要。为了使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能够更好地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转变为他们的实际能力，我们在大量教学实践与CAI探索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Web的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该系统提供给学习者一个综合应用管理类必要知识的教育和实战环境。 2. 系统分析与设计 2.1 系统目标 该系统的目标是要实现一个基于Web的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它利用计算机网络模拟工业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学生可以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配合课堂教学，形象具体地掌握企业中管理信息的运动和决策过程的规律，以培养管理类专业学生的信息观念、竞争意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综合决策的能力。 2.2 总体方案 基于Web的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划分为两个大的子系统：企业子系统和外部环境子系统。企业子系统模拟了若干生产经营型工业企业在设定的外部环境中进行生产、销售、产品开发、筹资和投资等活动，这些企业互为竞争对手，每个企业由计算机网络系统中的一个客户机进行模拟。外部环境子系统由服务器进行模拟，主要包括政府部门、原材料供应商、产品经销商、银行、证券市场、技术开发公司、咨询公司和评估委员会等，它们是企业进行经营管理活动的环境，为企业的活动提供服务、执行监督职能。该系统的模拟环境如图1所示。 根据前面所述，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可以划分为以下九个主要模块： （1）参赛企业模块 该模块主要模拟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一系列生产、销售、产品开发、筹资和投资活动：生产活动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购、原材料投产、产成品入库、生产线改造；销售活动主要包括开发新市场、进行销售投资、参加定货会议、根据企业获得的定单发货；产品开发活动包括自行开发和技术引进；筹资活动主要包括向银行申请短期或长期贷款、发行债券和发行股票；投资活动主要包括购买新的厂房和生产设备、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券等。 （2）政府部门模块 该模块主要根据各个企业的市场开发情况来授予市场许可证、根据企业在各个市场上的销售投资情况收回企业的市场许可证。市场许可证是企业进行销售活动的凭证，企业必须拥有某个市场的市场许可证才能够在该市场销售产品。 该系统中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宏观信息来模拟，该模块可以随机一系列宏观信息并修改相应的运行参数。 （3）原材料供应商模块 该模块的功能是模拟一定的机制为各个企业提供各种原材料并接受企业出售的多余原材料。 （4）产品经销商模块 该模块的主要功能是生成各个市场上各种产品的定单，并模拟一定的机制使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如市场占有率、产品报价和赊销期限等）来争抢定单。 该模块的另一项功能是根据各企业获得的定单接受参赛企业的产品发货并付给企业货款，当企业发货误期时，系统将给予一定的惩罚；接受企业出售的多余产品。 （5）银行模块 该模块将模拟银行的业务，主要包括如下几项：1）接受企业的活期存款，每年计息一次；2）根据企业申请发放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按期收息；3）根据企业的申请进行应收票据贴现业务；4）企业厂房的购买和出售业务；5）生产设备的购买和出售业务；6）厂房和生产设备的租赁业务；7）厂房的出租业务；8）代收税金。 （6）技术开发公司模块 该模块将模拟技术开发公司定期向市场推出新技术，企业向技术开发公司支付技术转让费后，就可以使用新技术生产新产品。 （7）咨询公司模块 该模块将模拟咨询公司向企业提供市场信息，企业支付一定的咨询费用后，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信息，包括产品需求曲线、产品价格范围、市场占有率信息等。 （8）证券市场模块 该模块将模拟证券市场的业务，主要包括如下几项：1）发行国债；2）根据企业的申请和经营状况的好坏发行企业债券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3）根据企业的申请和经营状况的好坏发行企业股票并收取一定的手续费；4）国债和企业债券的转让业务。 （9）评估委员会模块 该模块主要实现两项功能：1）每年年底对各参赛企业的生产、财务、营销等经营活动状况进行一次综合评比；2）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当企业达到破产条件时宣告企业破产，并负责对企业的财产进行评估和清算。 3 系统实现 3.1 系统结构 该系统采用Browser/Server体系结构，这种体系结构具有许多优点：1）系统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放在服务器端执行，浏览器只接收服务器返回的结果，这样大大减少了网络中数据的传输量，提高了系统运行效率。2）系统非常容易使用，只要掌握了浏览器的使用，几乎不需要再学习其他软件，用户几乎不用培训就可以有效地使用系统，大大降低了培训费用。3）系统比较容易维护，客户端除了安装操作系统和浏览器外，不需要安装任何为客户端开发的软件，客户端的表示逻辑都是从Web服务器上下载，因此客户端几乎无需维护。4）系统比较容易开发和实施，基于Web的B/S系统开发一般分为Web页面制作和Web应用开发。Web页面制作入手容易甚至无须编程，而Web应用开发有大量成熟和商品化软件可供采用，这就能加快开发速度，降低开发难度。5）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由于它采用了Internet技术，因而具备Internet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 3.2 关键技术 （1）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 HTML是第一个通用的页面描述语言，它遵循国际标准，常用的各种浏览器（如IE、Netscape等）均可以对其进行很好的解释；HTML可以跨平台使用，在Windows、Mac、Unix等环境中均可得到相同的效果；HTML又具有简单易学的特点和强大的超媒体支持能力，易于构建复杂的超媒体信息网；HTML还支持多种媒体种类，如GIF/JPG、WAV/AU、AVI/MOV/MPG等，适合网络传输；HTML的创造工具很多，如FrontPage、HotDog等，并可以根据需要加入JavaScript、JavaApplet等，使其更为丰富。 （2）ASP技术 ASP(Active Server Pages，动态服务器网页)是Microsoft公司在IIS3.0中推出的一种WWW应用开发工具，可以用来构造复杂的WWW应用。ASP是一种动态设计Web站点的技术，在对数据库的访问方面尤为方便。Microsoft公司在ASP中实现了两种脚本语言：VBScript和Javascript。这两种脚本语言可以嵌入在标准的HTML语言中，由IIS服务器执行。ASP利用ADO（ActiveX Data Object）数据库接口控件实现对数据库的访问，通过建立对象把访问数据库的细节高度抽象，而ADO本身又具有高速、简便和低内存开销的特点，特别适用于基于Browser/Server的瘦客户端模式以及其它Web应用的开发。 3.3 开发环境 （1）硬件条件 服务器两台，一台为数据库服务器，一台为Web服务器；客户端计算机若干；网络通讯设备，主要包括交换机、网卡、集线器、MODEM 等。 （2）系统平台 采用Browser/Server体系结构，服务器端采用Microsoft Windows NT4.0作为网络操作系统，Web服务器软件采用IIS3.0（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客户端软件，包括单机操作系统和浏览器软件，分别选用Windows 98和Internet Explorer，数据库系统采用SQL Server6.5。 （3）开发工具 基于Web的系统开发工具应使开发者使用各种各样的技术来创建动态的Web应用程序，并且应是一个可视化的工具。我们采用了Microsoft Visual InterDev6.0进行开发，它是用来快速创建数据驱动Web应用程序的基于团队的开发环境，支持ASP，以ODBC连接数据库，脚本语言为简单易学的JavaScript或VBScript。 4 结束语 基于Web的现代远程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方式，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逐步取代传统教育，21世纪它将成为构筑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而基于Web的多媒体CAI系统则是实现现代远程教育的基础，因此，基于Web的多媒体CAI系统的研究与实现已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研究领域。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Web的企业经营管理CAI系统，该系统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了实际企业运作的内、外部环境，使学生通过直接参与来了解企业经营管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经营管理不再是书本上抽象的概念。激烈的竞争机制使该系统类似于一种战略型游戏，使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得到乐趣，激发了他们的学习欲望。 经营管理类论文:论施工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 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完善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加速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为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运用科学的思想、组织、方法和手段，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管理，使之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创造最佳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从经营管理思想、经营管理组织、经营管理方法、经营管理手段的现代化四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现代化 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现代化是指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导思想要符合现代企业的经济功能赋予的经营观念。现代企业的经营观念主要有： 1．战略观念。战略观念就是要全面系统地看问题。战略观念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全面系统的观点，即全局的观点。二是面向企业未来的发展观点。面向企业的未来，包括市场的未来、产品的未来、技术的未来、企业组织的未来、企业人员的未来，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目标与对策。 2．市场观念。市场观念就是企业必须根据社会及用户的需要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市场是企业存在的前提。要具有市场观念，首先要求企业了解市场。其次，要确定对策去占有市场，赢得市场。 3．用户观念。市场是由实行交换的供需双方构成的，用户是构成市场的主要一方。所谓用户观念，就是企业要树立一切为了用户的观念，全心全意为用户服务，把对国家的责任建立在对用户负责的基础上。 4．效益观念。社会主义企业的效益观念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综合效益观念。在经济效益上要注意微观经济效益服从宏观经济效益。在保证宏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企业讲求经济效益，着重在经济上的收益。企业要获得经济上的收益，关键在于：对外如何赢得市场，多承包工程，多完成工程任务；对内如何降低成本。 5．竞争观念。竞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施工企业的竞争主要表现在：质量以优取胜，价格以廉取胜，服务以好取胜。企业要通过竞争去获得工程任务，要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所以，树立竞争观念是当前企业指导思想中最为深刻的转变。企业在竞争中必须牢记“质量是核心，价格是关键，信誉是基础”。 6．时间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企业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效益。为此，首先企业经营决策要把握时机。即使是正确的决策，如贻误了时机也是没有效果的。其次，要努力缩短施工或生产周期，加快资金的周转，减少资金的占用和利息的支出。此外，在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中要讲求效率，这是企业赢得时间的最为重要的途径。 7．变革观念。变革观念就是要求企业保持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没有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模式。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采用的方针、策略、组织形式、制度措施和方法，都需要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对此，事前要有预测，环境变化时要有对策，领导人也要不时修正自己的想法。 8．创新观念。变革观念的发展和深化就是创新观念。企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关键在创新。为此，企业要在市场上努力发现新的需求、新的用户、新的机会；在生产上要广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在经营管理上要出新点子、新路子，反对因循守旧，努力开创经营管理新局面。 二、企业经营管理组织现代化 经营管理组织是指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人们之间的协作体系。经营管理组织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企业管理工作的高效率。经营管理组织现代化主要体现在： 1．管理体制方面。包括国家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管理和企业内部各层次的管理。要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及权、责、利的关系，使各级具有主动关心其经济成果的能动性。 2.生产组织形式方面。企业应能适应外部环境的需要，具有不同程度的专业化和联合化形式。 3.组织结构方面。根据系统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采用不同的组织结构形式，如二级管理或三级管理，采取项目法施工，直线职能制结构或矩阵制结构等，以保证管理工作的高效率。 三、企业经营管理方法现代化 所谓经营管理方法，就是用以达到经营管理目标，实现经营管理活动的方法。经营管理方法的现代化，就是在管理方法中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包括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心问题是方法的有效性。只有符合客观规律要求的方法，才是有效的方法，也才能实现经营管理的目的。根据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起作用的规律不同，经营管理方法有以下几类： 1．经济规律所制约的管理方法。即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的方法。例如企业内部以经济责任制为内容，以经济利益为动力，经济控制为手段的管理方法等。 2.反映生产组织和生产技术规律的管理方法。属于这一类的管理方法有：技术管理、定额管理、工程进度控制、质量控制的方法等。 3．反映有关人的活动规律的管理方法等。如利用行为科学理论进行管理的方法。 4．反映行政和政治工作规律的管理方法。如行政手段、民主管理、群众路线的方法等。 在实践中，一项管理方法往往反映几方面客观规律的要求，如全面计划管理的方法、全面质量管理的方法等。管理方法也是有层次的。通常可分为组织方法、具体的工作方法和更具体的业务技术方法等几个层次，从而形成一个管理方法体系。 经营管理方法现代化有以下特点：标准化，指管理工作的内容、程序做到条理化和规范化；定量化，指管理方法从定性发展到定量，从单凭经验发展到“让数据说话”；系统化，指各项管理方法综合作用，以获得综合效应；民主化，指在管理中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实行专业与群众相结合、全员参与的管理方法等。管理方法的上述特点，体现了现代管理方法的系统性、最优性、综合性和民主性，最终反映在方法的有效性上。 四、企业经营管理手段现代化 这是指为适应经营管理工作高效率的要求而采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 1．信息传输、收集手段的现代化。为了文字、图表、信号、语言等管理信息的传输、收集，而采用的电传设备、工业电视、自动显示装置、自动收录记录装置以及电脑控制系统等。 2．信息处理手段的现代化。主要是电子计算机或系统的应用。 企业经营管理现代化的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应该协调发展。其中，经营管理思想现代化是核心；经营管理组织现代化是保证；经营管理方法现代化是措施；经营管理手段现代化是工具。 经营管理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四化，建设高度物质文明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科学技术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管理也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在国外，把科学、技术、管理看成现代文明的三足鼎。可见，管理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当前，我国同发达国家相比，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固然很大，但经营管理方面的差距更大。我们在实现生产技术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强调经营管理现代化，实行两者同时并举，不可偏废的方针。一些企业的实践证明，实行经营管理现代化，并不需要花很多投资就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可以把经营管理现代化看成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我们一定要克服重技术、轻经营管理的思想，开发和利用好这一资源。 经营管理类论文:透视零售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误区 内容摘要:本文对零售及零售企业进行了定义,对传统零售定义进行了一些突破研究,认为零售活动不仅存在于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中满足人们生产需要的一些销售活动也属于零售。重点分析了零售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三个误区,即零售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优质服务就是主动热情、促销活动就是营销,并针对以上误区指出了企业应采取的正确做法。 关键词:零售 零售企业 经营管理误区 对策 在流通领域,零售是和批发相对应的销售活动。一般认为批发是针对再销售者及产业用户的销售活动,而零售则是针对个人消费者或最终消费者的销售活动。因此,按照传统的流通理论,零售企业就是指向个人消费者或最终消费者销售商品的组织。这里所指的个人消费者或最终消费者是进行生活消费的消费者,他们购买商品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消费,而不是为了生产或再销售。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实中所说的零售概念并不一定和流通理论所界定的零售概念完全一致,零售企业的销售行为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流通理论所规定的行为。比如,农民到农用生产资料超市购买种子、农药,到农机商店购买农用机械,理发美容师到正规超市购买美发美容用品等,他们购买商品不是为了生活消费,而是为了生产消费,这种针对个别消费者进行的零散销售活动能说不是零售而是批发?再比如,现在很多流通企业实行多元经营,批发兼零售,这类企业就很难说是批发企业还是零售企业,而且这类企业对前来购物的消费者是采取批发行为还是零售行为,完全是根据消费者购买数量的多少而定,达到一定数量就批发,低于这个数量就零售。他们并不看消费者购物是为了生产或再销售,还是为了生活消费。比如在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有的服装商场规定,购买满5件按批发价,不足5件按零售价。有的前来批发服装的个体户因资金有限不能买5件以上,只能按零售价进货。之所以按零售价进货还能进行再销售,是因为他们来自外地,空间距离所造成的价差使他们还可以在异地高价赚钱。而本地自我消费的消费者很多亲戚朋友联合起来进行团购,满5件便可以享受批发价。现实中这种情况还很多,国外一些跨国零售企业最初进入中国时,就是利用介于批发与零售之间的业态打“擦边球”,进入当时我国开放限制还很严格的批发业。如世界第三大零售商德国麦德龙以配销名义在国内注册,其在我国开办的仓储式商场的会员顾客既有中小零售商、企事业单位等专业客户,也有普通消费者。 理论来自实践,理应反映实践的发展。本文所论述的零售企业既包括向最终消费者销售商品满足其生活消费的组织,也包括部分向生产者或再销售者销售商品满足其生产或经营需要的组织。这类流通组织的共同特点是:面对的是众多而分散的个体消费者,实质上分布在两个市场——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他们购买的商品既包括生活消费品,也包括生产要素商品;平均而言消费者购买频率较大而每笔交易量较小;拥有销售商品的店堂、柜台、货架以及展示商品的橱窗等;不仅提供商品,而且提供服务,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同时,满足其心理需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零售企业不一定非得需要店铺,如网上商店,也不一定非得有营业员,如无人商店或自动售货店铺等。虽然这种销售活动也是零售,这类组织也是零售企业,但这类活动和企业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内。本文主要论述具备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的与现代经营理念相悖的一些误区。这类零售企业若按业态分,包括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便利店、仓储超市以及折扣店、专业店等。 认识误区:零售业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尽管中外经济学界对产业划分的方法和标准并不一致,各个行业在归类上也不尽相同,但都基本上把包括零售业在内的商业划分为第三产业。最早提出第三产业概念并确立三次产业分类法的英国经济学家费希尔指出,第三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配第-克拉克定理进一步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就业人口具有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最后向第三产业移动的规律。之所以如此,关键是由第三产业作为服务业的特点决定的。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其他产业产品的边际需求在下降,而对服务的边际需求却不断上升。由于服务具有人对人的人性化特点,决定了服务业是难以大规模实行机械化、自动化操作的行业,使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幅度要慢于社会经济生活对服务业各部门需求的增长幅度,最终导致包括零售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成为就业密度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相对于商品生产和商业批发行业,零售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目前如此,即使未来无人售货店铺和网上虚拟商店成为主流零售方式,零售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性质也不一定改变,因为仍需要大量人员从事软件开发、网站维护、数据搜集、广告营销、商品保管、分拣配送等工作。虽然与消费者直接打交道的“前台”人员减少了,但幕后支持人员却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的零售业应该还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只是对这个行业的硬件技术与从业人员能力的要求更高。 目前而言,零售业是否就属于低技术行业呢?即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否一定就是低技术行业,这是本文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经典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在论述产业结构问题时都要涉及技术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认为5种技术结构与5种产业结构存在着相互对应的关系。以手工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是劳动密集型的,以智能技术为主体的技术结构决定了产业结构是知识密集型的。由于存在这种对应关系,一般人就会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特征就是以手工技术为主的低智能性。这种“反之亦然”的推理方式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际中都是不完全正确的。 零售业的本质是服务,服务的特性决定了零售业的技术要求不仅是手工技术,更是智能技术。零售人员不仅要和各类商品打交道,而且直接与需求各异的人打交道。因此零售人员的劳动过程既是手工技术操作过程(商品搬运上架、卫生清扫、传递商品),又是高智能技术操作过程(熟悉商品性能、把握消费心理、交流感情、沟通信息)。随着制造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同质化,使零售企业之间的竞争由产品质量之争越来越转向服务质量之争,而现代消费者越来越明显的理性化、个性化与多样化需求倾向,使零售业对服务的技术层次要求越来越高。现代零售服务已完全不是短缺经济时代简单的零售服务概念了。 所以零售企业首先要在认识上澄清这一误区。零售企业的员工是和世界上最复杂的具有七情六欲的“机器”——人打交道,而企业员工又同样具有复杂的七情六欲。如何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是摆在零售企业经理面前的一大课题。美国的沃尔玛的员工在顾客第一次购物后就会记录其购物的时间、种类,在其第二次购物时营业员就会像熟人般和他打招呼,并推荐与之第一次购物相关的产品,多次购物后就可大致掌握顾客的购物习惯,从而成为产品营销的基础。中国的零售企业是否也能做到这一步?中国零售企业有些也配备了先进的硬件技术,但缺乏与硬件技术相匹配的可以熟练驾御使用硬件技术的人的技术和能力。 服务误区:优质服务就是主动热情 以上用较多内容论述了零售业的性质以及人们对这一行业技术结构的认识误区,由此可知,零售业的本质就是提供服务,而服务不是简单地提供商品,而是商品、情感、信息、便利、舒适、放心等的统一体。随着现代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需求的增强,优质服务的标准可以用“使消费者满意”这句话来概括,但对服务形式的要求却不可以用一句或几句话来概括。服务的最高层次是一种境界,虽无固定的模式,却能根据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适时提供最适合其本人的服务。 然而现实中却把优质服务简单地等同为热情服务。很多零售企业都制定了服务规范,以企业规章的形式对营业员的服务提出了统一要求。服务规范几乎都少不了“主动、热情、耐心、周到”的内容,并在实际营业过程中要求营业员对待顾客“来有迎声、走有送声”,微笑服务,并把是否主动向顾客打招呼、是否热情为顾客介绍商品,作为营业员奖惩的标准。由于零售企业管理层对热情服务的认同及内部激励机制的存在,很多自选超市本来应突出自选的特点,给顾客更大的自我选择的自由与空间,但还是有营业员热情地迎向前,为顾客介绍商品。一些品牌促销员由于其报酬与销售挂钩,在利益的驱动下更是不放过经过货架的每一位顾客,但其热情度却让一般的顾客不敢在商品前驻足。 实际上这种片面的、生硬的、千人一面的服务方式是服务上的一个很大误区。首先,优质服务不仅体现在销售中,更体现在售前及售后。如备货是否做了市场细分,货源是否正宗;售后服务是否真的和承诺的那样到位,顾客退货是否能真的和沃尔玛那样“无条件退货”,对待退货的顾客是否还能像顾客购买时热情。其次,即使在销售中,服务也不是一味地自始至终主动热情。走进商场的顾客其心态千差万别。如果一味热情,就会增加顾客的心理负担,干扰顾客的休闲欲、欣赏欲、求知欲,顾客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自然就不能激发其购买欲。 就售中服务而言,零售企业提供给顾客的最佳服务应该是“顾客需要时招之即来,顾客不需要时感觉不到”。从理论上讲,顾客进店购买商品大致经过7个阶段,即感到有兴趣、引起注意、联想、产生欲望、比较、决策、购买。不管在哪个阶段,如果顾客招呼,营业员都要上前热情服务,但要客观“中立”,不能让顾客为难。如果顾客不招呼,就不能让顾客感觉到身边有营业员存在,特别是在第二阶段到第五阶段,即顾客在商品前驻足观察思考阶段。有的营业员虽没有说话,但其形体语言却让顾客感到不自在,如尾随顾客或远远用眼盯住顾客,也许这是为了等待回应顾客,也许是怕顾客弄坏商品甚至偷窃,不管什么原因,这都是不到位的服务。 零售企业之所以会出现片面强调热情服务的情况,一是因为企业特别是国有零售企业大多经历过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卖方市场商品不愁卖但服务质量差,在向买方市场转换过程中,企业销售下滑经营困难,于是把出路放在提高服务质量上,认为解决了服务质量差的问题企业的销售又会上去,于是热情服务就延续至今,实质上企业的观念还是停留在卖方市场阶段;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顾客进店正如朋友到家,如果不热情就觉得是对顾客不敬,没认识到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正在使中国快速进入理性社会;三是中国长期缺乏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研究,这既是计划体制下供给约束而非需求约束的表现,又是官本位社会中对长官意志崇拜而对个体人性漠视的结果。 本文并非反对热情服务,而是认为“热情”应适时适中。在买方市场条件下,零售企业的服务应该是全方位的差异化服务,同时体现在小处和细节,强调顾客的参与和体验。日本的收银员找顾客一分钱都鞠躬含笑双手递到顾客手中;宜家(IKEA)家居超市的顾客逛累了不仅可以在其陈列的高档沙发上坐着休息,还可以在其高档的样品床上盖上被褥睡一觉,如果不是到下班时间就绝不会有营业员“打扰”,讲求热情服务的中国商家是否也做到了?所以优质服务不是简单地主动热情就能做到的,而是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的服务。 营销误区:组织促销活动就是营销 营销观念是相对于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的一种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其基本内容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应首先正确确定目标市场的消费需求,然后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地满足目标市场的需求。营销观念的有效实践需要做好四个环节的工作:明确目标市场,即企业应以市场为出发点,确定自己要进入的领域或经营重点;确定顾客需求,即企业应发现顾客的内在需要和欲望,为顾客提供价值;进行组合营销,即企业所有部门都协调一致,为满足目标市场的顾客利益服务;提高盈利能力,即企业通过使顾客满意获得持续利润,而不是单纯通过促销获得短期利润。 现实中很多零售企业会在重要节假日或其他认为有意义的时间,组织各式各样的促销活动。这些促销活动有的虽然也可以称为营销活动,但有些还不能称上真正意义上的营销,原因是:促销活动并不是以市场和顾客需求为出发点,具体表现就是活动期间组织的货源并不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市场、明确消费者需求的基础上,有些促销商品源于进货人员的主观判断,有些属于关系货、人情货,有些则为库存积压商品,所以以这样的商品进行促销,至多是产品观念或推销观念在经营中的集中体现。只注重外部营销,而不进行内部营销。有的促销活动虽然也对消费者需求进行了一些分析和了解,但在活动进行期间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组合营销。企业只对外部顾客进行营销,投入资金进行店堂布置、广告宣传、打折回报等,而对内部员工缺乏现代服务技能培训,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激励员工更好地为顾客服务。有的企业甚至不尊重员工的合法权益,随意让员工加班加点而不给任何补偿。企业认为员工应当有奉献精神,而员工却身心疲惫,怨声载道。美国著名营销专家菲利普?科特勒说过:“内部营销必须先于外部营销。在公司打算提供优质服务之前促销是没有意义的。”促销活动的效果是短期的,企业盈利能力并没有多大提高。由于很多企业的促销方式是价格促销,不同商品的价格弹性不同,所以销售额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利润的大幅增加。另外,由于许多零售企业在促销活动中存在着虚假成分,如商品以次充好、虚假打折等,不仅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损害了企业形象,所以从长远看,这样的促销活动反而会使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而真正意义上的营销却不是这样。 营销不是简单的促销,甚至也不只是一时的活动,而是支撑企业长远发展的现代经营理念。零售企业只有对此有正确而全面的理解,才能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获得长远的发展。 经营管理类论文: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问题的思考 摘要：分析了实施森林分类经营中有关政策和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有公益林补偿政策和标准尚未出台;分类经营管理体制尚不完善等等并对此提出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森林分类经营 政策 补偿机制 生态环境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要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有完备的生态体系作保障。随着新形势下林业工作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思路调整,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已成为我国林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森林分类经营改革是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的基础工作。 分类经营是我国林业20世纪末和21世纪改革的主题。分类经营能否顺利地实施和推行下去,关系到我国林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关系到林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林业生态功能的良好发挥,关系到建立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和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关系到林业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所以分类经营具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森林分类经营理论及在我国的实践概况 所谓森林分类经营(Classified forest management),又称为“森林多效益主导利用经营 ,即以发挥某一林种某一效益为主,兼顾其它方面效益的经营模式。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根据社会对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两大要求,按照对森林多种功能主导利用的不同和森林发挥两种功能所产生的“产品”的商品属性和非商品属性的不同,相应的把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并按各自特点和规律运营的一种新型的林业经营体制和发展模式 。 森林分类经营并不是近年才提出来的,在18世纪形成的森林经营管理(森林经理)理论中就有组织森林分类经营的理论与实践。例如,在地域上把相互连接的、具有相同经营方向的块划分为森林经营区,与此同时,把地域上不相连接,但在森林经营目的、经营周期、森林经营方式上相同的小班组织成森林经营类型比如用材、防护、水源涵养、特种目的的森林经营类型合并建立起相应的森林经营体系,甚至直接以小班作为经营类型,这就是典型的分类经营。问题是传统的这种分类经营有以下的缺点:第一,突出了木材的利用忽略了其它各种效益;第二,只强调了经营的生物学和技术方面,忽略了经营的社会经济方面和林政管理方面;第三,只从自然和生物物理方面,而没有从事理和人理的互为储存关系考虑;第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体现为就林论林,没有与其它各部门、行业有机地结合,因而没有跳出行业的局限。 关于森林分类经营问题,国际上对其方式和目的要求,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在一定地域上,划块分类经营利用根据森林的主要功能划分为用材、防护、游憩、放牧等,发挥各自功能。国外称之为“邻接式多元化利用”。另外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在一块森林中同时产生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这叫做“同步或多元化利用”。这两种方式的讨论经历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争论的实质是对森林利用是否存在着效益和功能上的互斥和兼容是单目标与多目标上的差异,也包含着对森林经营上的理解。在我国,对生态与经济是否一致的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在促进木材和林产品发展的同时,为人类自下而上和发展创造最佳状态的环境”,“强调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而另一学派则强调“……紧紧抓住解放和提高林业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突出效益原则,强调结构效益,对林业实行分类指导,按照专业分工的原则对林业经营格局进行大调整,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重点林业的高效益带动全局的发展”,认为“生态经济一体化的林业难以实施”。 从目前森林分类经营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后一种观点是严格的分类经营观点。但是这种分类经营应强调的是主导功能上的分工,是一种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互相对立、排斥(商品林与公益林),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林业是一个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特殊行业,两大效益的建设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属性。为了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林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又对市场机制失灵的方面加以克服,必须实行整个林业的分类经营。国家体改委和原林业部颁布的《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正式推出以分类经营改革为主题的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在1992年,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的《林业分工论》一书提出一种分类经营的模式——“林业分工论”,即从发展战略和经营思想出发,接照森林的用途和生产目的,将林业分成商品林业、公益林业和兼容性林业三种。认为“林业分工论”是森林多功能主导利用的分工,是林业的分工,而不是林种的进一步划分 。 自1995年原林业部颁发《林业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纲要》以来,根据原林业部下发的《关于开展林业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林策通字[1996]69号)精神,各省(区)相继于1996年选择2～4个县(市)开展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工作。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全国森林分类区划界定工作的通知》(林策发[1999]191号)和国家林业局《国家公益林认定办法》(林策发[2001]88号)文件精神,各省(区)相继启动了森林分类区划工作。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省(区)已完成森林分类区划界定工作,并将分类区划界定工作成果上报到国家林业局。 其间各省林业厅(局)也同时制定和了本省的《分类区划界定工作方案》和《森林分类区划界定操作细则》，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开展分类区划界定工作。 二、森林分类经营的政策和经营体制问题 新时期、新形势要求国家林业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建立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要达到国家林业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根据森林的不同功能,实施分类经营、分区突破、总体推进的发展战略。分类经营是新时期林业发展战略的基础和核心。森林分类经营牵涉到林业发展的方向,牵涉到林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牵涉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保障体系建设和国家财政经济利益。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是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保障,经营体制改革是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措施。但目前在实施森林分类经营中还存在有如下问题必须研究解决。 2.1　国家和地方的生态公益林补偿办法尚未出台 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是实施森林分类经营的核心政策,但是我国一直为建立生态公益补偿机制,这势必导致公益林经营主体不明,或经营主体无力正常地对其进行经营和管护,甚至会发生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掠夺。经调查分析,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在于:①人们的生态观念不强,对林业的三大效益认识不到位。虽然我国在历史上就有植树种竹的优良传统,但人们更多的是追求森林中的木材、薪材及林副产品等林产品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农业、水利、旅游等行业长期以来形成认识上的严重偏差,弱视甚至无视林业所带来的各种生态、社会效益,人们享受这种效益成了理所当然,而补偿却成了盲区。林业部门,特别是营林业承担了繁重的造林、育林任务,而不能获得相应的补偿,经营困难成为必然。如一些森林公园、水利设施的经营中,森林的管护和抚育等任务属林业部门的“分内事”,而经营收入却进入了旅游部门、水利部门的账户。这种投入和产出脱节、剥离的现象应该说带有一定的普遍性。②森林的生态、社会效益计算困难。森林的生态、社会效益补偿问题的提出,已为时不短,并早已载入《森林法》中,但迄今还没有一个明确且切实可行的计算方法和补偿办法。 公益林的补偿问题是制约公益林建设和实行分类经营的关键。长期以来,因公益林具有效益 外在性和受益对象广泛性的特点,造成公益林“少数人负担,全社会受益”、“相对不发达地区负担,相对发达地区受益”、“上游负担,下游受益”、“林业部门负担,全社会受益”的不合理局面。再加上其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到目前为此,国家尚未对国家公益林的补偿程序、补偿办法、补偿对象、补偿标准、筹资渠道等方面制订出明晰的政策。在国家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各省、地方政府也未对地方公益林制订明晰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和办法。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和办法是关系到森林分类经营尤其是生态公益林发展和林区社会稳定的关键,实行分类经营,关键看能否建立健全有效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森林的生态、社会效益补偿机制滞后,已成为制约林业分类经营实际运作的瓶颈。 2.2　分类经营管理体制尚不完善 长久以来,我国林业经营一直担负着两大基本任务:一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民生活提供木质产品及其它林产品;二是改善国民生存环境。但事实上,我国林业几十年来受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林业经营模式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要求等影响,一直奉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轻造、集中过伐的林业经营模式 。几十年来,整个林业的基础几乎完全建立在森林采伐工业上,大规模开采国有林区与天然林区,造成天然林面积的剧减。 实施森林分类经营就必须要进行森林的分类管理。但在目前分类经营实践中尚未有完善的森林分类经营管理办法,而传统林业经营模式混淆了作为商品产业的林业和作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林业在经济属性、经营利用目标、经营方式、管理要求、社会实现形式以及价值利益补偿等方面的差别,而统一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之下,按同样的体制、同样的模式与方法去经营建设,带来的问题也很多:(1)大面积的天然林资源尤其是天然林中的原始林被采伐后,被林相单一的人工林取代,造成生态危机的潜伏。天然林生态系统结构复杂、功能完善、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人工林不可比拟的生态价值 。(2)因缺乏科学的价值利益投入补偿机制,国有林区和各类防护林经营单位面临沉重的困难。因无林可采,或者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生产经营难以为继。(3)林业企业经营目标不明确,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让位于林业的经济效益和目标。 2.3 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需求矛盾依然存在 分类经营实施之初,将现有森林划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公益林的主要功能是发挥其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商品林则要承担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需求的重任。由于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森林资源现状分布、结构不均衡性及对天然林过量采伐,在分类经营实施之初所区划的商品林尚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产品的需求供给;同时,对森林分布较多,并以木材生产为财政和林农经济收入主要来源的林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较大的冲击,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已成为制约重点林区尤其是生态地位特别重要的林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林业生产力水平不高也阻碍了林业发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家每年用于治山造林的投资不及水利投资的十分之一,随着两大生态林业工程的相继提出和推行,林业的地位和投入均有明显的提高,但由于受过去计划经济阴影的影响,更受眼前经济利益的驱使,时至今日,部分行业、部门对狭隘利益的维护和部分决策者的短期行为,以及全民生态、环保意识的淡薄等现状仍令人忧心忡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林业因生产周期长、生产力水平不高,生态及社会效益表现不很直观等因素的制约,使其在市场中成为一个弱势行业,且国家和地方在税收及现行的林政管理等方面,扶持发展的力度和营造有利于林业发展的市场环境等方面还远远不够,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遏制了林业分类经营的实际运行和健康发展。 2.4　公益林建设与林农生活水平提高的矛盾 国家对重点公益林的区域布局政策及公益林的补偿政策不明确,让一些既得利益者坐享其成而未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也使一些地区在森林分类经营区划过程中埋下伏笔,以便将来向着有利于自身的政策上靠。另外,处于山区、重点林区的公益林,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林农的生计问题,。生态公益林建设区大多为贫困山区,林农对森林的依赖程度和期望值很高。林农在能源、建房和自用材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耗森林资源,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森林。政府若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调控手段对林农及其利益从根本上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公益林的建设与发展将很难得到较长期的保证。 2.5　林产品税费比例过高 据对部分省(区)调研,林产品税费征收比例占销售价的比例偏大,尤其在商品材上表现较突出。商品材平均税费比例占商品材销售的40%～50%,特别是农业特产税在商品材生产和销售环节双重征收8%,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林农对商品材生产的积极性,影响了商品林的发展。 2.6　生态公益林的人工林问题 各省在分类经营区划中界定的生态公益林有许多人工林,这些划入公益林区域内的人工林除部分为生态工程建设投资营造的如长江防护林、退耕还林(草)等国家生态工程林外,尚有相当部分是世界银行贷款造林的速生丰产林和群众自发营造的用材林。据对湖北省调研,湖北省划入天保工程区的人工林面积为106.5万hm2,加上区划时未成林人工林地3.8万hm2,实际为110.3万hm2,直接划入禁伐区的人工林成林面积为7.3万hm2。这些已界定为生态公益林区的人工林尤其是世行贷款造的人工林和农民自发营造的用材林全部划入禁伐区势必影响世行贷款的债权和债务偿还,影响林农的经济利益而挫伤群众造林积极性,除天保工程外,其他生态公益林区也有类似情况。 三、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有关对策和建议 实行森林分类经营是一项根本性和全局性的改革,其主要任务并不在于对森林进行简单的划类,而在于围绕分类经营这一个基本要求必须进行的从管理体制、经营方式、经济政策等一系列相关方面的配套改革,以推进林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建设的全面的可持续发展。 1)尽快制订和完善政策法规,建立管理办法。 森林分类经营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种政策、法规还不十分完善,正在积极探索之中。建议国家林业局在详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森林分类经营政策法规,如“公益林管理办法”、“商品林管理办法”、“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等。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有关森林分类经营的法规法律制订适合本地区的相关政策,使森林分类经营的管理和公益林的补偿、补助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 除了国家要增加对公益林的投资外,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森林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制度。根据“谁受益,谁投入”的原则,生态公益林的服务对象明确的,由其受益者补偿,服务对象不明确的,由政府补偿。征收的森林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主要用于公益林培育、经营管理和新的公益林工程建设。我国已有部分省、市在尝试采用一些方法开展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如: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广州市流溪河流域水源涵养林保护管理的规定》,规定每年筹集1800万元作为流溪河流域水源涵养林的生态效益补偿费 。各级财政都从年度支出中拿出不少于1%的费用作为公益林的投入;湖南资兴市按水库灌溉田亩面积每亩每年收取20元人民币作为生态补偿费;广西金秀县的大瑶山水源林使下游一些县受益,这些县每年给金秀县的水源林建设补偿费达数百万元 。作为“全国森林分类经营试点县”的河北省平泉县根据补偿要素和实际情况,提出补偿标准,并把补偿渠道分为自我补偿、外部受益者补偿和国家政府补偿等三个方面 。四川省作为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很难将公益林的经营投资完全交由政府或者社会去承担,但却可以本着向社会征收森林生态补偿费的思路,对一些事权比较明确的部门和单位,征收生态林的建设补偿费。只有将这个“瓶颈”尽快打开,森林分类经营的实施才有物质基础。 2)成立公益林、商品林管理机构,实施分类管理。 应建立与分类经营相适应的林业管理体制，将公益林建设纳入政府行为范畴,实行事业化管理, 建议国家林业局成立公益林管理中心,统一组织国家公益林建设,将退耕还林(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等公益林建设统一纳入其管理范围,以免互相重迭,避免重复建设。各省(区)、地(市)、县根据其生态区位重要性,也应成立相对应的管理机构,统一组织本地区的公益林建设，实行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制。而商品林建设商品林建设和管理可沿用原来的管理体制和方法进行。推向市场,作为企业行为,在市场上参与竞争,以适应市场,增强市场竞争力。这既是森林分类经营的要求,也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改进在分类经营条件下对森林的经营方式 根据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经营的不同要求和特点,分别采用不同的管理和经营方法。公益林建设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和社会效益为目标,应该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封山育林、封山护林等营林方式,实行乔灌草结合、针阔叶混交合理搭配,以充分发挥森林的各种生态功能。对于商品林建设,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为目标,根据市场的需求,采用高投入(包括高科技的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三高”模式的集约化经营。 尤其要调整商品林布局和结构,满足社会、经济对林产品的需求。商品林发展中应根据本地区自然、经济条件和市场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大力营造速生丰产林,发展名、特、优经济果木林。在自然、社会条件好的地方,以工程形式营造速生丰产林,并根据速生丰产林资源布局,重新调整林产工业布局,形成资源——产业——效益良性循环。 4)帮助生态公益林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引导生态公益林区群众在不破坏环境建设的条件下发展经济,解决林区群众的实际困难,推广节能技术,发展沼气解决群众烧柴问题,发展林下养殖、种植业,开发新的产业,让林农增加收入,解决森林资源保护与林农生活提高的矛盾。 5)适度调整林产品税费,让利于民,促进林业发展。林产品尤其是商品木材在上缴税费方面负担过重的问题,各省反映比较普遍,特别是商品材在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重复征收两个8%(贵州省为两个8.8%)的税问题,林农和林区干部意见较大;其他地方性附加税比例也不少,不利于林业的发展。建议适度调低商品材生产和流通领域农林特产税及其它税费征缴比例,废除地方性搭车性收费,让利于民,促进森林资源发展。 结束语 森林分类经营作为我国林业改革的关键一环,要走的路还很长,在实行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施分类经营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建立完整的森林分类经营管理体制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是当前工作的重心。林业部门都应该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林业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找到适合本地区林业发展的分类经营办法。森林分类经营实施的关键问题是统筹安排,分门别类。难点在于生态公益林的建设与发展。而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关键是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而现阶段我国财政状况持续紧张,资金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生态公益林的补偿制度就是当务之急。 经营管理类论文:浅论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关键词：管理会计；商业银行；金融体制；新会计准则 摘要：管理会计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的渗透而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型学科，它是指在任何经济组织内，利用财务会计、统计和其他有关经济信息为依据，运用特定的技术和方法为手段，搜集、汇总、分析和报告各种经济信息，借以进行预测和决策、编制计划、对经营业务进行控制、对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将管理会计的方法和理论应用到银行的管理中，是商业银行加强内控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实力，实现价值最大化、防范经营风险的战略选择。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准入的加快,使得管理会计的作用日益提高,特别是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执行,国内商业银行如何在这新一轮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更好更快地发展呢？本文将说明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应用中的主要内容与重要作用，重点提出了加强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策略。 2006年2月5日，财政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会，宣布我国由一项基本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共同构成的，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将在2007年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已与国际会计准则真正接轨并达到趋同的目标。此次颁布的会计准则，对于提高我国会计透明度、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银行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准入的加快,使得管理会计的作用日益提高。学术界乃至商业银行管理界的观念也随之出现了质的转变与飞跃，管理会计的思想和方法为诸多商业所认同和应用。 1 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应用的主要内容 管理会计可定义为企业为加强内部经营管理，实现企业经营目标，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和方法，收集、储存、加工和阐明管理当局进行合理计划和控制所需的信息，围绕成本、利润、资本中心，分析过去、控制现在、规划未来的一个会计分支。 1.1 运用管理会计方法测算商业银行的盈亏平衡点 盈亏平衡分析又称保本分析，在保本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盈利，是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随时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盈利平衡分析具有经常性和预测性。盈亏平衡点亦称保本点，是指商业银行经营收入总额与其成本总额相等，利润为零，商业银行处于不盈不亏状态下的保本业务额。通过盈亏平衡点的分析预测，可以准确测算商业银行保本经营前提下的资产运用总量与结构以及经营成本。在测算中要根据前述对商业银行成本、收入、利润的界定及分析，合理划分各项成本的形成，正确计算变动成本、固定成本以及单位变动成本、单位收入等指标数据。属于混合成本的项目按规定方法进行分解，并把分解出来的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分别进行汇总，以保证计算结果更符合实际。 1.2 商业银行业务量及收入的界定 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量应是银行生息的资产总额，包括各类贷款、缴存中央银行及上级行的各项准备金、同业拆出资金及短期投资业务等。所以银行的“产品销售收入”就是银行的营业收入。是由于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而产生的收入，银行收入包括营业收入和营业外收入两部分。其中营业收入具有决定意义，它包括利息收入、金融企业往来收入、短期投资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等。因此，影响商业银行经营效益的主要因素是变动成本。由此可见，成本管理的重点是扩大存款规模，改善存款负债和其它负债的结果，提高资金运用的效益。同时，也不能忽视固定成本的管理。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额作为反映银行在报告期内全部经营成果的重要财务指标，主要包括三部分：营业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利润总额的计算方法如下：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按照管理会计的计算方法，商业银行利润总额的计算公式应为：利润总额：营业净收入+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净额-变动成本-固定成本 1.3 以责任会计加强内控 责任会计是现代管理会计的要组成部分，即按职责不同将企业划分成各种不同形式的责任中心，并建立以责任中心为主体的责、权、利相统一的机制，根据承担的责任范围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投资中心。成本中心对可控成本负责：利润中心既对可控成本负责，又要对利润能否实现负责：投资中心既对成本、利润负责，又要对投资负责。商业银行可根据各职能部门在经营过程中发挥的小同作用，划分为若干个责任中心，明确规定各中心的权责范围、编制责任预算、制定合理的内部转移价格、严格控制成本费用、评价考核工作业绩，根据成果与不足进行奖罚，充分调动全员积极性与创造性，使激励与竞争并存。 1.4 引入全面成本管理 管理会计运用的重要方面就是引入全面成本管理, 这是银行经营管理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对经营管理机制改革的积极探索。所谓全面成本管理是运用现代管理原理和标准化技术，以责任成本管理为主线 对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各层次、各门类、各环节实行成本调节与机会成本抉择的现代管理方式。与传统的成本管理相比，它具有完整性与广泛性、系统性与连锁性、主动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实行全面成本管理，开始由业务经营型转向资源管理型， 将会给工商银行的成本管理乃至经营与发展带来一系列新的变化。一是管理主体由单个部门转向全行各部门， 管理范围由狭义转向广义， 从而进一步推动全行全面抓效益，完善效益管理机制。二是管理重点由事后核算转向源头和事中调节， 从而进一步推动全行经营管理方式变被动为主动， 变静态为动态。三是管理客体由单一的数额转向责任与数额，从而推动全行管理机制的完善。 2 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明确地将公允价值作为会计计量属性之一，并在17个具体会计准则中不同程度地运用了这一计量属性，这表明我国会计向国际趋同迈出了实质性一步。公允价值的广泛运用，意味着我国传统意义上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被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多重计量属性并存的计量模式所取代。同时建立管理会计制度也是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竞争的需要。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电子化、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商业银行面临着金融产品及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资金结算和周转速度不断加快，资金将不再受地域和国界的影响，在短时间内可实现全球任何地区闻的流动。对于商业银行来讲，其作用主要有下列几种。 2.1 促进商业银行实现集约化经营，加强成本核算 随着外部竞争的日益加剧，商业银行通过外延扩张型经营模式已难以取得经济效益，商业银行必须探索开展集约化经营，以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管理会计在业务体系上倡导实现垂直管理，强调建立一体化的责任中心，并建立成本控制的责任制．这有助于商业银行在其内部降低成本、挖掘潜力．并实现集约化经营。投入使用现代管理会计，使成本核算的基础进一步加强。能在编制综合经营计划解决了经济增加值在部门、产品、客户之间分解的基本参数中的内部资金转移价格、风险计量及经济资本分配的问题后，成本费用分摊就成为准确度量分行、部门业绩，确定产品、客户的赢利性贡献度的重要工作。 2.2 有助于商业银行进行科学的业绩考评 商业银行只有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对其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并实行相应的奖惩，才能充分调动各部门和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促进商业银行长期稳定发展。而管理会计体系中有一套进行业绩考核的完整、科学的方法，为建立激励机制提供了客观、合理的依据。 2.3有利于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国外先进银行的经验表明，作为内部控制的支柱的管理会计体系，能够有效地控制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的行为，给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给控制提供科学的标准，并且有助于形成奖优罚劣的机制，使企业充满活力和效率。银行管理会计一方面通过实时掌控银行的日常经营及管理中各环节、全过程的业务绩效状况，始终围绕实现企业总体绩效进行不断调控和完善；另一方面强化成本控制、加强对各种成本对象的绩效考核，通过应用最新的成本控制技术手段，为银行在当前及未来的激烈市场竞争中获得成本优势，帮助银行实现战略目标。 3 把握时代特征，加强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 结合目前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实际及未来发展的管理需要，下面就加强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策略做些粗浅探讨。 3.1 优化组织架构,建立责任中心 提供决策信息并不是决策本身，但是有关的管理会计人员和领导他们的财务主管通常会参与银行的决策，并在决策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合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组织架构实际，对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一级分行，可在财务部门设管理会计岗位(或由财务分析人员兼职)，承担管理会计相关职能，管理会计人员直接对财务主管负责。财务主管根据管理会计人员提供的信息，综合平衡其他信息，直接为决策层提供建设性建议和决策信息。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中应用的前提条件就是建立责任中心，即把商业银行所属的各部门、各基层单位及个人，按照各自目标大小和责任层次高低划分为若干个单位，把责任单位视同相对独立、自负盈亏的核算单位，这些责任单位就是责任中心。责任中心应对其所控制的收入、成本、费用、利润等指标承担责任。 3.2 提供有力的管理会计理论 支持加强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理论指导，给企业应用管理会计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为给企业应用管理会计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我们首先要在管理会计理论建设上很下工夫，要紧密联系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并考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对管理会计的理论结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深人探讨，为应用管理会计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指导。其次要借鉴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成功经验，吸收其有益的内容为我所用。另外，学术界应深入实际，努力增进对企业管理会计实际的了解，进行管理会计应用与发展的典型案例研究，并参与创新管理会计工作的实践，以及帮助解决其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 3.3 更新观念，积极培养管理会计的专门人才 管理会计是一门综合性的管理科学，涉及的内容广泛复杂、方法灵活多样，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员有比较高的综合素质、果断的应变能力、较强的分析能力，所以，商业银行的各级领导既要认识推广应用管理会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又要注重培养大量的管理会计的专门人才。培养一批掌握现代商业银行管理科学的基本识，熟悉国内外银行的各项业务的优秀人才，是管理会计能够顺利实行的关键。 3.4 建立健全会计信息系统 会计需要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会计信息系统，通过对会计数据的采集、加工、整理形成管理会计有用的信息。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创造条件，加快建立管理会计基础信息系统，为业务决策提供完整准确的各类数据。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主要有基础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规划决策系统、业务控制系统、责任会计考评系统、评价分析系统等。同时建立金融信息系统，即将日常收集到的金融数据，进行加工整理，使之成为一套完整的各个责任中心执行责任预算情况的信息系统。金融信息系统是商业银行控制业务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3.5 实行管理会计师考评制度 西方发达国家都设有管理会计师协会，这些组织推进了管理会计的发展，加强了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我国也要借鉴西方先进经验成立管理会计协会，建立管理会计师考评制度，让一些具备较高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参加考评，解决企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为企业尽快应用管理会计创造良好的条件。 总之，管理会计在吸收现代管理科学和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渗透到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方面，不仅仅为商业银行细分市场的投人产出进行成本控制，落实责任成本，而且它按照市场需求提供整体组合的资源配置的决策方案，是建立在顾客需求基础上的经济核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准入的加快,使得管理会计的作用日益提高,特别是2007年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执行，使我国银行业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抵挡外资银行机构进人中国市场所产生的冲击和压力，如何有效的参与国际竞争，在保证安全和适度流动的前提下，最终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管理体制、理顺经营机制的同时，管理会计必将在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营管理类论文:完善会计标准强化经营管理 一、商业银行会计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 自1993年开始实施的银行业新会计制度，对正确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以及搞好稳健经营等，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够完善，某些规定不甚合理，使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会计制度规定的呆坏账准备金提取方法不符合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按照现行规定，商业银行的坏账准备金按年初应收利息余额的3％差额提取，呆账准备金按年末贷款余额的1％差额提取。这种“一刀切”的提取方法明显地存在三方面的缺陷：一是忽略了不同质量的贷款资产和不同账龄的应收利息的不同风险；二是提取的总量过少，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存量规模已高达2000多亿元，而每年可消化的呆坏账仅达400多亿元的水平，根本无法实现及时化解风险的目的；三是不利于真实反映商业银行的损益，由于呆账准备金按年末贷款余额的1％差额提取，这就为商业银行人为地调节账面利润提供了方便，当要虚减账面利润时，可采取年末突击放款，次年初再收回的方法虚增成本，当要虚增账面利润时，则可采取相反的方法操作。 2.权责发生制与商业银行所处的经营环境相冲突。在采用权责发生制确认损益的条件下，商业银行面临着收入的软约束和支出的硬约束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因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企业效益增长乏力，大量应收利息难以如期收回，名义上是收入，实际上是前景堪忧的债权，构成了事实上的虚假收入；另一方面，银行的各项费用支出，以及按虚假收入及由此而产生的虚假利润计算出营业税、所得税等，又必须按期如数缴纳，不得拖欠。这种状况使商业银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许多银行名为盈利，实为亏损，虽然财政部规定逾期一年以上的贷款所产生的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而是纳入表外核算，但是逾期不足一年的贷款的应收未收利息却已经对损益的真实性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执行会计标准的随意性大，造成核算口径不统一，影响了会计资料的可靠性 严格执行制度规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是统一核算口径，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前提条件，但往往有一部分商业银行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出发，为完成某些经济指标、掩盖某些违规事实或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在核算过程中随意歪曲制度规定，具体表现在： 1.应付利息提取方法不规范。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在计算应付利息时，采用根据各类定期存款的平均余额按当时利率提取的方法，很显然，这种做法难以充分顾及存款余额变动对实际应付利息的影响，并与“按存单利率计付到期利息”的规定不符，在目前利率持续下调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应付利息提取不足，这无疑会造成平时损益不实，而面对存款集中到期，应付利息不足支付的局面，各行又随心所欲地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在利息支出科目中直接列支利息；二是突击提取应付利息；三是在应付利息科目中用红字反映余额。前两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本期成本大幅度上升，后一种做法则极可能造成今后为弥补红字而虚增成本。 2.坏账核销不及时，造成损益不实。按照规定，账龄达三年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应予以核销，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出于完成利润指标的需要，对这一部分利息长期挂账，不予核销。从表面上看，这一部分利息已纳入表外核算，其本身对损益真实与否已无直接影响。但是，对该核销的利息坏账不核销，必然使当期该减少的坏账准备金余额难以减少，从而直接影响到下年度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数额。由于坏账准备金是计入成本的，因此，坏账核销不及时对损益真实性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 3.科目核算内容被随意调整。这种状况表现为部分费用未能列入相关费用类科目，而是被用于冲减收入。例如，部分银行规定，在手续费收入科目中列支空白信用卡的工本费和信用卡“消费指南”的印费等，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账面手续费收入的虚减，并因此少缴营业税金及附加，不但损害了财政的利益，而且还使营业利润不实。 4.费用开支项目被随意调节，指标控制流于形式。为逃避费用开支指标的限制，商业银行往往把受指标控制的某些费用随意转入不受指标控制的项目。主要表现在把业务招待费转入差旅费，把临时工工资计入手续费支出等，诸如此类的做法既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又提供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三）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1.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模糊，阻碍了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影响了央行监管工作的效率。载体要素齐全是有效披露信息，进而合理发挥其作用的基础，然而在电算化条件下，作为披露会计信息的重要载体的账簿和报表的要素不齐全问题，却更为突出起来，分户账上缺少账户名称仅有账号、摘要或摘要过于简单和对方科目、总账和报表上缺少科目名称仅有科目代号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账、表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不清、资金来源和去向不明、业务和财务活动的透明度不高，不但使会计信息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且还影响了中央银行的监管效率。 2.“双线核算”在电算化条件下已名存实亡，以致对错账难以有效控制。根据“双线核算”原则的要求，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应根据凭证平行登记、分别核算。在核算过程中，两大系统应互不干扰，构成一种“并联”关系。然而在电算化条件下，综合核算是根据明细核算时录入的凭证信息来进行的，两大系统间名义上的“并联”关系已被事实上的“串联”关系所取代，只要明细核算出现差错，综合核算必然随之出错，使总分核对失去实际意义，加之人们对电脑过于迷信，复核和事后监督流于形式，造成记账差错率居高不下，会计信息失真，银行声誉受损。 3.不同系统的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同一系统内部各行处和部门之间在会计工作上缺少协调。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会计工作上均自成体系，在遵循统一会计制度的前提下，在核算方法上体现出本系统的特色，与此同时，随着核算内容的日益多样化和业务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会计工作主体也同时趋向多元化。这种现状对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充分有效地利用现代会计技术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业务和财务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系统的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同一系统内部各行处和部门之间在会计工作上缺少统一规范和协调的问题。（1）各行会计处理的软件各不相同。目前各商业银行所使用的软件主要由各自总行自行组织开发，有的还由分行组织开发，这使行与行之间在核算软件上缺少统一性，难免会产生口径不一致，信息披露方式不统，会计工作的横向联系受阻等弊端。（2）会计档案管理责任不明确。落实会计档案管理责任是加强事后监督、明确经济责任、杜绝违纪违法行为的基础，但因会计工作主体已趋向多元化，会计工作涉及到的责任人和责任部门随之增多，而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又不明确，不可避免地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了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增加了调阅档案的难度，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二、建议 （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会计标准 1.改革呆、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方法。无论是呆账准备金还是坏账准备金，均应按风险大小来核定提取比率。就贷款呆账准备金而言，应根据五级分类的结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核定不同的提取比率。此外，还应把目前实行的按期末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呆账准备金的做法，改为按期初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这既可与固定资产折旧的提取方法保持统一口径，遵循“一致性”原则，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年末突击放款或突击收贷对损益真实性造成的冲击；对于坏账准备金来说，由于应收利息的风险高低与其账面存续时间的长短有密切关系，因此，采取“账龄分析法”确定提取比率是比较科学的，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能增强银行的坏账核销能力。 2.调整表内外应收未收利息的结转时间。原定贷款逾期一年以后所产生的应收未收利息记入表外的做法，应改为自贷款逾期三个月起即记入表外，以此减弱权责发生制条件下巨额应收未收利息对损益真实性的影响。鉴于银行坏账核销能力薄弱的现状，表外的应收未收利息，无论是否已核销，若被收回，均应用以增加坏账准备金，而不应计入损益，否则就是同时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方法确认损益，其结果必然违反“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原则，使损益失实，且不利于增强坏账核销能力。 （二）加强检查监督、制定实施细则、统一执行口径、规范操作方法 1.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监督，及时发现支出长期挂账，利息坏账长期不核销，随意调节费用开支项目等问题，以便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并给予适当的处罚，以维护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严肃性。为此，需要财政、税务、审计、各商业银行总分行和人民银行的协调配合、相互支持。 2.规范应付利息提取方法。由电脑自动生成各类定期存款的计息积数，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存单上的不同利率计提应付利息，以确保正确计提。 3.明确界定费用开支渠道，防止收入虚减。对于各种费用支出，均应明确界定其应归属的有关费用类科目，而不得随意冲减收入，特别是对于一些制度未规定或未明确规定其列支渠道的费用，更需要尽快界定，以维护营业利润的真实性和财政的正当利益。 （三）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1.规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披露会计信息的载体应做到要素齐全、内容完整，为此，必须明确规定账簿和各类报表的构成要素，无论是手工编制还是电脑打印，分户账上都必须列出户名、摘要和对方科目等，总账上必须标明科目名称，报表上的科目或项目名称也应标识清楚。 2.完善电算化账务组织。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的有效核对是防止账务差错的重要手段，会计核算技术手段的改进，应以不扭曲账务组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前提。为增强总分核对的有效性，必须改变目前电算化条件下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间的“串联”关系，在办理综合核算时，应换人重新输入凭证信息，以此生成科目日结单，据以登记总账。此外，对于在手工操作条件下难以有效防范的记账串户现象，也应利用电脑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以克服，可行的方法是在软件中加设账号和户名的自动核对功能，在录入凭证信息时，由电脑自动核对账号和隐含的户名，核对相符方可调出分户账。 3.加强会计工作的协调配合。首先，应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合理开发银行账务处理软件。银行账务处理的基本软件应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组织开发，在其中突出银行业务和财务核算的普遍性特征，各商业银行则可根据本系统和本辖区的具体情况，对人总行统一开发的软件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但必须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其次，应切实制订《金融机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档案管理责任。会计档案管理的执行机构应是会计处科、股，相应的业务部门应予以密切配合，在会计处科、股内应设置专门的会计档案管理机构或指定专职的档案管理人员，专司会计档案保管和调阅之责；第三，应强化人民银行的会计监管职能和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机构的职责，以协调行与行之间及本行内部各部门之间在会计工作上的关系，加强监督与制约。 经营管理类论文:出口信用保险经营管理创新与战略发展 作为我国目前惟一承办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国有独资专业保险公司，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按照“政策性公司、市场化运作”的经营方针，经过三年初创期的发展，快速实现了业务“三年翻三番”的增长目标和在全国范围的分支机构布局，在我国金融保险业和外经贸政策促进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明显，公司也进入稳步发展期，并开始“二次创业”。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已进入加入世贸组织后过渡期，2006年底将全面开放金融保险业，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公司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经营体系将发生巨大变化，竞争因素逐渐增加，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具有特殊管理体制和特殊业务性质的中国信保如何通过经营管理创新和战略发展，不断提高其市场开拓和内部管理的效率，进一步培育战略执行力和核心竞争力，这对于积极应对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主动推进公司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创新 中国信保及其分支机构经过三年多的发展，在客户资源、市场开拓和内部管理等各个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作为风险的“经营者”和“承担者”，需要按照“市场化经营”原则，进一步提高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经营的效率和与之相适应的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 （一）信用保险公司的市场经营创新 与商业保险公司不同，中国信保是按照政府的意图向企业出售一种特殊产品或提供一种有偿的支持性服务，其服务价值依存于政策和市场双重目标。分支机构作为公司市场营销任务的承担者，直接服务于市场和客户，因此要立足本地经济环境，充分把握当地出口信用保险市场、特别是短期险市场的内在规律，以及行业结构和企业性质所决定的非均衡需求。更要关注市场竞争因素，不断提高认识和创新服务，以更加系统化、集约化的方式提升市场服务效率，从而在更高层次上继续加大市场开发和管理的力度。 1.市场理念创新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目标下，政府（中央和地方）和有需求的出口企业都是中国信保的客户。政府需求经由中国信保这只有形之手通过具体承载主体（出口企业）需求的满足而得以满足。因此，出口企业也是政策的载体，是公司实现政策和市场双重收益的最终来源，是公司的最终目标客户。但是任何降低与政府（控制关系）间信任关系的行为在长期内都将降低公司的经营效率。 现阶段，在市场开拓方面中国信保可以凭借独家垄断经营地位的优势，按照风险管理原则和市场规律的要求，主动开发目标客户的市场需求“，但是它的市场化运作理念具有不同于商业保险公司的内涵，它不是卖保单或以做买卖的原则开发市场，而是要根据特定的双重目标要求和特殊的业务属性，创新市场理念。一是坚持以社会责任为主旨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即使公司体制（政策性、半政策性或商业化）发生了变化，也始终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自身利益的统一；二是坚持注重长期效益与积极设限的原则。从未来市场竞争、自身资源约束出发积极设限，对企业、行业和国别结构综合平衡，以重点的支持策略代替普遍的展业策略，注重长期效益和风险平衡，精耕细作，有保有压；三是坚持注重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追逐单笔交易的价值原则。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特点是嵌入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出口经营战略之中，服务的长效性、整体性和结构性都决定了与客户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交易行为而是一个长期合作、互利双赢的价值链。 对中国信保而言，单纯强调短期任务导向的市场化开拓，不利于公司的长期经营。在目前长期价值指标约束软、短期保额保费指标约束硬、规模扩张冲动明显的发展诱因下，可能陷入市场化的误区，导致高风险业务的过量累积。 2.产品创新 从国外引进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和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开花结果，本身就是市场创新。中国信保在具体的市场实践中通过借鉴国际先进的产品设计经验，同时紧紧围绕中国企业的发展实际和需求特点，配合国家各项政策要求，不断开发出了适合市场需求的系列化的新产品和服务配套。一方面是不断开发更多适合市场需求的标准化、定型化、更加成熟的新产品；另一方面是以专业技术为支撑执行更加柔性化的产品设计策略。通过对客户自身发展状况、所在行业、交易合同、交易历史、买家国别、买家信用等交易结构个性化的细致分析，通过组合、交叉和联结各种产品与承保模式，采取目标客户差异化需求与公司宗旨文化和经营战略相结合的方式，设计更加切实有效的风险解决方案，并体现政策性导向，为客户提供兼有政策含量与技术含量的产品。 3.服务创新 团队服务是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不同于商业保险公司及其业务的另一个特点。由于客户需求的差异化、知识经验含量的复杂性、产品设计的个性化，要求客户经理在团队工作方式配合下，有能力代表团队以不排斥个性化的专业智慧向客户提供有效的服务。展业团队只有吃透产品属性、创新功能、提升服务，才能引导企业适应国际贸易发展的潮流，在其国际化经营体系中建立起内含出口信用险要素的成本——收益模型，从而帮助出口企业创造新价值。实践证明，由于引入出口信用保险，保户的出口规模出现逐年倍增的业绩，内部经验数字也印证分支机构一般当年业务收入的70％来自老客户的业务增长，这就是相互推动的良性效应。同时应积极引入现代客户关系管理（CRM）的创新思想、方法和软件技术，实施关系管理以提高客户服务的价值和层次，结合出口信用险的性质和特点主动管理与客户的互动关系，从交易营销转向关系营销，以支持个性化的服务和创造新的市场优势。 4.整体营销创新 分支机构在初期市场开发中存在盲目、分散、随机、肤浅等粗放经营问题，进入发展期，有条件进一步集中力量向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迈进，通过深入全面地分析当地市场环境、企业性质，谋篇布局，整合营销资源，创新经营，形成更大的市场格局和系统性开发的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在进行产品营销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明确政府是顾客也是渠道，并且是有别于商业保险营销的特殊渠道。政府搭台的营销渠道是一种有独特优势的差别化的创新渠道。政府支持有激励保户出口积极性的效应，充分合理地运用，并转化为保险公司的内在优势可以极大地促进营销效率的提高。通过配合支持地方名、优、特发展战略等需求，营造外部影响力，形成双方良性互动的发展局面。 （2）积极稳妥地推进与银行的战略合作发展。在企业巨大的融资需求推动下要自主地加强对合作本身的管理。与政府合作不同，与银行的合作存在竞争性的一面，要从短期和长期结合的角度考虑产品的替代性和竞争性。 （3）通过整体营销模式的创新，向客户高效地提供产品和服务。整体营销，是指分支机构基于细分市场，对辖区内的目标客户的营销渠道进行整合和全员联合的整体（立体）展业模式。营销渠道的整合是指协同与政府各有关部门、各行业协会、各家银行多渠道的政策，适应全局客户视野，保证所有服务渠道的协调性，形成广泛共识和联动。全员联合是指形成分支机构内部从领导到业务人员、从前台到后台多层次的服务团队，形成合力，支持产品组合和业务联结，保证客户内部从决策层到操作人员的全面认识过程。通过营销渠道的整合和全员联合展业形成对市场和目标客户整体营销体系的构建，为发展期的分支机构增添新的市场开发优势。如果把整体营销思想运用于支持从事海外资源开发、工程承包、工程开发等大型项目的有实力的大企业，中国信保为企业所带来的价值远远大于一般的风险保障。如深圳的华为、中兴这样的大型客户，其海外经营模式中就融人了政府层面、包括中国信保在内的各金融机构多方推动要素，中国信保与其他促进手段一道成为出口企业海外经营体系中的联盟。 （二）信用保险公司的管理转型 中国信保实行的是经营管理集中的总、分两级扁平式管理架构，进入发展期随着分支机构综合经营任务的扩大，业务环境和市场开拓的转变，风险管理的重心下移，队伍的充实，在管理上实际面临着由简单性向复杂性的升级，面临着加快步伐向管理科学、内控严密、充满活力、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现代金融机构转型，并按照统一的管理理念在更高的层次、更大的范围上支持公司战略的实施。通过强化一个基础，开发两种能力，突出一个重点，实现分支机构管理和建设的全面进步。 1.组织转型 强化一个基础就是强化一个可以持续改进经营管理工作的组织基础，实现组织的转型。首先，建立和完善一个开展业务和实施管理的适宜的组织架构和分工明确的工作体系。结构设计应围绕业务发展需要，力求简单、合理、敏捷、有效。其次，建立和完善以控制经营风险为中心的内部业务流程管理机制。发展期的分支机构要逐步把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健全内部业务流程中各环节的制衡，避免一线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引致的系统性风险隐患的发生和内部风险控制失效的发生，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第三，建立和完善与总公司一致的比较透明的内部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系统。发展期的分支机构主要是认真解决管理的规范性和长效性问题，克服管理上的随意性和文化上的异质性。切实按照总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要求和企业文化建设目标，形成相互支持、相互监督、共同服务的内部管理制度框架和文化氛围。 2.能力转型 开发两种能力就是开发分支机构的战略执行力和整体营销能力，实现其发展能力转型。要强化统一战略意识，发挥功能作用，提高组织执行力。分支机构应从组织层面开发对于总公司战略的执行力，首先是要不断强化每个员工对于公司核心理念和使命的认同，强化领导亲自带头与全体员工共同自觉服从公司战略的意识和行动；其次，要有效搭建知识经验交流、学习和共享的平台；最后，分支机构通过发挥自身功能的作用，实现员工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总公司战略利益高度一致所带来的内部凝聚力和所激发的组织创造力。 全面把握市场环境变化，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整体营销能力。分支机构基于对辖区内市场和环境的变化把握，以全局性的客户视野，细分市场。在对现实的或潜在的目标客户实施关系管理的基础上，相应地从内部再造和优化业务流程，动员全员联动形成多层次客户服务能力，从外部开发与当地政府各有关部门、各行业协会和各家银行的协作能力以及与公司各兄弟部门的配合能力，整合内外两种资源，不断从组织层面开发分支机构在市场规划、产品创新、品牌宣传、客户服务和创造更有利的发展环境等方面的整体营销能力，推动分支机构综合发展。 3.人才转型 突出一个重点是把团队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系统地抓，实现分支机构人才队伍的转型。分支机构人员数量少，基本是知识型员工，业务和产品的协作性质比较强，应积极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核心是提高团队整体展业的竞争力。 首先，建设团队式领导班子，提高团队领导力。分支机构主要领导带头按总公司提出的“四好”标准要求建设团队式领导班子，倡导团队精神和团队理念，促进领导团队核心作用的发挥，充分发挥一把手的导向和强制作用，提高与任务转型相匹配的团队领导力。其次，培养团队型人才，促进团队发展。发挥团队组合的优势，必须着力培养团队意识强并适应团队工作方式的人才，促进个人与团队的共同发展。个性化顾问式的业务性质决定客户经理一定要具备较高的理论层次和丰富的经验积累才能胜任，要能够综合运用外贸理论与实务、银行、保险、相关宏观政策、国际政治、法律、市场营销、服务营销、战略管理、风险管理、信用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干一行专一行的行业技术知识，以及在谈判中博弈利益，以最低成本获得最优条件实现双赢的商业技能，通过沟通建立互信关系的基本经验等等。工作团队的组合实际是知识、能力和经验的互补与组合，也是不断交流提高的学习型组织。从整体队伍建设而言，通过培养团队型人才实现企业造血机能，其中结构（层次、年龄、性别、背景等）的均衡，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组织环境和激励机制，是留住人才这一第一资源的关键环节。 经营管理类论文:护士在医院经营管理中新职责的探讨 【摘要】 探索医院经营管理中新的护理职能。护士参与成本核算对医院、科室发展的实际意义，以及参与成本核算过程中对护理工作和护士个人的影响。 【关键词】 护士； 成本核算； 经营管理 目前，我国医疗体制逐步转型，许多医院正从医疗事业型向服务企业型转变，为了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加快医院的发展，成本核算工作也逐渐被重视起来［1］，成本效益之比是考核医院管理的主要经济指标。而护士是医院管理的主体，也是物资领取、支出的关键环节，因此，护士参与成本核算对医院的经济经营至关重要，而且在管理过程中提高了护士综合能力和参与医院建设的意识，我们的体会如下。 1 人员配备 1.1 专人负责 每个护士站（40张床以上）配备1名高年资护士负责管理，要求熟悉科室业务，了解科室运行的基本情况，责任心强，敢于管理。同时掌握本护士站固定资产和流动物资账目；熟悉医疗过程中使用消耗物资的性能、成本、利润；掌握医疗收费及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等情况。 1.2 专项培训 经营管理、成本核算是护理人员新的职责，护理人员没有经过学习和培训的经历。因此，为她们提供专业培训是必要的。学会运用一些统计学知识、金融术语、计算机管理、建立统计表格等方面的知识。 2 物资管理 2．1 计划领取 根据医院经济指标和科室运行状况，做到计划领取，保证临床正常使用，避免大出大入，造成积压和浪费，或出入不均衡影响职工的利益。及时掌握临床物资支出和成本利润的关系，在确保患者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做到合理支出，正当获利。 2．2 维修保养 对科室固定资产定期清点，杜绝流失或积压。加强医疗仪器安全使用的培训，检测和保养要有记录，抢救仪器做到四固定（定点放置、定人管理、定时核对消毒、定量供应），时刻保持在备用状态，并有紧急替代预案。 2．3 统计分析 每月对所领物资进行清点，核对帐目，对有异议的项目查找原因，制定管理措施。掌握科室收入与支出情况，及时调整经济指标和领取计划。特别是千元以上贵重医疗消耗品，要做到账物相符，查对及时。 2.4 日常管理 日常消耗品建立基数，定时清点和补充。对更新替换的消耗品应做性能、质量、费用、操作等方面的临床试验比较，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物资使用情况，择优使用。 3 绩效管理 3.1 目标管理 结合医院指标，制定科室管理目标，落实到班组。目标管理应是综合性的，不能只强调经济指标，更多考虑科室的发展和患者的利益，以优质服务为宗旨的效益指标。 3.2 个人量化考核 即：工作数量、质量、安全、服务等综合考评。其中，患者的满意度、参加健康教育、医护合作等，也在考核之列。 4 应注意的问题 4.1 保护患者利益，维护医院声誉 4.1.1 尊重患者权利 医院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患者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忽视患者利益的短期行为将有损于医院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尊重患者的医治权、知情权、决定权、申诉权、保密权等。在实施医疗行为前，应向患者及家属阐明检查、治疗的目的、方法、费用等事项，让患者选择决定能接受的项目，尤其是自费项目必须争得患者同意，并签属自费协议后方可执行。 4.1.2 提供人文服务 关心患者的疾苦，主动服务，增强信任度。护士不仅要了解与疾病相关的内容，也要掌握患者的经济情况，报销途径。主动介绍医疗保险实施过程中的用药、检查、申报程序。对经济困难的病人，入院时与医生及时沟通，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尽量缩短住院时间，选择患者能接受的检查和药物，减少支出，增加患者对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在提高和维护患者权利的同时也维护了医院的声誉。 4.1.3 选择优质产品 选择医疗耗材应优质廉价，在不违反消毒隔离原则的基础上，为患者节省费用，为医院节省支出，同样的消耗品要进行临床比较，择优使用。如：静脉输液针的固定，汗多的病人采用普通输液贴会出现固定不牢，增加更换次数。但如选用透气效果好的输液贴固定，不仅使病人舒适，更增加了治疗的安全性。在使用中发现问题记录下来，及时反馈，对产品的改进、研发及护理科研提供可靠依据。 4.2 树立节约意识，挖掘内部潜力 勤俭节约在护士中被淡忘了，经常进行传统教育可增加护士的主人翁意识。强化教育和必要的管理措施，可逐渐养成良好的节约习惯。如：及时维修公共设施，随手关灯，节约用水等，在浴室、厕所等处有明显标记，废弃纸张装订成册，重复利用，引入经济管理思路和市场机制，灌输成本控制观念，并适当的与个人经济挂钩。 4.3 严格管理程序，落实审批制度 严格遵守医院物品领取审批制度，固定资产由科主任审批后报物资管理部门入账并备案，日常消耗品领取需三人签字，每月清理核对1次。贵重物品（千元）建立使用登记，并与领取账目核对等，每季度清理所有库存，避免过期积压。 加快床位周转使用，缩短平均住院日，是医院经营管理的主要手段。 5 体会 5.1 对护理工作的影响 在医院经营管理中，对护士赋予了新的职能，参与医院管理，关心医院发展，已成为护士自觉行为。过去护士管理物资不讲效益，使用消耗品不讲成本，造成物品积压浪费，增加患者的支出。成本核算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所以，过去只有护士长操心的事，变成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操心。病人的环境舒适了，医护人员与患者沟通融洽了，减少因医疗费用不明确引起的纠纷。病人反应护理质量提高了，护理人员的素质高了。医院的经营管理推动了护理工作朝着全面化、精细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5.2 对护士的影响 参与医院经营管理改变了护士的观念，也重新认识护士作为管理者的职能，调动了护士的积极性。做好住院患者的管理，关心科室发展，主动创造条件加快床位周转等等，合理化措施和建议层出不穷，管理型人才在工作中显现出来。同时，也激发护士要求学管理，懂经营的热情，为培养新形势下的护理专业技能综合管理人才探索方法和路径。 6 讨论 英国卫生部已经开始将病房管理和科室预算移交给病房护士长或主管护士［2］负责，护士长也称经理或管理（manage），他们能够将护理预算与专业技能综合应用，控制和审计在物资和设备方面的花费，在缩减开支，有效管理的预算对于过度花费和低花费的监测起关键作用。我国的卫生改革刚刚开始，医院经营管理处于摸索阶段，护士长承担护理学科发展与科室经营管理两方面的任务，管理着科室的财务和设备，工作压力影响到他们的健康和工作质量，同时，他们也缺乏经营预算和经济管理方面基本知识的培训。因此，设定专人承担此项工作，培养和训练医院管理预算方面技能，将会为护士提供一个控制自己工作环境和发展自己职业的机会。 经营管理类论文:关于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的法律思考 内容摘要： 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正在着手制定《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办法》。本文作者从法律角度进行思考，澄清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基本认识，包括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由来、相关规定、主要内容、主要作用、存在的不足之处等等。从而进一步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法律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思考如何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作出明确的定义，如何明确界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主体、客体和对象，在文章的最后部分，特别强调了在立法和实践中需要注意区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客体是企业的产权（股权），而不是经营权或企业法人财产权。本文对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有益探讨。 关键词：完善管理制度 国有资产 授权经营 法律思考 在《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地提出了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这一重要课题，并将其作为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03年8月14日《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办法》起草工作小组召开了企业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立法专家座谈会，从会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在讨论中专家意见分歧比较大，[1]在国内，现阶段尚缺乏足够的经济、法律理论支撑，因此，有必要继续进行有益的探索。作者企图通过本文，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法律思考。 一、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基本认识 （一）、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由来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是在组建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中，为了组建企业集团，形成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关系，政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集团紧密层企业的国有资产划拨并授权给核心企业，由集团核心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并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其目的是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公司关系。[2]1992年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经贸办联合下发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实施办法》对授权经营定义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指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企业集团中紧密层企业的国有资产统一授权给核心企业（集团公司，下同）经营和管理，建立核心企业与紧密层企业之间的产权纽带，增强集团凝聚力，使紧密层企业成为核心企业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发挥整体优势”。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企业集团发展的实践，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 早在1993年制定《公司法》时，在公司立法中，就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有过明确规定。《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可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随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为了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党的十六大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决策，国务院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制定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确立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该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规定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上述规定，是确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的基础，同时，也为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提供了基本依据。 （三）、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 1、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目的是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建立以资产为纽带的母子企业关系，使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并履行好出资人的职责，建立科学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和机制。 2、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主体，授权方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被授权方是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 3、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核心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授权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经营国有资产”，被授权企业在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依法经营、监管，对其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 4、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要由授权方与被授权方签订授权经营协议，明确授权内容，使被授权企业做到权利与责任的统一，被授权企业在享有经营国有资产权利的同时，应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四）、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主要作用 1、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与被授权企业之间，明确被授权企业的经营权利和责任，有利于维护被授权企业的法人主体地位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被授权企业的出资人地位。一方面，被授权企业享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企业经营自主权，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授权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 2、在被授权企业和其子企业之间，明确被授权企业对其子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有利于母子企业层面上的出资人到位，使被授权企业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做到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从而有利于子企业国有资产的市场化运营。实行授权经营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再直接对被授权企业的子企业行使股东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五）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不足之处 1、从1992年国务院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国家试点企业集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实施办法》以来，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公司制度的确立，国有大中型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公司和企业集团发展的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确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中又出现了新的些问题，从总体来说，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2、目前，由于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理论还不是十分成熟，因此，有必要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定义，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主体，包括授权人、被授权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客体，包括所有者权益，股东权益，企业法人财产权、经营权，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对象、范围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使之形成一种比较完善理论，并转化为一种健全制度，使之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发展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法律分析 （一）、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定义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可以说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有了新的认识。作者认为，可以将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定义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指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将自己以各种形式直接投资到企业的国有资产的产权授权给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统一持有，以确立母子企业产权关系。母企业依据产权关系成为授权范围内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依法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统一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责。” 在上述定义中，产权指的是国有股权中的国家股权，不包括国有法人股权。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主体包括授权人和被授权人两个方面，授权人是指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被授权人是指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客体是企业国有资产的持股权，而不是经营权。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对象是授权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持股的成员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依据产权关系成为授权范围内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依法行使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 （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主体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主体，指的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授权人和被授权人。 1、关于授权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有所变化。在《公司法》的规定中，授权人主要指的是国务院，该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可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根据公司法的该条规定，我们可以理解为在公司制企业中，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授权人是政府，而且只能是中央一级的人民政府即国务院。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授权人，在理论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确立了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授权人虽然仍然坚持只能是政府，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的原则指导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授权人范围有所扩大，即国务院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也可以授权。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和机制，建立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度。国务院代表国家统一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国有资产，授权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经营国有资产。”国家经贸委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中进一步规定，“国有资产实行授权经营。国有资产规模较大、公司制改革规范、内部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好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公司，经政府授权，对其全资、控股、或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行使所有者职能。中央管理的企业由国务院授权，地方管理的企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授权……。” 党的十六大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出了重大决策，确立了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体现了以下特点：一是在坚持国有资产由国家统一所有的前提下，规定由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二是明确要求在国务院、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设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同级人民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并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规定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职责和义务。三是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实行政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不行使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责，政府其他部门、机构不履行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授权人，主要指的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该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 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现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目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管范围，主要是经营性国有资产。首先，金融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不在国资委的监管范围之内；其次，即便是经营性国有资产（非金融类），比如烟草、铁道、邮政等特殊垄断行业的资产，事实上并不归国资委监管。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大量发生的，与金融类资产、资源类资产和部份经营性国有资产相关联的产权流转与重组，可以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鞭长莫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不可能成为上述国有资产的授权人。 2、关于被授权人。主要是指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独资企业是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国家依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国有独资企业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以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国有独资企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国有独资公司是指按照《公司法》规定，由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实施前已设立的国有企业，符合公司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照公司法改组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作为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控股公司，享有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权利；可以作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享有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权利。 非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大型企业、企业集团和控股公司如果要作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主体，即被授权人，必然会引起企业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发生变化，因此，授权人在采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时，必然会受到其他条件的限制，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将处于不确定状态。 此外，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监管范围之内的以外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如，烟草、铁道、邮政等特殊垄断行业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政府其他部门、机构，如其他工业、交通、水利等管理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华融、长城、东方、信达4家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转股后，也存在大量经营性国有资产。作者认为，上述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作为被授权的主体资格是不容忽视的。 （三）、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客体及对象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客体应该说，是企业的产权（股权），而不是经营权或企业法人财产权，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实质是授予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的持股权。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通过授权明确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与非产权关系的企业间的产权关系，即确认母子企业产权关系。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对象是授权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持股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而这些国有资产不仅仅指存在于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内的国有资产，还包括控股公司、参股公司中的国有资产。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在未授权之前，与授权人的全资、控股、参股公司之间没有产权关系，这些企业的国有资产也不属于未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经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授权后，与集团公司之间确立为母子公司，从没有产权关系转变为有产权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机构在组建发展企业集团中的行政行为，是一种非市场方式的产权重组方式。政府及政府国有资产监督机构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从法律的角度，对产权的划拨予以确认，从而形成母子公司之间的产权连接纽带关系。目前，各级政府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对所管理的企业之间进行的重组主要采用的是这种方式。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通过对所出资企业中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明确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行使出资人权利，从而实现子公司层面上的出资人到位，被授权的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有权在授权范围内对其全资、控股、参股企业中国家投资形成的国有资产依法进行经营、管理和监督。 企业经营权或企业法人财产权，从法理上讲是公司或非公司制企业依法取得的，而并非通过授权取得。国有独资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依据企业法、公司法的规定，企业依法设立，取得法人资格后，依法享有企业经营权或企业法人财产权，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 在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客体是企业的产权（股权），而不是经营权或企业法人财产权。 经营管理类论文:完善会计标准强化经营管理 一、商业银行会计标准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 自1993年开始实施的银行业新会计制度，对正确反映商业银行的经营活动、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以及搞好稳健经营等，均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制度本身不够完善，某些规定不甚合理，使其作用的发挥受到了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会计制度规定的呆坏账准备金提取方法不符合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按照现行规定，商业银行的坏账准备金按年初应收利息余额的3％差额提取，呆账准备金按年末贷款余额的1％差额提取。这种“一刀切”的提取方法明显地存在三方面的缺陷：一是忽略了不同质量的贷款资产和不同账龄的应收利息的不同风险；二是提取的总量过少，目前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存量规模已高达2000多亿元，而每年可消化的呆坏账仅达400多亿元的水平，根本无法实现及时化解风险的目的；三是不利于真实反映商业银行的损益，由于呆账准备金按年末贷款余额的1％差额提取，这就为商业银行人为地调节账面利润提供了方便，当要虚减账面利润时，可采取年末突击放款，次年初再收回的方法虚增成本，当要虚增账面利润时，则可采取相反的方法操作。 2.权责发生制与商业银行所处的经营环境相冲突。在采用权责发生制确认损益的条件下，商业银行面临着收入的软约束和支出的硬约束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因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企业效益增长乏力，大量应收利息难以如期收回，名义上是收入，实际上是前景堪忧的债权，构成了事实上的虚假收入；另一方面，银行的各项费用支出，以及按虚假收入及由此而产生的虚假利润计算出营业税、所得税等，又必须按期如数缴纳，不得拖欠。这种状况使商业银行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许多银行名为盈利，实为亏损，虽然财政部规定逾期一年以上的贷款所产生的应收利息不再计入当期损益，而是纳入表外核算，但是逾期不足一年的贷款的应收未收利息却已经对损益的真实性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执行会计标准的随意性大，造成核算口径不统一，影响了会计资料的可靠性 严格执行制度规定，维护制度的严肃性，是统一核算口径，确保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前提条件，但往往有一部分商业银行从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出发，为完成某些经济指标、掩盖某些违规事实或经营过程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在核算过程中随意歪曲制度规定，具体表现在： 1.应付利息提取方法不规范。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在计算应付利息时，采用根据各类定期存款的平均余额按当时利率提取的方法，很显然，这种做法难以充分顾及存款余额变动对实际应付利息的影响，并与“按存单利率计付到期利息”的规定不符，在目前利率持续下调的情况下，往往表现为应付利息提取不足，这无疑会造成平时损益不实，而面对存款集中到期，应付利息不足支付的局面，各行又随心所欲地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做法：一是在利息支出科目中直接列支利息；二是突击提取应付利息；三是在应付利息科目中用红字反映余额。前两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造成本期成本大幅度上升，后一种做法则极可能造成今后为弥补红字而虚增成本。 2.坏账核销不及时，造成损益不实。按照规定，账龄达三年以上的应收未收利息应予以核销，但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出于完成利润指标的需要，对这一部分利息长期挂账，不予核销。从表面上看，这一部分利息已纳入表外核算，其本身对损益真实与否已无直接影响。但是，对该核销的利息坏账不核销，必然使当期该减少的坏账准备金余额难以减少，从而直接影响到下年度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数额。由于坏账准备金是计入成本的，因此，坏账核销不及时对损益真实性的影响仍是不容忽视的。 3.科目核算内容被随意调整。这种状况表现为部分费用未能列入相关费用类科目，而是被用于冲减收入。例如，部分银行规定，在手续费收入科目中列支空白信用卡的工本费和信用卡“消费指南”的印费等，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了账面手续费收入的虚减，并因此少缴营业税金及附加，不但损害了财政的利益，而且还使营业利润不实。 4.费用开支项目被随意调节，指标控制流于形式。为逃避费用开支指标的限制，商业银行往往把受指标控制的某些费用随意转入不受指标控制的项目。主要表现在把业务招待费转入差旅费，把临时工工资计入手续费支出等，诸如此类的做法既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又提供了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 （三）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 1.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模糊，阻碍了其作用的正常发挥，并影响了央行监管工作的效率。载体要素齐全是有效披露信息，进而合理发挥其作用的基础，然而在电算化条件下，作为披露会计信息的重要载体的账簿和报表的要素不齐全问题，却更为突出起来，分户账上缺少账户名称仅有账号、摘要或摘要过于简单和对方科目、总账和报表上缺少科目名称仅有科目代号等是其主要表现形式。这些问题的存在致使账、表所反映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内容不清、资金来源和去向不明、业务和财务活动的透明度不高，不但使会计信息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且还影响了中央银行的监管效率。 2.“双线核算”在电算化条件下已名存实亡，以致对错账难以有效控制。根据“双线核算”原则的要求，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应根据凭证平行登记、分别核算。在核算过程中，两大系统应互不干扰，构成一种“并联”关系。然而在电算化条件下，综合核算是根据明细核算时录入的凭证信息来进行的，两大系统间名义上的“并联”关系已被事实上的“串联”关系所取代，只要明细核算出现差错，综合核算必然随之出错，使总分核对失去实际意义，加之人们对电脑过于迷信，复核和事后监督流于形式，造成记账差错率居高不下，会计信息失真，银行声誉受损。 3.不同系统的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同一系统内部各行处和部门之间在会计工作上缺少协调。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会计工作上均自成体系，在遵循统一会计制度的前提下，在核算方法上体现出本系统的特色，与此同时，随着核算内容的日益多样化和业务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会计工作主体也同时趋向多元化。这种现状对进一步提高会计工作效率，充分有效地利用现代会计技术手段，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业务和财务活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同系统的商业银行之间以及同一系统内部各行处和部门之间在会计工作上缺少统一规范和协调的问题。（1）各行会计处理的软件各不相同。目前各商业银行所使用的软件主要由各自总行自行组织开发，有的还由分行组织开发，这使行与行之间在核算软件上缺少统一性，难免会产生口径不一致，信息披露方式不统，会计工作的横向联系受阻等弊端。（2）会计档案管理责任不明确。落实会计档案管理责任是加强事后监督、明确经济责任、杜绝违纪违法行为的基础，但因会计工作主体已趋向多元化，会计工作涉及到的责任人和责任部门随之增多，而专门的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又不明确，不可避免地在档案管理工作中出现了相互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增加了调阅档案的难度，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二、建议 （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会计标准 1.改革呆、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方法。无论是呆账准备金还是坏账准备金，均应按风险大小来核定提取比率。就贷款呆账准备金而言，应根据五级分类的结果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核定不同的提取比率。此外，还应把目前实行的按期末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呆账准备金的做法，改为按期初贷款余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这既可与固定资产折旧的提取方法保持统一口径，遵循“一致性”原则，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年末突击放款或突击收贷对损益真实性造成的冲击；对于坏账准备金来说，由于应收利息的风险高低与其账面存续时间的长短有密切关系，因此，采取“账龄分析法”确定提取比率是比较科学的，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能增强银行的坏账核销能力。 2.调整表内外应收未收利息的结转时间。原定贷款逾期一年以后所产生的应收未收利息记入表外的做法，应改为自贷款逾期三个月起即记入表外，以此减弱权责发生制条件下巨额应收未收利息对损益真实性的影响。鉴于银行坏账核销能力薄弱的现状，表外的应收未收利息，无论是否已核销，若被收回，均应用以增加坏账准备金，而不应计入损益，否则就是同时采用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两种方法确认损益，其结果必然违反“收入与费用相配比”的原则，使损益失实，且不利于增强坏账核销能力。 （二）加强检查监督、制定实施细则、统一执行口径、规范操作方法 1.通过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监督，及时发现支出长期挂账，利息坏账长期不核销，随意调节费用开支项目等问题，以便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并给予适当的处罚，以维护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严肃性。为此，需要财政、税务、审计、各商业银行总分行和人民银行的协调配合、相互支持。 2.规范应付利息提取方法。由电脑自动生成各类定期存款的计息积数，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存单上的不同利率计提应付利息，以确保正确计提。 3.明确界定费用开支渠道，防止收入虚减。对于各种费用支出，均应明确界定其应归属的有关费用类科目，而不得随意冲减收入，特别是对于一些制度未规定或未明确规定其列支渠道的费用，更需要尽快界定，以维护营业利润的真实性和财政的正当利益。 （三）规范会计基础工作 1.规范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披露会计信息的载体应做到要素齐全、内容完整，为此，必须明确规定账簿和各类报表的构成要素，无论是手工编制还是电脑打印，分户账上都必须列出户名、摘要和对方科目等，总账上必须标明科目名称，报表上的科目或项目名称也应标识清楚。 2.完善电算化账务组织。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的有效核对是防止账务差错的重要手段，会计核算技术手段的改进，应以不扭曲账务组织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前提。为增强总分核对的有效性，必须改变目前电算化条件下明细核算和综合核算间的“串联”关系，在办理综合核算时，应换人重新输入凭证信息，以此生成科目日结单，据以登记总账。此外，对于在手工操作条件下难以有效防范的记账串户现象，也应利用电脑本身的有利条件加以克服，可行的方法是在软件中加设账号和户名的自动核对功能，在录入凭证信息时，由电脑自动核对账号和隐含的户名，核对相符方可调出分户账。 3.加强会计工作的协调配合。首先，应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合理开发银行账务处理软件。银行账务处理的基本软件应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组织开发，在其中突出银行业务和财务核算的普遍性特征，各商业银行则可根据本系统和本辖区的具体情况，对人总行统一开发的软件进行适当的修正和补充，但必须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其次，应切实制订《金融机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明确档案管理责任。会计档案管理的执行机构应是会计处科、股，相应的业务部门应予以密切配合，在会计处科、股内应设置专门的会计档案管理机构或指定专职的档案管理人员，专司会计档案保管和调阅之责；第三，应强化人民银行的会计监管职能和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机构的职责，以协调行与行之间及本行内部各部门之间在会计工作上的关系，加强监督与制约。 经营管理类论文:保险机构经营管理中存在主要问题 内容提要: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作为保险公司经营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险公司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保险公司整体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基层公司在经营理念、内控制度、管理水平、服务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尚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与我国保险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基层保险公司内控管理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全面提升基层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是国内保险公司应对入世的需要，也是国内保险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从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组织机构形式和职能分配看，多数是实行总、分、支公司管理模式。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作为最基层经营单位，其主要职能是销售保险产品、提供保险服务，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是保险公司运营系统的终端和服务窗口，是保险公司微观经营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险公司业务收入和利润的直接来源，其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保险公司的整体经营状况，直接反映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和发展水平。加强基层保险公司的管理，提高基层公司业务发展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对于夯实保险公司发展的基础、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至关重要。 一、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在经营理念上，发展和管理、速度和效益的矛盾突出。经营过程中，为了保证完成保费计划指标，基层公司领导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完成保费计划上，理赔管理、服务举措、内部建设等方面工作存在诸多薄弱环节，业务发展屈服于管理的问题比较突出。面对竞争日益激烈而尚欠规范的市场环境，基层公司在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上存在观念上的偏差，重速度、轻效益，风险管理意识和风险控制水平不高，部分业务质量较差，为完成保费任务不计成本地承保一些赔付率高、连年亏损的业务，经营效益水平低，制约了保险公司的快速健康发展和壮大。 （二）在市场开拓思路上，业务领域狭窄，产品创新力度小，销售渠道管理不完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然而，保险公司的业务领域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大企业、大项目仍然是各公司竞相争夺的焦点，存在巨大市场潜力的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和地域广阔的农村保险市场几乎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从各保险公司产品结构看，部分市场需求接近饱和的传统产品仍然是基层公司的主要保费收入来源，产品结构雷同、单一，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基层公司对新产品开发推广的积极性不高，工作力度太小，新兴保险市场领域亟待加强开发。在销售渠道上，虽然扩大了营销业务和专、兼职业务，但在管理上没有建立落实相应的制度，比较混乱。 （三）在市场竞争方法上，表现为“三高一低”的违规经营行为仍然是部分基层保险公司竞争的主要手段。近年来，部分专、兼职机构和个人人受自身经济利益的驱动，违反保险监管部门的规定抬高手续费；部分基层保险公司为了抢占市场，不计成本地采取高返还、高手续费、高佣金、降低费率等违规手段招揽业务，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保险市场的恶性价格竞争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保险公司的社会形象，影响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效益，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利益，造成大量保源流失，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在服务水平上，技术含量较低，仍然存在过分依赖关系和人情的现象。基层公司在展业过程中，主要依靠业务人员的“关系网”拉业务，或者是通过大量招聘营销员的“人海战术”开拓市场，保险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误导消费，坑害被保险人利益等行为时有发生，部分业务人员忽视消费者心理状态而采取死缠滥打的推销方式。基层保险公司的“人海战术”和“关系业务”的过度膨胀，使国民对保险的作用产生误解，有的甚至产生反感情绪和厌恶心理，不利于培育国民的保险意识，损害了保险业的社会声誉和保险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另外，基层公司在理赔服务过程中，有的为了稳固与大客户的关系不讲原则地进行人情赔付或通融赔付，有的为了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进行人情赔付和搞假赔款，而对一些非关系客户另眼相待，服务态度和质量差，违背保险经营的损失补偿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 （五）在保险队伍建设上，干部职工主人翁意识减弱，企业文化氛围不浓，团队协作精神不强。基层公司领导班子为了各自一时的政绩和小集体的利益，短期行为突出，当公司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和职位，缺乏大局观念和长远发展的意识。在对员工管理方面，多为简单的“一包一挂”（包保费任务、挂费用），忽视了对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益的考核。对公司文化建设重视不够，忽视对员工的经营理念、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在“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下，基层公司业务人员和营销人员过分地注重自身的经济收入，没有把从事保险工作当作终身的事业，缺乏主人翁意识，缺乏爱司爱岗和团队协作精神。 二、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国内保险市场，没有形成高效有序的市场运行规则。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保险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保险业务快速增长，保险市场不断发展，保险立法不断健全。但与保险业发达国家相比，国内保险业还处于初级阶段，市场主体较少，市场垄断程度较高，市场竞争层次较低，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价值规律在保险市场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正常的发挥，国民保险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种尚欠完善的保险市场环境下，市场供给大于需求，传统市场领域趋向饱和而导致竞争激烈，新兴市场领域因国民收入水平和行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而没有形成规模需求效应。直接经营业务和面向市场的保险公司基层单位受各自计划任务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市场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的情况下，难以避免地导致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 （二）基层保险公司管理的精细化程度不高，内控管理制度不健全。1.部分基层公司在制定年度业务发展计划指标时，缺乏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保险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分析，下达的计划指标难免简单化和针对性不强，导致基层公司完成保费任务的压力过大而盲目追求业务发展规模，业务质量不高，效益水平低下；或者是违规经营，采取一些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2.基层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对保险市场开发没有长远的计划和措施，着眼于短期利益。如在新兴市场开发和新的保险产品推广上，因为市场对保险的认知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要求保险公司进行大量的宣传和加大前期投入，一些基层公司考虑到投入大、收效慢而丧失了积极性，遇到困难就退缩，新兴保险市场开发工作难以展开。3.基层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统一法人制度执行不力，贯彻落实上级公司要求不到位。部分基层公司对管理工作重视不够，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健全和完善内控管理制度，部分制度缺乏现实操作性，形同虚设，使管理工作无章可循而出现混乱的局面。部分基层公司统一法人意识不强，对上级公司制定的承保理赔、规范经营、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要求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越权行为和违规行为时有发生。4.管理技术落后。部分基层公司电子化水平较低，运用电子化管理的认识和措施也有差距，有的还大量依赖和使用手工操作，给管理工作的精细化造成障碍。 （三）基层保险公司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据调查，部分基层公司业务人员90％以上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保险专业知识教育，文化水平较低，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较差。对员工培训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也没有长期性的计划。当前，基层公司大部分业务员依靠经验和关系网展业，对保险的职能和作用认识不清，缺乏市场营销、风险管理等学科知识的支持，承保理赔工作技术含量低，服务水平停滞不前，对公司的发展战略、经营理念、经营管理办法，以及多项改革措施和公司发展前景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公司高管人员不完全具备职业经理人的素质，对于发展战略、经营目标、市场营销、成本核算、人力资源配置、考核机制、统一法人制度等重要管理职能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综合灵活地加以运用。 三、提高基层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措施 基层保险公司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保险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认真分析并解决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不断实施新的竞争战略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一）转变经营观念，变粗放式经营为集约化经营。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保险公司发展已经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基层保险公司过去那种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基层保险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必须树立成本效益观念，苦练内功，以增强盈利能力和提高市场竞争实力为中心，实现公司业务速度和效益的同步增长，不断发展壮大。在业务发展战略上，要深入调查了解当地经济发展情况，认真分析市场变化，不断研究市场动态，多角度、全方位地挖掘市场潜力，以先进的经营理念、灵活的展业方式、丰富的保险产品、优质的保险服务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业务快速、持续、健康发展。要不断学习和借鉴同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弥补自身的不足，增强发展的后劲。基层保险公司领导班子要有长远发展的眼光，避免经营管理中的短期行为，坚持依法依规经营，加强公司各项管理和基础建设，为公司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二）加快创新步伐，提升市场竞争力。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提高竞争实力的客观要求。要加快产品创新，在深入分析和研究市场需求的基础上，加大对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力度，加大宣传和投入力度，努力开拓新的市场领域，不断形成新的业务增长点，彻底摆脱业务发展依赖于传统险种的束缚。基层保险公司在业务发展战略上，对我国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发生的变化要有充分的认识，不能老是把眼光局限于一些国有大企业上，应充分挖掘个体、私营经济和广大农村市场的潜力，充分利用保险人、经纪人等中介机构资源，培养一批忠诚于公司、职业道德素质高的营销队伍，完善落实好营销员管理制度、人管理制度、经纪人管理制度，开辟新的业务发展渠道。要加快服务创新，创新服务的内涵和形式。基层保险公司要突破保险服务仅限于承保和理赔的局限，强化对客户的延伸服务，倡导增值服务和跟踪服务。加强对承保前的风险评估和承保后的风险管理，对客户提出全面合理的风险防范建议，既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又有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益。 （三）强化管理意识，提高管理质量和水平。基层保险公司要提高对加强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内控管理自觉性，树立起管理是企业发展生命的观念。加强内控管理制度建设，建立起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加强电子化建设，为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和支持。具体讲，业务上要重点加强市场营销管理、核保管理和单证控制管理；理赔上要重点加强查勘定损管理和报价核赔管理；财务上要重点加强收付费系统管理；人员上要重点加强职业行为管理和考核机制管理。上级公司要加强对基层保险公司管理工作的监控和指导，确保统一法人制度的顺利执行和政令的畅通，同时建立配套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奖惩措施，加强对基层公司经营管理行为的约束。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基层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培育有利于基层保险公司发展的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 （四）加强保险队伍建设。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的因素，解决好人的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配备一支业务能力强、管理水平高、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导班子，是基层保险公司发展的组织保证和重要基础。基层保险公司领导班子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事物，不断提高领导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才能适应现代保险公司发展的需要。要加强对基层保险公司员工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不断培养符合现代保险公司发展要求的员工队伍。加强基层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倡导团队协作，倡导激励，宣扬先进，并通过分配结构和分配机制的改进，稳定员工队伍，充分调动每位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公司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保证。 经营管理类论文:清朝学田的经营管理 (一) 学田，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支柱，设学田以赡学的制度，创始于宋代，此后，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站——清朝。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认识到崇立学校、征用儒雅是争取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于是更为重视学校的作用和建设，清代的学校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清朝的学校有官立和私立之分。官办学校包括国子监、宗学、府学、州学、县学等；私学有书院、家塾、义塾、社学等。各学大多拥有属于本学校的田产——学田。府、州、县官办儒学的学田属官田，书院、塾学等民办或官督民办的田产仍属民田范畴。不论学田为官田或私田，其土地所有权均为官学或私学等各教育团体所共有，是一种公共土地。所谓所有权，即“所有人依法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1)在清朝地主经济的条件下，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采取租佃的形式分离子出去。因此，在认识学田的土地关系时，首先要把握住收益权和处分权。而这两种权利都为学校这一教育团体所共有。学田的租入是用于一个教育团体的膏火、修葺之费，在这一土地关系中的受益者是整个团体，而不是团体中的某个人。同时，学田的产权一般都表现为一种不可转让、不可典卖的财产关系，学校不仅通过强化规则的办法防止学产的转移，而且通过向当地官府呈报立案的办法，凭借封建官府的力量稳定公产的产权，防止私自串捏盗卖。私卖学田被视为犯法，从法律上否定了个人对学田公产的处分权。对于原捐者来说，私产既已捐为公产，就已脱离了原有者之手，不论原有人或其子孙，对业经共有化之财产，不再享有管理权、处分权等。对于原卖者，须在卖地契约上写明该地自卖之后，听从买主立界、围堑、更佃，永远管业，各亲族不得再有异说之辞。“倘有来历不清、重复典卖及内外人等生端异说，俱系卖主一身承管，不涉买主之事”。(2)且“捐者即并非业主，原卖之人已系隔手，老业主又自无言加言赎之理”，倘有加添回赎等情，“首事即纠通合户，议定鸣官处治”(3)。学田的管理者也都是代表集团的意志行使管理责任的，个人不具有完整的收益权和独立的财产处分权。掌管人侵用或借支钱谷要赔偿，如有欺隐行为，便由公众共同清理，失职或德才平庸、不善管理者要随时公议撤换。据此，在学田的土地关系中，具有排他地支配权的是学校这一团体性地主，即学田的所有权属于一个集体，而非个人所有，这就决定了学田在经营管理上的特点。 (二) 清朝学田的管理方式各地不一，政府也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同一府县、甚至同一学校或书院的所有田的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学田前后的管理方法有时也有差异。但各地对学田方方面面的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则，以期妥善经营，不致使学田有名无实，正如湖北墨池书院章程中所说：“图终于始者，虑事之本心；有初鲜终者，奉行之通患。……谨权事宜，详议章程，其意本于防微杜渐，其事期于缕析条分，其法必使上之人厘然有籍之可，下之人晓然有规之可守；而其要，归于上下官民、交互考察，以相为牵制，而后作奸者有所忌而无所容，亦庶几维持勿替云尔”(4)。学校通常设有专门机构或委派专人管理学田，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学官管理，二是由乡绅地主管理，三是由学校生员管理。 一般说来，府、州、县儒学学田，各学分别管理，由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掌管，即担任训教诸生的学官，同时是学田的经营管理者。而书院田、塾田则不然，相对于官学，私学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质。一般由乡绅地主管理居多，乡绅地主是封建政权在基层的主要支柱，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与政治势力。而且，其经济势力也很雄厚，他们大多支持当地封建教育事业，并对经营土地有丰富的经验，能充分保证学田租的收入。在公众举办的学校中，为了防止在经营学田中营私舞弊，常常设置几人共同管理，这样，可以在管理中相互牵制，难以上下其手。一般是由众绅士推举几位家境富饶、廉洁正直、慷慨好义者担任董事或首事共同管理，按年轮值，核算每年学田租佃及收支的数额。所以如此，因其殷实才不至“赡其私”，且“田租一项收租有年份大小之不同，出粜有价值贵贱之各异，非归公正董事经管不足以查照核实”(5)。而分年执掌不仅可预防一人独揽的弊端，而且倘遇有人想借支或挪用学租时，本期董事则可借其位屡易以推辞，或说无前例可援而将责任推于前任，或说移交时定数难报而将责任推于后任，使想挪用学租的人难以得逞。每年年终董事须向县上报查核，若该年董事经营有弊，如趋利若鹜，垂涎学租，或专为酬金而来，不务正业等，致使捐主、生童等不服，众人可上书将其有违规条之罪列出，同声共讨，将其革除职位。首事具体的轮换程序，各学又稍有差别。现举几例以说明：临安县锦成书院，由地方绅士推举殷实公正董事四人，每年二人，分年轮流经管，一切发放膏火、收取息钱，以及收租出粜，均归该董事经管，每年十一月底，由该年董事将全年收支细数登入四柱册内，交与下年接管的董事备查所有收支，一切事宜“毫不假手胥吏，以期滴滴归源”（6）；湖北宜昌墨池书院，学租取息岁修各事，“若假手胥吏，即多侵蠹；每年应公举公正绅士二人，随同监院管理。惟临时举报，易启营谋侵渔之弊，宜防其渐。今议即于众首事中核定十二人，于年终散课时，签掣二人为值年司事，周而复始，巡环签掣。此十二人中，如有事故不能在院理事者，亦即由众司事另行预举，报监院查明实系公正者，归于年终统掣”（7）；麻溪吴氏塾田，规定不准分房轮管，因“分房独出帐目，或会稻价高低不实，或会暗图公费各存私囊”。而应选族中品学兼优、家庭富裕者管理学田，不论房分，立一正一副总理共同掌管学田，三年满期，或留或换，须听生童“公议公请，因塾田原为合户生童甲科而设，租既专为伊等用，田即系伊等之田”，“若地非宗祠，时非长至、人非生童，具谓私请，每年帐目须于冬至日上凭祖先，下凭生童，合并族人面结”（8）；而归氏学田，却恰与之相反。学田“呈案勒石，为我子孙膏火之资，三房孙曾照规支领，至收租完赋支放款目，惟三房孙曾轮年掌管”（9）。私学的这种由公众代表负责管理学田的制度，既能反映地方公众的要求，亦可发挥其办学积极性。 有的学校吸收年长学徒参加学田管理，或选家境殷实者，或选成绩优秀者，或是在学生员轮流值管，这既是人才、物力、财力的节省，也是对学徒的教育和锻炼。如康熙九年（1670年），普宁知县段藻捐俸置田，田租“递年俱诸生经收”。(10)四川巴县九华山东川书院膏火田一份，原租83石，一向刘姓承佃，道光六年（1826年）秋，该佃以荒歉为由，仅纳租谷50石，该院肄业生童陈嘉言等随即下乡查勘，得知九华山“田水冷浸，丰年雨水过多，不如旱年较易长谷，凡九华山附近之田，无不加长，有赢无绌，伊等舞弊莫此为甚”，众生童又就近访问，查知该佃将学田私自招佃，从中渔利，滥佃至十三户之多，于是禀请书院将各佃户全部更换，“庶朋比之奸可除，霸工之弊可清，则数十年之积弊一新，即川东人士所忭颂于不穷也”（11）；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南雄郡守张杼捐买猴陂王岸租66石，“俾府学、始兴二县应贡廪生纳粮轮收”。(12)乾隆十八年（1753年）揭阳县拨入梅冈都莲化心等处官荒入学，“递年租银一百一十三两二钱零，交岁科五名前文庠生收办”。(1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归善县佐宾兴田“每年议定近乡殷实在学者及岁科两试案首轮值收交”。(14) (三) 学田管理的学官或董事、司事一经确立须对学田施行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包括学田如何租佃、租银如何管理、发放等等。清朝各地学田的经营方式几乎都采用租佃制，但在具体的租佃经营上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学校直接租佃学田的经营方式。学校作为学田的直接经营者，必须亲自丈量学田，招徕佃农，确定、收取租额。对于所属田亩，学官或首事都会亲自并选派工书差役协同逐一丈量田亩四至，查明坐址、租额等，绘图造册，并须把原存、新拨、续拨、新置等各项另册注明，以备核查。如锦成书院，学田“虽各有界址，而日久年深，佃户田邻，难保无藉词争执情事，现当归管之初，非查丈清厘不足以垂诸久远，应饬各里董事督同文书将各该里所捐田亩查照捐户，绘具田图，注明亩分弓口四至，汇成一册，立案备查”（15）。很多学校还要将土地的亩数、坐址、四至、租额等有关资料立碑刻石，以防侵没。如新化学田，“不拘一处，零星散漫，稽查已极难周，况日久生弊，尤恐各佃户不无以李代桃，指鹿为马之事，议以田畔概竖石碑，丘大者每丘一碑，丘小而毗连成段者，每段一碑，庶几彰彰耳目，不敢为冥冥之堕。或时事变迁，而访询故老遗民，犹能历指其处，可籍以清查复额，亦筹前虑后之一法也”。（16） 学田在招佃时，为了保证租米收入不被拖欠和侵渔，一般都规定在学生员不得佃种学田，生员中倘有占管占佃者，即行追回，并严加究治。对于族塾来说，须规定不许招本族人承佃学田。如所捐或所买之田原为本族人承佃，必须全部换为外族人承佃，倘有首事徇情蒙蔽，则首事和佃人一同革换。因为本族人佃田既不便收租、拖欠租谷又不便鸣官。一般来说，实际租佃学田的多是农民小生产者。也有个别学校的田地并未佃与农人，山东钜野县学田，道光年间，由两学轿夫、门斗承种；海阳县学田，也每由门斗乘租（17）；还古书院征收各佃姓氏中，有僧已玄田租1钱5分，现佃古城寺僧信荣，又僧慈融园租1钱7分，现佃古城寺僧信荣，“因书院前辈诸先生以僧寺与书院紧接，便于照看，又僧信荣师徒情意殷厚，故让与租种”。（18） 有的在学校买田或官员、乡绅捐田的同时，即将原耕种土地的佃户一并划归学校，福建莆田县学田，“乾隆元年（1736年），邑人知县程大僖捐送学田3亩9分余，共载早冬租8石6斗4斛，民田生大沟佃户林而章；又田4亩4分余，载大冬租10石2斗，坐星渡洋，佃户戴季哥；又田6分余，载早冬租7斗2斛，民田坐东埔后营，佃户李义候……”（19）。也有的学校将所得田地另行招稳妥佃户领耕，亲立佃字。嘉庆五年（1800年），四川巴县职员龚载鼎捐田入东川书院，书院即“饬书赴彼，勘明该处界址，查明条粮，饬拨院册，另募佃户刘天禄出备押金70两，揭还前佃，每年认纳租银26两，归书院以资生童膏火”（20）。 佃户租佃时要履行一定的承佃手续。有愿耕种学田者，须会同保人，认佃纳租，并由官府发给印照为凭。各佃户如有自愿退佃者，须亲自向学校报明，由学校另行招佃，新佃户亦须自请保人，面书佃字，登簿复查，如敢有私相授受，隐匿不报者，查出重罚，并将新旧佃户一并革退。虽然如此，私相转佃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山西汾西县有官荒地400亩划归儒学，由任光雷承种，乾隆十三年（1748年），学中斋长贾国儒等查出任实际上只耕种120亩，其余全部转租他人，学校恐其辗转收租而导致拖欠，遂令任光雷将自种120亩，另立租约，仍让其耕种，其余尽行退出，另行招种（21）；四川巴县东川书院膏火田，原租45石，押佃钱100两，佃与双山寺佃户古万顺，道光五年（1825年），该佃过世，其妻古吴氏孀居，便将田拨出一半给其弟吴兴顺耕种，后遭古万顺兄古万兴告至官府，“遂断令古吴氏退佃，其押金银两，等招佃后令古吴氏赴案，除银60两还债外，余银40两给其母子度日”（22）。 学田一经承佃，经管人即须立一总簿，将承佃情况登记在册，写明佃户姓名，田亩若干，坐于何处。更换经管人时，必须逐庄按簿查核，如有侵占隐匿及砍伐树木等事，必禀告官府处治追还，倘经营人徇情宽恕，也一并受罚。康熙年间，闽浙总督姚启圣对福建全省的学田普遍捐赠了田地或银两，为了“兴儒之意”能千秋彪炳史册，也为了更好地收取学租，他将凡耕种他所捐土地的佃户编排起来，“另置一户于首图，甲首之名同姚兴儒”（23），“姚兴儒”户下的田地，佃户和租额等即归属当地府州县学。 各地学田租额都有定数，交租也会规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限之内，或由佃户自送，或由管理人包缴。多数学校都会派人协同乡保逐户催纳，且须查照底本，另立田亩租钱征册，注明完纳日期，给与钤印执照。如有花户抗租，或逾期不纳者，必禀官追究，除追出租课外，仍公同革退，催租不力者也有一定的惩罚。甚至有为催租而闹出命案之事。湖南邵阳县彭在兴佃种义学田亩，每年应纳租谷49石8斗，折钱24900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欠租未交，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义学首事王宏前去追讨，彼此征闹。彭在兴恐其禀官，便捏告王宏强牵猪牛，并要王华山作见证人。后经审讯，王华山供明实情，仍将彭在兴责惩追租。彭在兴因恨王华山不肯袒证，就赶到王华山处吵闹，发展到棍棒相加，彭在兴被欧致死（24）。 这种由学校直接经营的方式，校方需进行一系列相当繁琐的工作。而第二种情况，即学校并不直接对学田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而是委托他人经营便可节省大量的人力。如临安县庠发会，为一种民间助学组织，专门经营学田供给各学学租。该会有田产296亩，均为邑民捐助，并由绅士管理，助给办学经费。临安县的锦城书院原有田7亩，后由邑绅章相等禀请学宪拨入庠发会，“每月朔望县学官集诸生于堂会课文艺，生童分三等，县官择其优者奖给花红，庠发会助给膏火”。（25）余杭县学田，乾隆三十一年（1772年），由黄湖镇贡生陈筵捐田31亩1分7厘，额租谷48石，“每年仍属陈宅承办，除收租一切费用及水旱歉收不计外，每年净缴折租钱26000文”（26）；广东佛山劳公，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将己田的三分之一捐为族中公田，作为进庠、登贤书者膏油之用。议定其百年后，“倘有进庠登贤书者出乎其间，即许其对该业田收租管业，以为膏油之用，一人进庠登贤书者则一人所得，两人进庠登贤书者，则两人派分，推之百十人亦然”（27）。这是将学田让其资助的学生自行经营收租。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学校有一定的益处，由于学田土地分散或远离学校所在地，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对于分散的学田进行直接经营必然会多少对正常教学产生影响，把学田的经营权分出、学校仅仅收取地租的经营方式就能解决这一矛盾。 (四) 收入的学田租银需造册登记。经管人将全年所有租谷钱粮若干、田租粜出若干、何项开支若干，共用若干等等，通盘核算，开列四柱清册。并于年终或董事换界时，将各收支帐目结算报销。有的还要约集各乡绅士或生童共同清算，开列清单，张贴公布于众，以示公而无私。如新化县学田，“每年收支约于五月宾兴会后结数一次，首事先一月督同司事将各项数目逐一核对，缮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详细帐簿一本，听候临期公算，另缮四柱简明清册一本，呈送县署存案，其各团则照数刊印二百份分看，亦欲使人人共知免生疑谤之意也。每逢结数之期，须请城乡正绅公同核算，先二十日具柬知会，务必齐到，人马食钱按远近致送，20里以内600文，40里以内800文，60里以内1000文，80里以内1200文，百里1400文，在城不送，非请不送，……”（28）；粤东启蒙义学，每年腊月核算，“总理暨司事将一年出入总帐，用黄纸一一书明，会同本地绅衿耆老，衣冠诣本境香火庙，书疏一纸，凡会议者，各各署名画押，并出入总帐，拜焚神前炉内，同明心迹，以示征信”（29）。清查无误后，如无亏挪，则可移交给下一任经管人。如有亏缺，生童或绅士可请示更换，并令其照数赔偿，倘或互相徇私，含糊接办亏挪之款，后任接管人也须一并受罚。若非如此，恐管理人经手租息，蒙混作弊，以少报多，以至钱粮日侵月削，日后无凭可查，有违学田助学之愿意。 学租是专为培养士子之需的，在具体发放时，也有一定规章。由于各学田地租银具有定数，所以经费需量入为出，一年中须用束修膏火及其他杂项，必须就该年应收租息通盘核算，不能漫无节制透支滥用。府、州、县儒学，每年各学的学租银由学官收上再解司转解学院赈给贫生，学校必须通过学政衙门或地方政府专拨才得到经费。清朝散发学租，“旧例学臣散给学租于各处考试事竣，始据各学册报结发，其中易滋弊端”，乾隆十年（1745年），谕曰：“散赈于考试事竣之日，何如散给于士子云集之时，嗣后学政学官确查极贫次贫，造具细册，于按临之日投递学臣核实，即于三日内逐名面赈”。（30）各学如有需要动用学租，须得到藩宪的允许方能行之。如昌化县学宫，乾隆年间，“残缺者非止一处”，该县令查明学册中有学租谷价银370余金，于是“详请修葺，惟藩宪尚未允行，以致有待”，直至下一任县令到任，再次向藩宪说明详请，于是才得以动工，“首文庙渐及庑祠堂阁，皆以次整辑”。（31）可见官学学租的分配权掌握在布政史、学政手中，而学官不能随意动支。书院等私学的学田租银支用则勿须官审官批。每月应发钱文，值年董事查照章程，先开具数目清单。生员膏火、教师束修往往按月或按季发放；学校的考课费，于每课核定名次之后，确定其得奖等级，由掌教开单发交董事，于下课给卷时按名给发；学校的宾兴费，于考试之年或由司事托付诚实可靠者带往考试之地分散，其带银往散者，除应得试资外，再另加酬银，或由司事于赴试者起程前几日致送。 (五) 尽管各学都制定了如此详细完备的学田管理规则，但实际上学田管理不善，以致学田被侵没、学租被挪用等情况仍时有发生。嘉庆九年（1804年），白鹿洞书院经费亏至七千余两，以致“院长修缮有缺，生徒膏火不给”，江西巡抚秦承恩见状命人按籍核查田亩，“向时积负，严限追偿”，“考议条规，一矫旧弊”，又借南昌友教书院寸银两千两，为白鹿洞书院修建、置田以图复兴。但以二千两的借款，填七千两之亏欠，终究是无补于事，多年的侵蚀、败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振作了的。（32）又如余杭县学，“旧日相沿有佃户孙承恩名下插纳粮银1两3钱6分，无田租可查，历年本学赔粮”（33）。学田或其租银逐渐摆脱官府的控制而落到私人手中，有多种途径：其一，为官吏侵没。康熙十三年（1674年），白鹿洞书院清理洞田时，总额共3850亩，岁收洞租银930余两，但“惟正讲、副讲二人岁支学俸共百金，余尽归郡、县官吏中饱”（34）；临安县学，黄敏中于乾隆年间任该学训导，前知县置田亩山地交儒学收息为岁修之资，久为胥役侵没，于是黄核实原册，择近城诚实诸生轮收（35）。经费被中饱，这种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的通病。其二，地主豪强虽捐办学田的例子很多，但其侵占和兼并学田的现象亦十分普遍。他们或直接将学田吞并归己，如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岳麓书院在明代艰苦积累的学田，又为豪势之家所占，到康熙年间，已是“皆不可卒问矣”（36）；或与老胥蠹役通同为奸，买卖学田。在福建漳浦县，由于豪绅和官吏相勾结，私相授受学田，致使学田“既多侵没，所征不及十分之几”（37）。其三，佃户对学田的隐匿，在清朝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有关官员在提到学田弊端时，常把佃户隐占与豪绅兼并、胥吏侵没通同并列。“狡佃”或借口水旱歉收，或诡称亩数不足，拖欠学租，甚至佃上招佃、抵当偷卖。道乡书院，“佃户不肖者盗当盗卖，以及暗中顶耕，无所不至，始则缴租不足，旋且隐没田工，实为田间一大蠹。如雷观章、雷之质、雷得后、雷得苟以及雷得仁等，非以书院公田私行变卖，即以他人批约冒滥承充，于是该学将盗卖之契追缴，分别惩创退耕”（38）。其四，有些捐户也违反契约，擅卖所捐学田。道光元年（1821年），四川巴县陈文贵将所买黄泥坳田业一份，送入字水书院，以充膏火。道光十六年（1836年），文贵亡故，其子与子侄等人因人丁浩繁、租谷不敷日用，加之开设炭窑折本，负债累累，即商议将该田出卖，书院告至官府，官府命其或将原田追回，或照当时卖价如数缴纳，以便另置产业生息。（39）其五，宗族塾田的租银有时也会因族内他项事物而被挪用。如周氏家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置田收租，“嗣后接年所收田租因宗族修整支用。咸丰元年（1851年）凭族众清算，宗族实亏欠义学钱300串……”（40）。其六，寺院僧徒对学田也有侵蚀现象。如道光年间，黎世序官淮海道，将崇实书院原被普应寺僧占去的膏火田600亩，清出复归书院（41）。以上种种对学田的肆意侵没，给学校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少学校由于学田被侵等原因，学徒众散而去，“弦歌之音不闻久已”。 清朝学田收支管理的严格性、独立性，使其基本不受国家财政盈亏的影响，各学钱粮收入做到了专项、专收、专管、专用，避免挪用借支，加上屋课、息钱之类，遂使各级各类学校大多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及稳定的钱粮收入，保证了学校的日常费用的支出，不免使古人有“欲求一经久之方，万全之策，诚莫善于学田”之叹！（42）这也正是学田制度最根本的意义之所在。同时，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私人办学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清王朝的教育经费问题，不仅从文化教育上加强中央政权的稳固，而且为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教育的扩大以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一种在我国封建社会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土地利用形式，在清朝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经营管理类论文:谈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经营管理创新 经营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有待于经营管理机制的创新，企业通过经营管理创新，形成新的动力源，以激发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国有建筑施工企业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1、 经营机制创新，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 建筑业属高度竞争的服务行业，根据十六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推行以“国腿民进”优化产权为核心的国旗第二轮改革，将公有资产逐步从建筑企业中退出，引入民营资产或其他优良资产，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盘活存量资本，扩大增量资本，是进一步焕发企业活力的有效途径。 改革股权结构，调整企业内部股金比例，提高经营者和经营层的持股比重和责任意识，实行管理要素和技术要素入股，鼓励经营、管理、技术骨干持大股，把其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改进员工持股计划，打破人人持股格局，大力培育内部股权交易市场，通过股权交易，使员工股向经营骨干集聚；改变目前职工持股会的持股方式，待条件成熟时取消职工持股会，真正体现出资人到位，形成股权流动机制，并逐步完善股权管理制度；通过吸收外资和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资本，引进其先进的理念、经营机制和内部管理方式。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切入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严格规范企业内部运作，提高企业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建立一系列议事规则及监督机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机构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权责明确、协调运转。股东会是建筑施工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应充分行使其权力来决定重大问题，选举产生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审议批准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等。加强董事会建设，董事会处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枢纽地位，制定《董事会决策制度》等一系列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发挥董事会在制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资本经营、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借助外脑，吸收专家的意见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档次；加强对董事会的监督、评估，提高董事会的决策功能。监事会是股东会领导下的公司监督机构，建全监督制度，强化监事会的功能，依法对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经营、管理行为行使监督职权，保障股东权益和公司利益不受侵犯。 国有施工企业改革创新的重心要放在激活机制上。当前国有施工企业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弊端，不断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就要现从改革管理机构入手，按照精干高效原则，采取“定员、定编、定岗、定薪”，实行全员公开竞争上岗，择优选聘，分流人员，精简机构。在慎重稳妥地清理不在岗人员的劳动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劳务作业层与企业的分离力度，组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劳务公司，通过市场化的办法，促使其走上自主经营、自我发展之路；全面理顺劳动关系，管理人员也实行劳动用工市场化运作；在控股或参股子公司建立起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劳动关系，逐步松卸企业多年的包袱，促使企业轻装上阵。 分配是激活企业经营机制的主要手段。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与市场接轨，体现绩效第一的原则，奖勤罚懒，奖优罚劣。拓宽分配的思路与方式，重新设计企业的薪酬体系，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充分拉开分配差距，实行贡献与薪酬挂钩，也给与薪酬挂钩，效率与薪酬挂钩，探索工资、奖金、津贴、股权期股、学习培训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分配方式。 2、 组织机制创新，可以增强企业发展动力 组织机制创新是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以调整组织机构和整合优势为主线，着力在经营管理体制上改革创新，从而建立与市场化经营完全对接，并同施工企业相适应的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 创新经营承包方式，本着加大激励与加大风险相结合，放开经营与强化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界定责权利关系，实行利益与风险对等，权力与义务并存的经营权租赁承包，在各单位承包班子足额交纳风险抵押金，并对其加强监管的前提下，明确承包基数和承包时间，实行独立核算、确保上交、超额归己、亏损自负、调动各方经营的积极性。实行经济责任追究制，凡因管理不善造成亏损的，严肃追究承包者的经济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企业内部全面推行工作和经济责任制，按照“全面责任制，彻底市场化”的要求，将一切可以按照市场化运作的管理部门推向市场，不能按市场化运作的部门强化经济责任制，并把指责目标细化，总经理与各部门分别签订目标管理责任书，以提高工作责任和工作效率。 不断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出售、租赁、兼并等多种方式，大力推进第三层面的归并、重组、剥离等改革工作。分别按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减员增效、激活机制的不同要求，对现有专业分公司采取不同的思路、途径与方式进行改革，理顺其产权关系，明晰市场主体，整合企业资源，组建“专、精、尖、特”，适应性强、机制灵活的各类专业公司。对涉及企业产业布局及发展全局的，如对装饰、市政、安装、钢构等经济块进行控股，组建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增强其独立运作和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在突出工程建筑这一传统主业的同时，加快这些领域的发展，以提高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实力。对企业发展影响不大，且体块较小的，实行优惠扶持政策，鼓励经营者和技术业务骨干持大股放开搞活，减人增效。 强化主业，分流副业，主动适应市场，积极慎重地推行生活后勤系统的改革剥离，妥善分流原有职工，促使其面向社会自主经营、自食其力，同时将企业有关职能与社会化管理对接。 3、 管理制度创新，壮大企业经济实力 创新管理制度，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夯实发展根基的有效手段。为适应市场竞争形势，针对企业新的经营管理体制，按照《公司法》及国家、地方、行业法律、法规，重新制定各部门层次的职能标准，理清相互间的经济关系和管理关系，对原有的生产、经营、财务、资金、质量、安全、文明、设备等各项管理标准和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检查疏理，建立符合企业发展新形势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职责分清、赏罚分明，营造以制度管人，以规章管事的良好氛围，全面提升企业管理水平。 突出资金管理。强调资金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资金运用和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正常运行和整体效益。在企业内部成立资金结算中心，对资金运作进行集中管理、统一调配、监督控制，所有资金进出均通过结算中心办理，实行资金计划调度使用，规范内部资金市场，提高资金的运行效率；制定严格的用款制度，大额资金使用采取报批制，重点掌握工程项目资金的来龙去脉。积极推广网上银行系统，对企业内部资金运行进行实时监控，动态管理，与规范化的资金流程管理接轨，从而优化资金投向结构，提高资金宏观调控和整体运作能力。 深化成本管理。坚持“企业是利润中心，项目是成本中心”的原则，企业内部成立成本管理中心，制定成本管理办法，形成一套完整的成本核算和成本控制系统。加强项目成本的监管工作，落实成本控制责任制，实行材料采购和劳务队伍公开市场竞争制；对项目部实行分段考核，定期开展经济分析，将实际成本与目标成本进行对比，分析存在的差异，及时发现问题进行调整，控制和降低各项费用开支；加强监管审计，形成有效的检查监督机制，以目标成本为依据，从预算收入、主要实物量、价格、分项成本和资金等方面入手，开展对项目成本的稽查工作；严格工程项目的事前、事中和竣工审计，采取有效措施，制止项目亏损。 落实项目管理。施工项目管理是企业效益的源泉、信誉的窗口，也是企业一切管理的落脚点。企业的管理重心应转移到项目管理上，实行项目经理授权经营，建立起科学的在建工程施工管理组织体系，推行工程项目强制性标准和项目经理考核奖惩办法；强调过程控制，加强检查监督，加大对项目部的运作控制及服务监督力度。总之，项目管理应以合同管理为龙头，以质量、进度、安全为核心，以成本管理为手段，以经营和社会效益为最终目的，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 实行质量安全目标管理。健全完善质量安全体系的运行保障机制，贯彻实施三大管理标准，实行体系的一体化，通过三大管理体系的整合，将三大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的基础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逐步解决两张皮现象，进一步增强三大管理体系的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全面落实安全质量责任制，结合开展创优夺杯和创建文明标化工地活动，加强安全质量的监督考核。 加强合同管理。落实相关责任部门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合同管理体系，对合同进行分级、分层、分类管理；建立合同签订前的申报备案制度和合同执行过程中信息反馈制度，并对签约、履约进行过程监控，实行规范化、程序化管理。加强合同的索赔管理，凡因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落实领导责任和工作责任，组织索赔。 严格联营承包。实行分包联营队伍资格准入制度，加强对分包联营队伍的管理与控制，杜绝“一包代管”、“包而不管”现象，同时，收编经多年合作信誉良好、基础扎实的联营队伍，扩大市场份额与整体竞争力。 坚持绩效考核。针对企业改制实际，建立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实行经营者资产经营责任制，以资本收益率、经营规模、经营效益、安全质量为主要考核指标，董事会与总经理订立年度资产经营责任书，总经理分别与经营班子成员签订经营管理责任书，经营班子的收入分配与经营业绩直接挂钩。 国有施工企业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掌握主动，棋高一着，赢得发展，关键是紧紧抓住改革这根主线，牢牢把握经营管理机制中的关键环节，勇于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企业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始终充满发展的活力

广告专业论文:关于惠州中职学校广告设计专业校企合作模式探析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惠州中职学校广告设计专业校企合作的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中职学校;广告设计;校企合作 职业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成才，使他们成为具有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人，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学校要根据中职生的特点，制定合适的人才培养方案，把学生培养成人。惠州市中职学校专业课程改革围绕“以就业为主导，以能力为本位”的总体思路，开展校企合作培训人才模式研究，让学校和教师在校企合作的实践中探索出～条中职人才培养之路。 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中起到重要作用，企业为学校培养师资，与学校共建实习基地，解决了学校师资和学生实习的大难题。学校也大量引进企业工作案例，充实教学资源。校企合作方式则是学校校办企业按照国际企业服务体系的标准去管理，参与市场竞争；对内根据企业服务体系标准和要求开设实训课程，建立实训基地，接收学生实习并进行培训，使学生完成实训课程后，考取行业上岗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校与企业之间信息不畅通的问题，使学校拥有人才资源优势，保证了学校与用人企业合作时的无缝对接。 一、校企合作的现状 我市中职学校广告设计专业建设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起步较晚，经过高速、快速发展期以后，从原有的火热，到现在的艰难维持，广告设计专业已成为很多中职学校的“重点、难点”专业，不仅管理成本高，而且进入该专业的学生对于专业课程如素描、色彩等内容的学习，兴趣不足。这致使许多学校将设计专业课程减至仅仅局限于简单的绘画基础，而且这种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笔者发现，凡设计专业办得有特色的中职学校，都是在校企合作方面较有成绩的学校。现就中职学校校企合作的现状作简单介绍。 中职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形式，按合作对象和合作深度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与用人单位合作。学校所开设专业的方向严格按企业岗位需求确定，成立专家指导委员会和实习委员会，聘请行业专家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行业指导委员会，并与企业签订专业实习协议，逐步形成实习基地。二是与设备提供商合作。由于设计专业发展变化快，而中职学校设计专业师资缺乏，学校可与设备供应商签订师资合作计划，共同培训学生考取该品牌的技术认证。学校通过合作建立起自己的培训基地，公司则在培养学生中受益。三是学校为企业提供咨询培训等服务，建立企业与学校的横向联合体，直接参与社会竞争，承接外包业务。横向联合体既是企业，又是实习基地。学校通过联合体的师资培训学生，企业通过联合体获得人才资源。 二、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我市的中职学校校企合作历史不长，还处于起步阶段，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于缺乏政府强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企业行为短期，学校偏重利益，校企合作关系较脆弱，已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形成良性运作机制的校企合作还为数不多。当前校企合作还存在以下问题：(1)部分企业对于技能人才重招用，轻培养，认为不通过校企合作也能获得技能人才，因此校企合作主动性不够。多数企业给予学校的资助，停留在项目支持、实习基地提供和员工培训合作上，与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2)目前的校企合作，大多数学校和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是校办企业，要么是企业办校，要么是依托多年感情或个人资源，这种靠感情或人脉关系的合作是脆弱的，经不起市场经济的风浪冲击，甚至会因感情的转移而中止。 三、解决校企合作问题的方法 学校是理论教学基础，企业是实践培训场所，学校和企业是校企合作教育的两个重要要素，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实践，两者既有宏观上的分工又有微观上的融合，其有机结合是校企合作教育成功的有效途径和保障。校企合作关系反映了教育与职业的密不可分的客观规律，只有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各自的优势，并在法律基础上统一协调，才能共同完成好职业教育的任务。 因此，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与学校应做到几点：(1)以诚信为基础。学校与企业在合作中要相互支持，以诚相见，通力合作。(2)以互惠为核心。合作的基础是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只有互惠互利，合作才能长久。(3)提升合作层次，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做到“以联合推动合作，以融合提升合作”。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设置岗位课程、建设实训基地和搭建毕业生就业平台，使校企合作之路持久地走下去。 广告专业论文:基于绿色理念的广告学专业讨论式教学方式的建构 摘要在绿色理念的指导下，结合广告课程的特点，从讨论式教学的环节出发，具体的阐述了设计问题，讨论问题、提出见解、归纳总结四个环节，以期建构有效的广告课程的讨论式教学。 关键词　讨论式教学方式　广告专业　绿色理念 绿色理念作为教学中的指导理论，其内涵是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参与教学，强调教学应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合作精神。而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则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学、自讲，以讨论为主的一种教学法。这种教学追求的是自主性、合作性、启发性和探索性，其特性与绿色理念相符，都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学，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本质上是对绿色理念的落实。 但在实践中，实际与理念之间有差距，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在运用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讨论时间仓促，学生未进入状态便草率结束的空讨论；讨论中缺乏思想碰撞、意见交锋，有时演变成简单的依次汇报的浮讨论；讨论内容不值得讨论的虚讨论。学生参与率不高，甚至表现出怠倦、懒散的假讨论等，这些形似神不似的讨论成为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的公害。 这些问题背后也折射出绿色理念在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中落实的不到位。因此倡导绿色理念、构建有效的课堂讨论成为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的重点。绿色理念有着丰富而具体的内容，从生态链角度看，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方法同样有“生态链”：教师设计问题——学生讨论问题——学生提出见解——教师归纳总结——。认识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中“生态链”的作用，在于使每一堂广告课都能取得教学效果最大化，每一个环节都能贯穿绿色理念。 一、跨越“技术壁垒”、取得讨论问题的“绿色认证” 设计讨论的问题是讨论式教学的开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此教师精心设计并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是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成功的保证。显然，选择有价值的讨论题目既是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的亮点也是难点。由于并非所有的广告内容都适合讨论，教师需要对众多的广告内容进行比较、筛选、剔除、提取，这是设计的问题获取“绿色认证”的过程，“绿色认证”是确保讨论的问题有效的通行证；也是遭遇“技术壁垒”的过程。所谓的“技术壁垒”指为了使设计的问题值得讨论、具有意义，对如何设计问题建立设计规则，提高了问题设计的标准，最终达到有效讨论的目的。而这些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四则。 基础规则。绿色理念下广告教育目标以学生的终身发展为出发点与归宿。广告教学要求既注重学生潜能挖掘又注重可持续发展后续能力的培养。基础规则要求在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中，设计讨论的问题应选择最基础的、知识系统中那些迁移力最强的知识。这些知识应成为学生当下学习和未来自我提升中有用的工具。如《广告媒体研究》课程中，为了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有效频次”，结合实际案例，对产品的频次展开讨论。讨论中学生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揭示频次的内涵和运用的规律。 整合规则。整合规则指设计的问题注重广告课程之间的整合，以体现优化教学结构的绿色理念。有效讨论的前提要求学生知识结构比较全面，学生讨论时可开阔的思路、错开角度、各有侧重地讨论。而广告学专业本身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设计的问题强调回归广告学科整合的本性，才能达到增强学生学科知识整合能力的讨论效果。如在广告媒体教学中，设计“如何利用意见领袖加强广告效果”的讨论，其支撑讨论的知识不仅仅涉及广告媒体知识，而且还涉及传播学、公共关系等综合性知识，通过讨论对这些知识进行整合，抓住要点，往往能够触类旁通。 兴趣规则。激起学生讨论兴趣。也是广告教学绿色理念的诉求。教师该如何设计讨论问题，诱发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兴趣规则要求：首先，刺激浅层兴趣。教师关注学生的兴趣、特点和要求，同时备课要细致，熟透教材，才能挖掘广告教材中学生的“兴奋点”，通过讨论的形式放大这些“兴奋点”。如对广告课程中加权指数的教学，加权指数不仅用于广告，也广泛用于生活，设计职业选择或对象选择的讨论，使学生有趣中加深了对加权指数的认识。其次，激活深层兴趣，这是保持兴趣的源泉。它要求教师重视讨论内容与学生经验结合，使学生的生活经验成为理解广告知识的催化剂。目前广告课堂讨论习惯上把题目设置为抽象的理性知识的考察，使学生置身于一个理性的世界中，割裂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事实上广告跟人们现实生活联系紧密，设计讨论题目最好是选择有讨论价值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如在广告媒体教学中。对创新媒体选择展开讨论。使学生置身于整个社会生活中，了解媒介不仅仅是传统媒体或新媒体，周边一切可用的的物质都可以用来充当广告媒介。通过讨论丰富了对媒体的认识，揭示媒体选择的基本规律。 创新规则。创新规则要求讨论的问题从“重知识”向“重智”转变，培养广告人的灵性。避免出一些固定的封闭性的问题，如新媒体特点是什么?等，这些是典型的重知识非重智的问题，封闭性的问题不可能使学生处于一种开放的思维状态，更谈不上创新。创新是广告教学的本质。但创新并非要求讨论的结果都是独创，对学生来讲不必要，也不可能。一切创新是在前人研究和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必定会有继承、会有借鉴。因此，创新是有层次的，创新规则重在求新的意识和相应的能力，通过讨论，学生用既有知识去发现一个未知的定论，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能把书本知识应用于新的情景、能解决现实问题；再或能丰富已有的理论。都是创新的表现形式。基于此，教师对讨论题目的选择：给学生留下的想象空间大，有利于启发学生进行多向思维但又不脱离现实的，就是好的讨论题目。 “技术壁垒”的存在一方面限制了设计问题的随意性，抬高了设计问题的门槛；另一方面也给出跨越“技术壁垒”、获取讨论问题的“绿色认证”的基本方法：设计的问题应容纳基础规则、整合规则、兴趣规则和创新规则这几个可变要素。 二、清洁讨论 学生讨论是整个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的中心，亦是成功的关键。但在课堂讨论中常常出现要么冷冷清清，要么漫无边际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因此，清洁讨论成为教师的重要任务。清洁讨论套用了绿色理念中清洁生产的术语，指对课堂讨论的整个过程采取预防问题的策略来减少问题的产生，主要包括营造和谐的讨论生态环境、教师教法的改进、讨论方式的改进等。 营造和谐讨论的生态环境。营造和谐讨论的生态环境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法则：一是民主法则，即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讨论只有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学生才能大胆地对问题提出不同的见解，培养广告所需要的创造思维。二是合作法则，学生之间建立和谐的生生关系。在课堂讨论中，和谐的生生关系保证了学生们能进行有效的互动。通过相互争辩、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合作探究，使讨论的问题得以解决，而学生的积极讨论又进一步促进了和谐。三是理解法则，为学生创造一种心态放松、安全的课堂讨论环境。课堂讨论中，教师简单地以自己的知识水平、想法、观念来要求学生，或不经意地用肢体、口头语言显现不耐烦，会使学生对讨论感到焦虑和紧张。因此，教师充分理解现阶段学生知识、讨论技巧的不成熟，在理解的基础上尊重每个学生。学生才能在讨论中积极参与、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会遭到讥讽和指责。因为学生明白尽管自己讨论的观点与教师相左，但是教师会理解他们。总之，和谐讨论的生态环境就是努力创造一种民主、平等、理解、合作的生态环境，为课堂讨论搭建平台。 教师教法的改进。讨论的特性。使课堂随时会出现始料未及的事态，充满了挑战性，对教师把握讨论的节奏、知识面、组织能力、应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教法也应相应作出调整，主要表现在：一是发挥主导者作用，做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在课堂讨论中，教师往往刻意隐身，以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但隐身并不等于放任。隐身要求教师演好主导者的角色，把学生讨论行为串起来。才能取得有效的讨论效果。在讨论过程在中尽量少说。让学生多说，鼓励成绩较差、平时很少发言的学生参与讨论，当某个问题讨论不起来陷入沉默时，教师以参与者的身份率先对讨论中的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激活学生讨论欲望；当讨论遭遇知识困境时，教师转变成引导者，发挥启示的作用，提供多角度思路，来拓展思维空间，使讨论能横向联系，纵向发展；当讨论出现错误的推论时，教师化身为指导者，及时纠正错误，保证讨论方向正确。二是持之以恒。广告教师之所以采用课堂讨论是对其有着较高的期望。由于学生水平不一，或准备不足，亦或不熟悉讨论程序，导致讨论花时较多，讨论不得要领，未能达到预期的期望，使一些教师对讨论式教学失去信心。事实上。学生适应课堂讨论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有效的广告课堂讨论效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是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完成的。因此，教师运用课堂讨论应持之以恒。在讨论前。教师解释清楚讨论的要求、规则。如讨论的目的是什么。讨论是如何展开的，教师对讨论的期望是什么，必要的讨论技能等，同时组织学生搜集相关资料，为课堂讨论作好准备，讨论后教师要通过分组检查等形式，检验课堂讨论效果。学生经过多次的训练，自然会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讨论方式的改进。就讨论的方法而言，目前常用的广告课堂讨论呈现三种形式：同桌讨论、4至6人一组的小组讨论和班级讨论。三种形式有其运用的优势。但缺陷也明显：一是缺乏广泛的参与性。由于学生在个性、学识上存在差异，少数主动性强、思维敏捷的学生成了讨论的主角，而多数学生处于从属或被忽略的地位，要么一言不发、坐享其成，要么人云亦云、盲目随从。二是缺乏刺激性。三种形式成员的选择都是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学生自然选择熟悉的好朋友为讨论的成员，熟悉可以坦诚交流、却缺乏刺激，很难在讨论中碰撞出新的思维火花。因此，课堂讨论方式的改进可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设置职务。在小组讨论中，为每位学生设置相应的职务，如组长、资料员、记录员、报告员等，在讨论中使每位学生各尽其职，并定期轮换。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发言，防止讨论成为个别学生的一言堂二是采取差异性组合，教师根据学生的个性、才能指定小组成员，使学生在讨论中可以取长补短。如把不同性格的学生组成一组，个性不同的学生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意见，并就此展开讨论，会形成强烈的外部刺激。三是设计新的讨论形式。班级讨论中引入辩论。由学生自己选择，把全体学生分为正方和反方两部分，并由双方各选出数名主辩。其他学生可补充发言。这种方式能激发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从讨论时间来看，安排要适度，一般为40分钟较适宜。讨论时间过短，有讨论之形而没有讨论之实的，造成假讨论；讨论太长，容易偏离讨论内容，难以达到课堂讨论的目的。 三、建立保护意见表达的“臭氧层” 发表意见是学生对讨论中出现的分散观点进行概括性的总结，是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中的精华。但在实践中，意见表达常常不顺畅。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学生方面的内在原因，也有影响意见表达的外在原因。而建立意见表达的保护伞——“臭氧层”。阻挡意见表达的内外干扰是绿色理念对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的要求。“臭氧层”主要是由自信和容忍要素组成： 自信。自信是发表意见的基础。也是挡住意见表达内在干扰的有效要素，广告课程讨论式教学中，教师理应帮助学生建立自信。首先给予学生表达意见的机会。为了让学生充分地表达意见。教师要合理的分配课堂时间，既要留给意见表达环节足够的时间，也要照顾到每位学生意见表达的机会。除了少数同学口头发表意见外，还可让每一位学生总结课堂讨论，根据各讨论组发表的意见，书面写出自己的看法或收获。其次激励评价。学生在表达意见时，体现出赏识与肯定，倾听与沟通，尊重与信任。教师不要轻易的用对与错去评定学生的发言。因为学生通过讨论和思考得出的意见，凝聚着学生的自信心和勇气，教师都应当给予学生肯定。肯定可以通过非语言和语言的方式向学生传递。如教师用眼神、点头、微笑给予认可，同时抓住学生表达中的闪光点加以鼓励和总结，激发学生表达意见的热情。 容忍。容忍是影响意见表达的外在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容忍模糊。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容忍意见的不清晰。有时学生讨论的结果是不完善的，甚至没有结果，导致在后一环节发表意见时，只能是只言片语的发言。教师对此应给予容忍。因为对讨论的内容。从准备、讨论到明朗过程中，存在许多的思维模糊，尤其是一些广告讨论需要实践检验，学生需要一段时间对模糊的观点作整合，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因此，对于没有明确结果的讨论，不急于让学生找出结果，应让学生进一步思考，可以留待以后解决。二是教师要高度容忍标新立异的意见。对于学生的意见表达，教师缺乏容忍，只能使学生引用、背诵广告教材的现有观点，不能独立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教师应鼓励学生自由想，大胆说，不对学生的意见进行挑剔、甚至粗暴打断，消除学生对批评的顾虑，让学生感到提出自己独特的意见是自由而又安全的，驱使学生更大胆地对讨论的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 四、体现环保的归纳总结 教师归纳总结是广告讨论式教学的最后一环，最后并非最不重要，教师归纳总结反而是规范知识，完成教学目标的关键步骤。因此，教师对讨论的归纳总结应体现环保的绿色理念，重在资源再开发和资源保护。 资源再开发。资源再开发指的是讨论资源的持续利用。目前教师归纳总结重在对讨论内容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就讨论这一资源并未深挖掘。事实上，讨论本身不只可以用来完成广告教学和学习的目的，同时也兼具了许多学生需要掌握的学习技能、交流技能，如准确表述、善于倾听、善于质疑、搜集资料、思考归纳、总结评价等，这些本身都是学生学习的内容。从资源再开发角度来看，教师的归纳总结既包含讨论内容，也包含讨论的技能，让学生明白讨论追求的不是结果的唯一，而是讨论的过程。通过过程教给学生讨论的方法，使学生学会如何去学习，去交往，去讨论，去探究，从中掌握更多的学习技能。 资源保护。资源保护是保护学生的自主能力、创新精神。通常课堂讨论后，教师会趁热打铁、及时归纳总结，即简明扼要地概括知识点，让学生对讨论的内容有个清醒、全面的理性的认识，达到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的系统的认识效果。但是及时总结并非适合所有的讨论，对结果模糊的讨论及时归纳总结，可能适得其反，正好抑制了学生探索的思维，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犯了广告的大忌。因此，为了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教师应选择延时归纳总结，即学生对问题的讨论可从课堂延续到课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归纳，由学生先总结，教师后总结。可见，从资源保护的角度出发，教师根据讨论结果的完整性来进行总结，对讨论结果完整的，选择及时总结，而讨论结果不完整的，选择延时讨论。 广告专业论文: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与创业能力的培养 摘要　在广告学专业实战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要调整专业培养目标，在科学安排实践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合理设计实践教学的形式和方法， 关键词　广告学专业　实战教学　创业能力 一、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开展创业教育的基本背景 1　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开展创业教育的教育背景 创业教育是2l世纪的重要教育课题。早在1998年1o月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就提出：“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为了方便毕业生就业，高等教育应主要关心培养创业技能与主动精神”，要使毕业生“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我国于1999年1月公布的《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也强调要“加强对教师和学生的创业教育，鼓励他们自主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在此背景下，大学生的创业活动风生水起，1983年美国奥斯汀德州大学举办了首届大学生创业竞赛(他们称之为商业计划竞赛)，接着，包括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在内的十多所大学，每年都举办这一类的竞赛，并逐渐波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1997年，清华大学研究生发起了首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1999年3月，全国举行首届“桃战杯”大学生创业大赛，创业教育开始在我国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和研究渐成大观。在广告学专业教育中开展创业教育，已是大势所趋。 2　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开展创业教育的经济背景 创业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导致人才结构的调整。大学生创业活动，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而萌发的，迎合了产业发展转向“知识经济”的趋势。知识经济是以现代高技术为主导的经济，其创新的本质为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富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大学生创业提供了先决条件。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经济增长的差异化，又为大学生创业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目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它在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一是金融危机促进了创业政策环境的改善。政府相关部门为鼓励大学生创业，出台了更多的优惠政策。提供更多的救助措施。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更好的外部环境。二是金融危机加速了创业的社会认同。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就业形势的低迷使得人们对创业有了更多的理解与支持，人们不再认定创业是一种冒险行为，更把它看成一种寻求生存出路的最佳方式。三是金融危机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为创业提供了较多的发展机会。 3　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开展创业教育的就业背景 就广告行业而言，广告公司规模小，接纳的毕业生有限，未来广告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将日趋分化。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继续提高，毕业生也必将相应增加。预计到2010年我国适龄人口入学率将接近15％，届时，大学毕业生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着严重不足的就业需求问题，一是从社会对就业岗位的需求角度看，我国的就业需求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弱。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平均可以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每增长1％，却仅能提供约80万个就业机会。二是根据有关预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能够在20年内维持在8％左右的水平，这固然能够使我国经济进一步繁荣，但从近期的角度看，就业需求的增长，远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巨大的就业供给数量。同时，在政府减员增效、高校继续扩招、非国有经济形式发展不容乐观的情况下，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造成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教育与就业的矛盾。出现“知识失业”。因此，依靠政府创造就业机会来解决人才市场供需矛盾，短期内可能性不大。自主创业，将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二、广告学专业学生的创业能力要求 大学生的创业能力是大学生在创业实践活动中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在广告学专业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中，应注重锻炼和提高公共能力、职场能力和专业能力三种不同层次的创业能力。 1、公共能力。公共能力是所有社会人员参与社会生活必须具备的能力。其一是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就是获取知识的能力，包括对知识的接受、转化和应用。学习能力是所有能力的基础，它是一种生存能力的表现，决定了一个人竞争力的高低。它要求人们不仅要学习宽泛博学的知识，还要学会学习的方法，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其二是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是人驾驭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它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智力技能，而且也被心理学家列为创造能力之一，是人的内在素质的重要外在表现，反映人的思维能力、社交能力、以及性格、风度。其三是社会交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是指参加社会集体生活，与周围人们相互交往、保持协调、正确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其实质是获得和利用社会支持的能力。一个创业者必须学会与各种人打交道，从而协同工作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四是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是指正确、合理思考的能力，亦即对事物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判断、推理的能力。一个具备良好创业素质的人需要很强的分析问题、判断是非和观察事物的能力。其五是心理调适能力。心理调适能力是个体对各种因素引起的心理变化和情绪波动进行调节的能力，是健康心理乃至健康人格的外在表现。现代社会是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有助于人们在变化莫测的激烈竞争面前，迅速、正确地解决问题和矛盾，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与挑战的社会生活。 2　职场能力。职场能力是指职场工作中所需要的各种能力。其一是创新能力。创新是一种对未知世界、未知领域的探索性活动，其本质是通过科学研究、生产活动和管理实践，创造新的理念、产品或服务成果并转化为生产力，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创新能力源于创造性思维，成功的创业者一定要具有独立性、求异性、想象性、新颖性、灵感性、敏锐性等创造性思维的人格特质。其二是组织能力。组织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创业者往往也是一个领导者，需要一定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包括合理选择下属的能力、粘合能力、架构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激励下属的能力、授权能力、应变能力和合理分配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能力。其三是经营管理能力。经营管理能力是每一个创业者必备的重要能力，主要包括决策、经营、管理、用人、理财等方面的能力。其四是计算机应用能力。作为一项职场必备的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包括两个层次：一是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应用能力；二是计算机专业软件的应用能力。尤其是第二种能力。它包括对各种流行应用软件的使用、优劣判断乃至软件开发的能力。其五是市场洞察和营销能力。创业者必须学会调查分析市场，随时掌握商机所在。对市场洞察和营销的能力，包括发现和识别市场需求的能力、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迅速回应的能力以及业务拓展的能力。其六是团队合作的能力。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光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深入发展，单凭个人的力量成就一番事业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因此，创业者必须具备团队合作意识，善于利用团队的力量来经营企业。 3　专业能力。专业能力是创业者掌握和运用专业知识进行专业生产的能力。它是一种最基本的创业能力。广告是一个多工种、多环节合作的行业，涉及市场调研、创意策划、表现设计、媒介选择、后期制作、效果评估等诸多方面，广告专业的专业能力主要包括广告基础能力、广告策划能力、广告表现能力、广告创意能力、广告文案能力。广告基础能力是从事广告活动所需要的基本能力。具体包括广告基本理论的运用能力、广告调查能力、广告提案能力、广告专业软件的操作能力、广告制作设备的使用能力、广告活动的统筹能力。广告策划能力是指科学、合理地安排广告的构思能力，广告策划能力的形成是和长期的行业关注，市场调查、社会洞察、谋略思维分不开的。广告创意能力是最为根本的广告专业能力。创意是广告的灵魂，广告创业者既要具有良好的智力素质，又要拥有广博的知识视野。广告表现是将广告创意转化为广告作品的过程，它是实现广告目标的中心环节。在整个广告活动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因而，广告表现能力反映了广告创作者的基本素质，是一项重要的广告专业能力。广告文案是广告作品中传达广告信息的全部语育文字符号，是广告创意策略和表现策略的执行和深化。任何广告作品都离不开用语言文字符号来传达产品和劳务信息，所以，广告文案能力也是广告专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通透的观察力、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策略性思维能力、组织事实与思想的能力。 三、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培养学生创业能力的举措 1　调整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以培养创业人才为己任 创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除了知识、技能领域外，还应包括自信心、动机和态度。因此，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应符合这样的要求：一是以全面素质打造和能力培养为目的，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二是以人为本，高扬人的主体性，充分挖掘学生的创业潜能；三是以学生的创造性才能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内容，鼓励学生大胆创业。唤起学生的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 2　科学安排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内容 一是立足于思维训练和操作需要，开设科学和创业方法论课程。现代广告是科学与艺术的结晶，创新思维、技术运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方法的掌握，有利于学生的持续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创业方法的掌握，有利于学生的业务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适应行业的能力。二是在“大广告”的观念下，实现实践教学从专业化转向综合化。一般的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条块分割，只注重某项专业化内容的训练，忽视广告实践活动的整体性和关联性，直接影响到学生知识、技能的拓展，造成人才技能的单一化和肤浅化，难以在创业实践中有大的作为。综合化的实践教学，既保证了学生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知识结构，又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为今后的自主创业奠定基础。三是打破专业边界。实践教学从单一化向多样化转换。单一化的实践教学整齐划一，目标单纯，学生视野只局限于广告学专业的知识和能力领域，难以有新突破。而现代社会，广告与各行各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局限于某一狭窄专业的孤陋寡闻者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同时，广告学与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媒介经营等专业同属新闻传播学科，学科基础一致。因此，实施多样化实践教学，既体现了现代科学向协同化和综合化发展的趋势，又适应了创业对多学科、多方面知识的依赖。 3　合理设计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形式和方法 创业教育条件下，教育质量的评价将主要由社会做出，对学生来说。与创业有关的知识、技能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强烈的创业欲望以及自信心与进取精神，因而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氛围。因此，在实践教学形式上，采用单项竞赛系列、综合竞赛系列、创业实战系列等实践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创业欲望。坚持基础知识、一般能力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突出专业核心能力与综合能力，使学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广告作业素质。加强基础知识主要通过单项竞赛系列来完成，一般能力与专业技能主要通过综合竞赛系列来完成。专业核心能力与综合能力的培养通过创业实战系列完成。在教学方法上，应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学生为主，根据具体的实践教学环境和条件，积极采用指导式、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现场教学和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4　建立创业能力实践训练平台 一是将原有实习基地改造成创业教育示范基地，让学生在专业实践活动中了解企业经营活动，感受创业经历，体悟创业精神。二是定期举办创业设计竞赛，由创业专家、指导教师和企业一线人员对学生提交的创业计划书进行评审，不断提高学生的创业设计水平。三是成立创业实训中心，围绕创业活动的各个具体环节，有针对性地展开专项训练。四是开放实验室、资料室和各类研究中心，为学生的创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平台。五是组织好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在学科竞赛中磨砺创业能力。六是引导学生进入校内外的创业园区，创办创业企业。七是设立创业论坛，开展创业交流活动，提高学生创业素质。 广告专业论文: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策略探析 【论文关键词】高职　广告设计与制作　教学策略 【论文摘 要】简要分析了当前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存在三大问题，着重阐述了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的三大策略，希望对改进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有一定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前言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其中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不仅在政策层面向职业教育倾斜，近年来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逐渐增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百所示范高职院校便是最好的体现。在我国职业教育大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一名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职院校的教师，笔者深感肩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唯有尽职尽责做好教学科研工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 笔者在高职院校主要从事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工作，在本专业的教学实际中发现了诸多问题，在笔者看来，通过教学反思总结出的这些问题在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在此进行粗浅地探析，希望能够抛砖引玉，对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起到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二、当前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重广告技术学习轻广告理论传授 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是为生产建设一线服务的实用型人才，强调技术的学习本无可厚非，但是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并不仅仅是完全强调技术应用的专业，在进行广告设计的时候，还需要一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但是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大部分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并未认识到广告设计基础理论的重要作用，依然只是重视广告设计中技术的应用，这直接导致了培养出的人才缺乏一定的广告设计的理论基础。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得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的总体水平不能提升，所培养出人才的素质参差不齐。 （二）广告教学缺乏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应用 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新兴媒介也随之涌现出来。以往的电脑、电视、广播、报纸媒介依然是广告的主要传播媒介，但是其他的广告传播媒介也正在积极兴起。例如手机、车载led显示屏、空中飞艇气球吊篮等。这一些新兴媒介的大量涌现，使得广告的教学也必须做出改变。但是在实际的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黑板加粉笔的教学模式依然占主导地位，在广告教学中缺乏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应用，使得广告的教学滞后于广告的发展步伐，这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时极为不利的。 （三）广告教学的实践环节欠缺 如前文所述，职业技术学院培养的生产一线的实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其动手实践能力较强。针对这一特点，职业技术学院的教学应该增加专业实践环节，以增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的动作实践操作能力。但是，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或多或少存在与广告实践脱节的问题。高职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在学校教学的内容与学生进入广告公司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匹配，学生从高职院校毕业后，还需要花时间去学习相关的知识技能才能胜任目前的工作，这对毕业生日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广告教学的实践环节欠缺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关注和重视。 三、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策略 （一）重视广告理论，提升理论的跨学科性 在笔者看来，把广告设计理解为单一的技术专业不利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的广告设计理念的形成。大量的事实表明，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学生缺乏相关的理论基础，在以后的广告设计与制作的实践中是难以有长足发展的。因此，广告设计与制作的专业教师需要重视广告理论知识的教学，使学生能够在广告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增强对广告流程的认识，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广告学是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涉及新闻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营销学等诸多理论知识。因此，完全有必要使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在掌握基础广告理论知识的前提下，开阔视野，提升广告理论的跨学科性。 （二）广告教学中引入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在广告教学中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利用多媒体信息量大更新快，图像和声音并茂的特点，提升学生对广告色彩、图像、声音等方面的敏锐度和洞察力，这对广告设计专业的学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借助多媒体设备，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展示成功的广告案例，可以将更新更快的知识呈现在学生的眼前。 （三）加强广告教学的实践环节，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 学校学习的广告知识是不是有效的，需要到实际的广告工作岗位中进行验证。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学生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以后再去验证学校的教学是否有效，学生的成长发展是不可逆的，即使到时候发现了教学中的问题，也是于事无补的。因此，需要在日常的广告设计专业的教学中加强实践环节，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进行校企合作建立实训基地是一种比较好的实践方式。 四、结语 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笔者依据自身的教学实际和教学反思，撷取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教学过程中三个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了探析，希望能够对改进高职广告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广告专业论文:广告专业交互式实践教育模式中的错位问题探究 摘要：交互教学模式基本上可以弥补理论与实践的相脱节的矛盾，这是今天很多高校的广告专业教育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但是，作为新型实践教育体系中一种重要方法，由于没有过多的经验可循，在实际教学中依然存在很多包括教师、学生、学校三方共同面对时产生的实际错位问题。 关键词：交互式实践 教育模式 错位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为止全国有400多所高校开设有广告专业，形成了新闻传播型、商业经贸型和美术设计型三种办学模式，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毕业生走向社会。”[1]中国广告专业人才在数量上已经出现供大于求，但在应对市场时却又出现不能满足业界需求的现象，这样的问题一直在拷问着中国广告专业的高等教育。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广告教育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的短暂时间里已经取得了不少瞩目的成绩，各大高校纷纷设立广告学专业，为广告学的学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对于刚出高校校门的毕业生们来说，有限的专业经验成了他们能快速融入这个行业的主要阻碍。因此，在现有的教育背景下对现代广告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单靠传统课堂灌输的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现代广告专业人才的需求，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我们更新教育理念，培养具有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善于沟通、勤于实践的应用型、复合型广告专业人才。[2]于是，基于实践训练为目的的交互式实践教育则在教学中势头正起，但是笔者在实际的教学中发现，虽然交互式实践教育在广告学专业教学中初见实效，但依然存在一些错位问题，导致教学效果受到影响。 一、交互式教学模式主要内容 交互式教学模式就是在教师的主导作用下，结合专业的现实问题模拟一定的教学情景，通过安排学生进入实际的问题情景之中，让在学生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形成小组合作学习，课上课下交互学习，理论实践立体学习的动态组合。通过情景的设置，每个学生都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去完成和解决一些问题。而在任务的完成和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生需要对理论进行消化并去需找新的帮助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信息。于是在此情景中，交互教学模式基本上可以弥补理论与实践的相脱节的矛盾，这也是今天很多高校的广告专业教育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 二、交互式教学模式问题解析 在以培养实践能力为前提的交互式教学模式中，学校、教师、学生三方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学校是教学模式成功实现的保障，教师是教学模式实施的主要组织者和引导者，学生则是实施关键执行对象。但是，在实际的交互式实践教学模式中，学生、教师和学校三方都存在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导致了虽然很多学校都在探索实践教学的形式和理论，但仍然无法满足业界对广告实践能力要求的强烈愿望。而这些问题在今天我们实践教学的每一步环节中都有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情境模拟教学——学生假戏难以真做 在交互式实践教学模式中，为了达到实践的真实效果，大多教学者都会采取模拟实际情景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去训练实践。“情景模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仿真的实践平台，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自觉地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综合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3] 但是，在实际的情景模拟训练中，真实的场景是教室，由于这种虚拟实践的情境有预先设定性，参与者往往由于“虚假”而难以全身投入，通常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且必须在教师不停地提醒下才能够进入角色，很多短时间内打造的虚拟实战训练大多都流于形式，最终实践的内容都过于表面，达不到实际的模拟意义，使得模拟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2.案例示范教学——教师自导自演难自弃 案例教学法起源于1920年代，由美国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所倡导，当时是采取一种很独特的案例型式的教学，这些案例都是来自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透过此种方式，有助于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实施之后，颇具绩效。后来这种教学方法逐渐作为一种启发式教学的重要手段，在广告教学中也时常被借用，特别是在分析作品和具体范例时。 但在实际的案例示范教学中，由于经验和方法的缺乏，很多实践中的教师最终只能进入自导自演的境地，案例示范教学成了在教学过程中例举示例，纯粹的教授却无法将学生带入对问题思考的境地，从而大大影响了课程的接受效果。 3.品牌跟踪教学——应试教育后学生难断奶 品牌跟踪教学法，是南京师范大学广告系创新的一种广告教学方法。其基本做法是，广告专业的学生在任课老师的指导下，每个学生即根据自己的爱好、熟悉程度或便利性等特点，选取一个品牌企业、一家广告公司和一个媒体机构予以特别的关注，对其创建历史、经营特点、营销策略、广告战略、发展趋势等进行跟踪式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学习上的兴趣点、兴奋点，带动相关学习内容的不断深入。同时，在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品牌的跟踪积累也可以成为在班级学习和讨论中的交流重点，各门专业课程都可以以学生所跟踪的品牌和企业作为案例进行深入的教学实践。 在品牌跟踪教学法中，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将成为这种交互式教学模式的重点。品牌跟踪教学法最大的好处就是让学生在自己亲手搜集信息的过程中加深对品牌的认识和理解，最终做到情感和意志的引导，形成广告学习心理的良性循环。但是，在以学生为中心的交互式教学模式中，我们却时常会发现学生存在难以摆脱传统应试教育中对教师的依赖思想，对相关信息的搜索和分析能力较弱的情形。因为在传统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下，学生是学习被动的主体，在教师和学校不断施加压力的影响下去学习。 于是，在对实践案例进行追踪的过程，难以形成持久追踪的动力和恒心，并且对于深层次问题也缺少自主创新的问题分析能力。 4.头脑风暴教学——教师无米之炊难成巧妇 头脑风暴法是广告创作团体最常用的创意思维方法，也称为“脑力激荡法”或“集脑会商法”，由美国广告学家a·f·奥斯本在1939年首次提出来的。 头脑风暴法的主持工作，最好由对决策问题的背景比较了解并熟悉头脑风暴法的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的人担任。头脑风暴主持者的发言应能激起参加者的思维“灵感”，促使参加者踊跃地回答提出的问题。尤其对于广告学专业教学来说，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问题的制作者和引导者需要大量的实际经验和方法作为启发点。但是，从事广告专业教学的教师，大多是直接从高校进入到高校，实践经验缺乏是一个普遍现象，业界经验和创意技巧缺乏是头脑风暴教学失去引导机制的重要原因，在此过程中，即使是许多教学经验高超的教师也无奈地难成巧妇。 5.实践教学探索——学校教学经费投入不足 今天走在市场最前端的是广告主，而不是象牙塔里的广告学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在广告山峰的半山腰，可能还在守望创意的家园。可是面对越来越懂得广告的广告主，高校的教育反而显得有点坐井观天。高校存在着广告实验设备残缺不全和过时设备有待更新，以及实践教学经费短缺等问题，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着广告专业教育的发展。 三、结语 广告学专业是一个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内容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当下性，整个学科体系始终是在通过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传播及营销学内容来补充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它需要坚定地与时俱进，而不是浮躁地一带而过。但是，二十多的广告学专业教育虽然收获颇丰，但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在面对市场对广告人才的高度期望中，广告学专业在自身的教学设置中不免需要面对各种问题和困难。在经过无数广告学教育工作者的艰辛探索过程中诞生的交互式实践教育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高校的认同，并且成为了广告学专业教育的探路石，也将最终形成一种趋势。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却成为交互式实践教育模式与实际教学产生错位的主要现象所在，也是未来广告学专业教育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和任务。在这其中许多方法和手段也要经历时间的检验，本课题研究将持续努力。 广告专业论文:试论专业服务为本创新策略制胜 论湖北卫视广告赢利秘诀 论文摘要：古语云：我有利，客无利，则客不存；我利大，客利小，则客不久；客我利相当，则客可久存，我可久利。通过系列营销战略的推行，湖北卫视既满足了客户品牌传播的需求，得到了客户的普遍认可，又提升了频道的整体价值和影响力，实现了媒体与客户的“双赢”。 2007年是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实施扁平化管理、推行频道制改革的第一年。作为湖北电视媒体中的领军频道．正处于成长期的湖北卫视．在一年的媒介经营实践中，整合频道资源，深挖频道潜力，拓展经营思路，创新营销策略．全年广告经营创收同比增长66．7％．增幅在全国省级卫视中名列前茅，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经营之路。 一、以开发、拓展业务为重心，不断创新营销策略 全球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研究发现．支持企业生产率持续增长的真正推动力是竞争和创新．而不是信息技术。随着媒体经营市场化程度的加剧，旧有的媒体经营理念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卫视频道经营创收的突破式发展，必须从旧有的经营框架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按照创新、有效、发展的要求，实现传播效益的快速增长。围绕经营创收目标，我们通过不断创新营销策略。在稳定一批湖北卫视的忠实老客户的同时，把新客户的开发、拓展放在广告经营工作的首位。 针对频道收视状况．确立以直接客户为主的业务开发策略。2007年1月正式分频道经营之初．卫视频道的媒体状况尚处于谷底，而广告公司投放的广告主要以收视数据评估为基础，我们不占优势。采取直接客户为主的业务开发策略正是为了扬长避短，有利于与客户进行深入的沟通。实施这一策略，使我们取得了显着效果，特别是大客户结构明显变化，一些知名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开始与我们直接、紧密地合作。 规范广告价格，四次提价令频道价值得到充分彰显。白天的电视购物专题广告是大多数省级卫视广告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业务竞争的焦点。 白天专题广告的经营最关键就是要严格控制价格，防止市场体系混乱。品牌广告更是广告经营的重中之重。品牌广告占整体创收的份额多少．直接关系到媒体的广告经营能否可持续发展。我们认真分析了卫视频道过去的经营状况，只有重新规范、提高广告价格．才能突破广告经营的不利局面。 2007年初．卫视频道只有区区十几家客户投放广告．广告经营十分艰难。我们顶着压力，坚决停掉了哈药六厂等几个业内公认的低价客户，广告损失总额达2000万元。经过广泛深入地与客户沟通洽谈，我们成功地实现了首次提价。4月1日频道节目改版．我们再次对广告进行了提价。下半年随着卫视频道收视的稳步攀升。我们又及时进行了两次提价。累计下来．白天专题广告单价比2006年提高了40％以上．晚间品牌广告单价也平均比过去提升30％以上。一年内连续四次大幅提价．这在全国省级卫视中并不多见。事实证明，我们忍住阵痛连续的提价决策，不仅没有吓跑品牌客户．而且通过提价，减少了广告用时，提高了单位广告的含金量，保证了客户的广告播出效果．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优质品牌客户来投放。 通过提价．卫视频道晚间广告用时至今都未饱和．仅使用了约70％，为品牌广告长期的持续增长预留了较大的空间。 调整广告结构，营造良好的广告传播环境。良好的媒体环境不仅是大众媒体履行社会责任．提高媒体公信力和品牌形象的需要。而且是客户最大限度提高广告投放效益的需要．更是吸引、开发优质品牌客户的重要条件。2007年．我们始终坚持“绿色广告”理念，积极调整广告结构，净化屏幕形象。为广告经营的理性、健康、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我们没有为了频道创收的短期利益而对客户来者不拒．任由低价广告和虚假违法广告泛滥。一是大幅度压缩了白天电视购物类专题广告用时，同时提高了品牌广告在全天的播出量。与2006年相比．频道专题广告用时减少了近一半．从而也带动了频道白天收视率的快速提升。经过不断调整．2007年品牌广告创收额度所占频道广告创收总量比例由过去不足40％提高到近60％。二是优化品牌广告结构．淘汰了一批业内公认的低价品牌客户．腾出了宝贵的广告时间．逐步开发引进了一大批优质的品牌客户．从而保证了频道在广告用时明显减少的前提下全年的广告创收却大幅度增长。 2007年上半年．因为我们不断调整广告结构，清理广告环境，固守一方净土．湖北卫视受到和国家工商总局“广告零违法率”的通报表扬。 加大省内业务开发力度．逐一突破品牌大客户。作为湖北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卫视频道是湖北最具权威性和公信力的电视媒体。如果本省大客户广告投放占不到一定比例．广告效果也值得怀疑，同时也很难吸引外省客户来投放。2007年，我们加大了省内业务的开发力度．相继突破了金龙泉、枝江大曲、丝宝集团、健民集团、中联制药等省内品牌大客户．从而树立起卫视频道的威信和形象。 筑巢引凤。正因为采取了种种针对性的营销策略和举措，湖北卫视逐渐成长为打造大品牌的最佳传播媒体之一。随着新的品牌客户不断地引进，与过去仅十几家品牌客户播出相比，2007年卫视频道常年投放的品牌客户数量已达到40余家．增长了近两倍。立白集团、太极集团、羚锐制药、汇仁制药、丸美、白大夫等一大批优质客户中．大多数多年来一直未在湖北地区投放过电视广告。 二、以夯实企划工作为基础。大力丰富服务手段 经营创收要上台阶．必须走市场化、专业化道路．营销传播则是其中的重要工作之一。imc(整合营销传播)创始人唐·舒尔茨甚至认为：21世纪营销创新的重点只有两个．一个是传播．一个是渠道。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构建成功的营销策略取决于高效、合理的企划方略。2007年，我们着力加强了企划工作，不断创新并丰富服务手段。 湖北卫视在频道制运作伊始，我们就提出“媒体服务不止于广告”的理念．并引入专业人才创办了一份高质量、专业化的媒介资讯月刊《赢在湖北》。不仅及时向广大客户传递了卫视最新的节目介绍、收视分析、覆盖状况、广告价格政策等媒体动态信息，还对湖北的区位优势、市场资源、行业资讯等做了全面的权威解析，从而使我们的合作伙伴能时时掌握湖北卫视以及湖北的市场状况．为媒体与客户、客户与市场架起一座信息桥粱。 此外，我们还创建了湖北卫视媒体推介的p演示文件，内容涵盖了湖北市场及湖北卫视的介绍与分析等，定期进行充实和更新，并对业务人员进行培训．要求人人过关．每个业务人员打开电脑就可以完整地对客户讲解、介绍。ppt演示改变了业务人员过去仅凭一张价格表洽谈业务的方式，更具直观性、生动性和互动性．为业务开展提供了重要且有力的新手段。 正确的策略规划离不开调查。提供媒体的收视数据只是媒体传统服务的一部分。专业的行业市场调研数据和市场决策参考意见，使客户的广告投放更精准有效一直是我们努力的重点。2007年，我们的市场调研工作开始起步。相信今后市场调研服务会进一步丰富我们业务开发的手段。 媒体要想吸引客户．在做好常规营销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强化自身推广，找准卖点，将最具价值的东西传达给客户，因此，会议营销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2007年下半年，利用频道即将推出三档综艺娱乐节目的契机．我们勇做湖北省级电视媒体第一个“吃螃蟹者”，率先走出湖北．在全国范围内先后举办了四次媒体推介会及客户联谊会，与客户进行直接而又有效的沟通，增进了客情关系．扩大了湖北卫视在业界及客户中的影响力。 三、以真诚服务为本。打造专业的营销团队 传媒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对电视媒体来说．明星主持是人才，一线优秀的编辑、记者是人才．栏目制片人、导演是集创作与管理于一身的人才，而广告经营更需大量的专业人才。为此，人才战略被摆在经营战略同等重要的位置。 优秀的人才从何而来? 一方面靠引进人才，另一方面靠培养人才、留住人才。2007年，我们先后引进了一批懂节目、懂受众、懂市场、懂策划的广告营销人员，吸收了一批学广告、学营销、学公关的高校毕业生充实到队伍中来：通过不问断招聘、试用，淘汰了一批不适应事业发展的人员；通过定期业务学习、培训，广告部员工的整体业务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上完成了向策划型、市场型的转变，初步实现了媒介资讯专业化、对外推广谈判标准化。 以“绩效优先”、“多劳多得”为导向，我们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一套严格的业务管理制度和激励机制．全部门上下目标明确，竞争有序，增强了创收的动力和活力．以实现广告经营创收的持续发展卫视频道厂告部日益成为一个年轻的、专业的、能征善战的营销团队。 切从客户的角度出发．想客户所想．在客户服务工作中大力倡导“增强主动性、提高针对性、追求有效性”的理念。正因为脚踏实地的真诚、优质、专业的服务．客户纷纷赞誉我们真正是“用心在服务” 四、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频道整合传播 在电视媒体份额竞争时代。媒体的经营方略不仅仅是简单地卖时间、卖广告时段，而是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地以市场、客户的需求为导向。整合内部各项资源，加快反应速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的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实现对广告经营的推动．从而带来经营观念、经营效益的双重突破。 传统的媒体经营理念，广告经营是滞后于节目制作的．往往是节目部门把节目制作完毕后，广告部门方登台亮相，进行广告的销售。由于各自为政，媒体的产品有时并不适合企业品牌的传播，从而导致媒体经营效益上不去。2007年，我们与频道节目部门有效互动，积极参与到节目的策划、编排中，对开发出符合市场需要的节目和广告产品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大大降低了经营风险．实现了传播效果的增值。 综艺娱乐节目《恋爱大篷车》与拉芳集团的合作就是一个范例。该节目还在形成构思、策划阶段时．我们就去咨询广告商．考察这个节目是否具有市场前景，与客户产品是否有结合点，最终促成了客户与栏目的战略合作，在该节目前期拍摄、制作期间。拉芳集团一直派专人参与其中。 3月，我们抓住红楼选秀、陈晓旭出家等系列“红楼热”，与频道编辑部共同策划，及时安排87版《红楼梦》重播，开播首日收视峰值远远超出以往，同时段平均收视也比过去高出0．5％．成为全国卫视频道一大亮点。我们抓住改革开放30周年、新《劳动法》实施及打工者春节返乡三个热点和契机．又与频道编辑部一起策划，推出《外来妹》、《都市外乡人》等以打工者为题材的主题编排，市场反响较好。 我们还率先在省内电视频道中引入了“完全混合编排”的概念．将广告部和编辑部的编排人员合署办公．加强广告编排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在每段广告的编排时，我们注意将不同类型的广告合理搭配，增加了频道宣传片、节目宣传片和节目预告片的播出量，并将宣传片与广告间隔搭配．有机结合，使广告时段有机融合到节目中．很好地舒缓了观众的“广告疲劳”，同时有效地避免了竞品广告和异质广告的效果抵消现象。 广告专业论文:高校广告专业教育现状及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张，人们越来越关注教学质量。各高校新专业的设置要经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审批，但这种审批大多未针对就业市场。广告专业作为我国高校扩招中有代表性的专业之一，是21世纪以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专业之一。文章针对高校扩招的广告学专业教育现状、存在的问题、能否真实反映就业市场的需求等，选择郑州市作为样本城市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应从师资力量、教学特色和就业方向等方面着手来促进高校广告专业教育。 [关键词]高校 广告专业 课程开发 对策 近年来中国高校扩招速度很快。仅河南就有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多所本科院校成立了广告学本科专业。专科也发展迅速，河南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等众多高职院校均设有广告学专科。河南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可看作全国教育的平均水平。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期望通过对郑州高校广告专业教育的研究，对全国高校专业设置提供借鉴。本文所研究的广告专业是指高校开设的专业名称中含有“广告”一词的专业。此次研究发现河南高校开设的广告专业为“广告设计与制作”“影视广告”“广告与会展”三个专业。此次研究的院校数据统计截至2009年1月底，高校师资及学生情况的数据取自河南省教育厅网站或实地调查获得。 一、郑州高校广告教育基本情况 1.广告专业开设情况。郑州共有高校55所，其中本科院校15所、独立学院10所、高职院校23所、招收普通班的成人高校7所。开设广告专业的院校有21所，占郑州高校总数的47.7%。本科阶段15所学校中，开设广告学专业的有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农业大学、郑州航空管理学院、中原工学院、黄河科技学院7所，占15所本科院校的46.7%。7所本科院校2008年共招收广告学本科生442人，2007年招收264人，2006年招生243人，2005年招生202人，4届合计在校本科生1151人。郑州高校高职专科开广告专业的有河南工程学院、郑州轻工业学院、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4所本科院校，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经贸职业学院、郑州交通职业学院、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河南农业职业学院、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郑州科技职业学院、郑州华信职业技术学院等共13所高职院校。专业名称分为“广告设计与制作”“影视广告”“广告与会展”三种。2008年专科招生966人，2007年招生671人，2006年招生463人。郑州高校共有广告类本专科在校学生3251人，占郑州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人数530059人的6.1‰。 2.郑州高校教师及广告专业教师情况。郑州高校共有专兼职教师39249人。其中专任教师合计29949人，本科院校专任教师21541人，占专任教师的71.9%；专科院校专任教师8408人，占专任教师的28.1%。外聘教师总计9300人，本科院校外聘教师5505人，占外聘教师的59.2%；专科院校外聘3795人，占外聘教师的40.8%。专兼职教师整体比例为3.2∶1，本科院校专兼职教师比为3.91∶1，专科院校专兼职比为2.22∶1。副高以上职称的11012人，占专兼职教师总数的28.1%。郑州高校广告专业的专业专兼职教师总数190人。其中专任教师121人，本科院校专任教师68人，占专任教师的56.2%；专科院校专任教师53人，占专任教师的43.8%。外聘教师总计67人，本科院校外聘教师37人，占外聘教师的55.2%；专科院校外聘30人，占外聘教师的44.8%。专兼职教师整体比例为1.81∶1，本科院校专兼职教师比为1.84∶1，专科院校专兼职比为1.77∶1。副高以上职称的47人，占专兼职教师总数的24.7%。独立学院开设广告专业的院校基本没有自己的专业教师，完全来自所属高校的师资，是以外聘教师为主的教师团队。 3.郑州市高校广告专业专业课开设情况。郑州市高校本科阶段的广告专业都称“广告学”，隶属于经济传播学学科。本科阶段广告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主要定位在培养一批具有基本的广告专业理论知识，拥有较宽综合学科知识，可以在新闻传播部门、广告设计公司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进行广告创意策划、广告设计制作、市场调查营销和分析的专业广告学的合格人才。主要的课程有广告学概论、传播 学概论、广告史等，还有广告摄像与摄影、广告效果研究方法、中外广告法规等选修课程，让学生在掌握基本广告理论知识的同时选择自己喜爱的广告具体方向进行发展。郑州市高校专科阶段的广告专业名称分为“广告设计与制作”“影视广告”“广告与会展”三种。“广告设计与制作”“影视广告”两个专业招收艺术生为主。这两个专业的学生培养目标为：通过对基础广告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初步掌握必要的广告知识技能，在产品包装和书籍装潢中具有设计能力，在企业策划和广告文书的设计中具有创意的合格人才。课程的设置以设计色彩、设计素描、photoshop 为主，辅助选修标志设计、版式设计、展示设计、外观设计等课程，进行专业化的发展和培养。“广告与会展”招收文理类考生，部分院校“广告设计与制作”也招收文理类考生。这两个专业的培养目标综合了本科专业的部分内容，除了设计类课程外，还注重广告策划、市场营销、公关策划能力的训练。课程开设也是综合了广告学本科和设计类专科的课程，课程设置广告学、广告设计基础、电脑图文设计、广告创意、广告管理与法规等。 4.郑州市高校广告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广告专业本专科就业定位大体相似，此类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去向一般都是广告公司为多，毕业以后也主要是从事广告策划、广告设计和广告等与专业有关的工作；在报社、网站、电视和杂志等宣传媒介从事广告制作和广告经营管理的工作；在各类包装公司，艺术公司和出版社进行相关的出版工作和包装设计；在公司、商场、企业广告部门和相关的服务部门进行广告策划和设计工作。河南省2009届共有高校毕业生30.31万人，截至2009年10月19日已就业23.25万人，就业率达到76.7%。 截至2009年11月河南省高校广告专业2009届毕业生665人，已就业519人，就业率为78.1%。二、郑州市高校广告教育存在的问题 1.师资队伍不足。郑州高校广告专业教师师资队伍总数占郑州高校教师总数的4.8‰，而广告专业学生占郑州高校学生的6.1‰，这表明广告专业师资力量不足。郑州高校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教师占教师总数的28.1%，广告专业教师中副高以上职称的比例为24.7%。数据显示。郑州高校广告专业副高以上职称教师比例较低。 2.教学大纲不明确。在中国，广告专业的教育教学只有二十多年的历程，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厦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为中心的一大批本科院校，形成了最早的一批比较完整的广告专业教学大纲体系。然而，对于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的新兴广告专业教育，具有特色广告专业教学和广告市场特色的教学大纲还是相对比较匮乏的，不少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的教学大纲都是从本科院校的教学大纲直接“嫁接”过来的，所以高职专业的广告课程设置和本科阶段没有任何差别，根本谈不上特色和目标，学科设置不合理，没有突出高职院校教育的实用性，脱离了根本的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纵观当前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的广告专业教学课程的设置，会发现没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教学目标，无法指导实际的教学活动，所以造成了课程设置一片混乱，对教学秩序的有序进行没有任何帮助。 3.学生的毕业就业方向不明确。广告学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具有很强综合性的实用性学科，这门课程在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的设置，主要是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养更多的具有广告理论专业知识人才而开设的。广告专业就是通过学生基本广告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最终掌握广告学基本理论和宽广的文化知识，可以在广告公司、新闻传播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宣传部门进行广告的设计、传播和管理、市场调查和分析的工作。对比分析我国当前的学习模式，特别是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时间管理和动手创新能力，并不是去研究学科的意义和价值，重要的是有更多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可以自己动手进行广告设计和操作，适应眼前这个变化的市场。在具体的教学环节中，教师有必要对学生讲述营销策略和经济运营的基本常识理论，可以让市场来调节学生毕业的走向，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社会进行锻炼和实践。 三、郑州高校广告教育的对策 1.师资力量提升对策。目前开设广告教育的高校师资力量不足，专业开设时间相对较短是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开设广告专业的高职院校和民办院校应该重视高素质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工作，一方面要聘请一些具有高学历和实践能力的教师，优化教师的构成 构；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自己院校教师的培训，让更多的教师可以获得专业知识的训练和学历的认可。加强教师的动手实践能力，通过校企合作的形式给教师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让理论知识切实运用到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去，增加教师的专业技能，让课堂的教学更具有针对性，把专业技能的学习作为培养的首要目标。 2.教学特色对策。广告专业课程应以市场对广告人才的需求为依据来设置。高校必须重视专业建设，及时调研、分析总结，调整课程设置，努力把这个新生专业建设成高校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专业。在分析广告教育专业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编纂出适合各高校自身的教学大纲，引进和借鉴国内外的经典广告教学案例，并辅助于一些基本的广告法律法规类知识。一定要突出教学大纲里面的主干课程，尤其是技巧性比较强的课程，比如photoshop，freehand，3dmax等专业软件的学习，更好地运用特色教学大纲指导高等院校广告教育。及时进行课程开发也是解决广告教学特色及就业方向的有效应对之策。德国的“双元制”课程开发模式可以作为我国本专科阶段的广告专业课程开发的借鉴。双元制课程开发模式注重企业和学校的结合，以企业为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实践为主。根据企业的实际需要确定开设课程的名称及先后顺序。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召开实践专家访谈会，确定本专业的典型工作任务，进而进行课程调整，使广告专业的课程设置更适应实际需要，合理安排教学进度表，使之更加适应学生学习规律。 3.就业方向对策。通过德国的“双元制”课程开发，确定本专业的就业方向，根据就业方向调整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尝试在本专科广告学专业开设类似研究生教育的专业方向，在广告专业下设置不同的专业方向，高年级学生实行专业方向培养，针对广告就业中的特定岗位进行强化学习，使学生毕业后马上能适应工作需要。开展校企合作，吸引广告公司到学校创办分支公司，将广告公司的部分工作交给学生完成，也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将广告公司引进学校，还可以引进广告公司的资深人士承担部分教学任务，弥补教学师资的不足。 广告专业论文: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摘要 以往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面临教与学的双重困惑，有鉴于此，我院大胆改革，创新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关键词 广告学专业 影视制作 教学研究 实践 一、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教与学的双重困惑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影视创作还属于影视 艺术 的专业领域，被媒介长久垄断， 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飞速 发展 不仅使得数码摄像器材和非线性编辑设备的性能不断提高，而且出现大幅度降价，稍具规模的广告公司都有能力配备精良的数字摄录编系统，他们不再依赖专业电影公司和电视台的专业人士进行电视广告或宣传片的制作，在招聘员工时将目光投向那些不仅具有广告学专业背景，同时具有影视创作能力的求职者，在实际工作中要求员工不仅能进行电视广告创意写出文案，还要求他们能根据文案写出分镜头脚本，绘制故事版，有些公司将拍摄交给影视公司进行，后期制作则由员工完成，而有些公司前后期制作完全由本公司员工完成。再如电视台在招收新闻记者时，除考虑相关的专业背景外，还要求具备一定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根据需要进行角色的转换，要能采、能写、能编甚至能播。 面对市场对人才的要求， 文字表达与视听语言的表达相结合。影视作品其实就是文学作品的视觉化，除了在实题化作品上培养学生的画面感和镜头叙事的能力外，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根据教师规定的主题即兴用一段文字表达与主题相关的一段情节，然后将这段文字视觉化，利用分镜头表达出来，这一训练在《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及《电视广告制作》课程中均被采用，在《电视摄像与编辑》中会以约会、离别、感动等主题由学生先进行文字表达再将这段文字用分镜头表达出来，在《电视广告制作》课程中，要求学生将课前布置的30秒的电视商品广告的文案创意表达出来，并将其视觉化，同时请其他学生提出意见并进行修改。学生们在这个环节有着较高的积极性，有的学生能写能说，但画面感不强，通过这个训练可以培养他们的画面感以及镜头叙事的能力。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影视 艺术 的理论修养在影视创作中是十分重要的，而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不可能如同影视艺术专业般在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上给学生全面细致的培养，作为任课教师要推荐一些与影视艺术相关的书籍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任课老师还要推荐一些好的影片给学生加强读解影片的能力，将影片中的创作手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如在《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中，任课老师布置学生课外观摩经典影片，在课内针对其中精彩的段落进行分析，让学生理解蒙太奇的思维、时空的转换、时空的压缩与延长，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运用等等，课外布置读解电视广告，在《电视广告制作》课程教学中播放一则广告马上让同学们说出共有多少个镜头，背景 音乐 在什么时候响起的，里面时空压缩与延长的段有哪些等等，利用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由提高学生读解影片的能力，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画面感。 三、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效果 经过近五年的教学实践，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教与学的双重困惑得到初步解决，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广告学专业特色的影视制作课程教学之路，学生们可以自由组成一个团队进行影视作品的创作。 在2007年 教育 部高教司举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中，我院的影视广告作品在湖南省分赛区取得了影视类作品的一个一等奖，一个三等奖，一个优秀奖。在全国的评比中又获得两个三等奖，影视作品的获奖等级在湖南省处领先水平。 广告专业论文:讨论式教学法在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　讨论式教学法是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一种有效方法。常用的方式有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项目教学。得力的保障措施是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实现讨论式教学的基础。 关键词　广告学专业　教学方法　讨论式 讨论式教学法是与讲授式教学法相对应的一种教学方法。它是指为实现一定的教学目标，在教师的精心准备和指导下，通过预先的设计与组织，启发学生围绕特定问题进行思考、积极发表见解，获取真知和提高素质的一种教学方法。讨论式教学法被广泛运用于各级、各类课堂教学之中，本文就其在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应用作出探讨。 一、讨论式教学法在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的价值 1、促使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体，有利于提高广告学专业课堂教学的效果。首先是实现了师生在课堂上的平等。讨论式教学是一种快乐的探究式教学，它是在单向直线式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发展 起来的，改变了传统教师授课的单向性传播。在讨论式教学过程中，师生共同参与，教师引导学生去思考、探索。师生之问、生生之间集思广益、相互启发、相互探讨，促使了知识的双向传播与吸收。师生关系完全是一种平等、民主、和谐与交流的关系。其次是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一按照布鲁纳的发现学习思想，学生应该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学习。讨论式教学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把学生从教师的“满堂灌”中解脱出来，变被动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为在需要中寻求真知。最后是有利于充分有效地开发课堂教学资源。讨论开始前，师生为开展讨论，需要事先作大量的准备；讨论过程中，各种见解、知识互相撞击、交融，能够实现信息的多信道沟通，从而延长了教学过程和拓宽了教学空间，实现课堂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 2、促使学生养成职业工作习惯，有利于提高广告学专业人才的专业能力。首先是强化了广告专业思维方式。“头脑风暴法”是广告人惯用的思维方式之一，而“头脑风暴法”就是被誉为“创造学之父”的奥斯本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把 科学 讨论的方式加以改造和完善后发明的。这种方式的特点是需要集体性创作，通常是通过“动脑会议”，以小组讨论的形式，通过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发散思维进行信息催化、思维共振，利用思考的连锁反应，互相启发和补充，从而达到激发大量创造性设想的目的。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学生养成集思广益的技能，从而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其次是训练了模拟提案能力。广告提案是广告人借助视听媒介进行口头表述，向广告主传达广告策划讯息并进行劝服的一种方式。提案者需要高超的应变能力、控制能力和劝服能力。讨论式教学法不仅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也磨练了学生准确表达和形象表现的能力。讨论式教学法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进行灵活的思考、清楚的表述、有力的论辩，有利于学生提案能力的提高。最后是有助于学生养成团队合作的习惯。 现代 广告是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广告活动离不开团队的合作。讨论式教学法以问题为中心，以师生和生生之间的对话为手段，以“合作学习”为具体形式，强调在集体，中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相互学习，讨论课题需要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有利于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 3、促使学生发展综合素质，有利于广告学专业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培养。首先是学生多方面素质的养成。讨论，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就某一问题交换意见或进行辩论。在《辞海》中的解释为探讨寻究，议论得失。在 英语 中，对应的discussion则有讨论、商议，辨论；论述，详述；津津有味地吃(或喝)等多重意思。一场成功的讨论，无疑是学生各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其次是创新思维的训练，在讨论式教学中，学生需要以创新的视野、立场来关照相关讨论内容，以创新的表述、观点来强化其所要讨论的内容。它有效地激活了学生的高级认知能力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拓展了学生展示自我的空间和时间，使学习活动充满快乐，富有创造性。最后是推动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讨论式教学法变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学习主体的学习积极性被充分发挥出来，使学生的思维方式从单一到多元、从静态到动态、从被动发展到主动，为学生创新精神与创造能力的培养创造了条件。 二、广告学专业课程教学中典型的讨论式教学方式 1、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casa meth6ds of teaching)是1870年由哈佛法学院 法律 教授lang dell在对教学方法进行大胆改革的基础上创立的。1908年，哈佛商学院成立，首任院长e.gay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商学院的教授应该采用一种与法学院的案例教学相类似的方法，重点在课堂讨论，并用讲座和方案陈述为补充。在此鼓舞下，1910年，copeland博士最先使用讨论法进行工商管理教学，并于1921年在律师出身的新任院长donham的推动下出版了第一本市场学案例教材。之后，案例教学法便被广泛运用于法学、医学、商业、 企业 管理等教学领域。1980年代，受到师资培育的重视。1984年“世界案例教学法应用与研究学会”(wacra)成立，案例教学法已经受到大学里包括法律、企业管理、医学、临床心 理学 、公共行政、社会工作、师资培育、建筑、 政治 、新闻等专业领域及中小学教学所广泛采用，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新型 教育 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案例教学法引入我国，其含义有多种表述。“从广义上讲，案例教学法可界定为通，过对一个具体教育情境的描述，引导学生对这些特殊情境进行讨论的一种教学方法”，“它以教学案例为载体，是基于一定的教学目标，选择一定的教学案例从事教学的一种教学法；它以学生的积极参与为特征，强调师生对案例素材共同进行探讨，并写出有关案例报告；它与案例为本课程的关系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可见，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案例本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眷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在广告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既不是举例说明，也不是案例复述，更不是实践教学，它是“根据教学目标的需要，收集和加工典型营销传播现象作为教学材料，通过完整的教学过程的设计和实施，再现真实的营销传播情境，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讨，做出判断和决策，引导学生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进一步学习理解原理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即一种以学生为主体展开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的开放式教学方法。” 2、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seminar teaching)即研究讨论式教学法，它“是学生为研究某一问题而与教师、专家共同讨论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一其核心是充分挖掘课程参与者(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的学理潜能，最大限度地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认识互动，从而深化对某一主题的认识，实现学术交流的最佳效果，真正达到‘学有所获、教学相长，日学习进’的教育目的”。其实，研讨式教学法是研究教学法(发现教学法)和讨论式教学法的优化组合，是一种古老而又新兴的教学法。它最初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柏林大学，具有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双重功能，因此基于研究的需要，和其他教学方法相比，它必然要求更多地以讨论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教学方法已被运用于法学、 历史 学、文学、医学等课程的教学。上世纪90年代，研讨式教学法在国内被提出并引起广泛关注。郭汉民教授将研究与讨论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提出的“研讨式五步教学法”，自1997年至今，经历十多年教学实践的反复检验，是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成功范例。郭汉民教授的“研讨式五步教学法”并不仅仅是将“讨论法”和“研究法!这两种方法简单相加，而是在吸收了这两种教学方法精华的基础上，将“讨论法”和“研究法”有机结合的一种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具体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指导选题；第二步，独立探索；第三步，小组交流；第四步，大班讲评；第五步， 总结 提高。这五个步骤环环相扣，逐步递进，前一步是后一步的必要准备，后一步是前一步的 自然 延伸。可见，研讨式教学不是如何上好一堂课的方法，而是贯穿手一门课程始终的方法。它将指导学生研究与讨论交流置于中心环节，将课堂教学，学术研究，讨论交流有机结合起来，成功地改变了传统的“灌输式”、“注入式”和“填鸭式”教学方法。它通过教师与学生研讨互动、双向交流的授课方式，切实保障学生在课堂当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研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体现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 3、基于问题的学习。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1969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提出的，它最早在医学 教育 中使用。但由于它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自我引导学习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因此很快就在教育学、工程学、建筑学、工商、法学、 经济 学、管 理学 、数学、 自然 科学 、农学、社会学等学科教学领域中广泛运用。“基于问题的学习是让学生围绕着解决一些结构不良的、真实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有针对性的、实践性(指：学生不仅要动脑还要动手)的学习，它包括两个基本过程，即课程组织和策略指导”。基于问题的学习与以问题为线索组织教学的问题化教学法不同，基于问题的学习的起点和中心是一个真实情境中的结构不良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生活中会遇到，或与学生的经验、兴趣相关的问题，是一个已知信息不明确，或者解决途径和解决方案不唯一的开放性问题。它让学生在实际问题情境中学习，让他们把所学知识和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以此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主动性，同时也让他们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而问题化教学法是把教材的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在寻求和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活动中，掌握知识、 发展 智力、培养技能，进而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或项目、解决问题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学习小组、问题解决的程序、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是实现pbl的5个关键要素，各个要素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4　项目教学。项目教学(project-based learning)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它源于美国，盛行于德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实用主义 哲学 家和教育家杜威首先提出并由其学生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设计教学法。1918年，美国改革教育学派的学者基尔帕里特在一篇同名 论文 《项目教学法》中最早提出。后经由美国教育家凯兹和加拿大教育家查德共同推创、发展为一种以学生为本的活动教学法。20世纪70年代开始，项目教学作为一种行动导向教学法，成为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的主流，是德国“双元制”发展的最高阶段。2001年4月，查德曾来 广告专业论文:浅谈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研究与实践 论文关键词：广告学专业 影视制作 教学研究 实践 论文摘要：以往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面临教与学的双重困惑，有鉴于此,我院大胆改革,创新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一、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教与学的双重困惑 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影视创作还属于影视艺术的专业领域，被媒介长久羊断，90年代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仪使得数码摄像器材和非线性编辑设备的性能不断提高，而且出现大幅度降价，稍具规模的广告公司都有能力配备精良的数字摄录编系统，他们不再依赖专业电影公司和电视台的专业人士进行电视广告或宣传片的制作，在招聘员下时将日光投向那此不仪具有广告学专业背景，同时具有影视创作能力的求职者，在实际下作中要求员工不仅能进行电视广告创意写出文案，还要求他们能根抓文案写出分镜头脚本，绘制故事版，有此公司将拍摄交给影视公司进行，后期制作则由员工完成，而有此公司前后期制作完全由本公司员工完成。再如电视台在招收新闻记者时，除考虑相关的专业背景外，还要求具备一定的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根抓需要进行角色的转换，要能采、能写、能编甚至能播。 而对市场对人才的要求，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电视学院、广告学院均开设有与影视创作相关的短期培训班，而向社会招收学员，学员中除在电视台、影视广告公司下作的从业人员以外，还有一部分是即将踏入社会和刚踏入社会的具有广告学、新闻学、艺术设计、文学专业背景的大学生。于是开设有以上专业的各院校也针对人才市场的需求相继开出了与影视制作相关的课程，我校广告学专业于2002年开始进行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非影视艺术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带来的教与学的双重困惑，教师方面，而对毫无影视艺术基础的学生，在课程目标、内容、侧重和深度上就很难把握;学生方面，一部分文科背景的学生动手能力较差，他们渴望多学此文化理论，增强自己的人文索养和理论分析能力，一部分理科背景的学生则抱着艺术专业的理想甚至简单地与专业性院校的影视艺术类专业相比，希望通过开设影视制作课程迅速掌握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能力，对影视制作课程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二、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主要经验 我院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经过了5年的教学研究与实践，通过厘清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特点，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进而规范课堂教学的内容，开展教学实践 1.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 我们明确课程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成为不仅具有一定的影视艺术修养，还要具有一定的影视制作能力的电视广告创作、各类宣传片创作的专业人才，为广告学专业服务 2.厘清课程设置的特点 影视艺术类专业从整个影视学科的整体出发，培养通晓影视学科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全面人才;体例上，以整个影视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和基本技能为主体，包括影视理论、影视历史、影视摄像、视听语言、影视剪辑、影视编导、影视照明、影视造型、影视美学、影视声音等。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从师资、学生的来源、教学条件都不全面和专业，因此不能要求学生能达到影视艺术准专业的程度，但能通过影视制作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即能将文学的作品视觉化，写出分镜头脚本，同时使学生具有一般镜头叙事能力，完成影视作品的前后期创作。 3.规范课程教学的内容 我院广告学专业开设有《电视摄像与编辑》、《电视广告制作》这两门和影视制作相关的课程，在课程体系上，《电视摄像与编辑》是《电视广告制作》的先修课程，《电视摄像与编辑》教授的是影视制作的基木理论与基木技能，理论教学着重讲授不同镜头的艺术特性、画而造型的元索以及艺术特性、画而构图、固定画而及运动摄像的特点及影视剪辑学的相关理论，和理论同步开出的是电视摄像技术实验和非线性编辑实验;《电视广告制作》课程是《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的后续课程，理论教学具体涉及到的是电视广告的分类及特点、电视广告创作的原则、电视广告创意的原则、电视广告视听语言的风格等等，和理论同步开出的是aftereffect影视特效合成软件的学习，主要通过该软件让学生掌握电脑合成技术在电视广告中的应用，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实题化的电视广告创作实验 4.教学实践 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让学生进入到影视创作的学习状态，迅速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并能较好的运用镜头叙事成为课程教学的关键。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和理论同步开出的是电视摄像技术实验和非线性编辑实验，每一个实验项目都和理论部分相结合，如理论课讲授的内容是不同镜头的艺术特性，紧接着的实验项目就是摄像机的光学镜头，学生在实验中进行光学镜头训练时能迅速领悟到理论课讲述的如广角镜头景深范围大、透视感强、强化纵深方向运动物体的速度、适合抢拍、抓拍等艺术特性。再如当理论课讲授的内容是电视剪辑中动作的分解与组合，紧接着的非线性编辑实验就利用不同机位拍摄的不同角度不同景别的镜头索材进行动作的分解与组合，这样一个环节下来，学生明自了电影之所以好看是因为通过后期剪辑将前期不同机位拍摄的镜头进行分解与组合，通过画面完成一段情竹的完整表达，使观众的视点得到的解放。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得到了统一。 前后期制作相结合。在课程的设置中，我们将电视摄像与编辑结合在一门课程中，而影视艺术专业将电视摄像与编辑作为《电视摄像》和《电视编辑》两门课开出，影视艺术学院之所以分得细是因为已开设有电影电视剪辑学、视听语言、影视编导等等影视理论方而的课程来指导实践性较强的电视摄像与编辑但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不可能象影视艺术专业一样分得很细，过程拉得很长，我们要求能通过影视制作课程的学习迅速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和镜头叙事的能力;另外电视摄像与编辑木身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前期拍摄是为后期编辑作准备，而后期编辑也是为了完成前期创作的思维和理念。如果分为两门课，电视摄像使学生虽然掌握了电视摄像的艺术和技术，但不明自拍摄的镜头将作何用，不适合培养学生镜头叙事的能力，而电视剪辑部分讲授的内容大多是非线性编辑软件的基本操作，对电视剪辑的理论和技法涉及较少，软件只是工具，关键在于如何教导学生运用电视剪辑相关的理论知识来进行作品的剪辑，培养学生剪辑的思维，如果要求学生将自己前期拍摄的索材剪辑成片，就会发现前期拍摄的不少问题，如画而的构图不美，景别不够规范，拍摄的角度和机位应该调整等等，不仅培养了他们的画而感，同时对镜头叙事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由此我院将电视摄像与编辑作为一门的一独的课程开出，配备了一位具有影视制作综合能力的师资，既能进行电视摄像的教学也能进行电视剪辑的教学，在教学中指导学生分组进行电视小短片的前期制作，包括剧木的拟定、分镜头的撰写及拍摄，然后要求学生将拍摄的索材剪辑成片，并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同时让制作小组的学生发言谈创作的体会，让同学们对各组的作品互相作出评价，这一过程下来同学们很快对影视作品创作的整个过程有了一个把握，同时对怎样用镜头叙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文字表达与视听语言的表达相结合。影视作品其实就是文学作品的视觉化除了在实题化作品上培养学生的画而感和镜头叙事的能力外，在课堂上要求学生根抓教师规定的主题即兴用一段文字表达与主题相关的一段情节，然后将这段文字视觉化，利用分镜头表达出来，这一训练在《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及《电视广告制作》课程中均被采用，在《电视摄像与编辑》中会以约会、离别、感动等主题由学生先进行文字表达再将这段文字用分镜头表达出来，在《电视广告制作》课程中，要求学生将课前布置的30秒的电视商品广告的文案创意表达出来，少将其视觉化，同时请其他学生提出意见井进行修改。学生们在这个环节有着较高的积极性，有的学生能写能说，但画面感不强，通过这个训练可以培养他们的画面感以及镜头叙事的能力。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在影视创作中是十分重要的，而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不可能如同影视艺术专业般在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上给学生全而细致的培养，作为任课教师要推荐一此与影视艺术相关的书籍给学生，进一步提高学生影视艺术的理论修养。另一方面任课老师还要推荐一此好的影片给学生加强读解影片的能力，将影片中的创作手法运用到实际的操作中。如在《电视摄像与编辑》课程中，仃课老师布置学生课外观摩经典影片，在课内针对其中精彩的段落进行分析，让学生理解蒙太奇的思维、时空的转换、时空的压缩与延长，主观镜头与客观镜头的运用等等，课外布置读解电视广’告，在《电视广告制作》课程教学中播放一则广告马上让同学们说出共有多少个镜头，背景音乐在什么时候响起的，里而时空压缩与延长的段有哪此等等，利用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由提高学生读解影片的能力，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画而感、 三、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的教学效果 经过近五年的教学实践广告学专业开设影视制作课程教与学的双重困惑得到初步解决，初步探索出一条具有广告学专业特色的影视制作课程教学之路，学生们可以自由组成一个团队进行影视作品的创作。 在2007年教育部高教司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设计大赛中，我院的影视广告作品在湖南省分赛区取得了影视类作品的一个一等奖，一个三等奖，一个优秀奖。在全国的评比中又获得两个三等奖，影视作品的获奖等级在湖南省处领先水平。 从2004年开始我院陆续有学生考入中国传媒大学、上海大学导演系研究生。另外从事与影视创作相关下作的广告学专业毕业生正逐年增多，有的在影视广告公司从事影视广告文案创意及分镜头和故事版的制作，有的在影视广告公司从事前期拍摄和后期有的在电视台从事摄像记者，有的在电视台从事后期编辑，有的利用学到的影视创作知识为单位创作企业形象宣传片或是情景式的培训短片。如在深圳某外资公司下作的三个2007届毕业生联合为该公司创作了一部企业形象宣传片，该片得到了公司领导的高度赞扬，将该形象宣传片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形象推广片，并向我院寄来感谢信，信中说到“名校出名师”“名师出高徒”。这无疑是对我院广告学专业影视制作课程教学的肯定。 广告专业论文:广告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 广告的世界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瞬息万变的世界，这就要求广告专业人员必须对专业有较高的领悟力,对其自身的专业素质有更高的要求，要求广告人能透过眼睛，发现身边一些敏感的事物。既对时尚潮流了如指掌，又对民族的、精典的、传统的东西领会透彻；既要关心商家想做到什么，又要关心老百姓在想些什么；反应敏捷，思维活跃，有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要做到这一切没有长期的积累和训练是办不到的。广告专业教育正是从这样一点一滴的小处着眼，从基础理论、基本思维、基本技巧、基础训练等方面为使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广告人做准备。所以优秀的广告专业毕业生一定是学有所长、学以致用的。下面结合唐山市建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广告专业情况，从三个方面讨论广告专业学生如何适应社会的需求。 一、该校广告专业的基本状况 广告专业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专业，在教学形式和就业方面，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例如在专业课上很多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提上来，很多学生对自己今后所要面对的环境和工作情况也不是很了解，导致实习后很多学生选择了其他的工作。其实，广告专业学生工作的环境是一种平等的氛围，先进的办公设备，都是为了更好地调动脑细胞的工作。因此，说他们是“白领”也罢，是社会新兴劳动阶层也罢，他们确实是在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务社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该校广告专业学生在专业素质方面不是很好，很多学生在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没有深刻地考虑今后会如何发展，只是抱着一种好奇的心理，这种情况在学生里占很大一部分。然而专业课开始了以后，很多学生表现出来一种逃避的心理，不是很喜欢这个专业，这个时候在专业课的学习方面就没有了积极性，被动地去学习。怎样改变这种情况呢？在学生选择专业的时候，应该让学生了解这个专业，让学生或者家长知道今后广告专业的工作情况，而不是上课了以后再去后悔选择这个专业，从而影响学业。 二、该校广告专业课程设置 广告设计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在教学时不能脱离社会实践，教学必须紧跟社会的需求。针对这个问题，在专业课的安排上，要使用一些简单明了的教学语言和教学工具。在教学过程中，理论课和实例的搭配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学生没有接触过广告专业课的内容，如果进行单一的理论教学，学生可能不理解，一定要配合实例。比如：包装设计的课，上课前为学生准备大量的商品包装，这些包装基本上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包装，学生上课的时候非常感兴趣。并且对实例要有一定的讲解，这样我们的学生才能理解专业理论知识，并且还要考虑理论课能否适合社会的需求。同时，在教学上可以加入项目教学，项目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处理一个项目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掌握教学计划内的教学内容。学生全部或部分独立组织、安排学习活动，解决项目中遇到的困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能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因此“项目教学法”是一种典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学生不但能够理解和运用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和社会之间形成一种隐形的桥梁。 三、该校广告专业就业现状 该校广告专业的学生就业情况一般。一部分学生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其他行业，还有一部分学生坚持在广告行业里面打拼。唐山市的广告行业发展相对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比较缓慢，很多企业和单位对广告还是比较陌生的。简单来说，学生就业后工作环境不是太理想，工作量太大，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不能适应这个行业。很多学生表示，工作压力太大，任务量太多，每天对着电脑和喷绘机，对身体也不是太好。由于唐山市很多广告公司都比较小，环境简陋，学生毕业后从学校走入广告公司，很难适应这种工作环境。所以要告诉学生只有不断地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工作环境才能得到改善。以广告公司为例，唐山市广告公司对人才的要求，主要是熟悉排版设计、印刷技术、动画制作以及3d等设计常用软件，当然专业理论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根据社会的需求，在教学方面就要有一定的针对性，例如软件的学习是教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软件学习方面还是以实力为主，让学生多练习软件，并且多参加一些竞赛活动，来提高学生的软件操作能力，为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工作。 此外，在就业方面除了专业素质和专业技能外，学生还应该具备其他方面的素质，例如持之以恒、努力进取的精神等。 广告专业论文:广告专业人才培养问题与创新 广告行业是极具创造性和实践性的行业，这就要求广告人才的培养必须追求创新性和实践性。学生的基本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利于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就业。要解决我国本科广告人才培养中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低下的问题，必须更新教育理念，通过模式与制度创新，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结合起来，打通不同教学环节间的隔阂，建立“理论、实践、创新”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真正实现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1关联性专业课程打通教学模式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实施关联性专业课程打通培养教学模式。例如，《市场调研》、《广告文案写作》、《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设计》、《广告效果评估》，这几门课程涉及到整个广告策划与设计的流程。在以往教学中，各门课程由不同任课教师负责，不但难以避免课程内容的部分重复，而且由于教学缺乏连贯性，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碎片化，难以将这些知识融会贯通，变为对整个广告策划与设计过程驾驭的实践能力。因此在教学中，构建关联性专业课程打通教学模式，关联性课程任课教师将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以统一的实战项目为线索，指导学生按照广告策划和设计的实战流程，结合课程内容，一步一步完成整套广告策划和设计项目。这种教学模式避免了传统教学中知识凌乱、碎片化的弊端，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整体掌握和实践运用，可操作性强。 2选修课程模块化及实训化模式 在大三和大四的教学中，广告专业可以设置方向选修课。方向选修课的设置采用模块化的方式，学生可根据兴趣、专长选择某一模块的课程。模块化的方式考虑到了学生的差异性，因材施教；同时，模块化的教学有利于教学的深入以及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选修课的模块化设置还可以将基于新媒体的广告形态创意系统地纳入培养方案，解决目前本科广告人才培养局限于传统媒介广告创意的困境。为了在模块化教学中切实提高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每个方向模块中设置实训环节，将模块中课堂教学内容与实践实训结合起来，促使学生将课堂所学应用到实践中，真正实现实践与创新能力的提升。 3专业考察目标化模式 在本科广告专业实践环节中设置“专业考察”环节。广告专业考察以对当前广告业界的认知为根本目标，考察中必须安排广告机构（包含广告公司、品牌传播机构、设计公司等）调研、其他高校广告专业考察、企业单位广告部门（或市场部等相关部门）、媒体广告部门考察（包含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和新媒介），在考察中安排讲座、参观、交流等环节，加深学生对广告业的现实了解，特别是对基于日新月异的新媒体的广告创意的认识，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促使学生明确知识缺陷、专业技能要求、个人发展方向等，促进学生对实践和创新能力的认知和自觉培养。考察所见，亦可成为学生创新能力的来源。通过考察，还可建立与广告公司、事业单位、媒体单位的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平台和资源。 4业务实习环节实战化模式 目前我国本科广告专业的实习环节通常分为两个部分：业务实习（或称为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前者时间一般较短，多为3周到1个月左右；后者则通常与就业联系起来，时间较长。本科广告专业的业务实习环节，应该摒弃过去单纯的放学生到广告公司或相关单位自主实习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的出发点是为了让学生接触广告实践的第一线，但是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往往由于实习的时间比较短，导致学生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接触广告实践就必须返校，不能达到通过实习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最终目的。 5毕业设计（毕业论文）项目化模式 通过业务实习环节实战化，学生有了初步实战的经验，能够实际操作较小的实战项目。在此基础上，实行毕业设计（毕业论文）项目化模式，由学生组成小组，自己寻找实战项目，项目要求一定的规模，需要做全案策划和设计。在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答辩环节，采用正规提案化方式，邀请学校领导、学院领导、业界、学界、企业界人士共同评分。这一环节的设计，帮助学生完整认识、实践整个广告策划和设计流程，激发学生竞争意识，体验实战中广告策划与设计提案的真实感受，不但充分发挥学生在实战过程中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也能够帮助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后迅速上手。 6创新学分模式 构建创新学分模式，鼓励学生发挥创新能力，激发参与实践的积极性。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获得创新学分，如：通过建立导师制、工作室制，指导有能力的学生参与到导师和工作室的科研项目、教研项目中，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并根据学生在项目中的表现给予相应的创新学分；再如，鼓励和指导学生积极参加各项专业竞赛，根据学生在竞赛中获得的成绩给予相应的创新学分；还可引入企业合作，组织校内或校际专业竞赛；以及建立学生学术论坛，鼓励学生进行科学研究等等。创新学分模式的建立，是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创新和实践，并为之提供多种渠道。为了使这一模式具有可行性，还需要量化创新学分评价标准，以人为本，倡导多元化的评价内容、灵活的评价方法和手段。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关注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全面地、多层次的评价学生，采取多维、多级的评价方式。 作者：陈娜单位：武汉工程大学艺术设计学院 广告专业论文:关于学院广告专业教学教导的举措 面向社会上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时，可以从特色办学来争取主动，如何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从教学的内容、方式方法等方面着手，加强创新教学，培养学生竞争意识、挖掘学生创造力，创办实践性人才培养目标来实现特色办学，既符合时展的要求，也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促进独立学院教学水平的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是提高个人专业能力的有效途径。如上所述广告专业对学生具备的各方面能力要求全面具体，面对各个方面的能力的要求，如何才能满足专业要求对学生的能力的提高，这就需要从始至终都要通过重视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各专业动手实践来加强专业能力，所以实践能力对于广告专业的学生来讲是重中之重要提高的专业能力，实践能力提高了，学生在毕业实习及进入社会工作岗位之后，会快速的适应不同与学校的工作生活模式，将个人专业能力自然的，转化为社会的生产力。 加强独立学院广告专业实践教学举措 根据学生能力形成规律和教学活动的内在逻辑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并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增加实践教学学分、学时比例。为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综合认识合理设计广告学专业实践教学形式和方法。实践教育条件下，教育质量的评价将主要由社会做出，对学生来说，与实践有关的知识、技能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强烈自信心与进取精神，因而需要在教学过程中营造一种民主、平等的教育氛围。因此，在实践教学形式上，采用单项竞赛系列、综合竞赛系列、创业实战系列等实践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创业欲望。坚持基础知识、一般能力与专业技能相结合、突出专业核心能力与综合能力，使学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广告作业素质。在教学方法上，应充分发挥指导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学生为主，根据具体的实践教学环境和条件，积极采用指导式、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现场教学和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建立实践训练平台。一是定期举办设计竞赛，由专家、指导教师和企业一线人员对学生提交的计划书进行评审，不断提高学生的设计水平；二是成立实训中心，围绕创业活动的各个具体环节，有针对性地展开专项训练；三是开放实验室、资料室和各类研究中心，为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平台；四是组织好学生参加省级、国家级学科竞赛，在学科竞赛中磨砺实践能力，作为加强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及协作精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五是引导学生进入校内外的实习基地，进行实地的训练，让学生在专业实践活动中了解企业经营活动，感受工作经历，体悟团队精神 结语 由于广告专业是对学生理论要求和实践能力要求并重的一门专业，特别是实践能力，可以说是直接评定学生专业掌握情况的标准，是决定一个学生广告专业水平的明确表现，也影响着学生毕业之后的工作，是在校的专业老师和学生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 作者：洪英单位：武汉东湖学院 广告专业论文:广告专业本科教学改革的不足 中国广告业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广告从业人员不专业和构成复杂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目前，全国高达几十万的从业人员多数没有接受过广告的专业训练，绝大多数人是因为就业机会的吸引，或者受社会上流行的“做广告来钱快”等急功近利观念影响，从其它行业转行过来的。国内广告业这样的人员构成又导致了从业人员队伍不稳定，不少从业人员忽视广告职业的社会性，不太追求职业归属感，比较注重眼前利益和广告的商业性。广告业的繁荣带动了中国广告教育的发展。广告学专业自从1982年在厦门大学首创以来，逐渐发展成热门专业。目前，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城市到二三线城市，全国31个省份的高校均设置了广告学专业，226所高校开设了240个与广告相关专业，建立了从专科到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每年向广告界输送几千名毕业生，使得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和整体素质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 广告专业本科教学改革的不足 广告行业发展很快，广告学教育为了适应行业发展的需要也在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广告学专业本科教学改革是广告学教育中的一个热点话题，多年来，广告教育界将改革的焦点集中在广告学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上。武汉大学的研究项目“广告学专业整合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建构”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这项成果强调将学生的各类专业赛事、学生广告社团活动、课外创新实验项目、暑期社会实践等课外活动纳入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建立起以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和专业实践能力训练为目标，以激励机制为管理手段，以分组活动为主要活动方式的学生课外实践教学组织管理与运作模式。深圳大学则从本科生毕业设计改革入手，探讨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在具体的改革方法上，国内很多学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武汉工业学院就专业定位、实践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其它的具体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西南交通大学和黑龙江大学提出用广告节或广告竞赛的方式落实模拟项目训练，解决内陆省份广告资源不足的问题。还有学校把重点放在培养双师型教师或引入业界公众参与上，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对整合实验实践教学模式的延伸性思考。无论是把实践性教学称为“立体式”还是“多元化”，无论是采用讨论法、案例法还是情景教学法，国内关于广告学教学改革和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改革的探索基本上没有逸出武汉大学的思路。该校整合实践教学平台“广告模拟竞标”活动，已成功主办了五届，全国先后有近40所院校的代表进行了现场观摩。用整合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培养的学生动手能力确实提高了，但这只能部分满足广告公司的需要。 广告学人才的供需矛盾并没有因为广告学教育向重视人才实践能力的培养方向改革而得到有效的解决。［4］整合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当然是广告学教学改革的主要办法，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也有不足，比如，此模式解决不了广告学人才培养同质化的问题。从大多数高校广告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看，绝大多数学校的广告学专业定位于培养实践能力强的应用型广告策划和文案人才，在此定位下广告学人才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国内广告教育存在人才培养同质化问题，广告业界是否有对广告专业异质人才的迫切需要呢?事实是广告行业发展越快，市场细分程度越高，广告公司越成熟，其业务范围就越专门化，异质的跨专业人才需求呈上升趋势。比如黑狐奥美，一家非常有名的合资公司，主要业务是房地产平面广告;荣获广州市十佳本土广告公司称号的珏峰广告公司，主要业务是影视广告。这样的广告公司对人才提出的要求是不再是广告学教育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人才，即广告人才不仅要有广告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还要与某种产品相关的专业和行业基本知识。因为无论做的是产品广告、形象广告还是观念广告，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卖产品，所以广告学专业人才需要掌握一定的与产品有关的专业知识才有可能把广告做好。这一人才需求动向为广告学专业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如果将学生广告学的专业知识技能学习与其它行业知识学习相结合，使学生不仅具有广告学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还具有一至两个其它行业的基本常识，就能培养个人专业特长，缩短广告学毕业生岗位适应期，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广告学“1+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设想 广告学“1+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理念是立足广告学专业培养跨专业的广告实践的人才，针对性地解决广告业人才需求问题。“1”指的是广告学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2”指的是两门左右与某种具体广告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1+2”复合型人才指的是广告学专业培养的人才既具有广告学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又具有两门左右与某种具体广告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专业知识的人才，比如广告学的学生除了掌握广告学专业要求的知识和技能外，可能还要了解一定的化妆品专业知识、房地产建筑知识、汽车机械知识或服装材料裁剪知识等。广告学“1+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提出，有利于促进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广告学人才培养规格上的区分，形成广告行业需要的合理的人才梯队。因为一味地强调广告学人才的实践性，容易造成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广告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雷同和各自特点的消失，同时也会导致学校专业教育与职场实践积累的差别缩小，从而削弱学校专业教育的重要性，不利于广告学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另外，广告学教育界对于广告学教学改革的讨论基本围绕实践能力培养的问题进行，并且将实践能力具体为整合实验实践环节和做项目，这样改革会强化内地高校广告学人才培养的劣势，加剧了中国广告学教育的不平衡程度。因为内陆省份广告资源不足，内地高校就基本只用模拟项目训练学生;沿海和发达地区的广告资源丰富，沿海高校就要求学生大量地做实际项目。广告学“1+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改革思路并不是要解决内陆省份学校广告学人才培养实践性不足的问题，但是其思路有利于各地高校找出并发挥自身的教育资源优势，根据广告业务范围的要求，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促进不同高校广告专业教育特色的形成，形成中国广告专业教育全面发展的合理格局。内陆省份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闲置非常可惜，很多学校在设置广告学专业之前，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并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专业、特色专业，比如农业院校在食品和营养等专业方面有优势、林业院校的家具等专业非常出色、工科类院校可能在汽车制造和化妆品等专业上积累较多。学校的这些办学资源正好可以帮助广告学专业学生完成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广告学“1+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具体思路是首先，开展广告学专业所在高校内部的教育资源调研，了解高校各院系的专业优势，确定3至5个适合与具体广告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专业学科，以及需要掌握的专业基本知识。其次，建立高效的“1+1”(一个广告学专业教师加一个其它专业教师)正副导师制度，确定学生需要掌握的两门与具体广告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专业基本知识，为学生量身定制个人职业规划，用将近两年的时间，依照模式方案，并通过导师督促实施，保证对学生的职业指导落到实处。组建3至5个“1+1”学习小组，在二年级的时候根据学生的志愿，将学生纳入相应的导师名下，成为学习小组成员。然后，制定广告学“1+2”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具体模式，确定实施方法、学生成绩考核办法、教师绩效评估办法等。再次，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改革，真正发挥专业选修课的积极作用。将与具体广告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专业学科基本知识通过专业选修课的形式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并充分利用讲座、实验、实习等辅助方式丰富学生与具体广告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专业学科基本知识。 作者：何滢单位：湖南工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广告专业论文:经管类专业广告课程改革策略 广告融合对广告教学的影响分析 1媒介融合对营销决策的困扰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广告业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和扩散。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广告媒体市场格局，改变了广告受众的媒体接触方式和习惯，对广告运作、管理流程和方式也产生影响。为了寻找目标受众，分析目标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市场营销的广告策划和媒体策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且这些新的变化越来越困扰广告主的营销决策。 2广告与营销的融合新技术和媒体受众的偏好正在改变现有的传播环境，使得信息、娱乐和商业信息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各种植入广告就是最好的呈现。在此基础上，人们借鉴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将市场调查、营销策划、公共关系和广告等多种营销手段融为一体，用“大广告”来推进市场营销。广告与其他促销手段融合在一起，分散在各种不同的营销活动和媒体中，对媒体种类和形态繁多的广告制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同一广告主的总体广告运作也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 3经管专业的广告课程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广告的融合改变了媒体和受众，增加了广告主开展广告活动和获取广告效果的难度，从广告主角度进行的经管类专业广告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变得更加突出。因此，不能像普通广告专业的广告学概论课程突出基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广告学框架体系的构建。如何在双重困境之下推进高校经管专业的广告课程教育，有着重大现实和理论意义。 经管类专业广告课程改革策略 1明确课程定位经管类专业的广告教学为培养市场和营销人才服务，授课对象是广告活动中的广告主，因此授课主要是站在广告主立场上的广告教育，与普通广告学专业主要针对广告制作者和传播者的立场有重大区别。因此，笔者认为，在经管类专业中的广告教学定位于培养经管专业学生的广告意识和广告策划思维，掌握营销活动中所需的广告知识，立足于经管专业自身的知识结构来诠释广告理论和构建课程体系。所以，课程定位仍然是实用操作性的“术”，但是这种“术”不是教会学生怎么“做”广告，而是如何“用”广告：了解广告运作流程，懂得如何运用广告活动促进营销目标的实现。 2合理的课程设置根据专业特点设置先行课，使专业课程设置更加合理。以市场营销概论、国际贸易理论和电子商务等专业课程作为先行课，在学生建立了基本的专业知识和对广告的基本了解之后，再开设广告课程。课程设置要使广告课程与经管类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内容上能够互相衔接和呼应，从大到小，从总体到局部，逐渐深入地构建完善的知识结构。在广告课程的内在结构方面，要符合专业知识结构体系，建立适合经管专业自身特点的教学内容体系。所以，经管类专业的广告课程不只是用一个固定的概论模式来涵盖所有专业需求，而是可以灵活使用其他广告课程来替代现行的具有广告学概论性质的广告学课程。例如，符合电子商务专业需求的网络广告学课程，符合市场营销专业特点的整合营销传播课程等多元化的广告课程设置。 3课程内容突出营销背景在具体的课程内容安排上，要突出广告的营销背景，不再纠缠在营销、艺术和传播的学科归属上，高屋建瓴地用市场营销学的总体知识框架来统和广告学的内容。注重广告学与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其他课程内容间的配合，正确处理交叉内容，突出广告策划与营销策划的配合，广告目标、广告预算、广告效果测定、媒体策略等内容都是重点。此外，也要介绍广告主与广告机构的沟通技巧，切实引导未来的市场营销人员正确对待广告。 4更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为了切实有效地提升广告教学效果，教师必须不断完善学科背景和提升专业素养，立足于传播学和市场营销学，辅助心理学、美学等综合学科素养的提高。而且，光有理论知识的提升还不够，教师也需要加入业界实践。以教师自身的业界实践为基础，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广告学课程教学必须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实践教学中可以将广告实践课程与学生的营销等专业实践课程相融合。同时，配合广告学课程的多样化设置，采用案例教学，运用新技术和网络平台，开展互动教学也能很好地提高广告教学效果。 小结 随着广告融合的出现，针对广告的现实发展、学术研究和教学等众多问题越来越需要传播学和营销学的共同合作。针对经管专业的广告课程教学问题，传播学要以积极的态度承担起市场营销专业广告课程教育的使命，将这类广告课程纳入到广告教育和研究的总体框架内，借助两种学科合作的力量，推进经管专业的广告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以及各类教学研究工作。 作者：王慧华单位：南京中医药大学经管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浅谈 引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那些在生产、生活、组织制度、精神信仰等各个领域以具体形态体现的民俗，因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性而具有文化和商业价值，均有可能被认为是民间文学艺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如口头文学、传统工艺、风俗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学艺术，这些都是我们的民族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是集体族群的独特标志，是需要给予特殊保护的财，对于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和人文价值。正是民间的存在，才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才为热爱、创新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然而，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很多民间文学艺术受到了现代信息电子的冲击，有的甚至没能继续传承下来。所以，必须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力度，切实维护好民间文学艺术生存发展的环境，使得民间文学艺术得以长期传承。关于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人文学等多种观点，之所以确定它的权利归属，是为了使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得到更好的保障，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民间文学艺术创作者更好地创造和传播民间文学艺术，从而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从而实现其应有的艺术价值。 一、该如何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 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民间这一特殊土壤，很多流传多年的民间文化艺术都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时，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要保障利益的均衡。民间文学艺术的产生、发展和传播大多涉及多个个体，他们在其中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承担着创造、表演、传承、记录等职责，都为民间文学艺术做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这就需要在确定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过程中采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依据规定确定到个人头上。但是在确认权利归属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难以确定到个人，要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给予保护，但是要把握好保护程度,因此,必须确保公平,确保利益均衡。二是保障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民间文学艺术成果保护的意识日益提高，这就需要高度重视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以此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所有者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三是保障促进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为多年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文化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和财富，确认其权利归属必须以保障民间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前提，促进它在新时期新环境下继续发扬光大。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分析 理论界始终未停止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争论，一直以来存在国家主体论、集体主体论和个体主体论三种观点。个体主体说作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早期理论，其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问题的研究也处于启蒙状态。个体主体论认为传承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对其保存和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将主体难以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归传承人所有。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着一定的狭隘认识，这是因为所有的民间文学艺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都是集体协作而产生的，其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传承人的变化，也就是传承人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甚至存在多个传承人，且每一个传承人也都是在固定的范围内经过认真挑选产生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学者在对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争论的过程中又提出了国家主体论。他们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和广泛的拥有性特点，而且一直以来，民间文学艺术都是在共有领域使用，因此认为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应为国家。这样既可以使存在的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的争夺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又可以使民间艺术真正实现让每位国民共同享有。但是笔者认为，这种确认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归属问题的方式实质上并未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属于公权还是私权的问题。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近年来，集体主体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是，对于主体难于确定的民间文学艺术，应由它的集体族群作为它的所有者。这一观点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较为封闭的环境，由整个集体族群掌握。集体族群中众多成员都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和发展做出贡献。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的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而非某个个体传承人，也非国家，这种观点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特性，有助于民间文学艺术得到有效保存和传承发展。那么集体群族作为民间文学艺术所有者具有什么可行性呢？它可以成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专门管理组织-社团组织，承担本群族内民间文学艺术的保存、传承和发展职责，促使民间文学艺术得到长足发展和进步。社团组织作为诸多民间文学艺术群体的代表，便于组成社团组织联合体，共同发挥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作用；社团组织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权利在法律体系中的实现具有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主体进行诉讼维权，确保其被合法利用。 三、结语 总之，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集体创造的财富，其权利归属应为集体群族所有，这符合民间文学艺术的艺术特点，也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的弘扬和传承发展，更好地实现民间文学艺术的经济和人文价值。 作者：刘也畅 王昊 郑学来 单位：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唐山市机场路小学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现状分析 一、“口头诗学”式的美学渗透史诗 以声音为媒，创作、传递与接受在同一场域。一场史诗的演述中，歌手在全身心投入的演唱（或讲述）中，有着特定的仪式背景。歌手往往处在与神灵相通，与他界无相隔的状态，因而，歌手的演述引导听众超越现实种种局限。民间文学讲授者——教师的讲述，若能对史诗歌手演述的精髓进行新的演绎，怎不会把同学们带进美妙的民间文学殿堂呢？以史诗的演述为例，民间文学课堂的口头演述的再演绎就有了明确的活蓝本。史诗通常在人生重大仪式中演述。北方的英雄史诗常在生老病死等人生重要仪式上演唱，《格萨尔》在藏族的人生礼仪习俗中演唱——新生儿降生的时候，吟唱史诗中格萨尔王从天国降生人间的段落；丧礼上则吟唱格萨尔王功德圆满、重升天界的段落。蒙古卫拉特人举行婚礼时，请江格尔奇演唱《洪古尔的婚礼之部》，求家庭幸福和睦。南方的史诗演唱同样与人生仪式紧密相连。海南乐东等地的黎族当孩子还在襁褓里的时候，就以“摇篮曲”的形式给孩子哼唱民族史诗《褪祷跑》。广西巴马等地壮族男方到女方家接亲的那个晚上，男方接亲的人要在女方家唱《布洛陀》中的“造婚姻”、“造风俗”、“造礼仪”等内容，从而显示男方这一家的人懂历史，懂古训，有知识，有教养，让女方家放心。广西巴马壮族在六旬以上、德高望重的老人死后，要举行较大的丧葬仪式，在仪式上要吟唱全篇史诗《布洛陀》送魂。 由上可见，在人生礼仪中吟唱民族史诗，除了有某种呼唤祖灵的功能以外，更多的是在一个人人生每一个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传授民族历史和民族传统，培养民族的认同意识。这些活动场合大部分庄重肃穆，一部分也渗入比较轻松活泼的气氛，显示了一种从实用到渐带娱乐性质的倾向。民间文学教学与史诗讲述有许多相似之处，因而，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有了一个全新演绎的契机。笔者以彝族的史诗演述为蓝本，对照讲述《民间文学概论》的“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的“民间文学概念”，“民间文学的价值”、“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等内容，笔者就以庄谐并用的演述方式，精炼与个性化的语言，民间文学音像的运用，把灵魂深处的深层热爱忘情地融进民间文学的讲述，从而把同学带进了一个如同史诗演述的境地。在课堂里，不是单一的知识讲授，而是对民间文学的欣赏、投入，把激情投进其中以后，再以理性的眼光讲述其中的知识点，让同学们能够在一种忘情的情境中，认识到民间文学的“瑰宝”特质。为何课堂的知识讲授与史诗的讲述存在着类似的美学特质呢？我们以史诗的演述的主要因素与民间文学课堂的若干要素作一个对比，可看出民间文学演绎史诗演述之美的可能性：史诗演述与课堂讲述的比照，可知，课堂讲述与史诗演述有一些不同点，史诗演述背景是重大民俗事件，讲堂的讲授背景是高校的人文素养培养。史诗的演述以唱为主，而课堂以口述为主。但两者也存在着诸多相同点，最大的一致性是以声音传递为基本要素。课堂以口头讲述为主不用赘言，史诗的演述同样以口98头传递为主。正如美国人类学家丹尼斯•泰德洛克（DennisTedlock）所说：“口头诗歌始于声音，口头诗学则回到声音。”因而，强调语言的生动性与现场效果；此外，两者同样以传承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为理想；同样需要讲述者全方位的素养；强调讲述者与接受者因时因地而产生的“神来之笔”的瞬间心灵共鸣。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的教学对讲授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讲堂讲授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在一种心灵感应、发自灵魂深处之热爱的状态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培养文化多样性观念，增加人文素养，提高文化创造力。具体到教学过程而言，这不仅要求讲授者有民间文学的知识，还要有热情与灵魂的投入；讲授者不仅要准备教案，还要化知识为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口头语言；不仅要把知识点讲授清楚，还要把民间文学的多元文化精神传递给学生。笔者以史诗演述的观念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渗透效果。在神话的讲授过程中，把流行歌曲的激情与神话的激情作对比，让学生耳目一新；对民间谜语的讲授过程中，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知识储备，师生互动，本人能迅速地猜出学生出的谜语，让师生的角色互换，达到了口头传递的另一种效果；让学生看民间小戏等视频，起到了增加讲述情景的作用，辅之以自己的深入体会与情感归依，加强课堂沟通的感染力。 二、美学渗透与学术性的交融 民间文学讲授不能脱离民间文学的学术性。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教学的学术性要求不一样，后者侧重培养思辨力与创造力，前者侧重于民间文学情怀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培养。民间教学要让学生领略其“本真之美”，民间文学之美不因为即兴的感受而消失，而是从心底追求它，把它当成自己知识与信仰的一部分。这需要讲述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沉迷于流行文化，容易被流行文化所蒙蔽，把流行与主流，把流行与唯一选择划上等号。讲授者以学术的理性，让学生认识文化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大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的重要性。民间文学教学运用恰当的思辨性讲述必不可少。以福柯的话语权来分析种种流行话语、政治话语对民间文化的遮蔽，让学生认识民间文学本真之特质：不管你说不说它，它就在那里。民间文学，如广西的史诗与民歌，因为流行文化的冲击而受到了较大程度上的冷落，但它的文化多样性价值，以及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贡献，却永远不会消失。因而，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旅游的兴起以及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回归等学术增长点，可以让大学生感悟民间文学的永恒魅力的实质。另外，民间文学因其作为对象，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也可以此激发学生对它的热爱。如对谚语、俗语的学习，从一般的认识角度，它只是一种的民间文学体裁。但由于民间文学的多重学科价值，因而它也具有了独特的认识功能。民间文学既浓缩了人类情感的真善美，也是社会情感的缩影，从中可以提炼出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民间文学起到了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的作用，对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而，谚语等民间文学又具有原材料的价值。如有的学者以民间文学中的谚语为例，阐述中国社会的“气”，并将之归结为“以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对民间文学至真至善的认识，可进一步促进学生对美的情感认同。当今社会很多美学理念（特别是后现代的审美追求）往往因为走得太远而偏离了人之初的本性。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口头文学可为当代社会注入新的血液，对于人性的偏差是有力的补救。民间文学可以为大文学注入力量。笔者以大文学观的文学人类学理念，指出“于人类学的本土文化自觉立场，提出对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中国文学’学科，做批判性的反思，质疑其西化的现代性范式的普世合法性，揭示其遮蔽、割裂本土文学特性和丰富性的负面作用，并针对性地提出‘活态文学’等三组具有还原性的认识策略，打破随着西学东渐而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论说重建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学和文学史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文学人类学的新理念阐释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对于提升学生的认识，起到了理性带动情感、求真带动求美之效。笔者讲授中既参考教材的知识点，也跳出教材的框框，查阅相关内容的最新学术成果，选取可深入浅出的、适宜于本科教学的学术视角与同学共分享，以期达开拓视野，打开思路，促进情感提升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三、美学渗透与本土文化自觉 民间文学的教学，除了培养人文素质，还担负着文化自觉的责任。国家与国家的竞争，最终归结为文化的竞争。当前中国文化的危机之一，其根源不在于因为开放而带来的西式文化的影响，而在于吸纳新的文化时，随便屏弃民族文化。人文学科应担负起加强民族文化自觉的责任。“‘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主观空想，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文化自觉由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现在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作为民间文学讲授者，最有可能把这一主张审美化地传递给学生。其原因有二：第一，文化人类学与民间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人类学家在考察文化模式，总结文化演变规律时，通常从较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中提取材料，因而，传统文化就成了文化研究的天然“实验室”。民间文学恰恰是传统文化中最富于审美化与知识化的内容，因而，民间文学本身是民族文化自觉的最好对象，亦即是对自身文化“自知之明”的最好对象。第二，在提倡文化自觉时，文化人类学也强调体验、调查为手段，论证“自知之明”的重要性。由于口头传统文学的审美性特质，它以真挚的情感内容与精炼的审美形式让学生认识地方知识、民族文化，从而积累成民族文化自觉。笔者的讲述对象主要来自广西，因而，要激励他们的文化自觉，首先要让他们体验家乡的民间文学，进而关注广西的、全国的民间文学。笔者在讲授中，注入了自己个人的情感，以家乡对自己的熏陶为例，从而从热爱家乡，进而热爱广西，更进一步热爱全国的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化，达到了文化自觉的意识。笔者在讲授中，也引导学生从家乡的民间文学出发，进而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当然，笔者在加强本土文化自觉意识时，也充分让学生明辨本土文化与广西文化、全中国文化甚至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到“自知之明”与“他知之明”相结合。以广西本土神话为例，阐明各地的盘古神话与广西总体盘古神话的关系，再明晰它与中国盘古神话的关系，进而了解它与世界上其它创世神话的关系，就可能让学生做到文化的自明，从而避免对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片面认识，对自己文化因子的漠视与缺失。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要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本文就史诗与民间文学教学的美学渗透的关联性，作了初步的探索。讲述民间文学应关注、挖掘其能为大学生接受的学术增长点，在美学渗透中，引发思考，提高思辨能力；在传授口头文学传统中培养文化自觉意识。若更多同行投入到对民间文学教学的探索，定能促进学科教学水平的提高。 作者：林安宁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论文 一、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社会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技术应用型人才,它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企业岗位所需要的能力培养上,这有别于大学本科教育侧重于对学生的知识培养和科研培养。因此,高等职业院校在根据各自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时,大多呈现出这样的趋势: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把学生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作为课程目标的基本要素;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行业标准接轨;强调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培训并重等等。不难发现,高等职业院校把学生技能的培养作为首要任务,其在进行课程体系的开发与设置时更多的将重心倾向于专业课程,而对于基础性的公共课程却重视不够。这些无疑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学生毕业后进人企业时能快速地融人工作岗位,胜任自己承担的工作,但在另一方面学生其他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却无法得到加强。民间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形式丰富多样。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大学语文、文学鉴赏等课程中民间文学的学习和鉴赏,不仅可以了解我国古代想象丰富的神话传说(例如女蜗造人、后界射日、夸父追日等),还可以领略许多情意缠绵的爱情故事(例如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不仅可以学习寓意深刻的童话寓言(例如愚公移山的故事),还可以感悟慷慨悲壮的爱国篇章(例如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故事,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等等。这些不仅可以开拓学生的视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加丰富,同时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帮助学生把专业知识学得更扎实、更牢固。 二、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本雅明说过:民间文学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对于民间文学,我们并不陌生,只不过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罢了。从我们唯呀学语开始,我们的父母和老师就给我们讲述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和故事,吟唱一些熟知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民间文学的组成要素。民间文学除了充当我们的启蒙教科书之外,它还是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可缺少的一本指导书,对我们的人生起着指引的作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等中渗透着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这对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俗话说:要学做事,先学做人。高等职业教育的目的是要培育出合格的技能型人才,健全的人格无疑是保障。因此,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们可以充分利用民间文学中这些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素材,引导学生正确地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人格。例如,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述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人。不仅展现了古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和才智,更体现了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这恰恰是现在许多企业对青年从业者的一种期望。另外,民间文学中许多关于爱情的经典故事,对青年学生尤其是女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审美意义。例如,中国四大古典爱情故事,即牛郎与织女的爱情故事、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永镇雷锋塔,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既歌颂了忠贞不渝的爱情,又给我们传达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等这样的爱情观,对于帮助学生正确处理大学期间学习与恋爱的关系有很多的指导作用。同时,民间文学的教学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克思曾经说过:“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换气他对祖国的爱。’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任何作品也替代不了的。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正处在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作为基础课程教学的大学语文教师可以充分利用这些富含思想的文学载体,在课堂上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爱国精神的培养与熏陶。例如花木兰代父戍边的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爱国主义女英雄的形象,花木兰质朴、勇敢、坚强的高尚品格,时至今日对现代的青年学生仍然有启发教育意义。 三、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所谓的职业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所具备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它既包括了胜任某一职业的必备能力(任职资格),同时也包括进人职场之后的职业素质和职业管理能力。作为教师,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更需要具备组织教学、管理学生、参透教材、研习教法等多种与教育教学相关的综合能力。作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除了需要掌握熟练的职业能力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是为自己谋取到更好的二次就业的机会。例如,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与本科生相比,高职高专的学生大多呈现出这样的特点,文化基础差,人学成绩普遍偏低,有些甚至是刚刚上专科线投档线的学生,对于他们来说写作是件让人头痛的事情。而通过民间文学的教学,如神话传说中的超凡脱俗的想象,可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这有利于学生的写作水平的提高。另外,许多的民间文学作品语言质朴清新,且使用较为丰富简练的口语,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大有卑益的。 四、总结 总而言之,民间文学无论是在知识传授,还是在道德塑造;无论是在礼俗伴生,还是在娱乐休闲方面的作用都是显而易见的。钟敬文教授曾这样说过:“民间文学所能给予人们教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重要而不可缺少的。这种自发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但在民族非正统教育起着经常的和巨大的作用,它在我们新时代的教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有效手段的一部分。”因此,高职职业院校可开设相关课程,利用民间文学教学,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帮助学生启迪智慧、净化心灵,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综合素质全面的高技能型专业人才。 作者：陆时红刘娟单位：湖南高尔夫旅游职业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非遗保护理念与民间文学教学 （一）民间文学教学理念的拓展 1.从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到民间文学作为非遗课程——课程属性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我们一般把民间文学归为民间文化或民俗的一部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之一。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中国进行文化应对的现实选择，同时也促生新的文化现实，是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动力，是经济转型的强大支撑，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政府、学者和广大的民众争相参与的全民运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把民间文学作为文化知识传授的教学理念，而积极采用民间文学作为遗产的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民间文学作为非遗的教学理念改革，主要包括教师身份理念的改革、学生角色理念的改革。 2.从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到民间文学保护的组织者——教学主体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民间文学教师往往作为民间文化的讲授者，在为学生宣讲民间文学的知识和民间文学文本，而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师不仅仅是文化的宣讲者，更是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组织者。在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上，教师要把自己的身份定位为民间文学的保护者和传承者，在传授民间文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积极组织民间文学传承的主体即学生参与到民间文学各种活动中来，最终实现民间文学在传承中保护的效果。 3.从民间文化的接受者到民间文学的传承者——教学对象理念的拓展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接受者，是整个教学活动的观众或听众。这种教学客体化的理念深刻影响了民间文学的活态化传承，几乎使民间文学丧失了巨大的很有潜力的优秀的民间文学传承群体。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并不是某个个体，而应是一个“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当代大学生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文学一般传承者或重要传承者参与民间文学活动，并在活动中享受民间文学的情感道德熏陶和艺术感染。郑土有先生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儿童意识’——从日本民俗活动中得到的启示》一文中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如何使濒临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活态’的生命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常的做法是对少数掌握技艺的传承人进行保护，但本文认为仅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在对核心传承人进行重点保护的同时，还应该重视‘群体’传承人的培养，而‘群体’传承人培养的核心是儿童，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应强化‘儿童意识’”。虽然当代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儿童，但作为整个未来社会的文化精英群体，如果能在民间文学学习过程中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习得民间文学遗产资源，将为未来社会的民间文学传承和保护，甚至为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积累巨大的能量和资源。 （二）民间文学教学内容的拓展 1.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模式到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往往是围绕民间文学教材讲授整个民间文学的学科体系，从民间文学概述即民间文学的概念、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和研究方法等逐一进行介绍开始，再到民间文学的类型即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史诗、民间俗语的讲述，最后，阐述民间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与民俗学的关系，与人类学的关系，与社会学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课本知识”。如果仅仅讲解这些书面的知识，那么教师课堂教学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费孝通先生“当时在大学里讲课，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和青年学生们的接触机会，探索一些我（费孝通先生）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非遗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教学内容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而应该以更开放的民间文学活态资源作为民间文学的教学内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材不是学生唯一的学习资料，教师要把视野投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利用可用的学习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如博物馆、科技馆、科研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都可以成为师生可利用的资源，让学生通过参观、访问、讲座、讨论和见习、实习等途径来扩大教学内容的‘广度’。师生可利用相关的文化网站、公共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信息共享来进行收集资料和学习，教师要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网站，指导学生学习。”如“中国民间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等网站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料，如中国民间文学网设有“解梦故事”、“民间故事”、“传奇故事”、“越剧”、“黄梅戏”等栏目以及相关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网站的链接，这样的网站和博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便捷接近民间文学的空间。 2.从传统民间文学文本阅读到民间文学活态表演情境观察的应用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直侧重书面知识的传授，而非遗保护活态传承理念下的民间文学课堂应该突出民间文学田野语境中的活态的表演方面的教学内容。平面的民间文学知识在学生平时的阅读中完全可以掌握，而在民间文学课堂上尽量让学生领略到鲜活的、立体的活态表演，毕竟很多民间文学作品都是立体活态的表演形式存在，对活态表演教学内容的添加不仅有利于增加学生学习民间文学的积极性，更能让学生在田野语境中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原貌、领略民间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鲜活魅力。如讲到《格萨尔王传》时，可以带领学生到演唱现场去感受《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了解藏区民众对《格萨尔王传》的情结。 3.从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到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的应用已有的民间文学教材，如钟敬文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刘守华、陈建宪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段宝林主编的《民间文学教程》、万建中著的《民间文学引论》等，可以满足民间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了解基础知识的需要，但这种静态的民间文学教材已经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的民间文学活态教学内容的需要，建立动态的民间文学教学数据库就显得很有必要。好在现在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些数据库就可以运用于民间文学的教学实践。 （三）民间文学教学手段的拓展 1.从单纯的文本话语分析到语境中田野调查的拓展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往往以对民间文学的话语分析为主要手段，当然，这是民间文学课程学习所必须的环节，但田野调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主要的工作方法和前提条件，必须引起民间文学教学者的注意。“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讲授田野调查方法无疑就是授学生以“渔”。“田野调查有助于学生感性体验与真正理解民间文学的概念与范畴；了解民间文学的传承环境，认识民间文学的特征与功能；体会民间文学的价值、意义及民间文学课程的重要性。当然，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培养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意义更是毋容置疑。”因此，积极地组织学生走向民间文学的情景语境的田野，把课堂教学和田野调查有机结合起来，一定会让同学们在调查过程中感知到民间文学的价值和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 2.从民间文学知识的学习到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一般把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知识作为教学的主要目的，很明显，把民间文学理解为一种静态的文献知识，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下，部分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活态的文化，而且是需要现代民众不断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习得”本为语言学术语，是指在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的运用第一语言能力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能力。民间文学的习得传承即是在潜移默化的情景语境中无意识地获得民间文学文化知识，进行民间文学的传承。民间文学知识性学习往往理解记忆为主要手段，而潜移默化的习得传承则以参与表演或参与体验为主要手段，如民间故事教学部分，可以请民间故事的传承人来讲课或者带领同学们直接参与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表演活动。“民俗文化视频观摩、故事会、讲座、歌舞与戏剧表演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的形式。” 3.从单向讲授到多向参与传统的民间文学教学方式往往是教师单向输出知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即在整个民间文学教学中，学生往往以观众或听众的身份学习理论知识。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态性、传承性理念启示我们，必须注重作为民间文学主要传承群体的大学生改变以往观众或听众的身份，而成为整个民间文学的演员或传承者。这当然需要民间文学教师的积极倡导和有效的组织。如在神话教学中，可以要求每一个学生先从家长那里学习到至少一个神话故事，然后再讲给同学们听，在这一教学环节中，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实际参与了民间文学的传承。使大学民间文学的课堂影响到更多的人，从而扩大民间文学的传承范围。当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出发，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也面临着种种目前难以克服的问题和现实困境，比如学生的成绩如何客观地评定、田野调查或参与民间文学活动的经费如何解决以及在此过程中学生的安全问题、如何与量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对接等。这些都是目前民间文学教学改革面临的困境。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借鉴非遗保护理念，放弃对民间文学教学进行改革尝试。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和民间文学教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民间文学教学工作一定会突破目前的困境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王凤娟单位：复旦大学池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教学的心得 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笔者在讲授民间文学课程时，会适当地增加一些再生态或新生态的例子。比如说，当讲到民间歌谣这章时，我发现一些教材中所列举的歌谣的例子离现实较远。像华中师范大学版的《民间文学教程》中的时政歌谣，就有载于晋代《抱朴子》中的一首“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还有载于《明季北略》中的一首明代歌谣：“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3]121。这些例子固然也能说明歌谣的特点，但由于距离现实太远，所以会使学生感到隔膜。所以，当讲到这些歌谣时，我除了讲课本上的歌谣以外，还特地增加了一些能体现我们当代时代特色的歌谣，即再生态的民间文学作品。这样，与学生一起分享当代歌谣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和感触，体会其中所传递的民间智慧和创造力，就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体会时政歌谣针砭时弊的特征和情歌质朴纯真的情感。这些新生态作品中有讽刺权力机构中的腐败者的时政歌谣，如“握着上司的手，点头哈腰不松手；握着纪检的手，浑身上下都发抖；握着财务的手，拉起就往餐厅走”“一心想上，两眼望钱。三餐公费，四处游骗。五毒俱全，六亲不认。欺上瞒下，八面玲珑。九居要职，十足贪官”。还有贴近大学生情感生活的直白且直率的情歌，如“妹妹妹妹你真美丽，温柔美貌你数第一。真想说一声我爱你，却一直没有好时机。情人节是否能约你，爱情的玫瑰在等你”。这类歌谣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当代学子的社会生活中，所以就能激发起学生们的极大的学习兴趣。 再如在讲到民间说唱中的“相声”这一内容时，我会将相声发展史上的朱绍文、李德锡、张寿臣、侯宝林直到现在的郭德纲等都向学生作一番介绍。郭德纲的相声是将传统相声在有大众传媒造势的情景下转变成一种被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成功范例，是再生态民间文学的典型例子。很多学生都很喜欢郭德纲的相声。在了解到学生的兴趣点之后，我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鉴赏了郭德纲的代表作——《不让播的相声》。通过这种鉴赏，一方面进一步向学生讲解相声艺术的特点，另一方面也借助民俗学中关于表演的理论，借助对相声中的语境、观众和表演等层面的分析，让学生思考郭德纲走红背后的大众文化的语境。 在教学方法上通过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关注当下的生活，启发学生独立思考 钟敬文先生曾说：“民俗文化是一种传统文化，它如果不能与民众的现实生活保持联系，那它早就被民众淘汰了。”[4]同样，对作为民俗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如果我们在教学中不能将它与当下的大众文化相结合，并赋予其以新鲜的时代气息，那么就必不能充分激活学习主体学习的主动性，必不能使主体（学生）与客体（课程内容）相融合。因此，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往往会设法通过讨论或辩论等形式来引导学生使之关注当下生活，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例如在讲解民间传说时，笔者就以《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探讨了传说资源的现代转化问题。《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在千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中，梁祝传说以鼓词、歌谣、戏曲、音乐等多种形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随着大众传媒的介入和市场经济的冲击，这个家喻户晓的传说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目前已被不断地加以现代化的改造。以此为题材的动画片、电影或电视层出不穷，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与我国台湾合拍的动画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更是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关注。那么，民间素材的文学作品被大众文化再加以利用，其中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针对这个问题，笔者曾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过讨论。学生们积极踊跃，众说纷纭。有学生说是利大，因为民间文学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学生说是弊大，因为种种改编与保持民间文学的原生态性是相违背的。对于这些各不相同的看法，我并没有马上做出结论，而是给学生留下了进一步思考的机会，并且针对大众传媒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开展了一系列的以“现代传媒的介入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为主题的课堂讨论。比如讨论这样的问题：“黄梅戏被加到了通俗歌曲里面，皮影戏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大家认为这样的改编对于民间文学在现代的传播和传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对此，学生们虽然也兴趣盎然，但讨论的结果还是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对之进行了总结，告诉学生，这是文艺理论中备受关注并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即民间文学的当代应用研究问题。一方面，民间文学与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民间文学的改编也不能滥改。之后，不少学生反映，这样的讨论很有意义，因为它能引导他们关注现实生活，能启发他们独立思考，能使他们在相互交流中实现共享和共进，对他们进一步深造和习作论文都有很好的启发作用。再如在讲解河南坠子《偷石榴》时，笔者也在学生中组织了一场辩论，论题是：河南坠子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保护是否还能走向辉煌。对此，正方学生持肯定观点，他们从河南坠子的起源及其艺术魅力以及政策保证等方面进行了阐释；反方学生持否定观点，理由是河南坠子所演唱的内容老套，和时代脱节，因而必将被新的艺术形式所代替。同时，由于缺乏继承者，河南坠子还会面临后继乏人的危机。其实，这也是很多传统艺术形式目前面临的一个带共性的问题。通过激烈而精彩的辩论，使学生形成了一种主动探究的意识，也促使他们试图对民间文学的出路作进一步的思考，即能使学生用其所学知识深入而辩证地思考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就做到了学以致用。 在教学手段上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如今，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等这些影响力超越了纸质传媒的电子媒介的话语权在不断地膨胀，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至审美方式。这正如加拿大媒介学巨擘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5]这对于民间文学的教学而言，就是要充分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要优化教学过程，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比如，在讲解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集体性时，如果教师只以文献典籍和已有的研究成果等书面材料为例证对之加以论述，学生对之可能就会难以有较深入的理解。如果能借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通过从网上下载的青海民歌花儿等来进行教学，就能生动地再现出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出来的生活场景，就能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在讲解史诗这章时，由于学生对史诗这种结构庞大、格调庄严的鸿篇巨制缺乏认识，所以仅用黑板加书本的教学方式就很难向他们展现出这种口头史诗的鲜活性。因此，笔者在授课时就借用了电视上对“当代荷马”——居素普玛玛依老人的报道及史诗艺人的表演录像，从而就生动地展现了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迷人魅力。至于讲解谚语、谜语，可以借用经典影视作品《红楼梦》和《走西口》等的例子；讲解民间故事，可以延伸至影视作品对“巧女故事”的化用等[6]；讲解民间小戏，可以综艺节目中火热的东北二人转为例。总之，立体地呈现出民俗语境中的民间文学，越来越成为高校民间文学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在这一领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显示了它的强大的优势，正确而恰当地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结语 评论家雷达在论及大众文学时曾说过：“面对大众文学的浪潮，面对种种阅读分化的现象，我们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只知固守传统纯文学的立场，眼见传统文学被边缘化，备感痛惜，认为传统文学的中心价值受到威胁，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滑坡甚至丧失、堕落，却看不到大众文化中新力量的蓬勃向上。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更高一些，应从时展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从全民文化素质和国家软实力提高的角度，从艺术走向千家万户的角度，从文学再也不是少数精英们的专利的角度，来看今天文学的现状，也许更为合理。”这段话用于我们审视和探索大众文化视阈下的民间文学的教学，对我们不无启发。以前，笔者总是痛心在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民间文学的发展举步维艰，民间文学教学的处境同样艰难。现在看来，这其实也是将传统文化与大众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传媒对立起来的一种看法。因此，如果我们能换个思路，那么大众文化对我们的民间文学教学的改革就不但不是负能量，而且还能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张敏单位：河南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简述民间文学情境探讨 论文摘要：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研究主要关注民间文学的口头性以及主体性，但忽视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万建中《民间文学引论》借鉴西方最新理论成果，构建民间文学的生活理论，重视情境和表演之于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论文关键词：范式；生活属性；情境；表演；民间文学批评 一、旧范式下的民间文学书写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发轫于“五四”时期北大歌谣征集活动。最初的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对民间文学的界定都受到过西方民俗学研究的影响真正作为高等院校一门学科的民间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什么是民间文学?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援引俄国作家高尔基的观点．认为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群众的口头创作”．并称“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从其劳动和社会经验中抽取出来的知识总汇”。在一些辞书中，“民间文学”也被界定为“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指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创作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口头文学作品”。这一理论判断基本符合历史的实际．尽管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义。 这样的界定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口头性、集体性以及知识性特点．把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享受的主体界定为“人民”或“劳动人民”．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只有“知识总汇”才与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有关．但没有被强化突出。所以说。这一阶段有关民间文学的定义都是照搬前苏联模式的结果．整个理论框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要做的仅是把本土的内容填充进去此体系对中国民间文学书写所产生的影响至今犹有余波．以致国内民间文学教材之问基本上差别不大：较早的教材明显带有阶级斗争论的观念．较近出版的把“人民”或“劳动人民”置换为略显中性的“民众”．吸收了新发掘整理的民间文学材料期间虽有段宝林先生主张对民间文学要做立体研究，以及杨利慧、黄涛诸学者重视民间文学的语境等富有新范式雏形的观点．但相关研究对这样根深蒂固的民间文学书写体系还是反思不够．鲜有从学科体制本身进行批判性重构。因此．大多数民间文学教材都没有很好地显示出学科本身的深度．以致形成民众的文学就应该是这样浅显的心理暗示。另外，随着文字、图画、音响、影视、电脑等媒介的出现与运用．民间文学的传播空间获得空前拓展．其传承手段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尤其是进入国际互联网时代之后．伴随着新媒介的不断启用．民间文学的概念也面临着重新思考与界定的任务。 二、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 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无疑是此种情境下的“另类”书写．在学科本身的理论深度建构上大大超越于以往任何一部民间文学教材。虽然也有部分理论阐述与民间文学现象还不是那么水乳交融，但著者的理论探索意识和充满安全感的论述，都昭示着迥异于以往民间文学书写的新范式。其《民间文学引论》中的情境、生活属性、表演、民间文学叙事等概念都是第一次在民间文学教材中被论及或强调。把民间文学还原到生活世界中去。使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凸显．从而有力地强化了民间文学学科本身的属性．至少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底气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从而获得彰显． 也为民间文学研究展示了新范式。相比较而言．以往教材多注重对被文字记录凝固后的文本分析．忽略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情境性．其美学和批评话语系统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这是现代民间文学发展逼迫出来的民间文学不只是作家文学的资源，我们可以更广泛地看待民间文学，把它当作生活的技艺．是传统的或者本地的实践活动的整个范围——包括语言的、物质的和习俗的活动，是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作家文学中之所以有民间文学．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世界里的基本组成成分。民间文学是面对面的直接的表演，表演者和观众是互动的这种情境是被凝固在文字中的民间文学文本所缺乏的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首先抓住了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语境．去展示或表演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民间文学样式：理论建构意识贯穿全书始终美国著名文论家艾伯拉姆斯所提出的文学研究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以及读者，也在万著中得到创造性的体现．不过这里的“作品”是生活世界中的活态的文本．与程式化的生活和程式化的审美紧密联系在一起．让民间生活世界充满民间文学的动感、质感如果说以往的民间文学研究是韦勒克意义上的内部研究．即仅仅关注文字记载后的文本中的民间文学，那么，万著《民间学引论》似乎更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有机结合。在某种情境下更强调民间文学的书面文本返回到生活中去．以获取其原本的活态性，与生活世界水乳交融：研究、体验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审美情境性研究．或者说生活态的民间文学重新回到生活世界。万著中把前者称为“民间文学的文学文本”．后者被称之为“民间文学的生活文本” 我们要想理解并欣赏生活世界中的民间文学．了解创造并表演民间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的知识是必需的在非洲东部的牧牛民族丁卡人是这样形象地描写了隐匿在云层背后的月亮——“雨季之黑公牛从月亮的牛栏中解脱了。”很明显．假如没有创作和吟唱这首歌的那些人的生活方式的知识．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类形象著名人类学家巴克曾经依靠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生活知识抨击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流行观点——史前时的雕塑和壁画之所以夸大女性的乳房和腹部．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殖崇拜观念在作怪他提到的一个例是在中非莱加很普通的雕像．即一个鼓起腹部的女人。她的意味远远不是引起赞赏．而是对其与人通奸而怀孕的惩罚．但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中．这个形象常常被当成生殖崇拜的例证来加以解释。他还提到另一个普通的莱加雕像．一个人举起一只胳臂：这个姿势有时被解释成向天帝祈求。但是巴克认为．莱加人与天帝没有关系：对他们来说，这个姿势表示一种禁忌。因此，“民间文学将生活呈现出来并使生活成为审美的现场”，或者说民间文学美在情境。 其次．在万著中我们发现民间文学研究已经回归到声音的层面，即对民间文学口头性的重视．也是与万著对生活属性的重视相关的。相对于视知觉所拥有的认识——思维定势．听觉以及由此形成的节奏感总是侧重于我们的情感体验之维所以著名德国美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和逻辑：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这样。撇开关于“语言的两种用法”的争议我们发现．与通常给人以“概念等价物”的印象截然不同．语言实质上首先是诗的媒介．或者说是民间口头诗歌的媒介。事实上．当语言学家萨丕尔强调，“语言主要地是一个听觉符号系统．正常人的语言冲动首先发生在听觉印象的范围”当评论家帕克据此而坚持．“只有在具有音乐性也具有形象性的表达中，才能发掘出语言表现的全部潜力”两：当文学枭雄王尔德在谈到诗性写作的奥妙时断然表示：“我们必须回归到声音上去．这是对我们的考验”：都无疑可视为是对海德格尔“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这个命题的不同诠释。虽说对于要求精确限定的科学表达而言．语言的这种诗性品质常常成为问题但对于侧重经验交流的艺术活动来讲．这不仅并非语言媒介的劣势．恰恰相反是它的优势所在。 放眼全球背景下的民间文学研究．西方是走在前列的：重大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几乎都是西方学者完成的。作家文艺学的研究也启发着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严重滞后．一时半时难以走出消化吸收西方理论资源的阴影“五四”时期对西学的借鉴与启蒙救亡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研究也像政治一样全面倒向前苏联的怀抱．构建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理论的主体性都丧失了，遑论创新。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苏联体制下受到压制的民间文学理论也被当时的中国学者拒绝了。真正的民间文艺学大家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成果只有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介绍到国内。本土化的民间文学研究一直笼罩在西方的阴影里。可喜的是．这样的借鉴和吸收有了重要进展。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视野开阔．广泛吸收最新成果．尤其是对西方的理论资源或相关学科的理论兼收并蓄。因而赋予其专著以很浓的理论思辨色彩，这是以往同类教材中所缺少的．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亟待建构的内容。从这个角度说．《民间文学引论》作为一本高等院校的民间文学教材无疑显得有点“另类”，作为颇具个性的专著可能更合适。 三、民间文学研究的展望 毕竟，万建中先生的《民间文学引论》给我们今后的民间文学研究带来很多启发．例如．如何把用来分析作家文学文本的叙事学．成功转换为分析民问文学的文学文本和书面文本的有效工具．就很有挑战性和前瞻性。诚然，如何做到理论闸释与研究对象的妥帖吻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在众多民间文学教材中一——包括万建中的《民间文学引论》——民间文学批评一直缺席。既然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可以借鉴作家文艺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民间文学也应该拥有自己的批评．而不仅仅是民间文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民间文学研究不等于民间文学批评民间文学批评的缺席就很有探究的必要．相关研究迄今还未见到。若结合民间文学的特点和功能．我们可能会厘定出民间文学批评的原则或维度。 民间文学本身的品味或品质到底如何获得提升．民间文学批评不失为一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即使我们通过对民间文学的生活属性和表演情境的强调，初步拥有了与作家文学对话的实力．明确了民间文学非文学的～面，但民间文学若被封闭仅靠自身去补给营养．缺少新鲜艺术的介人和影响，这样的民问文学的前途会是黯淡的。实际上．自作家文学出现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总是互有影响如此才能保证民间文学自身的精神品质得到不断提升．否则不论我们多么强调民间文学的重要性和艺术性，受众终将不愿回到那样的生活现场．却愿意反复咀嚼欣赏作家文学．因为后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耐人寻味。正如我们人类既是集体的一员，又是拥有个人性情和尊严的鲜活个体“根据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handSaussure)关于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方法．民间文学应属于前者而文学属于后者。属于语言的民间文学以社团为基础，是口头的、集体的：而属于言语的文学则是个体的、永久的书面记载” 第三．民间文学的生态环境走向虚拟化．身体几乎被悬置。民间文学原本与生活世界血脉相连．具有现场性和原生态性．如今却脱离了生活世界．被各种媒介所再现或表现．使民间文学艺术又增加了某种表演性．从而具有了双重的表演性．因此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这种历史情境有利有弊．若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无疑是人类生活走向虚拟等荒诞处境的真实征候所以有学者曾经著文强烈呼吁重视史前艺术研究的思想在此凸现其重要价值传统如何与现代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究的问题金耀基从古城海德堡寄给董桥的信上说：“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那里了!” 传统的民间文学和新兴的民间文学都是民众所需要的．后者总会或多或少拥有传统的毖础。前者至少能帮民众认识自己的文化身份。 另外．在当今社会步入“技术世界”、信息时代之际，在民众与精英、乡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口头语言与大众传播媒介、迷信与理性、落后与现代等诸多二元对立的冲突交织中．民间文学类型的消长、内容题材的更替、传播途径的变化．都是值得民间文艺学家和民俗学者关注的新问题这些建构民众审美认知方式的民间文学将继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 摘要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重要的知识产权资源。文章着重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分析入手，重点比较分析民间文学艺术的著作权保护模式和单行法保护模式的优劣；在此基础之上，对我国未来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立法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建设性意见。这些立法建议对我国未来相应法制之改造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促进民族竞争力的提升等都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价值分析；保护模式；制度建议 民间文学艺术(expressionoffolklore)是指“来自于某个群体或者由某个群体的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群体期望的文学或艺术创作，这些文学或艺术创作通过不断模仿、口传心授或其他方式世代相传，并为整个群体所保持和发展，从而成为该群体文化和社会特征的表现形式”。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原本非常丰富。但是，今天，我国非但没有展现出在民间文学艺术上的国际利益优势，相反，民间文学艺术在我国正呈一种枯萎的态势。个中原因除了经济大潮和全球一体化使文化多样性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缺少一个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尽管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了民间文学艺术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但是时至今天，这一规定仍未出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和利用的进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们十分有必要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问题作一番理论上的探讨，以期将来我国进行相应立法时有所借鉴。 一、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选择分析 民间文学艺术对其创作群体以及国家的重要作用毋庸讳言，这在学术界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即我们不能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不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客体和主体确定性等特征就拒绝对其给予保护。而这里尚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基于怎样的价值立场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的?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关涉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正当性，同时，它还是我们在众多的保护模式中进行选择的重要理论依据，甚至从更进一层意义上说，它还直接影响着我们构建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机制的具体制度设计。 在该问题上索有这样两种价值主张。一种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就是在保护人类创作之“源”，民间文学艺术与现代文化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们仅仅注重各种智力创作之“流”的保护，而忽视对它们的“源”关注，则对知识产权保护而言，不能不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而另一种观点则是2002年3月2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间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的第三次会议中，绝大多数国家所持的一种价值主张。这些国家认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主要在于：其一，就是要控制民间文学艺术的公开和使用；其二，就是要激活民间文学艺术的商业价值和财产属性；其三，就是通过保护，激励以传统为基础的创新；其四，就是有效认证民间文学艺术，并确认其归属；最后，即通过保护以有效防止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减损、诋毁和滥用。 笔者认为，不管对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价值立场有什么样的分歧，以下两点是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第一，从国内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主要是为了使我国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能够永久地流传、世展下去，而使其不至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埋。这种目的，我们可以从国际文献中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和对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用语上的差异得到证明。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通常使用的一个词是“conservation”，而对其他知识产权客体的“保护”使用的则是“protec，tion”。这种用语上的差别恰好反映了两者在立法目的上的区别。对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侧重于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以财产权利和精神权利，来调动主体的积极性，使更多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作品得以不断地涌现出来，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则侧重于使客体本身得到存留、维持、传承，不因人们的行为而消亡。我国民间文学艺术资源相当丰富，但由于受到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民间的文学艺术正以可怕的速度在消亡和灭失。因此，我们立法的当务之急是将“保持”视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最直接的立法目的，鼓励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整理和传承，并以此为中心，构建相应的制度，尤其是确立整理者和传承者的地位和权利。第二，从国际上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主要是为了增加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砝码，促进我国的文学艺术和相关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防止其他国家无偿地使用、歪曲、篡改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事实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逐步要求加大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力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大量无偿地使用、开发其宝贵的民间文学艺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类国家之间利益上的严重不公平。而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民间文学艺术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正日益地彰显。据统计，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利用民间文学表达形式的纺织品、美术品和其他轻工业产品在我国出口产品的比重越来越大。仅1991年一年我国利用民间文学艺术造型生产之产品出口创汇就是37亿美元。而近年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在我们进行相关的制度设计的时候，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能够取得适当的“对价”就成了我们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时另一十分重要的价值关注点。我们认为，只有牢牢把握了上述两点，我们将来的制度设计才能有一个正确的价值导向，也才能使我们的立法在实现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同时又能很好兼顾我国在该问题上的国际利益。 二、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模式选择 前面，我们主要探讨了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价值选择问题。以下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即是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具体模式问题。在该问题上，学者们的主张也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种范式观点：其一就是主张采用著作权法模式进行保护，具体来说就是在著作权法之下由国务院另行制定特别法规的方式加以规定；其二，就是进行特别立法保护，也即确立一个与知识产权体系相关的一个专门部门法来对民间文学艺术加以保护。以下，我们对这两种观点逐一评析。 (一)对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评析 1、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肯定主义 主张用著作权法模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学者们认为，如果排除作品只能是个人创作这一固有观念，将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理解为集体或群体创作，那么就可以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著作权保护。其中的民间故事、诗歌和方言等就类似于口述作品；歌曲和乐曲等音乐表达形式以及舞蹈、游戏和仪式等就类似于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且在利用著作权法中已有相关原则、制度的基础上，利用著作权法加以保护也许是诸多方式中最为便利的。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中的大部分具有与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相类似的特征。比如说它们都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创作；都具有独创性、可复制性和非物质性等特征。当然，主张采用版权保护的学者，也是承认民间文学艺术与一般作品的区别，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与版权保护的某些不协调之要求的。但他们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通过调整现行规则予以解决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对民间文学艺术版权保护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就全盘否定版权保护的合理性，毕竟版权是历经了上百年的考验而成为现今较为系统完善的保护途径，且其丰富的权利机制和制度原理是有很大灵活性的，能够适应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之需要。2、著作权法保护模式的反对主义 鉴于民间文学艺术与文学艺术作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版权法的保护模式的确成了国际社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最初选择。然而是不是说，用版权模式来对民间文学艺术提供保护时就一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如果我们仔细加以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诸多的实质性差异的，而这种差异不但显示出了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间的本体性区别，而且该种区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反对者否定著作权保护模式的致命原因，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著作权法的本质限制性决定了它与民间文学艺术难于融合。我们都知道，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制度基础上的，发达国家一般不赞成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准用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三百年历史的知识产权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一部服务于现代工业、信息社会的严密的法律机器，其制度上的秉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主要手段”。而且，其中的著作权法也不是回答保护民间文学艺术或传统知识问题的。因此，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并不能实现促进和弘扬民间文学艺术的目的。 其二，著作权法保护单一作者的禀赋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不相为谋。著作权法的核心是通过确认智力创作者对其创作成果的控制权，来鼓励和激发个人的创作能力。然而，民间文学艺术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群体性，个体的因素在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流程过程中没有凸现出来。在民间文学艺术中，根本无法找到一个著作权法意义下的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作者。著作权法保护的核心是作者的权利。而民间文学艺术没有明确的作者，那么用著作权法来保护，就会使权利因为没有一个落脚点而落空。著作权法通过激励机制来实现人类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持续繁荣的神圣目的也将因为主体性缺位而变得子虚乌有。 其三，著作权法“独创性”要求也很难与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特征相吻合。“独创性”是作品获得著作权保护的前提。一般认为。“独创性”是指作品应该体现作者的个性，体现作者智力火花的烙印。对独创性的最低要求是作品须由作者独立完成，而不是抄袭的结果。但民间文学艺术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其间，即使某个个体在模仿和传播的时候加入了一些个性化的表达，但这终将因为其慢慢被吸收为民间文学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最终无法分辨出个体的特性。因此，无论从何种视角来看，反对者都认为，利用著作权保护并非是民间文学艺术的最佳保护途径，如果我们执意地要把把民间文化艺术表达的保护糅合到版权的框架下进行的话，其结果就是在破坏了版权自身和谐系统的同时也使民间文学艺术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可谓两全而不能齐美，这与人类立法理性是根本背道而驰的。 (二)单行立法模式的分析 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分析来看，运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有诸多弊端，因此，我们认为采取特别的单行立法模式较好。因为，从目前国际上的最近发展来看，对民间文学艺术予以著作权之外的“特别权利”保护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示范法条》就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产物。但在究竟如何构建这样一个行之有效的规范群上，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构一个群体“民间文学艺术权”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群体所享有的权利应当是一个具有类似著作权性，但又不完全等同于著作权的权利。在国外，有人提出以“等同(quid－pro－quo)”理论来支持非正规创新者的权利主张。依据这一理论，既然在特定对象上的正规创新者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那么与相关或相似的对象相关的非正规创新就应该导致一种类似权利(cognaterights)的产生。有人将这一权利称为“民间文学艺术权”，并认为“将‘民间文学艺术权’作为特别的和独一无二的而不是类似于著作权的权利或许会更好一些”。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召开的政府问委员会关于“知识产权、传统知识和民间文艺”会议的国家也普遍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群体发展、传播、分享的，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不能充分地满足传统群体对集体权利或社区权利的需要。虽然，集体创作和集体所有不是所有民间文学艺术的共同的特征，但是成员国仍然已经意识到了建立法律解决措施来满足群体认可的集体权利和集体知识的愿望和需要。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制定单行法时，可以考虑借鉴这一概念。当然，这一经我们建构起来的民间文学艺术权虽然在性质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但与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它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征。即它具有集体性、时间上的永久存续性和不可转让性等特征。而这些特征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由民间文学艺术自身客观特性所决定着的。 2、应特别强调公法手段的保护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受群体生存环境的影响甚大，任何群体生存环境改变、生活习俗变迁和传统文化断裂，或者传承人物质生活匮乏、后继乏人和观念改变，都将导致民间文学艺术从活的文化形态褪变为死的文物。因此，保障群体的传统生活状态不遭受破坏性冲击，保障传统来源地的文化生态保持可持续发展，保障传承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上的荣誉感，这些除了需要我们从私法的视角加以重视外，它更需要运用公法手段来加以保护和调整。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行政主体介入的方式，从公权保障的角度确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保护方针、物质资料归属等；建立起对外国团体和个人考察、收集民间传统文化资料出境管理制度及相关的保密制度，防止民间文学艺术的流失和毁坏。笔者坚信，在私法和公法的协同保护下，利用两种保护手段的各自优势，我们一定能在民间文学艺术保护上达到理想的结果，在保持和传承文化的同时也得以很好维护在该问题上的主权利益，为我国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外国文学论文 一、加深对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影响的认识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淫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少妇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资源越来越丰富，知识也在不断地更新，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如何利用较短的时间获取更多的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困惑。在各种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充斥市场的今天，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教学发挥更大的潜力，加强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合作，整合资源，探索学科之间的渗透性、互补性教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民间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渗透性教学，让学生不仅认识到外国文学中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深刻领会到民间文学是作家文学的摇篮。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孕育了各自的作家文学。可以说，在民间文学的沃土上，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创作都开出了灿烂之花、结下了丰厚的硕果。在教学中，利用民间文学知识对外国文学的作家、作品进行鉴赏和评析，加深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可以使两门课程都能够学有所长，相得益彰。 作者：刘丽琼 单位：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论文 一、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 导读，顾名思义就是指导阅读，其源于20世纪80年代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提出的语文导读教学法:“‘导’，指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指导、引导、辅导、因势利导;‘读’，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阅读实践。‘导’和‘读’的结合，勾画出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幅‘师生互动’的图景，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滔滔讲授，学生默默聆听’这种单向的‘授—受’格局”［4］。本文所说的导读并非教学方法，而是一种体裁样式，即写于作品后面，指导读者有目的地阅读文章的一段文字，也叫“作品提示”或“阅读提示”、“作品评析”。周作人认为儿童文学:“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始人的文学相似，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和荒唐的思想”［5］。因此，实践理念下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整合的第一步就是从儿童视野出发，为民间文学写导读。对于导读的写作，钦州学院的做法有三:第一，导作品主题。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一样，内容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赞赏与追求，导读作品主题时，应抓住这一点进行分析。如钦州民间童话《金沙奇源》，讲述看牛仔六哥与谭财主丫环三妹遇仙发财，被谭财主陷害的故事。故事主题是好人有好报、坏人受处罚。在写导读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出发，抓住童话的幻想特征，说明六哥与三妹如何遇仙，如何得到金银，又如何被财主陷害，财主如何受到处罚，分析过程中要突出六哥与三妹的善良与勤劳、财主的贪婪与丑陋。通过分析主题，引导儿童做一个善良、勤劳的人。第二，导人物形象。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大都没有具体名字，但人物的性格特征非常突出，在写导读时应注意把人物的这些性格特征描摹出来。如《傻姑爷》，讲述一个傻姑爷娶了个聪明的老婆，一次岳父过生日，夫妻俩回去拜寿，路上老婆说什么，傻姑爷也跟着说什么。到了岳父家里，大家都想看傻姑爷的笑话。厨子有意看傻姑爷出洋相，给他舀了碗没苡米、没鸡蛋的糖水，也没有给他勺子。傻姑爷把途中跟着老婆学的三句话说出来，居然误打误撞被认为是最有学问的人。在写导读时，要对表现傻姑爷傻样的句子进行分析，通过他的语言、动作、神态等表现出来。第三，导语语言特色。民间文学的语言质朴、生动、简练，易于理解，叙事结构与方式与儿童文学非常相似，在写导读时要把作品的这些语言特点找出来。如钦州儿歌《倒卷珠帘》:“年三十晚月光光，贼上屋顶偷粪缸。盲婆看见惊失魂，聋公听到吓出汗。哑仔大声喊捉贼，跛佬快快走出屋。一抓抓到贼头发，一看原来系和尚”，写导读时应说明这是一首颠倒歌，用了较多的叠词，如“月光光”、“快快”、“一抓抓”等，儿童念这首颠倒歌，不仅接受了一定的思维训练，而且体会到“胡言乱语”的谐趣。从学生所写的导读看，基本都能根据以上步骤来写，但也有“偏题”现象，把导读写成读后感，究其原因就是语言表述上不是“导”，而是“感”，教师要注意引导。 二、把民间文学改编为儿童文学 民间文学属于原生态文学，表现的生活面极为广阔，囊括了劳动人民的思想、观点、道德、习俗、宗教信仰和生产劳动等方面的内容。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拉法格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己朋友，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这种包容性使民间文学往往良莠交织，精华和糟粕并存。面对这种情况，钦州学院的做法是:首先对改编的民间文学进行筛选。南京师范大学刘晓东教授认为:“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小儿童的教材，应当主要以原型和母题为主要内容和永恒不变的内容，这些内容主要集中在神话、童话、传奇、民间故事等原始文学题材中”［6］。因此，改编民间文学，要从儿童的培养教育与审美需求出发，在内容的选择上要符合道德感化、智力开发、美育感染等要求，体裁上可选择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钦州民间文学有些也属于糟粕，如《好人死得早》、《懒人福》、《驼背娶亲》等，改编时要舍弃。其次，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作为口传文学，民间文学大多描述故事轮廓，由于集体创作、世代传承的特点，很多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增加了讲述者的创造而横添了枝叶，使民间文学作品情节杂乱无序，甚至故事杂糅。因此，改编时要理清主要情节、明确线索。对只有简约故事轮廓的民间文学作品，应从故事讲述的需要出发，按情节发展的规律展开合理想象，进行情节和细节的补充和丰富，变概括的故事梗概为具体而有变化的故事情节。而对情节繁芜的作品，则应删繁就简，以故事的完整性、变化性和丰富性为核心，大胆剔除与故事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旁枝末节，从而变芜杂为明晰，使情节具体生动。如钦州幻想故事《鞋沓鱼的嘴为何歪》，用了很长的篇幅讲述小白鱼骗鲸鱼的过程，而主要角色鞋沓鱼嘴变歪的过程只用几句话就讲述完毕，与题意相差甚远，改编时删减小白鱼骗鲸鱼的情节，增加鞋沓鱼嘴变歪的情节，突出主要情节。第三，规范语言。民间文学以口头讲述为主要传播方式，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口语化的表述中不自觉地注入了方言或习惯语，印上了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色彩。对于儿童来说，文学的接受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语言的过程，语言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他们对作品的理解，以及对语言的运用。因此，对民间文学的改编，必须规范语言，要注意对话语方式的运用，消除方言，以文学口语为故事的叙事手段;对句式结构的安排，要多用短句、简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或复杂句式;对语汇词汇的使用，要多用实词、浅词，少用虚词、深词，不用生僻词。如改编钦州生活故事《三太公请客》，这是一则吝啬鬼的故事，有太多的方言俗语，改编时要注意把方言改为普通口语，如把俗语“赖账是乌龟野仔”改为“赖账就是王八蛋”，方言“得”改为“行”或“可以”，“为内”改为“好友”，“东看看，西瞄瞄”改为“东看西看”，“头壳”改为“脑袋”，等等。在叙述方式上，把文中过多的对话改为叙述性语言，突出主要情节。 三、在儿童文学课堂开展感受 民间文学魅力的专题活动德国教育大师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和人格。”儿童文学课程的开设对象是学前与小教专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的幼儿园、小学教师，地方文化的传承很大程度依赖于他们。地方文化的很多内容都体现于民间文学，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又有着天然的联系性，因此，把民间文学内化到儿童文学课程中便成为两者的最佳结合。所谓“知识内化就是把教材中的外部知识经过学生的认知活动重新组合转变成其内部的知识，也就是使教材新知识与学生主体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建立内在联系，形成其新的认知结构”［7］。 (一)角色扮演 社会心理学认为“每个人在社会中都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它是一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情感、行为和责任的集中体现，反映个体与自己、周围人群和客观事物之间发生作用时独特和一贯的行为方式”［8］。角色扮演的教学模式是心理学家谢夫倡导的一种以社会互动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模式。概括地说，就是让学生表演问题情境，然后讨论表演，借此引导学生共同探讨情感、态度、价值、人际关系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并且形成处理这些情境的恰当方法。民间文学作品以角色表演教学，可以加深学生对内容情节的记忆与理解。但并非所有的民间文学都适合表演，只有那些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的民间文学才适合表演，因为“圆滑的故事性，具体的行动性，人物性格的明确性。并且使事件具体的展开，把原因、结果交待清楚，然后加上简洁一贯的架构，动听的音乐和富有韵律感的台词，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9］。在进行角色扮演时，钦州学院的做法体现如下:第一，创设情境。创设情境是角色扮演的起点，也是表演取得成功的保证。创设情境最重要的就是情境介绍，把故事发生的环境最一个简要介绍，人物的动作、神态要符合故事的发展。第二，分配角色任务。要根据学生的参与热情、表演能力进行挑选“演员”，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表演效果会影响接下来的分析与讨论。第三，确定表演框架。确定人选后，学生形成“演员”小组进行讨论，筹划表演内容，确定角色的台词，教师要动员其他同学帮助他们准备表演所需的场景、道具等。第四，训练“观众”。在角色扮演中让不参加表演的学生进入状态，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任务。要引导与培训他们与“演员”互动，并布置一些观察性的问题，如角色表演是否真实?情节发展是否合理?有没有更好的选择?等等。只有大家都进入情境，才能营造出一种活跃的气氛，获得真实的体验。第五，进行角色扮演。这是表演的核心环节，“演员”按照计划进行表演，教师在观看的过程中切忌苛求完美。由于心情的紧张或产生新的想法，学生在表演过程中发生忘词或改台词的现象实属正常，教师应给适当鼓励。第六，组织学生进行评议。由于对故事情节的理解不一，学生对角色的行为取向有差异，教师要分析表演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深入挖掘表演的内涵，将评价集中在角色所作的决定上。 (二)游戏活动 《中国大百科全书》认为:“游戏是儿童的主要活动形式，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儿童在游戏中反映着周围的现实生活，通过游戏体验着周围人们的劳动、生活和道德面貌，同时也理解、体验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游戏是实现儿童与周围现实联系的特殊形式、特殊活动”［10］。游戏具有灵活性、积极情感、非精确性、内部机动性等特点［11］，在儿童文学课堂上以游戏形式感知民间文学，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兴趣，使学习者主动探求知识。学生在游戏过程中不仅体验到民间文学的魅力，而且有重拾童年时光的感觉，身心得到娱悦。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钦州学院归纳出民间文学设计形式的两大原则:第一，娱乐性与认知性相结合。给游戏者带来情感的娱悦是游戏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目的本身，对民间文学的认知才是游戏的目的。只有将民间文学转化为游戏内容，才能让学生在获得游戏体验的同时也获得对民间文学的认知。如钦州儿歌《打叉叉》:“打叉叉，卖咸虾。咸虾臭，留俾阿侬送宴昼”，进行游戏时教师在前面进行操作示范，学生跟随教师一起游戏，游戏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则儿歌反映钦州的哪些生活习俗?体现什么样的语言文化?边游戏边思考，学生很容易了解这首儿歌的文化内涵。第二，自由选择和全面参与相结合。“自由在何处止步或被限定，游戏便在那里终结”［12］。有自由选择的情感是游戏的心理学基础，因此，是否参与游戏应根据学生的意愿来决定。但并非放任自流，而是在指定的游戏中学生有选择的自由，但在一些团队游戏中，则要求全体学生参与。如要让学生了解钦州文学中的传说人物，如刘永福、冯子材、冯敏昌等，设置为“你说我猜”的游戏，第一环节可采取自愿报名的形式来决定游戏者。开始游戏时，“说”者只能说与人物有关的事迹，但不能点出他的姓名，“猜”者根据所说的事来判断。第二环节则采用团队合作的形式。按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几个团队，团队成员排成纵队，主持人把写有人名的卡片给纵队的最后一位成员看，要求他用动作把所猜的人名告诉相邻的队员，相邻的队员再把他的理解示范给下一位队员，最后由第一位队员猜。误解与错解使这个游戏妙趣横生，使学生轻松学会描述人物就是要抓住人物的典型特征来显示谜底的方法。 (三)举办故事会 中山大学教授高小康认为“人是讲故事的动物”［13］，故事不仅对儿童，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都有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价值。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就认为，我们用逻辑和抽象的规则来认识物理的世界，用故事来认识人文的世界。讲故事无论是东方或西方都是古已有之。对于儿童来说，喜爱故事、热衷于了解故事情节是其阅读的天性。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之前，儿童就是凭借着对故事的直觉与喜爱，从民间文学和古典文学中选择具有浓郁故事性的作品作为自己的读物。因此，举办民间文学的专题故事会，不仅是学生未来工作的需求，也是学生了解民间文学的重要途径。那么，如何讲好民间文学里的故事呢?钦州学院的做法如下:第一，整理加工，规范文稿。民间文学诞生之初并不是为了娱乐或教育儿童，而是为了在神秘的自然力量之前，建立人际间的公众纽带。但其内容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赞赏，与儿童文学培养目标一致，且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在思维与语言上也有相似之处。但民间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方言俚语夹杂其中，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因此，在讲述中应注意把这些方言俚语变为简单易懂的口语，如钦州民间故事中的“重耷耷”改为“沉甸甸”，“一轮火”改为“一古脑儿”，“五泪耙沙”改为“眼鼻嘴都流出泪水”，等等。第二，语音造形，塑造形象。所谓语音造形就是通过讲故事者富有角色感的声音来塑造角色的性格，这就要求讲述者通过情节揣摩角色，做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角色有不同讲述，使听众闻声知人。如《想成龙的扁蟹》这个故事，讲述了扁蟹跳龙门的过程，有扁蟹、红鲤、海龟三个角色。刚开始扁蟹对跳龙门抱以极大的热情，声音应急促、高昂，充满激情。红鲤对跳龙门不感兴趣，只顾着去找朋友，声音应急燥、不耐烦。海龟跳龙门五百次都没过，对龙门已失去兴趣，声音应低沉、无耐，有沧桑之感。在叙述性语言与角色语言之间要注意“变口”，如扁蟹第一次没跳过龙门，却摔得浑身发疼，正在大口喘气的时候，看到一条鲤鱼从远远的地方飞快地游过来，然后哧溜一声，向龙门飞去。这给扁蟹极大的启示:“我真笨，怎么没想到要助跑呢?这样一跃就过了嘛。”在讲述这段的时候要注意“变口”:叙述语言要平实自然，扁蟹的语言则要显示出懊恼之感，不能混淆。第三，讲演结合。讲故事时为了生动形象，要有姿态、动作、表情等辅助，才能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一般来说，讲故事都是站姿，除了故事情节的弯腰、侧身外，脚步也要适当移动，如向左或向右移动45度来表现人物对话。动作要掌握用上区(肩以上)表示积极情感，中区(肩至腰)表示中性情感，下区(腰以下)表示消极情感。眼神和面部要表情根据情节与角色变换而变化。如《三个滑贼》有三个角色:比油滑、滑过油、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者以自然姿态站立，当讲述到三个贼对话时，以自然站立姿态表演比油滑，向左与向右移动45度表演滑过油与跌落油缸不沾油。讲述到比油滑与滑过油吊箱子上来时要以半蹲之态，咬紧牙关往上拉绳子。箱子拉上来后要把两人决定独吞的神情表现出来，可通过眼神与手势表现两人的决定。最后，跌落油缸不沾油把比油滑与滑过油吓跑后的得意之态要夸张地表演。这样，通过姿态、动作与神情把这个故事展现出来。总之，实践理念下把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课程整合起来，可以使民间文学的传承更为深远，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与接受，儿童文学的实践性特征也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作者：黎爱群 单位：钦州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教育培养思路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幼儿情感教学分析 一、培养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帮助幼儿从中获得愉快的情感体验 我国民间故事以它神奇的想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吸引着每一个孩子，幼儿对文学作品表现出的兴趣和态度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切审美心理活动的开端，如何将幼儿引入对民间文学学习的意境，使之产生学习的愿望呢？ 1.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情感，设计引导语及不同的情境，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例如，学习民间故事——《兔子三瓣嘴》时，我们设计的指导语是：“老师请来了一位小客人，这位小客人是谁呢？请小朋友闭上眼睛，客人马上出来了。”出示标本小兔子，可爱的小兔子一下子吸引了幼儿，自然也产生了想认识和了解它的愿望。接着利用观察感知法、讲述学习法，讲故事，丰富词汇，理解故事内容。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度，情绪高涨，听得非常认真。设计引导语，要注意结合幼儿年龄特点，语言生动形象，简单明了，努力做到为幼儿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语言氛围，激发幼儿对民间文学的兴趣，这样能收到好的效果。 2.根据幼儿年龄特点及实际情况，设计适合幼儿的民间文学教育活动，让幼儿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根据幼儿活泼好动、注意力不易集中的年龄特点，在民间文学教学活动中，我们利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引导、实物引导、图画引入法等引出主题，利用不同的电化教学手段、教具的辅助讲述故事，最后在游戏中巩固练习、进行品德教育等几部分教学构成，在欣赏故事时，让幼儿感受故事的形式美、结构美，培养幼儿对故事的节奏、音韵及表现手法的敏感性。这种教学方法使幼儿在民间文学的学习过程中始终保持兴奋的状态。 二、组织形式多样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体验不同的情感 游戏作为幼儿的主导活动，不仅是智力、创造力、交往能力和活泼开朗性格的发展，同事也为审美感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游戏活动是开展民间文学教育活动的关键。结合民间文学内容设计不同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帮助幼儿产生与作品情感一致的情绪体验或在游戏中宣泄自己的情感，可以满足幼儿不同情感的需要。以民间传说故事《聪明的阿凡提》一课为例，作品表现的是幽默、聪明、善良的情感。这个民间传说故事适合表演。我们组织幼儿玩“故事表演游戏”，边讲述故事内容边表演，调动了幼儿多种感官去体验幽默、聪明、善良。当幼儿听到故事中，皇帝要杀阿凡提时，孩子们都非常恨皇帝，同时也为阿凡提捏了一把汗。当皇帝对阿凡提说：“你千万别死啊！你顶好再活一万年我给你许许多多金银财宝。”孩子们高兴得大笑起来。他们已完全沉浸在作品的意境之中，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审美情感经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向两方面转移，情感由客体向主体转移，称为情感移入；主体情感情绪投射倾注于客体，使审美对象具有自己相通的情感，称之为情感移出。“移情”现象说明幼儿在审美活动中可以被主体情感所感化，同时也使自己情感得到宣泄。我们结合教材，组织多种形式的教学游戏活动，均注意在游戏中渗透情感教育。如在学习民间童话——《花边姐姐》故事后，我们设计了一个智力游戏：“看谁说得对”，将童话中的公鸡、小龙等画在白纸上，贴在活动室里。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激励幼儿参与游戏，请幼儿讲述公鸡、小龙等是怎样变活的。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情景之中，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约束，完全按自己的意境、自由发挥、宣泄扩张自己的情感，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三、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情感教育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人的社会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民间文学无论是诗的意境，故事的主题和寓言的寓意，都是向真、善、美的方向引导和影响幼儿。我们注重通过民间文学教育，引导幼儿从对作品情节及人物的情感意识中，学会做人的哲理。一是培养幼儿克服困难的勇气。有一名幼儿，从小比较娇惯。有一次手被玩具划破一点点皮，就大呼小叫的，吵着去医院。教师看伤处没什么大问题，简单地给他处置了一下。可他却害怕得不得了，哭了大半天。后来，我们在学习神话故事《精卫填海》时，重点对他进行了启发教育，教育他向海力布学习，做个勇敢的孩子。二是教育幼儿要热爱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当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岳飞勤学》后，教师积极引导幼儿向故事中的人物学习，并以他为榜样，引导幼儿要多读书，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使幼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品德的培养和情操的陶冶。幼儿良好的情感发展，是推动他们走成长之路的强大动力。它能改善幼儿心理活动，增强道德和智力活动效果及影响幼儿的个性形成。在民间文学教育活动中，发展幼儿审美情感，使幼儿接受良好的情感教育，有助于幼儿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 民间文学论文:旅游文化下的民间文学 一、唱哈的借用 京族的歌曲曲调繁多，有海歌、小调、舞歌、祭祀歌等，共30多种。据京族哈妹苏海珍介绍，在哈节的仪式上，哈妹以京语歌唱，唱词包罗万象，有向神灵为京族百姓祈福的，如《向神求财又求子》、《人人都平安长寿》、《敬神乐鼓》、《出入亭门迎五福》、《村民年年求富贵》等；有颂扬美好姻缘的，如《谁送姻缘到村来》、《真正姻缘难解散》等；有感念父兄恩情的，如《父母育儿情意重》、《父辈栽树儿乘凉》、《父母话儿记在心》、《同结日月义同天》等；有关于中国历史人物的唱词，如《一统山河刘伯温》；有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如《美好生活全靠党》、《美好生活人追求》；有关于哈节的唱词，如《一年一度庆哈节》、《建设雄伟新哈亭》、《哈节回家来助兴》、《哈节祝词》等；有关于智慧锦囊的唱词，如《有益寄语牢记心》、《不靠天地靠自己》、《让后代人永铭记》、《积善奉善》等。哈妹苏海珍认为唱哈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知道京族，更能让京族的民族文化艺术传播得更远。 二、文化语境中广西京族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不是纯文学，其与人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反映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情趣，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法拉格所说：“民间文学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他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②透过民间文学，可以寻找到京族人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语言特点和历史故事。 （一）服饰文化 京族的服饰沿袭了越南京族传统服饰的特色。1945年的《防城县志》中记载：“安南（即现在的越南）人的服饰，男衫长过膝，窄袖袒胸，腰间束带；女衫长不遮臀，裤阔……”③京族民间文学《米碎姐和糠妹》中，后母虐待米碎姐，母亲化鸟护女，天子在哈亭选美，米碎姐正是穿着鸟儿提供的绸衣和花鞋赶到哈亭和天子对歌。故事中的绸衣正是京族的传统服饰。目前，京族人的服饰已和汉族日趋相同，只有在参加节日庆典时才着传统服饰，即奥黛（AoDai）。京族的服饰透露出浓浓的异国风情，在哈节时，京族人往往着盛装前往海边迎神，令人驻足观望。 （二）歌舞文化 京族人民在哈节时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从迎神到祭神、乡饮，再到送神，“哈妹”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祭神中，需要由六个或者八个“哈妹”进香，并跳进香舞，还要齐唱《神灵灵》。之后跳天灯，即哈妹需在头顶上放置一个倒置的大碗，碗上叠碟，碟上点上三支蜡烛。向神明敬灯时，她们需要不停地前后走动，按逆时针方向绕圈，左右换位。这时，亦需要唱起敬灯歌。乡饮和“听哈”是哈节的重头戏。歌曲的内容主要为民间传说、汉文古典诗词、哲理佳话和爱情故事、道德观念，以颂扬海神和祖先，祈求人畜兴旺，对族人进行道德规范教育。在送神中，“哈妹”则跳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花棍舞”，舞者两手各持一根花棍，频频将花棍转动于身体的上下前后，向东南西北各舞一次。“花棍舞”的动作繁多，或以两棍相互敲击，或不断转动花棍。哈节中多种多样的歌舞仪式不仅让外族人大开眼界，了解京族的民族文化，而且对京族民族歌谣和舞蹈的传承大有裨益。 （三）海洋文化 京族长期临海而居，以打鱼、养殖和加工渔业为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环境孕育了独特的海洋文化。在京族的民间故事中，有关很多大海里的海神和动植物神化的故事，如动植物的故事和寓言有《海龙王开大会》和《海白鳝和长颈鹤》、《山揽探海》等；反映世态人情的动物故事《白牛鱼的故事》、《鲎的故事》；京族三岛来历的传说和寓言故事有《三岛传说》、《日月分道》；海神传说如《镇海大王》和《珠子降龙》等；关于京族传统乐器———独弦琴的众多传说中，有其中一个传说是独弦琴是龙宫传来的宝物。除了民间故事外，京族有很多的歌谣与大海有关，如《出海歌》、《摇船曲》、《问明月》、《思乡情》、《海上钱银取不尽》等；甚至于京族的儿歌中也有很多题材是与大海有关的，如《螺儿甜》、《七月思》；京族亦有很多谚语与大海有关，常见的如“近山知鸟性，近海识鱼情”、“潮退不留鱼，光阴不等人“等。 （四）崇拜文化 京族人的信仰体系主要受到越南京族人的影响和汉族人的影响。京族人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并相信神灵的存在，因此在京族人的崇拜信仰中，道教、佛教和巫教交错，其中以道教为主。京族民间信仰的主体为：祖先、镇海大王、海公、海婆（围红公主、围珠公主、水晶公主、海底公主）和龙皇天子、水口大王、观音、伏波将军。从中可见，海神崇拜在京族民间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与京族临海而居而形成的海洋文化有关。其中，镇海大王被京族人尊崇为众神之首，京族人将其牌位放置在哈亭的中央，哈节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将镇海大王从海边迎回哈亭供京族人祭拜。此外，京族在外出打鱼前，总要祭拜镇海大王，祈求出海平安，鱼虾满仓。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结语 在哈节中，京族民间文学经过改编，结合独弦琴和唱哈曲调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众人面前。从对京族本地人的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在参与调查的200人中，知道十个以上京族民间文学的有156人，通过学校教育的占了21%，祖辈的口耳相传的占了56%，参与京族民间活动的占了29%，其中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占了总数的40%。在200人中，参加过哈节的有178人，周末看电视台娱乐节目的有186人。在对前往京族地区旅游游客的调查中，调查人数为100人，其中对民间故事略为了解的为56人，了解的渠道是导游的讲述和通过参加哈节；参加哈节的人数为93人，参加哈节却不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语音障碍所导致的。在上述的两种调查中，90%的人知道“天天向上”、“快乐大本营”、“非诚勿扰”、“中国好声音”等节目。无疑，随着人们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口耳朵相传的传统方式传承的民间文学保护和传承工作阻力很大，但旅游活动对于人们了解京族民间故事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京族民间文学中所传递的民间文化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认识京族。虽然，目前针对京族民间文学的旅游开发还不多，但是哈节确实能让游客接触到部分京族民间文学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间文学传承的空间，成为传播京族民间文学的新媒介。 作者：莫明星 李兴 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京族学校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与影视开发综述 一、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与青岛影视产业 影视作品是城市文化的极好载体。很多城市知名度的提高都得益于影视作品。如电视剧《上海滩》与上海，电影《唐山大地震》与唐山，动画《水漫金山》与镇江等。就青岛影视产业发展而言，已出品了不少以青岛历史为题材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作品，如《青岛之恋》、《青岛往事》、《跑马场》、《风雨劈柴院》等。尤其是2009年4月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九州同映国产电影院线公司联合拍摄的公益电影《寻找微尘》取得令世人瞩目的骄人成绩。影视动漫作品则有登陆央视的青岛本土动画《小牛向前冲》。这些影视作品对打造青岛城市文化品牌，促进青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从青岛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中取材的青岛影视作品却很少见。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影视动漫是根据城阳区民间文学作品《童恢传说》改编而成的《不其清官童公传》。中国影视作品历来承继着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丰富题材资源与艺术灵感的良好传统。中国著名的民间文学作品几乎都进行了成功的影视改编。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说》、《牛郎织女》等都被高频率改编成影视作品。鉴于此，笔者认为，青岛在打造影视之都的当下，在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既可以从青岛历史中选材，如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可以从青岛民间文学中寻找灵感，将青岛民间文学中较为优秀的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开发，制作成影视动漫作品。或者在制作影视作品的同时，创造性采用青岛民间文学元素，融入到影视作品当中。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红高粱》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其成功运用民间文学元素不无关系，如民间故事叙述方式、民歌、民谣、俚语、谚语等都为影片《红高粱》增色不少。［3］这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改编无疑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一方面对青岛民间文学与文化起到宣扬作用，一方面对打造青岛影视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内涵起到很好的作用。与此同时，青岛有着良好的影视资源，作为影视剧组的天然摄影棚，青岛接纳了大量影视作品到青岛取景，如《恋之风景》、《美人依旧》、《盛夏晚晴天》、《海洋天堂》、《珠光宝气》等。青岛的都市丽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一一闪现，营造了独特的影像青岛的奇特景观。而青岛籍当红明星众多，如唐国强、林永健、黄渤、黄晓明、陈好、朱媛媛、白百合等。他们共同构筑了青岛影视产业的宝贵资源。比如，在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中，有45位青岛籍演员同时出演，共同演绎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其他还有电视剧《青岛往事》邀请黄渤、林永健主演，《青岛之恋》则由黄晓明主演。 二、青岛民间文学影视开发的途径探析 1．与地方高校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在对青岛民间文学进行影视开发时，可与青岛地方高校联手，制作出具有浓郁青岛特色的影视动漫作品。地方高校在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播、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过程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比如具有浓郁东北特色的《白山神》就是由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单位联合创作的。闽北首部原创动画片作品《大红袍传说》、《大王玉女之传说》则由福建武夷学院艺术系动漫专业师生挖掘武夷山本土文化，根据地方民间故事“大红袍的传说”和“大王玉女之传说”改编而成。具体到青岛动漫，目前很多青岛高校都设立了影视动漫专业，如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和青岛农业大学等，在这三所学校分别设立动漫文学创作中心、动漫科技研发中心和动漫培训中心。还有像北京电影学院现代创意媒体学院、青岛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学校落户青岛，以及中国动漫集团文化产业、中国传媒大学落户青岛开发区，华强科技文化产业园和中视动漫城落户城阳区都将对青岛影视动漫产业发展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目前正在制作的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共同打造完成。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由青岛农业大学牵头，联合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高校共同组建。 2．与知名导演、影视制作公司、动漫企业联手，制作青岛地域特色影视动漫作品 地方政府参与影视制作早有成功先例。动漫作品在传播地域文化方面占据先天优势。地方政府在宣扬与保护地域文化过程中，如能巧妙借助动漫艺术形式，往往会取得很好的艺术与社会效果。如中国第一部体现中华传统武侠的动画作品《虹猫蓝兔奇侠传》就是由张家界和宏梦卡通联手制作完成的精品，该剧的故事背景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张家界。观众在收看《虹猫蓝兔奇侠传》之后，对张家界的山水风光都会留下深刻印象。再比如52集动画连续剧《盘瓠与辛女传奇》是由泸溪县政府与长沙殷氏卡通制作有限公司合作拍摄。2010年《盘瓠传说》已被列入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名录，泸溪县政府为保护与传扬盘瓠与辛女古老的传奇故事和泸溪悠久的历史文化，借助现代动漫艺术形式，制作出专题画册、电视专题片、主题歌曲等，取得很好的宣传与保护效果。这种开发方式对青岛民间文学的影视开发无疑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在电影领域，有唐山市政府入股6000万，参与制作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在电视剧领域，则有福建莆田政府参与大型神话剧《妈祖》的制作。具体到青岛，青岛地方政府已经有成功的合作案例，如著名公益电影《寻找微尘》由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凤凰世纪传媒有限公司等合作完成。而反映青岛历史上第一代青岛移民的创业之路的电视剧《青岛往事》也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汇集了鲁剧创作精英，力图打造反映青岛历史与文化的艺术精品。 3．青岛名山民间文学与青岛影视产业开发 从青岛名山文化入手，选取与青岛名山文化相关的民间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具体到青岛名山文化，可以借鉴泰山文化的影视开发。根据泰山文化、泰山民间传说等创作完成的大型动画片《泰山》已于今年三月份在山东电视综艺频道首播。该片“意在用大型动漫系列片的形式，将泰山的景致和泰山文化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的呈现，影片把泰山文化中传播广泛的历史典故、民间传说和相关史料，用动画艺术形式进行全新的演绎。”［4］相关影视动漫作品还有《泰山石敢当》等。青岛市内名山林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崂山，其次还有青岛市区的信号山、浮山、信号山、太平山、观象山、小鱼山，青岛郊区的山如即墨的马山，平度市区的大泽山，黄岛区的大小珠山，胶州市区的艾山，莱西市区的大青山等。纵观青岛市境内的名山发展历史，会发现几乎每一座名山历史积淀甚厚，有无数动人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名人佚闻或遗迹。比如平度大泽山与大泽山民间故事，胶南大珠山与大珠山民间传说，胶南琅琊台与徐福传说，即墨驯虎山与童恢驯虎传说，即墨小龙山与秃尾巴老李的传说，即墨灵山与灵山老母的传说，胶州艾山与石耳争奇的传说等。以即墨马山为例，翻开即墨民间故事，会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马山的民间传说，在这些神奇的民间传说当中，又有很多是关于马山狐狸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构筑了马山独特的狐文化。如此众多的狐狸故事与瑰丽多姿的狐文化，无疑都构成了影视开发的极好来源。 4．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与青岛海洋影视产业开发 青岛正在建设滨海文化名城，挖掘蓝色海洋文化内涵既是建设海洋文化名城之必需，也是其重要表现。作为青岛蓝色海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岛海洋民间文学当中有大量关于海洋、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特产等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广泛分布于青岛市辖属的七区五市的民间故事当中，具有浓郁的海洋文化特色。青岛海洋民间文学为青岛海洋影视产业提供智力支持。青岛作为知名沿海城市，应大力发展海洋影视产业。2013年年初在CCTV－8热播的大型海洋神话电视剧《妈祖》就是将海洋文学与海洋文化结合的成功案例。青岛海洋民间故事是一座巨大的题材宝库，有些海洋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好这些海洋故事，将大力推动青岛海洋影视产业的发展。在具体开发过程中，应着力于凸显海洋文化特色，包括故事的背景发生地，故事的主人公等都可以以海洋为主体，或创造或改编出与海洋相关的影视动漫作品。 5．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选取代表性民间文学作品进行影视开发 青岛民间文学是国家与青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07年青岛市公布的青岛市第一批2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青岛民间文学占据5项，它们是崂山民间故事、秃尾巴老李的传说、胶州民歌、琅琊台的传说、徐福的传说。在青岛市第二批2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民间文学有7项。它们是胡峄阳传说、田横民间故事、灵山老母的传说、金口民间故事、大珠山传说、大泽山民间故事、徐福传说。其中徐福传说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面对如此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资源，可以选取代表性作品进行影视动漫改编，如著名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崂山民间故事系列。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崂山民间故事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和山东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早在1981年由虞哲光导演改编的木偶动画《崂山道士》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经典。随着崂山民间故事被列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崂山民间故事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崂山民间故事的影视产业开发也随之受到业界瞩目。由青岛数码动漫研究院等机构共同打造的3D动画电影《崂山道士》就是一个成功案例。作为山东省首部动画电影和3D动画电影，该剧将成为“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的开篇之作。主创人员“计划通过市场化的运作，以每两到三年一部的节奏，争取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打造出五到六部‘崂山传说系列动画电影’”［5］除了备受瞩目的崂山民间故事之外，在青岛民间故事中还有很多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很高的民间故事。比如在青岛即墨地区流传的《秃尾巴老李的故事》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些良好的民间故事资源完全可以为青岛影视动漫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艺术灵感。因此，影视制作者从资源丰富的青岛民间文学当中选取一二，进行精心改编研发，都可以开发出一部不俗的影视动漫作品。比如人龙恋故事，之前早有香港电视剧作品《人龙传说》，该剧讲述了凡间男子与龙女的爱情故事。而这种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故事当中可谓数不胜数。除了人龙恋爱情故事，在青岛民间文学当中，还有很多神奇婚姻故事，如人鱼恋、人狐恋、人花恋，以及人与海螺、刺猬、小羊等之间的神奇婚姻，这些神奇婚姻故事大都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生动鲜明，比较适合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当然在改编过程中需要将现代创新意识注入到这些相对古老的民间故事当中，以期得到现代观众的认可与喜爱。 作者：宫爱玲 单位：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民间文学论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问题研究 [摘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国际上、国内的许多学者都有过一定的讨论。本文试图在分析、借鉴国际及其他国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方式进行一些探讨，以飨读者。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　保护方式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其来源地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集体创作的，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修改、加工、完善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知识的宝库、生活的教科书，是认识历史、研究科学的宝贵资料。国家利益、来源地群体的利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等都决定了法律对其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具体应采取哪种保护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一、外国司法实践以及学界提出的保护方式 在曾经立法、已经立法和准备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中，对于应该通过什么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才比较合适，存在着比较激烈的争议，尽管在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国际条约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随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问题探讨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著作权法并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形式。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订的《示范条款》和起草的《民间文学表达形式保护条约》(草案)都已经体现出这种倾向，即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类似于著作权但又独立于著作权之外的一种智力成果的保护。1997年在曼谷召开的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国际会议，也明确提出著作权并不能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供充分的保护，应该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予以特别立法。在澳大利亚，由于未经授权的土著原始艺术品复制品的出现，引发了对版权是否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恰当机制的考察，为此而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于1981年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澳大利亚的版权法没有提供适当的保护，依据1968年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在原创性、权利归属、固定和保护期限方面存在着障碍，仅仅对版权法进行修改无法取得满意的结果。也就是说版权法被认为在原则上是不适用的。著名的版权法专家米哈伊・菲彻尔也指出：著作权法似乎不是保护民间文艺的合适的方式。国内外的许多其他学者也纷纷表示，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体系之中，不但会破坏现有著作权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也不充分。 基于上述疑问，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其他可能方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我国学者张辰认为，民间文学艺术自身的一些特点使之有别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适合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与其打破现行著作权法体系，不如为民间文学艺术“量体裁衣”，在知识产权领域采取特别立法加以保护。 邻接权保护方式。韦之学者认为，应将整个民族作为一个传播者来对待。郑成思先生也曾建议，在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中借鉴国际上提供的以邻接权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验。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保护方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顾问、瑞士音乐作品著作权协会前总干事乌里奇・乌腾哈根博士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对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实施或曾经实施这一制度的国家有：保加利亚、前苏联、西班牙、法国、匈牙利、葡萄牙等。其中利用这一制度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有智利、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等国。例如，玻利维亚的1992年著作权法规定民间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产品进入公有领域。可以以任何形式和任何方法自由使用，但使用者应向国家支付使用费，用于促进和传播本国的文化产品。 那么，究竟哪种方式才比较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呢?这还得从各种方式的性质、优缺点谈起。 二、对各种主要保护方式之评析 (一)版权保护方式 版权保护方式也就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对其创作的作品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提出通过版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　版权保护的客体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同 第一，版权法是保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作品所享有的专有权利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其作者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作品，与版权法所保护的客体的范围是一致的，显然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畴。 第二，版权所保护的客体的表现形式、使用方式、防止歪曲及其他侵害、权利限制等也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相似，如：民歌、民乐、民间曲艺、民间戏剧与音乐作品，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诗歌与口述作品；民间建筑与建筑作品：民间雕塑与美术作品，都很相似。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方式与一般作品的使用方式也有相同的地方，如复制、发行、改编、表演等。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也要给予经济上和精神上双重保护等。所有这些特点，使得通过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会有太多的障碍。 第三，版权只保护作品的表现形式，不保护作品的思想内容。这就使得版权不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质，它不妨碍他人利用现成作品思想进行再创作，也允许独立创造内容相同、功能一致的作品。同时，在取得版权保护的形式方面，作品只要具有独创性即可，而不管作品本身价值的高低、作者创作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是否新颖等。版权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不会断绝任何创作之路。 2　版权是现在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知识产权制度 国际版权保护制度是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为支柱构造的。他们的核心内容是国民待遇原则，即作者在起源国以外的缔约国应享有与被要求给予保护的国家的国民所享有的同等的权利。至2003年7月止，这两个公约的成员国分别为151个、98个。由于有这两个公约，可以使作者的著作权在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中都受到保护。这样广泛的一个保护体系是知识产权法其他领域所不具备的。因此，如果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可以使得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快地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中获益，这正是版权的最大吸引力所在。 3　世界上已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几乎都是采用版权法来保护 已经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例如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以及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班吉协定》，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因此，如采用版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也有利于与世界接轨，在世 界范围内早日实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 但是，在现有的版权体系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版权制度也存在着一些；中突。如：在保护期方面，版权所保护的客体都有一定的保护期，保护期届满则作品自动进入公有领域。而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由于其不断地处于创作之中，其资源价值实现预期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等，即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可利用性处于自然延续状态之中，相关主题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会被异地利用，属于未知数。因此，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应该是没有期限的。如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必须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些特有的特点做出一些特别的规定。 (二)单独立法保护方式 单独立法保护方式是指在版权法之外专门制定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不能不算是一种比版权保护方式更为理想的方式。就版权保护方式与单独立法保护方式相比较而言，前者比较保守，后者则更为激进。这是因为前者由于局限于传统的框框、体系，能针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点作一些特殊规定的余地总的说来是比较有限的，不能像单独立法保护方式那样完全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性质出发作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因而说到底，理想的保护来自单独立法保护方式。但实践证明，理想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的。 1　制度的选择隐含着社会成本问题。一种制度的有效建立和贯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每个国家都在理论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矛盾中选择自己的出路。美国在决定对计算机程序进行法律保护时，最终没有走上部分法学家们为其设计的专门立法道路，毅然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新技术的进步，会不断地创造新的智力成果和工商业成就，也会使得原来不需要保护的智力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现在需要立法保护，就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样。若对每一种需要保护的客体都单独立法保护。就会使法律体系变得杂乱无章，庞大无比。从而不便执行和管理，这与立法保护的初衷相悖。 3 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家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都采用了版权保护方式。因此，我国的立法者在考虑国内利益时，不得不兼顾国际因素。因为科学和经济的一体化要求法律尤其是与科技、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知识产权应当尽可能地向国际通行做法靠拢，以利于知识产品在国际范围内的有效流转。 (三)邻接权保护方式 邻接权保护方式是指通过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者所享有的权利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 诚然，相当一部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通过相关民族或部落的各种“仪式”上的“表演”加以实现和正常利用的。为此，有关保护表演者权利的邻接权规范就有可能在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保护至多只能是一种“间接保护”，因为它只能为少数特定的人提供保护，而不可能保护一个民族或部落的整体利益。更重要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及其来源地人们的利益：而邻接权保护的主体则只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使用者，而且可能获得主张这种保护的大多又都是发达国家的表演者、唱片制作者与广播组织等，因而无法实现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真正目的。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罗马公约》的价值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那些向国外传播其文化遗产的人提供了保护。 笔者认为，邻接权保护方式不适合用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以下几点理由： 1 邻接权游离于两大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之外 《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都不包括邻接权，如果采用邻接权保护方式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就不能很快地从现在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获益。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可以比照现有的两个邻接权公约――《罗马公约》、《录音制品公约》缔结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另一专门公约，但是要在短期内缔结这样一个新的公约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制定一项国际文件确实有现实意义，那么眼下它也只能是一项建议而已。 2 邻接权所具有的特点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与权利内容复杂的版权相比。邻接权的权利内容简单得多，只有复制权、禁止权等几种。即使在禁止权方面，邻接权也不能完全满足以法律禁止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不合理使用的需要，因为它们不能防止对那些未被表演、广播或录制在录音制品中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复制等。 其次，邻接权中除了表演者享有一定的精神权利外，其余的都不享有精神权利，这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目的相违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要保护，除了使其来源地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外，更重要的则在于防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商业化过程中，商家为了更多地获取利润，迎合消费者的口味，而随意地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改造”、“渲染”与歪曲，从而割断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其来源地群体的联系，伤害其来源地群体的尊严、感情。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来源地群体来说，其精神权利比经济权利要重要得多。 最后，邻接权的保护期总的来说比版权的保护期还要短。就版权保护方式而言，已经有许多学者因为其保护期短的问题而提出版权保护方式不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适当方式，更何况保护期更短的邻接权保护方式。笔者认为，这是对邻接权保护方式最好的反驳。何况从广义上讲，邻接权实际仍属于版权的范畴。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有什么理由舍弃更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保护方式而取邻接权保护方式呢? (四)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 公有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亦即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制度。所谓进入公有领域作品付费，就是使用某些保护期已过的作品或者原先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仍然要向著作权管理机关或者作者权利保障组织支付使用费。 公有作品有偿使用制度被誉为是具有最大社会文化意义的制度上的内涵和具有高级的法律上和概念上的形式，在政治制度很不同的国家中均有实施。这种情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但是，笔者认为，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同样不适宜用来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主要理由如下。 1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 每一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在一定的地域，一定范围的人们中流传、发展。如《刘三姐》在改编成戏剧、电影以前。只在广西的罗城、宜山、柳州一带的壮族群众中流传。篇幅浩瀚，拥有一百万行、一千多万字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在公开出版之前也只是在藏族和蒙古族群众中流传。这种封闭性的民族内部的传播，其实质 是作者在使用自己的作品。因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区别于作者将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公开，超过著作权保护期限后即属于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 澳大利亚的版权法和外观设计法规中没有涉及任何形式的民间文学或民间音乐或任何形式的民间艺术。卡马尔・普里文博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土著人的作品没有被排除在保护之外，但也未被给予任何专门的保护。其中隐含的意思是，这类作品不包含在“公有领域”中的一般作品之内。 可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不属于保护期已过的作品，也不属于原先就根本不受保护的作品，自然也就不属于公有领域作品的范畴。 2　采用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不利于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首先，这一制度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有关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如采用这一制度保护我国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在理念上人们难以接受，容易造成与其他作品的使用相混淆，不利于人们树立知识产权的观念，亦会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而且立法机关也必须就征收、管理费用的机构及所得费用的分配使用等作出详细的规定。这一立法工作将是非常耗时、耗力、耗财的。 其次，这一制度将不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从已经实施公有领域作品的有偿使用制度的国家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所收取的费用基本上由国家所有，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这样，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来源地的群体来说，著作权的丧失、分配中的不公平现象等，必将大大地打击他们传承、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积极性，从而严重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这一现象必然与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初衷不符。 三、我国应采取的基本保护方式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现阶段，我国应当采取版权保护方式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法律保护，其他几种保护方式都是不适合的。 (一)版权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 前面已详细论述的版权保护方式的性质及其所固有的优点，决定了其为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最佳方式，我国的立法者们应该果断地采取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使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很快地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在这一点上，美国的立法者们做得可毫不含糊。在决定立法保护计算机软件时，美国的立法者历经犹豫的痛苦后选中版权法也主要是因为版权是最为发达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将计算机软件纳入其中，就可以使它一跃而享受到传统文学作品历经几百年才得到的保护。虽然美国现在也开始感到这件旧衣裳有所不适了，但由于版权所固有的优点，在找到可以替代版权的更好的制度之前，美国至今仍然初衷未改。美国的立法选择可以为我国立法所参考借鉴。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国际保护决定版权保护方式应当是我国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方式 前面已经提到，无论是最先立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突尼斯，还是第一个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区域性国际公约，都是通过版权法来保护。我国采用版权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既容易与世界接轨，也不会脱离自己的实际。 1 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并且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967年，在修改《伯尔尼公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会议上，与会者们为民间文艺的著作权的国际保护做出了努力。结果是，《伯尔尼公约》斯德哥尔摩文本(1967)和巴黎文本(1971)的第15条第4款中都包括了如下条文：“甲对于作品未曾发表，作者身份未详，但却有足够理由推定该作者系本联盟成员国国民的情况，该成员国可自行以立法指定代表作者的主管当局，以便在各成员国中保护及行使作者的权利。按本款作出上述指定的本联盟成员国，须以书面声明通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详细开列被指定的当局的全部情况。总干事须立即将声明送达所有其他成员国。”根据修订会议的意图，《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条规定意味着有可能对民间文艺的表现形式进行保护。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对《伯尔尼公约》的这一款规定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规定并不能说明《伯尔尼公约》对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笔者赞成肯定的说法。因为从《伯尔尼公约》1967年、1971年这两次修订来看，修订的动力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地要求给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公约的第15条第4款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修订的。因此将此款规定解释得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保护的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毫无关系，于情于理都是不合适的。 2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是我国的著作权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基本一致。有利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跨国保护：二是我国的著作权法第六条已明文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表明我国已决定采用著作权法来保护民问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具体的实行办法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已。自从著作权法颁布以来，国家版权局、文化部和中国社科院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已经着手起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已有的著作权保护的规定和经验，无疑会给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带来很多方便。如果又改用其他法来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且不说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就该项工作从头做起，也必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民间文学论文: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 摘 要：“安顺地戏”案被誉为“中国非物质遗产第一案”而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源于电影《千里走单骑》本身，更多的是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的反思。该案件暴露出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存在一定问题，并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扬。从“安顺地戏”案中可以看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作品”存在差异，这使得对其的法律保护陷入了困境。因此，应当从国内外法律保护现状出发，探寻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特殊法律保护方式，从而有效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和发扬。 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安顺地戏”案 2011年9月14日，“安顺地戏”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这个当选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1年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纠纷案以败诉告终。在“安顺地戏”案中，主要争议的焦点有：第一，“安顺地戏”是否属于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作品”。第二，“安顺地戏”和作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主体资格适格。对于这些争议的焦点，法院却多采取了一种回避和矛盾的态度。 从“安顺地戏”案中，我们不难发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我国《著作权法》中传统的“作品”在特征上存在诸多分歧，然二者却采取相同的法律保护方式，这就使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陷入了困境，而这种困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弘扬和发展。 一、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法律保护困境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创作主体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 我国《著作权法》第11条对作品的作者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者”范围是明确的，即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如同其他私权一样。 反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却独具群体性和不确定性。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少数民族或者一定范围内地区的人经过传承所创造出来的，因而其浓厚的地方或者民族特色，这种传承的过程无法由个别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独立完成，它需要世代相传的特定群体在不断模仿的过程中再创造而得到发展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进而很难确定其权利主体，即如“安顺地戏”案中贵州省安顺市文化和体育局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很难认定。 （二）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独具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 我国《著作权法》当中的“作品”一经作者创作即可产生，其创作周期较短，作品形式明确。 相较之该种作品，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兴盛的过程，其创作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衍生作品不断改造和更新，从而不断地丰富，因而具有延续性。同时，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中的不同的人创造出来的，其形式并不拘泥于一般的作品，所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表现形式。根据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条例》（征求修改稿）的第2条指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概括为：“有形的表达形式，如建筑形式、民间艺术片等;语言的表达形式，如谚语、传说、诗词等;活动的表达形式，如礼仪、舞蹈、杂技、技艺等;音乐表达形式，如民歌、民族乐器等。”可以说，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也是得益于其延续性和形式多样性。然而，亦是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这种特性的存在，导致很难界定什么作品以及作品的哪一种形态属于我国《著作权法》中保护的对象，即产生了“安顺地戏”作为一种思想剧是否具有权利客体资格的疑问。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有别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 民间文学艺术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文学艺术元素的合集。从我国立法来看，我国《著作权》所保护的更多的是民间文学衍生作品而不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除了“安顺地戏”案，也出现了不少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侵权的案件，例如《刘三姐》署名权纠纷案、白秀娥诉国家邮政局等等。这些案件的作者权益虽然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该著作权的保护并非是针对民间文学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民间文学艺术再创作作品虽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但是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等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该类案件的解决，并不能认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法律保护。 （四）我国《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过度 我国《著作权法》最大限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任何人未经许可使用该作品将构成侵权。在2007年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第3条中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经济权利包括复制权、销售权、展览权、公开表演权、播放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以及摄制权;除另有规定外，以上述方式使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者经编改、翻译、汇编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这一规定是出于对著作权人私益的包装，但是非常不利于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再发展和创作。我国的法律忽视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的延续性，只注重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和发展。 二、国内外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律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其与《著作权法》中“作品”的差异，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通过分析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一般作品的特殊之处来摆脱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的立法困境。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突尼斯样本版权法》，专门规定了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条款，其中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划归到“其他形式”。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集政府专家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关于保护民间文学表现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国内法示范条款》，该示范条款没有使用著作权领域的“作品”概念，而使用了“表现形式”。1971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为了满足越来越多公约成员国关于维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的需要，在修订文本中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作为“无具体作者”处理。修订本中第15条第四款规定：“各成员国在书面通知了伯尔尼联盟总干事的前提下，可以给不知作者的、未出版的而又确信属于本公约成员国作品的那一部分作品提供法律保护。”国际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和公约内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对于我国的立法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最早出现在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上，该法第6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保留了这一条款。随后，国家版权局在其他部委的支持下，于1996年起草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第一稿，2002年又起草了第二稿。2007年，国家版权局在北京召开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立法工作会议，会议就国家版权局起草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修改稿）》进行了讨论。由此可见，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保护已经纳入日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3月，在国家版权局面向社会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8条规定：“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与2001年修改的《著作权法》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保护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以民间文学艺术表达代替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以保护办法取代著作权保护办法。这在一定程度预示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或将成为知识产权体系当中一个独立的调整对象并通过特殊的法律予以保护。 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立法完善 鉴于上述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一定的困难，笔者建议，应当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客体，针对其特点进行专门的规定，同时，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设立专门法律制度，在仿照我国《著作权法》相关规定的同时，突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群体性、延续性和表现形式多样性等特征。 第一，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主体。应当承认其群体性的存在，不排斥“群体”作为权利主体。我国可以仿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的《示范条款》中的规定，在“主管部门”和“有关居民团体”二者中选择，作为有权授权使用民间文学艺术的主体。 第二，确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范围。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范围的界定一般都较为抽象，具有很大的弹性，然而这种界定缺乏其合理性。这一方面不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的认定，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法律有针对性地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保护，因而我们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定义方法。立法机关应尽可能采取列举的方式，这不仅有利于明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范围，也可以防止出现法律遗漏。 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期限应不受限制。我国法律对著作权客体的保护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一般的作品而言是合理的。但是，考虑到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对其保护期间的设置不该一概而论，笔者认为，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其继承和发展。 第四，以鼓励创作、维护创作主体权益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立法保护的核心原则。在制定相应法律时，我们不应该忽略基本价值的追求，我们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一方面是为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鼓励创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之上进行再发展和再弘扬，用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来继承我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的精髓。 “安顺地戏”案虽然败诉，但对探寻如何通过法律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却具有极强的意义，它反映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予以改善。不过，我们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立法不能一蹴而就，法律规定更不可能一次齐备，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也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会越发完善，进而促进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发展和繁荣。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小议传统文化对动漫艺术设计的作用 传统文化中的民俗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部分，其主要由民间的风俗、故事、礼仪和谚语等组成，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最直接、最直观的有效表现载体。 传统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融合之路 传统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有效融合是由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动漫艺术设计的成功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用文化的角度去对动漫艺术设计所表达思想进行审视。在动漫艺术设计中，文化是重要的根基，而动漫艺术设计又对文化进行很好的发展和传播。在中国，已经基本形成传统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融合之路。 我国的动漫产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有两次比较成功的动漫发展史。第一次为1957年，第一家专业的动画电影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期间有杰出的动漫艺术设计，产生大量的优秀动漫作品，如1955年的《东郭先生》、1956年的《骄傲的将军》等。第二次为改革开放以后到90年代初这一历史时期，中国迎来经济文化的全面复苏。这个时期虽然在技术和艺术方面尚没有出现实质性的突破，但是也产生了很多优秀动漫作品。如1979年的《哪吒闹海》、1991年的《抬驴》等。同时，水墨动画作为中国动漫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传奇，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动漫的发展。在动漫艺术设计中吸收中国水墨画的经典渲染法，对动漫作品中的意境、情景等的描述更加栩栩如生，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诗情画意美感。引用水墨画进行动漫艺术设计的动漫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以齐白石先生的画进行原创的《小蝌蚪找妈妈》。中国动漫艺术设计的不断发展和成功促进了我国动漫事业的不断发展。 在现代网络经济时代，我国的动漫产业也对传统文化和动漫艺术设计进行了有效挖掘，充分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融合。如2002年，成立了北京妙音动漫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通过实现传统文化和动漫原创的艺术设计，产生了诸多优秀动画作品，如《至善之道》《中华德育故事》等。其中，《中华德育故事》还被台湾媒体的观察教育基金会“儿童及青少年优质电视节目”评定为五星级的推荐节目。又如，中央动画有限公司设计的《冰菊物语》动画片，将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进行有效结合，作为一部典型的青春励志作品受到了广大青年的喜爱。 纵观中国动漫艺术设计的发展历史，我国的动漫产业中产生了许多传统文化和动漫艺术设计相融合的优秀作品，如《铁扇公主》《大闹天宫》《猪八戒吃西瓜》和《哪吒闹海》等，在国内甚至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大闹天宫》作为一部以典型的传统文化和动漫艺术设计相结合的作品，于1983年在法国得以公映，得到法国动漫界的广泛认可。在法国的《世界报》中对《大闹天宫》进行如下评定“它是一部对中国传统艺术进行完美表达的作品，不仅具有美国迪斯尼作品的美感，而且也超越了迪斯尼艺术的表现美感”。 借鉴传统文化，对动漫艺术设计进行创新 对于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曾经有人这样来形容:毛笔加鼠标。笔者认为这是对我国动漫产业的一种非常形象、准确的描述。所谓毛笔是我国特有的一种笔，代表了我国独特的传统文化。鼠标则是现代网络时代下动漫艺术设计所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通过将毛笔和鼠标进行结合，不仅能够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扬，而且还能与当代动漫艺术设计进行有效结合，实现动漫艺术设计的有效创新，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 (一)实现传统文化元素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结合 传统文化中的音乐、戏剧、武术、礼俗以及服饰等都是动漫艺术设计中的重要参考元素。在国外的诸多动漫艺术设计中，已经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与动漫艺术设计进行了良好的结合，这是我国动漫艺术设计需要着重学习的。如日本的《天空之城》采用管弦乐所具有的抒情效果，将其运用到动漫艺术设计中，增强了动漫作品的表现张力，显现了动漫艺术设计对音乐的有效把握。又如，美国的《功夫熊猫》融入了音乐、武术等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吸引了众多中国观众。因此，我国在进行动漫艺术设计的时候，要实现传统文化元素与动漫艺术设计的结合，实现动漫产业的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动漫艺术设计可以融合大量的音乐元素。如在动漫艺术中融入主题曲、背景音乐、配音等音乐元素，增强动漫作品的主题表达效果，突出情节的波动性、加深对人物形象的刻画等。另一方面，将传统文化中的服饰元素融入动漫艺术设计中。在动漫艺术设计中进行不同人物、不同特色服饰的装扮，实现动漫形象的鲜活性。 (二)促进传统文化的相关表达、历史题材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结合 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相关的表达和历史题材是动漫艺术设计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因此，要实现它们之间的创新性结合。一方面，促进传统文化的相关表达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结合。在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表达都代表了独特的中国文化气息，这些具有特色传统文化的表达形式是我们特有的文化内涵，如果将它们与动漫艺术设计进行创新性的结合，将会对动漫作品主题的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促进传统文化历史题材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经典的历史题材，如历史传说、历史典故、寓言等，这些都为动漫艺术的设计提供大量丰富的题材。在当前的我国动漫艺术设计中，很多人都主张西化，引入西方的故事和神话来设计动漫作品。然而，在动漫大国，如美国、日本等，它们却大量使用我国的经典故事，并对其进行不断的演绎，从而创造出杰出的作品。 (三)推动传统民间艺术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结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间艺术文化也是一门重要的文化，它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如我国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有皮影、水墨画、木雕、剪纸等，它们是对民间艺术的一种形象表述。动漫艺术设计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传统民间艺术文化进行借鉴，形成了动漫作品的“中国学派”风格，其中皮影、剪纸和水墨画就是重要代表。如《猪八戒吃西瓜》就采用了独特的剪纸风格来进行动漫艺术设计，并融入了皮影戏的轴承作用来进行创作，开创了新的动漫艺术设计方式。在当前网络时代，我国的动漫艺术设计要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融合传统的民间艺术文化，来对动漫作品进行有效设计，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动漫优秀作品，促进我国动漫产业的有效发展。 (四)注重传统文化美德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结合 动漫作品的主题思想也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美德的弘扬，以对观众的道德人格塑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动漫艺术设计中要注重与传统文化中的真、善、美等的创新性结合，体现独特的传统文化美德。第一，传统文化美德之“真”与动漫艺术设计的结合。动漫艺术设计者要学会用艺术的眼光、运用艺术的手段对现实社会中的真实艺术进行反映。如对生命、伦理、爱情、忠诚、人性、道德等的反映是动漫作品中反复咏唱和不断追求的主题。第二，传统文化美德之“善”与动漫艺术设计的结合。善是人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一种重要美德，因此，动漫艺术设计中对善的有效传递将会吸引众多观众，并在心灵上与他们产生共鸣，获得他们的最终喜爱。动漫艺术设计中的“善”要来源于现实生活，通过有效的提炼来反映一个时期的人们的精神追求。同时，动漫艺术设计也要注重与其他传统文化美德的融合，以创造出优秀的动漫作品。 结语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传统文化。促进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有效融合和创新，对于推动动漫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笔者通过分析我国传统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融合之路，对传统文化与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进行探讨。传统文化和动漫艺术设计的创新性融合是一种具有传统文化魅力的新型动漫艺术设计类型，可以有效促进动漫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作者：解辉 单位：黑河学院）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动漫毕业设计的正能量作用分析 如果毕业展从宏观上认识了专业，有了专业目标的初步建立，那么接下来的毕业设计演讲将会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告诉他们该如何做。本专业专门请优秀毕业生成立了毕业演讲团，向学弟学妹们交流他们在校的学习、毕业设计的创作过程、就业前景等等，同时还耐心地解答新生心中的种种困惑问题。这种真诚地交流给了学生对专业更为清晰的了解，犹如一股强劲的推力，激励着他们该怎样学习。用同专业、同龄人的“榜样“去展示和讲述，容易产生共鸣和沟通，也更容易接受。这种引导方式比单纯的说教式的要求更有成效。 提升专业社会知名度 现在的动漫不管是剧情还是技术，都是时代最前沿的象征。动漫专业的学习历来是不能闭门造车，同样毕业设计的展示也不能孤芳自赏，要走出去。我校依靠学校自身的社会影响力与地缘优势，采取各种手段，把学生毕业作品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不断地让社会接触和了解我校学生的作品，进而加深对该专业的认识，一方面是为学校做了无形的广告，提高了学校动漫专业在社会与业界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为提升学校生源素质打下了良好基础。优秀生源产生优秀作品，优秀作品提高学校声誉，良好学校声誉引来优秀生源，这就形成了良好的循环[1]。 1借用网络媒体推广 现代网络媒体的宣传力度是不可估量的。择选优秀的毕业作品上传，让更多的人去欣赏、评价，社会舆论无形中转化成为一种动力，对学校专业发展、学生就业有一种很好的推广途径。 2选送电台播放展示 在指导学生制作毕业设计时，已经把以时代为背景的公益宣传作为重要的选题，围绕它制作了相关的动画作品。作品经过系部专家组的多次审核，不断修改，精益求精，最后选送电视台进行展示。我系的《新版小蝌蚪找妈妈》、《电梯》等公益类动画就在无锡教育电视台播出，收到电视台和观众的好评。 3在社会服务中宣传 为企业服务，创造社会价值，是我们在毕业设计时尝试的一个选题。我系承接了无锡市税务局的税务知识宣传、无锡某军分区舞蹈大赛的背景动画制作、无锡多所幼儿园的宣传等项目。在师生共同努力中，作品被社会认可，并表示长期合作的意愿。同时以实物奖励学生的形式，激发了学生极大地热情。社会本身的口碑效应，不断在为学校做着社会宣传。无压力就无动力，毕业设计推入社会进行展示，需要有一定的勇气与胆量，只有被社会认可，职校的专业才会有发展前景。 吸引专业校企合作化 职业院校的生命力取决于学生的就业率，并且是同专业企业的就业率，这就对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符合企业岗位用人的要求，就必须吸引专业校企合作。如何吸引动漫公司来了解本专业学生，达成长期的合作关系，我系巧用“毕业设计”，采取请进来、送出去、常联系的方法，架起两者沟通认识的桥梁。 1迎企业来校观摩 把学生的毕业作品展与邀请相关企业的进校招聘会结合，让学生展示作品自我推荐，让企业看到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敬业精神，了解学生的知识结构及综合能力，深层次的认识我们的毕业生。在现场企业择优选择到了自己满意的员工，使他们对我系动漫专业的毕业生有了极大的好感。今年9月初，无锡市的久久、慈文紫光、马良、宝鼎、哈利等公司就向我专业表达了员工录用的长期合作意愿。 2送作品上门推荐 不仅请企业进来，我系还采取主动“出击”，把每届毕业生的优秀作品刻录成光盘。每学期有负责就业的老师带领专业教师主动走访各动漫公司，赠送学生作品，掌握他们的就业要求，及时反馈学校，不断促进专业建设。这种“走”出去的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守株待兔”的方式，主动地让更多的企业来了解我专业，有了解才有嵌入，有嵌入才能使专业更具生命力。 3常联系常态发展 把“请进来”、“走出去”作为校企合作的两端，“常联系”就是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毕业生的就业必须符合市场的要求，专业的设置与建设又事关毕业生的培养，因此对学生需进行符合市场要求的专业培养。但许多职业院校动漫专业的教师本身脱离企业，了解企业信息不够，会对学生的培养产生弊端。邀请企业的优秀员工参与平时的教学、毕业设计的指导、专业校级比赛等等，弥补了学校专业培养的“缺陷”，毕业生的专业素养与能力能达到企业岗位的需要，对企业和学校双方都是利好的事。巧借“毕业设计”来拉拢关系，建立联系，同样是专业发展的重要探索途径。 带动专业与创业的联系 既然就业率是职校的生命，那么符合岗位要求的专业能力培养就至关重要。毕业班学生已经历了在校四年的学习，具备了较好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本着专业是与市场，专业能力与岗位能力的密切联系，给他们机会去做“创业”式的毕业设计，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产生经济效力，不管从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极大的鼓励，能够让他们树立起强大的自信心。“创业”成功的效应也将很快传递给动漫专业的全体学生，带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信息：要想“创业”，必须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从而给他们的专业学习带来强劲的动力，促使本专业学生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性的学习氛围。 1承接社会动画项目 每年毕业设计时，系部会寻求各种途径，给学生提供独立或参与制作企业项目作为毕业设计的机会，也会鼓励学生自己努力寻找这样的机会。当项目落实，学生组成设计团队与公司进行交流，了解客户的意愿，拿出设计方案征求公司的意见，在不断与客户交流与项目修改进程中，提升了学生综合性的专业素养与能力。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给学生极大满足感，充满信心面对将来。 2拍卖优秀的动漫作品 现在的学生从小就伴随着动画片成长的，好的动漫绘画作品对他们是独具吸引力的。每年的毕业设计展吸引众多的学生来参观，展后的动漫绘画作品的拍卖同样也大受欢迎。许多同学可以用合适的价格买到自己心宜的作品。看似价格的竞争实则是作品的竞争，拍卖中谁的作品优秀谁就拥有市场。能绘制优秀作品的毕业生也定是一个专业能力较强的学生，这是全专业学生默认且追求的。如上的“创业”虽只是踏入社会就业的热身，但是它所带来的被他人认可感对促进学生专业学习是不可估量的。 我系以“毕业设计”为能量点向外拓展，从而更好的为专业建设服务，并且已取得系列成绩。这种形式已被学校作为一种优秀模式向其他专业推广。学习且是相互的，在他人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新想法、新创意，同样也可为我专业所用，进而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本文作者：周珺 单位：无锡高等师范学校）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探讨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实践强化路径 结合当前国内外各大高校对动画动漫专业的建设经验来看，工作室模式是最能够激发学生动手能力且与企业实现无缝对接的一种最好实践教学开展方式。从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来看，工作室主要以可涵盖开展教学、科研、创意设计、项目制作四个方面运作需求出发。通过开设多个不同类型的工作室，搭建起一个整体的动漫实训室综合平台中心，并模拟企业动漫的生产流程来增强学生的操作技能。一方面可以进行常规的教学，另一方面学生可以不用去企业实习，就能参与到企业级的生产实践，以及可以作为一个平台进行动漫制作项目的承接和引入企业，开设“校中厂”。通过这种实践教学模式的开展，基本可以达成学生一离开学校就能直接上岗且大大增强了学生自主创业的能力。具体表现在： 平台中心可以为影视动画、衍生品、定格动画等作品制作提供良好的实验环境，涵盖面广且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能够为专业教师研究当前最前沿的动漫设计与制作技术动态和发展方向提供完善的实验平台，教师队伍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研究上将更加深入。平台支持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以及计算机应用专业多媒体方向的学生学习、实验和实践活动。学生可以进行动画电视片、动画电影片、影视广告、影视特效合成、电视栏目包装、衍生品制作等实验。不仅可以进行直观的作品观影，还可以直观地解决课堂内用语言难以解释清楚的影视动画专业术语和实操技术，解读大量关于影视动画在镜头运用、运动规律、理解电影语言和专业技术剖析方面的内容，还可以制作众多的多媒体项目，同时达到良好的实训效果。组建影视动画、后期衍生品、影视广告制作等项目和高清级的影视校色、特效、编辑后期制作平台，开发一定项目的影视后期制作服务功能，以项目带动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后期逐步涉及电影产业，游戏产业，电视产业，广告、房地产、医疗、军事等应用CG三维动画、影视制作的各大相关产业，可为地区和企业解决产能问题，技术人才训练问题等。 1、拓展教学的空间与时间，教学不再局限于有形的教室中以及具体的课程时间内，只要学生想做练习或者实训，在正常时间内都可以进入工作室进行设计制作，大大延伸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2、将进一步向企业化、实际工作化发展。打通动漫制作中的各个脉络环节，使各个技能进行有效的连接，将传统的教学场所转变为接近真实的工作环境，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3、大大提升学生实际制作的机会，促进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并配合相应的项目制作，如参加比赛团队之间的磨合会省掉许多时间，平时的制作也可以针对竞赛。4、不但可以满足在校全日制学生的常规教学需求，另外也可以通过承接制作项目实现提供顶岗实习需求，实现课堂与实习地点的一体化。5、可以帮助学生和教师孵化一批有影响的动画制作项目，确保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非常强的实战能力。并且可以挑选优秀低年级学生在大一时就参与进工作室的具体项目制作中来（毕业设计项目、外包项目等），通过高年级带动低年级的同学进行学习，形成良好氛围循环，提高学习效率。6、可以探索一条新的工学结合的教学方式，用真实的项目实操训练，既训练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可减少企业因挑选录用人才的失误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还可以为企业节约一定的生产成本。同时可以加强企业文化的养成教育，使学生尽早地了解社会、体验社会，提早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另外，还可以为其它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及实训场地，能够临时作为团队承接动漫外包项目设计制作的场地，能够开展动漫设计紧急业务设计制作，以及能够辅助相应刚起步动漫企业早期产品项目孵化。 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下，建立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工作室，可以进行紧缺型动漫设计与制作技术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培训，还可以相应帮助动漫产业解决产业技术瓶颈问题，全面提高行业产能和产品质量。形成一个具有国际一流专业设备和技术人员、配套完整的影视动画中后期生产、输出、培训、研发、实训基地。既能帮助行业解决困扰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又能提高影视动漫设计与制作的产能，还可以每年培训600人次的影视动漫紧缺的后期、特效专业技术人才。另外，开设动画专业远程教学网络，建立专业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既能满足教师，又能满足企业人士自主学习的需要，为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搭建公共平台。此外，利用专业拥有的优秀人力资源和设施设备资源，还可以承担非学历的短期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任务。重点面向东莞市、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广东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建设完成后能形成一个基本完整包含当前动漫产业的动漫平台中心，主要以可涵盖开展教学、科研、创意设计、项目制作四个方面运作需求。面积大约需要3~400平方米，根据需求隔断12个房间，先期使用8个房间建立8个分室，预留4个进行扩展。 平台中心采用目前最先进的动漫硬件平台，功能最强最成熟在行业中应用最广泛的应用软件，以及利用国内外动漫制作最新技术和成功经验，集成为一个整体的动漫制作研发中心，涵盖开展教学、科研、创意设计、项目制作四个方面运作需求。（本文作者：汤天然 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动漫设计的国际化途径研讨 本文作者：陈诚 单位：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 在我国对动漫影视作品的消费者中是以儿童观众为主的，但是为这个消费行为付钱的主要是家长.很多创作动漫作品的企业为了迎合家长寓教于乐的要求，就在动漫作品中加入了很多教育元素.而且我国很多电视台对动漫影视作品的审核过程中，也对动漫作品的教育作用是比较看重的.这就使得很多少年儿童对于国产的动漫影视作品是不太看重的.动漫企业在进行动漫产品创作时，由于时间上的仓促，在编剧上经验的缺乏，为了保证能够通过影视作品的检查，顺利播出，就采取了风险最小的剧本创作模式，也就是“寓教于乐”.现在是互联网信息时代，国外的影视作品可以很轻易的通过网络途径来进入少年儿童的视野，如果我们的动漫影视作品没有从故事的趣味性和时代性出发，就很难把握住青少年儿童的需求，最终会使得整个产业难以维系. 在国外的动漫产业的整个开发过程中，动漫的衍生品是非常丰富的.从动漫人物设计出来，只要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则会很快推出服装、鞋帽、玩偶等实体衍生品，然后会相继在杂志、电视、电影和游戏等各种娱乐载体，让消费者能得到全方位的消费.反观我国的动漫衍生品的开发，是非常缺乏的.就现在相对市场综合开发做的比较好的喜羊羊系列，主要停留在服装、鞋帽和玩偶等实体产品，虽然也开发了电影作品，但是在杂志和游戏方面的开发是不够的，这仍然需要继续探索.我们也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过度开发的问题，如蓝猫系列，在动漫人物稍有起色之时，就过度地进行商业开发，最终导致衍生品的开发占用大量资金，使得整个动漫人物的后续开发乏力.[2] 动漫发展中应该融入传统文化因素 1动漫人物设计中性格元素要注意传统文化内涵 我国文化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整个民族相对是比较注重等级和礼仪的.我国动漫产业在早期就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要么是死守传统，要么就是完全国际化，从整个动漫产业的发展看，这两种状态都很难获得成功，中国的动漫产业要取得发展，就必须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出发，然后结合国际上的动漫特点，走出自己的国际化道路.如在蓝猫虹兔系列的开发上，就没有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出发，蓝猫的性格定位上就有猫和老鼠系列中Tom猫的痕迹，这就使得很多家长不愿意让小孩多看，使得这个动漫产品的周期大大缩短了.喜羊羊系列在这个问题上就设计的比较好，整个人物造型是系列化的，作为主角的喜羊羊聪明、谦虚、好学和临危不乱的个性，使得家长放心让孩子去观看.同时在灰太狼对老婆的关爱上，使得很多年青女性有了“嫁人就嫁灰太狼”的口号，可见这部动漫作品在人物性格设计上是很好的参考了我国传统文化内涵的.[3] 2动漫故事设计注意情节性 我国动漫作品由于长期以来关注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因此在很多故事情节和人物个性的设计上都非常简单，这样才能让年龄较低的观众能够接受，但是随着现代动漫产品的受众年龄层次的丰富，以及少年儿童的心智发育的提前，使得我们在动漫故事情节的设计上要多加用心.依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人物成功需要一个艰苦的过程，正面人物往往是比较弱小的，经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在战胜强大对手后才能成功，因此整个故事情节要按照这个大的桥段来进行，在整个故事的细节安排上，要注重传统的为人谦虚谨慎，同时也要关注一些细节的幽默化，这样才能吸引相对年龄层次较为广泛的人群.在动漫作品的故事情节创作中，我们要按照电影剧本的模式加以创作，并且要充分注重动漫的特有对人物内心刻画的优势，注重对人物和故事内核的深化挖掘.日本漫画家宫崎骏的漫画作品就是以整个故事内涵的深邃得到了世界普遍的关注. 3加大衍生品的开发设计 我国动漫产品在整个衍生品的开发上，一直走的是模仿美国和日本的道路，这虽然是一条可以借鉴的成熟产业发展道路，但是也要关注到我国动漫产业的现状.我国整个国内动漫产业发展时间不长，动漫的品牌效应积累不够，整个动漫市场对于国内动漫产品及其衍生品的认可度需要提高.针对上述的产业发展现状，我国动漫产业的衍生品开发首先要从提高品牌的知名度上出发，要利用各种有效的途径宣传动漫品牌，然后对一些产品售价相对较低的衍生品开发上.在整个衍生品的开发过程中，要注意和现有的成功的产品制造企业联合，利用中国制造业的成熟体制，来带动中国动漫产业的发展.[4]如海尔集团开发的海尔兄弟的漫画作品，虽然其并没有获得多大成功，但是这开启了我国企业与动漫产业结合发展之路.后续我们可以开发某个动漫产品的电视、手机等产品. 我国动漫设计的国际化之路 1注意中外文化差异 中国动漫的发展走国际化的道路，这不是我们自主的选择，而是市场竞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我国现有的动漫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整个动漫产业从诞生开始，就一直处在国外动漫产业的高压之下.从某种角度来看，我国动漫产业的启动就是由国外动漫作品带动的，我国最早的动漫产业，就是由日本漫画书引发的.从国际上看，动漫产业也是一个发展时间不长的产业，这个产业的不断扩大是与电子信息技术紧密相连的.[5]我国动漫产业要想从国际动漫产业包围的情况下走上自己的发展道路，就必须从我国传统出发.我国动漫产业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走出国门，走国际化的发展道路.要使得中国国产的动漫能够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就必须在动漫产品的开发和设计上有国际化的视野.喜羊羊系列动画片在这点上就做的比较好，他在情节设计上简单，没有文化隔阂，故事化为短片，使得整个情节设计简单化，便于理解. 2按照世界动漫产业规则行事 日本的动漫产业发展路径是，漫画的创作，漫画图书的出版，影视动画的制作，电视台和电影的播放，发行音像作品，最后是动漫衍生品的开发.美国的动漫产业发展路径是，影视动画的制作，电视台和电影的播放，漫画图书的出版，发行音像作品，最后是动漫衍生品的开发.[6]从这两个动漫大国的整个产业发展路径我们能看出，成熟的动漫产品的开发都是先有了市场后，才加大后续的发展.我国对动漫产业近几年也推出了不少政策，也投入了不少资金，但是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国的动漫产业的资金补助主要是对动漫影视作品的时间长度上进行补助，这就造成了很多动漫企业在产品的开发上，就根据国家政策进行了目标性开发，对于整个产品的质量没有过多关注，而是不断的拖延时间，已获得财政补贴.还有很多动漫企业迷信高科技，对产品的品质关注反而减少，这就需要我国动漫产业的从业者认识到，动漫产业是个经济行为，是需要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是要关注市场的.因此我国政府对于动漫产业的扶持，应该放在市场上，对于有市场需求的动漫企业加以重点扶持. 3注重名族特性的体现 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过断代的古代文明，传统文化底蕴丰富，可以进行动漫创作的素材相当丰富，但是在进行国际化开发的过程中，必须要了解国外文化的人文基础，要吸取不同文化的共同特征，才能在整个动漫产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得到国外主流市场的认可.在中外文化有不同理解的地方，要加以回避，或者予以委婉的处理，让国外观众先是喜欢，然后才是理解.这点上“韩流”文化的国际化发展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7] 中国动漫的国际化的发展，其目标就是要让国外观众了解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也引发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目标的猜测，国际上出现了遏制中国发展的现象，虽然我国政府一再宣称，中国强大了，不会谋取世界霸权，但是很难让国外民众认可，这些都是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后果.如果我们能用世界上最容易理解的动漫来阐述中国文化的和谐内涵，就能够有效的化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也会让世界人民明白中国的发展不会增加世界的危险，反而会促进世界的和平.动漫产业的国际化，也是中国文化国际化的具体道路。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的互动关系 摘要：动漫广告艺术通常是借助动画形式来给予人们思维上的一些拓展，而广告设计则是通过夸张的展现力来促进消费。作为广告设计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动漫艺术的出现不仅能够将现实与想象进行有机融合，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上向消费者展现所要出售商品的优势与特征。本文结合实际工作情况对广告设计与动漫艺术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希望本文的发表能够为广大的同行业从业人员带来一定的参考帮助。 关键词：动漫艺术；广告设计；互动关系 一、引言 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态，动漫艺术和广告设计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加速，二者的关系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现阶段的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不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交流，同时伴随着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相得益彰，二者的关系也得到了业内的广泛关注，下面结合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来对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的互动关系展开讨论。 二、动漫艺术对广告设计的互动关系影响 在广告设计领域中，由于动漫设计的表现形式所富有的活力，直接推动了传统广告业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公益广告还是商业广告，在融入了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理念的同时，都为创作者理念的传播与推广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中，动漫艺术可以利用动漫形象来完成真人无法完成的拍摄任务，例如，在我国的一个儿童安全公益广告中，为了表现一个孩子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而导致了很多车辆的错乱、刮碰时，便利用了一个传统中国娃娃的形象来告诉孩子们及其家长，如果不遵守交通规则将会产生多严重的后果。这种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相结合的方式不仅起到了“寓教于乐”的作用，同时也弱化了教化的意味，突出了主题的娱乐性与普及性。另一方面，这种动漫艺术与广告设计的互动关系，同样也适用于一些面向青年消费群体的产品中，这种方式非常适合年轻人猎奇、不受外界任何阻碍的思想，广告理念配合新颖的动漫手段，更是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例如《芬达饮料》《果粒橙饮料》《杜蕾斯》等优秀的广告作品，更是在新传播媒体表达与消费者中占有重大优势。 三、动漫艺术在广告设计中的互动优势 中国的动漫艺术在广告设计中起步较早，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广告中，便让人有了过目不忘的动漫形象与口号。特别是在黑白电视中出现的排列有序的害虫、一只只精神饱满高唱凯歌的来福灵，将“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的广告词刻在了人们的心中，同时也成为了两代人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印象最为深刻的动漫广告。而如今随着新三维技术的发展，更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动漫广告设计师的横空出世。这些极具创新精神的动漫广告设计人利用他们自身的艺术魄力，在动漫的制作与广告发行等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尝试与改进，特别是对一些国外优秀的技术进行创新，最终实现了“洋为中用”的目标，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回报率。现阶段将动漫艺术在广告设计中的互动优势发挥的比较好的有光明牛奶、全友家居等广告作品，通过这些优秀作品的观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现阶段的动漫广告必须要跳出传统创作的怪圈，通过不断地创新与借鉴、改良走出一条属于自身发展的道路，而设计师的观念必须要与市场、与受众一道进行齐头并进的转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四、动漫技术与广告设计互动中的衍生关系 可以说国内广告通过热门动漫形式表达出来的成功案例也是层出不穷的，例如早期的蓝猫三千问和海尔兄弟，一直到近几年迎面而来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大鱼海棠》《熊出没》等动漫人物，在动漫作品火热的同时这些动漫角色也逐渐步入了广告设计的平台，纷纷在一些电动车、定制鲜花、儿童用品等领域担当起了“形象代言人”，这些备受大家喜闻乐见的动漫人物都被多元化的方式所使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动漫与广告的互动中所产生的衍生关系与市场运作力量是无穷的。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动漫作为广告设计的主角，但并不意味着动漫的概念仅仅适用于儿童或者青少年。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动漫形象与电视剧、电影一样，都是不同载体下的影视作品，优秀的动漫广告设计应该是老少皆宜的。动漫会推进人们脑海中的想象，通过动漫自身的诱惑力与温暖来进行产品和理念的展示。 五、动漫技术与广告设计在互联网中的互动关系 网络作为近几年来推广最快的领域，在动漫技术与广告设计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阶段的动漫人物越来越具有数字化特征，在强调叙事情节的广告设计中，动漫技术作为整个创意中的附属物，它可以不受任何的外界影响与阻碍来进行思想表达，传递给受众想要表达的产品与理论概念。 六、结论 综上所述，动漫技术与广告设计的结合在市场浪潮中将会占据十分重要的潜力，我们每一名从业者都必须要突出重围、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来对市场环境进行深入挖掘，以此来实现动漫广告作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互动。而艺术生命则是这项领域的核心动力与保障，我们必须要以滴水穿石的精神进行与时俱进的学习与创新，在动漫广告中不断结合自身特点，来进行深度挖掘、推陈出新。相信一旦做到了这点，中国的动漫广告业便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与未来，我们的付出也会成为提升中国广告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作者：王峥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传统工艺美术与动漫造型设计研究 【内容摘要】潮汕传统工艺美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特的魅力，其独特的民间美术造型为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动漫造型提供了素材。文章通过重点分析潮汕工艺美术与动漫造型的六大融合点，如夸张变形的写意造型、活泼幽默的风格、连环叙事的手法等，指出研究潮汕工艺美术与动漫造型的融合点有助于探索动漫创作的方法。 【关键词】潮汕工艺美术；动漫造型设计；融合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中国早期动画工作者制作出一批富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片，赢得了国际声誉，被称为“中国动画学派”。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商品经济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动画艺术从辉煌走向沉寂，失去了传统文化特色。2009年，韩山师范学院教师蔡志海制作团队制作的卡通潮剧《柴房会》首次将潮剧作为动漫对象进行了制作，为动漫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但其动漫造型同样过于简化和夸张，没有完全表达出传统文化的底蕴，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创作者没有去研究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当地民间艺术，没有从中汲取养分并运用于动漫设计中。 一、潮汕工艺美术的特性与造型 潮汕地区依山傍海，呈现出开放的特点。远古潮汕先民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海洋与陆地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融造就了潮汕传统工艺美术诸多矛盾而又统一的特性：既内敛严谨又外向圆融，既精巧细腻又刚健粗犷，既质朴古拙又富丽堂皇等。潮汕工艺美术主要有潮州木雕、剪纸、潮绣、大吴泥塑、嵌瓷等，在观察其美术造型时可以发现它们具有许多与动漫艺术相融合的特性。因此，通过研究潮汕工艺美术与动漫造型的融合点可以探索动漫创作的方法。 二、潮汕工艺美术与动漫造型的融合点 潮汕工艺美术与动漫造型的融合点可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夸张变形的写意造型；二是活泼幽默的风格；三是连环叙事的手法；四是装饰性的构图方法；五是富有地方特色的题材；六是独特的色彩搭配。 （一）夸张变形的写意造型 潮州木雕、剪纸、潮绣、大吴泥塑等在塑造人物、动植物造型时都使用了大量意象化的手法，在写实的基础上进行夸张变形处理，比如人物造型，夸张人物的头部以及面部五官，整体显得头大身短。（图1）人物动作加以适当的强调、夸张和舞蹈化，具有很强的戏剧舞台效果。潮汕工艺美术人物造型，有的拙稚可爱、丰盈饱满，有的纤巧细腻、精密繁复。潮州剪纸分为潮州剪纸和潮阳剪纸两种风格，潮州剪纸艺人江根和的人物剪纸中，人物的正面五官连在一起，被变形为植物嫩芽状，剪纸造型采用阴剪法，即以面为主，镂剪出小花等图案的“密体”风格，衣褶的结构线被省略而只以简要的几根线条表示人物身体的大体结构，整体造型雄浑朴拙，富有装饰性（图2）；而潮阳剪纸的代表艺人马凤仙的剪纸人物则以线为主，采用阳剪法，装饰和结构线相互衬托，人物的眼睛、鼻子、嘴巴也用线剪出，手部和脚部则用实面来表示，与镂空的虚面形成对比，整体造型纤细精致，较为写实（图3）。除了平面剪纸艺术外，不管是潮州木雕中的多层镂空雕刻、潮绣的立体垫高绣法，还是潮汕嵌瓷的浮饶、立体饶技法，以及大吴泥塑人物衣服的多层贴塑技法，都在夸张变形的同时，又追求一种立体、空间的真实表现，旨在追求一种虚拟与现实的平衡。这些古老的手工艺品与现代动漫艺术的三维表现有着相似的造型追求，都具有超越现实的意象化艺术魅力。 （二）活泼幽默的风格 潮汕的多元文化造成了潮州人精明灵活的性情，而潮州人细腻、轻松的审美情趣在潮剧中找到了寄托，潮剧中的丑角一向为人称道，“潮丑是潮剧的戏魂”，所以潮剧总体倾向于喜剧，丑角的表演贴近生活，在诙谐滑稽的表演中淋漓尽致地宣泄民众的生活感受。在潮汕工艺美术题材中，很多以戏曲人物为题材的潮汕工艺美术造型都体现了幽默轻松的风格。比如潮阳剪纸《柴房会》，讲的是小商李老三夜宿客站柴房，偶遇鬼魂莫二娘的故事，李老三瘫坐在椅子上，莫二娘则跪在地上，他们的眼睛都看着下方，嘴巴则张着似乎在笑，造型极为滑稽。潮州木雕清代浮雕彩绘《佘太君挂帅》表现的是佘太君以百岁高龄挂帅出征，英勇杀敌、得胜回朝的场面，其人物由于头身比为五头身，稍微矮化而手腿粗短，憨态可掬，富活泼幽默的审美情趣。 （三）连环叙事的手法 连环叙事是动漫艺术区别于其他绘画艺术的重要特征。潮汕工艺美术也具有连环叙事的表现力，这在潮州木雕、剪纸、大吴泥塑等中都有体现。潮州木雕尤擅表现连续情节，如潮州人物木雕在叙事时往往把故事情节按其发展或主次分成几个部分，上下叠排起来，然后加以联系。手艺人所谓的“径路”，即以人物活动的来龙去脉为线，将几个中心、几个片断采取“之”形、“S”形、三弯四曲形等方式连成统一的整体；有些故事相互不关联的时候，采取“引径”的办法，使上径和下径呼应。比如木通雕《二十四孝图》挂件就是采用“之”形将故事分为五个层面，层与层之间利用屋顶、树干巧妙过渡分隔，各个层面似独立却又融为一体。 （四）装饰性的构图方法 潮汕工艺美术构图非常缜密繁复，一件小小的潮州木雕往往有上百个人物、草木花卉等，多层次镂通雕，能表现极大容量。在构图处理上，潮州木雕同时借鉴了绘画、戏曲艺术，吸取了绘画主次分明的艺术手段和戏曲虚拟空间表现手法，创造出装饰性木雕所特有的完整艺术表现体系。潮汕工艺美术大都采用装饰性绘画的构图方法，比如潮州木雕虽然很多是对称式构图，但又讲究灵活变化，略微倾斜，在图形之间讲究疏密结合、动静粗细的对比和协调。潮州剪纸作品人物数量多的都是独立剪出，虽依照情节随意摆放，体现了潮汕文化轻松活泼的审美情趣，但也往往是一正一邪、一柔一刚，讲究布局的圆满。潮州工艺美术借鉴戏曲虚拟空间的表现手法，将平视的人物与鸟瞰的景物结合，巧妙地将远近人物及不同季节的景物组织在一个画面里，突破了时空的界限，潮州木雕《陈三五娘》（图4）、江根和的剪纸作品《状元游河》构图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五）富有地方特色的题材 潮汕工艺美术题材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人物为主体的民间传说、戏剧和历史故事；另一类是珍禽瑞兽、花果虫鱼，善于表现江海中的水族、亚热带植物，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很多戏剧题材和历史传说都来自中原地区，比如《西厢记》《梁祝》《八仙》等，但潮汕人民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修改，比如剪纸作品《八仙》将“八仙骑兽”的坐骑变成了螃蟹、鱼虾等海洋生物。而有些题材则是依据本地历史故事和传说而来的，比如《陈三五娘》又名《荔镜记》《苏六娘》等，其中的定情信物荔枝就富有岭南风情。潮汕工艺美术在人物造型上也富有地域特色，旧时潮州人大多身材矮小，故而人物多做矮化处理，比如大吴泥塑的人物造型，五官纤细、面部扁平而头部稍大，是典型的南方人长相。 （六）独特的色彩搭配 潮汕地区工艺美术色彩搭配极为独特，使用了大量的金色，整体色调浓艳。潮汕剪纸除传统红色剪纸外，也有采用金箔制作的衬色刻纸等多色剪纸，富丽堂皇，苍劲古拙。潮州金漆木雕最常见的是黑漆装金，即在雕饰物上以黑色的漆料做底子，贴上金箔；五彩装金，多见于建筑物雕饰，比如木雕彩绘《荔镜记》，以大青、大绿和紫红、粉黄装彩，再用金色烘托，显得既艳丽又文雅。潮州刺绣吸收了潮州木雕的用色方式，喜用金线作刺绣花纹的轮廓线，色彩较同为粤绣的广绣浓烈，比如潮绣戏曲人物（图5），蓝色的裤子与红色的衣领形成对比，中间配以粉色的护腰，青色零星点缀，加上金色的烘托，色彩富丽而不俗气。 结语 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美术是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结晶，其造型、色彩无一不反映着大众的审美情趣，当人们还在思考如何塑造富有传统文化特色的动漫作品、如何传承地区传统工艺美术时，或许两者的联姻是延续传统文化精神最好的选择。将地区工艺美术的传统装饰造型和色彩运用于动漫造型的塑造中时，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现代化的图形处理，适当地抽象化、虚拟化和符号化，使其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然后运用现代化的表现媒介传播，以达到利用动漫艺术传承传统文化精神的目的。 作者：姚婷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动漫设计在广告的应用 摘要：近些年来，动漫产业在我国的发展越来越迅猛，而动漫在广告中的应用也变得更加广泛。商家们也将注意力放在动漫广告的应用中。在电视中，越来越多的广告也应用了动漫素材，产生了让消费者过目不忘的效果。动漫效果在广告中的使用增强了广告的吸引力，同时也使广告业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更具创意的广告业模式。 关键词：广告；传播；动漫；设计 前言 广告丰富了我们的休闲生活，同时也让我们通过相应的广告对产品有所了解，而且广告的形式越来越多地运用动漫来展现。动漫广告片中融入了动漫的因素，使得广告形式更加生动，不仅是对儿童，对成年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1动漫和广告之间的关系 动漫和广告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依存。如今的广告播出方式多种多样，而且相关的媒介平台也是很丰富的。广告有电视广告、平面广告、电台广告等，在生活中广告随处可见，商场的巨大荧幕、报纸的广告版块，甚至连等公交的站牌上也都是广告。可见，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广告，而且广告的形式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了动漫元素。在广告中加入动漫元素，使原本枯燥乏味的广告变得更加吸引人，消费者们也愿意收看并且喜欢收看这类广告，产品的宣传效果达到了最大化。广告的本质是传播信息，这就预示着任何有利于信息传播的手段都可以被广告加以利用。动漫早已不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但相对于其他国家，如日本，我国的动漫产业发展还相对落后。在日本，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对动漫的喜爱程度远远超出国人的想象，动漫产业的发展前景不可估量，而且对于信息的传播和消费者的接受程度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所以，动漫产品可以作为产品的宣传媒介，利用大众对动漫的喜爱来宣传相应的产品以达到利益的最大化。动漫可以达到实景所不能呈现的效果，可以增强趣味性，给人以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且动漫的形式一般极其唯美绚丽，给人以美的享受，不仅能吸引儿童，在成人当中也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广告商们就为了抓住这一消费群体而在动漫广告上做足了文章。 2动漫设计在广告中的应用 传统广告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电视、LED屏、互联网等是由画面和声音共同组成的广告形式，这种广告留给消费者的印象更为深刻，但是造价也高；而报纸、杂志等书面广告只有文字的形式相对于有声媒体来说宣传效果较弱，但是这些广告中大多运用动漫元素，使原本呆板的广告变得更加生动活泼。2.1动漫广告在传统广告中的应用（1）内容直观、简洁。动漫广告的特点是直观、简洁、生动形象。从大众的视野来看，动漫广告对于未成年人有更大的吸引力，他们更喜欢简洁明了的消费方式。所以，动漫广告的内容应当相对直观、简单，不能有太多的含义，这样才能更加吸引消费者。画面简单生动更容易吸引眼球，因为广告需要在短时间内让大众了解你的产品，而不需要让大众有太多的对产品的思考。广告的价钱是按秒来计费的，只有在短时间内表达产品的价值才是最成功的广告。所以，动漫广告以其独特的视觉效果给消费者的视觉冲击力要比一般广告好得多。（2）画面语言独特，有吸引力。动漫广告中要有相配套的画面和声音，必要时可以加入音乐，更能使消费者记忆犹新。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来接收产品信息，要比单独的视觉或听觉更加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动漫广告就要有独特的画面和声音，在短时间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使商品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2.2动漫在网络广告中的应用如今是个互联网时代，大到80岁的老人，小到3～4岁的儿童，都会熟练使用互联网，而且现阶段网民的数量与日俱增，家家户户都在使用互联网。而在互联网上投放广告也是当今广告业的一个发展趋势。所以，动漫广告也将目光投向了互联网。（1）注重创意。广告的设计离不开好的创意，而且现在对创意的保护也是很强的，只有具备好的广告创意，投资者才愿意出资买你的创意，只有好的创意才能吸引消费者愿意花钱来消费。一个拥有好创意的动漫广告，会给消费者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消费者才更加愿意了解并购买相应的产品，而一个很普通的广告效益就没有那么好。创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成功与否。（2）设计师自身素质。好的广告设计师并不需要专业技能多么过硬，但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设计师他的灵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他对事物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和普通人不一样。这就需要设计师有丰富的想象力，不拘泥于现实生活，能够善于观察事物的不同之处，对广告的理解要与众不同。好的设计师不仅要考虑投资者的心态，还要抓住消费者的心理，在短时间内吸引足够多的消费者，而且需要不断创新思维，紧跟时代的潮流。 3动漫广告的前景展望 近些年来，我国的动漫产业在逐步发展壮大，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是有一定差距。如何提升我国的动漫产业水平，使动漫元素被更好地运用在广告中，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动漫和广告之间相互依存，又互相影响，动漫可以促进广告的发展，而广告的发展使得动漫的创作不得不更加有创意，更加有吸引力。要想促进我国动漫广告行业的发展，只有动漫广告业与动漫广告商展开合作，利用相关的动漫产品制作广告，也就是说成为广告创意的内容本身。可以从以下两种方式展开： 3.1借用现有的动漫产品形象 在我国，许多国产卡通人物深入人心，而且具有本国文化传统特色，所以可以利用我国本土的卡通形象来进行动漫广告创作。这些卡通形象代表着我国的文化，更能让消费者易于接受，而且更容易使消费者产生亲切感，从而对广告所宣传的产品也会格外留意。 3.2全新创作动漫的形象和画面 纵观各界奥运会甚至是各个企业文化，都会有一个专属的标志或者吉祥物，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载体。所以，要想使人们更快地接受产品，需要设计出专属产品的动漫形象和画面，使人们见其面、知其意。在这方面，国外的快餐品牌就很有先见之明。例如，KFC的形象宣传人就是一个微笑着的老头，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肯德基老爷爷，只要看到他的形象，就知道是肯德基的标志，而麦当劳是一个小丑的人物形象，再配上专属歌曲，更加深入人心，既起到了宣传作用，也传承了企业文化。所以，企业要找出属于自己的企业文化，并且能够设计出相应的动漫宣传物，使得消费者一见到它就知道是哪个产品的宣传广告。只有这样，产品的宣传力度才能实现最大化。而且要意识到，产业想要发展壮大，不能闭门造车，要与世界接轨，让商人、企业家和金融家参与，跨行业、跨地区地整合我国动漫产业资源，从而形成以资本为主线的动漫产业链。另外还要注意，我们必须创作出属于本国的特色动漫形象，不能一味地照搬其他国家的设计，需要符合本国大众的审美标准、审美情趣，不得太另类、不切实际，这样容易使消费者产生厌恶情绪，适得其反。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前景无限，这是我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一个优势。有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和源源不断的人才输出，足以让我们对动漫广告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 作者：杜一宁 单位：阜新高等专科学校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人机工程学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的应用 摘要：随着动漫作品越来越得到大众的喜爱，动漫衍生产品越来越得到消费者的青睐，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人机工程学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是人们对产品人性化要求的必然结果和有效途径，它不仅解决了动漫衍生产品艺术性与科学性统一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动画作品与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形成的问题.将人机工程学原理与动漫衍生产品设计相结合，增加学术科研的实用性，是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创新性研究，使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满足人们对人性化产品的要求. 关键词：人机工程学；动漫衍生产品；应用 1引言 动漫衍生产品是指动漫衍生品设计师将动漫（Anima-tion Comic）中的人物形象进行设计，制造出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并进行销售，目前市场上的动漫衍生产品涉及多个行业，形式多种多样，如服装、玩具、游戏、食品、游乐园等等.动漫越来越受到社会各个年龄层人们的喜爱，因此动漫衍生产品也呈现出巨大的商机，很多的网络运营商、汽车商都在哪动漫人物进行宣传[1].专家预测，动漫衍生产品市场巨大，年产值会在几年内达到千亿元以上.人机工程学是对人体机能特征和结构特征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通过了解人体的体重、尺寸、表面积、重心等各项结构特征参数，分析人体感觉器官的机能特征，进而了解人在体力和脑力劳动过程中的心理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产品更新的速度以及商品的舒适性、安全性、方便性、可靠性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要求更加人性化的产品设计[2].人性化产品就是以“人”为中心考虑设计的产品，包含人机工程的产品，即将人机工程与产品的功能和造型设计结合起来，使产品符合保护人体肌能和健康的特性，同时使产品是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目前，人体工程学在工业产品和人们生活产品设计方法都有广泛的应用，大到交通工具、建筑设施、城市规划，小到服装、家具、水杯等各类产品.动漫衍生产品是将动漫形象设计制造成人们需要各类产品，是艺术性的范畴；人体工程学使用科学的方法，使产品符合人体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要，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将人机工程学应用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中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与统一，用科学的方法设计出更多符合人体需要及美学的动漫衍生产品，对于动漫产业链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大意义[3]. 2人机工程学是动漫衍生产艺术性与科学性统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和文化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21世纪的今天动漫衍生产品设计的趋势也日新月异.动漫衍生产品的消费对象越来越宽，人们更加注重差异化的产品设计，追求产品设计的个性化和多元性.如何运用高科技手段设计出符合消费者情感需求的产品越来越成为动漫衍生产品设计者的思考的重点[4].人体工程学在动漫产品设计中的应用满足了人们对产品设计的感性需求和精神追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的形成成为人体洞察学研究的新课题.体验经济时代，人们对动漫衍生产品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功能问题层面，而是要求产品满足生活需求和更高的心理体验.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要加入更多的人文关怀，考虑到人们的精神需求、心理需求，通过更好的生活体验，满足使用者的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是艺术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主要研究“人———产品——社会——环境”的问题，不仅是艺术层面的问题，还结合了工程技术和经济等学科.动漫衍生产品是通过设计的方式，使用一定的科学技术，创造审美与使用相结合的产品，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本质上来说，动漫衍生产品设计是艺术创作与科学技术统合的产物.人机工程学科学与技术综合的一门技术科学，包含技术科学和人体科学以及环境科学.它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科学正确地认识人体生理结构特征和心理特征，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重视科学与技术的共同发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合理地连接了“人”和“物”.人机工程学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中的应用，通过整合各方面的自由，以“人”为设计中心，体现了产品的人性化设计，给人以美好的产品体验，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中人体工程学的应用，体现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使设计更人性化、科学化.人机工程学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中的应用为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提供了相应的物化的科学依据[5]. 3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的形成 动漫产业链，是通过电视电影进行传播，以动画、漫画为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创意，带动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产品“开发-生产-出版-演出-播出-销售”的营销过程.动漫产业链的核心是“创意”.目前，动漫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前景，全国各地都在打造自己的“动漫形象”，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的发展更是如火如荼.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着力打造拥有自己特色的动漫产业中心，上海、广州等城市已初步形成以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动画相关的产业链.我国动画走过了90多年的发展历程，具有代表性的的动画作品有《葫芦娃》、《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空》、《熊出没》等.在动漫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动漫衍生产品的市场前景越来越广阔，在内容和质量上、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高峰，不再是“COSPLAY和周边产品”的简单结合[6].目前，我国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仍然比较落后，抛开历史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人才缺乏；（2）产业链不完整.我国动漫要想在走向世界需要在这两个方面上有突破，我国的动漫产业链才有里黎明的曙光.我国动漫衍生产业链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困境并存[7]. 3.1我国发展困境 我国动漫产业链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的困境主要在研发与产品两方面.在研发方面：（1）动画作品和动漫衍生产品研发缺乏原创性，主要采用抄袭或沿袭的套路；（2）缺乏技术含量，直接应用动漫形象，缺乏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创新；（3）运营模式过于传统，注重价值链的量化积累；（4）线性价值链的主要收益来源于市场占有率.因此，我国动漫产业链的终端市场偏重于国外引进知名动漫形象应用套路.在产品方面：（1）产品的品类繁杂，不成体系，普遍质量不高；（2）产品偏重于动漫形象的实体化，缺乏功能特色；（3）设计人员缺乏对品牌战略的整体把握，盲目追求市场占有率，无法把产品与市场对接[8]；（4）传统上动漫产业的知识体系，缺乏技术层面的创新和支撑.因此，国内的动漫衍生产品生产商多为加工型企业，缺乏对自主知识产权应用. 3.2我国发展机遇 人机工程学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进步给动漫产业链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体验和机遇，为动漫产业的整体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也对于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1）要求动漫形象和个性更加立体丰满；（2）要求动漫制作的技术和品质更加成熟和完善；（3）要求动漫衍生产品更加人性化和多元化；（4）动漫产业链延伸到领域.从传统模式的动漫形象授权和开发动漫衍生产品营销模式，再到与其它产业融合的更为广泛的营销模式，让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积累和拓展，并一步步将动漫价值的重心由产品延伸到服务.进一步发挥动画作品与动漫衍生产品的优势，加强动漫衍生产业核心价值的转化能力，在动漫衍生产品设计中应用人机工程学，进一步打造人性化和个性化的动漫产业链.在动漫产业延伸的机遇与挑战下，进一步加强专业优势，打造优质品牌，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增加动漫产业的行业渗透力，推动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的形成与进一步发展[9]. 3.3应对策略 通过分析我国动漫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机遇，明确了动漫企业在制作动画作品和动漫形象及开发动漫衍生产品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消费者的需求，把握市场的动态.动漫企业要突破传统的套路和形式，发挥企业的价值优势，延伸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的宽度和长度.在管理层面上，明确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确定企业组织架构的侧重性；注重人力资源的合理化配置.在品牌层面上，以动漫形象为基础发展动漫品牌，进行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和制造，挖掘动漫品牌概念和品牌体系.将人机工程学原理与动漫衍生产品设计想结合，突破传统动漫产业的局限性，进一步整合产业内部资源，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向动漫产业的终端产品渗透，增加动漫产业学术科研的实用性和创新性[10]. 4结束语 为了使动漫衍生产品更好地满足人们生理和心理的多种需求，人机工程学为动漫衍生产品的设计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它是动漫衍生产品艺术创作与科学制造的重要途径，解决了重点解决动漫衍生产艺术性与科学性统一的问题.将人机工程学原理与动漫衍生产品设计相结合，解决动画作品与动漫衍生产品产业链形成的问题.人机工程学增加了动漫衍生产品研究的实用性，是动漫衍生产品设计创新性研究，使动漫衍生产品更符合人们对人性化产品的要求. 作者：黄坤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计算机技术对动漫设计的应用 摘要：计算机及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很多生产生活方式，很多行业在计算机时代的到来后作出了巨大的变革。现如今，计算机已经遍布各个焦虑，很多工作都需要通过计算机来完成。对于动漫产业来讲，传统的手绘动漫已经落伍，电子胶卷的出现为动漫的制作开辟了新的天地，我们在计算机时代迎来了动漫影响，居民的生活娱乐有了新的体验。在动漫设计中，计算机的应用能够让人们更加真切地体验动漫的色彩、所要传达的感情。本文将重点对计算机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动漫设计；计算机技术应用 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新的动漫制作软件应运而生，动漫产业中，计算机得到了进一步的应用。动漫技术作为动漫制作行业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需要计算机技术来支持方可提升动漫制作水平和效率。现如今，动漫工作人员必须要首先学好计算机技术才能不如动漫产业中，比如需要学习如何运用三维立体显示技术，如何运用三维成像技术等。我国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为此，需要不断提升我国相关工作者运用和研发计算机的能力。 1动漫产业发展概况 世界上三个国家的动漫产业发展比较好，市场份额比较高，第一位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动漫出口率已经高于其他传统工业，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动漫发展都深受美国影响；第二位是日本，日本动漫产业非常发达，仅次于美国，其中动漫游戏出口率要远远超出了钢铁企业，对日本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位时韩国，虽然韩国动漫与美国、日本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却远远在中国之上，其动漫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三大产业。我国的动漫产业相对发展较晚，目前还在不断地摸索探寻过程中，这也说明我国的动漫产业有着非常良好的发展空间。我国相关部门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来推动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我国的动漫产业在多方努力下也取得了较快的进步，但是我们仍然要有清醒地自我认识，要朝着发达国家先进的动漫产业发展方向不断努力前进。就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动漫产业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动漫创作理念陈旧，一直深受传统理念制约，过于注重教育功能，因此比较适合儿童观看，而青少年以及成年人受众非常少，所以这部分市场份额有待开发；我国动漫产业发展情况一直滞后于精神文化发展，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所以我国有很多动漫产品出现了滞销的问题；除此之外，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国动漫企业创新比较差，绝大多数产品都没有创新性，而研发动漫产品的企业也没有品牌意识，所以我国的动漫公司通常企业规模都不是很大，也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总之，我国动漫产业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但就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与动漫产业大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要正视这种差距，才能够有获得发展的机会。 2计算机技术在动漫领域中的应用 2.1动漫设计3D化 虚拟技术是动漫设计中重要的技术之一。所谓的虚拟技术，就是有机结合艺术与计算机技术，在动漫设计中使用计算机技术设计出三维视觉，在这种情况下动漫画质得到了质的突破，观看者可以享受更加舒适、真实的动漫效果。此外，计算机技术可以改善图像形成结构。和传统的而且图像相比，3D技术的应用对整个动画图像的显示效果进行了改善，计算机平台极大地推动了动漫产业的发展和进步，为动漫产业诸如了新的活力。 2.2画面的真实性增加 传统的动漫设计中的画面处理常常会出现失真的情况，观看起来给人粗糙的感觉。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提升了动漫设计画面的处理精细度，让画面的真实性提高。各物体在虚拟世界中有了更加独立的活动，计算机技术和动力学、光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运用促使换面设计的视觉效果更加真实，观看者可以看到更加真实完美的画质。 2.3三维画面自然交互 经过现实化处理后的三位用户感官能够形成清晰的三位画面，观看者在观看中如临其境，尤其是4D、5D技术的到来，为观看者创造了更加真实的视觉感受。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也创造了更加丰富多样的互动交流形式，其中，手语交流是人与虚拟世界自然交互的一种方式。在动漫产业中，自然交互形式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代表了动漫产业中计算机发展的一大成果。 3计算机动漫设计技术发展 在现代信息科技时代，计算机以及各种软件发展更新的速度惊人，在工作、娱乐、生活中如何更好地应用计算机和各种软件已经成为了各个行业的要求。在通信、电影等行业对计算机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加，这些产业的未来发展情况从很大程度上受到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影响。为此，计算机技术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地应用，各个行业也将更好地和计算机技术融合，相互推动和发展。对于动漫产业来讲，计算机技术在我国动漫中仍然有着非常大的发展和应用空间，但是仅仅依靠计算机技术并无法有效提升动漫产业发展效果。在动漫制作中，我们要将以对待艺术品的态度对待动漫制作，充分尊重动漫题材所要表达的思想，赋予动漫灵魂和感情，用计算机辅助技术细化画质，丰富动漫人物的表情、色彩，让观看者可以更好地理解动漫所要传达的思想，拥有更加舒适的体验。 4结束语 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对生活品质和娱乐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动漫产业作为生活娱乐中的重要组成内容，需要为国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下，动漫产业在近些年得到了很快的发展，随着计算机和相关软件的不断发展，相信未来我国动漫产业将会迎来新的春天。本文重点对动漫设计中计算机技术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并且对计算机和动漫产业未来的发展做出了展望，希望本文的提出能够具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叶青萌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视觉文化元素在动漫设计的应用 摘要：我国的动漫设计近年来发展迅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动漫作品，并得到了大众的认可。为更好的发挥动漫作品传播文化价值观的作用，对视觉文化加以应用已成了动漫产业日后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动漫作品的剖析，引用大量实例，从视觉文化元素中的景观元素、民族服饰、刺绣和民族戏曲四方面深入的探讨视觉文化因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关键词：视觉文化；动漫设计；应用动漫行业 作为一种资本密集型产业，现已成为知识经济产业中的一大助力。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动漫产业的支持与投资，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动漫作品。早年的《大闹天宫》，凭借扣人心弦的剧情和轻松幽默的风格，是60年代到80年代人们的共同回忆；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的《狮子王》，奇异的冒险风格叙事，动物王国般的故事背景，为其赢得大量现代观众的喜爱；最近的《魁拔》《大圣归来》等更是刷新了动漫电影的票房，获得了大众的一致认同。动漫行业现已成为我国的热门“吸金”行业之一了，但是，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比，我国动漫设计，画面风格较单一，创新性不够，画面色彩及背景等不够引人入胜，缺乏想象力，不能满足大众审美。尽管动漫制作水平在不断上升，但是对于动漫特效的应用还是有待提高。视觉文化元素的应用还存在着发展的空间与必要。本文对此进行论述。 一、视觉文化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视觉文化涵盖范围广泛，形式众多，一切在可视范围内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元素均可被称为视觉文化，景观元素、民族服饰、传统美术工艺等均可列入，具体来说，像中国脸谱艺术、刺绣、书法、剪纸、皮影等。通过视觉文化达到展示文化内涵、传播文化价值观成为近年来世界弘扬民族文化的一大载体，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艺术批评家朱其先生认为，视觉文化不仅能迅速表达社会现实和精神变化，而且能对思想的社会化扩散及启蒙性影响进行视觉转化，进而进行传播。[1]在国内，一系列具有教育意义并囊括丰富知识，通俗易懂的动漫产品，起到了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作用，在国际范围内，优秀的真实反映我国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动漫作品，展示了我国动漫设计的最新成果，让世界更好的认识了中国。动漫文化作为视觉文化的载体，具有时尚性、娱乐性、大众性等众多其他视觉文化元素不具备的特点，极富文化表现力与感染力，可以更好的呈现文化内涵，反映文化显现，对于传播我国的民族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文化价值的引入，丰富了动漫作品的内涵，对其进行了道德上的升华，为其争取了更多的受众群体，提高了产业价值。将极具文化认同感的视觉文化引入到动漫设计中是发展动漫产业的必然选择。 （一）景观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景观元素是视觉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各种景观元素进行必要的提炼、分类和重组，然后运用到动漫场景、情节设计中，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视觉效果。[2]各种名山大川、具有特点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等，均是能给受众带来视觉冲击的景观元素，像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波澜壮阔的壶口瀑布、扣人心弦的石窟艺术、莽莽苍苍的大兴安岭、独树一帜的乌镇等众多的自然、历史景观。这些为动漫艺术创作者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艺术题材。1.典型景观元素有限运用模式很多动漫设计场景将典型的景观元素应用到动漫的背景模式中去，或者摘取有特色的一部分景观元素进行变形，或者摘取几种文化的典型景观进行融合。如早年的《虹猫蓝兔七侠传》，选取了湖南张家界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地进行描写，期间大量引用了张家界自然秀丽、险峻奇异的自然风貌作为背景。通过艺术设计的张家界自然风光，比起实物多了一丝飘逸的神秘感，虽不及真实景观来的震撼，但是却具有自己本身的艺术特点，呼应了故事剧情的发展，烘托了全剧大气磅礴的氛围。另一部深受少年儿童喜爱的动画片《蓝图风雨出洞庭》，顾名思义，故事的发生地点在洞庭。该动画运用了多种手法真实的还原了洞庭湖瑰丽的自然美景，让观众在领略真实的洞庭湖风貌的同时大呼“过瘾”。2.景观元素整体运用模式将某些自然景观直接还原于作品，将其作为真实的背景及题材等，以期真实的还原景观面貌。动漫作品中对景观元素进行整体运用多见于纪录片中，将景观元素直接搬上荧幕，真实的反映环境原貌，让观众最真实的见证景观原貌。取得较高收视率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故宫》和《圆明园》，应用了多种数码技术以期真实再现景观原貌，大气磅礴的历史场景，让人身临其境的景观原貌，使观众产生了深刻印象。逼真的画面质感，连业界也不得不为之叹服，观众均对其高质量的制作表示出赞同与热情。 （二）民族服饰文化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动漫形象设计时，服饰是非常重要的。动漫角色的服饰，彰显的不仅是这个动漫角色的身份地位，更有甚者，一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服饰风格，可以直接让观众透过服饰了解到角色的成长环境。服饰在彰显角色特点时，更为重要的是服饰对角色具有标示性作用，经典人物角色透过服饰就能直指人心。像齐天大圣的服饰设计，无论如何运用齐天大圣这一人物形象，齐天大圣的服饰几乎没有较大改动，人们也往往就能通过服饰特征判断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一形象。我国民族众多，维吾尔族的“哈达”；苗族喜穿蓝白黑等颜色，且佩戴苗族匠人所做的手工银饰；布依族服饰宽大，女性服装均以蜡染图案，刺绣等装饰；傣族妇女上身一般着紧身上衣，外罩无袖短衫，下穿彩色筒裙，傣族男性多穿无袖对襟。这些民族额服饰特点经过多年的发展，各具特色且深入人心。而动漫设计对民族服饰的运用主要有素材提炼植入造型运用模式、专题表现形式和衍生开发设计运用模式三种方式。1.素材提炼植入造型运用模式有些动漫人物造型实际上直接运用具有民族有特色的服饰元素，用以彰显角色背景。《秦时明月》中对于“巫族”神秘少女“石兰”的塑造中，在人物形象上极大的借助苗族服饰特点，“石兰”在巫族中身披银饰，银质的头饰、项链、手镯以及脚链等，十分富有苗族少女特征。这一形象塑造增添了石兰身份的神秘性，尽管观众最最开始不知其所属何处，但是通过服饰还是有一个大概的认识，神秘的身份与审美使得石兰这一角色大获成功，在视觉上吸引了众多眼球。2.专题表现形式有些动漫是为了表现某一地区的历史风貌为目的而进行创作的，在制作过程中，会极大的还原真实场景达到真实可信的目的，这种手法以其真实的背景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喜爱。随着数码科技的发展，动漫特效技术越来越成熟，很多作家选择运用专题表现形式进行动漫创作。创作过程中并非整部作品均围绕统一地区为背景进行描述，但是在剧情进行中或多或少会采用这种方式进行表述。著名漫画家德珍就出版过以湘西苗族服饰为代表的漫画集《白银似雪》，作者真实的还原了苗族服饰的特点，对苗族“童装”“便装”“盛装”均有描绘，讲究的服饰，华丽的银饰。整部作品以此为背景，华丽的服饰为整个故事渲染上了唯美的基调，引人向往。3.衍生开发设计运用模式对于动漫作品的衍生物品开发时，会运用到民族服饰，将动漫角色人物进行变形，改变原有作品中的服饰特点。生产穿着其他服饰的公仔，或在游戏中为角色提供换装功能等，这些衍生物品的开发经常能见到民族服饰的应用，新颖而富有创意的角色往往让人眼前一亮，不同以往的人物感觉能为角色带来更高的人气。这种模式对于民族服饰的运用不一定是完全真实的采用，有时会采用某一部分或某几个部分，或者对多种民族服饰进行糅合，进行创新，使其更符合现代大众审美。 （三）刺绣文化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刺绣作为我国传统工艺的一种，制作精细，国内更是有“苏绣”“湘绣”“蜀绣”“粤绣”并称四大名绣。在视觉效果上对于传统刺绣艺术的使用，不仅局限于国内，国外好多动漫作品中也有对此的提及，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动漫设计对于刺绣艺术的应用，主要集中于对于人物服饰细节设计，室内装饰的细节设计，对于刺绣艺术进行创新，是近年来动漫设计对于视觉元素刺绣应用的重要途径，主要通过引入模式和本体表现形式来进行运用。1.引入模式引入模式就是将一些动漫造型的收入引入到刺绣造型手法中。[3]我国刺绣艺术本来就有借助其他视觉艺术增强自身表现力的传统，这一点在湘绣中尤其明显。动漫设计中对于刺绣的运用较为大胆，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刺绣进行大胆创新，保留刺绣的精神，对其题材进行尝试，以期得到全新的视觉效果。2.本体表现模式本体表现模式是将刺绣以其直接的进行表现，在动漫中直接对刺绣进行表现。不过对于刺绣艺术的视觉展示往往依托于其他题材，单独的表现刺绣题材的动漫现并没有。刺绣以其复杂的手法和细致的纹理得到大众的审美认可，在数码科技不发达的过去，想要清晰的描述刺绣的过程及纹理特征较为困难，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一问题已经不是困扰动漫制作者的问题了。很多动漫作品中，都出现过对刺绣工艺或是刺绣图案的描述。 （四）戏曲艺术视觉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我国民族均具有代表本民族的戏曲剧种，甚至有的民族具有多种剧种。这为我国戏曲艺术的视觉运用提供广泛的素材，既反映了大众的审美情趣，又表现出了我国人民的人文精神。戏曲艺术不仅在表演中给大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它所蕴含的服饰、道具等均对动漫设计带来了积极影响。1.特色戏曲元素提炼运用模式将戏曲中最富特点的一场或部分进行动漫画的设计，充实动漫背景，使得人物更加立体。被誉为东方歌剧的“京剧”，其人物形象、服饰、道具乃至脸谱，经常会出现在动漫中。动漫制作者经常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创新，使其更加符合人物形象以及大众审美。湖南旅游局推出的“刘海砍樵”人物形象，将大量采用湖南地方戏———花鼓戏的元素，塑造了两个非常有当地特点的人物，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衍生物品的开发，Q版玩偶、卡通布偶、“刘海砍樵”T恤衫等，均获得了成功，推广了湖南花鼓戏，使得更多人们对花鼓戏有了详细的了解，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盈利，可谓是戏曲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成功典范。2.剧目转创模式在保留戏曲精髓的同时，对其进行现代改编创新，使其获得新的活力。在动漫对古老剧目改编引用时，一般保留剧情发展，对人物的服饰、妆容等进行改动。有些是将程式化的表演动作进行简化，加快故事情节流动，符合现代审美趋势。动画片《补锅》就是成功运用这种模式的成功范例，在原本冗长的“补锅”情节发展中，简化了“补锅”的动作流程，并辅以一些现代化的语言。一经播出，获得了大众的认可，即是对传统戏曲艺术的再现，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结语 视觉文化元素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要深度挖掘视觉文化元素中的文化底蕴，发现其吸引大众并得以传播的积淀，同时横向上进行创新，辅之以现代数码技术，展现时代特色。视觉文化元素的引用，提高了动漫的审美情趣，完善了剧情背景，是动漫设计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笔者在本文中首先对我国动漫产业现状进行了描述，其次通过对以往成功的动漫作品进行深入剖析，结合相关的实例作品，在景观元素、民族服饰、刺绣艺术和民族戏曲四方面深入剖析了视觉文化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 作者：谢科 单位：四川旅游学院艺术系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数字媒体艺术在动漫设计的应用 国内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表现出不断迈进的态势，步入新媒体与三维时代，拓宽了动漫设计与制作技术的应用范围，高新技术引领下，步入了产业化发展阶段，在众多行业领域，动漫产业表现出较大发展潜力。所以，要求从业人员务必关注数字媒体艺术，凸显其巨大优势，逐步提升动漫设计与制作水平，迎合社会对高素质动漫人才的需求。 数字媒体艺术对动漫设计的重要影响 1.促使动漫设计步入全新发展时代数字媒体艺术具有丰富的表现形式，融入了各项内容，如，影视剧结合了数字媒体艺术，产生了手机电影等一些形式，数字艺术凭借其独特的开放性与共享性，在大众传播上产生了质的突破。传统信息业与通信产业融合在一起，使大众传媒朝向小众方向发展，传播效率较好。动漫产业在数字媒体艺术中的应用，凭借其优势，获得了发展。2.拓宽作品内容表现空间传统艺术作品在创作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空间与材料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作品发展空间。计算机技术应用下，拓宽了艺术创作的空间。借助各种计算机软件，使虚拟环境中的艺术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此外，可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画面进行制作，如，对电影制作而，若想复原古代场景，需受场地布置的限制，且投入的物力与人力资源较多。计算机软件应用下，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创作者可添加进一些材料或融入自己的创作想象，创作、表达画面内容。3.极大提升创作效率动漫设计与制作利用多媒体艺术，较好地缩短了创作时间，极大提升了创作效率，与传统创作过程相比，表现出显著优势。此外，计算机操作技术逐步健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动漫创作效率。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动漫设计与制作中，使制作流程更加简捷，无论是作品的宣传，还是作品的推广，均表现出高效的流通性，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受到大众普遍认可。应重视一点，数字艺术在提升创作效率同时，也让创作者产生了概念的混淆，如，把艺术创作认为是商品生产，并没重视到艺术作品的根本价值。 动漫设计中数字媒体艺术的创新应用 1.动漫设计二维动画运用数字媒体艺术和传统设计艺术比起来，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动漫设计二维动画制作中，表现出明显优势，这表现在下述两个层面：其一，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动漫作品创作中，使动漫色彩更加合理，借助技术，给设计形象着色，操作高效且便捷，自动处理技术结合了操作系统，有助于图片处理，获得了较高的质量。其二，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动漫作品设计中，需要呈现出关键帧的特点，也就是在构建好的关键帧基础上，通过设备自动生成动漫作品中的中间画面，在任务形象设计上，表现出灵敏的动作，以此体现良好的流畅性，画面十分清楚。2.动漫设计三维动画运用数字媒体艺术数字化艺术的产生与应用，促使二维动画与三维动画间差别更为明显。二维动画制作利用简单的线条来描设计形象，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三维动画中，营造了逼真视觉效果，更加震撼，无论光线，还是背景等的设计全部达到了较高的技术层次。此外，三维动画设计制作过程复杂化，在各个环节，如，人物形象设计与动画生成上均体现出先进的数字媒体艺术。在数字媒体艺术应用的基础上，三维动画的制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早期制作的《骇客帝国》及后续制作的《复仇者联盟》、《阿凡达》，均是在三维技术基础上产生而来，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技术层面。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专业性较强，要求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在实际操作方面达到较高能力。数字媒体艺术应用于动漫设计中，要求设计人员严格遵照要求。所以，处在数字媒体艺术环境中，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要逐步完善课程结构，创新课程内容，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以迎合动漫产业发展。动漫设计中数字媒体艺术的运用价值数字媒体艺术很大程度上影响动漫领域，由计算机技术提供支持，剪辑方式变成了数字化非线险剪辑，不再是以往动漫的“时空连续性”，改变了时间流向与速度。数字艺术应用到动漫设计时间上，让时间在任何点出现，将动画中的物理时间与主观时间通过真实的画面展现出来，此外，可随意改变时间点方式。借助回闪与重复利用等手段，表现真实的心理活动画面。计算机数字技术应用在动漫没计中，表现出另一方面的应用价值。能够表现出所有动漫不能表达出的效果，以数字艺术表现人们所能想到的动作特效与视觉画面，突破了以往“画面现实性”的特征。数字媒体艺术并非使用的科技手段越多越好，要切合表意功能最大化规律。 结束语 数字媒体艺术的不断发展，为广大动漫设计师提供了众多的选择机会。所以，动漫设计要多运用数字媒体艺术，满足动漫创造基本要求，基于此项技术，凭借数字媒体艺术，凸显创作作品较高的艺术价值。 作者：武春沅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民间美术造型与动漫形象设计的关系 摘要：民间美术是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内涵早已深入人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目前，我国动漫设计还处在摸索阶段，尚未形成自身的特色。我国动漫设计应该摒弃模仿日美动漫的思路，植根于我国的民间美术造型，汲取其精华，革新创作思路，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动漫形象。该文通过分析我国民间美术造型的发展现状和特点，探讨动漫形象设计利用民间美术造型的思路。 关键词：民间美术造型;动漫设计;形象设计 我国民间美术造型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其内涵早已深入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民间艺术造型在动漫形象设计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反映了地方文化特点，为动漫形象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素材，使动漫形象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一、我国民间美术造型的发展现状 民间美术是相对正统宫廷文化和文雅艺人的美术文化而言的，它是广大普通民众的美术，也是劳动者的美术。民间美术造型展现的是我国各地区劳动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中自发自娱地创造、欣赏或使用的美术造型。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我国民间美术造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有石雕、木雕、竹雕、剪纸、编织、年画、玩具等。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具有不同的民间美术造型，这些造型往往反映了各民族各地区的民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不同的民间美术造型都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人们逐渐重视民间美术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一些动漫形象设计开始借鉴中国民间美术造型的寓意和创作手法，从而使动漫形象具有鲜明的特色，有力地推动了民间美术的传承与发展。 二、我国民间美术造型的主要特点 1.民间美术造型审美视角多姿多彩 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加之各民族地区的风俗、创作者的技艺高低等存在差异，我国民间美术造型表现形式多样，由此产生的审美也是多姿多彩的。民间美术造型的审美通常存在两极分化的情况，如写实与夸张、恬淡与强烈、成熟与稚拙、直白与神秘、庄重与诙谐、柔媚与质朴、细腻与粗犷等。两极的美感矛盾、对立，却又相互依存，形成不可分割的美感统一体。如，云南的民间美术作品通常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表现出诡秘、古拙的艺术特点；徽州的雕刻作品做工细腻，表现通俗、直白，富有生活情趣与立体感；湖南的民间美术艺术品柔媚、具体，表现细腻；河南的民间美术艺术品质朴、粗犷，表现夸张；等等。 2.民间美术造型表现形式丰富，遵循一定的规律 民间美术造型的表现形式丰富，通常是百姓生活中的装饰品，也可能是小孩的玩具，具有个性化特征和地域特征。民间美术造型一般讲究完整和圆满，通常具有一定的审美水平和功能。民间美术造型遵循一定的规律，具有集体表象的思维特征，主要表现在随意性、抽象性、概括性和象征性等方面。民间美术造型通过完整与部分的调和，形成了求美、求活、求大、求全的特征，如，娃娃、动物、莲花等面塑造型洒脱、活泼，喻示生命的繁衍。这些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动漫形象设计。 3.民间美术造型创作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造型艺术体系 民间美术造型创作已经形成了独立的造型艺术体系，民间艺术家用自身独有的审美观、视觉思维、造型观和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民间美术独有的散点透视使民间美术造型多角度地表现民间造型的整体形态，凸显了特有的集体意象的个性特点。总体来看，民间美术造型的创作方法有五种，包括时空综合造型法、主题形象展开造型法、适形造型法、非静止物象造型法和深入物象内部造型法。时空综合造型法通常用于表现不同时空中的不同状态；主题形象展开造型法是从一个主体事物展开；适形造型通常用于福寿、方圆等；非静止物象造型法通常用于事物在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形态设计；深入物象内部造型法可以通过想象将被遮挡的事物内部呈现出来，如皮影、剪纸。 4.民间美术造型与动漫形象设计之间的关系 在动漫形象设计过程中，民间美术造型发挥着重要的思维引导作用。民间美术造型当中蕴含的民族内涵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动漫形象设计，动漫设计者可以在民间美术造型与动漫形象设计之间找到契合点，通过应用夸张等方式，借助想象设计出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动漫形象，反映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三、我国民间美术造型对动漫形象设计的启示 1.我国动漫形象设计整体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的动漫形象设计尚处于摸索阶段，形象表达和创意均不够成熟。我国原创的动漫形象不多，具有特色的较少，这些形象缺乏深刻的寓意，艺术特征不明显，而且模仿日美风格的痕迹明显，缺乏本土特色。 2.平面动漫形象的设计 平面动漫形象设计通常可以借鉴平面形态的民间美术造型进行设计。平面民间美术通常是通过线条、形态或者纹理展现艺术效果，如，剪纸、皮影、服装、雕刻、玩具等就是通过剪、印、刻、绘、绣、织、染、雕、塑等进行造型。传统的平面动漫造型是在胶片或纸上绘制出的动漫形象，这些形象同样需要通过雕刻细节展示可爱、栩栩如生的动漫形象。平面动漫造型可以借鉴民间绘画、年画、剪纸、皮影等，绘制出独特视角下的动漫形象。如，《火童》的设计者在设计影片情境时就借鉴了蜡染线条手法，通过对线条的刻画统一风格，从而提升动漫形象的艺术感染力。 3.三维动漫形象的设计 三维动漫形象设计是立体形象的设计，具有实体，可以借鉴同样具有立体造型的民间美术造型。我国民间美术立体造型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为娱乐而制作的，也有因民俗礼仪需要而制作的，通常是通过丝、线、绢、麻、纱、泥、石、金属、芦苇等材料进行美术造型，如面人、木雕玩具、石雕、风筝、竹编等，这些制作方式可以为三维立体动漫形象设计提供思路。三维动漫形象可以分为捏造偶和模型关节偶两种，其设计可以借鉴糖人、泥玩具、木偶和瓷玩具等的制作方式。如，《简单作业》就是借鉴传统的布袋戏设计动物形象，通过嘴巴和手臂的活动关节凸显动漫形象的运动感。 4.电脑制作动漫形象设计 电脑动漫形象造型就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动漫设计领域，应用范围广泛，包括电脑游戏、网络游戏、手机游戏、电脑动画、漫画、手机动画等。电脑制作的动漫形象并没有实体，没有用任何材料，只是计算机通过数字形态展示出虚拟画面而已。与前两种动漫形象设计类似，电脑制作的动漫形象可以借鉴民间美术造型的设计思路和创造方法，可以模拟不同材质的效果以获得不同的视觉效果。如，《桃花源记》就是通过计算机技术模拟剪纸、皮影、木偶、水墨、工笔等手法进行设计制作的，它成功地将民间美术造型、我国山水画的意境表现在动漫设计当中。 结语 中国民间美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之一，动漫形象设计者应该将中国民间美术融入动漫形象设计，凸显中国民间美术的文化内涵，这样不仅有利于民间美术的保护与传承，更可为动漫形象设计找到新的方向。 作者：姚胜楠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动漫设计及制作专业速写教学方式 摘要：动漫速写是动漫设计与制作人员必备的专业技能，只有熟练掌握该项技能才能胜任其各项工作。在高校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中，动漫速写是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同时也是一门全新的课程，与传统的绘画教学方式有非常大的差异，因此，在其教学方式上也有较多的不同之处。本文阐述高校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对速写的基本要求，分析动漫速写与传统速写之间的区别，探讨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教学的教学思路与教学方式，力求为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有效的建议。 关键词：动漫设计与制作；速写；教学方式；结合 一、引言 随着文化艺术的不断发展，美术、设计等各类艺术市场的需求扩大，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使得动漫速写成为动漫专业一门新兴的课程。不同的高校中，普遍将“动漫速写”作为动漫专业的基础性课程，配合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动漫速写成为速写教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其教学思路更新，教学方式也在不断的探索中。 二、动漫速写与传统速写之间的区别 动漫速写一般是在大自然与生活中获得动画形象，将常见的生活或自然形象通过提炼，创作出需要的艺术形象，由此可见，其研究的对象是动态的。而传统的速写只关注现实形态，注重用线条、形体结构等方式表现，研究对象呈现为静态。传统速写注重对静态事物的客观反映，要求学生理解形态结构的目标层次就可以了。但动漫速写要在写实的基础上表达意境，灵活运用夸张变形或概括提炼，要求学生对现实的物质世界进行抽象的理解，对学生的想象力、创作力的要求较高。在学习方式方面，传统速写学生只要在掌握基本绘画步骤后，通过实践练习，就能达到速写的重点方法。在动漫速写中，对创作过程的动态领悟要求较高，在动静结合的训练中，都要突出人物动作的连贯性学习。在创作方法上，传统速写创作的观察视点固定，其观察的对象也是固定化的，但动漫速写有不同的观察方式，不需要固定写生对象的位置，根据人体的动态特征移动变化，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人体运动的规律。 三、动漫速写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学生基础知识匮乏，教学任务加大。通常情况下，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新生只进行过简单的美术基础培训，对于基本的形体理解，以及动态的表达不准确，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大量的美术基础教学，培养学生的造型能力。这样的现实情况导致速写课程教学的进度缓慢，本身的速写教学受到极大的限制。[1]第二，教师存在专业短板，教学难以与动漫专业特点相结合。高校动漫专业的基础课教师大多数毕业于绘画专业，有的甚至毕业于其他艺术设计类专业，对绘画视觉的美感较为敏感，对形体结构的研究，以及绘画语言的表现过于深入，在实际的动漫速写教学中难以与动漫专业本身的特点紧密结合，教学效果不佳。[2] 四、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教学方式探讨 第一，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速写教学要根据高校专业层次、专业方向的特点，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开展教学。将速写教学与动漫专业相结合。其一，在教学中融入形态与活动画面的训练。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建立一定的“立体概念”，强调对象的运动规律、动态表现等。人物形象及动作的设计都要在立体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因此，教学中要将连续的活动画面意识带入其中，适当缩减动漫速写绘制幅面的大小，分镜头的设计要以小于A4的多格幅面为主。其二，鼓励学生参与多种艺术语言的表达训练。动漫速写教学中，教师在表现速写本身的独特审美时，要注意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给予学生更多的表达空间，鼓励学生采用不同的绘画工具表达多种艺术语言，从而丰富动漫速写的语言风格，激发学生创作的兴趣。其三，加大默写训练力度，督促学生参与设计分镜头训练在动漫创作中，许多场合需要足够的默写和想象能力才能完成，动漫分镜头的设计中，要将文字转化为画面，需要镜头绘制者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造型能力等，也需较强的视觉思维能力，在速写教学中，教师要督促学生观察、记录、收集素材，加强其默写训练，从而提高学生设计与制作的水平。第二，根据教学情况及时更新教学方式。动漫速写教学要与具体的院校层次和专业特点相结合，立足课堂讲解，将课堂实践与课外实践作为主要教学方式，课堂教学内容尽量以实践创作来完成。其一，采用多种讲授方式，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动漫速写教学中，教师要丰富课堂讲授的方式，将常规化的课堂讲解、示范性讲解灵活运用，提高学生对动漫速写的认识和理解，对教学重难点要侧重讲解。另外，还应该结合示范演示，以及示范作品来完成课堂内容的讲解，让学生参与课堂讲解，达到互动的效果。其二，及时给予学生有效的实践辅导。要全面掌握动漫速写的相关知识，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教师要在实践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辅导，可以采用个别辅导与集中辅导进行，也可以将示范有效地融入实践中，及时发现问题，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其三，进行阶段式总结，为下阶段教学做好准备。动漫速写教学要在一个单元教学内容结束后，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集中总结，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实践作业完成情况等方面进行比较评价，对表现良好的学生要及时给予肯定，引导学生发现实践作业中的问题，教师要针对问题进行集中分析讲解，给学生提出可行性的建议。除了对课堂实践作业进行讲评讲解外，还应该对学生的课外实践作业给予指导，督促学生能够进行自我评价，了解自己学习过程中成绩、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从而为后期的学习做好准备。另外，教师也要在阶段性的总结中，厘清教学中的问题，为下阶段的教学做好充分的准备。其四，核心章节采用特殊的教学方法。“人物动态速写”是动漫速写教学中的重点内容，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采用辅助教学模式，使学生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表达人物动态、人物循环运动的方法。首先，在讲解人物重心与支撑面、动态透视变化、动态线等基本规律的内容时，要将原来的二维平面训练教学方式转化为三维动态教学方式。让三维立体的人偶为教学提供便利，让学生能直观地了解教师所讲的内容。其次，进行适当的分解练习。结合实体的人偶模型，对其循环运动进行分析，观察轨迹线的实际应用，从人物走路、跑步、跳跃等运动动作进行分解，不断练习。再次，根据人偶模型，用不同的几何线条及符号形式分析运动的规律，让学生及时掌握形体结构的变化，加强学生的理解能力。第三，将教学与比赛相结合，促进教学发展。结合动漫速写课程的特点，尝试用全新的教学思路来指导教学。通过动漫领域的专业性竞赛来引导教学，加深对课程教学的探讨与实践，通过在比赛中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激发起创作热情，也能使学生更好地了解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促使其专业知识的习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对一些竞赛的题目进行分析，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创作。一旦有专业性的竞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并在课堂上面向全体学生征集竞赛作品，指导学生设计竞赛作品。在参与竞赛的过程中，引导学生从不同的参赛作品中获取行业的先进思维理念，启发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建议。不同的动漫设计比赛，能更好地促进动漫速写教学，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还能让教师创新教学方式，提高动漫速写教学的效果。 五、结束语 动漫设计与制作专业中的速写课程既是动漫产业发展下新兴的一门课程，也是动漫专业的基础性课程。其教学方式在长期的教学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分析动漫速写与传统速写之间的差异，了解动漫速写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才能优化教学方式，提高动漫速写的教学效果，为动漫行业培养大量优秀的人才。 作者：胡杨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的办学模式 摘要：随着我国动漫产业的不断发展，对原创型、管理型、综合型动漫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不仅能够明确动漫人才的培养思路，还能保证高校动漫人才的培养质量。文章对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的构建、应用价值及实施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提升动漫人才的培养质量。 关键词：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 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在我国高校设置专业里已经不下十年。与之相关的专业涉及面非常广，大致都涉及到艺术设计、美术、计算机、影视传媒等领域。为了让该专业的学生学有所成，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分别是培养设计师型人才、培养历史沿革型人才、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中尤以第三类为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动漫产业正处于上升期，对于高端人才、原创性、管理型、综合型的动漫人才有很大的需求，因而就形成了短、平、快的培养模式，由此也就出现了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 一、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的构建 构建高校动漫人才培养模式，必须要符合社会、文化、经济发展需求。在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下，必须完成以下五个部分：一是理清培养目标。二是设置课程体系，针对不同学年安排不同专业方向和具体内容。三是拟定教学模式。四是确定教学方法，针对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因材施教。五是确定评价机制，以考核的方式评定学生的综合水平[1]。 二、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的应用价值 基于市场对于动漫设计艺术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实施校企联合办学模式能够提升高等院校的办学实力。校企联合办学模式实施后，最直接的便利就是高校与市场接轨[2]。企业承接了高校的部分教学任务，让学生更适用于企业。高校借此进行敞开式办学、开放式教育，拓宽了自身的视野，距离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也更进了一步。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的实施对于动漫企业而言，可促进其快速可持续发展。就整个动漫产业来说，原创性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一直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发掘和培养人力资源是原始性创新最主要的力量来源，为此，通过校企联合平台就可实现。一直以来，政府都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决策者。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协调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基于此，校企联合动漫人才模式少不了政府的参与，而政府的主要参与形式是提供政策支持和法律保证[3]。这样一来，市场人力资源供给增加，产业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这就为产业结构调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的具体实施路径 （一）迎合市场需求，组织建立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委员会 培养职业技能型人才是当前市场的主要需求，为了适应市场需求，高校应该建立动漫设计艺术教育委员会，以此为基础，为动漫专业学生提供就业导向平台。为了确保就业方向正确，高校可以从动漫专家和动漫公司、广告公司的管理者中聘请合适的委员会成员，组成一支实力强劲的队伍。动漫设计艺术教育专业建设委员会的成员可与动漫公司联合，定期举行相应的活动。活动内容就动漫设计艺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和就业要求等为主要方向，展开研讨，并仔细落实，以期为动漫市场提供更多服务于动漫的艺术人才。 （二）打造合作平台，实现资源优势共享 鼓励高校与动漫公司通过签约协议进行合作。在规定期间，双方创立“校企合作平台”沟通信息，协助共进。据此平台，双方就近期产业用人方向及动态变化，高校跟踪市场的方式、企业应对市场的方式，学生适应市场的心理准备，学校所教与市场所需的对接等问题进行沟通，确保双方的合作利益实现。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需要学校与企业合作创建动漫专业学生进行实训、实习和就业的平台和机会。高校在企业主导下，构建协同创新中心、协同育人平台等，开展校企全方位合作。高校教师拥有深厚的理论知识，而动漫企业员工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构建的平台上，双方发挥自身优势，进行技术攻关。高校与企业合作，是打造创业实践教育平台的基础。 四、结语 实施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是高校进行动漫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措施。高校据此提高了动漫设计艺术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率，实现了人才培养计划目标。动漫企业据此纳入了更多的原创性、管理型、综合型的动漫人才。在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其竞争力更强，发展前景更好。因此，动漫设计艺术教育校企联合办学模式的实施充分表明，其对学校、企业、学生、社会都大有裨益。 作者：胡祥龙 单位：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动漫设计毕业论文:人物形象设计在动漫游戏的应用 摘要：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家对动漫产业关注越来越重视，人们对动漫形象的设计有了更加立体和多元化的要求。由传统的简笔画人物持续发展延伸到如今更加生动形象的3D人物形象，动画师如果需要设计出优质的动漫和游戏形象，需要对动画脚本与人物性格有着全面的思考，对人物所处的地域特点也要考虑周全。早期的动画与游戏的制作过程中人物形象的设计通常都较为单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现代动漫游戏中对于人物形象的构思和设计变得更加丰富与多样化。 关键词：人物形象；设计；动漫游戏；现代；时代性 前言 随着人们日常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生活节奏也随之加快，为了缓解工作的疲惫，放松一天劳累的心情，游戏成为了现下十分受到大众青睐的解压和娱乐方式。作为动漫产业重要的构成部分，电子游戏有着空前巨大的市场发展和提升空间。随着国家对动漫游戏产业的扶持程度大力加强，近些年来国内研究动漫游戏的企业单位百花齐放，在市场发展中占据着不容忽视的核心地位。动漫游戏产业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优秀的动漫游戏作品中少不了人物的塑造，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形象是制作优秀动漫和游戏作品的重要基础。 1现阶段我国动漫和游戏产业的发展情况 制作出一部优秀的动漫作品或一款优质的游戏作品，离不开美术设计。在动漫游戏市场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其市场方向越来越趋于国际化，学习国外优秀的动漫游戏作品的内涵变得非常必要。现阶段我国动漫和游戏产业发展所遇到的主要瓶颈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能力的人物形象设计人才。随着世界各地文化交流方面原来越频繁，各行各业人员的往来也十分方便快捷，外来文化与专业动漫技术人员的引进为我国动漫游戏产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推进了这一行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加强了动漫游戏人物形象的创作技术水平，给国内动漫和游戏产业的进步空间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动漫和电子游戏产业虽然相对来说在我国起步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家，但在短期内便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傲人成绩。以往的游戏多半局限在电脑端的网络或单机类游戏，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主机游戏、手机游戏、街机游戏等游戏平台如雨后春笋逐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流传开来，这些平台的游戏形式成为了电子游戏产业的主力，是人们茶余饭后、工作休息期间缓解疲劳和压力的必备产物。［2］随着电子技术越来越发达，动漫作品和游戏的画面质量也不断提高，大量3D动画作品和游戏作品诞生，让受众群体能够切身体验作品中的气氛，增强了作品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性。除此之外，动漫和游戏作品类型的多种多样也是当今动漫游戏产业的一大特色景象，以往的电子游戏种类单一，经过不断的开发和进步出现了多种不同种类的游戏，增强了互动性和可玩性。动漫和游戏市场的人气让许多企业加强了这方面作品的开发制作，动漫游戏的市场竞争力逐渐变强，其人物形象设计也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衍生出来了各种相关的周边产品，动漫游戏产业的持续进步依然爱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3］ 2当代动漫和游戏作品中人物形象的特点 2.1人物形象的夸张性 动漫和游戏是影视艺术中的一个分支，对卡通人物的形象进行制作和设计是一部作品的重要内容，人物形象的设计蕴含了设计师丰富的创造和想象力，让动漫和游戏作品内容变得更加丰富，也极大地发挥了艺术性的创造。比如汤姆和杰瑞这对欢喜冤家，作为天然的对手，《猫和老鼠》的喜剧感非常浓烈，这正是由于作者在对汤姆和杰瑞这两个动画角色进行创作的时候给了它们人类的情感，让它们有了能够和人一样思考的能力，配上风趣幽默的剧情演绎出它们的喜怒哀乐。这种突破传统猫和老鼠的形象设定让动画作品具有充分的趣味性和可看性，让人们在观看过程中会心一笑，忘却学习和工作带来的疲惫。在众所周知的网络竞技游戏《英雄联盟》（LeagueofLegends，简称LOL）中，设计者将符文之地作为游戏剧情的整体背景，加入了丰富的魔法元素，在这个游戏当中，魔法不再是神秘的虚拟能量，而是符文之地的生存法则。这种游戏之所以会受到当代青少年甚至中年人群的关注，正是因为在游戏中实现了现实生活无法做到的事，并且有着较强的竞技性，吸引了玩家的目光。［4］ 2.2人物形象的多样性 在动漫和游戏作品当中，其剧情通常由善恶、美丑等矛盾贯穿起来，这决定了对作品当中人物形象的设计条件。在动漫和游戏作品的剧情中，每一个角色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着各自的风格和特点，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派人物都是不能够被其他人所替代的。例如热门动漫作品《海贼王》（ONEPIECE，简称OP），在整部作品中出场的人物都有自身独特的个性和超能力，每个人物说话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2.3人物形象的时代性 在对动漫和游戏作品进行人物形象设计的过程中，要对动漫游戏作品的时代背景进行充分的考虑和剧情的需要，比如《真•三国无双》这款风靡全球的掌机游戏，根据三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制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并配以音效，最大程度对游戏剧情进行渲染丰富，极大地提升了可玩性与趣味性，让玩家在体验游戏的过程中代入角色，切身体会游戏的魅力。 2.4人物形象的文化性 在动漫和游戏产业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以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不同地域之间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与风俗信仰，那就是文化产业。［5］在《天涯明月刀》这款3D武侠题材的MMORPG（MassivelyMultiplayerOnlineRole-PlayingGame，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网络游戏当中，故事背景来自北宋年间的乱世，游戏角色所穿着的服饰与游戏内相关的虚拟道具都突显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中华正统的武侠文化作为基本创意，完美地还原了中华文明的壮丽河山，让玩家在感受游戏玩法的同时欣赏和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文明。 3结语 动漫游戏以其独特的个性在当今日常生活中出现在各个角落。其中，动漫和游戏的主要受众群体多为青少年或青年，让这部分人群在动画作品的观看和游戏的体验中除了获得身心上的放松，还要潜移默化地体会动漫作品与游戏中所传达出来的文化内涵。动漫游戏产业的工作者要坚持寓教于乐的发展精神，将加强国民精神修养作为主要的工作目标，制作健康、积极的动漫游戏作品。随着科学技术的持续进步，会有更多二次元爱好者加入到动漫设计与制作的队伍中，动漫与游戏产业的发展前景也会越来越好。 作者：赵越 单位：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社会安全论文: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问题调查分析 摘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总体上处于高位，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以及环境问题等。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农村居民；宁波市；调查；分析 “安全感”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安全感，是指人们对自身安全状况及周围自然、社会安全形势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社会安全感，则是指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对其居住、生活的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对稳定的感受和预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毋庸置疑也会影响人们心态的变化。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城市居民，而对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可谓“人迹罕至”。该课题致力于研究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数据来源 论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地区有北仑区春晓镇的民丰村和凤山村、镇海区澥浦镇的澥浦村和庙戴村、鄞州区古林镇的藕池村和吴家村、象山县西周镇的上谢村和下沈村。共计发放120份问卷，回收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8份，问卷有效率为90％。在接受调查的108位村民中，男性有50位，占总人数的46．3％；女性有58位，占总人数的53．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25％；初中学历的有52人，占总人数的48．2％；高中学历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8．5％；大专学历及以上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8．3％。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的有10人，占9．3％；19～30岁的有21人，占19．4％；31～45岁的有35人，占32．5％；46～60岁的有23人，占21．3％；60岁以上的有20人，占18．5％。从职业构成来看，学生占8．3％；农民占17．5％；工人占45．8％；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4．2％；自由职业者占14．2％；失业、无业人员占10％。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的村民占10％；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61．7％；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占19．2％；月收入大于6000元的占9．1％。 2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 2．1村民安全感水平总体居高 为了更加明确地了解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变化情况，该研究在问卷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两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设置了“非常安全”、“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4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方法，把“很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非常安全”记做4分。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87．5％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非常安全的，其中65．8％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的，21．7％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安全，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06，总体来说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较高。 2．2村民安全感相比过去有所下降 经统计分析，关于“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结果是：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提高了”的有27人，占25％；认为自己的安全感“下降了”的有55人，占50．9％；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没变化”的有26人，占24．1％。由此可见，与过去相比，宁波市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下降了。 3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分析 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影响宁波市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4个，分别是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3．1子女教育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在回答“当前您认为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可多选）”时，“子女教育问题”的入选率是91．2％。通过访谈，村民普遍认为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共享不到位，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师资力量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学前教育难也是村民担心的主要问题。 3．2社会治安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近年来，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市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且成分复杂，这给宁波市的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村民表示，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都选择居住在离市区偏远的乡村地带，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3．3居民住房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而房子作为家的物质载体，承载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定义。近些年，由于许多人热衷于炒房，导致房价不断上涨、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社会安全感。多数村民表示，有房是子女结婚的硬性条件之一，因此，他们的前半生都在为子女的婚房奋斗。 3．4食品安全与环境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对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统计，村民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最主要社会问题是？”一题时，选择“食品安全”的有26人，占24．1％；选择“环境质量”的有31人，占28．7％；选择“青少年犯罪”的有16人，占14．8％。 4提升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路径选择 4．1优化教育资源配套，改善居民子女教育环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努力实现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大力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使乡村教育跟上时展的步伐；其次，要优化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尤其要注重教师责任感的培养，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地位，建立相应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增加幼儿园的供应，并扶持收费低、面向大众的民办幼儿园发展。 4．2合理管控人口流动，强化社会治安常态管理 面对外来人口的涌入，我们不能“堵”，而要“疏”，这样才能标本兼治。首先，要全面了解外来人员的来源与去向，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其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遵纪守法意识；最后，要完善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4．3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 首先，政府应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依法规范建房用地，对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分；其次，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对其开发、流转、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积极构建良好的住房体系；最后，政府应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主动承担住房市场价格与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 4．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要加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提高食品的准入市场门槛；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有效规范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关于环境问题，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渐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工厂；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注重科技创新，加强污染整治。 作者：廖金娟 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安全论文:构建社会安全防火墙的工作打算 一、总体目标 力争通过三年努力，使消防工作责任有效落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更加牢固，社会单位自防自救能力全面提高，消防监督管理服务水平明显增强，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有效遏制，力保全市连续26年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全市火灾形势稳定。 二、工作任务 （一）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 1．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切实做到消防平安自查、火灾隐患自除”一是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平安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消防平安管理人的教育培训。二是要坚持每日开展防火巡查，定期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平安检查，完善巡查、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要有周密的顺序督促整改并复查。三是要落实员工岗位消防责任，特别是重点要害岗位，要层层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将防范火灾的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四是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限时消除。 2．提高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切实做到火情发现早、小火灭得了一是依法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依照专职消防队建设规范配齐装备和队员，并报市、县（区）两级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备案。二是有保安队的单位要建立“保消合一”消防队，对保安队员要经常进行培训。三是其他单位要建立志愿消防队。四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有效处置；要保证预案切合实际、操作可行，每次演练要有详细记录，并认真讲评。五是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要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执业资格证书上岗，能熟练掌握火警处置技能。 3．提高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切实做到能火场逃生自救、会引导人员疏散” 4．提高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切实做到消防设施标识化、消防知识普及化” 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四个能力”建设内容;一般单位可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落实“四个能力”建设要求。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达标；年，所有消防平安重点单位全部达标；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全部达标。年，区要选定2至3个社会单位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四个能力”建设试点工作。 （二）落实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四项责任” 1．落实组织领导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任期工作目标，制定实施“十二五”消防发展规划，保证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等有关部门领导参与的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消防工作重大问题。三是各级人民政府要针对消防平安突出问题，每年开展消防平安专项治理；每年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及消防平安知识的宣传提示和教育培训，政府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开展的消防平安大检查；市、县两级政府对影响公共平安的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2．落实监管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与所属的部门、行业、系统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奖优罚劣。二是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部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联合执法，共同解决。三是行业、系统主管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本行业系统管理内容，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和教育培训；四是具有平安监管职能的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查处或者移送相关部门处置。 3．落实设施建设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城乡消防规划，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确定年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年，全市100%完成消防专业规划编制、修订工作。确定年为城乡消防环境改造年，结合城镇改造，集中整治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及出租屋、三合一”场所、务工人员聚集地等存在消防平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城乡消防平安环境。二是建立政府统一指挥，公安、消防、交通、通讯、电力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快速反应系统，年底前，市要完成应急救援支队组建工作；市、县要完成应急救援大队组建工作。四是推进远程监督系统的联网。对社会单位的消防重点部位实行远程视频监控，年、年、年全市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联网率分别达到50%80%100%实现公共消防平安管理信息化。 4．落实检查考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定期对下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平安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下级政府落实消防工作年度目标任务进行督办，有关单位、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本行业系统消防工作进行考评，对完成消防工作任务、效果显著的予以惩办奖励。 （三）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四个基础” 1．夯实组织建设基础。农村、社区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年，各乡镇要依托综治办、安监办等机构，设立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组织开展消防宣传和消防平安检查；年，各行政村、乡村社区落实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平安工作。年，县锦江镇、区百佳城社区要抓好“三无五有”平安乡镇、平安社区创建活动试点工作。 2．夯实设施建设基础。乡村社区要完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并加强维护颐养；每个社区要设置公共消防器材配置点，配足配齐灭火器材。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要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与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对木结构建筑集中、连片的村庄，要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进行治理，增强火灾抗御能力。 3．夯实群防群治工作基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制定防火平安公约，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居民住宅区物业管理单位要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定期开展防火检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社区内的小场所要实行消防平安区域联防，开展消防平安互查互督，一旦发生火灾能够联合组织扑救；村庄实行消防平安多户联防制度，轮流值班开展消防平安提示和检查。 4．夯实队伍建设基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依法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任务。设有治安巡防队的村庄、社区，要建设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防消防队，加强保安人员消防平安培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治安巡逻的同时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并承担扑救初起火灾职能。其他村庄、社区要建立群众参与的志愿消防队。年前，所有乡镇、村庄、社区都要依照有关规定建成专职、志愿消防队伍。 （四）提高公安机关消防监督管理“四个水平” 1．提高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消防、治安、内保、警务督察及公安派出所“多警联动”消防执法机制，形成整治火灾隐患的合力。二是消防部门要严格履行消防监督职责，分析研判外地区消防平安形势，针对外地消防平安突出问题，继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年，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公安、建设、安监等部门集中开展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高层地下建筑等为重点，以建筑消防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平安专项整治。 2．提高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水平。一是健全消防监督机构，配齐消防监督人员，积极探索、完善合同制消防文职雇员工作制度，允许经消防培训考试合格的消防文职雇员从事消防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二是要大力加强消防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实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运行、执法裁量网上裁定、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全流程在线管理模式。三是要深化警务公开，向社会公开消防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依据、顺序、进度、结果，增强执法透明度。六是要加强廉政建设，制定廉洁执法自律规范，各级公安消防部门主官和全体监督干部都要签订廉洁执法许诺书，公开许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集中整改人民群众最不满意、反映最强烈的执法问题，提高消防监督执法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年，市要高水平、高标准地抓好执法规范化试点建设工作。 3．提高消防宣传教育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建立健全消防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不时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投入，全面提高公民消防平安意识，继续深入开展消防宣传“六进”年，要完成消防宣传流动站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 年，各县（市、区）消防志愿者注册人数分别达到外地区常住适龄人口数量的2%和3%三是全面落实《社会消防平安教育培训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开展消防平安教育。 4．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一是要试行消防平安检查制度，为社会单位提供消防技术服务。二是要积极培育和规范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平安监测等社会消防中介组织。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将单位消防平安状况纳入信用等级评定、火灾公众责任平安费率调整的内容。四是要全面推行消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职业资格证制度。五是要建立全市消防职业人才管理中心，培育和建立消防专业人才市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消防工作的中心任务，与“新农村建设”平安社区创立”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各级政府要成立组织领导和专门工作机构，出台实施方案，制订具体建设规范和考核验收规范，建立和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单位落实、群众参与”工作格局。 （二）广泛宣传，加强培训。增强社会各界做好消防平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培训工作，公安机关培训“四个能力”建设辅导员，社会单位培训“四个能力”建设明白人。 （三）典型引路，整体推进。针对四项工作重点，分别培育树立典型，打造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建设的样板，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要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指导和推动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扎实开展。 （四）考核验收，整体达标。各地每年对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进行考核验收。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建设由单位对照规范自我评价合格后，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或公安派出所申报验收；政府部门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工作情况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考核验收；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由各级公安消防部门组织逐级考核。市人民政府将在每年底，对各县（区）构筑“防火墙”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年底进行总体验收并总结表彰。 （五）落实责任，严格奖惩。各地要逐项细化分解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的目标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加强工作检查和督导，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挂钩，对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惩处，对工作进展缓慢、效果不明显的给予通报批评，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并启动问责机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社会安全论文:营造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方案 为了进一步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意识，营造全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扎实有效地推动全乡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根据区安委会安字号文件精神要求，在6月份全乡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将有关活动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年”总体部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安全发展”这条主线，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百姓喜闻乐见的安全生产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着力强化全乡干部群众，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构建和谐的经济发展氛围。 二、活动主题和组织机构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关爱生命、安全发展”。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三、活动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活动时间为6月1日—30日。 1、开好一个会。乡政府组织召开由各村（居）委会主任、安监员、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各村也要召开所辖地企业负责人会议，进行安全警示教育； 2、办好一个培训班。根据区安委会的要求，6月16日，在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与区安监局联合举办一期安全学习培训班，人数达100人，为企业进行安全培训，并督促辖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开展安全教育； 3、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乡安全领导小组对我乡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各村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本辖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隐患进行一次检查，发展隐患及问题及时整改； 4、搞好活动宣传。一是制定一块10×4m的永久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二是制作一块1.8×1.2m的宣传展板；三是从区安监局购置宣传画分发给主要企业及在主要干道张贴；四是各村及重点监管企业悬挂横幅标语共计二十余条等多种形式，掀起合法、守法、用法的新高潮； 5、及时沟通信息、适时总结。对安全生产月活动，各村（居）要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反馈。活动结束后，各村（居）委会认真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于6月28日之前报乡安全生产活动领导小组。 社会安全论文: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工作要点 我镇防范处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书记在我省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镇“六无”(无“”人员进京滋事、在当地聚集闹事、非法插播电视信号和无“”等组织在当地公开聚集滋事、无重大恶性反宣案件、无规模性团伙案件)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深挖打击、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积极维护我镇的社会政治安全稳定，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 一、继续贯彻“专群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强化对社会面的防控及对组织成员的稳控工作。 1、整合社会防控力量，强化社会面的防范和控制力度。结合和谐平安建设把反工作纳入基层组织年度考核目标，2、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理控制，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对重点人员、特别是刑释解教人员，各单位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做到“内紧外松”，严密监控，掌握动态，确保万无一失。对外出经商、打工、探亲的重点人员，户籍所在派出所和主管单位要密切配合，查明下落，并及时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对失控的人员，有关公安机关要组织力量，限期查找到位，消除隐患。要加强和司法劳教部门的工作联系，对刑释解教回籍的“”等组织成员，要即时跟上帮教管控措施，严防脱管、漏管。3、积极探索反警示教育长效机制。继续推进把反警示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 二、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进一步开创防范处理工作新局面。 1、坚持用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不断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努力营造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3、广泛动员和调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加强社会面防控。坚持动态摸排，风险评估，切实强化对“”等和有害气功组织重点人员的管控措施。 三、继续开展攻坚克难教育转化工作，进一步巩固、扩大教育转化工作成果。 1、加强组织保障，夯实创建基础。2、专群结合，预防为主。大力做好无创建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调动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推进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的落实。3、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进一步做好安置帮教促回归工作。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健全街道、社区为一体的三级跟踪管理台帐，对每一个刑释解教“”人员回访帮教到位。 今年，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与属地责任单位衔接、管控帮教协调机制，在与驻区企业联动上做文章,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坚决预防和减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推动我街无活动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社会安全论文: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状；困境；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缴费主体疲软、政府责任缺位、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让基金保值增值、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征收社会保障税、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形势日趋严峻，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问题较多，养老基金缺口较大，企业负担沉重，相关法律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本文剖析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问题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并进而提出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状困境选择 一、现状： （一）、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 在学术界，中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的涵盖对象被分为两部分：非正规和正规就业人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刘贵平的定义是：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包括近年来的下岗职工，还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在其覆盖面上十分有限。①是什么原因造成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一环节出现“盲区”？“这些人要么是老板没有为他们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要么是没有老板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雇主缴纳所带来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自行承担制度风险，因此导致这部分人群在可能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个人储蓄和人寿保险，也不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成本昂贵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企业应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高达薪金的20%，而雇员本人还需再缴纳8%。再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缴费，企业和员工的全部缴费高达薪金的40%多，在有些地区，实际缴费率甚至更高。这一缴费水平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此高昂的劳动成本不利于鼓励雇主为员工利益买单。为进城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实体现了政策的人文关怀，但一波又一波农民工退保潮让决策者感到尴尬。率先在全国推广农民工保险的广东省频现退保高峰，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仅深圳市每年退保的人数就高达12万以上，该市甚至还出现过一天600多名农民工排队退保的“热闹”场面。是农民工不领政府的情，还是和政府开玩笑？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农民工每月上缴的养老金占到工资的8%，而且需要连续缴纳15年才能受益。每个城市的工资标准不一样，但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整齐划一：8%，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由于缴费期限固定不变且难转移和农民工的流动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把钱拿在手里更妥当。 （二）、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 对于城市正规就业人群来说，基本上不存在“8%”的缴付压力和15年年限的制约，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很“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给投保者的养老待遇过低。国有企业老职工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平均只有三四百元，有些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而一般职工也只能拿到退休前工资的60%，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来说，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是省级统筹，但一些地方连省级统筹也没有做到，造成不同地区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富裕地区不愿意为从穷地区转移来的人负责，再加上各个地区因管理机制不统一，不能做到很好地衔接。同时，制度性障碍体现在，由于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与企业社会养老保障分属不同体系，前者的待遇水平要远远高于后者，造成流动困难。另外，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虽然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但保险体系没有改革，没有与企业保险统一起来，也表现为前者的保障水平大大高于后者，使得许多人因此不敢轻易跳槽。另一个关于养老金风险的问题却让入保者不得不忧心。已入保的职工每个月都在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帐户“充钱”，但自己的帐户却是空的。因为这笔从在岗“年轻人”手中收来的钱被用来支付给当年已退休的“老年人”了。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记帐单位，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究其实质，仍属于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体现为政府强制力主导下的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代际赡养。体现了养老成本在代际间的分担，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遇到较大阻力，逃避缴费的企业和个人会增多。为什么要设立个人帐户？其吸引人之处是由个人帐户中的钱形成的储蓄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来保值增值，在投保人退休后，他可以以年金的形式领取其本人投入的本金再加上可观的利息来安度晚年，如果社保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个人帐户也就毫无意义了。当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就在于：一方面坚持搞个人帐户；一方面却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苦无良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空帐”运行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9.15万亿。”对于这一巨额赤字，如果仅靠提高缴费来弥补，个人缴费率将不得不提高到缴费工资的37%，是现在个人缴费的4倍多。③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二、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2、缴费主体疲软。对于缴费主体企业来说，由于亏损等原因，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力缴纳正常的保险费，欠、逃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基金供款率需要不断上升，有些地方的供款率已达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样，高费率，高逃费率，再提高费率已在一些地方形成恶性循环。 3、政府责任缺位。由于退休金保障制度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不成熟，基金被挪用、滥用现象时有发生，基金安全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缺位。一个负责任、有决心的政府不可能因为财力的限制而承担不起人民基本生存费用，尤其是在成就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更没有理由拒绝通过充分参与和全民社保来彻底解决民生问题，造成财政缺口的不是经济落后，而是政策、管理滞后，贪污渎职等等。谁都算不清巨额的资产流失和浪费的黑洞有多大。不是没钱，是钱被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或被少数人掠夺。而且，由于现有的制度是以城市为单位，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基金，管理的手段被严格限制于银行存款、国债投资等，保值增值困难，致使广大应保未保人员处于制度的边缘地位。滞纳金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提供了“寻租”的可能。 4、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面对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国企改制的推进，失业率逐年飙升。由于失业保障和救济制度滞后，转换机制困难，深化改革受到约束，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制度“瓶颈”。现行的统筹政策分为城市和行业，起不到对新旧城市、不同行业、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等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而且经济效益好的行业从各地社会保险制度中游离出去，影响了再分配的功能，弱化了社会保险的安全作用。由于企、事业单位的差距较大，且难以消弥，一些人便想方设法往行政事业单位挤，在这样的制度惯性下，企业领导在退休的时候要求个行政级别、复员军人不愿到企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膨胀。而所有这些目前仍没有一部相关的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各地都是从现有经济条件出发，制定相应条例并按各自的条例执行，有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限制了地区和人员之间的正常流动和养老保险的转移，从而共济难以实现。当前，在企业改制中，对40、50人员实行退养，并对退休及这部分退养人员的养老金实行预留10年的政策。但大部分国企在改制过程中面临成本高、缺口大的问题。致使改制难以进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使改制进行得下去，对这部分养老金实行只计不提的办法，这样，当一部分在改制时尚未来得及退休的40、50人员在真正面临退休时由于重组或改制后企业未缴足该部分钱而无法按正常程序办理养老保险手续。从而积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5、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 5•2、在农村，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应保对象游离于该体制之外，而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人口，这一制度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已经小得可怜，据资料：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此意义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正符合当下我国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正义的需要原则，社会保障应重视由于其大量需要而离常态最远的那些人。②即通过“社会统筹”的功能尽可能更大范围地实现社会公平，以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风险。 5•3、尽管面临当前的改革困局，现有养老模式将难以改变。除了制度的惯性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成本问题。10年前我国养老体系转换为现在的部分积累模式后，国家付出了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改革成本，如果再次转换模式，同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养老保险制度因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着巨大的设计缺陷，导致现在的问题较多。 三、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 1、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推迟退休年龄会立即加剧已有的就业困难；不推迟又使养老金储备不堪重负。但迫于就业压力而放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对迫切需要经济独立、安全的中国，实属下策。何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衰落是大势所趋。因此，政策选择的一个方向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尤其是持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是影响赡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水平的发展等原因，人口的平均寿命得以增长，为推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可能，退休年龄规定得较高，则在职职工人数增加，退休人数相应减少，赡养率就较低；反之，赡养率就较高；同时，可提高基金积累数额、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年限，化解“空帐”风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防止资源浪费的角度，适当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值得考虑。 2、强化政府责任。政府为什么要把教育和房地产做成产业，是因为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保障不敢花钱，把钱都存银行里了，如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是敢于消费的，老百姓敢于消费就会拉动投资的增长。所以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对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养老金差额实行补足的政策。给予一些特殊人群如复员军人、企业领导等按贡献给以不同程度的养老金补足，以缩小行业间、部门间、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差距过大现象。同时，克服各部门、各地区利益对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分割局面，在全国范畴内协调养老金的公共帐户，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进行共济。全国统一的社保体制不仅具有再分配个人收入的功能，而且具有缩小地区和产业差别的功能，而且可真正实现“东部支持西部”。 3、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从公有制部门扩大到私营部门及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通过覆盖面的扩大和全社会的统筹来分散成本和社会风险、扶贫济困并强化其共济功能，化解隐性社会保障债务问题。并确保企业在改制后必须缴清所有预留保险费。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可将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作为筹资的主渠道之一。由于个人所得税开征点已提高，而目前收入差距正日益拉大，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成熟。开征这两种税可以平抑企业的缴费率，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养老体系中来，降低了经营成本。更强化了政府的再分配和资源配置功能，既提高了效率又实现了公平！另一方面，可发行社会保障福利彩票。在当前，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筹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4、让基金保值增值。把个人帐户实行企业化经营，与资本市场对接，由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可投资于国家长线重点工程项目如重大水利设施、高速公路等。政府加强监管。对于养老金等普惠性基金，可考虑在人大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定期监管，可以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基本法。明确缴费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养老金作为一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不适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要从重从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6、征收社会保障税。改按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为按比例征收社会保障税，由于国企改制的推进，国退民进成为事实，而且现在很多县、市已基本不存在国有企业。因此，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且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保额差距问题，同时，有利于财税部门介入，有利于加强基金的监管。 四、结语： 制度出生产力。其实任何制度的配套使用效用均会大于其单独之效用。提高政策的配套功能，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应，是决策者的应有之义。同样，单纯依靠某一项制度显然难以解决养老保险问题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哪怕移动一张桌子，也会引起全身的反应。在现今各方都不甚完善尤其是相关法律缺失的条件下，多管齐下，或许是应对养老保险命题的理性选择。 社会安全论文: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全力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 近期，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的指示精神，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工作做为首要任务来抓 区司法局按照省、市、区关于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确保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开好三个会议。区局及时召开局党组会议，乡镇、街道司法所长会议和司法局全体干警会议，将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二是健全二级组织。区局成立了有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司法所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全权负责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是出台了二个文件。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成立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通知》文件，实行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四是实施一个制度。区局要求在全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召开期间，全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行每天零报告制度。按照“重心下移、责任下移、措施前移、关口前移”的要求，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发案情况，研究其成因，制定化解调处计划。五是做到“四个到基层”。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把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先进工作经验推广到基层。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做到矛盾纠纷情况明、底子清，处置迅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为全区的社会稳定筑起一道有力屏障。 二、健全机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各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工作机制。坚持每周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会议和调解主任例会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以定期排查、情况报告、交办督办、领导包案、考核奖惩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制度。将可能诱发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和到市赴省进京上访的隐患作为这次排查调处工作的重点，注意发现苗头性，潜伏性问题，掌握案情，摸准底数，不留死角盲点。对排查出的问题，强化措施，制定方案，采取包案制，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及时调处。对有群体性苗头的问题，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限时办结。对上访老户和写信大户进行专人做工作和专人监控，采取一案一策等针对性措施。对上级发函要求结案的案件，集中力量，尽快结案，及时上报。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信访矛盾问题，及时与相关责任单位沟通情况，掌握动态信息，落实好防控措施，把问题和矛盾及时解决在当地。做到了“小纠纷不出村（居）、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二是建立集中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司法所和调委会坚持“排查建帐、以帐促治、以治求稳”的工作原则，纠纷排查工作中坚持进村入户，切实摸清本辖区各类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决不漏掉每一个细节问题，杜绝“不以恶小而不查”现象的发生。采取有效措施，不间断地搞好对村（居）、企业、各重要场所的集中排查、集中调处、集中整治，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三是建立完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预警预案，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司法所干警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控制事态的发展。对因排查调处不力、工作失职，造成群众到市进省赴京上访的，追究第一责任人和帮包人员的责任。四是建立健全维护稳定信息上报工作机制。以司法所为主体，村（居）、企业等为阵地，区局统筹调度，实行调解主任向司法所日报、周报、零报告和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带班考勤制度，做到了纠纷早发现，不稳定因素早预测，出现的纠纷早处理，确保了辖区信息畅通。 三、强化调处职能，确保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全区社会安全稳定 各司法所按照区局要求积极整合基层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坚持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工作思路，在做好当前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同时注重做好结合文章。一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普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不断提高广大村（居）民法律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增加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和自觉性，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12348”法律服务专线相结合，为寻求法律咨询的当事人提供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三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社情控制结合起来。全区二级调解中心、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网络作用，加强民情、社情、信息控制，从抓早、抓小、抓苗头着手对辖区内的社情民意做到了“六掌握”即掌握邻里之间团结情况；掌握单位干群关系情况；掌握家庭内部和睦情况；掌握周边、境边、务工人员工作生活重大变故情况；掌握可能影响安全稳定人员的表现；掌握外来、流动人员的底细情况。如：西王庄司法所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发现刘耀村付某与范某因宅基地纠纷闹了五年，司法所启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机制，对双方进行小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协同有关部门对宅基进行界定，双方握手言欢，一起沉积五年的恩怨得到化解。中心街司法所接到西花园调委会报告，辖区内杜某与项某因邻里关系发生纠纷，双方纠集家族20余人，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司法所迅速启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火速赶赴现场。经过连续调解，使双方消除误会，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从而避免了一起群体性械斗事件的发生。截至到目前，全区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4场次；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22场次；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97起，成功调处192起，分流3起，进入诉讼程序42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其中疑难纠纷12起，调处12起，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群体性上访事件5起。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和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和谐的新市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安全论文:海外项目开发中关于健康\安全\环境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调研 摘要:文章总结和介绍了海外工程项目市场开发前如何就所在国对于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等方面进行调研,从而做到有效规避风险。 关键词:海外市场;投标前;HSE;社会安全;市场调研 0前言 近十年来,紧紧围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非洲的苏丹、阿尔及利亚、乍得、尼日尔;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南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阿联酋、伊拉克等10个国家承揽了大小数百个工程项目,而这些国家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标准不尽相同。此外,按照外交部和国际专业安保机构风险评定标准,这些海外项目所在国家中,有9个国家(地区)属于较高风险(即抢劫、恐怖袭击等事件频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因此,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入新开发的海外市场前,了解所在国对健康、安全、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就变得尤为重要。 1调研内容 中国石油XX工程公司近些年通过不断摸索、不断开发,总结出一套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前对于所在国就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的调研提纲,主要从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生产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健康、设计技术和规范及业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等几个方面考虑。 1.1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 (1)当地社会治安情况如何?一般的企业在当地都采取什么样的安全保卫措施(如雇佣警察还是保安公司)?保卫队伍的信誉度如何? (2)油田区域内的社会安全状况如何?承包商的安全是否由业主雇佣保卫队伍保护或由承包商自己解决? (3)施工作业区周围的部落、居民情况?是否存在居民和政府或业主的矛盾没有解决(尤其土地征用的问题、劳工问题)?是否存在业主给当地居民供水的问题?当地的偷盗行为如何?发生偷盗行为如何解决?有无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发生诉讼事件,胜率如何? (4)从所在国首都到油田现场的交通方式有哪些:是否有飞机运输?从首都到现场的公路道路状况如何?路途武装保护需要与哪些部门联系。 (5)当地社会环境状况,包括行政区划、人口、经济、工农业生产、水利、交通、通讯、文化,当地居民生活、就业状况(失业率、犯罪率等数据),受教育情况、执法机构、政治派别和政治环境等。 1.2 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 (1)所在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主管机构。包括对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员工劳动保护、安全培训、安全监管、安全投入、法律责任有何要求,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要求,对石油石化、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特殊要求。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安全审批。 (2)消防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要求,消防设施配备,消防管理、监督检查要求,法律责任。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消防审批。 (3)交通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驾驶人员要求,车辆检修要求,安全行驶要求,事故赔偿责任等。施工和运输车辆进入有什么审批。 (4)劳动法及主管机构。对雇用当地人员的规定,正常劳动时间与加班是否符合规定,劳动待遇及劳动纠纷处理等规定。 1.3环境保护 (1)业主完成的项目所在地环境影响评价(EIA)报告或者相关的调查资料。如当地地理、水文、气候和气象资料等。 (2)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监测部门的情况,废水、废气、废渣处置相关法规要求。 (3)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例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水土保持、河流保护、历史遗迹保护等,以及施工噪声影响的有关法规。 (4)是否处于周边环境敏感区(例如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野生动物园、饮用水源地、居民集中区)。 (5)当地环保案件或环保纠纷发生频次,当地环境保护组织的活跃程度。 (6)对于施工垃圾的处理,当地的法律是否有明确的规定。 1.4公共健康 (1)职业病防治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职业病的规定,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工伤保险的要求等。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审批。 (2)卫生防疫管理法规及当地主管部门。当地流行的传染病、地方流行病及发病季节。是否有治疗和防范措施。 (3) 油田医疗人员和设施情况(医院数量、床位、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备情况、药品供应能力),是否可以利用业主的医院?根据项目人员配备和周围医院依托情况,是否需选派医生和配备相关医疗设备。 (4)当地海关对进口药品是否有限制。 1.5设计技术和规范 所在国石油行业设计工作所采用的技术规范体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包括设计卫生标准,卫生防护距离、防火技术规范、施工质量要求等。 业主要求承包商满足的其它行业标准,如ISO14001,OHSAS18001,OGP相关要求,API有关标准等。 1.6业主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程序文件(包括管理文件、程序文件和作业文件),业主对承包商的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反应计划等。 2结语 随着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海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海外市场也在不断的开发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在国有关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认真进行调研,对安全风险提前进行识别、评估,才能有效规避风险,为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社会安全论文:论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在社会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波云诡谲、暗潮涌动，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关系异常复杂。随着东方公司在海外勘探步伐的加快，在项目运作中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东方公司国际部HSSE部成立社会安全办公室，专门关注项目所在国家信息搜集、整理和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同时也给海外项目快速准确地传达领导决定。海外项目能否顺利运作、员工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某种程度上说，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信息收集与整理社会安全办公室 世界形势 预警作用 东方公司国际部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成立于2011年3月份，它的成立源于利比亚项目由于该国发生战争而进行的紧急撤离，为了跟前方保持有效沟通，跟踪整个撤离过程，将前方撤离的即时信息传递给公司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前方撤离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又将总部的指示以最快的方式传递给前方，指导撤离工作安全有序的运行。这次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HSE部员工和前方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的完成了从利比亚撤离任务。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短短十多天时间里，东方公司完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说明东方公司已经越来越成熟，不仅表现出公司对其员工保护能力的提高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增强以及应急机制日益完善，还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形象。这次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获得了总公司的表扬，也博得了广大职工积极评价，参与撤离工作HSE部门员工也深受鼓舞。此举充分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反映了公司对员工生命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这次成功的撤离，作为新成立的社会安全办公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正确及时的信息是成功撤离的基本保证。那么什么是信息呢？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被提出和使用，可追溯到1928年R.VHartly,他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1956年，英国学者Ashby提出“信息是集合的变异度”。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1975年，意大利学者G..Longo指出：信息是反映事物构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他包含在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的本身。可见，至今为止，信息的概念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的说信息是对某个事件或者事物的一般属性的描述。也可以说，信息就是经过加工处理后有价值的数据。 一、社会安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领导做出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历来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谁的信息全面、快捷、准确，谁就在未来的行动中占据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跟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搜集整理，领导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对一个企业的发展生存至关重要。目前公司所面临的现状是，海外项目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如何有效地保证全体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成为公司HSE工作重中之重。所以必须针对每一个海外项目做出符合实际的风险评估，就是要充分识别风险和危害，根据风险的程度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而对风险要做出正确的评估，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各种信息，否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因此如何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时性就成为安保办公室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 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要根据海外项目所处的不同国家、社会背景、国际热点以及这些对项目的安保影响程度，搜集不同信息，准备不同的汇报材料，并运用其功能为领导决策服务。在一些重大决策需要做出的过程中，比如是否做出类似紧急撤离这样的重大决定，需要慎之又慎。项目的撤离与否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虽然恶化，但是我们的风险尚处在可控阶段、对项目影响并不大，贸然撤离就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经济损失。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但是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搜集到的信息不全面、不准确，就会给领导决策带来致命的误判，紧急撤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到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由于国际形势受到多方面影响，经常是瞬息万变，安保形势也会随之而变。为了让领导更好地驾驭全局，做出最有利、最正确的决策，就要求社会安全部门对前方紧急事态做持续追踪，将最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上级领导。因此信息搜集工作不是固定的、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 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拥有丰富的信息，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做出最为有利的决定。那么社会安全部门首要的作用就是为领导决策当好一个合格的“参谋”。特点是协助领导打开思路，分析事物中各种相关的矛盾，目的是要保证备选方案的多样性，为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与选择余地。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是为公司领导服务的，在具体实践中，向公司领导提出的方案及建议措施是经过精心设计，详细、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细节后所得出的。 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社会安全情况的日趋严峻，当前海外项目面临的安保问题五花八门、纷繁复杂，领导在决策所面对的抉择的问题也越来越艰难。这种复杂的局面也对社会安全工作中的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这种规模庞大、真假难辨，良莠并存的信息海洋中，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性的变化因素，所以社会安全办公室必须要系统、全面的分析这些不确定因素，充分考虑估计到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去伪存真，提炼出真正有用的信息，这样才能为领导做出科学的，可执行性的决策起到帮助的作用。 社会安全论文: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 摘 要：文章从近期频繁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遇袭事件入手，指出了我国企业海外项目面临的主要社会安全风险，在介绍了对海外项目进行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意义的基础上，对企业如何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海外项目 社会安全风险评估 评估意义 评估建议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了国门，我国企业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及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海外贸易活动也在急剧增加。 但是目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冲突和政治动荡相互交织、恐怖主义活动也愈演愈烈，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企业以及员工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也表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频频发生企业海外项目工作人员遭遇袭击的事件，我国企业境外项目和人员的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因此，有必要对海外项目进行有效的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恐怖袭击以及其他社会安全事故的发生，进而充分保障企业及员工的利益。 一、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袭事件分析 2012年1月28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公路项目工地上，中水电集团公司遭到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反政府武装劫持了29名中国工人，1名中国工人失踪，该名失踪的员工后被发现不幸身亡。三天之后，2012年1月31日，在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25名中国工人被当地一伙贝都因人扣留，绑架者以此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部族成员。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中国工人在海外遭绑事件，立刻在国内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海外工人安全问题的广泛热议和反思。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每个中国公民遇险，都可能会触动整个国家。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境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驻外劳工的自我保护能力都还不达标，个别公司在冒险经营的情况下收益与安全比并未经过认真评估，从而导致了危险事件的频频发生。 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被派往异国他乡工作，而随之而来的是安全风险的增多。在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遭袭事件中，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平稳解决，但是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也不少。 2008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南部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最后造成5人遇害。2007年4月，中原油田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工地遭遇袭击，9名中国工人遇难。2006年2月，6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所属安徽合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工程技术人员遭遇歹徒突袭，造成中国方面3人死亡，3人受伤的结果。2004年6月，中国援建的一个建筑工地被阿富汗一伙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了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认为，近年来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遇危险、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出境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工作的中国工人在不断增多，安全风险的概率也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国力提升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反政府组织认为中国劳工的价值在上升，劫持中国工人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所在国当局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把中国工人作为人质是向对手敲诈的最好的筹码。 二、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概述 风险，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指发生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所有可能情况的总和。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风险及风险的相互作用的评估，是衡量风险概率和风险对项目目标影响程度的过程。 我国企业在海外项目经营中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诸如政局动荡、战乱、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的传统风险；另一方面是类似恐怖袭击、利益冲突或者绑架的非传统风险。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族分裂势力猖獗，这些民族分裂势力会将当地从事项目的外国企业视为袭击目标，用来威胁当地政府，作为其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很多国家的治安形势也在加剧恶化，诸如盗窃、抢劫等社会治安案件频繁发生，甚至有些事件还演变为恶性治安事件，这不仅给我国海外项目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对我国企业员工的人身也造成了严重伤害。近几年，我国海外项目飞速发展，企业在海外的雇员人数不断增多，与项目所在地周围地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存在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一旦关系处理不当，就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的纠纷，进而导致双方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就是要衡量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测算风险对项目可能产生影响的程度。 三、评估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意义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其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要远远早于我国，到目前，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并建立了适用方法及应用软件，但是系统化的标准也还未形成。在我国，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以及制度建设还未全面展开，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的增多，中国人员参与海外项目的也越来越多，当今全球恐怖袭击组织活动猖狂，各种社会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中国人员逐渐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首选目标。虽然现在我国以及很多企业都制定了风险应急预案及管理办法，但是由于现阶段有关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匮乏，加上评估方法及技术不系统、不科学，常常会造成应急预案缺乏严密性、科学性及针对性的后果，结果也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因此，加强对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科学性评估迫在眉睫。 安全风险评估旨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海外项目的社会安全现状，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为制定防范措施、展开应急管理提供充分、准确的依据。风险评估可以预先得到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和严重程度，然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类事件的危害程度，使得损失降到最低，同时，风险评估还有助于有效分配安保人员和设备、设施，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感与民生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举国震惊的恶性滥杀无辜的案件,被一些专家称之为“报复社会犯罪”。 分析这些犯罪分子的心理时,人们会发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封闭的缺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此概括说:“他们的性格往往被称为屈辱人格,一旦爆发就容易走上极端。”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以制造“南平血案”的郑民生为例,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却没有明确的仇恨目标,作为绝望的失败者,他最终选择了被认为只有有钱有势人家才能进入的小学的学生来复仇。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滕五晓看来,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们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化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而中国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贫富差距拉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危险信号,而社会学者们在调查中发现,公众对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是无法接受的。正是后者导致一些人产生“仇富”、“报复社会”等心理。 因此,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抑制“南平血案”式的恶性事件,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减少贫富差距,逐步降低民众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焦虑心理,恢复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同时要加强普法教育,让每个公民都知道法律是社会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的保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 社会安全论文: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 摘要：社会安全感直接影响着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而环境又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此次对具有特殊地理环境的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就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人际交往安全感、网络使用安全感、社会治安安全感、就业安全感以及安全归属感等几个方面展开调查分析，并与目前关于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研究和东南沿海大学社会安全感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大学生对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所以我们还就如何提高大学生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安全感提出意见。 关键词：安全大学生中西部管理社会 一、 概念界定 作为外来概念，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尚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根据主流观点来看，我们将社会安全感界定为“某一地域范围内人群对社会环境社会安全与否的认识的整体的心理反映”。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面临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的威胁。[1]传统的社会安全标准偏重于社会安全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但在这一背景下这些标准显然已经过时。社会安全感在社会安全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体现在社会安全感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归因和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逆向影响整体社会安全环境。在高社会风险的环境下，人群的社会安全感应该得到重视。 安全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一项重要课题。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五种基本需求的塔形层次图。其中安全感的需要居于层次图的底层,是实现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在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潜意识里要求基本的安全感。他认为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之中保障型的两项因素一项是健康，另一项就是安全。 众所周知，我们是不能缺少安全感的，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它在学校的校园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校园安全感的的缺失不仅可以造成人身财产的伤害，有时还可以上升到一些疾病的引发，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生活在“恐慌”与“恐惧”之中，这就引发了一种疾病—“癔病”。生活在缺少安全感的校园里，学生更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学生“癔病”频发，本质上讲，是社会没有给予学生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惧、担心、焦虑成为“暗示源”。 大学生是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群体，是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青年群体，他们的社会安全感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整体水平。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我国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们掌握中西部居民社会安全感具有借鉴作用。 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性，我们对其进行的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可以掌握该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现状，为学校的学生工作者进行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借鉴，对相关方面的问题解决和防范提供参考。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后备力量，拥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安全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在社会安全的硬件条件上较东部地区落后，同时因为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民族分布等客观社会原因，面临的社会风险也比东部地区的大学生要大。所以，对中西部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能为我国广大中西部教育机关和院校提供良好的参照，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培养其健康的社会安全感。 三、研究综述 此次调查的对象的年级分布从大一到大四的分布范围基本是持平的，大二学生稍多，从生源地来看，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来自西部地区的同学多于东部。我们针对调查对象在设计问卷时将调查问题分为交往安全，学校社会治安，网络安全，安全归属感，就业安全这五类。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在上述部分笔者已经就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在社会安全感的调查中将调查对象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展开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说明性和建设性，有助于了解地处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的现状。通过我们发放和收回的问卷后统计的结果以及平时自身的感受，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交往安全 从第一方面大学生交往安全方面来看，所调查的人都有一种很普遍的认识：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于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我们所需要具有的警惕性是不一样的，越陌生的人我们所要保持的警惕性应该更高。并且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般与舍友的交往要比非舍友的关系要密切很多。这就说明在人际交往中，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通常对于自己身边比较亲密的人, 在生活中经常出现、朝夕相处的舍友具有很强的信任感，相对舍友而言的班级同学，老师等就不如前者能够给自身带来归属感。理所当然，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所调查的同学所持的态度则大多认为要视情况而定，可见，对于未踏入社会大学生而言，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陌生人并非犹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般的不可亲近，社会还是美好的。总而言之，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亲疏远近关系与自身安全感成正相关关系。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视情况而定地对其保持警惕；七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与社友的关系很好，认为自己与舍友关系不好的受访者很少；与班级成员保持朋友关系的调查数据程正太式分布，大部分人与班级半数左右的成员保持朋友关系。可见，受访大学生在现实社交上情况较好，交往安全感较高。 （二）社会，学校治安 在社会、学校安全感方面，所调查的同学在问及学校及学校周边的治安情况时大都表示较为满意，可见同学们对于学校的治安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是在问及是否担心宿舍被盗则大多人表示担心。学校给学生带来的人身安全感是足够的，对于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大家都表示比较放心，但是被偷被盗这一现象在学校并非少为发生，很多同学多少都遭遇过此类事件。学校在这方面还必须加强防范和管理，对于本校的学生在平时的课程中要有相关的课程进行教育和疏导，这不仅仅是为了防范偷盗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财物安全，更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过程。对于治安系统的设置也还有必要加强管理。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内及学校附近的治安状况在一般以上；对维护学校内及学校附近地区安全的安保人员工作不满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有七成受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宿舍被盗。可见，受访大学生虽然对整体治安状况较为满意，但对安全事故的发生仍有担心，治安安全感不高。 （三）网络安全 在网络安全方面。可以说，网络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网络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交友、网络购物、网络学习、网络娱乐等等，网络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安全的讨论也越来越为炽烈，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也将网络列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同学们比较青睐与网络的匿名性带来的便利，大家都普遍认为通过网络，可以匿名分享自身的生活感受，发泄心情和情绪，由于网络的非面对面，非熟人的交流让他们觉得放心、没有流言蜚语的负担，畅所欲言快感让他们觉得网络是安全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匿名性的方便和安全，白被调查者也表示担心自己会上当受骗，个人信息会被泄露，可见对于真实的信息安全和财物安全，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扰人担忧。 仅有一成的受访者经常通过网络与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认为浏览网页、网上聊玩网络游戏等网络活动对现实社交的影响较大和一般的各占三分之一；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消费被骗；有六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可见，受访大学生对网络的信息功能认识上不清晰，对网络信息的真实度与安全度保持怀疑，网络安全感较低。 （四）安全归属感 有半数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有一定把握；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缺乏信心；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所学的知识勉强可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另有近半数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对此感到怀疑。可见，受访大学生对归属认识分歧较大，安全归属感一般。 (五)就业安全 在就业安全方面。就业问题也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热议问题，因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于就业安全的调查主要从就业意向、就业压力两方面来进行研究，被调查的同学大多表示就业压力很大，大多认为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的影响，面对毕业，面对就业，大多数同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标并不是十分明确，就业的压力和盲目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相对自主创业，更多同学还是倾向于找工作，替别人打工，虽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但是大多同学还是保持作为青年一代所拥有的激情和挑战力，不断的锻炼自身，充实自己，提高能力，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前景。对于学生的困惑，学校在学生培养模式和就业能力的提高方面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变化改变策略，让学生面对社会的竞争和残酷有信心能够立足社会的筹码，这也是社会对培养人才基地的要求。 有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压力来自自身能力欠缺；大部分的受访者倾向于找工作；另外，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到外省去找工作或者是否愿意到压力较大的地区工作时，各种意见较为平均。可见，大学生就业意向较为模糊，就业安全感一般。 综上所述，虽然大学生交往安全感较好，但其他安全感指标不高，尤其是网络安全感较低，另外，大学生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 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与自身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学校和网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据点，学校单纯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群体的单一性让他们在人际交往、生活安全方面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网络的匿名性和真实性则是他们所矛盾的节点；就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激烈竞争、残酷现状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最缺少安全感的地域。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安全感、归属感与他们自身对于事物的确定性程度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对于自己熟悉和确定的事物则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陌生和不确定的事物安全感和归属感则相对较低。 四、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感的现状，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对外校流动人员的管理 调查结果显示：63.6%的人认为流动人口太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在大学中也存在类似“外来人口潜在危险”，这也是仅次于“盗窃抢劫”的另一大因素； （二）加强法治道德宣传教育 从调查结果看，入室盗窃是影响大学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损坏公共设施、遇到危险不能互相帮助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安全感。所以，被调查者建议通过各种形式的法治道德宣传，提高学生素质，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校园环境。 （三）增加保安力量 调查显示，三成多的被调查者在校园内从未见过保安，1/3的人在校园内偶尔见到保安人员。调查中，被调查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增加保安力量，增加巡逻次数，保证学生安全。 本研究在团队成员的共同配合和努力下得出了我们预期的研究成果，针对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做了具体切实的调查，并针对这一独特群体设计了符合群体特征的调查方案和问题，所得的最后结论也具有针对性。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的新青年，作为未来一个世纪的社会建设者，他们对于学校，对于周遭环境，对于社会的感受会深深影响到他们日后的生活和工作理念，同时也是当下社会改革和建设者所要注意的社会问题。 社会安全论文: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已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为确保辖区社会安全稳定,要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优势。司法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司法行政工作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努力化解民间纠纷，全力维护社会安全 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社会和谐。从构建和谐社会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风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然而，现在社会安全稳定工作存在着很大压力，社会矛盾纠纷处在高发阶段，有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问题较多，这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必过于担心，要想办法认识、把握、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社会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安全稳定有信访、调解、法治三个平衡器。现在信访事件应接不暇，其中80%以上的信访是有道理的，这些信访中80%的问题是能在基层解决的，这些工作靠谁做?要靠基层人民调解干部，要把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好，起到扁担平衡力量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我们应该充分用好这项制度。据悉，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以法制社会、安全社会建设等各种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全面推行了法律参事制度。针对当前由于农村村级组织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水平不高、引发群众信访相对活跃的实际情况，磐石市在认真组织做好调研、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磐石市法律参事制度》。《制度》规定：为全市268个行政村、27个社区各配备1名法律参事，人员由公检法司部门选派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和干警兼任，任期每届三年；法律参事作为行政村（社区），处理各类法律事务上的参谋和助手，本着“帮忙不添乱、尽职不代替”的原则，应邀、应询为各村（社区）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和帮助，具体履行好为村（社区）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有关涉法问题、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引导群众通过合理途径解决诉求等职责。《制度》执行以来，全市基层群众来市上访数量不断减少，在基层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职能作用，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基层人民矛盾的有效措施，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值得借鉴。 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社会安全 继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后，几十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多起校园血案。究其社会心理，这些嫌疑人的共同点是对社会抱有极端不满，这种不满累积在心里，当正常的诉求渠道不通畅，矛盾无法消解时，他们就破罐子破摔了。但他们又没有向强者挑衅的胆量，所以孤注一掷，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下手。试想如果当这些人遇到困难尤其是法律上困难时，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能够及时的给予援助，使其诉求渠道畅通，那么是否可以避免一些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社会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最终体现，为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该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的安全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 创新社区矫正工作，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全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因为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较一般人大，所以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可以从高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但如何做好矫正工作，就需要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由于这项工作正在探索实施中，需要各地能够创新工作方法，总结出好的值得借鉴的工作技巧。据悉吉林省磐石市司法局积极探索社区服刑人员分类教育方法，一是利用学习教育基地开展分类教育，先后在学校、拘留所、交警大队建立学习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组织青少年服刑人员、不服从监管的服刑人员、交通肇事类服刑人员到三个教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二是按犯罪类型开展分类教育，对犯有盗窃、诈骗、贪污等侵犯财产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热爱劳动、靠劳动致富方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对犯有强奸、抢劫、伤害等暴力类型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伦理道德、换位思考、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对过失犯罪的服刑人员，重点引导其正视现实、开展重塑生活信心方面的心理教育。通过分类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符合共性特点，教育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改造质量明显提高。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最后一年，希望在“六五普法”中，各地司法局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的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的安全，做好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社会安全论文:论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信息时代的全新文化场域――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和社会各界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与文化场域 博客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最新因素,是独具个性魅力且内容丰富多彩的时尚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博客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萌芽阶段、以业内精英和舆论领袖为主的成长阶段、普及阶段,最后到成熟阶段,博客将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在从商业化向社会化迈进。博客这种全新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有利于促成中国网民文化活动的相对自主性,使之逐渐从受商业权力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青年占网民的绝对多数,其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博客的主体。博客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权利时代的标志。套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使得所谓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成为可能。博客既是网络文化场域的生产者,也是网络文化场域的消费者。这个空间赋予了网民特有的自主性,没有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昭示着知识权利时代的民主与自由,是网民张扬个人价值、体现个人存在、拓展个人视野的精神家园。在博客成为大众化的网络生存方式后,它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新兴的公共空间,在各种信息沟通和参与过程中,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了超越传统新闻传媒的能力,为网民通过检索全面了解所需要的相关信息、研究时事政治,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社会安全阀是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中用以表示社会冲突积极作用的概念,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美国冲突理论的代表L.A.科塞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社会安全阀是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积蓄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与“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他的社会安全阀概念带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特征,强调消除心理紧张在解决社会冲突、排除敌对和不满情绪中的作用,并根据心理学关于对立、紧张情绪可通过向替代性对象发泄而予以消除的观点,提出了安全阀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即“替罪羊机制”,主张将人们的敌对、不满情绪引离原来仇恨的目标,用其他替代性目标和手段,使他们得以排放和发泄。社会冲突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对所有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心理(思想)疏导理论。 人与人之间从社会属性和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来看,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当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时,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张力。这种张力的作用就好像是向一个气球里面打气,里面的气体越多,它的体积就越大,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张力从另外的角度看,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加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好像如果气球中没有了气体,那么它也就无法再升上天空。“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它将保障社会运行安全,为堵塞的河流开凿一个河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发生――博客就具有这种安全阀的功能。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场所。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个体的心理行为趋向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基于压抑的惰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当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机制时,这种情绪就不会变成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一个人无法摆脱压抑情绪的控制时,就需要外界为其创造一定的排解宣泄的环境和条件。在这时,博客就可以充当人们情绪发泄的“排气孔”。当人们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自己的博客上进行宣泄时,就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过度压抑和聚集,进而也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保持了社会稳定。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分层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标准并存的格局,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就必须保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政府需要及时、客观地了解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从而及时、有效地制定矛盾应对和缓冲的对策。同时,各个利益群体之间也需要在思想、信息、感情等方面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彼此的误会,增加各个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信任感,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博客为人们进行社会求助提供了有效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力量往往过于弱小,在个人遇到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博客来发出求助信息。博客具有传播性和开放性,一个人用博客尽情表达时,他的言论就将在全球互联网内传播。个人的遭遇可能在民众的帮助下,或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援下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这样,个人就不至于因求助无门而对社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可见,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生、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解决民生问题、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 在了解了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后,我们还需要分析博客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探明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那些需要我们克服的缺陷。 博客对网络空间的普及性。博客可以说是一种“零进入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即博客满足“四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编辑”,博客“把关人”的缺失却保证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最真实的表达;“零技术”,只要会申请免费邮箱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快速掌握博客的使用,从技术层面上为普通人信息开拓了渠道;“零体制”,可以节省现实社会利益表达的环节和约束;“零成本”,保证了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在利益诉求上的平等权利。正是博客的“四零”条件,既保证了人们在进入博客以及发言上的平等权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同时也保证了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沟通渠道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排气孔,这种渠道越畅通、越广泛,人们对经济、社会不平等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就越小。 博客的平民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在传统媒介中,一些利益群体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博客的平民化特征,使得社会各个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通过博客就能及时反映出来,容易在它们处于萌芽状态时给予化解、疏导。同时,博客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可以使不同利益群体看到其他利益群体的需要,也可以在互动中实现相互间的理解。 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通常是不能完全把矛盾消除在博客上的。比如,利益群体在博客上发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以求得自身状况的改善,除了在博客上得到舆论支持外,这个群体更需要在现实中改善他们的境遇。而要改善他们的境遇,可能就需要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甚至需要相关体制的转变,等等。 博客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肯定博客正面功能的同时,还应看到博客的攻击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下,博客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鲜明印痕,也容易招致不同思想形态的争鸣。与西方国家的博客相比,我国的博客正处于萌芽和发展壮大时期,具有某种过渡性,存在无目的性、自主性程度不高、人云亦云、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在为政府提供专业资讯方面还很不够,还未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且目前某些博主所弥漫的攻击性信息带有极强的负面性,背后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的造谣者。博客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值得更多人士反省。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和谐须治“亚腐败”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近年来，随着惩治防腐败力度的加大，领导干部“闯红灯”显著减少。但值得警觉的是，“亚腐败”却有蔓延之势，成为制约社会安全和谐的顽疾。 特大矿难死80人、隐瞒事故半月之久而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区，设有大批麻将平台。私营矿主热衷于用麻将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官员“沟通”。一场游戏输赢数万，输者总是矿主，赢者则是官爷。一些非法花炮作坊和小煤窑，也靠麻将使官员腰缠万贯而一路绿灯。“猫鼠一家亲”往往使安全生产检查扑空。于是，一声声惊天巨爆，一个个血肉冤魂，一户户家庭破碎，生命涂炭，国家财产付之一炬，社会潜伏动荡。麻将赌博顶多算个违反治安条例，法律还管不着。即使撞上也是“委屈一下子，潇洒一辈子”。而究其实质，麻将平台已成为“亚腐败”平台。何谓“亚腐败”？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认为：它是指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是干净的空间。在腐败丛生的国度，“亚腐败”势必泛滥。 “亚腐败”危害之烈并不亚于腐败。因其法律不确定性、一次性低额和手段隐蔽性，便更给查处、裁定、量刑带来困惑。历史上，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却在“亚腐败”阴沟里翻船的，数不胜数。后人哀之，岂可不鉴之？ 防治“亚腐败”，首要是把握嗜好度。人不可能一点嗜好都没有，把握得好可健其身心事业；反之，放纵一次，可能悔恨终生。香饵触口是铁钩。贪财入孔方，贪权落陷阱，贪色入圈套，贪功遭名裂，贪杯误大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正如司马迁所云：“故祸莫惨于欲利，非莫痛于伤心。”掌权者一旦纵欲贪财，欲壑难填，必然自毁前程。《清朝野史大观》载：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书画，却从不人前提及，外巡三缄其口，以防斗筲之人投其所好。下属献其稀世珍宝宋拓碑帖一本，冯原封不动退回说，“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先贤曰：“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粮田万顷日食一升。”共产党人只有利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才能将“亚腐败”止于始萌，防于患初。 防治“亚腐败”，关键是加强对执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尊重个人隐私权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权高位重的领导干部则应有别于普通百姓。美国是崇尚性自由的社会，可克林顿总统就是和小女子莱温斯基有那么几下子，便立马成为轰动全球的丑闻。当前领导班干部社交生活圈的“失监”，是滋生“亚腐败”的温床。打麻将一夜两夜不睡，跳舞三天四天不停，钓鱼五趟六趟不累，喝酒七两八两不醉。而其中危害最烈首推赌博风。有人惊叹：“东西南北中，何处不闻麻将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政要曾多次去澳门豪赌，挥霍公款5000多万元，其中仅乘坐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狂赌三天就输掉上千万；佛山市政府驻澳门新基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魏怀，为赌博挪用公款9330万元，输掉8785万元，相当于毁掉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安全和谐的紧迫任务。“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抓住治理亚腐败这个源头根本，反腐倡廉就能落实到位，社会安全和谐就大有希望。 社会安全论文:论社会安全阀机制与风险社会治理 【摘 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安全阀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风险，消解社会风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那么，社会风险是如何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状况如何？如何消解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比，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人类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崭新形式的风险社会。与财富的分配逻辑不同，风险是人们试图否定和规避的物品，但风险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风险的威胁。 吉登斯则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日益分离，现代化的扩散使得各种社会事件过程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不在场”的现代性时―空联系，使得社会活动更加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而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又是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离化”机制来实现的。处于分离和“不在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和专家系统获取信息，达成行动共识，从而维持相互依赖。然而，一旦提供和解释信息的符号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暗含着“时―空”断裂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人为现象；风险具有高危险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风险分布具有全球性、非均衡性、非同步性，风险威胁所有人，但有程度大小、时间先后之分；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大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难度。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它就不断为各种灾难和危机所证实。近年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核泄漏、索马里海盗挟持人质等事件，更是为该理论提供了最新的注脚。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加速转型，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人均GDP正处于由1000至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依据国际经验，这往往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社会风险会急剧增加。现实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群体性事件密集爆发、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等，故此，该理论对分析危机日益增多的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安全阀：内涵、功能及其消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如何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创新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社会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安全阀原本是指锅炉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通过自动释放锅炉中的蒸汽压力而保证锅炉设备的安全。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借用这一工业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敌对情绪是冲突的主要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处理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敌对情绪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时，系统就可能解体。为了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也即防止敌对情绪大规模突然爆发，需要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当然，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和个人付出某种代价）。社会安全阀机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有效缓和矛盾，降低冲突对社会的危害性。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阻碍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科塞始终强调，社会安全阀就是要将社会冲突引向替代目标，或提供替代冲突途径，而不是直接指向冲突的最核心；换言之，社会安全阀通过曲线路径来实现缓和冲突的目标。 上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数量大、种类多。而这些风险之所以存在，又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大量社会冲突分不开的，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信仰、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按照贝克等人的观点，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现代化）与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作用关系图 说明：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作用、反作用。 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总体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机制。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彻底化解社会风险，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风险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借助社会安全阀机制来治理风险社会，虽然是一种曲线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三、消解风险：不同领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平稳、持续运行，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形成和完善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一）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在选举、听证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加强政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加强社会统计调查，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关注舆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完善信访调解制度。要创新工作理念，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视为信访和调解工作的核心原则，主动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自主权利；合理界定二者与公检法系统的关系，确认二者的法律效力，促成二者与法律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加强信访和调解的组织队伍建设，足额配备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提升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倡文明接访、公平调解，逐步引入调解听证制度，保证信访和调解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建立劳资协调机制。推动劳资纠纷解决的合法化，通过有效合同来明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劳资纠纷解决的制度化，逐步以集体协商等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替代零碎化、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增进劳资纠纷解决的透明化，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第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更加凸显税收的公平价值取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注重发挥税收作为二次收入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利用税收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国家、企业与个人按比例分摊的原则，试征社会保障税。第三，发展商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险制度在转移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引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推出指向社会风险的新险种，大力开拓市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要增强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积极投保，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筹措专项资金，为弱势群体投保，持续延伸保险网络。 （三）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政府要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功能，对其合法性地位予以确认；向社会组织赋权，通过授权、委托或其他方式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政府职能，必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向养老、医疗、环保等领域发展，弥补政府管理的漏洞。社会组织自身要准确定位，明确职责，突显特色；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非营利性的基本宗旨；不断提高对经济市场化、管理社会化的适应能力，既要争取政府支持，又不能丧失独立性。第二，激活社会流动机制。要努力打破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社会流动的一系列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形成竞争、公平、透明的职业市场，破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性规则；发挥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完善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提高农村学生各阶段的入学率。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对底层群体、特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创新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运作。 四、结语 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如果能够构筑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风险必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消解，社会运行的安全系数将得到更多保障。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风险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全面、彻底、直接化解社会冲突为目标指向的，它只能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安全阀机制对社会风险的消解作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是有限的，风险社会治理，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

社会安全论文: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问题调查分析 摘要：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总体上处于高位，但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以及环境问题等。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社会安全感；农村居民；宁波市；调查；分析 “安全感”的概念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安全感，是指人们对自身安全状况及周围自然、社会安全形势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社会安全感，则是指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对其居住、生活的区域或整个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相对稳定的感受和预期。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毋庸置疑也会影响人们心态的变化。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安全感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但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城市居民，而对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研究可谓“人迹罕至”。该课题致力于研究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幸福感和社会凝聚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数据来源 论文进行分析的数据，来源于对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进行的实地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地区有北仑区春晓镇的民丰村和凤山村、镇海区澥浦镇的澥浦村和庙戴村、鄞州区古林镇的藕池村和吴家村、象山县西周镇的上谢村和下沈村。共计发放120份问卷，回收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8份，问卷有效率为90％。在接受调查的108位村民中，男性有50位，占总人数的46．3％；女性有58位，占总人数的53．7％。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学历及以下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25％；初中学历的有52人，占总人数的48．2％；高中学历的有20人，占总人数的18．5％；大专学历及以上的有9人，占总人数的8．3％。从年龄构成来看，18岁及以下的有10人，占9．3％；19～30岁的有21人，占19．4％；31～45岁的有35人，占32．5％；46～60岁的有23人，占21．3％；60岁以上的有20人，占18．5％。从职业构成来看，学生占8．3％；农民占17．5％；工人占45．8％；机关、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占4．2％；自由职业者占14．2％；失业、无业人员占10％。从月收入来看，月收入小于等于1000元的村民占10％；月收入在1001～3000元的占61．7％；月收入在3001～6000元的占19．2％；月收入大于6000元的占9．1％。 2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 2．1村民安全感水平总体居高 为了更加明确地了解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及其变化情况，该研究在问卷中设定了“您感觉自己的生活安全吗？”和“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两个问题，针对第一个问题设置了“非常安全”、“安全”、“不安全”、“很不安全”4个选项，并按照社会统计学中系数制的计分方法，把“很不安全”记做1分；把“不安全”记做2分；把“安全”记做3分；把“非常安全”记做4分。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87．5％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或非常安全的，其中65．8％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安全的，21．7％的村民认为自己的生活非常安全，安全感数值的平均值为3．06，总体来说宁波市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水平较高。 2．2村民安全感相比过去有所下降 经统计分析，关于“与过去相比，您的安全感有什么变化？”这一问题的结果是：被调查者中，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提高了”的有27人，占25％；认为自己的安全感“下降了”的有55人，占50．9％；认为自己的安全感“没变化”的有26人，占24．1％。由此可见，与过去相比，宁波市大部分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下降了。 3影响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素分析 在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影响宁波市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4个，分别是子女教育问题、社会治安问题、住房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 3．1子女教育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教育。在回答“当前您认为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可多选）”时，“子女教育问题”的入选率是91．2％。通过访谈，村民普遍认为子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资源共享不到位，包括硬件设备和师资队伍建设，其中师资力量是最主要的因素。此外，学生学业负担过重和学前教育难也是村民担心的主要问题。 3．2社会治安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许多人口流向东南沿海的发达城市。近年来，随着宁波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宁波市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多且成分复杂，这给宁波市的社会治安管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许多村民表示，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为了节省房租和日常生活开支，都选择居住在离市区偏远的乡村地带，这给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 3．3居民住房问题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是非常重要的，而房子作为家的物质载体，承载了绝大多数人对于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定义。近些年，由于许多人热衷于炒房，导致房价不断上涨、大多数人买不起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的社会安全感。多数村民表示，有房是子女结婚的硬性条件之一，因此，他们的前半生都在为子女的婚房奋斗。 3．4食品安全与环境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对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经统计，村民在回答“您认为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最主要社会问题是？”一题时，选择“食品安全”的有26人，占24．1％；选择“环境质量”的有31人，占28．7％；选择“青少年犯罪”的有16人，占14．8％。 4提升宁波市辖属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路径选择 4．1优化教育资源配套，改善居民子女教育环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努力实现城乡、区域教育资源共享，大力扶持乡村教育的发展，使乡村教育跟上时展的步伐；其次，要优化师资队伍，培养高素质的教师，尤其要注重教师责任感的培养，提高乡村教师的薪资待遇和地位，建立相应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增加幼儿园的供应，并扶持收费低、面向大众的民办幼儿园发展。 4．2合理管控人口流动，强化社会治安常态管理 面对外来人口的涌入，我们不能“堵”，而要“疏”，这样才能标本兼治。首先，要全面了解外来人员的来源与去向，全面落实居住证制度；其次，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相关法律法规的教育，提高流动人口的遵纪守法意识；最后，要完善人口流动管理机构，加强社会治安管理。 4．3规范房地产市场管理，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 首先，政府应严格土地审批制度，依法规范建房用地，对不遵守《土地管理法》的单位和个人依法给予处分；其次，政府应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对其开发、流转、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监督，积极构建良好的住房体系；最后，政府应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主动承担住房市场价格与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 4．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坚持绿色发展道路 关于食品安全问题，要加强对食品质量的安全监管，提高食品的准入市场门槛；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有效规范食品生产者的生产、经营行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对消费者食品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消费者辨别问题食品的能力。关于环境问题，要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逐渐淘汰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工厂；统筹城乡环境建设，大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注重科技创新，加强污染整治。 作者：廖金娟 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社会安全论文:构建社会安全防火墙的工作打算 一、总体目标 力争通过三年努力，使消防工作责任有效落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更加牢固，社会单位自防自救能力全面提高，消防监督管理服务水平明显增强，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有效遏制，力保全市连续26年不发生重特大火灾事故，确保全市火灾形势稳定。 二、工作任务 （一）提高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 1．提高检查消除火灾隐患能力，切实做到消防平安自查、火灾隐患自除”一是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具体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平安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消防平安管理人的教育培训。二是要坚持每日开展防火巡查，定期开展全面细致的消防平安检查，完善巡查、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要有周密的顺序督促整改并复查。三是要落实员工岗位消防责任，特别是重点要害岗位，要层层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将防范火灾的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员工。四是对检查发现的火灾隐患要立即消除，不能立即消除的应当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落实整改资金，限时消除。 2．提高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切实做到火情发现早、小火灭得了一是依法应当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依照专职消防队建设规范配齐装备和队员，并报市、县（区）两级公安机关消防部门备案。二是有保安队的单位要建立“保消合一”消防队，对保安队员要经常进行培训。三是其他单位要建立志愿消防队。四是要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有效处置；要保证预案切合实际、操作可行，每次演练要有详细记录，并认真讲评。五是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要持消防行业特有工种执业资格证书上岗，能熟练掌握火警处置技能。 3．提高组织人员疏散逃生能力，切实做到能火场逃生自救、会引导人员疏散” 4．提高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能力，切实做到消防设施标识化、消防知识普及化” 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要全面落实“四个能力”建设内容;一般单位可结合实际，有重点地落实“四个能力”建设要求。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平安重点单位达标；年，所有消防平安重点单位全部达标；年，属于人员密集场所的一般单位全部达标。年，区要选定2至3个社会单位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四个能力”建设试点工作。 （二）落实政府部门消防工作“四项责任” 1．落实组织领导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政府任期工作目标，制定实施“十二五”消防发展规划，保证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二是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等有关部门领导参与的消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消防工作重大问题。三是各级人民政府要针对消防平安突出问题，每年开展消防平安专项治理；每年在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组织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及消防平安知识的宣传提示和教育培训，政府主要领导或主管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开展的消防平安大检查；市、县两级政府对影响公共平安的重大火灾隐患实施挂牌督办。 2．落实监管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与所属的部门、行业、系统签订消防平安责任书，并定期进行检查考评，奖优罚劣。二是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部门信息沟通和联合执法机制，财政、公安、安监、工商、文广新、建设、质监、教育、人社等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联合执法，共同解决。三是行业、系统主管部门要将消防工作纳入本行业系统管理内容，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开展消防平安检查和教育培训；四是具有平安监管职能的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对发现的火灾隐患依法查处或者移送相关部门处置。 3．落实设施建设责任。一是各级人民政府要编制、实施城乡消防规划，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确定年为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年，全市100%完成消防专业规划编制、修订工作。确定年为城乡消防环境改造年，结合城镇改造，集中整治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及出租屋、三合一”场所、务工人员聚集地等存在消防平安突出问题，全面改善城乡消防平安环境。二是建立政府统一指挥，公安、消防、交通、通讯、电力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快速反应系统，年底前，市要完成应急救援支队组建工作；市、县要完成应急救援大队组建工作。四是推进远程监督系统的联网。对社会单位的消防重点部位实行远程视频监控，年、年、年全市设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场所联网率分别达到50%80%100%实现公共消防平安管理信息化。 4．落实检查考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逐级签订消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定期对下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消防平安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下级政府落实消防工作年度目标任务进行督办，有关单位、行业、系统主管部门每年要对本行业系统消防工作进行考评，对完成消防工作任务、效果显著的予以惩办奖励。 （三）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四个基础” 1．夯实组织建设基础。农村、社区要建立健全消防工作组织领导机构，确保基层消防工作有人抓、有人管。年，各乡镇要依托综治办、安监办等机构，设立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组织开展消防宣传和消防平安检查；年，各行政村、乡村社区落实消防平安专（兼）职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平安工作。年，县锦江镇、区百佳城社区要抓好“三无五有”平安乡镇、平安社区创建活动试点工作。 2．夯实设施建设基础。乡村社区要完善公共消防设施建设并加强维护颐养；每个社区要设置公共消防器材配置点，配足配齐灭火器材。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建设要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与农村公共消防设施同步建设、同步发展。对木结构建筑集中、连片的村庄，要结合村庄整治和人居环境改造进行治理，增强火灾抗御能力。 3．夯实群防群治工作基础。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要确定消防平安管理人，制定防火平安公约，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消防工作；居民住宅区物业管理单位要落实消防管理责任，定期开展防火检查，整改消除火灾隐患。社区内的小场所要实行消防平安区域联防，开展消防平安互查互督，一旦发生火灾能够联合组织扑救；村庄实行消防平安多户联防制度，轮流值班开展消防平安提示和检查。 4．夯实队伍建设基础。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依法建立专职、志愿消防队，承担火灾扑救任务。设有治安巡防队的村庄、社区，要建设治安、消防合一的治安联防消防队，加强保安人员消防平安培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治安巡逻的同时开展防火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并承担扑救初起火灾职能。其他村庄、社区要建立群众参与的志愿消防队。年前，所有乡镇、村庄、社区都要依照有关规定建成专职、志愿消防队伍。 （四）提高公安机关消防监督管理“四个水平” 1．提高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机关要建立消防、治安、内保、警务督察及公安派出所“多警联动”消防执法机制，形成整治火灾隐患的合力。二是消防部门要严格履行消防监督职责，分析研判外地区消防平安形势，针对外地消防平安突出问题，继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年，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公安、建设、安监等部门集中开展以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单位、高层地下建筑等为重点，以建筑消防设施为主要内容的消防平安专项整治。 2．提高消防监督执法规范化水平。一是健全消防监督机构，配齐消防监督人员，积极探索、完善合同制消防文职雇员工作制度，允许经消防培训考试合格的消防文职雇员从事消防检查和宣传教育培训工作。二是要大力加强消防监督执法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实行执法信息网上录入、执法流程网上运行、执法裁量网上裁定、执法活动网上监督、执法质量网上考核的全流程在线管理模式。三是要深化警务公开，向社会公开消防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的依据、顺序、进度、结果，增强执法透明度。六是要加强廉政建设，制定廉洁执法自律规范，各级公安消防部门主官和全体监督干部都要签订廉洁执法许诺书，公开许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集中整改人民群众最不满意、反映最强烈的执法问题，提高消防监督执法的公信力和满意度。年，市要高水平、高标准地抓好执法规范化试点建设工作。 3．提高消防宣传教育水平。一是各级公安消防部门要建立健全消防宣传教育常态化工作机制，不时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宣传内容，加大宣传投入，全面提高公民消防平安意识，继续深入开展消防宣传“六进”年，要完成消防宣传流动站建设。二是要着力加强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 年，各县（市、区）消防志愿者注册人数分别达到外地区常住适龄人口数量的2%和3%三是全面落实《社会消防平安教育培训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大力开展消防平安教育。 4．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一是要试行消防平安检查制度，为社会单位提供消防技术服务。二是要积极培育和规范消防设施检测、消防平安监测等社会消防中介组织。三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作用，将单位消防平安状况纳入信用等级评定、火灾公众责任平安费率调整的内容。四是要全面推行消防行业特有职业技能鉴定工作，落实职业资格证制度。五是要建立全市消防职业人才管理中心，培育和建立消防专业人才市场。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级各部门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其作为今后一个时期消防工作的中心任务，与“新农村建设”平安社区创立”等重点工作紧密结合，整体推进；各级政府要成立组织领导和专门工作机构，出台实施方案，制订具体建设规范和考核验收规范，建立和完善联动工作机制，形成“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单位落实、群众参与”工作格局。 （二）广泛宣传，加强培训。增强社会各界做好消防平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培训工作，公安机关培训“四个能力”建设辅导员，社会单位培训“四个能力”建设明白人。 （三）典型引路，整体推进。针对四项工作重点，分别培育树立典型，打造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建设的样板，做到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要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指导和推动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扎实开展。 （四）考核验收，整体达标。各地每年对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进行考核验收。社会单位消防平安“四个能力”建设由单位对照规范自我评价合格后，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或公安派出所申报验收；政府部门落实消防工作责任制、夯实农村社区火灾防控基础工作情况由市人民政府组织考核验收；消防监督管理工作由各级公安消防部门组织逐级考核。市人民政府将在每年底，对各县（区）构筑“防火墙”工程进展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年底进行总体验收并总结表彰。 （五）落实责任，严格奖惩。各地要逐项细化分解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的目标任务，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加强工作检查和督导，要将构筑社会消防平安“防火墙”工程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挂钩，对成绩突出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给予惩处，对工作进展缓慢、效果不明显的给予通报批评，对重视不够、组织不力、工作不到位，导致发生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实行“一票否决”并启动问责机制，依法依纪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社会安全论文:营造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方案 为了进一步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意识，营造全社会安全生产氛围，扎实有效地推动全乡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有效落实，根据区安委会安字号文件精神要求，在6月份全乡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现将有关活动安排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年”总体部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突出“安全发展”这条主线，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百姓喜闻乐见的安全生产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安全文化建设，提高全民安全意识，着力强化全乡干部群众，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意识，构建和谐的经济发展氛围。 二、活动主题和组织机构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关爱生命、安全发展”。成立活动领导小组 三、活动的时间及主要内容 活动时间为6月1日—30日。 1、开好一个会。乡政府组织召开由各村（居）委会主任、安监员、企业负责人参加的安全生产工作会，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各村也要召开所辖地企业负责人会议，进行安全警示教育； 2、办好一个培训班。根据区安委会的要求，6月16日，在消防装备有限公司与区安监局联合举办一期安全学习培训班，人数达100人，为企业进行安全培训，并督促辖区内各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单位职工开展安全教育； 3、进行一次安全隐患排查。乡安全领导小组对我乡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一次全面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各村要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对本辖区的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隐患进行一次检查，发展隐患及问题及时整改； 4、搞好活动宣传。一是制定一块10×4m的永久安全生产宣传标语；二是制作一块1.8×1.2m的宣传展板；三是从区安监局购置宣传画分发给主要企业及在主要干道张贴；四是各村及重点监管企业悬挂横幅标语共计二十余条等多种形式，掀起合法、守法、用法的新高潮； 5、及时沟通信息、适时总结。对安全生产月活动，各村（居）要做到有计划、有布置、有检查、有总结。好的经验做法、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反馈。活动结束后，各村（居）委会认真总结，并将总结材料于6月28日之前报乡安全生产活动领导小组。 社会安全论文:促进社会安全稳定工作要点 我镇防范处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书记在我省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省、市、县政法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镇“六无”(无“”人员进京滋事、在当地聚集闹事、非法插播电视信号和无“”等组织在当地公开聚集滋事、无重大恶性反宣案件、无规模性团伙案件)工作目标，进一步加强深挖打击、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积极维护我镇的社会政治安全稳定，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服务。 一、继续贯彻“专群结合、以防为主”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强化对社会面的防控及对组织成员的稳控工作。 1、整合社会防控力量，强化社会面的防范和控制力度。结合和谐平安建设把反工作纳入基层组织年度考核目标，2、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理控制，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对重点人员、特别是刑释解教人员，各单位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和责任，做到“内紧外松”，严密监控，掌握动态，确保万无一失。对外出经商、打工、探亲的重点人员，户籍所在派出所和主管单位要密切配合，查明下落，并及时通报当地公安机关。对失控的人员，有关公安机关要组织力量，限期查找到位，消除隐患。要加强和司法劳教部门的工作联系，对刑释解教回籍的“”等组织成员，要即时跟上帮教管控措施，严防脱管、漏管。3、积极探索反警示教育长效机制。继续推进把反警示宣传教育纳入“五五”普法宣传教育的工作。 二、切实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进一步开创防范处理工作新局面。 1、坚持用党的十七大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实践、推动工作。2、不断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努力营造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3、广泛动员和调动社会力量，群防群治，加强社会面防控。坚持动态摸排，风险评估，切实强化对“”等和有害气功组织重点人员的管控措施。 三、继续开展攻坚克难教育转化工作，进一步巩固、扩大教育转化工作成果。 1、加强组织保障，夯实创建基础。2、专群结合，预防为主。大力做好无创建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调动各部门和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推进防范控制、教育转化，宣传教育等各项工作的落实。3、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进一步做好安置帮教促回归工作。深入开展“大回访”工作，健全街道、社区为一体的三级跟踪管理台帐，对每一个刑释解教“”人员回访帮教到位。 今年，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人员与属地责任单位衔接、管控帮教协调机制，在与驻区企业联动上做文章,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坚决预防和减少人员脱管、漏管和重新犯罪，推动我街无活动创建工作再上新台阶。 社会安全论文: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现状；困境；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缴费主体疲软、政府责任缺位、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让基金保值增值、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征收社会保障税、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形势日趋严峻，养老保险制度面临问题较多，养老基金缺口较大，企业负担沉重，相关法律缺失，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本文剖析了我国养老保险改革问题的现状、面临的困境，并进而提出若干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养老保险现状困境选择 一、现状： （一）、制度“盲区”：保险对象游离于制度之外 在学术界，中国城市养老保险体系的涵盖对象被分为两部分：非正规和正规就业人群。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属于城市非正规就业人群？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刘贵平的定义是：非正规就业人群不仅包括近年来的下岗职工，还包括在城市的农民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在非正规就业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游离于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也就是说，中国整个养老保险体系在其覆盖面上十分有限。①是什么原因造成城市养老保险体系在这一环节出现“盲区”？“这些人要么是老板没有为他们缴纳部分养老保险金，要么是没有老板为他们办理养老保险事宜，这就使得他们不仅失去了雇主缴纳所带来的那一部分经济利益，而且还必须自行承担制度风险，因此导致这部分人群在可能的情况下宁可选择个人储蓄和人寿保险，也不愿选择社会养老保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制度原因是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成本昂贵并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扭曲。企业应缴的养老保险缴费率高达薪金的20%，而雇员本人还需再缴纳8%。再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其他缴费，企业和员工的全部缴费高达薪金的40%多，在有些地区，实际缴费率甚至更高。这一缴费水平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和瑞典、美国等发达国家。如此高昂的劳动成本不利于鼓励雇主为员工利益买单。为进城农民工办理社会养老保险确实体现了政策的人文关怀，但一波又一波农民工退保潮让决策者感到尴尬。率先在全国推广农民工保险的广东省频现退保高峰，退保率竟高达95%以上。仅深圳市每年退保的人数就高达12万以上，该市甚至还出现过一天600多名农民工排队退保的“热闹”场面。是农民工不领政府的情，还是和政府开玩笑？按照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农民工每月上缴的养老金占到工资的8%，而且需要连续缴纳15年才能受益。每个城市的工资标准不一样，但养老保险缴费的标准整齐划一：8%，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由于缴费期限固定不变且难转移和农民工的流动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把钱拿在手里更妥当。 （二）、制度有效性缺失：已入保群体“悬”在问题中 对于城市正规就业人群来说，基本上不存在“8%”的缴付压力和15年年限的制约，但是，他们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很“悬”。养老保险制度提供给投保者的养老待遇过低。国有企业老职工退休后所能拿到的养老金平均只有三四百元，有些甚至不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而一般职工也只能拿到退休前工资的60%，对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来说，差距则更大。这种状况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目前实行的养老保险是省级统筹，但一些地方连省级统筹也没有做到，造成不同地区保障水平差异很大，富裕地区不愿意为从穷地区转移来的人负责，再加上各个地区因管理机制不统一，不能做到很好地衔接。同时，制度性障碍体现在，由于国家公务员的养老保险与企业社会养老保障分属不同体系，前者的待遇水平要远远高于后者，造成流动困难。另外，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虽然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但保险体系没有改革，没有与企业保险统一起来，也表现为前者的保障水平大大高于后者，使得许多人因此不敢轻易跳槽。另一个关于养老金风险的问题却让入保者不得不忧心。已入保的职工每个月都在为自己的养老保险帐户“充钱”，但自己的帐户却是空的。因为这笔从在岗“年轻人”手中收来的钱被用来支付给当年已退休的“老年人”了。这种名义上的个人帐户，仅仅只能作为一种记帐单位，没有任何基金积累，究其实质，仍属于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体现为政府强制力主导下的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自我积累、自我保障，仍是政府主导下的代际赡养。体现了养老成本在代际间的分担，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在实践中会遇到较大阻力，逃避缴费的企业和个人会增多。为什么要设立个人帐户？其吸引人之处是由个人帐户中的钱形成的储蓄基金可以通过投资来保值增值，在投保人退休后，他可以以年金的形式领取其本人投入的本金再加上可观的利息来安度晚年，如果社保基金不能保值增值，个人帐户也就毫无意义了。当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尴尬就在于：一方面坚持搞个人帐户；一方面却对基金的保值增值苦无良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结构的改变，这种“空帐”运行状况难以得到缓解。因为现行的筹资模式是建立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项怀诚称：“中国养老体系面临严峻考验，未来养老金缺口高达9.15万亿。”对于这一巨额赤字，如果仅靠提高缴费来弥补，个人缴费率将不得不提高到缴费工资的37%，是现在个人缴费的4倍多。③按现行的养老保险体制，处于中国人口出生高峰期的70、80年代生人，在30年后大部分均处于或接近于退休年龄，当这些人都面临退休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即1：4的家庭结构的出现，又如何能负担得起这样庞大的养老金支出？而且目前，人口老龄化趋势已日趋明显。这笔钱会不会由后来的投保者来出？我们明天会不会无钱养老？即便最终由国家买单，投保者也要担负货币贬值的风险。对于养老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目前国家还没有相关的保障措施。（就目前情况看，所缴的养老基金）明的是增加了，但因为物价、宏观经济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影响，实际是贬值的。即便最终由国家来填补养老金缺口，付出的改革成本是不是过于巨大？ 二、困境： 1、法律介入缺失或微弱。当下立法层面主要表现为一些法规、规章或通知、地方条例等形式。养老保险基本法尚未出台，而且由于这些立法形式政策性较强，经常变动，且存在明显的地方差异，缺乏法律规范应有的严肃性、规范性及权威性，且不利于中央宏观调控及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征收工作缺乏法律依据，仅靠行政手段，对单位或个人缺乏约束力。 2、缴费主体疲软。对于缴费主体企业来说，由于亏损等原因，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企业无力缴纳正常的保险费，欠、逃费现象严重；另一方面，为了维持制度的运行，退休基金供款率需要不断上升，有些地方的供款率已达到工资总额的30%左右。这样，高费率，高逃费率，再提高费率已在一些地方形成恶性循环。 3、政府责任缺位。由于退休金保障制度的法制和资本市场不成熟，基金被挪用、滥用现象时有发生，基金安全问题凸显政府监管缺位。一个负责任、有决心的政府不可能因为财力的限制而承担不起人民基本生存费用，尤其是在成就了二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更没有理由拒绝通过充分参与和全民社保来彻底解决民生问题，造成财政缺口的不是经济落后，而是政策、管理滞后，贪污渎职等等。谁都算不清巨额的资产流失和浪费的黑洞有多大。不是没钱，是钱被花在了不应该花的地方或被少数人掠夺。而且，由于现有的制度是以城市为单位，由政府社会保障部门来管理基金，管理的手段被严格限制于银行存款、国债投资等，保值增值困难，致使广大应保未保人员处于制度的边缘地位。滞纳金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提供了“寻租”的可能。 4、相关制度供给的缺陷。面对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以及国企改制的推进，失业率逐年飙升。由于失业保障和救济制度滞后，转换机制困难，深化改革受到约束，已成为国企改革的制度“瓶颈”。现行的统筹政策分为城市和行业，起不到对新旧城市、不同行业、垄断行业和竞争性行业等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作用，而且经济效益好的行业从各地社会保险制度中游离出去，影响了再分配的功能，弱化了社会保险的安全作用。由于企、事业单位的差距较大，且难以消弥，一些人便想方设法往行政事业单位挤，在这样的制度惯性下，企业领导在退休的时候要求个行政级别、复员军人不愿到企业，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行政事业单位机构膨胀。而所有这些目前仍没有一部相关的统一的法律来规范，各地都是从现有经济条件出发，制定相应条例并按各自的条例执行，有差别也就不足为奇了，正是这种各自为政的状况限制了地区和人员之间的正常流动和养老保险的转移，从而共济难以实现。当前，在企业改制中，对40、50人员实行退养，并对退休及这部分退养人员的养老金实行预留10年的政策。但大部分国企在改制过程中面临成本高、缺口大的问题。致使改制难以进行，很多地方政府为了甩包袱，使改制进行得下去，对这部分养老金实行只计不提的办法，这样，当一部分在改制时尚未来得及退休的40、50人员在真正面临退休时由于重组或改制后企业未缴足该部分钱而无法按正常程序办理养老保险手续。从而积发了新的社会矛盾。 5、改变现有模式困难改革养老保险实现社会安全稳定 5•2、在农村，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实际上已处于停滞状态，而在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应保对象游离于该体制之外，而占全国人口总数2/3的农村人口，这一制度的覆盖范围实际上已经小得可怜，据资料：目前，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只占人口总数的15%，低于世界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最低标准。就制度惠及主体的城镇各类就业人员而言，现有的养老保障制度也仅仅覆盖城镇职工的55%。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人口基本上只能依靠土地和家庭养老，仍游离于社会化和共济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此意义上，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表现为供给严重不足。这也正符合当下我国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社会转变过程中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按照社会正义的需要原则，社会保障应重视由于其大量需要而离常态最远的那些人。②即通过“社会统筹”的功能尽可能更大范围地实现社会公平，以最大可能地化解社会风险。 5•3、尽管面临当前的改革困局，现有养老模式将难以改变。除了制度的惯性外，还有一个巨大的转换成本问题。10年前我国养老体系转换为现在的部分积累模式后，国家付出了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的改革成本，如果再次转换模式，同样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养老保险制度因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着巨大的设计缺陷，导致现在的问题较多。 三、基于现有模式层面的政策选择： 1、推迟退休年龄。老龄化是目前一个政策两难的命题：推迟退休年龄会立即加剧已有的就业困难；不推迟又使养老金储备不堪重负。但迫于就业压力而放慢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对迫切需要经济独立、安全的中国，实属下策。何况，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衰落是大势所趋。因此，政策选择的一个方向是适当推迟退休年龄尤其是持推迟女性的退休年龄。退休年龄是影响赡养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医疗水平的发展等原因，人口的平均寿命得以增长，为推迟退休年龄提供了可能，退休年龄规定得较高，则在职职工人数增加，退休人数相应减少，赡养率就较低；反之，赡养率就较高；同时，可提高基金积累数额、减少养老金的支出年限，化解“空帐”风险。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从防止资源浪费的角度，适当推迟女性退休年龄值得考虑。 2、强化政府责任。政府为什么要把教育和房地产做成产业，是因为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老百姓没有保障不敢花钱，把钱都存银行里了，如果社会保障到位了，老百姓是敢于消费的，老百姓敢于消费就会拉动投资的增长。所以加大财政投入，实行全民社保。对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单位养老金差额实行补足的政策。给予一些特殊人群如复员军人、企业领导等按贡献给以不同程度的养老金补足，以缩小行业间、部门间、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差距过大现象。同时，克服各部门、各地区利益对社会保障体制所造成的分割局面，在全国范畴内协调养老金的公共帐户，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进行共济。全国统一的社保体制不仅具有再分配个人收入的功能，而且具有缩小地区和产业差别的功能，而且可真正实现“东部支持西部”。 3、降低缴费比率。多渠道地适当降低缴费率以拓宽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从公有制部门扩大到私营部门及城市流动人口、农民工等弱势群体。通过覆盖面的扩大和全社会的统筹来分散成本和社会风险、扶贫济困并强化其共济功能，化解隐性社会保障债务问题。并确保企业在改制后必须缴清所有预留保险费。同时，拓宽筹资渠道，可将个人所得税及遗产税作为筹资的主渠道之一。由于个人所得税开征点已提高，而目前收入差距正日益拉大，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成熟。开征这两种税可以平抑企业的缴费率，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养老体系中来，降低了经营成本。更强化了政府的再分配和资源配置功能，既提高了效率又实现了公平！另一方面，可发行社会保障福利彩票。在当前，财政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发行社会福利彩票筹资也是不错的选择。 4、让基金保值增值。把个人帐户实行企业化经营，与资本市场对接，由投资公司经营管理，可投资于国家长线重点工程项目如重大水利设施、高速公路等。政府加强监管。对于养老金等普惠性基金，可考虑在人大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定期监管，可以控制政府消费倾向的扩张，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 5、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立法。政府应该用强力作为的形象去管理社保基金。形成一部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基本法。明确缴费的权利义务关系，把养老金作为一条高压线，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不适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要从重从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6、征收社会保障税。改按比例征收养老保险费为按比例征收社会保障税，由于国企改制的推进，国退民进成为事实，而且现在很多县、市已基本不存在国有企业。因此，改征社会保障税具有现实意义。且有利于解决地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的保额差距问题，同时，有利于财税部门介入，有利于加强基金的监管。 四、结语： 制度出生产力。其实任何制度的配套使用效用均会大于其单独之效用。提高政策的配套功能，充分发挥其整体效应，是决策者的应有之义。同样，单纯依靠某一项制度显然难以解决养老保险问题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哪怕移动一张桌子，也会引起全身的反应。在现今各方都不甚完善尤其是相关法律缺失的条件下，多管齐下，或许是应对养老保险命题的理性选择。 社会安全论文: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全力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 近期，区司法局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的指示精神，加大力度，强化措施，突出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取得明显成效。 一、加强组织领导，把维护当前社会稳定工作做为首要任务来抓 区司法局按照省、市、区关于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要求，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落实，确保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开好三个会议。区局及时召开局党组会议，乡镇、街道司法所长会议和司法局全体干警会议，将维护当前社会安全稳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全力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二是健全二级组织。区局成立了有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局长、纪检组长为副组长，有关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全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司法所所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全权负责辖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是出台了二个文件。区司法局下发了《关于做好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紧急通知》、《关于成立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期间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领导小组通知》文件，实行党组成员分片包干责任制。四是实施一个制度。区局要求在全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召开期间，全区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行每天零报告制度。按照“重心下移、责任下移、措施前移、关口前移”的要求，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发案情况，研究其成因，制定化解调处计划。五是做到“四个到基层”。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把实际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先进工作经验推广到基层。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做到矛盾纠纷情况明、底子清，处置迅速，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为全区的社会稳定筑起一道有力屏障。 二、健全机制，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各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一是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工作机制。坚持每周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会议和调解主任例会制度，进一步规范完善以定期排查、情况报告、交办督办、领导包案、考核奖惩为主要内容的工作制度。将可能诱发集体访、越级访、重复访和到市赴省进京上访的隐患作为这次排查调处工作的重点，注意发现苗头性，潜伏性问题，掌握案情，摸准底数，不留死角盲点。对排查出的问题，强化措施，制定方案，采取包案制，强化责任，抓好落实，及时调处。对有群体性苗头的问题，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限时办结。对上访老户和写信大户进行专人做工作和专人监控，采取一案一策等针对性措施。对上级发函要求结案的案件，集中力量，尽快结案，及时上报。短时间内不能解决的信访矛盾问题，及时与相关责任单位沟通情况，掌握动态信息，落实好防控措施，把问题和矛盾及时解决在当地。做到了“小纠纷不出村（居）、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二是建立集中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各司法所和调委会坚持“排查建帐、以帐促治、以治求稳”的工作原则，纠纷排查工作中坚持进村入户，切实摸清本辖区各类矛盾纠纷情况，逐一登记、建立台账，决不漏掉每一个细节问题，杜绝“不以恶小而不查”现象的发生。采取有效措施，不间断地搞好对村（居）、企业、各重要场所的集中排查、集中调处、集中整治，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当地。三是建立完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工作预警预案，把工作重心放在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上，制定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司法所干警必须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控制事态的发展。对因排查调处不力、工作失职，造成群众到市进省赴京上访的，追究第一责任人和帮包人员的责任。四是建立健全维护稳定信息上报工作机制。以司法所为主体，村（居）、企业等为阵地，区局统筹调度，实行调解主任向司法所日报、周报、零报告和重大事件及时报告制度，严格落实第一责任人带班考勤制度，做到了纠纷早发现，不稳定因素早预测，出现的纠纷早处理，确保了辖区信息畅通。 三、强化调处职能，确保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全区社会安全稳定 各司法所按照区局要求积极整合基层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坚持以稳定求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工作思路，在做好当前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同时注重做好结合文章。一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结合起来。广泛深入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特别是普及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不断提高广大村（居）民法律观念和遵纪守法意识，增加群众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能力和自觉性，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12348”法律服务专线相结合，为寻求法律咨询的当事人提供便利、快捷的法律服务。三是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与社情控制结合起来。全区二级调解中心、四级人民调解组织充分发挥调解组织网络作用，加强民情、社情、信息控制，从抓早、抓小、抓苗头着手对辖区内的社情民意做到了“六掌握”即掌握邻里之间团结情况；掌握单位干群关系情况；掌握家庭内部和睦情况；掌握周边、境边、务工人员工作生活重大变故情况；掌握可能影响安全稳定人员的表现；掌握外来、流动人员的底细情况。如：西王庄司法所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发现刘耀村付某与范某因宅基地纠纷闹了五年，司法所启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疏导化解机制，对双方进行小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耐心细致说服教育，协同有关部门对宅基进行界定，双方握手言欢，一起沉积五年的恩怨得到化解。中心街司法所接到西花园调委会报告，辖区内杜某与项某因邻里关系发生纠纷，双方纠集家族20余人，互不相让、剑拔弩张。司法所迅速启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机制，火速赶赴现场。经过连续调解，使双方消除误会，握手言和，达成调解协议，从而避免了一起群体性械斗事件的发生。截至到目前，全区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4场次；乡镇、街道司法所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22场次；全区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97起，成功调处192起，分流3起，进入诉讼程序42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其中疑难纠纷12起，调处12起，防止民转刑案件3起，群体性上访事件5起。为省党代会和党的十七大会议期间社会安全稳定和建设富裕、文明、生态和谐的新市中做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安全论文:海外项目开发中关于健康\安全\环境与社会安全方面的调研 摘要:文章总结和介绍了海外工程项目市场开发前如何就所在国对于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等方面进行调研,从而做到有效规避风险。 关键词:海外市场;投标前;HSE;社会安全;市场调研 0前言 近十年来,紧紧围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走出去”的战略目标,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在非洲的苏丹、阿尔及利亚、乍得、尼日尔;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南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阿联酋、伊拉克等10个国家承揽了大小数百个工程项目,而这些国家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标准不尽相同。此外,按照外交部和国际专业安保机构风险评定标准,这些海外项目所在国家中,有9个国家(地区)属于较高风险(即抢劫、恐怖袭击等事件频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因此,作为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进入新开发的海外市场前,了解所在国对健康、安全、环境的要求及当地社会安全形势就变得尤为重要。 1调研内容 中国石油XX工程公司近些年通过不断摸索、不断开发,总结出一套进入新的海外市场前对于所在国就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的调研提纲,主要从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生产安全与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公共健康、设计技术和规范及业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要求等几个方面考虑。 1.1当地社会安全及油田情况 (1)当地社会治安情况如何?一般的企业在当地都采取什么样的安全保卫措施(如雇佣警察还是保安公司)?保卫队伍的信誉度如何? (2)油田区域内的社会安全状况如何?承包商的安全是否由业主雇佣保卫队伍保护或由承包商自己解决? (3)施工作业区周围的部落、居民情况?是否存在居民和政府或业主的矛盾没有解决(尤其土地征用的问题、劳工问题)?是否存在业主给当地居民供水的问题?当地的偷盗行为如何?发生偷盗行为如何解决?有无法律规定?外国公司发生诉讼事件,胜率如何? (4)从所在国首都到油田现场的交通方式有哪些:是否有飞机运输?从首都到现场的公路道路状况如何?路途武装保护需要与哪些部门联系。 (5)当地社会环境状况,包括行政区划、人口、经济、工农业生产、水利、交通、通讯、文化,当地居民生活、就业状况(失业率、犯罪率等数据),受教育情况、执法机构、政治派别和政治环境等。 1.2 生产安全和劳动保护 (1)所在国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主管机构。包括对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员工劳动保护、安全培训、安全监管、安全投入、法律责任有何要求,对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相关要求,对石油石化、建筑施工行业安全生产的特殊要求。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安全审批。 (2)消防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的防火要求,消防设施配备,消防管理、监督检查要求,法律责任。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消防审批。 (3)交通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驾驶人员要求,车辆检修要求,安全行驶要求,事故赔偿责任等。施工和运输车辆进入有什么审批。 (4)劳动法及主管机构。对雇用当地人员的规定,正常劳动时间与加班是否符合规定,劳动待遇及劳动纠纷处理等规定。 1.3环境保护 (1)业主完成的项目所在地环境影响评价(EIA)报告或者相关的调查资料。如当地地理、水文、气候和气象资料等。 (2)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境监测部门的情况,废水、废气、废渣处置相关法规要求。 (3)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例如野生动植物保护、水土保持、河流保护、历史遗迹保护等,以及施工噪声影响的有关法规。 (4)是否处于周边环境敏感区(例如自然保护区、历史遗迹、野生动物园、饮用水源地、居民集中区)。 (5)当地环保案件或环保纠纷发生频次,当地环境保护组织的活跃程度。 (6)对于施工垃圾的处理,当地的法律是否有明确的规定。 1.4公共健康 (1)职业病防治法规及主管机构。包括对职业病的规定,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职责,工伤保险的要求等。施工作业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审批。 (2)卫生防疫管理法规及当地主管部门。当地流行的传染病、地方流行病及发病季节。是否有治疗和防范措施。 (3) 油田医疗人员和设施情况(医院数量、床位、医护人员数量、医疗设备情况、药品供应能力),是否可以利用业主的医院?根据项目人员配备和周围医院依托情况,是否需选派医生和配备相关医疗设备。 (4)当地海关对进口药品是否有限制。 1.5设计技术和规范 所在国石油行业设计工作所采用的技术规范体系,对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包括设计卫生标准,卫生防护距离、防火技术规范、施工质量要求等。 业主要求承包商满足的其它行业标准,如ISO14001,OHSAS18001,OGP相关要求,API有关标准等。 1.6业主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健康、安全与环境政策和程序文件(包括管理文件、程序文件和作业文件),业主对承包商的健康、安全与环境要求。 业主的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反应计划等。 2结语 随着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海外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的海外市场也在不断的开发中。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在国有关健康、安全与环境方面的要求及社会安全形势认真进行调研,对安全风险提前进行识别、评估,才能有效规避风险,为公司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社会安全论文:论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在社会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波云诡谲、暗潮涌动，地区冲突不断，大国关系异常复杂。随着东方公司在海外勘探步伐的加快，在项目运作中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东方公司国际部HSSE部成立社会安全办公室，专门关注项目所在国家信息搜集、整理和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同时也给海外项目快速准确地传达领导决定。海外项目能否顺利运作、员工生命安全能否得到保障，某种程度上说，信息的搜集与整理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信息收集与整理社会安全办公室 世界形势 预警作用 东方公司国际部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成立于2011年3月份，它的成立源于利比亚项目由于该国发生战争而进行的紧急撤离，为了跟前方保持有效沟通，跟踪整个撤离过程，将前方撤离的即时信息传递给公司领导，做出正确的决策，保证前方撤离人员的人身安全。同时又将总部的指示以最快的方式传递给前方，指导撤离工作安全有序的运行。这次工作在各级领导的指挥下，HSE部员工和前方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的完成了从利比亚撤离任务。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短短十多天时间里，东方公司完成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有组织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说明东方公司已经越来越成熟，不仅表现出公司对其员工保护能力的提高和处置突发事件能力增强以及应急机制日益完善，还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形象。这次撤离海外员工的行动，获得了总公司的表扬，也博得了广大职工积极评价，参与撤离工作HSE部门员工也深受鼓舞。此举充分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反映了公司对员工生命的高度重视和保护，极大地增强了公司的凝聚力。 这次成功的撤离，作为新成立的社会安全办公室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沟通上，正确及时的信息是成功撤离的基本保证。那么什么是信息呢？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术语被提出和使用，可追溯到1928年R.VHartly,他认为：信息是指有新内容、新知识的消息。1956年，英国学者Ashby提出“信息是集合的变异度”。认为信息的本性在于事物本身具有变异度。1975年，意大利学者G..Longo指出：信息是反映事物构成、关系和差别的东西，他包含在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的本身。可见，至今为止，信息的概念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简单的说信息是对某个事件或者事物的一般属性的描述。也可以说，信息就是经过加工处理后有价值的数据。 一、社会安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在领导做出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信息历来是一种重要的资源，谁的信息全面、快捷、准确，谁就在未来的行动中占据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信息跟企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对信息的搜集整理，领导者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对一个企业的发展生存至关重要。目前公司所面临的现状是，海外项目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地区和国家，如何有效地保证全体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成为公司HSE工作重中之重。所以必须针对每一个海外项目做出符合实际的风险评估，就是要充分识别风险和危害，根据风险的程度做出相应的防范措施。而对风险要做出正确的评估，必须要有全面准确的各种信息，否则就会得出相反的结论，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因此如何保证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及时性就成为安保办公室当前所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 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要根据海外项目所处的不同国家、社会背景、国际热点以及这些对项目的安保影响程度，搜集不同信息，准备不同的汇报材料，并运用其功能为领导决策服务。在一些重大决策需要做出的过程中，比如是否做出类似紧急撤离这样的重大决定，需要慎之又慎。项目的撤离与否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虽然恶化，但是我们的风险尚处在可控阶段、对项目影响并不大，贸然撤离就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极大经济损失。如果当地的社会安全情况已经非常严峻了，但是HSE部社会安全办公室搜集到的信息不全面、不准确，就会给领导决策带来致命的误判，紧急撤离不及时甚至会危及到海外员工的生命安全。由于国际形势受到多方面影响，经常是瞬息万变，安保形势也会随之而变。为了让领导更好地驾驭全局，做出最有利、最正确的决策，就要求社会安全部门对前方紧急事态做持续追踪，将最新的信息及时反馈给上级领导。因此信息搜集工作不是固定的、阶段性的工作，而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 领导在决策过程中，必须拥有丰富的信息，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做出最为有利的决定。那么社会安全部门首要的作用就是为领导决策当好一个合格的“参谋”。特点是协助领导打开思路，分析事物中各种相关的矛盾，目的是要保证备选方案的多样性，为决策者提供更广阔的思考与选择余地。信息的搜集和整理是为公司领导服务的，在具体实践中，向公司领导提出的方案及建议措施是经过精心设计，详细、反复推敲论证每一个细节后所得出的。 随着公司在海外市场的开拓和社会安全情况的日趋严峻，当前海外项目面临的安保问题五花八门、纷繁复杂，领导在决策所面对的抉择的问题也越来越艰难。这种复杂的局面也对社会安全工作中的信息搜集和整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在这种规模庞大、真假难辨，良莠并存的信息海洋中，存在着诸多不可预见性的变化因素，所以社会安全办公室必须要系统、全面的分析这些不确定因素，充分考虑估计到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到去伪存真，提炼出真正有用的信息，这样才能为领导做出科学的，可执行性的决策起到帮助的作用。 社会安全论文:对我国企业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议 摘 要：文章从近期频繁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遇袭事件入手，指出了我国企业海外项目面临的主要社会安全风险，在介绍了对海外项目进行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意义的基础上，对企业如何开展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海外项目 社会安全风险评估 评估意义 评估建议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了国门，我国企业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及合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发展，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海外贸易活动也在急剧增加。 但是目前，国际关系错综复杂、宗教冲突和政治动荡相互交织、恐怖主义活动也愈演愈烈，我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企业以及员工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也表现出逐步升级的趋势，尤其是近几年,频频发生企业海外项目工作人员遭遇袭击的事件，我国企业境外项目和人员的安全问题日益严峻。因此，有必要对海外项目进行有效的社会安全风险评估与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防范恐怖袭击以及其他社会安全事故的发生，进而充分保障企业及员工的利益。 一、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袭事件分析 2012年1月28日，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一个公路项目工地上，中水电集团公司遭到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袭击，反政府武装劫持了29名中国工人，1名中国工人失踪，该名失踪的员工后被发现不幸身亡。三天之后，2012年1月31日，在埃及北西奈省阿里什25名中国工人被当地一伙贝都因人扣留，绑架者以此来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部族成员。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中国工人在海外遭绑事件，立刻在国内引起社会各界对中国海外工人安全问题的广泛热议和反思。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每个中国公民遇险，都可能会触动整个国家。但是现在有很多在境外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驻外劳工的自我保护能力都还不达标，个别公司在冒险经营的情况下收益与安全比并未经过认真评估，从而导致了危险事件的频频发生。 在过去的几年里，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工人被派往异国他乡工作，而随之而来的是安全风险的增多。在近几年来频频发生的中国海外工人遭袭事件中，虽然大多数都得到了平稳解决，但是导致人员伤亡的案例也不少。 2008年10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9名工人在苏丹西南部地区遭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绑架，最后造成5人遇害。2007年4月，中原油田勘探局埃塞俄比亚工地遭遇袭击，9名中国工人遇难。2006年2月，6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所属安徽合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的工程技术人员遭遇歹徒突袭，造成中国方面3人死亡，3人受伤的结果。2004年6月，中国援建的一个建筑工地被阿富汗一伙恐怖分子袭击，造成了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认为，近年来中国海外工人频频遭遇危险、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力不断上升，中国出境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境外工作的中国工人在不断增多，安全风险的概率也在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中国国力提升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反政府组织认为中国劳工的价值在上升，劫持中国工人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所在国当局也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此把中国工人作为人质是向对手敲诈的最好的筹码。 二、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评估概述 风险，从管理的角度看是指发生某种不利事件或损失的所有可能情况的总和。安全风险评估，是对风险及风险的相互作用的评估，是衡量风险概率和风险对项目目标影响程度的过程。 我国企业在海外项目经营中面临的社会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诸如政局动荡、战乱、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的传统风险；另一方面是类似恐怖袭击、利益冲突或者绑架的非传统风险。当今世界，很多国家民族分裂势力猖獗，这些民族分裂势力会将当地从事项目的外国企业视为袭击目标，用来威胁当地政府，作为其与当地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不断蔓延，很多国家的治安形势也在加剧恶化，诸如盗窃、抢劫等社会治安案件频繁发生，甚至有些事件还演变为恶性治安事件，这不仅给我国海外项目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而且对我国企业员工的人身也造成了严重伤害。近几年，我国海外项目飞速发展，企业在海外的雇员人数不断增多，与项目所在地周围地区打交道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存在文化及价值观的差异，一旦关系处理不当，就非常容易产生利益上的纠纷，进而导致双方产生矛盾甚至冲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就是要衡量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测算风险对项目可能产生影响的程度。 三、评估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意义 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等国家，其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要远远早于我国，到目前，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并建立了适用方法及应用软件，但是系统化的标准也还未形成。在我国，对社会安全风险评估的研究以及制度建设还未全面展开，大多数研究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 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项目的增多，中国人员参与海外项目的也越来越多，当今全球恐怖袭击组织活动猖狂，各种社会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中国人员逐渐成为恐怖组织袭击的首选目标。虽然现在我国以及很多企业都制定了风险应急预案及管理办法，但是由于现阶段有关社会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技术和方法匮乏，加上评估方法及技术不系统、不科学，常常会造成应急预案缺乏严密性、科学性及针对性的后果，结果也就很难有效地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因此，加强对海外项目社会安全风险的科学性评估迫在眉睫。 安全风险评估旨在全面、准确地了解海外项目的社会安全现状，及时发现潜在的安全问题及可能造成的危害，为制定防范措施、展开应急管理提供充分、准确的依据。风险评估可以预先得到风险发生的可能概率和严重程度，然后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类事件的危害程度，使得损失降到最低，同时，风险评估还有助于有效分配安保人员和设备、设施，达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目的。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感与民生问题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举国震惊的恶性滥杀无辜的案件,被一些专家称之为“报复社会犯罪”。 分析这些犯罪分子的心理时,人们会发现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性格封闭的缺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此概括说:“他们的性格往往被称为屈辱人格,一旦爆发就容易走上极端。”他们多是被边缘化的“失败者”,长期处于被人漠视的境地,渴望受人瞩目,但却总是事与愿违,经济窘迫,婚姻生活不如意,生活圈子狭隘局促。 以制造“南平血案”的郑民生为例,他对社会有诸多不满,却没有明确的仇恨目标,作为绝望的失败者,他最终选择了被认为只有有钱有势人家才能进入的小学的学生来复仇。所谓报复社会,在这些凶手眼里,并没有落到某些具体的责任人身上,他们自己甚至都没能弄清楚内心黑暗的根源。 在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滕五晓看来,当前国内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现状,增加了某些底层民众的不平衡感和自卑感,如果再加上某些不公正待遇,他们的长期压抑很可能因为某一个小事或者突发事件,而最终因“个人仇恨”去“报复社会”。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较为尖锐化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而中国正是处在这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贫富差距拉大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危险信号,而社会学者们在调查中发现,公众对于市场经济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可以接受的,但对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是无法接受的。正是后者导致一些人产生“仇富”、“报复社会”等心理。 因此,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指出,要抑制“南平血案”式的恶性事件,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减少贫富差距,逐步降低民众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和焦虑心理,恢复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指数。同时要加强普法教育,让每个公民都知道法律是社会的底线,确保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法律的保护,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感。 社会安全论文: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 摘要：社会安全感直接影响着作为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大学生，而环境又是影响社会安全感的重要因素，因此此次对具有特殊地理环境的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就更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我们从人际交往安全感、网络使用安全感、社会治安安全感、就业安全感以及安全归属感等几个方面展开调查分析，并与目前关于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研究和东南沿海大学社会安全感研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大学生对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所以我们还就如何提高大学生在日益开放的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安全感提出意见。 关键词：安全大学生中西部管理社会 一、 概念界定 作为外来概念，我国学术界对“社会安全感”尚无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根据主流观点来看，我们将社会安全感界定为“某一地域范围内人群对社会环境社会安全与否的认识的整体的心理反映”。 二、研究背景及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经历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无论组织还是个人，都面临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的威胁。[1]传统的社会安全标准偏重于社会安全的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但在这一背景下这些标准显然已经过时。社会安全感在社会安全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体现在社会安全感影响着个体对社会事务的归因和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行为，逆向影响整体社会安全环境。在高社会风险的环境下，人群的社会安全感应该得到重视。 安全感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心理学的一项重要课题。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五种基本需求的塔形层次图。其中安全感的需要居于层次图的底层,是实现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基础。在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时，潜意识里要求基本的安全感。他认为安全的需要是人类最重要的需要，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人的生命之中保障型的两项因素一项是健康，另一项就是安全。 众所周知，我们是不能缺少安全感的，整个社会都是如此，那么它在学校的校园中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校园安全感的的缺失不仅可以造成人身财产的伤害，有时还可以上升到一些疾病的引发，当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生活在“恐慌”与“恐惧”之中，这就引发了一种疾病—“癔病”。生活在缺少安全感的校园里，学生更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学生“癔病”频发，本质上讲，是社会没有给予学生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惧、担心、焦虑成为“暗示源”。 大学生是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意义的群体，是一个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青年群体，他们的社会安全感高低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社会整体水平。通过对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考察，可以从中提取出我国居民社会安全感的一些共性特点。我们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对我们掌握中西部居民社会安全感具有借鉴作用。 同时，针对大学生的特殊性，我们对其进行的社会安全感调查研究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中西部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研究，可以掌握该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现状，为学校的学生工作者进行大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借鉴，对相关方面的问题解决和防范提供参考。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人才后备力量，拥有一个健康的社会安全感，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非常重要。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在社会安全的硬件条件上较东部地区落后，同时因为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民族分布等客观社会原因，面临的社会风险也比东部地区的大学生要大。所以，对中西部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进行调查研究，能为我国广大中西部教育机关和院校提供良好的参照，共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培养其健康的社会安全感。 三、研究综述 此次调查的对象的年级分布从大一到大四的分布范围基本是持平的，大二学生稍多，从生源地来看，城市和农村各占一半，来自西部地区的同学多于东部。我们针对调查对象在设计问卷时将调查问题分为交往安全，学校社会治安，网络安全，安全归属感，就业安全这五类。经过严格的质量控制，在上述部分笔者已经就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社会安全感的调查做了详细深入的分析。本研究在社会安全感的调查中将调查对象集中于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针对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展开的研究可以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说明性和建设性，有助于了解地处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地区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的现状。通过我们发放和收回的问卷后统计的结果以及平时自身的感受，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一）交往安全 从第一方面大学生交往安全方面来看，所调查的人都有一种很普遍的认识：在于人与人的交往中，对于熟悉的人和陌生的人，我们所需要具有的警惕性是不一样的，越陌生的人我们所要保持的警惕性应该更高。并且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同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般与舍友的交往要比非舍友的关系要密切很多。这就说明在人际交往中，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通常对于自己身边比较亲密的人, 在生活中经常出现、朝夕相处的舍友具有很强的信任感，相对舍友而言的班级同学，老师等就不如前者能够给自身带来归属感。理所当然，在与陌生人的交往中，所调查的同学所持的态度则大多认为要视情况而定，可见，对于未踏入社会大学生而言，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陌生人并非犹如“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般的不可亲近，社会还是美好的。总而言之，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亲疏远近关系与自身安全感成正相关关系。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视情况而定地对其保持警惕；七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与社友的关系很好，认为自己与舍友关系不好的受访者很少；与班级成员保持朋友关系的调查数据程正太式分布，大部分人与班级半数左右的成员保持朋友关系。可见，受访大学生在现实社交上情况较好，交往安全感较高。 （二）社会，学校治安 在社会、学校安全感方面，所调查的同学在问及学校及学校周边的治安情况时大都表示较为满意，可见同学们对于学校的治安工作还是肯定的，但是在问及是否担心宿舍被盗则大多人表示担心。学校给学生带来的人身安全感是足够的，对于学校及周边的环境，大家都表示比较放心，但是被偷被盗这一现象在学校并非少为发生，很多同学多少都遭遇过此类事件。学校在这方面还必须加强防范和管理，对于本校的学生在平时的课程中要有相关的课程进行教育和疏导，这不仅仅是为了防范偷盗事件的发生，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财物安全，更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必要过程。对于治安系统的设置也还有必要加强管理。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学校内及学校附近的治安状况在一般以上；对维护学校内及学校附近地区安全的安保人员工作不满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以上；有七成受访者不同程度地担心宿舍被盗。可见，受访大学生虽然对整体治安状况较为满意，但对安全事故的发生仍有担心，治安安全感不高。 （三）网络安全 在网络安全方面。可以说，网络对于当代的大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网络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具有深远的影响，网络交友、网络购物、网络学习、网络娱乐等等，网络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位置。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安全的讨论也越来越为炽烈，在本次研究中，我们也将网络列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从我们的调查结果来看，同学们比较青睐与网络的匿名性带来的便利，大家都普遍认为通过网络，可以匿名分享自身的生活感受，发泄心情和情绪，由于网络的非面对面，非熟人的交流让他们觉得放心、没有流言蜚语的负担，畅所欲言快感让他们觉得网络是安全的。但另一方面，相对于匿名性的方便和安全，白被调查者也表示担心自己会上当受骗，个人信息会被泄露，可见对于真实的信息安全和财物安全，网络给人们带来的安全感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扰人担忧。 仅有一成的受访者经常通过网络与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认为浏览网页、网上聊玩网络游戏等网络活动对现实社交的影响较大和一般的各占三分之一；有超过七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消费被骗；有六成的受访者担心网上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可见，受访大学生对网络的信息功能认识上不清晰，对网络信息的真实度与安全度保持怀疑，网络安全感较低。 （四）安全归属感 有半数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有一定把握；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对自己的就业前景缺乏信心；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所学的知识勉强可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另有近半数的受访者不同程度对此感到怀疑。可见，受访大学生对归属认识分歧较大，安全归属感一般。 (五)就业安全 在就业安全方面。就业问题也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一大热议问题，因为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本研究中，我们对于就业安全的调查主要从就业意向、就业压力两方面来进行研究，被调查的同学大多表示就业压力很大，大多认为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的影响，面对毕业，面对就业，大多数同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目标并不是十分明确，就业的压力和盲目给他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相对自主创业，更多同学还是倾向于找工作，替别人打工，虽然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但是大多同学还是保持作为青年一代所拥有的激情和挑战力，不断的锻炼自身，充实自己，提高能力，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前景。对于学生的困惑，学校在学生培养模式和就业能力的提高方面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和变化改变策略，让学生面对社会的竞争和残酷有信心能够立足社会的筹码，这也是社会对培养人才基地的要求。 有四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的就业压力来自大学扩招，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就业压力来自自身能力欠缺；大部分的受访者倾向于找工作；另外，在被问到是否愿意到外省去找工作或者是否愿意到压力较大的地区工作时，各种意见较为平均。可见，大学生就业意向较为模糊，就业安全感一般。 综上所述，虽然大学生交往安全感较好，但其他安全感指标不高，尤其是网络安全感较低，另外，大学生社会安全认识较为模糊。总体而言，受访大学生社会安全感不高。 中西部地区的大学生的社会安全感与自身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学校和网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据点，学校单纯的文化氛围和生活群体的单一性让他们在人际交往、生活安全方面总体来说具有很强的安全感；网络的匿名性和真实性则是他们所矛盾的节点；就业的不确定性和社会的激烈竞争、残酷现状则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困惑，最缺少安全感的地域。可见，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安全感、归属感与他们自身对于事物的确定性程度有着正相关的关系。对于自己熟悉和确定的事物则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对于陌生和不确定的事物安全感和归属感则相对较低。 四、针对在校大学生的安全感的现状，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加强对外校流动人员的管理 调查结果显示：63.6%的人认为流动人口太多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在大学中也存在类似“外来人口潜在危险”，这也是仅次于“盗窃抢劫”的另一大因素； （二）加强法治道德宣传教育 从调查结果看，入室盗窃是影响大学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损坏公共设施、遇到危险不能互相帮助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学生的安全感。所以，被调查者建议通过各种形式的法治道德宣传，提高学生素质，保护公共设施，维护校园环境。 （三）增加保安力量 调查显示，三成多的被调查者在校园内从未见过保安，1/3的人在校园内偶尔见到保安人员。调查中，被调查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增加保安力量，增加巡逻次数，保证学生安全。 本研究在团队成员的共同配合和努力下得出了我们预期的研究成果，针对中西部地区大学生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现状做了具体切实的调查，并针对这一独特群体设计了符合群体特征的调查方案和问题，所得的最后结论也具有针对性。当代大学生安全感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作为社会的新青年，作为未来一个世纪的社会建设者，他们对于学校，对于周遭环境，对于社会的感受会深深影响到他们日后的生活和工作理念，同时也是当下社会改革和建设者所要注意的社会问题。 社会安全论文:司法行政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已成为新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为确保辖区社会安全稳定,要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优势。司法机关是重要的国家机器，司法行政工作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努力化解民间纠纷，全力维护社会安全 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和化解社会矛盾中的重要作用，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促进社会和谐。从构建和谐社会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我国自古以来就追求“和为贵”、“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的良好社会风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然而，现在社会安全稳定工作存在着很大压力，社会矛盾纠纷处在高发阶段，有些社会矛盾比较突出，问题较多，这是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不必过于担心，要想办法认识、把握、处理，充分发挥调解在社会安全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安全稳定有信访、调解、法治三个平衡器。现在信访事件应接不暇，其中80%以上的信访是有道理的，这些信访中80%的问题是能在基层解决的，这些工作靠谁做?要靠基层人民调解干部，要把他们的作用充分发挥好，起到扁担平衡力量的作用。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我们应该充分用好这项制度。据悉，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以法制社会、安全社会建设等各种活动为载体，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其中涌现出了不少好的做法值得借鉴学习，例如：吉林省磐石市全面推行了法律参事制度。针对当前由于农村村级组织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水平不高、引发群众信访相对活跃的实际情况，磐石市在认真组织做好调研、论证和试点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磐石市法律参事制度》。《制度》规定：为全市268个行政村、27个社区各配备1名法律参事，人员由公检法司部门选派政治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和干警兼任，任期每届三年；法律参事作为行政村（社区），处理各类法律事务上的参谋和助手，本着“帮忙不添乱、尽职不代替”的原则，应邀、应询为各村（社区）提供法律上的服务和帮助，具体履行好为村（社区）决策和各类事务管理提供意见和建议、解答群众提出的有关涉法问题、调处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引导群众通过合理途径解决诉求等职责。《制度》执行以来，全市基层群众来市上访数量不断减少，在基层平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职能作用，解决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基层人民矛盾的有效措施，有效地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值得借鉴。 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社会安全 继2010年3月24日福建南平校园惨案后，几十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多起校园血案。究其社会心理，这些嫌疑人的共同点是对社会抱有极端不满，这种不满累积在心里，当正常的诉求渠道不通畅，矛盾无法消解时，他们就破罐子破摔了。但他们又没有向强者挑衅的胆量，所以孤注一掷，对毫无还手之力的学生下手。试想如果当这些人遇到困难尤其是法律上困难时，我们法律援助中心能够及时的给予援助，使其诉求渠道畅通，那么是否可以避免一些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社会安全是社会稳定的最终体现，为使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维护，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打不起”官司的问题，司法行政机关应该狠抓法律援助工作，为社会的安全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 创新社区矫正工作，从根本上维护社会安全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不良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因为社区矫正对象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较一般人大，所以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可以从高根本上维护社会的安全稳定。但如何做好矫正工作，就需要司法行政机关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针对性的工作计划。由于这项工作正在探索实施中，需要各地能够创新工作方法，总结出好的值得借鉴的工作技巧。据悉吉林省磐石市司法局积极探索社区服刑人员分类教育方法，一是利用学习教育基地开展分类教育，先后在学校、拘留所、交警大队建立学习教育基地、法制教育基地，组织青少年服刑人员、不服从监管的服刑人员、交通肇事类服刑人员到三个教育基地参加警示教育。二是按犯罪类型开展分类教育，对犯有盗窃、诈骗、贪污等侵犯财产类型的社区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热爱劳动、靠劳动致富方面的思想道德教育；对犯有强奸、抢劫、伤害等暴力类型服刑人员，重点加强了伦理道德、换位思考、法律法规方面的教育；对过失犯罪的服刑人员，重点引导其正视现实、开展重塑生活信心方面的心理教育。通过分类教育，使教育内容更加符合共性特点，教育活动更加具有针对性，教育改造质量明显提高。 2010年是“五五普法”的最后一年，希望在“六五普法”中，各地司法局能够充分发挥司法行政的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的安全，做好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为社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社会安全论文:论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信息时代的全新文化场域――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和社会各界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与文化场域 博客文化是网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观念的最新因素,是独具个性魅力且内容丰富多彩的时尚文化,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博客的发展大致上可以分为萌芽阶段、以业内精英和舆论领袖为主的成长阶段、普及阶段,最后到成熟阶段,博客将成为一种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它的兴起标志着中国互联网正在从商业化向社会化迈进。博客这种全新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有利于促成中国网民文化活动的相对自主性,使之逐渐从受商业权力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在网络这个虚拟世界里,青年占网民的绝对多数,其中,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博客的主体。博客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知识权利时代的标志。套用布尔迪厄的话说:是历史的和社会的条件使得所谓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文化场域的出现成为可能。博客既是网络文化场域的生产者,也是网络文化场域的消费者。这个空间赋予了网民特有的自主性,没有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昭示着知识权利时代的民主与自由,是网民张扬个人价值、体现个人存在、拓展个人视野的精神家园。在博客成为大众化的网络生存方式后,它会毫无疑问地成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这一新兴的公共空间,在各种信息沟通和参与过程中,从深度和广度方面具有了超越传统新闻传媒的能力,为网民通过检索全面了解所需要的相关信息、研究时事政治,更好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博客场域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社会安全阀是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中用以表示社会冲突积极作用的概念,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美国冲突理论的代表L.A.科塞明确提出和阐述了社会安全阀概念。社会安全阀是指各个社会都存在着这样一类制度或习俗,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积蓄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在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中,发挥与“安全阀”一样的功能。故亦称社会安全阀制度。他的社会安全阀概念带有明显的社会心理学特征,强调消除心理紧张在解决社会冲突、排除敌对和不满情绪中的作用,并根据心理学关于对立、紧张情绪可通过向替代性对象发泄而予以消除的观点,提出了安全阀制度发挥作用的机制即“替罪羊机制”,主张将人们的敌对、不满情绪引离原来仇恨的目标,用其他替代性目标和手段,使他们得以排放和发泄。社会冲突论者认为,这是一种对所有社会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特殊心理(思想)疏导理论。 人与人之间从社会属性和其占有的社会资本来看,本身就有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对于政府的政策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当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时,慢慢地就会形成一种社会张力。这种张力的作用就好像是向一个气球里面打气,里面的气体越多,它的体积就越大,随时都有爆裂的可能。但又不能否认的是,社会张力从另外的角度看,又是推动社会进步、加速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就好像如果气球中没有了气体,那么它也就无法再升上天空。“安全阀”理论是现代冲突论的重要成果,它认为社会应该保持开放、灵活、包容的状态,通过可控制的、合法的、制度化的机制,使各种社会紧张能够得以释放,社会诉求得以回应,社会冲突得以消解。它将保障社会运行安全,为堵塞的河流开凿一个河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避免灾难性冲突的发生――博客就具有这种安全阀的功能。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发泄的场所。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个人的心理和行为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当个体的心理行为趋向与社会倡导的价值取向发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心理压力。它所导致的社会行为更多地基于压抑的惰绪,往往产生负社会效益。当一个人具有良好的心理平衡机制时,这种情绪就不会变成危害社会的行为;当一个人无法摆脱压抑情绪的控制时,就需要外界为其创造一定的排解宣泄的环境和条件。在这时,博客就可以充当人们情绪发泄的“排气孔”。当人们及时、适当地让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自己的博客上进行宣泄时,就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过度压抑和聚集,进而也防止了矛盾和冲突的总爆发,保持了社会稳定。 博客为人们提供了利益表达和沟通的渠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分层呈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标准并存的格局,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利益群体。各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为了协调各利益群体的利益,就必须保证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无阻。政府需要及时、客观地了解社会上存在的矛盾和不满情绪,从而及时、有效地制定矛盾应对和缓冲的对策。同时,各个利益群体之间也需要在思想、信息、感情等方面进行交流,这样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彼此的误会,增加各个利益群体相互间的信任感,进而实现社会的稳定。 博客为人们进行社会求助提供了有效途径。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的力量往往过于弱小,在个人遇到单凭自己的力量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可以通过博客来发出求助信息。博客具有传播性和开放性,一个人用博客尽情表达时,他的言论就将在全球互联网内传播。个人的遭遇可能在民众的帮助下,或者在社会舆论的支援下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这样,个人就不至于因求助无门而对社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手段。 可见,博客的兴起不仅帮助政府打开了更为深入和广泛了解民生、民情、民意的“窗口”,也丰富了解决民生问题、疏通民意、增加社会和谐性的渠道。 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 在了解了博客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后,我们还需要分析博客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运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探明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的优势,以及存在的那些需要我们克服的缺陷。 博客对网络空间的普及性。博客可以说是一种“零进入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即博客满足“四零”条件:零编辑、零技术、零体制、零成本。“零编辑”,博客“把关人”的缺失却保证了人们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最真实的表达;“零技术”,只要会申请免费邮箱的人,基本上都能够快速掌握博客的使用,从技术层面上为普通人信息开拓了渠道;“零体制”,可以节省现实社会利益表达的环节和约束;“零成本”,保证了不同经济状况的人在利益诉求上的平等权利。正是博客的“四零”条件,既保证了人们在进入博客以及发言上的平等权利,能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同时也保证了沟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沟通渠道是社会安全阀机制的排气孔,这种渠道越畅通、越广泛,人们对经济、社会不平等作出反应的可能性或必要性就越小。 博客的平民性、开放性和互动性。在传统媒介中,一些利益群体处于明显弱势的地位。博客的平民化特征,使得社会各个群体都有平等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样,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通过博客就能及时反映出来,容易在它们处于萌芽状态时给予化解、疏导。同时,博客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可以使不同利益群体看到其他利益群体的需要,也可以在互动中实现相互间的理解。 博客在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时,通常是不能完全把矛盾消除在博客上的。比如,利益群体在博客上发出自己的正当利益诉求以求得自身状况的改善,除了在博客上得到舆论支持外,这个群体更需要在现实中改善他们的境遇。而要改善他们的境遇,可能就需要许多部门的通力合作,甚至需要相关体制的转变,等等。 博客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肯定博客正面功能的同时,还应看到博客的攻击对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当下,博客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鲜明印痕,也容易招致不同思想形态的争鸣。与西方国家的博客相比,我国的博客正处于萌芽和发展壮大时期,具有某种过渡性,存在无目的性、自主性程度不高、人云亦云、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在为政府提供专业资讯方面还很不够,还未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而且目前某些博主所弥漫的攻击性信息带有极强的负面性,背后存在一些动机不纯的造谣者。博客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值得更多人士反省。 社会安全论文:社会安全和谐须治“亚腐败” 党风正则干群和，干群和则社会稳。近年来，随着惩治防腐败力度的加大，领导干部“闯红灯”显著减少。但值得警觉的是，“亚腐败”却有蔓延之势，成为制约社会安全和谐的顽疾。 特大矿难死80人、隐瞒事故半月之久而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区，设有大批麻将平台。私营矿主热衷于用麻将与公安、工商等部门官员“沟通”。一场游戏输赢数万，输者总是矿主，赢者则是官爷。一些非法花炮作坊和小煤窑，也靠麻将使官员腰缠万贯而一路绿灯。“猫鼠一家亲”往往使安全生产检查扑空。于是，一声声惊天巨爆，一个个血肉冤魂，一户户家庭破碎，生命涂炭，国家财产付之一炬，社会潜伏动荡。麻将赌博顶多算个违反治安条例，法律还管不着。即使撞上也是“委屈一下子，潇洒一辈子”。而究其实质，麻将平台已成为“亚腐败”平台。何谓“亚腐败”？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认为：它是指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是干净的空间。在腐败丛生的国度，“亚腐败”势必泛滥。 “亚腐败”危害之烈并不亚于腐败。因其法律不确定性、一次性低额和手段隐蔽性，便更给查处、裁定、量刑带来困惑。历史上，大江大河都闯过来了却在“亚腐败”阴沟里翻船的，数不胜数。后人哀之，岂可不鉴之？ 防治“亚腐败”，首要是把握嗜好度。人不可能一点嗜好都没有，把握得好可健其身心事业；反之，放纵一次，可能悔恨终生。香饵触口是铁钩。贪财入孔方，贪权落陷阱，贪色入圈套，贪功遭名裂，贪杯误大事。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正如司马迁所云：“故祸莫惨于欲利，非莫痛于伤心。”掌权者一旦纵欲贪财，欲壑难填，必然自毁前程。《清朝野史大观》载：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书画，却从不人前提及，外巡三缄其口，以防斗筲之人投其所好。下属献其稀世珍宝宋拓碑帖一本，冯原封不动退回说，“封其心眼，断其诱惑，怎奈我何？”先贤曰：“舟必漏而后入水，土必湿而后生苔。”“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粮田万顷日食一升。”共产党人只有利贿不以动其心，爵禄不以移其志，才能将“亚腐败”止于始萌，防于患初。 防治“亚腐败”，关键是加强对执权者“社交生活圈”的监督。尊重个人隐私权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权高位重的领导干部则应有别于普通百姓。美国是崇尚性自由的社会，可克林顿总统就是和小女子莱温斯基有那么几下子，便立马成为轰动全球的丑闻。当前领导班干部社交生活圈的“失监”，是滋生“亚腐败”的温床。打麻将一夜两夜不睡，跳舞三天四天不停，钓鱼五趟六趟不累，喝酒七两八两不醉。而其中危害最烈首推赌博风。有人惊叹：“东西南北中，何处不闻麻将声。”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政要曾多次去澳门豪赌，挥霍公款5000多万元，其中仅乘坐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狂赌三天就输掉上千万；佛山市政府驻澳门新基贸易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魏怀，为赌博挪用公款9330万元，输掉8785万元，相当于毁掉一个中等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前车之覆，当为后车之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反腐倡廉是维护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安全和谐的紧迫任务。“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抓住治理亚腐败这个源头根本，反腐倡廉就能落实到位，社会安全和谐就大有希望。 社会安全论文:论社会安全阀机制与风险社会治理 【摘 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世界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目前所存在的各种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风险社会的治理，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本文拟从社会学的视角，结合风险社会理论和社会安全阀理论，对这些问题做一些粗浅探讨。 【关键词】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治理；社会安全阀 当前我国社会正在加速转型，社会运行总体平稳，但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风险，消解社会风险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那么，社会风险是如何形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状况如何？如何消解社会风险？ 一、风险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风险 “风险社会”是伴随着现代化而出现的一个概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乌尔里奇・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西方学者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比，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产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制造着越来越多的风险。人类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进入一种崭新形式的风险社会。与财富的分配逻辑不同，风险是人们试图否定和规避的物品，但风险对身处其中的任何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法摆脱风险的威胁。 吉登斯则从“时―空延伸”的角度发展了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日益分离，现代化的扩散使得各种社会事件过程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同时同地”的范围。“不在场”的现代性时―空联系，使得社会活动更加依赖于人们在时―空“缺场”情况下的互动。而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高度伸延，又是通过符号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抽离化”机制来实现的。处于分离和“不在场”状态下的人们依靠符号和专家系统获取信息，达成行动共识，从而维持相互依赖。然而，一旦提供和解释信息的符号和专家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在“时―空”结构上的相互依赖就会受到损害，从而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之中。因此，现代社会暗含着“时―空”断裂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风险是伴随着现代性而出现的人为现象；风险具有高危险性；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风险分布具有全球性、非均衡性、非同步性，风险威胁所有人，但有程度大小、时间先后之分；不同风险之间相互关联；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和高度不确定性，加大了化解社会风险的难度。自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它就不断为各种灾难和危机所证实。近年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汶川地震、世界金融危机、日本核泄漏、索马里海盗挟持人质等事件，更是为该理论提供了最新的注脚。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加速转型，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人均GDP正处于由1000至3000美元过渡的阶段，依据国际经验，这往往是各种矛盾集中凸显的时期，社会风险会急剧增加。现实正是如此：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群体性事件密集爆发、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等等，故此，该理论对分析危机日益增多的中国社会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社会安全阀：内涵、功能及其消解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如何让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是创新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社会安全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安全阀原本是指锅炉中的一个零部件，它通过自动释放锅炉中的蒸汽压力而保证锅炉设备的安全。美国冲突论者刘易斯・科塞借用这一工业术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安全阀的概念：它作为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能为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提供某些正当渠道，将平时蓄积的敌对、不满情绪及个人间的怨恨予以宣泄和消除，从而维护社会和群体的生存、维持既定的社会关系。 科塞认为，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敌对情绪是冲突的主要表现。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有效处理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敌对情绪超过社会系统的耐压能力时，系统就可能解体。为了将具有破坏性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内，也即防止敌对情绪大规模突然爆发，需要一种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的功能是通过为社会成员累积的敌意和攻击性情绪寻找替代目标和替代手段而实现的（当然，这种替代也要由社会和个人付出某种代价）。社会安全阀机制不能从根源上彻底解决问题，但它可以有效缓和矛盾，降低冲突对社会的危害性。社会结构越僵化，安全阀就越重要，因为僵化的社会不允许有冲突，如果再阻碍敌对情绪的发泄，那么对社会结构的威胁就更大。需要注意的是，科塞始终强调，社会安全阀就是要将社会冲突引向替代目标，或提供替代冲突途径，而不是直接指向冲突的最核心；换言之，社会安全阀通过曲线路径来实现缓和冲突的目标。 上文指出，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数量大、种类多。而这些风险之所以存在，又是与中国社会转型始终伴随着大量社会冲突分不开的，它包括经济利益、政治诉求、文化信仰、社会权利等各个方面的冲突。按照贝克等人的观点，风险是高度现代化的结果，而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又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部分，社会冲突则是社会转型（现代化）与风险之间的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 社会转型、社会冲突与社会风险作用关系图 说明：实线和虚线分别表示作用、反作用。 按照科塞的社会安全阀理论，我们可以在保证社会运行总体稳定、社会结构基本完整的前提下，寻找若干社会安全阀机制。换言之，虽然目前我们难以完全消除社会冲突，彻底化解社会风险，但我们有可能借助安全阀机制去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风险对社会运行的威胁和破坏程度降至最低限度。因此，借助社会安全阀机制来治理风险社会，虽然是一种曲线式的问题解决方式，但具有相当的可行性。 三、消解风险：不同领域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为了缓和社会冲突，消解社会风险，保障社会安全、平稳、持续运行，我们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不同领域，形成和完善各种社会安全阀机制。 （一）政治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健全政治参与机制。政府要尊重人民群众在选举、听证等各个方面的合法权利；加强政务公开力度，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扩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力；加强社会统计调查，收集社情民意，主动关注舆论；依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第二，完善信访调解制度。要创新工作理念，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视为信访和调解工作的核心原则，主动解决问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自主权利；合理界定二者与公检法系统的关系，确认二者的法律效力，促成二者与法律诉讼之间的合理衔接；加强信访和调解的组织队伍建设，足额配备高素质的专业队伍，提升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与素质；改进工作方法，提倡文明接访、公平调解，逐步引入调解听证制度，保证信访和调解过程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二）经济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建立劳资协调机制。推动劳资纠纷解决的合法化，通过有效合同来明晰劳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劳资纠纷解决的制度化，逐步以集体协商等制度化的和平方式替代零碎化、破坏性的劳资冲突；增进劳资纠纷解决的透明化，在解决劳资纠纷的过程中要自觉接受外部监督。第二，完善现行税收制度。要健全税收法律制度，更加凸显税收的公平价值取向，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不法行为；注重发挥税收作为二次收入分配手段的重要作用，利用税收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合理分配，平衡地区之间的财富分配；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根据国家、企业与个人按比例分摊的原则，试征社会保障税。第三，发展商业保险制度。政府要充分重视保险制度在转移社会风险方面的作用，加大对保险行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保险行业的引导和管理；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遇，适时推出指向社会风险的新险种，大力开拓市场，同时加强行业自律；要增强社会成员的风险意识，鼓励有条件的社会成员积极投保，政府和各类慈善组织要筹措专项资金，为弱势群体投保，持续延伸保险网络。 （三）社会领域中的社会安全阀机制 第一，培育各类社会组织。政府要合理界定社会组织的性质与功能，对其合法性地位予以确认；向社会组织赋权，通过授权、委托或其他方式向社会组织转移部分政府职能，必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引导社会组织向养老、医疗、环保等领域发展，弥补政府管理的漏洞。社会组织自身要准确定位，明确职责，突显特色；规范运行机制，提升专业化水平；承担社会责任，坚守非营利性的基本宗旨；不断提高对经济市场化、管理社会化的适应能力，既要争取政府支持，又不能丧失独立性。第二，激活社会流动机制。要努力打破以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限制社会流动的一系列体制障碍，促进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缩小地区差距；形成竞争、公平、透明的职业市场，破除就业市场中的歧视性规则；发挥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完善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条件，降低高等教育收费，提高农村学生各阶段的入学率。第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在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这一基本方针的同时，要突出保障重点，加强对底层群体、特困地区的社会救助；规范社保基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创新社保基金投资运作模式，实现保值增值；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运作。 四、结语 社会安全阀机制是风险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如果能够构筑起健全、完善的社会安全阀机制，社会风险必定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与消解，社会运行的安全系数将得到更多保障。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社会安全阀机制对于风险社会治理的作用和功能，因为它本身并不是以全面、彻底、直接化解社会冲突为目标指向的，它只能缓和社会冲突，将社会冲突控制在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社会安全阀机制对社会风险的消解作用是受到很大限制的，我们不能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社会安全阀机制的功能是有限的，风险社会治理，还需要更多、更大的智慧。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低碳经济下休闲农业发展模式探讨 2009年在丹麦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首次提出的低碳经济的概念，其定义是世界各国应该共同保护地球的气候环境，将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最低，实施节能减排的政策，积极发展污染程度小的新型产业。目前低碳经济已经列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实施纲要，面对这一发展趋势，将传统农业资源和旅游资源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到底能不能达到低碳产业的发展要求，我国许多专家对其都做了进一步的讨论研究。 1休闲农业和低碳经济的基本概念 低碳经济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推崇，是因为其具有许多好的发展理念，例如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等。它是经过无数的科学家通过技术、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不断创新研究的结果，主要目的就是要控制全球气候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共建全球绿色生态圈。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国家好的政策的支持，国家加大了研究方面的资金投入，首先提高了能源的利用率，并积极引导人们群众,改掉以前的坏习惯，做好保护环境,人人有责。休闲农业是一项特殊的农业工程，想要实现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必须以传统的优秀的农业资源作为基础，以旅游市场为依托，做到两者产业的完美融合，才能实现休闲农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所以必须优化产业布局，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同时积极做好对外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旅游观光，在实现保护环境的同时增加了经济收入，达到了经济和环境的良好统一。 2低碳经济要求下休闲农业发展的规划 （一）低碳原则是基础 休闲农业要想得到长远的发展，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要坚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原则。这就要求休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减少碳源的释放，就是说要减小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传统的农业发展在减少碳源方面做得好不够好，休闲农业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实现二氧化碳的零排放，这就要求休闲农业园区要做到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例如秸秆资源要进行清洁经营活动，不能再像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那样的就地焚烧。所以要积极探索，推广使用新能源，例如太阳能和农村使用沼气，这就可以极大的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休闲农业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休闲农业园区要充分发挥森林植被的固碳功能，让更多的植被吸收多余的二氧化碳，从而实现低碳环境的要求，这就需要园区内积极开展植树造林，让园区被更多的植被所覆盖，净化园区环境，创造一个绿色的旅游环境。 （二）实行开发和保护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休闲农业树立的是低碳发展的观念，所以就要实行保护和开发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是休闲农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一旦自然资源得不到良好的利用和保护，环境就会慢慢恶化，休闲农业就会丧失的原有的物质基础，休闲农业也会因为自然资源的不足而产生恶性循环。所以休闲农业在发展的每个阶段和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开发和保护相结合，首先要正确处理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在休闲农业不同的发展阶段，要做好开发和保护的结构调整，只有科学的做好开发和保护的调整，才能实现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三）建立品牌特色、实现科学有序发展 品牌特色是实现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同时也是实现休闲农业在同行业竞争的主要手段，所以建立休闲农业的品牌优势非常重要，要想实现品牌性产业，首先应该分析当地的地域性、人文性、季节性、历史性特色，找到当地独特的文化产业特点，并将其独特的文化资源加以包装宣传，从而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旅游观光，同时要做好旅游期间的配套服务工作，让游客能够高兴而来，满意而归，这就能极大的产生品牌效应，长此以往就会建立品牌特色。另外要合理规划产业结构布局，做到定期优化完善，才能实现休闲农业的长久不衰。 3低碳经济背景下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一）建立生态发展为前提下的资源节约型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的发展要建立在促进生态发展的前提之下，现代生态农业所倡导的是五中共生、能量多级循环、互利共生的理论原理，其主要实现了传统农业模式和生态农业模式的结合，同时利用本地区的地域优势，积极发展优势性生态产业，利用新兴的工程技术手段做好农业发展的规划和生产，最终实现生态农业逐渐取代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实现农业的高产化、优势化的产业目标，实现生态发展和经济发展共同进步的目标。然而休闲农业的开发不是只是简单的照搬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休闲农业是多个生态农业的整合性产业，其中包括农林牧渔等等方面，所以必须做到全力以赴，早日实现生态发展和资源利用相结合的新型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二）积极倡导节能减排，共创绿色休闲园区 休闲农业园区扮演者多重的角色，其既是一个农业生产基地，同时又是一个游客旅游观光的场所，所以实现农业和环境共同发展的目标十分困难。为了最大可能的实现两者的共同发展，就不得不在园区内实施节能减排的活动。首先应该进行活动方案的规划和制定，这就得建立在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理念之上。其主要有一下两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实施建筑节能。在休闲园区内，有很多满足游客旅游观光休闲的建筑群，其中有办公区、管理区、游客服务区等。这就要求园区在将进行这些区域建筑的建造和设计使用过程中，要以节能减排为基础，运用各种先进技术对各建筑进行节能减排的设计，在以有限的资源为代价下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了更好的实行节能减排，园区内还要鼓励农产品经营者积极使用沼气等新型能源，来为节能减排活动尽一份微薄之力。现阶段，我国在各种新型能源的发现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逐渐实现了绿色可再生能源取代传统化石能源，这个发展模式让我们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未来绿色可再生能源必然会成为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传统的化石能源一定会被社会所淘汰，因此，休闲农业园区要积极利用新能源，例如使用绿色清洁能源为园区进行发电，从而满足园区内的日常用电需求。第二，要实行低碳交通。现有的交通工具中汽车数量最多，但是我们都知道汽车的尾气对环境的污染非常严重，所以休闲园区内要积极发展步行或者自行车为主体的交通体系，在设计建设园区道路时要尽可能多的建设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从而满足人们低碳交通下的出行要求。另外，园区内可以增设自行车租赁点，让更多的游客参与到低碳交通活动中去，来减低汽车尾气对园区环境的污染。 （三）使用高新技术开展高效休闲农业 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之所以被人们所淘汰，其主要原因就是采用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不能获得更高的产量，更好的农产品品质。所以休闲农业的发展需要利用高新农业技术为指导，来发展高效休闲农业。休闲农业园区在发展高效休闲产业过程中，要积极使用高新技术，其主要目的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来追求最大的经济效益。农产品从农田到顾客的餐桌需要经过多个环节和过程的加工，所以为了将农产品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需要休闲园区对农产品进行加工，所以就要利用现代技术和设备，将生物技术和农业资源结合起来，建设更先进的农产品生产体系。在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时，要做到立体种植和养殖相结合，通过不同农产品之间的优势互补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还能创造效益最大化。例如:在鱼塘旁边种植桑树、在农田周围种植柿子树或者桃树、在田间种植蔬菜或者鲜花等，这样就能增添田园的风光，让更多的游客不仅能够欣赏到美丽的田园风光，同时还能品尝到新鲜的农家美食，实现了旅游和美食的共享，让游客流连忘返。同时园区内还可以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大棚蔬菜的种植，要通过电脑自动控制大棚内的温度湿度等，从而提升园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发展低碳休闲农业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国家应加大对低碳体闲农业的扶持力度 为了更好的实现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应该建立一些相关的政策给予支持。首先国家应该鼓励农民积极发展休闲农业，让更多的农民都能参与到休闲农业的发展中去，其次，国家应该规范休闲农业的发展标准，建立特殊的质量监督和认证机构，从而实现对休闲农业的科学监控和知识上的帮助。另一方面，国家应该投入资金，做好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政策补助，并要求全国各地方都能够在资金方面对低碳休闲农业个体户给予政策方面的支持，例如在资金、信贷方面能够放宽政策，给予必要的扶持，并向国内外公开招标，让更多的企业能加入到低碳休闲产业投资的开发建设中去。 （二）创建低碳文化引导低碳消费 低碳时代的本质是实现社会经济的低碳化和人民生活的低碳化。要想达到这一奋斗目标，就需要全国人名的共同努力，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共同创建低碳文化体系。低碳文化旨在实现人类活动的低碳现象，所以休闲园区要及时在园区内普及节能、环保、低碳的知识，引导农产品经营者和广大游客都能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例如引导游客购买绿色无公害蔬菜、拒绝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或者筷子等，这就能从污染的源头杜绝污染，最终实现低碳休闲农业的长远发展。5结语总而言之，低碳休闲农业的发展首先要进行总体的发展规划和设计，能够结合当地农业资源的独特优势，从而建立休闲农业的品牌形象，从而实现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进步，从根本上做到既保护了自然资源，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实现双赢。 作者：詹艳杰 单位：通化师范学院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水库移民休闲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通过查阅有关文献，注重发现现有研究中的共性，通过第一手数据资料，了解当地休闲农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并对该县库区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实地调研过程中的调查问卷分为消费者和经营者两部分，消费者调查问卷共计37题，共发放调查问卷550份，回收546份，问卷回收率为99.3%，有效问卷为540份，问卷有效率为98.9%。经营者问卷调查主要依据调查地区居民总户数进行固定比例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居民分布状况为刘家峡镇157户、盐锅峡镇125户、太极镇146户、八盘峡镇122户。共发放调查问卷550份，回收546份，问卷回收率为99.3%，有效问卷为540份，问卷有效率为98.9%。运用SPSS软件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信度分析，得出的克隆巴赫系数值为0.86，可以认为调查结果有较高的一致性及稳定性，说明调查得到的数据有效性较准确。 二、水库移民休闲农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近年来，永靖县政府利用自身地理环境优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2013年，永靖县成功入围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是甘肃省唯一获此称号的县。永靖县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库区经济的发展，永靖县政府官方的数据就2011~2013年三年永靖县休闲农业发展情况统计如下：2011年全年接待129万人，总收入4.7亿元，占全县GDP比例的17.8%；2012年全年接待168.2万人，总收入6.19亿元，占全县GDP比例的18.75%；2013年全年接待217万人，总收入9.37亿元，占全县GDP比例的32.85%。据相关资料证明，产业的增加值占GDP5%以上的，可以叫支柱产业。从这三年的数据来看，休闲农业的GDP份额早已超过5%，2013年GDP份额更已经超过了30%，已是永靖县名符其实的支柱产业。虽然，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的快速发展在宏观上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是，通过调查走访发现，库区休闲农业在其快速发展的局势下，诸多负面问题逐日递增，严重影响了库区休闲农业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正确引导永靖县休闲农业健康发展，妥善解决该地区休闲农业内部问题可以从根本上推动库区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相关部门管理力度不够，缺乏整体、统一性规划 对永靖县库区的休闲农业实地调查走访发现库区的休闲农业缺乏统一的规划，没有形成一个整体的发展模式。由于库区休闲农业缺乏长远性统一的管理规划，使得该县休闲农业在发展中显现出分散性和间断性，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无法形成整体合作的局面。导致休闲农业缺乏规划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相关部门实施管理力度不够，由于休闲农业在永靖县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需要相关部门对其发展起引导作用，而当地相关部门却没有给予休闲农业规划方面高度的重视，从而导致这一问题的出现。 2．基础设施条件落后，财政资金支持不足 研究分别对永靖县三个库区附近休闲农业的经营者及消费者进行了关于休闲农业基础设施方面的调查，针对经营者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永靖县休闲农业还有30%没有处理污水的设备，65%还没有用上太阳能等新型能源，60%还没有用上自来水。针对消费者的调查结果显示，69.4%的消费者认为设施陈旧，72.9%的消费者认为休闲农业的路不好走，72.7%的消费者认为种植大棚设施简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于休闲农业的投入仅来自业主的自有资金，而业主的收入却很微薄，另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资金补贴方面，调查显示，95%的业主没有得到政府关于发展休闲农业方面的财政补贴，由于资金投入不到位，导致休闲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陈旧。 3．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农业技术人员稀缺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目前，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的从业人员大多还是农民，缺乏休闲农业相关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仅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对休闲农业的经营管理做决策，导致休闲农业发展的功利性和浮躁性愈发显著，而在农作物生产方面缺乏农业技术人员来对作物生产做出合理规划，帮助库区居民提高种植技术水平，容易造成自然资源的浪费，不能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甚至产生生态污染。 4．公众缺乏环保意识，生态环境恶化 在对永靖县休闲农业调查走访过程中，游客以及库区居民的环保意识都有待加强，垃圾处处可见。据调查，88.9%的游客在游玩时看见不文明的行为，其中只有52.8%的游客会提醒该种行为。而对经营者关于游客的消费行为进行调查时，80%的游客游玩后都会在当地留下大量的垃圾。这些数据充分地说明了公众对库区生态环境的不重视，目前库区附近山体地质地貌已发生改变，如果相关部门再不加强防范措施，生态环境将继续恶化，产生不堪设想的恶性后果，这将抑制库区休闲农业的发展。 三、基于生态经济视角的水库移民休闲农业发展路径建议 （一）政府加强扶持引导，科学规划产业布局 科学规划是永靖县休闲农业发展的基础。根据2010年颁布的《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以及2011年正式实施的《甘肃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当地政府应采用政府主导型战略，加强对发展休闲农业的统筹规划，合理安排产业布局，优化农业与休闲体验活动的对接结构，发展库区休闲农业创新发展模式。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使休闲农业发展享有信贷、投融资等优惠财政政策，扫清休闲农业发展路上的障碍。要本着因地制宜，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理念贯穿于发展规划的始终，保证整个产业在长远发展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确保规划的长远性和延续性。 （二）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培养并引进专业技术人员 对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人才是关键。近些年，国家一直提倡科技兴农，2012年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强调要将“农业科技创新”作为促进三农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因此，在休闲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进高层次管理人才深入研究永靖县休闲农业的发展并进行管理；还可以通过相关培训机构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知识文化素养，提高服务水平。而在农业技术方面，当地政府应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量，增强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力度，通过提供经营业主外出学习或考察的机会，学习其他地区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还可以引进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相关农业技术组合，建立高效、低耗、安全的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提高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从根本上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三）废物循环利用，开发新能源、合理利用不可再生资源 良好的生态、优美的自然环境是休闲农业得以发展的前提。永靖县休闲农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不合理利用，造成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匮乏。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包括农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等，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生态污染。但有研究证明，畜禽粪便虽然是严重的污染源但同时也是宝贵的资源。因此，可以充分再利用这些废弃物，例如，积极开发新能源———沼气，直接为农户提供能源，以“使用—回收—循环利用”为原则，形成养殖与种植业紧密相连的循环生态模式。同时，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力，合理配置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系统平衡。 （四）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增强人们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在大力推进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的同时，还要注重生态文明建设。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凸显了当今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当地政府也应大力响应国家政策，加大环保宣传力度，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对公众宣传生态基本知识，不断提升相关理论水平，增强自身的环保意识；建造生态文明宣传牌，时刻提醒游客注意坏境保护；强化库区群众的生态环保意识，让居民积极参与到环保的行列中。从政府，游客以及库区居民三个角度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拓宽公众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建设的渠道，运用现代科技技术完善生态环境信息机制，促进生态环境决策更加科学化，共同为库区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四、结论 目前，休闲农业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凭借我国是农业大国这一优势，休闲农业具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潜力，但资源具有稀缺属性，要保证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学术界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本文从生态建设的角度，对永靖县库区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相关政府部门、游客以及当地居民三个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就有能力将永靖县库区建设成环境优美、生态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胜地。 作者：刘佳 刘燕华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城乡统筹中休闲农业发展的意义 1休闲农业的发展对城乡统筹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稳步增长，这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机遇总是伴随着挑战，在这个阶段中，我国的农业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2014年，第一产业在我国GDP总量占有率不足一成，然而隐藏在这接近一成的GDP之后的是我国超过6亿的农民。在农业GDP如此低的情况之下，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必然是一个让人忧心的问题。如何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两极化将越发明显，这种情况不但抑制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更拖延了城镇的发展。基于“木桶”原理的分析，如何解决现阶段城乡统筹发展难题的答案在于如何有效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休闲农业是以农业为主体，融入旅游业的相关要素，将农村的自然风光、生态环境、民俗民风以及文化体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型产业。此外，休闲农业将传统的农业资源作为基础，经过现代旅游产业的融入，其目的是促进传统农业的转型并为农民提供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基于我国国情的创新型举措，通过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渗透和互动，带动了制造业和建筑在内的诸多产业，为实现传统农业朝着效益型农业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旅游业在内的多个产业开辟了新的利益空间。从某种层面上，发展休闲农业正好解决了我国农业问题和城乡两极化的问题。概而言之，休闲农业的发展对城乡统筹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有利于调整产业经济结构。发展休闲农业是积极响应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的号召，是对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探索，更是对农业经济的不同诠释。其作为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的产物，不但改造了传统农业的单一经济结构，增加了服务业、旅游业甚至制造业的比重，在实现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同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配置的优化。第二，推动农业发展。休闲农业是传统农业通过整合旅游业的相关要素而形成的创新型产业模式，它推动了城乡之间的科技、人才以及资金的交流，改变了传统农业的产销模式，扩大了农业生产经营的范围，优化了农业的资源配置。通过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为农民谋求高收入的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和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推动旅游业发展。休闲农业是把现代人旅游的多元化需求和农业的发展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将乡村生活、乡村传统建筑风格、乡村民俗文化融入到旅游之中，丰富了旅游的形式和内容，并赋予其文化内涵。并以强大的市场需求为动力推动了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第四，推动城乡文化交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描述的田园幽居生活，正是城市人心目中的向往之地，而休闲农业正好提供了这一平台。“干农活，住村屋，体验乡村文化”也成为当下最流行的旅游文化。久居在钢筋水泥间弥漫着现实主义的城市里，激发了人们对田园浪漫生活的向往，更激发了对民俗民风的浓厚兴趣，极大地推动了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乡村文化的传承。第五，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休闲农业作为横跨三个产业的创新型产业模式，利用城乡之间的差异作为引力，更加紧密地联系城市和农村，使城市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可以投入到休闲农业当中去，有效地融合了城乡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因此，发展休闲农业是促进城乡统筹的战略举措，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农民收入扩大了农村就业，使得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推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更取得了增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交流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意义。 2城乡统筹的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2.1对休闲农业的认识不足 由于部分经营者对休闲农业的概念认识不够，导致目标不明确，仍然停留在初期的观光型，并没有更好地体现出农产品的附加值和文化价值。农产品仅供观赏的行为也让休闲农业流于表面，没有体现出文化展示的内核。这样单一的产业链条模式使得休闲农业产品总体竞争力和吸引力不足。基于此况，休闲农业应当根据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市场需求状况，充分体现出当地的历史民俗风格和自然农业景观来形成品牌特色。以农业为基础，以文化为内核，开扩经营思路，注重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和农村文化的传承。 2.2休闲农业的服务人员素质不足 因为目前我国的休闲农业区多为私营，以最大的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将廉价的劳动力和亲友作为服务人员，这就造成大部分休闲农业服务人员上岗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休闲农业服务技能的培训，诸多管理和服务的问题随之出现，加上缺乏必要的休闲业和旅游业从业的技能和专业的态度，使得游客在此并未享受到应有的服务，甚至造成了不少的商客纠纷和权益侵害，这样竭泽而渔的态度势必影响长久发展从而影响总体经济利益。因此，建议加大政府扶持，开立相关的培训机构，专项提供专门的技术指导和信息服务体系，将经营和管理的先进经验教给经营者，并构建全方位的休闲农业管理服务体系，健全省、市、县三级休闲农业协会组织，强化协会服务功能，发挥行业自律作用。 2.3经营者管理理念不足 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规划，现阶段大部分农业休闲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的问题。由于成功经营者的示范效应，导致后续的经营者缺乏创新的思路，休闲农业区的发展形式单一、功能区分不明、特色并不突出甚至项目开发雷同。最终，部分市场已经饱和至低价竞争，另一些市场仍未被开发。同样，由于经营者对休闲农庄缺乏营销意识和缺乏合理的规划，导致经营者忽视了品牌建设，主要依靠熟人和朋友来开拓市场，导致农庄形象并不突出，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因此，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宏观的经营管理是针对管理经营理念存在问题的最佳解决途径。这就要求广大院校开设专门的科目来培养专科人才，用以解决现有的经营者管理不合理的问题。在同一类型的休闲农业区设立门槛，减少过多的休闲农区挤占同类项目，导致分布不合理。在制定发展规划的同时，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的前提，要对地区的文化和自然环境等提供保护，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4法律法规监督管理的不足 目前，我国休闲农业的相关管理制度还不够健全，仅在2015年1月4日，农业部办公厅成立了第一届农业部全国休闲农业专家委员会，为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外力支持，但并未出台完善的相关法规。大多省、市并没有相关的政策来维护旅客和经营者的关系，导致出现问题无法及时解决。加上相对滞后的财税政策和投融资政策也是制约休闲农庄发展的另一原因，所以我国休闲农庄的发展一直处于一个过于宽松的境况之下。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尽快成立专门监督管理部门，改变现有的多头管理局面，成立专门的引导机构，协同其他部门共同管理，但是要做到权责统一，更要配合专门的、规范的、全面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其行为，这样才能做到有条不紊的持续发展。而财政部门应该成立专项基本用以作为休闲农庄发展的资金支持，并通过给予贴息支持来促进休闲农庄的发展，对符合条件以及在本年度做出突出贡献的休闲农庄采取奖励或者项目贴息、资金扶持的政策。 3结语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横跨三个产业的新兴产业模式，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优化产业培植，为农业转型发展提供新动力，为旅游业的发展开辟新领域，持续推动我国城乡统筹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发展时间还比较短，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经营管理理念不足，休闲农业的发展还是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这需要政府和企业个人根据各地的不同农业自然环境，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从政策法规到管理创新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作者：杨晓娜 单位：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1杨凌休闲农业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政府层面 政策扶持不到位，缺乏行业标准引导一是政府扶持不到位。发展休闲农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与扶持，如搞好住宿设施、饮食设施、卫生设施、安全设施等建设标准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些资金投入需要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杨凌原是西部小城，地理区位不具有优势，使得杨凌休闲农业发展难以通过招商引资来解决困难。因此，杨凌发展休闲农业更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但当前，受限于财政收入等原因，杨凌相关政府部门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有待加强，扶持政策有待优化。二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缺乏协调沟通。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它横跨农业、旅游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其经营管理涉及农业、旅游业、工商、环保、质检以及公安等多个政府部门。因此，从休闲农业企业的注册登记、农业生产、旅游管理、总体规划、监督检查以及环境保护和治安管理等方面看，迫切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发挥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加强沟通协调，避免客观上存在的谁都管，可谁都不管的局面。当前，杨凌缺少一个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沟通协调部门，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没有建立。 1.2企业经营层面 特色不明显，从业人员素质不高一是当前杨凌休闲农业特色不明显。杨凌是农业高新示范区，每年的农交会在国内外影响很大，农业产业发展也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但休闲农业的发展还缺乏特色。主要原因在于杨凌的休闲农业企业对休闲农业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市场调研和整体规划，使得整个辖区休闲农业特色不鲜明，产品单一，不同类型休闲农业定位的差异性小，同质化趋势严重。二是人员素质不高。当前在杨凌从事休闲农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大多是原来从事农业生产、加工、营销的农民。由于经营者缺乏休闲管理经验和培训，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往往凭着自己的经验对项目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做出决策，明显跟不上市场对其发展的要求。园区内部的导引、休息、安全、卫生、消防、娱乐、餐饮等服务设施的开发与管理也很不完善，管理比较粗放、涣散、服务水平较低，缺少开发、经营、管理和公关礼仪的专业人才。 1.3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不足 杨凌作为农业示范区，在国内外交流方面不管是范围还是频率都是比较不错的，但在农业休闲方面的交流相对较少。原因主要在于杨凌休闲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各方面的软件条件与硬件条件相对不足，在与国外和国内发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学习过程中，对于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很难进行。地区之间的交流合作不足，容易导致休闲农业的盲从发展，资源浪费，但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2促进杨凌休闲农业企业发展的对策 2.1政府层面 一要充分重视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性。要促进杨凌休闲农业的持续发展，政府必须要充分认识到休闲农业是市场规律发展的必然，要认识到优化农业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的重要性；要以长远的眼光看到发展休闲农业所带来的道德经济、社会和生态效应；要把发展休闲农业作为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促使农业向多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二要加强政策扶持。杨凌在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应该确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应该制定辖区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以加强对休闲农业发展的指导；应该对休闲农业基础建设进行管理与资金补助；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正确引导，使资金、市场和资源有机的结合起来，降低不必要的人力或物力的浪费。三要优化管理与服务。明确休闲农业发展的主管部门，协调相关部门形成合力，降低政府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果。在实际操作中，建议由农业局牵头，会同旅游、林业、水利、工商等部门建立“杨凌休闲农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制定促进辖区休闲农业企业发展的政策，统一指导辖区休闲农业企业的发展。政府相关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各司其职，避免出现职能交叉重叠、职责不清、责权分离、管理缺位等问题，为休闲农业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2经营者层面 一要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包涵一、二、三产业的经营内容，涵盖农业、工业、生态环境、旅游、休闲、文化等多领域学科知识，需要兼具系统知识的专门人才。经营者应该更新理念，加强自身的修养，多学习和借鉴国内外休闲农业的成功经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要加快完善休闲农业的服务体系，尤其要在信息服务、辅导服务和宣传服务上下功夫，提高休闲农业的档次。二要打造特色品牌。休闲农业经营者应该强调个性体验，打造特色品牌。一方面要加强农业旅游特色和营销主题培育，开发多类型、多层次的农业旅游特色产品组合，举办各类特色农业旅游节庆活动，突出农村生活风貌和丰富乡土文化内涵，综合运用广告、公关、促销、人员推销等工具，借助大众传播媒体，开展农业旅游整合营销，提高农业旅游产品的整体吸引力。另一方面还可结合杨凌当地农产品的特色，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挖掘其蕴藏的文化资源，达到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与农业园林景观在整体上和谐与统一。三要坚持走产业化道路。杨凌休闲农业企业要长久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做大做强，就要致力于规模化，坚持走产业化道路。在具有相同或相似经营内容的区域，要加强产业链的延伸，避免一哄而上，更要加强产业之间的合作，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集群效应，从而提供经济、生态等各方面的效益。与此同时，要加强各类相关行业协会的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协会在广泛联络各地休闲农业企业，各级涉农、涉旅部门和地区间休闲农业界、学界以及其他社会各界的沟通优势，发挥好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引导企业科学、健康、有效的发展，促进休闲农业企业的有序竞争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李鹤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杨凌支行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借鉴范式 1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历程及问题 1．1发展特点及历程 “休闲农业”最早于1989年在中国台湾学术会议上提出，但其自传入中国大陆后，由于专家和各界人士众说纷纭，至今也未形成一个统一认识。在我国内地，休闲农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兴起，20世纪80年代后期，深圳开办的“荔枝节”为我国内地休闲农业首开先河，其他省市随之兴办了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项目［4］。中国休闲农业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①具有独特的发展格局。起步在大城市周边地区，再向中、小城市发展，大城市也是由近郊区向中、远郊区发展。②依托从城市转向景区。起初是出于自身考虑发展，如今已向景区发展，带动农村脱贫致富。③形式从单一观光型向多功能发展。过去是以农业观光和“农家乐”为主，形式单一，如今已赋予它新的内容，并且融合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体验、学习、保健等功能为一体。④从自发地发展走向规范化发展。过去的自发发展管理不规范，如今已对休闲农业予以定期评估，分为一、二级休闲农业旅游示范区(点)。⑤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有效互动。休闲农业发展与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密切结合［5］。总体而言，中国大陆休闲农业的发展一般可分为3个阶段:①早期兴起阶段(1980～1990年)。改革开放前期，一些农村依靠区位优势，利用靠近城市和景区的旅游资源开展农业观光，举行农业节庆活动。②初步发展阶段(1990～2000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观光、旅游、休闲有了更高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靠近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和农户们利用区位优势，根据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环境和饱含地区特色的农产品，兴办各类观光农业园。③初具规模阶段(2000年至今)。主要是将观光、休闲、娱乐、度假、体验、学习、保健等功能相融合，使休闲农业在功能上得到升级，加上各级政府的支持，体现出了综合农业的特点［6］。 1．2面临的问题 休闲农业虽然在我国发展迅猛，已经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但是发展道路总是曲折的，它在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①产品的季节性特别明显而且休闲农业项目雷同现象严重。观光休闲农业并没有克服季节影响，存在着明显淡旺季之分，旺季人来人往，淡季门庭冷落，不能充分有效利用资源，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目前休闲农业以“农家乐”、乡村饭店为主的占全国乡村旅游的60%左右，普遍存在形式单一，项目雷同，粗放经营，布局分布不合理，特色不鲜明等问题，严重缺乏创新和特色。如福建，大部分农业观光园都用网上“开心农场”经营方式运行，没有特色［7］。②缺乏科学统一规划和有效的宏观管理，政府扶持力度不够，指导力度不足。大部分地区都未制定休闲农业的总体规划，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管理机构，只是粗放式管理，并不具备持续发展条件，导致很多地方的休闲农业项目服务设施不健全、卫生不合格、管理混乱无序等问题。其经营者大多是农民，缺乏长远发展意识和现代经营管理水平，没有专业系统培训，服务意识和技能差。同时，政府也缺乏解决休闲农业用地需要和土地控制关系问题的政策，资金补助力度不够，缺少对休闲农业相关企业的信贷支持。③不合理开发导致原有生态和人文环境被破坏。很多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过分依赖非自然技术手段，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很多农民开发新产品时忽略了地方特有文化内涵和价值［8］。④缺少专门性的休闲农业法律。目前，涉及休闲农业方面的法规只有旅游类的，对休闲农业只能打“擦边球”，而没有专门针对休闲农业的法律法规［9］。 2中国台湾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台湾是中国最先发展休闲农业的地区。1990年台湾“农委会”为了寻找新的农业发展出路，设立了“发展休闲农业计划”，从各个方面支持了休闲农业的发展［10］。休闲农业在台湾的发展主要经历了4个阶段:①萌芽阶段(1971～1989年)。最早在台湾苗栗大湖、彰化田尾等地出现观光果园花市，游客在游玩的同时又可以品尝和购买农产品，农民也获得很大收益，由此证明观光农业大有可为。②成长阶段(1989～1994年)。1989年台湾“农委会”在台湾大学举办发展休闲农业研讨会，在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休闲农业的概念，休闲农业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化。③拓展阶段(1994～2000年)。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休闲农业出现法律规章和现实脱离、部分经营者经营方向偏离的现象。为了及时步入正轨，台湾“农委会”于1996年12月修正《休闲农业办法》，公布了《休闲农业辅导办法》。④提升阶段(2000年至今)。加入WTO后，随着经济的国际化发展，中国台北将休闲农业发展定位在“国际观光水准”，使其向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发展，追求规范化、标准化和国际化。这4个阶段的发展历时30多年，一改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使台湾农业实现了质的飞跃，主要是因为它所具备的特点:①政府主导，积极推动。在台湾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一直在进行策动、规划、辅导、组织和协调等工作。在20世纪70年代台湾农业收益颇低时，政府积极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休闲农业才得以立足。②主题鲜明，形式多样。台湾休闲农业将资源多元化、地域差异性和社会需求复杂性相结合，同时突出主题，使经营具有自身特色。项目形式多样化，有休闲农场、农业公园、观光公园、教育农园等，符合游客的多样化需求。③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充分合理地利用当地自然资源、文化特色，森林资源丰富的则走生态旅游路线，水资源丰富的则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区，各地形成不同休闲农业主题。④创新经营，持续发展。以特色创新、多元经营、服务周到为经营特色，产品设计别具一格，将奇观、风景、氛围、主题融为一体，同时经营范围不断扩张，实现持续发展。⑤建立中介，加强服务。台湾农民独树一帜，自主成立了台湾农业发展协会，作为行业协会中介机构［11］。台湾的成功发展无疑成为发展休闲农业的楷模，它的发展独具特色，个性鲜明，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值得借鉴和学习。 3国外休闲农业发展现状 休闲农业首先发源于欧洲的意大利。Nobel(1967)通过研究法国农村旅游业，证明旅游业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12］。国外休闲农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取得迅猛发展，大致经历萌芽(19世纪初)、发展(20世纪中后期)、成熟(20世纪80年代后)阶段［13］。但是不同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渠道，在德、法、荷兰等国，休闲农业类型主要有观光农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民俗观光村。20世纪后期，西班牙通过专门研究乡村旅游，表明其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的发展。西班牙参与乡村旅游的多为25～45岁购买力和文化水平高的群体，这些乡村活动包括运动以及与农业相关的劳动和观光活动。1962年后，美国休闲农业主要以度假农庄和观光牧场为主，而且成年人参与乡村旅游的比例很高。2000年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3年中，近2/3的人参与过休闲农业，90%以休闲为目的，可见，休闲农业在美国的普遍率之高［14］。在亚洲，日本自1992年起，由农林水产省积极推行绿色旅游理念，绿色旅游包括农林水产业庆祝活动，市民进行的插秧、割稻、挤奶等体验活动和学生在假期进行的农林业实习等活动。日本典型休闲农业包括:体验式农业生产与观赏性农业生产两种;将小块土地租给市民作为休闲农业特区，可进行风筝节、插秧比赛等活动。三是农民根据当地习俗和自然资源，让游客体验农村生活的家庭农庄［15］。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只是模式和项目大多相似，但也给各地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益。 4对策与建议 4．1“点－线－面”式经营模式 鉴于我国目前休闲农业的发展仍处于初具规模阶段，而且各地独自经营，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发展进度也不一样。有些地区休闲农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且发展不同步，因此提出“点－线－面”式经营模式。①“点”。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的环境因素和人文条件各自发展，使自己的产业独具特色，在竞争中加强竞争优势，使自身条件成为软实力，具备一定品牌效应。②“线”。实现相邻地区的合作，在产品上和项目上加强协作，在各个节日推出特色鲜明的产品和项目，吸引游客。③“面”。将全国的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整体，突出其他国家不具备的特色，使我国的休闲农业形成优势并走向世界，打开全球市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共同富裕无疑是有利的，可带动落后地区发展，同时由于规模的扩大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可解决技术壁垒，农民对于当地文化相当了解，稍微培训即可参加休闲旅游。 4．2对策与建议 4．2．1克服季节障碍，推出特色产品，丰富观光休闲农业经营内容。在不同季节推出不同产品，使自己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如有些地区冬季可看雪，春季可踏青，夏季可赏荷，秋季可看菊，让各个季节的旅游都不会“冷”，在各个季节保持均衡。就像台湾一样，在各地根据自身特点发展符合自己特色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休闲消费需求日益呈现多样化，需要更加丰富的供给。各地可以将原有的观光发展成为游客实际参与的活动，按照日本的发展模式，游客自己采摘蔬果，这样也可调动游客积极性。可在休闲农村设立婚纱摄影，学生也可去写生和进行林业实习。休闲农业应该与时俱进，根据时代改变自身模式，积极创新，这样才不至于被淘汰。 4．2．2加强政府宏观管理，提高休闲农业经营水。美国休闲农业的成功发展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我国也可将休闲农业的管理纳入政府行政管理范围，由政府设立专门机构负责休闲农业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工作。此外，加大政策优惠，在休闲农业企业融资方面提供优惠，也可吸引社会积极投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16］。学校可设立观光农业专业，专门培养休闲农业专业人才，帮学生提供实习基地，加强实践能力。各省也可设立休闲农业实用人才培训基地，积极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性，使休闲农业向更加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17］。总之，要把从事休闲农业相关工作的人员组织起来，制定相关标准，让休闲农业做到诚信经营、创新经营，使其发挥品牌效应。 4．2．3采用循环经济的生产及服务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发展应在基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结合实践，可采用生态型种养方式，如稻田牧鸭、桑基鱼塘等，在有效利用废弃物的同时美化环境，同时应该设立有机垃圾回收机构，用于发酵工艺［18］。借鉴日本经验，坚持绿色旅游理念，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特色，而不是人为改变。在创收益的同时，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 4．2．4完善休闲农业的法律法规条例，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法律保护。目前只有旅游业相关法规，而没有专门针对休闲农业的法规，因此需要制定专门法规来规范和管理休闲农业，将休闲农业从旅游业中分离出来。但是休闲农业是基于传统农业的，因此在制定相关法规时，可将农业和旅游法规相结合［19］。只有有了明确约束，让经营者无孔可钻，才能健康稳定发展。 5结语 休闲农业发展之路漫长，不应该一味追求速度，还应注重效率，同时应防止恶性竞争和对自然资源的恶性开发和污染，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是长久之策。加强休闲农业的规范化和从业人员的专业化是其发展的必要前提，不断提升品牌竞争力才是其长久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快休闲农业的发展就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就是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新方向，是我国走向富强的新希望。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外部性分析 一、引言 休闲农业是为满足更多城市居民亲近自然、回归乡村、体验民俗风情的休闲需求。休闲，是人们工作和劳动之余的生活方式。在凡布伦《有闲阶级论》一书中高频率提到休闲带动产业的经济效益，凡认为休闲既带给人们娱乐的满足感，也带来了不同阶级由休闲而发展成为具有经济利益产业的重要性。因为那是经济活动的源泉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生理需求为出发点。而休闲农业则是利用自然的或人造的农业景观资源和农业生产条件，发展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一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近年来，政府对发展休闲农业也非常重视。认为能够给中国市场经济带来活力的还在于发展缓慢的传统农业区域，那么由传统农业发展为休闲农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源动力。2011年9月正式在山西晋城召开关于“全国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工作会议”提出了发展要求。由此可见，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谕。 二、休闲农业的类型及其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性分析 （一）已有文献中对休闲农业类型的划分 休闲农业中的“农业”是广义上的农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等产业，而休闲农业是指狭义上的具有比传统农业更高的经济价值的农业。因此对休闲农业类型的划分，不同流派的学者因研究角度不同而不同。在1994年，袁燕才等以利用层次为根据，将休闲农业直接分为农作过程耕作型、直接利用型及农业环境利用型三类。从这个分类可以明显看出，休闲农业已经从传统农业中剥离出来，不再是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当中的危地马拉的帕那加撤尔描述的那样贫穷的传统农业，而是改造后的农业，即休闲农业，玩中带乐、玩中有效率的农业经济。但是这种分类还没有完全抽离传统的农业。直到1999年，有文献把休闲农业按开发主体分类，分成田园农业型、民俗风情型、村落乡镇型、科普教育型；不过这种分类界限具有一定的模糊。总之，还处在对休闲农业进行开发实践的探索阶段。但是从近几年的文献当中，可以看到，随着政府对我国传统农业加大力度的改造及其一系列一揽子农业优惠政策中和对休闲农庄发展模式的重视，学术界也对休闲农业的领域研究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对其发展及其应用也有了更丰富的认识和经验。李白如等从产业链的角度，把休闲农业分为观光种植业、观光休闲、观光渔业、观光牧业。但是从客观上讲还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严力蛟等从其功能划分为教育型休闲农业、观赏型休闲农业及度假型休闲农业、体验型休闲农业。王兵认为休闲农业应按地域分为城市郊区型、景区周边型及偏远山区型。陈艳等还根据农业的经营模式分为个体农户经营型、农户联合经营型、外来协助开发型。不难发现，在上述对中国农业类型的划分当中，能直接体现出休闲农业与政府公共投入相关联分类的甚微。这将导致在实践中忽视休闲农业活动开发构想的思路只是一个空花架，不利于休闲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休闲农业与公共服务的相关性分析 发达地区良好的休闲农业经营，离不开大环境即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地方性规划的导向作用。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国内国外大环境来看，休闲农业发展的在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推动、调整之中，其动力的源泉来自各个方面。反之休闲农业的大好发展也进一步推动政府的导向性力量。首先，政府对机构改革的理念深化使服务型政府更快转变，政府官员的选拔、评价、激励机制等有力地促进了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其次，参与休闲农业开发和管理的所有的农民经济组织、利益集团以及政府等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有力支撑是至关重要的。最后，各地方性政府对发展休闲农业的激励竞争，民营企业和社会其他组织机构的涉入有效地推动了休闲农业的发展，公共服务体系也不断的创新。总之，这些动力来源既有政府内部自身的需要，也有外部因素的推动。 （三）基于公共选择视角的休闲农业类型区分 基于前文中提出许多文献对休闲农业类型的区分缺少公共服务多视角的考量。所以本部分将从公共选择的角度对休闲农业进行分类，为休闲农业经营者和管理者提供广阔的发展思路。 1．公益性的休闲农业 该类型的休闲农业属于公益性的，人们共享的不可独占不具有排他性、竞争性的资源，一般由政府投资或者由政府投资为主体，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或准公共物品，但是生产由政府垄断，并且服务的对象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定价。常见于红色革命区、国家级自然资源地区，一般以资助旅游、跟团参观、走近民宿、亲山乐水等活动为主要经营项目。该类型休闲农业主要依附于自然风景区、名山名人古镇的相近地区，具有配套吃住等比较健全设施。因而当地政府对景区的公共设施的维护和美化等相关公共支出尤为重要。 2．组织型的休闲农业 该类型休闲农业依托公共事业单位承办，这类机构的基本特征有：主要由政府投资，而所需资金主要由财政提供，但是部分资金由其他社会服务组织所得收入予以补充，为社会提供更全方位的休闲农业以外的文化需求。 3．非政府组织的休闲农业 该类型的休闲农业主要是私人投资自己承办的小型农家乐，与农民同住同吃同耕，体验农民朴实生活的一天。结合农村民俗展示、农作物花期或成熟期的观赏与采摘，给游客提供游、玩、乐、购、吃、住全方位的服务。该类型休闲农业在经营中更注重田园风光和乡村环境的优美宜人。因此，在新农村建设当中，是非常鼓励农民及企业投资开发发展乡村农业经济。 三、休闲农业发展的机理分析 （一）公共服务的驱动力作用分析传统的概念认为，仅仅只是把农业看成一个专门生产和提供食品的产业部门，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农业的公共产品性。特别是又把休闲农业从传统农业当中提升出来，这需要地方政府健全农业服务组织，为农民提供大量的技术、人力培训、出省市区进行考察学习借鉴农业经营的发达地区。从而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直到休闲农业的产业化升级。休闲农业发展中，在表现形式上公共服务驱动力的作用呈现“双核结构”，即内核和外核组成。从农业内核系统向公共服务外核系统构成环状型。内核系统以自然资源、经营项目和管理者水平三大类组成，外核系统则由政府公共服务以改革的动力、地方官员考核激励、旅游者需求的牵引力等其他社会动力机制组成。农业内核系统与公共服务外核系统相互耦合的效果决定着这个系统的紧密度。（二）其他因素分析———外部性推动休闲农业发展政府政策外溢效应的影响是具有导向作用，由公共服务驱动力引导下形成的一股“无形”的力量。对于创造休闲农业的经营者来说，对休闲农业的供给代表了私人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游客的需求代表了私人价值，这两者之间就建立了一个均衡点。但是发展休闲农业依附于宏观政策经济环境提供的公共服务驱动力而运转，这就形成了一定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的外部性，带动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农家餐厅兴旺、农产品形成具有乡村特色，这些表现出来的，非游客对休闲农业的需求就是外部需求，代表了社会价值增值。 四、对休闲农业发展中公共服务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科学规划，加强领导 因为农产品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使得生产农产品也带有了公共产品的属性。要发展休闲农业，提高农民的收益，政府的责任一方面要减少农民的税负，另一方面要进行支持和技术引导。比如进行花卉培训、果园摘种技术培训。由于农民缺乏现代管理意识，对市场需求动向把握不清，对信息的搜集利用不来，这就造成了很多农业休闲地的项目简单且没有多大经济价值，观赏型不强，功能设施比较落后，资本短缺等现象。目前来看，中国的休闲农业仍以家庭式经营、自主开发为主，缺少集群式发展及拓宽。因此，发挥地方政府部门主导作用非常重要，积极引导休闲农业健康快速发展，加强科学的规划，对市场认真准确的定位，及时有效的信息资源是搞好休闲农业的首要任务。同时加强领导，配合相应的资金支持、信贷等辅助政策，全面发展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二）发挥政府作用，宣传地方特色 近年来，对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重视的同时，许多基础性工作没有做到位。严重缺乏宣传力度，除一些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外，游客对其他形式的农业休闲了解甚少，大部分只限于本市甚至是本地区的人知道，休闲农业突破瓶颈得到大力发展，宣传模式的多样性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加大宣传力度，打响地区特色休闲农业品牌化的发展战略是发展休闲农业的又一有效途径。 （三）提高服务质量，人性化管理 目前来说休闲农业还处于发展期，以散、多为特征的行业，所以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但是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决定休闲农业存与亡、好与坏、大与小。所以很多地方存在不良竞争，大都以散户经营为主的地区，为了节省成本服务质量低下、消费者满意度低，这就造成了地区信誉度下降，口碑上不尽人心，所以休闲农业发展的规模也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因此，政府开展一系列的阳光培训，增加农业劳动人员的就业技能和创业精神，培育一批地方从事休闲农业的专门人才，提升旅游服务的档次和水平，使休闲农业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可以说，提高服务人员的基本素质以及形成人性化管理，体现当代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是拓宽休闲农业发展道路的必备条件。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观光休闲农业发展趋势 1发展观光休闲农业的意义 1.1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和优化 目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经济效益低下，以种植业为主，农村第三产业比例小。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可以打破一、二、三产业的界限，带动农产品加工、饮食、交通、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三大产业融洽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地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1.2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休闲农业可以有效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其经济收入不仅源于农业产品的直接销售，还体现了各种农村无形产品，如农业的生态效益、民间文化等。近几年来，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形成了以绿色食品开发和观光生态农业为主的绿色产业，农民收入增加了数倍。通过对农业资源的旅游开发，增加经济附加值，如为游客提供观赏、品尝、娱乐、购买、疗养、度假等系列服务[1]。 1.3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庞大的农村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形成尖锐的矛盾，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加。观光休闲农业可以产生许多相关的就业机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观光休闲农业，需要大量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涵盖住宿、饮食、商场、交通、文化等多个行业。此外，还需要发展相关的配套服务设施。由于旅游业的关联性质，其就业岗位可以带动其他产业的就业机会，由此可以促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利于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2]。 2我国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 2.1农业旅游资源丰富 我国生物资源丰富，种子植物逾3万种，脊椎动物近2000种；农作物种类繁多，栽培作物约600种。各地可根据自己的农业资源，将其转化为旅游资源，设计出内容和形式丰富的农业观光园。同时，我国农业历史悠久，不同地域的民俗风情和文化内涵丰富，有利于发展休闲农业。 2.2居民消费观念改变 随着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以及人口密度增大，城市生活和工业废气、废水、废物增多，人们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加上噪音污染等，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人们向往优美的环境，渴望体会农家生活，感受乡村田野宁静、清新的空气，得到身心的放松、回归自然。城乡居民的消费观念逐渐改变，形成了对休闲农业的强烈需求，将体验幽静的田园生活以及纯朴的民风作为追求的生活。 2.3节假日增多 我国《全国年节及纪念日实施办法》方案公布实施以后，人们休闲时间多，假日旅游消费的规模越来越大，法定节假日（包括双休日）约占全年的1/3时间，因此应当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农业。 2.4交通运输发达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交通运输发达程度日益提高，人们出行可以选择高铁、火车、民航、汽车等交通工具，交通运输条件也大大改善。此外，人们外出休闲也不局限于公共交通工具，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享受私家车带来的便利。 3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休闲农业是通过优美的农村自然环境及其相应的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过程，吸引城市居民前往参观、游玩和购物等[3-5]。其发展模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种。 3.1观光农园 经营范围包括花圃、成熟的茶园、果园、菜园等，游客可入内拔菜、赏花、摘果、购买及参与生产活动，享受田园乐趣。 3.2乡野畜牧 以自然方式饲养家畜、家禽，提供土鸡、土鸭等供游客食用、购买，为游客提供挤牛奶、剪羊毛、骑马、抓土鸡等趣味农家劳作及活动。 3.3农村民宿 在农村地区建设具有当地地方特色的建筑物，供游客住宿、休息，并且提供当地的特色餐饮，让游客体验农民生活、享用新鲜农特产品等，如一般民俗村、农庄、渔村等。 3.4科技农园 这是将现代高科技技术和农业结合发展的休闲农业。随着高新技术渗入农业，科技型休闲农业将是最吸引人的。例如，很多人不熟悉基因农业，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建立观光的基因农场，以农业生产为主，向游客展示农业科学技术，如温室栽培、基因农场、水耕栽培、药膳农园及阳光农园等。北京朝来农艺园就是观光休闲农业的一个实例，该园有花圃、菜园等，提供给游客入内赏花、摘果、拔菜、购买等活动，享受乐趣；将现代高科技手段和农业结合，发展基因农业、温室栽培等，增强游客的农业知识；还有各种动物可观赏；还能使游客了解中国农业的发展史等。在美妙的音乐中享受这一切将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湖南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1）发展现状 湖南休闲农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截止到2010年，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企业4000余家，其中“长株潭”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庄1366家。其中，年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的有189家；环洞庭湖区1488家，年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的有309家；湘中南区556家，年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的有203家；湘西山区159家，年经营收入50万元以上的有58家。 （2）存在问题 目前，湖南休闲农业开发管理涉及农业、林业、旅游、乡镇企业、环保、国土、规划、工商、税务等多个部门，存在着明显的体制不顺、对休闲农业发展缺乏较强的调控能力等问题，使得在休闲农业开发过程中涉及多部门利益时，协调工作量大，很难付诸实施。休闲农业是现代农业的重要实现形态，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对休闲农业的性质和特点认识不足，旅游的投资建设都集中在风景名胜区和文物古迹方面，忽视或脱离农业生产经营，靠卖门票来维持，结果越办越差。更有甚者，开办农业旅游时大兴土木建设，片面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过分依赖非自然、非农业技术手段，人工化痕迹明显。现有的休闲农业活动大多是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下自发形成的，休闲农业基本上是以涉农单位、乡村企业、农民自主开发为主，没有行业标准，缺少整体规划和科学论证，项目设计雷同、布局不尽合理、功能不配套、市场定位不明确，在开发建设上存在着一定的无序性和盲目性。此外，绝大多数休闲农业企业经营者缺乏品牌化经营意识和科技创新意识，有的还存在圈地占地和掠夺性经营的现象。休闲农业大都位于经济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村地区，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景区基础设施在数量和档次上都满足不了游客在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需要，使游客享受不到相应的服务，影响了游客的休闲热情。 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主要条件 （1）自然环境和乡村景观资源丰富 湖南境内地质构造复杂、地表组成岩类多样、地貌类型齐全，其中山地丘陵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80.49％，尤其岩溶山水、砂石柱状峰林、丹霞风光和花岗岩高山雄景等特有地貌景观地位突出。湖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湿润区域，气候的季节性和暖湿性特征明显。地带性植被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全省森林植被覆盖率达52％，森林景观季相变化明显。全省水系以湘、资、沅、澧四水为骨干，以洞庭湖为汇聚中心，长度在5km以上的河流达5341条，且径流丰富，水位季节性变化相对较小，河湖水体四季丰盈，共同构成了“潇湘”山水风光长轴画卷，为湖南的乡村休闲和绿色消费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湖南乡村农业景观资源丰富。如，洞庭湖的大水面养殖和捕捞、大面积的粮、棉、桑、麻种植，以及大型农业机械操作等，体现了鱼米之乡的现代农业色彩；湘西、湘南、湘东的山地立体农业，以及筒车吸水、石碾加工粮食等传统农耕文化，展示了山乡的古、土、特、真、野风情；湘中河谷平原和丘陵盆地，特别是大中城市郊区的精耕细作农业，以多样、优质、高效为特征，使人感受到人类改造自然并与大自然协调的魅力；湘西少数民族村寨、湘东的客家村寨等，体现了乡村的民俗风情。 （2）农业基础良好 湖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在我国农产品安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杂交水稻、超级稻居国际领先地位；优质稻、杂交棉、“双低”油菜、湘研辣椒、湘云鲫（鲤）、蚕桑等在全国有明显优势。大宗农产品产量位于全国前列，其中水稻和苎麻全国第一，柑橘和生猪全国第二，烤烟全国第四，淡水产品全国第五，茶叶全国第六，棉花和油料全国第八，蔬菜全国第九。湘南脐橙和湘西桠柑纳入全国柑橘产业带，有国家粮食生产基地县14个，国家棉花生产基地县4个，国家淡水养殖基地县4个。 （3）交通网络较完善 湖南现已形成覆盖面大、通达性强的立体交通网络，民航、火车、汽车等交通运输条件得到大大改善。省会长沙到其他13个市（州）高速公路已通车，从长沙到各市州的时间不超过4h。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4）潜在客源市场巨大 经济的快速发展，能为休闲农庄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旅游需求（主要指观光性旅游）急剧膨胀；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将基本形成对休闲的多样化需求和多样化选择；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度假需求就产生。而长沙市2010年人均GDP达到1.04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392美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120美元。湖南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566元，人均消费性支出11825元，增长9.2％，其中人均旅游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分别增长42.2％和24.99%。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其消费倾向将逐步转向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多样化、高级化和个性化，且消费群体会日渐增大，将会成为乡村现代农业观光休闲的主要客源。从湖南区位来看，南面有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同时港澳游客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北面有以武汉为核心的城市群；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市场和以京、津为中心的华北市场，虽然距湖南相对较远，但也不可低估其潜在市场。 （5）政府支持力度加大，民间资本投入积极 湖南在全国首开先河，出台政策文件，引导、扶持休闲农业产业发展。2006年，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的通知》，明确将休闲农业企业纳入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和政策支持范围；湖南率先成立省级休闲农业协会，成为联系广大休闲农业企业和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更是发展休闲农业的重要载体。休闲农业的广阔市场前景吸引了多种投资主体的介入，而且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投资群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休闲农业的投资构成中，农民家庭投资约占16％，民间私人资本和工商资本约占84％。民间资本已成为休闲农业投资主体，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湖南休闲农业发展的对策 （1）用创意手段改造提升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通常是依托于大都市发展起来的，都市休闲圈不断提升的消费理念对休闲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休闲农业的发展面对资源同质、产品雷同等一系列问题而渐渐呈现下滑趋势的今天，为了促进休闲农业的创新升级，也为了在休闲农业中营造优质生活的高雅氛围和体现休闲农业的时尚气息，在规划设计时除需要满足人们对乡野生态风情以及休闲的需求外，还必须改变打造手法，融入创意元素，使休闲农业能够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潮流，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休闲需求，从而成功转型升级，引发新一轮休闲农业发展的浪潮。 （2）在休闲农业发展中发挥创造性的重要作用 休闲农业应以创造休闲农产品为核心价值，以创造为激活要素。面对同一类型的休闲农产品，创造的独特性和原创性越强，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也就越高；如果没有新颖创造性的激活，即使拥有再好的农业资源（包含其衍生资源，如农业文化资源、民俗资源、农村人文景观资源等），也很难将其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创新方式千变万化，但没有创新性的休闲农产品将很难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认可。 （3）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到休闲农业是推动农业转型、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建设新农村的有效途径，是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建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要站在加快富民强省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加快发展休闲农业的实施意见》，大力扶持和引导休闲农业的发展，使休闲农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4）科学规划，突出特色 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做好省、市、县级的休闲农业发展规划。二是合理布局、突出特色，在“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重点发展以农业科技主题园和体验性强的休闲景观群，结合农业产业带，发展特色休闲农业；湘中南区重点发展丘陵生态观光农业、风景区观光农业和农耕文化休闲农业；环洞庭湖区重点发展水乡特色的农渔风光等特色体验休闲农业，建设观光、保护于一体的湿地休闲基地；湘西山区大力发展森林生态休闲，开发特色种植、养殖业，充分挖掘民俗风情，体验民俗文化。三是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开发，突出乡村特色，增强休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 （5）完善管理体制，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理顺休闲农业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旅游、农业、国土、规划、文化、交通等部门的作用，分工负责，协调管理。制定休闲农业发展地方标准，进一步完善星级休闲农庄评定办法，从资源、环境、市场、服务、交通、效益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从项目审批、人员上岗、安全和卫生保障、价格制定、经营管理、接待服务等各方面都按规章办事；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业务能力及服务水平。 （6）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投资力度 拓宽休闲农业发展所需资金的融资渠道。一是加大政府财政投资力度，应把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的重点。二是充分发挥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支持休闲农业发展的信贷积极性。三是制定优惠政策，采取“谁投资、谁收益”的方式吸引国内外涉农公司、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休闲农业的开发。 （7）加大宣传，塑造休闲农业品牌 一是要加大宣传力度。不仅要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媒体进行宣传促销，也要利用农村节庆假日组织观光旅游、举办展览会和科普培训等活动进行宣传；加强与旅行社的合作，与周边景点、景区相结合，扩大旅游市场，以吸引更多的游客。二是要注重塑造休闲农业品牌。不仅要注重休闲农业公共品牌的培育，还要注重休闲农业企业品牌的塑造。 （8）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休闲农业得以兴起和发展的源泉，也是休闲农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休闲农业发展必须巧妙利用现有的各种资源，如利用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既增加景观和教育内容，又增加能源，保护环境，从而实现阶段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互相促进。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路径 1大田县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及优势 1.1发展概况 大田县休闲农业企业登记在册的共有11家，其中开展营业的有6家，包括农家乐1家、休闲农庄3家、休闲农业园区2家。据初步统计，2011年休闲农业经营面积392.33hm2，营业收入5745万元，接待人数110多万人次，带动农户300多户。6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均已完成农业部主办的魅力乡村网站有关企业信息的填报工作。 1.2交通状况 目前，大田县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分布于均溪、武陵、华兴、石牌、桃源、湖美等乡镇，均离城关中心点较近，交通便利，除了桃源、湖美2个乡镇，其余企业交通路线离市区都在30min内，可步行而至，也可乘车前往，是城区居民休闲的好场所。 1.3休闲种类丰富 从经营类型上看，有季节采摘类型的，如梅园山庄;有常年垂钓园类型的，如桃源烤坂山庄、高才河鲜馆;有休闲农庄，如翰林森林人家，可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1.4经营理念多样 有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养生”相结合的经营理念的，如梅园山庄种植杨梅、李子、桃子等多种果树，还规划建设山峰木屋，打造“旅游休闲+养生度假”项目;有宣传“文化底蕴为引线结合农家乐”的，如翰林森林人家，周边有佳话传千古的龙潭、千米跳崖、龙山池、犁耙石、仙棋盘、黄牛石、金鸡寨等;有以“休闲健身”为经营理念的，如庆联休闲农庄，位于象山北边，省道306线旁，交通十分便捷，山庄周围均是省级生态公益林和自然保护区，形成以山水—草场—原始森林为一线的具有休闲健身特色的绿色生态旅游;有以“养生和特色美食”相结合为经营理念的，如石牌温泉农家乐，除了石牌大骨头具有独特农家风味，远近驰名，还投资建设福建省仙峰养生温泉度假区，该项目被大田县委、县政府列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建设项目。 2大田县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媒体宣传力度不够除了在经营地点悬挂宣传牌、宣传标语外，各经营主体对充分利用媒体宣传自身优势和引导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建立新的消费观方面的宣传不够深入和广泛。 2.2经营主体在某些设施方面的投资还不够如对农耕文化展示和农业科技普及、教育等设施还需完善，以体现农业观光体验、农耕文化展示等功能，增强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 2.3旅游项目缺乏特色现有的一些观光休闲农业旅游项目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缺乏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投资者简单地模仿其他地区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内容与形式缺乏特色，精品工程少。 2.4经营内容品质有待提升如种植业方面，除了因地制宜种植一些农作物，没有更具科普宣传性的种植类型品种，主导产业产品申请“三品”认证的不多。 3大田县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3.1高度重视，加强指导 要充分认识发展休闲农业的重大意义，学习中央有关休闲农业方面的文件，如《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政府要高度重视休闲农业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把休闲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载体来抓，政策上给予倾斜，项目资金上给予扶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使休闲农业项目得到指导、扶持工作落到实处。 3.2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以电视、网络等群众认知度较高的媒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引导消费观念，尤其是本地居民的就近休闲、养生的观念，开发本地收入来源为主，吸引更多外地收入来源的经营理念。 3.3发展精致农业，提升品质 根据各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特点，以科普性、观赏性为着力点，在特色、科技上下功夫，发展一至两项精致农业，如种植采用以稻草、豆粕为基质或以营养液为基质的无土栽培，如小西红柿、食用菌、花卉的无土栽培，形成一处种植区域就是一片风景，就是一块科普宣传园的景观，同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质量，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合理转变。 3.4规划休闲农业项目，展示特色 城市居民往往渴望去感受休闲观光农业，除了寻求新鲜、安全的农产品，观赏自然、体验农事活动，更要在农村自然环境中学习、接触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因此可以将各经营实体所在地的特有传统民俗民情结合农事开展一些农耕文化，如定期不定点举办特色民俗产品和民俗文化节，以此征集和展示本县的民俗产品、名特优农产品和民俗文化节目，也可展示现代农业新型耕作方式等。 3.5以休闲农业示范点为标准，着力建设 大田县休闲农业市场需求大，且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在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根据《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开展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通知》文件的精神，按照示范点的标准建设、布局、管理休闲农业，使大田县休闲农业朝着高质量建设、高水平服务方向发展。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建议 1积极发展休闲农业，辟现代农业建设新途径 广安是一个农业大区，但也是革命老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潜力。因此，发展休闲农业既符合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市场需求，而且是一个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朝阳产业。主要体现在：一是能够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调整和布局，将农业从单一的食品保障功能向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涵养、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拓展，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交通运输以及人文创意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三是能够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帮助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成为农民一年四季不断的重要收入来源；四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发展；五是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和村容村貌，能够加快培养一批有文化会管理和经营的新型农民。仅以广安目前发展的现状来看，发展休闲农业起步较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小平故居周边就先后建起农家乐，后来发展到全区多个乡镇以餐饮、钓鱼、避暑、水上游艇等多方面的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的新型消费业态。这些均以农户个体自发发展，缺乏政府的规划和引导，因此分布零星，功能多单一。按照《全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精神，促进休闲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将休闲农业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并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逐步向规模集约，打造特色休闲品牌方面发展。 2变发展方式，确发展目标 在认真观察和体会广安的休闲农业以后，认为在发展方式上应有所转变，主要从单一产业向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转变。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把产业品牌做大做强，围绕“高、新、特、优、雅、奇”来发展。要明确休闲农业的发展目标。休闲农业是以农业为依托，以农村为空间，以农民为主题，以城市居民为客源，能够实现“大农业”与“大旅游”的有机结合，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环境、各自所需、利益互动、资源共享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方式。 2.1分类指导，各有侧重 在小平故居牌坊村为中心的以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为主的农家乐休闲农业，侧重打造红色旅游与农家乐为一体的特色发展方式，给全国各地来小平故居旅游的人们提供地方特色，独具一格的服务，真正能够享受到广安的风土人情，同时推销广安的特色农产品，如“广安邓老太盐皮蛋”，让其吃上一个终身难忘。在广安城区周围的乡镇村社，应积极搞特色农业产业化的休闲农业，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近几年曾多次荣获中国农博会金质奖的“龙安柚”产业，让旅客游园、品柚度假、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和享受田园风光，使其“乐不思蜀”。在离城区更远的一些地方，发展养鱼垂钓，水上游艇等集娱乐休闲和野外生活于一体的集合观光旅游、积极推动城乡互动、最大限度的发掘休闲农业的潜力，搞农庄连体式发展，利用规模优势提高休闲品位。 2.2抓住机遇，调整产业发展思路 由于“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些都为休闲农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全区建设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工作中调整产业发展思路，把休闲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应与粮油产业基地建设，龙安柚产业的建设与规划，蔬菜产业的发展与规划，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示范基地建设，农村畜牧业发展规划等一并规划和实施。大力发展休闲农庄，使农村基础设施得以改善。政府要为农民依托农业产业，依靠农村资源发展休闲农业，走创业就业发展道路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物质方面的保障。 2.3要以科技为支撑，提升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 在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搏弈中，因广安地处川东，多丘陵和山地，往往因现代技术装备、现代农业难以跟上发展的步伐。在许多偏远的乡镇尽管自然风光秀丽，但真要开发休闲农业事实上也还存在相当难度。只有借助现代的科学管理，积极实行现代经营方式，集科学化、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一体，提高社会化服务体系，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引领休闲农业发展。如交通、电力等，都应跟上发展的需要。但更需要跟上的是农民的观念。难以一朝一夕摒弃的传统农业思想必须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取代。要以科技为支撑，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使其能融合农、工、商，提升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 3要以农为本，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休闲农业仍是以农为载体，变单一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积极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提升农产品质量，发展有机绿色食品。在突出特色方面应重点以突出自然生态，挖掘文化内涵为重点，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统一，加快培育以城市为中心的名胜景区，依山傍水逐草自然生态区，变资源文化优势为产业经济优势。 总之，要将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来发展，使农民能利用这个产业增收和满足居民休闲需求的民生产业，要使生态环境更绿色，使它能真正成为发展新型消费生态和扩大内需的支柱产业，在科学布局和规范管理下使其逐步形成产业群并明显提升产业地位。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途径 1大田县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及优势 1.1发展概况 大田县休闲农业企业登记在册的共有11家，其中开展营业的有6家，包括农家乐1家、休闲农庄3家、休闲农业园区2家。据初步统计，2011年休闲农业经营面积392.33hm2，营业收入5745万元，接待人数110多万人次，带动农户300多户。6家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均已完成农业部主办的魅力乡村网站有关企业信息的填报工作。 1.2交通状况 目前，大田县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分布于均溪、武陵、华兴、石牌、桃源、湖美等乡镇，均离城关中心点较近，交通便利，除了桃源、湖美2个乡镇，其余企业交通路线离市区都在30min内，可步行而至，也可乘车前往，是城区居民休闲的好场所。 1.3休闲种类丰富 从经营类型上看，有季节采摘类型的，如梅园山庄;有常年垂钓园类型的，如桃源烤坂山庄、高才河鲜馆;有休闲农庄，如翰林森林人家，可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1.4经营理念多样 有以“田园风光和休闲养生”相结合的经营理念的，如梅园山庄种植杨梅、李子、桃子等多种果树，还规划建设山峰木屋，打造“旅游休闲+养生度假”项目;有宣传“文化底蕴为引线结合农家乐”的，如翰林森林人家，周边有佳话传千古的龙潭、千米跳崖、龙山池、犁耙石、仙棋盘、黄牛石、金鸡寨等;有以“休闲健身”为经营理念的，如庆联休闲农庄，位于象山北边，省道306线旁，交通十分便捷，山庄周围均是省级生态公益林和自然保护区，形成以山水—草场—原始森林为一线的具有休闲健身特色的绿色生态旅游;有以“养生和特色美食”相结合为经营理念的，如石牌温泉农家乐，除了石牌大骨头具有独特农家风味，远近驰名，还投资建设福建省仙峰养生温泉度假区，该项目被大田县委、县政府列为旅游开发的重点建设项目。 2大田县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媒体宣传力度不够 除了在经营地点悬挂宣传牌、宣传标语外，各经营主体对充分利用媒体宣传自身优势和引导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建立新的消费观方面的宣传不够深入和广泛。 2.2经营主体在某些设施方面的投资还不够 如对农耕文化展示和农业科技普及、教育等设施还需完善，以体现农业观光体验、农耕文化展示等功能，增强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性。 2.3旅游项目缺乏特色 现有的一些观光休闲农业旅游项目是在原有农业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缺乏科学的规划与设计。投资者简单地模仿其他地区的休闲农业旅游项目，内容与形式缺乏特色，精品工程少。 2.4经营内容品质有待提升 如种植业方面，除了因地制宜种植一些农作物，没有更具科普宣传性的种植类型品种，主导产业产品申请“三品”认证的不多。 3大田县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3.1高度重视，加强指导 要充分认识发展休闲农业的重大意义，学习中央有关休闲农业方面的文件，如《农业部国家旅游局关于开展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政府要高度重视休闲农业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把休闲农业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项重要载体来抓，政策上给予倾斜，项目资金上给予扶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使休闲农业项目得到指导、扶持工作落到实处。 3.2广泛宣传，扩大影响 以电视、网络等群众认知度较高的媒体，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引导消费观念，尤其是本地居民的就近休闲、养生的观念，开发本地收入来源为主，吸引更多外地收入来源的经营理念。 3.3发展精致农业，提升品质 根据各休闲农业经营实体的特点，以科普性、观赏性为着力点，在特色、科技上下功夫，发展一至两项精致农业，如种植采用以稻草、豆粕为基质或以营养液为基质的无土栽培，如小西红柿、食用菌、花卉的无土栽培，形成一处种植区域就是一片风景，就是一块科普宣传园的景观，同时提高农产品的商品质量，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合理转变。 3.4规划休闲农业项目，展示特色 城市居民往往渴望去感受休闲观光农业，除了寻求新鲜、安全的农产品，观赏自然、体验农事活动，更要在农村自然环境中学习、接触农村传统文化及生活，因此可以将各经营实体所在地的特有传统民俗民情结合农事开展一些农耕文化，如定期不定点举办特色民俗产品和民俗文化节，以此征集和展示本县的民俗产品、名特优农产品和民俗文化节目，也可展示现代农业新型耕作方式等。 3.5以休闲农业示范点为标准，着力建设 大田县休闲农业市场需求大，且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在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根据《福建省农业厅关于开展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创建活动的通知》文件的精神，按照示范点的标准建设、布局、管理休闲农业，使大田县休闲农业朝着高质量建设、高水平服务方向发展。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广安休闲农业发展意见 1积极发展休闲农业，辟现代农业建设新途径 广安是一个农业大区，但也是革命老区，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潜力。因此，发展休闲农业既符合农村经济发展规律，又有市场需求，而且是一个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朝阳产业。主要体现在：一是能够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调整和布局，将农业从单一的食品保障功能向原料供给、就业增收、生态涵养、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功能拓展，带动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交通运输以及人文创意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三是能够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帮助相关配套产业发展，成为农民一年四季不断的重要收入来源；四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带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发展；五是改善农村发展环境和村容村貌，能够加快培养一批有文化会管理和经营的新型农民。仅以广安目前发展的现状来看，发展休闲农业起步较早，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小平故居周边就先后建起农家乐，后来发展到全区多个乡镇以餐饮、钓鱼、避暑、水上游艇等多方面的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的新型消费业态。这些均以农户个体自发发展，缺乏政府的规划和引导，因此分布零星，功能多单一。按照《全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精神，促进休闲农业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将休闲农业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并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逐步向规模集约，打造特色休闲品牌方面发展。 2变发展方式，确发展目标 在认真观察和体会广安的休闲农业以后，认为在发展方式上应有所转变，主要从单一产业向多产业一体化经营的转变。在政府的统一规划下，把产业品牌做大做强，围绕“高、新、特、优、雅、奇”来发展。要明确休闲农业的发展目标。休闲农业是以农业为依托，以农村为空间，以农民为主题，以城市居民为客源，能够实现“大农业”与“大旅游”的有机结合，使得城乡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环境、各自所需、利益互动、资源共享的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方式。 2.1分类指导，各有侧重 在小平故居牌坊村为中心的以餐饮娱乐、休闲度假为主的农家乐休闲农业，侧重打造红色旅游与农家乐为一体的特色发展方式，给全国各地来小平故居旅游的人们提供地方特色，独具一格的服务，真正能够享受到广安的风土人情，同时推销广安的特色农产品，如“广安邓老太盐皮蛋”，让其吃上一个终身难忘。在广安城区周围的乡镇村社，应积极搞特色农业产业化的休闲农业，提高农村经济水平，最近几年曾多次荣获中国农博会金质奖的“龙安柚”产业，让旅客游园、品柚度假、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和享受田园风光，使其“乐不思蜀”。在离城区更远的一些地方，发展养鱼垂钓，水上游艇等集娱乐休闲和野外生活于一体的集合观光旅游、积极推动城乡互动、最大限度的发掘休闲农业的潜力，搞农庄连体式发展，利用规模优势提高休闲品位。 2.2抓住机遇，调整产业发展思路 由于“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些都为休闲农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全区建设永久性基本农田的工作中调整产业发展思路，把休闲农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抓，应与粮油产业基地建设，龙安柚产业的建设与规划，蔬菜产业的发展与规划，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示范基地建设，农村畜牧业发展规划等一并规划和实施。大力发展休闲农庄，使农村基础设施得以改善。政府要为农民依托农业产业，依靠农村资源发展休闲农业，走创业就业发展道路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和物质方面的保障。 2.3要以科技为支撑，提升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 在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搏弈中，因广安地处川东，多丘陵和山地，往往因现代技术装备、现代农业难以跟上发展的步伐。在许多偏远的乡镇尽管自然风光秀丽，但真要开发休闲农业事实上也还存在相当难度。只有借助现代的科学管理，积极实行现代经营方式，集科学化、集约化、规模化和产业化一体，提高社会化服务体系，用现代化发展理念引领休闲农业发展。如交通、电力等，都应跟上发展的需要。但更需要跟上的是农民的观念。难以一朝一夕摒弃的传统农业思想必须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取代。要以科技为支撑，积极发展休闲农业，使其能融合农、工、商，提升休闲农业的发展水平。 3要以农为本，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休闲农业仍是以农为载体，变单一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农业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必须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积极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提升农产品质量，发展有机绿色食品。在突出特色方面应重点以突出自然生态，挖掘文化内涵为重点，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统一，加快培育以城市为中心的名胜景区，依山傍水逐草自然生态区，变资源文化优势为产业经济优势。 总之，要将休闲农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来发展，使农民能利用这个产业增收和满足居民休闲需求的民生产业，要使生态环境更绿色，使它能真正成为发展新型消费生态和扩大内需的支柱产业，在科学布局和规范管理下使其逐步形成产业群并明显提升产业地位。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植物园休闲农业发展思路 1兴隆热带植物园概况 兴隆热带植物园由国家农业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简称香饮所)开发管理,创建于1957年，是一个集热带香料饮料作物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科技推广、产品开发和旅游产业活动为一体的综合性科研机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胡椒、咖啡、香草兰、可可、苦丁茶、糯米香茶、香叶露兜等热带香料饮料作物，可拉、瓜拉那、神秘果、卡瓦胡椒等功能性热带植物，菠萝蜜、面包果、番木瓜、火龙果等特色热带水果等。植物园位于海南省东南部万宁市兴隆华侨农场境内，占地面积42hm2，距海口176km，三亚97km。1951年，海南兴隆华侨农场建立，来自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越南等21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在这里安家，不同地域、国界的生活与文化，形成兴隆地区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内涵，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到农场视察，早在20世纪50年代，兴隆就已成为海南著名的温泉旅游区。 2兴隆热带植物园建设休闲农业的优势 1995年，香饮所开始探索立足自身优势，走以热带农业科研为基础，特色产业为依托，发展观光旅游业的发展思路，并于1997年创建了“科研、开发、旅游三位一体”发展模式的兴隆热带植物园。 2.1气候优势 兴隆热带植物园位于北纬18°45′，东经110°13′，年均气温24.5℃，积温约8800℃，最冷月均温＞18℃，平均极端低温8.0～9.0℃，绝对低温6.2℃。年均风速2.2m/s。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光合潜力大，年日照时数为2196h，年太阳辐射总量121.5KJ/cm2，光合潜力为63.75～60t/hm2[3]，属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区，绝大多数热带、亚热带植物在这里均能正常生长开花结果，有着我国其它热带、亚热带地区所不可比拟的独特的气候条件。 2.2科研优势 兴隆热带植物园与香饮所实行“二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管理模式，香饮所自1957年成立以来就以热带香辛饮料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是我国唯一专业从事热带香料饮料作物产业化配套技术研究的综合性国家级科研机构，经过几代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已积累了丰富的特色物种资源和丰硕的科技成果，至1997年，已收集保存各种特色热带植物300多种，鉴定验收成果24项，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16项，并研发生产白胡椒、兴隆咖啡、香草兰豆荚等特色产品，这些资源和成果为兴隆热带植物园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2.3市场优势 兴隆热带植物园地处兴隆温泉旅游区，距兴隆温泉旅游区仅约3km，由于兴隆丰富的温泉康乐、东南亚华侨文化等的吸引力，自上世纪90年代始，到海南3天以上的旅游团，其中必有1天入住兴隆华侨农场[4]。据统计，自1997年以来，到兴隆温泉旅游区观光游览的游客达到200万人次/年以上，为兴隆热带植物园垫定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3兴隆热带植物园休闲农业设计思路及内容 3.1设计思路 经过综合分析，兴隆热带植物园确立了以国内旅游团队为目标市场，运用休闲农业基本原理，制定以热带香料饮料作物作为核心，特色热带植物资源为依托，在参观游览线路中按照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五官体验为内容，设计配置相关物种和景观，让游客享受“五官体验之旅”的休闲农业产品。 3.2休闲农业的内容 3.2.1视觉体验 (1)利用植物园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设立专门部门负责从绿化、美化，园林化，生态化四个层面确保植物园的优美景观，发展休闲农业，确保植物园绿化率常年在85%以上，环境整洁优美，给人以舒服的视觉体验，特别是在冬春季节北方大部分地区已是冰天雪地，但植物园区却仍然生机盎然，随处可见绿意葱葱。(2)利用植物园的资源优势，在不同线路上均配置了奇特花果物种，如：以观果为主的菠萝蜜、尖蜜拉、木瓜、榴莲、山竹、炮弹果、鸡蛋果、可可、椰子等；以观花为主的火炬姜、龙船花、三角梅、垂花火鸟蕉等；以观叶观茎为主的母生树、大王棕、圆叶轴榈、红刺露兜、小叶地不容、锦屏藤等。(3)利用植物园的科技优势，设置了胡椒、咖啡、可可、香草兰、苦丁茶、糯米香茶等热带香料饮料作物的标准化示范园，整齐规范的园区既普及了这些作物的标准种植方式又能给人以优美的视觉享受。(4)注重各种热带植(作)物的配植，根据植物对水分、阳光、土壤等条件的需求，合理利用空间，使乔木、灌木、地被等热带植(作)物高低错落，使园中每个区域均有特色热带植(作)物供游人观赏。 3.2.2听觉体验 (1)植物园配置了专业的解说员对热带植物知识进行科学、生动的讲解，主要从3方面进行讲解：①以热带香辛饮料和特色植物为主的热带特色植(作)物知识，主要有胡椒、咖啡、可可、香草兰、椰子、苦丁茶、糯米香茶、玉兰花、橡胶、香叶露兜等；②与热带植(作)物相关的旅游产品知识；③生动有趣的植物故事，如见血封喉、旅人蕉、神秘果等。(2)园区内优美的生态环境，有效地保护了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园区内常年不断的花、果、水等资源吸引了周边地区许多野生动物到园区憩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园内有各种鸟类、昆虫等野生物种300多种。这些丰富的鸟类、昆虫资源为进入园区的游客提供了美妙的听觉享受，每当晨昏、午后或夜晚，各种鸟鸣、哇声、虫啾组成一曲曲动听的旋律。(3)在主要游览线路设置小溪流水，既保证了园区空气湿度，又制造了园区优美的水声效果。(4)在主要线路设置环园音箱，定时播放与环境相协调的优美音乐。总之，走进园区你就能在鸟鸣、流水和美妙的音乐声中，聆听美丽的植物故事、特色热带植物知识，让你在充分享受听觉的同时，又获得了丰富的知识。 3.2.3嗅觉体验 以热带香料饮料作物和特色热带花卉散发的自然香气为核心，辅以热带香料饮料作物产品的天然香气或加工过程散发的特有香味，使园区不同区域弥漫着不同的芳香气息，让进入园区的游客随时分享特色热带香辛饮料植物的芬芳。如咖啡花、玉兰花、茉莉花、九里香、米仔兰、栀子花、糯米香茶、香叶露兜等散发的天然香气，咖啡、香草兰、胡椒、糯米香茶等作物产品加工过程散发的香气等。 3.2.4味觉体验 利用植物园自有成果，自主研发具知识产权的各式具有浓郁热带特色的旅游产品，并在园区统一设置休息接待品尝区，免费为游客提供自主研发的咖啡、可可、香草兰、苦丁茶、糯米香茶等系列产品的品尝服务，让游客亲身体会一种惬意而又难以忘怀的服务。 3.2.5触觉内容 植物园四季如春，花果常在，是富有魅力的植物天堂，是花的世界，是果的田园，是树的王国，是绿的海洋，游客在这个奇妙的热带植物世界里可以随意地、零距离地同各式热带水果、热带花卉、珍稀特色热带植物合影留念，让你真实体验看得见摸得着、亲近自然、拥抱自然的感觉。 4兴隆热带植物园取得的效益 4.1取得了显著的市场效益 兴隆热带植物园的建立，填补了我国热带农业科技旅游与休闲农业相结合的空白，具有较高的市场影响力。1997～2010年，植物园共接待旅游者1362万人次，年均旅游接待增长率为31.3%，除2003年因受“非典”疫情影响，游客量下滑外，2002年后园区游客量均保持在100万人次以上。游客意见评价根据2002～2010年抽样调查，植物园综合服务质量、环境质量、景观质量等平均游客满意率达94%，美誉度和亲和力较高，并受到旅游界和专家的认同和好评，被海南省旅游局等授予“海南省优秀旅游景点”；被中国社会调查所海南分所授予“社会公认满意旅游景区”。 4.2较高的生态效益 (1)引种保存的植物种数量不断增加。1997年，引种保存的物种数量仅为300多种，随着休闲农业的发展，植物园不断加大引种力度，至2010年共收集保存2300多种特色热带植物，年均引种增长率达47.6%，有效地保护了园区植物多样性，并促进了热带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1997年以前，植物园内野生动物较少，通过ISO14001国际环境体系对园区生态环境管理和维护，园区生态环境大幅度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动物在此停留栖息，细心的游人都有机会看到敏捷的壁虎、蜥蜴、可爱的松鼠、美丽的蝴蝶、燕子和神秘的猫头鹰等。(3)园区物种保存能力不断增强。随着休闲农业的发展，园区面积从1997年的12hm2扩建为现在的42hm2，修建了3座共约4000多平方米的温室保存大棚和7000多平方米的网室大棚，组建了种质资源研究室、种子库、组培室等，大大增强了植物资源的保存能力。(4)园区的科研实力不断增强，成果不断涌现。为不断增强科研对休闲农业的支撑作用，随着休闲农业的发展，园区不断增强科研能力建设。“十一五”期间，累计投入2778万元，建成“国家重要热带作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配套工程、购置科研仪器设备76台/套，科研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园区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在2005年以后，共引进各类人才40多人，其中具有硕士以上学位人员30多人，通过引进高层次专业人才和加强在岗科技人员的培养，科技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科研能力进一步提升。至“十一五”末，共取得科研成果80多项、获省部级以上成果奖励31项、480余篇、出版专著39部、获授权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制定农业行业标准8项，研制出八大系列、40多种特色热带香料饮料作物系列产品。(5)园区的接待能力不断增强。随着休闲农业的发展，植物园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接待能力逐年增强，游览参观线路由原来的1条增加到了5条，设置了专门的电瓶车通道和贵宾通道，修建了可同时容纳1500多人休息的生态型休息品尝区、150多平方米的游客中心、300多平方米的司机导游休息室等，接待能力由1997年的50多万人次/年上升到现在的200万人次/年以上。 4.3产业带动作用 兴隆热带植物园从提高农业附加值出发，结合旅游资源优势，加强热带作(植)物相关的旅游新产品研发，增加了园区销售量的同时，带动了咖啡、胡椒等作物的行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我国进口量的增加。同时对其它热带香辛饮料作物，如香草兰、椰香脆饼、苦丁茶等产业也起到了较大的拉动作用。(1)园区产品销售总量逐年增加。1999～2010年，销售咖啡、胡椒、香草兰、椰香脆饼、苦丁茶、可可等系列产品共2062t。带动相关产业销售量万余吨。(2)1998年之前，植物园自产咖啡销量较小，甚至海南省每年的咖啡销售总量也不足50t，1998年以后，通过休闲农业平台，植物园咖啡销售量逐年上升，至2002年，园区咖啡销量达到86t，2002年以后，虽然园区咖啡销售量没有显著提高，但海南省整个咖啡产业年总销量超过1000t，同时带动了我国咖啡进口量，1999～2010年，中国咖啡进口量不断增加，2010年比1999年增加了1978%[5]。目前海南已涌现出多个著名咖啡品牌，如兴科、上岛、太阳河、怡然、侨乡、南国、春光、福山、候臣、力神等，为咖啡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3)胡椒是植物园主要经济作物之一，但市场上胡椒销售价格一直呈波动状态，市场销售价格最低仅8元/kg，最高时则可达80元/kg，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严重制约了胡椒产业的发展。1999～2010年植物园利用自身的平台，通过休闲农业的特殊市场，自产的胡椒价格始终保在100～120元/kg，胡椒产量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年的胡椒产量比1999年增加了95%，带动中国胡椒进口量1999～2010年保持上升态势，大大拉动了海南胡椒业的可持续发展。(4)自1984年起，香饮所经过20多年的科技攻关，掌握了香草兰产业化发展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等关键技术，在海南万宁、琼海、定安等市县建立示范基地，并陆续开发出香草兰绿茶、香草兰天然香水、香草兰精油等一系列产品，伴随着香饮所香草兰系列产品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带动了整个香草兰产业的发展，使香草兰产业成为今天海南主要的特色产业之一。(5)椰香脆饼是流传于兴隆地区百姓家中的东南亚风味传统特色小食品，一直未形成产业。1999年植物园通过休闲农业市场，自产自销这一独具特色风味食品，既让游客领略品尝到这种只能在海南兴隆当地才能品尝得到的美食，又极大地带动了这一产业的迅速发展。1999～2010年(表1)，植物园椰香脆饼年均销售量达18t，带动周边地区相关产业年销量达100t以上，并涌现了太阳河、南国、春光等椰香脆饼品牌，相信未来该产业将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6)苦丁茶在我国有2000多年的饮用历史，由于其特有的保健作用，素有“绿色黄金”之称。1997年之前，全国苦丁茶市场并不景气，销售价格仅40元/kg也少人问津。通过植物园的宣传介绍和免费品尝，广大游客了解苦丁茶苦后回甘的特点和具有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的作用，苦丁茶的销量与日俱增，销售价格也在逐年攀升，至2010年，仅植物园苦丁茶的销售量就达到18t，整个海南苦丁茶销售量则超过了100t，销售价也超过了600元/kg，大大促进了海南苦丁茶的种植和销售业，使海南苦丁茶市场目前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4.4显著的社会效益 通过开发农业科技旅游，植物园为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2010年，植物园向地方直接提供就业岗位654个，间接提供就业岗位3270个。1997～2010年，植物园年均就业人数增长率为18.9%，较好地解决了香饮所富余人员、家属及其周边居民的就业问题，带动了园区及周边农业劳动者致富，创造了健康、安全、殷实的小康生活。(2)1998～2010年，植物园向地方上缴税收3000多万元，年均增长率达256%，为地方财政做出较大贡献，并带动兴隆地区餐饮、住宿、娱乐、交通、购物等旅游行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3)发展经济的同时，植物园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2001年植物园通过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的评定，2002年又通过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和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的双认证。通过对上述体系的宣传，大大提高了员工的文明素质。同时，通过员工的行动，辐射带动了周边地区广大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前周边地区百姓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不文明现象，如不讲卫生、言语粗俗、偷盗、懒散、酗酒等，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使植物园周边农村的精神面貌上了一个新台阶。 5结语 观光休闲农业，作为旅游业中的一颗明珠，已迅速发展起来，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通过“科学研究、产品开发、科普示范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兴隆热带植物园将植物资源、农业生产及农产品加工以“五官体验之旅”的产品形式展现给广大游客，不仅有利于资源保护、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更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将发展休闲农业与旅游业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合理统一，探索休闲农业与植物园综合协调发展的产业化道路，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为海南现代休闲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典范。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三门峡休闲农业发展研究 摘要：目前休闲农业在我国整体发展趋势较为良好，对社会生态环境的维护及各地产业经济的优化及提高都有良好的帮助。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更为休闲农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就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发展进行现状分析，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从当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视角下提出合理的建议，对现有的资源实行了进一步利用，并根据三门峡市实际情况，科学提出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休闲农业；三门峡；发展研究 1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休闲农业概述 2016年01月04日，我国国务院正式《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旨在要求我国农村城市发展多类型农村产业融合方式，培育多元化农村产业融合主体。发展当前农村产业经济链新道路，促进广大农民的就业及创业发展，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对原有产业、产品运营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升级与融合。休闲农业是农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表现。具体的是农业提供资源，以旅游服务为表现，通过农业产业链中的与旅游产业链的价值模块相契约的部分以新的商业价值向市场全方面的渗透，而旅游产业因农业价值的融入，大大增加了原有产业的价值链，使得新的产业链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简单的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背景下的休闲农业更具有市场价值，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加快乡村经济的发展。 2河南省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条件 三门峡市所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位于我国内陆区。平均气温高，日照充足，很适合种植业和林果业等的发展。而且三门峡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适合开展体验性的观光项目。再加上三门峡市的人口众多，为当地休闲农业的开展提供了良好条件。2010年7月5日，我国农业部与国家旅游局正式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休闲农业的发展，并提出“农旅结合、以农促旅，以旅强农”政策。政策主旨从三方面出发：一是进一步完善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工作协调机制；二是尽快启动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工程；三是以重要活动为载体，形成全国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良好氛围。并召开2010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节等系列活动，推动我国休闲农业的发展进程。目前，三门峡市全市已建成数家大型果品加工企业，加工产品主要包括果汁、果酒、果奶、果番等八大系列100多个品种。发展循环经济产业，全市形成了“果一菌一肥一果”和“果一加一畜一肥一果”两大循环经济产业链，对本市的产业经济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扩大社会就业，提高综合效益。 3河南省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发展现状 3．1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主要发展成就 沿黄带观光农业创收。沿黄河农业带由本身的传统农业带转变为现在的观光旅游带，借助天鹅湖湿地公园，黄河公园，天鹅岛，天鹅湾等自然景观和坡沟，发展特色小镇，旅游度假村，吸引大部分游客入境消费。可以促进销售当地种植的特色农产品，旅游业中的民宿，农家乐，特色美食街，风情表演等等都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在建设特色旅游区和特色旅游小镇，投入了科技含量，培养了一批人才，如花卉，有机蔬菜水果领域，建设了特色农业产区，打造了特色休闲农业后，加强了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农业产业区促增效。将农业和服务业结合起来可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园区提高了科技含量，对缺水地或水源不足的地带，建设了生态农业带，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形成了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 3．2三门峡市休闲农业存在的问题 3．2．1农业基础相对薄弱三门峡市的有效灌溉面积为5．27万平千米，只占耕地面积的32％。当地水土流失、土壤贫瘠化现象日趋严重，三门峡市中低产田占地面积约为80％。干旱发生频率高达80％。当地节水灌溉等面积较小，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较低，仅为0．56，当地旱地水分利用率为55％。3．2．2特色农业发展面临瓶颈三门峡市果品业在全省有较高领先地位，然而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度较低，规模和质量效益与其他先进地区相比有较大差异。当地畜牧业面临着用地、环保条件制约，以及当地烟叶受政策影响较大，发展空间均被压缩。渔业、食用菌、蔬菜、药材等体量小、产品粗放、名优产品少，优质高端产品的价值尚未得到充分开发。3．2．3产业化程度低由于缺乏休闲农业的创新型人才，对产业链的延伸没有进行深度研究，产业链条没有得到充分完善，而且当地产业化发展缺少引领其发展的大型龙头企业，仅有的两家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可能会面临较大困难，当地省级龙头企业仅占全省的3．4％。3．2．4管理体制不完善休闲农业作为新兴旅游产业，更作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体。具备开放性、综合性的多元化旅游主体，因而对管理层次的要求要远高于简单的农业及休闲业。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目前整体处于起步阶段，内部员工相关知识较为缺乏，缺乏一定的管理经验，服务人员素质也需要进一步加强。3．2．5缺乏宣传力度由于使用传统的宣传方式和各个经营主体零散、分布不集中，各个经营主体之间没有形成经营圈，宣传力度比较小。在品牌培养和宣传推广方面，经营者投入的资金较少，公益性的产地宣传、地理标志品牌宣传缺失。 4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对策 4．1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作为经营者可以借助政府的支持，建立蓄水池实现涵养水源，减少干旱带来的深度影响。在道路方面，加大力度改进开展休闲农业村庄的道路，还可以建设乡村观光旅游专用道路，提高旅游的服务质量。在供水、停车场、网络设施方面，要加大建设力度。对于游客的接待，要做到一条龙服务，时刻为游客准备时间和精力。 4．2创办三门峡市特色休闲农业 当地休闲农业没有突出的特色优势，因此可以鼓励发展以休闲农业为核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发展聚集村，当地经营者可以通过农村的各种资源加强特色农业的创建，在特色农业的基础上建立特色村镇景区。三门峡市果品业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可以加大力度发展观光果园，创办具有特色的果品采摘园。吸引游客体验当地农业活动，促进当地休闲农业的发展。还可以发展具有特色的农家乐活动，但是得大力监管食品安全，确保游客的健康安全状况。其次加强景区的安全防护，为游客打造一个舒适满意的旅游环境。同时可以提高当地服务质量，可以使游客充分享受乡土田园的乐趣。 4．3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建设 通过把农业产业链的价值融入服务业里面，增加了休闲农业的价值，也可以休闲农业为依托，把地产、创意等相关产业在农业基础上延伸产业链条，增加农业的服务功能。农业不再局限于在生产以及产业经营，还可以展现农业文化和农村生活，从而推进休闲农业产业化建设。 4．4合理规划布局 作为农业的经营管理者要加强规划引导，将农业资源和人文艺术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的进行规划。要按照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并且学会借鉴其他城市关于休闲农业的发展规划，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合理的优化发展布局。作为政府，要制定相关的管理规定，使三门峡休闲农业走上合理规划的发展道路，防止在经济开发中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4．5加强宣传、铸造口碑 由于半数以上的休闲农业游客是在亲戚朋友口中获得信息的，所以这说明休闲农业园区在品牌培养和宣传推广方面做得不好，行业缺乏系统性的营销策略。在宣传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微信公众号等，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比如农村宣传片，向全国有组织、有计划地推广的休闲农业精品景点，还可以举办影响力大的农事节庆活动，吸引各地的城乡居民到乡村休闲消费。 5河南省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意义 目前休闲农业在我国的整体发展潜力及发展趋势都有着很好的表现，并对我国近年来关于社会生态环境的维护及产业经济的优化及提高都有良好的帮助。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发展更为当地的农村经济效益带来了巨额提高，并对现有的资源实行了进一步利用。 5．1对当地资源的进一步利用 休闲农业在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处理中，因地制宜发展创新经济发展新模式具有重要作用。这次农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争取能在实践中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带动当地的产业经济链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三门峡市由单一的农产品生产改变为多类产业共同发展，产生了特色产业，发展了循环经济，建立了新兴产业园，以工带农，以旅游资源带动农业的发展，延长了当地经济产业链。确切培训与发展“互联网＋产品”行动，大力运行新型营销模式，促进发展果品电子商务对于销售主体的吸引力，不断拓展销售市场的覆盖面。如建立产品的特色馆，通过特色农产品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5．2对现有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 通过旅游产品整合，调整旅游产品结构。近年来在我国政策引导下，农业经营模式有着不断的创新与开展。农业旅游的模式更突出了乡村旅游也将会更好走向广大群众，传扬我国本土文化。三门峡市休闲农业的开展更是在当地作为一个很好的开端，对现有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及发展，对河南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经营模式的创新及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 5．3推动当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 产业融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增长农民经济收入，缩小贫富差距。通过发展模式的创新，带动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通过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当地对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贯彻科学发展观。另一方面也带动了当地丰富的产业链发展，推动了经济建设。 作者：杨莹莹 艾雯静 叶琼 单位：武汉东湖学院经济学院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休闲农业发展模式 休闲农业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来的文化性强、大自然意趣浓、乡村特色突出的一种交叉性产业，是当前和今后合理有效利用农业资源、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劳动就业、增强城乡交流、促进农业和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新途径。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开始发展休闲农业，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休闲农业在我国城市周围得到了快速发展。虽然目前旅游业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休闲农业以其自然的生态环境、淳朴的农家体验和简便的旅游方式依然受到人们的青睐。 郑州市作为河南这一农业大省的省会城市，休闲农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目前理论研究仅停留在对概念的解释和现象的描述上，在实践探索上还处于随意模仿状态，缺乏对目标市场的调研和科学规划，发展模式与社会环境的相容性低，亟待从理论上对其加以“梳理”。因此，通过对郑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的调研分析，来探讨休闲农业发展模式选择中的某些规律，便成为本文的研究动机。 1郑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现状 根据休闲农业的结构、功能、投资主体和空间分布，郑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基本可以分为三种：开发模式、经营模式和空间分布模式。 1．1开发模式 郑州市休闲农业的开发模式类型多样，通过笔者调研，可根据休闲农业的结构、功能来分，主要分为三类： 1．1．1农业观赏型开发模式 （1）自然景观观赏型。这类开发模式是以当地的原生态的农业自然资源为主要开发内容，属于观赏型休闲农业，经营主题以农业景观和当地特产为主。郑州市北临黄河，有丰富的沙滩和较好的湿地资源，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许多休闲农业旅游景区，如雁鸣湖生态风景区、黄河生态游览区等，这些景区由于具有自然、原生态的景观，得到了市民的青睐。 （2）畜牧养殖观赏型。具有观光性的养殖场、牧场、森林动物园以及有关畜牧养殖场所等给游人提供观光、娱乐及参与牧业生活的风情和乐趣。此种观光类型开发较好的有位于郑州市南郊管城区的南曹金鹭鸵鸟观赏园，还有位于郑州市南郊的新郑野生动物散养园等。 （3）现代农业观赏型。这一类型主要是展示种植业的栽培技术或园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利用现代农业技术，开发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农作物品种园地，或利用现代化农业栽培手段，向游客展示种植业的栽培技术或园艺、农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和农业的最新成果。如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的农业科技示范园、金水区庙李镇的蔬菜科技示范园、河南绿色中原食品公司等。 1．1．2参与体验型开发模式 （1）农园采摘型。主要是开放成熟期的瓜果园、菜园等，供游客入园观赏、摘果品尝和购买，从中体验自摘、自食、自乐的果农生活和享受田园风光等。这一类型开发比较成功的有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樱桃沟的樱桃和葡萄采摘园，以及新郑大枣观光园等。 （2）渔场垂钓型。利用水库、池塘、河流等水体进行观光、垂钓、驾船和水上娱乐活动，游人除享受观光休闲外，还可以学习有关渔业养殖及捕捞技术，并品尝水鲜。郑州市可供观光休闲的水资源比较丰富，市区内就建有尖岗、常庄、金海、龙岗等水库，还有西流湖，其不但是郑州市的城市供水源地，而且还可以供人们休闲垂钓。 1．1．3综合型开发模式 主要以原生态的自然资源为主，兼顾餐饮、休闲度假、农业观赏体验、休闲娱乐、企业培训等多种功能的生态园区。园区内规划比较合理，分区明确，有农业观光体验区、儿童游乐区、现代化餐饮区、烧烤区等，受到郑州市民的青睐。这一类型主要有：丰乐园农庄、富景生态游乐世界、黄河生态游览区、雁鸣湖生态风景区等。目前这些园区已成为郑州近郊的旅游热点，特别是“五一”、“十一”黄金周期间，园内的游客平均每天可达2万人，门票收入近百万元。由于园内服务设施相对齐全、环境优美，现已成为企业培训、生意洽谈的理想场所。这种类型一般由企业投资，发展比较平稳，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但此类园区多为旅游景点式开发，往往对农业的带动作用不大，有的甚至还会侵害农民的利益。此外，由于人类活动频繁，园区人工化严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1．2经营模式 郑州市休闲农业起步较晚，缺乏政府的统一规划，经营模式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模仿性，从投资经营主体来看主要有三种经营模式（见表1）：一是以分散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模式。如在城市近郊的旅游点及鱼塘附近，由农户组织兴建以农家风情和吃乡村饭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园，富有特色和灵活的吃住形式，深受都市人的欢迎，如金水区黄河渔场休闲垂钓园。农家乐园在满足城市各种层次消费者休闲、娱乐的同时，让很多农民能以离土不离乡的便捷方式参与休闲农业的发展，实现了城乡互动，也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二是以企业集团为主体的经营模式。主要是一些企业集团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自主投资、自主开发、自主经营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项目。如丰乐园农庄、富景生态游乐世界、金鹭鸵鸟游乐园等。三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营模式。主要是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在原国有资源（如林场、湿地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休闲农业，如河南省农业高新科技园。 1．3空间发展模式 从郑州市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地域布局来看，主要分布在以中原区、管城区、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上街区6区为主的郑州市近郊，均属于依托大城市来开发的近郊型模式，距市中心大多只有30-40min的车程距离，不少园区已有公交线路直达，交通条件较为方便。郑州市的休闲农业分布极具地域特点（见图1），可表现为“两圈、一带”：以郑州市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上街区为主的近郊休闲农业圈；以中牟、新郑、巩义、荥阳、登封、新密6县市为主的中远休闲农业圈；以黄河为依托的休闲农业带。由于郑州紧临黄河，形成了特有的黄河滩地、湿地，是休闲农业观光的好地方，因此许多休闲农业园区都建于此，形成了特有的空间分布模式。 2郑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的选择思路 从以上分析可知，郑州市休闲农业发展模式初步成型，但由于尚处在初级阶段，发展模式的选择还需进一步探究。参照国内外的经验，结合目前郑州市休闲农业所处发展阶段及郑州市各区、县市的现状，今后一段时间郑州市休闲农业项目的开发模式的选择思路如下： 2．1以观赏性、体验性休闲农业开发为重点 目前郑州市休闲农业开发模式比较单一，制约了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保持优势项目的条件下，应开发更多的项目类型： （1）农业科普教育型。目前，郑州市休闲农业园区不少，但针对青少年的科普教育型园区却不多，因此，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发展。农业科普教育型园区应兼顾生产、科技示范与科普教育的功能，在建设上注重知识性、科技性、趣味性的挖掘。 （2）大型农业生产基地型。这种类型一般是依托生产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兴建起来的，本身隐含着较高的观光游览价值。游客不仅可以体验优美的田园风光，还可以购买真正的绿色农产品。同时，休闲农业旅游活动是对农业企业的宣传、产品的推广，二者相得益彰。这类园区在郑州市发展得比较成功，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今后发展应注意以农业生产为主，以旅游活动促进农业生产，同时要增加农业生产过程的观赏性。 （3）特色农业基地型。特色农业是以追求最佳效益为目的，依据地域特色、区域内整体资源优势及特点，围绕市场需求，集中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以某一特定生产对象或生产目的为目标而形成的适当规模的农业生产方式。其基本点就是要满足游客求“特”、求“奇”的心理需求。这类休闲农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对游客的吸引力较大，因此，该模式应得到大力开发，更加注重突出特色，延长产业链，增加游客的安全度。 （4）农家游型。最经典的农家游是城市人到农村去与农民“三同”——同吃农家饭、同住农民屋、同干农家活，是由农民提供或出租耕地，让市民参与种植花草、蔬菜、果树或参与家庭养殖的农业休闲方式。其主要目的是让市民体验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享受由播种、管理到收获的农作乐趣，在此过程中农民得到一定的收入。农家游现已成为许多城市人双休日消除身心疲劳、远离都市喧嚣的一个常设旅游项目。目前郑州市农家游型模式开发的深度不够，游客的重游率较低，今后应注重保持淳朴特色，维护农家原本的“绿色生活”，提高服务质量，使游客有回归自然的感觉。 2．2适当发展综合型休闲农业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个人的需求层次会随着环境的改善而不断提高。休闲农业同样存在这样的需求变化，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观念的不断更新，人们对休闲农业品质的需求层次也会不断提高。因此，郑州市休闲农业应立足于社会经济环境，在满足中低收入消费者需求的同时，适当发展高级综合休闲农业，以适应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变化。 目前，郑州是休闲农业的开发呈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传统农业休闲项目开发不足，另一方面，已有的项目偏向于城市游乐公园，偏离了休闲农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休闲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郑州市不宜开发较多的综合性休闲农业园区，否则，会造成客源不足，效益低下。 2．3经营模式的选择思路 根据上述分析，按照投资经营主体不同，目前我国休闲农业经营模式可分为三种：以农户为主体的经营模式、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模式和以政府为主导的经营模式，而其中以政府为主导的经营模式由于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作为长期的发展模式来考虑。因此，鉴于郑州是休闲农业发展所处的阶段，并考虑综合条件，笔者认为今后郑州市休闲农业的经营模式选择如下： 首先，在政府引导下，发展以分散农户为经营主体的经营模式。即可以在不破坏农业环境的前提条件下，由政府引导，在有条件的农户自有农业资源基础上进行休闲农业开发。这样农民可以直接受益，符合休闲农业的开发原则。但在我国，分散经营的模式使农户没有能力进行休闲农业的开发，在此情况下，可以按照农业产业化这种组织制度的创新，来增强分散农户的投资开发。如可以引入“公司＋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模式，这样不仅避免了农户交易的市场风险，还降低了农户交易频率，减少信息成本和农户经营的交易风险损失。从而使以分散农户为主体的投资经营模式，最终向以“农民经济组织＋农户”为经营主体的经营模式转变，农民成为休闲农业发展的真正主体。 其次，在政府统一规划管理下，发展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模式。政府应对郑州市休闲农业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在具有一定资源条件，但并不侵占农用耕地的地方（如黄河滩、盐碱地、荒草地等），可考虑以企业为经营主体的集约化发展模式。这样不但不会侵占优良的农业资源，还可以对不良的资源进行开发，从而形成休闲农业整体的合理开发。企业也可以降低其承包土地的费用，集中资本投入休闲农业园区的发展，最终能够形成效益的外溢，带动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2．4空间发展模式的选择思路 旅游经济学研究表明，游客流在空间上会随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减，休闲农业旅游同样遵循这一规律。据此，郑州市休闲农业的空间发展模式可分为以30km为半径的近郊休闲农业区和以80km为半径的中远郊休闲农业区。近郊区主要包括郑州市的6区以及荥阳市的东部、新郑市的北部、新密市的东北部以及中牟县的西部地区。近郊区是城市居民观光休闲消费最为活跃的地区，观光农业可重点发展生态农业高科技示范园区、花卉观赏、园艺农业、设施农业及果菜种植、采摘、水上观光垂钓、特种动物养殖等休闲农业项目；除上述以外的地区，可以称为中远郊区。中远郊区平原可开发教育农园、观光采摘基地、农家游，乡村旅游等休闲农业项目；远郊山区自然景观特征明显，风景优美，休闲农业应结合原有的知名旅游景点，开发休闲农场、度假疗养村、民宿庄园等休闲农业项目。 休闲农业发展论文:乡村休闲旅游视角下创意农业发展模式分析 摘要:创意农业是农业发展史上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新模式，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方向。该文以成都邛崃“中国酒村”作为调查对象，研究了其特点，分析了在乡村休闲旅游背景下创意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两者包容协调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 关键词:乡村休闲旅游;创意农业;发展模式 发展创意农业，就是要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要求，通过全面系统的规划和科学设计，打造资源节约、绿色开放、包容共享的农业发展新形态，走出一条能源消耗低、经济效益高的乡村休闲旅游与现代农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1乡村休闲旅游与创意农业 乡村休闲旅游指旅游观光者依托自然乡村空间环境，以领略美好乡村奇特自然风光、突出人文景观为目的，集观自然风光、乡村休闲度假、民俗娱乐、农家购物、农事体验为一体的旅游形式［1］。19世纪30年代，在欧洲兴起了一股“乡村热”形式的旅游，1865年，意大利成立了“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角度引导居住在大城市的居民，利用闲暇时间在家人、朋友、同事的自由组合下，结群到农村体验乡村生活，倡导游客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形式更趋多样化，乡村旅游也随之异军突起，乡村休闲旅游作为提高农村经济新的衍生形式，以其功能多样、资源利用高效、消费需求新兴而被业界视为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据成都市旅游局的《2015年成都市旅游经济运行分析报告》显示，2015年成都市接待乡村休闲旅游游客达9519．18万人次，占旅游接待总人数的49．75%，收入总额首次突破200亿元大关(达到200．06亿元)，同比增长24．25%。创意农业旨在突出思维逻辑和发展理念的创新，注重把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加工过程、生产方法等融入文化再造、旅游提档、产业升级，从而打造具有浓郁“乡愁”意境的产品和市场［2］，并以独特的创意农产品或农事活动，传承并打破生态农业、都市农业、设施农业等农业形态，达到现代农业与旅游产业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协调包容发展的最佳效果。 2“中国酒村”的基本情况 “中国酒村”地处成都平原西南部邛崃临邛街道文笔山村，距成都65km，项目规划面积533．33hm2，总投资15亿元，以“酒香里的中国、记忆中的老家”为主题，以邛崃千年南丝路农家酿酒工艺为文化基础，对现有川西民居实施升级改造，打造集“邛崃原浆文化体验之旅、红高粱种植酿酒、农家花海田园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展现独特原酒文化为主题的川西平原乡村休闲旅游胜地。“中国酒村”规划建设12个功能区域，分别为:大梁酒庄、田园迪士尼乐园、万亩红高粱观光公园、迷你香猪园、大梁农耕园、酒疗SPA水景酒店、二十四孝养老院落、未来水世界乐园、天府水浜渔村、太阳部落梦幻乐园、丝路酒寨以及酒坊民居安置街区。这些不同的功能定位与建设旨在为每一位远离都市喧嚣的游客能在这里随农家俗、酿农家酒、住农家院、吃农家饭，体验田园耕种、酿制原浆老酒、寻找儿时的记忆。随着“中国酒村”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不断提升，慕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越来越多，仅2015年就接待国内外游客约80余万人次，单体旅游收入总额达3000多万元。 3“中国酒村”发展创意农业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3．1“中国酒村”发展创意农业的特点 3．1．1“以农养酒、以酒促旅”的模式促进了创意农业与乡村休闲旅游的循环融合发展“中国酒村”在打造过程中，突出农业主线，把周边农民的农业生产用地通过作物折价、货币补偿、土地入股等形式进行了使用权流转133．33余hm2，专门用于种植酿酒原材料红高粱。游客以认种红高粱的形式体验种植、收割、酿酒的乐趣，通过“种酒粮、醅酒窖、事酒艺、兴酒礼”等一系列身临其境的活动让游客了解中国酒文化的源远流长。 3．1．2“回味童趣、回归田园”推进乡愁记忆与农耕文化深度结合按照“嬉戏田园一天，穿越时空千年”的理念，把农业生产的末端附属品稻草编制成变化多样的各种动物形状，建造一个纯稻草主题文化的“农村新型迪士尼乐园”，在给游客带来耳目一新感觉的同时，又在山水田园间亲身感受滚铁环、扯陀螺、荡秋千、跳皮筋、跷跷板爆米花等传统老游戏的无限乐趣，找寻孩提记忆，重归故里田园。 3．1．3“体验农事、农耕教育”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与青少年社会实践教育结合以亲子系列为主题，父母带领孩子种高粱、探酒坊、碾水磨、进厨房，通过这些农事体验活动，把碾米、磨面、榨油等传统手工技艺一一呈现，让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游客感知农耕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汗滴禾下土”的辛勤与快乐，让城里的孩子在劳动中接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再教育。 3．2“中国酒村”在发展创意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酒村”在发展创意农业进程中，充分吸纳前人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成功经验，经过4年多的成长，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但是在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3．2．1生产的适度经营规模效益不明显过于分散的经营方式，将会造成投入产出比的偏离，产业链条局限于第一和第三产业，缺乏农业工业化过程，创意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值空间相对狭小，因此缺少规模化的企业等市场力量的跟进，将很难投放市场，树立高端品牌，从而将大大限制其资本运作的潜力。 3．2．2创新力度不够大有重复传统农家乐的趋势，产品开发的科技含量偏低，生产加工工艺落后，缺乏一定的科研投入、技术储备和厚实的农业发展土壤环境。 3．2．3对乡村休闲旅游与创意农业协同融合发展的认识程度不够缺乏宏观愿景和远期发展目标，还没有利用好“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这块金字招牌进行创新品牌的宣传与推介，缺少全景产业发展的市场化开发理念。 3．2．4缺乏对乡村休闲旅游与创意农业发展方面的资本、技术、人才、运作机构的充分培育还没有从教育、科研、人才、政策、市场等方面为创意农业市场化开发创造条件成熟的外部环境［3］。 4创意农业发展的模式探究 在分析了“中国酒村”创意农业发展的特点和存在问题后，我们不难发现，农业与旅游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在呈现多层次创意化发展的农业产业里，要实现农旅互动发展，融合多种产业元素催生新的创意农业发展模式十分必要。 4．1“花卉+婚庆”模式，打造“世界爱谷”把花卉的培育生产与婚庆进行有机结合，打破传统室内婚礼的束缚，在绚烂鲜花的芳香和美丽阳光的交相辉映中举行浪漫婚礼，在花熏大道感受七彩浪漫童话花海。推出花卉种植、销售、鲜切花;推进花卉深加工与鲜花延伸品再生;打造婚纱摄影胜地、婚礼举办天堂和温馨蜜月洞房;形成集花卉养生、保健、美容于一体发展的世界爱谷特色花卉婚庆游憩综合项目。 4．2“苗木+休闲”模式，打造美丽生态新村把苗木作为乡村休闲旅游与创意农业规划的有生资源，在全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种植旅游观赏性强、开发价值高、景观效果好的优质苗木，不断提高苗木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中的经济效益。同时对景观苗木进行搭配种植，突出苗木种植的空间视角，形成情景化的景观效果，把游客带入一种心旷神怡、如临其境的林木郁郁丛生的美丽生态新村［4］。 4．3“果业+创意体验设计”模式，打造创意瓜果王国以“微果园”的模式，由企业主把果园划分为若干大小不一的小块，游客可以根据个人对水果的偏好、不同的季节、种植技术的掌握程度等认种一块果园，平时由企业主代为打理，游客可以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照料自己的果园，并在瓜果成熟季节实地感受采摘之欢乐。同时，邀请有经验的专家对瓜果进行创意设计，形成以瓜果果实、果树、花朵及其吉祥寓意为原型的各种创意性景观、休闲空间、动漫体验项目，也可以“以人代物”，把鲜活的人打扮成瓜果形态，感受异样之美，并在游客用餐时的餐具、座椅、房间的包装设计中融入瓜果元素。 4．4“鱼业+多元化渔乐体验”模式，打造百渔乐园和虾兵蟹将王国在传统垂钓的基础上，引入摸鱼、掏螃蟹、钓青蛙、抓大虾、粘知了等各种娱乐方式，将钓鱼、抓鱼、网鱼、摸鱼、打鱼融入相关联的其他乡土游乐方式，构筑一个乡土田园以渔猎文化为主题的游乐游憩综合体。同时，将鱼、虾、蟹、蛙、贝等进行象形设计，设计成为各种小屋、休闲座椅、景观设施、生活用具，真正地让你进入水产养殖的王国。 4．5“民俗技艺+情景化体验”模式，打造梦回“十八坊”以记住乡愁为目标，收集整理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民俗技术、耕作方式和传统劳作工坊，通过特定区域、方式再现作坊内部摆设、工具、工艺流程等［5］，游客既可观看传统的劳作方式，又可亲身参与酒坊、油坊、磨坊、染坊等体验劳作。 作者:龚贤 闫紫月 单位:成都行政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农业类论文:农业类企业资源性资产会计 关键词：农业企业资源性资产会计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了《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下简称IAS41），已于2003年生效。IAS41的得到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好评和积极响应。借鉴IAS41，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与农业活动相关的生物资产和农产品以及农业企业社会性收支的会计核算办法近日即将由财政部正式。但是，对于同样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土地（已列为固定资产）、滩涂等稀缺自然资源的会计处理，由于不适用于办法所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对其作出规范。作为资源性资产的土地是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是农业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依法保护国有农场土地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8号）强调指出，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农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12月制定的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虽然将农业企业使用的土地明确为固定资产，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其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均未能作出规定，因而只能在账外造册登记，即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自然资源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未能将土地资源的价值量化并真正上升到资源性资产的阶段。显然，时至今日，现行农业财务会计制度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处理，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我国不同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即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专业核算办法之后，借鉴国内外资源资产理论研究成果，按照我国有关法规的要求，尽快制定《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资源性资产（探讨）》（以下简称探讨办法），采取资产化方式来经营和管理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从实物管理过渡到价值管理；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作出规范，从会计核算制度的层面上防止土地等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就显得十分迫切。可以说，这也是首先在农口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但是，探讨办法的制定，既涉及资源资产理论和会计技术问题，也涉及相关的法规问题，尤其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正在拟议修改中，所以，必须广泛征求意见，使之切合我国各地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具有合规性和可操作性。 二、资源性资产的定义 要制定好一项会计核算办法，首先要对办法所依赖的基础性概念作出科学、准确而明晰的定义，并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给以界定。探讨办法应该遵循《企业会计制度》和生物资产办法的有关规定，需要作出补充界定的只是“资源性资产”这一概念。在探讨办法中我们拟将“资源性资产”定义为：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具有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性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 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拟定的定义与生物资产办法中的生物资产定义作一比较。该办法将“生物资产”定义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活的动物或植物。”而“资源性资产”，则是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这样下定义，与“生物资产”概念一样，首先，抓住了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物征，是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形成的自然资源，比如，大自然恩赐的土地须经过开垦才能成为农用地。其次，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将其限定在农业活动范围内，即既将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明显非农业活动适用的资源性资产排除在外；也将不须对其进行生物转化管理（指人为提供营养、湿度、温度和光照等条件，促成或加强转化的发生）的天然生物及其衍生自然物，即虽属于自然生成物但不属于农业活动范围内的森林资源（包括林区内的森林、林内动植物以及森林环境等）排除在外，同时，也为“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办法”的制定留下了空间。再次，自然生成物属于有形资产，这样定义也就把通过国家出让、补地价方式取得或通过市场交易取得以及接受投资者投入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有一定使用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排除在资源性资产之外。 再看这一定义对“自然生成物”的两个限制性定语，首先是“具有稀缺性”，稀缺性是资源成为资产的必要条件，比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太阳能等资源，显然不能成为资产；而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就可能转化为资产。其次，“不可移动性”将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同属自然生成物的水资源资产也排除在外，因为水资源具有流动性。 总之，我们设想这样定义，既能揭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特征，又将其限定在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农业资源资产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一定义是否与《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交叉甚至重复的情况呢？不错，《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都涉及到土地，但上述制度和准则都仅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有关表述中提到了土地，并规定：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不计提折旧。《企业会计制度讲解》在固定资产的分类中也提到土地，并指出：土地，主要是指已经估价单独入账的土地。因征地而支付的补偿费，应计入与土地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内，不单独作为土地价值入账。可见，《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所提到的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一般指已估价入账的建设用地或拟改变土地用途的农用地；而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是指按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仅造册登记而未入账且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即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资源资产，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中，与《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并不存在交叉或重复的情况。 应该强调的是，列入资源性资产的土地必须是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向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完成了土地确权与登记、发证工作的农用地。 按照拟定的资源性资产的定义，资源性资产一般包括农用地、水库、水渠、已开发用于养殖的滩涂等；至于湿地，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应强调其生态价值与环境价值，不宜将其开发列为其他农业资源性资产。对于国有农场目前账外的防护林等人工林资产，有的同志主张也应作为资源性资产入账，但考虑到因其非属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而符合生物资产的定义，故应适用于生物资产办法。此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有关规定，涉农企业向国有农场或农民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农用地也不能列入资源性资产。至于农业企业建设的机井、水泥晒场、养殖池、公路、桥梁、输变电线路等，因其不符合资源性资产的定义，可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或社会性收支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 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拟分别从确认、初始计量、后续支出、折旧、处置、减值准备、会计科目等方面予以表述。 1.资源性资产的确认 资源性资产应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因过去事项而由企业所控制；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入账价格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的第一个条件，之所以不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而仅提“由企业控制”，是因为企业拥有，一般是指企业拥有该项资源的所有权，但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资源产权采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二元结构的公有资源产权制度。如《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此，农业企业，如国有农场，对土地的实际控制，体现在依法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据以获取经济利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指出：在确定资产的存在时，所有权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企业控制了得自不动产的利益，则该项不动产就是一项资产。再者，“控制”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广，在这里，可以涵盖了“拥有”，因此，《框架》在阐述资产的定义时，也是仅提“由企业控制的”。同时，明确必须“由企业控制”，对于自然资源来说，强调对其产生利益的控制，也是资源转化为资产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源如果没有特定主体控制，比如太阳能、空气，是无人控制的共享品，显然，这样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源性资产。 资源性资产确认的第二个条件，是与一般会计学上所说的资产确认共性的条件，不需赘述。至于第三个条件，由于国有农业企业使用的农用地，通常都是通过行政划拨方式依法无偿取得的，因而其入账价格如何可靠地计量，既是资源转化为资源性资产必须解决的难题，也是探讨办法会计处理的难点，以下将在初始计量部分进行探讨。 2.资源性资产的初始计量 作为自然生成物的资源性资产的计量，与一般会计学上所说的资产的计量不同，由于其稀缺性、非交易性，其计量有一套特殊的方法体系，理论界往往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法、市场价格法、剩余法等基本方法对其价值评估，或构建边际机会成本模型和模糊数学模型等数学模型的方法对其价值计量；此外，对于单纯性资源，如土地资源的价格，理论上还可以采用马克思的地租资本化价格法，即：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但是，上述理论评估、计量方法，大部分还只局限于学术交流阶段，认知程度较低，距离可实用性还有相当的差距，这也正是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困难所在。 我们认为，对于资源性资产的初始计量，既要考虑资源性资产的特点，更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遵循相关的法规。如对于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根据我国土地管理的法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交易，因而土地使用权存在市场价格；而法律规定不准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因而土地不存在市场价格。那么，应如何确定农业企业通过行政划拨取得农用地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呢？由于土地资源资产入账后将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资产列示，因此，在确定土地资源资产的入账价格时，就应该考虑到因国家建设（如国家修建高速公路）的需要，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经批准可能会被“征用”（即指国家收回土地使用权；对于国有农场历史上场队合并或以场带社并进来或带进来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征用”则是指土地由集体所有转化为国家所有），此时须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而形成的利得或损失，在利润表中确认为收益或费用。显然，土地资源资产的初始计量不可能按照土地中介服务机构对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价入账，也不能采用上述理论界对资源资产评估或计量的结果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但是，我们注意到，农业企业使用的国有土地被征用时，可按照有关法规的规定得到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如《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经批准使用国有农、林、牧、渔场的土地，……应当根据原使用单位的投入情况，按不高于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同类土地补偿费的标准给以适当补偿。依照上述法规，我们设想，土地资源资产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可以参照《土地管理法》和各省、市（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关于征用农业企业土地时应给以补偿的标准确定。我们认为，对于土地资源资产，采用征地时的土地补偿费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价格，既具有可实用性、可操作性，又具有充分的法规依据；而且，在理论界，这也是得到认同的。 至于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性资产，可按其建设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支出，如水库建设的支出，滩涂开发修建挡潮闸等支出作为初始计量的入账成本；其所占用的农田水利用地和养殖水面另按土地资源资产确认和计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土地以外其他资源资产自然生成物部分的价值。为了与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1993年以前建设的水库、水渠，因其实际成本难以可靠地计量，宜仍按现行制度有关规定处理。 3.资源性资产的后续支出 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使可能流入企业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原先的估计，如因对低产田改造提高了土地的肥力、使其单位面积产量有实质性提高，或者因水库的扩建增大库容而改善了农业的水利条件、增加了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则应将这些后续支出资本化，增加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此外的任何后续支出都应该费用化，在发生的当期确认为费用。 这里之所以未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IAS16改进后对初始成本和后续支出运用单一确认原则的做法，主要是考虑到遵循固定资产准则的相关提法，同时这样规定也更适应资源性资产后续支出的特点。 4.资源性资产的处置 资源性资产转让、报废、毁损，或由于国家建设需要被征用时，应将其从资产负债表中注销，并将处置收入，包括企业获取的征地补偿费等补偿收入（在补偿成为应收款项的期间）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作为损失或利得计入当期损益；同时，将与划出土地资源资产对应的土地资源资本转入其他资本公积。 后续支出已资本化的农用地在被征用时，其资本化价值应体现在据以计算该幅农用地征用补偿费平均年产值的相应增加值上。 5.资源性资产的折旧 理论界对资源性资产的价值及其服务功能的补偿称为折补。“所谓资源性折补是指为了维持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功能恒定而进行的价值、技术等方式的补偿”（姜文来等，2003）。对于农业企业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从其特性来看，虽然具有质量的可变性，但从其可永续利用的自然属性看，通常具有无限的使用期，且只要利用得当，可以使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功能恒定”；从有关法律规定看，国有农业企业的农用地，其使用也不存在期限。因此，土地资源资产可不计提折旧。 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资产，由于其初始计量的入账价值是按其建设过程的实际成本，因此应当对其计提折旧，折旧方法可采用固定资产准则所允许的年限平均法等折旧方法。 6.资源性资产是否计提减值准备问题 考虑到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以及我国法律关于“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不准买卖土地等有关规定，资源性资产中的土地资源资产不计提减值准备；其他资源性资产，由于其可收回金额在现阶段难以可靠地计量，也拟不计提减值准备。 7.资源性资产核算的会计科目及账务处理 为了规范资源性资产的会计核算，拟增设“资源性资产”，“资源性资产折旧”“资源性资本”三个一级科目，分别核算各类资源性资产的原价、折旧和土地资源资产的资本来源。同时，在“资源性资产”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三个二级科目，分别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的原价；在“资源性资本”科目下设置“土地资源资本”二级科目，专项核算土地资源资产入账价值形成的国家权益，以明晰土地资源资产的国有产权。土地资源资产初始计量入账时借记“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科目，贷记“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科目；处置时借记“固定资产清理”科目、贷记“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科目，同时借记“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土地资源资产以外的其他资源资产，其资本来源仍然在原有的所有者权益科目核算。 四、资源性资产的列报和披露 农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和会计报表附注中列示和披露下列与资源性资产有关的信息。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资源性资产的原价、折旧应分别归并在资产负债表的“固定资产原价”、“累计折旧”项目中反映，同时，在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原价”项目下，增设“其中：土地资源资产”项目，反映企业土地资源资产的账面余额；企业“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应归并在资产负债表“资本公积”项目中反映，同时，在“资本公积”项目下，增设“其中：土地资源资本公积”项目，反映“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的账面余额。将企业“资源性资产—土地资源资产”和对应的“资源性资本—土地资源资本”的账面价值单独列示，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农业企业资产构成的分析，也有助于各级国资委对国有农业企业经营者及管理层考核指标依据的确定和对其国有资产占有量构成的分析。 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农业企业还要披露资源性资产的分类、计价依据和折旧方法；土地以外的其他资源性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折旧率；已报废、处置和准备处置的资源性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其他需要进一步向信息使用者披露的相关信息。 农业类论文:农业类企业资产会计处理 关键词：农业企业资源性资产会计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12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正式了《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以下简称IAS41），已于2003年生效。IAS41的得到了一些国家、地区的好评和积极响应。借鉴IAS41，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规范与农业活动相关的生物资产和农产品以及农业企业社会性收支的会计核算办法近日即将由财政部正式。但是，对于同样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土地（已列为固定资产）、滩涂等稀缺自然资源的会计处理，由于不适用于办法所规定的范围而未能对其作出规范。作为资源性资产的土地是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是农业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依法保护国有农场土地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1]8号）强调指出，国有农场的土地是国有农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2年12月制定的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虽然将农业企业使用的土地明确为固定资产，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其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均未能作出规定，因而只能在账外造册登记，即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自然资源价值观的影响，因而未能将土地资源的价值量化并真正上升到资源性资产的阶段。显然，时至今日，现行农业财务会计制度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处理，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党的十六大强调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因此，在我国不同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即将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和相关专业核算办法之后，借鉴国内外资源资产理论研究成果，按照我国有关法规的要求，尽快制定《农业企业会计核算办法—资源性资产（探讨）》（以下简称探讨办法），采取资产化方式来经营和管理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从实物管理过渡到价值管理；对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列报和披露作出规范，从会计核算制度的层面上防止土地等国有资源资产的流失，就显得十分迫切。可以说，这也是首先在农口将资源性资产纳入会计核算体系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但是，探讨办法的制定，既涉及资源资产理论和会计技术问题，也涉及相关的法规问题，尤其是现行的《土地管理法》正在拟议修改中，所以，必须广泛征求意见，使之切合我国各地农业企业的实际情况，更具有合规性和可操作性。 二、资源性资产的定义 要制定好一项会计核算办法，首先要对办法所依赖的基础性概念作出科学、准确而明晰的定义，并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给以界定。探讨办法应该遵循《企业会计制度》和生物资产办法的有关规定，需要作出补充界定的只是“资源性资产”这一概念。在探讨办法中我们拟将“资源性资产”定义为：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具有稀缺性和不可移动性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包括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其他农业资源资产等。 这里我们先把这一拟定的定义与生物资产办法中的生物资产定义作一比较。该办法将“生物资产”定义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活的动物或植物。”而“资源性资产”，则是指“农业活动所涉及的……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这样下定义，与“生物资产”概念一样，首先，抓住了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物征，是人类劳动参与的天然形成的自然资源，比如，大自然恩赐的土地须经过开垦才能成为农用地。其次，从经济学、会计学的角度，将其限定在农业活动范围内，即既将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明显非农业活动适用的资源性资产排除在外；也将不须对其进行生物转化管理（指人为提供营养、湿度、温度和光照等条件，促成或加强转化的发生）的天然生物及其衍生自然物，即虽属于自然生成物但不属于农业活动范围内的森林资源（包括林区内的森林、林内动植物以及森林环境等）排除在外，同时，也为“森林资源资产会计核算办法”的制定留下了空间。再次，自然生成物属于有形资产，这样定义也就把通过国家出让、补地价方式取得或通过市场交易取得以及接受投资者投入等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有一定使用期限的土地使用权排除在资源性资产之外。 再看这一定义对“自然生成物”的两个限制性定语，首先是“具有稀缺性”，稀缺性是资源成为资产的必要条件，比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气、太阳能等资源，显然不能成为资产；而具有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土地资源就可能转化为资产。其次，“不可移动性”将农业活动不可或缺的、同属自然生成物的水资源资产也排除在外，因为水资源具有流动性。 总之，我们设想这样定义，既能揭示农业活动所涉及的资源性资产的本质特征，又将其限定在土地资源资产、农田水利资源资产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农业资源资产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一定义是否与《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以下简称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存在交叉甚至重复的情况呢？不错，《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都涉及到土地，但上述制度和准则都仅在固定资产折旧的有关表述中提到了土地，并规定：按规定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不计提折旧。《企业会计制度讲解》在固定资产的分类中也提到土地，并指出：土地，主要是指已经估价单独入账的土地。因征地而支付的补偿费，应计入与土地有关房屋、建筑物的价值内，不单独作为土地价值入账。可见，《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所提到的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一般指已估价入账的建设用地或拟改变土地用途的农用地；而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是指按现行农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仅造册登记而未入账且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即农用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探讨办法所要对其会计处理作出规范的土地资源资产，在我国现行的会计核算制度体系中，与《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的有关规定，并不存在交叉或重复的情况。 应该强调的是，列入资源性资产的土地必须是依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向当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并完成了土地确权与登记、发证工作的农用地。 按照拟定的资源性资产的定义，资源性资产一般包括农用地、水库、水渠、已开发用于养殖的滩涂等；至于湿地，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应强调其生态价值与环境价值，不宜将其开发列为其他农业资源性资产。对于国有农场目前账外的防护林等人工林资产，有的同志主张也应作为资源性资产入账，但考虑到因其非属人工开发自然生成物而符合生物资产的定义，故应适用于生物资产办法。此外，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租赁》的有关规定，涉农企业向国有农场或农民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农用地也不能列入资源性资产。至于农业企业建设的机井、水泥晒场、养殖池、公路、桥梁、输变电线路等，因其不符合资源性资产的定义，可按照《企业会计制度》和固定资产准则或社会性收支办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三、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 资源性资产的会计处理拟分别从确认、初始计量、后续支出、折旧、处置、减值准备、会计科目等方面予以表述。 1.资源性资产的确认 资源性资产应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因过去事项而由企业所控制；与该资产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该资产的入账价格能够可靠地计量。 确认的第一个条件，之所以不提“由企业拥有或控制”，而仅提“由企业控制”，是因为企业拥有，一般是指企业拥有该项资源的所有权，但国家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我国的资源产权采用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二元结构的公有资源产权制度。如《土地管理法》规定，我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此，农业企业，如国有农场，对土地的实际控制，体现在依法确认其国有土地使用权并据以获取经济利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以下简称《框架》）指出：在确定资产的存在时，所有权不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企业控制了得自不动产的利益，则该项不动产就是一项资产。再者，“控制”这一概念的外延比较宽广，在这里，可以涵盖了“拥有”，因此，《框架》在阐述资产的定义时，也是仅提“由企业控制的”。同时，明确必须“由企业控制”，对于自然资源来说，强调对其产生利益的控制，也是资源转化为资产的必要条件。因为，资源如果没有特定主体控制，比如太阳能、空气，是无人控制的共享品，显然，这样的自然资源也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源性资产。 农业类论文: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分类 摘要：目前我国在进行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分类时，依据的资料主要包括《中国水土保持概论》、《旱农学》等。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分类进行了详细说明，并对其分类方案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关键词：农业技术措施；水土保持；分类研究 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不仅得到了水土保持学的高度关注，还与旱农学、耕作学和作物栽培学等存在紧密的联系。但因专业、学科之间的不同，一些基础技术措施的分类还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方便我国水土保持农业方面的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与统一。 1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分类 1.1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中的分类 在《中国水土保持概论》中，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属于耕作技术措施，并且将其进一步划分成改变小地形、增加地面覆盖、改良土壤耕作措施。其中，改良小地形耕作措施又可细分为沟垄种植、区田等。而增加地面覆盖、改良土壤又可划分为草田带状间作、间作套种等措施。 1.2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耕作学》中的分类 在《耕作学》中，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被划分为土壤耕作技术、栽培技术与养地技术三类。养地技术的运用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保护农田与土壤。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果有需要，还可将其进行进一步细分。 1.3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旱农学》中的分类 在《旱农学》中，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被划分抗旱节水播种和保苗技术、土壤耕作技术、抗旱品种鉴定和栽培技术、集水和节水技术。其中，对于抗旱节水播种和保苗技术，还可将其细分为打垄添墒播种、坐水添墒播种等技术措施；对于土壤耕作技术，还可将其划分为浅耕及中耕、覆盖耕作法等技术措施；抗旱节水播种和保苗技术还可划分为作物栽培技术与轮作技术，栽培技术为作物栽培技术和轮作；对于集水与节水技术，可进一步细分为等高耕作、等高带状间作等技术措施。 1.4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学》中的分类 对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水土保持学》中的分类，具体如下：第一类为改变微地形，如果有需要，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沟垄种植、等高耕作等耕作技术。其中，沟垄种植还可更进一步细分为平沟起垄、水平沟种植等耕作措施；第二类为增加植物覆盖，在此类技术措施中，间作、混种、套种、等高状间作、草田轮作等是此类别中较为主要的措施；第三类则为增加地面覆盖，若有需要，还可细分为秸秆覆盖、青草覆盖等措施；第四类为改变土壤物理性质，此分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少耕与免耕，而少耕还可细分为少耕深松、马尔采夫耕作等措施。 1.5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中国水土保持》中的分类 对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在《中国水土保持》中的分类，具体为：农牧复合系统、水土保持耕作措施、水土保持改土培肥措施、水土保持集流节水农业技术措施。其中，对于水土保持耕作措施，还可细分为保护性种植法、保护性耕作法以及复式水土保持耕作法。对于水土保持改土培肥措施，如果有需要，还可将其进行进一步细分，主要包括坡耕地平衡施肥措施与新修梯田改土培肥措施，而其中的新修梯田改土培肥措施还可进一步划分为深耕松土、有机肥增施等技术措施。对于水土保持集流节水农业技术措施，该技术措施是通过结合水土保持、旱作农业措施而形成的，可细分为覆垄微集流栽培技以及隔坡梯田集流技术。农牧复合系统本质上是指在既定土地范围内，将木本植物、牧草类植物进行有效的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多重保护措施系统。近年来，我国诸多行业的专家学者虽然对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分类进行了一些研究与分析，但依据存在一些分歧，这主要是因为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现如今还在不断的发展与统一。基于横向的研究可以发现，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近年来正在从狭义上的耕作技术措施逐渐向广义上发展。此外，基于纵向的研究可以发现，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逐渐由原先的单项技术措施向复合式技术措施、区域性农业发展模式上发展。 2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分类方案 基于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理念，该技术措施主要由耕作结合、少耕作或者是不耕作的方式，实现改变小地形、提高土壤抗蚀能力等目的，满足农业蓄水、保土要求，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改造、利用水土资源来保证粮食等作物的高产与稳产。基于此，水土保持技术措施还可依据其落实方式、作用与目标，并在对耕、种与收等农业工艺进行有效结合的前提下，进一步划分为以改变微地形为主要措施的蓄水保墒技术，实现提升土壤抗蚀能力目标为主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措施，及以增加植物覆盖为主要技术措施的栽培技术。如果有需要，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分。 3结语 通过合理的、科学的将各种类别的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进行分类，可形成统一的分类系统，此系统可为业界专家学者、有关工作人员就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的研究与分析提供有效的、宝贵的参考与依据。因此，有关人员应对当地农业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考虑，真正实现因地制宜为目的，采用适宜的水土保持农业技术措施进行农业作业，确保水土保持与农业增产。 作者：张兴娥 涂金斌 单位：思南县文家店镇农业服务中心 农业类论文:农业类大学科技创新管理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我国农业产业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对农业科技创新的依赖度日趋提高。农业高校作为农业科技和农业科研人才的集合体，是支撑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最重要的主体。为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生态文明等，农业高校正积极主动日益提高其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服务社会，努力为建成高水平的农业类大学而努力。正如南京农业大学秉承百年优良办学传统，在2011年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目标，制定实施“1235发展战略”，大力引进高水平人才和青年教师，积极推进科研组织创新，优化资源统筹配置，发展势头良好，综合实力稳步上升。同时，农业类大学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培养创新性人才和推进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的重任。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在推进大学建设与提升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发现教学是立校之本，科研才是强校之路。不管是社会外部要求，还是自身内在需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工作成为最有效的战略抓手，提高科技管理水平，构建适应农业类大学发展的科技管理体制是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农业类大学科技创新、解决“三农”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因此，现通过调研、论证，开展一场“科技创新大讨论”，共同研讨制约发展的瓶颈和破解发展难题的路径，谋划新一轮学校发展的新突破、新跨越。 1方案设计 1.1指导思想与目标 围绕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建设目标，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的精神为指导，以明晰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过程中学校科技工作的总体思路为重点，以完善与研究大学建设相适应的学校科技管理体制为抓手，以“更新观念、完善制度、优化资源、提升能力”为目标，充分尊重和调动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形成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系；进一步整合和优化学校科技资源，形成有利于构筑大平台、组织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和培育大成果的人文、制度和政策环境，全面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1.2主题与内容 大讨论的主题是进一步认识科技创新在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实现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与提升的路径和举措。主要内容包括创新理念和创新精神的培育、科技创新队伍和条件建设，尤其要加强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实施科技创新要靠人，要建设一支符合研究型大学需要、富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教师队伍。同时，加强创新型校园文化建设，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开展科技创新大讨论，作为开展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一个阶段，其基本内容包括：总结回顾过去的科技工作；分析找出科技工作的不足；明确今后科技工作该怎么做，如何把科技创新工作做得更好。 1.3实施步骤 创新大讨论主要分3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是动员部署，学校正式发文启动科技创新大讨论活动，并以分级动员形式部署科技创新大讨论工作。同时邀请部委领导和兄弟高校领导来校作报告，介绍高校面临的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指导科技大讨论工作。第二阶段是讨论交流，围绕科技创新大讨论主题，学习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本校、本学院科研工作实际，与国内外有相同学科的高校对比，按照建设研究型大学和研究型学院的要求，以外出调研与内部座谈相结合，把握学校、学院目前科技工作现状，找出制约学校、学院科技发展的关键问题和关键环节，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措施；探讨学校、学院向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学院转型过程中科技工作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谋划学院、学科的科研交叉领域和科研新的增长点，提出发展思路、发展规划、保障措施。讨论交流分为3个层次进行：各学院组织座谈讨论，大学科组专题研讨，相关产业链内相关学科交叉研讨。通过广泛深入的调研交流，各学院、各部门形成总结报告，并在全校大会进行交流。第三阶段是总结提升，学校根据科技创新大讨论取得的成果，制定、修订相关管理制度、科技政策，将科技创新大讨论达成的共识物化为科技管理文件，逐步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为搭建大平台、组建大团队、承担大项目及培育大成果提供基础保障，进一步推动学校向研究型大学转型。 2实践成效 1）以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学校工作主线，是在新形势下适应国家和学校发展需要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对加快推进南京农业大学研究型大学建设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切实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机遇，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对学校整体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 2）清晰地认识到学校自身科技工作存在的差距与不足，增强学校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发展意识、机遇意识和使命感、危机感、责任感。学校提出“重点突破”的战略思想，符合南京农业大学实际，也符合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要求。 3）人才、平台、团队是提升学校创新能力的三要素，对学校发展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应成为学校资源配置的方向和重中之重。通过重点投入、政策导向和体制制度创新，使这些群体和平台能加快出人才、出成果，同时培养出一大批创新能力突出、学术思想活跃、发展潜质明显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4）切实加强制度创新，逐步建立与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学校管理政策和制度体系。制度创新是关键，是落脚点，科技创新，制度先行。制度创新既包括科技管理制度创新，也包括学校其他管理政策和制度创新，要形成“教学”和“科研”并重的管理政策和制度。 5）科技创新与发展离不开良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学校应营造良好的、长期的、宽松的科研环境，不能盲目追求短、平、快，要让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教师能潜心自己的研究。学校要以各种方式和渠道弘扬和倡导科研过程中年轻人尊重老同志，老同志爱护、提携年轻人的风气。各个学科要选好德才兼备的学科带头人，使其成为团结和调动其他教师的核心力量，形成一个有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团队。 3思考建议 3.1加强顶层设计，实现重点突破以人才、平台和团队建设为抓手 选好主攻方向，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人文社科基地等平台建设不同层次的创新团队建设，以及在拔尖人才培养引进方面做好整体规划，集中优势资源，通过前期投入和政策引导，争取有重大突破。 3.2凝练研究方向，争取大项目，产出大成果 围绕当前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行业发展需求，积极争取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获得一批高水平、有影响的标志性成果。积极加强前期策划和主动设计，选择和凝练若干重大研究方向，加强先期培育，加快形成优势和特色，提早确定重大项目和重大成果的培育方向和培育对象，为争取大项目、产出大成果做好战略储备。 3.3加快研究型学院建设，促进学科交叉创新 各学院要结合实际，加强科技战略研究，制订并明确学院科技发展规划、目标和具体措施，有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围绕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农业发展，以产业链为导向，积极推进自然科学学科和人文社科学科的交叉，推进种植业、养殖业内部学科以及与加工、工程学科间的交叉，通过有效组织和政策引导，组建新型创新组织，凝聚新的研究团队，创新协作机制，培育新的创新领域和研究方向。 3.4按照循序渐进、统筹兼顾、重在激励和方便管理的原则核定和计算科研工作量 在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学校拟增加若干科研工作量核定到各学院，由学院按经费和业绩分配给教师。同时，拿出部分工作量统筹使用，作为院科研秘书、科辅和青年教师的工作量补贴。 3.5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促进学校对外科技服务持续发展 拟对学校横向项目管理办法和经费支出比例进行调整，即研究类项目的管理费与纵向课题相同，转让类项目适当增加课题组的绩效支出。3.6提高科技平台共享水平和使用效率创新管理政策和管理方式，实行服务型管理和全方位有偿开放，促进平台资源共享，提高使用效率。加强平台专职实验技术人员的引进和培训，建立一支责任心强、实验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实验技术人才队伍。设立平台开放运行专项基金，对实行开放共享的平台基地在测试费、维修费和开发费上给予适当补贴。 作者：姜爱良 朱新星 陶书田 农业类论文: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论文 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面对的群体主要是我国农村的广大农民，做好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对于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各地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普遍存在着优质节目少、播出频率低等问题，在当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做好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显得尤为重要。下面，就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的现状以及如何做好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的现状 （一）优质节目少，播出频率低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2/3以上，农村就成了我国最大的电视受众市场。但针对农村、农业、农民的优质农业类电视节目数量匮乏。一方面各地电视台特别是城市电视台电视节目大多走的是城市化、娱乐化的路子，娱乐性节目及各类电视剧充斥荧屏，从而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就稀缺、报道频率低。另一方面农村的传输资源处于劣势地位。一些现有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不能很好地为农民收看到，特别是在许多偏远的地区，一些优质的农业节目农民都收看不到。因此，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农民观众数量很多，但是，真正属于他们的农业类电视节目却相对较少。 （二）农业类电视节目缺乏实用性 我国的农村观众大多数没有读报纸和杂志的习惯，他们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广播电视。目前，农业类电视节目普遍存在着节目形式单一、呆板，缺乏灵活性、实用性、可操作性，播出频率不高等问题。多数电视台自办的农业类电视节目，没有深入了解农民朋友的需求，只是停留在农业新闻和科技信息服务的较浅的层面。再就是很多的农业类电视节目策划者不能够深入到农村、农民当中去，无法获得第一手的受众资料，这样做出的节目就脱离了实际需求，缺乏针对性与全面性。而且这类节目数量少，档次不高，所以就造成收视率不高。随着党中央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网络传媒的普及，农民的收入逐步提高，他们的思路和眼界越来越开阔，一些制作水平低、较为单纯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已经无法满足新型农民的需求，因此，将农业电视节目向关注农民、服务农民的更深的层次延伸，便成为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必然选择。 （三）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在节目编排上存在问题 近几年随着党和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与一些政策的落实与执行，使得整个农村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基本的生活规律依然没有改变，因此，在农业节目编排上就要充分考虑这一规律。然而，目前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编排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不当的情况。农村观众大多数有“早起早睡”的生活习惯，所以作为农村观众的黄金收视时间应该集中在晚上7点到10点之间，但是各地的电视台在这个时间都没有相应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可供收看。 二、如何改变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的现状 （一）打破思维定势，转变观念 1.节目要注重内涵要有新意。中华民族有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史，劳动人民在历史的长河中用汗水浇注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如果以农业文化为基础，一定会让更多的受众接受。同时，节目要注重文化内涵，要推陈出新。 2.要力争做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农业电视节目。能否制作出好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是关系到能不能被农民喜欢和接受的大问题。由于历史、地域条件的限制使得农村观众的综合文化素养不高，这就要求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在策划时就要注重实际，紧密联系农民群众的生活。要注意研究农民朋友想看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节目，做好栏目策划与制作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大数据媒体曾经对“什么样的电视节目最受农民欢迎”做过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党和国家对农村的各项政策、农民发家致富的各类信息、农民身边的新鲜事，这些最受农民欢迎。所以，当前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也应该重视对农村农业政策的宣传，把国家的一些好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到农民群众中去。另外，农业类电视节目在做好政策宣传、信息服务、科技传播的同时，还应该及时地反映农民的心声，积极搞好舆论监督。 3.报道要采用平民化的视角，加大情感含量在我国的一些偏远的农村信息相对闭塞，农民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电视。要真正做好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就必须在“走转改”上下功夫，扑下身子，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当中去，与农民朋友平等交流，语言一定朴实，要有亲和力。当前一些省市台的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他们没有用农民的视角与农民对话，在电视荧屏上出现时显得高高在上。其实，农民更爱听的是最朴实的语言，所以，报道要采用平民化的视角，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这样农民朋友才会喜欢。 （二）要加强服务意识，千方百计为农民群众做好服务。 1.指导农民做好产业结构调整总理在农村工作会议中曾经提过：“调整种养结构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可现实是一部分农民在种植养殖调整上，跟风盲目的上，看到别人种什么他就种什么，不好好考察市场，造成一定的损失。所以，农民朋友迫切需要电视媒体在报道中能科学地分析，指导农民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电视新闻工作者要多与农业专家交流，多了解农业市场行情，围绕市场做出科学的分析，为农民朋友提供指导。 2.为农民科学种养提供指导当前，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完善，广大农民对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农技推广方式、方法很难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在强化农业政策理论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推广手段的提升。农业电视栏目策划者应该平时注重收集相关的技术资料，在科技推广实践中把农民与科技工作者联系起来，实现通过电视节目让科技示范户面对面、手把手地开展指导服务，使理论知识得到更新和丰富，沟通能力，推广技术得到提高，增强入户指导的信心和能力。农业栏目成为一座很好的沟通桥梁。 （三）在栏目的“新”“活”“快”上下功夫 1.深入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作为新形势下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应该立足服务“三农”，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农村，投向农民。深入农村，贴近农民，贴近生活。做出的节目多带有泥土味，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农民，吸引观众。 2.语言要朴实，形式要灵活。当前，在新的形势下，随着广大农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他们对国家的政策、对市场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多，对电视节目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在农业类电视新闻节目制作中，语言要朴实，形式要灵活。主持人的语言都应该通俗易懂，用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语言，节目形式上要不断创新，体现多样性，贴近农民，贴近生活。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来服务农民，指导农民。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农民喜欢。 3.在节目中要学会讲故事。我国的广大农民有喜欢听故事的传统，从这个层面来说，要使农业类电视节目真正吸引农民，就必须通过一个个真实、鲜活而富有典型性的生动故事来吸引农民接受新事物，接受新观念。讲述故事是一种手段，传播科技信息、科技知识才是真正的目的。也就是说，用一些真实的事例，特别是发生在农民朋友身边的真人真事作为知识的载体，通过生动的叙述让观众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自然就掌握了知识。比如，中央电视台第七套播出的《致富经》栏目，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一个个曲折但成功的人生经历来感染观众，向他们传递致富信息，教他们如何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抓住商机、发家致富。节目平中见奇，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教育，学到了知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为保证传播效果，要力求使节目形式多样，增加节目形态，如纪录片，访谈类节目等。比如，可创办一个农民企业家风云榜节目，以访谈的方式介绍率先致富的农民的亲身经历，创办打工见闻录，以纪录片的形式反映在外打工农民的所见所闻。 作者：尉增 单位：莒县广播电视台 农业类论文:生态农业层次聚类区划思考 1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1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区域划分原则 1.1.1生态关系原则。生态关系是生态系统中各生物组成成分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关系。生态农业系统是一个人工的生态系统，也有其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其中各个组成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人为设定的，人为设定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态系统功能实现的程度，并最终影响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发挥[11]。不同的生态条件下，采用的生态农业经营模式是不同的，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必然有所不同。在生产实践中，经常采用增加食物链长度及数量的方法来提高农业生态系统对环境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在进行生态农业分区时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域生态农业系统中的各种不同的生态关系。 1.1.2一致性原则。一致性原则要求在划分出的农业区域内必须注意其内部各单元间的一致性，包括自然资源、农业生产结构及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条件等。要求区域间差异最大化和区域内各单元差异最小化。当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生态环境单元，一致性是指在“一定水平”上的相似，因此也称为“相对一致性原则”。至于保持多大相似程度，则要根据区划目的、分区对象、区域分异程度、分区等级体系等因素确定。 1.1.3综合分析和主导因素相结合的原则。农业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进行区划时必须全面考虑构成生态环境的各种要素及其综合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使用综合性原则，目的是要保证所划分出的区域是一种具有自身特点的综合体。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再确定区域分异的主导因素。主导因素原则强调选取反映区域分异主导因素的主要指标作为确定区域划分的主要根据。 1.1.4共扼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划分出的区域是连续的地域单元，不能有空间上存在于某区域之外，但又属于该区的分区单元。 1.1.5保持行政区界的完整性。在许多自然地理区划中，行政区划作为一个“人为”的现象。是许多地理学家在进行研究时不予以考虑的。但在许多经济现象的研究中，行政区划往往占有重要的位置。农业生产是在自然过程和人类社会双重作用之下进行的，因此，在进行区划时应该尽量保持行政界线的完整，便于正确的管理和规划，避免产生纠纷。由于本文研究范围较大，同时又考虑到绝大多数县市生态环境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首先考虑保持县级行政范围的完整性[12]。 1.2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区划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突出东北地区的气候、地貌、土壤、植被等自然环境分异的特点、人类活动强烈程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与可靠性，从自然条件、生态条件以及社会经济条件等三方面设计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区划的评价指标体系。 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层次聚类分析法是聚类分析法中比较常用的一种重要方法，是对一组样本或变量进行层层分类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基本思想是，首先在聚类分析的开始，每个样本自成一类；然后，按照某种方法度量所有样本之间的亲疏程度，并把其中最亲密或者最相似的样本首先聚成一小类；接下来，度量剩余的样本和小类间的亲疏程度，并将当前最亲密的样本或小类再聚成一类；再接下来，再度量剩余的样本和小类（或小类和小类）间的亲疏程度，并将当前最亲密的样本或小类再聚成一类；如此反复，直到所有样本聚成一类为止。对样本距离测度方法是采用欧氏距离（EuclideanDistance），即两样本（x，y）之间的距离是各样本每个变量值之差的平方和的平方根（k个变量）。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进行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区划的具体路线如下：①根据东北地区平原、丘陵、山区分布特征，光、热、水、土等自然资源不同组合以及农林牧副渔发展水平，较均匀地选择了41个单元（县、市）作为一级生态农业区划分的代表样点，在定性和定量基础上，将样本粗分为K类，计算每一类的聚类中心。②应用欧式距离模型：EUCLID（x，y）=∑（xi－yi）2。计算其他各县市到聚类中心的距离，根据判别函数逐个将各县市样本归入与其距离最近的聚类中心。③计算新类别的聚类中心，如果与原聚类中心相近，则聚类完成，否则回到第二步重新进行。 3评价结果分析 3.1与稳定的农业分界线划分的东北地区农业地域格局基本一致 东北地区比较稳定的农业分界线有：①东北、北部山区与半山区之间以及半山区与中部平原之间的分界线；②中部平原和西部半干旱区之间的分界线；③三江平原分界线以及以热量为主导因素南北分异的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的分界线[13]。由这几条分界线可以把整个东北区域大致分为东部山区—半山区农业区、北部农业区、三江平原农业区、中部平原农业区、西部半干旱农业区、南部农业区。其中北部生态区由大、小兴安岭地区和小兴安岭南部过渡区共同组成。这与由层次聚类法划分的东北生态农业划分基本一致。 3.2区域特色明显 东部生态农业区主要指东北地区东部的长白山区，是山区、半山区林、粮、药混作生态农业区。三江生态农业区主要是三江平原地区，是以农为主的农林综合生态农业区。中部生态农业区主要是指东北平原主体区域，拥有自然肥力高，土层厚的黑土层，这为种植业的大规模经营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北部生态农业区是指黑龙江北部的大小兴安岭山区及部分周边地区，为我国独有的温寒带冷凉湿润或半湿润林区气候，是典型的冷凉生态农业区。南部生态农业区主要指辽东半岛以及辽河三角洲等地区，是多雨渔、果、粮复合生态农业区。西部生态农业区主要包括黑龙江三省西部地区和蒙东地区，是半干旱生态农业区。 4结论与建议 东北的振兴绝对是绕不过农业的复兴。作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农业发展不仅要面临来自生态、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严峻挑战，而且还将经受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所带来的压力。只有充分发挥地域生态优势，打破国际农业贸易绿色壁垒，实现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把东北地区建成我国最大的优质农产品基地，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这也是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一，发挥区域生态优势，实施农业生态系统优化管理。东北地区土地、水、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地貌和气候差异比较大，导致区域生态环境多样，具有突出的区域组合优势，开展农业生态系统优化管理，运用生态农业、生态经济、农业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东北区进行整体化及层层优化设计，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使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建立在和谐与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上，对于东北地区生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高效生态农业。虽然东北地区农业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却存在着资源利用不合理的问题，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因而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开发农业自然资源潜力，发展集约、高效农业经营是东北生态农业的一个首要问题。建立起具有相当规模的专业化、区域化农产品生产带[14]。 第三，在振兴东北的历史机遇面前，东北农业发展要破除省、市、县等行政区划的界限，把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合理安排，发挥各地区位优势，整合农业资源，建设以品牌农业和绿色农业为标志，以粮食、畜产品及其加工业为载体的现代农业，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国家粮食安全基地与绿色农畜牧业基地。 农业类论文:郊区休闲农业园发展分类 1引言 休闲农业是以传统农业为基础，农业和农村为载体，集休闲、观光、科普、示范、旅游于一体的新型产业，是传统农业内涵的充实与外延的扩展。近年来，我国休闲农业项目发展迅速，休闲农园是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休闲农业园建设的数量、质量和效益直接反映着一个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好坏。休闲农业园的称谓很多，如观光农业园区、都市农园、农业园、都市农业园、农业观光园、休闲农业园区、生态农业园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等名称都是从不同角度对休闲农业园的理解。学者们分别从不同侧重点和不同深度对休闲农业园进行定义，学界尚未形成公认的、统一的定义，但普遍认为休闲农业园是以农业为基础和核心，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集观光采摘、科技示范、休闲度假、农业教育于一体的特殊农业形态。休闲农业园大多位于大都市郊区，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建立起来的有明确空间边界、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辅以农村观光游览以及与之有关的旅游经营、旅游服务等内容，为游客提供具有乡村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的服务和和农业科技示范、青少年农业教育等服务，满足城市居民休闲游憩、观光娱乐的需求。休闲农业最早起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它是适应现代人逃避工业城市的污染和快节奏生活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在德国、奥地利、英国、法国、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休闲农业旅游得到了蓬勃发展，并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我国的休闲农业是在市场需求促动下，在农业发展急需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大都市区休闲农业园经历了萌芽和初期发展阶段，现在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各种类型农业园区就有3000多个，遍布全国31个省市［1］，这些农业园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区域环境、经济条件、民俗习惯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其发展模式、内容、形式都呈现出多元化、多类型的趋势。不同分类模式可以把休闲农业园划分成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园区发展路径、发展重点、优化途径不同。对这些类型繁多、特色鲜明的休闲农业园进行类型划分、分类分析和分类管理，可以深层剖析休闲农业园的本质和特点，可为休闲农业企业发展提供宏观决策依据，根据现有条件和客观需求分类制定发展战略和扶持政策，也可为相关部门决策和园区建设提供较为科学的参考［2］，避免出现类型趋同和产业同构。对于类型的研究大多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宏观视角出发(自上而下)［3-5］，采用一定的指标、方法，如特尔菲(Delphi)法、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法，对研究区进行类型划分;第二类是以众多零散的样本发展轨迹为素材(自下而上)，依据一定原则、标准进行归纳，以期获得不同的发展模式［6］。休闲农业园由于开发时间短，尚未规范发展，数据获取较困难，因此休闲农业园的类型划分较少采用第一类方法，主要是通过定性归纳出不同的类型，如学者根据研究需要按分布地域模式、资源属性、发展阶段模式等几种分类方法对休闲农业园进行类型划分，但较少对此进行不同分类方法的归纳总结并进行类内对比分析。该文归纳总结前人按不同分类方法的休闲农业园类型划分，结合北京市休闲农业园区近几年的具体建设实践，补充休闲农业园类型划分方法、完善类型组成，并分析不同类型休闲农业园的特征并进行类型间的比较，以期对大都市区休闲农业园区建设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2休闲农业园的类型划分 由于休闲农业园所处的地域不同，经济条件、民俗习惯、区域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其发展模式、内容、形式都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国内外对休闲农业园的研究中对其分类模式也是多种多样，大致有按资源属性［7-9］、开发内容［10-12］、发展阶段模式［13］、分布地域模式及服务类型等几种分类方法，现对其进行归纳总结，以适用于不同的需要，对休闲农业园的规划和设计提供参考。 2.1按照阶段模式分类 将休闲农业的发展过程描述为自发式、自主式和开发式3个阶段，通过北京休闲农业园建设与实践来看，休闲农业的发展开始向集业集群的阶段发展。自发式:20世纪80年代以前，位于市郊农村的许多农户利用庭院、堰塘、果园、花圃、农场等农业资源，利用区位优势，自发开展各种形式的休闲农业活动。如北京郊区农村利用农民自家住房开办的农家乐、农民自家果园引入的采摘活动。自发式的休闲农业园经营和开发各自为政，普遍规模小，片面强调对乡村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对乡土文化、乡村民俗等文化内涵的开发利用，整体接待水平偏低，配套设施不完善，卫生环境差，管理比较混乱。自主式:自发式休闲农业园经营和开发过程中暴露出的经营、生产和管理问题，以及农业旅游需求多样化使得休闲农业园有强烈的自身整合、自我发展的需求及意愿。20世纪90年代以后，很多休闲农业园调整园区定位，丰富农业旅游产品内容，增加农业文化内涵，注重项目的参与性、娱乐性和知识性，如北京、成都、广州等大都市区周边开展的采摘游、民俗风情游等活动。开发式:21世纪以来，随着休闲农业旅游的兴起，一些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到休闲农业园的建设之中，在明确的主题定位、策划下进行园区规划和建设，资金投入大，配套设施完善，并且，企业灵活高效的运营机制为休闲农业园提供了有效的经营管理保障。如成立于1998年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走的是“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农户参与”的开发经营模式。集群式:经过休闲农业园几十年的实践发展，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按照区域化布局、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的要求［14］，从相互独立的休闲农业园单一的产业局部空间聚集升级到在地域和空间上形成的农业产业链互补、集群式发展的模式，是现阶段最高级的休闲农业经营阶段，形成规模经济，降低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延庆县小丰营村的延庆蔬菜产业群具备都市农业产业集群的雏形，蔬菜协会联络蔬菜市场和各个蔬菜园，为蔬菜园提供技术培训、信息收集与分析、信用社贷款以及运输、肥料种子供应、包装等，另外，蔬菜产业群的发展也促成了休闲农业旅游和民俗旅游的发展［15］。从发展阶段模式来看，休闲农业园已经经历了自发式、自主式和开发式3个阶段，处于产业集群的初期阶段，随着休闲农业园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将会出现很多涉农企业，延长、拓宽农业产业链，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和信息咨询，与区域内的二、三产业交织、融合，形成关系错综复杂的地方产业群网络体系。 2.2按照地域模式分类 地域模式代表的是同一阶段休闲农业旅游在不同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它反映了开发者的区位与市场策略［13］。舒伯阳［13］通过对不同地区休闲农业旅游开发项目的对比，将主要类型可归纳为依托自然型和依托城市型。通过分析北京市休闲农业园近10年的多元化发展，按照休闲农业园地域模式进行分类，可分为依托城市型、依托景区型、依托传统农区3种类型，其中依托传统农区型又可划分为依托区域传统民俗、依托区域特产两种类型。 2.3按照经营主体分类刘洋［16］ 认为休闲农业园存在分散农户、企业集团、政府3种经营主体。综合北京休闲农业园的经营实践，其经营主体有个体农民、村集体、企业、科研院所、大学或事业单位、政府五种经营主体。 2.3.1个体农民为主体 专业种养大户在自家承包地，或以转包、租赁、互换、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鱼塘、林地)得到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上开发的休闲农业园。个体农民为主体开发的休闲农业园占地规模相对较小，几公顷至10hm2;由于个体农民资金有限，贷款途径不畅，园区投资少;园区渐进式建设;园区配套设施简陋，接待能力差。如北京庄户人家种植园，占地面积6hm2多，园内建有阳光温室大棚3座，面积约6000m2，大棚内设有餐厅、客房、会议室等。 2.3.2村集体为主体 村委与涉及自愿流转土地的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再将流转出的土地承包给村内外专业种养大户，同时，以园区为依托，成立专业合作社，带动全村乃至周边村民共同致富。一方面通过村集体参与入股、分红，解决了村集体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另一方面，村民以保底收入、盈余分红形式入股休闲农业园，村民还可承包园区内的农业项目，也可以在园区就业或加入合作社，也可外出打工;同时，投资大户也拥有了更为广阔、更加坚实的发展空间和管理基础。北京市双河果园是顺义区南彩镇河北村的村办农业园，果园总面积67hm2、果品产量50万kg的一个综合性果园，供采摘品种有30多个。 2.3.3私人企业为主体 园区规模较大，资金投入多;产业链向上游延伸，经营效益明显增加;园区经过前期策划和规划，分期滚动建设;园区配套设施齐全，接待能力强。蟹岛产业集团是北京一家集生态农业与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品牌企业，旗下有北京蟹岛种植养殖有限公司、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有限公司、北京蟹岛开饭楼餐饮有限公司、内蒙古赤峰蟹岛龙凤农产品有限公司等子公司。还有一部分休闲农业园区作为企业土地战略储备，园区作为企业招待客人的私家会所，经营效益不佳，很多园区需要企业贴钱维持，维持不下去就关门或卖出。 2.3.4科研院所、大学或事业单位为主体 以科研院所、大学或事业单位为主体的休闲农业园区并非以经济效益为经营目标，更重要的职能是新品种引进、培育以及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推广。四季青果林所樱桃观光园隶属于市农科院果林所，位于北京西郊风景区香山脚下，占地14hm2，是集大樱桃研育开发、精品高效生产、良种苗木繁育、栽培新技术推广、产品苗木营销及旅游、观光、采摘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集体企业。观光园主要以大樱桃生产为主，兼种有杏、油桃、海棠、枣等其它果品，先后引育国内外樱桃品种百余个，园区强化了早中晚品种的配套，延长了园区樱桃的成熟期。 2.3.5政府投资主办型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管委会+企业的运行模式，园区设立管委会作为主管机构，利用园区自身的优势资源和优越区位，借助园区管理机构的土地、税收、租金等优惠政策，通过招商引资进行开发经营。政府作为开发建设的主体，政府负责园区规范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园区内部招商引资，政府为农业园区的生产经营者提供信息、后勤等服务。园区设立管委会作为主管机构，不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其主要职能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为入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对园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负责整个园区的未来发展，协调企业与周边村镇、各有关部门的关系，吸引更多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入区。例如北京顺义三高科技农业试验示范区，2002年11月，为加快首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建设有特色的首都现代农业经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决定“委区共建”北京顺义三高科技农业试验示范区，以“政府指导、企业运作、专家参与、农民受益”的模式发展。经过近10年时间建设顺义三高科技农业试验示范区集现代农业展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企业孵化、青少年科普教育和农业旅游观光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形成了以畜牧籽种、精品花卉、树木种苗、旅游观光、物流配送和信息服务为主的产业群，入区企业已达26家。 2.4按照产业结构分类 刘慧平［17］、郭焕成［9］和辛国荣［18］认为按照农业结构可将休闲农业划分为观光种植业、观光林业、观光畜牧业、观光渔业、观光副业、观光生态农业6类，其中的“观光生态农业”着力强调林果粮间作、农林牧结合、桑基鱼塘等生态农业的概念，通过对北京休闲农业园的调研和分析，发现在“绿色”和“生态”概念日渐普及的今天，食用安全无污染、高品质的食品已成为众多消费者的共识和追求，走生态农业发展道路已经成为“绿色经济”大背景下休闲农业园的必然选择，几乎所有的休闲农业园都提供“不施农药，无公害”的绿色、无公害、有机产品，因此，生态农业成为所有休闲农业园的共性，不适宜单独成为一个种类。北京市休闲农业园的主导产业按照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划分为以下5类。 2.4.1观光种植园 指采用现代化农业技术，以种植、展示观赏价值较高的农作物品种或新颖的栽培技术为主要经营项目的园区。如北京通州区的观光南瓜园种植展示280多个品种的南瓜，在此可以欣赏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观赏南瓜。 2.4.2观光林业园 指合理开发森林(如具有休闲观光功能的人工林场、天然林地、果园等)的旅游功能和观光价值，为游客观光、野营、探险、避暑、科考、森林浴等提供空间场所，融农林业和旅游业为一体的农业观光园区。如四季青果林所樱桃观光园以樱桃生产为主，兼种有杏、油桃、海棠、枣等其它果品。 2.4.3观光牧业园 指将农牧业生产、农牧产品加工、新技术应用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等融为一体的农业观光园区，如牧场、养殖场、狩猎场、森林动物园等，开展草原放牧、马场比赛、猎场狩猎、挤奶和制作奶产品等参与养殖业生产及加工的体验项目。如锦绣大地农业观光园以畜牧业、种植业、休闲农业为园区三大支柱产业，通过牛胚胎工程产业化、转基因动物产业平台建设发展畜牧业。 2.4.4观光渔业园 指利用滩涂、湖面、水库、池塘等水体，开展水产养殖生产、科研、教育等活动，并利用渔业进行垂钓、捕鱼、餐饮、休闲观光等活动的农业园区。如朝阳水产科技园占地28hm2，拥有养殖水面17hm2，是水产养殖、孵化基地，兼有垂钓、娱乐休闲功能，鱼的种类有鲤鱼、鲫鱼、草鱼、鲶鱼、蓝鲨、彩虹鲷、武昌鱼、罗非鱼，其中淡水鲨鱼已被市农委定为本市重点推广养殖品种。 2.4.5观光副业园 指以具有地方特色的工艺品及其加工制作为经营特色，开展可观光、参与的观光副业园区，如观赏或参与研习农民画、刺绣、土布纺织、草竹编织、木雕、竹根雕、石雕、制陶手工艺制作技艺，购买旅游纪念品。观光副业园一般不单独作为一个休闲农业园出现，而是作为综合性休闲农业园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北京顺义三高科技农业试验示范区中的神笛陶艺村，游客在此可以参观陶瓷艺人精湛的表演，还可以亲身感受拉坯、手捏、刀刻、浮贴、肌理、着色等制作工序。 2.5按照功能类型分类 目前，大都市郊区休闲农业园的功能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因此，按照休闲农业的功能进行分类也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舒伯阳［13］(1997)、郭焕成［9］(2000)将之划分为7类———观赏型休闲农业、品尝型休闲农业、购物型休闲农业、务农型休闲农业、娱乐型休闲农业、疗养型休闲农业、度假型休闲农业。傅琴琴［19］从休闲农业的实践出发，认为休闲农业可以分为休闲型、体验型、教育型、贸易型、节庆型等5种功能类型。刘洋［16］(2010)从休闲农业的功能出发将之分为观赏型、品尝型、购物型、娱乐型、参与型、科普型、度假型、疗养型8种类型。刘嘉［20］根据主要服务内容分为务农型、观赏型、品尝型、购物型、娱乐型、疗养型和度假型等7种基本类型。综合以上分类方法，并结合北京近10年的休闲农业园具体实践，归纳休闲农业园的10种功能类型)。 2.6按照产业数量分类 如果休闲农业园以单一功能类型组园，就是专业型园区;如果休闲农业园将多种不同的功能类型按照功能分区组织在一个园区内，就成为综合性休闲农业园(表3)。 2.7按照资源属性分类 根据休闲农业园的资源属性，可将休闲农业园主要分为资源特色型休闲农业园和文化特色型休闲农业园。 2.8综合休闲农业园的规模、功能和特点进行分类 有关中国休闲农业类型划分的研究主要有:根据德国、法国、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和我国台湾省的实践，范子文［11］认为规模较大、对市民具有较强吸引力的主要有休闲农业园、市民农园、教育农园、农业公园、休闲农场、森林旅游、农村留学、民宿农庄、民俗旅游9种类型;韩丽［22］(2000)认为规模较大的主要有观光公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森林公园、民俗观光村5种类型;殷平［23］(2002)认为我国休闲农业园根据性质、定位、经营情况等可划分为高科技休闲农业园、“农家乐”形式的观光园两类;郭春华［24］(2002)认为，根据各地的条件，采用相应的开发方式，可形成生态农业村、旅游农庄、休闲农业园、科技农园4种类型的休闲农业。袁定明［25］(2006)认为，规模较大的有农业公园、观光休闲农园、教育与科技农园、森林公园、民俗观光村五类;从休闲农业建设实践出发，陈彪［2］(2009)将休闲农业划分为观光采摘园、教育农园、高科技农业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农家乐、生态农业园、市民农园、森林公园、休闲农庄、民俗文化村9类;在调查了多个休闲农业园和参考相关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休闲农业园的功能和特点，郭莉［26］将北京市的休闲农业园主要分为观光采摘农园、农业科技园、休闲农业园。以上各位学者对休闲农业园的不同分类各有其标准和角度，但仔细探究，发现在休闲农业具体实践中，有些类型是休闲农业园中普遍具有的功能，不应单独成为一种类型，所有类型的休闲农业园对于不谙农事的城里人来说都具有教育意义，教育农园不应单独成一类。农家乐和民俗村属于农业观光和农业旅游产品，但不应归入休闲农业园范畴。森林公园可作为农业公园内的一类，不应单独成类。依据北京休闲农业园的经营实践，休闲农业园主要有观光采摘园、农业科技园、市民农园、休闲休闲农业园、生态农业园、文化创意农园和农业公园7种类型。 3结语 不同分类方法得出不同的休闲农业类型，其特色和主题各不相同，服务对象、目标定位和构成元素也各异。因而，休闲农业园类型是休闲农业经营业主对园区发展的具体发展定位，它将决定休闲农业发展建设的内容和发展趋势。该文综述按照发展阶段、地域模式、经营主体、产业结构、功能类型、产业数量、综合规模、功能和特点对休闲农业园进行的类型划分，补充完善类型组成，并分析不同类型休闲农业园的特征并以表格对比形式进行类型间的比较、举例，为下一步对不同类型休闲农业园进行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以期对休闲农业园区建设开发提供参考作用。由于旅游资源具有多样性和无法穷尽性，任何分类方式都无法覆盖或涵盖休闲农业园的全部资源类型。由于该文是基于北京休闲农业园案例研究进行的休闲农业园分类模式和类型研究，肯定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待将来通过对其它城市休闲农业园的研究来充实和完善其分类模式和不同类型。 农业类论文:综合类农业学术期刊半衰期研究 1数据采集方法 具体的数据采集方法是：登录中国知网首页，点击“评价”进入评价中心，选择“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国内影响力统计分析数据库”，并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对18种综合类农业学术期刊的下载量逐一检索并汇总。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库只提供2006年至今各期刊的下载量统计值，因此，本研究的下载量半衰期的统计数据是2006年至2015年的数据。其它文献计量学指标，如复合他引影响因子、期刊他引影响因子、复合即年指标、期刊即年指标、基金论文比、引用半衰期、被引半衰期、Web即年下载率、总下载量等，均是来源于《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2016版）》。 2期刊下载量半衰期计算方法 期刊下载量半衰期是指某种期刊的所有论文被下载的总次数中，较新的一半是距离发表当年多长一段时间内累计达到的，其计量单位为年其中：HD是指所求的下载量半衰期，X为累计百分比小于且最接近50%的年份序号（统计当年年份序号为0），A为统计年至X年的下载量累计百分比，B为统计年至X+1年的下载量累计百分比。以《中国农业科学》为例（表1），其具体算法如下：HD=2+（50%-49.77%）/（61.29%-49.77%）=2.02003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采用的统计学处理软件为spss18，下载量半衰期、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数据正态性检验采用单样本Kolmogoro-Smirnov检验，三者的差异性比较和多重比较分别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检验。各指标间的相关检验采用Spearman等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3综合类农业学术期刊 2015年下载量半衰期及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的比较据统计，18种综合类农业学术期刊的总下载量达170.66万次，Web即年下载率为44次/篇，基于下载量的半衰期HD（Half-lifePeriodofDownloads）的范围是2.0359~3.4167年，极差为1.3808年。由附图可知，在被统计的18种期刊中，2＜HD＜2.5的有4种，2.5＜HD＜3的有8种，HD＞3年的有6种，可见有44.44%的期刊HD集中在2.5~3年之间，有33.33%的期刊HD分布在3~4年之间，其中以《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的HD值最高，达3.4167年。 4下载量半衰期与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的比较 引用半衰期的范围是7.2~9.1年，均值和中值分别为8.261、8.200年；被引半衰期的范围是5.1~10.4年，均值和中值分别为8.317、8.850年；下载量半衰期的范围是2.02~3.4128年，均值和中值分别是2.8560、2.9185年，可见引用半衰期和被引半衰期的值均明显高于下载量半衰期，平均高出5~6年。该结论符合人们引用文献的习惯。如在综合类农业学术期刊中较有影响力的《中国农业科学》，其下载量半衰期为2.02年，被引半衰期为7.0年，相差5年左右，说明《中国农业科学》的文章从被读者下载到被学者引用大约需要5年的时间。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文献被引用从下载到引用，需要一定的沉淀，而下载是整个过程的开始，也是最能较快反应期刊以后被引情况的重要指标，因此，该指标被用于期刊评价时具有较强的时效性。 5下载量半衰期与其他文献计量学指标相关性检验 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复合他引影响因子、期刊他引影响因子、引用半衰期、Web即年下载率、复合即年指标、期刊即年指标、总下载量等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下载率半衰期越小，以上文献计量学指标值越大。但除总下载量p值和被引半衰期小于0.05外，其他p值均大于0.1，说明除了总下载量和被引半衰期，上述其他指标均与期刊下载量半衰期的相关性不显著。由表3还可看出，期刊下载量半衰期与基金论文比、被引半衰期成正相关关系，特别是与被引半衰期，r值为0.681，p值为0.002，说明期刊下载量半衰期呈现出一致的变化趋势，且相关性显著。 农业类论文:农业科普类期刊的生存与发展 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9月的新闻出版业统计公报得知，我国于2015年共出版农业科技类期刊565种，总发行数1351万册，与2014年相比，种数增长0.13%，总发行数下降7.78%。其中农业科普类期刊为49种，总发行数为118万册，较2014年，种数增加0.02%，总发行数下降8.85%[1]。这仅仅是近两年的数据对比，自出版业改革以来，我国农业科普类期刊发行数量已连续下跌，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1农业科普类期刊生存危机产生的原因 我国大多数农业科普类期刊创办于改革开放之前，公有制体制下，国家的资金支持是期刊社生存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所有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运行，期刊社不能继续依靠国家资金进行运转，不得不通过增加广告版面、扩大期刊发行量等途径来维持自身的生存，许多期刊社由于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危机。农业科普类期刊面对的受众主要是农民。虽然我国农民人口众多，但是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水平低，很少主动阅读和订购农业科普类期刊。加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重视农业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农业科普类期刊的次要需求者是需要职称评定的人。但是随着职称评定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少的工作单位或学校认可农业科普类期刊的论文资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业科普类期刊的发行量造成了冲击。当前，我国农业科普类期刊共有49种，除西藏自治区外，几乎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1种，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拥有2种或2种以上。这些期刊之间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且均向全国发行，几乎面对同一消费群体，这必然加剧市场竞争程度。由于市场份额稳定，且难以开拓，经营不善的期刊社很难存活下去。在信息载体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智能电视、智能手机等媒介可以迅速地将农业科学知识传送到农民手上。除被动接受新兴媒介传送的信息外，农民还可以主动通过互联网搜索、电话专家咨询等途径快速地获取需要的农业科学知识。这对于农业科普类期刊来说，确实望尘莫及。 2农业科普类期刊发展对策 期刊社应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的主动性，实行采编合一的机制，精简人员，保留能力强、办事效率高的编辑；裁撤或合并不必要的行政、人事机构，提高期刊社运行效率。通过精简人员、缩减机构这一措施，可以达到减少期刊社工资开支的效果，最大效率地保证期刊社的资金运转。 增加推广路径，拓宽发行渠道 若农业科普类期刊想要为人所知并订购，必须通过有效的推广途径，向受众宣传期刊的价值。除借助互联网、报纸、电视台等传统途径进行宣传外，还可以通过举行座谈会、农机展等活动扩大期刊的知名度，增加期刊的影响力。关于发行渠道，期刊社应综合运用多种渠道进行发行。除线下的邮政、书店、农业协会、报业集团发行站、农家书屋等方式外，也应采取线上的互联网发行渠道。 提高内容质量，优化期刊差异 内容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没有质量，就得不到受众的认可，没有受众就会减少发行量，发行量减少则会减少广告收入，期刊社便会陷入到生存危机之中。在农业科普类期刊内容同质化严重的今天，如何做到差异化是“求生”的重要方向。期刊社应努力做到与同类期刊的差异化，如求“新”，向受众提供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新信息，提高时效性、可读性、针对性便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实行媒介融合，丰富渠道媒介融合，即同一内容 通过多种媒介推向受众。农业科普类期刊在保留纸质期刊的同时，可以借助互联网将内容同时推向PC端和移动端。如期刊社可以通过自身的官网，电子版期刊；通过微信订阅号或服务号，推送期刊精选内容等等，以此弥补纸质期刊信息传播的滞后性。 3启示 农业科普类期刊作为出版业的“弱势群体”之一，除了期刊社自身进行“自救”外，政府也应大力扶持。“农家书屋”或许是一个很好的扶持项目，但力度明显不够，许多农业科普类期刊社并不能享受“农家书屋”的优惠，政府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对期刊社进行精准扶持。 农业类论文:农业耕作机械主要类型与特点 近年来,我县农业耕作机械的发展十分迅速,加快了机械深松联合整地、精少量播种、化肥深施、作物秸秆和根茬粉碎还田等先进技术的推广，汤原县已成为农业机械化实力和水平居全省的农业大县之一。其中旱田作物机械播种面积接近100%,水稻机插占30%以上,机械中耕、深松100%，机械深施化肥90%以上，机械根茬粉碎还田90%以上，机械化连片整地50%以上，伏秋整地60%以上，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做出了直接的贡献。 1主要机具和机型 当前农业生产上主要机具和机型包括:1LXX-435型新型悬挂四铧犁;1GHL-280A型松旋起垄机,1GSZ-210/280型组合式旋耕多用机,1GZJ-210型旋耕灭联合整地机、1GSC-4型灭茬耕作机、1FCH-4型根茬粉碎整地机,1LZGH-6型根茬还田部件,1DZG-195型大垄灭茬深松改垄机,1GL-4.2型大小垄灭茬深松改垄机,1GSC-4型灭茬耕作机,1GQN-210型多功能旋耕机,1GLT-4型松旋灭茬起垄通用机,1GQN-280D型灭茬旋耕多用机,1GS-210型组合式高速旋耕多用机、GZM-2.1型悬挂式耕整灭茬机,1DL-3型大垄耕作机,1SQ-350型全方位深松机,1ZS/3.700-2.1、1ZS/2.975-1.95凿齿式全方位深松机、1S-4.5双翼型超深松机、1ZSB-2.4(B)、1ZSB-2.4(X)凿齿式全方位深松耙茬机,1FS-470/935型深松施肥机,1LZ-770B型悬挂式垄作七铧犁Ⅲ型,1GSZP-2.1/2.8型大垄整地铺膜机;2BT-6型大豆精量播种机,2BQS-4型气吸式精密播种机,GBL-4型耕整播种联合作业机;1QF-2型轻便粉茬机,GZM-1.4型悬挂式多用耕整灭茬机,1GH-2A型根茬还田机,1GD-70型根茬切碎还田机;3WQ-200型气压式喷雾机;小四轮拖拉机轮距变换装置;2BMS-1(2)型大垄滤水覆膜精播机,GTX-2(3)A型通用耕作机,2BYD-190型大垄玉米播种覆膜机,2BQS-2(1)型气吸式精密播种机,2BQS-2型气吸式精量播种机,2BT-2(3)B型通用精播耕作机,2BYD-1型大垄玉米播种机,BJ-4型精播机,2BJ-2B型精密多用耕播机,2BJD-1型大垄双行精密播种机,GBX-2型小型通用耕播机,2BT-1型单体通用播种机,2BT-1A型大豆精量播种机,2BT-1B型通用单体播种机,2BN-2型穴精播机等。 2我县农业机具的主要特点 2.1种类较多,功能较全 耕整地、播种、中耕、植保等主要作业环节都有代表机型。既有组合多项作业功能的联合作业机具,也有单一用途的机具;既有常规垄距作业机具,也有大小垄通用的机具。播种机中,既有机械式、气吸式播种机,也有适应抗旱灌水的滤水覆膜播种机。尤其是旋耕机、根茬粉碎还田机和精密播种机所占比例较大,达到64.9%。 2.2组装多项农业先进技术,具有较高的科技含量 在大型联合作业机具中,GBL-4型耕整播种联合作业机是黑龙江省目前新一代大型联合作业机具。该机一次进地作业即可在原茬地上完成“旋耕灭茬、垄体深松、多层施肥、开沟精播、覆土镇压、喷洒农药”等多项作业;另外通过更换工作部件可实现根茬还田、深松施肥、起垄镇压、中耕趟地追肥等多项或单项作业,具有一架多具、一机多能、节本降耗等特点。在小型机具中,2BMS-1(2)型玉米大垄滤水覆膜精播机独具特色。它与安装有轮距变换装置和JS-650型多功能节水灌溉机的8.8kW小四轮拖拉机配套,一次作业既能完成玉米大垄双行深施化肥、开沟、滤水、精播和覆膜联合作业,也可进行常规垄距联合作业和起垄、中耕、松土等多项或单项作业。该机体现了专利技术的集成,采用了黑龙江省农机工程科学研究院的五项专利技术,即齿翼垄作犁体、内充式精密排种器、防风排肥器、、钢丝螺旋镇压器以及为解决播种灌水时种子飘移而专门设计的分隔滤水开沟器。 2.3传统作业机具性能有所提高 1LXX-435型新型悬挂四铧犁,是在已应用多年的老式机具牵引式五铧犁的基础上,对总体配置加以改进,重心前移,而其犁体与原机通用的新型机具。由于消除了偏牵引,平翻时使拖拉机始终走在未耕地上,消耗功率少,作业效率高,制造成本低,几年来已有几百台投放市场,受到一致好评。引进外省市技术生产的1SQ-350型全方位深松机设计独特,其梯形框架式深松部件,具有阻力小、深松效果好、促进耕层蓄水保墒、不打乱土层、保护地表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等特点,是对我县传统深松机具和工作部件的重大突破。 2.5旋耕机和根茬粉碎还田机形式多样,应用广泛 目前,全县旋耕机和根茬粉碎还田机形式多样,应用广泛。在多种机型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机具:一是1GSZ-210/280型组合式旋耕多用机,可一次完成深松、旋耕、起垄、施肥作业,可组成组合式旋耕机和作畦旋耕机两种状态。二是1GLT-4型松旋灭茬起垄通用机,通过更换一对锥齿轮改变刀辊传动速比,实现旋耕与灭茬兼容,明显地提高了机具利用率。三是小型根茬粉碎还田机,如1QF-2型轻便粉茬机,灭茬部件采用新结构,作业阻力小,工作质量好。 作者：姜兴和 单位：汤原县太平川乡农机站 农业类论文: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类方法 摘要：我国的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体系，对设施农业工程技术进行分类，有利于推动设施农业工程的建设工作，促进农业工程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文章分析了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分类方法及其各自的特点。 关键词：农业工程；设施农业；分类方法 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一直是我国发展社会经济的长期战略任务，其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发展设施农业。数十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研究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从简单的工程技术，一直发展到如今的系统性强、科学、合理的综合体系，并在其中融合了多学科、多门类科学知识，作为我国设施农业技术发展的战略指导。尽管我国大部分学者归纳和综合研究设施农业技术，但是对于其充分把握的程度还是比较低，无法更加完整和深入地研究整个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体系。对设施农业工程技术进行分类，能够充分掌握其中存在的规律，为建立完善的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学科体系打好基础。 1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含义 所谓设施农业工程是指综合工程手段和某种保护设施，合理控制和调节农业环境因素，为农作物改善和创造合适的生长环境条件，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效率和产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选用的都是先进的农业技术、新型的生产材料，以及优良的工程技术措施，充分利用光热资源作为主要生产能源，调节和控制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如光照时间、环境温度、湿度、营养等各种条件，实现设施农业的优质高产高效生产。 2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类的概念 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可分为生物技术、环境技术和工程技术，但这一分类方法是根据技术的类型进行划分，只能体现出宏观层面的特征，不能够充分体现设施农业技术中更深、更细的层次结构、时代特点等各方面的特征。所以需要在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广义概念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设施农业工程一直是我国农业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所以其包含的要素也具有一定的广义性，不仅需要根据农业工程的生产工具进行分析，同时还需要根据生产者、生产对象以及生产环境进行分析。研究和分析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广义要素，有利于构建一个联系性强、相互作用的以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作为主体的有机整体，其主要内容涉及到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等多种社会学科内容，形成合力的技术系统，并有效体现系统的人文科技精神。所以总的来说，要充分发挥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重要作用，首先要提高农业组织的管理水平和效率，增强生产者的综合素质，才能有效促进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发展方式的转变，并随之解决转变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3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类的主要特征 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实际上是一个繁杂的技术系统，系统内部的各项技术相互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性，既能够相互作用，也能够相互影响，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特定功能就体现在这些技术相互作用下，所以对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进行合理的组织结构，能够有效放大各项技术的功能，所以在对设施农业工程技术进行分类时，应注意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主要特征：3.1层次性复杂的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由多个小系统组合而成，所以在进行分类时，需要通过解释不同层次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之间不同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完善研究内容，同时提高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层层递进，从低到高逐渐增加分类的层次。3.2稳定性分类时，全面根据设施农业产业的发展情况、技术创新的过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增强系统结构的独立性、长期性和基础性，放大细分技术的功能，提高系统的功能水平，充分发挥设施农业工程技术。3.3开放性开放性是推动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发展和创新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分类工作的本质要求，能够有效长期保持技术系统的动态性和成长性。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体系，是一个融合了多领域科学知识的应用型交叉社会学科，确保技术系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能够有效保持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知识的积累和实践运用的动态平衡。其次，还可以帮助技术系统不断吸收新的技术环境积极因素，提高系统自身的组织水平，增强设施农业工程技术进步的效率，但要注意的是，在吸收新型设施农业工程技术时，不宜分层太多，要注意为每一层次预留更多的延伸空间，避免降低技术系统的稳定性。 4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类方法 设施农业工程是一门典型的交叉社会学科，所以其技术系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帮助我国的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适应技术环境的多变，尤其是合理的分析和总结某些高新农业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等新兴技术，然后根据结果进行分类。4.1横向分类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功能运行，主要是在农业产业链有效运转的基础上，同时也是我国设施农产品使用价值的重要体现，所以实现我国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目标，实现和发挥农业工程技术功能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实现设施农产品商业化，把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内容覆盖设施农业产业链的全过程，并根据这一特征在不同层次上进行横向延伸，丰富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的层次内容。4.2纵向分类进行纵向分类层次，能清晰、简介地解释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我国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常用的纵向层次划分方式是线分类法，根据所选定的属性或者特征分次把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成相对应的类目，然后排成层次性强、逐渐开展的分类体系。一般可以分成4层，分别是大类、中类、小类以及子类，能够有效反映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链条、技术环节、技术功能以及具体技术和措施等属性。4.3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类定位方法采取这一分类方法，需要根据分类工作的稳定性特征和原则，鲜明地体现不同层次上的技术内容的特点和功能，在横向发展的同时形成并列关系，所以这种分类方法的依据是农业工程技术的主要属性和功能作用，便于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能够更好地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设施农业工程技术，为农作物改善甚至创造更好的生长环境。 5结语 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技术系统，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更，设施农业工程技术的动态性、成长性以及开放性必定会越来越鲜明，同时作为农业学科研究和建立完善学科体系前提，技术分类方法会随着社会农业工程技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不断提高，逐渐体现出设施农业工程技术集成化、手段人文化等多种现代特征。在进行分类工作时，要充分尊重农业工程技术的特点，在动态组织中把握其功能和特点。提高对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分类水平，能够有效揭示存在技术系统中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同时还可以为我国的农作物改善其生长环境，提高我国的农作物生产质量和效率。要不断地发展设施农业工程技术，就要不断地推进农业科技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创新科技管理体制和合作机制，组建大团队、搭建大平台，实施大项目，有效促进农机农艺融合，有效促进农业生物技术、农业工程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业经营管理技术的协同创新，从而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建设不断提供先进可靠的设施装备和科技支撑。科学合理的技术分类，可以在专业设置、研究方向把握、复合型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方面提供全面系统的指导，特别是通过分类过程中揭示技术内在的矛盾关系，对解决不同的学科间融合与支撑的难题、形成设施农业大学科格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作者：张晓敏 单位：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农业类论文:管理类农业经济论文 1创新农业经济管理，实现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分类 创新农业经济管理，打破制约农业经济管理的各种瓶颈，对于调动农业科技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创作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要创新对农业经济的管理，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分类和科学化管理，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 1.1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 农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受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而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农业经济管理对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的影响是最大的，也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对农业经济管理进行创新，实现农业经济的分类管理是经济管理的根本任务，也是农业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自从改革开放实施以来，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处在较平稳的状态下，但在社会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还处于比较薄弱的位置，我国对农业科研人员以及农业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农业科研人员的工资还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农业科研设备的投入也较少，使得我国的农业研究和设备跟不上时展的步伐。这一系列现象的存在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要对农业研究引起足够的重视，加大对农业的资料投入，提高农业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更好地顺应时展的需求，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1.2对农业管理进行创新 要实现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就要对科研单位管理的内容进行创新。一是要对农业科研单位的条件和资金的管理进行创新，农业科研单单依靠国家给予的资金来对农业进行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科研单位要拓宽农业科研资金的来源，保证农业科研的研究有充足的资金来运转工作，加大对农业的科研力度，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通过新产品的上市和推广来获得部门经费。通过这样的形式，才能实现农业科研经费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农业科研单位的正常开展和运行，确保有足够的经费来购买新的科研设备，为科研工作人员对新产品的开发提供保障；二是要加强对信息管理的创新。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更新较快的时代，科研单位也要坚持与时俱进，积极利用当今时代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标准化、程序化以及高效化。于此同时，农业科技研究工作人员还应该加强对技术方面的创新，科研单位要对科研人员进行适时的培训，让他们掌握更多先进的高技术知识，提高农业科研成果的含金量。 1.3在农业经济管理中渗透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农业经济创新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氛围对科研人员工作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因此科研单位要努力营造出人性化的管理氛围，让科研人员在这种良好的氛围下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进而实现对农业经济管理的创新和分类管理。 2结语 在农业经济管理的过程中，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农业经济管理以及农业经济管理理念的创新，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对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让我国农业经济跟上时代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水平的距离。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的支持，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孙玉成 李冲 单位：榆树市环城乡经管站 农业类论文: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论文 一、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与类型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人民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发明并对农业工具进行改进和改良，在制作材料、造型、使用功能、动力和机构等方面由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发展。同时，人们发明创造了大量造型丰富，适合各地地理、地质、气候条件的农具类型，与所在区域的生态环境、农业产区生产要求以及当地物产条件想匹配。其中既有以曲辕犁、龙骨车、耙、耖、耘荡为代表的适合水田稻作的工具，也有耧车、麦钐、麦绰、麦笼、耙耱等适合旱地麦作的工具，有以、稻床、连枷、等为主的收获农具，以砻磨、碓为代表的加工农具，也有与滨海地域风力资源丰富等自然条件相适应的风车机械，与水网密集相适应的筒车灌溉工具，还有适合淡水养殖、捕捞、水上运输等农业生产活动相适应的鱼船、渔网等渔业生产工具，适合陆地运输的板车等。此外，在长期的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创造发明出独特的农业生产保护辅助工具，如秧马、竹马甲等。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农业工具经过长期的发展改进，基本形成了北方以旱地耕作为主的耕－耙－耢农业工具体系，南方以耕－耙－耖为主的水田农业工具体系。同时，在西部多山地区林业工具类型品种较多，在北方畜牧业发达地区分布有丰富的畜牧业工具，在沿江、沿海及水网密集的江南地区则发明使用了大量的淡水渔业工具、海水渔业工具。按照其功能和使用范围，实物形态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大致可分为17类(表1)。 二、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凝聚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及其不屈不挠改造世界的精神，具有重要文化价值。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机器大生产的发展进步虽然让传统农具在生产中走向衰落，逐渐退出舞台，许多传统农耕器具被废弃、毁坏、消失，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此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却不会因为其逐渐远离农业生产而有所削弱，相反，它在农业文化遗产的宝库里散发出愈加迷人的光彩。它们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又具有良好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经济、教育价值。 (一)历史文化价值 传统农业工具的发明和进步，反映出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生态状况、生产力发展状况、科技发展水平，反映出人类认识水平和创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发展过程。夏、商、西周时期，农业耕作逐步摆脱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进入粗放耕作阶段，人们发明出了木榔头、石刀、杵臼、青铜犁、锸、耒、耜、铚、镰、铲、锛、钁、斨、桔槔、戽桶、吊桶等。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逐步走向精耕细作，制造农具的材料从非金属转为金属，铁制农具以其特有的坚硬、锋利、易造型特点，逐渐取代了木、石材料的农具。秦、汉至隋、唐、五代时期，农具的种类增加，全铁农具代替木心铁刃农具，出现旱地整地工具耱、耙、碌碡、石磙，中耕的锄、铲，收获的钩镰等，功能不断细分和专业化，形成比较完善的农具体系。西汉时，发明出世界上最早的条播工具———耧车、碓和磨替代杵臼成为重要的加工工具。工具的发明使得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自然力被应用到生产加工过程，出现了辘轳、龙骨水车、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的高转筒车等。宋元之后，中国农业工具的发展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日趋成熟。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中详细记载的农具达105种。农具进一步细化，出现了适应区域耕作的的专门工具，如江南水田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播种和施肥联合作业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成的收割作业农具，高效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等。一些农具附件的发明扩展了农业的动力来源，使得畜力、水力、风力在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中得到普遍运用。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农具得到新的改进发展，一方面，发明出新的精细区分功能的工具，如明末的代耕架、北方的露锄、南方的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另一方面，随着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既有的农具相关部件的质量也不断改进。早期简陋农具的发明让人类告别依靠采摘和渔猎生存的生活方式，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时期的精细农具则让人类的生产力发生质的飞跃。农业工具不仅适应了精耕细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历代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与智慧，是记录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提高繁衍生命能力，形成人类文明的重要记忆载体，这类农业文化遗产积淀深厚、内容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二)艺术审美价值 人类为生产而发明的农具同样也体现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认同。在各类展览馆、博物馆中，无论是古代的壁画、画像砖、陶器表面的纹饰，或是绘画、诗歌、文学作品，或是缩微工艺品等，大量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艺术美感被广泛运用，给人们带来视觉和心理的美好感受。一方面，农具丰富的造型、材质、色彩、工艺、功能等，体现了其所在区域浓郁的乡土文化气息，其简练优美造型、美观大方的样式，与当地的文化风格相吻合，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美感。另一方面，农具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农民生活方式紧密联系，与各地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条件相适应，代表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具有强烈的乡土审美取向。如江南地区木质的水车、风车、船型的秧马;中原旱地农业区的三脚耧车、木质平板车;山区的水磨、水碾、水碓等，无不具有鲜明的地域美感。《中国民间美术全集·器用编·工具卷》中收集有大量农具实物图片，较为全面地记录和反映了农具的美学鉴赏价值。农具体现出朴实、低调、不张扬的美，它与现代文明的时尚美、潮流美不同，内敛而沉着、质朴而灵动，它象征着农耕时代人们恬静、自足的生活状态，能使人体会平静、悠远与和谐的心境。 (三)文化旅游价值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参与体验性、农耕象征性等，与旅游活动的“游、购、娱”三要素充分契合，体现出丰富的文化旅游价值。传统农具是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展示农耕文明、参与农事操作等，为游客提供良好的旅游环境和多彩的旅游体验。例如灌溉用的脚踏水车、手摇水车，整地的曲辕犁、铁搭，平整水田的耙耖，插秧的秧马，除草的草鞋耙，保护用的竹马甲、蓑衣斗笠等，不仅制作精巧、造型独特、富含智慧，也适合作为旅游活动的参与项目进行开发，这也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提供难得的优势资源。利用农具优美的造型制作旅游购物品，丰富旅游购物活动是农具文化旅游价值的又一体现。农具象征着与人们渐行渐远的农耕文明，农具造型的工艺品具有良好的纪念价值和审美价值，开发与农具文化遗产相关的工艺品，可以使传统技术能得到传承，产生经济效益。如，山东临沂一家传统农具工艺品厂，把过去的农具按照比例缩小成微型工艺品，然后推向市场，让这些土掉渣的传统农具工艺品走向了全国。［1］一些微缩农具还可以作为幼儿玩具、教具、收藏品、旅游纪念品、展品等等，成为进行传统文化宣传、教育、研究、保护，以及弘扬当地农业文化的良好载体。旅游业是文化与经济相交融的新型产业，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实现其重要经济价值的领域。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论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无形文化遗产，都应该在确保文化遗产不被破坏的前提下，尽可能进入市场，并通过切实可行的市场运作，完成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潜能的开发”［2］。通过开发利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旅游价值，可以实现保护和经济开发的良性循环。 (四)教育传播价值 传统农业时期，农具充分考量了特定历史时期农业生产的宏观环境、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社会的审美旨趣、使用人群的生理特征以及农具自身发展的历史等诸多综合因素，其中蕴含的历史文化、科学知识、艺术审美等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传播价值。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历史文化遗产为客观载体，是弘扬民族精神活力不竭的源泉，以传统农具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农耕文化，凝聚了传统农业文化的精华，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通过参观历史文化遗产展览，认识掌握传统农业工具的使用方法，可以从中了解历史、陶冶情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劳动人民创造的精巧农业工具文化可以广泛用于个体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传统农具的设计理念，精巧构思可以为启发现代农业科技教育提供思路。近代以来，随着以机器生产为主的现代大农业的发展，传统农业工具在生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际功能已经逐渐衰退甚至消失，一些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贡献的农具，如风车、水车等，由于体积庞大、功效有限，很难跟上工业时代的农业生产步伐，在生产中逐渐淘汰，但仔细考察农书著作，如《耒耜经》、《王祯农书》以及相关其他考古记载，人们发现中国古代农具设计蕴含着朴素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设计制作上表现为追求易于使用、从已经认识的自然界中寻找动力代替或减轻人的劳动、就地取材、仿生设计、融入自然等一系列“天人合一”的理念特点。［3］所有这些传统农具中体现的低碳环保理念、广泛的材料和动力源利用思路等，都可为人类设计制造出新的科学、环保、高效的现代农具带来启发，提供借鉴，其现代教育传播价值依然丰富。 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目前，收藏和展示农具实物、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制作农具艺术品、在相关的节庆活动中展示利用等，成为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与利用方式。 (一)博物馆、农具馆、私人藏馆收藏传统农具 实物类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主要分散在“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镇(村)”“馆藏文物”等各个彼此不同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博物馆及园区展示式保护是目前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利用方式之一。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和乡村集体等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建设主体。除中国农业博物馆(约有藏品10000余件)、中华农业文明博物馆(有古代农业生产工具1000余件)外，政府和集体在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区建立了10多个生态博物馆［4］，同时还建有农耕文化博物馆、农耕文化生态园、农具博物馆、农具展览馆等项目(表2)。其中，农业发展较早、经济较为发达的华东、华北地区的农具收藏保护机构较多。这些机构通过建造博览园、文化生态园等方式集中保护和展示农业文化遗产，把农具展示与旅游休闲活动紧密结合，将“固态”的农业文化遗产加以“活化”。此外，在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过程中，一些热心文化事业的个人积极参与保护，其中既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有识之士，也有关注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社会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的收藏家，还有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农民个人，他们在全国各地收集、保存了大量农具实物，并开展专题性遗产展示(表3)。如，农业考古和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在江西婺源上晓起村发现并建立了传统水力捻茶机园［5］，江苏盐城风车展示园复制展示已失传的16部大风车、牛车、踏水车等传统农业生产工具，让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得到从实物到制作和使用技艺的系统保护和传承。 (二)政府部门将部分农具制作技艺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9年，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多个省市区的文化厅、文化局设置非遗处、非遗科，并在下属机构设立非遗保护中心。一批有关农业工具的制作工艺被列入全国及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蒙古族勒勒车、拉萨甲米水磨坊、兰州黄河大水车和竹编、柳编、木船制作、马具制作等农业工具制作技艺入选名录(表4)。此外，入选各地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传统农具制作技艺还有:木船、乌篷船、渡水腰舟、木帆船、桷蓬、桦树皮船、哈萨克族“独木船”、羊皮筏子、撒拉族皮筏子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及船模;柳编、竹编、草编、篾编、蒲编、藤编、竹芒编、柳荆编、条编、杞柳编、苇编、蒲苇编、瓷胎竹编、竹麻编扎、旺草竹编、竹木编、朝鲜族稻草编、玉米皮编织、麦草编等编制农用工具;鱼簖、渔网、鱼叉、渔灯、船用绳结等渔具;风车、水车、龙骨水车、戽桶、手摇水车、吊乌、维吾尔族库甫(水瓮)、水力机械、天车等工具;斗笠、马尾斗笠、瓦寨斗笠、凉帽、蓑衣、草鞋、棕衣等劳动保护工具;木垄、木犁、谷桶、麦梗、麦梳、耙、箍蓝、桑杈、飏车、石碾、水磨、石磨等农业收获加工工具;太平车木制四轮车、古马车、大轱辘车、风匣、俄式马车、木轮牛车、达斡尔车制作、爬犁等陆上运输工具;马具、驼具、畜力车套具、驴套具、马鞍具;镰刀、双王镰、猎刀、阿昌刀、藏腰刀等刀具。一些富有地区特色的农业工具制作技艺也被列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莛子编织、麻绳制作、藤甲胄编织、鱼囤子编织、糜子笤帚扎制、麻鞋编织、箍桶技艺、风箱制作、铁器铸造、橡木酒桶、酒篓制作、弹棉花工具、匏器制作;糊仓技艺、竹扎技艺、制缸烧造技艺;连杆、扬叉、钎棍，扁背、短打杵，塘窝、簸箕等。广西南宁市隆安县的那桐农具节、山西繁峙耕作工具交易大会、云南保山市丙麻犁耙会有三大农具节也被列入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对传统农具进行艺术品制作 农具艺术作品的制作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创造力，也是对农耕文化的记录，主要包括实物或微缩农具模型制作、农具工艺品制作、农具绘画、农具的制作使用专题记录片、农具图鉴绘制等。小农具模型制作是指以模型的形式将传统农耕时期使用的农具进行缩微艺术制作，既可用木、铁，也可采用其他工艺品材料如竹、芦苇、稻草、铸铜等。通过制作微缩农具模型，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海宁市将小农具模型制作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浙江平湖市新埭镇鱼圻塘村退休老教师于照发利用编织条、稻草、竹子等废弃物精心制作70多件农耕器具模型，自发办起一个古农具模型展，传承农耕文化。重庆市合川区退休工人刘池明制作千件农具模型予以集中展览。另外，通过绘画或视频的方法，将一些传统农业工具的结构、使用方法、美术和工艺价值等进行完整的展示和呈现，这些画作和专题片成为一种新的农具文化遗产的保护载体和方式。如山东济宁市农机所周昕编绘的《中国古农具图鉴》百米长卷，在“首届农业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进行了展览，受到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好评，被誉为科技与艺术合一的巨幅古农具科技图谱画卷。深圳地区的老木匠文业成在空闲时间把自己用过、做过、见过的老宝安地区的传统农具样式及其制作方法一一绘制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材料收集，制作出一部分老农具，举办农具展览。2011年“农业遗产的启示”专题片中也有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制作使用的动态展示。 (四)通过节庆活动对传统农具进行活态化保护 农具是生产工具，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高度关联，百姓在农具的制作、卖卖、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地方习俗也是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构成内容，单独举办的农具文化节庆，或与各地农耕文化节庆、开耕节等结合起来的农具节庆活动等，均成为对传统农具文化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主要形式。各地开展农具节庆活动的内容、方式和重点各有不同。始于唐代的广西桂林灌阳“二月八”农具文化节，起初民众只是相约二月初八到灌阳县城赶庙会，并借此机会进行各种农具交易。随着参加庙会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演变成农具及农副产品交易会，农具节也因此形成并于清朝达到顶峰，形成灌阳一道独有风景［6］。农具文化节上，不仅有专门的农具实物展示，还有农具使用竞技活动，如扭扁担、板鞋竞速、挑担子比赛等。广西隆安县那桐“四月八”农具节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古骆越人举行“石铲祭祀”活动的延伸，至今已有几百年历史，该节庆活动集民俗、文体、商贸活动于一身，被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7］。农具节上安排独特的“祭石铲”“祭稻神”“招稻魂”“驱田鬼”“求雨”等一系列娱神文化活动，将稻作农具的使用与稻作文化融为一体，成为节日的核心活动。云南纳西族棒棒节是丽江的传统节日也是竹木农具的交流会，各种竹、木、铁农具品种繁多，既展示了当地的农具文化，也促进了农具的进化发展。在一些综合性的农耕文化节中，农具文化遗产的区域特色展示成为重点内容，如北京密云农耕文化节、甘肃庆阳农耕文化节、湖南耒阳农耕文化节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农耕文化节，这些农耕文化节有各自的区域代表性，展示的农具也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密云以北方农耕文化为主，庆阳以西北农耕文化为主，耒阳以南方农耕文化为主。再如，浙江云和举行云和梯田开犁节，有大量江浙地区的农具实物和农具使用的展示，反映出云和梯田原生态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历史遗存，提升和丰富了云和梯田的文化品质。随着时代的进步，农具节活动也增加了现代元素，如浙江余姚农机博物馆每年举办农机文化节，有百米长卷现场作画、农机文化探源及体验实践、农机知识竞赛、收割机操作技能大比武、“农机杯”中国画大奖赛、“农机杯”征文比赛等［8］。这些都是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活态化保护传承的新方式。 四、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改进 近年来，政府和公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开始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有关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调查和研究也正逐步展开。文化主管部门、科研机构、旅游经营管理单位、村镇集体、村民个人等，都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活动，推动了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和开发。然而，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存在途径方法单一、缺乏系统性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保护对象偏重器物层面，开发利用形式过度依赖旅游业。提高对此类遗产的保护利用的能力和水平需要从工具收集、制作到理清与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深入挖掘其历史和区域特色，同时，要将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融入到农业遗产保护的整体体系中，多途径、多方式开发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一)深入挖掘时代和区域特色 中国传统农业工具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和区域特色，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农具造型、功能各有千秋。从石制农具到铁农具再到风力、水力、畜力工具;从点播棒到三脚耧车;从杵臼到碓臼再到石磨;从“二牛抬杠”到直辕犁再到曲辕犁，中国传统农具的改进发展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这其中包含着大量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值得深入挖掘和梳理。在区域特色方面，中国南北农具、水旱农具特点鲜明，如，南方农具经过长期的改良发展，逐步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地理、地质、气候条件，发明了江东犁、龙骨车、稻床、连枷、砻磨、风车等，种类齐全、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极具典型的区域文化特色。而北方旱地农具、滨江滨海地区的渔业农具、草原牧业农具等都同样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和区域特色明显，但由于文化生存的土壤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异，原本突出的特点和优势也逐渐消失。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摆脱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众多传统农具被现代生产所淘汰和丢弃，在生产中难寻其踪;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温室、保护地生产技术的发展，现代农具的改进使用等都使得农具的区域特色不再明显。目前，各地的农具文化的保护和利用由于大多停留在器物层面，缺少与农具发明使用地区区域文化的结合，因此，保护和利用好此类农业文化遗产，需要深入梳理挖掘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时代和区域特色，还原和再现农具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制作、使用、改进和传承，在注重农器实物的收集的同时，对制造工艺、名称演变、使用范围、使用特点、对区域农业价值，以及人们在使用农具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信仰进行同步的整理、提炼，才能达到系统保护利用的目的，从而让各地的农具文化的光彩再现。 (二)多途径、多方式保护利用，避免过度依赖旅游 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既是一种文化资源，又是一种经济资源，在以文化事业和旅游业为代表的社会事业中得到广泛应用，为工具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寻找出更广的途径、更优的方法来解决保护方式单一、保护手段单纯的问题是目前研究者主要面临的问题。目前，乡村旅游中的农具展馆和与农具相关的节庆活动是我国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的两类主要形式。笔者发现，在走访调查的30多个有代表性的农具馆、农具博物馆过程中，绝大多数保护者注重对传统农具实物的收集、收藏，却缺少对农具的制作技艺价值、生态价值、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关注与保护。一些农业文化爱好者和投资者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关注传统农具，对其造型价值的认同远高于其他文化价值。保护形式也多以建设展览馆、农具馆、博物馆收藏展示农具实物本身，而对农具的制作过程、使用方法、使用特点缺乏了解，更遑论整理和保护，一些特殊的农具制作使用的技艺甚至面临失传的风险。甚至一些部分已开发的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因其利用方式单一而处于进退维艰的境地，一些工具类农业展览馆因游客稀少而出现难以维持的状况。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有利于激发人们的保护兴趣，延缓传统农具实物因农业转型而不断消失的速度。但过度依赖旅游业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带动作用，会容易忽视遗产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教育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让这类遗产的保护陷入唯经济利益是从的误区。保护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要拓宽视野，放眼教育、科技、生态等领域，把保护与利用上升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高度，多途径、多方式发掘和保护其具有的多种价值。例如，可以建立农业生态教室，把农具的使用与农事活动结合起来，打造立体的农具文化空间。可以更为广泛地应用包括制作模型、数字化演示使用在内的保护技术，如3D再现制作技术、虚拟成像技术等，将高新科技运用到保护与利用活动中，为未来对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系统保护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我国对农业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发展缓慢。2012年4月，农业部才首次在《农业部关于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农业文化遗产的活态性、适应性、复合性、战略性、多功能性和濒危性等特征，并对“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独特的农业产品，丰富的生物资源，完善的知识技术体系，较高的美学和文化价值，以及较强的示范带动能力”进行保护。［9］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庞大的组织力量和社会资源才能系统完成，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保护与利用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我们既要充分考虑到、并且积极维护当前受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影响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我们考虑后代子孙拥有同样公平的享有农业文化遗产权益的权利，需要我们不断探索，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法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作者：丁晓蕾 王思明 庄桂平 单位：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农业类论文:农业类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研究 1结果输出 运用SPSS19.0输出结果，得到主成分特征值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如表2所示，并对成分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成分矩阵如表3所示，运用回归法对因子得分计算得到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如表4所示． 2结果分析 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特征值大于1的条件下，可提取四个公因子，且四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2.585%，丢失的信息较少，可以用它们来替代原有的指标变量进行农林渔牧业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分析．通过表3可以看出，公共因子F1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精力润增长率上载荷值较大，体现的是公司的盈利能力，F2在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总资产增长率上载荷值较大，体现的是公司的偿债能力，而F3与F4在总资产周转率、存货周转率率上和应收账款周转率载荷值较大，体现的是公司的运营能力。 3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就是把某一个对象划分为若干个组的过程，使得同一个组内的数据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聚类分析主要有二阶段聚类，即K中心聚类和层次聚类．而本文对我国农林渔牧业上市公司将采用K中心聚类．所谓的K中心聚类就是事先指定类别数K，然后不断的调节分类中心，直至收敛。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有4个因子，故类别数K的取值为4，把数据带入SPSS19.0结果如表6与表7所示．本文来自于《陇东学院学报》杂志。陇东学院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4结束语 通过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对我国农林渔牧业上市公司综合业绩的评估，我们大致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公司在盈利能力、偿债能力与运营能力等各项指标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登海种业、开创国际、壹桥苗业、百洋股份股份等公司存在较强的盈利能力;福建金森、天山生物、神农大丰和大康牧业有较强偿债能力;而中农资源、万向德农的公司运转能力较强．第二，结合表6与表7，可以看出类别4在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增长率等方面得分较高，可以推断出这类公司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而这类公司在42家上市公司中占到33家，这表明我国农林渔牧业上市公司普遍具有较高的盈利水平，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投资者可以结合自己的投资偏好，根据表5中的综合排名选择投资对象．第三，类别1，即国联水产、民和股份、敦煌种业、香梨股份四家公司在各项指标中的得分都较低，这类公司不管是在盈利、偿债、还是在运营能力方面都表现较差，表明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太理想，从表5的排名中也可以看出这四家公司排名都比较靠后，因此此类公司并非理想的投资对象。 作者：黄培根 廖宜静 单位：安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社会问题论文:经济社会问题整改情况工作汇报 年7月，省委巡视组在对我县工作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全面巡视后，在肯定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同时，中肯地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3个方面9类问题的意见建议。县委对巡视组的反馈意见高度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制定了整改方案，明确整改任务，细化分解整改事项，落实整改责任，狠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在整改工作中，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整改工作与推动各项日常工作有机结合，将整改工作贯穿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取得了较好的整改效果。 一、着力于思想大解放，作风大转变，努力营造共谋发展、齐心干事的良好氛围 针对巡视组指出的我县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干部队伍的管理教育力度还不够，我们主要抓了三项工作。 一是理清思路，锁定目标，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共识。紧扣巡视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县委常委会从有利于玉山“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的发展发力，审时度势，深刻反思，全面分析玉山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更加清晰地看到了玉山的后发优势和潜在发展后劲，继承和发扬历届县委好的工作思路上，一届接着一届干，在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上鲜明地提出了“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把玉山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的奋斗目标和“强化创新创造、进位赶超、绿色崛起三种工作理念；突出工业园区、旅游城市、农业农村三大发展重点；强化项目带动、科教兴县、统筹发展三大战略支撑”的发展思路。这一奋斗目标和发展思路，符合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建设富裕和谐秀美”和市第三次党代会“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的精神，符合玉山县情，得到了全县上下的广泛认同，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认识，激发了60万干群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二是凝聚人心，真抓实干，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县委、县政府开展了重点工作“百日大会战”活动，把全县广大干部的思想迅速从换届工作氛中带出，投入到紧张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来。大会战期间，全县上下同心同德、和衷共济，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步调上合拍，做到了分工不分家，互相帮助、互相配合、互相补台，使城市建设、园区建设、计划生育、信访维稳、城市创建、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创造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业绩，进一步凝聚了人心，鼓舞了干劲，转变了作风，促进了发展。可以说，一个政通人和、风清气正，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的和谐新玉山已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是整治懈怠，转变作风，形成了加快发展的务实作风。大力整治干部队伍精神懈怠现象，切实转变干部作风。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公安局、县电视台组成联合督查组，通过明察暗访、赴乡镇“走读”督查等系列作风督查活动，先后查出1名科级领导干部和12名财政、供电等单位股级干部、村组干部上班期间打麻将、上下班迟到早退等情况；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对违纪人员做出了严肃处理，共免职副科级干部1人，其他干部免职11人，警醒了全县党员干部，大大扭转了“庸、懒、散”等懈怠作风，干部作风明显改观，干部用心想事、用心谋事、用心干事，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思干、思进、思发展、思跨越蔚然成风，全县上下已经形成你追我赶、竞相发展、勇争一流的良好氛围。 二、着力于园区大发展，城乡大建设，快速推进“三化”进程 在整改工作中，我们始终把坚持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作为重点，大力实施工业化核心战略和大开放主战略，坚持以项目为依托，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改善环境为支撑，加大对外开放步伐，推进全县三大支柱产业协调发展。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82亿元，增长13.5%；财政总收入完成10.1亿元，增长29.98%，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7.22亿元，增长37.8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5亿元，增长35.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64亿元，增长17.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6亿元，增长19.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102元，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6912元，增长15.02%；工业园区主营业务收入145亿，增长43.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2.6亿，增长14%；获得了省政府工业崛起奖、省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突出贡献”奖、省利用外资先进单位及全市工业巡查第三名。 把工业园区建设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平台，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不断创新园区发展体制，把园区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由县委副书记任园区党工委书记、副县长任管委会主任，通过授权、委托和设置派驻机构等形式推进各职能管理部门向园区集中，高位推动园区发展。抢抓机遇对园区进行修编扩容，园区规划总面积由11.8平方公里扩展到30平方公里。大力度推进园区建设，全年拓园1.23平方公里，新征土地1850亩；园区土地清理收回土地700多亩，追缴相关费用7000多万。大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对所有入园项目实行严格的联审制度，规定新入园企业必须固定资产投资达5000万元以上、亩均固投达80万元、亩年均纳税达8万元以上。创新招商方式，选派了16名乡镇正职到温州挂职招商，招商引资工作不断升温。共签约5000万元以上项目31个，其中亿元项目7个，合同利用县外资金30亿元。其中浙江致远集团投资12.8亿元兴建的年产10万吨电解铜项目和浙江聚美高分子材料公司投资8亿元兴建的年产5万吨压克力生产线项目，建成达产达标后年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多亿元，上交税收6亿元以上。这些项目的建成，可为明年我县的经济发展积蓄强有力的后劲。培育壮大三大支柱产业。换届以来，我们在新型建材、有色金属、机电汽配支柱产业上下苦功。大力调整新型建材产业结构，成功引进大型国企—中国建材南方水泥、省碳酸钙行业龙头—炜达轻钙厂和水泥深加工企业跃达新型建材等10多家大型建材企业，提高产业市场竞争力。积极鼓励做大做强机电汽配产业，成功引进了投资达20亿元年产1000万只汽车轮毂和2000万只摩托车轮毂的昂大项目。同时，传统轴承产业也焕发青春。2011年，全县轴承产业产量、税利总额分别占全省总量的92％以上。着力打造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有色金属加工产业，采取上台阶奖励、增长幅度奖励、技改贴息、创新补助、规费减免等手段，重点培育富旺铜业、华瑞铜业等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做大做强，大力支持其关联配套企业发展，延伸产业链，形成产业群。2011年，我县新型建材、机电汽配、有色金属三大支柱产业呈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全年有色金属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9.49亿元，增长81.96%；新型建材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8.64亿元，增长42.8%；机电汽配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77亿元，增长43.05%。强化项目服务保障，通过落实“一对一”帮扶机制、“一条龙”服务机制、“一站式”办结机制、“一单清”收费机制，破除门户之见，冲破利益束缚，大大优化了发展环境。以推进昂大项目落户为突破，建立了重大项目建设督查调度制度，掀起了园区项目大建设的热潮。目前，园区杜马机械、万佳豪鞋材、建华实业、天美华等一批企业已建成投入试生产，昂大公司、岩端铜业、蓝宝新材料、新光源节能、上安机电、正大机电、华建橡胶、瑞祥织带等一大批企业正在加快建设。2011年开工建设31家企业中有9家是“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投产”，园区投资环境美誉度明显上升。 把城市建设和旅游发展有机融合，加快了打造旅游名城步伐。以整改为契机，在县十二次党代会上，我们提出了要把玉山打造成“全国旅游名城”的目标，努力建成三清山重要的依托城市。按照这个工作思路，针对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以超前的思路、超常的举措、超凡的速度，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玉山。一是科学合理布局，彰显城市特色。明确城市发展定位，邀请了同济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对县城总体规划进行修编，对各片区和各乡镇规划进行了完善，实现了城乡规划全覆盖。重点完成了七里街冰溪河“一河两岸”旅游综合体的修建性详规。二是注重完善功能，提升城市品质。以最快速度推进了玉清大道、怀玉二路、博士大道东拓、玉京北路、玉虹路等项目建设进程，实现了全面通车，拓展了城东、城北新的发展空间。实施了湖塘沿改造工程、城东水厂改造建设等一系列工程；完成了人民大道路路面提升改造工程；对县城进行了绿化、亮化、美化。推进了中医院搬迁、博物馆、东门市场等功能性项目建设，带动了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是破解拆迁难题，加速城区改造。完成了城建项目涉及的土地征用和农民房屋搬迁任务；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开展了玉清大道、博士大道东拓、玉虹路等88户原拆迁遗留房屋的拆除工作；拆除了解放中路区块86户危房；完成了七里街棚户区424户搬迁工作。一年来，共征用城市建设用地623亩，搬迁房屋13.88万平方米，创造了征地、搬迁房屋的佳话。四是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水平。启动了“三城”同创活动，开展了卫生死角、车辆停放、占道经营、“牛皮癣”、学校周边环境等专项大整治，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园林“三城”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县城主次干道和里弄小巷卫生环境明显好转，车辆通行、停放规范有序，城市占道经营、店外店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市容环境和城市秩序明显好转，县城面貌大为改观。 把农业农村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促进了城乡共同繁荣。在举全县之力强攻工业的同时，我们始终没有降低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和投资强度。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整合资金1.6亿元，推进了全县164个水利项目建设。投资911万元实施了下塘乡土地治理项目，改造中低产田项目3个，治理面积0.77万亩，其中园田化0.1万亩。投资4651万元对总长27.37公里的新东线、新仙线和飞青线三条农村道路进行了改造。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完成“一大四小”工程造林3.75万亩，建成“一村一品”示范村14个。全县具有法人资格的农业企业家达130余家，从事产业化经营的个体工商户410余家，被认定为农业龙头企业的有43家，年实现产值18.2亿元，销售收入16.7亿元。进一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投资3200万元，完成了通村主干道62公里，村内主干道93公里，村内其它道路98公里；投资860万元，完成了5950户村（居）民饮水改造；投资485万元，完成了5520户村（居）民改厕工程；投资590万元，完成了农村旧房改造6010平方米。同时，推进了重点示范镇建设，打造了一批新农村示范点。进一步培育乡镇经济。大力核减乡镇财政水份，鼓励乡镇经济做实做优做强。目前，全县乡镇财政收入完成5.5亿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54.5%，其中过5000万元的乡镇达到2个，乡镇财政平均增幅达23.9%。 三、民生大改善，社会大和谐，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在整改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一是把教育当作最大的民生来抓。出台了教育“1+3”文件，从制度上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投入3500万元用于校安工程建设，启动了37个危房改造项目，拆除危房近5.6万平方米，维修危房10000平方米，新建校舍面积达15000平方米。首次在二中推行“三制”改革，设立了全县“高考贡献奖”和玉山一中“教育发展基金”，进一步激发了教育活力。大力开展了在编不在岗教师的清理工作，实施了千名教师招聘计划，保障了教师队伍健康发展。针对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在城东和城北分别规划建设初级中学和端明小学。逸夫、瑾山、冰溪、明德等县城小学扩容提升工程有序推进。 二是把民生当作最大的事业来抓。坚持百姓为天，事业为重。全面落实了8个方面82项民生工程，各项考核指标均提前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进一步提升。进一步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狠抓社会抚养费征收、“两非”案件、非诉案件、党员干部职工和名人富人违反生育政策清理等工作重点，共立案查处党员干部职工违法生育案件40余件，查处名人富人违法生育案件22件。顺利接受了“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的考评验收，通过了省计生委对县级计生工作的年度考核。 三是把和谐稳定当作“一号工程”来抓。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查不足，找问题，解矛盾，保稳定”主题活动，排查各类矛盾纠纷案件1578件，着力解决了一批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认真落实领导包案责任制，健全领导信访接待日制度，结合“百日大会战”活动梳理确定了100个重点信访案件，实行县领导包案负责，目前化解率达90%，其中市联席办交给我县的24件重点案件，已经妥处23起，有效避免了信访积案的产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大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社会治安保持稳定。去年，我县公众安全感位列全市排名第一，在全省排名位列第16名。 四、着力于用人大改革，执行大提高，全面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 抓好整改，推进工作，关键在各级带头人。整改过程中，我们紧紧抓住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主线，顺利完成县、乡、村三级换届选举工作，不断增强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队伍的生机和活力。 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县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抓落实的执行力、操作力、破解难题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人大依法监督、政协参政议政的成效更加明显，形成了“一个声音决策、几套班子落实”的良好工作局面，发挥出了班子应有合力，也为推进玉山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树立选人用人“重德才”的导向，公开选拔了8名科级领导干部、“公开遴选”了16名乡镇党政副职和1名县工业园区副主任，变“伯乐相马”为“疆场赛马”。树立选人用人“重实绩”的导向，始终把实绩作为干部职务升降的重要依据，数十名在“百日大会战”活动中表现突出、在干部考核中公认优秀的先进个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树立选人用人“重基层”的导向，关心爱护基层一线干部，干部选拔任用向基层一线倾斜。调整使用了一大批乡镇换届待安排的干部，在服务园区发展、化解社会矛盾、加快城市征迁等方面都取得很好成绩，社会反响良好。 进一步创新“创先争优”活动载体。开展了“千名干部下基层、联户帮困促和谐”、全县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提升了服务群众的水平。创新社区党建工作新机制，社区工作活力进一步提高。采取“三个一”措施，实行县领导挂点帮扶19个后进村，促进了后进村转化提高。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并大力向基层推广延伸。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公共企事业单位预办事公开，基层党务公开有序推进，使权力运行更加科学规范、更加公开透明。加大腐败查处力度，纪检监察机关受理群众来信来访148件（次）、立案43起，党纪政纪处分21人。 以上是我县针对省委巡视组提出的意见进行的阶段性整改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上级组织的要求和群众的企盼还有一些差距。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以更深的认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大的力度，力促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奋力跻身全省发展第一方阵、早日建成全省经济强县和全国旅游名城而贡献全部力量。 社会问题论文: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思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主要举措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谈谈学习《决定》的一些体会。 如何理解和谐社会 要理解和谐社会，首先要理解什么是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谐的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原指乐律的调和。据《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和谐的推崇在《周易》中也有所体现。《周易·乾·彖》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由于乐律来自对自然之声的发现，所以古人推而广之，逐渐把和谐看作自然的法则，由此就有了史伯的“和实生物”、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哲学命题。随着百家争鸣的出现，古人对“和”、“和谐”的认识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如《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中庸》说得更清楚：“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对“和”的这样一种认识，使得古人在设计未来社会时，常常把“和谐”作为一个根本原则或者一种理想形态。 “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是静止的，不是一潭死水，而是运动的、活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和谐”并不是没有矛盾，相反是在矛盾运动中实现的。我们必须树立唯物辩证的“和谐观”，必须用唯物辩证的方法论来指导和谐社会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的大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个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的和谐，既包含稳定、协调，又具有生机与活力，是相对静止与绝对运动的统一；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包含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含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是社会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统一；既是一种战略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是长远目标与现实实践的统一。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长期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是不断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是一个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方面内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必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和谐，都会影响其他方面的和谐。比如，如果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严重恶化，资源能源供应高度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同样，没有人与人的和谐，也就无法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无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三者之中第一位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人与人和谐的关键是利益的和谐，核心是建立协调和谐的社会利益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立一套保证经济资源高效利用、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全体社会成员利益合理分配的经济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努力使社会各方面的合法利益得到保障，使社会全体成员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和谐社会的提出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不断取得新成效。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全面部署，《决定》既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如何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遵循正确的原则。《决定》提出了“六个必须坚持”：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人民生活，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因素，我们要正视，要清醒，更要采取积极措施，统筹兼顾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理顺利益关系，把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使全体人民共同参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共同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和谐社会问题的关键。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也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不发展就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为此，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要转变增长方式，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清洁、安全发展，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和谐，在和谐中促进发展。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能有今天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得益于改革开放；创造中国更美好的未来，仍然要靠改革开放。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新体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改革开放、开拓创新中实现和谐。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建立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要在改革开放中、在发展中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政党、民族、宗教、阶层、海内外同胞关系以及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律知识，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必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稳定就没有和谐。稳定与否，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以改革促进和谐、以发展巩固和谐、以稳定保障和谐，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确保社会安定有序和国家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建、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怎样建设和谐青海 加强领导，狠抓落实。推进和谐青海建设，关键在于进一步统一思想，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决定》和同志的重要讲话，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深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部署上来，增强自觉性和主动性，提高使命感和责任感。各级党委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构建和谐青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使思想观念、工作部署、工作方式更加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和谐青海的各项任务落实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个领域，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的全过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视现实社会生活的实际矛盾，正视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切实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抓落实、办实事、求实效上，使构建和谐社会的成效真正体现到为群众排忧解难上来，体现到实现和维护群众的切身利益上来。 科学发展，促进和谐。青海属于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就业率不高，贫困人口比重大，矛盾多，各种利益关系协调难度大等等。要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不断解决造成不和谐的突出问题，统一认识，集聚民意，凝聚民心，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加快青海优势资源的综合开发，转变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努力构建具有地区优势和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立工农互动、城乡联动的机制，转移农牧民、减少农牧民、富裕农牧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生殖健康服务、人居环境改善、人口合理分布等方面的投资，加快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在全面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基础上，搞好人居环境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和谐青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力求在解决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上，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构建和谐青海的重要抓手，重点抓好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和扶贫开发等工作。要努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注重统筹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注重增加向基层和困难群众的投入，努力在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沟通协调机制，不断从政策上、法律上、制度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存、发展和民主权利，当前要注重解决好就业社保、教育卫生、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认真倾听群众呼声，坚持不懈地帮助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 夯实基础，完善制度。和谐的主体是人，是人民群众。推进和谐青海建设，要坚持依靠各族群众，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注重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把构建和谐青海的各项工作落实到各级组织中去，落实到群众中去。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善于听政于民、问政于民、谋政于民，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领。在立足当前、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着眼长远，在制度建设和创新上多下功夫。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为构建和谐青海提供制度保障。 认真做好民族宗教工作。青海是多民族、多宗教省份，各民族团结和睦，是构建和谐青海的基础和前提。要继续保持各民族干部群众团结共事、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共同把构建和谐青海的事情办好。要坚持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提倡各民族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团结友爱，增进各民族群众的兄弟情谊。要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主题，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开展“平安寺院”创建活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广大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构建和谐青海的伟大事业。 社会问题论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问题开展分析 ［摘要］高校大学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如何利用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学生群体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期，对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刻剖析及有效引导，不仅是提升大学生群体思想政治素养的需要，更是做好高校稳定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社会热点问题;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各种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如潮涌般涤荡着站在思想前沿的高校大学生。社会热点问题作为一定时期内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现象的集中反映，其存在与发展不但能够体现当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现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大众的利益需求［1］。当前的高校大学生多为 “90 后”，他们满腔热忱，有时候却也彷徨游移。社会问题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影响他们的政治认同感。因此，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1 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以及对高校论坛内容的统计分析发现，当代大学生通过媒体时刻关注着社会的发展状况，关注的问题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如诚信问题、国家安全问题、就业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反腐败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房价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比如: 老人倒了扶不扶，雷洋死亡事件等都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2 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负效应的原因分析 2. 1 社会环境的影响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冲击、互相影响。 其次，我国当前所处的特殊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出现各种新问题、新情况。 再次，新生的各种社会利益团体、利益关系的多样性与冲突。 最后，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人权意识也得到了提高，人们表达自己主张的途径随着新媒体发展不断拓宽，这从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社会热点问题的出现。 2. 2 新媒体对大学生思维方式 “碎片化” 的深刻影响 通过对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途径调查发现，大学生关注社会问题的途径主要集中在 “浏览网站” “手机资讯”“网络电视”等新媒介，而通过 “读报刊” “听广播”等传统途径的学生非常少。这表明网络等新媒体已经走进了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动向［2］。然而，网络媒介推出的大量都是 “碎片信息”，长此以往也造成了大学生思维方式的 “碎片化”，其结果就是对社会问题认识的浅显化和间断化。而且随着网络在大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盛行，大学生的视野也从现实逐步转向了虚拟的世界，其思想观念和思维极易在现实与虚拟的对立中产生扭曲和困惑，从而丧失对现实问题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的能力。 2. 3 个人综合素质的缺失 受社会环境、功利性教育的影响，当代大学生普遍只注重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专业技能的提升而忽视综合素质发展。他们认为社会道德修养和国家安全教育只是专业课程和专业技能学习中的 “调味品”，而与个体的成长和成才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大一部分大学生由于涉世不深，受到社会上利益的驱使，产生了严重的拜金主义。在他们的认知里，自我利益最大，只要是对自己有益的事情，甚至就算与道德与法律相悖也无妨。 3 基于社会热点问题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对策及措施 高校作为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在大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针对当代大学生在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中出现的问题、特点及主客观原因，高校在教育教学中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3. 1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理想信念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能偏离教育主题，而是要强化教育主题。并通过学校的主题教育活动，专题讲座，党员学习日，班级团日活动，学生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等途径，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十八大精神，学主席系列讲话精神，帮助学生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大学生辩证看待各类热点问题，使之能够较好地理解国家政策方针，树立正确的形势观和政策观，同党中央和政府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一致。这是应对社会热点问题影响的思想根本。 3. 2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形势政策教育相结合 进行社会热点问题教育须选准时机具有针对性。时机会影响教育的质量和效果。由于社会热点问题对大学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能够在大学生最为关注的时间及时搞好教育引导，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要根据学生的思想特点和现实的工作重点，以分析社会热点的方式来阐明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加强政治观、形势观教育，帮助学生在丰富知识的同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看准问题的本质。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大学生理性看待当前社会热点问题。 3. 3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 大学生深入社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实地参观考察、调查研究，这些要比教师讲授更具有吸引力和生命力，更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所以，高校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其参与意识，鼓励大学生真正参与到社会实践中，让他们走进社会、观察社会、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通过权威部门正确的渠道，寻找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的利益关系及矛盾根源，瞄准矛盾焦点及时进行疏导分流，独立思考，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3. 4 将社会热点问题与解决学生的实际困难相结 当社会热点问题与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叠加在一起出现时，解决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心理问题就成为解决大学生思想问题的前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只有时刻关注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切实解决大学生的实际困难，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实现对各种错误思想观念的正确引导与调适。 3. 5 发挥高校辅导员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热点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大学生在校期间，接触最多的就是高校辅导员，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高校辅导员可以利用网络的便利途径如 QQ、微博、微信平台、网站论坛 BBS、网络录像视频、教师邮件、在线留言、师生讨论专栏等方式了解学生关注的热点，还可以通过深入课堂、走访学生宿舍、召开学生座谈会等形式筛选出学生关注较多的、影响较大的社会热点问题，可利用各种资源，对大学生进行不同渠道的社会热点的教育引导。 社会问题论文:婚姻悲剧与婚恋的社会问题 摘要：民国上海，中西两种婚恋文化交织并存，开启了社会生活中婚恋生活的多元局面。这在紧跟时代潮流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轰动一时的黄慧如与陆根荣婚姻案，即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例。通过梳理与黄陆案相关的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由黄陆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可以探讨民国上海存在的婚恋社会问题。 关键词：近代上海；婚恋史；黄慧如；陆根荣 20世纪20年代末，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姻案（以下简称“黄陆案”）在上海引起轩然大波，成为各大报刊竞相报道与言说的对象，甚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该案件在众多文学、影视作品中持续存在生命力。学术界对“黄陆案”也不乏关注。前人论及黄陆案之时，多从以下三个视角出发：一是该案件的故事性和新闻价值，认为黄陆案不仅揭示了青年男女的恋爱新理念，而且也表明了当时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崎岖坎坷[1]；一是该案历史文本的演变，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陆案”被以不同的形式继续演绎，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变成人们的消费对象[2][3]；一是从观念史的角度，阐述该案呈现的民国时期婚恋观念、法律观念、社会观念冲突[4]。也有学者认为尽管他们的婚姻案曾获得广泛的社会关注，但却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5]。这一婚姻案的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呈现了近代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这也使得“黄陆案”存在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从“黄陆案”的婚姻悲剧出发，论述该案引发的社会讨论和呈现的婚恋社会问题。 一、“黄陆案”的婚姻悲剧 黄慧如与陆根荣的婚恋，被认为是当时上海主仆之间自由恋爱的先导。这一婚姻案的具体过程也充满了戏剧性。此案男主角陆根荣是当时沪上一男仆（茶房）；女主角黄慧如是湖州富商黄楚卿之孙女。黄楚卿在京病故后，黄家迁居上海，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黄慧如曾就读于启明女中。案发之前陆根荣受雇于黄家，构成了两者的主仆关系。这一号称沪上自由恋爱之先导的婚恋，起因却是婚姻的不自由。黄慧如到适婚年龄之后，时有为她作伐之人，但屡为其祖母所阻。后来，有人为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贝淞荪胞弟来黄家提亲。黄母对此婚事颇为满意，她考虑到黄之祖母对待婚姻的审慎，打算先令人算过两人的八字，并将婚事基本谈妥之后，再向黄老夫人禀明。至于黄慧如，虽然社交受限，但她也接触过不少描绘婚恋的小说，加之她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对婚恋之事满是幻想。所以，尽管与贝家的订婚，一切全凭母亲做主，她并不参与其中，但她早已从母亲口中得知对方供职于银行，品貌不错，而且贝家经济雄厚，颇有名誉，心暗许之。因此，黄慧如对贝黄婚事充满了期待，并无异议。然而，黄之祖母得知这一婚事后，却以门不当户不对为理由，认为贝家有财有势，黄家与其身份地位相差悬殊，唯恐慧如嫁入贝家之后，难以融入贝家的生活，从而令其兄长设法拒绝此门亲事。黄之兄长即以黄慧如患不育之症为借口，迫使贝家主动解除与黄家的婚约。婚姻不成致使黄慧如郁郁不振，贝家悔婚的理由更使她羞愧难当。考虑到民国时期传统婚姻中有“祭祀”和“继嗣”这两大主题，黄慧如认为患不育之症的谣言传扬出去，已将自己陷于无法继嗣之十分难堪的境地，将不会再有人前来提亲，因而懊恼不已、闷闷不乐，欲自寻短见。黄家上下均无法开解其心中的积郁。为此，黄家认为家中男仆陆根荣为人机敏，深受雇主信任，遂令陆根荣前去劝说黄慧如，令其放弃寻死的念头。此外，慧如之兄长亦有若陆根荣能劝慧如放弃寻死的念头，可以将她嫁给陆根荣之说。至于陆根荣，据《黄慧如亲笔日记》记载，自从到了黄家之后，他与黄慧如多有互动：其一，协助其打发走胡搅蛮缠的黄包车夫，避免其受到祖母的责怪；其二，掩护其阅读坊间流行书摊所售之言情小说，使其得以摆脱兄长之责怪；其三，时常与其谈笑，并关心其日常所需，诸如买水果之类。此外，陆根荣心存“上进”，希望得到雇主的青睐而改变境遇。黄慧如一方面认识到不育之谣言已使自己无望再许配给门当户对之好人家，另一方面认为陆根荣为人和气，性格活泼，而且有情有义，可托付终身，对陆根荣渐生情愫。因此，黄陆二人以此事为契机，朝夕相谈，颇为融洽，并私订终身。到谈婚论嫁之时，他们考虑到黄之祖母婚姻观念之保守，料想在这一旧式大家庭中，难以得到理想的自由生活。另外，黄慧如已有孕在身，若继续留在家中，必定会被人发现其未婚先孕，从而有辱门风。于是，在某日清晨，他们先后离家，一同乘车出走松江，借住旅馆，希望组织家庭，结成夫妇。然而，事情却没有往自由恋爱获得美满婚姻的方向发展。他们不幸遭遇当地流氓的讹诈，不能在松江久居，随即前往苏州，租住在位于护龙街（人民路）的古董店楼上。虽然黄陆两人深居简出，但松江的流氓还是追踪到了苏州。同时，不知黄慧如行踪的黄家也在《新闻报》上刊登了寻人启事。松江流氓获悉后，便前去告知黄家。黄母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往苏州，并向苏州警察厅报案。随后黄陆二人被抓获，并移解吴县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法院在未细究详情的情况下，认定陆根荣诱奸黄慧如，以犯奸科罪论处，判有期徒刑3年。黄慧如则由黄母带回加以管束。陆根荣不服判决，延请律师宋铭勋提起上诉。尽管宋律师举证陆黄两人发生过恋爱关系，且当时两人均已成年，并未违背当时的刑律，但是开庭之时，法官仍认为此等自由恋爱之事为“伤风败俗”之举，并在询问词中充满等级观念的色彩，认为陆根荣一个小车夫，勾引良家妇女，是为大逆不道之事。法院不仅没有改正判罚，反而比原判多加了1年的刑罚。随后，陆根荣继续请宋律师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查阅陆根荣申诉之力主婚姻自主、反对传统礼教，请求撤销原判并宣告无罪后，认为不无道理，便发还原法院“更新审理”。此时，这一案件已经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舆论对宋铭勋陈述的黄陆两人反传统礼教、保护工人利益和提高工人地位之言辞颇为拥护。检察官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改判陆根荣未犯奸科罪，但是，因为他曾帮助携带黄慧如所盗家中衣饰，认定他犯了帮忙盗窃罪，判处刑罚2年。为此，陆根荣再次上诉，在律师宋铭勋和社会舆论的帮助下，终于历经3年取得胜诉，撤销了所有判罚[6]。由黄母带回家中严加管束的黄慧如，命运又如何呢？已怀有身孕的黄慧如回到上海后，决定前往陆根荣的乡下老家江苏吴县，看望陆根荣的亲人，并以陆根荣妻子的身份在陆家待产。产后随母回沪，黄家宣称其产后虚弱，经不住舟车劳顿，病逝而终。 二、“黄陆案”引发的讨论 黄陆案发生之后，引发了热烈的社会讨论，使其成为当时不同文化背景之人进行文化宣教的绝佳案例：守旧之人视其为等级不分的有辱门风之事，趋新之士认为这是“婚姻自由”和“打破阶级观念”的典范[7]。总体而言，对黄慧如的褒扬多于贬斥，以至于她在医院中待产之时，收到不少寄给她的书信，赞扬她为“女界革命的先锋，自由恋爱的勇将”。在这些被作为宣教范本的表象之下，有人开始思考黄陆案的归责问题，认为这既有社会风化之不良的原因，又有个人操守的原因，“决非一事一因”如此简单[8]。亦有人一分为二地看待黄陆案。如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邵力子，曾与戏剧专家洪深一同访问过陆根荣，他认为“黄陆之恋爱，原则未尝有差，而其行为则不尽可取”。他推测黄慧如之所以与陆根荣出走并甘愿在陆家待产，是因为“事后已至无可如何之地位”，“不得不出此一着，以示高洁”。因此，他指出社会上无论是攻击黄慧如之恋爱原则，还是褒誉提倡其恋爱过程之行为，均存在流弊，并不妥当[9]56。当时社会上，对黄陆案之本质剖析最深者，当属《生活周刊》编者邹韬奋。在参与黄陆之事讨论时，邹韬奋并不认同这是纯洁的恋爱，但仍对黄慧如深表怜惜之情。他认为陆根荣和黄慧如并不懂真正的恋爱，这是由“不良的家庭环境”和“不良的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幸又畸形的现象。首先，当陆黄两人被抓获受到解送之时，虽然黄慧如坚决不乘车前往，而是与陆根荣一同步行，承受与分担相应的“屈辱”与“罪责”，但是陆根荣仅仅心系钱财，三番两次对黄说他身边无一个铜钿；其次，陆根荣并未及时告知黄慧如他已有妻室；再次，陆根荣视黄慧如为被“高等人家”贝家摒弃，若不与“低等”的他“姘头”，便要终身搁置家中，并将责任推卸到黄慧如身上，在法院申辩时提出“是对方（黄慧如）要和他轧姘头，他不好意思拒绝”，而非社会舆论为其申辩的打破阶级观念与争取恋爱自由；最后，黄慧如亦未真正觉得陆根荣可爱，而是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并深受传统从一而终思想之影响，即使早知走错了，亦打定主意走下去。正是由于家庭环境的保守与封闭，缺乏“高尚的男女社交的机会”，加之社会对不幸受愚之女子的冷酷，使得深受感情创伤的黄慧如遇到有人对其大献殷勤，便不慎失足，身陷囹圄[10]。其后，亦有评论认为黄慧如之事罪不在父母，而在社会环境之恶劣，并倡导青年男女联合起来打破重围。该评论提出，以婢为妻为妾之人并不会受到社会之谴责与非笑，而一位自愿嫁给仆人之女子，却会受到社会舆论之讥笑。这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应加以注意[11]。无论是守旧者的谩骂，还是趋新者的推崇，都指向了黄陆案，成为当时众多知识分子进行趋新或守旧舆论造势的武器。这无法挽救黄慧如的人生，只能将其一步步推向无法逃脱的婚恋悲剧的深渊。以至于当时有人预测黄慧如的结果已至极其恶劣的境地，无论是否继续与陆根荣一起生活，都将了无乐趣[9]50-52。 三、“黄陆案”呈现的社会问题 从黄陆案的外在形式而言，代际矛盾与主仆之恋，象征着从家庭内部与社会阶级两个层面对传统礼教的反抗，颇具改革的意味。事实上，黄陆案是民国上海这一过渡时代的产物，以一位女子的不幸呈现了当时婚恋方面的社会问题。舆论对婚姻自由的宣传与社会对婚姻自由的接纳，仍存在错位与误解之现象。错位现象，即舆论宣传先于社会接纳，社会接纳滞后于舆论宣传；误解现象，即有些青年男女认为传统礼教下成立之婚姻事实不构成法律约束力，只需两两相愿，便可自由恋爱与同居，从而成立自由婚姻。这一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无独有偶，与黄陆案发生之年份相近，也发生了过渡时代的婚姻悲剧，尽管这一悲剧的主角没有阶级差别，因而未曾像黄陆案那样受到各大报刊的广泛关注，但是同样在婚姻问题上描绘了过渡时代的社会问题。1928年前后，浦东日华纱厂机器间工人川沙人顾德明与该厂女工金招弟发生自由恋爱、自由同居，并曾延请律师登报谓两人婚姻自由，他人不得干涉。招弟之母金吴氏和其赘婿金泉生得知他们同居于交通旅馆后，将此事报告给捕房，将招弟领回。因为招弟已经被许配给罗店施阿小为妻室，经过招弟与顾德明之事后，金吴氏难负重责，于1928年11月底送招弟至夫家，先行房，至1929年正月初五日再行结婚礼。然而，顾德明因为金招弟自愿为自己的妻子，却突然被他人夺取，心有不甘，遂延请律师向地方法院控告此事。法院宣判顾德明所主张之自由婚约，完全不合自由之真谛，只能鉴定为自由恋爱，无法鉴定为自由结婚。因此，不予所请，顾德明败诉[12]。对过渡时代近代上海存在的婚姻方面的社会问题，当时的电影作品也有所反映。1935年上映的电影《新女性》，同样讲述了一个争取婚恋自由之后的新知识女性的婚姻悲剧。也许因为婚姻之社会问题在艺术表演上具有张力，当时的艺术家在挑战传统、构建未来之时，也将其作为元素纳入艺术创作之中。它的悲剧性也更加真切地反映了过渡时代的多元文化，以及无法跟上文化变迁的社会生活环境，曾给当时人带来的困境，以至使人在思想追求与现实环境之间进退维谷，从而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对于当时上海存在的这一社会问题，外侨社会亦有所关注。他们认为婚姻自由给中国人带来了轻松结婚、轻松离婚的奇怪的婚姻形式。他们在争取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身上寻找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认为当时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社会问题，是因为寻求婚姻自由的婚姻当事人忽视了从父母等长辈处听取他们对婚姻问题的参考意见，忽视了婚姻之中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婚前缺乏对对方家庭的调查[13]。在此处，被众多崇尚婚姻自由的人士多摈弃的父母等长辈的意见，摇身一变成了当时西方人眼中解决中国社会婚姻问题的密钥。在对待“婚恋自由”与“私奔”这一问题之时，中西社会存在差异。当时的西方社会，在婚恋文化方面，对女性给予更多的宽容与包容。1925年的某一天，发生了一起在沪西人的私奔事件，在海军上校查尔斯•马克斯•科克伦（Capt.CharlesMaxCochran）的主持下，女主角玛丽•约瑟芬•格拉布（MaryJosephineGrubb）和男主角美国地方检察官伦纳德•G•胡萨尔（Mr.LeonardG.Husar）在公海上结婚。最后新娘却从身在日本的新郎胡萨尔那里收到一封无线电报，声称他将在日本滞留三周左右，此后便再无其他信息。虽然这个戏剧性的结局将会震惊上海，但是他们的婚姻通告却并未让他们的诸多亲朋好友感到意外。此后，未见西方社会有追踪这一事情的后续报道。在当时中西方文化对比的语境下可知，黄陆案所代表的民国上海时期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是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而又互相排斥的结果，也是思想文化的发展相对超前，而社会生活的变迁相对滞后的结果。 结语 黄陆案，以一位女子的不幸遭遇引发了社会的热烈讨论，有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趋新者的热烈追捧，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以黄陆案为着眼点，去进一步挖掘民国上海的婚恋报道，可以发现尽管案件主角的身份职业不一，案件的过程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呈现了民国上海婚恋方面存在的社会问题，即多元思想文化交织并存，其间有矛盾、有融合，导致婚恋观出现多元化，容易让青年男女迷失其中，无法正确看待“婚姻自由”与“父母之命”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会剥夺男女当事人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带来婚姻不能自主的社会问题，那么以民国上海为舞台上演的诸如黄陆案之类的婚姻自由带来的悲剧，同样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值得当时人深思，并影响着当今之人对民国上海婚恋图景的构建与想象，也可以为当今的婚恋生活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作者：王瀛培 徐华博 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 上海图书馆 信息处理中心 社会问题论文: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问题研究 1贫困是导致该问题最深层次的原因 当地苗族农村的经济普遍落后，家庭贫困的情况很严重。年轻的父母为了生计，把孩子留给老人，奔赴现代化的大都市去打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有些年轻的父母不愿再回到贫困的家中，毅然决定抛弃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诚如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巴尔扎克先生在《驴皮记》中提到的“在贫穷笼罩的地方，就谈不上贞操和罪行，也谈不上道德和智慧了。” 2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有效措施 2.1法律保护是有效的手段 ﹙1﹚加强婚姻登记教育。 “无证”婚姻脱离了当地习惯法的约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才使得部分外出务工者留下自己的孩子，让本就缺乏关爱的“留守儿童”处于更艰难的逆境。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此问题，在每年的全县人口普查时，对外出务工的人员婚姻状况（包括按照当地习俗的婚姻）进行详细登记，进行婚姻登记的教育宣传，对此前早婚未登记，再达到法定婚龄时劝其前往婚姻登记机关登记。 ﹙2﹚进行相关法律宣传。 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教育是很必要的，让留守儿童的父母意识到，教育、抚养、关爱子女是法律规定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 2.2缓解贫困，是强有力的保障措施 贫困是最终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的根源所在。诚如著名英国诗人约翰逊在《致詹姆士.博斯威尔的信》中所言：贫困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缓解贫困的主导力量是当地政府，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带动就业的需求，让当地人不需要外出务工也能挣钱，还能照顾父母和孩子。作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目睹留守儿童艰难的成长环境，却无能为力。在寒冷的冬天里，脚上穿着一双破烂的鞋，娇小的身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没有一天不在盼望，异乡的父母早日归来。 作者：代建英 陆绍军 单位：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城关一小 社会问题论文:地方营业税征缴的社会问题释解 1946年生产供给会议及1947年《营业税条例》的内容及实施 1946年边区政府召开生产会议，对工商业负担确定了两个原则:一是工商业负担应与农业负担看齐，二是工商业负担以其纯收入为标准，小商负担一般要占其纯收入20%，中商40%，大商60%。依此原则，制定了《1947年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并于1947年3月公布。与以前的条例相比，其对营业税征收影响最大的是营业税征收范围和征税标准的变化。第一，营业税的征收范围。关于课税人的范围，该条例规定:“凡在本区境内经营工商业者，均须依规定缴纳营业税”;“凡在边区境内从事牲畜买卖者，不论公私均须交纳牲畜买卖税”;“凡在边区市场上买卖粮食者，不论公私均须经当地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人员统一过斗，并交纳粮食买卖手续费”;“城镇兼营工商业与农业者，其工商业收入部分计征营业税，其农业收入部分，计征公粮”;“为逃避负担，不占门面，进行不定期之贸易者，应在其所在地做交易时征收营业税”。[4](P299－300)第二，营业税的征税标准。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按其收入之多寡，本累进税率每年征收一次，不满一年者，按月计征。营业税之起征额为10万元，起征率为10%，最高率为42%，42%以上不再累进。但601万元以上之商户，与一般商户比较负担过轻者，亦可酌情增加税率。”[1](P712)条例公布后，3月20日执行，并限4月5日前完成任务，“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各种牲畜(牛、驴、骡、马、骆驼、猪、羊)之买卖成交后，买主须从价交纳5%的牲畜买卖税。凡粮食买卖经税务机关设立之过斗员过斗成交后，卖粮人须从量交纳3%的粮食买卖手续费”。“地主、大商等富有者，其总收入不论多寡，均以最高税率征收之”[4]P300)。此时，已将地主和大商人的性质等同起来。与以前相比，1947年营业税征收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征收标准的变化上，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大大提高。征收标准为总收入按比例累进征税，改变了过去以纯收益征税的标准，并且大幅度提高营业税税率及累进幅度，实行了“高压强制”式征收。虽然该条例规定营业税最高率为42%，但条例于3月20日执行，竟要求4月5日前完成任务，因此导致了“执行中又提税率，从42%提到60%”。由于种种原因，边区政府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令各区连续增加任务，如“一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系边区本币，下同)，增加后完成44037万元;三分区原分配63000万元，后提到1360000万元;六分区原分配30000万元，最后完成168800万元。全边区共分配171500万元，完成928417万元，超过原数的四倍半弱”。不仅如此，还提前预征1947年度营业税，这样的做法，无异杀鸡取卵，“造成了商人恐慌，商业倒闭，市面萧条的严重恶果”[4](P44－46)。工商业经济的急剧萎缩，造成货物奇缺，市场萧条，物价高涨，交易不便，数年来大力发展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不难看出，1947年对征收标准、征收额度和征收比率的规定是错误的。究其原因，除了为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共识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重要原因。一是边区政府对不同经济性质错误的认识。将较大工商业者等同于地主，将中等工商业者等同于富农，然后根据套用的成分确定税率，从而“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5](P296)。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在于领导者制定条例时，存在着对商人的报复思想。他们认为:“商人几年来负担太轻，生活水平比农民高，而且一部分商人又是地主富农转化来的，有些商人与地主富农分子，又时时钻我们的空子，投机取巧，盗窃情报，挖取革命财富。”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商人负担应该重一点。他们仇视商人，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 1947年营业税征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边区政府对工商业者增加税收无可厚非，但不顾工商业发展实际情况，对工商业者实行杀鸡取卵式征收，不但直接影响到工商业的生存和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的不满，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一)工商业负担沉重导致大量破产倒闭在1947年，营业税征收虽然在边区政府带有强制性的说服动员下，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工商业者负担达到极点，导致大量工商业破产倒闭。负担沉重，一方面体现在税率方面。1944年的条例规定最高只征收纯收益的20%，1946年提高到25%，1947大幅度提高，最高征收其总收入的42%，但在实际执行中最高达到了60%。二是在数额上违反条例规定，屡次增加任务，有的增加半倍左右，有的增加了八倍半。[2](P211)据对崞县的调查，最初规定“营业税任务为2000万元，后来屡次增加，竟然增加到15000万元。结果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税款的88．8%，致使7家较大商号停业”。然而，税务分局紧接着又布置征收1947年停业户的营业税，“并决定按各户财产70%征收”[4](P61)。如此税率，与没收财产无异。不仅如此，晋绥边区还进行预征1947年的营业税，边区分配的任务按去年负担数字(1100石米)预借1/3，共预借小米406石，还有约800石要负担，有些商户根本不敢做买卖了。“不几天工夫，就垮台二三十家。”据统计，“1947年因征收营业税而停业占总停业户数的41．8%，因惩治奸商停业的占总数的8．4%，因而停业者占30．7%”[4](P68)。可见，营业税的过度征收严重损害了工商业者的利益，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二)商民间负担不平等，影响工商业合理发展以崞县为例，为超额完成专署分配的30000万元，进行评议会评议。“20户较大商户负担12086万元，占总税款的88．8%;20户小商贩负担160万元，占总税款的0．9%。”代县在生产供给会议后，县政府领导把地主、商人并提，3月份分配任务2000万元，4月份增加到10000万元，不久又增加到20000万元。征收中专署又来指示，要完成40000万元，还要求不受此数字限制，征收结果完成数为65000万元。征收办法为，组织16名中小商的评议会，评时不宣布任务，只是暗示他们往高评。采取的策略是依靠小商，团结中商，打击大商户。并告诉评议员，如给大商户评不上去，就会加重中小商的负担任务。如此不断增加，中小商怕加在自己头上，便尽量往大商户头上加。当时评议员们说:“反正大商户是个垮，宁愿垮一家大商户，不愿垮10家中商。”这说明了当时一种不实事求是的精神，结果40户较大商户，即负担57277万元，占总负担的88%。但对小商则采取了一种不正当的态度，评的收入还比自报收入低。“如冀林山自报360万元，评为40万元;申其昌自报250万元，评为60万元。”这显然是有意偏袒小商，加重大商负担。这样一来，一般较大商户，均恐惧失望。有的商人均大散物资，向外面转移财产，有的财产转移以后即逃往敌区。总的来说，“大商逃跑停业，一部分化形隐蔽，观望风声，中商停滞不前，怕‘拔了高粱露出黑豆’，大商完了，负担就到他们头上，小商虽稍有发展，但货物骤减，市面已大为冷清”[4](P63)。(三)商民和党、边区政府关系紧张由于过度征收营业税，惩治奸商过程中错误粗暴行为以及一连串的压力所带来的负担，工商业大量停业。工商业者对党和边区政府怨声载道，不满情绪日益滋长。边区政府指示按总收入60%的高税率征收，并不断的增加任务，“各地商人由叫重而不敢叫重，有些负担户则死拖不交”。1947年税务局布置征停业户之总财产70%的税后，商人反映:“我们想垮也不敢垮了，垮时就按总财产征70%，等于全交了公家，不如还作着。”[4](P59－61)1947年预征营业税政策出台后，有些商户就不敢作买卖了，并说:“共产党是要农不要商”;“政策就是要把商人搞垮”;“地主商人田忠信、梁春生等数人在院内一面饮酒，一面大骂共产党，大商聚兴瑞全体伙友九人，每日卖多少，吃多少，恣意消耗，一文不留，直到剩下几件家具，然后散伙。”[4](P65)在所谓的“惩治奸商”过程中，由于什么是奸商也无明确条件，执行中未分清是非轻重，以为“无奸不商”。对奸商进行强制扣押，并严重损害了商人的人身权利。如“崞县上午计划了7家，下午便引上公安局人员去商家检查，被扣审讯11家37人，商人一时莫名其妙”[4](P66)。在评议分配任务时，为防止商人逃跑，“在代县县城，经调查评议决定各户数字后，即突然扣起大中商户42人，然后才给他们宣布任务。并对商人采取了肉刑拷打、逼缴税款的手段，王朝士、石东仁等便是如此处理”[4](P64)。如此做法，使边区商人不仅经济负担沉重，经济遭受重大损失，更为严重是造成了人身伤害，使社会上一般商人恐惧与不安，对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满情绪日益滋长，使党、边区政府与商民关系空前紧张。 问题的解决 晋绥边区在总结过去征收营业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工商业政策》中指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方针，逐步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中的错误，并于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一)晋绥边区行署和晋绥税务分局作了检讨，纠正1947年营业税征收错误根据中央的指示和的报告，晋绥分局与行署对工商业政策均作了检讨。晋绥边区政府在1948年的《行署关于发展生产的指示》中说:“我们领导在反封建的潮流下，对工商业采取了冒险的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缺乏群众观点与财政观点统一的认识，也缺乏按照实际情况规定自己的工作计划的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实际工作检查，证明了去年生产供给会议所规定的各种方针，除税收政策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在执行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抗战时期，商人生活舒服，对抗战没有贡献”;“商人不知亡国恨，商人没有民族意识，他们走私漏税，贩卖假货，应该严重惩处”。[4](P63)因此产生一种仇视报复心理，在做法上只注意收集赚钱获利一面，不管其消耗与缺损。在征收过程中又不按条例征收，任意加征，使工商业者负担沉重。晋绥边区在检讨的同时，指示各地区迅速检查纠正执行政策中的偏向与错误。“凡超过1946年所颁布之营业税条例而超征之税款，不论其经营者属于何种成分，均应一律退还。”为促进工商业负担的公平合理，对营业税的征收“改定以纯利为计征标准，确定1947年度营业税按最高不超过纯利的30%再折半计征;如某些工商业有特殊苦难，还可呈请行署免征1947年度营业税;各地不得预征营业税”。根据指示中所规定的原则和具体办法，估计共需退还本币1277325万元，合标准布51093匹，合小米42577．5石。以当时征到的营业税折成标准布与计划应退标准比较，则这次退布数占原征税布数的44%，即此次退还原征税的44%。[2](P214)(二)调整营业税征收政策，减轻税负，简化手续，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同等对待1948年公布了《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开始对营业税进行改革。新条例的改革主要在于“取消了过去按总收入计算的累进比例征收制度，而代之以资本额多寡累进定分‘固定任务，平均分配’的民主征收办法。负担原则，对工矿业负担最高不超过纯收益20%，商业负担不超过纯收益25%”[4](P316)。改变过去查帐、翻底子、计纯利的做法，消除工商业者顾虑，调动他们生产积极性，大胆发展工商业。为了方便农村纳税并照顾平等定分的困难，新条例规定:“农村专营之各种作坊(油、粉、磨、毡房)与专营之小商贩、运输、手工业者之营业税，在征收公粮同时，由区村政府负责征收，但不平等定分，以其纯利不超过15%比例计征。属于专门贩卖业者，以其纯利最高不超过25%比例计征。”针对以前对地主、富农的偏激政策，为了防止再度侵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新条例还专门规定:“地主富农经营之工商业，应同样受保护，同样按条例征收，不得歧视。”[2](P200)(三)动员干部下基层，依靠群众和商人纠正错误，重新赢得群众和工商业者的信任根据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指示，各地的纠错工作一般首先是动员各级党政干部负责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并配合工作团与下面干部积极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然后召开各种商人会议，广泛深入地宣传我党工商业政策，同时组织群众性的调查讨论与纠正退款等工作。“如临县商人大会经过宣传教育后，商人活跃起来，有个商人便直接找到刘专员给他们解决问题。”为充分取得群众和商人的信任，在经过宣传教育后，“接着经过群众路线，组织商人的小组会、贫雇农会、市代表会、评议会和商人大会，进行调查评议与反复评议，把过去征税、惩奸和三项工作的偏向与错误加以研究，对商人处理不当或负担过重的，均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解决各种问题”[4](P72)。通过政府、群众、商民等共同的努力，“五寨城关经过宣传教育已退完，计退户为70户，占负担户的29%。代县共退两次，第一次已退一部分。进过宣传政策之后，即宣布1947年预借税全部退还，并分二期付给”。宣布后，群众皆大欢喜说:“共产党打人厉害(即征的重)，退的也周到。”[4](P73)当即有30户准备复业。通过以上努力，晋绥边区由“营业税”过度征缴而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相应地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党、边区政府与商人关系得到大大改善，使边区商业重新活跃起来。据临县税务局1948年《关于各市镇目前工商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说:“从2月10日到4月5日，55天中恢复与新增加的就有66家，榆林村高等云等，把数年来没人占而破烂了的六七间铺房都修整起来，至现在二道河与市场街两个主要市场已再找不出空房。每逢集日，街市上也拥挤得很。”[2](P214)再如“代城商人于1948年元宵节前后自动召开了三天繁荣市场大会，调剂物资，供给农民春耕必需品。……大街上，共计有226家，其中66家是整顿市场退款后才复业或新开的。小摊子共有181家，摊上尽摆的土布、山货、农具等农民实用的东西，四乡翻身农民盛赞这一新气象”。可见，工商业者积极性提高，市场得到重新活跃，不仅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结语 边区政府为实现农商负担的公平合理，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加重对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亦具有合理性。对此两难问题，要做到既合理又合法，务必要把握好一个合理的尺度，始终坚持以发展民生为根本。尽管1947年对工商业实行“高压强制”式的营业税征收问题，只是党在某个地区局部执政时期发生的特殊事件，但其留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却是十分深刻的:民生问题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最基本的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展状况事关民生问题全局，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过重税负不仅会影响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影响到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问题。所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走向成熟的党，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发现征税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后，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做法，从而使工商业重新恢复活力和生机。 作者：石攀峰 社会问题论文:贫困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的社会问题与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十多年来，我国远程教育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技能人才，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几年来，远程教育逐步向欠发达地区辐射，许多主办高校通过在地方设立校外学习中心，为欠发达地区的在职人员提供了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受到欠发达地区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但是，许多校外学习中心存在管理不够规范、管理人手不足等问题，让一部分学习动机不纯的人抓住了远程教育管理的漏洞，以不正当的方式获取远程教育的专、本科学历文凭，严重影响到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损害了主办高校的社会形象，破坏了远程教育办学的社会公信力。为进一步了解这一问题，笔者通过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远程教育管理中已出现较多不良现象，必须采用有力的措施加以整治，以维护教育的公平。 一、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现状 为深入了解目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的问题，笔者所在的工作团队走访了15个由重点高校设立的远程教育学习中心，其中公办学校学习中心3个，占20％，民办学习中心12个，占80％；访谈了15个学习中心的部分管理人员，并设置了15道问卷调查题目，对学生发出了320份问卷，回收298份，回收率93．1％。在有效问卷中，男性167人，占56％，女性131人，占44％；有公职的社会人员197人，占66．1％，企业员工83人，占27．9％，其他人员18人，占6％。问卷的主要内容涉及学员的学习动机、学习态度、自我评价等，同时随机访谈了28人，访谈的问题是社会对远程教育的评价。调查反映存在如下问题： 1．管理人员不足，对学生管理不到位 在访谈的15个学习中心中，当问到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管理学生人数时（见图1），公办学习中心大多是一个管理人员管理200～300人，而12个民办学习中心中，一名管理人员管理200～300名学生的有6家，300～600人的有3家，600人以上的有3家。试想一个人要管理600名以上不同层次的学习者，无论多么负责任的管理人员，也肯定会出现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在调查中一些民办学习中心的管理人员也承认了这一点，这种管理模式必然带来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下降。 2．办学设备陈旧，教学条件落后 在访谈中，公办学习中心办学条件较好，完全符合远程教育中心的办学要求，学生满意度较高，而民办学习中心存在较严重的办学质量问题，主要原因是办学条件差、教学设备落后，从调查数据中分析，学生对远程教育的满意度低（见图2），满意的占28％，基本满意的占32％，不满意的占31％，非常不满意的占9％，而不满意的学员，95％是民办学习中心的。 3．部分学员学习动机不纯，学习态度存在严重问题 当问到参加远程教育的目的时，为了提升自我的占28％，因工作和单位需要的占35％，目标不明先拿个文凭再说的占7％，纯粹混个文凭的占30％，两者合计37％，再加上单位强制要求的，也难免会有一些是混文凭的，这说明不少学员参加远程教育学习的动机不纯（见图3．当问到对所学专业课件是否全程跟踪学习与作业完成情况时，有45％的学员表示全程跟踪学习，并自己独立完成作业，38％的学员偶尔上网学习，勉强作业完成，17％的学员从未上网学习，作业是其他人帮忙做的，这反映出学员的学习态度不积极，并存在较严重的学习态度问题（见图4）。 4．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较差 当问到你参加远程教育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自我评价时，回答很好的占18％，回答还可以的占45％，回答一般的占15％，回答基本上没学到东西的占25％，这说明学员的学习质量及学习效果不容乐观（见图5）。5．社会对远程教育办学质量的评价在访谈中，笔者随机问了28个采访对象，这28个采访对象中，有教师、有企业负责人、有政府官员，当问到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信任度时，有15％的人认为很好，35％的人认为还可以，45％的人认为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不好甚至很差，5％的人回答不了解，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评价不高。6．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认同度的评价在28个采访对象中，当问到全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时，在国民教育系列中，对全日制学历认同度最高达100％，其次是对自学考试学历认同度达95％，对函授学历认同度75％，对远程教育的学历认同度只有71％，这说明社会对远程教育学历的认同度不高。 二、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中心管理中折射出来的社会问题 1．大部分民办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管理存在漏洞 从调查数据分析看，公办学习中心管理比较到位，学员的信任度高，教学质量有保证，社会认同度高，而大部分民办学习中心则存在较多问题，如乱收费问题，招生和管理中乱承诺问题，学生考试作弊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必然让一些投机者有机可趁，同时主办高校受招生竞争的影响，对部分学习中心管理不到位，管理的漏洞必然导致办学中各类问题的发生。 2．影响到重点高校的社会形象 目前举办远程教育50多家高校都是211工程院校，是社会各界仰慕的象牙塔，而它们在欠发达地区设立的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必然影响到公众对重点高校的印象，如果这种办学漏洞再进一步扩大的话，这些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就会轰然倒塌。 3．影响到社会公信力的提升 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是社会的一方净土，当远程教育中所产生的不良现象进一步扩大化时，民众心中的偶像将不复存在，当重点高校的学历都可以通过不正当手段不劳而获时，当一部分人手中拿到的学历文凭与自身水平不一致时，社会就会对高校的公信力表示怀疑，这将导致整个社会公信力的进一步下降。 4．带来新的社会不公平 当部分人通过远程教育的管理漏洞成功获取学历后，他们必然会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由此带来更多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现象刺激更多的人去仿效，当这种趋势蔓延开来，必然会带来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不信任，这对高等教育的打击将是无法补救的。 三、提升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质量的对策 要想解决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出现的问题，以维护教育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使远程教育回归正常的轨道，就必须采取有效的对策，确保教学质量，以较高的质量来维护远程教育的形象，具体对策如下： 1．建立和完善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 笔者认为，要构建现代远程教育ISO质量标准体系，规范远程教育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并以此标准指导远程教育办学的各个环节，确保远程教育健康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关注质量：从理念上探究远程教育质量的概念、定位与发展，从实践上探究远程教育组织为确保质量而实施的质量监控与管理，这包括远程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质量保证与质量评估的实施等。二是要提升理念，要将ISO9000标准的精髓即《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中提出的八项质量管理原则融入远程教育的质量体系中来。三要做好识别过程，包括远程教育的管理职责，资源管理，产品实现，测量、分析和改进四个方面，分析远程教育实践中与标准要求相对应的过程，探索ISO9000作为一般质量管理标准在远程教育这一特殊领域的运用。 2．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 远程教育是现代互联网数字化技术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技术也是远程教育的保障之一，没有了技术或是技术不先进就会影响远程教育的质量。因此，要以现代化技术保障、提升和控制远程教育的质量，用现代化技术提高远程教育的课程资源配置与使用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评估与考核水平。对于远程教育办学单位而言，一是要做好技术的研究开发、引进和使用，二是要研究平台技术的使用方法和操作技术，确保有技术可用、会用技术和用好技术。 3．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总体办学质量的监管与评估 目前对主办高校本部远程教育的监管和评估是有效的，所以一般情况而言，主办高校本部的教学质量是较高的，但对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监管则不到位，所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修改现有的评估体系，加强对远程教育主办高校所有学习中心的检查，尤其是校外学习中心的检查，以确保远程教育所有学习中心的教学质量是一致的，从源头上杜绝不良现象的发生。 4．主办高校应以追求办学质量为举办远程教育的根本归宿 高校将办学目标定在办学规模和办学效益上，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现象，所以各主办高校一定要端正办学思想，不以规模和效益作为办学的根本目标，而是以提高社会影响力、公信力，以高质量的办学作为归宿，这也是使整个社会回归教育公平、公正，提高高等教育社会公信力的最根本办法。 5．严格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审批与监管 这些问题大多出现在校外民办学习中心，这就要求主办高校在审批校外学习中心时，一定要逐条对照国家教育部对校外远程教育学习中心的要求进行审查，宁缺勿滥，对不符合条件的学习中心坚决不予批准开办，这就从根本上抵制了不良社会现象的发生，同时对已批准的学习中心进行重新审查，条件不足的必须补充条件，否则坚决撤销其办学资格，以保证教学质量。 6．加强对远程教育学生的诚信教育 以不当的手段取得远程教育的学历，是一种不诚信的表现，只有人人讲诚信，人人以诚信为荣，这个社会才有希望，才是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要求加强学员的诚信教育，教育他们诚信学习，诚信考试，诚信做人，调动每个学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7．全社会应树立能力本位的用人标准和风气 每一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出现都有其导向标准，这种导向标准就是社会评价标准，当全社会都树立以能力和知识水平为本位的用人标准，全社会的学习风气必然逐步回归。让学习者学习的目标不是混文凭、混资历，而是真正为了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全社会实行这种以能力为本位的用人标准是扭转不良学习动机的最根本手段。 8．借鉴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经验 远程教育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这其中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其远程教育发展的根本保障，所以，我国必须由政府主导，高度重视远程教育的管理，学习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管理的经验，以确保远程教育的办学质量。四、小结当前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只有从政府到高校，从高校到各校外办学机构，从高校到学员，到用人单位，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维护远程教育的公正、公平，树立起重点高校的良好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这也是社会正常运转所必要具备的条件，所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欠发达地区远程教育教学质量最迫切的时代课题。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 摘要：世界贸易体制是最为发达的国际制度之一，拥有完备的实体性规范和发达的决策与争端解决制度。出于自身价值的考虑，社会问题领域积极牟取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主要是通过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立法制度来进行本问题领域的制度建设，也通过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制度来保障制度的执行。然而，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对于世界贸易体制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不利，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后果。 关键词：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社会问题 界贸易体制无疑是当今最为发达的国际法律制度之一，其发达不仅仅表现在实体性规范的广泛与完备，还表现为包含在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中的非实体性规范的发达。在国际领域，发达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问题的需要，经常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外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设较为落后的国际社会问题领域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有力的解决，然而通过成为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新议题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为世界贸易体制下管理的问题，然而在实质上借助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争端解决制度来追求其原本问题领域的价值或者政策目标。这是现阶段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外溢的主要动力。 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还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会问题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贸易制裁的规定作为强制守法的威慑手段和违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这种制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种贸易制裁的实施国和对象国可能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从而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这样的情况，等于剥夺了某些社会问题国际制度的威慑手段和强制措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不利，导致社会问题国际制度无法有效地维护其规范的权威。社会问题如果能够成功地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运用贸易制裁的强制手段来维护本问题领域的价值。 一、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贸易组织问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规定较为完善，再加上其成员众多，大大减少了达成为众多国家接受的国际协议的成本；二是对于因为利益分歧而很难达成协议的问题，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与贸易问题进行利益交换从而达成协议。这样极大地节约了非贸易问题制度建设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还帮助分歧较大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其实质性规范的形成，最终推动本问题领域价值的追求。 社会问题领域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规范当然也具有同样的好处。虽然知识产权问题不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但是由于知识产权问题是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最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前，虽然存在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国内法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还是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不发达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普遍较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这种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情况下是较难实现的。 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为例，该条的制定对各国国内法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做了严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该条规定了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专利强制许可制度要遵守的12项条件，给强制许可的实施增添了困难。而且该条表述较为含糊，可能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结果，但是含糊的用语也存在进一步加强该条对国内强制许可限制的可能。 在TRIPS生效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明确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巴黎公约》第5条是最为普遍适用的关于专利的强制许可的国际知识产权规范，其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承认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并限制了专利的撤销。从专利的强制许可被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承认开始，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针对限制或者禁止专利强制许可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但是一直没有对《巴黎公约》第5条中规定的专利强制许可形成实质性的限制，更不用说禁止了。一俟TRIPS协定生效，就对专利强制许可形成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中不能产生的规范，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立法制度产生了。 现实情况也说明了TRIPS协定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如在药品专利领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过100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保护药品专利的，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这些国家都要保护药品专利。而2000年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以《巴西工业产权法》违反TRIPS协议为由要求与巴西进行磋商，更是验证了TRIPS协定不但提高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更是给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安装了牙齿。 环境问题是属于社会问题领域中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立法制度最为成功的一个问题，世界贸易体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宪章《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其前言确定不疑地将环境保护、稀缺资源的维护和可持续性发展列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此外，各国部长同时还签署了《贸易与环境决议》，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此后，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会议产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谈到贸易问题。然而，由于世界贸易体制下产生的关于环境问题的规范基本上属于不可适用的规范，很难说环境问题对于世界贸易组织立法规范的借用产生了实际的结果。 二、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最终就是依靠授权贸易减让的撤销来保障争端解决结果的执行。这种经过授权的贸易减让的撤销事实上就是一种贸易报复，争端解决机构在通过的专家组或者上述机构的报告之后，违法成员应该根据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纠正自己的违法行为，如果违法成员不执行争端解决机构的决定，那么就要面J临经过授权的受害成员的报复。。由于这种报复机构成员方全体授权，违反成员无法针对授权的报复进行反报复，否则就是对于世界贸易体制和成员方全体的挑战，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再加上这种授权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贸易领域包含的范围内进行交叉报复，使得受害方的报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戳到违法成员的痛处，进一步增加了授权报复的有效性。如果社会问题制度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报复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为自己所用，加强保障本制度的执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贸易组织规范规定的例外范围内，实施贸易限制措施属于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范的行为，很可能引起世界贸易组织下的争端并被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判定要更改为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相符。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能够避免自身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被世界贸易组织判断为非法。 有人建议世界贸易组织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应该把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当作整个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来看待。这种观点如果成立，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制度中的贸易制裁强制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下违法的问题，使得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不再显得那么迫切。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规避其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下承担的义务，那么其他国际法制度中的强制手段无疑是形同虚设，其权威和效力无疑大打折扣。而且当这些其他的国际法制度所维护的价值高于贸易价值时，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国际强行法时，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于其权威和效力的减损更是不能够容忍的。况且国际法分支数量越来越多，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也越来越多，整体确实需要一定的协调机制，以确保其相互衔接，化解其冲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备的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国际法的碎片化现象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国际社会并没有对不同国际法规则的位阶达成共识，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和内涵也颇有争议(贾海龙，2008)。总而言之，现在还没有较好的办法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由于世界贸易组织的强势地位，就会出现本文导论中鲍威林所讲的“吸尘器”现象，凡是受到贸易损失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不管这种损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况下都会积极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制度，以求得贸易利益的保全。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其他国际法制度使用贸易措施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属于根据国内法使用贸易措施来贯彻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加入与贸易关系比较遥远的新议题，则可能是一种逆向思维的结果，用以解决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国际法规则的冲突。既然世界贸易组织吸人其他与贸易有关的争端，为什么不以“与贸易有关”的名义，把其他国际法规则、特别是社会问题制度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明确规定这些国际法规则与贸易规则的关系，这样反而能够维护这些国际法规则的效力，实现其要保护的价值目标。而且这种作法不仅仅使这些国际法制度摆脱了独立于世界贸易组织之外时无法利用贸易制裁作为强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国际法整体协调机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国际法规范“钻进”世界贸易组织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对较为完善的争端解决结果的强制机制，增强其规范的效力。 对于非贸易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除了知识产权问题有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基本上还没有出现过实例。非贸易问题中的社会问题在借助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绩，不过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动因的存在，相关尝试和努力是不会停止的。 三、世界贸易体制新议题的历史与命运 全面借用世界贸易体制的最为典型的尝试一直是通过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加入关于社会问题的形式进行的，由于这些议题不属于传统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所以和其他一些过去多边贸易谈判没有涉及到的议题，被称为新议题。 在GATT的发展中，劳工权的保护一直是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但是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所以在世界贸易体制中，劳工权问题根本没有被列人谈判的议题当中，其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而环境保问题由于在20世纪70年代后引起国际社会的逐渐重视，作为致力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世界贸易体制，不免要涉及到贸易与环境之间矛盾的问题。最初的接触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前夕。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会同意建立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EMIT)，其成员资格对所有缔约方开放。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第一次在GATT内部被摆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间，环境政策对于贸易的影响逐渐增大，而随着贸易量的增加，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日益广泛，这引起了一系列的讨论。如乌拉圭回合谈判提出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农产品协定》、《卫生检疫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提及环境问题。 不过，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各个国家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讨论环境问题，一直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就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劳工权和环境权的保护再次作为候选议题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次部长会议，由于美国和欧盟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所松动，《新加坡部长宣言》中写入了有关劳工权的内容。到了1998年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第二次部长会议，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演讲，强调在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中要包括贸易与劳工标准的“新议题”。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次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城市西雅图举行，在会议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再次公开提出将劳工标准纳入新一轮谈判议程，并首次表示要对违反劳工标准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这与1996年世界贸易组织《新加坡部长宣言》中缓和的措词、中立的态度是严重不符的，因此泰国、印度、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权利不被尊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用劳工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施压，强烈反对把劳工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议程。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劳工权问题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次部长会议，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讨论劳工权问题，劳工权问题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文件中就再也没有出现了。从世界贸易组织第一次部长会议开始，环境与贸易的问题都出现在《部长宣言中》，根据启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多哈部长宣言》，环境与贸易问题成为新一轮谈判的正式议题。关于这一议题的新一轮谈判将涉及：现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规定的具体贸易义务之间的关系；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委员会与多边环境协定秘书处定期交换信息的程序；减少或消除环境货物和服务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此外，宣言要求CTE对下列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环境措施对市场准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TRIPS有关条款与环境的关系；环境标志问题。 随着多哈回合依然处于休眠期，世界贸易体制新一轮谈判暂时对于生命健康、劳工和环境等议题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过，多哈回合的屡次部长级会议对若干社会问题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说在非实在法层面以及对未来的影响方面，多哈回合发起和谈判过程中进行的新议题谈判努力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这种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未来新议题加入世界贸易体制的影响上，还体现对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的影响。以环境问题为例，从GATT时期的“金枪鱼——海豚”案到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的“汽油标准”案、“美国——海虾海龟”案及“欧盟——石棉”案，世界贸易组织／GATT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明显朝着重视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鉴于世界贸易组织／GATT在争端解决中对待这个问题态度的变化对缔约／成员国影响最直接，而且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常设的上诉机构对案件结果及后继类似案件影响巨大。。事实上，如果世界贸易体制的争端解决机构通过案例法确立了追求社会问题价值的规范，那么就等于通过法官立法的途径把社会问题纳入到世界贸易体制下，允许社会问题借助世界贸易体制进行制度建设(ThomasCottier，2003)。 四、结语 世界贸易体制的外溢固然体现了世界贸易体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欧洲一体化由经济贸易逐渐外溢到政治军事领域一样，体现了欧洲共同体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欧洲一体化在世纪之交限于停顿，显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胁制度本身的危险，世界贸易体制如果纳入复杂的社会问题，可能导致世界贸易体制受到拖累，甚至导致崩溃。那么，社会问题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贸易体制解决自身的问题，而且原本得到较好促进的贸易价值也受到损害。这是世界贸易体制外溢的现实危险，值得我们注意。 而且，世界贸易体制向社会问题领域的溢出，还存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严重的利益冲突。一旦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发展中国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会问题的管制水平，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相应提高，并因此对其国际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本来国内社会问题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不会增加国际贸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对降低。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问题被纳入世界贸易体制，等于世界贸易组织原来的谈判结果进行了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修改，这是不公平的。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允许社会问题借用世界贸易体制，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是不明智的。 社会问题论文:娱乐业环境与社会问题 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贯彻落实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大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了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人与自然的突出矛盾提出来的，是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 一、从全面贯彻落实的高度认识和抓好生态环境保护 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抛弃了那种以人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念，并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目标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坚持又好又快发展则是全面落实的本质要求。所谓又好又快发展，即是要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又好又快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资源和环境是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同时也是一个人口大国，按人均计算，我国的耕地、水、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但由于传统的粗放型发展和消费模式，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与高污染基础之上的，据有关资料，我国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而单位GDP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则是发达国家的8-9倍。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很难长期支撑经济的发展，更谈不上又好又快的发展。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我们的近忧，更应是我们的远虑。 另一方面，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又好又快发展包含着建设和谐良好的生态环境。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不仅造成资源难以为继，还带来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这样势必会抵消部分发展成果、并严重制约发展。《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指出，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也就是说，当年10.1%的GDP增长率，扣除污染损失，就只剩了7.05%。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一项重要内容。 2、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和谐的生态环境 以人为本是的核心，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的基本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活动、需要和能力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重要基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为人们的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物质财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生存质量的不断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的体现，也是和谐社会主要内涵，和谐的社会则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人的发展内涵。试想，一个处在恶劣的环境中、不断受到污染侵扰的人，其全面发展将从何谈起？ 3、加强环境保护是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和体现 生态文明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生态文明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且把人与人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建设生态文明，一要努力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方式，主动选择低消耗、少污染、高效率的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把经济开发活动控制在环境可承载的范围内，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二要大力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建设，健全和落实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严格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三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对节能产业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减少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四要加强重点污染防治。 二、加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重点 江岸区是一个老城区，地处市中心，人口密度大，资源条件十分有限，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改革开放以来，全区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群众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映突出，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扰民问题比较明显。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直接关系到江岸“两型社会”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强区、和谐城区、生态文明城区建设的进程。 1、江岸区环境质量总体状况 江岸区环境质量的总体情况是：空气质量基本达标，地表水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声环境质量较好，主要污染物排放逐步削减。具体如下： ——空气质量考核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三项主要污染物，其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年均值则略超过二级标准0.10毫克／立方米的限值，但有下降趋势。近几年的空气污染指数（API） 100的天数（即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好）逐年有所提高，年为295天。 ——我区地表水体主要包括塔子湖、鲩子湖、长江、朱家河等自然水体，根据监测情况，除长江水质达到III类水体标准外，我区的两个湖和朱家河的水质分别按IV类和V类水体考核均超标。 ——我区域环境噪声55.7分贝，道路交通噪声为69.2分贝，均已达标，尤其是自采取禁鸣、道路刷黑等措施后，道路交通噪声改善明显。 ——年，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在年的基础上有较大幅度削减，工业废水中中化学需氧量（COD）削减29.6％、废气中二氧化硫（SO2）削减8.1％，均超过国家规定的削减进度目标。 2、各类生活源已成为我区的主要污染物来源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区以工业制造为主的二产业比重已不足30%，而三产业的比重已达到70%以上。通过多年的污染防治，我区的工业污染防治水平已处于较高水平，年，工业废水达标排放率为98%，工业废气达标排放率为97%。但是，三产业的污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其中的餐饮、住宿、娱乐等行业的污染负荷比重较大。 根据年开展的全国第一次污染源普查，2007年，我区复核调查口径的污染源1524户，其中工业源361户（包括制造业、水生产和供应企业），生活源1164户（包括住宿业454户、餐饮业522户以及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医院等）。 从表中可见，生活源的废水和废气的污染物排放量都远远超过工业源的排放量。同时可见，餐饮业无论事从单位数量还是从的废水污染物排放量，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生活源中的废气污染物主要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医院、浴池等单位的锅炉。由于噪声污染源没有纳入此次调查的范围，因此，主要产生噪声污染的卡拉Ok、KTV等娱乐业未作调查。 3、餐饮娱乐业污染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根据污染源调查和环境管理的工作实际情况，生活污染源的污染防治应作为我区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尤其是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必须加强，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应加强餐饮废水的治理，综合处置餐饮废油残渣。由于餐饮经营单位分布广，且大多数规模较小、场地有限，餐饮废水大多未进行单独处理，而是排入排水管网到城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但是，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残渣等有机污染物，不仅造成水体污染、加重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负担，而且易造成排水管网的堵塞，同时，由于管理的不到位，部分餐饮企业的餐饮废油被不法分子非法回收加工再生食用油、餐饮残渣用作喂猪饲料，造成了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是应加强餐饮娱乐业产生的油烟噪声污染，减少油烟噪声扰民现象。由于我区是一个老城区，城市规划布局新老交错、功能区混杂，餐饮娱乐行业很难严格地与居民区区分开，因此，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污染扰民问题比较突出。年，我局接受的环境信访投诉共1081件，其中关于餐饮娱乐业的油烟噪声投诉为658件，占全部投诉的60.9%。虽然油烟和噪声扩散和影响范围有限，但其感官影响明显，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景观。 三、按照的要求推动和强化我区餐饮娱乐业的污染防治工作 1、加快推进餐饮废水治理和餐饮废油残渣的综合处置利用。 随着餐饮业的发展壮大，其对环境的影响日益显现，尤其是其排放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污染物，会对水体造成严重的污染。由于我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及习惯等原因，直接排放的餐饮废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油，其浓度一般可达到100－500mg/L，最高时可达到1000mg/L以上，是一般生活污水的数倍或数十倍，对水体污染十分严重，并在较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负荷、影响其正常运行，容易造成城市排水管网的堵塞。 而且，排放掉的动植物油可回收加工成脂肪酸广泛应用于提炼生物柴油、生产洗涤剂等行业，具有较高的回收利用价值。因此，要求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装置，对其废水实施脱油处理，并引进相关企业对废油进行回收加工，即可较少污染物排放，也可实现资源回收利用。计划通过2年时间，要求江岸区内有一定规模的餐饮企业安装废水隔油脱油设施，并引进相关企业，组建回收网络、建立加工基地，对餐饮废油和残渣进行回收和资源化利用，建立和完善餐饮废水治理——废油回收——废油提炼加工的循环产业链。 2、加大餐饮娱乐业油烟噪声的污染治理力度 一是以街道为单位实施区域整治。根据小餐馆多，且大多分布在居民区内的特点，以街道为单位，开展创建油烟噪声治理达标示范街道活动，并在部分街道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加以推广。对街道辖区内的所有餐饮企业，无论有证还是无证，一律要求进行油烟治理。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对油烟噪声整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将油烟噪声治理资金纳入年度预算，采取按设备投入比例奖励的措施，对按要求实施了油烟噪声治理的经营户给予资金支持，通过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鼓励和引导经营业主们开展油烟噪声治理，从而有效地推动此项工作。 三是加大对占道早点、夜市排挡的整治力度。首先从经营时间和环境卫生予以规范，并逐步予以取缔。如对主次干道早点经营户和摊群要求9:30之前收摊入室，对社区内的早点经营户和摊群则要求10:30之前收摊入室；对夜市排挡摊群要求确保晚12时以前无占道现象，确保周围环境卫生。鉴于木炭烧烤的烟雾污染较大，尝试取缔夜市排挡摊群中的木炭烧烤，努力引导经营户改为电烤。 四是在餐饮油烟噪声污染的防治中注重区别不同情况、分类治理，对有证照、有一定规模的经营户，严格按照环保法规的要求进行油烟噪声的治理，安装和完善油烟净化设施；对于无证照的经营户不是简单地予以取缔，而是对具备一定条件的经营户，按要求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办理相关证件，促其规范经营，既消除了油烟污染，又防止了可能因此产生的不稳定因素；对存在严重污染和占道的经营户，则坚决予以取缔，劝其转向经营。同时，在实施过程中注意利益平衡，必要时通过行政调解，以项目福利对居民利益予以一定补偿，已解决油烟噪声污染问题。 3、完善和创新餐饮娱乐业污染防治的制度和机制 一是严格环保审批防止新污染的产生。严格执行环保法规，对新建的餐饮娱乐单位，从选址、污染防治措施等方面严格把关，防止新污染的产生。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在选址、建设等审批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尊重所在社区和相关居民的意见。 二是建立和完善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机制。建议设立油烟噪声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办、环保、工商、卫生、城管、卫生、监察等部门为成员，强化各部门的职责，并且加强督察，增强各部门的责任感和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 社会问题论文:剖析三枪拍案惊奇看社会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封建道德规范体系仍旧影响着当代社会及公众的思想状态，其原因是未完成世俗化阶段，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及社会经济发展过快。这一状态的危害是当前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当前文化领域对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一次探索。 【论文关键词】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电影 自宋明以来，程朱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与陆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统治了中国社会一千年。其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禁欲主义。 其后自明朝中叶起，先后有顾炎武、戴震．龚自珍、魏源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改良主义思想家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纷纷举起“释放人性”的大旗，对这种极端禁欲的封建伦理道德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其后更经的涤荡，这一长达千年的道德规范体系终告瓦解，但残余尚存。 一、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原因分析 1、未完成世俗化阶段 从文艺复兴的历程看，重构一种道德规范体系，世俗化是一个必经阶段。甚至“文艺复兴的内在精神其实就是一种世俗精神”；甚至“文艺复兴的动机就是追求世俗享乐”。只有经过世俗化阶段，才能从思想与文化上瓦解与替代前一道德规范体系，消除最后一丝残余。而且相类似，中国近现代反的不是道德，文艺复兴运动反的也不是宗教，而都是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 但是中能国的世俗化阶段一直未完成原因有二：一是之前反极端禁欲的道德规范体系的运动的主力是上层文化精英与知识分子，而普通社会大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知识与教育，不能充分参与这一文化运动。二是中国长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状态，普通社会大众没有必要的财富来催生与消费世俗化的成果。而世俗化的主体是普通社会大众。 2、中国近现代没有哲学家 这里不是指哲学学家，而是指能够先于社会历史发展为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提供发展方向与道德规范的哲学家。这是一千年来思想禁锢的必然结果，也是必须引入与践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 上层建筑的范畴可以引入外部哲学，但是组成下层基础的中国社会大众的思想、文化与道德规范则是必须“依靠这一块土地这一个国度”及“这一处水、这一条河、这一日泉”的。但由于中国缺乏哲学家来提供这规范，所以改革开放后处于二千年未有变局中的中国社会大众就表现“失范”了。 3、社会经济发展过快 依靠自我调适，改革开放后一千年来首次掌握了财富且摆脱了人身束缚的中国社会大众也可以慢慢摸索、借鉴、试验从而建立适应新形势的道德规范体系。但是社会经济发展太快。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走完了欧洲 二、三百年才走完的路，而在社会财富快速增长支撑下的中国社会大众对思想、文化与道德的巨大刚性需求则急不可待了。 二、封建道德规范体系残余的危害 1、中国社会大众不快乐 已经掌握了财富，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进行消费与享乐的道德规范体系，或者通俗地讲，已经每顿可以吃三碗饭了，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却认为一顿吃一碗甚至更少才是道德的，才是一个高尚的人应该做的。可是人欲是特质主导的，所以中国社会大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一边一顿吃三碗另一边却受着一顿只能吃一碗的据制约，所以很不快乐，进而形成了社会性的不快乐。 2、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与封建社会土地创造财富的财富生成机制不同，现代社会的财富生成机制是消费创造财富。而享乐欲望催生消费，但是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压制了中国社会大众的享乐欲望，进而也压制了消费，进而也必然制约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历史地看，道德规范体系是有工具属性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杠杆效应，或者说道德可能是一种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工具，合理运用会极大地刺激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世俗化的标志性意涵 中国社会大众的这种思想空洞化在文化领域催生了巨大的社会需求，也催生了巨大的商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开始了既能够满足社会需求，又能够为自己带来巨大财富的积极探索。 电影《三枪拍案惊奇》是这一探索的标志性体现。之所以称之为标志性，或者之所以由且只能由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来实现这种标志性体现，是因为《三枪》具有三个特殊因素。 首先是张艺谋的巨大象征意义。奥运会开幕式的巨大成功张艺谋具有了国家与民族层面上的象征意义与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屡获国际大奖形成的外部认可使张艺谋具备了足以以一已之身与从上往下与国内虽所谓精英但仍处“井底”的话语权掌握者相斗争的资本与支撑：长期的社会性话题纠纷使张艺谋具备了能够吸引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注意力与吸引力。这三个有利条件，放眼中国尚只有张艺谋一人具备.其次是张伟平的体制外思维方式。张伟平与张艺谋的结合用当下的任何一种规范来考察都是一件怪事，只做张艺谋一个人的电影，张艺谋去做奥运会开幕式新画面就停业三年，这不是～种体制内的思维方式，更不是体制内的获利方式。但是对任何一种新规范体系的探索其前提是对1日规范体系的逾越，而且从结果看，这种逾越、这种体制外思维方式不仅开创了一种新的获利方式与获利路径，也使张艺谋获利了坚强的资金支持，更使张伟平获得了巨大的资金回报。历史地看，这一结果是一种新规范体系替代旧规范体系的前期典型特征。 第三是赵本山先前的有效突破与实践基础。赵本山十几年的春晚小品与二人转的火爆，反映了中国社会大众对世俗化表演形式的巨大需求，在产生巨大财富示范效应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这为《三枪》的出台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与市场基础。 因此，虽然没有成熟的理论支撑与主导思想．但是三种特殊因素的交汇，在影片中强烈地体现出了工具性、导向性与规范性意涵。可以用俗、艳、义三个字来概括。 俗，二人转与小品都是俗的文化形式，但是并不庸俗。电影中既无暴露性镜头也无性的描绘与表达，因此对这种俗的准确定位是世俗。而世俗化是建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必由阶段。这种世俗化表达了世俗的享乐需求，是对人的本性的回归。 艳，根植于自然界绚丽色彩的镜头中的绚丽色彩，很动人心神。用张艺谋的话说，这样“生理上让人愉悦”。但这种艳不是单纯的色彩调度与感官刺激，而是一种来自于自然界的，最根本、最朴实也最真实的色彩的挖掘与提炼，因此带给人的不是“生理上的快感”，而是“生理上的愉悦”。对掌握了财富的中国社会大众来说，起到了激发享乐追求与消费欲望的社会性功用，是对人的天性的激发。 义，小沈阳在片中扮演的李四，虽然有很懦弱的性格，但是既然与老板娘“好了”，就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非常敢担当，体现了当前社会急需的责任感与契约精神。这不仅是作为人的本质性要求，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性要求，是对人性的规范。 中国社会大众虽然不掌握话语权，但是潜意识里在强烈地呼唤回归本性、激发天性，而社会经济发展又强烈地呼唤规范人性。这些是《三枪》能够获得高票房的非张艺谋因素。 但是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这一探索必不为所谓文化精英所认同，甚至不为部分中国社会大众所认同。其一是因为这些所谓文化精英正是在现行的却是残余的道德规范体系中获得了财富、地位与话语权，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的探索使他们强烈感受到了财富获得路径将要转换的现实可能，进而使他们产生了强烈地危机感与恐慌心理，进而进行强烈反击也就是自然而必然的事了。其二是中国社会大众都是在旧道德规范体系残余中成长起来的，当前还受着一定的制约，而思想意识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 但是在中国社会大众巨大需求与财富回报支持下的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及更多的后张艺谋、张伟平、赵本山们的探索，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新的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不会改变。 社会问题论文:因特网引发社会问题探要 因特网(Internet)在全球的迅速扩展与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在全球的掀起，是世纪之交发生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最重要标志。因特网从开始建网发展到今天的国际互联网，始终保留一些基本的特征，体现出当今时代人类文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精神：一是因特网的建立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让比特的存储、传输和应用不受地域、国界等限制，采用开放性结构，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这充分体现科学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公有主义(communism)传统，使其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全球性）和公有性特点。二是因特网建立的核心技术思想是把网络设计成具有分散式的体系结构，没有传统中央集权控制，具有反集权的分散性。尼葛洛庞帝指出：“因为正是这种分散式体系结构令互联网能像今天这样三头六臂。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政客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网络”。[1](P274)同时，因特网的一个核心技术思想，是使网络成为一个自主的和自动调节的互联网，它允许使用不同存储技术、不同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互联，它采用传输控制协议和网际互联协议(TCP/IP)实现不同网络互联的标准，成功地解决了不同硬件平台、不同网络产品和不同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因此，因特网具有很好的兼容性和独立自主性。三是因特网还为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交流、实现“交流的民主化”提供合适的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种网络环境赋予个人更多的权利，它鼓励和刺激人们去参与想象和革新。”“在Internet网上不存在歧视，人们不可能依据你的长相和肤色做判断。Internet网不管你是一个500家大公司的总裁，还是一个农民，它都平等地对待每个人的意见，决定谁愿意听你说话的是你所说的内容有多大价值，而不是你说的主题。”[2] 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特性，如打破地域国家界限的普遍性、共享信息资源的公有性、人际交流的平等性和民主性、结构的开放性、兼容性、分散性和独立自主性等，可以说是现时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在技术上的表征，是现实社会文化在计算机通讯网上的映射(mapping)。产生于美国这一特定人文环境的因特网，由于其技术上的内在特质，的确是为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全民性的、真正合乎人性、人人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建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但是也正是由于因特网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和当今的人文社会环境，使得建立在这一技术基础之上的、正在形成的“网络社会”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冲突，提出了一系列人文、社会问题。只有从认识上、技术上、道德法律建设上正确、妥善地解决所提出的种种人文、社会问题，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才能使正处于形成中的“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 因特网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自由和开放性与全民性，它发展到今天，已吸引了上亿人在网上相互交流、共享信息。它的用途也从军事、科研、教育发展到商业、金融等各个方面。今天，大量重要的数字化的信息在公用的因特网上传送，许多存储着重要信息的计算机系统也连接到了因特网上。但是随之而来的，因特网也吸引了一些窃贼、恐怖分子、色情分子、黑客等不法分子，从事种种危害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因此，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活动、保护网络的安全问题是“对全世界的所有执政者提出挑战”。[3](P6) 在网络社会中，人为地利用计算机及其网络实施危害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形式，具有高智能高技术、涉及面广、蔓延迅速、危害巨大、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等特点。据有关方面统计，目前美国由于计算机及网络犯罪造成的损失超过100亿美元，法国约为100亿法郎。在硅谷，计算机犯罪正以每年400%的速度上升，能破获的，只10%。据报道，新千年伊始，在2000年2月第2周，黑客持续三天袭击了美国雅虎、电子港湾、亚马逊、微软网络等八家大型因特网站，造成短暂瘫痪，据估计，仅是黑客这一大规模攻击行动所造成美国信息产业的经济损失大约12亿美元。美国思科系统公司副总裁索尔维克在2000年2月15日由克林顿召开的网络安全会议上说，黑客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我们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但美国30%的经济增长由电子商务和信息技术带动，电子商务创造的产值到2003年将达到1.5万亿美元。因此，现在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和安全的基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说明，如何防范黑客入侵和攻击，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予以关注的重大问题。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维护网络安全与坚持网络的“自由开放”特色的关系。尼尔·巴雷特在《数字化犯罪》一书中指出：“对于黑客的防护仍是一个困难重重的工作，尤其是因为系统操作员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位置，他们既要把自己的系统向自己的用户敞开大门，同时又要防止侵入行为发生。如果系统的防卫措施太严格，系统就会变得太笨重而不便于使用，这样的系统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如果防卫措施太松或管理不善，就会给黑客造成可乘之机。”[3](P61)这里所说的就是网络的开放性和网络安全的矛盾，指出解决网络安全问题时决不要使网络封闭起来，要继续坚持开放性原则。有些人在谈到网络安全时，想到的就是将网络封闭起来，对进入“网络社会”中来的“公民”严加控管。但是如果没有了开放，没有了自由，因特网也就不可能存在了，因特网建立时提出的“资源共享”的宗旨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而且，持上述想法的人应该知道，因特网的技术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分散式体系结构”，这种结构使得人们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恐怕都难于将这一网络完全控制起来。克林顿在谈到加强世界互联网安全、防范黑客袭击时说，他希望互联网能继续保持“开放和自由”的特色。我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且也是十分重要的。 解决网络安全问题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诸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从技术手段方面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各国都十分重视开发提高计算机网络安全性的技术，具体包括防止非法存取的技术、查明黑客来路的跟踪系统、计算机病毒的检测和消除技术以及数据密码技术等。但是网络犯罪等危害安全问题并不纯粹是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还必须从法律、道德等方面进行治理。 网络立法是预防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一个重要手段。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的基准，使得大部分人可以在此道德规范内进行活动。由于在网络社会环境下，危害和破坏网络安全的犯罪活动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国跨地区、隐蔽性强、动机和目的复杂多样以及危害性大等特点，带来了立法和执法方面的种种矛盾，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遇过的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可以区分三种情况：一是一套已经存在而制定完善，原与计算机犯罪无关但不需作任何修改便可以应用于信息时代犯罪的法律。例如偷窃内存芯片等有形物品，利有假冒、伪造、仿造的手段进行诈骗等，原有的法律仍然是适用的。就偷窃来说，非法手段取得别人的信息，算不算偷窃呢？根据原有法律对偷窃的定义恐怕就不适用了，因为信息是无形的，而且并没有永远剥夺原来正当拥有者所拥有的信息。二是将现有法律加以适当延伸，如通过增加特别条款、修正案或依法官判决案例法加以扩展，再应用于信息时代的环境下。例如，关于计算机网上制作、传播儿童色情图片的犯罪行为，在英国1987年制订的《儿童保护法》中把拍摄或准许他人拍摄下流的儿童图片视为犯罪，而且视发行、出版这种图片或有发行目的的行为为犯罪行为。这条法规似乎并不适用于为了个人使用目的而拥有图片的情况。1988年在这些法律基础上制定的《犯罪制裁法案》则明确规定拥有下流的儿童图片的行为是非法行为，而且包括了所有在因特网或电子公告栏上存储、检索、发行或制作下流儿童图片的非法行为，被起诉人包括制作人、收件人以及助长存储或传播的因特网服务商或电子公告栏操作员。三是针对原有法律未能全面概括的、在计算机网络时代所特有的高技术犯罪，需要制定新的法律。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有关反黑客法律的制定问题。黑客是英文"hacker"的译音，曾一度被人用作描述计算机狂的代名词，“黑客活动包括进入计算机系统中不允许进入的区域，或没有使用权的用户进入系统”。黑客作为一类行为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主要原因是操作系统（如UNIX）流行，许多年轻的学生可以随便使用和研究操作系统。他们当中一些人或出于好奇心，或完全出于娱乐性质，或者是出于想显示自己的计算机才能，向当局展示他们可以进入其系统。这些黑客大部分情况下攻击的目的是为了自我挑战，并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因此“在1980年初期的英国，黑客活动并不犯法。那些在自己计算机上企图读取其他人计算机或文件的人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但是，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数字内容的增加，黑客入侵的动机和方式愈来愈多样化，其造成的危害愈来愈严重。主要的有：修改网页进行恶作剧或流言恐吓；破坏系统程序或施放病毒使系统陷入瘫痪；盗用服务器磁盘空间建立自己个人网页或站点，传播黄色、反动信息；窃取政治、军事、商业秘密；发动“拒绝服务”的攻击；进行电子邮件骚扰；转移资金帐户、窃取金钱，甚至发展到超越一般贪婪的动机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等。这样，黑客攻击，已经从一个天真无邪的、也许相当令人讨厌的、年轻计算机呆子的越轨行为，演变成了犯罪行为。这推动着英、美等国家建立他们的反黑客法律。1978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第一个通过了《佛罗里达计算机犯罪法》，这项法律对于计算机侵入、破坏或修改数据等犯罪及其惩处做了规定。随后美国47个州相继颁布了计算机犯罪法。1981年成立了全美计算机安全中心，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子计算机犯罪法》。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计算机诈骗和滥用法》，这法案把黑客的非法活动分为四类。1990年英国制定的《计算机滥用法》，用更通用的术语定义了三种特殊的犯罪行为。在中国，自1981年起亦开始注意计算机安全问题，1984年初公安部成立了计算机管理监察局。1987年10月制定了《电子计算机系统安全规范（试行草案）》，1994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随后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这些法律的制定，“对涉及到黑客行为的案件，从法律方面做了澄清，尤其是在那些过去曾作为新黑客滋生地的大学。它把这样的行为从简单处罚的道德范畴提高到打击犯罪行为的范畴。”[3](P116)这些法律的制定，为执法机关提供了执法的依据，以便使网络犯罪分子得到查处、逮捕和治罪。 法律虽然为防止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提供了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正如前面所讲的，由于网络犯罪具有高技术高智能、跨地域跨国界以及特别隐蔽等特征，使得用常规的办法和法律手段往往难于制止这种犯罪活动。据统计，英国1990年制定《计算机滥用法》之后至1996年8月总共6年时间，只有40起法律起诉案。由于制止网络犯罪活动的难度如此之大，以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制止犯罪惟一真正有帮助的力量是个人的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因此，在法制之外，强化道德观念的作用，提高人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4] 二、信息资源共享与知识产权保护 “全球信息共享”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目标，“全民原则”是信息网络建设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中真正实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真正达到“信息共享”、“知识公有”的目标，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仅仅随着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的事。“网络社会”不过是现实社会在计算机信息网络上的一种映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将在这一网络上得到反映。有人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也会反映到网络社会中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对于那些受过更好教育、更有文化、更加富裕的人们自然更加容易，它难免会造成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产生所谓的“信息隔离”，而且还可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扩大信息贫富差距。如果信息和交流使用信息能力被垄断，信息高速公路将变成“信息高速私路”，这将是极不道德的。因此，如何在网络建设的决策和政策中，真正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问题。 强调“信息共享”，实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和普及化，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信息生产者、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由于因特网上大量信息和服务被任意免费使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私人目的，这就严重忽视了信息生产者与网上信息和服务提供者的正当权益，这一知识产权问题如果得不到合理解决，最终将影响到整个网络的正常运行。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严重问题，而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则加剧了其严重程度。对于一般社会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所使用的版权法、专利法和商业秘密法等，在某些方面难于适应网络这一特殊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问题，如： 知识产权的覆盖范围不够大。按现行规定，版权法只保护作品而不保护事实。问题是，信息网络中有大量的数据库。数据库所包括的事实与通常的事实有所区别：它便于检索，而检索算法是高智力劳动的成果；数据收集和加工也凝结着大量智力劳动。而且，现在从网络中拷贝下一些数据，将其改装成其他信息产品加以销售并不困难。这显然是对原数据库生产者的利益的严重侵害。因此，如何保护信息网络中的事实数据，是知识产权专家面临的新课题。现在法律呈现出扩大其保护范围的趋势，例如数据库的保护可能同时包括以下的内容：保护数据内容的选择、数据协调与安排、数据内容本身。 缺乏软件的保护方式。现行版权法规定，新软件必须有足够的新颖性（与已有软件差异很大），才有资格获得保护。对于用户而言，任何新软件如果包含一些人们已普遍采用的协议，使用就要容易得多。可是，软件设计者若部分拷贝别人协议就有侵权的危险，由于害怕侵权，新软件与老软件往往面目迥异，给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兼容性、互用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网络化世界，需要重新研究软件保护方式。此外关于建立电子版权标志符，以区分哪些是受版权保护的内容与哪些是可公共享用的内容，这也是当前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保护提出来需要解决的问题。[5] 三、个人自由、隐私权的保护与必要的社会监控 个人通讯自由和个人隐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保障个人自由和隐私不受侵犯应该说是网络社会健康发展所必须的。但是，由于因特网这一特殊环境，使得在保障个人通信自由和隐私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个人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根据多数国家的法律，每个人都有自由通信的权力，通讯是个人的事情，责任自负。由于历史原因，人们通常把入网者的网上行为（网络上传送信息）看作是属于个人通信范畴，对其传送的内容和数量没有给以限定，只有以大众传播媒介（如电视、广播）的传播内容和数量给予规定，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因为大众传媒具有更大的社会责任。但是，实际上在因特网上，已经很难区分个人通信与大众传媒，一个上网者可以通过网络上电子公告板、在线交谈、新闻组、建立个人和团体网页以及一对多电子函件等达到大众传媒的效果。个人网络行为的社会影响已远远超出个人通讯范围，其影响是社会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这就提出了个人在网络上的行为的社会责任问题，以及对个人的网络行为的必要监督。但是现有的法律，对于网络行为的各有关主体（如入网者、网络服务提供商、站点、论坛主持人、网络国际组织、政府网络管理机构等）的权利、义务以及应负的社会责任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当网络上产生和传送一些含有非法内容的信息时，谁应该为这一网络上发送的信息承担法律责任呢？这困扰着各国政府。英国企图通过寻求严格的“自我管理”方式来解决网络上非法内容的信息传送问题，而美国则寻求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措施。美国俄亥俄州爆炸案发生以后，当时所有政党的政治家和新闻界的评论家开始对网站和用户网新闻小组上所存储的大量恶意资料，诸如讲授如何自制炸弹、制造恐怖事件以及色情图片等，表示关注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正是在这气氛下，1996年由克林顿总统签署了《美国通讯改革法案》，法案中包括了由内布拉斯加参议员詹姆斯·艾克森(JamesExon)所倡导的一条法令，试图控制因特网和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色情图片和恐怖主义信息所造成的威胁。艾克森法令对在因特网上传送“明显下流”资料做出了限制，而且使因特网服务商(ISP)对管制网页内容负有直接的责任。对于触犯这条法律最多可以罚款25万美金，并且坐牢2年。这项法案签署后，ISP和民权自由组织立即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ISP认为通过ISP来执行这项限制法是不可行的，因特网和相关的电子公告栏系统上的数据量大得根本无法检查和检验所有数据的“正派性”，因此期望他们能明地里或暗地里控制他们的客户是很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表示不愿充当Internet警察的角色。民权自由组织则认为，这样的控制侵犯了人权，这会导致ISP专制，作为成年人，他们在因特网上选择浏览的内容与其他人无关，对于青少年的保护则是父母的责任。为了证明这种严格的法律没有必要而且不切实际，一些ISP同时提供了家长控制软件，为家长提供技术手段，制止对那些已知含有不良信息的网站的访问。当时整个因特网上，成千上万的主页都装饰了蓝色带状图案作为对此法令的抗议标志。不仅如此，ISP、美国民权自由工会、电子领域基金会以及其他抗议组织还联合发起了上诉。结果在1996年6月，艾克森法令签署短短几个月之后，三个联邦法官支持这一联合上诉，宣布这项法令非法，其理由是因为这项法令是不符合宪法的。从这一法令引起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被宣布为非法而取消的结果来看，如何在网络环境下既保护个人通讯自由，又使网络使用者和有关方面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对网络上传播的内容加以必要的监控和限制，这的确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看来同样需要从技术、法律、道德等多方面进行努力。其中努力提高“网络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能力，以及发展一种因特网自治的管理方式（一个用户的不良行为受到许多其他用户的谴责）是十分重要的。 其次，是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与社会安全的矛盾。信息时代个人隐私权保护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了起来。这是因为，由于电子信息网络深入到社会生活诸方面，人们在网络上工作、娱乐、交往以及购物消费等，而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服务站点，为了收取入网费和使用费，需要详细记录其客户的行踪；商家也要详细纪录顾客为获取有效服务而提供的各种个人信息；而政府也总可以找到各种充分理由（如为了社会安全、为了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等）要求公民提供个人信息。同时，由于电子信息网络信息收集的便利性而使得个人生活被全部细致地记录下来，若加以汇总和分析，个人身体状况、喜好、习惯等个人隐私将暴露无遗，这是件非常恐怖的事。如果这些个人数据不能有限制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侵犯。这是信息网络发达国家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特别关注的原因。为了抗衡滥用信息性权力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侵犯，基本上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立法，二是加密技术。在立法方面，一些国家都从法律上设立了数据保护与隐私保护的规则，其基本原则是，在公共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依法进行（因此也是基于民主一致）；在私人领域，处理个人数据应基于与个人协商一致。英国1984年的《数据保护法》规定数据使用者即收集、存储或使用数据的机关组织必须对他们收集的数据和相关资料注册，注册以后，数据使用者必须遵守八项保护原则。1995年10月的《欧洲共同体数据保护指导案》中对于原来的《数据保护法》中存在问题又给予了改进。这些法律对个人信息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保护的措施。美国由70多家有关公共利益的组织构成的、其宗旨在于帮助引导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通信圆桌会议也提出：“隐私权应该受到慎重的保护”，他们的观点是，把为特定服务需要收集的个人资料限制在最低范围内，与其他高速公路上的旅行者分享这些信息应该得到当事人的允许；任何个人都能够对以本人为主题的文件进行自由检索并加以更正。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个人隐私保护法（代号HR184），该法案提出要成立一个国家隐私权委员会，负责监督隐私法的实施情况。这些法律都为正确解决好个人隐私权保护和社会安全的矛盾，协调个人隐私保护与社会必要监督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正确的原则。不过，在什么情况下公众和政府可以收集、存储、调阅网上个人信息？这些个人信息范围应多大？在实施中仍然有许多争议。在加密技术方面，是否应该通过加密技术来保护个人隐私，应如何运用加密技术，在个人和商业机构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激烈争论。个人和商业机构需要隐私、保密和安全，极力赞同加密技术，而政府则借口为防止犯罪和保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而反对加密技术，或者主张由政府设计和提供的受政府控制的技术手段。白宫信息技术首席专家、加密技术政策起草者米歇尔·尼尔松(MichaelNelson)认为，公众用来保护隐私的较好的加密技术手段可能被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所利用，用于非法活动。为解决这一两难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让法律实施机构和情报机构能有效地进行工作，即对加密技术增强控制。美国国家安全局曾提出了一份“有条件加密标准”，希望通信和计算机行业遵守，设备制造厂将在设备上安装一块“剪刀芯片”(clipperchip)（通常称主加密芯片）作为标准加密器件，如此加密的信息要有两个90个数字的二进位数字作为解密码，标准规定一个解密码存储在国家标准技术研究所，另一个存储在财政部自动化系统局。联邦调查局及其他联邦政府人员可以“窃听”你认为因加密而安全的电子通信。但这一建议立即遭到反对，有数万网络用户和其他用户联名签署请愿书，反对使用“剪刀芯片”。看来如何从技术上、法律和道德建设上既能使个人自由和隐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又能为社会安全或公众利益在适当的范围内，运用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实行必要的有效的社会监控，求得某种平衡，仍然是今后网络建设需要认真探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全球网络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因特网的迅猛扩展，正在打破地域、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子信息网络。通过这一网络，人类的交往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大大增强了各国人民之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它正在为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上走向和谐、为各种文化走向融合以及为减少和避免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提供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存在和发展，相互交流的增加，只是为增进相互了解、寻求逐渐消除或缓和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提供了机会，本身并不意味着冲突的解决。事实上，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某些矛盾和冲突，在网络全球化的环境下，比原来范围更加扩大，内容和形式更加多样化，出现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某些方面的冲突的程度更加尖锐。以致有的人又十分敏感地在谈论着“文化帝国主义”、“信息殖民主义”和“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的危险来了。 究竟如何认识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这对推动我国信息网络的建设和全球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推动全球文明的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网络世界中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是原有的国家、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的矛盾的继续。他们有的是基于不同国家民族在经济或政治、军事方面的利害关系之上产生的冲突，特别是某些国家和民族，利用其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优势，企图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谋取霸权所导致的冲突；有的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所产生的，其中有的是由于文化、语言等不同造成的隔阂、猜忌和冲突，有的则是某种文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有意地宣传自己的信仰和思想，攻击与己不同的或敌对的信仰和思想，向非已的文化环境中“植入”自己的信仰、价值观所导致的冲突。这些冲突在信息时代，在网络世界中，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信息殖民主义”问题以及西方文化与非西方的本土文化碰撞和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 （一）关于“信息殖民主义” 近来，有的学者提出了在信息时代，在电子信息网络的发展中，国家、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一种新表现，这就是“信息殖民主义”。何谓信息殖民主义？根据有关学者的说法，就是指某些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国家，利用他在信息资源及其相关产业的垄断地位，对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实行信息技术控制、信息资源渗透和信息产品倾销，以达到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这就是所谓的“信息殖民主义”现象。在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支柱产业，信息安全成了最重要的安全要素，谁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就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安全。因此，信息和网络成为代替武器的新型征服工具，技术、经济先进的国家和民族会通过这一新的征服工具对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进行新式的“入侵”和“殖民化”。虽然我们不能说，新的一场网络世界大战就要来临了，我们马上就会沦为某些信息科技强国的殖民地了，但可以预计，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对信息的操纵与反操纵、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都会存在，而且会是十分激烈的。面对这种形式的“入侵”和渗透，信息技术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信息网络，开发自己的信息资源、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拓展自己的信息空间，争取在网络世界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就成了这些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因此，提出“信息殖民主义”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在现代信息科技革命中，在信息网络建设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提高我们的警觉，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 （二）“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保护 世界上各个民族在其所处的特定地区、特定环境中，在各自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各自富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文明，形成各自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并作为传统相袭延续下来，使得世界文化花园呈现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景象。在具有多元文化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由于历史造成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处于“先导”和“主流”的地位。由此也产生出一种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不承认异质的文化的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在世界文化发展中也导致了西方文化与各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长期冲突。 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独霸网络世界的局面，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发源地和最先进的国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雏形的因特网诞生于美国，英语是国际互联网的通用语和特别通行证。目前在因特网上用户最多的是美国，当今世界上拥有电脑最多的是美国。美国所处的这种特殊的信息优势地位，更激发了某些人独霸世界的野心。他们有的人毫不隐晦地声称，美国的信息优势是“未来的权力源泉”，“能为维持在联盟或特定联合体中的领导地位提供一种新的方式”。信息优势是“美国重要的力量放大器”，利用它能防止中国、俄国及其他大国“对美国产生敌意”，能“防止像伊朗、伊拉克这样一些具有敌意的国家变得强大”；“它还能支持生活在非民主国家的人们争取民主”。声称要“利用自己的国际商务和电信网络优势来突出美国的理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模式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加强向剩下的共产主义和权威主义国家传播民主”，“防止新的脆弱的民主政权倒退”[6]。因此，在网络世界中，我们将会看到，文化霸权主义者，“会驾驶他的战车横冲直撞，对与他们异质文化横加鞭挞。他们会充分利用网络给他们带来的一切便利，到处去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格，他们会毫不顾忌其他异质文化的特点，试图去‘说服’别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而接受他们的文化理念。当遇到阻碍的时候，西方文明会采取各种方法去‘融解’它，同化它，直到摧毁它”。[7](P115)这样，对于处于信息劣势的非英语国家来说，面对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民族文化和语言的保护，就成了一个必须十分注意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语言是特定文化的载体，是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象征。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色，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整个民族事实上也就不存在了。正因为此，在全球信息网络环境下，如何处理好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倡导的文化）同本土民族文化之间冲突，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正在引起发展中国家和某些非英语的发达国家的关注。有些学者提出了警惕“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的问题，主张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开通以后的网络世界中，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应有权得到发展，共同为人类繁荣做出贡献。为了保护各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环境，建立公平竞争的规范，使各个民族的文化在相互竞争、相互推动下共同发展。 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环境下，中国同样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外来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并使之发扬光大的问题。这一问题愈来愈引起来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发表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建设性意见。 谈到网络世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时，有两点须要提出来讨论：首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信息网络时代中的巨大生命力要有高度的自信心。现在有一部分人面对信息网络世界中西方文化（或者说美式文化）强烈冲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表现出了过分的忧虑。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力缺乏自信心的表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独特的部分，她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由于本身具有自组织能力而绵延几千年不绝。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西方文化所没有的优点和特点，正因为此，使得今天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目光转向东方，试图从中华古老文化传统中寻找引导人们走出“人类困境”的启示。况且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是“融化于其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模式中的遗传基因”，是隐蔽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宗教情绪、价值观念、民族精神等因素的总和，不会轻易被“连根拔起”。新晨 其次，我们要用开放的、兼容的心态来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正如金吾伦先生所说的：“保护民族文化，不是像对待一件古代文物那样把它与周围世界隔开来。相反，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又不失去自身传统的特色，才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一种根深叶茂的文化。它需要在与外部环境、外来文化的不断撞击中得到锤炼、得到发展，亦即在发展中生存，在发展中繁荣。”[4]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历史上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辉煌的贡献，但应该看到，由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某些局限性，在近代历史上，没有生长出现代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现代西方文化发展中由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失衡造成了各种现代病症，使得一些人的目光转向中华传统文化，固然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于推动人类当今和未来的文明进步仍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宝贵的价值，但是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这一‘转向’并不意味着‘科学文化’失败了，需要用古老的中华文化取代之。而是说，它可以作为一种‘制衡剂’（或可以说是‘解毒剂’）而发挥作用。进而，在这两种文化的碰撞、相互作用和交融中，有可能展示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人类文化的发展前景。”“我们是在对西方理性之片面性予以补充，以致在碰撞融合中产生新的文化方向这一角度来谈论其意义的。因而，这只意味着开放、宽容而不可再投入到封闭的、愚昧落后的环境中。因为单有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造就出现代文明的。在当前，我们着重需要的是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技术，吸收建设一个现代社会所必需的西方文明成果，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4]这是我们在网络时代对待中西文化冲突，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 社会问题论文:对构建和谐社会问题 一、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随着探索新形势下维护稳定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的不断深入,切实解决了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平安建设工作得到强力推进,经济社会得到协调快速发展。但是由于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和潜在矛盾仍然存在,有的甚至还比较尖锐。归纳起来,当前不稳定问题呈现出面广量大、触发点多、突发性强、升级快、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形式多样化的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违法犯罪活动继续呈高发态势。一是刑事犯罪总量仍在高位运行。二是杀人、绑架、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增多。三是侵财犯罪和经济犯罪大幅增长。四是青少年犯罪、流动人口犯罪占相当大比重。 (二)信访形势不容乐观,信访总量仍在高位徘徊。一是数量上升,规模扩大。二是涉及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三是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呈高发态势。四是城区上访问题突出。 (三)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突出。一是企业改制进入攻坚阶段,难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城镇建设全面铺开,触动不同群体之间利益关系。三是经济发展与土地供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四是特殊群体情绪不稳,活动频繁。五是涉法涉诉反映的问题强烈。 (四)对敌斗争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可低估。“”等地下组织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也十分突出。敌对分子围绕热点敏感问题大肆造谣煽动,企图将个别问题普遍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局部问题全局化。操纵网上舆论,制造思想混乱。 (五)社会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也对社会稳定造成潜在危害。 二、原因分析 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改革措施不配套。随着社会的发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生活中深层次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亟需相应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调整,但现在有些政策相对滞后,与基层的实际情况不太吻合。 (二)依法治理措施乏力。一些部门和行业依法管理无力,执法监督不严,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损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和群众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要么不懂法,要么不依法办事。反映在干部身上表现在不依法行政,执法不公,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处理事情有失公正。表现在群众身上为遇事不通过合法途径解决,而是意气用事,动辄上访闹事。 (三)有些党政领导不够重视。表面上看有些党政领导对调解工作重视,但实际上少数地方党委、政府工作只停留在开会、发文件等,没有很好地抓落实,对事关大局的矛盾纠纷领导同志不出面、不协调,忽视了抓早抓小和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不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以至于矛盾激化,影响了社会稳定。 (四)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缺乏战斗力。虽然县、乡镇、村(居)、村民组四级调解组织已经建立,横到边、纵到底覆盖全县的调解组织网络已初步形成,但由于当前矛盾纠纷涉及的当事人多、部门多,往往靠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难以解决;另外,基层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权限、方式和效力都很有限,调解人员的素质与当前复杂的矛盾纠纷很不适应,加之调解组织无经费,调解人员无报酬,长期以来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受到影响,调解队伍不稳定,制度得不到落实,作用很难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很薄弱,导致许多问题由小变大、积少成多。 (五)涉法上访案件的增多。个别案件在司法机关没有得到及时、公正、有效的处理,是涉法上访案事件发生和增多的直接动因。个别群众对司法机关处理程序、方式和结果的偏面认识,以及对信访工作上的错误观念,使得本应在司法机关处理的案件却通过上访渠道而大量流向党政机关。 (六)上访成本低。一方面群众利益受到侵害,如果起诉到法院解决,要交纳诉讼费,判决后如果债务人不履行,申请强制执行还需要再交执行费,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不少群众上访只需出单程路费,到省赴京上访还有专人接待、吃住费用全免,成本很低。加之近几年由于控制上访,加重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使群众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期望较高,这也是造成有些地方上访量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 三、对策及建议 为了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强化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一是认真做好信访工作。切实贯彻实施《信访条例》,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路子,变被动接访为主动开门接访,变群众上访为干部带案下访。继续集中力量解决好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章建筑拆除以及涉法涉诉等方面的信访突出问题,健全、完善信访工作制度,加大对信访工作目标管理的考核、奖惩力度,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二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建立更加通畅、更加多样的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除进一步规范信访接待工作外,还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积极发挥社团、行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在反映诉求方面的作用,确保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联系渠道的畅通。三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确保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治本之策。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办事,正确行使权力,防止发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抓好民商、行政案件的审判,依法维护公平交易和有序竞争,进一步解决生效法律文书“执行难”问题。四是注重对群众教育引导。通过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逐步使群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状态和道德准则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对待各种利益冲突,自觉地以理性方式表达诉求,教育群众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对于极少数恶意破坏社会稳定且触犯法律的人,应依法予以制裁。五是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着力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矛盾排查机制、信息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做到未雨绸缪、积极主动,为有效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提供制度保障。 (二)构建严密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一是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严厉打击杀人、爆炸、投毒、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两抢一盗”侵财性犯罪,及时果断地惩处黑恶势力和有组织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各类经济犯罪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犯罪活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及时消除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因素。二是开展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要切实加强网上斗争,深入开展同“”等邪教组织的斗争。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插手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利用敏感问题制造事端以及组党结社活动,加大打击和防控工作力度。三是全面强化治安管理。公安、工商、文化等部门相互配合、协调联动,加大对公共复杂场所、文化娱乐场所、出租房屋、特种行业、重点部位的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预防和减少群死群伤重大事故的发生;加强对枪支弹药、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和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及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妥善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四是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结合的原则,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村委会、社(居)委会要积极参与,不断提高调处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的效率和水平,筑牢社会治安“第一道防线”。五是高度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深入贯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全面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各项措施。社会、学校、家庭要共同参与,加强对青少年道德、法律教育;注重对中小学生结伙打斗、迷恋网吧等不良行为的矫正,防患于未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在惩治的同时,用爱心启迪他们心灵。 (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牢固树立“稳定也是政绩”的观念。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我们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加快发展是政绩的同时,也必须毫不含糊地确立稳定也同样是政绩的观念。二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一是要注意把握好各项改革的出台时机、做到因时、因地制宜;二是注意把握好推行力度和社会各阶层的承受能力,真正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以使三着棋子协调动作,避免一着不慎,全局受挫。三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当前特别要解决好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保障、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看病上学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真正把群众利益作为第一选择,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带着深厚的感情,诚心竭力地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获取无穷的力量。 (四)着力做好基层基础工作。维护稳定工作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大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对于夯实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成为富裕一方百姓、确保一方平安的战斗堡垒。二是抓好基层安全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安全文明小区、村镇、单位、校园、企业和综治模范乡镇等多种形式的基层创建活动,有效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三是抓好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坚持专群结合,综合治理,有效整合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办和基层防范网络建设,充分调动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基层政法综治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群防群治组织在维护稳定工作中的作用,大力表彰见义勇为的先进典型,努力形成多方齐抓共管,人人踊跃参与的工作格局。新晨 (五)切实加强党对维护稳定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政府应把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平安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要严格实行维护稳定责任制,明确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以及各工作部门的责任,细化目标任务,抓好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要实行挂牌督办与领导包案制度。对因工作失职、渎职,导致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努力形成全党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促进维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为实现中原平安崛起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对我们开展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和谐社会社会稳定小康社会 社会问题论文:旅游管理的社会问题及整治措施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的发展前景一派大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给旅游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旅游行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下面，笔者将和大家一起探讨旅游管理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使旅游管理更加规范，从而促进旅游行业的良好和谐发展。 关键词：旅游管理；社会问题；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治理措施 1旅游管理中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1）旅游发展与生态保护不协调过去，很多旅游资源地在开发时，人们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没有生态保护意识，主要采取的是粗放型方式，使得资源开发和自然生态平衡产生消极影响，两者之间出现冲突，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人们的大不合理开发破坏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当今，旅游业并不是理想中的“无烟产业”，没有污染，人们在客观的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往往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丰厚的经济效益会造成生态自然环境的损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在逐渐地被侵占，城市建设破坏了旅游整体环境的和谐美。（2）旅游经营管理的水平较低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旅游企业也是越来越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比较小，大都是个体经营，没有雄厚的实力，管理水平较低，其中存在很多的弊病。并且，我国很多旅游地的管理模式还是处于计划经济时代，不能适应市场竞争调节模式，经营权和所有权不相分离，导致旅游资源的开发效率低下，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职责不明确，市场竞争不公平，管理系统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无疑加大了主观管理难度，降低了客观专业性。我国省市各个旅游协会都属于群众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只是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但是旅游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管理的脱节现象，造成旅游协会在监管过程中不能起到真正的调节内部矛盾的作用，从主观上，不愿意去管理，不敢去管理，也不会管理。不能实现其调解和协调的作用，因为，旅游协会在社会上的认可度逐渐下降，使其处于被动和搁置的状态，间接影响了旅游行业的发展。（3）旅游在线营销方法滞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旅游业的管理营销也随之网络化，逐渐向在线化趋势发展，从当下营销现状可以看出，虽然在网上订购机票、车票、门票的人越来越多，但是由于网络发展还不完善，在线营销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第一，并不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技术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第二，网络营销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其安全性不能保障；第三，在线营销服务水平还需提高；第四，各个旅游网站的设计缺乏特色，不能标新立异；第五，缺乏专业的在线网络营销人才；第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导致在线营销行为缺乏约束力，不能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旅游管理问题的主要治理措施 虽然近几年旅游业发展非常迅猛，但管理问题和社会问题也突显出来，为了使旅游业管理机制更加完善，市场秩序更加规范，管理更加有序，缓解并解决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保证旅游业的良好发展，笔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关的解决措施。（1）将旅游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新《旅游法》的正式颁布和实施，旅游业的不良风气有所改善，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存在着差异性和特殊性，在实际旅游管理中，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也有部分顽疾非常棘手，恶性违法侵害旅客权益事件时有发生。所以，在《旅游法》的规制下，各个地区旅游景点还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立法部门适时出台《旅游法》的实施细则。积极响应《旅游法》的相关精神，让《旅游法》真正成为人们旅游的保障，以促进旅游业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为有关部门的依法监管和游客的出行以及旅游企业的合法经营提供法律上的保障。（2）逐步完善监督，明确管理的相关责任因为旅游业管理工作比较繁重，存在的社会问题复杂而棘手，因此，需要把内、外部监督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旅游协会一定执法权，并建立专门的政府旅游执法部门和执法队伍，高效率地解决旅游纠纷，处理突发案件或者群众投诉，共同维护旅游市场秩序，在景点上还可以设立管理委员会，使旅游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完善，为游客和旅游企业营造一个安全、规范、有序、和谐的旅游环境，以促进行业的整体健康发展。（3）科学规划，实现旅游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还是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都要提倡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的新理念，提高游客的环保意识，遵循自然规律。在一些节假日，我国各个景点都会迎来旅游高峰期，但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在管理上忽视了景点能够承受的旅客容量，不但破坏了优美的环境，还降低了景点的服务质量，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做到科学规范和管理，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障旅游业的良性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间接地带动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对于扩就业、增收入，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意义重大。 作者:张英英 单位:呼和浩特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 社会问题论文:我国社会问题形成的公共政策原因及反思 “政策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工具”，［1］当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深受公共政策影响的社会。而任何公共政策的产生，不能不说都是由社会问题所引发的。当社会问题出现时，公众总是寄希望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促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政府往往通过政策输出的形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消解。因此，公共政策被认为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路径，是政府实现对社会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公共政策研究者在论及公共政策时，基本都强调其对社会问题消解的功能和价值。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随着一些公共政策的持续执行，我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公共政策也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显著原因。公共政策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制造次生社会问题的例子在我国普遍存在。例如，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防止草场退化和沙化所制定的“草场承包”政策，在执行后却出现草场资源碎片化的现象，难以实现对草场的统一管理，导致草场的进一步退化和沙化;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我国“失独家庭”和普遍“421家庭结构”的出现使得家庭的养老问题逐渐凸显;我国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流动人口管理问题和“三留人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我国一些旨在消解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也都出现了引起新的社会问题的现象，如收入分配政策与贫富差距问题、城市化与“城市病”问题、产业政策与环境问题、土地政策与失地农民问题等等。可见，公共问题的产生与公共政策生成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从公共政策视角看待社会问题的成因，这不仅能够拓展我们原有对社会问题“何以形成”的知识图谱，也能够使我们更谨慎于公共政策可能蕴含的风险。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理论研究中对此还未充分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基于当前我国公共政策的实践活动，审视和反思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剖析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缘何又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而对此必须要从社会问题是如何被纳入我国政府的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如何转化为公共政策内容以及如何被执行的政策过程中去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问题是如何在公共政策输出中被不断建构起来的或者是隐性蕴含在公共政策之中。 一、当前我国社会问题解决的政策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的改革变迁，尤其是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社会发展逐渐触及深层的体制和制度弊端，社会矛盾不断摩擦升级，同时科技进步给社会公众生活带来的未来不可预知性也不断增强，这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和威胁呈现递增趋势，宣告着我国风险社会的来临。在风险社会中，社会问题突破了传统边界，变得更加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我国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性后果，社会公众通过感官是能够自我体察和认知的，其危害性程度能够被每个遭受其后果的社会个体所定义，也容易被处于危害境遇之外的人所理解并引起共识，如失业问题、住房问题、犯罪问题等;而我国非传统意义上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公众对其危害性的知觉就很成问题，“完全超出了人类的直接感知能力”，［2］需要依赖于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发现其存在并判断其危害。但即便如此，受制于专业知识积累的限制，有些非传统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也可能不会及时和完全地被意识到，即出现了社会学家贝克所说的“不知道的未知”，［3］如转基因问题、放射性问题和雾霾问题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就是传统社会问题与非传统社会问题的重叠交织，加剧了社会的可治理难度。总体来看，社会问题是“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4］这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存在导致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挑战。基于此，解决社会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必然选择。但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危害是群体性的，置身危害之外的社会公众或是漠不关心或是有限参与，而身处危害之中的社会公众则是力量松散且能力不够，这都决定社会难以聚合足够的能量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在代议制的治理语境下，社会公众多仰仗政府机构这种“集体保护网”来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经过社会公众的不满、社会利益集团的呼吁、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并演变为社会热点问题，促使政府加以解决。而政府中的精英们最为习惯使用的并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将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路径的解决过程中来。 二、政策过程视角下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 政策过程要经历政策议程设立、政策方案设计、政策方案抉择、政策方案输出、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等阶段。政策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可能成为制造新的社会问题的环节。一直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明显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倾向和态势，这是党政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谋求发展和稳定过程中不断确立和强化的结果。建国后，面对地理差异大、民族构成多样、发展程度低且地区差异高、社会秩序不稳等经济社会变革的现实基础，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成为了推动我国改革变迁的最强动力，也是改革变迁得以稳定开展的最重要保障。由于以党政为核心的治理结构在我国所取得的惊人发展成果，这使得我国的改革变迁逐渐惯性地依赖于党政力量。而作为推进改革变迁重要工具的公共政策，不可避免地就形成了“党政主导”政策过程的局面。因为这样，在我国的政策系统中，对于一个社会问题的认知和解决，往往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不仅是从纯粹的知识和技术层面进行的，强调对社会问题的知识和技术干预，而是还要兼顾政治因素的考量;不仅受制于社会各方力量博弈结果的影响，而且更多地还体现着党和国家的意志;不仅融入着公共伦理关怀，而且更受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治理思维的影响。政策议程的设立是公共政策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对社会问题的界定并将其纳入政策议程的阶段，是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反言之，“政策问题建构就是对社会问题进行认识和管理的过程。”［5］由于社会问题的纷繁复杂，因而必须要对进入政策系统的社会问题准确地进行界定，避免在相应的公共政策形成之前就犯下“问题建构错误”。若社会问题在界定过程中就存在偏差和错误，那么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就很可能隐藏着政策风险，进而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而要准确界定社会问题，首先必须基于客观事实对其进行审视，包括对问题的成因进行归总、对问题的恶性程度进行判定、对问题的消极后果进行确认以及对问题解决的前景进行预期等。可以说，脱离以客观事实作为社会问题界定的基础，那么问题就可能被改变，或被夸大或被缩小，甚至是被隐匿起来，尤其对于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更是如此。实际上，政府往往具备更多地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社会问题的全貌，而普通的社会公众则缺少基本知识和技术途径的支撑，而在寻求知识和技术帮助时又因为成本高昂而被迫放弃，这往往导致有关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被政府所左右。建国后，我国一直片面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指导一切改革发展的重要参照标准，并成为了决定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关键指标，进而不断内化成为各级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追求的“元目标”。因此，在政策过程中，当所认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与所追求的“元目标”相互冲突时，各级政府官员在界定社会问题时就会故意忽视或隐瞒社会问题的恶性程度，或者回避有关社会问题的关键信息，其意图就在于即使存在社会问题也不会对经济发展构成阻碍，同时也不会因为引发社会的高度不安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具有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政府体制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具有问题意识及信息传播聚集能量的新闻媒体同样是问题界定的参与者，能够补充和修正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客观事实的界定结果，但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绩观扭曲的党政领导在问题界定上却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掌握着社会问题建构的话语权，这使其难有发挥作为和影响力的空间。基于此，对社会问题本身的“建构错误”基础上所形成的公共政策效果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界定以及所形成的相关环境政策，若放置在上述的反思之中，可以发现就是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而对环境问题不够重视的结果，忽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导致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治理效果也难以发挥真实作用。另外，要准确的界定社会问题，还必须要基于社会价值的角度对其进行诠释。“事实追问”决定社会问题的客观状况，而“价值追问”则决定看待和解决社会问题应该拥有的立场。从应然层面来说，在社会问题的界定中，必须要从社会价值角度对其进行审视，这直接决定着政府是否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来建构“他们的”问题，是否重视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并关注社会问题解决的社会意义，使得社会问题的界定最终能够禁得住“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价值追问。而在社会问题界定中社会价值的生成，不仅需要政府本身的价值自觉，更需要社会公众能够在问题界定中具备表达其价值立场并且不被忽视的充分能量。然而，由于我国一直缺乏成熟的公民社会，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社会公众对于社会问题的界定往往处于被“边缘化”状态，政府在问题界定中过大的权能导致其更多偏重从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管理价值的角度来决定对待社会问题的立场，而社会价值在各种价值取舍中常常被忽视掉了。可以说，对于社会价值的忽视也是导致公共政策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成因。例如，基于我国城市外来人口问题所形成的外来人口管理政策，由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口在问题界定中的“缺位”，政府更多地是基于秩序生成的管理价值的角度对城市外来人口问题进行认知，将其更多地与影响社会治安联系起来，却忽视了外来人口的基本权利保障问题，造成所形成的公共政策的初衷和目标多是针对对外来人口的管制。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和平等就业等逐渐成为了不断被讨论和关注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设计、抉择与输出是政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包括对解决社会问题各种备选方案的提出、从备选方案中抉择唯一的解决方案、政策方案正式向社会公布等政策环节，可以将其统称为公共政策的制定阶段。政策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就是决定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的过程。要探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为何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就需要从过程维度的决策程序和结果维度的具体政策内容中进行分析。决策程序的合理性是保证政策质量的前提。犹如社会问题界定阶段一样，我国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同样呈现出“党政主导”的局面，由政府自上而下产生相应的公共政策，对于政策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的认定往往是由政府单独做出的。由于缺乏多元化的政策风险评估主体，当政策存在严重的社会风险时，难以通过“社会倒逼”的方式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纠正。目前，虽然在制定公共政策过程中采取了听证制度，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操作中却存在着“对听证会的动员宣传不够、听证事项及相关信息透明度不够、有可能被利益集团的成员不恰当利用、听证的临时性和随意性大且对听证意见缺乏成熟的回应制度等问题，听证会易于走过场，流于形式。”［6］ 因此，在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由于决策程序的诸多不合理，常常导致有些政策风险在制定过程中没有被发现或被重视，甚至是在明知有风险的前提下政府仍将其付诸实施，而这样的政策一旦被实施，政策风险的存在就成为了制造或者扩大一些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另外，政策内容的合理性是保障政策质量的关键。面对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备选方案，这些备选方案是面向该社会问题的不同的解决思路和策略，其内容呈现出针对该问题解决的不同的价值取向、资源投入、预期收益以及政策弹性等。对于备选方案的抉择过程，就是对每个备选方案的利弊进行权衡后进行选择的过程，但可能由于政府官员的价值取向偏差、信息局限以及自身能力素质等原因导致所抉择的方案并非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理想方案，甚至是与社会公众的长远利益相背离的，这样的政策出台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同时也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政策方案的执行、政策方案的调整与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与公共政策制定阶段相对独立但又相互衔接和依赖的阶段，是将所制定的政策方案付诸实施，实现对社会问题解决的过程。随着政策的不断执行，政策方案效果不断得以呈现和释放，而经过实践证明一些政策方案虽然通过执行过程逐渐实现了对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认知局限而出现未能充分预测和考虑到的因素和情形，或者由于在政策制定阶段的价值偏差所忽视或放任的一些潜在的隐患和后果，在执行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新的社会问题;而一些政策方案则由于在执行过程中的偏离或扭曲而致使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从应然层面上来看，当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同时伴生新的社会问题时，基于政策现有的“收益—风险”的综合评估，必须对政策的可行性进行重新审视。如果政策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形成的“风险等级高且可控性弱，同时社会公众对后果容忍度逐渐变弱时”，［7］这样的政策就必须及时进行调整甚至终结。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是:诸多被执行的公共政策，虽然早已经被人们发现与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且未来继续执行所形成的问题风险将更大，但是必要的政策调整或者终结在很长时期内始终没有实质性进展，政策依然在持续执行。为什么会如此?合理的解释是，在“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中政策调整或终结的权力普遍掌控在党政主体手中，党政主体对政策效果的评判以及所秉持的政策价值立场是判断或决定政策是否调整或终结的依据。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当党政主体认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时，往往会利用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一项公共政策的综合评定报告或是统计数据为政策继续执行的必要性提供支撑，向公众传递和展示政策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并没有他们想象中严重。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之下，在科学和技术的神圣武装之下，科学和技术专家关于政策风险的“结论”往往使人不能质疑，甚至是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在“结论”面前也开始怀疑自己价值要求的正当性，这就使得政策得以继续执行。然而，当“价值中立”的科学和技术面对“不能摒弃掉价值判断”的公共政策时，让科学和技术理性完全排挤掉价值判断，让科学和技术专家的话语权掩盖和取代政策对象的话语权，对政策看似客观性的评价实质上就不够客观了。更何况是，有时科学和技术专家受制于党政主体的明示或者暗示，其对政策的评判或是统计数据也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政策的所有“事实”，而只是服务于党政主体政策意志的“道具”而已。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缺少话语权的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调整或是终结始终是一个局外身份，社会问题随着政策的持续执行而不断恶化。 三、当前我国社会问题的政策成因反思 按照代议制治理的框架及其逻辑，公众在对社会问题治理不可行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和增进自身的利益通过建立政府来承担相应的治理任务，而政府治理目的就在于利用自身的专业化完成公众关于社会问题解决的委托。可以说，在现代社会治理进程中，政府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基本选择。这意味着，政府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有着难以取代的优势，至少迄今为止是如此。而作为精英的政府人员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最为习惯而且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就是运用政策工具。那么，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如何理解我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去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在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当然，在政策过程中，我们不能说政府主观愿望上有不断制造社会问题的追求，因为这样无政府主义就会成为人们质疑和批评政府的理论武器，政府终将丧失合法性。但是，客观结果与主观愿望相反，这就表明“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包含着某些自动引发和制造问题的机制。从代议制治理下公共政策所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来看，作为政府治理工具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代表和增进作为权力所有者的公众的公共利益。而要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必须在政策过程中对政策全流程进行基于符合社会价值的必要性审查。但是，我国“党政主导”的政策过程所呈现出的党政主体牢牢把持和控制政策的局面，党政主体成为了政策过程建构的唯一主体，而作为权力实际拥有者的公众在政策过程中只是名义上享有政策建构权，但实际上却被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甚至有时缺乏能够对抗和反对不合理政策的充足能量和有效途径。如前文所述，由于垄断了政策过程建构权，党政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知识和技术霸权以及价值偏差的交织影响都常常致使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背离、政策效果与公众所期待的效果背离，而这样的政策过程又缺乏来自社会力量的有效修正，进而导致危害公共利益的社会问题通过政策而产生。由此可见，党政主体实质上唯一拥有政策建构权常常是我国因公共政策而形成社会问题的关键性致因。因此，要消解为解决社会问题所形成的公共政策可能会引致新的社会问题出现的消极后果，必须要实现政策建构权向社会的回归和扩展，强调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拓展社会公众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空间。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就是要让社会公众成为政策过程的真正主体，使作为权力行使者的政府和权力拥有者的公众在合作行动中最终能够促成经得住社会价值拷问、符合解决社会问题实际需要以及充分考虑和抑制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的生成。对于我国而言，良好的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缺少的支持性条件。政府质量是一个广义政府意义上的政府质量，包括“现代代议制度、现代行政制度和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还包括现代政党制度建设。”［8］从政府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必须首先关注当下政府治理理念的改变，应该始终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和抉择政府行为的前提条件，应重视和强调三点:社会利益的保护、社会利益的改善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在政府治理理念转变之外，还需要在政府治理实践层面进行一系列以政府质量提升为目的的改革，重点是进行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基础制度的完善强调广义政府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关系的建构上重视推进尊重公民权利和公民意愿的法律和制度设计、完善公共权力行使的违法审查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权力社会监督的法治建设、将政策过程的社会建构纳入法治范畴等，在社会管理和建设过程中要重视与社会协同治理下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指通过社会参与、社会意见吸纳、社会智慧利用等途径促进政府治理中共识、共享、秩序和策略的形成，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通过提高治理的开放性和拓宽参与渠道为社会参与提供有力支撑。可以说，基础制度的完善和注重参与的政府治理变革，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政府质量提升的关键，能够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之符合现代政府的治理要求并具备现代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了政府质量的提升，当始终强调社会价值和重视社会参与成为政府治理的新常态，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有了现实的基础。从社会质量角度思考社会建构下的政策过程，是在实现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条件下使社会不断获取影响和决定政策过程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所要求的社会质量，内在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的增效。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基础上政策参与的拓展是社会公众认知到在政治与行政生活中的主动参与是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从游离于政策过程之外对整个政策过程漠不关心的“消极参与”转变为“积极参与”，为此还能够不断在政策参与中主动培养自身的参与技能并积累参与知识，逐步形成品质保证和自觉遵守的参与模式，这就要求社会本身在公民社会成长下通过民主教育、权利意识的启发以及各种公共生活的参与等途径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公众的参与精神;社会整合基础上社会能量的增强是通过促进异质的社会个体在公共事务合作治理中的相互接触、交流、碰撞与融合，构筑起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每个社会个体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9］在合作过程中使松散社会越发趋向于整合，实现社会自身力量的不断积聚和壮大，进而在政策过程中能够以充足的能量与政府抗衡和博弈，不被政府所任意忽视或是排斥在政策过程之外;社会智慧增长基础上政策过程增效是随着教育水平提升、知识传播媒介广泛被社会利用、实践经验不断累积等过程使社会个体不断实现知识、技能和经验的增长和积累，在政策过程参与中通过社会智慧资源的融入，与政府共同形成最优的政策方案，或者及时洞悉和弥补政府所制定政策方案中的偏差和漏洞。可以说，在社会参与积极性提升、社会能量增强和社会智慧增长等要素推动下所带来的社会质量的提升，是社会本身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所不可或缺的。没有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就只是一种治理的幻景和想象，即使政府将其作为治理策略和目标，而社会本身若是在政策过程中表现得力量分散、态度消极且智慧资源储备不充分，真正拥有和具备在政策过程中的话语权和行动能力则无从谈起，在政策过程中也就难以有所作为。 总之，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的形成为我国制定更能够规避政策风险的公共政策、减少公共问题的政策成因提供了一种有益的逻辑思路和行动框架。基于对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状况依赖，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理想状态的达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值得欣喜的是，各级政府已经开始越发关切社会公众的政策态度、重视社会公众的政策参与并强调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如在“决策前举行各种座谈会、听证会以及下基层调查研究收集民情、民意”，［10］在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中前置性引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重大决策事项中建立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制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决策行为进行问责等;就社会而言，非政府组织、民间智库和独立学术机构等社会团体和普通社会公众与各级政府在政策过程中互动博弈也越发频繁，如通过网络和媒体公开地批评政策不足或者政策过程的不合理，通过形成独立的政策研究报告、调查报告和政策方案等形式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通过充分利用政府所提供的政策参与渠道和机会积极表达自身的政策立场等。这表明，当前我国被党政主体主导且封闭的政策过程已经打破，政策方案选项的优化“最终将取决于体制内外更广泛的协商和共识构建。”［11］可以说，政策过程已经显露出朝向社会建构的一些倾向和特质。随着政府质量和社会质量的提升，社会建构下政策过程形成的基础也将日将成熟和牢固。 作者:韩艳丽 单位:燕山大学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内部的社会网络研究 1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应用 早期对合著研究的方法过于简单，主要通过文献统计的方式对领域内的期刊进行研究，然后再进行统计分析，判断该学科合著现象的发展趋势，研究运行的规律和出现的特点。这种研究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缺陷，忽略了合著形成的统一网络体系，没有充分考虑潜在联系之间的相互关系。互助网络是合著作者的真实体现，他们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称之为社会网络。为了方便分析合著网络和社会网络，一些学者开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合著网络。人类学院最早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现在社会网络中一种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有着自身的专业术语和概念，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标新立异。图书情报学者通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取得了理想的效果。通过采用朱庆华等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情报学报》为出发点，通过实际分析，发现图书合著中存在着关系密切的团体。袁润的《中国图书馆学》被作为数据上的出发点，实现了合著网络的构建，并分析了合著网络的特点。陈定权选择的数据更多，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对象包括图书情报学的5种核心期刊，最终证实了合著网络反映的真实的人际关系。荣先乾和邱均平也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比较的方式研究了不同领域的国内外学科期刊，比较发现我国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和国外的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存在着截然的不同。这些实例说明社会网络分析法在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CNKI为数据源，对1999—2013年公开发表的1969篇社会网络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分类分析［1］。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前身是图书情报学院，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规模较大的教育资源，有着世界领先的研究水平，因此文章的研究对象选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具有较强的典型性。文章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是从数据获得的方便性来考虑的。为了防止出现漏检的现象，采用模糊检索的方式。通过筛选去掉重名的作者，筛掉不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作者的文章。经过初步统计，我们发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有59名作者符合合著关系。通过图像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合著数量保持着上升的趋势，虽然个别年份有下滑的趋势，但是整体仍然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且水平较高。为了深入研究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处理，我们通过构建Excel表格的形式进行分析研究，学者姓名有行名和列名，观察统计结果，发现有超过2名以上的作者。通过采取比较的方式对比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师资队伍名单，如果学者之间存在相互合著，通过标注1的方式在对应的单元格记录学者的名字。当将所有学者的合著记录标注完毕之后，通过导入的方式导入Excel文件，最终形成关于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二维矩阵。每名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作者是合著网络的一个基点，这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一个分析手段。文章构建的子群有较强的分析性和凝聚性，有便捷的可视化功能，能够有效分析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 2.2研究方法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之一，一些社会学家对中心度的形式特征以及测量进行了研究，出现了大量的关于中心度的概念，因此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而点度中心能够把大多数的研究结合起来［2］。本文的方法为中间中心性分析和点度中心性分析。与节点密切联系的节点数量是点度中心性描述的对象，通过测量得到网络中每一节点的权利。节点路径的综合数量是中间中心性分析的描述对象，侧重节点对中心的控制。通过观察合著网络，不难发现各类中心的大小不同，不同的大小代表着不同的合著网络地位。采用凝聚子群分析的方法为k－。该方法是子群n的子集，大于n－k个节点出现在该子群中。通过使用该方法能够对合著网络k－进行数量和规模的分析，可以得知合著网络之间的联系状况，能够更好地掌握合著网络的特点，理解小团体现象。网络可视化是借助软件平台来实现的，通过转化的方式将数据变成图形或者是图像，最终通过屏幕显现出来，能够保障网络结构的清晰性和可观性。该软件平台为Pajek，相比较其他的可视化网络分析工具，该软件具有能够处理多样图形的功能，越来越被可视化研究所认可。 3研究结果 3.1中心性分析 中心性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邱均平等4位学者点度中心处于较高值，数值为6。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4位学者网络合著较为广泛，处于核心地位，与另外的其他6位均有网络合著的联系。通过深入的观察不难发现，点度中心数量的多少并不决定点度中心的高低，这是从点度中心较低和较高学者近10年的来看的。朱玉媛和焦玉英有着不同的量和点度中心，分别为32，6和79，2。通过深层分析发现，这是因为每名作者论文合著网络所占数量的比例不同造成的。另外，不同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合著网络的范围也不尽相同。通过中心性分析不难发现邱均平处于较高的中心度。这些学者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很强，在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中处于重要的地位。但是透过分析结果我们还能发现：中心性为0的学者几乎没有所谓的资源控制力，这样的学者一共有22位，占了合著总人数的37.3％。这一结果反映出相对平均的资源分布，说明大部分学者还是有一定的资源控制能力的。通过以上分析，借助中心性分析的方法，找到了该机构的中心学者，实现了对资源的掌控，了解了基本的资源情况。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的学者在中心性两项指标上排名靠前，可以认为这类学者是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中坚力量，在合著网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2凝聚子群分析 在k－的凝聚子群分析过程中，首先需要确定k值，我们选取2作为k值，在这个子群中共有n个成员，至少存在着n－2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保持着联系。设置k值的同时，也需要设置n的最小值，文章将n的值定为3，最终发现有156个n－，它们与其他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由此不难推断至少与其他的一名成员保持着合著关系。通过进一步的设置变动，将n的值设置为4和5，设置为4的时候找到11个4－，n值为5的时候，却没有发现有n－出现。由此得出2－是合著网络的最大值。11个2－中的成员至少有2名和其他成员保持着合著的关系，成员之间的联系较为密切。在2－中有11个人，有4名合著人员拥有不同的专业。其中有9个成员来自不同的系别，有2名同学来自档案与信息系和图书馆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不仅在相同专业进行了合著，在不同的专业上合著也极为紧密。这种紧密的联系有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促进图书管理专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3.3可视化分析 科学计量可视化即知识图谱，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用可视化技术描述知识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科学计量研究方法［3］。原始的数据矩阵借助Pajek软件实现了最终的文件打开，参考软件手册，操作软件中的可视化菜单，单击相关的菜单路径，实现对菜单布局的自动控制。一般来说该菜单的路径为Layout－Energy－Kamada－Kawai－Free。我们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数据中发现，只有2名学者没有和其他学者开展合著，其他学者之间均进行了有关的合著联系，合著机构体系联系紧密，从而验证了之前的结论。 4结语 研究表明，综合多种合作关系数据可以从更深层次研究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状况［4］。本文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情况以及内部学者之间合著所体现的特点，小团体和资源的控制等也包含在内。结果显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学者之间不但在同一专业，就是不同专业之间也存在着合著现象，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图书情报所具有的融合特点，这种合著网络有利于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当然，研究也存在不足，如研究对象多是一种或者是几种期刊数据，仅仅涉及了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发展；对图书情报内部合著网络的分析所选取的研究机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得出的研究结果是否科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作者：陈丞 单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图书情报论文:小议现代图书情报工作 1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从理论上来说，对于图书情报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较之其他热门学科较弱，不系统。知识经济下，图书情报工作对于理论能力的要求不断增加，而过高的要求与学科研究的缓慢发展不相适应，于是产生矛盾，阻碍图书情报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例如，现在网络发展迅速，很多作家都在网上写作或者用户可以在网上查到各种各样的资料，但是对于网络资源的知识产权问题却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2管理制度有待完善 知识经济背景下，知识量迅猛增加，对于知识的管理就尤为重要，传统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进以适应社会需求的增加。此外，人才的管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深刻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根本要素就是人才资源。信息的激增对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包括对信息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的要求、知识素养的需求，以及专业人员数量的要求等。 3服务质量有待提高 服务质量不高归根结底就是服务态度的问题。传统的观念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根深蒂固，不容动摇。“服务大众，服务人民”的观念还没有进入人们的脑海。这样的一种现状会影响图书情报在教育、经济等各方面作用的发挥。 4资金投入力度有待加强 资金投入短缺，使得信息资源建设变得十分艰难。在我国家，政府投入是投资主体，但是政府要管理各个方面，对图书情报重视还不够，所以投资力量有限，对这方面建设的投资较少。在外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图书情报类信息服务产业的投入都比较大，往往是我们国家的好几倍。再加上我们在图书情报方面起步较晚，所以在图书情报方面存在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 5现代图书情报工作发展策略研究 面对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应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和认识，并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利用好迎来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努力克服面临的挑战，在不懈的奋斗和努力中不断前进。 5.1加强知识管理 知识的急剧爆炸使得知识的管理变得困难，同时也显现出知识管理的重要性。图书情报机构要采取各种有效举措加强对信息资源的管理。例如，建立较为完备的数据库资料系统。因为在知识经济下，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明显增加，原有的管理方式已经不科学，需要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数据库以便人们更加方便地查找资料、自主学习［3］。在数据库系统中，资料会被分类处理，所以查找起来会非常方便。人才资源的管理是知识管理的核心。时展对工作人员的素养要求越来越高。例如，对工作人员知识面的要求是广泛，不能只懂一门专业，对其他问题一窍不通。传统的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多是文科生，理科生较少，这一现象必须进行改进，要广招各类各科人才尤其是图书管理类专业人才，并且要对工作人员进行定期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个人素养。 5.2提高服务质量 5.2.1建立图书情报服务中心 所要建设的图书信息服务中心应该以网络、计算机、多媒体等为基础，突出区域性服务特点，增强图书情报工作中的信息共享、资料查询、资料管理等方面的作用。 5.2.2转变服务态度 “态度决定一切”，这句话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必须重视态度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而我们传统意识里对图书馆工作的认识就是清闲、干净，很少有服务大众的意识。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对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以人民大众为根本，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服务大众。它不同于其他的服务行业，是一种知识服务。 5.2.3改变服务手段 科技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科技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服务手段的改变。计算机、多媒体、智能技术都已不再新鲜，图书情报工作要好好利用这些高科技成果不断完善自身，推动自身不断创新，促使服务手段网络化、智能化、自动化。如图书资料查询完全可以依靠计算机软件完成，既节省人力、财力，又方便快捷。 5.3促进图书情报理论的发展研究 相对于其他热门专业理论的研究，例如文学、力学、化学等的研究，图书情报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因此，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与这种发展现状不断矛盾着。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图书情报工作的投资，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图书情报的发展，培养更多优秀的图书情报专业人才。 5.4定期对读者进行培训 知识经济下的现代图书情报工作不仅与工作人员有关，与读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要提高自身素养，也要求读者具有一定知识。对读者进行培训，可以提高读者自主学习和查询资料的能力，也可以减弱或消除一些读者对于计算机等高科技借阅设备的畏惧心理。例如，可以对不同年龄的读者进行不同的培训，像一些年轻人就可以简单讲解一下，而对于一些年纪较大的读者要从基础教起，对于年龄较小的读者，要注意对其读书兴趣的培养。同时，加强对读者的培训有利于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 5.5发掘新的更有效的增长点 5.5.1完善信息咨询业务 已经有资料显示，近年来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信息咨询业务的快速发展，甚至有的地方已然形成了高科技密集的产业。但是与国际上这种产业的发展相比，这些发展还有待提高。图书情报工作中还是存在许多的问题，有待解决。这种现象提示我们信息咨询业务是一块“肥肉”，我们要把握机会促进发展。 5.5.2加强国内外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经常上网查资料的人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网上的中文资料非常有限，了解一些简单的知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进行专业的项目研究，中文资料就可能难以满足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加强国内外知识信息的交流与合作，相互促进发展。 5.6大胆尝试现代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新范式 所谓行动是指图书情报工作人员从事的实际操作活动，而研究是指专家学者对于图书情报相关学科或者图书情报工作的一些研究。因为主题的不同，所以这两个方面长期分离，这种分离不利于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和发展。所以大胆尝试知识经济背景下现代图书情报工作的研究新范式———行动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首先可以解决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素养的问题，优化对信息资源的管理；其次，研究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才是最实际有用的。 6结语 综上所述，知识经济背景之下，图书情报工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必须正视这个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知识经济与图书情报工作的协调发展。 作者：蒋春梅 单位：延边大学图书馆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学术人才培养模式 从2009年开始，教育部决定开始扩招专业学位硕士，并特别在报名、考试时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进行区分。专业人士预测，未来几年，专业硕士人数可达50%，将与学术硕士平分秋色。教育部明确指出，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与学术型学位人才培养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个重要方面，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1〕。近年来，专业硕士招生比例和招生专业都有大幅增加，图书情报专业作为一个新的生力军于2010年开始设置，18所高等院校获得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标志着我国的图书情报硕士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1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比较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比较，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培养方向和目标不同专业硕士是与学术型硕士相对，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硕士研究生，所获学位是具有职业背景的学位，以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为目的〔2〕。学术性学位表示受教育的程度在某一学科领域已达到的学术水平，而专业学位指通过高水平的专业训练。具有从事某一专门职业的能力和理论知识所获得的学位〔3〕。简言之，专业学位是应用型的，学术学位是科研型的。对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来说，主要指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和复合型专业人才。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则是侧重于学术理论研究，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 1．2入学难度不同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入学难度也有不同，专业硕士的招生考试一般有联考和统考两次机会，学术硕士则需要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考，联考和统考的难度不同，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联考的考试较统考要容易，但录取时更看重申请者的工作背景和职业阅历，一般要求报考者有一定的工作经历。 1．3社会认可度不同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偏重学术型学位教育，专业型学位教育有所忽略，以往学术型学位教育是全日制教育，而专业型学位教育可以选择半脱产;学术型学位教育正常毕业学历证和学位证双证齐全，而专业型学位教育一般遵循统考生拿双证，联考生拿单证的规则，双证齐全比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对两种学位的社会认可度有差异。全日制正规大学毕业的学术硕士社会认可度较高，专业硕士社会认可度较差。由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刚获批不久，首批专业硕士还未得到社会验证，但人们固有的社会习惯和思维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认可度。 1．4政策倾斜度不同教育部推出一系列政策，计划往后几年继续减少学术型硕士，减少的名额用以增加全日制专业型硕士，对研究生招生政策也做出一系列调整，例如允许达到国家标准分数线，报考学术型硕士的考生改读专业硕士学位。两类研究生在招生及调剂时按照“一视同仁，同等对待”的原则确定考生进入复试的分数标准。同时国家在确定今年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时，将统筹考虑前期计划和新增专业学位招生计划需要，确定统一的考生进入复试基本分数要求(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另行制定标准)。2012年考研政策出台，国家在继续扩大专业硕士招生规模的同时，特别是对管理类六个专业学位(工商管理MBA、公共管理MPA、旅游管理MTA、工程管理MEM、会计MPAcc、图书情报)和审计硕士初试科目进行试点，只设外语和综合能力考试科目，初试不考政治。2图书情报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讨硕士学位教育的学术性和专业性，是划分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重要依据，但是硕士学位在学术性和专业性上的分野，不是要割裂两者的关系，而是要在更高的层面上更好地发挥各自作用，并起到互相弥补、互相促进的作用〔4〕。在欧美LIS学界，并不存在硕士研究生层面的两种类型硕士学位的差别，没有所谓的专业性学位和学术型学位的分别〔5〕。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差异对各自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影响不同，我国现阶段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型硕士并存是转型时期的本土化特点。事实上，图书情报学本身是一个强调实践的学科，片面地强调学术型硕士的学术性是不可取的，将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等同对待，划一培养也是片面的。两种学位的培养目标应该有所区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重合交叉的部分。应该在课程设置、学科体系等方面巩固图书情报学的实践内核，做到技术研究和人文研究并重，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并重。任何一种固定的模式都是有缺陷的，在日新月异的信息环境中，应该侧重培养厚基础、宽专业、强素质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保证学科视野的开放性，强调图书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无论是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都坚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面向宽广的图书情报职业需求，同时，注意培养学术型硕士的教学研究技能，避免将学术型硕士浅层次化。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应该分类培养，在培养目标、培养方式、课程体系、学科建设、导师队伍等各方面区别对待，从而形成既相互区分，又交叉重合的培养模式。 2．1研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图书情报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类学科，其来源于实践，最终须服务于实践。从图书情报学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必须区别于其它学科，找出自身的生长点，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这一学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找出其良性发展的科学轨道。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一直受到本科教育模式的影响和制约，这种制约对研究生教育的分化发展，弱化了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特征，导致其有着极强的替代和抑制作用〔6〕。在图书情报学教育中，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的影响日益突出，人文精神日渐缺失，图书情报学教育为社会培养图书馆与信息职业人才，职业竞争力的提高离不开学科教育对于所处信息环境的准确把握〔7〕，研究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离不开对泛在信息环境的考量和思辨，只有从图书情报教育的学科特征出发，才能找到最适合发展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 2．2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多元主体培养模式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属于新生事物，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模式，套用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或者趋向本科化教育，都过于简单而僵硬，有违我国设置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初衷。传统的职业教育所采用的“双元制”、“三明治”、“合作教育”和“订单式”等培养模式并不能持续培养出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8〕。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培养至少应该有用人单位、学校、学生三个以上多元主体，所谓产学研一体化，图书情报机构作为用人单位，为学生提供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实习平台，学生边学习边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学习的不足，产生对知识的渴求，通过“理论———实践———应用”的循环反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专业教育要区别于科学学位教育，要让学生真正地学到实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图书情报机构服务质量及社会地位〔9〕。 2．3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团队式导师培养模式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为教学和科研培养后续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称为培养“准博士”的专业人才。师资力量不足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整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便显得尤其重要。以往的学术型研究生培养模式多为单一导师制，有些较为先进的采用双导师制。当前我国研究生培养体制中，导师对研究生的培养还是以传统的“学徒式”培养模式为主，这种单一的指导方式培养出来的人知识面和创新思维受到限制，缺乏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能力〔10〕，作为一个处在边缘化的学科，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交叉趋势日益明显，但研究生培养的单导师制或双导师制，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让学科交叉成为一种不可能。在研究生教育中，许多研究方向的设置有趋同化特征〔11〕，这与单一导师制的局限是分不开的。在国外一流大学，选择学科交叉领域做课题研究，成为培养具备复合能力的拔尖人才的重要渠道。研究生培养应建立导师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平台，组成联合导师组，可以发挥导师各自的优势和拥有的资源，带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2．4分层定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核心能力模式对于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来说，所要求的核心能力是不同的。作为专业能力和个人能力的综合强化体现，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所要求的核心能力模式更多地具有实践特点，要求较强的职业素养。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的核心能力则更多地具有学术特点，要求较强的科研能力。虽然二者的核心能力要求在很多方面是一致和重合的。这就要求对图书情报专业硕士和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进行分层定位，打破传统壁垒和世俗观念，增强社会认可度。多纬度、多视野、分层次地开设核心课程。对于专业硕士重点以提高职业竞争力为导向，强调实用性，广泛地参与实践等等。对于学术硕士则重点面向学术，弹性动态地设置核心课程，经常评价、分析、修改和更新课程〔12〕，采用模块化教学，加强与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界的联合、合作与交流，培养全能的图书情报学术型人才。 3问题和对策 3．1缺乏完善的职业准入制度是制约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我国图书情报界，既无行业准入制度，又无行业资格考试制度，专业人才培养和专业培训始终只能游离在行业发展之外，自生自灭。同时，现在的图书情报职务晋升制度也与图书情报教育制度相悖。现有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制度乱象丛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需求原动力〔13〕。学历学位不被重视，知识和技能受到打压，导致学科边缘化和去中心化越来越严重，职业自主权逐步削弱，专业生涯的吸引力不断下降，来自职业内部的自我歧视和专业教育的边缘化，使得图书情报专业学生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导致专业人才不断流失，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危机日益严重〔14〕。 3．2专业定位和学科归属不明确，存在严重混乱现象，削弱了图书情报学研究生专业内趋力和职业自豪感从图书馆学到图书情报学，再到情报学，信息管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不断更换学科、院系名称，似乎在院系名称中去“图书馆”三个字就可以彰显学科价值。对图书馆学而言，图书馆专业在信息科技时代寻求关联性的努力实际上是在销蚀自身固有的相关性，对去技能或者去专业化问题的关注是当前潜在的、影响其未来发展的最大威胁〔15〕。情报学定位也模糊性严重，经常转换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追求缺乏坚实的核心研究目标和稳定的研究方向，导致整个学科的发展显得浮躁，缺乏一个充实的“理论内核”〔16〕。图书情报学研究生专业内趋力不足，缺乏职业自豪感，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学科日益边缘化，社会认可度较差。图书情报界人士热衷于对相关学科、边缘学科甚至上位学科的研究，似乎将其它学科与本学科进行嫁接是优化学科的最佳途径。 3．3创新图书情报学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规范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培养过程，是提高图书情报学核心价值和增强职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任何一种培养模式都不是单一的，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培养模式也没有严格的区分。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刻意的区分只会抹煞教育的根本宗旨。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设置是学科教育面临大的契机，转型发展，科学规划，在学术的基础上传播图书情报学的职业精神和核心理念，是从业者需要恪守的宗旨和原则。遵从学科地位、学科性质、学科使命、研究生使命和社会需求五个导向〔17〕，构建多元培养平面，是培养宽口径、多层次的专业人才和学术人才的根本所在，也是提高图书情报学核心价值和增强职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4结语 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不断探索，曲折前行的。图书情报学教育更是如此。信息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人与信息的关系和关联方式都在发生变化，信息所存在的领地和区域也发生了变化，由此必然导致图书情报教育的变革〔18〕。在与其他学科融合的过程中，图书情报学应该保持自身的核心内容，在继承中不断开拓创新。无论是图书情报专业硕士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学术硕士，其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师结构以及培养模式都需要相应进行调整，使其规范化、精细化、科学化、实用化。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需要专业学位建设与职业资格的有效对接，才能在不断探索中进入一个良性范式发展阶段。 图书情报论文: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 摘 要：现代信息技术采用了网络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数据库技术，有效提高了图书情报服务的效度和信度、提升了图书情报服务的馆藏建设、方便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开展工作，对于图书情报服务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促进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提高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完善图书情报馆藏现代化建设能有效提高在信息化时代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服务的质量。 关键词：现代信息技术；图书情报服务；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图书情报服务单一、被动的服务模式，有效提升了图书情报系统工作人员的信息素养和综合业务能力，扩大了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数量和质量，使得图书情报工作能够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信息服务，满足信息时代用户对于图书情报服务的新需求。 1 现代信息技术的内容 1.1 通信技术 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为人类的信息传播提供了更为快捷方便和安全可靠的传输方式，而且通过通信技术与其他技术的结合有效促进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中的通信技术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电信通信业务，而是能够为人类提供三网合一的通信服务的技术，通信技术的广泛使用为不同部门直接按照信息流犹峁┝吮憷，有助于信息的共享和交流。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对于信息的采集、传播和加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中的通信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在图书情报服务的馆藏和信息查询业务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1.2 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不仅能够用来进行数值计算还可以用来进行逻辑计算，同样具备存储记忆功能。随着微型计算机的发明和推广使用，如今计算机已经普及到各行各业，成为信息化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目前，世界各国正在研制第五代计算机，其主要特征智能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计算机能够十分便捷地输入图像和使用自然语言，具备类似于人的大脑的功能。[1]图书情报服务人员需要具备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能才能够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快捷便利的服务，更好地开展图书情报工作。“互联网+”时代，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信技术与各行各业进行融合已经成为主要趋势，计算机技术在各行各业的普遍使用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图书情报服务也不例外。 1.3 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推动了大数据和云计算的发展，当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相结合之后，人工智能可以借助数据库技术将系统应用到实践当中，增强系统的综合功能。大数据具有大量、高速、多样、价值四大特点，对于大量数据进行实时挖掘和分析需要将诸多庞大的数据库进行链接，采用分布式计算机架构来进行云计算的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和云存储技术。[2]图书情报服务中离不开数据库技术，随着越来越一体化的全球趋势发展，不同图书情报部门之间进行相互协作，共享数据库以充实馆藏资源已经是大势所趋。数据库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为图书情报服务提供更好的整理和检索功能，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关联能够有效提高图书情报服务的馆藏数量和质量，从而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2 现代信息技术对于图书情报服务的影响 2.1 提高了文献资料的效度和信度 文献资料的效度和信度是图书情报服务的基础，现代信息技术能够为情报用户提供精确全面地服务，并且确保所提供的文献资料的质量。[3]图书情报部门需要增强建设图书管理信息化的能力，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基础设备设施，并且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信息化管理和检索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具备强大的信息检索和数据库查询功能，图书情报服务人员在工作过程中能够根据搜集到的文献、图书资料来源判断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而为图书情报用户提供更精确的信息服务。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帮助图书情报部门提高对于所采集文献资源的甄别能力，对于文献的真实性进行更好的鉴别，同时将不同图书情报部门的馆藏资源通过网络进行相互关联，有效扩大图书情报机构的馆藏数量和质量，提升用户搜集到的资源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2.2 有助于图书的馆藏建设 传统图书情报管理服务重视馆藏数量和馆藏质量，但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图书情报服务中之后，图书情报服务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扫描更多的珍贵资料充实图书馆，图书情报服务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帮助用户快速、便捷地查找到准确的图书情报。图书情报工作部门需要将信息化管理纳入到图书馆藏建设中，方便进行统一的管理和信息的查找，并且有助于馆藏资料的信息化。[4]图书情报服务质量仅仅取决于馆藏数量和馆藏质量的年代已经过去，如今，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决定了为客户提供更及时、有效、准确的信息才是图书情报服务质量的衡量标准。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倒逼馆藏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推进，以满足在信息化时代用户对于图书情报服务的新需求。 2.3 便于图书情报管理人员的管理工作 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图书管理人员具备信息获取、加工和利用的能力，图书管理人员只有熟练掌握信息技术能力，才能够在工作过程中使用现代化设备检索用户需要的情报信息。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不仅具备检索信息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般故障排除能力，并且能够培养用户在网络环境中检索到需要的信息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有效促进图书情报人员进行自我知识更新以满足工作需要，传统的图书情报服务已经无法满足信息时代用户对于图书情报的服务，图书情报服务人员需要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知识和相关的学科知识才能够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源，传统的图书情报管理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容易因为工作量过大而出现差错，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图书情报管理人员能够更好地进行自动化管理和智能化管理，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从而能够更好地为图书情报用户服务。 3 优化现代信息技术为图书情报服务的对策 3.1 促进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 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大中型图书情报服务部门都已经提供了图书情报的信息化服务，图书情报服务的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能够为用户提供更为全面精确的资源。[5]不同图书情报服务部门和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先进的管理理念，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综合各种资源，及时对于搜集到的资源进行甄别、筛选、整理、加工，从而为用户提供最新的图书情报信息。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能够有效减轻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提高图书情报服务机构的工作效率，为用户提供更准确全面的图书情报信息和更优质的图书情报服务。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转变传统的信息资源采集模式，扩展信息资源采集的途径和渠道，同时重视对于电子刊物的采编和加工，使得电子文献资源能够得到更好的管理。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到D书情报服务工作中能够有效实现图书情报资源管理工作自动化，能够提高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 3.2 提高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 图书情报工作的顺利进行离不开领导对于图书情报工作的重视，也离不图书情报人员良好的专业服务，因此提高图书情报服务人员的信息素养和信息能力对于提升图书情报服务质量至关重要。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需要图书情报服务员具备专业知识和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文献收集能力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图书情报工作机构需要对于现有工作人员进行信息能力培养以促进图书情报服务人员专业技能的提升，从而更好地为用户提供多层次、多门类的信息资源，满足用户的需求。在现代信息技术时代，图书情报服务部门的管理人员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学习能力和信息素养，如果不及时对自身知识和能力进行更新，将不能满足现代图书情报服务的发展需求，影响图书情报服务工作的长远发展。因此，及时对于图书情报服务人员进行专业技能培训和信息素养提升训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图书情报服务质量，促进图书情报服务更好发展。 3.3 完善图书情报馆藏的现代化建设 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促进了图书档案以及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图书情报资源也应该满足用户对于电子资源的需求，长期以来纸质资源作为图书情报服务的主要馆藏目标，图书情报档案要想提供更好的图书情报服务需要具备为用户提供纸质文献资源和电子文献资源两种资源的能力。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实现“联合采编、联机查询”，不同的图书馆根据自身所拥有的资源与其他图书馆进行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不同的图书馆之间能够实现资源共享，从而扩充馆藏资源。[6]图书情报部门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现代化管理，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图书情报信息的数量，提升图书情报的服务质量，并且为现代图书情报管理工作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提供技术支撑，提高图书情报服务用户的满意度。 结束语：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为图书情报服务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模式，促进图书情报服务更好地为用户提供服务。现代信息技术在图书情报服务中的应用，为图书情报服务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图书情报服务，改变了传统图书情报服务的服务模式，加速了传统图书情报服务的现代化发展和改革，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杨启秀（1976-），女，云南大理祥云，大学本科，馆员，图书情报方向。 图书情报论文:做好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策略研究 摘 要：随着社会多元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为读者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服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人员的重要任务。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当前的特点，以及为做好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图书；情报咨询服务；策略；研究 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主要是运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文献信息，为读者服务，使读者能够利用图书馆资源获得知识，掌握图书情报等各类活动。这类工作要求相关工作人员熟知图书馆和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过各类文学，例如：文献学、目录学、创博学、信息学、管理学等方面的基本训练，而且有较强的检索能力。 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是图书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为知识的传宝、情报的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立起了联系图书馆与社会的桥梁。 一、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特点 （一）信息资源的多元化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图书馆中的文献由最初单一形式的纸质图书变成现在与网络、磁盘、电脑相结合的的形式，这样的转变使得服务工作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工作范围不只是文献图书，还包括电子信息资源和网络信息资源，资源开始多元化。 （二）服务向跨越时空变化 网络的出现使得读者服务工作打破了时间还有地域的限制，使得访问历史久远和其他国家的书籍成为可能。图书馆的藏书毕竟有限，不可能保留所有种类和国家的书籍，但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当读者存在这种需求，就应该尽量满足，这是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所需要满足的。网络的出现实现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查阅书籍的功能，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只要有网络，服务工作就可以继续进行。 （三）服务的公平化D变 以前，人们想要进入图书馆都要刷卡，而且还受到了很多的限制。当今社会更加注重公平、平等，所以在时代的发展要求下，图书馆逐渐向广大群众开放，成为时代的潮流趋势。每一个个体都有享受服务的权利。 （四）个性化服务的应运而生 时代在进步，人们的要求也在不断更新，一般情况下，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大多数是基于图书内容的服务，由于读者对信息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的产生，读者的个性化服务也应运而生，成为读者服务工作的一个趋势。 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上4个特点，其他还包括综合服务的产生等，由于图书资源形式的变化引起服务的改变，服务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研究得出做好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的策略。 二、做好图书服务工作的措施 （一）加强服务意识 作为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者不仅要从行动上表现的积极主动，而且要从思想上达到一种主动服务的意识，作为图书馆转变的重要标志，被动服务转变为主动服务更表明了发展的方向。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应当树立读者至上，服务第一的态度，以人为本，积极主动的了解读者的需求，不仅要满足读者所提出的要求，更要为读者考虑接下来的需求进行服务。为读者介绍最新图书形势，获得最合适图书资源；向读者宣传各种专业知识，以及最佳的阅读方式。 （二）更新服务方式和内容 网络的出现为服务工作提供了便利，但也存在着弊端。网络上的资源种类繁多，而且存放缺乏章法，不能够满足读者的特定需求，所以服务工作应该立足于网络上的信息资源，为读者筛选、整理出适合读者的资源，对读者的需求深入研究分析，提出个人见解，为读者的决定出谋划策，参与读者的决策过程。由于读者需求的个性化，可以为读者所需要的资源进行跟踪分析，了解最新动态，提升图书馆资源的价值。社会在进步，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进步，人们不再满足对原始数据的了解，更希望得到有用的提炼过的信息，因此要求工作人员根据读者需求加工、整理，得出有用的信息，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信息的价值。 （三）营造公平的环境 凭证进入图书馆已经不再适应现代社会，为了满足更多读者的需求，无证时代已悄然而至。读者可以不再受证件的限制，可以自由进出图书馆，享受服务，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和认可。 （四）提供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是指根据读者个人需求和特点，向读者推荐相关的资源和环境。个性化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态度，尊重读者的需求，在服务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人的尊严的重要性，发现人的价值，满足读者和社会的不同需求，要用平等、宽容的心态去服务每一位读者。作为服务工作者，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思考、认识问题，可以采用宣传卡片等手段打造一个人性化图书阅读环境，实现对读者贴切的关怀。 三、小结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对这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顺应时展的要求，图书情报咨询服务工作做出了相应的调整，进一步了解了读者的需求，完善了读者服务工作的技术和手段，提高了服务质量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跟随时展的脚步，不会被时代淘汰。 图书情报论文:基于具身认知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研究 〔摘要〕文章用“身心一体”的“具身认知”理论来研究图书情报专硕教育的质量问题。在特别重视实践性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中，强调实践是身体的实践，要让“身体”成为教育的重点，创造一种“身在”的教育模式。文章阐释了具身认知与MLIS教育相契合的理念；分别从自然身体的制约性、主体身体的能动性、体验身体的实践性、媒介身体的联系性4个方面，提出了MLIS教育的具身性特征；从具身认知视角出发，解释了MLIS教育的意蕴，并提出了提升MLIS教育质量的新思路。 〔关键词〕具身认知；图书情报专业硕士；教育质量 高|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是学生与教师的共同追求。但是，什么才是高质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换句话说，追求高质量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应该从哪里作为切入口呢？具身认知思想是心理学中新的研究领域，强调人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来“体认”世界的，人的身体不仅能够体现生理意义，而且更能表征精神价值，人的身体的活动是心智层面精神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英国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告诉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灵魂。”[1]洛克的观点表明在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身体的作用。图书情报专硕教育离不开学生和教师身体的参与，身体深深地嵌入师生的教与学的行为模式中，教学场域中师生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身体来进行的，所以，在特别重视实践性的图书情报专硕教育中，实践是身体的实践，要让“身体”成为教育的重点，创造一种“身在”的教育模式。 1具身认知与MLIS教育的契合 1.1具身认知释义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具身认知”理论源于杜威、詹姆斯、吉布森等的生态心理学观点，生态心理学理论是“具身认知”的理论基础[2]。具身思想强调两点：第一，人的认知信息依赖于身体的体验而产生，而身体的体验又来自感知运动的身体；第二，个体大脑感知身体器官变化和运动依赖一定的生物、心理和文化的情境[3]。总之，“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身体不仅参与了认知过程，而且身体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解剖学的身体结构、身体各器官的活动方式、身体的感知觉和运动体验决定一个人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人的心智活动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出来的。强调人通过“体认”即身体的体验及其活动方式来认识世界的，认知的产生不仅仅局限于大脑，还需要整个身体和环境的参与[4]。 1.2MLIS教育的特点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不同于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专业学位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5]。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MLIS），2011年各图书情报硕士专业学位授予点开始招生[6]，历经5年多的建设，目前我国MLIS教育初具规模，培养单位达31家[7]。MLIS研究生教育更加注重实践，采用理论教学与实践并重的教育模式，各培养单位都采用“双导师制”，即教师由来自高校的专职教师和来自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的兼职教师组成，兼职教师能够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工作实习。MLIS教育特别重视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因此各培养单位重视建立实习基地，力争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场所，增加实习课程，保证学生至少有一学期的专业实践时间。MLIS以专业实践为导向的培养目标，各培养单位多采用“课程学习――实践教学――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8-9]。 1.3实践活动的具身性要求 MLIS教育要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就必然要关注学生实践活动，而在学生的实践活动中身体则是必须在场的，实践是学生身体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学生是通过身体来调整和控制自身与实际工作之间的物质或非物质的变换过程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强调身体对实践的重要性，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马克思所指的“个人的存在”必然是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体的存在，实践活动需要人的有生命的肉体组织――身体的参与以及身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MLIS教育重视实践教学，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必然离不开身体的知觉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学生的实践活动具备具身性要求。 2MLIS教育具身性特征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身体变化及相关环境因素会对教学效果进行塑造、限制和调节，所以说MLIS教育的质量是受具身认知制约的。同时，现代教育是以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为桥梁来传授知识内容的。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蕴含的知识内容必然植根于学生的动作和知觉系统中，学生对语言、文字、视频和音频符号的理解必然源于具体的身体感知系统，因此，MLIS教育过程本身能够使学生经历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教学中有关知识内容会引发学生的生理运动，肢体会模拟所学的动作信息，产生相关姿态信息的适应动作，而这些生理的肢体动作又会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激发学生的身体经验，进而引起学生心智的变化，提升智慧的层次――实现教育的目的。 2.1自然身体的制约性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10]人的身体从属于大自然，是大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学生身体的自然属性，学生身体的承载能力，学生身体的发展的时序性等身体的自然天性对MLIS教育和教学效果必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和影响。从总体上说，处于MLIS教育阶段的学生身体的发展变化必然遵循特定的规律性，MLIS教育必须遵循学生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的规律性和阶段性，教育工作决不能违背学生身体的发展规律；学生身体在学习中带有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将在学习中，特别是实践活动中将学生身体本真的状态呈现出来，体现生命的活力，促进学生身体认知的内涵式发展，所以，可以断定：学生自然性的身体制约MLIS教育的效果，MLIS教育具有具身性特征。 2.2主体身体的能动性 梅洛-庞蒂认为，身体不是纯粹的意识主体，不仅仅通过静观、俯视的方式将我们带入实际的生活，而是采用行动的方式推动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状态，即身体具有主体性[11]。根据具身认知的观点，MLIS教育中学生身体是一个积极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课堂教学或者实践教学都是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身体相互碰撞以及身体行为对话、交流和融合的过程，教学效果正是体现和完善身体主体的历程。所以，在MLIS教育中，学生身体是教学的主要对象，在教学中，身体的主体特性是学生学习效果的原始动力，身体会主动地、自觉地反馈教学内容，影响教学效果，正是学生身体对教师教授的内容作出积极的、有选择的反应或回答，才体现了教学效果的差异。 2.3体验身体的实践性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身体必然要强调行动，“事必躬行”中“躬行”是指“身体”的行动，“躬行”更是体现了身体的实践特征。英国人类学家特纳指出：身体本身就代表一套社会实践，身体的动作、姿势仪态、面容特征和服饰特点展示的就是一种体化实践[12]。身体的实践性是MLIS教育的重要保障，身体的实践性让MLIS教育的教与学更加生动，实践就是作为感性存在的身体与包括身体在内的感性对象打交道的过程[13]。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相关的认知、思维、记忆、情感和态度等心智活动是由身体的实践活动创造的，也就是说，来源于实践的心智是一种身体经验，在具身认知的MLIS教育模式里，教育与教学效果是基于身体、源于身体的，学习过程被视为一种“具身”的实践体验。 2.4媒介身体的联系性 身体作为媒介联系着人自己与外部世界，使得纷繁复杂外部世界展现在人的感官面前。梅洛-庞蒂指出：身体不仅作为物体存在于世界中，更是人的内心与世界联系的手段[11]。可见，在MLIS教育中，学生的身体无时不在与周围的环境密切联系着，学生正是通过躯体感知才会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在学习和实践中，学生对各种知识的领悟通过身体的行动得以彰显，并且在身体的行动中不断地重建自身。所以，学生的身体是链接MLIS教育内容的媒介，正是学生身体进入特定的教学场域中，使得各种知识的学习通过学生的身体进入学生的认知，从而实现教与学的有机互动，学生身体成为连接教学内容与学生认知的媒介。 3具身认知视角下的MLIS教育意蕴 MLIS教育意蕴就是MLIS教育渗透出来的理性内涵。MLIS教育的理性追求就是要在现有的教育约束条件下，教育管理者应该如何根据自身所认识到的约束条件和目前MLIS教育所拥有的资源结构来寻求满足教育需求的最大化。要满足教育需求的最大化就必须摒弃基于“身心二元”的“离身认知”理念，必须坚持用“身心一体”的“具身认知”的理论展开研究，承认MLIS教育行为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心智活动必然受到身体及其所处的环境的影响、限制和调节。 3.1主张身体与精神的融合 MLIS教育必须摒弃将“身体”与“精神”对立的“离身认知”理念，承认身体是MLIS教育教学中的核心和重点，强调教学的本质就是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通过身体的e极参与和身体的客观生理反应，实现调节学生心理反应――提升认知的目的。使学生的“精神”朝向真、善、美的方向转化和改变，此时MLIS教育不仅达到了传授知识的目的，而且MLIS教育将回归教师和学生的身体本身，从教师和学生身体开始，引导学生深入生活，重视社会实践，在生活和实践活动中反思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让学生通过身体进行思维，总结自己的经验历程，在正确信念的支撑下，使学生学习的短期动机目标与其整体长远目标相互统一，进而产生积极主动性的身体行为，帮助学生身心获得全面的发展。 3.2重视教学环境的具身程度 高品质的教育、教学效果不仅包括教师和学生个体自身的因素，还包括教学环境的具身程度。具身认知的观点认为：认知不仅植根于环境，而且嵌入社和文化之中。人的认知是身体（包括大脑）和环境互动的结果，认知是“建构”在相应的环境信息之上的[14]。教学环境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处的客观物理场所，也是体现教学质量的具身化前提。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可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是身体（大脑嵌入身体中）物理状态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知觉、行动和自我内省的体验。可见，学生的认知受身体的制约，教师和学生通过身体融入教学世界，互动于丰富多彩的教学环境中，身体与环境的互动方式决定了学生对世界的认知和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15]。 3.3强调参与教学的重要性 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是具身认知的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会在学生实际做出某种行为或者仅观察到教师的特定行为的信息时被激活，这种激活不仅是针对身体动作的物理性质，也能针对动作行为的意义和意图，使学生能够理解教师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动向，达到“生理与心理共鸣”，进而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镜像神经元在学生接收教学信息时被激活，学生的身体会产生感知、动作和反应，身体的相应运动会把接收的信息纳入学生的认知加工系统，并且与大脑中原有的认知信息实现交互，学生就会产生各种心智活动，此时，认知、身体和环境组成动态的统一体[16]。由于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在学生观察教师或其他人的行为时，会自动调动起自身的行为记忆模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感受经验，此时，学生学习的方式就不仅仅是对教师或其他同学行为的简单复制，而是在具身模仿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身体参与和具身学习，此时教与学通过学生身体的参与介入形成一个互动的共同体，学生通过积极的身体参与促进了自身认知的发展。 4具身认知对提升MLIS教育质量的启示 提升MLIS教育质量，应该充分发挥学生身体图式的“积极的被动”作用，帮助学生将学习和实践具身化成为“思考的身体”而不是去“思考身体”。学生身体图式之“积极的被动”的含义是：学生身体为了应对实际的或可能的学习任务而自行呈现的身体姿态，此时，学生的身体具有适应教学内容刺激的能力和在具体条件下的认知发展能力，学生可以在身体动作行为中进行认知的反思，促进学生认知的自我更新[17]。 4.1摒弃反身性的教学理念 以往的教学管理者对教师和学生的身体在教学活动中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强调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和教师身体必须端正姿势，手脚不能乱动，学生身体不能出现“小动作”，教师在课堂上也必须姿势端正，要求老师必须站着，即使在教师身体不舒服时的状态下，这种做法是与具身认知理论相违背的，具有反身性特征。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不仅代表传统意义上的肉体，身体还蕴含灵魂、理性、价值等精神特质，要提升MLIS教育质量，就必须给予教师与学生身体的人文关怀。重视师生身体的主体性，倡导教师和学生以不同的身份积极参与到MLIS教育活动中，使教师与学生彼此感知到对方的知觉场，在教学活动中通过彼此身体之间的相遇、对话和互动来诠释和理解教学内容。 4.2构建具身化的教学环境 首先，营造身心愉悦的教学氛围，理解和呵护不同身体的特性，在教学活动中应该释放教师和学生身体的自然活力，提倡通过身体有节律的运动，用肢体语言来表达师生内心真正的意图，诠释身心的内在对话，使师生之间彼此理解和接受，从而实现知识的传授和接收。其次，创设情境化的教学体验环境。学生身体的感知体验对于学生学习具有独特意义和创造力量，这里的体验是基于身体的、嵌入身体并与情境存在交互作用，教与学的效果都与教学体验环境好坏有关，创设情境化的教学体验环境会使学生过去的经验和现在以及想象的经验融为一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师生之间更容易交流、分析和论证所教和所学的内容，将会更好地厘清并澄明所要解决问题，深化学习的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4.3倡导身体思维的教学方式 传统“离心认知”的教学方式忽视师生的身体，回避身体的构成特性，在“具身认知”的视角下，MLIS教育的教学方式倡导身体思维，强调身体思维是所有思维形式的基础。身体思维的动态性和生命力是教师教学活动的基础，教学作为一种身体力行的活动，必然需要教师动手动脑，教学内容也需要教师利用身体的肢体语言来表现，通过肢体语言来解读教学内容所蕴含的理念和意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向学生传达完整的教学信息，单纯的语言只能传达7%的信息，声调能够传达38%的信息，而另外55%的教学信息都需要由身体的动作和体态来传达[18]，可见身体思维的教学方式对提升MLIS教育的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从具身角度而言，教师不仅要凝练自己的语言，使自己语言更加具有吸引和感染力，还要善于利用身体语言，通过身体来表达那高达55%的教学信息，教师的一个肢体动作、愉快的面部表情，抑扬顿挫的语调都可以提升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注重自身的肢体表达，更要调动学生身体的积极参与，例如，通过角色扮演、案例研究、小组讨论等方式增加学生身体的参与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各种身体器官的运动，让学生通过眼睛的观看、耳朵的倾听、双手的触摸等方式来充分认识和体验所学的事物，必然能够提升教学质量。 4.4拓展以身体为媒介的教学空间 “具身认知”理论告诉我们：教学空间不仅局限于课堂和学校，应该以身体为媒介拓展MLIS教育的教学空间，把教室延伸到图书馆、情报所等信息机构，把学校延伸到图书情报行业的所有实际工作中。让学生在各培养单位的实习基地和其他实习场所中，通过从事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来提升实践能力，以多姿多彩的实际工作为教育素材和内容，注重学生实践工作的应用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培养[19]，全面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沟通技能和领导才能[20]。拓展以身体为媒介的教学空间，正如斯兰特瑞的观点，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室，我的教学目标是促使学生将所学课程的知识内容与周围世界的实践经验进行联结[21]，在广阔的教学空间中，教学活动不再是常规的复制和既定程序的重复，而是在图书情报行业的所有实际工作中，教师引导学生探究实际工作的身体实践。 图书情报论文: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一、引言 当今社会已发展到信息化时代，移动互联网无孔不入，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企业的发展不再仅仅依靠资金，能源，人力等方面的投入，而往往更多的依靠信息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应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图书、情报、档案作为信息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就自然具有着独特的价值和非凡的意义。就三者任何一个而言，都不能满足当今企业对信息的综合化，便捷化利用的需求。因此，只有通过对三者的信息资源整合，消除传统模式中三者各自为政的弊端，才能使企业图书、情报、档案中所蕴含的信息最大化的利用，最精准的为企业决策提供支持。 二、国内外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研究概述 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外就开始对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整合开始了研究。1967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更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的计划。许多国家由此也启动了图书情报档案发展的各种措施。德国西门子公司，奔驰公司就是图书情报档案整合管理的杰出代表。 我国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图书情报会议，会上赵克北同志提出了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的建议，但之后发展一直很缓慢。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与互联网的发展，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很多资源都被信息化、网络化，图书、情报、档案的资源整合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2010年国家设立了图书情报硕士学位，在图书、情报、档案领域掀起了一股新的学术浪潮，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就目前情况来看，理论基础很丰富，但针对企业的图书、情报、档案信息化整合并不多，有些文章提到了企业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整合，但只是涉及网络信息的整合，并没有将人力、机构等整合纳入其中，对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整合的目标、原则叙述的不多或不全面。 三、整合的可行性分析 1. 图书、情报、档案同根同源 在古代，图书、情报、档案是没有明确区别的，有的信息可以是情报，可以是图书，也可以是档案，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宋代的崇文院，是宋代保存图书的官署，但里面除了图书，还有大量的档案，因此也可以是档案馆，里面还存放许多名人字画，古玩宝器，因此说是博物馆也可。只是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它们的分工要求越来越细，才有了图书、情报、档案之分。正因为它们同根同源，天生就有着许多相似性，如在管理方法，服务对象上都基本相同，才为将三者整合为一体提供了基础。 2. 信息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持 近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4G时代的开启为移动互联网注入了巨大的能量，给信息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飞跃。过去很多用手工操作的模式都改为用计算机操作，工作效率得到大大提升，数字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电子档案应运而生，很多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图书情报领域，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面向网络的信息交流初步形成，为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提供了技术支持。 3. 理论上有基础 系统论原理中贝塔朗菲有条著名的理论，整体系统的属性与功能远远大于组成整体的各个孤立个体的总和。即各个部分有机组合在一起，取长补短，扬长避短，所发挥的功能大于每个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一加一不是等于二而是大于二。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信息整合之后所发挥的作用大于它们独立工作。这为图书、情报、档案三者信息整合，信息共享提供了理论基础。 4. 法律上有保障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息法律体系和相关政策，《信息法》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方面颁布的法律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的实施有效地处理了信息资源管理问题、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发展问题、信息安全与计算机犯罪问题、信息国际化问题等等。为信息化环境下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提供了完善的制度保障和良好的法律环境，从法律法规上保证了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四、整合的必要性分析 1. 发展缓慢 图书、情报、档案的整合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与其他领域相比，发展的速度依然十分缓慢。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对这方面的信息资源整合的程度不容乐观。很多中小企业图书、情报、档案资源整合进展缓慢，数字化程度不高，在这方面的人才也十分有限，三个部门缺乏有机整合，无法实现对外一体化的信息服务，从而不能满足在信息化环境下企业发展的需求。 2. 信息化时代的客观要求 在信息化时代下，图书、情报、档案之间的信息联系越来频繁，相互之间的依靠程度也越来越深。而企业对信息的综合性、完整性的要求也越来越多，任何方面的信息缺乏或不完善，都可能对企业的决策制定产生严重制约。因此，加快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工作，既是图书情报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信息化背景下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五、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面临的问题 1. 缺乏法律支持 在国外，对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有法律支持，如美国的总统图书馆、加拿大的档案馆，它们在建成之初就出台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在我国，虽然图书、情报、档案各自本身有相关的法律，但尚没有一部对三者统一协调的法律。使得三者容易各自为政，各自分割，严重影响了企业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的建设。 2. 理论多而实践少 在我国，关于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的理论相当丰富，2010年国家设立图书情报硕士学位之后，更是在学术界引起了一波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浪潮。但是具体的实践工作却没有太多建树，致使理论成了纸上谈兵。究其原因，除了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本身具有一定难度以外，跟我国的体制也有一定关系。长期以来，图书、情报、档案就隶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图书有图书馆管，档案有档案局管，情报有情报机构管，交流起来有障碍，加之人们对图书、情报、档案三者合为一体并没有什么思想基础，在观念上转化不过来，使得图书、情报、档案信息资源整合起来困难重重。 图书情报论文:浅谈现代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 摘要:在新形势下,从各图书馆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继续教育的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的原因,并讨论图书馆情报人员继续教育的具体内容。 关键词:图书馆情报人员;继续教育;原因;内容 0引言 随着计算机及网络通信技术等现代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需要更多的掌握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具备图书馆自动化应用能力的专业人才,因此现代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是专业化、技能化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既是导航员又能对知识、信息进行二次、三次再加工,分流拥挤的网络流量;而且是外文信息的萃取能手,计算机病毒、黑客入侵的安全卫士。他们能在技术上防患于未然,使网络效益得到最大的发挥。这就要求图书情报人员既具有图书馆专业知识,又必须懂得一门以上其他专业知识,至少要熟练掌握英语,能从事专业知识信息开发,能通过Internet收集本学科前沿最新的科研成果,此外,信息资源管理人员需要掌握网络管理技术、数据处理软件开发、网络信息的开发利用技能以及计算机外围设备、声像等多媒体信息处理设备的操作技能,能通过全球信息高速公路捕获能对本馆发挥职能作用的电子信息,通过筛选、加工处理后编入网络电子文献库,供读者使用。但目前图书馆存在这样一个现实,图书情报专业的馆员少,懂外语、懂计算机的馆员更少。只靠专门引进人才,不现实,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搞好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加紧对现有在岗图书情报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使他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自觉培养良好的现代职业修养,使他们尽快掌握自动化服务所需的新技术、新知识,全面提高现有图书情报人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 目前从各图书馆发展的现状来看,继续教育的观念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其主要原因:一是单位重视程度不够,不能保证图书情报人员继续教育所需资金;二是工作人员受传统观念影响,往往把继续教育视为不正规的或非正式的教育,从而忽视或不愿接受继续教育。 综上所述,在网络时代,继续教育的内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道德教育 图书馆作为集文化、教育、宣传和信息传播为一体的服务性机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窗口,作为图书馆主体的图书情报人员,必须具有过硬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一方面要抓政治理论的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图书情报人员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才能把握社会主义方向,才能经得起各种困难和挫折的考验;另一方面要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爱岗敬业精神,增强事业心和责任感,经得起诱惑,耐得住清贫,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有所作为,发挥窗口的作用。 2专业知识教育 对图书情报人员来说,本行业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是永无止境的。不论何时图书情报人员都要不断地进修以接受新观念、掌握新理论。同时在实际工作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专业知识和操作技术的结合。还要提高科研能力,能对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对实际工作进行总结,上升到理论高度,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对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图书情报人员是严格意义上的继续教育对象,对他除了开展图书情报知识的继续教育外,还要开展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教育,这样才能深入细致地开展读者服务。 对非图书情报专业毕业的图书情报人员,要开展系统的图书情报知识教育,对这部分的教育可能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在工作中创造机会,让他们在图书馆的各个岗位接受锻炼,在实践中学到图书情报知识;另一种方式就是参加培训班或第二学历教育。 作为图书情报工作人员,无论他们毕业于什么专业,他们都应该对图书情报理论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同时还要掌握与工作有关的图书情报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本职工作,才能更好的为读者服务。 3网络知识教育 新网络形势下,图书馆的服务方式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在以馆藏为基础做好信息服务的同时,必须有效地利用网上信息为读者服务。也就是图书情报工作人必须懂得图书情报知识和网络知识。而我们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大部分网络知识比较贫乏,因此有必要开展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识培训教育,让他们掌握网上各种数据库的检索技巧,以适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 4外语知识教育 外语同计算机知识和网络知识一样,也是信息服务借助的工具,在文献信息服务中,我们不但要了解国内科技发展的状况,还要了解国外某一学科的研究现状。随着信息的网络全球化,要想及时、准确、直接地获取先进国家的最新信息,提高自身的信息能力,首先要冲破语言障碍。因此,掌握外语知识,特别是掌握已逐渐成为“世界语”的英语(计算机及网络指令都是英语),是对图书情报人员素质的一项基本要求。不仅如此,对于一些已经基本掌握外语的图书情报人员来说,还应该要求他们掌握“专业外语”。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捷地了解信息、更准确地提供服务。一个优秀的图书情报工作者必须精通一至两门外语。 5继续教育的途径 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是解决图书馆人才匮乏,培养图书馆业务骨干的一个重要手段,各馆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在实施继续教育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多种形式,如:在职学习:函授、自学考试等;脱产学习和专业进修;开办短训班和岗位培训:缺什么补什么;馆内轮岗制;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等。 歌德说过:今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学习而终身受用。我们必须每五年学习新知识,才不会被时间淘汰。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这句话早已得到验证。优秀的图书情报人员是图书馆的最重要资源和首要财富,是图书馆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图书情报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继续教育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知变的智慧、应变的能力和承变的勇气”,使每个图书情报人员都能成为具有创造力的复合型人才,以应付快速多变的信息需求。 图书情报论文:一体化管理在图书情报档案中的应用 摘要: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是现代信息社会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一体化管理的应用现状和发展困境进行深入,提出其相应的发展策略,即完善一体化管理的制度环境、构建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 关键词:一体化;图书情报档案;应用 0引言 随着通信网络技术、信息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受急剧增长的文献量制约而形成的缺乏横向联系、各自为政的档案、图书、情报分立系统,已难以适应信息社会的需求。 其弊端日益显现,如文献资料的重复购置、计算机设备的重复配置等,亟待通过网络共建、资源共享、分步式收藏、远程存取等多种方式,实现三者之间的协调与互补,从而在满足读者日益多样化的图书情报信息需求的同时,提高各项财务资源、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的使用效率。 有鉴于此,如何为充分利用既有科研档案的信息,增加技术发展的机会,探索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加快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科研档案信息的集成化管理已经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必须面对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挑战。 1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应用现状 一方面,从本质上看,图书、情报、档案的本质属性均属于信息范畴,都是信息的一种存储、传递、加工和利用手段,同是社会的文献信息源,具备先天整合的必然性; 另一方面,从实践上看,图书、情报、档案宏观上均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提供文献信息保障,从微观上均是为不同的读者或者用户的需求提供各种类型的信息服务,具备后天整合的必要性。 因而,无论从本质属性还是服务目的和对象上看,具有必要实行一体化管理,将图书、情报、档案集为一体,形成综合性信息网络,从而为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优质服务。 有鉴于此,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在国内外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表现在: 首先,国外最早认识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重要性的研究机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其在1967年就提出建立涉及全部学科领域里的文献、图书和档案服务工作的国家情报系统(NATIS),通过将一个国家内的情报所、图书馆和档案馆组织起来,藉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并进而开展国际方面的情报交流。 在此基础上,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将原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及科学名词委员会改组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并出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情报科学、图书馆学和档案管理学杂志》,以推动全球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进程,受其影响美国国会图书馆、总统图书馆、澳大利亚的许多图书馆以及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均先后改建为档案、图书、情报三位一体的实体,既收藏图书、档案,又提供情报信息。 其次,国内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其到80年代后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而真正初见成效则要到90年代后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96年,上海图书馆、上海情报所合并,成立了上海图书情报新馆,有效地促进了图书情报管理向多功能的转变以及信息载体和内容向多元化的转变,使上海图书馆和上海科技情报所从此进入一个跨世纪的历程。而后,在2003年,天津泰达图书馆在吸收借鉴国内外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打造了一个全新概念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和功能创新的、综合满足全区用户需要的国内唯一的新型图书馆,成功实现了完整的图书、情报、档案三位一体的一体化管理体制,一跃成为文献信息服务高度综合的现代化大型图书馆。 2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应用领域 2.1 提供资源利用率 由于图书、情报、档案管理部门分属不同的行政主体和运作环境,不论在经费来源、人员配置、文献收藏,还是服务对象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差异,往往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多头管理弊端,因而通过施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可以使文献管理和信息管理由单一、分散向综合、系统化发展,从而能够优化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的配置,提高各项资源的利用效率。这对于,本来经费和人力资源就较为紧张的我国广大档案馆、图书馆和科技馆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提高现代化水平 施行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文献工作技术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文献数量的剧增,传统的文本文献的收藏和查阅方式已越来越难以满足公众对公共信息的需求,且图书、情报、档案各系统也难以负担这样巨大的经费支出,因而迫切的需要采用电子计算机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信息的输入、组织、检索、统计、通讯等工作自动化。 主要包括:采用光学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资料实体的贮存、传递缩微化;采用声像技术使图书、情报、档案资料的利用视听化;采用网络化系统使图书情报档案管理服务自动化。 2.3 提高读者服务水平 在传统图书、情报、档案分立的模式下: 一方面,情报或文献被人为割裂开来,信息读者往往难以从某个单一的系统内获取所需的全部信息或情报,而是必须通过不同的审批程序,借阅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馆藏才能够获取足够的信息或情报,给读者带来诸多不便; 另一方面,由于对读者需求缺乏全面的认知,缺少对各类读者在信息或文献检索过程中的业务需求与责任需求的分析,使得各系统档案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往往缺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文件利用的需求的全面考虑,导致图书馆按图书类别进行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归档,而科技馆和档案馆则应按项目结题立卷,缺乏横向和纵向的联系,给读者查阅带来巨大的困难,文献和档案的利用率普遍较低。 3加快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应用的对策 3.1 完善一体化管理的政策环境 实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重要障碍之一就在于其分属不同的行政系统,处于不同的运作环境中。因而,要想顺利开展和实施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解决方案就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和制度安排。 具体而言,包括: 首先,可由文化部、科技部和国家档案局牵头,成立统一的一体化管理机构,例如,规定在国家与文件档案局下设置文件中心负责一体化管理方案的规划、协调与执行,从而从法律上确保文件中心的组织地位; 其次,由文件中心根据图书、情报等信息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针对各系统信息和文献采集、存储、加工和利用各个环节,及时制定一体化管理的相关办法,保证信息和文献收集整理的及时性和完整性。 3.2 建立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 计算机技术、缩微技术、通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推广是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重要技术保证。 建立一个以软硬件配置为基础,以计算机、缩微机和通讯设备技术在信息网络上的应用为核心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为共享信息资源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确保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技术畅通。 首先,通过建立一体化的信息服务平台,可以节约不同系统内部设备和文献的重复投入,使信息利用达到高效、高速、集中的最佳效能。 其次,可以避免目前各图书、情报、档案管理系统重复处理、重复数字化、重复开发软件等造成的人、财、物等各项浪费,加速其现代化进程。 最后,通过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客户端建设,还可以使读者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图书、情报、档案的各种文献和情报信息,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一定的定制服务,以有效提高读者服务水平。 此外,文献和档案归档的范围中多为已经发表的出版物,而有价值的研究过程记录和研究结果分析往往被忽视而为被列入收集范围,通过采用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还可以时时记录各种信息分解和研究过程,实现信息处理的全程跟踪。 图书情报论文:基于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特征与供给\利用 摘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普及，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与传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相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网络环境下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供给与利用具有广阔的拓展和发展空间。 关键词： 网络 体育 图书情报信息 0引言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普及，上网人数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网民人数已达3亿人以上。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学习、交流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人们的知识学习与获取、素质养成与提高以及生活、工作、研究等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伴随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使用现代网络获取体育相关知识与信息已成为非常重要，且经常使用的方式与手段。因此，有关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建设与利用愈显重要。本文通过对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特征、供给与利用拓展的分析，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更好地开发和利用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促进网络应用和体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 1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特征 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与传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相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1 多样化的海量信息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来源包括了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所有方面，包括除报纸、期刊、图书、会议文集、研究生文集等外，还包括数字出版平台、电视及广播的体育声像资料等；包括除专业人士的论述外，还包括大量非专业人士等对体育相关的见解与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来源和范围，形成了基于网络的海量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突破了传统体育图书情报的纸质、静态的状态，实现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电子化、动态化和多媒体化，使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达到文、声、像、图共存的状态，丰富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表现方式和应用方式。 1.2 高速化、简捷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存储、出版、应用等方面达到了高速化、简捷化，相比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而言，效率提高至少在百倍以上。例如，以关键字检索所需要的文章题目，在中国知网以标题检索有关中国体育的信息时，只需要在标题检索栏内输入“中国体育”进行检索，短时间就可检索到中国知网内数据库内存储的全部有关中国体育的文章标题。这些数据库包括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学术期刊特刊、中国专利、国外专利、中国硕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数据库中的精确匹配文章题目2千多篇，模糊匹配文章题目4千多篇，整个用时不到十几秒。简单、快捷是整个现代网络的重要特征，同时也是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 1.3 可移动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利用网络数据库及光盘、U盘等存储工具实现了大量信息的随机移动与转移，突破了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纸质载体由于存储少，体积和重量大而较难大范围快速移动的限制。同时，由于无线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突破时空制约、可移动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应与利用成为现实。另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由于其存储介质容量的大幅提高，使得在很小介质上存储大量信息成为可能，加之网络使用者的急剧扩大以及网络使用的简捷性，使得更多的人有可能通过网络实现对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了解与利用，扩大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影响与使用范围。 1.4 自动化、智能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生产、加工、利用过程中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即使有少量的人工干预，也仅仅是对起始或关键事项的设定或界定，具体的进程由计算机和网络系统自动完成，这大大提高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生产、加工、利用等过程的效率。网络技术使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可实现互通互联，如网上知名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网站均可通过分类目录和目次索引进行访问，解决快速准确或模糊查询信息的问题，实现了信息检索和查询等的智能化。 1.5 层次化、国际化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存储方面主要采用国家（国际）主干信息存储源（如中国知网）及省、地、单位图书馆（如高校图书馆）等分层存储的方式来进行。由于网络使用不受时空与地域的限制，使用这种存储方式在实际管理与应用时会更方便、快捷。国际化主要体现在存储和使用不受区域限制等方面，第一，由于采取电子存储与网络传输，使得传统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存储地必须处在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之中的现象得以改观，现在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存储地可设置在全球任何地方而不影响其使用。第二，因为国际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使得全球网络成为一体，互联网上任何一个节点的信息都可以为大家所享有。而且，网上强大的在线翻译系统对全球不同语言的转换起实时翻译作用，解决了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国际间网上交流和利用的语言障碍等。因此，建立在互联网上的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可在不同地域、不同场所存储和被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人所使用。 1.6 低成本化低成本化主要体现在：第一，网络电子类存储器件的容量很大，且现代网络电子类存储器件成本与价格也较低；第二，电子类存储器件使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文、声、像、图等方面实现了存储一体化；第三，电子信息在复制、传递等方面使用网络和极少量的能量而不需要纸张和运载工具；第四，不需要大量的重复建设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库等几个方面。 1.7 资源共享化、可塑化网上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同大多数其他存储于网络上的信息一样，达到了资源的共享，能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时间可以利用同一个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也可以让多人在同时对同一个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进行共享利用；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在使用过程中可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多次再加工、再塑造，以供不同使用者方便使用等等都反映了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资源共享化、可塑化的特征。 2基于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供给与利用 网络技术的先进性及其功能扩展与使用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为发展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利用开辟了新的广阔天地，使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可以达到更加优化的服务提供与利用，主要包括： 2.1 精细化的分类供给与利用第一，当前，在互联网络上已经能提供基本的信息分类供给与利用。随着网络技术快速进步，针对网上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分类会更加微化和细化，这就为人们提供了更加精细化的分类供给与利用的方式与方法。人们可以根据网上提供的精细化分类体育图书情报信息进行有针对性的浏览、查阅、下栽等。如可以按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动画等进行精细化检索或其他利用等。从而达到进一步提高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给与应用效率的目的。第二，根据网上提供的精细化分类也可以达到按需供给与利用的效果。如可以根据个人或组织的要求提供相应的依时间、内容、范畴等在关键项界定基础上的供给与利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在网上以简捷的方式索取相关信息的需要。而且，这样的供给与利用今后会更加人性化和科学化。第三，专业化供给与利用。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专业化供给与利用主要指利用现代网络，给包括体育管理、体育教育、训练、健身、体育科研、体育交流、体育传媒等等各类不同体育工作者提供其专业领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使他们能够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或专业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为搞好相关工作提供必要的帮助。对于现在的网络技术来说，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专业化供给与利用极易实现。 2.2 普众供给与利用普众信息供给与利用主要指向大众提供的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给和利用渠道等。针对大众的信息服务本身就是网络的优势，随着3G网络等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服务逐步扩大在手机网、电视网以及多网互通的新一代网络上，实现对大众的即时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供应，使大众能够随时了解不同地域、不同场所、不同国籍相关体育图书情报信息方面的情况，进一步提高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时空应用效率。 2.3 典型、热点提示与展示面对每天出现的各类海量网上信息人们不可能全部予以阅览，因此，需要在网上对重要或关键信息进行诸如弹出式的典型、热点信息提示或展示，使人们去关注、浏览、利用这些重要或关键信息。这一点，对现代网络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同样适用。 2.4 专题、个人或机构等数字图书馆或信息库未来，数字图书馆将向更加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使人们在网上或者计算机上建立起更多、更好的专题、个人或机构等的数字图书馆或信息库，达到为不同的个人或机构提供不同的，操作更加便捷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目的。 2.5 关联供给与利用第一，当前，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关联供应与利用主要体现在关键词查询结果的供给与利用和图书情报信息相关信息的供给与利用（包括信息源、参考文献、体育产业人员与公司体育品牌等等），反映出体育与其所关联方的许多信息与情况，有利于不同产业、行业间信息的传播与利用。但目前的关联供给与利用存在量小质差等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开发，提高信息含量、信息质量以及提供更多先进、科学的关联供给与利用手段与方法等，以促进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关联供应与利用水平效果的进一步提高。第二，网上提供的其他非体育领域，包括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政治等的图书情报信息与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以及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也可以提供相互借鉴。未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还会挖掘出更多、更大、更加全球化的一些在关联供给与利用方面有价值的东西来，以促进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全球化的实现。 3结语 基于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与传统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相比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势，具有鲜明的特征，促进了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的进步与发展。随着网络技术与应用和体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网络的现代体育图书情报信息将会越来越重要，越来越被人们认可。新的体育图书情报信息供给与利用方式、方法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会促进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与进步。 图书情报论文:大数据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不断的发展，大数据时代随即到来，在大数据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受其影响。在图书情报学科中，大数据技术促进了人才的成长，进一步完善了培养人才的模式，促进了我国图书馆的发展。通过本文的讨论，笔者主要结合了当今时代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的要求，从制定目标、教育方式理念以及培养课堂模式方面作为切入口，分析研究了世界顶级的图书情报学科院校中的教育模式，并且结合国情，给出了相应的总结和建议。 关键词：大数据背景；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 0 引言 从云时代以来，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文化信息传播迅速，人类的生活也日渐电子化，而大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物。大数据指的是无法在相对的时间内依靠普通处理软件进行收集处理的数据，而是需要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来进行管理。然而在大数据时代中，应该促进人才在海量的数据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的能力，并且在研究中挖掘出更多的价值，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这也是提高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科（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Lis）人才的要求和关键。只有加快发展人才，完善培养人才的模式，才能进一步提高发展水平。这也就要求了，我国LIS人才应该开拓视野，多了解世界发发展动向，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的发展模式，深入研究国外优秀的教学方式和教育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良好积极的态势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讨论中，笔者主要研究了美国的两所图书情报学科优秀的大学，对其人才培养模式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适合我国发展的Lis人才培养模式。 1 大数据的基本内涵 在研究一项技术的实际应用时，应该对技术本体有清晰的认识，有良好的基础知识构建，才能在上层应用研究中看到技术本身特性对应用领域的影响，以及在应用中技术更深层次的变化和演进，从而推陈出新，获得自身能够切实应用的知识。在研究的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大数据理念的由来，技术的发展过程以及大数据技术本身的特质等，是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与“大数据”相关的学术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最粗浅基本的提法，用以描述人类社会中大量增加的数据信息，象征着大数据理念演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数据信息的大量生产。现代大数据理念的正式推出是在2008年9月《自然》杂志刊发的《Big Data： 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将大数据定义为一种新的对待数据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衍生的新的信息处理理念和分析方法，以此为标志，大数据这一学术概念正式超脱了单纯的对数据数量属性方面的单纯描述，衍生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技术概念。在人类历史中，很多的新兴技术都是在其被定义前便已经起源并有一定历史，大数据技术也是如此。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数据的爆发性增长，使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迫切需要一种基于海量互联网数据下运行的新信息管理技术。其中具有较强代表性的便是谷歌公司为应对当时互联网网页信息的爆炸式增长，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科技体系，即现在已经广为人知的分布式文件系统（GFS），分布式并行计算（MapReduce）和分布式数据库（BigTable）等技术，使对大数据的应用成为了可能，奠定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是大数据技术的起源之一。大数据技术演进的另一个标志性时期是2007年，人类社会生产的信息数据总量第一次在理论上超过了现有的可用存储空间总量，而2010年全球数据总量首次达到“ZB”级别，以及云计算等大数据技术的兴起，标识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都已经在全面数字化，人类正步入大数据时代。 2 iSchool联盟 在进行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时，有学者认为应该将调整教学方案和拓展学生学术两项工作同时进行，才能在满足大数据背景发展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能力水平；也有学者认为将教学的模式推向国际化，同时开展信息通讯技术相关课程，才能进一步促进Lis教育模式的完善和转型；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提高设立的图书情报专业硕士的实际应用型发展，以促进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在对Lis人才的培养时，应该确保学生具备综合应用和管理的能力，相应的经济法律知识以及计算机数据处理能力，应该将片面的书面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应用知识，培养出当今图书馆管理所需的高水平、实际应用的复合型人才。 早在上世纪的80年代，就建立了由美国许多高校图书情报学科院长的非正式会晤，“iSchool联盟”也随之诞生。“iSchool联盟”在图书情报学科中占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往往决定了新时代下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方向。在“iSchool联盟”中，其研究的重要议题就是对图书情报学科人才的培养。因此，在“iSchool联盟”成员院校中，人才培养模式往往思路层次清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结合学生发展特点，时刻关注着客户的需求。这也就表明了iSchool成员们，在努力促进人和信息以及技术之间的联系。在英国的高校中，就自称了一套合理的教学方案，将学生的所有课程分成5个环节，分别是不同的类型等级，在课程内容中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通入渗入就业文化知识，并且鼓励学生能与外部的图书情报学科研究人员交流合作，进行探究实践项目，在实训中，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在大数据背景中，我国的应该致力于对图书情报学科的学生研究数据信息能力的培养，以实际的数据训练中，结合时下热点，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数据收集水平和数据处理能力。 3 高校Lis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网络信息和调查，笔者列举的两所（以下文中称英校、美校）iSchool联盟的重要组成高校的教学模式。英校的教学理念主要是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中，以引领时代对科学文化以及社会经济领域的了解认知，不断的进行对专业领域的研究，以及对教学模式的跟进和塑造。培养学生的目标则是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的同时，端正学生的学习工作态度，最后达到促进学生对新技术的开发的目标。美校的教育理念是以培养适应社会时展的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图书情报学科人才为主，促进学生去发现事物的原理，鼓励其对信息的收集创建和管理，从而在大数据背景下提高某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其培养目标是学生能在大数据时代中，对图书馆的管理和发展做出贡献。 因此在大数据背景中，我国应该结合学生的发展特点，促进学生对大数据时代的适应性的提高。加大对学生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树立学生科学的、积极的研究学习态度，鼓励学生能与外部的实际图书管理工作多做交流和研究，在实际运用中掌握学习的真谛，挖掘到数据中隐藏的价值。 4 大数据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启示 在发展中，不能完全依照外国的模式，而应该结合我国国情，以及学生自身的发展特点，来制定适合我国学生在大数据时代中的发展模式。主要是向多元化思维和服务社会视角出发，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图书馆需要的不是只有片面的理论知识的学生，而是掌握数据处理方式并且认真工作的人才。依据国情，可知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应该更注重于对创新思维的培养、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多元化思维的培养，能在大脑储备理论知识的同时，轻松应用到解决问题当中。在大数据时代中，更应该放大自己的视野，密切的关注国际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动向，跟进时代步伐，做好时刻学习的准备。还应该树立良好的正确的工作观，提高自身的服务社会的思想和工作责任感。 在大数据背景下，图书情报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中，还应该加强课程设置的科学性，使学生能在课程学习中得到良好的发展。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数据时代以云计算、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作为时展的主要体现，因此也要对往日的学生培养课程做出改动。应该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开设云计算、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等科技的培训课程，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还应该鼓励学生以团队为整体，参与外部图书馆管理中的实际工作中，在过程中，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就可以使学生能在工作中找到学习的兴趣，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对知识的认识水平。 5 结束语 通过对iSchool联盟以及优秀高校的研究和分析，笔者最后结合国情，给出了相应的促进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措施。主要包括了对学生实际的数据收集处理理论知识转换为应用能力的培养，树立学生正确科学的学习观和服务社会的良好思想，以及对提高对大数据时代的认知度密切关注国际图书情报学科发展动向，在实际工作中找到对该学科的兴趣，为我国图书馆在大数据时代中的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姚川军（1980-），男，内蒙古赤峰人，硕士，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馆馆员特藏部主任，主要从事数字图书馆研究。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学领域作者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的影响分析 〔摘 要〕本文以我国大陆图书情报学领域15家高产学术机构为主要分析对象，以香港地区作为参照组，通过分析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前10%高被引文献、国际合作百分比、国内合作百分比、机构内合作百分比以及相应合著的篇均被引频次等计量指标，分析中国高产学术机构不同的科研合著现状，并通过相关性分析验证不同的科研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产生的不同影响。经过研究分析发现，学术机构国际合著程度越高，其自身的科研质量越高，但机构内的合著程度越高，将不利于提高科研质量，同时未发现国内合著程度与科研质量相关。 〔关键词〕合著方式；国际合作；科研质量；基础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图书情报学 近年来，多种层面的科研合作呈现出上升态势，科研人员不再局限于在小范围学术圈内合著论文，国内跨省市的科研合作增多，同时国际间的学术合作也越来越普遍。早先学者Beaver和Rosen[1]对合著关系进行了研究，即科研合作能导致科研成果增多并能提高科研工作者的影响力。2010年我国学者邱均平[2]对图书情报档案学高产作者的合作程度与科研产出做了深入的相关性分析，得出结论即作者的合作程度与科研产出的学术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指出合作程度对提高科研产出不具影响。对于国际间的学术合作，学者Li Tang[3]对纳米技术领域的学术合作进行研究并发现该领域学者往往遵循“物以类聚”的规律即中国杰出科学家选择国际合作，语言也被发现成为重要因素影响着中国纳米研究的质量。 如上所述，已有不少学者对于科研合作和科研产出做出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本文力求站在作者合著方式的角度上对科研质量的影响力作出分析和初步论证。通常来说，科研合作体现在文献著作中往往表现为合著的方式。科研合著方式按合著作者所在的地域和单位大体可分为3种：国际合作，国内合作和机构内合作。从理论的角度出发，科研合著的程度与科研水平存在着“量”与“质”的等比关系，本文将更进一步探寻科研合著的3种方式是否都会对科研质量的提升产生相同的等比关系，对于情报学者关心的图情学术领域不同的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的影响又是怎样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以中国图书情报学领域大陆地区高产机构（主要为高校）为分析对象，香港地区为参照对象，对各种科研合作方式与科研质量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Scopus是由Elsevier出版集团于2004年11月正式推出的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涵盖了来自全球5 000多个出版商的超过21 900多本期刊的内容，完整收录了Elsevier、Springer/Kluwer、Nature、Science、ACS等出版商出版的期刊，涉及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医学、社会科学以及艺术人文等学科，收录纪录超过5 400万条，最早可追溯到1823年， Scopus收录400多种来自于国内的期刊，其中308种中文核心期刊[4]。本文利用Scopus收录期刊全面、文章类型齐全、收录内容地域的分布上更为均衡的特点，统计我国图书情报学领域科研合著方式对学术影响力的相关关系，目的在于更有效地推动和扩大我国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12 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Scopus数据库[5]收录期刊文章，选取2009-2013年间“图书情报学”专业前15所中国大陆地区学术高产机构为样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国香港地区学术高产机构作为参照对象。 13 统计指标及其方法 SciVal是由Elsevier研发，数据来源于Scopus，是以学术机构为对象，展示机构的科研产出，科研合作情况以及跨学科科研优势的科技分析平台工具。SciVal作为科研分析工具，使用简单，指标分析清晰，数据准确，因此本文借助SciVal工具[6]，统计出2009-2013年间“图书情报学”专业中国大陆国内前15所高产学术机构和香港地区前6所高产学术机构的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情况。本文用于分析参考的统计指标包括： （1）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在给定时期内，该机构总被引次数除以总文献数。 （2）前10%高被引文献：在同一学科期刊分类下，当年全球范围内排在全部文献被引次数前10%的文献。 （3）国际合作百分比：该机构学者与他国科研工作者合著的发文量占该机构总发文量的百分比。 （4）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该机构国际合作发文总被引次数除以总国际合作发文量。 （5）国内合作百分比：该机构学者与我国其他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合著发文量占该机构总发文量的百分比。 （6）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该机构国内合作发文总被引次数除以总国内合作发文量。 （7）机构内合作百分比：该机构内学者之间合著的发文量占该机构总发文量的百分比。 （8）机构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该机构内合作发文总被引次数除以总机构内合作发文量。 在以上8个指标中，“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反映作者科研产出的学术影响力，即科研质量；“国际合作百分比”，“国内合作百分比”和“机构内合作百分比”这3个指标代表该机构科研工作者的合著方式占比。本文将就3种合作方式指标对科研质量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验证合作方式对学术影响力“质”的相关关系，并发现3种合作方式分别对学术影响力指标的不同影响。 211 中国大陆学术机构更倾向于机构内合作，而参照对象中国香港地区学术机构更倾向于国际合作 从表5统计结果看出，中国大陆机构内合作占4306%，其次是国内合作占288%，国际合作占比最少24453%。而作为参照对象的中国香港地区的学术机构最主要的合作方式即国际合作占51683%，其次是机构内合作24467%，最少的是国内合作占945%。从这个分析结论上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地区学者们比大陆学者更注重国际合作，其科研学术氛围已经形成很强的国际合作意识形态，这点主要源于英语语言使用成熟度上和思想观念上。 212 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明显高于国内合作和机构内合作发文的篇均被引频次 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为538，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仅为174，机构内合作被引频次仅略高于国内合作为1927。对比参照对象中国香港地区学术高产机构，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中国香港地区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为6317，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仅为4833，机构内合作被引频次仅略高于国内合作为3167。中国香港地区的国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平均值高于大陆地区的数值，也间接体现出了中国香港学术机构科研质量相比大陆学术机构要更具国际影响力。 213 中国大陆高产机构对于国际合作程度的差异性很大 注意到中国大陆机构国际合作百分比标准差为1612，而参照香港地区仅为112左右。观察表3，发现C9院校例如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国际合作百分比都在50%上下，而这15家高产机构中也存在国际合作在10%上下的机构，可以说在国际合作上差异悬殊。然而，表4，香港地区高产机构的国际合作数值普遍处在较高水平，甚至达到60%以上。同时观察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家机构的国际合作百分比，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的统计数值都非常接近参照对象香港地区学术机构的数值。从这一点也意识到国际合作程度对于提高科研质量国际影响力非常有意义。 214 中国大陆机构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略高于国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 这个结论有些颠覆固有的认知，普遍认为国内合著现象会有助于提高科研质量，不过从以上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与之有些偏差。一是本文选取前15所高产机构作为研究对象，而这当中涵盖6所C9院校，代表国内较高水平的学术机构，因此样本选取上会对结论造成一定的影响；二是观察这15所高产机构，有些机构国内合著和机构内合著篇均被引频次是几乎相似的，比如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并且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浙江大学在国内合著篇均被引频次上明显高于机构内合作篇均被引频次。这个现象是非常有趣的，本文认为这与学者个人的学术圈子和影响力是息息相关，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合作关系以及科研项目的因素，使得学术机构更倾向于机构内合作，而学术影响力却因学术机构自身特点形成不太规律的影响力水平。然而，根据中国香港地区的数值得出相反的结论，本文认为从客观因素分析香港地区相比中国大陆学术机构互相之间交流便利，因此相互参考学术成果也成为必然趋势，从这一点更可以看出，香港的科研学术合作可以由关注机构内合作向促进国内合作迈进，以提高其学术影响力。 22 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结论 将表3的数据导入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对3种合作方式指标与反映科研质量和学术影响力的指标“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分别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6。 从表5相关性表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代表科研质量的“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两个指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并且这两个指标都与国际合作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 然而，从统计结果又清晰地看出，“总体篇均被引次数”和“前10%高被引文献”这两个指标均与机构内合作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5）。 因此，从相关性分析结果得出的主要结论即在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学术机构应提倡推动国际学术合著程度以使学术机构提高科研质量和学术影响力。 3 研究结论与局限 本文采用两种统计学分析方式对图书情报学领域作者的合著方式对科研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基础统计的角度分析现阶段2009-2013年5年间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的数据，发现在3种合著方式中国际合著文献的学术影响力最高，然而中国大陆高产学术机构普遍倾向于机构内合作，因此在国际合著程度上还有待加强，同时通过分析也看到高产机构对于国际合著的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点主要体现在杰出的学术机构更重视国际合著，在国际科研合作上已形成良好的发展基础。研究也发现大部分中国大陆高产学术机构相比国内合著更倾向于机构内合著，同时机构内合著文献的科研质量略高于国内合著文献，这点呈现出不规律性。从相关性分析的角度发现国际合著和机构内合著程度都与科研质量存在相关关系，不同的是国际合著程度越大，该机构的科研质量越高，学术影响力越大，而机构内合著程度越高则会相应削弱科研质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在中国大陆学术机构的选择上，本文只是选取了前15所高产机构，样本数量少，因此得出的统计结果和结论也有可能不够准确。同时本文也只是局限在图书情报学领域，未对其他学术领域进行分析，不同的学术领域存在特殊性，所以不能将本文结论推及至其他学术领域。 （2）本文数据来源于Scopus数据库，虽然数据覆盖相对全面，但也无法保证客观的全面性，存在一部分中文期刊不在收录范围内，因此在学术机构的发文统计上和其他数据数值上都难免做到精准。 （3）本文在统计方法上使用了相关性分析而非多元回归分析，因此只能在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指标间做简单的正负相关分析，而无法确定自变量与变量以及影响程度。同时也不能排除存在其他因素对科研质量的影响。 （4）本文所提及科研质量只是片面的从文献学角度观察被引频次，而实质评价科研质量需要从多个维度去衡量。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本文意在提供从文献计量学研究合著现象与科研质量的方法，提倡学者及学术机构大力推进国际合作的脚步，提高我国的科研质量和国际学术影响力。想补充的是，本文通过与参照对象中国香港地区高产学术机构的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大陆一些杰出的学术机构在合著方式和科研质量的数据上已经和香港地区机构有很大的相似性。若进一步展望，香港地区学术合作氛围和方式将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大陆学术机构在继续发展的路途中要经历的阶段，即更多的国际合著现象，笔者期望着我国更年轻一代的图书情报学者们去实现和突破。 图书情报论文: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以三元交互决定论为基本理论指导框架，就个体层面的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环境层面的组织气氛等因素对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影响作用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自我效能感和国际科研行为正向影响国际科研成果，研究自我效能感通过国际科研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国际科研成果；2）国际科研行为受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正向影响；3）研究自我效能感受组织气氛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预期受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气氛的正向影响。 〔关键词〕高校；图书情报学；国际科研产出；自我效能感；结果预期；组织气氛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一批国际知名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6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2016年工作要点》的通知，要求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环节是创建一流学科，一流的学科，必须具有一流的知识创新能力，即一流的科研水平。研究型高校作为中坚力量，承载着我国图书情报学创建世界一流学科的重任，提高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的科研创新水平，缩短与国际一流大学的距离，才有可能加快我国图书情报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步伐。国际科研水平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国际科研产出的多少来衡量，研究人员作为国际科研产出的主体，如何提高其国际科研水平，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为深入探讨研究人员科研行为的动因，笔者以班杜拉社会认知论的三元交互决定论为基本理论指导框架，在半结构化访谈基础上[1]，从研究人员个体层面的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环境层面的组织气氛3个视角探析影响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主要因素，以我国8所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中的教师和在读博士生为调查对象进行实证研究，寻找提升研究人员国际科研水平的关键点。 1 研究假设 1.1 国际科研产出的二维结构及其关系 科研活动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劳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具有不确定性与时滞性，对科研产出的衡量应包括科研行为和科研成果两个维度[2]。国际科研产出亦包括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两个维度，国际科研行为指研究人员从事的各种正式的、国际化的科研、学习与专业交流活动；国际科研成果指研究人员在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发展规律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的精神产品，主要以文献为知识载体（包括外文专著、外文期刊论文、外文会议论文以及外文形式的非正式文献如国际学术交流的PPT、科技报告、内部资料等），也包括外文形式的有形成果（如专利、开源软件、分析工具、图形、设计等）。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是成果的前期投入，成果是其行为的目标和价值表现；同时，访谈发现，虽然国际科研行为不一定都会产生国际科研成果，但一般而言二者是正相关关系。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1.2 研究自我效能感及其与国际科研产出的关系 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是个体最终完成任务的一个强力的决定因素和预测指标，自我效能感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能力判断，而是对自己在一定情景中能做什么的信念评价[3]。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将自我效能理论与科研培养过程和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者联系起来，试图从自我效能感的角度解释科研培养环境的作用以及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研究者，由此发展出研究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个人对其有能力完成与科研相关任务的自信程度[4]。本文将研究自我效能感定义为研究人员对其成功完成国际科研活动相关任务过程中所具备技能的自信程度。国内外众多学者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中已表明无论是自我效能还是研究自我效能，对研究人员的科研产出均有积极预测作用[5]。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a：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2b：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此外，结合假设H1，进一步提出将国际科研行为作为中介变量的假设： 假设H2c：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通过国际科研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其国际科研成果。 1.3 研究结果预期及其与国际科研产出的关系 班杜拉认为“行为受结果影响”这一认知中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指“预期结果”，也即行为建立在对未来的结果预期之上，人们具有预测未来行为可能结果的能力，并可根据预期行动结果调整努力的水平与分配力量，因此，对预期结果的信念比行动的实际结果能更好地预测行为。Bieschke和Bishop提出“研究结果预期”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个人对其从事某研究活动可能带来结果的期望”[6]。本文的研究结果预期指个人对其参加某项国际科研活动所可能带来结果的期望，并进一步从国际科研活动可能带来正向结果的角度，提出研究结果预期包含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两个维度，内部价值预期指个体对其参加国际科研活动所可能获得的与活动本身相关的、内在需要得到满足的期望，关注的是对活动本身的兴趣等非功利性的结果；效用价值预期指个人对参加国际科研活动所可能获得的与活动本身相分离结果的期望，关注的是外在的奖励、外在的认同等功利性的结果。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研究结果预期对研究人员的科研兴趣、科研意向、科研行为有积极预测作用[7]；对科研成果产出有间接预测作用[8]。另外，在访谈中发现，被访者一致认为国际科研产出可能带来的结果是促使研究人员参加国际科研活动和发表国际科研成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因。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a：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或效用价值预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3b：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或效用价值预期对其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1.4 组织气氛及其与国际科研产出的关系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环境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勒温认为行为是个人与其所在环境的函数，组织气氛即在特定的情境中，每个组织成员对环境直接或间接的知觉，这种气氛可以影响组织内员工的动机、信念和价值，并能影响组织成员的行为。本文的组织气氛指研究人员直接或间接知觉到的、高校或院系环境中一组可以测量的、支持或驱动其国际科研产出表现的组织特质，并进一步将对研究人员起积极作用的组织气氛细化为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5个维度。资源支持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学校或院系为其参加国际科研活动或成果产出所提供的资源支持程度；政策导向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国家、学校或院系为鼓励高校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产出而在相关政策制定中突出国际科研行为或成果的重要性程度；国际化氛围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学校或院系环境中能够促使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国际化氛围程度；管理支持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学院科研管理的合理程度和为研究人员的科研活动提供相应服务的支持程度；领导支持指研究人员所感知到的团队带头人或导师对其国际科研产出的支持和鼓励程度。 一般认为积极的组织气氛有利于激发个人的创新行为，消极的组织气氛阻碍个人的创新行为。从某种程度上说，高校研究人员的科研产出与其创造性紧密相关，国际科研活动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创新性行为，高校内每个成员对其所在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知觉可以影响其从事国际科研活动的信念和价值，进而影响其国际科研行为。已有研究中关于组织气氛对科研产出的预测作用在教师层面得到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持[9]；在博士生层面的理论探讨和调查统计研究中得到学者共识[10]，部分实证研究表明组织气氛对博士生的科研行为和科研成果有显著预测作用[11]。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a：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4b：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正向影响。 1.5 组织气氛、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在重视人的主体性因素之外，也承认环境是决定人类能动性的重要情景因素。形成个人自我效能感的信息来源包括亲历的动作性掌握经验、替代性经验、社会说服、情绪和生理状态信息[12]，替代性经验、社会说服包含的信息很多都是情境化的；同样的，结果预期中的奖赏、声誉等效用价值的获得也往往来自于外部环境。从理论上讲，个体对环境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的形成，该论断已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13]。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对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6：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6-1：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支持对研究人员的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6-2：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即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支持对研究人员的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自我效能感与结果预期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特定环境下，个体会通过对自我行为方式的判断预测其行为可能产生的结果，在既定情境中人们的结果预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能完成的行为成就类型的判断。从理论上讲，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会对结果预期产生一定的影响，该论断也得到实证研究不同程度的支持[14]。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7：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研究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7-1：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H7-2：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 2 实证研究 2.1 问卷设计 第一部分：国际科研活动和成果，包括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两个变量；采用开放式填答，以主观赋权法调查各测度题项的权重。第二部分：个体因素，由研究自我效能感量表和研究结果预期量表组成，研究自我效能感量表由研究自我效能感变量构成，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从“没有自信”到“很有自信”5个程度级别，分别赋值1～5；研究结果预期量表包括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两个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5个程度级别，分别赋值1～5。第三部分：组织环境因素，即组织气氛量表，包括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5个变量，采用李克特五分值量表：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5个程度级别，分别赋值1～5。 2.2 数据收集 第一阶段为预调查，检验问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对问卷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调整。预调查以武大信管和南大信管为调查对象，采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信工具发放，共发放问卷150份，回收84份，有效问卷82份。第二阶段为不含预调查对象的研究人员，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方式以电子邮件为主、辅以网络即时通信工具、专业调查网站（问卷星网站）和人工实地发放，共回收问卷132份，有效问卷79份。将预调查数据进行相应题项删减和次序调整后合并，最终得到有效问卷161份，用以实证分析。 2.3 结果分析 2.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样本的人口特征方面（见表1）：被调查的男性、女性学者比例接近；各年龄段均有涉及；八大院校不同科研年限、不同职称/身份的研究人员均有涵盖。总体而言，受试人员在性别、年龄、科研年限、单位、职称等各维度均有分布，样本的构成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符合对样本数据特征的要求。 2.3.2 效度和信度分析 2.3.2.1 效度分析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确认量表因素结构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所得模型进行参数评估，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的因素结构是否合理。将161份有效问卷按样本所属高校排序，抽取单号81份为探索性因素分析样本，双号80份为验证性因素分析样本。对单号81份中的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气氛量表采取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形成各量表的因素结构模型；再以双号80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分别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3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模型与实际收集数据的契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研究自我效能感量表获得1个公共因素，命名为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量表获得两个公共因素，命名为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组织气氛量表表获得5个公共因素，命名为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和领导支持；以上各量表的因素结构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得到验证，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2.3.2.2 信度分析 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对研究自我效能感、研究结果预期和组织气氛3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3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9；子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均大于0.80；说明3个量表及其分量表都具有较好的信度表现，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满足信度要求。 2.3.3 假设检验 2.3.3.1 相关分析 根据Kline的数据正态性分布标准对各变量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自我效能感、内部价值预期、效用价值预期、资源支持、政策导向、国际化氛围、管理支持、领导支持8个变量的偏度系数绝对值在0.160～0.815之间，远小于3；峰度系数绝对值在0.115～0.638之间，远小于8；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偏度系数大于临界值8；峰度系数远大于20。即前8个变量的数据服从正态分布，后2个变量的数据不服从正态分布，且偏离正态的情形较为严重。因此，分别采用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对前8个变量和后2个变量及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国际科研行为与国际科研成果呈现非常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p 2.3.3.2 回归分析 通过秩变换对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变量的数据进行变换，变换后的数据经检验呈正态分布。后采用逐步多元回归法分别对以上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做进一步检验，回归分析摘要见表2至表6，主要报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R、决定系数R2、决定系数的增加量（ΔR2）、F值、净F值（Δ）、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未标准化回归系数B、标准化回归系数β。其中，R2为决定系数，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力；F统计量及其显著性检验可以检验整个回归模型是否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B较偏重于实际，易受变量间单位的影响，无法比较预测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故经常使用标准化回归系数β作为自变量间解释力的比较，标准化回归系数β的绝对值越大，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越大[15]。 1）由表2知：国际科研行为对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国际科研成果40.3%的变异量，假设H1得到证实。 2）由表3、4知：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国际科研行为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国际科研行为5.7%的变异量；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国际科研成果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国际科研成果15.6%的变异量；国际科研行为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国际科研成果总效应的比为0.238×（0.573/0.395）=34.53%；假设H2a、H2b、H2c得到证实。 3）由表5知：领导支持对研究自我效能感有显著预测力，可有效解释研究自我效能感10.2%的变异量，假设H5得到证实。管理支持和领导支持对内部价值预期有显著预测力，可有效解释内部价值预期36%的变异量，假设H6-1得到证实；领导支持和政策导向对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预测力，可有效解释效用价值预期32%的变异量，假设H6-2得到证实；由以上可知组织气氛对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假设H6得到证实。 4）由表6知：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内部价值预期和效用价值预期有显著预测力，有效解释内部价值预期20%的变异量、效用价值预期7.5%的变异量，假设H7、H7-1和H7-2得到证实。 3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3.1 研究结论 3.1.1 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成果产出受其行为的正向影响 参加境内外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组织、参与国际科研项目、跟国外学者合作发表学术论文、境外访学、被邀请作为境内外国际学术会议发言人及学术期刊或境外国际学术会议论文评审专家等相关国际科研活动越多，国际科研成果产出也越多。 3.1.2 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影响 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对其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影响，亦通过国际科研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对国际科研成果产生正向影响。结论支持了自我效能感在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作用，拓展了现有研究范围。 3.1.3 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正向影响研究结果预期 班杜拉认为个体在既定环境中形成的结果预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己能完成的行为成就类型的判断，通过对自我行为方式的判断（自我效能）预测行为结果（结果预期）。同样的，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在从事国际科研活动时也会根据对自己效能的评价产生不同的结果预期。 3.1.4 研究人员对组织气氛的感知影响其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研究结果预期的形成 组织气氛作为研究人员的一种心理气氛，是对团队、院系、高校等组织情景因素的一种感知。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研究结果预期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认知加工过程，这一认知加工过程是对一系列支持国际化研究的组织信息进行整合的过程。在整合过程中，个体必然会将对环境因素的感知整合到研究自我效能感和研究结果预期的形成过程中。 3.1.5 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预期对国际科研产出两个维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 这一结论与班杜拉对结果预期的阐述吻合：效能信念的预测作用大于结果预期，即低效能感会使结果预期失去激发潜力的作用。统计发现，受试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介于2.86～3.55之间，从总得分来看，约46.58%受试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低于平均值（平均值28.39，最小值9，最大值45）。由此来看，在目前我国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对其完成国际科研任务的自我效能感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研究结果预期对其行为的预测作用尚未激发出来。 3.1.6 研究人员对组织气氛的感知对其国际科研产出两个维度的正向影响作用未得到实证研究支持 该结论与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论中“从相互作用论的观点看，寻找行为最终环境原因的普遍做法是无效的”这一观点相吻合，也即在目前的情况下，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寻找国内研究型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国际科研产出的关键因素时，个体的效能信念具有决定性影响，情景对行为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3.2 对策建议 3.2.1 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提高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活动参与度 国际科研行为是国际科研成果产出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可通过鼓励和支持图书情报院系研究人员广泛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其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选拔优秀教师出境进修，鼓励和支持博士生参加境外联合培养等方式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努力提高本学科研究人员的国际科研活动参与度，带动其国际科研水平的提升。 3.2.2 创造有利条件，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 研究自我效能感是国际科研行为和国际科研成果的重要解释变量，个体成功行为的反馈、与研究人员具有相似性成功榜样的示范作用、他人的言语说服和积极反馈、积极的心理状态和生理健康、团队领导的指导和支持均可有效提高研究人员的研究自我效能感。高校管理部门和研究人员可从这几方面出发，通过学校的支持和研究人员自身的努力，有效培养研究人员的自我效能感，进而提高其国际科研活动参与度，产出高质量的国际科研成果。 图书情报论文: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服务人性化中的柔性分析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柔性管理服务概念；其次概述了柔性管理的具体体现；最后探讨了柔性管理措施，希望能够为图书情报管理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图书情况知识管理；柔性管理；措施；分析 柔性管理是一种现代管理方式，它集中体现在人性化方面，如果图书馆管理者能够做到柔性管理，那么整个图书情报知识管理人员都会呈现出一种积极奉献的态势。柔性管理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更多的关注馆员的情感，根据不同馆员自身的特点来让其负责不同的工作，最大程度的发挥人才的价值。 一、柔性管理概述 柔性管理其核心是强调提高生产和工作效率，其指导思想就是只有管理的严格，效率才能提高。长期以来，人们只重视带有强制色彩的刚性管理，只强调遵守和服从，否则给以惩处，显然这种管理具有不可抗拒的特征。而柔性管理则体现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采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潜在的说服力，从而把组织意志变为员工的自觉行动。柔性管理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主要不是依靠外力，而是依靠人性解放、权利平等、地位平等、每个人都要有主人翁意识的责任感，从内心深处来激发每个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他们能真正做到心情舒畅、不遗余力、优质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真正从管理学理论上来分析，柔性管理的特征集中体现在模糊性、非线性、感应性、塑造性和滞后性上。可见，柔性管理是一种充分体现理性的管理，也是图书馆管理创新的发展趋势。 二、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服务人性化中的柔性分析 人性化中柔性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情感管理。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要注重图书馆管理人员的内心世界，按照管理人员自身的情况倾向性进行管理，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热情，尽量减少管理人员的消极情感，图书馆的管理高层应该多与一线的管理人员进行沟通，知其需求，有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来管理馆员。 （二）民主管理。当图书馆管理高层做出决策之前，应该广泛的听取一线管理人员的意见与建议，因为他们与读者接触的时间最长，对读者的心理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有助于管理高层决策更加的科学合理，有些一线管理者提出的建议更具参考价值。 （三）自由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比民主管理更具现代性，所谓自由管理就是图书馆管理高层要求，馆员应该自身的特性制定出发展计划以及实现措施，从将其个人目标与图书馆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使馆员更加愿意为图书馆付出努力与辛苦。 （四）文化管理。这是柔性管理的集中体现，就是利用图书馆自身的文化将馆员凝聚在一起，而不是靠强硬的制度。图书馆文化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馆员是否形成向心力，如果馆员依然图书馆文化而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状态才能图书馆管理想要的最佳状态，希望通过这样的管理方式，能够实现图书馆与馆员之间的伙伴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 （五）科学管理。这是实现柔性管理必须要实现的环节，科学管理是实现柔性管理的前提，如果没有科学的管理，图书馆各项业务都会陷入混乱状态，因此每个图书馆都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出一种科学的管理模式，科学管理不仅要将图书馆中的业务打理的井井有条，最关键的是能够让馆员积极工作，让馆员主动奉献，而不是被动工作。现代图书馆要想得到长久发展，科学管理是其必备条件，如果能够将人性化管理模式有效的结合进去，其管理效果将会事半功倍。 三、图书情报知识管理人性化中的柔性管理措施 （一）善用人才。管理人员应该掌握各个馆员自身存在的优势与劣势，并且根据这些优势与劣势合理的安排工作，保证人尽其才，最大程度发挥人才的价值，人才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业绩上，还体现在与各个员工融洽程度上。管理人员要充分发挥员工优势的同时，还要对员工的劣势有所包容，因为人的优势与劣势都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情况下，优势可能会转变为劣势，而劣势也可能转变为优势，因此管理者应该掌握一个度，使其劣势不会过分的凸显出来，这样人才的价值才能充分显示出来。 （二）参考其他管理模式。不同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具有不同的优势，图书馆管理者应该参考更多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融进自己的管理模式中，形成科学的管理方式，这样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 （三）运用多种激励机制。柔性化管理的激励机制是调动馆员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由于客观上存在能力差异，潜能与才智的发挥并不相同，为了激发每个人的热情与积极性，图书馆需要激励制度。它在图书馆管理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实施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它既有利于实现图书馆工作目标，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柔性化管理的激励机制主要有：理想激励，把理想 教育作为重要手段帮助馆员树立社会理想，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目标激励，一般包括组织目标和个人目标；榜样激励，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和领导者的宣传示范，引导馆员积极做好图书馆工作；培训激励，通过培训，提高馆员的工作能力，为承担更大责任和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创造条件，必须制定合理的奖励标准，对表现突出者予以精神和物质的激励，对于因不负责任、违纪造成的失误，也应视其程度给予批评或惩罚。定期对工作人员的水平与技能进行专业性质的评估、考核、结果与职称评定、职位提升挂钩等方式。 （四）塑造良好的人本管理的文化氛围。图书馆推行人本管理，必须要注重塑造人本管理的文化氛围，民主、协作、开拓、敬业以及集体意识都要从中得到体现。人本管理的文化氛围的塑造，在管理过程中首先应从管理者着手，管理者要主动帮助馆员实现目标并获得成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建立公正评价体系和奖励制度，以激励馆员进取并创造更好的成绩；在任务目标的实现过程中，要预防和避免馆员的心理障碍的发生，组织团队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扫除馆员的心理障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柔性化的管理方式是现代图书情报知识管理方式的最大选择，要想彻底的贯彻落实该管理模式，管理者首先因该做到科学管理，将图书情报知识业务按照科学的方式进行打理，对待人才也要采取一定的科学管理方式，根据馆员情感走向以及典型的优势与劣势进行管理。 图书情报论文:探讨信息化背景下图书情报机构服务模式的提升 [摘 要]当今社会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合成化的集成以及信息的传递已分布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运用数字化和信息电子化才能跟上时代步伐。图书馆拥有大量图书，不管是借阅还是管理如果单纯依靠人工都是非常繁琐的，因此，图书馆应加强数字信息化建设，改变原来的人工管理。信息化将节约更多的人力资源，有利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有利于更好的为读者服务，充分展示出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实现图书资源共享。 [关键词]信息化；情报机构；图书管理 将信息化运用到图书管理中对图书管理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信息化对图书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信息化改革是传统图书馆管理向现代化图书馆管理迈进的重大一步，也是目前整个社会趋势下图书馆的良好转变形式。信息化的到来，势必对传统的图书馆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冲击，必须适应时代变迁，跟紧时代步伐，将时代特征融合到图书馆图书管理中去，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魅力，从而更好地为人们服务，充分展示出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实现图书共享。只有建设好图书馆的图书管理服务机制，才能增强读者的身心愉悦感，使图书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1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图书馆是运用图书馆的图书资源以及当今时代的网络特征为蓝本进行设计和创新的。图书馆的图书分布呈阶梯型特点，这也是信息化系统的特点。利用数字化的特征作为图书管理的建设方向，充分考虑图书馆的实际情况进行指导和建设，将大大提高公共场所的图书馆的整体服务性能和服务指数，节约人力成本和人力资源，保护图书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因人工而出现的错误或失误。这一举措还能大大提高图书馆的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节约图书馆管理成本，提升图书馆的竞争能力。然而目前图书馆市场已进入饱和性的发展阶段，这意味着要使图书馆有一个新的提升就必须拥有一个新的建设发展市场来使图书馆完成战略性发展。 图书馆信息化管理应着手于资源开放和资源共享，而且要避免出现资源重复的现象发生。信息化的图书馆管理建设应秉承资源共享的原则，和各个单位以及将会用到图书资源的社会企业共享资源，方便读者借阅。图书馆图书管理信息化建设不应仅从资源建设和硬件设施着手，还要从信息化管理的软件方面着手，以提高图书馆的管理信息化建设。只有不断更新信息化，才能和各个企业单位以及读者共享图书资源。 2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3个阶段 2.1 管理标准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图书馆图书信息化管理标准化阶段，是针对图书馆图书管理的整体图书来进行划分的。目前我国传统的图书馆图书管理工作普遍存在管理技术水平低下、信息流动缓慢的特征，要改革传统的图书馆图书管理工作，推动图书馆信息流动，提高图书馆的生存能力和生存质量。这将大大节约人力成本和人力资源，有利于保护图书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避免因人工而出现的错误或失误，且大大提高图书馆的整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好地节约图书馆管理成本。 2.2 资源数字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指图书馆经过信息化的建设后在整个经济市场有了一定的地位和经济收益，但因为部分问题的存在使这一地位并不是十分稳定，导致经济利益不理想。这一时期图书馆的IT架构已基本完成，在部门内部之间已能较为精准地共享信息资源。然而这一时期部门之间还存在着信息之间的传递障碍，并不能实现信息的及时传递和资源共享。 2.3 综合信息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针对整体的信息化综合程度而言的，在这一时期图书馆的IT只能在办公上发挥作用，分析和预测整个行业的图书销量前景，从而得出哪些书是畅销书，这有利于提升图书馆的竞争力。然而目前来说图书馆的市场已经进入饱和性发展阶段，这意味着要使图书馆有一个新的提升就必须有一个新的建设发展市场来完成图书馆的战略性发展。这一时期图书馆基本上已建设完毕，图书馆内部的各种资源信息共享也已基本形成。所以，在这一时期只有引进更为完善和大型的信息化网络系统才能满足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需求。 3 图书馆信息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般情况下，图书馆图书信息化管理要满足以下3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信息基础结构建设、信息资源建设、信息服务系统建设。 3.1 硬件设备 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对数字图书馆专用的服务器、网络路由器、网络防火墙和硬件存储设备等硬性设备的要求极高，因为这些因素将影响整个图书馆图书信息化管理的质量。在选取设备时，应充分广泛的征求意见，并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避免出现一个小型图书馆购买大型、昂贵的硬件设备的现象，造成资源浪费。 3.2 软件系统平台 网络制作系统把一些原有的图书资源信息转化为数字形式，使网络系统从字面信息就可以看出是把这些经过上一个系统整理好的数字化文件资源数据到虚拟的图书馆里面去，方便用户使用和读者阅读。网络应用平台就是一个进入图书馆的门户，这一平台类似于网站的网页，并且可将所有的图书借阅时要使用的东西都放置于平台之上以供读者使用。 图书馆拥有大量书籍，读者不可能自己一本书一本书的去寻找，这将极大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图书馆信息化后形成了一个全文检索系统，是读者从整个图书馆成千上万的图书中获取自己想要的图书的关键所在。这一系统是图书馆图书信息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核心部件，极大地方便了读者。 3.3 数据库 如果自己开发资源数据库，虽然节约资金，但从长远的来看并不利于图书管理，这是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将没有企业单位进行保障，很难及时解决问题。甚至不能与其他版本兼容，这不利于图书馆的图书信息化管理。因此，在选取资源数据库时要考虑类似于Oracle、Sybase等性价比较高的软件。 3.4 备份系统 如果图书馆的数据库出现问题而没有备用系统维护运行，将会使图书馆的数字化系统进入瘫痪状态，不利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工作。为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引进备份系统，以保证图书馆的数据系统的安全和稳定，是应急状态下所启用的系统。这一套系统必须保证和原有系统差不多，以稳定数据资源，避免因图书馆数字化系统出现问题而引起读者借阅不便的问题。 3.5 信息资源的建设 如果图书馆没有相当大的馆藏量，就不能吸引读者前来阅读和借阅，更不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图书馆图书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前提就是图书馆必须拥有一定的藏书量，这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石条件。只有拥有大量的图书资源才能使图书馆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才能跟上时代的脚步发展，更好的实现图书馆和现代社会的完美结合。在建设前应充分收集当前较为流行的图书目录进行整编和排版，在保证原有书目的前提下收集和整理当下的流行书目，丰富图书馆资源，吸引更多读者前来借阅。 图书馆的自动化已从单体网走向了多体网络用户再走向了局域性网络用户最后走向了广域网络用户。目前，这一技术手段已经越来越成熟并且已运用到图书馆的图书信息化建设中去。当下，图书馆要考虑的重点工作就是如何完善整体系统的服务性能，便于读者体验。 4 结 语 只有充分结合现代化的特征整改和建设图书馆，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魅力，增加图书馆的效益。信息化技术已运用到生活的很多方面，应加快数字信息化建设的步伐，改变原来的人工管理。信息化将大大节约人力资源，有利于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只有将时代特征融合到图书馆的图书管理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魅力，更好服务大众，充分展示出图书馆的资源优势，达到资源共享的目的。 图书情报论文:知识经济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探讨 摘要：近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及经济发展都比较快，且网络时代悄然来临，图书情报工作跟随时代的步伐步入网络图书情报时代。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图书情报事业必须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但是目前图书馆在信息知识提供能力上却比较落后。本文将从知识经济背景下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情况入手，分析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拦路虎，简要阐述未来的发展走向。 关键词：知识经济 图书情报事业 发展走向 在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图书情报必然要走向网路图书情报这条路，后者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一种模式，属于科技发展的外在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图书情报工作不断地了解与实践，才能寻找到最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图书情况工作执行形式。自改革开放以后，图书情报建设虽然有所建树，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些差距。我国各级政府对图书情报工作都比较重视，大多城市都已经跟上时展的脚步，将图书情报向着数字化与网络化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却遇到了许多阻碍因素，这些因素对我国图书情报发展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下文将对其进行阐述。 1. 知识经济视角下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制约因素 我国工农业经济虽然与知识经济尚处于并存状态，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社会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但是一些人却没有从时展特点中看出这种趋势，依然用传统的目光对待新生事物，不重视图书情报管理工作，舍不得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其进行完善。其次，在知识经济中图书情报机构所在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却很少有人将其提升到国家发展的高度来对待。图书情报机构正面临着新形势与新任务，但是各方工作人员缺少相应的应对方式，这些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 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的整体需求量与需求方向都产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变，但是图书情报工作却没有从跟随其脚步。首先，新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巨大，但是信息服务业规模与能力却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需求;其次是要求较高，不仅对信息的准确性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对信息的传递速度也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国实际信息传递效率却比较低;最后对信息需求单一化与多元化的矛盾冲突，综合化与社会化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的基本要求，但是我国信息服务能力与服务水平都比较低，远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 2. 知识经济视角下的图书情报事业发展展望 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会对我国图书情报行业产生较大的影响。知识经济背景下，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逐渐增大，图书情报地位更加突出，且作用也会更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然会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知识信息量有了明显的增长，社会整体需求有所增加，促进了知识的创新与传播，信息量膨胀。从另一方面分析，由于信息的多元化发展，社会的信息需求量也比之前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些都是促进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原动力。知识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附生了许多新型信息载体，这些载体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导致信息的大爆炸。经调查显示，最近40年，人类所产出的信息量已经超过之前几千年信息量的总和，这一情况在因特网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当前的知识信息量不论在增长速度还是传播速度上都是比较惊人的，这一情况已经引起了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均在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认识，采取相应对策来应对这一情况。首先要重视信息的收集、加工与储存管理，因为信息量增长过快，所以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管理，让信息的作用最大化便成为相关工作人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提升管理水平以及软件检索效率，必须要从重视图书情报工作方面入手，让管理工作更加具有科学性，让无序资源变的有序化，为知识经济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 对电子信息来说，传统的文摘刊物等模式都已经不能满足时展的需求，所以必须要建立起整套先进的信息加工以及管理技术，配合检索方法进行处理，并且这一目标已然成为图书情报行业的主要工作方向。人们对图书情报所能够提供的信息依赖性有所提升，出现任何知识盲点时，都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各种渠道对问题的答案进行检索，生活已经离不开图书情报。即便信息网络高度发展，但是在国家或者是大型单位中，情报机构依旧是不可或缺的。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对知识进行收集加工，通过各种方式来储存知识点，以备后用。迎面而来的信息浪潮已经让人们难以适应，所以图书情报机构及相关人员必须要通过提供相应信息服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这样人们才会更加依赖图书情报机构，有助于知识经济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长久发展。 知识经济对管理人才的要求比较高，因为知识经济具备一定的知识化特点，所以其发展完全取决于知识占有量及知识转化。知识的主要载体是人才，没有人的研究也就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想要掌控图书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首先就要掌控人才。在此前提下，信息管理人员的个人综合能力便尤为突出，只有富有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求，胜任管理岗位。但是当前我国图书情报团队的整体素质以及管理层的素质都还没有达到要求。主要原因包含专业人员数量较少以及知识结构不合理这两方面，复合型人才凤毛麟角。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一空缺是难以弥补的，需要靠时间的沉淀，让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性，将专业人才培训工作提上日程，通过科学化、专业化的培训，来提升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通过人才的积累让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更远、更好。 3. 结束语 信息社会已经悄然来临，如果将20世纪文献载体视为网络与图书馆的以此碰撞，并且给图书馆的传统服务模式带来的巨大的冲击，那么信息社会的到来更是带来了更多的新理念与新技术，对图书馆的挑战更为剧烈，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图书馆的生存。虽然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给图书馆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是生存与机遇都是相互依存的，新形势下图书馆的机遇在于创新职能，顺应时展的需求，彰显出图书馆纸质图书的优势，体现信息资源特色服务，因为只有不断完善自身体制，顺应时展的需求，图书馆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否则必然会成为历史，仅存于教科书上。

民事法律论文:论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 [内容摘要]现代意义的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并不是人为地提高合伙的地位，而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将合伙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的标准在于其是否具有团体性。 [关键词]：合伙 民事主体 团体性 合伙作为一种历久不衰的联合经营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史中担当了极其重要地角色。即使在公司制度十分发达的今天，合伙仍以独特地方式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随着我国加入WTO，中小企业通过合伙的方式来扩大经营规模，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应对加入WTO所带来的挑战，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至今仍不明确，这已成为制约合伙制度发展、甚至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合伙制度，明确合伙的民事法律地位的任务十分必要。 一、合伙的本质 合伙作为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始终是作为一种联合经营方式出现的。但给合伙下一个确切地、能反映其本质特征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因为，合伙是始终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合伙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早期的合伙是指，二人以上互约出资、经营共同事业，共同分配损益的契约。[1]其本质特点体现为：合伙财产不具有独立性，属于合伙人按份共有，合伙人可以依自己意志处分合伙财产；合伙之间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合伙只能对合伙人有约束力，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全体合伙人的人，适用民法上之规定；合伙对外不承担责任，由各合伙人对外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些特点使“合伙成为与合伙人不能分离的‘人的组合’，成为一种单纯的契约关系。在民法中合伙往往作为契约的一种形式规定在债编中”。[2] 在近代和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合伙的形式、内容都出现了新特点，有的甚至发生了本质变化。首先，由契约性共同体发展成为注重团体性质的共同体。这一转变主要是通过合伙财产的性质由松散型向集中型转变来完成的。近现代，合伙的财产越来越脱离自然人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财产，主要表现为：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不得请求对人合伙财产进行分割，不得擅自转让自己的财产份额，合伙债务不能与合伙债权相抵销等等。因此，“合伙虽为一种契约，但民法上对于已成立之合伙，赋予团体性。”[3]但合伙由单纯的注重契约性向注重团体性转变，并不是偶然地，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合伙者在当时条件下为最方便地完成持久的商业活动所为的明智选择。”[4]其次，合伙的规模由弱小趋向庞大。主要表现为合伙的绝对数量不断增长，合伙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合伙的形式和成员结构出现多样化，合伙的个体规模不断膨胀。例如，卡特尔就是若干企业法人，通过契约的形式，结合而成的合伙同盟。再次，合伙的法律地位不断改变。当前，有些国家已承认合伙具有民事主体的地位，即使不承认合伙为独立民事主体的国家，大都不同程度地赋予合伙一定的权利。如可以起字号、可以在银行设立账户、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部分国家的法律还允许其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 这种发展变化后的合伙，与自然人具有明显地区别，同时，也不是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简单的结合，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合伙人个人，成为享有相对独立的权利义务的具有团体性的实体组织。合伙也不是法人，它是以共有财产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组织，各个合伙人必须以自己的个人财产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实际上，合伙一方面同时具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又有自己所独有的特征。有学者认为，合伙是自然人独立经营与法人经营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经营方式。但是，合伙并非仅是过渡性的联合，它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稳定的经营方式，形成自己特点，这些都是法人和自然人所无法比拟的。[5]依据合伙在近、现代的变化中所体现出的特征，近、现代的合伙可作如下定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通过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经济实体。[6]这种合伙与契约性合伙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其所具有的本质特点在于，这种合伙不仅具有契约性特征，同时还具有团体性的特征，是一种经济实体。合伙协议与依其成立的经济实体（合伙组织）是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伙协议是合伙组织的前提和基础，合伙组织是合伙协议的结果和实施保障；合伙协议形成合伙之间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合伙组织则以全体合伙人作为相对独立的团体同第三人形成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种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虽然在近现代社会大量出现，但其并未有也不可能完全将早期的契约型合伙排斥于社会经济生活之外。相反，早期的、契约型的合伙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比比皆是，并仍发挥着其独特功能。但以注重团体性为特征的合伙，其体现出的不同于契约型合伙的特点，对作为其外在反映的法律提出了挑战。法律面对其社会基础的变化是否应做出相应变化，应如何做出变化，成为法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 二、关于合伙是否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观点 关于合伙的是不是民事主体，是一个历来有争议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种观点： （一）、合伙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对合伙的性质存在多种态度，包括“非法人团体说”、“准法人说”、“法人说”以及“第三民事主体说”等。将以上观点的理由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支持部分合伙是独立的民事主体的理由）：1、合伙的财产共同共有，相对独立。因为合伙人在合伙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全部共有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所有权，实际上失去了自由支配、处分个人出资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合伙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个人合伙财产的这种相对独立性，足以使其成为民事主体。因为财产自主权是作为民事主体的必具条件。个人合伙，它既然能够作为商品交换关系的一方来处分商品所有权，就说明享有财产权，即使这种财产权不是独立的所有权、经营权而是由合伙的应有份额所合成的共有权也并不影响其民事主体资格的成立。[7] 2、合伙具有相对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合伙作为一个组织实体，是以自己相对独立的合伙财产为基础开展各项经营活动，并以这些财产承担债务和责任，只有在合伙财产不足以补偿合伙债务和亏损时，才由合伙人以自己其它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即合伙组织承担的是直接责任，合伙人承担的是补充责任，因此，合伙组织具有相对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8] 3、国外民事立法先例表明，部分国家确认了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没有规定合伙为法人，由于合伙几乎适用有关法人的一切规定，后来，法国不得于1978年重新修订《法国民法典》，通过新的立法澄清旧法含混的规定，明确宣布合伙为法人；美国《统一合伙法》赋予了合伙独立法律实体地位。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民事立法先例。[9] 4、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为适应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唯一主体的格局。法人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归要结底是由法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当前，由于合伙本身的特点和经济形势，决定了合伙在社会生活中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赋予这类组织民事主体资格，不仅有利于维护合伙组织及债权人的权益，而且有利于国家对其进行必要的管理与监督，从而确保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10] 5、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对于任何法律制度来说，无论它在立法中是否承认，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法律都将赋予一定的人、团体、机构和组织以法律人格，否则，他们无法在社会中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现代法律只赋予了自然人和法人以人格。但从逻辑上讲，并非不可能将法律人格赋予其他团体，如合伙。法律人格的构成要素来看，合伙完全符合相关要求，因此，合伙也应成为民事主体。[11] （二）、合伙是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支持这一观点的理由主要有：合伙本身不是民事权利主体，不具有法律直接授予或实际承认的独立的民事权利能力；合伙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财产；合伙不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12] （三）、评析：综合以上理由，无论是肯定性理由还是否定性理由，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足。从总体上来看，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学者没有注意到合伙的不同类型，在论证对象上存在偏差。合伙作为一种古老的社会现象，具有历史性。法学界之所以到近现代才讨论合伙是否应当成为民事主体，根本原因在于合伙在历史发展中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出现了新的类型，即体现为团体性的合伙。法律对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是否应当做出相应规定，是否应将其“翻译成新的法律形式”，是法学界出现争论的根本原因。而其争论的着眼点，当然在于这种新出现的、表现出新的特点的合伙。只有将这种合伙作为研究对象，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才能在法律上有所创新。但新类型的合伙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类型的合伙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生活中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新旧类型的合伙在同一社会是能够共同存在的。因此，我们所研究的重点应是体现为团体性特点的合伙，而不是旧的体现为契约性特点的合伙。但部分学者在此处出现了偏颇，没有能够正确区别合伙的不同类型，而是把将所有的合伙都囊括入其研究的对象，导致重点不清，方向不明，结果当然可想而知。 2、大多数学者都是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13]因为，民事权利能力是由法律规定的，因此，这一标准可以说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以法定规定作为判断民事主体的标准，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没有从根本上分析问题。因为法律只是反映立法者思想的一个工具，其本身没有解释将权利能力赋予某一主体的原由，其反映的是“民事主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是国家向民事主体提供的取得民事权利的一般前提。”[14]公民、法人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单纯地由法律所规定的，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只有看到作为工具性质的法律条文的背后所隐含的根本原因，即立法者的界定民事主体的实质、内在标准，才能真正认清民事主体的实质。这样才可以跳开原有的误区，不再局限于就标准论标准等简单的思维模式，而是从实质来把握问题。因此，以是否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民事权利能力，作为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具有不足之处。 3、持肯定态度的学者同时还提出国外已有相关的立法，我国因此也应作相应规定，同样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法律制度的移植绝非简单的抄袭，而应当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最终做出综合的判断，不能因为外国法有规定，因此我国法也应做出相应规定。 4、有些学者提出赋予合伙独立民事主体地位是合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合伙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这两种观点，无疑更注重从本质上分析问题，似乎已经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但遗憾的是，学者们并没有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和观察问题，没有看到二者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在认识上不够深入，没有能够真正把握问题的实质，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尤其是关于合伙具有法律人格的论述，在观点颇为正确的情况下，其论据又陷入了民事权利能力范畴内，十分可惜。 三、判定合伙能否成为民事主体的标准 法人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已成为不争之事实，而同样作为联合经营方式和社会组织之一、并且与法人有众多相似之处的合伙，能否同样成为民事主体，可以从法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找到答案。 （一）、法人制度的形成和实质。古罗马时期，尚无完整的法人制度，也没有“法人”一词。至共和国时期，开始承认某些特种团体享有独立的人格。帝国时期进一步认为国家、市政府也具有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因此，当时罗马的法人实质上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特殊团体”。至帝国后期，这种团体已大量存在。罗马法时期法人制度的萌芽，其理论基础是罗马法中人格观念的产生和演进。[15]同时，罗马法时期的学者对其做出了精辟论述。五大法学家之一乌尔比安提出，“团体独立的性质，虽然由于它的组织成员全部改换，也不影响其独立存在；因为团体的债务并不是其各个成员的债务，团体的权利也不是其各个成员的权利”[16]但在罗马法时期，具有团体人格性质的社会组织只是由法学家们以理论的形式指出的社会客观情况，罗马法时期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法人概念和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制度并没有形成。 到了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促使资产阶级通过联合的方式来扩大自身规模，增强竞争力，同时又尽可能地降低风险。“十八世纪最大发明”-股份公司应孕而生。这类组织在凝集资本快速性、巨大性，获取利润的最大性，及降低商业风险的程度性等方面，体现出的前所未有的魔力，使十八、十九世纪高度膨胀的个人本位主义受到了严重冲击。“随着个人本位主义诉求的不断理性化，在产权领域，个人所有权开始由支配向利用方向发展。当投资者（股东）凭藉股权获得预期回报时，遂改变了当初的”所有权偏好“。公司法人所有权── 一种以团体的名义受领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机制或方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个人本位主义最终在团体（社会）本位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依归和理性参照，并使个人价值取向的”个体功效性“同整体价值取向的”社会功效性“互为条件，相得益彰。现代公司制度进入黄金发展时代。”[17] 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及时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并明确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从而打破了自然人作为唯一民民事主体的格局。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团法人乃是随着社会（团体）本位思想的兴起和西方各国在相应立法中明确规定法人制度之后才得以出现。 祁克认为，这种以团体本位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法人组织，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具有实在性，其拥有独立的意志，进行独立的活动。同时，团体并不是还原为或拟制为个人，而是本身就是一个单一体，构成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独立单位，它具有法律的人格，成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因此，在个人人格之外，还有团体自身的人格。[18]从这理论出发，并结合法人制度产生的历史，完全可以得出，法人之所能够成为民事主体，在于其具有了团体人格，或者说，团体人格是决定法人能够成为民事主体的根本因素。这种团体人格是从组织整体利益出发，通过淡化组织成员的个人人格，提高对组织成员的管理、协调程度，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具有独立性特点的中介。其具体体现为：第一，意志的单一性。在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中，个人意志大大弱化，其收敛的个人主义转向在共同意志中寻找价值目标，并努力促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效地结合。个人意志更多地被上升为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第二，组织的整体性。在对外关系中，组织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出现。必须以自己的商号进行民事活动，并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第三，行为的统一性。为保证统一的意志不受第三人以及内部组织人员的非法影响，必须设置一定的机构来统一执行组织意志，将组织其它任何成员的意志都排除在执行主体之外。以公司为例，股东出资后，将失去对其出资财产的支配权，其得到的只是间接控制公司的股权。（当然，股东同时也会获得只是以其出资承担有限义务的权利。）并且股权也是其得以控制公司的唯一的合法方式，不得以其它任何行为来干涉公司行为的统一性。第四，财产的独立性。组织不仅能够聚敛巨资，兴办个人难以企及的事业，更为重要的是实现财产增值。要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确保组织的管理机构对财产的能够有效地、自主地管理利用为前提。正是由于组织所具有的上述特点，使组织成员的个人意志、个人行为、个人财产被彻底地由团体意志、团体行为、团体财产所代替，从而形成了团体人格，使组织成为成员与第三人产生法律关系的中介，进而使具有团体人格的组织被法律确定为民事主体。同时，这种业已形成的集团人格也会反作用于成员，对其有关的民事活动做出限制。例如，竞业禁止、限制成员与组织间交易等。这些限制同样是集团人格的重要体现。 （二）现代意义上的合伙属于独立的民事主体。 如前文所述，在现代社会，合伙这种联合经营方式并没有因法人等高级联合经营方式的出现而走向衰落，相反，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而合伙之所以如此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其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其典型代表即是注重团体性的合伙的出现。这种新的类型的合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具备了意志单一性，组织整体性，行为统一性，财产独立性等特点，已完全符合团体性人格的标准，因而应属于民事主体。但这种民事主体既不同于自然人，也不同于法人，而是一种独立的民事主体，它的出现必将会打破原有的民事主体二元制结构的体系。第一，合伙已形成了单一的意志。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个人合伙的经营活动，由合伙人共同决定”，由此可以看出，合伙的对外决策已不再是合伙人的个人意志，而是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即使由单一的合伙代表人所做出的决策，同样也是反映了了全体合伙的共同意志，因为其代表权是由全体合伙共同决定的，是以全体合伙人的共同意志为基础的，其个人的行为只不过是共同意志的反映形式。）同时，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共同意志又被抽象为单一意志。当然，并非所有合伙的共同意志都会被抽象成为单一的意志，其共同意志未有被抽象成单一意志的合伙并不具有团体人格。第二，合伙具有整体性特点。如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刻图章，可以在银行或信用社开设账户，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注册商标，可以成为独立的纳税单位，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所有这些合伙都是以整体性质的组织出现的。第三，合伙行为具有统一性。如各合伙人可以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并且，依法已经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于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只是享有监督检查权。第四，合伙的财产相对独立。合伙可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但这种共有，并非合伙人财产所有权的简单合并，而是在合伙存续期间，合伙人对于全部财产不分份额地、平等地享有占有、使用、管理权。合伙人实际上已失去自由支配、处分其个人出资的权利。只有在合伙解散时，才能对合伙财产主张相应的权利。[19]同样，作为具有团体人格的合伙，其所形成的团体人格会对合伙人的权利做出了一定限制。如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合伙人不得人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等。总之，合伙已具备组织团体人格的所有特征。由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既不同于自然人，又不同于法人，因而应确定为第三民事主体。 （三）、能成为民事主体的合伙的范围界定。如前文所述，由于现代社会合伙存在形式的多样性，并非所有的合伙都具有团体人格，只有具有团体性的合伙才是民事主体。判定是否具有团体性的主要标准在理论上体现为：意志的单一性、组织的整体性、行为的统一性、财产的独立性。如果将这些理论具体为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依法定程序成立，并经当地主管部门登记核发营执照；2、有自己的名称或字号，并以其对外进行民事活动；3、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应诉；4、有自己的负责人，并由负责人进行相关的诉讼行为，其行为对全体合伙具有法定效力。5、合伙目的的营利性。当然，团体性质的合伙同时还应具有一般合伙所具有的特征，如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组成人员多数性等基本特征。依此标准，商事合伙，[20]包括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合伙企业等都应属于具有团体性特点的合伙，应当第三民事主体。其它的以营利性为目的、并且符合上述条件的合伙也属于第三民事主体。隐名性合伙、临时性合伙、非营利性合伙等不具有团体性特征，应排除在第三民事主体之外。 当然，合伙要成为民事主体，最终还需要法律的确认。但法律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只要社会存在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其需要制度认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必须适应其需要，而不应人为的设置阻碍。“法律原本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应该积极发现和承认合理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人为设线控制之。” 民事法律论文: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地位 尹飞：今天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与德恒律师事务所共同主办的“民商法前沿论坛”本学年的第二场讲座，上一讲是我们请基地主任王利明老师作的演讲，报告的内容是法学方法论的问题，当然王老师主要讲的是把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报告。今天我们请到杨立新老师主要给我们讲法律关系的问题，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老师为我们作讲座。 杨立新：在讲座开始之前我先打一个广告，我准备和张新宝老师我们两个联合搞一场讲座。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侵权行为法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大概要唱一个对台戏，我们两个讲一下不同的观点，对启发同学的思路和引导大家学习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我今天作这个讲座题目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王利明老师开学以后就强调民法要好好研究一下民法方法论问题。我作为基地的常务副主任，坚决响应主任的号召，我今天也就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作一个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地位，这个题目也是讲民法方法论的问题，我讲的民法方法论是比较宏观的方法论，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考虑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概和王老师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和王老师说的又一样，王老师讲的是一个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的问题，其实涉及到的还是法律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凡是研究民法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关系的观念恐怕都不行。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案例，为我这个题目做一个引子。 今天我们在政法大学讨论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涉及到军产在转到地产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案件。原来江总书记提出要把军队的企业转交给地方政府，军队不再经商办企业。这个时候，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它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叫实业公司，实际它也是一个军队的企业，它就在军医大学和其它的人合资建了一个大厦，叫交易广场。然后，就和他签订了一份协议，租他的地，租他的房，租到2003年的9月为止，到9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军产转地产，在这个期间，就这个实业公司也要转交给地方了。在军产交出来，地方还没有接的时候，这个实业公司就和一个叫多彩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把他原来租军医大学的房子和地又都转租给了多彩公司了，他又和多彩公司又订了一份合同，也是租到2003年的9月，但是他们两个又增加了新的续期，提前了四年就开始续期，一直续到2009年的几月几号，房子的租金比原来的还低，然后把所有的预付款都汇给了对方。这个时候军队就把公司彻底交给地方，地方还是委托军医大学做具体的交接问题。这样这个企业的所有权又归了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又和现在案件争议的原告叫丹尼尔公司签订了一份托管的协议，所有的问题交给丹尼尔公司来处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们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订到2009年了，丹尼尔接的这个东西不是正好和他们这个合同相冲突吗？这样他们就发生争议，丹尼尔公司就认为，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使国有资产流失，使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丹尼尔公司就主张他们之间的合同无效，是侵害我的权利，后来这个案件法院倒是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我们在听了这个案情之后，在研究这个案件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适用法律，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呢？凡是学习民法的或者是在法院做过民事法官的，大概第一句话就是说肯定要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原告在起诉的时候说，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是恶意串通的行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是不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大家可能会说，租赁合同一般说来，在前面的租期差不多快满的时候或者已经满的时候，然后才续期。一般不会说提前四年就开始续签，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说，法律也没有规定提前四年就不能续签合同，也不一定，按照交易的习惯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提前四年也不能说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从合同的效率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就要看它究竟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后来，大家说了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这是军队转产期间，涉及到被转军产一定要有一个所有重大的事项要报告，不报告就不行，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能力的限制。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实业公司和多彩公司他们之间有没有恶意串通，就是说接受的这一方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第三人。那么，第一，他自己承认我知道这个一个军产；第二，也知道这个合同2003年9月以后他没有权利，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采用违反交易常规的一些做法，一般说不动产的租赁要续期的话，他的价格是要看涨的。这样的情况下综合的来判断，多彩公司是不是有一个恶意的行为在里面，其实说这些事情他们两者之间都知道，实际上在一个恶意串通。这样第一步，就要确定他们之间是一个恶意的串通，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就应该确定他是一个恶意串通，恶意串通他的合同就无效了。 第二个理由，在《民法通则》的第61条的第二款和《合同法》第59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要返还所得的财产。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合同关系第三人受到了恶意串通合同的影响，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构不构成侵权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大家一直解决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法院都认为这样的案件不一定是侵权的问题。所以第三人要起诉的话，很多法院都不受理，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来起诉一个合同关系，你怎么有当事人资格呢？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他提起诉讼，他的基础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后来，我们的意见就认为这个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他依据侵权来起诉完全有道理，他有当事人的资格。 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同样是一个财产，实业公司的这些房子，前面作了一手交易，后面又作了一手交易，是不是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一女二嫁”的问题？假如两个行为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一女二嫁”，如果一个合同有效，一个合同无效，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到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 第四个理由，受让的丹尼尔公司他的诉权是从哪里来的，他权利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军医大学才是权利的主体，他接受了委托就把权利转移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侵权行为是持续状态的，他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本来也是受害者。 这个案件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步就应该把它的民事法律关系一项一项的理清楚，然后再考虑怎么样的来适用法律，这样就很好的理解一个案件的真实面目。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规定来办，侵权行为就按照侵权行为的法律来处理，这样一分析法律关系清楚了以后，这个案件立刻就清楚了。从这个案件来看，其实任何一个案件来观察和研究它的时候，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所以，我坚持一个看法就是说，在法院法官在办理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律师在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作为法学专家来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面对一个民事案件，第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把它确定下来，什么性质？就是法律关系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引申一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要先研究它的定性问题呢？为什么要先研究它的法律关系问题呢？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法看世界、看社会、看这些案件，它的基本就应该是从法律关系入手。所以，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第一位，我们在对民法的现象和对一个民事案件，只有把它的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到它的本质上去，才能真正的把它办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民法的领域当中，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认识这个社会，规范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研究它、来看待它，来观察它。离开了这个问题，民法社会你看不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民法方法论的理论研究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研究民法的法律关系问题。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市民社会的法律地位及其它的基本要素 在民法学者的眼睛当中看我们眼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罗马法上所讲的，它就是一个“市民社会”。民法就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是整个市民社会的规则，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民事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市民法则。它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它的全部的功能。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个主要的要素存在，一个是主体，一个是物，以及物所构成的利益关系。围绕主体和物以及利益之间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构成这个社会呢？就是权利和义务。这样就把整个的民法社会当中，一部分是主体，是主宰；一部分是客体，是物所包含的利益以及其它方面的利益，这样把主体和客体交叉在一起，把人个人之间的关系链接成社会，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关系，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的“市民社会”。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市民社会”的话，看待我们民法世界的话，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要素是人，另一个要素是物，然后加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链接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 最近我看到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提出来要给动物以“人格权”的观点。在暑假的时候，我和一些教授在海南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观点，他说这种观点主要是更好的保护动物，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人，有生命的还包括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应该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就应该赋予对动物的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人格权。后来我就开玩笑说，要给个“狗格权”还不错，人格权可能还不行。动物一旦有了人格权以后，要有生命权，要有健康权，要有生存权，除了享有具体的人格权以外，还要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什么呢？就是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把我们人格权的一般内容都写进去了，人享有的权利，狗也应该享有。我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看到了社会当中动物的重要性，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人和动物有口气，你有气就可以支配，为什么它不能支配呢？就要给它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待遇。但是是不是可以把人的一些权利地位拿出一部分给动物，我觉得有问题，我有一篇随笔的文章就写到，如果说把动物也给它相同的人格权，总有一天它们要造反，把你当成物了怎么办？说它来主宰这个世界，把你变成物，到物的领域当中去，你会怎么样？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既然它也是生灵，它也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为什么它们不能掌握你呢？这样我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市民社会”两种基本物质构成形式，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你把动物放到人的里面，还是放到物的里面，我说最起码它叫动物，就应该放到物里面，我们现在要给它人的权利放到人格里面去，你说怎么办？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你给这个物动物化，但它还是物的性质不要改变，可以给它特殊的保护。所以我就想，将来我们在写民法教材的时候，讲物的时候，要设置一个特殊物，货币都能够设出一个特殊的物，为什么动物就不能设置一个特殊的物呢？对于特殊的动物这种物，在处分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转让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这样来保护，我觉得还是民法的思路，是一个法律的思路，给动物人格权，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这个问题主要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物质存在的形态。在物质形态当中总是人是主体，人是最高的支配者，再高级的动物毕竟还是物。你给它“狗格权”、“猫格权”、给它“猩猩格权”，行不行？我觉得不行。在“市民社会”当中它和一般社会的关系，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站在民法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比如今天我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看这个社会都是民法，我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把这个社会其它的因素、其它的内容统统都给它抽象掉，我只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物，看到的是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第一，是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个平等不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所说的平等，我有的时候就和同学说，现实社会平等吗？现实社会当中为什么领导要你办什么事，你屁颠屁颠的去呀？你稍微不去，你挨不挨骂，再不去，我免了你的职务。同学们可能会说，杨老师你原来不是也当厅长吗？也是挺大的官，我是可以指使别人，但是别人还能管我，我还得听他的。你说，这平等吗？不平等。但是到“市民社会”里面都是平等的，在“市民社会”当中都从民事主体的角度来看，才是平等的，谁也没有高，谁也没有低。“市民社会”当中这种平等最典型的事例，我觉得就是溥仪和文秀两人离婚，那是皇帝和一个人第一次站到法庭接受审判，我觉得这才是平等的，尽管他是一个下台的皇帝。在民法当中你要离婚，你们两个人就站到法官面前，法官来给你裁决，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当中主体的平等性，其它社会形态当中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民法上的平等才是实质上的平等，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是绝对平等的。“市民社会”当中还通行一个观念就是公平，为什么它要把公平作为最基本的概念？我就想在“市民社会”当中人高高在上他是主体，然后下面都是客体，都是物质形式，它们体现了很多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物资，这个时候就要用权利的形式来分配，你享有这个权利，他享有这个权利，然后把权利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权利来支配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利益。大家想一想在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最基本的理念是不是公平啊？如果他享有五个权利，他享有三个权利，你享有一个权利，这样行吗？这不行，一定在权利上分割社会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平的观念，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公平。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是市民呢？就是权利和义务，有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社会、非常精巧的社会，精巧的社会和精致的社会怎么来体现，我们搞民法的祖师爷非常的聪明，他能想出权利这个概念来，说每个人用权利这种观念把社会利益分给每一个人了，然后你享有这个权利，完了再给他编织成他对你享有义务，然后就把整个社会结合到一起，所以它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说，“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基本的物质形态，最基本的结构方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公平的来处分，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市民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市民社会”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形式。 “市民社会”和其它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高度的把民法上的东西抽象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把我们的眼睛再放宽一些，不光看民法的问题，社会不还是这样一个社会吗？这个社会有它的政治形态，有它的经济形态，有它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民法是世界，它和这个社会始终是存在一起的，相互链接在一起的。你想看到一个“市民社会”仅仅是一种抽象，你看具体的还是整个社会在一起。首先它是和政治社会是密切相联的，这个社会它要给市民社会法学以生命。它和经济社会呢？市民社会是最完整的反映经济形态的，每一个人没有经济会有你的生命吗？所以，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都反映到了民法的社会当中，都是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前几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了一个问题，我们民法的泰斗佟柔老师，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他提出来了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这样一个理念，现在也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佟老师说的不对，后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它。在80年代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那时候面临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涉及到民法生死存亡的问题。佟老师和老一辈的民法学家提出来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那个时候正好是商品经济唱的调无比高的时候，你要是民法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你就能够把民法切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去。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这个论点也不是完全正确，它反映了一部分；后来我查了查佟老师说的话，佟老师也没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他说民法在调整商品经济部分是它的主导内容，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全面的。我们今天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的，从这样一个结论上来看是有问题，但是民法上面的大部分内容是讲的商品经济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是财产的问题，讲的是动态的财产和静态的财产关系的。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身关系在里面，民法上人身关系还是占主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市民社会”和文化社会也是关系密切的，一部民法典制订的好与不好，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文化不发达，它可能制订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法典，即使有好的思想，它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立法方法。只有社会文化发达了，立法方法也完善了，制订出来的法律才可能是最好的。所以，整个社会都是有机的社会，这些关系都是密切相联的，我们通过民法的方法来看待这个“市民社会”，仅仅是这样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法学家茶座》第三期里面梁治平写的一篇文章，就批评有些民法学者托大，说民法典创造“市民社会”，他批判的这个观点倒是对的，“市民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它也是反映市民社会规则的一个法律，你说我制订出来一部民法典就能够创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这种说法正好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违背的。这一块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市民社会”的一些看法。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论地位问题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它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社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它？所以，我就提出来它最基本的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别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它能够把“市民社会”当中的两种物质形式和它们的结构方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包含进去。一个法律关系讲三个要素，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这三个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人是主体，物以及物所代表的利益，是它的客体，然后再加上编织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权利义务，就是它的内容，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恰好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出来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是三要素？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不是二要素呢？为什么不是四要素呢？后来我就提出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所构成的基本物质形态就是两种物质形态，这两种物质形态把它编织起来把它分配公平了，就是权利义务，把这三个东西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式完全的反映出来了。它客观的、如实的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倒一个高度的地位。所以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整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基本的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的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就推动市民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就说“市民社会”它基本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后来，我就说是不是又狂妄一点，说马克思讲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核心就是订立统一规律。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我就说，民事法律关系它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 我想，它是不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是民事法律关系。它看这个社会都是法律关系，都是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运动。比如你说我去买菜，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了；别人问你干吗去，你说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别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其实基于买卖关系还不是法律关系吗？我去结婚，你干吗呀，去订法律关系去，这些都是法律关系。 第二，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 第三，我们在研究民法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还是用法律关系这种方法。离开这种方法你研究不了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争议。只有确定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你才能够准确是适用法律。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基本方法论的作用。其实一部民法典整个做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是时候，规定了总则和分则，总则其实在抽象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的问题抽象出来，作概括的规定。所以，总则的全部的内容归纳起来讲的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就是主体、客体和它的内容。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它的主体讲自然人和法人，民法总则要规定物，规定的就是民事客体的物，然后民法总则要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说它是客体的内容，也可以说它是设立民法法律关系的基础。和民事法律关系最没有法律关系的好像诉讼时效没有法律关系，其实诉讼时效更有关系了，它讲的是起来存在的时间、期限，讲的还是起来义务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民法总则整个讲的就是抽象的法律关系。民法分则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我在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说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分则当中的体现是它一步一步的类型化，最终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实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就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到具体化的时候才能够对行为，对这样的法律关系怎么样来规范它、限制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怎么样来适用它。我想把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和具体化是不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最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人身法律关系和财产法律关系，我们经常说民法两大支柱，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二个层次，就是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在人身关系当中分成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还涉及到继承的这种关系，继承这种关系它既是一个财产关系，又是一个身份关系，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解决财产的关系。一个人死亡以后他遗产的分配问题，它是一个财产法，也是一个身份法，它是以身份为基础来确定财产归属的法律。财产关系这部分也有三个基本类型，就是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和知识产权的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非常相似，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它们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之间即有身份的内容又有财产的内容。然后到第三个类型，有些情况还可以分成中间的类型，比如说在人格关系当中，可以分成物资性的人格权和精神性的人格权。在财产关系当中，比如说他物权里面可以分成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这是一个中间的类型。在这个中间类型上面还可以再分，分到第四个类型的时候，才是具体的法律关系。到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来看，那就是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到了具体化的程度，不到具体化做不到最终的适用法律。所以说，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要规范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分析它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也要把它确定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里面，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它适用什么样的法律。 民法的分则，其实就是在展现法律关系类型化的问题。分成人格权法、物权法、财产法、继承法等等，还要制订一个知识产权的总则，这样不都是在展开法律关系吗？就是把法律关系类型化一步一步的在现实的法律当中来展现它。所以，我认为在民法典当中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限制、适用。所以， 我也想民法方法论大概会有很多种，比如说案例分析方法、案例检索方法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方法论。但是我想民法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那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方法，看民法世界的方法。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个民法哲学的问题，有刑法哲学，我们民法是不是应该有个哲学方法。我也看到很多人写了民法哲学这样的著作，看来看去我觉得好像没有抓住民法世界本质性的问题。民法哲学最终应该是一个市民，借鉴马克思哲学的话，我觉得民法哲学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民法的立场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社会，它的基本运动规律是什么，说到底还是这样一些问题。有人说，法哲学既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觉得它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对民事法律关系有一个纵横划分的问题，它是编织民法典的一个方法。对民事法律关系有纵的划分和横的划分，比如说一个横向的划分，它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在民法分则当中，民事法律关系就分为人身法律关系、财产法律关系、人格和身份的划分，横的划分基本的划分是民法分则编织编的问题，涉及到每一编怎么划分。然后再有一些编关于这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一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再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按照横向来作划分，来作规定。物权法就是采用这样的划分方法，物权法是财产法律关系的一种，在规定物权的时候分成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一个物权法很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另一种就是纵向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债法，债法规定了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内容、债的清偿、违反债的责任。物权法采用的方法是横切的，债权法是采用纵向切的。所以，我觉得对法律关系横向、纵向的划分，它对编织民法典、理解民法典的分则是很有意义的。 民事法律关系它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主体、客体和内容刚才我已经作了简单的说明，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人的物质形态，一种是财产物的这种形态，把它们结合起来权利义务关系就构成了民法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我还提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我就用了一个过去经常提到的民法上的概念，就是民事流转。民事流转在界定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民事流转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不断的产生、变更、消灭的一个过程。另一种说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有时候只要有一个法律事实，有时候需要几个法律事实，法学上把引起某一个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称为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构成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就构成了民事流转。其实这两种民事流转界定方法都提到了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情况，在观察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用它第一层的界定方法，把民事流转和事实构成这两个概念把它分开，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民事流转就是讲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把这样一个过程叫做民事流转，恰好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形式其实就是民事流转。这样就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一句简明的概念把它概括出来，就是民事流转。用这样的方法把民事流转不再说它有别的意思，就把它确定为讲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它使它分成简明的表现了这种情况。 民事流转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事实的产生，比如说出生的事实产生了身份关系。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行为而产生的，比如说订立合同，取得了债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问题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注意，就在出生的事实当中，出生的事实它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在人身关系当中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格关系，一种是身份关系，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它们两个都是基于出生而产生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我们在界定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时候，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说人格权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一出生就享有这种权利，类似于天赋人权这种事项；说身份关系的时候它是一个取得的权利，基于出生的事实取得了一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基于出生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还是有不同的。出生的问题上还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婴儿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权利能力，他不享有权利，但是人的出生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作为一个胚胎他在母体当中逐渐发育，到出生的时候他享有权利，他作为胎儿的阶段当中，虽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民法在规范他的时候，在讲他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继承问题，胎儿在母体当中就发生了继承的事实，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办法来继承这个财产，胎儿是一个实体，应该怎么办？就给他保留一个份额，等到出生以后再来继承这个财产。另一个问题就是，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了损害，出生以后发现受到了损害，什么时候受到了损害？在他还不是主体的时候受到了损害，他不是主体怎么来处理他呢？这个问题在国外是解决的比较好的，胎儿受到损害出生以后赋予他赔偿的请求权，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典型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成都发生一个案件，有一位孕妇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了伤害，在住院期间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她就怀疑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对胎儿影响不好，后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怀疑婴儿有问题，后来她向法院起诉，说我的损害要求赔偿，对婴儿的损害也要求赔偿，后来法院也组织鉴定，请了一些专家医生进行检查，说没有办法确定她吃了那么多的药对婴儿有明显的影响，后来法院对她的请求没有支持。后来我写文章对这个案件作了点评，这个案件虽然她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她提出这个思路是对的，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请求赔偿。但是他不能在母体中行使这个权利，只有在出生以后才享有这个权利。他的诉讼时效怎么办呢？一定要发现损害、确定损害以后才能开始诉讼时效。不能说一出生就开始算诉讼时效，二十岁以后才发现这个损害，说你早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二十年都过去了，不能这样来判断。因为他这种损害很难确定，只有确定了以后，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期间内它的内容，它的主体，它的客体发生了变更，这个时候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变更。比如说我们说合同的变更，在民事法律关系变更它基本的形式就是旧的法律关系消灭，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就是现成的法律关系你把它的内容作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认为旧的法律关系消灭又产生新的法律关系，用新的法律关系约束双方的行为，这是一般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以新抵旧，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以新抵旧就是我向银行贷款100万，到期了以后我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原来的贷款还上，等于我又欠了一个新债，旧债已经没有了，又到期了以后我又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旧的还上，就这样以新抵旧。以新抵旧没有明令禁止说它是一个违法的， 在民法理论当中认为这是一个合同更新的问题，它和一般的合同变更规则有差别就在于以新抵旧它采用一种特别的规则，它新建立的法律关系有效，但原来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国家当中规定它也不消灭。例如，这是旧的法律关系，这是新的法律关系，这个钱贷出来以后，清偿了旧的法律关系，按道理旧的法律关系应该消灭了，但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的法律关系生效，但旧的法律关系还让它存在不让它消灭，它的意图就是新的法律关系一旦有些以外的内容，比如不可抗力，他不能够清偿这个债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让它生效，这样就使得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它也是民事流转的一种形态。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要消灭的，某一个大公司经营了几百年，这个大公司也有倒闭的时候。人出生以后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结果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也消灭了。从个体上来讲，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要经过产生、变更、消灭的阶段。但是作为整体上来说，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市民社会当中永远是运动的。在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问题上，比如说主体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完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也消灭了，这样一些都是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理由。在主体消灭的问题上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在人去世以后，他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的权利还继续保存，还要保护一个时期，也就是死者的权利保护问题。比如说著作权，财产的著作权保护五十年，人格方面的著作权永远的保护。另一种情况，对人格利益保护一段期间，比如说名誉的利益、肖像的利益、姓名的利益、隐私的利益、荣誉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在去世以后还要保护一段时间。比如去年我们讨论很热烈的鲁迅的肖像权的问题，鲁迅姓名权的问题，都是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再一种情况，就是人去世以后尸体的问题，人去世以后他的身体变成了遗体，遗体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不能让他和其它物质一样，对尸体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人虽然死了法律关系消灭了，但是对他的人格利益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多长时间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就是保护到他的近亲属还在的时候，近亲属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是特别有必要国家可以保护，一般的就不在保护。这些问题进一步引申死者的人格利益有没有商业开放的问题，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判解研究》上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觉得有一个开发利用的问题，这些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一个民事流转的问题。 民事流转它有个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法律事实，法律事实分为事件和行为，事件是没有人的意志支配的行为，行为是有人意志支配的、有意识去实施的行为。当一个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发展需要有几个法律事实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发生后果的时候，那就是事实构成。比如说一个人实施了违法的行为，这个行为构不构成侵权，要有违法行为，要有损害事实，要有因果关系，要有主观过错，这样一些主观要件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构成法律关系。有这个民事法律事实它才能够推动民事流转，有民事流转才能够推动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在今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我就想说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在我们的民法世界当中，它基本的存在方式，我们基本的观察方法，民法基本的规范方法以及我们处理纠纷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掌握了这个方法我们就抓住了民法世界的关键。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民事法律关系价值论 论文关键词：民法　民事法律关系　构成要素　工具理性 论文摘要：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体系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把握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就能达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对于指导民事立法、司法及民法教学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由民法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它是民法的核心和灵魂。国家制定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的目的是要求人们以其为根据设立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使人们的行为纳入民法调整的法律轨道。民法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民事法律关系。民法学研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发生根据的各种民事法律规范，研究发生民事法律关系的各种原因，研究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与消灭的规则。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民法学理论的基础，也是研究民事立法和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线。把握这个基础和主线，对正确理解和适用民事法律有指导意义［1］。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 通说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在于，因法律的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的鼻祖萨维尼在论及法律关系的本质时明确指出，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划定个人的意思所能独立支配的范围，此谓“权利”，构成了法律关系的事实要素。因此，法律关系的本质就是权利，法律关系的形式就是权利的形式［2］。 然而，近代以来，有不少德国学者认为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关系或连带，并对权利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批评。他们主张，在法律关系中并不只是纯粹的权利，法律关系概念也给权利人的义务留下了空间，即权利者也负担义务。应从关系的角度，看待法律关系的内容及当事人的地位。所以在民法上，要以关系化了的法律关系为核心概念，而不是以权利为核心的概念。例如，拉伦次教授认为，法律关系，一般来说，从一个人看是他的“权利”，从另一个人看就是一种义务，或者说是一种法律上的约束。就其结构说，所有的法律关系同我们称为“法律上的基础关系”的相互尊重关系一样，包含法律关系的主要要素，即权利和与之相应的义务［3］。 毋庸置疑，在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这对矛盾中，民事权利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民事权利的主导地位表现在：民事义务的设置是为实现民事权利服务的，不是为义务而权利，而是为权利而义务。因此，只有在一方主体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下，他方主体承担义务才是必要的；权利的主体可以通过抛弃权利的方式来免除义务主体的义务，而义务主体则绝对不可能通过免除自己的义务来消灭权利主体的权利。这说明，在权利与义务这个统一体内，是权利决定义务，而不是义务决定权利［4］。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是为权利而被动存在的，其目的是为权利的，其执行由权利发动。由此也就决定了民法必须以权利为本位，将规范的重心放在权利的取得、权利的行使、权利的保护等问题上，这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之所在。 二、民事法律关系诸要素及其辩证关系 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学界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三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二是四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内容和责任。三是五要素说，即民事法律关系是由主体、客体、内容、变动及变动的原因构成。通说认为，民事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如前所述，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权利。但在一项民事法律关系中，不仅包含权利，而且还有义务。权利义务是归属于人的，即法律关系的主体；而权利和义务则是法律关系的内容，权利和义务都要指向具体的对象，即法律关系的客体。主体之间凭借客体这一逻辑纽带而彼此之间建立了联系，联系的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的产生、变更与消灭的理由及其效果则是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问题，它们并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构成要素。民事法律关系都是不断变动的，考察任何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都应当了解变动的原因及其变动的效果，这就意味着必须查找一定的法律事实，但法律事实毕竟是外在于法律关系的，它是将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连接的中间点，是使客观的权利变为主观的权利的媒介，但它本身并不是法律关系的要素。只有考察法律事实之后才能明确其引发了何种法律关系，而在明确了该种法律关系之后已经无须再考察法律事实了。就民事责任而言，它在性质上是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申言之，责任是民事法律关系遭到破坏、违反而产生的新的法律关系，是原有的法律关系的变异形态［5］176-177。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及客体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缺少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能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民事权利的享有者及民事义务或民事责任的承担者；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无法产生和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也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失去其灵魂。民事权利义务是联结民事法律关系双方主体的纽带和媒介，它是法律关系的实质内容；如果没有民事权利义务，民事主体彼此之间孤立存在，也就无法形成民事法律关系。正是因为有了权利与义务，民事法律关系才显得充实且多姿多彩，人类社会才能在永恒中发展、前进。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权利义务产生的正当性前提，它与民事权利义务密切联系，共同体现民事主体的物质利益或人身利益；如果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权利义务就无所依托，也无法落到实处。民事主体因一定的客体而发生联系，产生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而非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决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三、民事法律关系之认识论及方法论价值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在整个民法体系中具有工具理性的价值,它看重的不是动机,而是效果；它关心的是为了达到一个具体的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是最有效率的。于是,为了实现目的,人们可以在不违背现行规制的前提下,选择效率最高的结果。工具理性的关键在于：“它把问题的合理性变成了解决问题的程序、方法、手段的合理性，把一件事在内容上是否正确的判断变成了对一种解决方法是否正确的判断。”［6］申言之，民事法律关系之主体、权利义务及客体三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众所周知，市民社会的基本物质构成形态就是权利与义务，把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构成要素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完全地反映出来了。它客观地、真实地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地位。进言之，市民社会的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方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考察，整个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地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从而推动市民社会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所以说，市民社会的基本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处于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具体表现在：首先，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它将整个社会都视为法律关系，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都在运动。比如买菜、买衣服、坐公交车、结婚等等，这些都是在缔结法律关系。其次，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7］。最后，民法学作为以民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从整体着眼将民法体系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法律关系正是贯穿始终的一根红线，它将民事主体、客体、行为、各种民事权利等诸要素整合为一体，形成清晰的脉络。民法学作为具有自身特点与体系的独立学科，其研究体系与论述方式的展开也是建立在民事法律关系各要素的基础上的。总之，民事法律千万条，民法学著作千万卷，归根到底都是规定或者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可以说，民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法，民法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之学。 从方法论上看，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立法与司法实践工作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法。一方面，民事法律关系是整个民法逻辑体系展开与构建的基础。以民事法律关系构建民法体系的方法是由注释法学派提出的。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具体来说，在总则中根据法律关系的要素确立了主体、行为、客体制度，然后在分则中确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内容主要是民事权利，具体包括债权、物权、亲属权、继承权。当总则中确立的主体、行为、客体与分则中的权利相结合在一起时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8］。由此可见，民法典实际上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适用及限制。另一方面，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导司法实务工作者解决实践问题的基本思维模式与思考方法。司法审判人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都需要将当事人置放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分析该具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把握权利的产生、变更、消灭，这样才能公正裁判，正确地解决各种民事纠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关系分析法，即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地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三段论的适用以准确适用法律，作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 具体来说，它的适用可分为以下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考察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具体又可以包括四个步骤，首先是明确争议点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即明确争议的核心法律关系，围绕该核心关系还有那些“有关联的法律关系”，二者关系如何。其次是确定是否产生了法律关系。再次是要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最后是分析考察法律关系的各要素及变动，即考察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客体，以及法律关系是否发生了变更、消灭的后果，及变更、消灭的原因何在。第二步是考察法律适用。在第一步确定的案件事实（小前提）的基础上，查找适用核心关系与有关联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这一过程就是逻辑三段论运用的过程。在这里，不是先寻找大前提，而是先确定小前提，即对事实予以认定，然后寻找大前提［5］162-163。 综上，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研究民事立法和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主线，解析民事案件的过程就是解析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通过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进行正确的认定。即通过确认民事法律关系，可以明确谁与谁之间通过什么法律事实产生了什么样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及在此民事法律中，谁享有什么权利及承担什么义务。同时，确认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进言之，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指因与诉讼标的有利害关系而参与民事诉讼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者。当事人适格的问题不单纯属于民事诉讼法的范畴，其基础和前提必须依靠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来解决。一般而言，当事人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引起讼争，涉讼当事人与该诉讼标的中的权利义务有直接利害关系，理所当然成为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故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是确认当事人适格与否的基础，确认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确定民事诉讼主体的关键和中心线索。在审判实务中，由于不少法官没有认清民事法律关系与确定民事诉讼主体的关系或对二者的认识仅停留在理论上，未结合审判实践运用，以至对于一些问题惑然莫解。 四、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建立在法理学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民法理论，它在法学家对市民社会的抽象思辨中产生，在逻辑的演绎推理中得到实际的运用。作为民法的核心和灵魂,民事法律关系不仅承载了民法的精神和价值,而且也蕴涵了民法的逻辑和方法，对于指导我们的民事立法、司法实践及民法学的理论研究，都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以说，民法的哲学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哲学。它是我们理解和研究市民社会的一把钥匙。同时，民事法律关系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和发展的范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变得丰富多彩且纷繁复杂，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地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服务。 民事法律论文:论商业诽谤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制裁 摘　要：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公开对特定商事主体及其财产或财产的品质等进行诋毁，造成其经济利益损害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我国仅仅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禁止，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民事法律制裁，才能够全面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关键词：商业诽谤；虚假事实；公布；实际恶意；法律制裁 一、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和法律待征 诽谤的本意是“言非其实”。一般所称诽谤，仅指一般诽谤行为，即针对自然人和一般法人的名誉进行诋毁的行为。而从广义上理解诽谤，则应当包括这种一般的诽谤行为和商业诽谤行为，后者则为本文所专门研究的对商事主体进行诽谤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究竟应当怎样界定，有不同的主张。一是认为：商业诽谤行为指经营者通过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或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手段。对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进行恶意的诋毁和诽谤，以贬低其法律人格，削弱其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为自己谋取竞争的优势地位及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1].二是认为，诽谤他人的不动产、动产、无形财产或者服务，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就是商业诽谤行为[2].三是将商业诽谤行为分为两种，一种为经营者公开贬低他人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影响他人的交易致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一种为诽谤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者无形财产，致使其受到财产利益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3]. 我们认为，上述对商业诽谤概念的三种界定，都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不完善性之处。第一种主张将商业诽谤行为视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仅将商业诽谤的行为主体限定为经营者，不够全面。第二种主张过于抽象，不容易指导实践操作。第三种主张仅仅对商业诽谤行为的种类进行了界定，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本质和特征都没有作出论述。 我们认为，商业诽谤行为是指通过捏造、公开虚伪事实或虚假信息，对特定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或服务进行贬低和诋毁，造成其商业利益损失的侵权行为。 作为商业侵权行为之一的商业诽谤行为主要具有下列法律特征： 第一，商业诽谤行为的主体为一般主体。有人认为，实施商业诽谤行为的主体一定是经营者，即商事主体，不从事经营的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对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服务信誉和商品声誉进行诋毁和指控的，即使构成了对经营者的诋毁，也不能依商业诽谤行为论处，只能构成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或犯罪行为，理由是经营者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不具有商业竞争的特性。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事实上，实施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人是一般主体，不仅仅限定于与被侵权人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其他主体如社会组织、消费者以及媒体等，也都可以构成商业诽谤。其理由是： 第一，一般实施商业诽谤行为的行为人，应当具有商事主体的身份，但这只是认定诋毁商誉侵权行为的重要条件之一[4].非商事主体，如社会组织、个别的消费者或者媒体，诋毁商事主体的商誉，诋毁他人商品或者服务，尽管行为人与受害的商事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其最终结果也还是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或者服务的信誉，同样也会构成商业诽谤。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法院已经作出过生效的判决，比较典型的是恒升公司诉王洪商誉侵权案，该案件被称为网上商业诽谤第一案。该案的行为人并非商事主体，而仅仅是一个个人[5].其次，在实务中经常会出现媒体、行会或消费者协会，为打击某商事主体，针对其商誉、商品或者服务而虚假的报道、虚假的产品排序，对其进行诋毁等。这些行为尽管不是由商事主体实施，但其行为损害了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应当认定构成商业诽谤。瑞典、比利时和瑞士在界定商业诽谤行为时，均认为若主体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可能构成商业诽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996年《关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示范规定》也作了相同的规定。因此，将非商事主体纳入商业诽谤行为人的范畴，符合实践的需要，并与世界反不正当竞争立法的发展趋势相合，可以参照。 第二，商业诽谤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具有多重性。商业诽谤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就是商业利益，具体分析，则表现为不同的利益。关于商业诽谤行为的客体，各国立法大都采取具体列举式，其代表立法例为《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前者将商业诽谤的客体界定为：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个人或经理、货物或劳务；后者为他人的财产（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财产）、或财产（动产、不动产或无形财产）的品质。因此，商业诽谤行为的侵害客体尽管是商业利益这种客体，但表现为多重的，既包括对于商誉、财产的诽谤，也包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诽谤。 将商业诽谤的具体客体进行区分，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行为的类型就不同。如根据英美判例，如果行为人主张某公司的产品有缺陷、不合格或有害[6]，或者声明某公司已经歇业[7]，那么该种侵权行为就被称为致害诋毁（injurious falsehood）[8]；如果行为人只是对于产品进行诋毁，那么该种侵权行为可被称为商业诽谤；如果行为人针对财产的所有权而非产品的质量进行诋毁，该种侵权行为可被称为财产所有权的诽谤（slan deroftitle）[9].当以客体作为标准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作区分后，对于确定适用何种法律进行救济具有积极的意义。二是，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的行为及其责任的构成就不同。对商业诽谤的客体作出区分后，对认定不同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行为及其责任具有重要意义。对商誉进行商业诽谤，一般是与商誉主体形成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才可以作为行为主体，非经营者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够作为侵害商誉的诽谤行为的主体，除非非经营者具有明确的故意；但对于商品和服务的诽谤，行为主体却没有限制，可以为经营者，也可以为非经营者。 第三，商业诽谤的受害人必须是商事主体。商业诽谤的受害人必须是商事主体，若受害人不是商事主体，就不可能构成商业诽谤。商事主体可以分为商自然人、商法人和商事合伙三种[10]，其中商自然人包括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自然人商人，商法人主要是指公司，而商事合伙则介于商自然人和商法人之间。 根据诽谤受害人的不同，可以明确区分商业诽谤行为与一般诽谤行为。商业诽谤行为与一般诽谤行为主要有三点不同。一为受侵害对象不同。商业诽谤行为是商业侵权行为的一种，发生在商业领域，其侵害对象为商事主体，而一般诽谤行为主要是针对自然人或者一般法人进行的诽谤。二为受侵害的客体不同。商业诽谤行为侵害的客体是商业利益，而一般诽谤行为侵害的客体仅指名誉权。三为提起侵权的诉因不同。提起商业诽谤侵权的诉因在于该侵权行为造成了商业主体商业利益上的损害，如果不产生商业利益上的损害，该诉讼不能提起，而提起一般诽谤侵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名誉。 第四，商业诽谤必须具有特定的指向，即受诽谤人应特定。受诽谤人特定是指，商业诽谤所涉及的对象能够被受诽谤人或公众辨识、指认，如果缺乏这种特定性就不构成商业诽谤。受诽谤主体特定有两种方式：一种为直接特定，即行为人明确指出受诽谤主体的身份；另一种为间接特定，即行为人没有明确指明受诽谤人的身份，而是以含沙射影的方式，通过提及其荣誉称号、绰号或通过特定环境的描述，影射受诽谤主体，此时受诽谤主体必须证明自己是诽谤言辞中伤的对象。通常，对于商誉的诽谤不存在受诽谤人不特定的可能，而对于商品或服务的诋毁，则可能存在受诽谤人不明的情况。若经营者、公众或新闻媒体只是对于某类商品、服务或某技术进行贬损，其并没有暗示上述评论对象与某特定经营者有关，这种情况不构成商业诽谤，因为受诽谤人不特定。 二、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一）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 1.虚假事实 虚假事实是构成商业诽谤最主要的要件。没有这个要件，就不存在“言非其实”的基础。虚假事实有两个要素：一是，诽谤言辞必须是事实（fact），仅仅是评论不构成商业诽谤。事实就是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评论就是告诉人们自己对某事或某人的看法。言辞失实可以构成诽谤，但评论不公正只能够构成一般的侵权。在具体的案件中，如何判断某一言辞是事实还是评论，法官应当将自己处在一个普通人的地位，参考该言辞产生的环境，推测该言辞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来决定是事实还是评论[11].二是，诽谤言辞是虚假的（fault），并含有毁损性（derogato ry）。言辞的虚假性是指言辞与事实的事实情况不相符；言辞的毁损性是指行为人所使用的言辞会使商事主体及其商品或者服务的社会评价降低，或令其他人对该商事主体敬而远之，导致客户不与其进行交易，消费者不购买其商品或服务等。 在商业诽谤的诉讼中，言辞的虚假性和毁损性必须得到证明。由原告证明言辞的毁损性是没有争议的，而对于言辞虚假性的证明，则存在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和美国都认为应当由原告证明言辞的虚假性，这意味着原告必须说明言辞的真实情况，而对于被告来讲，对于言辞真实性的证明只是抗辩的一种事由。《荷兰民法典》第195条规定：作为原告应当对有关包含于信息中的事实或者其所暗示的信息中的事实的准确性或完整性……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651条也规定，原告应当对于陈述的虚伪不实承担举证责任。而在诽谤法起源地的英国则认为，言辞的真实性应由被告证明，如果被告不能够证明，那么诽谤行为就构成。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或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何者比较合理呢？从原理上说，关于举证责任的分担，罗马法确立了两条规则：原告有举证的义务；主张的人有证明的义务，而否定的人没有举证的义务[12].对于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原告就是主张的人，因此应承担举证责任；被告是否定的人，因此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罗马法中“为主张的人”和“为否定的人”的位置并不确定，是随着对证明对象的观察角度不同而发生变换的，因此谁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是模棱两可的[13].因此，罗马法的举证责任原则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日本法学家石田骧则认为，举证责任的分担应根据“证据距离”确定，距离证据较“近”（取证较易）的一方就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14].依据该学说，在商业诽谤诉讼中，距“虚假事实”这一要件较近的一方是原告，原告对自己的情况最为了解，因此，由其提出所涉言辞不真实的证据就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虚假事实”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等也规定“虚假事实”是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主张商业诽谤的存在，就必须证明“言辞的失实”。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及北京市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都有相关的规定。 2 虚假事实的公布 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通过捏造、公布虚假事实，对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商品或者服务进行诋毁的违法行为。但是，捏造虚假事实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并不是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只有公布虚假事实，才是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 由于捏造虚假事实是构成商业诽谤的前提，因此也必须研究。捏造虚假事实，是指行为人故意编造对某经营者不利的，与其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的事情，这里的捏造可以是全部捏造，可以是部分捏造，也可以是对事实真相的歪曲。 公布虚假事实，是指行为人以各种形式将诽谤性言辞传播给原告以外的其他人，使他人知悉该虚假事实的行为。虚假事实只有公布，才有可能造成诽谤的后果，因此，虚假事实只有公布，才能够构成商业诽谤。 公布行为对于商业诽谤的构成十分重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诽谤言辞一经产生，就构成公布。在美国，公布是个法律术语，意为不论采用何种形式，诽谤性传播已为被诽谤者之外的他人所领悟，即构成诽谤。由此可判定美国法院对于公布要件的认定相当宽松，只要第三者看到或听到诽谤的言论就视为已经公布。我国侵权行为法认定商业诽谤的公布要件，也应当采用这样的标准，至于受害人的商业利益的损害是不是严重，则是后果判断问题，不是公布要件判断问题。 公布与否取决于很多因素：第一，行为人是由于故意或过失将诽谤言论传播给受诽谤人以外的第三人，没有过错不应当构成公布行为；第二，对于诽谤言论有消停义务的人，故意不作为或怠于作为，导致该诽谤言论的持续公布，此时该人的行为也构成公布[15]；第三，对于诽谤言论，第三人应当知道并了解，因此仅仅将诽谤性言论传递给不了解该言论的第三人是不构成公布行为的。尽管原告应当对于诽谤性言辞的公布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公布行为的构成一般并不需要原告证明诽谤性言辞已被他人知晓。一般情况下，只要能够合理地推断出将诽谤性言辞传递出去，并且确实被人知道就足够了，所以，诽谤言辞一经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传送就可以合理地推定公布行为的构成[16]. 公布行为分为单一公布行为和多重公布行为，单一公布行为为常见行为，如报刊、广播、电视等传递信息的行为；诽谤言辞同时被二人或二人以上的人知晓等都属于单一公布行为。对于单一公布行为造成的损害要求救济，只能提起一个诉讼，并且就该赔偿诉讼的实体判决，不论是否有利于原告，同一当事人在同一辖区内的其他赔偿诉讼必须终止[17].多重公布行为则不在此限。 3 商业利益的损害事实 商业诽谤的损害后果必须导致实际商业利益损害的发生，也就是说，在认定商业诽谤行为时，原告必须举证证明自己因为遭受诽谤而导致商业利益方面的损失。如果仅仅有虚假事实的公布，而没有商业利益的实际损失，那么可能构成侵权，受到法律的一般谴责，但并不构成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对此，侵权行为法的要求是明确的。例如，《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561条规定，如果法人、合伙及非法人组织体是以营利为目的，行为人所公开传播的虚假事项其营业受到了侵害，阻碍了客户与其做交易；如果法人、合伙及非法人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依靠社会上财政的援助，行为人借公开传播的虚假事项使社会大众对其评估降低而干预了其活动，此时行为人应当承担责任。美国判例也规定，因消费者批评产品而引起的诽谤案，厂方必须要证明消费者的批评不实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 我国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就将对自然人进行诽谤和经营者进行诽谤导致损害的认定方面作了区分，前者是“造成一定影响”，即诽谤言辞被公开就足以表明已经发生影响，而后者要求对经营者造成具体损害事实，该损害应当是可算的。因此，如果行为人实施捏造、散布虚假事实，尚未造成损害后果的，或者存在着造成损害后果的可能性，都不能视为已构成商业诽谤行为，最起码不能认定构成商业诽谤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之所以认为构成商业诽谤的要求更加严格，是因为商事主体从事经营活动，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公众有权力对商事主体进行监督和批评。另外，商事主体相对于个人来讲，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一般的诽谤语言不能够对其造成损害。 关于商事主体损失的范围，《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633条作了规定，可以作为参照：实施商业诽谤行为人承担的金钱损失仅限于，因第三人的行为效力所导致直接的、立即发生的金钱损失；为消减诽谤言辞带来的消极影响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包括提起诉讼的费用。由此可见，商事主体的损失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直接损失包括：因诽谤行为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如退货、商品积压滞销损失；为消除影响和调查、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费用，如调查费、合理的律师费等。间接损失包括：因诽谤行为造成客户解除或者终止履行合同而丧失可得利益的损失；因诽谤行为造成停产滞销期间设备折旧费及贷款利息等。 4.行为主体存在过错 行为主体对商事主体的商誉、商品和服务进行侵害的主观要件可以为故意，亦可为过失。商业诽谤的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或不行为会造成商事主体商誉、产品或者服务的贬损，将危害其商业利益，而仍然加以实施或听任损害发生的心理状态。商业诽谤的过失，则表现为行为人的对诽谤后果采取了不注意的心理状态，使自己的行为造成了商事主体的商誉、产品或者服务受到了毁损。 在涉及商业诽谤行为主体的过错时，应视主体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标准。 当行为人为经营者时，此时商业诽谤行为的实质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范畴。按照《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从民事责任的角度探讨商业诽谤行为的要件时，受害人无需证明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有虚假陈述，造成损害，就构成商业诽谤；如果从刑事责任的角度探讨该要件时，必须证明行为人为恶意（故意）[18].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平交易法》遵循德国学者的解释，采取相同的观点[19].《意大利民法典》第2600条第2款规定，“凡认定是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就推定为有过错”，那么，由经营者实施的商业诽谤行为就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特殊形式，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需原告证明被告的过错[20]，而由行为人反证自己没有过错，否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我们认为，经营者作为商业诽谤的行为人，都是明知商业规则和商业习惯的人，具有识别自己行为后果的能力，因此，在我国认定商业诽谤侵权责任，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诽谤，过错要件采用推定过错责任，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行为人是经营者，则原告不必举证证明行为人的过错，否认过错的举证责任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这样的过错，实际上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并不需要明确认定其过错的类型。 当行为人为非经营者时，则应当适用美国的“沙利文原则”，即经营者要想在诉讼中获胜，必须证明对方行为人存在实际恶意，该实际恶意是指行为人明明知道消息与事实不符，若公布会给对方带来损害，还是不顾一切的将消息公开。“沙利文原则”来源于1964年的沙利文案件，该案件对于新闻诽谤确立了新的原则：原告要想胜诉，不仅要证明普通法要求的有关内容已经发表，给自己造成了损害，而且要证明被告具有“实际上的恶意”，即需证明媒体在进行有关原告的报道时，清楚地知道自己使用的材料或信息是“虚假不实的”，或对其使用的材料和信息的真伪予以“毫不顾及”[21].1983年，“沙利文原则”被推广到消费者批评产品质量而引起的“商业诽谤”诉讼中。英国的规定与美国的规定不同，从与英国的规定相仿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附属法例第82号命令第三条可窥见一斑。该条例规定：凡在永久形式诽谤（书面诽谤）或短暂形式诽谤（口头诽谤）的诉讼中，原告人指控被告人是恶意地公开遭投诉的言词或事件，则原告人不必在其申诉陈述书中提供他所依据以支持该恶意指控的事实的详情，但如果被告人以任何该等言词或事件是就涉及公众利益而作出的公正评论，或以任何该等言词是在享有特权的情况下作诉，而原告人又探诉被告人是由明显的恶意所驱动，则原告人必须送达答复书，提供可从中推论出有该恶意的事实的详情。从该规定可以看出，在英国及香港地区，原告在起诉时没有必要证明行为人是恶意，除非行为人以所陈述为公共利益或享有特许权作为免责抗辩，此时原告才应证明对方存在主观恶意。将美国的规定和我国香地区的规定作一对比，可以看出美国法律认为商事主体证明消费者存在恶意是企业诉消费者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而我国香港地区则将证明恶意的责任作为一种答辩。我们认为，在我国，认定商事主体起诉非经营者承担商业诽谤责任时，应对非经营者的主观要件作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证明行为人的故意。因此，美国的做法更为可取。不过，应对消费者扩大为非经营者。商业诽谤中的恶意就是行为人动机不良的故意，该不良动机就是为了损害经营者的利益。 （二）对于商业诽谤的抗辩事由 如果经营者提出商业诽谤的诉讼，则行为人可主张下列抗辩事由。 1.陈述真实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其所陈述为真实，就可免责。行为人证明言辞的真实性具有不同的效力。按照英国判例，言辞的真实性应由行为人证明，如果行为人不能够证明，那么诽谤行为就构成，行为人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行为人证明言辞的真实性是一种抗辩事由，并不采纳英国法的做法。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陈述是真实的，并非虚假，即可免责。 2.公正评论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言论属于公正的评论，亦可免责。可以参考香港《诽谤条例》的规定。该条例认为，“公正评论”应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评论的事项必须与社会公共利益有关；有可靠的事实来源（包括报章的报道）；立场应当公正（但不一定客观）；没有恶意。在具备上述条件下，即使该评论是片面的、偏激的、具有一定的诋毁性的，也不应追究行为人法律上的责任。我们认为，确立“公正评论”的原则是为了保护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即在评论与评论对象的人格权出现冲突时，应对评论予以优先的保护。因此，只要能够证明自己的评论是公正的，当然可以免责。 3.豁免权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享有某种豁免权，也能够免责。同样可以参考香港《诽谤条例》的相关规定。豁免权有两种，一种为绝对豁免权，一种为相对豁免权。绝对豁免权是指为了特定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需要，散布具有诽谤性的言论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绝对豁免权的情形包括：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的发言享有绝对豁免权；诉讼参与人在司法程序或准司法程序中所做的陈述；政府等官方往来的文件等。相对豁免权的情形包括新闻媒体依照法律文件或公共集会所做的报道，或执法人员对媒体或大众揭露公务活动的内容等。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每6条规定：新闻单位根据国家机关依职权制作的公开的文书和实施的公开的职权行为所作的报道，其报道客观准确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其报道失实，或者前述文书和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4.自由陈述空间 所谓自由陈述空间，是指在家庭内或少数极新近的朋友之间，在这些范围内所为的诽谤陈述不构成诉因[22].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对于某商事主体的诋毁只是在亲人之间传播，也可以此作为抗辩。在德国法和《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在我国，也应采纳这样的规则，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对于第三人的诽谤仅在夫妻之间传播，可以此作为绝对的免责抗辩；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对于第三人的诽谤在亲朋好友间传播，可以此作为相对的免责抗辩。 5.及时更正和道歉 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在虚假消息后，及时进行了更正或答辩，消除或减少了虚假消息给受害人带来的损害，这也可作为抗辩的事由。当虚假事实传播后，受到虚假事实侵害的商事主体通常首先会与行为人联系，若后者主动更正，受害人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提起诉讼。若受害人仍旧提起诉讼，那么行为人及时作出的更正和道歉仍具有一定的效力。我国香港《诽谤条例》第三条和第四条规定，在报刊诽谤诉讼中，及时的道歉既可以作为免责抗辩的理由，也可以作为要求减免赔偿的证据。我国的相关法律应当借鉴《诽谤条例》的上述规定，在对于更正方式、时限及效力作出规定的同时，还要规定行为人及时作出的更正和答辩可以使自己减轻或免除责任。 三、商业诽谤的行为方式 关于商业诽谤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一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讲，可以表现为经营者实施商业诽谤行为和非经营者实施商业诽谤行为两种。多数情况下，实施商业诽谤的行为人为经营者自己，但有时经营者不亲自实施商业诽谤行为，而是唆使、收买和利用其他人向有关管理部门和媒体反映，或直接与相关管理部门和媒体恶意串通，对竞争对手作虚假投诉、报道和处罚。二是从表达方式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行为可以表现为书面诽谤和口头诽谤两种方式。书面诽谤具有持久性而口头诽谤多具有短暂性，口头诽谤的危害性一般要比书面诽谤轻。三是从表露程度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表现为直接商业诽谤和间接商业诽谤。前者是指那些明确、直接的诽谤性传播，后者是指那些间接的，通过分析和联系才能确定受诽谤对象的诽谤性传播。四是从商业诽谤次数的角度讲，商业诽谤行为还表现为原始诽谤行为和重复诽谤行为。就一般情况而言，重复诽谤行为的损害程度较原始诽谤行为为重。 除上述表现形式外，最重要的就是从客体的角度对其表现形式进行分类。商业诽谤的客体具有多重性，但发生率较高的，就是对商誉、商品和服务进行的商业诽谤，我们在此逐一进行分析。 （一）商誉诽谤 商誉是经营者因其个体特色、技术水平、可信度、经营位置或附随经营的其他条件，从而吸引顾客或保有固定客户而获得的声望[23].商誉不具备独立的存在形态，只能依附于企业整体而存在，是企业拥有的一项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24].商誉与企业的经营具有紧密的联系，各国都通过法律对其进行保护。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对商誉进行保护[25]，而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通过仿冒诉讼对商誉进行救济[26].无论适用何种法律或诉因对商誉进行救济，不可否认，商誉只用商事主体才能享有；同时，绝大多数的商誉诽谤行为是经营者对于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诋毁。在我国法律中，《民法通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商誉，但是可以解释在法人的名誉权中包含了商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则规定了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可以认为商业信誉既包括了信用的含义，也包括了商誉的含义。因此，我国法律保护商事主体的商誉，应当制裁商誉诽谤行为。 经营者对于竞争对手的商誉进行诽谤的方式主要为下列几种：在交易过程中，经营者利用商业信息会、商品交易会等，有预谋地散布诽谤言辞；通过单独的商务洽谈、电话交谈方式来诽谤竞争对手；通过将捏造的虚假事实通过信函投寄至业务客户的方式进行诽谤；通过借助自印的产品说明书、传单和小册子向大众扩散虚假的信息。这些行为，都是商誉诽谤行为。 值得研究的是，对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的诽谤，究竟是对个人的诽谤，还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这里描述的是一个真实的案例。2004年初，某公司副总经理王某在工作期间借职务之便，私自与他人重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形成“一女二嫁”，给公司造成损失，公司将其免职。王某对此怀恨，将原来掌握的公司有关商业秘密的材料私自拿出，对这些材料进行变造和篡改，编造、歪曲事实，虚构了该公司董事长金某与政府有关部门及其领导相互勾结，欺骗公众，谋求公司上市的虚假事实，并使用恶毒的语言，声称该公司董事长金某是商业欺诈、造假骗人的元凶，进行恶意诽谤，损害金某及其公司在公众中的形象和声誉。金某主张自己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请求法院判决王某承担侵害其个人名誉权的侵权责任。 毫无疑问，王某的行为肯定构成了侵权责任，但是究竟构成何种侵权责任，却值得研究。焦点在于，这种行为究竟是侵害董事长个人名誉权的诽谤行为，还是侵害商事主体商誉的商誉诽谤行为呢？ 就一般情况而言，对个人的声誉、名声进行无中生有的攻击，侵害的肯定是个人的名誉权，应当构成对个人的诽谤，而不构成商业诽谤。可是，当受诽谤对象是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如果行为所针对的对象明确地指向法定代表人，是故意地对法定代表人进行诽谤的时候，这个行为就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构成商誉诽谤行为，而不是对个人名誉权侵害的普通诽谤行为。 对商事主体商誉的诽谤包括对商事主体本身的诽谤，例如对公司的诽谤，也包括对商事主体的代表者即法定代表人的诽谤。之所以对商事主体的代表人即法定代表人的诽谤认定为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就是因为商事主体的法定代表人即董事长等所代表的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而不是法定代表人本人的行为。对具有法定代表人身份的人进行诽谤，诽谤的内容是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所实施的行为，以及造成损害的对象是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那么，对法定代表人的诽谤就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而不是对个人的诽谤，就构成商业诽谤的侵权行为。 对法定代表人进行的诽谤构成商业诽谤，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从侵权行为的角度观察，行为所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实施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对自然人的诽谤转化成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因此，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诽谤，必须直接针对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否则，即使是构成诽谤，也不是对商事主体的诽谤，而是对自然人的诽谤，即对法定代表人的诽谤。 2.从侵权行为的具体内容观察，侵害法定代表人的不实言词，涉及的是其所代表的商事主体，受到攻击的是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商事主体的行为。例如对法定代表人代表的商事主体所实施的行为受到歪曲，对法定代表人代表商事主体所进行的行为的底毁，编造事实对法定代表人所代表商事主体的信誉进行毁损，或者就是直接对法定代表人本身进行诽谤，都是对商事主体进行的诽谤。 3.从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这个角度观察，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是法定代表人所代表的商事主体的名誉、商誉的损害。在我国，自然人和法人分别都享有名誉权，其名誉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虽然侵害名誉权的后果都造成受害人名誉权的损害，但是自然人的名誉权受到损害和法人包括商事主体的名誉权受到损害表现不同。商事主体的名誉权所保护的，主要是商誉和信誉，而自然人的名誉权所保护的，是对其的客观综合评价。如果侵权行为针对的是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身份，那么造成损害的应当是其所代表的商事主体，而不是本人，这样就构成对商事主体的诽谤，即商业诽谤。否则就是对个人的诽谤。 （二）商品诽谤 在商业诽谤中，商品诽谤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对商品进行诽谤，主要是对于商品声誉的诽谤。对商品的质量、效果、性能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都构成商品诽谤。如甲公司正在与一新客户洽谈一笔大生意，双方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正准备合同签字时，该客户突然收到来自乙公司的传真，声称甲公司的产品侵犯了其专利权。该客户立即要求甲公司作出书面解释，并暂缓签订供货协议。事实上，甲公司和乙公司是竞争对手，生产同一类产品，但甲公司使用的关键技术与乙公司完全不同。乙公司的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商品诽谤行为。 商品诽谤的侵害客体，就是商品声誉。《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规定的“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就是制裁商品诽谤行为的法律根据。确认商品诽谤行为责任，所依据的就是这一规定。 在美国侵权行为法中就存在“商品诽谤诉讼”，该种诉讼不要求对他人的名誉造成损害，只要被告恶意地以书面或者口头方式有预谋地诋毁商事主体的商品，并产生了实际损害的后果，就构成商品诽谤的诉因。若公司主张自己的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诋毁，他必须证明该诋毁已经对于自己的营业造成损害，但这一点相当难证明，因为影响公司营业的因素实在太多[26].美国侵权行为法的这一规定，是完全可以借鉴的。 在对商品进行商业诽谤的手段中，刊登比较性广告是常用的一种方式。比较性广告，是指“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指称某个或某些竞争对手或某个或某些竞争对手经营的产品或服务的广告”[27].德国著名竞争法学家科勒尔（Kohler）认为，根据良好的商业习俗，任何一个经营者都有权制止其他竞争对手对自己作出消极评价，因此批评性比较广告不应当认为是合法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比较性广告都是不合法的，只要这类广告符合一定的条件①，应当得到许可。因此，如果行为人对于将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同其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进行比较具有充分的和合法的理由，即行为人进行比较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该比较性宣传是必要的、真实的和客观的，那么，这种比较广告应当认为是合法的。 经营者借助批评性比较广告可以针对某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比较，也可以针对某类竞争对手经营的商品进行比较。我们认为，若经营在广告中针对某特定竞争对手的商品作批评性对比，进行消极的评价或贬损，如果该对比内容虚假，就构成商品诽谤，如果该对比客观真实，则可能构成违反公序良俗，事实上也造成了商事主体商品声誉的损害，亦构成商品诽谤，不过，这样的认定须要充分的证据，否则不应认为构成侵权。如果经营者在广告中并不明确针对某种商品，而是一般地对某类商品进行对比，只要该比较广告内容真实，不片面突出自己商品的优点，不片面强调其他同类商品的缺点，那么该比较广告就应认定为合法的。反之，如果比较广告片面强调其他同类商品的缺点，属于不当行为，但是尚不能够构成商业诽谤，因为受诽谤对象太抽象，不能确定，而受诽谤对象的确定为商业诽谤的构成要件之一。 （三）服务诽谤 即然商业诽谤是一种对商事主体的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作虚假性陈述，其目的是为了给商事主体的经营带来实际损害的行为[28]，那么，除了对商事主体的商誉或者商品进行诽谤外，对商事主体的服务进行诋毁，也主要是对于商事主体服务的质量、效果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 服务诽谤，在美国法称之为对交易的诽谤[29]，但是与这里所称的服务诽谤并不完全一致。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规定：对他人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人，应当承担责任，其中就包括服务诽谤。在以提供商品制造或者销售的商事主体，对商品的诽谤可以构成商业诽谤行为，那么，在以提供服务为商业宗旨的商事主体，对其服务进行诋毁，当然就构成服务诽谤。服务也是一种交易，因此，对交易的诽谤，实际上就是对服务的诽谤。 对服务的诽谤是否可以概括在商誉诽谤当中？从原则上说，服务的声誉也可以概括在商誉当中，对服务的诽谤也就是对商誉的诽谤。不过，相对于提供商品可以确认商品诽谤为独立的侵权行为，那么，对提供服务的商事主体提供的服务进行诽谤，当然也就可以作为单独的侵权行为认定。其界限为，商誉诽谤主要是对商事主体的整体商誉进行毁损，针对的是商事主体；而服务诽谤，则是针对商事主体的服务进行毁谤，针对的是其服务本身。 构成服务诽谤，应当存在对服务的质量、效果和价格等方面进行诋毁。明知商事主体的服务并不存在问题，而故意采用虚伪不实的言词、文字等，进行诋毁，造成受害人的经营的损害，构成这种侵权行为。 四、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事法律制裁 （一）各国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的立法比较 商业诽谤行为历来是各国法律严厉禁止和重点打击的行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0条之二规定：在商业经营中，成员国有义务对于损害竞争对手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的行为予以禁止，由于商业诽谤行为损害的是特定商事主体的经济利益，因此民事救济首当其冲，只有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案件，才可以给予刑事制裁。 1.德国 德国主要通过《德国民法典》和《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德国民法典》第824条规定：违背真相主张或传播适于妨害他人的信用或对他人的生计或前途造成其他不利益的事实的人，即使其虽不明知、但应知不真实，仍应向他人赔偿由此而发生的损害。该规定并没有直接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而是通过对商誉或信用②的保护来间接制裁商业诽谤行为。除德国外，西班牙也采用上述方式，将《个人名誉保护法》扩展到对商业信用的保护，间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而俄罗斯则是通过对商誉的保护来实现对于商业诽谤行为的制裁。《1994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8章规定：法人的商业信誉不受侵害，受害人有权通过法院要求对损害其商业信誉的信息进行辟谣，并有权要求赔偿由于这种信息的传播而受到的损失。 《联邦德国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则对刑事责任作了规定。该法第15条规定：确实了解情况和了解关于他人的营业、其营业者个人或经理、关于他人货物或劳务，但制造或散布能伤害其营业或营业者信誉的非属真实消息的人，处以一年以下徒刑或罚金。第1项所指行为如系由某商店职员或受托人造谣或散布且营业主已知其行为时，其营业主将与该职员或受托人同时受处罚。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也针对商业诽谤行为规定了刑事责任：事业不得为竞争之目的而陈述或散布足以损害他人营业信誉之不实情事。违反该规定者，处行为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新台币50万元以下罚金。 2.法国 在法国，商业诽谤行为包括两种情况：通过散布贬低的或者恶意的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或者经济状况；贬低经营者的产品，只有在被诽谤的个人、公司或者产品能够容易的识别出来，才可以起诉该诋毁行为。除反不正当竞争法外，法国可以通过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和第1383条就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前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错而致使损害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后条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因其行为所引起的损失，而且对因其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是该一般条款也只是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间接调整。 3.意大利 在民法典中对于商业诽谤行为进行直接制裁的是《意大利民法典》，该法典第五编第十章第2598条对此作了规定。依有关特殊标记和专利权保护规定的效力，无论何人都不得有下列不正当竞争行为：使用同他人合法使用的名称或特殊标记容易发生混淆的名称和特殊标记，或者模仿竞争者的产品，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进行容易引起与竞争者产品或相混淆的行为；散布对竞争者的产品和活动的信息与评价，足以使之名誉扫地，或者诋毁竞争者产品或企业的优点，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任何其他不符合职业道德原则并且容易损害他人企业的手段。第二种侵权行为，就是商业诽谤行为。 4 日本 日本主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作出制裁。《日本防止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第1款第6项规定：陈述虚假事实、妨害有竞争关系的他人在营业上的信用，或者散布这种虚假事实的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被害人享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请求权。第1条之二是关于由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该条规定，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实施了前条各项行为的人，对于因此而在营业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应当负损害赔偿的责任。对于实施侵害他人营业信用行为的人，法院可以依据被害人的请求，命令不赔偿损害或在赔偿损害的同时作出恢复营业上信用的必要措施。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很严重，就可以处三年以下惩役或二十万日元以下罚金。因此，该法不仅规定了民事责任，也规定了刑事责任，其中对于商业诽谤行为是通过对信用的保护间接予以制裁的。 5 英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主要通过制定单行法令专门对诽谤行为进行调整，其于1996年制定了《诽谤法令》，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公民个人名誉和公司商誉不受侵害。而与英国法律同一传统的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则专门制定了《诽谤条例》，针对诽谤行为进行调整，其中包括商业诽谤。对于商业诽谤的刑事责任，《诽谤条例》作了详尽的陈述：明知虚假而恶意刊布损害名誉的文字诽谤，最高可判罚入狱两年及另再判处罚金。如果控方无法证明被告明知虚假而刊布。但有证据显示有关刊布主要基于恶意中伤的动机，也可提出检控，最高可判罚一年监禁及另判处罚金。 6 美国和澳大利亚 美国兰哈姆法第43条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予以了成文法救济，该条规定：对他人商品、服务或者商业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人，应当承担责任。除兰哈姆法外，美国的《有限电视和卫星广播法》也通过限制行为主体，来间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澳大利亚则通过《贸易惯例法》对商业诽谤进行调整，该法第五部分就为经营者如何防止商业诽谤以及对自己的商誉造成损害的情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武器。该法规定：经营者在从事贸易或商业时，不应进行那些具有误导性或欺骗性的行为，或是可能引起误导或欺骗的行为。 （二）我国现行立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在我国，主要是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制裁，但是通过这些法律进行制裁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 通过《刑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三条规定，利用互联网损害他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这些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仅仅通过《刑法》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刑事法律的调整，具有局限性。 第一，《刑法》调整的范围过窄。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商业诽谤罪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需以“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为前提，也就是说捏造和散布二行为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二是，商业诽谤行为只有达到“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程度，才构成犯罪。“重大损失”和“其他严重情节”属于选择性要件，只要具备其中一个即构成商业诽谤罪。如果不同时具备上述两个要件，就不能适用《刑法》来调整商业诽谤行为。“情节严重”应当从实施商业诽谤的行为角度来讲，如诽谤的次数，手段恶劣，传播的范围广等：“重大损失”应从商业诽谤造成的后果的角度讲，如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利润大为降低等。重大损失的认定不应以固定金额为限，因为经营者本身的资产相差很大，可以以正常利润为基数确定一个比率范围，如可将实际损失超过正常利润的10%-15%视为重大损失。 第二，刑法对受害人的救济作用不强。商业诽谤是一种不法侵害企业商誉、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其损害后果主要是对受害人的财产造成了损害，而刑事责任主要以剥夺自由和罚金为手段，对于受害人并不能起到直接的救济作用，因此对商业诽谤侵权以承担事实责任为主要救济手段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英美国家关于商业诽谤不区分刑事诽谤和民事诽谤，将刑事诽谤的和民事诽谤视为一体，但其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诽谤案件几乎都遵循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尽管这些国家还有关于刑事诽谤的条例，这些刑事诽谤条文主要是针对及其严重的恶意的诽谤。在美国法律中，诽谤大致属于民事诉讼范围，除了群谤及可能破坏治安的少数特定情形外，很少采刑罚制裁[30]. 2 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该法的适用也有局限性，只能对于商事主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调整，对非商事主体的行为不适用，因此适用范围较窄 。（三）立足于《民法通则》，对商业诽谤的民事制裁制度予以完善 对商业诽谤行为加强民事法律制裁，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民事法律制裁是制裁性与补偿性的结合。即使依照刑法的规定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刑罚，也不能代替民事制裁的地位，需要附带地加以民事责任的制裁。因此，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的规定，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事法律制裁予以完善，才是正确的，并且最终在民法典中写进商业诽谤制度，才能够全面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一般认为，依据《民法通则》制裁商业诽谤行为的依据是：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根据该规定，商业诽谤行为就是对于法人名誉权的侵害；第一百二十条规定，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要求赔偿损失，这些是商业诽谤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的依据；对商业诽谤行为还可以按第一百三十四条的规定进行制裁，对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务和非法所得等。但上述通过保护法人名誉权的方法间接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的模式具有下列不足： 第一，间接地对商业诽谤予以制裁，对该种侵权行为的制裁力度不大。法律调整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有直接调整和间接调整两种方式，直接调整就是法律直接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实体规范，间接调整就是法律不直接规定当事人间的实体权利与义务，而是借用该规范指引的另一个法律规范来确定自己的权利义务。因此，间接调整方式打击商业诽谤行为的力度较弱，应当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作出正面规定。 第二，“法人名誉权”这种说法本身就有争议。关于法人是否有名誉有三种学说：法人名誉否定说、法人名誉肯定说和法人名誉参照说。《大清民律草案》和我国台湾民法典均采法人名誉否定说，认为名誉权仅归自然人所有。我国《民法通则》则坚持法人名誉肯定说，该说实质是混同了本质截然不同的自然人的名誉和法人的商誉，对法人保护不力。尽管《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对此作了修改，即法人的名誉受到损害不得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但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待民法典作更加符合法律逻辑的规定[31]. 第三，民事责任方式规定的不足。上述五种民事责任方式并非对于商业诽谤行为人都适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主要是针对侵害他人人格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方式，其本质上不以财产给付为内容，因此，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对于以财产的损害为要件的商业诽谤行为适用的可能性不大；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民事责任的方式则具有较广的适用性。除上述民事责任方式外，还有一种相当有效的责任方式没有涉及。基于商业诽谤的特殊性，行为人应当对于虚假言辞作出更正和答辩，及时作出更正和答辩也应是行为人承担的一种重要责任方式。 第四，《民法通则》只对商业诽谤提供了原则性规定，在确定应承担的责任，特别是确定赔偿数额时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当行为人为经营者时，同时适用上述两个法条没有什么问题，但当行为人为非经营者时，同时适用上述两条文就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应当对于商业诽谤的赔偿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应当立足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着眼于民法典的制定，对商业诽谤行为民事制裁制度予以完善。 1 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明确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 民法通则的第一条款，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凡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都适用本条规定。商业诽谤行为也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般侵权行为[32]，以该条款作为立法依据，应当是完全正确的。 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基础上，确立商业诽谤行为的概念，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四条规定确定商业诽谤行为的类型，同时，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和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进行适当补充，就可以完善对商业诽谤行为进行民法制裁的体系。 2 完善对商业诽谤行为民法制裁的方式 在坚持《民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的基础上，完善民法对商业诽谤行为的民法制裁方式，应当遵循以下几点： 第一，发挥已有的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方式的作用。当行为人正在实施商业诽谤行为时，受诽谤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停止诽谤的请求可以直接向行为人或人民法院提出，使其能够及时制止侵害行为，防止损害后果的扩大。停止侵害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共同适用。单独适用的时候，不一定要具备商业利益损失的要件。受诽谤人可以根据情况，请求行为人排除妨害，以恢复自己的权利的行使。 第二，补充更正和答辩的制裁方式。这也是商业诽谤行为人应当承担的重要的民事责任。更正和答辩本是新闻媒体所承担的责任：更正，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对于事项的交代出现失实，相关人有权要求传媒作出更正，传媒自身也有责任在发现差错时主动更正；答辩，是指被新闻报道提及的相关人，有权对报道内容的公正性或全面性进行答辩[33].关于更正与答辩的要求，我国仅在行政规章中作出明确规定③，没有在《民法通则》中规定。我们认为，应当将更正和答辩这种责任方式移植到民法中，将其作为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对商业诽谤行为（包括其他一般诽谤行为）的一切主体都适用。在适用时应注意，消除因诽谤行为导致的不良影响的方式和范围至少应与诽谤行为时的方式和范围相同，例如，如果行为人通过电视广告的形式实施了商业诽谤行为，那么至少该行为人应通过电视进行公告等消除影响。 第三，强行赔偿损失的制裁。由于商业诽谤行为的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诽谤行为对于商事主体的商业利益造成的损害，并且表现为财产利益的直接损失或者间接损失，因此赔偿损失成为商业诽谤行为人最主要的承担责任的方式。民法中赔偿的目的，是通过给付受害人一定数额的财产，使其尽可能地恢复到受害前的状况，因此实际赔偿是合理的，除非将来法律有明文规定，否则不实行惩罚性赔偿。 在赔偿损失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商业诽谤损害赔偿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规定，给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凡被分割的经营者的损失能够计算的，必须按实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包括因调查侵权人的商业诽谤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所获得的利润，并应赔偿因调查侵权人的商业诽谤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中国的民事法律与司法判例 论文关键词: 民法 司法判例 作用 判例制度 论文摘要: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就中国而言,民事法律的法典化如火如荼,但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司法判例应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判决预测,促进理论发展,促进法律完善,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因而建议建立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一、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的相对性 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反映的是某一国家和地区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对民法的需求和变动中的市民社会不断冲破法典的束缚,摈弃过时规范认可新规范的事实。法典化和非法典化都是相对的,任何国家任何法系都不能实行绝对的法典化和非法典化。纵观世界各国,大陆法系以法典为第一法源,以判例法补充法典,判例为第二法源；英美法系以判例为第一法源,也辅之以成文的法律供法院援用。 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在1986 年通过了民法通则,在20 世纪80 年代制定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的基础上,通过了统一的合同法,1986 年制定了继承法,1951 年制定婚姻法并几经修改,20 世纪80 年代初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之后也几经修改,1990 年通过了著作权法,之后也作了修改,中国的物权法也在制定中。依照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制定物权法之后,还将制定侵权责任法和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上述法律制定之后,中国的民法体系即形成,是否在此基础上编撰民法典,十届全国人大没有明确列入规划,学者间争论很大,无非两种可能:一是各民事法律单独存在,中国没有民法典,但有一个完整的民法体系；二是在各民事法律基础上编撰一个民法典。中国的许多民法学者,由于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希望编一个民法典,而中国独特的民法立法过程,是依据社会的需要分别制定系列的民事法律,少数人主张这些系列的民事法律简单编在一起就是一个松散的民法典,没有必要再重新制定民法典。因此,在中国,存在一个制定逻辑严密的民法典与松散民法典的争论,如果说民法法典化是指一个民法法典必须体系严谨,逻辑性强,松散的法典就不是民法典化的思想,况且,松散地编到一起与不编到一起又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呢？ 不编到一起不是也可以吗？ 而且修改起来更为方便,这应经过实践检验一下。如果各个民事法律分别存在,但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构成了一个中国完善的民法体系,虽然没有统一的民法典,这可能更类似反法典化的思潮,但作为中国民法体系中的各个法律,又分别为一个小法典,实际是将一个大法典化为若干小法典,这与民法法典化又似乎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因此,我认为民法法典化与反法典化都是相对而言的。 非法典化,不可能完全实行判例制度,不要成文法。美国是判例法的国家,然而就民法而言,判例之外也有律师协会在判例法基础上编撰的《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美国合同法重述》这样一些供各州法院选用的法典,因为判例必定过于浩繁,不便于人们掌握,而有的民事法律又不可能不是制定法,如西方某些国家,包括判例法系国家关于脑死亡、器官移植的法律、安乐死的法律、同性婚姻的法律以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都是制定法。法典化,也不可能完全施行成文法,不要判例。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之外均有判例,民法的许多规范只有通过判例才能明确适用于不同情况,通过判例弥补成文法典的不足,通过判例的法解释使法典成为有生命的法律,不断进化的法律。中国虽无民法典,但每出台一种民法法律,都以以往的司法案例为基础并通过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指导法律的实施。 二、中国的民事司法案例与判例法试点 （一）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法院就具体案件的请示所作出的批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法长期不完善,按照中国的司法制度,为保证司法统一,下级人民法院在解决案件中遇到疑难问题,可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就具体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作出批复,下级法院依此批复作出判决,但并不直接引用此批复。这种批复下发全国各法院,各级法院必须参照执行,因此,具有法律效力。在改革开放前和20 世纪80 年代前半期,这是中国司法解释的主要形式。另一种司法解释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民事法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供法院参照执行,但不得在判决中直接引用。1987 年实行公布案例制度之后,加之民法不断完善,这种批复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常出现,但仍是司法解释的形式之一。如民法通则实施之后,由于民法通则没有对死者名誉权保护作出规定,天津市中级法院受理了“陈××诉魏××、《今晚报》侵害名誉权纠纷案”,陈的女儿吉××（艺名荷花女） 生前从艺情况被魏某写成小说并在《今晚报》连载,小说虚构了荷花女多次恋爱并被帮会头目侮辱的情节,陈某认为损害了女儿的名誉权,提起诉讼。天津市中级法院经天津市高级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荷花女死后其名誉权是否应予以保护,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天津市高级法院,批复“荷花女（艺名） 死亡后,其名誉权应依法受到保护,其母陈××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天津市中级法院依此批复组织调解,当事人达成赔礼道歉,赔偿问题双方自行解决协议[1]。此批复（最高人民法院1988 民字第52 号） 及案例（陈××诉魏××、《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下发或公布后（案例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 ,其批复具有法律效力,案例供各级法院参照执行。这种批复,虽非案例,但针对的是具体案例作出的,其就下级法院请示所作批复要点相当于判例的判旨,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二）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案例 中国改革开放后,民事法律逐渐完善,20 世纪80 年代中期,民法通则、继承法、三个合同法、修改后的婚姻法及专利法、商标法均已出台,而经济处于急剧变动中,即使刚刚颁布的法律,某些规定也很快显得与实践不一致,许多原则性规定也需进一步具体化,单纯的请示制度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85 年创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及时批复、解释,并公布经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通知进一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公报》,目的在于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地方高级人民法院也往往编辑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教学、研究单位也编辑出版供教学、研究使用的案例等。 中国的案例与国外的判例,有以下不同: 1. 判例具有法源性,案例不具有法源性。 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第一法源,成文法是其补充,为第二法源；而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为第二法源,判例是成文法的补充,成文法是第一法源。前者如英、美,后者如法、德、日等国。判例的法源性,主要表现在“判旨”,即判例创造的法的规则,这一判旨或者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或者是对适用一般法律规范的具体解释。判例确认的法规则,各级法院必须遵守,但以新判例取而代之者为例外。案例不一定是对法律漏洞的补充,不一定是对具体规范的创造法规则的解释,有的仅仅是直接适用法律的典型案例类型,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案例只具有参考指导价值,不具有法律的强制性,因此不是法源。 2. 判例是经专门的组织机构认可的,案例无须经专门组织机构认可。 因判例具有法律效力,必须经专门机构认可以保证法律的统一。如,在日本,判例须经最高法院判例委员会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案例,因不具有法律效力,无须专门组织认可,只要是在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即构成案例；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虽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仅是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指导性意见；至于某些案例集,更不是司法解释机关通过的,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判例的约束力分为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由于其正确性及指导作用,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 3. 判例可变更、撤销,案例无须变更、撤销。 判例的变更、撤销,如同法律的修改、废止,导源于社会变动引起的法律规则的不适应性,而案例仅仅是法院审判的个案,是既成事实,不可能像判例那样变更或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虽不是典型的判例,但多具法创造的成分,可以作为判例的素材进行研究。如《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确定了因情事变更终止合同的规则；《王烈凤诉千阳县公路管理段人身损害赔偿案》确定了公路两旁的护路树属公路设施,树枝折断致人伤害适用民法通则第126 条工作物责任的规定,即护路树属该条其它设施的判旨;《王春林与银川铝型材厂有奖储蓄存单纠纷再审案》确认,转让有奖储蓄存单未对获奖财产权利作出特别约定的,该财产权利归存单受让人所有的规则,创立从权利随主权利转移之法理。[2]以上三例,实质上就是判例。有些案例,只是严格适用法律的案件,如教学中对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实例说明,就不是判例的素材,没有什么法创造成分。 （三） 个别地方法院进行判例制度试点 近年来,有的地方法院进行了判例试点,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判例制度的形成。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的经验是,先例判决仅起参考作用,由各业务庭报研究室,经初审后交审判委员会审定公布。判例可更替、废止。从效果看,判决错案少,质量高,效率也高,维护了司法公正。该院的判例仅限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经验是,就民商审判规定了判例的指导作用,判例由市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决定,规定判旨,作出评析,判例限于无法律规定的情况,不能援引,同类案件可作不同判决,但必须将结果、理由在一个月内报市高级人民法院,如果原判例与新法律、司法解释冲突则无效。[3]上述事实,表明中国的判例制度正在孕育之中。 三、判例（案例） 的作用 判例的作用有以下四点: （一） 判决预测 判决预测,是指对某种判决结果的事前预测。资本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根据其三权分立的理论,最为强调判决的可预测性。如孟德斯鸠认为,立法与司法不能归于一人,如果司法具有法的创造力,则判决预测是不可能的,必然失去法的安全性。依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英国的边泌于1827 年在其《证据理论》著作中提出“机械性判决”的主张,较为全面地论证了判决的预测理论。边泌在其著作中,适应19 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提倡合理主义的法原理,他的法律观念将“安全”作为唯一目的,主张法解释必须以法的安全为目的,法官应机械性地适用法律规范作出判决。依据法律和机械性判决,判决预测是可能的,判决结果是极其自然的逻辑性归结。[4]20 世纪初,在德国兴起的自由法思潮,则完全否认概念法学的机械判决论及判决的可预测理论。自由法学主张,法官应从制定法中解放出来进行法创造,要求判决必须是可预测的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自由法学主张的法创造是正确的,但完全否认判决的可预测性则是不完全正确的。法官的法创造,限于法律漏洞及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而对于多数判决,仍然是直接适用法律,无须法官的法创造,判决仍然具有可预测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虽仅具指导意义,不具法律强制性,不是法源,但其中某些具有判例实质的案例,因其处理的正确性,下级法院会依此对相同类型案件作同类判决,人们可以依此预测法院的判决结果。如再有护路树致人伤害、有奖奖券对受奖未作约定赠与他人、发生情事变更须解除合同等,人们就会根据前述相关典型案例作出判决结果的预测。[5] （二） 促进理论发展 判例研究对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判例与学说的相互影响。判例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法官要经过专门培训、司法考试、就职后的继续教育才能取得或晋升法官资格,也就是说,必须进行不断的理论学习,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法官,创造出判例或典型案例；同时,案件审判也以理论为基础,复杂案件,往往需要了解和参照学说。在日本,最高法院设有专门的调查官,负责向法官报告各种学说。[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许多法院往往召集学者讨论案件如何处理或分别征求学者意见。学者对判例正确性的肯定,有利于判例发挥应有的效力；对判例的批评,可以促进判例的变更。相反,判例也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判例为理论研究提供具体的事例,检验理论的正确性,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的结合,从而推进了法学理论的发展。有时,一个典型案例的出现,会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比如《, 法学研究》等刊物设“判解研究”专栏,专门发表研究典型案例或司法解释的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专门主办了以书代刊的《判解研究》杂志,其中发表较多的是关于判例评析的论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中,需要借鉴国外的判例、学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立法及理论研究,虽以大陆法系法律为基础,但须广泛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对英美法的研究,重要的是对英美判例法的研究,因此,国外判例也有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理论繁荣的作用。判例研究,也包括判例批评,即对判例的不妥之处提出批评意见,为法院将来的判决提供学说,促进判例的更新和发展,促进正确运用法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82 年1 月23 日关于“李桂英诉孙桂清鸡啄眼赔偿”一案的函复,认为监护人未对小孩严加看护致眼被鸡啄瞎,鸡的所有人不承担责任,法院依此作出判决。此案,原告李桂英领其3 岁男孩在街道旁与邻居闲谈,该男孩独自玩耍,被告孙桂清饲养的白公鸡扑上啄伤男孩右眼,造成“右眼球外伤,角膜感染”而失明。一、二审法院认定被告的公鸡过去啄过人,本应该杀掉,而原告未看管好小孩也有一定责任,故判决被告负担原告之子治眼费用的70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最高法院以原告疏于看护小孩为由,函复被告不负担医药费。这一案例及司法解释,不符合混合过错条件下应分担责任的法理。有学者批评道,被告明知其饲养的公鸡有伤人危险而不加宰杀又疏于管束,系造成损害的主要原因,原告对其小孩的看护虽未达高度之谨慎,但要求其对小孩被鸡啄伤有充分预见则未免过于苛刻, 故一、二审法院判被告承担70 %的医疗费损失非但未见过分, 而且似嫌不足。[7]这一批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案件审理后出台的民法通则关于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有意义。民法通则规定受害人过错是免责事由,但这仅限于受害人过错是唯一损害的原因,如属混合过错,不能免除加害人的责任。这一批评纠正了原司法解释与案例的不当,再出现类似案件,就不应适用原司法解释,其案例也无指导意义。 （三） 促进法律完善 法律一经公布实施,其条文是固定的,法律依据判决维护其活跃的生命力,特别是对法律的模糊规定,往往是通过判例具体化。如前述民法通则第126 条规定的“建筑物及其它设施”致人损害,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其中,“建筑物”好认定“, 其它设施”就很模糊,有的可根据一般经验作出解释,有的则须通过判例加以认定。比如,路灯依一般经验属其它设施,路旁的广告牌也属其它设施,无须判例认定。但护路树是有生物,与我们一般理解的非生物属其它设施不同,那么,树枝折断伤人,算不算“其它设施”,判例从法律意义上加以认定,这就使法条在实施中增加了新的含义,是扩大解释,增强了法律的生命力。因此,审判的运动就是法的运动。另一方面,判例往往又是修改或者制定法律的基础。这主要是指那些具有漏洞补充意义的判例,这些判例确定的判旨,就是未来法律条文的雏形。如前述护路树的判例,不仅增强了民法通则第126条的生命力,也是制定民法典相关条文的基础,比如民法典草案就树枝折断责任的条文,就是来自于护路树的判例（当然,条文没有限于护路树,规定过宽,不甚妥当） 。还有武汉市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判例,确认了因情事变更解除合同的判旨,成为合同法起草情事变更条文的依据。但情事变更的后果,不只是解除合同,或者说首先不再是解除合同,而是变更合同,变更合同的前提是有一方当事人提出再交涉,我们国家就没有出现变更、再交涉的典型案例,因此,在全国人大审议时,就提不出更确切的案例。这样的判例国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可以创设。如果我们创设了各种情事变更的典型案例,在人大会议上一介绍,情事变更的条文就不致于取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应继续努力的工作。当然,用国外的判例也可以说明。 再如案例《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上诉案》[8],其中案件事实为: 1993 年4 月5日、6 日、7 日,失包人朱晋华在天津市《今晚报》和《天津日报》刊登寻包启事,声称自己于1993 年3 月30 日中午在天津市和平区电影院看电影,散场时将一公文包遗忘在座位上,内有汽车提货单及附加费本,表示对拾得人送还后“重谢”和“必有重谢”。公文包被看同场电影的坐在后几排的李珉发现捡起,并与同去看电影的原同学王家平在现场等候良久,未见失主来寻,便委托王家平保管。朱晋华所遗公文包中的汽车提货单面值80 余万人民币,系其朋友李绍华委托其代办汽车提货手续。4 月12 日,李绍华得知失包后在《今晚报》刊登同样启事,声明: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 元。当晚,李珉得知此启事后告知王家平并委托其与李绍华联系。次日,双方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交接,但在支付酬金上发生争执。李珉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朱某、李某支付15000 元。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1993） 和民初字第440 号民事判决,认定李珉应将拾得物归还原主,但李珉未能依提货单及其它物品线索寻找遗失人或财物所属单位,反而在家等待“寻包启事”许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的酬金,对其请求不予支持。李珉不服,上诉至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旨为:一审法院认定朱、李二人“寻包启事”中的付酬承诺意思表示不真实,缺乏充分依据。悬赏广告,系广告人以广告的方法,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行为。只要行为人依法完成了所指定的行为,广告人即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因此,经调解,朱、李二人一次性给付李珉人民币8000 元。判旨理由是:朱、李二人的广告为悬赏广告；李某表示“一周内有知情送还者酬谢15000 元,是要约,李珉在1 周内送还公文包是承诺；依民法通则第57 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朱、李负有给付广告中许诺的报酬的义务；李某辩称给付报酬不是真实意思表示,事后反悔,违背民法通则第4 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上例的法创造就是确定了悬赏广告的定义及广告人应负给付报酬的义务。关于拾得人可否取得一定数额的报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中长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制定民法通则时就因意见不统一,未予规定,此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案例,确立了在悬赏广告情况下,拾得人返还拾得物可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这一法律规则。此案,可作为制定民法典悬赏广告及拾得人可取得许诺报酬的依据。 （四） 法学教育的辅助手段 法学教育,应以基本理论教学为主,但应随之以判例教学。在日本,除了民法讲义之外,还设有民法判例演习课,且有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案例分析的教学方法,但多不单独设课。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有案例教材,也有全国统编的案例教材。将来随着判例制度的确立,应设判例研究课程。基本理论教学侧重于理论与法律的一般规定,判例研究课程侧重于实例及司法审判中法的发展,当然,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法学教学,不只是让学生掌握法学知识,还应培养学生对法院判决的预见能力,后者必须通过判例教学来完成。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说:“学习法律的最佳方法是,先读一本简明的教科书,期能通盘初步了解该法律（如《民法总则》） 的体系结构及基本概念。其后再以实例作为出发点,研读各家教科书、专题研究、论文及判例评析等,作成解题的报告。在图书馆,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抱着一本厚重的教科书,反复阅读,口中念念有词,或画红线,或画蓝线,书本上琳琅满目。此种学习法律的效果,甚属有限,因为缺少一个具体的问题,引导着你去分析法律的规定、去整理判例学说、去触发思考、去创造灵感！” [9] 判例来自于实际,它反映的事实真实可靠,不同于教学中的一般举例,尤其不同于那些想象出的例子,后者可能不合逻辑,脱离实际。比如,自学考试起初由各省出题,某省的一个考题是,一辆运送新兵的汽车在山路下坡时方向盘失灵,路的一侧是山涧,另一侧路边靠山坡有两个小学生。由于是拐弯处,如不采取措施,汽车直行,就会掉入山涧,为保护许多新兵的生命,司机猛一打方向盘,汽车撞向山坡,将两个小学生撞死,问司机是否承担法律责任。题的本意是让学生回答这是紧急避险,许多学生也这样回答了。但此案是想象出的,不是实际案例,因为既然方向盘失灵了,怎么打了一下就转向山坡了,怎么又灵了,这就自相矛盾,不合逻辑,不是事实。还有,对生命损害,是否可以像财产那样适用紧急避险,用两个小学生的生命换取一些成年人的生命,是否违反保护儿童利益的原则,恐怕难以说清楚。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民法上还是要按损害赔偿处理,不会依紧急避险让受益人赔。所以,表面上符合紧急避险要件,实际上是侵权行为,司机的所在部队应赔偿,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这个问题我们不多研究,因为它是假事。判例教学,就不会发生上述困扰。 判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事实认定能力。法律的适用以认定事实为基础,而事实认定既是事实问题,又是法律问题。许多案件纷繁复杂,如何准确认定事实,需要有很强的分析判断能力。判例反映的事实,是经过谨慎分析、提炼概括的,读判例,可以逐渐形成和提高对事实的认定水平。对民事案件,又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有的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因不能举证,法院也不能认定。因此,事实认定与事实不一定一致。比如,你借我1000 元钱,完全基于信任,没打借条,也无证人,后来我抵赖,你告到法院,没有证据,我不认,法院不能认定这个事实,法院不是认定没借,而是认定你说的空口无凭,不足采信,你就要承担不能举证的后果。也可能是有书面合同,打了借条,我还你钱的时候对你太信任了,让你自己毁掉借条,你没毁,事后我们关系不好,你拿借条再跟我要1000 ,告到法院,我说还了,但无证据,你有证据,法院就认定我欠1000 ,我还得还,这个认定的事实就与事实不符,但没办法,我就要承担不要回借条的后果。当然,这是极端的例子,违反诚信的人会受到良心谴责,失信的人,人们不愿借给他钱,也不愿向他借钱,他难以在社会上生存,但在个案中拿他没办法。现在有测谎机,说谎的人心跳快,但没说谎的人因气愤也可能心跳快,可能测不准,还得靠举证责任解决。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依举证责任认定事实的能力。 四、创立中国的判例制度 中国必须实施判例制度,这一点在理论界认识基本一致,但实施何种判例制度,存在不同意见。一个意见是将判例作为第二法源,实行法、德、日等国的判例制度,另一种意见是否认判例的法源性,认为判例不应有法律的拘束力,实际就是主张实行现在的案例制度[10]。否认判例的法源性,主要有三点理由:一是认为判例法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适合。认为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明确规定法是中国当代唯一的法源[11]。二是认为先例拘束力原则在适用中容易造成法律的僵化,判例的拘束性规范狭窄,缺乏伸缩性[12]。三是认为判例法有许多固有的缺点: （1） 判例法是由法官创造的,是不民主的,而制定法可能是比较民主的。（2） 判例法是在适用时创立的,溯及既往,而制定法是适用未来的法律。（3） 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具有片面性,制定法一般是以总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针对的是一般情况。（4） 判例法不像制定法那样以精确的语言来表达。（5） 判例法是由一个或几个法官作出的,而制定法是经集体调研、审慎考虑制定的。（6） 判例法相当复杂,诉讼既费时又费钱。[13]这些意见虽不无道理,但总的看是片面的。中国宪法虽指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但人民法院创制案例属司法解释,我国宪法不仅没有否认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且从广义上说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就包括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当然无权制定基本的法律,但对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作出实施细则的规定,就疑难问题作出解释、批复历来是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职责,包括后来通过和公布案例。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的,许多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法院都创制判例,中国的人民法院,也应有创制判例的权力。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不限于对现有法律的解释,法院不能以法无规定拒绝审判民事案件,而审判此类案件,法院就只能找出新的规则,这样的判决从性质上说就是判例。判例法在国外曾经有过僵化的现象,那是机械法学所致,后来的动态法解释理论提倡纠正过时的判例,创制新判例,僵化的现象就随之消失了,况且在中国,主张实行判例法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是使成文法更具体、详细,也不会存在适用狭窄、缺乏伸缩性的问题。至于判例法的一些缺点,由于处于第二法源的地位,有些就自然被成文法化解了。判例法虽由法官创造,也是经民主程序产生的,诉讼中当事人及律师的辩论、法庭依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作出判决、判例需报经最高法院专门机构讨论通过,就是民主程序,是不同于最高立法机关立法的民主程序的。 判例的法发现问题不是溯及以往,而是以往的纠纷本该按此法解决,法官只是发现或找到了这一法规则,如同立法记载法规则一样,许多规则在之前早已适用于社会实际中。判例法以个案为基础,并不一定具有片面性,反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判例的法发现也可以用精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取决于法官的水平。一个判例的创造必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法官应预想到对社会的影响,应承担起创制判例的责任。判例多了比较复杂,容易出岔子,中国施行作为成文法补充的判例,不会像英美法那样存在大量的判例,中国实行判例制度,实行严格的认定、更改、撤销程序,不会造成当事人诉讼的不便,反而会更加有利于当事人及时诉讼,节省诉讼费用。总之,实行判例制度,是由社会需求决定的,势在必行。 实行民事司法判例制度,以相应的民事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若十届全国人大能完成中国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中国的民法体系就达到完善,不管是否编撰民法典,中国的民法典在事实上就已经形成。这大约是2008 年的事情。之后,面对相对稳定的中国民法体系,为适应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判例法的作用就将突显出来。中国应加快判例试点工作,进行司法体制改革,为最终形成判例制定创造条件。 实行中国的判例制度,不是现在试点中的地方法院的判例,而是指在全国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和民族自治地区的高级法院就自治法律通过的在本自治区有法律效力的判例。在中国,判例应由地方法院逐级申报或者径向最高法院申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或设立的专门的判例委员会通过。中国的判例主要限于对现行法律适用于具体情况的解释,也包括对法律无规定而适用新规范的解释,总之,要将现行法律具体化或者有新的法发现,不同于现在公布的案例有些不具有法解释的判旨。中国应严格判例的数量,及时更改或撤销原有的判例。包括以新判例更改旧判例,判例的法发现已制定为法律条文时,应撤销原判例,发现判例错误时,应及时更改或撤销,使中国的判例真正具有并维持其第二法源的地位。 民事法律论文: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 关键词：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意义 内容提要： 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可以作谨慎、互动的学术冒险，这不止是情势使然，也是基于不同法律文化的社会功能和人类本质要求的相同和相近。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我们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一些共同的和各自的特征。这些特征，相对于西方，表现出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间、整体与个体、权力与权利、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其功能表现为一种社会控制法，价值上表达了传统中国固有的文化理想，于今不乏启发意义。 一 本文要讨论的是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问题。在现代法学范畴内，直面和回答这样的问题让人有些犹豫。正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撰写中国法制通史或断代的著作，一般不用担心受到质疑，但分门别类地研讨传统中国的刑事、行政，尤其是经济、民事诸法，就会有头痛的中国固有文明与现代科学的对接问题。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法学亦不例外。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样的科学早已是世界文明的主流。尽管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价值观，相对人类的多样性必有限制，文化多元也是人类的事实和理想选择，但现在还是无法想象，撇开这一套话语，我们又如何进行科学探索。这使我们面对一个无法回避和克服的难题，这个难题是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研究的前提条件。同样，对探讨传统中国法律问题的学者来说，还有一个既定的前提，即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传统中国的法律和法律学术别具一格，从法律的表现形式、编纂体例到概念术语、精神原则，显而易见异于西方。这意味着借用现代法学的学科体系、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解读中国固有的法律文明是很危险的。但放弃这样的冒险，我们又如何获得所谓的科学认识呢？ 这是更大的问题。简单又常见的办法是似是而非的混淆，或对他人的努力过于苛求的批评。这不可取。 实际上，我们面临的是现代非西方文明研究中的共同难题。张光直教授在考察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性时说了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他说：……上面把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做了简单说明，是为了把具有这些特征的中国古代社会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中作一番考察，看看两者是否合辙。如果合辙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材料加强了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些原则；如果两者不符合，我们就要处理其中的矛盾，也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资料来改进这些原则，或甚至试求建立一些新的原则。[1] ?作为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张光直教授是华人的骄傲，他的通识和成就并非人人所能达到，但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的精深见解也为我们克服面临的困难指明了方向。谨此，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源于西方的现代法学和传统中国的法律之间进行谨慎、互动的冒险。 二 自西方法学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以来，一些优秀的中国学者和域外专家对此已作过不少可贵的尝试。他们将传统中国法律的研究从一般的通论和单一的刑事法拓展到了断代和分门别类的专题。这些工作已构成近代以来中国法学史的一部分，是中国移植西方法学并使之中国化的努力。成败得失可以再论，但不能简单说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2] 置于历史的境地，我们要看到，这些努力有如前述是情势使然，此外，还有其内在的根据。依我自己的经验，在没有相应的谨慎、互动和说明下，言之凿凿地谈论传统中国的刑法、民法、经济法等，确与现代法学的理念和精神相去甚远，结果有可能误解遮蔽了科学的理解。同时，法律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反映，毕竟是人类对公正理想追求的体现，即使人类的法律千差万别，其功能和本质自有相通之处。德国比较法学家说：“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但是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极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虽然最终的结果是相同的。” [3] 这种功能性原则是全部比较法的基础，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法律就无法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以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法律体系，就取消或无视事实上同样存在着的中国人的多样法律生活。如果我们不拘泥于西方法学的范式和理念，不仅限于法律的形式和固定的概念，注意到法律的成长是一个过程，直面法律的功能和目标，应该承认，传统中国有它自己的刑事性法律、经济性法律和民事性法律等。这里，我没有直接使用刑法、经济法和民法这类机械对应但易引起误解的现代法学概念，而是在法律之前附加了相关“性”的定语，既表明我并不赞成简单地用现代法学的分类来直接裁剪和解读传统中国的法律，同时又相信，在属性和功能上，传统中国的法律能够与现代法学接通。 三 藉现代法学理论，从宏观上概括唐代的经济民事法律，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值得提出。首先，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程度较高，但没有独立的法典化。这是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特征。法律科学告诉我们，人类的法律由习惯而习惯法，由习惯法而成文法，由成文法而法典化，这是法律发展的一般途径。中国是具有成文法和法典化传统的国度，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这一进程，演进到唐代，法典编纂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唐律疏议》成为人类法典编纂史上的杰作。同样，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就法律渊源论，经济法律的绝大多数规定和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大都集中在唐律和唐令中。律、令是唐代法律体系（律、令、格、式）的主体和代表，国家制度藉此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由于律、令化的成文法原因，除物权和债权有所限制外，各项制度都较完善，特别是经济法律制度和民事中的身份、婚姻、家庭、亲属、继承、诉讼等，制度化程度是中古欧洲所不能比拟的。[4] 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欧陆法律进入近代后分门别类地诞生了独立的民法和民法典，20世纪又发展出独立的经济法和经济法典。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法律，尽管在唐代已有较高的制度化表现，但迄清末也未能孕育出独立的民法和经济法典。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要回答这个问题，性质上有点类于“李约瑟难题”。[5] 历来有论者习惯于从中华法系的法典编纂体例“诸法合体”上去索解，也有从社会发展和分工程度上理解的。无疑，这些都是线索。但确乎不能令人满意。其实，对这样的历史文化之谜，任何个别的回答都是盲人摸象，唯有大家参与，才是破案的正途。我浅而又显的认识是，法典的编纂体例是现象而不是原因，“诸法合体”曾是人类法律发展中的普遍现象，西方亦不例外。同样，社会发展和分工水平低自然是“诸法合体”的重要原因，但中国的特殊性是：一方面高度制度化，一方面始终不能独立的法典化。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地方。因此，要认识中国的特殊性，不妨先从正面来理解它的特殊性，即传统中国何以形成这种独特的法典编纂。这是我们接近认识问题的前提。以我之见，社会结构的相对封闭和等级性，经济构成上的单一性，政治上的大一统，文化上重政治道德轻经济民事和长综合短分析的思维模式，应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背景和基础。换言之，这些背景和基础是传统中国法典编纂的既定前提和无形框架，法典的结构不外是这个无形框架的有形化。所以，用“诸法合体”这样简单明了的现代法学词汇，确实很难解读浓缩了诸多传统中国特色的法典编纂结构。进而，我们是否可以明白，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制度化始终是社会框架内的，框架不破，制度化程度再高也无法溢出框架独立法典化。 与唐代社会的变迁相适应，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前后之变化。唐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为前期与后期。[6] 唐代的基本制度大都形成并完备于前期，有关经济民事的国家基本法唐律和唐令初唐即已完成。《唐律疏议》以唐太宗时期的《贞观律》为底本，完善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元653年即建唐35年后的永徽四年颁行天下。《唐律疏议》是唐代法制的核心，其《名例》、《户婚》、《擅兴》、《杂律》、《断狱》诸篇，均有专涉经济民事的规定。唐令是国家法中正面规定经济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从史料和后人辑录的《唐令拾遗》[7] 来看，与经济民事直接相关的《户令》、《田令》、《封爵令》、《赋役令》、《关市令》、《杂令》、《狱官令》等，内容大都定型于唐前期的《武德令》、《贞观令》和《开元令》。唐代法律体系的“格”和“式”同样完型于前期。有论者统计，唐前期重大立法活动凡16次，律、令、格、式臻于完备。[8] 唐代民事法律渊源与经济法律有所不同，经济法律集中在律、令、格、式成文法中，民事法律除成文法外，还有不成文法的礼和习惯等。唐初沿袭隋礼，经贞观到开元年间，唐廷对礼不断增删修改，随着《开元礼》的颁布，“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因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 [9] 习惯或者说惯例由于不成文的原因，难以流传下来，因此，虽然我们现在难以判断其在唐前后期的具体形情，但从张传玺教授辑录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10] 一书中的唐代部分看，有多种契约惯例和惯语出现在唐前期契约文书中，说明这一时期已适用习惯。 “安史之乱”后，唐代国家法全面发展的势头停止下来。据统计，后期比较重大的立法活动只有7次，律、令、式都没有再修订过，唯一的一次修格，主要是编纂格后敕和刑律统类，也即对皇帝敕令的分类整理。[11] 涉及经济、民事行为的敕令数量众多，是唐后期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法源。敕令一般是针对具体情况的，属于特别法范畴，但由于敕令源于皇权，效力往往优于具有普通法性质的律、令、格、式。这种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形情与民事法源中习惯和礼的上升一样，都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反映。经“安史之乱”的冲击，唐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割据，均田、赋税、府兵等多项制度崩溃，政令常有不出都门的现象，前期有关经济的均田、赋役、货币等律令成为具文。民事调整也出现很多空缺，制度的瓦解和商品化又加速了人、财、物的流动，经济、民事活动增加，社会迫切需要相应的规范加以调整。于是，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习惯成为应对社会、填补空缺的重要法源。还有，作为民事法源的礼的重要性在唐后期迅速上升。比较唐前后期经济民事法律的变化，概括地说，前期是经济民事成文法制度的全面确立时期，后期是国家成文法制度建设停滞，特别法、礼和习惯的上升时期。 国家与礼教是贯通和支撑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构架的两根支柱，虽然两者轻重的分布各有不同。这是我在研读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唐代经济法律中各项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不妨这样说，唐前期的均田律令本质上使其经济成为一种国家强制经济。很显然，均田律令竭力确保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最后控制；赋役是国家的物质基础和利益所在，赋役法不遗余力地为国家利益服务；官工“食在官府”，商人和商业由严格的城坊法令管制；专卖、货币和对外贸易的法律规定是国家控制经济的典型，表现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国家干预的坚强有力。唐后期，朝廷代表国家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虽远不能与前期相提并论，但敕令对律、令、格、式的优先，一方面表明国家制度化了的全面强制力的下降，同时也反映出特别干预的加深，尤其是国家意图通过法律控制经济及人的愿望并不因法律形式的变化而变化。 唐代民事法律总体上没有脱出传统中国重刑轻民的特征，官方对民事活动中的契约行为不同于经济法律的强制，而是采取“官有政法，民从私约”的相对放任态度。但唐前期毕竟是制度完备、国家控制有力的时期，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土地所有权、负债强牵财物、婚姻、家庭、继承、诉讼等，都由律令予以明确的规定，违者治罪，同样体现出国家的干预。经济法律大多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依欧陆法律的分类，可归于公法，国家干预理所当然。民事法律专注私人事务，原则上属于私法，国家干预应尽量减少。但中古的唐代还是一个等级化的礼教社会，理论上天下一家、家国相通，官方自来以“为民作主”自誉，私人自主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其中的国家干预稍逊于同时的经济法律而远重于西方的民法。 唐代国家干预在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一个不同于西方或现代法制的延伸特点是，调整方法上的刑事化与行政化。依现代法制，经济犯罪可以刑事论处，这与法律的性质一致。民事法律贯彻主体平等、意思自治原则，绝大多数是任意性授权规范。与此相适应，民事调整方法一般不涉刑罚，即使惩罚也以失权、强令生效、价格制裁、证据规则等形式出现。从契约文书看，唐代民事虽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实际的救济方法，但所有违犯律令和部分触犯习惯、礼教的民事行为，一律都被视为犯罪。与经济法律的调整方法无异，这些犯罪通用《唐律疏议》中的刑事和行政处罚，基本的方法是笞、杖、徒、流、死五刑和免官、除名等行政处罚。这是私法公法化的结果，符合唐代法律体系中“一断以律”的规定。根源上乃是家国同构的社会中所谓国家利益对私人利益的包容和消解，实际是以王朝为中心的政治国家观念与权力发达在法律上的体现。[12] 礼教是传统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它的精神和内容内化在传统中国人的思想、制度和行为模式中，形成民族的心理结构。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支柱，国家之外即是礼教。这首先表现在唐代法律体系的礼教化上。唐代各部法典可以说是礼教精神和原则广泛均匀的渗透，直如《唐律疏议》开宗明义所揭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13] 后人称赞唐律“一准乎礼”，可谓一语中的。反映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上，追本溯源，脱胎于井田制的唐代均田制度，其框架和精神仍不脱西周的礼制。放宽说，有材料表明，初唐政府是简朴和节俭的，它的最高统治者推崇的是理想化了的儒家正统理论，对农民和土地予以特别的关注，以为有道的政府应“重农抑商”，商人和商业受到严格的管制，经济主要表现为饥寒无虞的民生，奢侈性的工艺品和金钱、物欲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社会的谴责，布、帛、谷、粟是比黄金有价的东西，朝廷的理想是在文治的同时，通过武功而取得天下的信服。因此，经济必须为政治和军事服务，也不能有违道德和良心。这些以礼教为核心的观念构成了唐代前期均田律令、租庸调法、工商贸易以及货币流通诸经济法律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14] 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的变迁，这些观念和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早期奉为准则的经济法律首当其冲受到时代的挑战。现实主义的做法应是与时俱进、革新旧制，但唐廷宁愿在事实上与初唐相异，表面上仍不放弃原有的理想，以致不合时宜的经济法律制度依然如故。官方试图通过这种“设而不用”的方式表达对理想的坚持。所以如此，礼教发挥了支配作用。很难想象，衰弱的朝廷能够大面积修改虽与社会经济现实相脱节但与社会礼教化趋势相契合的经济法律制度。在信心和权威这两点上，唐廷都不足以做到。所以，它夹在旧制度和新现实之间痛苦不堪，对现实只能采取有限的改革和无奈的默认。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理想、理论、制度与现实各有相当的独立与脱节，超现实的理想、滞后的理论与制度，对变化的现实仍保有历史的惯性和顽强的定力。有唐三百年经济法律中的礼教体现了这一点。 礼教对唐代民事法律的影响极为深广。由律、令、格、式、敕令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之习惯、礼、法理等构成的民事法律渊源所具有的相通一致之处，凭藉的即是“礼法合一”前提下礼的指导作用。从唐代民事法律有关身份、物权、债权的原则性规定看，礼教与国家同样是支配性的。在民事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尽管唐前期礼教受到了胡化和功利主义的冲击，[15] 但礼教的支配仍重于国家，后期礼教化更是得到了社会与国家的广泛支持。 礼教在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所引起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等级性身份法的制度构成。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核心是等差，转化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礼教后，延伸到制度上就是等级性身份法的构成。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均田制下土地分配上的悬殊，赋税征收上的差别，对工商的歧视，民事主体的阶梯性结构，物权和债权的从属性，婚姻上的“当色为婚”，家庭中父权和夫权的统治，继承方面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在在都显示出礼教下的等差。[16] 从法理上说，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贯彻的是身份而不是契约原则。 四 精神原则上的相通和内容上的交叉奠定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一致之处，不同的内涵和功能又铸就了各自的特色。唐代经济立法思想是“重农抑商”，各项制度无不以它为指导。从具体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唐代经济法律制度整体上以调整土地关系为基础，以实现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为中心任务，对商人和商业通过身份、重税、专卖、货币变化等多项经济法律措施予以抑制，意图是确保“重农抑商”的实现。中唐后情形有很大变化，但如前所述，官方并没有彻底放弃体现礼教精神的相关制度。 唐代民事法律的自我特色也很显著。在法律渊源上，经济法律是成文法，民事法律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在成文法方面，经济与民事法律一致，通为律、令、格、式和经整理的敕令。此外，民事法律渊源还有不成文法的习惯、礼和法理。成文法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不成文法是补充，两者及其各自内部形成一定的结构，礼为其纽带。这是经济法律所不具有的。 成文法与不成文法、胡化与礼教相互消长，这是唐代民事法律变迁中一个深有时代特色的特点。唐前期中央强大、社会稳定、制度完备，律、令、格、式成文法乃“天下通规”，在法律位阶上优于不成文法。“安史之乱”后，灵活制宜的敕令和不成文法之习惯成为填补空缺、应对社会的重要法源。与此同步的一个变化是，礼教地位的上升。唐前期社会受胡化、功利主义还有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和礼教受到抑制。尽管唐律“一准乎礼”，但礼教作为民事法源的重要性不及后期。原因是经历外族祸害的“安史之乱”后，唐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社会趋向保守，儒家思想和礼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多的尊重，礼教、礼俗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影响增大。这在婚姻、家庭领域有突出的反映。可以说，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遍化。 依现代民法观，唐代民事法律上不放任中的放任也颇具特色。基于国家的介入和限制，唐代民事法律性质上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受到国家/法律的积极干预，总体上表现出一种不放任的态度。同时，在民事契约领域，唐令又规定：“任依私契，官不为理”。[17] 在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主要由民间依习惯约定，也即“人从私契”，[18] 表明民法中基于意思自治必然具有的政府放任态度在唐代民事法律中同样存在。但要注意到，唐代的放任不是无限的，要受既定的法律限制，所谓“官有政法”。“政法”即是国家的不放任法。这种不放任中的放任，法理上应理解为公法性私法的表现。 唐代民事法律中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不发达中的发达。一般说，相对同时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法律，唐代民事法律不甚发达，尤其在物权、债权领域没有建构起系统、明晰的规则体系。这也是传统中国民事法律的缺陷。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唐代有关民事主体的身份、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则相对发达。这部分内容虽然没有法典化，但详细严格的规定已高度制度化。民事法律的发达与不发达，依现代解释，显而易见与商品经济对财产关系的限定有关。唐代物权、债权法律的不发达客观上根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同样，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然而，由于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继承本质上是一种人身关系而非财产关系，不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其直接受身份影响甚于受财产影响，更何况在礼教等级的唐代，这种情况远非现代民法原理所能化解，因此，调整这部分领域的法律呈现出相对发达的状态。 五 沿着现代法学的视线，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这些特征，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有一天，偶然有一条线索打开了我的思索之门。这条线索起于最简单的法律分类。西方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将法律分为公法与私法两大类。这种曾受中国大陆批评的分类方法其实有很多的启发意义。不论我们依那一类标准，[19] 经济法大体可归于公法，民法原则上是私法。传统中国没有欧陆法律体系，自然也没有这样的分类。因此，简单的对接是有困难的。不过，借助这种分类作一次探险，未尝不可。藉此，我们从西方公法与私法所代表的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权力与权利的二元结构中，透见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结构。简言之，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实际含有公、私两极，但整体上又呈现出主从式的一元化结构。在原则和精神上，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表现出公对私、国家对社会、整体对个体、官方对民间、权力对权利的兼容与支配，或者说后者对前者的依附与归属。 这种不同于西方的结构深究下去，就要面对中国固有的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不论传统中国文化多么千姿百态，理念上是一元论的。“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20] 是也。道的基本构成是阴与阳，两者的关系是对极中有包容，包容中有统摄，阳在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建立在观察和体验之上的这种原初自然哲学推及到社会政治法律领域，汉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的一段话可为经典。他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之出也，常县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县于后而守空也。此见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德礼之于刑罚，犹此也。故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此为配天。 合是合成，兼是兼有，县是悬。在董仲舒眼里，万物的合成不出阴、阳两种要素，从自然万物到家庭社会到国家政法，莫不如此。阴阳虽相互兼有，但阳是处于前的积极要素，对阴有统摄和支配性。阴是悬于后的消极要素，对阳有依附性。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阴阳之道对世界有广泛而彻底的解释力。沿着这种哲学的逻辑，天子与臣民、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官方与民间、政治与经济、德礼与刑罚、权力与权利、国与家、义与利、公与私等都是阳与阴的对应与体现。因此，相对于体现阳性的德礼，法律是阴；相对于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公法，私法是阴；相对于公法性的经济法律，私法性的民事法律是阴。结论自然是，代表阳性的国家与礼教对代表阴性的法律在兼容的同时又有统摄和支配性。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的国家与礼教中心主义，政治道德重于经济利益，国家意志优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法律先于民事法律，控制重于放任，民间屈从官方，个体服从整体，私契不违政法，权力大于权利等，诸如此类完全契合“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 西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分立是建立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之上的，体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与独立，这是西方市民社会法律的基本特征。传统中国家国一体化的结构和理念不仅消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还以国家整体的名义包容和替代了社会个体的存在与独立。在此基础上，必然形成公与私两极主从式的一元化经济民事法律结构。传统中国的文化哲学对此不过是一个恰当的表达和解释。这样的法律自有它特定的理想深蕴其中，这是我们理解历史文化所着立场的一个方面。但同时要看到，这样的法律必然以限制个体的利益、自由和意志来维护国家名义下的礼教、王朝与家族控制，结果是个体和民众的权益被削弱以至牺牲，统治者与精英阶层的特权和利益被放大和强化。因此，尽管唐代经济民事法律中有不少与现代经济法、民法相通的东西，但本质上它还是一种以国家为本位、以礼教为纲目的社会控制法。 六 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内容、原则、精神大都已与时俱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寻求某种历史文化资源，不如说在明理中获得启发更为妥帖。在探讨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有三方面给我以启发。首先是法的创制和学科建设上的。如前所述，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有较高的制度化而未独立的法典化，这仅适合过去的时代但有悖于社会进步和法律体系自身的发达。同时，经济民事立法应遵循相应的规律，避免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和一时政策或长官意志的工具，包括唐代在内的传统中国的经济民事立法于此有深刻的教训。还有，经济民事法律必须有自己的学理体系和法理根基，不能象唐代和传统中国那样，有大量的经济民事法律规范，却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学和民法学。这提示我们在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学时，尤应注意并克服中国法律传统中重“术”轻“学”，以一般哲理直接担当法理的弊端。 第二个方面的启发是，对国家控制的转换。从唐代经济民事法律这个角度可以透视传统中国的特性。依我的理解，这种特性表现为政治国家的控制性和道德礼教的弥散性。相对于西方，政治在传统中国社会的进程和历史的转折关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在性质上被视为政治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不能有违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也不能有害社会结构和性质。社会由政治和道德维持并由其控制和带动，所以公法文化突出。可以说，这已构成传统中国历史内在性[21] 的一个突出方面。近代以前，中国一直依其固有的特性运行着。近代伊始，中国的路向被强行中断和扭转，原因是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西方的介入。如同中国一样，西方有它自己的历史路径。不同于中国的是，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揭示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最终为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由经济推动，所以私法文化发达。西方的历史法则随列强扩张逐渐侵入非西方地区，从而不同时速、不同强度地冲击、扭转、中断以至改变了非西方社会固有的历史走向。尽管传统中国在时间、空间、规模和文化传统上都是一个巨人，但时代的落差终使它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路向，由传统转入西方主导下的近代。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并存、交织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历史动力，一种是传统中国政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一种是西方社会经济对政治的决定力。前者基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惯性，构成当代中国历史内在性的主要方面；后者源于西方历史方向的现代性，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努力的主要方向。这两种力量将长期并存于中国社会，并将在相互激荡、相互纠缠、相互妥协中磨合向前，直至中国真正成为有它自己特色的现代化国家。法制的情形亦不例外。具体说，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内定了国家控制在现代经济民事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视和否定以中央为代表的国家作用，既不可能也是对传统政治法律资源的浪费。但同时务必认识到，这种作用要转换到以人为本、遵循规律，为经济建设服务，并与国际潮流相联通的轨道上来。 可能会有争议的另一个启发是，法律中“公”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文化结构和精神实质表达的是一种价值追求，它沿着“公”的路线迈向大同世界。事实上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但我们是否还应该看到，作为应对人类承担责任的大国，能否放弃对高远理想的追求？不放弃这样的理想，就要赋予人类行为中“公”的内涵。毫无疑问，我们的经济民事法律首先要坚持的是现代法制原则，但不必排斥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何况两者之间还有很多的联系。唐代经济民事法律在整体和精神上确是国家政治和礼教道德的工具，而且由于这种政治和道德的滞后，最终导致了法律的落伍和瓦解。但要注意到，历史场景中的这种法律仍是一种具有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的法律。表现在经济民事法律上，土地立法中的均田制度和抑制兼并的规定，赋役法中从以人丁为本到以资财为本的立法变迁，工商法律中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分发展可能瓦解农业和农民的限制，专卖法律中“平准”的理念，民事行为中的放任与不放任，财产继承中“诸子平分”的原则等，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理想和道德关怀，即对一定等级秩序的大同世界和适当均平的理想社会的追求。这种追求的性质和极端化要另当别论，但经济民事法律应体现时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和普遍的道德关怀，防止因过分现实而迁就时俗应是没有疑问的。这也符合人类赋予法律对公平正义价值的基本追求。 民事法律论文: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几点思考 当今社会，信用卡的使用在人们生活中已越来越普及，它以携带方便，功能多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它具有透支功能，使得人们在急需用钱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信用卡透支在方便客户的同时也会因为透支后在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方面当事人各持一词而产生一些纠纷。本文旨在对信用卡透支后在不同情况下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作一些思考。 一、 持卡人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持卡人透支是指持卡人超过信用卡备用金帐户余额在银行取现或在特约商店进行消费。根据是否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可以把持卡人的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二者的法律责任各异，相比而言，善意透支的法律责任简单明了，而恶意透支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 （一）持卡人善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关于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持卡人在不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内进行透支，所透支金额自然应该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即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如果持卡人确实无力承担，那么则由银行从持卡人的保证金额中扣除或者由持卡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较为明确，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和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完全不同，因而有必要加以分析。 （二）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1、持卡人恶意透支但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持卡人自己交纳保证金而没有由他人提供担保并且持卡人只在银行超过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取现而并非在银行的特约商家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因为此时恶意透支的当事人只涉及两方，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持卡人，并没有涉及到双方的第三方，即担保人或特约商家。在这种情形中，恶意透支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持卡人的故意外，银行未及时发出止付令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信用卡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信用卡协议和信用卡章程的规定，并按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过错大小，明确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由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数额巨大构成犯罪的，不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发卡银行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全部透支额的返还责任，并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卡行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防止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是造成损失发生乃至扩大的重要原因时，在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未归还前，由于发卡银行自身过错所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损失，应由发卡银行自行承担。 2、持卡人恶意透支且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他人为持卡人担保并且持卡人除在银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取现外，还在银行的特约商店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由于不仅涉及到银行与持卡人双方而且还涉及到持卡人的担保人和银行特约的商店，因而较前述两种情形复杂，自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由银行和持卡人按过错程度的大小分担责任，如（二）— —1种情形所述，但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或持卡人逃逸后往往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而银行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第三人，即持卡人的担保人和特约商店。 对于银行与担保人而言，他们之间是一种担保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承担责任的限额。对于限额，担保合同有最高担保限额约定的按约定办，无约定的就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是在银行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内（如牡丹卡为5000元）或是满足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的限额内（如中银卡章程规定，透支3万元以上应发出紧急止付令）还是对全部恶意透支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到担保人能否以发卡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作为拒绝承担全部恶意透支金额担保责任抗辩理由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能够，因为虽然发卡银行的担保条款大多规定担保人要对持卡人的债务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而发卡行对担保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从表面来看，这种规定也似乎符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责任范围的规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信用卡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同样应遵守《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因而当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监控不力、不及时、止付处理不迅速导致持卡人恶意透支取现或消费时，担保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限额部分的债务拒绝承担担保责任，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在持卡人大量恶意透支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造成损失扩大，银行是有过错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银行应自行承担责任。 而对于银行与特约商店而言，他们之间是另一种合同关系，银行在发现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商店终止结算以避免损失扩大，而商店在接到通知之前的义务只是注意持卡人每次透支的金额是否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为5000元，普通卡为1000元），若超过，则不允许结算，若不超过，自然就无权终止结算。因而只要特约商店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不存在任何过错，他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发现持卡人透支消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而仍给予结算，则特约商店对在本商店透支消费的这部分金额在持卡人未归还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讨论的是持卡人善意或恶意透支时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下面要探讨的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二、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持卡人的信用卡遗失、被盗或信用卡与身份证一起遗失、被盗，而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取现或到特约商店恶意透支购物消费就属于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合理承担，是一个涉及到如何协调和保护各方当事人（即持卡人、银行、特约商店、担保人）利益的问题。自然，从根本上说，责任应由非持卡人，即恶意透支人来承担，但是，当非持卡人无法找到时，这种损失就只能根据过错的大小程度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 （一）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前者指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当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被拾得者或盗窃者取现；后者指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小偷或拾得者用伪造的身份证取现。对于前者，由于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的风险，因而持卡人自身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持卡人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后者，虽然持卡人无过错，但光由银行承担损失不尽合理，故持卡人也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可在上述基础上减轻持卡人的民事法律责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承担责任的限度是在持卡人自己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5000元，普通卡1000元）两者之和的范围内还是在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所规定的最低金额（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的范围内或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如果银行在接到持卡人的挂失申请后及时向商家或下属分支机构发出紧急止付令，那么，银行的损失就可减少许多，然而银行未尽到这种通知义务，因而银行自身也有过错，故由持卡人来承担全部恶意透额并不合理。而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协议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在挂失前和挂失后24小时内被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笔者认为，在挂失前所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也许还算公平，而“挂失后24小时内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的规定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显得不尽合理，因为信用卡既然作为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银行就应对其安全性负责，就象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应该负责一样，况且这种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发卡行凭借自身的优势强加于持卡人的，因而持卡人有过错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也不应是银行发出紧急止付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如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时就应该发出紧急止付令）而应是以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为限。而持卡人无过错时（指不存在身份证与信用卡一起摆放并已经挂了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是以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为限。 （二）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前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它没有尽到及时发出止付令的义务，因而不仅持卡人有过错，而且银行也有过错故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范围就是对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责任。对于后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银行未尽到仔细核对持卡人与身份证的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要银行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则过错更大，故在持卡人无过错，而银行过错大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责任也应在前者基础上加大，责任应主要由银行承担，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超过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最低限额以外的部分。如果恶意透支不仅以取款方式实现而且还以消费方式实现，则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 —特约商家。 （三）特约商家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特约商家在非持卡人刷卡结算时，理应尽到将身份证（无论是伪造的还是偷的）上的照片和恶意透支人的相貌、将信用卡上的笔迹与恶意透支人的笔迹进行核对的义务（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而且笔迹可以摹仿的情况下要特约商家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而特约商家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得逞，因而有过错，而银行没有及时通知特约商家终止结算也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对于非持卡人在本商店消费的这部分金额，特约商店应该与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划分为：低于必须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部分由特约商家负责，高于此限额的部分则由银行负责。 （四）担保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持卡人申请信用卡时，不是用自己的财产担保，而是请他人向银行保证，那么，对拾得者或盗窃者的恶意透支行为所造成的透支金额，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是情况下，担保人该不该承担呢？这得看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通常，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规定的被担保人只是持卡人本人这一特定主体，因其属于债的一种，而债的主体双方均是特定的、明确的，而不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对持卡人本人（被担保人）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更何况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无任何过错的担保人去为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此外，担保人之所以为持卡人担保，主要是因为他对持卡人的信用感到放心，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时要担保人为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担保，有悖于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既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也不合理。故笔者认为担保人不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行为承担责任，这与前面提到的担保人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承担责任完全不同，但鉴于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在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法院判决持卡人对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持卡人无力支付，则对这一部分损失，担保人应在自己的担保限额内承担责任，概括而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只针对被担保人（持卡人）本人应负责的部分（主体条件）；（2）承担责任的限额在自己的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担保限额内，而不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限制条件）。 当然，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还很复杂，以上所谈的还只是我对此问题所作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民事法律论文:审计的真实性与注册会计师的民事法律责任研究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谈到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即注册会计师根据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活动，当出现诉讼时，法官根据法律确定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双方会由于专业的限制而形成认识的盲点，或者由于两者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形成分歧，如以注册会计师为代表的会计界和法律界对“真实性”的认识就存在着显著差异。法律界往往因为不理解审计的本质，因而未能对注册会计师的生存规则——独立审计准则给予应有的注意。注册会计师在执业中应充分关注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取得与法律界和公众的沟通，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真实性——会计界与法律界的不同认识 审计的本质决定了审计上的“真实性”涵义。《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条规定：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独立审计实务公告——验资》第4条第2款对真实性作了明确的解释：验资报告的真实性，是指验资报告应如实反映注册会计师的验资范围、验资依据、已实施的主要验资程序和应发表的验资意见。《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9条规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应合理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的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但不应被认为是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及其经营效率、效果所做出的承诺。显然，由于审计的固有风险，对于遵守执业准则但仍然未能揭示被审计事项中的错弊，而出具的审计报告是真实的报告而不是虚假的报告，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精神，注册会计师是没有责任的。 然而，在汉语中，真实与虚假是相对的一组概念。法律上的“虚假”概念与汉语中的“虚假”概念具有相同的意思，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18条和第73条可以看出立法者认为“虚假报告”是指“内容不真实的报告”，只要审计报告反映的内容与实际不符，就是“虚假报告”。显然根据法律的精神，满足了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并不能够排斥法律上的虚假性。审计中的真实性是一个过程上的真实，即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应如实地反映整个审计过程，审计报告符合真实性要求的意思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履行了正当的程序。而法律上所要求的“真实”强调的是内容的真实、结果的真实而不仅仅是程序的真实。 考察审计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过程的真实性与结果的虚假性之间的矛盾是审计活动本质所蕴含的。在审计成本的约束下，审计固有风险是永远存在的，注册会计师的“合理保证责任”无法彻底避免或消除审计结果的“虚假性”，这与注册会计师的主观状态无关。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注册会计师作为审核有关财经信息的中介机构，与股东及其他信息使用者的利益高度相关，一个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是否发挥了社会赋予它的功能。当注册会计师向社会提供它的职业产品——审计报告时，法律上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这些产品是否具备预期的质量和功能，而不是制造这些产品的程序是否被遵循，只要不真实的审计结论提供给投资者，造成投资者的损失，注册会计师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二、“过错”是确定法律责任的关键 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与法律上的“虚假性”不是同一语境中的概念，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但是，会计并不能用自己特有的“真实性”概念来对抗法律上的“虚假性”概念。过程“真实”而结果“虚假”的审计报告只是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我国的《民法通则》对于民事责任实行过错原则，承担民事责任要有4个条件，其中核心的条件是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根据法律的一般解释，所谓“过失”，是指对损害后果应当预见但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却轻信可以避免。《民法通则》根据“故意”追究责任的思想也体现在《注册会计师法》中，与《注册会计师法》第20条和第21条第3款的“明知”相似。民法对“过失”的认定与《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第3款的“注册会计师根据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委托人的不法行为而没有指出的，应当承担责任”中的“根据执业准则、规则应当知道”情形相似。根据法律，如果由于出资人或者其他出证人的联合欺诈，致使注册会计师即使严格按照执业准则也无法发现错弊，由于注册会计师主观上没有过失，也就谈不上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审计准则中的“真实性”与法律上的“过错（过失）”相对应，满足了审计中的“真实”，就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如果根据法律判断“有过错”，则审计报告肯定不存在审计意义上的“真实性”，审计准则的“真实性”在法律上就以是否“过错”的形式表现出来。遵循准则并不与法律责任相矛盾，独立准则在法律诉讼中仍然有其权威性。注册会计师出具了与事实不符的审计报告，并不一定要承担民事责任，关键要看注册会计师在主观上有没有过错。 三、“过失”与“职业谨慎”相联系 注册会计师在完成一项审计工作时，要遵循独立审计准则规定的科学程序；更重要的是要有善于执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审计的灵魂在于职业判断。遵循程序容易做到，因为程序在审计准则中规定得十分明确，关键在于职业判断，并且在职业判断过程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注册会计师只有始终保持“职业谨慎”，以“适当的关注”在每一个环节上做出谨慎的职业判断，而不是仅仅满足于采取了审计准则上规定的每一个步骤，才能保证审计工作的质量。 “过失”是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关键，法官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错”或“过失”是要看他是否遵循了必要的程序，更重要的是看他在选择程序或在对相关证据判断时是否保持了其应有的“职业谨慎”与“关注”。在实际的法律诉讼中“欺诈”或“故意”具有客观性，容易判断，而对“过失”的判断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任意性，法官的裁量权也较大。随着经济的发展，围绕注册会计师的“过失”而产生的诉讼会越来越多。对注册会计师来说除了要面对审计风险外，更重要的是法律风险。一旦审计报告未能揭示财务报表的错弊，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在职业判断的过程中的过错或过失，如何认定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判断时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对错弊给予了“适当的关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会成为会计界和法律界争论的焦点。 一个记录完整的工作底稿就能够证明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循了必要的执业程序，没有一个简单的证据能够证明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在法律诉讼中，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有过失，需要通过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来证明，如律师结合特定案件的背景，质询注册会计师选择某种程序的理由，要求其说明判断证据或者做出结论的理由。 四、面对民事法律责任注册会计师的选择 1．加强注册会计师与公众的沟通，减少与公众认识的对立。由于公众不了解审计活动的特性和会计的特有语言及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工作产生过高的期望，这种期望差距是注册会计师陷入诉讼的最主要原因，注册会计师有责任也有必要缩小这种差距。会计界应尽量让公众了解其语言及特性，从而引导公众对本行业的期望和判断达到一个合理水平，减少不必要的诉讼。 2．加强会计界与法律界的沟通。会计界要理解法律责任的确定依据，理解法律的目的、任务和法官判案的依据。同时会计界也要通过保持与法律界的充分沟通，让法律界了解审计的本质、明白独立审计准则设计的合理性，使法律界认识到注册会计师只承担“合理的保证责任”，是在特定审计成本下发现或纠正重大错弊，这对股东来说是一种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对注册会计师提供保护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充分注意《独立审计基本准则》和《注册会计师法》在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中的作用。 3．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在审计程序上保证程序的真实性和合法性。由于“过失”是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关键，注册会计师应在执业过程中严格根据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以合理确信能够发现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报和舞弊行为，避免出现明显的“过失”。 4．保持职业谨慎，是减少诉讼风险的重要保证。注册会计师要在审计活动中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必须注意执业纪律、提高业务能力，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业务和财务状况。尤其是对出现财务困境和面临破产的被审计单位要特别谨慎，以免卷入诉讼。执业纪律是职业谨慎的外在保证和表现，业务能力和对被审计单位业务的熟悉程度决定着对谨慎“度”的把握，两者结合从内外两方面保证做到谨慎。只要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保持认真谨慎的态度，一般就不会发生过失，至少不会发生重大过失。 5．健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防范审计风险。①谨慎选择委托人，选择具有诚实品格的被审计单位，严格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取得被审计单位的声明书；②组织得力的审计组，委派合格的主审人员，确保审计质量；③聘请熟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律师，做到每个重大审计项目都与律师沟通，取得律师的理解和信任。这些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审计的法律风险。? 民事法律论文:信用卡透支后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几点思考 当今社会，信用卡的使用在人们生活中已越来越普及，它以携带方便，功能多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它具有透支功能，使得人们在急需用钱时可解燃眉之急。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二重性，信用卡透支在方便客户的同时也会因为透支后在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方面当事人各持一词而产生一些纠纷。本文旨在对信用卡透支后在不同情况下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作一些思考。 一、 持卡人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持卡人透支是指持卡人超过信用卡备用金帐户余额在银行取现或在特约商店进行消费。根据是否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可以把持卡人的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二者的法律责任各异，相比而言，善意透支的法律责任简单明了，而恶意透支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 （一）持卡人善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关于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持卡人在不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内进行透支，所透支金额自然应该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即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如果持卡人确实无力承担，那么则由银行从持卡人的保证金额中扣除或者由持卡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较为明确，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和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完全不同，因而有必要加以分析。 （二）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1、持卡人恶意透支但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持卡人自己交纳保证金而没有由他人提供担保并且持卡人只在银行超过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取现而并非在银行的特约商家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因为此时恶意透支的当事人只涉及两方，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持卡人，并没有涉及到双方的第三方，即担保人或特约商家。在这种情形中，恶意透支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持卡人的故意外，银行未及时发出止付令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信用卡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信用卡协议和信用卡章程的规定，并按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过错大小，明确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由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数额巨大构成犯罪的，不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发卡银行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全部透支额的返还责任，并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卡行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防止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是造成损失发生乃至扩大的重要原因时，在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未归还前，由于发卡银行自身过错所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损失，应由发卡银行自行承担。 2、持卡人恶意透支且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他人为持卡人担保并且持卡人除在银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取现外，还在银行的特约商店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由于不仅涉及到银行与持卡人双方而且还涉及到持卡人的担保人和银行特约的商店，因而较前述两种情形复杂，自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由银行和持卡人按过错程度的大小分担责任，如（二）— —1种情形所述，但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或持卡人逃逸后往往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而银行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第三人，即持卡人的担保人和特约商店。 对于银行与担保人而言，他们之间是一种担保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承担责任的限额。对于限额，担保合同有最高担保限额约定的按约定办，无约定的就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是在银行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内（如牡丹卡为5000元）或是满足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的限额内（如中银卡章程规定，透支3万元以上应发出紧急止付令）还是对全部恶意透支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到担保人能否以发卡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作为拒绝承担全部恶意透支金额担保责任抗辩理由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能够，因为虽然发卡银行的担保条款大多规定担保人要对持卡人的债务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而发卡行对担保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从表面来看，这种规定也似乎符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责任范围的规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信用卡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同样应遵守《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因而当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监控不力、不及时、止付处理不迅速导致持卡人恶意透支取现或消费时，担保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限额部分的债务拒绝承担担保责任，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在持卡人大量恶意透支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造成损失扩大，银行是有过错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银行应自行承担责任。 而对于银行与特约商店而言，他们之间是另一种合同关系，银行在发现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商店终止结算以避免损失扩大，而商店在接到通知之前的义务只是注意持卡人每次透支的金额是否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为5000元，普通卡为1000元），若超过，则不允许结算，若不超过，自然就无权终止结算。因而只要特约商店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不存在任何过错，他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发现持卡人透支消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而仍给予结算，则特约商店对在本商店透支消费的这部分金额在持卡人未归还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讨论的是持卡人善意或恶意透支时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下面要探讨的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二、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持卡人的信用卡遗失、被盗或信用卡与身份证一起遗失、被盗，而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取现或到特约商店恶意透支购物消费就属于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合理承担，是一个涉及到如何协调和保护各方当事人（即持卡人、银行、特约商店、担保人）利益的问题。自然，从根本上说，责任应由非持卡人，即恶意透支人来承担，但是，当非持卡人无法找到时，这种损失就只能根据过错的大小程度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 （一）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前者指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当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被拾得者或盗窃者取现；后者指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小偷或拾得者用伪造的身份证取现。对于前者，由于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的风险，因而持卡人自身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持卡人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后者，虽然持卡人无过错，但光由银行承担损失不尽合理，故持卡人也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可在上述基础上减轻持卡人的民事法律责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承担责任的限度是在持卡人自己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5000元，普通卡1000元）两者之和的范围内还是在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所规定的最低金额（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的范围内或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如果银行在接到持卡人的挂失申请后及时向商家或下属分支机构发出紧急止付令，那么，银行的损失就可减少许多，然而银行未尽到这种通知义务，因而银行自身也有过错，故由持卡人来承担全部恶意透额并不合理。而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协议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在挂失前和挂失后24小时内被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笔者认为，在挂失前所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也许还算公平，而“挂失后24小时内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的规定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显得不尽合理，因为信用卡既然作为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银行就应对其安全性负责，就象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应该负责一样，况且这种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发卡行凭借自身的优势强加于持卡人的，因而持卡人有过错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也不应是银行发出紧急止付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如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时就应该发出紧急止付令）而应是以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为限。而持卡人无过错时（指不存在身份证与信用卡一起摆放并已经挂了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是以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为限。 （二）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前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它没有尽到及时发出止付令的义务，因而不仅持卡人有过错，而且银行也有过错故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范围就是对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责任。对于后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银行未尽到仔细核对持卡人与身份证的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要银行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则过错更大，故在持卡人无过错，而银行过错大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责任也应在前者基础上加大，责任应主要由银行承担，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超过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最低限额以外的部分。如果恶意透支不仅以取款方式实现而且还以消费方式实现，则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 —特约商家。 （三）特约商家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特约商家在非持卡人刷卡结算时，理应尽到将身份证（无论是伪造的还是偷的）上的照片和恶意透支人的相貌、将信用卡上的笔迹与恶意透支人的笔迹进行核对的义务（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而且笔迹可以摹仿的情况下要特约商家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而特约商家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得逞，因而有过错，而银行没有及时通知特约商家终止结算也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对于非持卡人在本商店消费的这部分金额，特约商店应该与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划分为：低于必须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部分由特约商家负责，高于此限额的部分则由银行负责。 （四）担保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持卡人申请信用卡时，不是用自己的财产担保，而是请他人向银行保证，那么，对拾得者或盗窃者的恶意透支行为所造成的透支金额，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是情况下，担保人该不该承担呢？这得看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通常，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规定的被担保人只是持卡人本人这一特定主体，因其属于债的一种，而债的主体双方均是特定的、明确的，而不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对持卡人本人（被担保人）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更何况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无任何过错的担保人去为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此外，担保人之所以为持卡人担保，主要是因为他对持卡人的信用感到放心，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时要担保人为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担保，有悖于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既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也不合理。故笔者认为担保人不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行为承担责任，这与前面提到的担保人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承担责任完全不同，但鉴于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在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法院判决持卡人对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持卡人无力支付，则对这一部分损失，担保人应在自己的担保限额内承担责任，概括而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只针对被担保人（持卡人）本人应负责的部分（主体条件）；（2）承担责任的限额在自己的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担保限额内，而不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限制条件）。 当然，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还很复杂，以上所谈的还只是我对此问题所作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民事法律论文: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反思 世界太丰富多彩了，太生动活泼了，以至于使自己陷入惟一真理的牢笼之中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民事法律关系乃是民法学之纲。只有领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精髓，才能把握民法及民法学的精要，起到纲举而目张的效果。不仅如此，早在1985年即有学者指出，制定一部科学的民法典，也离不开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民事法律关系体系的确立。因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即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民法基本原则是商品经济也是民事法律关系本身性质的表现；民法的任务也必须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来实现。1本文即是应对民事法律关系研究深化的要求，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反思。过去，我国民法学界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仅仅局限于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2，现在看来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这种描述过于简单。其实，法律关系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具有有机性、规范性、时间性等特点。 一、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积极要素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律关系是基于一个统一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义务和其他拘束的总和。这些权利、义务和拘束具有各不相同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它们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的权利（Berechtigung），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法律上的负担（Belastung）。3这里的Berechtigung一词虽也可译为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广义的权利，除了我们通常所指的狭义权利（Recht）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权能（Befugnisse） 权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它原则上是其据以产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当事人通常都享有对法律关系或权利进行处分的权能，当事人有权将一定法律关系或权利移转于他人、变更其内容、放弃或撤销。一项权利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权能。如所有权人有权占有、使用、消费其所有物，改变其形状乃至将其毁灭。所有权人还可以以债权形式或者限制物权（如役权、用益权或担保物权）的形式，将其个别权能在一定时间内交由他人行使，随着这些权利的消灭，这些权能将自动地回归所有权人。债权除了其核心的请求给付权能外，还包括抵销、让与、出质以及诉请履行的权能等，这些权能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并不存在，但这并不能使债权丧失其特性。4 将权能作为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一定会遭到大家的反对，因为一般认为权能既然是权利的组成部分，不必另行将其作为法律关系的要素而单独列出。笔者最初看到拉伦茨教授的《民法总则》教科书这样写时，也是同样的感受。但笔者认为有一些权能虽未成为独立的权利，但已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上列之处分权（能）、抵销权（能）、出质权（能）、让与权（能）等，应当在法律关系中的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做的目的使其在法律关系的构成中凸现出来，不至于淹没在权利之中，以致无法充分地描绘一项法律地位的全部内容。 民法理论上称之为权利的法律地位未必尽为权利，其中有很多仅是权能，只是为了称呼的方便常常被称为权利而已。拉伦茨认为，看一个法律地位是“权利”，还是“权能”，要看它的独立转让性以及或多或少依它的重要性来决定。如，形成权和期待权就是在最近十年来已从单纯的权能或“法律地位”发展成为一种权利。5 对于形成权是权利还是权能，尚有讨论的余地。我国台湾学者林诚二教授即认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本身，虽称之为权利，究其实质并非权利，而是一种权能，即权利产生的作用。只是因学理上方便而称之为权利。6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四项权利就是按照权利作用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所谓权利的作用，无非就是指权利的效力。所以，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就是权利的四种不同效力，也即权利的四项不同权能而已。支配权乃是物权、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等绝对权所共同具有的权利人对权利客体直接支配的权能。至于请求权更是一项明显的权能，对于债权而言，我们知道债权具有请求权（能）、受领权（能）、保有权（能）、处分权（能）、执行权（能）、私力救济权（能）等不同权能7，请求权不过是债权的一项核心权能而已；对于物权而言，物权除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外，物上请求权则是物权的一项救济权能。抗辩权由于是对抗债权请求权的权利，因此，抗辩权实质上也是基于其相应的特定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一种权能。如，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债务人基于其对待给付地位而产生的抗辩权能，先诉抗辩权则是一般保证人基于其补充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抗辩权能，而时效届满抗辩权则是债务人基于其不完全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抗辩权能。 诸如追认权、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终止权等形成权，笔者认为则是法定权、所有权或某些特殊债权的形成权能而已，权利人是基于权、所有权或特定债权才享有的创设、变更或消灭一定法律关系的形成力。如，父母对限制行为能力的子女所从事的法律行为的追认权，就是其法定权的表现；所有权人对无权处分人处分行为的追认权则是所有权处分权能的表现，债权人行使的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或终止权都是基于其债权人地位而产生的特殊权能而已。 通过对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究竟是权利还是权能的讨论，可以看出，权能在法律关系中还真不是可有可无的要素。 2、权限（Zustandigkeit） 韩忠谟先生在其《法学绪论》一书中曾指出，所谓权限者只系为他人而在法律上发生作用，其由此所生之效果，皆归属于该他人。如人有权限（通常称为权），其以本人之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依同理，法人之机关所具有之权限，当然与权利不同。再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盈余分配请求权，此乃法律所赋予个人的权利，至若股东以公司机关????股东大会构成成员的地位，行使所谓“表决权”，则“此表决权”严格言之只系一种权限。要之，在这种情形下的权限，乃基于团体内部机关的地位而持有，为团体之利益而行使，就个人本位而言，尚不得视为权利。8 对于这种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权限，拉伦茨教授也以“受领对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或给付的权限”（ZustandigkeitzurEntgegennahmevonErklarungenoderLeistungen）为例进行了说明，并指出这种受领给付的权限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权限原则上是属于债权人所有的，但例外时也可以属于其他人。9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为，权限概念指称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基于此种特殊法律地位享有特定权限的人可以行使本属于他人之权利，而其效果仍归属于授权人。10它同样构成了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却被我们的传统学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3、取得期待（Erwerbsaussichten） 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当事人享有未来取得一定权利的期望，但这种期望尚不足以达到独立的取得权或期待权意义上那样受到法律保护的取得地位的程度，如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物的孳息取得的期待等。取得期待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权利，其与期待权的区别在于，只有当取得权利的期待受到法律充分地保护，足以对抗他人对其进行的侵害，而且该法律地位具有一种独立的经济意义，权利人可以像对待既得权那样处分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期待权。11 拉伦茨教授认为，以上内容都应是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并将其统称于广义的权利Berechtigung中。12由此可见，一项法律关系中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是由权利、权能、权限和取得期望等组成的综合利益地位。为了与狭义的权利（Recht）相区分，我们姑且将所谓的广义权利（Berechtigung）称之为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积极要素。 二、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 与法律关系中的广义权利相对的，是各种法律上的负担（Belastung），我们可以对应的称之为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这种所谓法律关系内容的消极要素除了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这一常规要素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或屈从（Unterwerfung） 在有些情况下，与一个人的权利相对应的不是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如形成权相对人在法律上所承受的负担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当形成权人行使解除权或终止权之类权利使法律关系或权利发生改变时，形成权相对人就必须允许其发生变化。法律对形成权相对人的“拘束”体现在，当对方当事人基于形成权将对法律关系的变化强加给他时，他所能做的只是必须接受这种法律后果。 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则是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命令使人承担的特定应为（Sollen），义务可以是针对特定行为的作为（Tun），也可以是不作为（Unterlassen）。而法律上的拘束，德学者也称之为容忍义务（Duldungspflicht），但这种容忍义务不同于法律义务中的不作为。例如，针对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其所有权和不得妨碍其所有权的行使的义务，该义务作为一种不作为义务，属于法律关系内容构成之消极要素中的法律义务。但如果所有权人在其所有物上为他人设定一项限制物权，他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拘束”是必须容忍限制物权人的某些行为，而他作为所有权人原来是不需要这样做的。这种容忍义务，它不仅仅是一项不作为义务。所有权人不仅负有不实施某种特定的行为的义务，而且更对此负有义务，即当限制物权人对物进行合法利用时，所有权人不得阻止并让它生效。13此种义务表现为法律对其的拘束，而并非仅仅是不作为。 对于容忍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的不同，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冯？图尔教授说的好，“对于容忍义务，从概念上看是指某人有义务不提出反对或异议，但这种反对或异议他本来是有权提出的”，而对于不作为义务则是“对于某人的一个行为，他本来就不能或不允许阻止，就更无所谓容忍了”。14 从另外一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说相对于作为义务而言，不作为义务属于消极的义务的话，那么这种法律上的拘束或者我们称之为“容忍义务”的就更为消极。那种不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主体不去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所禁止的行为，而这种容忍义务不是指义务主体自己不去做什么，而是权利人依法或依约做了什么，他要无条件地接受，要容忍权利人这样做而不得反对或提出任何的异议。由此可见，这种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更为消极。 正是由于形成权相对人所负担的这种所谓“容忍义务”的特殊性，我国学者张俊浩教授曾称，形成权是没有义务与之对应的权利，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把这种义务的内容理解为尊重，那么似乎也可以认为有义务与之对应。15显然，此义务非彼义务！ 德国学者伯蒂歇尔（Botticher）在论述形成权之相对人的这种特殊义务???法律上的拘束或容忍义务时，则精辟地使用了屈从（Unterwerfung）一词。他就此论述著作的名字就是《私法中的形成权与屈从》。16 葡萄牙著名民法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与权利相对应的是法律义务和屈从。其中本已权利相对应的义务，而形成权相对于屈从17.本义的权利是请求或期望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本义的权利有债权、物权、人格权、亲属权以及期望权等。本义权利之对方当事人所负有的是法律义务-即作为义务（拉丁文：facere）或不作为义务（拉丁文：nonfacere）。法律义务是实现法律关系中权利人有权要求的行为之必须性（或约束）。法律义务相对于本义权利。在这种义务中，义务主体尽管可能受到制裁，事实上仍可不履行义务。法律规定承担法律义务之人要遵守特定行为，对于故意或因过失而不履行义务之人，法律将适用法定处罚。形成权则相对于屈从（sujeicao），屈从意味着对方必须承受权利人行使权利后，强加于其权利义务范围的后果。屈从者，不可抗拒之必须状况，受约束的人必须承受形成权人行使形成权后强加其权利义务范围的设立、变更或消灭等后果。对于形成权，屈从是一枚钱币的另一面。屈从有别于法律义务，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须性。屈从者不得违反其状况，它一定要承受形成权行使后所产生的结果。18 综上所述，显然这种法律上的拘束或者屈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义务，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义务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因此，对于法律关系中的义务类型确有详加区分和细化研究的必要，特别是这种相对于形成权的法律上的拘束或者屈从概念的提出19，对于我们关于法律关系内容的传统认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相信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应用对于丰富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职责（Obliegenheiten）20 职责是一种对当事人的行为要求（Verhaltensanforderung），这种要求大多是为了满足行为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有学者称其为“为了自己利益的行为要求”（VerhaltensanforderungimeigenenSache）。21克布勒（Kobler）所编写的《法学辞典》径直将职责解释为“为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RechtsgeboteimeigenenInteresse）。22这种职责，按照赖默尔？施密特（ReimerSchmidt）的说法，它是一种强度非常弱的义务（PflichtgeringererIntensitut）。23法律并不强求当事人履行这种职责，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这种职责，他并不因此而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而只是受到很轻的制裁，一般地他会失去一个较为有利的法律地位，或者接受某种法律上的不利。24职责与法律义务的最大不同在于，职责承担人的对方当事人并不因此而享有任何权利。 职责（Obliegenheiten）概念最初常见于保险法中，例如，在保险合同中对受害人提出的尽快报告有关损失或危险增加情况的要求等。是赖默尔？施密特教授（ReimerSchmidt）将其从保险法引入到民法中来的，并且成为民法的一个一般概念。25这种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职责在我国民法中也多有体现，下以我国《合同法》为例进行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这一规定并未真正地要求当事人避免损害的法律义务，但如果守约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而导致损失扩大，那么他就应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不利益后果。这种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实质上是对自己利益加以维护和照顾的义务，并非真正的义务。26应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义务相区别。这种职责（Obliegenheiten）是附属于当事人的责任，要求他以适当的方式对自己或自己的法益予以注意。对于这种职责，人们期待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接受不利的后果。27即当事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就负有责任去避免损失扩大，但此种职责并未赋予对方当事人以请求权，以请求其为之。只是若其不如此做，根据职责的要求，将会使其请求违约方赔偿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地丧失。 我国《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及时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据此规定买受人负有及时检验的义务。同时第158条第1款第1句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同条第2款规定，未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应当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据此两项规定，买受人在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时负有及时通知的义务。因为如果标的物存在数量或者质量的瑕疵，时间越长就越难证明。买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尽快弄清楚。如果他不这样做，出卖人当事人无权请求买受人这样做，只是他就要接受丧失请求权的不利后果。28即对于约定有检验期间而买受人未检验或检验后发现问题却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第2句）。对于未约定检验期间，买受人在合理期间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2年内29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第2句）。即便是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约定，由于买受人未尽职责（Obliegenheiten）??及时检验并通知出卖人，他也必须承受这不利的后果??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约定的，也视为符合约定??丧失请求补偿的权利。 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不真正义务”，韩忠谟先生曾评论道，买受人应为如此通知，虽系属法律上的一种“义务”，且无一定相对人，然按买受人如遵循规定而为通知，则可请求出卖人负瑕疵担保责任，并得行使契约解除权或减少价金请求权，反之，如怠于通知，亦只不过失却上列权利，而陷自己于不利益之后果而已。由此可见，法律之科人以此种“义务”，纯属技术规定，作为行使权利之前提。若于真正义务相比较后－?即权利之对应的义务，义务人有所违反，须负损赔之责??当然异其性质。30 对于此种职责，郑玉波先生称其为“间接义务”，并举票据法的规定加以说明。在票据法上为了保全追索权，法律通常会规定持票人应为一定行为，如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等，倘若持票人不照办，则法律将使其遭受不利益的后果。郑玉波先生同时指出，这种职责与义务之不同在于，通常因违反义务而承担损害责任时，原则上以义务人有过失为要件；而这种职责的违反，其不利益后果的发生无须行为人有过失。31 综上各方家所论，可见此种职责（Obliegenheiten）显与义务有别，且实践和法律规定上并不少见，应认真加以研究并纳入到法律关系的要素中来。 3、负担（Lasten） 在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中除了上述法律义务、法律上的拘束和作为非真正义务的职责外，拉伦茨／沃尔夫认为，还包括负担。这里的负担与职责不同，是指举证责任或者在法院进行诉讼时的声明及陈述责任。对于前者，拉伦茨／沃尔夫以德国民法典第282条为例32.该条规定，债务人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原因而违反债务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不可归责之原因，债务人负有举证责任。债务人若对这样一种“负担”（Lasten）不注意、不履行，将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至少在形式上他会败诉。33不像作为不真正义务的“职责”，既是为了自己利益进行的约束，同时也有利于他人。34对这种负担的重视仅仅有利于负担人自己的利益，负担人不理会该负担反而会有利于对方当事人，也是对方当事人所更愿意看到的，因为由此他可以赢得这场诉讼。35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同样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任何性质的义务中都难以包含这种负担。它更多是当事人来主张自己没有过错的一种风险和不利益的分配规则。36这种举证或陈述的负担虽说是诉讼法的义务，但由于其是否及时、适当地履行将直接影响其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所以，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将这种负担纳入到法律关系构成的要素中来。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机性、规范性和时间性 1.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机性 通过以上所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绝不仅仅限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除了权利和义务这一对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外，法律关系还包括权能、权限、取得的期待和屈从、职责、负担等非常规要素。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一项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描述特定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这许多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 对此，拉伦茨教授曾明确指出，法律关系可以由单一的权利和与其对应的义务组成，也可能是由以某种特定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的很多权利、义务和其他的法律上的联系组成。大多数法律关系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而是一个由许多法律上的联系附加于其中的复杂的综合体。法律关系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权利、权能、义务和法律上的拘束等组成的一个整体（einGanzes）、一个有机体和结构组合（ein Organismusund Gefüge）。37 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关系的有机性，即围绕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权能、权限、取得的期待和义务、屈从、职责、负担等，组成了一个超越各个要素而存在的整体38，即法律关系乃是一个有机的结构组合。例如，在所有权法律关系中，所有权通常被我们看作是一项完整的权利，但所有权并不仅仅是各种所有权权能的总和，所有权也有可能和义务结合，所有权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包罗万象的法律关系。比所有权更加复杂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和亲属法关系。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不仅包括给付义务和与其对应的债权，而且还包括确保它们的辅助义务和权能以及形成权和权限。39而且，在债权债务关系发展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新的义务，个别的给付义务可因清偿而消灭，形成权可因其行使或不行使而失去效能，债的客体可因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变更，债的主体也可因法律行为或者法律规定而更易，整个债权债务关系更可因概括转让而转移。但无论何种情形，债权债务关系的要素虽有变化，但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即债权债务关系仍继续存在，并不失其同一性。40 拉伦茨教授更是由此对冯·图尔（von Thur）教授的“权利乃私法之核心概念”的观点表示反对，而认为私法之法律关系一般至少包含一项权利，但法律关系并不限于此。并进一步指出，承认债之关系是一个有机体，承认债权关系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通过合同承受而具有可转让性，承认所有权具有社会义务，承认亲权的义务权（Pflichtsrecht）属性，承认法律义务、职责以及其他的拘束之间的不同，就意味着承认法律关系概念居于私法的中心地位。因为，只有法律关系才能将权利以及不能发展成为独立权利的权能、义务和职责都囊括其中。41 对于权利和法律关系，应以何者为私法之核心概念的问题，在法学史上始终存在一个反反复复的认识过程。在冯·图尔（von Thur）教授1910年提出权利乃私法之核心概念42之前，法律关系是居于私法的核心位置的。古典的罗马法学时期，法学家们放弃对具体的各种实体权利抽象出一个一般的权利概念，直到注释法学时代，诉权的实体法基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距今日权利之私法核心概念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萨维尼（Savigny）就不认为权利是私法体系的中心，对权利的讨论通常是在法律关系的基本范畴中顺便进行的。直到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将罗马法的诉权制度引入到权利的话语中，认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在先，诉权在后，并在其著名的潘德克吞教科书中开始专门讨论权利，从此法律关系开始丧失了其自萨维尼时代以来的核心地位。43近来在民法学原理上出现了回潮，有学者对权利在私法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批评，要求将法律关系作为私法的基础范畴来对待，主张在私法中应以法律关系取代权利之核心地位，认为法律关系给权利人的义务也留下了空间。44不仅如此，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仅在权利的框架或义务的范畴中是无法将前述的权能、权限、屈从、职责、负担等要素涵盖进来，从而无法精确而充分地描述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确立民事法律关系在现代民法学中的核心地位。 2.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性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但民事法律规范不会自动地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必须借助于民事法律事实方能实现，可见，民事法律事实乃是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媒介。民法的这四项基本范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民事法律规范（透过媒介：民事法律事实） 民法的调整对象（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此时的社会关系披上了法的外衣：权利和义务） 法乃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只能调整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种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社会关系有何不同？其不同在于，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经过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之后，披上了法的外衣，即具有（广义）权利和义务内容。45此时的法律关系从民法的角度看已不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进入了规范世界，具有了规范属性。所谓法律关系的规范性，即对这种社会关系再不能当作普通社会关系来对待，而应以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去观察、处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关系不同于生活关系。拉伦茨曾明确批评将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混同的现象，并举例说，出租人A与承租人B的生活关系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冷淡的或紧张的，但他们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并不是按照这种生活关系来确定的，而只能是按照规范的观点（nachnormativenGesichtspunkten）。其内容要由法律和租赁合同来调整。46当然，与法律关系相应的生活关系有时也会反作用于法律关系，例如合同当事人之间长期缺乏信任关系，会导致一方行使解除权。但无论如何，这种生活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反作用，也只能从规范观点的角度出发来确定。 2）法律关系具有意志性。通过上面的图示，我们知道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产生的，而民事法律规范内容的本身就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是抽象的，具有一般性。而当民事主体通过其法律行为形成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时，法律关系内容的确定再次体现当事人的意志。 3）法律关系是通过对生活关系撷取而产生的。现实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统一体中取出一部分进行法律观察，得出法律关系的。这种将生活关系局限于现实的某些部分，是法律研究技术的必要手段，同时对于法律适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找法工作将完全依赖于对法与非法一种非理性的整体印象，从而丧失其可信赖性。47法律关系对生活关系这种“撷取”，使其具有了很强的规范性。但生活关系却始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法律关系时还要注意到法律关系的有机性。 3.民事法律关系的时间性：作为时间现象的法律关系 所有法律关系原则上都是有时间上的开始和结束的，所以法律关系虽然不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却具有时间性。法律关系是一种时间现象（zeitlicheErscheinung）。48当然，法律关系在时间上的存在对于不同法律关系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债法关系上，法律关系的时间性表现的最为明显。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债权含有死亡基因，目的已达，即归消灭。”49债权是动态财产权，其社会机能在于跨越时空障碍，实现财产的流转，保障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发生的商品交换得以实现。作为人们获得和实现物权或类似权利的桥梁与手段，债权只有通过依法消灭自己才能实现其价值，没有永久存在的债权。特别是合同关系，从本质上说合同就是为了结束而设立的。即使是那些持续性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有结束时间的规定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结束。 形成权的时间结构与债权很相似，它从一开始就是以通过其行使从而使一定权利形成作为其终极目的。一项形成权，例如终止权、撤销权、选择权，一旦行使，即告结束。形成权是通过其行使而消耗自己的，即使不行使，这种权利也会因在一定时间内（除斥期间）不行使而消灭。一句话，形成权是一项可消耗性权利。 物权关系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有权的时间性虽不很明显，但所有权同样具有一定的时间结构首先，所有权是特定人在某个特定时刻开始对特定的某物享有支配力的，同时这种支配也必将结束，至迟到所有权人死亡或者所有物灭失时。但所有权的时间结构与债权的明显不同，它并不像债权那样通过履行义务而消灭自己，不是目的达到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它在时间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51就是它的目的。而且，从本质上讲，所有权关系的时间结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 人格权、亲属权和婚姻关系的时间结构，也同样是以人的生存时间为限的。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则体现在其保护期上，保护期届满就不再受到法律的专有性保护，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这些权利的时间结构与所有权相同，其之存在即其目的。与债权那种“目的已达，即告消灭”的时间结构显有不同。 四、一点反思：法学向常规外细微处的发展 撰写此文乃是缘于近来读书的一些感受。在读到拉伦茨教授和沃尔夫教授所著之《民法总则》关于法律关系的具体要素时，书中赫然写着法律关系构成的各种（广义）权利（verschieden Artenvon Berechtigungen）和各种负担（verschiedenen Artenvon Belastungen）。细读下去，作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法律关系的整体法律效果是基于某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权利（subjektiveRechte）、取得期望（Erwerbsaussichten）、权限（Zustandigkeit）和义务（Pflichten）、其他的拘束（sonstige Gebundenheiten）、职责（Obliegenheiten）、负担（Lasten）等全部要素构成的，而这些内容构成了参与该法律之当事人的特定法律地位。52 再读韩忠谟先生的《法学绪论》一书，书中也指出，权利与义务乃法律关系之核心，法律所赋予法律关系之法律效果的主要部分。53由此推出，韩忠谟先生也认为除了权利与义务外，法律关系当有其他内容构成。这一点可由韩先生在论述权利的种类时的观点得以佐证。 又读葡萄牙著名民法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所著《民法总论》，惊讶地发现，他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分为法律义务和屈从。本义的权利相对于法律义务；形成权则相对于屈从（sujeicao）。并指出法律关系是权利和法律义务或屈从所组成的关系，权利和法律义务或屈从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内部结构和内容。54在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中明确地引进了“屈从”概念。而且在其引注中笔者得知，德国学者伯蒂歇尔（Botticher）在论述形成权相对人所负有的特殊义务时，其著作的名字更是径直为《私法中的形成权与屈从》。55 由此而起的种种信息使我不由得诘问自己，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否仅限于我们传统理论所指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否还包括其他内容？ 对此，拉伦茨教授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尽管我们通常说权利是一项法律关系的特定标志，但是对权利的拥有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穷尽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它还包由权利而生的其他很多法律联系。”56我国台湾学者曾世雄教授也认为，传统论说常在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关系之间划等号，认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其实，法律关系包容之范围较权利义务关系为广，权利义务关系只是法律关系之一部但为最重要之内容。57 在这样一些观点的引导下，笔者努力形成了此文，并提出法律关系的内容由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两部分构成。其中，积极要素包括权利、权能、权限和取得的期待等，而消极要素包括义务、屈从、职责和负担等。笔者深知与传统理论相比，文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权能和负担是否应列入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中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和讨论。这里笔者想通过此文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进行反思。不能将法律关系的构成简单化地理解为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法律关系还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因为，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社会生活关系永远是丰富多彩，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其内容构成上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否则，我们的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实将捉襟见肘，无以应对。58 美国著名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Hohfeld）教授就认为，将所有的法律关系都仅仅约化为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阻碍我们进行清晰的法律思维和有效地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的障碍之一。用权利和义务两个概念来分析比较复杂的法律现象，如信托、选择权、期待权、保留合同、法人等，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它造成的法律术语的匮乏和混乱等严重后果，仍须法学家们认真对待并不断消除。霍菲尔德进一步将法律关系提炼为权利（right）??义务（duty）、特权（privilege）??无权利（no-right）、权力??责任（liability）、豁免（immunity）??无能力（disability）等四对概念，以这四对概念的不同组合来分析复杂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59 社会生活关系又是有机地、绵延不断地统一在一起，而法律关系只是通过对一部分现实生活的撷取60实现的，这就要求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应具有有机性。机械地简单化地思考只能使我们的理论和逻辑异化为我们的枷锁，限制法学对社会发展的指导和推动功能的发挥。我国民法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在一些基本理论方面已渐成共识的情况，我们既要重视对既有理论进行细化研究，更要重视对既有理论的例外现象进行充分研究，以不断完善、充实我国民法学的理论。此即所谓“法学向常规外细微处发展”之意。 本文观点未必准确，但希望它能为我们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提供新的思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权限”和“屈从”概念，如能妥贴地引入到法律关系内容构成要素中来，相信这将有助于使我们对法律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加具体。 将“权限”概念引入法律关系之中，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分析、认识一些特殊的法律地位。譬如，对于权性质的分析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且尚无定论的一个问题。抛开将与委托混为一谈从而否定权的观点不说，单单是承认权存在的观点中围绕权性质就有所谓权利说、权力说、能力说、资格说、地位说等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张。而对于这一干众多学说，人们却总能找到其不能圆满解释的地方。61而“权限”概念的引进就可以使我们跳出既有理论和逻辑的束缚，在更加广阔视野中的看待一些所谓的理论难题。 同样，不论是拉伦茨的“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概念，还是伯蒂歇尔（Botticher）的“屈从”（Unterwerfung）概念的提出，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值得深思的东西。特别是葡萄牙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将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并进一步指出与本义的权利相对的为法律义务，而与形成权相对的则称之为屈从，详细区分了屈从与义务的不同。这种思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和启发。即使我们不接受“屈从”概念，我们也要对现有的义务概念进行更加细化的区分研究62.果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民事法律论文:论代位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 摘要：我国《合同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代位权的制度。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到期债权，而对债权人的债权带来损害时，债权人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向次债务人代位行使债务人债权的保全制度。本文从代位权的性质、构成要件、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及实践等方面谈了笔者自己的一些观点。代位权是债权的一种效力，并非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强制执行的一种补救。代位权的构成要件应考虑债权的合法性，怠与行为的存在，损害结果的发生，代位权客体的范围等几个方面的因素。笔者根据代位权理论及其在民事法律中的实践，就代位诉讼中被告的确立，债务人应负责任的问题，债权范围的确定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保全债权、法律适用 依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应体现公平原则。在实践中，有时合同订立后，债务人的财产因客观、主观原因而减少或者应增加而未增加，使债权人的合法债权难以实现，从而出现不公平现象。法律上为避免上述情况出现，设置特别制度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债务人财产客观原因而减少，债权人可以通过不安抗辩权以及其它补救措施予以救济；对于债务人因主观原因减少，债权人则可通过合同履行的保全措施予以消除。代位权是债的保全措施的一种，是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一项新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是对债的担保制度和违约责任制度的补充，同时又优于其它制度，本人试从该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作如下论述。 一、代位权概述 考查外国立法，代位权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正式确立于法国。法国法系之民法（法国民法典1166条，西班牙民法典111条）及日本民法（其法典432条）都有代位权的规定。所谓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务人应当行使却不行使其对第三人（债务人）享有的权利而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债权，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 代位权的性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代位权是债权的一种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虽然说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没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然而法律赋予了债权人向次债务人请求债务人债权的权利，它所体现的仍然是债权的法律效力。我国学者赵旭东主编的《合同法学》认为：“代位权是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①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因为，代位权是债权法律效力的体现，是债权的一种效力，并非从属于债权的特别权利。 第二，代位权是强制执行的一种补救。代位权制度弥补了强制执行及一般担保的不足，对债权的不能获偿起了预防及补救作用。债权人享有的是代位权，而不享有代位权的客体，代位权行使的结果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代位权的目的是保全债权而非直接受偿，它体现的是债权人代位权的强制执行准备功能。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债权人以保全债务人财产，增大债权之担保资力为目的，惟强制执行准备之效用”。②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三，代位权是债权的从权利。代位权是依附于代位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它不能单独产生或存在。 二、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第一，债权人须对债务人享有合法的债权。这里的“合法”应包括债权人对债务人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均享有合法的到期债权，并不包括其它实体权利及诉权。该债权也不包括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如：继承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第二，债务人须迟延履行到期债务且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笔者认为，无须债务人的债权到期后持续一定的期间才视为迟延履行，因为这一期间极难确定，债权人很难掌握这种期间并就期间届满举证。而且期间的规定会增加代位权实现的风险，所以不规定债务人的债权到期后须达到一定的期间，才能行使代位权，只要到期即可。“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即不履行又不以诉讼方式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丁文军在《新合同纠纷案件判解研究》中说：“债务人仅以私力救济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仍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只有当债务人以诉讼或仲裁方式主张权利时，才能阻碍代位权的行使。”③就是说债务人只有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才不构成“怠于”，仅以私力救济方式主张权利，如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或向其人主张权利，甚至包括向民间调解委员会或行政机关请求处理，都属于“怠于”之列。 第三，“怠于行为”须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有保全债权的必要。它是指债务人自身无能力清偿债务且又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使其作为债的一般担保的财产减少，债权人之债权面临不能实现的危险即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才能行使代位权。同时，笔者认为，关于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如果将这种损害作为具体的条件，要求债权人就此举证证明自己的债权受到具体的实质性损害，与债权人更为不利，举证更加困难。根据举证责任分担以及难易程度司法解释仅规定只要债务人未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债务，债权人的债权未能实现，便可视为债权人的债权受到损害。司法解释对债务人不行使债权的主观原因不予考虑，采用了客观评价标准。只要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债务人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便属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代位权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该条规定使债权人得到了“优先受偿权”，使债权具有了排他效力。然而，根据债权平等原则，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结果效益归债务人享有，其行使代位权的费用从利益中得到补偿，债务人与第三人之债的关系因此消灭。即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所获财产应归于债务人，此财产仍为债务人之总债权的担保，债权人不得直接以此财产受偿。这种仅特定债权人得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法律关系，学说上称为债权的相对性。债权的相对性使得债权无排他的效力，数个债权，不论其发生先后，均以同等地位并存，这便是债权的平等原则。《合同法》规定的代位权制度打破了债权平等原则，赋予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以优先受偿的权利。这种规定与民法中“债权平等原则”这样的原则性规定相左，我认为是不妥的。 四、代位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实践 （一）代位诉讼中被告的确立。在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应当作为被告，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债务人处于何种地位，有的认为，债务人应当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直接到期债权，债权人对次债务人享有间接的到期债权。有的认为，债务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债务人仅对处理结果与之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只能处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地位。有的认为，债务人应当与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必然与次债务人有关，其诉讼地位与次债务人相同，作为被告。有的认为，债权人所主张的是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应列为原告。还有的认为，债务人在特定条件，有可能提供证据，协助法院查明案件事实，不主张任何实体权利，不必列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应作为证人。司法解释根据债务人在诉讼中的特殊性、复杂性，仅规定“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将确定债务人诉讼地位的权利赋予法院。笔者认为，债务人在代位诉讼中的地位可以因案而异，有时可不作为诉讼参加人。因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是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理论上无需债务人的辅助。次债务人应诉也无须征求债务人的意见。代位诉讼没有债务人也可以发生、进行和完成。所以，债务人并非当然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我想这也是《合同法》、《合同法解释（一）》规定“可以”的缘故。 1、债权人可以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诉讼；债权人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作为第三人。 2、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债务人在代位诉讼中又起诉债务人的债务人在其诉讼中为原告。《合同法解释（一）》第22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的起诉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这也说明债务人在代位诉讼没有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人民法院可合并处理，债务人应为原告。 3、根据债权人代位权的性质，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是不妥的。因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内容是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不能成为自身债权的被告，这与代位权的性质相矛盾。 （二）债权人代位权成立后，债务人应负责任的问题。依《合同法解释》第十九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由债务人负担，从实现的债权中优先支付”。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对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的动机有个认识。怠于行使权利，是说应行使并能行使而不行使，且“不行使权利”表现为债务人能够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权利，但一直未向其主张权利。它主观上表现为故意或放纵。少数债务人是故意让自己的债权灭失，抱着一种宁肯让与第三人也不让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心态，而部分债务人则是抱着懒洋洋无所为所谓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债务人是碍于次债务人业务或其他关系，而不愿或没能采取诉讼或仲裁行为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这就势必导致债权人无法从债务人那里实现债权，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利益。尽管目前《合同法》规定了代位权制度，但是，要债权人能清楚地了解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债权”的行为也并非易事。债务人的债权对于债权人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谜，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更不用说认定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债权的行为”。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是没有权利来查阅债务人的客户档案的。如果说，债权人在费尽周折取得代位胜诉后，债务人仅仅是被动履行了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无非在代位诉讼中败诉之后，间接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会对正常的市场秩序产生很大的破坏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震慑债务人的怠于行为，应对其怠于行为进行惩罚，而不仅仅是让其支付代位诉讼费。在债务人代位诉讼败诉后，不必考虑其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无所谓、还是碍于与次债务人的面子关系，而怠于行使其债权，因为债务人的动机在诉讼中是极难认定的，只要债务人有怠于行为的存在，就要进行处罚，这样才能促使其更积极地行使自己的到期债权，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三）代位权是对债的相对性原则的突破。一般来说，依债权相对性原则，债权人不能向次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不能限制债务人的处分权。债权人更不能起诉与自己无债权债务关系的第三人。然而，这样理解相对性原则过于绝对，不利于充分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债务人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进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在法律制度上给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及保障交易安全留下隐患，而法律设立代位权的目的就是更好的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法律突破了债权相对性原则，确立了债的保全制度，即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和债权人的撤消权制度。当债务人的行为危及债权时，债权人可以代替债务人通过法院行使债务人的权利。 （四）《合同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该规定明确表示次债务人可向债权人直接清偿。而依照传统的债权人代位权理论，行使代位权取得的财产应先归入债务人的责任财产，而后依照债的清偿规则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其理论依据是：债权人代位权的目的是保全债权而非直接受偿，债权人不能享有代位权的客体。可以说，该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但在实践中却有明显缺陷。即该规则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激励不足，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努力结果，其他债权人可无条件分享，在客观上挫伤了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积极性。事实上，反对适用该理论的主要理由不在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不享有优先受偿权，而是担心债务人对债权任意处分，以及对债权平行受偿的绝对化理解。因此，要保证该理论有效运作，首先，自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起，债务人对该债权的处分权便受到严格限制，不得行使任何不利债权的行为。其次，债权人地位平等不等于平均受偿，也不等于无条件的按比例清偿。在适用该理论时，应当考虑债权人行使债权的先后、债权人责任财产的合理变化、适用按比例清偿的法定条件，以及是否为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等等。总之，法律不强行规定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有法定优先爱偿权，但不排除经过债务人同意而获得的优先受偿。这样，才能更加符合法律设立代位权制度的初衷。 （五）债权范围的确定。首先，《合同法》第73条规定的“债权人”是指全体债权人，因为每个债权人的地位应是平等的。有人认为，该条第一款所述的债权人是指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该理解有助于激励和保护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积极性。其实这种说法，是出于保护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考虑。因为，该条中的债权人是指可能遭受损害并有权行使代位权的所有债权人，并非特指某个债权人。其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应以什么作为标准。依法律规定：债务人对第三人行使的债权应当是到期债权，而对债权人的债权并未明确规定为到期债权。一般说来，债务人是否履行债务需待债务到期方能判断，在此之前不能判断债权人利益是否受到伤害。因此，全体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范围。但是，债务人对债权人债权的损害也可能发生在债权到期之前。如果债权人的债权在到期之前已有充分证据证明该债权将无法履行也不能行使代位权，或不能将其债权纳入代位权的行使范围，那么人们就怀疑该制度的合理性。故而有学者认为，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债权人提前行使代位权的情形。这样，才能避免对个别债权人的债权造成损害。债权人代位权制度应充分体现该制度的保全价值，同时兼顾债务人的处分权。因此，行使代位权条件应从严掌握，代位权行使的范围则应适当扩大。因为，无论是对债务人还是对债务人的债务人，代位权的行使都不构成实体性的损害，但是对债权人的利益却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五、代位权在民事法律中的应用需进一步完善 （一）应尽快制订统一的《民法典》 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所以关于代位权的制度存在着许多不一致的观点，仅代位权的概念就有许多说法。其实现行的代位权制度突破了传统的规定。1、解决了债权人代位权行使动因不足的问题。传统的债具有相对性，代位权行使的结果效益直接归属于行使权利的债权人，大大调动了债权人行使此权利的积极性。2、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如果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还必须再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以实现自己的债权，这就人为地使诉讼程序变得愈加复杂，徒增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即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也不利于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将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直接归属于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可见代位权制度在民法中占据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具有许多优点，它与债的担保制度与违约责任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维护债权人债权的稳固的三角架。可是目前的代位权制度仅在《合同法》中有表述，在《民法通则》中没有提及。因此说，应尽快制定统一的《民法典》，提升代位权的地位，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二）抽象的法条具体化。《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程序性内容过于概括，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需要将民事诉讼法上的抽象规定具体化，或者直接规定民事诉讼法上欠缺的程序，以便司法实践的操作。就债权人代位权而言，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实体权利，在该权利实现的第一个环节，程序性内容显得特别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债权人代位权实现必须通过法院诉讼来进行。这就需要规定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债务人的债务人在诉讼中的地位。2、债权人行使代位权需具备法定的成立要件。这就要求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3、在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过程中，债务人的权利受一定的限制，其中包括了程序法上的权利限制。4、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以及其他债权人对因代位权行使而取得的财产如何受偿的程序等。这些程序上都直接影响债权人代位权制度目标的实现。 另外，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没有具体标准，只是原则性地规定“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并“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从理论上说，该“必要”是指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已经存在不能实现的危险，不采取保全措施可能会使该危险变成事实上的损害。在实践中，除了债务人履行迟延还同时具备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视为有行使代位权的必要：1、债务人的数个债权人其到期债权均未获清偿；2、债务人未能履行生效的判决书、调解书或裁决书；3、债务人向该债权人或全体债权人明确表示无力清偿部分或全部债权。这些具体的事项都应在法条中明确，便于实践中运用与操作。 总之，债权人的代位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是对债的相对性规则的突破，是债的对外效力的体现，也是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重要规则和制度。随着该制度的不断完善，债权人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保证。 民事法律论文:对民事法律行为本质的重新思考 [摘要] 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是理论上的一个失误，它导致了民法学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也违背了逻辑规则。应该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重新认识。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必备要素和成立要件，只能把合法性作为国家对当事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评价和法律控制的生效要件来对待。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强调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要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性要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民法通则 民事法律行为 合法性 意思表示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民法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内容，它是联结权利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这三大民法理论的纽带；是客观权利义务向主观权利义务跨越的桥梁；是法制度向法现实转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而对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进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说每一项民法基本精神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无一不依赖于民事法律行为作用的发挥。所以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拟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根本特征人手，来探讨民事法律行为的确切含义。 一、现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立法的误区 考察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历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原称为法律行为，起源于德国法学家贺古(又译胡果)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书中。法律行为在德语中是Rechtsgeschäft，由"Recht"和"Geschäft"组合而成，其中"Geschäft"是“行为”的意思，“Recht”指“法”、“法律”，同时兼有“公平”、“合法”之意，只是日本学者借用汉字中的“法律”和“行为”二词，将“Rechtsgeschäft”译为了”法律行为”。[1]因此，法律行为原有意义含有合法性。既为合法表意行为，这在逻辑上显然存在着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的争论，学说理论莫衷一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为专指合法行为，一方面特创“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从而结束了争论。《民法通则》的这些规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理论上的矛盾，但从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乱，使民法学理论处于潜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论上，引起理论的冲突和认识的混乱，导致民法学理论整体上的不协调。 首先，我国《民法通则》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这一规定与具体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理论产生了冲突。例如：合同是一种双方民事法律行为，而无效合同也是合同，也应是民事法律行为，但无效合同却是不合法的法律行为。同样在婚姻关系中存在“无效婚姻”，在继承关系中存在“无效遗嘱”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本来法律行为是从合同、遗嘱、婚姻等行为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理应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质，从逻辑学上讲，其外延应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仅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违反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其次，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与法理学关于法律行为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法理学认为法律行为是指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能够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2]，并不仅指合法行为。因而，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合法行为，在整个法学系统中也存在不协调、不一致的问题。再次，民事行为的独创，由于《民法通则》未作明文规定，使得人们在对其含义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属概念；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能够产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义的行为；甚至有人认为，民事行为是“统率民法上所有行为的总概念”[3]，从而造成对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内部结构认识上的混乱。 第二，在立法技术上，有悖于形式逻辑基本规则的要求。 首先，通过对《民法通则》具体法条的分析，可以知道民事行为包括有效的民事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其中有效的民事行为就是《民法通则》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种概念，而民事行为是一个属概念。然而从《民法通则》第四章“民事法律行为和”及其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这种立题，以及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下作出关于民事行为的规定来看，根据形式逻辑的概括规则，“民事法律行为”倒成了属概念，而“民事行为”反而变成了种概念。其次，从《民法通则》第四章具体条文的表述来看，有些条文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来要求一般民事行为，俨然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上位概念。例如，《民法通则》第56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才生效”。难道只有合法的民事行为才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才可以“附条件”吗? 以上两点实际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内心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引进了“民事行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为，以解决民事法律行为的“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弃民事法律行为的统率性，因为它具有很丰富的历史传统和对所有意思自治领域民事活动强大的示范力量。同时这也向我们的民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今后对于民事主体意思表示行为的一般模式研究，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民事行为的角度出发? 第三，在立法价值上，没有必要独创一个民事行为。 首先，分析《民法通则》中民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为只是一种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用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作为民事行为的一个分类概念来取代民事法律行为。正如人可以分为正常人和病人，却没有必要将正常人用一个莫名其妙的概念，来代替“正常人”概念，然而用取消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代价来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却也并非我们的本意。 其次，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是否以合法性为要件是存在争论的，有的学者早已指出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如：“法律行为，是权利主体所从事的，旨在规定、变更和废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4]法律行为，指能够发生法律效力的人们的意志行为，即根据当事人的个人意愿形成的一种有意识的活动……可以分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5]。由此可见，为了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学者们并未仅仅把眼光局限于“法律行为是合法表意行为”上来考虑独创一个新的概念，而开始考虑“合法性”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地位了。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将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有效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认为合法性只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6]。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将民事法律行为划分为成立和生效两个阶段，将合法性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中剔除，从而解决“合法却无效”的矛盾。实际上，《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民事行为，只不过是包括合法行为和不合法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成立状态的换种说法而已。至此可见，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特别地创立“民事行为”这一新概念。而应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进行重新改造，取消其合法性。 二、取消民事法律行为合法性要件的理论依据 第一，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 所谓特征乃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标志。然而考察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关系时，可以知道，事实行为是指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产生、变更或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意思，只是客观上由于法律的规定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事实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是指合法行为，“例如遗失物之拾得、标的物之交付等”，它们都属于民事合法行为，“均能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化，在当事人之间发生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效果”。合法性并不能将民事法律行为同与其相对应的事实行为区分开。相反，民事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是否存在意思表示，也即要看法律后果的产生是由当事人的主观意思表示，还是法律的客观规定。“可见，《民法通则》第54条为民事法律行为所下定义，未能正确揭示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及其内涵和外延。”[7] 第二，合法性并非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要件。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和国家的法律评价来落实，这是应当予以区别对待的两个不同阶段。民事法律行为首先是民事主体的行为，而不是国家的行为，是民事主体基于自主自愿而为的，以影响一定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的行为，应集中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至于该行为本身合法与否，行为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是国家对其进行的法律评价，不是当事人所能随便确定的。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也往往不可能对一切意思表示都有正确的法律观念，意思表示也不可能包括民事法律行为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合法性只是在确定已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时才有意义。所以，合法性是国家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外在评价。并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内在要求。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是病人而否认其为人一样，也不能因为一项民事法律行为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要求，而否认其为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意思表示才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本质特征。 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和必备要件，无意思表示不足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表示行为，集中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史尚宽先生曾经反复说过，“法律行为系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要件，无意思表示不得成立法律行为也”，“意思表示以外的事实虽亦得为法律行为之要件，然不得有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之法律行为。”[8]另一方面，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区别于其他民事法律事实的根本特征。无论是事件中的自然事件、社会事件，还是行为中的行政行为、司法行为、事实行为都不具有意思表示。 由此，我们可以围绕意见表示将民事法律行为界定为：民事主体旨在以设立、变更、持续、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表示行为。首先，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为人以民事主体的身份或资格实施的行为，并且必须按照民事活动的准则进行，以此区别于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此为民事法体行为构成的人的要素；其次，民事法律行为是有目的行为，无目的行为和精神病患者所为的行为不是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主体行为的目的旨在设立、变更、持续或终止一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目的要素；再次，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无意思表示则不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此区别于事实行为，此为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意思表示要素。 三、民事法律行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 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的。”[9]由此可见，概念是发展的，而且制约概念发展的因素有两个：—是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程度；另一是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程度。 前文中已说明，民事法律行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人们应商品经济发展规范化、简约化的要求，面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抽象和概括。所以，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所反映的对象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民事法律行为作为商品经济的产物，也必然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考察民事法律行为的原初意义知道其含有合法性，这是因为当时商品经济尚不发达．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尚不普遍，国家对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在现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是具有自觉性、自主性、自为性、自律性的主体，“经济和社会则要求民法给予民事主体以充分的自主权，因此，民事法律行为可以包括不合法的表示行为”[10]。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表示，这将有利于激发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阶段，在私法自治原则渐受肯认和尊崇的时代，强调意思表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另一方面，我们从概念随着人们对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认识的发展而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应该深化。作为科学研究，理应深入探究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民事法律行为中的“法律”是中性词语，只是表明具有法律性而已。所谓法律性主要指民事法律行为是受民法调整并由民法规定的行为，是能够发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是民事法律现象的组成部分。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性并不表明其必须是合法行为。过去人们认为民事法律行为含有合法性，是囿于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客观现实，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反映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本质特征的认识自应有所深化。 对于概念的这一发展过程，有学者指出：“概念是从凝固、僵化客观事物的运动，到突破凝固、僵化，在自身的往返流动，这就是概念运动的基本特点，……概念所以是运动的，因为它们是流转的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也就是认识运动的辩证性质，人类就是在概念的辩证过程中无限接近客观事物本身，在概念和它所反映的现象之间的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过程中认识和改造世界。”[11]对于民事法律行为不以合法性为要件这一发展，也是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认识发展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民事法律论文:论“民事法律行为”命名的谬误 近来，因民法典编纂引起的学术争议纷纷而起，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一部法典编纂，如同一面镜子，它既能反映出我们的法学成果和学术水平，也能暴露出我们法学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所谓“民事法律行为”，正是长期以来一直使许多学者尤其是民法学者感到困扰的一个难题。此次《民法草案》第四章又对其专门作出规定，这就使得澄清这个问题更为迫切。因为第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本身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第二，由于法律翻译的文化间隙，造成了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将“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混淆；第三，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谈论的“法律行为”实质上应是“法律交易”。因此，如果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对相应内容予以专门规定的话，那么它应该是“法律交易”，而不是“法律行为”，至少不能是“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命题的逻辑错误与认识问题 从民法典编纂角度来讲，“民事法律行为”的命题本身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一个专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典编纂中，任何一个具体概念都不必要，也不应该重复大前提或最上位概念，换言之，民法或民法典这个上位概念已经包容了其下位概念的外延，而其下位概念则不应该具有包容其上位概念外延的表达成分。例如，我们不能在民法典中作出诸如“民事物权”、“民事债权”、“民事继承权”或“民事婚姻权”这样的规定，因为它违背了上述思维逻辑。当我们谈到继承权，谈到债权和物权时，所指向的范畴必然是民事法律关系，无需再用“民事”加以限定。同样的道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达所指向的思考对象，其实也是一个必然属于民法范畴的问题。所以，用“民事”加以限定，理论上没有必要，逻辑上也不成立。 “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问题是我国民法学界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问题之一。自清末民初法律改制到民国时期民法典的编纂完成乃至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有关立法和法律理论始终采用的表述是“法律行为”，台湾、澳门至今仍然如此。但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我们讨论制定民法通则的过程中，随着对“法律行为”制度和理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法律行为”命题下的理论和逻辑存在着问题。最为关键的是，人们发现“法律行为”概念并非民法独有的一个范畴。为了与其他领域的“法律行为”相区分，有学者建议在民法领域的“法律行为”前加一个“民事”予以限定，以避免与民法领域以外的“法律行为”理论相混淆。正是在此背景下，198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稿）中首先采用了“民事法律行为”这一表述，而且对此作了专章规定。两年后通过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正式采用了这个表述，从而使“民事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正式进入民事立法。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避免混淆或误解的做法恰恰是因认识错误而起。这种有意以“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加以区分的做法，主要由于我们对现今“民事法律行为”（或“民事行为”）特定的客观指向或实质特征从一开始就没有准确认识和把握。如前所述，在民事法律领域内，谈“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错误。何况，特定种类的法律活动或法律事实不可能因为加上“民事”一词的限定就会发生性质的改变。事实上，这里涉及如何区分“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对于这两个在德国民法理论上原本存在的概念的区分，我国民法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到讨论的层面。 二、“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之区分 在德国民法中，同时存在一对概念，即“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和“法律行为”（Rechtshandlung）。两者相对存在，而且显然都是在各种具体的法律现象或法律事实基础上逐渐抽象而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归纳的产物，而不是演绎的产物。所谓法律交易，是说以一定意思表示指向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简单地说，是意欲获得一定法律后果的行为。而法律行为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必然产生一定法律后果，无论交易行为人是否有获此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由此可见，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行为是否具有法律后果的意思指向。有意思指向者是法律交易，无此意思指向者则为法律行为。法律交易是作为本身要获得的特定法律后果的行为出现；与此相对，法律行为则是作为法律规定其后果的行为出现，而不论行为人本身是否想要获得这种后果。如除了准交易行为和事实行为以及某些程序行为外，还有住所的设定和取消、无因管理、占有取得行为、加工行为等，都可纳入法律行为范畴。 德国法学界对法律交易的认识虽有不同观点，但基本上是明确和一致的。《德国民法典》没有对法律交易给出定义，但《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所采用的温德沙伊德的观点是德国民法关于法律交易理论的起点，即：“法律交易是一种私人意思表示，目的在于导致一种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因其为表示人意之所愿而依照法律秩序发生。”现今德国法学对于法律交易的理解基本就是这个思路的展开，即法律交易是“一个人或多个人从事一项交易或若干项具有内在联系的交易，其目的是为了引起某种私法上的后果，亦即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同法律交易一样，法律行为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根据《德国民法典第一草案提案说明》的阐释：“法律行为是法律交易外的一个特殊范畴。与作为具有意欲达到的法律后果而出现的法律交易相对。因为事实上就存在着这样一些行为，其法律后果产生于法律秩序的要求，而不论行为人是否愿意获得。”但当时的立法者们认为，这样的表述难以说是一个严谨的概念，故《德国民法典》最后不仅干脆放弃了对法律行为作一般的定义，而且根本没有采用法律行为这个表述，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这个概念。至于有关问题，则灵活地留给了法学家们或法官们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解决。从德国法学理论发展的现实看，法律行为迄今为止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开放的、有探索余地的学理问题。 在此还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法律行为还有一个广义和狭义的分别问题。前面所说的是狭义上的法律行为。广义上讲，在整个法律秩序范畴内，所有合法的，与法律后果相连接的行为都是法律行为。所以，除了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以外，还可能有公法上，如行政法上和司法上的法律行为，像判决、形成判决、强制执行、逮捕、成年宣告、监护设定等；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劳动法合同等。但是上述这些法律行为均非民法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更非法律交易；法律理论或法哲学意义上的广义法律行为，现今欧盟法律制度中的法律行为，也都不是民法范畴所要谈论的法律行为。此外，违法行为，其中主要是侵权行为?不法行为?、违约行为等也都不是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关系范围内的给付障碍或积极违约行为。所有上述法律行为，都是广义上的法律行为。 由此可见，德国民法上有关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的理论十分严密。广义上讲，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狭义上讲，它们是不同范畴的概念。通常情况下，民法范围内所谈的大多是法律交易，法律行为只是法律交易以外的部分内容。进一步来说，在谈到“法律交易”时，必定是在谈民法范畴的问题；在谈论“法律行为”时，一般是谈法律交易以外的民事法律活动或事实。在德国民法理论中，对于法律行为的定性和涵盖范围虽然有争议，但并不构成十分严重的问题。现在一般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是将法律交易以外的民事法律活动或事实，如准法律交易行为和事实行为概括为“法律行为”；另一种方法是，有意识地回避采用法律行为概念，只是具体地谈准法律交易和事实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法律交易与法律行为的区别是存在的。从现今德国民法著述或教科书来看，所谈论的主要范畴是法律交易，不是法律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上的概念，在《德国民法典》中自始至终没有采用法律行为的表述，而只是采用了法律交易的概念。因此可以说，在德国民法中，法律行为只是一个学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规范概念。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学界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们只认识到一个法律行为概念，但在这个概念之下所谈论的又是法律交易的内容。于是乎，将法律行为这个德国民法的学理概念作为规范概念在我们的民法中予以规定就不可避免了，而本来在《德国民法典》中存在的实体规范概念，即法律交易反而被摒弃了。由此可见，我们对法律交易和法律行为认识和阐释的混乱和错误是十分明显的。我国民法学界在法律行为理论上产生诸多混乱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此。 对于“民事法律行为”存在的问题，有的学者已经敏锐地察觉。尽管这些人所阐释的观点仍然没有摆脱我国法学界法律行为原始混乱的迷惑和影响，没有走出“民事行为”这样一个陷阱和怪圈，更没有发现这一困惑的真正原因所在，但至少指出了“民事行为”不是什么理论上的突破，而是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使用的一种规避手段或权宜之计。 三、法律翻译的文化间隙造成的误导和错觉 我国民法学界甚至整个法学界对于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认识的混乱，之所以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没有解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概念的错乱当中。具体说，我们当初在引入“法律交易”这个概念时就已经将它与“法律行为”混淆起来。其后，在学习借鉴西方法律的过程中，多少又受到法律翻译偏差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这种混乱的发生。具体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日本法律翻译对我国学者的误导。应该指出，上个世纪初中国法律按照西方法律模式改制并制定民法时，并未对所接受的各种法律概念和制度进行过透彻充分的研究。当时的法律改制显然具有“一揽子”接受的情形，有些先拿来再慢慢消化的心理。所谓“法律行为”也是其中之一。“法律行为”这个术语实际上是我国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过程中从日本民法中借用的，而日本民法中的“法律行为”，又是日本法学者在明治年间法律改制过程中接受德国民法的“法律交易”概念和制度时的日文表达。从史料上看，最早将德国的“Rechtsgesch?ft”译成“法律行为”的日本学者是梅谦次郎。他在明治年间参与民事立法并主持起草《日本民法典》时，最先在日本民法中引入了德国民法概念“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不过却将其译作“法律行为”。对此问题，日本学界也曾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可惜并没有能够引起广泛的重视和讨论。日本学者将德文的“Rechtsgesch?ft”译作“法律行为”，实际上产生了这样的问题：首先，如果是在整个法律领域，它是将一个大概念用作了本位概念，即将法律行为用作了法律交易；其次，在民法领域，它是将一个相对概念混淆了本位概念。也就是说，在原生法律理论中的实际上三个概念，狭义上讲至少两个概念，现在被我们用作一个概念统一予以阐释。更为糟糕的是，许多学者没有看到其中问题所在，故不少民法学者用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理论来解释法律交易，有些法理学者用民法上法律交易的理论来阐释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如此一来，自然乱上加乱。 其次，西方法律翻译所造成的错觉。除了上述历史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原因。由于法律交易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法概念，所以西文的转译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而且多离不开“行为”。例如，对于德文“法律交易”（Rechtsgesch?ft），英译有几种不同的译法：“juristic act”、“legal transaction”、“juristic action”和“legal act”?等等。上述所有英文译法，实际上都与德文表达的原意有一定程度的差别，特别是“legal act”的译法与原文本旨相去甚远，实际上可以对应于德国法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概念。但是，这种客观情况对许多不了解德文的中国学者自然产生了误导，从而对错误理解和演绎法律交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国清末民初法学家王宠惠在其《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中将“Rechtsgesch?ft”译作“juristic act”，显然要比“legal act”这样的译法接近原文本旨。其实，在英美法学者中间，对于德国民法上的“法律交易”的理解也未必都完全清楚。不过有些英美学者却意识到了法律行为和法律交易的不同，因而主张用“legal act”表示一般意义法律行为概念，而以“juristic act”表示德国法上的法律交易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将“Rechtsgesch?ft”译作英文的“legal transaction”，应该是最为贴近德文本旨的译法，这可能与其原本是德语法学家有关系。我国比较法学者沈宗灵在翻译凯尔森氏著作《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时将其译作“私法行为”，虽然这个译法可以探讨，但它至少已与“法律行为”区别开来。可惜这个细节并没有为民法学界注意和重视，因而除了沈宗灵的翻译外，所有能够传世的对“Rechtsgesch?ft”的其他译法，统统都成了“法律行为”。于是乎，由于法律翻译所产生的文化间隙，使得一般意义上的法律行为和民法上特有的法律交易的差别被模糊了，原来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理论制度在我们这里发生了混乱。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我国法学界关于法律交易理论从基本认识到概念体系，从概念体系到整个理论存在的问题。对此，法学界并非毫无察觉，但却没有展开深入讨论且予以澄清。已经公之于众的《民法草案》中仍然以“民事法律行为”为题作出了专门规定，表明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进入了立法讨论层面。因此，探讨并说明这个问题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紧迫工作。 民事法律论文:论私法自治与民事法律行为 [内容摘要] 私法自治是私法的最高原则。私法得以自治的基础在于其具有内在的民事法律行为调整机制。正是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在调整机制，保障了私法得以自治。未来民法典应以私法自治为基础建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关键词]私法自治　民事法律行为　基础　工具　构建 德国著名法学家梅迪库斯设想了这样一种社会制度：每个人的所得都由国家分配。粮食、房屋、衣服等都是依行政行为取得的。受领人在死后没有消耗的东西应该退还国家，因此也不存在遗产。国家禁止公民用衣服换取面包。这样一种社会在现代国家中没有成为现实，现实中有的只是奥维尔笔下的动物庄园、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等这种乌托邦的拙劣模仿，以及这种模仿带来的惨剧。 民法的基本原理是私法自治，而民事法律行为正是实现全面私法自治的手段。按照这一原理的要求，民事权利和义务的发生必须通过当事人的合意。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只是例外情况，如因为侵权行为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等。拉丁法谚甚至说，“契约胜法律”，即指契约的效力优先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法谚体现的就是民事法律行为的自治精神。 一、私法自治的基本理论考察 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可分为公法上的关系和私法上的关系两种。一般而言，以权力服从为基础的法律为公法（Public law），其中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和诉讼法等；以自由平等关系为基础的法律为私法（Private law），其中包括民法、商法等。作为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私法，自治是其基本特征。 （一）对私法自治的内涵和历史背景的考察 大陆法系源于古罗马的罗马法和万民法。因此，私法的很多原则、理念以至制度都能从罗马法中找到其产生、形成的渊源。私法自治原则也不例外，罗马法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私法自治理论，但是其孕育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内在精神。罗马由于地理位置及版图的扩大，成为当时的国际贸易中心，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基于市场经济规律性的要求，导致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和私法的发达。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法学家的解释一直是罗马法的渊源之一，即使在古罗马的君主制时期，皇帝也赋予一些权威的法学家以解释权。国家的公权力极少直接的干预私法的运行。法学家可以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对法律进行解释，进而创造新法。这就为私法自治创造了发展的空间。但私法自治并未被抽象为私法原则。 实际意义上的私法自治，应该说是产生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学说”（Theory of autonomy of the parties），正式提出这一学说的是16世纪的法国法学家查理？杜摩林。[[8]]由于16世纪的法国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法律并未实现统一，习惯法在各个封建领地内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导致了各地不同的习惯法在适用时的冲突，查理？ 杜摩林在此前提下提出应由交易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法律来调整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后人将此称作“意思自治”学说，即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应该是适用法律的依据。 作为近代第一部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典》，是一部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法集合，其中贯穿了意思自治原则。至此，意思自治成为了私法的基本原则，进化成为私法自治，支撑着整个私法体系。对于私法自治的内涵，归纳起来，法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解：1、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出发，强调私法于公法的区分性：“在私域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 2、从民法本身的角度出发，认为私法自治是指当事人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务。3、从私权神圣的角度出发，私法自治具有双重性含义：其不仅意味着当事人有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当事人有不为自已创设权利义务的自由。4、私法自治与契约自由同一说：认为私法自治就是契约自由，即合同当事人意思自由，包括缔约自由、履约自由、内容自由、形式自由和违约救济自由。另外，私法自治还是一个法哲学命题，其本身包含着很深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内涵。 （二）比较法中的私法自治 随着近代大陆法系私法法典化的进程，私法自治成为了各国民法典的基本指导原则，下面主要从几个范式民法典来阐述私法自治在立法中的体现。 1、《法国民法典》 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私法自治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在私法中的体现，最早作为一项基本的原则出现在《法国民法典》中。法国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对于缔约当事人双方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一条款，将当事人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即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以强制力，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这种思想，通过无数渠道贯穿于国民议会的整个立法以及以《拿破仑法典》为其结果的工作的全部过程。序言性报告指出，法律不能替代生活事务中的自然理性，而起草民法典各章各项规定的委员会则强调其任务不是制定法律，而是重新表述自明的原则。总之，《拿破仑法典》的起草者坚称，他们继承了罗马法的契约自由和财产自由原则。 2、《德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是在潘德克顿体系下建构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在抽象人格的基础上建立的权利体系，以意思的支配为基础。所以，整个私法体系是在依照意思表示的不同而加以区分不同的权利。萨维尼和温德塞这两位法学家在权利的概念上首先提出了意思力（Willensmacht）或意思支配（Willens-herrschaft）说，认为权利为个人意思自由活动或个人意思所能支配的范围。 “这一理论以意思自治为基础，通过人类理性达到法的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从而一直成为《德国民法典》中私法自治的理论基础。虽然有明确的理论基础，但德国民法本身并未像《法国民法典》那样明文规定私法自治原则，而仅于债编中的第305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依民事法律行为创立债之关系，及债之关系内容之变更，以当事人间有契约为必要。”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关于任何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基本权利的规定，保障人之一般行为的自由。就此而言，经济交易之自由及契约自由除已经特别的基本权利之规定保护者外，已属于行为自由范畴。由于契约自由乃私法自治原则之具体实践，故德国实务及学者一致认为，私法自治乃民法最基本之原则。因为，就像19世纪制定的其他法典一样，自由主义在其中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部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一个“理性人”可以并且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法律应承认其具有享有自由的权利，在民法中就是“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享有这种能力的民事主体可以自主地通过契约来决定自己应承担的义务。 由上可知，在范式民法典中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私法自治原则，但是其精神无不体现在民法典的各个章节，同时，在许多具体条文的但书中明确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排除法律的规定。这无疑是肯定当事人有权通过意思表示一致来自主创设其相互之间的私法关系。 二、私法自治的内容及其自治基础 （一）私法自治的内容 私法是调整私人关系的法律规范，自治是其根本特征。私法自治的应有之义在于：在私域的范围内，只要不违反法律，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而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私法自治的内涵包括私权神圣、身份平等、民事法律行为自由及过错责任等内容。所谓私权神圣，即民事权利受到法律的充分保障，非依法定的程序，任何人或任何机关不能予以限制或剥夺。私权神圣的核心是人格权神圣与财产权神圣，人格权是人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享有财产权的基本前提。在现代社会里财产权日渐重要，“无财产即无人格”。财产权也是人格权行使的有力保障。 身份平等，也即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这种平等只是机会的平等也即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身份平等作为理性要求，却是自罗马法到近代市民法一脉相承的理念和不灭的向往。”在古罗马，奴隶和市民是不平等的；在封建社会，封建市民和农奴是不可能平等的。只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身份”逐渐被“契约”所取代，这种平等才成为可能。民事法律行为自由，这是私法自治的核心。民事法律行为自由表现为遗嘱自由、契约自由及设立团体的自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含义很广泛，包括缔约人有选择相对人的自由，缔约人有权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缔约人有选择契约形式的自由，缔约人有规定违约责任的自由以及有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自由。“只有在自己有意识的活动过程中，那种选择行为才能被称为自由”。正是私法赋予主体广泛的选择自由，这就极大地激发了私法主体蕴藏的能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当然契约自由不是绝对的无条件自由，它的内容受法律的制约，同时也不能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契约应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契约的权利、义务、责任分配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等原则。过错责任即行为人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反之，则不承担责任。行为人对其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是私法自治的当然要求。私权神圣、私权平等、民事法律行为自治及过错责任构成了私法自治的本质。私法自治的各方面内容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私法的基础。 （二）私法的自治基础 私法之所以能够得以自治，具有其深厚的自治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私法是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是私法主体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价值追求，它排除了性别、财产、籍贯等的差别和身份等的限制，它强调私人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平等，排斥一方利用其不平等的地位对另一方的强制。私法主体在私法关系中实行充分的意思自由，所以私法能够自治。而公法实行管理、命令、服从的调整方式，其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被管理者的意志不能自由，其行为不能自主，公法也就当然不可能自治。 其次，私人生活的复杂性和私人性。一方面，私人生活内容极其丰富，范围极其广泛，种类极其繁多。面对纷繁复杂的私人生活，民法不能、也不应事无巨细地加以调整，而只需从私人生活的规律中抽象、归纳出一般规则和一般制度来对此加以调整。况且，立法者不可能精确设计出私人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规则。民法制度的设计，“并不是建立某种特定的秩序，而只是创造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有序的安排得以自生自发的型构起来并不断地重构。”私法的精髓在于“自治”，“法律的主要功能不是指导干预人民的行为，而是赋予人民完成的行为具有某种法的效力。”作为调整私人生活的私法更是如此。另一方面，私法关系更主要地涉及私人生活领域。在私法关系中，每个人都有不愿为外人所知道的信息或领域，如个人的隐私、商业秘密等。“私法关系有如此隐私性，本质上即排斥外人介入安排，因而最加之方法，莫如关系之个人依其意愿自作安排。”由此使得私法的自治性显得更为必要。 再次，私法从本质上说具有其内在的法律调整机制，这正是私法得以自治的基础。私法从古罗马法发展至今，其生命历经众多演变，丝毫不减原来之本色。这是因为：其一，私法具有内在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调整机制，从而能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具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如意思表示成立、生效规则等有效地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充分维护私法主体的利益。其二，私法具有内在的价值评价体系，保障了私法主体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公平、平等。私法促使私法主体应时刻遵守诚实信用原则、意思自由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等，且将这些原则确立为强行性规定，当事人违之则不能得到法律保护。其三，私法具有独有的制度体系，如民事权利能力制度、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交易安全制度等，由此构成的制度体系支撑着私法自治的大厦，为私法主体自治提供了坚实的框架，有效地维护着私法主体的自治。其四，私法具有独有的责任体系，确保私法主体能够在私法关系中有效地实行自治，保护私法主体通过自治而取得的权利和利益。可见，私法具有两种调整机制：一是私法本身的内在调整机制即民事法律行为调整机制；二是保障私法自治得以顺利实行的外在调整机制即私法本身的调整机制。其中私法的内在治理机制，保障了私法能够强有力地抵御着公权力不正当进入和干预，从而确保私法能够得以充分自治。 最后，从根本上来说，自治是反映市场经济的私法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是一种自由竞争的经济。自由竞争意味着市场主体是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同时也为权利主体，它们都是自己利益的判断者、追求者，在价值规律的指引下，自由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利益。市场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在法律上运行，对这种自由竞争秩序的反映当为私法。私法是市场经济生活的法律表现，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因为私法“以主体地位平等，机会平等为其确立的前提；以竭力保障权利，救济权利的权利本位观为其基础；以契约自由为其核心内容；以维持有效竞争为其主要功能。”以自治为特征的私法当为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私法自治是市场自由竞争的反映，正是自治为特征的私法抓住了市场的自由竞争这种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推动力，并使之法律化，从而也从根本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私法自治的核心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由其根据自己的判断而行为。它尊重人的自主权利，视人作为自我的主宰。“人性的首要法则，是要维护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私法自治尊重人、关心人、视人为终极关怀，这极大地唤发了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必将给社会创造极大的财富。人们正是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即社会的发展。一个无视人发展的社会，必定是一个萎缩、停滞不前的社会。私法自治赋予人们自主地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通过利益的追求从而促进了社会利益乃至社会的进步 三、民事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的工具 （一）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界定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来源于德国注释法学派，许多学者认为，最早使用“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是德国学者丹尼埃？奈特尔布兰德 （Danielnettelblandt，1719—1791）。1807年，Pandekten体系的创始人海泽（Heis？ se）出版了《民法导论——Pandekten教材》一书，该书第六章以“行为”为题，并在第二节专门讨论了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1794年的普鲁士邦法接受了注释法学派的研究成果，最早采纳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第一次系统、完善地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以后，许多继受德国民法的国家，也纷纷在自己的民法典中采纳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以及相应的规则。 在德国学者中，对民事法律行为概念的表述通常是从两个方面考察的：一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内涵即意思表示的角度来概括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萨维尼曾经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中对民事法律行为作出过一个经典的定义，他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指“行为人创设其意欲的法律关系而从事的意思表示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是对总则之下民法各编规定中行为的抽象。大多数德国学者都接受了这种观点。二是从民事法律行为的功能角度来界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例如温德夏特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是旨在法律效力的创设的私的意思宣告”。弗卢梅认为，民事法律行为旨在通过个人自治即通过实现私法自治的原则以设定一个调整内容的方式成立、变更或解除一个法律关系。 在我国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意思表示要素说。佟柔教授指出：“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民事法律行为，系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权利义务为目的，以意思表示为要素，旨在产生民事法律效果的行为。”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依其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引起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行为。二是合法行为说。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通则在构造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时，分别提出了“民事行为”与“民事民事法律行为”两个基本概念。前者，不必具合法性特征，属“中性”上位概念，后者，必具合法性特征，其必备合法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必然有效的，故不存在无效或可变更可撤销的问题。所以，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三是私法效果说。梁慧星教授指出，所谓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指以发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为要素之一种法律事实。这一概念也强调民事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但也突出其私法效果。 （二）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 私法是是调整私人利益的规范，由于调整利益私人性，私法允许私法主体充分自治。每一个都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和追求者，私法规范也是处于这种要求而设计的。每个私法主体均是社会的组成分子，一般来说，每个私法主体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了，社会财富也才能得到最大化，社会也才能进步。但是，并不是所有私法主体的利益都是平行的，个人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常常是冲突的。何况私法主体对自己利益判断的偏差的情况常有发生，私法主体的个人利益的短视性与社会利益的追求的长期性也是矛盾的，这就加剧了这种冲突的存在。私法调整利益的私人性要求私法主体充分自治，一般来说国家公权利不能直接进入私人领域进行干涉，不能对私法主体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进行指手划脚，而只能提供一般规则来对其加以调整和引导予以规范。而民事法律行为恰恰承担起了这个功能。 首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设立解释了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民事法律行为解释了为什么能够产生、变更和终止法律关系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愿。对某些行为，法律允许当事人通过其以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为目的的意思表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只要当事人的意思符合法定的条件，就可以实现当事人的目的，依法发生当事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对于另一部分行为，法律则根本不考虑当事人的目的，只要该行为发生，即发生法律所规定的法律后果。前者即传统民法所言的民事法律行为，后者则是传统民法所言的事实行为。 其次，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意思自治原则提供了基本的空间，符合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民法规范以任意性规范为主要类型。任意性规范，是可以由当事人通过约定而加以排除的规范。任意性规范的功能在于当事人可以以其约定优先于法律规范而适用。如此可以极大地发挥当事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民事法律行为在本质上就是允许当事人通过其意思表示决定其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由其意思表示变更、消灭其相互关系。这正是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在法律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在民法典的总则编确认私法自治原则，必须通过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加以落实。私法自治原则是民事主体根据其意志自主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是对通过表达意思产生或消灭法律后果这种可能性的法律承认。私法自治原则具体体现为结社自由、所有权神圣、合同自由、婚姻自由、家庭自治、遗嘱自由以及过错责任等民法的基本理念。私法自治原则强调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的自由意思，从而给民事主体提供了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民事主体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了民法精神或私法精神，承认个人有独立的人格，承认个人为法的主体，承认个人生活中有一部分是不可干预的，即使国家在未经个人许可时也不得干预个人生活的这一部分。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要求以及法律传统、社会生活实践等的影响，各国法律在绝对权的保护上，通常都是采用法定主义的模式予以调整。而引起绝对权的变动的法律事实中，事件和事实行为的法律效果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关于绝对权的类型和变动的原因及变动的效果一般没有当事人实现意思自治的空间。但是，即便如此，在绝对权的设定以及变动过程中，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依然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第三，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建立有限的、服务型政府奠定了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当是有限的服务型政府，政府的行为应当局限于法律的授权范围内，凡是涉及社会成员私人生活的领域，只要不涉及公共利益、公共道德和他人的利益，都应当交给任意法来处理，即允许社会中私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应当由私人依法依据其自己的意思加以创设、变更或消灭。这就需要明确强行法的控制范围和任意法的调整范围，对于本属于私人之间的事务应当更多的交给其自行处理。既然意思自治主要体现在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因此，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有必要在总则中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充分体现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意思自治在整个民商法体系或者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从而合理界定国家干预与意思自治的界限，为实现建立有限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 四、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之构建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民法通则》第54 条“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的规定说明我国采用了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的立法观点。然而，这一观点有悖于私法自治理念。 正如前文所述，私法自治是个人自由在法律上的充分体现。它是指私人生活关系原则上应由个人依其意思自由予以规范，国家只需消极的加以确认而界以拘束力，不宜妄加干涉。私法自治的真谛在于“尊崇选择”，尊重当事人的权利行使自由。其基本出发点是自己参与和自己责任，即当事人自由地凭自己的意志去判断、选择、参与私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将私法自治理念贯彻到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中，就产生了民事法律行为自由主义原则。民事法律行为自由是指个人意思行为在原则上系属自由，个人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原则上应出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可见，建立在私法自治理念基础上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是要伸张人格平等，尊重个人自由，推崇意思自治。私法自治是民事民事法律行为的理论基石，民事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容不得丝毫的行为法定主义（法律对行为主体、内容、形式、客体及实施根据，都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并不得违反） . 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要求以法律来限制甚至取代行为人的意思自由，自然与私法自治理念背道而驰。在私法领域中，“法不禁止即自由”是保障当事人意志行为的最佳手段。民事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当事人可依意思表示创设权利和义务，只有在这种意思表示以一定方式披露之后，外界方能知晓。而法定主义并不能及于人的意志层面，它仅对当事人所表达出的意思效果加以确认，这种确认是消极的、被动的。法律并不对当事人设定任何权利和义务，而只是对当事人设立的权利义务加以评价。然而，民事法律行为本质合法说将民事法律行为强行纳入法定主义轨道。按照这种观点，要成立民事民事法律行为，在法律上不仅要有实施的根据，而且还要有有效的依据。这样，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效力便无法分割，只能人为地合二为一被界定为“有效成立”。这就抹杀了民事法律行为与生俱来的私法性格和品质，将公法上的法定主义外衣强加于民事民事法律行为这一私法制度之上，使民事法律行为一身兼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性质，置民事法律行为于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因此，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该还民事法律行为以本来面目，脱掉其合法性内衣，规定之以意思表示为其唯一本质，使其真正贯彻私法自治理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大事，是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键，也是中国法律学人为之奋斗了一个世纪的梦想。中国民法典能否不负众望地担当起历史的使命，能否比肩十九世纪法国民法典和二十世纪德国民法典，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法典，我们拭目以待。上文已经论证了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石，所以，我认为妥善处理私法自治原则在法典中的作用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把私法自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使之不断发展，并有所突破。 民事法律论文:论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 [内容摘要]　商誉是一种无形财产，商誉权属于知识产权法律范畴。我国当前法律对商誉权的规定几乎是一片空白，零星的规定既单溥又缺乏可操作性，学界对商誉权又存在诸多模糊认识。作者认为应在基本法民法中的知识产权章节确定商誉权的内容，同时应制定一部单行的《商誉法》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应树立超前意识，加大对商誉权的保护力度，在适用法律时，可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的同时，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公平与诚实信用原则和侵权民事责任的一般规定。 [关 键 词] 商誉和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构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捏造并散布虚伪事实，损害他人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给他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是我国首次将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纳入刑法保护的视野，不失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的先进性，它为保护法人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遗憾的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关于法人的商誉权却鲜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法通则》关于保护法人名誉权等规定已不足于或完全不能涵盖商誉权的内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之规定亦显得异常的单薄，学界关于商誉权性质归属的激烈争论又显得多么的可笑。如此状况完全不适用中国加入WTO后面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严峻任务与使命，不利于中国经济与法律与国际接轨。而现实中法人商誉权频频遭不法侵害却苦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让我们不得不沉重地将目光投向如此一个命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 一、商誉的无形财产性及其信息化，完美性和创造性特征决定商誉权的知识产权法律属性。 商誉权是民事主体依法对其在工商业活动中所创造的商誉享有专有利益而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商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已为法学界认同，但该项权利它究竟属于知识产权还是其他却存在诸多争议。有人认为其属于人格权，也有人认为应将商誉权看作一种复合权，兼具人格权和知识产权双重属性。笔者认为，只要对商誉稍作考究，并从国际法角度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商誉权应归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 （一）关于商誉的一般性考究 商誉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示的是一种商业信誉，是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在它们的生产、流通和与此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中逐渐形成的，反映社会对其生产、产品、销售、服务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 由于商誉本身是一种综合的社会评价，反映的是商誉主体的总体商业形象，决定了商誉表现形态的特殊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根据顾客的接触方式和程度不同，商誉可分为：〈1〉内在的表现形态。主要是指商誉主体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水平。经营方式的优劣，管理水平的高低是商誉好坏的根源所在，只有建立在良好的经营管理之上的商誉才是良好稳定的，这种经营管理是一种内部行为，与顾客的接触是间接的，常常通过商誉的外在表现形态来反映。〈2〉外在的表现形态。相对于内在的表现形态来说，它与顾客的接触比较直接，透明度高。商誉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商业道德；第二，商业质量；第三，服务质量；第四，资信；第五，价格。〈3〉与商品生产流通有直接联系的表现形态。这种关系往往是生产流通的前提或必然后果，或者是伴随生产流通而产生的，或者是一种信息传递，比较典型的是广告宣传，因为商誉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所以利用广告宣传来建立商誉本身是一种抽象的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途径就是新闻媒介，所以利用广告宣传来建立商誉也是可行的。 商誉的表现形态一般是具体的，多种多样的，它们相互配合，密切联系，处于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共同反映和影响商誉。 对于商誉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认识：〈1〉从存在形态看，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不占据空间而且难于控制，容易为他人获知。良好的商誉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商誉主体就会努力扩大影响范围；不良的商誉，商誉主体就会尽量缩小影响范围。但是，这种控制往往很难，因为商誉处于一种信息状态，其流向和强度是难以控制的，这是商誉的实质——一种社会评价所决定的，这也是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的原因。〈2〉从表现形态看，良好的商誉具有完美性和创造性，良好的商誉能博采众家之长，经过提炼和重新组合，形成具有鲜明个性的完美形象，这种完美性和创造性正是商誉主体创利获益的关键所在。〈3〉从使用价值的实现来看，商誉的效益必须通过中间媒介，一般的物质商品从商店买来后就可直接用于生产或生活，使用价值的实现立即完成，而商誉仅仅是存在于商誉主体和顾客之间的一种信息，是促进他们进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其使用价值必须通过具体的商业经济行为并用货币形式来实现。〈4〉从商誉的本体看，它是一种综合的抽象，商誉作为财产是商誉主体整体素质的反映，必须依附于商誉主体，是离开了具体生产流通行为的综合抽象，这与具体的买卖合同行为不同。当然，在客观上，具体的买卖行为会对抽象的商誉产生影响。① （二）商誉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特殊财产。 商誉作为商法人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已深化为具有价值形态的财产利益，因而从表现为一般人身利益的名誉中分离出来，并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这是因为：〈1〉财产的本质在于能带来一定的利益，可通过转让等形式来实现其价值，不在于是否具有实体的形态。〈2〉从商誉的产生看，创造良好的商誉需要比社会平均劳动量更多的劳动。这种超额劳动的实质是财产，它通过生产或经营过程以超额利润的货币形式流回生产者或经营者。这种超额利润就是商誉价值的体现。〈3〉从创造商誉的营利目的看，商誉主体花费金钱，时间和精力刻意创造商誉，就在于良好的商誉能创造比同行更多的利润。〈4〉从侵害商誉给予财产赔偿来看，商誉也是一种财产。 商誉权是财产权，已为经济界、法律界的相关文件所肯定。在国际会计界，无形决资产作为虚拟的、无实体形态的资产，其范围即包括传统的知识产权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其他无形财产权，如特许经营权、商誉权。②在国际多边投资协议中，商誉与版权、专利、商标都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资产形式。③这说明商誉权的财产性是不容置疑的。 （三）商誉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 从权利本体内容来看，商誉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属性。人身性表明商誉与主体相联系而存在，是企业特使人格形象的表现；财产性说明商誉区别于一般名誉与荣誉，具有相当的财产意义。从权利实体的产生来看，商誉的形成在于企业在生产经营、服务态度、技术创新、员工素质、商业文化、管理经验等方面所形成的良好能力，并由此获得社会、公众的普通认可和积极评价。这种经营管理中的资信，有些属于人的智力劳动的创造物，但多数却是来自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能力。可见，智力成果不是知识产权的唯一保护对象。换言之，将商誉权归类于知识产权，关键在于其无形财产权属性，或者说商誉的非物质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商誉权符合知识产权的固有特征。这也符合《建立知识产权组织规定》的“知识产权包括……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里一切其他智力活动而产生的权利，”从内容上说，商誉权具有人身性和财产性双重内容，与专利权、商标权、版权相似。从国外的实践和立法看，他们把专利、商标商号和商誉所享有的独立权利，称为工业产权。④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双边互保投资协定也承认商誉权是知识产权。比如，我国与法国的《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1984年5月 30日〉规定，“投资”系指依据在其领土和海域内接受投资的缔约上方的法律用于投资的各种财产，尤其是：……〈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利技术，工艺流程，商号和商誉。 商誉权虽然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具有客体非物质性的本质特征，但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传统知识产权相比较而言，该项权利还具有自身的显著特点： 1、非确定的地域性。商誉权虽为知识产权之一种，但其取得无须通过申请登记、授予等法定程序，其效力并不具有严格的领土性。商誉权虽不具有一国地域性的特征，但其效力范围可从两个方面来确定：一是其企业在后者有效登记地域范围内享有独占利益，即商誉权在特定企业所属的行政区域或行业内受到保护；二是在商誉权发生影响并受到侵犯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排他效力，即商誉主体在任何地方合法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并建立起商誉，遇有该商誉受到诋毁时都可以行使禁止权。 2、非法定的时间性。商誉权具有一般人格权的某种属性，即与特定主体相联系而存在，因此该项权利无法律限定的保护期间，即不具有一般知识产权的时间性特征。一般说来，商誉权与特定企业共存亡，只要企业存在，其商誉权就会继续存在。但在有的情况下，虽出现企业法人终止，但企业的商誉并不会立即随之消灭。当然，在这段时间内，商誉将因主体缺位而不能成其为权利，而只能作为一种自然状态存在。在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始终处于不断的优劣变化的循环之中，它既不象物质产品那样具有最终形态性，也不象技术产品那样因申请保护加以固定化。因此，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不同，其保护范围无法基于客体的表现形式（作品）、技术特征（专利）或标记构成（商标）来加以确定。诚然，商誉权“在一般的合理长的时间内仍具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也可以通过专门的评估机构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加以量化。需注意的是，在评估前，未量化的商誉权始终存在并受法律保护。”⑤ 二、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我国现行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缺陷 在商誉权的国际保护领域，目前相关国际公约主要是从制止不正当竞争的角度对商誉权进行规定，并将其纳人到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之中。《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第10条之2列举了三种特别应予以禁止的行为包括“在经营商业中，具有损害竞争者的营业所、商品或工商业活动商誉性质的虚伪说法”。1967年签订的《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明确规定知识产权包括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何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该公约虽未作出解释，但1993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示范法草案》第5条以巴黎公约的相关条款为依据，规定了诋毁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凡在工商活动中损害或可能损害他人企业或其活动，尤其是对该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信誉的虚伪或不正当的说法，应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商业混淆行为一样，这种损害商誉的做法可以出现在比较广告之中、产品促销活动之中，也可以发生在工商活动中，例如与分包或供应商有关的活动当中。但是与混淆行为不同的是，典型的误导混淆行为是关于某人自己产品或服务的说法，为使消费者对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产生虚伪的印象，而并不直接针对竞争对手。损害商誉的行为则是直接针对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或其他工商业活动。从国际公约的立法精神来看，归属于知识产权范畴的反不正当竞争权主要是一种禁止权，即是排除他人不正当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包括侵害商誉）的一种权利。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对象的商誉权，应是具有财产权性质的民事权利，因此立法者主张给予类似物权的保护。 关于商誉的无形财产性质及其法律保护，在我国首先是通过国际间的双边条约加以确认的。1982年我国与瑞典签订的《关于互相保护投资的协定》规定，“投资”应包括缔约的一方投资者在缔约的另一方境内，依照法律和规章用于投资的各种形式的资产，尤其是版权、工业产权、工艺流程、商号和商誉。1984年我国与法国签订的《关于互相鼓励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对“投资范围的解释亦将商誉包括在内。”以法律形式确定企业法人信誉的相关制度首推1986年《民法通则》，该法第5章“ 人身权”一节中专门规定了法人名誉权、荣誉权。该类规定将上述权利归类于非财产权，这与发生在工商业活动中的商誉权有很大差别。因此，仅仅以法人名誉权制度来代替商誉权的专门保护是不够的。1993年通过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出发，对侵害商誉权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制。该法第14条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这一规定为我国保护商誉权，制裁侵害商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与此同时有关法律文件还从资产或产权的角度肯定了商誉权的性质和地位。1992年财政部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联合颁发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第37条确认：“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商誉等。”同年财政部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两个规范性文件都规定：“无形资产是指企业长期使用，但是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非专利技术、商誉等”。这说明，商誉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利一样，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单独地进行资产评估并以确定的资产值进行投资。这种资产的权利形态属于无形财产权的范畴。 虽然我国的商誉权保护制度已在相关法律文件中得以确立，但这些规范散见于多部法律之中，许多规范过于粗疏而缺乏可操作性，从而显得既零散又无系统性。如此状况已无法适应时代对法制的要求。 三、关于建构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的基本设想 参考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与国外立法，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维护市场良好秩序的需要出发，建构我国商誉权民事法律制度应分如下二步进行： 首先，在制定《民法典》时，在知识产权章节中规定商誉权的内容，从基本法的角度给人们一个初步的印象，增强和培养商誉权方面的法律意识。如果现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尚不成熟的话，至少也应修改现有的《民法通则》，在其中知识产权这一节中增加商誉权的主要内容。这是因为，根据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则，商誉权作为一种现实中存在的具体无形财产，其法律地位必须由民法予以确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确认商誉权，仅仅从法人人格权中推导出商誉权并将这种权利归类于非财产权，这一立法缺陷应予修正。 其次，应制定一部单行的《商誉法》。单行商誉法主要包括下面的内容：商誉的取得、评估、投资、转让、合并、管理、侵权责任等。当然，制定单行法时，要综合考虑并协调好其与民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的关系。我国目前对商誉权的保护大抵采取间接保护的方式，即对侵害商誉的行为，或确认为侵害法人人格权的行为，或视为不正当竞争的行为。间接保护方式不是完备的独立的权利保护制度，且特别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细则性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多有不便。制定单行商誉法就是将现有法律的间接保护方式，改为直接保护的法律方式。 这样一来，我国就形成了商誉权保护的立体法律网络体系，即从民法典（基本法）到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特别法）等不同层面对商誉权保护问题作出规定。 四、关于当前商誉权的司法保护问题 商誉的实质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它直接关系到他人对该生产者、经营者的信任程度，关系到其民事权利的得失。商誉主体在事实上能否与他人发生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它的商誉起着很大作用。如果它的社会评价受到歪曲，就会对其在民事交往或其它社会活动中产生不利的甚至可能导致破产的影响，商誉权就是商誉主体依法享有的商誉不受侵害的权利，商誉的保护通过商誉权的行使来实现。在基本法未修改，单行商誉法未制定之前，对商誉权如何进行司法保护成了时下非常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司法机关一方面应加大刑事保护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树立超前意识，按民事法律相关精神和原则进行执法，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商誉权，制裁不法行为。 （一）商誉侵权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构成商誉侵权必须同时符合如下四个要件： 1、主观上有过错。侵害商誉权的行为发生在竞争对手之间，这一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诋毁、诽谤他人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削弱对方当事人的竞争能力，从而使自己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故意行为才构成侵权行为。从过错心理方面来分析，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商誉的结果，但希望或放任这种商誉毁损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这种主观故意性是明显而确定的。出于过失而损害了他人的商誉，应以侵犯名誉权论处。 2、行为人具有经营者身份。这是确定商誉侵权的主体资格，即只有从事商品经营或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所实施的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行为才构成该类特殊侵权行为，非经营者实施的侮辱、诽谤、贬低的行为则以一般侵权论。《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对反不正当竞争的保护示范法》，均将商誉侵害视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英美法系国家为商誉权提供仿冒诉讼与其他特殊诉讼的救济方式，其主体指向概为经营者。大陆法系国家主要适用竞争法保护商誉权，因此侵权行为人与受害人存在着商业竞争关系。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则》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于1998年做出司法解释，从主体要件方面明确了侵犯商誉权行为与一般侵权行为的区别：（1）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主要内容失实，损害其名誉的；或者对经营者的某种行为或其产品、服务等所作的评论严重不当，如定性错误、乱下结论，致经营者名誉受到损害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应按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2）消费者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借机诽谤、诋毁、损害其名誉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由此可见，新闻单位、消费者与商誉主体没有竞争关系，不互为竞争对手，因此不能作为侵犯商誉权行为的主体。他们所实施的商业诽谤或诋毁行为以侵害一般人格权论，不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 3、实施了商誉侵权行为。侵害商誉权的行为表现为捏造虚伪事实或对真实事件采取不正当说法，损害竞争对手商誉的行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示范法所作出的解释，凡是对某企业产品、服务或商业活动提出虚假或不当的说法，都是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损害他人商誉的行为。 4、产生了侵权损害事实。侵害商誉权的损害事实，是因侵权行为的实施而导致关于权利主体的社会评价降低，并由此造成了商誉的实际损害。损害事实认定的前提条件在于判断特定主体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是否建立了自己的商誉。对于这一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考察：第一，当事人提起侵权之诉必须是其有产品在该地区（受诉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地区，以下同）销售，或其服务业务在该地区开展，或在该地区有与生产和流通有直接联系的经济行为，抑或有从事生产和服务的分支机构；第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消费者意识到当事人的产品或服务的存在。如果社会公众未能意识到特定主体的产品或服务在该地区的存在，就可以证明该主体未能在这一地区建立起商誉，从而也就不可能存在侵害商誉权的事实。损害事实认定的标准在于商誉损害的危害性结果的发生。商誉损害的内容涉及对商事主体的产品质量、经营现状、销售状况、履约能力及态度等经济能力进行贬损、误导以及施加不当影响的事实，上述事实的发生即是危害结果的发生。损害事实是关于社会评价降低的损害事实，它往往会造成特定主体财产利益的损失。侵害誉权行为，肯定会有商誉贬损的危害结果，但并非 当然或绝对发生实际经济损失。换言之，是否造成商誉的实际损失，不是侵害商誉权的必要条件。 （二）商誉的评估 商誉是一种财产，要使其成为量化的资产必须通过评估。由于商誉具有抽象性、综合性等特征，决定了价值计算的复杂性，作为一种特殊的产品，其价值量不能象一般商品那样直接以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现可现可根据《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用一定的程序由特定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具体可以这样进行： 1、基本因素，即对评估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商誉所创造的超额利润或新增利润。就超额利润来说，要测出该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的资本收益率和同行业的基准收益率，采用收益现值的标准，把两者相减就可得到。就新增利润的测定来说，要测出现阶段的资金收益率和以前一段相对时间的基准收益率，用同样的方法就可得到。超额利润是横向的比较，是同行业之间的比较；而新增利润是纵向比较，是自身前后两个时期的比较，这两种方法最好结合使用。同时，由于商誉自身的不定型性，必须用动态法和静态法两种方式计算，确定其评估值。 2、非基本因素，这是我认为还须考虑的因素，主要有：〈1〉商誉的形成成本，也即形成现阶段的商誉所付出的代价，商誉由于不可比性，无法在流通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它的价值基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往往只能承认每个商誉的个别劳动量为必要劳动量。因此，商誉形成的成本，就当然成为评估商誉的重要因素。〈2〉商誉的成熟程度，也即商誉信息的传播广度和顾客的接受深度，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经营者和顾客的接受深度，商誉作为联系生产者、经营者和顾客的“桥梁”，是促销创益的催化剂，因此，商誉的成熟程度就自然地成为测定因素，比较有效的方法可考虑民意测验。 总之，虽然对作为无形财产的商誉的评估是一项很细很复杂的工作，但却是可行的。这也恰恰证明了商誉的确是一种无形财产。 （三）商誉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 商誉侵权从广义上来说，属于民事侵权的部分，同时该行为又属不正当竞争行为。但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誉侵权的法律规定显得过于单薄，而《民法通则》又缺乏相应的明确规定，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在审理商誉侵权案件时如何适用法律便成为一个较为剌手的问题。笔者认为，法无明文规定并不意味着无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可行，况且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穷尽社会实践中所有的法律现象，按法律原则和精神办不但合法而且也是可行的。就商誉侵权行为来说，其违反的民事法律原则就是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而此原则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诚实信用原则，可以说是整个民法中的“帝王原则”。因而在审理涉及商誉侵权案件时，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之规定，同时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诚实信用和民事责任及其承担方式的相应条款。

电影论文:国内电影的戏曲艺术研究 过往与现在生活的种种本该让玉纹的内心波涛汹涌,他们之间的相遇也应是一场即将上演的悲剧故事。但当导演将影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她却只变成了如倚靠在湖边杨柳枝旁一个妙龄女子那眉间的点点愁云一般的闲淡情感。影片并未将笔墨的重点放在周玉纹与章志忱的离愁别绪上。就算纵观整部影片,它的剧情发展也没有太强烈的戏剧冲突,甚至就连最最悲情的久别重逢都带着妹妹戴秀欢快的笑声和悠扬悦耳的歌声,而妹妹的角色安排无疑成为调节这部影片抑郁情调的调味剂,是灰色的、阴暗的人物关系中一抹明亮的、耀眼的白。事实上,故事的趣味性也正体现在这种悲中带喜、喜中含悲的故事编排上。这种悲喜交加的故事结构发展到后来已经非常普遍,甚至变成了电影叙事模式的一种方式。1990年香港导演午马执导的影片《舞台姐妹》,2000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等影片无不体现出悲喜有序、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风格特点。《舞台姐妹》是一部以悲剧为结果的影片,但故事中间所展现的却大多是些轻松幽默的故事小插曲,直到影片将近尾声之时,镜头展现给我们的仍是青衣班众姐妹痛殴黑帮势力时痛快淋漓的场景,所以当影片最后定格在舞台众姐妹们被黑帮势力团团包围、个个脸上写着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时故事戛然而止,导演午马直到最后也没有将青衣班众姐妹的壮烈牺牲呈现给观众,可以说影片在一个原本即将会上演的惨烈场面之前提前完结,正是对我国传统古典戏曲美学特征中“哀而不伤”的继承。 一、戏曲中新奇的故事情节对电影的影响 欧美电影非常讲求画面构图,追求宏大的场景,而中国电影特别是一部极具中国特色的电影可以没有漂亮的颜色和宏大的场面,但一定要讲述一个吸引人的故事,追求电影的趣味性和观赏性。我国的第一代电影导演张石川曾对他的员工提出“处处惟兴趣是尚”的要求,这里的“兴趣”更多的指的就是一个能吸引住观众眼球的电影故事。虽然张石川的这一电影观念是为了追求票房价值,他要拍摄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之事,但在客观上也恰恰反映出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中国观众的审美视角深受古典文学的影响,喜好猎奇。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郑正秋先生认为,电影的准确叫法应为“影戏”,他认为电影就是没有声音、用摄像机记录的戏剧,而他对电影戏剧本体论的认同则直接体现在了电影剧作的创作中。包天笑回忆自己被邀进入明星公司时,郑正秋曾对编剧工作有过这样的一段讲述,他说编剧工作主要就是在想好一个故事之后把它写出来,而且要尽量将故事情节写得离奇曲折一些,而不要脱离悲欢离合的主旨而已。这里,郑正秋先生所指的离奇曲折似乎与李渔对戏曲创作上“脱窠臼”的要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历程之中涌现的第一批电影题材就是反映妇女悲惨命运的内容,这类题材的电影作品在当时风靡一时,如《孤儿救祖记》(1923),《玉梨魂》(1924),《苦儿弱女》(1924),《最后之良心》(1925),《盲孤女》(1925)等。这类作品多反映出于新旧社会交替下的女性的悲惨命运,因剧情曲折离奇而受到当时大众追捧。后来,当一系列反映妇女悲惨命运题材的影片已经逐渐让观众失去兴趣时,明星公司又于1928年推出了一部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火烧红莲寺》作为中国第一部武侠神怪片,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剧情备受喜爱,影片一经上映在观众间就产生了强烈反响,场场爆满,三年内连续拍摄了18集。该片在当时引起反响的重要的因素就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影片中不无传奇之处。此后,随着《火烧红莲寺》放映,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引发了一场拍摄武侠神怪片的风潮,更使武侠类片种走出国门,在世界电影中占具一席之地。从1928年到1931年,我国近40家电影公司拍摄了227部武侠神怪类型的电影故事片,如长城画片公司出品的《妖光侠影》,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古宫魔影》《王氏四侠》,天一公司的《儿女英雄》《梵灯鬼影》等,出奇的故事情节编排与神怪类型本身的趣味性成了这一时期大多数神怪片吸引观众的主要因素。 二、戏曲的线性叙事结构成为电影的主要表现方式 戏曲中惯用线性叙事结构,这种编排故事情节的手法应用在电影之中称为常规线性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按照时间顺序发展,整部影片中不存在倒叙或闪回等叙事方式,通常从一人一事讲起。因为它是电影叙事方式的一种,因此这类电影作品繁多。首先将这种传统叙事手法运用于电影之中的导演就是张石川与郑正秋。二人曾合作拍摄过许多极具影响力的电影作品,在《戏剧春秋》刊载的《戏剧的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中,着名的戏剧导演以及电影导演应云卫就曾指出,以张石川为代表的第一代导演的电影叙事风格是能让观众“不用十分费脑筋就可以看明白剧情”的,这就是电影常规线性叙事的优点。它通常具有清晰的主线和流畅的故事情节,主要讲一人一事,符合中国观众的观影习惯。所以,从故事片《难夫难妻》开始,深受传统戏曲影响的第一代导演所拍摄的故事影片几乎都在无形中运用了这种一人一事的线性叙事模式,而这种传统的讲一人一事的叙事形式终于做为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保存下来,以致在后来的《小城之春》(1948)、《舞台姐妹》(1990)、《活着》(1994)、《西洋镜》(1999)等多部独具中国民族风格的优秀影片中都有出色表现。1925年,作为导演、编剧的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为电影创作提出了一个规范要求,认为电影在创作中应按照起头、最高点、结局这样三段体的结构形式谋篇布局。后来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在电影中,尤其是在以时间发展为叙事顺序的线性叙事结构的电影中成为一种最常见的表述方式。,谢晋的电影比较突出地遵循了这一特色。在他的电影中,故事情节一般都遵循起承转合的结构特征,“都有完整的‘开端(好人受难)——发展(道德坚守)——高潮(价值肯定)——解决(善恶有报)’的叙事组合”[2]。1923年张石川执导的《孤儿救祖记》就完全符合侯曜电影创作的三段式。逐出家门(起头)——余璞救祖(最高点)——祖孙相认(结局)这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另外,类似的电影作品还有很多,如《一个小工人》(1926),《梅花落》(1927),《五女复仇》(1928),《乌鸦与麻雀》(1949),《舞台姐妹》(1965),《刀马旦》(1986),《厨子戏子痞子》(2013)等,以及一些以戏曲本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如《梁祝痛史》(1926),《唐伯虎点秋香》(1926),《珍珠塔》(1926)《,薛仁贵征西》(1927)《,孟姜女(》1927),《乌盆记》(1927),《白蛇传》(1939),《林冲雪夜歼仇记》(1939),《西厢记》(1947)等,以及大多数武侠片和武侠神怪片,如《大侠白毛腿》(1927),《盘丝洞》(1927),《孙行者大战金钱豹》(1927),《哪吒闹海》(1927),《王氏四侠》(1928),《青蛇》(1993)等。 三、戏曲中的写意性特征在电影中充分运用 摄影机具有纪实性,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电影的特点在于,要用这种具有纪实功能的机器捕捉到的有形画面中所反映出的含而不露的深刻内涵,即在电影中表达出写意性特质。事实上,在我国的导演中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或自幼受到戏曲文化的熏陶或热衷于戏曲艺术,如导演郑正秋、费穆、徐苏灵、陈铿然、桑弧、吴永刚、杨小仲、崔嵬、应云卫、郑君里、谢铁骊、谢添、侯孝贤等,他们是电影导演,更是一些热爱戏曲艺术、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电影导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曾拍摄过戏曲电影,并深受其影响,“同时,又从戏曲艺术传统中汲取艺术的、文化的乃至艺术灵感的影响,以丰富电影故事片及其他类别的影片的创作”[3,p2],使他们拍摄的故事片中极具戏曲韵味,特别是极具戏曲中的那种写意性特色。其中,费穆与郑君里两人以戏曲美学特性和创作思维来执导电影故事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高小健先生认为他们是“把戏曲艺术经验运用于故事创作的两位顶级大师”[3,p65],“二人的一个共同点是学习中国戏曲而使自己的影片具有一种浓厚的东方艺术韵味,在整体意蕴上洋溢着淡而愈浓的文人气质”[3,p1 0],可谓是建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费穆是我国第二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对戏曲艺术有着独特的感受的电影导演。杨远婴评价他“代表一种人文理想,一类电影风格,一个创作流派”[4,p65]。早期曾执导过许多优秀电影艺术片,如《城市之夜》(1933年)、《人生》(1934年)、《香雪海》(1934年)等。他在电影的写实性与戏曲的写意性的结合问题上做过多次尝试,先后-80-拍摄了许多戏曲电影,《斩经堂》(1937)《古中国之歌》(1941)、《生死恨》(1948)、《小放牛》(1948)等,意在“吸收京戏的表现方法而加以巧妙的运用,使电影艺术也有一些新格调”[5]。正是因为费穆早期积蓄的这些拍摄戏曲电影的经验与实践,才使得“费穆导演在故事片创作时对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戏曲艺术进行了大量的借鉴结果集中体现在他晚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小城之春》里”[3,p111]。《小城之春》被业界公认是戏曲艺术与电影结合的最高境界,它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特点就是贯穿于影片始终的写意性特征。杨远婴先生评价《小城之春》“顺应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叙事逻辑,费穆以长镜头建构换面和节奏,精心营造影片的文学意境和绘画质感,使之成为最富于中国伦理美学特征的经典作品”[4,p70]。从出场人物来看,影片出场人物总共只有五个,除此之外,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戴家的邻居,采取了戏曲舞台编排人物出场的做法,追求的不是真实地还原,意在心领神会。另外,《小城之春》的写意美还体现在整部影片的完整性,它不似西方电影大片那样镜头切换频繁,整部影片采用许多长镜头,少有分镜头、特写镜头,无闪回,使整个故事娓娓道来。在这里,摄影机的关联剧情的作用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玉纹平静而富有魅力的旁白叙述。宁敬武先生曾评价说“:费穆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时空完美地体现在电影《小城之春》中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构成的旁白赋予摄影机以‘作者式’的视点,于是,双重的主观视点使得导演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从人物感情的处理上来看,玉纹与志忱、玉纹与礼言、志忱与戴秀之间的情感关系全部是含蓄的,犹如山水画中的粗线条,虽看似随意一抹,形态却尽在不言中。最后,整个小城这一背景的设置虽有似无,虽然始终支撑着整部影片却真正成为了“背景”而被忽略,让观众能将视野更多地放在剧中人物身上。费穆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是表现在电影中细腻的人物情感上,表现在虚拟的封闭空间中情感张力的宣泄上,此后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那个发生在旧上海阁楼中的故事以及张曼玉与梁朝伟扮演的男女主人公含而不发的情感刻画与这部《小城之春》拥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但对戏曲写意性特征的借鉴绝不仅仅限于运用在空间与情感的表现上。郑君里作为建国初期导演代表人物,在电影创作方面非常注重对电影民族化的表现,这与他的从艺经历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在其撰写的《画外音》一书中,他曾多次提到自己从诗歌、绘画以及舞台艺术中获得的启示,并一直将这些民族艺术尊为实现电影民族化的重要因素。郑君里极其注重对电影画面的写意性表达,试图从有形的场景中描画出中国民族艺术中写意的风格来,因而在拍摄电影《林则徐》时,郑君里在表达林则徐送别邓廷桢这一场戏时充分运用了镜头的调度,将“孤帆远影”的景致与主人公的送别结合在一起,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句。此后,郑君里又拍摄了现代题材影片《枯木逢春》。对于该剧的拍摄,王炼先生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他(郑君里,编者注)对我说:他正想从电影的创作中摸索出一条中国电影的民族化道路。他过去拍的电影大都是历史人物的传记。他们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粹,就代表了中国的风格和气派,所以他决定选择一个现代题材的剧本,他在最初看到演出时,就已经隐隐感觉到,这个戏从题材本身到叙述方式都有些跟传统的戏曲艺术接近,使他立即产生了一个意念:向中国戏曲艺术和其它古典艺术学习,使影片的叙述方式更能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7,p35]郑君里对电影场景做过各种尝试,试图运用戏曲场景中的意蕴特征来渲染现实题材电影的民族特性。根据王炼先生的回忆,在郑君里拍摄《枯木逢春》时,曾试图将序幕中的“离散”表现成为《拜月记》开篇兄妹“离散”的韵味,又从《梁祝》中的“十八相送”和“回十八”中得到灵感运用到影片的“重逢”一节中[7,p36],他尝试将这些戏曲场景的表现方式与电影镜头表现出的故事情节相结合,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电影故事渗透出民族戏曲意蕴来。 此外,从他与蔡楚生一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他后来的独立作品《乌鸦与麻雀》(1949),《林则徐》(1958)等,我们总能从他作品中的场景中体味到独具东方韵味的写意。另外,电影对戏曲写意性的借鉴有时还体现在电影的名称上。如1993年上映的影片《霸王别姬》就是借助了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故事框架,整个故事以戏曲演员的人生起伏为主线,剧中张丰毅饰演的段小楼与他的师弟程蝶衣(张国荣饰演)两人搭档演出“霸王别姬”几十年,在舞台上他们是假霸王、假虞姬,但在生活中,他们二人各自的经历和情感又像是真霸王与真虞姬。面对时代的起起伏伏,师兄弟二人的生活也随之起伏。剧中的程蝶衣在严师“不疯魔不成活”的教育之下,唱着《思凡》中“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的戏词强迫让自己变成了真虞姬,自此以后便下定决心要随师兄段小楼唱一辈子的戏,这是舞台上的虞姬给程蝶衣的精神暗示,所以蝶衣无法接受师兄娶妻,舞台之下的他带着虞姬的魂,惟愿与师兄永远相随,于是在20年后,当师兄弟二人再一次回归戏台时,当程蝶衣重新唱错了戏词,唱出了“我本是男儿郎,又不是女娇娥”时,他恍然大悟,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真虞姬,师兄也是假霸王,因此在那一刻,虞姬的魂便随着那句错唱出的戏词离开了程蝶衣的身体,而真虞姬的离开也终于让生活在亦真亦幻中的程蝶衣失去了精神的依托,使得空留下一具躯壳的程蝶衣在与师兄的这最后一场“霸王别姬”的演出中完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师兄这个“假霸王”的最终告别,拔剑自刎。这就是对戏曲剧目“霸王别姬”的借用,使整个影片形成一种投射效果,而这种投射效果在观众目睹了片名时就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使电影导演与观众之间达成了一种“照花前后镜,花面相交映”的心照不宣,这种心照不宣就是电影片名带给观众的写意性功效。后来于1999年上映演出的《夜奔》以及2001年由杨凡执导的《游园惊史》都同样采取了以戏曲剧目映射影片故事内容的手法。综上所述,中国电影从产生之初就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这不仅符合国人的审美习惯,体现了中国特色,也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影视艺术的表现形式,增添了感染力和生命力,更使戏曲自身也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电影论文:先锋派电影介入动画 在传统的电影中植入动画的演绎形式,虽然不能说是空前绝后,但至少是凤毛麟角。《迷墙》即是其中之一,这部对后现代主义充满自觉的电影,一上映就迅速风靡了整个世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影片主人公平克?弗洛伊德于1966年所组建的一支摇滚乐队的音乐魅力,将观众带入一个全新的MTV的影像时代。另一方面,在《迷墙》中将动画艺术植入真人电影之中与实拍交替并行,这种后现代电影的创新表现风格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下面我们尝试着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解读动画艺术在这部电影中的植入功能。 一、加强渲染恐惧心理及心灵创伤 电影《迷墙》是依据影片主人公精神病态发展程度而先后在影片中植入了五个动画段落以及摇滚歌手平克?弗洛伊德演唱的多首歌曲,我们将依据这五个动画段落及某些歌曲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为参照,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影片的故事是由摇滚歌手弗洛伊德在旅馆中想象、思考、追问内心的苦闷、忧伤从何而来开始的。影片开始不久,观众便会看到: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冲破铁链紧锁的大门,蜂拥走向街头,向当局造反与警察激烈搏斗的场景。镜头切换,二战期间,安奇奥桥头堡44号阵地上空,战机轰鸣,被烈焰吞噬的战壕火光汹涌,战场上尸横遍野、担架上伤痕累累的士兵、还有满身鲜血的弗洛伊德的父亲画面切换:在公园里徘徊、孤独的小弗洛伊德看到其他的孩子拥有父亲的陪伴十分羡慕,当他试图伸手去拉别的孩子父亲的衣角时,却被冷漠无情地推开。在小教堂中母亲双手合十虔诚地为已故的亡夫祈祷,旁边手持飞机模型的小弗洛伊德试着在空中盘旋飞行。伴随如上场景及低沉、哀怨的吉他旋律,弗洛伊德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追问:“父亲远渡重洋/只留下了记忆和家庭/相册中的照片/父亲,你还留了什么给我/这只是迷墙中的一块砖”。伴着忧怨的歌声,在他的思绪中又恍然出现了如下情景:自家的庭院中,一辆白色的童车,车里睡着襁褓中的小弗洛伊德,旁边躺椅上的母亲双目紧闭,早已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一只黑猫正在专注于不远处一只落在绿草地上的白鸽,黑猫试图捕捉,被惊扰的白鸽跃起飞出庭院,飞向辽阔无际的晴空第一动画段落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时空背景及音乐背景下插入的。 当白鸽飞出庭院,展开双翅在蓝天上奋飞时,突然全身开裂,鲜血四溅,须臾变为一只黑鹰,黑鹰展开双翅,凌空翱翔,继而转身向左平滑变为一只战隼,战隼忽然向下俯冲用铁钩般的双爪从土地上奋力抓起一大块鲜血淋淋的泥土,而后直冲战云滚滚的天空,随着战云消散,战隼幻化为一个巨型怪兽,怪兽圆瞪闪亮的双目瞬间化为一座城堡。紧接着是一排排密密麻麻的战机轰鸣作响地划过天空,顷刻大地上一切通通被无情地摧毁。在一片荒凉的大地上倒下一个个骷髅头似的人影,无数面大英帝国的旗帜,破损、散落,既而变为插在地上的无数支醒目的十字架,十字架上布满了鲜血,鲜血流遍了整个大地。整段动画令人心灵震颤、触目惊心。动画所表达的外部符号是显而易见的:白鸽寓意和平、战隼寓意战争、骷髅头象征死亡、十字架象征坟墓。 在这一动画段落中,影片中的一切动画造型都是基于影片主人公弗洛伊德对二次世界大战丧父,内心留下的恐惧心理与创伤而精心设计的外部符号。美国着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说过:“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1)。《迷墙》已是大胆借助于动画艺术这一表现性极强的手段,以最为灵活的表现方式来隐喻、象征那些无法直接展示的思想、概念、心理活动等抽象的东西,从而加强了渲染战争带给人民的恐惧心理及永远无法抚平的心灵创痛,充分展示了弗洛伊德的内心世界,同时让观众清醒地看到:战争如何导致和平生活的远离,那种和谐、宁静的生活一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就是流血、牺牲、死亡及坟场。 二、着力表现内心世界与心灵深处 渴望爱情而结婚,平克?弗洛伊德以为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妻子的温情会抚平他童年亲情缺失的伤痕,但事实并非如此,婚后的乏味生活很快使两个人感情趋于淡漠,当他听到妻子已有外遇,从此心灰意冷,他陷入了极度痛苦的深渊。这时他开始不停向母亲追问:“妈妈,你觉得她对我够好吗?/妈妈他会带给我危险吗?”歌声低沉,琴声忧怨。观众从歌声中依稀可见,弗洛伊德的心房在流血,在震颤 第二动画段落开始植入,观众会清晰看到画面中的两朵花,很难说清花名,其中一株为雄性,另一株则为雌性,两条妖花伸张、卷曲、缠绕、绵连,动画的设计者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对于男女间的情爱,给予了生动的象征、隐喻,这是任何传统电影语言手段都无法做到的。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语言上的展示、但留给观众的却是情绪上的骚动与无限的遐思 接下来的动画场景仿佛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株小花伸展变形成铁丝网,画面转换,左侧一个小孩猛然跳起变为一个凶残的怪物,高举手中的棍棒将右侧一个骷髅形人头劈头击倒,四溅的鲜血冲击断墙,继而断墙冲毁城堡,城堡的碎片又迅速组成一个怪诞形状。镜头转换,一个粉色木乃伊似形象的人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吼叫着瞬间化为一株怪异的植物,植物卷曲、伸展变形为一支枪,枪口射出一束耀眼的鲜血,随即化为一辆汽车驶出画面。 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场景,只有在人的梦境或患有精神疾患的病人思想中才会出现。导演埃伦?帕克试图以动画怪诞的变形再加上异乎寻常的想象,给人以触目惊心之感。这时,“人们的眼睛彷佛被打开,看到了人的命运被遮盖的景象,而这景象是如此的惊人”(2)。 三、渲染紧张心理及精神病态 妻子外遇,婚姻失败,为了逃避眼前的一切,弗洛伊德躲到一个陌生的小镇上,他开始酗酒试图得到精神上的麻醉,与下流女孩鬼混妄图填补自己肉体上的空虚。然而事与愿违,眼前的一切不能带给他丝毫的精神快乐与慰藉,反而更加剧了他往日的创痛。 在精神遭受严重创伤,病情陷入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他的精神终于分裂了,主人公在深深的昏迷中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医生的抢救下,他痛苦地嚎叫,潜意识中又回到往昔的生活场景:老师手执棍棒满脸怒气,战场上冲天的火光与前赴后继的士兵,镜头转换,画面中,身着戎装,威严冷峻的弗洛伊德身后尾随着一群全副戎装的士兵,他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行走在大街上,镜头转换为一座宏伟的大厅,大厅内墙上悬挂着数面两只交叉的锤子标识的旗帜(使观众马上会联想到德国纳谇党卫军的旗帜)。飒爽英姿、全副戎装的弗洛伊德身后继拥着一大群士兵,当他健步登上舞台时,立刻赢得台下无数影迷的热烈掌声。伴随弗洛伊德的情绪,场内的呼喊排山倒海,一浪高过一浪镜头转换,第四段动画开始植入。一个运用拼贴手段绘制的怪物,从左侧跳入多画面,瞬间变成了一个手执棍棒的人,他用力猛击另一个人的头部,立刻鲜血四溅,接下来的镜头是一群青年学生与警察扭打(实拍)。镜头转切,画面中无数涌动的蛹虫缠绕成一团。镜头转换,画面中一个怪物奋力撕咬着一团鲜血淋淋的肉,画面再次重复拿棍棒打骷髅头的人。镜头转切,画面为一人头猛烈撞击墙的画面。镜片转换,画面中又一只怪物在凶狠地吞食一只羊,在吞咽的过程中,怪物头变形为一个骷髅头。 紧接着的动画画面是一只巨大的血色的拳头变形为两柄锤子。镜头画面在主人公手执高音喇叭的呼唤下一排排整齐划一的锤子行进在画面之中,锤子队仿佛军人的检阅队列,在画面中反复行进,履声震天、气势雄伟,好像一场残酷的战争即将来临。 四、构筑精神幻觉使情绪形象化 动画第五段落所运用的手段依然是以传统电影实拍技术与动画、音乐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没有一个事件是完整清晰的,我们尝试把它分为几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首先,从银幕上我们看到医院监管人员的一只手把一扇门打开,展示出动画所表现的场景。在正面全景视角中,中间是打开的门,出现一面森严、高大的墙,墙门左右两边各自摆放着五把锤子。一道明亮的光投射在高墙下面一个微小裸身的男子身上,环境空间与小人形成的反差,给人以极强的压抑感。它象征着影片主人公筑起的坚固的不可逾越的墙。 其次,在一个看似演出的大舞台,影片的主人公弗洛伊德是位着名的摇滚歌手,他平生大部分时间属于舞台生涯,这一设计与主人公有着密切的关联。镜头转换,一位身穿蓝色外衣的胖女人,此刻面对镜子在化妆,姑且算是本场大戏的主要角色,在蓝衣胖女人的导语下,舞台中央瞬间伸出五组蚯蚓似的长虫,蠕动着相互缠绕着如同泉涌般向上延伸,随后幻化成数个凌乱的骷髅,顷刻凝结成一个大口插瓶,瓶内一会儿窜出一只巨大的蛇形蛹虫,随后,蓝衣胖女人走到舞台中央在音乐的旋律中,左右摆动展露出她的大腹便便与丰硕的肥臀,舞姿低劣粗俗,形象丑陋淫秽。 再者,在一堵高墙的背景下,正在上演一出牵线人偶戏,被牵动的人偶扭动着、吼叫着。这场动画演绎了两个情景:一个被牵动的人偶正在旋转着一台绞肉机,并注视着绞肉机里绞出的肉馅;另一个情景是一个硕大的全身裸露的胖女人,手执长棍正在不时地抽打人偶的臀部,人偶却将一个幼小的裸婴提向高空。导演埃伦?帕克试图用动画这种艺术手段把某种情绪形象化,而这种情绪正是源自主人公自身的生活经历。 接下来,这组动画的象征性就更为明显了。字幕打出“我疯了”,画面给出了一个近景素描绘出的骷髅头像,片刻,从骷髅头左边黑色眼眶中飘出一片枫叶,枫叶在空中缓慢飘动,渐渐卷曲幻化成一个没有五官器质的男性裸体,在空中缓慢翻转而后又渐渐变为枫叶,这是一段完全出自精神疾患、心理幻觉而产生的画面,镜头中画面影像舒缓、平静,仿佛主人公已经进入了一个没有纷扰的万里晴空、充满阳光的理想世界。但现实并非如此,当裸体男子再次从骷髅头像右眼框跃出时,在层峦叠嶂的云层中,他一次次翻转,最后终于冲破了云层,身体失去控制,坠入了黑暗之中。很显然,这组动画象征主人公身临绝境已陷入感情的深渊不能自拔,这是一组具有精神幻觉因素的画面,这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展示,也是一种潜意识的流露,人们只有在梦中或幻境时才会出现此种状态。 一直以来,先锋派认为:“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所谓彼岸世界,即无意识的世界;人只有在梦境和幻境展示的世界面前,才能摆脱一切束缚和约束,才能最真诚地显示出人的纯真面目。”(3)于是,他们把“挖掘新的心灵世界,将机运、疯狂、梦幻、错觉偶然灵感或无意识的本能等所提供的下意识主题,用形状表现出来。用纯真的心理动力,纯粹的精神自动主义,以口语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去表达真正的思想过程”(4)视作他们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迷墙》的导演埃伦?帕克正是以这种艺术标准为准则,将《迷墙》中那些无法用传统电影手段所表现的精神概念、思维逻辑,用动画作为表现思维的形象手段,这种特殊的手段方式在银幕上为我们所呈现的是一个令人震撼、充满惊惧、令人遐思的悲剧式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让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动画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在真人电影中的植入所表现出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 电影论文:电影小品练习：磨刀不误砍柴功 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的学生在学习编剧的时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并非一开始就学习写作大的剧本的。因为一个能够拍摄90到100分钟影片的剧本是个很庞大的工程，人物多，情节线索交织，事件过程复杂，因此结构也必然复杂。初学编剧的同学尚不具备驾驿它的经验，如果从它开始，就常常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剧中的某个人物性格构思还可取，但另外一些剧中人物却缺乏个性；一条情节线索尚构思不错，但当它与其它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却一团混乱；顾及了高潮，却忽略了足够的铺垫；故事本身满有戏剧性，但由于结构安排失当，写出来却拖泥带水显得很枯燥…… 所以，初学编剧的学生最开始学习的是电影小品的构思和写作。在第一学年里，他们每个人都要完成10个小品的创作。每个小品只有三、四千字，如果拍摄出来，大概也只有10到20分钟的长度。然而我们知道，一部完整的电影虽然有100分钟左右的长度，但如果将它的结构作一下划分就会发现它依然是由一个个叙事段落组成的，每一个段落就是电影的所谓“一场戏”。而我们所作的电影小品练习基本上就是一个大剧本中“一场戏”的长度。学会了写小的，大的也就比较容易掌握了。这样的做法反而比较扎实，比急于求成地盲目上马大剧本能够更快地掌握电影剧本创作的规律。今天我就根据自己近二十年来的教学实践，给初学电影剧本写作的朋友们简单地介绍一下电影剧作小品创作的要领，希望对大家能有一些直接的帮助。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电影小品： 电影小品《妞妞》 一、胡同 外 日 这是一条典型的北京小胡同，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胡同里还不似今天这样杂乱，秋日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照到胡同里那株老槐树的树冠上，本来已经变黄的树叶便象染上了一头金发。 俯拍的大全景，灰色的屋顶错落有置。传来阵阵的鸽哨声和女娃娃们的儿歌声---- “小汽车，嘀嘀嘀， 里边坐着， 挂红旗， 气得美帝干着急。” 镜头顺着老槐树的树梢摇下，摇出一伙在树下游戏的小孩子们。女孩子在起劲地跳着皮筋，男孩在一边撅着屁股扇洋画。 妞妞的皮筋跳得真好，圆圆的脸跳得红扑扑的，两个羊角小辫上下跃动着。 画外传来呼唤声∶“妞妞！” 妞妞管自跳着，唱着。 画外∶“妞妞，快回家！” 妞妞还是跳着。 在妞妞不远的一侧，她家的院门前，妞妞妈妈朝跳皮筋的女儿喊着。 妞妞妈∶妞妞乖，快回家看看小姑穿上新娘子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妞妞跳坏了，生气地跺着脚。 妞妞∶人家就再玩一会儿嘛！(转身对伙伴们喊)刚才不算！刚才是我妈捣乱！ 妞妞妈∶看你把衣服弄脏我怎么收拾你！ 她无奈地回转身走进院子。 二、妞妞小姑的闺房内 日 一张年轻女孩的脸，化过妆，梳过头，头上还有朵鲜红的绒线花。她是妞妞的小姑，此刻正一个人坐在炕沿上发呆。从她的神情，看不出一点点新婚的喜悦。 屋里很静，听得到远远的妞妞他们的嘻闹声…… 三、大门外的胡同 妞妞他们仍然开心地玩着。 这时远出传来了小贩的吆喝声∶“换小泥人啦——换小公鸡兔爷啦——” 胡同那端，一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向这边走来。孩子们立刻欢叫着迎了上去。 四、泥人担子前 孩子们跑过来，把担子围住。 担子上泥人的特写——花公鸡、摇头晃脑的媒婆、胖胖的泥娃娃…… 小贩是个头戴小圆帽的老汉，他对孩子们叫着∶“不许乱动！摔坏喽！” 妞妞看着面前的花公鸡，眼睛瞪得溜圆。 一个男孩∶(指着花公鸡)这个拿什么换? 小贩∶十个牙膏皮！ 男孩∶十个！ 孩子们向各家跑去了。 妞妞也向自己家跑去。 五、堂屋内 妞妞妈和妞妞奶奶在看小姑的嫁妆。 妞妞妈∶妈，您老就放心叭。您看这衣裳够多体面，这被面可是真正的瑞福祥的缎子哩！ 妞妞奶奶∶嫁这老疙瘩，不能让人家笑话。 这时妞妞急火火地从外边冲进来，一撩帘进了里屋。 妞妞妈∶妞妞，你疯跑什么? 六、里屋 小姑看见妞妞进来，眼睛亮了。 小姑∶妞！ 妞妞∶小姑好漂亮呀！象仙女一样！ 小姑∶妞，过来，小姨教你玩花绷子。 妞妞∶(犹豫)我还有事哩，等会儿好不好? 妞妞拉开抽屉乱翻，又把八仙桌上的胆瓶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可那里除了破梳子和一些头发卡子之类的小物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小姑∶妞，你翻什么? 妞妞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小姑小声∶“嘘----” 她一撅屁股，爬到了床底下，只把个小屁股露在外边。 七、泥人担子边 孩子们拿着各种各样从家里找来的小东西围着老汉叫唤着。 “这着行不行?” “我这个能换什么呀?” 老汉从一个男孩的手里拿过一个空牙膏皮看了看，给了他一个小泥哨。男孩高兴地吹着，跑了！ “我也要！我也要！” 孩子们吵着，伸出一张张小手。 妞妞跑来，挤近了担子。她的手里举着一把黄灿灿的大铜锁。 妞妞∶我要大公鸡！ 老汉拿过铜锁细看了一回。 老汉∶你拿这个跟家里人说了没有? 妞妞∶说了！ 老汉把大公鸡给了妞妞。 妞妞一把抢过大公鸡就跑。 妞妞把大公鸡的屁股对着嘴用力地吹，那鸡立刻发出“喔喔”的叫声。 八、妞妞家院子里 妞妞跑进了院门，呜呜地吹着公鸡。 九、堂屋内 妞妞吹着大公鸡跑进来。 妞妞妈∶妞妞，这东西哪儿来的? 妞妞一愣，看着妈妈，她的嘴边都是大公鸡染上的红绿颜色。 妈妈一把把公鸡抢过去，妞妞吓得“哇”一声哭了。妈妈一下子拉着妞妞就向外走。 十、大门 妞妞被妈妈强拉着出了大门。 妞妞∶(哭喊)我要大公鸡！ 十一、泥人担子旁 妞妞妈拉着妞妞向老汉冲过来。 妞妞妈∶她拿什么换的这个? 老汉看了妞妞一眼。 妞妞不哭了，怯怯地看着老汉。 老汉拿出了那个锁头。 妞妞妈一把抢过了锁头。 妞妞妈∶啊?一把铜锁就换你个这呀！(把公鸡向小贩的担子上一敦)你这不是骗人吗?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骗小孩呀，你亏心不亏心呀！ 老汉看着妞妞，眼神里是抱怨。 妞妞不敢看他的眼睛。 妞妞妈拉着妞妞边斥责着老汉，走了。 妞妞回头看。 老头可怜巴巴地低着头…… 十二、小姑屋里 妞妞趴在床上哭。 小姑∶好啦，妞妞不哭，以后小姑给妞买。 妞妞∶小姑嫁人了就不回来和我玩了。 小姑∶谁说的?小姑才不嫁人哩！ 妞妞∶骗人！ 小姑∶谁骗人谁是小狗。(挑起花绷子来)来小姑教你挑个新花样。 妞妞∶(哭)我要大公鸡！ 十三、胡同的全景 俯 天色向晚，屋顶罩上了炊烟。 十四、胡同里 傍晚 老汉的担子。上面的泥人已经不多了。 老汉默默地收拾起东西，准备走。他觉察到什么，抬起头来看—— 大槐树后面露出了妞妞的小脑袋瓜，虽然只是一闪。 老汉嘴角动了动，挑起了担子，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朝妞妞那里招了招手。 妞妞探出小脑袋，看着。 老汉又朝他招招手。 妞妞抿着嘴不肯从大树后面出来。 老汉拿出那个花公鸡，向妞妞晃着。 妞妞还是不动。 老汉把公鸡放在地上，离开了。 妞妞看着老汉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那公鸡正静静地摆在当街地上…… 十五、堂屋内 傍晚 妞妞进来，她的衣襟下鼓着，里边当然是那只泥公鸡。 她把公鸡拿 出来，藏在屋子的角落里。十六、同上一景 夜 电灯亮着。 一家人在灯下吃着晚饭。 妞妞奶奶向小姑碗里夹菜。 奶奶∶多吃点，过了门就得给人家做饭了。 小姑满脸的不高兴。 妞妞很香地吃着。 妞妞∶奶奶小姑不想结婚。 妞妞妈∶又胡说。 妞妞∶我才没胡说呢，是不是小姑? 小姑对妞妞笑了笑。 妞妞却说∶小姑真傻，妞妞就想结婚！ “哟！”满屋的人全笑了。 妞妞妈∶真没羞！ 妞妞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妞妞∶结婚多好呀，能穿新衣服。 小姑笑着问∶可妞想嫁给谁呢? 妞妞∶(坚定地)嫁给卖泥人的！ 全家人又是一阵喷饭大笑。 十七、胡同 夜 黑黑的胡同里传出妞妞家的笑声。 老槐树在晚风中摇曳…… 这是一个规模比较标准的电影小品，我们现在根据它来看一看电影小品的特征和创作时所要注意的地方： 1、电影小品要突出一个“小”字，不能洋洋万言，所以首先要注意的便是内容不能多。通常，情节围绕着一个小小的事件展开就够了。例如《妞妞》就是紧紧地围绕着妞妞用铜锁换泥人这个小小的事件展开的。不少初学写作的朋友常常会把小品的构思搞得过于庞杂。例如有个朋友构思的是一对男女青年从相识到结婚再到分手的故事，这样的内容足够写出一部完整的电影剧本了，硬将它塞在10来分钟的小品里表现肯定是做不到的。相反，象《妞妞》这样的一件小事，讲起来比较从容，就有足够的篇幅来描写细节，塑造人物性格。这个小品中的妞妞性格鲜活可爱，与笔墨集中就有很大的关系。情节集中当然和人物集中有直接的关系。通常，我们应该将笔墨集中在一两个人物身上。例如《妞妞》就集中描写了妞妞和卖泥人的老汉。其他人物都是一笔带过的次要人物或作为环境背景出现的人物了。 2、电影小品篇幅小，所能承载的主题思想有限，不可能将过于复杂的思想内涵交给一个短短的小品来完成。那样的做法只能造成什么都想说却什么也没说清楚的结果，弄不好，容易出现令人反感的说教气或故作高深的感觉。《妞妞》并没有很多的思想，但追求了情调和趣味。我们看过之后能感觉出一种质朴的老北京味儿，它象一首具有怀旧感的小诗，体验到一种温馨人际关系。一个小品，写出一件事情并不难，但写出点情调和趣味却不太容易。 3、电影小品创作应该努力塑造人物鲜活的性格。我们知道，创作一个完整的大剧本最最重要和最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小品虽小，却也能向一幅小小的速写画一样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老舍先生是个塑造人物性格的大师，他有一个非凡的本领就是能在了了数笔之间将人物的性格勾画出来。例如《茶馆》中那个松二爷，在全剧本中老舍先生只给了他400来个字的台词，却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性格印象。这就是功力！如果我们也想有这样的本事，就得在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妞妞》中，妞妞天真活泼又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表现得很突出，而这些性格又都是通过人物的行为揭示出来的。在我们当老师的看来，一个学生会生动地刻划人物性格比他拥有一肚子“深刻的”思想重要得多。因为任何深刻的思想在电影中都只能通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来体现，如果你不会刻划性格，也就必然不会表达思想了。 4、要用电影的方式写作，文字描述的应该是你电影思维的结果。有经验的人不难看出，《妞妞》是个很有电影思维水准的小品。它里面的所有文字都能通过视听造型体现出来，文字很有镜头感，场景的衔接也有蒙太奇经验。例如，在第十四和第十五场之间，作者省略了妞妞走过去从地上拿起老汉留给她的泥公鸡的过程却突出了她藏泥公鸡的细节。而第十七场将第十六场中快乐的气氛延伸作一种优美抒情的诗意。很多初学的朋友常常对“如何写得更象一个电影剧本”感到为难和无从下手。当然，电影思维的经验是慢慢建立的，但也并非那样神秘。您最初可以作这样一些事情来提高您电影思维的水准：比如找一些电影剧本来读，看看人家是如何用文字表现视听造型的。不要害怕“照葫芦画瓢”，最初，哪怕模仿一下人家的行文格式也是好的。也可以找来一部影片，从中间选择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段落，用电影剧本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然后对照原剧本看看有哪些差异。总之，只有坚持实践，多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就会不断进步。 5、在电影小品的练习中，可以在视听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用一些小品练习视觉造型的能力，而用另外一些小品来练习人物对话。我以为，最开始还是应该先训练自己的视觉表现能力。尽可能通过人物动作和其他视觉造型因素来讲述故事，而尽量减少对话。《妞妞》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品，其中对话的数量并不多。要知道，对话是一个十分难以掌握的手段，如果一开始就将对话作为自己的主要叙事手段，常常会阻碍视觉手段的发挥。当然，写一些小品来专门对话也是必要的，但我们不妨将它放在靠后一点的时候。在《妞妞》中，作者注意到了环境造型的重要性，无论胡同还是天空的鸽哨都给故事带来了一种浓郁的北京味道。核心道具泥公鸡也很有民间特色，都是构成作品风格不可缺少的因素。看了《妞妞》您一定也会发现，电影小品和戏剧小品有一点很不同：戏剧小品通常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场景中，而电影小品却可以而且经常是多场景的。尽管您不能也没必要设过多的场景，但有场景更换却能锻炼您的蒙太奇思维能力，因为在场面转换中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是电影时空的重要特性，是一个电影编剧必须掌握的。 小品最重要的是构思，第二步才是用文字把它表述成剧本。一个好的构思固然不一定能写成一个好的电影小品，那中间确实还有个写作功力的问题，但一个构思很糟糕的小品，无论你有多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创作不成好的作品。我常常看到学生在学习小品写作之初易犯过于着急的毛病，他们常常不在构思上下功夫，却草草地编上一个毛病很多的故事就急急忙忙开始写作了，其结果是将宝贵的时间全都浪费在写字上，很是得不偿失。所以，电影小品创作的首要环节是少写多想，通常，在一个题目下构思出五个到十个故事来，然后再从中选出自己最最得意的那一个写出来。 通常，我们是由命题小品逐渐过渡到自由命题小品的。所谓命题小品，大概就象学习作文那样，先有个规定好的题目，如后再根据这个题目展开构思。例如，我的学生常常会面对这样一些题目：《朋友》、《他与她》、《告别》、《相逢》、《失落》、《报复》、《伞》、《灯》、《照片》、《信》、《帽子》……所谓自由命题小品，就是您自己决定小品的题目，而这些题目常常是先创作出一个小品然后再为它设个题目。例如《妞妞》这个小品就是先有的小品后有的题目。您会发现，其实找到一个有趣的题目并不太难，难的是如何在这个题目下写出有情趣的内容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些很有趣的电影小品构思： 《朋友》 拿到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不要急忙写作，而是要分析一下题目。很多人一看到“朋友”二字，就很自然地联想到男女朋友，然后就只能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打转转。其实，“朋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比如说，一老一少之间、两个残疾人之间、一个阔佬和一个电梯工之间……都可以是朋友。您应该根据自己的生活积累和对生活的观察来选择一对独特的朋友来展开构思。比方说，在某个人和某种动物之间能不能成为朋友呢？请看下面这个构思： 阿弟6岁，刚上小学。他最好的朋友是一只他叫作“黑子”的大公鸡。这只鳮是他从小鸡崽养大的。阿弟每天一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召唤他的“黑子”，然后把放学路上捉到的虫子喂给它吃。然而，这鸡却给大人带来了麻烦。因为虽然他们家住在北京的大杂院里，但那里也有“八不养”的规定。更何况天一麻麻亮黑子就叫，吵得邻居们睡不好觉。所以，那一天阿弟的妈妈就同阿弟商量，要把黑子宰了。阿弟一听就哭叫起来，抱起黑子就跑。可他哪里扭得过大人？再说抱着黑子也不能上学呀！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家里的菜刀藏起来！这样妈妈就没办法杀鸡了！阿弟把刀放在书包里，带到了 学校。放学回到家后妈妈已经把饭做好了，阿弟吃得特别香。饭后，他四处找寻黑子却不见踪影，他这才知道，刚才他吃的那菜就是用黑子的肉炒的。阿弟“哇”地躺在地上大哭。从此不肯再吃鸡，连过去他最最喜欢光顾的肯德鸡大门也不肯进了…… 还有一个更有趣的构思： 这个单亲家庭里只有爸爸他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可儿子不知道什么心理原因，任何心里话都不肯对爸爸说。爸爸用尽了办法也一无效果，他因此很伤心。但是一天，儿子突然在学校里接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的人叫“波波夫”，是他最爱的卡通人。那“波波夫”似乎很同情这个没有妈妈的孩子，甚至很知道他内心的苦恼和秘密。儿子开始和“波波夫”通信，他和从没见过面的“波波夫”成了好朋友。他把自己最最隐秘的事情对“波波夫”说，而“波波夫”总是在回信中乐呵呵地给他出主意。由于“波波夫”的指点，他开始理解自己的爸爸，这使爸爸非常惊讶。儿子甚至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可是儿子生日的那天，他却有点伤心，因为他无法把蛋糕送给他最好的朋友“波波夫”吃。爸爸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爸爸病了，住进了医院。孩子在爸爸的抽屉里翻出了很多“波波夫”给他写信时用的那种带有卡通形象的彩色信纸。儿子立刻明白了！在医院里，他抱着自己的爸爸感动地说：“你这个坏爸爸！我其实早就知道‘波波夫’就是你呀！”再后来，爸爸的病好了，可儿子却总叫他作“波波夫”了。 您看，尽管这个小品构思规模大了些（估计要充分展开这个故事怎么也得30分钟胶片），但很有点动人的温情。而且它的内涵也比较丰富，它告诉我们，即使在父子之间若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真需要下点功夫。 《灯》 这个题目本身有一个核心道具，那就是灯。有经验的朋友一定会感觉到这个题目很利于电影小品的构思。因为灯是一件很利于进行视觉造型的道具，灯光具有很浪漫的色彩。在电影作品中人们经常会在灯光上作文章。再说，即便是灯，也还有汽车灯、路灯、手电灯、灯笼、油灯……各种各样的灯。这些灯用在不同的情境里就会出现不同的故事。电影小品构思本身就有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作用——开发作者的想象力和富有个性的创造思维！其实，灯这个道具本身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道具揭示出人物的性格、他的内心活动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请看下面这个小品： 一个十分年轻的出租车司机每天一到傍晚十分，无论遇到多么“甜”的活他也不再拉了，而是急急忙忙地开车回家。他家里只有个老奶奶，不管有人没人总是在唠叨着。可司机已经习惯于听她唠叨，就好象没听见一样。小伙子径直穿过门厅，进到自己的屋里，就在窗前等待着。不久，路灯亮了，就会有个漂亮的女孩出现在路灯下静静地看书。他用望远镜看她，那是夏季，她穿着白色的裙子，就象悄然开放在他家窗外的一朵玉兰花…… 再一天，路灯坏了。这可急坏了小伙子，他顾不上出车，整整一天都在找人来修理路灯，可家委会推供电局，供电局又推街道……眼瞅着太阳已经偏西还是没人来解决。小伙子决定再也不等了，他自己找来灯泡，艰难地爬上高高的电线杆。可是就在他把电灯安好以后，自己却一个不留神摔落下来。 小伙子的腿打上了石膏，但当他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还是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等待那女孩出现。那天，女孩又来了，还是那样恬静地在路灯下看书。小伙子很入神地看着，是他的灯光为女孩子着凉了书本，他很高兴。但就在这时候，一个男孩出现在他的望远镜里！那男孩很亲热地与女孩拥抱……他看傻了，片刻，他拉动了窗帘绳，窗帘便象舞台幕布一样渐渐地合拢了起来…… 这个小品有点戏剧性。它围绕着一个路灯描写了一个小伙子暗恋一位陌生女孩，但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构思很集中，过程也很有趣，最重要的是灯光的运用很有创意。这盏灯似乎成了小伙子心灵的延伸。我们可以看出小伙子的性格特点来，他肯定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说话不多，唠唠叨叨的老奶奶不仅仅是个家庭环境中必须有的人物成员，也反衬了小伙子的寡言少语的性格。看来他的性格在感情表达和人际交流方面有一定的困难，但他木讷的性格下面却有着一种对情感的渴望和执着。这个故事有一种温馨浪漫的气息，象一首具有幽默感的抒情小诗。小伙子最后拉上窗帘的动作设计得也很有创造性，这时也许我们看不到小伙子，只看到了两扇窗帘在缓缓地向中间合拢，但窗帘的节奏却使我们看到了小伙子失望的和恋恋不舍的心情，甚至能体验到他与世无争的温柔性格。窗帘关闭的状态很象舞台徐徐拉上的大幕，它在那对青年拥抱的“表演”中合拢，很具有幽默感。您看，这个小品也没把过多的思想内含看得那么重要，但它很有味道，不是吗？我们国家的教育，有过很左的时代，总企图给人们以抽象的道德教化。可是我们的教育中间却缺少对美的能力的教育，缺少对人情表达和体验的教育，缺少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训练。这样的情况也严重地影响着中国的电影创作。我们的很多影片太象一本正经的教师爷，承载了太多的哲学，然而却缺乏机智幽默和微妙的人情。在创作小品的时候，有意地放弃思想说教，有意地追求情趣，将对一个初学者有很大的好处。 《信》 这样的题目构思是很困难的。大家知道，电影讲究的是造型，而如果一封信文字太长，就没有办法有镜头拍摄出来给观众看。在看初学者作业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作者根本不考虑最后画面如何表现，就将大段的书信文字写满一页纸，并规定用特写来表现。试想，如果这样多的文字都用镜头拍摄下来观众需要读多长时间呀？当然，有的朋友在这时候会用画外音的形式把信读给观众听。这是个可行的办法，但也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那个作品的风格是否允许使用画外音，一般说来画外音具有主观色彩，不适合在纪实性较强的剧作中运用；另外，在使用画外音的时候很多初学者常常不构思与那画外音同时出现的画面内容。比如画外音在读信，而画面上微妙看到却依然是那信的特写，这时的画面就没有了任何存在价值，因为它没给观众提供任何信息。这时作者应该采取的是声画蒙太奇的方式，使画面内容与声音成对位关系。例如下面这个小品就有很好的构思： 这个小品的作者是个上海籍的学生，作品的特点是分为天南地北两个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动作交叉起来进行叙事的。一个场景是在上海一户普通家庭的卧室里，天色已晚，万籁俱寂，屋子里亮着一盏橙黄色的台灯，一个母亲在指挥着她上小学的儿子给远方的父亲写信 ；另一个场景却是在遥远的西藏高原，那里也是深夜了，但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在一个兵站里，战士们已经睡熟，只有军营静静地站立在大雪中。前一景中那孩子的爸爸就是这个运输连中的连长。孩子的妈妈不是不会写信，因为当孩子写不出字来的时候她总是告诉他怎么写，她是因为上次去部队探亲的时候与丈夫闹了别扭，不好意思给丈夫写信，便借着孩子的口气。例如她对孩子口述道：“亲爱的爸爸，上次妈妈回到家以后很伤心，我看得出妈妈很后悔和你吵架，她天天在盼着有信来……”后来我们知道，那次闹别扭的原因是妻子希望丈夫能早点复原回家。 当妻子的声音还在继续的时候，画面却切到了高原，集合号响了，丈夫集合了战士紧急出车执行人物。大雪纷纷，丈夫象老妈妈一样检查每个战士的行装，这时我们始终听到的是妻子指挥孩子写信的画外音。 镜头再次回到那个上海的家庭，妻子还在借孩子的口述说着对丈夫的思念，她说：“你对爸爸说说老师是怎么表扬你的吧。” 当画面再次切到西藏高原的时候，军车已经开出了军营，迤逦行驶在崎岖的上路上。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妻子的画外音。 就这样，妻子说了很多，镜头也一次次地切到高原。妻子期待着丈夫能早日回家，象别的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上游乐园，带孩子去吃汉堡包。可是画面上我们看到的确实汽车在风雪之中走不动的情况。到故事结束的时候，丈夫的汽车翻到了深深的陡坡下面，很多战士向下面跑去……而这时，妻子也指挥着孩子把信写好了，他们把信贴上，就上床幸福地关上灯，睡觉了…… 这个构思是相当有特色的。本来，一个妻子给丈夫写信也许没有什么。但是当作者采取了两个空间的两个动作平行表现的时候就出现了感人的诗情画意。上海那家人的台灯造成了温柔的暖色调，与西藏高原的青蓝色的雪夜的冷色调形成了对比。当画外音落在高原雪夜的画面上的时候，我们更加感觉到了丈夫默默的奉献精神的可贵。使本来很严肃的歌颂主题有了一层自然质朴的人情味。整个作品就象是一首轻声吟唱的摇篮曲，其中蕴含的深情让人信筒…… 可见，对于电影小品构思说来，找到一个好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电影修养和经验，在这一方面要想有所创造也是很困难的。 今天，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了电影小品构思一些基本规律。我的教学经验告诉我，对于初学的作者说来，“磨刀不误砍柴功”这话是个真理。小品练习是个“磨刀”的过程，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地找些题目来作小品训练。有趣的是，这样的活动不仅活跃了我的思维，而且积累起来的小品有的时候会成为我后来创作大剧本的一个部分。您如果觉得我说的有点道理，就拿起笔来试试看吧。 电影论文:新媒体对电影新时代的实用性 电影趋于“草根化”、“非专业”和“融合”化。这其实从中国导演“第六代”后的代系终结就可以看出端倪。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音乐人、作家、文化人、媒体人和商人已经开始涉足电影从剧本创意、制片制作、宣传发行甚至院线和影院的各个环节。这一现象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电影艺术最难之处在于其综合性,是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功底的大融合,从这个角度说电影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确实是最难的;但是同时电影也是最容易涉足的艺术。以导演为例,即便是没有在电影学院待过一天的人,花上几个月的功夫也能学会全部的实用知识,如果他再有机会跟一个经验老道的导演在摄影棚摸爬滚打,不出半年足以了解这神秘光环下的一整套“技能”,进而独立门户执导长片了。而后,唯一的“门槛”恐怕就是资金了,当一个电影市场每年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长而房地产和金融等其他行业的投资风险越来越大时候,这唯一的门槛也几乎可以忽略。渴望在电影产业分一杯羹的“热钱”完全可以雇佣最专业的团队和设备(而且数字化技术已经大幅降低了摄影器材和胶片及洗印的成本)。于是,我们看到了高晓松的《大武生》,看到了郭敬明的《小时代》,看到了“小燕子”赵薇的《致青春》,而为新媒体“定制”的“小电影”、“微电影”、“短片”更是比比皆是电影更趋于“个性化”。随着新媒体的应运而生,2000年兴起的博客(Blog)、2007至2009年兴起的微博(MicroBlog,国外是Twitter)、2011年腾讯针对智能终端研发的微信,已经开始让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这恐怕是“第六代”导演对传统的怀疑、审视和个性化批判视角的进一步延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表达自己哪怕是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因为他们的宣言是:“这就是我眼中的世界,我在与我的同类对话!”电影更趋于“个体传播化”。新媒体让这些更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能够很快的在一定的群体中精准的传播,这恐怕也是以往任何宣传都做不到的事情。 1新格局与新问题 新媒体时代到来,而传统媒体或坚守、或彷徨、或融合的背景下,这个信息化时代也如同整个大时代一样:新旧共生、新旧交叉。这个世界变得更多元,也更复杂,电影也同样,其水准和风格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在这个过程中,同时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整体艺术质量下降并引发观众审美的媚俗化;短时间内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更专注于个人诉求和个体表达而缺乏理性思考和大局观念;传播迅速、虚实难辨,甚至有引发社会负面作用的风险等等。 2解决办法 首先应该有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和包容自信的心态。新媒体的发展是当前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也是不可逆的趋势,而电影本身也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环境下,信息社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多元和融合,新旧模式交叉共生,电影所面临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所以就更应该抱有宽容和自信的心态去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和发展。法制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保证。通过法制的健全和细化,能让创作电影的人们的权利得以保证,能让投资和拍摄电影的过程控制在一定风险之内,能让市场的交易更加公平,能够让观众的消费更加安全,更重要的是能让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以及与新媒体的融合过程中依据诚信和互利的原则去生产、交易、消费和分享。市场化和产业化将是促进电影在新媒体时代得以壮大的保证。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公布的数据,截止2012年底,我国银幕总数从2002年的1845块迅速激增到13118块,2012年一年新增银幕3832块,平均每天10.5块银幕;到2013年上半年,我国共有银幕1.5万块,仅次于美国3.89万块位居世界第二;但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平均20万人拥有1块银幕,而美国平均9000人拥有一块银幕。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近年的电影票房能以不低于30%的速度连续增长:庞大的需求造就了市场,激增的银幕和不断涌现出来的影片仍然无法满足这个饥渴的市场。但同时另一个怪现象也出来了:影片在影院里“存活”的周期越来越短;投资来源越来越多样,但回报渠道仍然很单一(90%以上的回报依靠电影票房的产出),这就使得电影市场陷入了一个高风险产业的瓶颈。就目前可预测到的,解决这个瓶颈的“良方”之一恐怕就是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于是我们看到了“乐视”影业的新媒体与电影捆绑的模式(其实无异于“索尼/时代华纳、NBC环球/维康公司的模式),也看到了优酷和搜狐视频等视频终端为电影提供了更多的电影院以外的观看渠道,当然还有电影网(隶属于电影频道)的电影资源授权模式鼓励互相促进、相互竞争和优胜劣汰。在一个新旧共生、交叉、多元的时代里,互相刺激和促进、竞争和合作都是必然的,只有经过大浪淘沙才有可能见到金子的光芒。比如我在前面提到新媒体会引发电影形态变化,随之会引发出的一些问题,这其实都有可能成为新的转机和宝贵的活力:在电影越来越“小”之后会酝酿出更多的“大”;在越来越多“草根”和“非专业”人士的长时间积累后会磨练出更多的“精品”和“经典”;而新媒体的价值正是创造了机会和空间,让更多的人可以开始加入电影人的行列,也让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渠道分享这些成果。总而言之,无论接受与否,新媒体时代到了我们眼前!电影的传播方式在变,看电影的人在变,电影形态也变,引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遇,因为再多的问题也不能阻挡新旧融合、新旧换代的大趋势,我们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包容、自信的心态去积极的面临挑战解决问题,一定能使新媒体真的造就电影的“新时代”! 电影论文:浅论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一、“微电影”的积极作用 1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是一个释放和表达的时代。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如电影梦。这个梦想在过去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但“微电影”制作的低门槛让更多有电影梦的草根阶层加入到了“微电影”的制作中,让他们通过“微电影”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如成立于27年的中国最大的草根电影剧组——“成都草根剧组”,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一千多人。他们拍摄的45分钟的微电影《别摸我》成为国内第一部进入院线上映的草根电影。很多专业学生也是通过“微电影”走上了自己的电影之路,如北京电影学院的张思庆。他的毕业作品——3分钟的“微电影”《拾荒少年》,在2012年获得第49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短片奖。他认为拍摄“微电影”相对来说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不需要到影院上映,是专业学生练手的极好方式。 2提供娱乐的空间 “微电影”符合大众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和短暂的休闲娱乐的需求,为人们放松心情提供了娱乐的空间。娱乐“微电影”多采用恶搞、戏仿的方式。这方面的首创应该算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春运帝国》、《绿领巾的故事》等也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此类“微电影”追求的是一种“娱乐精神”,创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娱人娱己并追求一种心理上的成就感。在“微电影”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创作者和收看者都会获得娱乐上的快感。如2011年网上一段宿舍版《新闻联播》,引起了众多媒体和大众的关注。这段视频根据CCTV《新闻联播》的板块模式改编,视频中公寓电视台的主播逼真地模仿中央电视台的主播,认真地播报有关宿舍的搞笑新闻,获得了极高的点击率,达到了娱人娱己的效果。 二、“微电影”的消极效应 “微电影”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容易引起“三观”误导 一些“微电影”中出现了追求高消费等不良生活的现象,这有可能会对受众的消费观带来不利影响,有可能让他们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还有一些“微电影”作品为了追求“眼球效应”,制作了一些不利于受众健康成长的内容,传递了一些负面的道德观。以《青春期》系列“微电影”为例,影片中展示了很多负面的情节,充斥着很多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有很大的影响力,可能会使青少年形成错误的“三观”。当年的《古惑仔》,有很多青少年正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效仿其中的内容才成了“不可救药”的一代,如前些年发生在天津市的“少年砍刀帮”一案。还有一些“微电影”由于忽视了自身内容的考虑,可能会无意中产生一定的负面社会效应。如2011年热播的“微电影”《红领巾》被认为“真实并讽刺”,而当我们冷静下来认真思考时就会发现该“微电影”中也存在一些对当前教育的扭曲展示,无形中会给观看此片的青少年受众传递一些负面的价值观,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2容易造成文化快餐化 社会竞争激烈的今天需要“微电影”这样一种快速、有效的放松方式。“微电影”为人们放松心情、减轻压力提供了娱乐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所附带的快餐文化存在的问题。“快餐文化”是指人们追求通俗,短期流行的,不注重积累和内在文化内涵的文化潮流现象。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很难有大块时间去做一件事情,人们日渐进入一种快餐式的生活状态。快节奏的生活让原本有限的空闲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微电影”正好在时间上、空间上符合人们“碎片化”的需求,但几分钟或几十分钟的“微电影”一般难以深入地表达深刻的道理,这种“浅尝辄止”的快餐文化可能不会对受众产生深入、有效的影响,不会引起受众深入的思考,不良快餐文化泛滥还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可能动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众心中的影响力。 3容易造成内容“三俗”化 传统电影从制作到播出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而“微电影”不需要经过这些审核,所以“微电影”相对于传统电影来说进入门槛要低得多。2012年7月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也只是规定“谁播谁审”。而“微电影”的传播主要是通过视频网站,“微电影”的评判主要由“点击率”说了算,所以一些视频网站为了应对激烈的行业竞争,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提高“点击率”,可能会允许一些低级趣味的“微电影”在网上传播,从而导致很多“微电影”作品格调低下,在内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三俗”化倾向。这种状况如果延续下去,必然会给整个网络世界和“微电影”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受众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三、“微电影”的规制和引导 “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所以我们应该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多管齐下,对“微电影”进行正确规制和引导,从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更多地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效应。 1政治手段: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第十八报告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因此对于处于网络亚文化的“微电影”我们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引导,坚持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原则。一方面,我们要以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姿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微电影”的存在并引导其发展,发挥“微电影”的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人们娱乐、宣泄、表达的平台,成为各种“大电影”的有益补充,成为文化多样性的有益尝试。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微电影”作为青少年亚文化具有反叛、解构的特点,对主流文化是一种挑战,所以要对其进行正确引导,用主流意识形态占领舆论阵地,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反映主流意识形态的“微电影”作品,“唱响网上主旋律”,使“微电影”永远传递正能量,传递爱与希望,如“美好212”等系列“微电影”作品。 2经济手段: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 现在的“微电影”作品层出不穷,但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不是很多。“微电影”作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新媒体形式,具有很强的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很好的新兴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所以国家相关部门应该重视“微电影”这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加大经济投入和引导,如举办“微电影”大赛,培育“微电影”人才,以多种形式和手段丰富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另一方面,对于广告类的商业“微电影”也要加以正确引导。除了发挥广告对品牌的宣传作用以外,最好加上一些反映品牌生命力、活力等向上的、对青少年有更多积极影响的内容。广告类“微电影”除了吸引青少年眼球,增加对品牌的购买以外,更应在增强青少年乐观向上的人生追求方面起导向作用。 3文化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指导 目前“微电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泛滥趋势,品质参差不齐,恶搞严重,这也是众多被调查者反应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微电影”产业可以持续的繁荣发展下去,犹如电影一样,“微电影”还需要广大电影工作者与电影理论家的指导,从而使其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它才能成为互联网生活中一种有效的影视艺术的传播载体。中央电视台开办的付费电视频道《第一剧场》开设了一档周播栏目《微影天地》。栏目组希望能通过此栏目解读、宣传、推广有艺术品位的、弘扬主流价值观的“微电影”作品,从而引导“微电影”市场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为进一步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展现当代大学生文化追求与创作才华,教育部思政司等指导,文汇报、人民网等主办了“最美中国”全国大学生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正确的指导,这次“微电影”大赛中涌现了很多优秀的“微电影”作品,为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4法律手段:制定准入机制、加大审核力度 “微电影”主要通过新媒体平台播出,所以会遇到网络等新媒体都会遇到的问题。网络的匿名性和低门槛性使网络的内容鱼龙混杂,如不加大审核力度,就会使那些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甚至充满血腥、暴力的“微电影”作品流入网络,对网络环境和“微电影”受众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应该通过法律手段引导“微电影”向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国内还没有具体翔实的法律法规保障“微电影”发展的情况下,政府的首要行动是利用政府行政手段加强对“微电影”的管理,确保“微电影”向着符合政府需要、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通知》指出:“对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这大大地净化了网络环境。 5道德手段:加强“微电影”参与各方的道德素养 首先,要提倡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倡导行业自律、网民自律,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这是对整个网络正常运行的要求。这里着重要指出的是“文明办网”,加大“微电影”在网络传播前的网络监管的道德审查力度,让那些反映消极、悲观、腐朽等内容的“微电影”在网络上没有传播的机会,才能净化“微电影”市场。对此《通知》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微电影”负责。”其次,要提升“微电影”制作人的自律能力。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指出:微电影要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外部环境,也有赖于行业的自律。“微电影”制作人对“微电影”的品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微电影”制作人在制作“微电影”的过程中要自觉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遵守各个层面的道德规范,自觉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发表立志、向上的反映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促进社会舆论环境积极向上发展。 总之,“微电影”以其全新的形式走出影院,走向大众。作为新生事物,“微电影”既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也有一些消极的效应,但随着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方面正确地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微电影”必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并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画出靓丽的一笔。 电影论文:论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电影广告化及其传播效果的优化 摘要: 电影广告化是一种广告利用电影媒介和电影元素实现传播目的的方法,也是近年来商业电影呈现出的一种大的趋势,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 关键词:电影广告化 表现形式 缺失 效果优化 近年来,一种融合了电影元素的崭新广告样式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它综合了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各自优势,成为广告在新时展所激荡出的另一簇火花一一电影广告化。它的诞生,丰富了广告的存在形式,拓宽了广告的信息传播能力,同时也将广告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化。标志着广告对于电影元素的运用到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是广告生存空间的一次极大扩展。电影里令人炫目的精彩画面,开始走进广告的现实之中。 大势所趋的电影广告化 电影广告化的进程最早从美国的电视栏目里开始。二战后,宝洁公司开始有意识的将其旗下品牌及具有代表性的符号融入电视节目当中。后来跨国公司看中了电影这种范围更广的传播媒介,充分利用电影的全球化传播宣传产品。今天,广告人对这种广告手段的运用日益成熟。即使在较为脱离实际的科幻电影和动画电影中,也不难寻觅到广告的踪影。 电影广告化即企业或类似性质的团体,通过赞助或支持某部电影的拍摄与制作,获得在影片中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从而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广告性质。这是一种崭新的广告投放手段,也是商业电影的一种发展趋势。另外,影片中对企业或团体形象的展示,通常跟电影的剧情发展联系在一起,采用较为隐蔽的表现方式,以避免引起观众的不满和反感。通过此类的展示,电影拥有了一定的广告因素,并在放映中起到了类似于广告的宣传作用。如在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诺基亚手机通过展示火种源威力的电影情节设置,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并取得良好效果。观众在了解到诺基亚手机的原产地并非日本的同时,也看到了一部普通手机变形为战斗机器人的震撼画面。顺畅的情节设置和自然的人物对白消弭了其中的广告因素,观众并没有因此感到不满,甚至会对这部变形手机的型号产生兴趣,在他们眼中,这部手机就是一位可以发射导弹的机器霸王。 当今是一个娱乐化的崭新时代,广告要在这个拥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就必须寻找能够保证其宣传效果的表达方式。广告和娱乐业霸主电影的结合就是对时代变化的机警反应之一。广告电影和贴片广告也因此出现在广告领域之中。但很遗憾,两者都存在着一些十分明显的缺陷。广告电影受困于它的长度,丢掉了在电视上播放的机会:而贴片广告不合时宜的播放时间则抵消了它巨大的媒介优势。但电影广告化很好解决了以上两者的问题。电影巨大的发行网络可以充当广告的播放渠道,电影中精明的广告方式则保证着广告的播出效果。在这场商业游戏中,广告业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企业则成功宣传了自己的产品,电影人也获得了自己渴望的拍摄资金。这种利益与利益的合作是电影广告化存在的强大动力。 电影广告化的言说与表现形式 每一部电影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叙事特点,而借助于电影平台存在的商业广告也必须考虑到每部电影的具体情况,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情节中插入自己的相关信息,从而使电影成为一幅巨型的广告展示平台。具体言说与表现的形式主要有: 1、电影情节的广告化。即通过对电影情节的改造和干涉使其具有广告的功能。电影情节是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将广告成功地融入电影情节中去,自然会取得不俗的收视效果。根据各个电影故事进展的不同,电影情节的广告化方法也必须随之进行改变。如出现在《变形金刚》里的诺基亚手机,如果没有展示火种源这段情节,或者导演认为拍摄火种源展示的情节会影响到电影的连贯性,那么诺基亚手机就必须寻找另外的表现空间。 2、镜头背景的广告化。即在一些镜头的背景中对企业品牌进行展现,并且镜头特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背景广告方法。《疯狂的石头》中将班尼路的品牌标识作为镜头的背景加以展现,而诸如麦当劳、可口可乐等大型跨国公司的路边广告牌更是屡屡出现在电影镜头里。电影中也可以用静态的镜头特写,去展示一件商品的外形特征或商标。 3、电影道具的广告化。即通过表现片中演员使用的物品来展示相关的企业产品和品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会不断接触各种商品的,电影要正常的表现故事,也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商品的使用。如果女主角在洗衣服,就让她用汰渍,如果男主角喝起了啤酒,啤酒的标签最好是嘉士伯…现实生活在电影中与广告接轨。《天下无贼》就对这种广告方法进行了十分精彩的运用:影片开头,刘德华用的佳能摄像机,随后,他借助敲诈的手段又开起了宝马汽车,到寺庙朝拜时更是十分猖狂的窃得若干部诺基亚手机。品牌与道具通过这些广告化的手段融合为一体。 4、电影对白的广告化。即在电影中通过人物的对话巧妙地对商品进行宣传。如《阿甘正传》里的经典台词:“见美国总统最美的几件事之一就是可以畅饮‘彭泉’汽水”。《疯狂的石头》中,男主角误将尼康(NIKON)相机读作耐克(NIKE)相机,还疑惑的问别人“耐克也产相机?”。这其实都是对企业品牌的良好宣传。而且在台词中加入品牌名称,使得广告信息较前几种手段更为明朗化,更易加深观众对品牌和产品的印象。 当然,以上几种形式在实际运用中,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一个电影片段就出现数种表现形式,以期获得更好的广告效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电影的制作人员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电影的叙述和想法,直接影响着电影广告化的成功与否。所以赞助电影企业和其品牌必须与他们展开非常默契的合作,从而获得双方满意的结果。 电影广告化创作的主要缺失 目前,电影广告化的运用技巧和创意越来越高明、独特。在我国,伴随着《天下无贼》的成功上演,电影广告化现象正式进入人们视野,并在随后的一系列商业影片中,愈来愈频繁地被电影赞助商使用。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 1、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在电影广告化的运用中,应强调广告的加入不会影响到电影情节的发展,从而避免观众的反感。然而在我国电影中出现的广告往往严重影响到了电影情节的进展。《天下无贼》之后,无数国内电影纷纷效仿,却往往引发许多观众的批评。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命运呼叫转移》,该影片由于在某些片断上过分的突出要宣传的产品,影响了电影情节而引发影迷、影评人和网友的热烈讨论。对我国电影广告化的发展和广告新的生存空间的稳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2、无创意的电影广告化。我国的广告产业起步晚,在广告创意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广告产业有着不小的差距。电影中的广告往往以非常相近的方式出现在观众面前,缺 乏丰富的创意手段。比如说,手机广告通常就通过演员使用手机来表现,毫无创意。《变形金刚》中手机变身战斗机器人的巧妙构思似离中国广告人太过遥远。我们所习惯的,还是一五一十的拿起产品用它一下,似乎这样做广告人省心,赞助企业也放心。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消费者在观看电影中的不留心。 3、无深度的电影广告化。中国的电影广告化依然停留在“我在电影中出现了”阶段。在许多电影中,和故事情节没有直接联系的商品,往往只能昙花一现地在电影中露一个脸。《天下无贼》里,男女主角在车中发生争执,一辆车身涂有“长城润滑油”字样的重型卡车迎面而来,险些与他们相撞。在这个 公路惊险场面中,长城润滑油只能显示自己的品牌标志,却无法进一步展现自己的产品优于其他品牌润滑油的地方。这种没有深度的电影广告化方式,完全不能保证电影播出后对企业产品的促销作用。广告及其表现的品牌和产品成为了鸡肋不如的配角而被人们遗忘。 4、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电影是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往往可以通过镜头去表达电影制作者对事物对与错、美与丑的判断。如果电影中的广告对插入的内容和位置考虑不周,就会对品牌形象造成负面的影响。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和无顾忌的电影广告化不同,虽然它们都会对产品起到不利影响,但相对于电影来说,负效果的电影广告化并不缺乏对观众容忍度的顾忌,甚至某些电影广告是观众乐于接受的,只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被错误的人使用而对企业品牌造成了负面的效果。《疯狂的石头》中,当黑皮穿着一身班尼路对同伴炫耀时,全国人民都笑了。从此班尼路在很多人眼中成为了小偷式品牌,导致班尼路最大的年轻消费者群,却在电影疯狂的戏谑下成为了最怕购买这个品牌的群体。 电影广告化传播效果的优化 企业在电影中插入广告是一件需要慎重对待的事情。必须对电影的特征、电影的故事情节有深入的了解,对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有正确的评估,并仔细研究插入的时机、场合和插入的内容,借助于独特新颖的创意才能实现广告传播效果的最优化。 1、植入情节,表现自然。为了避免广告影响到观众对电影的观看,削弱广告的实际效果,创作中须想方设法将广告植入情节,使二者自然融合。这种融合,不能仅仅止步于表面化的“主角拿起了一瓶可口可乐”,而是应该做到对电影剧情的发展有所帮助,以致观众无法想象少了它电影将怎么继续。同时,通过广告对剧情的推动,也可以更详细的去阐述企业产品的功能、特点和优势。斯皮尔伯格在经典科幻片《外星人》中对此种手段的运用可谓如火纯青。可爱的男主人公用赫雪公司的KISS牌巧克力豆引诱外星人从藏身的棚屋里走出来,而同属于少儿阶段的小外星人也终于忍不住诱惑,近乎贪婪的吃着洒在地上的巧克力豆。KISS牌巧克力豆在电影中不仅作为道具出现,还成功的通过外星人的馋嘴表现了自己难以拒绝的美味。伴随着《外星人》的热播,KISS牌巧克力豆在北美也取得了辉煌的销售业绩。巧克力豆在这部电影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整个情节生动有趣,和电影融为一体,广告自然表现产品的优势与特点,毫无生硬插入的痕迹。 2、幽默优先,娱乐大众。幽默是获取别人好感的一个重要武器。广告更不例外,尤其要将自己的产品表现在电影里,如果实在不能避免被观众识破,便可采用幽默手法,使人在没有防备的笑声中接受所要宣传的事物。《我的盛大希腊婚礼》中,女主角的父亲对稳洁洗手液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爱恋:“我老爸只相信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希腊人需要时刻教育美国佬,第二件事是任何身体上的问题,不管是红疹还是鸡眼,只要喷稳洁就好了……”这显然是在用一种夸张的幽默手法来宣讲稳洁的清洁功能,但博得观众一笑之后,谁又在意这是一则广告呢,说不定观众在购物的时候,看到稳洁就会忍不住微笑然后将它买回家去。在《变形金刚》里,当女主角抱怨男主角的雪佛兰汽车过于破旧的时候,雪佛兰表现得非常人性化,它竟把男女主人公同时从车里踢了出去,然后通过自己的特异功能变成了一辆崭新的雪佛兰跑车。这一情节在电影院反应极佳,引发了观众的阵阵笑声。也保证了没有人会因为电影花大量时间展示雪佛兰汽车的外形而对电影和赞助商产生反感。另外,诸如夸张、反讽的手段,如有合适的表达空间,也可在电影广告中应用。 3、选准广告投放的电影平台。电影是企业宣传的极佳平台,但每一部电影都有其特定的情节和独特的风格,某种产品可能适合这种电影,却不适合于另一种电影。如果不考虑电影的客观情况,而盲目的将产品广告投放进去,就可能使企业得不偿失,甚至会影响电影的质量。宝马汽车长期赞助007系列电影,邦德所驾驶的各种宝马座驾为巩固宝马汽车的高档形象添加了重要的砝码,使其平添了一丝神秘的气息。很难想象,一款饼干产品可以借助007系列电影这个平台来成功的宣传自己的产品并取得类似于宝马车的成就。因此,产品的定位和电影的定位一定要有重合的地方,这种重合是企业广告得以存在于电影的重要条件,也是增强广告宣传效果的催化剂。另外,适当的电影平台也给了企业产品增强其产品诉求的机会。以汽车市场为例,奥迪为了争夺年轻人市场,花重金赞助了科幻巨片《我,机器人》,并专门邀请设计师涉及了一款没有轮胎的奥迪概念车。这款在电影里大展神威的奥迪汽车,深深地影响了作为潮流先导的年轻消费者,在与奔驰争夺年轻富豪的战斗中占得了先机。 4、大力开展片外宣传。一部电影里很难有许多机会让赞助商的产品可以隆重的登场,给观众以印象。更多时候它们往往是不足数秒的短暂露脸,甚至观众还来不及认出这是哪款产品的标识,电影镜头就已经被切换,产品的特点和优势无法完全展现。因此,借助于电影这一特殊舞台,企业的宣传运作起着重要作用。淘宝网在《天下无贼》公映后的表现就堪称国内企业的楷模。电影中,淘宝网标识是作为偷窃集团的掩护道具暂时性出现的,甚至有网友在看过这部影片后开玩笑似的将淘宝网称为“掏包网”,然而淘宝网积极地利用这次赞助机会,在影片外的领域发动与影片有关的广告攻势。他们不仅出席每次《天下无贼》的宣传活动,电影公映后还利用自己的网络优势,在网站上拍卖影片中所使用过的道具,在影迷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各大城市的公交站台上也无不是“淘宝网赞助《天下无贼》”的巨幅海报,这种阵势甚至压制住了电影其他的主赞助商,淘宝网的网站特点和独特优势也凸显出来。 显然,电影广告化是当下广告业和电影业结合的最佳方式,它使广告在电影中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如果得到良好的运作和处理,将产生出无与伦比的宣传效果和市场效应,促进广告业和电影业的发展。甚而至于,在未来的某日,一种崭新的电影形式——广告式电影将诞生于世间。 电影论文:对电影名翻译研究 论文摘要:电影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接受美学认为在翻译电影名时,应该考虑观众的文化语境,使译文与观众达成视域融合;同时,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异质文化因子,能够更好地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 论文关键词:电影名;翻译;接受美学;视域融合 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翻译在中国文化史上起着举足重轻的作用。中国译坛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第五次翻译高潮,自此,中国的翻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翻译的作品数量之多,涉及的领域之广,为前四次高潮所不及。其中,电影作为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被大量译介。电影的翻译事关文化交流,而其中电影名的翻译尤为重要从商业上说,好的片名会吸引观众,提高票房收入;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翻译体现了中外文化的对话。本文欲运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把观众的接受与欣赏纳入视野,对电影名的翻译进行研究。 一、接受美学 (一)接受美学的源起和发展 接受美学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标志是联邦德国的康斯坦泽大学学者伊塞尔(WolfgangIser)和尧斯(HansRobertJauss)建立的文本接受理论和文学史理论。其哲学基础是现象学文学理论,尤其是罗蔓·英伽登的阅读理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哲学阐释学理论。接受美学是对西方作者中心和文本中心文学批评理论的反拨。 接受美学审视了读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这对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来说是相当新的发展。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认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沉迷于作者中心的阶段,包括浪漫主义和19世纪的文学理论;完全专注于文本的第二阶段,如新批评;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研究中心向读者的明显转向。令人惊异的是,在作者、文本和读者中,读者的地位和作用总是被忽略,然而没有读者的阅读,文学文本只能束之高阁,从而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读者的阅读过程正是文本显意的过程。因此,文学的发生,读者和作者一样至关重要。 接受美学一经提出,很快成为席卷欧洲的主流文学批评理论,且其影响深远,使之迅速波及全世界。 (二)接受美学对文学翻译的意义 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接受美学代表着研究重心向读者的转移。因此接受美学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在于,译者应该更多地关注读者以及读者的接受与欣赏。 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从文学史的角度建立他的文学接受理论,这一理论更多地接受了现代哲学阐释学的影响。海德格尔以存在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出发点看待阐释活动,认为主体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文本的解释,总是基于其“先结构”。伽达默尔系统地发展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回答了“理解与阐释”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文本的理解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并提出了历史视界和个人视界的概念。“个人视界”是由阐释者自身的“成见”出发形成的对作品的预想和前理解;“历史视界”则是指文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构成的一种现存的连续性,包括不同时期人们对文本所作的一系列阐释,两个视界的融合则达成了理解。尧斯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论思想,提出了“期待视野”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读者由于其以往的阅读经验和际遇的不同而对同一作品形成了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时代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在该时代读者的期待视野中发生的,不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的变迁,导致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阐释和理解的差异。 二、电影名翻译常用策略 (一)直译 对原文中意思明确且译文又有直接对应的片名往往采用直译的方法。如:A WalkintheClouds译为《云中漫步》,TheGodFather译为《教父》,Loveatfirstsight译为《一见钟情》,《卧虎藏龙》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RainMan译为《雨人》,SavingPrivateRyan,译为《拯救大兵瑞恩》,TheSilenceoftheLambs译为《沉默的羔羊》。 (二)音译 除了直译以外,还有音译。英语小说和电影等作品往往喜欢用主人公的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名作为题目,而人物姓名和地名作为专有名词我们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所谓的音译就是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如音节、字母和单词)。音译代表了翻译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即是意译。所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都介于这两极之间。因此,音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因为其目的就是保留形式而非意义。音译一般不用于整个篇章的翻译。但在翻译某些具有地方或历史色彩的词时,或某些译语中缺少对应的表达词语时,才采用音译。”例如JaneEyere译为《简爱》,Tess译为《苔丝》,RomeoandJuliet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Casablanca译为《卡萨布兰卡》,Titanic译为《泰坦尼克》等等。 (三)意译 《翻译学词典》认为意译更关注如何使译文读起来更自然,而不是一味地保留原语的措词不变。电影名翻译中所采用的意译大致可以归纳为5种情形。 1.套用译语典故。典故作为语言和文化中的精华往往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人们耳熟能详,因此,翻译电影名时,如译者套用译语中的典故,无疑会让译语观众倍感亲切。例如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就是运用汉语典故。《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hineseRomeoandJu-liet,《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译为ChineseOdyssey:Pandora’SBox,《大话西游之仙履奇缘》译为ChineseOdyssey2:Cinderella则是套用英语典故。 2.用译语文化归化。在翻译中,译者用译语文化归化原语。如Spider译为《蜘蛛侠》,就是用译语文化去归化原文,令人联想起汉语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 3.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译者撇开原电影名,而在译名中概括了电影的内容大意。例如,FreakyFriday译为《辣妈辣妹》;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甲方乙方》译为DreamFactory;《花样年华》译为IntheMoodforLove;《漂亮妈妈》译为Break—ingtheSilence;《回家过年》译为Seventene Years;《有话好好说》译为KeepCool;《大款》译为TheFuneralofFamousStar。 4.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汉语是一种声调语,强调四声八调,这样的音韵特点决定了汉语中有很多成语和四字格的表达。运用成语和四字格往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因此成语或四字格的运用成为汉语的行文特点。译者在英语电影的汉译中往往喜欢运用成语或四字格使得译文更地道、更容易为汉语观众接受。例如TopGun译为《壮志凌云》,Matrix译为《黑客帝国》,Charles’sAngle译为《霹雳娇娃》,GonewiththEiw nd译为《乱世佳人》。 5.去掉原语文化。由于直译原语存在文化的障碍,译者在译文中甚至采用去掉原语文化的办法,以避开难点,迎合译人语读者。如《霸王别姬》译为FarewelltoMyConcubine;《唐伯虎点秋香》译为FIirtingScholar;《红色恋人》译为ATimetORe~emr。 三、读者的期待视野 尧斯吸取伽达默尔的思想,把对文学作品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视界中。所谓历史视界就是文本产生的文化语境,然后探索不断变化的文化语境以及读者的不断改变的个人视界之间的关系。因此 ,对文学文本意义的探索,不在于作者,而在于读者的历史性的接受,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不是恒定不变、一劳永逸的。理解本身改变了文本并且文化传统本身依赖于它们被接受的历史视野的变化而变化。 期待视野认为毫无疑问,文本作品的生命力依赖于读者,没有读者的参与,作品的生命无以延续。目标读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文学作品,相反,他们在解读作品时发挥了主体性,从而创造了文本。事实上,在读者阅读文本之前,他们有着自己的“前理解”,即世界观、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美学标准,即“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的重要原则。 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期待视野,另一方面,期待视野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当读者理解并接受某一作品中的文化时,他们也就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这也构成了他们的“视野的变化”,读者视野的变化也会影响译者翻译作品时所采取的策略。译文要被译语读者接受,译者必须研究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而读者的期待视野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因此,接受美学是发展的理论,而译者的翻译活动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电影名的翻译跟文本作品的翻译一样,泽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即其期待视野,并且要考虑到观众的视野的时代变化。例如,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被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Dragon就是一例。在英语国家,虎和狮象征着勇敢和威仪。如,lion—hearted一词意为“勇敢”,而在中国,虎被认为是威严、权力,龙则代表着吉祥和威仪、权力。虎和龙是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文化意象,因此,藏龙、卧虎在中文中是褒义的。 众所周知,英语中“dragon”被认为是一种可怕的动物。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dragon”词条的解释:“dragon(instories)alargefierceanimalwithwingsandalongtail,thatcanbreatheoutfire”。传统中的龙,如在英国7世纪的着名史诗Beowulf中所描写的dragon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mol—ster。因此在西方文化中,龙并不受欢迎,在英语中,CrouchingTiger是褒义,而“HiddenDragon”则为贬义。因此,按照传统,英文片名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是不能传达原作品的文化内容的,也许还会引起误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地位不断提高,加上这2O多年的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已是今非昔比,“龙”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意味着威仪、权力和吉祥,这早已为西方人所了解。因此,西方读者的“视野”已不同于几十年前传统的看法,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变迁。正如这20多年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见面已经习惯说“你好”,至于“你吃饭了吗?”那已是老话了。因此,《卧虎藏龙》直译为CrouchingTigerHiddenrDagon英语观众听起来尽管不地道,但这样的带着“中国情调”的电影名不但不会引起西方观众的误解,反倒因其带着东方的色彩而实现了文化交流的目的: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中,并不是被西方话语所消解,相反,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得到了彰显。 一些英语电影以故事的主人公姓名和故事发生的地点作为片名。而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电影、故事的题目喜欢用词或词组来归纳主旨让人一看就知道这部作品的内容大意。如果译者用音译的方法翻译此类片名,则相当于“不译”。其效果一般是不会太好。大多数中国人也不能接受此类翻译。因此在翻译这一类作品时,考虑到汉语观众的习惯,可以采用归纳主旨的方式来翻译。如OliverTiwst译为《奥列弗退斯特》,由于音节太长,跟汉语读者的欣赏差异太大,很难为汉语观众所接受,因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自生自灭;相反,译为《雾都孤儿》,既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雾都(伦敦),又点明了主人公的身份,这样的翻译因符合汉语观众的审美期待而被接受并流传下来。这样,译文视界和汉语读者的个人视界就融合起来。 但是,音译的方法是否都会因为不符合汉语观众的传统审美期待,而不予采用呢?接受美学的一个原则是,观众是能动的接受者,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接受者的欣赏和趣味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不断地变迁的。如《简爱》、《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是先有同名小说、戏剧作品的翻译。而这些作品的翻译早已被汉语读者所接受。因此在同名电影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不必另起炉灶。相信在这些小说、戏剧被音译之初,汉语观众也有一个由排斥、熟悉、接受到习以为常的过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接受者的接受过程就是一个视界不断改变的过程。因此采用音译这种“不译”的方式翻译作品名给汉语观众打开了另一扇窗子,让他们学会以别样的方式来看待不同于自己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无疑,这样的翻译对于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四、翻译的困境:异质文化的缺失 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是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用来指弱势文化的作品被译介入英美强势文化国家时,译者所采取的一种透明、流利、无翻译痕迹亦即译者隐身的策略。这样的翻译策略弱化了外语文本对于译语读者的陌生感和疏离感。韦努蒂追溯他所运用的“归化”这一概念至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关于翻译的概念——“尽可能不打扰读者,而让作者靠近读者”。在上文归纳的电影名的翻译方法中,套用译语典故就属于采用透明通顺、完全消除差异性的策略。 地道翻译法(Idiomatictranslation)是Beekma n Callow用来阐述《圣经》翻译的策略,后来被Larson更多地使用来指旨在使译文读起来尽可能自然的一种翻译策略。跟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相似,它强调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影响要如同原文对其读者产生的影响一样。因此地道翻译法可以定义为:和原语有相同的意义,但是以自然的译语的形式来表达的翻译。这种翻译方法注重的是意义,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内容,而且在表达的形式上力求使译文读起来更象是用译语写就的文本而不是翻译。这一类翻译最典型的要数运用汉语成语或四字格中所列。 “概括原语电影的大意”的译法,“去掉原语文化”的译法,均属于拟译(Adaption/Iimtation)。所谓的拟译,根据《翻译学词典》属于意译的一种,主要指译者为了使原文更适合于特定的读者或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对原文作了相当大的改动。奈达曾把这种翻译策略等同于“文化翻译”(CulturalTranslation),认为这种拟译不能视作忠实,而Rado则干脆把它归为“伪翻译”(Pseudotranslation)。 不管是归化还是地道翻译法,或是拟译法,原电影名经过翻译后,已经看不到原名的痕迹,而更接近于译语的表达,或摒弃译语的文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翻译的困境。但这种无差异的翻译策略客观上遮蔽了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 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译为C^ineseRomeoandJuliet为例,就是套用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部作品虽然同为男女爱情悲剧,而且在各自的文化中都非常有名,但除此契合之外,作品所反映的主题不同,所表现的方法不同,更重要的是它们产生的语境不同,它们在各自的文化中都有不可替代性。这种归化翻译反而可能会误导西方观众,用韦努蒂的话来说就是助长了西方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这种侵略性的单语独自、排斥差异、边缘化异族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思想指导下,译者不露痕迹地在译文中刻写下本民族的价值观,“从而向译语读者提供了在文化他者中认同自己的文化的自恋的经验”。我们不禁怀疑:译者是否在推销这样的概念:《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普世性。 至于ForrestGump被译作《阿甘正传》,Loli ta被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也算是运用汉语典故的一种地道翻译法。对于前者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这部作品除了有文字的形式,还被拍成了电影,国人耳熟能详。《阿甘正传》这一译文既取了Gump的音,又把电影讲述的是一个小人物“ForrestGump”的人生际遇的传记色彩给表明了,比音译为《福雷斯特·甘普》的“不译”不失为佳译,但《阿甘正传》太中国化了,怎么也不能让人把它和获得1995年6项奥斯卡奖的美国大片联系起来,相反它的名字很象港台的搞笑片。而《一树梨花压海棠》的译文则更是离谱,虽然令人“喜出望外”,并且典出苏东坡的一首凋侃老夫配少妻的诗,“既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含蓄贴切地体现了剧情”。撇开别的不说,熟悉苏轼和张先的文坛趣话和那首调侃诗“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只限于少数的知识精英,因此“一树梨花压海棠”指的是老少婚配恐怕只有译者自己孤芳自赏了。这样的翻译既偏离原文又让观众搜肠刮肚甚至一头钻进故纸堆里也摸不到门,何以达成视域融合? 五、文化传播与接受:标举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 电影作为文化传播的特殊载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电影而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在电影名的翻译中得到体现。译者应肩负起传播异质文化的任务,同时研究接受者的视界,在翻译中敢于标举差异,从而促进跨文明的异质文化的对话。一种文化必须敞开胸襟,接受异族文化的精华,才能保持活力,使自己屹立于世界民族和文化之林。我国翻译史上佛经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始于东汉延至宋朝的历时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大潮中,中国文化在佛教的冲击下,几乎被边缘化,以至于当时的一些学者如韩愈奋起反抗佛教文化,但中国文化由于以开放的胸襟吸收外来的文化,因此还是经受住了佛教文化的洗礼,结果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并没有为佛教所吞没,反而是兼收并蓄,促成了儒道释三足鼎立的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 其实,好的翻译无异于向观众开启了通向异域文化的视角,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具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包容文化他者,而不是采用文化大棒打压弱势文化。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需要一个和谐共生的环境。文化的多样性,不是一语独自,而是杂语共生,和而不同。我们倡导的是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平等注视和对话。翻译被认为是文化冲突的场所,在这样的文化碰撞中,我们采用的策略是什么?是妄自菲薄,向西方民族中心主义者缴械投降,还是高举差异的大旗,坚守自己文化的阵地?是夜郎自大,“我的祖上比你阔多了”的阿Q精神,还是视异质文明如当年打破国门几令亡族灭种的坚船利炮?在保留文化多样性的呼吁声中,我们该如何作为,这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在对人类未来文化前景的描绘上,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给我们以启示,明确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文化是多元并存的,它们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等级;要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的文化。 六、结语 电影是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电影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电影名就象一张名片,对整部电影翻译的成功与否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电影名的翻译应该考虑译入语观众的接受与欣赏,译者应该研究观众的接受语境,而观众的接受语境与其所根植的本土文化休戚相关,因此,译者应该充分考虑译语文化语境,在译文中提供的视域要与观众的视域达成视域融合,从而达到与观众的交流。但是观众的接受语境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迁的,观众的欣赏习惯有一个培养的过程,因此,译者在译文中有目的地、适当地保留原文中的异质文化因子,对于促进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对话,保持文化多样性,消除西方话语霸权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人类文明并不是单语独自,而应该是和而不同、杂语共生的健康和谐发展,只有保持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一体化,人类才能建立自己美好的家园 电影论文: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 一 世界影坛上曾经出现了不少意识流电影，它们对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我国电影界也有一些编导为了丰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尝试运用意识流手法拍摄电影，如著名的影片《苦恼人的笑》、《小花》、《樱》和《天云山传奇》等，但它们还算不上是意识流电影。 意识流电影是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影片样式。20世纪20年代欧美作家将“意识流”运用于文学创作，50年代才进入电影创作之中。什么是“意识流”?“意识流”这个名词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提出，他在《心理学原理》中说：“意识……并非以一段段的形式出现的，像‘链’或‘环节’那样。它不是联结起来的，而是流动的。河流或流水是描写意识状态的借喻。”这里的涵义在于强调意识活动的连续性，如水流一样不可中断。后来“意识流”被现代派小说广为运用，形成了“意识流小说”派。根据一些文艺史家们的意见，小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即早期小说，注重描写情节和人物外部活动；心理小说，着重描写人物内在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意识流小说，描写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不仅是理性内容即理智思想，还有非理性内容，如幻想、幻觉、情感波动等。由此可见，意识流小说阶段的文学作家们已开始运用人的意识如同水在流动着的概念去写小说，写人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活动，改变了过去写事件、写故事情节的手法。 其实，一些作家面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复杂性，他们认为过去写实主义的方法已不足以表达已经被认识到的复杂性，需要寻找一种表现这种复杂性的恰当的文学形式，意识流的方法就是在这样的探索中形成的，它打破了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者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而展开的结构。故事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实际上，意识流小说用的主要技巧和手法就是“内心独白”。1887年法国作家杜夏丹最早采用“内心独白”手法，因而被认为是“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但“意识流”文学的真正鼻祖应推爱尔兰作家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1927)，他们的创作实践受到了伯格森直觉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的强烈影响。二战以后运用意识流方法写作的作家越来越多，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现代小说的一种传统创作手法。上世纪的60年代，法国出现了一个新小说派，代表人物是阿兰·罗勃·格丽叶，他们就是用意识流方法从事文学创作，并且取得了成就。于是，在新小说派的影响下，开始把意识流这个心理学概念引用到电影中来。 二 什么是意识流电影?它是指这类电影受“意识流”小说影响，要求在银幕上着重表现人的非理性的、潜意识的、直觉活动的电影。 世界影坛上的意识流电影出现于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之交。在世界电影史上被最早视为“意识流电影”的是瑞典著名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又名《杨梅树下话当年》)。这位有世界影响的导演，深受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善于通过意识流去体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宗教观念。他敢于运用假定性很大的意识流，如人与神并存、死人与活人重逢之类，但是他力图使这些场面富于纪实性，使环境与人物有机融合，很有电影特性。他的《野草莓》拍摄于1957年，剧情发生在现在时态的约24小时的一段时间内，表现一个78岁的医学教授波尔格在其儿媳玛丽安的伴随下，驱车前往一所大学接受荣誉学位。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重访了一些故地，使老波尔格不断地进入到往事的回忆和梦幻中，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影片结束，他开始有些意识到自己性格中的自私和冷漠，希望能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一种互爱的关系。影片主要以人的潜意识为对象，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人物的回忆、幻觉、梦境等，表现了一个老人对死亡的恐惧、对孤独根源的探索和对生命再生的渴望。这部影片后来成为西方电影研究家们探讨意识流的“范例”。伯格曼的其他著名的意识流影片还有《第七封印》和《处女泉》等，前者描写一个中世纪武士参加十字军征战后，感到精神毁灭而回到瑞典。当时瑞典瘟疫流行，到处可见强奸、盗窃和杀人的罪行。他更感幻灭，要从信仰上帝找到精神支柱。后来他从死神那里得知自己死期快到，乃与死神对弈，故意拖延时间以便找机会在死前做一好事(救了一对夫妇)，以弥补虚度一生的内心悔恨。后者则着重心理分析，有三兄弟作恶多端，合谋强奸少女嘉琳，还杀死了她。她父亲为了报复而处死他们。为了消除内心恐惧，他先举行了异教徒的祭祀仪式。影片结束时，嘉琳尸体下涌出了泉水，象征着道德“干枯”的世界已恢复了精神平衡。 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费里尼也以运用意识流著称，其特点是强调直觉。他不但受存在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影响，也受哲学家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影响，他们认为，在人的意识中直觉最重要。没有直觉认识也就没有逻辑认识；没有逻辑认识却照样有直觉认识。所以他们极端强调直觉，反对任何理性加工，鼓励创作“内省作品”。费里尼于1962年拍摄的《81/2》(又译《八部半》)正是强调直觉的“内省影片”的典型。它描述了一个名叫吉多的电影导演在筹拍一部影片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顿与危机。这位导演准备拍一部表现人类末日的新影片。为此，他来到了温泉疗养院，边疗养边准备拍摄工作。然而，他却发现自己的创作陷入危机之中。影片的主要布景已经搭好，但他的构思还是朦胧一团，处处是阻碍和矛盾，与此同时，他也深陷于个人生活的危机中，与妻子在感情上无法沟通，情妇又对他纠缠不休。他幻想出来的思想女性刚刚出现，立刻就显露出同样令人痛心的世俗态……最后，他举行了一次毫无内容的记者招待会，同请来的客人跳起了伦巴舞。这部影片是费里尼的创作转向表现人的内心现实的标志。它通过一个隐喻性的“故事”，探索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 法国新浪潮电影流派干将阿仑·雷乃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也创作了震憾世界影坛的意识流电影《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尤其是《广岛之恋》在当时被认为是世界影坛上的“一颗精神原子弹”。这部具有反战倾向的影片，叙述了一位法国女演员，去日本拍摄一部关于和平题材的影片，她认识了一位日本建筑工程师，他们相爱了。在相爱的过程中，女演员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第一次恋爱，那是在二次大战期间，她在家乡纳韦尔爱上了一位23岁的德国士兵，但是，他在纳韦尔解放的那一天，却被打死了。这位18岁的少女则因为与德国人恋爱而被打成“法奸”，关在地窖内，并被剃光了头，遭尽羞辱，一度精神失常。后来她去了巴黎，那一天，正是日本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日子。“她”与“他”分手后回到旅馆，因忍受不住孤独的寂寞又来到街上，与徘徊至那里的工程师相会。“他”恳求“她”留在日本，但“她”却难忘巴黎的家。最后，两人互相告别，并深情地呼唤着对方象征的名字：“广岛!”“纳韦尔!”这部影片不少地方运用了“闪回”镜头，由现在转换到过去，由日本转换到法国。日本建筑工程师的任何动作，都引起这位女演员回忆二战 时的那位德国士兵和她在一起的情景。其中有一组镜头特别引人注目：早晨的旅馆里，女演员从阳台回到房间后，看见日本工程师还在床上睡，他的一只手在睡梦中蠕动。接着下面一个镜头，马上就是那个德国兵躺在地上，在临死前一只手痉挛的景象。这两个镜头的突然转换和连接，表明现在和过去的情景同时出现在女演员的脑海里了。整部影片没有一个中心事件，没有故事情节，展现的过去和现在、回忆和联系，全是女演员的意识活动。 雷乃的另一部代表作《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是继《广岛之恋》后又一部涉及到关于记忆与时间以及遗忘之间关系的意识流影片。这也是一部没有传统的故事和连贯的情节、人物身份也极不明确的影片。描写在一座巴洛克式的豪华建筑中，聚集着一大群客人。其中有一位X先生，告诉一位叫A的女士，他们去年曾在马里昂巴德见过面。她当时答应过离开她的丈夫M，与他一起私奔，现在一年过去了，他不愿再等下去，她必须跟他一起走，A女士却无论如何也记不清有过这段往事，不承认与X先生有过交往。但在X先生的反复诉说下，她终于抛弃了M丈夫，与X先生一起离开了。 除了介绍以上几位世界电影大师的意识流影片外，当代著名的经典意识流影片还有法国的《老枪》等，也在电影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都具备着共同的创作特点。 三 世界影坛上出现的意识流影片的创作特点是极其鲜明的，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意识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国外电影理论界围绕“意识流”问题历来有争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作为现代主义流派的“意识流”与作为表现手法的“内心独白”应严格加以区别；另一种意见认为，“意识流”也就是“内心独白”，它经过现实主义改造可以为现实主义艺术家所运用。其实，当今世界影坛上不少电影导演都是按照第二种意见去做的。法国影片《广岛之恋》就是以其丰富的“内心独白”(意识流)深入生动地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深刻鲜明地表达了影片的主题思想。这部影片在主题思想上尽管有暧昧之处，不像传统电影那样直白单一，但从今天角度来看，影片既表现了一个异国恋情故事，又折射了战争，影片通过女演员视点中的广岛和回忆中的纳韦尔。她说：“我总是为广岛的命运哭泣。”接着以镜头中把相爱的美丽而赤裸的身体和受原子辐射烧伤、变形、腐蚀的人体相对照，这种蒙太奇组合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效果：灭绝人性的屠杀和以爱情为象征的生命的顽强抗争。影片也插进了几个旅游者参观日本和平广场的镜头。她又说：“我还知道一些别的事，一切都会重新开始。20万人死亡，8万人受伤，在9秒钟之内……”这些断断续续的“内心独白”(画外音)是和各种纪录片镜头组合在一起的。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些特殊的含义：这是在告诫人们，警惕啊!不要“忘记”，“忘记”就意味着历史的重演。《广岛之恋》也是把文学与电影完善结合起来的成功典范。影片中优美的解说词与抒情的语调给影片带来了浓郁的文学色彩。因为影片的剧本出自法国著名的新小说派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之手。她曾发表70余部小说，10部剧本，当过14部影片的编剧和导演。她70岁高龄时发表《情人》，搬上银幕后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广岛之恋》的语言风格明显带有杜拉斯本人的风格特点。影片中大段的内心独白，祷文式的叠句，咏叹式的朗诵，确是其他影片所罕见的。加上导演雷乃又是个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他掌握了视觉和语言之间的完美的平衡，并且运用画面表现了人的潜意识活动，形成了影片中新颖的意识流手法。这部影片于1959年问世后，不久就荣获了第1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第14届英国学院奖、联合国奖以及法国梅里爱奖和1961年纽约评论家协会最佳外语片奖。 第二，时间空间跳跃多变，大大丰富扩展了影片的容量，深化了主题。 意识流电影往往是打破了时间、空间、地点的界限，把时间、地点自由地交叉起来，因为这些影片编导认为，当一个人考虑问题时是没有时间、地点观念的，思想活动往往是没有逻辑性和规则的，他们还认为，要“真实”地表现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就要不受时、空、地的限制，一定强调时间、地点的统一，必然有“虚假”的成分，有“编”的痕迹。当然把时间、空间与地点混在一起的手法，在常规电影中也出现，有时也出现“闪回”、“倒叙”，但它是围绕一个主题和一个中心事件来处理的。意识流电影的“闪回”、“倒叙”却不同，不是为中心事件服务，完全是按照人的潜意识的不规则活动而混在一起的，从而起到深化主题的作用，当代著名影片《老枪》就是成功的典范。 《老枪》这部影片由法国著名导演罗贝尔·昂里哥于20世纪70年代执导的。他成功地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电影传统与五六十年代出现的探索创新结合起来，使影片取得令人赞赏的成就，因而荣获了1976年法国首届最高电影奖——凯撒奖的最佳电影、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声音奖。这部影片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使用了“闪回”。“闪回”在影片中出现10余次，在时间上占据了全部影片放映时间的五分之二，这在一般影片中是少见的。这部影片由“闪回”在结构上形成了两个时空层次，即现实时空层次(客观的时空层次)和心理时空层次(主观的时间)。这两个层次清晰明确地将影片分成两个部分，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二次大战末期，法国医生于连为妻子女儿报仇，手拿老枪，孤身一人消灭德国残敌的故事。另一个是大战前于连和妻子克拉拉从一见钟情，到婚后生育女儿弗洛兰丝的幸福生活。这两个层次展开的两个故事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互为因果，推进两个故事双向展开。现实层次触发了心理层次的展开，心理层次又为现实层次的行动提供动机，两个层次互相对比，互相衬托，构成了这部影片剧作结构的基础骨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意识流影片《老枪》中的“闪回”确实充分发挥了作用。传统影片中的“闪回”主要作用在于交代或补充某些事件，以保证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头有尾，完整无缺，很少用来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老枪》中大量使用“闪回”，其最主要的作用，是将镜头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揭示人物心态，从而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并因此大大增强了影片主题的深度和广度。如影片中的现实层次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心理层次则根据主人公于连的心态呈现出来的，与现实时间恰恰相反。第一次“闪回”，是于连的“想象”：妻子和女儿被德寇用喷火枪残害成“木炭”。这里用于连的想象就使观众亲眼看到了于连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体验到他的激愤之情。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个闪回，使观众从于连的心理角度，看到了于连幸福的家庭生活和甜密的爱情生活。从这些“闪回”里，观众看到了战争在一个人心理上产生了深刻的烙印，同时也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英雄。这完全来自“闪回”手法的功效。因此说《老枪》是一部借助“意识流”刻画战争的成功影片。这个特色体现了50年代以来人们注重展露战争对人精神上的影响，而一反传统战争片从外部反映战争的老套。 再提一下《广岛之恋》，这部影片完全摒弃了传统的故事和线性的叙事结构。它通过大量的“闪回”和画外音手段，打破了时空界限和对情节的外部描述，把过去与现在、经验与经验的描述交织在一起，在对记忆与遗忘，经验与时间等问题的探讨中表现了战争给人带来的梦魇。影片中对过去的追求并不只是对往事的回忆，而是被深深嵌入今天之中，与今天构成了一种隐喻式的结构。影片中移动拍摄的广岛街头的镜头与同样方法拍摄的纳韦尔街头的镜头组接在一起。这种过去与现在的交融形成了影片一个时间性的主题，片中的“她”就是作为“过去”的一个代表，这两位都有着自己幸福家庭的主人公之间的爱情显然不能从一般的生活的意义上去理解，而毋宁说是一种象征。纳韦尔少女的个人遭遇 与广岛遭受的浩劫完全不能相比。但导演雷乃却有意把这两个相差悬殊的世界联系在一起，以一种独特的对比强调战争的残酷。这两个异地发生的事件又能从时间上联系起来(“她”获得解放之时，正是广岛遭受灾难之日)，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它们的空间界限，使其成为人类永恒的记忆。 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也是通过人物的意识在现实媒介刺激下自由地流动，完全打破了时空界限，几乎概括了老教授波尔格整个的一生。影片在一段波尔格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的片头后，就是他作的一个恶梦。在梦中，他看见一辆柩车在街上自己行走，棺材打开来，里面的死人伸出来要拉他进去。而他发现，这个死人正是他自己。梦中包含的对死亡的恐惧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思。影片中波尔格探望老母亲的段落是用现实的形象来暗示他对自我的探索。影片中的另一个梦，象征着他对自己的判决，揭示了老教授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否定和自责，而又与他在现实中正在走向一个新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影片结尾，老教授又作了一个美好的梦，表现出他对新生活的渴望。伯格曼在影片中不但运用大量直接的心理画面来表现过去的反思，而且通过对现实情景和人物的规定，使其与过去紧密呼应，以强化人物的主观感受。这些现实中的形象既为波尔格的心理活动提供了依据，也使过去与现在、梦幻与现实构成了一个互相耦合的整体。 第三，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化结构。 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故事片创作达到了鼎盛时期，而这些故事片都是戏剧式结构，故称戏剧式电影。在艺术历史的长河中，先有戏剧，后有电影，早期的电影模仿了戏剧。因此电影作为故事片样式从一诞生，就受戏剧影响，总是沿袭亚里士多德、易卜生等的戏剧编剧方法和舞台处理方法，即开始、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等5个阶段的结构方法，或为三幕剧方法，即第一幕开始，第二幕发展，第三幕结束。但意识流电影的编导们认为，这种创作规律和结构方法不符合电影的特性，电影的特性是能够开拓微观世界，把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摄影机变成可见的。于是根据这个原理，他们更觉得电影应该表现人的内在的心理状态，只有反对戏剧性，反对情节化，摒弃“编戏的虚构成分”，才能“如实地表现”所要表现的事物。 因此，无论是《野草莓》、《81/2》，还是《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等这些经典的意识流电影，它们的结构都是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是反情节化、反戏剧化、反传统的舞台剧结构，也不要求有一个完整的戏剧事件在影片中贯串始终，而是打破时空顺序、随意跳跃、非理性怪诞、无逻辑的闪接。 第四，反对通过电影传达一般的伦理，而是主张“体现一种较伦理更为深奥的哲理”。 哲理化倾向表现在各种题材影片中，尤其是伦理道德问题方面，过去有不少电影编导，为伦理道德题材影片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创作途径。他们历来强调“哲理的深度”，力图深化主题和哲理化的探索。前苏联在上世纪20年代就拍摄了一部惊世之作——《第四十一》，到了50年代又重新改编搬上了银幕，可见编导的别具匠心。影片一直到今天还经得起时间考验。也在50年代法国拍摄的《广岛之恋》更震撼世界影坛，它把战争给广岛带来的灾难与法国女演员在恋爱问题上的悲剧结合起来，提出战争与和平、个人爱情与民族情感这样的哲理问题。因为单纯从人性角度来看，当年的法国少女与德国士兵两相情愿的恋爱是纯洁的，但从民族感情来看，少女的行为对法兰西民族是有罪的。而在意识流电影编导们看来，“传达伦理的影片只不过告诉观众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应该要什么不应该要什么，要体现一种哲理的影片却是让人去理解人生思考人生的真谛”(转引自罗慧生著《世界电影美学思潮史纲》，山西人民出版社)。“文秘站有”版权所 电影论文:探讨中国电影的现况和问题 一、发行和营销 从发行环节看,目前我国电影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五种:第一,投资出品加发行。这是目前我国大发行公司主要的发行模式,类似于好莱坞六大公司的模式,大发行公司同时也是投资公司。国内的排名靠前的发行公司多数在业务模式上模仿好莱坞六大,所以投资发行是其主打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公司从项目研发开始介入,参与制片投资并负责发行,比如光线出品发行了《泰囧》。再如,中影股份2013年出品加发行约10部影片,以宣发代股份出品模式的发行近20部。第二,专业发行公司的发行。缺乏发行体系的制片方负责宣传营销部分,专业发行公司发行部分,按一定比例提取发行费。发行费一般为发行收入的10%左右。比如2013年中影股份发行了100多部影片,光线没投资制作却发行了《中国合伙人》。第三,保底发行。制片公司与发行公司共同商定一个票房保底线(通常是制片公司对影片的最低票房预期或者是保本线),发行方预先支付保底费并垫付前期发行宣传费用。[2]实现保底票房之后的票房分成,发行方占较大比例,比如《小时代》票房大卖,盈利最多的是以保底发行方式发行该片的乐视影业,因为保底线之上的票房,乐视分成为50%。第四,买断地区版权发行。这种方式一般用于国内发行公司对进口批片的发行。所谓批片,是指批量进口的买断地区版权影片,国内片商以固定的价格把国外影片的大陆地区放映权从国外片商处买断,而国外片商不参与票房分成。现在每年我国进口批片的配额在30部左右,批片多数是好莱坞六大公司之外的多样化的影片“,卖相”比不上好莱坞大片,且多数批片的国内发行滞后于全球。国内只有中影和华夏两家公司拥有进口片的发行权,其他公司可以协助推广的名义发行批片,在购得版权后找中影、华夏合作获取进口配额。2010年的《敢死队》以50万美元左右价格买断版权,获得2.15亿元票房;《伯纳德行动》以不到10万美元买断,获得1000多万元的票房。2010年《敢死队》大卖之后批片价格猛涨,亏损案例增多,比如《艺术家》370多万元被买断,但票房却不到400万。第五,进口大片的分账发行,这只能由中影和华夏垄断经营。以《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为例,该片最终票房约为5.68亿元,按照25%的分账所得,出品方20世纪福斯将收到2300万美元的票房分账。从2012和2013年的数据看,我国电影发行公司数量为70家左右。与制片公司上千家的数量相比,发行公司数量固然偏少;但发行环节是一个有规模经济门槛的行当,一个专业的发行公司一年需10部左右的发行量才可良性运转;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院线发行的中外新片2012年为317部,2013年为305部)的情况下,发行公司不需太多。我国的电影发行业需要的是,专业的发行公司通过行业整合,加大发行吞吐量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竞争优势。从表2可以看出:2013年国内的发行公司前十名的市场份额总占比为57.81%,远低于好莱坞前十大发行公司在北美市场的市场份额,说明我国电影发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还不够。进入前十名的门槛是年度票房3.8亿元,占比为1.74%(寰亚数据),这个门槛其实并不高。 中国的六大发行公司分别是:中影、华谊、光线、乐视、博纳、华夏。如果把市场竞争力较弱、依靠政策优势垄断经营的华夏排除在外,则安乐和万达是本土六大公司的有力争夺者。另外,在其他发行公司中值得关注还有,排名第12的卡通先生专长于动画片发行,排名第15的福建恒业专长于惊悚片制作发行,该公司定位为“中国的狮门”。我国的发行环节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中影和华夏占据进口片发行垄断地位,中影数字公司垄断了大部分影片的数字拷贝和密钥制作业务,这些有违市场公平原则,不利于产业竞争力的培育。第二,缺乏有竞争力的专业发行公司。除了中影和华夏凭借政策优势培育的发行能力,只有光线和乐视拥有地面发行队伍(“陆军”),从发行业务起家的博纳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其余的发行公司多数是投资发行公司,制片项目多则发行多,业务波动较大。多数公司还没有进化到好莱坞六大公司那样依靠发行量保持稳定市场份额的阶段。第三,发行公司对项目的掌控力较弱,发行模式同质化。分区域发行、分院线发行始终没有成为主流,只有《目击者》等少数影片尝试了细分市场发行。第四,优质影片少,小发行公司拿不到好片。除发行外,电影营销环节近年来发展迅速,正独立为电影产业链上制发放之外的第四个重要环节。由于我国电影产业总量逐步扩大,产业链也快速细分,专业化的营销公司逐步出现。2013年全国电影票房排名前十位的国产片中,只有《中国合伙人》这一部是出品方自己做的营销,其余九部的营销全部外包给了营销公司。传统观念认为,一部电影的营销费用是跟制片成本成比例的,但实际上营销投资更多是跟票房目标成比例的。2012年,我国电影营销费用总额达到24亿元,占全年票房的14%;2013年,电影营销费用为28亿,占总票房比约为13%。[4]目前市场份额较大的专业电影营销公司有:营销了《北京遇上西雅图》的和颂世纪、《致青春》的麦特传媒、《警察故事2013》的时代万华、《私人订制》的影行天下、《让子弹飞》的剧角映画、《厨子戏子痞子》的光合映画等。这些营销公司都有经典案例,但规模都不大,后进入者机会还很大。营销是电影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电影营销具有不同于一般营销的特点。电影营销的操作过程中定位和传播两个环节尤为关键。 常见的电影营销方式有近20种,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通过整合营销的方式,系统化地提升营销效果。近年来兴起的大数据在电影营销中已经得到运用,可极大地提升电影营销的效率。当下中国的电影营销存在四类误区:第一,夸张营销:当下不少大片的营销都存在着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问题,很多大把砸钱的营销活动最终却没有换来高票房。典型的代表是,大投资烂片夸张的营销大于内容品质,过多地炒作导致观众不再相信忽悠。在品质既定的情况下,铺天盖地的宣传倒不如适可而止的营销。此外,部分影片会打出“首部”、“第一”等夸张的噱头来吸引观众目光;或者试图通过开创新类型片来另辟奇径,如“惊悚喜剧”、“爱情悲喜剧”等。这类营销策略要慎用,因为超越类型常规太多的创意意味着越过了观众的“类型期待视野”,违反了观众与片方的“类型契约”,在吸引观众方面存在重大问题。第二,不分阶段的营销:电影营销可以分为概念传播、元素传播、价值传播、商业传播等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营销的侧重点应有所差别。比如,在影片的价值传播期最适合用网络互动的方式诠释影片价值,而非硬广投放。第三,混淆营销对象:电影营销面临着合作企业、院线/影院、传播媒体和观众等四个层面的对象,不可混淆。很多人认为,媒体认同+媒体传播=观众认同,事实上,媒体更加重视的是信息的新闻价值、话题价值,而不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所以营销团队在媒体认同并传播之后,还要注重针对观众的营销,才能奏效。第四,误入歧途的营销:多是把热点话题、八卦新闻等同于电影营销。制造话题和八卦新闻可以,但以此驱动电影营销传播,那么八卦的设计一定要和电影营销的诉求一致,否则话题带动的注意力无法转化为对观众的吸引力。之所以出现诸多误区,是因为我国电影营销还不够成熟。电影营销的理想状态是恰到好处,营销的基础仍然是内容为王,发展趋势是有智慧含量的差异化营销。尽管产业分工的细化是长期趋势,而且电影营销业发展迅速,但电影营销公司的发展有天花板,营销方始终是电影业的外围服务 方,无法从根源上改变电影品质。在目前优秀影片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些更有抱负的营销公司已经在向电影产业链的上游制片环节攀升,比如影行天下已参与了上游的创意策划和剧本顾问业务,麦特参与投资了《全民目击》和《致青春》。 二、院线与影院 从2002年我国电影产业化改革到2013年底,院线和影院发展保持了高速增长。2013年我国新增银幕5077块,银幕总数达18195块,同比增长38.7%,平均每天新增13.9块银幕。2013年全国影院放映场次达到2885万场,同比增长39.7%;2013年全国观影人次为6.134亿,同比增长24.4%。表3可见:2002-2013年,我国的院线从30条增加到46条,观影人次从不到1亿增加到6.134亿,银幕数是11年前的9.9倍。终端的迅猛发展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电影票房保持高速增长的基础。我们可以分别考察一下目前院线和影院的情况。从表4可看出,我国的院线目前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表4的数据表明:2013年我国共有46条院线,人次排名前10名的院线票房总额为140.35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64.47%。第29名的北京九州中原票房为1亿元,排名30-46的都是1亿元以下的院线。排名45的中广国际院线年票房为442万元,排名46的安徽中安院线仅有3万元票房。由此可见,院线两极分化极端严重,排名靠前的几大院线主控市场,年票房不足1亿元的小院线,在未来很可能被整合淘汰。但是,由于我国的院系经营存在地区和行政壁垒,退出机制不合理,产业整合并不容易进行。在所有院线中,值得关注的是万达和大地。排名第一的万达院线以全年31.6亿的票房夺冠,同比增长28.7%。万达院线依托“影院+广场”的运作模式、定位于高端市场的思路和雄厚的资本开创了院线经营的万达模式。到2013年底,万达院线共有影院142家,银幕数1247块,其中3D银幕898块,巨幕114块,院线覆盖全国27个省市区,辐射70多个城市。[7]万达的票房从2009年到2013年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大地院线凭借定位于二、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的“蓝海战略”和适应小城物价的低价策略,在影院建设和票房增速两项指标上,已连续三年排名全国第一。截止到2013年底,大地院线共有影院379家,银幕1798块,其中3D银幕1336块,院线覆盖到27个省市区。2013年,大地已经成为银幕数最多的院线,并以15.7亿元票房一跃为全国第4大院线,同比增长43.9%[8]。 万达和大地为院线发展提供的启示是:民营资本主导,灵活经营,效率致胜;定位明确,或高端大气上档次,或零票房小城蓝海战略;快速扩张,对规模的要求先于对利润的要求;院线以有资产联接的影院为主,院线掌控力强。在院线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加盟影院对院线竞争优势的贡献在下降,院线参与投资的影院逐步成为产业终端竞争的关键。但就是在影院环节,遇到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从表5可以看出: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2013年总票房为9195万元,场均人次为75.9人。排名第300名的绍兴蓝天国际影城2013年票房为1872万元,场均人次为31.1人。这两家影院的场均人次都远高于全国影院的场均人次21.26人。越是人次排名靠后的影院,场次、票房越少,场均人次也越少。实际上,影院的发展目前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2013年排名第一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拥有17个厅,单日最高票房为76.2万元,单月最高票房为1172万元[10]。该影城已连续几年并列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第一名,是唯一票房突破9000万的单体影院。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业绩很差的影院。2012年,票房超过1000万元的影院为512家;票房在200万元以下的影院为1623家,总票房占全国票房的4.82%。2013年,票房超1000万元的影院不到700家,占全国影院总量的17%;票房不足500万元的影院占影院总量的约70%,而这其中超60%的影院年票房不足100万元。[11]年票房不足100万元的影院已经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未来影院市场的洗牌不可避免,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小影院将被淘汰或者被改建。 电影论文: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 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__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 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 文秘站: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 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 因此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从其逆向来使用全球化这一概念，也即将其用来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和电影推向全世界。这样，我们就必须与世界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是加剧与西方的对立。在发展中国电影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过分强调其全球化的因素，也不应一味偏向本土的情绪，采取一种超越的“全球本土”(glocal)之策略也许可以防止中国的文化和电影再度陷入危机的境地。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全球本土化”的艺术形式---电影中描写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事件，以便加速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我们知道，必须保留我们的民族特色和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若一味强调本土化立场而排斥一切外来影响则会导致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滋长，加剧文化环境的不利的一面。我们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研究者应采取一种务实的对策来迎接全球化大潮的冲击：首先是要在不牺牲民族文化认同的情况下与之想适应，然后继续扩大与国际文化学术学界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交流和对话。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的文化遗产和丰硕的电影生产和消费市场的大国，中国不仅应当在经济上而且更应该在文化上对世界作出较大的贡献。 电影论文:电影置景技术的运用和发展综述 一、置景技术的运用及延伸 (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电影也随之进入了多元化的艺术发展格局,对影片摄制水平和制作周期都有了更高、更快的要求。在重现历史场景、表现电影故事场面时,特别是大型电影场景,置景工作是保证影片拍摄顺利进行的关键。必须审查、熟读图纸,收集有关资料,编制施工组织计划,测定加工环境,制定加工范围,调查各种材料、设备及做好施工人员的调动和计划。并根据计划和设计图纸,对施工全过程中的进度、质量、安全生产及材料设备的存放以及运输等,进行协调、控制和指挥。其中抓好施工的调度工作是实现施工指挥的重要部分,要对施工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工种进行协调。在布景工程全部完成之后,再进行全面细致的自我检查(包括质量),彻底清理好施工现场。新形势下的布景制作要考虑制作时的运输﹑移动等特性。“分解式”框架布景,既可采用预制布景部件组装加工完善布景,又可满足对布景表面的结构﹑样式﹑色泽及新旧程度效果要求,做到形象逼真,尽可能避免人工修饰的痕迹,与周边建筑形式融为一体,使影片具有真实性的艺术魅力。从“绘画式”到“构筑式”及“分解式”布景制作,在银幕空间构成了技术突破。一部影片布景往往因为与人物事件非常和谐而不觉得它的存在。如果由于局部制作不细致而穿帮,让观众发现了布景的存在,这是影片置景的失败。长期以来,运用置景手段所搭建的场景,形成系列的银幕空间形象。 (二)20世纪60~80年代,电影置景技术又在不断的革新,在材料﹑技术﹑构造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电影的布景制作从此也有了自己专门机构和具体的分工,像:木工﹑瓦工﹑漆工以及花草﹑纸扎等,诸多工种,职责也比较清楚。电影置景技术开始自成体系,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成型木工是置景工艺的主要项目负责人,他依据美术师平面设计图纸要求,画出场景平面图的景位﹑区域等平面地线,并参照美术制作图纸,以木材为主要材料,按照木材的各种特性和具体要求,预制(包括地台﹑结构房架﹑门窗﹑廊柱﹑楼梯及山型框架等)部件。成型木工需要掌握木做材料的物理性能,继承﹑发扬木做工程的传统技术工艺,合理使用材料,将门窗﹑地板等制成布景成品,将木质框架与三合板材料加工成规格化﹑标准化的工具景片,运用“积木式”生材度量备品,随意组合,可搭建标准建筑规格备品。在木质构筑框架上,再钉上树皮﹑麻布或塑料山片。塑型瓦工利用泥土、石膏或聚苯泡沫(就是人们俗称的“白色革命”),在成型工艺的基础框架上预制﹑装饰﹑完善布景部件,加工搭建布景。成型方式大体有以下四种:①注塑成型:以塑料为原料,运用注射机成型为各种零星部件,如花草﹑树叶等。运用“模压抽塑机”工艺(聚乙烯)复制成所需要的部件,如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②泡沫成型:将泡沫(聚苯乙烯)用电热丝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的部件,如砖﹑瓦﹑浮雕饰等。③玻璃钢成型:用玻璃钢原料加工制作布景,是装饰布景的一种造型手段,也是制作树叶﹑屋顶房梁架﹑砖块﹑瓦片等较为理想的置景材料。制作步骤是先根据图纸设计要求,用胶泥塑造出部件原形,再用石膏复制出“阴模”(为了便于组装,其“阴模”要根据所制作部件的形状分解成若干块),然后以树脂为主要原料,用石棉布为辅料,在“阴模”上涂一层树脂贴一层布,待树脂稍凝固后,从“阴模”中取出晾干,切去毛边即可。如果制作立体部件则需把两块以上的部件,粘合到一起磨掉毛边。④聚氨脂(喷塑)成型:此工艺主要用于山、石﹑树皮等不规范布景造型成型上,它的生产过程是由两种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到布景外形上,瞬间膨胀成型。 (三)通过前期布景工作的仿制并组装到金、石、木、土各式浮﹑凹﹑透、镂雕等建筑部件后(见图1、图2及图3),涂绘漆工模拟完成各式建筑及金﹑石﹑木﹑土质地与色彩效果;在成型﹑泥塑所完成的布景框架上,运用水粉色﹑广告色﹑石膏﹑油漆﹑乳胶或其它涂料,通过喷﹑绘﹑涂﹑表等工艺,给新搭制的场景做出生活痕迹和生活气氛。布景涂绘工艺关系到影片的布景基调和生活环境的真实感。布景的色调大多以中间色居多,以使场景浑厚稳重。遇有场景“做旧”,则需按要求特殊作加工处理,如:年久失修的建筑物墙面﹑破损剥落和灰暗色彩、与人经常接触部位的残旧﹑寂静深院中的青苔等,达到风吹﹑日晒﹑雨淋的自然效果。“做旧”大都采用火烤﹑水洗﹑油色﹑涂刷打磨及化学原料处理等方法,并把握“做旧”的分寸感和准确性,使之达到符合剧情的时间﹑年代所要求的生活环境和逻辑,见图4。运用绘景技术,以“喷绘”或幻、投影灯等手段造成场景空间延伸的效果,与所搭制的布景相结合,构成影片所规定的场景。如:天幕上喷绘出蓝天白云﹑晚霞等景象,以及在按所搭制场景的透视﹑比例和色彩关系,表现出延伸出来的街道﹑村落﹑宅院﹑山川﹑河流﹑树木等景色。花草纸扎人员用纸﹑绢、塑料等材料,仿制﹑组装﹑陈设各种花草树木。特殊时,置景还要融合一些其他工艺的协调合作,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殿堂庭院﹑亭台楼阁﹑以及风﹑霜﹑雨﹑雪等特有的艺术效果。景随人移,宛若自如,达到制作景与自然景的和谐统一。在制作颠簸式布景时,要造成晃动效果,如行进中的火车车厢、轮船船舱、飞机驾驶室、座舱以及地震等场景,应在其下部要装有半圆形物体或地面弹簧等装置。拍摄时通过操作,造成摇晃、颠簸效果,颠簸的节奏和运动方向等要符合剧情、符合观众的观感,达到以假乱真、真假结合的效果,造成景物在景中的运动全貌,给人以真实感。运用海波或凡士林以及“玻璃净喷剂”等三种材料制作玻璃窗冰花,其中以目前市场上销售的“玻璃净喷剂”最为方便,具体方法以涂抹或喷、刷为主。运用硫酸镁、硫酸胺、精盐、大白粉、白灰粉、石膏粉、晴仑棉、白脱脂棉等,制作雪地场景及屋顶雪,用铺、撒、喷、粘、贴等方法,即可单独使用,也可二种或二种以上配合使用,根据“景”的要求进行。制作树挂,用水、泡沫灭火器等材料,冬季以喷、撒水后冻结为最佳效果;其他季节则采用泡沫灭火器喷、撒等。屋檐冰挂,则用玻璃管加工成长、短、粗、细形状各异的空心“冰瘤”,在冰瘤尖头的顶端留有Ф1mm的小孔。在拍摄前用无色透明的尼仑丝或钓鱼线,将冰瘤悬挂于屋檐口的滴水下即可,若需要融化滴水的效果,可在拍摄前由冰瘤上口注入水,即可达到滴水的效果(见图5)。 (四)总之,置景技术的应用,从制作手段到选材,都是为电影布景制作所沿用,并且已被全国各电影制作单位所接受。置景技术工艺在手段上也日趋精良,施工工序也大都采用了机械操作,如花草﹑树叶﹑浮雕花饰﹑墙面虎皮石﹑条石﹑瓦当以及成片的瓦顶等的制作。运用成型机将聚乙烯塑料通过加热抽风方法制成各种所需要的零星部件,用电热丝将泡沫(装填材料)加工切割成各种形状,复制成所需要的备品。特殊加工可使用便携式电动工具,高空作业则使用液压升降机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由于技术设备的进步,置景制作人员的 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提高,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通过置景加工的各种风格样式场景,再现银幕形象更自然﹑更含蓄,更丰富并富有意境。置景贯穿全剧的环境,运用了建筑艺术形式并借鉴大自然环境中的典型部分或抽象、或具体的几何形体、线条、平面、曲线等各部分的比例、对称、色彩、质感、韵律等统一和变化;从而获得庄严、雄伟、明朗、神秘、恐怖、幽雅、亲切等艺术气氛。在《马可?波罗》、《末代皇帝》、《火烧圆明园》、《红楼梦》、《骆驼祥子》以及《茶馆》等一些非常有影响的影片中,置景发挥了重大作用,电影布景制作工艺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并由此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置景技术高潮再现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电影思维理念方式的转变,一系列情节新奇﹑怪诞﹑场景的变幻莫测,有强烈声画效果的影片相继问世,连同推﹑拉﹑移﹑摇等诸多摄影艺术表现手段的运用,布景制作也已进入“全方位”的立体场景阶段,置景人员的业务范畴已与过去有较大改观。置景部门在影片拍摄前,则要了解影片的建筑结构﹑场景之间的衔接以及表面效果的基调﹑风格样式,并依据美术师的设计图及分场景单体设计图样要求,编制全片场景的总预算,组织指导置景工程人员,准备置景材料,预制场景部件,加工与搭建布景,并对场景施工与工期负责。一部影片往往要有几个乃至十几个场景,而这些场景的体现都需要置景工程人员通过形体﹑色彩效果等多种造型,以虚实相间的技术手段,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细致的加工、处理,使之切实符合剧情要求,以此烘托、映衬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最终的布景艺术效果。如在完成“好莱坞式”科幻电影《五行战士》布景制作时,为提高影片布景质量,决定放弃以往所贯用的泥土﹑石膏等材料,选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SPRAY-FOAM材料,它的生产过程是由黑白两种液体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下混合,瞬间膨胀成型,膨胀系数为1∶30至1∶50不等。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大树表皮、藤条、土坑、窑洞等等不规则表面效果。具体做法是:先用麻布、丝网、塑料表皮等做外形,然后通过专用的喷塑机吸收混合液体,“喷筑”到布景外形上,即刻发泡成型。树及藤的形状不规范,只好根据需要,边“喷筑”边造型,最后达到了“生命绿活泉”、“活泉河流边”等诸多场景的效果要求(见图6)。“FIBRGLASS”及“PLASTER”等材料也大量运用,制作了反派战车内貌(见图7)效果得到了多方认可。其以假乱真的程度让目击者叹为观止。布景制作一要讲快捷,二要考虑成本,主要目的是要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为此,需要有娴熟的技艺,巧妙合理地利用空间,科学地安排场景的平面布局,使之有效地占用拍摄场地面积。要尽量缩短更换布景的时间周期,利用借景、改变布景等手法,努力扩大纵深空间,使布景更富于层次变化,造成“一景”多用的目的。要准确无误地体现出场景空间造型,以反映布景的时代变迁和时间推移,进而达到改变环境气氛的目的,将移置的布景环境真实完整地再现出来。如《卧虎藏龙》“聚星楼”一景是在“祠堂”场景的基础上改建的,其场景质量不仅得到了认可,同时又节约了制作费用,缩短了拍摄周期。置景技术是直接为电影服务的,是电影艺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布景在制作思维、实践方面应得到进一步认识。对人体有害,且污染环境的置景材料终将被绿色环保材料所取代。制作工艺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淘汰。今天的电影已经向数字化发展,其以假乱真的技能要相当完备,因此,布景制作必将融合一些特殊工艺。像在影片《天脉传奇》中,搭建制作“卡尔家”(见图8)以及《恋爱中的宝贝》中的酒吧(见图9)场景时,除了运用传统工艺外,还大量运用了不锈钢工艺和加胶钢化玻璃制作工艺。这些工艺在以前的布景制作上我们从未接触过,通过与钢铁研究院以及特型玻璃厂的多次研究,反复实验,最终完成影片所要求的防破裂玻璃地面。此玻璃作为地面既可爆裂,又可承载两吨以上重量的摄影升降器材。同时开发利用了建筑业运用的耐冲击、无碎裂的“JS”复合材料,快速凝固成型。法国影片《最后时刻》(见图10)的场景利用PLEXI-GLASS材料,制作新型不锈钢效果墙面,钢架屋顶自动关闭系统。《天脉传奇》玻璃舞台上的背景活动板,用SERIES材料制作物品柜自动升降系统,通过微机操作,设定时间程序,让其自动转动,而且舞台灯光自动升降(见图11),实现了银幕形象的最终艺术效果。 三、置景技术的发展与未来 虚拟场景的构成,则是通过细致加工的景物,以蒙太奇手法有机地组合起来的虚拟场景。随着未来数字电影的逐渐发展,提高电影置景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尤为重要。未来的电影布景制作,必将使用新型环保材料,如电影《功夫之王》大殿以及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晁衡舘”场景,都是利用易溶于水的丙烯酸(俗称水性油漆)装饰的表面效果(见图12、图13),利用置景技术的展示功能,将其延伸到电影文化的建设中,并通过高科技声、光、电的艺术处理,加大对模拟制作景物﹑景观的科技含量和艺术含量,使之起到美化电影场景模拟建设的作用。今天的数字电影技术,已经对电影工业的生产、制作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数字技术语境,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对电影布景制作、建筑装饰都有了新的要求。以前电影场景惯用的竹帘、纱帘、线垂帘等效果很能表现当时的生活环境,但在数字电影场景里,就不甚理想,影片画面会出现爬格的现象。因此,数字电影布景在材料运用上要有选择,既要符合剧情,又要适合数字电影布景要求。IMAX3维立体影片场景的制作,首先要了解IMAX3维影片的特点,即:超大、场景与特效的结合或叫合成技术的特殊性,以及景深、运动方式等。在场景搭建中,首先要突出精细考究,尽可能地将影片场景的深度空间与浅度空间表现出来,处理好场景细节。在所有的施工场景中,不能有一点穿帮痕迹。搭建场景要预留摄影机运动机位,如《情迷大明宫》的场景“含元殿使节大潮会”(见图14),长安城“太液池歌舞大会”的场景(见图15)。置景专业在IMAX3维领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尝试各种未开发的新型材料,特别是像三菱系列的SERIES的标准建筑材料,隔音、隔热、阻燃的LIKEAIR铝塑材料,它是透明度高、重量轻的PC中空材料。它的广泛应用,这正是置景专业艺术不同于其他建筑艺术形式之处。突出了电影置景是既源于生活的建筑艺术而又高于生活的建筑艺术形式。它不仅需要有一定的置景艺术修养,还要有娴熟的造型艺术和组织管理才能。当今社会,知识的释放已经产业化、系统化,高科技知识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置景行业也将面临高科技布景的挑战。只有拥有专业的知识培训、严格规范的项目管理,才能提升置景工程的艺术质量,从而使置景施工、调度、管理等诸多环节提升至新的高度。置景人应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调动社会各方资源,除延伸传统写实工艺布景技术外,更应努力开拓数字电影布景制作技术,努力将环保、节能、低碳材料及工艺运用到未来3D电影布景制作中来。置景人除了将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应用于未来布景制作中外,更应在电影布景制作专业上树立创新意识,精益求精、拓宽视野,在置景技术上创造出独特的行业发展模式,以适应未来数码电影的发展,为置景工艺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最终赢得观众的喜爱与尊重。 四、结束语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电影场景技术,才是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即将到来的2013年里,要直面困难、团结协作,让所有的电影工作者共同开创电影技术产业化、信息化、国产化的新局面。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置景人的不懈努力与追求,置景技术与艺术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电影论文:电影放映员上访原因、问题、政策和建议 一、电影放映员上访问题怎么回事 1、上世纪70年代初，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农村电影放映的指示精神，组建了电影放映队，且颁发了相关文件和管理条例，明文规定公社电影队是基层政府的文化宣传事业单位。全国各省市（港、澳、台外）于1974年前后相继建立。2、放映员的配备也是按文件精神每队2-3名，由政府和上级文化主管部门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中择优选拔的，应具备能写会画，吹拉弹唱等条件，经严格考核、体检和业务培训后持证上岗的专职电影放映员，这一群体当时的确优秀。从7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坚守在农村电影放映这个艰苦的岗位上。为党的文化宣传事业工作了一辈子，无怨无悔，默默奉献了一辈子。3、由于形势的发展，近一时期电影受电视录相的冲击，使这一群体无用武之地，设备闲置，市场痿缩，但政府从未下文解散电影放映队，国家尚未取消农村电影事业，且在振兴之中，这一群体应随之并存。 中国首批公社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是关系到民生民意，以及社会稳定的大事。广电总局及文化部等有关部门已出台过文件精神要求各地予以解决，近年来此事引起全国老放映员的各级上访案件频频出现，也引起了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关注。为此广电总局在12月18日又就此问题召开了由广电总局，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部，以及部分省信访局长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就老放映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做了分析研讨。这些七十年代的老公社放映员，在当年农村文化阵地上风里来雨里去，为广大基层群众送去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食量， 二、部分地区对电影放映员的政策 一是凡是在一九七七年前参加放映工作，一直坚持电影放映十五年以上，并持有“三证”、“一证明”的同志，按机关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完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三证”、“一证明”是：1由山西省电影公司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证》。2由山西省文化厅加盖钢印的《山西省电影放映技术资格证》。3由原雁北行署文化局盖章的《山西省电影放映单位登记证》。4由所在乡镇府于年前为其本人出据的“证明情况”一份。二是凡是一九七七年以后参加放映工作，工作年限又不满十五年的，可参照国有企业、二轻企业改制职工安置补偿标准办法处理。三是以上经费，按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均由各县区财政和乡（镇）财政解决。四、解决乡镇放映员的待遇问题事关文化事业发展和稳定大局问题，政策性强，影响面广，各级政府一定要责成文化、财政、劳动、人事、乡镇有关部门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虚报、漏报现象。五、在处理此问题时，应注意掌握“公开摸底、公平对待、公示结果、平衡周围”的原则，通过报纸等新闻媒体向社会进行最少两次的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以免新的矛盾产生。 三、电影放映员上访情况 这群人现已年近花甲，随着年岁增高，其职业病遂渐出现 从起，这一群体相继上访，有的地方领导说上面没有文件难解决，有的文件已过时，没有可操作性。据调查，在这近十年的上访时间里，有些地方政府已产生了一些局部的解决方案，例如浙江省的台州市、山西朔州市，相继出台了相关的解决方案，且已实施，收到了稳定社会的最佳效果。 四、做好电影放映员稳控工作的建议 10月10日，市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对全市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上访要求的处理意见》(忻政办发130号文件)，对全市各县(市、区)解决乡镇文化站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上访要求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今年1月18日又下发了《关于尽快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的通知》，同时组成督查组赴各县(市、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专项督查。多数县(市、区)积极行动，对文化站辅导员的问题，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如偏关县已将文化站辅导员趵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500元，并列入财政预算。但有些县(市、区) 对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问题处理缓慢，致使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多人多次到省和市上访，要求落实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他们的编制、待遇问题。鉴于此，市人民政府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照忻政办发130号文件精神，认真对待，专题研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和措施。同时提出如下补充意见： 一、对于过去多年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的人员，已与当地县、乡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但现在又无法解决编制和录用的人员，应根据《劳动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和《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劳部发19941481号)第九条、第十一条规定予以辞退，并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 二、对于连续从事乡镇电影放映工作满三十年以上的乡镇电影放映员，应考虑到他们大部分步入中老年，工作无着落、生计窘迫的实际困难，可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出资加入到养老保险体系。 三、由于乡镇电影放映员的问题自七十年代至今已近30余年，涉及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各县(市、区)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异，所以在资格认定方面必须由县级人事劳动和文化主管部门严格把关，依据由当地乡镇以上政府部门审批生效的录用聘用审批表、工资发放表或工分补贴记录对当事人予以登记和年限认定。 要求各县(市、区)扎实细致做好工作，认真帮助解决乡镇文化辅导员电影放映员的具体困难，确保不得形成集体上访。 电影论文:论电影的跨文化传播与字幕翻译 1. 引言 当《功夫熊猫》将中国功夫与国宝熊猫融入美国式成长故事登上票房排行版的时候,当《阿凡达》改变传统的观影理念,将人们带入3D、IMAX影视技术时代的时候,当《泰坦尼克号》时隔15年再一次强势卷土重来的时候,观众不仅享受到了电影的盛宴,也感受到了电影做为文化纽带的巨大作用。 做为文化的载体,电影不仅 仅通过屏幕效果来实现其跨文化传播作用,电影字幕的翻译也为其顺利进行跨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2. 电影的跨文化传播 2.1电影的传播属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从经济领域开始席卷全球,在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也开始了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交流。全球化语境下,电影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它必须服务于其社会本质。这决定了电影艺术的多重属性:电影不仅仅是一一种大众传播媒介、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影像语言,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产业。 带着它的多重属性,电影的传播模式打上了工业时代营销模式的烙印。电影成为了一种商品,它的传播行为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使观众乐意为获取较多信息和视听享受而付出较高金钱和较长时间。做为传播的艺术,要做到艺术的传播,电影必须在传播的5W模式,即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的5个W中找到最优化的组合,才能够完美地完成传播功能,实现商业价值。 2.2电影的文化特质 每一部电影刻上了制作者的文化意象,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如张艺谋电影对视觉审美的追求、对城乡差别的关注;周星驰电影中草根式的无厘头搞笑;吕克贝松的新巴洛克电影风格和独特的叙事策略;卡梅隆对科技创新的执着、对人类命运和责任的审视、对危机意识和人性的思考。然而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赢取更好的票房成绩,影片的制作方开始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尝试。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功夫熊猫》,这是一部以中国功夫为主题的美国动作喜剧电影,它以1.3亿美元的制作成本,在全球取得了超过6亿美元的票房成绩,其中海外票房过4亿美元。傲人的票房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美国价值观念的成功跨文化传播,同时也反映出全球观众对承载丰富文化特质的电影产品的接受性与包容性。 2.3 电影与电影受众的文化主体性及其差异 电影传播过程中涉及两大文化主体,即电影产品和电影受众。 一方面,电影产品充当影片制作组织的发言人,它向电影受众传递着制作组织的价值观和精神。另一方面,电影受众是其所处文化的产物,带有特定的文化印记。人的生活环境由特定文化构成,告知他们道德和行为规范、赋予他们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在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两大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来源、特点和话语权等几个方面是存在差异的。 首先,电影产品、影片的制作组织与电影受众身处在不同的文化中,有着各自的经历和经验,受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受不同价值观的影响,这造就了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电影两大文化主体的特殊性。其次,电影属于大众传播的一种,其受众的特征类似于大众的特点: “(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 (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 [1]。因此,做为意见领袖即影片制作组织的产品,电影的影响力与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电影受众个体。 2.4 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电影受众在面对电影产品时,不仅获得娱乐服务,而且会解读它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如文化知识、消费理念、价值观念及生活范例。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当然这种对话的单向性较为突出。 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电影的制作团队需要考虑两个文化主体在文化特质上契合度。当契合度较低时,文化分歧就会出现,分歧得不得调解,文化冲突就可能产生,这将直接影响到电影产品的票房收入。然而,即便处于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人文关怀却是世界性的,是全球观众都可以理解的,如对人性光辉的赞美、对人性扭曲的控诉、对自由追求的肯定等等。正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所说:“各种文化在浅层次、在表面上虽然千差万别,但当涉及人本身,人本性,比如亲情、家庭层面时,则是相通的。”[2] “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应该触及现实生活的问题和任务,触及人类的经验,总是为当代的问题去寻找答案,帮助人们理解产生那些问题的环境。”[3]找到民族化与国际化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是实现电影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策略。 影片《卧虎藏龙》将中国老百姓的“平民英雄”情结浓缩在武侠精神中,承载在中 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这正好与西方文化的骑士精神不谋而合,这种契合是该片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其一举获得200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四项奖项。 中国不乏“盗”类题材的电影,但多是山匪路霸,或是绿林好汉,“外海内陆”的地形结构让国人对欧美的海盗文化知之甚少。然而相关知识经验的缺乏反倒刺激了他们对此类电影的 期待与需求,《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将黑暗世界里最富有活力、最自由的海盗文化展示给中国受众,在中国大受欢迎,据世纪环球在线网站统计,影片《加勒比海盗4:惊涛怪浪》(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On Stranger Tides) 在中国上映第22天就突破了4亿人民币的票房。[4] 3. 字幕翻译 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工具,电影承载着多方面的文化意象。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定时期的历史文化、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一定人群的风俗人情的反映。[5] 电影中的语言是其所属社会文化的产物,必定要受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显现该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其文化的印记。由于中西文化间存在社会制度、道德信仰、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差异,文化差异越大,跨文化传播时的挑战也越大,无疑电影字幕翻译处理不同文化意象所做的努力也越大。翻译的优劣影响着观众的理解和欣赏,是电影跨文化传播成功的重要因素。 3.1 什么是字幕翻译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对白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6]。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7],而且较译制片来说,更能节约制作时间,加速电影的上映速度,尽可能快地实现全球同步公映,因此近年来字幕翻译在中国也日益盛行起来。在实现经济利益的同时,字幕翻译还能让目的语观众体会到最真实的异国情调与语言魅力。字幕提醒观众正在经历双重体验——他们不单在看电影,同时也在阅读它[8]。 3.2 字幕翻译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电影字幕的翻译是通过大众媒介完成电影跨文化交流的手段之一,它具备跨文化交流的特性。 传播学界普遍认同传播过程就是信息的流动过程。为进军海外市场而进行的字幕翻译,它的跨文化传播过程可看成是一个由电影制作团队、所译电影、字幕译者、字幕和海外受众因信息传递而组成的系统。然而,该过程的参与者是各自所在文化的产物,“在潜移默化中成了 那个文化的一份子,接受了那个文化的习俗、观点与世界观。这些深深藏在一个人头脑中。他进行传播活动,他的文化业伴随在身边,藉着语言,也在语言中反映出来” [9]。 为了帮助海外受众更为准确地理解演员对白,享受电影的视听刺激,字幕译者在这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充当了“守门人”的身份。1947年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发表了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群体生活的渠道》,对“守门人”的概念予以理性的阐述。他认为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而“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做为“守门人”的字幕译者,他决定着字幕信息的取舍,起着是否传递及如何传递字幕信息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的艺术审美心理易于和表现他所属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艺术作品共鸣,同时由于求奇、求新和渴望了解陌生这一系列心理因素制约,也愿意接受他种地域,异族文化形成的艺术作品……”[10]中西文化由于地域和历史等原因两者存在显着差异,电影中也存在着不符合海外受众口味的文化因素。为了使两种文化对话更加顺畅,字幕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文化进行过滤,保证海外受众在理解对白的基础上,享受到异域文化带来的别样感受。 3.3 字幕翻译的特点 首先,字幕翻译具有传播媒介的特殊性。电影的信息传播媒介是多元化的,它依靠画面、音乐、文字等方式传递丰富的信息,给电影受众以视、听刺激,电影受众凭借眼、耳所接受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信息来欣赏电影。字幕翻译的文本必须与其他信息传递形式互为补充、协调一致,才能充分展现影片的艺术性。其次,字幕翻译文本呈现的短时性。众所周知,字幕的显示需与画面同步,配合演员的讲话速度,随情节更换。因此,字幕翻译的长度需适合观众的阅读速度,严格控制长度。最后,口语化是字幕翻译的重要特点。字幕翻译主要是针对电影对白。对白在语言类型上属于口语范畴,所以字幕翻译文本要通俗简洁、清晰自然。 3.4 字幕翻译受到的限制 通过分析字幕翻译的特点,不难看出字幕翻译受到的主要限制之一就是时间。字幕翻译将对白转化为电影受众阅读的文本,但是一般来说,人们的阅读速度比讲话速度要慢,为使字幕翻译文本跟上演员的讲话速 度,配合画面要求,尽可能同镜头同步切换,简洁性便成为成功的重要因素。另外,字幕翻译还要受空间的限制。画面上字幕过多,必定会喧宾夺主,影响画面整体美感,影响观众的审美体验,削弱影片的艺术性,因此,通常每一个画面上,“字幕最多不能超过两行,否则就占去太多画面,而每一行的字数也要受到屏幕宽度的限制”[11]。第三,字幕翻 译不同于文学翻译,它的时效性决定了不可能对它进行加注处理,无法使用语言类注解。然而,与字幕同时出现的画面、音效等却为电影受众的理解带来了丰富的提示。这三大主要限制对电影字幕的翻译构成了巨大挑战。 3.5 字幕中文化信息的翻译方法 3.5.1 直译 字幕译者在海外受众能够接受的前提下,将原语对白中的文化词原封不动地移入到目的语中,通过屏幕上的剧情为译文进行注解,方便受众体会真实的异国风情以及文化内涵。 在《老友记》第七季第五集中,罗斯向菲比要回他公寓的钥匙,菲比明明拿在手中,却说没有时,有这么一段对白: Ross:“It’s right there!” Phoebe:“Ok,Sherlock!” Sherlock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小说人物——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学苑音像出版社的中英文对照版本将它翻译成“侦探”,但如果能直译为“福尔摩斯”,一方面不会影响中国观众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保留了对白的幽默特色,很好地诠释了菲比的性格特点之一,即常说出(更多是唱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在《阿凡达》中当Grace从实验连接设备上下来,工作人员用这么一句话提醒大家“Here she is,Cinderella back from the bal1.”字幕译者将其直译为:“这会儿灰姑娘参加舞会回来了。”对于“灰姑娘”和她的舞会,中国观众十分熟悉,译者采用这样的译法比直接说Grace实验结束回来更能活跃气氛,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3.5.2 意译 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存在巨大差异时,为了让海外电影受众取得与原语观众相同的语境效果,字幕译者有时会采用意译的方法,把译语文化放在高于原语文化的位置,体现译语文化及语言特征。 《阿凡达》中当新一批的士兵被送到“潘朵拉”星球上,打开机舱,老兵们是这么说的“Look at all this fresh meat!”,译者没有将“fresh meat”译为“鲜肉”,而译成了“菜鸟”,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缩影,也更好地体现出老兵们的不屑与傲慢。对于危机四伏的潘多拉星球,能生存下来的老兵自然会有这样的优越感来表达不屑。这样的译文让老兵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另外,虽然Jack双腿瘫痪,但仍能面对挑战去“潘朵拉”,所以军官对他的到来和坚持表示肯定的时候说“You got some heart,kid,showing up in this neighborhood.”译者译为“能来到这里,你还满有种的嘛”,用“有种”代替直译的“内心坚定”,这样就把一个铁血战士的无畏与勇气写得更为贴近生活。 又如在《闻香识女人》的结尾处,史雷德上校在全校师生面前为查理辩护,他说:“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your hide. Anything short of that, we're gonna burn you at the stake? Well, gentlemen. When the shit hits the fan, some guys run and some guys stay.”(男孩们,出卖同学,明哲保身,否则我们会干掉你?哦,先生们,当大祸临头,有人逃跑,有人留下。) 这段文字中“burn you at the stake”所蕴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非常丰富。《圣经》中谈到犹太人最初的法律就是:亵渎神明罪和重婚罪的人要被施以火刑;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的第一部法典也规定用火刑来处死重罪的人;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由于信仰的关系,火刑也是非常普遍的,那时候被判火刑的人一般或多或少和宗教联系在一起,他们一般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烧烤而死。译者没有直译为“我们会将你烧死在火刑柱上”,而是用“我们会干掉你”的表达,不仅利于中国观众理解,同时也把权势之人排除异己的狠劲刻画得十分到位。 3.5.3 替代法 根据功能对等理论,“重构”是解决文化差异的方法之一,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12]。电影翻译中,影片中如有海外受众无法接受的词语或文化意象,那么译者可以选用译语中与原片艺术最相似、最贴近的,同时又能让观众易于接受的词语来替代。 《老友记》第七季第13集中莫妮卡向罗斯抱怨父母在他们搬出后把罗斯的房间奉为圣殿,而将自己的房间改造成健身房时说: Monica:“I got to say,a tanning bed and a stack of Victoria’s Secret catalogues,not a gym !”(我得说,一张日光浴床和一堆内衣画册,算不上是健身 房!) Victoria’s Secret(维多利亚的秘密)是美国顶级内衣品牌,它的名字是魅力、浪漫、纵容及女式内衣的代名词,据说该公司每分钟的内衣销量高达600多件,但中国观众对其不一定都很熟悉,因此译者使用替换法,用“内衣”来代替这个品牌的名字,使这句话的意思一目了然。 又如第5集中瑞秋向乔伊许诺送他十件拉尔夫 ·劳伦的衬衫,她说“I’11 give you ten free Ralph Lauren shirts.”Ralph Lauren是个有着浓浓美国气息的高品位时装品牌,无论潮流如何改变,它永远流露出一股自由舒适而华贵内敛的气息。做为Ralph Lauren的时尚顾问,出身千金小姐的瑞秋自然会选择该品牌来送朋友,译者考虑到中国观众对该品牌的认知度问题,用“名牌衬衫”来替代它,处理方式与上例相同。 当然,这种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削弱了原文的文化内涵,但考虑到前文所述字幕翻译所受的限制,这样的替代可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跨文化信息传递任务的。 4. 结语 做为大众传播的重要方式,电影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字幕翻译是这一力量得以顺利传导的重要工具。字幕中蕴含着原语文化中的多重信息,如物质文化信息、社会文化信息、宗教文化信息、语言文化信息等,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为有效传递这些信息,保证电影的可观赏性,进行字幕翻译时要结合其自身特征,充分考虑各种限制因素,将海外受众的心理诉求、审美期待等纳入翻译体系,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方法,从而保证字幕各种信息的等效传播,为争取海外票房做出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种文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对话,文化包容度增大,同时电影受众的欣赏水平不断提高、对艺术的理解日新月异,字幕翻译时可考虑对文化信息更多地采用异化策略,更好地保留电影中的异域风情。 电影论文:浅谈在英国看电影的论文 这两年往英国走得多,英国的电影院也进去了好几次,感触颇多,随手记下,和国内的电影娱乐环境作个比较。 英镑一张电影票 首先是票价。国内电影票价虚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也有客观原因。全国整体银幕数量较少,使看电影并没有成为老百姓的一种日常业余生活形式,加上盗版猖獗,进电影院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习惯。这就导致整个电影工业的不景气,投资者对市场没有绝对的信心,就不会花大价钱开那(文秘站:)么多的电影院,从而银幕数量仍然不足以支持每年产出的所有影片,更不要说把商业电影、艺术电影分级播放了。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国内的电影票价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以杭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为例,平均一场电影的票价约为人民币70元;从全国范围来看,平均约在50元。以当年国内票房最高的影片《英雄》来计算,该片全国票房约为2.5亿元人民币,平均票价50元,全国观影人数约为500万,仅占中国13亿总人口的0.4%。而只要过千万元人民币的影片即可算是成功,观影人数仅为20万,占全国总人口0.015%。 那么我们看看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来讲,在英国上映的影片,无论是英伦本土作品或是好莱坞大片,票房能够超过3000万英镑即可算作是票房大卖的成功作品。可是英国的电影票价平均仅约为3英镑,也就是说,一部成功的作品观影人数可以达到100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7%。而像哈利波特系列那种超级大片,票房可超过7000万英镑,即观影人数达到2300万,超过全国总人口的40%。这种比例和国内比起来,简直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很明显,英国愿意去看电影的人比我们多。那么,是因为他们比较有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对比。按大城市中产阶级计算,国内人均月收入可达到5000元人民币,平均一张电影票50元,占月收入的1%;英国人均月收入2500英镑,平均一张电影票3英镑,仅占月收入的0.12%。那么,我们可以轻易看出为什么电影票便宜。 电影论文: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类型 摘要:其实早就注意到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喜剧因素,如《青春与共》《天天有太阳》《河沿儿》等。今年年初,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放的电视电影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恰恰又是几部以都市生活为题材的、带有明显喜剧色彩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如《翻身》《装修良缘》《十全十美》《从心相恋》《失恋联盟》等,让我不由自主地要拿其中制作精良的电视电影比作优秀的低成本电影。虽然从1999年电影频道在电视节目中电影资源匿乏的情况下开始投资拍摄电视电影到现在,电视电影经历了风风雨雨,逐渐获得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同,“华表奖”“金鸡奖”中还设立了电视电影的专门奖项,电影频道也专门为电视电影设立了“百合奖”,可谓成绩斐然,但由于电视电影数量多,难免良荞并存。在很多人眼里,稍显粗制滥造的电视电影仍然不算是能与影院电影同日而语的艺术作品。但是,近期的几部具有喜剧色彩的影片却让我由衷地感到电视电影在探索过程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是其中较显成绩的一方面。 关键词:都市题材 电视电影 喜剧化类型 电视电影成本低,平均每部影片的成本约为50万元人民币,即使用高清晰数字摄像机拍摄制作,平均成本也不会超过100万元。在这样低成本的制作氛围中,都市题材电影的喜剧化是有其现实的土壤的。首先是成本回收容易,创作者不必背负各种沉重的压力。据有关资料表明,电视电影只要在电影频道黄金时间播出一次,就可以通过广告收回成本,因此,“只要你选择好剧本题材、制作班底,别偷工减料,认真去做,就不用担心回收问题,可以把精力放在制作上面。”①其次,创作人员云集。国产电影的现状使得很多电影从业人员加人到电视电影的制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率先拍了两部获奖影片《王勃之死》和《阿桃》、最先在电视电影中站稳脚跟的青年导演郑大圣②;还有一些徘徊在电影大门之外的年轻人,可以借助电视电影传达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生活体验,如《从心相恋》的编剧邱怀阳,就是从自己熟悉的角度潜心编写了这个讲述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恋生活的故事。 再者,喜剧容易讨好。电视电影独有的播放形式,无论对创作人员还是受众来说,喜剧都是一次令人愉快的体验。“拍摄过程很轻松、很愉快,跟玩儿似的,……”③而某学院一位讲师在看完影片《翻身》后,兴奋地说:“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一部能让我从头笑到尾的电影了。”在生活压力日益加剧的今天,对喜剧的需求反映出人姗视电影】们对轻松、释放的需求。轻松、明快的喜剧自有相当的市场。 但既然是低成本,制作就有相应的制约,除了众所周知的不能用35毫米胶片,不可能有高科技,不会有大明星加盟之外,在题材、选景上也受到一些限制。大多数创作者都是生活在都市的年轻人,从自己周边比较熟悉的生活中寻找创作素材是顺理成章的,同时从性价比上考虑也符合低成本制作的要求。因此从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场景通常选择在寓所、街道或城郊等地,很有一些“新现实主义”的特点。像《危险时刻》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郭第一的谨小慎微的男人在面临歹徒时还叫嚷着“一停二看三通过”,结果被见义勇为的、当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刘蔓所不齿,夫妻之间产生了矛盾。最后郭第一通过具体的机智英勇的表现,化夫妻之间的隔阂为理解。影片的主要场景就是出租车、办公室、家、街道、歌厅等公共场所。 鉴于上述原因,都市题材电视电影的喜剧化,似乎可以成为电影频道自觉不自觉的策略倾向。 下面就2003年初的几部影片,谈谈大体印象。 意想不到的情节设置 喜剧电影通常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题材,用较夸张的手法,意想不到的风趣情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性格。而喜剧化,顾名思义,就是用喜剧手法使影片具有喜剧效果。因此出乎意料的喜剧情节是一部好的喜剧化影片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翻身》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设置的几个情节看似普通,如三个贼在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替察抓了贼首却又被两小贼给救走了,三个贼抢劫银行等。但是在公共汽车上,当贼挨个抢劫到其中不动声色、见机行事的替察乘客,该替察命令他蹲下的时候,他竟然顺从地蹲下了,同时还传达命令让他的两个同伙也蹲下。这一蹲和这一传达的反常动作,就把整个事件喜剧化了,既把一个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罪犯还没有完全适应狱外生活的一面在轻描淡写中反映出来,同时也刻画了这三个笨贼的本色:他们并不是那种杀人如麻的恶棍,因此和警察就有了以后的几场较量。他们抢劫银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抢劫,而是不堪忍受警察的羞辱“笨手笨脚没出息”,逃跑之后决定抢劫警察所管辖的片区里的那个银行,让警察在他所在的派出所里“永远都翻不了身”。三个笨贼抢银行纯粹为的是争一口气,这使本来紧张有余的犯罪行为在愚笨的策划中得以消解,他们为抢劫银行特意准备了西服,因为“电影里都那样”;傻乎乎的老二绑架电影明星,在银行里却舍不得她死,私下摘了雷管的引信,还恳求她在自己的衣服上签名……观众不得不为情节中这些峰回路转的设置暴笑不已。 从严格意义上说,以悲剧结尾的《当爱情失去记忆》是一出悲喜剧,但其中的喜剧化因素占了相当篇幅,让人自然地以为导演刘仪伟是以一种轻快的方式在演绎一个爱情故事。典型的段子就是独在北京的丝丝不堪寂寞,夜里给远在长沙的李不肖打电话,李不肖在电话那头假装留言机:“……如再续留言请按1;如不想留言请按2;如想请我吃饭请按3;如需听我唱歌请按4;热烈庆祝北京申奥成功,请按5;坚决拥护手机单向收费请按6;如想知道昨天和前天的天气请按7;热烈庆祝中国足球参加世界杯,仅输9球,载誉而归请按8;如果你觉得电话机信号不太好,请用力摔打你的电话机;如果是丝丝来电,我在家……”我想,此时荧屏前的观众和电话另一端、握着听筒笑倒在沙发上、原本芳心寂寞的丝丝感觉是一样的。李不肖的性格也就在这样的情节设置和诙谐语言中跃然纸上,他和丝丝的感情也因此大大增进一步。 丰富平实的人物塑造 人物是影片的魂灵,人物的身份、职业和性格决定了一部影片的基调。喜剧化的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植根于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表现都市平民的原生状态,它所选取的人物通常为都市生活中的各类小人物。有时候,时尚的大众文化也给创作人员提供了足够的影像素材,如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工作人员,如电视演播室的现场直播,如报刊杂志的记者等都在都市题材的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 《失恋联盟》中的宋美美(宋丹丹扮演),带着上幼稚园的儿子和一个香港商客同居,满心盼望港商此次回来能和自己结婚,却没想到港商把两人合买的住所的一半抵给了 公司派来接替他工作的戴思挂(曾志伟扮演),一个长相困难的男。于是一个一心想有家有稳定生活的离婚女人和一个被迫接受“遗留问题”的中年男子住到了同一屋檐下。宋美美先是“傍大款”,后是被欺骗,再后来为了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和一个小自己十几岁的帅哥产生了“姐弟恋情”,最后终于明白真爱来自自己身边的这个相貌一般、年龄不小的男人。影片具有较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美美上网和人聊天(虽然网恋是一个俗滥了的话题),四十多岁了,还硬撑着陪小情人到酒吧喝酒熬夜,为了儿子和自己的未来,又希望能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放心依靠的肩膀。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生动的女性形象:眼看着青春已经逝去,却又不甘心步人即将到来的中年。 (装修良缘》中的刘船,是一个外地的打工仔,没有人际关系,没有文凭,没有在都市生存下去的基本条件,除了一双会做木匠活的手和三寸不烂之舌。而这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不了想自己寻找装修工人的大学教授庄老师。如果不是因为过天桥时,一个迎面而来的行人推着自行车艰难地上台阶,不是因为刘船本能地走过去帮了一把,他的第一个装修活不知道会在哪里。也正是从刘船那微不足道的一个举动,让庄老师,也让我们看到了被都市生活湮没了的微不足道的打工仔的善良本性。像刘船这样的一个边缘人物和雪村在《当爱情失去记忆》中客串的那个戴墨镜的街头卖艺人,同属于都市的特有现象。他在自弹自唱崔健的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一个路人拿了他的钱跑了,行人为他打抱不平正要追上前去,他摘下墨镜,拉住行人的衣角,煞有介事地说:“不用追了,我只不过是在做一个实验。我今天在这里已经站了一整天了,一共有一百四十九人给了我钱,只有十四人把我的钱抢跑了。啊,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呀。”而《从心相恋》中的男主角马晓涛(潘粤明扮演)则是一个在父亲的期待中每每失落的独养儿子,没有考上大学,有着一份不能令父亲满意的厨师职业,和一个青梅竹马的同是独生子女的李丹丹过早地结了婚,很快又陷人了买房和生育的尴尬矛盾中,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离婚。 离婚以后,两人又迅速相互思念,历经波折,总算重归于好,演绎了现代都市青年敢作敢当,勇于直面生活的情感故事。 相形见细的叙事缺憾 影片类型化是赢得观众的捷径之一。一个好的喜剧化故事,必定有一个吸引观众往下观看的开头,如《从心相恋》,影片一开始就自觉地运用了快节奏的平行蒙太奇处理方式,用以铺陈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关系,以期达到在“前6秒钟之内”吸引观众的眼球;同时要有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的矛盾关系,如《翻身》中贼被警察羞辱,贼逃跑后开始策划抢劫银行报复誓察,而倒霉的警察偏偏只有抓住这三个贼才有可能让自己在年底的工作积分中翻身。另外,强化喜剧效果的细节也必不可少,如《翻身》中三个笨贼对《英雄本色》的模仿:在小马哥出征的背景音乐伴奏下,整齐划一地披上西服,英勇壮烈,起到了很好的反讽效果;再如《十全十美》,为了把刘家的调味品放到陈师傅的台面上,刘家奶奶亲自出马,腰缠调味品,和陈师傅来了一场周星驰似的“十全十美”大比试……可以说,这些影片已经努力在朝商业类型片的方向靠拢。 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些影片又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影像和叙事失衡的缺憾,或者说叙事技巧尚欠火候。虽然《从心相恋》的主创人员在反思自己作品的时候,认为影片后半部分之所以较前半部分平淡是因为自身阅历的局限,“如果再过几年,我们回头来看今天,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但是对故事节奏总体把握的不平衡更多的倒像是强弩之末,阅历本身的增多既融会在技巧训练的过程中。 郑大圣说得好:“……我认为电视电影可以变成民族影业最后的防线,可以为国产电影留一个人才和观众的蓄水池,使它不枯竭。……拍的人多了,它就有希望形成一股力量,出现一批又一批的从业人员。……”让我们关注一批又一批从业人员,为他们的不断进步叫好吧 电影论文: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 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着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农业农村论文:紧紧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努力推进新时期的农村水利工作 摘要：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村水利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上午，汪恕诚部长做了一个非常重要、十分深刻的报告，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好明年和今后的水利工作进行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按照会议安排，我就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谈几点认识。 一、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更新和完善水利发展观念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借鉴国外经济发展经验，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表明了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反映了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必然趋势。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针，也是水利改革与发展所必须遵循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全面领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体现了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水利工作，必须树立六个观念：一是以人为本的观念。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水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水利问题，确保饮水安全、防洪安全和用水安全；二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水的关系，充分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在水利建设中避免和减少人类活动对水和自然的侵害；三是节约资源的观念。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为目标，树立节水意识，完善节水机制，建设节水型社会，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四是保护环境的观念。水是维系良好生态环境的最基本要素，要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加强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正确处理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五是统筹发展的观念。根据流域、区域、城乡和东中西部发展对水利的不同需求，统筹考虑水资源条件、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科学确定水利发展目标、速度、规模和水平，促进水利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六是改革创新的观念。深化水利改革，理顺体制、创新机制、健全法制，强化水利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水利依法行政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 98’大水以来，水利改革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有力地支撑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水利部党组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水利工作的实际出发，在系统总结多年治水实践的基础上，按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提出了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近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一治水思路贯彻了中央水利工作方针，是科学发展观在水利工作中的直接体现。 几年来，各级水利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水利改革与发展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一是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明显加快。98年以来，中央共投入水利建设资金2400多亿元，年均投入300亿元以上。长江干堤加固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取得重大进展，南水北调和治淮建设全面启动，农村人饮解困、大型灌区节水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骨干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二是水利改革不断深化。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水利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水务管理体制改革、水利投资体制改革、农村水利改革、水价改革全面推进；三是依法治水力度进一步加大。水法规体系和水行政执法体系逐步健全，科学、民主、依法行政能力明显提高；四是水资源管理得到加强。黄河水资源统一调度，张掖等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黑河、塔里木河综合治理，引江济太、引岳济淀、扎龙湿地补水等取得显著成效；五是水利规划和前期工作取得新的突破。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水利专项规划取得重要成果，重点水利项目的前期工作步伐加快。 但是，从科学发展观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水利的要求来看，水资源承载能力下降，饮水安全问题十分突出，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江河防洪标准偏低，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尚不完善，频繁的洪涝灾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威胁；水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水环境的总体状况尚未得到根本好转；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从水利改革与发展自身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的认识还不尽一致，贯彻落实的力度还不够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水利工程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及安全隐患等问题较为突出，公益性水利工程良性运行维护补偿政策尚未到位；水利发展中的体制性和机制性约束尚未消除，水利的社会管理和依法行政能力亟待加强；水利科技创新和推广能力较低，水利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还需进一步加快；水库移民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基层水管单位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亟待改善。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中央对水利工作高度重视，将水利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突出位置，国家由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后，仍将继续保持较大的中央水利投资力度，水利面临着很好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迎难而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解决水利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水利发展目标和任务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总的来说，就是要把握一条主线，突出三个抓手，明确五个目标，构建六大体系。 把握一条主线。就是要在水利工作中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中央水利工作方针，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着力解决好水利改革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全面提高水利服务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突出三个抓手。一是加快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只有加快发展，才能解决好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的水问题，才能提高水利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的转变；二是深化改革。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加快水利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水资源和涉水事务统一管理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水利发展机制，才能完善依法行政、依法治水、依法管水的水行政管理体系；三是强化管理。管理是提高效益的基础，也是保证水利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强化管理，才能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才能使水利工程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才能提高水利管理部门驾驭水利工作的能力。 明确五个目标。一是保障饮水安全。把保障饮水安全、保护人的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首要任务和突出重点，提高城乡供水保障能力，改善供水水质，保护饮用水源，切实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二是保障防洪安全。以大江大河治理为重点，提高重要防洪保护区、重要城市和重要地区的防洪减灾能力，将洪涝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三是保障粮食安全。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灌区节水改造为重点，提高农田灌排能力和农业用水效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水旱灾害能力；四是保障经济用水安全。以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为重点，满足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重大战略布局对水的需求；五是保障生态用水安全。以水资源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为重点，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维系河流健康生命，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构建六大体系。一是防洪减灾保障体系。坚持给洪水以出路的原则，通过河道整治、堤防加固、控制性枢纽、蓄滞洪区建设等工程措施，结合洪水风险管理、洪水预警预报、防洪调度指挥等非工程措施，构建较为完善的江河综合防洪减灾体系；二是供水安全保障体系。坚持节流与开源并举的原则，通过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通过兴建南水北调等跨流域和区域调水工程，形成四横三纵、东西互补、南北互济的全国水资源配置格局，结合骨干水源工程、各类蓄引提工程建设及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提高供水保障能力，构建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坚持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与改善生活条件同步推进的原则，通过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大型排涝泵站更新改造，结合人畜饮水、节水灌溉、雨水集蓄、牧区水利、农村水电等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发展有效灌溉面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灾减灾能力，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构建农村水利保障体系；四是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坚持保护与治理并重的原则，通过严格的水功能区划管理，实行排污总量控制和水质监测，加强对重要水源地和地下水的保护，逐步恢复和改善水体功能，结合水污染治理，加大中水回用力度，提高水环境承载能力，构建水环境安全保障体系；五是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坚持生态修复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坡改梯、淤地坝、小流域综合治理等措施，结合退耕还林和封禁保护，充分发挥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对重点水土流失区和生态脆弱流域进行综合治理，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建生态安全保障体系；六是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坚持以信息化促进水利现代化的原则，通过建立水文水资源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防汛抗旱指挥系统、水资源调度管理系统、水土保持监测和管理信息系统，结合水利科技创新，不断提高水利信息化水平，推进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构建水利现代化保障体系。 四、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要着力做好六项工作。 第一，抓好规划的制定和前期工作，打造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整体框架。一是制定好水利发展“十一五”规划。总结“十五”计划完成情况，分析水利发展面临形势，明确水利改革与发展的目标、任务、布局、重点和措施，为“十一五”水利改革与发展提供规划依据；二是编制好水资源综合规划。在水资源调查评价成果的基础上，做好水资源配置工作，根据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状况，科学制定主要江河水资源分配方案，为建立国家水权制度、合理配置和科学管理水资源提供规划支撑；三是做好防洪规划的审查报批工作。尽快形成全国和流域防洪规划成果，为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立洪水管理制度提供规划基础；四是加快重要流域、区域规划及专项水利规划的编制，完善水利规划体系，强化水利规划的法律地位，抓好各项规划的实施；五是加快重点水利项目前期工作，为实现水利规划目标和保持稳定的水利建设规模创造有利条件。 第二，加快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可持续发展水利基础。一是加快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把保障饮水安全作为水利建设的首要任务，重点解决农村群众饮用高氟水、高砷水、苦咸水及血吸虫病区等水质不达标和局部地区的饮水困难问题；二是加快以治淮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加强蓄滞洪区建设，实施重点河段的堤防建设、河势控制和清淤疏浚，加大重点海堤建设力度，加强重要跨界河流整治及国土防护，重视中小河流防洪治理和山洪灾害防治；三是加快南水北调等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搞好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建设甘肃引洮等一批区域性调水工程，积极开发利用雨洪资源和非常规水资源；四是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在水土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新建一批大型灌区，对大型排涝泵站进行更新改造，发展雨水集蓄利用，加强牧区水利建设；五是加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和重点水利枢纽建设。尽快完成第一批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加快实施第二批除险加固任务。按照水库建设规划，加强新建水库的论证和审批工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新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妥善处理水库移民安置、征地补偿和后期扶持等问题；六是加快水土保持和生态治理。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搞好黄河多沙粗沙区淤地坝建设，继续实施塔里木河、黑河、首都水资源综合治理；七是加强农村水电和电气化建设。加快小水电代燃料生态保护工程建设步伐，实施光明工程，解决偏远地区群众用电困难；八是加快水利信息化建设。继续建设国家防汛抗旱指挥系统，加强水文水资源监测信息网络建设，加强重点流域、区域、城市及骨干水利工程的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水利建设要注重向西部地区倾斜，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水利援藏、水利定点扶贫和水利血防等工作。 第三，加快各项水利改革，理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体制机制。一是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进行流域管理体制改革探索，加快区域水务管理体制改革，对涉水事务实行统一管理；二是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完善以公共财政为主的水利投资体制，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建立稳定的水利投入保障机制，落实好地方配套资金，切实加强水利资金管理；三是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政府投资的非经营性水利项目“代建制”，规范水利建设市场，完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确保工程安全、资金安全和干部安全。加快水管单位体制改革，建立工程管理和维护的投入机制，落实管护经费，推进管养分离，精简管理机构，加强经营管理，确保水利工程的良性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四是水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利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制度，探索准公益性水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完善水利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体制；五是推进农村水利改革。大力推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鼓励用水户参与或直接管理。对农村小型水利设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调动农民参与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六是推进水价改革。建立有利于节水的水价形成机制，全面推行阶梯式水价，对不同水源和不同类型用水实行差别水价。在水资源紧缺地区和生态环境恶化地区，要逐步提高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第四，强化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创新可持续发展水利的管理模式。一是建立洪水管理制度。开展洪水风险分析评价，建立国家洪水影响评价制度，完善蓄滞洪区管理制度，提高蓄滞洪区管理运用调度能力；二是建立国家水权管理制度。抓紧制定国家主要江河水量分配方案，实现用水总量控制和用水定额管理，建立水权转让制度，培育水市场，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三是建立水资源节约制度。大力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建立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在农业节水方面，建立先进的灌溉用水制度和城市、工业补偿农业节水机制，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和效益。在城市和工业节水方面，完善水资源论证制度，推广节水技术和器具，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四是建立水资源保护制度。完善水功能区管理制度，确定水域纳污能力，建立排污总量控制、入河排污口登记及审批制度，加强重要水功能区和重要入河排污口的监控。 第五，加强水利政策法规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水利提供法制保障。抓紧完善《水法》、《防洪法》的配套法规，研究制订水利建设的征地补偿、移民安置、生态保护等政策措施，争取尽早出台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新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加强水政执法体系建设，规范水事行为，提高执法能力。深化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的水平。 在此，我想再重点强调一下移民和生态问题。当前，移民和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水利可持续发展的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水利建设中，要高度重视移民安置和生态保护。根据移民安置环境容量，科学确定移民安置方案，打足移民安置投资概算，保障移民合法权益。要完善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妥善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移民收入，维护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可能带来的影响，把保护生态环境、维护河流健康生命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理念，新建水利工程要认真做好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尽量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已建水利工程对生态环境具有不利影响的，要在科学论证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加以解决。 第六，加强科技创新和队伍建设，增强可持续发展水利的活力。建立水利科技创新体系，加强科技攻关，抓好水利关键技术的研究和推广，提高水利科技含量和现代化水平。加强水利队伍建设、思想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培养高素质水利人才，弘扬“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行业精神，把水利改革与发展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是各级水利部门的重要任务。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实践可持续发展治水思路，加快水利的改革与发展，开创水利工作新局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后农业税时期”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革与发展 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落实科学的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还没有消除，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仍然相当艰巨。近年来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的变革，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果。2005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中国的农业税由免征转为彻底取消。我一直认为，税费改革的真正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1].免征或取消农业税是惠民利民的重大举措，但这只是农村税费改革迈出的第一步。免征农业税对于一些农业税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比重较大的地区和县市，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从了解到的一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免征农业税解决的问题可能没有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多。这也就使得深化农村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新的契机。现仅就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根源及解决思路提出个人的看法。 一、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出来的问题 （一）免征农业税后，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的地区，在总体财力中，上级补助收入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已从“吃饭财政”沦为名副其实的“要饭财政”。 西北某贫困县，2002年当年可用财力为13850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1427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2.5%；2003年当年可用财力14968万元，其中省补助收入12559万元，占可用财力的83.9%；2004年当年可用财力17449万元，省补助收入15734万元，占可用财力的90.2%；2005年预计当年可用财力10983万元，省补助收入10529万元，比重高达 95.9%.该县34.93万人，财政供养人口8681人，占全县人口的2.49%.县级财政的所有收入远远不够发全县干部的工资。只能发2-3个月的工资。 该县2004年财政赤字4869多万元，如包括挪用的1000多万元的专款，赤字共6000多万元。2004年底累积债务达6836万元。2005年财政的实际支出预计为18928.5万元，支出的主要部分为：人头费（9435万元），公用经费（2664万元），上年结转的专项资金（3887万元），税费改革的中央转移支付非支不可的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301万元）、村社干部报酬（191万元）、乡村道路、优抚等（641万元）；预算执行中要求县级财政负担的计划生育（462.5万元）、封山育林、救灾、低保（城市）、防疫、口蹄疫防治、世界银行贷款本息、医疗保险等1347万元。收支缺口预计将达到近8000万元，还还不算没有能力执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配套资金118万元。 免征农业税后乡镇一级的财政收支情况又怎样呢？在该县，乡镇一级的地方税收全部上缴县级财政，有的乡镇一年没有任何财政收入。镇上每年除了支付干部工资和办公经费外，无法再有其他支出。干部工资和正常办公经费（1人1年600元的标准）完全靠县财政拨付。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欠发达地区，广东某镇，现在镇政府唯一可支配资金是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20万元，市政府每月划拨给镇办公经费4000元，镇级收入大缩水，而各项支出依旧[2]. 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现在财政全归县，乡镇作为一级政府的财政基础已经丧失殆尽。 （二）、为完成财政收入的任务，弥补收支缺口，地方财政部门加大对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的征收力度以增加入库数额，造成了非税收入的比重上升，“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我曾经认为，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免除了征税成本，也就铲除了“搭车”收费的根基和平台[3]，现在看来，这种认识过于主观，对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财政财政，有“财”才有“政”，为了保“政”，必须敛钱。税收收入没有了，只有在非税收入上做文章。上述西北地区某县，在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2002年占34.3%，2004年占45.6% ，2005年预计占57.7%. 非税收入基本上都用于原收费单位的费用支出，形成了财政收入数字上去了，但可支配财力却上不去的状况。 收费当中的一种是行政性收费收入中的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性收费收入，即超生子女的社会抚养费，该县按当地人均纯收入比例的30%，一对夫妇双方连征7年，2000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社会抚养费5195元，2001年为5485元，2002年5859元，2003年6098元，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应缴纳的社会抚养费增到6388元。2004年该县全年共收缴社会抚养费40多万元，但在地区排名仍落后，于是2005年加大了清欠力度，到7月份已经收上了180多万元。其中收缴往年拖欠款87万元，新增58万元。2005年以前，收缴的社会抚养费10%缴县计生局，乡镇自留90%.2005年后，不再上缴县，收支两条线，社会抚养费的47%用于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的养老保险，20%为办公费用；30%用于工作人员的奖金和补贴。 中部地区一个县，2004年一个计划外二孩最少缴纳社会抚养费21900元。据当地的乡镇领导讲，在实际操作中，社会抚养费并没有及时全部缴入国库，坐收坐支现象突出，社会抚养费的最终使用权还是在乡镇，其中有镇村干部的奖金和村里的分成部分[4]. 另外，在一些地区，将“一事一议”变成固定收费，将“两工”强行以资代劳，农用车管理、生猪屠宰、农民建房、土葬村民缴纳土葬费的罚款等，成为农村“乱收费”的新源头，“免税兴费”的倾向有所抬头。 （三）、专项资金被挪用，配套资金无法落实。 有的地方政府连“要饭财政”也维持不下去，最后是挤占挪用专项款，有的县一年挪用上千万元专项款来发工资，第二年再用新的专项款来补上，来化解。 项目往往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费用，但属于“要饭财政”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可能提供配套资金。其结果不是作假，就是把项目放在不太贫困的地方。如真要配套，向群众筹，则必然增加群众负担；从银行筹，则形成新的挂帐。 （四）、围绕农村土地的利益问题成为焦点。 地方财源的枯竭使得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目光集中在农村的土地上：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2004年全国村庄用地2.48亿亩，按当年年度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村庄用地高达218平方米，约是特大城市人均用地面积的2到3倍，比我国城市人均用地面积最高限额还多98平方米。更值得关注的是，村和社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的来源，政府来征地，企业通过政府和村来占地。改变土地用途，借“地”生财，是目前许多地方财政走出“赤字”困境的绝招。这种行为已经对农村的社会秩序带来了大的隐患。许多地方频繁发生围绕土地出让金产生的冲突，而矛盾的主要焦点就是土地征地款的分配问题，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生，必将给社会带来不安。 （五）、免征农业税对乡村治理结构未来的走向形成挑战，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管理模式依旧占据统治地位。 在税费改革前，农业税和其他收费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重要纽带，是政府与农民之间谈判的筹码。但在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不怕干部了，乡村干部失去了一个社会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但另一方面，乡镇干部也不需要为收税费来求村组干部和农民了，似乎可以不干事了。实际上，乡镇和村有适合其规模的该为老百姓提供的基本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如果说税费改革的结果是影响基层政权和基层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行，该履行的职能不再履行，该为老百姓做的事不做了，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影响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这显然与税费改革的初衷相违。现在的情况是以往传统的干群关系发生了变化，乡镇和村级组织应由统治型的管理模式转为服务型，可是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从上到下，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模式仍是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把各种经济指标（GDP增长率、财政税收任务、招商引资）和社会指标由上而下，层层分解，把完成任务和政绩、考核以及经济收益挂钩，带有很强的行政强制性。现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地方上又把阻止上访、防止媒体暴光作为第一要务，中国传统的自上而下、“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型的治理结构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 二、一些地区免征农业税后引发和凸显的问题的根源 出现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格局严重失衡，突出表现为税收的分享结构严重向城市、向政府的上级层次倾斜。 1994年通过分税制改革形成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重新划分，随着这一改革的推进，大大地解决了改革之初财政分配关系中“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各级的财权和事权划分的扭曲。总的态势是财权上收，事权下放。上边对下边是光给政策不给钱，基层的财权和事权严重不对称。乡村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各个垂直部门为做工作、实现政绩而布置下来的各项任务）和严重短缺（该干的事没有钱干）并存。各种政府部门由自身的利益驱动，向农民伸手，最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触犯农民的利益，造成农民与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甚至抗争。 从2003年起，几个主体税种实行省、市、县共享，并且提高了对县一级的上划比例。县级政府从国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增殖税从25%降到20%.县级政府从地税中得到的分成比例，营业税从100%降到50%；个人所得税从50%降到15%；企业所得税从50%降到15%；城市建设维护税从70%降到50%，加之取消农业税，使县级和乡镇的财源更趋薄弱，财政自给能力进一步降低。就目前的财政体制看，已不能被称作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县级政府除了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外，几乎是一些没有什么发展潜力、税基窄小的税种，有增长潜力的所得税，先是被划为共享税，现在共享的比例又进一步向县以上调整。县及县以下的财力进一步减少，但要保障的方面越来越多。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和联结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平台和主战场，它应是最有活力的经济。但一种几乎完全依靠上级补助维持运转的县域财政，靠挤占项目资金勉强度日的县域财政，是没有生命力和发展动力的财政体系，无法为县域的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如果听任上述趋向发展，这显然与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也很将难以实现。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滞后，部门既得利益固化的局面没有得到改观。 迄今为止，我国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中，专项资金占很大比重，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在缩小。据从有关部门了解，中国2004年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约1万亿元多一点，其中税收返还占40%，实际转移支付约6000亿元。在这6000亿元当中，专项转移支付占57%，财力性转移支付仅占43%；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不到750亿元，占财力性转移支付的29%，仅占实际转移支付的12%.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其余部分用于调整工资补贴，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县乡财政补贴、民族地区补贴等。专项转移支付的支配权掌握在中央各部门手中，一些部、委、办掌握着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资源的配置权，而且支配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如：农口投资，都是投到一个县这一、二千平方公里，但林业部门管林业投资，农业部门管农业投资，水利部门管水利投资，部门利益的影响和条块分割严重，条条专政导致地方事权的分割，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种体制使得地方上要千方百计来争取项目。尤其是贫困地区，有项目才能生存。有的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沉痛地讲，“跑项目的学问太大，但不跑又不行。我们只有盯着项目，犯错误才有条件。没有项目，我们连犯错误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追求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或资源成为许多部门或市场主体的重要目标，而政府部门控制的资源的投放又是“专项性”的，即把这部分专项资金给哪些地区、部门或市场主体的权力掌握在一些政府部门和一些人的手中，决策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人为的成分，那么，严重的设租和寻租行为也将不可避免。专项资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门腐败的根源，为毁掉一些干部创造了条件。 （三）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和村组出现的反自治化倾向强化了传统的管理模式。 基层政府的走向应是从全能型、多功能的政府转向有限功能的政府；从自上而下、行政型的政府转向自治程度较高的政府，从统治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为此，深化农村改革就要进行制度创新。但在免征农业税后，许多乡镇和行政村的财政收入没有了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上级的转移支付，这反而加重了它们对上级的依赖程度，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村干部的工资改由上面支付后，村干部民选化将变成村干部官僚化。以前在各地普遍推行 “村帐乡管”，现在则进一步提出“对一般乡镇，都要大力推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既然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是“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现在由外部的“上级”单位来管理“下级”的财务，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与提高自治程度相反的举措，必然强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反映出在乡镇和村这两级的本级层次上有效制约机制的阙如。 （四）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及相应的政绩观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换。 同志曾讲到，政府要从原来很多情况下直接干预或者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跳出来，要完整地认识并掌握政府的四项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我理解中央的精神是政府不应直接参与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应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着力创造一个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良好的制度环境。但实际上传统的政绩观和干部考核机制仍占据主导地位。如东部沿海某省的一个县级市对乡镇书记、镇长的考核，共100分，分3块：（1）双引（引入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商资本），看固定资产投入，50万元以上的项目要有4个，其中要有1个项目在100万元以上。这个指标占40分。（2）农民人均纯收入； 占30分。（3）农村劳动力转移； 占30分。后两个指标各乡镇之间差别不大，关键是招商引资，你超额1个，他超2个、3个。最后看加分。尤其外商投资开发农业，比值相当大，一好遮百丑。 传统的发展观、政绩观和考核机制相结合，就导致政府直接操纵资源的配置，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干了许多不该干的事。19 90年代，政府出台不少兴办乡镇企业的地方政策法规，鼓励乃至强制基层政府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政绩压力以及财政收入的激励下，集体企业得到了非常规的发展，导致以后乡镇和村负债沉重。近年来，地方政府又为促进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或民营企业的发展，往往采取各种直接的经济干预手段，如为企业提供廉价的土地；减免税收；为企业寻找贷款，甚至提供贷款担保；帮助企业上市，甚至捆绑上市。在抓项目、组织劳务输出、结构调整等各项工作中，政府的不当干预往往引发各种矛盾。群众说，“不怕市场不发育，就怕政府乱干预”。 三、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 解决上述问题的思路是深刻领会总书记“两个趋向”的重要思想，明确一个前提，落实两个基点。 （一）明确一个基本前提 即把深化农村改革和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相结合，尤其是着力于中央和省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和县级综合配套改革，转换政府的职能，更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协调“条条”与“块块”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级层次与基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建立一个更为公平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 应加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打好改革的攻坚战。国家应调整既得利益格局，大幅度地减少专项资金，从源头上削减中央各部门配置资源的权力，同时建立规范的横向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这样可以减少寻租行为和决策的随意性，有利于杜绝腐败，提高经济效率，真正使财政体制能具有平衡地区间提供基础性公共服务的能力。 政府职能能否改变，要看其行为能否受到有效制约。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则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干部考核机制和选拔任用机制，改变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而不是对下负责的局面，在工作中真正体现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GDP的增长率仅是结果的一个衡量标准，重要的是五个统筹的实现程度，这将最终决定一个地区是否能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是否能有一种建立在社会公正基础上的可持续的增长。 （二）落实两个基点 在深化宏观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个大的前提下，农村发展方面一是要建立农村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改革与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真正由农民群众参与的制衡机制。这应是后农业税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两个基点。 为使县、乡镇及村的机构能正常运转，能履行为农民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职能，必须有相应的财力作支撑，有一个健全的财政体系为基础。所需的财力可以通过以下渠道加以充实： （1）调整分税制的结构，财政向地方让利，保证县及县以下有一定的税源；着眼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开发当地的资源优势，培植和涵养税源，逐步增加县及县以下的财政收入，形成县域经济的良性循环。 （2）增大体制性、制度性的转移支付，将事权与财权一起下放，使转移支付做到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杜绝“上边点菜，基层买单”的现象。 （3）深化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遏止地方政府以地生财、随意支配农民土地资源的权力。在严格限定国家征地行为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农村经营性用地不征为国有，在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前提下，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让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土地市场平等地进行交易，发展二三产业，从中获取土地级差收益。 在保证财力的同时，必须加速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与完善，使资源能有效利用。防止资金的贪污挪用。 （1）在乡村两级的议政和行政之间建起一种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老板（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可以借鉴有些地方的经验，做实村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其塑造成行政村的议决机关，而原来的权力机关村委会则成为具体的执行机构，村庄的重大事项由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决定后，交由村委会实施。这样，村代表不仅成了联系村集体和村民的纽带，而且也是村民参政议政的人。由村代会对执行机构（村委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违背民意、权力腐败等问题的发生，有助于克服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倾向。如果这种体制能够成功，就可进一步把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做实，由它来监督和制约乡镇政府的决策和行政。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制，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才能真正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 （2）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在使村级组织有可用财力的同时，将包括土地增值收益在内的集体资产收益与社区农民的直接利益挂钩，使农民群众有激励去监督资源的使用。 （3） 调整地方各级干部的收入分配结构。 当前，不同地区之间，一个地区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公务员的待遇差别极大，这种扭曲的干部收益分配体制必须改变。在欠发达地区，基层干部待遇低，任务重，财权与事权不对称，造成乡镇干部是“好人不想干，能人不来干，坏人抢着干”。乡镇干部可以使用的资源办好事远远不够，可以控制的资源办坏事绰绰有余。如果这成为一个趋势，即正直的人当乡镇干部无法维持生计，只得另觅他途，那么就会有人占据乡镇干部岗位，以权谋私，这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对立和冲突，这就是政权瓦解的潜在危险。有的基层干部反映，项目是从下往上跑，干部是从下往上调。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如果人人都不愿意去基层，不愿去欠发达地区，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实现。最近中央政府提出要改革现行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建立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公务员工资制，这是正确的政策措施。但必须看到，在一些发达的省市已经提出自己的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背景下，这项政策落实起来将有很大难度。 明确一个大的前提，落实两个基点，转换政府职能，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通过调整税收分成比例、加大制度性转移支付和把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增值收益留在农村，使农村得以具备满足农民对社会公共事业基本需求的财力；通过改革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则使农村的财力能真正为民所用，从而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人均享受基本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的差距。这不仅是解决公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从近期看，农民不至于因病致贫，因子女上学致贫，可减轻农民负担，无异于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使农民有资金去发展生产，去消费，从而夯实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从长远看，能提高农民的人口素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只有这样，才能最终解决效率问题，使国民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才能早日实现。 在16届4中全会上，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此后他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则必然要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这只有靠深化改革才能实现。1986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在20年后的今天，重新学习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感受尤为深刻。 农业农村论文:论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 [论文关键词]农村建设 农业科技 [论文摘要]加快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和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建设，农民科技知识的培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加强农村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农业科技引进力度，农业科技研发投入和农业资源配置调整，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推广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本文以个人在农村实际工作经历认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推广农业新科技，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干部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信仰、提高学习和掌握农业科技知识能力，实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加快新农村建设。 一、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 加强农业科教体制改革，必须认真贯彻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精神和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精神，加快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合理配置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农业科研机构应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建立起分别承担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服务的农技推广队伍，逐步形成国家兴办和国家扶持、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的新型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二、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要以实施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科学工程为依托，建成国家农业科研基地和产业综合研究中心，加强农业基础研究、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尽快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吸引高层次的外国专家和科技精英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实力、人才优势和创新地位。通过学科结构和人才结构的调整，建成一支高素质的精干高效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 三、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 加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科学技术的培训，有关部门要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合格的载体。利用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中等农业院校、成人院校、农业职业学校、农干校等各级各类农业教育培训资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和健全的培训制度，为全面实施各类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奠定基础。 四、加强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转化 对一些具有产业化前景的项目要进行工程化开发，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核心，以抢占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为目标。在种子（种苗）、种畜禽、疫苗与兽药、农药、肥料、饲料、农产品产后加工和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等方面，建成规模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或企业集团，使其为推动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品种、提高品质、增加效益发挥重要作用。 五、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在加强农业技术研究，开发推广的同时，必须加强农业、农村的资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如农产品下脚料的利用、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开发利用，会造垃圾，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不改善会造成农民生产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加强能源环保和生态环境建设。 六、加强农业技术的引进力度 按照新的引进原则，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增强我国农业技术储备的前沿技术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农产品质量和效益的先进实用技术为主，以促进结构调整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技术为主，加大技术引进力度。以农产品商业化、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工厂化农业为目标，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及手段的引进，以提高我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强科技储备和发展后劲。 七、加强科技投入和资源配置调整，为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条件支撑 政府既要加强对农业科教资源的宏观调控，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采取新的举措，对现有农业科教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和任务上进行有效配置和系统整合，切实推动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力量投资农业科技产业，鼓励社会、企业设立农业科技创业基金；争取金融、保险系统对农业科技投资予以倾斜，放宽农业科技贷款限制，加大农业科技风险投资力度；扩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争取和吸引国际组织和国外企业投资我国农业科技、教育和生态环境事业，才能有效地加快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论文:论现代农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实施战略 论文关键词 农村建设；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战略 论文摘要 探讨了现代农村建设中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战略，从加强农技培训、进行技术组装、抓好示范典型、加强基础建设和有效行使政府职能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对策。 目前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中存在着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农业科技成果的总量很大，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6 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另一方面，真正运用于生产，产生实际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很少。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65%～85％之间，而我国仅为30%～40％；世界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为60%～80％，而我国只有42％，这说明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现代农业的科技推广不是靠农业技术人员向农民说教，而是通过示范使农民购买作为科技载体的产品（种子、肥料、农药、农膜等）以及把新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农民依靠多项新技术新产品组装生产，实现高产高效低成本，其中政府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开展农技培训，优化科技成果的转化 开展农技培训，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一是加强农技培训中心建设，各市县要组建一定数量的培训中心，让这些培训中心成为培训农民学习农业科技和文化知识的大学校；二是开展科普之春、科技之夏、科技之秋等活动，分别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利用农闲时间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把科技致富能手组织起来，组成科技致富大王讲师团到各地进行科技致富宣传，使农民在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中受到教育；三是推广绿色证书制度，通过培训合格后取得农民技术员职称，使这些农民成为农业生产的技术骨干和转化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新技术、培育和选用良种、防治病虫害及技术咨询的带头人；四是实行农民职业规范化教育，以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农业广播学校、实行3+1体制的普通中学和各类技术培训中心为阵地，对农民进行较系统的培训，使农民职业教育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五是结合实施星火计划培训人才，优先考虑星火计划的实施，按计划要求的内容进行专题讲座。 2 进行技术组装，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益 技术组装重点是从2个方面入手。一是围绕粮食（水稻、大豆、玉米）、畜牧（牛、猪）、水产（中小水面）、优势特产资源和生物技术等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使其形成规模效益。例如在农作物新品种方面，围绕水稻、大豆、玉米三大优势作物，产前、产中、产后的一些关键技术（如耕作方法、病虫害防治）开展系列攻关，取得像水稻大棚盘育、水稻育苗床土调酸综合技术、盐碱地种稻技术、大豆综合丰产技术、玉米早熟丰产综合技术、玉米抗旱保苗技术、玉米大面积机械化综合高产技术和赤眼蜂、黑光灯防治玉米暝等一大批科技成果，初步建立起与生产条件相适应的耕作栽培技术以及与病虫害防治的配套技术。二是合理组装，全力组织推广。把各单项技术组装起来，有组织、有计划地加以大力推广。 3 积极抓好典型示范，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的辐射源 在农业科技示范工作中，重点抓“三区”建设。一是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在主要产粮区和城市郊区以乡、镇为单位建立有代表性的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通过完善组织机构，实事求是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园区建设发展规划和与之相配套的优惠政策，积极组织对园区的科技培训，大力转化推广先进成熟的科技成果，强化组织、协调指导和管理，使之迅速成长和发展起来。二是重点建设几个星火技术密集区。星火技术密集区是科技成果推广的基地，能够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例如吉林省梨树县，自建立星火技术密集区以来，连续几年实施了以转化推广玉米丰产、耐密型玉米高产、工业应用的良种玉米栽培、米麦间作及长白杂交瘦肉型新猪种、四良四改、塑料棚舍北方全年养猪等农业科技成果的星火计划项目，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三是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把农业综合开发科技示范区和农业生态区结合在一起、健全技术体系与技术经济体系。结果显示：示范区内农民纯收入比辐射圈内的农民同期年平均增长60%；示范区内粮食每年增长1 749kg/hm2，比全省同期增产1 050 kg/hm2，提高了60%以上。 4 切实加强基础建设，疏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 基础建设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①建立农技推广组织机构，形成以省为主渠道，以市为重点，以乡为骨干，以村为基础，以民间科技组织为补充的农技推广网络和以农业站、畜牧站、园艺特产站、农机站、林业站、经营站、水利站等为主体的横向网络的农技推广组织体系。②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搞好农业成果推广的全程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成果转化的有效性，促进科技成果向规模化、产业化方面发展。例如，为了转化肉食鸡高产综合配套技术这项科技成果，在养鸡的重点乡成立科技服务公司，对养鸡行业进行全过程服务，做到“七统一到户”，即统一贷款到户、统一送雏到户、统一送料到户、统一培训到户、统一防疫到户、统一回收到户、统一结算到户。③抓科技情报信息系统建设、举办科技成果展示会、召开成果转化交流会、大力宣传科技成果等4个方面，疏通信息渠道，把科技信息尽快送到农民那里。④从3个渠道促进科技人员与农民的结合。一是以农业科技人员为核心建立农业专业研究会和农民技术协会；二是采取“四包一挂”的形式，即包技术、包产量、包效益、包赔尝实行责权利挂钩；三是以省内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为骨干组成的科技服务小分队，在农业生产的关键季节到农村去搞技术讲座，现场传播技术知识。 5 有效行使政府职能，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1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意识 要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所作为，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努力强化决策系统的科技总识。一是成立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领导小组，二是建立科技进步工作的考核制度，三是积极选派科技副职。 5.2制定优惠政策 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科研、推广单位投身于农村科技事业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结合本省本地情况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 5.3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 在增加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的投入上，一方面通过立法增加投入，要求各级财政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安排科技成果转化经费；另一方面有关部门每年还需拨出科教兴农专项活动经费和重大科技成果推广专项活动经费，用于资助科教兴农成果转化推广活动。 农业农村论文: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研究术——以丽水农村文化信息化为例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文化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整合框架 论文摘要：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出发，绘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并在丽水地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实践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和各层级结构中涉及的相关内容及技术。 1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定义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是指将与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等相关的信息，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通过加工、整理产出具备附加价值的农业信息的过程。然而，由于农业信息资源分散在农业生产、加工、贮运、销售、消费等众多环节，涉及自然、社会、经济三大系统，形成内容上的广义性和信息整合的复杂性．这给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带来很大的问题。同时，农业信息主要服务于农民，具有典型的基础性和公益性，从做好社会公共服务的角度考虑，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必须开放资源，设立机构，制定标准，投入资金，为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整体框架如图1所示。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图分析 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构造来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要依赖于相关法律体系的保护、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信息描述标准的确立和与农业信息收集、加工、处理相关的各部门和机构的紧密配合。所有这些都可以列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范畴。只有这些环境营造好了才能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按一定的流程顺利开展。至于信息资源整合各层级工作的开展，都与一定的信息技术相关联。 2．1信息资源整合环境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的来源、分布都较广，而涉农部门和信息机构之间相互联系的深度不够，信息安全和信息标准的相对滞后都是导致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困难的重要因素。而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环境问题上来。要处理好由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建构起法律保障、信息安全、信息标准和信息部门都发挥作用的环境．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深入开展和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 2．1．I法律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过程中的信息获取、加工、和使用，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法律问题。跨部门之间的联系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法律和法规来约束或建立，再加上农业信息分布在各个机构、部门，因而法律保障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急需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传递、检索、分析等应用过程中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在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方面。信息公开和共建、共享。是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政府是信息公开的权利主体，政府因其职权而掌握、占有大量农业信息，应该自上而下制定和与农业信息化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相关的法律法规。从法律上确立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正式身份。政府要让全社会都看到其对农业信息化的支持力度和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关注，推动各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投入和关注。比如丽水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等重大涉农项目，都由丽水市政府制定下发相关文件和规定。市科技信息中心主持。市级重要机构和部门参与建设，面向全市群体，免费为农户提供各种农业生产、加工技术和销售信息。 2．1．2信息安全保障体系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投入使用，实现农业信息资源的增值，让这些信息资源在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而在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方面。信息的安全是我们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因此，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过程中．建立起坚实的信息安全保护体系是保障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推动农业信息资源投入使用的关键。但是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法规、管理、标准技术等方方面面。任何单一层次上的安全措施都不可能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因此，信息安全问题的解决应该站在系统的高度，运用各种先进的安全技术保障用户在使用过程中设备和数据的安全。 2．1_3信息资源处理机构 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国家的核心任务，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处理是国家相关信息部门的工作和任务。国家主要在政策和法律的宏观方面给农业信息化提供支撑，推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和开发利用．信息产业部、涉农部下设的信息部门，聚集了大量信息人才的高校图书馆和信息机构主要负责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整理到最后的投入使用。农业信息资源最后的开发利用成效就要看信息部门的具体工作了。信息处理机构在整个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的作用主要通过信息人才来实现。因此，信息处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信息人才优势的发挥和农业信息的处理效果都至关重要。 2．1．4信息标准体系 我国不仅国土辽阔．而且不同区域的气候差异也大．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不可能只选取部分地区．也不可能只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采集方式。为了确保采集到的农业信息资源全面而真实。只有通过自下而上的层层推送信息的方式，将最基本的农业信息和数据以一种统一的标准推送到最近一级的信息部门．再让这一层级的信息部门将有必要往上推送的信息向上一级传递，如此反复。一些政策性和指导性的农业信息则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直接送达到用户端，避免信息时效消失。当然，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用这个标准采集和传播各种不同的农业数据和信息。避免因标准不统一导致信息无法共享，同时保证农业信息的时效性。 2．2信息资源整合层级研究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由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和应用层四层组成[51，不同层级承担不同的任务，每下一层级都是上一层级的基础。下面就不同层级涉及到的内容和技术以丽水市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建设的实践进行论述。 2．2．1基础层 基础层是信息资源整合中基础的基础，是信息资源整合的载体，它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其中，基础设施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源、信息网络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型科学仪器装备的购置和调配、科技数据和文献资料的积累与管理以及用来提供共享和通讯等功能的信息网络系统。 2．2．2数据层 数据层主要负责数据的描述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处理，它在整个整合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知道．农业信息质量和共享的实现取决于对信息的描述，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只停留在对农业信息进行大杂烩式的汇聚，而是应该将采集到的信息资源进行尽可能详细和标准的描述和揭示，让用户可以很容易地了解这个信息的实质和价值。现在通用的信息描述标准是柏林核心数据(DobmCore)．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而对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则需要涉及到相关的信息处理技术。通过诸如XML等为主的信息处理技术。实现不同平台间数据和数据格式的转换，为信息的共建、共享提供条件和可能。为了响应标准体系的建设内容．在对数据进行描述和数据转换时，需要采用统一的国际或国内标准。 2．2．3服务层 服务层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检索服务。在众多的农业信息资源中检索出用户需要的信息。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和计算机数学算法的完善、提高．使检索算法越来越完善，检索方法越来越简单，检索精确度越来越高，检索速度也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些对我们进行信息资源的检索和利用都很重要．但是检索的智能化才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服务层我们要充分利用知识库的智能检索、自学方法和推理机方法等现存的智能检索方法，结合新近的优化技术和检索标准，提高检索结果与检索目标的紧密度，扩大检索的范围和检索的相似度，同时提高检全率和检准率。 2．2．4应用层 应用层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提供信息利用的环节，通过导航、门户网站的方式向用户提供简便、快捷的信息服务。作为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后一层，它应该承担一般信息资源整合所没有承担的一些责任。比如从农村信息用户的需求角度和信息素质出发．建立适合农村用户思维习惯和水平的导航系统和门户网站：结合各种方式提高农户对获取农业信息资源的兴趣和能力。比如丽水市专家知识系统建立后，注意采用多种推广、宣传方式，扩大农户对农业专家知识系统的认识范围．特别是加强农村用户信息素质培养，再加上简单、清楚的条目设计，农户能很方便地在这个系统中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1。 总之，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框架的研究是为了提高农业整合信息的增值效用，提高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农业信息系统的使用，提升农村用户的信息获取和信息实践运用能力。对信息的利用率而言，不仅取决于用户信息素质的高低．系统的整体构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一个整合系统投入使用之前，需要多次反复试验．征求用户的意见和建议，以用户的操作和检索习惯为主要设计原则。一个针对广大农村用户需求为主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更应如此。 农业农村论文:试析基于农村文化信息化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研究 论文关键词：农村信息化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 信息资源整合技术 信息资源整合系统 论文摘要：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而信息获取却越来越困难的今天，对信息资源进行整合是信息建设必经的过程。随着农村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也提上日程。从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原则出发，以分析信息资源整合的关键技术为基础，重点对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的实现进行论述。 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呈海量化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信息载体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也在扩大，导致信息资源量在越来越庞大的同时，分散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同时网络上一些时效性、准确性差和冗余重复的垃圾信息也容易让人们对网络信息产生焦虑。要想在这浩如烟海的信息资源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也成了不容易的事情，对于信息素质一般的农户而言，更是困难。事实上，用户对信息的要求又必须及时、精准、有效，这就与他们的获取能力形成了尖锐矛盾，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只能通过对农业信息的整合来化解。 1.农业信息化过程中信息资源整合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最终目标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分散于各个角落的资源，通过系统的方法，运用信息技术，由信息人员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审核、，最后通过某一媒介或终端达到方便使用的目的。因此，在进行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之前，要先弄清楚几个问题:其一，农业信息资源的使用主体是农民;其二，农民的信息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其三，农民需要正确、有用、及时、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其四，农民需要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是方便和安全的。由此可知，在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加工、整合时，要从用户自身信息获取水平和需求出发，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达到预想中的目的。 1.1标准化、规范化原则 网络上众多的信息资源和数据库中丰富的资源之所以没法通过某一种方式就可以全部访问，除了商家不同和费用攻取等问题外，最主要是他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格式、技术接口、输出标准等方面的不同，都让我们面对这些丰富的信息资源却无能为力。信息资源整合就是要通过对信息资源的内容、形式和与其相关的技术进行整合，共用一个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在尽可能宽广的范围内方便地使用已经进行了二三次整理和加工的信息资源。因此，标准之于信息资源整合是前提和基础。只有依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才能避免因资源重复建设导致的人、财、物的浪费和损失，让用户可以方便、优惠地访问和获取相关资源。 1.2共建、共享原则 遵循标准化、规范化原则其实也是为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打下基础。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是为了集中一定范围内有限的人、财、物对信息资源进行深人加工、整理，但是由于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条块分割、管理松散、部门与部门之间沟通不足等问题，让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面临很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出面，建立起统一协调的、布局合理的管理体系，加强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和沟通，为农业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创造条件。 1.3信息安全原则 农业信息资源中的部分数据会涉及到国家秘密、国家安全，需要绝对的安全，但是农业信息资源需要一定程度的开放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于是产生了开放与安全的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在安全和开放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既要能保证用户方便地使用这些信息资源，又要保证这些资源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而保证信息安全可以通过网络安全区域的划分、中心数据库的摆放位置、防火墙的利用、加强内部监控与审核、第三方认证等方法来保证信息的安全。 2.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中关键技术分析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对网络、数据库中包含的对农业生产和销售有指导作用的无序信息资源进行融合、类聚、重组，形成一个新的资源有机整体，保证用户可以方便、准确、及时地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因此，信息整合技术的进步和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信息资源整合的步调，需要尽力挖掘新技术服务于信息资源整合和信息利用。 2.1基于XML的数据描述标准 （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是一种用于描述数据的标记语言，主要使用文档类型定义(DTD)或者模式(Schema)来描述数据，与描述页面的HTML有相似的式。它可以利用We浏览器进行数据确认，还具备易于生成数据的优点，囚此，它可以在不同的部门和部门内部方便地进行数据交换和利用。如果制定出XML的标准并广泛应用的话，那么不仅是企业或部门之间的数据交换变得更容易，而且语音数据和动态图像数据这些过去数据库中难以进行处理的数据也能轻松地转换成数据库，这对信息资源的管理而言将会前进一大步。再加卜XML独立于平台，有利于跨平台问的信息交流，完全可以充当网际语言，并有希望成为数据和文档交换的标准机制，它所具备的准确表达信息真实内容的特征，不仅可以降低应用程序的负担，也使摺能工具的开发更为便捷: 2.2有关Wel的论述 Intentet采用超文本和超媒体的信息组织方式，将信息的链接扩展到整个Internet卜，而Web就是一种超文本信息系统，它不仅可以让文本从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使用户可以从中获取更多信息的同时，在主题的选择上也任意可行。而Web具有的图形化、易于导航、与平台无关、分布式、动态和交互式的特性，让信息资源整合的共享机制建设、适时更新和与用户互动机制建设等问题都能得到很好的解决。We中的图形化显示功能，可以提供将图形、音频、视频信息集合于一体的特性，使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后为农户提供一些非常形象、易懂的信息资源的技术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2.3有关Wel Service的论述 Web Service是由“3C”标准组织定义的，采用XML通过UML来接口和应用绑定的软件体系结构，这些定义接口可以被其他软件系统发现，并通过基于XML和IP协议的消息通讯机制集成到不同的应用系统。它是继Web访问之后的新一代资源方法，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交互功育挂。 Web Service完个基于XML(可勿展标记语言),XSDXbIL Schema )等独立于平台、独立于软件供应商的标准，是创建可互操作的、分布式应用程序的新平台，具有跨平台的可互操作性能。通过Web Service不仅能跨越不同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防火墙阻碍而进行正常通信工作，还可以将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运行在不同平台的各种程序方便地进行集成，为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界面，甚至在软件和数据重用方面也有所成就。Web Service在允许重用代码的同时，可以重用代码背后的数据C当然，Web Service在通过Wel进行互操作或远程调用时的用处更是显而易见。 3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及其实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就是按照农业信息资源之间的指示关联，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信息资源的优化重组，形成系统化、摺能化的数字资源体系。当然，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过程中，需要标准、法律、安全、机构作为支撑，以保证信息资源整合效果和功能的实现。 3.1农业信息资源的发现、采集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将大量分散于网络上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筛选、采集。但由于网络信息资源在丰富多彩的同时，杂乱、无序、冗余的缺点也会显现出来。为了避免农业信息资源采集与揭示的随意性、无计划性和盲目性，采集网络信息资源也要严格执行一定的标准。结合农业信息资源和用户信息需求的特点，笔者认为对农业信息资源的采集需要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eq \o\ac(,1)1实效性原则。由于网络信息资源更新过快、链接的时效性强等特点，需要对录人的站点定期进行跟踪，即时清除陈旧信息和死链接，并随时搜索本学科最新的政策和信息动态。②实用性原则。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的主要目标是为用户提供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的服务。通过对当前国家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农产品需求等信息的搜索、加工、整理，让用户在进行农业活动时，跟当前农业的发展和需求形势紧紧相联，生产市场需要的产品，减少因信息获取不全或不正确而导致的经济损失。③高质原则。农业信息资源的主要用户—农民的信息获取素质相对较低，这就需要对农业信息资源进行采集时，遵循高质量的原则，采集一些用户急需的和有用的信息资源。有效的农业信息资源整合不仅要是该领域全部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的高质量也是关键。④内容全面性。农业信息资源整合必须以搜集全面的农业信息资源为原则，不仅要从整体揭示农业发展状况，还要搜集到具体、全面的农业生产和销售信息，搜索范围也要涉及到国内外该领域的各种信息资源，通过网络数据库、网上动态信自、网络出版物、学术会议、相关标准和专利等途径获取全面的农业信息。 3.2农业信息资源的描述 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系统功能实现关键的一步就是对所采集的相关信息资源进行深人的加工、整理，重组为优化的信息资源体系，而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描述、转换和处理是重头戏。尤其是对信息资源的描述，是决定今后共享和数据质量的关键，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不能仅停留在链接一些相关网站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链接的网站类型、内容、特色进行尽可能详细的描述和揭示。因此。应从资源标引深度和信电记录的标准化来考虑信点资貌招合的问题。即要遵循一定的数据描述标准和格式，加强信息资源统一描述和标引的建设。现在国内外通用的网络信息资源描述方法主要是都柏林核心数据(Dohlin Core )，它是专门针对网络信息资源的特征而创建的，涵盖了资源的重要检索点、辅助检索点和相关检索点。当然已经如此完善的Dohlin Core标准中也会有没有涉及到的内容或我们需要重点提示的内容点，这就需要我们根据现实需要加以补充，以求更全面地对资源进行描述。 3.3农业信息资源的 对信息用户而言，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信息资源整合的技术问题如何解决，而是这些经过整合的信息资源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价值或者这些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取方法是不是简便、快捷，而所有信息用户最关心的问题只能通过信息资源的和查询来解决。农业信息资源的系统需要存储所管理的各个站点的数据，并提供信息、模板制作、系统备份、日志管理及系统的支持文件，存于主服务器上，只有管理员才具备其访问权限，一般的用户不能访问。在信息系统中，要保持界面风格的一致性，系统最好用统一的CSS来定义。同时，为了随时了解用户心理，得到信息使用反馈信号，需在系统中设立适时交流、用户调查和信息内容评介等模块，借助一些智能化的技术来解决非面对面交流带来的一些问题。 农业农村论文:浅析农村中职学校农业类专业适应新农村建设人才培养的研究 论文关键词：初中地理　课堂教学　方法改革 论文摘要：中学地理教育在社会上急功近利思潮和学校中应试教育思想的双重冲击下，教学水平处在低谷状态。初中地理教学是目前中学地理教育中最需要突破的薄弱环节。在素质教育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初中地理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多年来为当地农村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农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在新形势下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职业学校新的课题。 一、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目前来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上紧跟社会发展的需求，向第二、三产业方向倾斜，第一产业的农林牧专业呈现逐渐萎缩的趋势甚至被裁掉。有的学校虽然保留了部分农业类专业，但学生的目标是升入高等学府继续深造，将来有利于谋求一个好的职业，没有把服务农业放在首要的人生目标。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不足130万人(包括农民技术员)，与农业人口的比例不足千分之一，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己超过千分之四，这与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农业科技人才的大量短缺与培养科技人才过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即便这样，很多中职学校仍把重点放在对初中毕业生的培养上，这就加大了培养的局限性，培养的数量捉襟见肘。由于学生的学习动机或者说学习目的的偏离，培养的质量更值得怀疑。 二、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优势 (一)地里位置的优势。 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大都地处农业生产前沿，与农业生产能近距离接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职业学校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农业生产的动态，可以有目的的进行指导和服务。在遇到农业生产中出现的典型的、普遍的、共性的问题时，可以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综合治理，还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二)办学经验的优势。 职业学校基本上是从农业技术中学转轨而来，有着多年的办学经验。在对农业人才培养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办学模式，既可以培养初中毕业生成为中等职业技术人才，还可以培养生产一线的农民，使其掌握先进的科学生产知识。 (三)师资力盆的优势。 就目前而言，很多农村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教师占专业教师的20-25%，有的学校这个比例还大。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为职业学校定向培养的师资力量，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农业科技知识比较扎实。 三、农村中职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措施 (一)培养目标的重新定位。 针对目前农业发展迫切需要科技人才的现状，职业学校要构建多层次农业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其中中等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定位应该是农村留得住、能创新、有作为的中等专业技术人才。他们不但对所学的专业知识精通，还要熟知相关专业知识，要成为农业生产中的多面手。在实施教学上，要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性教学。可以把教室搬到田间地头甚至鸡舍猪圈，让学生亲自动手去做，从感性认识上强化训练。与此同时，更新旧观念，不断传播先进的生产、经营、管理知识，使学生置身于农业科技前沿，用先进的知识武装头脑。加强学生的继续教育，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优良品质，鼓励学生敢于创新，敢于实践。 农村中职校在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同时，还应把培养人才目标对准农业生产一线的农民。这些农民对农业生产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渴望知识，学习目的明确，针对性强。在职业学校深感农业类专业招生难、在校生少的同时，有一个庞大的农民队伍急需培训和学习。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经常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苦于无门，不知道去什么地方请教，职业学校恰恰是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桥梁，完全可以利用专业知识服务农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学校也只有重新对培养目标定位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职业学校的办学过程中，农业类专业逐渐萎缩、招生困难、办学特色不明显等都制约了农业类专业的发展，从而失去了农村中职校生存的根基。将培养人才目标定位在农民这个群体上，学校将在农业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会使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二)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 职业学校沿袭普通中学的办学模式显然背离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真谛，职业教育不能把学生禁锢在课堂上，不能把学生埋在书本里，实行开放式教学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培养目的的定位为多种多样的培养模式提供了可能。培养在校生时可以采取动态的教学过程，根据不同学生的爱好，让他们自己制定农业生产的一个小环节，并付诸实施，教师则针对每一个生产环节进行有目的的指导，这样以来学生就可以通过实践掌握理论知识。 针对农民的培养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进行，农业类专业包涵了农林牧等专业，不同的行业生产也各不相同，比如从事种植生产季节性较强，而从事养殖生产的季节性就差一些。随着集约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行业的细化程度也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农民培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既要从基础知识上强化，又要在专业技能上提高。从培训时间上看，种植类专业可以在农闲时集中进行培训，而养殖类专业可以利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间进行。从培训层次上看，可以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后经考试合格后发培训证书:可以注册中职学籍，采取学分制的形式，修满学分即可毕业，享受中职生待遇;可以参加“一村一名大学生”培养工程，按照中央电大学习包的要求，有步骤、系统地进行学习，最后按课程所修学分毕业。 因此，农村中职校在培养模式上要有突破、有创新，不能把眼光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要看的更远，只有采取多种形成是培训，才会有更多的培养对象，职业教育才有活力。 (三)培养方案的制定。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确定后，就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一定要有针对性，既要考虑到农民群体特征，又要考虑到个性发展;既要有稳固的基础知识，又要有前沿的专业知识。培养方案可以以学习包的形成发给每一个学员，让他们有目的的去学习，在学习以前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想做什么，方向的确定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农业农村论文:搞好农业综合开发 促进新农村建设 摘要：文章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出发，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分析了我国农业综合开发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综合开发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应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农业综合开发的内容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应有所调整，文章针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对农业综合开发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业综合开发 农村经济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在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党中央做出的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战略部署。新农村建设将有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是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改善农业资源利用状况、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我们认为，农业综合开发的根本目标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农业综合开发的建设内容是新农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农村建设中应重视发挥农业综合开发的重要作用，通过拓展开发领域等手段实现农业综合开发制度的创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农业综合开发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目标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培育农业特色主导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在综合开发中要求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农业综合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相关。农业综合开发目标的实现过程，也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的过程，尤其是农业综合开发要求同时取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也正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要实现的。农业综合开发所包括的土地治理项目、多种经营及龙头项目、专项科技示范项目等几类项目的建设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地区的生产发展和村容整洁、农民的生活宽裕及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总体来看，农业综合开发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已逐步成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的一支生力军。 （一）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增长 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基础。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河北省肥乡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在2003年到2004年间，完成土地治理项目总投资291万元，建设面积5000亩；完成打配机井45眼，铺设地下防渗管道40公里；增设变压器6台，埋设地下低压电缆20公里；整修道路20公里，植树6万株，建涵管100处，改良土壤0.5万亩，建良种基地0.2万亩，新建良种仓库300?、晒场500?；购置农业机械3台套，良种机械4台套；推广新技术2项，培训1000人次。通过工程建设，项目区土壤得到了改良，水电设施得到了改善，真正做到大地方田化，林路网格化，用电安全化，浇地防渗化，地下电缆和防渗管道成网连片。项目实施后不仅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方便了农民生产，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完成后，肥乡县当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4.4万公斤，新增棉花生产能力9万公斤，新增农业产值384万元；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0.5万亩，年节水18.4万立方米。他们还利用棉花和圆葱在种植时间和空间具有互补性、技术易学这一特点，把棉葱间作技术引进到项目区。在不影响棉花生产的同时，间作套种圆葱，实现亩产圆葱4000～5000公斤，增收1500元左右，年人均增收280元。 （二）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促进了农民增加收入 在安排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时，一般要充分考虑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优势农产品的要求，对能够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优势农产品项目，要加大扶持力度；要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布局，充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培育优势农产品，努力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稳步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竟争力。因此，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体现了政府的导向，在资金上给予了财政扶持，使项目区的农民和干部开拓了思路，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来源渠道。比如河北省魏县天仙果品批发交易市场是该县2002年～2004年连续三年立项重点扶持的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项目，完成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总投资9306万元，2003年实现交易190万吨、交易额25亿元、产值10238万元。在该批发交易市场的带动下，目前魏县全县蔬菜果品基地已达到50多万亩，15万多农户户均增收2500元。 （三）投资生态农业项目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的特点，通过统筹规划，实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加强农田林网建设，支持退耕还林还草，开展防沙治沙，治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是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河北省邱县在新马头镇的15个村内建设了2万亩棉田膜下滴灌高效节水示范工程，该项目总投资793.16万元，可控2万亩棉田，亩均投资396.58元。项目实施后，项目区年可节水214.5万立方米，比常规大水浸灌相比，亩可节水107.25立方米/年，节水率达46.6%，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来看，这项节水工程的实施，不但节约了水资源，同时也达到了省电、省工、省时的效果。由于没有了传统的土垄沟，还节约了耕地，增加了种植面积。该项技术采用肥水同灌，肥料效益大大增加，土壤板结状况得到改善。据初步统计，实行棉花膜下滴灌后，亩可增产籽棉50公斤，土地利用率提高4%，亩节电费36元，亩节用工费30元。 （四）投资能源生态项目建设，改善了农民生活环境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遏制生态恶化趋势，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是一项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近些年来，农业综合开发对能源生态项目的投资，对于改善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河北省临漳县农村能源生态建设项目是国家立项的农业综合开发生态类项目，总投资600万元，建设年限是2002～2003年，分别包括兵马寨、西五岔口、十里后三村的生态文明村创建和万亩示范城中的两个生态猪场的创建。项目新建沼气池501座，单池年产气量达640方；改厕302个，厕所使用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改圈302个，猪圈使用面积不低于7平方米；硬化道路7000米，改良果园67公顷，新建日光温室大棚20个；扶持养猪场2个，存栏达到200头种猪，年产猪仔达到3000头，科技培训700人次，技术示范4项，新增科技范平面积68公顷。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区年产无公害蔬菜4.8万公斤，年产无公害果品110万公斤，年产商品猪8000头，猪仔3000头，年产沼气32万立方米，总计年新增产值720.8万元，利税205.5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95.5元。项目的建设净化了庭院，美化了街道，形成了较完整的农业生态链，提高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五）推动了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农业综合开发通过不断提高对科技的投入比重，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加速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河北省广平县农开办在2004年冬季，抓住冬闲的有利时机，积极聘请专业技术人员，组织农民搞技术培训，完成集中培训3期，现场培训7次，印发技术资料2300份，培训农民2000多人次，使1600多户农民初步掌握了优质小麦、玉米种植、节水灌溉、无公害蔬菜栽培、金银花栽培种植、配方施肥等农业实用技术，使项目区基本达到户均1～2名明白人，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二、对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几点建议 农业综合开发具有丰富的内涵，建设目标和内容都是多元化的，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随农业发展阶段变化和形势需要而有所调整。从十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中关于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论述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已经进入到对农业实施保护政策的阶段。在新的农业发展阶段，我们应该适时调整农业综合开发战略，尤其是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工作。 （一）进一步拓展开发领域，深化农业综合开发的内涵 农业综合开发必须把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改善农村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进入新的农业发展阶段后，要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注意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要把整个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农民生活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在进行土地治理项目的同时也要注意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统筹考虑农业生产设施与农村生活设施的建设问题；将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文化、技术素养的培育结合起来，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技能和综合素质。 （二）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 目前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的是“国家引导、配套投入、民办公助、滚动发展”的投入政策。但从实际情况看，各地对财政投入特别是对中央财政投入的依赖性较大。面对巨大的农业开发任务和新农村发展要求，仅靠国家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必须调动地方、企业、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性，多渠道多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尤其是在进行农业产业化项目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形成高效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融资体制，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探索商业性开发、股份制合作开发、BOT等不同投融资方式，以更好发挥农业综合开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三）构筑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基础平台，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民收入增加，保证农民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又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人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 “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业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个重大经济问题，而且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农业综合开发要以改善农业基本生产条件为中心，抓住促进种粮农民增收这个重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协调发展，努力挖掘农民增收的潜力；还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延长农民增收的价值链。 （四）发展农业高新技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农业生产、加工等各个领域。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中，要继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以提高农业机械化装备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加大科技投入要围绕项目区主导产业和优势产品进行，着重解决科技进步中的关键和薄弱环节，重点推广优良品种以及与优良品种相配套的种养技术特别是节水灌溉技术。结合项目建设，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与建设现代农业要求相适应的新型农民。 （五）坚持以人为本，发挥农民在农业综合开发中的主人翁作用 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要充分听取农民群众的意见，尊重农民群众的权利，确保农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不受损害；要从实际情况出发，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和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习惯的要求，为农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便利，为形成良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基础。产业化项目必须是能带动农民增收的项目，做到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和农民利益统筹兼顾。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进而引导和发挥农民在农村经济建设中的主人翁作用，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和活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的效率，也将为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的民主管理创造有利的条件。 农业农村论文:从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看当代中国农业的演变 [摘要]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社会文化传统 文化结构 结构功能 农业演变 一、引言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业经历了两次剧烈的转折，第一次发生在1949年，运动，使广大农民“耕有其田”，调动了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农业短期内获得了快速发展；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农民积极性再次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获得迅猛发展，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而得到解决。然而我们注意到，第一次大转折的后期发生了问题才导致了第二次转折即农村改革的开始，第二次大转折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关注的中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这两次转折后期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制度相关，性质显然各不相同，但其问题内部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具有同一性，那么研究两次大转折之间所发生的问题原因与结果将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决策参考。 20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提出了一种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新视角。韦伯毕其一生学术生涯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疑问：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曾经最早孕育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他的答案是：中国是儒教社会，儒教与资本主义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而西方是新教国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致的[1] 。韦伯的理论尽管有很多争议，但他毕竟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联系。按照韦伯的视角，当代中国农业发生的曲折的演变历史是否与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有某种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的农业问题本质上就是农民问题。研究农业，首先必须研究农民。而要研究农民就必须了解农民的文化传统。在农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联手将一些符合他们理想的主张，变成“政策”或“制度”，强加于农民，结果由于对农民缺乏了解造成发展规划的失败，而他们往往把这种失败归因于农民的不合作。事实上，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在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2] 既然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对农业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那么，如何诠释这种文化传统的作用，并且能把它的影响单独提出来，甚至提出如何通过影响文化演变来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农业学者来说是一种责任。 二、关于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及其作用的解读 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脱胎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其本质是农业文化。在中国，农业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也是城市文化，贯穿和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是社会各阶层的文化。而在社会日益工业化的今天，作为中国农业文化的发源地－农村和农业文化的主体??农村，更多地保留了农业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集合不仅界定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农民的区别－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也界定了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区别??城市社会近代以来经常发生的文化革新运动对儒教传统文化进行较大程度的革新和改造；还界定了农民阶层同其他界层的区别??农民一直依附于土地，土地收成在于“天”，同在儒教背景下，农民形成了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因此，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既内化在农民意识深层，又显现在社会生活的表层。 中国农村文化传统的内涵非常宽泛，但并不是所有文化传统质数都能够对农业演变发生实质性影响。小农意识被认为是中国农民最典型的文化品格，有人指出“小农意识”的核心是保守主义、狭隘功利主义和封闭主义，它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3] 。依笔者看来，小农意识并不是正统的意识形态如儒教所支持或支撑的对象，也不是农民终极的价值目标，它只是一种为达到某种目标而采取的策略，它是中国农民在农业社会制度、技术和资源约束下长期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一旦环境发生变化，“小农意识”也会迅速改变。看看今天中国农民，尤其是东部开放地区的农民，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小农意识”在他们身上正在土崩瓦解。所以从根本上说，小农意识并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 中国农村今天所感受作为历史沉重包袱的还有臣民意识、听天由命、抱残守缺、不求进取、封闭意识等等，它们是传统文化遗存中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沉渣和糟粕，正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淘汰，自然它们也能不归入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传统主体。 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有强列的民族自尊心，有勤劳、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美德，有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自强精神，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在诞生阶段就逐渐形成，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并且是我们民族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仍然需要的“永恒传统”。它们是不是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的主体呢？答案显然易见，我们只要稍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美好的传统在其它文明国家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农民所独有，所以它们不足以界定出中国农村社会的文化特征。 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主体应该是那些融入中国农民血脉，不可轻易改变的东西如“家庭价值观”、“家族主义”、“平均思想”、“乡土关系观”等等，它们反映了中国农民意识深层的价值取向和在这种价值指导下的行为模式，这样的文化传统，即使是在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乡村，我们依然能感受它的强劲生命力。事实证明，能够对中国农业演变发挥有效作用的文化传统也是正是它们。 如何解读中国农村社会文化传统对农业演变的影响？如果仅仅只从“文化背景”的角度，静态地、平面化地阐释文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并不能深刻地揭示出文化与农业发展二者之间某种必然的动态联系，即某种动态规律性。本文从“文化结构”这一概念出发，从“文化结构”与“文化功能”关系的角度，将农村文化传统放入文化结构中去，审视其在当代中国农业演变的历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什么是文化结构？按照费孝通教授对文化层次的理解，文化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层次，有器物层次、组织层次和精神层次。在这几个层次当中，器物即生产工具、生产条件等；组织层次包括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生产组织、国家机器等等；精神层次主要是指价值观念的层次[4] 。笔者认为，费教授的文化三层次概念，已经形成了“文化结构”的框架。文化结构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它的功能则有优劣之分。文化结构合理，是指其内在组成部分处于协调平衡关系中，内部各质数自洽，在这种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积极能量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反之，文化结构各部分相互抵触或排斥，文化质数的负面能量尽性发挥，这种文化结构的功能便处于劣等状态。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政策的的引入，农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结构，农村文化传统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了不同功能效果。 三、 促进传统文化结构自洽使与农业初级合作获得成功 1949年运动，可以说是开辟了中国农业的新纪元。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合并计算大约占全国耕地的60－70%，而他们的人口仅占全国10%上下[5] 。新中国“”将10%的地主富农所占土地及其它生产资料平等地分配给90%以上的无土地农民家庭，这实际上就是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将改革前多占资源的家庭拉下来，将原来少占或没有资源的家庭提上去，使资源的占有平均化。这正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思想传统，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渴望的“平均地田”的理想获得实现，90%的农民的积极性获得释放，农业生产短期内迅速发展。1952年农业总产值较1949年增长了48.5%，年平均递增14.1%；粮食增长44.8%，年平均增长13.1%，是近代农业史上的少有“黄金”期。 事实上，世界上消灭或限制封建地主经济以实现农业革新有几种道路可以选择，一是英国式的道路，消灭农民小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大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的租佃农场制，让绝大多数农民成为租佃农场的工人；二是美国式的道路，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小农经营逐渐演变成农场主雇佣工人经营；三是普鲁士式道路，让封建地主经济通过自身改良来逐渐演变，地主庄园改为雇用工人，按照农场经营方式组织生产。这几种方式都是西方国家走过的成功道路，但它们在中国却难以走得通。 中国农村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平均主义思想，这种平均思想是中国农民对几千年中国封建制度的反叛，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补偿心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等财产的拥有权历来都是与强权联系在一起的，既不通过世袭，也不通过市场，土地所有权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更替，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但底层农民始终没有土地拥有权，农民对这种土地所有制的不合理性是觉醒的，历次农民起义都把“均平”、“均贫富”、“均田”等做为旗帜，反映了农民阶层对“平等地权”的向往，在长期的不平等社会中孕育出了平等、平均的思想传统。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发展经济，必须考虑农民的愿望和利益，寻找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动力源，西方社会所走的上述三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都无法找到这样的动力源。新中国领导人明智地选择了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广大农民，这种 “平均地分配”制度，与农民的“平均思想”的价值观念是一致的，从而维护了农村文化结构的自洽性，使结构中这种重要文化质素的能量释放了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的动力。 中国农村社会的家庭价值观也是促使““成功的文化因素。家庭价值观是中国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并在中华儒学的倡导下，历经数千年颠扑不破。家庭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社会的构成元素，而家庭对个人而言，则是基本的利益团体，也是必须为之服务的对象。在家庭内部，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努力为家庭争光，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的义务是终身的责任，家庭内部结构稳固。所以，如果将家庭看成一种组织，那么任何其它组织都不可能比它有更强的凝聚力，因而若以家庭为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监督成本几近为零，这是其它生产组织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具有家庭价值观的中国比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的西方国家更适宜于农业小生产家庭经营。 后，有些农户因生产资料不足或缺乏技术，独立生产出现困难，为了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互助生产，共同富裕”的道路势在必行。同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国领导人将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形式寄希望于合作社。中国农村的传统合作形式是以血缘关系的家族和地缘关系的邻里。这种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具有浓郁东方文化特色的“乡土关系”。中国的古语“远亲不如近邻”、同姓之间“500年前是一家”、“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等，都生动地反映了农村社会“乡土关系”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后的互助合作形式即互助组和初级社，释放了“乡土关系”这种农村传统文化结构中重要质数的能量。 互助组是一种简单的劳动互助形式。在生产资料仍然私有和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只是在劳动上实行不同程度的合作或换工互助，其所得产品归生产者个人所有；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互交换使用中，除相互抵消的部分外，不抵部分以实物或现金的形式给以补偿[6] 。 初级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按劳动和股份进行分配。这时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仍保留私有权，年终按生产资料的股份取得一定的报酬；全社劳动力统一由社里调配使用，社员按完成劳动日数取得报酬[7] 。 从互助组到初级社，作为农业合作制的初期，农业合作的规模小，合作组织成员基本上是亲朋邻里。这一时期，农民自发地结合起来，或亲戚、或邻居、或关系密切者相联合，户数不等，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有牛的帮没有牛的耕地，有车的帮没有车的灌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产量显著增加，出现了“单干不如互助，互助不如合作”现象。这一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符合农民的愿望，以家庭利益为中心，利用乡土关系进行的“互助合作”符合中国农民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农业互助合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某些因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存在发挥某种助长作用。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和互助组、初级社的政策导向都没有对农业传统文化结构形成强列冲击，相反，这些措施协调了文化内部结构，促使其内部质素的自洽和统一，使其中所蕴含的积极能量充分释放，形成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生产力。 四、高级社和制度失败源于农业组织形式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 然而，新中国并没有在以农民家庭利益为中心的互助合作的道路上发展下去，而是在合作化过程中违背合作经济的原则，做出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严重背离。合作经济快速发成集体经济??高级社。在高级社里，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全部为合作社所有，总收入中社员消费部分按劳动日分配，彻底消除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 1955年以后，因为强大的政治推动和行政干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互助组由714.7万个减至85万个，初级社由63.3万个减至21.6万个，而高级社由原来的500个猛增至544000个。1958年“”运动开始后，高级社开始全面升级为，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政权组织又是经济组织。与此同时，将有生命力的家庭劳动方式加以破除，把家庭劳动方式视作封建农民家庭经济或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把它当成落后的、必须加以淘汰的劳动方式，认为家庭劳动具有小生产先天软弱性，与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格格不入，而集体劳动无条件地优越于家庭劳动，劳动规模愈大，社会主义成分愈多，劳动方式愈先进。自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农业家庭劳动方式一直处于萎缩和濒于消亡状态。为了在器物层次上达成与新的组织形式相一致，同时还引进了大量的大型农业机械，明确要求农业的机械化“四年小解决，七年中解决，十年大解决”，试图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接着，新中国又试图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进行改造，为了使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念与新的制度和政策相适应，在施实新制度新政策的同时，不断地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以期达到改变农民价值观念的目的。然而，在价值观层次上对农民的教育似乎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传统始终是无法摆脱的天然纽带，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农民的社会性格之中，积淀于农民的血脉里，在大多数农民身上，文化传统顽固地延续着，发挥着深刻的作用。 中国家庭价值观直接导致了中国农民两种看似矛盾的倾向即“集体主义”和“自私自利”。集体主义是在家族主义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它的作用范围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家族内部或乡土关系内部。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集体主义形式也只是在危机关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生存理性。而长期的家庭价值观和家族主义使得中国农民对家族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不大尊重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的人和集团的利益，而具有明显的“自私自利”倾向。 初级社在短期内快速向高级社和过渡，实行大集体经营，将农民所占有的牲畜和大农具集中起来统一使用管理，以集体劳动方式取代家庭劳动方式。同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使得农民错误地认为集体利益是“家庭利益以外的事情”，与己无关或关系较远，因此“偷懒”成为农民一种理性行为。正如人们描述社员们的那样“田间劳动看日头，撑锄头、坐田头，出工不出力，浪工窝工”。当偷懒行为没有得到惩罚的时候，“偷懒行为”就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集体灾难便形成了。1959年至1961年由农业衰退导致的严重饥荒被认为造成了近三千万人口死亡[8] 。此次农业危机并没有使领导人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既不完全退回去，又不得不有所改变，实行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事实证明，这种体制是失败的[9] 。中国农业一直徘徊不前，粮食严重短缺，直到1978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只有633公斤，同1956年相比，只多了19公斤。八亿农民搞饭吃，饭还不够吃。 从以上不难看出，“高级社”、“”时期，中国农村的文化结构是中国农村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共同作用形成的，文化结构的第二层即组织形式是外来的，非传统的，而第三层次即农民的价值观念的根基仍然是传统的。观念要体现为制度和机构，制度和机构的功能就是履行对价值观念的承诺。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农村制度和机构即组织形式与农民的传统价值不能统一，因而不能履行对农民价值观的承诺，农村文化的整体结构由于外来文化的不合理参与变得不自洽。这种文化结构作用下的农业经济自然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发展。 五、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本质是促使农业组织形式回归到传统价值 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农民的生活水准的降低或停滞，为了自救，中国少数地区的农民开始冒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最为著名的是安徽小岗村。包干到户是小岗村农民在当时社会经济条件下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选择，事实证明了这种理性选择的活力，从而最终被最高领导层认可。1978年中共中央着手农村改革，虽然在最初的几年在观念和行政上对分田到户仍有种种限制，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不胫而走，在短短两年内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确立了农民家庭在经济中的独立主体地位。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生产记录，198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近4亿吨，较1978年增长了29%。有关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生产组织形式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占42.20%[10] 。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一举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国粮食来源很大部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实质上是对农村文化结构的组织形式进行了调整，使其与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念和器物水平相适应，从而使中国农村文化结构再一次实现自洽。农民由于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文化传统各种质数的能量很快便释放了出来。 随着承包制的深入，家庭农场、家庭养殖场、家庭加工厂、家庭林场、家庭服务业如雨后春笋，特别是农村专业户的出现和发展，使古老的“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突破了自然经济的束缚，走上了小而专的商品生产道路，推动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不断细化，深化和并向着广泛的协作和全面的专业性社会服务方向发展，使中国农业因此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同时，以“乡土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也耦合成了一个整体。家族、血缘和地缘关系仍然保持着凝聚力，而且与现代商业市场规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村民们以家族亲属关系构成了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网络。外出经商打工的农民也倾向于与亲戚和同乡打交道，进行市场信息交流和商业合作。但是，“乡土关系”的运行已开始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讲究互利和有限度，而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互助。很显然，中国农民的传统价值观此时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农民能够将它们与经济理性结合起来，大大节约了交易成本，创造了一种适合农民社会自身文化的现代家庭经济发展方式。 六、农业新问题的出现与传统价值观改造 生产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现新的限制因素。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文化结构在“器物”层次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使得传统的组织形式和传统价值观念都有些不适应，从而又出现了新的一轮文化结构内部的不统一，不自洽。 今天的农民不满足于做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农业生产的衡量指标不仅仅是“产量”，更重要的是经济效益即收入，因此农民不得不关注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农业技术或农业生产条件，二是农产品交易市场。农民要想从农业中获得好的收益，就必须应用新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同时在市场上得心应手。但由于新技术的使用成本太高，小规模家庭农业接受农业新技术能力弱，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与创新步覆维艰，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同时，单个家庭在市场这个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十分陌生的领域中无异于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险高悬，往往手足无措。因而，为了共同的利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多方合作显得尤其重要。上世纪50年代，后的“互助组”解决了那个时代单个农户经营能力弱的问题，促进了农业生产，今天，农户之间、农户与外界之间同样要进行合作，才能解决技术和市场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合作直到90年代中期也没有形成，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农民收入下降，形成了今天中国高层和学者广泛关注的“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合作不能形成并不说明中国农民“乡土关系”之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已经消失，而是“乡土关系” 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合作已不能有效解决问题，今天的合作不同于50年代，那时农民主要合作方式是劳动力互补、劳动工具互补，合作对象是熟人，而今天更多的是技术上和经营上的，“合作”行为往往要发生在陌生人之间，长期的“乡土关系”交往使得中国农民不擅长同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愿同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农民尽管有合作的意愿，但并不知道如何去合作，去找谁合作。 很显然，从本质上看，今天的农业问题是由于文化结构中“器物”层次快速发展，而第二层次即“组织形式”却没有相应跟上，而“组织形式”受“农民价值观念”的影响，由此而引起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层次上不自洽，不协调。 要使农业获得新的发展，必须使农村文化结构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实现自洽和统一，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有两种力量可以利用，第一种力量是来自农民自身的内力，即农民自身的创造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自身的“创造性”基于农民自身的文化传统，所导致的制度层次的文化变迁最能使农村社会整体文化结构实现自洽，所以鼓励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显得特别重要。今天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身觉醒，自觉摒弃清除传统农民意识中的负面因素，实现农民价值观的现代化超越，在利用好“乡土关系”的同时，学会与陌生人打交道，摒弃那种“淡漠家族以外的人”的传统，树立起竞争意识，树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如科学观念、法制观念，让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共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二种力量是来自政府或其它方面的外力或外在文化形式的加入。政府和其它外力的作用方向应该是为农民的创新实践提供服务和方便，在资金、技术、信息、公共物品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并在推动“合作经验交流”方面发挥影响力，为“农民合作”创造政策、法律和制度环境，而不能直接包办农民的组织合作形式，强行组织农民进行某种合作。 七、结束语 中国当代农业的演变史，从本质上看，就是中国农村文化结构的演变史。中国当代农业的两次转折的后期所出现的问题具有同一性质，都是文化结构出现了不自洽，前者是由于外来文化质数的不合理引入，造成了组织层次超越了价值观层次和器物层次，导致农村文化结构不自洽；后者是由于器物层次的快速发展，价值观层次和组织层落于器物层次，导致文化结构的不自洽。 很显然，在资源禀赋一定的情况下，农业的发展是由政策、制度、价值观、习俗等文化质素所构成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府干预农业的最有效途径是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变革的方向应该是在农村文化传统基础上，使农村文化从器物、组织、价值层次上由不自洽走向自洽，由低层次上的统一走向新的高层次上的统一，而决不是对外来某种或某几种文化质素的简单地照搬。中国农村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文化角度看，就是使文化传统结构接受外部更高文化质数的洗礼，使之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内在质数的统一，并使传统结构的每一质素的积极能量都能获得释放，消极能量受到抑制。农村文化结构变化的量变积累将会导致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外在表现形式就是，由“农业文明”走向代表着现代化的“工业文明”。 促成农村文化结构变革如何用力？外力的作用点应该在哪个层次？作用于器物层次、组织层次还是价值观层次？中国当代农业发展史已经证明，这是很关键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只要能促使文化结构处于自洽和内在统一状态，可以在三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着力，或同时着力。不过，让生产力尽速发展即在器物层次上着力应该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化，中国农民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也就会改变。改变了的文化结构反过来又会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合理的文化建设可以加快文化结构的合理演变。可以预言，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将在这种农村文化结构不断优化过程中走向现代化。 农业农村论文: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方法论 从总体上看，宁夏农村经济现处于“三个并存”的局面：黄灌区粮食过剩、库存多、转化难同山区农民粮食不能自给、生产波动大并存；大部分地区农产品卖难、价格持续下跌同一部分地区生产水平低、商品率低、基本处于无东西可卖的自给性状况并存；部分地区已经以宽裕型小康建设为主或正向建设小康目标转化同少数地区仍以解决温饱为主并存。这种局面，决定了宁夏结构调整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结构调整工作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调整，又要发展，在调整中加快发展，在发展中搞好调整。 一、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掌握规律、抓住重点 要认识宁夏结构调整的规律，首先要掌握它的特点。一是调整的背景不同。过去是在计划经济和农产品短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是在农产品相对过剩、市场约束增加的情况下提出的。二是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过去的调整，主要以增加农产品总量为主。这次调整，是在总量平衡的基础上，适应市场对农产品优质化和多样化的需求，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为农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增长动力。三是调整的主攻方向不同。这次调整，在向农业生产广度进军的同时，要向农业生产的深度进军，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延长产业链，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四是调整的力度不同。过去的调整往往是发展的一般性适应措施，现在调整已成为发展的主题，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些特点决定，新一轮结构调整具有很高的立意和十分丰富的内涵。 要探索宁夏战略性结构调整的规律，还必须进一步认识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从结构调整角度看，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三个相对劣势和三大比较优势。所谓相对劣势，一是自然条件差，农业基础脆弱。在一些地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生产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结构调整。二是发展水平低，劳动者素质不高。宁夏农业的科技水平、粮食保障水平、加工转化水平和规模化经营水平都不高，延缓了结构调整进程。三是宁夏地处偏远，远距离运输成本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产品的竞争力。所谓比较优势，一是土地面积比较广阔，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二是日照长，温差大，养分积累快。适宜发展一些优质农产品。三是地域差异性大，生态环境多样，动植物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业有一定的潜力。从区域特点看，灌区围绕农产品的加工转化，发展产业化经营潜力很大。南部山区适宜发展草产业和草食畜牧业，建立优质小杂粮基地。这些特点表明，只要能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空间很大。虽然现在对宁夏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整个过程和最终结果要做出准确的预测和判断是很难约，但这并不是说结构变动的前景不可把握。抓住结构调整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产业，依据市场变化的大体趋势，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做出大致的，总体构想和规划是可能的，对指导工作也是必要的。现在看来，只要能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有机统一起来，抛弃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农业生产的老路，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逐步把宁夏建成全国重要的草业基地、草食畜牧基地和林果业基地，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与畜牧业、林果业相配套的加工业也会发展起来，将会形成一个农林牧综合经营、贸工农一体化的新格局，一个小而富、小而强、小而美，经济繁荣的新宁夏将初见端倪。 这一战略性调整，将贯穿于宁夏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整个新阶段，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当前要着重把握好四点；第一、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是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宁夏由于长期致力于解决温饱，主要解决总量不足的问题，近几年虽然在调整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有成效，但农产品的品质结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总体上是大路产品多，名优产占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这是当前农产品卖难、农业增产不增收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调整结构了先要从提高农产品质量入手。无论是种植业还是养殖业，都要大力实施良种工程，以引进为主，加快选育。推广优良品种，逐步实现农产品优质化。要增强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努力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第二、发展草食畜牧业和林果业是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发展草产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是宁夏的比较优势，也应该成为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随着大面积山坡地逐步退耕还林还草，必将带动畜牧业和林果业的大发展。这些产业发展起来了，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又可以带动加工业，促进农业内部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间的良性循环。因此，要把草产、畜牧业和林果业作为大产业来培育，使之成为未来宁夏农业经济的支柱。第三、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结构调整的关键。据有关资料表明，发达国家餐桌上的食品50％以上经过了多层加工。这说明，食品加工业的发展空间很大。宁夏要立足现有加工企业的改造，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设备的引进开发和创新，积极发展多样化、方便化、优质化和系列化食品。要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同发展乡镇企业结合起来，积极调整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提高乡镇企业的科技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第四、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是结构调整的根本。在当前农民增收面临许多困难的情况下，必须牢固树立对农民多给予、少索取的政策思想，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各级领导必须从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大局出发，从讲政治的高度切实重视和抓好减轻农民负担这件大事。要继续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和区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政策，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的问题，要坚决纠正，由此引发恶性案件和群体事件的，要严肃查处。要标本兼治，结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下决心转变乡镇政府职能，精简机构和人员，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战略性结构调整提供保证。 二、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必须制定并运用正确的措施 战略性结构调整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应当清醒地看到，依靠行政手段定计划、下指标的老办法已经不灵了；但完全让农民自发地去适应市场，也会延缓结构调整进程。当前，要重点做好四项工作： 第一、大力开拓市场，牵动结构调整。市场是引导农民调整结构的强大动力，农产品市场开拓的程度决定着结构调整的力度。因此，要高度重视市场体系建设，努力为农民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一要加强专业批发市场建设。批发市场既是大规模商品的交换中心，又是形成农产品价格和提供农产品产销信息的中心。对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有很大带动作用。要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一批产地批发市场。要健全设施，完善功能。重要市场都应具有商品交易量和价格信息的收集与设施。要做到建一个市场，带一个产业，兴一方经济。二要加强农产品信息网络建设。宁夏信息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信息服务没有形成体系，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存在信息不灵的问题。因此，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区农业信息网络，结合机构改革，政府部门要尽快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终端；要及时准确地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提供中长期的市场预测分析，使信息服务成为政府引导农民，推动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三要积极培育连结市场和农民的中介组织。现在，农产品多渠道流通的格局已基本形成，虽然许多农民以各种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但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还比较低。因此，要引导他们向生产、技术、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加快供销社改革，真正办成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要引导国内外商贸公司同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关系，逐步形成联合经营、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四要加快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形成严格的、科学合理的质量标准，促进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第二、加快科技进步，推动结构调整。科学技术是结构调整的有力杠杆。要从现代科技的发展趋势出发，立足宁夏结构调整的实际需要，重点引进、研究和推广应用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优化动植物品质技术，以扩大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加工、保鲜、储运技术，以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为目的的现代集约化种养技术和以高效节约为目的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要加大力度实施良种产业化工程，加快农产品的更新换代。要改革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机制，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加大科学技术推广力度，进一步探索适合农村特点和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推广模式。要鼓励农技推广机构和农业技术人员，通过转包农民土地等方式，创办农业科技示范基地，把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和效益。要围绕科技成果转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教育和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 第三、培育龙头企业，带动结构调整。发展一个龙头企业，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主导产业，而且能够拉长产业链条，促进二、三产业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龙头企业，可以是加工企业，也可以是批发市场和流通中介组织。要因势利导，推动乡镇企业积极兴办和发展龙头企业，特别要继续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的龙头企业，把农村多种经济成份搞得更活跃。要在现有的城乡农副产品加工业中，选择一批有发展前景的各种所有制企业，重点进行扶持，使之成为具有较强产品开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龙头骨干。要立足宁夏实际，建设高标准、高起点的龙头企业，必须积极主动地加强东西合作，扩大对外开放。一些关键设备和工艺技术要大胆引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要主动推出一批农产品加工企业，积极同国内外优势企业开展联合、协作或兼并，甘当配角，善于用别人的销售渠道去发展壮大自己。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推动科技、供销、外贸等涉农企事业单位，直接进入农产品加工和经销领域，投资兴办龙头企业。 第四、增加投入，拉动结构调整。宁夏财力弱，大多数农民刚刚解决温饱，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还比较低。因此，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更多地承担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减轻农民在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使农民手中有限的资金投向生产，投向结构调整。同时，要把新技术引进、品种改良作为支持重点，拉动结构调整。要加大信贷支农力度。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把提高为农服务质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按照中央的要求，适当放宽抵押、担保条件，大力支持农户的种养业和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要鼓励全社会向农业和农村投资，多渠道引进外资。农产品加工项目要面向社会招商引资，善于盘活存量资产，充分利用破产、倒闭企业的场地、设备，通过兼并、联合等方式，实现低成本扩张。要加强投资环境治理，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和切实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机结合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中央反复强调，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尤其是在当前农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更要防止忽视和放松农业的倾向。我们既要看到宁夏农业丰收，农产品充裕带来的新问题，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基础还比较脆弱的现实，毫不动摇地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要有新的思路，要同战略性调整统一起来，做到相互促进，相互支持。 第一、坚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走恢复优化生态的新路子。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看，农业基础条件还很脆弱，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宁南山区多数地方还是靠天吃饭，特别是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成为农业发展的心腹之急。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农业基础上，既要把以兴水改土为主的农田基本建设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又要下大气力种草种树，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否则，农业就缺乏根本的保证，结构调整也难以持久。在宁夏，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实行退耕还林还草，就是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兴水改土不仅要为粮食生产服务，也要为改善生态环境服务，为种草种树调整结构服务。当前，宁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难得机遇，在抓好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承建设和以道路、电网为主的公共设施建设的同时，要突出抓好以种草种树为重点的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要把握好这样几个环节：一是坚持适地适树适草。二是配套措施要跟上。要引进优良品种，解决好苗木和种子，三是要切实解决好管护问题。坚持谁种、谁有、谁受益，通过拍卖、承包等方式，把权益落实到农户。 第二、努力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不出问题。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一种战略性物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宁夏一直受粮食短缺的困扰，现在粮食问题虽然有了好转．但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现在重视粮食生产同样需要有新的思路。关键是要切实保护和提高粮食的生产能力，不能单纯地稳定或扩大粮田面积。关于粮食问题，在这样几个方面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一是对宁夏的粮食生产能力要有一个恰当的估计。最近几年，宁夏常年粮食产量都在27亿公斤左右。去年在南部山区遭受特大旱灾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仍然达到了29.3亿公斤。这说明在一般年景下宁夏粮食产量可以稳定在28亿公斤左右，已基本具备了自求平衡的能力。二是在战略性结构调整中，一段时期粮食总量的适当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长远发展考虑，宁夏的粮食供给仍然要立足于自求平衡或基本平衡。既不能依赖吃调进粮，也没有必要追求粮食输出。今后保证粮食供给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科技，提高单产，增加总产。三是部分山坡地退耕，对粮食生产能力不会造成大的影响。据分析，宁夏粮食总产的 82％是由 水地、川地和优质梯田所提供的，坡耕地和劣质梯田只提供粮食产量的 18％。相当一部分坡耕地都是“撞田”，实行退耕，造成粮食总量的波动不是很大。四是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主要是要保护好基本农田，保护好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所谓保护基本农田，就是不能转为非农用地，而不是说不能调整结构。粮食多了，可以调种别的作物，这并不损害粮食生产能力，一旦需要粮食，调过来就行了。要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关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坚持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巩固已有的扶贫成果，并下决心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宁夏农业基础脆弱的问题在宁南山区表现得尤为突出。扶贫攻坚计划完成后，扶贫工作并没有结束。要通过战略性调整，努力改变山区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巩固扶贫成果，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宁南山区的面貌。 四、宁夏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需要下大决心转变工作作风，努力提高工作水平 新阶段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需要我们从思想方法到工作方法来一个大的转变，努力提高领导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水平。 第一、转变思维方式，寻求市场需要和本地优势的结合点。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认识事物首先要认识事物的个性和特点，也就是同志常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现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做好这篇文章，深刻领会中央的精神、明确结构调整的普遍性要求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找准本地、本县同其他地方的区别点，认识自己的特殊点，把市场需要和本地的优势结合起来，注重发展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拳头产品。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性，防止一哄而起、结构雷同，造成新的积压和卖难。当然，特点不等于优势，但优势必定是特点。比如，宁南山区土地多，土质好，日照适宜，温差较大，但干旱少雨。这些特点决定了宁南山区发展粮食生产并不是强项，但种草和种洋芋有着其它地方难以比拟的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以草为业，发展草畜牧业，发展洋芋产业，结构调整就能成大气候。 第二、转变领导方式，把落实党的农村政策和为农民服务作为工作的着重点。党对农村工作领导，主要体现在政策上。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首要的任务是落实好党的农村政策，当前重点是落实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减轻农民负担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三项政策。这些都是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全局观念，讲政治，讲纪律，自觉贯彻党的政策。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对政策不落实甚至违背政策的问题，要坚决纠正。要转变职能， 切实为农民和基层搞好服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面向群众开展工作。各级领导机关要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办农民之所需，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为基层的服务上来。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实践的观点、群众的观点，联系农民，改进作风。各项工作都要注重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要加大组织推动力度，加强督促检查，保证农村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第三、转变组织方式，努力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不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素质。基层工作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关键是要把这个基础打牢。要按照中央的部署，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全面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基层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力，提高带领群众调整结构、发展农村经济的自觉性和本领，提高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当前，尤其要抓好政策 落实 。现在，少数基层干部的政策观念淡漠，群众观念淡漠，不懂党的政策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一些年轻干部不熟悉农村政策，强迫命令、随意加重负担、侵犯农民利益甚至粗暴对待农民的事屡有发生，严重影响了 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正在进行的“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要突出抓好政策教育这件事。 第四、转变行为方式，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农村社 会全面进步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农村经济的大转折大调整，必将带来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诸多变化，从而在许多方面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同时，要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要围绕发展农村经济这个中心，以引导和教育农民为重点，切实加强 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普及农村科技、教育，努力繁荣农村文化，保持农村良好的社会秩序。宁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的比重还比较大， 严重制约着精神文明建设和农村的全面进步。现在农村中存在的一些落后现象，包括封建迷信，陈规陋习，都与农村的科学文化落后，农民受教育的程度不高有关。因此，要高标准地抓好基础教育。要加强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逐步在农村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目前，一些地方封建迷信泛滥，吸贩发展蔓延，非法宗族势力抬头，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要正确处理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好各种利益纠纷和社会热点问题。要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突出的治安问题要组织开展专项斗争。要依法铲除农村恶势力，扫除“黄赌毒”，努力促进农村社会秩序根本好转，保持农村长治久安。 农业农村论文:人口压力 ——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 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须仰赖于土地，游牧民族只能逐水草而居，渔猎经济则靠下水捕鱼、上山打猎才能维持生存。历史年轮推到亚当.斯密时代，情况依然如故，因此亚当.斯密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世界范围内农、渔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20%以下的国家，也只有英国与比利时。那时，小农阶级是否会被消灭，成了一个极富争议的“理论问题”。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并不残酷，总以当时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驳斥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消灭了小农阶级”这一观点。但到了“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各国日渐将发展经济作为一个国家的施政主题，工业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土地上迁出，进入城市经济体系的各个现代经济部门。世界从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以致于当时人大多无法充分理解其变化的意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使在欧洲最落后的小农根据地保加利亚，小农在人口中的比重也已降到三分之一以下。亚洲国家中的日本，农业人口也从1947年的52%降为1989年的23%。[1] 不过，到上个世纪末，整个地球上仍然还有三大地区的土地，依旧主要被农业人口及农村所占有。这三大地区分别是：南亚及东南亚的大陆地带、中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世界上所谓的“低收入经济”基本上都在这三个地区。 程晓农（以下简称“程”）：二十世纪是人类探索社会进步和发展模式的世纪，中国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承受了重重磨难，到现在仍处在制度转型和现代化的探索期。关起门来，中国人尽可以忘却“”以及前时代的荒唐，为过去二十年当中终于有了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打开“窗户”看世界，似乎值得骄傲的成功就不那么多了。最常被提起的“成就”，似乎就是“中国以有限的人均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其实，乾隆末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农产量居世界第一[2]。而那时的英国，若不是有北美大陆为它消解了被马尔萨斯看作灾难的人口，恐怕就内乱丛生，没有办法外拓疆土，成为让世界各国仰视的“日不落帝国”。所以，如若以“养人”论“成就”，那清初至中叶的康乾盛世岂不更“辉煌”？中国当下的进步究竟若何，可以只看繁华的都市经济，但如以多数民众的生存状态为判断依据，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就绝不能离开农村问题谈社会进步。 何：如果认真观察，就会发现亚洲有两个巨型国家没有完全享受到二十世纪文明的伟大成就，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这就是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位于东亚的中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比例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 比较这两个国家，会发现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首先，两国都有数千年悠久历史，曾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傲视世界，并且同列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更可惊异的是这一点：两国的历史文化在被现代文明消解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创造性地转化成为两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资源，反而成为一种异常沉重的现实负担。第二，两国都是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中国总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印度则“荣膺”第二。不过让中国略感安慰的是：据说由于印度没有采取计划生育政策，20年后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迫于人口压力，两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了寻找更好的生活，均喜欢以留学的方式外迁，中国的下层民众则还喜欢采用高风险的偷渡等不合法方式外移。将保障移民权利列入宪法的美国则成为两国移民的首选之地。在美国，留学人员数目最大的是中国，其次则是印度。现在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中许多技术人员都是印度人与华人。第三，两国奉行的政治体制虽然不同，但同样陷入了高度腐败的泥沼。在每年国际透明组织的排名当中，两个国家的腐败程度总是名列前茅，最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前者因为让外国人去考察研究，因此臭名昭著。这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为证。而中国则“明智”地坚持不完全开放，所以尚未成为国际上研究腐败的经典对象。 中印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少数大城市高度繁荣，广大农村周边地区则极其落后。但让中国人聊以自慰的是：中国近20年改革过程当中冒出了少数新兴小城镇，印度这类新兴小城镇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宗教原因，印度的城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圣牛的“遗矢”，气味难闻。中国人则可以骄傲地宣称：中国的几个用来装点门面的“现代化橱窗”城市相对要干净靓丽得多，比如深圳就因很明智地没让国际花园城市的评委们观看臭气熏天的深圳河、新洲河，得以评为世界花园城市。而印度就没有能够评上世界花园城市的“现代化橱窗”。可以说，中印两国的人口与资源状况，注定了它们要拖拽着“小农阶级”这个前现代社会的庞大尾巴进入二十一世纪。 程：中国与南亚和非洲国家不同的是，过去五十年里为了现代化进行过惊天动地的制度试验，但并未因此而把中国从世界上的落后组群中拽出来。中国尝试过农业集体化，乃至其最高形式“军事化作业”加“大食堂”，付出数千万条人命的惨重代价后，才又在现实的巨大压力下，退回农业的个体经营模式——人口压力也迫使中国没有办法推行农业现代化，否则被从土地上抛出来的农民将无处可去。这一期间，中国曾经有过上千万农民离乡进城的“”式工业化，也推行过县县“五小工业”遍地开花，旋又发展出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化模式，最后还打开多年锁闭的国门请来了外资企业。这种种措施无非是一个目的：为成千上万的过剩农村劳动力找到谋生之路。 尽管八十年代前期因农村改革创造出的一次性制度变迁效应，曾出现过短暂的农村经济繁荣，但这些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而城市经济的发展却无法充分吸纳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得企业迅速从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过渡，这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另一方面，来自传统农区、完全未经任何现代技能训练的低素质劳动力，完全无法适应科技化时代的技能要求。从九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大学毕业生分配日益艰难，中国又过早出现了“知识型劳力过剩”现象。为了增加“就业资本”，也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不少大学生选择“考研”这条途径，近四年来中国每年“考研”都以年均30%的速度递增，各种考研班都提前十个月开办。有人将此现象戏称为“就业问题缓期三年执行”。当就业门路越来越窄时，以城市化来化解农村贫困的议论就似乎不免有空谈之嫌。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个习称“三农问题”引发的种种社会矛盾又再次突显出来，让社会重新感受到中国现代化的“陈年积痛”，也让一切真正关心中国现实的研究者们痛感“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基本难题。何：中华历史几千年，农民一直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安农则安天下，而安抚农民最根本的措施就是“驱农归田”，让农民有田可种。而现在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种田成了一件边际收益为负值的产业。世代务农的农民突然发现，不种地无以为生，种好地也未必得益，甚至多种不如少种。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鱼米之乡的湖北与湖南洞庭湖地区的农民，有不少已离家外出，做各种营生谋生，土地因此撂荒。[3] 湖南省涟源市枫坪镇金家村全部耕地只有869亩，人均耕地只有0.72亩，比最低生存保障线还低0.08亩，但因种田无法养活自己，该村家民纷纷离家外出，抛荒土地多达130多亩。而整个枫坪镇抛荒土地就高达1500多亩。[4]有人具体记载过乡下亲戚算过的一笔账目：一个农民家庭4口人，种了6亩地。由于山区自然气候原因，庄稼人都是靠天吃饭；1999年，该农民家庭只收了400多斤半仁麦子，2000年收成好些，4口人总共收了3000多斤麦子，麦价1斤0.34元，也就值1000多元，而肥料，不说农家肥，光买化肥就花去200多元，况且还要留下2000多斤麦子充口粮，剩余1000多斤卖不到500元；而村提留、乡统筹、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农业税等等，乱七八糟的这款那款，每人上交153元，4口人就是612元。为此作者的表哥感叹，农民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种田的收益还没有支出多，上交款还得靠卖猪和出外打工的钱补贴。更让农民委屈的是每人65元的特产税。当地的“上级”强迫农户人均0.4亩辣椒地，但遇上好年份的辣椒收入亩产收入才300多元，若遇到天旱，什么也收不到的农户比比皆是，可乡里村里仍是强行照收不误。在此情况下，农民都想退责任地，再上交50元给村民组长买机动地和“逃地”农民荒芜的责任田。虽说钱可能被村组干部分掉，但对买地的农民来说，总比种一份责任田划算。[5] 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存在。只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农民的承受力略强一些而已。程：其实，农民收入的下降早已出现。我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繁荣从何而来”中，就曾指出以下事实：经笔者分析全国各省农民1987年到1994年的人均实际收入（即扣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可以在各年之间比较的收入）后发现，从1987年到1994年，只有福建、广东、浙江、黑龙江四省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勉强赶得上全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在全国乡镇企业最发达、农村居民最富裕的广东和浙江，1994年当地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及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一半；而安徽、新疆、宁夏、湖南、贵州五省区的景况则是今不如昔，这些地区农村居民1994年的实际收入不是比1987年还少就是和1987年一样、毫无增加。[6] 此后越来越多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陷入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减少的境况。最近国家统计局开始承认，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明显放慢，有时只有两三个百分点。事实上，从一些来自乡村基层的报道看，就连这个官方数据也有很多水分。许多乡镇长、县长为了呈报政绩，往往人为地夸大农民的收入。甚至，当农民的田产收入下降时，有些基层干部就按照农民家里有几棵果树、有几只母鸡来计算一年的最高产果量和下蛋数，好凑出一组“增长”的农民家庭收入，至于母鸡实际上下了多少蛋、果树是否年年都能结那么多果子，这些干部就不管了。有经验的经济统计专家都了解，统计局的农民收入统计一般都有高估的倾向，若以此来估计全国农民的消费能力，会出现明显的偏高误差。这一点，其实可以依据农村消费品市场需求多年不旺这一事实做出侧面判断。 另一方面，近年来农民务农的现金收入呈逐年下降之势，统计局为了“突显”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喜欢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这个指标，而不太愿意比较“农民现金收入”这个指标。因为使用“农民人均年纯收入”指标，就可以把农民自产自用的农产品折价计入；即使农民手头的现金越来越少，只要把他们家中的存粮数根据需要计入收入统计，就仍然可以“凑”出一个农民收入“增长百分之一至二”的数字来。由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一再下跌，农民如将收获的农产品全数出售，将严重亏本，他们只好暂时把农产品囤在家里。越是以农业为主的省区，农民纯收入中这一部分无法变现的“收入”所占比重就越大。如果不是有上亿农民四出打工，给他们的家庭带回一点现金收入，那么许多农民家庭恐怕连应付摊派的现金都拿不出来。 当都市里的人们畅想着新世纪的小康生活时，大概没有多少人会意识到，由于农村经济陷入困境，中国的都市繁荣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如果不能从九亿农民的现状出发去认识中国的问题，而只从几个繁荣的大都市出发认识中国现代化问题，完全有可能误判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大局。 何：农民不愿意种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问题。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一向很重视的史学今日之命运：中国文化主流共分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史的地位仅次于经，侍讲官给皇帝讲经之外还必须讲史。然而这门学问到近二十年里却一败涂地，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状态。究其根源，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史学藉以立身的功能——“以史为鉴，可知兴亡”这时已经丧失了，当今社会已经无法从历史中找到任何可供参考的统治经验与制度借鉴，于是史学也就成了道道地地的“死学”。以农民问题为例，二十五朝“安农”的历史经验，在今天恐怕都已经没有多少借鉴意义。时移势易，这些新时期的新问题还得依靠我们自己摸索解决。 中国的“三农”问题确是任何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都不能回避的。“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再发达的城市经济也只是漂浮在小农经济大海上的一小块绿洲，大海风涛一起，绿洲也就会随着倾覆，这已经是近代史以来几次大的农民革命给我们的沉痛教训。 乱摊派令农民处境雪上加霜 程：近年来，让人非常痛心的是，正当多数农民处于生活艰辛的状态时，县乡两级干部的腐败以及对农民的横征暴敛，把农民种田的微薄收入搜刮一空，农民的不合理负担之重前所未有。由于这方面的情势相当严重，因此国内媒体有时也披露一些局部事例，有的甚至说，“三提五统”快把农民压垮了。 何：农民负担问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农民上交的各种税费相对于农民所得的各种收入来说确实太重了。各种税费太多，其中许多属于乱收费。农村里流行一句话：“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无底洞”，这里的“三税”指的就是乱收费。许多地方农民对抗的其实就是乱收费。 农村为什么要乱收费？虽然地方政府经常以补充民办教育经费等作为增加税费的堂皇借口，实际上主要原因之一是要供养乡镇干部。中国的政权历来建制到县，改革开放后解散了，对乡一级组织的定性一直不很确定，到了现在实际上已经将乡镇政府变成了拥有实体财政的一级政权，甚至还变换形式向村一级延伸。对应着从中央、到省、县政府庞大的机构设置，乡政府逐年膨胀，也设立了条条林立的机构部门，这些部门又派生出大大小小的一批事业单位和所属企业，吃闲饭的人越来越多。它们都打着为农民服务的旗号，但是实际上往往是以此为名，强行向农民要钱来养活自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即使是在村一级，也有很多人利用各种关系跻身此列，成了不穿官服的官吏与准官吏。《中国经济时报》登载过一位老农写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这位老农谈到，二十多年前，他所在的乡只有三十多位干部，现在却有三百多位干部。要养活这数量日益庞大的干部，钱从哪里来？最后必然是从农民身上刮。 一些地方形式上设立了农民“负担卡”制度，目的是为了把摊派透明化，减少乱摊派。1997年，江苏省通州市曾就农民负担问题做过一次专题调研。该市农工部部长指出，近年来农民负担增加的绝对值很大，有些乡镇把不该列入“负担卡”的服务收费和其他收费统统列入负担卡，如联防费、农机管理费、广播收听费、合作医疗费个人支付部分、自来水建设费、有线电视建设费等。这就大大扩大了依照正式文件规定农民本应负担的费用。程：问题的症结，其实不完全是地方政府胡作非为，中央财政敛得太多、不顾基层财政的困难也是一个原因。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明显宽裕了，花起钱来再也不象八十年代时那样束手束脚，但地方财政的份额却相对收缩了。其结果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养活省、县、乡几级政府日益庞大的官员队伍。过去几年中，有越来越多的县级财政已经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在集权体制下，地方财政收入短绌的结果，必然是省财政挤县财政，县财政挤乡财政，最后造成了县、乡两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县、乡政府就必然要把日常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转嫁到农民头上，用税外摊派的方式，强迫农民们负担起养活基层官员们的责任。 虽然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也试行过所谓的“机构精简”，但干部人数并未减少，只是把一批可以创立收费名目的行政机构从财政预算列支改为“创收自养”。这表面上减少了党政部门内列编开支的正式官员人数和机构数，但同时却形成了许多靠乱收费、乱罚款为生的准政府机构(如乡一级的计划生育办、司法所、民政所等)，为这些机构借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为名搜刮民财打开了“合法”的大门。这些机构本来是行政管理部门中必不可少的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政府让农民缴纳税收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支撑这些部门的运转，而这些部门既有财政支持，则提供公共服务时就没有理由乱收费，至多只应收很少一点业务成本费，这是世界各地正常国家的普遍情况。而现在中国一些省份却把这些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部门“改革”成完全靠收费养活的准政府机构，从而省下正常税收去养那些多余的、没有理由收费的机构和干部，这实质上是强民所难，借社会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而转嫁公共服务成本，向农民变相收取“公共服务税”；同时也“逼良为娼”，引导着这些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机构借服务为名、行搜刮之实。结果一些机构为了提高其干部的收入或增加买车配手机的开支，而将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变成了趁机敲诈勒索，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现象。例如，司法所盼望农村里的司法纠纷越多越好，民政所则希望农民离婚多，这样他们才有机会多“创收”。更荒唐的是，计划生育部门一面抓人刮宫结扎，一面又盼着农民计划外怀孕，村里有人赌博了，乡派出所反而暗暗高兴，因为这样才有理由对农民处以巨额罚款，为该机构的人员多发钱。这些情况早在五年前就日益普遍化，1996年有学者突破县乡干部的阻挠，深入河南各地农村调查，发现了大量这类实例。[7] 只要这支庞大的编内、编外官员队伍存在一日，地方政府就必然多方设法摊派。中央政府对此其实心中一清二楚，下命令严禁摊派，其实往往不过是表面文章，明知禁而无用的。而且，庞大的县、乡几级编内、编外干部不但要吃饭花钱，甚至也想向沿海繁华地区的官员消费水平看齐；他们不但想过上“小康”生活，还想告别“小康”、在新世纪里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例如，七、八十年代乡镇长们平时多住在办公地点的宿舍里，他们的家基本上在当地或附近，步行或骑自行车就能回去；而现在全国的乡政府负责人九成居住在县城里，光是每天坐着公家的汽车从县城到乡政府上下班，所化费的购车、养车、司机、汽油费一年就达数千亿元。现行的基层财政预算根本不可能包括这笔庞大的开销，最后其中的一多半必然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头上。于是，为了乡镇长们“腿上的现代化”，全国农民一年收入的几分之一就填进去了。两年前《中国改革报》等报纸批评过这个现象，中央政府似乎也呼吁过“要解决公车私用”的问题，不过，一涉及到各级干部的切身利益，这方面的改革就照例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悄悄地无下文了。 当前，全国乡、镇、村吃“三提五统”的脱产人员已达1,400万人[8]。即使不再从农民中吸收新的干部，光是每年为了安插复员转业军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等，就必然要增加数十、乃至上百万人。据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的张培森、刘佐分析，各级政府的乱集资、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数额，早在1996年就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与正项税收的规模相当。[9] 五年过去了，恐怕这个比例又大幅度上升了。这个惊人的数目中很大一部分就着落在农民身上。所以，从九十年代初起，农民的负担就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据统计，从1990年到1995年，农民人均承担的各种税收、集体提留等费用，年均增长幅度高达18.1%，是同期农民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倍多。[10] 此后，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堪如此重负，农民负担的增长率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局部地区农民的负担仍然很沉重。《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记述过河南省太康县一个“既有经济头脑，且很有些思想”的苹果园主刘某1996年对他说过的话：“税收既多，又重，摊派的名目，多得没人搞得清楚。事实上，乡、村干部从来不向农民说清楚，沉重得令人无法忍受。每年夏收、秋收刚一结束，乡干部便带着乡派出所公安人员进村催征，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我可以这样说，这些年来，老百姓一直生活在惊慌、恐惧当中。”[11] 这反映出可怜的中国农民的心声，听起来好像是时光倒流到了民国时代。可惜国内的媒体很少能登出这样的声音。 何：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1999年公布过一个调查结果，全国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有5.2%以税费形式交给了国家和集体，另还有其他各种摊派负担，占纯收入的比重是，东部省份为3.5%，中部省份为7.3%，西部省份为5.5%；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这类摊派对农民造成的负担也相对越重。[12] 政府规定“三提五统”的征收绝对额不能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对经济情况相对较好地区的农民来说，支付这个数额问题不大，而且可能也觉得负担不重；比如，广东地区将近一半农民不再务农，对于这一群特殊“农民”而言，这些税费确实不算什么沉重的负担。[13] 但是目前全国农村还有52%的农民家庭仍然处在勉强温饱的状态，对这些低收入户来说，纯收入中自种自收部分本来就大，现金收入很少，占纯收入5%的税费很可能就会占其微薄的现金收入的几分之一。因此，对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来说不是个负担的税费，对于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民家庭却是个实实在在超出了承受能力范围的负担。 江苏省通州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作委员会曾很认真地撰写了一份“关于全市农民负担情况的调查报告”。由于报告的执笔者非常认真务实，报告内容与通常的官样文字不同，能够反映出农村中明文规定的“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情况。该报告透露了一条很重要的信息：加重农民负担的并非只是乡村两级组织。该报告透露，据对12个乡镇的不完全统计，1997年农民负担的绝对值平均增加了40%，最多的乡镇增加74.6%，高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20个百分点左右。有的农户当年的负担总额比上年增加几倍。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一些乡村填报的农民纯收入数字水分较大，收入数虚涨，提高了农民的实际负担系数，因而加重了农民负担。第二，乡镇以上各级政府兴办的各种工程项目建设，也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基层和农民的负担。如公路工程等，每个乡镇要负担几万元，多的近百万元，这些钱有的乡镇用“以资代劳”集款，有的乡镇则按每位劳动力或人头收取。第三，文件规定之外的负担过重。如各项捐款、“两化”达标、农村改造饮用水系统、平坟复耕费、适龄青年征兵费、联防治安费、教育集资、借资等等。虽然这些大都是为民办的实事好事，但都超出了当地政府本身的财力，一般都要靠强行摊派才能进行。[14] 通州市的地方政府部门还算是认真考虑过农民的税负问题，并且愿意花费精力认真做调查。而有的地方政府简直就无法无天。例如，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政府为了搜刮民财，甚至非法设立本地的“私税”：该政府自行规定，不管农民有没有收入，按人头强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实在编不出别的名目了，还要硬设一个“其它收入税”。[15] 这种现象显然不是个别的。 许多乡镇政府一方面非法乱设税费、搜刮民财；一方面到处举债，以致于乡村政权组织过度负债，而严重制约着农村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据对湖南农村全省乡村负债问题进行的调查，1998年湖南全省乡村政权组织负债总额已达59.3亿元，负债乡村政权的比例高达88.4%，平均负债额达200万元。这些负债主要是为了应付这样一些开支，公款私用、挪作他用、挥霍型的小车开支、租车和招待费用等，甚至还有乡干部利用公款给三陪小姐配BP机的支出。[16] 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靠农业收入已经难以支付摊派费用了，他们往往要靠外出打工的收入来支付摊派。这不仅标志着当地的农业已经难以支撑庞大的乡村政府的开支需要，而且意味着，很多内地乡村政府的摊派已经通过外出民工的腿延伸到了沿海地区，通过对本地籍民工的外地非农产业活动征收税费来维持其开销。据报道，湖北省监利县某村村干部甚至远征海南省海口市的一个垃圾村，向举家到海口拾垃圾谋生的本村村民催要土地承包款。 [17] 正是由于农民不堪重负，全国已发生多起农民对抗乱收费的事件，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在与政府对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型的“农民领袖”，他们是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挺身而出表达农民的利益要求与其他呼声。[18] 《南方周末》去年曾经报道过这样一件轰动很大的事情：江西《农村发展论丛》杂志社印制了一本增刊，该增刊搜集了各种中央有关农业政策的红头文件，让农民据此掌握哪些属于中央规定要征收的税费，哪些属于乱收费，名之为《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结果该增刊却被当地政府当作印刷“反动刊物”，该杂志主编只得流浪在外四处躲藏。[19]四川省重庆市巫溪县渔沙村村民曾为逃税，上百村民躲进深山，一位农妇因不堪重负而自杀。[20] 由此可见，乱收费在中国的农村已经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程：近几年来，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的最大矛盾就是摊派和反摊派的矛盾。农民的日子越艰难，对摊派的反弹也越大。于是，为了从农民家里搜刮到足以养活基层干部们的财物，许多乡政府专门养了类似于“二警察”的队伍，以便遭到反抗时能用强力制服农民。这样在乡政府和农民之间，就出现了一个“正反馈”式的“循环”：农民越是反对摊派，乡政府就越需要扩大强行实施摊派的队伍和干部人数，而这又相应增加了摊派的负担，会引起农民更强烈的反对……。从这个基层的“循环”可以联想到另一个“循环”：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越多，上级政府就越倾向于扩大基层干部的人数和强化基层政府的功能，而这势必加重压在农民头上的摊派负担，将使得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冲突更加激化。显然，陷在这种“官逼民穷”的“循环”中，只会导致官民两败俱伤的结果，而矛盾和冲突则逐渐积累起来，朝着爆发点逼近。这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从中不可能导出良性的社会效应。 农民贫困的根源在哪里？ 何：从政府颁布的统计数据来看，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就转入了低增长阶段，1998年农民的现金收入出现了多年来的第一次零增长。[21] 2000年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对全国近两万个农村家庭进行专项调查后发现，在上海市城市居民人均工资达到16,641元、北京达到14,054元的今天，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210元，其中52%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尚处勉强温饱阶段；另有26%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至2,999元之间，算是温饱有余。[22] 由此观之，在全部农村人口中，勉强温饱的农村家庭大概占将近四成多。有人将中国农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负担太重，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不能解决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中国农民总体贫困的根源其实并非负担太重，而是农业人均产出低，人均剩余少。 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如果光看有关部门颁布的种种总量数字，或许会让人产生沾沾自喜的感觉。例如，当回顾九五期间农业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时，报纸上介绍说，九五期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达50485万吨，基本稳定在5亿吨以上，油料、糖料、肉类、水产品年均产量分别为2320万吨、8968万吨、5353万吨和3730万吨；从总量上来说，我国农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23] 这个“首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比较各国经济水平的高低不是玩总量数字的“比大小”游戏。自从人口学成为一门学问之后，人们就已懂得，要按照人均占有财富量和人均生产率来衡量一国的社会财富和经济实力。如果将上述总量数据按中国人口总数计算平均数，或者按中国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数，我国单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率低下这一事实就无法回避。仅以粮食一项来计算，三亿多农业劳动力生产5亿吨粮食，人均三千斤而已，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要用来养活九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能够出售的余粮不过几百斤。那些“宏大”的总量数字完全不能掩盖中国是个农业弱国的真相，“农业总量大、人均剩余少”从来就是个突出问题。 自从二十年前恢复小农经济以后，解除旧体制的束缚曾一度带来农业的繁荣，1979年至1984年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比1978年高了好几个百分点，这实际上主要是时期被压抑下去的生产率的反弹。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农业中累积的各种积弊正在逐步释放出来，这些积弊包括：生产手段落后，亩产达到极高水平的情况下边际报酬严重收缩，劳动力生产率太低，农村社会组织形式落后等许多问题。因此，中国农业逐渐又现出疲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路下滑，1998年仅占18.0%[24]，有关材料显示，近几年这一比例一直未变。与此同时，国家从农业当中再也得不到多少积累，1999年国家财政通过各种途径从农村收上来的是1000个亿[25]，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0亿元[26]，也就是说，农业这个中国劳动力投入最多的第一产业对社会的贡献额只占国家财政的十分之一。事实上，收上来的这点农业税甚至还比不上返还到农业口的农林水利等财政投入。改革后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大体上恢复到市场调节为主的正常状态，从经济能力与技术上来说，中国不是没有可能实现农业生产现代化。为什么仍然坚持实行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耕作模式，主要原因就是人口压力。 程：任何社会的分配与再分配都只能建立有剩余的基础上，按照中国农业这种低效益的产出，农民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是个大问题。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和占劳动年龄人口50%的劳动力，是无法依赖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占18%的农业养活的。农业问题专家温铁军先生指出：随着人口增加，我国9亿农民人均0.1公顷土地仅够维持生存，1998年纯农业收入产值达到13839亿，但人均只有1537元，扣除2/3自给自足部分，实际收入只有约500元；因此可以认为，大多数传统农业的种植业亩均收入扣除固定成本和活劳动成本已经是负值，农业本身谈不上剩余；但是在80年代农民收入增加时期建立的农村上层建筑必须获取农业剩余才能维持，于是就出现了竭泽而渔的乱收费现象。[27]何：其实中国农业不能产生剩余这一问题，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剑桥学派的埃德温.坎南提出的适度人口思想就是指劳动力与土地面积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合适的比例。他指出：在任何一定时期，在一定土地面积上生产而获得产业最大生产率的人口是一定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任何一定时期，其它条件不变，随着劳动的增加，收益会按比例递增，但当劳动增加到一定点——最大收益点，则收益不再增加。与最大收益点相适应的人口数量则是一个社会最合适的人口数量。当劳动的增加超过这一定点，则收益会按比例减少，出现边际报酬谢递减现象。美国华人学者黄宗智先生在他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里就专门用中国华北地区的情况来论述一个“高水准均衡陷阱”的概念，这个概念的内容就是表述中国由于劳动力过剩，以致农业耕作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这一事实的。我在《人口：中国的悬剑》一本书里也专门谈过这一问题。其中专门引过包世臣《郡县农政》一书的记述：“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接下来包世臣专门谈到水田一亩需要八九个工，按亩产1.5石计，加做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在复种的情况下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也就是说当时人就已经意识到单位面积产量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加。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我们总强调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其实衡量劳动力价格不应该只按照劳动力可能得到的微不足道的货币工资来衡量这种劳动力的代价，而必须按生产并维持这些人民的生活并使整个中国经济付出的实际代价来衡量。我记得有人曾经算过：按平均计，一个德国农民生产55个人的食物消费量，这是按目前德国营养标准衡量的；而在中国，65%的劳动力，或者说全部人口的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一个中国农民平均养活不到4个人——比他自己一家人多不了多少——而摄取的热量与蛋白质却比德国的水平低得多。这里说中国农村家庭人口为4个，是不太了解中国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实际上农村家庭人口平均至少为5口。我这里再补充一点：如果要是计算养活中国农民所需要的生态成本，应该说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劳动力。比如大小凉山地区，养活一个人需要铲平几座山头的草木才能种出一些小马铃薯供吃与做燃料。有环保人士到西南与西北地区考察过，看到此情此景，惊呼“一个人等于一台铲草机”！ 由以上分析可见，中国农村总体贫困的根源是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无异于雪上加霜。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生存。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出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就算乱收费问题解决得比较到位，也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 农村剩余劳动力何处去? 程：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有将近一半的年份因为推行强制农业集体化而加剧了农业低产、农村贫困的局面，但因为同时又实行了严格的户口和迁徙管制，农民基本上被束缚在祖辈居住的村子里，即使再穷也只能干熬着。八十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彻底抛弃了严重束缚农民经济和人身自由的体制，农业生产力迅速回升，带动全国出现了八十年代的经济繁荣，而农民也多少有点陶醉在失而复得的小农田园梦当中。但很快中国的一个致命问题--人口与资源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就重新暴露出来，农业收益递减，对农民的摊派日益加重，逼迫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另寻谋生之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转移，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社会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 何：过大的人口压力使得中国近三百年来经济增长的成果几乎被新增人口蚕食殆尽。原来的体制按人口分口粮的机制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育欲望。改革之初，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生产积极性获得提高后的农业生产率提高也模糊了大家的人口危机意识。后来认识到这一问题时，大家也以为只要进行人口城市化，就会逐渐缩小城乡经济的二元对立。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是大学里经济学专业学生最爱看的书，勃兴的乡镇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也激起了大家心中的无限希望。中国农民的所谓“三元就业模式”——指农业、乡镇企业、跨区域流动就业——也就是在这时形成，并被大家视为消化农村过剩劳动力的一条长期有效的途径。在中国城市就业还不算非常艰难的1998年，“农村人口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课题组”曾对38个县市做过一个调查，农民外出就业占38县市农村劳力的1/6；在低收入县市，外出就业占农村劳力的20%，相当于当地非农就业的85%；而在高收入县市，流入劳力相当于当地劳力的28%，当地乡镇企业职工的的66.9%。在收入上，38县市1989—1996年共寄带回家乡348亿元；在22个低收入县中，1996年带回乡的资金为45.3亿元，县均2亿多元，1989—1996年寄带回乡资金220.3亿元，县均10亿元。这笔收入对低收入县市的农村农家来说，是一笔有份量的收入来源。[28] 从全国来看，1998年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约占1/3，农民的收入中来自农业的为57%，来自非农部门的已达43%。[29]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民不少已经告别土地，如浙江农村早在1996年就已有55.25%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到1998年，转向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已超过8000元，其中交通运输业和商业饮食业劳动力人均收入超过万元，是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的4倍。[30] 程：中国的情况与一般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由于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而农村人口增长率又相当高，所以按通常速度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始终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城市化过程后，农村劳动力就逐渐转移到城市经济部门去了；而中国的城市经济部门本来就一直面临着连城市劳动力都无法充分吸纳的困境，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出路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指望在乡镇企业中就业，使得这成为三元就业中相当重要的“一元”。而乡镇企业因其对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一项引以自豪的成就。 1996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吸收农村劳动力最多的一年，超过1.3亿人。[31] 此后，随着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乡镇企业的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开始面临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调整、收缩、整编、改制、淘汰，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乡镇企业连续关闭裁员，不但不能吸收多少新的农村劳动力，相反却吐出了上千万劳动力。这就使得离土不离乡这条路对于广大农村低素质劳动力来说，已经不再是一条畅通的坦途。1996年以后的三年中，乡镇企业的增长率都低于18%：1997年是17.8%，1998年是17.5%，1999年已经跌到14.2%。与此同时，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日渐陷于枯竭，1996年以后的三年当中，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在减少，所以现在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员已经低于1.2亿人。[32] 几乎与乡镇企业吸收农民工就业发生变化同步，城市吸收农民工的大门也开始变窄。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政府一直长期用银行贷款喂养低效率、高浪费、缺乏活力的国有企业，虽然暂时维持住了表面的经济增长率和城市就业，也得以回避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在意识形态、社会控制政策诸方面令政府极为头痛的任务，但却埋下了银行坏帐高筑、风险丛生、金融系统可能崩溃的火种。九十年代下半期，为了挽救金融系统免于崩溃，政府不得不部分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保护政策，结果国有经济部门立即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数千万国企职工陆续下岗。为了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四个吸收农民工最多的四个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出台了一些规定，要求企业雇佣劳动力时必须按比例接收本地居民，从而限制外来劳工的就业机会。一些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发展小城镇提高城市化进程以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发展战略，与当前城乡共同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就业压力相比，总令人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感。 乡镇企业的这一波衰退并不完全是经济形势周期性变化的结果，还有更深层的体制原因。过去二十年中，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背后有一只基层政府的“手”在推动，这曾一度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优势，现在却可以看出，这只“手”也造成了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盲目性和不经济性。一旦全国范围的“泡沫经济”消失了，大批赶“泡沫经济”风头的乡镇企业就难以生存下去。乡镇企业有过一个“成功典范”，即“苏南模式”，现在这个模式却已显现出明显的败像，苏南的基层干部也不得不坦承这条道路的局限性，开始了反思。 城乡差距返回原点 程：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小农阶级的萎缩相伴随的，是城市化之后城乡差别的消失。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番景象，阿瑟.刘易斯在《二元经济论》里谈到过一个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些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中去，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现象：城市的高度发展似乎是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尤其是在亚洲国家，许多超级大城市成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农村人口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向城市。不久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以自己的城市拥有上千万人口的规模而自傲──中国现在还有不少城市把建成百万人口大市悬为现代化的一个目标而列入该市发展规划──但人口的这种快速机械式增长，却使得城市的发展陷入一种极端无序状态，形成一种“城市病”。不少城市都有大量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这些建筑缺乏排污系统，周围垃圾成堆，成了市容的疮疤；大多数城市的市内交通系统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过时的公交系统令居民的通勤格外辛苦，而城乡之间的联结更是支离破碎，不少道路出城不久就变得坑坑洼洼，难于行走。 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用各种各样的高楼大厦以及内部装修豪华的宾馆，组装成各种“现代化的橱窗”，炫耀着该国的现代化水平。对那些喜欢让国际社会从这些“橱窗”中了解“信息”的国家来说，这种与国内其他地区差距甚大的巨型城市的存在确有必要。但不管这些“橱窗”多么漂亮，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只要深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就会发现广大乡村千孔百疮，成为这些国家难以愈合、正在流血的伤口。 何：中国确实存在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那就是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农村耕地面积总体减少与人均耕地降低的同时，农户总户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下面一组数据说明了这种情况：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99938.5千公顷，人均1030平方米、户均耕地面积5730平方米；到1995年，在耕地面积减少4.5%至94970.9千公顷时，人均面积锐减24.3%至780平方米，户均面积锐减28.8%至4080平方米。[33] 这个惊人的下降速度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继续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增加。这种耕作规模小型化距离现代农业所要求的农民人均耕种面积相距很遥远。 程：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和城市的畸形发展导致城乡差距再度拉大，又回到了改革之初的1978年水平。由于农业经济的增长率一直徘徊在3.5%至4%左右，到1999年下降至2.8%，加上最近几年各地农产品在全国各地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大幅度下跌，因此这几年出现了农业增产不增收、农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局面，再加上农民跨地区就业速度放慢，因此造成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局面。可以说，在二十多年改革当中，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了一个马鞍形的变化，70年代末差距很大，80年代中期逐步有所缩小，但是从80年代后期又开始不断扩大，到1999年这种情况就非常明显。1999年农民现金收入的名义增长率是1.9%[34]，而同年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率是7.9％[35]，在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本来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该年10月份国务院又给城市的干部和职工增加了一笔工资，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有人算过一笔帐，在目前的情况下，2.7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收入。如果再考虑到因家庭人口结构、支出结构和摊派等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家庭负担系数高于城市劳动力，农户的收入中要支付生产经营费用乃至投资，而城市居民的收入完全用于消费，再加上农户收入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被各种摊派夺走，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差距之大是显示而易见的。从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数据来看，年均生活费支出方面，中国农村居民有近八成（79.8%）的家庭年均生活费不足2000元，且集中在500-999元、1000-1499元、1500-1999元三个档次；只有近两成（20.91%）的家庭年消费支出水平在2000元及以上，其中2500-2999元的占4.39%，3000-3999元的占4.07%，4000-4999元的占1.65%，5000元及以上的占2.44%。[36] 何：中国农村的贫穷还可以从消费市场的份额上看出。城乡差距再度扩大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70%的农村人口只占有40%的耐用消费品市场与20%的城乡储蓄，而与此同时，却是全国主要耐用消费品市场的生产能力普遍过剩50%。以彩电为例，城市普及率已经达100%，而农村却只有10%。[37]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另一组数据，从1995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49.9%下降为41.9%，农村居民从58.6%下降至52.6% ，后者比前者少下降两个百分点。[38] 这样一种结构，明显表示中国经济远未步入良性循环。 程：我也用《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做过计算，发现1999年中国内地二十个省约7亿乡村人口人均年购买消费品仅574元；沿海省份及都市郊区农村人口约有2.6亿，其人均年购买消费品的数额也仅为1603元；而京沪两市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城市居民只占全国总人口的4.9％，他们人均年购买消费品数额达11,819元。也就是说，全国将近1/4的消费品是卖给这仅占全国人口不到5％的两市三省城市居民的，而占全国人口56％的内地省份农村人口只购买了全国消费品的1/7不到。事实上，在两市三省这些中国最富裕的城市里，城市人口的一半也是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并不高，所以这个关于最富裕城市平均消费力的数据掩盖了人数约在千万左右的中国精英阶层的超级消费能力。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大约眼下全国有1％到2％的人口高居于收入和消费金字塔的顶端，全国媒体上的商品广告基本上是做给他们看的，而占全国人口多数的内地省份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是前者的1/25。这就是今日中国之城乡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正在继续扩大。 小农经济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 程：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这种一次性的制度变迁效应，不可能长期支撑农村经济的持续高涨和不断繁荣。按照一些书斋经济学家的看法，似乎只要在农村里引进了市场机制，农村的体制就自然而然地理顺了，从此就可以踏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了。可现实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原因是，农村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以后，政策就开始逐步向城市倾斜了。这种倾斜加快了资源向城市转移的速度，加剧了对农民的盘剥。先是在八十年代后半期运用财政资源提高城市居民的工资，增加物价补贴，压住农产品价格，以施惠城市消费者。然后就是九十年代允许国有企业大幅度提高其垄断产品的价格，结果前些年农民从农产品价格提升中得到的好处，因种植成本上涨而陆续被城市里的国有企业拿走了。在“泡沫经济”红火的岁月里，垄断型农村金融机构又把农民的储蓄大量转移到都市地区的房地产和股市投机当中，亏了是农民们的存款倒霉，赚了是这些机构的员工们发财，而“繁荣地区”的居民则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得到了益处。当然，都市的繁荣还与外资的投入有关，大量的外资集中在几个都市地区，自然能营造出繁荣来，而内地农村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何：说老实话，我并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因为中国农村的贫困并不完全是城市偏倚所造成。有些政策向城市倾斜是事实，但即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多兼顾一些农村，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恐怕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从事实出发来看，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的根源是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衡、人均耕地太少、农业生产率低，人均剩余少，而“乱收费”问题只不过是雪上加霜而已。我国长期以来进行的所谓“扶贫”，实际上就是那些资源禀赋太差的贫困地区的人们，“依靠喂奶过日子”，即通过国家力量进行的财政转移支付维持他们的生存。在中国农业生产状况没有大的革命性进步的情况下，即使农村税费改革完全到位，也只能减轻农民负担，却无法从根子上解决中国农村总体上的贫困问题。从短期内来看，克服城市偏倚倾向可以缓解一下农村问题，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给农村喂奶”这一思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因为根本问题是必须解决人口与资源比例失调的问题。 如果回溯历史，中国的农民问题是积累了三个世纪的问题。中国其实早在清代乾隆时期开始，就已经面临人口的巨大压力，乾隆六年开始，中国人口登记在册的就达1.4341亿人。人口剧增带给社会的压力并非没有反应，当时的著名学者任启远、洪亮吉等人都曾谈论过这问题，洪亮吉的《意言.生计篇》集中谈论了如何控制人口，洪书成于1793年，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从时间上看还要早好几年。只是两个社会解决人口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英国通过大量向美洲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以后该国又继经济起飞之后连续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转变与第二次人口转变。而我们那时虽然也通过华工出国向海外移民，比如散居在地球村各地的潮州籍华人就已经多达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总人口，但更主要的形式还是在中国本土移民，而移民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斗争之惨烈，可以从一些历史材料中看出来。1999年3月我到台湾讲学时，曾偶然发现台湾的“有应公崇拜”与移民有关，一篇研究文章记述了这一历史事件。该文谈到，台湾基本上是由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潮所构成的社会，这些先后来到台湾的移民，为了争夺土地、资源和生存的空间，再加上种族、语言、祖居地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在闽粤之间、漳泉之间、汉番之间、宗姓之间、村落之间团体之间，经常爆发各种各样的冲突，演变成武装械斗或者大规模的武力冲突。历年来各个族群死于这类冲突的人不少，而他们的尸首却往往无人收葬，其后必须仰赖官府的力量或者善心人士的帮助，或者是村里人共同出资，加以集体埋葬，并在墓旁建立一个简单的庙，而庙前往往挂有“有求必应”的红布条。[39]至于太平天国起义是由于人口压力所致，当时的汪士铎在事变后就有反思，后来的罗尔纲先生也有过专门论述。可以说，自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就一直在围绕着缓解人口压力这一问题进行各种尝试。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实际上都是想通过改变土地资源的占有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这种土地资源占有状态均等的办法，暂时解决了这一问题，但结果却是人多了，但只是穷人多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人口从4.5亿增长到了13亿，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是让耕者有其田，那么这一个世纪的问题就演变成了如何让农民有工作，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要成为游荡在城市边缘的游民。 每当我仔细阅读有关人口、环境与农民问题的资料时，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在复旦写的那篇《中国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诸如农村闲置劳动力过多、农业边际效益下降、赋税过重等导致小农经济破产，以及乡绅劣绅化、农民痞子化等许多问题几乎都是惊人地相似，几乎在重复上个世纪初至三十年代那段历史。对这段历史我们不是没有研究，而是在研究中几乎从不真正触及应该揭示的问题。优秀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能够解答有关国计民生的深奥问题？答案很简单，他们只是掌握了一些方法而已。这些方法中最基本的就是观察，尤其是观察经济事件的历史记录，所以，道格拉斯.诺斯一再重申掌握经济史的重要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则用更尖锐的语言强调了解经济史的重要性：“忘记过去的那些人，应被宣判犯有重复过去的罪行。”我在台湾与中国现代史专家陈永发先生见面时，我对陈先生说，当看到他在他那本杰出的著作中强调人口压力因素是中国二十世纪一个重要的基本规定因素时，心中非常高兴，因为总算有历史学家明智地将这个问题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规定性因素引入历史研究。而陈先生则有点意犹未尽地表示遗憾：“由于书的体例的关系，我只能谈到人口压力这个因素，整本书应该说强调得很不够。” 程：对中国来说，最可怕的是，这类边缘化人群正处在一种无限增生的状态中，这与中国现在拥有的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以及人口与资源严重失调有关。中国目前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59亩[40]，是世界人均数的43%；而且质量不高，中低产田占耕地面积的79%，有水源保证的和灌溉设施的只占40%，还有不少是大于25度的陡坡耕地，其土质很差。[41] 在那些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人口的增长率恰恰偏高，本地的农业产出微薄，非农就业机会稀少，穷乡的官府搜刮得又格外狠，这就逼得那些既无适当教育、又无求职技能的农村剩余人口外流，当都市再采取就业限制政策时，这些回乡无活路、在外衣食无着的流动人口就很难靠正当职业糊口。从李自成、白莲教、太平军到红军八路，都最欢迎这样的流民。今天，这类边缘化人口的迅速增加，也许不会再演变成一批“水浒山寨”，但却很可能为黑社会组织的生发壮大提供丰富的后备军。 何：自从十多年前写完我的第一本著作《人口：中国的悬剑》以来，我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看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结构牢固地根植于该国的自然性质，亦即资源禀赋、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关系之中，中国的这种人口-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个看法可能会被人看作“地理决定论”，而“地理决定论”这个理论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人类首先是环境的产物，而生存环境最基本的层面就是地理环境。孟德斯鸠曾尝试用“地理决定论”解释某些问题，但由于他对地理因素的神学解释从而使“地理社会学”成为学术笑柄，再加上马克思对“地理决定论”做过经典批评，而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还非常热衷于想超出自然资源的限制去改天换地，因此中国大陆的学者们长时期内不敢让自己的学说中出现任何“地理决定论”的影子。 其实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构成了生活于这个国家之中的民族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前现代更是如此。中国的小农经济结构就与中国特殊的地理因素有直接关系，这种农业与家庭畜牧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农经济，弹性大，适应性强，在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中都能存在和滋长。不管在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平原地区，它只要相应地调整一下家庭内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比例，就能稳定地存在和发展下去。正是由于这种经济结构对地理环境的适应性强，它才由中原地区逐步向周围扩张，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各地的主体经营形态。但这种经济结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生殖人口的无限冲动。远的不说，就谈二十世纪大家都看得见的后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农村是按人头分口粮，这种分配机制使得当时的农村做得多不如生得多，于是大家可着劲儿生，从1949年到1978年三十年间，人口从4亿5千万变成了八亿多人。而从改革开放恢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以来，人口生殖状况令人焦虑。凡属民间进行的调查都说明了这一状况。我曾看到过一份名叫“正北丰村调查”的调查报告[42]，非常典型。这个正北丰村是广东东南沿海电白县七迳镇新屋仔管区下的一个自然村，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80年时，该村分田时是“见人有份”，全村为252人，每人0.6亩水田和0.4亩旱地。而到该报告记述的1998年，该村人口已经达536人（不包括此期间迁出的6户共32人），一个生育周期（20年）不到，人口就翻了一番多。而耕地则由于征用、建房等原因，至1998年人均耕地已经不足0.28亩，至今全村没有一个独生子女，也极少二胎，最多的达15胎（存活12胎），平均超过4胎。该报告谈到，农户的家庭地位由家庭拥有儿子的数量多少决定，同样道理，村民也常以村中人数多而自豪，所以不会互相揭发超生。对于村民，节育是基本未意识到的事情。 程：我下乡时在安徽省插队，那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生育情况与你谈到的这个村差不多。现在全国都设立了计划生育专职机构，形成了一套制度方法，仍然挡不住农民的多生多育倾向。《黄河边的中国》一书的作者曹锦清1996年走遍河南各地乡村作调查，发现那里的农民家庭也很少有独生子女户，均是多胎化生育，当地干部多次告诉他这样的话，“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付超生罚款相当于买超生指标），无权无钱的就逃着生（逃离本乡好超生）”。[43] 何：正北丰村在中国既非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发达的明星村，只是千万个普通的中国乡村当中的一个而已。它所有的问题，如报告中谈到的乡村组织涣散、官民对峙等问题，确实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只要生存的基本条件还存在，这些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问题在于这个地方的生态系统已经根本无力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生存基本需要，依靠传统耕种的140多亩地养活500多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而该调查详细记录了该村失业严重、犯罪滋生这一现象。因为这是一份很罕见的尊重事实的调查报告，在此我将这部分内容抄录如下：“在村民自身无技术、无资本、低素质和环境的无资源、无工业、无组织的内外因素结合下，300多劳力有几人能以工作糊口？现在的就业情况除耕田者外有：教师6人，医生、工人、跑运输者各一人，饲养15人，开小店3人，小贩16人，外出打工55人，饲养一般是养10多头猪，今年（指1998年）多数亏本，小贩多是贩鸡，每天卖出十只赚回20多元；外出打工一般是男的做泥水建筑，每天有30-40元，女的进厂或当服务员，每月有几百元不等。而大多数常年游荡在村里的三个小店之间的无所事事者特别是未婚男青年却成了犯罪的主体。赌博是习以为常的公开摆明的事，也是他们最好的娱乐，盗骗抢却并不明摆，只是附近村中时有禽畜、厨具、谷物失踪，以及常是同龄人讲述的生动的在外盗、骗、抢、斗的惊险场面，下面需要详述的是近年来的吸毒和贩毒现象……” 这里我就不再引述那段谈吸毒的、读了感到碜人的文字了。只想谈谈曾被世界各国视为反贫困策略良方的教育问题在这个正北丰村是什么境遇：“北丰小学现有教师10人，其中2人高中毕业，其余都曾读过初中，现有3名公办教师，其他为民办或代课教师。对于这三年来广东省大量转正并逐渐取缔民办教师的政策，笔者从学校负责人陈北忠老师处了解不少有点不可思议的信息。县教育局按文件通过考试转正4000多民办教师。规定于1993年前入教并有民师证和中师函授证者可考试，择优转正，另据教龄可加分，有28年教龄者免试转正，考试内容为心理学和教育学。但是，据透露，中师函授是交钱抄书拿证，心理学教育学是背熟值120元的小册子考试，而不考文化试（指语文和数学等）更是有人得以滥竽充数的关键。笔者（指调查作者陈锋）曾于今年（1998年）2月在小学代课两星期，了解到一些老师对比较简单的竞赛题都无法解答，甚至比不上成绩好的学生。而一些较好的年青教师却很快要下岗。对此陈老师的评论是‘好的卡紧，差的放松，重视教育不如说是在毁灭教育’。由于师资低劣，所以五年级的学生中能答出国家、省份、省城市、球类、中国皇帝中任一项的5个名称者甚少。现在几乎所有学龄儿童都入学，但由于每学期280元的学费，使在学人数逐年级减少，毕业的不多，升初中者甚少。就这样，膨胀的人口给农村带来了不堪承受的重负，同时村民又没有认识到也无力从提高自身素质上获得财富和地位。落后的教育只能酿出低素质的愚民。贫穷、封闭、落后、迷信、失业、犯罪等等就像恶魔一样伴随着今天的正北丰村。” 说老实话，这样一份调查报告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相信这种农村在中国绝对不是特例，有普遍性。说起来惭愧，我的家乡邵阳市是个千年古城，旧称宝庆府，历史上算是文化经济中等发达之地。但现在除了教育状态比正北丰村好些之外，其余的情况与这座正北丰村有些类似，由于国有企业90%以上破产、停产，除了少部分人能通过升学离开这个城市之外，大多数留在那里的青年都没有工作，赌博成了男女老少咸宜、乐此不疲的娱乐活动，失业、犯罪充斥整座城市。不少女青年到沿海来谋生，以做娼妓、二奶为生，家里人亦不引以为耻。这座城市市容极差。我去年回去了一趟，当时的市领导说要将邵阳市建设成一座有百万人口的大市。我当时就对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说：百万人口当中，按照中国劳动力的抚养系数来说，劳动年龄人口按常规有40-50%，那么总得为他们提供20万就业岗位吧？否则大家喝西北风？ 程：人口确实是个问题，但如果能在经济结构和制度层面有所突破，情况应该有所好转。我看过一些材料，介绍了一些借助乡镇企业而发达起来的农村典型。比如河北石家庄市郊的槐底村，全村1800户，共有6000人，也是个无田可耕的农村，但由于选对了领导人，既成功解决了存在50年之久的乱占、抢占宅基地的纷争，并且依靠9000万元征地款作为启动资金，定下了“吃区位饭，借优势兴业，走产业升级，发展三产服务城市之路”的方略，从1996年开始，总共投入2个亿，将当地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商业网络，全村的三产收入每年以80%的速度递增，到1999年底，全村的财政总收入达2000万，其中三产占到90%以上，架起城乡经济走廊，为村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渠道，全村3000多劳动力几乎全部得到安置，其中从事三产的就达1200多人。虽然该村富裕以后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酗酒、赌博、迷信、家庭不和睦，邻里纠纷等问题都存在，但该村领导班子能意识到这些问题，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44] 何：这种依靠地缘优势与领导人个人魅力发展乡镇企业成功摆脱贫困的例子，在中国确实还有好些。但是有两个问题必须弄清楚：一、这些经验具有不可推广性，因为不是每一个农村都有这样的地缘优势与领导人。要知道这类农村在中国只是典型，不具有普遍意义；第二，这些农村存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因为这些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始终偏低，身份虽然变了，但思想意识却还是农民。这个问题我曾就深圳市的富裕农民做过典型研究。这些农村如何进行自治，使这些农村的社会-经济格局不要随着这些领导人的逝去而人亡政息，还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比较起这些占农村总人口不到10%的乡镇企业明星来，我更关注占农村人口90%的那部分人的生存状态。因为这些明星农村要解决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而绝大多数农村要解决的却是如何生存的问题。 我读过不少资料，也看过一些农村，还专门向一些做农村调查的人士多次询问，有一条信息是公认的，那就是不少农村的计划生育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实际人口数与上报数严重不符。如1991年至1998年四川省全省共清理出漏统人口40.72万人。[45]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而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却将计划生育罚款作为一种寻租的机会，听任农民多生超生，罚来的款主要用于两个用途，一是用于改善干部们自己的福利，二是用来建乡村干部办公场所。一位在农村做过长期调查的人对我说过：到农村里去，如果哪个地方的乡、村办公场所建得漂亮，那里的计划生育一定没搞好。还有一份调查谈到，农村里是富穷两头控制不住，因为富的不怕罚，愿意交罚款生孩子；而穷的则不怕罚，反正家里没什么好损失的，大不了流落异乡当超生游击队。只有中间层次的，才比较害怕罚款，一般生上两三个也就算了。如安徽省萧县大屯镇徐屯村的计划生育证就可以买卖。该村村民向《半月谈》的记者反映：从过去的老支书，到现任村支书、村主任，多年来就一直公开出卖准生证，将此做为发家致富的捷径。第一胎价格从三十元上涨到了二三百元，生多胎的则涨至上千元。几年来，徐屯村先后共卖出准生证200多个，仅此一项村干部就收款约3万余元。而村干部自己就带头超生，现任支书40多岁，有3个儿子，他的大儿子生了3个孩子；计生专干张某30多岁，生了4个孩子；村委会主任的两个儿子生了7个孩子；老支书的侄子生了5个孩子。该村上报人口2106人，而实际人口已超过2330人。[46]记得去年《中国青年报》登过一版图片新闻“超级超生村”，谈的就是广东省吴川市覃巴村，该村总共600多户，6胎以上的就有100多户，最多的两家都生了10个孩子，而有5个孩子的家庭是该村常见的家庭结构。对于新村计划生育如此失控的局面，村民的解释为干部带头超生，说他们只想着多罚款。村党支部书记容文秀的解释是：村里超生户多，很难管理。但据村民举报，村委会主任容观保、副主任梁亚孔各生了5胎，村干部王伟生了4胎，村民小组副组长梁德瑞生了8胎。新村至今没有自来水，村民靠打井取水，一些人还被迫饮用田边沟水。村民说到了冬天，更是水贵如油。村里凹凸不平的小道垃圾遍地，随处可见臭气熏人的粪便，3000人的大村子找不到一个厕所。该村的街道上，除了满街孩子之外，就是污浊的路面和难以忍受的气味。[47]上述两个村子可以说是已经不存在什么乡村社会，所有乡村公共设施均不在村干部视野之内。据正北丰村的调查者说，该乡村除了金钱之外，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维系当地乡村共同体，整个秩序比半个世纪以前乡村自治时期还要糟糕。 这类乡村因为不是国家级贫困县，也不是乡镇企业明星县，所以不在政府与众多传媒的关注之下。这些乡民的生活也只能自生自灭，《南方周末》曾有一篇文章谈到湖南安乡县的一个春峰村，那故事听了以后让人连泪水都为之凝固。这篇文章记述了湖南省桂东县大塘乡春峰村从1986年至今在外打工非正常死亡的事情，也让人多少可以看到一般农村的情况。与湖南省其他地区相比，春峰村是个自然资源禀赋较差的地方，该村共有1400多亩地，全是分布在海拔800—1000多米之间的梯田，地块很小，不要说机耕，连牛耕都用不了，只能用人拉犁。而该村总共有1598人，人均一亩地都没有。春峰村支书邓建安告诉记者，春峰村是省级特困村，交通不发达，资源也十分匮乏，村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企业，集体收入每年只有几千元。村民们的收入来源除了每人不到1亩、每年只能种一季水稻的梯田外，就是养几头猪和外出打工。大约从1993年开始，春峰村“除非种田的和家庭负担较重的人，其余的都出去打工了”。这个村子的300多青壮劳动力，大约是每家一个，几乎全部都出去打工。出去打工的人，大约有三分之二（大部分是女孩）去广东进了珠三角地区的一些玩具厂、电子厂。他们常年在那里工作，每个月的工资大在400-800元之间。村民说，今年（1999年），大概是经济形势不好，去广东找工的人很多空手而回。村里的男劳力大多在干一些比进工厂可能挣多一点钱，但更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活：在桂东县周边“做砂子”（挖钨砂矿）、挖煤。因为挖煤经常发生塌方和瓦斯爆炸，安全系数比“挖砂子”更小，老板也“比较厉害”，经常不给钱，所以今年出去打工的人中“做砂子”的人比挖煤的多。“做砂子”的人很多是季节性的，农忙时他们在家种田，农闲时则结伴前往矿区。宜章的瑶岗仙，郴州的柿竹园，临武的香花岭，江西大余的西华山，这些矿区的名字都是春峰村民所熟悉的，很多春峰村人在那里“做砂子”，很多人把生命甚至躯体留在了那些地方。到了冬天农闲时，每个矿区都有几千人在“做砂子”，他们都来自春峰村这样的村庄。他们“做砂子”的地方是一些国营大矿开采后废弃的矿井，一些个体老板把这些矿井承包下来。“做砂子”的人三四个人合伙向个体老板取得某个矿洞的开采权，然后，他们自备钢钎、炸药和矿灯，沿着废弃的矿洞走上几千米，选择一个地方打洞放炮，看看炸开的地方能不能找到矿砂。由于矿井是废弃的，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爆破时很容易发生塌方， 那样就可能把自己埋在里面。春峰村的20名非正常死亡者，有8名是“做砂子”死的，其中有5名是因矿井塌方而死的。 这种情形在春峰村所在的大塘乡不算特别，乡长告诉记者，“整个大塘乡都差不多。”春峰村附近的蛟洲村，几年间就因相同的原因死了十几人。该村村民根本无法依靠种地生活，只有出去打工。从1986年至今，这个村已经有20人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丧生，其中16人集中死在1993年以后。没有一个人自然死亡，全部死于事故。大多是在湖南、江西、广东的钨矿、煤矿里因矿井塌方、瓦斯爆炸而死。劳动法，劳动合同，对“做砂子”的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字眼。从来没有一个人和老板签订过合同，他们与老板之间只有一个口头约定。“现在工不好做，你要签合同，老板就会要你滚蛋。”一位叫黄发军的村民说。也没有一个死者的家属和同伴试图用法律手段索取过赔偿。他们不知道自己和亲人的生命值多少钱。当地政府机关的一名干部说，这不奇怪，即使在正规工厂里打工的人，也很少和厂方签劳动合同。因为，签合同就要缴纳保险金，老板肯定不愿意承担这笔费用；或者，他会把这笔费用转嫁到被雇用者身上，被雇用者也不愿意因此影响自己的收入。“因为这样的劳动力完全是买方市场，如果要签合同，他就找不到活干。”据统计，春峰村外出打工的人，年平均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这只是勉强维持生活和简单再生产的收入。村支书邓建安说，这些钱有的用来成家，有的用来供弟弟妹妹读书，其余就是维持生活，没有哪个人用打工挣来的钱做起生意，甚至没人用它起一座比较好的房子。能看出改善的是村里多了几个卫星电视天线，大约值800元一个。 尽管打工带来的实惠是那么少，而危险又那么多，但春峰村人几乎没有考虑过别的活路，因为，如果不外出打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据大塘乡农经委的统计，1998年春峰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880元，这其中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占了约60—70%。 所以，春峰村的所有人都知道，黄竞成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因打工而被死神唤走的人。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下一个。但是，只要他们活着，只要贫穷继续延续，他们就不得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做砂子”，而是没有机会去做砂子。[48] 春峰村村民的生活让我想起了非洲的生态难民。说老实话，春峰村所在地的土地生态事实上支撑不起这么多的人的生存。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状态，整个国家的生态在人口压力下陷入了真正的困境。这方面的资料有不少，长江黄河等七大水系的污染断流问题我在这里就不谈了，只谈谈视为财富之母的土地问题。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38%，有的地方的民众已经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的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我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49]而生态问题由于与人们的生存状态不像疾病之类那样直接，中国国民的环保观念始终还处于“坐而论道”阶段。我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我所工作的报社，每发一篇某小姑娘被遗弃，或者生病无钱医治的报道，可以几天之内募到数量不等的捐款，多的达14万元，少的也有八、九千元。而我特意为抛家别妻十几年、在长江源头可可西里设立观测站、致力于环保工作的民间环保人士杨欣先生登了一个整版的文章，并公布了捐款电话与帐号，委托值班编辑专管此事。但据编辑告诉我，居然没有接到一只电话询问此事。这正好与发达国家的社会慈善捐款序列相反。 中国的人口与资源状态决定了中国的政治社会形态。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是农民的世纪，这是由中国人口的“量”决定政治的“质”的一个世纪。而所有制模糊的土地政策与财政扶贫的结果，摧毁了人起码的尊严——健康人应该凭借自己的劳动力生活，是人起码的尊严。其结果是让生育者不需要计算生育成本，不顾资源的限制生育人口，将抚养人口的责任由家庭转移到社会。如何评说这个世纪对后世的影响，还有待历史良心的出现。但人口资源状态对社会的影响却是现在可以分明感觉到的。前面已经谈过，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除了人口大国中国与印度之外，每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都伴生着小农阶级消失这一过程。而小农阶级的消失，与城市化过程中现代经济部门不断吸纳从土地上被抛出来的无地农民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中国由于人口数量过于庞大，再加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日渐取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未受过足够教育、亦未经过任何技能训练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适应现代经济部门的要求，更兼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扩张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故此广大无地农民无法进入现代经济部门，正成为整个社会“多余的”边缘化阶层。老实一点的农民可能会像春峰村村民一样做牛做马地生活下去，不少报道都谈到了在“三资”企业（主要是港台资本与南韩等东亚龙国家与地区开办的企业）的打工者的悲惨处境，实际上就是劳动力市场极度倾斜造成的。1998年12月，我值班时曾处理深圳特区四海制衣厂江西籍打工者徐章水因劳累过度而暴死事件。当时是生产旺季，该厂的工人连日加班，20岁出头的徐章水连续加了48小时班，回到宿舍躺下后就再也没醒来，七窍流血而死。我当时问该厂工人，这样连续加班是违法的，为什么大家不提意见？工人们面面相觑，最后告诉我，他们不敢，怕被开除。因为这份工来之不易。我再问该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违反劳动法超时连续加班？酿出这么大的事故，而老板却对我说：“我自己也奇怪，我这家厂的待遇确实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也不高。我经常对工人说，你们嫌待遇不好可以走人。但奇怪的就是还有不少人抢着争着来这里做工。”老板说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1949年以前上海一些外国资本家曾说过一句被我们视为“国耻”的话：“在中国找四条腿的狗难，找两条腿的人容易”，从根源上来说，劳动力的待遇完全与市场供求状况有关。按照“博奕论”的原则，博奕双方的利益完全与博奕者所凭藉的实力有关。在中国人权的不受重视与人口严重过剩有关。人权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生存都未解决，又从哪里去谈自由权、财产权？但还有不少边缘人为了生存，只得从事各种非正常的经济活动，如卖血、妇女则，还有的则是纯粹的犯罪行为，如成群结队到他乡去偷窃（“拎包”）、买卖人口、利用各种手段行骗、盗挖古墓倒卖文物等，成为社会犯罪活动的主力军。最近在中国轰动一时的张君一案，案中所涉犯罪集团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出身于多子女的贫困农民家庭，张君自己就出身于有兄弟姐妹七个的多子女贫困家庭。试想想，就以我这样的收入水平，生养一个可以过较好的日子，生两个就比较吃紧，根本就没有余力支撑起三个子女的教育费用与抚养成本。农民们这样生育，哪有不穷的道理？ 我以前就说过，如果中国人不改变自己多生多育的落后习惯，中华文明最后必将作为祭品牺牲在人口这个古老的祭坛上。对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说老实话，我认为值得怀疑。我这里只讲一个户均3.44人，这个数字与我们日常看到的情况有差别。只要对中国的核心家庭状态有所了解就明白这数据的不真实。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30%多，而农村生育两个是允许的，多胎化也不是少数。少数民族是允许生育两个甚至更多点的。也就是说，真正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只是城市里那些在党政事业机关及国有企业工作的大部分人，对于不能以开除工作进行限制的人群，计划生育基本不起太大的作用。这样一算，中国户均家庭人口怎可能只有3.44人？不过中国政府在统计数据上信息失真，这已经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这种人口数据失真只不过是惯性而已。 程：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作者对你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你的“中国人口问题将会阻拦中国发展的悲观结论和庞大的低素质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这些论点有可能客观上掩饰了加重这一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而且还可能为别有用心的精英专政论所利用”。[50] 你看到这篇批评没有？另外，在中国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制度问题始终是许多独立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如果在讨论“三农”问题时过于强调人口压力，会不会淡化不良制度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因素？而且，人口问题不是个短期内就能指望解决得了的问题，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却十分突出，把近期内需要缓解的难题与长程性因素联起来，对解决近期问题似乎帮助不大？ 何：赵诚先生的文章我看过，说老实话，我认为赵先生很少去解读中国现实问题的文本资料，也很少去实地考察，因此不熟悉中国人口对生态的巨大压迫。否则他就不会那样提出问题了。至于谈到解决问题这点，我只能说，如果有人说他能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那肯定是不切实际之言。我进行问题研究的目的，只不过是要让大家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一定的认识而已。而且我一直有个看法，那就是只有大多数国民处于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状态的时候，才期待有伟人横空出世来解救他们。 我并不认为我过于强调人口问题的严重性。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是注意这一点的，所谓“天人合一”思想，这个“天”指的是自然，“天人合一”指的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国古代文化其实包含有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这种人文主义精神就体现在培育人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的综合素质上。只要去翻翻中国的经史子集，包括医书强调的五行相生相克，如果不视文言文话语系统为封建文化，就会发现里面有许多质朴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通过儒家文化的教育沉淀在民族精神当中。而这一点到了上个世纪后五十年基本上破坏了，这时候“人定胜天”、“向大自然开战”，“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等口号挟政治威力大行于世，向大自然过度索取成了一种时代精神。我记得一本《邵阳文史》上登载了一篇文章，那是一位干部回忆自己五十年代后期奉命在渔业社蹲点的经历。他先是让渔民将渔网织得密密的，不让小鱼有逃生的可能，这样做还觉得产量不能够达到“”水平，于是在渔民当中推广用炸药炸鱼，炸药一引爆，满河满塘都翻着白花花的死鱼，捕捞量成几倍地增长。结果这位干部乘坐的渔船受到好几位老渔民的“围攻”，老渔民痛骂他们：你们连小鱼也不放过，以后我们就没有鱼可捞了。你们这样是想打破我们的饭碗呀！但这种朴素的环保思想在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下节节败退，发展到现在，沿海渔民用功能强大的电网捕鱼，电网所过之处成了一片死海，不再有任何海洋生物。我记得我自己小时候吃鱼时，家父总让我将鱼骨洗净，放在炉火边煨烤成焦黄色，再用作他的下酒菜，他也从不准我们剩饭。相比之下，现在这种在缺乏人文内涵的技术教育下成长的一代，哪里懂得寸丝粒米，来之不易的道理？今年三月上旬，我曾去了山东曲阜，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者孔子墓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一种文化能够维系一个民族几千年于不坠，肯定是借助于它内在的亲和力以及平衡力。“”及“”以前的教育咱们且略过不谈，只谈近二十年的教育缺陷。可以说，目前我们在人口、资源、环境生态、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所有的欠缺，以及将人文景观当作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就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教育对社会的报复性反噬，有如盛行的贪污腐败是对我们落后陈腐的干部选拔机制的恶性报复一样。 为这场对话做个总结，中国农村的问题可以归结为：最迫切的是乡村社会组织问题，而稳定农村从而稳定社会的关键则是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然而这只不过是短期的反贫困策略。收功长远的反贫困战略则是教育问题。但这三个问题的解决，必须仰赖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我这里强调的“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是有具体内涵的，那就是：首先要有一个理性、高效廉洁的政府，清楚地知道采用各种适当的政策对社会进行调控；其次，计划生育要成为中国农村人口自觉的行为，而不是中国政府现在的纸面控制（control on paper）；第三则需要不断提高全体中国人的教育水平，以达到提高人口素质、最终达到反贫困的长期目的。 农业农村论文: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看中国农村发展之路——近年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包括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八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7－2004）中，可以看出党的农村经济工作政策的发展脉络。 （一）199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 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在农业连续丰收的好形势下，一定要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对农业，在思想上必须始终重视而不可有任何麻痹，在工作上必须切实加强而不可有半点放松，在投入上必须不断增加而不可有丝毫减少。当前，顺利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做好各项经济工作，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自觉地重视农业。要着力优化农村经济结构，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要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主要是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继续落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和粮棉收购政策，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尽快建立有利于粮棉产销协调发展的新的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搞好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强化农业的科技基础，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同时，大力发展市场需要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继续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促进农业增值增效。 （二）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稳定和加强农业。1999年的农业和农村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稳定农村基本政策，下大力气抓好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持农村稳定这两个突出问题。要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广泛开辟农村就业空间，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努力使农民收入稳步增加。减轻农民负担，扎实推进扶贫开发。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搞活农产品流通。同时要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团结。 （三）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地区经济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西部开发要重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植树种草，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科技教育。 会议要求，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小城镇建设要合理布局，抓紧规划，规模适度，注重实效。要注意运用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小城镇的路子。会议还要求，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从调整优化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扩大以工代赈、促进农产品流通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开辟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和新领域。 （四）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 200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放在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九五”以来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现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折。现在突出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件大事来抓。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紧紧依靠科技，优化农产品品种结构，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积极稳妥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农业产业化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途径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应当大力推进和扶持。要正确处理调整农业结构与稳定粮食生产的关系，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继续贯彻落实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的政策，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种粮积极性。粮食播种面积要保持相对稳定。要进一步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支持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科技推广。注意安排—些有利于农民直接增收，有利于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和改善农村市场条件，有利于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建设项目。要加快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金融改革。高度重视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认真搞好乡镇机构改革，下决心精简财政供养人员，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持。还提出，加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农业，需要继续增加投入。 （五）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200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农业结构，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继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大力开发优质专用农产品，尽快把畜牧业发展成一个大产业。要把食品质量、卫生和安全工作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设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加强农产品市场建设和管理，大力发展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无公害食品。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促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途径，要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一件大事来抓：扶持产业化就是扶持农业，扶持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进一步扩大退耕规模，认真落实各项政策，加快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步伐，要继续抓好水利、公路、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建没，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同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多搞一些小型基础设施。今年出台的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对于健全农产品市场，促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各地和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向前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2002年要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加强指导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中央和省级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粮棉主产区和贫困地区倾斜，保证农村教育和基层政权运转的必要开支。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发展的制度基础。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土地流转必须坚持“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原则，不能刮风，不能下指标，不能强制推行。继续抓好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 （六）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国债资金使用要向农村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要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 200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调整和优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结构，着力提高使用效益。其中要求：向农村倾斜，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加快实施退耕还林，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农业基础地位不能动摇。围绕发展优势农产品，调整区域布局，切实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城镇化进程，广开就业门路，拓宽增收渠道。 （七）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必须坚持“四个始终重视”。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200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强农业基础地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始终重视严格保护耕地和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始终重视维护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利益，始终重视增加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的收入。要坚决遏制乱占耕地的现象，继续调整农业结构，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推进优势农产品合理布局。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加强农业科技储备和技术推广，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做好农村扶贫工作。 （八）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会议亮点：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农业的要求是，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保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好势头。今年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好，是多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方面带有恢复性质。继续保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好势头，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明年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强，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要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出发，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不断开辟新的支农资金渠道，形成农业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要增加科技投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要站在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农业，动员全党全社会都来关心和支持农业。

法律认识论文:民法法律认识管理 我国理论界对于劳动关系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劳动关系视为隶属关系，完全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第二阶段，将劳动关系视为平等关系，用民法的理论来协调劳动关系；第三阶段，认识到劳动关系是兼有隶属性和平等性的一种社会关系，用社会法的理论来揭示劳动关系的内涵。尽管第三阶段的理论最具科学性，但其他两种认识还继续为一部分人所接受，至今对劳动关系的实践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1、行政认识论 建国以后，经过民主改革，所有国营企业也建立了与当时苏联体制相仿的管理体制。1953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体制大体效仿前苏联，形成了对国营工业、基本建设、物资供应等部门的管理体制。而我国的通过劳动立法及有关的劳动政策，形成在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几方面相互配套、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这一阶段对劳动关系的认识，基本停留在行政认识论的阶段。 在这种体制下，劳动关系被当作一种依附于行政关系的社会关系来看待，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劳动关系和劳动行政关系往往不加区别，许多劳动法规对这两种关系的调整也往往是融合在一起。虽然，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但劳动关系行政认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这种影响，造成了人们对劳动争议的性质产生错误认识。例如，在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过程中，很多劳动者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希望通过这种合同，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而长期的劳动关系。而事实上这种想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固定工制度给人们留下的影响。又例如在劳动争议处理过程中，人数众多的团体性争议，当事人往往更愿意直接通过行政部门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法律途径。因为按他们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劳动争议，而是国家对劳动者的就业分配问题。而这种对劳动争议性质的错误认识，又导致对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错误认识。例如，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当事人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竟然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为被告，将其诉讼到行政庭作为行政案件处理。这显然是把劳动争议仲裁制度错误理解成行政制度的结果。 2、民法认识论 我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和平等经济。与此相一致的是，注重平等、自愿原则的民法理论开始在我国得到重视。这一理论进而被用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劳动关系。这一理论把每一劳动者都视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所有者，作为平等主体，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把他的“劳动力”转让给任何一个雇佣他的人。这时就出现了所谓“自由”的劳动关系。很多民法学者主张将这种劳动关系视为民法的调整对象。 这种看法忽视了劳动力所有关系背后的资本增殖关系，在表面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因而具有局限性。持这种理论认识的学者往往将劳动争议看作一般民事争议，或者将劳动争议与一般民事争议相混淆。例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发生工伤，很多学者就认为应该以民法上的人身伤害赔偿来追索用人单位的责任。而事实上，一旦将此案件作为人身伤害赔偿案来处理，对劳动者并不公平。因为，在人身伤害赔偿案件中，执行过错责任，也就是用人单位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事实上很多工伤案件，用人单位是没有过错责任的，过错往往在劳动者一方。如果用民法理论，将此案件视为一般民事案件，而不是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的权益很难得到“平等”的保护。 正是这种民法认识论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采用了民事诉讼制度。而且，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许多制度沿袭了民事诉讼制度，导致劳动者在看似平等的诉讼制度下，得不到真正的保护。例如，举证责任，民事诉讼案件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处理民事案件，法院主动调查的职能极其有限。而劳动争议案件中，这一原则被机械地套用，导致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被管理一方的劳动者无法提供证据，同时，法院又不主动调查取证。这种结果显然是对民法原则适用劳动争议案件的一种否定。 3、社会法论 社会法是国家为保障社会福利和国民经济正常发展，通过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而产生的一种立法。公法一般以国家利益为本位；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社会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而劳动法就是一种社会法，兼有公法和私法的性质。 一般意义上，关于劳动关系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劳动关系是人们在劳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从法律研究的角度，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劳动法学所要研究对象的特点，与“经济学”上对劳动关系的定义差别不大。从狭义上说，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这一定义从劳动法学研究的角度，揭示了所要研究的劳动关系的主体为劳动者、劳动力使用者，劳动关系的性质为社会关系，而且是劳动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这就排除了很多劳动过程以外的许多劳动行政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而从社会法的角度，我们将进一步分析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以及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1）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 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而生产力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劳动者凭借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时发生的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因此，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构成生产力的基本三要素。在这三要素中，劳动者是主导因素，因为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能动的要素，物的因素（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归根到底要为人所用，而且物的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人的劳动技能及其劳动过程中的发挥程度。因此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导因素。但是，在现代社会，劳动者往往不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资料通常为企业、事业等用人单位所掌握。这时，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必须通过生产资料所有者才能实现。 在目前阶段，对于劳动者而言，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活动。因此劳动者只能通过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获得生活的条件。而对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其不存在谋生的问题，而存在获利与否的问题。因此两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地位上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差别是先天的，同时又是渗透在劳动关系的每一个方面。其次，这种不平等的地位决定了劳动者依附于生产资料所有者，而不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依附于劳动者；第三，这也决定了劳动力依附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而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依附于劳动力。 （2）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 劳动者为了谋生，将自己所有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所有者进行商品交换，这种交换应具有商品经济的共性，即平等性。但由于在劳动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又决定了这种交换过程具有隶属性。这种商品交换使劳动者一方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因此具有财产性。但同时，这种商品交换过程，是劳动者的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过程，应此具有人身性。 a、劳动关系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的特征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劳动者作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所满意的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在选择应聘者时，也可不受干预的作出选择。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双方是平等的。但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从总体上，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利益上是不平等的。但作为个体的劳动者，尽管其在经济利益上弱于用人单位，但由于用人单位的数量很多，因此他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平等的用人单位。因此，这种平等性是在总体上的不平等而给予的部分的平等，或者说是受限制的平等。 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是有限制的，而要劳动者正真要享受到这种有限的平等，还需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而在劳动关系中，如果所有的用人单位达成一致，以非常扣克的待遇支付劳动者，则无论劳动者作出何种选择，其结果显然是不公平的。而用人单位是否有可能达成如此广泛的一致呢？历史与现实均证明，这是可能的。由于用人单位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给予劳动者的待遇越低则越能实现这一目标。于是，用人单位在市场经济中很容易达成这种默契。这种情况，类似于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的平等选择权。商家与消费者在地位上是天然不平等的，如果任由双方采取貌似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易，则商家为了获取利益，必然会出现标准合同、除外责任等损害消费者的做法。因此，为了保证劳动者有限的平等，国家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干预，以确保任何用人单位提供的条件不低于劳动者的生活底限，以此确保劳动者选择就业时的相对公平。 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一般只体现在劳动关系建立前；而且这种平等性具有触发性，即一旦劳动关系正式建立，劳动关系的平等性即为隶属性所替代。当然，这种替代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以劳动合同的签订为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可以对劳动条件和劳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商榷，这一过程主要体现了劳动关系的平等性，但也存在一定的隶属关系（这是由双方的经济差别所决定的。）当劳动合同签订的一瞬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转变为隶属性为主，平等性为辅。劳动者必须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成为被管理者。 商品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个体的劳动力归用人单位所支配，以使他的劳动力现实地成为集体劳动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劳动力与劳动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用人单位成为劳动力地支配者，也就成为劳动者的管理者。这种隶属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生产过程中，个体劳动者作为整个用人单位地一部分，必须服从于用人单位的生产需要；在分配过程中，个体劳动者必须依赖于用人单位整体的分配制度，而不能自行决定。只要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的一员，则这种隶属性就会保持下去，直至劳动者脱离用人单位，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但劳动者随即又会寻找新的用人单位。如此反复，因此劳动者是不断地由劳动关系地平等性走向隶属性，再由隶属性走向平等性，不断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必须保持其连续性，这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点。任一环节的中断，对劳动者均会产生损害。 b、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性质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而产生的，体现的是人精神和道德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从权利角度，与人身关系相联系的是人身权，它分为身份权和人格权。人格权是主体依法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它一般包括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身份权是指一定主体依一定的行为或身份关系所产生的权利，如亲权、配偶权等。 劳动关系就其本来意义说是人身关系。劳动力的消耗过程也是劳动者生存的实现过程，这种劳动力消耗过程与劳动者生存过程的高度统一是劳动关系的重要特征。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权利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格权也包括身份权。前者以劳动者的“工伤保护”和“劳动保护”为代表，一旦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劳动者可以从保护人格权的角度进行维权。后者以劳动者的“用工手续”及“劳动手册”为代表，一旦劳动者的录用或退工手续未被及时办理，劳动者即可以维护身份权为理由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财产关系是经济关系的法律用语，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从广义上说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此也具有财产关系的一部分。劳动者通过劳动关系，将活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用人单位，同时自用人单位处获得用以生存的物质条件。这种伴随着劳动关系的产生而产生的交换关系，是劳动力财产与物质财产的交换关系。而劳动关系中的工资、福利、劳动力成本等概念，均是这种财产关系下的概念。 以上即是“劳动关系”理论在法律范畴下的三种认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上述三种关于劳动关系的理论认识同时存在，不但同时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同时存在在于现行的法律规范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中，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因此，为了规范现行的劳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需要我们以社会法的理论去理清一些问题，提出改革的方案。 法律认识论文:专利转化率认识发展法律论文 中国知识产权报2009年5月27日报道《调查显示中国专利平均实施率达70%》，其中大专院校的实施率为33.9%，如此高的实施率令人惊讶。而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另一篇报道《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路在何方》却说我国高校成果转化率平均不到20%，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数据的统计方法不同会有很大的出入，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阐述一个人们更关心的问题：如何提高专利的转化率。 两篇报道中提到了三个概念：实施率、转化率、产业化率，这三个概念并没有看到权威的解释，也不好妄断概念的差异，本文使用转化率这个概念。为避免不必要的争议，在此对转化做一个简单直观的界定，本文所指转化包括自己实施，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自己实施应当是批量生产专利产品，或者批量使用在产品上或者实际用于产品生产线上，不包括产品的小试或者中试。 一、专利转化难在那里 1、专利转化难本身有认识上的误区 并不是每个专利都是为了转化的。国内的企业或个人申请专利很多是为了申请专利而申请，大部分专利都是单个申请的，几乎没有策略上的安排和规划考虑。而成熟的专利申请会有很多策略上的考量，其中有些专利不是为了对该技术进行保护，而是为了防备他人起诉侵权而申请的。有些专利是组合申请的，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某个核心的专利技术，就像商标有联合商标和防御注册一个道理，真正使用的只有一个核心的专利技术。那么为了防备他人起诉侵权而申请的专利，以及“众星捧月”的“星”这些专利都不是为了实施而申请的，因而这些专利是不需要转化的。 2、专利转化难，难在有的专利不具有可转化性 永动机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引得无数英雄尽折腰，黄维，这位原国军的悍将在淮海战役兵败被俘，经特赦后就醉心于永动机的发明，河南的南街村为永动机的发明也投入了大量资金。理论上有关永动机的发明不能获得专利，如果因为其他原因也许侥幸获得了专利，那么这样的专利是不可以转化的。因为实用新型专利不进行实质审查，致使很多实用新型专利其实是在低层面的重复别人的技术，某专利权人拥有一件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是在圆珠笔上附加一个涂改液装置，他坚信自己的专利技术具有非常大的市场前景，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实相同的专利在专利数据库中可以检索到很多，这样低水平重复的专利也不具有转化的价值。有个老技术人员家里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但是并没有舍得将旧的燃气热水器丢掉，而当地阴冷多雨的气候使太阳能热水器经常不能发挥作用，老技术人员庆幸没有丢掉旧的燃气热水器。老技术人员研制出来了两个热水器相互切换的装置，有效利用了太阳能热水器中现有的温水，减少了燃气的使用，老人申请了专利。现在太阳能热水器本身自带电热功能，更为简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这种专利针对太强，专门解决特殊环境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可推广转让性很差。技术人员自我陶醉在技术的创新的标新立异中，不考虑是否适合消费者的使用，不考虑价格是否适应市场的销售，实用性极差或者不符合市场要求，这类专利技术因为没有市场价值必然是转化困难。 3、专利转化难，因为有些专利转化风险太大 专利也有各种不同的种类，比如非职务发明，这些发明人发明的创意大多来自生活实践，其发明具有很强的实用性，这样的专利可以直接用于现实生活，转化相对比较容易。有些职务发明直接是为了改进生产工艺，改进现有产品，这样的专利也容易转化。但是科研院所前瞻性的发明，比如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发明大量的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是始终找不到市场方向而不能转化。我国在1958年就提出了无线通讯技术（手机通讯技术的前身），但是我们手机相关技术却靠引进。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高新技术孵化了苹果、微软、3com这样著名的公司，但是该研究中心并没有自己进行转化，因为该技术过于前沿，该技术可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该技术是不是可以直接生产出产品？从技术到产品还要多少技术配套等等都是未知和不确定的，因而从商业角度而言转化的风险极大。 二、如何破解转化难题 1、建交易平台 破解专利转化难，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为此各地都在建立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平台，其目的在于在专利权人和专利使用人之间建立桥梁，让需要专利的人找到专利权人，让专利权人的专利找到买家，但是成效并不大。除了政府建立的产权交易中心或交易平台，很多民间机构也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交易平台，有的专利机构，在为专利权人专利申请的同时，也在帮助这些专利寻找买家，这种寻找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建立一个网站，将各种专利分门别类放在一个数据库中，任由需求中从中寻找到适合自己的专利。现在也出现了专门的专利交易网站，这种网络交易平台运行成本很低，有一些盈利就能维持，因此逐渐在活跃起来。 无论是政府建立的交易平台还是民间建立的交易网站，其作用还基本还是展示、检索专利。专利数据库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行查询，专利权人的信息在专利库也是公开的，需要专利的人很容易在数据库中检索到需要的专利，也很容易找到专利权人的信息和专利权人直接联系，而专利权人同样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潜在需求方直接和需求方联系，花费大量资金建立的交易平台其实在网络上可以免费实现。因而笔者认为破解专利转化困难不在于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沟通，因而解决专利转化困难并不能依赖简单建立交易的平台。 2、扶持专业辅助中介机构 去年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到南方沿海省份，大量的农民工只有返回家乡，这些农民工有一些资金积累，有一定的见识面，他们不再安分种地的生活。如何让这些反乡的农民工留下来也是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事情，有的地方提出让这些人创业，而本地的产业基本处于饱和状态，于是想到了专利，让这些返乡农民工用专利技术创造新的产业，这是相当不错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也有些浪漫，随着技术的发展，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复杂，比如手机不再是当初移动接打电话的工具，已经集成了照相、录音、收音机等多种功能，而每一种功能都涉及到许多的专利，一部功能齐全的手机，其包含的专利高达几千个，涉及到的专利权人数量也相当的庞大。一般的农民工当然不可能有能力和这么多的专利权人谈判购买这些专利来生产手机，即便是山寨版也不可能。已经很少有产品只靠一个专利就可以生产，而且生产过程中和可能涉及到生产中的专利也需要取得许可。因而适合农民工购买应当尽可能简单、实用，单个的专利即可以实现生产，并且可以就地取材生产，就地销售，这样的专利并不多。购买专利还需要知道专利的技术含量，哪些技术适合自己购买使用，这需要有一批懂技术的人员对这些专利技术进行遴选。 其实有很多人手头上有些闲钱，想购买专利做个项目。但是购买专利不像买机器设备那么简单，这个专利值多少钱？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不清楚，在实践中专利权人总是期望太高，认为其专利至少可以卖几百万元以上，这个价格当然没有人买。那么应当引进独立的评估机构对专利的价值进行评估，以免双方因为价格因素无法达成协议，目前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还比较空白，尤其是对未经实施的专利进行价值评估，同一个专利不同的人来实施创造的价值是不一样的，专利的边际效益对购买成本会有影响。专利的评估不仅要从财务上进行价值评估，还需要从法律上评估。大家普遍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拿到专利证书就是个有效专利，其实并不然，影响专利的有效性的因素很多，其中专利文书如果撰写不好，很可能使该专利实际不受保护。即使该专利是有效的，还要看权属问题，也就是看这个权利人是不是可以对外转让或者许可，实践中专利权属纠纷并不少，还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专业的律师来把关。 购买专利是件很专业的事情，而且还需要技术、评估、法律等多方面的人才的共同参与才能很好的完成，如果每个产权交易中心或者交易平台都配备这些专门的人才非常的不现实，只有让这些人才以中介形式参与。 3、对发明人进行指导 以上我们分析了专利转化难，难在专利本身先天的问题造成转化困难。因为专利本身实用性差，没有市场价值，因而注定该专利的转化困难。实用性差和市场价值低不等于没有技术含量，这样的专利可以通过改造而使其具有市场价值。笔者曾经接待一个专利权人，他的发明点很好，可以有效解决了新鲜水果的就地加工问题，避免因为销售或者气候等因素造成水果的腐烂，也可以使鲜销水果保持极高的新鲜度。但是该技术却无法推广，笔者帮其分析原因，该技术需要投入100万元以上的设备，因而该专利的潜在的消费者中，具有加工能力的工厂不需要，因为工厂本身有设备，而水果销售商也不会买，这个价格难以承受。笔者询问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将价格降低，发明人说很简单啊，完全可以降到10万元以下，这个价格农户也可以购买。同一个技术改变一下消费者的定位，立刻显现市场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资讯通道对发明人进行恰当的指导，使其发明更加贴近实际需求，更加具有使用价值，那么专利转化也就要容易得多。 4、引进“技术风险投资”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拥有当时世界最领先的技术以及一大堆专利，但是这些技术并没有为中心的投资方施乐公司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但是却被从该研究中西分离出去的企业发挥得淋漓尽致，培养出了诸如苹果、微软这样的世界著名的公司，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施乐公司不自己使用这些专利技术？非常现实的原因，这些专利技术太前沿，施乐公司不知道市场在那里，应该用什么商业模式去发展，巨大的不确定性包含的是巨大的商业风险，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当然不会冒这种商业风险。该中心的科研人员从施乐公司购买了这些专利技术的许可后，为什么就成功转化呢？因为这些人背后是强大的风险投资机构，他们以敏锐的市场感觉认为这种专利技术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愿意投资对该专利技术进行产品改造，对于原来的科研人员来讲，巨大的商业风险已经被风险投资机构承担，又有资金对专利技术进行产品化改进，于是技术与风险资本的结合就成就了这些专利技术的成功转化。 我国也有风险投资机构，但是风险投资机构一般只对成长性好的公司感兴趣，在公司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而后在该公司上市后，从股市中套取几倍、几十倍的回报。其实风险投资也可以直接从技术投资开始，这样的投资看起来风险大，时间长，但是回报更高、投资却非常的少。可能只有区区几百万元甚至更少都可以做到。技术创投在我国有成功的案例，清华同方对清华大学的一个即将解散的课题组的一项技术进行投资，目前这项技术生产的产品占有世界70%的份额，年利润高达几个亿，这个产品在机场、车站都可以看到，就是检查包裹的机器，这就是同方威视。目前我国的政策支持直接用专利出资成立公司，有的高新开发区给予一定的孵化资金，由政府进行第一笔的技术创投的天使基金。光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应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技术创投才能将整个技术孵化市场做起来。 综上，专利转化困难是世界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理性的头脑进行分析，找到原因，有针对性去解决。 法律认识论文:认识刑事诉讼法律论文 我国刑事诉讼法自创制实施以来，在追究、惩罚以及控制犯罪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了观念的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对既有的、似是而非的刑事诉讼观念重新进行审视，对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任务、本质和证据采信原则等再行考量。而今，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对人的关爱，对人的尊重和保护应该在刑事诉讼立法及其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有相应制度保障。本文试从四个方面论述刑事诉讼立法应当具备文关怀的特质，以期能为我国司法文明法治民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建设起到一些推动作用。 一、平衡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创设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秩序 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它关涉社会生活形式；正义则强调公正性、共同福利及社会审美要求，追求安全、平等、自由等价值实现。“正义所关注的却是法律规范与制度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以及它们在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中的价值。”①“一个旨在实现正义的法律制度，会试图在自由、平等和安全方面创设一种切实可行的综合体和谐和体。”②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不难理解，法律秩序乃属手段层面，社会正义则是目的范畴，“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惩罚与压制，而是为人类共处和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提供规范安排。使用强制制裁的需要越少，法律也就更好地实现了其巩固社会和平与和谐的目的。”③ 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要在有组织社会中存在较多的犯罪行为和犯罪者，其动作功效的必要性就显而易见，它的各项职能的平衡与否则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的影响。在过去较长的时期内，我们所理解的刑事诉讼法的职能主要是实行专政的工具，或仅仅是专政的工具。**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开篇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④这使得我国司法机关所开展的刑事司法活动完全围绕专政来进行，中心工作便是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这也成为司法机关工作的基本定式。**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指导思想上作了调整，“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⑤此中，既强调了该法作为专政工具的属性，又突出了它的程序法属性，即必须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这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既然作为程序法，它的职能就不仅仅再是为追求打击犯罪和惩罚犯罪而进行控诉和审判，其包括的职能应是三项：控诉、辩护和审判。 新的刑事诉讼法为这三项职能的平衡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它也是我国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和表现。然而，司法实践中，我们很难从过去的专政定式中摆脱出来，仍然漠视其中的一些重要职能，过分地强调另一些职能，导致诉讼法律关系的倾斜。这种倾斜的诉讼关系一般只强调控诉方的利益，漠视辩护方的利益。也就是说，这是由专政方主导的诉讼关系。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漠视辩护方利益的倾向是较为明显和突出的，刑事案件辩护率较低的现象应该是前述倾向的直接表现。它不仅反应在审判阶段，当然这是较为显见的一个阶段，被告人委托辩护律师较为困难，或辩护意见难以得到法庭的关注。同时，在侦察阶段和检查起诉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职能的偏差更为突出，只不过那是隐性偏差而已。而此种隐性偏差比显性偏差所造成的危害及对被告人直接损害可能更为严重。刑讯逼供的幽灵挥之不去，司法文明前进的步伐当然就要受到羁绊。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更与时代潮流相悖。因此，强调控诉，辩护和审判三项职能的平衡是势所必然，刑事诉讼法专政职能的唯一性应该予以改变。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对社会的各种控制力量进行分析，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那些以某种具体的和妥协的方式将刚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法律制度，才是真正伟大的法律制度，在这些法律制度的原则、具体制度和技术中，它们把稳定连续性的优长同发展变化的利益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在不利的情形下也可以长期存在和避免灾难的能力。要实现这一创造性的结合……要求立法者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具有传统意识以及对未来之趋势和需要的明见，还要求对未来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训练；……同时还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和正义的要求。只有在法律文化经历数个世纪缓慢而艰难的发展以后，法律制度才能具备这些特征，并使其得到发展。”⑥这一结论性意见意味深长，对当代中国的刑事司法现状犹有警醒意义。 二、强调惩罚犯罪、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和教育公民遵守法制三项任务并重，追求司法效能的最大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⑦概括来说，就是三项任务：其一，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其二，保证无罪者不受追究；其三，教育公民遵守法制。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就上述任务在完成方面差距较大。其中，惩罚犯罪的任务被强化了，而另两项任务被弱化了，可谓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便如此，惩罚任务在实践方面也打了折扣，因为很多情形下我们并没有很好地达到惩罚的目的。例如震惊全国的石家庄爆炸案就很能说明问题。该案犯罪人于此前因犯他罪在监狱服刑10年，出狱不久便容到云南作案杀死二人，随后潜回石家庄制造了死亡108人的血案。就此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10年的监禁惩罚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所以，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事前的犯罪预防和事后的改造教育被淡化了。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对犯罪一味地打击、惩罚并不能真正减少或杜绝犯罪，还可能适得其反。“预防犯罪的最可靠的也是最艰难的措施是：完善教育……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不于科目繁多而无成果，而在于选择上的准确，当偶然性和随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灵提供道德现象和物理现象的摹本时，教育起着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过感情捷径，把年轻的心灵引向道德。为了防止他们误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无可辩驳性，而不是提供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来的只是虚假和暂时的服从。”⑧我们应该抛弃非教育刑罚观和刑罚目的观，这种抛弃不是口头或形式的，而是真正意义的。联邦德国每年以国民经济生产总值20%用于预防犯罪的做法值得借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⑨ 而德国著名的刑法学家李斯特在其《刑法的目的和观念》一书中就主张，刑法及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罪犯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⑩ 三、强调维护国家安全、追求社会效率和保障个人人权三项本质同等重要，体现人本思想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指导思想是国家本位主义。这一思想有其一定的历史源渊，也有其现时的必要性。国家垄断刑事司法权是一定历史条件和国家本质的要求。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权观念深入人心，刑事诉讼法的国家本位思想越来越显现出固有的缺陷。由于一味地强调国家安全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往往会造成社会效益和效率以及人权保障的缺失。实现国家利益不惜牺牲巨大的社会效益和人权代价，这便大大背离了现代国家的目的。国家实现政治统治和建立良好而稳定秩序，必须最终能体现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加；社会保障条件的完善，必须体现在社会全体成员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安全的充分实现，个人需要的极大满足，个人尊严的维护，以及全社会人道精神的实现。刑事诉讼的过程当然应以此主宗旨。那种只强调或一味追求国家利益的思想和做法便有悖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再不能为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不择手段。而在今天，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些群众含冤告状的现象，为什么一些侦查机关还专门在夜间讯问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一些超期羁押的现象还迟迟解决不了？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我们对刑事诉讼法本质的重新界定。那么刑事诉讼法的本质应是什么呢？它应同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实现国家利益；维护社会利益，追求社会效率；保障个人人权，维护社会公正。 于此，我们应推动诉讼法价值的转型，即由一元论而为三元论，不能再把刑事诉讼法仅仅认为是实现专政的工具。它当然具有工具的价值，这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而除此之外，还应实现另外两种价值：其一，刑事诉讼法的独立价值。刑事诉讼法要能够保证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体现出民主、进步、文明、法治的精神，使之成为高度的法治水平的标志。刑事诉讼活动始终能渗透着民主思想，其本身就是传播民主思想，追求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明水平提高的活动。诉讼活动的一切参加者置身其中，都能深深感知其民主文明的精神和氛围。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社会价值。刑事诉讼法保证每一诉讼案件及其每一阶段的处理都能够是高效、正确、准确和及时的，必须有效地力避人们为申冤而告状，消除超期羁押，案件久拖不决的现象，力避人民群众为司法腐败而怨声载道的现象；力求维护司法公正体制和司法机关的权威，确保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解决纠纷中至上性作用的发挥。 四、抛弃客观真实，树立法律真实的证据采信观念，禁止非法取证，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体现尊重人权 我国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一直是本着客观真实的原则，所以如此，是基于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的形式为7种：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⑾此中“真实情况”和“查证属实”显然是极有份量地两个词，其实问题也正在这里。“真实情况”需要“查证属实”这一法律规定当然成了司法实践中采信证据的至高无上的信条，从而导致形而上学的证据制度的出现。 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却忽略了重要的两点：其一，每一诉讼活动的进行都不是无限制的，而是有一定时间条件的，司法机关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结案。案件却是过去发生且不能重复的事情，在有限的时间内弄清过去的事件的点点滴滴，的确存在着时间和技术方面的障碍，正如一只打碎了的杯子，我们是不可能使之回复到完好的原始状态。刑事案件中的真实有如打碎了的杯子，要做到百分之百地查证属实是不可想象的。其实一切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所认的“事实”都是推论的结果，而还有一些事实连推论的可能都没有，更不可能做到查证属实。其二，诉讼活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不是任何人、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从事的活动，它要求有特殊的人员、特殊素质、特殊的程序，在特殊的条件限制下才能开展。所以，不同的人员，即使是不同的司法工作人员在进行证据的调查、搜集、认证、取舒、采信中，难免因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证明效果和不同的司法结论。而另一方面却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做到这些，这使得司法机关处理一些案件时左右为难。比如，怀疑某人犯罪，又无足够证据作为立案依据，那么，立案还是不立案？此时的做法一般是既不说立案，也不说不立案，只是对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实施长期羁押，或以刑讯逼供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立案依据。这样司法机关工作效率便非常低下，也不可能不犯错误。 要解决长期困据司法机关的这些问题，必须抛弃证据制度的客观真实观念，树立法律真实观念。证据制度法律真实的基本内涵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即能够证明主要的犯罪或违法事实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被确证无疑。而次要事实不必要求充分，如杀人案中的杀人者如何杀的人，诸如手段、工具等细节问题允许有个别不清楚的地方。但同时不能冤枉一个无辜者，必须排除一切合理地怀疑，保证没有任何新的证据使得主要事实能受到丝毫动摇或怀疑，不存在任何其他解释的可能性。如果存在其他解释余地的，则决不能立案，只有等待新的证据出现。 20*年5月2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公诉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邱学义强调，检察机关要坚持以证据为本，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贯彻“疑罪从无”的原则，凡是以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依法坚决予以排除。所以如此强调，是尊重人权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审判从传统思维向现代司法审判标准转变的体现。疑罪从无是目前国际通行的审判原则，如果证据不足，不能证明或认定被告人有罪，就应该推定被告人无罪，尽可能少出冤案。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的现象时有发生，即使证据并不确凿、充分，但司法机关仍定其有罪。比如，“命案必破”，这仅是一种理想，现有科技手段并不能实现，警方不能为了“破案”而违背法律原则过分强调“破案率”，这样会使执法机关忽略对犯罪人权利的保障。 疑罪从无原则的贯彻实施，也意味着对我国司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要求侦查机关不能“重口供、轻证据”，证据链必须扎实有效；其次，要求检察机关加大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第三，要求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罪定罪，无罪放人，而不能“疑罪从有”或“疑罪从轻”。如此，既要疑罪从无，排除非法证据，又要做到尽量不放过任何一个不法分子。实际上，这是在考量我国的司法质量和人权保障。 法律认识论文:医院护理员的法律认识刍议 在HIV职业暴露的预防和处理上，乡镇医院平均正确率为49．7%，县区医院为58．8%，除HIV职业暴露的随诊观察项目无差异外，其他项目乡镇医院均低于县级医院(P＜0．05)。护士对于HIV检测、报告、告知等7项相关法律问题，乡镇卫生院平均52．1%，低于县级医院61．4%(P＜0．05)。 无论是县区医院还是乡镇医院护理人员对黏膜暴露的处理、HIV职业暴露的如何随诊观察、HIV阳性信息告之规定等三项目问题正确率均低于50%，而这些问题都是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可能遇到的相关法律问题，说明基层医院护理人员AIDS相关法律知识仍十分缺乏，对艾滋病的疫情控制不利，可能与护理人员平时工作繁忙、外出学习机会较少等有关。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对HIV职业暴露防护认知不足在医院，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较为普遍，暴露发生率国外为52．0%～89．4%［3－4］，国内为80．6%～93．3%［5－6］，护理人员是血源性职业暴露发生的最高危职业群体［7］。董晓梅等［8］报道，乡镇医院护士1周内皮肤、黏膜暴露率分别为40．9%和11．1%。若暴露于较多的血液量和/或高病毒载量的血液时，其传播概率可能大于5%，但是如果皮肤或黏膜发生职业暴露后能及时进行正确的处理则能降低感染的危险性［9］。艾滋病无法治愈，目前主要依靠预防，护理人员正确进行防护及处理十分关键。暴露后的处理包括局部处理、预防性用药和HIV抗体监测等内容。 在暴露后应该尽可能在24h内使用预防性用药，并在暴露后的第4周、第8周、第12周及6个月检测HIV抗体。姚亚萍等［10］报道浙江省50例职业暴露后经预防用药无一例感染。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在皮肤、黏膜防护及暴露后的局部处理、预防用药上，乡镇卫生院为20．2%～68．7%，平均49．7%，县区医院30．4%～97．0%，平均58．8%，与刘淑然等［11］调查发现的54．9%相接近。除HIV职业暴露的随诊观察项目无差异外，乡镇医院明显低于县区医院(P＜0．05)，与姜祥坤等［12］调查结果相似，说明基层护理人员艾滋病职业暴露防护知识水平仍较低，特别在黏膜暴露的局部处理办法上，乡镇医院正确率仅20．2%，县区医院仅30．4%。基层医院护理人员对HIV检测、报告、告知等问题认知不足《HIV/AIDS和人权国际指针》和我国艾滋病相关法律都规定，实行艾滋病自愿检测制度，必须依法进行检测、报告、告之，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密。这对减轻HIV感染者的心理、社会压力，提高艾滋病公共卫生策略的价值和效果有积极意义。临床护士作为接触AIDS最主要的人群之一，其HIV检测、报告、告之等相关法律认知水平至关重要。我们调查发现，护士对于HIV检测、报告、告之等7项相关法律认知水平，乡镇医院平均52．1%，低于县级医院的61．4%(P＜0．05)。 虽然均高于张兴华、康殿民等［13－14］的调查结果，但正确率仍然明显偏低，特别对于HIV阳性信息告知规定、孕妇HIV检测法律规定及筛查阳性结果正确处理办法等三项问题，正确率为22．7%～51．1%，明显偏低，这可能同乡镇卫生院信息不畅、培训不足等有关，调查结果与柔克明等［15］抽样调查发现的乡(镇)级明显低于省、地、县级相一致，需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基层医院医务人员承担着社区居民、农村农民的预防保健等工作，他们与社区的密切联系为AIDS预防控制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鉴于浙江省西南区域基层医院护理人员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水平较低状况，建议进一步加强基层医院护士的艾滋病相关法律知识的培训，特别要强化乡镇医院护理人员有关HIV检测、报告、告之、保密、职业暴露防护等与专业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培训。 作者：饶和平 李胜琴 方春富 魏华 金祥宁 法律认识论文:文化权的法律认识 自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后，历届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对此予以了重申和强调。2006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专篇“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再次设“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篇(即第十篇)，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显然，“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国际公认以及中国宪法所保障的文化权密切相关。特别是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更是明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可以说，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已经成为中国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无疑，正确认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文化权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中国的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及促进公民文化权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宪法关于文化权的规定 文化权是一项国际公认的基本人权。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规定:“(一)人人有权自由参加社会的文化生活，享受艺术，并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二)人人对由于他所创作的任何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而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有享受保护的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规定:“一、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甲)参加文化生活;(乙)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权利。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三、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四、本公约缔约各国认识到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的好处。”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一样，中国现行宪法也将文化权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加以规定。《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而且，第20条还规定:“国家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学和技术知识，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第22条规定:“国家发展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广播电视事业、出版发行事业、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第23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已经加入《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遵守该公约的规定是中国的义务，为此，我们理应参照《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有关文化权的规定来理解和解释中国宪法上的文化权。综合起来，文化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1)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即公民自由探讨科学领域的问题、自由进行文艺创作并发表自己研究成果的权利;(2)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指公民在享有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利的同时，还享有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并有权分享文化事业发展、科技进步及其应用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包括参加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使用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种文化设施，欣赏文化珍品等;(3)文化成果受保护权，即公民科学研究、文艺创作的成果所产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利益享受保护的权利。 二、宪法上文化权的性质与功能 对于文化权的性质，可以借助德国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理论进行分析。在德国的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1］226。而作为“主观权利”是指个人得依自己的意志向国家提出要求，而国家必须按此要求作为或者不作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基本含义是指基本权利除了是个人的权利之外，还是基本法所确立的价值秩序，这一秩序构成立法机关建构国家各种制度的原则，也构成行政权和司法权在执行和解释法律时的上位指导原则［2］。正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基本权利为直接有效地约束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法则。”中国宪法上的文化权也不例外，具有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双重性质。 (一)作为主观权利的文化权 作为主观权利，文化权是指个人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而要求国家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这一权利功能首先体现为传统的防御权功能，即文化权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干涉。正如有学者所言:“以历史发展的眼光而言，宪法的基本权利之规定，无疑是在保障人民免于遭受国家权力滥用之侵害。因此，基本权利本身是一种消极的权力，也是一种‘防卫权’，来对抗国家的侵犯。”［3］中国宪法上公民的文化权就是一种具有防御权功能的权利，即公民可以自由地进行科学文化研究、艺术创作及参与其他方面的文化生活，国家不得任意干涉。同时，作为主观权利，文化权利还具有受益权功能。文化权的受益权功能是指公民可以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而请求共享文化利益的权利。比如，国家已经提供文化艺术活动或设施时，每个公民便应当有参与及参观的权利，如果国家禁止私人参与或参观则是对公民平等的文化共享权的侵犯。同时，在国家提供文化奖励和资助的资源时，凡符合其所列资格的公民都有请求参与平等共享的权利，国家如果毫无理由地拒绝给付，也就侵犯了公民的平等的文化共享权［4］34。一般情况下，文化共享利益的实现要依靠国家文化权方面立法的具体落实，单纯依据宪法的规定很难为公民提供具体的权利救济途径。正如有学者所言:“一般认为，由于宪法中基本权利规定过于抽象，对于国家给付的种类、范围、条件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个人不能直接依据基本权利的规定请求国家提供一定的给付。只有在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明确了国家给付的具体内容后，个人依据法律之规定才可以请求国家积极‘作为’。所以，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一般并不直接导出个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主观权利。”［2］但是，当立法不完善，致使公民的文化共享权益无法实现时，为充分实现公民宪法上的文化权，就应当赋予公民有依宪法上的文化权请求国家机关(如立法不作为的违宪审查机关)给付文化共享利益的权利。 (二)作为客观法的文化权 文化权作为“客观法”意味着其构成了一种“客观的价值秩序”，这一价值秩序构成一切国家机关的行为准则，国家必须为公民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实质性的前提条件。“基本权利的实现当然要求国家不要干预，但基本权利要想真正落实，却往往需要国家提供各种物质和制度条件。”［5］113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化基本权受到侵害，但文化权在作为客观法的功能下，仍可形成宪法上的客观价值决定，使国家不得违背其落实文化基本权的义务，而且应当时时注意履行这些客观法义务［4］36。中国《宪法》在序言中明确规定: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这一规定意味着国家机关负有保障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包括文化权)实现的神圣职责。此外，上文提到的宪法总纲的第20条、第22条、第23条及第47条第2款都明确要求国家应当积极为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条件，采取必要的措施，这都体现了文化权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文化权作为“客观法”的“客观价值秩序”功能又可分解为以下三个具体的功能: 1．制度性保障功能。基本权利的保障离不开立法的积极作为，而构建具体制度以保障基本权利的落实也是立法者应尽的宪法义务。正如有学者所言:“国家立法机关应制定出一套制度来形成基本权利的内涵并保障该基本权的实现，因此制度性保障功能有积极要求立法者应朝向何种方向立法之积极功能，如果立法者反其道而行，以致丧失建立制度保障基本生活之意义者，即属违宪性法律。”［6］基于宪法规定的文化权的抽象性，单纯宪法规定难以为文化权的落实提供充分而具体的法律依据，立法机关必须积极地构建和维护文化权得以实施的具体制度，以明确文化权的具体内涵，为宪法上文化权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 2．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要求立法者积极构架实现基本权利的组织与程序方面的制度，因此，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与制度性保障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只是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更强调组织与程序的设计问题。“国家应透过适当组织或程序设计的规定，来设立某一种组织或设立某一种程序，确保基本权的实现，使人民的基本权能得到有效保护。”［7］文化权的实现离不开组织与程序上的保障，前者强调国家在构建具体制度时必须对文化权实现的组织作出相应的合理设计;后者主要指公民的文化权受到侵害时能获得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的保障。 3．保护义务功能。文化权的保护义务功能主要指文化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应当保护其免于第三人的侵害。这主要体现国家对侵犯公民文化权利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制裁。① 三、宪法上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 文化权功能的实现离不开国家义务的履行。作为主观权利的文化权的防御权功能与受益权功能对应着国家的尊重义务与给付义务，而文化权的制度性保障功能、组织与程序保障功能和保护义务功能则对应国家的制度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和保护义务。这一理论上推导出的国家义务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中国宪法的相关规定。《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具体规定了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其中第2款规定国家应采取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第2款还规定国家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自由;第4款规定国家应鼓励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方面的国际接触和合作。可见，根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国家对文化权不仅具有消极的尊重义务，还负有积极作为、提供各种保障的义务。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24条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款增加到《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中。可以说，这一新增加的条款明确而恰当地宣告了国家对包括文化权在内的基本权利的义务:“尊重”与“保障”。“尊重”就是消极的不作为，而“保障”则是积极保护的作为［8］。上述的给付义务、制度性保障义务、组织与程序保障义务、保护义务，都属于“保障”义务的范畴。具体而言，文化权实现的国家义务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的国家义务 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在其他国家宪法上往往属于良心与思想自由的范畴，国家不得加以任意干涉。如在德国，科研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思想自由的保护内容，“基本法禁止国家对艺术与学术活动进行任何的监管、调控与干预。”［1］314在日本，科研自由被称为“学问自由”，而学问自由是内在精神活动的自由，构成了思想自由的一部分。国家权力不得弹压、禁止学术研究及研究成果的发表［9］。在中国，科研自由和文艺创作属于接近思想自由的范畴。“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在终极意义上多属于人的内心的精神作用。与许多外国的宪法不同，中国现行宪法没有明文规定思想与良心的自由。然而，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显然涉及思想与良心自由的范畴。”［10］因此，国家对公民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首先便负有尊重的义务。具体而言，国家尊重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最终目的，不能仅仅将科研作为一种促进生产的手段而对其加以任意的行政干预;国家尊重公民自由从事文艺创作及发表成果的权利，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存在，国家权力不得非法干涉文艺创作，做出限制时应注意合理的界限。 同时，国家对公民的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权还负有保障义务。首先，在制度性保障方面，立法机关应当积极立法为公民在宪法上的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提供具体的法律保障。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通过、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就是国家履行文化权的制度性保障义务的体现。其次，国家还要履行组织和程序保障义务。国家应当支持学校、科学院、文学艺术团体、职业协会等组织及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并保障教师、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之间及上述组织和机构之间能够自由地进行科学、技术和学术观点的交流。国家要尽量明确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程序，这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仅要在实体上保障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还要在程序上保障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的实现。再次，国家要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当为科研人员和文艺创作者提供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所必需的经费和条件。正如学者所言:“科研文化权利也是公民的社会权，它要求国家给予‘帮助’，也就是国家负有一定的给付义务。国家对于科研文化权利的给付义务主要是提供科研经费和科研条件的义务。”［5］96 最后，国家还应履行保护义务。国家应当对公民从事科学研究及文学艺术创作的活动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使其免受第三人的侵犯。如国家对扰乱科研工作秩序、侵犯公民知识产权的行为人予以法律制裁等，就是履行保护义务的重要体现。有必要指出的是，国家对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的尊重义务和保障义务是有限度的，如国家对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的给付义务的履行要受国家财力的制约;国家为保护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等重要的权利，可以对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的行为加以必要的限制。 (二)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国家义务 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主要负有保障义务。国家应积极提供人们得以拥有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必要条件。首先，国家要提供制度保障，应当在立法上明确政府在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责任以及政府在保障公民文化参与权方面所必须采取的必要措施，并且要从制度上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保障公民能够及时享受科技进步及其应用产生的福利。比如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规定了政府在公共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管理和保护方面的一系列义务;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修订)在第五章专章详细规定了政府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文化生活参与权所必须采取的措施;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公民能够及时享受科技进步产生的福利提供了制度支持等，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都是国家积极履行制度性保障义务的体现。其次，国家应提供组织和程序上的保障。国家应鼓励和支持各类艺术团体、尤其是民间艺术团体的成立和演出，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国家应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等事业单位与生产企业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国家应当为公民的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司法程序上的保障。再次，国家应积极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为促进大众对文化生活的参与提供资金，尤其是要积极设立与维护文化基础设施，如文化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剧院和电影院等;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的经费，应当拿出一定比例用于科技成果转化等。最后，国家应提供保护义务。国家应当保护公民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免于第三方的任意侵犯。《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以保障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把主要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鼓励国家投资、资助或拥有版权的文化产品无偿用于公共文化服务。”这些规定明确了国家对公民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保障义务。 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和分享权的主要义务是保障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就不负有尊重义务，同样，国家对公民文化生活的参与权与分享权应当予以充分的尊重，不能任意加以干预。此外，有必要提及的是，国家对文化生活参与权与分享权的保障义务也是有限度的，比如作为公民文化参与权实现基础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而公民文化分享权的实现要受科技发展程度的限制。 (三)文化成果受保护权的国家义务 公民文化成果受保护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蕴涵于科学研究与文艺创作权之中，但基于这一权利非常重要，《世界人权宣言》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都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虽然中国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公民文化成果受保护权，但第47条关于“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的规定和第20条关于“奖励科学研究成果和技术发明创造”的规定包含了公民的文化成果受保护权以及国家的相应义务之内容(宪法解释机关，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此作出明确的相关解释)。为此，国家理应积极履行相关的义务。保护文化成果，首先要求国家应当尊重文化成果，即国家对文化成果的发表不得任意加以干预，对公民文化成果产生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不得随意加以剥夺。国家对文化成果加以全面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国家要对文化成果加以制度保障。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对作品、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等文化成果加以保护，可以说是国家履行制度保障义务的重要体现。第二，国家要对文化成果加以组织与程序保障。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维护文化成果的组织和机构的成立。比如，国家应支持作家协会设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等组织以维护作家的合法权益，鼓励、保护优秀作品的创作与传播。国家立法机关应当全面规定文化成果受到侵害时的司法救济程序，目前这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对司法救济程序的规定。第三，国家应履行给付义务，国家应当对取得优秀文化成果的公民给予奖励。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15条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作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国家鼓励国内外的组织或者个人设立科学技术奖项，对科学技术进步给予奖励。”为此，行政机关应依法履行给付义务。第四，国家对文化成果应及时履行保护义务，即国家应对第三人侵犯公民文化成果的行为加以制裁。这一方面体现在相关立法对于侵害公民文化成果的法律规定上，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五章“法律责任和执法措施”就专章规定了侵犯著作成果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体现在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相关法律的贯彻执行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宪法上的每项基本权利都具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双重性质，但总的说来，自由权(即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迁徙自由、住宅自由、良心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游行自由、示威自由、通信自由、信息自由，等等)以消极权利属性为先、为主，以积极权利属性为后、为辅;而社会权(即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则以积极权利属性为先、为主，以消极权利属性为后、为辅［11］。相应地，就“文化权”这一社会权的国家义务而言，应以国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公民文化权的实现为主，但同时国家也要注意充分尊重公民的文化权，应当在积极保护与充分尊重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以切实保证每一个公民充分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文化权。 法律认识论文: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认识 武树臣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把法律文化放入到人类文明的大概念下面进行解析，法律文化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习惯、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①法律文化是在法律活动中形成的，把法律思想和法律活动相结合，运用法律思维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法律思想指导法律实践的一种文化。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经过无数西藏本土地区的法律实践和藏族先辈们的法律思想融汇而成的。认真研究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既是对以往法律文化的一种提炼和凝结，也有利于对未来法律发展趋势的把握。西藏作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征。法律文化作为西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自然也被深深的打上了独具民族特征的烙印。如何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进行精准化的解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发挥其对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有着迫切的需要。 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积极价值 西藏是一个宗教文化色彩浓厚的区域，本民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下形成的法律文化，自然深深打上了宗教的烙印。然而，经过历史的沉积以及一轮又一轮严苛的筛选之后而留下的传统文化，必然有其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值得吸收借鉴的优秀品质，对于这些优秀文化，我们要吸收、改造及发展，使其在法治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倡导社会本位与人本社会的理念，具有准确的社会法治定位。社会本位和人本社会是以人民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社会的发展是以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优先，社会的大部分利益的创造也是通过民众来完成的。我们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国家的政体是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我们国家的法治理念。所以在西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的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是我们立法、执法、司法的核心，将“人本”理念充分吸收、发扬光大，使它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熠熠生辉，是西藏现代化法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第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追求秩序和谐与定纷止争的民间调解制度是现代社会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在现行民事诉讼中，本着自愿原则以及利民惠民原则的现代审判中的调解制度是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的制度。 在尊重法律的基础上，让人民采用非诉的方式解决问题，双方以理性协调方式达成共识，既节约时间与精力，又不浪费司法资源减少社会成本，还增加社会的稳定性。毋庸置疑，调解制度受传统法律文化“无讼是求、以和为贵”、“追求和谐社会秩序”思想的影响，甚至上升为民诉中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在西藏长期的历史社会中，人们或部落认为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他们往往通过调解来解决各种纠纷，互谅互慧。民事纠纷，不仅有官府调解，大多由部落头人、贵族首领或者宗教上层人物组织说服调和。因为组织调解的人多为当地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的人，所以这种调解方式会让双方信服，并心理确信他们作出的决定也会不偏不倚。因此，在法律资源极其缺乏的时代背景下，西藏社会仍能稳定地发展，调解息讼的传统法律意识在现代西藏法治社会仍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藏族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民间调解制度在西藏地区深入人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充分发挥民间调解优势的同时，对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在西藏的实施有着积极的影响，也有助于西藏地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第三，传统法律文化中崇尚惩恶扬善与清正廉明的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一致的。 西藏长期以来就有尊老爱幼、帮扶残弱的民族美德，如《十善法》中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法则，它不仅是统治者施政仁爱的体现，也是关爱生命个体、尊重人性之善之美的人文关怀渗透。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藏传佛教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崇尚道德、宗法并行的思想可以弥补法律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在当今，这些思想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而是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基本价值观。对此，应将其予以传承、发扬，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诸多正面的价值和意义。第四，伦理思想中值得借鉴的积极因素。首先，藏传佛教提倡的“不杀生”、“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伦理思想客观上成为了西藏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教化的缩影。关爱生命、反对滥杀无辜、尊重人性理念在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不杀生，珍爱生命的慎用死刑理念不仅在现代思想层面得到渗透，还在现实司法实践和法律操作中也有反映和体现。藏族传统社会讲究道德、宗教教化，而刑罚作为辅助手段，在道德、宗教均不能发挥作用时，刑罚手段才予以调整。刑罚只能惩罚犯罪，而教化却能防范于未然。党的十六大要求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在进行法治建设的同时，必须辅之以道德建设，二者相互促进。这种传统的宗教、道德兼并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对现代法治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既不重视道德轻视法律，也不轻视道德重视法律，两者的地位同等的重要。因此，将硬性调整模式(法律)与柔性调整模式(道德、宗教)有机结合起来，能更好更有效地促进法治现代化进程。充分发挥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道德文化，推动西藏自治区的道德建设，有利于维护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也将有利于实现依法治藏、法治西藏的目标。 其次，藏族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基础，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灵性，在天人关系上，讲究人与自然合二为一、和谐相处。道家始祖老子曾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的说法，说明万物皆有两面性，“和”乃为天地万物之本质，是天地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与自然共存共亡，没有谁是谁的主人，也没有谁是谁的仆人，人的行为应该与自然相协调。古往今来，藏族传统文化也一直遵循崇奉自然、不得违背天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精神，并将藏族人们自身生活与自然、天地紧密联系起来。在环境保护方面，藏传佛教强调万物有灵，万物皆父母，要与自然、动物和谐相处，由此制定了很多保护土地、动物的法令。如保护土地、草原方面，藏族农区广泛存在的农田间歇的“歇地”(不同农作物合理轮作)、“年歇”(隔年耕种)习俗，对牧区破坏草原的行为，予以相当重的处罚，西藏当雄宗规定“失火者烧草原属大案，罚款很重，一马步伐一块五银元。”③对动植物的保护最早出现在吐蕃时期，有“十善法”、赞普敕令、法令等，如法王赤坚赞索朗贝桑波颁布公文:“尔等尊卑何人，都有要遵照原有规定，对土地、水草、山岭等不可有任何争议，严禁猎取禽兽。”④这些环保思想有助于国家环境法的实施，也与当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相一致，对促进西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有着不容小觑的积极意义。 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因素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基于西藏本民族区域形成的具有“本土化”特征的民族文化。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从此开拓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征程。在当今西藏法治化的进程中，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有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与现代法治理念产生冲突，对于这些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坚决剔除。 第一，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宗教文化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古老又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生活在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其对社会的影响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西藏是以藏族等少数民族为主的聚居区，其形成的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在西藏历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曾成为藏族社会最雄厚的力量。在当下法治社会，宗教的信仰对人们的生活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自然也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例如，在吐蕃时期，制定法律就有对佛教十善律的吸收，把佛教思想作为指导思想贯穿法律的始终。再如，传统法律文化中有关采集生产的规定:藏族人民未经头人许可，不准到“神山”上去挖虫草、贝母、秦笼、知母等药材，否则处以罚款。经其许可者，须将所挖药材上交头人一半。并且不准砍“神树”，也不准越界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否则要罚款，退还所砍的柴，并没收其砍柴的斧头和背柴的绳子。⑤这些法律规定都明显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可见，宗教文化在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影响根深蒂固。现代法治社会是一个崇尚信仰科学、信仰法律的社会，这种“宗教高于法律”的准则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违背，对于这些文化糟粕我们要积极予以剔除和丢弃，要使人民树立法律信仰，知法、守法、懂法，学会运用法律解决问题。 第二，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对人权的践踏。由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是为旧西藏统治阶级服务的，具有极大的专制性，其本质是压迫剥削及奴役广大劳动人民，受治者是广大农奴，治人者是农奴主。这种法制下的文化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例如法律惩罚方式的严酷性以及极大的不平等性。典型的是“赔命价”制度。藏族对杀人案的凶手，处以抽筋、挖眼、投河等刑罚，或者是赔命价。打死人命以后，被害者一方要出兵报复，杀人的一方则给对方送一百元左右的牲畜做挡兵款，表示低头认罪，愿意谈判解决。命价因地区、死者的身份而有差异，一般为500—1000元藏洋，如打死的是有钱人或小头人，则其头、手、足另加命价。凶手的马、枪归死者家属。凶手的亲友，每户罚马一匹。杀人一方要买经卷，送给寺院。纠纷调节后，双方见面和好，杀人一方再给死者一方若干钱的牲畜，死者家属得1/3，2/3归调解人，纠纷全部结束后，写一份协议书，由头人保存。外来户打死当地户的人，处罚更重。⑥这些残酷的刑罚以及不平等的“命价”是对生命尊严与人权的赤裸裸的践踏。现代法治国家提倡尊重生命、捍卫人权。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社会所提倡的发展理念。具体到部门法上，在刑法上也明确规定“罪刑法定”、“罪罚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这些都是对每个公民人权的极大保障。对于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践踏人权，与现代法治理念极度抵触、背道而驰的观念、制度要彻底抛弃。 第三，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观念的淡薄。西藏传统法律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和道德性的特征，就决定了人们法治观念的淡薄，法律理念的缺失。由于宗教力量是统治社会秩序的主导因素，传统法律文化也被赋予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宗依文化中的宗教戒律以及道德性的特征贯穿于法律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十善法》、《十六法》的规定，基本上是宗教戒律和道德力量的法律化。因此，在这种统治秩序下，就形成了民众“道德高于法律”、“宗教让位于道德”的普遍社会心理。在遇到纠纷、矛盾，甚至发生杀人事件等刑事纠纷时，都不愿采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甚至是不懂运用法律的思维解决问题。这种传统法律观念的缺失与当今依法治国的理念大相径庭。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离不开民众法律观念的树立，法律意识的增强。现代社会的法治建设需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只有提高公民的整体法律素养，才能提高社会的法治水平。只有人人信仰法律，尊崇宪法，在生活中懂得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才是我们真正所追求的法治社会。 作者：苏雪菁 乔素素 袁溥钰 单位：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认识 一、课程教育目的与教学 我国高校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干课程之一，其教育目的在于“帮助同学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丰富学生的思想，提高道德修养境界，“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本课程的学习不仅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更强调学生把理论学习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观察生活，分析问题，探索对策。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修养水平和程度需要通过他们的实际行为来表现，也必须强化“知行统一”，努力实践，才能锤炼自己的品格、提高思想觉悟。同时，人们的德行完善、思想行为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是一生的努力［2］。考察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的具体言行，成为辨别他们是否接受和坚持正确的思想与道德观念、是否具有高尚的理想与思想品质的关键因素。在“基础”课程教学中，需要突出和强化“实践性环节和过程”。有不少高校开设了2个学分的集中“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集中”表现为把5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统一起来，对学生(小组)实践的具体过程、实践的主要内容、实践报告的写作等都形成了明确、具体的“标准”。学校对学生实践的集中安排，是很有必要的，在多年的实践中也收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是，有必要加强“基础”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实践性环节。首先，课堂“教与学”的交互关系。引导学生关注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把握，关注授课教师的观点、讲授方式等;教师应启发和引导学生，把握学生的情绪变动，积极同学生展开讨论，甚至辩论。其次，教师应深入学生班级、寝室，参与学生班级活动，尤其是“大学生科技挑战杯”、“实用发明大赛”等科技文化活动，支持和帮助学生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在生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师生情感交融。再次，鼓励学生走出书本、走出校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和社会实践。 二、考核的内容及方式 课程考核或考试，是课程学习过程的重要和必要环节。在考核中应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反映教育(教学)目的，考核或考试内容(题目)的设置应实现教学和教育的理论性与实用性的统一，基本任务(要求)与拓展知识的结合。同时，题型设计和各部分内容权重(或分值)应偏重于必须掌握的原理、理论、观点以及容易产生混淆的或比较普遍但不完全正确、需要加以澄清的看法、观点;侧重于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需要引导的事例和现象。我们应该把课程的考核或考试作为课程学习的当然延伸、而不是简单的终结环节，发挥考核或考试的导向功能，指导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2］。不要简单地检验学生“记忆”了多少东西，而应了解大学生这一高层次人群是不是愿意思考、思考的深度如何，了解他们运用所学所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反映的自我思想、观点。同时，在考核或考试的过程中，还会进一步地表现出学习者(考核对象)对待所学内容的立场和态度。因此，考核或考试就成为一个知识传播的新起点:对于学生，可以引发他们就自己感兴趣的、存在疑惑的问题进行长期持续的关注和探索;对于教师，可以检验此次教育、教学在内容、方法、效果等取得的收获和存在的不足，发现学习的难易点和针对性，这将有利于改进和完善我们的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在进行课程考核时，应该围绕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把握基本理论、主要观点、重要事件和基本要求，这是保持教学与考核一致性所必然的，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目的、要求、内容等问题的理解。同时，也有必要强化与社会现象的结合，即时下流行的对生活、事业、个人价值、爱情等问题的观点和态度，除教学过程给予关注、引导学生进行辨析外，还作为我们考核的一个重要选择方面，以调动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的积极性。我们还应该尝试在考核的问题中，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因为有很多问题，比如一些人和事件，在我们平时的教学中未能关注到，对学生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需要给学生一个阐释看法的机会。这样的设计还可以强化学生作为真正的“教与学”的主人的体验，体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增强学生参与教学的持续性。考核的方式应该主要以开放的形式来进行。即在考核的时间、地点和形式等，可以进行较灵活的安排。采用闭卷方式考核学生的知识难以达到教学目的、要求和内容设计，且考试内容大多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由于本课程涉及多学科领域，理论观点、规范原则等繁复庞杂，学生在应对考试时不容易把握而产生压力和负担，甚至出现投机行为。通过调查，绝大多数学生表示，闭卷考试的方式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也是影响他们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开卷考核的方式，在形式上比较合理，也更符合本课程学习的要求和目的。但目前在进行开卷考查时，内容过于简单，考查目的往往有敷衍之嫌。这种做法带来的危害是明显的。其一，所考查的问题，往往是教材或教师的讲稿(课件)能找到现成的分析和结论，弱化甚至割裂了考核作为教学的有机过程和环节;其二，不能引导学生学习和观察思考，更难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与学”;其三，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掌握状况;其四，损害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性和主阵地地位。这样做无疑是迎合甚至是纵容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和边缘化。因此，我们主张采取开卷考核的方式，但要求考核问题的设计要达到前述要求和目的，要通过考核，让学生明确本课程的学习有难度、有压力，而难度和压力主要表现在要求学生多观察、勤思考，注重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 三、考核环节及其管理 对学生的考核或考试，主要采用“开卷”方式后，有必要强化考核内容(题目)的审核，考核或考试目的、要求及考核问题的分析方法、主要结论的明确，学生成绩评定及其构成的合理性、可操作性。首先，确定学生课程成绩构成及其权重。对学生成绩评定办法各学校采用的方法不尽一致。西南科技大学采取“平时成绩+期末卷面成绩”，“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30%，包括上课出勤、课堂讨论、完成作业等;卷面成绩占70%。复旦大学构建了“4+4+2”结构型的考核模式，即理论知识占40%、社会实践占40%、平时考核占20%;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针对当代学生成长的环境变化、心理特征、认知特点以及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问题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武汉大学的考核方式是:平时成绩占40%，期末占60%。平时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免考［3］。河南工业大学采取的是“平时考核+小论文+课程论文”的考核方法，即平时考核占30%，两次小论文占30%，课程论文占40%［4］。其次，现行办法是各个学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断进行探索、创新的结果，有积极意义。但尚有不足。其一，大多数成绩评定办法是立足于闭卷考试;其二，在“平时成绩”的给定中过于简单化;其三，课程成绩高低与学生对内容的接受状况(程度)和学生的日常行为表现不相关联，失去教育对人们的影响作用。我认为可以分三部分来考核，即开卷理论考查(试题、论文、调查报告等形式)，占30%;课堂教学参与、课后研习及其他运用活动，占30%;任课教师组织的专题社会调查、学校集中组织的社会实践、同时期的学生日常表现(学生获奖和违纪情况纳入考核［5］)，占40%。其次，实行开卷或闭卷考试，其试题要立足现实生活，并结合学生思想和学习情况，有针对性的考查学生分析和理解社会问题、剖析低俗现象的能力。以论文形式进行考查的，对学生论文选题、写作格式、逻辑结构及观点素材等，教师要给予指导和把关，要反映学生的观察、思考和自己的认知水平，杜绝抄袭(下载)。第三，学校的学生行政管理机构(部门)、后勤服务部门、教学主管机构和思想教育管理部门等相关机构(部门)须加强联系，协调一致，形成教育和管理学生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建立协作机制，信息共享，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管理和服务机构(部门)要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技术支持，为推行“开放式”教学创造条件、提供经费保障。改革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试办法势在必行，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改革考试方式，是要鼓励学生把精力用于思考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关心社会的发展，将自我发展、成长和成才融入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是希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压力，使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能合理地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锻炼和提高综合能力;是为了有效消除考试作弊的“顽疾”，培养学生诚实的品格。考试改革，更是为了促进学科建设，为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的大工程，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和我们的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赵毅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事务教育改革认识 一、在理论教学中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 经过20多年的法制建设,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基本法律制度层面上,我国的立法都有相应的体现而且在立法理念上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学生从事法学专业的学习,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具体的条文,只能根据一般原理传授知识。[2]作为法律事务专业高职学生,如果仅仅学习教材上的原理,而不了解相关条文的具体规定,就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律专业人才的需求。这就要求学习方式应当从以抽象掌握一般原理为主向通过学习法律条文掌握法律基本精神为主转变,使法学理论体现在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例的解决之中。法学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是通过法条表现出来的,同时法条又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依据,因此,法条是理论与实践的联结点,对于突出基本原理与实践技能的高等职业教育来说,理应成为法律专业教学的核心环节。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对应用性课程应坚持以法条为核心的教学模式,教师讲授尽量以法条为中心展开,具体教学中要求教师选择出常用的、重要的法条,用典型案例阐释其涵义,讲解其应用,再用同类案例加以强化,让学生能举一反三。倡导学生养成研读法律条文的学习习惯。学生应该首先记住法条的内容,理解它的意义,学会它的应用,然后自己找一些相关案例进行练习与实践。这样,法学理论就不再是象牙塔中的思辩,而是有声有色的具体的法律事实与法律现象。与此相配套,在考试环节,不应再以对法律概念和原理的记忆为主,而是通过生动的案例考察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明确了教学要以法条为核心以后,还应强调教学方法的多样性、新颖性。要以现代化教学手段为支撑,通过制作与课堂运用多媒体课件,大力推进案例教学;针对不同课程的性质与特点,分别采取启发式教学和抗辩式教学方式,有条件时引进诊所式教学方式,即讨论式教学、模拟法庭、模拟律师事务所教学和“诊所式”教学。 以此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合作精神,提高思辩能力。采用“案例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知道所学的“知识点”用于何处和怎样具体应用,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要改革传统的灌输式、说教式教学方法,以案例教学法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在于学生具有高深的学术水平和理论功底,而在于学生参与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在我国的法制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电视、报纸、网络等越来越多的媒体将触角伸向法治领域。《今日说法》、《法治纵横》、《法治进行时》、《拍案说法》等节目都以通俗易懂且具代表性的案例为对象,通过专家学者对其中法理的分析点评和诠释,将法律生动地展示给了观众,社会效益极大。同样,在我们的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方法。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一直都在用案例教学法作为主要的教学方法,教学效果十分显著。在我国的高职法学教学中,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将理论教学浓缩、精炼,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上,用案例教学法使学生从更深的层次理解法的内涵,使法律规则成为“活的法律”。我所教的婚姻法是实用性很强的专门法。学习婚姻法,如果仅限于熟记婚姻法的条文,而不懂具体运用;或只是泛泛地讨论一些规则,但不了解规则的实际效用,就仅能了解婚姻法的常识内容,而不可能掌握婚姻法的精髓。通过案例教学,学生即使不能准确背诵婚姻法的条文,也可通过对婚姻法精神与意识的领会达到学习的目的。在典型案例方面,成功取决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另一部分取决于老师的分析技巧。案例的选择,忌使用有争议无定性的案例。我们在教学上选择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登载的案例和英美法律中的具有开拓性的典型判例(LEADINGCASE)。其次案例教学的成功还取决于教师的分析水平和技巧。案例分析,教师最好多设计一些问题,层层设问,步步引入,如抽丝剥茧,这种设问带有一定的引导或暗示;在时间上,案例可以放在课本内容讲述之前讲,也可以放在讲述内容后讲,应当根据内容和时间而定。原则是涉及重要理论的讲述案例在后,一般条文规定的案例在前,两堂课连续上的案例设在开始或第二节的开始时间,以对应解决学生的困乏。 建立模拟法庭,通过担当不同的角色,使学生充分验证和实践理论知识。模拟法庭一直是各高校法学教学中应用较多的一种方式。在模拟法庭上,由学生亲自组成审判庭,担任原告、被告、人,通过法庭质证、调查、辩论,深入探寻案情,寻找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和法律依据,参与者对实体法和程序法都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其效果是课堂教学无法比拟的。模拟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主要是为学生就业做准备。律师助理和司法文秘的多数工作并不需要学生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而是需要他们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能够灵活、及时处理问题的能力。因此,通过在模拟法律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训练,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可能。“诊所式”教学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等法学院正在尝试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种“诊所”中,老师是“医生”,学生是“实习医生”,由“实习医生”亲自处理“临床”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医生”负责把关,并在“治疗”过程中及时给出各种意见和建议。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和模拟法律事务所、模拟律师事务所配套使用。另外,还可采取“创设情境法”、“讨论法”、“研究法”等教学方法[3]。 二、加强实践性教学 法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对有志于从事法律实务的人进行科学且严格的职业训练,使他们掌握法律的实践技能及操作技巧,能够娴熟地处理社会当中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规范化的、系列的、严格的实践训练,使学生具有过硬的动手能力,具有一技之长,是学生立足之本,是高职自下而上立命之点。这也是在当前用人过于注重学历的背景下,高职学生能找到就业岗位的主要优势所在。这就要求转变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重,完善实践教学的方式和内容。为此,我们要制定实践教学建设规划,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开设一系列专门的实践教学课程。在院系的支持下,应设立模拟法庭、模拟仲裁庭、模拟律师事务所、“法律诊所”等教学场所,硬件设施要完善。实践性教学形式要做到多样化。以讲练结合的方式在课堂进行实践性教学,每学期(至少从第三学期开始)有分阶段的专业实训的实际操作,毕业前有综合模拟实习和校外实习基地的实习;(2)在理论教学课程中增加实践性环节,实践性内容占总课时的20%。实训教学既要注重理论,更要注重操作与创新能力的养成。实训成绩既要有理论知识的要求,更要考评动手能力;(3)与唐山的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企业等单位合作,建立一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一方面,教育部门为法律实际部门提供高素质的法律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法律实际部门也要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实习基地,并承担一定的法律实践课的指导和协助的工作。这样,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实践性教学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其基本特征是学生自己动手解决实际问题,教师只起指导作用,因此教学方式应当有别于理论教学方式。教师在教学上主要的投入应当是素材的选择和条件的设定,而不再是知识的传授。在课堂上,老师除了介绍背景材料、指明解决问题的目标、对一个实践单元结束后进行必要点评外,一般不做更多的讲授,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以上是我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对法律专业教学方法改革的一点体会和思考,限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教学经验,文中所说的教学方法很可能错误或者不切实际,敬请大家指正,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发现、挖掘出更好的、适合我院实际的教学方法,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法律认识论文:高速经济时代群体性事件法律认识论文 【摘要】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秩序控制模式下，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走出当前群体性冲突事件困境的最终途径在于厉行法治。 【关键词】群体性冲突事件；法社会学；危机；法治 近期以来，媒体公开报道了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例如贵州翁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江西铜鼓事件、安徽砀山事件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是孤立的、偶然的，但仔细审视会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共性：即事件发生的原因多数基于基层官民的对立与冲突，且事件的处理过程一般都具有程式化的特点。笔者认为，如何处理这类群体性冲突事件，是新时期对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一个严峻考验。由于此类群体性冲突事件的发生、应对与法、法律实施、法的实效等有关，因此，从法理角度对其进行剖析，找出根源并寻求解决的途径，以期为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暴露了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所隐藏的一些深层次危机 （一）群体性冲突事件折射出政府危机 1、基层地方政府权力运行脱法失控的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之所以发生，多数涉及到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在经济利益趋使下，官商勾结，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事务中突破法律规定，滥用公权力，出于权力的自负，不断挑衅民间，甚至突破当地民众容忍的底线。由于群众受侵犯的权利在体制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济，受伤害的感情不断积累，遇到偶发事件作为群众长期被压抑的情绪的渲泻口，遂导致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例如，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翁安事件教训时指出，翁安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1] 2、解决冲突的路径依赖危机。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之初，当地政府通常都会通告，将事件定性为少数黑恶势力、不法分子教唆、煽动、操纵不明真相的群众起哄闹事，要求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全力做好稳控工作云云（将事件定性为是对政权的威胁，可以合法采取暴力手段），行文间充满了主客体际思维支配下的训诫语气，而不是通过主体际间平等的沟通、对话来解决冲突。这种把群体性事件简单、模糊定性的思维，反映了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传统专政思维的惯性仍然十分强大。后由于事态的严重以及中央政府的介入，一批对事件的发生负有责任的官员被撤职，对事件的总结一般都定性为有关责任官员党性不强、服务群众的意识淡薄，然后开展官德教育活动。事实上，这种程式化的冲突解决模式并未走出传统压制型治理模式下泛道德化、泛意识形态化以及传统中国“对行政权力恣意行使的遏制不是由于公民能够对违法过程提出效力瑕疵的异议，而是借助于高一级行政权力对下级僚属的惩戒予以保障”[2]的路径依赖。 3、政府的诚信危机。事件发生后，在中央政府和中央媒体介入之前，当地媒体经常处于失声或与当地政府一个声调的状态。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络上往往却是民意汹汹，民众对官方单方面的信息持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的态度。事实上，民众之所以如此，往往基于自身的经验。由于我国没有西方国家发达的民间协会和私人传媒，民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政府，因此，政府公布的信息如果不实，将会对公众的信心构成致命的打击，而这在近年的实践中却是不乏其例的。例如，非典初期，有官员声明“北京没有‘非典’”；股市印花税上调前，有财政部官员还在公开声称“不会上调股市印花税”；山西尾矿溃坝事件，当地政府瞒报伤亡人数，不顾当地根本没有降雨的事实，竟然公然撒下弥天大谎声称事故原因在于洪水；三鹿毒奶粉事件中，故意犯罪的企业居然持有“国家免检产品”证书，这不仅是商业信用的破产，更严重的动摇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使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 1、权力者违法导致法律空转。近年来我国立法一直处在快车道上，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已初步建成，改革开放之初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已成为历史。但是，现在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有法不依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在逐利目标的支配下，一些地方政府充当企业的保护伞，在企业破坏当地生态资源、污染当地环境、严重侵犯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权的情况下，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动用公权力对群众合理、合法的诉求予以压制。特别是近年来在征地、拆迁等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与房产商、企业结成利益同盟，动则动用公权力，突破法律规定，侵犯公民权利。这正应验了学者所言，“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权力未受到控制时，可以把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而其结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和不可忍受的压制为标志；在权力统治不受制约的地方，它极易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可以通行无阻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的权势者压迫或剥夺弱者。”[3] 2、事件处理过程中程序正义的缺失。“程序不是次要的事情，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4]“合理而公正的程序是区别健全的民主制度与偏执的群众专政的分水岭”，[5]威廉姆•道格拉斯更是一针见血地断言，“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6]程序正义要求“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必须听取另一方的陈述”。[7]但是，在很多群体性冲突事件中，结论无一不是由官方，甚至媒体往往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通稿，很难听到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民众的声音。因此，事件的处理往往会遭到公众普遍的质疑，人们之所以怀疑“真相”，主要原因在于事件处理的程序违背了程序正义的原则。 3、司法的苍白与无能。众所周知，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堡垒，司法独立是出自司法权属性的本质要求，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保证判决的公正，换言之，司法独立是判决公正的必要条件，虽然独立的司法不能保证所有案件的判决都必然公正，但不独立的司法产生公正则纯属偶然。虽然司法必须独立在法治国家里是一个妇孺皆知的真理，但在我国由于司法改革的滞后，迄今为止法院的人、财、物都还事实上受制于地方党委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被定位为“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角色实为必然。因此，大量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征地、拆迁等类型的案件在当地法院诉讼往往难以得到公正的救济，由于我国司法审判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终使得这些案件的审判难以跳出当地政府所能影响的范围。由于通过诉讼难以获得公正的救济，权利被侵犯的群众只能被迫转入非法治化、非程式化、成本高昂、或然性程度高、人治化特色明显的“上访”。亦即，由于司法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的缺位或无能，而使中央政府承担了在一个司法能正常发挥功能的社会里，中央政府本可以无须承担的政治压力，甚至会产生使执政合法性资源一点一点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基层官民博弈力量的严重失衡 （一）官员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 1、体制的不完善，党的领导在实践中往往演变成为各个地方党委书记的个人领导。由于地方的党政官员事实上由上级任命，长久以来，官员们养成了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特别是基层的县委书记，拥有人权、财权和事权，三权独掌，而且一般兼任人大主任，可以动用公安、城管甚至武警等暴力或准暴力力量，事实上其权力处于无有效约束的状态，在所辖区域内处于权力的峰顶，其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绝对权力容易导致绝对腐败，因此，近些年来，县委书记一职往往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有个别县委书记一手遮天，为追求任期内“政绩”最大化，把任职地方弄得环境恶化、民生凋敝甚至民怨沸腾。至于不受约束权力的蛮横，则可以从近期的“彭水诗案”、陕北志丹县“短信诽谤案”、辽宁西丰“抓记者案”、山东高唐“网络诽谤案”等一系列所谓的“诽谤领导”的案件处理中可以窥见一斑。[8] 2、权力监督机制失灵。在我国，权力监督机构之多，实为当代世界各国所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民众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例如，体制内正式的机构即包括：党的系统有纪委；立法系统有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政系统有监察局、公安、信访等机构；司法系统包括检察院反贪污局、法院；综合的有预防腐败局等。但是，正式的体制内监督模式存在以下缺陷：（1）同级监督模式独立性差，难以奏效。在我国，由于监督部门事实上听命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故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对后者的监督职责。而上级监督部门又由于距离远，难以了解下级地方的实际情况，故事实上也难以对下级地方进行有效的监督；（2）在运作方式上，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模式。例如，对于党员干部违法犯罪的查处，往往是在纪委“双规”之后才进入司法程序，这使得司法的威信大打折扣，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 除了体制内正式的监督机制外，还有新闻媒体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等等。但是，由于新闻媒体的体制化与地方化，以及人民群众监督无严格的程序性保障，法律化程度低等原因，都难以有效地负担起监督的职责。对于这种缺陷，学者指出：我国的监督是以非诉讼的信访、视察、批评、建议等手段为主的，“这种监督手段生效是以监督对象的自律为前提的，一旦监督对象缺乏自律，法律监督就难以生效。事实恰恰是违法主体大都是缺乏自律的。如能自律就根本不用法律监督。”因此，“这种以非讼形式为主要手段的法律监督其实是建立在自相矛盾的理论之上的：它的成功依赖监督对象的自律，同时监督又以对象的不自律为前提。”[9] （二）秩序控制模式下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或被阻隔 1、权力－公民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被阻隔。这主要表现在政府与民众的对话机制被阻隔，“民声”得不到应有的发挥渠道。原因在于：首先，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事实上起到了鼓励官员压制舆论的作用，官员们出于自保的侥幸心理，出事即本能地拼命捂住；其次，新闻媒体的体制化和地方化，便于地方官员控制当地的信息；第三，法律规定了公民信访的权利，但实践中信访数量却同官员的政绩直接联系，如此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规定，催生出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许多地方政府运用公权力在北京、在省会城市设办事处，派员进驻，专事对本地上访群众进行拦访、截访。另外，《信访条例》规定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实践中直接导致推诿。事实上，正是由于涉及当地官员的利益而无法在当地得到公正处理，群众才会“越级上访”，但“属地管辖”却将上访材料“批转”回地方，正是在不断的来回之间，上访群众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极易导致暴力性冲突；第四，公民基本权利受到过多的限制。例如，我国宪法确立了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但事实上工会、妇联、甚至连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作家协会、各种学术团体等都被纳入了体制内管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对公民行使以上宪法自由权利予以了过多限制，实践中难以操作。 2、资本－劳动场域中理性交往渠道的缺失。我国宪法中迄今尚未确立罢工自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营经济已占国民经济总量过半的今天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当前国内劳资纠纷主要围绕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而展开，并不带有政治色彩，事实上这种诉求往往合理、合法，在市场经济国家纯属常见，通过法制化的劳资博弈完全可以正常应对，政府实无必要对之予以包办或干涉。但在秩序控制模式下，工人自愿的结社被禁止，一方面导致资方可以任意践踏劳方的权益，劳资矛盾日积月累；另一方面，由于正常的劳动者团体交涉程序的缺失，劳方只能采用中国式的无序罢工来回答。 3、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失灵。首先，司法不独立，法院事实上的地方化，在涉及一些征地、拆迁等地方政府所认为的“敏感”案件时，往往不予立案，即使予以立案，这类案件也难以得到公正的判决。由于司法判决不公现象严重，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同度较低；其次，社会弱势群体在体制内获得救济的成本太高。例如，《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花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至于整个社会的成本则至上在三倍以上。[10]由于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失灵，受伤害的群众容易在趋于暴戾化的社会群体心理影响下走极端。 总之，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控制模式下，我国市民社会缺乏必要的成长空间，官与民之间处于直接接触的状态，社会缺乏中间缓冲地带，一出事就把政府推到最前面，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而当前的现实情况是，由于传统思维及处理方式惯性的存在，在官民博弈中，官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民众的自由空间受到挤压。透过众多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发现社会群体心理有趋于暴戾化的趋向，这是一个社会断裂的危险信号，必须对之予以深刻的反思。 三、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偏离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导致权威和公信力严重受损 市场经济的基础在于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和法治社会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公民权利一律平等，政府负有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定义务。社会经济上的事务主要由市场自由竞争来解决，政府原则上不予过多参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由纳税人通过法定的由公民按照各自纳税能力所承担的税收所供养，政府的科学定位应当为市场交易规则的供应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以及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自由竞争所带来的贫富差距，负担起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生存照顾”的义务，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当严守中立，不应有任何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法治的不完善，遂导致政府在履行职能方面经常处于缺位和越位的状态。 1、政府的越位主要表现为：（1）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的主导下，不顾一切保增长，集中一切资源用于拉动增长，成为政府的主导思维。“这种思维本质上是一种战争思维，它把发展经济当作一场在总量上赶超竞争对手的经济战争”。[11]在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思维支配下，以及在片面的经济发展政策导向下，各地政府纷纷热衷于“招商引资”，甚至充当企业的看家护院角色，不惜以牺牲当地环境、破坏生态资源为代价去追求GDP的增长；（2）由于我国分税制度存在的缺陷，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剥夺过多，地方财政上难以为继，[12]一些地方政府转而依靠“卖地财政”来维系运作，长久以往遂形成与房产商、企业的利益共进退的关系，由于公权力约束的不到位，在利益催使下容易产生官商勾结。特别是，国务院颁布的《拆迁条例》不分“公共利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一概由政府负责拆迁，使得地方政府为企业、房地产开发商“保驾护航”变得“有法可依”，在公开报道的众多暴力性征地、拆迁事件中大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影子；（3）违反行政伦理，利用公权力直接谋利。长期以来，在中国“吃饭财政”现象严重。由于冗员过多，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但是财政却不全额拨款，甚至全部由收费、罚款来解决，称“设机构，给政策”。在具体渠道上，或者为自收自支，或者为收支两条线，超收奖励、罚款分成。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产生并维护自身的部门利益，同时利用我国“部门立法”模式的弊端，使得“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制化”，立法在一定程度上丧失公平正义的品质，沦为维护部门利益的手段，同时也使得部门利益因此而尾大不掉甚至形成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众多部门竟然堂而皇之地存在“收费指标”、“罚款指标”，执法活动在相当程度上被商业化，由此而导致乱象环生的景象则不难想像。试举公路交通为例：有学者指出，由于权力的垄断，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出租车行业已演变为一种畸形市场化的特殊行业，只有官方特许的公司才可以经营。出租车公司把车租给司机，收取高额的一次性押金，然后每月收取租金，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剥削，一般都达到了80％，甚至更多，实际上，只要获准开办出租车公司，就可以凭空每月收取大笔的租金，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出租车公司像吸血鬼一样的盘剥才是当前许多城市出租车司机“罢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真正原因所在。[13]另外，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选择性执法、诱使他人违法而进行罚款的“钓鱼执法”大量存在。[14]各地公路收费站林立，运输成本高昂，公路运输超载罚款，不超载亏本，但由于超载被罚具有或然性，其发生有一定的概率，因此，许多运输者不得不被逼超载。法之违反，其根源竟然在于政府的竭泽而渔，不得不发人深思并引起执政者警惕！[15] 2、政府的缺位表现在：片面追求效率，忽略了公平，部分出台的社会政策过度不公，整体上忽视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照顾义务，财政支出直接投放到教育、医疗等方面比例过低，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供应严重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基尼系数在2007年已经达到0.48，已经远远超过了主要的资本主义过家，甚至超过了一向被认为“贫富差距很大”的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41左右的美国。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成为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社会大众未能充分地从经济发展、GDP高速增长中享受到应当享受的利益。 由于一些垄断行业、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和经济利益过多地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自身的利益，故在出台一些重大的、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政策时，往往不能充分考虑民众的意愿，甚至部分政策逆民意而为。例如，举民众反映强烈的汽油价格来说，近年来，中国汽油价格一直处于不断上涨的态势，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国内的立即跟着上涨，名为“接轨”。可是，当国际石油价格下降时，国内的价格却并不“接轨”而下降；又如，当前民众苦于房价高腾久矣。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作为商品，房价起落属正常市场规律的作用，政府本不应对之过多操心。但是，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财政上过多依赖“卖地财政”，故不愿意房价下落，于是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房产“救市”政策。此举违反了行政伦理，严重伤害了民意，对社会道德、政府的公信力构成公然挑战。事实上，当前群体性事件之所以频发，当从此寻找深层次的根源。公务员之家 四、厉行法治，走出传统中国“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前，在中国发生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并未突破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16]的命题范围。在该命题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直在周期震荡中循环，每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每当社会文明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情绪的极端和暴戾以及社会矛盾和冲突也随之发展到顶点，然后马上来一次大的震荡，把几乎所有积累一扫而光，接着一切从头开始，从零甚至是从负数开始。[17]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有理论上最先进的制度，有宪法、法律及完备的法律实施机构，但为什么会宪法、法律会空转？那种出了事后靠严惩个别腐败官员、然后组织官员进行政治学习等传统应对的方式实践证明效果有限。笔者认为，必须直面民意，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理性对待、积极回应各类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表达，通过现代性的观念与制度变革，踏踏实实的厉行法治，才能使中国最终走出传统的“威权主义与黄宗羲定律”怪圈，舍此之外，别无他途。 （一）改革传统观念 1、从秩序至上到人权至上。去除传统国家主义观念影响，确立国家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人权才是核心和最终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以及确立保护公民依法维权就是保护法律的尊严、保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保护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理念，尊重并切实保障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实践宪法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重承诺。 2、从压制型治理到自治型治理。在自治型治理模式下，政府无须大包大揽，越是离民众近的事务，越是应当通过民众自治来进行，因为只有民众自己才了解自身的需求和偏好。全能的“家父主义”政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由于包揽过多而造成的冗员过多、效率低下、腐败现象。实行自治型治理，由于大量的社会性事务由社会自治团体完成，这样可以为政府机构改革挪出空间。同时，伴随着自治型社会的建立，我国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势必得到进一步培育和发展，这样可以为整个的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必要的空间。 3、从无限政府到有限政府，“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秉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18]因此，应当放弃计划经济年代秩序控制模式下政府包办一切的习惯性做法，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严格地受到宪法、法律的约束，奉行中立、谦抑原则，回归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科学定位。 4、从效率至上到公平至上。在当前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经济增长衍生出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必须转换思路，将重点放在发展社会保障、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改变社会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重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以化解当前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5、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首先，党的领导不等于地方上某个具体党员干部的个人领导，体制上要保证党中央的权威，制度设计上要做到权责必须平衡，防止官员在地方上独大而滥用权力；其次，权力分立在当代世界被称为优越的“自由主义的政治组织之原理”，[19]因此，它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中所蕴藏的公理性成份完全可以成为制度建设借鉴、参考的对象；第三，去除公务员性善论的制度前提预设，制度设计从人性发出，“假如不把人预设为恶人，任何人都不可能为一个共和国制定宪法或法律”，“不信任是每个立法者的首要义务。法律自然不是用来反对善的，而是用来对付恶的，所以，某个法律对它的接受者预设的恶行内容越多，其本身反而显得越好”；[20]第四，从政治性思维转换到法律思维，依靠公正的执法和司法来解决社会纠纷与冲突，这要求政府应当摈弃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那种充当社会万能“保姆”角色的观念及做法，避免成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应当定位在地位中立的社会纠纷调停者的角色；第五，转换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阶级斗争惯性思维，抛弃暴力性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众所周知，革命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人民有武装革命的权利；而执政党的合法性则在于宪法、法律的确认、授权、以及人民对党执政的普遍认同。因此，角色的转变，必然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新时期的工作应当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而展开。 （二）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 当代世界，由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政府、环境的资讯充分暴露于网络通讯中，决策的速度、品质势必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府包办一切、垄断资讯、单方面公布信息的做法，势必引起公众的质疑，当公众质疑累积到相当程度将可能造成合法性危机。按照发展社会学的观点，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区间，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社会矛盾由隐性转为显性而直接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如何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成效，因此，突破解决冲突的传统路径依赖极为必要。 1、在处理群体性冲突事件过程中，不但要公正，而且要让人们明白无误地、毫不怀疑地看到是在主持公正，因为，原因很简单，公正来源于信任。“正义不仅要被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这并不是说，眼不见则不能接受；而是说，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21]因此，应当改变当前对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调查、鉴定由政府部门一手包办的现状，为保证事件调查、鉴定结果的权威性、公正性，必须建立一个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鉴定的机制，整个事件的调查、鉴定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负责实施。对于有重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进行。在调查、鉴定的过程中，应当平等地听取双方的声音，同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及时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公开监督。 2、对于事件的处理，地方政府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应当保持中立，对群体性事件的最终处理通过公开、公正的审判进行，允许媒体进行公开的报道，让所有人知道事件的真相，“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如果一切都能够在阳光下运作，相信人民的信心、信任感也会不断的增加，社会的基本共识亦会得以重建。 （三）保证社会理性交往渠道的畅通 首先，当前一刀切的官员问责制做法弊端明显，往往驱使官员出于自保而封锁信息。因此，有必要将行政首长问责纳入法制化渠道，充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及被问责官员的实体及程序性权利，在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问责。 其次，只有公民充分地行使表达自由的权利，才能使下情及时地上达，形成公民与政府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因此，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宪法，放松具体法律、法规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保障公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宪法中有必要确立公民罢工自由等权利，保障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本进行谈判协商、平等博弈的能力。此外，尽快制定《新闻法》，充分保障新闻自由，同时新闻媒体必须在体制上进行改革，摆脱地方化控制。 第三，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取消“越级上访”的禁止性规定。同时，信访制度的科学定位应当被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机构，而非纠纷解决机构。[22] （四）政府权力产生与运行法治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在其名著《权力与繁荣》中，指出经济成功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要有对所有人都稳定的且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公正的契约执行权利，另外一个是没有掠夺行为。他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私有产权并去强制执行合约，而且受到约束不去剥夺这些个人权利，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强化市场型政府”，只有这种“强化市场型政府”才能保证经济的持久繁荣与社会的稳定。笔者认为，所谓“强化市场型政府”实质就是法治化的政府，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走向深入，以及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稳定，迫切需要权力产生与运行的法治化。 1、改变官员事实上的行政任命方式，使权力产生真正做到民主化。为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降低人大代表中官员的比例，减少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以提高效率，逐步实现人大代表的专职化，以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及明确其参政责任。 2、完善我国财政制度。（1）大力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坚决裁撤冗员，彻底告别“吃饭财政”的现状，减轻人民的负担；（2）政府机构公务人员由财政全额供养，严禁通过罚款、收费谋取部门私利。废除相关罚款、收费单位“提成”的财政制度规定，执法行为必须与执法部门、具体执法者的利益完全隔绝；（3）税收在中央与地方分配是极严肃的宪法问题，属宪法保留内容，因此，有必要从宪政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分税制，从地方事务与财权统一，从财政收入与支出两方面一并考量来完善分税制度，加大地方法定的税收分配比例；（4）完善罚款、收费制度。目前，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二章“行政处罚的种类和设定”中的规定：在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及地方性规章均可设定罚款行政处罚，但是该法对设定罚款行政处罚的原则、条件及限制等却缺少必要的规定。至于收费，从法律性质上，收费具体可以分为规费（行政规费与使用规费）、受益费、特别公课三种类型，目前在我国尚缺少统一的《规费法》予以调整。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实践中乱罚款、乱收费现象严重，处于混乱不堪的局面。笔者认为，由于罚款、收费涉及对公民宪法财产权的侵犯，属于法律保留的内容，必须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作为依据，法律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制定具体的规定，但授权必须符合明确性原则，而不能采用概括性授权。 3、政府在出台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时，必须充分尊重民意。众所周知，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客观上造成制定的游戏规则有利于利益集团。这种状况必须予以改变，政府在出台政策时，一方面，政策的内容要接受伦理正当性的拷问，即必须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另一方面，政策出台的程序要符合正当法律程序，即保证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具体而言，决策的有关内容应当提前向社会公众公布，决策应通过代表民意的人大表决，或通过召开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听证会来进行。惟如此，才能使决策具有民主正当性，获得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和服从，减少执行政策的成本。 4、政府依法行政。马克斯？韦伯指出，在理性化方面取得进步的社会中，“合法的”统治权威必须是“非私人”的，它需要恪守统治规则和制度程序。“如要使‘法律规则’得以坚持，宪法就必须确保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必须同受其权力管辖的那些人一样服从法律程序。这一点对于从法律上保护包括人权在内的各种权利来讲，其重要性十分明显。”[23]而事实上，“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24]因此，必须完善权力监督机制，完成从人治型到法治型模式的转变，具体而言：（1）完善权力之间监督和制衡的分权机制；（2）必须保证权力监督部门的独立性；（3）权力监督通过诉讼的法治化方式进行；（4）保证新闻独立与自由，充分发挥法治社会中“第四种权力”的监督作用。 （五）通过司法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最终整合社会 在法治社会里解决纠纷的地方是法院，而不是其他机构，“司法使法律降临人间”，[25]法院代表着法律，象征着公平与正义，法院负有保障法律的正确、有效的实施，通过保障权利、对任何侵犯权利的行为进行矫正和惩罚、让被侵犯的权利得到及时救济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司法作为一个缓冲带，其有效运转可以及时分解掉社会中的大量冲突，缓和对立情绪、消解社会矛盾，负有在现代多元社会里整合社会，防止社会分裂，防止由于政府直接介入冲突解决过程而使官民之间直接产生冲突从而使冲突有可能转化为政治问题，以及防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冲突解决不公而影响政治制度合法性之责。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多元利益与多元思想并存，各种冲突大量涌现，矛盾错综复杂，透过群体性冲突事件，可以看到当前社会阶层在扩大，社会存在断裂的危险。因此，通过司法及时地、公正地解决纠纷，化解民怨，医治社会的创伤，整合社会利益冲突，以达到基本的社会共识构成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主题任务。笔者认为，为达此任务，应当充分地发挥法院的功能。而充分发挥法院功能的前提在于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通过司法公正来树立法院的权威。 1、司法独立。“法治诞生于法律机构取得足够独立的权威以对政府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权力的时候。”[26]“没有这种独立，就无法防止立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滥用，也不能防止强化行政权力的强制力量的滥用。”[27]司法独立作为当代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当代世界宪法性惯例，其价值为文明社会所公认。在司法独立问题上，必须去除那种将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简单地对立的观点。在我国，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的方针、政策通过转化为法律而为全国人民所遵守，而法院审判则是通过具体适用法律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只有独立的司法才能更好地适用法律，而更好地适用法律本身就是在更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司法独立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两者实质上是统一的。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司法独立属当然的其中之义。因此，必须在制度上保障司法体系独立于政府体系而运行，同时接受公众舆论及人大等权力机构的法治化制约。同时在制度上保障法官身份的独立，使法官在判决时能无须顾虑任何外在的压力，做到只服从法律和良心，作出公正的判决。 2、建立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以限制政府权力与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内容，规定了各项国家最基本的制度，是治国的总章程。同时，就功能而言，“宪法的功能不同于位阶在宪法之下各种法律，宪法不但明定立法者之裁量范围及界限，同时对于不同法律间因不同之评价标准所造成之漏洞与差异，负有整合及统一之功能。”[28]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必须被严格遵守。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宪法保障机制。现代法治国家的实践证明，“违宪审查制度乃是宪法保障制度中的一个主要的，最具有实效性的机制”，[29]当代世界各国，违宪审查方式有多种，但通过司法（宪法法院或普通法院）进行违宪审查是普遍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对于司法违宪审查的意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独立的、拥有司法审查权的、容易接近、能实施这些权利的司法机关，那么，包括平等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保障就只是一堆空洞的浮词丽句”。[30]当前在我国，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行。但遗憾的是，迄今违宪审查程序尚未被启动过，这与政治生活及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违反宪法现象得不到纠正的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借鉴法治国家的做法，建立我国司法违宪审查制度显得十分必要。 法律认识论文: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范围认识论文 内容提要：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需同时具备法定违法行为、有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主观过错等四个条件。离婚损害赔偿法定原因包括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题只限于无过错配偶，承担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民事责任方式宜采用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离婚赔偿金韵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法官酌定。 关键词：婚姻法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 2001年4月28日颁布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新增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这适应了我国新形势下调整离婚关系新隋况的需要，反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有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为正确贯彻实施这一法律规定，目前，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司法界不少同志撰文，探讨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大家对很多具体问题存在不少分歧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往往会造成实践中执法的混乱，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因此亟待我国有关部门做出法律解释，以指导司法实践工作。本文拟对离婚损害赔偿法律适用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以期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有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解释提供一点参考。 一、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 第一，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完善我国婚姻法律制度的需要。保护婚姻家庭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方针。我国刑法、民法通则和婚姻法对于夫妻、父母子女等家庭成员，在婚姻家庭中权利义务关系都明确给予了法律保护的。但由于我国1980年《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缺少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过错配偶实施违法行为如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配偶等导致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的损害，不能依法追究其赔偿责任。这使我国法律关于保护婚姻家庭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有损社会主义法律的严肃性。 第二，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新形势下保护离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离婚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随之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夫妻一方当事人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虐待、遗弃对方而导致婚姻破裂的离婚案件增多，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的数6096以上。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绝大多数是妇女)因过错配偶上述侵害婚姻关系的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却得不到法律救助，发出了强烈要求填补“法律漏洞”的呼吁，以期有效地保障婚姻家庭、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据报道，北京市妇女法律援助分中心从2000年10月至2001年5月短短7个月内受理的200余例来访和咨询中，婚姻家庭类咨询占总数的8496，其中，“在796件离婚咨询中，离婚损害精神赔偿的问题相对集中，咨询者希望通过新设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现对自己权益的保护。” 第三，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使司法部门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从我国司法界看，由于我国婚姻法未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因此，离婚时对于离婚过错方对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的和非财产的损害，法院一般未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例如，根据2000年6—8月对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的调查：“1998年和1999年全年的涉及婚外恋的124起离婚案卷进行统计，这些离婚案，无一例责成离婚中的过错方或第三者对无过错方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案例。尽管有些已“证据确凿"，但由于法律对无过错方的救济手段明显滞后，所以执法者对明日张胆践踏“一夫—妻制"的行为，显得力不从心，无能为力。可见，这不仅放纵了离婚过错方的违法行为，不利于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而且不利于维护合法婚姻关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和功能 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对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第一，须有法律规定违法行为。这里的法律规定违法行为，指新《婚姻法》明确规定的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且已导致离婚的四种违法行为。这些是严重违反婚姻义务或严重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权益，并造成离婚的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实施的是法定违法行为之外的其它违法行为，如赌博、吸毒等，或虽实施了前述法定违法行为尚未导致离婚的，均不属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第二，须有损害事实。即因配偶一方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何谓离婚财产损害，在我国学者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离婚财产损害，是指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致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受到损失等，如拒不履行家庭扶养义务，造成配偶他方现有财产利益的损失或夫妻共同财产的减少，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造成配偶他方人身或精神上的损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如医药费、误工费等。即包括所持财产的减少和可能失去的利益，后者如可预期利益的丧失。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之一就是填补损害，故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当然既包含财产方面已发生的现实损害；至于可预期利益之丧失即消极损害是否包括在内，则应当区别对待。凡属于过错配偶违法行为造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可预期利益的损失，应包括在离婚财产损害的范围内。但配偶继承权的丧失，则不应包括在内。因为，配偶继承权的实现，除以配偶身份的存在为前提外，还需同时具备其他法定条件。如夫妻一方死亡、留有遗产、生存配偶未被取消继承权等。也就是说，配偶继承权将来实现与否尚不能确定：保险受益权亦同，故均不宜包括在内。至于夫妻抚养请求权是否应列入赔偿范围，亦应区别处理：无过错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如果已经具备抚养条件，实施法定违法行为的过错配偶应承担赔偿责任：但如尚未具备受抚养条件的，不宜列入抚养范围。因为，在我国夫妻一方是否对他方在经济是上给予抚养，取决于是否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凡具备法定的抚养条件的配偶一方，即使离婚后也享有他方给予适当经济帮助的权利。 离婚非财产损害，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前者指人身受到的伤害，后者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权、自由权、贞操权等)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个部分。精神创伤指因过错配偶实施重婚、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等行为，致使婚姻的破裂而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 第三，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重婚、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法定违法行为，必须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使无过错配偶遭受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离婚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均属于物质损害，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发生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精神损害，只需确认配偶一方有上述违法行为已导致离婚的，就可以认定，但是如果违法行为未导致离婚，受害配偶在婚姻存续期间提出追究过错配偶责任的，应按婚内侵权行为处理，不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第四，须有主观过错。离婚损害赔偿以配偶一方有故意的过错为主观要件，即配偶一方故意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但请求人无过错。如因过失伤害家庭成员等导致离婚的，因不具备主观要件，故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离婚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民事责任，主要具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填补损害。补偿损失，使受到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第二，精神补偿。精神损害之补偿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补偿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失，二是补偿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以为，对于精神补偿而言，不能完全客观地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赔偿尽可能填补损失外，更主要的是受害人心理上得到了慰籍，平息怨恨、报复情感。第三，制裁、预防违法行为。即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填补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抚慰无过错方的精神创伤，预防、制裁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以维护合法婚姻关系和保护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 必须指出，关于损害赔偿的功能，我国有些专家认为，实行离婚损害赔偿，除前述功能外，还可以保障离婚后妇女儿童的生活，对于单亲家庭生活保障，特别是子女的健康成长，会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离婚双方特别是经济上处于劣势一方的后顾之忧，从而使离婚自由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诚然，通过离婚损害赔偿，能够减少离婚配偶一方及其子女的生活困难，有利于提高单亲家庭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们适用离婚损害赔偿时必须明确，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填补损害、预防、制裁违法行为。只有因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而引起的损害，才能请求赔偿。如果不是因为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即使离婚配偶一方及子女生活困难，也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在我国，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及子女的生活保障，主要是靠离婚后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和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育等法律制度予以救济的。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 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包括重婚、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四法定情形。但我国有些学者和司法界的同志认为，新《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原因范围太窄，应将通奸、有配偶者票等危害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包括在内。有的学者还认为还应该包括违反婚姻自由的过错行为，如一方婚前故意隐瞒结过婚的历史等骗婚行为。笔者认为，上述意见不妥。因为行为通常是秘密进行的，主要是危害社会公共秩序，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处罚条例对其已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婚前故意隐瞒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按新《婚姻法》的规定有相应的处罚措施。至于一方隐瞒其已婚史、性生理缺陷而结婚的并非所有的配偶他方都不能原谅而导致离婚，故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但如果因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可以依法请求离婚。 四、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及行使时间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无过错配偶，才能享有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为请求权的主体。至于什么是“无过错”，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违法行为。但是我过有些、学者主张，在物质损害上，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如双方均有过错，当一方提起赔偿之时他方也可以提起反诉，并在适当范围内予以过错抵消，抵不足的部分可以要求赔偿”笔者认为，这里如果配偶双方故意实施了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的，其违法行为性质相同，只是在数量上可能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由于违法行为数量的多少往往较难查证；并且基于离婚损害赔偿的功能之一，就是预防、制裁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故不宜实行过失相抵。从国外立法看，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仅限于无过错配偶。如瑞士、墨西哥、法国亦原则上限于无过错配偶。所以，我国新《婚姻法》将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无过错配偶，而不采取过错相抵原则，这有利于促使公民严肃认真对待婚姻关系，预防侵害配偶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的发生，也可避免为证明离婚配偶双方过错大小之举证困难，是合理的。 至于因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由此受到损害的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也可以作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在国外，如日本有司法判例在特别情况下允许未成年子女提出损害赔偿。但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是因配偶一方婚内实施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过错配偶因此造成无过错配偶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害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因此，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和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婚姻当事人，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不宜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未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如因离婚受到损害，只能作为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多少时予以考虑的一个情节。如果成年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损害，受害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有关保护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侵权之诉，依法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是否仅限于离婚时行使?我国新《婚姻法》未作规定。目前我国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离婚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既可以离婚时提出也可以离婚后提出，但时效以一年为限。笔者持第一种观点，因为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宗旨在于填补无过错配偶的损害及抚慰其精神，并制裁违法行为，仅限于离婚时行使请求权，“既可以避免因时过境迁，法院难于调查取证，也可以促进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 五、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 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除过错配偶外，是否应当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对此，新《婚姻法》第46条未予规定，我国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第三者应当是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作为共同侵权人而负连带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只能是实施法定违法行为并导致离婚的过错配偶，不能包括插足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因为“离婚及离婚过错赔偿是配偶之间的纠纷，解决的是配偶之间身份关系及民事赔偿责任问题。不宜将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和民事赔偿责任规定进来。”“对于第三者的行为，更适宜用道德来调整，只有在第三者插足严重，损害重大时才规定第三者赔偿责任。受害者可另行提起侵权的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赞同后一种意见。这时首先必须说明“第三者”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通常是指介入他人婚姻，与夫妻一方有婚外性关系的人。其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如果第三人有配偶者秘密地发生两性关系，属于通奸；第三者与有配偶者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属于姘居；第三者产生原因也很复杂，有的属于上当受骗，不知对方有配偶；有的是有配偶者的关系早已破裂，甚至已经分居多年，但配偶对方就是坚决不同意离婚，在此情形下，继续这种婚姻关系已是不道德的；有的是第三者贪图享受“金钱"等。所以，对第三者“不宜一概用法律加以惩罚。对于这些不同形式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应当根据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予以区别处理。第三者如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构成重婚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他与有配偶者姘居、通奸的第三者，一般可以通过道德谴责，行政处分治安处罚以及批评等方式处理。但如果第三者实施违法行为，侵害合法配偶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后果的，受害人可依《民法通则》提起损害赔偿之诉。 六、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和赔偿范围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程序，新《婚姻法》无明文规定。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行政登记离婚程序，也适用于诉讼离婚程序。因为，基于婚姻法的私法性质，在夫妻双方同意行政登记离婚的情形下，法律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不必进行干预；如果双方就离婚损害赔偿问题不能达成协议，则可以通过诉讼离婚，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另一种意见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只是对精神损害的赔偿，而不是物质损害赔偿。因为如果被侵害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或人身自由权，”民法上已有规定，要求赔偿，也不需导致离婚。如果因为过错方的过错而导致对方物质利益减少，则属于财产返还的范畴。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出损害赔偿。笔者持第一种意见。因为，第一，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侵害配偶他方的人身或财产权益，依照我国《民法通则》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受害配偶有权请求婚内侵害赔偿。但是，如果受害配偶基于维护婚姻关系的考虑，未在婚姻期间提出侵权损害赔偿的，离婚时对其因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导致离婚所受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损害，均应有权依法提出损害赔偿。这才是合理的。第二，新《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蔽、转移、变更、损毁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是对离婚时夫妻一方侵害夫妻共同财产的违法行为的处理措施，而不是赔偿损害，因此，对于因法定违法行为而导致离婚所造成的财产损害，不能援引此条规定予以处理。第三，按新《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要有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起损害赔偿。这并不意味着离婚损害赔偿仅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而否认物质损害赔偿。从立法精神看，在离婚损害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两者是并行不悖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填补受害配偶的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维护其合法权益，并制裁过错配偶的违法行为。 七、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 离婚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方式是否仅限于财产责任方式?从国外立法看，大多只规定对离婚所受的损害，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瑞士民法除规定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外，还规定可请求给付抚慰金。前者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抚慰精神创伤。笔者认为，从现实生活中看，离婚无过错方所受的损害，往往以精神损害为多。因此，瑞士立法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今后在制定民法典时，在民事责任中增设给付抚慰金之规定。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并且，根据该法第120条规定侵害名益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两种方式，才能更好地维护受害的无过错配偶的合法权益，即基于过错配偶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过错配偶所受的精神创伤，可以请求给付精神损害补偿；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等如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八、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和给付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金数额的确定，立法是否规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我国有些学者主张，立法应对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统一规定“下线”或“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以确保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有效地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加以限制。“广东省人大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做出的具体规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即赔偿起价5万元。这一规定，不妨在过错离婚中，作为给予精神赔偿的起价也可采用。"笔者认为，鉴于过错配偶的主观过错程度不同、违法行为导致离婚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手段、情节及后果往往不同，并且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离婚赔偿责任主体的经济负担能力亦有差异。因此，我国立法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不宜统一规定一个“起步价”或“最低限额与最高限额”。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再由法官酌定，可能会更合理。公务员之家 法院判决离婚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应当考虑哪些因素?笔者认为，原则上物质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应当按照赔偿实际损失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来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宜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 离婚损害赔偿金的给付方式如何?笔者认为，可由夫妻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综上所述，离婚损害赔偿是配偶一方违法侵害配偶他方的合法权益导致婚姻关系的破裂，离婚时无过错配偶所受的损害，过错配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故基于公平正义原则应当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从而依法追究过错配偶违法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保护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法律认识论文:正确认识法律规避推动行政管理法制化论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处在巨大发展变化时期，出现法律规避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其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是客观的大量的存在着。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危害性的一面。为了推动行政管理早日走上法制化的道路，对其法律规避现象要采取正确态度，即发展合理的因素、克服消极的影响。这就要求，首先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法行政，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其次是积极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但最重要的是尽早完善立法体制，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 论文关键词：行政管理法律规避现象客观存在评析正确处理 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特别是《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等监督行政的法律法规颁布施行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更加显现，影响着我国法制建设。笔者认为，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加以分析研究，既要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合理的一面，采取正确的态度，克服其消极的影响，以推动行政管理走法制化的道路。 一、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 (一)行政程序卜的法律规避现象。 1.为争行政主管而进行法律规避。产生这种规避现象，主要原因是有关法律法规关行政管理的规定出现交叉的情况，享有管理权的各行政部门从自己部门利益出发根据有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的法律规定主管案件。有的行政部门甚至把同一事实违反了两个以的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分别由不同部门主管的案件，自己一并处理，产生法律规避。如深圳市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六神丸假药，被工商部门查获。工商部门以14家药店销售带有“上海牌”商标的假药，侵犯了商标专用权而给予处罚，同时对该批假药进行没收等处罚。结果就存在法律规避问题。药品是特殊商品，对于药品的生产、销售等行为，按《药品管理法》规定应由卫生管理部门主管，工商部门处理是超越职权的，规避了《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有的行政部门利用法律法规关于违法事实性质的规定小卜分明确清楚的情况，从有一利于自己行使管理权来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定，避开其他法律规定。比如对于公路路肩栏杆遭到行驶的汽车意外碰撞而破坏的事件，如果按照《公路管理条例》规定·，属于破坏公路设施行为，应由公路管理部门主管。但公安部门发现时，便进行查处，其理由是本案属于交通事故，按《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应由公安部门主管。 2.级别管辖上的法律规避。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级别管辖问题规定的比较具体明确，有一的部门为了行使管理权，故意规避法律规定。比如《土地管理法》第25条规定:国家建设征用耕地1000亩以上，其他土地2000亩以上的，由国务院批准。征用省、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卜地，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征用耕地3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下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有的县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征用土地批准权，故意化整为零，把大项目分解为小项目，使之符合县政府批准征地权限范围，把本应由上级政府行使的批准权自行行使了。 3.自行设立简易程序，避免普通程序。有些行政部门如公路管理部门规定，罚款200儿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实际工作中，对当事人处罚，发给一张收据，不发给处罚决定朽。有的地方「商部门也采取这种做法，在市场管理中，罚款100元以下的可以当场处罚，处罚时发给一张罚款收据。 4.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避免行为违法。传统上，行政管理中存在着行政机关之间没有严格的分_L_，职责不明，遇到有经济利益就争着管，遇有麻烦的问题就往外推等现象。这种现象影响到现在。如现在公安、工商、海关都对走私行为案件行使管辖权，尽管《海关法》和《行政诉讼法》都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但公安机关以其有权侦查走私犯军案为由，继续查处走私行为案件，查获的物品款项没收，不移交海关处理。管理上矛盾很大。广东省政府根据打击走私的实际情祝，为了发挥公安、工商、海关部门的互相协作作用，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经召集公安、l商、海关协商后，作出规定，决定走私行为案件依据《海关法》规定应由海关作出处罚。公安、工商在行使职权中查获到走私行为案件的，由海关作出处罚决定，罚没物品和款项按比例部分归海关处理，一部分归查获部门处理。 5.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部门的管理权。现代城市管理事务越来越繁杂，行政管理往专业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专业化管理中也带来一些问题，各有关行政部门在管理中常发生扯皮现象，管理效果不理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城市设立专门机构行使一定范围的行政管理权。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制订规章设立城市监察大队，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对于这些方面的违法行为，监察大队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处理权，需要作出处罚的交有关主观机关办理。实践中城市监察大队往往也行使处罚权，如对违章建筑行为责令停建，通知拆除，甚至组织力量强行拆除。 6.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临时机构林立的情况还未得到改变，各级政府都依赖一些临时机构开展有关工作。如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打私办”是为了协调各有关部门关系，解决查处走私案件中的矛盾而设立的。但有时“打私办”手上有案件，也自行作出处理或处罚。又如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处理土地山林纠纷案件，设立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调处土地山林纠纷案。有的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名义作出处理决定，处理之后，其态度是:如果纠纷双方服从处理决定，那么该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不服起诉，调处纠纷办公室便宣布处理决定是无效的。所属政府也表示调处纠纷办公室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决定不代表政府，应由政府作出处理决定才有效。 （二)行政实体的法律规避现象。 1.越权行政时，对实体问题的处理与相对人“私了”。存在这种现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受经济利益驱动，明知不属于自己管辖，但见到有经济利益，仍然插手，在查获财物后，与当事人“私了”。比如有的公安、_工商部门在查处走私案件时，对查获的财物既不移交海关，也不以海关名义作处理，而是自行私下与相对人进行讨价还价了结。据一些地方反映，这种“私了”的情况很严重。法院也接到不少群众来访，反映行政机关越权处理中的“私了”现象。有的原告虽然与行政机关“私了”了，但事后提起行政诉讼。被告感到由于行为违法难免承担败诉的责任，便立即撤消其违法的行为，把罚没款和财物退给相对人，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2.为了避免行政争议，重过轻罚，轻过免罚，或者协商处罚。有的行政机关要求工作人员在作出处罚时与相对人协商，采取相对人能够接受的方案处理。如有的地方公路管理部门执法时，把处理方案和理由同相对人说清楚，相对人接受了才作出决定。有的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送达时要求相对人在送达回证上写明“同意本决定，保证不上诉”。 3.行政时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或应考虑相关因素而不考虑，以权谋私，违反法律的目的和宗旨滥用处罚权，构成对法律的规避。有的公安部门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人员以种种理由进行收审关押;有的卫生监督员对一些饭店不给予他优惠等方便而不满，随意以饭店条件差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给予处罚，或该轻罚的给予重罚，该罚款的却给予停业整顿;有的行政机关以相对人态度恶劣为由对该轻罚的给予重罚。 4.在实体法的运用上，选择适用地方性法规而规避国家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如行政法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规定，房屋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公布拆迁范围后，公民不能再迁入户口于拆迁范围。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中规定，公告后，公安机关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户口迁入工作，工商部门也不得再办理拆迁范围的营业执照发放工作。在贯彻执行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规定时，广东执行广东省房屋拆迁办法的规定。又如《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农村居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责令追回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者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房屋。”《广东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24条规定，对个人违法占地建房的，除可按《土地管理法》第舫条规定处罚外，还可以并处罚款，与《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不一致。有的地方的土地管理部门按照广东的实施办法，适用了罚款的规定。 (三)规避行政诉讼法律规定的现象。 规避行政诉讼的现象近几年来比较严重。行政机关怕当被告，怕败诉，怕承担行政责任，因而千方百计规避行政诉讼。上面所例举的法律规避现象中如“私了代协商处罚、联合行使行政处罚权、临时机构行使行政处罚权等也属于规避行政诉讼的问题，此外，还有下列现象: 1.自行设定复议作为提起诉讼的前里条件。《行政诉讼法》第”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选择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也可以选择直接向法院起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可见只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先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再起诉的，复议才是前置条件。而有的行政机关把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复议前里的，也自行决定复议为前里条件，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写明“不服处罚决定可以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或处理决定时，不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致使当事人不知道起诉。按照法律规定，规范做法，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当根据行诉法第37条、38条、39条规定，在文书上交待诉权和起诉期限。但行政机关不这样做，其目的是让相对人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意在用此法规避诉讼。 3，行政机关和工作人员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不制作、不发给书面文书，使相对人难以起诉。行政书面文书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相对人凭此文书可以更方便地依法行使申请复议或起诉权。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起诉，法院也依法受理。但如果没有书面文书，相对人要提起诉讼，首先要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存在，因而起诉权的行使遇到困难。 4.不依法行使行政司法权，使相对人无法行使诉权起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行政司法权，行政机关应依法行使。比如《上地管理法》第13条规定，人民政府对仁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纠纷有裁决权，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从，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有的政府为了避免行政诉讼，不当被告，对纠纷“调而不处”，调解达成协议的便制发调解书，调不成的便搁置起来不作裁决。有的政府领导，遇到换届选举，怕因起诉案件多影响选票，故意不作处理。由于政府不作处理决定，当事人无法提起行政诉讼。 5.公安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以刑事侦查为名，规避诉讼。有的公安机关对不符合收容审查条件的相对人收审，一旦相对人起诉，公安机关便以刑事侦查为名，拒绝参加诉讼。有的公安机关以刑事侦查为名插手经济纠纷案件。如某市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合同买卖水泥，由乙公司从广西某单位购进水泥供给甲公司，甲公司直接付款给广西方。交易成功后，由于甲公司未及时将货款付给广西方，广西方向公安局报案指控乙公司诈骗。公安局不顾交易三方为民事货款纠纷的事实，将乙公司的营业员收审，并查封了乙公司的银行帐号。乙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公安局以侦查诈骗案为由以图不应诉。 6.诉讼过程中与原告“私了，威胁原告或者改变具体行政行为，令原告申请撤诉。在行政审判中发现，诉讼过程中原告申清撤诉的案件一直占30%左右。在这些撤诉的莱件中，有相当大比例是因行政机关改变了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也有的是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对行政争议“私了”或者为了不承担败诉的责任与原告协商解决行政争议;有的行政机关采取报复或以报复相威胁，迫使原告申请撤诉。如某一原告起诉县公安局查处走私的行为，被告县公安局把原告的弟弟抓起来，理由是其弟参加过赌博(没有事实根据)。又如某原告不服公安局以他参加赌博为由罚款2万元的处罚起诉，公安局知道后通知原告谈话说，告状可以，公安如打败官司可以追回2万元，但官司一完就要把原告抓起来，依法迫究刑事责任。原告害怕了，便申请撤诉。 7.行政机关不应诉，不出庭，出庭后退庭，或提供材料不全，抵制诉讼。行政机关不应诉的现象，多发生于人民政府或公安机关当被告的案件。有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观念未改变，认为当被告受审不好受。如某市公安局一名干部宗收审案件出庭应诉.庭审进行中途退出法庭。他说我从来是审问别人的，今天却被法院审，受不了。有的政府在向法院提供材料时，只提供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证据等材料，不提供对自己不利证据等材料，使人民法院难于全面客观地审查案件事实，作出判决。有的政府对法院行政审判施加压力，要求法院判决支持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否则，在人、财、物方面给法院制造困难。 二、对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评析 1.行政管理中存在法律规避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为何在行政管理中会出现法律规避的现象户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有差别。有的思想比较先进，有的相对地落后些;有的对法律法规精神掌握得好，有的相对地要差些;有的人出于不良的执法动机，以权谋私，或者为部门利益驱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法律规避;客观上，存在容易产生法律规避的情况。第一，法律规定留下了选择适用的空间。法律规定存在冲突的情况，行政管理人员可能选择适用一定的法律规定而不适用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处理问题。第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存在法律规定滞后的问题，给法律规避找到了“理由”。第三，中国是个大国，行政事物务纷繁复杂，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在行政管理中，各地区有时偏重考虑地方的情况而适用地方性法规、规章，规避中央法律规定。第四，国家法和地方法规对法律规范并不都是合理的。行政管理为了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可能要规避不合理的法律规定。同时，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之处，容易为行政管理人员钻空子，达到在“不违法”的情况，完成其任务。由于卜面所述主客观的原因，不可避免存在法律规避现象。在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变化时期，法律规避的现象将是相当严重的。 2.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合理性。法律规避现象有没有一定的合理性?过去人们是给予否定的回答的。现在我们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并非一切法律规避的现象都钱不值，而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理由是:第一，行政机关出于善良的正当的动机，为提高行政管理效能而作出的符合法律目的的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比如行政机关设定简易程序的做法，可以避免般程序的繁琐做法，工作方便，对提高行政效率有好处。正因为简易程序有其合理性，《行政处罚法》制订时吸收 简易程序。又如行政机关联合行使行政管理权的做法，广东省政府发文让公安、工商、海关联合查处走私行为，在一定程度卜解决了当时公安、工商和海关关于走私行政案件管辖L的矛盾，发挥了公安、工商部门的积极性。第二，根据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做法，建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若干部门的一部分管理权，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大家都来管，大家都管不好的矛盾，也是合理的。如广州市成立城市监察大队进行城市管理的做法。又如佛山市规定，对城市涉及居民生活的违法案件，统由佛山120巡警处理。生活噪音、环境卫生、治安问题，等等，“有事请拨120巡警电话，”巡警随叫随到，处理问题迅速及时，深受市民欢迎。 第三，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改变错误的行政行为，原告同意并申请撤诉，减少诉累，也是可行的。第四，当法律规定不很符合发展了的情况，或法律规定冲突时，根据社会管理需要，从提高行政管理的社会效果出发，在不违反法律原则的情况下灵活处理，或选择更加合适的法律规定，也有其合理之处。第五，行政机关的行为所规避的法律规定其实也在对其行为起到了某种调节的作用。比如联合作出行政行为的做法，行为的形式和实体内容都体现了有关法律规定的指导作用。又如行政机关设立专门机构综合行使几个有关行政机关职权的，一般也以有关法律规定为准，不但有关行政法对之起到调节作用，而且行政诉讼法也在起到调节作用。 3.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现象的危害性。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从某个角度看，在某些方面有其合理性，但它的社会危害性也是很大的。主要表现在:第一，为经济利益驱动，越权行政，滥用职权行政，会引起行政管理上的混乱。如县级人民政府为了行使土地征用审批权用化整为零的方法，把征用的大面积上地分化为小面积，使之符合自己审批的权限，从而审批。这样做，势必影响行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几年来出现的乱批地现象，造成耕地锐减，上地资源浪费的后果，就是很好的说明。第二，有悖于法制的统一性原则，不利于依法治国的推行。 按照宪法规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宪法、法律相抵触，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行政执法也应当遵守这些原则。实践中产生的适用与法律有抵触的法规，或适用与法律、行政法规有抵触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有悖于法律规定统一性原则。依法治国要求保持全国法制统一，全国一盘棋，不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会造成和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第三，行政部门为行使管理权，解释法律规定往有利于自己方面理解，容易出现主管争议。如违反物价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的行为，《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第3条第10项规定“哄抬物价”的，工商部门可按该条例第9条规定处罚;而《价格管理条例》第29条第3项规定，“抬级抬价”的，第6项规定:“违反规定层层加价销售商品”的，物价检查机构应当根据《价格管理条例》第30条处罚。物价部门和工商部门就为这两个法规规定争执主管权。第四，为了规避诉讼而不依法履行国家职责，工作上失职，其后果是损害国家利益。特别是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而不讲原则，不顾国家利益的做法，危害更大。第五，为规避诉讼而在行政时不制作、不发给决定书，不告知诉权，或以报复、威胁为手段阻止相对人起诉，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权，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第六，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还容易出现腐败现象。 三、正确处理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 1.立法上力求高度周密和科学，要符合实际，有利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发挥行政效能。第1，有关行政主管方面的法律规定，要明确具体，方便于行政机关依法行使国家职权。有的行政事务需要若干个行政机关合作进行管理的，更应尽可能具体划分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否则，不利于各部门行使职权。如《外汇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对违法案件，由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分局，或者由公安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按其情节轻重，强制实行收兑外汇，单处或者并处罚款，没收财物，或者由司法机关依法惩处。”这条规定各行政机关享有共同管辖权，但各机关权限不清，造成执法上矛盾。 后来1985年国务院颁布该法实施细则，在第13条规定划分各行政机关的职权，才解决了主管问题上的矛盾。第二，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现象。法律冲突容易造成执法上的混乱，应当改进立法体制，加强审议工作，力争立法更加周密和科学，同时也应加强立法监督，建立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及时解决发现的法律冲突问题。第三，解决法律滞后不适应发展情况的矛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出现很多新情况新矛盾，需要适应的法律调整，不适应的法律规定应及时进行修改，及时制订出新的法律规定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对现实中存在的有利于社会管理的合理的做法，立法_}二应加以研究，开发新的思路，加以解决。比如对建立综合执法部门的立法问题。《行政处罚法》第]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在立法上是一个创新，非常有一益和值得以后借鉴。 2.行政执法部门必须树立依法行政观念，正确处理好法律规避问题。第，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行政机关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应当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权和责任。国家职权不能滥用，也不能随意放弃。不认识这点，就不能保证依法行政的实现。同时，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应当实事求是加以分析评价。有的法律规避行为有其合理性，但法律规避的危害性却是不容忽视的。对于规避行为，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必须端正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用正确的指导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要追求行为目的和法律目的相一致，避免发生损害我国法制和国家利益的后果。第二，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要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正确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方法处理问题。依法行使职权是一般要求，在遇到法律冲突问题和法律规定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问题时，应当正确运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一致的方法处理。 一是要在法律原则指导下灵活处理问题，不能丢掉原则为所欲为;二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服从全局，地方服从中央;三是执行法律和对法律的解释运用应当公正。不能见到有部门利益就争着去管，寻找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规定，规避不利于己的法律规定，而遇到难办的事情就往外推，影响法律的严肃性和社会调整效果。四是要舍弃为规避诉讼而无原则放弃行政管理权或不严格执法的做法。行政机关应当对国家负责，讨人民负责，勇敢行使职权，乐意参加诉讼，通过诉讼检验其行为，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提高执法水平。第三，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互相配合的机制，解决行政管理中出现的管辖权争议问题。现在各级人民政府设立了法制机构，该法制机构应该有所作为，可以建立一定的协调制度，在政府法制机构的卜持下协调解决管辖权争议。对于实际中存在的有其合理性、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一些规避行为，认为应当通过立法解决的，要提出立法建议，希望立法解决。在立法之前，应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处理。省级人民政府还可以按《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解决行政管辖的一些问题。第四，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临时机构等的管理。由于这些机构没有独立的执法权，应当明确规定他们的工作权限和制度，避免发生法律规避现象，影响正常的管理秩序。 3、发挥各种监督机制的作用，制止行政管理中的刁很的法律规避行为。首先是要发挥好行政审判的司法监督作用。对于行政机关为了规避诉讼而与相对人“私了”、协商处罚，或者采取报复或威胁手段等等的，如果相对人起诉，应积极大胆受理，并积极做工作消除原告的思想顾虑和排除实际威胁，提供法律救济，通过诉讼纠正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行为;坚持严肃执法，对于违反法律原则和宗旨的规避行为，在审判时坚决予以纠正，该判决撤销的判决撤销，对于责任人故意规避法律造成不良后果的，应提出司法建议，交有关部门处理;对于原告申请撤诉的行政案件，要依法认真审查，如果属于行政机关为规避诉讼无原则地改变或撤销行政行为，或者以恐吓威胁手段，使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撤诉，依法继续审判;经常保持与政府法制机构的联系，互通情况，共同发挥监督职能作用，以提高依法行政的质量。第一二，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人大应当注意从不同的渠道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应适度安排执法检查工作，善于发现问题，监督解决，对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现象，提出要求，令各有关部门协同处理好，推进依法行政。第三，注意倾听群众的来信来访意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对行政机关的法律规避现象很憎恶，特别是“三乱”问题，违法增加农民负担问题等。对于损害群众利益，影响政府和群众关系的行为，有关部门应当严肃处理，不应姑息迁就，通过不断地清洗和净化，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第四，发挥纪检、监察部的监督作用，打击以权谋私，腐败行为，确保行政管理机制的健康，以发挥更佳的管理效能。 法律认识论文:法律认识错误研究论文 1认识错误的概念和分类 1.1认识错误的概念刑法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认识与客观实际情况存在不正确的认识。行为人发生这种错误时，就产生了是否阻却故意的问题。[1]故意与过失是认识因素的范畴，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不同，故意或过失会影响到行为人的意志因素，进而影响到犯罪行为的罪过形式。 1.2认识错误的分类我们知道，认识错误及其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系密切。故意或过失作为认识因素的两个方面，认识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可见，在发生认识错误的场合下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追究理应有所不同。因而就有了认识错误的分类。我国刑法理论采取传统的分类方法，把认识错误分为法律上认识的错误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2] 2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2.1法律认识错误及刑事责任法律认识错误，有学者称之为“违法性错误”。本文采纳“法律认识错误”的说法，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及刑事处罚存在不正确的认识。法律认识错误通常包括以下三种情况： 2.1.1想象犯罪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人误认为构成犯罪，即刑法理论上通常所说的“幻觉犯”。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行为的性质，即行为人是无罪的。 2.1.2想象不犯罪行为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而行为人误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这种认识错误不影响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而不是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 2.1.3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行为在罪名和罪数、量刑轻重有不正确的理解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但对其行为触犯了何种罪名，应当被处以怎样的刑罚，存在不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这种错误认识并不影响其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既不影响定罪，也不影响量刑，司法机关按照他实际构成的犯罪及危害程度定罪量刑即可。 2.2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理论上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二种学说。否定说认为“不知法不免除法律责任”。笔者赞同“不知法不可免责”的观点，不承认法律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总之，笔者认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不论上述列举的何种情况，都不影响对其行为性质的认定和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原则是：不免责，按照法律的规定定罪量刑即可。 2.3事实认识错误与刑事责任所谓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事实状况的错误认识。事实认识错误可能对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从客体的认识错误、对行为性质、犯罪对象错误、犯罪手段错误、打击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3]。五个分类对事实认识错误及其刑事责任进行论述。 2.3.1客体的认识错误客体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侵害的客体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客体认识错误可能影响罪过形式、犯罪的既遂与未遂，甚至可能影响犯罪的成立。 2.3.2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所谓犯罪对象错误，是指行为人预想加害的对象与实际加害的对象不一致。 对行为对象的认识错误，有以下几种情况：①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相同的社会关系。②误把甲对象作为乙对象加以侵害，而二者体现的社会关系不同。③误将犯罪对象作为非犯罪对象加以侵害。④误将非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对象加以侵害。 2.3.3行为认识错误行为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性质或方式的认识与实际情况不符合。行为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行为性质认识错误。第二，行为方法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对自己所采取的方法产生不正确认识，从而影响危害结果的发生。 2.3.4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况：①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本来会发生危害结果，但行为人误认为不会发生危害结果。②行为人本欲使用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但由于认识错误而使用了不会发生危害结果的手段。③行为人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因为愚昧无知而误认为该手段可以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2.3.5打击错误打击错误，也称行为误差，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意欲侵害的某一对象实施侵害行为，由于行为本身的差误，导致行为人所欲攻击的对象与实际受害的对象不一致。笔者认为，如果这种打击超出了同一犯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就不能认定为同一犯罪，而应在主客观相统一的范围内认定犯罪。 2.3.6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即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行为和造成的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实际发展进程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主要包括以下四种情况：①危害结果虽然发生，但并不是按照行为人对因果关系的发展所预见的进程来实现的情况（有学者称为狭义的因果关系的错误）。②行为人实施了甲、乙两个行为，伤害结果是由乙行为造成的，行为人却误认为是甲行为造成的（有学者称为事前的故意）。③犯罪结果已经因行为人的危害行为没有故意地实施了可能产生一定结果的行为后，才产生故意，其后放任事态的自然发展，导致了结果发生（有学者称事后故意）。④犯罪构成的提前实现，是指提前实现了行为人所预想的结果。笔者认为，要认定这种行为是否成立故意犯罪既遂，关键在于行为人在实施第一行为时，是否已经着手实行，如果能得出肯定结论，则应认定为故意犯罪既遂，如果得出否定结论，则否认故意犯罪既遂。 2.4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理论上大致有三种学说：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的符合说、抽象的符合说。理论和实践中的通说是“法定的符合说”。依此学说，只要侵害的是同一性质的法益或在构成要件上相一致，就成立了故意。通过上述分类分析，当发生事实认识错误的情况下，行为人如何承担罪责？因为笔者承认事实认识错误可以阻却刑事责任，故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在抽象事实错误的场合下，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当实际的犯罪事实较重而行为人没有认识到其重时，应依轻罪处理；当客观犯罪行为轻时，则一律依轻罪处罚。 关于认识错误，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作为一种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的。对于具体事实错误的处理，可以利用法定符合说，而对抽象事实认识错误的场合，则应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既反对只根据行为人的主观想象定罪，也不能单凭客观后果而归罪。对于法律认识错误的处理，就我国的国情，仍应坚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传统原则，反对“不知者无罪”的肯定说。 法律认识论文:重婚的法律认识探究论文 摘要 这篇论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对重婚这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比较。横向的比较和纵向的比较，重点在于横向的比较。包括不同法律学科对于重婚问题的不同认识和界定；不同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共同看法与区别之处；以及重婚与事实重婚的区别与联系。纵向的比较也就是重婚问题的历史与渊源，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重婚问题在当前社会下，突出表现为认定困难。因为我们国家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段，社会的变革，各种思想的斗争，阶级矛盾的存在，新思潮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重婚问题的出现是带有很强社会性的，很多重婚都是具有社会性的。例如一些是在建国以前就形成的一夫多妻重婚关系；有些是在战争时期夫妻失散，之后再次嫁娶造成重婚的事件；还有些是出国之后，在与原配偶未进行离婚登记，而在国外再次结婚的重婚现象。总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重婚是一个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其次，重婚是和文明背道而驰的，从历史的研究来看，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是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它们要么是生产力发展低下的产物，要么是剥削社会男女不平等的表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重婚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消亡，只有在一些宗教或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才部分存在；重婚孳生丑恶，为大众而不容，重婚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产生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从辨证的角度看，重婚来源于社会，被社会所制造所决定，但反过来它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只有对重婚问题有很清楚的认定，我们才能很好的去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对于重婚的处理，是建立在认定基础上的，严重的触及刑法的要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要追究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一些社会原因形成的重婚，注重区别、严格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同情况分别对待。一些事实重婚是我们研究重婚问题时不能忽视的问题，重婚罪中所指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而且给社会带来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不由得我们不重视。 关键词：重婚事实婚姻一夫一妻重婚罪 一夫一妻制度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制度。任何人都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得同时有两个或更多的配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婚姻关系是男女两性基于爱情的结合。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必然要求一夫一妻的结合。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前那些对于重婚的认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重婚问题在新的社会阶段面临着新的挑战，事实重婚也成为我们考虑重婚问题时必须研究的内容。 一、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我国，一切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两性关系都是非法的，都将受法律的制裁。这是贯彻一夫一妻制的法律保障。 （一）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在婚姻法上，重婚是被归于无效婚姻的。婚姻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没有做过多的涉及。一般意义上认为，相对于重婚罪，婚姻法上的重婚范围要更广。首先，一些重婚行为并不严重，没有达到罪的级别，不认为是重婚罪，但在婚姻法上认为是重婚。还有一些事实重婚，虽然婚姻法还没有具体的把这些行为认定为重婚，但把其划为重婚的呼声很高。 （二）刑法上对于重婚的认定： （1）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法律所保护的一夫一妻制的社会主义婚姻关系。重婚罪破坏了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它不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屈辱，而且对子女的抚育和成长也带来不利的影响，破坏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2）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两种人：一种是有配偶的人在没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的；第二种本人虽然无配偶，但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其本身来说，他（她）是初婚，并不是“重”婚，但因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就成为重婚罪的共犯，他与重婚者共同破坏了合法的婚姻关系，所以也要以重婚罪论处。 （3）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一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行为。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办理结婚手续，取得结婚证，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要解除婚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领取离婚证书；非双方自愿离婚，而只是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一般是由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县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在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或者裁定，准予离婚还是不准离婚。男女双方在登记结婚后，未经合法程序解除婚姻关系前，如果一方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则构成重婚罪。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也构成重婚罪。二是事实上形成非法婚姻关系。我国《婚姻法》虽然早有明文规定，但由于多年来一些陈规陋习习惯势力影响，群众法制观念不强，一些部门执法不严，一些偏僻地区登记不便等等因素的存在，还不能使每一对结婚男女都能自觉地执行婚姻登记的规定，以致在目前的社会中，未经合法登记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尚占一定的比例，它不会因《婚姻法》的颁布，施行而在短暂内消失。如果对事实婚姻从法律上不给于承认，将会脱离实际，也不符合婚姻法保护一夫一妻，自愿结合，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原则。因而重婚罪中的“有配偶”和“结婚”，都包括事实婚姻。就是符合重婚罪主体条件和主观要件的人，虽然没有进行婚姻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因此，重婚罪的两个婚姻关系，可是是两个登记婚姻，可是是一个登记婚姻，一个事实婚姻，也可以表现为两个事实婚姻。 （4）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表现为自己已有配偶而故意与他人结婚或明知对方已有配偶而仍然与之结婚。因此，无配偶的一方如不知对方有配偶而受骗与之结婚的，不构成重婚罪，有配偶的一方构成重婚罪。重婚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是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女性；有的是贪图享受；有的是家庭不和，受到虐待而引起的；有的是封建思想作祟，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有的是因生活困难，外流谋生困境所迫使。一般来说，重婚的动机不影响案件的定罪而影响量刑。 由于我国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和重婚案件的复杂性，在处理重婚案件中，主要是正确划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要注意区分： ①.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一些地方拐卖妇女的犯罪较为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自己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所以该妇女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②.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罪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临时或含约定期限在一起非法同居生活的行为，不构成重婚罪。 ③.掌握重婚行为的情节是否严重的界限。重婚行为的情节有轻重，危害有大小之分。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重婚行为，根据立法精神和实践经验，不宜认为为重婚罪。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由于他人结婚的，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较小，所有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二是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在我国一些地方，确有因遭受洪涝，天旱，地震，火灾等自然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现象。有时夫妻一方外流后，直到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迫于生计，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有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故意，但其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三是男女双方进行了婚姻登记，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一起同居，但其合法夫妻关系已经成立，如果双方或一方未依法解除该婚姻关系而由于第三者登记结婚或形成事实婚姻关系的，属于重婚行为。四是由婚姻关系的男女一方，已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要求，在案件审理期间和上诉期间，当事人就同第三者登记结婚或者形成事实婚姻的，也是重婚行为。五是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或不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而非法同居的，因这种关系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所以，其中一方与他人结婚的，或者有配偶的人与他人非法同居，通奸或姘居的，均不构成重婚罪。六是有的配偶出于某种需要办理了假离婚的手续，以后弄假成真，一方面借此再婚的，因这种离婚并非双方真正的意愿，本来是假的，应视为无效离婚。其后某一方的再婚，应视为重婚行为。 ④.重婚罪与强奸罪的界限。在实践中，有的男子本来有妻子，但却利用某种关系，采用暴力，胁迫等手段，长期与其他妇女过性生活，对外也毫无顾忌，以夫妻关系同居，而女方却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屈从。对于这类案件应按强奸罪论处，不应定重婚罪。区分是重婚罪还是强奸罪，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侵犯的客体。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二是在客观方面。重婚罪在客体上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以弄虚作假的手段非法骗取登记结婚，即自己有配偶又与别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第二种是凡是符合重婚罪主体，主观要件的人，尽管没有进行结婚登记，但公开以夫妻关系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这里既包括经济生活，也包括性生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强奸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 二、对于重婚的处理 （一）.婚姻法对于重婚的处理： 婚姻法给人的感觉是弱惩罚法，有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婚姻法，但对其浑不在意。因此对于婚姻法的责任追究应加大力度。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在民事上应负的责任包括：一是停止侵害。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判决当事人解除重婚、同居关系，停止继续侵害合法配偶权益；二是损害赔偿。重婚、有配偶的人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赔偿；三是离婚时分割财产和确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无过错方应得到照顾。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改房，离婚时，如果是过错方取得房屋产权的，过错方应给予无过错方按该房屋市场价一半金额以上的补偿，或对产权按照顾无过错女方及子女作分割。对有证据证实固定资产或其他价值较大的财产，属于过错方购买给第三者的，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刑法对于重婚罪的处理： 重婚罪的刑事责任：《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犯重婚罪的行为人量刑时，应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手段，情节，影响，后果等综合考虑。对那些一贯玩弄女性，喜新厌旧，腐化堕落而重婚的；采用伪造证件，欺骗单位，欺骗对方等手段而重婚的；犯重婚罪，屡教不改的，应当从重处罚。同时宣告解除其非法婚姻。 构成重婚罪的当事人要负刑事责任。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追究重婚罪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公安机关依报案、举报或其他线索自行侦查，或是法院、检察院发现有重婚嫌疑移交公安机关侦查，侦查终结后通过检察院提起公诉，由人民法院审判。配偶发现另一方有重婚行为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二是由受害者收集证据后，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可以向法院控告重婚的，除合法配偶外，受欺骗而与有配偶的入结婚的也是受害者，也可以提起诉讼。 （三）关于重婚诉讼的一些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建立了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合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 （四）重婚的管辖问题： 审判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重婚案件的审判管辖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的地区管辖，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地。”就重婚案件而言，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由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引起的，重婚案件的特殊性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1)被告人，也即重婚行为人通常有二人，一人不可能单独重婚；(2)被告人的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3)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行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人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起诉，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重婚的横向思考 （一）重婚在不同的部门法中的比较： 重婚在婚姻法和刑法上都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主观方面当事人都表现为故意，都是明知一方或者或者双方有配偶而以夫妻名义进行生活。他们重婚破坏的对象都是我国社会主义的合法婚姻关系秩序。而且在社会危害上是一致的，这些重婚都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 但是两者对于重婚的规定和处理也都存在着诸多的不同： 第一，《婚姻法》与《刑法》对于重婚惩罚度不同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婚姻法》保护的是公民合法的婚姻关系，这就决定了《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婚姻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一种。《婚姻家庭法》中对于重婚，主要是制止其存续，使其不能继续破坏社会主义婚姻秩序，要求重婚造成离婚中的过错一方给予无过错一方损害赔偿。而刑法对于重婚的要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二，《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主体不同《婚姻家庭法》的主体是指有配偶而重婚的自然人，刑法上除了这种人之外，还包括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自然人。也就是说，刑法对于破坏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当事人都进行追究责任，而婚姻法仅仅是保护婚姻秩序不被破坏。 第三，《婚姻法》与《刑法》关于重婚的范围不同《婚姻家庭法》对于重婚认定的范围相对比较广，只要是破坏了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形成法律重婚或者事实重婚，都认为是重婚。而刑法上对于相对比较严重的以重婚罪论处，而一些社会危害小、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重婚。对于那些因为胁迫、违背自身意愿，或者由于特定原因而重婚行为的不以重婚罪论处。 （二）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比较： 在比较重婚和事实重婚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确事实重婚和法律重婚的概念。事实重婚是指一方或者双方现存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形成被其他公民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发生重婚关系的双方并没有在国家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并没有采取骗取的手段登记、领取结婚证。法律重婚则是指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现存的婚姻关系尚未终止即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了结婚证而成就婚姻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1994年1月12日国务院批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显著不同点在与是否采取欺骗手段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在主观上，法律重婚有着更强的犯罪故意，在了解一方或者双方有配偶的情况下，为了使他们的非法的同居关系为社会所接受。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欺骗，从而在国家登记机关拿到结婚证，达到他们的目的。 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它们发生的环境一般有所差别。事实重婚往往出现在交通相对闭塞，积极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在一些我们国家的婚姻法律登记制度还无法很好贯彻的地区，事实婚普遍存在，事实重婚隐藏其中，更难于被发现。而法律重婚多出现在城市、经济发达地区、基层管理组织比较健全的地区，因为意识、经济、管理严格等多方面的原因，促使当事人采取欺骗的手段去的结婚证。 其三，这和当事人也有很大的关系，法律重婚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往往有一些法律知识，为了维护他们之间非法的关系，他们考虑到要有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国家证明。而事实重婚的双方，往往文化素质比较低，对他们之间的非法婚姻关系采取顺其发展的态度。 （三）事实重婚与同居的比较： 重婚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事实重婚，而事实重婚中，就是当事人之间没有去骗取结婚证而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被人民大众所认可的婚姻关系。它与现在社会中的同居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底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对他们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重婚与一些不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区别。 这里所谓的“同居”，指的是男女双方并没有依法缔结正是的婚姻关系而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它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双方均为无配偶者的同居。其中有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双方仅以一种单纯的同居关系或者以“试婚”为名义的同居，另一种是双方以夫妻互待的共同生活。另一种是有配偶者又在婚姻关系之外与他人同居。 对上述各种“同居”应按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没有配偶的一男一女出于自愿而同居生活，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人对待两性关系采取了轻率放任的态度。虽然这种行为不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容易产生各种纠纷，侵害有关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同居而没有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方面的纠纷，它就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减少以至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依靠道德制约和行政规制。如果因为财产或者未婚同居生育的子女抚养而发生纠纷，首先应当由双方协议解决，协议不成时可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按照《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没有配偶且又没有婚姻障碍的一男一女以夫妻互待同居生活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应当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如果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而又没有补办结婚登记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如果涉及非婚生子女的抚养问题，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人民法院因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解决。如果因为同居期间的财产问题发生纠纷，应按一般财产关系处理，即同居生活其间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同居生活期间，双方各自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应按个人财产对待；同居生活期间，因为共同生活和经营所形成的债权债务，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在非法同居期间，一方死亡，另一方要求继承财产的，可根据互相扶养的具体情况，作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分的适当的遗产。 修改后的《婚姻法》明文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一）》，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的共同居住”。双方应当解除同居关系，必要时可以追究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如果属于包养暗娼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并对配偶他方或者子女、父母有遗弃、虐待行为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基层组织予以劝阻、调解，或者请求公安机关依法干预，或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作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无过错配偶要求离婚以及请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四）国内外对于重婚问题的比较： 重婚，多重婚在美国大多数州都是无效婚姻，而且州刑法对重婚亦有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确认一夫一妻制的司法判例是在1878年。最高法院在审理摩门教徒雷诺兹的案件时，认定雷诺兹犯有重婚罪，因为他同时娶了几个妻子。雷诺兹称，根据摩门教教义，上帝要求其信徒实行多妻制，在某些情况下，不娶多妻还会被罚入地狱。最高法院为此宪法第1修正案：法律可以干预宗教活动，当宗教与法律发生冲突时，以法律为准。故雷诺兹犯有重婚罪。 多重婚是指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同时有几个配偶，而重婚是指在前婚未解除时又缔结第二个婚姻。传统上，州的重婚法对承担刑事责任不需要有特别的故意，但是现行的刑法和几个最近的判例要求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为了防止善意相信他方配偶已经死亡的无辜者婚后违反州的传统的重婚法，许多州制定了被称为“EnochArden”法令。这一法令规定一段时间后，一般是5-7年，配偶一方就可以以失踪一方已经死亡为由再婚。然而，这一法令并不能使后婚有效，它只是是重婚者不承担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绝大多数的司法部承认重婚和多重婚的法律效力，还是有些州通过推定婚姻实际上不承认重婚和多重婚，，并在法律上给予保护。 虽然重婚和多重婚在绝大多数国家遭到禁止，但这种婚姻在穆斯林国家和非洲亚洲的一些国家依然得到认可。由于社会和经济的原因这一现象已日益减少，但仍然有专家认为，重婚和多重婚有利于道德和法律。其理由有以下四点：（1）多妻是宗教赋予男人的特权；（2）多重婚在妻子不育或不能多育的情况下，允许丈夫多妻以生育子女，同时又不离弃第一个妻子使其流离失所；（3）多重婚可以防止不道德行为。例如嫖妓，强奸，通奸以及在许多西方国家存在的高离婚率；（4）在战争和灾难期间，多重婚可以保护寡妇和孤儿。 四、重婚的纵向思考 重婚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文明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男女间的地位一般难以平等，重婚往往被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或诏令所允许；另外在社会不发达的阶段，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配偶被普遍所认同，只有随着人类逐步走向文明，重婚禁止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 （一）在原始社会时期 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在这个阶段普遍采取走婚，原始的婚姻还没有形成，所以更谈不上重婚问题。父系氏族社会中男子地位由原来的从属上升为统治，原始的人类“占有思想“使得那些在氏族公社中有地位的男性以拥有更多的妻子作为自己地位的体现。重婚多婚乱伦现象严重，婚姻基本上表现于混乱。在这个时期，掠夺婚盛行，掠夺婚又叫抢婚，是指男子以暴力劫夺女子为妻的婚配形式。他最早出现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偶婚制向一夫一妻制转变的过程中。 这是由于原始社会时期，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迫切要求有更多的劳动力。在这个阶段，走婚或者多婚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人类数量的增长，虽然原始野蛮，但是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掠夺婚存在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当时婚姻制度正在往一夫一妻制转变，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是进步的，相对于原始的混乱婚姻制度，这种制度野蛮，但是一种观念进步。抢到的妻子变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能被他人所侵犯，这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出现的产物。 （二）在奴隶社会时期 夏、商、西周的婚姻制度基本上是在礼的规范指导下形成的，主要体现的是宗法伦理道德精神和男尊女卑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实行一夫一妻的原则，但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一原则对各级宗主贵族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他们之间广泛盛行一夫一妻制形式下的一妻多妾制。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基本上延续了奴隶社会的婚姻制度，有创新也基本上都是程序上的。在这个时期，婚姻家庭的法律原则包括包办买卖婚姻、男尊女卑、维护家长权利和亲属等级关系、实行等级内婚等。在中国宗法制度下，礼制和法制都要求“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必有“主婚”和媒妁才能成立婚姻；实行“一夫一妻”；要求女性服从男性，在夫妻关系中，“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强调“人各有偶，色类须同”，严禁良贱为婚。 （四）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建立以后，提出了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制度，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婚姻家庭法律原则，包括个人本位、私法自治、契约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等。但中国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使得这种婚姻制度很难在全国范围内施行。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象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等也都是封建主演变而来，他们依旧是沿袭旧的婚姻制度。即便是新兴的资本家，养小妾现象也很严重。 （五）社会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婚姻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恩科斯曾经指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因此，“以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在我国，一夫一妻原则意味着一个人在一个期间内只能有一个配偶，不允许任何多偶关系的存在。重婚被法律所严格禁止。重婚行为人要承担形势和民事的法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重婚是一种婚姻家庭领域的犯罪行为；按照《婚姻法》的规定，一方重婚是另一方诉请离婚的法定事由，离婚时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 重婚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不允许。因为其一方面破坏了一夫一妻平等的婚姻家庭关系，破坏了家庭幸福，侵害了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另一方面遗留给社会种种问题，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重婚是一种犯罪，打击它是社会主义秩序稳定和保障，是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公共道德的要求！ 法律认识论文: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认识论之思 摘要：在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针对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为理论指导，阐释法律意识的内涵与特点。研究考量了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存在法律基本知识不足、观念陈旧、法的心理因素与自我控制力不足等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这些问题作了社会、学校、学生3个层面的成因分析；政府、社会团体和家庭应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创造条件和保障，营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学校应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纳入到教育教学中，推动法律教育教学方式和内容改革，并用社会实践来强化法律意识；大学生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端正法律态度，在实践中深化法律意识，处理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等这些方面，就是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认识论路径。 关键词：依法治国；大学生； 法律意识培育； 认识论；法律实践；法律态度 全面依法治国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全面依法治国的逻辑要求和实践期待是要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指出：“要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1]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中公民的基本素养，只有牢固树立法律意识才可能使遵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理性追求和自觉行动。新时代大学生承载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民族使命，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这一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与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偏失，与国家对大学生的“角色期待”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在对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上还存在一定的表象形式和经验形态。“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亟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武器分析大学生法律意识出现偏失的主客观因素，并以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原则，从认识论视域建构解决路径，以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和践行。 一、法律意识的内涵和特征（一）法律意识的内涵 对于法律意识的概念，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法律意识的解释是：“法律意识是人们对于法（特别是现行法）和有关法律现象的观点和态度的总称。它表现为探索法律现象的各种学说，对现行法律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法、法律制度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律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3]随着法学研究和实践的深入，法理学家沈宗灵在1994年主编的《法理学》中指出“法律意识，泛指人们关于法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其含义相当于我国日常生活中所称的‘法制观念’，但主要的是指反映对现行法的态度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4]这一界定成橹髁餮说被法学界所认可。近年来，法学界对法律意识分别作了结构学、心理学和与法的关系学多方位的研究，但总体来讲，法律意识蕴含了较为丰富的内涵，一是人们对法的认知领域，即对法律的知识的掌握、了解，对法律认识形成的思想、观点；二是人们对法的心理状态，即“法律意识主要指人们对法律现象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心理观念因素”[5]；三是人们对法的行为评价，即是对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涉及法律行为的判断和价值评论。 （二）法律意识的特征 法律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个专门化分支，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也具有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与反作用力的属性，这种属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法律意识有着自身的形成发展规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通过在法律及其法律意识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的矛盾运动中不断提升和跃迁，进而不断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以指导主体的法律行为。二是法律意识同各种形式诸如经济意识、政治意识、道德意识、文化意识等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诸形式构成一个反映社会存在的总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都是相互联系着的。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它所调整的指向是非常广泛的，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必然反映各种社会关系，因而法律意识同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意识之间的关系是广泛而深刻的，表征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渗透性、影响性。三是法律意识的反作用力。作为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由社会存在的物质运动形式所决定的，社会活动尤其是物质生产活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必然是在人们一定的社会意识支配下进行的，社会意识对实践的指导性印证了社会意识的能动的反作用性。法律意识通过法律实践活动表征出对现存社会的认识与改造。它的反作用力所形成的价值生成性主要体现对法律在推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作用、特征、规律等方面认知的进一步深化。同时，通过法律意识去规约人们的行为并形成一种遵纪守法的理性自觉，以法律意识去指导法律在法治社会中发挥教育、惩戒的作用，保证社会良好的秩序和和谐的局面。 二、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 问题考量及其认识论分析根据对法律意识内涵以及特征的分析，可以得知法律意识的偏失必然会影响人们法律思想和法律行为。对其进行客观的考量和透视，以及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分析，是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逻辑起点。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问题考量 第一，法律知识匮缺。对法律知识的掌握本身是对法律意识的一种衡量。“就法与法律意识的相互关系而言，法是第一性的东西，法律意识是第二性的东西，法律意识应当是法这一社会现象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和映象。”[6]当前，大学生整体上法律知识匮乏，了解掌握的不多。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实用主义”的作祟，认为专业课是将来安身立命之本，法律知识对自己遥远，只要自己不违法，学习用处不大，因而，在法律知识学习中投入不够，精力不足。另一方面，在现有的法律知识学习中，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课堂上所学的法律知识仅见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后3章，而在学习中，大学生比较多的重视和自己相关的具体法学习，例如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对于宪法以及其他法律精神的学习不够重视，直接导致法律知识的储备不足。在涉及权利与义务时，大学生既不能很好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能用法律规约自己去履行好自己的义务。柳倩宇在对中国23所高校的大约2 000多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当大学生被问到“您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吗”的问题时，55.9%的人选择了“大体知道，但不很清楚”；32.3%的人选择了“知道，我的行为就是根据这个来确定的”；其他则分别选择了“我只要知道不犯法就行了”（7.0%）和“不知道”（2.4%）；个e人没有选，可视为不知道[7]。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清楚，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匮乏可见一斑。还有的大学生因对法律的无知做了违法的事情。 第二，法律观念陈旧。法律观念作为法律意识的一种形式，表征了法律意识的强弱。当前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大学生的法律观念有所提升，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法律观念陈旧的现象。例如，大学生在日常的谈论中仍然存在“权大于法”的观念，认为法律是给老百姓制定的，只要有权就可以不受法律或者弱化法律的制约。与此相关联，也存在“人情和金钱大于法”的观念，甚至有的大学生可以列举他听到的甚至看到的类似现象。在这种陈旧的法律观念下少数大学生中竟然形成了“法不可犯但可违”的谬误，认为只要不触犯刑法，其他的法律都可在权力、金钱和关系的控制之下。针对“打赢官司靠什么”的有关调查显示，50% 的大学生认为要想打赢官司必须得靠关系，30% 认为应当有理有据，20% 认为应当找一个好律师[8]。 第三，法律心理因素矛盾。作为人们对法律现象内在领悟及领悟到的感觉、知觉、观念、态度和情感等心理观念因素的法律意识的表征之一，“法律心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法律实践紧密相关”[9]。当代大学生出现了法律心理因素的矛盾，具体表征在对法的知行观上。法的心理因素是对法律知情信意行的心理过程，一般情况下人们的知情信意行是一个不同心理因素的统一过程，然而大学生在这个法的心理因素过程中出现了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对法律本身有一定的认知但并不认同，所以一俟遇到实际情况，其行为表现上就很难与认知相契合，表现出 “知而难行”；二是对法律知识能够做到认知，也有一定的认同，但法律信念不坚定，在实践中不愿为，表现出“知而不行”；三是明明知道法律的内容和原则，但为一己之私利铤而走险，做出违法乱纪之行为，表现出“知而逆行”，反映出当前大学生法律心理因素矛盾下的知行不一。 第四，大学生犯罪时有发生。法律意识的最大特点在于反作用力，即对实践的指导。法律意识的偏失不可能对人们形成正面的规约和行为的指导，反而在扭曲的法律意识和错误的价值观导引下，还会出现“知法犯法”。近年来，大学生犯罪整体表现出犯罪主体多元化、动机复杂化、手段智能化、行为极端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等特点。例如电信诈骗案是2016年公安部网络违法犯罪工作的重要治理对象，受害人多以心智不成熟的大学生为对象，而犯罪分子也包含了部分90后的计算机或通信专业相关的大学生，他们依借专业优势，但却目无法纪，以编造虚假信息来设置骗局，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原因的认识论分析 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原因是一个多向度的综合，它反映在宏观层面是社会因素，中观层面是学校因素，微观层面是个体因素。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深刻剖析形成原因才能有效地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第一，宏观层面的社会因素。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这是认识论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和自我意识必然打上社会的烙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市场经济的“双刃剑”也带来了一定的负向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取向总是受制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当社会非主流价值坐标发生震荡会引起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困惑乃至错位。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偏失毋容置疑是受到了具有否定意义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思潮客观存在的影响。 第二，中观层面的学校因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10]。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也经历了认识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校承担着重要的教育责任。反思学校在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上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法律知识的理论教学上缺乏针对性。理论教学没能很好地联系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实际，而这种实际就是大学生法律认识的感性认识，这样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感到“空”，而在理性提升阶段由于呆板的教学方法使学生难于做到理性的深化。二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飞跃出现一定的断层。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偏失很重要的因素是缺乏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活动。法律实践观对于法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它是法律意识完善的本质特征。然而非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很少能参与法律实践活动。三是法律意识培养过程中没能掌握很好的科学方法。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工具，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它是认识论的武器和方法[11]。当前学校在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出现了与认识工具即科学方法的疏离。主要表现在法律意识的培育缺乏整体性，简单地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门理论课对待，未能很好地做到把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培育与全面依法治国联系在一起，与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联系在一起，使得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缺乏高度。再是法律意识的培育未能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在理论教学和相关活动中也未能调动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些学校因素也导致了大学生法律意识出现一定的偏失。 第三，微观层面的学生因素。大学生是法律意识培育的主体，主体的因素在法律意识培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偏失的自身原因主要是在法律认识上的问题。当今许多大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处于感觉、知觉、表象的感性认识层面上，只是将法律所直接反映的表面特征与外部联系进行思维上的简单处理，并没有将这种感性认识跃升为理性认识阶段。其表现形式一是简单地看到社会负面的局部现象，进而以偏概全得出“学法无用论”，因而仅停留在一般的感知阶段；二是将法律知识作为一门书本理论去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应付考试；三是完全凭兴趣出发，即对自身感兴趣的法律条文也只是一知半解的感知。这些认知上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未能把法律意识的培养与依法治国的伟大战略联系起来，未能与自身培养目标和历史的任担当联系起来，因而缺乏法律意识的培育动力和目标，其逻辑运演必然造成法律意识的偏失。 三、当前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 认识论路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指出一切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都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2]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必然存在整体性运作的效应。 （一）营建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作为社会存在的大学生，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有利于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 第一，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以取信于民。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普及法律知识，逐渐营建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以正能量的社会价值取向引导大学生个体的价值取向，使得大学生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不断增强法律意识。 第二，作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要联手学校进行大学生法律教育，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2003 年 3 月 28 日，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 10 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研究大学生违法和犯罪问题，并提出预防措施。”[13]从而使大学生的法制教育走向了社会。另外司法部门要创造条件在司法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大学生参与有关的司法活动，例如出席开庭审判、开展司法宣传等活动。 第三，形成社会、家庭、学校“三位一体的”大学生法律教育格局。其具体分别为，政府主要由学校所在社区、家庭可由家长委员会代表、学校由职能部门成员共同组成。由政府牵头不定期开展情况通报、问题分析、宣传教育等工作。社会、学校、家庭要构成“三结合”的综合力量，统一协调、分工合作、各司其责，使大学生在任何活动场域内都能学习、感受、体验到法治思想的教育、法律意识的培养。 （二）加大学校教育培养力度 学校是培育大学生法律意识的主渠道，要在总结以往培育的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和创新性，从而有效地开展法律意识培育工作。 第一，学校应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重新定位，将其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参数纳入学校的整体教育教学中去。将法治现代化理念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创新高校法治教育体系，将其蕴含于学校规划设计、教育内容、日常管理、学校文化等体系中。同时，学校要加大依法治校的力度，建构依法治校的有效机制，明确大学生的义务和权利，关心大学生的切身利益，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要营造浓厚的法治校园的氛围，使得学生在校园里就能感受到法治精神的熏陶，得到法律意识的培育，得到法律思想的实践。 第二，加强教育教学的改革。大力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尤其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改革。一是采用互动式教育法。高校教师需要自觉成为具有有效传播力和引导力的“法律意见领袖”，在思政课课堂教学中发挥积极引导作用。提升大学生课堂的整体参与度，发动学生共同挖掘网络中关于法治的资源，在开放性的环境中共同探讨和交流。二是采用典型案例教学法。教师和学生可以将自己身边所知晓的法律案例搬入课堂，以典型案例带动教学，使大学生在身边发生的实际案例中，得到启发和教育。三是采用模拟教学法。可将有关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关联编成“小品剧”，由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来演绎和诠释教学内容，把日常中生活可能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案情搬上课堂，使学生在形象化的感受中得到领悟、受到教育。另外，要将法治思想和法治信仰蕴含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之中，可开设“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法律与人生” “中国法律史”等选修课，指导大学生在履行“三观”中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 第三，积极有效地开展网络教育。在2016年12月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用互联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互联网的亲和力。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建立校园网络直播的法律小课堂。可设置“法律理论热点”“法律咨询和答疑”“法律案例分析”等栏目，安排校外专家和校内老师事先录制或者现场答疑。学校可以开设网络培训班，对学生进行技术培训，学生可使用个人的专属账号，在课余时间进入校园网络中进行学习。学校可定期进行学习成果展示以及在线测试并对成绩优异者进行奖励，每一学期进行总结。这样随机且生动活泼的网络式学习有利于大学生法律知识的理解和法律意识的培养。 第四，强化法律意识培育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的意识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及其最终结果在于应用，即将法律意识转化为法律行为。学校要充分把握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强化大学生法律实践，为此要做到将法律实践成为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社会实践可设“法律实践社会行”， 组建“法律服务志愿者”，开展法律咨询、法律知识服务等援助工作，做到学法与用法紧密结合，使得学生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在城市和农村中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普法宣传，参与有关的法律活动，并将法律实践的成绩计入法律课中去；也可以设立校外“法律实践基地”，与当地的司法机构建立合作协议，学校可以主动联系相关单位或者人民监督员。以学院为单位，组织学生前往当地的高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开展法治教育实践活动。学校应主动开展“校园法律文化活动”，以贴现实、多样化、广参与为原则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律文化活动，构筑孕育法律意识的校园文化和培育氛围，组建大学生法律社团，开展演讲和辩论比赛，开设模拟法庭，使学生身临其境地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 （三）凸显大学生法律意识培育的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正确地理解认识中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在法律意识培育过程中，大学生是认识的主体，这里特别强调大学生的主体特性。主体间性哲学观扬弃了传统“主客二分”的哲学观，确立了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是主体间的关系。受教育者大学生不纯粹是知识和品行的接受者，而成为学习和实践的主体。大学生在实践中将法律认识进行“物化”，进而再以对象化的活动方式在实践中进行深化，并指导实践。在全过程的认识论发展里，大学生应发挥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成为有法律信仰、法治精神的人。 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第一，需要主体端正态度、深学笃用。“态度是一种最低要求最高标准的法律意识”[14]，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务必将端正法律态度作为核心要义。要把法律意识的培育和成为社会主义可靠的接班人、合格的建设者的成才目标联系起来，和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担当联系起来，要深刻认识现代人必须具备健康、正确的法律意识，树立依法做事的现念和对法的价值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理性自觉，主动地去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第二，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握法律认识全过程的规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各环节中学习新知、形成认同、努力践行、勇于创新，不断提升大学生主体自身法律意识。第三，正确地处理好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权利与义务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发挥大学生的主体作用，不仅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自己享有的权利还要明确应尽的义务。学校要正确引导学生履行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例如，学校内的人大代表选举不能仅仅给予学生投票的权利，需要让学生有知情权；学校邀请学生参加的会议也不能仅仅赋予学生的参会权，应该要满足学生表达自己意见的诉求；在评教考核方面还是与学生的对话中，都应该鼓励学生主动反映存在的问题等。 四、结语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培育工作对于建设法治现代化国家而言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教育工程，为此必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域下提高大学生主体的法律责任意识、树立正确法律观念、培育法律信仰、增强法律素质，并且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充分地将法律意识转化为实践的动力。另外，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及时转换传统的灌注式的法治宣传教育模式，审时度势地站在大学生群体的视域下分析法律意识的认识出现偏差的主客观因素，深入研究大学生法律思想观念体系的现状，从而以系统化的解决路径来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提高大学生的法律实践观，用新理念迎接新状态。 法律认识论文:浅谈法律谈判认识的现实意义 【摘 要】法律谈判是由双方当事人委托律师（或法律工作者）解决纠纷的一种非规范性纠纷解决方式，它是建立在意思自治基础上进行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博弈。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一种，法律谈判以高效率、低成本、专业性、和解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逐渐被社会认可。本文从分析法律谈判的理论基础入手，重点从当事人的角度阐述其利弊，从而使社会对法律谈判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为研究非诉讼解决机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法律谈判；认识；意义 法律谈判，就是谈判双方或多方围绕同一话题，运用法律知识和技能，共同提出一种解决理由最佳方案的过程。在法律谈判中，律师利用谈判技巧，再借助其职业技能，与对方进行磋商。法律谈判中，双方当事人合作与竞争并存，不仅有各自的利益取舍，还有共同的利益追求，一致的目的就是争取庭外和解。 一、法律谈判的应用价值，提高当事人的法律观念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有少数冲突通过诉讼解决的。并且，在诉讼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争议是通过谈判磋商化解的。法律谈判作为一种高效地冲突化解方式，必定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理论基础。关于法律谈判的应用价值，本文从以下方面简要分析：谈判律师利用了他的法律技能和技巧，并且从专业的法律角度与对方谈判。所以，谈判律师在妥善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同时，能够有效地灌输、强化当事人的法律意识。在一些纠纷中，还能使当事人了解并注意善良风俗意识和公共利益意识 二、法律谈判可以充分反映当事人意志 法律谈判以当事人自愿协商为基础，它无疑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最优选择。对于很多缺乏法律知识和谈判经验的当事人来说，谈判律师也只能在授权范围内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只要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能够真实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委托谈判律师为其争取利益。一名优秀的谈判律师，应当最大程度地做到让当事人的自由决策体现在谈判的每个环节和过程。所以，法律谈判的每个阶段，其实都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效反馈。 三、法律谈判既能减轻当事人压力，又能有效地实现司法资源优化配置 法律谈判是在求同存异、实现双赢的最终目的下，考虑如何将时间、精力、费用等成本降至最低的同时，探索化解冲突的最适宜方式。正是因为法律谈判的这种优势所在，使得许多民事纠纷不经诉讼程序便得到妥善的处理。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律谈判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讼累，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够很大程度上减轻司法机关日益严重的案件负担。 四、意思自治，发挥当事人主义 法律谈判以沟通协商为前提，是当事人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模式的过程，是当事人自治为理论基础的一种纠纷解决模式。当事人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有选择的自由，这种选择自由不仅包括当事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承受上，也包括纠纷发生后双方对处理纠纷的方式的选择上。法律谈判中以律师与当事人的沟通为主要内容，当事人在律师详细告知案件具体进展下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在谈判预备时，律师在对案件的法律冲突焦点和证据强弱评估之后预测案件的发展情况，向当事人列出最有可能的案件结果，由当事人选择自己更为满意的一种结果后，最终由律师制定相应的谈判方案。在谈判过程中每一个谈判环节的发展律师都必须详尽的告知当事人，律师的每一次要求和妥协也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和授权，当事人在整个谈判中无论对于谈判方案的选择还是谈判中采取何种举措都处于主动地位。在双方律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对于执行的时间、地点当事人依照协议进行商议，其执行的灵活性较诉讼的强制性来说更能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 五、实现诉讼与非诉解决方式的自由过渡 诉讼因其程序的合法性，国家强制力保障等优点成为争端解决的主要方式，但诉讼严格的程序化要求使其自由价值的实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调解在成本、程序、周期等方面有显著优点，但因其调解结果以当事人共同认同感为基础，以道德为约束，具有结论与执行的不确定性，一旦当事人不再认同调解结果，就需转入诉讼程序，效率相对于直接诉讼反而更低。 法律谈判由于其程序的规定实现了诉讼与调解的自由过渡。法律谈判分为诉前谈判和诉中谈判。诉前谈判是指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前，当事人约定避开诉讼进行和解。诉中谈判是指在诉讼程序进行到某阶段时，当事人双方认为不必要进行诉讼转而进行谈判。诉讼中谈判根据当事人的需要由诉讼程序转为自由协商，尊重当事人意愿，权利执行也得到保障，同时法律谈判通过处理不必要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分流法院压力，节约了因诉讼而产生的配置司法人员、按照诉讼程序等产生的司法成本，为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间和环境。 六、法律谈判的和解性与保密性 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许多当事人非常注重信誉和社会地位的保护，隐私显得尤为重要。诉讼中案件以公开为一般原则，以不公开为特殊情形，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要公开判决，因此无法为当事人的隐私做全面保障。法律谈判仅仅是当事人及其律师之间根据争议焦点进行讨价还价，不涉及第三方，其谈判程序的非公开性使得大量涉及当事人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民事纠纷在不透露给公众的情况下秘密解决，因此，非正式的法律谈判符合保护隐私的需要，有效的减轻了双方当事人可能面对的舆论压力，更容易被人们选择。在法律谈判中双方律师基于道德诚信、互相信任、以和为贵的思想通过理性的协商、交流、对话，避免当事人情绪主导处理结果，针对于诉讼中利益的对抗性与态度的敌对性有利于缓和其带来的相互之间的不信任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法律谈判的推广改变了当事人对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传统思维模式，促进司法观念的变革，在保护当事人隐私的同时保持双方合作关系的持续发展，带来双赢的结果。 综上所述，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高度的法律化一定离不开道德的支撑。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将对社会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并不完善，必须深刻认识到二者的不同，并在二者的不同中寻求更多的一致性，以达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这是法治的发展，也是时代的呼唤，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影视文学论文:文学艺术影视传播在当前的文化意义 论文关键词：文学艺术；影视传播；金庸小说；文化意义 论文摘要：文学艺术通过影视传播，不但使传统艺术被广泛接受，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而且还能弘扬民族文化，开拓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重建现代人文传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众艺术。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从电影的发明到现在，一百多年，人类借助影视形象表达思想、情感，获得审美愉悦，也已经百年。电影从19世纪末传入我国不久，出现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影片《定军山》就是对京剧《定军山》片断的影视改编。一部中国传统舞台艺术从此可以脱离时空限制，得以更广泛的传播。此后，随着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到今天，人们通过视听接受文化信息，借助影视传播艺术，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文化生存状态和人们日常生活方式。传统艺术形式经过影视传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文化意义，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可谓典型的范例。 一、传统艺术被获得创新发展的契机 我们知道，一些传统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其生存都已经发生了危机，特别是传统艺术地方性很强，没有快捷的传播手段，一些悠久而又优秀的民族艺术不但不为人知，大有自生自灭的趋势。这里不单是一个借助影视会很有效地传播的问题，而是把传统艺术形式与现代科技密切结合，促成一种新的艺术创造过程，从而寻找传统艺术焕发新生的立足点，做到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更新换代、美感特征和价值标准的与时俱进，真正以“拿来主义”的文化发展原则，对传统作出突破和创新。 拿戏剧文学来说，以河南的豫剧为例，像其他地方戏曲一样，在多元艺术思想、价值观念的文化背景下，本来已经日趋萎缩，成为亟待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戏曲及其民俗文化所孕育的民众情感和朴素的艺术趣味，怎样与当代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河南电视台1994年10月开播“梨园春”节目以来，可以说让陷入困境中的戏曲，走上了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和审美空间的宽广道路。特别是1999年，随着电视文化产业和音像艺术产业日益成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的主要方式，“梨园春”应时改版，推出“戏迷擂台赛”，让观众与影视戏曲制作互动，以观众的审美期待为“卖点”，由此激发的群众文化参与意识和社会反响之大，是其他地方戏曲无以相比的。“播出一年多，即已收到观众来信30多万封，每期拨打168热线电话者都在五千个以上，擂台赛已有近两万人报名。“梨园春”不仅受到河南及北京、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陕西、山西、湖北等周边省、市观众的热爱，就是新疆、甘肃、内蒙、黑龙江、贵州、青海、四川、西藏等边远省份也有不少热心观众。据中视收视率调查，“梨园春”栏目平均收视率已达到25.85％。 再拿小说创作来说，它是文字抒写的作品，而“作为动态影像的艺术，电影能够给受众带来比文学强烈得多的直观快感。因此，当电影不再谋求基于自身形式特质的自主性，并进入传统上为文学独占的表征领域的时候，它就带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革命。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实验企图突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也许这种看法还有争议，但起码在多元艺术形式共存的文化生态中，影视艺术的发展速度日益呈现出人类文明加速发展的特征，文字作品表达手法的进步和更新相对而言并不显著，所以小说在当前和未来文化语境下，是经典艺术形式也是传统的艺术形式。那么，与影视传播相结合，从而获得更广泛的接受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其文化价值也是发展创新的必然选择。 金庸小说历时半个世纪的阅读接受，造成了奇异的阅读景观，是现当代任何作家的作品所不能与其比肩的。从小说与影视剧互动情况看，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收视率不会低于小说读者数量。十多年前，有人做过统计，金庸小说“自出版36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印刷发行的已达4000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由此我们可以推知，目前，看过影视作品的观众数量按1994年小说读者的两倍计算，可以说从影视作品知道郭靖、黄蓉、乔峰、小龙女等生动鲜明的影视形象，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的观众数量不会在四亿之下。伴随着广泛的传播，人们对金庸小说创造性的“误读”，也充分体现在改编、演出、产品制作过程、观众接受中，对原著精神内涵和艺术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已经成为集体创造的文化景观。 二、弘扬民族文化，开拓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精神空间 人类的生存空间由物质生存空间和精神生存空间构成。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所创造的审美愉悦空间，以特有的审美感染力，最容易成为超越时空和民族界限的共同的精神生活领域。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性光辉，在当代公众精神生活中，既有针砭时弊、匡正风俗、重塑灵魂的精神力量，又因影视艺术的科技特征，获得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影视改编使金庸渲染的文化思想、艺术氛围成为当前重要的公共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金庸影视剧也同时成为一种公共艺术。“就其实质而言，公共艺术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体现艺术家所创造的艺术风格和样式以及形成的艺术思想，而是体现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空间，是人类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在每一个特定的地域中，特定的历史文化决定着特定的公共艺术特质，同时，特定的公共艺术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特定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因此，可以说，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真地思考公共环境问题，是人类改善生存状态、延续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也许是金庸小说影视改编的核心价值，也是深远的意义所在。所以，人们并不顾忌改编对原著思想与艺术有机性的解构，而继续改编，观众尽管对改编产生了诸多不如意，但难舍银幕上那惩恶扬善的快事，难舍那侠义精神和美好人性给予心灵的启迪和慰藉。从而，在观影的期待、焦虑、振奋和争论中，传达着公众的社会理念，选择着一种符合当前历史文化生存所需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模式，进而达到一种和谐的人文生存环境的形成。 目前，公认好莱坞影视业居世界影视业之最，而能与之抗衡的两类影视作品，一是印度的歌舞片，然后就是中国的武侠片。如果说金庸小说由于传统文化浓厚，语言的民族化色彩鲜明，对其他民族来说接受相对比较困难些，那么金庸影视作品以其直观性、真实现场性，正在随中国武侠片的走向世界，逐步产生了国际影响。例如，日本neco电视台2006年用了一年多时间，每周两集的速度播出了大陆版《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笑傲江湖》，并发行dvd，一批日本金庸武侠迷诞生了。而此前，金庸小说在日本陆续出版的历史已经有10年之久，也没有产生如此被接受的盛况。在相同的现代影视技术条件下，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更容易沟通、互补，彼此弘扬。 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文化以先进的科技手段为辅助，扮演着主导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全球化，一种文化侵略的态势给民族文化发展造成威胁。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古典文学长期孕育的艺术思想，在当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丰富的渗透和体现，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传承和发扬必将与现代先进的传播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内涵新颖深刻的艺术新品，才能将民族文化理念不断扩展和延伸，使传统艺术获得新生，构建新的与全球化接轨的公共艺术空间。在此，金庸小说影视剧改编，已经不单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性艺术形式转换，而具有振兴民族文化的战略意义。 三、重建现代人文传统．促进影视艺术长足发展 “相对而言，中国电影的致命弊端，在于一些电影人对电影的技艺或许驾轻就熟，但对电影的人文维度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则多半懵懂无知。最差的中国电影，仍然停留在对电影人物的神圣化与妖魔化的两极化认知状态，即停留在原始思维状态或者说停留在儿童认知的水准线上。好人与坏人，善良与邪恶，总是一目了然。近年来的中国电影虽然大有改观，但总体上对人性的了解即人类的自我认知水准依旧十分有限。一些水准较低的电影中人物虽非过去式的红脸和白脸截然相对，但却仍然有许多人物不做人事、不通人情，甚至也不说人话。”传统文学中的“载道”思想，现当代文学思潮中长期的意识形态干扰，文学史构建过程中关于“人性论”的一次次批判，于是艺术作品对人性内涵的揭示禁忌颇多，对人性的普遍性视而不见，期间，极左电影也推波助澜，所形成的艺术价值判断中忽视个体存在的思维定式，很难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影视形象塑造缺乏人格独立意识和主动性，影视制作仍然是一种思想观念的传声筒。所以，苦心经营的影视作品与眩人视听的影视科技的发展不能相适应，影视艺术审美空间中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以张扬。 金庸小说创作在香港20世纪50、60年代，相对于大陆，那是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现代科技发展与自由多元的艺术追求，造成一个色彩纷呈，个性突出、揭示人性的艺术空间。金庸小说影视改编可以说是同步进行的，不但金庸本人参与现代电影的制作，而且《射雕英雄传》在创作过程中就被长城电影公司改编成影视作品了。金庸小说的人性深度，生活化倾向、形式的独创性、对传统文化的深邃理解和合理扬弃，给予影视改编以极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也形成了极大的接受群体。上个世纪90年代，金庸影视改编逐渐成为大众艺术中的热点时，也正是文学界关于创作中人文精神的讨论、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时期，金庸影视剧对人文精神建设的导向作用，不容忽视。直到今天，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形象揭示的人性深度和构建的人文气息，在当今众多的影视艺术制作中，还没有大的突破。另一方面，日益推陈出新的影视技术和文学艺术影视传播方式，借助金庸小说的影视改编，充分体现了影视手段重建人文精神、培育先进文化意识的载体功能。 也许，传统文学形式与现代影视技术结合，成为当代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新生的公众文化形态，早已成为有目共睹的文化现实。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文学视野下的影视研究 ［摘 要］ 影视和文学是社会文化传播的两大主要媒介，二者在体现时代背景、表现人物精神存在方面，有着类似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看到，多数电影，尤其是优秀影视剧在创作过程中吸纳了文学的很多元素，因此文学与影视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文学与影视制作的融合使文艺创作中分离出文学作品影视化和影视制作文学化两个创作方向。本文拟以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为主线，探讨文学作品对于电影创作的影响，希望该研究对文学作品电影化的理论起到补充作用。 ［关键词］ 西方电影，文学，关系 一、电影与文学的关系 文学是文本思维的领域，电影是视听思维的阵地，二者看似互不相关，但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并且一直受到文学作品的影响。我们也发现最优秀和最有影响的影视剧，大多出自文学改编和作家改编。那么，文学具有哪些优势，使得它成为影视创作中不可或缺的资源？首先，文学对影视的贡献之一在于它的故事性。众所周知，故事性是影视剧的核心。影视剧要用故事的艺术性、情节的严密性，生动鲜明地将故事要素以视听的叙事方式呈现给观众。而文学作品在叙事方面与影视创作有着相通之处。其次，文学对影视创作的贡献在于它为影视剧提供了人物素材。文学作品以或是虚构、或是真实刻画现实主义的人物的形式对人物进行塑造，这与影视剧创作人物形象的诉求一致。影视剧中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通常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再有，文学作品的语言对于影视创作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文学的语言由描写语言、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组成，影视创作通过镜头和画面来取代文学作品中的描写语言，但是生动并富有特色的心理语言和对话语言在影视制作中通常会被保留和利用。由此看来，电影源于文学，文学造就电影，甚至一些影视评论者认为“电影是文学的”。 二、西方文学在影片制作中的体现 西方电影的文学源泉来自于西方文学。西方文学有两大源头：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以《圣经》为代表的古犹太文学，两者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深刻、全面的影响。 古希腊文学产生于公元前8～5世纪，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和戏剧。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代诗歌的杰出代表，电影《木马屠城记》就是根据《伊利亚特》改编的反映古代特洛伊战争的经典之作。而取材于神话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顶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更是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电影《玛莲娜》中,一个西西里岛的青春期男孩讲述了一段美丽又残酷的初恋故事。真正优秀的电影总有着丰富的意蕴,不尽的解读空间,《玛莲娜》也不例外。在这个有着纯净风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上,在一群活出了人类各种原罪的小镇居民中，沉淀着《圣经》带给电影作品的想象力。众所周知,《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世界各民族尤其是欧洲文学艺术产生了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圣经》的叙述与意象遍布欧洲文学艺术的各个角落,如果没有《圣经》,一部西方文学史要重新编撰。欧美各国几乎所有重要诗人、作家都与《圣经》中的观念和意象紧密相关。而《玛莲娜》的导演托纳托雷正是出自意大利这一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的国家。因此,若在《圣经》的观照中来审视这部电影，用来自《圣经》中的原始意象解读这部电影的人物与叙述模式,能使这部名片的内涵得到更清晰的阐释。这一时期的戏剧除悲剧还有喜剧，最优秀的是阿里斯朵芬的《阿卡奈人》等。古罗马文学主要继承希腊文学而逐渐发展起来，在戏剧、史诗、小说、神话、散文、文艺理论等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 《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组成，合称《新旧约全书》，与古希腊罗马文学一道形成了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两大源头。 5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改变并重绘了欧洲的版图，也给西方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们的无知和野蛮一时间使欧洲的历史倒退了几百年。罗马帝国衰亡，欧洲历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会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教会文学成了正统文学。这一时期的文学形式主要有宗教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例如，美国电影《埃及艳后》，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恺撒与埃及艳后之间的浪漫爱情，恺撒的被刺，屋大维对埃及的征服。影片中埃及艳后极具民族特征的美艳、华贵与狮身人面像相映衬的宏大场面，使它成为一部世界经典之作。另外，一部《加勒比海盗》成功地反映出该时代诸多的骑士文学特征。作为电影中两位男主角之一的威廉•特纳因其社会身份的矛盾,在内心深处有成为骑士的愿望。通过威廉的行为分析,可以得知威廉具备骑士的多项特征。具体来说,威廉具备谦逊文雅、英勇正义、保护弱者等骑士应该具备的精神。同时,以这种精神作为指导,威廉的行为也符合骑士行为的准则。从威廉参与的战斗的特征来看,导演有意突出了“骑士比武”这一模式,而电影的主题也和骑士文学关于冒险和考验的主题一脉相承。综上可以发现《加勒比海盗》具有浓厚的骑士文学色彩。这一时期还有《神曲》《罗兰之歌》《贝奥武甫》《亚瑟王之死》《坎特伯雷故事集》等代表作品。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了西方现代小说的先河。作为对中世纪黑暗的封建专制和神权统治的反抗、复兴古典主义、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文艺复兴运动，于十五六世纪在意大利兴起。这一运动的到来标志着欧洲文学继古典文学之后的又一高峰，使西方文化经历了空前的变化。它提倡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使长期被禁锢的人的与生俱来的品质和特性得到解放。解放人、解放思想、以人为中心是文艺复兴的主张。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巨匠众多，成就辉煌。意大利的文学三巨头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莎士比亚等最伟大的代表作家将这一运动推向了最高峰。银幕上的莎剧，光是无声电影时期就有近400部影片，电影进入有声时期后，也有近50部莎剧改编片。1955年美国在电视上播出劳伦斯•奥立弗主演的《理查三世》，一夜之间的观众，就超过了这出戏当年首次演出以来在英国剧院中看过它的观众的总和。据估计，这次观众达6 250万人之多。《罗密欧与朱丽叶》被19次搬上银幕。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三部《奥赛罗》的有声片，两部《哈姆莱特》(再加上一部由英国克里斯托费•普吕默主演的英国电视片)，两部《李尔王》。第一部莎士比亚影片是1899年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扮演约翰王签署《大宪章》的一个简短记录，拍摄于伦敦堤岸上。1929年，玛丽•壁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在《驯悍记》中扮演凯瑟丽娜和彼特鲁乔，该片发行了无声和有声两种版本。从莎士比亚的全方位传播不难看出，处于不同的异质文学圈和不同的艺术形式之间的人和群体的社会化，很难设想不需要经过文学传播来进行。 17世纪后期西方文学进入了新古典主义时期。古典主义兴起于法国并取得辉煌成就，产生了伟大的剧作家莫里哀、拉辛；18世纪在英国声势浩大，出现了以蒲柏为首的古典主义派。古典主义继承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精神，在思想方面表现、阐述启蒙运动的影响。并与19世纪浪漫主义喊出了“打倒古典主义”的口号。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反对古典主义的刻板保守的唯理论以及各种思想束缚，在文学创作方面提倡作家情感的自由表达、丰富想象力的驰骋、个性主义、平等主义、回归大自然等。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是德国狂飙运动、法国大革命、欧洲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然后迅速席卷欧洲其他各国，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并于19世纪30年代进入美国。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是美国浪漫主义的高潮阶段。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在诗歌领域，最伟大的诗人有德国的歌德，英国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拜伦、雪莱，美国的惠特曼，等等。小说、童话、散文也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体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赞扬了美好纯真的爱情，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等级制度；维克多•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社会的官僚作风的倾向。根据这几部浪漫主义杰作改编的同名影片是对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鲜明体现。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研究 一、通识教育的定义 通识教育(liberaleducation)在我国又被称为“一般教育”、“普通教育”，其最早是由19世纪初美国博德学院(BowdoinCollege)的帕卡德(A.S.parkard)教授提出的。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潮的兴起，通识教育的概念也被再次提起，在张正兴所著的《论大学的素质教育》一书中，通识教育被定义为“大学本科课程中具有共通性、内容具有广度的部分，其包含试图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一种应当共有的本科技能的有关课程学习。”[1]时代和地域不同，对通识教育的理解也不相同。一般而言，通识教育课程是“实现通识教育理念的关键元素，其包含专业教育以外的所有基础教育课程。相比于旨在培养学生在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技能的专业教育来讲，通识教育课程更加侧重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内容具有综合性、基础性，有助于学生拓宽视野，增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通识选修课是指为进一步提高人才综合素质、拓宽学生知识面为出发点、以实现我国高等院校通识教育为落脚点而开设的课程，各大高校在此类课程设置上通常具有较大自主权。 二、影视文学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 图像时代充斥的今天，影像的功能与魅力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而进入了我们日常的真实生活之中。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图像时代的发展，电影和电视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影视文学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高等院校的教育不能与时代脱节，否则将给我们的人才培养留下巨大的遗憾。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之父”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标志无声电影的正式诞生，而电视诞生远远落后于电影，于1936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视文学是伴随着影视媒介出现之后而诞生的新的文学样式。影视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与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传统文学不同，远远落后于传统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它是以声音和画面为传播媒介的视觉文学，因此被称为“第五种文学样式”，作为文学脚本既依附于电和影电视剧的创作，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21世纪以后各大高校顺应社会潮流，纷纷开设影视文学课。影视文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其在学界并未有确切定义，我们通常所指的影视文学是一门“以探讨影视媒介与文学作品之间关系为重点内容的艺术形态”，其包含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再到影视媒介的全部转化过程以及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的自身传播属性，具体内容涵盖已完成影视媒介改编的电视剧本、电影剧本、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一切形式文学作品。简而言之，影视文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文学作品，还包括以影视形式表现出来的作品。由此可知，影视文学教学拥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将影视文学课程植入到高校教学中，不仅能够使学生掌握影视艺术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能通过观摩、动手操作等掌握文学作品改编、影视作品编导与拍摄、剧本写作、影视后期制作等实践技能。 三、影视文学专业教育与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从总体来看，高校各个院系课程设置分为两部分：通识课和专业课。“通识教育”一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以前，我国的理工科院校甚至综合性大学课程体系中都没有开设文学课，只有部分高校开设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名作。而影视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仅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呈现汹涌澎湃之势。为了顺应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各高校积极开设影视文学课程，高等教育中的影视文学课程,分为影视文学专业课程与影视文学通识课程。影视文学专业授课对象既包括影视专业本科生，还包括学术层级较高的研究生、博士生。而影视文学通识教育的对象则主要为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高职院校学生或本科生。由此可见，影视文学专业课程同影视文学通识课程有着不同的对象和目标。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体是文学课程群,其中主干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学。影视文学专业课的主要目标是学习中文类基本知识，奠定文学基础，提高文学素养，熟悉我国的文艺、政策，系统地掌握影视文学的基本理论和创作技能，有较强的观察、理解、概括生活的能力，有较强的剧本创作能力，及较强的文艺编导能力。从目标角度而言，影视文学通识课“并非要求学生掌握某种专业技能，而是侧重于受教育者相关素养的提升，其同大学生科学素养、艺术素养、文学素养、心理素养、思辨素养的综合素养培养目标相适应”。由此可见，积极开展影视文学通识课程能够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宽其知识面、提高其艺术鉴赏力，从而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打下良好基础。这不仅是素质教育的需要，同时也是培养综合型、能力型人才的关键。 四、影视文学与通识教育的关系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逐渐加快，现代社会对于大学生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大学教育不仅要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型人才，更要培养出知识广博、有创新思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课程设置不应只满足于为学生提供专业理论知识和技能，而应兼顾学生对其他专业知识的了解，以此全面提升他们的人文素养。目前大学教育课程设置过于单一化，造成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所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设立各学科专业的通识课程来改变以前课程设置的单一性和专门化，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影视文学通选课的设置，不仅让学生获得大量的人文知识，而且有助于学生养成健康的学术价值观念。合格的大学生应该是胸怀人类的有修养的优秀人才。大学教育既要使学生掌握专业基本知识和技能，还应该让他们懂得社会、哲学、文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文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文学通识课的学习，使学生对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人生和社会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大学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有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紧密时代的前进步伐，从更高的角度和以开阔的眼界去认识世界。21世纪以来，影视文学课程在各个高校开始普及。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仅限于在重点大学的中文系内部开设，由于政府的推广和重视，九十年代在更多院校的中文系和文科院校开设，全校性的影视文学通识课普及发生于本世纪初。她经历一个从重点院校到一般院校，从中文系到全校，直至近几年尤其是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和一些重点高职院校也慢慢开始普及。高校影视文学通识课的开设实行“分层教学、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大致分为与影视专业或文学专业相近的教育模式和作为全院公共选修课的影视素质教育模式。为了兼顾不同院校、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水平，教学内容与学生的专业相结合，以实现高质量高效率教学目标。根据不同院校影视文学课程开设的调查结果，总结出影视文学通识课的不同教学模式： (一)文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近年来由于影视艺术尤其是电视剧艺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影视艺术对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管是先锋作家，还是当红网络作家，他们的创作都收到影视艺术这一视觉文化的强大冲击和影响，这一现象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因此，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通识课非常必要，文学院的影视文学通识课可以作为文史课程的一个补充，可以拓宽文学院学生的视野。因为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其文学性乃影视艺术之根基，在文学院开设影视文学课，当然得充分重视文学性，着眼于中外文学名著改编影片的观摩与讲解等等，以不同的视角来开拓文学院学生的文学知识，对专业学习也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艺术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在影视文学的教授中简化影视艺术理论课的说教，重视镜头语言的运用，鼓励学生自己动手用DV拍摄作品，这样通识课的教学紧密结合学生的专业实际，既完成了影视文学作为素质教育课对通识教育的普及，又提高了学生的艺术素质，使学生学以致用，多方面受益。 (三)工商管理学院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教授过程中采取灵活的手段，结合专业特点，侧重讲解一些电影和电视营销宣传手段，影视艺术与商业的紧密联系，讲解一些商品如何在影视作品中推销，此外，影视作品中启用一线演员的名人效应，不同的商业产品在影视艺术中的特写镜头，用经典电影作品中易于唤起大众记忆的某些镜头来做宣传，影视作品的成功本身附带丰厚的商业附加值，比如《泰囧》、《港囧》的高票房，引起了泰国和香港旅游的热潮，增加了泰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经济收入。同时还适当涉及影视片中植入性广告的运用，电影经典台词对影视广告等等。影视艺术作为大众文化产业，其巨大的商业投资当然希望带来丰厚的商业利润，这也是商业电影备受商家关注的原因。 (四)全院性质的公选课影视文学通识教育 全院性质的公选课教授对象的学生，来自全校不同年级的不同专业，学生呈现多且分散的特点，教学方式上采用大众化的素质教育模式，教学内容上以名篇赏析为主，作品选择以经典影片与当前大众化的热点影片相结合，艺术片与商业类型片相结合，重视热点作品的观摩与现象的讨论，比如学生感兴趣、网上点击率非常高的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和电影《何以笙箫默》、《甄嬛传》、《步步惊心》、《小时代》系列、《杉杉来吃》等等，针对大学生的年龄层次和心理特点，80后、90后的演员或网络红人纷纷“触电“当导演，而且非常成功。 五、结语 总之，影视文学通识课程的开设和普及，将会改善文理各学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弥补学生的知识缺陷，达到全面均衡发展，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这样可以更好地协调大学教育与社会人才需求的供需矛盾。 作者：段惠芳 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作品中的古代文学论文 一、古典名著创作成影视作品 （一）古典名著的改编 提到影视作品中的古典名著，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就是四大名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不仅如此，很多创作团队还争相翻拍四大名著。每年寒暑假四大名著都是各个频道热播的作品，这为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前儿童接触古典名著提供了最好的方式。以“央视版”《西游记》为例，纵观近些年的拍摄情况，它凭借对原著的高忠实度而成为影视传播中的典范成员。但是也有很多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在思想意识层面与原著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是歪曲了原著。据初步统计,与原著偏离最大的影视作品中周星驰改编的《西游记》播出率最高，故事情节中所涉及的搞笑、夸张元素已经使原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改变也为《西游记》的认知度进行了普及与推广，这也是古代文学元素在影视作品中的体现。 （二）新旧影视作品 有很多影视作品都尽可能的贴合古典名著原貌，但是由于翻拍的版本和创作团队不同，也都各不相同。影视作品中人物的再现既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又限制了作品的再发展。比如“央视版”《红楼梦》，其中演员演绎的角色被广大观众所认可，并深入人心，使得《红楼梦》在现代社会中快速传播。与此同时“央视版”《红楼梦》为其他版本的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9年翻拍的《新红楼梦》就受到了这样的质疑，很多人都说《新红楼梦》不如“央视版”《红楼梦》。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形成自己的主观印象，这样限制了再创作古典名著的影视作品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中的诗词歌赋 无论是根据古典名著创作的影视作品，还是现在所谓的“穿越剧”、“古装剧”、“宫廷剧”等影视作品中都有诗词歌赋的体现。影视作品取其精华并对诗词歌赋进行传承。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名字就来源于李煜《虞美人》其中的一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中也有很多诗词歌赋，比如第十四集中甄嬛把曹操的《短歌行》中的一句改成“明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终于有枝可依。”电视剧《三国演义》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是根据明代杨升庵的《临江仙》创作而成的。诗词歌赋在影视作品中能够起到渲染氛围，深化故事情节的作用。《甄嬛传》中的角色安陵容就是凭借一副好嗓子受到皇上的赏识，安陵容唱过一首歌《采莲歌》，剧中当时是盛夏，皇上与众妃嫔在绿水环绕的亭台楼榭中宴饮，微风徐徐，水中的莲叶缓缓摆动，这时安陵容的歌声飘然而至，安陵容戴着面纱站在小船上唱着《采莲歌》，此情此景楚楚动人。诗词歌赋使得影视作品得到了升华，让观众享受到艺术的魅力，使影视作品中散发着浓厚的文化底蕴。诗词歌赋能够形象的揭示人物性格。周开奇先生说：“影视传媒对文学文本以影像符号进行展示,使受众在感受层次上也具有了更大的不同，因为影像展示消除了文本的符号障碍。以文字形式存在的文本，其形象的间接性也就相应的产生了一定的虚幻性,与人们的真实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距离。影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能够把人的意念和个人欲望视觉化，将人内在的愿望与想象通过影像完美的展现出来变成视觉影像，满足人的快感达到替代性满足。”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形象的塑造是十分成功的。影视作品中淋漓尽致地再现了黛玉才情横溢的一面。她经常会写一些哀伤的诗句，想到的往往是死、老、分散、衰败。比如第二十六、二十七回，林黛玉夜访怡红院，第二天看到了花飞花落的情景，吟出了一篇《葬花辞》，“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写出了生活环境的险恶；“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写出了未来前景缈茫；“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更写出了她的追求、信念和人格。在《红楼梦》第二十二回中，林黛玉的灯谜诗谜底是更香，对更香“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的描写，正是对林黛玉个人一生命运的写照。 三、结语 信息化的不断加快，使影视作品的传播有了更好的效果，同时也展现了电子媒介对纸质媒介有一定的影响。影视作品创作时应该注重保留古典文学的原貌，这样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得到较好的继承与发扬。除了影视作品，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古代文学元素。 作者：房庆旭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诠释文学影视中的清官 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p#分页标题#e# 如荣格所言，原型会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太阳神英雄原型逐渐演化成救世主等能救民于水火，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福音的神或英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耶和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穆罕默德在功能上莫不如此。而在汉民族文化圈，太阳英雄原型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快被帝王取代。如前所述，三皇都是太阳神，但后来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8]成为为族人带来巨大幸福或推动本民族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伏羲创造八卦。炎帝既是神农又是神医。他发明农具、遍尝百草，教人日中作市。[7](P.71)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其他神如谷神后稷教民稼穑，都是为人民立下巨大功勋的人物。循此思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都被附会为与其神秘能力或神秘出身有关。“黄帝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夔一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玄鸟生商”(《诗经•商颂》)。后世帝王多直接以日或日所象征的光明命名，把自己类比为太阳。“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则吾人可自王室之大臣、小臣、史、卜、百官等名姓考之，则以日为名者，竟无一人，则民众不得以日为名甚显。而尤要者，则日既为崇拜之对象，则初民意识中，惟统治阶级能与天通，故可借此以为名，而民众既无上通于天之资格，则不得触犯所崇敬之神物，以渎乱神祗，此为最重要之一理论。”[9]这种置换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的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作为人世的太阳，其统治之合法性权威和万世师表的能力犹如太阳之于世界万物不容置疑。于是，中国古人见到“金星凌日”的自然现象就担心帝王的社稷安危。文学中常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蔽君王，用白虹贯日比荆轲刺秦王。 “每一次显著的经验都是涌入到一个旧河床当中来的一次泛滥，这旧河床一直保留到形成无意识的时刻。”太阳(英雄)原型到帝王(英雄)原型的转变是如此隐秘地契合于远古的太阳神崇拜观念，以致古人接受起来自然而不露痕迹。而我们只能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伦理纲常中看到太阳——阳——君——父——男之尊贵到月亮——阴——后——母——女卑贱之观念的逐步演化过程。这种源自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着实在社会上发挥着某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的法规作用，“它把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类似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后人尊奉不疑”[5](P.15)。也正是这一法规似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为英雄原型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奠定了心理基础。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正是对太阳（英雄）原型和帝王（英雄）原型的双重呼应。 二、清官——英雄原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和变奏 封建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处于塔尖的帝王虽以日自比，但其温暖和热力所触及的范围却极为有限。但另一方面，生活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却是常在的！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也在不断冲击，希望找到新的发泄渠道，缓解现世人生的苦痛，寄托数千年来沉积内心的对光明的渴求，对正义实践的信心和希望。于是，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应运而生。与帝王的远离民间不同，清官的历史蓝本人物往往与人民有实际接触，并在当时已声名鹊起。“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海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于成龙死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也许正是因为清官的声名及其某些作为与民众心中期待的英雄相吻合，集体无意识驱使下的民众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关于英雄原型的种种期待穿凿附会于托名清官的各种故事中。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文学与影视中的清官多是具有一定神秘能力的英雄。如同帝王被神秘化为与万物主宰太阳息息相关一样。历史文学与影视中清官作为英雄被神秘化的倾向极为明显。历史上北宋包拯是开封府内铁面无私、法力无边的包青天。元杂剧《盆儿鬼》、《神奴儿》中，包拯可以看见冤魂、勾来旋风。明代《龙图公案》，包拯手中有桃木梆、桃木枷、温凉帽、阴阳盏等神物专断阴司事，可以使冤魂死而复活。可事实上，《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只在宋仁宗嘉元年（1056）十二月到嘉三年六月期间做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关于其决断冤狱的智慧，宋史只记载了比较普通的“割牛舌案”和“惠民河案”两桩极为平实的案件，全无包公文学影视“日断阳间夜断阴”那般离奇和伟大。明代清官海瑞的出身被解释为怪兽报恩[10]，死后被民间塑造成尊神。《岭南杂志》记载明鼎革时,忠介公石坊镌石处,血泪三日乃止,盛赞海公精诚之气与君国息息相关。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夸张地表现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和第一大清官海瑞之间的斗争。《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把海瑞置身于明朝国内的财政危机、严嵩父子的倒台、乃至抗倭斗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无形中抬高了海瑞作为一个明朝官吏的历史作用。而从《明史•海瑞传》看来，海瑞一生耿介正直，最大政绩是他在担任两江巡抚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兴修水利和勒令富户退田两件事。吴淞江、白河沿岸都是豪强的土地，所以他以钉子精神修好大堤之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而他要富户退回兼并老百姓的田地，虽在他的坚持下收到一点成效，但立刻就被江南士绅买通当朝首辅高拱而明升暗降，调离该职，从而人走政息。 清官于成龙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英雄原型已在包公崇拜等民间英雄原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对于新生的主人，已无强烈神话化欲望。但仔细观看《一代廉吏于成龙》，为清官寻找神秘先兆的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更加隐秘并多以巧合表现。于成龙幼时寄读的寺庙自他离开后就保持其居屋原样，似乎算准他后来的发达。于成龙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请赦免因通海罪而牵连的无辜平民，担任直隶巡抚期间，请减免灾区赋税，赈济灾民。两件都是其前任意欲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偏于成龙因为有康亲王和康熙的支持而完满解决。《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了加强于成龙作为清官英雄的忤逆豪强，为民请命因素，还虚构了斩杀总军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杀人犯张大鹏和皇帝外甥喀礼几场戏。而从《清史稿》看来，温柔敦厚的于成龙唯一一次与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来自他做直隶巡抚时弹劾下辖的知县赵履谦。电视剧中于成龙上受知于康熙、康亲王，下有身怀绝技的忠仆朝卿相助，和《包青天》包拯上有宋仁宗支持，下有武功高强的侠客相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增强清官英雄能力而设。此外，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救民水火常与圣意相符。这种圣君情结清官梦的直接根源正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崇拜。太阳被置换为人间帝王衍生出对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封建皇权政治，英雄的一切作为往往也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古代神话中已见端倪：“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p#分页标题#e#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为民除害的英雄后羿不过是秉承尧的旨意，功劳属于尧，尧继而被万民推为天子。鲧、禹治水中，洪水泛滥，鲧为救民窃帝之息壤治水，被帝杀死。帝命令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治理好后，禹成为英雄。显然，进入阶级社会后英雄行为已然被规定为不仅需利于民，更需是秉承帝的意志！细读清官文学影视，清官的功能和后羿如此相似。清官除暴安良总是秉承帝王的旨意。包公戏中包拯之所以敢于忤逆豪强、能处处伸张正义，多半是凭借圣君宋仁宗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海瑞信心和力量的主要源泉。于成龙与康熙、康亲王的君臣契合无疑是其各项政治作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只不过，与后羿的英雄行为被简单解释为奉君命行事不同。清官出于集体无意识中自觉的帝王英雄崇拜，往往比常人更加忠诚于自己的王朝和君主。海瑞在狱中闻听嘉靖死讯，虽然由于职位过于低下连皇帝面也不曾见过，却痛哭整夜，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海瑞要忠诚于自己的君主，无论是否曾与君主晤面。犹如同时代的女子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是没过门就死去的丈夫。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完全出自处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对男性的忠贞。而二者都根源于月亮对太阳的追随、阴对阳的遵从。天理与人伦在古代中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由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天理在作为社会人伦被规定下来以后，尽管发生了种种的置换变形，但作为一种深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已完全内化为人的内心要求，执行起来毫不困难了。不仅如此，为迎合封建时代的新需要，清官不仅是大英雄，还因为“圣人以孝治天下”必须成为孝的楷模。只不过，“孝”作为为迎合封建社会时代要求而增加的成分，在“清官”历史文学影视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浓墨重彩处依然在于英雄原型为人民带来光明和福音的功能。 而鉴于时代的特殊性，这一点在英雄原型选择“清官”作为其承载物的同时就注定无法完美。于是，夸大“清官”英雄能力及其忤逆豪强、救民水火、为民请命就成为历史清官文学影视的普遍特征。最后，清官的普遍薄于闺阁实与其远古英雄原型一脉相承。今人常质疑作为一个忠臣孝子和心里装满人民的清官海瑞为何独独装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为了有儿子继承香火曾九娶。妻妾中有的被休，有的自杀，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夫妻关系极为紧张。他五岁的小女儿吃了一块男仆人给的饼，就被他一顿呵斥，说这个小女孩只有自己死掉才配得上他这个父亲的名声。小女儿果然绝食七天而饿死。相比官场，清官于闺阁的热情确实太低。包拯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夫妻方面可以想见。于成龙四十多岁外出为官，直到二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止都不曾带家眷上任。至忠至孝爱民如子的清官们为何独独薄幸闺阁？封建时代的清官话语又因何而在此方面出现集体缺失？答案若从清官英雄的远古原型寻找就昭然若揭了。源于太阳崇拜而产生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在汉民族古代神话中已初见端倪。古代神话的神在性方面的严谨大大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爱欲泛滥的众神。众神之王宙斯风流成性，可以变成公牛接近自己喜爱的人间少女欧罗巴。爱神和战神偷情而被自己的丈夫火神用网罩住示众。而汉民族神话的神通常严谨而崇高。神的妻子和家世通常讳莫如深。偶然出现的妻子功能类似后世传宗接代。在神话中，女性常作为母亲而非妻子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清官英雄在夫妻人伦方面出现了集体缺失。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官是对远古英雄原型的呼应，是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主要表达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对英雄原型的期待和满足。至于《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改已成历史定论的“笃于行谊,薄于闺阁”的历史海瑞形象的诸多情节，如同《一代廉吏于成龙》中因充满高贵的人性之光而备受观众欢迎的于成龙一样，本文以为两者共同体现了英雄原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迎合时代审美倾向的再次变形。新时代人们期待的清官除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疾恶如仇之外，还应该是充满人性与温情的热血男儿。这种古代与现想英雄人物性格的双重吻合正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样的历史清官戏成功的主要原因；更是现代思维如何进入古代英雄原型使之悄悄发生变形，成为新时代英雄原型的典型案例。 三、结语 综上，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承载物，清官源自于远古初民将太阳运行内化为神或英雄命运的神话思维；并在汉民族特有的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成为继人间帝王取代太阳神而成为新英雄原型之后的封建社会英雄原型。英雄原型这一从太阳→帝王→清官的变形过程决定了“清官”既传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对救民水火、为民请命英雄的执著追求；又承载了诸多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其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极为明显。但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可遗传性和原型依据时代而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深深契合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文化历史舞台，而是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发生新的置换变形。历史清官影视在今天的观众心中还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处于改革阵痛中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抚慰，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因而备受欢迎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尊重产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民族心理机制，用社会主义下逐步健全的各项制度和人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之潜移默化，自觉变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倾向的英雄原型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反之，粗暴地将其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盖上人治的帽子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毕竟，法制并非万能，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提高国民素质，消灭封建清官赖以形成的文化心理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在此过程中，影视媒介主动承载人文教育的重要责任，塑造更符合时代要求和审美倾向的社会主义新英雄无疑至关重要。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赏析与古代文学教学探究 摘要:影视赏析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得以广泛的运用。它增强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理解，提高文学鉴赏力，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完善人格修养。当然也有弊病，过多依赖影视材料会使课堂本末倒置，流于娱乐休闲，所以，应明确教学目的，控制赏析内容和时间。 关键词:影视赏析;古代文学;教学;审美 古代文学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主干课程，从先秦到近代上下几千年，内容量非常大。在教学上主要从文学史和作品选两方面进行。学生们常常为文学史庞大的理论体系，繁多的文学常识，以及不可胜数的作家作品感到力不从心，消化困难。在教学上，也会明显感到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文学鉴赏能力也亟待提高。随着多媒体引入课堂，影视赏析成为了教学的一个有效的辅助手段。 一、增强对历史文化的理解 文学作品并不像空中楼阁般能凭空出现，除了和作者本人的生平遭际、性格气质相关联外，也深受时代的影响。而中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与今天时间跨度很大。作为95后的大学生们如果对当时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诸方面一无所知的话，根本谈不上对作品的正确理解。而影视赏析能为学生提供更为逼真生动的历史情境。如讲到明初文学，涉及到诗文三大家:宋濂、刘基、高启。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曾为太子师，但晚年，孙子被朱元璋杀掉，他也险遭杀戮，在流放的途中抑郁而终。刘基诗文俱佳，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为大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俗语说“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而后期，他在朱元璋的手下郁郁不得志，最终死因成谜，有说是胡惟庸下毒，有说是朱元璋授意。至于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39岁时，被朱元璋借故腰斩，其诗兼各家之长，但“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 综上，三家命运系于一人———朱元璋。明初诗文三大家的人生命运，是当时文人际遇的缩影。在朱元璋的高压统治下，也难怪明前期文坛萧条。如果在课堂上，仅仅对上述内容作文字讲述，学生们未必能深刻体会当时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因此，播放了由胡军、剧雪主演的连续剧《朱元璋》中的一个小片段“刘基之死”，12分钟的播放时间，同学们领略了朱元璋的跋扈刻薄、残忍专横，胡惟庸的刁钻阴狠、狂妄无赖，以及晚年刘基的憔悴无奈、绝望焦灼。课堂上同学们受剧情的感染，对刘伯温的遭际唏嘘不已，愤慨同情。与此同时，引导学生让他们明白，这只是文人的一个代表，当时的政治氛围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明初文苑的荒芜了。再进一步作对比，由刘威、林芳兵主演的《唐明皇》中有李白的片段，李白醉酒入宫，力士脱靴、玄宗调羹、贵妃捧砚。同学们为李白的狂放不羁，高力士的无奈狼狈，玄宗的礼贤下士，杨贵妃的殷勤活泼所感染，笑声不断。那么，将唐玄宗与朱元璋相比较，同学们能深刻理解到一个时代政治氛围对文学的巨大影响。 二、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 根据大纲的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文学鉴赏力是应着力培养的。鉴赏力是理论水平、审美能力和文学创作力相结合的综合能力。古典诗词除文字之美还有音乐美、意境美。在课堂上单纯的文字讲解难免乏味，并且诗词意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影视赏析将精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动听的歌声相融合，能使诗词意境得以酝酿升华。如赏析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一首小词俯仰古今，感慨兴亡，令人读之唱叹不已。历史的轮回，人世的沧桑，又见青山斜阳。个人命运与世事沉浮，在秋月春风里摇摆，在浊酒笑谈中徜徉。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杨慎悲剧性的命运和学富五车的才情。 而后播放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片头，该剧正是用这首词作为主题曲。宏阔的江面，波涛滚滚，裹挟着白色的浪花一往无前，一位位历史英雄在江水中呈现又随波逝去。配着昂扬的鼓乐声，低沉浑厚的男中音。画面、配乐、歌声相融合，一下子把那千年以前的峥嵘岁月拉到眼前，课堂上同学们仿佛也沉浸入那动荡澎湃的历史激流中去。这种感性的体验，不是文字、语言所能替代。再如赏析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后主以至情血泪写成绝妙好辞，恨水东逝的愁绝化作横无涯际的江水，愁绪滚滚，不可穷尽。在讲解李煜生平后，播出连续剧《李后主与赵匡胤》的片尾曲，正是由费玉清演唱的这首《虞美人》。哀婉凄美的旋律，演绎着亡国之君的血泪深悲，诚如法国谬塞所言:“最美丽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 三、培养写作能力和技法 当前，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写作能力差强人意，分析其原因:一是积累不够;二是没掌握相应的写作技法;三是没有审美标准。在古代文学课堂中除了理论和文字的灌输外，影视赏析能给学生提供更为感性的，立体的，生动的文学素材。如在讲王勃的《滕王阁序》时，播放相关视频。视频首先展示了滕王阁的景致、规模、气魄。再讲解王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人物生平，使学生对《滕王阁序》中所寄托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深入的了解。最后，通过讲解和影视材料的结合，给学生带来一场包涵着景物之美，音乐之美，文字之美的综合的审美体验。学生可从中汲取多种写作素养。关于写作技法方面的培养，很难说教条化的理论，能给学生带来多少启示。影视材料一方面可以给人具体的，感性的触动;一方面它所运用的渲染、对比、人物形象塑造、场景安排等更直接地展现在学生的眼前。如在讲《史记》人物塑造时，播放《汉武大帝》中的一个片段。家宴上，窦太后疼爱小儿子梁王刘武，欲让汉景帝立约，兄终弟及。 汉景帝不好当面推脱，说了句“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可这违背了汉朝祖制父子相传，以及汉景帝本人的意愿。窦婴马上出来打圆场，“陛下，喝多了”，一句话给景帝解了围。这样的一个小片段将窦太后的专横和对小儿子偏爱的情感倾向;汉景帝的窘迫无奈和窦婴的机智圆滑表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视频，将《史记》文字中的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搬到学生眼前。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性格秉性能给学生以具体感性的印象，那么，对司马迁人物刻画的手法，会有更深刻的领略和掌握。学生写作时，常常会为不知自己写的好坏，而产生困扰。究其根源是他们心中没有审美标准。当标准缺失了，无论千言万语，也没有旨归。除了文学理论给出的文字性的标准外，学生似乎很难去具体把握和衡量。那么就从自我感受入手:第一层次是感官的触动;第二层次是情感的触动;第三层次是心灵哲思的触动。有了这样具体的标准就好衡量自己的文字了。 如在对比晏几道、秦观和李煜词。晏几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秦观的“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李煜的“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相关视频的展示，三位爱做伤心句的词人，其文字对读者感发的深浅立现。晏几道词意象:落花，微雨，一人，双燕，明月，彩云等整体画面给人是离愁别绪，追思苦忆。秦观词呈现的则是落红遍地、心魂摧抑的绝望。而视频表现李煜词则是风雨暗涛，无边无际。以上三位词人的文字对人的感发触动，明显分为三个层次。学生通过具体感受，能够准确把握文学的审美标准，那么对写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审美中完善人格修养 古代文学作为主干课程，有许多同学希望课堂内容更扎实一些，为将来考研做准备。这样的想法很正常，但古代文学课堂，不能上成考研培训班的模式，即纯应试类型。古代文学中有大美，应当摒弃功利性，从审美的角度切入，使学生在美的熏陶中，认识到什么是美，如何创造美。而影视赏析能以直观感性的形式传递精神能量，灌输理想信念，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完善自身修养，实现精神境界的提升。如在讲《西游记》，播放了《取经归来》这首歌曲的MV，画面上回顾了唐僧师徒一路西行的艰难坎坷。处处是妖魔鬼怪、风霜雨雪。歌曲相和“一年年含辛茹苦经冬夏，几万里风霜雨雪处处家，取来了真经，回返我华夏……”此时，再联系到同学们的学业，求学何尝不是在取经呢?一路上难免坎坷，但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绝不放弃，才能取得成功。 大学阶段是学生迈向社会的一个过渡期，也是提升人格修养的重要阶段。在讲课之余，向他们讲一些有益身心，修为励志的知识，有时比多讲一个专业考点更有意义。如何摆正求学与健康生活的关系?如何在遇到挫折时调整自己的心态?提示学生在苦恼忧烦、自暴自弃时，何不向往圣先哲们寻求智慧?如浏览经典对启迪心智很有帮助，如果觉得书籍文本不好理解，就看看电影《了凡四训》，动漫版《心经》、《道德经》、《菜根谭》、《庄子》、《大学》、《中庸》等等，这些影视资料以最生动的形式，最浅显的语言为你讲解人生智慧。如电影《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以自己生平亲力亲为的事迹，提出“命由我作，福自己求”［5］的道理。结合儒、道、释三家思想阐释命运的真相，立身向善，慎独立品。如何安身立命，如何积善改过等等。 同学们若能汲取其智慧，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将潜能发挥地淋漓尽致，必能取得真正的成功。当然，影视赏析在课堂上也有弊端，应加以研判与引导:一是作为教学辅助手段，课堂影视播放，易入喧宾夺主窘境。影视赏析不能取代讲解讨论和思考提问。如果过度依赖影视，会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形，影响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所以，要严控赏析的内容和时间。二是力戒一味娱乐休闲。学生们经常厌倦课堂理论的灌输，一旦播放影视资料，就会格外高兴，把课堂当电影院忘记了学习的目的。因此，在播放的同时要多加提示讲解，和教学内容相结合。让学生带着问题，有思考地看，有欣赏地看。三是相关影视内容与文学史料经常有相矛盾或有差异的地方，这一点，教学中也要十分注意。可借此，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观，甚至人生观、价值观。是是非非，扬清击浊。 作者：梁琳 单位：榆林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发展 摘要：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关键词：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直以来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它可以引发学生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培养学生对文学的鉴赏和分析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道德文化水平。但是，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在实际教育教学过程中，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何使学生对这门课保持持续的热情，通过实践教学的相关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把经典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适当地运用到教学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内容丰富，基本讲授都是文学史与经典文本的选读为主要教学方式。因此，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是学习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必然的过程。但经典文学名著大部分都篇幅较长，涉及面较广。而学生呢，之前由于的高考的压力，对经典文学的接触比较少；考入大学后，由于就业的压力，忙于应付各种考证，难于集中精力和时间去阅读研究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中国现当代文学授课教师要将课堂组织好自然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就一定要想办法吸引学生，让学生迅速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之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而且要深入学生的生活，使之爱上文学，自觉地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这是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教师面前的难题和身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各种教学方法的改革层出不穷。而本文侧重于研究将经典的文学名著改编成的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探讨如何利用影视剧这一载体，扬长避短，加深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经典的理解，保持对文学名著持续的热情。 1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1.1影视文学赏析改变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普遍是以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为教学方式进行单一化教学，其教学方式非常简单，也就是常规的“填鸭式”教学。对此，使用影视文学性赏析能够有效地改善教学方式，改善常规教学所存在的问题。 1.2影视文学赏析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实际的教学中引入影视剧进行文学赏析，能够促学生以更高的积极性投身于现当代文学学习，并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同时，这一教学活动，还能帮助教师进行教学设计，例如观后感、关于文本与影视剧的区别等等，从而让影视这一资源更加富有教育意义。 1.3正确看待影视文学在教学中的作用利用影视剧只是促进教学，加强学生对文学名著的理解，但观看影视剧毕竟不能代替阅读原著。因此，在教学中，我们看到了影视剧对辅助教学的有益方面，但绝不能舍本逐末。 2利用影视剧促进教学的方法 2.1课堂上放映影视剧： 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课堂上放映整部影片（电影）。首先，要选取那些忠实于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放映影片前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原著，课堂上教师先介绍相关作品的作家及创作背景和时代精神，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要求在看完影片后共同探讨。放映整部影片耗时较长，因此授课时间大致分配3-4学时。这种方式不能经常性地出现在课堂上，一学期出现一次足矣。二是剪接影视剧中部分精彩片段，根据需要在上课时间进行播放。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多媒体技术的提倡特别适合这种方式的教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适当地穿插一些剪辑的精彩视频，有利于调动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培养学生对现当代文学的热情。这种短片剪辑播放进行教学的方式，占用时间少，学生更能集中注意力，积极性与参与性也更强，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但是，制作电影剪辑时，也必须选择忠实于原著影视作品进行教学。 2.2课外观看影视剧： 这种方式可以由教师课堂上教授相关的文学知识，简单介绍作品背景和主要人物，并留下思考题，要求学生课外时间观看影视剧。可以由班上学生集体组织观看，也可以由学生自行观看。这种方式是观看影视剧不会占用上课时间，又能增加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当然，要提醒学生观看影视剧时，注意影视剧与文本原著的区别，并思考导演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编，从而分析和感受不同艺术类别的美学特征。学生观看影视剧后，在下次课时，教师要就上次所留课后思考题进行提问，以便巩固学习，增强学习效果。 3影视剧运用到教学中要遵循的原则 3.1尽量选择忠实于原著的影视剧 我们应该知道，文学作品一直都是影视剧改编的重要素材来源。当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影视剧对于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冲击和影响我们必须有个全面的了解。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是有益的。尤其是一些改编比较成功的影视作品，比如电影《骆驼祥子》，电视剧《围城》、《四世同堂》等，对于现代文学创作成果的普及和推动教学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对学生了解作品的大概情节、把握主要人物的性格，甚至激发他们对于原著的阅读兴趣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但另一方面，影视剧的改编往往会造成对文学作品的扭曲。现代文学作品中构思精致、富有艺术创新的一面被抹杀，作品严肃深刻的内涵被通俗化甚至庸俗化。 比如曹禺的《雷雨》所用的回溯式结构，是作家的艺术构思中最具特色和艺术性的方面，是为了将三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起，造成情节的集中紧凑、戏剧冲突的紧张激烈而设置的。而电视剧《雷雨》却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将情节一一展开，这就使原作在艺术构思方面最具匠心的一面被忽视，体现不出作品原有的艺术性。而由老舍《我这一辈子》、张爱玲《金锁记》等作品改编成的电视剧，任意添加人物形象，肆意篡改故事情节，不仅使原作的内容所剩无几，而且严重歪曲了其精神内涵，使作品中严肃、悲凉的一面大大冲淡。这是对文学作品的媚俗化改编，甚至可以说是打着改编旗号的重新创作。在选择影视剧进行播放教学时，教师要认真加以甄别。 3.2耐心引导教学的核心以及主体 最终必然会落到学生上，在整个教学活动当中学生也是占据主导地位。在教育观念上，教师应当积极并且耐心的引导学生，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在教学当中的地位，还需要改善自己的学习出发点与学习观念，清楚认识到影视剧赏析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更多的是增强大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了解。同时，对文学名著改编程度较大的影视剧对于现代文学作品原汁原味的保留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学生还没有充分阅读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就先接触影视作品，会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这对理解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造成误导。对这些现象，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加强引导。对一些改编较为成功的影视作品可以适当推荐给学生，或者进入课堂播放、讨论和学习，而对文学作品被扭曲的方面应予以提醒并及时矫正，要引导学生回到文学原著上来。 3.3精心设计课堂 在课堂中，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充分了解影视剧的内容，并按照教学内容不同巧妙地设计课堂中的影片播放内容以及播放时间，在非特殊情况下，尽可能对电影进行剪辑，对电影当中无意义、繁琐的片段删减掉，将剪辑重点放在与该课堂重点、难点突出的部分。在课堂中，影片播放的时候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过长会导致学生完全沉浸在影片观看当中，而不是赏析中，过短会导致学生无法有效理解影片中的“教学”内容。在课堂中，既需要保障影片能够激发学生的观影兴趣，还需要保障学生能够完成预计的教学任务。在影片结束之后，教师还能够设计更多的相关活动对教学内容进行深化、巩固。 总之，文学名著与由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剧作有很大区别，如文学侧重叙述和描写，注重人物内心世界；影视剧侧重外部语言和动作，注重观众接受心理，主要以票房收入为目的。但是在教学活动中，只要运用运用得当，正确加以引导，影视剧完全可以有效地促进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 （作者单位：长沙医学院）作者：曾葵芬 影视文学论文: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英美文学在促进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也是中国教育界的一个共识。但是，对我国大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受到传统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的影响，他们的英美文学知识及其缺乏，且起点低，这些也为英美文学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西方影视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则可以有效克服这一缺陷，并帮助这些学生提高人文素质。鉴于此，本文则简单分析了非英语专业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多个方面探索了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西方影视；英美文学；应用价值 所谓的英美文学，简单理解就是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对我国一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例如高职高专成人教育的学生，经典的英美文学就像一面镜子，有效的折射出了英语民族的悠久历史，并为他们求知、求善、求美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在他们的课程学习中占有重要地位。重要的是，通过对英美文学的接触，这些非英语专业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会有一些问题存在，并严重影响着英美文学的教学效果。而随着信息技术和人们信息认知水平的提高，西方影视被广泛运用到了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并凭借其信息量大和直观性的优点，在英美文学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价值，从而有效的弥补了英美文学教学中的不足。 一、探索英美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基于相关院校对人才的培养角度来看，他们希望通过英美文学课程的开设，让学生有效的了解到英美文学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英美文学不同发展时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及其作者，最终实现院校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不仅如此，一些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也对此作了具体的要求：开设这种文学课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即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对文学课程的兴趣，并进一步培养他们阅读、理解、欣赏英语文学作品的能力。建立在这些掌握内容的基础之上，从而把握文学批评的方法和与之相关的一些知识。而学生在接触英美文学知识的过程中，自身阅读和分析相关文学作品的能力也会相应的得到提高，并在理解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和语言能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应试教育下，各种升学政策的影响，学生在中学期间接受的英语教学是不完善的，因为教师教学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阅读、写作等方面，学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被忽略的。因此，学生在接受继续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即他们英语学习的起点低，明显缺乏相关的文学知识积累[1]。 二、西方影视在英美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探析 1、有效凸显对英美文学史的介绍 英美文学教学中，文学史是一项很重要的教学内容，它涵盖的内容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英美文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主要作家和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品、文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流派、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等，而以上所述的这些都是英美文学学习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但是，传统的以说教为主的英美文学教学方式已经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且很多学生就此反映，英美文学发展的背景太过复杂，其中涉及到的作品和作家也太多。经过深入探究，笔者也就此做了一定的思考：发现西方影视具有信息含量大、直观性等特点，可以很好的完善传统英美文学教学方面的不足，从而让学生更为深刻的了解到与英美文学史相关的知识内容。例如出现在英国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威廉.莎士比亚，他在英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相关的英国文学简史来看，其中都是利用很大的篇幅和文字来对其进行介绍，介绍的内容不外乎其文学地位、文学创作、作品及其历史意义等。但是，莎翁一生创作了三十七部戏剧，并且都被列为经典，教师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是很难完成这么重要的教学任务的。而此时，一部经典的西方影视作品《莎翁情史》则可以被拿来利用，让学生通过影视欣赏来了解这个伟大的人物。[2]针对影视并非对真实百分百还原的缺陷，教师可以采取片段截取的方式，让学生窥探到莎翁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风貌。如其中关于伦敦剧院的片段，学生可以通过欣赏，对有关伦敦剧院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2、帮助学生明确对一些文学名词的记忆 关于英美文学知识的考察，名词解释是一个重点。但是结合具体的英美文学教学来看，与其相关的文学名词是令学生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文学名词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需要记忆的知识点多且零碎。不过，在深入探析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相关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发现可以利用西方影视的价值来达到教师在英美文学名词教学方面的目的。因为将西方影视引入到英美文学的课堂教学中，可以有效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既深化了学生对文学名词的理解，又加深了他们对文学名词的记忆。例如美国文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文学名词：美国梦。针对美国文学的学习而言，学生如果掌握了这个名词的意义，将对学生进一步理解其他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蕴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这个名词的起源有些复杂，且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太过浓厚，仅仅依靠单纯的记忆无法达到教师的教学目的。[3]对此，教师可以借助西方影视，利用图文声像结合的方式来帮助学生理解这个名词的深层含义。如曾获得过奥斯卡大奖的影视作品《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教师可以将其作为解释“美国梦”的一个最佳选择。从影视的名称就可想到，其对美国梦的阐释可见一斑。其中，贫民窟和百万富翁本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但影视的主人公利用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千万大奖的美梦，在成为真正的百万富翁的同时也获得了甜美的爱情，这些与“美国梦”的主题是相当切合的。 3、可以被运用到文学理论介绍方面 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文学理论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学生可以有效的把握文学作品的深层次内涵，深化自身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挖掘出作品所要蕴含的思想意义。但是需要是注意的是，文学理论的知识内容比较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也较为困难，因此成为教师教学中一个难点。[4]结合文学理论教学的特点来看，教师可以利用影视欣赏的方式，化抽象为具体，通过具体的实例来向学生讲解这个内容，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忆。例如人们所熟知的一部经典影视剧：《上帝也疯狂Ⅱ》，教师可以通过让学生欣赏经典片段的方式，让学生就“影视中人、动物、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讨论可以采取分组的方式。学生就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后，教师要及时的为学生抛出问题：“动物可爱，自然美丽，作为人类的我们，面对这些境况的正确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其中，当学生对此做出肯定回答的时候，教师要抓住时机为学生讲述：从上世纪初开始，受到先进技术的影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创造出了大笔财富。但同时，人类目光短浅，破坏资源，屠杀动物，污染环境，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而以上的这些内容牵涉到的是与生态批评理论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影片中也有其他的一些与文学理论相关的内容，例如社会精神生态理论。对此，教师要积极迎合学生的心理，将理论性的内容用实证性别的方式给展现出来，在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也达到了应有的教学效果。 三、结语 总的来说，对一些院校，例如高职高专和成人教育中的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讲，英美文学也是他们的一项重要学习内容，并在他们文学素养的提升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有效的引入西方影视的教学方式，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并让他们深刻的体会到寓教于乐的乐趣，在欣赏影视片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人文素质。另外，精选西方影视作品来辅助英美文学的教学，能最大程度的节约教师的教学时间，并提升英美文学的教学效率。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这种影视教学的方式会进一步被应用到英美文学的教育中，从而帮助教师实现有计划的教学，并在教学效率的提升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 作者：张宏明 单位：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影视是一门综合艺术，是现代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产品。它将静态的文学语言通过直观、有声的视觉形象表现出来，向人们展示着不同的世界，让人们产生了不同的感受，也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作为影视作品的两个重要方面，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会对影视作品的价值产生直接的影响。而动画影视艺术强化银幕的表现力，能够净化心灵，满足观众视觉与心理的美感，传达了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 一、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内涵 优秀的动画影视作品能够让观众的视觉与心理产生美感，也能够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动画影视艺术追求意境与情感上的完美结合，最早起源于电影，是在影视作品中为了达到时空结合的艺术功效，影视学家应用时间、空间等各种表现手段强化银幕的表现力，结合虚拟动画形象，满足观众们情感和审美上的需求。目前，由于动画影视艺术能够给观众带来美感与震撼力，动画影视艺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电视中，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一些动画影视作品艺术标准比较低，往往会制造一些高上座率的商业影片，通俗、暴力。为了传达影视作品所要表现的内容，动画影视艺术通过空间营造、表现以及空间再现的方式，不但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还能养眼、养心。进入新时期后，在影视作品中引入了一些斑驳陆离的光电科技，不但给观众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还能从很大程度上提升影视作品的艺术效果。影视文学是为了给观众的视觉和听觉带来直观性的感受，文学剧本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形式很好地表达了文学思想的内容，是文学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传统文学相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涵义。它比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等更具有震撼力和影响力，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认同，已经成了现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影视文学与其他类型的文学都具备传统文学的特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如：故事情节的塑造、人物的刻画、情感的表达等。另外，影视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表达方式，它结合影视媒介，具备了“读、看、听”的三重功效。同时，影视文学通过鲜明的视觉形象能够将文学形象演绎出来，具有鲜明的影视特征，能够将文学原著中抽象的形象具体化和深刻化，将描述的动作展现出来。 二、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的关系 (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 动画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之间是相互渗透、相辅相成的关系。首先，在表现情感以及事件的发展状况上，不像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影视文学更能引起观众的思考，比较抽象。而动画影视艺术引起的情感共鸣是一时的，比较直白，如：喜悦、忧伤、快乐、恐惧等。长期下去，会让人变得颓废、慵懒，情感苍白无力。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具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在欣赏影视文学作品的时候，为了能够深刻感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观众必须要将心境投入其中。其次，影视文学不能将文字中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评价很好地展现出来，不能将作品中作者的倾向性赋予形象性。而在比较短的时间中，动画影视艺术则能够用各种镜头和具体的人物形象满足观众视听上的审美需求。另外，大部分动画影视作品都是从文学作品改编过来的。因此，为了尊重文学原著，在动画影视作品的创作上，要掌握适度的原则，本着尊重文学的目的。在改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使动画影视艺术作品完全脱离原著所要表达的内容，也不能把文学原著改得面目全非，不要刻意迎合大众，追求票房数和收视率。艺术文学都是在娱乐服务的同时，服务于人类的。但是，纵观当今影视发展的整体趋势，影视艺术具有了明显的娱乐化趋势，因此，影视艺术作品创作的时候，需要本着尊重文学的原则，才能不导致人类文明的灭亡。 (二)动画影视艺术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增添养分 文字是传统文学所借助的工具，因此，在很多方面具有限制性。而和其他文学作品相比，影视文学具有直观性的特征，能够较好地反映复杂的生活现象，因此，影视文学更具有震撼力、影响力和群众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过坚持不断的奋斗，改变种种限制，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同时为了宣泄情绪和压抑，人们利用幻想和游戏的心态改变这种限制。否则人们会产生精神危机，甚至导致精神崩溃。而在创作动画影视艺术作品的时候，利用动画影视艺术作品，不但能间接地排解人们的这种限制，还能够为影视文学提供养分。一般情况下，在编排虚幻世界的时候，动画剧作者会获得一定的超越满足感和自我宣泄感。而由于文本的“召唤”，在接受动画作品的时候，观众也会与作家产生同样的人生体验。如：在动画片中，失恋者可以体验到成功爱情的奥妙，弱小者可以体验到战胜对手的酣畅淋漓。由此可见，动画影视作品能够为影视文学的创作提供更多诡异的想象。如：《海底总动员》《熊出没》等动画片中，为了表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展现一个神奇的植物世界，剧作者像表现人的世界那样，为观众构筑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动物、植物会像人一样说话，人们会像小鸟一样飞，不但满足了制作者与观众的游戏天性，也给予了影视文学创作的养分。 三、如何区别影视文学与动画影视艺术 (一)观众接受方式上的区别 在观众接受方式上，两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动画影视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它不等同于文学，不依赖于文学，但是同文学一样，动画影视艺术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在动画、声音和光影的互动上，影视艺术作品更具表现力，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其次，在所能表达的广度、深度上，文学作品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如：在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可以反复地吟味不懂的地方。而欣赏电影的时候，观众会在感受上留有缺口，甚至连思索的时间都没有，不能停顿，不然会影响到观众欣赏整部影片，甚至会使观众无法集中全部精力，动画电影会变得残缺不全。因此，为了避免观众感受上的缺口，影视艺术要依据剧本情节，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将动画人物置于不同的场景中，不但要生动形象，还要有血有肉，不能将人物固定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不变动。 (二)观赏效果上的不同 什么是文学呢？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符号来描写世界，主要作用于人的想象。什么是动画影视艺术呢？动画影视艺术是以线条和色彩符号描绘世界，主要作用是人的视觉，是视觉艺术。从一定程度上，影视文学具体是指视觉与听觉的感受效果为设计的着眼点，是影视文学中的一部分，应用文学创作的规律构筑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感情，最后才能借助电影和电视等声画媒介呈现在观众面前。影视文学能够集视觉、听觉等多因素于一起，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能够给观众直观性的观赏效果，会令观众具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此可见，动画影视艺术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短暂和直观的。而影视文学给观众带来的感受是持久的，有韵味的。 (三)不同的影响因素 在特定的场景中，动画影视艺术是通过舞台演出来展示艺术美的，动画影视艺术所受的影响因素比较多，如：动画角色、商业利益、剧本、背景场景等因素。将剧本中的内容用动画角色设计与动作设计的理解和感受，通过动作设计与对白等表演手段呈现在观众面前，因此，动画中的角色是影响动画影视艺术的因素。同时，动画影视作品是商业化的成果，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商业利益挂钩。如：动画片《米老鼠与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象是最好的商标。而影视文学文学性比较强，所受到的影响因素比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平时的积累、语言创作能力所决定的。 作者：李亮 单位：大连东软信息学院讲师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关系研究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影视文学来源于传统文学的提炼和创造，有效地吸收营养成分，借鉴先进经验和传统的文学精华，并以丰富的现代手段和表现形式以“声像技术”构成影视艺术。原创文学为影视作品提供文化资源和结构素材，链接成生动的银屏剧情，其剧情的展现靠的流媒体（电影和电视等）以时间和空间的延续和展示，综合表现为影视艺术，随着影视艺术的展现与人们的感悟，又会诞生新的影视文学，影视文学又会给影视艺术家们带来更多的创作灵感，又会构成新的影视艺术。影视文学是影视艺术的根基和依靠，一切艺术的原创和再创作都来源于文学的创作。脱离开文学的艺术都是空洞和虚无缥缈的，是没有情感和杂乱无章的拼接，也就不能称成其为艺术。影视艺术是对影视文学的渲染、升华和再创造，使影视文学的内涵更具生命力和感染力，达到把以静的文字表达变为生动形象的影视艺术。影视艺术创新文学作品，运用文学的创作手法，推广文学作品的影响力和传播。影视文学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题材，又决定了影视艺术的创作内涵和创作手段，为影视艺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 作者：薛雪 单位：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影视文学论文:当代文学影视化语境下影片改编研究 一、文学影视化的再创作 文学影视化最重要的意义是文学作品为影视艺术提供创作素材。文学作品在艺术性上，包括人物形象塑造、故事脉络结构、矛盾冲突营造等，都与影视艺术有共通之处。因此，电影导演、制片方都愿意从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中选择素材，把文学艺术改编转换成影视艺术。正如对故事情节的取舍一样，导演没办法将小说想要表达的故事一一反映在银幕上，且全部照搬也不利于电影主题设计。因此，讨论影视化与文学原著改编就显得非常有意义。《狼图腾》在2004年出版时，受到广泛关注，被评为当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原著《狼图腾》故事复杂，线索广泛，并带有鲜明的作者立意，导演让•雅克•阿诺在故事中找到与他个人经历相同的情绪，想把这部小说转换为电影语言。在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导演对主题、故事、内容、叙事等因素的选择决定一部改编作品的成败。《狼图腾》原著作者思考良多，他讲述北京知青在蒙古草原劳动改造中的经历，通过故事情节，带着读者思考中国历史，思考人与自然，思考人类文明等。阿诺在影片主题中则着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在环境自然主义的主题下，展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在故事情节和结局上，导演对原著的改编也糅合了许多影视艺术及电影市场的要求。影片以主人公在蒙古草原爱上狼、打狼、护狼、养狼、放狼的故事线索为主，以主人公与蒙古老人毕利格阿爸的感情，女主角喀斯迈的爱情线索为辅，为观众呈现狼群突围、围攻黄羊、掏狼崽、狼马大战、飞狼袭击等精彩故事情节和壮阔美丽的草原自然奇观。导演对原著的情节挑选与整合是整部影片改编的一大亮点，在充分尊重原著、展现原著魅力的基础上，发挥影视艺术时空整合的长处，将故事恰到好处地展现给观众。影片拍摄第三场时安排了一场突出蒙古狼的戏份，也是交代主人公对蒙古狼情感发展的情节点——陈阵只身遇狼群。小说中对这一情节的安排是陈阵随毕利格阿爸观察蒙古狼时，对前一次遭遇的回忆，而电影则简化为陈阵放羊后回蒙古包路上偶遇狼群，在剧情上交代了陈阵和杨克每日的工作，为下面回蒙古包与毕利格老人交流做铺垫，突出蒙古狼在陈阵心中的位置。《狼图腾》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对陈阵想养一只狼而抓小狼崽部分的改编。原著中，陈阵在蒙古包向阿爸请教掏狼崽，之后又听巴图讲述他小时候深入狼洞的传奇经历。一心想掏狼窝的陈阵一行被一只母狼引到一个山洞，一番激战后用“二踢脚”将其炸得从另一个洞口逃走，原著中写陈阵的野狗“二郎”穷追不舍，另一只狗黄黄发现真正的狼洞，陈阵冒险孤身往里钻，却只能惊叹那是个“魔鬼洞”，第一次掏狼崽以失败告终。陈阵回家后还被毕利格阿爸毫不客气地训斥一番，后来杨克请来从东北来的东蒙猎手道尔基，凭借丰富的经验帮助陈阵掏到狼崽。原著中，狼崽并不是陈阵本人亲自从洞中拿出来的。面对七只狼崽，陈阵和道尔基各领养一只。而影片则改编为陈阵欣喜地从狼窝掏出两只可爱的狼崽，却被偶然遇见的兰木扎布送上腾格里，陈阵面对两只小狼的尸体绝望到极点，而后又奋不顾身地钻进狼窝，惊喜地抱出最后一只稚嫩的小狼崽。影片这样的改编处理，更好地把握、突出了主人公的情绪，将事件矛盾紧凑地安排在人和狼身上，陈阵面对渴望已久的小狼崽，从得到到失去，复又得到，倍加珍惜，使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影片中主人公和狼的情感。 二、影片还有一处极具代表性的改编——对陈阵养的小狼结局的改编 原著中，渴望自由的小狼一次次反抗让它喉咙的伤越来越重，不愿见到小狼痛苦死去的陈阵忍痛将自己喂养一年的小狼打死，并亲自剥下狼皮筒子，凝视着在空中翻滚的狼皮筒子，陈阵相信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影片对小狼结局的改编处理为喀斯迈在陈阵不在时将小狼放回草原。毕利格阿爸的天葬仪式后，陈阵在大草原上见到了真正成为狼的小狼。导演在一个重要角色情节上做出这样的改编，显然认为这样的处理更符合自己的自然主义观念，因为小狼回归草原后更容易凸显自然狼的狼性。由喀斯迈将小狼放走，既承接上面剧情中小狼咬伤她儿子的情感处理，又为她与陈阵的情感戏做铺垫。电影《狼图腾》，增添了原著没有的爱情戏。作为一部商业片，《狼图腾》似乎没有跳出传统商业电影的叙事模式，安排男女主角感情戏来迎合观众对故事的期待。然而，这仅有的感情戏被法国导演诠释得有些突兀。因为女主角戏份并不多，影片中也没有在情节设置上交代陈阵与喀斯迈的感情交流，背景下，两人从相遇、相知、到最后相恋，显得有些勉强，这也是整部戏在对原著改编时考虑欠缺的部分。此外，《狼图腾》这部影片总体在反应草原文化精神的层面上，与原著相比也有所欠缺，整个故事改编后思想性没有原著深刻，失去原著的精髓。但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还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孙乾蕙 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汉语言文学论文 一、教学方法的创新要因材施教 影视文学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影视作品本身对学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影视理论却相对枯燥，这很容易使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产生态度方面的两面性——即看影视艺术作品积极而听作品理论分析消极。这两方面的矛盾是影响学生深入学习影视文学课程的主要障碍。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如果一味迁就学生的兴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同时也不利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形成。如果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在教学方式方法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和设计。 第一，对于经典影片，尤其是距离现在年代较远的影片，如经典好莱坞电影，新好莱坞电影等要采取先讲后看的方法。如经典好莱坞电影《马耳他之鹰》如果让学生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观看电影，那么多数学生都会对影片的理解产生障碍，进而对影片的观看也会失去兴趣。这种情况下，学生看完影视作品后所获得的信息量一定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在学生观看该影片之前，向学生介绍这部影片的背景、导演、演员以及它的总体风格和故事梗概。与此同时引入黑色电影的概念，并与中国大陆的同样具有黑色电影风格的影片《疯狂的石头》进行比较讲解之后，再让学生去观看影片，就会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二，对于一些学生比较好理解的影视作品，如日韩影视作品、印度影视作品、港台影视作品以及中国大陆的经典影视作品，可以采取先看后讲的方式。这类影片的片源比较容易获得，这样可以让学生在课下先观看影视作品，然后在课堂上进行分析、讲解。这类影视作品一般是故事情节比较简单，但是特点也比较突出。这样我们可以选取几个有特点的片段在课堂上重复播放，以唤起学生的记忆。这样可以有效的节省课堂时间。同时也可以照顾到个别在课下没有看到作品的学生。 第三，对于一些学生们都耳熟能详的作品，我们可以采取边看边讲的方式，因为这样的作品学生们已经非常了解，在观看的过程中进行必要的解读和分析，不会打断学生观看影片的进度。这样，可以在学生对影视作品比较幼稚理解的基础上，给予专业和理论的指导，使学生看待影视作品的眼光更加专业。 第四，影视艺术发展史部分是影视文学课程教学的难点。首先，影视艺术发展史的内容庞杂时间跨度较大；其次，学生对影视艺术早期的一些作品不感兴趣。要解决这个授课难题，我们需要为影视艺术发展史找到一个基本坐标，如时间和国别。在上课之前，我们挑选好具有不同时代和国别特征的默片、黑白有声片、彩色片、高科技制作影片各一部，并各自截取一个经典片段，让学生逐一观摩，并在每一次观摩后进行背景资料说明并对影片进行具体的分析讲解，由点及面地让学生了解影视史。这样的讲授方式即形象又直观，可以让学生在有限课时的基础之上有效了解影视艺术的发展史。 第五，影视艺术批评理论和影视语言是影视文学课程讲授的重点。这些内容理论性强，与影视作品的鉴赏和影视艺术发展史相比相对较为枯燥。作为专业必选课的影视文学课程中，学生很容易因为其晦涩难懂而放弃对其系统的学习。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讲授中，可以让学生在经典影视艺术鉴赏后，向学生提问进而引出将要讲解的问题。如在讲解仰视镜头时，可以选取一个影视片段，俯视镜头选取《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全景俯视镜头，让学生去感受，然后表述在观看这个镜头时的感觉。在学生思考后，可以引出，俯视镜头除了能够鸟瞰全貌，表现视野开阔的全景以外，还常常用来表现人物品格的卑下或境遇的悲惨，具有一种阴郁、压抑的感情色彩。然后再让学生自己去回忆曾经看过的影视作品中有哪些镜头是通过俯视的方式来表达感情色彩的。此外还可以为某个理论问题选择一段有代表性片断作为观点的印证。这样的方法不仅增加了抽象理论的形象性，而且也可以让学生在观影的过程中积极地接受理论知识，锻炼他们寻找感受和分析影视艺术作品的切入点。如在讲到开放性构图时，可以拿出日本影片《典子的故事》中典子跑回家的镜头。来向学生说明，一个简单的画面可以反映出很多内容。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在观看影视作品时的发散性思维。 二、培养学生审美能力要提高 标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影视文学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多个层面的，不仅要培养学生对影视艺术的鉴赏能力和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的写作能力，更要要帮助学生扩大知识面，提升综合审美的能力。学生通过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形成看的能力更要学会看的表达——也就是对影视艺术作品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通过观片实践、影评写作和阅读相结合来实现。因此在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撰写鉴赏文章和影视评论是实现学生深入了解影视艺术基本规律形成综合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日常教学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这一方面学生存在的问题较多。例如学生在撰写批评或评论文章时切入点基本都是从故事内容入手，分析主题思想受网络影评以及先验或流行观念的影响较大，这样就让学生的影视批评和影视评论更类似于中学时期所写的读后感，缺乏专业理论的诉求。那么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影视作品的鉴赏与评论写作时，不仅要注重鉴赏与评论的区分，更要注重理论性和主观性的区分。美国电影教育家沃伦.巴克兰指出：“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生参照专家的观点摆脱自己幼稚的见解。同时，不进行任何指导就期待他们判断、评价和选取有用的知识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要根据学生的具体境况，在影视评论的写作方面对其进行指导教学。第一，有步骤地规范学生的影视评论写作。首先要教会学生写观摩笔记，即运用已有的专业基础知识选择影片中值得分析的细节，对影片某一特点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观察。树立以影视艺术作品中的事实作为分析电影的基础的思想，从而克服先验和流行思路的影响。而且每看一部作品都要写一篇观影笔记，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始写评论文章。其次，鼓励学生研读知名影视批评家的优秀文章。让学生模仿，同时对学生的写作要求逐步提高。第二，为学生提供多元的观影角度。影视艺术作品属于艺术学和大众文化传播领域。其突出的特点就是综合性，因此研究影视艺术作品势必要涉及诸多学科。写作评论也可以从多个视角来进行写作。例如从美学、文本角度、技术角度、电影产业、经济角度、社会文化角度、历史学角度等等。指导学生从多角度去审视影视作品，就可以矫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容易从文本单一的角度去分析影视作品的弊端。 三、总结 以上是在现有的影视文学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总结的一些教学方法。通过这样的教学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增强课程知识的延伸性，并与其他课程产生交叉。同时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教学环境和教学培养对象的变化，我们也会不断地会探索出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作者：徐颖涛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素材下中西方文学论文 一、影视素材与课本素材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艺术表达、传播的最佳媒介，同时电影也是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电影依托于生活，作用于生活。影视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从远古到当下、从当下至未来，它都能够将其完整而生动的展现出来。影视的题材有很多，人物传记、历史写照、伦理、情感、悬疑等。影视成为文化艺术的一个大熔炉。在文化教学中，影视素材较之课本素材来说，其自身的直观性较为突出。观赏者的感官被全面的调动起来，知识伴随着影片的呈现更加的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学习者将很容易将这些文化消化吸收。除此之外，影视素材更加的具有真实性，学习者在观赏的过程中，其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历史的变迁和发展，古老的文明及现代的文化都能清晰的展示在眼前，知识将牢固的印刻在学习者的脑海中。在传统的文化教学活动中，教师大多采用口头讲述的教学方法，结合课本素材，向学生描述具体的事物、环境、发展情节等。一方面，课堂效果的好坏全由教师的口述能力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文化教学的良好普及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课本素材过于的抽象化，学生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倘若对课本中作者的用意、主旨掌握的不明确，产生了思想误差，那么这将导致整堂文化教程的内容偏离原有的正确轨道，影响最终的教学质量，使得教学效益大大降低。现阶段，众多意识到课本素材教学的局限性及弊端，便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文化教学中，融入大量的影视素材，使得抽象的知识具体化、形象化。影视素材的运用使得学生对文化知识接受的过程中，不需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础，零基础的文化学习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了其学习兴趣，学生的求知欲和探索欲望被无限的激发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化教学的难度，学生文化知识的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将实现实质性的提升。 二、影视素材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观察剧中的人物行为，了解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在中西方文化教学中借助影视素材进行教学的方法使得学生能够从剧中人物行为中直观充分地了解到异国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电影的取材源于生活，人物、环境、事件等，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在中国电影中，人物行为中处处凸显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礼仪：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例如在电影《孔子》中，人物的一言一行无不彰显出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在西方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人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美国电影《小鬼当家》中，孩子们可以直呼长辈们的姓名，与父母之间无话不谈，行为举止中透露出与长辈之间的平等、友善。这种无等级界限的长幼关系在中国电影中是不存在的。再例如在电影《儿女一箩筐》中，父亲与子女之间那种建立在人人平等基础上的浓浓的情感使得观赏者在欢笑中深刻的感受到美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学生通过观赏类似的影片，从而对异国文化的特征有清楚的了解，在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二）感受影片中的文化氛围，了解异国的文化特征 在众多国内外的经典影片中，观赏者能够通过片中文化氛围的塑造深切的感受到异国的浓烈的文化气息。这一文化元素的穿插在印度电影中最能得以体现。如在《三傻大闹宝莱坞》这一影片中，当剧情或是人物情绪到达高潮的时候，影片中便会穿插印富有印度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等，以此来烘托人物的心理情绪，渲染氛围，感染观赏者。再例如在电影《阿甘正传》中，有描述到剧中人物通过街头演唱来获取报酬的情节。这一情节在西方众多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并不少见。在东方人看来，这是一种靠自身技艺来获取金钱从而满足自己基本生活的乞讨行为。西方较之东方国家来说，人们崇尚艺术、热爱艺术的细胞貌似是与生俱来的。因此在西方人眼中，这种行为仅仅是人们热爱艺术、追求艺术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积蓄力量，创作着、演唱者自己喜欢的歌谣，等待音乐梦想放飞的那一刻。教师通过放映类似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区域特色的电影，让学生领悟到异国文化的精彩，正确的理解看待异国人的思维及生活方式，从而为异国文化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 （三）通过观察对比，学习影片中各地域之间的交际文化 在体裁不一、内容不一、形式不一的电影中，其剧情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物的支配。因此学生在电影观赏的过程中，都能够对影片中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学生在观赏影片之前，教师要让学生对本国的交际文化有所了解，引导学生在观赏的过程中，就片中他国的交际文化与本国的交际文化相对比，从而找出致使交际文化差异存在的价值取向。例如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中，学生可以直观的了解到中国企业中领导与领导之间、员工与领导之间的等级关系，中国商业圈中的人际交往原则与礼仪规范。再例如在影片《阿甘正传》中，主人公阿甘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特殊人物，阿甘成为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表。影片通过对人物经历的描写刻画，凸显出美国注重人权、人人平等的治国理念。美国文化尊重特殊个体文化的存在，对个人的努力持有赞同认可的观点。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主人公阿甘非但没有遭受他人的歧视，反而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和喜爱。倘若将阿甘这一人物放在等级思想严重、制度森严的社会背景之下，阿甘的人生境况将会是另一番景象。因此学生在对异国的社会价值观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对他国所存在的社会现象便不难理解。“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这一价值观在中国的众多影片中得以体现，举个最浅显的例子，中国人在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通常会强调“我们”，个人仅仅充当集体言论的发表者，这是集体主义的典型表现。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个人主义将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我的看法”、“我认为”、“我觉得”这些言语将个人主义展现的充分而又彻底。 作者：曹媛媛单位：贵州省毕节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影视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 一、在叙事对比中提炼差异 文学和影视都属于叙事艺术。文学作品以时间为主线平面叙述，影视作品以空间为主线立体叙述，“文学与影视在叙事上的相通，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和转化，影视在成为独立艺术之后，仍然需要从文学中汲取营养，而文学也借成熟影视艺术的推动，自觉地凸显其电影性和日益丰富自己的叙述手段”。[1]在影视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存在，虽然影视的制作过程比较繁杂，缺一不可，但文学为影视的存在提供文学脚本，即“故事”，没有故事，影视艺术就没有了载体和灵魂。所以，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研究影视文学，必须从文学脚本，即研究“故事”开始，而这个“故事”的讲述，无论属于哪个母体，都无一例外地包括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精彩对白等。同样，影视也有助于文学作品的呈现，影视主要由声音和画面构成，在形象上具有直观性。以电影《菊豆》为例，《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在原著里，杨金山是个小地主，菊豆是花钱娶来给他生孩子的女人。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注重分析原著和电影的差异性，电影如何呈现了文学性并且超越了原著：第一，场景的构造。在原著中，杨金山只是个家庭富有的小地主，而在《菊豆》中，杨金山是个开染坊的，家里的染池、布匹跳跃着鲜艳的大红色、金黄色、湖蓝色等，营造了一个鲜活的情境，具有情景的暗示性。在菊豆勾引杨天青时，导演特地安排四周的布景全部是大红的布匹，染池亦是鲜艳的红，而菊豆穿着红绣鞋、挽着系红头绳的髻、戴着红兜兜，用鲜艳的红色来暗示人物的心理特征，无声地说明了人物饱满的情欲和渴望背叛的心理效应。因此，教师在讲解的时候，要注重对电影氛围的讲解。在影视时空中，环境即语言，教师可以把原著中相关的文字和电影的段落进行交叉对比，以此说明影视在对文学的呈现和表达上更为直接和鲜明。第二，在人物塑造上。原著中的菊豆是个对生活逆来顺受的人，而在《菊豆》中，菊豆具有强烈的叛逆性，是个善于把握自己命运的女性，与此对比的是，倒是杨天青孱弱和委顿的生活状态。由此，电影中的菊豆形象更为饱满，充满着张力。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细节的挖掘和发现，如在电影中，菊豆主动夹菜给杨天青吃、往杨天青旁边凑、说一些挑逗性的语言等。而在原著中，菊豆显然比较被动，导演对原著的改动，更加丰富了人物性格特征，也使得菊豆的形象在荧幕上大放光彩。这种对比，教师可以发动学生的积极性，采取放映视频片段和组织学生讨论的方法，使学生了解影视和文学艺术的差异性。所以，在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中，这两者互为关联，不可缺少。教师在授课中要提炼两者之间的差异，采用分组讨论的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这过程中，学生可以发现文学和影视艺术的互为借鉴、互有所长，这对学生学习“影视文学”这门课程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二、在课程交叉中回归经典 对于“影视文学”的教学来说，不可回避的是解读经典。这个经典，不仅体现在影视上的经典，还体现在文学叙事上的经典，这就涉及课程交叉的问题。无可否认，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来源于经典的文学著作，“在中外影视作品中，有将近半数是由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改编而成的，特别是那些伟大的文学巨著，多次被搬上银幕荧屏。可见影视艺术与文学有着血脉相通的亲缘关系，对小说的借鉴使影视艺术创作者们获得了灵感”，[2]比如电视剧《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而电影更多，简直不胜枚举。如何解读这些经典影视作品？笔者认为，回归经典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对于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学习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以后，会发现众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和这两门课程息息相关，所以，解读经典影视作品，要从细读原著开始，我们以老舍的优秀作品《骆驼祥子》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骆驼祥子》是老舍的一部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旧中国。通过祥子三次买车、卖车的经历，宣告了祥子由一个要强的、体面的、朴实的年轻人变成了堕落的、丑陋的、猥琐的个人主义末路鬼。老舍先生用带有京味的白话写这篇小说，语言非常有特色，人物的性格也极其鲜明，表达了对旧社会的控诉，也对祥子的命运提出了思考。1982年，凌子风先生把《骆驼祥子》拍成了电影，电影也同样具有经典性，但由于文学艺术和影视艺术的差异性，原著和电影各有特色，如何引导学生客观地看待和分析这部经典作品呢？首先，在电影放映之前，发动学生课下精读《骆驼祥子》原著，然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讨论两个问题，其一为：你对《骆驼祥子》中的哪个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者是：你对《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哪些地方感触最深？其二为：你认为祥子的悲剧成因是什么？之所以让学生讨论这两个问题，不过是给学生一个开放的讨论空间，引导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环境描写、人物命运有着较为深入的认识，有这些认识作为基础，学生对电影的观看将会多一层理性的体会。其次，当学生对《骆驼祥子》的原著有着较为理性的认知以后，再给学生放映电影，引导学生注意电影对时空的处理、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以及人物对白等方面的特征。第三，再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议题为：比较《骆驼祥子》的原著和电影之间的异同，并说明优劣之处。通过这样的教学程序，学生不但对《骆驼祥子》有了深刻的认知，而且更能清晰地知晓文学叙事和影视叙事之间的不同，如对人物类型化的塑造上：原著中的虎妞“长得像一个大黑塔”，而电影中的虎妞长得并不丑，更没有如此夸张，这无形中损害了观众对虎妞形象的想象性。所以，在对人物的想象方面，模糊性比真实性效果更好，得到这种理性的认知，必须要让学生精读了原著和观看了电影后才会有如此的体会，否则，教师讲得再多都是空谈。不可忽视的是，在教学中，当课程之间出现交叉状况的时候，教师要充分把握这种交叉，把它运用到教学中去，以便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比如：由于电影的特殊性，一般很少过多呈现故事发生的背景和时间，它往往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来加以说明，或者通过字幕的方式来交代，这很容易给受众造成遗漏。所以，发动学生提前阅读经典作品，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把握一些叙事上的细节，领略影视不能呈现的内容，如创作主题、创作意图、时代背景、情感活动等。本文来自于《安徽文学》杂志。安徽文学杂志简介详见 三、在编造“故事”中掌握叙事 “故事”是影视艺术的灵魂，任何一部电影，如果没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导演即使再高明，也拍不出优秀的影视作品。所以，让学生学会编“故事”，也是开设“影视文学”课程的目的之一。卡罗•葛齐曾列举过36种戏剧境遇，如机遇、求助、救援、竞争、反叛、复仇、误会等。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有选择地给学生放映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电影，引导学生分析“故事”讲得是否成功、是否精彩，这是学生在学习创作剧本时最基础的也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在此，笔者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例，说明如何讲“故事”以及讲“故事”的重要性。好莱坞的电影叙事是全球的风范，在叙事上，好莱坞电影已经被类型化，除了我们熟悉的爱情故事、战争故事之外，如外星人故事、灵异故事、科技故事等都是在好莱坞的电影市场上成熟并且强大起来的。好莱坞的类型化叙事为何屡试不爽，频频获得成功呢？教师在教学中不但要引导学生观看不同母题的电影，而且要对此类型的电影进行叙事上的分析。如爱情电影《美国丽人》，这部电影是全球“麻雀变凤凰”主题的开山之作，它在叙事上的成功体现在何处呢？首先，教师在组织学生观看完这部电影后，发动学生对近些年来类似的影视作品进行回顾，并进行讨论，总结出叙事上的相似性：女主角虽贫穷但不乏善良，狡猾却又可爱，有点算计但又无伤大雅，而男主角通常都是富有、年轻、英俊，然后通过制造一系列的误会和巧合，女主角和男主角相爱了，他们为了爱情克服了很多外在的或者内在的困难，终于幸福地走到了一起。通过分析，学生不难得出结论：这种类型化的叙事是没有多少新意的，甚至在荧屏上几乎泛滥，无论是大陆、台湾或者韩剧，此种类型化的故事比比皆是。但为何《美国丽人》却获得巨大的成功呢？除却开山之作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吗？其次，教师要引导学生看到叙事之外的重要因素。《美国丽人》的成功在于提供给受众一个梦境，一个白日梦，这与其说是电影提供的功能，更不如说是叙事提供的梦幻因素。所以，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叙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讲故事。而如何讲好，还要考虑到受众的心理反应和情感机制，如果只是闭门造车，忽略市场和观众，那故事无论怎样精彩也不会获得成功。第三，在教学中，还要善于总结和横向比较，并让学生参与进来，根据自己的观影经验，提出看法，敢于质疑。同样是“麻雀变凤凰”的题材，为何有的影视作品却表现得非常生硬和尴尬呢？所以，讲“故事”还要考虑到语言的当下性、故事场景布置的认同性以及人物设置的复杂性等。因此，基于以上三点，讲“故事”有着多重的要求和束缚，而如何让学生领略到这种要求和束缚，教师只是讲授是获得不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自己动手编“故事”。所以，教师可以给学生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按照剧本的格式，要求学生编“故事”，然后在统一的时间上交，教师在课堂上让学生相互交换作业，然后分组讨论，选出小组认为最精彩好看的故事，并说明这个故事为什么精彩？精彩的原因是什么？通过这个教学活动，学生不但自己写了“故事”，还参与了对别人故事的评价，因此，什么是精彩的“故事”、怎么样才能够写出精彩的故事，学生一目了然、烂熟于胸，在以后观影的过程中，无论什么样的电影，他们都会对其“故事”有着自己独特的体验和评价。综上所述，“影视文学”课程的教学方法建立在对影视艺术和文学艺术理解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深刻的认知之后，教师才可以在教学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由于每个教师都具有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征，所以，教学方法是多样的、丰富的。因此，笔者以上所论的教学方法不过是自己的教学体验，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还需要逐渐完善和充实，使得“影视文学”的教学更具有当下性和科学性。 作者：徐亮红 单位：安徽新华学院文化与新闻传播学院 影视文学论文:中文学经典改编与影视品牌建设 改编文学经典能促进影视文化产业等发展，但当下的影视改编却出现了一些问题。首先，在改编文学经典作品来生产影视文化产品和建构产业品牌时，需要反思和规整的问题是当下改编的影视作品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经典作品被改编后，成了炫技的表现而缺乏文艺创作应有的较高“艺术追求”和基本“人文关怀”。以2013年年初同期上映的《隋唐演义》和《隋唐英雄》来说，均是以古典名著《隋唐演义》为蓝本而改编成的电视剧。《隋唐演义》曾获得了有“清一代历史演义小说最优秀的一部”之赞誉，是隋唐历史小说中的“集大成”者。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高评价，关键在于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心系天下苍生的“豪杰义士”，为救民于水深火热而自觉起义，在时代风云激荡中为了正义、尊严和理想而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凸显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和敢爱敢恨的血肉情怀。在小说基础上拍成的两个版本剧作，却问题颇多。其中如浙江永乐影视出品的《隋唐演义》，号称是中国首部完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电视剧，耗资2.8亿重金打造，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强化了一些特效制作，但技术方面的提高并不能掩盖其贫乏的“艺术追求”，炫目耀眼的视觉冲击背后却是思想的空洞与虚无，对于“演义”主旨“游移不定”的把握，使得剧作叙事上前后冲突、故事内容不完整，由于缺乏思想的内在引导让受众难以适从。特别是对残暴杀戮无辜士兵的炫技表演及“鲜血”飞扬的聚焦表现，更是凸显了编剧和导演缺失了基本的“人文关怀”。经常上演的暴力打斗、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情节，也让本就不明确的演“义”精神冲击得支离破碎。其次，当下的“经典翻拍”往往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借口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打着表现“美学性”的旗号实际上做的却是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经典虚无之事。近年来，影视产业中热衷于拍摄“穿越剧”。 “穿越剧”的盛行实质上是一种知识荒诞、历史虚无、缺乏文化禁忌的表现。编剧们看似富有创意，敢于大胆想象，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缺乏信心和爱意，也没有知识考古的勇气和耐力，经常性地窜乱经典、虚构历史、混淆文化，体现出他们既不能深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内涵，亦不敢反思之前影视改编的错漏和不足，更无力结合时代新特性借助“改编经典”以反映当下民众的现实诉求。如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与经典的文学《西游记》离得很遥远，与“西游”历史文化也不合节拍。只是借用了一下“西游”的名号和格套来吸引眼球，实际上抹杀了“西游”的人文内涵和历史价值。其他如《赤壁》《楚汉传奇》《画皮》等影视作品同样都有着这些弊病。一味地为《西游•降魔篇》等赢得了较高票房收入叫好，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当下轻历史的功利心态。最后，“同质化”的制作层出不穷，缺乏新生内涵和陌生表现的“个性”创作，实际上是一种伪“个性化”表现，难以获得受众认同。“经典”翻拍，究其根本并没有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经典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曾指出，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就在于它具有“陌生化”的表现形式。近年来，荧屏上所闪耀的电视剧主要类型，如宫斗、抗战、谍战、政治、军事、商战、民生、家庭伦理等题材，是“同质化”的重灾区。当代文学史上如莫言、海岩、刘震云、麦家等作家的经典作品，经常被商家拿来改编为影视作品，“同质化”现象很严重。虽然“类型化”是影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但“类型化”和“同质化”是有明显区别的，就在于相同类型的题材，必须寻找到不同的创意角度。改编经典文学作品，往往意味着在同一故事题材下进行影像叙事，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找到不同的叙事风格和个性气质。如果在商业运作逻辑中，将个性创作变成为一种模式化行为，那么“花样翻新”个性表象，实质上是一种“伪个性”。只会让受众感觉消费内容曾经熟悉，并不能让他们因“怀旧”心理而感受到作品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也难以重新激活他们回味经典的热情。 改编文学经典作品，一定程度上应该顾忌和考虑作品本身及改编之后的“艺术性”“人文性”。社会批判理论奠基人霍克海默指出:“今天，叫做流行娱乐的东西，实际上是被文化与工业所刺激或者操纵”，“对投资在每部影片上的大量资本的快速周转的经济要求，阻碍着对每件艺术品内在逻辑的追求———即艺术作品本身的自律需要”。因此，他认为像电影这样的文化工业“不能同艺术相处，即使它与艺术相处得很好”。霍克海默及众多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家们发现了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创作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他们的观点比较偏激、激进，他们固执地认为文化工业和经典艺术不相融合。其实，在萧伯纳、托尔斯泰等经典作家、伟大编剧的视域中，包括小说、戏剧等文学经典改编和影视文化产品制作间并不是水火不容，而是存在着相互影响，完全可以沟通相连。关键在于新创作的作品有“艺术性”“人文性”，同样还是“艺术”生产的延伸，能够破除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能动地服务和满足人的现实需要。影视改编不能为追求利润而简单模仿，不能为让受众购买、消费新产品而追新逐奇、标新立异。改编文学经典作品，还有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文艺作品所坚守的“历史的”与“美学的”内在统一标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虽然反对人性论，但并不排斥人性。他既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同时也把握人的社会属性。对人性共同形态的描写，不能仅着眼于自然性，而且应把握其历史性、社会阶级性和伦理、道德、宗教等属性的综合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同样肯定审美的最高境界是人的哲学，审美的最高原则是超功利的，是作用于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正是基于对工业化生产导致了人的“异化”问题的反思，马克思主义才强调文艺创作应该肯定和倡导人的独立、尊严、价值和地位。 仲呈祥先生在反思当下影视产业发展时曾指出:“把过去用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改换成了用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把握实践，同样的实质是排斥了审美的方式把握实践。……现在我们陷入了一种文化悖论，一方面我们在呼唤经典、呼唤大师;另一方面经典、大师在身边，我们又不珍视他们留给我们的遗产。”可见，影视改编坚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历史的”和“美学的”统一尺度甚有必要。综上可见，改编文学经典依然是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和建构品牌的重要路径，在文化产业“倍增”战略视域中反思当下影视改编问题甚有必要。我们要改变当下改编影视作品时普遍高扬“技术美学”而漠视“人文美学”、崇尚“工具理性”而抑制“人文情性”;臆测“人性”的共同性及探索“人性”的深度而突破“历史性”维度等现状，进一步在工业化的影视改编生产中坚守“艺术品格”和“人文精神”，做到“历史的”和“美学的”内在统一。 作者：何世剑 单位：南昌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